长沙大会战·1939-1942 - xp1024.com
《长沙大会战·1939-1942》


第一章 热血如澜 1、湘北上空战云密布

武昌,日军第11军司令部。1939年8月。

这座看上去极笨重的楼式建筑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办公机关。

1938年11月24日深夜,在各路攻打武汉的日军部队中,波田支队率先突入市区,直取这座以深灰色大楼为主建筑的军委会所在地。当数十辆日军汽车的车灯一起配合随军记者拍摄一个名叫山口平一郎的17岁一等兵在楼顶原有的旗杆上升起太阳旗的新闻照片时,这座建筑的主人蒋介石与他的夫人宋美龄及何应钦、陈诚、徐永昌等人从这里离去还不到5个小时。

大楼四周,过去站立着荷枪实弹、表情威严的卫兵的位置仍站立着同样年轻,只是国籍不同的卫兵。正值这个有“火炉”之称的城市的盛夏,卫兵们的军装被汗水湿透,只有钢盔和枪刺放着灼灼的冷光。

此时,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将自己独自关在设置于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参谋人员都知道这是这位长官在作完重大战事的组织计划之后的一个习惯。在已标好的湖南、江西、湖北地图前,在各种预案、各类统计数字、各种情报之中,他要安安静静地将一切再仔细地想一遍。

<small class="ter">湘赣作战指导大纲(昭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small>

<small>我军的作战目的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沿线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败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我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small>

<small>一、军主力(以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做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small>

<small>在此期间,约以1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small>

<small>二、实施本作战以奇袭为主旨,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大概恢复原来态势。</small>

一个人一生活出特色本属不易,在这位身材中等、不胖不瘦、戴一副近视眼镜的日本将军的一生中,却有两件事堪称奇迹。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

第一件是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冈村宁次1925年便来到中国,直接参与组织战争行动,从次数到规模都是其他侵华日军指挥官所不及的。赫赫战功使他不断升任高职。1944年即日本战败前一年,他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侵华日军中,官当到不能再大。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又是最后一批离开中国回日本,在华时间可谓长矣。若论手上中国人的血,中共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是堪为确当的。

第二件更能称为奇迹的,是他在战后被与他血战多年的对头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无罪释放。这个结果连他自己都大感意外。

在对冈村宁次的处理上,蒋介石棋错一着。无论他当时和事后的想法如何,都无法改变他为此付出的无可挽回的代价,这是后话。

在这次湘赣作战中,冈村宁次谨慎用兵,将军所属的第3、6、33、106四个师团共10万兵力分为湘北、赣北和鄂南3个集团。以湘北为主攻方向,在赣北进行迷惑与牵制、配合主攻方向作战,在鄂南出一支奇兵,避开中国军队沿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防线,出现在对手侧背,与进攻湘北方向的日军夹击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于岳阳与长沙中间的平江地区。

打出3只拳头,但兵力只有当面中国军队的1\/3。冈村宁次相信他定能打赢这一仗,以少胜多地使用兵力,在他已不是第一次了。

1928年,冈村宁次任步兵第6联队联队长。他带领4千余兵力,4月25日从青岛秘密登陆,第二天乘火车到达济南,执行阻止北伐军北上的任务。5月3日,他指挥这4千余日军向北伐军胜利之师第40军的4万部队发起袭击,随之与对手在这座古老的泉水之城的清泉与垂柳间展开巷战。一场血战下来,北伐军官兵和无辜平民亡3600多人,伤1400多人,日军连同助战的日侨亦伤亡千余人。战事以北伐军主动撤出战场继续北伐告终。

这场被后人称为“济南惨案”的流血事件是冈村宁次于1913年从帝国陆军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实战。他相信凭日本军人良好的精神素质和军事技术,对付中国军队完全可以以一当十。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蔡廷锴19路军面对日军蓄谋的挑衅忍无可忍,奋起抗日。冈村宁次作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组织了对19路军的进攻。两军苦战34天,日本五次增兵、四次易将,总兵力超过中国军队两倍,而19路军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抗敌,却只得到张治中率第5军的一次增援。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粮弹不济,最终以失败告终。冈村宁次在这次作战中得出的结论是:一部分中国军队虽有英勇精神,但在中国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的大背景下,最终仍不是皇军的对手。

作战指挥室的一面墙上有一张图表,表中分别标着三个进攻方向当面中国军队的番号、兵力、位置和将领姓名。冈村宁次久久盯着这张图表,仿佛是在窥视着那一支支军队。

湘北主攻方向,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冈村宁次熟悉这个名字,不亚于熟悉自己的师团长。

关麟征字雨东,陕西户县人,黄埔1期毕业,现年34岁,中将军衔。

卢沟桥事变时,他任第52军军长。这是一支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的嫡系王牌部队,总是摆在与日军作战关键时刻的关键位置。自武汉会战开始,这支部队就与11军成了对头,冈村宁次在中国征战多年,对手多得让他记不清楚,但关麟征却让他刻骨铭心。

吃掉这样一支部队,其意义、影响和难度同样巨大!冈村宁次在这个念头中结束了自己的独自默想,走出作战指挥室,邀上参谋长青木重诚,来到院内专为他开辟的网球场。二人挥拍击球,谈谈笑笑,直打得汗如雨下。

打完网球,青木重诚回到办公室,布置组成军作战指挥部,进驻位于武汉至岳阳之间的咸宁。

广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1939年8月20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时,桂林依然和风细雨。不看报纸的农民赤着脚,赶着双角后弯、性格温顺的大水牛在田间劳作,丘陵起伏处茶林葱茏,微风传来丝丝缕缕酸酸甜甜的山歌。前线的人乍到这里,惊叹仿佛置身世外。

桂林行营在市西北郊,作战指挥所设在一个巨大的溶洞内。从千姿百态的石笋、石钟乳间伸出一条条电线、电缆和无线电台的触须。这些战争的神经紧连着硝烟漫卷、血肉横飞的抗日前线。

桂系名将、军委会副参谋总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展开机要参谋递上来的电报夹:

离开长沙前,第二厅已将日军向南进攻的意图通报过来,恰又接到徐永昌催促制定迎敌方案的电话,白崇禧看完敌情通报时,心中已有腹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主张按老办法,逐次抵抗,但退却限度为长沙以北。正面部队在消耗一部分日军后让到东西两侧,待敌继续南进时,攻其侧背,与长沙守军聚歼日军于城下。这样安排,部队运动不至过大,作战时间也不至拖得太久。因陈诚分心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事务,第九战区长官由薛岳暂代,讨论方案时,薛岳倾向于陈诚的意见。

白崇禧则认为,武汉地区的日军分驻江南与江北,与我军重兵对峙,目前虽然没有日军进攻规模的详细情报,但能够抽出来的兵力不会多于实有兵力的半数,且持续作战时间不可能太久。为吃掉进攻之敌,应将战场放开,我军可且战且退到衡阳一带,使日军深入与分散在纵深约200公里的广大地区。那时,敌不战已自被动,粮食弹药供应必会紧张,我军则以九岭山、幕阜山的部队西进,湘江以西部队东进,断其陆上与水上退路,可全歼该敌。

两个理由同样充分并无懈可击的方案形诸文字后,同时上呈蒋介石。

按职务,白为甲案、陈为乙案。白崇禧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也就不再去想它,任由蒋去裁定。

白崇禧深通谋略,有“小诸葛”美誉,但陈诚是蒋浙江同乡、黄埔班底,嫡系之中更近三分。在许多事情上,白崇禧宁可听之任之,而不去力争。

方案上报至今5天,终于收到蒋确定采用甲案的电报。白崇禧心中欣慰,在电报上签上名字,走到作战地图前。

这是一匹通体墨一般漆黑乌亮的战马。它形体健硕,细腰长腿,四蹄“得得”地原地踏着碎步,脖子高昂着向后挣,炯炯有神的眼睛,斜视着面前这位身穿崭新的将校呢军服,脚蹬黑色马靴的年轻将领。

“就是它!”关麟征对这匹马有一见如故之感,他对军需处长伍春阳一声大喝,接过缰绳,认镫扶鞍,飞身上马。那马仿佛懂得这位新主人的心思,一声长嘶,声如裂帛,转身沿一条通向山冈的小路飞奔而去。关麟征骑在马上,身体轻盈,穿树林、越河沟、登山头,得心应手,伍春阳和几个看热闹的军官一起喝起彩来。

关麟征自1930年任第2教导师第1团团长时开始配备坐骑,那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他率团掩护张治中任师长的第2教导师主力撤退,在数倍于己的冯阎军追击下且战且退,处境十分危险。从深夜战到黎明时,天降大雾,几十步外看不见人。关麟征所骑那匹枣红马突然一声长啸,反身朝追敌方向跑去。关麟征勒了几下没有勒住,干脆顺势命令部队乘大雾向追兵反冲过去。只听杀声遍野,枪声激烈,冯阎军于大雾之中情况不明,以为蒋军援兵赶到,不敢再战,急忙传令撤退,雾散时已不见踪影。关麟征勇中有谋,出色完成掩护任务,战后即升任该师第2旅旅长。

1932年7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关麟征任第4军独立旅旅长。战斗中被红军将领陈赓、蔡申颐所率红25军团部队包围于安徽小镇砖佛寺。是役关部伤亡惨重,一匹爱马也被击毙,他心中懊丧了好久。

抗战爆发,关麟征的戎马生涯进入黄金时代。他认为这才是扬正义之师,真正为民众、为民族而战。职务上升后,他虽配有汽车,却一直保留着战马,他常常骑马去看地形、检查工作及指挥作战。军务间隙,每每亲自遛马、刷马。

这天,他带领司令部数名随从,骑马来到新墙河前线,在河南岸勒马下鞍。52军军长张耀明和195师师长覃异之已在等候。

根据第九战区下达的部署,第15集团军以张耀明52军和夏楚中79军共6个师并列于新墙河南岸新墙至出了省界的麦市,在百余公里正面沿河设防,为第一道防线;在他们南面50公里,陈沛37军以60、95两个师沿汨罗江摆在汨罗至平江一线,为第二道防线;李觉第70军辖19、107两个师,沿湘江东岸,展开于湘阴南北,扼控营田等登陆点。

195师师长覃异之向关麟征汇报,部队士气旺盛,工事已加固完毕,军对此战提出的口号是:打出台儿庄的威风!师的动员口号是:一战成名!

关麟征满意地朝张耀明点点头。关是52军老军长,曾率领这支部队在抗日战场打过许多漂亮仗。日军跨新墙河南犯,这里是第一道关。他将自己最亲信的部队摆在这个受冲击最大的位置,张耀明和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军师长们心里清楚,关总司令这是做给别人看的,他要以此号令全军,任何人不得有丝毫马虎,否则军法难容!

“谁在北岸?”关麟征等人席地而坐,他指着摊开的地图上越河设置的前进阵地的标志问。

“守比家山阵地的是覃异之195师131团加强第3营。”张耀明不假思索。

“谁在北岸?”关麟征像根本没听见,重复了一遍他的问话。

张耀明稍一迟疑,覃异之答道:“3营营长史恩华,黄埔8期。”

中央军校在广州黄埔办了前5期,俗称黄埔军校,之后校址多次变更,但学员们却一直将黄埔的名称沿续下来,一则表示继承黄埔初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二则表示自己是中央正宗。军队将领尤其是“老黄埔”大师哥们随之认可了这个做法,学校搬到哪里都称“黄埔”。

关麟征瞪了张耀明一眼,手按膝盖站起身来。关的左膝盖在1925年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被子弹打碎,送入医院后医生决定锯腿保命,若不是恰逢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探望伤员得知此事后竭力阻止,那么便不会有关麟征后来的辉煌了。经过精心治疗和刻苦锻炼,伤腿功能基本恢复,只是在蹲下再起身时稍感吃力。张耀明上来要扶,被关一把推开。

几人走下河滩,伫立无语。几匹马或昂首站立耐心等待,或低头嗅着青草的气味,有心无心地揪几根衔在唇上。

新墙河,一条不知静静流淌了多少年的无名小河,洪汛时期它没有多大浊浪,干涸期时却仍有浅浅清波。它与世无争地走着自发源地到洞庭湖几十公里的水路。此时,它倒映着几个军人的身影和心事,丝毫没有想到十几天后,它的名字会跃上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

薛岳后悔不该当这个省主席。

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之后,张治中受到“停职留用”的处分,继续主持日常政务。他连续发出几封请求辞去省主席职位的电文,向行政院陈述自己“腼颜待罪、痛苦殊深”的心情。1939年1月17日,重庆行政院通过改组湖南省政府的决议。当夜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让他交代工作,来重庆报到。

1938年12月,军委会下达薛岳代理第九战区长官命令时,蒋介石亲自同薛谈话,曾问:“伯陵兄,你看这样安排可以吗?”

伯陵是薛岳的字。蒋比薛大9岁,私下时对他以兄相称。薛岳说:

“长沙弄成这样情况,实无力担任这样重大的战区任务。”

蒋介石明白薛岳话中暗指军政不统一,军事工作不好开展。他说:

“你先去,以后可以考虑军政统一。”

据当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目睹此事的贺耀祖回忆:“当时的印象是,薛岳不是不想干九战区代长官,而是想军政都兼起来。蒋心里当然清楚,对我说过‘愿意干就让他干嘛’这样的话,蒋对许多向他要官的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1939年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薛岳为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湖南省主席。党政军权集于一身,麻烦事便从此不断。

身为战区长官,首先要为军队着想。刚上任时,薛为筹军粮,采取限制市场米价政策,提出“平价”即压低价格收购军粮,逼得米商转入地下。薛一听大怒,派人找来几个大米商斥责一通,限令交足一定数量。结果是低价米交不足,黑市米价日贵一日。上任半年,湘人中尖刻者便送薛岳绰号“薛平贵”,叫得家喻户晓。

赶巧他父亲过世,说不清是薛岳授意还是下面的人“会办事”,讣告满天飞,发至全省各县的县属小单位。每县至少20个单位来送丧礼,县以上市、省各大小单位都送,便自有有心之人暗中算账。

薛岳湖南主政后,一家人纷纷从外省调来,按其所能安排工作也是情理中事,何况那时还是旧社会。薛的叔岳父方学芬当了省田粮处长,连襟丘维一当了省银行行长,弟弟过去仍经商,拉湘产大米去广东易货,另外薛岳曾在工作责任范围之内,动议在省内发行3千万元公债,因异议太大而未能实行。

这些事情,说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不久就有人写黑信告到中央,信中附一“民谣”:

薛翁治丧,薛弟治产,得一大笔葬费,发一大批混财;岳叔长处,岳襟长行,发三千万公债,杀三千万人民。

湘人喜戏谑,令人啼笑皆非。省议员张维均逢人便将“民谣”娓娓道来,且边说边解释,薛岳怀疑就是他写的,后张被人暗杀,暴尸荒野数日,许多人认为凶手非薛岳莫属,险些搞出一场官司。国民政府行政院和监察院曾就民间反映的一些事情查问下来,搞得薛岳有口难辩,气急败坏。

薛岳施展才华的地方不是官场。只有在军用地图前,在枪炮横飞的战场,才能找到那个有大将风范的薛岳,“天生我材”是用来打仗的。这个10岁进黄埔陆军小学读书,24岁当孙中山警卫团1营营长,曾端着机枪在枪林弹雨中掩护孙夫人宋庆龄冲出叛军重围的广东乐昌县普通农家的后代,在血与火中为自己赢得的绰号是“老虎仔”。而使他走上人生巅峰的便是长沙之战。

长沙上空战云密布的1939年8月21日,薛岳接到蒋介石、白崇禧和陈诚分别发来的电报和打来的电话。蒋介石的电文要求他即按“甲案”部署作战,白崇禧和陈诚则要求他坚决落实委座指示。

薛岳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

许多回忆薛岳的文章都曾提到,他日常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嗜好,就是看地图,他可以一看就是一整天。有战事时看,无仗可打时仍津津有味地看。也许看地图对于他,已经由一个军事指挥员在工作上的需要,变成了一名职业军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一种寄托情感、排解烦恼的方式,一种属于军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蒋介石执行“甲案”电令后,与其说他是对照地图,深入比较两种方案,为自己要坚持的意见寻找更为有力的依据,不如说他是在这个灵魂所寄的空间整理思路,调整情绪,鼓足勇气。

数小时后,他转身叫来参谋处长赵子立,口述坚持“乙案”三点理由,请他拟写电文,直发蒋介石。

他叮嘱赵,措辞语气要有力度和韧性,使委座能明显感觉出他的坚强决心。

1.九战区现有足够的兵力,有把握将日军歼灭于长沙以北。

2.我军若退至衡阳,日军在广州地区之安藤利吉第21军(辖第18、104师团、台湾旅团及各配属航空兵)则可能沿粤汉铁路向北策应,对我形成夹击,使战局不易把握。

3.如按甲案放日军南下,则长沙失守必会为敌之宣传机构所乘,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

这三条理由将“甲案”实施中出现军事和政治上不利之处的可能性作为一种令人可感可触、仿佛近在眼前的现实危险摆在桌面,比原来他所倾向的“乙案”更具辩驳力和不容置辩的强硬态度。

赵子立迅速记下要点,返身去参谋处拟写电文。赵是黄埔6期高材生,头脑机敏,足智多谋,几仗下来便直线上升,31岁已扛上少将肩牌,令同期同学们羡慕忌妒不已。

赵子立当然清楚薛岳的醉翁之意。

1938年5月,日军为报台儿庄一箭之仇,重兵围歼陇海铁路东段中国军队主力,兵分东、北两路发起攻势。

北路的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在兰封被宋希濂、俞济时、胡宗南、邱清泉、王耀武、李汉魂、桂永清、孙桐萱、商震这一批悍将团团围住。蒋介石亲赴郑州督战,任命薛岳为第1兵团总司令,指挥各路将领,于5月25日晨发起全线进攻,务于26日拂晓前将那个危害中国多年的家伙和他的14师团全歼。

两军兵力比例为:中国清一色精锐部队15万,对日军一个二流师团2万。胜券在握,蒋介石请新闻记者到前沿采访围歼作战实况,并让武汉政治部做好庆祝“第二个台儿庄大捷”的准备。

土肥原贤二就是1948年远东国际法庭的战争罪犯审判后被判处执行绞刑的日本战犯之一。

就是这个土肥原,在中日兰封会战中刁钻狡猾地与数倍于己的对手周旋了4天,在能听得见的“消灭14师团”、“活捉土肥原”的喊声中,率半数多的兵马钻出重围。这个战例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和初级军事指挥院校的课堂上每经提起,必引起在座的未来高、中、初级军官一阵讪笑。

蒋介石当时格外气恼,他迭下手令,训斥各军长“指挥无方,行动复懦,以致士气不振,畏缩不前”,“各军师旅团长等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大部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致战局迁延”。

兰封会战后,蒋下令撤职查办了后来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和50年代台湾陆军总司令、台湾省主席黄杰,枪毙了88师师长龙慕韩。但没有追究薛岳应负的领导责任。

但对一个极自尊的人,自责比受人责更痛苦。此后,薛岳用更多的时间埋头地图,寻机好好大打一仗,报仇雪耻。

1939年3月8日,时值薛岳上任第九战区代长官不久,蒋介石致电他:

“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

蒋介石看好南昌地势重要,冈村宁次亦所见略同,只是蒋慢了一步,日军以两个师团,配合军所属大部分坦克和火炮,在中国军队重兵到达前抢攻南昌城。

当时陈诚仍是名义上的第九战区长官,他让薛岳坐镇长沙,将南昌方面的指挥大权交给心腹罗卓英。薛岳日夜守在作战指挥室,通过电话、电报旁观战局,心中好生难受。眼看南昌城落于敌手,眼看反攻受挫。

南昌会战失利,过不在薛岳,但事情毕竟出在九战区,各地将领风言风语,薛岳心里老大个疙瘩。

数月苦读地图,驱车现场察看,薛岳已经对湖南地形了然于心,在他头脑中确实在形成着某种东西,某种大胆奇特而且有很大成功把握的构想。但正如赵子立所理解的,薛长官伯陵致电蒋介石,力转定局,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即“谋”,倒不如说是出于几次失败、丢脸而累积的一股有名无名的“气”。

在陈诚的帮助下,蒋介石终于同意变更了既定方案。薛岳高兴,白崇禧生气。这次会战开始后,白奉蒋命协助薛岳指挥,虽亲临设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顶的战区指挥部,却做了个闭嘴菩萨,不置一词。直到几十年后在《白崇禧回忆录》中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仍不认为我军此战获得胜利,他说日军是:“行有计划之退却,未受多大损失,这是事实。”

第一章 热血如澜 2、防线这样被突破

“9月14日晨7时,中井良太郎106师团2千余人向会埠万保邦184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重庆、桂林、长沙同时接到这一份电报时,阅报的人都说了声:“开始了。”

会埠地处江西境内。这场会战从这个紧靠湖南省界的小镇揭开序幕。

日军攻占南昌的106、101师团,与反攻南昌未成的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将军所辖各部,在对峙了整整5个月之后重又厮杀起来。

这是冈村宁次“湘赣作战”计划中的第一步,即首先在赣发起攻击,吸引和牵制中国军队,为紧接着进行的湘北方面攻势准备条件。日军在赣北兵分两路,分别攻向高安和修水,中国军队第1和第19集团军部队严阵以待,一场激战在丘陵与丛林中展开。

<h3>局部之一:高安不安</h3>

罗卓英得到前线的电话报告时,甚至连应有的最初一刻的紧张都没有,不看地图,全在心里。

他下达命令时声音很平静。记录命令的机要参谋感觉罗总的语气与命令内容太不相吻合。

“着令各部严守阵地,以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守阵地由各部自行夺回,为敌突破防区累及作战全局者,杀无赦!”

口述完毕,他叫来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什么事都不要办,你就给我盯住高安。”

高安是中国军队占据的距南昌最近的城镇,因而成为日军倾全力要拔掉的钉子。1939年9月15日,日军突破宋肯堂32军部队在高安周围的几个前进阵地,由东、西、北三面向高安推过来,32军下辖的李兆瑛139师与唐永良141师官兵们冒着日军飞机和火炮的猛烈轰炸,在越来越残破的工事中顽强坚守。

一批批伤员和烈士被抬下阵地,日军也成片倒在阵地前沿。军长宋肯堂双眉紧锁,正打算将部队撤出高安,避一避敌锋。深夜时19集团军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奉命前来督战,并带来罗卓英的命令:坚守高安,决不能撤离。

9月16日,日军发疯似的连续组织强攻,守军前沿阵地被炸成一片废墟。官兵们在废墟中坚持到黄昏时,各部队伤亡均已过半。

入夜,宋肯堂与杨秀琪愁颜相对。宋请杨转告罗总指挥,如果没有增援部队攻打敌侧翼,就很难再坚持到明天晚上了,建议还是先撤出来再说。杨连夜将战况和宋的意见电报罗卓英,但直至17日中午,仍未见回复。

杨秀琪回忆说,17日下午,天下小雨,他随收容队到路口,见从前沿至高安城南临时设立的伤兵医院人流不断,一路上许多重伤兵被抬下来,轻伤兵自己走着下来,抬担架的士兵说有许多枪丢在阵地上没人管,军法处的人说逃兵不少。过去作战统计时有“失踪”一栏,那其中大部分是逃兵。

18日,从拂晓开始打,日本飞机把高安城炸成一片平地,步兵也攻得特别猛。中午,宋肯堂下令部队撤出城里,在城南附近占领了几座山坡。

高安遂陷于敌寇手中。

晚上,军作战科科长季某对杨秀琪说,接到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战区长官薛岳的命令,32军立即组织反攻高安,并说将“王牌军”也调上来了。“王牌军”指王耀武74军,这是九战区的总预备队。杨的勤务兵打水路过宋肯堂的屋子,听宋说:“让打就打么,最多把人打光了。”

当晚,宋肯堂军长下到唐永良139师督战,由南向北攻,141师与74军李天霞51师、施中诚57师分头向两侧包抄,对高安城内和周围之敌形成包围之势。

“51师的代号叫‘前茅’。这真是一支厉害的部队,当晚一阵猛冲就克复了村前街,紧接着构筑工事,稳定了阵地。”杨秀琪说。

当时51师3团4连班长,在高安战斗中大腿被打穿的刘奇槐老人回忆说:

“那时候年轻,就记着一句话,是老兵传下来的:怕死的先死,不怕死的后死。头几仗,咬着牙硬着头皮冲。后来胆大了,打起仗来就灵活了,头脑冷静,眼疾手快。一次刚打完一场遭遇战,连长当胸给我一拳,说:‘好小子,会打仗了!’就当了班长。战场上,子弹不认你怕死不怕死,那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人,往往能为我军在战斗中抢到主动权,但同时又首当其冲,伤亡最大。

“打高安第三天,伤票上写的是民国二十八(公元1939年)年九月二十一日,那天攻进城与小鬼子打巷战,打乱了。原来我紧跟着副连长,跟丢了,谁也找不着谁,就看谁眼睛快了。看着前边,左右,房顶,还怕躺在地上的是装死的敌人再爬起来打枪,真恨不能多长几只眼。我击毙了一个身子探出一截断墙的鬼子,认为那截断墙能成为隐蔽观察射击的落脚点,便朝那里冲过去。眼看离那个死鬼子越来越近了,忽然大腿像被什么捅了一下,又跑了几步才晓得是受伤了,一见血就站不住了。子弹是斜着打过来的,事后想,可能是自己人误伤,因为我是冲在前面的,两边已经没有鬼子了。当时可不敢这么说,认起真来误伤不算战伤。

“我被担架兵抬到救治所,救治所设在一个谷姓的祠堂里。挨着担架的是32军的一个河南兵,他是小腿贯通伤,倒挺开朗,自来熟。他见面就说我们74军能打是因为钢盔是特制的,全是从老毛子(苏联)那里买来的,子弹打不穿,打上滴溜溜在头上转。我说那好,下次打仗咱俩换换。

“受了伤就怕落下残废,死倒不怕,早死早投生。躺在担架上还有心思说笑,那时候真是年轻。

“后来遇上了和我先后负伤的连里的一个姓党的排长,他说那个河南兵转到后方医院后得了坏疽,锯了腿,几天后还是死了……”

据战史记载:9月22日拂晓,在74军配合下,32军“139、141两师猛攻高安城,因城垣已被该部在撤出前炸毁,日军无法固守,开始退却”。

在早8时,克复全城,“乘胜向北追击。141师一部进抵黄坡桥”。又于次日收复位于高安东北的祥符观、司公山等处,“恢复开战前之阵地”。

<h3>局部之二:隔河相望</h3>

9月18日,这是一个日本人喜欢选来出征的日子。

拂晓,日军第6、第33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配属他们的炮兵、装甲兵、工兵、航空兵、海军部队,在各自的出发地域,按照冈村宁次规定的时分,举行默祷仪式。

5万多名日军官兵面朝东方站立,双手暂时松开武器,在胸前合十,透过中国上空洒着小雨的浓浓乌云,目光凝视着想象之中从红色的海水中升起的太阳。

默祷毕,所有的手又抓紧武器。正在第6师团视察并组织进攻的冈村宁次上将以一个很凶悍的动作抽出指挥刀,用岛国的语言向他的同胞发出一个短促有力的声音。接着,几万双军用皮靴齐声踏响了这方距离默祷中出现的那群海岛很遥远的土地。

湘北方向的进攻开始了。

在冈村宁次的军用地图上,沿新墙河一线并排标着三支粗大的红色箭头,如三支利箭直逼南岸,星星点点地洒在河北岸几处制高点的中国守军前进阵地,如同大潮来临之前的几粒小石子。在这些小石子中,首当其冲的是离河岸向北深入较远的张耀明第52军覃异之195师的比家山阵地。在冈村宁次的地图上,这个呈椭圆形、双峰驼状的中国军阵地没有标出守军番号和指挥员姓名。也许是因为在一次巨大的冲击面前,它显得太渺小了。

覃异之回忆说:

“敌人19日突破河北岸左翼宋家湾阵地,20日凌晨起,从北面和西面向比家山史恩华营发起攻击。除了火炮,还使用了飞机反复轰炸。这个营在我们师最靠前,我的注意力一直在这里。

“195师是1938年底岳阳失守之后52军新增编的部队,底子是河南保安队,军事素质很差。我由军参谋长调去任师长,上来就狠抓军事训练。

“先训连长,再训排长,最后是班长。射击、刺杀、投弹三项技术,人人过关,过不了关的就撤职。这是打鬼子,战场上个人阵亡事小,完不成作战任务,谁来负责?

“史恩华是我在25师时的老部下,黄埔8期毕业当排长。他为人正直、作战勇敢,连长、营长都是我提的。史恩华有个哥哥史恩荣,黄埔7期,也在我的部队,战死在台儿庄。

“军长张耀明说过,比家山阵地守3天就算完成任务,争取多守几天,挫敌锐气,在敌人没过河前就大量消耗他们,这样后边的仗就好打了。

“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睡觉。史恩华带的是一个加强营,500余兵力,这一次打得真是太苦了。到第二天工事就基本上被炸弹掀光了,到第三天的时候,全营伤亡过半,这天是9月22日。

“黄昏时候,能见度好,我到河边的一个高地用望远镜隔着河看。炮弹在那座山上翻出一片一片的黄土,工事残破不堪。参谋长说,比家山右翼的友军阵地也失守了。

“我给史恩华打电话说:‘你已经坚守了三天三夜,达到了军部的要求,部队现在伤亡很大,又是三面受敌,如果无法坚持,不得已时就向后撤。’史恩华只说了一句话:‘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第二天拂晓起,比家山炮声密集,作战科长报告有十几辆坦克配合步兵进攻。我打电话找史恩华,传令兵说营长在前沿,我问还有多少兵力,传令兵竟哭起来。我让他马上传达我的命令:火速撤回南岸,不得有误!

“史恩华和哥哥史恩荣都是我的下级,恩荣牺牲后他父亲曾来过部队,老人家流着泪握着我的手说:恩荣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恩华的家庭比较富裕,父亲读过书,深明大义。

“下午3点左右,我又打电话,终于找到史恩华。我发了火,大喊着问他为什么不撤,史恩华说:‘师长,不是不撤,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撤不走了。’

“我命令他立即组织现有兵力突围,我调炮兵压制敌人并派兵在南岸做接应。史恩华半天没有回答,最后说:‘师长,我们来生再见吧!’

“一个加强营,500多兵力,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士兵。一支整整齐齐的队伍……

“打完仗以后,日本兵让老百姓去山上收尸,附近的村子老老少少去了上千人,都想看一眼这些打了4天的中国兵。到了山上,老百姓全都跪在地下,满山遍野,碎尸遍地,没有一具可以完整收拾的,百姓们无不放声大哭。”

这是在很久很久之后的一个秋天,香山枫叶在第一场严霜后燃起遍山红霞的时候,在窗外的长安街如一条五彩的河流,奔涌着90年代中国都市的生活。木樨地一座高层建筑中,覃异之对两名年轻军人讲述过去。

我们面前这株苍劲的生命之树,已有88道年轮,他讲述的故事,恍如发生在昨天。

<h3>局部之三:登陆营田</h3>

9月22日深夜,暗淡的月光下,湘江在默默流淌。在江波轻拂岸滩的水声中,隐隐地有马达声响。这时的江面上,隐约可见有舰船在航行,不是几艘,而是一支庞大的船队!

日军攻击阵容的右翼,是藤田进第3师团所辖的上村干男少将的第5旅团。这支拥有4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两个工兵联队和两个辎重中队的队伍执行的作战任务是:“正面进攻作战开始后,溯湘江至湘阴县营田登陆,向汨罗江以南大娘桥、新开市、青山寺、麻林市一带迂回,切断华军退路,策应第6师团、第33师团、第26旅团攻向长沙以北地区。”

60年代初,一部分被特赦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到各自的家乡。其中有些人按照在服刑期间商定的一个计划,在生活和工作有了着落之后,发起成立了一个名叫“日本归还者联络会”的民间组织。“归还者”特指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出国作战,战败后回国的原日军官兵。这个组织广泛联络参战老兵,规模扩大后又在国内各地设立分会。该组织的宗旨是反省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呼吁日本永远不要再卷入战争。

在“日本归还者联络会”之后,日本国内又出现了几个民间组织,它们从日本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研究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危害,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其中有影响的,有专门研究旅日华工受害问题、帮助受害者亲属索赔提供证据材料的“日本强制连行思考会”;有专门研究731细菌部队进行细菌试验造成人员死亡的“日本人骨问题研明会”;有就日本教科书不承认日本侵略罪行而诉诸法律,认为日本负有侵略罪责的“日本教科书诉讼委员会”。

这些组织为教育国民不忘战争灾难,使日本永走和平之路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受到我国人民的欢迎。同时,他们收集出版的一些当年参加战争的人所写的反映战争残酷性的回忆文章,也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可以看到当年战争中另一种内心世界的窗口。这其中,反映湖南战场作战的回忆虽很少,却令人感受到另一种震撼。这是战争的组成部分。

营田登陆在冈村宁次的整个作战计划中占重要地位。这是日军从中国守军防线左翼插过来的重重一刀,这一刀要切断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守军南退之路,同时向守军侧背给予致命一刺。执行这一作战任务的日军中有人名叫吉田有仁,70年代家住大阪东区谷丁3丁目,原第5旅团步兵第7大队5中队一等兵。他回忆道:

“那时正是中秋节之前的几天,我们去执行‘湘赣作战’任务。在一天深夜,部队集合,在岳阳附近登上海军的快艇。记得执行任务的有我们旅团加配属部队一共3千多人,快艇在江上排了长长一列,我乘的那艘好像是排在前面。

“快艇不开灯也不鸣汽笛,是为了隐蔽意图。我们沿湘江朝上游走,那天天上有一轮不太圆的暗红色的月亮,水面有不亮的反光,其他的船和陆地都是黑色的。

“我们紧挨着坐在舱内或甲板上,枪靠着肩,不许讲话,只听见船机的隆隆声和轻轻的水声。

“大约在午夜一两点钟,青田小队长轻声喊:‘进入作战区域。’我们不约而同地将枪拿在手中,盯着黑乎乎的岸边。

“天亮前两小时左右,终于到达登陆地点。在我们下艇时,不远处的山坡上响起枪声,中国军已经发现了我们。前面的艇上响起了机枪,我们在小队长的催促下跳下快艇,趟着没膝深的水跑步离开岸边。中队长命令几个小队摆开战斗队形,占领向我们攻击的那个山头,掩护后面的快艇靠岸。

“攻击开始后,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子弹在我们头顶和身边呼啸,不多时,敌人的平射炮朝着船队猛烈射击。我回头时借着爆炸的火光,看见我们乘的那艘快艇和挨着的一艘被击中,正在下沉,还有几艘没有靠岸的被击中,那些艇上的人一定伤亡不小。

“因为敌人的火力很猛,我们进展很慢。天黑着,目标不清楚,前面不断传来‘跟上’、‘跟上’的口令。在黑暗中前进,脚下高低不平,时常摔跤,无法走快。

“按计划,我们大队在营田与雄山嘴之间的土星港登陆,登陆之后应立即赶去占领营田南侧一个叫六姓山的地方,作为立脚点,再向东南方向切入主战场。登陆后立即发生战斗,大家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沿江边有许多地方都向江边开枪开炮,使我们攻占那个山头的意图失去意义。当我和另一名士兵抬着一个伤员到中队的包扎点时,看见几名军官打着电筒看地图,大概也没有确定所在位置和攻击方向。不多时传来口令,原地隐蔽。

“天蒙蒙亮时,我军的飞机来轰炸敌军阵地,七八架飞机向控制江岸的几个高地投弹、扫射。到天完全亮了时,我们接到命令,攻克一座村庄。小队长命我们以战斗队形向前运动。

“这座现在已记不起名字的村庄位于离江岸不远的一处山坡上,村前有一道简易战壕。我们冲到战壕附近,投了几颗手榴弹后跳入战壕,我的脚软软地踩到一具敌兵的尸体。我吓了一跳,低头一看,见那人头部并列两个弹洞,是机枪打的。

“我虽然经历过几次战斗,但仍然很害怕,每次作战前都在内心祈祷,许一个不大的愿,这次作战我的心愿是能活着过上中秋节。

“上午9点左右,又有几个大队在营田附近的另一个渡口登陆,并很快与我部会合。我们大队占领了那个空无一人的小村子后,转向攻击营田镇。中午12点左右,我们攻到了镇外一公里的地方,在一条没有水的沟渠里吃饭,我听中队长说,中队阵亡和负伤各十几人。

“饭后,我们参加了对营田镇的最后攻势。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按战术要求,三四人一组,交替掩护,逐次跃进。敌人火力相当猛烈,我们只好在飞机到来轰炸时抓紧时间冲到前面的有利地势,飞机一走马上隐蔽起来,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推。

“下午4点,我们攻进被炸得破烂不堪的营田街市,与敌人展开了街巷的争夺。我的战斗小组一共有四个人,进入街区前小山君不幸阵亡,攻进街区之后三个人挨得很近。冲进镇西北角的一座小庙时,我们三人中的一人,我的好朋友仓田腹部中弹,扑倒在地上。

“我急忙卧倒,拿出绷带来给他包扎。他表情很痛苦,肺里憋着一口气,脸憋得通红。我用力扒开他捂着肚子的手,血一下涌出来,我赶忙将纱棉塞了进去,大喊:‘卫生兵,卫生兵!’

“仓田是我中学时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我们是在校棒球队认识的。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女人,总是在很美地微笑。有时我们课后练球时间长了,她就拿来水和吃的东西,在球场边等,直到练球结束时,请同学们一同分享。

“卫生兵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仓田也流泪了,想说什么,但不敢喘气,憋得他十分难受。我抱起他往回撤,跑了几步,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我的头轰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中队长三木正在重重地打我的脸,我感觉嘴里咸咸的。

“我爬起来上下摸了一遍,并没有受伤,才知道刚才是震昏了。中队长见我醒了,拍拍我的肩膀,把枪递给我。我看见人们都直着身子走路,知道战斗已经结束了。我问中队长:‘仓田君呢?’他说:‘尽忠了。’

“不远处一块平地上并排放着三十多具等待运走的尸体,我一个个辨认,找到了仓田。他不再蜷着身子,而是很舒展地平躺着。他面色蜡黄,手臂又被炸没了一节,腹部的血将军装全浸透了。

“我跪在他身边,眼泪擦不干。脑子里总在这样想:我也不能活着,就因为回国后无法面对那个非常善良的、总是很美地微笑着的女人,我也不能活着。

“我们的队伍向东南前进,队列中少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我在队伍翻过一座山之前回头望了一眼。营田,湘江东岸的一个小镇……”

据战史记载:“9月23日晨,日军奈良支队于杨林街、第6师团于新墙以西七步塘附近强渡新墙河(水浅可徒涉),其上村支队一部,依其海军舰艇支援,于中国军阵地左侧鹿角及九马嘴等处强袭登陆。经中国军第2师、第195师各对当面之敌奋勇阻击。此际日军更以小艇百余艘搭载上村支队主力,依其舰炮及航空火力支援,经荷叶湖及古湖,迂回至汨罗江口以南,分向营田、土星港、堆工嘴等处登陆,兵力约1500人。中国军第95师立即反击。10时许,日军更增援向营田以南青山、严家山、六姓山一带登陆。各该地中国军反击无效,日军遂攻占营田、千秋坪之线。”

<h3>局部之四:突破汨罗江</h3>

日军继新墙河得手后,又在营田登陆成功,冈村宁次按既定部署,将部队推向湘北第二条防线——汨罗江。

汨罗江位于岳阳至长沙中间偏北,是中国军可资利用的天然屏障。隶属于15集团军的陈沛37军以梁仲江60师和罗奇95师在沿江南岸布防。因新墙河一线防守被突破后长沙一带形势紧张,部署防务需要时间,因此薛岳下死令不得将汨罗江防线放弃。37军两万余官兵昼夜加固工事,心情沉重地等待战火燃到面前。

37军60师3团1营2连驻守新市已经整整3个月了。自从9月18日新墙河战役打响,这个汨罗江边小镇的神经便被绷得紧紧的。

后来脚部负伤落下残疾的杨佩尧那时是入伍一年的新兵。他认为还是打仗好,平时不论是训练还是修工事,都是又苦又累,伙食还差,打起仗来免去辛苦,伙食还天天改善。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自他当兵以来连队还没有打过真正意义上的仗,只是待命或守着一个敌人没有出现的阵地。

这天是旧历八月十三,杨佩尧和全团弟兄一起照例在码头一侧的阵地上待命。新墙河防线坚守了五天五夜,自前天起,一线防御阵地的部队已经陆续向南撤退。

新市是东至西和南至北两条公路的交会点,是新墙河南撤的重要通道,又是37军所辖的60师和95师的结合部。军长陈沛多次亲临检查防务,生怕出了漏子。有一天杨佩尧他们营正在加厚工事被覆层,军长和他们师长梁仲江一行人从身边走过去,杨佩尧听见军长厉声对师长说:“没有什么话说,就地枪毙!”

长官们走过去后,杨佩尧问班里一位40多岁的老兵:“赵叔,不知道钧座这么凶,是要毙谁哩?”

老赵说:“只要一开仗,总要死人的,有人死在鬼子手里,有人死在当官的手里,当兵的就是这命。”

上午10点左右,接到团部命令:今天可能有战斗,一线部队中午前基本能撤完,日军很快会跟上来,各阵地要严加注意北岸情况,午饭不许换班吃,一律送到阵地上。

杨佩尧站在工事外面张望。汨罗江水面在这里宽约600米,一座能过汽车的军用浮桥接通南北公路,上南岸不远便是新市镇,公路从镇西通过,向南直通长沙。以镇子为界,东边是60师防地,西边是95师防地,杨佩尧的营正处在全师最靠边,紧挨新市镇的位置。

接防后他听说汨罗江南岸工事修了足足一年,钢筋混凝土地堡群落将一座座工事连为一体,听说攻打新墙河一线时日军大量使用火炮和飞机轰炸,军长命令各阵地再次加厚被覆层。要达到能抗住数发炮弹直接命中的标准。

中午11点30分,连部电话通知到伙房领饭,杨佩尧和另一名新兵钻出工事时,看见浮桥上又开过一支部队。

这些弟兄打得好惨。身上脸上全是泥土烟灰,举在队伍前头的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撕破了一块,脏兮兮的像片破布。担架兵运输队抬下一长串伤员和遗体,他看见有一个伤员直挺挺地坐在担架上,上身和头都扎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大瞪着朝他这边看。

队伍过了近一个钟头,吃完午饭去伙房送盆时,杨佩尧看见两辆收容车,满满地装着物资和掉队的兵,晃晃悠悠地开过浮桥。收容车后面不远,是一些三五成群、携儿带女的难民。自从接防起,杨佩尧每天都看见这条重要的南北通道上有难民朝南走。

这时班长吼了一声他的名字,吓得他赶紧钻进工事里。连长传下话来,日军尾随79军南进,马上就要到汨罗江了。班长话音未落,就听很近的地方“嗒嗒嗒”地响起机枪声。

杨佩尧头“嗡”的一声,这是他参军后第一次实战,虽然战前动员会上胸脯拍得啪啪响,可枪真响起来还是紧张得想尿裤子。他一头扎到自己的战斗位置,他的任务是给机枪手老兵老赵换子弹盘。他从射击孔向外看时,一幅与射击孔同样大小的立体动态图画就从此印在脑子里了。

只见一个穿蓝长衫、戴眼镜、乡村教书先生模样的瘦小男人手提一挺轻机枪,边射击边向前冲,他身后有一个抱孩子的妇女从浮桥中央向北跑。另外几个农民模样的人也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抱出机枪边打边冲,跟在他们身边的或妇女或老头、老太婆,这些人有的抱头卧倒在桥板上,有的往回跑,有的竟跳下江去。

事情来得太突然,突然得连这些专门在此等候的士兵们都来不及反应。有两个肯定是化了装的日军冲向离浮桥最近的一座半地下永久性工事,他们边射击边围着工事转了一圈,大概是没有找到入口进去。其中一人腾出一只手掏出一颗小手雷,用牙拔去保险销,从射击孔塞了进去,接着便感到空气无声地震动了一下,这两个日军便又扑向另一座工事。

南岸上几个还没有进工事的中国士兵傻了似的还站在那里,仿佛眼前这事跟他们毫无关系似的看起热闹来。日军的机枪在这一瞬间也真的拿他们当了外人,不理他们,专打桥头附近的几个地堡。

这时一个士兵从地堡工事中大叫着冲出来,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朝端机枪的日军冲了上去。日军调转枪口时他已冲到面前,在中弹倒地之前坚持着刺了一刀,但被日军闪了过去,叫声立即断了。

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十几名化装为中国逃难百姓的日军敢死队呼啦啦地朝浮桥南边猛跑,我军的机枪终于响了,日军一个个栽倒在桥上,没有中弹的仍然飞奔过来。

杨佩尧的机枪也响起来了,他眼见身经百战的老兵老赵一头冷汗,打枪时眯着眼、咬着牙,嘴使劲向后咧,样子很可怕。他俩人用机枪封锁桥面,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杨佩尧仍然听见不知是谁在大叫:“快炸桥!妈个巴子,快炸桥!”

杨佩尧说他总感觉工事出口不知什么时候会冲进来一个日军,朝他们后背扫一下子,但这时桥头及整个沿江防线受到炮击。从第一声枪响到这时也就5分钟,对岸已经有土黄色的军装和刺眼的太阳旗在晃动了。

接下来就是飞机和火炮轮番密集轰炸。事后杨佩尧问老赵,鬼子敢死队有不少人已经冲过来了,那么就不怕炸着自己人?

老赵想了半天,叹了口气说:“不论是哪个国家,兵的命都不值钱。”

轰炸刚停,日军就在中国守军的视线中和绝对有效射程内一批一批地从浮桥、水中硬朝南岸冲,一批倒下,又一批冲上来,打不死似的,打不完似的。

工事中弹药不少,老赵说领了三个“基数”,杨佩尧总记不住一个“基数”是多少发。几个小时下来,地上洒满黄澄澄的铜质弹壳,这就是营长训话时说的“兵法云:‘渡半而击之’”了,杨佩尧想。

日本人的血染红了这条古今闻名的河,杨佩尧的钢筋混凝土工事也被炸开了一个口子。在那声致命的天上掉下的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中,另一名机枪手被震得七窍流血,昏死过去,被担架兵抬走了。老赵眼睛通红,鼻子滴血,在一次换子弹盘时对杨佩尧说:“这回可能躲不过去了,你可别忘了我。”又说:“记着,毙敌8名,军马1匹。”

黄昏,日军暂停进攻。工事里的人赶紧出来修复工事、加厚土层。连长走过来看了看炸开的口子,说你们真命大,这在全连算好的了。

班长问:“伤亡大吗?”

连长低头想了想,答非所问地说了句:“看上边让咋个打法了。”

连长走后不一会,派人通知各班去两个人,到连部领弹药和干粮,要准备打夜战。班长让杨佩尧领干粮,自己去背子弹。正分发着,又有话:

马上转移。

天将黑时,我方的迫击炮和小山炮朝对岸日军轰击,杨佩尧在队伍中回头望了一眼这又训练又演习又打仗的地方。工事修了1年多,在这里住了3个月,打了半天仗。

汨罗江南岸新市阵地,新兵杨佩尧进行了个人抗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战斗。没死没伤,与老兵老赵一起毙敌11名、军马两匹。顺便发现,老赵并没有平时吹的那么英雄——走在路上,杨佩尧暗自作了一个小结。

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谈到这次作战:

日军尾随中国军队直到汨罗江北岸,9月25日,一部日军伪装成中国难民,在中方防军结合部的间隙偷渡汨罗江,窜至新市,配合主力渡河。日军飞机则整日分批对新市方面阵地轰炸。

日军攻下新市,在汨罗江南岸取得了阵地。26日,日军又以大量飞机掩护地面部队,向汨罗江南岸中方第二道防线阵地猛攻。

中国军队为了在时间、兵力和物资上消耗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激战竟日,迭次受挫,仍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9月18日至26日,双方军队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虽占领了一些城镇,但付出的人员和物资消耗很大。中国军队也伤亡很多。

第一章 热血如澜 3、中秋月下的故事

1939年9月27日,农历八月十五。

<h3>月华篇之一:心事</h3>

第28军19师55团3营少校营长罗文浪有个毛病,不解绑腿睡不好觉。

开战以来每夜都不能解绑腿,没办法,每夜睡不好觉。今天尤其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湘北开战两天后,55团奉师长唐伯寅命令赶到平江县浯口。途中路过罗文浪的家乡福临铺,天黑进村,全营在营长家的小村里宿了营,营部自然设在了营长家里。

罗文浪想回家又怕回家,因为有天大一桩事父母还不知道。父母杀鸡割肉招待营部的人吃酒,毕竟是到了自己家里,又是儿子带的队伍。罗文浪又是借门板谷草又是安排警戒,好歹躲到父母睡下才回自家屋里。第二天天不亮便起来集合队伍开饭上路。

22日中午到达浯口,接到命令速驰营田,增援95师抗敌登陆。3营为师增援部队前卫营,昼夜兼程,23日到达营田东南30余公里处东塘时,闻知营田已陷敌手。

罗文浪找到撤出营田的95师师长罗奇请求任务。罗奇正等他,当即传达关麟征总司令指示:19师增援营田部队接替东塘阵地防务。

大队还未赶到,罗奇让罗文浪营先接下原先由一个补充团把守的一段阵地。罗奇给他一张地图,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一条线便将罗文浪和他的一营人划在上面,又让一名作战参谋带他去看那条线在实地的位置,一块给两家办理交接。

队伍往上带时,就见一群散兵兔子似的往后撤,抓住一个排长问,正是补充团的。离开师部十几分钟,敌人已经上来了。

罗文浪与副营长吴亚璀各率半个营,分两路向东塘反击,好在鬼子也只有疲惫不堪的一个中队,一个冲锋就压回去了。随即部署两个连接阵地,一个连当预备队。

黄昏时,55团都上来了,和19师来增援的其他部队一起,将在营田打登陆之敌损失惨重的95师换到后方整补。团长将罗文浪3营摆在团的左翼。

转眼到了27日,也就是旧历八月十五。大战中没有几人想到这是个什么日子,又赶上那天天阴着。罗文浪在铺草上辗转反侧,脑子里是一团乱麻。

11点钟,忽听阵地方向枪声大作,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中营部住的屋子,房顶的茅草和尘土落了罗文浪一身。不好!

罗文浪带着号母(营司号班长)和预备队往阵地上赶,阵地在山顶,到山腰时见8连中尉排长荣发余带着20多个兵往下撤,边喝问“为什么擅自撤退”边掏手枪,荣又将那些兵带着往回走。

果然是日军乘夜偷袭阵地,8连连长易醉桃中弹阵亡,近战肉搏中又被日军刺死十几人,其他的都溃败下来,高地被敌占领。

团长得悉东塘失守,亲率团预备队赶来,马灯下看着地图与罗文浪商议对策,师长唐伯寅电话追来,限令拂晓前恢复阵地,否则团长营长皆军法从事。

敌攻占高地后并未继续前进,罗文浪估计一是敌人黑暗中看不清路线,二是兵力不会太多。他不用团预备队,自带着7连4个班和8连部分退下来的人悄悄摸上山去。接近阵地时,见一个山坳里还藏着20多个8连的兵。原来是上士班长谭天荣收集的被打散的兵,潜伏在这里待援。他生怕没人来援,在日军眼皮底下,天一亮就麻烦了。

见营长亲自率队反击,谭天荣高兴万分,以他那些兵为先导,每人准备几颗手榴弹,冲上山头。上边的地形闭着眼也能看见,手榴弹朝掩体、战壕、工事中乱塞一气,营长率队一阵冲锋。日军共有四五十人,死伤过半,其余向北逃回原据守的村庄。这时已是后半夜4点多钟,月亮刚从云层中走出来,雪亮的,给大地镀上一层银。

阵地稳住了,今夜又是八月十五。月光将那团乱麻一样的往事掏出来让他理,罗文浪披衣出屋,坐在月光下独自垂泪。

战前得到噩耗,哥哥罗荫浓在江西战场阵亡。罗文浪兄弟3人,哥哥是长子,顶着半个家,兄弟们感情极好。哥哥先参了军,在50军凭着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几年便当了营长,自己和小弟在哥哥动员下全参了军。

按战时兵役法,一家有一个在军队就算够数,可打鬼子是为老百姓自己。

哥哥阵亡前的职务是副团长。50军先将凶讯告诉了他。赶上打仗,没有时间从容劝慰双亲、料理丧事,一块石头好重地压在心头。嫂嫂勤劳淳朴,带着一个男孩,又有身孕,往后日子还长。

夜露凄冷,明月如冰,罗文浪不由地打个寒战。

<h3>月华篇之二:军旅诗</h3>

天阴着,但有云层之外那轮月,所以还不特别黑。大路上,一支队伍长长的黑色的影子匆匆向南行走。覃异之勒马回头看去,队列肃静整齐,不像一支经历几昼夜鏖战的疲惫之师。

日军攻克195师前哨阵地比家山后强渡新墙河。此时的新墙河水不过没膝,形不成天然屏障。日军的天然屏障是守军的一腔热血。195师打得残酷,一线阵地前几度尸横遍野,新墙河水也几度血红。23日夜晚至25日清晨,两军没有喘息片刻,冈村宁次将覃异之的名字写成书法悬于军帐。

日军在营田登陆成功后,与防守九战区战线左翼的部队胶着几天,缓慢向前推进,逐渐威胁到正面守军侧背。27日晚,薛岳按作战方案,下令15集团军撤至汨罗至上杉市之间,进入下一个防御地域,于是便有了这支血战之师的彻夜行军。

后半夜,部队有一次休息。士兵们席地而坐,整理裹腿行装,辎重兵跑来跑去分发干粮,提前出发的伙食兵将已经烧好的大锅米汤热气腾腾地端进队伍,队列中虽无人高声喧哗,却也热情洋溢。

师部一行人在路旁一处农家小场院平展的地面休息。覃异之坐在一只碾谷的石滚上,啃一口干粮喝一口热汤。月光透出云层洒下来,农家田垅庭院那熟悉的温馨弥漫心头。中秋岁岁有,壮士几回搏!覃异之心潮起伏,诗思泉涌:

马首悬明天,三军气若虹。

夜寒茶当酒,星斗落杯中。

<h3>月华篇之三:回家</h3>

第九战区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附表第六(其一)

第九战区长沙会战俘虏敌军官兵一览表(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制)

……

序号:5

番号:第101师团103联队第6中队

等级:不详

姓名:近滕富士之

性别:女

年龄:30

籍贯:广岛县中裴町165番地

俘获日期:9月27日

俘获地点:通城大沙坪北地区

俘获部队:夏楚中79军罗启疆82师之野战补充团1营3连。

备注:自称随军开饭店,着军服,其夫因俘毙命。

——该件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787。

每年过中秋节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一个中秋节,那是我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度过的中秋节,也是一个悲痛万分的夜晚。

60年代,一个名叫近滕富士之的女人,在《不堪之回首》书中讲了一个中秋节的故事。从“作者简介”和她讲的故事来看,她就是那个“战俘”。只是她并未“随军开饭店”,并且按“作者简介”中记载她生于1920年计算,那年她不是30岁,而是19岁。夏楚中的部下再没见过东洋女人,也不至于相差如此之远,我不知是否其中另有原因。且让我们听她讲的故事:

在故乡,中秋节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尤其是小的时候,每逢八月十五的晚上,母亲就在房外的廊下摆上小桌子。我十分喜欢母亲摆在桌上的那只花瓶,为了这个节日,瓶中要插上“秋七草”。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绿叶胡枝子、甜根草、葛麻、黄花、龙牙、牵牛花、泽兰。配在一起好看极了。

但是在那个中秋之夜,我一整夜都跪在地上,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面朝东方。因为那几天总是阴天,我辨认不清方向,但听说中国的房子也像日本,窗户朝南的比较多,不管怎样,我的心是朝家乡方向的。

小时候过中秋节,桌子上除了我喜欢的花瓶,就是弟弟喜欢的各色食物了。这都是些在秋天收获的果实,苹果、柿子、栗子,还要摆一些面团子。雪白的面团子要用红绿色点几个点。

弟弟像只馋嘴的小猫,总是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去吃盘子里的东西。父亲装作看不见,等他刚拿起一个金黄的柿子,就一下抓住他的手,惹得全家大笑。母亲就从屋里拿些东西对弟弟说:吃这些吧,盘里是敬奉“月友”的。那天,月亮被称为“月友”或“月客”。

但是那个中秋之夜,我却是在悔恨、自责与痛苦的泪水中度过的。深夜的时候我想,这时他的灵魂该回到广岛家中了吧。

我的丈夫近藤三郎,是在昭和十二年秋天来华的,也就是发生了中国事变的1937年。他的部队番号是第101师团103联队。

三郎体格强壮,一表人才,被分配去当了机枪手。那时候的人都知道,出国作战的人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町中就发生了一个姓秋田的,让儿子用斧头砍掉右手食指逃避打仗的事情。那年夏天,在三郎报名参军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你应该同三郎结婚,这样他就会安心地为天皇出征,万一到了生死关头,他也会少一些牵挂地从容赴死。

我的父亲当时是裴中町的町长,有很高的威望,我是她唯一的女儿。三郎的家庭是相传了四代的教育世家,他的父亲是本町中学的校长。

在三郎穿上威武军服的第二天,两家人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广岛县的知事和军队方面的长官都来祝贺,还有一位记者来访问了两位父亲和我们。

几天后三郎就到了军营中参加训练。临走前的晚上,我们彻夜未眠,我把一针一线给他绣的吉祥符戴在他胸前说:“请你为了天皇和近藤家族的荣誉,勇敢地作战吧,拜托了!”

刚刚进入秋天,他就走了。临走之前不让回家,我是在送行的人海中看见他的。当时我挤在前边,离他只有10米远,我在潮水般的欢呼叫喊中叫他的名字。他仿佛听见了,头稍朝旁边歪了一下,但没有看见我,就向前走过去了。我的泪忍不住流,流了很多个夜晚。

但是直到现在都非常后悔,那次我为什么非要去中国呢?

那是昭和十四年(1939年)夏天,政府要组织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慰问团去中国,我疯了一样到处求人帮忙,一定要参加慰问团去中国。我的父亲和三郎的父亲起初不同意,但后来竟是京都的人同意了,因为我是町长的女儿,与三郎结婚的消息上过报纸。

慰问团乘船渡海,先去了南京,分为两路,我在南路,乘火车到了武汉。我们在一些部队召开恳谈会、报告会、发慰问品,还参加了南昌方面作战有功人员的授奖仪式。一位将军说,即将在湖南进行一次有限的作战。在参战部队中听到广岛101师团,我的心一阵急促地跳动。

于是我请求代表广岛县去101师团慰问将士,几天后武汉方面同意了我的要求,但要求我一周内返回,因为湖南作战已开始了几天,101师团担负艰巨的任务。

我搭乘司令部的汽车到咸宁,又换乘101师团的汽车来到103联队。下车前就听见远处传来时缓时急的炮声,沉闷的声音像春天的雷。

103联队的联队长是家住广岛县南部港口城市尾道的清水君,故乡人见面自然十分亲切。我将要见三郎的愿望告诉他后,他说三郎所在的中队配备给辎重部队运送给养,不在驻地。但他同意我在其他几个大队进行慰问活动后去见我的丈夫,毕竟是千里寻夫,也许应该说是万里寻夫。清水君笑着对我说:“真像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中所说的那样。”

我很高兴,两天中走了三个大队。同将士们见面,说些鼓励的话,介绍一些家乡支援前线的事情。士兵们向我报以欢呼和热泪,许多人托我带信给家中。我想赶快结束我的工作,好去与丈夫见面。

在这时,103联队接到任务,要南下到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清水联队长接到了要我回去的电话。我说一定要同丈夫见面,从工作上说,其他大队都去过了,如果不去三郎的大队,那里的官兵们该多么失望!

也许是后一条理由起了作用,清水君打电话给上级,说了半天,放下电话时笑着说:“你这个任性的娇小姐呀!”

在关我的那间房子里,在中秋节的那个夜晚,我不敢去想,却又不由自主地一遍一遍地回想那可怕的一幕。

赶到三郎驻地的那天是9月27日,日本的中秋节。我为这个巧合而高兴,想好了临睡觉之前要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

见面时,三郎已经知道我要来,在其他人面前,他不好显得太高兴,但我能看得出他是多么盼望着我哪怕是早一分钟到来。

他似乎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又瘦又黑、一身疲倦,而是好像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嘴角的胡须变得硬了,更像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三郎的小队长是三原人,他安排放三郎两天假,但大队刚刚接到任务,为随大部队进攻的辎重车担任警卫。车队和大队一走,就没有了驻地,所以无法留下来。于是我就穿上一身军服,把长头发挽进钢盔中,和他一起乘上了做收容的空车,跟在运输队后面。

车一开动,我俩的手就紧握在一起。司机笑眯眯的,故意将脖子往前伸,不看我们。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三郎伸出胳膊,将我揽在身边,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急跳。

车队向南走,道路都被破坏了,汽车在坦克压出的辙印和临时平整的路上摇摇晃晃,颠颠簸簸。不时听到枪声,我向车窗外看,三郎轻松地说:没有事的,离得还远呢。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乘坐的收容车坏在路上,需要更换一个什么部件,司机拿出一堆工具,打开车头的盖子修了起来,前面的车越来越远,这辆车只剩我们夫妻、司机和车厢板上两个士兵。

在听不到前面汽车的马达声,周围死一般地寂静时,我心里害怕起来,紧紧地抓住三郎的胳膊,出国后第一次感觉这片土地的陌生。这山、这水、这树,全都那么陌生。三郎安慰我说:

“别害怕,我刚来时也有这个感觉。”这时我真想把三郎带回日本去,永远不再来。这里不是日本人的家。

到后来,就发生了最悲惨的事情。我听到了枪声,仿佛是从四面八方朝这辆汽车打。三郎让我趴在司机室里千万不要动,他拿着枪跳下车去。我喊了声:“当心呵!”他没有回答。

我心里害怕极了,全身在抖,听见三郎和车厢上的士兵放枪,还听见三郎叫喊:“树后面!树后面!”我不敢抬头看,事后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原来是这么懦弱无力。司机室被子弹打出很响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喊:“我中弹了!”不是三郎。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停了。我像在梦里,轻飘飘地走下车来。四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目光中只有仇恨,许多枪对着我,不说话。

我在汽车后轮旁找到三郎,他倒卧在地上,肋部、后背都在流血,一动也不动。

我跪在地上,将枪从他手中拿开。我痛恨所有的枪,永远。

我抱他转身面向我,擦去他脸上沾的泥土。他的眼睛没有闭紧,像有时睡觉时一样。那一瞬,我的脑子有些麻木,想哭却没有泪。我摘下钢盔,让长发垂在胸前。我让他最后看一眼他的妻子,他的从很远的家乡来看他的妻子。我将嘴附在他耳边,轻轻地对他说:三郎,咱们回家。

——《不堪之回首》东京艺羽书屋1969年版。

<h3>月华篇之四:家宴</h3>

重庆,黄山别墅。每扇窗户都被双层厚窗帘遮蔽得不透一丝光线。今夜的主角从东方山谷姗姗登台,橘红的月色使人感觉它还没有从一昼的沉睡中完全清醒。无力的月辉洒在这座建筑的屋顶、阳台和附近的山坡、路口、树丛上。荷枪的黑影捕捉寂静中的每一丝声息。只有在距离很近时才能看得见月亮印在钢盔上的点点光斑。墙壁以内却是另一番天地。前厅、客厅、餐厅灯火通明。以菊花为主的各色花卉开得正好,留声机低声播放着一支欢快的广东音乐,一切都给人浓浓的佳节的喜气。

蒋介石身着一袭黑色绸质长衫走在前面,与衣着典雅的宋美龄一起,引客人们谈笑着步入餐厅。餐桌前,宋美龄微笑着,熟练地将客人安排在适当位置,身穿洁白制服的服务人员身手麻利地侍候客人落座。

这是蒋介石的中秋家宴,除少数几位军政要员,多是自家眷属。客人和亲眷们都看到蒋介石今晚心情愉快,他笑容满面地说着一些轻松的话题,话也显得很多。

1939年9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3个年头,在经历了战争初期巨大的动荡与混乱之后,政府和军队逐渐稳定下来,适应了这场在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各项工作开始走上轨道。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个月13日向中外记者报告国情时公布的数字,中国被侵华日军占领的区域为12个省市内的521个县。日本帝国主义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不久前的8月30日,宣誓就职仅8个月的日本平沼内阁宣布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的前任近卫文麿也是因为他所领导的政府工作,主要是中日战争的既定目标未能兑现其向国会夸下的海口,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恶化而不得不提出总辞职。前几天在王芃生向蒋汇报日本最近政局时蒋说:“近卫说3个月灭亡中国,3个月不行,3年也不行,不知30年、300年行不行。平沼拿不出办法,8个月就下台了,阿部有没有好办法?他当首相能当多久?”果然,平沼之后继任日本首相的阿部信行,只4个半月便也以内阁总辞职灰溜溜下台了事。

今晚的餐桌上多是蒋介石爱吃的江浙菜和川菜。蒋介石不喝酒,只是为了招呼客人而象征性地端端杯子。席间,大家事前约好似的谁也不谈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天南地北,不着边际地闲侃,避免一不小心将话题引到重大的和使人不愉快的内容上来。

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已经有国外报纸的记者和评论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令人听起来既新鲜又兴奋还有些令人恐怖的名词。中国外交工作在近一时期十分活跃。4月,驻美大使王正廷代表中国与美国银行洽妥2千万美元借款。5月,斯大林复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军火交换中国的茶叶、羊毛、生皮等货物。一个月后,第一批包括火炮、重机枪在内的轻重火器便由新疆和蒙古的秘密运输通道运抵中央军在前线作战的部队。8月,顾维钧、郭泰琪、钱泰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国联第19届大会,在国际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呼吁世界和平力量支持中国抗战。之后不久,英美两国的民间组织发起了“中国周”活动,敦促政府援华。一批批志愿援华抗日的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中有医生、记者、军械工程师,甚至还有要求直接到前线去作战的退役老兵。

“如果能把美国拉进这场战争来就好了。”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平日的潜移默化,对大洋彼岸的那个富裕发达的年轻大国浮想联翩。于是他在中秋之夜谈起美国,谈起他与罗斯福总统因“桐油借款”而互通的书信。

那是去年10月,宋子文飞去美国,以中国特产而美国缺乏的桐油为偿还实物向美国借款。中国提出的借款数字为4亿美元,美国答应的数目为2500万,听之令人顿生“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之感。不过毕竟是借到了。有第一次便会有今后的无数次。宋美龄曾轻声对蒋说:“在动员美国援华抗战方面,我会有所作为的。”蒋介石在微笑着回以“谢谢夫人”时并没有想到,正是在这件一诺千金的事情上,他美丽的夫人表现出的非凡才华将令他刮目相看,而且为中国女性在世界上争得了不泯的光辉,宋美龄个人也因此到达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窗外,饱满的月轮已步上中天,金灿灿地将光芒泼洒在无边无际的中国大地。

第一章 热血如澜 4、抚摸原始

那份最直接反映第一次长沙会战面貌的第九战区上呈重庆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关于湘北、鄂南作战详报》,如今静静地躺在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那浩如烟海的国民政府军政档案中。

这份文件汇集了参战各师、军、集团军分别上报的作战详报。不幸的是,随着岁月的迁延和人为的破坏,这份极其珍贵的资料如今已经严重残损。我们只能通过它的碎片残章,去想象那场惊心动魄的血战。

全宗号:787;卷号:8806;份次:共3宗;年代:1939。

标题:第一次长沙会战关于湘北、鄂南作战详报那层覆盖在文件上使它不清晰的东西叫做“时间”。

透过这层使整份文件变得模糊的混浊,看出封面上这样的字迹:

“二十八年10月24日。急。渝。委员长蒋。饔密。奉司令长官薛转钧座。”这些字以极工整的蝇头小楷写在宣纸上。

宣纸色泽已呈暗黄,枯脆,稍不注意便会碰碎。文件中有些已碎裂的页码,残存的部分贴在白纸上,无法呈现原来的内容。

一页页翻下来,纸页中涌出一股刺鼻的焦苦、辛辣、腐朽混合的气味。有的原稿宣纸有明显的火烧、水浸的痕迹,大量碎片贴在白纸上,找不到原稿的编列顺序。

“……新墙河亘鹿角磊石山一带守正面百一十余里……”

“敌十三、三十三师团各一部波田支队陆战队及炮骑工兵共……”

“……开始向我攻击先以炮……工事悉数被毁乃以步兵冲锋赖我官兵咸报与国土共存亡之……”

“……并升气球指示炮击……我军冒着炮……将之击退尸填满河水为之赤……”

“师伤亡亦达千余……未能予敌以更大打击歼……内疚实深除极力整训部队待命杀敌……”

“……攻击伤亡惨重乃集中大量兵力……炮声之密有如连珠炮数小时后……施毒气王街守军全数壮烈牺牲遂被突……赵公武顿首十月十五日”

赵公武是张耀明52军第2师师长。这个师在战中先守沿新墙河一线,后退至枫浆桥东北地区再次阻敌,10月6日以后又由杨林街、大荆街一带向西侧击南进的日军。这几仗下来,全师伤亡大半。

一张白纸上贴着一只当时信封的碎片,隐约可辨“长沙126-3张耀明”、“湖南金井航邮”、“作战经过由……”等字样。那枚邮票十分完整。现在该是邮中珍品了。1.5厘米见方,中间是孙中山头像,下书“中华民国邮政”,上角右为“伍”,左为“分”,下角各一“5”。

我坐在宽敞明亮的阅档室长桌前,呆呆地不能继续思索。这些就是留给后人的关于那场大战,关于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军人的热血和生命。

我用也曾拿过枪的手,轻轻抚摸那一页页来自很远年代的文字,它们冷冷的,没有一丝气息。

第一章 热血如澜 5、日军撤退,形势陡转

当八月十五的那轮明月融入朝阳的金红色光辉时,覃异之195师已赶到福临铺一带的崇山密林中。

按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命令,195师要在以福临铺为中心,距长沙40公里至70公里地带迅速构成新的防线。迟滞日军向南的进攻,为其他部队在长沙周围的集结部署赢得时间。

虽经过一夜行军,部队依然精神饱满。提前到来的参谋长给各团划定位置,部队立即投入工事构筑。

195师在新墙河一线的坚守已经为这支初次上阵的部队奠定了初步的光荣。“一战成名”,全师上下人人叫响这个口号,集体荣誉中也有个人荣誉。荣誉和成功,这是军人和军队的重要支柱。

还有一个原因。

9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关麟征在电话中对覃异之说:“你们当面是第6师团。”

第6师团,中国军队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这支部队,都知道与它联系在一起的魔鬼般的名字——谷寿夫。

几分钟后,“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就在当面”这句话风一样传遍每一个阵地。士兵们躁起来,有的将小包袱中舍不得穿的新军装、新鞋子穿上,旧的不要了,有的违反战场纪律串到其他阵地找自己的同乡:

“今天就拼死在这里了,来生再见。”

“告诉我娘,我是和南京大屠杀的敌人拼死的。”

有的连长让伙食排长把钱全花光,吃好的。

日本兵都是仇人,同第6师团更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容易忘记仇人的民族。

新墙河一战,195师打得英勇。有的士兵死前说:“死就死吧,够本了。”有的则恨自己杀鬼子杀得太少,咬着牙不肯瞑目。

第6师团现在已由稻叶四郎任师团长,渡过新墙河后,兵分两路南下,一路约千余人追踪195师来到福临铺一带。9月29日上午,日军走进195师的伏击圈,覃异之兴奋加紧张,手有点发抖,没有接住卫兵递过来的望远镜。他的命令是:“开始吧。”

战史载:“第6师团由汨罗江畔沿新市、栗桥道及新市、福临铺分路南进。其到达福临铺之千余人,经国军第195师伏击,遭受重创。”

日军调来火炮和飞机猛炸195师阵地时,覃异之又率部迅速向南撤至上杉市附近。仍是不歇气地构筑工事,隐蔽设伏。

9月30日上午,日军由福临铺追至上杉附近。兵力增至1500余人。

覃异之咬着牙,沉着气,将日军放至快要走到设伏阵地跟前时才下达命令:“狠狠打!”

