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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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正文第一章问题的重心

“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不时出现于众人笔下和口语之中。可是要给这名词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不仅各种书刊作者坚持己见，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旁人顿生误解。这问题若不得澄清，则可能成为社会上思想冲突的根源，亦可能影响到各个人的人生观，使我们对世事惶惑而觉得没有主宰。

以一个常用名词而会产生如此多问题，大概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牵涉的地区广泛，历时久远，迄今尚未停顿，且又与现代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近世纪中主要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动乱，通常都与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资本主义，既可以当作快乐与新生命之原动力，也可以视为许多失望与灾害的渊薮，因而我们无法在理智上或情绪上漠然视之。

虽然一般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一种经济生活的现象，首先在13至14世纪之间出现于意大利半岛，可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却产生在几百年后。纵然如此，从开始使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以今日世事变化之剧之速，也可以算得“曾经沧海”。对西方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1929年经济恐慌的记忆犹新，各界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字很多，组织工会，防制托拉斯，提出社会福利的立法，亦与当日提倡资本主义者的立场相反。直到东西冷战之后，才有人以在资本主义的旗帜下自豪，才有人倡说它与西方社会中之自由不可分割。可见得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

<h3>资本主义——名目之由来</h3>

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研究资本主义多年，他的考证如下：

资本主义为这三个名词（其他两个名词为“资本”［Cap-ita］及“资本家”［capitalist］）之中最带激动性的一个，曾经促使历史学家及辞典专家拚命追究而尚无定论。据陶查特（Dauzat）说，此字眼曾见于1753年之《百科全书》，它并赋予奇特的意义：“富裕之人的景况。”这种说法可能不正确；因为此一文句迄今未为后人觅得，仅见于1842年黎察（J. B. Rics de la languefrancaise）一书中。可能是由于布兰（Louis Blanc）与巴斯夏（Bastiat）的争辩；才赋予这名词新意义。他在1850年写着：“我所谓之资本主义乃是有些人拨用资本，不让旁人介入。”当时“资本主义”这字眼仍不常见。普鲁东（Proud-hon）间或使用。他的说法亦算正确：“土地仍是资本主义之堡垒。”这也是他的主要论题之一。普鲁东给这个名词下了很好的定义：“一种经济与社会之体制，当中劳工以劳力使资本产生作用，使之成为收入之来源，而此资本并不隶属于这些劳工。”可是六年之后（1867）马克思仍不知有此名目。

事实上要到20世纪之初，“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才在政治论坛的争辩中，轰轰烈烈的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反面。宋巴特（erner Sombart）爆炸性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opitalismus，初版，1902），更将之引进学术界。在很自然的情况下，这个马克思从未使用的名词，却被归并于马氏的规范之中。自此，奴隶社会、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被视为《资本论》作者的三阶段之演进。

这名词在出现过程中的含糊不清，可能是由于它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名目。20世纪初年，经济学家长期的拒绝使用，如纪德（aire des sces politiques）中出现；《大英百科全书》迟至1926年版才赋予一篇解释。《法国研究院辞典》则迟至1936年才加以介绍并给它一个啼笑皆非的定义：“资本主义：资本家之整体。”这书至1958年仍未有显著的改进：“一种经济体制，内中生产的品物属于私人或私家行店。”——为什么不径称“生产工具”？

事实上自20世纪初年以来，资本主义即被重重推压着不同的意义，而尤以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更盛，曾使很多人感到尴尬。有声望之历史家如希亚通（ on）曾提议将之废弃不用。他曾说：“在各种主义之中，最扰乱听闻的乃是资本主义。这字眼有了如此五花八门的解释与定义，任何人都可以说，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似。”费伯微（Lu Febvre）认为它既然被过度滥用，实应自此放弃。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放弃，又必立刻感到怅然若失。南非德（Andrew Shonfield）说得好：“还在继续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最严峻的批评者在内，得提出个较好的字来代替。”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名词之发生问题，其来有自。

<h3>陶蒲的三种学派</h3>

前剑桥大学讲师陶蒲（Maurice Dobb）分析当代有关资本主义之论文，归纳为三派。一种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此后对制成品无法过问。这也就是马克思学派。陶蒲自称属于此掀。第二派着重资本主义的精神，亦即新时代的资本家将存积资本当作一种高尚的事业，并且赋予以虔诚的宗教性。还有一派则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之特征，组织上本就预备对付遥远的市场，于是批发商出资垫买商品，因之也干预着零售商及生产者的业务。

但在现有的著作中，没有一派的理论可供我们全部观摩借用。因为许多理论并不合于我们所处的时间及地点，对一般读者说来，沉缅于这些理论可能始终不得要领，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例如陶蒲提及工业资本之形成时，承袭马克思的说法，指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匠工扩大了本身行业的制造。他们阶手胝足挣积了资本成为资本家，开始雇用劳工，创造新局面，通常是前进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将商业资本投入制造，压制生产，使物以稀为贵，而大规模的赚钱。他们也不愿意高度的分工合作，于是避免了大量的投资，总之就是反动。作者根据英国在16、17世纪间不同的行业，提出无数例证。但是在初期存积资本的过程中，工可以为商，商也可以为工。即算作者所举例证全部确凿，在数百年后的今日，前进的工匠与顽固反动的商人皆经过市场的测验和时代的淘汰，有的歇业破产，有的臻荣日上。今日尚待开发的国家，百事待举，亟需将廉价的劳工投入国际市场以便存积资本。资金的辗转则已国际化，不借贷则眼看着旁人占先，并使自己坐失机宜。虽说任何国家都要尽量保护本身和劳动者的利益，可是现在已不是计量企业家的家庭环境背景和阶级出身的时候了。对已开发的国家来说，刻下的问题早已逾越多个世纪以前的范畴。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对同业的竞争外，更需防备的是职业性的“公司突击者”（corporation raiders）。他们靠游说为资，先向银行家和证券交易人取得“垃圾证券”（junk bonds），将若干大公司的股票成批买去，然后接收对方，裁道其经理人员，再将其经营的事业撤离合并，有的出卖，有的加强，只顾刻下的效率，忽视长期惨淡经营的需要。先进国家的工商业人士既要对付诸如此类的大问题，因为所牵涉的资金动辄十亿、百亿，被接收的公司的雇员也以万计，使整个社会已无力去顾及初期存积资本时其成员的积极性与消极性了。就像一个商店今日之盈亏每年逾百万，已无暇去考证几十年前账簿上一个小数点后面之数字是否确实可靠了。

韦伯（Max eber）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的著作将新教伦理（protestaina-tion），一样有个人主义的趋向，因为天主教徒过去崇信带有集体性格之良心，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已代之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义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为获救的阶梯，各人之生计行业仍不能与信仰无关。路德尚只消极的以各尽所能乃系上天谛命。加尔文则鼓励各信徒设想本身已被选拔获救，于是事业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积极进取。另一方面韦伯也根据富兰克林及英国非国教（non-ist）牧师巴克斯特（Ricer）的言行证实英美资本主义之兴起与清教徒之间有密切关系。中国读者特别有兴趣的则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里有一卷专论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述及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patriarcy）的氏族（sib）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他各种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道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种魔术，它本身也逐渐减轻入世的行动。佛教在中国也同样被排斥。韦伯指出佛教因对女人情绪有特别感召的力量，以致成为宫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领导社会之力量。

韦伯引用中国资料常有错误及误解之处，可是整体来说，他这种比较式的观察尚称得体。他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但韦伯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其作品可视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论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细腻，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有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与体系，以“资本主义”称之。其中又以加尔文教派为盛，并以其战斗力量与旧有力量周旋。所以历史上提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必有其互相衔接之处。但是若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概括全部除旧布新的运动，或可以推测以后社会新组织的全貌，则不免过度将问题简化。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威尼斯时并无新教渗入。以后相继推及于法国及比利时，这些国家至今皈依天主教。荷兰独立战争之领导者“威廉寡言”（illiam t）原奉天主教，在革命过程中先入路德教派，后又改信加尔文派（详第三章），所以到底是新教伦理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抑或它不过是革命战争中被利用而为一种工具？这种种问题，就使韦伯的理论发生了罅隙。

韦伯也体会到新教伦理不能凭空存在。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可是作者亦以为现代商业法律也是由新教思想体系孕育而成，则不免张冠李戴。事实上现代商法虽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的根源上，但主要的仍是在中世纪经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实用而产生。要等到西欧各国商业展开，法治基础成熟，逐渐抄袭沿用。是故民法、商法和法治理论并不会因某种精神而产生，却会因物质生活的推广而增进。由此也可以看出韦伯等过度强调理想主义的弊病。

韦伯亦了解他自己的理论施用起来必有限度。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基于新教伦理即使在金钱堆中仍有硬干苦干，顶天立地，道德升华的观感。在他看来只有如是才算合理（rational）。他也提到：“当然这种观念不仅曾在资本主义之条件下存在。我们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追溯到它的根源。我们更不能说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各个人包括企业家及劳工仍在自信的保持着这些伦理信条。今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各个人出生于其中，它将许多不能更变的事物交付给他，他只能与之共存。当各个人牵涉到市场关系的时候，他只能就范于资本主义的条规。要是制造者长久违反着这些成例，他必在经济生活之中被淘汰，有如工人不使自己迁就于这些成例，则必会失业而踯躅于街头。”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作者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全是两回事，它们虽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异途而同归，却不见得会共存亡。我们企图以最经济的眼光来了解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展开的全貌时，若跟随韦伯则很难找到适切的途径，很可能因为他的唯心主义而被带入歧途。

与韦伯同时而同出于德国唯心主义之门下者，有前述之宋巴特。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自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宋巴特则认为出自犹太教，与韦伯所述清教徒相轩轾。他说及犹太人在15世纪末叶被逐出西班牙后，于16世纪初来到荷兰，凭着他们的资本及信用证据扶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通过安特卫普（Anty ideal）”。宋巴特总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是比较纯洁的，各人以自己为标准，去衡量外界的事物。一旦接受资本主义就本末颠倒，采取一种数量上的计算（quantitative calculation），所有精力用于算计如何获得财物，“用武力、用魔术、用计谋、用新发明和用金钱去获得财物”。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说及每一个欧洲的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能力，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每一个国家都有两种力量出现，一是对金子的贪婪，一是创设企业的精神，不久这两种力量凝结一气。可是宋巴特讲资本主义的弱点，没有时间的程序，也没有空间的限制。甚至穿绸、吃糖、生活带色情都可以归咎于资本主义。

唯心主义者有时将本人之爱憎当作善恶，更将这种标准施用到历史中重大的事故上，结果可能相当危险。韦伯在《新教伦理》说到西方之特长时，已有种族主义（racism）的趋向（详第五章）。可是他提及纵使个人相信生理及遗传的关系，刻下的科学发展尚不容他作定论。宋巴特则将“英雄性格”与“贸易民族”等称号，分派到不同的民族头上去。他又提出一个“血缘资本主义”（germ-capitalism）的名目（详第五章）。这也难怪宋巴特末年会参加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但这些枝节更使我们不得不在学理研究时存有戒心。

说到这里，我也要顺带提及一位也用宗教思想作线索去追究资本主义之形成的陶尼教授（R. awney）。不过他并不高度夸张意识形态，他将思想的成分与土地占有、银行业务之展开，相提并论，互为表里。他又说：“中古时代的思想，以为一切价值都可以排列在一种有次序的层级上去，经济事宜也包括在内，而其最上端则为宗教。”这样一来，作者的态度比较客观，本书也在不少的地方，尤以考虑到资本主义在英国展开的时候，多次参考着陶尼的论说。

在陶蒲的三种学派分类中，凡不属于马充思学派和德国唯心主义学派之作者，都有被归纳于第三派之可能。我们对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同意的。本书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也可算作陶蒲所谓的第三派之一。可是作者所谓自然经济蜕变而为金融经济，则解释过于松懈，而且用于了解中国的情形，极易生误解。原来中国近代经济史内缺乏西方那种规模宏大结构健全的体制而足以称为资本主义者。可是另一方面，在近代之前中国的商业组织及内河商业之范围却曾多次突出于西方；主要的原因乃系在西方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下，土地不得买卖，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在极小圈范内根据成例施行，金钱之用处极为有限，而中国自先秦之后即无此历史经验。所以中国之商业长期在西方两个极端（即封建制度下的极端封闭和资本主义下之极端展开）之间。如果说商业以远距离之姿态行之，批发商能干预零售及制造即能算资本主义，则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即曾在明末清初出现，可是这样的发展没有普及成一般现象，其间不上不下的情形只赢得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因而局面更为尴尬。世界上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可见得两方社会组织有根本不同之处，作者没有将资本主义之定义规划清楚，于是削足适履，产生一个非驴非马之称呼，此点下节将再论及之。

由于对这样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阶段缺乏实切的定义，故成为研究西方历史的累赘。以布罗代尔教授为例：他的《世界文明与资本主义》（此书原名《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了中译本——编注）有三巨册，洋洋百万多字，引证举例之丰富可谓空前。只是其著书之宗旨，乃“撰写一部一般的经济史”，呈现其“品类、模型和规范”。在此前提之下，他将材料纵横曲折容纳于一炉。例如说及初期的证券市场则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一齐叙述，通过跨世纪的沿革，不仅交易所在的建筑物和地图了如指掌，而且喊卖股票的口语和零售咖啡童子的插嘴也记入书中。于是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南针。毛病在什么地方呢？但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者真有如马克思及恩格斯所言，出现于一个“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与封建社会相埒，当中无所不包，不能仅以“经济史”名目概括之。今日我们首要知道的，是其组织形成的经过，注重其动态，而不在其已成定规后之品类及模型。

当然布教授并不是不知道此事。他自己曾说：“实际上，每个根据旧式组织之社会一开货币之门，迟早必失去其需要之平衡，从没有适当控制的力量中放出来。新的交换方式产生动摇的力量，是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其他人不利，每一个社会受此冲击，都会出现‘历史性的’新页。”他也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若是如此，则其不单仅为经济史，更兼为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当中“翻出新页”的情形，有过于新系统的规范。

本书著稿之前，作者亦曾翻阅时下流行以资本主义为衔面之书籍20余种。虽说开卷有益，总有启发借用之处，但是对我们刻下应当注意的问题，关系却不深。一般的通病，只对刻下资本主义的“好”“坏”提出意见，缺乏历史之纵深。根据上述布罗代尔之意见，资本主义之展开既在各国产生剧烈变化，则研究资本主义之专书应当根据其冲突的情形分国论列。可是迄今这样的书籍被吾人触目者尚只一部，而其出版至今已60年。又布氏见解，我们无法认为不正确，但马克思著作之整体也可以算是对布罗代尔教授提出之冲突的一种指责。如何才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生理家？除了以上韦伯在他书中偶然提及法制之重要外，其他重视法律与资本主义展开关系的专书，也只有一部而且叙述简单，只有理论的大纲，缺乏事例之引证。

所以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希望对资本主义作一个概略的回顾与前瞻。这个重要的工作，仍落我们自己手中。

<h3>以中国为本位的考虑</h3>

今日中国的读者面临资本主义这一名目，还必须考虑到：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及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

