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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燃中国梦想》 第一篇 世界是阶梯式的 第一章 世界不是平的 第一节 生产力革命创造世界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工作，整日奔波于世界各地，写出了富有语言魅力的全球畅销书，描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世界是扁平的，各地的人们可能利用的全球的机会也越来越一致。而企业与国家也是如此，可以比原来更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体现价值，而不再局限于原来那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格局。”他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形象生动的阶段。 “全球化1.0”阶段主要是国家间的融合，这一阶段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到1800年前后，劳动力是这一阶段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力。在全球化1.0年代，世界从地理上的大尺寸缩到中等尺寸。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由个别国家所带领的，如西班牙去美洲新大陆，葡萄牙去东亚，英国去印度和北美。国家进行全球化的动因是为了掠夺自然资源。 “全球化2.0”阶段是公司之间的融合，时间是从1800年到2000年，各种技术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期间因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这一时代的全球化把世界从中型压缩到小型。这段时间的全球化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开始，从事制造业的跨国企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产业链条。后来，随着通信成本的迅速下降和可靠性的大幅提高，服务对象从不能远距离交换的商品变为可远距离交换的商品，创新型的服务贸易异军突起。一些跨国企业，开始把商业服务从核心业务中分离出来，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进行服务外包，由此大大降低了成本。 “全球化3.0”阶段中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不同，信息服务突如其来，生产出与工业经济完全不同形式的附加值，创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弗里德曼认为，信息革命在过去30年不断地深化，资本、技术和人才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能实现全球性流动和配置。软件的不断创新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在这个全球化3.0时代，世界从小型缩成微型，同时夷平了全球的经济舞台。弗里德曼预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并不是国家全球化，也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个人持续的全球化。小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将自己置于全球舞台之上，逐渐横向和纵向地扩展业务，实现多元化经营和延长产业链条。而大企业则想办法做小，专注于核心业务，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包，甚至把生产流程全部转移到海外，本土只负责系统集成开发和管理。在这个全球市场上，竞技场变得更平等，使小企业能够快节奏地与全球各地的大公司展开竞争。 弗里德曼描述的童话世界是美丽的，但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印度的特例，不具有适用于广大低收入国家的普遍意义。1991年前，印度经济是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一个企业要买一台计算机，需要跑新德里至少50趟，去办各种许可证。1991年印度外汇储备用光了，遭受了经常性账户危机。1991年6月～1996年5月，辛格担任拉奥政府财政部长期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打破了“许可证经济”的种种枷锁。印度的供给反应是惊人的，瞬间就抓住信息革命的机会，在软件业和服务外包上迅速崛起，令世界震惊。 就在印度经济突然快速增长，打破持续44年的2%～3%的“印度式增长”之前，世界银行和各国的普遍共识是经济发展要先走工业化道路，其中重化工业阶段是必由之路，然后走信息化道路。然而，印度“倒立而行”，先从非资本密集型的信息服务业入手，绕过了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外汇储备限制和基础设施较差等因素，全力发展服务业，反而让印度发挥了拥有低成本和英语娴熟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和外汇储备积累充足后，印度从2004年开始逐步发展制造业。可以预言，印度经济在中长期仍旧会较快地增长。但是，印度独特的经验能否为世界其他国家复制呢？答案是可能性很小。信息服务业的前提不光是拥有便宜的劳动力，还必须拥有大量受过至少高中教育的初级知识员工，即积累的人力资本要达到一定门槛。而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只有低成本劳动力，没有必要的人力资本。 那么，世界真是平的吗？单单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确是扁平化了，可是从社会福利来讲却并非如此。理论上说，低收入国家可以利用系统技术模块化的趋势，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介入，发挥低成本的优势，稳步地边干边学，累积经验，再向高端模块攀升。这样，低收入国家可以比高收入国家增长得快一些，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应该出现相对趋同的现象。可是，恰恰相反，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图1-1所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人均收入数据显示，世界各大区域的人均收入在1820年前基本相同，但1820年之后，美国和西欧持续增长，成为“富裕国家俱乐部”；拉丁美洲地区和东欧基本与世界平均水平一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亚洲从1820年到1950年基本没有什么起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追赶，加入“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而非洲地区长期贫困，一直没有改变低收入的状况。所以，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呈阶梯状的，各国收入差距还在拉大，表明阶梯间的距离也在继续扩大。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里的“阶梯理论”生动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平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够切入全球模块化生产。他描述道：“我们也感受到了发展的历程，即从维持生计的农业到轻工业和城市化，进而发展到高科技的服务业。在马拉维，有8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孟加拉国，农村人口比例是76%；印度是72%；而中国则为61%。在发展频谱的另一端——美国，农村人口仅占20%。在马拉维有不到25%的人口从事服务业，而美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为75%。”他的“阶梯理论”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阶梯是赤贫。“如果把经济比作一架梯子，其依次上升的阶梯代表着通向经济福利的步骤，那么这个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占人类总数的1/6）过着像马拉维人一样的生活——疾病丛生、饥荒盛行、极其贫穷，以至于不能踏上发展之梯的第一阶。这些人是这个星球上‘穷人中最穷的人’或者说‘赤贫的人’。著名非洲经济专家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最贫穷国家衰败之谜》中也同样看到，‘虽然全球经济空前繁荣，但仍有10亿人口被甩在了发展的行列之外，沦为全球经济社会中最底层的10亿人，而这其中有70%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长期陷入停顿或衰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改进的希望。这些人和这些国家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构成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的确，正如科利尔所观察到的那样，索马里海盗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索马里的贫穷。 第二阶梯是低收入。“沿着发展阶梯向上的几阶对应位于低收入国家上部的那一部分，大约有15亿人，他们面对的问题与孟加拉国的妇女所面对的问题相同。这些人属于‘穷人’，他们的生活比仅能维持生存好一些。……赤贫的人（大约为10亿）和穷人（另有15亿）合起来占全球人口的40%。” 第三阶梯是中等收入。“另外有25亿人（包括印度It业的工人）位于发展之梯更高的阶梯上，构成了中等收入阶层。这是些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按照富裕国家的标准肯定算不上中产阶级。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能够住上甚至装有室内管道设备的比较舒适的房子里。他们能够购买小型摩托车，甚至某一天能买辆汽车。这些人的营养充足，甚至患上了富裕国家的人们常吃不健康快餐所得的疾病。” 第四阶梯是富裕。“沿着发展之梯继续向上，剩下的世界上1/6的人口则属于高收入世界——大概有10亿人。这些富裕的家庭包括富国10亿左右的人口，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日益增加的富裕人口——比如生活在上海、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等城市的数千万高收入个体。北京的青年专业人士也能够列入21世纪前1/6富足的世界人口。” 除少数国家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外，实际上各国收入都出现了“马太效应”，也就是说，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杰弗里·萨克斯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是还有1/6的人口根本没有踏上发展的阶梯，每年有800万人因极端贫困而死。“因此，当我谈及‘贫困的终结’时，我将讲述两个紧密相关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结束世界上1/6人口的悲惨处境——这些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天都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而且应当享受基本的营养标准、健康、水与厕所、居屋，以及其他生存、福利、参与社会所需的最低需求。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世界上的所有穷人（包括那些处于中等贫困的穷人）能够有机会沿着发展的阶梯向上爬。” 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富裕的阶梯上，有的仍停留在赤贫的阶梯上？为什么这个阶梯看得见，却爬不上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人类福利的阶梯是如何产生的。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对于我来说，世界似乎是不平坦的。只有当出现一个使其平坦的机会时，他们的视野才会平坦，但如果出现另一个机会，它便不再平坦了。”什么是德鲁克所说的“机会”呢？在我看来，能够改天换地的“机会”和造就人类社会福利阶梯式分布的根本方式只有生产力革命。 时至今日，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生产力革命，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正在孕育着的第四次生产力革命是生物技术革命。早在19世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指出，工业经济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农业经济，农业也会被工业改造。他说：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了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重农学派却别有会心，用了诡辩的推理方法，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本质。这一派所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已经烟消云散，比较近代的经济学派已经把它摧毁，但是后者对于前人所犯的错误依然不能摆脱，不过略微前进了一步。 流行经济学派没有能认识到生产力与单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没有能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两者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也就不可能有所认识。它没有看到，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家获得发展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资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学派把这个叫做“资本”）倾注在这个方面而发生作用，如果国内工业没有建成或获得发展，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发挥机会；它以为工业发达以后，这些因素就会脱离农业而转向工业因而使农业受到影响，它不晓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与以农业利益为牺牲的情况相差很远，而且往往对这种利益会起协助作用，是使它达到高度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不过，工业革命并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革命类型，在此之后，信息革命又不期而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1980年，托夫勒推出力作《第三次浪潮》，风靡世界，特别是在国门初开的中国。他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丹尼尔·贝尔和托夫勒都注意到了生产力革命的表现形式，显示出“未来学派”洞悉大千世界细微变化的能力。 综合这些所有的引证，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阶梯式的。如表1-1所示，我们目前只看到历史上有4个世界：狩猎经济世界、农业经济世界、工业经济世界和信息经济世界，另外，可能正在迈入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国家先后攀上工业经济的阶梯，也仍有一些国家停留在农业世界的阶梯中。人力资本水平低和人均收入低，导致出生率高，从而进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贫穷陷阱”。在工业经济世界里，日本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发展过程中有能力持续改进技术和创造品牌，“日本制造”也饮誉世界。但日本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后，没有能够抓住信息经济的新生产力革命，信息产业被制造业压抑了，自1991年以来长期停滞。在信息经济和生物技术经济的世界里，目前成功的先例似乎只有一个国家——美国。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的“低通胀，低失业率，高增长”的奇迹。但经历了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也是步履维艰，信息产业没有能如人们乐观期待的那样迅速地东山再起。美国生物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下，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还难挑大梁。 生产力革命没有碾平世界，而是摧枯拉朽，无情地按自己的意志彻底改变了世界的一切状态，创造了自己的新世界。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生产力革命的特例，即当时发生的工业革命，作了极为生动深刻的描述，他们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的确，生产力革命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换句话说，在特定生产力的地盘里，一切由生产力做主。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举例说明生产力革命后，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指出，“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 在弗里德曼看来，“河”依旧是平的，但事实上，“河”已经是工业化的河了，“鱼”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河水依旧是平的”只是一种肤浅的错觉。在农业时代，农业是在有限土地上的辛勤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工业时代，农业被变成“工业化的农业”，化肥和农业机械成为农业产量的主要保证，“一分耕耘”，可能“十分收获”；在信息社会，“订单农业”和信息化物流出现了，开辟了一个无缝链接的世界农业市场；在生物经济时代，农业是“基因工程的农业”，西红柿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马铃薯也不用在地下野蛮生长，而是在树梢上自由自在地沐浴阳光雨露，药物将根据个人的DNA进行配置，人类寿命可能达到120岁的天年。 <hr /> 注释： 第一篇 世界是阶梯式的 第一章 世界不是平的 第二节 生产力革命 <h3>黑天鹅和煮青蛙</h3> 生产力革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观察报》2001年9月采访国际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时，采访者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最害怕什么？”索罗斯答道：“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我相信，索罗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是抓住其哲学要害的。量子力学中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显示了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人们不可能精确地测量粒子的位置，因为测量必须用光子照亮粒子，一旦光子照亮粒子，粒子就会改变位置，所以就不能精确确定它的位置。同样，中国有“朝三暮四”的成语。其典故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个人养了一群猴子，每天给每个猴子一定数量的橡子吃，有一次这个人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不得不削减喂猴子的橡子数目到每天7个。 他与猴子们商量早晚橡子的数目。这个人对猴群说：“我给你们每只早上3个橡子，晚上4个橡子吃，行不行？”猴子们都摇头，于是这个人又对猴群说：“那我给你们每只早上4个橡子，晚上3个橡子吃，行不行？”猴子们都高兴地接受了。过去人们常嘲笑猴子，认为猴子不懂算术，每天总量是7个橡子，“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以为猴子们很愚蠢，其实它们是很聪明的，“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差别就在于从朝到暮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这个人可能在一天中午就破产了。在不确定性下，猴子们的“朝四暮三”选择比“朝三暮四”更安全更好。生产力革命的本质是带有不确定性的“天崩地裂”和“星移斗转”的事件，是超出想象的突发事件，用形象的语言表述，即“黑天鹅事件”。 美国证券交易员塔勒布在其畅销书《黑天鹅》中认为，黑天鹅事件是超过任何想象的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它罕有发生，但一旦出现，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举了个典型的例子：欧洲人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后，“天鹅都是白色的”的信念被彻底地动摇了。一个黑天鹅事件的例子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劫持两架飞机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造成2752多人罹难。开始美国CNN报道的是一架小型飞机碰巧撞上世贸中心，没有人能想到竟然是商用大客机。后来，在美国国会的《“9·11”事件调查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增强想象力。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度洋的海啸事件，导致10万多人死亡或失踪。可是印度洋在过去多少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海啸，对印度洋周边地区的人们来说，海啸是超乎想象的黑天鹅事件。 在金融学领域，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的使用非常广泛，该模型的设计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还因此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模型的基础是认为资产价格的变化总是满足正态分布。换句话说，极端收益情况是非常罕见的，隐含的假设是资产流动性丧失的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计。可是，1998年8月，俄罗斯宣布延迟偿还外债时，俄罗斯国债无法套现。应用该模型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流动性困难，正态分布不再适用。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些证券化的债券如抵押债务债券（CDO）成为“金融地雷”，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炸出一个“大窟窿”。在高财务杠杆的现金流压力下，金融机构只能在债务结构规定的期限内变卖资产还债，于是，又一个黑天鹅事件出现了。由于难以评估场外工具的流动性和交易方风险，导致金融恐慌和互相的不信任，一些资产的交易市场突然消失，变现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卖不出去就导致破产。2008年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不是死于踏上“金融地雷”，而是死于市场消失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上。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市场消失是闻所未闻的。即使在美国隔夜拆借市场，一天的超短期利率也大幅度上升，逼迫美联储无限制提供短期流动性。 经济学已经注意到一种特殊但又根本性技术的存在，即通用目的技术。通用目的技术不同于一般技术，它有广泛的改进空间和市场应用，存在多种演化技术路径，与其他技术有互补性。通用目的技术会发生革命，带来生产力革命。例如，炼铁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它的出现和铁的应用使人类进入铁器时代；蒸汽机和电动机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它们使人类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1971年诞生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和之后出现的互联网也是通用目的技术，它们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概括说来，生产力革命是有效供给革命，是人类创造财富能力的飞跃，其核心标志是通用目的技术革命和广泛应用。 但是，通用目的技术革命的发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必然来自现有技术的外部，是意想不到的黑天鹅事件。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选择“制针的故事”，从制作针的生产流程看到了劳动分工的好处，而不是选择当时已经发明了的珍妮纺纱机，他不能预见到哪项技术有革命性的经济意义。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中说，“当我请人们说出三项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新技术时，他们通常会说计算机、互联网和激光。这三项技术在发现时都是非计划的，出乎意料的，黑天鹅现象的影响越大，我们就越难预测”。 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创建人和领导者克里斯·弗里曼与著名长波理论家弗朗西斯科·卢桑合作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有着对人类经济历史演化过程的深刻体验和深邃的科技观点。他们认为每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都是由技术、科学、经济、政治和文化5个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每隔一定时期出现的新技术集群是社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其他各个子系统则为各个新技术集群提供完善的支撑结构。世界经济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5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英国工业革命：棉花、铁和水力时代；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铁路、蒸汽机和机械化时代；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大萧条与石油、汽车、动力化及大规模生产时代；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信息通信技术。 克里斯·弗里曼与朗西斯科·卢桑的长波分类有些过细了，从纺织厂到石油化工业基本上可归为工业经济范畴，是生产力的改进，没有革命性的区别。同时，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一般是50年。但是，由于科学革命爆发的越来越快，技术革命特别是通用目的技术革命也越来越快，所以生产力革命的出现已经打破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统计规律性。每个生产力革命之间的时间越来越短，黑天鹅事件越来越频繁地侵袭着世界。英国于19世纪20年代最先进入工业经济，而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最先走上信息经济的道路。现在，我们已经跨入了生物技术经济的门槛。在生物技术经济后，纳米材料可能引发一场生产力革命。物质在纳米尺度下表现出的奇异现象和规律将彻底改变世界，给材料和生物等领域带来目前难以想象的发展空间。人类用纳米碳管组合成的纳米“钢丝”搭建通往月球的“天梯”的时代也许不远了。不久的将来，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杠杆和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或许可以用纳米碳管做的无限延伸的杠杆实现撬动地球。 生产力革命对任何经济体又是“煮青蛙”过程。我们都知道，如果把青蛙直接扔到沸腾的开水里，青蛙马上就会跳出来，几乎毫发无损；但如果把青蛙放在一个盛满凉水的锅里，然后慢慢地给锅加热，使水温慢慢地上升，青蛙竟然对温度的升高一点儿都不敏感，不会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当水的温度超过青蛙可承受的生理极限时，它才感觉不舒适。这时，亿万年生物进化赋予青蛙的逃生本能不见了，想跳也跳不出去了，就选择在舒舒服服和浑浑噩噩中被煮熟了。青蛙如此，经济制度又何尝不是这样？这个故事说明了当生产力革命来临时，一个经济体如没有适应效率的机制，就抓不住投资机会，产生不了新兴产业，就像青蛙一样，对表面上缓慢变化的环境不会有所反应，锁定在传统产业上，最后想改革经济体制也来不及了，陷入经济停滞。 阿尔文·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批评了经济学上的“无误主义者”。他说：“美国经济分析局（用越来越精确的手段来衡量意义越来越小的可变因素的政府机构）的官员布伦特·莫尔顿告诫我们：‘经济现在仍然一如既往。’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每天的原理转移到深层的原理上时，这种幻觉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正是在这种更深层次的原理上，我们发现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经济并非‘一如既往’。事实上，今天创造财富的整个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暗示着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托夫勒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是令人钦佩的，但他不知道动摇财富大厦的根本力量是生产力革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产力革命是不容易察觉的，往往来自现有经济部门之外，超出人们现有的知识领域。例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也没有察觉即将来临的工业时代，直到历史学家发现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出现大幅度跳跃时，才重新“发现了”而不是预言了工业革命，没有在经济天翻地覆的革命过程中领略到康德称谓的伟大之美，不免留下很多遗憾。 所以说，生产力革命是位来自陌生领域的不速之客，发动的是一场宁静革命，“润物细无声”，它的存在是事后才被发现的。任何经济体都处在生产力革命的永恒威胁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被“煮青蛙”。我借用托克维尔的话形容生产力革命：“谁都看到了它，但看法却不相同。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现象，出于偶然，尚有望遏止；而一些人断定，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历史上已知的最经常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现象。” <h3>低龄化的产业</h3> 1997年，长期在英荷壳牌石油集团工作的管理学家阿里·德赫斯开创性地对企业寿命作了研究，写出了《长寿公司》一书，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德赫斯发现，公司存在着高死亡率：在欧洲和日本，公司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2.5年；到1983年，由《财富》杂志于1970年评出的500家大公司中有1/3被兼并或分裂成不同的小企业。德赫斯同时观察到，长寿公司同样存在：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寿命在100年以上的公司有30家，包括杜邦、葛兰素、柯达、三井、住友和西门子等，可能是已知历史最长久的瑞典斯托拉(Stora)公司，已经存在了700多年之久。德赫斯认为，企业必须转变为学习型组织，才可能成为长寿公司。 德赫斯描述了斯托拉公司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个“寿星公司”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过程中，斯托拉公司不断调整变换着主营业务——从铜矿到林业，再到冶铁和水电，最终是纸张、纸浆和化学产品，斯托拉公司一直都在适应着这个永远变化着的世界。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德赫斯宣布斯托拉为世界最长寿公司的第二年，该公司与就与芬兰的EnsoOy合并成立了斯托拉恩索（Stora Enso）公司，实际上宣告了世界最长寿公司的死亡。德赫斯也看好创立于1590年的日本住友公司。住友公司也经历了漫长岁月，在2007年和2009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重组，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中如何生存，是对这家长寿公司的考验。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了50年。而在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而始终名列100强的企业只有一家。美国汽车业巨擘——通用汽车历经百年后在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程序，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已无情地将其踢出成分指标股行列。百年通用沦落到如此境地！ 中国企业的寿命更是惊人的短。2003年经理世界年会上公布了两个数据：“中国企业平均寿命约为8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2005年，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写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又有10万多家死亡，有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有85%的民营企业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 实际上，德赫斯没有看到企业短寿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企业自身，而在企业所处的产业的命运，而决定产业命运的不在产业内部，而在产业外部。科学革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技术革命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导致产业寿命变得越来越短。人们关注企业的寿命，但对产业的寿命还缺乏系统研究。托夫勒的一张时间表是：1714年发明的打字机用了150年才被普遍运用，1836年发明的收割机用了100年时间才得以推广，而1920年左右发明的吸尘器、冰箱只用了34年时间就在全球普及了。这个让人眩晕的变化速度，托夫勒称之为革命。汽车取代马车成为美国的主要交通工具，在短短20年内完成。福特汽车的市场占有率从1908年的9%提高到1921年的60%，到1923年，几乎每一户美国家庭都拥有一辆福特汽车。 钢代替铁的过程也是很快完成的；铁路行业曾经是美国工业革命中最激动人心的行业，现在也走向了衰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迅速崛起的个人电脑行业，到了90年代后期也目睹了增长率的滑坡和软件业的兴起，2009年更是艰难。在消费电子类，新产品推出速度惊人，存货竟成为一个企业的风险之一，因为货还没卖完，就可能被无情地淘汰了。寻呼机被手机取代，寻呼行业突然猝死；VCD行业刚兴起，就被DVD取代；MP3制造业2000年开始兴起，2005年就被有视频功能的MP4取代了。最近这些年，胶片照相机迅速被数码照相机取代，3G手机也正在快速地取代当前眼花缭乱的各类手机。电动汽车是一项突破性技术，可能会在10年内对燃油汽车造成威胁，将来可能就没有加油站，只有充电站了。传统的零售业面临电子商务的挑战，因为互联网中的企业对顾客商业模式（B2C）已经逐渐成熟。多次蝉联世界500强第一的沃尔玛在信息化上极为出色，还把全球采购中心设在深圳，但现在要面对美国亚马逊公司和中国阿里巴巴公司的挑战。 美国统计普查署于1987年制定的“产业分类标准（SIC）”体系在1997年已经被“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体系所取代，增加了若干之前根本想象不到的新产业。1997年，该分类体系划分信息业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这意味着对当今社会影响极其深远的信息产业，在统计分类上首次被正式界定。SIC体系是在当时美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下设计的，不能反映信息服务业加速增长的趋势。2002年，NAICS体系大幅度增加了产业数量，从SIC体系的1004个产业增加到1170个产业。新体系定义了350多个以前闻所未闻的新产业，所包括的250个新的服务业，完全是从以前的服务部门中分离出来的。 在2002年版本的NAICS体系中，信息产业具体分为出版业（不包括互联网）、电影及录音产业、广播（不包括互联网）、互联网出版与广播、通信、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网站搜索入口及数据加工、其他信息服务等7个类别。2002年版本的NAICS体系还重新修订了330多个产业的经济内涵和范围。在NAICS体系中，定义的1170个总产业中，只有473个仍然在统计名称上代表制造业，占40%左右，而60%的产业基本上已经是全新的了。从1987年出台SIC体系到2002年出台全面更新的NAICS体系，中间只间隔了15年。从2002年版的NAICS体系到2007年的NAICS体系，已经有46个行业的经济内涵发生了变化。美国统计普查署正开始准备2012年对NAICS体系的更新。可以预见，2012年的NAICS体系与2002年的NAICS体系相比将会有重大变化。 由于技术革命爆发越来越频繁，产业寿命越来越短，给企业技术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1997年，克里斯滕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提出了“摧毁性技术”的概念，就是本书所说的革命性技术。克里斯滕森认为，在面对某些类型的市场和技术变化时，公司无法保持其在各自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克里斯滕森指出就算经营最好的公司，尽管他们十分注意顾客需求和不断地投资开发新技术，都有可能被新产业所打败。 英特尔是一家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全球唯一一个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央处理器（CPU）企业龙头的地位。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前董事长格鲁夫曾在1997年被评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是一位天才的高科技企业领导人。2006年他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的采访，他的回答反映了一个高科技企业领导者对产业衰亡的担忧和面对困难的清醒。《哈佛商业评论》编辑问：“你曾说过，包括英特尔在内的高科技产业正在经过一个‘死亡之谷’，现在英特尔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格鲁夫深刻地洞察到了计算机的硬件面临的革命，他回答道：“上一代的增长是受到了计算产业从集中计算的主机向分布计算的个人电脑的结构性转变的支持。这决定了整个产业的结构，决定了增长的机会，决定了软件包的机会。但是形势不同了。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软件，重新定义计算和通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仍然不理解新的框架，我想没人真正理解。但是有一些方面已经很清楚了。事情已经很明显，这是基于通信的，而不再是基于计算的。计算将从属于通信。另外，所有知识产权中以数字形式创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因此以数字形式储存和传输的比重也将增大。”《哈佛商业评论》编辑接着问：“从一种商业模式向另一种商业模式转变对领导人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一个不断转变技术的产业中，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格鲁夫坦率地承认英特尔对穿越“死亡之谷”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说：“我们中没人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尽管我有一些感觉。但是决策不等人。投资决策和个人决策不能等到形势明朗后再作出。在不得不作决定的时候就要作决定。别对这一过程太沮丧，因为你的职业必须承担这种责任。如果你自己觉得沮丧，就不能很好地激励员工。因此，你必须保持士气高昂，即使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应该说，格鲁夫是有远见的。对计算机硬件造成致命打击的技术革命或克里斯滕森所说的“摧毁性技术”肯定不是来自硬件，而可能是来自通信业，即“云计算”，中央处理业务不需要在一个芯片上集中处理了，而是通过有序联结的互联网。 无怪乎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惊叹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而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导致的结果是人们的寿命远超过企业和组织的寿命，职业转换成为必然趋势。 <h3>想象力经济</h3> 生产力就是世界经济创造财富的能力。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区分了财富本身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他说：“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产生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 生产力革命是“想象力经济”。所谓“想象力经济”就是现有经济模式不可能通过逻辑推理来演绎出新经济模式，通过生产力革命产生的新经济模式一定来自现有经济的外部。更具体地说，改变产业的力量往往来自产业外部，不是行业内部能推理出来的，所以必须通过想象，创造一种对产业发展的远见，即vision，构成“想象力经济”。1969年，德鲁克在《不连续时代》中提出了技术大爆炸所形成的新产业是不连续性主要来源之一。光纤发明时是为了传导影像，谁也没有想到会用到通信传输上，现在跨洋通信使用的多是光缆而不是电缆。使平面媒体变为立体媒体的力量是互联网，而不是媒体本身。即将对现有灯光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不是来自日光灯或白炽灯行业本身，而是来自发光二极管（LED）。发光二极管可以比目前的日光灯节能90%，寿命长10倍以上。德鲁克意味深长地说，“科技已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由一些相互之间毫不相干的、分别支持着自己独立学科的体系所构成。现在的科技互相联系，处在混沌之中。行业变革必将来自外界，然而我们却对行业以外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演绎不出未来的产业形态，因为改变产业的力量很可能来自属于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其他产业。 新经济模式可能创造的财富形态和数量远远超过想象力。1820年后，工业的出现对人类社会来说是黑天鹅事件。1758年，弗朗斯瓦·魁奈在《经济表》中提出“纯产品学说”。他认为，工业只能改变价值的形态，不能增加价值的数量，只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魁奈的错误就是他想象不到工业也是有价值的，更想象不到服务业的诞生。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该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工业革命的出现进程。 人类的需求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是无限的，而生产力进步和革命为满足人类需求创造了无限供给的可能性。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也可以唤醒需求。任何对人类有用的产品或服务都是有价值的，是“想象力经济”。经济增长就是不断出现新兴产业的“想象力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汽车、化工、石油、机械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增长放慢，而网络技术、生物工程和教育医疗等其他新产业则迅速崛起。信息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5%。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已经把信息产业与第三产业分开，列入专门行业统计。以前人们以为只有商品才是国际贸易的主体，服务行业是不能进行远距离贸易的。但伴随着互联网络和宽带的出现，服务外包异军突起，比如美国用户在家里打客服电话，接线员却远在印度，这在20世纪90年代都无法想象。当然，以为第三产业是人类社会的最终产业分工，又会犯下“魁奈错误”。在22世纪，世界经济的统计一定还有无数个今天我们无法想象的产业。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需要有三种重大的智力：就是知觉、想象和推理。其中他最需要的是想象力，使他可以探索可见的事件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原因，与可见的原因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结果”。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度过他78岁生日的时候，享受着世界对他的赞誉，他说他并不那么渴望来生。后来凯恩斯生动地解释了马歇尔的意思，“马歇尔夫人问马歇尔在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0年以后），他愿不愿意再到世上来走一遭，看看正在发生着什么。他回答说，即便他愿意，那也纯粹是出于好奇。现在我所关注的，已经日益转向地球变得可居住之前或许就已达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以及太阳冷却、地球不再适于居住后可能达到相似发达程度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了”。马歇尔实际上想象了人类整体向其他星球迁徙，那时候，星际旅游是一个大产业。在浩瀚的宇宙空间飞行，怎样成功地躲避“黑洞”和远离“超新星”爆发成了最大的挑战。 <h3>艾希礼的悲剧</h3> 一种难以接受的社会现象出现了，并将成为主流，冲击着人类社会：高龄化的人口，低龄化的产业和短命的企业。目前联合国统计数据中的经济活动人口的年龄是15～64岁，一个人的工作年限是50年，假设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年，那么在人的一生中，就需要平均更换7次工作！ 1930年，凯恩斯在世界大萧条时说：“我们的思想、习惯和成见并没有跟上物质进步的步伐，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围环境的变化要远远快于我们自身的变化。时代的列车前进得太快，我们在车厢中东倒西歪，要是不赶紧挤上去，就会被摔下来。”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的冲击》，预言了信息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困扰。托夫勒认为，人类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深层心理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能够容忍的创新速度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并因此终将导致一次总体性的危机，这就是“未来的冲击”，将“注定毁于一场巨大的转变性崩溃”。 我相信人类总体上具有惊人的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未来的冲击”不会成为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人类的个体对生产力革命的反应是不相同的，有许多人会被变化的环境无情地淘汰。2003年，整个美国房地产开始飙升。当时，华盛顿房价低于美国东部和西部，但高于美国中部和南部。一个房产中介告诉我一个发人深思的情况，他发现，同样家庭收入和教育背景的人迁徙到华盛顿时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一种人在几天之内作出买房决定；一种人在经历几个月痛苦考虑后买房；一种人认为华盛顿房价贵，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永远都不会买房。可同时，房价依然在上涨。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美国心理学家斯宾塞·约翰逊博士注意到随着人类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许多人对发生在眼前的巨大变化无所适从，于是写出了国际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虚构了以奶酪为生的两个小矮人和两只小老鼠。突然有一天，奶酪不见了。他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作出不同的反应，两只小老鼠的反应比两个小矮人要好。这个故事虽然简洁生动，但毕竟是虚构的。我下面引用的是一个有真实背景的故事。 描写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前后的爱情小说也对人们适应变化作出了生动深刻的描述。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制造业集中在北方，南方经济主要是棉花种植，为“世界工厂”英国提供原料。美国北方凭借工业革命的实力击败以奴隶制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南方。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工业革命，战败后的南方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作者生活在美国南方的亚特兰大，对美国南方在战后的历史变迁应该说比较了解，又花费10年时间完成这部经典小说，应该说她笔下的人物命运有时代大变局下的真实性。 我把中的重要人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远见的男主人公白瑞德。他一开始就预见到工业化的北方必然击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南方，于是大做军火生意，赚了大钱，尽管他在南方战败前还参加南方军队；第二类是学习型的女主人公郝思嘉。郝思嘉并不知道南方必然战败，在南方战败和自家种植园破产后，她没有绝望，而是承认现实，马上开始经营工厂；第三类是悲剧型的艾希礼。艾希礼是南方贵族，开始根本没有想到南方会战败，高傲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南方惨败后，艾希礼的世界就消亡了。郝思嘉怜悯艾希礼，就给他提供了在自己工厂工作的机会。可艾希礼没有学习能力来拥有一个新世界，他的痛苦是巨大而漫长的，虽生犹死，是一个典型的个人悲剧。以下片段节选自该小说，是男女主人公的对话，生动地描写了艾希礼的痛苦。 （女主人公郝思嘉问男主人公白瑞德）“你为什么这么恨艾希礼？我想你准是妒忌他吧。”她话一出口，恨不得把舌头咬掉，因为白瑞德仰天大笑，弄得她很难为情，满脸通红。 “你不但不讲信用，而且还非常自负，”他说。“你以为你这全区的大美人儿可以没完没了地当下去，是不是？你以为自己总是漂亮的小姑娘，男人见了没有不爱的。” “不对！”她气愤地说。“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艾希礼。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个理由。” “你再想想，小妖精。这个理由不对。至于我恨艾希礼——我既不喜欢他，也不恨他。事实上，我对他和他这一类的人只感到怜悯。” “怜悯？” “是的，还加一点鄙视。你现在可以像火鸡那样叫唤，你可以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流氓，1000个顶不上他一个，怎么竟敢如此狂妄，竟然对他表示怜悯或鄙视呢。等你发完了火，我再向你说明我的意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唔，我没有兴趣。” “我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我不忍心让你继续做你的美梦，以为我妒忌他。我怜悯他，是因为他早就应该死了，而他没有死。我鄙视他，是因他的世界已经完了，而他不知如何是好。” 郝思嘉感到他这些话有点耳熟。她隐隐约约记得听过类似的话，但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到的了。她正在气头儿上，所以也没有多想。“难道他，还有休·埃尔辛，还有米德大夫，他们都幸福吗？他们比我父亲、比你父亲幸福吗？” “唉。也许他们没有感到幸福。因为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钱财。” 白瑞德接着说出一段经典的话：“不是因为失去了钱财，我的宝贝儿。我告诉你吧，是因为失去了他们的世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里面的那个世界。他们如今好像鱼离开了水，猫长了翅儿。他们受的教育要求他们成为某一种人，做某一种事，占有某一种地位。李将军一到阿波马托克斯，那种人，那种事，那种地位就都一扫而光了。郝思嘉呀，瞧你那副傻样子！你想，现在的艾希礼，家没有了，农场也因交税的事而被没收了。至于文雅的绅士，现在一分钱能买20个。在这种情况下，艾希礼·威尔克斯能干什么呢？他是能用脑子，还是能用手干活呢？我敢打赌，自从让他经管木材厂以来你的钱是越赔越多了。” “不对！” “太对了！哪个星期天晚上你有空，给我看看你的账本好吗？” “你见鬼去吧，而且用不着等你有空。你可以走了，随你的便吧。” “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值得帮助的，而艾希礼·威尔克斯……呸！在我们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里，他这样的人是无用的，是没有价值的。每逢这个世界底儿朝天的时候，首先消失的就是他这样的人，怎么不会这样呢？他们没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他们不斗争——也不知道怎样斗争。天翻地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一旦发生天翻地覆的大事变，个人的一切全都失去，人人平等，然后白手起家，大家都重新开始。所谓白手起家，就是说除了脑子好使手有劲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有些人，比如艾希礼，脑子既不好使，手也没有劲，或者说，虽然脑子好使手有劲，却顾虑重重，不敢加以利用，就这样，他们沉了底，他们也应该沉底，这是自然规律，除掉这样的人，世界会更美好，但总有少数坚强的人能够挺过来，过些时候，他们就恢复到大事变之前的状况。” 可惜，在生产力革命频繁爆发的今天，艾希礼的悲剧还在许多人身上反复重演。的确，生产力革命爆发的时间越来越频繁，产业的寿命也越来越难以持久，企业的寿命更是这样。所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出现多次职业大转换，现有的知识和技能都可能完全过时，这需要人们的观念跟上环境变化的脚步，永远保持创业精神，积极地终身学习，避免心理结构的危机，否则“艾希礼的悲剧”将反复上演。 <h3>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农业革命</h3> 农业革命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相互独立地发生，农业革命随后缓慢向世界的其他地区扩散和蔓延。公元前7000年左右，中国有了最原始的农业，在土地上种植水稻、粟等粮食作物，饲养家禽，每年有丰收的喜悦。相传，神农炎帝发明了冶陶业，使人们能制造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轩辕黄帝和炎帝对技术的钻研预示了中华民族自诞生之日起就擅长技术改进。《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炎帝“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礼记·礼运》生动记载了约5000年前黄帝和炎帝时代中国祖先从穴居到自建房屋，从吃生食到吃熟食，从穿羽毛兽皮到穿布帛的生活改进过程：“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大禹治水，表明中国人祖先开始定居生活，否则，中国古人就去躲避洪水而不必去治水了；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表明家庭已经出现了。约在商周时期，中国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时期，开始有了青铜器，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使用铁器，铁制农具比铜制农具效率高多了，处于华北平原的大量土地首先得到开垦，中原经济总量扩大，中原文化开始崛起。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表明当时老百姓“有衣穿、有肉吃和有饭吃”的生活时尚和寿命可以达“七十”了。依靠郑国渠灌溉广大平原和商鞅变法，秦国农业经济获得了大幅度提升，有力支撑了统一六国的军事行动，当时秦国的兵力高达60万，一次用兵至少在半年以上。汉朝后，中国农业主要粮食作物由粟变成了稻米。与此同时，古印度利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平原条件和湿润的印度洋暖风，种植了水稻、小麦、豆类和棉花，并且织出了棉布，发明了“十进制”，取得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被凯恩斯称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他悲观地指出：在18世纪末的欧洲，食物供给的增长将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长，最后只能是战争、饥荒和瘟疫来抑制人口的增长，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马尔萨斯没有想象到工业革命的爆发，被工业改造的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h3>第二次生产力革命：工业革命</h3> 在1820年之前的几千年内，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基本没有变化。谁能料到，1820年后，一个黑天鹅事件发生了，那就是工业革命，在突然之间侵袭农业世界。从此以后，工业经济比农业经济人均创造的附加值更多，财富出现“井喷”现象，一些国家的经济突然从停滞转为高速增长。安格斯·麦迪森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展望》一书中指出，在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05%，照这个增长速度需要143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能翻一番。1820年以后世界经济在工业革命下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套用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话来说，就是进入“起飞阶段”。如图1-2所示，1820年之后，英国人均收入首先爆炸性跃起，美国紧紧跟随，并在1900年左右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从1850年后也开始追赶英美。日本1870年后表现不凡。300年前，西欧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而如今是75岁以上，日本则是世界上人的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达到80岁以上。遗憾的是，中国和印度从1820年到1950年对工业革命基本上无动于衷，没有丝毫反应。 工业革命最先开始于英国，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是导火索。1780年，每100磅棉花的纺织成本是2.10英镑，1830年竟然下降到0.13英镑；用农业时代的纺织机加工100磅棉花，要耗时5万小时，但用1825年英国的自动纺织机，只需要135小时！这是农业时代无法想象的。 蒸汽机是工业经济的第一个通用目的技术，有广泛的应用空间。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是一名能工巧匠，在1765年制成了有分离冷凝器的单动式蒸汽机，后来瓦特对它进行了改进，1776年，瓦特把蒸汽机应用于抽水。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把瓦特的蒸汽机装在轮船上，造成第一艘商业蒸汽船。1819年，蒸汽轮船开始了第一次跨大西洋航行，帆船制造和运输受到毁灭性打击。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把瓦特的蒸汽机装在火车上。1831年，第一条铁路在英国铺设。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总结道：“铁路是工业革命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不仅创造了新经济区域，也迅速改变了‘心智’地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拥有移动能力，第一次拓宽了一个平凡人的眼界。”纺织业、采矿业、造纸业、陶瓷业等工业部门，都先后采用蒸汽机作为动力，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生产，这就是所谓的“蒸汽时代”。 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英国成为“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跨洲帝国。1870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开始向欧洲大陆蔓延，北美和日本也作出了积极响应；1870年后，美国开始在以电器技术为通用目的技术的新一轮革命的浪潮中崭露头角，显示出超越英国的远大前程。1861年，第一封电报从纽约发出。 1878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在美国发动机的市场份额中，电力发动机从1895年的0上升到1915年的90%以上，对蒸汽发动机进行了革命性替代；1913年，美国人亨利·福特将传送带用在了汽车生产中，发明了流水线，工人只需要负责自己手中的零件装配就行了，相当于亚当·斯密“针的故事”。这样，组装一辆汽车的成本降低了近8倍，提高了效率，制造出了人人都买得起的汽车；1908年，福特汽车的售价是850美元。到1924年，福特汽车的售价已降至300美元，而当时马车的价钱则是400美元一辆。在短短的20年内，马车遭遇了灭顶之灾。不久，汽车已经成为工作、购物和休闲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并带来了城市化。从那时起，人类社会就开始演绎2010年上海世博会确定的永恒主题，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h3>第三次生产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h3> 在距工业革命爆发的1820年还不算太久远的1971年，又一个黑天鹅事件再次侵袭地球。1971年英特尔公司4004芯片的发明，标志着信息革命的开始。而此时，IBM总裁在1947年的预言“世界只需要几台计算机”仍言犹在耳。1972年夏天，从哈佛大学退学的比尔·盖茨对英特尔公司推出的微处理器芯片很感兴趣，他的想象力引导了他对新产业的远见：“让每张书桌上都有电脑，让每个家庭都有电脑。” 彼得·德鲁克在1969年就预言将有一种新的类型的劳动者出现——知识员工，他指出，世界正处于巨大的转变之中，我们从一个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社会走向一个以知识为主要资源和以组织为关键结构的社会，知识员工的职业将由自己所学的知识来决定，不再依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惊呼：“在我们睡大觉的时候，世界变了……”世界真的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变得似乎熟悉，又不大看得懂，充满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机会与挑战。这一切似乎来得很突然。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的大前研一在《看不见的新大陆》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大陆，这个新的大陆是大家看不见的，但是所有人都不能逃过它的影响，大家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需要适应“看不见的新大陆”，并从中找到成功机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正处于“滞胀”的无奈境地，但以为经济体都处于这样的增长困境就错了。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早在197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率先出现了新经济。如图1-3所示，加州人均收入增长从1971年起明显增速，与美国整体经济当时出现的“滞胀”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工业经济时代。加州经济结构从1971年以来进一步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信息服务业已经成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制造业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制造业劳动力占非农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15%下降到2008年的10%。因此，加州经济的新经济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由此也说明美国各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经济规模达到1.56万亿美元，人均GDP达46000美元。《财富》杂志评选出的美国500强企业中，加州独占鳌头，其中包括著名的英特尔、思科、甲骨文、谷歌及雅虎等。在风险投资领域，加州的硅谷便吸引了全美一半左右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如图1-4所示，加州制造业雇用劳动力在总体上处于衰退当中。信息产业雇用人数从1990年到2001年持续上升，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就持平了。可以看到，制造业破坏的就业机会并没有被信息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弥补，美国经济存在结构性失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失业率一直较高的原因。 美国信息产业分为信息服务（包括软件）、通信和计算机硬件三个子产业，信息服务在整个信息产业中越来越占主体，表明信息产业从以硬件为主导向以服务为主导的方向转变。1990年，IBM既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还占有UNIX操作系统市场的半壁以上江山。英特尔公司推出的芯片越来越标准化，让IBM感到了个人电脑业会过度竞争。IBM公司敏锐地把握了这个趋势，果断放弃硬件。“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到2001年左右，IBM已经成功转型为侧重于信息服务和咨询的公司了，并把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出售给了当时正想国际化的中国联想集团。 信息革命由硬件产业发展带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个人电脑兴起的时候，几家公司包揽了所有产业链的环节。苹果电脑公司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20岁时就开始创业，坚持“对于特定用户群体来说，时尚和易用性与实用同样重要”的理念，使苹果电脑在10年间从一家只有两个小伙子的车库公司扩展成了一家国际大公司。1983年，第一台图形界面的个人电脑Lisa面世，苹果微机使个人电脑成为一个新产业。但是，乔布斯后来被迫离开苹果公司，苹果公司选择了与IBM个人计算机不兼容的技术路线，个人电脑行业的领袖迅速地被边缘化了。1996年乔布斯以临时首席执行官的身份重返苹果公司，上演了“王者归来”，推出iPod和itunes横扫全球，苹果电脑成功复兴。乔布斯则是“身任天下之重”，其身体状况甚至会轻易影响到苹果公司的股价。 如图1-5所示，计算机芯片的价格迅速下降，遵循著名的“摩尔定律”。这条定律曾是个人电脑行业的金科玉律，即中央处理器的速度会每18个月翻一番。1985年，英特尔公司推出386中央处理器，使个人电脑具有了同时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有替代IBM大型操作系统UNIX的潜力；1989年英特尔公司推出了486；1993年推出奔腾处理器。由于技术路线发展的极限，2009年后摩尔定律将不再适用，中央处理器将被理论上具有无限处理速度的“云计算”取代。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五角大楼的某个研究单位的科学家为了军事指挥方便而设计出Arpanet，20世纪90年代转为民用，这就是今天的互联网前身。1994年，Mosaic浏览器及orld ide eb()出现，1995年网景公司上市，令互联网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比如维基经济。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在《维基经济学》中援引在互联网上广为流行的维基软件（wiki），将由此衍生的“投入和共同创造”的经济命名为“维基经济（ikinomics）”。1991年，芬兰人李纳斯·托瓦尔兹随手编写了一个名为Linux的操作系统软件，并公开了自己的软件源代码，允许成千上万的匿名程序员检视自己的系统，受到计算机专业人士的极大欢迎。Linux由一种非正式的“开发共同体”管理，并利用成千上万的志愿编程员的成果。由于Linux是免费的，以及改变的灵活性大，目前成为与indows竞争的强有力对手。 消费者在面对无限的选择时，一套崭新的长尾商业模式也跟着崛起。克里斯·安德森在一书中说，在营销领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二八定律”被颠覆了，公司的利润不再依赖传统的20%的重要客户产生80%的利润，而是原先被忽视的那80%的小客户。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80%客户产生的利润大大超过20%。举例来说，一家大型书店通常可摆放10万本书，但亚马逊网络书店的图书销售额中，有1/4来自这10万本书排名以后的书籍，并且这些冷门书籍的销售比例正以高速成长，预计未来可占整体书市的30%以上。 在现货供应市场上，B2B商业模式最先在美国提出和尝试，但不成功。后来，阿里巴巴把B2B现货供应商务模式在中国做成功了。中国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以引入为主，例如新浪、搜狐、网易是模仿雅虎等国外门户网站而诞生的，“众里寻她千百度”的百度的商业模式也是从美国谷歌引入的，唯有阿里巴巴是在中国制造业拥有超乎想象的大量中小企业的土壤上做成的电子商务网站，开创了世界信息经济中一道美丽的中国风景线。在1994年的一次赴美帮助解决商务纠纷的旅行中，杭州外语老师马云“触网”，并立即感到了互联网在中国潜在的巨大商业前景。1995年，马云告别了自己创办的翻译社，创办了第一家企业信息网站“中国黄页”。 马云在推销“中国黄页”时曾被当成骗子，与比尔·盖茨1976年劝导同行为软件付费写的公开信被广为嘲讽一样，似乎都是商业天才必须承受的磨难。1999年，马云以50万元人民币建立阿里巴巴网站。2007年11月6日，阿里巴巴B2B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截至2009年6月，阿里巴巴旗下已经拥有阿里巴巴网、淘宝网、支付宝、雅虎中国、阿里软件、口碑网、阿里妈妈，构建了一个强大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网络服务系统，而且在C2C和B2C领域迅猛发展，提出超越沃尔玛的雄心壮志。马云提出，要将阿里巴巴做成一个能活102年的企业，所以阿里巴巴很注重贯彻企业文化，在其著名的文化“六脉神剑”中，“拥抱变化”就是一脉神剑。所以，阿里巴巴在2029年中国制造逐渐淡出后能否生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阿里巴巴B2B模式的成功对人类信息经济的里程碑意义。 <h3>第四次生产力革命：生物技术革命</h3> 人类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场生物革命。尽管黑格尔断言“人类是地球上的匆匆来客”，人类还是按自己的方式改造了世界。比尔·盖茨在他的《未来时速》一书中感叹道：“人类不是最大的动物。我们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跑得最快的，我们的视力或嗅觉都不是最敏锐的。我们与自然界中许多凶猛动物相比却幸存下来了，这真令人惊奇。我们之所以幸存和昌盛是因为我们的智力。我们的进化填补了认知这个角落。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工具、建造房屋、创造农垦、驯化牲口、发展文明和文化、治疗和预防疾病。我们的工具和技术帮助我们塑造了周围的环境。”比尔·盖茨没有想到，人类将塑造包括人类自身的生物世界。 早在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在剑桥的一个酒吧中想象出DNA双螺旋结构，就揭开了生物技术革命的序幕。生命科学中的遗传基因理论“遗传基础寓于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之中”的发表，激起了探索生物学过程的细胞和分子基础的艰苦的科学尝试，开辟了生物技术的新时代。1973年，DNA重组技术开始崭露头角。随后单体克隆技术不断突破。1999年，英国科学家成功地培育出克隆绵羊“多利”。 生物学技术已经渗透到医学、农业、环保、能源等许多领域，显示出了广阔的前景。生物技术开发出超过200种药品，如干扰素、人体生长激素、胰岛素、乙肝疫苗等，并大量投放市场。基因科学家们正在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合作，基因组序列测定与基因结构分析将在医学领域引发革命性发现和应用。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简称hGP)于1990年正式启动，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科学家共同参与，旨在为人类基因组精确测序，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生物芯片可能取代硅芯片，计算速度成倍增加；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可能使人活到120岁的天年。 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催生孵化了大批高科技企业上市。生物技术产业获得的风险投资已多于信息和工业获得的投资。基因技术公司（Genentech）是全球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成立于1976年！创始人是风险投资家和生物化学家的经典组合，该公司于1980年10月14日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纳斯达克上市，是规模和实力仅次于安进公司(Amgen)的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 如图1-6所示，从1997到2001年，纳斯达克计算机指数比生物技术指数泡沫大得多，但另一方面，生物工程产业悄悄隐藏在信息技术的身后，积蓄能量，蓄势待发。2008年4月，在美国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总市值高达3600亿美元。虽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生物股缩水，进入阵痛式的调整阶段，但生物技术仍是不可忽视的新兴产业。 <hr /> 注释： 第一篇 世界是阶梯式的 第二章 供给革命 第一节 革命是科学发展的动因 自从科学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后，科学便获得了迅猛发展。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日益重要起来。哲学家康德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说，“不管是证明我们自己的有知也罢，或者无知也罢，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这一所谓科学的性质，因为我们再不能更久地停留在目前这种状况上了”。在科学哲学中，科学通过科学革命发展的模式最有影响力。在总结过去200年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一个较精确且影响深远的模型。库恩的论述是以“范式”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范式，原文是paradigm，指某一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共同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库恩说，“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例如，几何学有两个范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基础知识》是名副其实的几何入门和基础算术入门，整个几何演绎体系都建立在5条公理上，其中，第5条公理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欧几里得的公理曾经被当做任何数学几何的基础，而且是一种不容争辩的基础，这就是一种几何范式。建立在这5条公理之上，一个严密和完美的逻辑体系发展起来了。从古代希腊到19世纪这段漫长时期内，数学家都没有对欧几里得几何范式产生怀疑。直到19世纪，数学家高斯等发现，只要改变第5条公理，同时保留前4条公理，那么，可以创建另外一种几何范式，它们能像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以同样的数学严密性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非欧几里得几何”。两个几何范式都在不同场合下具有实践性和有效性，“欧几里得几何”适合有限空间，“非欧几里得几何”适合宇宙空间。在浩瀚的宇宙空间，受物质的引力作用，空间发生了弯曲，两条平行线是可能相交的。 在库恩看来，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之为“常规科学”，这种活动通常是由“解难题”构成的，这也就是增加业已得到共同承认的知识的储备。以库恩的话来讲，“常规科学”是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通常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是断不可能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规”下的科学家们远非客观，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而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常规科学”是缓慢、连续、稳定和积累的变化，“常规科学”只是在科学首创确立以后的“精湛化”。例如，癌症和艾滋病是目前威胁人类的两大疾病，由于有共同的研究规范，全球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能集中精力于攻克癌症和艾滋病上，近年来进展惊人，两大疾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可怕了。试想，如果没有共同的研究规范，“科学共同体”就没有办法组成，更谈不上把它集中到某一个前沿领域上。 库恩认为，“常规科学”的改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终究会“碰壁”，导致危机和革命。在一个范式的框架内，“常规科学”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出现反常时为止。反常最终会导致一场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将要产生新范式的革命。科学中的革命，就是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科学中出现的危机引导新的范式的产生，从而导致了原有范式的转换。 什么是科学革命呢？库恩指出，革命是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他写道： 根据现代编史工作的要求审查过去的研究记录，科学史家也许会惊呼，当规范改变时，这个世界本身也同它们一起改变。科学家们在新规范的指导下采用新工具观察新领域，甚至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在革命期间用熟悉的工具观察他们以前已经观察过的领域时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东西。这有点像把这个专业团体突然运送到另一个行星上去了，在那里熟悉的对象是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的，并且是由不熟悉的对象联结起来的。当然，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没有地理上的移植，实验室外面日常事务通常也像以前一样在继续。尽管如此，规范改变确实使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研究工作约定的世界。就他们只是依靠由他们看到和做到的那个世界而论，我们也许想要说，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作出回答。 天体物理是科学革命频繁爆发的一个领域。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世界近2000年。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挑战了地心说，之后在伽利略的努力下，日心说在400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地心说的科学革命，他们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古希腊人很早就猜测行星的轨道是圆，开普勒发现行星绕太阳走的是椭圆，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原理》一书，给出了万有引力方程式，证明这个行星的轨道一定是椭圆；在英国皇家学会庆祝20世纪即将到来的盛大年会上，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者、物理学家凯尔文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基本建成，在新的世纪中，物理学家们只剩下些修补工作了。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是想象力达到极致的科学创造，打破了绝对时间的框架，表明时空可以转换。一个著名例子是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年龄差。如果哥哥乘坐以光速前进的宇宙飞船作长途太空旅行，当他重返地球时，他会比留在地球上的弟弟年轻得多。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成为描述宇宙演化的“正统理论”，天体物理完成了对经典天体学的科学革命，即爱因斯坦革命。 爱因斯坦原始的广义相对论预言，宇宙不是膨胀便是收缩。可能出于对麦克斯韦方程组对称美的欣赏，爱因斯坦在方程中加上额外的宇宙项，以这种方式得到一个均衡状态的宇宙模型。可是，14年后，反常开始出现。1929年埃德温·哈勃从星系光谱的红移推断，越远的星系以越快的速度离我们而去，这表明整个宇宙处于膨胀的状态。从时间上倒溯到过去，估计在100亿～200亿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即宇宙是从一个密度极高的状态通过大爆炸而产生的。哈勃的发现导致第三次天体物理革命，即宇宙是处于不均衡状态的。爱因斯坦后来把宇宙项称作“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25年后，爱因斯坦试图用统一场来描述宇宙的状态，可惜，没有成功。有人戏称，1925年后，爱因斯坦可以用余生去钓鱼。爱因斯坦晚年的错误是用一种均衡的思想理解本身不均衡的宇宙，这是徒劳无益的。宇宙是不均衡的，在不断膨胀，星系、星云和可怕的黑洞正远离地球而去。 <hr /> 注释： 第一篇 世界是阶梯式的 第二章 供给革命 第二节 经济学需要新革命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此也具有革命的属性。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歇尔对过去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在1890年出版了开辟经济学纪元的著作，自此经济学知识开始系统化。凯恩斯这样称赞马歇尔：“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符合科学要求内在逻辑一致的学科。经济学的“精湛化”和“危机”是经济学范式“革命”的两个前期阶段。无论是“凯恩斯革命”，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革命都是在当时的规范或研究方法受到挑战时出现的革命。一言以蔽之，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有一个“经济学革命”的亲身体验。资本的概念不是天生的，是逐步发展的。在一个宏观经济世界中，存在“总资本”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取得经济学革命胜利的结果。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曾经把以总资本为基础的总生产函数应用在企业研究上，可我的导师之一，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前主任戴维·纽伯瑞教授坚决反对。我拿出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应用总生产函数分析企业的论文，他还是不同意，这令我大为不解，难道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在他那儿行不通？后来我才明白，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爆发了持续20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哈佛捐款创建了今天的美国哈佛大学，并把当地小镇叫做剑桥。英国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是琼·罗宾逊夫人，美国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两个剑桥之争”的核心是存在不存在“总资本”的概念。英国剑桥是不承认总资本这个概念的，所以就不承认总生产函数。后来，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占了上风，总生产函数被作为康德的“先验理性”介绍给战后的几乎所有经济学的学生，而英国剑桥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经济活动是人类的最基本活动。