从上午打到黄昏,歼敌700余名。覃异之登上一个山头,用望远镜扫描了好一阵,突然大叫:“不好!敌人要撤退。”

关麟征接到覃异之电报时,看了一阵地图,愣了一阵,给覃回电:“敌尚无退却迹象,仍按原方案。着你部在上杉市一线阻敌至10月2日。”

咸宁,冈村宁次第11军指挥部。

作战地图在接电话与看电报的参谋手中不断标着画着。湘北的巨大红色箭头又分为几支小箭头,几支箭头都已由出发地向南推了百余公里,其中有一支已经画到离长沙仅30公里的永安市。长沙以北的湘北大部已被占领,但冈村宁次知道该是撤退的时候了。

中国军队采取逐次抵抗的老办法,边打边退,却退得十分讲究。一些部队笔直后撤,另一些却在两侧集结,这意味着什么?精明的冈村宁次头脑中有一个精明的薛岳,他看出对手不慌不忙地在给他准备一张网。

营田登陆后第15集团军及时后撤,他当初制定的“湘赣作战计划”在进展中被轻松消解,如果已经不可能围歼中国军队主力,那么这个仗再打下去意义何在呢?

第3师团长藤田进、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第13师团长田中静一,三封电报摆在冈村案头要求攻入长沙,上国内报纸头版、戴天皇颁发勋章固然美好,怎么就没有看到自己身后的补给线已经暴露给对手的挺进纵队呢?

目前前线地面补给已经发生困难,航空兵已开始向走得远的联队空投粮弹,再向南走战线拉得更长,一旦运输被切断,前线官兵将奈何?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成熟的皇军将领呢?冈村宁次为他们担忧与惋惜。

9月30日下午4时,冈村宁次下令攻至上杉、永安的部队停止前进。他开始部署退却。

长沙岳麓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前线指挥所。10月1日。

薛岳站在地图前,桌上是关麟征刚刚发来的电报。

关麟征在接到覃异之再次发来断定日军将要撤退的电报时,又接到来自营田的集团军侦察分队的报告,今(10月1日)晨日军运输舰将昨夜刚装载完毕的火炮又卸回岸上,由汽车拖回岳阳方向;另外窃听日军有线电话得知,有一个联队暂不按原定计划南进,原地待命。关麟征综合情况得出判断后,即命令各部转入反攻,能拦截则拦截,能尾追则尾追,不能让日军就这么溜掉,一面将敌退却动向电报薛长官。

薛岳在屋里走了几圈,低头沉思。参谋长吴逸志,参谋处长赵子立带着几个参谋,大家的目光跟着薛岳走,等待他下决心。

薛岳的大脑在高速运转,军事的和军事之外的。

战前,薛岳将战区所辖部队分为三个大块,湘北:关麟征15集团军、杨森27集团军、商震20集团军,称为“甲集群”;赣北南昌方面:滇军卢汉第1集团军和第74军,称为“乙集群”;武宁、修水及湘鄂边区:川军王陵基第30军团、樊松甫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及第8军;另有3个军共7个师的总预备队。从开战之前,薛岳就在地图上细如发丝的山川、河流、道路、桥梁之间反复盘桓,为强虏寻找墓地。

如今,长沙城下,20万大军张网以待。“在长沙郊区与敌决战”的方案已化作点点电波飞往重庆。蒋介石和全国舆论又何尝不在焦急盼望,抗日战争刚刚进入新的时期,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一次大捷呢?!

眼看一场好戏在半个月的艰苦准备与铺垫中逐步进入高潮,那只狡猾的狐狸却好像嗅出了那只利夹铁锈的气味,停住了脚步。

“请长官接电话,陈部长。”

“伯陵兄呵,有好消息告诉你。”陈诚倒是一身轻松,声音中充满笑意,“你的正式任命已经发表,什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嘛!兄弟第一个祝贺你,文件明天就到。”

去掉“代”字,这本是迟早的事,蒋介石早就交过底。但为人为将,不只是要当到什么官,而是要办几件确实漂亮的事。漂亮不漂亮,不是让下级说、周围的人说,甚至不是上级说,而是要让同行们说。

没有因为由代长官成为长官而高兴的薛岳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虽然根据15集团军报来的情况还不能完全断定日军已开始全面撤退,但又不得不做好两手打算。天下没有便宜的事,打一个漂亮仗谈何容易。他招呼吴逸志和赵子立,一同研究应付日军撤退的作战方案。

10月2日,川军杨森第27集团军属下杨干才第134师直属团特务连由连长万明雨带队,在幕阜山北麓的深山密林中艰难行进。134师在此次会战中的任务是隐蔽插入敌后,在崇阳、咸宁一带利用险峻地形袭扰日军的运输线,遇有机会便从日军背后捅一刀子,配合正面御敌部队的作战。

下午3点多钟,一条清清的山溪出现在面前。万明雨传令原地休息。一百多爬了半天山累得东倒西歪的兵们好像被这声口令抽去了骨头,顿时软在地上。他们大多一只手用枪支着上身,一只手抓下帽子驱赶着树林中一直追踪着他们的蚊蝇。

喘足了气,他们掏出干粮,就着溪水吃起来。有几个士兵扯出毛巾往下游走几步,让清凉的溪水冲去一身臭汗。

这时,一阵沉闷的马达声从天空由远而近传来。万明雨从树枝的缝隙中看见一架飞得很低的飞机正路过他们头顶向南飞。机翼上标着太阳旗。

这是一架运输机,万明雨知道咸宁附近有日军的一个临时机场,眼下日军战线拉长,有时地面运输跟不上,要飞机空投食品弹药。

万明雨正在拿一把刺刀开一听罐头。刺刀尖在罐头盖上扎一个十字,用刀尖沿十字撬开,就着一个米团子,一顿美味就到口了。传令兵端着一杯刚打的溪水在一旁站着,二排长胡耀宗坐在离他很近的一块山石上一脸坏笑,他是专等连长打开罐头分些来打打牙祭。万明雨怕跟这个四川陂县老乡闹,打罐头时防着他。飞机就是在这时飞过来的。

两人抬头看飞机,排长说:“快开快开,格老子回去还你两罐。”

连长说:“要吃罐头天上有,你去把飞机打下来,两辈子都吃不完,先胀死你丈母娘。”他手中的罐头就是上次打运输线的战利品。

排长说:“你让我打飞机?”

连长说:“锤子!你打么?”

排长随手抓起一挺支在一棵树杈上的轻机枪,枪托顶在肚子上,一手抓着提手,大致对准了,嘴里说:“下来你个龟儿子!”另一只手就勾扳机。连长还当他在闹,继续开他的罐头。

“嗒嗒嗒……”

连长吓了一跳,刚启开的罐头滚到脚下,几条日本鱼躺在了中国的山上。

排长被枪的后坐力顶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机枪烫手似的扔在一边,脸吓得煞白。他低头看看枪的扳机,骂道:“是哪个挨刀的,怎么就不晓得上保险?!”

机枪兵从不远处跑过来,这个长得很高大但脾气极好的兵委屈地分辩:“保险是上着的,你不扳它咋个会开的么?”

连长万明雨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糟糕!目标暴露了。”

特务连此行是为本师的一个加强团担任先遣队,去摧毁日军开设不久的一个辎重仓库。这个仓库虽然只有一个中队把守,但如果行动暴露,他们这一个团兵力到敌后显然是去送死。这个奇袭行动酝酿了好几天,出发前师长杨干才亲自置酒壮行。万明雨立下军令状,打不好这一仗就不回四川了。胡耀宗这混蛋当时就在他身后嘀咕:“不回四川是你想讨个湘妹子当小老婆哟。”平时闹归闹,可现在是在打仗,而且不是一般的任务。

万明雨极难听地骂了一句,站起身来,四下张望。

大队在后面15公里,在这个意外情况之后是进是退?这里是敌后,情况复杂,这支孤军是在刀尖上跳舞。仿佛逼着万明雨马上做出决定,这时背电台的兵一脸很懂事的表情凑了上来,万明雨真想踢他一脚。

就在万明雨左右为难,气急败坏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人们听见那架运输机巨大的马达声响忽然如病人咳嗽一样顿了几顿,接着有人就见飞机调转翅膀向左飞,一边拐弯一边往下落,直至机头稳稳地对着三四公里处一座山上的一块巨大山石扎去。在那块巨石上跳了两跳之后,机头和左翅膀便变了形状,飞机纸糊的一般轻轻地落下来,斜躺在山坡上,压倒一片树。

万明雨愣了一阵,猛然大喊:“集合!”众人都如梦中惊醒,一个跟一个跑下山去。

1小时后,134师副师长兼加强团长刘某接到先遣队万队长所携电台发来的密码。

又1小时后,刘副师长接到杨干才师长电报:山豹行动取消,速携文件返回。

1天后即10月3日,日军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0月2日凌晨下达给湘北方面第6、第33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的书面撤退命令原文与一份中文译文摆在薛岳案头。

15天以后,长沙会战祝捷大会上宣读各部队战绩,因“击落敌机,获至重要之敌文件”立功的人员为:134师师长杨干才、134师副师长刘某。

各赏金1000元,授三级宝鼎勋章一枚。

冈村宁次10月2日命令原文:

华军退至汨罗江、修水河两岸地区集结,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

转进计划如下:……

薛岳10月3日命令原文:

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各追击部队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已深入敌后之各挺进部队大力破坏敌之交通线路,断敌逃路。

从10月3日起,中国军队在湘北、鄂南、湘鄂赣边区3个战场向日军发起猛烈反击,日军则如退潮之水,不再回去。

25师和195师尾追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由福临铺到汨罗江,再由汨罗江到新墙河。10月8日日军退过新墙河,195师的566旅竟也追过河去,在西塘、尖山一带发动夜袭。虽小有收获,无奈敌人回了老窝,抵抗甚为顽强。覃异之命该旅退回河南岸,湘北方面作战由此结束。

鄂南方面,79军部队追击日军33师团一部从三眼桥到平江,又追过南江桥,直至将日军赶回通城老窝方才罢休。

湘鄂赣边区,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所辖部队在修水夹击日军。日军撤向三都据险顽抗,中国军队连攻3天均受挫。第4天夜袭成功,到底把日军赶回了原出发地武宁。

以两军各自恢复战前阵地为标志,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一章 热血如澜 6、镌刻在大地的丰碑

一辆接一辆卡车在急造公路上摇摇晃晃向前走。车上装着粮食、弹药、军用器材。车头一侧插一面红十字旗的汽车上则是满车伤兵或是排列得很整齐的尸袋。拉伤兵的汽车在走过坑洼处时,车上便爆发出齐齐的不用翻译也能听懂的惨叫,与拉尸袋的车的沉默形成对比。

公路一侧是步兵的队伍。经过这些天的战斗,队伍已不像来时那样整齐,太阳旗无力地垂在排头兵的步枪上,士兵们目光发直,背着枪机械地向前走着,大多数人从鞋子到膝盖都被泥浆涂满,许多士兵头上、臂上缠着绷带。

在此同时,许多条丘陵、山地的小路上也有一队队日军向北急行。从10月2日起,各路日军开始执行冈村宁次的撤退命令,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

湘北的秋天多阴雨,带着秋凉的雨滴或细细的雨雾将每一片土地浸透。日军的军用翻毛单皮鞋将一串串污浊的脚印留在这片土地,留在湖南人记忆的深处。

<h3>污浊脚印之一:平江血痕——1939年11月8日湖南国民日报</h3>

记者:侯学康

此次窜扰湘北之敌兵败平江时,在该县奸淫、掳掠、焚烧、残杀情形,惨不忍闻,纪之如次:

奸淫。鬼子无论行进间或停止间,均以寻觅妇女为唯一之工作,如发现女性时,不分昼夜,不择地点,毫无忌讳,肆意奸。

未满十岁之幼女、八十岁之老婆婆,不分妍媸,不论残病,无一人得幸免。平江大桥、安定桥、岳田塅一带,均属广大田垅,事前既未逃避,临时无法躲藏,故无一家得免浩劫。当地百姓目睹安定桥李某之妻,年三十左右,被鬼子八人轮奸。岳田塅一已有七月之孕妇,见鬼子淫,跳入塘中自尽,仍被鬼子捞起,求死不能,抬至安定桥轮奸毙命。袁家岭有年约十二之幼女,被二鬼子轮奸,所着白裤,尽被血污,至今不能行动。马头岭附近有一分娩甫二日之产妇,被鬼子轮奸至死。思村庙湾吴某之妻,被鬼子七人轮奸,吴某见之不忍,恳求饶恕,当被惨杀,吴之岳丈复向恳求,亦遭杀毙,吴妻即被奸致死。……

掳掠。鬼子所到之处,鸡、鸭、猪、牛等畜类,悉被掳尽。杀猪、牛只选肥壮处剜肉一块,余均抛弃。民家什物有较好或合其需要者,均掳载而去,其余物件,或撕毁、或打碎,遗弃遍地,或焚毁一空。

残杀。此次被寇军残杀者,大多为所谓“皇军”在奸淫、掳掠、焚烧时,而求饶所致。总之“皇军”之“杰作”——烧、杀、奸淫——不容任何人恳求或干涉,否则即遭杀戮。计北山被杀十二人,思村被杀三人,安定桥附近被杀二十余人,凡属壮丁,不论其有无事故,一律屠戮之……

第70军司令部审俘记录

编号:42

日期:二十八年10月17日

敌俘番号:第13师团103旅团65联队

职务:一等兵

姓名:中村一民

俘获地点:清安铺

俘获时间:10月16日下午5时

审讯员:廖鸿森、田胜炳

田:你部在撤退途中肆意奸淫烧杀,是否得到了上级特别的指示抑或是默许?

俘:士兵们对这次撤退认为不可理解,下级军官亦是如此。

战前曾说可以攻下长沙城,但在接近长沙时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许多人心情烦躁。这次作战时我联队原有炮兵第19联队配属执行任务,但一路上几乎没有炮车可以通过的道路。地图上的道路全部不见了,这与以前的作战情况不同。我们在行军时也倍感吃力。后来听说是湖南地方农民为了配合军队作战,把道路破坏,并在原来道路的位置耕地放水,种上了稻谷。由于没有炮兵配属,因此在作战中有许多目标轻武器没有办法解决,伤亡增加。

军官们说湖南人个个生性刁滑野蛮,却又居住在比我们家乡不知好多少倍的鱼米之乡,要实行报复。于是在撤退途中,军官对违反军纪的事情不加以制止。

廖:交代你部昨日中午在齐家塘向村民施暴的事实。

俘:我们小队进村后,我在村东路口担任警戒任务,没有参与,也没有看见。

廖:交代!

俘:我确实没有参与,请相信。中午吃饭后别人换我回去吃饭,我听说有许多人都违反了军纪,包括小队长在内,我还听说杀了一些农民……

《冈村宁次回忆录·卅五·贯彻爱民方针》:

昭和十五年(民国廿九年,公元1940年)2月23日,召开师团长、参谋长会议时,其参谋长曾作如下的报告。

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意,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须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真是到现在才知道,由一年半以前就会再三警告他们,要注意此问题。

现在似尚未能整个灭绝强奸罪行,曾屡提有关宪兵居间调停和奸报告。其和解条件,一律都是50元日币。

爱民方针,严格推行,故各部队此时在自己的防区内,不但对房屋,就连一草一木,亦不能擅加毁坏;但一旦作战出动而深入其他作战区时,常不得已而砍伐树木。

<h3>污浊脚印之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939年11月13日衡阳大刚报</h3>

记者:淮冰

此次湘北会战中,敌人更较任何一次为厉害地暴露了它侵略战争的野蛮性、残暴性。记者随我追击部队前进时,沿途所见,真是惨不忍睹。……据某部政治部调查,在金井沙田一乡,被杀的民众有一千七百余人,被强奸的妇女达三千余人……在距福林铺两里路的元冲,有个开物农业专科学校。敌人到时,学生们还在上课,来不及跑走。敌人捉住七个年幼的学生,一个军官手持军刀,指着教室墙上一张总理遗照,问一个学生:

“这一个是谁?”学生自然而庄严地两足立正大声答道:“这是我们的总理。”敌人举起刀一挥,他的头离开了身体。敌人又问第二个学生,这个学生仍旧这样回答,敌人依旧举刀将他的头颅砍下。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都是同样地被问,同样的姿态答复,也遭到同样的结果。到了第七个,敌人指着前六个卧在血泊中的身体,第七个依旧是立正的大声答道:

“这是我们的总理”,敌人挖掉了他的双眼,血如泉水样地涌出。敌人再问,他仍那样回答,凶残的敌人割了他的舌头,再砍断他的两条腿,他倒在地上,最后的一口血,像喷水泉一样的向上涌,他不动了,敌人也默默地走开。……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军事领率机关频繁来往的文电中,笔者发现了唯一一份与作战行动没有直接关系的电报:

<small>10月13日,特急。重庆委员长蒋:膺密。据报:</small>

<small>(一)进犯长沙之敌于溃退时,接到其空军投下通信袋,内云:孤军深入,处处受伏。敌军遂风声鹤唳,顿时哗然,溃退益形混乱。</small>

<small>(二)敌军此次所到之处,残暴逾常,奸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虽猪牛皆不免其残杀,在新市、金井一带,见人皆杀,妇女即奸,并在金井曾将一孕妇奸后复剖腹取子,惨不忍睹。谨闻。</small>

<small class="right">职关麟征叩。元戎。印[高桥]</small>

<h3>污浊脚印之三:洗不尽的血斑——1939年11月7日耒阳国民日报</h3>

记者:伏笑雨

后方的读者,对于这次敌人如何侮辱我们的同胞,如何蹂躏我们的妇女,是特别关心着,现在,我作一点真实的报导吧,这不过是一部分,以后还可以陆续寄回来:

……离将军坝五里,有一极小村落,地名九溪源,村中一家姓罗的,夫妻两个。听说寇兵将至,村中人皆躲到山里,婆婆今年六十八岁,因害病,无法经受山上风吹雨打,因此留在家里。

日本兵来了,进门就搜东西,把她一只用了四十年的老油罐打破,抢去她的手杖在她腰上狠打两下,六十八岁的婆婆,竟然被寇兵奸淫了四次。

离金井五里的俞家塅,因敌兵将来时,村民还不知道,所以走得迟了。妇女们都躲在附近山坡深树中,敌人在这里搜山,所得妇女极多。而这些不幸的黄帝的血统,都混了日本鬼子的毒汁,这真是我们掬尽湘江之水,也洗不尽的羞辱。

俞姓两母女,住在村角,不知寇兵进村,母亲二十四岁,正抱着她岁半的孩子在煮饭。日本鬼子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了,紧紧抱住她的腰,欲行强奸。她手里的孩子哭起来,绝灭天良的日本鬼,抢下孩子,把她丢在沸气腾空的煮饭锅内,之后仍然进行强奸。孩子的母亲,就是这样昏过去,一直没有醒转过来。

金井市上孙姓杂货店的老板娘,怀孕已经八个月,肚子凸得很高了。她是躲在离家三里路的小山上一个古庙里,和她的丈夫在一起,不幸未躲过搜山的日本兵。五个强盗将丈夫绑在柱子上,看着妻子受辱,世界上有如此惨无人道的事吗?这个女子蒙受五个野兽的羞辱,已经惨无人色,软绵绵地躺在阴森的古庙里,强盗临走时,拿刺刀朝她丈夫胸膛猛地一刺……现在她的杂货店门面,已经用墨写了一句标语:

“牢牢记住我们的仇人”。

这是肤色相同、一衣带水的两个民族。从古时候,两个民族的老人们就在冬天的火炉旁和夏天的树荫里向孩子们讲述对方的故事和传说,两片土地在对方孩子们的心中同样充满了美丽的传奇色彩。孩子们都曾梦想长大后到那里做一番游历。他们当时都没想带着武器。

是什么把这一切破坏殆尽?从笔者牙牙学语时起,“日本”便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任何美好和善良联系在一起的词。少年时小伙伴间最恶毒的咒骂莫过于“鬼子”、“汉奸”。直到现在,你仍可以从几乎是任何一个老人的言语和表情中,读到一个令人憎恶和恐惧的日本,想来这是多么可怕!

1946年7月,湖南省政府社会处公布《湘灾实录》和《湖南省战争损失统计》。据此载,抗战期间全省死于战争的有920085人,重伤为738512人,轻伤为963786人,焚毁的房屋为945194栋,被日军抢劫粮食40689368石,抢劫耕牛642788头,在此之外的财产损失另计为法币12万亿元。

那些整日水田山路、庭院灶台,辛勤耕织的平民百姓又何辜之有,以致横遭跨海而来的相貌相同、文字相似的邻居施如此之横暴?

第一章 热血如澜 7、祝捷与祭奠

由20余辆卡车和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由长沙城内出发,沿公路直向北开。

卡车在车队两端,车上站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每辆车上有一挺机枪架在车头。车队中间是一溜吉普车。有经验的老百姓意识到吉普车中肯定有高级军官,但不一定能猜到在其中一辆并不起眼的吉普车后座上,斜靠着他们的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薛岳疲劳极了,车一开他就闭上眼睛,一路上总是半睡半醒。

10月17日,第九战区部队全部恢复到战前所在位置,日军亦在原出发地域重新设防。战役结束。

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第一次在电文中使用了“湘北大捷”这个词。薛岳见到时心中莫名地一动,他知道该是庆祝胜利的时候了。

日军南下犯湘,九战区将士浴血奋战月余,逐次抵抗并诱敌进入长沙以北地区围而歼之。日军仓皇逃窜,受到我军拦截追杀。日军伤亡惨重,被赶回原地。这不是胜利又是什么呢?

“二期抗战”这不仅只是一个军事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1939年初起,蒋介石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国民政府开足宣传机器的马力,向国民大力宣传灌输第二期抗战的形成依据、内容、意义,目的在于让全国人民从日军步步进逼、当局一退再退、大片失地、大量折兵的失败情绪中振作起来,看到胜利的前景,坚定抗战的信心。进入第二期抗战后,两军集中主力部队进行的较大规模作战只有两次:一是1939年3月至5月终以失利告终的南昌会战,再就是此次湘北之战。

这次作战虽然没有按照薛岳预期的结果发展围歼日军主力于长沙城下,但从节节抗击到追击截杀,毕竟杀伤了日军几支主力师团的兵力。当一车车战利品运进长沙时,老百姓热泪滚滚,浏阳爆竹的硝烟裹挟着从前线硝烟中凯旋的士兵身影。薛岳知道,这正是蒋介石和全国民众在心理上极其需要的胜利。

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称:“长沙会战取得重大胜利。”关麟征的“湘北大捷”指以他的15集团军为主的湘北正面战场,而他使用的“长沙会战”这一概念则是指由九战区组织指挥的,包括湘北、赣北、湘鄂赣边区在内的所有作战地域围绕诱敌于长沙城下聚而歼之的作战。胜利不是你一个15集团军的,这一点不能含糊。他听说关麟征为此暗中骂娘。骂归骂,事情还要这样办!

薛岳睁开眼睛,问坐在司机旁边的赵子立:“到了什么地方?”赵答:“唐田,一半路程了。”

汽车速度缓慢,车轮下是日军进攻时先修了个形状勉强通车、战后又派部队和民工加以整理的战时急造公路。战前薛岳组织民众毁路还田,这个土办法有效限制了日军重型火炮随步兵开进,大大降低了日军攻击能力。在起草呈重庆的作战详报时,薛岳专门提到将这一条列入成功的经验。

湖南战场的枪炮声尚未停息,举国上下已开始欢庆胜利。新墙河、汨罗江、福临铺、营田、高安,这些有名无名的河流和小镇,跃然全国各大报刊之上,而薛岳、关麟征、罗卓英、王陵基等老名字再度被炒得滚烫,覃异之、史恩华等新名字顷刻间也变得家喻户晓。

10月10日是国庆节,重庆主要街道上已搭起几座巨大的胜利牌坊。在这些用松柏枝和鲜花缀成的牌坊上,“庆祝国庆暨庆祝湘北大捷胜利”几个镶金大字好生激动人心。这座战时首都的大街小巷,浓烈的节日气氛全都掺入了庆祝胜利的内容。一家商店门前大红绸布上书写着:“我们以歼灭日人来庆祝二十八年的国庆日,我们更要以最后的永久胜利来庆祝二十九年的国庆日!”在这对乐观的老板和老板娘看来,鬼子最迟明年投降是无疑的了。

几天之中,薛岳收到国民政府、军委会、国民大会及诸多民众团体、党政要员、社会名流的贺电、贺信。其中他如愿以偿地看到了蒋委员长发来的洋溢着喜悦的祝贺电文。对于薛岳,其实有这一封也就够了。

汽车减速,慢慢停稳。薛岳下意识地整理军容,振作精神。福临铺,碧水青山间一座小镇。今天将在这里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前天副官将一份请示电话记录给他时,他不假思索地签上“如拟”二字,又吩咐其他活动一律让路。这些天中,薛岳被记者、名流和各类活动,被鲜花、镁光灯、掌声和赞扬吹嘘的言辞团团围困。他需要这样一个活动,镇静一下自己的头脑,使他不要忘记战争和胜利的真正含义。

关麟征、张耀明、覃异之等人在车下迎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场合,人们平静地敬礼、还礼,简短地问候,没有一句寒暄。

部队已在一座向阳山坡前整齐肃立。数千名士兵,像一片年轻的丛林,他们全部穿着整洁的军装,全副战斗装束,钢盔乌亮,绑腿打得如同马上就要出发去远征。

青山之阳,一座崭新的墓碑。

呢制军服笔挺、将星闪亮的军官们在薛岳的带领下,手托军帽,缓步登上台阶。

铭联:“比家山千秋不朽,福临铺一战成功。”

碑文:“长沙地控南北,兵家必争之地,倭寇图之已久,营长史恩华奋战比家山,与全营壮烈牺牲。195师阻击福临铺,寇北退,长沙无恙,烈士之功不朽矣!”

铭联和碑文书法刚毅遒劲,出自195师师长覃异之之手。

将军们垂头,为死去的士兵默哀,三鞠躬。100名仪仗队员般英武的士兵整齐地向长空鸣枪。枪声如雷、如雨,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在致哀的枪声可以飘到的一个小村落,一个普通的农家,举行着另一场祭奠。

福临铺罗家乡上南山村,第28军少校营长罗文浪告假回家,以中华民族古老的礼仪,为胞哥罗荫浓送行。

同村外村的族亲与更多是素不相识的农民们,川流不息地来到罗家设置为灵堂的堂屋,或鞠躬、或磕头,洒一把泪,焚一炷香。

灵堂正中放大的照片上,一位英俊的军人微笑着望着人们。他从军报国,经历台儿庄等对日大战,最后血洒赣北甘坊,遗体与战友们一道葬于修水的漫江。

此时,他仍以微笑面对无怨无悔的29岁的人生。

罗文浪和从另一个部队赶回来的弟弟戎装黑纱,站在母亲身后,白发人泪已哭干。

蒋介石致薛岳电文:

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俱是指挥有力,将士用命,无任嘉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评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自兹胜利初基业已奠定,我将士之责任愈重,务望勉励所部,格外戒慎,倍加努力,勿骄矜、勿懈怠,光大战绩,用集大勉,至深企盼。

何应钦贺电:

长沙薛长官伯陵兄:湘北会战,经获全胜,捷音传来,良深欣贺。吾兄指挥有方,杀敌致果,厥功光伟,敌人遭此惨败,心胆俱寒。仍希再接再厉,奋迈前进,以获全功。

国民政府电文:

薛长官伯陵勋鉴:此次寇犯湘北,关系战局綦重,该长官指挥有方,所部忠勇效命,歼除顽敌,保障全湘,捷报传来,举国欢欣,应即复电嘉慰,并饬传谕所属,益加奋勉。

国民参政会驻会16名委员联名贺电,署名:张澜、孔庚、褚辅成、江庸、董必武、许德珩、邓飞黄、刘叔模、范予遂、李中望、许孝炎、陈博生、李琮、秦邦宪、高惜冰、史良。

10月20日起,驻武汉、岳阳、应山、奉新、黄陂、安陆等地参加湘北作战的日军部队,根据11军司令部指示,开始进行总结作战、查验战绩、选拔受奖集体与个人及授奖庆功活动。

仿佛与重庆政府的大功率无线广播唱对台戏,日军也将设在武汉、南京、北平、满洲的无线广播开足音量:

“此次湘赣作战之中,英勇的皇军深入湘北地区百余公里,扫荡反和平之武装,击溃华军中央系主力,取得伤亡敌军4万余之重大战果,实为推进圣战胜利之至重要之一役。皇军达到既定作战目的之后,已胜利凯旋……”

冈村宁次来往奔走于各师团及配属部队之间。每次战后,他有三件事必做。一是直接听取参战人员的实战报告;二是亲自为每个荣立战功的集体和个人授奖;三是看望伤兵。

据史料载,湘赣作战之后,冈村宁次在第6师团听取被该部推荐授予奖状的一名入伍两年的上等兵羽田军骏的实战报告。羽田化装成中国农民,只身潜入华军纵深近百公里,为空军设置三处轰炸信号,使空军成功摧毁一个弹药转运站、一个开设仅3小时的炮兵阵地和一个军的指挥所。

当羽田讲到他只携带着一个指北针、一张地图和一把匕首,历尽艰辛,战胜饥饿、疲劳和死亡的威胁,一次次完成任务时,冈村宁次不禁热泪盈眶。他在本是记录军事内容的“阵中纪事”中写下这样的感慨:

雪般纯洁的心,充满着思念战友而令人感动的友情,我是一名兵;因为是兵,所以才是支撑一切的一分子,在严肃的使命前,是一名尊贵而雄壮的日本人;不论在任何的逆境,没有不能做的事,我具有无上的信念,没有任何难过、悲哀或高兴的感情。惟有在完成任务时,由内心深处涌出无比的微笑,也许是幼稚的满足感,但这样就足够了。

当我站在哨位前,必先辨识东方,暂行瞑目,因此生气勃勃。我并无任何信仰,我只以拜东方为信仰;站在工作岗位时,即以此为坟地,在此决心之下,我要将阵地整理得非常洁净……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听取实战报告,是我的嗜好……我经常在感动的情形下,不禁落泪。”

在各部队将作战报告呈报给他之后,他起草了给自己的直接上级,刚成立不久的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西尾造寿大将的报告。

由于战役之后擅长宣传的中国人将“胜利”消息传播得沸沸扬扬,日本国内谣言四起,以至惊动了天皇陛下,陛下亲自垂问下来,使得冈村宁次不得不在报告中再三解释原定的作战意图和达到作战目的后有计划的撤退行动。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了。

它留给历史的是关于这次作战的各种数字。时间: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5日;规模:中方32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其他配属部队共30万,日方4个师团、2个步兵联队、2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及部分空海军共10万。双方较为接近的统计是中国军队伤亡4万余人。有很大出入的是日军伤亡3万余人(中方估计)与3600余人(日方公布)。还有关于这次战役的评价: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全局而言,却对中方有利。

第一章 热血如澜 8、长沙余音,关于祖坟

那条静静流淌的小河名叫剡溪,它清澈见底,水波柔柔,蜿蜒于村落与田野间,仿佛只是为了与身旁的青山相配,只是为了给这方土地增添诗意才来到这里。

剡溪九曲的出口处有一座小镇,依剡溪取名“溪口”。小镇四面环山,向南15里为浙江奉化县城。这里远离大城市和交通线,既无工厂也无驻军,所以即便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也仍是一片太平景象。

溪水边的这个普普通通的小镇——溪口,因是蒋介石的故乡而在后来声名远播。蒋政坛崛起后,数次衣锦还乡;有时退位下野,也回来暂住。

在老宅“丰镐房”旁,临溪又建起两幢与周围老式建筑相比别具西洋韵致的小楼称为“文昌阁”,作为蒋与宋回乡时的起居之处。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蒋显然不是一位好丈夫,常年奔波在外,极少顾家。蒋宋联姻后,蒋的发妻、经国生母毛氏仍住丰镐房,整日深居简出,吃斋念佛,打发寂寞光阴。经国至孝,虽也长年在外,却每月有一二封平安家书寄来。

事情还要从长沙会战之后紧接着开火的宣传大战说起。

中国人在搞宣传方面的功力颇深,不出几回合便让中国民众、世界舆论乃至日本国内都相信日军确实在湘北大败,狼狈逃回。日本军方有口难辩,一口气憋在心里。

10月下旬,日军飞行第3师团长在南京与一位林姓中国人闲谈起中国的阴阳五行,话题不觉扯至蒋介石溪口老家。林说:蒋家阴宅建得极好,护佑着蒋在阳世做官,这一时是变不了的。

事关大日本帝国在华利益,师团长请教破解之法。林说:按中国人的办法,是在这座阴宅上下两面挖沟,然后广撒铁砂子,便可将风水破解掉。说完还画了一张蒋家阴宅的位置图。

飞行师团长有权调度飞机对他认为重要的目标实施轰炸。炸弹投下去,既挖了沟又撒了铁砂子,何愁风水不破!

11月2日,十余架轰炸机飞临远离作战地域的浙江奉化溪口小镇,执行破坏蒋介石祖坟的任务。

姓林的风水先生兼汉奸所画地图不够精确,致使一群飞机在溪口上空盘旋数圈未找到投弹目标。带队机长一看不能再耽搁了,找不到阴宅就炸阳宅。于是一声令下,飞机排着队将炸弹卸于小镇中目标显要处,即宋美龄选择式样建造的两幢鹤立鸡群的西式小楼。爆炸命中率极高,文昌阁化作一片瓦砾,殃及邻近少数民宅。飞机投完炸弹,在蒋介石的亲戚和乡亲们的恐惧与愤怒中,哼哼唧唧扬长而去。

敌机走远,人们赶紧清点人员,因文昌阁平时不住人,未有人员意外,丰镐房这边却唯独不见了蒋家毛氏。

丰镐房完好无损,毛氏能去哪里呢?人们分析大门紧靠沿溪街道,门前一条笔直马路,无处藏身。后面小门连接民房,或可能是毛氏知道日机专来寻仇,炸蒋家老宅,出后门逃生?

顺此思路再找,见后门附近有一条小巷房屋中弹,屋塌墙倒,巷内满是瓦砾,莫非……

人们不敢想又要排除疑虑,动手扒开瓦砾,果见毛氏尸体,其状甚惨。可怜平日吃斋念佛、积德行善,却落得这般惨景,村民无不叹息。

将尸体移置蒋家祠堂,按书信地址急电赣州,通知在那里任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蒋经国回家奔丧。

经国星夜兼程赶回溪口,一见母亲,立即气绝。被救醒来后号啕大哭,三日水米不进,只是哀泣,形容立见消瘦,一旁的人无不垂泪感叹。

经国哭诉,他本已准备遣人派车迎奉母亲去赣州居住,不料迟了几日,遂致母亲遭难,哀悔终身。

其时,蒋介石正在主持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检讨第一次长沙会战。听到消息后,闷闷不语,晚饭没有吃,取消了原定于晚饭后的一个小型座谈会,对宋美龄说,感觉身上不太舒服,先去睡了。宋美龄好言劝慰几句,安排丈夫睡下,严令侍从挡驾一切来人来电。第二天,蒋介石一切如常,之后也未在公开场合提及此事。

办完丧事,经国在母亲遇难处立一石碑,上书:“以血洗血”,回赣南后又写了《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等文章。

冈村宁次得知轰炸溪口、蒋前夫人毙命事,大骂空军不懂政治。从此对蒋搞政治诱降是连门也没有了。

蒋介石毕竟是中国人,冈村宁次知道“祖坟”对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第二章 萧瑟秋风 1、薛岳与长沙

在碧绿的农田与植着茶树的低矮丘陵的尽头,一轮朝阳慢慢升起。冬春之交的三湘原野,清晨时总有一层霜气薄薄地覆盖在大地表层。在最适合万物自由生长的湖南,这时便是最冷的季节了。

1941年伊始,大地上有的是黎明即起的人们。农田中有人浇地,施肥,大路上急匆匆走着黑巾缠头、推车挑担的农民和商贩。

这天上午8时,位于长沙市中心商业闹市的东长路披红挂彩。四五支老式鼓乐班子和一个西洋军乐队吹吹打打,长长几挂浏阳鞭炮噼噼啪啪脆响不止,空气中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

看热闹的市民们只见数十位身穿绸面棉衫的士绅、笔挺中山装的官员与几位军官相互寒暄。为首几位几经推让,最后由一位老者揭开东长路街口汉白玉石牌坊正中的一块大红绸布。露出一面长五尺宽二尺的大匾,匾上书写着三个斗大金漆字:伯陵路。

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满面春风,他双手抱拳频频向士绅和地方官员致谢:“薛长官去重庆述职,留下话说:三湘父老如此厚爱,实不敢当,今后更当以治湘政绩与杀敌战果回报……”

士绅老者口中亦念念有词,对薛岳的文治武功交口赞誉。一行人由牌坊步入街市,见许多铺面门脸油漆一新,街旁路灯全部换为新杆新灯。灯为产自广州的崭新精美式样,每隔十丈远一盏,虽不在夜间已使人感到熠熠生辉。

1939年秋长沙会战之后,蒋介石召开了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作战及部署利用日军休整喘息的机会整训军队、恢复民生。全国各大战区长官都兼有驻地大省主席之职,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蒋介石也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并当真大抓了一阵四川的生产建设,为全国示范。湖南自日军退兵没有再起战事,薛岳按第二次南岳会议要求,每日安排半天时间,认认真真当起一方父母官来。

薛岳上任之初,在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湖南省情的研究之后,提出“安”、“便”、“足”三字施政方针。

“安”即安居、安业、安心;“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兵、足食、足智。

这一思路出台后,引起省内新老官吏及满腹经纶之士一番褒贬。有的说如此甚好,有的说此乃华而不实,并未见有何新招,有的干脆全盘否定,说照此文字游戏下去,湖南落入军阀之手,从此毁矣。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薛岳根据三字方针又提出“六政”即“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每一条中都有具体的施行内容和要求达到的指标,搞得人们又是一阵众说纷纭。

自1940年初,薛岳大力敦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恢复长沙市场,他于2月份批准拨款修复毁于文夕大火的中山路国货陈列馆,有114家商店在其中开业。3月份,他又批准长沙市警察局拟具的《长沙市建筑棚屋办法八条》,放宽建房政策,解决市民居住困难。

第九战区还向驻湘各部队下达指令,要求在训练之余必须开垦一定数量的农田种粮,以补充军粮,当地百姓称其为“兵田”。

4月15日,薛岳下令枪毙长沙县长田蔚蒸和湘潭县长王纶。布告称:

“此为惩治贪污之戒鉴,为严明纪律树一法威”。此后,各市县均查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和不法经营的商贾,全省上下为之一振。

五四青年节,薛岳莅临省城运动会,向数千名青年发表题为《铁的青年、铁的精神、劳动神圣、生存神圣》的演说,振奋青年抗战和建设精神。

5月14日,省政府第110次常会修正通过《湖南省各县县长考绩办法》,将生产和兵役放在考察政绩之首。

一年中,省政府和第九战区还抽调一批官员举办了多期训练班训练游击干部、妇女干部及保甲长,薛岳在省干训团作《做一个健全干部应具备的条件》演讲。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湖南省基本恢复到大火前张治中在任时那种各项工作井井有条、生产不断发展的局面。年终算账,农工商百业都有较大起色,于是有了1941年初省内士绅名流联名为薛岳请功和将市内一条繁华路段以他的字命名的话题。

而此时在重庆述职的薛岳,脑子里想的却完全是另外的事情。

薛岳一到重庆便看到第二厅刚翻译出来的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几天前通过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和《昭和十六(1941)年度计划》。

前一份文件既承认在中国只能立足持久作战,又要求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后一份文件则要求驻华日军筹划在夏秋之际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给忠于蒋介石的“黄埔军”主力以沉重打击,摧毁重庆政府的抗战意志,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

薛岳陷入沉思。按照日军的战略态势,打通粤汉交通线,使华南与华中日军连成一片,步步逼近抗战大后方四川,那么湖南将是日军必攻之地。

他在头脑中将战区所辖部队情况过了一遍。经过一年多训练整顿,眼下可称兵精粮足。1940年7、8月间,战区指挥每集团军抽一个军,非集团军每军抽一个师,对当面日军发动了一次夏季攻势,其目的在于实兵实战检验训练成绩。虽未获大的战果,却也看出各部队士气高昂,作战实力已恢复到第一次长沙之战以前。如今年夏秋再打,战斗力起码不应低于以往。

有消息说冈村宁次即将离开11军,上任日本军事核心机构大本营军事参议院任六人参议之一,那么由谁来接替11军司令官职务,这个人的从军经历、指挥风格又将对下一次作战产生什么影响呢?

薛岳想着,不禁暗自笑了。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多虑起来?枪声一响,自然会与这个新来的对手见个分晓,却决无分毫输给他的道理!

重庆述职后,薛岳迅速返回湖南,着手制定反击夏秋进攻之敌的作战方案。

第二章 萧瑟秋风 2、兵棋就是战争

两张大致相同的着色军用地图,平铺在两张宽大的桌面上。中日两国文字分别在两张地图上标出湖南全境、湖北南部和江西西部。湘江如一条绿色的带子,洞庭湖如一片蓝色的枫叶,在两张地图上是相同的。山峦、河流、道路、城市、村镇的位置和名称在图中也不差毫厘。不同的只是两张地图各在两个不同的作战指挥室,以及围在地图旁的军人不同的国籍。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与参谋长吴逸志、参谋处长赵子立及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们,在全神贯注地进行兵棋推演。

一颗颗写着部队番号的棋子在地图上移动,参谋们报出兵力、时间、方位等作战要素。兵棋是当时作战想定的表现手段,对于指挥这场即将发生的战斗的人们,兵棋就是战争。

1941年6月22日,德军550万兵力按早已酝酿准备就绪的“巴巴罗萨”

计划,大举进攻军事大国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军方最初的反应是感到突然。因为按照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如此之大的军事行动理应在内部事先通气,再就是日军将领们百思不解,从战略战术角度考虑,德国为什么要将自己置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呢?

但苏德战争毕竟爆发了,日本军方需要作出反应。这时日军大本营就乘机向北进攻苏联还是向南开辟太平洋战场产生严重分歧。近卫首相采取折中,决定先观察一下事态发展,伺机而动。

随着德军闪电战术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北进派”积极主张出兵对苏作战,与德军会攻莫斯科。但随着苏军逐渐稳住阵脚,德军在最初顺利进展之后遇到顽强抵抗,短时期内结束战争已毫无可能,“南进派”又抬起头来,主张北守南进,南下太平洋,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战略构想。

南下太平洋毕竟是日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到冰天雪地的伏尔加河畔去与黄头发蓝眼睛的日耳曼人分一勺羹。日军大本营着手抽调中国内陆兵力向南方沿海集结,其中从武汉第11军抽掉两个半师团即第4、第6师团和第33师团一部。因怕兵力抽走之后中国军队反攻,大本营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主动打击当面中国军队,解除南进之忧。于是,大本营年初拟定的夏秋攻势便更加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和目的。

“终于尝到了小蛇吞大象的滋味!”薛岳在掌握日本意图后暗自高兴,他十分认真地与幕僚们分析研究日军可能采取的进攻方式和要走的路线,一遍遍在地图上推演实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正值盛夏,长沙没有一个凉爽的去处,薛岳和参谋人员们一样挥汗如雨。

接薛岳的思路,日军这次进攻仍要走与上次大致相同的路线,而他的打法则是:

战区在赣北鄂南方面,对非主攻方面之敌,极力夹击于崇仁、新淦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在湘北方面,则诱敌军主力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反击而歼灭之。

有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和光荣,薛岳对此次反击前景极为乐观,近乎浪漫。

反击奏效后,分向永修、德安、瑞昌、咸宁、蒲圻、岳阳猛行追击,相机收复九江、武汉失地。

乘胜前进,跨出战区,收复失土,横扫千军如卷席,如入无人之境!

就在薛岳认为他的作战计划已经十分完备、天衣无缝时,他并不知道,失败的阴影已经笼罩上来。因为他的对手已由与他打了多年交道的冈村宁次换成了性格与作战指挥风格完全不同的新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

阿南惟几自1941年2月15日接受任命当天起,便随身携带着11军当面三省的作战地图和双方部队的有关资料,一有时间就细心研读。到3月10日上任时,他已对即将进行的作战心中有数了。

在岳阳11军指挥部的兵棋上,一切都是冈村宁次留下来的样子。阿南不是奔走于各师团各层指挥员之间了解情况、倾听意见,就是独自一人久久思索。在这幅地图制作的巨大棋盘前,他时常几小时一动不动。与他一同上任军参谋长的木下勇来自师团部队,摸不透这位由皇宫里来的司令官的脾气,又不好打扰他的思路,只好不言不语地陪着。

上任时,阿南由本土飞到南京,先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报到。畑俊六也是1941年初来华,临行前,天皇召见他时说,他此行肩负着解决中国事变之神圣使命。畑俊六与阿南促膝长谈了一个通宵,话题再三走向夏秋之际的进攻作战。他希望阿南此战务必消灭九战区主力于汨水以南、长沙以北地区,铲除蒋介石赖以支撑抗战局面的这些嫡系部队。

“如果这一仗打得好,”畑俊六说,“整个中国战局将会发生一个巨大改变。”

阿南恭敬地聆听着,不时欠身点头表示赞同。

经几番要求,从大本营陆军部次长的显赫位置来到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中国战场,阿南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他比畑俊六更希望把仗打好。

战争是军人的节日,它为军人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时机,而沙场建功又特别是日本军人得到承认和走向更高官阶的重要条件。

阿南膝下二男一女,他独钟次子。当得知这个生性聪明活泼的孩子战死中国,内心极度的悲伤几乎使他垮掉。从那时起,他不论走到那里都将爱子的照片带在身上,并酝酿着一旦时机成熟,便将慈祥的父爱化作无比的凶残。

在兵棋棋盘上一动不动的士兵们,终于等到那双命运之手的垂顾。

一天,阿南惟几召集司令部人员会议,阐述自己的作战意图。他宣布,此次作战行动代号为“加号作战”。

阿南说:“上一次长沙作战之所以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原因在于兵力分配得过于分散,没有突出主攻方向,因而形不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杀伤力。”

阿南说着,将兵棋上鄂南和赣北的兵力各分出一半摆到湘北正面,参谋们立即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优势格局。阿南停了一会,在参谋们的思路适应了这个新格局时,又将留在鄂南和赣北的兵力全部摆在湘北正面,立即有人不由自主地惊呼一声。

是什么人曾经说过,作战风格是由指挥员的性格决定的。

大陆令第538号。昭和十六年(1941年)八月二十六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当前任务,夏秋之际在华中方面可暂时超越规定的作战地区进行作战。

大本营从8月中旬起,生活在赣北和鄂南山区和江边的百姓们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见村边大路上有轻微的汽车马达声和过大部队的脚步声。在有月亮的时候有时能看见江面上有一队队汽艇来来去去。汽艇不开灯,只有一个个黑黑的影子。老百姓心中纳闷:这是什么部队,在做什么?

军队和民间的谍报人员将他们一夜夜忍着蚊虫叮咬躲在草丛中看到的一切写成情报,再接力赛似的将情报由一个人转给另一个人。最后,这些情报都由九战区司令部情报处的参谋摆在薛岳的桌子上。

薛岳对照地图反复思忖:“调兵?兵都调到湘北,通城不要了?岳阳不要了?不可能!佯动?什么意思?想让我把兵集中在湘北,你再从两侧打过来?”

薛岳没有从情报中得出任何结论,因此他的兵棋与阿南的兵棋在日军的兵力分布上便完全不同了。

第二章 萧瑟秋风 3、云遮雾绕大云山

1941年9月7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长神田正冢面朝一座被茂密的森林遮蔽着的大山下达攻击命令。

飞机与山炮轮番将炸弹和炮弹重重地砸在设置于山石和大树间的中国防军阵地后,步兵便如潮水般从东、北、西三个方向朝山上漫卷过去。

这时,中国军队第4军军长欧震、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和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分别收到102师师长柏辉章发来的电报。

他们在各自的作战指挥部里看着参谋人员在地图上将第6师团的标志由原来所在的岳阳移到位于湖北南部、湘鄂边区的大云山,不约而同地在心中暗想:阿南惟几这家伙此举是什么意思呢?

方圆30多公里的大云山高耸于新墙河上游昌水的北岸,这座海拔千米,在当地看也拔出地平面800余米的大山森林茂密、山势峭拔、林间有各种野生植物、珍稀鸟类和小动物,冬天山顶有数月积雪。可惜其壮丽山色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那时并不被人们审美,在两国军事指挥员眼中,它道路狭窄崎岖,除步兵外其他兵种均不能运动,易守难攻;在地理位置上,它屏障湘北,由东北出横溪可通羊楼司,由东南下北港直至通城,由西北经桃林逼近岳阳。在湖南用兵,这座山是必争之地。薛岳早派欧震第4军一部据守,杨森27集团军部队屡次从这里前出袭扰敌后。按说打与不打湘北,日军都应尽早拔掉这根钉在家门口的钉子,但这时打,以主力劲旅第6师团打,又意味着什么呢?攻击大云山与整个湘北作战的关系是什么呢?中方将领们静观事态发展。

7日、8日两天,欧震第4军的两个师在日军猛烈攻势下不断败退。由于侦察报告显示这两天日军在湘北没有大的集结行动,薛岳命杨森调两个师增援大云山,意为放出一只探测气球,看日军有什么反应。8日晚,58军新10师师长鲁道源和第4军所属60师师长董煜接到命令,率部离开湘北正面防线,迅速向大云山挺进。

9日中午,第4军指挥部接到防守大云山的两个师分别发来的电报,日军由东、西两面强行突破两师防线并展开包围,请示撤退。欧震下令撤出阵地再做计较。上报薛岳后得到指示:严密注意第6师团攻占大云山之后动向。

9日下午,第4军谍报员直接发电报给九战区指挥部,日军在大云山大量伐树构筑工事。薛岳由此判定日军在大云山作战目的单纯,就是为了扫清身边的威胁。于是他命令,撤出阵地的两个师和增调过去的两个师一起,反击侵占大云山之敌。

10日中午,鲁道源率新10师自西而东向大云山快速前进。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大云山区,也快到了27集团军规定的到达时间,鲁道源命令后面的部队向前赶,缩小各团间的距离。当部队进入甘田北侧一条山谷时,尖兵分队报告:前面发现一支约3千人的日军部队迎面开来,距我前面团1.5公里。

鲁道源脑子里刷地闪过一个念头:遭遇战。

在中国将领们见仁见智地猜测日方意图时,已将军指挥部设置于岳阳的阿南惟几正在一步步地实施他的作战计划。9日中午,他接到神田正冢的电报:“已扫清大云山方面之敌,沙港河以北不会出现大量敌军。”阿南立即下达两道命令,一是命40师团快速隐蔽地接替第6师团在大云山一带阵地,继续牵制中国军队兵力和指挥机构的注意力;二是命第6师团迅速在新墙河以北地区集结。

40师团是1939年6月在本土通善寺新组建的部队。仗打久了,国内就没有那么多战斗力强的部队可派了。40师团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差,在第6师团攻下大云山后,阿南偷梁换柱,将它摆在大云山,换回第6师团到主攻方向。40师团长青木诚一接到阿南命令后,派出师团中战斗力相对最强的重松洁大佐的234联队先期出发,去接替第6师团主力13联队。

重松联队所走的沿沙港河向北进入大云山区的路线正是出发时师团参谋长介绍不会出现大量中国军队的地带。所以10日中午,他们与中国军新10师遭遇时,最初的反应是非常意外和突然。

遭遇战就是在意外和突然中、在狭路相逢中展开的。

岳阳县志载:

民国三十年七月十九(公历9月10日),国军与敌寇血战于甘田。午至夜枪炮声不息。寇亡百余,国军伤亡亦重。翌晨,山岭、水田、河畔、道路,随处可见遗尸,沙港河水为之赤。

晚10时,40师团后续部队赶到,包抄新10师侧后,鲁道源急令撤出战场,改道继续向大云山靠拢。

薛岳得知大云山地区出现了日军两个师团,又增调新11师助战。

9月13日,第6师团13联队3千余日军在撤出途中被万余中国军队包围在甘田附近。薛岳精神振奋,频发电报遥控指挥,志在将该敌全歼。

13、14两日,中国军队5个师将日军压缩在方圆不足10公里的范围内,一次次向敌阵发起强攻,山岭丛林间不时爆发激烈战斗。14日下午,第4军102师官兵由西向东猛攻过来,一时间杀声震天。日军13联队被分割,陷于混乱之中。眼看胜利在望,中国军队士气更旺,冲锋号四面八方一起吹响。日军拼死将部队收拢在一处,向来路突围。

突围日军并不知道,在他们的逃路上,已有一支伏兵翘首等待。那么等待在日军和伏兵前面的战斗与结局会是怎样的呢?

原58军新编第10师3团7连中士副班长庞谷丰回忆道:

“我们连的任务是插入敌人背后,由一个高地也就是山头控制一条向西北去的道路。这是敌人撤退的必经之地。

“全连中午出发,急行军,一路上两次遇到敌机空袭,连扫带炸,亡3人,伤8人。连长请示营长后改走小路,但不久又接到命令,仍然走大路。小路近但难走,大路好走又太暴露,‘宁走十里平,不走五里山’,为争取时间,还是走大路。

“执行任务的前两天我吃了变质的肉,坏了肚子,又吐又泄。这天行军时病虽好了,但浑身无力。卫生兵报告连副,连副让我把枪和背包放在连部拉弹药的马车上。我一路走得直冒虚汗,口干舌燥。

“到了地方,就听见东边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不断。我们赶快挖出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战壕。我行军占了不背东西的便宜,做工事不敢再偷懒。

“‘掩体掩体,掩护身体’、‘不想死得早,工事要修好’。这都是队伍上流传的口语,话虽土,道理却实在。

“大约在下午两点钟左右,敌人大队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我们都知道,有几个师的兵力在这一带,已经包围了敌人一个团(联队),弟兄们心里都很有底,断敌后路,也有我们第3团2营3营两个营,怕什么?当时想。连长叫黄伟,他在巡视各班阵地时说:这一仗下来,看谁立大功。

“打仗分好仗和坏仗。好仗是形势好,不费多大劲,战果大、伤亡少;坏仗是形势不利,费劲再大伤亡再多,还是个败。开始都想这一仗是个好仗。

“那时立功也不合理。打了胜仗,立功的自然就多,如果仗败了,那么你再勇敢,杀敌再多,功也是多不了、大不了。‘败军之将,安敢言勇’,何功之有?像我们打的这一仗。

“中午那顿是好大米、烧牛肉,大家吃得高高兴兴。卫生兵专门跑来说:‘要是不想肚子痛就莫要吃肉。’他走时还给我留下几片药。

“卫生兵刚一转身,我就把那几片药一口吞下去,满满盛了一碗牛肉。那时候打仗,哪一顿都可能是最后一餐了,所以有句话叫:‘喝饱了不想家,吃饱了不怕死。’谁不想死也落个饱死鬼?

“敌人来了。最初只听见枪子在头顶上嗖嗖地飞,迫击炮弹远一声近一声地炸,不见人。我趴在战壕里瞪大眼睛找目标,同时等待命令。

“我身边是一个刚补充上来的弟兄,虽是新兵却有二十六七了,是当地人。他趴在战壕边沿,脸色惨白,嘴唇发紫,浑身打战。我说,不打紧,谁也不是天生当兵的材料,打几仗就好了。‘第一仗,打哆嗦;第二仗,木脑壳(发呆的意思);第三仗,壮壮胆子抓俘虏;第四仗,打仗不误讲老婆。’

“老一套,敌人摆好阵势之后,先是迫击炮朝阵地上轰,没有重炮就不怕了。我们连的工事损失不大,没有人员伤亡。接着是端着枪往上冲。

“烟尘之中就能看见敌人的模样了。

“在敌人两边和身后都是我们的人,敌人只能从我们的防线向西塘方向突围,正撞在我们的枪口上了。

“规定由连长黄伟指挥机枪首先射击,步枪以此为号再一齐射击。鬼子兵由远至近冲过来,都是跑着,跑得飞快。我瞄上一个正对着我的端机枪、光着上身,头上扎条白布的鬼子机枪手,耳朵听着连里的机枪响。

“400米、300米、200米、150米、100米了!我的心怦怦跳,那个敌人机枪手看得清清楚楚,壮得像头牛,一身硬肉。我心里慌了,那个鬼子好像盯着我的眼睛,好像再跑几步就要踩着我的枪杆子了!

“这时候听到黄连长变了腔的喊声:‘打打打!妈了个×!’事后才知道连长带的那挺机枪坏了。

“连长为了让全连听见射击命令,从掩体中站起身来,在下达完那声口令后,还没有来得及卧倒,脖子被敌人机枪打中两弹,当时就牺牲了。

“连长黄伟是河南人,黄埔毕业。据说吹一口好笛子,但我从没听见过。

“连长牺牲后,副连长刘某(忘记了名字,只记得一个排长曾说过他的外号叫‘三驴’,不知为什么这么叫)脱下外衣蒙上他的头让担架兵将他抬下阵地。在全连打退敌人一次进攻的间隙,副连长让全连脱帽,他带头大喊‘为黄连长报仇’,一连三遍。

“抬连长的担架经过我身后时,我看见血顺着衣服往下滴,传令兵大哭,我也落了泪。

“副连长接替指挥,但是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前,他突然失踪了。

“在连长下达射击命令时,我不由自主地歪头向连长喊声的方向看了一眼,因为原先规定是机枪为号。回头来再找那个日本机枪手,已经找不到了,我冒险伸头一看,见他跑到左侧。我紧忙构成瞄准线咬住他,正要射击,见他一头栽倒,血立即染红了头上的白布条。我暗骂一声,再寻找目标时,敌人已经冲上来,我们急忙投手榴弹。手榴弹在离阵地二三十米的地方爆炸,土和石子翻到阵地上。我看到有十几个日本兵竟然继续往前跑,听得见他们大叫的声音,离阵地也就是十几步了。

“我脑子一下就乱了,心里想怎么鬼子不怕手榴弹了呢?这么多年了也不用瞒你,那会突然就想扔下枪跑。但这时候6班班长窦荣仁端起机枪大叫着站出阵地扫射,这股敌人倒下几个,剩下的往回跑,往回跑时又被弟兄们打倒几个。

“窦荣仁是我们全连这一战中唯一立功的,就凭这一下子,没人不佩服。

“敌人暂时退回去准备再次进攻,枪声稀落下来,担架兵在我身后不断线地走,我不敢回头看。

“在补充弹药时,我忽然看见四五米远处那个新兵头歪在枪的一旁。

“我吓了一跳,急忙过去看他。

“走过他身边,没见枪伤先听到打鼾声。我朝屁股就是两脚,他惊醒过来,手擦着口水问:‘怎么了?怎么了?’

“我想起有一个牺牲的老兵生前曾对我说过‘战场四大奇’,新兵尿裤子常见,但打着仗真能睡着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战场四大奇’:有屎屙不出,无尿拉(即尿的意思)一裤,中弹不觉痛,打仗打呼噜。

“不多时,敌机十几架来轰炸,炸得好惨!全连牺牲十几人,负伤十几人。刘副连长一个个掩体走,对谁都说:‘好兄弟,坚持住,有部队增援我们,打好了给你立功。’

“敌人又冲上来了,比上次还凶猛,队形排得很密,我们尽量沉住气,一枪一枪地打。

“我忽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浑身冒虚汗。光想大喊,后悔不听卫生兵的话。我强忍着,那是半身战壕,半跪在那里打,我用子弹袋卷了一个捆,用腿顶在肚子上减轻疼痛,又打了十几枪,泄出来才不太痛了。心想‘四大奇’都是说新兵的,我有屎不也屙出来了?

“这次没让敌人靠近,手榴弹起了大作用。我看见十几个日本兵冒死抢回一具尸体,估计是一个什么官,果然战后说我连毙敌一大队长。有两个兵争说是自己毙的,最后谁的也没算。还是仗没打好,丢了脸,功也不是功了。

“送子弹的炊事兵是我贵州老乡,他说刚才睡觉的那个‘老新兵’还真行,枪法很好,自己说已经打死8个了,他说在家是打猎的。我朝那边看了一眼,见他不瞄准,一枪一枪的像是很有格外的一种章法。

“天暗下来之前清点人数,全连战斗减员已过了一半,来了大约两个营的援兵,都援到我们左翼的2营那边去了。一边骂,一边吃着炊事兵送上来的米团子和卫生兵给我的药,战斗就打响了。

“天说黑就黑,那天阴天,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敌人撇开我们连和9连两处制高点,直接朝大路上冲。我也迷了,这不是白送死吗?大路让机枪封得死死的,可敌人就是硬冲,大概是想利用天黑吧?借迫击炮爆炸的一闪,我看见路上躺满了尸体,敌人踩着同伴的尸体跑、爬、滚。我的枪可真是‘夜里放枪——瞎打’了,反正是朝有鬼子的方向打么!