答复第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划时代的组织与运动，牵涉范围极为广泛，所以其定义必相当狭窄（看来这也是一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因为其牵涉极广，所以在人类历史中亘世纪而跨海洋的产生，只此一次。其定义也必包括其专一独特的情形，而不能广泛笼统的与寻常所见的事体并论，才能表现其为一种知识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可以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成效来看。一位专家的研究，迄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英、美、加拿大、瑞士及荷兰）平均每人一年收入达美金200元（1952至1954年间的价值）或略高的程度。又全欧洲及全北美洲合计，其平均不可能比150美元超过甚多，亦即与今日一般穷国相去不远。今昔相比，何等悬殊！马克思虽未用“资本主义”这名词，他和恩格斯亦承认“资本家时代”之来临对欧洲封建社会带有革命成分。并且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说起，在“资本家生产方式”之下，资本家继续存积资本，必导致生产时投入厂房机器之成本比例较工资部分为多，长期以后必导致利润下跌，工人实际工资增加。这种情形也与前述工商业先进国家人民生活程度提高的情形符合，可见得资本主义使人类生活的质量发生改变，它必曾在历史上产生大规模环境之突破，而且不可逆转，亦即突破之后，至今尚未能主动的或被动的卷回到以前的形势里去。

从这种特殊的情形看来，资本主义不可谓曾在中国生根，追论萌芽，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第一，称中国尚未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前之体制为“封建”，即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西方市民阶级社会（beois society）是由封建社会中萌芽（sprout-ed from ty）。将feudal译作中文的“封建”，并不能完全吻合，但大致无碍，并不是此间争论的症结。根据专家考订，西方的feudal system确与中国之封建共有以下特点：（一）威权粉碎（fragmentation of auty）。既为封建则必裂土封茅，而公仆不能将大块疆域全部控制于本人手中，势必执行“次层封建”（subiion），使被封者长久为藩篱，结果是地方上的警察权与财政权日渐雄厚，终集地方分权之大成。（二）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public affair beingprivate domains）。因为封邑透过遗传永为子孙承继，势不能买卖。否则一任金钱接触，流动性大，则封建体制瓦解。同时这组织也只能任行政系统托身于私人之从属关系，如此一来，政府无异私人法庭，抽税与纳租相提并论，地方向中央的缴解即为进贡。欧洲封建领主所辖之碉堡即为其政府，地下层即为监狱。（三）武士传统（radition）：在这种局面下不能文武分途，整个政府势必为世袭之军政府。

可是像明清这样的大帝国重文轻武、中央集权，所有的法制全国一律，皇帝向全民抽税，凡有职能的官位不能遗传，除了皇位之外，能遗传之爵级则无实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这种种特色正与上列封建情形完全相反。欧洲的封建起于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以其特有的部落组织与罗马帝国残余的传统合并而成为一种实用的系统。惟其组织结构简单，缺乏弹性及可折冲之处，故无法担承变态，才在人口增加、交通发达、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被新潮流扫荡无余。中国的专制政府官僚系统自有它的缺点，然而在不开司法独立之门，不让商人过度抬头的条件下，应付内部之变态，仍绰有余裕。即使遇着大规模之民变及异族入侵，最差的结果不过是改换朝代，一切重来，用不着经常在社会上作本质的更革。由此可见东西体制之不同有如霄壤，无从并为一途。

第二，《共产党宣言》里面说及“交换工具与商品的增加”（ties）也算是促成市民阶级社会的条件之一。站在欧洲的立场，其所谓“交换工具”势必包括信用证件如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取款凭据等，也势必待到信用高度展开，海上的贸易与海事法庭的组织已有条理，才能普遍有效。中国社会既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固定（详下节），就不能与马恩所叙相提并论。

不少中国作家将“商品经济”和“金融经济”对调使用，并且在使用这些名目时，强调中国在同一时期内国民经济已现代化。可是读者务必认清：中国之使用货币，历来较西欧为先。但其货币是以贱金属为之，不以大宗商业及远距离的商业作经营之对象，与欧洲贵金属的货币实为两大系统。中国之行使纸币尤较西欧为前。但是经过政府历代之滥发（亦即不顾私人财产权利，也为阻塞资本主义之展开的一种障碍），以致信用紧缩，不能鼓励其普及化。中国在明末以来普遍使用碎银，但白银供应有限，一般人复用以造器皿，作装饰，因之商业上的银根极紧，加以法制未备，已存积之资本亦无从继续开放与扩充。又受血缘关系的累赘（详下节），其情形也未可乐观。在这种种限制之下，所谓中国的“商品经济”及“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与“自然经济”实在分画不出明显界限，也无从与欧洲现代经济史里产生此种名目时相提并论。彼方一般农业的比重小，“交换工具与商品之增加”有如马思所言，已开始运转乾坤，而能在相当于中国明清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产生变动，中国则因特殊背景，迄19世纪尚未感受到此种经济压力。

第三，“萌芽”一词也出现于马恩笔下，前已言及。但资本主义确已在西方落地生根开花结实，这暗喻（metapries，今日之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若干小市镇）在16世纪前后已有所谓“外放分工办法”（参考上节），由企业家将毛织品原料挨门逐户的去分配予各织工，在家庭内制造，不设工厂，到时再挨户收集制成品。这可以视为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象征。最近几十年，已有不少学者搜寻中国明清之间棉织业发展的资料，尤以纺纱所有类似的安排，即认为这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早在西方力量凌驾之前，已有“萌芽”趋向的证据。殊不知西欧在中世纪以来各城镇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其商品完全照“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制造，一切都依成例而一成不变。同业公会厘定店主和工人的资格、学徒的限制，于是每一行业的成员尽入其规划。公会也确定制造的程序和标准，其所定的价格，为一般认为的“公平”，亦即除了原料之成本和必需之工资及经理费用之外，并无例外之盈亏。各行业人员不得额外的制造、闭卖居奇，或者在货物行销时加工，不景气时歇业。至于扩大门面、加强资本、介绍新产品等作法，更不可能出现。所以现在资本主义所谓“利润挂帅”，令供求关系决定市场行情，由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打开局面，在中世纪都不曾发生。外放分工办法为同业公会统治所不及，构成旧式门面及新式企业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才符合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也在历史学上发生前后衔接的意义。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未有如此严格的限制，其所遭遇的最大阻碍乃私人财产权缺乏司法的保障，因之纵有外放分工办法，也不能在历史上发生同样的作用。

第四，说不待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也会缓慢的树立本身独创的资本主义，纯系臆度之辞。这尚未发生的情况，是无法预知的。若参照布罗代尔观察所得，即可知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体制，必经过某种突破（breakthrough）。亦即国民经济生活承受内外压力，曾经作过空前的调整，以致不可逆转。本书以下各章所述，无不如此，总之，与所说资本主义不受外界影响、自然发生、缓慢的进展程序相反。

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更凸显法治的重要。资本家或其代言人务必取得立法权，于是法律上的条文才能保障所存积的资本。也要有司法的协助，才能根据立法精神将企业继续展开扩大。以上诸项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倘非如此，纵然在特殊情形下，某人“田连郡县”，某家“积资钜万”，孤立之财富无从引导群众参加，更不可能改造社会。而称此等例外及昙花一现之事迹为资本主义，只有淆乱听闻，纵收宣传之功效，亦不能在历史上长期站得住脚。

<h3>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之原委</h3>

我们既说资本主义不曾在中国产生，但我们也无法全部缕列不能产生的原因。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释。以下提到两方法制之不同，与其说是概括了不能产生的原因，勿宁说是在其重点上暴露着双方组织与结构的差异，作为不能产生的证据。

诺兹及汤姆斯著有《西方世界之兴起》（详上注释），书中说及资本主义的推行，必使债务被尊重，合同必须强迫执行。他们也说：“不论主权谁属，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他们不仅一再声明私人财产权之重要，而且财产权还要“有效率”（effi-t）。即是行使起来费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处被留难，到处被阻滞而增加额外费用。

这样一个条件如何能够成为事实？光是立法详尽还不够。因为一项法律行得通，必有“社会上之强迫力量”（social -pulsion）为之作张本。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够而且愿意照立法的条文行事。其条文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国人常说合乎情理）。所以法官若开庭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发出传票，贴封条，强制执行，才没有困难。倘使立法与社会情形及人民向背全部相违，理想与现实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产生距离，一般民众读其条文有如念外国文，则行不通（iive）。如英国剑桥的街道依中世纪的规模，既窄狭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车只能每小时15英里。纵有一位维新的市政专家，要在街头竖立一种时速70英里的限制，吾人可谓之自欺欺人。反过来说，要在美国高速公路上树立一个时速15英里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领，也确实的掌握着了警察权，亦不见得能将如此不顾客观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这与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组成有何相干？

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隐约指出社会的下层机构里有各种经济因素，已到达了一个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程度，因之这样的一个国家才能全部用数字管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国家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境界。这一方面有如两位作家所说，是私人资本能继续不断增集，从另方面说来，其所以如此，不仅法律之条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习惯也已接受这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此种情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迄未发生。分析内中原委，属于本书结论之范围。现在我们开卷时即要说明，这种“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之原则，历来不为中国法制所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释的《四书》，是为以后各朝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时曾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一篇公告。内中提及“照对礼经，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表面看来，此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俗之淳厚”。但骨子里即暴露了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我们再看明末模范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审问民事案件的方针：“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两人之间相去约400年，彼此都不顾及内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亦即在官僚面前，原告与被告本来在人身上的不平等，因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及道德品质而互有上下。官僚重要的是保存这梯级的社会价值，而可忽视诉讼之性质及提出诉讼之动机。换言之，法庭审案原不是为民服务，可以置案情的经济性格于不顾，而只着意保全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朱熹与海瑞同为传统的好官，可见得他们看来离奇的态度，出于一种千百年以来已成为风俗的思想与信仰，不是单纯的司法问题。

归根结底，西方的封建社会，下端缘始于部落组织，法治（jurisprudence）之传统注重实事之需要，在细微末节之中造成成例，积之而为传统私人财产权自始即受重视。中国则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救灾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构成庞大的官僚组织，注重意识形态的一致，各种职掌也强调其一般性，成员才能互相对调。而下层组织又历来由官厅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长制（邻、里、党）、北宋时之保甲。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税，历来各朝代都有“均田”办法，造成大数量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之基础。政府不顾坐视财富之集中，遂致生产单位分割至小，税收杂碎零星，如此一来，小民固然请不起律师，官僚组织也无力创制复杂之法制理论。所以中国社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由来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塞低层社会里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因为只有最原始型的交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繁复的契约关系，即无社会之保证）。这和诺兹及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直是南辕北辙。

有了以上历史之背景，我们再回头提出这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就不难解释了。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即是西欧的国家亦要通过一段艰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见第四章）。亚当·斯密曾谓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的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的系统。他接着又说，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此即资本主义，因为别无他物符合其所形容。克拉克指出，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概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发明的办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新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视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亦可当作在它羽翼下，这种新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无所不包，牵连甚广，诚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创造新时代的气魄（他们未直接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但提到“资本家时代”已是异途同归）。我们再问：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其答复则是“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到鸦片战争战败后她仍不愿放弃中国本位。此种观点要到康梁百日维新之后才有剧烈更变。所以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谓韩子至淮南王时代为“子学时化”。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其间约2000年，则全为“经学时代”。

<h3>三种学派之令人失望</h3>

中国在20世纪亟须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重新彻底改造，已不待争辩。这当中也需要使整个组织进入数目字的管理。

这问题无疑的牵涉到资本主义。抗日战争展开前夕，日本由广田弘毅提出中国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为经济提携，二为共同防共，三为承认满洲国。前两个条件是要求中国生存于日本资本主义呼吸之下。其实日本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满洲国的目的也在掌握大陆之资源，因此所谓广田三原则全有浓重之经济意义。而强邻压境逼入堂奥，即幸有国际正义的支持，亦无法拯救中国于极端危窘的境界。其症结仍在中国农业社会的架构不能与新型商业社会的组织相抗衡，不仅军备与后勤瞠乎其后，人事组织亦捉襟见肘。仓卒之间动员一个军令统一为数几百万的大军，和强敌作战数年，不仅为中国历史之空前未有，而且官方与民间至少尚需准备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面对这种状况。总而言之，中国下层各种经济因素尚未造成一种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情势。所以征兵筹饷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则不能脱离垄断、包办、奉承、哄骗各种旧社会恶习（因为过去经理问题简单，只较注重妥协迁就，并未向全民交代，社会之结构如是，无法突然改向）。最下层的数字既不能复实，中上层之经理亦受影响，所谓各种黑暗与腐败，并非全系道德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存在。

今日中国趋向现代化，必须彻底解决此根本技术问题。前段已经提及陶蒲所谓研究资本主义的三种学派。此时我们若根据刻下中国之需要，再度在三种学说中寻觅可资引用之处，则只有更感到失望。

马克思对中国之出路并无具体指示，《共产党宣言》内提及中国市场之开放，为促进欧洲资本家时代来临的条件之一。《资本论》三卷之中，提及中国10次，可是每一次都以欧美为主体，无一次以中国为讨论之对象。而且内中7次是将中国与印度并列，即针对殖民地性格的市场而言。不仅如此，陶蒲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的专书洋洋400多页，也仅提到中国3次，前后只是表彰中国次殖民地的地位。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徘徊于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之外，应当如何决策？马克思始终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韦伯所著《中国之宗教》包括广泛，书名如是，其内容亦涉及法律、税收、货币、乡村组织等。可是作者每次都将具体事物概括成抽象的观念和心理状态。读者如果仔细揣摩其结论，则可看出作者认为中国之儒家因为有对传统道德的许托，已参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工作，所以虽是个人，其人格已带有集体性格，所以不像现代的西方人，用不着罪愆（sin）观念，并将“获救”这一观念惹起的紧张性降低，换言之，因其修养上不会“心猿意马”，而到了一种“知足常乐”的境界。清教徒则以为个人对“超世俗之神”各有义务，必须照神之安排，不断的在伦理的纪律下尽力将所被支配的工作做好，使神之光荣现实化。这种义务超过人世间任何关系，也容纳着一个“进步”的观念。站在宗教中立的地位来看，我们只能说以上两种心理状态都有其吸引力。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很难决定何去何从，或可兼取，也可能同一人因心境不同，而出入两者之间。如是看来，东西两方信仰之不同，很不可能是由于个人自行其是而来。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并非先有不同的信仰而使一方只能产生官僚组织的一元经理，另一方则产生资本主义之多元社会。于是韦伯的理论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况且一个待开发的国家要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也势必牵动群众。韦伯铺陈叙说以精英分子（elite）为前提，也更减低其书在今日的用场。

前已道及布罗代尔教授的著作，简单而直接的观察，胜于大幅连篇之铺陈。这一点他的立场可谓与韦伯相反。布氏对中国的了解不深，才将湖南误认为一个滨海的省份，又以为中国曾在1644年被“蒙古征服”。虽说技术上的错误不一定会推翻整个观察结果，可是从此也可窥见，布氏提倡“全面历史”（totalory）的观念，即先将材料无限制的收入，以缺乏可供证实的假说为主宰作领导，仍是值得批判的。

布罗代尔提到中国商业，他剀切的指出，其欧洲的分析并不适用于西方以外的体系。他说：“其中最离开正道的乃是中国，其帝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的作业。”

布氏对中国经济史的了解，大部得自前匈牙利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sz）及最近曾将中日两国传统组织作过一段比较的杰可浦斯（Norman Jacobs），两人均强调中国的官僚制度妨碍商业展开。布教授就此指出中国在分裂时，两大部分需要对方的物产，于是大型商业从此出现，有如宋朝。可是一旦统一，有如明清之大帝国，其“窗户及瞭望台”（ pists）只存在于边疆，旨在对付夷人，而且或开或闭。即广州十三行之贸易，也在如斯条件下举行，于是贸易有季节性的变化，而不是经常开放。因此中国有效率和有组织的商场与市集，在统一帝国主持之下不复存在。