凯恩斯曾说：“如果我们不是眺望未来，而是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和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在整个生物界，从生命的最原始形式开始莫不如此。”经济政策又是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政策受到经济思想的巨大影响。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学生，是继马歇尔之后的又一集大成者，他没有像浮士德一样，最终说出了“人生多美好”的忌语，而是说出了经济学的“忌语”。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他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经济世界，对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回顾经济学200多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萨伊法则认为“供给创造需求”。古典经济学误读了萨伊法则，认为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总需求曲线通过价格调整达到自动平衡，世界处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中。早在19世纪，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就传遍世界，当时的英国首相对亚当·斯密说：“我们都是您的学生。”马歇尔在中也是重申了一般均衡的概念。 经济学革命可以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进行简洁的表述。实际的产量通常体现为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总需求曲线代表了给定价格条件下总需求的决定，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反映了在给定产量条件下的价格水平。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实际上都建立在对长期供给方面的假设上，这也正是分歧所在。如图1-7所示，古典经济学的总供给曲线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垂直的。所以，政府试图拉动总需求曲线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对增加总产出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佳的经济政策就是放任自流，完全让“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 1926年，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作了深刻精彩的批判：“关于私人利益和公众福利可以达成非凡和谐的思想，在佩利那里已是显而易见，但正是经济学家赋予了这种观点一个良好的科学基础。想象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条件引导下，通过自然法则的运作，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总是趋向于增进公共福利！我们的哲学难题就此被解决了——至少对讲求实际的人来说，现在他能够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条件上了。在政府无权干涉私人事务的哲学学说以及政府没有必要干涉私人事务的神圣信条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条科学上的依据，即干涉是得不偿失的”。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美丽世界里，用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经济衰退和非自愿事业是不存在的。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溃。1929～1933年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的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起将近10年时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大萧条，也不能为摆脱萧条提供有效的对策。于是，占主流地位的古典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社会亟需一场经济学科学革命。 在经济学里，一个学派的品牌识别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例如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对“看不见的手”的笃信。可是，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提炼成“经济学家共同体”公认的规范，但谁也没有想到，打破这种规范的竟是马歇尔自己的得意门生凯恩斯。 凯恩斯很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热心于经济政策研究。他去世后留下遗嘱，要求在剑桥大学建立应用经济学系，可见他对经济学应用价值的重视。他于1936年以挑战传统的精神，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起“凯恩斯革命”。他抨击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由于价格呈现上升容易下降难的黏性，总供给曲线不是垂直的，而是向斜上方倾斜的（如图1-8所示）。经济处于衰退，不是供给方面的问题，而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衰退长期存在。的确，长期来看，价格终究会缓慢下降到使需求等于供给的均衡状态，但如凯恩斯充满讽刺意味地说，“等到长期，我们都死了”。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加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他创立宏观经济学，也被誉为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 1985年，保罗·萨缪尔森在回忆当时的经济学大变局时指出：“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她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越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富庶的土壤，慢慢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前缀‘通’字。这一命名的用意，在于把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结论的特征与古典学派的进行对比。在过去100多年里，古典学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一直统治着我这一代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本人也是在古典学派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将要说明的是：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能被运用于特定情形，而不能被运用于普遍的情形，这种假设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均衡位置中的一个极限点。而且，古典学派所假设的特殊情形的特征，恰恰不是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具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试图将古典理论运用于经验事实，它的教义将会产生误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从1936年到1971年，长达35年中，古典经济学逐渐黯然失色，“凯恩斯革命”成功了，对经济衰退和非自愿失业采取的标准政策处方是凯恩斯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如日中天，经济学家共同体春风得意。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曾幽默地说：“现在，我们个个都是凯恩斯学派的人了！” 尼克松总统话音未落，1971年，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纷纷陷入“滞胀”的尴尬局面。经济学的“反常”出现了，经济学又陷入一次科学危机之中，占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质疑。1985年，保罗·萨缪尔森在一篇演讲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状态：“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年到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在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学上的新古典革命爆发了。 芝加哥学派主张全面恢复“自由放任主义”，其代表人物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增发货币在长期就是通货膨胀，并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归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惹的祸。20世纪70年代微观经济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在理论上证明了个人在追求自己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通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效率和福利没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是统一的。这个证明使微观经济学达到了美学的最高境界。同时发展起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把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基础相结合，取得了重要成就，提出“货币幻觉”等微观机制，说明在短期内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而长期是垂直的（见图1-9），这意味着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果，长期就没有促进就业的结果，反而会带来高通胀。 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模式来描述预期的形成，“理性预期学派”崛起，强调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一个经典例子是“通货膨胀偏差”。当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的目标是5%时，企业和个人如果相信货币当局的承诺，有理性的中央银行就有财政上的动机悄悄增发货币，使通货膨胀达到5%以上，由此获得“通货膨胀税”。但企业和个人也是理性的，被骗一次后就不会相信中央银行的承诺，于是经济体中的均衡通货膨胀就高于5%。所以，在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体中达到一个悲哀的次优结果，就相当于“囚徒困境”一样。“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思想的现实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对货币政策。例如，欧洲中央银行为了增强自身的可信度，主要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一方面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偏差”，另一方面因对增长和失业反应迟钝而广受批评。尽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用“菜单成本”和“效率工资”等微观机制来解释向右倾斜的总供给曲线，但产生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新古典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万尼斯基杜撰了“供给学派”一词，并著有《世界运转方式》一书。从此“供给学派”开始成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独树一帜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认为，萨伊法则完全正确，经济状况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具有活力和个人是否有工作积极性；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通过减税，使企业提高竞争活力和个人提高工作积极性。如图1-10所示，通过减税等政策，“供给学派”认为总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移，假如总需求曲线不动，则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总产出增加了。但“供给学派”强调在给定通用目的技术内的“精湛化”问题，没有注意到技术可能发生的革命，在理论上缺乏大的创新，无法动摇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但是，“供给学派”的政策影响却出人意料地超过其理论上的建树。 1980年和1981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相继执政，都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从1984年开始，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规模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同时降低社会福利水平，使英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焕发了活力，避免了欧洲“硬化症”。1980年底，里根上台，解除管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小企业等一系列刺激供给方面积极性的政策，来提高企业的活力，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经济向信息经济转轨。1984年，美国经济惊人地反弹，走出“滞涨”，在经历1991～1992年短暂的衰退后，开始了近10年的经济高增长。 保罗·萨缪尔森曾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透过卢卡斯、萨金特、巴罗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做了180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中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与瓦伊纳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性预期学派”的领军人物小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不无得意地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今后只要关注供给方面就可以了。”2007年，卢卡斯的预言余音未消，一场次贷危机在美国悄然爆发。2007年7月，道琼斯工业指数升到14000点以上后，就一路飞流直下。从2008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世界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发展成世界经济衰退。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还从未出现过这次这样的惊恐和衰退，可谓哀鸣遍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2009年年初说了一句话：“现在还没有发生萧条，而且虽然有种种不祥之兆，我也不认为我们将陷入一场萧条。但我们确实已经深深走进了萧条经济学的王国。”发生经济萧条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是难以理解的。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2009年，世界处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中，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09年的失业人口高达5000万人，中国在危机中也不能独善其身，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尤为突出。人类对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仍心有余悸，面对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恐惧。剑桥毕业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生活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大萧条期间，在其著作《预言与劝说》的第五部分第二篇《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深刻地写道：“普遍性的世界性大萧条、在一个充满贫困的世界里产生的异常巨大规模的失业、我们曾犯下的灾难性错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失去了洞察力，对于在表面现象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对于事物发展趋势的真实解释置若罔闻。”是什么使我们失掉了洞察力呢？我们的错误就是经济思想跟不上迅速变化的世界，恢复洞察力的办法就是摆脱旧思想，接受新思想。 2008年10月30日，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经济学需要一场科学革命》的文章，作者简·菲利普·鲍查德是一名物理学教授，也是一家对冲基金的研究负责人。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相对于物理学在最近数百年来的无数次成功而言，经济学的成功数量少得可怜。依靠物理学，人类可以登上月球，核反应堆可以向千家万户提供能源，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可是经济学能够给出哪些经典成就呢？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大量完美的数学模型来解释世界，但问题是这些模型没有一个能够预言出大萧条，更别提现在的世界金融危机了。《自然》杂志编辑对该文作出的评论员文章称，“经济学处于危机中，需要一场科学革命”。 新古典经济学没办法解释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实体经济衰退，曾经抛弃凯恩斯理论的美国和英国等国纷纷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话似乎又应验了，“现在，我们个个都是凯恩斯学派的专家了！”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科学革命，风靡一时，因对世界金融危机提不出有价值的建议，在短短的30年后的今天遭遇了科学危机。从凯恩斯经济学1936年登峰造极到1970年走下神坛，约30年光景；从1971年新古典经济学崛起，到2008年走下神坛，约30年时间。还是中国古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hr /> 注释： 第一篇 世界是阶梯式的 第二章 供给革命 第三节 投资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是位盖世英雄，为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幼时，他母亲倒提着他的脚踵在神奇的冥河水中浸泡，他因此周身刀枪不入。可是，他的脚踵因为未浸染冥河之水而成致命弱点。在一次战役中，敌方知道了这个秘密，专门瞄准他的脚踵，一箭射中，阿喀琉斯悲壮而死。“阿喀琉斯之踵”后来被喻为无论再强大的事，都会存在致命弱点。 在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大厦中，已经构建了完美的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有没有“阿喀琉斯之踵”呢？如果有，它在哪里呢？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一直是个不公开的秘密。新古典经济学对消费和贸易知道得较深，如在消费行为上发现的“随机游走”模型，但对投资却基本上处于初级状态，是最薄弱的环节，现有经济模型没有能力解释投资行为。 托宾的Q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投资模型。托宾的Q比率是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资产价值之比，反映的是一个企业两种不同价值估计的比值。分子上的价值是公司的资本市场价值，包括公司股票的市值和债市资本的市场价值，分母是企业账面资产价值。重置成本是指如果从零开始再来一遍，创建该公司需要花费多少钱。托宾的Q大于1的时候，说明企业的资本市场价值高于企业的重置成本，股票价值被高估，套利空间形成，资金将从资本市场流向产业，投资增加。当Q等于1的时候，资本市场和产业的套利空间消失，资本将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投资为零。当Q小于1的时候，表示企业的重置成本高于企业的资本价值，企业价值被低估，资本将更愿意投资证券，投资减少。但是，资本市场价值是由资本市场决定的，托宾的Q理论没有进一步描述资本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 企业股票市场价值经常会有泡沫化倾向，一旦股价上涨，这种上涨就会产生自我强化效果，与投资行为关系不大。自从182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股市泡沫频频爆发，如1717年的英国“南海”泡沫，1929年的美国股市泡沫和1990年的日本股市泡沫。最近一次是1995～2001年的美国股市互联网泡沫。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席勒敏锐地觉察到泡沫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现象，在其《非理性繁荣》一书中，他形象地将催生泡沫的大众心理比作一个“庞氏骗局”，也就是中国俗称的“老鼠会”。最近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500亿美元金融丑闻就是一场典型的“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的关键机制是后续的投资者的连续投资都会为其前期的投资者带来收益，所以前期投资者在崩溃前的所有预期都得到证实，表明人类免不了有一种保持稳定预期的心理倾向，即认为世界是采用直线式的方式发展的，一旦最后预期没有得到验证，泡沫就破裂了。 投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英国经济学家比美国经济学家对投资是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更坦率，或许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原因吧。 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量。凯恩斯认为，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他指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总需求或是消费需求不足或是投资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3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因此，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指的是有效投资不足。 凯恩斯在《通论》中考虑到心理因素包括非理性心理对长期预期的影响，产生了自相矛盾的论述。一方面，他发现“资本之边际效率规律”很不稳定。凯恩斯写道： 繁荣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之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增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碍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的，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未来之看法，亦随之黯淡，不放心，于是流动性偏好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前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至于流动性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的以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增加。 另一方面，他没有办法找到“资本之边际效率规律”不稳定的系统原因，只好假定长期预期是稳定的。他写道：“我们不能作出结论认为每件事情都依赖非理性心理，长期预期经常是稳定的，即使它不是这样，也有其他因素来促使它这样。”于是，凯恩斯这样来定义资本的边际效率：“我之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乃等于一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折为现值，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 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凯恩斯关于“资本之边际效率规律”不稳定的观察，直接假设了稳定的“资本之边际效率规律”，并把它奉为教条。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资本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性，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追加资本，则追加每一单位资本的收益要递减，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资本的收益最低，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资本便被称为边际资本，边际资本生产的产品量为资本的边际收益，实际利率就决定于资本的边际收益。最后，实际利率应趋向零。于是，投资机会消失了，人均资本积累停止了，经济增长也消失了。若还要有经济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必须假设有一个技术增长速度的外生变量。一旦有技术进步，资本的边际收益永远不会降到零，总有投资的积极性存在，投资机会也就永远存在，并假设了长期预期是稳定的。但这是有根本缺陷的。 在我看来，凯恩斯投资模型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主要缺陷是预期的利润率逐渐降低趋势的假设根本上不正确。凯恩斯认为，利息率上涨的因素“固然有时可使事态严重化，偶尔也发生恐慌”，但他认为那不是典型的形式，没有考虑到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毕竟，凯恩斯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时期，没有体验到信息革命的巨大影响。他的“长期预期经常是稳定的”这个结论只适用于技术常规创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投资预期收益率的不确定性低，所以投资者或企业对投资持稳健的态度，对投资机会“看得见，摸得着”，投资行为持续稳健地发生。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够解释投资行为，只好假设外生的技术进步，留下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图1-11清晰地表明，美国在1871～2009年的137年中，长期月利率出现了上涨和下降的长期趋势。尽管在1979～1981年期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控制高通货膨胀，大幅度抬高短期利率，对长期利率影响是有的，但不大会起主导作用。换句话说，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的反应一般不太敏感。因此，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美国中长期实际利率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也明显存在。 所以，在利率和资本的变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单调关系，利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是不正确的。长期预期是不稳定的，利率没有长期下降，而是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率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当代经济学代表人物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此深刻地指出：“有一种陈旧的观点，认为利率必然显示出一种从长期看来下降的趋势；这种观点对古典经济学以来的许多人已经几乎成为教条，而我们的理论中则没有任何东西支持这种观点。其实这种强烈的印象主要是由于那种说明了中世纪利率数字的冒险因素；而真实的利率并没有任何明显的长期趋势，因而利息的历史倒是证实而不是否定了我们的解释。” 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人物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认识到投资的波动性，他指出，“这并不是说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增长的必经之路）使投资更没有把握，更有可能出现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代价，没有衰退也就没有繁荣，而假如没有繁荣，资本形成一般说来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快”。凯恩斯投资模型和新古典投资理论都假设了投资机会的存在，实际上投资机会在一个生产力范畴内终究会消失。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曾忧心过高的储蓄率，“从理论上说，增加储蓄有可能抑制投资，但是增加储蓄同样有可能促进投资。那些资本已经非常充裕因而投资动力微弱的国家，必须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否则可能遇到长期缺乏投资机会的危险”。 <hr /> 注释： 第一篇 世界是阶梯式的 第二章 供给革命 第四节 跳跃的总供给：马克思-库恩定律 经济的供给方面，即长期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喊出了“争取经济学独立地位的第一声”，在其巨著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给予经济学以最大的关心”，他进而论述道，“这种进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对下一问题加以实际的关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这真是不可能的吗？这个问题正被当代的日益热烈的要求推居前列。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因为这个答案部分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经济学家并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的特别方法：他也必须像别人一样地做，尽他所能去推测。但是，这个答案大部分有赖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给予经济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关心，也就是这一点。” 但是，当前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对人类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对长期经济增长这个核心问题也没有一个可信的解释。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诊断和提出建议。可是，当今经济理论提不出一个一致的解决办法。例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非常可怕，许多美国人一直记得大萧条；日本经济从1991年以来长期停滞，导致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不再提高，储蓄利率长期为零，失去了理财的机会；对于大部分东亚国家而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并没有恢复往日的荣光，投资率大幅度下降；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令世界各国处于痛苦之中，失业人口和他们的家庭苦不堪言。这些就把新古典经济理论难住了。在世界经济急剧变化的时候，完全提不出终止长期衰退的对策，并且让伤口持续扩大，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创。 单纯利用当前经济学范式解决危机已经很困难了，在经济学中引入其他学科的眼光或许会对它有所帮助。正如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所说，“现代经济学家是过去许多公认的天才思想家的继承者：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瓦尔拉斯、威克塞尔、马歇尔和凯恩斯，以及数以百计的出色学者。实际上，由于经济学界的这些巨人本身也是站在他们前辈的肩膀上前进的，因此今日的经济学家的地位就犹如站立在人类天才的金字塔之巅。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经济学家都未能预计到1970年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呢？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学家们带上了职业的偏见，使他们只会向前直视，专门看到那些一贯熟知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嫌麻烦，愿意转首环顾一下其他学科领域，则可能会对整个景象得到全然不同的观点”。奥尔森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经济现象的感受与德鲁克对管理的感受是一样的。德鲁克在《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学》一文中指出“目前所有的经济理论，都不能解释从1975年到1989年这15年中发生的主要经济事件，也未能预测到这些事件的发生。换句话说，现实已经使这些经济理论过时了”。生产力革命必然来自现有产业之外，新经济现象一定是人们不熟悉的，无法演绎推理的，需要想象力的。所以，新经济现象是“想象力经济”。 1883年，凯恩斯在英国出生；同年，熊彼特在奥匈帝国出生。两个经济学大师生于同一时代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悲哀。中国古话说得好，“既生瑜，何生亮？”在20世纪，熊彼特还无法超越凯恩斯的政策影响，但是在21世纪，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焕发出持久的魅力。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包括以下5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有时集聚，产生经济繁荣，有时稀疏，所以产生经济萧条。与凯恩斯一样，熊彼特一心想阐明一种经济增长的通论，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经济历时变化的理论模型，或者更确切地说，试图回答经济系统如何产生不断变化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最终创新取决于企业家职能。但是，这个解释欠说服力。企业家一直存在，很难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在日本长期停滞中无能为力，为什么企业家在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衰退中风光不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是我在剑桥的一位老师，他一直主张经济学要探讨哲学问题。他在剑桥的一次演讲中，提倡经济行为必须考虑到经济和道德后果。我当时在台下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后果是不确定的怎么办？”他当时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会记下你的问题”。后来，我在剑桥经济系为他举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庆祝酒会上碰到这位大师，他还记得我的问题，承认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回答。 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所建议的那样，应从其他学科找到理解新经济现象的钥匙。在我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中，我把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探讨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发起一场“供给革命”。 希腊哲学家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经济发展的河流也持续变化着。马歇尔在其巨著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英国剑桥学派领军人物琼·罗宾逊夫人认为美国剑桥学派没有抓住凯恩斯《通论》的中心思想，她指出：“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现在说来，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就像爱因斯坦原始的广义相对论，通过一个宇宙项，也就是外生的技术进步，就使经济达到了完美均衡，但事实上经济生活是不均衡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经济可以达到完美的均衡，时间只是分析的技术手段，并没有被赋予真正的内涵。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只能是特例。 在经济思想的影响力上，具有超越时间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熊彼特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说，“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思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 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同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熊彼特尽管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仍然力推马克思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位大师级人物。他说：“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它在人的问题上扩大了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把崭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也包括进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从供给角度解决人类的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论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其最基本思想是生产力变化是根本的，生产关系需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同时高度重视科学的作用。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精神”的神秘实体，使人类历史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所讲的辩证法各阶段发展下去。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指出了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马克思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作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写道：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那么，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是什么呢？如果不能论证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就会最终归结为黑格尔的“绝对自由”。 科学是社会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培根是第一个重视科学的实践性的哲学家。1620年，培根总结了他的哲学思想，出版了一书。在书中他响亮地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他指出，要想控制自然，利用自然，就必须掌握科学知识。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研究自然，研究科学。 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把科学置于非常崇高的地位，他把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定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一词就可以看出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的著名演讲中说，“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令人惊喜的是，恩格斯把马克思看做一个科学家。 熊彼特把企业家引入经济学，马克思把科学家引入经济学。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重要，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也同样重要。爱因斯坦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爱因斯坦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可谓当之无愧。他给出的质量和能量互相转化方程式E=mc2，E是能量，m是物质质量，c是不变的光速。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公式奠定了核能源工业的基础。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而这种认识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体现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中去”。英国苏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所（SPRU）创建人和领导者克里斯·弗里曼与著名长波理论家弗朗西斯科·卢桑合作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开始意识到科学的根本性作用，承认马克思本人对科学的极端重视，他们写道：“许多历史学家低估了科学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学家也常常低估科学对现代创新的贡献。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夸大技术（比起科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李约瑟等学者和马克思本人并非如此。” 尽管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但没有明确指出科学是否是生产力变化的来源，也没有对生产力的变化规律给出具体模型，由于科学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刚刚起步，更没有可能总结它的发展规律。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在19世纪中叶，处于“蒸汽机时代”，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时，“电力时代”还没开始，而物理学的革命则发生在20世纪，电子计算机1946年才诞生。所以，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洞察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 马克思说，“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如果科学是生产力变化的来源，就必须探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发展的规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反复发生革命的过程。从工业革命后，科学逐渐地被认为是一种力量，人们乐观地采用科学知识。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意识到了科学革命的深刻本质。他谈道，“过去20年的事态不仅仅使普通人改变了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也使科学家们深刻地改变了他们自己对科学的态度，甚至还影响了科学思想的结构。300年来科学领域中理论方面和总看法方面的最重大的变化足以同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迎接一场更新的、更可怕的战争的准备工作等令人不安的事态相提并论。这看来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关于公理学和逻辑学的论战，动摇了数学的基础本身。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物理学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完全推翻了，而后者至今仍是人们不甚理解的、似非而是的理论。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发展使生物学面目一新。这些都是在科学家们个人一生中相继迅速发生的变化，迫使他们比前几个世纪的科学家们更加深入地去考虑他们自己的信念的根本基础。他们也无法不受外界力量的影响”。 托马斯·库恩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规律，但忽视了科学的日益增强的实践性。贝尔纳追问道，“要讨论科学的应用，就必然涉及经济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现行的或者大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制度，到底能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造福于人类提供多大机会？” 简单说来，马克思-库恩总供给定律就是：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对应关系。科学是通过“科学进步、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三个基本阶段交替发展的。科学的进步是边际递减的，最终会停下来，进入科学危机阶段，科学危机导致科学革命。科学的进步推动技术进步，科学的危机导致技术停滞，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技术的进步和停滞带来生产力进步和停滞；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力革命。生产力的增长、停滞和革命是必然发生的。 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表明收益增加，恒定和递减在同一通用目的技术范式内都是存在的。要想达到长期经济增长，必须有生产力革命，进入新的通用目的技术范式，由此引发投资率波动和可能出现的技术泡沫。经济发展会出现繁荣、停滞、衰退和复苏4个阶段，不能保证经济的周期性，但若一个经济体制没有能力适应生产力革命，就会出现长期停滞。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重视生产力的革命性，强调生产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1988年，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从理论上对邓小平的论断作了诠释。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政府不要试图干预经济，因为那会带来通货膨胀，并与经济产出毫无益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价格调整是黏性的，在经济处于衰退中，政府应该干预经济，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如图1-12所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根据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总供给曲线长期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一个生产力革命之内是垂直的，当新的生产力革命发生后，潜在的总供给曲线向右大幅度平移，发生“供给革命”。萨伊法则依然有效，供给革命创造全新的需求。 如果一个经济体制有充分的适应效率，就可以抓住总供给曲线向右“跳跃”的机会，总需求会逐渐与新的总供给曲线达到平衡；如果一个经济体制缺乏适应效率，总供给曲线就向右移动不了，总需求只能在现有的生产力革命中与垂直的总供给曲线达到平衡，经济陷入“高水平均衡”。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对于打破这个均衡可能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经济体制改革。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了供给方面，没有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总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犹如刻舟求剑。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德鲁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经济学的要害，“当代的经济理论未将科技、创新和变迁纳入考虑之中。跟以前的新古典学派一样，当代的经济学家假设经济是不变的、均衡的，而科技、创新和变迁则是外在的。……可是，创业精神、发明和创新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经济体系，它们才是主人，而宏观经济不是。” 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正赶上工业经济日薄西山，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开始，其政策主张只是碰巧适应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信息经济出现和无意中促进了信息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真正理解经济“供给方面”的根本变化，谁说“大自然不能跳跃”？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企业最基本的约束条件——通用目的技术。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认识到了生产力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和根本性推动作用，但由于时代所限，没有指出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融合了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指出生产力革命使总供给曲线产生跳跃。 由于生产力革命的不确定性，经济体制更加灵活而不是稳定。为向新供给曲线移动，必须彻底重组生产过程和方式，需要全新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也成为推动创新经济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市场。没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新供给曲线”的要素供给是做不到的。但仅有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国家学习体系，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不断地更新技能，推动人力资本升级。生产力革命必然出现，但其内容和爆发时间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专门物质资本的积累都可能过时，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投资人力资本，才是长远之计。由于生产力革命引发投资浪潮，世界利率必然会突然跳升，国际资本出现突然大逆转，对资产负债表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会对需求和产出造成压力。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效果很差。为了防范资本账户危机，需要对资本账户保持一定控制。 概括说来，“亚当·斯密增长”靠劳动分工；“索洛增长”靠资本积累；“熊彼特增长”靠企业创新；“马克思增长”靠“马克思-库恩创新”。“马克思-库恩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创新，是一种增量的提高；另一种是革命性创新，相当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马克思-库恩创新”的主体是科学家。熊彼特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从长期来说，科学家的作用比企业家大。从短期来说，科学家与企业家一样重要，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篇 世界是阶梯式的 第二章 供给革命 第五节 构建“学习经济” 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最开头这样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是充满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盛行的时代；是具有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困惑的时代；是光明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也一无所有；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 21世纪伊始，人类社会在取得了20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空前繁荣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经济挑战：非洲的许多国家几百年来经济增长一直缓慢，世界贫困问题仍然严重；世界各国收入差距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越来越大；日本经济从1991年以来就一直处于长期停滞；20世纪9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使拉丁美洲国家失落了10年；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傲人的“东亚增长奇迹”顿失辉煌；2001年，随着美国经济增长以惊人的速度下滑，世界经济正经历着严重的同步减速，短期经济前景变得暗淡。 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专门学科，经济学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实践中，一言以蔽之，经济学必须致用。当前经济学在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挑战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遗漏，即在强调人的自利性时忽视了科学首创性是人类自由的结果。结果是，对世界各国最迫切的挑战——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经济学并没有能够开出一个长期有效的药方。 受到发展经济学结构学派思想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通过政策手段将储蓄率强制性提高。几十年的资本积累导向政策的实践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是令人失望的。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对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世界银行已放弃以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宏观经济稳定和民营化)，转而强调全面提升社会能力和增长的质量。新古典经济学对日本的长期停滞和对美国的“新经济”前景提不出有力的见解，在指导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化上因数次金融危机而遇到严重挫折。 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意味深长地指出：“从长远看，人类终将解决其经济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出一种社会组织，它能够尽可能地提高效率，但又不会与我们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相抵触。促成下一步行动的，不应当是政治鼓动或草率的实验，而应当是思想。我们需要通过精神上的努力来澄清自己的感情。目前我们的同情心和判断力往往倾向于分裂，这是一种让人心力交瘁的痛苦心境。在这个行动领域，改革者们除非能够以和谐的理智与感情来矢志不渝地追求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否则是难获成功的。” 在我看来，阻碍人类共享长期经济繁荣的根源在于现有经济制度本身，即现有制度模式并不灵活，人类社会需要更加灵活的经济制度，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须取于经济制度创新，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建立一种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制度，即所谓“学习经济”。 顾名不能思义，此学习经济非彼学习经济。学习经济在这里是一个名词词组，而不是一个动宾词组，是说会学习的经济，即Learning Economy。“学习经济”思想的起源是生产力革命。马克思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但在那个时代，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生产力的革命性变化规律。根据库恩的科学哲学，科学通过在范式内积累和新范式的革命两个阶段交替发展，但科学革命发生的形式和时间是不确定的和不可预知的；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力革命。但另一方面，经济制度的发展是有惰性的，即路径依赖，这产生了生产力革命和经济制度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结构调整困难和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上。既然现有的经济制度难以应付生产力革命所带来的挑战，人类必须进行经济制度创新，使“学习经济”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学习经济”能够顺利和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实施有效的金融风险管理，从而产生长期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创造充分的工作机会。 “学习经济”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垄断竞争和充分竞争并存的产品市场，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允许革命发生但又有管理风险的资本市场是“肌肉”，有适应性效率的常规和新兴部门是骨干，灵活的“国家学习体系”是催化剂。这个经济既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又不会掉进“福利陷阱”。务实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运行的“方向盘”，包括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财政政策、艺术的货币政策和供给方面的政策；在不健全的国际金融体系下最薄弱的部门是对外部门，该部门特别是资本账户就像人体的膝关节一样脆弱。所以，有效的金融风险管理是“学习经济”的“护膝”，用以防范国际资本逆转导致的金融危机。 那么，“学习经济”理论对近中期中国经济改革能否有所帮助呢？30年的改革实践表明，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有经济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准备。近中期改革之急是在结构调整中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严峻挑战。既然当今世界主流经济理论存在重大缺陷，今后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就不能“拣到筐里都是菜”。“学习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我相信，对近中期中国经济改革会有一定的启迪。 <hr /> 注释： 第二篇 中国经济大历史 第三章 辉煌时代：公元1～1839年 第一节 用数据说历史 要想了解中国从公元1年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关键是看视角的宽度。按费正清20年为一段来划分历史的方法，应至少用100本书来解读这段历史。但黄仁宇以其独特的大历史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在一书序言中，他说：“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犯起是非的题目。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发生的问题，都是“缺少数目字上管理”。他对财政状况很关注，认为中央政权主要靠税收体系来维持，税收锐减，政权运作便无法维持。根据黄仁宇的分析，由东汉开始中央对地方政权失去控制，主要原因是依靠地方来执行的中央税收基础受到破坏，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其后又没有有效税制的建立，结果在每次对抗突发事件时，由于财政困难，总是败多赢少。黄仁宇从税收角度看问题是有道理的。但财政支出也很重要，一个中央政权往往在开始时期能控制花费，到了后期就控制不住了。与税收减少效果一样，财政花费增加同样会侵蚀国家财政盈余，一旦发生内忧外患，就会拿不出钱来应对。 例如，明朝万历末年，明王朝开始认真对待关外努尔哈赤崛起的严重局势，投入40万兵力应对努尔哈赤的10万八旗精兵。这个兵力规模的使用，判断应是准确的。但是明朝国库空虚，无力承担40万大军长期作战的费用。所以，一方面明王朝被迫加征田赋，即导致全国哀怨的“辽饷”；另一方面关外用兵只能速战速决，不能打持久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主将杨镐分四路出兵，冒险急进，在萨尔浒战役中一败涂地。从此，明朝在关外不得不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即使崇祯帝不错杀袁崇焕，吴三桂不投靠清朝，明朝由于自身财政困境也很难应对清朝的崛起。应该说，从秦朝算起到清朝灭亡，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更替一次，与财政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黄仁宇的财政观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如出一辙。肯尼迪在其风靡世界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不断地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但罗马帝国没有建立伟大的国家，只有伟大的军队，而伟大的军队是需要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的。肯尼迪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军队的花费也在增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在不能发债的情况下，只能增加税负和大量增发货币，这就伤害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导致税收减少，酿成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 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又导致军队实力的下降，最终导致庞大的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公元1年，西汉面临着与罗马帝国同样的财政危机和高通货膨胀。公元8年到公元23年，试图挽救经济危机的“王莽新政”失败了。早在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决心征服世界的最东头，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而兴叹。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中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军队与纪律严明的罗马帝国军团没有遭遇，因此无法知道两个威名远振的国家哪个更强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两个显赫一时的帝国都败在自身的财政和经济危机下，而且是轰然倒地，顷刻间土崩瓦解，令人欷歔不已。 效仿黄仁宇先生，我在这里倡导经济大历史观。历史太复杂，同样的事件，经过历史学家重新组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于是人们很难形成一个共识。经济大历史观，就是用数字作为理解真实的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找到一条清晰客观的线索，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例如，人人皆知中国近代穷，但很少有人知道到底有多穷。 我从国富民强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大历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导言中有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富国裕民。”亚当·斯密强调的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目的，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大历史观，也带有国际的普遍意义：第一点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但长期提高人均收入并不容易；第二条是公共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容易被人忽视。宏观经济的病根往往是财政问题。例如，国家经常会出现财政困难，财政困难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或高通胀，在固定汇率机制和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货币遭受投机性攻击，被迫贬值，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富国裕民”怎样量化呢？现代统计学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GDP是对人有用的增加值的概念，就是一个经济体创造财富的总和，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人均GDP反映的则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是指每个人创造财富或经济附加值的量，可以粗略作为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人均收入最接近的指标。在本书中，人均收入就是人均GDP。 根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人均收入表明了一个国家平均每位居民所占有的国内总收入，简称人均收入。但人均收入在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貌时，并不能显示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状况的所有方面，也存在缺陷。例如，不能表明一个国家的财富总和在居民中的分配状况，无法反映工作能否为人们提供幸福的感觉，更没有把经济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比如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考虑到，如此等等。尽管如此，人均收入仍是人类迄今为止在统计学上最重要的成果，因与其他社会指标如人均寿命和生活品质有高度相关性，在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上是无可替代的。就像考试制度有很多缺陷，但是古今中外都很难找到一个替代方式。 应该先说明一下，历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经常是经济总量的变化，但经济总量容易对内使人产生“未富先傲”的怪圈，对外陷入“中国威胁论”的陷阱。国际上“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虽然从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5年内连续赶超法、英、德，跃居第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13亿人口是中国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956年，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人口基数是基本国情，他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6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当前，中国13亿人每天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穿、住，青少年要受教育，成年人要工作，老年人要安度晚年。吃、穿、住、教育、工作和养老都可归为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给资源带来巨大承载压力。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是，中国用占世界7%的可耕种土地养育了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人均GDP能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容易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除以人口总量，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靠后位次，说明中国人均创造的有价值的社会财富和可能用来分配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不如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中国人未富先老，未来财政负担加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人均GDP是从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衡量社会福利程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没有每个人的富足，就没有家庭的富裕，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给每个人创造和拥有的财富多了，家庭拥有的财富自然多了，国家税收也会随之增加，这就有更多的余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我的经济大历史观是在二维世界中评价过去和预测未来。第一个维度是时间。在时间的坐标下，我们回到过去，从公元2009年一直上溯到有人均GDP数据的公元1年；我们前瞻未来，从2009年到2049年，预测从共和国甲子之年到百年华诞的未来40年。也就是说，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年到公元2049年的2000余年。第二个维度是人均收入（人均GDP），这是一条可以贯穿中国2000年的线索，贯穿着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缺乏量化指标就难以有客观比较，容易陷入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而迷失方向。在由时间和人均收入组成的二维世界中，我们的祖祖辈辈享受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今天差多少？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比我们生活好多少？在这二维世界中，简单曲线背后的经济道理却很复杂。直到今天，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能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在长期人均收入变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我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用经济学方法，即每个数字背后必有经济故事，经济故事必有数字予以支持，并应用新经济思想，对中国从公元1年到2049年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尽可能量化本书的经济分析和预测，用数字逼迫自己限制感性，增加理性成分，克服直觉可能出现的偏差。安格斯·麦迪森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和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为本书奠定了数据基础。1970年以前的数据，我以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为准，需要注意的是安格斯·麦迪森使用的是国际美元。1970年以后的数据，我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为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半年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数据。 同时，经济大历史观必须便于国际比较。世界银行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对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能力进行比较评估，认为国民总收入是度量一国经济能力与经济进步的最好的单一指标。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不要管你在研究什么国家，只要看一看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就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了，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与人均收入高度直接相关。我去了世界上不少国家，习惯于以一个经济工作者的眼光观察人类的生存状态，用人均收入横向比较，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体验。我发现，人均收入200美元的国家的老百姓想的是生存；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国家的普通国民想的是“小富则安”的安逸生活；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国家的普通国民想的是休闲生活，即凡勃伦的“有闲阶层”；人均收入30000美元的国家已进入加尔布雷思所说的“富裕社会”，居民开始计划到世界各地度假旅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外国人一听中国要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困惑了，接着问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什么意思？可一听中国要完成恢复人均收入在世界前列的相对水平时，就明白了。 想想中国最近30年来的变化，可谓巨大。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部分城市的街道上，废纸杂物随处可见。为什么现在突然没有了呢？这当然有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对城市的管理加强等诸多原因，但根本上是人均收入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行为。1995年我出国时，国外景点中文资料还很少；2005年我回国前，国外景点中文介绍已经很普遍了。说明中国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高到相当程度，出国旅游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了。 经济大历史观还要求纵向比较。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的改进是世界性的。在建国第一个30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摆脱了赤贫，基本上达到了温饱生活。这个进步用人均GDP量化，即为从人均100美元到人均300美元。建国第二个30年，中国13亿人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并使2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不光是中国人的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创造财富运动，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是从人均300美元到人均3000美元。 经济发展不能跨越人均收入的发展阶段，要稳步前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微小的发展速度差别，在短期不算什么，但在长期来看，都会产生巨大差别，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感觉。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人均劳动生产力增长率，短期什么都不是，长期就是一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遵循金融学上所谓的“72法则”，用作估计将投资倍增或减半所需的时间，反映出的是复利的结果。在用此法则计算所需时间时，把与所应用的法则相应的数字，除以预料增长率即可。例如：假设最初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假设人口零增长，年经济增长率为9%，利用“72法则”，将72除以9（增长率），得8，即需约8年时间，人均收入滚翻至4000美元（两倍于2000美元）。平均增长速度如果是10%，用“72法则”，意味着人均收入7年翻一番。 <hr /> 注释： 第二篇 中国经济大历史 第三章 辉煌时代：公元1～1839年 第二节 古有中国梦想 梦想的真正动人之处不在于梦想本身，而在于被梦想的魅力所激发出的想象力和创业激情。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经过几千年世事变迁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南宋诗人郑思肖曾写下过“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中国从不缺少想象力，中国人向来勇于追梦。中国自古就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等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神话故事，许多神话在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逐日是中国梦想。夸父与太阳赛跑，大概是最有悲壮色彩的比赛了。《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也写下了“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文学大师巴金在中赞叹夸父，“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庄子《逍遥游》开篇讲述的“鲲鹏”，更是达想象力之极：“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飞天”也是中国梦想。《淮南子·览冥训》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之语。嫦娥偷取长生不老药飞到月宫。月球探索飞船“嫦娥1号”探月成功，使中国千年的“嫦娥奔月”梦想成真。 中国梦想逐渐从神话过渡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来，演变成追求幸福安定生活的理想。中《国风·魏风》篇中提出了“乐土”、“乐国”和“乐郊”的经济理想：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中也表达了对“小康”和“大康”生活的向往，对千年中国梦想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小康，源于《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反映了中国人民想过上比温饱更好一些的生活的理想，即“小康生活”，同时也提出“中国”的概念和对“四方”的关注。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进一步阐释了“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与“小康社会”的千年理想相比，“大康社会”也是中国的千年梦想，可以说是比小康更富足美好的社会。“大康”出自《诗经·唐风》篇，“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唐卷十五的《燕射歌辞》写道，“朝野无事，寰瀛大康。圣人有作，盛礼重光。万国执玉，千官奉觞。南山永固，地久天长”。“大康社会”是对盛唐的一种生动描述。郦道元在《水经注》也有诗句，“大康华夏，绥静黎物”，再一次把“大康社会”与“华夏”紧密相联系。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提出比“大康”更高级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者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也成为中国的千年理想。 孟子在3000年前就有“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的梦想。2003年，中国彻底免除了农业税，还反哺农民，实现了孟子的梦想。 司马迁在《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一》中描述了黄帝时代“百姓昭明、百和万国”的“中国梦想”。 西汉末年，中国带有悲剧色彩的改革家王莽表达了当时的“中国梦想”，就是“夙夜梦想，五谷丰熟，百姓家给”。身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中，陶渊明在中记载了一个“世外桃源”的中国梦想，“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大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相继出现，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昌盛，经济空前繁荣，中国梦想在当时的世界响彻每一个角落。《旧唐书》中仍见当时的盛况，“肃肃清庙，巍巍盛唐。配天立极，累圣重光”。 大明永乐三年6月15日，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船队，“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从江苏太仓出发，开始了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7次下西洋。郑和在东南亚、印度西海岸、阿拉伯世界都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曾经多次抵达非洲东海岸。《明史》称“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评出了“史上最伟大的30名企业家”，郑和因“最具冒险精神，激励后代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而当选。 但遗憾的是，当时郑和发现的世界是“平的”，与中国没有太多区别。《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回来后中国就开始长期的封闭政策，海禁又成为长期国策。应该说，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很复杂，可能原因至少3个：一是明太祖的“祖制”影响；二是当时抗击近海倭寇侵袭的防卫需要；三是明朝中期财政状况的恶化，难以继续支持航海。 于是，中国的想象力在工业革命爆发的前夜，即在最不应该衰退的时候开始衰退。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明史》记载，“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明朝礼部竟然认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中国人当时拿到了《万国全图》，却没有一个游历各国的中国梦想，依然闭关锁国。