“我们一直忘记了一件事,就是这次我们几个营是插到敌人背后,拦截由大云山退回岳阳一带敌人的。至于我们背后会不会有敌人来,那是当官的想的事。

“有一股敌人真的从我们背后摸上来了,大约是夜里9点或10点。战场上的时间最不能估计,有时候你觉着过了大半天了,连长一看表说,才一刻钟;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是几小时。敌人从西塘方向赶来接应这些被我军包围的敌人。在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有人在阵地上大叫:‘刘副连长!刘副连长!’听声音像是一排长,但没叫应。就在这时,机枪声从我们背后响起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山包,我们根本就没有构筑向后打的阵地。敌人已经冲到离阵地只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最糟的是这时没有人来指挥我们。我明白了刚才叫刘副连长就是为了报告这个严重的情况。无人指挥,腹背受敌,于是许多人就向两边撤退,或者也可以说是逃跑。黑夜中谁也看不见谁,我们班的人也失散了,我们沿着防线向2营阵地上跑,怕他们误会开枪,边跑边喊。2营的人不摸情况,有的也跑了,黑暗中听见他们的军官在吼:‘不准离开阵地,否则军法论处!’

“敌人占领了我们连守的小高地,连打几发信号弹,记得有红有绿,正面的敌人潮水般朝那里冲过去。我连失守动摇了整个防线,我们旁边的8连9连也撤下来了。敌人朝那里走,友军的枪也朝那里打。我蹲在友军的战壕里,心乱如麻。

“刘副连长上哪去了?如果他牺牲或受伤,该由排长代理。3个排长总不会都不在吧?按战场纪律,这时不论是谁都可以挺身而出,因为事关全局胜负,可是排长没有出来,班长也没有。如果不是拉肚子拉得浑身无力,我敢不敢大喊一声:‘听我指挥?’也不那么简单,我还不明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失守的责任由谁负。听你指挥你就要负责,谁都知道如果丢失阵地引起严重后果,那是要掉脑壳的!可能没有敢出来就是因为这。

“说战斗结束其实就是被围的敌人逃出大半,我们这些截后路的,和前面的、两边的部队也就只好收兵。第二天天刚亮时就看见山坡、道路、草丛,到处是死尸,有敌人也有自己人。我们7连的人找到营部接受收容的只剩12个,其中有两个排长,两个班长。

“拂晓开始打扫战场,敌我尸体分放。我跟营部的人到连里守的那一段清理,班里的那个新兵阵亡了,仰坐在战壕里,前额中间中了一弹,血从后脑流湿了后背,脸上倒没有多少血。他是战前刚刚补充来的,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排长带他到班里介绍姓名时我正拉肚子不在屋里。这个不知姓名的士兵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战场上睡觉和不用瞄准但枪法很好。这一仗他打死了许多敌人,这是他的第一仗。我和另一个士兵抬着他,走向阵亡人员集中的地方。从他头枕的战壕壁往下全是血,渗到土里许多。一个人就是那么多血,仗打多了,心里就有数了。

“营部司书让一个排长与我一起辨认我们连阵亡人员,除了战前补进的20多名新兵认不全,共阵亡42人,包括连长黄伟。我们用心寻找刘副连长,擦净许多烈士脸上的血和泥土,说心里话,我们希望能找到他,但是没有。

“司书气呼呼地对我说:‘136个,3个留守3个住院,参战130个,刨去死的、伤的、收容的,其余的都上哪去了你说!刘副连长(他当时肯定是叫着刘的名字而不称副连长,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哪去了你说!’

“‘失踪了。’我说了一句废话。

“失踪,可能死了,也可能逃了。两个最不一样的结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一个‘失踪’上‘一视同仁’,对死去的人这是多么不公哟!连里有句话:‘宁死莫要残,失踪说不清。’

“的确说不清。

“古语说:‘哪个庙里也有几砣冤屈的鬼。’死不出一个明白的,都是冤屈的鬼。

“这一仗后,还好没有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两个排长按当兵时间长短当了正副连长,两个班长当了1、3排长,又调来一个黄埔生当2排长。

我这副班长自然也提升班长。不怕你不信,那时候只要不当逃兵就算是好兵了。

“有一天,排着队唱着歌来了一百多名新兵。年纪轻轻,新枪、新军装,真精神!一说都是分给我们7连的,我不知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止不住。”

日军13联队突围大半,随即加入湘北进攻行列,薛岳功亏一篑,十分气恼。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初的大云山之战这段内容十分丰富生动的历史见诸文字时却索然无味:“民国三十年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其第11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中,向国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由大云山东西两侧突破,该军撤守。10日,日军进至昌水(新墙河上游)北岸并扫荡大云山区后退去。国军向大云山增援之第58军再收复该地区。13日与日军第40师团于甘田、八百市地区遭遇,发生激战,曾予该日军重创。至17日,仍相持于港口、甘田、八百市之线。”

9月16日下午4时,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接到日军在岳阳一带集结重兵的情报,情报列出的日军部队中有第6师团。杨森大惊。

阿南惟几瞒天过海,耍了一个不大不小却十分见效的阴谋。现在大云山一带摆着中国军队5个主力师,且都在与当面日军纠缠混战,一时难以抽身,而日军一场大规模进攻已箭在弦上。

杨森将敌情和自己的判断报告薛岳,同时提出尽快结束大云山作战回防湘北的意见。他提议两日内结束战斗,只留102师在大云山一带监视、袭扰日军,其余4个师于18日零点前赶到新墙河以南加强正面防御力量。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作战行动在这一天开始,多年后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发起进攻的时间也定在这天,这一天恰巧还是日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爱子阵亡的日子。

阿南惟几用一支红色铅笔,在日历上将这个日子重重地划了出来。

第二章 萧瑟秋风 4、新墙河边到长沙城下

长沙岳麓山,第九战区指挥部,9月17日。

薛岳面对案头杨森及战区侦察分队发来的电报陷入沉思。

战区侦察分队侦知,岳阳至新墙河北岸日军部队有第3、4、6、40师团和另5个支队的番号,第6师团长神田于16日下午在一群参谋人员陪同下视察新墙河北岸,神田用望远镜朝南岸守军阵地望了许久。另据在敌后窃听日军有线电话得知,11军曾通知各师团做好9月18日发起进攻的准备。

尽管日军动向如此明显,但这次薛岳认定阿南是在正面佯动,企图将战区主力吸引到正面而在两翼突破后包抄过来。他的这个想法一经形成,就谁也不能说服他。

薛岳从一份介绍阿南的资料中得知,此人用兵一贯真真假假,越是明显的迹象就越是可疑。当情报显示日军连架设浮桥的器材都运到新墙河岸边时,他还对参谋长说:“不忙,明天再看。”

薛岳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明天。

9月18日拂晓,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主持了例行的默祷仪式之后,雪亮的指挥刀指向湘北,中日两军的一场恶战拉开大幕。

<h3>阶段之一:铁军受挫</h3>

防守新墙河一线的部队为欧震第4军。这支部队曾屡屡建功沙场,北伐时期斩关守隘,赢得“铁军”美誉,抗战开始又打过许多大仗。军下辖张德能59师、陈侃90师、柏辉章102师和刚划归军指挥的60师。大云山之战,第九战区和27集团军将59师和102师大部调走,60师跟随集团军做预备队,防守阵地的便只剩90师和102师一部。

18日天刚亮,新墙河前沿的老兵们就感觉出一种异常。

飞机轰炸几乎每战都有,但这次数量多、密度大、重磅炸弹多。两个波次,就将南岸的工事摧毁殆尽。

紧接着是步兵进攻。小塘、四六方、潼溪桥、杉木桥等处,每处都是数十辆坦克为先导,势不可挡地向前推,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冒着守军的弹雨强行渡河。

湘北并不宽阔的进攻正面,并列着日军4个师团,如4只凶猛的野兽扑了上来。守军的老兵们很少见过这么可怕的阵势,薛岳没想到竟是这样,原定坚守3天的第一线阵地怎能抵抗数倍于己且炮火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只两个小时,日军首先在102师防线突破,之后迅速转身包抄90师。

薛岳无奈,下令两部撤至第二道防线,新墙河失守。

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此时还在大云山组织5个师兵力合围40师团重松234联队。

大云山上打来打去,两个师团变成一个。再打,一个师团变成了一个联队。杨森自1906年从军至今35年,似这般上当受骗的经历也属罕见。原想尽早解决大云山之敌回守新墙河,却被重松联队拖在深山密林中欲打不能、欲走不舍。正要加一把劲再打一两天解决战斗,却如他所料,18日日军果然攻打湘北。

18日上午,杨森扔下这块“鸡肋”,下令放弃重松,将各师调回新墙河。但刚到9时,日军已突破一线,他急令各部队超越到11军之前拦截、侧击。一线至二线之间只有少数警戒部队而并无主力,二线部队也是按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设置的,无法抵御如此集中的敌军。

守军兵力不足不能构成逐次抵抗,日军长趋直入如入无人之境。58军和第4军的这5个师看着地图同日军赛跑,却无论如何也跑不到日军前面。

不但如此,第4军军长欧震带着军部指挥作战时也被一支穿插进来的日军咬住,被追得狼狈不堪。

李如品,安徽泾县人,曾任第4军警卫营2连上士班长。慨谈当年,他说八年抗战就属那次打得窝囊:

“军部设在新墙河以南一个叫林塘的小村庄,距离新墙河前沿阵地仅仅二十几公里。军部靠前设置,这是‘铁军’的传统,是为了显示指挥官不怕危险,与弟兄们同生共死。那一仗没想到敌人突破阵地那么快,打响没有多长时间,军部就要转移。我们警卫营的任务是跟随军部担任警卫。

“连长常铭礼安排我们排给军部装车,抬那些一个比一个沉的大箱子时,我看见军长欧震在打电话。欧震平时话不多,好像时时在想事,对士兵很严肃,但也不像有的长官专爱训斥当兵的。在军部见过军长几次,要说印象深,就是他脚上那双皮鞋,总是亮得反光,听说他留过洋。

“不等全收拾好,就听见村西南方向响起嗒嗒的机枪声。哨兵报告:发现敌人来袭,人数不明。

“当时跟随军部的是我们警卫营(4个连共600多人),还有村西北角军预备队中的两个营。

“我放下手中的箱子,一口气跑回连部。连部在村小学里,村里农民早撤走了,只有两个甲长。连长已经知道了情况,他一边打绑腿一边对我说:‘快带上你们班跟着副连长走,一定要把敌人挡在村外边。’

“我看见现在的军官选警卫员都挑长得细皮嫩肉的,像女娃似的,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警卫营,包括军长的贴身卫士,都是一色的黑大汉。我们班12个人个个膀大腰圆,提一挺机关枪就像一般人拿步枪。

“我们一个班就有3挺轻机枪,每人还有一支手枪。平时没事就练枪法、练力气,战斗力很强。那时候的警卫兵,是要能背上长官跑几十里地的,不怕死的。

“我带上全班跟着严副连长冲到村西南角。村外有一片坟地,警戒这个方向的本营1连已经和鬼子交上火,副营长在这里指挥。1连长刚从一个房顶上下来,见到严副连长说:‘这个方向大约有敌100多人,不知道其他方向还有没有。’严副连长说:‘我带我的4个班迂回一下,摸摸鬼子的底,合适就吃掉他。’立即请示副营长,副营长同意,又从1连拨出3挺机枪给我们。我们跑步绕到村南,钻进一片苗圃林,向村西南抄过去。

“还没有钻出树林,敌人的机枪就打过来了。苗圃林种得太密,难免碰上树枝。我们贴着地皮向前摸,副连长传口令:准备手榴弹。

“向后看看都跟上了,副连长才喊一声‘冲啊’,带头冲出树林。

“严副连长是黄埔毕业,人们说黄埔生打仗时都是冲锋在前的,别人不知道,我们营的几个都是这样。

“我们也叫喊着‘冲啊’、‘杀呀’地跟着副连长冲出小树林。敌人在前面四五十米处,听见喊声忙调转枪口向我们射击,晚了!我们把手榴弹甩出去就卧倒出枪向敌人射击。这时1连也朝村外冲,敌人挡不住,纷纷后撤。一看,不少于200人。敌人吃了亏,丢下十几具死尸。

“我们不敢追击,由严副连长带领回到村里。副营长在路口站着,他夸奖2连打得好,同时,命令我们马上跟上军部转移。

“刚抓起背包往身上系,村外枪声大作,鬼子们又来了。军预备队的两个营顶上去,军部的大车小车一辆辆呼呼地开出村子上了向南的路,我们跑步跟在后面。不到半点钟,敌人追上来了,有骑兵,还有一辆拉着满满一车步兵的大卡车。

“看来新墙河真的丢给敌人了,要不怎么汽车还能开过来?

“营长姓蒋介石的蒋,他命令我们2连由副营长指挥担任掩护。营里有一个炮班,两门迫击炮,全留给了我们。

“来不及构筑工事了,我们分散在道路两边各自找好射击位置。回头看时,军部已经走远。

“敌人越来越近,先是五六十名骑兵,抡刀舞枪、大喊大叫冲过来,卡车在后面,已经能看见车头上架起的两挺机枪。

“副营长大喊:‘弟兄们沉住气,瞄准了再打,今天晚上杀猪喝酒。’

“本来是想引大家一笑,可谁也笑不出来。

“开始了。我们在600米至200米之内大量杀伤敌人,只见一个个鬼子兵从马上摔下来。有一匹马中了弹还拖着个死鬼子一直跑到离我只几步远才倒下,把我吓了一跳。

“卡车上的敌人下车摆开战斗队形,一组一组交替进攻,我们用机枪压制着不让他们靠近。副营长指挥两门迫击炮向敌人密集的地方和机枪位置‘吊’。

“有一门迫击炮突然发生爆炸,两名炮手当场阵亡。我至今也没想出是什么原因,迫击炮弹的引信在那个尖尖上,怎么会在炮膛里爆炸呢?

“卡车上下来的敌人共约40人,两次冲锋被我们打退,伤亡约在十几,骑兵伤亡大,不敢再战。副营长命令,乘敌人停止进攻,赶快撤退。

“这时天已过午,大约是在两点钟。

“一直都是跑。怎么不累?累也得跑!

“一面跑着,我听见连长对副营长说:其实可以吃掉这些敌人。

“副营长瞪他一眼:吃掉吃掉!又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了!

“我是1939年底从102师305团2营机枪连由班长职务调来警卫营,任副班长。常连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当兵,我说不是为了打鬼子谁上这来?连长说:‘很好,但警卫营的任务首先是搞好警卫,这是最重要的。’

“我在下边是机枪班长,那时候可真过瘾!上军部两年,整天看别人打仗,心里有时也痒痒的。一次什么节日,喝酒喝多了,找到连长说:‘还是让我回102师去打机枪扫鬼子吧!’

“连长也喝得不少,嘿嘿一笑说:‘活够了?还是老老实实在这蹲着吧!人生是怎么回事?你懂个屁!等胜利了,回家娶上媳妇,好好过日子吧……’

“又有敌人追上来。百余名骑兵,4辆卡车,追着打。连里分出一个排将其中一股敌人引到另一条路上。那个由严副连长带领的排后来没有一人活着回来。副营长带我们与另一股敌人打。我们的人阵亡20多,伤30多。我们渡过一条大河才摆脱了敌人,黄昏时追上了军部。但天刚黑下来,又遇大队敌军追来。这支号称‘铁军’的部队,军长和军部像是被敌人盯上了,被赶上了幕阜山,第二天早晨才算脱了险。”

“那一仗真窝囊!”他总结说。

<h3>阶段之二:汨水围歼</h3>

日军总攻开始,薛岳如梦初醒。调整兵力已来不及,全局的兵力优势变为日军所到每一处的兵力劣势。他急电重庆军委会,请求蒋介石速从其他战区调兵来援,以免形势恶化对全国战局产生严重后果。

只一天之间,岳麓山也不再安全了。18日黄昏,薛岳将战区指挥部南迁至朱亭。

重庆,军委会作战室。

蒋介石与几位高级军事幕僚们如同在看一盘不好走的棋,围在作战地图前一言不发。

军队调动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湘北日军为数虽并不太多,但却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谁也挡不住的拳头,而且打过来的速度又很快。薛岳提出调三至四个作战军,在短时间内,九战区以外的部队怎么能上去这么多呢?

蒋介石一时没有什么主意,在作战室一侧的走廊来回踱步。

幕僚中唯一一位黄头发、大鼻子的外国人,是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

他走到蒋介石身边,一边与他一起来回走,一边说:“湘北陷于被动,一时没有什么好办法,不如在其他地方动一动脑筋。中国古代不是有一个叫做‘围魏救赵’的故事吗?”

崔可夫具体建议:如果以第六战区兵力攻击日11军所辖的宜昌第13师团,阿南惟几该不会无动于衷。蒋介石停住脚步,点点头。

位于湖北境内的宜昌是长江水上交通的咽喉要地。1940年6月中国军队丢了宜昌,不但长江水路被日军控制大半,而且宜昌机场成为距重庆最近的轰炸机起落地点,整日袭扰重庆的敌机都是从宜昌起飞。11军自攻占宜昌后便紧紧看守,故军委会一直未能轻言收复,何不乘此时机打它一下?

蒋介石表示感谢崔可夫将军的建议,二人一起回到作战室。蒋指示徐永昌拟定邻近九战区的各战区策应湘北作战的实施计划,其中六战区反攻宜昌并务必攻克。

9月20日,军委会向第九、三、五、六战区下达命令:“为使九战区作战容易,第三、六、五战区应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九战区作战。”

命令规定:“第三战区向当面日军发动全面游击,以一部佯攻南昌;第五不战区向日军发动全面游击,相机袭击据点;第六战区向荆门、宜昌之敌积极袭扰,收复宜昌,并佯攻岳阳,威胁敌第11军。”

军委会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又以个人名义追发一份电报:

蒋介石致陈诚、李宗仁、顾祝同、薛岳电联衔。限2小时到。恩施陈长官、老河口李长官、上饶顾长官、长沙薛长官:极机密。命令:兹规定各战区按照有日加强部署电令,开始攻击之时间如下:

(一)第三战区于俭日开始攻击。(二)第五战区感日开始攻击。(三)第六战区卅日开始攻击。仰即积极准备,遵限实行,勿得延误为要。中正、申宥。令一无中。印。

赵子立,河南永城人。黄埔6期毕业。曾任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少将副处长兼作战科长、参谋处长及战区参谋长,参加了南昌会战,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和长衡会战。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他的意见与薛岳长官和吴逸志参谋长迥然不同。

日军在突破新墙防线的同时,在湘江口两侧的上青山登陆成功,封锁了水上通道,九战区指挥部当即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第二线防御。

薛岳提出,将第37军与26军沿汨罗江南岸一字排开,利用汨罗江天然屏障阻敌南进。吴逸志连声称是,即责成赵子立起草文书。

赵子立也一直在琢磨迎敌方略,此时他向两位上级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以上述两个军共5个作战师兵力抵挡基本完整的4个日军师团显然力量单薄,而要等待后面的第10军和74军运动上来又要4天,只能放弃汨罗江二线阵地,在交替抵抗、互为掩护中,将两个军南撤至长沙附近浏阳河南岸设置阵地以赢得时间。这两个军到达浏阳河南岸和第10军、第74军到达战场时间是一致的,4个军合力聚歼深入战场百余公里的日军,即便那时不能在敌后将运输线完全切断,日军也已疲惫不堪,战斗力大减,赢得胜利还是有把握的。

赵子立一口气将他的看法说完,薛岳与吴逸志思考片刻,薛岳决定仍按原方案部署。

赵子立在心中叹了口气,立即起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起草作战文书。

1小时后,体现薛岳思路的命令化作电波飞向天空。

“大幕拉开时,你不知上演的是喜剧还是悲剧。”是哪位诗人曾这样吟咏命运?

9月20日清晨,日11军情报科特情班参谋八栋中佐头重脚轻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出两步才觉出耳机还戴在头上。他摘下耳机丢在电台上,出屋门后扶着楼梯,从三层走下二层。

这座三层楼的建筑战前是岳州广东商行,半个多月前11军在这里开设了作战指挥部。八栋在作战室门口正遇作战参谋三元少佐向外走。三元看到他,立即过来要扶住他的胳膊,口中说:“你是不是病了,脸色这么不好?”

八栋没有回答,强打着帝国军人外在的精神,走进作战室。

八栋将几张写满文字和画着符号的纸呈给参谋长木下勇。木下勇看完后抬头看看他,然后突然上前一步,朝他鞠一躬,低声说句:“谢谢!”

木下勇转身走入作战室内间阿南惟几的房间,屋里的其他参谋不解地看着八栋。不一会,阿南与木下勇一起走过来。阿南上前与八栋握手说:

“本司令官祝贺你成为在‘加号作战’中第一位荣获奖状的军官,现在我命令你,立即去休息!”

八栋中佐原是着名企业集团三菱株式会社的年轻设计员,战争爆发后报名应征入伍。他钻研中国语言文字,潜心数年破译中方密码。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他是凭着超人的意志力和直觉来工作的。长时间监听电台讯号,从纷纷纭纭的嘀嘀嗒嗒中捕捉相异与相同,对照对方兵力调动来分析一个时期中出现的讯号,从战场缴获的文件中揣摩密电的文字,排列常用字的讯号在电报中出现的位置等等。

对方更换一次密码,就意味着他所做的努力泡汤,但他仍不屈不挠地去听、去想、去从头开始。在恰到好处的9月20日这天清晨,他终于破译了第九战区对各部队使用的密码,并成功截获了第九战区长官部9月18日夜给各军下达的作战部署。

由此,日军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主动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手中。

阿南原先下达的命令是:沿长沙至岳阳公路突破,向金井及湘江方面横张,第3、4师团预定使用于湘江方面。

但在截获了薛岳的电报后,阿南立即变更部署。有什么比直接包围歼灭一支支中国军主力部队更重要、更惬意呢?据中方史料记载:

第九战区下达作战命令之无线电报,被日军窃收并破密,对国军作战计划及部署,均侦悉,并改变其原定战略构想,由突破转变为包围国军右翼。……

21日至23日,第37军与第4、第3师团激战于神鼎山、班君庙一带地区。第26军与日军第6、第40师团激战于瓮江、蒲塘地区,双方伤亡均甚重。

但据另一些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伤亡甚重”的是26、37两军部队,而非“双方”。

26军下辖王修身32师、丁治磐41师和陈永44师。军长肖之楚接到薛岳防守汨罗江南岸阵地的命令时,日军已经突破新墙河防线迅速向汨罗江运动过来。而26军部队的出发地是比长沙战场还要远的浏阳及以西的永安一带。这就是说,26军要与日军进行一场目标为汨罗江的赛跑,而终点距离日军要更近些。战端未开,已陷不利。

天未逢时,地又不利,那么人和也好。偏偏薛岳与肖之楚心存芥蒂。

1935年,肖与薛同在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两人在部队的职务都是军长,在训练团分别任营长。训练团由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薛岳是陈诚的红人,打的仗又多,因此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经常在讨论发言时高谈阔论,不免马有露蹄、说不到点子上。其他将领姑妄听之,偏肖之楚为人认真,几次都非要辩出个是非,令薛岳十分恼怒,二人个人感情十分疏远。几年过去,薛当了战区司令长官,肖却仍是军长,且在薛岳手下,于是事事小心。

9月19日夜,薛岳命令肖之楚进入汨水南岸第二线阵地,但20日中午又改令他将部队推到更加向北的江边第一线阵地。21日拂晓,肖之楚亲率自己从中起家的44师急行赶往指定地点,在距终点还有2.5公里路程的瓮江,与日军第6师团遭遇。日军对26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在行进中就展开包围的架势,两军相遇仅20分钟,对44师的包围便已形成。

肖之楚将情况电话报告薛岳,电话那端的薛岳暴跳如雷:“怎么搞的,还没有到达就被包围了!为什么不打?丢了汨罗江阵地,就杀你!”

肖之楚有苦咽到肚子里,遵令率44师在这片非常不利的地形中展开战斗,打了一个昼夜,仍无法击退围攻之敌。命令32师靠拢过来解围,但这时32师也被敌第3师团三面包围于浯口。王修身率全师背水死战,部队伤亡惨重,不得不杀出血路向来路撤退。

23日,神田正冢指挥第6师团一部从44师背后猛袭,形势十分危急。

肖之楚指挥部队两面作战,眼看不支。幸亏41师斜插进来,将44师背后之敌打退。丁治磐来见军长时,正遇44师参谋长报告,全师伤亡已过半。

士兵们在短暂的战斗间隙中,向嘴里塞一个米团、捧一口河沟里的浊水,就算吃了饭,急忙赶筑工事,准备下轮战斗。伤员在呻吟,无法运下来,死者无法收尸,战场上惨景满目。

经肖之楚多次请求,薛岳才同意将26军撤到向南几公里、地形比较有利的蒲塘。全军星夜转移,在蒲塘一带构筑工事。喘息未定,日军40师团和第6师团先后跟踪而至。41师和44师迎上去一场恶战,被打得七零八落。

击溃这两个师后,日军又咬住32师和军部一阵猛打。当望远镜扫过一片片躺倒在地的中国士兵时,肖之楚脑子里多次闪出“全军覆没”这个对军人来说最为绝望的词句。

25日黄昏,在包围圈越缩越小,日军汉语翻译开始喊话劝降,全军到了最后关头时,一支援兵赶到。

军侦察科长带来了第32军与军部失去联系的一个整团。这支部队电台损坏,没有收到任务变化的电报,赶到指定位置时无人接应,派人就近寻找友军打探情况时正遇潜出包围圈为26军想办法的军侦察科长。对上番号后,科长想起该团党代表还是他黄埔同期同学。二人见面后互通情况,该团长二话不说,率部急行军赶到战场,从日军薄弱处杀入,将军部和32师残部接了出来。

可怜26军这支屡建战功、颇有实力的部队,收容起来还不到战前的1\/5。32师师长王修身曾任冯玉祥卫队旅旅长,是西北军一员猛将,丁治磐和陈永两位师长也都身经百战,有勇有谋。战后,与军长肖之楚一起,相对黯然。26军就这样被打垮了。

在26军浴血搏斗的战场正西方向40余公里,汨罗江进入洞庭湖的江口地带,另一场战斗同时在进行中。日军第3、4两个师团与陈沛37军的两个主力师——罗奇95师与李棠140师激战于丘陵、河网之间,同样是血雨腥风。

当时任九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的宋瑞珂回忆作战过程说:

“19日晨,敌主力部队陆续分经杨林街、关王桥及长湖至大荆街公路直趋汨罗江岸。我第37军正在南岸严阵以待,北岸亦有我先头部队向前搜索前进。当天下午,敌前锋与我军于长乐街北遭遇,激战时许,敌被击毙甚众。接着敌骑兵、炮兵配合数千步兵三面来犯。我守军1连浴血阻击,因寡不敌众,伤亡殆尽。长乐街为敌所占。晚7时许,磨刀滩敌人开始强渡,守备在南岸的我军奋勇阻击,激战通宵,敌未得逞。

“20日凌晨,敌借飞机、大炮掩护,再行强渡。上午7时许,敌我双方在伍公市、归义、河夹塘一线展开激烈战斗。

“向南急进之敌主力,于22日中午陷我瓮江西之南阳庙、班君庙诸阵地,我军第140师则于栗山巷、大兴岭迎击敌军,激战两昼夜……”

由于历史是无法再现的,所以人们便根据记忆将发生的事情加以概括,力求留下最重要的、最宝贵的而筛掉不重要的、不体现本质的。

老人宋瑞珂与其他人一样,在对这次战斗的回忆中留下了时间、地点、双方番号、作战方式等概念。于是历史便存在于概念的组合之中。

那么历史之中的每一个人呢?他们的情感、意志、信念,他们的血肉和呼吸,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又该以什么方式表达和寄托呢?

战后,37军丧失了战斗力。这也是一支抗日劲旅,战前齐装满员,近5万人。

140师师长李棠曾组织火线宣誓,誓死歼灭日寇,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95师师长罗奇对各团训示:“神鼎山之线阵地,其固守与否,非特本师之荣誉,即全战场之胜败,实利赖之。当此顽敌压境,凡我官兵,宜益加奋发忠勇,坚强固守,歼彼倭寇,建立奇功!”

<h3>阶段之三:王牌军折戟</h3>

突入湘北的4个师团进展顺利,取得了击溃中国军队3个主力军的战果,阿南惟几心中暗自得意,却又不敢有丝毫懈怠。由每天都能截获的几份中国军队作战电文和空中侦察报告显示,两支部队正在向战场运动,其中一支是阿南在大本营时就如雷贯耳的蒋介石御林军、嫡系精锐第74军。

74军由蒋介石特聘德国、苏联教官进行严格训练,以攻坚作战为特色,加之装备精良,在战场上一直保持不败纪录,中国国内号称“抗日铁军”,而在日军高层指挥机构,对它则称为“虎の子”,意为“王牌”。

两支部队的另一支是仅次于74军的第10军。动用这两支部队的其中一支,要经过蒋介石亲自点头。蒋介石对这两支部队的使用原则是,要么去打最难打的仗,决胜负定乾坤;要么去打最露脸的仗,打出中国军队的八面威风。开战以来,74军在江西分宜,第10军在湘南衡阳,养精蓄锐,静观其变。

由于阿南惟几的凌厉攻势和几支劲旅纷纷落马,战局倾斜,薛岳不得不向重庆告急,逼老蒋点头,将这两张“王牌”打出手来。

而掌握了对手密码的阿南,如同牌桌上看着对方的底牌在赌博,他小心谨慎地设计着他的战斗步骤,他要与中国的王牌军做一番殊死的较量,他知道自己毕生的荣誉尽在此一搏中!

第10军军长李玉堂,山东广饶人,黄埔1期,与李仙洲、李延年并称1期的“山东三李”。其实在校时人称“山东四李”,另一李为山东长清人李汉藩,中共党员,走了与三李不同的人生道路。

李玉堂性格中有山东人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基因,在军中一个台阶不少地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地爬上来。1937年抗战爆发,李玉堂在蒋鼎文第4集团军中老同学兼族弟李延年为军长的第2军任第3师师长,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1938年3、4月间,率部参加徐州会战,在台儿庄东北临沂一线阻击坂垣第5师团驰援台儿庄,战后荣升第8军军长。武汉会战时,他率部与日军101、106师团大战于南浔路,获重大战绩。战后薛岳以李为山东人,山东有中华五岳之首泰山,亲题“泰山军”锦旗授予李玉堂第8军。蒋介石亦授李华胄勋章一枚。南昌之战,李玉堂率军防守武宁,浴血10昼夜,日军在其阵前尸横遍野,“泰山军”威名远播。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蒋介石亲自提名他接任第10军军长职。

9月20日,日军突破湘北防线第3天,李玉堂奉薛岳令,率所辖周庆祥第3师、方先觉预备第10师、朱岳190师3支劲旅开赴战场。部队先乘火车到株洲,再乘汽车转长沙,于22日到达长沙市东北70公里处金井一带。

然而在业已形成的被动局面中,第10军一到战场便如卷入漩涡的一片树叶。

部队刚刚到达,薛岳即令全军策应被围困的第37军,对敌第3师团展开攻势。9月23日,190师前卫团与日军遭遇,刚要展开战斗,师长朱岳接到军长电令,速赶往神鼎山解37军140师之围。部队扔下辎重,轻装跑步赶到神鼎山附近刚刚摆开队形,忽又接薛岳命令,立即返回福临铺一带形成防御线阻敌南进。于是又是一场急行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朱岳将师部设在福临铺附近的梁家塅。几番劳而无功的折腾,部队疲惫不堪,连夜构筑工事干了一个通宵。黎明时分刚设好阵地,日军逼了上来。

丰岛房太郎的第3师团也没有休息,于23日夜大败37军后,转头扑向190师。天刚放亮,十余架日机长了眼睛似的径直朝朱岳的师部扑下来,一顿炸弹轰炸几乎将这个小村庄夷为平地。从地里冒出来一般的千余名日军步兵在飞机轰炸后紧跟着直插师部。各团还在阵地上,来不及调回,朱岳拔出手枪指挥直属分队应战。在日军凶猛的火力中,朱岳右臂、左腿各中一弹。几乎在同时,副师长赖侍湘手持机枪率众突围中被敌迫击炮炸倒当即身亡。师部人员见状大惊,战场出现混乱,不少士兵盲目奔跑,死于日军枪炮之中。师参谋长陶修代理副师长,指挥师部退缩在村边一片树林中的凹地。清点人数时,能参加作战的仅余二十几人。陶修率众从村边林丛繁密处寻出一条小路绕出梁家塅寻找各团时,已是上午10点。

在师部遭袭击的同时,师所属的568、569、570三个团也被日军包围攻打。各团阵地上,官兵们强忍几昼夜奔波的疲惫顽强抵抗。从清晨打到下午,几处阵地被日军分割。越来越小的包围圈中,各阵地成为敌人飞机和炮兵的靶子。完全失去主动的官兵们一群群葬身炮火。许多人为这窝囊的作战,为空怀杀敌报国之志却无法施展而死不瞑目。

傍晚,团长们已无法掌握各自的营连,各阵地残存的士兵们自行四处溃逃躲藏。直至半夜,轻伤员和未受伤的官兵们才按预备方案中最坏的准备,在阵地西南侧一处密林中集合。

朱岳师长已被送去救治枪伤,代理副师长陶修对集中起的各团残部二百余人无言劝慰。

人们抬着重伤员、架着轻伤员,在黑夜中摸摸索索,向株洲方向走去。

第10军方先觉预10师于23日中午占领金井一线阵地。下午6时天将暗,神田正冢率第6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在后续部队还没有到来时,神田指挥部队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他在攻击部队后面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直至天黑也没有找到对手在防守中的破绽。他感到这不愧为一支精锐部队,有着良好的战术素质,不可轻视。他传令停止进攻,等待后续部队到来。

24日上午,日军从东、北、西3个方向向预10师阵地发动猛烈攻击。

神田请示阿南,将用于整个战场的30余架轰炸机全部调过来狂轰滥炸,守军阵地摧毁殆尽,预10师官兵们在工事掩体的废墟中顽强抗击,日军几次冲锋都被打退。

下午2时,方先觉接到报告,日军一个联队兵力大迂回至金井以南,正向阵地背后靠过来。

方先觉闻讯大惊。九战区长官部将预10师孤零零地摆在金井,背后没有纵深,两翼没有友军,既然日军可以轻易绕到背后,“阻敌南进”早已成为一句空话。方先觉根本搞不懂此举的战术意图何在,那么在此坚守,唯一的目的就只剩下一个理论上的“打鬼子”了。

不等方先觉下定决心,正面和侧面的日军又发起了一次猛烈攻势,在防线一侧冲开一道缺口,形势危急起来,迫使方先觉下决心抢在背后之敌赶到之前撤出阵地。这时请示战区已来不及,他下令各团自行组织突围,在指定地点收容。

下午4时,方先觉带领师部最先撤离战场。回头望去,各团在日军枪炮射击中溃不成军,大批官兵倒在山野、河沟中。

25日,到达收容地点的部队尚有半数,重新编组后,奉命在学士桥一线占领阵地。当晚,刚战败190师的日军第3师团一部乘胜猛袭学士桥,阵地无法保持,24日溃败景象重演。这次失败,使全师战斗力彻底丧失。方先觉受薛岳怒骂,有苦难言,于26日带残部在长沙附近接受战区收容。

与第10军3个师相比,周庆祥的第3师在同样惨烈的战斗中更能体现王牌军的素质。

22日,3师奉命在福临铺以东两公里处设置阵地。24日中午,日军第3师团击溃朱岳190师后,即以一部攻击3师右翼,被击退。当日晚,第4师团攻击37军部队得手后转来夜袭3师左翼,又被击退。25日,周庆祥师受数倍于己的日军两个师团主力两面攻击,全师官兵面无惧色,敢打会打,虽伤亡很大却仍不使日军攻到阵地前沿。

情况报到阿南惟几那里,阿南沉思良久,对参谋长木下勇说:“这就是王牌军。”还说:“真想到那里去看一看。”

26日晨,结束了另几处作战的日军以第3、4、6、40四个师团近10万人兵力将第3师万余人团团包围,这支无愧为王牌的部队在惨重的伤亡中仍顽强坚守。

为减轻空袭压力,各阵地都将日军放近打。几度发生短兵相接、惨烈肉搏的场面。战至中午,先是8团、后是7团与9团,被日军分割包围。周庆祥带师部跟着7团,副师长和参谋长分别在8、9两团协助指挥,这样各自为战又坚持了半天,傍晚时分周庆祥下令突围。

天擦黑,乘日军短暂休整,各团以突然的动作从各自阵地突围。担任掩护的分队造成突围方向上的假象,将敌人主力引开,保证了突围成功。

当官兵们三五成群地来到收容地点时,这支主力师已是不到战前兵员1\/5的残部了。

9月27日,秋风萧瑟。长沙城东梨中学操场,李玉堂检阅各师残部。

这是仅一周前从衡阳出发时3万余人的一支威武雄壮的作战军。半年之前开始进行加强难度训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的考核成绩全部达到“最优等”。这个成绩在国防部颁布的训练指标中在每个部队占1\/4就算合格了。蒋介石给第10军规定的“最优”率是80%,其余的不能低于“优”,否则就淘汰,而他们达到了100%。

战斗动员中,李玉堂收到一大堆请战书、决心书,其中还有咬破手指用血写的。

3万多人的部队,火车运输开了7个专列,至今仿佛还能听见誓师大会上军歌与口号声的回响。而此时,连同留守后方的,全军只剩两千多名,包括身体各部位长沙会战时被日军杀害的长沙平民缠着绷带的轻伤员。

另外的那些人呢?死了!伤了!残了!也有的是跑了。

也许不久后还会有另一支第10军,依然英姿飒爽,依然歌声嘹亮,但却不会是原来那支。李玉堂表情仍旧威严,但心中却热泪滚滚。

再不情愿,也不得不将史书翻到下面一页。紧接第10军,王耀武74军也遭惨败。历史没有断章和空白页码。

9月21日,王耀武接到薛长官电令,即率部从江西分宜、新余壮行登程。军下属3个师分别为李天霞51师、余程万57师和廖龄奇58师。

25日,王耀武率57师首先进入战场,按薛岳命令急行至长沙以东捞刀河北岸的春华山占领阵地,掩护军主力部署防御。王耀武并不知道,牢牢掌握着他行踪的阿南惟几已经设下机关,恭候他的来临。

25日晚,57师169、170两个团到达春华山南侧,与日军搜索部队百余人遭遇。169团以极快动作抢先截断这一小股日军的去路,与170团打了一个漂亮的配合。日军毙伤大半,残余逃向春华山。170团一部追至山前时,正遇日军大队下山接应,得知春华山已为敌军占领。

为争取主动,王耀武下令,两团当夜向春华山发起攻击。半夜时分,部队悄悄摸上去。一场夜战,日军两个大队抵挡不住,于凌晨败退下来。

26日拂晓,57师后面的一个团也跟上来,余程万将部队摆在春华山一线。

上午,51师和58师赶到,王耀武按薛岳命令,部署57师在赤石河、58师在春华山、51师在枫浆桥,准备迎击日军进攻。

27日凌晨,57师向日军第3师团主力联队的营地发起突然袭击。日军在黑暗中乱成一团,天色微明时才组织起防御。两军激战一个清晨,日军向后退却3公里。

上午8时,第3师团在数十架飞机配合下向57师反攻。两军都自恃是各自国家军队的佼佼者,棋逢对手地厮杀起来。

中午时分,王耀武在一间农家房屋顶观察到日军的战线出现了破绽,他命51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率两个团迂回到春华山以北,从日军侧面进行袭击。1小时后,李翰卿侧击奏效,日军乱了阵脚,开始溃退。

正在这时,日军第4师团赶来助战。从背后将李翰卿部包围。突围时,李翰卿中弹身亡。

下午,57师独挡日军两个师团,枪炮声时急时缓地响到天黑。全师伤亡3千多人,营以下指挥员损失过半。师长余程万请示王耀武后,收缩兵力据守阵地。

自27日拂晓,春华山廖龄奇58师受到日军第6师团和第3师团一部的猛攻。春华山阵地集中,日军以大量飞机猛烈轰炸。两个波次轰炸后,那些匆匆构筑的简易土木工事损失殆尽,阵地上随处可见残肢断臂,全师伤亡惨重。

上午9时起,数万名日军轮番发动攻势,将阵地体系分割为几段,再逐一突破。守军与冲上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枪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下午2时,春华山防线崩溃,残兵自行突围,途中多被日军截杀。

王耀武憋着一肚子气。九战区这不是在拿着我们喂狼吗?一上来就钻进敌人包围圈,没有一点主动,而敌人却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战场上他无处发作,只能穷于应付局面。一会儿令51师增援春华山,一会儿令军直属团收容58师残部,一会儿又令57师阻敌增援。他一边指挥一边骂娘:打的这是什么鬼仗!

混战之中天至黄昏,战场上枪声渐渐稀疏。日军一般不在夜间发起攻击,51师师长李天霞为防止日军夜袭,将部队由两侧向中间集中。与51师相邻的57师也因伤亡惨重将人员向中心收拢。

午夜,猛烈的枪声将阵地上和衣而卧的士兵们惊醒。日军第6师团两个联队准确地从51师与57师阵地结合部的空隙突破,直扑74军军部。

在王耀武的作战经历中,这是日军大部队夜间发起袭击的唯一战例。

抗战胜利后一次谈起此战,他说:“那一回好险!”

第6师团两支精锐联队猛跑通过守军阵地,向军部实施包围。地形摸得准确得令人怀疑出了内奸。军部一个直属团、一个警卫营寡不敌众,交手不久就被冲得七零八落。卫士排长带领几个精兵护送王耀武摸黑逃跑。

日军百余人长了夜眼似的朝王耀武猛追。卫士排长叫声“快走”,自己带一名机枪手留下来掩护。

几分钟后,机枪手阵亡,卫士排长腿部中弹倒地被俘。

这情景令王耀武毕生难忘。他趴在一个河沟边的草丛中,听到仅几步之遥处,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卫士排长怒骂鬼子兵,一名日军军官抽出指挥刀将他的头颅砍落在地。

鬼子走了,枪声稀落。王耀武从草丛中爬出来,看看天上的星星,辨出去浏阳的方向,与几名卫士在黑暗中行走,一直走到天明。

王耀武自从军后没有想过怕死,战场上滚了这些年,流血死亡也见得多了,这一次,他泪流满面。不是伤心,而是窝火。

仅仅是27日一天,57师伤亡近半,58师基本完了,3个老虎群一样的部队,只剩下51师还比较整齐。就算战争残酷,账记在日本鬼子头上,这也还好交代。最可恨的是他的三只老虎之一58师师长廖龄奇,全师溃败后竟不收容部队,只身带着卫士身穿便衣乘火车回湘南祁阳老家去探亲。又那么凑巧,让九战区一名高级参谋撞见了。该高参在衡阳下车后,立刻打电话在薛岳那里“参”了一本,薛岳责成军法分监部查明情况,按“临阵脱逃”罪呈报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

这个时候,这种情况,让王耀武还有什么话说。

那时全国军队都有代号,51师叫“前茅”,57师叫“虎贲”,58师叫“激扬”。军部的代号是王耀武起的,叫做“辉煌”。蒋介石曾说:“我看所有的代号中,你们的最好。”

王牌军,英雄气,折服过多少年轻的心!74军的官兵回家乡,亮出王牌军的牌子,媳妇挑着找。小青年报名参军挑不进王牌军,都要哭鼻子。

多好的一支部队!可这一回……

60年代写回忆录,想起那次战役时王耀武还是那句骂:打的那是什么鬼仗!

第二章 萧瑟秋风 5、1941:中国聚焦湖南湖北

据我国天文志记载,1941年9月21日中午,发生了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的罕见的日偏食。自11时50分起,月亮的阴影自左下方进入太阳,逐渐将太阳遮成一丝金钩。此时,湘北战场激战犹酣。中日两国战史及一些回忆文章都谈到了这次日食。

那天湘北天气晴朗。中午时分,处于作战第一线的步兵和炮兵在瞄准射击时觉得视线模糊不清,起初以为是眼睛出了毛病,但立即就有人发现发生了日食。

日本人迷信心理严重,战场上的日军有的跪地祈祷,有的举枪向遮蔽太阳的阴影射击。当时参战的日军上等兵高桥贺在回忆文章中谈到,士兵们见到日食心里都很恐惧,认为是不吉之兆,有的猜测家乡发生了大地震,总之是无心打仗。

但在中国抗战首都重庆,一切关于那天的记载和回忆中都没有提到这次日食。原因是那天天气阴有小雨。

那天,蒋介石一整天泡在军委会作战室。

自9月20日向各战区下达了策应九战区作战的命令后,蒋介石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此时在他头脑中转动的不只是中国抗战这盘棋,还有更大的一盘棋,即这个战火四起、烽烟弥漫的世界。

在欧洲,苏联和德国这两个世界强国已开战三个月,打得难解难分。

从7月开始的列宁格勒和基辅两大会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300余万,而更大规模的莫斯科之战又将拉开帷幕。斯大林向丘吉尔提出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受到拒绝,而美国介入战争首先的敌人便是积极南进的日本。

7月,美国红十字会以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药品援华。8月,美国百余名已退出现役的飞行员和机械师结伙援华抗日。这支在中国取名“飞虎队”的武装空军部队成立时其发起人和领导者、生性乐观浪漫的陈纳德,第一次将从中国大陆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列入作战计划。

世界动荡、天下大乱,中国抗战走过了4年艰难历程,走出了亡国的危险,走出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如果过去高呼胜利不无为自己和下级打气的成分,那么现在终于可以挺起腰杆认为,胜利不是一句空话。

蒋介石信心满怀,整日在作战室中看着幕僚和参谋人员忙忙碌碌。与九战区相关的第三、五、六战区正在按照他的命令开展策应行动,这其中他更为关心陈诚六战区反攻宜昌。他的脚步频频挪到负责六战区的小组,看着参谋人员在一幅巨大的鄂西南地图上标标画画,听着关于战况的报告,一站就是半天。

宜昌之战不但与湘北战场关系密切,而且还有它自身的重要性。在蒋介石心中,湖南与湖北,形成了1941年秋天中国抗日战争的聚焦点。

<h3>聚焦之一:长沙兵戈</h3>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九战区薛长官电:

一、湘北之敌,经各部队奋勇截击,其势已疲,其兵站线亦不易推进,此为我军截击敌人后方、覆灭敌寇之良机。希我全体将士,抱定必须灭敌之决心,纵敌进抵长沙附近,更须再接再厉,抱定必胜信念,猛烈向敌截击,迫使敌人无法立足而击溃之,以争取最后胜利,发扬湘北再捷之光辉。

二、此次敌人抽调第五、第六战区当面兵力向湘北进犯,敌后异常空虚,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已于23日发动攻势。第九战区方面,应坚决猛烈打击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粉碎敌占长沙企图。

强行军:加快行进速度并加大每日行程的行军。通常在奔袭、追击、迂回或摆脱敌人时使用。(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05页)79军98师是以强行军速度赶往长沙的。

74军被日军击败,长沙以北竟再无一支师以上的主力部队。日军第4师团和早渊支队在击败37军95师后向长沙逼进,六战区所辖的夏楚中79军奉命调往长沙,其先头部队王甲本98师最先赶来。

原为滇军将领的王甲本在抗战爆发后与日军作战大小20余次,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率部反攻于鄂南通城防线,截杀逃敌于龙门厂、长寿街,毙敌逾千。此次由常德赶来,26日中午在长沙东北两公里处占领阵地,黄昏时便与日军早渊支队接火,战至深夜,不分胜负。

27日拂晓,20余架日军飞机对98师阵地狂轰滥炸,将官兵们辛苦半夜刚筑好的工事掀个底朝天,紧跟着便是步兵强攻。王甲本与其他几名师指挥员分头下到各团督战,士兵们在工事废墟中顽强抵抗。

敌人一次次冲上来又退下去,守军阵地上烈士与伤员不断线地向后抬,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到了中午。阵地送不上水,官兵们在战斗间隙拿出随身携带的干粮一点点干嚼,一口口硬咽。

下午2时,日军第4师团一部向98师阵地侧后偷偷包抄过来,百余名等待转移的伤员不幸与这股敌人相遇。日军端起刺刀朝这些没有武器的官兵猛刺,搏斗中有一名伤员扑上去拉响了日军身上的手榴弹……为避免全师覆没,王甲本含恨下达撤退命令,带领剩下不到半数的人马退出战场。

七战区来增援的部队是暂编第2军,所属的暂8师由师长张君嵩带领一个旅先期于27日晚7时到达长沙东郊的左家塘。等在那里的九战区接应人员报告说,日军一个支队下午进入长沙市,另有一个支队在距此3公里处待命。

张君嵩权衡良久,还是决定先打城外之敌。摆开队形在黑夜中摸过去,试探性地冲了一下,发现对方严阵以待、无懈可击,只好退了回来。

9月28日黄昏,79军暂6师由长沙以西占领了岳麓山。官兵们在山上隔湘江水望着夕照中初次被日军侵占的长沙城,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深夜,暂6师师长赵季平接到薛岳电令。他看完电报在地图前伫立许久,连日来困扰心中的烦躁烟消云散。

不光赵季平一人,许多参战将领都有一种在打乱仗的感觉。日军动作既大又快、把握不住,九战区盲目拿许多部队堵上去,不论“王牌”还是“杂牌”竟是一一垮掉。仗打了10天,中国军队苦吃够了,日军也疲惫不堪,九战区终于找到了感觉,有章有法地统起各个部队开始反攻。

29日凌晨,赵季平下达部署:强渡湘江,攻击长沙之敌。经过一白天准备,是日深夜全师分为6路乘船偷偷渡过江面。

各路渡江部队进展十分顺利,在大西门登岸的一路与敌遭遇发生激战也在意料之中。大西门打响后,各部加快渡江速度,上岸后一阵猛攻,将江边之敌打退,乘势攻入市区时天已微明。两军随之展开巷战。

古城长沙终于结束了数年胆战心惊的等待,被浸泡在战火之中。

<h3>聚焦之二:湘鄂牛蝇</h3>

第27集团军所辖各军多为川军部队。抗战爆发后各路军阀枪口对外,在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打鬼子。虽有个别如韩复榘之类不听调遣保存实力、贻误军机者,大部分部队尤其是中下层官兵都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投身抗战。

九战区副长官兼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自奉命统领湘鄂赣边区作战,一直谨慎操持。湘北开战之初,他的部队不敌日军强大攻势,狼狈溃逃到深山老林之中。待日军走得远了,他又伸头张望,窥测时机,要在日军背后做些手脚。

9月20日,日军大部队杀向湘北腹地,杨森率领第4、58、20三个军各一部追着敌人屁股打了一天。第4军的大部队在新墙河一线惨败,只有不久前刚从37军划过来的60师完好无损。日军急着往南推,不屑于理睬背后的袭扰,不经意中让60师捡了个大便宜。

21日上午,60师根据一个要饭老汉提供的线索,偷袭张家园日军40师团的供应基地中转仓库。师长董煜指挥部队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防守仓库的300余日军,走近一看,心中大喜。大帆布下,是一堆堆摞得好高的炮弹箱、子弹箱、食品箱、药品箱,还有汽油、炸药、防毒衣、电话线、尸袋、担架等等。“简直是一个百货商店!”董煜对副师长说。

一个“搬”字,全师官兵变成了辛勤的蚂蚁。刚走了两个团,日军返回来了。看出是真生气了,十几架飞机追着搬箱子的部队炸,千余名步兵跑来打。董煜下令:“剩下的不要了,炸掉!”

轰轰隆隆的巨响中,60师撤离张家园,日军一气猛追,将他们又赶回大山才算了事。

23日之后,杨森一面派整建制的师从背后袭扰南进之敌,一面撒出无数个营或连的小分队,伏击日军辎重队,破坏补给线。

25日26军和37军作战失利,杨森指挥手中尚有攻击能力的部队向日军发动了一次攻击。是役,90师夺取浯口、59师攻抵汨水北岸、60师进至东港、58军一部于26日控制源坝、哲阳桥一线公路。

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杨森带着集团军总司令部周旋于汨水以北至平江一带。他的部下、当时任作战参谋的毛久荫在多年之后回忆说:杨森平日常与身边的人打哈哈,打仗时照样有说有笑。一次与他卫士开玩笑,茶水里放辣椒油。但我们当参谋的知道他经常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有时离日军大部队只有几公里。二次长沙会战那年他已经60岁了。他曾说比蒋介石大5岁。

27集团军的部队跟在日军屁股后面一直跟到长沙附近。这些部队没有进行什么实质性的战斗,但日军却又不得不防备他们破坏捣乱。回头打他时,不见了踪影,不理他时,又来了。如日军战史这样严肃的文字记载中也有这样评价他们的语言:“像一群讨厌的牛蝇。”

似乎评价不高,但对于日军,如果不能当老虎,那么当牛蝇也将就。

<h3>聚焦之三:宜昌战端</h3>

陈诚手拿望远镜,久久地向这个坐落于浩瀚长江岸边的美丽小城观望。9月20日,他接到军委会和蒋介石两份电报,从那时起,他的脑子里就装满了宜昌。

一年多之前的1940年6月,日军第3、13、39三个师团从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兵团手中抢夺这个长江咽喉。

中日两军在城外激战12昼夜,日军田中静一13师团一部于6月11日下午5时首先由东南方向突入宜昌城内。守军第18军军长彭善指挥罗广文第18师在城内与敌短兵相接血战一昼夜。日军第3、第39师团各一部又由城北攻入。6月12日下午4时,18师由邓萍营断后撤出城区,宜昌落入敌手。

陈诚对那一仗中国军队20个作战军不敌日军3个师团丢失宜昌而耿耿于怀。打那一仗时总指挥是李宗仁,而现在要由他雪一年前之耻。

9月23日,军委会同意陈诚电报请示,将五战区第33集团军划归六战区指挥。陈诚手中掌握14个师,而宜昌城内只有内山英太郎第13师团欠早渊支队共1.6万人,即便将装备和兵员素质打些折扣,中国军队仍占绝对优势。

9月28日,各部队到达攻击位置,陈诚开始实施他的“先由右岸部队开始攻击,以期吸引日军第39师团主力南移,然后以33集团军攻击荆门、当阳,断其归路,再围攻宜昌”的战役构想。李及兰第94军、李延年第2军、宋肯堂第32军等部队分别发起攻击。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强防守,攻击部队进展缓慢,但在浴血苦战中总算步步逼了上来。

10月1日,城外日军开始向城内退却,陈诚命令各部队对宜昌城实施包围。

10月2日,陈诚接到蒋介石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同一天,宜昌城内的第13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接到武汉日11军军部的电报。两份电报内容迥异,却令两位指挥官同样大伤脑筋。

11军电报内容为:来自本土着名的东京浅草艺术团即启程来宜昌慰问战地官兵。南京中国派遣军总部指示,出于政治原因,不能以作战为由拒绝慰问团前往,该团来此就是进行火线慰问的。

蒋介石电报内容为:湘北日军已开始回撤,令你不惜一切牺牲,务于3日内攻克宜昌。

陈诚拿着电报呆了许久。宜昌之战已进行数日,各部队顽强攻击,已付出一定伤亡代价,谁都清楚,如果日军回援,则前功尽弃。

<h3>聚焦之四:湘北覆辙</h3>

9月30日夜,岳阳日11军作战指挥部灯火通明。参谋长木下勇将所汇集的各师团报告和侦察情报一一标绘在作战地图上或按时序摆在司令官案头。

阿南惟几面临抉择。

虽然掌握着中国军队的通讯密码,但双方的作战态势正在发生着迅速变化。早渊支队攻入长沙后,与跟踪而至的79军暂6师激战于市区。至30日傍晚,两军各有伤亡,却都不能将对方赶出城外。第3、4、6、40师团分别到达长沙外围,这支再次集中起来的力量令中国军主力躲在不远处不敢靠近。第3师团一部乘汽车南下到距长沙50公里的株洲,占了这座没有军队也没有老百姓的空城。

身边没有对手,但后方却渐渐吃紧。眼看各师团弹药和食品越来越紧张,已无法做持久支撑。

十几天连续作战,继战斗减员而来的是一天高于一天的非战斗减员。

部队疲惫至极,据上报的情况,每个联队都有累死的士兵,许多士兵在行军中突然昏倒在地,病员不断增加。

更加危险的是那些被击溃、被赶跑和由外地赶来增援的中国军队,它们正在重新集结布阵,时刻窥伺着这些已不像前些天那么强有力的各师团部队。即使各师团仍能勉强再撑几仗,那么还有一个严重的情况将如何处置?

这就是宜昌被围。

宜昌是日军由长江水路向南推进、威胁中国陪都重庆的重要据点。

1940年6月12日占领宜昌,日11军于15日下令占领部队撤回原驻地休整。

撤出仅一天,军司令部便收到大本营要求确保宜昌的急电,撤退途中的各部队急忙调头返回。由于在撤退之前已将全城焚烧一空,锯断电线杆,炸毁大小桥梁,使再次占领宜昌后困难重重。在当时大本营坚持占领宜昌的意见中,就有在陆军部次长任上的阿南惟几的坚决态度。

即使当面中国军队和供应线问题能够克服,宜昌也不能坐视不救,这事关战略全局,而内山英太郎的大半个第13师团是绝对无法坚守到底的。

阿南从地图上看着湖南省,这片美丽丰饶的土地几乎就在掌握之中了。他不无惋惜地下达了退却命令。

日军各师团于10月1日凌晨同时接到“反转要领”,于当天下午4时踏上了向北的路程。

薛岳终于从开战以来一直低沉的情绪中振奋起来。尽管他在内心感激蒋介石在全局的调度,感谢近几年中与他在官场中明争暗斗,不时互相诋毁一下的陈诚,并时时为作战初期的那几步臭棋而懊悔,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理直气壮地下达追击命令。

一份漂亮的作战文书很快由赵子立手下拟出。追击命令中详细规定了各部队任务、路线、起止时间,以及“跟踪追击”、“截击”、“侧击”、“伏击”、“奔袭”等作战方式。命令下达两小时后,重庆来电,蒋介石电示:

向湘北进犯之敌,已于1日夜向岳阳方面退却。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注:指武汉至岳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之敌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迟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

薛岳掂出了电报的分量。

第三和第五战区策应九战区作战,只是象征性地对当面之敌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袭扰,如同隔靴搔痒。真正起了作用的是六战区宜昌之战。目前宜昌尚未攻克,日军迅速回援,战局由打宜昌解湘北之围反客为主地变为在湘北拦住、拖住、缠住日军,保证宜昌得手。

薛岳依据蒋介石电令调整了打击撤退之敌的作战部署,同时命令各级指挥员下部队督战。他要给这个焦头烂额的战役安上一节光辉灿烂的尾巴,他要追着日军屁股再打一次“胜仗”。

湘北的天空飘下秋雨,山野和低矮的丘陵被凄凄迷迷的雨丝染成墨绿。向北的大路小路,过一阵打着太阳旗的日本兵,过一阵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中国兵。两国士兵们目光中是差不多的疲惫、无神。灰暗天空之下的大地沉默不语,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会突然爆发一场激战,士兵们便将最后的气力连同热血泼洒出去。

10月2日,74和26两军残部分别沿浏阳河和捞刀河两岸清扫战场,没有遇到日军。74军开至醴陵集结整补,26军走到长乐街停下来就地整补。

杨森将27集团军所属部队全部派出去追击日军。欧震第4军截击40师团,但日军巧妙地避开,没截着。欧震率部向汨水以北追了3天,追到昌水,昌水南岸空空荡荡。日军回到战前位置,再追没什么意思了,于是停下来。

20军由福临铺截击第6师团,没见过敌人的模样,却捡了一大堆敌人带不走又没来得及毁掉的物资。副军长夏炯说:鬼子拉的屎还冒热气呢,肯定能追上。于是拼命地跑,追过汨水河追上了一支断后的队伍,人家一味向北跑,有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低调。追过高桥,日军退守原阵地,夏炯只好勒住马头,让部队原地休息,监视日军动静。

58军在关王桥一带截住2千多日军,壮壮胆子正要拉开架式打,日军却撒腿跑了,扔下一大堆物资。该军跟到桃林,见日军回了老窝,便也停止追击,挑上战利品往回走。

与这些在前段作战中吃了亏,打追击时又只是做做样子的部队相比,真正结结实实打击了日军退却部队的只有来自六战区的夏楚中79军和作战初期没打大仗的傅仲芳99军。夏军伏击早渊支队,将这支神气一时现在却疲劳不堪的日军吃掉大半,击毙该支队三个大队长中的两个。傅军则接连与第3、第6师团和平野、荒木支队左踢右打。日军归心似箭,吃了亏也不吭声,只是迅速北撤。99军战利品多得拉不动。10月4日,该军197师的一名班长一梭子机枪还扫下一架飞机来,真是大大风光了一回。

10月9日,湘北日军全部越过新墙河,恢复战前阵地,中国军队追踪过来,虽有个别攻击行动但无战果。在将军和士兵心中,新墙河仿佛成了中国和日本的国境线,一见到这条河,蒋委员长关于收复岳阳的命令便被认为十分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此时,两军重又隔河对峙起来,仿佛是天经地义的。

湘北战场枪炮声停息,人们的目光便开始转向宜昌。

<h3>聚焦之五:血色宜昌</h3>

包围圈在10月4日中午12时最后合拢。陈诚下达命令:10月6日凌晨4时发起总攻。

由荆门赶来增援的日军39师团被李延年第2军牢牢挡在圈外,围攻宜昌的中国军队14个师十余万官兵利用短短的一天多时间进行攻城之前的各项准备。

一支支小股部队前出清扫城外工事,爆破地障、铁丝网等障碍物。炮兵部队在一炮一炮地修订射击偏差。到处可见士兵们扛着弹药箱和各类器材疾走如飞。电话兵扯着电线跑来跑去。一支支部队坐成几列,士兵们枪靠在肩头抽烟或谈笑,在待命出击。抢修工事的士兵们则舞锹弄镐汗流浃背。满载物资的汽车喇叭声声地在显得狭窄的空间调动。江边一排排木船被征用,船上船下忙碌的人中有面色被江风染得黝黑的撑船汉子。攻击部队身后是几处由一座座帐篷搭起的伤员救护点,红十字旗下有文质彬彬的军医的身影在晃动……

这一切,同稀落的枪炮声和嘈杂的人声、车声、江水拍岸声一起,交织成一幅大战在即的有声动态图画。

宜昌城内,设于明德中学校园的日军第13师团野战医院。

身体不同部位缠着雪白绷带的伤员们有的站着,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被卫生兵搀扶着,有的躺在担架上。他们在校园操场上围成一个半圆,在没有节奏的枪炮声中,饶有兴味地观赏着来自故土的艺术。

成立于20年代中期的东京浅草艺术团在日本演艺界大有盛名,原因在于艺术家们重在继承日本传统艺术的同时,又恰到好处地融汇吸收了现代艺术中可以为日本大众接受的成分。这个团的艺术风格先是大受日本平民阶层欢迎,后又为较为保守的官僚和王宫贵族所首肯,直到将美丽的天皇皇后也拉到他们的观众席上时,辉煌便达到峰巅。中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将这支艺术团体作为鼓吹侵略战争的工具,歌颂军国主义主题的“演歌”

成为每场必上的节目,并几度远涉大海来慰问在异邦作战的士兵。此次来华,是政府对于帝国内渐渐抬头的悲观情绪采取的一系列对策其中一项。

慰问团一行三十余人,到达武汉11军军司令部时,军部又让该军二十余人的军乐队陪同前来宜昌。无奈仗已经打到门口,无法出城到各阵地巡回演出,只好在城中慰问伤兵。

最后的一个节目,妆化得很重的青年男女舞蹈演员们表演起民间最为流行的舞蹈。舞到一程,漂亮的女演员躬身请起卫生兵和尚能活动的伤兵参加进来,于是和服与军装相杂,绷带与笑容参照,岛国情调的优美音乐与金属破碎的枪炮声汇成一片不和谐的交响。

10月6日天亮前的黑暗之中,惊天动地的炮声将小城宜昌密密地包裹起来,四下的喊杀声如决堤的江潮。天色微明时,浅草艺术团的少男少女们看见一队队的担架飞快地抬入他们曾经演出的野战医院。16岁的双胞胎舞蹈艺伎姐妹之一的美蕙子流着泪问带队的秋鹤:“夫人,我们还能回到东京吗?”

50多岁的着名舞蹈艺术家秋鹤说:“能。英勇的阿南将军正挥师前来,这几天就要到了。为他祈祷吧,孩子。”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两昼夜,退缩在城郊的日军拼死抵抗着中国军队的进攻。驻汉口的日军第3飞行团组织所有轰炸机支援防守宜昌。据战史载,该部出动飞机轰炸在宜昌外围进攻的中国部队,4日62架次,5日80架次,6日74架次,7日96架次,8日64架次,9日高达125架次,那天有的飞机竟飞行4个往返。

10月8日清晨,94军所属的一支部队乘船由西岸驶出,从上游绕过葛洲坝,在黄草坝北端登陆,上岸后沿大坝向南,摆开在与宜昌城相隔一华里宽的长江分水道的江岸。上午,这个新设置的阵地有效控制了宜昌城西侧日军阵地,一颗颗迫击炮弹隔江飞到城郊日军阵地,轻重机枪打得日军不敢抬头。与此同时,32军第9师、99军一部也向市内压缩,包围圈逐渐缩小。

10月9日,对于中日双方都是非常严峻的一天。日军脱离湘北战场,阿南抽调各师团精兵组成一支快速部队星夜赶往宜昌,六战区部队离攻克宜昌也只差一步之遥。

城内日军伤亡惨重,野战医院连操场都躺满了伤兵,呻吟声此起彼伏。内山召集司令部内的勤杂兵员、卫生兵、伙食兵、军械维修人员和已经送往医院的伤员中还能拿枪射击的人,给每人发枪发弹。正在集合时,内山耳畔传来一声悦耳的小号。这个不看时候,还在练习演奏的军乐队员提醒了内山,将第11军军乐队二十余人也编入这支共388人的特殊部队。

这支队伍将仓库内的数百袋大米搬到师团司令部外围垒成工事。内山师团长对秋永参谋长说:“还是不要相信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吧!”