商业虽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非一物。本章前已提及中国官僚组织阻塞了两者的展开，但这仍不是一切的解答，只能算是一个多面体的一面。事实证明，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止，大清帝国也于1911年垮台，而中国并未能因此种障碍废除而可以根据资本主义的原则改组。布罗代尔著作中最大的缺陷，是他详尽搜集资料时未能将他自己所发现有关资本主义的原则容纳进去。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的动态，亦即经过某种突破，而使情势不可逆转（详上注释［14］）。只有这类经验，才能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获得更切实的解释。

<h3>与现代化不可区分</h3>

检讨旁人的错误，通常比察觉自己的容易。以上说及诸子百家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一般视界太窄，注意力只及于局部。针对20世纪末期的世界，尤其要附带解决中国组织上的问题，我们势必对这名词赋予新的看法。首先必需承认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详上注释［18］），更要看清它的展开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表，于是它才能慢慢累积其成果。如此一来，资本主义才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

所谓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

1．资金广泛的流通（ension of credit），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

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owners）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研究韦伯的学者应从此点着手）。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必在当初各国都在“农业的系统”管制的局面里发生冲击作用（布罗代尔已经指出）。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infrastructure），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intercy）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这样说来，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和这个国家的“维新”和“现代化”有何区别？在实用的角度说来，如果两种运动凝聚为一，将无法分拆。这也缘于资本主义体制与传统农业体制相去过远，非经过内外煎逼，不会平白的被采用。即使在涉及维新与现代化的运动时，最初总以民权问题、民族成见、国家利益等争端发难，经过一段剧烈冲突迄至和平重现后，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不一定会十分明显。可是有了历史的纵深，吾人即可领悟：既有全面的动乱，不可能与财富问题无关。而且最后解决的方案，亦必具有处置经济事宜的能力。我们纵不能说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统一旨在提倡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内实因以上变动而有眉目。

本书为历史读物，叙事时大致根据这些国家产生以上大变动时着手。作者从事搜集资料之前，尚不敢确定这种方法必无舛误。之后看到一位法国名历史家在书中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见第七章注［1］），又看到一位德国历史家描写俾斯麦敢作敢为的情形，归究于“资本主义推拥他上马”（第六章注［101］）。可见类似的看法早已卷入先进作者之眼帘，本书不过将此类资料前后连缀订正而已。又以下三章，分别包括威尼斯、荷兰及英国，亦在布局之后发觉马克思曾在《资本论》内提及，最初国际资本之转借与开发，确曾通过上述威、荷、英而至美国之次序。更可见资本主义在国际间之发展前后连贯已早被人注意。

倘是如此，我们注重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展开，取得立法权，将资本主义之组织方针通行全国，而至于不可逆转。在此种枢纽之前，如果还有若干资本主义因素，如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证券交易所已有60多年的历史，苏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军需工业尚由私人主持，军火的购集尚要注意资本家的利润，又如何处置？难道排斥之以为不算数？我们的答案则是它们仍是资本主义因素，只是，注意这些零星情事，和我们企图综合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的着眼不同。希望不因此中的混淆，颠倒黑白或无中生有。除此之外，我们并无意做字典后面的名学家去计量当中的是非。

正文第二章威尼斯

我读书和教书的一段经验，是在成人教育的范围中，要提出有关历史的新题材时，与其循规蹈矩的从疆域沿革世系制度说起，不如先引导出一件非常的事迹。在叙述这事迹时，自然会牵涉到相关的背景。表面看来，这种作法好像缺乏系统。实际这才是将读者或听众亟要知道的情事直接盘出，既有示范功用，追叙也有重点。所牺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程序，所获得的则是时间上的经济与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读书的时候，在西洋史里只注重英国、法国、德国和帝俄的发展，很少提及意大利。只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市，却没听过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stantinople），管理这城市内3／8的面积，又据克里特岛（Crete）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军不仅在地中海，在世界上也占数一数二的地位，达几个世纪之久。过去我们对这些事迹漠不关心，今日则应广为宣扬，这是因为世界的历史业已改变，中国的历史也在改变。抚今追昔，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从前在学校里认为世界史里屈指可数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的功业，固已失去煊赫的地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有别于朝代的国家（dynastic states）的兴起，也难再于20世纪的末期被视为令人胸怀激动的历史新闻。而今天一般读者亟要知道的，则是何以其中有些国家富强，有些贫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则成为后起之秀。

威尼斯称霸于地中海之日，大略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间，和中国之宋（960～1279）、元（1271～1368）两朝及明朝（1368～1644）的前期同时。在这500年的前端，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全未登场。即到后端，英国与法国虽有现代国家的雏形，也未成熟。而德国与意国之出现，尚在中国清朝之咸丰同治年间，还是几个世纪以后之事。这也是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每一个国家当作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单位，从它的疆域沿革上着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现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迹发生于西元1355年。这年4月，威尼斯的统领华立罗（Marino Faliero）被36人组成的法庭裁决犯有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事情不仅成为历史家反复研究不能完全定夺的一件疑案，也是以后文学家和艺术家籍以发挥自己情绪的一种题材。19世纪初年，欧洲“浪漫主义”（romanti-cism）大兴。画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画渲染历史上的惊险情事著名。他有一幅“华立罗之死刑”证实被枭首的统领阴谋发动政变，企图做独裁者，实系国民公敌。所以画上犯人的尸体僵仆在统领官邸的石梯之前。监刑的十人委员会（cil of ten，即威城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之一站在阳台上，一手抓着行刑所用的剑，上面尚是鲜血淋漓，当众宣布，统领叛国依然罪有应得，很有孟子所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诗人拜伦（Lord Byron）与德拉克洛瓦同时，对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拜伦费时三个月，作成一部五幕剧，据他自己说，他考虑作此剧已有数年，内中情节以尽量接近历史为原则。他笔下的华立罗不仅是英明的国家领袖，也是大众英雄。他替威城作战，历经几十年，在血泪星霜中，战功赫赫，而且他又关心民瘼。和当时威城的贵族骄奢淫佚，不把小民看在眼里，极尽盘剥凌辱之事，明显对比。华立罗希望唤起下层民众，尤以政府管辖的造船厂（在威尼斯称arsenal）的员工，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组织民主化的政府。事虽不成，这悲剧式的英雄在临刑前慷慨的宣扬他高尚的宗旨，仍使残害他的人为之低头。

为什么这两人的借题发挥会如此南辕北辙？我们且看历史的记载：

华立罗事件开始于1355年的Giovedi Grasso节日，圣马可广场内有各项竞技和杂耍。事后统领依成例在官邸（即在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之侧，今日仍在）设宴。一时威城权要麇集。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斯东诺（Mio）半疯半醉地对与会的一位女宾表示热情，超出常情之所能容，华立罗命令将他逐出邸外。但是不知如何斯东诺竟又跑到邸内的会议室，在统领所常坐的椅背上涂写了两句韵文，意思是华立罗的妻子，貌美年轻，不幸已有外遇。

在华立罗控告之下，斯东诺被四十人委员会（cil of Forty，有司法权，详下）审判，但是只被判禁足两月。以他冒犯统领情节之重，而处罚如此之轻，华立罗已在冒火。事有凑巧，当时又有一个管造船厂的平民管理员，叫做伊沙内罗（Bertuc-cio Isarello），来向统领诉苦：只为拒绝雇用一位贵族引荐来的船工，被这贵族殴打。统领回答，这城市里的特权阶级跋扈，他自己尚受制于人，也无能为力。伊沙内罗就说只要统领有决心，现况不难改变，如是他们已经有了发生政变的机谋。

造船厂的工人早已对现状不满，他们又依成例间常充任统领的卫队，所以组织他们造反，是合于逻辑的。经过华立罗的同意，伊沙内罗协通了20个同谋者，每人又召集40个下属。对这些下属却没有讲明白阴谋的动机和目的。当年威尼斯正和热那亚（Genoa）作战，鸣钟即是传告敌舰已入海沼内侵，根据规定，城中的贵族也要到广场集合。华立罗预定4月15日晚上，在圣马可广场鸣警报，趁这慌乱之中，参与阴谋的800人即不难将这些贵族或杀或擒，可望一网打尽。然后华立罗宣布改组政府。

可是事机不密，参加的员工中有人透露出消息，亲友开始互相警告，不要在此时此刻进入广场，以免祸及。十人委员会闻讯开始调查，首先他们在一座寺院里秘密开会，以决定统领本人是否与闻阴谋。既获悉华立罗确系主犯，即开始在统领官邸，实际也是威城的政府衙门内公开审讯。十人委员会依成例扩大为36人的特别法庭。华立罗被判有罪。4月16日黄昏，伊沙内罗被绞死。17日清晨华立罗受刑。刑毕官邸的大门开放，让群众观视，当晚尸体送到一个荒岛上埋葬，不设墓碑。

在官方的记录里，这案件只用两个字写出（non scribtur），可译为“不书”，意谓：“我们就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吧！”官邸的会议室，向来有历任统领的画像。在华立罗的位置处，则用黑纱盖着，上书“在此者为华立罗，因犯罪而被斩首”。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后，还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举行纪念仪式，在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捧出带血污的花缎，仍称是1355行刑的遗迹。

经过历史家的考证，以上所说华立罗之妻的艳闻外遇，没有实际的根据。大概因为官方记录不提及华立罗谋反的详情，其中出诸道听途说的细节也渗入正式历史之内。譬如说华立罗受刑之日，他已76岁，他的妻子才45岁。她的名字也在各书之中写成两样。扰事的斯东诺则确有其人，他后来也成为威尼斯的统领，在位期间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为历史上有能力的领袖之一。在1355年，他还太年轻，很难被邀请到统领一年一度的宴会里去。如果他真有在华立罗面前放肆闯下大祸的轻佻情节，照理也不该再有各种机缘，循威尼斯的正规途径，由海军军官，而后任省长，最后被推举为统领。

只是华立罗阴谋之动机，还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无子嗣（拜伦的剧本里替他添了一个侄子，但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声望的贵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许多部门服务，也曾带兵作战，现任的统领一职，是终身制，他半年之前当选时，获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亚威农（Avignon，法国境内，是教皇驻跸之处）作外交上的交涉。据他向朋友道说，他从未企求或运动这职位。然则何以几月之后，冒此大险，以致身败名裂？

斯东诺的导火线虽没有根据，华立罗与造船厂头目伊沙内罗及其他员工的来往却是证据确凿，所以后来判死刑的不只他们两人，而有10余人之多。这些情形引起拜伦将他自己在19世纪初期的阶级斗争思想写进华立罗的头脑与口中。可是华立罗从未表示他要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这种运动放在14世纪中叶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远，欧洲人口一时大减，劳动力缺乏，已经引起工资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着促成暴动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代表着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市民阶级企求自由的精神。他们所反抗的暴君乃是旧体制（anregime）的遗物，亦即是贵族、僧侣的领导人。以这种题材，加之于华立罗和威尼斯，则又不免张冠李戴。华立罗很可能的有做威权皇子（autative prince）的决心。他很可能认为威尼斯的统领应有实权，不当受城中贵族层层节制。有些历史家认为他是主战派，他之发动政变乃是希望与热那亚作战到底，不为和议派的压力所转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剧并没有浪漫画家笔下牵涉之深。只能当作一种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有片面的历史意义。

今日我们检阅陈迹，去华立罗企图发动政变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诗人与画家的笔下宣扬也超过一个半世纪。我们与其跟着拜伦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测这悲剧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质问何以他的心情会引起后人如斯的注意。这题材既为舞台上的脚本，又是沙龙中的名画，则作剧作画的已经准备将此情此景永远保留，吟咏观摩。难道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则是引人入胜的不仅在于当时一段事实，而是牵涉着这事实的背景。拜伦说得好：“统领华立罗的阴谋，是现代历史中一个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鉴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着他又说：“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像一段传奇。”

关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两位现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间无匹。有理智的人不会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时至今日，这城市内历史上有名的建筑物，都有继续沉浸在水中的危险。国际间援救的组织，正设法将软泥注入这些建筑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来就不是计划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后，几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岛，此城乃在仓卒之中创设。一部19世纪的历史如是说：“他们都是难民，为数四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出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他们（仍然）在此创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谓黎多原来泛指威尼斯各岛，今日则为两个主岛之一，在西边，与东边的圣马可（San Marco）毗邻，中间只有一条大运河分隔。历来的安排，商场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众的广场则在圣马可。此外尚有环绕的诸岛，已属次要。这威尼斯城处亚德里亚（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东西海岸的分歧点。两岛去大陆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却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识，所以易于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历史中，威尼斯曾数度濒于被侵犯的危险，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仑将她拨给奥国之前，未曾为外国军队占领，其受大陆农业的影响也至微。

拜伦所说，威尼斯的历史可以当作一段传奇看待，虽然容易体会，却无法直接的形容，现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释：

过去约2000年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体都是君权政府。君权的根据，总是“君权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义，也有道德上的附带条件。要是神启示于人，作之君，当然责成他率领臣民为善，否则就没有逻辑上的意义了。我们尚在它阴影之下，不容易遽尔体会到这种观念的源远流长。中国到20世纪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国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也还在提倡君权神授，他自己著书不算，还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亲自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no bishop，no King）其要义也就是要不让他派出僧侣管制臣民的心灵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做国家之首长。

在这时候如果有人出面说：我偏不信你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更憧憬于权力与幻想间的各种欲念，只要我能达到目的，也不关你事。至于我的善恶，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关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干预。

这种意见，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的原始思想。说来容易，做去却行不通。即杨朱为我（第一章）也有这种倾向，已经被孟子与墨翟一并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示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着“自由的构造”（free stru）。然在西元之前，东西的哲学家能够提出上述意见时，各种权力的组织早已画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干净。社会制度也与这权力的系统为表里。又直到最近代，经济的展开也非常的迟缓，更不容各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人设想他们的私人财富可以继续扩充，终身没有限制。

威尼斯则在这不可能的条件内产生了一段例外，无须将上述意见特别标榜，却已经在事实上证明，“自由的构造”事属可行。她最起初的历史，约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渊明的。威尼斯对意大利大陆上的政争，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态度。可是当初的40000难民经过几个世纪的移民和繁殖达到10万左右，早已超过“不足为外人道”的打算。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Po River）及亚德里亚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牛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织，全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ension of credit）、经理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 of servicefacilities）的原则，使所有权（owners）结为一元（详第一章）。其国家势力既膨胀，个人活动的范围也扩大，有野心和志气的年轻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参加海外旅行，开始带货，次之参加股份贸易（col-leganza），将资本愈积愈大，以后在海外建农场，在大陆造别墅，和在大运河河岸盖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军将领的地位，常为贵族垄断。但是13世纪之前社会流动性大。直到1323年后，才规定贵族及其家属（经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会议”（Grand cil）的会员，而威尼斯的贵族仍只有少数拥有地产，大多数还是城中绅商。同时贵族只是一种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绅商却也不一定是贵族。

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赚钱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这个城市国家人口一经固定在10万左右，经商给了他们一个共通的目的，而且紧凑的居住在海岛上，他们也感到休戚相关。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几个世纪不断的发展，在这经济生活中，经常产生一种生活上的动态，富于打破环境的经验，与众不同。和欧洲中世纪大部分尚在一成不变的情形下比较，愈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动活泼。所以拜伦一方面嫉视威尼斯的贵族，一方面仍觉得威尼斯传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寻味之处。

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意投机。”他又认为“欺骗”也是因素之一。“这竞赛的规则乃是发明一种新规则——去针对市场的现行规律和手段，使它做不同的运转。”为什么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书里强调“浮士德眼界”（Faustian outlook）（浮士德是一位传奇人物，可算作不安本分，一心要打开现局的代表），是现代经济的哲学基础？得陇望蜀乃人之常情。目前的问题既已解决，则企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单调的目的既已达成，则开始制造繁复的问题。以前不合法不敢尝试的事项现在则使之合法且毅然尝试。这种突出环境进入新领域的精神使威尼斯的历史成为一段传奇。人家能如是想，只有此城能如此做。