1794年，清朝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表现出自满保守，没有好奇心去探寻世界即将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明朝后期和清朝既缺乏想象力又缺乏冒险精神，连黑格尔都为中国感到惋惜，他说：“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安格斯·麦迪森也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hr /> 注释： 第二篇 中国经济大历史 第三章 辉煌时代：公元1～1839年 第三节 高水平农业经济均衡：1～1839年 中国历史上曾在农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孟子·滕文公上》中生动地记述了3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开疆拓土的场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火驱赶猛兽，用疏导的方式治理江河泛滥，“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造就了一个平原地带供人们居住，可以有粮食吃了，然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增加了农业产量，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中国在公元1～1839年期间，历经了汉朝（公元1～22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隋朝（公元581～618年）、唐朝（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宋朝（公元960～1279年）、元朝（1206～1368年）、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16～1839年）。汉朝和罗马帝国是同时代的强大国家。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录了西汉初年中国的基本状况：“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兴了。而东汉在220年灭亡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69年的长期分裂，中国又奇迹般复兴，建立了统一的隋唐帝国。黄仁宇说，“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因此，中国经济大历史总体是延续不断的。 中国农业经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清朝。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首都开封市场叹为观止的繁荣景象。尽管增长步伐并非平稳，但中国在人口增加数倍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通过持续的农业技术进步，奇迹般地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长期稳定，同时经济总量长期居世界第一，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国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写下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评论道：“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 虽然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的时间便更替一次，但经济模式始终没有改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懋可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式样》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试图解释中国千年的经济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尹懋可认为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与欧洲相比要快得多，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诱导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反复。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限，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劳动力十分廉价，人均收入只能下降，从而达到“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个陷阱又使农业剩余减少，储蓄不足，阻止了原始资本积累，导致中国即使在14世纪已经接近近代工业革命的门槛，但仍旧无法诞生现代工业。 尹懋可的这一理论尽管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我认为其有4个不足之处：第一是对中国人均收入下降的推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力，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第二是工业革命需要很多条件，特别是类似纺织机的发明，资本积累不是充分条件。第三是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有本质的差别，农业技术改进得越好，越可能对工业技术置若罔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既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尹懋可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注意点集中在中国没有能独立创造出工业革命上，这造成推断超出应有的逻辑范围，不免牵强附会。第四是忽视了人口高速增长的内生性。为什么中国的人口总会出现高速增长呢？尹懋可没有回答。我把人力资本引入尹懋可的模型，得出对中国近2000年农业经济的一个新模型。 以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的经济增长模型作为主要的标志，人口出生率作为内生变量进入模型，家庭同时决定养育后代的数量和积累资本的数量。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得出两种可能的均衡：一是“贫穷陷阱”，即高出生率伴随低经济增长率，这是人们常说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二是“高收入均衡”，即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父母会越来越偏重于孩子的质量，减少孩子的数量，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怎样才能走出“贫穷陷阱”达到“高收入均衡”的状态呢？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对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没有提供好的政策建议，只认为需要历史的运气，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投资才可能触发经济由“贫穷陷阱”向“高收入均衡”的过渡。英国工业革命的伴生特征是人口转型，即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欧洲文艺复兴和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带来的教育普及可能是英国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 从公元1～1839年，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相同，进入了一个“高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消耗，而人口的增长带来人均土地的减少，又推动农业技术的持续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总量，但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不变。用一个医学例子来说明：人体超重容易导致高血压，就是因为心脏供血能力跟不上体重增加。 我把中国经济总量比作人体的体重，把血压比作人均收入，血压上升表示人均收入减少。这个人体体重增加很快，但血压没有升高，人体仍然健康如初，因为这个人体的心脏越来越强有力。这个心脏就是中国对技术的持续改进能力。如果中国没有持续改进技术的“心脏”，就会出现“高血压”，体重不可能增长。正是这颗“心脏”，使中国经济没有陷入马尔萨斯“低水平动态均衡”的陷阱。比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中国在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情况下搞出“两弹一星”，显示出技术大国的传统。下面，我列出4个事实，来对中国近2000年的经济作一个简洁并内在逻辑一致的解释，希望能有助于拨开看似矛盾的历史迷雾。 <h3>事实一：中国人口出生率高，人力资本水平低</h3> 除了在战乱和大规模饥荒期间人口出现减少外，中国人口在总体上长期增长，在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跳出了低水平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个经济奇迹。如图2-1所示，中国和印度人口从公元1～1839年期间长期增长，特别是中国人口在1700年开始大幅度超过印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经过“文景之治”，中国人口逼近5000万人大关。公元1年，汉平帝登基，汉朝的人口继续暴涨，总人口是5960万人，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比当时的欧洲总人口多出近1倍；宋朝时人口突破1亿人；1644年，清朝建立，人口约1.4亿人。“康乾盛世”先后持续了150年的稳定和繁荣，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清史》称“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的“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刺激了人口增长，1741年，全国人口突破1.42亿人，1820年逼近4亿人，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稳定，这在没有工业化的经济中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即“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也发生作用。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有相应的机制抑制人口。马尔萨斯写道：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国家，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而且大部分地区每年收获两次，人们生活很节俭。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不用再劳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会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抑制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即究竟是哪些罪恶、贫困患难抑制人口不超越土地的供养能力。 亚当·斯密认为中国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但马尔萨斯推测中国“早婚”的广泛盛行导致出生率很高。马尔萨斯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已经停滞了，怎么还会有高的出生率呢？他感到很困惑。所以，他推断，中国饥荒和弃婴很可能大量出现，人口受到积极性抑制的影响。他写道： 但是，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情况，与这个论点不太一致。据记载，中国各个阶级都盛行早婚。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种情况似乎是相矛盾的。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时间，土地每年的平均产量不太可能有较大增长，所以，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再迅速增长。盛行早婚的情况也许并不确切，但如果早婚盛行是事实，那么我们就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似乎只能这样解释：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但不时发生的饥馑和弃婴现象却又抑制了因早婚所带来的人口过剩增长。而荒年的弃婴现象可能比欧洲人想象的更严重。 在中国古代，马尔萨斯所猜测的“饥馑和弃婴现象”是时常出现的，但靠大量、普遍的“饥馑和弃婴现象”来抑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是偏离历史史实的。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总的说来，大概到19世纪中叶前，大多数中国人在衣食住方面的物质生活看来一直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阿默斯特使团一个成员在1816年的日记中写道：“到处显得平静安宁，我们看到的是满意的神情和幽默的兴致……人口庞大的国家乞丐如此之少真令人惊异。”马尔萨斯预期的消极性抑制在中国没有系统地出现，说明马尔萨斯大大低估了中国在农业技术上的进步。举例来说，马尔萨斯对“大部分地区每年收获两次”的描述也不十分准确，事实上，中国南方农民已经掌握了三季轮种稻谷的技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出生率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直接相关。中国传统上很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珍宝。孔子说“有教无类”，强调教育公平，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弟子和其中的“贤者”占当时的人口总数的比例太少了。四书的第一部是《大学》，有一句“人不学，不知义”，可惜中国古代的教育没有普及到大众，能够供得起孩子“十年寒窗”读书的家庭只是少数，没有真正做到“有教无类”，所以在18世纪中国的人力资本要比英国低。在汉末，官办的学院学生总数达3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以下。墨菲在《亚洲史》中认为，“中国有学识的上等人集团，以及其他亚洲社会的类似精英们，大概从未超过人口的2%”。 英国在1820年前的50年里，男性识字率已达到60%。而且，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因科举制度大打折扣，使具有久远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社会，缺少科学知识，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大众教育，内容单一，它忽视了自然科学。林毅夫在《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研究这类事情。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相当缓慢，基础极端薄弱。由于人力资本低和人均收入低，中国父母养育孩子的成本低，投资孩子人力资本的收益也很低。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就选择“多子多福”。所以，中国出生率一直很高。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就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2009年是剑桥大学建校800周年，而牛津大学更先于剑桥大学数百年创立。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对英国积累人力资本是很有帮助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兴起也加速了教育的普及。早在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就有力地指出，正是对更多知识的掌握，而不是性情或内在能力的变化才能解释人们与过去所思所想的不同。培根第一个把学习本身作为严肃科学问题来研究。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力量逐渐得到显示。1605年，培根用英语完成了两卷本的《论学习的进展》，这是以学习为其研究对象的一部著作，是培根声称要以学习为其领域，全面改革人类学习的宏大理想和计划的一部分。 培根认为：“人类获得力量的途径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密切关联着的，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不过由于人们养成一种有害的积习，惯于作抽象思维，比较万全的办法还是从头开始，阐明各门科学是怎样从种种和实践有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起积极作用又怎样像印戳一样，在相应的思辨上留下印记并决定这种思辨。”培根还认为，学习是良药，他的一句名言是“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培根对学习风气和方法的倡导鼓励了英国对科学的重视，为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或世界其他国家首先爆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培根的思想也在北美大陆上广泛传播。美国的教育进展步伐之大令人惊讶。1870～1950年之间，美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每10年上升0.8年。1960年，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是8.49年，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强国。 如表2-1所示，中国在18世纪、19世纪时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是推动中国技术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深远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我在美国发现，以牛肉汉堡为主的麦当劳店的比例是以炸鸡为主的肯德基店的2倍，而在中国恰恰相反，肯德基店是麦当劳店的2倍。开始，我认为是肯德基进入中国早或者比麦当劳店的营销更本土化，后来发现这两方面差别不大。在研究中国人口和土地关系时，我猛然间醒悟，找到了真正原因。中国人口长期增长，土地变得稀缺，必须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养牛和羊需要大量土地，不经济，而猪和鸡可以集约化喂养，靠废弃食物作饲料。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蛋白质摄取主要靠猪肉和鸡肉。 <h3>事实二：中国农业技术长期、持续进步</h3> 中国的农业技术长期、持续、稳定地改进，例如我们今天仍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可以说，中国天生就是一个技术大国。亚当·斯密承认，“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在中国的一些东部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看来也是源远流长的”。在这方面，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世界系统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技术。 李约瑟可谓今天的复合型人才。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理科博士之后，才转行研究中国科技的发展，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1959年，他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ueand Caius Couege）选为院长；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最高荣誉勋衔。我在剑桥时，曾访问过他创建的李约瑟研究所，并听到关于李约瑟的这样一件轶事：剑桥大学规定学生是不能穿越草坪的，唯有学院的院士可以。尽管如此，学院的院士也很少利用他们的特权。但李约瑟不同，他从来都是从草坪上抄近路的，而且总是低着头。或许，他对中国的科技太痴迷了，无暇顾及院士的风度了。 李约瑟在考察中国的科学技术演化时，不光提到中国的“四大发明”，还考察了钢铁冶炼和水上航行等多种技术。他认为，在以前的千余年，中国的科技“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1973年，尹懋可也认为，由于人口压力，中国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 表2-2显示，中国粮食单产稳步提高，表明农业生产力从1400年到1820年得到了持续提高，特别是从1750年到1820年，中国粮食单产从1544千克/公顷增加到1840千克/公顷。根据哈佛大学珀金斯教授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600年当中，人口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得出的“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时间，土地每年的平均产量不太可能有较大增长”的结论是错误的。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技术成就。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在《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一书中写道，“在技术上，中国未能维持其技术上的至尊地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在1400年以前的数百年里，中国人在技术上的发展势头令人惊叹，而且在这些事件可以衡量的范围内，其发展速度堪比甚至高于欧洲”。他总结了中国取得的10项技术成就：（1）水稻种植上的重大改进彻底改革了中国农业；（2）在公元前10世纪，铁犁取代了中国古老的青铜犁；（3）宋朝和元朝时期引进了条播机、除草耙和长齿耙；（4）在鼓风炉的使用方面，中国人领先欧洲人1500多年；（5）在纺织业，中国和欧洲的手纺车大致出现于同时期（13世纪）；（6）在水力的采用上，中国与欧洲大致并驾齐驱；（7）早在10、11世纪，中国就制造了精巧的水钟；（8）在船只设计和建造上，中国人领先欧洲人好几百年；（9）中国人发明了纸，这比欧洲人早了1000年；（10）在公元700～1400年间，中国出现了瓷器、油漆、医学（针灸）等能展示技术成就的例子。莫基尔不无感慨地指出：“可以说，中国人离统治世界只有咫尺之遥，接下来却渐行渐远。” <h3>事实三：中国人均收入在高水平上长期停滞</h3> 中国经济在农业革命时代取得了世界第一的辉煌业绩，但也同时达到了农业经济能创造人均财富的“玻璃屋顶”。2007年，麦迪森发表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按照实际购买力（PPP）方法计算了中国长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指标，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图2-2清楚地表明，从公元1年至1000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很早就达到了农业经济可创造财富的高水平位置，并保持基本稳定，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中国人均收入有一定的增长，但从公元1500年到公元1839年，人均收入在“涨停板”上停留了近400年，这段时间恰恰是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期。麦迪森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自11世纪已经陷于停滞。麦迪森同时指出，从13世纪至18世纪，现有关于农业和城市人口方面的证据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没有显著的提高。 对中国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中人均收入的长期停滞的现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也表达了类似的共识，“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应当说，亚当·斯密的洞察力是比较准确的。 <h3>事实四：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h3> 图2-3显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在公元1～1820年之间基本上是难分伯仲。公元1400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明显超过印度，保持世界第一将近400年之久。中国经济总量领先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是个农业技术大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使得全社会能够维持在农业经济时代难以想象的人口规模。 以上4个事实表明，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马太效应”，即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也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而是出现了一种罕见的“高水平动态均衡”，即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就越生，越生就越穷；另一方面，越穷就越拼命改进农业技术，越改进就越富有。结果，高生育率带来的贫穷效果和持续改进技术带来的财富效果相互抵消，中国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但人口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中国经济总量因此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用于农业经济能创造的经济附加值的限制，中国经济在长达2000年过程中出现了“没有人均收入增长的增长”。同时，生产力革命一定来自农业技术之外，而农业经济中的“高水平动态均衡”就成为一个不易察觉的经济陷阱，并阻碍了中国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 <hr /> 注释： 第二篇 中国经济大历史 第三章 辉煌时代：公元1～1839年 第四节 避重就轻的“李约瑟难题”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长达800年，然后文艺复兴来了，科学革命兴起了。李约瑟就此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是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科技方面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就像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令历史学界痴迷一样，“李约瑟难题”似乎也让各方面的学者着迷。如何破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自己的答案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过去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由于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不大，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是“李约瑟难题”有些避重就轻。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工业革命爆发是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换句话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有很大的偶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民航客机有两个驾驶员。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个驾驶员出错的概率是百分之一，而两个驾驶员同时出错的概率只是万分之一！尽管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正常的，但两个同样事件出现的概率通过乘数效应，就变为小概率事件了。 要知道技术研发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在100家新公司中只有1家最终能存活下来。而且，要造就一个产业，需要大量的相关企业。下面，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为纺织业写一个商业计划书：（1）工业纺织品必须有一个广大市场。（2）纺织工厂必须获得原始创业资本，要知道，农业经济的储蓄率是低于10%的。（3）必须能把储蓄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投资，即要有一个银行体系。（4）纺织工厂必须获得充足的劳动力。（5）纺织工厂必须有合格的企业家。（6）技术上的可行性，即能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生产出纺织机。（7）政府政策必须允许企业生存，如税率不能超过利润率。这7个基本条件必须同时在一个国家得到满足。假如每个事件的概率是四分之一，那么出现纺织产业的概率是4的7次方，即16384分之1。所以工业革命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小概率事件，是黑天鹅事件。 英国恰好具备了这7个基本条件：（1）英国的海外贸易活跃。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拓展了外部市场，除了在美国的13块殖民地以外，它还拥有印度等殖民地，给工业布匹带来现成的市场，同时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他国家。（2）原始资本积累。英国重商主义者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他们认为，在对外贸易中必须遵守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以求得贸易顺差。贸易的顺差必然会使贵金属流入国内，从而增加国内的财富。早期的重商主义为吸收和保存国内所需的金银，除了主张通过对外贸易吸收国外贵金属外，英国海军同时从海外抢夺了大量黄金和白银，完成原始创业资本的积累（另一种解释是英国人的节俭促进了储蓄，这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3）英国银行体系已经存在，如1694年英格兰银行就成立了。（4）英国进行了残酷无情的圈地运动，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到纺织厂劳动。（5）英国人比较重视商业，在贸易活动中培养了一批企业家。（6）1765年珍妮纺纱机发明。纺织机的发明并不是由于科学推理产生的，而是由能工巧匠发明的，科学首先应用的领域是航海，直到很晚才显示出对技术的主导作用。珍妮纺纱机的制造简单，可以批量生产。（7）18世纪的英国经过了重商主义阶段，完全放弃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代之以自由贸易。英国征税较少。可能受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英国政府对企业基本上是放任的，税收负担没有过多侵蚀企业利润。1846年正式废除《谷物法》，英国自由贸易取得了胜利。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正是在不知不觉中同时满足了7个条件，点燃工业革命的纺织业才在英国出现。若少一个条件，纺织业都可能不会出现。换句话说，英国撞上了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大运，事后才发现是一场经济革命。亚当·斯密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可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却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显示出他作为经济学大家的洞察力。可是，亚当·斯密也没有预言到工业革命的来临，即使他置身其中。 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原创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适应工业革命冲击的角度来探讨。“李约瑟难题”避重就轻，不能仅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地开创工业革命，也应问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因为没有文艺复兴而没有工业革命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同样沐浴了文艺复兴春风的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英国和法国最相似。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中说：“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但是，工业革命最终并没有在法国最先发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也说：“我们有理由认为，由于不参与雄心勃勃的欧洲政治，对其他欧洲国家经济文明长期经验的积累和享受到地里大发现的果实，英国是一个其他欧洲国家无法相比的独一无二的情况。如果当时的情况真像上述的一样，工业革命不可能在其他欧洲国家同时发生，更不用说是世界其他地方了。” 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随后扩散到其他国家。真正的难题不在于能否产生现代科学，而在于适应工业革命。近代科学的确只是在英国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后进或者后发地区得到扩散。近代科学随后传播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整个欧洲大陆，并于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美国曾经被广泛指责为从欧洲“偷技术”，实际上代表了工业技术在美国的传播。法国1778年引进瓦特的万能蒸汽机，1815年后，开始自行生产蒸汽机，1840年法国铁路热兴起，炼铁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如图2-4所示，英国和法国人均收入从公元1000年到1820年都相持不下，但在1820年后明显拉开距离。到1900年时，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明显地高于法国。 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适应工业革命？在费正清看来，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外来势力。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没有作出适当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那种意识、心态与教育制度，导致了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对中国以外的发展漠不关心。我认为，费正清的解释没有抓住关键。文化往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如影随形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是。中国在1800多年里处于“高水平动态均衡”，人均收入达到了农业经济所能创造的高端水平，经济总量长期第一，自然而然表现出天朝大国心态。中国近代沉沦的最根本原因是错过了生产力革命，在工业革命爆发前期，没有能大规模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当工业革命爆发后，又没有能力迅速适应工业革命，走出“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 生产力革命一定来自现有经济的外部，与当前的主导产业可能毫无关系，是“想象力经济”。可是，当时的中国想象力严重衰退了，犯了“魁奈错误”，以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想象不到工业也能创造财富，更不能及时理解工业经济的全新商业模式，再加上失去了千年“中国梦想”的创业精神，对外界的变化缺乏敏锐度。由于想象力不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性失误就是禁海。从秦国统一中国到明朝，都以为威胁只可能来自陆地，于是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之免受外部冲击，没有想到比陆地冲击更大的威胁也可能来自海上。在郑和最后一次航海的60年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 “中央之国”没有想到郑和发现的世界不是永远“平”的，会出现工业海啸。由于这样的变故和之后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工业经济大国的有利时机，被“煮青蛙”了。1874年，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对中国面临的海上威胁和工业革命的效果作了“千年变局”的判断：“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怎样才能打破“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经济改革是第一步，随之需要有经济增长，让“蛋糕”越做越大，社会各方都可能收益，没有人受损，从而达到帕累托改进。这样的改革才会被广泛拥护，促使经济社会思想转型。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是互相加强的两个过程。印度经济增长和经济思想转变的“正反馈”循环就是典型的例子。畅销书《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描述了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幅分裂的画面，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作者描写的“奇怪崛起”有点儿令人困惑不解。 但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内在的冲动，一旦机会来了，就会努力抓住。1991年，印度对经济改革普遍持怀疑态度，若不是当时印度遭遇经常性账户危机，财长曼莫汉·辛格的大胆改革根本推行不下去。1996年，拉奥政府下台时，印度经济已经开始快速增长，印度各界对辛格的贡献开始给予承认，他本人逐渐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2003年我在孟买短暂停留，发现印度各界对改革有高度认同，感到克服贫困只是时间问题。2004年5月19日，在曼莫汉·辛格下台8年后，他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进一步表明对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的广泛共识。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跨越时空和国界的真理。 <hr /> 注释： 第二篇 中国经济大历史 第四章 危机时代：1840～1949年 第一节 大国沉沦 与“康乾盛世”同时，欧洲走出长达800年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一系列新知识、新技术被广为接受。18世纪初，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莱布尼茨建立了微积分体系，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召唤。更重要的是，英国在1820年发生了工业革命。而此时中国仍沉浸在“中央之国”的荣耀和农业经济繁荣的落日余晖之中，失去了想象力，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巨变，逐渐被“煮青蛙”了。用《汉书·艺文志》的一句话说就是“人心犹狃于故见，天意已另换新局”。 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乾坤大挪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国际力量的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从表2-3可以看出，从1750年到1900年的150年里，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制造业相对份额的剧烈变化。制造业相对份额的改变就代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方面是大国崛起。首先是英国的崛起。英国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会，从一个岛国变成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在1880年时达到世界制造业份额的第一。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英国向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经济的辉煌和英国人的日常生活。 其次是美国的青蛙式跳跃，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从1750年的0.1%狂飙到23.6%，超越英国。再次是德国紧追不舍，1871年德国统一后，完成了一场从上到下的工业革命，以巨人般的步伐进行追赶。到1900年时，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逼近英国，造成欧洲经济实力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大国没落。中国、印度及巴基斯坦制造业总份额从1750年占世界总额的近60%，下降到1900年的8%。中国和印度在农业经济中领先，但在工业经济中落后了，两个文明古国衰落了，曾经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中国和印度被西方国家抛在了后面。日本在世界的经济份额变化不大，说明在工业革命的洗牌中，日本基本上维持了其经济地位。由于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巨人相继跌倒，日本成为亚洲新贵。 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先机，建立了跨越五大洲版图和超过罗马帝国的“大英帝国”。1839年，蒸汽机已经武装到炮舰上，可以跨洋远征了，英国海军控制了全球海洋。在炮舰的强大火力之下，仍停留在农业经济中的国家不堪一击。先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埃及被征服了，然后是印度。中国已经丧失了世界经济领先地位，失败只是时间问题。黄仁宇的对中国面临的局面有深刻认识，并惟妙惟肖地描述了16世纪大明王朝在张居正死后的历史定格，也就是尚未与工业革命潮流冲突时的状态。 他说，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但是，这个“翻天覆地的机缘”使中国经济陷入百年沉沦，社会长期动乱，人们赤贫的生活水平持续了100多年，代价太大了，屈辱太沉重了。马克思曾经深刻而有远见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bdo>ｈｔtｐ://ｗｗ</bdo>。”按历史时期追寻，中国经济百年停滞前期是因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后期则是由于长期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辛丑条约》的天价赔款使中国经济陷入债务危机。 一个沉沦的头号经济强国和一个新兴的头号经济强国的碰撞终于在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是中国千年历史的转折，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1839年8月初，清政府禁烟，英国东印度公司积极在英国国内游说，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清朝展开军事打击。战争议案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除了表明英国对用罪恶的鸦片贸易借口开战的内心道德谴责，还有对中国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深深疑虑。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到达珠江海面。 这样的情景，对清政府来说，就好像好莱坞大片中外星人入侵地球一样，在海面上突然出现一大群不明物体，惊诧至极。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尽管水军提督关天培英勇盖世，但中国的守军仍然无法抵挡英国装甲炮舰的机动性和连续的火力。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了曾经被世界认为是“真老虎”的大清帝国。经过两年的军事和外交较量，1842年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清廷之国力及军事外交方面弱点全部暴露，沦为“纸老虎”，引发外国侵略的狂潮。《南京条约》之后，不平等条约不断出现，清王朝已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安格斯·麦迪森指出，在1820～1952年期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中国则是技术落后、内乱和外国列强入侵。麦迪森认为：“由于技术上的落后，以及政府管治上的弱点，1840～1950年，中国一直被内乱和结盟的外国势力对其领土和主权的入侵所困扰，这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9%，居世界首位；到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22%，远远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1.64%。 1892年，恩格斯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2007年，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中说：“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 中国人均收入从1870年到1948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麦迪森指出，从1890年至1952年，中国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率呈负的0.10%，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在逐渐下降，而世界同期人均GDP增长率为0.93%，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 为了应对西方挑战，从1860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在全国部分地方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1840年时，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列强（英国）的入侵，而美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刚开始学习英国，纷纷走上工业化道路，对外还没有成为新的列强。所以，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可惜，在这段难得的历史机遇内，清朝以几个地方政府推动的“洋务运动”却犯了严重的战略失误。 “洋务运动”是几个地方官员发起的，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和生产技术，在几个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标志着“洋务运动”开始。1863年，曾国藩在安庆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进行了历史性的“安庆会谈”，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备引进，具有传奇色彩。曾国藩问容闳：“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建议建一座西式机器母厂：“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容闳的建议打动了曾国藩。1863年12月3日，受清政府派遣，容闳携公款6.8万两白银，只身赴美购置机器。两年之后，即1865年，机器运抵上海，成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来源。1866年12月21日，曾国藩向清政府上了《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对容闳给予高度赞扬，称“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甚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励”。 我对这段历史有两点感慨。第一，容闳赴美采购机器，显示出祖国对“中国留学生之父”的无限信任和“中国留学生之父”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把6.8万两白银交给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人，派他到没有两国法律约束的陌生国度，这是何等的信任！容闳只身携带大量现金，冒着巨大危险，历时两年，要购买机器和托运回国是何等艰难！西汉有张骞出使西域，晚清有容闳出使美国，都堪称不辱使命。诚如吐依曲尔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中对容闳的评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第二，“中国留学生之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历史的遗憾。我认为，容闳要是在安庆会谈中向曾国藩建议买纺织机就好了。当时美国已经从英国学到了纺织机的技术，可以生产纺织机了。用6.8万两白银可以建一个相当规模的纺织厂，中国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都没有问题，建纺织厂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资，再去扩大再生产，让原始资金滚动起来。等到国内纺织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可以用纺织业的利润投资装备制造业了。如果容闳提出从纺织业切入是最佳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建议，曾国藩就有可能接受，曾国藩接受，其他“洋务运动”官员就有可能接受。但中国的纺织厂到1890年左右才在上海建立，比1863年容闳和曾国藩的“安庆会谈”晚了近30年。中国近代史中缺乏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可谓时代的悲哀。 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局后，清政府又相继建立了天津机器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对于洋务运动，清朝中央政只是默许而已，具有改革意识的总理衙门只是个中央部级单位，在中央政府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所以，“洋务运动”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另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洋务运动”的财政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在30多年里，财政总投入低于1亿两白银，不到财政总收入的5%，政策刺激力度远远不够。由于“洋务运动”采取了军工优先战略，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没有消费市场，加上官督商办的企业微观运营机制，没有利润积累，因而很少有再通过利润积累继续投资的可能性。“洋务运动”以资本密集型的军事装备工业作为切入点是基本战略失误，没能带来经济增长，无法将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轨到工业经济上来，更没有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打破不了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中国经济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经济学家张五常1999年第一个提出中国经济由于白银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气。《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关税为4%～10%，把中国经济纳入自由贸易的体系内，同时中国缺乏供给方面的反应，没有发展起来“出口导向”的轻工业，造成贸易长期逆差。在资本账户下，外国直接投资少，弥补不了出现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中国经济出现经常性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赤字”，国际收支账户长期不平衡，导致白银长期流失。中国经济货币供应不足，“失血”严重。从图2-5可以看出，1867～1897年中国出现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1897～1911年，中国价格走出通货紧缩。这不是中国发现了“白银矿”，而是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变化。1821年，英国采用金本位，19世纪末，金本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新确立，导致国际汇率市场上白银对黄金比价大跌，中国出现输入式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187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与中国基本一样。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炮舰政策下签订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面对工业革命的挑战，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从1868年到1873年，日本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运动，以轻工业为中心推动工业化。日本的切入点选在纺织业。当时英国的全球纺织链条是这样的：（1）在印度和美国南方进行棉花种植和初加工；（2）在英国纺纱；（3）在英国织布和染色；（4）在英国成衣；（5）销往世界各地。日本从销售链条开始，先进口英国的纺织品，在国内销售，培育国内市场，然后进口棉纱，在国内做成初级成品，在国内销售。虽然本国纺织品质量比不上英国制造，但价格便宜，质量总比手工制品好，因此拥有逐渐高涨的细分市场。19世纪70年代，日本创建了几家国营的纺织厂，由于经营不善和规模太小，后来进行了民营化改造和技术革新。1883年，大阪纺织业开始赢利，1900年，日本成为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对一个经济体来说，“第一桶金”最难挖，挖到后就可以“钱生钱”，原始资本的复利是惊人的。日本从纺织业入手，逐渐开始产业升级，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成为世界上除欧美以外的唯一工业强国。 1894年，中国经过了34年的“洋务运动”，日本进行了26年的维新运动。国际上普遍预期中日将爆发战争。战前，李鸿章曾高调巡视北洋水师，显示实力。当时国际上也普遍看好中国。1894年，中日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爆发海战，北洋水师受到重创。随着威海卫被日军从陆地上突袭，北洋水师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名不见经传”的日本打败，上演了震惊世界的“蛇吞象”，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成为新老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与鸦片战争相比，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人的精神刺激极为强烈，产生史无前例的历史悲情，从自信到自卑，已经不敢再有中国梦想了。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城哀鸿遍野，朝野上下抱头痛哭。严复先生总结道：“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 郑观应说“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自强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后盾，急于发展军事工业反而欲速则不达。海军成了国家投资的无底洞，即使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军费，清政府的财政也难以支撑一个庞大舰队的开销和武器更新。李鸿章曾对“洋务运动”有个深刻的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老虎”要实，必须花钱，经济实力的支撑是决定性的。 所以，1860年“洋务运动”的最佳战略应是发展纺织业。清政府应发挥其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运用有限的地方财政投入，从纺织业入手，而不是从资本密集型的军事工业入手，逐步实现工业化。纺织品有大量的国内市场需求，也可以出口赚取外汇。一方面可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中国的长期贸易赤字，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随着资本积累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储蓄率会逐渐上升，资本将相对变得越来越充裕，然后再逐渐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国防特别是海防。清政府要是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后可以再建一支海军；没有经济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就是彻底失败。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朝陷入财政危机，入不敷出，一方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没有能力支持资金密集型的“洋务运动”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是不相信眼泪的。“洋务运动”不但没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反而错过了一个本来可以赢得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可谓蹉跎岁月。“国之兴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hr /> 注释： 第二篇 中国经济大历史 第四章 危机时代：1840～1949年 第二节 《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 <h3>《凡尔赛和约》的教训</h3>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小有名气的货币专家，凯恩斯代表英国财政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凡尔赛和平会议。战胜国没有意识到当务之急应是着手欧洲经济的重建工作，而是将德国的战争赔款作为和会的中心议题。英国不希望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大国家，法国对“普法战争”也心有余悸。于是，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英法联手企图从外贸、金融、资源、国土等方面限制德国经济的恢复。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宣称“搜遍德国人的口袋也要把钱找出来”。美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和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总统威尔逊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之前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让世界看到了希望，但在凡尔赛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心猿意马”，对英法压制德国的主张，表现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又最终听之任之。 只有凯恩斯一反传统，不顾自己职位低微，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试图劝说战胜国减少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结果无人理睬。他对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深感失望，和谈刚刚结束，他就从英国财政部高调辞职，以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6年后，即1920年，凯恩斯花3个月时间写出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书中阐述了他认为的《凡尔赛和约》的严重经济后果，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凯恩斯从定性分析走向了定量分析，他说，“关于赔款数额方面，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一条首要的准则，并且有可能的话，尽量利用有关的一些统计资料，否则我们只能凭主观假定来行事了”。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他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德国能够支付的最大赔款数额约为100亿美元，而赔款委员会确定的最终赔款金额却高达300亿美元以上，是德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多。凯恩斯认为，这项巨额赔款是无法实现的，虽然短时间内德国可以用部分矿产和外汇储备作为赔偿，但从长远来看要依靠加大出口，实现贸易顺差，取得外汇盈余来进行赔偿。 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指出，以巨额赔款压制德国经济重建的做法非常危险，也是不道德的。凯恩斯在此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感，他写道：“我不能将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好像它的公平处理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誓约或经济事实，使德国陷入受奴役地位达一代之久，降低数百万生灵之生活水平以及剥夺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幸福，这是一项令人深恶痛绝的政策——即使这种政策事实上可行，即使借此能够养肥我们自己，即使它不会埋下造成欧洲文明生活堕落的种子，也仍然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凯恩斯作出震撼世界的预言，“复仇将不会被平息。这场战争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并指出“英法当局是在冒险用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去继续摧毁由德国人首先开始破坏的欧洲秩序。这一和约一旦付诸实施，必将进一步摧毁已经被战争动摇和破坏了的脆弱的、复杂的秩序，而它原本是应当重建的”。凯恩斯不幸而言中了，战胜国的错误处理可以说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么大的预见性呢？凯恩斯实际上首创了从国际收支账户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债务危机的严重后果。首先，凯恩斯断定，德国经常性账户不能产生盈余。其次，德国外汇储备和外币资产不足以偿还巨额赔款。由于赔款是以外币方式，会带来国际收支账户不平衡。德国只有通过借外债来偿还《凡尔赛和约》确定的战争赔款，这导致债务危机。为了扩大出口，必须汇率贬值，可是德国处于国际金本位体系内，没有这种政策选择。债务危机使得德国经济情况恶化，财政收入减少，这进一步加重了债务危机，德国经济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深渊。凯恩斯的分析逻辑是精准的，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言。 果然，德国经常性账户赤字，债务危机使德国经济在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前就已经停滞不前。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随后向欧洲传导，成为压倒德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国被迫放弃金本位，马克剧烈贬值，德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值得称道的是，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还建议可以由美国向欧洲出借一笔重建贷款，可惜没有被采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施帮助欧洲经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凡尔赛和约》的教训和接受了20多年前凯恩斯的建议。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及欧洲所造成的影响作了准确预测，显示出经济学的强大预言力量，为经济学成为“显学”作出了贡献。 <h3>中国的债务危机</h3> 在《辛丑条约》签订108年后的今天，我做一回“事后诸葛亮”，检验一下《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我发现，《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后果和《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经济后果在宏观经济角度上看是一致的：战胜国都是不顾战败国已经出现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强加上远远超过偿付能力的战争赔款，导致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使战败国经济陷入债务危机之中。但中国与德国所不同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比德国经济落后得多。中国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在债务危机下，进入了赤贫的生活状态。而德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人均收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应当高于《凡尔赛和约》给德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为了详细分析《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必须先讨论《马关条约》对清政府财政带来的巨大冲击。《马关条约》是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代表为李鸿章，日方代表为伊藤博文。《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3000万两为清朝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比1893年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多。 为偿付对日巨额赔款，1895～1898年清政府举借了“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三大笔外债，合计库平银3.5亿余两白银，为战前所借外债总数的6.6倍。由表2-4可知，在1901年前，清政府总的财政收入是8820万两白银，而财政支出是10112万两白银，支付外债本金和利息就达2400万两白银，相当于全国田税（地丁钱粮）的收入。根据“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三大笔外债结构推算，本金是848万两白银，利息是1324万两白银，共2172万两白银。可以推断，1901年清政府财政支付外债本金和利息的2400万两白银中有2172万两白银是《马关条约》的赔款造成的。1901年，清政府财政赤字达1300万两白银左右。《马关条约》的赔款使清政府陷入财政赤字，给日本则带来大量财政盈余，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并进一步扩军备战。据说，1896年，日本用第一笔赔款，5600万两白银加强陆军，13900万两白银加强海军，另有一部分用于修建朝鲜铁路，一部分用于占领中国台湾地区。 1901年9月7日签署的《辛丑条约》，是清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代表中国方面签署《辛丑条约》的是庆亲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列强签署《辛丑条约》的是各国驻中国大使。《辛丑条约》最关键的内容是关于战败赔款的第6款。该条款是这样规定的，“中国共付各国战争赔偿4.5亿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每年利息为四厘，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偿付”。赔款总额约合当时的3.33亿美元。赔款年息为4厘（4%），分39年还清，即从1902年逐年还至1940年为止，本息共计982238150两白银，约7.27亿美元。 《辛丑条约》赔偿总额是怎样确定下来的呢？1900年12月24日，列强同意与清政府议和，在1901年9月7日正式签署议定书，其间长达9个月时间，超过凡尔赛和约谈判的半年时间。列强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呢？是因为列强在赔款总额上无法达成一致。为确定赔款数额，各国指派美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4国公使组成赔款调查委员会，负责研究赔款总额。赔款调查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是搞清楚清朝政府的支付能力。 在研究中国支付能力时，一个充满争议的清政府英国籍高官赫德起了重要作用。赫德28岁就成为清朝海关的总税务司，而且连续任职48年。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的议和过程中，赫德参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议和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首先反对瓜分中国，反对采用印度殖民地模式彻底接管中国财政，呼吁列强尽快结束战争，“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他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先让现存的朝代维持原状，等中国人民感到它的政令不行时，才由他们自行解决”。其次认为“加于中国的和议条件，都应当是切实可行而又公平合理”的。赫德“尽力劝说各国使馆接受分期摊还赔款的方案”，使“所有债款将以量入为出的办法拨付”，这样既可以避免中国的财政危机，又可以打消列强对中国实行财政直接管制的可能性。 4国赔款调查委员会向赫德咨询中国的赔款财源和最佳偿款办法，赫德提供了关于清政府财政状况的报告（见表2-4）。赫德的赔款意见书可以说是最富有权威性的报告，马上为长达9个月的赔款总额争论敲下了定音。他关于赔款及其担保办法的意见，被各国议和代表认为是偿付赔款的“最佳方案”，绝大部分被列强采纳，直接写入《辛丑条约》。我怀疑清政府谈判代表团对财政状况的了解还不如赫德清楚。历史资料记载，李鸿章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似乎没有为赔款总额据理力争过，否则，可轻而易举地指出中国不具有还款能力。这可能是黄仁宇指出的中国历史“缺少数目字上管理”的悲哀吧。 在赔款谈判期间，赫德又作为中国政府雇员，竭力为清政府出谋献策，预定清偿办法，致力于为清政府“研究如何开辟财源”，乐观地认为清政府可以通过增收节支付出赔款的本金。他上奏称，《议和大纲》第6款所议赔款问题，“关系中国进出年项，不得不早为查明设法办理”。“进款当将各省地丁、厘金、盐课、常税逐细查明；出款则将各省每年办公费用逐款查明，每年必须筹出约3000万两还款之巨数。”在此情况下，赫德错误地认为清朝政府可以不用借款就能偿还赔款。他建议偿款办法，“最妙者系中国不借洋款，只按年付银若干，如此办理，约须定为五十年，还本带利，每年少则2000万两，多则3000万两”。 尽管列强基本接受赫德的意见，但赔款总额毕竟是列强共同确定的。列强最终确定的赔款总额是严重错误的：第一点，列强完全忽视《马关条约》对清政府财政的持续影响，赫德的报告已经清晰显示出财政赤字，只要对1895～1898年清政府为了偿还《马关条约》赔款举借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3笔外债结构作简单推算，就可以知道清政府的财政将保持多年赤字，根本没有更多的外债偿还能力；第二点，赔款数字是按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人来计算的，每人被摊派一两白银，一方面作为对中国人民的处罚，另一方面认为人均1两白银的负担不算多，但清政府的税收是以土地为基础而不是以人头为基础的。以人头为基础的农业税是收不上来的，而土地税在当时已经很高；第三点，没有考虑到利息。当债务实际利息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时，任何经济体必然陷入债务危机。赔款年息为4厘（4%），实际利率可能高于4%，而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从1840年以来就接近零。按照最简单的债务计算，中国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赔款采用中国经济的主要货币白银，相当于流通货币总量的不断下降。 如图2-6所示，中国经济从1864年至1936年长达7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贸易赤字。19世纪末，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确立后，银对金比价大跌，使用白银作主要流通货币的中国货币自动贬值，出口应增加，进口应减少，是改变长期贸易赤字的天赐良机。可惜，这个经常性账户的逆转没有出现。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只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借款，因此造成资本账户赤字，战争赔款导致的外债又加重了资本账户赤字。所以说，近代中国出现了“双赤字”，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台高筑。 1902年，清政府因《马关条约》而承担的外债总额约为2.83亿两白银，加上《辛丑条约》的外债4.5亿两白银，共7.55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8.6倍。1901年清廷户部无奈地表示，“中国财力万不能堪”。清政府每年要用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外债利息。按照当时4%的国债年利率推算，那时清政府的总负债差不多是其财政年收入的15～20倍。到1905年，清政府每年债务的还本付息已占到财政总收入的25.9%和支出的31%。根据清政府债务结构和利息推算，晚清政府的外债将如图2-7所示，《马关条约》赔款是清政府的长期负担，《辛丑条约》赔款则直接导致财政大幅度赤字，这逼迫清政府对外借款，“赤字借款”呈现爆炸性增长。不算其他小额度外债，单是《马关条约》赔款、《辛丑条约》赔款和“赤字借款”三项加起来的外债总和直线上升，根本就不可能偿还。所以，清政府实际上是被《辛丑条约》债务拖得破产了。由于已经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和资本账户“双赤字”，再加上《辛丑条约》赔款的致命打击，中国经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债务危机的深渊。 最先意识到中国债务危机严重性的是美国。1901年，美国公使在确定赔款总额时，提出各国索赔的总数不应超过4000万英镑，约合2.5亿两白银。1901年3月28日，美国公使致函各国使团，认为“各国要求中国的赔偿总数应当尽量合理，绝不能超过中国的支付能力”。可是，其他列强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美国的态度，就像后来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一样，为了和其他列强保持一致，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使列强接受美国的建议，2.5亿两白银的赔偿也是超出中国的支付能力的。1904年，清朝驻美大使梁诚多次走访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谈话间，海约翰说出“赔款原属过多”的话。1909年，美国决定减免其所得赔款的大部分，主动退还了部分赔款，用其建立“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身。随后，英、日、法三国也相继效仿。但是，为时已晚，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走入经济崩溃的深渊。《辛丑条约》赔款以后清廷财政危机加重，中央摊派地方，地方本来就财政困难，于是增加税收，苛捐杂税泛滥，加重了中国老百姓的负担。1902年，清朝御史周树模愤然指出《辛丑条约》赔款的恶果：“朝廷不得已而责之各省，各省不得已而取之于民，虽事属权宜，不得不尔，而民为邦本，允宜顾全。” 国际债务危机的经济后果是标准化的，就是债务越来越多，实际利率高居不下，经济衰退越来越严重。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爆发，90年代中期才通过发行布雷迪债券走出困境，一下子“失落了10年”。“双赤字”和庚子赔款产生的债务危机造成的主要经济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过高的实际利率打击了工商业的发展，企业不能赢利，企业家精神培养不起来，最后经济崩溃，使中国进入长期动乱；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得不到最基本的公共教育和卫生条件，人力资本投入几乎空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高”，仍然处于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甚至更糟糕的境地。中国由于债务危机，教育计划不可能得到财政足够的支持。 庚子赔款后，清朝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受到约束，虽然制定了教育资金的多渠道筹措政策，但对于在4亿人的国家内普及新式教育，不过是杯水车薪。在1911年的清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足1%，真正能用到教育上的可能比这个比例还低。1929～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2%～3%，比起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是个显著的进步。但是中国近代财政收入不超过GDP的5%，1936年国民政府收入才达到GDP的8.8%。教育经费与经济总量相比还是太低。结果，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基础教育，导致中国国民教育水平很低。到1949年，人均教育年限还不足一年，国家基本上是个文盲状态，与印度同期基本相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大力提高国民的教育素质。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全面推行教育改革，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明治末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占国民总收入的3%，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口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人均收入迅速上升。 庚子赔款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是极其罪恶的，需要中国的子孙后代去偿还本来就不平等的债务。现在，我们不能不怀疑列强的真正用意，可能存在着不亚于英法试图通过《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经济恢复长期抑制的企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辛亥革命爆发后，承办债务的四大外国银行都拒绝向清政府继续借款。 继清政府垮台之后，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趁机废除不平等条约，竟然继续承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支付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赔款。“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政府也在1920年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中国的庚子赔款支付到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时终止，实际共支付赔款约6.5亿万余两白银，折合银元则约为10亿元。在庚子赔款之外，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同时大借外债。1912～1915年袁世凯政府的外债即高达库平银5.19亿余两白银，1916～1919年北洋政府的外债也在2.8亿两白银以上。“仰给外债以度岁月”是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真实的写照。 要想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双赤字”，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放弃银本位。仅靠国际外汇市场上的金银比价波动无法改变中国贸易赤字，需要建立本国纸币体制；二是要重组资本项目下的外债。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为零，根本无力偿还数目繁多的外债，包括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天价赔款；三是必须保持财政的纪律。银本位是对政府财政的硬约束。放弃银本位后，政府花钱就没有这个约束。财政赤字将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汇率市场上本国纸币大幅度贬值，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1935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这项由宋子文主导的货币改革非常成功，结束了中国近500年的银本位，为中国改变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经济彻底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风险，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法币初期与英镑挂钩，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后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同时挂钩。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不了财政赤字。1937年抗日战争前，法币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4亿元，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面额总值已至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400倍。应当说，法币发行为中国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表明国民政府缺乏财政纪律。1946～1948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60%以上。1946年后，法币的发行面额总值由1945年8月的5569亿元上升至1948年8月的6636944亿元，3年间增加超过1200倍，造成了中国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14000倍。在财政失信的前提下，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8月9日匆匆推出的金圆券改革必然失败。从1940年起，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取消无限制外汇买卖，法币贬值。 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能力解决资本项目下的债务危机。从1901年到1948年，中国陷入无法自拔的债务危机中。要想摆脱债务危机，只有进行债务重组。在债务持有国不可能主动放弃或大幅度减免债务的时候，只有债务国单方面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债务。