城外。陈诚十分吃力地压抑着内心的焦躁,时间分分秒秒飞速掠过,他已几次向蒋介石要求延长攻克宜昌的最后期限。蒋介石10月2日下令3日内攻克宜昌,陈诚4日电报请示,将克复日期延至8日。蒋介石在同意的同时向陈诚通报了湘北日军撤退情况,要求绝不能迟于8日攻克,否则将前功尽弃。陈诚6日发起总攻,部队受日军空中和地面双重拦阻,8日仍在城外。陈诚只得再次请示,于“双十节”那天务必攻克宜昌,蒋介石没有回电答复。

陈诚感到自己已无路可退。

10月10日凌晨2时30分,六战区再次发起总攻。

投入作战的各种火炮共计140门。以140为计算单位的炮弹从各个方向砸向日军阵地的各个角落,直到炮兵们借着爆炸的闪光再也看不见可供射击的完整目标。

步兵嘶喊着,洪水般卷入城区,躲在暗处的日军机枪鼓荡起狂风将一批又一批士兵吹倒,紧跟着便又有同样多甚至更多士兵涌了上来。城区边缘尸体密铺几层,早已分不清战死的是哪国的士兵。没有半丝喘息的枪炮声汹汹涌涌地,托出一轮鲜红的朝阳。最先看见朝阳的是宜昌城内日军最高指挥官内山英太郎。当时他站在原为宜昌银行的这座小城市中唯一的三层楼建筑的顶层,面朝朝阳进行默祷。当太阳升起时,他恍然感觉天和地都是红色的,身旁的长江也是红色的,他感觉长江流淌的是一江血水——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鲜血。战后,他曾将这个奇怪的感觉告诉了一位记者。

这位记者写了一篇详细描述宜昌守城之战经过的通讯,刊载于日本本土一份名为《樱》的刊物的1942年第3期。在那个清晨,他得到的报告是,四面的阵地正在崩溃之中,据估计战死与重伤的士兵各在5000左右。

8点钟,他走下楼的底层。作战指挥室内,参谋长秋永力、参谋星野一夫中佐、本只三少佐、泉茂大尉、副官菊地重规中佐、兵器部长山贺治郎中佐、供应部长马俊夫大佐、军医部长松木宽治大佐、兽医部长加藤宽一中佐在等他。

秋永力将他起草的致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诀别电报念了一遍。屋子里,一只椅子上披着104联队在全部“玉碎”之前托参谋泉茂大尉带回来的军旗。

内山庄严地将天皇御手亲自抚摸过的第13师团军旗捧起来展开,轻轻披在104联队那面军旗之上。全体军官和在场士兵涕泪交流,脱帽低头。

内山的手发抖,划了第三根火柴才将军旗燃起。

焚烧军旗是日军最严格的战场纪律和帝国军人在集体战死之前特别的仪式。每一面师团的军旗都是由兼任海陆空三军大元帅的天皇陛下在该师团出征之前亲自授予师团长。军旗无论如何不能落于敌手,在战至最后关头时必须焚烧。而焚烧军旗同时也就意味着这面旗下的皇军部队已经全部为天皇尽忠了。

一小朵火苗渐渐燃成一大团烈火,接着便无声地熄灭。内山和军官们已经选好切腹自尽的位置:四位部长在各自办公室、三位参谋在各自卧室、副官在文件房、参谋长在办公室、内山在这间宽敞的作战指挥室。

电文:

全体将兵,已为皇国尽力作了最后之奋斗;对军旗、各单位的机密文件,天皇敕谕等已经焚烧;在宜昌之侨民及慰问团一齐遭到不幸,极为可惜,深致歉意。

内山在签发这份电报时,用一支画作战地图的红色铅笔添写了一句:

皇国将兵尽到了军人之本分,在高呼大元帅陛下万岁之壮烈声中殉国。

10月10日上午8时50分,译电班长大石将电文译成密码。内山对动身“各就位”的军官们说:“请再等一等。”

秋永力叫来自己的副官酒田留四郎交代如下:如遇突然情况,在师团长、参谋长死去而电报未能发出时,由酒田组成决死队,以不论何种手段突出包围,向11军司令部报告本师团战况。

上午10时,由荆门向宜昌增援的第39师团在阿南惟几严令下,再次向李延年第2军发起猛攻,其中一个联队以毒气弹攻破一段阵地,突过防线,冲至城外。陈诚亲自指挥第2军部队和攻城部队一部将这股日军夹击击溃。至下午2时,日军城防各方向中只有东山寺一线未能突破。中国士兵冲入城区与敌激烈巷战,逐渐压向市中心师团部核心阵地。

下午4时,由湘北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两千余人到达宜昌东北,立即投入解围战斗。陈诚将预备队调上去抵挡,双方胶着于城外6公里处。黄昏时一线攻击分队伤亡过大,陈诚下令各部队调整补充,天黑后发起最后强攻。

晚7时,几乎是与陈诚下达进攻命令的同时,突然狂风大作,紧跟着下起又大又急的雨。10月天气当地一般不该有这么猛的雨,两国官兵们都感觉奇怪。中国军队冒雨攻击,进展缓慢。由湘北赶来的日军万余到达城外,冒雨夜战两个多小时,突入城区与13师团残部会合。

蒋介石于10日晚11时下令:停止攻击宜昌的作战,各部队退回原防地。

宜昌老人黄菊圃说:大雨从(农历)八月二十(公历10月10日)天黑下起,一直下到第二天午后。雨水泡着满街的尸首,流水都变成褐色血水,在街上有二尺多深,然后就归入长江,江水也变色了哩!第二天双方都打着“十”字(红十字)旗,推着车子在街上收尸。收尸的人各干各的,互相不打,有时还商量着辨认。日本的收尸队中有中国人,还有当地人。收尸队把死人翻过来正过去,看衣服,看枪。有一些不知怎的浑身上下没有衣服,大概是伤兵,就不好认了。两国人长得都一样,结果是谁也不要,说是怕收错了人,下葬后搅得其他“英魂”不安。还是宜昌城内的老百姓们凑钱把这些人葬起来,葬在城北。竖块无名碑,供上一碗饭、一炷香。

第二章 萧瑟秋风 6、南岳军事会议的思考

1941年10月16日凌晨5时30分,山城重庆城区街道上,一支轻便的车队快速掠过,直奔郊外机场。

警卫森严的重庆机场,停机坪和跑道的照明灯、信号灯大开。一架等在跑道尽头的飞机在车队到达几分钟后,轰轰隆隆地启动马达,由慢而快地向前冲去,渐渐脱离地面,在半空中一转头,直插曙色微明的东方天际。

蒋介石倚在机舱内的沙发乘座上,一脸倦态。

10月9日,湘北部队恢复战前阵地,第二次长沙会战落幕。

虽然九战区尚未将战果和损失情况统计上报,但蒋介石心中已经憋满怒气。

9日深夜,政治部电话请示是否要在“双十”宣传口号中加上庆祝湘北胜利内容。蒋介石内心实在不想将这一仗称为胜利,但还是指示要结合节日宣传大力庆祝“第二次湘北大捷”。那时,宜昌攻城正值白热化,关键是看能否抢在日军回援前攻下城池。10日一天,蒋介石强装笑脸疲于应付国庆节官方活动,内心却总在想着宜昌、宜昌,直到深夜,看看终于没有希望,才下令撤兵。

两个战场,一个是连最精锐的74军和第10军都赔上去的惨败,一个是久战无功、伤亡惨重。所谓“胜利”,在军事上便只剩下了一个勉强对老百姓能说得过去的日军退回岳阳,我军恢复阵地,而其余的就全是政治宣传、鼓动国民士气的需要了。

10月10日,从一早开始,电台将“歼敌4万余”的“第二次湘北大捷”的消息与纪念国庆的文章轮番广播。各大报刊更是煞有介事地抢发号外,头版核桃大的字打出通栏标题,二、三、四版则塞满评论文章、战地报道、新闻照片、火线采访、侧记、见闻等等,着实弄出一派“大捷”风光。蒋介石翻着报纸,心里也真服气了陈布雷、吴铁城、吴鼎昌这些笔杆子,一夜之间,魔幻般变出那么多文章!

既然是“胜利”,国民政府、国民议会、军委会、各民众团体便又要照例发贺电贺信。侍从室副主任林蔚请示是否以委员长个人名义发贺电时,蒋介石心中主意已定,回答说:不必了,请你安排一下,我去登门道贺。

就湘北“胜利”,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接受港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军队已取得主动地位,预计半年内将有惊人之军事发展。……中国军队在湘北之胜利,奠定了对日军反攻及收复汉口、广州之大道……”

云云。

在广西桂林各界纪念国庆暨庆祝“第二次湘北大捷”群众集会上,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致辞中云:“湘北二次大捷乃为我转败为胜之枢纽。”

蒋介石注意到,在重庆市的纪念会场和主要街道,庆祝胜利和纪念国庆的大字标语数量基本相等,而机关和学校的游行队伍中,庆祝胜利的标语和小旗数量要多于庆祝国庆的。

4年抗战,无论国际形势是否有利,国力衰竭、百姓困苦,民众在心理上需要“胜利”这剂补药,否则何以继续苦撑?参加重庆“双十”活动归来路上,蒋介石心中叹道。

但怕就怕第九战区的将军们也将这个宣传上需要的“胜利”,真的当成自己打出来的胜仗。蒋介石在之后几天想,在乘飞机去湖南途中也在想。

当飞机的马达声从西天云际间隐隐传来时,薛岳率九战区主要将领走出南岳机场一侧临时设置的候机休息室。

湘北作战结束后,两年前庆祝胜利情景重演。鲜花、掌声、镁光灯闪光及雪片般飞来的祝贺文电依旧,但薛岳心里沉甸甸的,不只是因为没有接到蒋介石的祝贺。

10月12日,设在东京的日本国家广播电台和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各地的广播电台同时发布了皇军在长沙以北地区歼灭重庆政府军5个作战军主力共十余万人的消息。日本各地和中国占领区几个大城市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天皇传圣谕嘉奖参加此次作战的皇军将兵。

作战双方互相矛盾的宣传和步调一致的庆祝,大大激发了各国记者的好奇心。10月13日,一个由英、美、法、荷、葡等国家及香港的记者与几家中国大报记者联合组成的22人记者团,由国民政府新闻局官员带领,从重庆飞来长沙进行实地采访。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向记者们作了经他和赵子立等人周密准备的“战况报告”。记者们参观了几处战场,浏览了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十几位参战官兵和当地百姓从不同角度向记者介绍战场实况和日军兵败惨象。记者们无不满意地认为中国方面的宣传真实可信。那么,说谎的一方自然只能是日本了。

赠送战利品。记者们高兴地分别得到指挥刀、望远镜、手表、军毯、收音机等物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名大胡子美国记者,他在恳切请求下得到了一面日本军旗。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这名记者表示,他要让全世界看到这面旗子,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故事。

记者团在长沙活动了3天,15日由薛岳主持了送行宴会。送走记者,不用再费力编织“胜利”的故事,薛岳知道到了该深刻反省的时候。

飞机在跑道停稳,蒋介石身披斗篷走下舷梯。薛岳看到委员长本来就十分消瘦的面容又失了几分血色,微笑也显得十分勉强,不觉心中又生出几分愧意。来的人们与接的人们简单互致问候,便坐入早就等在一旁的一排轿车,一溜烟开出机场。

蒋介石与薛岳同乘一车,一路无话,但两人在内心对话,双方都知道此刻对方在想什么。当轿车驶入衡山脚下一座很大的军营时,天已大亮,大操场上一队队士兵已开始了一天的操课。蒋介石接着刚才在车上的内心独自开口了:“惩办视军法如儿戏者,查究作战失利责任事小,伯陵,我看确有必要认真检讨一番了。”

南岳军事会议于10月17日即蒋到来的第二天召开。会议第一议程是宣布赏罚决定,第二议程是部署九战区所有参战部队在休整的同时层层进行针对第二次长沙会战损失惨重的军事检讨活动。

会议宣布:按战时军律,将在作战失利时不组织部队撤退,私自脱离战场、回家探亲的第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以临阵脱逃罪处死刑;给予组织指挥失误致作战失利、部队伤亡惨重的第10军军长李玉堂撤职处分;给予作战失利时惊慌失措、率先逃跑的第10军预10师师长方先觉撤职处分。通令嘉奖第79军赵季平暂编第6师不畏强敌,渡过湘江攻入长沙,经激战收复该城的战绩;通令嘉奖在危急关头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直至牺牲的第10军190师副师长赖传湘;通令嘉奖第99军99师295团1营营长曹克人少校坚守湘阴,顽强抗击数倍于己之敌,直至全营殉国的英勇行为。

会场上鸦雀无声。随蒋同来南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宣读以上决定。

蒋坐在主席位置环顾坐得笔直的将军们,被提到名字的将领从座位上起立,或垂首汗颜或挺胸平视。58师师长廖龄奇已在回部队后被军法分监部关押。

作战前期失利受挫,薛岳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将责任推给部队将领,并几次向重庆报告要追究26军和37军军长指挥不利的责任。但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比较细致,这次处罚了第10军军长李玉堂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并将嫡系王牌中的一名师长处极刑,众将领从内心感到心悦诚服,因而想到更要从自身查找失利原因。嘉奖之中,人们大多对赵季平师收复长沙和190副师长阵亡已有了解,但对于在此高级军事会议中以军委会名义嘉奖一名营长一时不知何故。作战中团长营长在一线负伤阵亡岂在少数?

几天之后,军委会政治部向全军部队下发了一份关于这位曹克人营长的事迹材料,将领们看后无不慨叹点头。

南岳军事会议开了5天,21日结束。会后,各部队进行了在军史上被认为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役之后最为深入、效果也最好的“全军大检讨”。

第九战区检讨:

一、对阿南惟几上任后敌11军作战方案的变化判断失误。

二、战区作战方案基本沿用上一次会战旧案,无因敌情而相应变化,至会战初期连续失利。

三、兵力分散使用,其结果是分别为敌之强大兵力集团击破,损失重大。

四、选择决战地带主观随意。以保守长沙为目的,将决战地带一再北推,却非但不能形成决战条件,后来连长沙也被敌占领。

五、通信失密。初期因此失去战场主动,后期察觉破密却无备用密码,只有如明语般续用数日,敌截取战区追截退逃之部署,战果大减。

六、作战初期大云山之役为敌所乘,致湘北正面兵力虚空,开战数小时便被敌突破一线。

七、军纪败坏。师长临阵脱逃者有之,敷衍命令不力战者有之,贪功虚报、畏缩不前、不主动协同、遗弃伤员烈士、被俘变节甚至抢劫百姓、强奸民妇者均有发生。

杨森27集团军的检讨则细到各作战阶段:

甲、新墙河北岸序战时期

一、敌情判断似嫌主观。

二、友军彼此不相信,致乏协同。

乙、新墙河南岸至浏阳河北岸作战时期

三、部队一般运动迟缓。

四、各级指挥员统率能力薄弱。

五、各部队官兵纪律太坏。

六、奉行命令不彻底,甚至对所受任务取巧规避。

……

蒋介石翻看着案头各部队上报的检讨报告时,已回到了重庆。报告中大量反映出军队在作战指挥、平日训练、上下、友邻关系、军法军纪及军队基础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问题严重这令他十分气恼和忧虑,但此次下面能据实说话,不隐瞒错误,这又令他感到欣慰。

蒙蒙秋雨飘飘洒洒,将一场大战留给天空和大地的一切都点点滴滴地带入泥土深处。第二次长沙会战自1941年9月7日始,至同年10月12日止,历时35天。含湘鄂赣边区在内的湘北战场,中国军队投入兵力37万8千;日军则为11万5千。

中方史载,是役,中方伤亡官兵共计69917人;日方伤亡数为48372人。

日方史载,中方遗尸54000具、俘虏4300人;日方损失为:亡1670、伤5184,死伤军马2260匹。

第二章 萧瑟秋风 7、一个人在战争中死去

在湖南省桂阳县清和乡长乐村提起曹德远家,老人们都知道这是本地三世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祖父曹远扬任过前清主簿,父亲曹孔祥为清朝大学士,曹德远在清末的最后一次大考中中进士。天翻地覆清朝垮台后,曹德远在家乡继承祖业,以教书为乐,平日乐善好施,修桥铺路,深得乡邻敬慕。

曹德远膝下二子,名奋人、克人,俱聪慧,自幼受教于德学,知书达理。克人性格刚毅,不畏邪恶势力。1929年,村中发生一起血案,贫苦农民曹苟苟不堪本村恶棍曹道直羞辱,愤而将其杀死。克人仗义执言,为曹道直兄弟迁怒,发誓要报复。18岁的克人被迫出走衡阳,在省立十四联合中学读书。1930年的一天,他上街买笔,遇国民革命军18军14师在衡阳招兵,怦然心动便弃笔从戎,成为该师79团士兵。

士兵曹克人品德端正,不怕吃苦,兼文才扎实,两年后被保送18军干部补习班工兵队。学习一年,以全优成绩结业,调任59师工兵营中尉排长,1935年升任该师593团3连连长。

1937年7月克人正在工兵学校深造,抗战爆发消息传来,上级命全体学员立即肄业,各自回到部队,他被任命为师工兵营副营长,及至到任时又调任99军99师295团1营少校营长。

曹克人带兵重身教,与士兵一同操课,训练中时常亲身示范。他执纪严明,一次抓住其堂兄曹付付调戏妇女,喝令其当众下跪受罚。他所率1营屡次出色完成作战任务,深得上级和同仁嘉许。

1941年9月24日,曹克人率全营进驻湘阴县城。28日,日军从青山登陆,上岸后突破江防部队阵地朝湘阴县城猛扑过来。曹克人沉着应战,利用坚固工事将敌阻于城郊。敌无隙可乘,改换登陆地点,绕过湘阴向湘北进攻。

10月2日,日军志在必克湘阴以作为转运伤兵和给养的港口,20余架飞机轮番猛轰曹克人营阵地后,千余步兵猛攻上来。

曹克人率全营400余人誓死抵抗。激战两天后,因敌海军陆战队在箭毛嘴偷渡,第一道防线受夹击,曹克人指挥全营退守第二道防线。

4日凌晨起,日军增兵800余人,从两翼包抄曹营阵地,一些自湘北撤下来的炮兵加入攻击,敌火力猛烈。全营伤亡殆尽、边打边撤,退到东湖四甲堤时,只剩不到百人。日军迅速包围过来,曹克人见已身陷绝境,大喝:“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上刺刀!”于是大堤之上,两军展开激烈肉搏。

寡不敌众,弹尽刀折,曹克人受伤昏迷,醒来时发现自己与下属10余人被日军所俘,其余的则全部阵亡。

日军发泄数日被阻之怒,对17名俘虏残酷折磨,曹克人大声斥责:

“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也配是父母所生吗?!”

日军知其是营长,更是疯狂施其兽性,割舌头,剜眼睛,砍断手脚,剖开胸膛,最后将尸体用大铁钉钉在墙上。

当热血凝成紫黑色的硬块时,日军败走。数千军民涌向这位普通的中国军人蒙难处,几日络绎不绝。

人们在遗物中看到战前他写给父母的信:

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值此存亡之秋,匹夫尚有责,身为军人,岂能临阵退缩?尚望双亲体谅时艰,善自珍重,我誓死抗日,此意已决!

曹克人亲侄曹宏玉,那年16岁,中学毕业,到长门投考军训部入伍生团,因武期已过,路过湘阴回家,正遇打仗。曹克人劝他快走,宏玉平日最敬佩叔叔,不忍离去,以致后来欲走不能,竟同时殉难。

克人哥哥奋人赶来奔丧,欲将弟弟骨殖移回老家,湘阴父老苦口劝阻,至跪地相求,奋人含泪拜谢。

曹克人及400官兵殉难周年之际,湘阴县各界集资,在安葬烈士之地建一塔,俗称白骨塔。塔前汉白玉石所砌牌坊上镌刻一联曰:“丹心悬日月白骨镇山河”。

南岳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号召全军以这位青年军官为楷模,奋勇杀敌报国,并颁特别抚恤金4万元。

曹克人事迹刊于大陆《湖南省革命烈士传·抗日战争卷》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国民革命烈士传略专辑·抗日战役卷》。1984年1月12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曹克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个人在一场战争中死去,留下一座墓、一座塔,一副出自一位前清秀才之手的挽联,也许还有些别的什么。

率孤军以守孤城,湘水竟无情,波涛不尽英雄血;

摧敌锋而寒敌胆,楚疆今再捷,千古长留节烈名。

第三章 哀兵之战 1、太平洋与湖南

珍珠港事件当天清晨,广州市像往常一样平静。星期天,这个本来就爱睡懒觉的城市,街道上行人更加稀少,只有少数主妇提着篮子上街购物,几个男人穿着拖鞋在家门口睡眼惺忪。太阳旗下的这座南方第一商城还未醒来。

而此刻,在泰康路日军第23军司令部院内,芭蕉和棕榈的阔叶遮映的作战指挥室内,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却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焦灼难耐,他在等待着直接来自本土的电报。

参电第684号:e方面作战已正式开始。参谋总长。

参电第685号:花开,花开。参谋总长。

当译员将两封接连发来的电报呈给酒井隆时,这位军司令官大步走到电话机前,简短下达了攻占香港的作战命令。

……为策应友邦作战,牵制日军,特令各战区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第四战区攻击广州方面之敌,策应香港之英军作战,以第5、第6、第66军由广西、四川向云南转进,准备入缅甸直接援助英军作战。原本会直辖之第4、第74军,分别调至广东、广西……

蒋介石在军令部拟好的发往各战区的电文稿上签字时,看了看那架老式座钟。7时53分,厚窗帘外的天空已经大亮。

签好名字和时间,将办公桌上的日历翻过一页,1941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24节气中的“大雪”刚过两天,中国有“瑞雪兆丰年”

的古谚,而眼下这场国际风云之中的“雪”将会带给中国一个怎样的年景呢?

昨天清晨,蒋介石在黄山别墅接到办公厅电话,他立即驱车进城。刚坐在办公桌前,侍从室又送来日军进攻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的电报。

蒋即指示召开中央常委特别会议。

半小时后会议开始,3小时后作出中国对日本和德、意正式宣战的决议。

宣战令由蒋介石、孙科、居正、戴季陶、于右任共同签署。中日战争于1937年全面爆发,日本进攻,中国挨打也还手,4年半了,如今才大喝一声:“向你宣战!”

会议还决定,提议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为此提出三项原则并通知美、英等国。

一、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该同盟由美国领导。

二、要求美、英、苏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

三、太平洋战争取得胜利之前,加盟各国不许对日单独媾和。

孤独中国的孤独抵抗!上溯4年半到1937年“七七”,上溯10年到1931年“九一八”、上溯一百年到鸦片战争,外国的商人、政治家来华者不少,有哪个不是为了自己利益?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掠夺时,有哪个国家站出来说过一句公道话?中国的耻辱,还是要靠中国老百姓自己的鲜血去一点一滴地清洗。如今最艰难的岁月已经“抗”过来了,日本的战刀终于开始切割美国、英国盘中的肉了,不容你绥靖、不容你中立,将我们绑在一辆战车的,是道义、是公理、更是利益。

蒋介石手中拿着即将发往美英等国的电报稿,遥望西方,心头翻涌不已。窗外,远远传来爆竹声声。市民和学生们知道了消息,在反侵略、求生存的岁月,中国人的心是相通的。

国际形势一夜巨变,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仍是战斗。

8日夜,蒋介石召集军委会幕僚开会,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局,制定策应香港作战的部署,直到天明。

早餐后,宋美龄来接蒋介石回黄山别墅休息。路上她说:“达令,你很久没有这样高兴了。”

武汉,日11军司令部。

湘北作战结束后,阿南惟几一直处于兴奋之中,因为令他兴奋的事情接连发生。

10月9日,进攻湘北的部队全部撤回原防地,两天后赶到宜昌的部队也解除了那里的险情,战役以大量杀伤中国军队主力包括打垮两支“王牌军”而胜利结束。本土和各占领区发来一批祝贺文电,阿南仿佛看到大本营昔日的同事们赞叹的目光。

紧接着是更加令他振奋的消息传来。湘北作战结束一周时,第三次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10月18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宣誓组阁。少壮派军人的代表,终于登上总理大臣宝座。

阿南知道,军国主义日本时代的崭新阶段由此开始,这正是千万名激进的日本军官们梦寐以求的一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日本军人血流成河。

东条英机上台仅一个多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虽在阿南意料之中,但仍然引起他内心巨大的激动,仿佛距离世界插满太阳旗的日子不远了。

12月12日,阿南侦知当面的几支中国军队南调,即发电报给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请示再次向湘北发起攻势,牵制九战区兵力转移,保证第23军顺利夺取香港。

一天后畑俊六回电,同意将阿南的想法报请大本营批准,同时指示阿南迅速制定作战计划。

由于太平洋战争,本土对11军9、10月间这次规模巨大的进攻作战中所损耗的武器弹药和减少的兵员还没有来得及补充。战役结束后畑俊六考虑11军兵力与当面中国军队相差太大而将华北地区驻太原的第9混成旅团调归阿南指挥,这支部队现在还在路上。“以11军现有的兵力和作战物资储备,最多只能打一次兵力不超过6万,作战时间不超过10天的牵制性作战”,在制定作战计划的军司令部会议上,木下勇参谋长提出自己的看法。

阿南认为:上次作战结束至今只有两个月,遭受重创的中国军队不会恢复如初,又调走了第4和第74两个军,以11军现有兵力是完全有把握取胜的。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胜!”阿南强调说。

12月15日,阿南上报作战计划:12月25日发起总攻,作战时间两周,如23军在此之前攻克香港并且不再深入,局势得以稳定,11军也可提前撤回。

战术上,仍采用主力师团并列于第一线发起强大攻势,快速突破防线后分割包抄中国军队予以重创的方法。

由于第4师团调走,在一线只能部署3个师团,为补充兵员不足,阿南命令远在赣中的第34师团向九战区驻赣部队发动佯攻,使其不能增援湘北。

12月16日,畑俊六复电批准11军作战方案。阿南惟几再次站在那幅巨大的兵棋前,在参谋人员众星捧月的位置上,踌躇满志。

长沙,九战区长官部,战区军事会议。

座位上全是将星灿烂的师长以上高级军官,薛岳站在一张巨大的地图前,用一根教鞭指点着,会议开了3个小时,与会将领们却毫无倦意。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九战区加强了谍报工作,掌握着日军在湘鄂赣各省的动态。12月18日,军委会侦悉日本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部批准11军湘北作战方案并从华北调兵,蒋介石命令南调的第4和第74军迅速返回九战区作战地域,分驻株洲和衡阳,准备迎敌。

战区召开的既是作战部署会,又是集中了“大检讨”中各部队血的教训和各级指挥员的聪明智慧,从作战方针到兵力部署,修正过去方案的研讨会:

一、怎样进行逐次抵抗?

二、怎样切断敌人退路?

三、怎样选择决战地带?

四、怎样诱敌至决战地域?

在众位将领们各抒己见之后,薛岳做结合部署作战任务的中心发言。

也许真的有称得上天才的将领,但绝大多数指挥员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血的教训中聪明起来的。来自部队的将军们感到,战区修改之后的方案较之过去的更加切合实际,是打好这一仗的良好基础。

修改后的作战方针为:

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步抵抗,随时保持主力于外线,俟敌进入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

会议结束前,薛岳宣布:大战将近,第10军新任军长钟彬尚未到职,该军仍由在10月南岳军事会议上宣布撤职的原军长李玉堂指挥。与李一同撤职的该军预10师师长方先觉也仍负责该师此次作战。两人处分待战后再议。

会后,薛岳和赵子立再次站在地图前。

“此作战方针中至为核心之处为何?此方针较之以往之要点为何?”

薛岳面对勾画得点点线线的地图,像自语又像在询问。

“后退决战,争取外翼!”赵子立一语中的。

敌人进攻,我边打边撤。既要牵着敌人走又不能为敌包围。在到达决战地带之前,巧妙地将部队撤到外围而又不惊动敌人也跟到外围。少数兵力吸引敌人进入决战地带,多数部队在外围形成强大的包围圈。在决战地带,外面的部队要围得住,里面的部队又要顶得住,不被吃掉。

长沙会战中国军队进行着顽强抵抗环环相扣,险象环生,一招失算,全盘皆输。战场上的复杂性和冒险性莫过于此。

九战区的兵力部署是:杨森27集团军防守新墙河一线,日军进攻后逐次抵抗退至汨罗江一线向右翼退避;37军和99军守汨罗江二线,接战后边打边撤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一带时向东转移;日军包围进攻长沙时,由第10军坚决守住,这时外翼部队则向长沙发起“求心攻击”,将包围长沙之敌从外面再包围起来,聚而歼之。

这一仗的两个关键,一是我“诱敌”,敌是否“深入”;二是长沙是否能固守到外翼部队取得围歼敌人的胜利。前一个环节取决于日军,后一个环节取决于第10军。

战斗打响,情况瞬息万变,届时还看指挥员的应变能力和临场发挥。

决心就这样下了。

“后退决战,争取外翼……”薛岳思忖着赵子立的话,在屋子里踱着步。

忽然他停住脚步,手臂一挥说:“我看这一仗就叫做‘天炉战法’!”

长沙。

枪支整齐地架在一起,子弹袋、军上衣、水壶堆放在枪支旁。冬季的风中,士兵们刨开马路路面,砌进一块块大石头,扎上钢筋,灌入水泥,一个地堡的形状出现了,一个个地堡、掩体、战壕群落出现了。市民和学生加入施工的行列。老人和孩子端着热水请士兵们趁热喝几口。有的军人说:快疏散出城吧,鬼子兵就要来了。有的百姓就说:有你们在,我们不怕!

这是根据当时报纸的记载而描绘的“战前长沙图”。

李玉堂每天泡在阵地上,检查质量,催促进度。战区军事会议上,薛岳让他重带第10军,他彻夜失眠。作为一名从军多年的将领,他深知这是关系自己今生荣辱的一战。战区会后,他召开全军排长以上军官会议,原原本本传达薛岳命令,表示要戴罪立功,不辱没第10军多年的荣誉。

军官们被军长的真诚感动。一同经历过失败,他们又何尝不想与自己的军长一起挽回失去的光荣?3师师长周庆祥、190师师长朱岳在李玉堂讲话后登上讲台,代表自己的部下保证,坚决服从军长指挥,誓死守住长沙,把军长要回来。预10师师长方先觉同军长一起受处分,这时含泪向部下和上级表示,不负众望,坚决打好这一仗。军官会议在几乎掀掉屋顶的“死守长沙”的口号中结束。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不论宣传机构如何宣传,九战区各部队无不沉浸在一片战败受辱的哀痛氛围之中。薛岳将指挥这支哀兵在战败仅两个多月后再次迎战对手。他将这支哀兵中最哀的、唯一被撤掉军长和一个师长的军摆在这次战役中最难、最险、付出牺牲也必然最大的地方。李玉堂如法炮制,将日军攻城的首选方向——城南,交给上一仗中打得最糟的预10师。

一个师、一个军、整整一个战区的哀兵都在准备着拼死一搏。

12月20日,第6师团在新墙河北岸下游集结完毕;12月22日,阿南惟几在岳阳开设军指挥所;12月23日,40师团在新墙河上游集结完毕;第3师团乘火车至岳阳,24日在第6和40师团中间地区完成集结;担任赣北和赣中两方向佯攻的34师团和14旅团,于12月24日到达攻击出发地域;24日上午,阿南惟几在电话中与各师团长对表。总攻发起时间为12月25日晨5时。

岁末,重庆气温骤降,寒气逼人,但蒋介石心中却春风阵阵。

12月20日,陈纳德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在昆明上空首次与日本空军交战。平日里大大咧咧的美国飞行员5分钟内击落日机4架,自己毫发未损。蒋介石认为这次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是美国与日本首次在中国战场交战,而且这种交战还有着逐步升级的美妙前景。

23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中、美、英军事代表会议。几国将领坐在一张桌上大侃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军事结盟进入实质性阶段。会议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共6条。但仅仅一周之后,人们便将这份文件束之高阁。因为那时中国与美、苏、英、法等共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家宣言》。与此同时,蒋介石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就任了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在国际形势飞速发展变化中,蒋介石的目光没有离开国内战场。12月22日军委会呈来九战区作战方案,徐永昌对蒋说薛岳称该案为“天炉战法”。

“在作战地区内坚壁清野,使敌找不到半点物资可补充。设置纵深伏击地区,将敌诱入其中,四面八方之火力犹如烈火,形成一个硕大熔炉,将敌围而歼之。”徐永昌将薛岳对“天炉战法”的解释向蒋介绍。

蒋介石笑了,薛岳爱搞名堂。武汉会战中,薛岳任1兵团总司令,在德安以西马回岭一带,依托有利地形设计了一个称为“反八字阵”的阵地体系,他向蒋介绍说:这个阵势如捕鼠之袋,又如飞剪,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倭寇如钻进来就别想再逃出去了。蒋笑问薛:“比之诸葛亮八卦阵如何?”此番又搞出一个“天炉战法”,如果打胜了,又不知将如何吹嘘。

但肯动脑筋毕竟是为将第一优长。蒋介石与徐永昌对着地图研究了半天,复电同意按上报方案执行。他嘱咐徐:此役关系全局甚重,次宸(徐的字)兄务必用心操持,定要打胜。徐诺诺而去。

1941年12月24日,天寒阴雨,新墙河下游水位上涨。日军第6师团向20军第134师新墙河阵地行渡河攻击。午后,一部突过南岸,陷中国军队数据点。入夜,日军主力渡河。

第三章 哀兵之战 2、惨烈雪景

在中日两军紧锣密鼓地为又一场大战进行准备的几天中,湘北上空乌云密布。从12月20日,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气温不断下降。23日,雨中夹杂着雪片,天气更冷。25日之后数天,雨滴全部变为雪花,雪花漫天飞舞,大地一片苍茫。这在湖南气象史上是少见的。向来温暖的南方土地,在寒风大雪中气温降至零下5摄氏度以下。士兵们在这恶劣的天气中作战,更加苦不堪言。

阿南惟几一面组织着各师团在湘北的作战,一面密切注视着千里之外23军在香港作战的进展。毕竟湘北作战是出于策应对香港的占领,这是一盘棋中相连的两步。

由军司令官酒井隆指挥的23军攻击部队于12月18日开始了对香港的攻击。主力联队于当晚9时从九龙湾的西海岸出发,秘密开始了渡海强攻。

一队队士兵乘木船或游泳泅渡,在黑暗中奋力击水前进。3小时后,千余名浑身湿淋淋的日军突然出现在对岸。3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日军的炮火开始猛烈轰击英军阵地,登陆日军摆开战斗队形扑向一个个英军据点。

驻港英军利用坚固工事和良好的武器装备进行着顽强抵抗。19日拂晓,英国海军鱼雷舰击沉数艘日军渡海舰船,炮兵集中轰炸铜锣湾至造船厂一线日军登陆点。战至上午9时,日军先锋部队伤亡600余人,后续部队一时跟不上来,只得暂停了攻势。

21日,日军再次组织猛烈攻势却仍未突破英军防线。日军大本营对作战进展情况极为不满,指责23军及38师团将领指挥不力,并拟议更换主将。23日,酒井隆亲自到前线督战,日军以惨重伤亡终于突破英军几个重要控制点,战局由此急转直下。

24日,日军势如破竹。英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香港义勇军”被打垮。这支部队成员大都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以荣誉心强、极为勇敢顽强着称于各国军旅。在这场战斗中,许多官兵到最后关头也不投降,高呼“美丽的女王陛下万岁”自杀身死。

24日中午,阿南惟几从大本营来电中得知香港战局好转,指日可破。

本应高兴的事却让阿南莫名地烦躁起来,原定于25日向湘北正面发起攻击,各部队也基本准备就绪,但如果香港城破,他在湖南的作战就失去意义。那时大本营一个电令取消这次攻击行动也是情理中事。怎么办?

阿南想到,东条英机刚刚上台,日本军队在海外几次大的作战行动中捷报频传,香港方面也是胜利在望。军队将领们无不想乘此军人内阁执掌权柄之机大显身手、建功立业,莫非偏该11军甘居人后、无功而返不成!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阿南向参谋长木下勇下达命令:第6师团一部立即向新墙河中国军前进阵地发起攻击,各师团主力总攻击发起时间提前至今晚9时。

木下勇将有的部队作战准备尚未就绪的情况向阿南汇报,阿南让他督促这些部队加速解决,攻击提前的总意图不变。

于是,在寒风和雨雪中的日军士兵们便接到新的命令。一场仓促上阵的进攻作战开始了。

新墙河沿岸,自12月18日起就有零星战斗发生。日军因几个月前重挫守军而骄横无比,时常进行挑衅。主力部队再次集结于河北岸后,第6、第40师团派出小股部队攻击守军前进阵地,侦察对方火力分布情况,并进行了架设渡河浮桥的准备。

被薛岳摆在新墙河一线阵地的是杨森原川军的杨汉域20军,下辖133、134两个师。薛岳给杨汉域的任务是在此坚守10天后转移。

杨汉域私下对杨森说:让20军在一线坚守10天,还不如直接拉去收复武汉,那样功劳还更大些。

杨森是杨汉域的亲叔,20军是杨森起家的部队,军权自然不能旁落。

牢骚要发,仗也还要打。杨汉域与两位师长一起,详细研究了前沿的火力配置,研究了逐次抵抗的办法。24日至27日,川中健儿在新墙河至汨罗江之间顽强坚守4天,重挫日军锋锐。

25日,133师398团2营与第6师团23、45两联队重兵激战于傅家桥、洪桥两据点。营长王超奎带领全营与日军殊死拼搏,日军不能攻克,调集炮火猛轰,王超奎与全营400余名官兵全部阵亡,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一阶段战斗写下悲壮的一笔。

12月25日上午,日军23军部队攻入香港市区,驻港英军败局已定,日军派出许多侦察员化装成市民潜入市区各角落侦察英军市内防守情况。其中有些侦察员奇怪地发现,在胜败攸关的危急时刻,一伙一伙的英军官兵却在跳舞、聚餐,24日晚上竟玩了一个通宵。情况报到军部,酒井隆也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些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臣民们在搞什么名堂,酒井隆怀疑英国人可能是在准备集体自杀。还是曾在欧洲留过学的军参谋长栗林忠道少将忽然想起,12月25日是西方最大的节日——圣诞节。24日晚上为传统习俗中的“平安夜”,相当于日本人过新年的除夕夜,正是庆祝和娱乐的时候。

1941年圣诞节下午6点,港督杨格根据英美在东南亚接连失利、香港已无外援、日军切断供水、居民生活无法维持的情况,终于放下贵族的尊严,同意向日军无条件投降。

晚7时,日军38师团参谋长阿部芳光大佐、杨格总督和驻港英军司令马尔德希,在位于九龙南端派尼休拉大酒店3层第23军司令部办公室柔和的蜡烛光下,一起签署了投降书。9时45分,日军大本营向世界发布了占领香港的消息。

27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敕语,对皇军“迅速果敢攻占香港,使英国之重要根据地覆灭”表示“朕对此深为嘉尚”。

牛墨文,四川大足人,现年75岁。右臂残,以左手画国画,获县老年书画协会1994年“金秋杯书法绘画比赛”绘画组三等奖,作品题为《田蛙噪月》。而作为原20军133师398团3营8连二等兵,在他内心深处还镌刻有另外一幅图画。他说:

“那真是一辈子最冻的几天。从小到老,冬天每年有一回,大雪小雪常有,都没有那么冻。

“我团在第二次长沙战役结束不久奉命接防了新墙河一带的阵地。我们3营摆在新墙河与洞庭湖结合部,地名像是么子‘鹿角’。是防线的最左翼,也就是西头。

“1941年,民国三十年岁末,敌人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在战前全营召开了动员大会。营长姓吴,副营长李海俊,二人都说:我们营是全战区的最前沿,在我们身后还有千军万马,一定要服从命令,不怕牺牲,守住阵地,杀敌立功。

“我们班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亡3伤2,还剩下4个全的,战后补充4名新兵。新兵军事技术差得很,又没见过真刀真枪的阵势,班长王德祺担心完不成任务。我说没得关系,打起仗来正好一老带一新,下一仗新兵就成了老兵,一个顶一个了。

“那几天不断传来敌人要进攻的消息,营长连长一天来阵地看几遍。偏赶上天气坏,我们川军只有一身夹衣,冻得打抖,又不让烤火。

“伙食蛮好,天天有肉,伙夫担着饭菜送到阵地上,用勺子敲着饭盆喊:打牙祭了!

“东边小打几天,这一天日本军发起了全面进攻。天刚黑下来,我们的工事受到数不清的炮弹轰击。我们有的躲到工事以外一里远的野地里,有的蹲在工事中听天由命,炮一停,知道敌人要上来,外面的人赶紧往回跑。我们班上是一个半地下水泥碉堡,右手处中了一发炮弹,露着半个天。敌人渡河时天已经黑得啥也看不见了,靠判断找目标。班里有一挺轻机枪,占据一个射孔,另外两个步枪射孔大家轮流打。专门让一个新兵给两个机枪手打着雨伞,但没有一人不是全身透湿。在冬天,那个冷,只是打仗时顾不上想。

“机枪手边打边喊:‘7个、8个’,报歼敌数。我打步枪,说实话看不清打上打不上,天黑得像浓墨。

“打了两个钟头,传令兵跑来通知:停止射击。刚想休息一下,又接到通知:进入战壕。

“战壕在工事前面十几米,我们知道敌人已经过了河。应该承认他们的体力和军事训练比我们好。我们川军又不如中央军,训练不正规,条件也差。

“全班进入战壕,脚下是没脚面的泥汤。机枪手也不打伞了,黑夜中我们朝对面射击,大家心是慌的。看不见敌人,但敌人到了跟前再打就来不及了。

“炮火的压制和步兵的射击使敌人没有冲上来。到了半夜,伙夫猫着腰挑来一桶馒头和一桶汤。闻见饭味我才想起饿,上前去接,伙夫脚底下打滑,一桶鸡蛋热汤全泼地下。班长听声音过来就是一拳,天黑看不见,没打到伙夫,班长大骂,骂也没用,只好吃馒头。四川兵吃不惯面,只吃米,但这时冷馒头也格外香。

“刚吃完饭就通知马上撤退,当时不说撤退,叫做转进。我们冒着夹雪的雨在黑夜里行军,那真是走三步摔两跤,但天冷,走走还暖和些。

“天刚亮时来到一个地方,有工事,我们停下来。连长和其他部队的一官一兵交接阵地之后,那两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走了。我分不清东西南北,只晓得敌人会从前面来。连长给各班分配了阵地,我们班守着一段露天地,一人一个单兵射击掩体,身背后是战壕。

“大约七八点钟样子,敌人来了,这回看清楚了,雨雪中戴钢盔穿土黄军服的日本军一大片,端着枪猫着腰朝我们面前冲。敌人很会利用地形,动作也快。一般新兵还没瞄好,目标就不见了,再见到时,又离你近了。

“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将军在战前动员民众将新墙河以南大小道路犁翻放水,加上下雨,敌人的重炮兵跟不上来,在第二道防线上敌人只有迫击炮,火力就弱得多了。我们全营守在大约3华里的地段,一个上午打退敌人两次进攻。

“中午,敌又集中兵力猛攻上来,迫击炮弹落得特别多。我们班一亡一伤。班长的表弟在3排当副班长,传令兵传令时顺便向他说了一句,他表弟阵亡了。班长伤心地哭起来,表弟是他舅的独根苗。本来可以不来当兵的,但他自己愿意来。家里那边媳妇都找好了,等他回去过门。班长对我说过,表弟的媳妇长得好看,是邻村的。

“班长伤心地边哭边骂边打枪,被排长狠狠踢了两脚才不哭了。

“中午又是馒头鸡蛋汤。仗停不下来,大家边吃边监视敌情,轮流喝汤。我被排长指定代理刚刚阵亡的副班长的职务,最后一个去喝汤时,那一面盆汤只剩下两口,灌下去,冰凉冰凉的。盆底里还净是泥沙。真想好好吃一顿有菜的大米饭,喝一碗热汤。

“下午大约两点钟,阵地发生危急,日本军跑到很近的地方扔手榴弹。班长面部负伤,一个手榴弹片穿过面部,打掉几颗牙齿,顿时满脸是血。他自己包了一个绷带卷,卫生兵赶来又包扎。连长跑来看看后问他:‘能不能再坚持一会?’班长不能说话,不点头也不摇头。连长一挥手,担架兵上来要抬。这时班长摆手,自己走着跑着下了阵地,枪也不要了。

“连长朝他的背影瞪了一眼,回头看着我,忽然大喊道:‘牛墨文同志现在是2班长了!’全班战前8人,1亡2伤还有5人,另4人听连长喊声后立正道:‘服从命令!’就又埋头瞄准射击。

“连长用望远镜看到,在我们阵地前面左侧500米处山坳,有敌人扛着3门迫击炮刚刚运动过去,他判断这是一个新开设的迫击炮阵地。他命令我们班和还剩下3人的3班摸过去将它打掉。我和3班长看好路线,不带枪,腰间塞满手榴弹,绕过刚退下去的敌人,一会儿跑一会儿爬地朝那里走。我在最前头,雪地里泥水中又爬又滚,走了多半路程时被敌人发现。

“敌人的机枪从正面和侧面打过来,子弹在我头顶身边飞。我滚下一个小山坡,躲过敌人的机枪。看看身边没有其他人,不知道他们是死是伤,只得独自一人继续向目标爬去。快到目标的山坡时,发现两个兵在我前边爬,也不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过去的。

“爬过山坡时,我们3人都愣住了。那片小凹地里除了留在雪地上凌乱的脚印什么都没有。也许是敌人转移了,也许是连长看花了眼,也许是我们辨错了地方,反正是白跑一趟。

“我们骂了几句,赶忙又往回爬,快到阵地时遇敌再次发起进攻,一发炮弹将3班一名新兵打成重伤,我和另一名3班战士将他拖回阵地。卫生兵给他包扎时他喊:‘痛!’但还没包扎完他就牺牲了。

“连长过来时看了我一眼,也没有说迫击炮阵地的事,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让我们白跑一趟的原因。同去两个班共8人,3班班长和一名战士牺牲,我们班2亡1伤还剩我和一名新兵。

“就在我们去消灭那个根本没有的敌迫击炮阵地时,我营李副营长中弹阵亡。

“我事后问清楚了,激战的这一天是1941年12月25日。这天我们133师398团与敌军从凌晨打到天黑。我营副营长李海俊阵亡,在我们左翼阵地,2营营长王兆奎(史载为王超奎)和他所带的6连两个排40余个弟兄被围在一座小山上。敌人攻不下,气得集中大量炮火将那里炸为一片焦土。

“王营长和弟兄们全部壮烈牺牲!

“那天天黑后,我们又一次向南转进。我们班两人与只剩一人的3班一起并入有6人的1班,因排长已负伤,连长又将我们并入2排。

“连长命我们将烈士的遗体挖浅坑临时掩埋,做上标记,战后再重新安葬。我们班参加了掩埋烈士。

“大雪下面是散着热气的泥土,我们用挖工事的铁锹挖出一个两尺深、五尺宽、一丈多长的土坑,将全连死去的31名弟兄一一并排放进去。

“烈士的面部用他的军装包起来,有许多人的眼睛半睁半闭。我们知道他们心里苦,不肯瞑目!老家四川有三国时蜀国军师诸葛亮的纪念堂,有诗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四川人都知道这句诗。

“四川子弟在湖南打日寇,牺牲在这里,算不算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为他们泪满襟的没有英雄,只有他们的爹娘,还有我们这些也许明天就和他们一样的兵。

“连长也累了,口令不清脆。我们顶着风,冒着雨雪,踏着满地的泥,浑身湿透,寒冷无比,在黑夜中不停地走,许多人得了病。……”

20军在新墙河至汨罗江之间顽强抵抗,逐次撤退,自24日凌晨坚持到27日凌晨。日军尾追第一道防线的中国军队来到汨水北岸,战役进入第二阶段。陈沛37军和傅仲芳99军一部列阵迎敌,仗便继续艰难而激烈地打下去。从日本战史《长沙作战》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对这一阶段作战残酷程度的记载:

各师团根据第11军26日所发命令,向汨水一线急进。……汨水数日来由于风雪,河水不断上涨,浊流湍急,无法测量水深,横田大队边以速射炮、重火器压制敌人星状据点,边在手榴弹的爆炸下,利用死角强行冲入敌阵,……第3中队于13时30分冒着飞雪强行渡过水深没胸的汨水河,登岸后未及晾干湿透的衣服,就继续扩大战果……担任警卫驮马的一个小队,在从后方追击中,连续受到3次袭击,几乎全部被歼……伊藤步兵大队安全通过后,骑兵第3联队先头以军旗为前导,前进到距汨水700至800米附近时,突然遭到来自道路两侧据点的猛烈射击。联队副官当即负伤,军马64匹相继中弹倒毙……敌人的抵抗极其顽强,从左右两方包围了联队本部,……这次战斗中,新改编的山炮野炮兵第6联队1中队长木村敏大尉头部被枪弹打穿战死。

当时(注:29日)湖南下了罕见的大雪,汨水河畔,一片皆白……户田部队(注:40师团234联队,联队长户田义直大佐)渡河不久,即与重庆军第95师(注:为37军所辖,师长罗奇)既设阵地遭遇……第95师主力利用地形,顽强抵抗,我炮击无效,攻击极为困难。30日天明后,判明部队过于接近敌阵地,从正面的火力支援已不可能。因此,火炮只能从两翼压制,第一线部队只得自己一点一点地攻击,但重机枪都无法到达阵地,只有依赖轻机枪和掷弹筒,像这样大量使用手榴弹的战斗,是前所未有的。

后方的辎重兵第40联队长森川敬宇中佐,于30日夜,在长胡(新墙东南10公里)的寺院里与中国作业人员正在休息时,受到敌人袭击,在雪中战死。

自到达汨水河畔,在第一线官兵之间,都流传着“这次作战是为了牵制香港,到31日止,可能反转”等消息,然而现在进至汨水左岸,尚有南下的态势,官兵们关于今后行动毫无所知,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一本出自国家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权威战史,能写出官兵“疑神疑鬼”,除了说明着述者的坦诚和为作战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一些必要的铺垫,也可以看出当时日军的军心确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混乱。

雨夹雪全部变为大雪是从27日开始的,大雪一直下到30日,湘北正如日本战史中所描绘的,已是“一片皆白”。

50多年后,那场大雪融化得无影无踪,年复一年大地上生长又消失着庄稼、林木、野草,将过去的战场一层层遮蔽得不留一丝痕迹。两国战史都记载着那场大雪中冻毙冻残许多各自的士兵,在那之后,至今也没有再下过那么大、那么冷的雪。

新墙河东南10公里,已无人知道“长胡”这个地名,附近只有“金桥”、“光荣”、“大众”、“前进”等这些显然带有解放后政治运动色彩的地名。两国战史附图所标示“长胡”的大致位置在现称“光荣”的地方,在那里与上年纪的人问起“抗战”、“抗日战争”,不知是否因为我的普通话过于标准,老人们竟不知为何。又“翻译”为“闹鬼子”,方点头说:“有。”

有什么?“噢,这地方有一个老辈上传下来的事情。”不是故事而是“事情”,以表示其确定性。

老人衣金印说:

“辛巳年间(查《农家万年历》正是其实并不遥远的民国三十年,即公元1941年),冬月(即农历十一月)一场大雪三天三夜。当地有句古谚:‘冬月西风盗贼多,更见大雪有妖魔。’当地人认为大不吉。

“果然日本鬼就来了,杀人放火,白日行淫,做尽坏事,惹怒了当值太岁郑祖。太岁在当地小庙施起法术,要拿七七四十九条妖魔正法,以血消灾。

“那座小庙叫‘一缘寺’。太岁一作法,日本鬼不论多远,大雪地里就往这里跑,他不想跑也不行,腿不听使唤,停不下。跑进庙来,不是七窍流血,就是被看不见的手拿掉头,拿出心肝。一直到死够了49个,寺外面风停雪住,往后三年平安无事。

“那时候我10岁,老人们不让小孩出门,但我从门缝里朝外看,满天满地的白。”

一场真实的战斗在几十年后变成了一个传说。在传说中,历史被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分解、所稀释、所裹挟而去,只剩下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这让人联想,莫非许多传说原本就是历史?谁能说孙悟空、孟姜女、玉帝和阎罗不是由真实的历史人物演化而来?谁又能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天仙配等等,不是源于一段真实的故事呢?而关于抗日战争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一次战斗,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地流传下去了。

关于日军辎重兵第40联队长森川敬宇中佐阵亡,在战后的日军老兵的回忆文章中曾有片段进行过间接讲述。原日军第40师团235联队(亦称仁科联队)上等兵下田泽仁在1941年冬长沙作战中担任掩护辎重队的任务,当渡过新墙河之后,辎重队遇到中国军队小股敌后袭扰部队的猛烈袭击,战斗在茫茫雪地中开始和结束。他回忆道:

“雪真大!拿枪的手冻得十分疼痛,右手食指僵硬得不听大脑支配,我担心在发生战斗时勾不动扳机……树丛背后,可恶的影子在晃动,枪弹打在地面,溅起一缕积雪……下川君、鬼头君,松本君,山崎君……我的同伴一个个倒在雪地上。暗红的血泊上面,飘着生命的最后一缕温热。大雪掩盖了其他的气味,血的腥甜味直扎喉咙,令人总想痛快地呕吐……那所寺庙被中国军队完全包围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从那边传来。在大雪天,枪声和爆炸没有回响,显得格外刺人心灵。我们四个人默默地朝那边看着,无法过去加入这兵力悬殊的战斗。小岛君呻吟起来,从胸部的绷带下涌出带气泡的血泉,我们知道,他不行了……这一跤摔得很重,冰雪和泥污沾了我一脸一身,那雪仿佛成了热辣辣的东西……片山班长已经先回来了,见到我们二人的模样,他也忍不住流下热泪。他照顾我们洗澡,换上干的衣服,吃饭,然后沉痛地对我们说:跟随着森川联队长的那十几人,就是在那所寺庙中,全部玉碎。辎重车辆被敌人劫掠了一部分,其余的被烧掉。片山君说:‘联队长死得非常惨。头部没有了,脚也少了一只。敌人把他的军服扯光,大概是凭军衔来获取奖赏,可怜他暴尸雪野,发现他时已被野兽啃得不成样子……’听说森川联队长是一位很好的长官,爱说笑话,富于同情心,与部下相处得很好。他入伍前是一名建筑工程师。直到现在我都不愿在冬天住在北海道。札幌、钏路都有我的亲戚,有时在冬天邀请我去住,我都找理由拒绝了,其实我是怕见到那铺天盖地的雪……”

12月30日,薛岳凝视着窗外纷纷大雪中银装素裹的岳麓山,口述致蒋介石电文:

<small>即到。渝委员长蒋:盅密。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次会战,职(注:指薛本人)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small>

<small>(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small>

<small>(二)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small>

<small>(三)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人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以上三事谨电,鉴核备案。</small>

<small class="right">薛岳。卅午。忠。印。[长沙]</small>

重庆,寒风凛冽,阴云压城。

蒋介石连日逐一批阅九战区电文,此刻他手拿薛岳电报,踱步于九战区作战地图与世界地图之间,心绪如潮。

宋子文今日凌晨发来急电,美、英、苏、中、荷、奥等26个国家代表已在美国就结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问题达成原则协议,1月1日将举行《联合国家宣言》签字仪式。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得到各国的一致承认。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受到世界和平力量的广泛关注。距离《联合国家宣言》签字生效还有两天,一些国家政府和民众团体商洽援华抗日事宜已使宋子文应接不暇。

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白雪茫茫的湘北大地。九战区逐次抵抗,已按计划将日军诱至长沙城下,关键的一击即将展开,如此战告捷,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礼物呢?

他走到办公桌前,亲拟复电,使我们几十年之后在历史档案中看到以下电文:

急。长沙薛长官:零密。卅午忠电悉。兄能具此决心,督励所部,良堪欣慰。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革命军人争得无上光荣也。中零。支。

侍参。

第三章 哀兵之战 3、守城血战度新年

1942年元旦清晨,风停雪住,天空晴朗。从长沙市东南磨盘洲强渡浏阳河的日军第3师团2万余官兵,在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带领下,迎着新年第一轮朝阳,遥望东方,举行祈祷。

祈祷毕,安静庄严的队伍喧腾起来。官兵们互致新年问候,祝愿大东亚之梦早日实现,祝愿新的一年中打胜仗、立战功,整齐的军旅顿时变成一个热情洋溢的团拜会。

野战炮兵第3联队长官永盖世大佐身穿全新的将校呢军服,崭新的领章肩章上通红与鲜黄的颜色看上去像在跳跃。他满面春风,手拿两只军用水壶,走到与他的联队队伍并列的步兵第18联队长、自己士官学校第26期同期不同专业的老同学石井信大佐面前,正好石井信刚将自己壶中的酒倒在两只军用铜制饭碗中。两人为不谋而合哈哈大笑,然后举“杯”,石井祝官永火炮发发命中,官永则祝石井步兵斩关夺隘。两人端起酒碗一饮而尽,相约今晚在长沙城内庆祝新年,畅叙战斗胜利和同窗之谊。

师团长丰岛来到师团直属部队官兵中间,向大家祝贺节日之后,他特意走到从第6联队调来的第2大队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面前。加藤因自己大队担任机动部队,不能马上投入战斗而不高兴。丰岛拍拍他的肩膀说:

“我会把最大的功劳交给你们去荣获的。”一句话说得加藤和士兵们欢呼起来。加藤大队参加过淞沪会战以来的多次大战、恶战,以攻击勇猛、尤其擅长夜战而深受历任师团长喜爱。

上午8时,丰岛下达攻击命令。炮兵、航空兵协同配合,爆炸声密集而剧烈。各步兵联队精神抖擞,按预定路线开始猛攻长沙城防。

岳阳,日第11军指挥部。

参谋人员打电话、电台收发电报的声音构成了一个嘈杂的空间。作战室内人们行色匆匆,作战地图旁几个人在紧张地标标画画着。

相比较而言,这出已经开幕的戏的主角、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倒显得十分平静。他不时看一眼地图上的变化,小声对参谋长木下勇说几句什么,或不声不响地看参谋们送来的电报和情报,在纸上批写几个字。作战室一面墙壁上有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元旦·长沙”4个黄色粉笔大字,参谋们都知道这是司令官的亲笔。

香港英军向日23军投降的消息当晚便由日本的广播播出。这时11军部队已突破湘北守军第一道防线,各师团进展顺利。据侦察报告,中国军队正在向南溃退。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断无立即撤兵之理。29日,两个师团突破汨罗江防线,在日军面前便摆开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按原定南京总部批准的作战方案,渡过汨水后,第3和第6师团分别向东和向西,包抄汨罗江南岸中国第37军部队。按情况变化,即37军向东撤退的新情况,应采取以一个师团大迂回和另一师团跟踪的办法,包围歼灭37军于捞刀河以东地区。总之是以歼灭一部中国军队为目的。第二条路则是阿南惟几在内心酝酿已久,却一直没有形成方案的意向,即乘势占领长沙。

作战方案打的是军事仗,占领长沙打的则是政治仗。

长沙是中国大省湖南的省会,攻占它必会在国际上造成巨大影响,可沉重打击重庆政府的抗日决心,将战线向南跨进一大步。

从阿南内心深处说,也只有攻占长沙,11军的战功才能与23军攻占香港和南下太平洋部队占领沿岸小国相提并论。

关于攻占长沙的把握,阿南深信中国军队在仅两个月之前受挫后元气未复,目前不论从兵力上还是从士气上,都不足以抗拒日军对长沙的攻击,开战后各部队进展顺利便可证明这一分析。而在东条英机上台后日军在太平洋节节胜利的大形势下,攻克一个小小长沙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阿南于29日向南京畑俊六大将发出请示进攻长沙的电报,30日未见回电。他对木下勇说:“中国有句古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木下勇是从军队下层一步步爬上军参谋长位置的,他对来自大本营的阿南十分敬重,尤其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更何况他自己建功的欲望绝不比阿南差一分一毫。二人一拍即合。当军作战会议部署作战时,负责后勤的参谋副长二见秋三和军作战主任岛村矩康二人则力陈战线太长,补给困难,一部分中国军队去向不明,不宜仓促决定进攻长沙。这两人先是私下对木下勇说,后又在会议中作为正式意见发表和坚持,无奈人微言轻,均遭否定。二见秋三在29日的作战日记中写道:“这是自暴自弃的作战。”

另据史载,12月31日,畑俊六接到阿南已下达进攻长沙命令的报告,大为恼火。但此时11军已将命令付诸实施,各部队已开始行动,畑俊六只得默认了现实。畑俊六之所以没有力阻,是因为他也并非不想听到胜利的消息,他并不认为攻占长沙没有可能。

于是,日军进攻长沙成为阿南惟几、畑俊六、薛岳和蒋介石这几个人都高兴的事情。

元旦的长沙,西靠一江滚滚湘水,北、东、南三面是三道炮火与硝烟的围墙。

城郊,无数士兵们在战壕中、在工事里,向一次次冲上来的日军射击、投弹。炮弹在他们身旁爆炸,浓烈的烟尘扩散为一团团混浊的雾气。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硝烟。运弹药的士兵们扛着一只只沉甸甸的木箱穿行在战壕与工事间,将子弹、手榴弹一捧捧、一堆堆地放在阵地前沿士兵们手边。戴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们在硝烟中奔跑,负伤者或呻吟惨叫或默然无语地被包扎、被抬走,阵亡者被拖下阵地摆在一旁。枪炮声、硝烟气味与漫天烟尘将作战者浓浓地笼罩着,如果有人无意间抬起头来,他会看见原本晴朗的天空中的那轮太阳早已变得暗淡无光。

岳麓山上爱晚亭,第九战区作战指挥部,薛岳手持望远镜隔湘江东望。

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后,他让参谋长吴逸志带战区大部分人员南移至耒阳,自己则率少数作战参谋人员留在长沙。军委会曾规定为避免高级指挥员阵亡影响作战全局和部队士气,战区一级的指挥部距前线不得近于50公里。此次薛岳“明知故犯”,他是在做一种姿态。他用将指挥部设在长沙对守城的第10军说:我在你们身后,你们看着办吧!对各围攻长沙附近之敌的部队说:我离日军比你们近,我的生死在你们手里,你们看着办吧!如果说这是一场赌博,那么薛岳将自己的性命也押上了。他对蒋介石说“本次会战,职有必死决心”,绝非只是说说而已。而他所做的这种姿态也绝不是没有效果的,起码对于第10军,对于上一仗的两个败将——军长李玉堂和师长方先觉是如此。

李玉堂自作战开始就在几个师指挥部转。周庆祥3师守城东,方先觉预10师守城南,朱岳190师守城北。开始日军在三个方向同时攻,一个上午毫无进展,中午略事休整,将重点放在南城。李玉堂听见这边枪炮响得凶了,便到方先觉这边来。说了解情况也行,说督战也可,反正军长往作战室一坐,不由你不瞪起眼来打。

预10师守的是长沙正面阵地,战后方先觉立功授勋,荣升军长,足见战中出了大力。该师政治部代主任兼督战队长杨正华,在几十年后回忆了这场血战的部分片段:

“1942年元旦晨,开始向长沙进攻的野联队扑向金盆岭,石野联队扑向猴子石,企图抢占各高地。我29团(团长张越群)居高临下,迎头以机、步枪猛烈射击,继之抛掷手榴弹,只见日军纷纷倒地。

“敌以飞机协助步兵与我军拼杀,最后白刃相交进行惨烈肉搏。敌人预期一日内占领长沙,但出敌意料,初战竟遭到坚决阻击。张越群团血战至上午10时许,终因阵地正面太宽(约15华里)、配备兵力单薄、伤亡过重而阵地被敌突破。敌亦为之付出伤亡六七百人的代价。

“敌军突破我第一线后,乘势向我第二线进攻,即遭葛先才第28团以迫击炮和机、步枪猛烈迎击。28团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团,葛团长的勇敢善战是全军公认的。他的指挥所选在全线最要冲的修械所背后,以此表示坚守的决心。敌在我第一线受到打击,锐气大减,在葛团猛烈打击下,不得不暂停进攻。

“在敌人进攻葛团阵地时,张越群团长同政治部派出联络的科员马有成来到师部,我见张神色惶惶,就单独去见方师长。我说:‘敌人来得太快太猛,张团很难顶住。’方师长长吁一口气说:‘是这样,现在张团电话中断。’

“我看他对张团有体谅之意,便直言以告:‘张团阵地已被敌突破,张团长已来师部,他表示未能达成任务,对不起师长,听候处分。’

“方说:‘叫他在副官处休息,等我空时,喊来见我!’