威尼斯和她10万左右人口，有似中国明朝的偏僻小县。她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也做过一些不仁不义之事。可是她的成功并不是使全部公民都成市侩。她曾防止土耳其人势力西侵，成为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她的建筑和几个世纪以来收集的美术品，至今仍是传世之宝。她的印刷业，也一度是西欧文物的先驱。而她在商业组织与造船业的成就，当然更在世界历史里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威尼斯之成为一座自由城市，大部分由于历史上各种因素的不期汇集。她紧靠着意大利半岛，原属西罗马帝国。自从日耳曼民族在5世纪席卷意大利半岛之后，东罗马帝国（国都在君士坦丁堡，也称拜占庭帝国，实系希腊人经营的一个王朝）的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曾于6世纪中叶一度派兵恢复半岛上的大部疆土。可是日耳曼民族的问题还未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又伸张，查士丁尼死后，拜占庭帝国仅能保持意大利半岛靴形的疆域中的靴尖及足跟的小部分。威尼斯及今日之南斯拉夫海岸，名义上仍为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实际上则为独立。

意大利半岛也迭经其他民族与王朝的侵占。西元800年教皇李奥三世（Leo III）加冕于查理曼，使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在名义上恢复西方帝国的办法。其实查理曼所控制的土地在北方，其居民以操德法语的为多。此例一开，只引起以后近1000年教皇与查理曼之继承人在各处争权。神圣罗马帝国始终在今日之德奥，但是她的势力又侵入意大利。威尼斯除了极少数情形之下，对各方都不得罪，只保持她实质上的独立。同时她以外交手腕，获得各处通商和免税减税的权利。

威尼斯扩张的经过，可以最简单的几个整数日期概况之：西元1000年前，她的经营大致不出波河两岸及附近沿海。1000年后才伸张到亚德里亚海里去，并且参加近东（Levent）的贸易。1200年后经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城大为扩张海外殖民地，连接一连串的领土、港湾和重要城市里的居留地造成一座商业王国。1400年后，才在意大利大陆拓土，可是这“朝西的发展”也象征着朝东及海外的发展已趋尽头。1500年后她虽然以精力和财富对文艺复兴有实质上的贡献，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则大不如前，虽想保持几百年来经营的海上王国，事实上已不可能。如此粗线条的纲要不免为专家所笑，在此却符合我们的需要。

初期资本主义的成功，端在专利，专利则要消灭竞争者。威尼斯首先制盐，她又有船只，通行附近各口岸，于是早期即为波河各处食盐的供给者。但是威城自己所产的食盐不够供应，即由政府出面，定购其他产盐处的全部生产，同时也向消费的城镇订约，供应他们全部需要。虽然有时也通融产盐的市镇，少量的直接供给邻近的地区，但是一般的原则，不让买方和卖方直接碰头，威尼斯做中间人。这种办法也为其他市镇所乐于接受，因为这些城镇也有他们自己的食盐专利，批发的来源和出路一固定，这些市镇也可以对民间专买或专卖。同时威尼斯也派有警卫和船只巡行波河。

从食盐的供应推广到食粮。小麦的供应不能全部管制，无法专利。但是威尼斯首先鼓励各处剩余的食粮发送到她城中发卖。在一定时间之内，她担保最低价格，如果找不到主顾，由本地政府承包收买，逐渐的指定威尼斯为亚德里亚海的特定市场（staple city）。她派船只将亚德里亚海的海盗肃清，勒令所有的运粮船一律都要到威尼斯卸货。威尼斯商人私自将粮食直接运往其他港口将遭严罚。各处来港购粮的船只当然也不是全部空舱而来，于是木材、蔬菜、猪肉、薪炭，都集中于威城海沼之中。在今日之南斯拉夫沿岸的两个港口城市，一为查拉（Zara），一为拉固沙（Ragusa），也有相当多的船舶，想在商业上出头。威尼斯派兵占领这地区，于是土人不服，叛变的情事在历史连亘的发生。可见得自始至终威尼斯的政府要不是商人的发言人和主持人，就是他们的武装和后盾。

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对威尼斯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作家汤普森说：“只要看地图，我们也可一目了然，威尼斯是距欧洲中心点最近的港口。日耳曼的商人在此地先与海岸接触，中东的商人也是由此地将他们的货物资运到距市场最近的地方。”其实此优势还不限于直线上的短距离。意大利半岛的北端与大陆的主体相接之处，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要隘。在东部与德奥相通的为布仑纳隘道（Brenner Pass），从这高地到海上是一段没有障碍的大斜坡，直达威尼斯。西部则以圣伯纳隘道（St. Bernard Pass）通日内瓦及法国之香槟省（Cham-pagne），后者在中世纪的市集经常引起国际商人注意。而当地的货物一经圣伯纳南运之后，也可以循波河东流而入海，与威尼斯也是近在咫尺。

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的另外一个好处，则是避免了海上的侵犯者。意大利曾被称为“世界上被外人侵占最厉害的国家”。我们剔除陆上的来犯者不说，海上的来犯者，通常来自西南海岸，如法国之诺曼人（Normans）、西班牙之亚拉冈（Aragons）、北非之撒拉生（Saras）等是，而不及于北岸。这样威尼斯将达尔马希亚（Dalmatia）（即前述之南斯拉夫海岸）控制之后，比其他自由城市有了最初几百年没有被间断发展的优势。而达尔马希亚之森林，也成为威尼斯日后造船不可少的材料。

威尼斯的船只向地中海东部发展之际，十字军东征应时而发生。初期的东征采取陆路，但是不能缺乏海运的支援，同时十字军既在中东获得立足之地，跟随着军人的各色商人也向圣地进发，而天主教徒对圣地的膜拜，更支持一种新生的旅游业。而这些事情的背景则有西欧的经济，经过漫长迟缓的发展，在11世纪后表现突然开朗起来。于是对威尼斯经商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她向东方输出之货品有毛巾、木材、金属，内中尤以铜、银在中东最受欢迎。从东方输入的物资包括丝绸、食糖、香水、木棉和调味香料。后者包括胡椒、肉桂、豆蔻等，来自远东，通常容积小，不多占船舱位置，所以每一容积内价格高，为冷冻尚未发明之前储制肉食之必需品，西方又无其他来源，所以最为重要。

谷物的供应也是威尼斯商业中重要的一环。迄至15世纪之前，威尼斯无意作食物之生产者。她的食粮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及黑海之滨。威尼斯宁愿做食粮的转口商，乘着各处气候不同、收成有盈短、粮价有波动时赢利，而不愿自己经营农业。这和中国官僚处处筹谋食物之自给自足，不鼓励各地专业发展其所长，忽视分配与运输的组织有绝大的不同。威尼斯的态度影响西方的社会心理至大。

贩卖奴隶是初期商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威尼斯参与其事，视作当然，也没有在各种记录中留下在良心上责备的痕迹。基督教徒的一个观念，则是信徒不使同教人做奴隶（因为根据他们的信念，一个人要受洗礼，才真是神前的苍生赤子，否则仍是野蛮人，让他们服役于无酬给的劳动，也不为过）。即算这种信条，也是规避的办法，例如拜占庭帝国的人民属于希腊正教，名义上属于天主教之威尼斯即可以强辞的说他们都是异教徒。俘虏只是奴隶来源之一，大部分奴隶出于本地人之绑架，在希腊境内尚有特别组织的公司专营此业，他们将捕获的人口贩卖与他种人。再有则中世纪以来，海军、海商与海盗，难有实质上的区别。有些武装商船突然出现于无防备的海岸，掳获女人和幼童亦常有之。非洲的黑人可以北运，斯拉夫人可以南运，希腊人和鞑靼人可以西运，并没有一定的型式，也没有一贯的主持人。奴隶在意大利多为家中仆婢，有的也为妾媵。在中东有的为宦官，在埃及收入军队里。土耳其各部落的习惯则专门收集年幼的奴隶，训练成为特种干部，储备为日后的高级将领。看样子也是当时奴隶来源充裕，于是土耳其人利用这种环境，使这些没有家庭关系的年轻人为他们舍死亡命，日后也收到种族通婚的成效。不过，大多数的奴隶则被发放于克里特及塞浦路斯（Cyprus）岛种田割甘蔗。迄至1000年左右，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至1366年威城才禁止公开拍卖人口。不过零星贩卖奴隶之事，仍常有之。这类事情以及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发展之经过，只显示资本主义国家之初兴起时其积存资本不择手段，有时难以避免中国人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说法。

十字军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宗教上的虔诚混为一谈。参与者固然是和回教徒作战奋不顾身，一方面也在趁火打劫，顺便侵略拜占庭帝国，觊觎希腊人在中东的属地，包括今日在叙利亚及以色列沿海各城镇。意大利沿海的三个城市国家，即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Pisa），又经常内哄。他们的争执，尚牵涉到爱琴海及黑海各处之发展与在拜占庭帝国经商的优先权。简略言之，即是在地中海制海权这题目上争霸。

这些事迹已经很复杂。而内中情节之传奇性接近荒唐者，无过于十字军之第四次东征。其荒诞不经，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可耻的光荣”（shameful glory）。

第四次东征之领导者为香槟之元帅威哈陶因（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香槟省的伯爵，同时为英国、法国两国王之侄子，所以由他发动组织第四次东征，欧洲各地的武士响应热烈。威哈陶因与威尼斯的统领丹多罗（Enrico Dandolo）签定合同，预定参与东征的有骑士4500人，侍骑9000人及所有的马匹、步卒20000人，于1202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合，后者供备船只筹备给养一年，为价84000银马克。威尼斯本身再配备武装船只50艘，无代价，但是东征获得领士，威城得分享其一半。

在预定集合之前，这种协定已有相当的蹊跷。参加十字军的人物鉴于前次的经验，认为要彻底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只有继续南进，彻底打击埃及。而威尼斯则因为商业的利益，和埃及订有密约，不打算南犯。威尼斯的眼光针对北方，并且怀疑拜占庭帝国和回教徒也有秘密的协议，而事实也确如此，他们已经在背面接头。

可是在表面上讲威尼斯已经履行了她的合约，在1202年各事都已准备妥当。运输船舰200多艘，有的尚系特别新造，船头有舱门专供马匹上下。此外武装船只之蜈蚣船，因一船有100多名划桨手，当船桨伸出时状似多足的爬虫，其所谓武装，则系近敌时，此100多名桨手都可以投入战斗。威尼斯整备蜈蚣船50只，最低限度即需划桨手6000人，虽说部分可以在亚德里亚海北岸斯拉夫人的地区招募，以一座只有1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如时完成这样的整奋，也可谓已经竭尽其力。

可是威哈陶因不能履行他的合约。东征人马预定33500，届时只有10000人凑集停当，同时他们没有办法筹集84000银马克之供应费。领导人再三请赞助人捐输，也只凑得50000银马克。威尼斯则坚持合同里的条款，不能减半的或部分的执行。这10000远征军驻扎于威尼斯一座外围岛上，进退不得。

统领丹多罗年已80多岁，双目失明，在各种记录之中，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有些历史家臆度他早已预料威哈陶因无法履约，于是胸有成竹。然而这时的查拉，在匈牙利国王援助与怂恿之下，又叛变威尼斯，势为一个新对头，也可能为亚德里亚海商业间的竞争者。况且地处于威尼斯船舰往东途中，也是今后安全的威胁。

丹多罗即建议，如果东征的武士会同他剿灭查拉的叛变，获得的战利品不难抵作合同内的供应费计算。西欧的武士无意将对土耳其人及埃及人作战的计划用在斯拉夫人身上，同时这一改变计划要他们攻击基督教徒的同教人，只是船只与供养都在威尼斯人手里，他们驻地和威尼斯也有海沼之隔，总之无可奈何，只好听丹多罗摆布。

十字军不费气力的攻占查拉，已是1202年的11月，而且这地方一被占领，拉丁的武士即与威尼斯海军队伍因争夺战利品发生冲突，双方经过制压之下，没有酿成大变，但是严冬快要降临，于是决定在查拉过冬，明春再向圣地进发。

此时即有所谓阿鲁修士皇子（Young Alexius）出现。阿鲁修士皇子是现下拜占庭皇帝阿鲁修士三世的侄子。据他称叔父篡位，并且又对十字军的运动毫无贡献。如果威哈陶因的10000人和威尼斯的海军帮他进军君士坦丁堡，赶走篡位的叔父，他自己登上拜占庭大宝之后，当立即打开国库，尽量的支援东征，甚至还派兵10000人参加战役。十字军的武士既已在查拉有了一次的改变路线，再迂回一次，也无碍大局，况且他们也早闻名于君士坦丁堡之富裕，所以除少数的武士不同意而中途退出，大部分船舰人马，放弃了东征的路线，而移戈北向。

经过一场战斗，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但是在纷乱期间阿鲁修士三世出走之前，已将国库金银及珍宝携走一空。阿鲁修士皇子虽登极为阿鲁修士四世，他的政令还不能奉行，他颁布的新税也为人民反抗。他自己率兵企图擒获在逃的叔父，也没有结果。此时十字军已退出城外驻扎，他们向阿鲁修士四世讨账，从夏至冬毫无结果，有一次还几乎为拜占庭人设伏所害。

1204年年初拜占庭帝国里的希腊人发生政变，他们将阿鲁修士四世处死，又立了一个新皇帝，称阿鲁修士五世。新皇帝对西方联军毫无负担债务的表示，却一心着手修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于是丹多罗和威哈陶因商量，决心推翻整个拜占庭希腊人的政府，另推选西方来的一个贵族作皇帝，也另派一个威尼斯人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事成之后新皇帝管辖国都与国境1／4的地方，其余3／4，由威尼斯和十字军的统率人对分。这就是日后威尼斯占领君士坦丁堡3／8面积的由来。

第二次攻城战发动于1204年4月，以威尼斯战舰出力最多，这些战舰上面装设着攻城工具如掷石机和云梯。其桅杆上则装有平台，当船舰行驶至靠海的城墙边上时，平台上的战士缘着绳索跳上女墙，又再援引其他的战士登城。第一座碉堡被占领，其他的工事也望风瓦解。城破之后战胜者执行传统的奸淫掳掠三日。联军统帅命令所有的物品缴纳集中均分，据称财物值40万银马克，又有甲胄一万副。十字军人的回忆录都认为威尼斯统领丹多罗为全部经过之主宰。他的筹谋不见诸文字。很可能他认为契约与债务必须严格信守，如果国家的首长不负责，可以责成全民负责。

可是如此一来，十字军恢复圣地的目的全部置之脑后。将希腊瓜分只能在纸面上为之，然则事实上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西方的武士也在重要区域及据点布置了不少的藩属地带。而以威城占领的地区最为广泛。在君士坦丁堡，所辖包括码头和港口。她又付出一部分现金，获得克里特岛全岛的所有权。在爱琴海则取得一座叫黑桥（Negroponte）的港口，在希腊半岛的东南则又控制了莫登（Modon）及柯仑（）。这些据点再加以威尼斯原已控制的查拉和拉固沙，和中东海岸基督教徒原已据有的亚魁（Acre），内中也有威尼斯的居留地，就造成了地中海上商业王国的立足点，与近代英国之控制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亚力山大港及苏伊士的情形类似，只是威尼斯先动手了600年。同时她又与拜占庭的拉丁皇帝订有条约，凡与威尼斯作战国之人民不得来帝国经商。直到1261年拉丁皇帝被推翻，威尼斯实际上独霸着东地中海的领海权56年。但是东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被分割的殖民地，有些历史家认为是不出200年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先声。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充分的了解威尼斯的政府不是我们平常心目中的政府。它凡事都以威城商业兴趣为转移。有人曾说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虽过于简化事实，却给一般读者一段直接的概念。