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晚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勇气和能力使中国经济摆脱债务危机的深渊，也没有能力大规模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打破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所以，从晚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在解决中国近代经济问题上是基本失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使中国经济有效保持了财政纪律，建立了稳定的人民币，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赤字”问题，彻底摆脱了1901年以来的债务危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经济从公元1年以来1948年漫长历史中开天辟地的大事，它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开始摆脱千年停滞，走出百年沉沦，进入增长新阶段，同时，中国也从文盲国家的悲惨状态中走了出来，迅速提高了人均教育水平。1956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1992年邓小平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都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精辟而深刻的总结。 <hr /> 注释：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五章 第二次经济革命 第一节 中国梦想3.0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既需要务实主义，又需要理想主义。梦想是一种特殊的概念，它有自身的创造性，也有实践性。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从没有听到英国人谈起“英国梦想”，而更多的则是感觉到他们依然怀有当年“日不落帝国”的荣耀。我后来到美国工作的时候，发现美国媒体经常谈论“美国梦想”，其中一条就是人人拥有自己的房子。中国经济巨人在近代跌倒不是因为技术落后，而是因为缺乏战略眼光，也可以说是败在缺乏想象力上。明朝1433年之后的“禁海”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战略失误，其原因就是没有想象到工业创造的财富会远远超过农业。所以，中国经济的复兴一定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能没有想象力。我在这里谈论对“中国梦想”的想象力，并不是在“中国大变局”的深远影响上画蛇添足，而是有经济内涵的。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做城市规划时，确定为城市人口100万，而现在是1400万，超过当年设想的14倍！ 2003～2005年，我在美国华盛顿周边居住时，每天早上上班需要开车到地铁站，最担心的是去晚了没有停车位。等我回到北京，我惊讶地发现北京地铁13号线的许多站点没有停车场，公路沿线停满了家用汽车。这说明当年设计13号线的人，没有想到中国的汽车会普及得这么快。在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000亿美元时，谁也想不到几年之内就会冲破2万亿美元大关。有一次一个外国友人问我：“中国满街的自行车都到哪里去了？”我瞠目结舌，竟没注意到这个社会现象。 自1949年以来，中国制定的发展目标既反映了追求自身经济复兴的雄心壮志，其永恒不变的主题是富国裕民，也反映了对人类经济发展的责任感。1949年，中国实现了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经济发展目标就是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争取在短期内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目标是中国近代救亡和图强愿望的集中体现，具有浓厚的历史情结。毛泽东在1949年建国前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较为单一的工业化目标实现之后，中国提出更为全面的现代化新梦想。现代化是中国与世界在近代形成差距的自我认知，是强国梦想的延续。中国不仅只考虑到自己的人民富裕，还时刻惦记着对世界的贡献。1956年，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从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国第一次郑重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我称之为“中国梦想1.0”。然而，“中国梦想1.0”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梦想1.0”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处在“文革”后期的中国人民，向世界发出了中国要重回经济发展轨道的强烈信号。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对“四个现代化”作了一个精辟的解释。他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从关起门来搞建设到对世界开放，从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作茧自缚到全面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短期内完成了气势磅礴的经济政策和战略大转变，实现了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新的“中国梦想”，我称之为“中国梦想2.0”。 邓小平不仅描绘了小康社会——“中国梦想2.0”，还构想了“两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在提出用20年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时，称这是雄心壮志。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大平首相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大平正芳的这个问题，使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宏大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即使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已经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当时立足中国人均收入仅仅300美元左右的国情，想象20年后的中国人民丰衣足食的生活，可谓既有远大理想又不失务实稳健。对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基本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人均收入必须在20年内连续保持7%的年增长速度。也就是“日本奇迹”或者“东亚奇迹”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复制，这是难以想象的。邓小平自己后来说：“这个回答当时是不准确的，但也不是随意说的。”事实上，他的回答很准确。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表明了国民富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质内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把它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到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2001年，中国经济正如邓小平当年设想的那样，达到了人均1000美元的历史性目标，“中国梦想2.0”顺利实现。 中国经济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年的高歌猛进，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1000美元的小康目标这个雄心壮志即将变为现实。邓小平进一步构思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动人心弦、如梦如诗又气势恢宏的“中国梦想3.0”。古罗马恺撒大帝驰骋疆场，所向披靡，他的名言是，“我看到了，我来到了，我征服了”。恺撒大帝的气魄只在于地域的开拓，而邓小平“中国梦想3.0”的气魄是超越时空、震古烁今的。无怪乎美国《时代周刊》两次把邓小平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并在1979年第1期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20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在后来多次的谈话和讲话中，他反复提到这个“中国梦想3.0”。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达到人均1000美元的小康水平以后，“再过50年，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了。那时，15亿人口，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6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随后，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提出了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他是这样表述的：“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9年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 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邓小平的设想，明确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确认到21世纪中叶、跨度长达50年的发展目标。 但是，三个战略目标难度是不一样的，最难的是第三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可以说，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已经过去的8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 1997年是在平静中开始的。大型纪录片《邓小平》在全国热播。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静静地在病床上看完了讲述自己的《邓小平》。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伟大历程》中这样描述道：“从邓小平病重到逝世，中间有两个多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邓小平的思维依然清晰，但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对邓小平来说，南方谈话就是他最后的嘱托。”为什么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最后嘱托呢？查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以1992年南方谈话为最后一篇结尾的。在这篇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原来，邓小平在辞世之时，心中挂念的是中国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即“中国梦想3.0”。 1997年2月19日，世纪伟人溘然长逝，全世界为之震动。当时，我在英国读书。英国BBC破例中断所有正在播出的节目，播发邓小平生平。第二天，几乎英国所有重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有外国同学告诉我，你们国家领导人去世的影响力不可思议。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谈话，高度赞扬了邓小平，同时也呼吁要关注“中国的意图”。世界关注的不光是邓小平在世时的中国，更关注邓小平去世后中国的发展，那是终将改变人类经济发展命运的中国经济复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接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率领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逼近“中国梦想3.0”。 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就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明显增强，党中央和国务院远见和务实兼具，坚韧与果敢融合，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非常准确，重大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也非常到位。 在第二步到第三步战略目标之间，2002年党的十六大巧妙地垫了一步，设计了“中国梦想2.5”。根据国际经验，从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人均收入4000美元，中国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中等收入国家被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技术先进的富裕国家挤压在了中间，处于两头都不是的尴尬境地，成为“夹心饼干”。中等收入国家过去擅长的低成本战略，已经不适用了，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和品牌塑造，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可能长期在一两千美元之间徘徊的，不失时机地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 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地区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在拉大。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继续确认了十六大目标的同时，提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次从个人收入水平角度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从人均1000美元到人均4000美元的过程中将面临复杂的挑战。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措施，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有魄力地提出了“中国梦想2.5”，即“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显示了中国向着千年追求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想社会的努力。2008年，从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来源看，46.0%的老年人主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次是靠劳动收入和离退休养老金生活，分别占25.9%和23.6%，这说明实现“老有所养”进入“中国梦想2.5”，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人均收入已达到4万美元以上，但还有约4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医疗改革成了最棘手的难题。2009年中国新医改宣布了使全体国民“病有所医”的宏伟目标。与“美国梦想”相比，在一个13亿的人口大国实现“中国梦想2.5”，更显示出雄心壮志和坚定的意志。 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想2.5”到2049年完成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国梦想3.0”，中间又相隔长达29年，其中要经历“高水平制造业陷阱”以及新生产力革命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竞争的挑战。主导产业发展得太精致，当新的生产力革命爆发，新兴产业需要出现和成长时，会出现“赢者诅咒”，高收入国家会锁定在传统主导产业上无法自拔。中国近代迟迟不能走上工业经济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陷入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不能自拔。日本经济自1991年以来的长期停滞，就是因为制造业太发达，陷入“高水平制造业陷阱”，信息产业发展不起来。“中国制造”会引领世界制造业，但从2020年到2049年，中国经济要警惕被锁定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对制造业衰退要有心理准备，必须及时发展起“中国新经济”。 从国际经济金融竞争大格局上看，中国经济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虽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但从长期看仍会有年均2%～3%左右的增长，在信息经济领域继续独领风骚，而且在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时代来临之前的储备也大大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所以说，美国在新兴产业上是中国经济的“标兵”。印度1991年后靠“印度服务”实现了快速增长，2004年以来“印度制造”开始有起色，今后“印度制造”有可能会迅速崛起，增长速度可能超过中国，在制造业上是中国经济的“追兵”。 想象力催生远见，远见决定成败。美国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巨头在20世纪90年代满足于市场对其小卡车和吉普车的高需求，对日本汽车在小车型的竞争置若罔闻，也不对节能型汽车进行大规模研发。等到2007年世界油价大幅度飙升时，高耗油的小卡车和吉普车需求急剧下降，对三大汽车巨头造成重创，濒临破产的边缘。2009年1月，中国汽车销售量竟然超过美国。虽然这个数字不具有稳定性，但说明了中国现实和潜在市场的巨大规模。通用汽车没有想象到“自行车王国”会在短短的30年里变成为“汽车大国”，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不远的未来就会成为“汽车王国”。最早把合资概念介绍到中国的正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可是合资没有成功。要是通用汽车公司在1980年就进入中国，当时处于二流汽车制造商的德国大众就不会抢得先机了。那么，今天在中国大街小巷跑的最多的将是通用汽车，而不是桑塔纳和奥迪，通用公司可能也不会在金融危机下如此不堪一击。 中国领导人不但务实地瞄准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想2.5”，而且还为2049年的“中国梦想3.0”作出了有远见的战略性准备。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1995年，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06年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他说：“到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07年，党的十七大还把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因为中国经济还会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继续发展，现在还难以体会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远见卓识，2029年之后“中国新经济”才会逐渐显露端倪。 2008年11月，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主任胡鞍钢在接受网易财经专访时，鼓励国人要勇于做梦。我认为，现在看来，虽然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和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党的十七大确立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达到4000美元的目标将会提前完成，中国将超越“中国梦想2.5”。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2029年重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29年之后，中国将进入追寻“中国梦想3.0”的激情时代。中国是一个梦想驱动的经济。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hr /> 注释：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五章 第二次经济革命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来源 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长期经济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核算出中国经济1820～1952年期间的增长率为0.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得出在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66%；1979～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89%，比起日本战后增长奇迹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平均GDP增长率还高2%左右。综合来看，1952～2008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6%，与中国经济1820～1952年的0.6%表现形成天壤之别。 由于增长较快，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意大利；2004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目前GDP总量排在美国、日本之后，位列世界第3位。中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经济体成长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这一过程来得太快太突然。中国的重新崛起只有美国在19世纪末具有全球意义的迅猛崛起才能与之相比。中国人均收入也大幅度提高。用萨克斯的“阶梯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变化：公元1年到1948年这1948年，中国人民生活在第一阶梯，即贫困阶段；建国后第一个30年，中国人民爬上了第二个阶梯，即低收入阶段；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人民摸到了第三个阶梯，即中等收入阶段；未来的40年，中国人民将登上第四个阶梯，即富裕阶段。 然而，中国经济能否长期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这也成为国内外日益广泛关注的问题。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在《走出神话》一书中认为“亚洲增长模式”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储蓄率，在他看来，中国并非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会是“全新的经济物种”，不过是“亚洲增长模式”的再版，中国尽管是新崛起的亚洲巨龙，将沿着东亚地区的既定模式发展，但并不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安德森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在国际上有相当代表性。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新中国60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呢？中国经济是“东亚模式”还是“全新的经济物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弄清楚过去60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什么。 图3-1可以对建国60年的经济发展有个直观的定量描述。中国GDP从1952年到1978年有大幅度增长，但从1979年到2007年突然加速，开始“爆炸性”增长。如果我们回到1952年，恐怕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经济创造的财富在55年内增长了近80倍。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王燕和我在2003年首次把人力资本引入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在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本还没有统一的衡量尺度。根据王燕和我2003年在世界银行首先提出的方法，我们用经济活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总和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尺度，对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2007年的增长来源进行实证分析。按照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把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人力资本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贡献。那么，扣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后，剩余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力。如果把物质资本增长除以劳动力增长，就可以把两者的比例看做物质资本的深化。从本质上说，这里存在三种经济增长方式：第一种是物质资本的深化；第二种是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种是促进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 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在预期上显示了一定的可信度。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共维持了将近37年的快速增长，这一快速增长现象被认为是“东亚奇迹”。199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杨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算不了什么“奇迹”。1966～1990年，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6%～7%，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积累。在此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亚洲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这种神话与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的相似。1994年，克鲁格曼用苏联作为例子类比，亚洲四小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克鲁格曼的说法。 下面，我们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中国的增长模式。如表3-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主要靠国内强劲的投资需求拉动，物质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作出最重要的贡献，在计划经济时期达44%，在市场经济时期高达80%。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前较高，达到12.46%，而在1978年以来则略微降低，为10.73%。 中国物质资本积累情况很有戏剧性，国内储蓄率占GDP的比率从建国前的低于10%一下子增长到30%以上，上升得很快。为什么呢？如果看一看美国、欧洲的情况，即使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时储蓄率也最高不过达到20%。我的回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压抑效应消失了，中国储蓄率上升了。在建国第二个30年中，中国的储蓄率依然是很高的，约40%左右。高储蓄率维持了高投资率，通过一个银行体系，大量投资来源可以在国内解决，不用借外债。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普遍低于东亚国家，在投资需求高的时候，倾向于借外债。一旦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就面临一个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但这也不是说储蓄率高就好，一旦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就会产生流动性过剩，面临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 图3-2描述了物质资本深化的程度，与实际GDP相比，同样令人震惊。从物质资本深化的角度看，资金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最高。从图3-2可以看出，中国的物资资本深化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个农业经济大国内，迅速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比重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设想进行，1950～1952年建设了第一批能源项目，如鹤岗、辽源、阜新等几个煤矿，抚顺、小丰满等电厂。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重点，建成一批冶金、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等基础工业项目。例如，1953年，鞍山钢铁公司开工生产。1956年，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从1972年起，利用有限的外汇，大胆从日本、德国、美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和单机进口的项目，包括宝钢成套设备进口等。 同时，对两个时期的对比也很有意思。第一个30年物质资本深化的速度为3.60%左右，第二个30年增长速度为8.80%左右。为什么前后差距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大大高于计划经济时期，从而国内储蓄率从1979年前的30%逐渐上升到2008年的40%以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获得成功，成为推动中国物质资本深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如图3-3所示，中国人力资本获得了快速增长。我根据历年各类学校毕业人数推算了各类受教育人员的数量。建国前15岁至64岁的生产性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年，1978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接近4年。换句话说，中国整体上走出了文盲的状态，达到了小学快毕业的水平。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教育程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在建国后的第二个30年里，全部生产性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6年，增长到2008年的6.6年，相当于初二水平。在人力资本结构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明显上升。 根据这一结果，从1952年到2008年期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56%。从表3-1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深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增长幅度大，高达26.24%，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下降为11%左右。主要原因是1949年前，中国人力资本基数很低，1952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0.9年，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教育普及率迅速升高，达到一定水平后增长速度必然有所放慢。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1949年起实行了全民教育运动，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努力，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的转变。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教育工作带来巨大损失，也耽误了时间。1983年，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可惜，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财力不均衡，许多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地区。2001年后，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到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5%以上，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1998年，中国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1989年，哈佛大学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帕金斯教授指出，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力进步，在一个经济部门中连续增加要素投入最终会导致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递减，投资报酬率会越来越低，这就降低了人们积累资本的积极性。表3-1所示，从1952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产力增长总体为-0.30%。图3-4表明，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指数从1952年的100，经过几次大幅度振荡后，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降低到80左右。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迅速提高阶段，主要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通过建设一批技术先进的大项目，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第二阶段是大幅度震荡阶段，从1958年到1969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的比重高达60%以上，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自然灾害，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生产的忽视，农业大幅度减产，高的工业投资无法持续，经济出现高增长后的大倒退，使全要素生产力大幅震荡。第三阶段是停滞阶段，从1970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产力陷入了停滞的困境，资本过度积累，投资收益逐渐消失，整个经济逐渐失去活力。可以说，若不能在1978年启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力将会继续下降或停滞，经济就越僵化，越晚改革越困难。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彪炳史册的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通过实证研究，全要素生产力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下降的事实表明，邓小平的判断是准确的和及时的。 如表3-1所示，建国后第二个30年，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为1.48%，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17.7%来自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改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如图3-4所示，全要素生产力从1979年到2007年基本上是平稳持续提高。1978年后，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而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GDP的增长反过来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与计划经济时期全要素生产力增长为负数相比，中国经济在1979年至200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转为正增长，证明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增加了活力。同时，我们可以部分否定安德森的看法。中国经济与“东亚模式”一样，主要依靠高投资率，但全要素生产力占了相当比重，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同于“东亚模式”。 <hr /> 注释：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五章 第二次经济革命 第三节 甲子年告别悲情 中国天干和地支按顺序相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组合，从“甲子”起，到“癸亥”止，满60年为一个轮回。所以，甲子是重要的历史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至2009年，正好走完第一个60年。60年，一个轮回，成就了“中国大变局”，充满了胜利与曲折、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梦想。第一个甲子轮回的结束，进入后“中国大变局”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开始，国际经济格局在过去200年里发生了戏剧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的纺织业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在19世纪末上升到超过40%，主导着全球经济直至美国崛起。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都是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但因没能适应工业革命，这两个经济巨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相对比重迅速下降，最后更沦为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国家。1900年，美国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引发世界经济危机。1934年，美国投资活动惊人反弹，逐渐走出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一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韩国因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以“亚洲四小龙”闻名天下。可是好景不长，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和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就此陷入长期停滞。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奇迹”辉煌不在，至今金融体系虽已经修复，但高投资率已经消失了。美国则成功应对了日本和德国迅速赶超带来的挑战，1971年悄然走入信息经济，1984年意外地走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阴霾，1992～2001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直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在大西洋彼岸，欧洲从1957年的《罗马条约》开始，就逐步追求经济一体化，最后催生了欧洲联盟。 欧盟从5国扩大为如今的近30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发行了通用的货币——欧元。但是，欧洲经济好像得了“欧洲硬化症”，欧洲中央银行过分关注防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情况时反应迟缓，经济增长的势头远不如预期。前东欧国家因“休克疗法”，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倒退，后因加入欧盟一体化，经济制度迅速趋同，人均收入也快速与欧盟趋同，令人刮目相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把目光投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杜撰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这个称谓迅速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巴西经济1998年渡过危机后发展稳健；俄罗斯经济也迅速发展，但由石油价格引起的“荷兰病”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开始有所显现。 过去200年，中国经济是悲情和光荣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和通货紧缩的困境，更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衰落。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 进入20世纪，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患内忧。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丑条约》使中国经济最终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过高的税率和实际利率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世界最底层。可以说，中国人两种心态相互交融：一方面，自强和责任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救亡和图强成为这10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悲情一直隐含在中国人的心中，自信变得严重不足。与印度不同，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统一国家，而“印度”的概念是英国在殖民地期间无意中培育起来的。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自我认知，1840年后中国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造就了下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也因经济发展长期不振而失去自信。 1900年，梁启超在中把这种豪情和悲情交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悲情到了最高点，就是殇。国之殇，在经济。正如屈原《九歌·国殇》写道：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1905年12月8日清晨，时年31岁的陈天华写下近3000字的《绝命辞》之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死警醒国人，留下了“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悲叹。陈天华的殉国是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不断加深的悲情的典型体现。 1911年清政府垮台，这本应该是中国新政府重组外债，走出债务危机的好机会。但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赢得外国金融贷款的支持，继续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同时又无力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使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1929～1936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确有较大起色，但没有对中国经济长期宏观失衡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功实施了货币改革，放弃了“银本位”，采用了纸币即“法币”。但在财政纪律松弛和没有处理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只有通过继续对外借款维持法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可信性，这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是不可行的，反而会加深债务危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经济发展全面中断。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控制不住财政赤字，对外解决不了病入膏肓的债务危机，最终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从1840年至1948年，与中国问题对症的两副药就是：必须从需求方面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和因其导致的债务危机和必须从供给方面解决因人力资本低下导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可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两个根本性经济问题。其结果是，中国经济面对工业革命毫无反应，而且因债务危机病入膏肓，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中国是一只睡狮，当它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普天同庆。 1949年后的短短几年内，新中国政府马上向世人证明有能力控制财政赤字，迅速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建立了稳定的纸币体系（人民币），废除不平等条约，扭转了困扰中国经济百年的贸易逆差，对近代的外债实行了彻底重组，成功摆脱了资本项目下的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赢得了前提条件。 1949年后，经过艰辛探索，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奠定了工业经济的基础，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开创了经济增长的千年变局，同时也结束了百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处于世界最底层的悲剧。邓小平会见时任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被问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总结了建国第一个30年的经济成就，“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 创业多艰，好事多磨，中国也付出了代价高昂的学费。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三年困难时期”的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中全要素生产力停滞不前，经济体制逐渐失去活力。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耽误了20年。关起门来搞建设使中国面临被生产力革命“煮青蛙”的现实困境。20世纪70年代初，信息革命在美国突然爆发，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工业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和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无从应对生产力革命。1978年末，中国终于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经济崛起速度之快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力。在2001年中国达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继续往上发展。2001～2009年的发展表明，中国不同于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人均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就停滞不前。2007年，党的十七大富有远见地确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长期战略，为解决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大关，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重要门槛，世界经验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将很快被中国跨越。 回顾共和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甲子”，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获得重生的60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从1949年开始，中国又开始走向了强国复兴的道路。在这60年中，中国实现了两次生产力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经济走出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从世界最底层走了出来；第二次是1978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使市场经济逐渐替代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尚未完全温饱“风驰电掣”般地进入小康。 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证明了邓小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正确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为什么“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就不能解决长达百年的国际收支账户失衡和从1901年以来的债务危机，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教育，高出生率就难以降低，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会带来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可能停滞不前，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中不能自拔。为什么“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为生产力革命爆发的不确定性和必然性，往往从现有经济主导部门之外创造新的主导产业，计划经济体制的适应效率低下，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适应新的生产力革命，必须通过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解放蕴涵在生产力革命中的新的社会财富。 在对中国经济曾经相当悲观之后，国际舆论从2001年起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得极为乐观。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发表署名文章《这是中国的世纪》。文章说，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改变世界经济的将不是美国，而是中国。2007年，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说，“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1/4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中国牛市》中说，“进一步讲，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听到这些话，让人感觉很舒服。但是，中国经济的凤凰涅槃之路不仅需要激情和信心，更需要富有理性的思考。 在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比经济繁荣的时候更需要清醒的头脑。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覆辙？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的高储蓄率很难改变，一旦制造业和城市化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将在经济体内造成大量的流动性，除非人民币国际化，第三方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以及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投资国外资产和产业，否则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高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将挥之不去。日本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国际经济舆论捧杀的，也是被信息产业革命“煮青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相距甚远，那时几乎无人能够预见日本经济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赶上美国。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维持了2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的人均GDP到20世纪70年代时已经逼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一路领先于美国。当时，许多学者看好日本经济，认为美国已经像英国一样从巅峰走向衰败，美国的经济地位将会被日本取代。1985年，日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广场协议”后，日本维持高利率，美元开始了贬值进程，日元开始在两年内大幅升值。但实际上，日本经济增长已经很不稳定，日元不应该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另一方面，日本被国内外捧为“明星”，增长前景看好，大量资本在国内进入股市和房市，成为资产泡沫的重要成因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经济突然产生了一个大逆转。日本从1991年资产泡沫破裂以来一直未能摆脱长期增长停滞的困境，而美国则出现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将近10年的蓬勃增长。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1964年东京奥运会，被普遍认为是日本进入世界工业经济的里程碑。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形象，一举跃入“亚洲四小龙”行列。2008年是中国梦想开启之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文化，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重新点燃中国梦想熊熊火焰。一幅由高科技做出的中国画卷，拉开了5000年的文明史序幕。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8月19日发表题目为《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的文章。 文章认为，“中国自进入近代史以来，很长时间一直受列强欺辱，而奥运会则表示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强国，站到世界政治舞台上。实际上中国举办这次奥运过程中，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告别悲情的趋向。中国的体育迷和观众不仅为中国队也为外国队的优秀表演喝彩和鼓掌。奥运会前，一些西方领导人想借用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政府，这招致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但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终决定来华参与奥运会时，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民都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一个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的意义”。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缅怀过去，探索未来，免不了被中国近代的经济蹉跎和沉沦经历刺痛。2009年，中国人恢复千年自信和重启丰富想象力的闸门，彻底走出百年悲情，轻装上阵，放飞中国梦想，追寻绚丽多彩的“中国梦想2.5”，憧憬2049年更美好的“中国梦想3.0”。 <hr /> 注释：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六章 创业时代：1949～1978年 第一节 走出千年动态均衡 从公元1年到公元1839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1840年到1948年这108年中，这个千年均衡并没有被打破，而且在宏观经济方面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一个3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冲出持续了近2000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第一次持续提高了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新中国第二个30年，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奠定了基础。 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千年“高水平动态均衡”的主要因素有三个：（1）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实施了“第一推动力”，走出了“低人力资本，高生育率”的贫穷陷阱；（2）中国初步工业化，提高了人力资本的收益率。1952年，中国工业就业人数为1531万人，到1978年，这个人数增加到6945万人。在25年中工业化创造的就业机会是5100万人以上。而从1952年至1978年，生产性人口从21106万人增加到40682万人，净增2亿人。中国工业化使得每4个人中有一个能参加到工业部门的工作。尽管这个机会远远不够，但对普通家庭投资人力资本仍然会产生吸引力。例如，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转非”是极为困难的，但一个农村的孩子只要考上中专或大学，就自动“农转非”了，毕业后可留在城市的工厂里。尽管农村孩子升学的概率并不高，但也刺激了农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3）1972年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中国制订和实施计划生育的国策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一项是最根本的。 建国第一个30年中国人力资本得到大量积累。毛泽东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人力资本投入阶段，同时，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鼓励人们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中国政府直接投资教育事业，降低了普通家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当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出生率开始下降，中国经济开始由“高水平动态均衡”向“高人力资本、低出生率、高增长”的状态转型。如表3-2所示，随着育龄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明显减少。未上过学的育龄妇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数量是2.21个，而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育龄妇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数量仅仅为0.44个。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书关于人力资本与生育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的基本假设。 如图3-5所示，中国的教育经费除了在“文革”初期大幅度减少外，基本保持了稳定，维持在政府财政支出的7%左右和GDP的2%左右。这比1840～1948年期间的历届政府对教育的实际投入都高得多。1929～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比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多，但也只是财政支出的3%左右和GDP的1%左右，而且仅仅持续了7年时间。从1952到1978年，中国的公共教育花费996亿元人民币，与固定资产投资花费7722亿元人民币相比，占近1/8，说明中国政府对教育是比较重视的，没有因为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而牺牲对教育的投入。当然，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从而使教育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1949年前，中国保持着人口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建国后，因为社会安定、生活改善及迅速普及的基本医疗，使中国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而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仍很高，人口基数又很大，这导致人口剧增。图3-6显示死亡率从1950年起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明显超过印度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和最贫穷国家。 从1959年开始，“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以致1960年出现了罕见的人口负增长。由于经济的恢复，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反弹，1964年出生率创历史最高点，达4.2%，构成一个异常明显的人口波峰，我称之为“中国婴儿潮”。1964年的人口高峰是中国在人口转型后的最后一个婴儿潮，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有标志性意义。1964年后出生率开始稳步下降，这是中国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生率持续下降。这个下降发生在1972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图3-7表明，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从1950年起基本是直线的，人口转型比印度、其他欠发达国家和世界最贫穷国家都成功。 中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过程是艰辛曲折的，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应该说，当时世界经济学前沿还没有从人力资本角度提出人口质量问题。直到1960年，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才开始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革命。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忽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949年建国后，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经济决策层对中国人口问题都缺乏思想准备，1952年开始基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搞计划经济时，人均教育水平是较高的，人口是较少的，对人口问题也没有充分的理论探讨。而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建国初期空前高涨的热情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多是好事”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由于没有经济思想准备，人口政策在短期内的大转变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末试图推动计划生育，但遭到了印度社会广泛的抗议，只好放弃，直到最近几年，计划生育才开始被逐渐接受，但2000年通过的防止全国人口超过11亿的计划已经落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2008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指出，估计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达16.58亿人，超过中国同年的14.08亿人，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中国近代缺乏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的认识没有超前于时代，为及早控制人口提供充足的经济思想准备，留下历史遗憾。马歇尔在他的一书中写道，“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新中国的第一代经济学家无愧于他们的历史使命。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马寅初提交了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马上遭到了很多批评。马寅初坦率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195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在当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新人口论》不是关于人口的论文，而是一篇超前于时代的经济巨作，如长空惊雷。马寅初认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新人口论》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主张。 但在当时人均收入不到200美元和人均教育年限2～3年的中国，这种提法无疑是违背社会共识和无法被大多数人理解的。马寅初受到广泛的批判，也正是因为这种批判，使他的政策建议得到广泛地传播，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事实上，也因此使中国完成了关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思想准备。15年后，即1970年以后，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中国开始逐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提倡优生优育，遏阻人口爆炸。1972年8月，卫生部在向国务院提交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首次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方针。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上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应该说，在1972年开始控制人口，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1979年9月14日，马寅初得到了彻底平反和应有的承认。没有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国就没有经济理论准备和严肃的政策思考，实行计划生育的时间可能会更晚。 中国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均衡，成功完成了人口转型，比印度和其他欠发达国家提前了20年。如图3-8所示，从1964年开始，中国人均收入就逐渐摆脱了千年的停滞状态，开始了缓慢增长。中国人均收入在经过了千年的停滞不前和百年的沉沦后，终于开始增长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 <hr /> 注释：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六章 创业时代：1949～1978年 第二节 对计划经济的总结 中国的计划经济有它的必然性。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要通过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那么如何走向工业化道路？中国必须创业，创业就有系统风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结果却是失败的。事实上，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有巨大的系统创业风险。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也受到当时国际经济思潮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影响了全球。在美国和欧洲经济一片萧条的同时，苏联经济却呈现出了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而这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实现的。计划经济体制还传播到了新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1947年独立的印度和1949年的新中国相比较，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相似。1950年代初，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出任印度第一任总理，仿照苏联制订了多个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并对重工业大量投资，忽视轻工业，此后印度年增长率长期为2%，被称为“印度式增长”，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1年。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重工业为中心，搞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现实的选择。 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中国普遍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没有资本，只有少量苏联等国家的贷款，大部分靠国内储蓄。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的过去历史上，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什么是计划经济呢？我们有必要描述一下。即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复兴之路》曾有一个精彩的采访。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议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综合司司长的朱之鑫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坑木需要多少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后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但是，这种计划经济对效率的排斥和漠视却已经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了。前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曾担任过东风汽车厂（湖北二汽）的厂长，他在一次清华大学授课时说，企业和国家的界限就是一个仓库大门。二汽把生产的汽车交给一个国家的仓库，就算完成任务了，然后由国家计划来负责汽车的分配。 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工业建设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156个工业单位项目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一五”计划还考虑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李富春在报告中表示，“五年计划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适当的规定。5年内，就业人数共增加约420万人，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以货币计算约增长33%”。“一五”计划中的投资分配是比较全面的，工业占58.2%；农村水利占7.6%；交通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其余为1.1%。 但第一个五年计划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生产和消费比例失调。在李富春的报告中，明确规划了这个比例，“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5.9%，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4.1%。这个比例有直接照搬苏联的痕迹。苏联在沙俄时期就开始工业化，有相当的工业基础，而且苏联当时的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很多。所以，“一五”计划的比例是不适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初始化条件的。二是给地方的投资自主性偏小，对企业管得过死。在“一五”计划建设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中国逐渐暴露出某些问题，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重积累而轻消费，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管得太严太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意识到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苏联经济发展模式。1925年，苏联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管理经济，轻工业和农业必须适应重工业发展的要求，为它提供资金。在实际生产上，中央的指令也贯彻到整个生产过程，企业主管由中央委派、国有企业的财政预算及年度计划由中央审批、国家指令代替市场原则、按政府需要生产及分配资源，譬如以重工业优先，指令性经济计划完全体现其中。自1928年发起至1991年解体，苏联共实行了13个五年计划。如图3-9所示，苏联经历了辉煌的发展时期，它取得了1933～1938年间和1948～1958年间较高的增长率，这似乎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但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增长势头开始减弱，70年代增速大幅下降，80年代陷入停滞。从1965年到1990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提高过。商店里只有货架，没有商品，人们花大量时间排队获得基本生活用品，居民住房严重短缺。 关于计划经济，有两个问题没有很好地回答。第一个是为什么苏联计划经济能短期成功而长期失败？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著名争论中，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一开始就不行，没有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杰弗里·萨克斯等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认为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复杂的程度，计划经济就跟不上了。但很难判断分工的复杂程度分界线，所以杰弗里·萨克斯的说法还是缺乏可信性。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是不是没有技术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技术进步在初期是显著的。当时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是增长方式有问题。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苏联从1971年就开始努力走集约化道路，辛辛苦苦搞了20年，结果还是不成功。苏联在计划经济的初期是有显著的技术进步的，否则，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那么高，只是后期技术进步逐渐消退了。根据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制造业技术进步停止是必然的。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后终将告罄，进入收益递减阶段，这不是增长方式问题，而是工业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所出现的必然规律。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是完全的时间上的巧合吗？不是的。美国和欧洲当时在工业经济的技术进步已经日益枯竭，制造业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信息产业刚刚诞生，还没有成为主导产业。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靠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往往是缺乏投资成效的，反而带来的流动性开始泛滥，货币政策的反高通胀的可信性还缺乏，通货膨胀变得难以控制。 再看苏联1980年以后出现的停滞与日本1991年以后的停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是相同的。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由于技术进步潜力已经没有了，巨大的物质资本积累量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打击，投资收益率下降，苏联开始进入经济减速期，经济体制随之僵化。 现有的经济学对计划经济模式制度性缺陷的认识只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即在工业部门内缺乏技术进步，而没有想到另一方面的缺陷，就是计划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适应生产力革命。计划经济的确存在增长方式的问题，但不是最深层次问题。更深刻的解释是苏联没有能力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新增长机遇。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计划经济内产生信息经济。由于工业部门工资很高，又没有劳动力市场，一个计算机企业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员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没有资本市场，同时银行根本不会冒技术革命的风险而为企业提供贷款，企业找不到投资者。 所以，新兴的信息产业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产生，只有在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内产生。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瑟夫·奈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工业革命是有用的，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信息革命则是巨大的灾难。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则缺乏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因为信息产品寿命只有1～2年，但如果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个产品可能刚计划开始生产就已经过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崩溃，正好验证了本书的观点——问题不仅在于企业在“红海”里实现技术创新，而还在于要形成更有适应性的经济制度来鼓励企业进行革命性创新，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开创“蓝海”。 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工业优先战略密不可分。林毅夫、蔡昉、李周主张中国建国初期应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他们认为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认为重工业优先战略是外生的，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为了与体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相配合，一系列计划配置资源的管理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建立起来，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并最终产生了路径依赖。 中国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积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可以占领国际市场，获得经济利润，迅速积累资本，通过轻工业产生的利润随后可以进一步对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进行投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小步快跑”的升级。在共和国第二个30年里，浙江的经验就是这种发展战略最好的例证。1978年前，浙江几乎没有工业。1978年后，浙江从手工轻工业做起，逐渐积累资本，推动产业升级。2008年，浙江已经进入先进制造业阶段了。大家可能记得，浙江人先从钉皮鞋、弹棉花、做衣服这些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装备制造业。浙江的产业升级和换代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我在这里不去探讨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发展战略孰先孰后的问题，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强制性储蓄时间过长，挫伤了劳动的积极性。通过压低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和相对抬高工业品的价格，中国农业部门储蓄转向工业部门，同时实行低工资，国有企业实现了大量的工业利润，工业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然后再通过国家计划将国家财政盈余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资。依靠政策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资进行长期强制性储蓄，在短期是可以的，但长期就会对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严重挫伤。 所以，必须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之与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相适应，但是合理比例在事前不容易判断。发现消费过低，就只好压投资。