“他接过电话向葛团长喊:‘艺圃!现在看你的了,张团阵地已被突破,你马上派人收容整理归你指挥。任务大呀!我全力支持你,你要顶住。’

“此时电话里听到葛先才答复:‘师长你尽管放心,我有信心,不会在薛岳面前丢脸。’

“晚上,薛岳直接来电话向方先觉询问战况,问他能守多久。方说:‘我能守一星期。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薛岳说声‘好’便放下电话。

“深夜时,我同副官主任张广宽在副师长孙明瑾房里烤火,忽听隔壁房里方师长喊张广宽,方对张说:‘这封信,你马上派人送到后方我家眷那里,在明天以前一定要送到。’

“张把信拿出时,我不揣冒昧拆开一看,原来是他的遗嘱,内容为: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有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我看过后,决定发表以励士气,立拟新闻稿交科员马有成连夜过江送《长沙日报》。次日,《长沙日报》上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读者莫不感泣。……”

元旦中午,第3师团将在城南预10师一线阵地的进展上报11军指挥部。参谋长木下勇闻讯后与随军新闻记者4人乘飞机至长沙上空视察战场。飞机在市东南郊第3师团攻击线上空低飞,地面日军扬手向飞机致意,新闻记者抓拍下这一珍贵镜头,不想日后成为侵略罪证刊载于《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上。木下勇令飞行员向地面投放贺年书和本土慰问前线的信件,飞机盘旋几圈后回到岳阳。木下勇向日本驻南京派遣军总部和日军大本营发电报,称长沙作战进展顺利,即将取得胜利。

元旦夜11时,日11军特情班的情报参谋们在若干天后终于将九战区在此次作战中使用的电台密码破译,而首先被译出的正是薛岳31日要求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运动的命令。

阿南看到一长串部队番号时不禁大吃一惊。29日是“箭在弦上”,而现在则是“开弓再无回头箭”了。只有早日攻克长沙,结束作战,否则攻击部队被守城的和包围的对手夹在中间,后果不堪设想。

零点,阿南急电丰岛,要求他加紧进攻,抢在对方外翼包围前解决战斗。阿南同时命令第6师团加强对东部山区和浏阳方向的警戒,掩护第3师团后方。

丰岛接到命令,立即将作为机动部队的加藤第2大队投入战斗。2日零时至2时,加藤在两个小时中走完了他作为优秀的日本军人一生的道路。

日军战史载:

加藤大队长带领副官等3人,穿过城外的房屋,越过敌兵营,前进到敌军的步哨线,被隐藏在屋檐下的敌人射来的子弹打穿腹部,时间是2日2时左右。但该少佐仍然挥刀与敌人搏斗,接着副官桥本光义中尉、川口定秀军曹相继战死;池山兵长冲出一条血路,摸索着回到本部告急。士兵们在“救出大队长”的呼喊下反复进行了几次必死冲锋,但均未见效,反而使那些房屋燃起熊熊烈火。得到池山的报告,参谋长指示说:这可太严重啦,大队要全力以赴夺回大队长。

从这天夜间直到4日反转为止,虽反复进行搜索和夺回攻击,但终未发现大队长等人踪迹,因此认定已经战死,遂决定返回。

加藤之死对长沙作战的意义在于,第10军士兵从加藤尸体搜出几份重要文件,从中了解到日军弹药不足的重要情况。这些文件以最快速度送到薛岳案头时,一贯自持力甚强的薛岳高兴地大拍桌子,说道:“一张薄纸,胜过万挺机关枪!”

元月2日,方先觉继续指挥部队在第二道防线与日军苦战。薛岳将战区直属炮兵团的大口径火炮全部交李玉堂指挥,李玉堂又将预10师阵地作为炮火支援的重点,密集的爆炸过后,日军在葛先才团阵地前陈尸累累。

在丰岛的严厉催促下,日军冒着炮火几次冲到守军阵地上,双方几度展开肉搏,一批批守军倒在血泊中。

上午11时,金盆岭阵地29团2营联络中断,情况不明。11时30分,一名身负重伤的侦察员坚持着爬到邻近2营的一个阵地,向师部报告2营告危,带队的副团长陈新喜、团副曾友文阵亡。全营官兵大多数已阵亡,阵地已被日军攻占大半,剩余的官兵们还在做垂死坚守,请师长速派援兵。

方先觉计算时间,派兵增援为时已晚。况2营阵地易守难攻,倘若为敌攻占,援兵也难上去。他忍痛下令,集中全师炮火向2营阵地实施覆盖射击。

半小时后,预备队两个连赶到金盆岭,官兵们看见阵地上尸无完尸,中日士兵碎成一片,不能区分,隐约可看出曾经发生的那场白刃恶战。死者的尸体来不及埋葬和焚烧,只得暂时堆在一处。官兵们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准备迎接下一轮战斗。

2日下午,日军第6师团进入战场,向城区东北郊190师阵地发起攻击。傍晚,40师团将伤亡惨重的第3师团一部接替下来,继续猛攻预10师阵地。至此,进入湘北的日军3个师团已全部投入攻城。第10军处于成倍于己之敌包围攻击中,形势渐渐紧张。

方先觉下到团部督战,指示每次打退敌人进攻之后随即重新编组班排,任命指挥员,补充弹药。1日至2日两昼一夜,预10师营、连、排三级指挥员伤亡大半,战斗班班长普遍更换,有些新兵当了班长。设于城中的4个医院人满为患,许多重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

第6师团展开攻势后,190师阵地成为长沙守城作战的热点。当时任190师作战科长的黄钟老人回忆道:

“3日微明,李玉堂电话询问师长朱岳:陈家山怎么失守了?朱答:没有失守。李令朱速查,陈家山果然失守了。

“原来2日敌第6师团攻北门,受陈家山阵地我军炮火袭击,攻击受挫。敌人在深夜时利用我守军在地堡内了望视角缩小的机会,匍匐潜行到山下集结,凌晨冲到山顶,占领了陈家山。

“我师570团团长李芝当即督部反攻,终因敌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火力猛烈,三次攻击未能收复(战后营长吴子南撤职、李芝辞职)。

“陈家山失守,北郊与东郊日军连成一线,形势十分危急。各师长均在一线督战。周庆祥对张振国说:你我都是李玉堂军长提拔的,长沙守不住,军长是挽不回来的,于公于私,我们都说不过去。张团长表示坚决与阵地共存亡。

“激战之中,李玉堂将称病不去督战的山东同乡、某师副师长高某通令撤职,严肃了战场军纪,振奋了士气。

“一天,李玉堂与参谋长蔡雨时在指挥部对坐吃馒头稀饭,忽然一弹穿破玻璃击碎菜碟,并击折李玉堂手中一根筷子。李玉堂扔下筷子用手抓大头菜吃。蔡问:是不是换一个位置?李说:不动,不动。蔡又问:那我们快点吃?李说:不用,不用。可见李玉堂之镇静。”

岳阳,日11军指挥部。

由于破译了九战区通讯密码,战场变为一盘明棋,但这丝毫无助于阿南挽回被动局面。中国军队第4、79、26、37、20、58军已全部进入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围攻态势已初步形成。于是,指挥部内发生的事情为历史留下这样的记载:

1月3日晨,没有完全占领长沙,军参谋部充满着深深的忧愁与不安的气氛。11时,阿南军司令官来到参谋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诗,以安慰沉入忧愁中的幕僚们:“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我军空运的弹药都用尽,相反地重庆军已经明显地显示出正在继续集结兵力,要在长沙包围我军。

木下参谋长等幕僚的焦急心情,是非同一般的……因此,1月3日17时,木下参谋长以及二见参谋副长、岛村作战参谋等一同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了“停止战斗,于4日夜开始反转”的意见。

阿南军司令官说:“第6师团刚参加战斗,尚未收到战果乃理所当然!不能过早地停止攻击,应暂时观察一下情况。”批驳了木下参谋长等人的意见。

接着,17时30分,接到丰岛第3师团长“不久可取得战果”的战况报告。然而,木下参谋长等的反转决心很坚定。在19时40分,幕僚们再次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因为在5日晨以前,必须进到汨水北岸,所以必须迅速开始反转”的意见。此时已经拉开了浏阳河畔渡河点争夺战的战幕。

至此,阿南军司令官终于不得已批准了反转。

接到阿南下达的撤退命令,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满腹苦水。

12月24日,丰岛接到由大本营发来的电令,他被任命为东京近卫师团长。近卫师团是天皇的御林军,这项任命对于丰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24日正是这次作战开始的日子,同时被任命为第3师团长的高桥多贺二中将尚未到职,所以只能仍由他指挥作战。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他自问已尽了最大努力,部队伤亡惨重,却仍未成功。增援他的第6师团长神田正冢在划分任务时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使他感到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

这时阿南下令让他撤退,即便能顺利地将部队带回岳阳,那么他又如何作为被大本营重用、天皇点头的将领,回东京去见那些对他友好的和对他不友好的京官们呢?他感到这是自1940年9月28日他上任第3师团长以来遇到的第一难堪的事。

再就是加藤大队。这是一支享誉全军的部队,原属于河南信阳地区担任警备任务的重信吉田大佐第6联队。由于该大队战斗力强,尤擅长夜战,丰岛将其调到湖南,带在身边,本想让他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为这一仗添几笔光彩,不料2日零时投入战斗,第一个小时中其一个中队便伤亡过半。加藤求胜心切,只带了三个人便杀入敌阵。如一战成功,不用说就是孤胆英雄,力挽危局了。偏偏运气不佳,不一会儿就中弹身亡。其三个中队中的另两个中队在营救加藤时被封锁在一片房屋区内,守军泼上汽油纵起大火,可怜这两个精锐中队未曾起一点作用便多数葬身火海。如果回国后将战况据实报告,那是极难为同仁和死者家属接受的。

丰岛思来想去,发电报给阿南惟几,以寻找加藤尸体为由,要求将撤退时间延迟一日。他要组织部队再做最后一拼,为了已经付出的代价和即将失去的面子。

将电报发出后,他抽出指挥刀,亲率一个精干的参谋小组,冒着滚滚硝烟下到主攻联队督战。

他不理会阿南如何回电。这是继阿南决定进攻长沙后的又一次先斩后奏。此次他也运用了那句中国兵家的古老格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月4日凌晨,几天来争夺激烈的城南方向修械所、太乙寺一带重点阵地,枪炮声、喊杀声再次刮起铁的狂风。第3师团7千余日军在丰岛亲自督率下发起最后一搏。

战至天亮,修械所阵地前一支日军敢死队前仆后继地冲上阵地。几名日军士兵拉响捆在身上的烈性炸药,将守军支撑阵地的暗火力点炸飞,本来就伤亡殆尽的守军官兵们被随着爆炸冲上来的日军全部射杀,阵地易手。

日军见防线撕开,便朝这里涌过来。

上午8时,预10师陈希尧第30团以仅剩的80余人组成敢死队。中国士兵早在淞沪抗战中便开了“活炸弹”先例(日军将这种自杀性攻击称为“肉弹”),20余挺机枪掩护十几名士兵冲入阵地,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

参加过那些战斗的老兵们都知道,出动“活炸弹”的决心不轻易下,但一旦出动,便没有攻不克的堡垒。

抗战初期,日军倚仗装甲部队的优势欺负中国军队。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人,连枪都不够每人一支,拿着大刀上阵的杂牌军部队的士兵们,就是用这种拼人命的办法,将日军的坦克、装甲车一辆辆摧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南疆戍边作战,中国士兵用身体趟入敌人的地雷区,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舍命歼敌者有之,让人看到深藏于一个个血肉之躯中的民族性格那最坚强的一面。

9时30分,30团敢死队将日军攻占不久的修械所阵地夺了回来。乘日军准备下一轮进攻的间隙,团长陈希尧清点人数,可以战斗的兵员连自己算上不过二十几人。陈希尧想:这个阵地先后有两个团的各一个营,营长至士兵无一生还,还有几支预备队填进去,算来已有一个团的兵力死在这里,看来我要当这个团在阴间的团长了。

此刻,他遍身只有一块在当时很珍贵的镀金怀表和一封没有来得及送出去的写给母亲的遗书。他十分心爱这只金表,就让它随着去吧。他从贴身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封被汗水浸透的遗书,随手撕碎,洒在这满是死尸的阵地废墟上。

抗日以来,光是战死的将军就屈指难计,何况团长,何况已逾百万的士兵?身为军人,生逢抗日,死复何言!

陈希尧抛却最后一丝人生感怀,埋头指挥士兵们编组阵地,这时从城中又来了100余人向他报到。陈团长一看,更证实了自己的想法:仗确已打到了最后关头。

这个由师长方先觉新编成的连队全部是由师部的辎重兵、卫生兵、汽车司机、炊事兵等勤杂人员组成。陈希尧还看见方先觉的两名贴身卫兵中的一名,在队伍中满脸悲壮地站着。

中午1时,日军600余人又向修械所阵地强攻上来。陈希尧率众拼死反击,勤杂兵军事素质较差,阵地在支持了半小时后再度告急,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踏上阵地。

绝望之中,陈希尧听见枪炮声里闯入我军冲锋号音,疑是死前幻觉,但不一会日军从背后和右侧开始溃乱,原来是28团团长葛先才亲率拼凑起来的近两连兵力赶来增援。日军再次被压了回去,阵地转危为安。两位团长见面时皆失声大哭。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自湘北开战,蒋介石一直身穿军服,除应付内外政务,主要精力用于湘北作战。1月4日,他接到薛岳电报,合围反攻作战即日开始,战区正督励各部“务勇猛前进,彻底歼敌,如敌由某部队作战地域境内逃窜,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蒋介石口述回电,号召各部杀敌建功,电尾亦添上一句:“如敌由某部正面逃窜,即枪决其军师长!”

机要侍从拟好电文,请蒋介石过目签字时,宋美龄款款而至。蒋将电文请宋看,宋点头微笑。

侍从走后,宋问蒋为什么中国空军没有参加湘北作战,蒋答是由于气候恶劣,机场距战场又太远。

宋美龄说:“这么重要的作战,应该让我的小伙子们努力去做。”说完,她拿起蒋的电话要到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周至柔,请他安排空军克服困难参加作战。

宋美龄考虑的是这一战必将产生的国际影响,战中不能没有空军一笔。元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顺利签署,她正在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争取西方大国援华抗战的行动。

抗战期间,国民党空军的发展和作战与宋美龄关系密切。抗战爆发前夕,宋出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她聘请了前美国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为顾问,霍尔布鲁克又推荐了陈纳德协助宋美龄进行空军的装备和训练。抗战爆发时,号称有500架飞机的中国空军真正能上天作战的不足100架。但年轻的中国空军敢于与具有近千架作战飞机出动能力的强大的日军航空兵斗智斗勇。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中国空军首次出击,炸伤日军旗舰“出云”号。大队长高志航率27架战斗机与18架日机激战于杭州上空,击落敌机6架,自己无一损伤。根据宋美龄提议,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宋美龄因在空军建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而被称为“空军之母”。

周至柔接到宋美龄电话,命令驻成都空军第二大队协助九战区攻击长沙一带日军。因航程远、气候差,仅元月8日一天出动飞机9架,在新市、长乐街一带追逐攻击了正在败退的日军部队。那天日机9架升空迎战,被中国空军击落1架、击伤2架,中方亦损失2架。

也许当初宋美龄不曾想到,蒋宋联姻之后,宋以她的才华、尤其是在抗战期间的尽情发挥,为中国历史开了“夫人参政”、“夫人外交”的先河。宋之后,有许多不甘寂寞的夫人以她为楷模,积极协助或直接参与丈夫的事业。“贤内助”冲出家门变为“战友”。虽然这些后来者尚无法超越宗师的功业,却也为内涵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化增添了不少轶闻野趣。

第三章 哀兵之战 4、日军兵败,百里围歼

元月4日夜,薛岳根据敌情变化再次调整部署,各集团军部队迅速到达了指定位置,开始了对由长沙撤退日军的大围歼、大追杀。

罗卓英亲率第19集团军指挥部随26军到达长沙以东20公里的牌楼铺,他指挥第4、26、73军部队由南向北推进;杨森则在平江指挥27集团军所辖的20军和58军由福临铺一带自北向南,寻着日军的来路堵截过来;王陵基指挥30集团军37、78两支生力军自东向西席卷;99军军长傅仲芳率全军自西向东横扫;140师师长李棠挥师深入敌后,在新墙河一线截杀退却之敌。

这个作战态势反映在地图上,呈现出一种凶狠而势不可挡的气势。历经数次会战中的苦心摸索探求和这次作战开始以来十余天腥风血雨的生死拼杀,薛岳终于将这幕雄壮的正剧推向高潮。

4日晨,李玉堂接到蒋介石直接发给他的电报:

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然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

消息传遍长沙各阵地,群情为之振奋,军政治部提出“苦战一夜,打退敌人,守住长沙,要回军长”的口号。

4日上午9时,丰岛命该师团18联队突转攻击方向,由城南改向东门、即浏阳门突袭,联队长石井信令敢死队身裹炸药扑向城门。3师师长周庆祥亲自站在城墙上指挥反击,该师前沿士兵见敌人“肉弹”上来了,竟纷纷迎上去拉响手榴弹引爆日军身上的炸药。几声巨响中,冲上去的士兵们与日军敢死队员同时血肉翻飞。人们看见,那一瞬间天空出现一道血色霓虹。

紧接着,又一批守军冲出阵地,在浏阳门前与相对冲过来的日军展开白刃肉搏。血肉横飞的一小时混战之后,双方士兵大都倒于血泊中。敌大队长横田的军刀锋刃上鲜血淋漓,而他自己也被两把刺刀刺穿喉咙和左肋,死后两眼大睁。

18联队被迫向城南方向退回,联队长石井信大佐途中被守军迫击炮炸成重伤。抢救中,他欲言不能,痛苦万状,泪流满面而亡。

中午11时,方先觉到29团阵地,向团长张越群宣布,重庆军委会已破格晋升他为少将团长。下午6时,方先觉携带好酒到28团指挥所慰问葛先才,鼓励他完成最后的坚守。

中午12时左右,日军飞机向地面部队投弹药和给养。几朵大白花似的降落伞从天而降。降落伞飘飘悠悠,多数落在防军阵地以内,气得日军士兵朝天大骂。

在两军士兵一同瞩目中奇迹发生:一只给养箱被我军岳麓山炮兵阵地的火炮击中于天空,一整箱罐头、米团、装满饮用水的军用水壶等物品炸了个满天开花。我军士兵见状高声欢呼,喊声长达数分钟,士气为之大振。参加守城作战老兵数十年后回忆往事时无一不提及此事,引为战场奇观。事后,炮兵们之间也为争此“荣誉”相持不下。

下午3时,日军在长沙发起最后一次攻击。由于大部分枪支已没有子弹,丰岛下令肉搏。寒风中,数百名日军士兵赤着上身嘶喊着冲上来,守军则回以炮击和枪弹、手榴弹。敌人送死般一排排倒在阵前,直到后面的不再冲上来,才结束了这次毫无意义的自杀式进攻。

下午5时,仍在长沙的日军师团指挥官同时接到阿南惟几关于退出长沙、立即反转的严厉命令。几乎弹尽粮绝的日军也再无其他选择,纵火烧毁就近的房子,将带不走的作战物资炸掉,开始退却。

在城北的第6师团退却之前的最后一次攻势,是指向朱岳190师569团湘春路和570团华南女校阵地的。战斗中日军使用了毒气,根据风向,这是攻城战斗中唯一可以使用毒气的地带。守军官兵百余人中毒丧失战斗能力。团防毒面罩很少,优先配给机关枪手,许多士兵在毛巾上撒尿后蒙在鼻子上滤毒,仍坚持不下火线。日军硬是攻不开守军阵地,激战近3小时后无功而返。

下午6时,第6师团长神田正冢指挥部队首先撤出阵地,抢占了浏阳河渡河要点——长沙以东10余公里处的梨市,以此为据点收容第3师团被打散的士兵,等候第3师团大队撤离长沙后一并突围。

天黑时,丰岛带领第3师团残部,全部撤出长沙外围,踏上突围反转之路。

日军撤走时天已黑透,第10军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是召集部队。经过几昼夜血战,一线官兵们疲惫至极,有许多人竟在寒风刺骨的黑夜中伏在阵地上睡着了。长沙市至今流传着那夜官兵们打着火把从死人堆里找活人的故事。人们一个个地喊:“活着吗?”一个个地摸是凉是热。有些士兵没战死沙场,却在胜利时精神骤然放松,睡了过去或者疲劳过度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第3、6师团在4日深夜从梨市出发,开始便遇到欧震第4军部队迎头截杀。混战半夜日军左冲右突,好不容易夺路而逃,5日拂晓时又被夏楚中79军接住再战。

因通讯部门延误,罗卓英收到九战区关于敌动向的电报时已到了5日下午3时,但罗部在当天清晨出动,主动寻找撤退的日军部队,于中午接上火。萧之楚26军将第3师团有气无力的18联队和辎重队包围在曹家坪和茶塘附近,由中午战至深夜,几乎将这股日军全歼。

危急中还是老天爷帮了日军的忙。6日清晨天空放晴,日军第一飞行团倾巢出动,50余架飞机低空猛扑追兵,为日军突围赢得了时机。

6日晚9时,彭位仁第73军万余兵马跑步赶到福临铺。薛岳在这里再设一道拦截线截杀逃敌。午夜,福临铺一带群山丛中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

日军战史《长沙作战》写到这次倒霉的撤退:

4日,全军(注:指11军)在悲壮的气氛中,开始反转。在岳阳的战斗指挥部,司令部全体人员,分为两组,奉读了《军人敕谕》。第一线官兵为了摆脱敌人,怀着万分遗憾的心情,离开了被一片火焰笼罩着的长沙。

4日深夜,得知在第3师团的反转路上有重庆军两个师已经迫近,军司令部感到震惊。(5日)军司令部,在15时30分,总算是盼来了第3师团向梨市方向转进的消息。军参谋们虽然多少松了一口气,但在此期间,确实是万分焦虑的。阿南军司令官对参谋们讲述了在华北苦战的经验,予以鼓励……

6日,第3师团的无线电联络中断,军通信所以及靠近第3师团的第6师团通信所都在拼命地呼叫,也毫无回答……在大山塘(福临铺东8公里)的龟川部队,在第37军的重围中,弹尽粮绝,正在殊死决斗中……在第6师团进路正面,栗桥的隘路已被重庆军占领。第73军、第99军也开到达摩山东侧和东北侧,正在加强迎击的态势。由于这些情报,更加深了第6师团官兵的胆怯心理。偏巧,这晚月夜晴空,寒光高照,幕僚们怀念着正从捞刀河北上的第一线官兵,不由得痛恨起这有利于敌人追击的明月,就这样度过了沉闷的一夜……不知怎的,在日军撤退途中,中国军队的追兵总与日军视为神圣的军旗过意不去,请看以下记载:

……我军一到,重庆军一面发射照明弹,一面投掷手榴弹,向我军包围蜂拥而至。手榴弹落在军旗的近旁爆炸,联队立即命令第7中队冲进敌群,但黑夜中从四面包围的重庆军并未轻易退却。重庆军仍然在继续冲锋,迫近军旗已在咫尺之间,联队长野宪三郎大佐拔出战刀,在紧要关头拼命战斗。东部传令小队、军旗小队以军旗为中心,组成圆阵,与冲来的敌人接战格斗,保护军旗。军旗危急万分。田中中尉事后说,重庆军的手榴弹投掷距离再延长10米的话,人和军旗就都炸飞了。

……此时,步兵18联队将军旗安放在后岸民宅中,可是,突然院中落下了一颗敌迫击炮弹,瞬间将护卫军旗的哨兵上半身炸飞。恰值那时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正在安放军旗的隔壁房间,当即跑出来大喊道:“我来保护军旗!”亲自担任起保护军旗的任务。

撤退途中,大多数日军部队弹尽粮绝。又无法得到空投支援,处境极其狼狈,在许多次战斗中,日军只能以白刃格斗杀出血路。11军参谋副长在作战日记中写道:“8日,给第40师团补给10发山炮弹,真是勉强的作战啊!”

1942年元月7日下午3时,平江第27集团军指挥部。总司令杨森接到蒋介石的电话。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听说九战区有线联络沟通,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杨森。他看着面前一幅在几个昼夜中快被他看烂了的作战地图,声音严厉,不容置辩:“以福临铺东侧的古华山为界,西面由伯坚(杨森的别名)兄负责,东面由王副长官(王陵基)负责,务请兄督率各军阻敌北逃。如某军正面逃走,即将其军长枪毙!”

杨森放下电话之后,喝了一口茶水,仍觉得心在急跳。论起来杨森与蒋介石还沾点亲戚,但现在硬是到了六亲不认的时候了。

自担任由北向南堵击日军的任务,杨森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从7日上午7时起,位于影珠山至福临铺堵击线的20军和58军,分别与刚从华北赶来就投入战场、此刻由北面而来接应日军主力突围的第9混成旅团,和由南向北突围的第6师团发生激战。杨森心想:我的两个军被南北两支敌人夹在中间,这就已经够我受的了,你这时又搞么子电话督战,说是枪毙军长,还不如说把我崩了听起来明白些。

他命令副官立即备车,去58军军部督战。

“老蒋硬是要把我这堆老骨头折腾散架才安逸!”登车前杨森对卫兵说。

8日傍晚,杨森亲自督战的58军与20军一部联手,将刚投入战场的第9混成旅团的突击力量山崎大队全歼于影珠山。日军战史也记载:

次(9)日,阿南军司令得知山崎大队在影珠山全军覆没及第6师团主力陷入重围的消息,愕然失色。自开始反转以来,阿南中将一贯泰然自若,每当接触沉入苦闷的幕僚时,总以和蔼的态度,尽力安慰和激励部下,唯有今天也完全陷入忧虑之中。

日军第6师团被中国军第20、58、73、4、26五个军包围攻击两天半,伤亡惨重。10日黄昏在十几架飞机的支援下突围成功。11、12两日,各军一路追杀,又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

13日凌晨,日军各师团到达汨水一线,在新市、长乐街等地集结,收容从各处分散突围的日军。但见残兵败将三五成群,丢盔弃甲,狼狈向北逃窜。

上午8时,陈沛37军追到新市,奋力追杀。日军争相渡河,秩序大乱,淹死多人。37军占领新市后继续向北追击。

汨水至新墙河,夏首勋第78军、37军李棠140师摆开阻截日军的最后一道防线。14、15两日,突围与反突围战斗激烈。日军的许多汽车开到这一线再也开不动,被自己和对方炸毁达30余辆。15日,大批日机掩护地面部队突围,140师一名班长用轻机枪一梭子竟扫下一架。

一过汨水,日军在所经过村庄的墙壁上到处可见中文、日文的标语。

“湖南是倭寇的墓场!”

“湘北——日本鬼子的坟地!”

“强盗滚回你们的海岛去!”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其实,这些令败退日军触目惊心的文字早在湘北开战之前就有了,只是日军在来时路上没有在意。

尸体、伤员、饥饿,脚步越来越沉重。后追、前截,平地里还不时冒出来些兵不兵、民不民的人。鸟枪、陷阱,风声鹤唳。不由日军不想:湖南,究竟是个什么地方?远远的,来这里干什么?

16日,新墙河南岸已无日军,退过新墙河之日军,占领其原阵地。中国军追击部队之行动,渐趋停顿。18日,战区令部队恢复原态势并将部署稍加调整。长沙第三次会战至此结束。

第三章 哀兵之战 5、热血铸起的胜利

1942年元月5日,第10军军长李玉堂接到军委会政治部急电:长沙守城战场按原样放置,不准清理,以备国内及友邦人士视察。

虽然外翼各部对日军的围歼作战刚刚展开,但李玉堂脑际闪过一个念头:该庆功了。

当日,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柳谢春接到军司令部关于不清理战场、市民暂不回城的电话通知。柳询问:“烈士怎么办?”

答:“已经收容的就收容,尚未收容的暂不要动。”

柳放下电话时正好开午饭,他在饭桌上将军部通知报告周庆祥师长。

周沉吟:“让记者和各界参观战场是应该的,可烈士们在冰天雪地里冻着,总不太好吧?”

柳:“既然上面已经这样定了……”

周没有再说什么,埋头吃饭。

5日、6日两个整天,各师在作战中幸免伤亡的下层官兵除了吃就是睡,无人理会任何事情。7日清晨,预10师、第3师师部前站满了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士兵和下层军官。

人们还没有从苦战的疲倦与狼狈中恢复过来,目光呆滞、神情冷漠,没有什么话说。带头的军官向师长说的,只有几个字。

收容烈士,入土为安。

入土为安。天冷。滚他妈的参观团、友邦!

入土为安,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如果当官的还是中国人!

师部军官在劝告、训斥毫无效果后,报告军长李玉堂。

中午11时,李玉堂亲自电话通知周庆祥、朱岳、方先觉:午饭后全体集合收容烈士,动员已返城的和城郊百姓协助。

元月18日,重庆军委会新闻处,中外记者会。

问:“长沙会战告捷,委员长可否谈谈此刻心情?”

答:“此役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本人与全国军民同样深感欣喜。倭寇在深陷中国之巨大泥淖不能自拔之际发动称雄世界之太平洋战争,无异饮鸩止渴。中国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前途和世界恢复和平充满信心。”

问:“据悉此次军事行动自始至终在最高军事当局直接指挥之下,作为最高统帅,请问您对此次作战的军事指导有何评价?”

答:“军事当局将此次作战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役自始至终,重庆方面都有直接的报告和具体的指导。在谋略方面,此次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法。特别要指出的是湖南方面战区长官和各部将领指挥有方,更赖官兵忠勇效命,加之地方民众大力支援战争,我军歼敌建功,大挫倭寇嚣张气焰,故本人以为此役乃‘七七’以来军事当局之大兵团作战最得意之作。”

问:“请您谈谈此次大捷对同盟国作战全局有何影响。”

答:“德、意、日图谋称雄世界固然是痴人说梦,但并非说轴心国倚仗先进武器并穷兵黩武不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浩劫惨祸。中国民众经历四年半艰苦卓绝之战争,亦是对世界和平之巨大贡献。当此同盟各国战争初期失利之际,军事当局在长沙获得如此空前之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亦可以向世界表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之决心和实力。”

元月18日夜,九战区长官部接到重庆委员长侍从室电话通知,蒋介石一行15人将来南岳参加战区庆功暨作战总结活动。

通知特别提到,准备蒋夫人和孔二小姐的房间。

薛岳接此通知后连夜召开战区省政府联席会议部署相关事宜。

九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回忆说:“战后,昼夜撰写作战总结、汇报稿,组织未参战部队成立参谋旅行团视察战场,还要接待各方来访,介绍战况,真比作战期间还要忙碌。”

正如蒋介石和薛岳所预见到的,国内外舆论对胜利反应热烈。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值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虽然不久前刚刚发生了国民党反共排共的“平江惨案”和“皖南事变”,中共《新华日报》仍以抗日大局为重,于1942年1月11日发表社评,对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击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有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

《东南日报》指出:“我们将来的艰苦,固然还是方兴未艾,但我们倘能以‘战长沙’的勇敢精神去从事每一场大战,则我们最后胜利必能提早到来。”

然而国统区的宣传戏,一唱就过头。1月20日,衡阳《大刚报》发表淮冰《战后湘北视察记》,文章中出现了以下的语言:

世界的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战争是以太平洋战争为主,太平洋战争是以中国抗战为主,中国抗战是以某战区为主,而某战区的第一线就是新墙河。新墙河虽是一条小河,但它却是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的重点。

长沙市小吴门唐生智公馆,第九战区长官部。

一条长龙般的马车队伍由大门口排出近两华里。随马车一同来自各县乡的无数支乡间鼓乐班子在马车长阵旁吹吹打打。门口处时有鞭炮声响起。

马车上满载着活的猪、羊、鸡和宰杀好的大砣肉块,整坛的酒,上好的稻米和新鲜菜蔬。各带队老者轮番摇头晃脑朗读写在大红纸上的慰问书、祝贺信。

几位军官满面春风地站在门口,一面不住地躬手称谢、客套寒暄,一面安排士兵将马车带往分驻在各处的部队营地。

与此同时,在长沙向南偏西至湘潭的土路上,进行着比劳军的马车队伍长得多的另一支马车队。每辆车上拉着一两口棺材。赶车人无精打采,甚至连牲口也很少吆喝。牲口们鼻孔里窜出一团团热气不急不慢地寻路前行。

棺材厚薄不一,质地有上好楠木,也有普通杉木、松木,如同军队中有军官也有士兵。

望见长沙城时,天已黄昏,夕阳无力地斜照着这支队伍,赶车人竖起衣领或以毛巾包头,遮挡越来越重的寒气。

忽然,队伍中冒出一个粗犷的嗓门,吼起一段湖南花鼓唱腔——“番邦贼子扰太平,撇下老母与亲朋……”

车轮吱呀。蹄声破碎。队伍渐远。残阳如血。

元月22日,薛岳致蒋介石电:

<small>渝委员长蒋。申令一元九电奉悉。盅密。谨将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伤亡列呈如下,此数仅系敌遗尸、被俘及各部目睹者,至其阵亡及重伤官兵自行焚化,则遍地皆是,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者,无从调查统计,均不在此数之内。……敌负重伤23003,阵亡33941,合共伤亡遗尸为56944。</small>

<small class="right">职薛岳。子养。达长。印。[长沙]</small>

元月24日,薛岳致蒋介石电:

<small>急。渝委员长蒋。展密。第三次长沙会战,据各部实报解俘虏及战利品如下:俘虏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139名。步骑枪1122支,轻机枪101挺,重机枪13挺,手枪9支,掷弹筒20个,山炮11门,望远镜8具,无线电机9架,电话机6具,枪弹45095粒,炮弹131颗,钢盔260顶,防毒面具289具,皮弹盒44个,刺刀29把,毒烟筒106个,军马268匹,机密文件168件。其他,被服装具无算。各部来报解者及沿途重伤死亡之俘虏,与敌人秘密埋藏及焚毁之枪炮等,均不在此数。等情。除俟各部报解齐后,再行解呈外,谨电。</small>

<small class="right">职薛岳。子敬辰。达。印。[长沙]</small>

元月22日,军委会发表任职命令。

原第4军军长欧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原第10军军长李玉堂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原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任第10军军长;原59师师长张德能任第4军军长,原预10师副师长孙明瑾任该师师长;原预10师28团团长葛先才任该师副师长。

元月24日,军委会再次发表任职命令。58军军长孙渡任27集团军副总司令,该军军长由新10师师长鲁道源担任。

薛岳在南岳由蒋介石亲自佩戴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其他战绩显赫将士亦获各等勋章奖励。

编制百余人的第10军教导大队,平日负责训练连长和预提连指挥员的军官,战时随军部担任警卫任务。在这次战斗中,他们被作为军预备队拉到30团阵地,伤亡50余人。元月15日起,教导队被指定进行一项特殊工作:烈士入殓。人手不够,又从部队调来100余人。

一具具尸体被脱衣,洗净。伤口处要以崭新纱布、绷带包扎。因血流尽,绷带十分干净。

换上全新的内衣裤、新棉衣(正是冬季)、新军装、军帽,军衔在原级别上加一等。新褥子铺在棺内,遗体入棺后,新被子盖到胸前。

无头或缺肢者,以木头做一形状,外缠绷带,再穿戴整齐。

史料载,200余人流水作业,工作5天。

亲历者听说,开始几日十分肃穆,装殓认真,后两日便只图快捷了。

元月16日,阿南惟几带领参谋人员由岳阳返回汉口。17日,11军司令部设置灵堂,追念此次作战中阵亡日军官兵。

18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由南京飞来,参加军作战总结。当日下午3时30分,他参加了军追悼大会。2千余日军、和平军(俗称伪军)官兵轮流在灵位前默哀、祈祷。

畑俊六将两天总结的情况上报大本营。大本营以此总结报告为依据,在战火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这次作战是以配合香港作战为动机而进行的。然而我军推进到汨水一线时,情报和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在重庆军节节退避时,我军完全跳入了事先设置的陷阱。……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的战斗力量。

这次作战中,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名,战伤4412名。

这次以策应香港作战为目的的长沙作战的损失,竟为香港作战的2.5倍。

九战区祝捷大会于元月25日在岳麓山下开阔地举行。用大量木材临时搭设的大礼堂内,进门处是烈士的灵牌。

数以万计的名字按生前单位、职务整齐地站立着,一如他们生前的身躯。

部队高唱军歌走过祭坛进入庆功的会场,庆功大会由追悼开始,然后进入正题。正如战争,先有死亡然后胜利。

一天上午,冬日明丽。蒋介石、宋美龄在几位高级将领的陪同下,沿石阶缓步登上衡山。

对于这座山,蒋介石知之甚少。虽然有过几次着名的“南岳军事会议”,但他却极少有兴趣顺便游览这座名山的景色。

传说南岳系盘古左臂所变,逶迤八百里,群峰嵯峨、层峦叠嶂、姿态万千,远望大气磅礴,近观葱茏秀美,七十二峰神采各异、阴晴雨雪景色无穷。这里自古集历史、文化、宗教于一体,是中华五大名岳之一。

蒋介石一行沿山路朝七十二峰之一的香炉峰攀援。香炉峰下,松柏掩映处,苍翠环抱中,三面山坡捧起一片缓坡山谷。

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之后,九战区筹划在这片谷地建造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祭祠,至今动工已历时三年。

祭祠模仿南京中山陵前低后高的设计,只是没有那么宏伟。一行人漫步从高大的三孔牌坊走入一方开阔的庭院,石工们正在叮叮当当地打凿着准备耸立在那里、形如几枚炸弹的“七七”纪念塔的石料。沿花岗岩石板和青石磴向上,纪念堂、致敬碑、享堂等主体建筑已经大致完工。人们听着负责工程官员的介绍,走入享堂一侧的休息室。薛岳请蒋为祭祠题字。

蒋一路上话很少,此时说:“这里很好,配得上英烈们。”遂挥笔题写“忠烈祠”三字。不知为何,写过两遍也不满意,第三遍时,凝神慢写,搁笔后退后两步看,仍不满意。蒋叹了口气,让将写第一遍时的“烈”字换在第三遍幅中,返身往回走。

下山路上,宋美龄见蒋介石闷闷不乐,问道:“达令,是不是累了?”

蒋说:“我是在想,长沙的胜利,是哀兵的胜利。老子曰:抗兵相若,哀者胜矣。不仅是因为九战区在几个月前打了败仗,全国的军队都是哀兵,我们打了多少败仗,失了多少河山,牺牲了多少将士?”

宋美龄挽着蒋的手臂,她明显地感觉出,自己的丈夫此刻正被一种深深的哀愁笼罩着。

“打了胜仗,我们依旧是哀兵。你以为那些帝国主义列强会因为我们付出的牺牲就转而敬重我们吗?他们从历史上就歧视我们、欺侮我们。他们对我们这个民族、包括我这个委员长,那种高傲、那种轻蔑,好像是天生的!虽然他们自己在倭寇面前溃不成军,整师整团地投降,一个庞大的舰队也被轻易吃掉……”

宋美龄柔婉地安慰了蒋介石几句后说:“我想,我该做点什么了。”

蒋介石只顾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留意这句话。

1942年8月,宋美龄在《江西妇女》杂志第5、6期合刊发表题为《如是我观——西洋人对中国人的观念是否如此》。相信读者仅从题目就能对文章要说什么猜出个大概。

9月,为答谢美国妇女援华会发起援助中国抗日的“希望书”运动和向中国捐赠3万美元,宋美龄向该会赠送了一只大熊猫,首开“熊猫外交”先河。自此后人不住地效仿,搞得现在几乎世界各国的公园里都有懒洋洋、胖乎乎的中国“友好使者”,可怜它们一个接一个客死异国他乡。

1942年11月27日,一架飞越浩瀚太平洋的波音307同温层客机徐徐降落在美国纽约切尔机场。等待在那里的数十名各大报纸、电台记者们吃惊地看到,走下舷梯的是一位气质高雅,面带微笑的年轻女性。这与他们想象之中那神秘而蒙昧的东方古国里王后一般的第一夫人别若天壤。

紧接着,更让记者们吃惊的是,这位第一夫人在回答记者关于此行使命时,那略带美国南部口音的流利英语毫不逊于世界最优秀的职业外交家的辞令。

“我为寻求中美友谊而来,我相信上帝不愿意看到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彼此隔膜。”

继初次登场便引起齐声喝彩之后,蒋夫人从容不迫地进行她一系列的访美日程。童年在美求学的经历和宋氏家族的基督教信仰,使她更容易地进入美国公众和那些外表一本正经的官员们心中。在象征对客人最高礼遇的国会山庄,至今她仍是唯一的登上讲坛的中国女性。在这里,她用英语娓娓道出中国自1931年以来10年抗战的艰难困苦,历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动情之处,泣不成声。国会议员们无不被深深打动。在演讲结束后,几百名议员和挤满旁听席的听众起立鼓掌,掌声长达7分钟。国会议员凡登堡和后来成为总统的杜鲁门事后都曾谈起,他们被这位夫人的演讲感动得流下热泪。

在全美无线广播电台,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在好莱坞圆形音乐厅,在工厂、学校、医院,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论是演讲、募捐、参观、访问,还是回答记者们刁钻的提问,宋美龄都以自己的学识、风度和口才,将美国人所陌生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展现得恰到好处,为美国了解中国建起了一道情感之桥。

细心的美国妇女注意到,宋美龄出现在社交场合时,不论穿西服裙还是中国旗袍,别胸针的位置总是闪烁着一枚极精致的中国空军的双翼徽章。是在别出心裁地提醒美国,中国需要他们伸出军事援助之手吗?

在中国人民以长期的奋斗和牺牲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敬佩和支持的基础上,宋美龄的访美行程在美国公众舆论中掀起了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热潮,促使美国政府立即做出对中国提供贷款和军事物资援助的决定。当然,这也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

1943年元旦之后,由美国首倡,几个西方大国先后取消了在历史上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在世界上赢得了独立、主权和平等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奋斗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时过境迁,历史又登上新的台阶,也许个人叱咤风云的时代不再复返,也许在今后会再次出现一位令世界为之一震的中国女性,但愿如此。

报载:宋美龄晚年仍喜欢画国画,写毛笔字,饮食中也偏爱中餐的江浙风味。人们会想,她的心中最多的也一定是关于中国的故事。

根,其实在中国大陆。

第三章 哀兵之战 6、阿南惟几的一生憾事

1942年元月18日晚上,阿南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穿上军服,点燃一支蜡烛后将电灯熄灭。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自己小儿子的照片放在烛光下,跪坐在地板上,开始冥思。

长沙作战败北,他在作战总结会上向畑俊六和各师团将领们承担了指挥失误的主要责任。下午的追悼会上,有人看见他热泪盈眶。

此时,他要在儿子的遗像前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阿南惟几在日本军界一帆风顺,他曾为天皇陛下做过三年侍从武官。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长沙作战中失败,他仍在半年后的1942年7月被大本营任命为驻齐齐哈尔关东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晋升大将军衔。

离职赴任时,他把11军司令官的好运气也带走了。接替他的冢田攻中将在上任不到半年的12月中旬去南京开会,18日中午与军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乘七九式飞机返回武汉,途经安徽西部太湖县境上空时,座机被驻守在当地的中国五战区21集团军138师高炮部队击中。飞机失去控制,几分钟后坠落于该县弥陀区田家滩附近的筋竹冲,机毁人亡。直到25日,11军所属的68师团搜索部队才找到飞机残骸和包括他们倒霉的司令官在内的11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虽是冬季,依然腐臭刺鼻、蛆蛹如潮。冢田攻的尸体由安庆空运回国,由于他中头彩般成为“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对华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陆军最高将领,日本政府索性又将他追晋为陆军大将。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将他的座机击落的138师炮兵竟是出于无意。那时师里刚装备了几门高射炮,士兵们刚从步兵选调过来,还都不会操炮。

那天刚巧在操场练习要领,见一架日机飞过来,装上实弹随便瞎打了一个点射。因为飞机没有马上栽下来,炮兵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能打中。操课结束时连长受到团长的训斥,责令今后不能随意瞎打、浪费炮弹,所以也就无人去报告上级和寻找残骸,当然也就没有人因此而立功受奖。这段历史在军史中当然不好这样不伦不类地出现,只好出现在《战争趣闻》之中。

可怜堂堂皇军将领,满腹文韬武略,一生苦熬苦斗,官至军司令官谈何容易!最后却落得只能当成笑话流传于世的结局,冢田攻如何能死得瞑目!

1943年10月,阿南惟几率领第二方面军从滴水成冰的齐齐哈尔来到温暖的太平洋沿岸,驻扎在菲律宾以南的哈马黑拉岛。这时美国军队已在太平洋广阔的海面上发起强大的反击攻势,“越岛进攻”战术则将日军一股股困在孤岛上忍饥挨饿。不用有识之士,就连日军的普通士兵也感觉出,离失败不远了。

阿南惟几在日本侵略战争走向全盘失败的1945年4月,由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升任日本政府陆军省大臣这一军人职务顶峰位置。他在这个位置上仅在任4个月,却在那段历史中留下鲜红的一笔——用自己实实在在毫无象征意义的满腔热血。

在阿南上任4个月的最后一天,日本盟友德国的元首希特勒在他的地下室指挥部举行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后,便挽起他新婚的妻子、美丽的爱娃小姐去卧室自杀。而在两天前,日本另一位盟国领袖墨索里尼也和他忠诚相爱、至死不渝的情人贝塔西一起,被北意民族解放委员会判处死刑。

枪毙之后,两人的尸体倒悬于洛雷托广场的一根柱子上,直至腐烂。

7月26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柏林附近一个叫波茨坦的小镇上开了个会。就剩日本了,写个公告,让他赶快投降,免得麻烦。

因为苏联一直没有对日宣战,不好签署文件,只得临时告诉蒋介石,因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在中国,中国应成为该公告发布国之一。虽然有点越俎代庖,蒋介石还是高兴地同意了,于是历史上出现《波茨坦公告》。

7月28日,日本政府表示拒绝这个强加于人的公告,于是美国就把刚试验成功的原子弹朝广岛扔了一颗。等了几天,看看日本还不松口,美国又把当时拥有的最后一颗原子弹扔在了长崎。两颗原子弹足以摧毁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哪怕再顽固的意志,加上苏联也对日宣战,日本的战争决策中心就是否投降的问题发生了尖锐分歧。

开始时阿南陆相并不赞成投降。在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面对农商大臣、运输通信大臣和军需大臣关于无力再战的喋喋不休,阿南暴躁地喊道:“够了!够了!这种情况谁都知道。不管形势多么不利,非打到底不可!”

8月9日晚11时50分,尊贵的天皇陛下来到设在低矮的防空洞中的会议室,决定国家的命运。文死谏,武死战,不能光听他们的。日本人真的死光了还去给谁当皇帝?天皇表示赞同外务大臣东乡的意见,在不触动现存天皇制国体的情况下,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人都不知道其实美国也只有这两颗原子弹,下一颗生产出来要一年时间,那时普遍认为下一颗大约后天就要炸东京了。

阿南是真正效忠天皇的军人,出于效忠天皇,他在会议之后立即部署稳定军队,听从圣命。当传达御前会议决定时,一名少壮派军官突然站起喝道:“莫非大臣阁下也想投降敌人?”阿南以手中短杖猛击桌面,冷冷地说:“敢抗命者,请先杀我!”

而作为真正的日本军人,阿南清楚在这场失败的战争结束时自己的去处。

8月14日晚上,他在家中与妻子的弟弟竹下正彦喝着烫热的米酒,吃着下酒的辣菜,表情十分平静。

竹下正彦在师团时曾当过护旗兵,是一个思想激进得不能再激进的少壮军官。酒喝到深夜时,他问姐夫:“你都准备好了吗?”

阿南一边小口呷着酒一边叙家常般地说:“一过午夜,便是15日了,开始我想在20日那天,因为那天是我二儿子的生日。但我担心20日太晚,天皇的录音将在明天中午广播,我不忍心听到它。14日是我父亲逝世周年的日子,我选择了这一天。”

一向认为自己具有日本武士铁石心肠的竹下正彦,忽然感到有热泪从面颊滴入酒杯。他发现自己作为军人比姐夫还差得太远。

一名女佣端着一只小盘拉门进来,阿南每天入睡前要打一针维生素,此时他仍伸出胳膊让女佣注射完毕。

女佣出门后,阿南说,他为他负责的陆军和他发誓扞卫的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对所做的一切还是满意的,只有昭和十七年(1942年)的长沙之战,由于判断失当、计划不周,部队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想起来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阿南取出纸笔,写在第一张纸上的是一首日本俳句短诗:

这是笔者继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阿南为劝慰幕僚写下“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后看到的又一首诗。真是痛苦出诗人。然而仗打败了,诗也难写,令人遗憾又无奈。

那夜阿南在第二张纸上写了两行字,写完后想了想又加上一行:

我罪深重,谨以一死报之。

陆军省大臣阿南惟几。1945年8月14日夜。

我坚信日本之神圣不可摧。

写完遗书,阿南从柜子中取出两把精致的短剑,这是他家族的传家之物。他抽出其中一把,用手在刃上试了一下说:“我要用这把。”他将另一把交给竹下正彦说:“留着它,做个纪念吧。”说完,又朝杯中倒满酒。

这时竹下的同事兼好友、另一名死硬派(日本朝野对激进派别称)军官井田来找竹下,他目睹了阿南将所有勋章都挂在军服上,将衣服叠好,将那张从不离身的小儿子的照片放在军服上。

阿南对竹下和井田说:“我死后,你们能不能把它盖在我身上?”

竹下点点头,说不出话,井田泪流满面。

最后,他从柜子里取出一件白衬衣,穿在身上说:“这是我在天皇身边当侍从武官时他给我的,是天皇本人穿过的,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珍贵了,我要穿着它去死。”

自杀地点选在走廊上,因为按日本的传统,如果在院子里自杀,表示认为自己犯有滔天大罪;而把血流在屋子里,又表示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阿南采取中庸,在院子与屋子之间,在有罪与无罪之间。

啰嗦了半天,时间已过午夜,秘密警察负责人大垣中将来到陆相官邸。阿南让竹下去门口问有什么事,大垣报告说:近卫师团发生叛乱,四处搜寻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并乱杀人,请示如何处理。

阿南让竹下答复,因为要在家里自尽,所以抱歉不想会见客人。

阿南将竹下和井田安排在房门附近担任警卫,自己挺直上身跪在走廊上,两肩向后收拢,从鞘中拔出短剑,锋刃向内,朝腹部一插。

按日本武士道的规矩,剖腹自杀要先将刀插入,再向左、向右、向上,将刀口扩展。

约20分钟后,竹下来到走廊,看阿南表情十分痛苦地仍笔直跪在那里,腹已剖开,血流了一地,他将剑拔出来在颈部寻找动脉血管。平时的锻炼和保养带给他的健壮此时成为他的负担和障碍。

“要我帮一下吗?”竹下轻轻地问。

“不用!”陆相的声音好像是在回答一个普通的问题。

竹下退回到门口,见井田正伏在墙上哭泣。

又过了约10分钟,竹下见到阿南倒在血泊中,身体痛苦地抽搐,他用很微弱的声音对竹下说:“请帮助我。”

竹下捡起沾满鲜血的短剑,从背后朝阿南心脏刺进去。剑卡在肋骨上,他拔出来,找到肋骨的缝隙,再刺一刀,刺入之后再搅几下。

天亮时,竹下接到姐姐——大臣夫人打来的电话,姐姐声音十分平静,问:“事情完了吗?”

接着说:“我马上就回家料理。”停了一会又说了句:“他今年57岁。”声音依然十分平静,如自语。

陆军大臣夫人竹下回到官邸已是中午,她意外地发现一位跟随他们家多年的年轻女佣也在自己的卧室自杀了。遗书上说:听传说美国大兵要在占领日本后强奸所有的日本女人,因不愿受此侮辱而自尽。

1945年8月15日,星期三。从上午起,日本人十分熟悉的优秀播音员立野守男在广播中一遍一遍地宣布:“天皇陛下发表了一份诏书,将于今天中午广播,让我们恭听天皇的玉音吧!”

中午11时30分,日本国歌《君之代》音乐停止时,日本国民第一次亲耳聆听了大日本帝国第124代天皇裕仁陛下神鹤的天音——无条件投降。

第四章 小城故事 1、1943:中国与世界

民谣:民国卅二年,立冬起狼烟,稻田生稗草,湖中不见打鱼船。

民国卅二年即194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轮走过崎岖的1942年,世界和平力量从战壕里、农田中和机器旁抬起头来,看见了远远的地平线上那道胜利的曙光。

1943年初,历时半年多的阿拉曼战役结束,有“沙漠之狐”美誉的德国将军隆美尔所指挥的非洲军团遭到彻底失败,英军从此掌握了非洲战场的主动权。

在苏联的高加索和库尔斯克地区,苏军向德军发起强大的反击攻势,德军被迫后撤。1月14至2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两位政治巨头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晤,在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之后宣布了一个大出记者意料的声明:英美两国要求德、意、日三国无条件投降。

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协议,英美将于7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联合进行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和美国的巴顿将军指挥3200艘舰船和4000架作战飞机,以47.8万兵力的绝对优势席卷全岛,打通了地中海航线。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国内发生政变,国王、王室和忠于国王的军队将领将墨索里尼监禁起来,新政府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轴心国的三条腿被砍去一条。

在与中国抗战局势息息相关的太平洋战场,美国军队凭借强大的战争实力向日本反击。继中途岛大海战重创日本海空军之后,美日两军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所罗门群岛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展开了半年之久的激烈争夺,直到1943年2月,这场恶战以美军完全占领该岛和日军丧失了在西南太平洋的战争主动权而告终。为遏制美军攻势,日军大本营进行了“伊号”作战行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亲乘飞机视察前线,鼓舞一线部队士气,因密码被美军破译,他的座机遭美空军战斗机袭击,山本毙命。天皇精确地计算出,这一事件对日本国民和军队的打击“不小于损失了三个师团”。

在中国战场,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日军于1942年5月至8月发动了浙赣会战,中国三战区和九战区部队与8个师团14万余日军激战三个半月。日军以3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摧毁了衢州、玉山、丽水机场,又因兵力不足而无法久据不得不退回原处。中国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仅阵亡人数便达4万多,亦是损失惨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敌后抗日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进行着顽强斗争。八路军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省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原则和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术方针,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反击日寇对占领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取得了重大战绩。

1942年2月,中国政府为保护国际战略物资的进入通道——滇缅公路,派出精锐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这次远征经历了惨重的失败。1943年初,中、英、美三国首脑商讨反攻缅甸,由卫立煌和美国将军史迪威分别统领一支大军向缅甸北部的日军部队发动攻势。

1943年的小城常德,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一步步走向战争的。

第四章 小城故事 2、汉奸比鬼子更坏

1943年11月2日黄昏,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向位于各自攻击出发地域的第3、13、39、68、116师团及配属的火炮、飞机、战车、毒瓦斯、工兵分队下达作战命令。

刚立冬的湘西北大地,落日的余晖中有一层薄雾。随着日军飞机第一次冲击波对中国守军前沿阵地的轰炸,那层脆弱的雾气荡然无存,代之以久久不散的硝烟。

横山勇在前任司令官冢田攻坠机身亡之后,由东京飞来赴任。在他首次指挥的鄂西会战中,他大胆地将指挥所设在距前沿仅4公里、在中国军队火炮射程之内的沙市。作战之初攻势顺利,中国军队接连被分割击溃。

重庆军委会将在云南筹建远征军的原六战区长官陈诚紧急召回,协助刚接任战区长官的孙连仲调整阵容。几天后,中国军队分数路夹击围攻日军,战场形势大变,横山勇无奈中下令撤退。此役劳而无功,新任军司令官威望随之大打折扣。

这一次横山勇谨慎用兵,他首先造成向鄂西进攻的虚假态势,吸引中国军队主力离开常德附近向西南方向调动,然后再猛扑常德城,将中国部队援军挡在圈外,试图一鼓作气攻克城池。

横山勇的作战意图会战初期没有被重庆的蒋介石和六战区长官孙连仲识破,中国军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而横山勇挥兵在湖滨水网的复杂地况作战,得助于一个中国人,可谓得一人而尽得“地利”。这人就是人称彭叫驴子的湘西惯匪。

湘西匪患驰名全国,土匪啸聚林莽占山为王,平日欺压百姓奸淫掠抢无恶不作,解放前的国民政府和解放后的人民政府都曾将治理匪患作为湘政要务。抗战时期,经常出没于湘西的匪首彭某,竟也想乘天下大乱为自己争一个名分,先是派人到湖南省政府下书,说是要参加抗日,要求给予军长头衔和按国军一个军的实力配发武器并供给粮饷。当时张治中当任省主席,一打听此人,皆说民愤太大,血债累累,万不能与其为伍,再说彭手下不过七八百人,如答应让他当军长,岂不闹出天大笑话。于是省政府回书下令解散彭的武装,如愿抗日可分别应征入伍。彭某自然不从,于1941年又投奔了汪精卫伪南京中央政府。正值汪伪政权人心丧尽、千夫所指之际,来一只狗也是好的,何况还有数百条枪。大汉奸周佛海亲自给彭某回信,拨枪发钱,委以“和平救国军三湘特遣纵队司令”官衔。从此这伙匪徒更加为虎作伥,坏事做绝。

匪首彭某叫什么名字,史无记载,那时活下来的老人们也都不知道,只是相传这人身材细高,白面皮、长脸、说话声高,故称“彭叫驴子”。

这个名字正是因为常德会战而为常德人所刻骨铭记。仿佛没有他带路便不会有那场战争。“千刀万剐彭叫驴子”一时成为常德人妇孺皆知的话。

彭叫驴子接到指令,来到11军指挥部,在作战地图中指出哪条河可以徒涉,哪座山有条秘密小路,哪个地方早已设下机关千万不能通过,哪个地方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的沼泽。

不但如此,在日军发起攻击时,彭匪还带领几名亲信匪徒亲自为几路日军带路。这一仗中国军队失去许多利用天然障碍和地形熟悉的优势。

从2日傍晚至3日天黑,日军以12路兵力趟着湖沼水网的泥浆,向宜都至荣华之间的广阔地带猛烈冲击,这是六战区和九战区共同构筑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军队部署在这里的,是王甲本79军、王泽浚44军、梁明汉99军。

8个步兵师在180公里的防御正面上,顽强抵挡着日军的进攻。

3日中午,日军116师团主力在20余架飞机配合下,首先在99军92师防守的扁担河一带突破防线,顺势攻克南县县城后,迅速向两翼包抄过来。

4日深夜,日军攻陷街河市79军右翼98师阵地,公安县陷落。日军直插一线守军侧背,孙连仲下令一线部队退向二线。

从5日凌晨起,守军与追来的日军接火,边打边撤。至6日晚,第一线阵地全部落入敌人之手。

回忆起常德会战最初阶段的滨湖地带战斗,几位老人都提到伪军。提起这些中国人中的败类,他们气得至今仍然牙根痒痒。

“这些人,打中国人一点也不手软。”

“有时候被日本兵赶到前边,遇到伏击先死这些人。”

“这些人军事素质比较差,要紧的仗就不让他们上了,自然有功劳也不是他们的。”

“这些人在日本那边也受气。吃的、穿的、武器,都没有日本兵好。”

“说起来这些人也够惨的,中国人、日本人,谁也不拿他们当人看。他们的家眷在乡里最受歧视。”

也许是因为战争初期打得实在太惨了,所以汪精卫的“反共和平建国”的说法真的打动了一些人。至1943年,国民党军政高级官员投敌的竟达80人,其中军队将官58人,国民党中央执委22人,军队中不论中央军还是杂牌军,都有集体投敌当伪军者。查阅战史中常德会战日军序列,伪军竟有11、12、13师和新编第5师4个师参战。

一位当过伪军的老人说:“谁让你听了汪(精卫)先生的话,苦也活该,死也活该,没得人说哟!”

无法向人诉说自己的痛苦,这无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关于彭叫驴子的后事,众说纷纭,其中以“改名换姓毁容隐匿天津,1948年被军警捕获,以汉奸罪处死”一则更愿为人所信,符合中国人自古有之的“恶有恶报”的美好愿望;而“抗战胜利前夕携巨款和十七姨太逃往国外再无消息”则使人心生气愤,故认为是谣言——虽然这两种说法均不见正史。

第四章 小城故事 3、大丈夫死何恨焉!

仗从一开始就打得被动。4天丢失第一道防线,守军向西后退30余公里,利用既设工事形成第二道防线。

11月7日,日军跟过来,将攻击重点放在以暖水街为中心的山岳地带。

守军5个师面对日军优势兵力和火力,守得勉强但还守得下去。不料两天后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突发奇想,改变孙连仲的部署,要求在那一带的部队向日军发起反击。孙连仲刚上任六战区长官,自知无力抗命,只得勉强调整部队,组织反击。不待把部队调整好,11月10日,日军先发制人,攻克方靖66军185师和王甲本79军98师防线。

想反攻,却连守势也无法维持,二线阵地动摇,暖水街核心阵地暂6师被日军第3师团围攻,苦战一昼夜才得突围。

日军在第二线得手,继续向南压过来,追歼常德周围的中国军队。11月13日,横山勇亲自指挥第3师团和佐佐木支队,对位于石门一带的汪之斌73军3个师形成包围,意在歼灭这支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

这一仗苦了日军的工兵,为保证火炮在湖滨水网沼泽地带跟随步兵前进,工兵分队铺设道路、架设浮桥,有时干脆跳入泥浆或河水中手举肩扛。横山勇没有重犯前任冈村宁次因道路不好就不带大炮的错误,而工兵的辛苦也得到了充分的报偿——小镇石门原本就十分破旧的工事,在日军猛烈的炮火面前显得形同虚设。

73军所辖的3个师为15、77和暂5师,分别防守小镇的东、北、西3个方向,背后是一条澧水河。13日,日军猛攻一天,双方均伤亡惨重。14日清晨,日军以飞机大炮轮番进行长达两小时的毁灭性轰炸,然后分兵3路对守军阵地进行分割包围。8时,军指挥部与各师联络全部中断。8时30分,一股日军竟穿越阵地直插77师指挥所,师长急令焚烧文件后拔枪组织反击。幸而日军来的不多,在从阵地上赶过来的一个营和师特务连的拼力抗击之下死伤大半,其余夺路逃回,师部才免遭没顶。

下午3时,唯一的退路澧水河也被日军切断。军长汪之斌焦急万分之下,决定留下一支部队做掩护,自己率主力向日军相对稍弱的城西方向突围。

军长选中担任掩护的部队是彭士量暂5师。

11月17日,汪之斌站在位于慈利西南的岩泊渡路口,看着自己的兵三三两两地向这里走。士兵们有气无力,垂头丧气,许多士兵身缠绷带、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走过来。收容队的军官不断报着他们的单位:“15师2名,77师4名,15师3名,军工兵营2名……”

极少有暂5师的士兵,更不见师长彭士量。

一个不祥的预感自从分别的一瞬便开始笼罩在汪之斌脑际。而此时,他几乎已经断定不幸早就发生。他了解彭士量。

彭士量,号秋湖,37岁,湖南浏阳人。湖北明德大学毕业后投考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毕业后在第10师任排长、连长、营长。北伐时以英勇善战升副团长,继而又入陆军大学第11期深造,毕业后任参谋主任、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1941年任六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兼干训团教育处长,1942年任73军暂5师副师长,1943年初升任师长。

5月上旬,暂5师在鄂西会战中阻击日军40师团一部于华容城郊。彭士量在战前亲自为部队作动员,战中屡次深入火线激励官兵奋勇杀敌。彭师与当面日军相持近一月,日军伤亡惨重,久攻不克,无可奈何,彭士量全师则班、排、连、营长几乎换过一遍。日军的广播电台称暂5师为重庆军队中最死硬抗日的部队之一。

汪之斌望断伸向远处战场的一条小路,无限惆怅中又深怀歉疚。他知道,无论谁在那个位置都注定凶多吉少,彭士量又是那样的个性。

14日下午,彭士量率部顶住冲入城中的日军的强劲冲击,掩护军长率主力向城西突围。战至傍晚,日军做短暂喘息休整后又发起攻势。彭士量将各团人员收拢起来,退到城西。清点人数得知,全师伤亡已达十之七八,最惨的是伤员无法救治,眼看着鲜血流尽一一死去。

入夜,日军对城西阵地实施密集炮击,民房起火,数十里外可见火光。15日拂晓,彭士量看准一个空隙,率残部千余人向石门西郊突围,在新关以南的岩门口附近涉水时被“和平军”发现。数十挺轻重机枪封住路口,彭士量身边的士兵一个个栽倒在地,师作战参谋郑勋少校当即身亡。

彭士量指挥仅有的两门迫击炮向敌机枪阵地发射了10余发炮弹,将敌火力压了下去,他大声喝令部队迅速通过路口时,机枪又响,彭士量身中4弹。副师长等人将他抬起猛跑,突过敌封锁线,向西南方向撤去,上午8时多方摆脱敌人追击。

在一座小山半坡的茶林中,人们让彭士量平躺在一条军毯上。军医告诉副师长,有两颗子弹贯通胸腔,因无法立即实施手术,师长生命极其危险。

副师长等人无言垂泪,见彭士量艰难地睁开眼睛,环顾左右,对副师长说:“大丈夫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恨焉!”语毕气绝。

暂5师最后突围出来不足400人,由副师长带领,赶赴收容地。因电台兵阵亡,无法与军部联络,不了解战局变化,误入日军刚占领的区域。众人在一片小树林中躲了两天,才踏上南去慈利的路程。赶到那里已是11月18日中午。

其时,军长汪之斌仍等在路口。

在为彭士量装殓入葬前换衣时,发现血染的军服中有一纸遗言:

余献身革命,念兹于年,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党国,兹奉令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歼彼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惟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任务。

余廉洁白持,不事产业,望余妻刻苦自持,节俭以活,善待翁姑,抚育儿女,俾余子女得以教养成材,以继余志。

六战区长官孙连仲在11月18日接到73军军长汪之斌电报报告彭士量殉国、石门失守凶讯不到半小时后,机要参谋送来蒋介石“限即刻到”

电报:

惟石门关系全盘战局之得失,望转告所部,务须坚守。

第四章 小城故事 4、王牌军兵败

11月18日,兵团总指挥王耀武率领由他兼任军长的74军和军委会最新组建的100军赶到战场。

100军名义上归王耀武指挥,但军委会和蒋介石生怕将这个以第一批美国军援装备起来的宝贝疙瘩填进战争的无底洞,先是15日电令王耀武不得将100军分散使用,又在18日蒋给王“巧电”中明确规定:“对第100军之使用,务俟该军全部到达战场后,选定有利时机,向最痛苦方面予以有效之打击。”

王耀武心里明白,这就是说,在其他部队血流得差不多了,啃硬骨头都快啃下来了,仗打到就差最后一把劲了,中日两军都在做拼死的较量,这个“最痛苦”的时候,100军神兵天降,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打胜仗,争头彩,100军有面子就是委员长有面子,就是送钱送枪炮的美国盟友有面子,大家一高兴,下一批军火又来了。在中国,军事和政治何时分过家?那好,100军待命,把我的58师先拉上去!