从丹多罗的事迹看来，威尼斯的统领出将入相，可能掌握相当的权力，不过这权力逐渐地被检束，否则一个半世纪之后，华立罗就用不着采取兵变方式夺取政权了。这后面的背景，也是人文发达，商业组织趋繁复，大凡有技术性的问题，委员会的处置比寡头政治来得有效。在此条件下，威尼斯的贵族逐渐抬头，他们一方面凌驾于一般平民之上，一方面也就减缩统领的职权。

威尼斯的统领系终身制。最初的统领由拜占庭帝国任命，从11世纪以来，都由本地人士选举产生。自西元726年至威尼斯1797年灭亡，全部统领的名单仍在，共119人，所以在1071年的历史里，平均任期为九年。这统领的职务也是世界上依选举制而产生之最久者。

统领名单也表现威尼斯初期政治中大家巨阀的力量显著。例如西元811年至942年之131年中，帕底西巴扎（Participazio）家任统领的7人，西元887年至979年之92年中堪定诺（-diano）家任统领者5人。自1096年至1172年之76年间，有62年之内统领的职务不出于麦其尔（Mii）家有统领8人，摩洛西尼（Morosini）家出统领4人，即丹多罗家也有4人任统领。不过同一家的统领，不集中于一段紧凑的时间内，表示威尼斯这些有声望的家庭始终在岛上保持他们的门第，只是最高的权力不为任何一家垄断而已。

统领虽为终身制，但被弹劾的情事亦经常有之，像华立罗被判死刑虽算特殊，但是威尼斯的统领被暗杀、被罢免和被流放者重见叠出，不足为奇。吊诡（paradox）的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威尼斯政局只历经极短时间的颠簸，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像华立罗事件之迅速而有决定性的处理，即未产生任何余波，其后面之背景是：威尼斯之贵族（大约200家），代表着1000多人的大会议，始终不放弃对局势之掌握。

防制统领大权独揽，威尼斯采取种种办法，有些甚为离奇。

统领之选择以秘密投票方式由41个选举人决定之。但是这41个选举人自身却经过一个极为复杂而又琐碎的办法产生。自1268年之后，首先在扩大会议有资格的会员内抽签而产生30人，次在此30人内抽签淘汰而为9人，此9人即开始选举40人。此40人又不是选举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为12人，此12人又选举25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至9人，此9人再选举45人。此45人经过第三次抽签淘汰为11人，这11人才选举出来上述的41个统领选举人。全部程序一共抽签5次，提名投票4次，有如“三跪九叩首”，还只产生了41个选举人。

另外一个防制统领擅权的办法，叫做“统领的誓辞”（promissione）。这种誓辞由来已久。最初不过是一种形式，由就职的统领自己拟稿，表示他愿意尽力履行他的职责。可是后来越来越复杂，11世纪之后，新统领就职前，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誓辞，另外一个委员会检阅前任统领的记录，如果发现以前没有防范得周到，使前任统领得以自由行动的地方，可以在此时提醒草拟委员会注意，将防制的办法添入誓辞之内。于是誓辞等于一件合同。在1229年威尼斯责成统领翟波罗（Giao tiepolo）的誓辞，新统领除了他的薪水和附近城市所进贡他份下所得苹果、樱桃和螃蟹之外不得在职务内有法外之收入，他主持自由捐款，尊重国家秘密。不能单独与教皇、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或其他国王有私人文书来往。他接收的礼物有极严格的限制。他不能提出统领的继承人。1275年统领康大黎尼（Jacopo tarini）的誓辞，则禁止新统领（时年81岁）未得扩大会议同意与外国人结婚、他和他的儿辈不能在威尼斯所辖地域之外购买地产、不得承购政府的公债、他们在威尼斯殖民地内的地产限于统领就职一年内转让与人。他的儿辈除任驻外大使或船长外不得在政府内接受任何职务。

威尼斯之成为一个城市国家，初时接受希腊罗马传统，最低限度在外表上，政府的权力由全民大会（general assembly）产生。全民大会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形式，不过在产生新统领和宣布重要国策时，群众聚集于圣马可广场，有些则栖身船上。通常一声叱喝，算是在民意上获得表决。在社会进化、政府组织越趋向技术化的条件之下，扩大会议（great cil，Maggior -siglio）在13世纪成为真正权力的基础。这会议囊括威尼斯所有重要的家庭，当初也包含着在大陆上领有土地，可追溯到以前家世的贵族和城中重要的绅商。可是其间的界限，越来越含糊。1297年后，扩大会议固定其会员资格，限于以前曾任会员。1323年会员之资格可以世袭。不久之后所有会员及其婚姻子孙记入“金谱”（Golden Book）。其中男性之成年人，通常1200人至2000余人，为扩大会议之会员，凡是威城政府之重要职务，无不被他们揽纳。因为扩大会议最重要的职务为选举，通过选举权，此机构也是全市权力的基础。我们所说威城的贵族，在13世纪之后，也纯粹指金谱上有名之人士，很多专靠祖先经商起家。不过这并没有完全截斩社会的流动性，金谱之世袭由父系决定，没有不能与平民结婚的限制。平民也仍能经商致富，超过金谱有名的人士。以后少数的贵族，有些沦落到极为穷困，目不识丁，靠救济金生活。亦间有平民也被升迁为贵族。例如1381年威尼斯击败热那亚来犯之后，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军功升为贵族。

大会议人数太多，不能主持经常性的事务，于是授权于参议院（senate）及四十人委员会（cil of forty）。这两个机构有司法及立法权，有时也合并开会，四十人委员会对刑事案件有复审权，有时像最高法院，有时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个委员会。此外统领也有统领委员会，似同内阁。前述的十人委员会，则完全是一个公安机构，所辖如国家保密局。不过威尼斯1000多年的历史内，这些机构的性质常有变动，并且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以幕后征集意见解决。各种临时委员会（zonta）也多得不可胜数，如判决华立罗死刑之法庭，即系一个临时委员会。通常一个带活动性的政客，同时兼摄好几处的职务，如海军高级将领也出席参议院的会议，舰队的司令官则由统领和四十人委员会的头目商询后委派。总之各种任务互相牵连重叠，没有一个机构能独行其是。一般各机构的任职为一年，连选得连任，被选人一定要服务，不许推辞。

以今日看来，我们可以觉得威尼斯的体制，让人口内6％至7％的贵族去垄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无乃专制之甚。可是这在中世纪即算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开明。因为全民自治事实上不可想象。在几个小岛上，以一两千人主持国政，也包括了大致上应该缕列的人物。欧洲在中世纪趋向近代时，占有土地之贵族（landed nobility）和新兴的绅商常发生冲突。威尼斯没有封建的传统，也不设陆军，在大陆上作战通常以雇佣军（dottieri）为之，抽税则以间接税（如关税、货物转口税、食盐公卖等）为主。在这种条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冲突，即在15世纪之后，在大陆上拥有相当多的领土，威城人士经营的农场仍只以收入为主，其财富不特别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势力。

威尼斯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约束，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现象。威城有60个到70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神父由区内房产所有人推举，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级的僧侣，由参议院提名后由统领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选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patron saint），此人即是圣马可，其意义有如中国之城隍。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与统领之官邸毗连，等于统领的附属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带有独立的气派，一般僧侣受贵族监视，有如各种文官组织。于是引起一位现代学者说：“威尼斯之处置教会事宜，好像罗马简直就不存在。”

当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长期斗争之际，威尼斯能够在两方之间左右逢源，由来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请神圣罗马皇帝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城中会面。中世纪以来，教廷与各处侯王及国王冲突时，教皇执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即是“开除教籍”，此处分加于国家首领及于全国全城。当施行时，对被处分者之从属关系及所作誓辞与契约及义务，一律取消无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为他们主持养生送死的仪式。凡婚姻关系遗产转让等之受教规决定者，也失去凭籍。被开除教籍的人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们的船只和货物也可以听由掠取没收。历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牵涉到神圣罗马帝国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约翰，均在这种处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开除教籍的处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干涉费瓦瓦（Ferrara）王子之继承，而后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开除教籍。一时费瓦瓦附近的城镇联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道歉赔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产生外界的困难，没有引发内部真正的危机，也仍归功于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内长老僧侣。

自12世纪以来，在今日德国境内之王室贵族，分为两个党派，其影响所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央集权，其幕后多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32）。这种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入，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水阶级之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出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高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顾这种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颁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洞，放贷收息进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部驱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胸前要缝缀黄色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斯社会上的商业性格，还是要追究于本身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色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管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条件下，她处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口。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资吸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向与动机了。

威城本身没有农业人口，这城市里的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她出口的毛织品大部分来自西欧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兰。16世纪之后她的纺织业曾一度抬头，以漂染丝织品为盛，其生产方式大部分依赖“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经理人将工作分派于海沼内外及大陆边缘各地，并无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镜子、肥皂、金属装饰品之制造，当日半属奢侈品，也无从大量的生产。造船和制币用人较多，则经过政府人员密切的监视。

各种作业，另有他们的同业公会。威尼斯一共有百余家同业公会。同业公会除了维持制造的标准，厘定学徒的经历出身外，还有周济本行孤寡穷困的义务，会长由同业推举，并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负责。威尼斯最大的行业是海员，但是海员不许组织公会。此外我们认为是自由职业者（profes-sionals），如律师及公证人（notaries），也没有公会。对外贸易的商人更无需组织公会，因为整个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们的一个大公会。

威尼斯被历史家一致认为效率高、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部的结构，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商业并没有被少数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参与。即匠工寡妇，稍有储蓄，也可以参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资。此城市行征兵制。征兵的方法为预先将壮龄男子组成12人的集团，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时按次序征召入伍。但是征兵不作陆战之用（陆战用雇佣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军。在长期间内，威尼斯又常采取战时体制，商船组织护航队，有些尚为政府所有，因此商业舰队与海军之间，出入甚微。总之，他们的活动即为全城安全与生计之所在。这些条件都足以养成上下人心团结。专政的贵族，既没有留给一般平民必须生事造反之动机，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会，因之能造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但是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饰威城强调特务政治的缺点。密探活动频繁，对劳工谋反的处置过度的严厉。也不能掩饰她的强硬对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点，局势不利的时候，便使自己陷于困窘。而特别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下，统治阶级猜疑满腹，也就在这种时期之中，可能发生华立罗事件之类疑案与阴谋。

从上面的缕叙看来，我们认为威尼斯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不容疑义。可是这种论断，仍不能推翻当前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是19世纪创用的名词，我们将之施用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进之间，还没有把疑难之处解释得很清楚，却又产生了新的疑难和误解？

这也就是缕叙至此，我们还不能决定何者是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格，何者则是威尼斯岛国特殊的情形。除非将其他带有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或其代表作过一番类似详尽的缕叙，我们无法用归纳法将以往的事迹归并于现用名词之下，使之解答现有问题。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意大利，可以算为多数的学者和作家所公认。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为她的记录最详尽，局势最显然，发展不仅不遭挫折而且历时最长久。至于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情形也应该有一两段的概述，才能使读者相信威尼斯的发展已经一马当先，在初期资本主义形成时，确是个中翘楚。

先说佛罗伦萨（Florence）：这城市跨越亚诺（Arno）河上，曾先后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国占领，在12世纪成为一座自治的市镇。此间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历史根据。有些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业公会可能远在1100年或稍后的期间已开始活动，虽说现存文献只能推证到1182年。佛罗伦萨以纺织业和银行业著名。这城市起先输入英国及法兰德斯（Flanders，比利时及法国荷兰之一部分）之毛织品，加工染色之后卖出，以后径自输入羊毛，自织自造。在14世纪初期，年产毛布80000匹，雇用劳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业中心之一。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与路卡及塞纳（Siena）齐名。他们一部分的业务，是将各国的基督教徒什一捐汇给教会。其实各地早有包税人（tax farmers）包办，银行家接收他们的汇款后并不直接缴解。如英国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银行即通过他们大批收买羊毛，再转送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或意大利本国发卖。银行之总行则先垫款与教廷销账。于是出进之间获收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以高利贷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风险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账，银行关闭影响全城生计之事情。

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由德国传入意大利，也使佛罗伦萨大受影响。1282年亲教皇派得势，立刻引起城中7个高级同业公会专政。这7个公会有两个代表毛织业（一个主持进口昵织品之加工，一个主持本地之织造），一个主持丝织品，一个主持银行业，一个主持医药及制肉香料之进口，一个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证人，一个主持皮货之贩卖。其中前4个同业公会最为重要，他们挟有雄厚的资本，重要的公会，有私人组织的军队护送商业交往，在沿途设有栈居，能与外国当局协定关税，解决彼此争执，也备有法庭法警和监狱。

原来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所谓保皇党代表乡镇封建制度里遗下的贵族（欧洲的封建制度本来就是一种农业社会的组织），亲教皇派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绅商，此为一种粗枝大叶的解释，实际情形各时各地不同。佛罗伦萨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腊的拜占庭帝国进攻后，神圣罗马帝国及教皇企图掌握这地方，两方都从封建制度的组织着手。当日风气败坏，主要的僧侣都私自成婚生子，于是也可能在各处拥有地产，遗传子孙。城市中的贵族则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获得不同的附属位置，所以也不算是白手起家。他们力量充实之后，就强迫近郊的骑士在城中备置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内，必有一部分时间居住于城市之内。这种低级贵族与城中绅商通婚的情形相当多。况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corporation）的原则组成。有势力之豪族则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视下面的房舍。于是一段街市成为一座特别的塔垒社区（toion）。

1282年佛罗伦萨人口有45000。过去同业公会的情形很少提及，我们只知道她于西元1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城市如比萨及路卡发展商业，只因为据在亚诺河中游，又是陆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为工业中心。如果她的社会组织也算是资本主义体制，则此种体制也和封建制度结下不解缘，绅商与贵族不分。她的同业公会力量最充裕时，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最紧张也最无忌惮的形式”。他们派出大批探员，对少数与他们作对的劳工，动辄拘捕，轻则不发工资、不给工作，稍重则放逐。而且工人常被这些公会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丧失生命，这时候政府对各公会的处置则一味支持。

这7个高级同业公会觉得他们过于孤立，以后也曾邀请5个中级同业公会及其余的9个下级同业参加政府。其实这中下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他们都是小商店的老板，和工匠自己经营业务的小门户，包括屠户、泥水匠、面包烤户等等。有时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即对大多数纺织劳工，刻毒超过高级同业公会，并且他们自己蒙高级同业公会的青睐，也不便辜负他们的好意。参加政府的方式，通常只有象征的意义。佛罗伦萨的政府由几个市政代表叫做prior的主持，中下级公会可以好几个合推一个市政代表，或者轮流交接一个市政代表的职位。这些中下级的公会也参加市区里的民兵。佛罗伦萨的民兵组织为20个连。每个连有它一定的地区，各有不同的旗帜，后面都由同业公会主持。无产阶级则不准组织公会。凡是10个以上的工人集会就算违法。1345年，已经算是佛罗伦萨的民主时代（详下段），有一个纺织工人叫做白兰定尼（to Brandini）的企图组织工会，半夜从床上被抓出来，虽然激起同行工人罢工，此人终被判吊刑，不久绞死。

资产阶级纵掌握全局，他们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济。读者务必明了佛罗伦萨之公会，所辖并非个人的会员，而是很多小单位。从这些小单位里又影响到很多家族间的恩怨。1301年后这城市里的亲教皇派又分成“黑”“白”两系，而且两方都从甘塞利黎（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现，很少人能了解黑白争执的原委，只知牵涉极为广泛，甚至同一家庭之内兄弟也为之生隙。