重工业优先战略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容易出现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投资与消费脱离的严重问题。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一旦消费水平过低，反而会拖投资的后腿。二是就业机会创造能力差。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直接减轻就业的压力。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中国的工业产值比重大大提高，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很高。除了在“大跃进”期间，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说明工业化的技术选择是有严重问题的，发展的成果没有与更多人共享。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运行轨迹宽幅振荡。工业增长率与投资率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大起大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投资的限制来自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账户。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国家是吸纳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在当时国际贸易很少的情况下，财政约束占主导地位。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基本建设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企业流动资金。计划经济不光是短缺经济，而且受到财政约束，是一种“振荡经济”。一方面，由于没有“钱生钱”的过程，资本复利的神奇效果得不到发挥，造成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资本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配置的情况下，利率被人为压低，且国有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陈云在1954年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 国有企业赢利性不高，国家财政收入跟不上经济规模的扩大，即拉车的马还是一样，“小马拉大车”，越拉越累，最后不得不踩急刹车。在这种财政约束下，经济发展只能停停歇歇，导致大起大落。如表3-3所示，中国财政预算收支在“一五”期间基本平衡。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开始了“大跃进”，财政支出迅猛增加，投资出现狂热，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可是，财政收入根本赶不上财政支出中的投资需求，造成1959年和1960年巨大财政赤字。在债务发行量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迫使银行发行大量货币，引发通货膨胀。苏星在《新中国经济史》中说，“许多商品国营商店有价无货，自由市场上的价格高于国营牌价几倍甚至十几倍”。最后，大规模投资戛然而止，又不幸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产生严重经济后果，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1961年，中国确定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压缩投资规模，才使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有所缓解。1963～1965年为经济调整时期，取得良好成效。 <hr /> 注释：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七章 价格时代：1979～2008年 第一节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与你同处一个时代，我感到很荣幸！”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两位核物理学家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我今天想向所有当代中国人说这句话，因为我们同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怀着5000年的历史沧桑感，我于2001年曾断言：“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改革、开放和稳定于同时。”这一观点现在已经为国内外许多人士所认同。 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中国5000年历史，我们来作粗略的统计：中国稳定的时期有多长？春秋战国就是800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诸侯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也长达369年。每个王朝在建立时都比较稳定，后来就出现财政危机，无法应对内忧外患，预期寿命是200～300年。大略算一下，中国历史真正的稳定时期也就是1000年左右，是整个历史的1/5时间。 好，我们再概算一下改革时期有多长？中国一直有改革的传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然而，在5000年历史上经济改革时期毕竟太短了。公元前422年，魏文侯（公元前424～387年在位）任命李悝为相，实行变法，其中之一就是实行著名的“平籴法”，用市场经济手段平抑粮价大幅度波动，丰年时政府以平价购入粮食，灾年再以平价出售，避免谷贱伤农。公元前361年，秦国实施“商鞅变法”，虽然成功了，但中国当时的百姓处于战国争雄的混乱时期，无法推行至全国。公元8年，王莽新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制止土地兼并带来的税收减少，王莽仿照《周礼》推行“王田制”，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但经济上行不通，推行几次货币改革，以同值小钱币换大钱币，引发民间私自铸币狂潮，被“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打败。为了打击盗铸，王莽实施重罚，班固《汉书》记载当时“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结果，“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阻止了盗铸，却没有建立新货币的信用，又禁止当时受欢迎的“五铢钱”的流通，结果新朝经济失去标准货币作为基本流通工具，经济迅速崩溃。据《汉书》记载，“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一次蝗灾，便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攻进长安，王莽被杀，“王莽新政”失败。北宋王安石变法，没有经过试点，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废新法。明末张居正，勇于任事，中外仰望风采，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是货币化纳税的尝试，国家收入大增，加上“考成法”提高了政府运转效率，《明史》称“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10年内明朝中兴。但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就废除了大部分改革，逐渐花光了财政盈余。尔后后金在关外崛起，竟措手不及了。 这5次经济改革都发生在不开放的时期内，算100年左右，约占中国整个历史的1/50。接下来再来算算开放时期。汉武帝时期，唐太宗时期，魏晋南北朝，忽必烈时期和明成祖时期算开放，1433年郑和第7次下西洋后，就开始了400年的闭关锁国。开放时期算500年，约占中国历史的1/5时期。回头看看，我们大部分历史是改革时期不开放，开放时期不改革，改革开放都有的时期却不稳定。改革、开放和稳定同时发生的几率是千分之一以上。全面繁荣的唐代“贞观之治”（公元627～649年），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对外开放、文化繁荣的太平盛世，可惜昙花一现，只有23年。所以，单纯从概率统计上算，当今中国的局面是千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是千年等一回。 改革、开放和稳定这三个必须同时满足的基本条件背后有很深刻的经济道理。没有稳定，就没有投资信心，经济衰退，税基减少，开支增大，国家财政困难，必然压缩公共开支，教育经费首先会被缩减，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人均教育年限低于1年，基本上是个文盲国家的原因。同时，没有稳定，中国经济会陷入低储蓄率的困境。人们以为中国人天生爱储蓄，储蓄率在30%以上是天经地义的，可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尊重老人，爱护孩子，家里存点儿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曾经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2001年，我在剑桥大学经济系马歇尔图书馆里看到费正清教授对中国近代的储蓄率估计，只有10%左右！当时很是震惊，感到稳定太重要了。教育投入减少和低储蓄率不光是中国近代历届政府的政策失误，也是国家不稳定的必然经济后果。 没有开放，就没办法参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对世界上爆发的生产力革命就会毫无准备，结果在某一个通用的技术范式内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1433年，在郑和第7次下西洋之后的长期海禁使中国对岛国英国的工业革命一概不知。1820年，英国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财富积累速度是农业经济无法想象的，在短短20年内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征服了世界。对生产力革命的无知是比“鸵鸟政策”还致命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世界制造业出现转移机会，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出口为导向，凭借低成本劳动力，参与国际制造业分工，创造了“东亚奇迹”，而中国对外贸易额小得可怜，不知道从何处切入国际贸易体系。1971年，信息革命在美国悄然爆发，中国仍基本上国门紧锁，对此毫不知情。1978年5月28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时讲：“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如果说60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么这十多年则拉得很大。” 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至关重要的。生产力革命的影响是不确定和不可预知的，供给曲线大幅度向右平移，这要求经济体制不光有配置效率，还要有适应性效率，要能随时进行调整，创造有效供给。在生产力革命发生时，企业的赢利模式也是难以预料的，企业寿命越来越短。没有改革，经济体制会逐渐僵化，赢利模式就会过时，抓不住新增长的机遇，就会最终陷入停滞。 1997年，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剑桥大学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研讨会”。当时，国外对香港未来有很多担心。我说，有一个改革、开放和稳定的祖国，就一定有一个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后来，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了我的这段发言。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大陆经济会长期快速增长，7年翻一番，拉动香港经济增长是不成问题的，更不用说大陆和香港积极的互动和合作。香港回归12年来，在祖国的强大经济支撑下，香港经济经历了痛苦的制造业结构调整，战胜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并将最终顺利渡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难关，超越“东亚奇迹”，继续演绎“香江传奇”。 李鸿章感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谓超越他所处时代的振聋发聩之音。1901年11月7日，他在京郊贤良寺去世时，老泪纵横，眼睛始终不闭，“双目犹炯炯不瞑”。只有当听到“公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才“目乃瞑”。可见，他对中国处境的极端无奈和担忧。他没有想到，中国在1949年终结长期动乱，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纸币体系，走出债务危机，获得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中国政府成为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终于使中国经济走出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出生率下降，完成了经济起飞前的必要准备，终于在1978年迎来一个“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顾准在“牛棚”里跟吴敬琏说，预料中国的“神武景气”之时一定会到来的，要守时待机。 1974年12月2日夜，顾准弥留之际告诉吴敬琏“打开行军床休息”，充满了对这位未来中国经济学大家的爱惜之情。顾准去世后，吴敬琏帮着把他推进了太平间。吴敬琏女儿后来问他：“难过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他回答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顾准知道中国已经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比李鸿章更有信心。顾准设想的“神武景气”在他去世4年后来临，但顾准没有想到中国经济竟会出现多个连续的“神武景气”，在30年里平均年增长率高达8.66%。如图3-10所示，中国人均收入从1978年约300美元狂飙猛进到2009年约3000美元以上，成就中华民族5000年未有之经济变局。数字是无言的，但也是客观的，“井喷式”的人均收入增长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大奇观。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归纳了现代经济增长的6个特点：(1)人均GDP和人口高速增长；(2)生产力高速增长；(3)经济结构高速变迁；(4)社会和意识形态高速转变；(5)经济发达国家有开拓国际市场和原材料的倾向；(6)经济增长有限扩散到世界人口的1/3。中国完全具备这6个特点。 新中国成立第二个3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创造了人民生活水平由初步温饱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跨越。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超过2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这个财富的创造活动不是一个几千万人口的规模，也不是几亿人口的规模，而是十几亿人口的规模。如表3-4所示，1987年，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超额完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2001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阶段；2006年，人均GDP为201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门槛；200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3000美元以上，名副其实地成为处于低端的中等收入国家。 随着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生活越来越时尚。在食品构成中，粮食消费量有所减少，水产品、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大幅度增加。人均牛奶消费量从1986年的1.2公斤/人增加到2007年的26.7公斤/人。私人轿车大规模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0年全国私家车保有量为82万辆，2008年中国私家车保有量在短短十几年内净增2000万辆以上。美国是平均13个人1辆车，按这个标准计算，中国私人汽车总量要翻两番，增加到1亿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过去30年里，中国百万以上人口中等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国际性城市圈开始浮出水面，北京、上海和深圳等成为超级国际性大都市。大约有一半农村劳动力转入了非农产业，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巨大的人口转移。 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短缺经济，进入了市场充分供给的时代。一向为商品匮乏所困扰的中国人，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快速进入了相对过剩的时代。在短缺经济年代，没有足够的鸡蛋，因为家中急用，就蹲在鸡窝旁等鸡下蛋，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回首以前为了用肥肉炼出食用油，买肥肉而不买廋肉的时代，真让1980年前出生的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而对于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粮票已经是“古董”了，可以作为“艺术品”投资了。 的确，就“社会和意识形态高速转变”来说，中国变化太快了。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增长速度在2%～4%之间，取一个平均值，约为3%，世界居民的人均收入24年里翻了一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增长速度约为8%，就是9年翻一番。速度就是时间，就是人生阅历。中国老百姓在同样时间内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变迁比世界居民所经历的多出两倍。中国国民预期寿命是74岁左右，在高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相当于“活了”200年。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迈已经变成“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现实。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1992年感叹说，“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体，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为什么说是550年呢？因为美国出版了一本书，认为1442年郑和发现美洲大陆，从1442年到1992年，恰好是550年。 中国飞速驶向未来，今天的种种经历在明天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2007年，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在一份报告中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变化中，但其他人的变化速度赶不上此刻中国人的变化速度。想象一下，你家20多岁的孩子拿着不可想象的薪水，他们换工作的速度让你目瞪口呆。推土机把你曾经在这里成长的房子推倒，摩天大厦在废墟上拔地而起。你的某些邻居进行超乎寻常的旅行。欢迎到中国来，这个国家每年都在做着自我更新”。斯蒂芬·格林说：“当然，我们计算中国年是有点儿玩笑的意思。但我们希望能把人们在进入中国之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头晕眼花的变化速度用数字计算表达出来。”根据格林的计算，一个美国年等于1/4个中国年，一个英国年等于1/3个中国年。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生活变化要比在美国和英国快2倍。 中国又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古谚语，说明人生7岁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今后的生活影响深远。世界和传统中国是10年为一代人。但当今中国10年就是两代人的间隔，在中国经济飞驰的高速列车上，“代际”痕迹和特征也前所未有的明显。每一代中国人即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感，又有“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英雄感。 在当今中国的时代列车上，我们也会有晕车反应。我用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话描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而又令人难以称心如意的时代。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站在时代的浪尖潮头的人，发现他们自身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难以协调：在天真朴素上，他们不及前人；而在世故圆滑上，他们又比不上后代。因此，他们远远不如这两者快乐”。举例来说，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比起60年代特别是“中国婴儿潮”的一代生活条件能好一些，但又比不上80年代的丰富。所以，70年代的人，不如60年代的沉稳朴实；又不如80年代的现代轻松。当今的中国“古老而年轻”，当今的中国人个个“返老还童”。我们与我们的前人比较起来，我们的阅历比他们更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实际年龄”要比前人更“老”。 从世界历史看，新中国60年，完成了人均收入从1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大跃进”，把人类经济发展几百年才能走完的历程压缩到当代中国人几十年的人生光景中走完。所以，当代中国人的“实际年龄”比许多国家的人们也更“老”一些。同时，当今的中国人个个是“年轻的”。从建国60周年到建国100周年，中国人均收入将以远高出世界平均值的增长速度继续狂飙猛进，将从全面小康进入基本富裕的社会，未来40年的人生经历将是很丰富的。我在美国常常听说，美国没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明天。我想说，中国不光有今天，还有昨天和明天。中国怀着千年灿烂历史的昨天，匆匆享受今天，就把今天甩在身后，飞奔向美好的明天。所以，要了解中国比了解美国难得多，因为还要了解中国雄厚历史的昨天，稍纵即逝的今天和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明天。 富有远见的托克维尔用优美的语言表现了法国文学的独特魅力，我借用他的话来描述我们时代的历史意义：“尽管社会情况、法制、思想和人的感情方面发生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已远非世界上迄今发生的任何事情可比。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往上回顾，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没有发现一个与我现在看到的变化相似的变化。” 我借用梁启超中所描绘的我们所处的时代：“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hr /> 注释：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七章 价格时代：1979～2008年 第二节 中国模式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家及国际机构。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为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等）。华盛顿共识主要从需求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其理论基础就是新古典经济学。 面对依旧严重的贫困问题，世界银行目前已放弃华盛顿共识，转而强调全面提升社会能力和增长的质量。面对金融危机在多个国家频频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愈来愈重视经济的结构改革。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在过去几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在20世纪，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最大的那20多年恰好是它们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最差的时期。不仅对全球化的幻觉破灭增强了，对华盛顿共识的醒悟也同样增强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曾发表论文，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但库珀没有进一步指出北京共识的深刻内涵。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处于“人人都在谈论但谁也说不清楚”的状态。我在中央部委短暂工作过，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对中央政府的改革感到敬佩；我在地方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地方的创新感到惊讶；我接触到了中国顶级企业家，也接触到了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和普通老百姓，感到个人创业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基于我在国内外比较广泛的观察和体验，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成功的模式，我将这个模式称之为“中国模式”，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那就是——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体创业。“中国模式”是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有效方式，提供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有利于企业创新。 在供给曲线大幅度向右方平移时，如果中央政府不愿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制度变迁”，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可能都没有中国政府如此强烈执著的改革意识，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经济问题的判断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重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基于这样一个对经济根本问题的判断，中国政府积极提供“制度供给”；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很少有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这样具有激情和创新精神，面对异常复杂和各具特色的地方经济社会环境，往往能找到一个与中央大政方针一致又适合经济全球化和当地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综合各种要素创造有效供给。中国人开始集中精力创业，商业才能得到了发挥，亿万创业者弘扬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常规创新和革命性创新，勇于“创造性的破坏”，发动了商业领域的“人民战争”，培养着商业文明，推动经济体制的转轨。 20世纪70年代前后，经济史闯入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制度因素最终被纳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发现，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但此期间的效率却大大提高了，这期间技术没变，由于船运制度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运输成本降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林毅夫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该文章的核心发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化可以解释约55%的农业生产提高，而化肥、农业机械和农村劳动力的增长则是次要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生产技术、资源的相对价格和交易费用等因素一旦发生变化，人们就会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原有的制度均衡将被打破，出现制度失衡；当存在制度失衡时，新制度安排的获利机会就会出现。如果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不至于过高，那么制度变迁甚至整个经济结构的变迁就可能发生，制度的供给者可以通过集体选择来推动一项新制度的变革。不过，集体选择的制度变革有时会遭遇集体行动问题，如“搭便车”，可以克服这一问题的手段是意识形态。制度的供给者也可以是政府或经济主体等。 按照诺斯的理论，推动制度变迁的有两个“集团”，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5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对方案进行评估；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这个模型的缺陷是忽视了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模型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是理想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不进行制度变迁试验，很难评价收益和成本，在成本收益不清楚的情况下，第二行动集团的加盟是有困难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设计的改革，实施“休克疗法”改革后，才发现市场经济的主体即企业还没有培养出来。同时，这个模型假设要求第一行动集团发起改革，第二行动集团来跟进。这否认了第二行动集团发起制度变迁的可能性，造成制度变迁的多样性不足。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三个“行动集团”，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几乎囊括了经济供给的所有主体，常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都在经济增长中受益，是利益共同体。中央政府锐意改革，追求全体人民的长远福利最大化；各级地方政府推波助澜、主动创新，打造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繁荣和科学发展；亿万人民勇于创业，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中国模式”能创造更多的有效供给。根据萨伊法则“供给创造需求”，有效供给能够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提供投资机会，带来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用制度创新适应生产力革命，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制度下完成的。“中国模式”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它既有中央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地方政府和经济组织的创新，还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在“中国模式”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大于“华盛顿共识”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中央推动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改革是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如果中国只有中央政府改革，那么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处理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试验范围就会受到大大限制。 中国用分散区域经济来减少整体性风险，允许的地方制度创新的数量与种类远大于其他经济体制允许的制度创新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好。比如，英国经济很难有中国的多样性，因为伦敦占英国的经济总量比重达60%以上，其他地方经济无足轻重，所以，伦敦的创新就是英国的创新，伦敦的风险就是英国的风险。东京在日本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特色不明显，所以日本的经济多样性也是不够的。我1996年第一次到美国时，惊叹于各州的多样化；10年后，我在国内出差，发现国内的经济社会变化速度和多样性要远胜于美国。无怪乎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在《维基经济学》中说“在中国，到处都涌现出创新性城市”。 “中国模式”使“一切皆有可能”。中国至少完成了3个国际上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企改革、国有银行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艰辛复杂，从1995年开始，中央改革的重点是国企攻坚，1995年推出一系列政策，如“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和“改组、改制和改造的战略性重组”，1998年打响“国企基本走出困境”的战役。如今，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出现的是“新型国有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国际舆论引人注目，其最有根据的理由是中国银行系统坏账达总资产的60%以上，已经技术上破产，要想达到巴塞尔协议的8%资本自足率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海外成功上市，银行系统获得了新生。中国农业银行将进行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IPO。 中央政府既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和在经济体制变迁中的优势地位，又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制度创新的主导性，还尊重个体的创造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认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据此，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运动，尽管后来陷入“放放收收”的循环，毕竟开始了有益的尝试。 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中说，“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重大的改革举措，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先制订方案，在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配套展开；有的先在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创新和个人创业愈来愈重要。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总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对于那些创新了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制度的地方而言，经济发展更快。其他落后地区通过模仿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实现经济的快速追赶。各地区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都在快速汲取经济发展的最佳实践做法。结果导致制度扩散的速度快得惊人，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短短两年内从安徽小岗村迅速扩散到全国的，这场变革波澜壮阔，蔚为壮观，使中国农村改革的速度震惊世界。除了《纽约时报》等几大报纸外，美国的大部分报纸是不太关心国际新闻的，除非是特别重大的国际事件。而当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毅夫不是从国内听到的消息，而恰恰是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消息，并敏锐地把它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这说明中国农村改革在短期内成功已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体制创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创新开始时成功，后来证明属于过渡性创新。乡镇企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改革早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1978～1998年的20年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部门，成为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因此，尽管因素众多，农村工业化成了这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创新，突破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造就出“苏南模式”。然而，乡镇集体企业作为转轨阶段的微观制度创新，本身带有产权不清的隐患。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竞争不过以公司为更清晰的治理结构的民营企业。于是，乡镇企业在20世纪末出现前所未有的重重困难，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在1997～1998年后持续下降。中央政府提出“抓大放小”企业改革战略，地方政府开始对中小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创新，相当数量的乡镇企业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为中国经济培育市场经济的主体和企业家精神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h3>中央改革</h3>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里一如既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显示了坚强意志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获得了巨大成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启动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属于市场化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采取试错的方法，摸索前进。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不清楚，对市场经济没有感性认识，对于价格体系的运作理解甚少，改革的不确定性很大。第二阶段，1984～1992年，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巨大沟壑之间，中国巧妙搭了一座“桥梁”，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尽管价格“双轨制”带来大量的寻租机会和滋生了大量腐败，而且1987年价格“闯关”被“闯关”本身诱发的高通货膨胀预期打败，但总体上转轨是成功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第三阶段，1993～2003年，初步建立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明确，这个阶段不再是渐进改革，也不完全是激进改革，而是激进的“整体推进”和渐进的“重点突破”相结合的阶段，在雷霆万钧之后是和风细雨。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是完善市场经济阶段。针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和改革中遇到的“二元经济”等问题，进行了重要的修补。与这4个阶段有关的是3个著名的“三中全会”，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重要和经典的经济政策文件，那就是3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它们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体制成功转轨的“三级火箭”，使中国经济体制上了3级台阶：第一级是商品经济，第二级是初步的市场经济，第三级是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若结合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现在回头重读这3份文件，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我的看法。3份文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典文件，浓缩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我把这3份文件的要点罗列出来，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明，而是与读者欣赏其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性和原创性。 <h3>商品经济：理论创新</h3> 从1979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亿万个体从实干中学习，逐渐积累市场经济的经验。在这样实践基础上，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等于明确告别了计划经济。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体制选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都没有根本上脱离这个思维定式。所以对国际经济界来说，中国的这个决定带来的震惊，可谓是“石破天惊”，不亚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世界的巨大震撼。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没有把有效需求不足作为主要矛盾，而是强调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抓到了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决定》作出了经典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该《决定》在理论上不光是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本质内涵，也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就是生产力是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必须适应生产力革命。 《决定》把改革的突破口选在了商品经济上，而不是其他要素上，是务实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全面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作了必要的过渡。《决定》总计10个部分，其中经济方面的有11项内容：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更为迫切，且条件已经具备；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既非僵化的计划经济，也非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三、中国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须下最大决心，以最大毅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规定的改革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这就清楚指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不能只是对它进行修补，而是需要对它进行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四、以往之计划经济的体制有诸多弊端，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能适应：五、经济体制之改革须以城市企业为重点，其要旨在于解决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六、“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同经营权分开”，“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七、同时实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国家机构和劳动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八、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少数具有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经济部门，也须简政放权；九、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十、按劳分配，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便全社会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十一、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以摧枯拉朽之势，激励亿万人民从实干中学习，所到之处大量社会财富便涌现出来，其结果是从1984年至1992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针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的评价是赞扬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决定》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原理，奠定了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为长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意义极为深远。 <h3>市场经济：整体大于局部</h3>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商品层次上，对市场经济理解仅处于概念性的阶段。我记得当时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来定义市场经济。至于什么是“市场”，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强调的是适应性效率。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市场经济无论在配置效率和适应性效率上都比计划经济高。所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的完美结合。 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整体设计。中国迫切需要从商品市场组成的平面体制走向由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组成的立体体制。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制定了在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如果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是选择了当时较容易的商品领域推进，那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恰恰相反，不但全面勾画了改革的蓝图和基本框架，而且全面设计，闪电般地整体推进。2008年，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改革战略及其选择”的回顾与检讨》一文中说，“在中国改革过去15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集中的重大改革措施在一年时间内同时推出”。 尽管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只是部分完成，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发达，但这次改革取得了整体大于局部的“米格-25效应”。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1984年以来，有了10年在局部改革所取得的经验，十四大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整体设计和规划。《决定》共五十条，这五十条很解渴、很全面。可以把《决定》归为10个方面：一、改革的理论指导；二、企业微观制度；三、市场体系；四、宏观政策；五、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六、传统部门改革（农村经济）；七、对外贸易和投资；八、科技和教育体制；九、法律制度；十、改革的推动主体。这10个方面从供给方面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又关注需求管理，与强调需求方面的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决定》把科技和教育体制纳入经济体制改革范畴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留下伏笔。这些具体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决定》颁布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等全面推进。例如，中央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大胆改革。人民币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稳定，约为1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1982～1994年，人民币持续贬值，逐渐贬值到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1994年1月1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东南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金融市场普遍担心人民币会大幅贬值，但中国政府显示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负责任的态度，冒着出口衰退的巨大风险，勇敢地将人民币汇率稳定保持了将近8年。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大了人民币的浮动范围。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公告，即日起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中国初步建立一个外汇市场，引入市场供求信号、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再一次勇敢地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基本稳定，为大幅度货币贬值的贸易伙伴提供出口增长的机会。 从1980年起，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根据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从1994年起以闪电式地推进的“分税制”改革，在半年之内取得成功，解决了中国自汉朝以来一直困扰经济发展的中央和地方不稳定的财税关系。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曾到清华大学给学生作讲座，我有幸聆听，受到了大胆财税改革的“电击”。当时项怀诚自豪地说，税制改革中引入了个人所得税，虽然此项税收的预期收入很小，但是开了个头。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落实难度是不一样的，最难的是构建资本市场。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指出，“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建立发债机构和债券信用评级制度，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并逐步扩大规模。货币市场要发展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中央银行开展国债买卖。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章的集资、拆借等融资活动”。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目标，“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力充裕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就业的压力，要把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作为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出发点。广开就业门路，更多地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发展多种就业形式，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就业结构，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一个灵活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是将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大国的制度性保证。只有人尽其才，才能刺激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从1994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0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整体上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取得了“米格-25效应”，刺激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增长中彻底摆脱了计划体制，建立了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其他要素市场开始发展。仅仅10年，亿万中国人民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创业中学习”，以创造性的实践，取得了整体上转轨的成功。 <h3>完善市场经济：补短板</h3> 如果把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比作一只木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就如同一只完整的木桶，用这只能装水的木桶取代了计划经济的木桶。然而，市场经济“木桶”最多能装多少水，那时还考虑不到。 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其核心内容为：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对中国经济来说，决定这个体制整体强弱的不是那个最强、表现最好的部分，如商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恰恰是那个能力最弱的部分，如中国的金融体系，因为最短的木板在对最长的木板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决定了这个体制的适应性，影响整个经济体制的综合实力。也就是说，要想方设法让短板达到长板的高度或者让所有的木板维持足够高的相等高度，才能完全发挥体制整体作用。 从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自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tO）以来，中国全面履行多边规则和对外承诺，继续扩大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大提高。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与1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其历史意义就是“木桶原理”的“补短板”。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次通过的《决定》分12个部分：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四、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五、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六、继续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七、完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改革；八、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九、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民整体素质；十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十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总结了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5方面的要求；规定了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机制等，特别是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方面提出了努力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经济，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等一系列新观点。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国有资产从经营者的层次上升为战略投资者的层次，提出了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表述是继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之后，经过实践探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国有资产从管理者向投资者身份转化，是国有企业改革获得的重大突破。 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体系为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存在着争论。由于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银行体系不可能也不应该承受过高的系统风险，所以中国必须走资本市场为主的路径。可喜的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资本市场方面认识更深刻了，不再提建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而是表明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积极拓展债券市场，完善和规范发行程序，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这个意见引领中国逐步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向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过渡。 2004年，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是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实现制度创新的一个成功例子。自2001年6月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引发了“股市全流通”，也就是后来通称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大讨论，也使“股权分置”改革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6月14日～10月22日，上证指数跌幅达30%。2001年10月22日，《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被叫停。如图3-11所描述的，从2001年到2006年是中国股市长达5年的漫漫长夜。 2004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明确了资本市场发展的目标。按照这一目标，中国证监会在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施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加快产品和制度创新以及健全资本市场法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2005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一场深刻革命的序幕。股权的关键是怎样确定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对价，非流通股的股东必须给流通股股东一定的补偿，补偿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和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时通过。给多少补偿，即“对价”的多少，这涉及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债券领域的集体谈判。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很难进行债务重组，因为只要有少数债权人不愿意在多数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的价格进行重组，就达不成协议。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前后持续长达10年之久，就是这个原因。 由于上市公司越多，对地方经济发展越有利，所以中国地方政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非常积极推进本地区的股改工作，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债务重组的主持人和调节人，同时，非流通股股东和股民也很配合，积极寻找走出僵局的途径。在“中国模式”的推动下，地方试点破冰。2005年5月9日推出了首批股改试点公司。2005年6月，42家公司进行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两批试点很快获得成功，2005年9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了相关的操作规范和指南。而恰在此时，中国股市处于历史最低谷，成就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2005年6月6日大盘跌穿千点，曾被广泛抨击的“千点论”预言变成现实。2005年12月，第12批股权分置改革公司亮相。2006年年初，在看到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国务院将“基本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纳入2006年工作要点，全力推动。到2006年9月，随着9月14日中国石化股改的启动，已有1151家上市公司进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已经占到股市总市值的90%以上。2007年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圆满完成，中国股市步入“股权分置改革”后时代，国内外惊呼“中国资本市场的春天到来了”。如图3-11所示，2006年6月，中国股市在5年多的持续下跌之后，突如其来地爆发，并在2007年10月扶摇直上到6000点。 中国A股2007年市盈率为30倍以上。从国际上看，美国标准普尔500在过去近50年中的平均市盈率为15倍，最高的年份也只达40倍。中国股市是非理性繁荣吗？2007年10月后股市“飞流直下”，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股市暴涨暴跌都与货币政策有直接关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传导到中国之前，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可以预期。也就是说，假设企业红利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债券市场的收益曲线就是中国股市的主要决定因素。 什么决定中国债券市场的收益曲线呢？目前，金融界没有一个很好的模型。我用两个因素来模拟股市平均市盈率：一是短期利率（3个月～2年），这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二是中长期利率（5～30年），这是由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增长率共同决定的。 从表3-5简单模拟计算，可以预计股市对货币政策作出强烈反应。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提高短期利率，中长期利率随着提高，可以看到平均市盈率从52降到18，呈大幅度震荡。的确，央行在2006年多次加息，股市指数下跌。而在2004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中国股市对货币政策基本是不敏感的。2009年，“大小非”的解禁成了悬在股市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但比起2006年以前股市制度性困境带来的“漫长的黑夜”，真是小巫见大巫了。2009年后美国经济终将从危机中复苏，世界金融危机会结束，中国高储蓄率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的“万般宠爱”，中国新一轮大牛市可以期待。 按照“国九条”的规划，中国股票市场可能逐渐演化为4个层次：一、上海主板市场，将代表中国制造；二、深圳中小板市场。中小板定位可能趋向“中国消费”；三、深圳创业板市场代表“中国新经济”成为推动自主创新战略现成的重要平台；四、天津和一些国家级开发区建立的风险和私募投资场外交易平台，将加强高科技企业与投资公司的对接。 “国九条”指出，“积极稳妥发展债券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改变债券融资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丰富债券市场品种，促进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制定和完善公司债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资产抵押、信用担保等偿债保障机制。逐步建立集中监管、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必须指出，建立一个企业债券市场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国际上的一个难题，涉及国债市场的发育，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具有社会信誉的评级机构的出现和资深投资者，还需要法制建设的配合。从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先后次序上看，应先股市后债市。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还远远不到位，需要长期坚韧不拔的努力。 <h3>地方创新</h3> 中国国土辽阔，中国的大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面积的大小。为了克服高度集中的弊端，新中国从建国初期就对地方政府采取了适度经济分权的方式，地方政府在当地经济事务中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分享当地经济发展的收益。中央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地方制度创新。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指出，“领导层对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或许会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基本立场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此外，关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点，领导层也没有异议。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团结在一个叫做“市场联邦主义”的政策周围。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联邦制会限制中央政府对经济决策的过多控制，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竞争，抑制寻租行为，并刺激创新型的地方企业的发展。这种联邦制在税收体系方面也体现得较为明显，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它可以避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在1994年的税收改革中，中央政府的权限限制在了增值税和中央下属的企业的所得税方面。此外，还建立了归属地方政府的地税局。尽管在财政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要缩小地方发展的不平衡，但这些问题都已经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改革日程。中央领导人同样明白地方自治权过多的危害和副作用——可能导致寻租、道德风险及其他形式的腐败，他们知道必须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管，同时在必要时对腐败给予处罚。要成功实现自治权的下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既能够将中央与地方的发展目标统一起来，又能很好地约束地方政府那些危害改革进程的腐败行为，同时还能对推动改革进程的地方政府给予奖励。 福格尔“市场联邦主义”看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仅仅是局限在财政方面，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在创造有效供给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中央政府有很多国家级经济政策，同时，也很注意给地方政府留下充分空间。1994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中央权限，“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这是保证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统一的需要”。关于地方权限，“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必须赋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订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执行力是很高的，同时注重把中央的大政方针与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和地方实际情况相结合，发挥地方的比较优势，积极寻找清晰定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使企业可持续地发展。 在生产力革命发生后，供给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有效供给的发展能够促进和刺激需求的增长。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创新中遇到的困难。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新组合的实现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创新者没有关于新组合的经验、习惯，因此他难以根据熟知的数据来进行决策和制定行动规则。他只能根据自身掌握的有限的数据进行预测和估计。……第二，创新者会受到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人们长期按照习惯的轨迹行事，会形成一种下意识的固定思维习惯。……第三，社会环境对创新者的影响，也就是反作用。它首先可能通过法律上或政治上的障碍表现出来。即使忽略这些障碍，一个社会集团成员，他的行为一旦偏离常规，就会受到谴责，从而对个人造成压力，而这种谴责所带来的社会的排斥，又给人造成身心障碍”。地方政府的创新降低了企业新组合的成本。 一个创新型区域经济是产业、劳动力、研究机构、金融、中介组织、政府政策与服务的多种要素聚焦和产生聚变的地方。中国地方政府在培育创新型经济区的过程中促进要素集聚，扮演着为企业提供“新组合”的角色。区域经济协作是进行这些区域的要素的大范围组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产业集群与传统工业的显著区别在于，将地区内的相关产业组合起来，可以加快创新步伐并可依据市场需求迅速进行调整。针对特定的地理区域和个体企业，中国地方政府制订出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通常包括为开发工业区或科技园区而购置和获得土地。 开发区建设的努力还包括地区内的硬件基础设施，结合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改善道路和用水、下水管道等服务。为了吸引企业入驻这些开发区，地方政府还提供支持以帮助企业进行行政许可申请、帮助企业招募和培训员工。企业的发展又在资本投资、劳动力、创新和供应链等方面加强了开发区的优势。而且，随着企业的发展，它们向国家和地区缴纳的税收也增强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资源（如熟练劳动力、研究能力、能源、水、废物处理和运输设施）的能力。这种良性的经济反馈环通常又称为产业与地区经济之间的“正馈环”。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天津的滨海新区和江苏的苏州工业园等是典型的例子。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注重大项目的地区分布，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1978年以后，在经济总体布局上，中国政府先后确立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措施，逐步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群雄并起，三极鼎立”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群雄并起”指的是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格局，“三极鼎立”指的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国际性都市圈。这样一种同时拥有多个增长中心的经济体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多见，这种多样化也远远超过美国经济。美国经济主要是以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走廊为核心的东部经济区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以及以加利福尼亚为主的西部地区。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海湾地区就是一个经济中心，著名的硅谷就在此地。硅谷中的劳动力来自于整个旧金山海湾地区，这一区域覆盖4县9市（美国县比市大），每天往返于硅谷地区的工人随着距硅谷越远，人数也在不断下降。 与美国三个经济中心相比，中国出现多个经济中心增长模式，而且各有千秋，分散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风险。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高度赞赏中国的区域经济多样性。他认为，“放眼当今天下，世界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如此众多不同的经济中心。美国是一个具有多经济中心的国家，如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各有特色。大部分亚洲国家实际上都只有一个单一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如汉城（今首尔）、雅加达与曼谷。即使日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主要以东京为主。中国大陆目前拥有166个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而且各自拥有独特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6大经济圈”。 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GDP占到全国总量的近40%，其中长三角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超过了20%，这些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极。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的世博园和迪士尼乐园将有“买一送一”的效果，每年让数千万人流连忘返。 长三角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群之一，近年来超过在改革开放中起步较早的珠三角。珠三角也不示弱，拿出“两个珠三角”的应对战略：一个是广东珠三角；另一个是近几年兴起的“泛珠三角”。目前广东珠三角已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高度外向的轻纺加工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粤港澳珠江三角洲”经济综合体直接腹地，成为拉动珠江流域经济共同发展的龙头。“泛珠三角”是东中西部联动合作，互补性强。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于2004年6月在广州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依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依然是我国投资活动最为活跃而集中的区域。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加速调整、振兴的战略决策为东北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东北地区从2003年以来迅速发展，正开始走向全面振兴。从中国经济的全局上看，东北振兴是以较小的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换来了巨大成功。2007年8月国务院批复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目标可以概括为“4个基地一个保障区”定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可以说，东北地区有望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极。 中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山西和江西6省，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制造业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物资和产品集散交换中心和交通枢纽。从2005年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已经摆脱了“中部塌陷”的阴影，发展突飞猛进。例如，安徽是中部地区靠东的省份，积极主动融入长三角，“左右逢源”；河南在农产品深加工上取得重要突破，形成双汇等一批龙头企业，河南安阳开办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显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心；湖南以三一重工为龙头，带动一批装备制造业企业上市，同时在传媒文化业也有不可忽视的竞争力。 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指导下，地方政府正在进行三项制度试验。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试验区是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与南汇区合并，演绎一个区域合作的大手笔。2006年4月26日，天津滨海新区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争取到股权交易平台的试点机会，并率先举办“中国投融资洽谈会”。二、“统筹城乡”试验。试验区是重庆和成都。2007年6月，重庆市、成都市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进行城乡一体化的实验。2009年5月，全国第一份土地流转合同在成都诞生。三、“两型社会”试验。试验区是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北武汉1+8城市圈。2007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已经开始进行同城化的试验。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发现并赞扬了地方的创新精神，“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h3>中国创新先锋：深圳</h3> 深圳是“中国创新先锋”，以敢于突破和敢于反思的特区精神，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杀出重围，终于找到了它的定位。在短短30年内，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有着1400万人口，活力四射的国际化城市，如果这不是奇迹，就一定是魔幻！深圳特区从诞生起，以“摸着石头过河”和“敢闯敢试”的精神，不断改革创新，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率先发行股票、率先取消票证放开价格、率先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冲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藩篱。 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采纳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并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了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建设者们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1984年的流行语。当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财务部，发展成为现在的招商银行。 2003年深圳讨论它的发展战略，反映了深圳的睿智。2003年年初，一篇2万字、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文在网上火热传播。作者通过一系列事件和现象，认为深圳可能被上海所取代。文中写道：“谁抛弃了深圳？从地缘条件和时代背景来看，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是因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利地位，但这是深圳被‘抛弃’的表面原因所在，因为时空因素的限制，是一个经济系统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深圳特区却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却是有更深层次原因的，那就是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作者警告道：“看来，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中国第一部民间版城市蓝皮书《十字路口的深圳》认为，从1998年至2003年，可以称为深圳的“迷惘时代”，认为“不要说倒霉，这是成熟的代价”。 现在看来，2003年的担心是多余了。深圳已经找到了其自身定位。