19日,日军第13师团长赤鹿理指挥5个联队2万余人由石门向慈利杀来。中午时分与中国守军接火,不到一个小时,赤鹿理便感到对手绝非一般部队。

张灵甫58师代号“激扬”,这是一支训练有素又见过大世面、以攻坚为特长的部队。当时中国军队中很少有部队敢于将日军放到阵地前沿连嘴里有几颗金牙都能看清时再开火,58师敢。

张灵甫的理论是,小鬼子就仗着飞机大炮重火器比我们强,如果没有这个优势,一个对一个,他们绝不是王牌军的对手。将敌人放近,飞机大炮无法使用,轻武器对轻武器,刺刀对刺刀,命对命,胶着近战,虽冒险、危险,却避敌所长,打得出王牌军的虎威。

至20日傍晚,日军寸土未得,暂停攻击。张灵甫巡视阵地,见一线阵地的官兵们都十分疲惫,有的手拿馒头吃着就睡着了。张灵甫突然想到,日军可能会乘我军疲劳半夜偷袭。

战场中指挥作战,有时很难说是凭着什么理论和经验,也许就是一闪念,一个凭空冒出来的念头,就决定了怎么打和胜与败。

刚过半夜,日军两个大队果然迂回过来。走在前面的日军身穿中国军装,遇见哨兵时用汉语喝问:“口令!”话音未落便是一阵扫射。

这时,埋伏在一旁的师预备队173团官兵一齐开枪投弹。日军见有埋伏,登时乱成一团,硬着头皮向来路突围,在密集的火网中伤亡大半。

激战20分钟,日军援兵赶到,将包围圈中的残兵救起,不敢再战,狼狈逃回。

既然不是一般对手,那就更要争一争。21日、22日,赤鹿理又增调火炮配合步兵反复攻击守军阵地。58师在顽强拒守中伤亡增大。

22日下午3时,日军将炮火集中起来实施覆盖轰炸,在防线右翼撕开一道口子,步兵紧随着炮弹向前延伸的落点,不要命地向里冲,踏着守军的尸体攻占了约1华里阵地,将守军右翼分割包围起来。3时40分,日军第39师团赶到战场,与13师团一起合围58师主力,形势陡然变得危急万分。

王耀武看到地图中刚刚标出的态势,急令58师丢弃一切辎重,强行军向漆家河西南地区撤退。

尽管十分不情愿,但张灵甫还是遵令立刻部署撤退。

撤退得迅速而有条理,伤员和未被日军占领的阵地中的烈士遗体全部带上,辎重能带的也都带上了,只炸毁了两辆一时无法修复的汽车,汽车上满载的架桥器材也同时化作万千碎片。

日军战战兢兢半天不敢踏上阵地,以为58师又在搞什么花样。13师团参谋长依知川庸治大佐对赤鹿理赞叹说,这是一次漂亮的撤退,撤得分秒不差,恰到好处,撤得有条不紊,干干净净。

但再漂亮也是撤退。张灵甫坐在一辆卡车上频频回望战场。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张灵甫任该军51师153旅305团团长,整个战役失败,但他的团在上海保卫战中打得顽强,伤亡惨重,战后总结时受到表扬。武汉会战,他率305团精兵千人,效仿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进攻西蜀的战例,攀援枯枝葛藤,从人烟绝迹的张古山背面爬上去,配合正面进攻,一举歼灭死守之敌。紧跟着又同反击这个重要控制点的日军激烈拼争5昼夜。战斗中,张灵甫右腿被日军机枪弹打伤,仍裹伤指挥,不下火线。张古山之战为会战中有名的“德安大捷”创造了条件。在进步作家田汉创作的反映德安之战的活报剧中,有张灵甫其名其事。之后,他又参加了南昌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中,他任58师副师长,全师以2千余人伤亡代价在北下陂桥一带顶住日军攻击。战后,74军获蒋介石颁“飞虎旗”,张灵甫受嘉奖并升任58师师长。

偏偏这一次栽在鬼子手里,全师伤亡近半,却又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战果,争强好胜的张灵甫咽不下这口气。有人看见他在汽车里哭了。

常德会战后,军委会授予张灵甫四等云麾勋章,表彰他率部在慈利一带顽强防守、挫折日军。在那时他已经知道,当时58师能从数倍于己的日军即将合拢的包围圈中逃出来,没有当上第二个暂5师,是多么值得庆幸,又是多么令人后怕!

第四章 小城故事 5、许国璋殉国

1938年3月,川军第67军誓师出川抗日。161师483旅少将旅长许国璋告别妻儿时说:“我出川抗战,身已许国,你们在后方,妻要勤俭过活,儿要努力读书。我每月除以应得薪金寄助外,一切要你们自己努力。至于我,望你们不要惦念。”

川军抗日是全省大事,出征的队伍英姿勃发,川民为官兵披红挂彩,沿途重镇鼓乐齐奏、鞭炮震天,倒像是在迎接凯旋的得胜之师。

然而自古征战几人回。凯旋的队伍注定不再是出征的那支。1944年初,四川各界在成都忠烈祠隆重举行祭奠仪式,哀悼离川6年,如今马革裹尸还的英烈许国璋。

石门、澧县失守后,日军一部南渡澧水,直奔常德。11月20日,王瓒绪第29集团军属下的王泽浚44军三个主力师之一的150师在师长许国璋带领下,奉命赶赴太浮山一带阻敌。

日军也要占领太浮山,作为下一步阻挡中国军队增援常德的控制点。

于是两支军队如同赛跑一样由不同方向赶向同一个目标。

为争取时间,许国璋命令449团先行,他带领448、450团跟进。半路上他仍嫌不够快,又命两团轻装各取捷径急行军赶路,自己带师部及辎重随后。

正如许国璋所料,449团刚一上山便同日军遭遇,随即发生激战,刚赶到的两个团也投入了战斗。

而许国璋没有料到的是,一支日军斜插过来,意在将通往太浮山的道路切断,不让中国军队过去。这一“切”没将作战部队切住,却将许国璋所率的师部和辎重与三个团切开。

日军见有中国军队,急忙展开攻势包抄过来。许国璋率部且战且走,退到陬市,乘追兵未至,急忙构筑工事。陬市在常德正面十余公里,背后便是深深沅江。

许国璋率领手下仅有的师直属队200余战斗兵员与日军打到天黑,日军察觉对方没有大部队,便将陬市小镇三面包围起来。入夜,许国璋一一察看各阵地,鼓励士兵们坚持到底。

21日晨起,日军向小镇频频发起攻击,许国璋与士兵们坚守阵地,硬是又抗过一天。入夜,他将人员分为两队,分别向西和南突围。

因打了近两天,日军已知对方兵力薄弱且伤亡很大,判断夜间可能会有突围行动,所以突围未成,反遭日军猛烈拦截。激战中,许国璋连中两枪,当即身亡。

战后,国民政府表彰其功绩,追赠许为陆军中将。以上介绍的作战和许国璋牺牲过程,资料见于战史和1984年我国民政部门为其追认革命烈士的文件。

1986年,原150师老兵印正民撰写了一篇文章,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川军抗日亲历记》,文章题名《忆以身殉职的许国璋师长》。文章以亲身经历,对许牺牲过程又作出补充。

据印正民回忆,许国璋中弹倒地后,被随从人员抬着突出敌包围圈。

第二天清晨,许国璋从昏迷中醒来,得知部队已经失散,陬市被敌人占领,并且太浮山要点的防御任务也因敌强我弱、各团虽经苦战仍未达成。他感到自己未尽到师长之责,仗没打好,自己又离开了部队和战场。

为此,他痛苦万分,泪流满面,乘随从人员离开时拔枪自尽。

一位无愧于中华民族和生养他的四川大地的中国军人,就这样悲壮死去。

第四章 小城故事 6、请将我葬于此处

1943年11月4日,74军57师唱着军歌开进常德城。

小城百姓扶老携幼站在路旁,检阅似的看着这支队伍的勃勃英姿,学校的师生和政府的职员则忙前跑后地帮部队收拾住处,搬运物资。常德人熟悉这支号称“虎贲”的队伍,熟悉带领这支队伍的师长余程万。

那是半年之前,鄂西会战硝烟突起,57师奉命由衡山出发,行军11天赶到常德。这时日军已经逼近,城中百姓逃亡一空。余程万号令全师严肃军纪,不准擅动城中老百姓一草一木。所幸那次会战并未打到常德,居民们纷纷归来时,士兵们在各码头、路口义务帮助他们运送行李。居民基本安定后,余程万便将部队拉到城外河洑一带。训练中,部队做到不扰民、不损坏庄稼。收获时节,士兵们协助农民割稻脱谷。军民相处,关系融洽,当地百姓曾敲锣打鼓地给部队送去一面锦旗,上书曾国藩为湘军所作《爱民歌》中的“军士与民如一家,天和地和又人和”。

11月9日,日军发动攻势时过一周,攻占常德的意图已经明朗。57师一面加紧构筑城防工事,一面组织市民疏散。可怜百姓们有家住不得,背箱负笼、牵儿带女,乱纷纷踏上断肠路。真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57师的士兵们依旧往往返返地帮助百姓手抬肩扛地送到码头、路口。

11月12日,全师官兵和城中尚未走出的百姓被一纸布告震惊。171团3营9连上等兵刘为才为百姓送行李出城时索取两元光洋力资,余程万下令将刘就地枪决。布告称:“大战在即,严明法纪,爱护民众,减少战时顾虑,乃事关胜负。虎贲部队向有良好声誉,断不容一二害群之马所辱。我重申,助民疏散中,决不许接受半点酬劳,最多只能喝一杯热水。疏散完毕后,任何人不准擅入民舍取物,本师长亦是如此。如有违犯,就以上等兵刘为才为例,就地处决,断不姑息!”

由于作战初期军委会和六战区对敌意图判断失误,军队主力被敌向西调动,常德附近只有一个57师。薛岳原想从100军派一个师加强常德防守,100军军长施中诚即电告蒋介石请示。蒋回电薛岳:“查常德方面,已有57师担任守备,该军(注:指100军)无以一师开德山(注:在常德城东郊)之必要。”

11月16日后,日军突破西起东岳观、中为石门、东至辛家台的守军纵深防御,一面寻找中国军队追围攻打,一面向常德逼进。待军委会终于明白了日军企图,调集第10军等部队增援常德时,横山勇早将第3师团等部队横在援军各来路,形成了围点打援的作战部署。所以在数路日军重兵逼近时,常德这座东临洞庭,南靠沅江,在军事上易攻难守的险城,此时更已成为一座只有一个师守备的孤城、危城。

但,这个师是虎贲。169、170、171三个步兵团,配属军炮兵团、军工兵营2连,参战官兵8315人,一支猛虎之师。

11月15日,城防工事构筑就绪,余程万与师司令部人员视察阵地。

按余的思路,守城作战分为城郊、城垣和市区三个阶段。根据所掌握的全盘战况和进攻常德日军兵力规模,全师要尽到最大努力,并且必须做好最坏打算。

余程万,字石坚,广东台山人,黄埔1期。从军前曾就读于广东番禺师范和广东铁道专门学校,在1期同学中功底更深一些。黄埔毕业后参加北伐,因有勇有谋,成为黄埔生中第2个晋升少将军衔的军官(第一个是因中山舰事件而出名的舰长李之龙)。其后,他又先后进入陆军大学第9期和陆大研究班第1期深造,这些经历使他成为读书最多的师级指挥员之一。抗战爆发时他调任74军57师副师长,参加了74军所有对日作战,直至1940年接替施中诚任师长,并按74军有利于协同指挥的惯例兼任副军长。

他任师长之后带部队打的几仗,还没有一次像这样既孤军作战,又系全局胜负于一身。

视察中走到一处山冈,余程万对身旁的人说:“这一战假如我牺牲了,你们之中幸存的人,请将我的尸骨葬于此处。”

11月18日,日军先头部队已进至城郊57师前进阵地附近,战争用枪声敲响常德的大门。余程万命令各部进入战斗位置,同时发布长达3千余言的作战公告,以道义和军法饬令全师官兵,要求每一名虎贲将士都要以必死的决心保卫常德、完成任务。公告说:

无论敌寇对我们施以如何大的压力,我们唯一的答复是血、是死、是光荣!

各级官佐及兄弟们呀!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革命事业成功的时候,我们应不放松每一个最危险的局面,因为那正是挽救国家危运,发挥自我前途的绝好机会!

我们要与常德共存亡,用我们的血肉换得整个国家的生机,以最大的牺牲的决心,与日寇战至最后的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有虎贲在,常德一定存在!

我们尤应认清生与死的界限,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保卫常德,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及自由而战死,虽死犹生。我们的名字会写上历史,我们的父母妻子也会得到光荣,享到优厚的抚恤。假如因意志动摇、临阵退缩、作战不力而受连坐法惩处,被督战队就地枪决,那死便是国家的罪人,民族的败类……我决定此次作战,每个达成任务的官兵各晋升一级,且另有政府的褒扬与奖赏。

我知耻有勇的官兵呀,我们要为国家争一口气,要为领袖争一口气,危难显精忠,现在正是你们歼敌建功的时候了!

大战将临,军委会电令第六、九战区迅速以就近部队赶赴常德增援。

王耀武将唯一在大包围圈内的施中诚100军63师的188团拨给余程万指挥。

余即将该团部署于常德东南5公里,沅江南岸的制高点德山。这是守军万不得已时渡沅江撤退的唯一通路。余程万再三叮嘱团长邓先锋,务要死守。

1943年11月20日,日军68师团由东向西、116师团由西北向东南,形成了对常德的大包围。城郊之战全面展开。

虎贲:贲,发音与字义皆同“奔”,勇士之称。《书·(牧誓)序》:“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孔颖达疏》:“勇士称也。若虎之贲走逐兽,言其猛也,皆百夫长。”《战国策·楚策一》:“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山。”周朝时,保卫王宫、王门之官,官名“虎贲”。汉平常时改为虎贲中郎将,领猛士数千,平日守卫王宫,亦领命作战。

74军设代号时,军部和各师代号拟稿均报蒋介石过目,蒋皆称赞,后又说:“虎贲最好。”

上至师长,下至士兵,全师人员都在军装左臂佩戴一个巴掌大小、上窄下宽标志,上印“虎贲”二字。对受军法惩处的官兵,第一项便是扯去这个标志。

这是一种气、一种势,是这支部队、这个群体的精神追求,亦是历经百战的官兵们为自己争得的荣誉。纵观这支部队的历史,应说:虎贲最辉煌的历程是抗日战争,最显虎威的作战是常德之战。

第四章 小城故事 7、县长突围

从11月18日起,城中的军人和百姓就听见了枪声。

由于半年之前的鄂西会战时曾动员居民疏散,仗却没打到常德,所以这次动员疏散时,有些住户是任你说如何危险,只是摇头不走。直到时紧时慢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从城郊传来,这才慌了神,不知该如何是好。

百姓有事,自然找父母官。当时常德是县,多数百姓和县政府机关都走了,县长带领着县警察中队和数十名民夫、医生护士留在城中,协助部队作战。百姓找到县长,百般哀告,让他与民做主,快拿办法。

县长戴九峰,安徽人,原在原籍做县长。1939年日军打到他家乡,军队一溜烟跑没影了。他带领一干人马,自任“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与鬼子周旋一年,还是被赶了出来。在重庆国民政府的一个小机关打了一年杂,1941年来到常德顶缺。他为人宽厚,体恤民情,颇受常德民众爱戴。

21日,环城东、北、西三面郊区已打得火热,城内气氛亦日紧一日,这些急着疏散的百姓追着县长屁股让他想办法,戴九峰也无可奈何。晚上10时,他来到设在本县最坚固的建筑物——中央银行的57师师部,找到余程万,请示如何处置。

余程万正在气头上,听县长一说情况,眉心的疙瘩拧得更紧了。原来这天下午4时,王耀武下令划拨余程万指挥的100军63师188团在日军攻势前稍作抵抗便擅自撤出了阵地。师部派去的作战参谋再三劝阻,团长邓先锋竟然说57师管不着他们,100军只听蒋委员长指挥。参谋打电话报告师长时,发现电话线已经卷到线盘上了。参谋急速回师部报告,副参谋长带督战队赶去时,188团竟化整为零一哄而散,跑得不知去向。

关于188团逃跑,国民党战史中只写了一句话:“德山守备队第188团当面之日军,自21日16时渗透德山市后,即分股攻击。此时通信中断,而后该团情况不明。”

板上钉钉的擅自撤离,而且放弃的是对守城全局至为重要的阵地,余程万心急如焚,57师官兵恨之入骨。如此大事,在战史中却这般轻描淡写地“情况不明”一笔,且没有进一步查处此事或该团、该团长下落的任何交代。按常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直到国民党撤到台湾后开始写战史时还搞不清这件并不复杂的事情吧?

是因为100军在蒋介石那里的地位?抑或是团长邓先锋有什么背景?

是因为写这段战史的执笔人恰好就是那个团出来的或与当事人有什么瓜葛?笔者依样也“情况不明”!

188团逃离,德山要点立即为日军占领。德山失守带来的被动最先反映在县长戴九峰提出的这件事上。

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决定突围,只能决定从德山方向走,趁日军刚上来,情况不熟,人也还不多。

余程万从地图上指出出城到沅江渡口,过江后贴着德山边走,不惊动敌人,再向南到后方的路线。戴九峰表示他即刻安排警察中队带百姓突围,自己带医务人员和民夫留下来助战。

余程万紧握着这位善良热诚的一县之长的手,郑重拜托他三件事。一是突围后速到官沧100军军部找军长施中诚,请他即令188团返回常德,否则于情于法都难通过;二是六战区来电说援军23日即明天进城,但现在不见有人前来联络,请他代为催促一下;三是城内所存的迫击炮弹有半数与师里迫击炮口径不合,速请上级设法运炮弹入城。

余程万说:“这一仗太难了,往下还不知会发生什么。军人是职责所在,不能牵累百姓,请快上路吧!”

戴九峰热泪盈眶,再三表示留下来同生共死。余程万以所托三件大事为由,拒绝他留城,并要他将地方人员全部带走。戴九峰只好洒泪相别。

出城人员共300多,戴九峰头羊般领着这些人,在午夜时分悄悄摸到城南上南门渡口,乘3条大船,几个来回将人渡过沅江。

蹑手蹑脚摸到孤峰岭下,即188团丢失的德山阵地附近,一个抱孩子的汉子绊了一跤,孩子受惊大哭,惊醒了鬼子。急促的机枪声登时撕碎静夜,子弹在人们头上和身边嗖嗖地飞,黑暗中几次听到有人中弹后“噢”

的一声,便再没响动。

向南不能硬走,一行人毕竟多半是老百姓,戴九峰忙向西折,走出五六里地,身后枪声停了。想是鬼子不见还枪,知道不是中国军队夜袭,黑暗中又失去目标,也就罢了。

戴县长凭着当“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的经验,将这乱哄哄的300多人分为4队。张警长率尖兵13人在先,他率20名警察随后,警察局何局长率百余人为第3队,最后一队是其余人员和殿后的30余警员。队伍编好,拉开距离,拖拖拉拉近半里地。大家大气不敢喘,只是摸夜疾行。

下一个目标是斗姆湖,计划由这里再向南转。但计划什么时候也赶不上变化,21日黄昏斗姆湖镇已经被日军占领,一行人哪里知道?行至距敌哨兵仅50米,尖兵隐约见湖岸大堤有黑影晃动,张警长一声高喊:“什么人?”引来一阵机枪,戴九峰心中叫苦不迭。

突围的队伍这时正走在两旁是水的低洼小道,既不能散开,又无法隐蔽。枪弹打来,不时有人呻吟叫喊。后面两队,警员尚稳定,百姓慌得四处瞎跑,中弹的、落水的又有许多。戴九峰那一队20名警员伤亡大半,待逃出敌人火力时,压着嗓子招呼几声,凑上来各队的人总共也只有二十几人,其余活着的也跑散了。

天色微明时又遇敌兵,再次突围时人又散得不知去向,戴县长身边只剩下何局长、吴队长、吴巡官、雷警长4人。天大亮时,只见远处近处都是日军的大队小队,天上敌机飞来飞去。戴九峰怀疑黑暗中走错了路走到日本了。

好在人少目标小,几人专拣河沟、草丛僻静去处,近中午到了黄石港,才到了安全地带。

这位县长后来得知,失散的人见突不出去,又有往回走的,但回去的路上仍有鬼子。陈督察率40余警民被拦在一条水沟中,后有追兵,他只好组织人向返回常德的方向突围,当场牺牲者过半。陈督察本人也负伤被俘。

返回人员中,只有邓办事员率十余人逃至南站,被57师十余名士兵接着。渡沅江时,两条船均被日军击沉,十余人中只有部队带队的孟排长和雷警员游到对岸,其余均中弹身亡或溺水淹死。

戴县长算了下,一场突围,活下来的不过20人,他自责不已。

因为是在最大的战乱之中的父母官,常德人记着戴九峰。抗战胜利时戴已离任回安徽老家当县官,常德人仍将一所学校命名“九峰小学”。

直至“文革”时,省最大造反派组织“革造总”负责人傅某莅临常德闹革命,路过该校说:什么九峰,醉鬼胡闹才是“酒疯”,改,就叫“向阳小学”!于是“向阳”至今。

第四章 小城故事 8、常德郊野阳光灿烂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多是进行被动防守、节节后退的防御作战,在战术上逐渐形成了“逐次抵抗”的作战模式。常德保卫战中,余程万在四面城郊利用有利地势设置了几个控制据点,以挫敌锋锐,耗敌战斗力,为其后的城区作战创造条件。从11月18日起,城郊据点先后与日军先头部队接火。21日,日军68和116师团主力赶到,横山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逐一攻克这些据点。

局势之弦从一开始就被绷紧,而紧绷之弦所弹奏出的正是最强之音。

<h3>郊野之一:河洑山</h3>

11月23日中午,日军又一次攻击被打退。透过未散的硝烟看去,被几日战火熏染得面目全非的河洑山上,171团2营阵地的士兵们有的在修复工事,有的在重新包扎伤口,有的往嘴里填着冰冷的米饭团子。阵地后面的一个小山坳里,并排摆放着300余具烈士遗体。300多人,这是在这个阵地上坚守了3昼夜的全营500官兵的大半。在放置烈士的山坳附近,还有80余名重伤员在死亡线上挣扎。

2营营长阮志芳巡视阵地。这位黄埔9期毕业生双眼血丝密布,他已记不清是第几次打退敌人进攻,此时他一一检查阵地上士兵们步枪上的刺刀。全营伤亡大半,下面的战斗将更加严峻。

两天前上午8时,日军先头部队骑兵600余人在3架飞机配合下首攻河洑山。阮志芳率全营沉着应战。2营在全师军事训练中射击成绩最好,此时威风大振,只见日军骑兵一个个坠于马下。两次冲击被打退后,阮志芳指挥6连打了个“逆袭”,即防守方向攻击方的反冲锋。日军猝不及防,20余骑被截在山脚。连长刘贵荣是机枪手出身,此时亲端一挺机枪扫个痛快。打扫战场中竟一脚踢出个装死的,当即抓获。经审讯,供认是3师团68联队士兵,名叫松本次。

毙敌过百,初战告捷,阮志芳却没有高兴。入夜,他下到各连,分别组织官兵进行战场宣誓。他知道艰苦的作战就要到来。誓词:“一息尚存,决不使敌侵占河洑,战至一人一枪,不弃一寸国土!”

22日上午10时,日军116师团主力接替了师团骑兵,将河洑山团团包围。猛烈的炮火将守军外围阵地摧毁殆尽,许多士兵在炮火中伤亡或被埋在坍塌的工事中。日军随之以密集队形发起强攻。守军官兵以步枪、手榴弹顽强压制日军攻势。5连阵地山势较平缓,日军跑步冲上来,眼看到了阵地前。连长大喝一声,与士兵们端着刺刀冲上去与敌肉搏。日军见状慌乱撤回。6连阵地,连长率众打退敌8次进攻,全连亦有半数伤亡。激战至黄昏,日军攻占4连两侧一个排的阵地。阮营长见各连伤亡都很大,指挥全营撤退至山顶核心阵地。

23日天明,日军先以试探性攻击探明守军阵地位置,随后集中炮火进行猛烈轰击。日军以8架飞机对阵地进行低空扫射轰炸。上午到中午,步兵三次大规模强攻。阮志芳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刻,弹药将尽,官兵们全部上刺刀。

下午2时,阮志芳集中仅存的100余人,要求从原建制的各连、排、班各选一人,营部4人,组成一支小分队,带上文件和名册,准备突围。

官兵们知道这个举动的含义,纷纷要求留下来。阮志芳发现,4连和6连各有一个排,从排长到士兵竟然不剩一人了。

下午3时,一支30余人的突围小分队组成。这支队伍多是尚能走动的伤员,阮志芳为他们规定了出发的时机和路线后,突围和留下的战友含泪互致庄严军礼。

阮志芳带领连排长来到重伤员隐蔽处,无言地看了一遍,又到烈士遗体处致哀片刻,返身回到阵地。

正当小分队要进入突围出发位置时,哨兵报告日军在主阵地以西施放毒气。刻不容缓,阮营长一挥手,众人转到阵地南端。这是一个较陡的山坡,被日军占领的外围阵地与核心阵地相距仅50米。

营长阮志芳在前,仅存的1名连长和6名排长随后,百余名士兵紧跟,在一声“中华民族万岁”的嘶喊中冲下山坡……第116师团岩永旺中将踏上满目焦土的河洑山。他不让别人跟随,独自漫步在断枪、残破的工事和呈现出各种姿态的尸体间。他拾起一支步枪,卸下枪上折断的刺刀在手中翻看,脑子里思索着守军士兵军衣左臂符号上“虎贲”两字的含义。

在另一片尸体旁,他看见一个个身缠绷带的士兵躺在担架上或滚到担架下,这是受伤之后的死亡,他们经历了两次痛苦,而结束生命的是他们自己。有人用枪、有人用手榴弹、有人撕裂自己被包扎的伤口……岩永旺走下河洑山时,师团参谋长山田卓尔大佐向他报告,109联队长布上照一大佐阵亡。

<h3>郊野之二:长生桥</h3>

如果拿着一张当年的作战地图和一只目前解放军步兵仍在使用的62式军用指北针去寻访旧时战场,那你可就要吃大苦了。你时常会在心中大骂上当,大骂写历史的人不负责任将地点搞错。其实,这只是历史在与你捉迷藏、开玩笑,它在考验你的真诚。

但好在城郊作战最激烈的战斗之一的南坪岗之战战场地名还在,而57师169团2营营长郭嘉章率部与十倍之敌血战的地方,如今已为市农科所领地。与看门老人打个招呼进去,寻寻觅觅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看门老人责任心强,见来人形迹可疑,探头探脑,打内线电话找来保卫科长,二人叫住我要看证件。释疑后,热情邀请进屋喝茶。老人说:是作家同志呀?你是来写庞所长那个项目的吧?庞所长那人你别看他年轻,他可是……

连接南湖坪岗防御线的是170团1营长生桥阵地。该营阵地由2连防守的南湖坪一片湖沼和1、3连长生桥主阵地组成,这里是向南通往常德城区大、小西门的最后一道屏障。

11月22日晨,日军116师团109联队挥兵猛攻南湖坪。2连连长上官英率全连抵抗仅3个小时,工事就被日军炮火摧毁,全连百余人对面是黑压压2千余日军,电话请示营长张庭林后,撤至长生桥主阵地。

109联队长布上照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步兵科毕业,时年36岁。此时他使用步炮协同、陆空配合的焦土战术,靠重火力杀伤守军。在越过南湖坪后,他指示飞机和大炮对长生桥猛炸。炮火准备后轮到步兵冲锋,冲上去又被打下来,再轰再冲,又被打退。眼看天黑下来,竟毫无进展。布上大佐沉不住气了。

长生桥主阵地内,营长张庭林和副营长李少轩也正在相对发愁。才打了几个小时,工事基本被炸塌,在抗击日军的第二次进攻中,一线阵地伤亡严重。眼见日军志在必得,兵力源源往上调,这仗往下还怎么打?

正商量着,爆炸又惊天动地地响起来。这是一次经过周密准备的步炮协同,日军在炮弹爆炸中逼进守军阵地,有一发炮弹打近了些落在步兵前锋,立时倒下一片,但日军仍如潮水般涌上来。张庭林和李少轩交换了一个眼神: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这两位阵地最高指挥员率先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战士们跟随着,在嘶哑的喊声中杀入敌阵。

日军116师团是在来华前不久刚刚组建的预备师团。由于战争的需要,日军兵源紧张,根据惯例,一直是划定一个地域征集一个常设师团。

1939年每师团的征集地都奉政府之命再征集一个师团作为预备师团,番号是原师团加100。116师团是16师团的预备师团。预备师团的战斗力大大不如久经训练又屡次参战的常备师团,但又不得不拉出本土来作战。

在日本军队,衡量一个单兵和一个集体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敢不敢拼刺刀和能不能在刺刀肉搏中取胜。

当长生桥守军嘶喊着、吼叫着冲出阵地时,日军顿时乱了阵脚。两军在阵地前沿拼杀格斗,日军被守军气势震慑,且战且退。张庭林和李少轩都在肉搏中负伤,见日军退走,便传令撤回阵地。

日军不久又攻了上来,布上大佐乘马挥刀,亲自驱赶这些刚刚退下来的士兵们。守军饱尝一顿机枪、步枪和手榴弹,并将仅有的两门迫击炮的仅有的几发炮弹也打了出去。

于是,日本战史《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有了这样一段记载:

敌迫击炮弹直接命中联队长坐骑,布上联队长和负责作战的参谋田原弘夫中尉死亡。

布上照一大佐死后被日本政府颁文追晋少将军衔。这是常德会战中阵亡的第一位联队长级军官。曾有史料载,在战役初期暖水附近作战中,中国军队击毙第3师团长赤鹿理,据笔者考证系为误传。根据是这家伙在常德会战之后一年的1944年仍在日军第6方面军序列任13师团长,1945年又跑到关东军第一方面军直辖第122师团任师团长。1945年7月,美国佬要打到日本,大本营拟定“本土决战”计划,大有“保家卫国反侵略”的悲壮。本土决战作战序列的将领名单中也有赤鹿理。可惜日本天皇投降在前,搞得许多将士只得自己跟自己“决战”,剖腹自杀了之。两批战犯名单中没有赤鹿理,也未找到有关他下场的其他资料,这个侵犯常德的凶犯之一,最后是怎么死的仍是一个谜。

布上照一阵亡后,109联队撤下来,换上120联队再度猛攻。炮火将阵地夷平,守军屡次奋勇肉搏。李少轩壮烈牺牲,死时双手紧卡着一个鬼子的喉咙。

长生桥阵地一直守到26日深夜。全营伤亡将尽,3个连长中仅剩的2连连长上官英身背重伤的营长张庭林,带领仅余的十几人乘夜向城内转移。

眼看快要进城时,张营长鲜血流尽,死在上官连长背上。

同一天,南坪岗与长生桥之间的沙港也失守。170团2营营长酆鸿钧及全营绝大部分官兵英勇殉国。

城郊激战的18日至26日,湘西北地区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几位老人回忆起来时曾说:“那些天是入冬以后难得的好天气。”

第四章 小城故事 9、城垣血战,中国守军整建制阵亡

第六战区长官孙连仲致余程万电:

<small>我各级干部应以坚定不挠之决心,再接再厉,歼灭丑虏,发挥我革命军人之传统精神,光大本军辉煌之战绩,以达成保卫常德之伟大使命。</small>

余程万致孙连仲电:

<small>职师四面血战已达七昼夜,虽伤亡惨重,但士气尚旺,我全师官兵谨遵钧座意旨,咸抱与常德城共存亡之决心。另:现八二迫炮弹、七六二山炮弹告罄,恳切饬接济,并饬外线友军挺进。</small>

根据抗日史料记载:(1943年11月)25日,该师虽迭挫敌锋,奈因城外据点工事尽毁,且牺牲甚重,乃全部退据城垣固守,常德遂陷于四面包围之中。

<h3>城东:敢死队出击</h3>

57师的兵员来自天南地北,参加常德会战前以河南、江西、江苏、湖南几省兵员居多,映着部队作战地域的影子。抗战时一般是就近补充,军队中同省便是老乡。作战中连、营、团之间有个比较,各省兵之间也有个较量,互不服气中有为故乡争光的积极因素。往往一仗下来,单位和个人评功授奖之后,“南蛮子”和“北侉子”之间、“老表”和“老倌”之间也要在私下里评议一番,看谁比谁过得硬。这种现象属于特定军营文化范畴,具有普遍意义,且历来如此。

但在常德会战之后,169团1营1连3排8班中士、江西人牛维彬就再也没有了地域老乡的意识。与他有生死之交的3个人分别来自湖南、江苏、浙江3省,他们4人就是那一仗下来1营的全部幸存者。

11月24日,日军向东门城楼外的沙河、四铺街展开猛烈攻势。这一带在战前是城东一处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区,守军在密布的房屋之间打出墙洞以利机动,在墙壁上凿出小孔以便射击。从24日清晨开始,守军一个营压着对方3个大队千余人,直至25日黄昏,没有一个日军越过阵地。阵地前日军陈尸数百,阵地后躺着这个470人的营近半的烈士与重伤员。

26日,日军集中炮火猛烈轰击,飞机投下燃烧弹,城东一带燃起冲天大火。那天中国空军出动战斗机20余架,击落敌机两架,炸掉敌供应仓一座。但对已经抵近城垣的日军则无可奈何。

牛维彬回忆说:

“工事大部分被炸毁,四下房屋大火熊熊,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有的人就昏倒了。连长命令1排去扑灭大火,2排3排坚守阵地。其实那时一个排也就剩下十几人了。

“敌人轮番向前攻,被打退后就再用炮轰我们的阵地,轰一阵再攻。每一轮,我们的人都有伤亡。那时候每人都心里想,这次该轮到我了。

“营里有一个督战队,十几个人,左手臂上戴着红色袖标,由副营长带领,他们的职责是监视各阵地的士兵不让后退。我们对他们心里有气。这些人总是横眉竖眼的,好像人人都要当逃兵,有时候去拉屎都看你两回,其他部队还出现过没弄清情况就毙人的事。

“26号那天,各阵地的人死伤差不多了,副营长把督战队的人分在各阵地,边打边督战。分到我们排的是个老兵,大约30岁,不到10分钟就被敌人炮弹炸死了。

“那天大约是下午4点,房子烧光了,阵地没有了依托。营长副营长都牺牲了,我们1连连长也牺牲了,全营由2连孙连长(名字忘记了)代理营长。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近,眼看阵地就要失守,这个时候孙连长大吼一声:‘组织敢死队!’

“全营剩下能打仗的人不过百,其中还有许多是轻伤员。要说人到急了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想了,不多时就集合起四五十人。孙连长挑出十几个,都是最精壮的。打开几箱手榴弹,每人抱一捆,有的还往腰带上再插几颗。我们向他们敬持枪礼,他们不还礼,也不看我们,按连长的要求进入位置。我看见有几个人眼里淌泪,也不抹,抱着手榴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敢死队中有三四个是戴红袖标的督战队员。

“那时候,守阵地没有命令打光了也不能撤,撤退就枪毙,但组织敢死队都是自愿报名的。敢死队有去无回,他们把名字、家乡、父亲或母亲等取得联系的家人名字说清楚,由军官记下来。敢死队的抚恤金比一般阵亡高一倍。

“一样的死也有想死和不想死(意为主动和被动)之分。有的人再苦也要守到最后,不舍弃活的希望,也有人想,人生不过一死,不如死得光荣些。但是那会儿我们都年轻,谁的心里不想在战争中活下来,看看胜利后的好光景。

“孙连长指挥全营又打了个把钟点,天将黑时,敌人组织了一次强攻。孙连长命令隐蔽,不还击,看看敌人近了,他一挥手,敢死队大叫着就向敌人稠密处冲了上去……

“冲上来的敌人被炸死一片,敢死队员全部阵亡。敌人也知道这是最后一下子了,很快又攻上来。我们拼死顶着,手榴弹扔完了用机枪,机枪弹打完了来不及压子弹就用步枪,最后是拼刺刀……

“最后关头,孙连长命令我和另外4个人掩护营部司书到团部交文件和名册,司书把文件捆在腰带上,腰带外面再绑上两颗手榴弹以防万一。

我们乘天黑一路猛跑下了阵地,身后一阵手榴弹和机枪声,能听见响在我们的主阵地上,是敌人打的。

“我们走打铁街进东门,不想不到两华里路程,路上一个兵摔了一跤,头碰在一个石头尖上,碰出一个老大的血窟窿,竟然死去了。进城后只有我们4人,应该还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没跟上来,但不可能是逃跑,因为条件不允许,逃跑会更危险,就这么失踪了。

“到了团部,我们4人在一座工事内见到副团长高子曰中校,司书边哭边向他汇报了1营的几天战况,高副团长又询问了一些阵地当面日军的情况。正说着,一名参谋报告说,1营四铺街阵地失守,再没人回来。

“我们几人听后都哭起来,高副团长和那个工事中的人都脱帽向我营阵地的方向默哀。

“我们被编入团直特务连。那一仗我们4人都幸存下来,其中罗仪右腿负伤,战后截肢。其余都挂些轻伤,特务连在后来的战斗中也伤亡了大半……”

牛维彬老人接着说:“能从那时候活下来真不容易。”169团1营的4个幸存者来自4个省,那一仗使他们成了比兄弟还亲的战友。可惜牛维彬在1944年秋天因病退伍回到江西宜黄老家之后,就与他们失去联系了。听说浙江的杨子宾死于1948年山东战场,江苏的罗仪解放初期病逝,湖南的党崇德即营部司书不知消息,如果活着,今年也该有90岁了。

<h3>城北:火牛阵</h3>

11月26日黄昏,北门外贾家巷,171团1营3连阵地。

中尉排长殷惠仁从昏迷中醒来时,耳畔一片蜂鸣,左腿痛得钻心。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被那颗炮弹炸死,但负了伤。使劲睁开双眼,他感到面前的世界一片模糊。

26日下午4时,殷惠仁率领全排随连队一起跑步出北门接替了169团3营两个连在北门一带的阵地。接过来的工事残破不堪,撤下去的两个连只有40余名轻重伤员。殷惠仁心中掠过一个预感:成功与成仁,就在这里了。

169团的人还没撤完,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3连沉着应战打退敌人两次冲击。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覆盖阵地,无遮无拦之中,连长、副连长、30多名士兵在炮火中阵亡。殷惠仁是1排长,又是资历最深的排长,立即宣布自己代理连长。刚走完一遍阵地,又一轮炮火砸下来,他只觉得眼前一黑,耳畔的一切嘈杂戛然而止……

殷惠仁咬紧牙关,从地上爬起来抖一抖遍身的瓦砾和尘土,坐在地上,扔下被打烂的鞋子,见炮弹削去了他的大脚趾,伤口处骨头露着白茬,鲜血和翻开的皮肉模糊一团。

摸一摸身上,想起急救包已经在刚才给一个兵用上了,从身旁一名烈士身上找到一个没用过的急救包打开,将伤口包扎好,抓过一支步枪拄着,他艰难地站了起来。

这时已是黄昏,敌人的又一次进攻刚被打退,300多米长的阵地上只剩下30余人,士兵们还在殷惠仁排3班长指挥下从死者身上收集子弹、手榴弹,准备着下次战斗。3班长见排长醒过来,忙走过来扶他坐在地上,告诉他2、3排长也阵亡了,他自己宣布代理连长。1排只剩下7个人,排里正副班长也只剩他自己了。他说着将水壶递给殷惠仁。

殷惠仁想起在军校时曾学过,受伤失血后不能大量喝水。他仰头喝了一口,润润嗓子。3班长说:电话线断了,不知团部对贾家巷阵地的防守有没有新打算。殷惠仁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天黑下来,日军的炮弹又在阵地上爆炸起来,一轮新的进攻又开始了。殷惠仁忍着伤痛,命令全连守住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炮击过后,殷惠仁听见日军进攻方向人声高喊,他以为是自己耳朵出了毛病,问身边的一个兵是什么声音,那兵说:“鬼子在嚎哩。”

正说着,只见一只只巨大的火球在黑暗中朝阵地滚了过来,十几只、几十只、上百只,殷惠仁和士兵们都愣了。忽然不知谁喊了声:“丧天良的,这是牛呀!”

春秋战国时代,齐国大将田单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成为中国古代战史中的一个特殊战例。此时,日军将农民的耕牛捉来,身上绑满被褥,浇上汽油,蒙上眼睛,驱赶到阵地前沿,一把火点燃,以枪声和叫喊将它们赶往守军阵地。

殷惠仁下令射击,被火烧得疼痛至极的牛们在弹雨中或横冲直撞,或中弹倒地,或中弹后更加疯狂地左冲右突。有几只径直朝3连阵地冲上来,一股煳臭气味在阵地弥漫开来。

殷惠仁将3班长叫来,命令他立即回团部报告情况,报告团长,1营3连全体成仁了。

3班长双膝跪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殷排长,请记住我的名字,74军57师171团1营3连3班上士班耿家梁。”

据战史载:

贾家巷阵地被敌炮火摧毁,排长殷惠仁中尉率剩余官兵8名,仍继续苦斗,脚部负伤犹裹创指挥战斗,迨敌迫近,该排长以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贾家巷遂告失守。

40多年后的一个春天,广东省连平县曲塘乡老人耿家梁去广州看望女儿。女儿耿囡在“文革”后第一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广州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执教。在广州逗留的日子里,耿囡将父亲的抗日经历写成回忆文章。

文章先后被6家报纸杂志退稿。耿家梁说:“算啦,过去的那些事,没得人愿意听啦。”

耿囡说:“不。”

<h3>城西:最后一个人</h3>

据战史记载,171团3营9连,战前实力为134人。

鼎新电灯公司是位于常德西门外的一处较大的建筑。171团3营9连于25日中午接替170团两个连的防守,至26日上午10时,全连伤亡70余人,奉命撤至大西门继续抵抗。连长宋维钧清点人员、带好伤员和武器正要撤退,日军攻上来。3排长李少兴对连长说:“你们快走吧,我来掩护。”

李少兴,黄埔16期,23岁。

日军对鼎新公司志在必得,不知守军撤退,不知打退这次进攻的只有一个排长带领6名士兵,就近组织了近百门大小炮和数十挺轻重机枪,先是一场近40分钟的粉碎性轰炸,继而编织起十分密集的交叉火力网。李排长从废墟中挣扎爬出时两耳已震聋,周围一团寂静。他从炸塌的工事中扒了半天,只扒出一名活着的士兵,他认得是湖南籍新兵杨大田。杨的左脚被炸塌的工事砸成骨折,一拐一瘸地跟着排长往回撤。这时日军又冲上来,这次是从阵地右侧渔父中学方向绕过来的。李少兴推了杨大田一把,自己又返身回去。

杨大田叫不住李排长,想起刚才同他说话时他指指耳朵,摇摇头。杨大田站不住,爬着往回撤,不一会,只觉得他身子紧贴着的大地震颤了一下,回头看,老大一股烟尘直冲云天。

他想到,阵地上还有一大箱手榴弹,箱盖刚刚打开,手榴弹整整齐齐分5层每层8枚摆在箱里。

杨大田还想起,171团3营9连3排,人数也是40。

9连撤到西门后,连长宋维钧率残部加入7连阵地一同坚守。副营长雷拯民率领这一个半连与鼎新电灯公司方向攻上来的日军激战一昼夜。雷副营长阵亡,7连连长、副连长、各排长,9连副连长、各排长,7连和9连士兵,先先后后倒在岗位上。西门阵地上,最后只剩9连连长宋维钧一人。

关于最后一个人的最后的故事,周询着《抗日时期常德会战》书载:

……城上工事几乎全部被毁,敌人见城上没有动静,满以为守军全部阵亡,乘机向城门靠拢。谁知泥土里突然爬出宋连长,他手持手榴弹,向接近城门的敌人猛掷过去,随着一声巨响,这些敌人全作了无声的凯旋,而幸存的敌兵仍踏着敌尸继续靠近城门。宋连长此时已手无寸铁,只得隐蔽在城垣角,他出其不意夺过敌人的枪,向敌射击,敌人倒在地下,然而,我们的宋连长也壮烈牺牲了。

<h3>城南:毒心毒气</h3>

全长800公里的沅江发源于贵州都匀县的云雾山,它紧贴常德城南流过时,水面宽约400米,江心水深约3米。沅江既是守城的天然屏障,又截断了守军退却的道路,余程万在部署防守时曾对团长们说:此战是背水死守。11月24日清晨,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占领了位于沅江南岸的南站后,随即组织强渡沅江,形成了对常德的第四面攻击。

原171团3营8连5班上等兵,75岁的姜兴老人回忆:

“我们连从郊外节节抵抗退到城南江边,在南门一带阻挡敌人进犯。日本的炮很厉害,工事被破坏得很严重,弟兄们在乱砖碎石中顽强防守,顶了两天一夜,全连已经不足30人了,许多人是裹伤战斗。

“那天上午天阴着,零零星星地下着小雨。敌人又炮轰阵地。3排长姓尚,军校毕业生。他最先发现敌人又使用毒气,在迫击炮弹中夹着毒气弹,他一边在阵地上跑一边喊:‘快戴面罩!’

“我在1941年上高会战光复泗溪战斗中过一次毒,毒气烧伤了肺,一个多月后才恢复。那一次全连有30多人中毒,轻重不一。在上高会战和另几次战斗中,敌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施毒气,但常德会战就不是这样,只要风向顺了就放毒!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这般狠毒。

“听尚排长喊,我赶快把背在身后的防毒罩打开套在头上,但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面罩被弹片打了一个小口子,漏气。当我摘下防毒罩转身从死去的弟兄身上取一个时,已经有了呼吸困难、肺里火烧一般的感觉,我知道已经中毒了。

“如果那时候心慌,到处乱跑,那肯定就完了。我沉住气,屏住呼吸,将那只漏气的面罩戴在头上,用手紧捂住损坏的地方,原地坐着,慢慢试着呼吸。那时憋得我真想宁可不要命了也要痛快地喘几口气,心里恨透了日本鬼子。

“我听见阵地上枪炮声响了好一阵子,心想:阵地完了。

“后来才知道是下雨救了我一命,毒气在雨天失效快。我蜷在一个掩体中憋了两个多小时,头昏昏沉沉。等恢复呼吸时,恶心又吐不出东西,不敢深呼吸,头痛得像要爆开,眼睛也模糊得看不清东西,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我硬撑起身子看一眼阵地,看见有一些鬼子兵进城门向城里走。我在一片尸体中躺到天黑,摸着爬出城,沿河向东走,躲躲藏藏,走了4天,才脱离了危险。

“中过毒算不算战场负伤?我从40岁后肺就不好,60岁以后一直是肺气肿、气管炎、肺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安慰自己:比起死去的弟兄是捡回条命,人活70多也不算少了……”

姜兴老人说,犯肺病时就想起日本人的毒气,两次中毒,使他今生今世再难同日本人化干戈为玉帛。听说北京有人进行民间索赔活动,他到处打听,想在“亿人大签名”中签上自己的名字——以抗日战争中负伤老兵的名义。

自解放后,老人坚决抵制日货,不用一件日本人生产的东西。直到1989年,当他得知家里那台使用了8年的名牌国产彩电机芯是日本生产的时,无奈地叹了口气:“40多年了,也许那些事情真的是应该过去了。”

沅江北岸。沿岸望去是满目掩体、战壕和碉堡的废墟。171团直属特务连手枪排上等兵田景昕随两个班士兵保护团长杜鼎指挥反击战斗。他在这里看到了至今不能忘记的一幕。

从江岸阵地到中山南路、下南门,到处横陈着中国士兵的尸体,弹坑和炸点附近随处可见残肢断臂。死于枪炮的人鲜血凝结为黑褐色,而亡于毒气的人则脸色乌青,嘴唇发紫,许多人在死亡前撕碎胸前的军装、抓烂胸口的皮肤,表情极痛苦。

田景昕说:“有好多人死了眼睛还大睁着,嘴大张着。他们死不瞑目,还在看,在喊!”

他们在向今天的人喊!

他们在看我们在今天做什么!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载:

敌惨无人道,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

据这份文件统计,日军在常德作战中共使用毒气74次,毒剂种类以“窒息性”、“糜烂性”、“喷嚏性”为主。在常德城区,日军6次以毒气作为攻陷守军阵地的主要手段,我军中毒者伤亡逾千人。

日军在常德作战中不但使用毒气“为抗战以来所仅见”,而且还在1941年11月4日用飞机空投大量感染鼠疫的跳蚤,使常德成为日军侵华战争中极少数受细菌武器攻击的城镇之一。此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当时的湖南省卫生处主任技正邓一韪,以防疫特派员身份率防疫人员前往鉴定疫情,组织防疫。解放后,他撰写《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一文,详细记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日寇这一滔天罪行及对常德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文章刊于《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在文章中,邓一韪老人对国民党政府当时未在报纸上揭露日寇这一罪行和抗战胜利后未向远东国际法庭就此提出控诉深感困惑和气愤。

11月26日,常德战火由城垣烧向城中。晚7时,57师司令部统计各团、师直属队战斗实力。统计显示:全师战前8315名官兵,至目前尚能战斗的,含各级机关、指挥员,只有936人。

师长余程万下令:“自即刻起,所有排、连、营长,均不得变更位置。”最坏的情况已不再是一种预料,而正在变为现实。

余程万将师直属各单位人员的大部分编入各团,将炮兵团那些打光了炮弹和打坏了火炮的炮兵百余人编入步兵。他来到城内3个急救站,动员出50余名尚能拿枪的伤员返回阵地,而阵地上的士兵们已很少有不带伤的了。

此时,常德城悬在一根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无线电台天线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线电波维系这座孤城,支撑着这支孤军的心。

六战区长官孙连仲电:

奉委座面谕,此次保卫常德与苏联斯大林格勒之役保卫战价值相等,实为国家民族之光荣,各有关援军即到,务必苦撑到胜利为盼。

九战区长官薛岳电:

岳以大军援兄,敌必溃退,望传令将士,坚守成功。

日军一寸一尺地逼近,守军整班整排地牺牲,57师上至师长、下至士兵,所有人都想到过人尽城破的终局,但守城任务怎样完成,如何能让死去的战友瞑目?

援军,援军啊!此时你们在哪里?

第四章 小城故事 10、孙明瑾最后一电

援军在路上疾行;援军向常德方向攻击前进;援军在与日军阻击部队激战中;援军伤亡惨重,损兵折将!

日军攻占常德的意图明朗后,军委会先后调动第10、44、58、73、74、79、99和100军共8个主力军由不同方向对包围常德的日军进行反包围,试图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求心攻击”,歼敌于城下。但常德不再是长沙。

44、73和74三个军在作战初期受敌重创,79、99军在常德以西被日军分别包围追打,自顾不暇。鲁道源58军气势逼人,无奈距离太远,马不停蹄却也不能立即到达战场。王耀武得蒋介石旨意不敢将100军拉上去硬拼,所以军委会地图上的8个军,落实到战场,标在日军司令官横山勇作战地图的,只有一个第10军。

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下辖周庆祥第3师、朱岳190师和孙明瑾预备第10师,横山勇心里清楚,第10军是蒋介石中央军嫡系之一,武器精良,战功卓着。

在常德会战过去整整50年之后的1993年,笔者收到了一封从遥远的海南岛寄来的信,由于来信者看到笔者的另一本反映抗日战争的书,特地与笔者进行交流。他希望我能继续写反映伟大抗日战争的书,“让青年人知道八年抗战的艰苦”。

信中说:他名叫符能,抗战期间曾作为第10军190师570团2营重机枪连少尉排长参加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

在写这部湖南抗战的书时,符能老人自然成为我的采访对象,由于他住在海南,我们多是通过书信进行交流。

那段历史真正的作者,是符能和他的战友们。他们是用鲜血和生命来书写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的。

关于第10军增援常德,老人在寄给我的回忆材料中写道:

“战前,我们军部驻扎长沙,各师在湘潭至衡阳铁路沿线。方先觉将军命令我190师三日内赶赴常德。

“三天中,我们日夜急行,经湘潭、宁乡、益阳,通过桃花江来到距离常德8公里处时,天至黄昏。我们休息开饭,不远处有零星的三八式步枪声。敌人很快发现了我们。朱岳师长站在一个小高地,口头下达命令:

“570团占领罗汉山,569团占领左80高地,568团在师部附近当预备队,师汤参谋长交代中校作战参谋王深写作战命令,写完后加盖师长印章就送到各团。

“那一带是树林密布的丘陵地,看不见敌人的活动。天黑下来,我团萧团长以3营9连为尖兵连,全团展开战斗队形,跑步向罗汉山顶强攻。

“山顶只有敌人小股警戒部队,挡不住我们的攻势,狼狈逃跑。我们冲上山顶后,萧团长开始分配阵地,我们重机枪连分别配属到各连在山脚下的阵地,我留在山顶营部,由营长直接指挥。

“这时,我听见常德城区枪炮声彻夜在响着,不时有爆炸的闪光和燃烧的火光。

“当面的敌人用轻机枪向我们扫射,我们也用机枪回敬敌人,我们师的轻重机枪都是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应为我国由苏联购买的——笔者注),我们使用的苏制轻机枪有一个圆弹盘,能装50发子弹,枪筒比其他轻机枪长10公分。有效射程2500公尺。我们向敌人连扫一盘子弹,枪声在静寂的夜里非常响亮,压倒了敌人的枪声,士兵们非常高兴。

“营长杨绍臣是行伍出身,打过多次大仗,由士兵晋升至少校营长,经验丰富,他听出敌人是在打壮胆枪,并没有马上进攻的意图,就让传令兵告诉4连陈连长,没有命令不要乱开枪。果然,枪没再响起。我们固守着罗汉山直到黎明。

“我们在晨光中吃完早饭,萧团长在山顶召开军官会议。团长说:今天我们奉命攻击前进,解救守常德的友军57师,要服从指挥,不怕流血牺牲,坚持到胜利。

“萧团长说完,由冯正之副团长指示部署。冯是青年学生出身,北伐时入第4军。他平时对我们训话时文质彬彬,像文人,但在战场上指挥能力很强。他说我们攻击战斗一定要完成任务,否则要砍头。现在时间紧,不能多说话,请大家注意听作战命令……

“从作战命令中我得知我师左边是预10师(师长孙明瑾——笔者注),我们后方益阳是军部。

“军官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阵地,杨营长口头向各连下达命令,由书记官记录,抄写盖印后发给各连。

“我们亲眼看见敌人在对面山林中构筑工事,我们在阵地上等待命令,没有开火。过了一会,朱岳师长带领汤参谋长、作战和情报参谋等十几人来到团指挥所,向萧团长了解准备情况后下令进攻。

“刹那间,全团10门82迫击炮、9挺重机枪和几十挺轻机枪一齐开火,我团1、2两营和3营一个加强连猛虎般扑向敌人阵地,朱师长在罗汉山顶用望远镜视察战况,他对萧团长说:‘570团是能战的。’

“朱岳师长在历次战斗中都亲身在前线指挥战斗,经常在危急时去第一线指挥,鼓舞官兵士气。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他举起右手喊冲锋,敌人的子弹打中右手拇指,血流如注,手枪落在地上,他仍高喊冲锋。平时,师长常下到连队和连排长谈心,解决了不少生活问题,很受下层官兵的爱戴。

“我师的攻势不断进展,敌人受到城外和城内的夹击,十分恐慌,调集攻城的兵力转而攻击我们第10军。

“我团1营攻占当面敌人据守的一个高地,2营以猛烈火力掩护3营匍匐前进,通过一片狭长的旱田地带。走在3营前面的9连遇敌人火力拦阻,朱连长负重伤,士兵伤亡20多名。

“将朱连长抬到团指挥所时,他已不能说话,子弹打中面部,萧团长指示立即将朱连长抬下去救治。3营进攻受挫,冯副团长向萧团长建议以3营的加强4连与3营同时攻击。

“4连是全团战斗力较强的连,杨营长接到命令后,即命4连由一条没有水的沟出发,向旱田地带强攻。

“4连的陈排长是我的黄埔同学,他率领全排冲在前头,敌人猛烈射击,子弹将陈排长打倒在旱田中央。

“4连和3营同时向敌人猛攻,敌人拼命抵抗,我前进连不断有士兵伤亡,但战斗没有停止。

“因为陈排长冲得很靠前,所以他受伤后很长时间后面的士兵们不敢上前将他抬下来。到黄昏时杨营长命令快把陈排长抬回来,否则砍4连长的头。刘副营长命令机关枪、迫击炮向敌人猛打,乘敌人火力被压住,几个士兵将陈排长抬出旱田,抬到营部。

“我立即去看陈排长。子弹打中他的腹部,衣扣被打碎,小肠已流到外面。

“我问他:‘痛苦吗?’他声音很轻微地说:‘符同学,我不行了。请你将我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和军人手续寄回我家,留做纪念。’

“我的眼中涌出泪水,安慰他说:‘你去益阳军部医院治疗,会好的。’

“军人流血不流泪,枪炮声在耳边不断地响,他的毕业证书由他带去医院,我举手同他告别。

“天黑后伙房送上饭来,每人抓一个饭团吃,没有菜。拂晓时团长命令攻击。569团已经在右侧包围了敌人,我团2营和3营攻过旱田,接近敌人守着的山脚。率我营攻击的刘副营长大喊冲锋,快冲到敌人阵地时,四五十个敌人冲过战壕向我们反扑过来。我们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敌人扔下二十多具尸体向山上退却。

“这时我正在山顶营部杨营长身边,在向敌人猛烈冲锋时,传令兵跑上山顶向营长报告,刘副营长阵亡。

“我带领的山顶重机枪阵地被敌人发现,敌人用平射炮连续打了几十发炮弹,有3发落在我的阵地。我提前喊‘卧倒’,但中士班长王勇和射击手阵亡。

“重机枪没有炸坏,我叫上士班长符奎迅速转移阵地。符班长作战勇敢,不避危险,他自己拉着重机枪的脚架,就离开了原阵地(我们的重机枪有两个铁轮)。我们排只有这挺重机枪,大家动手很快挖好新的阵地和战壕,搬来10箱子弹。我去报告杨营长,营长过来看时说:快折些树枝把阵地伪装好。

“中午,太阳高照,天气暖和了许多。敌人对我们罗汉山无计可施。

“下午,在我团左侧忽然枪声大作。日军以猛烈的火力和大量兵力攻击友军预10师阵地。一股攻击预10师的敌人通过罗汉山下的一片田野,距我只有1200公尺。

“我报告杨营长说:‘这股敌人目标明显,我们集中火力,可以把他们消灭。’

“营长用望远镜看了一阵,骂我道:‘笨蛋!刚出校门没有打仗经验!你去打他们,他们会转来围攻我们罗汉山,那时谁来救援我们?’杨营长说完便去团指挥所了。

“只为自己安全,不顾大局,这就是杨营长的‘作战经验’?我想不通。

“敌人调集许多兵力集中攻击预10师,我师师长朱岳在晚上又到我团来,他通观全局,部署在凌晨2时三个团同时向当面之敌进攻。朱师长说:‘这次可以打一个胜仗了。’

“我们在冰冷的战壕中等到凌晨2时,全师官兵士气旺盛,高喊‘冲啊’、‘杀啊’攻向敌人阵地。敌人受到突然攻击,黑夜中情况不明,都向我师右侧预10师阵地方向跑。

“战斗到天亮时,我们师攻克了一些敌人阵地,向常德方向推进了一段距离。这时预10师方向枪声稀疏下来,好像战斗已经停止了。

“后来我们听说,预10师同敌军激战,伤亡惨重,师长孙明瑾将军阵亡了。”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给这场围城打援的作战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凄绝作战”。在他看来,这是一场猫戏弄被捉住的老鼠的游戏。中国军队不可能不来解围,以常德的重要地理位置和74军57师在中央系军队的位置,这是“攻其必救”;而同时解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军从一开始就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又在每一个局部拥有优势兵力。中国军队又重犯将部队分别送上来对付成倍于己的对手的错误,于是对日军来说剩下的事情只是如何将对手逐个置于死地了。

在古老的日本歌舞伎艺术中,有一个专门表现悲剧的流派,称为“凄绝”,主题均为主人公凄惨、悲凉至极的命运。横山勇安排中国军队扮演悲剧角色,在加紧对常德城区展开攻势的同时,张开大口吞吃最先赶来救援的第10军3个主力师。

按九战区长官薛岳指示,周庆祥3师、朱岳190师和孙明瑾预10师由右至左并列由益阳向常德前推,在常德以南的德山两侧发起攻击,解常德之围。11月30日,中将师长周庆祥率第7和第9两个团以出敌意料的突然动作插入敌人占领的薛家铺、邬家铺一线,打到敌68师团司令部和附近的后方医院。薛家铺立时乱成一团。68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和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带少数随从落荒而逃,一群群赤身裸体的日军伤兵满街乱跑乱爬,被击毙上百。周庆祥命令部队不与敌纠缠,乘势占领德山。3师于30日傍晚力克德山,接着打退敌人数次反击。12月1日晨,周庆祥命第9团守德山,第7团直插常德。

7团从德山一出发便遇到围攻上来的数千名日军。全团官兵一层层杀出来,9华里路走了整整一个白天。傍晚赶到沅江岸边,滚滚江面上空空荡荡,南岸只有几条被烧毁的木船残骸在飘着余烟。没有渡船,无法过江与57师会合,7团官兵望江兴叹,一筹莫展,而日军却合围过来。

一场血战通宵达旦。黎明时,江边中日两国士兵的尸体横枕竖叠。两千余人的一支劲旅,突围返回益阳收容点的只剩下七十几人。

12月2日,即符能所在的190师与日军激战当日,日军部队将3师与其他两师分割,同时拦阻对德山的增援。第9团孤军苦战一昼夜,团长张惠民上校及全团大部阵亡。正在阵中指挥的师长周庆祥见9团战斗力已全部丧尽,率所剩300余人由德山突围。

正如符能所回忆,日军在190师和预10师中选择,先吃掉预10师。12月1日,日军在正面金鳞桥和侧面赵家桥同时向预10师发起攻击。预10师下辖28、29、30三个步兵团,一昼夜间所剩无几,百余名伤兵被俘。而日军也后悔啃了这块他们自认为是“多刺的鱼骨”,伤亡惨重。

12月4日,临时配属于68师团的第234联队在赵家桥一带清扫战场。联队长户田义直大佐接到报告:中国军人遗尸中有一穿高级军服者。

户田义直骑马赶去,见到那片漫坡山地上尸横遍野、一片狼藉。这是一场肉搏激战的残景。虽然日军尸体已先运走,但从死者姿态看,搏斗剧烈,双方伤亡同样惨重。

那具尸体身中数弹,血已凝固。呢料军服上与士兵一样满是血迹和泥污。

户田义直蹲下来仔细观察,见死者是胸部中弹,拭去军服领章上的泥污,有一颗将星闪光夺目。

几名中国伤兵被带到这里,翻译让他们辨认。几名伤兵看到尸体后,目光相顾,无言垂泪。问之,都说不认识。翻译再三逼问,伤兵中一位年纪大些的士兵跪在尸体旁,放声大哭,其余几人也跪下哭泣。

那老兵说:“这是我们的师长孙明瑾呀!”