从西元1343年到1382年约40年的时间，佛罗伦萨进入一段称为“民主化”的时期。原因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借贷给英国国王，被爱德华三世赖债，引起经济危机，同时黑死病使城中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段伸张的机会。但出头者仍是小资产阶级。城中的9个市政代表，高级公会只占2个，中级公会倒占了3个，下级公会也占了3个，其他一个则在三个等级里轮流充派。1378年佛罗伦萨城发生前所未有的市民运动，工人示威，政府为之垮台，以前不许组织公会之无产者，至此又组织了3个公会，将佛罗伦萨长期历史上的21个公会扩充为24个。他们并且对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提出了很多过激的要求。这城市里的高层人士，也虚与周旋。直到下层民众的组织者以为目的已达而开始松懈时，资产阶级才开始全面反攻，以后反革命的潮流继续扩张，1378年的群众领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三年之后，连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被反革命的势力淹没无余，佛罗伦萨恢复以前资本家专政的形态。

叙述如是之事迹时，历史家曾说佛罗伦萨是一个“政治上的试验管”。她经体验过“贵族主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沙弗那罗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麦迪奇（Medici）的独裁”。

沙弗那罗拉是15世纪末期的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一面攻击教皇及佛罗伦萨上级人士的靡烂生活，一方面以预言和自创的奇迹吸引下层民众，一时整个城市被他领导，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主导者。不过他对信徒的要求过于严格，由于群众对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后于1498年为他的政敌所乘，被控倡导邪说，受绞刑后尸体焚毁。

麦迪奇一家也是由银行业致富，他们在16世纪提倡自由主义，不明显地控制政府内任何固定的位置，只是用他们的财力和权势操纵佛罗伦萨的政治。在他们领导之下，佛罗伦萨的领域大为扩张，1569年后称突斯坎大公国（Grand Ducus-y），麦迪奇其家人相继为大公爵。

米兰有很多地方与佛罗伦萨相似，也是纺织中心，所出锦缎及天鹅绒，驰名内外，也是国际贸易来往的孔道，与附近农业地域毗连，也是冶铁和制造兵器的重镇，因此受大陆政治的影响也愈浓厚。前述城中筑塔，公会与贵族相通的情形也发生于米兰。12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传遍于意大利北部，不仅城市如此，即乡镇与村庄也纷纷出面组织类似地方自治的机构。米兰则因为利害冲突，出兵吞并邻近的地方，引起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干涉。1162年腓特烈围城9个月，攻陷米兰，将全城纵火焚毁。这城市重建之后又经过12世纪之后半期，及13世纪之前半期继续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独立的地位，同时成为北意大利许多市镇之盟主。

米兰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组织的方式构成一种宗教式的会社，在13世纪开始露面，渐有能力推举城内的重要官吏，后来被少数贵族支持，成为亲教皇派。和他们相抗的，大概以低级贵族和大商人为主体，受城中大主教的支持，成为保皇党。其中情节之复杂，虽专家不敢作确切的论断。只是政争结果，保皇党获胜。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ti）一家即以此为本钱，起先取得米兰主政的地位，其次将之固定于家内世袭，在14世纪末期更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承诺，称米兰公爵（Duke of Milan）。15世纪威斯康堤一家断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Sforza）又接着为米兰公爵。1535年此城及所辖地区为西班牙吞并。西班牙治理米兰几近200年，终在国际战争中转割与奥地利。

热那亚与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持在10万左右，也以造船业和对外贸易著称。并且因为经营近东商业，和威尼斯长时间作对。她于1298年海战打败威尼斯，1380年又几乎大获全胜，舰队已经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后威尼斯东巡的舰队回航，才将她打败，热那亚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个海沼与大陆悬隔，热那亚背海的部分则三面环山。后者的权贵多在大陆接置地产，因之热那亚的政治不能脱离意大利大陆上保皇党及亲教皇派的纠纷。拥有地产的贵族在城中竞争失败被放逐，纵避居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随时卷土重来。因此热那亚的政治经常不稳定。商业的政治力量需要农业势力扶植，政争时两方都向外界乞援，成为长期以来的习惯。1396年乞援于法国，兹后法国在此地派有总督，热那亚实际上失去了她独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为第一流的城市国家。

意大利历史向来以繁琐令人视为畏途，其中无数的末枝细节，无从一一缕列，也无法整理。可是从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立场，对其中的夹杂啰嗦却不难给予一个笼统的概说。当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现时，和封建制度没有一个可以一刀两断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张不用资本主义萌芽等字样，以免发生误解）。封建制度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威权粉碎、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和武士传统（详第一章），在前述佛罗伦萨和米兰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兴的城市国家和同业公会相沿引用。不过封建制度发展的地盘在乡村，以农业为基础，新兴的工商业出现于大城市之间，以金钱为媒介而已。原来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权精神，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资本主义旨在存积资本，不能与利润分离，而利润的由来，则是各地区间经济条件的不平衡。地方分权，才能使各地区充分发挥他们个别的优势条件。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对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一方面讲，具备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国家像佛罗伦萨、米兰和热内亚不能摒弃封建制度中内在的因素，因她不能维持一个社会中各种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ically manageable）。另一方面，封建制度里的从属关系不便押赎转卖，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的义务与特权尤不能按时价调整。布罗代尔曾说：“任何一个依古代结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没有合适掌握着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人有利，对其他人则否，使各种事物处于淆乱状态。”这些城市里起先出现君主专制（despotism），其次央请外强干涉，都是由于这种情形发生，内外的专制皇权以强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强就范。

所以在这些城市国家内出现的新兴工业，虽有由“外放分工办法”转进到工厂制的趋势，其资本主义的体制不能算已成熟。马克思说及这些地区的“资本家生产方式”，只“或断或续的出现”（详注［42］），不为无因。

给劳工低于生活费的工资，迫害劳工，值得有正义感的人士口诛笔伐，但是这种种不仁不义之事，只要它们没有使整个组织垮台，或其运动停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致命伤。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rational system），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治的维持。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米兰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在奥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将以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回笼，但是这批资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城中虽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工业资本是不够的。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parliamentarianism of limited franco］这个字称呼立法机构，始自米兰），都替以后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创设了新例。

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时间和活动地区的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可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迄至15世纪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各国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珍宝首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毛病。1171年因为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公债、证券得以买卖。1262年又将所有公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行家兼财阀。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 di Rialto）和信用通汇银行（Banco Giro of 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其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而是转账。银行家持有大型的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于现款出进。照理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圆通周转的情事经常有之。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天主教不许高利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1／4。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soli dei Mer-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弟，通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队的船舱，接受其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商业的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专利，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组织经营的财团（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定它们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组织商船护航队。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为一个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船只带来生丝、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繁荣和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算浓厚。这也就是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o 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纪前期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正。从时间上看，这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经用不着说了。像“海损”（averaging 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e 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bo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 ）。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 di 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结成一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效率或无效率（parative efficyor deficy）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显。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下面两章介绍资本主义在荷兰和英国展开的经过，当中也不乏这些国家打破现状创造新局面的经验。

正文第三章荷兰

我住的地方，隔赫德逊河不到10英里。大家都知道这条河流因17世纪探险家亨利·赫德逊（henry hudson）而得名，可是很少人知道当日赫德逊受荷兰东印度公司之聘，来纽约探险，其目的不是在北美洲拓土，而是希望找到一条“西北路线”进入远东与中国通商。原来17世纪初年，欧洲人的地理知识简陋，也不知道加拿大和太平洋的宽度与纵深，满以为循着西北路线不断前进，不久即可以到达中国。而当日中国也是众所传闻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17世纪初年，荷兰正为了独立而发动独立战争。此时南方的海洋又为很多国家竞争的区域，若反其道而行，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荷兰已经发现不少富国强兵的秘诀，如果此道一通，定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用不着说，这个梦想没有成为事实。荷兰虽在赫德逊河畔开拓了一些土地，著名的荷兰人如罗斯福一家也在此落地生根。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之后，这一地区割予英国，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纽约，亦即新约克，以向约克公爵示敬（约克公爵以后承袭皇位，为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不孚人望，被驱逐失国，此是后话。在与荷兰作战时则为海上英雄，得到议会褒谢，是以今日世界最大的港口仍以约克名号，纪念其战功）。

荷兰在西半球的发展，没有得到实际的效果。但是荷兰人绕非洲海岸进航远东，却收获甚丰，也曾一度占据台湾。了解中国并不如传闻中富庶，以后西欧国家宰割中国，荷人参与不深。荷兰在南洋开拓的殖民地，则为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也是世界上资源盈溢的地方。17世纪初年，荷兰人口不过150万，竟将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占据了好几百年。这殖民大帝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被重整，固然是新时代民族自决潮流的影响，而促进这潮流展开的一主要因素，则是中国抵抗日本之成功。所以荷兰之向外拓土，直接间接的仍与中国有相当关联。

以上一段文字，概括了好几个世纪的事迹，提及了不少国家，也把本书编者、作者和读者所在的地区，牵扯在一起。骤看起来，好像这故事缺乏结构，内中各事的发生，全凭机遇，其过程既无从逆睹，当事人也只好各听命运之安排。可是我们把这些事迹重新综合起来，再度考虑，则可以看出因为交通通信的进步，东西两半球、新旧两世界业已结合为一。开始时，各方不平衡的因素必有一段冲突与摩擦，同时以强凌弱的形态也不可避免。长期发展之后，局面则趋于平衡。而最先使这庞大运动发轫的则是所谓的资本主义。

本书以上两章，已断断续续的提及资本主义的精神。荷兰人向外发展，即不能与这种精神分离。“唯利是图”的野心促使荷兰人敢作敢为。一方面也倚靠这精神，荷兰才胆敢以蕞尔小国，前后与西班牙、英国、法国和瑞典交战。荷兰人甩脱君权和神权的束缚，趋利务实，因之整个国家在资本主义领导下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这时候其主政者随着社会与经济之潮流，必多少倾向于唯物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否则无从产生上述的一种赌博与冒险性格。这种不受约束的性格，也终必与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结不解缘。以前荷兰人企图独占治肉香料的生产，不惜戕害东南亚土人，又在西半球大规模贩卖人口，亦仍就追随“唯利是图”的宗旨，不受人道主义约束之故。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就无法划出一定的界限，将资本主义说成一种孤立的和抽象的因素。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某些好与坏的事迹，就凭着这些事迹来臧否资本主义。

站在20世纪的末期，我们承认资本主义是推进现代社会的一种工具，在这种发展之中，荷兰曾提供实质上的贡献。除非先站在技术的立场，将荷兰独立的沿革和背景作较详尽的叙述，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因素可以在长期历史之发展中算作资本主义之特质，而哪些因素只能算作个别和偶然的背景。

我们今日泛称的荷兰，正式的国名应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她在16世纪独立时，则为尼德兰联邦（United Provinces），或称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荷兰（holland）不过是7个省（今则11省）当中之一。

这个国家与比利时、卢森堡在中世纪统称“低地国家”（Lories）。其全部地区里虽有民族语言之不同，在荷兰独立之前却未曾在历史上以如上三个单位的政治体系出现。荷民过去也缺乏组织自主国家的经验。或因欧洲中世纪封建影响浓厚，各处地域成为公爵、伯爵世袭的产业及公主、郡主的嫁妆。其有效的政府，总在最下端。即在1500年前后，西欧之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只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算是粗具胚胎。以上各国疆域完整，界限明显，境内人民语言一致，历史上又为强有力的王室控制，才能规模粗具的表现一些现代国家的形态。但这种表现仍极有限度，因为过去政府功能简单，财政权与警察权多为下级威权所操纵（详第一章）。今后由于新时代的需要，王室准备向全国国民抽税，成立常备军，创设文官组织（bureaucracy），厘定司法制度，势必与新兴的和旧有的势力发生龃龉。又因主教（bishop）权责涉及宗教与信仰，更容易引起全国的骚动。西欧近代史里的好几个世纪，都在这种冲突中度过。英国的内战、法国大革命，即是这种改组的高潮及尾声。本章要指出的是：低地国家历史上缺乏一个有力的王室，不能参照以上各国的情形，进入中央集权体制。此地刻不容缓地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这种双重条件之下，才有荷兰共和国之登场。

另外还有一个妨碍低地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的因素，则是其中市镇林立。根据中世纪的习惯，每个市镇，获得封建诸侯的特许状（cer）而有豁免权（immunity），封建法律只行于乡间，城墙之内概不适用。自治的市民（burgher）有权自行立法，各诸侯不能直接向市民全面抽税，即使情势需要，封建诸侯向各市镇有所需求时，也要以磋商及自动捐助的名义承办。大批的市民当初多是穑夫（serf或villein，一般译为“农奴”易生误解，本书统称为穑夫），或是穑夫之子孙。西欧一般的习惯法，只要在城市里居留一年零一天，即成为市民，有些地方只要101天。但是在低地国家里，有时只要40天即可以算数。

地产的贬值，也是市民力量抬头、封建力量江河日下的一种象征及推动的力量。城镇之内虽然市民自治，其地产仍为封建领主所有，当初按裂土分茅（subiion）的方式，由下层掌管不得买卖（如果可以自由买卖，则整个封建制度无法维持）。可是市民在地产上筑有房舍，他们向封建领主所付地租不能因时价而调整。所有房屋，根据习惯法为动产。所以在新时代货币流通物价大涨之际，地租已不复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房租则随着物价而高涨，市民拥有房屋者，逐渐漠视地主之存在，有喧宾夺主之势。

低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拜地利之赐。阿姆斯特丹已北通波罗的海（其中通过丹麦与瑞典间之海峡路线为荷兰人首先创用），这整个地区之内又有三条主要河流来自德、法之腹地，经此而入北海。内中斯克尔特河（Sc）与英国之泰晤士河隔英伦海峡正对，总管这河流入海之安特卫普（Antwerp）与布鲁日（Bruges）（今日同属比利时）同时成为中世纪以来欧洲之重要港口。低地国家内之法兰德斯（Flanders，今日大部分属比利时，各有一部分属于法国及荷兰），13世纪以来已成为毛织品生产中心，其中无数市镇随着这种手工业之发展而繁荣。本地羊毛供应不及，则向英国输入，织成的毛布输出远近各地，南至地中海。同时传统的鱼盐之利也没有被忽视。14世纪以来，随时脑制鲱鱼的方法有了改进，能使北海的水产维持较长的时间，推销到远地。鱼船和鱼网的设计也全面革新，引起采捕运销之集中。低地国家北部今日称为荷兰地区的整个经济结构为之改观。

此时整个低地国家分成10个内外的政治单位，布拉班特（Brabant）、格德司（Guelders）为公国（dukedoms）；荷兰与法兰德斯则为郡（ties）；尤特列克特（Utrecht）为主教区（bishopric）。因为社会经济的变化，各诸侯亲王提升一些贵族，使他们主持内部的经理，由此打破了封建的平衡，使贵族间发生纠葛，而使低地国家内部的政治复杂化。各诸侯最大的困难是入不敷出，所以又只好向各市镇让步，以便扩展财源。即如尤特列克特的主教，一方面在尤城加紧管制，一方面又在四郊支持新兴的市镇。此时各城镇所获得的特权，可以阿姆斯特丹1400年的新特许状作代表。这特许状承认市政理事会的理事可以各以选举选出他们的继任，如此当然增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