199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针对股市、贸易、房地产三大行业产生剧烈滑坡的情况，“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还很红火的时候，主动进行结构调整，避开香港和上海在金融领域的优势，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方针。以后的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并不断把它推向新的高度。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散的时候，深圳抢先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经过9年的努力，终于把虚的事情逐渐做实了。深圳已经培育起了难得的创新文化，容忍失败，敢作敢为，孕育了大量中小科技企业，研发活动成为企业的核心业务，创新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了“90%以上的科研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科研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科研经费由企业投入、90%以上的专利发明产生于企业”的格局。两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总部都在深圳。200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获准推出中小企业板；2009年又“十年磨一剑”，争取到创业板，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形成错位，赢得长期的发展空间。 创新的深圳逼迫人们在创新的“刀尖”上跳舞，引领中国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一部电视剧红极一时，其中的经典名言是：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地狱。而今天，中国的深圳堪比美国的纽约，如果你爱一个人，不用送他（她）去纽约了，失业率太高，送他去深圳吧，因为那里是他永远的故乡；如果你恨一个人，不用送他（她）去纽约了，成本太高，送他去深圳吧，那里永远都不会是他的故乡。 <h3>中国经济的鲶鱼：浙江</h3>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但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浙江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挪威人在海上捕得沙丁鱼后，如果能把它活着运回港口，卖价就会比死的沙丁鱼高好几倍。但是，由于沙丁鱼生性懒惰，不爱活动，返航的路途又很长，因此捕捞到的沙丁鱼往往回到港口时就已经死了。在捕鱼的船中，只有一位船长的沙丁鱼在回到港口时仍是活蹦乱跳的，所以他赚的钱也比别人多得多。由于这位船长严守秘密，直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的鱼槽中只不过是多了一些鲶鱼。原来当鲶鱼装入鱼槽后，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群发现这一不同类分子后，也会紧张起来，开始游动，如此一来，沙丁鱼便能活着回到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浙江正是“中国经济的鲶鱼”。浙江又是“浙江人经济”，大量浙江人走南闯北，可以夸张地说，1/3浙江人在省内，1/3浙江人在省外，还有1/3浙江人在国外。本来缺乏商业传统的许多内陆地区，都被浙江创业家们搅动起来了。正可谓“浙江舞动中国，中国舞动世界”。在浙江，人们并不在意个人创业的失败。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办过8家企业，其中7家失败了，但最后一家让他变成了亿万富翁，因为他们知道，办一家企业的失败不算真正的失败。浙江上市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另外还有大量的较有规模的民营企业正在寻求上市。 提到浙江就必须提到温州。温州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勇于开风气之先，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如今，不仅在全国，在全世界都遍布着温州人拓展发展空间的足迹，享有“中国犹太人”的美誉。2007年温州人均GDP达到3730美元。温州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发展速度全国领先，“陆上温州”取得实效，以洞头县打造的“海上温州”规划宏大，国际化已经初见成效，具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优势。温州市坚持全民创业、全面创新，出现了大企业“井喷”的现象。2007年，温州市拥有产值超亿元的企业641家，其中产值超5亿元企业70家，超10亿元企业33家，17家企业集团跻身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产业不断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步子快，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h3>中国的芝加哥：重庆</h3>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4个直辖市。直辖12年，重庆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在区域形象设计中，整体形象简洁清晰，准确的区域形象定位反映重庆的战略地位定位。重庆和美国的芝加哥在产业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美国的芝加哥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和城市转型的好例子。如果说上海相当于美国的纽约，那重庆就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 重庆正努力建设“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的功能定位。重庆实施了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战略定位和三个功能定位(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实现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目标分三个阶段：第一步，2006～2010年，城市基础建设的成熟期和支柱产业的培育期。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超过工业投资；第二步，2011～2015年，城市的功能培育期和产业升级期，重庆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同时，重庆主城区出现都市型产业集群；第三步，2015～2020年，城市的功能发展期和主导产业更新期，完善与强化中心城区信息、金融、商贸功能，集聚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型工业。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业将占总投资的50%以上。 重庆在努力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同时，竟然“异想天开”，打破电脑制造项目只能布局在沿海外资投资区域的分布格局，跳跃式地整合和重塑了信息产业。2008年12月13日，全球著名的电脑公司惠普在我国设立的唯一一个集台式机和笔记本于一体的综合性电脑生产基地在重庆正式开工，预计2010年正式投入运行。惠普在重庆建电脑工厂后，将对重庆信息产业发展乃至重庆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有望再造一个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惠普生产基地正式投产后，台式机与笔记本电脑的年产量将达到400万台，年营业收入将达到320多亿元。该基地的建成和运行，有助于提升重庆信息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而400万台台式机与笔记本电脑，不仅将提供给重庆及其他省市消费者，全球市场也将出现“重庆制造”的电脑的身影。惠普生产基地开工建设后，重庆还有望吸引液晶显示器、硬盘驱动器、电源、键盘、鼠标等一大批配套企业跟进，形成整机加配套一体化的产业链，重庆市民也将体验到更完备、便利的电脑硬件市场服务。 <h3>中国经济未来的脊梁：黑龙江</h3> 黑龙江省厚积薄发，是中国经济“未来的脊梁”。黑龙江省具备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它是绿色粮仓、生态屏障、动力之源、制造工厂、文化熔炉、旅游胜地。大兴安岭生态区是“绿色粮仓，生态屏障”；东部煤电化基地是“动力之源”，“哈（哈尔滨）大（大庆）齐（齐齐哈尔）工业走廊”将是制造工厂，哈尔滨国际大都市是“文化熔炉”，全省都是旅游的胜地。 黑龙江省到处涌现出创新城市。哈尔滨市创造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国际冰雪节，而30年前，哈尔滨市只有在兆麟公园的冰灯会。2009年在哈尔滨举行的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点火仪式极具创意，运动员掷出冰壶，在冰壶的撞击下，燃烧的雪球飞向丁香花造型的火炬塔，点燃了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主火炬。大庆市在一个石油之城上，竟兴起了一个服务外包产业，2006年商务部的领导也颇为惊讶和惊喜，破格授予大庆市为全国第13个服务外包基地；齐齐哈尔市把名不见经传的丹顶鹤塑造成准国鸟，切中中国文化对“松鹤延年”的千年向往；伊春市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中国印象派画家们的理想创作之地，拥有中国“天然大氧吧”之称；佳木斯市开展全民创业，颇有成效；牡丹江市培育全国“木业博览会”，初步造就木业集聚区；七台河市着力培育企业，“双叶家具”由一个小作坊成长为全国著名实木家具企业；双鸭山市整合资源，引入山东钢铁巨头；黑河市利用便宜的俄罗斯进口电力打造生产基地；鹤岗市抢先建立“黑龙江流域博物馆”，为煤城增添文化色彩；鸡西市打造生态旅游；绥化市开发绿色食品基地；大兴安岭地区建立“北极村”。 为应对日益凸显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黑龙江省按照主体功能区和经济功能区明确功能分区，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在区域经济联系，本着优势互补、各展所长、资源环境共享、互利互惠的原则，在近年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作战略和措施，形成廊带辐射互补、板块耦合互动的区域经济新格局。黑龙江省着力建设“八大经济区”：一、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区；二、东部煤电化基地建设区；三、东北亚经济贸易开发区；四、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五、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六、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七、哈（哈尔滨）牡（牡丹江）绥（绥东）对俄贸易加工区；八、高新科技产业集中开发区。 黑龙江省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植物、动物、生物质和中药资源丰富。全省共有高等植物2532种，野生脊椎动物599种，各种中药材物种856种；中药材种植、养殖品种40多种，中药材保护区36处。因此，黑龙江省具有巨大的生态资源和科技能力，提出将生物产业作为全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来抓，经过10～15年的努力，使之成为支柱产业，力求为中国的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提供强大支撑。2030年左右的哈尔滨“冬奥会”将是继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东北振新”成就和与世界交流的又一机遇。 <h3>个体创业</h3> 创业家是创造有效供给的微观主体。创业家的英文词是entrepreneur，也可以把entrepreneur翻译成企业家。但我感到，“创业家”这个翻译更贴切，因为创业意味着承担风险和变革。创业家大多数是企业家，但企业家未必都是创业家。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是最早对创业家进行探讨的学者。早在1800年，他就创造了“创业家”这个词。他写道：“创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认为，创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使生产均衡，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熊彼特着重研究个体与经济的互动如何引起经济变化。他强调创业家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给了个人几千年都没有的机遇。就个体而言，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所世界最大的学校，十几亿人民从实干中学习，迅速唤起了创业的激情。中国人的商业才干在过去30年里得到了培养，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变革，从农村向城市，从沿海向内地迅速地展开。人们的创业激情和活力终于挣脱了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与桎梏，茁壮成长起来。从1989年起，民营企业在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中单列为“私营企业”课目，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为“私营企业就业数”。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1997年民营企业数为96.1万家，2006年达497万家，2008年接近700万家。由于没有很合适的定量工具，我用人均民营企业数构造了“中国民营经济创业指数”。中国人均民营企业数量从1990年的近乎为零，增长到2008年的0.0045，年增长幅度高达25%，远远高于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中国创业精神的觉醒。从图3-12中可以看出，1990～2008年，该指数呈现爆炸性增长，在近20年里，翻了50倍。 个人创业已经形成大潮。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节目异常火暴，反映了创业已经逐渐深入人心。 民营经济已成为数量最多、比例最大的企业群体，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图3-13表明，中国民营经济1990～2008年期间，创造了近9000万个就业机会。这个庞大的就业创造不仅为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找到出路，还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截至2008年年底，民营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增加值的50%以上，上缴税收占50%以上，提供就业机会占75%以上。在从事跨国投资和贸易的2万多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到80%以上。中小民营企业正成为创新的主力军，完成了全国60%以上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不少中小民营企业已经从早期的加工、贸易等领域勇敢地向高新技术等领域拓展。 可以看到，每一个获得巨大成就的中国企业，其背后都有一个或一批具有勇气的创业者，例如浙江萧山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九，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创办谭木匠梳子连锁店的谭传华等。吴晓波在中用他独有的深邃眼光总结道：“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从表3-6可以看出，中国个体创业前的职业分布在过去30年中总体保持了稳定。创业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来自农民、普通员工和个体户的创业群体占整个创业者的近一半，精明强干的创业者虽不一定有多少高深的理论知识，却个个都是实践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从各个职业岗位上渐次上路，带着渴望个人和家庭幸福、渴望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想，汇聚成一条蔚为壮观的时代创业大潮。在中国创业大潮中，是只有成功者没有失败者的，每个人都是英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感动。2008年《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精彩地总结道：“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有了很大的不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梦’已经成为可能——不怕你穷，不怕你没有机会，你只要有梦想，有奋斗，有生之年你就有可能成就你的梦想。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极大地释放了人的潜能。”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预测中国创业家的成长，我粗略地把中国的创业家分为5代： <h3>第一代：野蛮成长型创业家(1979～1992年）</h3> 第一代是野蛮成长的创业者。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之际，他们以谋求生存的本能和坚韧不屈的努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扮演了果敢无畏的拓荒者角色，如早期创业者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企业家中的思想家”冯仑纵横商业江湖20年，写出《野蛮成长》一书。在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第一代企业家创业的艰难，把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浓缩为“野蛮”二字。冯仑说：“改革之初，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本身还不健全，甚至根本就没有。由于当时的制度本身的缺陷（而这正是改革的必要性所在），带来了当时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当时没有《公司法》，做生意本身就会被当成‘投机倒把’抓起来，所谓投机倒把就是做买卖，华远的任志强就曾因为‘投机倒把’被关了一年。‘投机倒把’今天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可当时就是个罪，后来新《刑法》就没这个罪了。再比如，当初没有民营企业，也没有《公司法》，怎么判他出资不实？” 第一代创业家的代表是柳传志。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带领几名同事用20万元在一间小屋中创办了联想。在1999财富全球论坛上，柳传志表明了他的国际化战略雄心，“在1993年前后的时候，像联想、长城，这些中国企业没法生存，逼得我们痛定思痛，要研究到底我们凭什么去跟人家竞争。所以要研究人家的优势、劣势，联想就在1993年开始并于1994年年初进行重组，选了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重新调整队伍，然后自己内部宣誓要跟外国企业打一打，就从这一天开始起我们向外国企业学了很多东西，一年一年就做起来了。到了1996年，我们就跟外国企业，跟IBM并争第一了。到了1999年，我们占17%的中国市场份额，第二位的IBM占6%。如果你不跟外国企业学习，不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光在中国称老大，电脑质量不好，你光当老大有什么用？”2004年12月，联想集团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事件，说明中国已经不满足于做低端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制造者，通过收购IBM个人电脑，联想可以借助IBM长期建立起来的声誉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这显然比联想自己打造品牌更加便捷。2008年，联想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第499位，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2009年，柳传志重出江湖，担任联想董事局主席，无论怎样，都显示出中国第一代创业家志在千里，勇挑重担的可贵精神。 <h3>第二代：潮流创业家（1993～2003年）</h3> 第二代是赶潮流的创业者。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义无反顾地加速转轨，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在政府官员中出现了下海经商热。这些“潮流创业家”以对中国大趋势的准确把握，赢得商业先机。 商业机会浪潮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汹涌而来，“潮流派”得益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与第一代创业家相比，中国的企业法制建设有了从无到有的飞跃。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应该说，《公司法》是在建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大胆借鉴、吸收了一些国际公司法的成果。但同时，注册资本的门槛对普通老百姓还是比较高的。《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限额：（一）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三）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30万元；（四）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人民币10万元。尽管如此，1993年的《公司法》仍开创了企业规范化建立和运行的先河。“潮流创业家”是中国公司制度的试水者和实践者，和之前的“野蛮成长”的第一代创业家相比，他们更具有公司治理结构体验和对股权的意识。从1993年到2003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从24万家增加到300万家。 在这种大趋势下，谁先模仿市场经济中已经被证明成功的商业模式，谁就赢得了先机。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杂志常务副主编陈东升下海了，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远见，准确地预见到中国的发展趋势。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的商务用纸上，陈东升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1992年12月14日参加日中经济考察团前夕，在岳母家，听内弟谈到组建保险公司一事，受到启发，带动自己也想组建保险公司之事。”仅仅两天之后，陈东升就构思了组建人寿保险公司的方案。1996年，泰康人寿成立。今天，陈东升领导泰康人寿，率先推出家庭保险产品，不断开拓创新，稳健增长，成为中国五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2009年“中国500强”的前100位，累计为国家纳税30多亿元，提供就业机会30多万个。从上海新锦江饭店的纸上“中国梦想”到成就未来世界十大保险巨头之一，陈东升演绎了一个“潮流创业家”的英雄史诗。 1995年，张树新和她的先生投资100万元在中关村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化网站瀛海威，张树新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她无愧于“中国互联网教母”的称号。1995年，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张朝阳带着18.5万美元的海外风险投资回国创建了爱特信互联网公司，以公司创始人的威望，执著地领导企业发展，“搜狐进化论”成为一个当代中国企业管理的风范。 <h3>第三代：全民创业家（2003～2029年）</h3> 2003年和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过两次修改，使《公司法》跳跃式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2003年《公司法》的通过为标志，第三代创业家诞生了，他们是全民创业家。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出现了全民创业的浪潮。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访问美国的时候，高度评价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创业精神。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写道： 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束缚下解放出来，迄今只有半个世纪之久，所以它的大富之家没有几个，而资本也很有限。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民族像美国那样在工商业上获得过如此迅速的发展。今天，美国已是世界上第二海运国家，它的制造业尽管还要克服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天然障碍，但仍能每天有新的发展。在美国，经营大型工业企业没有困难，因为全国人民都参加工业活动，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愿意在工业方面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因此，在你每天看到这个可以说并不富强的国家所举办的大型工程时，一定惊讶不已。美国人踏上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才刚刚不久，但他们已使自然界改观而为他们服务了。他们已将哈得孙河和密西西比河沟通，并在陆地上建设了500多里长的道路使大西洋与墨西哥湾连接起来。几条大铁路，已在美国建成。但是，美国使我感到最惊讶的，并不是它的某些工业企业规模特别大，而是它的企业多得无数。……美国人使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因为他们全都在搞工业。 美国新闻记者泰德·费晓闻在《中国公司》一书中描绘了一幅有关中国企业发展方向的生动画卷。费晓闻描述了众多低消耗的中国厂家爆发式的生产能力和13亿消费者日益膨胀的胃口，并认为两者都是因为外国资本史无前例地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内部强劲的技术进步所致。费晓闻足迹遍布中国的工厂、集市、街道、商店、乡镇和城市，亲身感受到占世界1/5的人们正在谱写着中国式自由经济的生动故事。美国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中国牛市》中观察到： 眨眼的工夫，中国人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并开始规划如何让他们的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10多亿人所拥有的惊人潜力与创业精神不可阻挡地释放了出来。每次听到新开旅馆的业主骄傲地谈起自己的业绩，发现农民用积蓄创建自己的地毯厂，看见年轻人用从路边摆台球桌赚来的钱发展更大规模的企业，看见一个好求新知的农民买下当地所有的苹果园而成为‘果园之王’时，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各地中国人都在恢复传统，而正是这些传统帮助中国引领世界贸易、科学和创新长达几个世纪。 与托克维尔一样，令我震惊的不是中国有多少大企业成为世界500强，而是中国企业“多得无数”。美国的企业数目最多不过是600万家左右，在股票市场交易的企业约1万家。但中国目前就有600万家中小企业，还有200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比任何国家的商业主体都多。这个差别背后当然有人口因素，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的企业数量自然应该多；但中国的人均民营企业数量在2008年还仅仅为0.0045，与美国在过去20年稳定保持的0.02还有4倍左右的差距，这说明中国创业的平均水平还很低，有巨大发展潜力。《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指出：“今天中国最需要创业家精神，也正在造就一大批新兴的创业家。”全民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多的企业数量，这导致独特的“中国式资本市场尴尬”。表3-7表明，由于中小企业基数如此之大，2009年进入成长型的企业至少20万家，符合深圳创业板标准的至少有2万家。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创业板的门槛是需要连续3年赢利，比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不需要赢利的最低条件高得多。如果每年有100家企业上深圳创业板，那么要上200年才能上完；如果企业发行高收益高风险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将无力应付市场的评级要求，投资者会眼花缭乱。 从1990年到2008年的19年中，中国民营企业共创造了9000万个就业机会，就业机会的增长不是通过企业人员规模达到的，而是通过企业数量达到的。图3-14表明，中国每家中小企业平均雇佣的人数一直稳定在15人左右。这个现象没什么奇特，在同一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每家中小企业雇佣的劳动力稳定在20人左右。所以，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国家战略，就是想通过增加创业家的数量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创业水平的正确选择。中国人口13亿人，如果人均企业数按2%计算，就大致可以有2600万个潜在的企业主体。每个企业的创业合伙人平均为2.5个，那么中国创业家的数量就是7000万人！而中国的注册公司约700万家，2008年人均民营企业数是0.0045，数量上还有翻两番的潜力，中国创业家有增长7倍的潜力。这个推理固然简单，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潜在企业家数量是全世界第一的。如果每2.5个创业家建立一个企业，就共有2600万个企业，假设平均各个企业能提供15人的就业机会，就是4亿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一半以上。 <h3>第四代：国际化创业家（2009～2049年）</h3> 第四代是未来的全球性公司的领导者和投资者。国际化创业家要适应中国制造从价格优势向品牌塑造的转型，坚忍不拔地培育国际化品牌。同时，中国高储蓄率长期内难以改变，流动性过剩加大通货膨胀风险，资金“走出去”是必然趋势和时代要求。“走出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种是间接投资，包括私募股权投资。中国企业需要超越跨国经营，直接进行全球性经营。可惜，全球性企业家还没有崛起。在《财富》500强中，各国500强企业中的比重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是基本相当的。根据我的预测，2029年中国经济将在总量上超越美国经济，那么2029年《财富》500强当中就应有100家中国的企业，有100位全球性的中国企业家。但2008年，位列《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家不到20人，在未来20年中中国要造就80位国际企业家，任务艰巨。 表3-8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拓展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营人才不足、经验不足和不了解海外投资环境。但老一辈中国企业家已经跨国开拓，留下许多宝贵经验。李东生率领tCL远征德国，付出惨重代价，为检讨失败而写下《鹰的重生》一文。在文中，李东生写道，“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要经历这场痛苦的变革！像鹰的蜕变一样，重新开启我们企业新的生命周期，在实现我们的愿景——‘成为受人尊敬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先企业’的过程中，找回我们的信心、尊严和荣誉！”tCL跨国收购的意义在于开创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欠灵活的欧洲经营的先河。时代呼唤中国的国际化企业家的冉冉升起。由于高储蓄率，“中国投资”是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之一。这就需要中国投资家开始起航。新组建的中国投资公司就承担了这一艰巨使命，怀着海外投资的中国梦想，成为中国国际性投资公司的先驱。 <h3>第五代：郑和式创业家和老年创业家(2029年以后)</h3> 第五代是郑和式企业家和老年创业家。中国在2029年后，“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逐渐由一个技术大国转变为科学大国，中国科学家将在若干领域发起科学革命。科学企业家也随着中国走向创新时代而崛起，他们是让科技与商业联系起来的复合型人才，知道怎样创办公司，擅长于与风险投资周旋。中国创业家敏锐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像伟大的航海家兼企业家郑和一样，勇于冒险，不怕失败，不断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引领世界商业和管理潮流。 与此同时，老年创业家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如图3-15所示，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从建国初的20岁，将逐渐升高到2050年的45岁。古有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年创业颠覆“青春崇拜”，老年人完全可以成为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65岁是人生经验和体力匹配较好的时候，退休意味着自由创业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彼得·德鲁克预言，老年就业模式将越来越重要，“人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日益增多的老龄人口（比如50岁以上的人）不会像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全日制雇员那样一直工作，他们将以临时工、兼职工、顾问以及接受特殊任务等许多不同的新方式参加工作”。的确，体力在信息时代已经不重要，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将代替双手，财富创造最终要和体力分离。比尔·盖茨在《未来时速》中说，“我宁可活在今天而不是历史上任何时刻——这倒并不仅仅因为在更早的时代里我那一套技巧不会像今天那么有价值，以及我会是某只野兽晚餐的首选对象。工业化时代的工具扩展了我们肌肉的能力。数字化时代的工具则扩展了我们头脑的能力”。老年人依靠自己丰富的知识进行创业（如网络企业）的可能性变大，并且全球化又为这些老人提供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的机会，因此一些知识密集企业可能大量产生。 在世界上最大的“商学院”阿里巴巴，千万名网商从干中学习商业。十大网商之一的李棠华就是老年创业的榜样，他把小小的皮带部件做到了规模效益。 知识老人轻松跨入全球交易网络的门槛，走向维基经济的道路。“中国新经济”会为老年创业家提供广阔的舞台。 <hr /> 注释：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七章 价格时代：1979～2008年 第三节 中国经济硬实力：中国价格 <h3>中国价格</h3> 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依赖的不是农业，而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现在，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与新加坡和韩国当年不相上下。而农业所提供的GDP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关键在制造业部门。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敏锐地洞察到中国在制造业上分工的巨大潜力，他在《国富论》中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国土那么广大，居民那么多，气候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逐步利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机会，寻求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动态定位。制造业产业链可大致分为7个环节：（1）产品研发、（2）原料采购、（3）加工制造、（4）物流运输、（5）批发经营、（6）市场营销、（7）终端零售。1978年，中国加入全球产业链条时，是从第三个环节切入的。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在沿海省份设立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称之为“三来一补”或“两头在外”。同时，切入全球加工制造环节为中国经济取得关键性的经常性账户盈余，赚取外汇，避免了经常性账户危机，并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这个切入点看似平常，实际上很精妙。英国工业革命兴起于纺织业，印度1991年以来的经济奇迹起源于超常规的软件业，而中国经济起飞竟是从不起眼的“三来一补”开始的。 中国的巨大成本优势直接带来了加工制造环节向中国的逐步转移，跨国公司不断把总部、生产基地、配套工厂和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便宜又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出口商品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80年到2008年，工业制成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重由12.4%提高到了90%以上。“中国价格”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硬实力。 必须看到，新中国第二个30年中，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市场上属于劣势。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稳步发展，通信、保险、金融、专有权使用和特许、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广告等现代服务出口则占比偏低。服务贸易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向新兴的知识密集型转化的态势还不强劲。 关于“中国价格”，首先要确定一下它的含义。从目前来看，“中国价格”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其物美价廉、非常实用的特性。中国经济体中，有经过改革的新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正是这些企业共同打造了“中国价格”。如图3-16显示，中国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体的劳动力适应了“中国价格”的对劳动力的需求。 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企业只处在中低端，附加值低、消耗资源大，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基本掌握在国外的跨国企业手中。由于缺乏技术和品牌等深层次竞争资源，中国制造业只是世界制造生产链中的重要“车间”，还远未成为“世界工厂”。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与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立以来，世界贸易增长迅速。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机制下，“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效显著。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获得了稳定的多边法律关系，获得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业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市场在国外，显示很高的外向性。以至于世界经济繁荣时，需求不是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下滑，国外订单减少，危机迅速传导到国内，特别是沿海地区。 美国政府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前提条件是美国需要遵守已签署的国际经贸条约。对美国而言，其国际条约主要指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协议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试想，如果中国到2009年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缺乏国际经济法规保护，就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知不觉中成了受害者。因此，2001年中国政府抓住机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多么有远见。 中国加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将低成本要素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中，从供给方面支撑了全球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格局。全球消费者受惠于中国以低廉价格供应种类繁多的商品的能力。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研究，到2010年，中美经贸合作可使美国GDP增长0.7%、物价水平下降0.8%、每个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美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0.3%。“中国制造”对美国人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一位家庭主妇萨拉在《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中证明，美国人不买中国货的日子会变得如何悲惨，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有多少烦恼。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最终决定，还是跟中国进口产品共存的好。发誓一辈子不用中国产品，貌似不太现实……我情愿不去知道，未来10年不靠中国产品过活，日子会有多难。” “中国价格”也成为世界零售商竞争优势的体现。一个著名例子是美国两大零售商沃尔玛和Kmart之争。以“天天低价”为品牌魅力的沃尔玛的成功与中国密不可分，沃尔玛把全球采购链的中心放在深圳，这使它拥有了无限并且价格低廉的商品。Kmart却拒绝大规模购买中国商品，这是其最终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计算机生产商戴尔很早就把计算机制造流水线放在中国，以大幅降低成本。前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认为，“如果通用电气公司投资中国的战略是一种失误，那么这意味着10亿美元甚至可能是20亿美元的损失；但如果这一举动是明智的，它将使通用电气公司赢得下一个世纪”。 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粗略地用实际有效汇率来衡量。如图3-17所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变化分两个阶段：一、从1980年到1994年以来不断下降。在这期间，人民币不断贬值，从1982年的1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一直到1994年的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可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反而加速下降，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中，国内的通货膨胀远高于中国的贸易伙伴。二、从1994年之后，国际竞争力维持基本稳定。即使是2005年人民币开始对美元小幅升值，国际竞争力依然没有多大变化。这说明国内的通货膨胀与中国贸易伙伴的通货膨胀接近。 <h3>全球品牌</h3> 全球化造就了品牌经济时代。一个成功品牌为企业带来的产品溢价力和影响力的价值往往是任何有形资产所不能比拟的。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要想把握住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是困难的。即使能够把握，还需要有企业强大的研发实力和雄厚的资金投入作为支持。而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使一个世界级的公司遭受重挫。为了使自己在技术落后于竞争对手的时候能够避免被彻底打垮，企业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品牌形象，赖以维持利润空间，从而缓冲压力。 中国企业不仅要靠资金、技术，更要靠品牌。从产品时代，进入营销时代；从暴利时代，变为微利时代；从大众市场，进入细分市场。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还没有建立稳定的品牌，我们很难全面掌握中国全部企业的情况，但是掌握了中国500强大企业的情况，就可以把握中国制造市场主体的趋势。同时，中国本土品牌的生命周期也很短，在2005年排出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有112家入围的企业在2008年中国500强企业名单中出局，出局率为22.4%，比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5世界企业500强5%～7%的出局率高出3～4倍。这个名单的换位率目前非常之高，表明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还没有建立起稳固品牌。 中国在成本比较优势方面将逐渐减弱，而品牌的建立则更加关键。在国外，“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的核心意思是“中国价格”。人们到全世界各地都会发现，无论到哪儿都可以买到“中国制造”的产品，但中国的名牌在全世界却很难找到。“中国制造”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竞争力。世界品牌实验室连续5年发布的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的评判依据是品牌的世界影响力。品牌影响力是指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世界品牌实验室按照品牌影响力的三项关键指标：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全球领导力对世界级品牌进行了评分。2008年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入选国家共计28个。从品牌数量的国家分布看，美国占据500强中243席，法国以47个品牌数位居第二，日本以42个品牌数入选席位排名第三。中国有15个品牌成功入选，成为入选品牌数第7位的国家。 上榜的中国品牌是：中国石油、招商银行和清华同方、中国移动、中央电视台、海尔、联想、中国工商银行、国家电网、中国银行、中国人寿、长虹、中国中铁、中国国际航空、中国石化，但中国还没有成为如日本的丰田汽车、芬兰的诺基亚和韩国的三星这些全球家喻户晓的公司。我们注意到，世界品牌500强与《财富》500强的国家分布有明显不同。一个国家企业入选《财富》500强的比例基本上是与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一致的。比如，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在《财富》500强的美国企业约125家，但世界品牌500强上的美国企业多达243家。法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在第5位左右，但法国名牌排在第2位。所以，中国企业品牌的差距大于企业实力的差距。享誉世界的美国营销大师米尔顿·科特勒指出，“中国有企业品牌，但无产品品牌。没有产品品牌的存在，企业品牌只不过是一个空壳。生产加工企业的工业产品出口利润正在不断下降，而外国品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增加。因此，打造中国品牌，以获得在出口和国内市场的溢价能力，也就成为讨论的焦点”。 从2009年到2029年，中国经济将进入“品牌时代”。中国企业既需要在国内市场上创出自己的品牌，也需要在国外市场站住脚。在国内建立品牌的企业，不一定能在国际上创立品牌。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在国内国外都能游刃有余的品牌。“中国制造”如果不能在未来20年内建立起国际品牌，可能会被“印度制造”取代。许多人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战略不一样，认为“印度制造”不会出现。我认为，印度的发展战略正好与中国相反，印度先成功发展了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业，然后利用软件业的资本积累，开始着手“印度制造”的崛起。印度一直把追赶并取代中国在全球制造产业链中的地位作为目标，但其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严重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随着印度基础设施环境的逐渐改善，制造业也会迎来快速发展期，其产业结构将逐渐由过去的以服务业为基础向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变，后发优势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印度塔塔集团2008年开发的价格低廉但功能齐全的家庭轿车就是一例。 什么是中国企业的品牌战略呢？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品牌战略不能靠一个策划来达到，必须进行系统营销。系统营销有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是成本控制，第二是技术改进，第三是企业文化定位。我不详谈技术进步，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千年历史表明中国是一个技术大国，改进技术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点超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 中国在从2009年到2029年的未来20年内，中国制造的成本控制优势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国内区域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二、人力资本逐渐提高的劳动力；三、“大飞机”项目的溢出效应。 中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7倍，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仍然很大，这给了中国制造控制成本的腾挪空间。例如，一个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厂商可以把研发中心留在东部，生产线先迁到中部或东北，等中部和东北地区成本上升后，再迁到西部。这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一种系统集成。另一种模式是长三角是营销中心，珠三角是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在中部、东北或西部。中国“大飞机”项目的集成系统可以在中国企业部门扩散，其意义远远大于该项目本身。 在马歇尔想象的星际旅游即航天商业化之前，制造业的最高层次是商业飞机项目。商业飞机极其复杂，有上亿个零件，核心竞争力是整个系统集成能力。世界航空工业的系统集成者们已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零部件的直接制造上，更注重的是对整条供应链的管理。为了响应系统集成的要求，主要零部件供应商本身必须大量投资于研发。 日本国内航空市场有限，在面对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大寡头竞争的局面下，很难推出商用大飞机项目，于是走了机器人的技术路线。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和俄罗斯有制造大飞机的能力，而占领国际市场的只有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美国波音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制造公司，居《财富》杂志所列全球500家大公司的前列，美国波音飞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接近67%。德鲁克列举的创新战略中，“孤注一掷”是其中一种。波音公司是“企业家企业”，有执行“孤注一掷”战略的能力。比尔·盖茨在他的《未来时速》一书中论述波音公司：“该公司的一个传统就是每隔20年左右就拿公司在一两样突破性航空产品上下赌注。”最先开发出商业喷气式客机的是美国麦道公司，但麦道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被波音公司一个“青蛙跳跃”远远甩在后边。1968年，波音公司在航空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的阶段，累计投入69亿美元用于波音747喷气客机的研制开发，造成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困难，生死危在旦夕。如果波音747项目失败了，波音公司可能面临破产的境地。但该公司成功推出了波音747，取得巨大成功，一举夺得了全球航空客运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到了20世纪90年代，波音又冒险研制波音777。波音777客机的最大创意就是所有零件全部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上亿个零件都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可想象的。借助于计算网络，波音公司大大降低了设计的时间及成本。目前，波音正在动员100多家工厂来共同完成“梦幻787飞机”的生产，采用新材料，如加大铝合金的应用，大大降低飞机自重，等等。 为了挑战波音公司在全球飞机制造业的统治地位，1970年，法国和德国决定联手打造一家欧洲的大型民用飞机制造企业——空中客车。随后，英国和西班牙也加入了这一联合体。到了21世纪初，空中客车开发出空客A320，获得巨大成功，在大型民用飞机的销售方面与波音平分秋色。“巨无霸”A380也获得了初步成功。 中国政府适时推出了“商用大飞机项目”，引爆了中国制造从中低端到高端的“青蛙跳跃”。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华山论剑”，面对的是具有革命性创新传统的美国波音公司和后起之秀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国务院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大型飞机项目确定为“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这个长期备受煎熬的项目，终于破土而出。“商用大飞机项目”将带动中国本土领先系统集成商的供应链的诞生，这比大飞机本身更有意义。中国“商用大飞机项目”先从“商用小飞机项目”入手，取得初步成功。2000年10月，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正式启动新支线飞机项目，2002年9月，国务院批准新型涡扇支线飞机正式立项。2008年11月28日，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支线客机ARJ21-700飞机于上海在万众瞩目下腾空而起。2008年的珠海航展上，全球最大的飞机租赁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商业服务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签署了25架ARJ21-700飞机购买协议，表明该飞机有一定国际竞争力。2020年前，中国商业飞机会进入全球航空市场。 <hr /> 注释：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七章 价格时代：1979～2008年 第四节 中国需要经济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去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软实力”的含义很广泛。我认为，经济软实力是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方面之一。经济思想是经济政策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经济“软实力”。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其巨著中写道：“不论科学艺术思想或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真实的’遗产。如果世界物质财富遭到破坏，而这种财富由于制造的思想却被保留下来，则它会很快地得到补偿。但是如果所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则这种财富会逐渐消失，世界复归于贫困状态。如果我们丧失了对纯事实材料的绝大部分知识，而保留了建设性的思想观念，则我们会很快地重新获得这种知识；而如果思想消灭了，则世界势必复归于黑暗时代。” 凯恩斯在《通论》一书的结尾中强调思想对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影响，他的名言“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已家喻户晓。经济实践的历史证明了凯恩斯预言的魅力。从工业革命到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100多年里，自由市场经济、稳定的货币和开放的世界经济被视为经济繁荣的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金本位的努力失去了用货币贬值作为弥补经常性账户赤字的措施，而价格下行比上行难得多，大大缩减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通货紧缩产生大量失业。凯恩斯曾反对英国试图回归金本位的努力，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预言该项政策会导致失业。 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失调和严重的失业。英国采取的这种错误政策，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失业率增加，加速了英国经济的衰落。1931年9月20日，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美国总统胡佛离任前一天，还警告即将接任的罗斯福总统不要干预经济。可当时美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之中，不能说胡佛总统对惊人的失业率视而不见，只能说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使得人们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灾难变得麻木了。国际间资本自由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被看做天经地义。1998年9月，当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在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宣布采取限制资本流动的做法时，引起国际金融界哗然，批评声一片。但是，后来马来西亚经济的较好表现至少部分证明了资本控制的必要性。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认同合适的资本控制。 我们再看一个经济思想成功扩散的例子，它被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把在诸如保健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当做与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一样的投资，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1960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对于人力资本观点作了系统的论述。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水平、劳动技能的高低不同，决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生产性作用的不同，结果使国民收入增长的程度也不同。 舒尔茨提出了9项主张：在税收政策上应该给人力资本给予优惠；防止人力资本的闲置和老化；避免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人为的干扰；完善人力资本市场，银行应积极主动地提供人力资本所需的费用，鼓励私人和公共投资；政府应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大部分费用，特别是资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重视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明确教育和保健同样具有经济意义，它们是一项投资，要扭转投资在这方面的不平衡；增加政府投入、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舒尔茨的经济思想从1960年至今的约50年中，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就连中国的人事部，在与劳动保障部合并后，也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经济硬实力与经济软实力相辅相成，也可以说，经济思想的领导地位促进了其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英国，英国是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也绝大多数出自英国。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于1890年创办。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大英百科全书》说：“在将近100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国富论》对英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即市场自动调节资源的分配。同时主张政府无作为，不干涉经济发展。《国富论》传入中国时，1900年中国《新闻报》曾评论：“西洋公学译书院新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欧洲200年前理财政策多与中国相似，自此书出，英国首先采用，遂立今日富强之基。今日中国患贫久矣，和议既立，必以整理财政为先，译成是书以备参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中心从英国悄然地转移到美国，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也于20世纪30年代悄然向美国转移。美国在崛起中也伴随着经济思想的崛起。早在1890年，马歇尔在中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写道：“英国经济学家在外国有许多信徒，也有许多批判者……近几年以来，最大的有关的发展也许要算美国了。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学派’被认为是由凯雷领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组成的；但现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组成的新学派正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经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经济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那种领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0%左右，美国取代英国在经济学的领导地位是必然的。凯恩斯可能是英国作为世界经济学中心的“最后一个贵族”。可惜，他本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1944年他任英国代表团团长出席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国际金融组织，一个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这两个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凯恩斯倡议多年的，但在这两个组织的总部是放在美国还是欧洲这个问题上，凯恩斯与美国代表发生激烈争论。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决定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回国后凯恩斯对此郁郁寡欢。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由于心脏病突发而在家中去世。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显著增强，中国迫切需要经济软实力：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对世界经济贡献就越大。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经济增长速度10%，那就等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20个百分点，超过美国的贡献，确保了在世界金融危机下世界实体经济不衰退，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之一；中国是开放的大经济体，世界贸易占中国经济总量的70%，出口占35%，净进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马上会减少。 第二，与此同时，国际经济金融关系却变得异常复杂，要保持一个有利的经济大国形象，要有话语权和赢得舆论支持，例如，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赢得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但国际上随时会掀起中国汇率风波。第三，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重要。提高1亿人的生活水平容易，但提高10亿人的生活水平不容易。世界上还有10亿人生活在最底层，如果这10亿人的经济体从中国获得经验，人类文明就能前进一大步。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既是对他个人学术成就的国际性认可，实际上更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承认和看重。 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构成软实力的“内功”，也是中国国际形象的基础之一。我们应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可，而是被认为是一种混合型过渡经济，这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向世界解释和营销。 中国经济软实力必须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因为对经济会自动平衡的固有观念出台了许多错误的经济措施所致，使得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在工业经济时代，有了凯恩斯理论，政府主动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对付萧条，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效果。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在1929年后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大萧条持续了过长时间；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国联邦储备吸取了1929年的教训，在货币市场无限制提供流动资金，同时迅速放松货币政策。凯恩斯学派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诱发了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政府于1998年和2008年果断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的措施。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压力，促进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起到了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软实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随着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社会上对国家崛起的讨论如火如荼，无意中唤醒了沉睡百年的“大国意识”。但《大国崛起》只是陈述了历史上9个世界大国崛起的事实，并没有给出一个解释这9个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理论框架。当前，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受到挑战，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参考作用已经不如以前了。但同时，中国“本土”的具有原创性和国际化的经济理论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1994年，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但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实践上已经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经验。2006年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例如，建设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艰巨的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从干中学，也需要经济学家勇敢地进行经济思想的创新，为未来的改革之路作超前准备。 中国经济软实力必须具有国际性。长期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核心问题。但事实上，经济学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长期增长相关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地方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些地方已经富裕，而另外一些地方却很穷；还有，为什么有些地方看起来有望赶上，实际却没能摆脱贫穷，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现今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很好解释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国和欧洲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日本经济从1991年以来的长期停滞和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对人类长期经济增长这个核心难题贡献中国的经验。 中国的经济软实力前景如何？目前存在着两种看法。 一种是乐观的预言。林毅夫满怀信心地预言：“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预期当我国的经济在21世纪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时，我们也有可能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另一种是悲观的预言。据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预言：“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质问：“中国改革开放27年了。高楼大厦多得不得了；公路兴建得非常快，但还是堵车频频；在缺电的情况下工业产出直线上升。孩子们被父母打得在琴键上运指如飞；什么国际入学考试考得美国佬不相信成绩是真的……这些逼出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难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来的。学术思想的源头逼不出来。与西方的层面相比，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国内还数不出几个思想大师的原因吧。” 我认为林毅夫过于乐观了。经济总量的概念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经济金融复杂程度产生影响的人均收入水平。19世纪末，美国悄然崛起时，不但是经济总量，而且是人均收入超过英国。美国纽约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总量是英国的10倍，人均收入大大超过英国。所以，世界经济学中心的英美交替足足花费了近50年的时间。2008年，在总量排世界第三的同时，我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第129位，中国仍然是刚走出低收入水平。中国经济总量估计在2029年左右超过美国，可人均收入只不过是美国的1/3，到2049年中国经济总量大大超过美国，人均收入则刚超过美国的一半。 另一方面，我认为撒切尔夫人和张五常又过于悲观了。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学家把现代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前30年有“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和“价值规律”的孙冶方等；后30年有“厉股份”、“吴市场”和“刘旋风”等。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共同体”为中国增长奇迹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1992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震撼世界的经济大战略立下了汗马功劳。商品经济是最合适的切入点，人们学习和体验市场经济，首先是商品市场，在商品交换中体会价格变化，其次才能学习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等。1980年初夏，由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企业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被改革与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被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认同，对中国经济改革中重塑市场主体和发展市场主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济越来越复杂，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越来越多。这需要成千上万的合格经济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来解难题，在经济理论创新和研究政策方面作出贡献。2008年，林毅夫在《发掘理论创新金矿，推动学科全面发展，致力民族大业复兴》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100多年来的现代化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为中国经济软实力作贡献指日可待。中国不光出口制成品，也可以大量出口经济思想。我试图在阐述经济大历史和大未来的时候，为世界经济提供一种经济思想，也为中国复兴提供经济软实力，特别是为建国80周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储备经济思想，为今后出现中国籍的经济学大师抛砖引玉。 第三篇 中国千年之变局 第七章 价格时代：1979～2008年 第五节 世界经济大衰退 2009年，世界处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中，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09年的失业人口高达5000万人，中国在危机中也不能独善其身。人类对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仍心有余悸，面对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未来感到迷惘和恐惧。 2001年，中国经济刚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走出来，又遭遇了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同步减速。中国经济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变大，面临严峻挑战。2003年后中国经济开始回升，连续5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2009年，中国经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度下降，失业人口迅速攀升，面临又一次严峻考验。我在2001年写的两篇文章，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建议基本是可行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今天，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200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的有效手段。2009年，世界经济将出现罕见的衰退，美国经济从衰退中走出来要3～5年时间。在这段时期内，需要我们“坚定从容，打持久战；两军相逢，勇者必胜”。 <h3>导致世界大萧条的几种原因</h3> 美国的经济活动从1929年中期到1933年年初持续衰退，造成席卷世界的大萧条。在此之前没有哪一次经济萧条能有如此规模，时间持续如此之长。1929年10月24日中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行情猛跌，到11月中旬，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下降40%以上，美国失业率上升到25%的最高峰，并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在15%以上。世界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36%，各国以邻为壑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竞争性贬值，世界贸易从1929年每月29亿美元降到1933年每月10亿美元，缩减2/3。 凯恩斯在《1930年的大萧条》一文中，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惨况：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场灾难之中，商业的萧条、失业的增加、企业的损失，其严重程度是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难。整个世界数百万的家庭，现在都处于极端贫困和恐慌——有时这一点更为严重——的状态之中。据我估计，世界上三个主要工业国家——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失业工人总数大约有1200万人。但是我不敢断定，在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洲各国中，人类面临的悲惨境遇，是不是更加严重。那里的数以百万计的小农户，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暴跌，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陷入破产境地，他们的农产品收入，远远低于所耗费的生产成本。因为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宗产品，如小麦、羊毛、蔗糖、棉花以及其余绝大多数商品，其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绝大多数产品的价格现在已低于战前水平；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它们的成本却依然远远高于战前水平。据说，一两个星期以前，利物浦的小麦售价，达到了自250年前查理二世统治时代以来的最低价格纪录。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怎么能生活下去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面对危机，他颁布一系列“新政”，宣布“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担心本身”。1934年，美国私人投资惊人反弹，带动消费复苏。同时，农产品价格急剧上涨，经济在1934年后快速增长。 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对这次大萧条引起的原因，提出过几种可能： 一、货币政策失误。当年美联储没有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维护金本位。 二、财政政策失误。美国总统胡佛没有在经济萧条迫在眉睫时试图保持预算平衡，没有通过赤字大幅度进行财政刺激。 三、银行体系崩溃。当年政府官员没有迅速向境况不妙的银行注资，以平复1930～1931年间蔓延开来的银行恐慌，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传播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挤兑。 四、贸易保护主义。供给学派把大萧条归结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进口平均关税由33%提高到40%，向2万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遭到各国报复，世界贸易大幅度缩水。 五、投资机会枯竭，创新活动停止。这是熊彼特的观点。 我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出在供给方面，投资机会逐级减少，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当然，需求方面政策不当也加重了经济衰退。 <h3>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h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美国经济在过去100年里，长期平均保持在2%～3%左右的增长率，基本上代表了前沿领域的创新性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最主要火车头。2009年，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其经济总产值却超过世界总产值的25%，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4万亿美元，相当于排在它后面的日本经济的两倍多，其人均产值比世界其他大国都高很多。美国是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国内市场很大，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经济体。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出口额高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痛苦的产业结构调整，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通用目的技术产业的崛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长最快的10年，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也一直保持着很低的水平。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部门是主要增长来源之一。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平均每年增长大大高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美国商务部的研究显示，信息产业的产值占整个经济总量的比重在上升，带动了超过1/4的经济增长。2001年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分析》的演讲中说：“对美国经济来讲，过去的10年是不同寻常的。核心技术的相互作用显著地提高了高技术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引起企业资本支出的增加，并显著地提高了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这些较高的预期回报率的资本化抬高了资产的价格，并对家庭在相当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尤其是新住宅和耐用品上的支出的巨大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支出的增长甚至超过了已经提高了的实际收入的增长。” 全球对美国新经济的过分乐观最终导致股市泡沫。如图3-18所示，从1999年开始，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逐渐提高短期利率，终于在2001年刺破股市泡沫，信息产业投资大幅度下降。