户田义直命令将俘虏带走时,那位老兵竟向户田跪下连声乞求,另几名俘虏见状也跪下来。户田生平第一次见到中国士兵向他下跪,忙让翻译询问缘由。

俘虏与翻译对话一番后,户田和在场日军才知道,孙明瑾平日极爱兵,每逢作战前后和节日,必下到连队和医院看望慰问,对士兵十分和蔼宽厚,关心疾苦。俘虏们恳求这位日军军官将他们的师长埋葬起来。

户田义直的联队隶属第40师团,横山勇将他们调来,正是因为户田性格冷酷,作战果敢,部队战斗力强。

而此时,户田却热泪盈眶。

他吩咐属下,按中国风俗,以棺木埋葬孙明瑾,墓前立一石碑。

1956年12月19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下文件追认孙明瑾将军为革命烈士,以毛泽东的名义向烈士的父亲孙奎阁老先生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

孙明瑾,号玉轩,江苏宿迁人,生于1905年。读书时代对文学和外语颇偏爱,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第二年考入黄埔6期,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科长、高级参谋、参谋长、副师长,数次参加抗日重要战役,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接替方先觉任预10师师长。

后人回忆,那天孙明瑾拒绝部下掩护其突围的请求,奋身投入激战。

打光一梭机枪弹,又用手枪、步枪、刺刀与敌搏斗。刺刀折,一日军持机枪在3米处向他射击,胸中4弹。卫士击毙持机枪的日军,抬他突围,他目瞪卫士,说:“贯彻命令,达成任务!”语终气绝。

那一仗中,副师长、参谋长、参谋主任均受重伤,突围几天后先后伤重而死。

预10师各团在战后仅收容300余人,28团团长葛先才负重伤,30团团长李长和贪生怕死丢弃部队临阵脱逃。

史料中可查到的孙明瑾签发的最后一封电报,是11月28日致九战区长官薛岳电:

本师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打到一兵一卒,亦向德山方向突进。

任务是解围,明知日军在打援,却硬要一支支部队跳火坑,据统计援军伤亡倍于守城部队。“一兵一卒”到德山去干什么?仗这样打,同样身为军人,笔者不懂是为什么。

常德城南城墙上有一座建筑名为“水星楼”,是全城的最高点。日军一度突入城中占领了这个制高点,余程万命令171团团长杜鼎亲自率人拼死又夺了回来。

夺回水星楼后,余程万在楼顶层设了一个观察哨,监视日军也了望援军。

第10军3师和预10师被分别击破,常德以南枪声渐稀。57师官兵的心慢慢沉重起来。从11月28日起,守城作战已进入街巷战阶段,日军先后从北门、西门和城东突入市区,一步步向市中心逼近。11月30日,上报给余程万的战斗实力统计,全师只剩不足600人。

从师长到士兵,每个人心中都很清楚,常德之战进入了最后阶段。

第四章 小城故事 11、57师覆没

在远离常德万里之外的两个异国城市,常德作战同时成为关注的焦点。时间是1943年11月28日。

日本东京。天皇裕仁召见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对3个师团久攻不克只有一个师守备的常德城大为震怒,限令两日内必须占领常德,否则就将那些无用的将领们枪毙。

而在坐落于美丽的尼罗河畔的文明古国埃及首都开罗,28日那天正是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会晤的第二天。

地中海的冬季温暖如春,一如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几位政治家的心情。在介绍各个战场战况时,蒋介石将正在进行的常德会战作为中国军队英勇顽强抗击日寇的范例介绍给罗斯福和丘吉尔。

这两位大国领袖称赞中国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卓绝贡献,罗斯福还详细询问了守城部队的番号和指挥员姓名,写在自己的记事本上。

“57师师长姓余名程万。程万,源于中国古语‘鹏程万里’,取意向高远、翱翔不止之意。”蒋介石通过翻译向罗斯福介绍,言语中不乏自豪和得意。

同盟国首脑称赞57师顽强御敌的消息由电波传到常德城中是在12月1日傍晚。受到这一喜讯鼓舞的57师全体将士只剩下不足500人了。170团团长孙进贤、171团团长杜鼎、炮兵团团长金定洲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此时他们像战斗兵员一样拿枪与日军战斗。

代理师参谋长皮宦猷和师参谋主任龙出云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手拿武器,加入师特务连的战斗序列。

此时的常德,守军士兵们大都以三五人为一组各自为战,在断壁残垣间,顶着日军的炮击、枪打、毒气和一次次纵起的大火,一分一秒地抵抗着、坚持着。这时全师的口号是“有一屋守一屋,有一壕守一壕”,战死为止。

城中,不但所有勤务杂役人员都被动员上战场,有几处要点,甚至许多死者也再次“参战”。他们或被摆成仍在射击的样子迷惑敌人,有的则被作为材料垒成工事、掩体,组成了名副其实的血肉长城。“烈士的续战”,成为常德会战乃至中国抗日战争的千古绝响,令数十年后寻访故地的笔者许久欲哭无泪。

12月2日凌晨4时,日军从城四周逼进中央银行大楼。余程万将仅有的兵力部署在师指挥部核心阵地周围的文昌庙、兴街口、大西门、上南口、观音林等路口,防御圈被压缩到了纵横仅有600米的狭小范围。

天亮时,日军进入城区的兵力已有3万左右。中美空军从衡阳机场起飞10余架飞机支援守城作战,电报中要求57师指示轰炸目标时,余程万回电说:以中央银行为轴心,半径400米之外,不论怎么炸都不会炸到自己人。

上午9时,日空军和中美空军各8架战斗机在常德上空展开空战。日机被击落一架,中方飞机空投部分弹药、食品和刊载国内外舆论声援常德会战文章的报纸,但仅有小部分落在守军阵地之内。

打开从天而降的几箱珍贵的弹药,却发现机枪弹和迫击炮弹有多半规格不对,无法使用。

上午10时,日军30余门山炮在守军防御的各个路口安置就位,即以猛烈的抵近直瞄射击层层摧毁通往中央银行的工事、路障和建筑物。

10时30分,中央银行正北文昌庙防御线的169团1营10余名官兵在营长杨维钧率领下冲出阵地向数百名日军发起自杀性反冲击,中国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11时10分,大西门守军弹尽,171团副团长卢孔文下令吹响冲锋号。

40余人手持上着刺刀的步枪向敌发起冲锋。一场激烈肉搏后卢副团长及大部分官兵阵亡,日军亦向后退却。

12时,炮兵团团长金定洲率炮团3营营长何曾佩和30余名士兵向突入观音庵的数百名日军猛烈逆袭。这些士兵原来都是炮兵,弹尽炮毁后成为步兵,此时他们每人装着十几枚手榴弹边冲边掷。日军遭到袭击,返身撤退,自相践踏,死于手榴弹爆炸者数十人。激战之中,金定洲负伤,何曾佩及大部分官兵阵亡。

下午2时,日军将守军防御圈压缩得只剩直径300米大小的地方,几乎就剩下了一座中央银行大楼。好在大楼结构牢固,钢筋混凝土墙壁厚逾一米,不怕火烧和轻武器射击。日军一股一股向核心工事冲过来,守军占据各面窗口工事,利用机枪、手榴弹顽强抗击。2时40分时,200余名日军从双忠街悄悄摸过来,170团团长孙进贤率官兵20余人从工事跃出,迎着敌人打了过去,日军被守军气势所震慑,急忙后退。师长余程万亲自在二楼工事中操轻机枪向后退之敌猛烈射击,毙倒一片,其余退走。

下午3时以后,日军的攻势停止下来。

数昼夜间枪炮声不息,猛然产生的寂静反倒更加令人压抑不安。天空中一阵飞机马达响过,飘落下红红绿绿的纸张。

敬告第57师将兵:

大日本皇军已经将常德县城完全包围,重庆第10军在黄土店以北被皇军全部消灭,军长方先觉、各师师长已经阵亡,其他增援常德之重庆军亦被阻于数十公里之外,到目前已毫无继续前来之意义。贵部被全部歼灭近在咫尺,望贵部将兵切勿再做无谓之抵抗,弃旧图新,回归和平建国之大业。皇军对举起白旗或持此通告投奔和平者,一律给予宽恕。无论官佐或士兵,活捉余程万者,赏50万元,杀余程万献首级来降者,赏30万元。

此乃皇军给予贵部将兵之唯一机会,望思忖再三,切莫错失良机,玉石俱焚,遗恨千古。

大日本皇军第11军司令官各色纸张印的都是这个内容,57师官兵或轻蔑一哼,或视而不见。代理师参谋长皮宦猷递给余程万一张道:“还给师座标了一个价哩。”余程万看罢说:“是否稍便宜了些?”

天黑前,楼顶观察哨报告,日军正向师核心阵地周围调动,又有十几门山炮拉入城内。

晚8时,是各团向师长报告战况和实力时间,171团团长杜鼎报告,全团算上他只有70人,弹药全部用尽。170团团长孙进贤报告,全团仅余43人。弹药所剩无几,都是从烈士身上找出来的。169团团长柴意新报告,全团尚有112人,因上午从警察局院子后花园挖出该局疏散前埋藏的5千发子弹,其中合口径可以使用的2千发,每个战斗兵员均补20发,还能抵抗一气。余程万汇总全师兵力,共321名。

晚9时40分,师部派出的便衣联络员领来第10军周庆祥3师的联络员,但带来的却是坏消息。3师援军虽经苦战不能入城会合,周庆祥在给余程万信中希望57师也向外做些接应。

余程万见各团长都在,向大家讲了目前的严峻形势,并坚定表示准备与常德同归于尽。

余程万当场口授电报,命机要参谋立即拍发。

<small>限即到。恩施孙代长官:密。今日戌时接第3师联络兵报,援军尚远。职部现已弹尽、援绝、人无、城破。职率副师长代参谋长、指挥官、师副、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职余程万叩。</small>

“大家都吸支香烟吧。”良久,169团团长柴意新打破了沉闷。他撕开一包烟,一一扔给坐在这间屋子里默不作声、各想心事的师团指挥员们。

位于地下室的师指挥部作战室两只马灯灯光如豆。隐约听见城区有零星的枪声划过静夜。

参谋长办公桌上的大马蹄表滴答滴答地响,马灯昏暗的光亮下可见时针指向午夜12时。

“我想作为一名军人,死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柴意新不紧不慢地说,“尤其是在这样一场国际瞩目的作战之中,我们个人的光荣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余程万和各位军官抬头看着柴意新,不知他下面要说的是什么。

“只可惜我们虎贲之师,自组建以来历经光荣作战,屡建奇功……”

他顿了一顿,如数家珍,“淞沪、南京、徐州、豫东、南浔路、南昌、高安、赣北冬季扫荡战、宜昌、上高、三次长沙、浙赣、鄂西……”

“柴上校!”余程万打断柴意新自语般的叙述,以严厉的口气说,“你认为虎贲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比杀身成仁更好的选择吗?!”

柴意新猛地站起来,以同样强硬的语气向余程万、向在座的军佐们说:“我认为我们57师不能就这样全军覆没,哪怕有一位将领、一位军官突围出去,57师建制就在,几年后就又有一支虎贲!”

余程万“啪”地一拍放在桌子上的佩枪,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柴意新不等他开口,连珠炮一般说下去:“师座,我一向敬仰你的忠诚和才华,但此时我要向你进一言,为了这支部队多年的荣誉,为了抗战中牺牲在这支部队的数万名弟兄们亡魂有个家,请率部突围,重建虎贲,决不能让虎贲蒙上覆灭的耻辱!”

人们被柴意新这番话惊呆了,没有人说话。余程万在屋里来回踱步。

他刚才想喝问柴意新是否想临阵逃脱,甚至闪现将他就地枪决的念头,但柴的一番话正打中他内心深处的隐痛。他叹气道:“我何尝想让这支部队就这么打光,千秋功罪可以任人评说,但现在突围又谈何容易?”

柴意新走到余程万面前:“如果能信任你的虎贲第1团团长,就把掩护任务交给我,我毕竟还有百余人,两千发子弹。”

余程万摇摇头,又踱起步来。屋里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

这时炮兵团长金定洲开口说话,虽然炮团从常德会战开始就配属57师,是一个战斗集体,但炮团到底是军的直属部队,亲中还有几分疏。

“师座,我认为柴团长的意见值得深思。敌人明早肯定要发起进攻,以目前兵力和弹药,绝难顶过明天一天,再说周师长也希望我部能出城接应援军……”

12月3日凌晨2时,57师师长余程万率部下180余人,分4批,由南门来到上南码头附近。官兵们道路熟悉,全部安全躲过日军哨兵,来到江边。

那夜天公相助,北风呼啸,严寒刺骨,日军缩入营帐,没有发现突围队伍。参谋主任龙出云带十几名士兵在江边摸到几条被日军劫来运送给养的小型货船,接余程万和众官兵上船后,即张开风帆。当船离岸顺沅江水向东南驶去时,几梭机枪弹追上来,几点手电筒光如蝇如豆地晃了几下,便又是漆黑一片,满耳只有风声水声了。日军并没有发现船上的人。

黑暗中,余程万热泪滚滚。

战史记载:1943年12月3日上午8时,日军向中央银行57师指挥部发起强攻。猛烈的炮火将银行大楼炸塌,日军从四面攻向师指挥部核心阵地。

169团团长柴意新以下百余人全部阵亡,常德为日军占领。

1945年,作家兼记者黄潮如在所撰《常德守城战纪实》文章尾部,叙述了余程万一行渡江突围之后的情形。在采写这篇文章中,作者与包括余程万在内的数十位幸存者多次交谈,文章刊载时余程万亲笔题写了序文。

余师长渡过南岸,即遇敌哨兵,为先发制人计,当即将哨兵击毙。南岸敌闻枪声,遂四面包围,余师长率兵20余人,且战且走,20余人被敌冲散,余氏左右仅副官卫士各一人了。且副官亦负伤。黑夜中不辨东西,疾行四五华里,天色已露微明。转过一村落,发现敌大队迎面而来,乃急避入民舍,卫士登前阁隐藏,副官因流血遍体,乃佯死门侧。余师长则入后房,持手枪,危坐待敌。敌队经过时并未入内,瞥见门侧副官,竟戏言“又死一个”。大队通过后,余师长再率副官卫士前行。又五华里,左脚因曾负伤,不能长途行走,无法行动了。正在急困中,遇自城中疏散避此附近山中难民。战前余氏在城中,常轻装简从,独步街衢,于是市民均认识师长。惟余氏经半月巷战,已是蓬头垢面,憔悴枯瘠,无复人色,但难民尚能辨认。知师长已不能行动,乃扶入山村,妥为招待。阖村闻讯,咸杀鸡宰羊,以飨此民族英雄。晚间村民自动放哨,侦察敌踪。师长半月来未有一日睡眠超过两小时,至此已得一整夜之休息。4日拂晓,村民备蓝舆一顶,由山中僻路早送黄土店,至此始出险境。余氏事后曾与余(指作者)谈及此事,谓乡民感情之隆,令人感奋。言下几欲坠泪。

第四章 小城故事 12、失守六天,再占常德

日军战史载: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认为,通过此次作战,已将企图向云南方面转移之敌,大部牵制在该方面,使敌不易展开对缅甸的反攻。因此,判断攻占常德即已基本达到此次作战目的,遂决定让11军及时撤离常德。

中国战史载:

欧震兵团于(1943年12月——笔者注)9日由常德东西两面击破日军,攻入城内,日军开始退却。

第五、第六、第九各战区于民国三十三年(指1944年)1月初奉命恢复原态势,常德会战乃告结束。

腥风血雨的常德会战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日军撤出常德数天后,大本营出于战略考虑,要求11军重新占领常德,横山勇以“部队极其疲劳”为由予以拒绝。大本营为调查此命令下达是否得当与横山勇不执行命令原因,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飞抵南京,接着与中国派遣军总部一名高级参谋同抵设在湖北沙市的11军常德作战指挥部,当面了解情况、视察部队。

又是几天之后,日本天皇听取了大本营关于常德会战的汇报,当即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勇战奋斗”的敕语。同一天,大本营撤销了11军再占常德的命令。

1943年12月下旬一天,第10军190师570团2营机枪连少尉排长符能走进益阳第10军医院。

常德会战以中国军队收复常德,日本败退而胜利结束。第10军班师凯旋,返回长沙附近各师原驻地。路过益阳,符能想起他的同学、在增援常德战斗中负伤的同营4连陈排长。

军部医院大门口和墙壁上也贴着庆祝胜利的标语,医生护士们忙碌地在病房间穿梭,符能问一位医生,那位陈排长现在伤势怎么了。

时间不长,就像昨天。军医慢慢对符能说:陈排长正是由我救治的。

可惜他已经为国捐躯了……

符能记起一起考军校时,他们都是18岁。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符能想,他还只有22岁呀!

不知过了多久,一位女护士走过来,她告诉符能,陈排长伤势过重,肠子断了几处,大量失血,还没上手术台就停止了呼吸。女护士也落泪了。

他向军医和护士告别,不远处,他的战友们在行军。符能跑步追上队伍。

有的人牺牲了,但我们胜利了,这就是抗日战争——符能想。

12月下旬的另一天,第10军军长方先觉陪同预10师师长孙明瑾的夫人来到赵家桥村旁一面向阳山坡。这天,孙明瑾的遗尸要移往建于衡山山麓的忠烈祠重新安葬。

这座坟墓是由日军监督预10师战俘所建,杉木棺,墓碑上刻:中国将军孙明瑾。

棺木虽薄,但因时间不长,尚完好无损。

孙夫人抚棺失声,一些幸存的预10师官兵亦在一旁垂泪。

原地搭一个棚子为烈士洗身换衣,遗体移入一副上好金丝楠木棺。十几个士兵将棺木抬上卡车,方先觉乘吉普车在前,两车武装士兵在灵车前后,祭奠仪式在益阳举行。

益阳街区,灵车经过的街道上,居民们沿路默立致哀,许多家庭门前设香案、摆祭品。灵车到处,人们磕头、鞠躬,老人痛哭失声,学校的师生们将一幅幅挽联送来,悬于车上。

余程万从常德突围找到部队之后,12月9日跟随最先反攻常德的鲁道源58军,从东门杀入这座失守6天的小城。10日,中国军队向疲惫不堪、归心似箭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势。余程万跟着冲在最前面的新11师32团团部,协助指挥。11日,中国军队完全收复常德,余程万亲手将一面崭新的国旗插上全城最高点——水星楼。当时,许多官兵看见他泪流满面。

12月15日,74军军长王耀武在军部置酒招待57师幸存军官,席间不时称赞虎贲为74军争了光。

宴会结束出门时,两位等候在门口的陌生军官走到余程万面前,持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拘捕令,宣布以临阵脱逃罪拘捕余程万。

王耀武急忙询问缘由,那两人极不客气地表示,跟他没有什么话说。王耀武抓住余程万那戴上手铐的手说:“石坚兄,你一定要好好申诉啊!”

余程万惨然一笑,说:“我有罪,我不会申诉的。”

等在一旁的一辆吉普车待三人上车坐定,拖着一路烟尘走远。王耀武猛醒,回办公室要通重庆电话。蒋介石不听他的电话,侍从室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余程万让委座在国际上丢了脸,委座火气很大,这事不好通融,请不要再费神了。”

1944年春节刚过,常德的百姓就看见县长戴九峰与几位军官在城北围墙一带转来转去,指指点点。随从人员不时拿尺子丈量距离,在地面上钉木桩、划白道。正值常德百姓纷纷从城外返回,忙忙碌碌地重建家园,所以大都没有在意戴县长他们在做什么。

渐渐地,人们知道这里要修建一座常德保卫战阵亡将士纪念公墓。

渐渐地,人们发现将要耸起的竟是一个十分壮丽的建筑。

整座建筑直到1945年11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才修造完毕。11月23日,74军和常德县政府邀请了省城和本地各界人士,一同参加公墓落成典礼。

以旧城墙为背景,坐北向南,占地131亩的一片椭圆形。正门是一座纪念牌坊,上书74军军长王耀武题写“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大字。

牌坊上三块大匾,正中为蒋介石所题“天地正气”,左侧为陈诚所题“碧血丹心”,右侧为白崇禧题“旗常炳耀”。

进大门数十米处是一座高约三丈的纪念塔,塔身书“陆军第七十四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大字。字出王耀武手笔。塔后是纪念堂,堂后是一座大墓,墓左右各有一亭,亭中各有一碑,分刻74军两任军长王耀武、张灵甫所撰《常德会战记》文。

时光流逝,岁月迁延。

字迹被水泥覆盖又复原,建筑被拆除又据说要重建。

覆盖与复原,拆除又重建,事情总是这样,如同历史本身。

常德会战结束后,清理战场的58军部队向军委会上报掩埋城中57师官兵遗体数字为5703具,57师伤员有记载的为2千余人。

全部常德会战过程中,中国军队共阵亡6万多人,伤员、失踪人员另计。

日本战史记载日军在常德会战的兵力损失为:亡1274、伤2977、计4251。

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载:

此次会战综计毙敌联队长中畑护一、布上照一、和尔基隆等军佐数十员,敌官兵伤亡约4万余人。

第四章 小城故事 13、后来故事:虎贲、虎贲……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当那些在特定情境中你熟悉了的名字偶然从另外的情境中出现时,你曾被激动的心会莫名地一动。你会不停地追踪下去,看一看那个被称为命运的东西究竟是怎样诱惑着、牵引着、戏弄着一个个生命,看一看你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东西是怎么升华或毁灭。如果说大凡人或事都有一个结局,那么当你阅历沧桑,你就不会只以简单的正剧、喜剧或悲剧来区划。有时,涌动于你心中的万千种滋味甚至无法形成语言。

余程万在常德会战结束的几天之后被军法执行总监部以临阵脱逃罪逮捕,解往重庆,直接原因是增援常德的方先觉第10军预10师30团团长李长和被九战区军法执行分监部逮捕后的申诉。

预10师在赵家桥一带同日军苦战,力不能支,30团团长李长和丢失部队,只带4名卫士,化装成百姓潜逃出战场。该团步兵指挥官身负重伤,滚到一个干水沟里昏迷两日,奇迹般地没有死去,12月3日被军的侦察分队发现后救起。他愤而向军部报告了团长逃跑的事。当时蒋介石正为常德作战折了第三员大将孙明瑾而气恼万分,得到报告之后当即电示,不论多么艰难也要将李长和缉拿归案。

军法部门撒下天罗地网正要行动,不料李长和却领着那几个士兵回到第10军收容地点。被捕后他极力申辩,称那时部队已无法控制,自己是无奈而突围,回来报告情况,没有变节行为。常德失守之后数日,李的一位军校同窗将余程万突围事向他通风,李在申辩中咬定自己的事情性质与余程万相同。

第10军也是蒋介石嫡系主力,平日与74军明争暗斗,这时自然也不想让74军独得光荣而自己蒙耻,便将李的申诉上呈重庆。

军法执行总监部得到第10军报告后,也认为余程万不能坚持到底,使守城作战的光荣毁于一旦,军方对舆论不好交代,故报告蒋介石建议杀余程万以正军法。

偏偏又正赶上日军大肆宣传攻克常德的所谓“胜利”。美国总统办公室来电询问常德是否已经失守。汪伪的报纸在刊登天皇对攻占常德部队敕语的一侧,刊登着一幅中国士兵在战场废墟中举手投降的照片。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指示按临阵脱逃罪处决余程万。

余程万被捕后,承认一切罪名,毫不申辩,并写了数千字的服罪书,给远在昆明的妻子邝瑗、军长王耀武和老校长蒋介石等人分别写信诀别。

他在狱中静待司法程序结束,走上刑场一了百了。

但在此同时,虎贲守城的英勇事迹随着各报记者和74军政工人员对57师突围官兵的了解,一点点披露出来。人们渐渐知道,余程万指挥的是一场怎样的战斗,以及为什么有了最后的突围。

先是大报记者,接着是常德地方官员和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蒋介石,历数余程万率师守城的英勇事迹。要求赦其罪,表其功。

74军政治部向军委会呈上一份详细记载守城战绩和确定突围时情况的报告。

蒋介石在阅读这几份文件时,竟几次热泪盈眶。

他批示撤销对余程万的审判,恢复军衔和职务。当天,他让与余关系密切的余的1期同学、任蒋介石侍卫长的俞济时去监狱将余程万接出来。

第二天,蒋介石设家宴招待余程万。席间,蒋对余说:“父母有时也会错打孩子,请石坚兄原谅校长的偏听之误。”

余程万涕泪交流,再三表示在有生之年为领袖和党国奋斗不息,万死不辞。

余程万奉命重组虎贲,可怜战前8千热血男儿,常德一役,半月坚守,所剩的只有265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整军,余程万任整编74师副师长,虎贲57师则改为该师57旅,以下仍辖169、170、171三个团。

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后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转折,代表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力量与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开始进行殊死的较量。令人痛心的是,许多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建立功勋的部队和将领成为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被历史无情地甩出轨道。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虎贲与张灵甫74师一同覆灭于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中,但余程万却幸运地在该战之前调任粤东师管区司令,半年后又任驻云南的26军军长兼滇东剿匪指挥官。解放大军横扫大西南,卢汉起义,余程万一度与第8军长李弥同飞台湾。关于大陆解放后余程万的情况笔者没有找到确凿史料。周询着《抗日时期常德会战》书载:余程万于1984年病逝于香港。

在记述孟良崮战役的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在常德保卫战中熟悉的名字。

攻占孟良崮主峰后,解放军第4纵队司令员陶勇、11师师长谭知耕、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在山腰看部队清理战场,这时俘虏队伍中一个肩缠绷带的中年人一瘸一跛地走到他们身边问:“你们是军官吗?”不等陶勇等人回答,那人接着说:“我是57旅少将旅长陈嘘云,请你们派人把我抬走。”

陈嘘云,常德保卫战中任57师代理副师长。

51旅副旅长皮宦猷被俘后在士兵堆里待了两天,后被士兵指出身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说:“74师曾被蒋介石先生誉为‘建军模范’,这次却全军覆没,这叫生铁撞上金刚钻……”这番话被刊于1947年5月31日的《大众日报》。

皮宦猷,常德保卫战中任57师代参谋长。

常德作战时的170团副团长冯继异在孟良崮时任170团团长,负伤被俘。

57旅副旅长杜鼎即原171团团长,他因事于战前去了南京,没有参加孟良崮战役。战后,他成为这支部队唯一的幸存者。大陆解放时,他将“虎贲”的代号带往台湾。在1952年整编中,驻桃园339师和207师一部编成168师,“虎贲”落在这支部队头上,虎贲部队的光荣历史也落在这支部队头上。

1959年11月,蒋介石将军队编为12个重装步兵师和6个轻装步兵师。

重装师也称“前瞻师”,是随时准备打仗的部队,168师即其中之一。

1961年,该师被列入“精武计划”师,频繁进行训练演习,作为台湾的精锐部队进行了一系列重点的训练和装备。这个师的拿手项目是“坑道攻坚”。一次,蒋介石在观看该师演习时十分激动,连声说;“虎贲,这还是那支英勇的虎贲哟!”

这支部队军事素质在台湾步兵中属较强的,但政治素质却被军事当局认为很差,1970年政治考核中排名全军中等以下。1960年第二次调防金门过程中,有7名士兵逃亡。在大陆“海峡之声”的宣传下,该师203团勤务连上士臧仕德和204团5连上士副排长詹振金于1960年8月和1965年6月分别从金门、马祖只身游泳过海,向解放军投诚。

一支部队也像一个人一样,有自己的历史,辉煌与失落、耻辱与光荣。笔者所采访到的每一名抗战老兵都清楚记得自己的部队番号和各级主要长官的姓名。部队是军人生命的依托,但是部队的历史显得更加脆弱,它比历史中的个人更加不被看重,更加易逝。

它只对于那个部队的成员有着形同生命、刻骨铭心的意义。

第五章 逆水大江 1、“一号作战”

庞大而沉重无比的战争之轮吱吱嘎嘎地缓慢前行,一路血泊一路凯歌地碾进1944年。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正义的力量历经苦战,终于走出了最为艰辛的岁月,朝着心中渴盼的和平之光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苏德战场,叼着大烟斗的斯大林带领他的将军们开始实施以彻底粉碎第三帝国为目标的“十次打击”。1944年1月,穿着笨重的皮靴和粗呢大衣的苏联红军在冰天雪地中向已经骄傲不起来的纯种日耳曼人发动了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即“第一次打击”,几乎在同时又展开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战役即“第二次打击”。苏军在两次战役中共投入兵力345万,而应战的德军兵力也达254万。大气魄、大战场、大厮杀、大流血,名副其实是“世界大战”的感觉。两次战役都以苏军胜利而告终,法西斯德国从此丧失了对苏战争的主动权,直至第二年彻底失败。

1944年1月21日夜,按照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巨人摆好的棋盘,美国第5集团军和英国第8集团军在意大利的安齐奥登陆,与此同时另一场着名的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也进入倒数计时的待命状态。这两次登陆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加速了德意法西斯势力在欧洲走向全面崩溃的步伐。

在生长着茂密亚热带丛林的缅甸,乘中国远征军牵制着日军主力之机,英国第5和第7英印师于2月份在阿拉干山区的黄金要塞同日军大战一场。是役,击毙日军7千余,俘虏5千余,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对日作战的首次胜利。随后英日两军又在印缅边境的英帕尔平原再次大打出手,这一仗竟持续了4个月,日军以陈尸5万的惨重伤亡告败。

瞩目太平洋,1944年1月至2月间,美国陆海空军攻占吉尔伯特群岛后,紧接着挥师进攻位于日本中太平洋国防圈前卫线东侧的马绍尔群岛。

美国军队以强大的火力优势粉碎了守岛日军钢铁般的意志,突破了这条控制太平洋正面的防线。大批悬挂星条旗的军舰驶入太平洋中部停泊,美军飞机像快乐的鸟群结伴从这里起飞,或在海面上寻找日本军舰,或光临更加靠近日本的海岛,后来更是不请自到地飞到日本本土上空乱扔炸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能不引起日军大本营的严重关注了。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为夺取原材料产地和建立海上运输线,日本民族付出了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甚至不惜野兽般疯狂对外扩张。称海上运输线为自己的“输血线”并不夸张,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之所系。1941年日军以极出色的军事行动偷袭珍珠港、摧毁了美军太平洋舰队,就是为了保证其向海洋的扩张。但事与愿违,美国很快恢复了在太平洋的作战能力,并节节将蔚蓝色的战线推近日本本土,不但危及了它的对外扩张,而且危及了它正常的生存,而日本面对经济实力和军事潜力大得似乎不可估量的美国,起码在目前情况下是无可奈何的。

失去了制海权,陆上交通就显得更为重要。

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与陆军省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早在1943年美军攻占南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时就看到了将发生丧失太平洋制海权的危险。他们两人向当任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建议:打通大陆交通线。

所谓大陆交通线,就是从距日本本土最近的朝鲜进入中国的东北境内,连接日军已占领的东北、华北、华中至武汉的铁路,再继续向前延伸,贯通平汉、湘桂两条铁路线,由广西走云南,与越南、缅甸铁路相连。只有完成这样一条漫长的交通线路的贯通,才能使海上运输线被破坏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维持从被侵占地区掠夺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对目前的战争至为重要的石油、钢铁、煤炭、粮食、棉花、有色金属、木材等战略物资对日本本土的输入。

但在平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沿线,中国军队各陈兵数十万,打通交通线意味着一场大战。所以当作战部提出集中重兵强行打通大陆交通线并随之摧毁对日本本土威胁极大的中国西南地区空军基地的作战构想时,陆军省军事课的西浦进大佐立即提出反对意见。1943年底,军事课向东条英机上呈一份文件,从日本国力和军力方面的困难出发,提出短期内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使用军事力量必须保持重点。东条英机反复思考,认为军事课的意见更为客观,便将作战部的动议搁置下来。

但事情仅隔一个月,1944年1月初,一个同时从美国和中国传来的情报震惊了日军大本营:美国新研制定型的大型战略轰炸机b-29开始装备空军。这种轰炸机在航程、载重及轰炸目标的精确度方面均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美国政府指令军方让这种飞机首先在对日作战中大显神威。

于是上百架b-29飞越大洋,降落在中国西南部几个军用机场。

这一动向意味着日本本土的安全受到致命威胁。东条英机不得不重新考虑那个被搁置的建议。他综合作战部和军事课两方意见,决定以所能调集的军队,进行一次有限度的、目的只在于摧毁中国西南地区主要空军基地的作战。

大本营很快拟定作战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组织对平汉路南段和湘桂铁路沿线中国军队的进攻,在湘桂作战中击溃中国第六、第九战区主力,攻至桂林、柳州附近,完全占领铁路沿线后,迅速攻占广东南雄和江西遂川一带的机场群,彻底摧毁中美空军在中国南部的立足之地。

东条英机将一本抄写得十分整齐的作战命令拿在手中,他掂得出它的分量。从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首次袭击本土,日本国民便日夜生活在防空警报声中,连神圣的天皇也不得不时时屈尊连滚带爬地躲避空袭,有一次竟然将龙体摔伤。身为统帅皇军的最高将领,职责何在?

这将是一次决定日本在战争中成败的关键一战。如果美国新型轰炸机从中国西南机场起飞,眨眼间便会来到日本。根据情报显示,这种飞机可以毫不费力地对地面目标进行连续轰炸。如果它飞临本土重要工业区、军事基地、港口,那么损失将不可想象。而要是飞临人口稠密的城市,所产生的伤亡与混乱更是难以估量。昔日的“大东亚共荣圈”已经退步为“绝对防卫圈”了,总不能连本土也守不住,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吧!

正因为胜负攸关,存亡所系,所以将进行的是自侵华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作战。平汉和湘桂,投入总兵力51万(其中湘桂线为36.2万),另配军马10万匹,大炮1500门,坦克800辆,还有航空兵、海军配合进攻,其实际作战距离将达到1500公里,相当于一次远征。这样规模宏大的野战行动,是日本军史上的第一次,其规模相当于1942年没有实施的“重庆攻略战”。而这一次则一定要实施,再无其他选择。

东条英机用一支红色粗笔在文件封面写上此次作战的代号:

一号作战。

第五章 逆水大江 2、胜与负定于战前

1944年5月25日下午5时,几辆由武装士兵护卫的黑色轿车驶入汉口日军11军司令部。

先走下车来的是11军司令官横山勇,随后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

65岁的畑俊六中等身材,气色红润,表情平和,不像多数帝国将领那样眉宇间溢出一股杀伐之气,而更像个文官。这也许是因为他曾多年出使德国和瑞典,又任过几年内阁教育总监的缘故。

横山勇陪同畑俊六看过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和一间卧房。畑俊六笑道:

“横山君还怕委屈了我吗?难道在你心里我真的老了?”

这天上午8时30分,“一号作战”第一阶段平汉路作战以日军战车第3师团和步兵第63师团击溃中国军队第15军、占领洛阳而告一段落。畑俊六大将在得到报告之后,当即驱车机场,直飞武汉。他要住在11军指挥部,直到第二阶段作战结束。

第二阶段是由11军唱主角的湘桂线作战,对手是实力雄厚的中国第九和第六战区,一色中央军精锐部队。

为确保总体战略中这一关键阶段的胜利,畑俊六给这个本来就已指挥5个师团的军又增调来4个师团。加之配属炮兵、航空兵,兵力达到20万以上,这在一个军司令官的指挥权限中是没有先例的。大本营又特地将精通谋略的关东军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大佐派到11军任高参,协助横山勇指挥作战。岛贯深知责任重大,来11军报到前在大本营详细研究了历次湖南作战的资料,征询负责过湖南作战的大本营官员的意见,待飞往汉口报到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可行的迂回进攻长沙的腹案,并在与横山勇交谈时一拍即合。岛贯报到前,11军高级参谋武居清太郎曾根据“一号作战”总意图制定过一个实施方案,但被大本营否决,岛贯到任后数天中又制定了一个方案。因怕失密,他亲自携带方案飞回本土汇报,几天后返回,下飞机后对横山勇说的第一句话是:“成功了。”

为达到战役的突然性,横山勇绞尽脑汁地隐蔽意图,秘密调动兵力。

他将5个师团摆在一线,3个师团摆在二线,另有一个师团做总预备队。部署就绪后,横山勇向畑俊六辞行,带军指挥部到湘鄂边境的湖北蒲圻就近指挥。

行前,畑俊六紧握着横山勇的手,竟久久没有说出话来。横山勇感觉到,那只已经苍老的手在颤抖。

同兵力强大又如哀兵般为本土安危和战争胜负而焦虑的日军将领们相反,此时九战区的将军们却一身轻松。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薛岳颂歌盈耳。

1942年1月至1944年初两年中,除了协助第六战区进行常德会战,九战区范围内没有大的战争。常德会战中战场距九战区辖地近在咫尺,有位姓路的高参曾劝薛岳做些防范,以免日军转头攻来时陷于被动,薛岳却说:“怎么,你认为倭寇还愿意再领教一次‘天炉战法’吗?”那次,日军果然没有来。收复常德后九战区庆功,薛岳在宴会上拿这件事打趣,非罚那位路高参喝酒。

胜利是一杯美酒,但美酒喝多了也能让人昏迷。有人说,那位爱看地图的长官,第三次湘北大捷后看地图时间少多了。

战区参谋长吴逸志也是打了胜仗后闲得难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起来,写了一份关于加强亚洲作战的意见书。他精辟分析了亚洲战场局势及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指出加强在亚洲作战强度的意义与可能,并提出具体的作战构想。文章写完后他着实地自我愉悦了一番,然后通过在外交部工作的连襟兄弟,不久还真的转到了大洋彼岸那座白色建筑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办公桌上。罗斯福一向从谏如流,此时也认真看完文章的译稿,认为确有可取之处,复电向吴逸志表示感谢和赞赏,并告诉他已将那份宝贵的文件转交有关部门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参考了。

吴逸志见美国总统来电赞赏,自然美得合不上嘴,他发电报向蒋介石报告事情经过,心想加强亚洲战略有利中国抗战早日胜利,蒋介石当然也会高兴。没想到蒋见电后即大发雷霆,下令免去他战区参谋长职务,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查办!

原来正值蒋与罗斯福派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关系破裂,这时正在实施赶走史的计划,他岂容中国将领背着他与美国总统来往?

偷鸡不成蚀把米,马屁拍到蹄子上。在薛岳再三周旋下,未交军法部门,只免职了事。吴逸志自认倒霉,请长假回老家悔恨,薛岳举荐亲信参谋处长赵子立出任战区参谋长。

赵子立时年36岁,却已扛上中将军衔,本该全身心投入军事,研究形势和敌情,但九战区居功自傲成风,赵也无法免俗。他无所事事,便写诗填词,整天之乎者也、平平仄仄。战区副长官王缵绪是前清秀才,八股功底扎实,赵将自己的诗词集《一峰吟草》送上指点,二人切切磋磋,好不愉快!

5月6日,军委会电告薛岳:“近日收获日军将进攻长沙并南攻株洲与衡阳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

对这一重要提示与要求,薛岳竟置之不理。

尽管日军较好地隐蔽了作战意图,兵力调动组织得也极秘密,但我国军民仍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5月11日,九战区情报系统将湘北日军数量增多、日军在长江沿岸到处抓夫,日占领区水陆交通格外繁忙等情况汇集起来,由接替赵子立任战区参谋处长的林方策写出一份书面报告。林方策综合情报分析判断:日军在短期内要进攻长沙。

报告上呈后,赵子立提醒薛岳加强防范。薛岳认为,日军现在作战重点在太平洋,无暇顾及中国内陆,再说第三次长沙会战他们吃了亏,不敢轻易进攻长沙。至于抓夫——大概是到南洋当苦力吧?

既然长官这样认为,参谋长又何必再自寻烦恼?赵子立乐得依旧每天咬文嚼字,附庸风雅。

5月18日,日军大部队在以岳阳为中心的九战区正面全面集结,舰船如梭、车辆盈路、征尘遮日,进攻意图已经隐蔽不了,大战在即。林方策再次严词上书薛岳,指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进攻,日军在正面有5个师团番号,还配属纵深部队,这是一次巨大规模进攻的明显信号,再不能麻痹坐视了!

薛岳这时才如梦初醒。他一面慌忙向军委会上报敌情,要求调邻近战区部队来湖南御敌,一面号令九战区各部队行动起来准备作战。当时担任长沙城防的是第4军,命令传到军部时,司令部竟然找不到军长张德能。

因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不得不四处询问,最后从贴身卫士处得知,张军长正在热恋一位从上海逃难到长沙的女演员,二人频频在城内一处旅馆内相会。张还吩咐卫士保密,不准人来打扰,气得司令部一干人骂娘。

5月21日,蒋介石授权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桂林行营统一组织四、七、六、九战区,粉碎日军此次进攻。白崇禧根据日军兵力众多,很难在短时间、小空间内战胜的情况,提出放开战场,逐次抵抗,在广西桂林一带进行决战。从后来战局发展的情况来分析,这个设想是客观的。

但薛岳却坚决反对。他把放开战场说成是白崇禧让九战区部队去为他的老家看大门。他力主运用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天炉战法”,仍以长沙、浏阳为中心与日军决战,再现第三次长沙大捷。

当时蒋介石也并没有掌握日军在湖南进攻的真实战略意图,在薛岳力争之下,同意了九战区作战方案,并调拨三战区丁治磐26军、六战区彭位仁73军、施中诚74军、王甲本79军、李天霞100军及四战区黎行恕46军、七战区黄涛62军共7个主力军归九战区指挥。薛岳将所有归九战区指挥的部队基本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布局分别部署,令张德能第4军坚守长沙,以衡阳附近的方先觉第10军为总预备队。

号令既出,数十万中国军人打起背包扛起枪,乘着军车或排着队列,高唱军歌从各自驻扎地奔赴战场。5月,三湘大地一季新稻刚栽完秧苗,蒙蒙烟雨笼罩着无边的绿色丘陵、山岗和农田。在无比熟悉的景色和气息中走向战场,走向流血和死亡,对于大多数农民出身的中国军人来说,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1944年5月26日,横山勇在蒲圻作战指挥部以最新启用的无线电密码向驻在汉口11军司令部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报告:各部队均到达指定位置,进攻作战准备全部就绪,原定发起攻击时间5月27日不变。

畑俊六复电:“铭记光荣。”

只有日军高级将领明白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1905年5月27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大海战中全歼沙皇俄国波罗的海舰队。

铭记下日本民族在战争中的光荣,这是畑俊六大将选择这一天进攻的真正原因。

第五章 逆水大江 3、踏着中国士兵尸体的推进

日本战史中对指挥这场大规模进攻作战的11军指挥部有一段记载,不知是否有助于缩短现实和想象的距离。

湖南、湖北的天气概况,正如军气象预报的那样:“连续阴天,时有小雨”。这对11军作战的推进无甚妨碍。水稻刚插过秧,幼苗约15厘米,尚未扎根,在掠过水面的微风里软弱无力地摇摆着。所有水田都已栽完,这可能是农民们感到时间紧迫而出于本能的表现。

第11军战斗司令部以作战室为中心,分散在山谷间的坡道上间隔50到100米的农民家里。只利用无线电通讯进行上下联系和指挥,设备极其简陋。参谋和各部的主管人员都去到所管部门进行现场指导,因而这里十分寂静,只有负责搜索和联络的单引擎飞机不太强烈的轰鸣声打破初夏芳香的空气。……然而就是在这弥漫着初夏田野芳香气息的寂静山谷,一道道作战命令化作电波直达一支支日军部队,再变成一次次雷电轰鸣、血火交织的战斗行动。

5月27日,日军分三路向南突进。东路第3、13师团,于清晨由通城向南压过来;新墙河正面第68、116师团为中路,于中午开始突破这条抗战名河;西路40师团则于黄昏开始跨越长江、洞庭湖沼泽水网,直插汨水。

日军以各路进攻时间的差异使攻击线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斜面,将当面的中国军队向西压。而日本海军第二舰队的大批轻型舰船装载着两个步兵联队于27日午夜出岳阳驶往营田,准备在这里登陆后切断一线中国守军退路。进攻开始后,日军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猛烈突击,而是稳扎稳打,不快不慢地向南推,一副成竹在胸、胜券在握的姿态。

但就在看似并不匆忙的28、29日两天,防守新墙河一线的杨汉域20军被正面突破新墙河的日军和由通城方向杀过来的日军包围起来。30日晨,横山勇命令:围歼20军!

30日,那些不紧不忙的日军突然闪电般猛烈攻击被围困在关王桥至平江之间的20军部队。军长杨汉域率军部跟随在该军两个主力师之一的新20师之内,他指挥133、新20两师互相配合,从日军包围圈中冲开一个缺口,苦战至下午4时,军部和新20师向南突围出去,而133师却在平江一带山地被日军分割包围,陷入绝境。

20军司令部、27集团军司令部、九战区通信站,几部电台频频呼叫着133师代号,茫茫天宇中,没有一丝回答……

6月2日清晨,细雨霏霏。赵子立一脸倦意地走出设置于岳麓山顶的九战区作战指挥部作战室。他面朝雾气苍茫的长沙市区方向站立,深深地呼吸几口山间湿润清凉的空气,却感觉不到一丝轻松。

战区指挥部于28日组成,薛岳带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指挥部的大部分参谋人员,又来到那次设置指挥部的地方。但仅过了两天,人们就都感觉出这一次与上一次大不相同。仅从日军投入兵力看,仗就不好打。30日,20军遭日军围歼,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日军不慌不忙地一边前进一边让民夫修公路。汽车拖着重型火炮随部队前进,协助步兵进攻汨罗江第二道防线。由于重型火炮的投入,汨罗一线防守也迅速瓦解,加之日军在营田登陆成功,第二线部队只能向后退而无法像上次长沙会战那样向两边靠,以免遭包围。

赵子立感到,九战区那个建立在对上一次胜利回味基础上的作战方案从开始就是一张废纸,在这时就更谈不上力挽狂澜于既倒了。

6月1日下午,赵子立一肚子话要找薛岳说,仗总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打下去,总得拿出一个什么办法来嘛!

敲开薛岳的房门,却见长官在收拾文件和个人物品。不待赵子立开口,薛岳说:“噢,我先去后方,你在这里照料一下。”

晚饭之后,竟乘车下山,到耒阳九战区长官部的后撤地点去了。

倒不是赵子立没有指挥能力和怕承担责任,战局糊里糊涂发展到如此被动的地步,总该有个交代、有个安排吧?

赵子立在作战室紧张工作,一夜未眠,从目前敌我双方形势中,他看到了十分不祥的征兆。在沉重的心情中,他小心操持,注视着战局进一步的发展。

6月3日,蒋介石终于从日军在战略全局的动向中悟出了这次湘北作战的意义,军委会要员们无不为之震惊。蒋从重庆发电报给薛岳,命令张德能第4军死守长沙,王泽浚44军死守浏阳,鲁道源58军死守醴陵,方先觉第10军死守衡阳,同时组织现有兵力与日军决战。蒋介石在电报中说:

此次作战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亦即我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良机,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凡命令规定固守之阵地,不得擅自弃退,违者勿论何人,一律照连坐法处治,并由该长官全权处理,彻底执行!

6月9日清晨,经过几天紧张调动的58、72、20三个军对进至浏阳一带的东路日军第3和13师团进行包围攻击。仗打到黄昏,战局转变成日军突破58军阵地解除包围,13师团挡住几路对手,第3师团反将58军主力183师包围。183师浴血苦战突围,师长余建勋中弹负伤,全师突出重围时伤亡惨重。

13日,东路日军直扑浏阳县城,王泽浚率44军拼死防守。中午,日机将城区炸起大火,日军乘乱突入,两军激烈巷战至晚,日军得手。王泽浚无力回天,率伤亡惨重的残部突出重围,浏阳失守。

三路日军中,东路和中路虽经激战但进展顺利,只有西路40师团在进至益阳和宁乡时受到王耀武24集团军所辖73、74、79、100军部队的奋勇抗击,使日军无法再向前进。直到其他方向尽为敌人攻占,这几支部队才奉命撤退。

当长沙以北广阔战场上中日两军浴血苦战时,长沙城内却在进行着另一场“战争”。

长沙保卫战迫近,身为战区参谋长的赵子立的作战部署却受到第4军军长张德能的抵制。张德能是现任四战区长官的民国着名将领张发奎的侄子,平时骄横,没有几人在他眼中,薛岳离开长沙后他自作主张,沿用上次会战第10军的守城部署甚至那时留下来的工事。赵子立大动肝火却又无可奈何,他在后来回忆说:

“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在东西两线作战对我不利,与第三次长沙会战不同,长沙只应作为一个持久防御线来迟滞消耗敌军,以利于尔后的衡阳决战,不应死守,但受命守长沙的第4军以两个师守长沙,一个师守岳麓山。我不同意,认为应以一个师守长沙,两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失守,长沙难保,守住了岳麓山,就是守住了长沙。

“我命令第4军调整部署,张德能打电话给我说:长官走时,未让我归你指挥。长官让我把两个师放在长沙,一个师放在岳麓山,我不敢变更。

“我当时就打电话给在耒阳的薛岳,问:我留在这里,是否指挥第4军?

“薛答:你不指挥。

“这一下子,我气得打哆嗦。我认为看房子可以派副官,联络可以派参谋,把我放在长沙,究竟目的何在?”

幸亏赵子立预见到必将出现的严重后果,及时通过王耀武和上官云相将自己无法指挥长沙守城的情况转告蒋介石,否则后来就没有那位德高望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常委和黄埔同学会理事了。

6月15日,日军的重炮随部队进至长沙附近,炮兵们开始向长沙城防守军工事试炮射击。惊天动地的大口径火炮炮弹的爆炸声揭开了长沙作战的序幕。

此时长沙市民大都疏散,城内布置着第4军两个师,岳麓山上有一个步兵师和一个有数十门先进大口径火炮的军委会直属第3炮兵旅。第4军部署的守城作战是以上次会战为蓝本,但日军这次却别出心裁。

在大本营特选高参岛贯武治的方案中,避开历次由北向南的办法,采取大迂回战术,先打岳麓山,达到对长沙的四面包围。

6月16日拂晓,早已渡过湘江绕到岳麓山西侧的日军34师团率先向山顶发起攻击。防守在这里的陈侃90师官兵顽强抵抗。林丛茂盛、风景秀丽的岳麓山被笼罩在浓浓的硝烟中,不时有炮弹将百年老树削成两段或连根拔出。

中午,数十架日军飞机临空,朝岳麓山守军阵地投掷大量炸弹和燃烧弹。一时间漫山浓烟滚滚、烈焰熊熊。曾在上次会战中大显威风的炮兵这次却不能将炮口调向山下日军,炮兵旅长王若卿望炮兴叹,只得命令部下用步枪和手榴弹迎敌。

下午2时,日军组织了一次步炮协同的强攻。眼看日军接近了岳麓山主峰云麓宫阵地,陈侃亲率官兵拼死将日军压了下去。90师半日中已有很大伤亡,守军官兵的鲜血不断泼洒在这座名山之巅。陈侃打电话向军长张德能告急,他还不知道,上午9时后日军向长沙城防猛烈攻击,重型火炮将守军工事变成一座座活棺材。中午1时,城防已被日军突破,城中的59师和102师已陷入被动苦战之中。

一切都在横山勇意料之中。

此时,他站在长沙郊区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向城中了望。小山之下,又有几门大炮被推到最佳发射位置,士兵们喊着日本民间的劳动号子,推着、拉着、扛着大炮笨重的身躯,缓慢地向前移动。望远镜中,日军士兵在硝烟中飞快地奔跑,不时有人栽倒,但战斗没有片刻停止,战线不断向前推进。横山勇对兴奋地赶来报告战斗进程的参谋们报以不动声色的轻微点头,仿佛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并不十分满意,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上次长沙之战,阿南惟几仓促进攻,重火器无法携带,大批日军死于守军阵前。这次进攻边走边修道路,带着重炮,攻无不克,看似慢,实则快得多。

城中与山上的战斗几乎同时在深夜11时至凌晨5时之间短暂地停歇了片刻,便又激烈地展开。

17日中午,陈侃再次急电求援,而城中战斗也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士兵并不问当官的人品如何,他们只按照自己对战争的理解,按道义、按军令、按军法履行自己的职责,无怨无悔地去打仗、去牺牲。日军在这一天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像收割庄稼一般地一层层扫除着守军的坚固工事。

然后是步兵踏着中国士兵的尸体向前推进,下午3时,战线已推至城中心的妙高峰、天心阁一带。

下午3点多,张德能召集59师、102师的师长和参谋长在军指挥部中央银行地下室开会(看来当时不论在哪,中央银行总是当地最结实的房子)。

张德能后悔没有听赵子立以主要兵力守岳麓山,以次要兵力守长沙城区、待逐步抵抗后退守岳麓山的作战部署。但战争不卖后悔药。

张德能将面临的矛盾摆出来请师长们考虑:不增援岳麓山就等于将那里放弃;如岳麓山失守则长沙城四面被围,到头来连退路也没有了;而派兵过江增援岳麓山,则又等于放弃了城区,实属进退两难。

59师师长林察贤主张守城待援,102师师长陈伟光不表态。几发炮弹落在附近,地下室抖了几抖,提醒现在不是开会的时候。张德能一拍桌子,拿定了主意。

他对师长们说:“不守山则山亡城亡,弃城守山城亡则山或可存。”

见大家不语,他命令58师留下一团守城,牵制日军主力,另以一团即刻启程过江先行增援90师,其余部队逐步乘船过江。刚要散会,薛岳电报到:

长沙确保与否,是国家民族存亡关键所系,望该军晓谕各级将士,奋勇杀敌,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亦要确保长沙!

张德能将电报向桌上一拍,招呼师长们重新研究。林察贤与陈伟光谁不知关系重大!此时都沉默不语。

良久,张德能站起身来,神情严肃地说:“责任有多大就多大,全由我一人来负,按刚才部署的,立即转移兵力,散会。”

两位师长带领参谋长钻出中央银行的地下室,冒着纷飞的炮火赶回各自的指挥部部署渡江。张德能也让军参谋长罗涛汉组织司令部撤离银行大楼。大家在匆忙中都没有想起,还有一件与决定转移兵力同等要紧的事,即怎样转移兵力。

谁在前,谁在后,兵员、粮弹、辎重、马匹、船只分配、渡河时间地点,谁来计划,谁来组织实施等等一系列事情,竟无一人想起,一切顺其自然。

混乱果然严重地发生了。日本战史载:

当重庆败逃军欲渡湘江时,死亡甚众,仅目睹溺死者便达千人以上。

更加严重的是,渡过湘江的部队并没有上岳麓山增援90师,而是在毫无组织的状态下自行逃散。

留守长沙的59师176团团长屈化平知道长沙守不住,不守又责任攸关,竟只身一走了之。副团长李春鹏率少数部队出城南逃,路上被日军俘虏,长沙失陷。

6月18日清晨,日军第34师团216联队的官兵们气喘吁吁地冲上岳麓山顶峰。晨雾中不见守军冲过去厮杀,几名日军军官看看地图,带领一个中队寻着景色优美的林中小路游山逛景般来到位于云麓宫南侧的九战区指挥部和第3炮兵旅指挥部共同使用的地下工事。

工事内,灯尚亮,水尚温,烟头尚未熄灭。

战区中将参谋长赵子立、第3炮兵旅少将旅长王若卿刚刚离去。

不曾离去的只有第3炮兵旅数十门完好无损的重型火炮和堆积如山的炮弹。这些东西不久便派上了用场。11军在长沙之战中使用炮兵获重大战果,很快敲开长沙大门,战后清点战利品,缴获大炮之多就连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

计有:重炮10门、野山炮51门、机关炮29门、迫击炮69门,及轻重机枪、步枪、掷弹筒、各种枪炮弹、俘虏等等,不计其数。

重庆军委会对长沙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和如此混乱的作战组织中失守立即作出反应。蒋介石下令追查责任。

赵子立回忆说:

“我回到彬县,薛岳对我说:委员长让张德能去重庆报告作战经过,你同他一起去吧,帮助他作好这个报告。

“我到桂林会同张德能到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当即把张逮捕下狱。

“并对我说:薛长官有信来,告你协助张德能守长沙不力,你也得找保在外候审。

“军委会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为审判长审理此案,签判张德能徒刑五年。”

蒋介石批示:“张德能判处死判。至赵子立既未负指挥责任,应勿庸议。”

7月22日,薛岳致电蒋介石,以“作战不力、指挥无方、遗弃部队、个人逃生”为由,法办90师师长陈侃。以“在长沙渡河至岳麓山时,均未掌握部队,致不能战斗”为由,给59师师长林察贤、102师师长陈伟光各记大过两次。蒋介石批示:“此三师长皆应革职交军法审判,以重军纪为要。”

九战区军法部门也枪毙了一批作战不力和渎职的军官。计有59师177团团长杨继震、第4军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军务处处长刘瑞卿、副官处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长夏德达。

第4军原是一支蒋介石旁系张发奎粤军部队,抗战后逐渐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一支劲旅,多次参加正面战场重要战役。划入九战区序列后,薛岳在其中安插了大量亲信,并任用自己老同事张发奎的侄子为军长。

长沙战前,薛岳有心让第4军也像上次第10军那样打出荣誉,不料事与愿违。全军战前近3万人齐装满员,撤退至长沙西南120公里的永丰时,只剩2千,从此声名扫地,以后也再无建树。

6月20日,11军司令官横山勇在长沙召开各师团长会议。他没有总结作战,也没有表扬有功部队,只是阴沉着脸宣布了一件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

正当各师团在激战之中的6月16日,美国第20航空队由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尔德将军直接指挥,以20架b-29、b-24型轰炸机,在十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中国西南地区机场起飞,轰炸了日本北九州及八幡炼钢厂。这是b-29飞机在装备空军后第一次以大机群对本土重要战略目标实施空袭。

因气候恶劣,本土空军无法起飞,美机扬长而去。

此次轰炸造成重大损失,尤其是八幡炼钢厂的炼焦炉受到破坏,对于日本钢铁工业造成的损失将大大超过轰炸造成的直接损失。

横山勇对将领们说:“日本的军事科技在短时期内还无法找到在空中摧毁b-29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是摧毁它起飞的机场,使其无法立足、无法起飞、无法降落。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散会。”

据史料记载:由于这次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中国军民遭强烈报复,上万名中国战俘被日军残酷虐待致死,上百个村庄遭血腥洗劫,被杀戮的中国平民不计其数。

这些罪行是否与11军有直接关系笔者尚未考证,但11军所辖各部在攻陷长沙之后立即挥师南下。太阳旗直指下一个目标:衡阳。

第五章 逆水大江 4、行军和关于“兵”的一种解释

几乎是在长沙陷落的同时,日军各师团马不停蹄,浩浩荡荡地向前挺进。

因长沙以南作战不在薛岳原定计划之内,所以条条大路平坦宽阔,只有几座桥梁被仓促撤退的中国军队炸毁,但很快又被日军工兵修复。道路上,拖着大炮的卡车,驮着辎重的骡马不断线地流动。更多的当然是一支支挑着太阳旗的步兵队伍。6月下旬,湖南天气又闷又热,士兵们目光呆滞,汗流透衣,不住脚地向前走着。在旁观者看来,他们一定十分辛苦,但也许他们自己对这种生活早已适应,感觉辛苦的神经已经麻木。

116师团133联队因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而又称黑濑联队,其第1大队第3中队有一名普通士兵名叫桥本芳一。这个来自东京贫民聚居地下町的青年是这次长(沙)衡(阳)会战之后本中队生还的8个人之一,且运气好得没有折断一根毫毛。

60年代,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专门谈到在中国作战时的行军:

有时军官告诉我们行军的目的地,有时不说。对士兵们来说,目的地是无所谓的,反正都是些记不住的名字,反正都要行军。116师团是一支由于战局失利和战争的巨大消耗而不得已出国作战的预备师团,装备是差一些的,汽车很少,一般士兵就别想乘汽车这样的好事了。

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心理上十分排斥那里的山水农田,但脚下却只能在不停地走。老兵们并不害怕行军,甚至喜欢行军,因为行军就不打仗,而打仗就怎么都不能避免有人死去。到了昭和十九年(注:1944年)谁都看出战局对日本不利,军队中已经不像出国前在家乡想象的那样充满英雄主义和随时甘愿为圣战玉碎的精神。

行军时,一般是背着步枪、毛毯、100发子弹、4枚手榴弹、3日份干粮和水壶。这些东西,走久了就不觉得沉重了。那时,如果脚上有一双舒适的鞋子,那就是最惬意的事情了……6月16日,桥本芳一所在的116师团在58、34师团猛烈进攻长沙的同时,绕过长沙到达株洲一带,在那里渡过易俗河,紧接着横跨湘江,与68师团隔江齐头南进。22日到达古塘桥、花石,23日到达白果,24日由东湖、渣江攻击前进,迂回到衡阳西南郊区,26日与第10军警戒部队发生战斗。

行军有时也并不安全,在易俗河一带渡湘江时,116师团连续受到中美空军袭击、轰炸,各分队都有人死于湘江之中。在桥本芳一的记忆里,湘江水混浊之至,翻涌着血色的波涛。116师团和68师团分别沿湘江两岸逆着江流方向前进,走久了,他总觉得这条江不对劲,他称这条自己十分憎恶的江为“逆水之江”(“逆之水”)。

国民革命军第79军194师582团3营8连上等兵魏德功参军后的第一仗是策应衡阳作战。全军在军长王甲本率领下,经湘乡、谷水、娄底赶赴邵阳、廉桥、在衡(阳)宝(庆)公路占领阵地。

虽然入伍时进行了半年基本素质训练尤其是体能训练,但魏德功仍然感到自己如果当了逃兵,那么第一个理由就是受不了行军之苦。

一天,部队宿营,魏德功的班分配住在一个小村庄边的一处破庙里。

铺好稻草,班里老兵、河南人张宝根不知从哪里端来一大盆热水。张宝根人好,见魏德功愣坐在铺草上,便招呼他脱鞋一道泡脚。这一老一新同盆泡脚,促膝闲聊,不识字的张老兵用手指蘸着洗脚水在地上写了一个“兵”字,两人随后说出的一席话让魏德功记了60年。

“认得不?”

“兵。”

“兵是啥?”

“啥?这是咱们嘛!你、我、老黑、林大牙、田班副……还问我?”

“对,可你知道‘兵’字为啥这么写?”

“……”

“告诉你吧,兵就是一个脑袋——大头兵嘛,一杆枪,两条腿!”

“……可不,还真是。那头上还多一道哩?”

“咋这还不明白,帽子么!从古到今当兵哪有不戴着帽子的?”

“那怎么没有身子?”

“要身子干啥?腿走路,枪杀人,头嘛你也看见了,头中间是个空的。就是让咱们心里少装事,什么也别想。这个四方也是个‘口’字,当兵不就是为了一张嘴?老辈子讲‘吃粮当兵’,穷人家的孩子,当兵为了口饭。现在是抗日,怕当亡国奴,有钱人的孩子、学生、卖艺的、城里人这才来当兵。日本占了中国,还不是没有中国人的饭吃?这‘口’字还有一个解,遇上打仗,这个口就是刀口、枪口、血窟窿,现在叫‘伤口’、‘枪眼’。当兵的命中注定要流血,要死……”

一个“兵”字,竟有这么多名堂!为了这番话,魏德功想了好久——行军途中、打仗时和躺在铺草上睡不着时。

抗战胜利后,79军卷入内战,魏德功借右臂上让鬼子的枪弹钻出的“口”请长假回到湖北老家,从此就不再当“兵”了。

而那个对他进行关于“兵”的启蒙的老兵张宝根,却在衡阳失陷后全军奔袭300里到达冷水滩与日军激战时中弹,牺牲在魏德功身边。张老兵前胸正中一股涌流的血泉,使魏德功再次想起“兵”字。

那一仗打得好惨,全军伤亡惨重,连军长王甲本也中弹阵亡了。冷水滩,水好冷!

第五章 逆水大江 5、坚守:两军意志的较量

6月25日,重庆军委会作战室墙壁上,与华中、华南敌我态势图并列,悬挂起一张巨大的衡阳地图。此后没有几天,上至委员长、下至参谋人员,无不对第10军及当面日军情况、对衡阳地理和守城部署了若指掌。

衡阳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新的热点。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中下游西岸,衡山南麓,是该省除长沙以外的第二大城市。它是水陆交通的枢纽要地,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这两条当时我国的大动脉在衡阳交会。南通广州、西达桂林,由桂林而入贵州,再北到重庆,西去昆明,衡阳都是必经之地。水路,蒸水、耒水在这里与湘江汇合,宽敞的湘江水面,千吨货船可经长沙而下洞庭、入长江。日军大本营早就看准衡阳锁钥湘粤启闭西南的重要战略地位,将它作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必争之地。而重庆军委会同样将死守衡阳作为维系全国战局的关键环节。

衡阳市的地理很奇特,北靠水面宽百余米的湘江,东北江湖环绕,西南山冈起伏,城郭四周是无数莲池鱼塘,通向城中的多是池间小径,大部队不易展开,且有望城坳、停兵亭、黄茶岭等制高点,正是用兵之地。

长沙失守两天后的6月20日,蒋介石下令九战区主力及其他战区就近各部“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夹击深入之敌而击破之”。但由于日军在长沙以南无修路之累,进展十分迅速,各部队只能从侧面和背后攻击日军,并没有挡住日军的脚步。走在最前面的日军68师团和116师团赶到衡阳近郊后,立即向守军外围阵地展开攻势,衡阳保卫战的大幕在郊区的枪炮声中徐徐拉开。

晨曦在东方天际刚刚泛起一抹血红,还有一两颗星星在空中亮着。衡阳城南区一座楼房顶层,几名军官面向南静静流淌的湘江水面上一座钢铁结构的大桥默默望着,在其中一名军官的望远镜中,大桥附近影影绰绰有人走动,有人在晃动一面旗子。

“钧座,都准备好了。”看望远镜的军官对身旁一位身材高大、军服上缀着两颗将星的人轻声说。

钧座没说话,只是微微点一点头。

那位军官向旁边伸出手臂,站在他身后的一名士兵立即将背在身上的电话机听筒递上去。

“开始吧。”只一句。

晨风送来隐约的哨音,不一会,大地微微一动,大桥上火光一闪,接着是一声爆响。

湘江大桥断为三截,巨大的钢铁桥体缓慢地跌入江中,桥体在江水中掀起的浪头很快复平,几座桥墩站在空阔的江面上显得孤独。

军长方先觉转身下楼时,对军参谋长孙鸣玉说:“听说修这座桥花了两亿元。”

孙鸣玉:“只是材料费用,还有三湘父老三年的血汗。”

楼下有一辆吉普车,卫兵见长官走出来,忙打开车门,方先觉一摆手表示不坐了。衡阳城,没有多大的地方。

太阳从覆盖东方丘陵的茶林间探出身子。方先觉问孙鸣玉:“你看569团1营那边能顶过今天吗?”不待回答,又说:“撤回来算了,又不是打逐次抵抗。”

一干人默默走着,都知道军长心事重。

5月29日,日军在湘北发起进攻的第3天,蒋介石的电话打到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部。

“这一次与上次不同,倭寇兵力众多,用心诡诈,看来要做好万一长沙不守的准备。但衡阳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关系至重,这一点你是清楚的。”蒋介石在这些黄埔系将领面前永远是统帅和校长的双重身份。

方先觉在千里之外手持听筒笔直地站立着。蒋介石吩咐他,要准备在日军攻入湘南时坚守衡阳10天至两周,吸引和消耗日军兵力,等待军委会在此期间将外线部队调整部署好,再如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包围攻城日军,内外夹击,歼敌于衡阳附近。

“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胜败之关键,希弟安心死守,光大长沙守城之荣誉,余必督促陆空各部助弟完成空前大业!”最后,蒋介石语气严肃地说。

方先觉对一旁的军参谋处作战科长姚少一说:“把委座的训示详细记录下来,这一仗以后,这就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了。”

5月31日,九战区长官部先于军委会下达了第10军固守衡阳的正式作战命令。当天,各师开始全力投入加固工事、编组火力系统之中。方先觉将该军所辖的周庆祥第3师、葛先才预10师和容有略190师及由九战区增调过来,由师长饶少伟亲率的暂编54师的一个团分别部署就绪,军指挥部住进全城最坚固的建筑——市中央银行。

6月22日深夜,日军先头部队两个中队最先到达衡阳以东耒水河畔的泉溪,与190师569团1营交火。战斗一小时后,日军因情况不明停止进攻,等待天亮。23日清晨,方先觉命令炸毁湘江大桥。上午,569团1营在营长杨济和率领下再次与日军交锋,以反坦克炮和轻重机枪将强渡耒水的百余名日军所乘的十余只船全部打沉于水中,然后撤回城中。序战小胜,方先觉对参谋处长饶亚伯说:“记下来,衡阳守城战自今日始。”

长沙一带作战激烈时,周庆祥3师在湘潭附近担任警戒任务,随着战局变化,3师奉命撤回到衡阳以北担任军的警戒。6月23日上午,方先觉命令周庆祥将部队全部撤入城中进入阵地。

进城的路上,3师参谋主任姜亚勋对周庆祥说:“我说师座呀,这回可不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了,谁都知道衡阳地理位置重要。过去薛长官在全城准备了三个军的工事,现在要我们一个军来守,敌人数量却又是上次的两倍,这一反一正,差得可就大了。”

姜亚勋性情豪爽又不失幽默,周庆祥与他无话不谈。此时周望着姜说:“我也愁哩,你说怎么办?”

姜亚勋半真半假地说:“敌人来势凶猛,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看不如把部队撤到衡山,敌人来攻时咱们打他的屁股。”

“胡说哩!”周庆祥瞪了姜一眼,又叹口气道:“老头子(指蒋介石)的老办法嘛,就是死守待援。上一次在长沙,待来待去,总算把敌人待跑了,天知道这一回怎么样!”