本书根据欧洲历史学家的作法，概称以上各政治单位为“省”（provincial states）。14世纪一个重要的发展则是省议会（State assemblies）的抬头。这些省议会的来源仍是专家们争辩的一个题目，似乎无人能作定论，只是在各省享国的诸侯王子，因财政的需要，不得不时或召集下属的首长，自己的幕僚，和各市镇内炙手可热的人士，检讨内政外交政策，已成为13世纪以来的一种趋势。

低地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引起四周王国觊觎。英、法、德（德国这时没有统一，但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代表德奥，成为一个较为松疏的组织，而且低地地区很多省名义上尚是帝国一部分）都曾有吞并这地区的野心。一则由于彼此间的嫉视，二则由于无人能满足低地国家内部的需要，此谋无法实现。其另外一种手段，则是这些王室支商经常与低地国家境内10余个省之诸侯亲王联姻。但所缔婚姻立有合同，清楚规定承继的各种情事。各省的有力人士，即在此时强调他们无意参加诸侯亲王间的朝代战争，也没有捐输支持这种战争的义务。这种局外中立的立场见诸文字。

15世纪初年，低地国家之10余省，除了东北角之外，全部为勃艮第（Burgundy）所得，其发展极为曲折，也有浪漫史及传奇性的情调，至今尚有历史家称之为命运的安排。勃艮策公爵原为法国王室的支裔，所辖之勃艮给在今日法国东北。其获得低地国家的办法，首先由菲力普公爵与法兰德斯的继承人（后来成为女伯爵的玛伽莉达）联婚。他遗有三子一女，也透过联姻与这区域内的诸侯亲王结为姻亲。这些诸侯亲王本来就有不少借婚姻来维持彼此关系，而布拉班特的女公爵也是玛伽莉达的姑母，女公爵无后，故将所属地传于侄女，因之此地区也落入勃艮第手中。若照正常关系发展，此三子一女各立门户，以后也各有千秋，数代之后，与宗主的关系必日趋淡漠，各支裔与地方的关系加深。但勃艮第这四个房系之中有三个支裔各自向外发展，其继承人或死于英法百年战争，或死于法国内战，或在低地国家之内争中参与败方而被放逐，多绝嗣而无后，他们所承继的省份，透过兄终弟及的办法汇归勃艮第之正宗。

所以菲力普之长子绰号为“约翰无畏”（Johe Good）继承大统时，勃艮第已将低地国家内各诸侯亲王一扫而光（其中仍有一些统治不及的地区则在政治上并不重要），尤特列克特及列日（Liege）主教区之主教则派亲戚家人充任（尤城主教大卫为菲力普好人之私生子）。这样一来，勃艮第的领域在瑞士至北海之间连成一片，有在今日德法之间造成第三个大王国的形势。

菲力普好人之子“查理冒失”（Cic League），有垄断波罗的海至英伦海峡商业的趋势，并且以武力作商业的后盾。勃艮第的公爵支持荷兰及齐兰（Zeeland，与荷兰为邻的另一滨海省）的海员，鼓励他们向汉撒同盟的城市作战。勃艮第也竭力使安特卫普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港口与国际城市。如此一来低地国家国民实受其惠，也乐于有这样一个保障其安全的王室。

勃艮第既开拓了一个纵长500英里横宽300英里的王国，即必须对全境的统御经理作筹谋一致的打算。于是在每一个省，派出总督（stadadtates-general），决定低地国家内的税收，以便支持勃艮策公爵的军费。这已经是超过前例，因为过去每省自为一单位，要募兵筹饷时也只临时磋商于各省。而查理冒失所创设的司法，与当地人提倡的地方自治有很大的抵触。在他督导之下，低地国家开设了一所最高法院，规定以后各地的公文全要用拉丁文或法文，而且法律是以罗马法为根据（因为低地国家的人民，尤其荷兰人，向来使用习惯法和不成文法）。这种政策一公布就引起普遍反对，列日农民反叛，打死境内的法官律师。荷兰的一个乡镇更自行创造一个条例，“凡有引用外国或冷僻法律名词而不译为通用荷兰文者”，一律罚款两镑。1476年全国议会否决了查理征税筹饷的要求。

要是这种僵局继续下去，以后的发展将无法逆料，但是翌年（1477）查理冒失战死，继承者为20岁的女公爵玛丽。勃艮第公园在战后失掉了勃艮第（此地从此成为法国领土），只成为低地国家的王室。一时各省重要人士聚会于更特（G），草拟一份文件叫做“大特权”（Groot Privilegie）。内中说明最高法院不能复核各地法庭本身足能解决的案件，各地产业所有人及市镇不能被传答复他们境域之外的问题，所有公文一律用低地国家内之语言；除非产业所有人同意，女公爵不得对外宣战、在境内抽税或铸币。所有官员都要由本地人充任，即是女公爵本人的婚姻，也要经过各市镇同意。

当时低地国家正遭逢内部叛乱及法国入侵的威胁，玛丽迫于无奈，只好接受。“大特权”有如入宪章，本身无强迫执行的力量，只是彰显低地国家构成时的内向性格。此后1579年的尤特列克特联盟（Union of Utrecht）是荷兰独立的先声。盟内宣言即申明各省城镇原有的特权不因同盟而失效，同盟对重要事件的行动，必须获得所有各省全体一致同意。

玛丽之婚姻使低地国家刚脱离勃艮策的掌握，又陷入哈布斯堡（hapsburg）皇室彀中。玛丽与奥国大公爵麦西米林（Maximilian）联婚，原有低地国家人士赞助。15世纪末年法国强邻压境，有了一个德奥血统的皇子作驸马，也可以借此将力量稍微平衡。不料哈布斯堡朝也在利用联姻扩展地盘，较勃艮第更胜一筹。所并吞的不止是公国、郡国的小地盘，一来就并吞一个现代型欧洲国家。麦西米林本人则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日神圣罗马皇帝还由七个国王主教等推举，16世纪以后就由哈布斯堡家世袭），至他孙子查理五世时，低地国家的首长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且拥有奥地利。又通过奥地利掌握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今日捷克），同时还兼西班牙国王，更因后者的关系，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和美洲一些领域。哈布斯堡家族囊括半个欧洲，引起英国和法国的反应。尤以法国眼看自己的领域被哈布斯堡王朝三面包围，亟思抵制。于是以远交近攻的办法，纠结欧洲更外围的盟友如土耳其、苏格兰及瑞典、丹麦进行一种更大规模的反包围。

低地国家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原来希望在一个国王之下，有一点安全保障，其立国之政策则为局外中立、地方分权，以便各城镇各自发展本身的经济利益。而此时（16世纪）眼看局势之发展与他们的愿望愈来愈远。

16世纪也是宗教改革的时期。

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公布他的“九十五条论题”，原来不过是由他自己良心的驱使，从神学的角度对当日宗教的设施发表一些意见。（他将95条论题钉在威腾堡［ittemberg］教堂门上，符合当时行事的办法。因为他虽身为僧侣，仍在威腾堡大学拥有教授的职位，教堂大门则是神学系的公告牌。）此一行动在历史上掀动的大波澜，为其本人始料未及。欧洲社会经济条件本来已和中世纪所定制度相去甚远，宗教改革的呼声在这时候被提出，只有使其他各种需要改革的运动更能借题发挥，其范围也更扩大、趋向也更显明。事后看来，这也是必然之事。

新教的宗旨在信教自由，“凡信徒即可以做长老”（priest-ists）为代表。此派无意在神学上和哲学上钻研。他们只希望将圣经上所叙述的基督教原始性格重现于人间。他们的教堂是一种受苦受难的组织。因之他们也创出一种不务家人生产事业，只在情绪上求发泄的趋向。以此作为标榜，他们容易打进下层社会，如荷兰的缝工和面包烤匠即成为再洗礼派的领袖。法兰德斯的织工也组织不少小单位。其中有些人走上无政府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道路。他们的弱点则是不能在体制上作为新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最后在低地国家内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仍是保守派与过激派之间的加尔文派（Calvinists）。

加尔文，法国人，他的神学立场以“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为核心。简单的来说则是人不论贤愚不肖，将来或入天堂，或入地狱，早为神所预定。然则如此，命定论仍有各种问题，如：这种命定是一种绝对的、或相对的因素？难道人之为恶真是神之主谋，而不仅是他自己违背神的意旨？如果真有命定，则一个人要在是非可否之间下决心，又如何能确定他之选择即是神的安排？诸如此类问题，固可以逻辑答复，也可视作人类经验以外，非逻辑所能解释的一种神秘现象，本书以下各节还有机会叙及。其不坠入一个机械式的解说之中，反可以被多方接受，也使新时代高层社会的领袖及思想家对之感到兴趣。当赋命定论以坚定的解释时，则有“我个人之命运非人间其他威权可以左右”的气概，而抱持此种观念的人也有倾心于事业成功的趋向，如此才能证明他自己确有神佑。这些气概与趋向使命定论被公认为有助长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功效，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

16世纪低地国家的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毛织工业以外放分工办法（详第一、二章）进出于今日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各小市镇和村庄，由于脱离了城市同业公会的束缚，范围日益广大，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性格。同时荷兰与齐兰的船舶也在扩充，至16世纪中期之后通过丹麦、瑞典海峡，出入波罗的海之船只1／2到2／3为低地国家所有，每年超过2000艘，其中大部分属于荷兰。这些船只每年以一半的时间捕鱼，其他时间为商船载货，北至波罗的海，南及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虽然仅出入于沿海无数的市镇与村庄，可是经营的资本浩大，背后财务之支持者多为大城市的商人，而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为主。

低地国家之内，本已产生各种利害冲突，如经外放分工办法织成的毛布的价格低于城镇里同业公会所公订。有些地方寺院林立，僧侣持有某些商业税收的特权，又不免与信民冲突。乡间的士绅在城市势力发展后，否定僧侣有对他们抽税的权力，这些市镇出钱收买附郭封建领主的特权，包括路税、渔猎特权等，而用这些特权作基础，支持他们在经济上管制的力量。

低地国家南北不同，也引起猜忌。北方荷语通行地区，不承认哈布斯堡属于日耳曼系统，此王朝与勃艮第的渊源，加上以布鲁塞尔（今日比利时首都）为政府中心，及引用很多律师法官造成官僚政治，使其“法国势力”和“外来因素”色彩较浓。低地国家的东北角，曾多年联合反抗查理五世，他们所用的东荷兰语和低地德语接近，再洗礼派因着语言的接近，很容易从德国渗透入这地区。至1543年查理五世将这地区全部占领，从此统率了低地国家的17个省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低地国家内的很多省区仍不承认他是国王，只不过是一个身兼领17个区域首长职务的亲王而已。所以他必须依照成例，以个别不同的方式在各该省区执行其权责。如果变更体制，各省区仍可拒绝承应。

所以16世纪中期，低地国家享受短时间的和平和统一，各自享有境内五花八门的各种既得权益（vested is）。查理五世本来可以实际领有这块领域，但因又分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忙于在德国应付马丁·路德，又要主持抵抗土耳其人及在意大利半岛的战事。他忙碌了半生，总希望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削平各种异端邪说而重新以天主教广布于他所管辖的领域与人民之间，但事与愿违，于1556年自愿退位。治下的帝国分为两部分：德奥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部分，传于皇弟斐迪南；西班牙王位及意大利半岛之领域及低地国家则传予其子菲力普二世。后者在位60年，也是低地国家变乱的开始，以后终于演发至荷兰独立。其中原因甚多，但是中世纪以来欧洲人所崇奉的价值以宗教为首要（最低限度在表面上要超过民族国家和社会经济地位），所以1566年，约有300多个低级贵族在布鲁塞尔提出要求，请终止对宗教异端的迫害，荷兰独立战争因此而展开。

荷兰之独立，肇始于1566年的请愿活动，其实哈布斯堡王室惩办异教徒，历来已久。1550年查理五世曾颁发严峻的命令。内称：凡印刷、抄写和传播路德、加尔文、兹文利（Zwingli）等离经叛道文件的人，一律处死。未经批准私阅圣经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下讲解圣经的也处死。如果触犯这罪条的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不忏悔的即绑在木桩上烧死。在查理五世退位之前，低地国家内因新教异端被处死者，数目已多，有人曾说以万计，最低限度也以千计。

各教派的发展也有不同的命运，如再洗礼派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曾受迫害，在独立战争时却很少被提起，而战事几乎完全由加尔文派来领导。加尔文派原由法国北部渗入低地国家，盛行于法兰德斯，而今日比利时南部经过80年战争，这些地区则仍为天主教盛行地区，又仍属西班牙统治（而成为日后之比利时）。加尔文派盛行北方，成为昔日之荷兰共和国（今日之尼德兰国）全国通行的信仰。可见得宗教触及人类之生活与思想，两者间之关系非常微妙。所以信民在膜拜时固然可以无限虔诚，也可以混入不少俗念，多时尚非当事人所可洞悉。莫特里（Joley）研究荷兰独立运动及独立战争多年，他曾写出：“关于对上天问题之解释，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宗教上的事，人性经常是可以揉转混合的。一到物质上财政上的事，抵抗强权，才会众心一致。”这说法即指出当日宗教之争端实为其表，而其他很多社会经济特权等问题则为其里。倘非后者，也不会有前者。

现在历史家已经公认查理五世生长于低地国家，深悉民情，他虽惩办异教徒，仍不愿惊动这区域内其他的复杂因素。其子菲力普二世，则被认是西班牙人。他排斥异端，借着宗教问题整饬低地国家内部管理权之情事。他一方面计划在全境创设新主教区（bishoprics），一方面又维持常备军。以宗教驯服信民，带着一种政教合一的趋势，而以武力作后盾，其军费亦取给于当地人民，间接又多了一个增税之威胁。1566年初的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各地示威运动蜂起。有些城市将各天主教堂里的圣像等标帜捣毁，同时也有不少下层民众，对几次大洪水没有适当的救济而使食物价格高涨，表示愤慨。对征收什一税的教堂及蛮横的法庭不满。低地国家的高层社会，则看穿菲力普的种种做法是在克制他们历史上的特权。

菲力普此时人在西班牙，于1567年派阿尔瓦（Duke of Alva）带领10000精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来，这些队伍穿着精良的甲胄，携带前所未有的滑膛枪，并且决定以战养战。1569年菲力普根据阿尔瓦的建议，公布了低地国家的新税制，内中以营业税值百抽十最为苛刻。当日民间经济不像今日社会，每样物品转手一次就要增价10％，是全民一个极重的负担，于是市民停止交易，各地骚动不可收拾。

低地国家的武装抵抗开始于1569年左右，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ty Years ar）（是役欧洲多数国家都被卷入）和会时，各国（包括西班牙）承认荷兰共和国之独立。其中尤特列克特联盟订于1579年，已于上述。荷兰共和国宣布独立，则在1581年，其实1609年共和国与西班牙曾签订12年的休战公约，这时荷兰已在事实上被承认，但是历史家综合前后，统称荷兰的独立运动历时80年之久。此中发展之详情非本书所能或应缕述，以下只对与我们之题材有切要的地方扼要提及：

领导独立战争的奥伦治皇子（Prince e此人又名“威廉寡言”［illiam t］）承袭了法国南部奥伦治和德国西部纳绍（Nassau）的采邑，又在荷兰、齐兰、布拉班特和格德司拥有庄园，是低地国家首富之一，也是高级贵族，向来与哈布斯堡王室接近，但到举兵造反前夕，仍未显露意图，所以有此名号。他原来为天主教徒，后改为路德派，又于战事期间成为加尔文派信徒。作战16年，后于1584年被西班牙主使刺死。荷兰独立之后，他的子孙继嗣。但是他们只用总督（stadtitutionalmonarchy）打开了一条出路。（拿破仑败后奥伦治家的继承人则复辟为王，也是现今荷兰的王室。）