但由于美国消费的强劲增长，并没有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人们会认为都是格林斯潘所犯的过错，他降息的幅度过大，而且维持过低利率的时间太长。但是，格林斯潘只能控制3个月短期利率，对美国国债市场5年中期利率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当美联储2001年年初重新调低短期利率的时候，世界各国和投资者对美国增长前景过分乐观，愿意以低利率购买美国5年以上政府债券，把钱借给美国，导致美国中期和长期国债利率也跟着大幅度下降，怂恿了美国中期利率的长期走低。图3-18显示，与住房贷款密切相关的美国5年期国债利率在2002～2005年期间是相当低的。图3-19明确表示，美国股市市盈率在2001年股市泡沫破裂后，投资者仍然有较强的乐观情绪，在2003年到2007年的4年中，一直保持在25左右，远高于15的历史平均水平。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市盈率才回归15水平。所以，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是世界投资者对美国增长前景非理性乐观的结果。 长期的低利率会产生两个效应：第一，低利率促使投资者过分乐观地评估前面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乐观情绪盛行，市场纪律失灵，尽职调查被外包给了信用评级机构；第二，过低的中期利率制造了房地产市场巨大的需求：一方面，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会有更多的人变得有能力购买住房和有资格申请抵押贷款。在降低利息的同时，美国的住房贷款机构不断放宽房贷标准，尤其是针对收入较低、信用等级较低的客户，开发出各种新型贷款，比如可调整利率贷款，这种贷款在最初5年利率非常优惠，到5年之后就会根据当时的市场重新设定利率，但人们对未来比较乐观，不是很担心5年后后期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会大幅度上升。 2004年，我当时为两件事震惊：一是美国到处都在贷款，连理发店和房产中介也在办理这项业务；二是房贷利率不是高得难以承受，而是低得难以置信。过低的中期利率刺激了抵押贷款和过度消费，使得在2002～2006年期间，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如图3-20所示）。这些买房人对利率波动的风险是脆弱的，一旦低的利率上升，便会失去支付能力。个人储蓄的降低以及家庭债务的增加，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过度消费开始。 美元是世界性的通用货币，尽管美元贬值，世界舆论关注，各国中央银行在行动上并没有大幅度减少美元资产，表明日元和欧元资产并没有因美元贬值而增加多大吸引力。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内经济周期。当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冲突时，国内目标肯定会压倒国际目标。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巴西和阿根廷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发生前都出现了美国为了应对国内通货膨胀而大幅度升息的情况，成为诱发国际资本流出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2006年开始，通货膨胀率温和上升，美国联邦储备局开始逐渐升高短期利率，持续的低5年国债利率也突然上升（见图3-18）。这时，采用5年期调整利率的贷款者面临一个当初想象不到的高按揭贷款利率。房地产价格从2006年之后开始缓慢下跌，再融资也变得困难，房子变得不好卖了。 于是，坏账开始滚雪球式地出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了。 欧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居民部门过度负债和房地产泡沫，经济也迅速下滑，由于欧洲的“硬化症”，指望欧洲经济首先复苏是不大可能的。日本经济2008年第4季度的跌幅达12%，连饮誉全球的丰田汽车公司也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亏损。国际油价已从最高时每桶140美元狂跌到40美元以下。俄罗斯的“油经济”特点突出，经济多元化不足；新兴市场国家遭遇国际资本突然倒流，面临资本账户危机的风险，有几个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初级产品和石油跌幅远远超过附加值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处境更是艰难。 凯恩斯针对1930年的大萧条指出：“这些就是我现在想让你们特别关注的几点：第一，要重视当前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劳动人民已经约有1/4处于闲置状态；第二，这次经济灾害是世界性的，我们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困境；第三，然而我们自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必须具有积极活跃的精神面貌，动手做一些实事，大力提倡消费，使大企业可以重整旗鼓。” 乍看起来，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消费方面，因为毕竟是居民过度消费和房地产泡沫引发了次贷危机。人们作出消费决策是与预期终生收入成正相关的。终生收入（或永久性收入）很重要。终生收入又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美国消费过度的原因是对终生收入存在过分乐观的预期。所以，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供给方面，美国经济增长没有达到美国国内居民和国际投资者的预期。2001～2006年，在短期和中长期利率超低的情况下，美国企业投资从2001年以来一直像“扶不起来的阿斗”，信息产业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风云再起。 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新经济”提高了资本的预期回报，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美国，美国资本账户产生大量盈余，而经常项目逆差的恶化则达到了较大程度。 如图3-21所示，美国信息资本从1967年后开始迅速积累。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信息产业工人增加不是线性的。图3-22告诉我们，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从1994年到2000年开始迅速上升。2001年遭遇了泡沫破裂后，总就业人数明显下滑。 随着信息资本积累，信息服务业工资价格呈逐步上升趋势。 图3-23表示，美国信息产业平均工资远远高于非农产业，劳动力应源源不断地从其他部门转入信息产业。但是，这与图3-22表示的美国信息产业就业人数2001年后减少形成矛盾。信息服务业没有大规模吸收制造业劳动力。 图3-24显示，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比日本、法国和德国经济高得多。表面上看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也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和有弹性。在这样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下、在信息产业工资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的背景下，美国信息产业仍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合格的信息产业工人严重缺乏。由于合格的信息产业工人缺乏，如图3-25所示，美国信息产业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7年以来逐渐下降，美国经济也相应减速。 <h3>美国需要经济改革</h3> 虽然决策者不断施以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但美国经济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这种政策失灵的情况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不能靠反复打“强心剂”，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体制改革。美国经济应该进行“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一味的财政刺激是“治标不治本”。2009年2月，201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对他的经济刺激计划。他们信中说：“尽管现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并且我们都赞同大幅提高政府的财政赤字，但是我们不相信政府支出会改善经济环境。20世纪30年代，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将美国带出大萧条的泥潭。政府支出也没有避免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失落的十年’。因此，寄希望于政府支出来拯救美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改善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依靠大范围的改革来消除就业、储蓄、投资和生产领域所存在的障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赤字才是更好的财政政策。” 美国经济的知识员工供给不足。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力资本就停滞不前。1983年4月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委托下，提交了《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报告书，阐述了美国进行教育改革的急迫性。该报告发出严重警告：“每一代美国人都在教育、识字和经济收入上超过他们的父辈；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代人从教育中获得的技能将不会超过、不会等于，甚至不会接近他们的父母。” 1983年的《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有没有效果呢？ 2004年3月11日，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就美国教育状况作证时说，“概括说来，（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技术的熟练程度提高了，从而适应了复杂资本积累的需求。但是在过去20年，有技能工人，特别是高技能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平均技能的工作者。与这个趋势相比，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低于平均值，甚至没有增长。这样一个相对工资差别现象意味着我们在高技能工人的供给上短缺，在低技能工人上过剩”。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预言了“知识员工”的出现，但美国教育出现严重问题，生产“知识员工”数量远远跟不上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美国教育问题。第一是联邦政府教育投入远远不足。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对教育很重视。例如，1994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国会通过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2002年1月8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但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1000亿美元，比起美国联邦政府支付的国债利息小得多。美国州政府在教育上的财政花费已经相当高，达30%左右。所以，美国联邦政府不出钱，地方政府没有更多的钱，多个全国教育法案在落实上大打折扣。第二是信息产业的劳动力不够。在美国，科学素质低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第三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对海外移民和留学生的政策更加苛刻。美国信息产业需要大量的“知识员工”，“9.11”之前，这些知识员工主要来自其他国家；“9.11”之后，美国本土的知识员工供给仍旧不足，海外移民的知识员工也受到了限制。所以，由于美国教育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和移民政策的收窄，信息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了该产业的发展。 “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经济仍处于世界经济“坐庄”的地位，不能推卸其对世界经济的责任。2009年，美国在信息和生物产业仍然占有最前沿地位，美国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美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很重。在教育上要动大手术，从财政上增加教育投入；在金融领域要加强监管，居民部门增加储蓄和调整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 第四篇 中国经济大未来 第八章 中国经济未来趋势：2009-2049 第一节 中国经济五大趋势 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忽略。”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面临5个渐进性的长期趋势： 一、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供给革命正在向全球扩散，纳米技术革命开始崭露头角，中国经济面临生产力革命的考验； 二、中国劳动力供给在2014年到达顶峰后下降，人口红利退色，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从2008年的平均33岁逐渐增长到2049年的近45岁，中华民族整体创造力受到挑战； 三、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不断提高，人的经济价值随之上升。中国已经从建国时的基本文盲国家提高到初中教育水平国家，这个趋势将继续保持，到2049年，中国的平均教育年限将达到12年，成为一个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国家； 四、财政负担加重，众多领域需要财政支持与投入。社会保障体系有一个潜在的负债，教育需要5%的GDP规模的财政投入。自主创新全面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每年4%的GDP的财政投入。中国的医疗保险费用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逐年增加； 五、储蓄率在维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随着中国国内投资机会的逐渐减少和消费理念的代际更新，“中国消费”将适度崛起。 中国5个趋势中的前3个趋势与管理大师德鲁克在2001年为《经济学人》杂志所撰文《下一个社会》中的3个主要趋势不谋而合：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例下降；年轻人口在社会中的比例下降；劳动力向知识工作者转型。第4个趋势带有国际普遍性，也有中国的特殊性。但在5个大趋势中，生产力革命还是最根本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随着制造业投资收益的逐步递减，必须通过“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抓住新的生产力革命，增加有效供给，才能提供投资机会，刺激投资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只要中国经济能长期保持又好又快地增长，就会为解决财政负担、解决结构性失业等矛盾赢得足够的时间和政策空间。 <h3>（一）生产力革命</h3> 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未来可能至少出现3次生产力革命：一是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将进入“云计算”时代，互联网的存在和应用就像电一样，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又不知不觉。二是初露锋芒的生物技术革命，生物工程的突破领域将越来越广泛，涉及健康、医疗、农业和环保等。三是潜在的纳米技术革命，纳米革命将重构微观世界，显示出我们无法想象的物质特性。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将产生一场生产力“组合革命”。 人类将“长出”纳米翅膀，通过生物电流驱使，像天使一样翱翔于蓝天；人类将使用纳米微型机器人，在血管里不断清扫沉淀物，心脑血管疾病将像普通感冒一样容易治疗。2006年，中国政府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科技革命作了简洁的概括和预测，“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依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将为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学和技术重新升温，为解决世界性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开辟新的途径；纳米科学和技术新突破接踵而至，将带来深刻的技术革命。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了新的前景。科学技术应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 中国制造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创造的崛起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高增长将依靠制造业持续到2029年，但2029年之后，中国新经济能否冲出工业经济边际收益递减但又占有主要经济资源的困境？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日本经济那样的长期停滞。经过1995～2006年的增长，中国信息产业从无到有，2006年已占整个经济总量的5%，这个比例难能可贵。中国的信息产业革命是从通信开始的，互联网和手机市场的增长速度每年大约为20%，13亿中国人中已经大约有手机用户6亿，网民超过2亿，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3G手机普及后，互联网和手机行业将重新洗牌，中国信息产业能否继续高速增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从2029年起，中国新经济产业需要保持高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 从1840年起，中国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时间之长，代价之大，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农业技术的高水平，并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充分条件，中国在18世纪、19世纪相对欧洲具有高水平的农业技术，但错过了工业革命机遇就是明证。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在创新时代，即2029～2049年，有20年的时间，这20年比前面所有时期都困难。中国经济需要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中国经济必须建成“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制造业产生的大量结构性失业是难以避免的。熊彼特式的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只有摧毁旧的产业，才能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2029年后，信息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h3>（二）人口红利的淡出</h3> 由于人口结构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尽头。如图4-1所示，从2009年至2049年，假设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联合国对中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预测，中国将先后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和劳动力三大高峰。总结起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有3个特点： 一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如图4-1所示，总人口在2030年的峰值是14亿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普遍预计21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6亿人的高峰，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出生率会下降得这么快。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14年左右达到峰值。根据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的人口出生率等数据判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转折点将在2014年达到，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早。尽管马上达到最高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和减少缓慢，使创造就业和减少失业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三是劳动力在2014年左右达到高峰。假设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不变，今后40年劳动力增长率将从建国前60年的2%增长率突然下降到0.7%，基本等于没有增长，表明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淡出。具体地说，品牌时代的年平均劳动力增长率约为0.8%，创新时代的增长率为0.5%。 <h3>（三）教育红利的延续</h3> 中国人口红利消退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大趋势，但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中国教育红利长期延续的可能性估计不足。 中国政府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努力把大量的人口负担转变成一种人力资源优势。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表4-1量化了中国教育长期规划。2010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将比2005年52.7%的毛入学率明显提高，达到80%左右，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规模基本相当。在1998年高等教育大幅度提升后，该《纲要》提出要适当控制高等院校招生增长幅度，稳定招生规模，2010年在学人数达到3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5%左右，在2020年达到40%，在2050年达到55%。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与国际上普遍的普及率还有很大差距，如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在1996年就达到了60%以上的平均水平。 按照《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长远规划，运用王燕和我在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计算出未来人力资本的变化。如图4-2所示，2049年中国劳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2年，即实现高中毕业的目标。在品牌时代，人力资本增长率从价格时代的年平均2.21%下降到1.22%左右，在创新时代基本保持在1.40%左右。 图4-3显示中国未来40年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可以看到，大学人力资本有大幅度上升，接近40%左右，小学水平的人力资本将消失，大学水平的人力资本将占40%左右，表明“知识社会”的出现，但初中和高中水平仍占微弱主体。 2001年，管理大师德鲁克描绘“下一个社会”形态时认为：“‘下一个社会’将是知识社会。知识会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它具有下列三种主要特质：一、没有疆界——因为知识的传播甚至比资金流通还容易；二、向上流动——每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三、成功和失败的几率均等——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生产工具’，即取得工作所需的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这三种特性加起来，会使知识社会变成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无论对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人口红利淡出的中国，为应对生产力革命的挑战和“下一个社会”的来临，大幅度投资人力资本是在品牌时代和创新时代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对于中国经济，我认为可以采用“反木桶原理”进行设计。“反木桶原理”认为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了其特色与比较优势，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成为制高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最长“木板”呢？毫无疑问，是无与伦比的潜在人力资本优势。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100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与人口众多的印度一样，中国具有生产“知识员工”的巨大潜力。在价格时代和品牌时代，中国经济低成本中低素质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创新时代，拥有成本相对较低但高素质的数以亿计的“知识员工”将是“中国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一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中，适时提出了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项重要战略任务，要求教育要综合考虑人口变化、学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特点，主动适应工业化、信息化的新要求。 对台湾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李国鼎指出教育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科技的创新，当然要靠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必须来自教育”，“寻求科技发展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教育制度的改善”，“倘若我们仍依循过去不具弹性的教育系统，将很难培育出有创意的青年人，而一个未曾有的科技新时代，我们实需大刀阔斧地修正原教育制度。”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会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考虑采取“十二年义务教育”等措施把具有大学水平的“知识员工”的数量提升到占中国2049年的人力资本结构的一半以上，并通过建立国家学习体系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h3>（四）财政负担加重</h3> 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中国梦想2.5”，可谓是人类社会破天荒的创举。从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约20%，离30%的国际大关还有很大的空间，但需要及早谋划未来40年的财政负担，逐步弥补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巨大缺口，个人消费没有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过高社保税率的恐惧，同时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和经济体制的供给活力，最终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宏大目标。 世界主要经济体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时代。欧洲、日本的退休人员预计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将逐渐增加，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正在成为“银发族”，也开始步入老龄化。许多国家的中长期财政政策对老龄化社会的医疗、退休问题相伴随的财政压力预想不足。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提出警告：“虽说这场危机（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成本，但至少在发达国家，长期财政偿付能力面临的主要威胁仍来自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中国虽然还不是发达国家，但同样面临着成本高昂的人口结构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担忧同样也适合中国经济。 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要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始料未及的。按照国际上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均GDP仅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在处于老龄化门槛时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1000美元，所以中国居民是“未富先老”。2008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上升到11%以上。北京和上海首先出现了人口年龄的“倒三角”结构，预示着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发展趋势。如图4-4所示，从2009年至204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迅速上升，从2009年的10%左右跃升到2040年的30%左右。预计2040年以后，老龄化趋势减缓，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届时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人以上，这意味着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度，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年轻人的贡献。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费不断提高，纳税供养老年人的劳动人口下降，由于没有足够的积累，中国将在2029年后产生现金流短缺，中国经济将面临养老金严重筹措不足的挑战。目前中国以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4亿人，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养老金存在很大缺口。具有指标意义的是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到2029年正好达到65岁，大批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申领养老金的退休生活。这个养老金潜在缺口现在还不明显，但2029年前后会充分显露出来。财政的中长期规划应及早考虑这个养老金缺口问题，不能等到2029年以后才开始应对，未雨绸缪将赢得主动。特别是2029年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时代”，财政收入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减缓，财政花费的增长还难以预测，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增加是必然的。由于“中速增长时代”约3%的增长速度很可能高于中国国内的实际利率水平，因此中国国内债务的可持续性应当没有问题（见图4-4）。 若征收社会养老保险税，需要的税率会惊人的高，必将减少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削弱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工作的意愿，减少劳动力参与率和工作的积极性，削弱中国经济应对生产力革命和其他外部冲击的供给灵活性与弹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可行的办法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相应的工资收入，在不征收或少征收社会养老保险税的前提下，加大劳动力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贡献。同时，合理运作国有资产和全国社保基金，使其获得满意的收益率，以弥补养老金缺口。但工资提高、国有资产增值和全国社保基金的有效运营所能作出的贡献仍是不充足的，可以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做法，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岁逐步延长到65岁，再视情况延长到70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延迟退休与大量年轻人就业困难形成矛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保持经济增长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在退休年龄延长的情况下，充分就业将是解决中国养老金潜在缺口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体制创造就业机会能力的重大考验。 除养老支出外，还有3项必须增加的财政支出，总花费可能占GDP的15%以上，它们同样不容忽视：一、2009年颁布的中国新医改将覆盖全体国民，未来40年，医疗花费将随着人口老龄化显著上升；二、中国财政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需要逐渐增加到5%；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2002年，中国财政对研发的投入突破1%的GDP大关。在品牌时代，需要政府对研发的长期投入，2029年后还需要长期保持占GDP4%的财政投入。 <h3>（五）储蓄率在维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h3> 中国不是主要依赖出口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但中国居民消费的适度崛起将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深刻影响，并是中国应对国内投资机会不足的一个法宝。刺激国内居民消费，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支点。 中国普通家庭储蓄行为与美国差别很大，至于原因，可能是预防动机所驱使，也有说法是受中国经济投资机会的鼓励的结果，到现在也无定论。如图4-5所示，中国国民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而美国还不到15%，相差如此之大，令人惊异不已。有一个笑话，说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在天堂中相遇。中国老太太到死的时候才攒够了钱买房子，美国老太太在死的时候刚刚还完贷款，但已经享受了多年的房子了。这个笑话表示中国老太太储蓄倾向更强，而美国老太太消费倾向更明显，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在收入消费倾向上差别很大，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消费倾向上的差距很大。从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来看，美国储蓄率过低，导致居民部门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过高；而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减速，表明中国受外部冲击仍然很大，国内消费还是不够，也就是说国内储蓄率过高了。 中国制造商生产的东西部分用于出口，而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就会减少外部冲击。要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个人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型是长期的艰巨任务。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一代”在2029年就基本退休了，“80后”和“90后”具有与“60后”和“70后”明显不同的消费习惯，在2029年左右达到生命收入高峰，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的长期倾向。中国老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储蓄率。如图4-5所示，我预计，中国储蓄率在2009～2049年会有所下降，但不会下降太多。未来40年，中国国内储蓄率将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0%。由于储蓄率长期高位运行，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实际利率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国债的可持续性可以轻易保持。那时，中国经济缺少的将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但同时中国宏观经济方面会反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造成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挥之不去。人民币国际化将是减少国内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渠道。 <hr /> 注释： 第四篇 中国经济大未来 第八章 中国经济未来趋势：2009-2049 第二节 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h3>日本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认真研究日本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所说：“依我看，中国应对日本好好加以研究。日本以前的发展与中国现时的发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日本曾有过15年的高速增长年份，那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2年为止。在那时候，日本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日本的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每年10%，其后出现了‘石油冲击’，日本经济学家们改口说，不是10%，而是7%～8%。其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他们又说，不是7%～8%，而是每年5%。现在面对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他们又说应该是3%～4%。由此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日本快速增长给日本人带来了超现实的乐观情绪，以为这种快速势头会永远保持下去。但是纵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日本经济，它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是保持在6%左右，所以，日本极有可能会重新回到这个平均值上。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如果能取得4%的增长率那也是非常难得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经济奇迹。如图4-6所示，1955～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18年间，实际增长率年均为9.7%，令世界瞠目结舌。1955年底，日本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自立为目标，预定的年均增长率为5%～6.5%。1956年，日本加强电力工业建设，从国外进口原油，促进了炼油工业的发展。1955～1957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人把这个意想不到的繁荣，称为“神武景气”。实际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政府预定的目标。1958年，日本开始生产汽车、电视及半导体收音机等家用电器，钢铁取代纺织品成为主要出口物资，出现了第二次经济增长高潮，称为“岩户景气”。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参与该计划制定的经济学家下村治提出建议，“日本经济现在正处于历史性的勃兴期，国民创造能力的解放，乃是这种历史性发展的动力。尽管1959年经济急剧膨胀，增长率达到17%（当时统计的名义增长率），但仍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自1961年起，日本年经济增长达到11%，日本用10年的时间让经济总量翻倍。为迎接1964年东京奥运会，大量建造体育场馆等设施，1963年后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民间设备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增加的局面，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奥林匹克景气”。1964年10月，当东京奥运会隆重开幕时，东海道新干线、东京高架单轨车、首都高速公路网、地铁、名古屋-神户高速公路已相继通车，日本国民生活开始流行“三大件”，即当时有所谓的“3C”（新三宝）：汽车（car）、空调（airconditioning）、彩色电视机（colortelevision）。“伊弉诺景气”指的是1965～1970年期间连续5年的经济高增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1970年3月15日～9月13日大阪举行了世界博览会，主题是“人类的进步和协调”，有8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入场者多达6421万人，取得巨大成功，促进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经济区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GDP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4000美元。1955年，日本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6.0%，而1973年对美国的比重提高到了35.1%。 1974年1月，“石油危机”爆发。这一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锐减，实际经济增长率首次出现了负数，宣告了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自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只是在1995年发生阪神大地震时出现过短暂增长，之后一直处于长期低迷。从1991年至2001年，是日本经济“失落的第一个10年”。2002年后，在国外需求特别是中国进口上升的拉动下，情况有所改善。2007年增长速度有所回升，但基础仍然相当脆弱。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轻易衰退。 为什么日本经济会突然减速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它的制造业。“日本制造”征服了整个世界，尤其是汽车、电子、造船以及钢铁等产业拥有多个世界级企业。日本的工业界几乎都是机械化，比如高级精密仪器和精密机床国际一流，而且可以说是效率非常高的产业。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的限制，没有开发商业飞机项目，却选择了机器人的技术路径，工业用机器人的生产量约占世界的7成。“日本制造”拥有高品质的国际形象。丰田汽车追求零缺陷的“精益管理”，成为全球管理界学习的典范。日本靠制造业维持了人均年收入4万美元的水平。 日本制造业增长和工业增长呈高度正相关，而正是制造业减速，才拖累日本整个经济活动下滑。日本制造业技术进步在工业经济内已经到达“精湛”的程度，可挖掘的潜力有限，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投资的积极性也逐渐丧失，经济因此会停滞下来，进入“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制造业利润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在1991年进入平滑期，2002年虽再次大幅度上升，但2007年以后又停止增长，这说明制造业利润上升的长期稳定趋势已不存在。 日本没有敏感地发现信息革命的出现。20世纪70代末本应发起经济体制改革，但日本一方面忙于应付石油危机和浮动汇率体制的出现，另一方面又沉醉于远高于世界平均值的经济增长，错过了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缺乏经济体制改革，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使日本没能搭上“新经济快车”。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日本企业仍然沉浸在制造业内精益求精，没有将信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丧失了持续增长的机遇。如图4-7所示，2001～2008年，日本软件企业投资增长不快，没有大幅度上升，与制造业投资相距甚远。 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一书中指出，因为日本晚了一步搭上1985年开始的“新经济”浪潮，所以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即陷入长期衰退。在新经济条件下，20世纪既有的经济模式几乎都不管用了。2001年，德鲁克在《经济学人》杂志上也指出：“日本在心理上也没有准备好面对制造业衰退的事实。毕竟，日本之所以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是因为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日本这个民族。纵观日本历史，他们表现出一流的应对现实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做到一夜之间就改变。然而，由于制造业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制造业下降对于日本来说仍然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在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失掉了信息革命机遇：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有没有产生新兴部门的机遇呢？回答是肯定的。从1971年以来，世界经济悄然出现了一个革命性技术创新，即信息技术，带来一场技术革命的冲击波。这要求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之外，诞生和发展新兴信息技术产业，整体经济结构由机械化、电子化转向信息化、网络化；企业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此时，“赢者的诅咒”应验了。由于日本制造业的专有资本（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源和企业组织方式）积累水平很高，相应的工资水平也高；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体制对信息革命反应不敏感，新兴的信息部门得不到原始资金供应，工资水平较低。所以，没有人愿意到新兴的信息部门去工作。结果是日本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进一步下降，新兴部门又成长不起来，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日本经济未能成功转轨的，恰恰正是曾经在工业经济时代风光无限的经济制度： 第一，主银行制度。日本的主要企业，都有一家大银行作为主银行，主银行既是主要的贷款人，又是这家企业的主要持股人。在此过程中，银行与企业形成密切关系。这使得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能满足长期投资的需要。这种金融制度安排的前提是企业总有投资机会，且投资有效。一旦投资失败，银行体系就承担了企业部门的大量系统风险。我们知道，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力革命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边际收益递减，投资回报下降，投资机会必然会逐渐消失。同时，这种主银行制度对高风险的私募投资有排斥作用。所以日本民间风险投资不活跃，缺乏美国式的灵活融资机制。日本创业家要向金融机关借钱相当难，万一创业失败就必须背负大量负债。 第二，日本企业终身雇用制度。大企业的终身雇用制度，促进了员工的忠诚度和敬业精神，也鼓励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进行长期投资，提高了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处于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发了美国经济学界对日本企业的大量细致的研究，发表了诸多论文。但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用制，使得企业在需求不旺盛时和需要开拓蓝海时，不能通过裁减人员来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因而很难增加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也无法快速有效地通过招募新技能的劳动力来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结构。僵硬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传统产业下不去，新兴工业起不来。 第三，教育体制单一。日本的教育体系优势在于普及教育，培养同质性人才，适用于工业经济，但对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信息经济则明显不足。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指出：“现在日本的教育制度，还是停留在工业化社会时代；也就是说，日本的教育是在量产高于平均水平之上的人才。很讽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教育体系下，被教出来的‘优秀’孩子，并不适用于未来的时代。”从1991年起，日本制造达到顶峰后逐渐停滞。当制造业投资机会消失的时候，企业家精神也容易失去。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创新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供人学习和实践。日本教育体制需要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文化。 从1991年到2001年，日本在总需求管理方面竭尽全力，货币政策的利率降为零，多次财政刺激政策使国债/GDP比例持续增长，但仍然无法改变日本的经济停滞。存款利率长期接近于零，总体上已经失去了通过货币政策促进需求的条件，也使日本国民失去了一个通过复利进行财富积累的机会。在日本“失落的第一个10年”后，需求学派黯然失色，轮到供给学派登场了。2001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向国会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认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强调要通过大胆的经济结构改革，恢复国民信心，重振经济。尽管他明确声明，实施这项改革可能会使日本在收获成功前经历好几年的痛楚，但小泉改革仍受到日本民众空前欢迎。小泉首相表示，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经济，建立充满自信和自豪的日本社会”，并在世界上“发挥日本的建设性作用”。 小泉将自己要进行的改革与100多年前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提出“Nopain，nogain”的口号，呼吁民众忍受改革的痛苦，表示要进行一场不怕痛苦、不怕触及既得利益、突破过去经验的“新世纪维新”，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的经济体制。他提出的主要措施有：在2～3年内消除银行呆、坏账等不良债权，放开市场竞争，控制国债发行量。2001年以来，日本陆续出台了“信息技术国家基本战略”、“纳米技术发展战略”、“生物技术国家战略”和“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大打技术牌。 小泉结构性改革增进了日本经济体制的活力，非长期雇用员工开始占劳动力的相当比例，银行坏账大幅度减少，企业开始转型。但小泉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明确，国内缺乏改革共识，劳动力市场等关键性改革远远不到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长期体制性问题。虽然日本经济近几年有所起色，从2002年1月开始复苏，但依然没有恢复强势增长，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又陷入衰退，企业信心持续低落，显示出长期增长的脆弱性，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形状”的衰退。2001～2011年，将不幸成为日本“失落的第二个10年”。日本经济需要有“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的改革力度，以“学习型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才能最终走出制造业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h3>货币和汇率政策</h3> 日本的货币政策在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上有不足之处。汇率政策带有很强的国际金融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把汇率固定在1美元=360日元。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1/4世纪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终结，世界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随着美元贬值，日元开始升值，1美元=360日元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了。1971年12月，在美国举行了西方10国财长会谈，协商国际汇率的多边调整。迫于压力，日本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图4-8描述了日元对美元汇率长期升值过程。 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信息经济艰难转轨，造成复杂的国内经济环境。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欧各国处于“滞胀”的困境，拉丁美洲国家大量借外债搞国内建设，国际资本也适应了这种需求。1984年，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下，美国率先走出“滞胀”，进入信息经济，美国经济复苏。1981～1982年美国实际利率大幅度跳跃，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技术在美国进入实际应用阶段，预期投资收益率突然上升，开辟了新的投资机会。但信息技术专用的世界资本存量在1981年时还很少，所以边际生产率高，导致美国实际利率跳升，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诱发了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美元也稳步走强。美国自身的结构调整中出现制造业不断衰退的情况，贸易逆差扩大，失业率上升。美国国内把贸易赤字归咎于美元高估，要求美国政府协调国际汇率关系，首选协商目标是对美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日本和前联邦德国。 1972年后，日元对美元保持了长期稳定升值的趋势，这一趋势在1985年被突然打断，转折点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该协议签署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而日元则急剧升值，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随着日元急速升值，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元升值并没有达到“广场协议”的初衷，即解决美日贸易逆差问题。 日本制造业逐渐衰退是必然趋势，但日元在“广场协议”后的迅速升值加速了这一过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告别了“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在日本国内产生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维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又怂恿了资产泡沫的生成和暴涨。日本资产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一、日本的居民储蓄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成长时期，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通过主银行体系的转化，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支撑。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制造业减速，投资机会减少，日本的银行体系出现大量流动性，开始倾向于投资不动产、零售业、个人住宅等行业；二、日本经常性账户盈余转化为中央银行外汇储备，逼迫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长期维持巨额贸易盈余，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继续维持对美国贸易盈余；三、日本资本账户盈余。当时在世界各国的印象中，30年前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日本，已经迅速成为了第一流的富裕国家。由于“日本世纪”的来临，国际资本预计日元持续升值，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日本；四、非理性乐观。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第一》成为世界畅销书。日本出现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号，全体国民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即将到来。由前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主持起草的“前川报告”加重了这种非理性乐观情绪。该报告是在错误的时间出台的，不但没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还过分乐观地认为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和普及住宅来扩大内需，通过直接投资增加海外进军力度。事实证明，日本的高储蓄率是很难改变的。 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和国际收支账户盈余，同时日元的国际化水平并不高，这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的流动性逐渐升高，出现长期低利率。在国际的一致吹捧和国内的非理性乐观情绪下，日本出现资产泡沫。1987～1991年日本开始出现对股票和地产的投机，导致股价和地价暴涨。1984～1989年，土地价格暴涨了约两倍；如图4-9所示，日经平均股价从1984年的11000日元涨至1989年末的39000日元，最高市盈率高达90多倍，远远高于美国股市长期为15倍的平均值，引发了严重的股市泡沫。 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开始对资产价格飞涨担心，并采取了调整措施。如图4-10所示，日本银行在1989年将贴现率提高至4.25%后，又于1990年8月调高至6%，这导致日本股市暴跌（见图4-9）；1990年4月，大藏省规定，对银行投入不动产部门的贷款总量作出限制，导致地产价格开始下跌，使金融机构出现了巨额不良贷款。在股市崩溃后的一年里，日本中央银行却继续提高利率，并一直不愿降低利率。当时，日本中央银行认为挤出泡沫是经济调整的正常反应，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又被迫采取补救措施。1991年7月1日，日本中央银行把法定贴现率由6%下降到5.5%，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由从紧到宽松的重大转变。从此以后，日本中央银行逐渐把法定贴现率降为零（见图4-10），这等于掉进了“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基本失效。 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停滞，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结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经济改革也是艰难的，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持。自从1991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通过多次财政刺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试图控制中长期财政赤字。但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政策操作长期是难以协调的。如1992～1995年日本实施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但1996年政府突然消减公告项目投资，1997年又开始增加消费税税率。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从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看，目前为每5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2013年将达到每4个人中有1名是老人；2035年每3个人中有1名是老人；到2050年左右平均2.5人中就有1名是老人。日本的老龄化导致财政预算中的社会保障花费逐渐上升，可社会保障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政府出现长期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8年约为GDP的200%，远远超过欧盟为成员国规定的60%上限。 如图4-9所示，日经指数从1984年的10000多点推向1989年39000多点的最高峰。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出现下滑，股价指数开始回落。从1991年至2009年已有18年，仍在15000点左右徘徊。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日本出现惊人衰退，日经指数跌至10000点以下，好像重新回到了1984年的起点，令人对经济的繁荣和停滞之间的轮回感慨不已。 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可以归纳出4条经验和教训： 一、中国制造业靠价格优势取得了重要发展，今后是需要建立国际品牌的时期。而“日本制造”成功地创造了一大批国际品牌，在品牌塑造上，日本企业经验很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二、及早防止掉入制造业“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制造”在走向顶峰之后，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中国制造”在经历了品牌经济后，由于国内市场庞大，区域差别巨大，容易控制成本。但“中国制造”终究会与“日本制造”一样，开始逐渐衰落。日本经济没有能及时转向信息经济，停留在日落西山的“日本制造”上，落入“高水平均衡陷阱”，终于在1991年后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如果中国经济仅依靠“中国制造”，也同样会走上与日本同样的道路，即长期停滞。 三、在经济增长快的时期更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日本最佳的经济改革时机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1991年经济增长停滞后，再推进结构性改革就会面临更多阻力。同时，日本缺乏经济思想的储备和传播，难以达成改革共识。中国经济要避免长期停滞，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将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逐渐转为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改善经济体制对生产力革命的适应性。 四、从需求方面看，宏观控制既要防止资产泡沫，也要保持财政的稳健和国债的可持续性。日本国内储蓄率高，又有国际贸易的大量盈余，再加上日元国际化程度低，导致日本经济流动性过剩，利率水平低。在“日本制造”缺乏投资机会的时候，大量流动性资金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一旦形成非理性乐观情绪，就出现了资产泡沫。日本货币政策在对待泡沫上预防不足，在泡沫破裂后没有及时大幅度降息。日本财政政策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不断推出刺激计划，但效果不好，与中长期财政平衡目标难以协调。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日本债务/GDP比例已经高达200%。中国货币政策要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防止资产泡沫的出现和发展。 <hr /> 注释： 第四篇 中国经济大未来 第八章 中国经济未来趋势：2009-2049 第三节 国内外的预测 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20世纪90年代，“中国粮食危机论”、“中国银行破产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曾流行一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威胁论”变得很有市场。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在“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同时，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统计虚假论”、“中国能源威胁论”和“中国金融危机源头论”等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不可否认，国际金融界对中国经济可能是有偏见的，但国际喧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同时，中国又迫切需要经济软实力，掌握国际金融界的中国经济问题话语权。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第三大经济体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4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7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亚洲资深政治家李光耀以远见著称，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中预言：“中国有可能实现其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经济大国的目标，它将以一个平等和负责任的伙伴姿态参与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以及成为世界重要成员中的一员。如果它不转移教育和经济两大发展中心，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就是中国50年的一个构想——现代化、自信和负责任的大国。” 国外经济学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在未来20年时间里，中国如果没有大的动荡，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对202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会逐渐减速。但减速到多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估计。对中国2029年之后的估计，需要对“中国模式”进行深刻理解。 最有深度的是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该报告认为，1995～2000年期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相竞争，中国的GDP在2020年将大大超过美国。 对于21世纪的中国崛起，林毅夫早在1998年就认为：“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1978年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年底的改革到1998年才20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2003年，麦迪森按购买力评价指标计算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保守的估计。他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201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5.6%，2010～2020年之间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4.6%，而2020～2030年之间约3.6%。人均收入在2030年将达到西欧1990年的水平或日本1986年的水平。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5%，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约占世界GDP总量的25%。麦迪森预测中国经济在2030年后进入缓慢增长阶段，甚至出现长期停滞，他的隐含假设是中国只能追赶世界技术前沿，没有能力引领技术前沿。 瑞银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认为，中国固然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它对世界经济即将带来的影响要比目前流行的说法缓和得多。总的来说，这里有7个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理由：一、中国不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的增长史；二、中国不会吞噬全球的制造业；三、中国不会买光世界的金融资产；四、人民币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货币；五、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市场上通货紧缩的输出源头；六、中国不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七、中国不会破坏“华盛顿共识”。 2009年5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上海和广州发表主题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的演讲。他认为：“全球经济危机还将持续2～4年。由于中国占世界GDP没有这么大，中国还没有办法引领世界走出经济的衰退，没有办法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可以展示一条道路，但是中国没有办法创造足够的机会让整个世界复苏。中国要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需要20年时间。……我想说的是人民币，当它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的时候，将要几十年以后了，可能我现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了。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时间，需要这种货币被第三方广泛使用。” 第四篇 中国经济大未来 第八章 中国经济未来趋势：2009-2049 第四节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预测（2009～2049年） 总体上说，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不能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和推算，它需要将数字和经济内涵相结合，还需要一定的对“中国模式”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想象力。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法，我对中国生产要素增长和全要素生产力变化作出推算，从而对“品牌时代”和“创新时代”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模拟分析。根据这一分析结果，表4-2列出了今后40年期间中国经济可能达到的年平均增长率。最为显著的现象是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的长期趋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影响。 劳动力增长从价格时代的2.24%分别降为品牌时代的-0.23%和创新时代的-0.84%的增长，表明人口红利的逐渐退色。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从2.21%分别降为品牌时代的1.22%和创新时代的1.40%，但仍维持可观的增长速度，说明了教育红利的长期延续。在推算了中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趋势后，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下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由于中国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所以决定物质资本增长的瓶颈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投资机会。中国制造的资本积累最终导致边际收益递减，若想增加有效供给，就需要通过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来抓住生产力革命催生的新产业。 国际上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雷同，断定高速增长来源是生产要素的消耗，而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是很少的，所以中国经济还谈不上奇迹，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根据本书第三篇“中国千年之变局”对经济增长核算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在建国后第一个30年即创业时代为负增长，显示出计划经济的僵化和技术进步的缺乏；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在第二个30年即价格时代确实有显著提高，说明“中国模式”不全是“东亚模式”。全要素生产力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在“中国模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大空间；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存在着从模仿向自主创新过渡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还有长期增长的可能。 <h3>品牌时代</h3> 在品牌时代，中国教育红利的延续将抵消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制造”和城市化带来的投资机会仍然存在，物质资本深化将是一个主要推动力。城市化将是品牌时代的一个主要投资机会。根据麦肯锡公司2008年3月发表的题为《迎接中国10亿城市大军》的报告，中国的城市中心在未来将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44%。到2025年，中国将有超过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和步伐有望继续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9.26亿，到2030年将突破10亿，城市化水平达到71%。中国将出现221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3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和成都等8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巨型城市。但该报告也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当中国城市化达到70%以上后，即2029年以后，城市建设和发展作为投资机会的潜力就不大了。 如前所述，世界是呈阶梯形的。农业经济所能创造的人均财富是一个台阶，工业经济所能创造的人均财富又是一个台阶。“日本制造”所创造的人均收入是一个很合适的参照物，可用来预测“中国制造”能把人均收入带到多高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造”创造了奇迹，成功打造出一批国际性品牌。日本人的收入以全世界而言，仍然是属于高水平，但日本人的收入所得在1991年到达高峰之后就开始停滞不前。日本凭借制造业使人均收入达到40000美元左右之后，在没有信息产业的强力推动下，制造业的增加值就很难进一步拉动人均收入提高了。如图4-11所示，日本经济成长的时间跨度是40年左右（1960～2009年）。我们作个简单的类比，中国从1980年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人均收入，中国从1980年开始走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经济增长，要达到人均收入40000美元的制造业极限，大约在2029年。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没有进入信息经济的话，中国人均收入大约在2029年将接近人均收入40000美元这个日本经济的极限。所以，中国制造业如果能在产业链上从价格向品牌成功升级的话，发展的潜力大约还有20年。 “中国模式”本身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以“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解放体制的活力。中国制造在向世界前沿逼近时，还具有很大的产业升级空间，后发优势很大，可能通过以模仿为主创新为辅的方式促进技术进步。所以，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0%。 从要素贡献上来看，人力资本的长期稳步增长，加上由中国制造和城市化驱动的物质资本深化，可能带动的经济增长率约在6%左右的水平。两个目标如果能顺利实现，将可能使中国经济在今后20年内以平均7%的速度增长。 中国2008年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高速增长，我估算，在2015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在2029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人均GDP将会进一步加速攀升，可能达到当时美国人均GDP的1/5。2029年，国内市场潜力可能出现井喷式增长，13亿多人口的人均GDP将会在20000美元以上，这就已经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而这13亿人口的消费量将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 那时中国将处于“全民创业时代”，与2008年的700万户企业相比，2029年的企业数量可能接近2000万家。 到2029年，中国将跃居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成为最主要的进口国之一；从目前来看，中国贸易占GDP的70%，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角色，从最大的出口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全球买家。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后，在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将加快发展；在消费结构中，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消费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通过向中国销售商品建立起自己的业务。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将自然提高消费水平，中国消费市场将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大市场，诱发国际商业“淘金热”。 202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在经济上将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一、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将年届65岁，进入退休生活；二、中国制造达到了高峰，开始逐渐衰退；三、中国城市化基本完成，国际大都市圈崛起；四、中国将告别持续50年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时代”；五、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六、中国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储蓄率开始缓慢下降，消费适度上升，“中国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量；七、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八、“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中国新经济”开始逐渐超越“中国制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h3>创新时代</h3> 中国从2029年起进入创新时代，制造业技术进步逐渐缓慢，资本积累遭遇边际收益递减的打击，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将可能降到3%左右。这个时代是比价格时代和品牌时代更艰难的阶段。如果说前面的时代是在农业经济中探寻工业经济的发展之路，那么创新时代需要把中国经济从工业经济转到“中国新经济”，是“二次创业”。为了应对结构调整的艰难，必须在品牌时代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使自主创新成为主流，商业模式也需要不断创新。根据马克思-库恩总供给定律，中国靠制造业已经不能再继续维持高增长了，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将开始降低，投资型增长的发展势头也将逐渐降温。图4-12是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变化。在2029年后，该比例可能会逐渐下降，从30%降到20%左右。 在“中国新经济”中，必须在新技术的前沿取得进展，通过企业研发活动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从投资型增长向投资和消费混合型增长转变，中国的消费者将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根据我对中国储蓄率的估计，随着投资的减缓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将逐渐增加，并可能在2049年达到70%。 在创新时代，中国处于经济结构快速转变的发展阶段，将以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造业走下坡路，新经济崛起。而中国仍然有3亿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低于大学教育水平，可能形成结构性失业。因此一方面，需要控制“中国制造”的成本，保存更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制造业就业人员的技能。