多年后姜亚勋回忆说:从守城作战一开始,城内部队心里就装着个“援”字——因为是一个军接了三个军的阵地,因为是孤军孤城。

23至26日,在日军先头部队同城郊的飞机场、黄沙岭一带守军前哨阵地小规模冲突同时,68师团和116师团主力陆续进至衡阳周围。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和116师团长岩永旺是帝国陆军大学同期不同班的同学,因在学校时都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相互认识,关系一直很密切。27日晚,二人商定,次日零点,68师团从南向北、116师团自西而东,同时发起总攻,一鼓作气拿下小小衡阳。

27日午夜至28日清晨,衡阳城枪声如风,爆炸如电闪雷鸣。日军战史载:

不料重庆军(指第10军——笔者注)的防御异常坚固,而且炮火也优于我方。第115、117两个大队仅夺取铁路以南的外围阵地,志摩支队的攻击也未成功。

28日上午10点,在预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的望远镜中出现了十几名日军。日军脚下的小山包名叫黄沙岭,他们站在山包上朝城中指指点点,看那气度不凡的样子,像是军官在观察地形。

“连长,打不打?”身旁的观测兵胡庆庆问。

时年24岁的白天霖毕业于黄埔16期炮科,技术精湛。他迅速操作炮镜,心算出这群倭寇正在迫击炮射程边缘,他妈的!

按教程,应先以单炮试射,校正标尺,但这回不行,一炮打不着,鬼子们还不都跑光了?他命令全连全部进入阵地,8门炮同时按他凭经验和目测估定的距离定好标尺,紧接着就是一声:“放!”

白天霖没想到,在他的炮弹中躺倒在地的,竟然有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师团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和负责作战的参谋松浦少佐。

白天霖还不会想到,因那声口令,他成了所有衡阳保卫战资料必载和所有亲历老兵熟知的英雄。他更不会想到,由此而引起一场史实歧见,至今商榷不休,无法定案。

中国海峡两岸的部分战史资料和笔者所能见到的衡阳守城老兵说,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被炸成重伤,几天后不治而死。但另有资料表明,他负重伤后由南京转回本土治疗并于次年伤愈,1945年2月20日被任命为本土53军第84师团长。当笔者试图以《1945年日本本土决战战斗序列》为凭说服一位老兵时,他竟面红耳赤,说定是鬼子在搞鬼,想赖账,或者有同名者也说不定,但那个家伙肯定是被我们打死了。

中日战史一致认同的是,6月28日至7月2日,是日军对衡阳的第一次进攻。关于这次进攻,日本战史载:

28日10时30分,在衡阳南侧高地上指挥第一线战斗中,佐久间部队长、参谋长及松浦参谋均负伤。在衡阳南侧及两侧敌阵地前方,利用无数的湖泊构筑有很多火力点。又,敌方的野山炮、迫击炮相当活跃。

6月29日,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大佐在日记中写道:

“衡阳敌军抵抗意外顽强。第68、116两师团以15个大队的兵力将敌完全包围,正在尽力攻击中。

“(7月1日——笔者注)5时一到,各炮一齐射击。顿时,拂晓的静寂变成钢铁的风暴,由于敌军目标清楚,又是近距离射击,有的头一炮就击中堡垒的枪眼,张家山高地的斜坡上,烟尘弥漫,木片飞散,景象壮观。

“第1大队在火力支援下,奋勇进击,右第一线第4中队长米井高雄中尉战死。小队长田中清准尉等30余名,带竹梯登上敌军阵地展开肉搏。

“左面的第3中队也在悬崖上架起梯子,小山中尉在正要登上梯子的一刹那,上边阵地集中投来手榴弹,整个中队立即被白烟所包围。第4和第3中队都在联队长的视野中消失了。联队长和炮兵队长只有默祷部下的平安。稍时,爆炸停止,白烟渐渐扩散,右线第4中队全体伏卧不动,全部战死。

“大队长大须贺贡大尉深感痛心,来电话报告说:‘联队长,我对不起您。’虽只一句话,却显示了无限悔恨的心情。黑濑大佐激励说:‘哪儿的话,这才开始嘛,努力干吧。’

“黑川中尉右手提着军刀,在中队前方约10米处,由山崖下向山坳从容前进。在联队长的视线被中间的堡垒挡住的不大工夫,山坳有两颗手榴弹爆炸。黑川中尉在就要冲上山顶时终于壮烈战死。

“23时许,第1大队的夜袭(张家山)成功。但直到1时40分,由于通信中队长大田繁城中尉的努力,新设的电话线才得接通。联队长得知,参加此次夜袭的干部,差不多全部战死。

“凌晨2时30分,重庆军向张家山反攻,山顶陷于混乱,不能分辨敌我。一名中国士兵混到并肩指挥战斗的两名大队长身旁,足立大尉发觉后刚刚喊出‘这是敌人’的刹那间,重庆兵投出的手榴弹爆炸,大须贺大尉战死,足立大尉膝部负重伤倒下。重庆军以人海战术和手榴弹来袭,使我方不断出现伤亡,不得已只得放弃山顶……”

第五章 逆水大江 6、苦守:身躯与心灵的煎熬

7月3日,晴,衡阳城四围的中国士兵纷纷从工事、碉堡、战壕中钻出来。到处摊开一片片洗过的军衣和晾晒的被褥。军部医院和各师、团包扎所的医护人员趁好天洗净了一大批绷带和手术巾,在阳光下晾晒,条条块块的白色,掩映于阵地和街衢。

反击日军对衡阳第一次进攻的战斗集中在预10师和第3师阵地。6月28日至7月2日5天5夜中,两师共伤亡6千余人。在预10师30团防守的张家山高地,几天中竟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20余次,先是2营伤亡殆尽,接着1营增援上来又被打得所剩无几,团长陈德生带领团预备队再上,不到一天又差不多被打光了。6月30日,师长葛先才亲率师预备队赶来解围,并亲操机枪投入一线战斗,留下《葛先才赤膊大战张家山》的新闻标题。7月10日,一架中方飞机投下来蒋介石颁赠给葛先才的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与30团相邻的29团据守虎形山阵地,5天中打退日军十余次攻击。战斗停歇时,最先死去的中国士兵尸体已经腐烂,阵地上臭气熏天,昼夜蚊蝇云聚。

日军暂停进攻,但军长方先觉内心毫不轻松,从作战全局来看,在短时间内并不可能形成外线部队对衡阳周围两个日军师团合围的态势。几个集团军都在几十公里之外与日军或对峙,或兜圈子,没有马上杀过来的意思。

而第10军从物资到心理,是按守半个月准备的。

本来,日军第一次进攻衡阳,两个师团倾尽全力,杀得人困马乏、粮弹不济,正是援军运动过来打他个疲惫不堪的良好时机。方先觉几次想向重庆发电报建议,但都没有去做。他在想,这个情况蒋介石会不了解吗?

频频催援,校长会怎样看我?

从7月2日停止攻击到7月11日第二次进攻期间,日军不间断地在衡阳四周进行袭扰。

一到晚上,不是将百姓的狗和牛赶到河里,将插上烛光的木板放到河里引诱守军打枪消耗弹药,就是派小股部队虚张声势地进行偷袭。因为军委会以较强的中美空军力量支援衡阳守城,日军飞机在白天活动比较谨慎,但有时也乘中美飞机不在时突然飞来轰炸。7月6日,军部医院落弹数十枚,700余名伤兵和许多医护人员当即身亡。

一天,老伙夫招呼方先觉、孙鸣玉等人吃饭。几位将军坐在餐桌前不禁一愣:雪白的大米换成了糙米,鸡肉和猪肉换成了几碗鱼——在南方,鱼是最差的菜了。

方先觉问:“怎么,换口味了?”

伙夫语塞,支吾道:“实在对不起,钧座,好米没有了,鸡鸭和猪肉也没有了,这鱼还是刚才敌机炸弹投到水塘里震漂起来的……”

孙鸣玉说:“吃吧吃吧,这才刚刚开始哩,我算着没有一个月咱们别想见援军的面。”

7月8日,横山勇带着新任68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来到设于衡阳城外的68师团部。堤三树男原任驻无锡第55旅团长,精通攻城,是横山勇亲点的一员强将。

横山勇召开68、116师团军官会议,传达了大本营要求尽快攻占衡阳的命令。

由于太平洋战争失利,日本朝野反对身兼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的呼声越来越高,军人内阁面临危机。天皇和东条英机都希望以中国大陆新的军事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维持目前局面。

7月10日,日军兵站向衡阳部队补充的弹药达到76吨,并形成了每日30吨的供应能力,同一天,日军航空兵配属作战的飞行队在湘潭开设机场。

7月11日上午7时,衡阳城区周围在剧烈的爆炸中腾起浓浓的黑烟。日军对衡阳第二次进攻开始了。

预10师政治部主任杨正华回忆说:

“7月11日晨,敌120联队和第2联队在炮兵配合下,猛攻虎形山。飞机轮番轰炸并投掷燃烧弹,阵地附近的建筑变成了一片瓦砾。防守虎形山的预10师29团劳跃民营死战不退。敌人攻不动阵地便施放毒气。我官兵中毒者甚众,但仍顽强坚守。

“苦战直至第二天上午9时,阵地终于被敌人攻破。2千余日军乘机越过湘桂铁路,突至五桂岭南街。

“为了控制这个要点,军指挥部增调在第二线的3师3营投入逆袭。战斗惨烈,彻夜未停。营长孙虎斌、平射炮连长赵世鹿,8连、9连连长等先后殉国,其他官兵牺牲者亦多。突入虎形山之日军被我逆袭部队歼灭近千人,突入新街之敌亦被歼灭过半。

“7月13日拂晓,敌又发起猛攻,突入新街。3师周师长亲自指挥官兵以手榴弹和白刃与敌搏斗。经过极惨烈的巷战,将突入新街之敌悉数歼灭,阵地转危为安。战中敌120联队长和尔大佐等多名敌军官被我军击毙,周师长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军委会特颁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中国官兵以惨烈的搏杀打退日军一次次强大的攻势,阵地上横尸累累,留在历史的记忆中是一片血光,而日军的进攻同样伤亡惨重。历史对它的记载亦是鲜血淋漓。战后,日军116师团133联队长黑濑平一回忆道:

“(7月——笔者注)11日开始了对衡阳的第二次攻击。战斗极其惨烈,尤其是各级干部伤亡严重,令人总不能从悲愤的情绪中自拔。

“13日,继续攻击前次未能占领的张家山,战斗中,新到任的第1大队长关根彰大尉和带伤指挥的第2大队长足立初男大尉阵亡。第3大队长迫八郎负重伤被救下阵地,但几天后伤口感染坏疽病而死去。

“16日,我向师团长报告战况和伤亡情况,岩永旺师团长对我联队的困难表示理解,调218联队之第3大队归我指挥。但在17日进攻萧家山要点中,该大队不幸误入敌兵的手榴弹伏击区,损失极大,大队长平冈卓大尉也不幸身亡。

“在第一线带领士兵冲锋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伤亡情况就更加严重。中队长只有一名是战前配备的,小队长全部阵亡。18日在电话中报告战况和伤亡时,不禁流下热泪。我对师团长说,133联队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岩永旺师团长在电话的另一端久久沉默不语。”

7月11日至20日,第10军各师依托着残破的阵地阻挡着日军的疯狂进攻。在几处要点,两军反复争夺。几位亲历老兵都曾说到这样一种感觉,敌人的尸体、战友的尸体,到处都是尸体。整天看见,都麻木了,战斗紧张,心理紧张,来不及想自己的生死。腐尸的气味熏得人恶心、头胀、不想吃饭,到后来也适应了。

10昼夜腥风血雨,日军116师团前进400米,68师团仅前进200米。横山勇根据两个师团上报的减员情况,于7月20日下午5时下令停止进攻,原地休整,补充兵员、弹药。

但令横山勇更加沮丧的另一件事是,7月18日,日本内阁追究战略要点太平洋塞班岛失守的指挥责任,东条英机被迫辞去参谋总长职务,随即被解除日本首相职务。

日军对衡阳第二次攻势失败,在全国抗日军民中引起巨大反响,大后方主要城市举行了庆祝活动,一时间祝捷电报和慰问信漫天飞舞。报刊将方先觉军长和他的4位师长和参谋长孙鸣玉统称为“五虎将”,宣扬得妇孺皆知。

与这种热闹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困守在衡阳城中的官兵们。

粉碎日军第二次进攻中,全军战斗减员总计已达7\/10,自军长到士兵,天天盼望援军到来。不知哪位京剧爱好者带了个头,全城各阵地一阵风一样流行起两句杨家将戏文中杨六郎的唱腔:

“不提那援军还罢了,提起那援军恼煞人”。

符能在衡阳作战前是排长,战斗中连长阵亡,他被提为连长。对那段生活,他回忆道:

“我们守城已经一个多月,死伤多半,伤员没有医药。如190师568团方子才连长带兵游渡草河侦察敌情,返回时被敌发现,方连长右臂被敌机枪打断。回到师部医疗队时,胡队长根据伤势,决定将伤臂锯掉。没有麻药,甚至没有消毒水,只能用开水消毒。锯臂时,方连长痛得全身发抖。

“医生护士安慰道,援军一到药品就会有的。

“许多伤员伤口感染化脓,有的甚至从伤口里长出蛆虫来。伤员们用刺刀削一支竹签,自己去一点点挑出伤口中的蛆虫。许多伤员因为没有药品,伤势恶化而死去。

“由于无法掩埋阵亡的战友们,尸体在夏天的高温中很快就腐烂发臭。一群群老鼠光天化日就来咬尸体,睹之令人心寒。城内老鼠肆虐,许多受重伤不能活动的战友也有被老鼠咬伤。

“本来有够吃三个月的储粮,但由于敌机的轰炸,大部分粮库烧毁,粮食也成了问题。许多士兵打老鼠剥皮用火烧来充饥,有的将老百姓钉在木架上的牛皮取下来用刀切碎煮烂果腹。

“我军和美国飞虎队的飞机有时为我们空投一些粮食和弹药,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有的物资落到了敌我中间地带,在双方的射程之内,谁也拿不去……”

仗打到7月下旬,第10军坚守衡阳已逾一个月,等待援军成为守军的生命所系和唯一的精神支撑。九战区驻第10军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一直与军部在一起,他回忆道:

“衡阳保卫战的最后两旬,我们每夜都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听援军的枪声,有时听不见就用两手护着耳边,伸着脖子凝神注听。张秘书因听不见,方军长总以为他是年岁大了,耳朵不好。援军的枪声好像故意和我们开玩笑,忽近忽远。听得近了,大家都兴奋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

“但枪声远了,大家不觉又皱起眉头,心里也不知是怨是恨、或是希望。有一种说不出的酸辣滋味。

“有一天炮兵陈营长来电话,说我们的援军枪声打得很激烈。他报告的声音显得很高兴,但顷刻我们去电话再问时,他的声音又显得很悲惨地答复说:又听不见了……

“方军长在绝望之中只有用电报向委座、薛长官、王耀武、李玉堂及各友军呼救:‘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哪怕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也好’……

“上峰和友军纷纷答复:‘再守三日,援军即可进城’、‘苦斗苦干、必生必胜’、‘切勿功败垂成’、‘坚持最后五分钟’……

“通信营长对我说:测了一个字,十八子李。他说按‘李’字的意义,应在7月18日这天援军进城。他说:我测字向来都是灵验的。

“到了日期,援军杳无消息。我问他,他笑笑说:这是我安定军心的方法。

“我们每天守在译电人员旁边,等待援军的消息。委座、薛长官、王总司令、李副总司令、几路援军及空军,来往文电如同雪片,译电人员像一部机器昼夜不停。我们如看中央社新闻一般,急急地看电文中有无援军消息。只是什么也没有。

“军部的食品,菜由鸡鸭猪肉变为一碗大鱼,由大鱼变为油炸花生米与黄豆。花生米与黄豆吃光了,就吃白盐和开水,饭也换成了灰糠与糙米。苦吧?并不觉得。

“一天,收到委座电报:‘我比你们还急,你们苦处我全明白,不必说,敌人知道了打得你们更厉害!’

“孙参谋长曾说守城满一个月时必定能解围,将到一个月时,音讯全无。我对孙打趣说:‘即将胜利了,你要准备守城战术材料,将来到了后方,各学校一定请你讲守城要领。’

“孙说:‘没有旁的,就是地形要熟,连一个巷子的宽度都应该知道。’

“我又转向张秘书说:‘你要预先准备各方贺电的回电稿,以免临时来不及,因为一个字不当就会得罪人。’

“又对彭参谋说:‘你要准备接见记者来访问。’彭说:‘嘿!这是我常做的事。但说实话,我就怕见记者。因为你来他去,一天到晚不能休息!’

“方军长也插入我们的谈话,他说:‘哪一部援军先打进城来,我一定向委座叩头,请求颁给他一枚青天白日的勋章!’

“仿佛援军真的就要到了似的,想来真好比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在谈论怎样住高楼坐汽车。

“方军长有一只黄狗,行动不离主人,一声不叫,到了最后那几天时,它钻前跑后乱吼乱叫,大家说:连狗也着急了……”

在守军望眼欲穿之中,各路援军仍在途中。一个月里,他们徘徊观望者有之,敷衍塞责者有之,虽经苦战但力不从心、突不过日军拦截者亦有之。

7月23日,蒋介石再次向62、74、79、100及37军下达进行围困衡阳之敌的严厉命令。日军破译了军委会和九战区使用的通讯密码,以27、34、40、64师团重兵在衡阳外围堵截。

此次,援军再也不敢怠慢,几经苦战,但仍无一能杀入重困增援衡阳者。第10军官兵们眼巴巴听着衡阳外围的枪声时近时远,心中无限凄凉。

日军久攻不克衡阳,日驻中国派遣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破坏中美空军西南机场的战略意图受阻于一个残破不堪的第10军。日军11军司令官横山勇受到大本营来电指责。横山勇于8月2日率少数参谋人员由长沙赶往衡阳前线。

为避开中美空军,横山勇所带的两架飞机于8月2日凌晨5时30分天刚亮时飞抵衡阳江东机场。

衡阳守军发现两架敌机着陆,当即以迫击炮进行连续射击。飞在横山勇座机前的那架在刚落地时中弹,为尽快停下来,驾驶员紧急刹住轮子,使飞机在惯性力中倒立起来,翻过身去。横山勇见有炮袭,招呼随从人员一起,在飞机还没有完全停稳时就跳到跑道上,并迅速离开机场。飞机刚停稳时,一颗炮弹在机腹下爆炸,一名未离机的军官和两名飞行员当即身亡。

这次来衡阳组织作战,横山勇将擅长城市攻坚的第58师团拉上来作为主力,另以第13师团加强力量,加之68和116师团原有兵力共4个师团建制。横山勇以绝对优势兵力,部署对衡阳的第三次攻击。

8月3日,日11军在衡阳以北4公里处开设作战指挥所。同一天,横山勇亲自组织了4个师团的参谋长进行了一整天兵棋推演,周密安排了各部队和各兵种的作战协同。8月3日晚上,横山勇来到133联队,向官兵们宣布,大本营鉴于133联队在前两次作战中的英勇表现,晋升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为陆军少将。因暂时没有旅团长缺职和即将展开的作战的需要,黑濑仍作为联队长率部作战。

4日6时,横山勇带领各师团高级军官遥拜东方本土。仪式毕,他抽出战刀,向衡阳城猛地一挥。

第五章 逆水大江 7、死守:倾尽最后的热血

出于熟悉攻击路线和守军战术的考虑,横山勇以68和116师团的3个主力联队为第三次攻势的先头部队。

日军黑濑133联队、儿玉120联队与针谷逸郎218联队,兵力仅剩下原编制数的1\/4,而他们面前的对手也在40余天坚守中伤亡殆尽。从第三次攻势一开始,相互拼杀的双方就同时可以使用“垂死挣扎”这个词来形容了。

4日、5日两天激战,黑濑联队3名刚刚代理大队长的军官全部阵亡。

联队攻击的大西门阵地第3师守军仿佛打不死、死不完似的。5日傍晚,黑濑将刚穿了两天的少将军服脱下来,亲手叠得整整齐齐,打在行军背囊中。他集合起联队全体残兵200余人,自己举着联队军旗,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冲锋。

士兵们从联队长的表情中感觉出这次冲锋的含义,纷纷互相托付后事。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齐声大喊故乡的一个村庄或一座山的名字,然后回到队伍之中。

黑濑平一少将亲率的队伍刚要出发时,师团司令部的一名参谋赶来了解情况,见此情景后立即打电话报告师团长岩永旺。岩永旺考虑这次攻击行动除了表示帝国军人的忠诚和勇气,对摧毁守军阵地并无多大意义。他指示黑濑,于6日清晨在航空兵配合下发起进攻,取消了这次黑濑在事后称之为“悲壮的决一死战”的进攻行动。

儿玉忠雄大佐的120联队在4、5两日进攻预10师防守的天马山与西禅寺阵地。中国官兵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频频以手榴弹大量杀伤敌人,而守军的工事则在日军直瞄火炮的轰击中一处处被摧毁。5日下午,日军涌上西禅寺阵地,两国士兵混战成一团,一时间血肉横飞,天地变色。儿玉向岩永旺报告战况时说:“西禅寺作战中出现了现代昼间作战中很少的悲惨壮烈的场面。”

儿玉忠雄大佐入伍前是文科大学的高材生,是侵略战争将这个具有诗人气质的青年变成一名铁血军人。在回忆起这场作战时他说:“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这本来是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为此,我方的死亡也必不可免。但是,当战争之轮飞快旋转起来,死亡便成为目的,仿佛一切都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死去。当战争终于显露出它的冷酷本性时,政治家和军事家对它无能为力。”

8月6日凌晨3时,刚刚投入衡阳作战的58师团突破了城区西北的守军第3师小西门阵地,并紧接着向周围扩展。5时,邻近小西门的体育场阵地守军全部阵亡,日军由这里突入城内。守军在早已构筑好的屋顶、路口工事中进行抵抗。一支支枪口从黑暗中伸出,一颗颗手榴弹从想不到的地方飞出来爆炸。日军不得已停在原地,待天亮后再行进展。

上午10时,横山勇接到报告,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阵亡。

志摩源吉旅团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多次重要战役,在中日两军中都颇有名气。8时20分,志摩源吉亲往第一线督战,他看到部下在守军手榴弹攻击中伤亡惨重,指示士兵们要勇敢地扑到守军投来的手榴弹旁,在爆炸前将手榴弹拾起扔回去。志摩源吉在攻击分队士兵中亲自示范,连续扔回四颗将爆的手榴弹,士兵们激动地高声欢呼起来。

就在志摩源吉起身离开时,守军的机枪扫射过来,两颗子弹击中面部,这位战功卓着的年轻将领当即气绝。

几天后,黑濑平一填补了这个空缺。

8月7日,坚守衡阳的最后一天。

将一群群日军射倒在地的,已是最后的士兵们射出的最后的子弹,而掀起一阵阵春雷般手榴弹爆炸的,则多是浑身无力的士兵们流血的身躯和伤残的肢体最后的一搏。

凌晨3时,190师568团2营演武坪阵地被日军突破。5连连长罗夫及全连所剩20余人全部牺牲。

1小时后,该团3营阵地被攻破,率团作战的副团长李适及阵地上30余人全部牺牲。

拂晓,青山街3师阵地,7团团长鞠震环、3营营长王金鼎及所率官兵全部牺牲。

上午9时,日军从城北、城西冲进城里。战区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已经不用望远镜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端着机枪和步枪的日军士兵了。他知道大势已去,下令各炮连将各种火炮全部炸毁。

这一天,预10师29团连长符气东第二次受伤。日军远程炮弹片打在他头部太阳穴处,鲜血涌流,他被士兵们抬下阵地急救。苦战至伤,他的连队伤亡大半,几天之前他即被日军掷弹筒弹片打伤臂部,他坚持带伤指挥,直到这时。

听说日军从北门入城,全城5个医院和医疗急救所中数千名重伤员悲愤欲绝。在整个抗战期间,因为救治条件差,抚恤善后没有保障,士兵们都有不怕死而怕伤残的心理,守城47天,城中药品早尽,伤员们一批批死去,坚持活下来的人千难万难苦盼援军入城解救。他们心中清楚,一旦城破,守军幸存者被日军俘虏,那些身强力壮的人一般被强迫去当苦力,或许尚有一丝生机,而伤员们则断无活路。自7日下午,聚集在各处的伤员们不再忍痛不叫一声苦,低沉的呻吟和哭泣传出很远,如湘江潜流,凄惨至极!

中午,方先觉在中央银行地下室军指挥部召集各师长开会。

3师师长周庆祥、190师师长容有略、预10师师长葛先才、暂54师师长饶少伟、战区督战官蔡汝霖等人各抒己见,但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突围?城中数千伤员,城外四面日军,如何走得脱?

再战?弹已尽,人将绝。剩下的士兵有气无力,就是拼刺刀也只有挨刺的份了。

军长方先觉,这位人高马大的汉子,身经百战的将军,此时伏在桌上哭泣起来。众将领黯然无语。

炮弹的落点朝军指挥部逐渐推近。方先觉镇静下来,擦去眼泪,对众位将军说:“第10军血也流了,苦也吃了,如今大势已去,但我们做人做事还是要讲个有始有终。”

由他口授,参谋长孙鸣玉记录,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

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效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电报署上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和孙鸣玉的名字。各位将领传看一遍后,由参谋处长饶亚伯亲自送往隔壁电台室,目睹机要员译为密码、发报员拍发出去。

电报发出后,方先觉指示:销毁密码本,炸毁电台。

当那部昼夜不停地工作了47天的电台在一颗炸药炸毁的巨响中化为碎片的同时,两名发报员之一、20岁的常州青年柳凤来昏倒在地,一口鲜血从他口中流淌出来。饶亚伯踢了他两脚,不见醒来,对孙鸣玉说:“这是累的。”

而由柳凤来拍发的那份电报,却已飞越千山万水,飞向历史深处。

蒋介石在1944年8月7日即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

8月10日,蒋介石发布近千字通电,命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时各在驻地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3分钟。电文中说:

……览电(即“最后一电”——笔者注)肃然,至深悲痛,其慷慨就义,视死如归,可谓壮烈极矣!现方军长本人虽生死未卜,而其生平不屈之志,实为全国同胞所深信。我第10军全体官兵对于此役,不仅发挥我革命军人以一当十、以百当千的精神,亦且实践作战至最后一兵、最后一弹之训条,洵无愧于为我总理之三民主义之信徒,与革命军人以身殉国之楷模,足重我民族存仁取义,千秋万世之光辉。……我全国官兵应以第10军此次在衡阳壮烈牺牲为模范,共誓必死之决心,益励奋斗之精神,同仇敌忾,为已死同胞复仇,为国家民族雪耻,有我无敌,前仆后继,以达成神圣之天职,而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

衡阳守城,兵败城破,但它对全国人民心中掀起的波澜并不亚于一次胜利。舆论再次掀起“衡阳热”、“第10军热”、“方先觉热”,全国军队普遍开展了以第10军为楷模、誓死杀敌的活动。一种悲愤之情在中国大地弥漫。

如果历史的脚步戛然停止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

但是,没有。

第五章 逆水大江 8、失守:光荣之战的灰色句号

在离休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姜亚勋的记忆中,衡阳守城作战的每一天都十分清晰。身为当时的第3师参谋主任,对那场作战结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这段一个城市和一支部队的历史中,也有他个人历史中最难忘却的一笔:

“守城作战中,我们师司令部住在铁炉门附近的红莲社。第3师打过多少仗,这次伤亡最大。我处里两个参谋下去当营长,一死一伤,司令部安排第9团团副苏逐到下面当营长,当天就牺牲了,四五千人的一个师,城破前只剩千把人,其中多数是伤员。

“8月6日那天晚上,190师副师长潘质给我打电话,说青山街、易赖街基本是空的,只是敌人不知道,敌人随时可以走大路进来。我说,这个时候了,还没有考虑过突围吗?潘说:‘要突10公里才能突得出,那么多伤员,怎么可能呢?’

“7日早晨,周庆祥叫我到指挥所去,他指着十几部电话对我说:‘你守住了这些电话,有事情打电话到军部联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离开。’说完,就带着参谋长张定国走了。

“上午,情报人员报告,黄土岭没有人了,打光了。我打电话到军部报告师长,参谋长张定国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了。’

“下午约4点钟,情报人员报告,发现天马山阵地插了一面白旗。我一愣,那是我师9团的阵地,团长肖贵田,衡山人,原来是师的副参谋长。为什么插白旗?我不了解。

“我把这个情况又打电话报告在军部的师长。还是张定国接的电话,还是那一句:‘我知道了。’我想同张定国再说几句,还没开口,张说:‘你不要随便讲话。’我不明白这时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晚上,我得知方先觉派能讲日语的军副官处长张广宽同敌人取得了联系,约定由方先觉与日军师团长双方晚饭后在中山堂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但方先觉在那里等到晚上12点日方也没有人来。

“第二天天亮时,我还守在师指挥部,过去曾在司令部当过参谋的营长穆鸿才跑来找我,见面就说:‘怎么还不快走?’我说:我奉师长命令守在这里。

“穆鸿才两步走到桌前,将电话机乱捧乱砸一气,对我吼道:‘守!守!日本人进城了你晓得吗?你是想让人家一刀砍死你!’

“说着,他拖着我就往外走。我身上还有一只快慢机手枪。他见到后一把抢过去扔在一边。

“路上,枪一堆一堆的。日本兵持枪列队站在各个路口,中国兵从各个阵地走出来。日本兵划了一条路,一律到山上名叫西禅寺的庙里集中。

“那里变成了一座集中营。

“西禅寺是一处制高点,守城战斗在这里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一路上踩着、迈着地上的一具具尸体——那都是我们自己士兵的。建制乱了,谁也找不到谁了,不像是军队,像一群被人驱赶的羊,乱糟糟地走。

“在快到西禅寺的路口,我看见了师长周庆祥,他正和军参谋长孙鸣玉在一起站着。师参谋主任和军参谋长打交道多,我和孙很熟悉。

“我走到他们身边时,抬头望一望这两位长官,相对无言。

“这时候美国飞机飞来了,在衡阳城中到处扔炸弹。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统统炸。我心里很悲伤:投降了,不是盟军了。

“关在西禅寺中,四周都是日本人的机关枪对着。我还是前一天早上吃的饭,饿极了,就扯野草往肚子里填,人一饿,虚汗就一个劲地冒,浑身发软。渴极了的时候,我们脏水、粪水也喝了,泡尸的水也喝了。到处是苍蝇、蚊子、老鼠。

“在西禅寺关了整整两天。日本人在城里搜索完了,又赶我们回到城中铁炉门一带。路上,实在饿不过了,一生一世都会记得,跑到路边一个老百姓家(老百姓早就跑光了),翻出一块毛芋,正要吃。一个日本人看见追上来,扇一耳光,把我打倒在地。

“在铁炉门关押处,日本人不给一粒粮食,美国飞机又飞来炸,让这两群外国人给整惨了。一次飞机来轰炸,我刚扑进一个防空洞,一颗炸弹就爆炸了。

“又过了两天,日本人给一人一天二两糙米,怎么够吃?我们在准许活动的范围之内到处找老百姓藏的粮食,有人找到了一点,就烧点粥大家喝几口。后来,死马肉也吃了,皮带、皮箱、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那些在打仗中受了伤的人,连病带饿,一个一个地都死了……”

震惊全国、影响波及海外、极其悲壮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自6月23日至8月8日,历时47天,成为抗日战争历史上耀眼的一笔。如果将这一战的句号画在方先觉率诸将领向蒋介石发出的“最后一电”,那么历史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史诗和颂歌。但令人痛心的是,历史就是历史,它并不承担按照人类简单的审美天性去发展的义务。“最后一电”发出之后不久,衡阳之战由观念上的结束转到现实中的结束的时候,方先觉决定与日军进行“停战谈判”。

对于这样一个突然的转折,尸体已经腐烂的中国官兵们不知道,当时衡阳以外的中国军队、人民、舆论及中国政府、军队统帅部不知道,那些以惊异、同情、欣赏、冷眼旁观等等各色目光看待这场作战的人们的思维也被冷不防甩出轨道。

但是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规律的体现。也许通过它我们可以悟出:

历史是一个比我们的想象更为广阔、也更为沉重的东西。

笔者访问姜亚勋时,曾与老人谈到关于那次作战的许许多多回忆文章、战史资料,其中有一些说法不一、相互矛盾的问题。老人极认真地说:人们站的位置、角度不同,在战场上的经历也不同,看到一些局部,或在当时听到一些误传,就当做亲身经历,一直说了许多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重大的问题上不应有大的出入。

对于方先觉是为何及如何确定投降这一重大问题,从他的战场亲历和对有关将领个人情况与当时战场情况的综合考虑,他认为暂编54师师长饶少伟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较真实可信。

饶少伟是衡阳保卫战“五虎将”之一,解放后留在大陆,曾几次撰文和发表谈话回忆那场刻骨铭心的作战。在他的记忆中,情形是这样的:

“8月7日黄昏,方先觉来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军部来开会。这时,‘最后一电’已经发出,师参谋长赖典职等人猜测方先觉可能要搞集体自杀,劝他不要去。

“饶少伟说:‘仗已经打到这一步了,要死就死,还是去军部,看他们怎么办吧。’

“他走到设在中山南路中央银行内的军部时,军参谋长孙鸣玉及师部处长以上的军官和周庆祥、葛先才两位师长已经等在那里。饶少伟就见方先觉六神无主、泪流满面,正翻着几只抽屉,一面喝问卫兵和副官:手枪藏到哪里了,快把枪给我!看样子像是要自杀。孙鸣玉、葛先才等人在一旁哀哀苦劝,请军长不要扔下弟兄们自己先走。在这种情景中,屋里许多人也哭泣起来。

“唯独周庆祥毫无悲戚之色。他问饶少伟:‘情况如此严重,你认为我们应当怎么办?’

“饶少伟说:‘我看目前只能放弃城北,固守城南。根据情报,由湘桂路上赶来的援军离城只有20余华里,远程炮已经能打到城边了,只要固守一夜,明天早晨援军就可能打进来,因此固守待援不能说是没有希望。’

“周庆祥打断他的话说:‘现在阵地犹如一张薄纸,敌人到处可以突进来,何况伤亡这么重,军心也涣散了。’

“饶少伟说:‘固守不能,那么就只好考虑突围,向援军来的方向分路突围。’

“周庆祥又急火火地截断他的话头说:‘突围,突围,哪个走在前面?再说这么多的负伤官兵,难道就丢下他们不管吗?如果真的这样,那将来谁还肯与我们共患难!’

“两人正说着,190师师长容有略赶来了。敌人是首先从190师阵地突入城区的,容有略师伤亡最大,这时的处境也最危险。他进屋后只是流泪,不说话。见他这样子,也就没有人再征询他的意见。

“真是到了最后关头,屋子里哭声一片。

“方先觉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好,就这样干吧!’

“饶少伟一惊,听方先觉继续说道:‘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他指着孙鸣玉说:‘你们赶快提条件,越快越好,如果天亮前接不上头,敌人进城来就会大肆屠杀!’

“饶少伟大惊:‘这不是要向敌人投降吗?!’事后他听说,周庆祥3师的一个团那天下午就已经在天马山阵地上插出白旗。

“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等人你一条我一句地,提出七个停战条件。大意是:要求日军立即停火;要求日军进城后不杀害俘虏;给受伤官兵以人道待遇;允许按中国传统礼仪安葬阵亡中国官兵;保留第10军建制,派飞机送方先觉去南京见汪精卫。最后一条是,第10军此举表示参加南京汪政府,不能作为投降来宣传。

“拟好草稿交方先觉看时,周庆祥说:‘咱们这么多的条件,还不知敌人答应不答应。’

“葛先才拍案道:‘不答应就拼他个鱼死网破,难道谁还怕死不成?!’

“晚上10点左右,方先觉在停战谈判条件上签字盖章。他派遣周庆祥、军部副官处长张广宽及日文翻译梁某等人,拿着谈判文件到五桂岭前沿,用喊话的方式同日军指挥所联络。

“一小时后,几个人急匆匆回到军部,报告说没有联系上。方先觉着急起来。日军一般在清晨发起攻击,情报人员已侦知日军已准备好对城内守军发起一次强大攻势。而这时的衡阳守军已不堪这一击了。

“方先觉让这几人马上再到与日军相距较近的190师阵地联络,因怕190师官兵‘误会’,方让190师师长容有略也去。又过了好一阵,电话打过来说,已和日军116师团前线指挥所取得了联络。又过了一会,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的消息是,日军指挥官对第10军残部投降表示欢迎,对所提出的要求表示接受,并已通知前线部队停火,同时,约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

“方先觉接到这个电话后,紧张的心情稍微安定了一些,他吩咐指挥部的人员各自回去安排善后。饶少伟也要回自己师部去,被方叫住,陪他一起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饶少伟目睹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犹如万箭穿心。47天衡阳保卫战,那么多官兵的热血流尽,如今竟这样不明不白地、或者说是极其耻辱地结束了,怎能不令人心痛!

“饶少伟想到自己的今后,更是心乱如麻。他既不心甘情愿地叛国投敌,又缺乏以死殉国的勇气,考虑再三,决定还是设法逃走。

“夜深人静,饶少伟向方先觉提出要回师部安排一下,说了几次,方才应允,再三叮嘱要他快去快回。

“回到师部,见参谋长等人正在一个防空洞内焦急地等他。饶少伟将军部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之后,提出东渡湘江突围出去,他问这些军官哪些会游泳。

“军官们都垂着头默不作声,看来会游泳的人和敢于冒险突破日军沿江封锁线的人不多。饶步伟见此情景也泄了气。在方先觉的电话催促下,他又回到军部。这时接洽与日军谈判的人也回来了,大家心情沉重,各想心事,一直坐到天亮。

“8月8日拂晓,方先觉率领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孙鸣玉及高级参谋人员共20余人,沿着中山南路向五桂岭走去。人们沉默不语地走着。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程呵!

“在约定的中山堂,日军已有人等待,引导着一行人来到设于城郊欧家町天主教堂的日军68师团司令部。在一个防空洞内,血战47天的两军指挥官们真切地见到了彼此的面孔。

“双方相对坐定,谈判于上午10时开始。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首先发言说:‘本人以日军最高指挥官资格,向贵军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七项条件被否定得一条不剩,只因为第10军战败。也许战败者本来就无权提出停战——除非是无条件投降。

“在森严的警卫中,中国将领们失去往日虎威,无言以对。方先觉在日军翻译将话说完时,面部颤抖。良久,低声道:‘服从这个要求。’

“谈判(如果说这也可以称为‘谈判’的话)结束后,方先觉一行人被关进天主教堂院内的一间屋子里。中午12点,大批中美空军的飞机轮番轰炸衡阳城区。在第一个波次中,设于城内大西门银行公会的救护所落入几颗炸弹,一千多名伤员全部遇难。被日军集中在汽车西站的千余名被俘官兵十分密集的人群中落入两颗炸弹,当即死亡200余人。”

饶少伟说:“在决定‘停战’即投降时,唯一支撑着人们心理,使之能做出如此违心选择的,就是让剩余的官兵、特别是已经饱受伤痛之苦的伤员们活下来,但投降不到两小时,大批没有死在战场的官兵们死在了自己方的轰炸之中。而且从那天开始,一批又一批官兵陆续死于饥饿、疾病、伤口恶化和日军对战俘的疯狂虐待。”

国民革命军第10军3师8团2营4连1排全排唯一没有死于战场的3班下士吴久煌,在被俘的第三天被派去打水。他在日军的看押之下,用一根降落伞绳子拴在一只水桶上,提着水桶走向城郊农田旁的一口水井。日军不愿喝浮尸横漂的湖水和河水,甚至嫌城中的井水也有血腥味道,这个原因使他有机会在40多天后第一次走出自己和战友们曾经浴血坚守的防御圈。

他记得守城作战第一次打响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端午。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热闹的日子。那天,连长让他们班去城郊接应从本连前沿阵地撤下来的两个班。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城郊的田野中一片青青禾苗。而在腥风血雨之中,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一个半月之后,田野中的嫩绿已变得一片金黄。

吴久煌世代务农,他是26岁时丢下锄杆子来参军的。作为农民,此时他欣喜地看到,这一季稻谷竟长得好极了。

吴久煌揪下几根稻穗,痴痴地闻着、看着,心中莫名的情感终于冲决堤坝,他瘫坐在井边,朝着田野,放声大哭。

第五章 逆水大江 9、逃亡:向着重庆

8月7日傍晚,190师570团机枪3连连长符能将全连尚存人员召集在一起。一百多人的连队只剩下28人,27张疲惫不堪的面孔望着这位在这次战斗中临危受命的连长。

符能说:“营部、团部、其他营,都联系不上了。敌人已经攻破了城防阵地,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决定,率领大家突围。”

28人分为两队,符能和蔡特务长各带一队。

步枪早已没有子弹,符能命令上紧刺刀。大家分头在烈士身上找,找到8颗手榴弹,每队4颗。

符能对蔡特务长说:“我今年25岁,尚未结婚。我父母远在海南岛,敌人把我的家乡占领了,还不知他们死活。我如果牺牲了,没有人挂念。”这番话,使符能在与蔡特务长关于哪队走在前边的争执中说服了对方,走在了危险性更大些的前队。

半夜,两支队伍一前一后,沿着稻田、水塘悄悄摸出北门。很幸运没有遇见敌人,队伍在黑夜中疾行起来。不知走了多久,直至迷失了方向,才在一个小村庄边停下来。

尖兵吴班长报告,听见一间茅草屋中有一位老人的咳嗽声。符能轻轻敲敲门,一位老人走出来。符能说:“老乡,我是守衡阳第10军的人,刚刚突围出来,请老乡指一条路。”

老人见是第10军的人,十分热情。他听说洪桥一带有中国军队,指引符能向西走。一行人不敢迟疑,谢过老人后向西一直走到天亮。

在一片山地中,正要休息一会,忽听见附近山上枪声大作。符能判断是援军与日军交火。援军近在咫尺,大家十分高兴,但由于他们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不能循着枪声去找,只好躲入树林。蔡特务长拿出仅有的一点干粮——一包前几天空投下来的饼干,每人分到两块饼干。又困又饿中。

这就很不错了。

枪声停下来,众人踏上山林间的小路继续向西。不知什么时候,几个携儿带女的逃难老乡也跟在了这支队伍后面。战争中,军人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感——哪怕是失败的军人。

走到下午,终于到达洪桥。事后想,那个体力,竟也能不歇气地走出100多里。

李玉堂兵团司令部正在洪桥。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听说有人从衡阳突围,立即召见。

符能先给李玉堂敬礼,再给他身边的美军少将顾问敬礼。他报告说:

“小职是第10军190师570团机枪第3连连长符能,昨天夜间从衡阳城内突围出来。”

“好。方军长、容师长是否突围出来了?”李玉堂问。

“敌人已冲入衡阳城中,我连与上级联络中断,情况不明。”符能具实禀告。

190师569团2营迫击炮独立排在衡阳作战开始不久调入预10师29团。

排长符气东率领全排紧密配合步兵打退日军一次次冲锋,直到所有的“八二迫”炮弹打光。

炮弹打光,炮兵变步兵。符气东毫不含糊,奋勇作战。固守虎形山,大智大勇,升任步兵连长,战斗中两次负伤,第二次伤重,住进了医院。

他谈道:

“8月7日凌晨,我带伤从医院摸出来,由西门悄悄出城,向洪桥方向走。

“因距敌人太近,白天只能躲进山间隐蔽,直到夜幕降临,再寻路前行,这样走了两天。第三天白天,我走到离洪桥15华里的一个山峪,遇见一群老百姓,正扶老携幼地向山区逃难。他们见到我,热情地与我交谈。

“我说:‘我在第10军当连长,在衡阳和日本鬼子打仗,负了伤。衡阳沦陷了,我从医院逃到这里,准备归队,请你们指点。’

“老百姓们很同情我,带我到一个村庄,将我介绍给庄中一位有名望的中年人。这人名叫刘琼,他留我暂住他家,并找草药为我敷伤口。住了三天,他引导我向祁阳地界关帝庙方向走。

“别时再三向刘琼致谢,他对抗日军人的热情,至今思之,仍很敬佩与感激,可惜无法保持联系。

“我又风餐露宿地走了两天,终于在邵阳与祁阳交界处遇到74军的前沿突击支队。支队长将我报告的衡阳敌情电报军部。我因为终于找到队伍而欣喜万分。”

预10师情报参谋毛啸风被俘后逃跑了三次。他说:

“8月9日上午10时左右,4架美军飞机飞临衡阳上空。我趁敌看守龟缩之机,迅速潜至江边躲藏起来。我找到两截巷战时使用的路障木,用铁丝紧扎两端,成a字,躲到半夜,我将木架放入江中后,下到水里。

“下水不久,只见对岸有大队日军,举着火把,还不时向江心胡乱射击,我不知自己是否已被发现,十分惊恐。更糟的是,盛夏夜晚的江水,竟冰凉刺骨。不一会,我就全身颤抖,体力不支,只好泅回原地‘归队’,第一次逃跑行动失败了。

“几天后,日军从俘虏中挑出30名较为健壮的,去参加修复衡阳北郊蒸水上的草桥。我混入修桥的队伍。一天夜半,趁敌困乏之机潜伏到稻田中,随后以逐次跃进的方式,向西北方向疾走。一夜跋涉,回头已不见衡阳的影子。

“脱离了危险,顿觉又饿又困。我找到了一个农舍,主人不知去向何处,只见屋内一片被洗劫的惨景。我在菜园里寻到一些豆类、瓜类,狼吞虎咽后,取下门板,和衣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急忙上路,因做情报工作,了解李玉堂将军指挥62军和100军抵进洪桥至樟木镇一线,心想向西再走15公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甩开大步一路急行,在一座小山拐弯处,不意与三个日本兵碰个迎面。

“三个日本兵中两个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战刀,戴高度近视眼镜,大概是个军曹,我心中叫苦。狭路相逢,已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企图侥幸闯过,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日本兵二话不说,让我向后转,将担子压在我肩上。我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咿哩哇啦说着日本话,不时发出阵阵狂笑。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分别不久的衡阳城。我的第二次逃跑又告失败。

“我被送回俘虏营不久后,又遇到出劳工的机会。在路过一个集镇时,我又一次果断行动,混入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乡亲指路,我几乎是一路跑步,经泉溪市奔向衡山与攸县交界的铁丝塘。

“在铁丝塘,我找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名姓陈的领导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永兴至郴州的路上时,已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了(10月2日——笔者注)。

“当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在郴州,我在这里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几天后,我登上郴州开往广东埤石的列车,取道连县,过广西贺县、荔浦,徒步跋涉,跨过柳江,直奔宜山,向李玉堂将军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当我终于见到第10军大门的哨兵时,不禁热泪涌流。我以必死而未死之躯,在47天惊天动地的衡阳保卫战之后,冒千难、历万险,三次逃离虎口,穿越湘粤桂三省,终于又回到了抗日的队伍。”

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失败时,城中的中国官兵约有3千余人,这其中有千余人因伤病和日军迫害先后死去,如以上所述的城破时突围和被俘后逃走的人毕竟不多。随着时间的延续,方先觉等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被全国民众、军队和最高军政当局关注。那么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

史料记载,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押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导演下,上演了一幕将第10军改编为伪和平军的丑剧。日伪取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将新编的部队命名为“先和军”。以方先觉为军长、孙鸣玉为参谋长,下设4个师,师长分别为原第10军在衡阳守城的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日伪向几位将军各授“任命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并将驻地的内层岗哨撤掉,只留下几个名为“联络员”、实为监视他们行动的汉奸。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周庆祥和孙鸣玉越窗而逃。日军没有追捕到他们,又恢复了军部的内层岗哨。

11月21日夜10时,被软禁在东洲小岛的饶少伟烧掉“先和军第4师师长”的任命状,将那把崭新的日式军刀扔在床下,与原暂54师司令部的甘印霖一起,冒着蒙蒙细雨,驾着一只破烂的木船驶向对岸。

这是饶少伟与副官林权经过多日谋划和准备而进行的一次逃亡。船靠岸时,两位农民接应他们,几个人又悄悄渡过耒河,在泉溪市一位农民家中,与99军谍报队取得了联系。在谍报队员的护送下,到达郴州九战区长官部。

方先觉逃离衡阳的记载散见于海峡两岸和日本的一些史料。其中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所记较完整:

防守衡阳之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戴先生(戴笠,字雨农)即令(军统局湖南站站长)金远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探明实情,了解天主堂的四周环境,拟妥周密行动计划,乘(农历)9月5日风雨交加之夜,敌军疏于防范,亲自潜入天主堂,救方出险,完成艰巨任务。

后来,葛先才与容有略也逃离了衡阳。

成立“先和军”后,军长与各师长被分开,史载,逃跑行动也是各行其道,分别进行的,但是,逃出衡阳的将军们,不谋而合地一致返回重庆。他们想过没有,是什么在重庆等待他们?

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说:

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经投降之各高级官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抵抗,投降,逃亡。

一个巨大的弯曲形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一个问号。

作为回顾这段历史的本书笔者,我被这个结实地挂在我心脏主动脉血管的问号坠得胸闷气短、冷汗淋漓。

第五章 逆水大江 10、千秋功过千秋评说

有时,人们会感到历史是由一团团迷雾组成的。也许你猜出的并不是真正的谜底。谜总被人们一遍遍猜出新的谜底。有时你甚至觉得,也许历史之谜原本并没有谜底。

蒋介石怎样看待浴血苦战、几近覆没、最后竖白旗投降敌寇的第10军,怎样看待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又辗转返回重庆复命的方先觉及属下的诸位将领?

史载,1944年12月14日,蒋在重庆黄山别墅接见并设宴招待了方先觉。

饶少伟也曾谈到,回重庆后蒋在曾家岩接见了他。

蒋介石授意,以全国慰劳总会名义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上,方先觉和他的“五虎将”各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和慰劳金一百万元。全国各大报再次掀起宣传巨浪。

《欢迎衡阳守将归来》、《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斯大林格勒·衡阳》、《方军长不愧张睢阳》(唐代睢阳太守张巡以数千之兵抗安禄山叛军百万,苦战半年,城破身死,是以成名)等等。只看这些标题,便可想见其内容如何热得发烫了。

经短期休养,方先觉被任命为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十万青年十万兵”青年学生大参军热潮中组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军内皆知,青年军一个师相当于一个军建制,由于一色美式装备,在国人眼中另具嫡系中之嫡系的地位,故方先觉的这一任用,普遍认为是给予实权的重用。

第3师师长周庆祥升任第10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决无不被信任的明升暗降之嫌。孙鸣玉被任命为新36师师长,也站在带兵掌权的位置上。饶少伟被蒋介石点名安排去了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葛先才和容有略留任军委会少将高参。

还是要问,蒋介石在心里是如何摆平第10军哪怕是暂时的、假冒的投敌这件事呢?

在接见饶少伟时蒋介石说:“衡阳失守,责任不在你们,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照衡阳保卫战全程和各路援军的表现,这该是蒋介石的心里话,也是公道话。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次会间休息,代表们三三两两散步漫议。一位颇有名望的国民党元老对众人高谈阔论起衡阳之战。他说:“衡阳一战,方先觉军长究竟是功是过?如投敌属实,那就过大于功了。赏功罚过,理所当然,然而如果功过不分,将何以取信于国人?”

谁知,蒋介石当时恰在邻近的休息室内,不知这番无遮无拦的议论触及到蒋的哪根神经,他当即怒气冲冲走出休息室,大声喝道:“刚才这番话是谁说的?衡阳的事你知道多少?这与奸匪的造谣中伤有何区别?简直是不识大体,可恶之至!”

一顿雷霆芒刺劈头盖脸,那位党国元老面红耳赤,尴尬万分,那张嘴巴除了吃饭之外直至大会结束再没有张开一次。

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在沈阳“剿总”大楼四层主持军事会议。他在苦口婆心地劝导面前这群在辽沈战场节节失利的将军时,提到了衡阳之战和方先觉。这个细节令人想到,那场轰轰烈烈地打了40余天的衡阳保卫战和方先觉这个人,在蒋介石内心深处留下了些什么。

蒋介石说:“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你们不听我的话哟。(民国——笔者注)三十三年衡阳孤城至危时,方军长先觉发电报给我说:‘此恐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抗战之中,‘来生再见’的话说得还少吗?如果此战失败,则我与各位怕亦要来生再见矣!……”

前面说过,蒋介石曾在收到衡阳“最后一电”当天日记中写下“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这样的话。也许,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痛切真情。

在蒋介石心中,方先觉已经英勇悲壮地死去了。既然有缘能够“再见”,也恍如隔世“来生”。与生死相比,还有什么更大的事情不能解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原谅呢?毕竟,他们九死一生地逃回来了——没有留下当伪军,也没有隐匿异地。

何况,蒋介石对衡阳兵败的真正原因,从自身在湘北开战之初并没有判明日军意图、做出正确的全局调度,长沙失守后没有及时转移作战重心,到各路援军迟迟疑疑形不成合力奋进解围,他心中是有数的。说衡阳失守责任不在第10军,但没有说责任究竟在谁,一团扯不清的麻,一个没有底的谜。

方先觉自己对于投降一事则一直予以坚决否认。

从衡阳回到重庆报告战况,关于失败之后情况,他说先是被俘,后是逃回,至于日方种种宣传,均系造谣惑众。

舆论当然更加看重他回到重庆的事实,所以投降之事便被搁置起来。

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内幕逐渐传出,仍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做便不合适了。事隔30多年之久的1976年,方先觉在台湾会见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在叙述当年时他说:

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11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历史的存在是依赖它们本身还是赖以表达它的那些文字?后人只能从文字中了解那段历史。如果对同一段历史的记述出现了不同的文字呢?

长(沙)衡(阳)会战自1944年5月27日开始,到同年8月8日以衡阳陷落结束,日军逆着滚滚湘江,从湖南北端推到南端,时间长达70余天。

中方参战部队为16个军约40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兵力达20余万。中国军方统计,此役毙敌19751人,伤敌47158人,中方将士则亡49370人,伤41207人。

长衡会战中最为惨烈的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第10军守城官兵17600余人中,伤亡达15000人,伤重致死和被日军俘虏后虐待残杀者不算,直接阵亡便达7600人。日军伤亡亦十分惨重,仅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共伤亡19380人;其中,将领和军官阵亡390人,负伤520人。

抗战胜利不久的1946年2月,蒋介石召见军令部少将高参葛先才,面授搜寻衡阳阵亡将士遗骸、建立阵亡将士公墓任务。

葛先才在当地民众协助下,广泛寻找分散于各处草草掩埋的烈士尸骨。作战时间仅过去一年半,尸骨却大都腐烂。人们用箩筐将所能找到的较为完整的骨架集中在一地,挑出头骨整齐排列,数之已达万具以上。

整齐排列的一万多具骷髅白骨。

那是一副副大睁着永远不会闭合的眼睛的面孔,那是一支永远威武雄壮的大军!

1983年3月3日,一位79岁的老人病逝。家人按他生前遗愿,将他葬于台北五指山脉“国民革命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旁,墓前石碑所铭文字为:

国民革命军陆军前第10军战士方先觉之墓碑上无生卒年月、职衔、功勋。墓前无祭品。

后记 1、最后一战

1945年4月15日清晨,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在设于邵阳的军指挥部向所辖各部下达攻占芷江机场的作战命令。

命令下达完毕,坂西一良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面前一幅巨大的着色湘西地图,久久沉默不语。

中午,一名参谋低声问司令官想不想吃点什么。坂西一良自语般地对他说:“你不觉得在中国南部有这样一座大山是多么奇特吗?”

“望着它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你怎能不想起本土的富士山呢?”

司令官梦呓般地又说。

在名为雪峰山的广大山地,中国将领王耀武指挥第四方面军苦战一个半月,毙伤日军2万余,取得了粉碎日军摧毁中国芷江机场企图的重大胜利。

这次史称湘西会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抗日战争国民党战场的最后一战。

自然,它也是抗日战争湖南战场的最后一战。至此,潇潇湘水终于流到了这段历史的尽头。

雪峰山的枪炮声停息两个多月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告诉他的臣民:战争结束了。

9月2日上午9时,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日本人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内阁和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后,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他告诉世界:战争结束了。

9月的一天。平素不饮酒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一同举起美酒,两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干杯!”

抗日战争结束了。

抗日战争结束了吗?

后记 2、寻觅老兵

我把采访机和笔记本装进部队发的军绿色小挎包挎在肩头,不离手的湖南省旅游图、长沙、常德、衡阳市区游览图揉烂又换新。我走在半个世纪前的一条条道路上,寻找镌刻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

第4军102师305团2营机枪连少尉排长张灼文,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亦称长衡会战)中守长沙战败被俘,做劳工受虐待,三个多月后的农历八月十五夜晚逃出虎口。抗战胜利后退伍经商。解放后先后在湖南省纺织品公司、省化工局工作,1980年退休。在我找到他之前不久因病逝世。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在师长方先觉率领下参加守城作战的第10军预10师28团上尉连长吴中玉于1990年3月患肺心病逝世。

黄昏。长沙市南区热闹的黄兴南路。地址上的门牌号是一个经营土产杂品的铺面。

言锷,又名言海祥,曾在覃异之任师长的52军195师565旅1129团3营9连任上尉连长,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土产店老板言国良是言锷的侄子。

“四叔(指言锷)那人命太苦。”侄子说。

“1986年春节,不是初二就是初四,下半夜3点半,敲门。‘文革’时定了历史问题,在外面劳动(劳改),那天回来了。

“后半夜,冷。我生上炭盆烤火。20年没见,都不认识了。他说,初次见侄媳妇,两手空空,真惭愧。我说一家人,莫讲客气。

“说是一家人,其实他还有个亲女儿,我堂妹。我婶去世以后,堂妹不认父亲,他只好来找我。

“在我这里住了半年,在我小妹家住了两年,经过亲戚们调解,回我堂妹家住。四叔肺病严重,痰中带血,堂妹怕传染孩子,让他自己在一间小屋,每天送饭过去。有天去看他,他躺在床上,我见床头有只碗,细一看,说:‘怎么就吃这?’叔说:‘还不如喂猪。’

“最后一个春节,我和小妹去堂妹家,他已经不能动了,想说话,但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什么也说不出,直直看着你,光流泪。在堂妹家住了一年,死了。”

“你知道他这一辈子有过风光的时候吗?”我问。

“有有。他最大当到营长(黄埔同学会提供的资料为曾任63师187团1营中校营长)。”

“他没说过打鬼子的事吗?”我又问。

“没说多么详细,只是说,小日本的兵也很厉害,他的命多少次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

离开言国良的土产杂货铺时,长沙市区豪华的夜幕刚刚揭开,霓虹炫目,音乐如潮。时下大舞厅刚刚清理“三陪”现象,身材姣好、面容艳丽的妙龄妹子们一群群站在舞厅门口,等待客人选她们共度欢乐时光。先锋厅一带劳动力市场淳厚朴实的农村青年仍未散去。我漫步街头,不知该去哪里。

在原第4军90师排长王以典联系地址,人说他半年前搬到(长沙市)河西,不知具体地址。

唐仁寿,淞沪会战中为第2军18师52旅103团排长。大场失守时,他的师长朱耀华开枪自杀。他后来调第4军59师177团任连长。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时,177团为军总预备队,兵败之日,该团掩护军指挥部撤退,损失惨重。我按地址寻找长沙市青山祠42号。找到青山祠却没人听说有42号,问派出所,说两月前拆迁了,问唐仁寿其人,皆不知,户籍警打开微机,右查左找,也没找到。

黎家锐,二次长沙会战时任第10军朱岳190师570团中尉连指导员,三次长沙会战时任该军方先觉预10师28团上尉连指导员,衡阳守城时又任周庆祥3师8团上尉连长。正准备好好采访一番,按地址来到“书院路41号”。主人说:从来没有这个人,是不是搞错了?

长沙市劳动路石子冲35号,第4军90师少尉排长魏振钊家。在劳动路石子冲一带转了几个小时,硬是没有找到35号。

第四次长沙会战时期第4军炮兵营1连中尉排长黄斌青,家地址为长沙市南区楚湘街273号。寻之,老号新号皆无273。问之,老人们隐约记得“文革”初期街上有过打倒他的大字标语,再无所见所闻。

笔者在长沙期间,值市领导班子新官上任,正在酝酿举行“将长沙建成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研讨会”。这当然是在一个很大的发展基础之上来做的事情。长沙处处新建筑林立,市民们近学广州、远学外国,衣食住行观念远不是你坐在家里凭空想象之中毛主席的故乡人的感觉。但与此同时,另一种东西在突然地或悄然地消失,突然或悄然得让我莫名地伤心。

湖南六次会战,79军野战补充1团迫击炮连排长曾德威参加了两次,都是增援。一次是增援常德74军57师,一次是增援衡阳第10军。解放战争后期,曾德威的部队兵败大陆,开往台湾。他不愿背井离乡,偷跑回老家。文革开始时怎么左也不过分,他父亲是地主,他是国民党小军官,家乡农会的人挖好了坑后去人叫他,他跳窗逃命。躲过最乱的时候,讲政策不活埋人了,但也常揪出来批斗一番。1981年落实政策,按退休返城,每月240元,吃饭够了,他说。

抗日那段历史,过去不敢提,现在政策好了,敢对人说。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了。邓小平好,他说。

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和吴克敌、梁定固夫妻结婚60周年。

抗战爆发,吴克敌将原名改为这个名字,志在抗日御侮、克敌制胜。

他考入黄埔18期湖南武冈分校,两年炮科毕业后投身战场。他是独生子,又是6岁丧母后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说,你去吧,到队伍上要尊重长官。

毕业后到饶少伟暂54师报到,当天接到父亲病危的信,到家第二天父亲瞑目。在军校时父子二人常通信。父亲说:好好学习,杀敌报国。儿子说,你一定要请医生看病。

1944年参加衡阳保卫战,任迫击炮连副连长,全连10门迫击炮。一天敌人进攻,离阵地不远时敌群中有人喊:“不要打,是自己人!”吴克敌听出是湖北口音。见穿伪军军装,大叫:“不是自己人,是湖北人,打呀!”一着急,将伪军说成“湖北人”。47天守城,他左腿和头皮各中一枪,好在不重,没下火线,直到城破被俘,不久逃亡。

内战时,他在154旅,部队人心涣散,他趁让他到海南岛接兵之机,跑回了家。

“文革”中,他与许多老红军、老八路一起被关在牛棚中,心里挺平衡。臂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吴克敌市纺织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制”字样白布袖章在商店卖货。许多买货的人悄声说:“老吴,你要少说话,保重身体”。卖货之余,还要烧开水给斗他的革命群众喝,还要扫街道给大家走。干一行就干好一行,好得革命群众没有了脾气,好得领导透风说:

“快落实政策了,你要坚持住。”果然政策落实,按职工退休。一个女儿早就成家,一个外孙是掌上明珠,操不完的心哟。老两口经常进行关于谁先死的对话,结论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先死。

抗战胜利50周年和结婚60周年,两位老人记得这两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还记得炮兵口令:“左转15度,齐射,放!”78岁的吴克敌喊。

后记 3、槟榔之3约

沿着七折八拐的路来到曾家湾5栋,杨森27集团军军法分监部上尉预备员文际春家。

那是在湖南停留的最后一天,车票已经装在肩头的绿挎包里。

打听楼下那个槟榔店,文际春家在哪一间,无数个槟榔小店是长沙最鲜明的特色。我不了解槟榔,还没有走近过一次。

这家名叫“三毛槟榔店”。主人一愣,追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待我说明来意并出示有关证明,他说他是文际春家老三,名叫文会元。父亲已在九一年阴历七月初六去世,尿毒症,81岁。

“从来没有人为他打过鬼子来找过他,”会元说,“嚼口槟榔再走吧。从来没有吃过?那就更要吃了。”

这才仔细看一看这半个拇指大小、两头尖尖、呈黑褐色的果实。过去我只在一首歌里品过它的味道:“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

会元挑出两只不大不小的槟榔,十分熟练地用砍刀几下切成小瓣,拿起两瓣,滴上几滴什么,又抹上一点什么:“可能吃不惯,慢慢嚼,主要是品味道。”

槟榔?槟榔。槟榔!

与它本身的味道相比,它表面裹的那层糖显得很不真实。从咀嚼第一口起,那强烈的味道便在你口中爆炸开来,四处奔突,迅速扩散。

是苦、是涩、是酸、是甜、是辣、是麻?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

“我父亲最早在中央军校武冈分校,军官班第3期。毕业以后分配到宋希濂的部队,打鬼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至于打了些什么仗,他很少说,我也记不确切。”

“槟榔最好是海南岛的,无所谓熟不熟,只有大小之分,都能吃。把鲜槟榔洗净,煮透,晾干,烟熏,再用酒和糖精泡三天,泡好后再用烧化的白糖裹一下,就是现在盆里的样子了。切开之后,滴上桂子油,抹上红砂糖与石灰掺起来熬的糖汁。

“我陷入迷惑。水煮,日晒,烟熏,酒泡,糖裹……经过这么多程序,只是为了制造出由浓而淡的味觉效果吗?

“解放前夕,我父亲脱离了国民党部队,知道好工作也不好找,就在长沙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东区经理部做回收废品工作。1957年戴上四类分子帽子,1988年落实政策,派出所姓胡的户籍警负责我家的案子。胡同志通知我父亲:你的事和谁的也不一样。去上面查,什么也没查到,连档案也没有,定性名单里根本没有你,当时没人定你是什么,所以现在也就不存在摘帽子的问题,你从来就没有戴过帽子。你的事,就是当时那个街道主任一句话,并不是组织意见……什么苦也没比别人少受,别提有多难了,31年。”

终于走出冰天雪地时,忽然有人对你说:别误会,春天不属于你。

生活不是普希金的诗歌,不是所有的痛苦都可以变成甜蜜的回忆,但人们仍然需要有一种东西来咀嚼、来回味,尽管回味并不总是甜的,甚至从来不是甜的。每个人或每个人群都有自己回味生活的方式,湖南人——嚼槟榔。

会元说,司机开夜车困乏时要嚼槟榔提神,清醒时嚼槟榔会飘然如醉。

天哪,除了调动生命中所包容的全部甘甜与苦涩,还有什么能像槟榔,双向调节自身对客观世界的感觉!

所有参加过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老人们,所有与我们的民族一起历经劫难、饱受折磨的老人们,只有你们,才有资格说出槟榔最后的滋味呀!

椭圆而带尖的槟榔,这个险些失之交臂的机缘,为我画上寻找老兵行程中说不清滋味的句号。

这确是“谁先爬上谁先尝”的果实。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品出上一代人槟榔的味道。但我们也有我们“后爬上树后尝”的槟榔的味道,我们乐于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以生活中所有的味道,来充实这短暂又短暂的人生。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