这些矛盾只有通过建立“国家学习体系”来缓解，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新技能的需求。同时，中国“知识员工”群体将随着“中国新经济”崛起，数量上可能达到2亿人以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群体之一，使得中国经济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吸收新思想。 2029～2049年这段时间，中国消费能力迅速崛起。美国居民是过度消费，花掉收入的80%以上，中国老百姓却是“过度储蓄”，储蓄达到收入的40%以上，消费率才60%左右。只要中国居民在储蓄率上向下微调，一个14亿人口的消费增长将为中国增长带来重要的推动力。 我对中国未来增长反复定量推测，主要的假设有五条：一、中国经济增长率靠“中国制造”和城市化的投资机会、教育红利和“中国模式”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可以在2009～2029年期间保持7%的实际增长率；二、2029～2049年，“中国制造”开始缓慢增长，“中国新经济”出现，“中国模式”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主要是前沿技术的自主创新，中国消费适度崛起，中国经济增长在3%左右；三、美国经济从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教育改革取得成效，2009～2049年一直保持2%的实际增长速度；四、中国和美国都保持2%的通货膨胀率；五、中国人口到2049年时将达14亿人，美国人口在2049年时将达4.5亿人。我从这个定量分析得出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结果：2049年时，中国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3倍以上，成长为超级经济体。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市场，所有的国际企业都会来中国卖产品，就像大前研一所说，“到中国租个摊位吧！”。 什么是“中国梦想3.0”呢？“中国梦想3.0”就是中国人均收入远远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达到美国2049年的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恢复到1840年前曾经拥有的世界相对水平。 如果真的如我的分析一样，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的“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只有四个成立，即：二、中国不会吞噬全球的制造业；三、中国不会买光世界的金融资产；五、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市场上通货紧缩的输出源头；六、中国不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另外3个则不成立，相反，这不成立的三个理由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按我的分析预测，其结果是：一、中国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的增长史。中国强调供给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重视需求方面的反应和管理。“中国模式”是应对生产力革命的有效途径。中国将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在世界经济前沿领域不断创新，与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其他经济体一道共同分担前沿风险，大大降低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可能性；二、人民币会成为下一个世界货币。 与安德森的看法一样，保罗·克鲁格曼也悲观地预期，“我想说的是人民币，当它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的时候，将要几十年以后了，可能我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了”。保罗·克鲁格曼的根据是中国很难有世界级的债券市场。的确，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有一个有深度的政府和企业债券市场，欧盟和亚洲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不成功。中国是迄今为止开放程度最高的大经济体，资本账户的有序适度开放是可以期待的，金融部门的规模和深度将位居世界前列。安德森和克鲁格曼大大低估了中国可以逐渐培育一个有效率的世界级债券市场的可能性。由于中国经济能在世界技术前沿进行自主创新，中国的金融资产包括企业债券会有较高的收益率。任何一个有理性的投资者，都不会忽视这个巨大的投资机会，持有人民币资产将是一种分散风险并获取较高收益的必然趋势。人民币也许不会挑战美元的地位，但会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 世界投资者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外汇资产中多了一个人民币资产的选择，是福利的改进；三、中国会打破“华盛顿共识”。中国经济的雏形产生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探讨产生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定型，改革还有巨大空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按邓小平的规划，中国在2022年左右将形成一个比较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距离2009年的今天还有14年。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就业是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基本要求，所以，要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同时，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对人的价值的最大利用，这要求充分就业和人尽其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经验。 <hr /> 注释： 第四篇 中国经济大未来 第八章 中国经济未来趋势：2009-2049 第五节 下一个世界经济 德鲁克说，“每个人都在谈‘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确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它和大多数人——企业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家——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大有出入”。我从经济长期增长角度谈世界经济，因为它对人们生活福利最重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人们往往在历史的神秘法则面前感到困惑：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众所周知，一度威震西方的罗马帝国竟败于散居的蛮族部落之手，从历史上消失；号称东方巨龙的中华帝国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视为蛮夷的蒙满部族或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所灭亡。在中东与美洲也不乏同样的例子：印第安文化的灭亡，甚至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被西班牙的特遣舰队征服之前，就曾多次被不知名的部落夺取了王位，帝国内原有的繁华城市与壮丽的金字塔早已被夷为废墟。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或吴哥窟和世界其他文化的遭遇也大同小异。希腊古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总结当时希腊城邦兴衰史时曾经指出：“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 曼库尔·奥尔森接着列出了若干历史事实：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伟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贱无名的部落所创造。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并非庞大的埃及帝国而是先前无人知晓的爱奥尼亚半岛上的居民。征服辉煌的希腊城邦帝国的罗马人，原来也是不受重视的蛮族。19世纪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脱胎于落后与混乱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当时它们甚至无力抵御伊斯兰教徒、马扎尔人与北欧海盗的侵略。而在西欧境内，领导西方进步潮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处边远而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17世纪欧洲发展的中心在荷兰北部诸省，该地一向贫困落后，而且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兴起，而不是发生在当时最富贵豪华的法兰西。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帝国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于过去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德国与遥远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国。 的确，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增长对单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绝非一帆风顺，存在长期增长加速和减速的转折点。经济出现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降！甚至下降到所剩几无的地步。 为什么中国在1949年建国以后，特别是在1978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过去1840～1948年的百年中却极为落后？为什么非洲的许多国家几百年经济增长一直缓慢？为什么拉丁美洲不少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的国家，近50年来经济却始终突破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农业革命是以中国、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古国为先导的，为什么只有中国和印度农业经济侥幸延续？工业革命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初在英国兴起，那时，英国收入水平远在世界其他国家之上，维多利亚时代无比荣光，可与中国的大唐盛世媲美。从19世纪早期到1900年，英国经济一直处于世界第一。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给当时默默无闻的美国。今天，以人均收入而论，英国甚至已不在世界最富有的前10名国家之列，难以在短期内重振昔日雄风。 在20世纪的经济增长史中，由于生产力革命的不断爆发，给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国家经济的兴衰极富戏剧性，有时也令人叹息不已。19世纪末，德国在统一后急起直追，迅速逼近英国的工业化水平。而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迅速开始了工业化，成为亚洲经济强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和日本经济已完全崩溃，然而，之后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经济奇迹：前西德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就重新回到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列，其中德国还成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火车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突然间失去昔日的荣光。1991年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经历着两个“失落的10年”。 1900年左右，美国悄然超越英国，登上世界经济第一的宝座，1950年左右，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4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20世纪70年代，“滞胀”一直困扰着美国经济，再加上日本咄咄逼人的追赶，使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无限风光的经济巨人精疲力竭。但谁也没能想到，美国经济率先走出长期困扰的“滞胀”，年均增长率超过日本、前西德等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实力相对有所回升。更想不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了长达8年的强劲增长，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也惊人的低，经济“好得难以置信”。在一片对新经济的热切期待中，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投资下滑，美国经济硬着陆，可是美国消费依然故我，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1997年之前，一个常用的词汇是——“东亚奇迹”。在过去30年，东亚是全世界非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人均收入持续上升的地区。自1980年左右开始，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发展逝去的时代”，如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和东欧的经济转轨困难。而东亚却是例外，东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突如其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率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曾经蒸蒸日上的亚洲四小龙，一年之间，全都跌在地上了。即便经过几年的努力，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消化了银行坏账后，成就“东亚奇迹”的高投资率仍然不能恢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印度的重新崛起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世界经济格局所呈现的显著变化之一。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前，尼赫鲁在著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表达了印度对自身的定位：“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1947年独立后，印度受苏联的影响，采用了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对经济采取了管制和计划，大力推进工业化。但这一经济体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问题，由于短缺经济的出现，印度政府开始发放各类“许可证”。从1947年到1991年这44年，印度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是令人失望的，长期处于2%～3%左右的低水平，被称为“印度式增长”。 印度搞了40多年的工业化，结果令人失望。1991年，印度出现经常性账户危机，外汇储备只够支持两周的进口。时任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告诉总理拉奥，印度经济正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但这是一个机会，可能把“危机”转化为“转机”，大胆改变传统做法，造就一个新的印度。在总理的支持和印度议会的同意下，曼莫汉·辛格的改革举措获得实施。印度政府于1991年撤销对软件出口及软件公司赢利征收的税项后，软件出口突然“井喷式”增长。1999年，蔓延全球的对计算机“千年虫”的恐慌又为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印度的外包服务已经遍及全球，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选择印度承揽他们的软件业务。信息服务业成为撬动印度经济复兴的杠杆，令习惯于走工业化道路的世界各国大跌眼镜。 印度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印度著名的It企业Infosys的首席执行官、有“印度的比尔·盖茨”美誉的南丹·尼勒卡尼说：“几乎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快、更便宜，也更好。”2005年8月15日，在新德里红堡发表的独立日演讲中，总理曼莫汉·辛格说：“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个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可以创造历史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起点上，世界期待着我们有所作为，在全球的舞台上尽显身手。我们的发展已经没有外部约束。如果说还存在一些障碍的话，那也全部来自我们国内。”2008年1月15日上午，曼莫汉·辛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题为《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和印度》的演讲中说：“20年来，我国的工业，特别是大中型工业通过结构重组，变得在全球都具有竞争力，这一进程还在继续。近几年来，我们创造了有利于发展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的氛围，我们的信息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还有一些行业也正在兴起，制造业和汽车配件业都颇具竞争力。印度新兴的跨国公司也纷纷投资海外”。2009年5月22日，曼莫汉·辛格在首都新德里正式宣誓就职，再次出任印度新政府总理。辛格表示，本届政府将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推进上届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农业和解决就业等印度国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上，争取使经济增长率达到9%。 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宣告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需求方面是重要的，但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经济矛盾还是在供给方面，更进一步，是有效供给不足。马克思把科学家引入经济学，在马克思-库恩的世界里，生产力革命是必然的，又是黑天鹅事件，是人类永恒的经济挑战。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生产力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供给曲线将大幅度向右平移。在生产力革命面前，产业和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一个经济体的“好日子”也可能越来越短。任何国家或经济体的机遇都是平等的，谁能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遇，谁能坚持经济体制改革，谁就能后来居上。所以，预测未来国际经济大格局的长期变化是困难的。 尽管如此，我怀着对生产力革命的惧怕和憧憬，试图对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在工业革命中倒下的经济巨人的重新崛起作出一些猜测。南丹·尼勒卡尼说：“在183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总量大约是世界的一半。印度和中国都同时错过了工业化这条船。现在两个国家看到了一艘新船，那就是信息化。一部分的现象只是追赶。”2009年，美国的GDP大约占全球的25%，而中印两国加起来还不到8%，中国和印度没有能力带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如图4-13，从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中国和印度人均收入都开始迅速增长。如果我的预测是正确的，从2009年到2049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之一。2008年1月15日，曼莫汉·辛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演讲中说：“今天印度和中国都处于快速变革的时期，我们两个社会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当中印人口加起来有25亿的大国摆脱束缚、发挥创造力的时候，它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世界知道这一点，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可以有信心地说，“龙象齐飞”将是人类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大景观。 第四篇 中国经济大未来 第八章 中国经济未来趋势：2009-2049 第六节 重燃中国梦想，将“中国模式”进行到底 我们身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需要重燃中国梦想。身后是中国经济千年辉煌和短暂的经济挫伤，身前是中华民族伟大经济复兴的千年机遇和百年梦想。 5000多年前，中国就有对美好梦想的浪漫情怀，并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千年璀璨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有了中国梦想，才有了连接中国与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来往；因为有了中国梦想，郑和七下西洋，勇敢探索未知的海洋，开辟了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第7次下西洋后，由于禁海，中国明清两代的想象力变得严重不足，对利玛窦制作的《万国全图》竟然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失掉了开创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创业精神，在农业经济的千年辉煌中自我陶醉，不知不觉陷入了“高水平动态均衡”中。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到了近代，中国经济沉沦了。“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中国从自信到自卑，就不敢梦想了。 1949年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又开始敢于梦想了。毛泽东1965年在井冈山上写下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充满了想象力和豪情壮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国经济是梦想驱动的经济。从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梦想1.0”带领中国经济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走出了千年“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梦想2.0”使中国经济在2001年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超越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力，实现5000年前就有的“小康”梦想。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特有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体创业”。“中国模式”的动力究竟何在？“中国模式”的三个主体都有自己的梦想，即中央政府的梦想、地方政府的梦想和个人的梦想。这三个梦想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国家梦想、地方政府实现区域经济加速发展的区域梦想与普通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庭梦想相结合，共同描绘了“中国梦想2.0”的动人篇章。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人口2009年的中位年龄是35岁左右，这意味着大部分中国人主要生活经验是共和国第二个30年，共和国第一个30年好像是“出生前”的事情。实现“中国梦想2.0”的过程，体现在中国大多数人的激荡人生中。 2009年，我们建国已有60年了，离改革开放的始点1978年已经有31年，我们正在驶离“中国经济大变局”完成的2009年，驶向建国80周年的2029年和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 那么今天，“中国模式”的新动力、新希望在哪里？这份不可估量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中央政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梦想，与地方政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地方特色经济的区域梦想，与广大民众创业创富的家庭梦想，共同汇聚成“中国梦想2.5”的华美乐章。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说重燃了“中国梦想”。北京奥运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正是最直观的展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就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作进行了解读。当新华社记者问道：“如何定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特点？”张艺谋回答说：“我们这次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词：浪漫。我个人非常喜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主题口号。‘梦想’这个词就让人心生浪漫。中国人其实从古至今，一直不缺乏浪漫。中国古代的写意画、中国的诗词、音乐，充满着浪漫的色彩，浪漫其实早就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目前，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是较为片面的。不少人总是认为中国人生活单一，模式化。我们这次就是要借奥运会这一个巨大的平台，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的浪漫。” 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学会国际市场的开拓和营销，这是呼唤企业品牌的中国梦想。运用中国文化元素制作的美国大片《功夫熊猫》在2008年风靡全球。2009年4月《功夫熊猫》导演约翰·斯蒂文森参加苏州动漫产业大会。经过几天的看样片和会谈后，他不无遗憾地表示，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动画样片，目前还没有一部具备“点画成金”的条件。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梦想和想象”的不足。斯蒂文森认为，动画作品，应该创造出想象空间，表达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观众。 2009年5月，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表了《中国梦想和新商业精神》，准确呼应了企业需要“中国梦想”这个时代商业主题。他说：“我们更要有梦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的人有很大的梦想，就是把美国和美国人变成在轮子上的国家和人民，而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要把商业移到互联网上去，移到电子商务上，汽车工业带动了石油、铝合金、橡胶，我相信，信息的商业体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一定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人们有的时候始终有梦想——中国的企业家现在不缺钱，我们缺精神、希望、梦想和价值观。” 2009年，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尤为突出。2029年后，中国经济的意义将更加带有全球性，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建立一个与世界沟通的平台就很有必要。 我有两点不系统的建议。建议在哈尔滨亚布力建立“世界企业家论坛”。每年一度的博鳌论坛定位在亚洲，“世界企业家论坛”则定位在全球企业家的交流。哈尔滨亚布力现有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可扩充为“世界企业家论坛”，成为世界企业家交流思想的地方。“世界企业家论坛”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形成错位，“世界经济论坛”越来越发挥着世界经济金融舆论中心的作用，而“世界企业家论坛”将是全球企业家和投资家交流合作的平台。 在中国股票市场取得基本成功的基础上，建议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偏小，占债券市场的比重小。印度资本市场特别是其公司债券市场培育了一批国际性公司，包括信息系统技术公司、Satyam电脑服务公司、惠普罗技术公司、塔塔咨询服务公司等。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股价的理性定价和人民币国际化。 2009年是一个很恰当的时机，从个人来讲，每个中国人只要心中有梦想，坚定地努力下去，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中国梦想2.5”同“中国梦想2.0”相比，没有变的，是富强国家的理想；变化的，是更多充满个性时尚的梦想。我断言，“我有一个中国梦想”这句话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悉和引用，并成为很多人的行动宣言。中国人能重新有自己的梦想，为创业梦想努力下去，中国经济就能胜任于“想象力经济”，建成“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面对任何生产力革命的挑战，可以从容应对。 2029年后，我们将追寻以实现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为标志的“中国梦想3.0”！那是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对其他年轻国家可以称“崛起”，而对有5000年经济发展史的中国来说是“复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哥在2007年时说：“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像中国的崛起那样引人注目。可是，当他们进一步放开历史视野时，他们将看到那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如今，中国可能正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昔日它曾经享此殊荣，那不过是100多年以前的事情。” 哲学家康德把美分为两种，一种是悲剧之美，一种是伟大之美。在人类历史上，能同时演绎这两种美学境界的国家为数不多，而中国恰恰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中国在1840～2049年的209年间上演了从伟大到悲剧，再到伟大的美学大转换。历史不是剧本，但中国的历史本身就像是剧本。汉朝时的中国和罗马帝国是同时代最强大的国家。罗马帝国在崩溃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兴了。而中国则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后，又奇迹般复兴，建立了隋唐帝国。在公元1949～2049年的100年里，中华民族的伟大经济复兴不是强势的崛起，而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即中国经济历经百年蹉跎和沉沦，成功应对生产力革命后获得重生。柏杨在中总结道，“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仍昂然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奄奄一息的中华人返老还童，英姿焕发，创造出中国第四个黄金时代，在世界万邦中，充当忠实的、张大光荣的角色，而且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2009年，在共和国甲子之岁，我们共同展望2049年共和国百年华诞。像我这样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虽然没能感受到1949年开国大典上燃烧的激情，却有幸经历1984年国庆阅兵的举国欢腾，1999年国庆阅兵的全球冲击，并融入2009年国庆阅兵的欢腾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无比华丽，无比灿烂，那恰是中华民族达到伟大复兴的光辉时刻！ 让我们畅想一下未来。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历经209年的苦难和磨砺之后，终于浴火重生。那时候，在国内，“百姓昭明”，富裕幸福，实现大康。全面小康社会是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那么2049年的大康社会就是人均GDP达到40000美元以上成为一个基本富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扬“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传统精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促进“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中国创新”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世界经济应对生产力革命的前沿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消费”和“中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世界的主要引擎之一。 “中国梦想3.0”是中国经济的对外形象，绽放无限魅力，是与世界分享的人类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度开放型的经济不仅使中国人可以做“中国梦想3.0”，而且可以使外国人也做“中国梦想3.0”。在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有理想的工作机会，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有不亚于好莱坞的电影大片，有不逊于纽约的时尚生活，还有收益颇丰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了14亿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一个成就梦想的机会，这股潮流汇聚成了一个世界的“中国梦想3.0”。 我谨慎地说，中国经济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即“中国梦想3.0”，就像毛泽东1930年在井冈山上写下的著名预言一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出2049年之后的中国全面具体的情景，只好再次借助法国文学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中国梦想3.0”实现的共和国百年时情景的憧憬，那就是用托克维尔的话：“其他方面尚难断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个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的全新局面。” 打上最后一个句号，哈尔滨已是丁香花盛开。这本书十易其稿，倾注了我多年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一年多深夜里的艰辛笔耕以及近40年的人生经历。 我自幼喜欢读历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的百年变迁在我普通的家庭中得到呈现。我的祖辈来自山东，“一闯关东”，首先来到辽宁，康熙皇帝允许满汉通婚，我爷爷家是汉族，奶奶家是满族正蓝旗。后来，爷爷奶奶从辽宁“二闯关东”，来到哈尔滨，父亲在那里出生。不久，爷爷被日本侵略军抓去当劳工，屈死在劳工营里，给家庭带来沉重灾难。父母是在建国后读的书，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毕业前两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参加了西北的“三线建设”直到退休。我出生在宁夏贺兰山脚下，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求学于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 1995年末出国时就想有朝一日学成回来建设祖国，于是便抓紧时间看世界。在英国苦读5年，在美国工作5年，其间去过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一些国家。2005年10月3日，当美联航的飞机轮子猛然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跑道接触时，我激动无比。感到不是飞机着陆了，是我的心与祖国大地碰撞了，是我献给祖国母亲深情的一吻，因为我与祖国母亲分离得太久太久。2003年中央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5年我又回到当年爷爷奶奶闯关东的终点哈尔滨，为东北振兴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闯关东”、“满汉通婚”、日本入侵、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和东北振兴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在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史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个人命运从属于他的时代，谁也不能超脱。 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并且出生在这个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没有与伟大的时代失之交臂，我倍感幸运。2009年，“中国经济大变局”已经完成了，但中国经济的凤凰涅槃还在继续，“中国梦想3.0”还没有实现。在未来40年里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也异常艰巨，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光荣与梦想同在。中华民族伟大经济复兴的机遇是千年等一回。这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里最好的时期，也是5000年里最需要如履薄冰勇往直前的时期。中国经济在近代沉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1949年后，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大变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9年后，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共同体”正在成长，承载着后“中国经济大变局”时代艰巨的历史使命。 <hr /> 注释： 附录 一、关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的建议 <h3>对2001年我国经济政策的建议</h3> 2001年是进入实施“十五”计划和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年。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几年来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2001年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健康增长，为2002年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是解决我国所有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前提。在面临多方挑战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我国经济在今后几年的持续稳定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策的走向、力度和毅力。 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在健康发展中也有惊涛骇浪。朱镕基总理已明确指出要“知难而进”，我国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从趋势上看，我国外需减弱的不利影响还将持续，短期内国民经济强劲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须宏观政策的长期支持。我完全赞同我国政府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以经济改革为动力的政策方向。我大胆建议，2002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十六字方针是：“坚定从容，打持久战；两军相逢，勇者必胜”。2002年，尽管世界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预计，美国经济从衰退中开始复苏，世界经济增势仍缓慢。我国外贸出口不振，但国内需求继续上扬，利用外资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消了外需的下滑。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全年GDP增速约为7%。 <h3>对2002年宏观经济形式预期</h3>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2001年经济政策的主基调。若该政策2002年继续执行，我从总需求方面对我国经济2002年走势作出预期。 （一）国内消费继续保持增长，后劲不足。2002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实际增长低于收入实际增长，而且由于收入差别拉大，使城乡消费反差明显。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完善阶段，人们对未来支出增大的预期较强。 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与居民持久收入水平有关，而且与居民财富积累的理想值有很大关系。当居民面临未来不确定时，预防性财富的理想值必然变高。在未达到财富的理想值时，储蓄意愿是刚性的。强劲的储蓄意愿必将削弱边际消费倾向，同时导致大量货币沉淀下来。在消费方面，国内居民消费会有“流动性不足”的困难。 （二）出口形势严峻，可能会出现贸易逆差。对我国进出口的分析离不开对2002年世界经济发展走向的判断。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日本经济的结构调整是艰难的、缓慢的和有倒退风险的；东亚经济的复苏将趋缓；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阻挡，经济改革有所成效。但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长快时改革力度不够大，欧盟重新出现的高失业率将会给改革和一体化带来压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欧元具有积极意义。在我看来，美国从1983年到2001年是新旧经济的转轨阶段（1990～1992年的短暂衰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造成的），信息产业的投资收益在转轨阶段的不确定性大，还不是“新经济”。美国经济的大减速和可能的衰退，有利于其改善国际收支平衡。2002年欧元的流通给美元的调整带来不确定性，美元的走向不会大幅度贬值。 从2001年美国经济引发的世界经济下滑中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状况已成为目前和今后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外部因素。2001年以来美联储连续10次降低利率，表现出美联储利用利率手段刺激经济复苏的坚定决心。但利率的一步步下调，“流动性陷阱”效应增大。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有一定作用，美国经济的重振是可以预期的。预计2002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2003年彻底走出低谷。这意味着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今后两年内都较弱，扩大内需的持久度加大。 （三）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强劲，长期国债发行增长有难度。1998年以来，在外需减弱的大背景下，增势强劲的投资部分弥补了外需的不足，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从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大头，集体投资增长占中头，社会和个体投资增长占小头。由于我国实际利率因前期通货紧缩而过高，个体投资增长受到抑制。 从投资方面看，一方面国家的投资力度不减；另一方面，民间社会投资经过这几年的持续调整，已经进入平稳回升时期。如果通货紧缩的后继效应有根本改变，企业赢利空间增大，民间投资增长幅度可能明显提高。 2002年国际资本市场别无选择，只有看好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国加入tO带来的商业机会，纷纷寻求在华投资机会。外资继续增长，这将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 （四）价格上升的压力减弱。2002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居民消费品价格总水平微涨。从发展趋势上看，2002年导致物价走低的因素仍主要是市场需求不振，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物价低迷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扭转，价格上升的压力不高。 <h3>2002年经济政策建议措施</h3> 根据以上分析预测，2002年，我国经济将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特别是：有效需求持续增长还具有不确定性，居民储蓄倾向增强，消费行为遇到“流动性不足”的限制；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找工作难度加大，实际失业率上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还不够强劲；银行贷款额度增速减慢；我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可能遭遇更大的困难。为此，有必要及时调整2002年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在具体操作上，我以自己所学和有限的经验，提出以下10点经济政策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第一，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失误的风险小，投资的社会收益有把握。国债/GDP的比例目前还不高，即使达到100%也不怕；我国利率尚未放开，“财政挤出”效应不明显。现在不大手笔花钱搞基建，比如开修京沪高速铁路，更待何时？随着中国经济水准提高，今后干这些项目就会贵得多。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是一场及时的好雨，还有开发大西部。我国有钱（居民储蓄率高），有好项目，即使世界经济衰退，心里也不慌。 第二，货币政策迅速由稳健转为适度积极。我国目前实行的货币政策导致实际利率过高，严重抑制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社会民间投资增长有效启动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货币政策要配合。低的实际利率不一定启动投资，像美国经济目前的困境一样。但较实际利率一定压制投资。实际利率过高主要是由于过去三年的通货紧缩和2001年物价回升乏力造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贷款利率下调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实际利率，为社会民间投资的启动和增长奠定基础。在“高通货膨胀-低实际利率-高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高实际利率-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应该宁冒前者的风险而回避后者的风险。我国已经成功地治理了1993年的高通货膨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应当有信心反高通货膨胀。 中国人民银行应继续充分发挥公开市场操作灵活及时的特点，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国国情下效能有限。货币政策执行一定要适合我国国情，不能模仿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工具。 第三，在坚持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的条件下，根据市场，加大人民币市场浮动范围。1994年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目前，我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出口下降，有必要调整国内价格。而汇率在外汇市场上波动也是一种便宜和重要货币调整方式。 第四，坚定不移地继续拉动内需，打持久战。教育、家电、住房、汽车和旅游消费仍将是中国内需扩大的主要来源。特别是教育，是我国老百姓潜在消费支出的“大漏洞”。抓教育消费，一抓就灵。对公务员大幅加薪和实现职工带薪休假是可行的。从长远看，增加农民收入，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中小城市来，是保证消费持续增长的重中之重。当前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小城镇建设，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第五，千方百计地扩大外贸出口，打坚韧战，熬过寒冬，等待美国和世界经济复苏。“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前，保证对出口创汇多、信誉好的企业及时足额退税。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和出口地区的多元化，加入tO将是一个大促进。 第六，坚定不移地整顿国内市场秩序，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大力促进国内地区间的贸易增长，建设一个整合有序的国内大市场。（根据我的研究工作，我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不畅通，是全国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盟国家间的贸易增大导致欧盟各国收入迅速趋同。）国内市场整合和开发大西部是我国解决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两个法宝，是扩大内需的长远之路。上海经济已起飞，通过打通全国市场经脉，扩大上海经济对全国的辐射作用，这将有战略意义。 第七，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同时下大力气，加速发展中小企业，为乡镇企业解困。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小企业发展都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没有企业制度创新，其他的一切都是不稳固的。乡镇企业因其制度上的缺陷，近几年发展速度不快，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取得三年脱困的基础上，继续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主攻方向。而且，所有企业都应尽力创造就业机会，协助政府积极实施和扩大再就业工程。 第八，劳动力市场改革比金融体制改革容易而且也安全得多，应把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放到空前的战略高度，逐步和稳妥地取消户籍制度。我国失业率各地区不平衡，让劳动力在全国较自由地流动起来，有助于总体降低全国就业压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提高这部分农民收入，从而长期地扩大内需的治本之道。在进一步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长期来看，城市居民的生活要靠工作来保证，寻找工作是要作出努力的，若福利过头，将降低找工作的积极性（这在欧盟很普遍）。中国收入最低的还是农民，要为农民进城工作创造有利条件。目前金融改革吸引我国经济学界过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对劳动力市场改革关注和研究不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是中国的绝对优势。经济学界若对怎样改革和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劳动力市场多作研究，我相信，其投资收益将是最大的。 第九，金融体制改革要稳中求进，不要着急。中国的金融体系不能以银行为主，必须以健全的资本市场为主，才能对世界经济和技术革命性创新作出灵活反应，进行及时的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结构因对信息技术反应迟钝而停滞的教训对我们太深了。世界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我国短期内不可能开放资本账户，四大国有银行转出的坏账要在10年内消化，不能一蹴而就。从2001年年中股市大跌可以看出，我国股市很脆弱，并存在泡沫的可能，有待继续发育和健全。创业板应早推出，通过“从干中学”逐步积累经验，但要高门槛。 第十，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改革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基本确立的今天，应开始研究和设计“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蓝图。根据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我国应把建设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下一个经济改革目标。经济改革的目标从来都甚为重要。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实现我国第一步战略目标提供了经济制度保障；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我国基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提供了经济制度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邓小平指出，第三步比前两步实现起来难得多。我恳切希望，我在一篇短文中提出的所谓“学习经济”思想，能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的设计有所帮助。 <hr /> 注释： 附录 二、日元贬值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21世纪的头一年，日元汇率像是决了堤的江水不断下泻。2000年12月20日，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兑美元汇率还是113比1，然而，2000年12月25日，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到下午5时已跌至130.77日元兑换1美元，为三年来的最低点。2001年1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低于1998年10月的130比1的水平。日元的大幅贬值，将对亚洲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经济天然具有依靠国际市场的特点，进出口在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影响进出口的日元汇率也就始终是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的重点。根据著名的芒德尔-费莱明模型，在日本实行的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有效，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国内利率的下降，促进资本流出，使本币贬值，刺激出口。相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提高国内利率，促进资本流入，导致本币升值，抑制出口。所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日本在浮动汇率制下保持经济内部平衡的主要手段。1991年后，日本经济增长停滞。2001年年初以来，日本经济不断下滑，第二、三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日本政府预测，2001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将为负1%，2002年度实际增长率至多为零。为了改变经济长期低迷，日本继多次推出扩大公共投资之后，又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均未奏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2001年世界经济预测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悲观地指出，世界经济如因美国经济回升延后而进入负增长，那么日本将会跌入连续三年负增长的深谷。 在这种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日本满足国内目标的必然选择。日本中央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是扩大货币供给量，有三个具体措施：一、将日本银行现金户头存款的6万亿日元扩大到10万亿～15万亿日元，即把货币供应量扩大1～1.5倍；二、将购买长期债券的数量从月间6000亿日元提高到8000亿日元；三、积极购入企业筹资债券，为银行发债担保。 但是，在浮动汇率制下，日本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反对经济衰退的对内经济目标与亚洲各国希望稳定日元汇率的目标相矛盾。因为，日本中央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是结构性问题，必然会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出，从而会引起日元汇率的贬值，是一个长期的贬值趋势。目前，金融市场人士认为，既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同意日元贬值，日元2002年有可能降至160～170日元兑1美元。如果日本中央银行看重汇率稳定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性，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调节日本国内经济就会受到限制。 现在关键是日本中央银行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日元贬值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日元贬值是日本追求积极货币政策的结果。积极货币政策，特别是增加货币供给量，对日本经济意义重大，是没有选择的选择。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是基于美国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这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崩溃。 日元贬值能否刺激日本出口从而带动经济复苏呢？让我们先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奇迹导致日元长期升值。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发生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利率上升，美元急剧升值，日元相对贬值，导致日本对美贸易大量盈余，日美贸易摩擦日益激化，1985年9月，美日等5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签订“广场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对日元等货币的汇率，由此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从1比240到1比200进而突破了1比150。日元升值导致了1986年秋季日本经济的短暂衰退。但是，日元贬值的出口效果是有不确定性的。 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符合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根本利益。2001年的世界经济低迷是历史上最为同步的一次，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日本仍然保持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世界经济衰退的最大负面影响来自日本。在我看来，建设一个“学习经济”制度是日本经济的治本之道。但短期来看，日元可能的大幅度贬值不符合亚洲经济的整体利益。除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增长外，2001年东亚的情形让人担忧。如果日本单纯放纵本国货币贬值，依赖出口的东亚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亚洲各国的货币可能竞相贬值，从而在亚洲引发新的金融动荡。 综上所述，日元长期贬值是不可避免的，是日本自身经济利益决定的，其真正目的是实行积极货币政策而可能不是刺激出口。但是，日元贬值的时机和幅度必须考虑到亚洲经济的承受程度，绝不能突然大幅度贬值，使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低迷中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在日元贬值上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量是不够的，有责任和义务与亚洲各国协商。 中国的远大理想是实现2050年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2001年，我国的经济总量约是世界经济的1/40，需要长期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001年加入tO，我国需要至少10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在今后10年内，中国应集中精力搞好入世后的经济结构调整。当前，我国不能“两头作战，腹背受敌”，应先内后外。为此，我国10年内不能轻易放开资本账户，为防国际资本过分流动和金融危机而分散精力，面对日元贬值，人民币汇率应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同时参与国际上关于日元贬值的谈判和协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我国提供了灵活应付最坏情况的制度保证；我国政府对人民币继续保持长期稳定的承诺是对亚洲经济包括日本经济的巨大贡献。 <hr /> 注释： 附录 三、什么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从20世纪某一时刻起，经济学家成为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职业。有人曾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来临的是经济学家的时代”。颇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早些时候说：“将来的经济学家，会赋予有限责任制度的无名的发明者与瓦特、斯蒂芬孙以及工业革命的其他先驱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后来，该杂志却通过一个笑话来给予经济学家这一职业一个辛辣的讽刺。这个笑话大致是这样的：爱因斯坦在火车上碰到三个新西兰人。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聊了起来。为了能有针对性地聊天，爱因斯坦想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190，爱因斯坦很高兴：“我们可以讨论原子物理学和我的一些理论观点。”第二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150，爱因斯坦说：“我们可以讨论新西兰为追求世界和平所确立的核不扩散条约。”第三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50，爱因斯坦稍作犹豫，然后问道：“你预计下个月的利率是多少？” 为什么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前后褒贬不一呢？经济学很像建筑学，难以重复试验。对一个建筑物有许多设计方案，在建筑完成之前很难判别哪一个设计方案合理，等建好了再评判往往就来不及了，因为“木已成舟”。在没有把一种政策方案付诸实践之前，任何一个经济政策方案都可能是对的。如果采用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后果是严重的和无法挽回的。所以有人把经济学家的对经济发展的危险说得很“深刻”，指出：“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而唯一比业余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职业经济学家。” 尽管如此，人类的经济挑战是现实的和紧迫的，例如非洲的长期贫困，日本的10年停滞，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等。这些越来越需要经济学家作为一种对经济问题的专家来提供正确的解决办法。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对这个问题会有许多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讨论20世纪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看法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拙见。凯恩斯在谈论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提出了对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经济学家的要求： 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 应该说，凯恩斯对经济学家多种才能融合的要求有一定启发性。现在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所须具备的数学家成分。对21世纪经济学发展来说，凯恩斯这句话快要过时了。凯恩斯没有想到人类会发明计算机，带来一场技术革命，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将很快超过人脑的运算速度。同时，经济模型已经愈来愈复杂，比如，两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学模型，根本没有指望求出一个封闭的解，证明公理也很困难；只有用计算机模拟才能解经济模型；计量经济学也越来越多地从数字模拟转向计算机模拟，否则难以算出估计值。在此情况下，数学家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今后的经济学，是经济学软件工程学，今后的经济学家，必须有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的水平。 让我们看看哲学家成分。随着经济学科的专业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技巧甚于哲学内涵。没有哲学成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和预见性。哲学预见性的一个胜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宇宙形成的星云学说，这个预见比真正发现星云早了许多年。例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强调至今有深刻的影响力。 让我们看看历史学家成分。经济学家要有丰富的经验积累，然而人生短暂，懂得经济历史会加速经验的积累，避免重蹈覆辙，历史还将赋予经济学家深邃的洞察力。许多人深信，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正确的，前人的思想要么被视为已包含在当前的经济学知识中，要么就是错误的，因而忽视了经济学发展史，忽视了经济学作为带有科学属性的学科会不断发生科学革命，例如“凯恩斯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新古典经济学)。 让我们看看政治家成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是有区别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学问立身和顾及自己的信誉，学问要靠艰苦的研究，信誉要靠长期的积累。历史表明，经济学家通常做不了政治家，政治家多出于律师，因为经济学家不能像律师那样在多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微妙的平衡。其实，凯恩斯所欣赏的“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的品质在企业家中也可以找到，因为企业家必须务实，不能脱离市场环境，否则企业的产品就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而且，企业家还有创新能力，这是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所必需的。 再谈谈艺术家成分。经济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特别体现在经济学的政策层面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态都难以用一种经济模型来完全表达，好的经济政策也不是根据某一种模型单纯推出来的，而是一种综合经验、知识甚至灵感的对未来的正确判断。在执行经济政策中，怎样把握政策的时机和力度又是一种艺术。 但是，凯恩斯强调了综合性而忽视了专业性。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有许多分支，在一个小的领域做专家就很难了，了解经济学的整体几乎不可能，必须有所专攻。对一个领域有深入研究，对其他领域了解就相对容易，可能享有“一通百通”之经济规模。但经济生活往往是复杂的和系统的，过分专注于一个学术领域，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有受单一学科限制的风险。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如果一个屋子里有50个数学家在讨论一个数学难题，那么，这50个数学家往往会认同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屋子里有50个经济学家在讨论一个经济政策问题，那么，这50个经济学家往往会有50个观点。这就好比古代印度寓言中那6个盲人摸象一样，每人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便自称认识了大象，结果6个人就有6种关于“大象长得像什么”的不同观点，并为此整日争吵不休。 即使一个经济学家既有专业性又有综合性，还是不够的。一个合格经济学家还要终身学习。萨缪尔森曾说：“会说供给和需求的鹦鹉也是经济学家”，这种观点其实是可笑的。马歇尔在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经济生活在永恒地变化，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面临那个时代的挑战”。经济生活在变，经济规律也在变，经济知识就必须跟着变。例如，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资本账户危机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经常性账户危机。所以，知识不是力量，学习才是力量。 综合上述，一个未来合格的经济学家应当既是某一个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又具有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哲学家、历史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诸种才能的综合，还是实践终身学习的人。人类经济的繁荣和挑战需要大量这样合格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梦想有朝一日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像牙医那样普通且令人尊重。做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与读者共勉之。 <hr /> 注释： 附录 四、推荐 <h3>1.学界</h3> 回顾两千年，展望四十年，通古今之变，释中国梦想……一本把宏大视野、广博研考、理性深思、学术创新和晓畅话语聚合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力作。 <span class="right">——贾康博士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研究员</span> 以历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经济大历史观的独特视角，融经济、历史和哲学为一体，为我们解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经济发展史，畅想了中国梦想3.0。作者拳拳赤子之心，浓浓爱国情跃然纸上。我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个伟大时代的降临。 <span class="right">——范恒山博士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区司长</span> 一本具有高屋建瓴、远见卓识和对经济学融会贯通的专著。作者提出的体制创新和学习型经济看法是对中国本土经验的优秀总结，对世界发展中国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span class="right">——王燕博士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span> 过去的两千年是曲折发展的历史，未来的四十年能否实现平稳发展呢？该书提出了这样的宏大问题，并希望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思考给出线索和指南。答案在字里文间和时间的长河中…… <span class="right">——贺立平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span> <h3>2.投行经济分析</h3> 这是一本在多方面具有重大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它使我们对现有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模式有一个重新认识，并帮助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 <span class="right">——王庆博士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span> 我看过不少不错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籍，但这一本同时从超过两千年的历史角度和全球对比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的书籍却是第一次读到。非常特殊，的确是一本非常出色的作品！ <span class="right">——沈建光博士 中金公司研究部副主任</span> <h3>3.企业界</h3> 拜读余栋先生大作，让我了解历史，展望未来。更加坚信世界呼唤新的商业文明。阿里巴巴未来10年的使命就是打造新的商业文明。“诚信、透明化、责任、全球化”是它的前提，“网商、网货、网规”是它的支柱，让我们共同想象并建立信息时代的商业文明。 <span class="right">——马云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span> 源于亚布力，思想放光芒。 <span class="right">——陈东升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人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span> 作者从经济大历史观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一次新鲜观察，创造性地以人均GDP为主线、引入财政和人力资本观点，审视两千多年经济发展历史，大胆憧憬中国经济未来四十年的伟大气象，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一是富国、二是裕民，充满了忧患和豪情。此书融会多家经济学理论观点，纵横捭阖、才情四溢、语言通俗、观点独到，是不可不读的好书。 19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是追求权利与和谐的历史，由此而生的中国文化、伦理、价值观及动态的社会均衡使我们的历史仍然光辉灿烂；近六十年的前三十年，中国一直在追求变革，这种变革是以建立社会公平为前提的理想为出发点和结果。这个时代以革命者为自豪。近三十年中国以经济增长，即GDP为目标。我们以现代的姿态参与世界并努力让世界承认。我们正由自卑变为自信。今天，我们在丢弃什么？未来我们还需要什么？姚余栋博士这本书试图作出完美的回答。 <span class="right">——汤士生博士 宏源证券董事长</span> 人类能进步是因为我们能记录历史、正视历史、分析历史。而中国的历史中政治的比例远远高于经济的比重。这一失重使我们对历史上经济变故导致的政治变革认识不清，也使我们重仕轻商。正在帮助失重的历史找回重心。 <span class="right">——卫哲 阿里巴巴淘宝网首席执行官</span> <h3>4.财经媒体</h3> 如果说《大国崛起》唤醒我们对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姚余栋博士的将唤醒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无限想象力。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附录 五、参参考文献 ［美］安德森著，乔江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英］阿瑟·刘易斯著，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经济增长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王章辉等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美］保罗·克鲁格曼著，朱文晖译，《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美］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美］彼得·德鲁克著，张星岩译，《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美］彼得·德鲁克著，廖月娟译，《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美］彼得·德鲁克著，曾琳译，《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美］彼得·德鲁克著，蔡文燕译，《下一个社会的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2006 ［日］大前研一著，黄柏棋译，《无国界的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日］大前研一著，刘锦秀、江裕真译，《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日］大前研一著，刘宝成译，《全球新舞台：无国界世界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美］道格拉斯·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99 ［美］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社，2008 ［美］黄仁宇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美］黄仁宇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英］凯恩斯著，张军、贾晓屹译，《和约的经济后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英］凯恩斯著，徐毓枬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英］凯恩斯著，刘玉波、董波译，《精英的聚会》，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英］凯恩斯著，赵波、包晓文译，《预言与劝说》，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法］魁奈著，晏智杰译，《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美］肯尼迪著，陈景彪、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大国的兴衰》，香港：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 ［德］李斯特著，邱伟立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美］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第四版）》，海南：海南出版社，2004 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英］马尔萨斯著，王惠译，《人口原理》，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英］马歇尔著，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傅东华译，，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英］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英］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万丹译，《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刘守英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美］萨克斯著，邹光译，《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加］泰普斯科特［英］威廉姆斯著，何帆、林季红译，《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译，，湖南：湖南科技出版社，2008 ［美］t·S·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 ［美］托夫勒著，蔡伸章译，《未来的冲击》，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美］托夫勒著，黄明坚译，《第三次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美］托夫勒等著，吴文忠等译，《财富的革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韩］·钱·金［美］勒妮·莫博涅著，吉宓译，《蓝海战略：超越产业竞争，开创全新市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美］··罗斯托著，《经济发展的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英文） ［美］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吴晓波著，《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美］希勒著，李心丹等译，《非理性繁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美］熊彼特著；孔伟艳、朱攀峰、娄季芳编译，《经典通读第二辑：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法］伊兹拉莱维奇著，姚海星等译，《当中国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Becker，GaryS.，KevinM.Murp tamura.1990.al，Fertility，and Economic Groober，pt.2)：S12-S37. Lucas，RobertE.，Jr.1988. On 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July)：3-42. Maltion.Oxford：Ox 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rinting). Maddison，tive.OECD，PARIS.2001 SoloM.，A Contribution to 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ruary 19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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