战争期间，控制城镇成为两方的主要战略，所以攻城战极为重要，1578年帕玛公爵（Duke of Parma，Alexander Farnese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之侄）取得军权后，改变战略，重点在截断斯克尔特河下游的交通，使依赖此河与内外交通的城镇不战而降（也有实效），所以其目的仍是掌握人口中心，而非消灭对方的野战军。作战方式趋向职业化，火炮与筑城同属重要。除了被围时全城人民因为生命财产攸关而集体加入外，通常两方交战员都是外籍募兵，西班牙的兵员曾到60000至80000人，使军费与财政成为决定战事发展的主要的因素。独立军除在各地派捐之外，初期高级贵族如威廉寡言等人毁家纾难，没收天主教堂资产，以及邻国如英、法、德各处之接济，都属重要。其长期的影响，则是战后低地国家内之贵族更形没落，荷兰城镇中之资产阶级愈加抬头。

菲力普以战养战的计划完全失败，营业税值百抽十无法达到预期之目的，反要从马德里以大量金银（首先来自南美洲）输送到低地国家。如此长期以现款使用于这个狭小的地区，促使此间金融经济加速展开。即在战时的荷兰，其港口的贸易也大增。变乱开始时，南方各地新教徒及反西班牙人士包括不少技术员工。犹太人和资本家，纷纷避地他邦，直到1588年英国女王出面援荷，各界人士重返大陆庭集于北部，助长荷兰工商业之发展。菲力普不能有效处置低地国家，与西班牙全面战略有密切关系。他这时要防备土耳其西侵（勒潘托［Lepanto］之海战，已于第二章言及，即发生于1571年，西方之联军由西班牙领导），又要干预法国之内争，且要制止英国介入低地国家之事。最后，则有大舰队（Armada）之征英，都是极为浩费，很多行动没有成功，反而重重牵制菲力普的发展。对荷战事旷日持久，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当初一个宗教问题演变为荷兰人的民族战争，西班牙只能控制低地国家的南部，而此地日后也终于演变为今日之比利时。

威廉寡言又以“海上乞丐”（Sea Beggars）为机动部队。原来1566年低级贵族请愿时，一位权臣曾轻蔑的称他们为“叫化子”（gueux），造反的人偏以此名号自荣，曾编制叫化子歌谣传颂，设计叫化子的图样自相标榜。所以经威廉发给特许状（let-ters of marque）的武装民船有交战员之身份，通称“海上乞丐”。他们出没无常，也给独立军助威不少。不过他们肆无忌惮，有时趁火打劫，杀人掠货之际，不严格区分敌友。就历史发展而言，他们助长了荷兰人日后在海上的发展，而他们所表现“海上无骑士精神”的侵略性格也成为16、17世纪的一般风气。

从以上各种发展综合看来，新时代的趋向符合克拉克所说的“战争是一种国营事业”（ar became a business of tate）。荷兰立国之后，没有更好的逻辑去支持她的存在，只好纵容此种趋向继续发展，而在其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资本主义的性格。

荷兰共和国之立国可以说是发挥了自由的精神，但仍不能算作民主。而所谓的自由，也只是容许了社会上能说话的人物继续保全他们的权益，并不鼓励所有人各抒所见。在1600年前后，7个省的省议会约有代表2000人，称为“摄政阶级”（regentclass），是一切威权与财富之精萃，因之每一个城镇里的政治可能为极少的特殊阶级垄断，有些家族彼此照顾，他们的地方势力也等于世袭。

独立之初，全国的加尔文派只占1／10人口，至1619年后，已有未皈依此派的新教信徒不能在市政府里任职之规定。只是这种限制并未强制执行，随着时间之进展，其要求反更松懈。为此，有所谓控诉派（Remonstrants）及反控诉派（tra-remonstrants）的争执。这两派同称为加尔文信徒，也同时有神学威权的支持。他们的争执在于对命定论的解释。前者要求对命定论不作过于严格的定法。有人批评他们根本不承认命定论。这时荷兰省（荷兰共和国内7省之一省）的权要，以奥登巴内佛（Jo）为领袖，坚决提倡荷兰联邦，为一种邦联，权在各省，本身可以编组军队，军士效忠于本省。他在全国会议里有多数支持的力量，1609年与西班牙停战的协定12年，大部分应归功于奥登巴内佛。

他站在控诉派的一边，和他们的发言人接近，又把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甚至宪法问题混在一起。控诉派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把命定论解释得比较自由化，但因他们要求荷兰省政府的保护，又重启政权阐释教义之门，使政府有决定教义的权力。

于是反控诉派（由大多数牧师组成，也算是加尔文的正规派），站在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之后，举他为领导。慕黎斯王子乃威廉寡言之子，此时为7个省中5个省之总督（另外二省则推他的从兄弟为总督）。他对宗教问题并无兴趣，他本人的政策，则和奥登巴内佛格格不入。因为他兼联邦陆海军总司令，当然不乐意各省在他麾下之外自组军队。这时荷兰一省占全国之大半，可能多至2／3，又是首富，如果再提倡更强化的地方分权，也等于以一省的力量凌驾于全国之上了。总之，他认为新共和国如果不继续向西班牙抗战，就不能维持内部之统一，因此更不赞成奥登巴内佛所谈判的12年停战。除此之外，他对奥伦治一家朝代之利益也相当有兴趣。

在此冲突之中，奥登巴内佛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及莱登（Leiden）大学的智囊团接近。慕黎斯则代表当时各省的贵族，也有下级的支持，他本人则为有力量的军事领袖。他对付奥登巴内佛的办法半系合法的部署，半系政变。首先解散各省组织的军队，又将奥登巴内佛及其亲信拘捕，更将控诉派之人士逐出各省议会之外，然后组织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名义于1619年将政敌奥登巴内佛处死刑。一方面全国改革教堂集会，六个月后，于1619年闭幕，正式宣布控诉派为异端，自此确定了狭义加尔文派之立场。

局势急转直下，以奥伦治家为核心，组织皇室，中央集权，注重军事力量，为必然趋势，况且后面又有一个带保守性标榜正规的教廷。但这些现象正是几十年独立运动要扫荡的对象，战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和这些条件背道而驰，加之荷兰一省担负联邦大量经费，有时多至3／4，历史与现实都不容许如此全面开倒车。慕黎斯将以前的盟友以罪犯处死，已是骇人听闻。奥登巴内佛死后，慕黎斯自己也只有6年寿命，以后他的继承人被称为奥伦治派（ists），有时对共和国体制是一种威胁，然则他们代表了内地各省的利益，与荷兰省之水上及外向的发展相对，又不可少，历史上两者因冲突产生危机的情况并不常见，即使有，也仍能在最后关头化干戈为玉帛。各省曾主张不设总督，只是不久又因为事实之需要，仍请奥伦治家出马，可见得威廉寡言及其后人对荷兰之实行资本主义，虽不直接参与，仍有一种支持的效用，他们保持着荷兰共和国为一个民族国家，若非如此，鹿特丹及阿姆斯特丹之经营仍是一两个自由城市的体制，其发展必受限制。

荷兰改革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也没有成为一个排斥异己的团体，正规派虽被承认是正宗，可是控诉派的异端不过对命定论有不同的解释，也禁无可禁，全国会议后之10年，他们已经公开露面。改革教会自1618～1619的全国会议之后，也未再召开。自此天主教、犹太教及再洗礼派也在荷兰共和国中活动，当日之信教自由在欧洲国家之中尚属首见。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加尔文派的教会，其每一个单位由本身的牧师、教士、长老和执事组成，本来就带着一种地方自治的性格，也与荷兰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平行，不复在政争中增加纠葛。

在这些条件之下，全国的组织集地方分权之大成，原则上承袭了封建时代的体制，不过时代的进步，交通通信发达，金钱的使用展开，以摄政阶级为主体组成的城镇，只有随着他们本身的性格去发展工商业，尽量存积资本。我们也可以说荷兰共和国在1600年前后已整个的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如此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在此时有了这样的一段表现，为世界史中的创举。

17世纪的旅游者一进入荷兰，就发觉这个国家不仅上端是7个各自保有独立主权的小国家拼合而成，而且下面每一个小单位之内仍有不少市镇保留着若干独立自主的性格。所以这新国家的体制曾被批评为“胡乱”、“陈旧”和“复杂”。她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军枢密院（admiralty colleges）掌握，阿姆斯特丹城自组邮局，向海外通邮，直到1752年才由全国邮政接收。共和国无外交部或外务首长。国家如有全国性的事件，只能向全国议会接洽。1654年荷兰省竟宣称她在某种范围之内有单独与外国定约之权，不待联邦政府批准。

在组织方面讲，荷兰共和国纵横分割，成为无数小单位。横向分割的界限为宗教及社会阶级，纵的方面则是各省镇地区。如此的体制，可以说是和传统中国的衙门政治完全相反。传统中国注重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下层机构根据上层机构的政令组成，其不合实际的地方存积在下端，由官僚粉饰掩盖。尼德兰的新国家，由下层机构自己作主，所以能够全部存真。国家的政策只有一种从属的关系，而不是主宰。其重点在保护私人的及商业上的利益。在此前提之下，提倡自由，成为一时风气，而所谓自由，也仍以商业上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为主。并且荷兰共和国的对外战争如1652及1665之对英战争及1672年之对法战争，虽说牵涉了很多其他原因，其中商业上和经济上的冲突总是一个带决定性的因素。

当日四周邻国仍保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既有工业的制造，也以本地的资源为主，而荷兰独特地采取了商业体制。于是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船舶进出的中心，也是国际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创始于1609年，亦即与西班牙停战的初年。它不发行货币，而以存款为主要业务。当日各地不同的货币良莠不齐，商人无法找到大量又合标准的货币汇票，为国际贸易中的一大缺陷，阿姆斯特丹银行接受各种成色不同的货币存款后，给存款人以它自身所定的一种等于荷币的信用货币，登记于账簿之上，存款人即以此信用与人交易，因为所存货币储蓄于保险库内，查核稽严，又由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出面作保障，所以这银行信用昭著。而且阿姆斯特丹立法，凡转手在600荷兰盾（guilders）以上的交易，一律用这银行的信用货币支付。不久之后，这银行的信用货币价值高于外间通行的货币。于是得款人也不要求兑现，安心长期的倚靠银行掌管其收支，使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越做越大。

之后，这银行又展开接受金银条块存款的业务。银行给予存款人之信用货币的数目，低于存入金银之市价的5％，存款人在所得信用货币之外，银行也另给存入金银之收据，在6个月之内存款人或其利益转让人，若能将银行所给予之信用货币数目还清，并付少许手续费，仍可凭收据取回其存入之金银，所以银行之信用货币及储存金银之收据，同时可以在市场买卖，只是赎取金银时两者都不可缺。而用荷币购买信用货币之贴水（agio）通常也是5％，因之赎回金银无利可图，反要付手续费，故在一般情形下，收据无转让价值，通常令其逾期作废，存入之金银归银行所有，其发行的信用货币，等于支票存户之存款。如此积年累月的经营，银行的资本愈积愈多。同时贵金属被银行收买，不复为使市价大幅波动的工具，它们所代表的信用，也经常被使用着，不像传统中国，财主以金银窖藏，或者制成首饰器皿，消极地和闭门自守地保存其购买力。

以上的情形，显示着欧洲初期信用货币开创前后的情形，也呈现着当日所谓“重商主义”（mertilism）以确实掌握金银为保持国家财富之根源。此时若非直接控制金银，则无法展开其信用（今日则以外汇存储数为衡量经济力度之尺度）。

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据说创始于1530年。这不是交易所之最先发初者。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很多城市里的交易所都比这时期早，有的竟早了几百年。不过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首先将现代商业的组织与技术渗入，也可以说是首先带有资本主义特性。现在看来，至17世纪中期，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仍不过是一般商人汇集之处，通过交易所可以买卖转手的物品达300多种，包括农产、矿产及制成品，胡椒则有五种。可是有组织的将政府公债以价转手和将公司股票公开竞争的出卖，要到17世纪后期方才成熟。征之以上阿姆斯特丹银行业务展开情形，也可以见得货币市场有赖于长时间的经营，才能使资金愈为集中，运转也愈显定型，而世纪后期之买空卖空（荷语为y）的型态，次之则公司股票也可以“抛空”（selling s，卖者先以借来之公司股票高价卖出，以后趁跌价时购进弥补以从中牟利），都由阿姆斯特丹首创，于1689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传入伦敦。

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为人以道德的名义垢病。可是行之几百年之后，在今日有条理之市场中，被认为有其社会功能与效用。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及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也可以说是让资本家投资于待展开之事业，也向推销商保证货物来源及可以预为筹备之价格。买方也通知了卖方，即使生产过剩预定出卖之商品已有被指定的市场和被保证的价格。大凡投机商将各种风险事业及吸收大幅盈亏作为他们的专长，则一般商人更能作较安稳的经营。甚至生产者也可以付少数之价款，以购买权（option，涨价时卖方仍有照预定价格出售之义务，跌价时则买方只放弃定款，不被强迫购买）的方式预定本人生产之商品，作为一种间接局部的保险，因此更可以大量投资，冒更大之险，去采用以前未曾采用之生产方式，而涉猎于以前未曾涉猎的地区使生产成本愈低、利润愈高。本书前已说及，资本主义带有试验与赌博的性格，而不安于按部就班的平淡经营。买空卖空使这种放宽领域的行动为可能。这中间可能发生的弊端极多，也可能影响公众的安全。一个为政府监督的商场能使如此种种经营有秩序地继续下去，无疑的这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

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第一章）。荷兰共和国透过司法和立法，使各种冒险与赌博的行动合理化，当初必迁就于资本家，否则不可能突破传统道德观念之约束。事实上共和国初成立时，传统的道德观念并未消失。改革教会仍有不许放高利贷者参加圣餐的情事，各大学也不发给他们学位，尤特列克特大学神学系更以传单制止之。后来由荷兰省及菲斯兰省（Friesland）出面申明教堂不能干预银行之事，这些阻拦才告平息。能如此急转直下，实因荷兰地方小，历史情形特殊；阿姆斯特丹占着商业战略重要的位置，而加尔文派也始终没有一个机会坚持其立场，才使地方分权政教分离的精神排除众议。发挥得尽致。因此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之形成，不能忽略这许多因素错综的关系，也更能体会到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

经济史学家熊彼德说及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一般利息之高，是基于三个条件：一是朝代国家向商人强迫借贷而通常有借无还，二是货币市场缺乏组织，三是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为美洲之金银尚在不断的输入，无法扼止。荷兰共和国本身已将前两个条件消除，第三条件虽没有完全逆转，到17世纪下半期金银的输入已降低。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息由12％跌至10％而更跌至6％，有一段时间内更低至4％，已低于一般新教领袖认为非高利贷的数额。利率既低，以前无利可图的事业此时转为有利。由于荷兰的利率经常低于英国约2％及3％，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与保险业的经营，遂得以超过国界，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而表现一种国际性质。

荷兰共和国此时还有一种较西欧其他国家占优势的条件，为造船业之突出。其标准之商船称“弗罗伊德”（fluyd），它的特点不在设计之复杂，而是简单。通常船长125英尺，载重300吨，因此与战舰及大型商船分为两途。“弗罗伊德”船长为其宽之5倍至6倍，船头直截下水，船尾为圆形，没有一般战舰及大型商船之重楼叠阁，脱离了中世纪以来的设计，开始表现近代船只之直线型。由于桅杆之间距离大，又节省船员舱房，因此载货多，可节省脚水30％至50％。其他各国商船不仅难望其项背，即制造技术亦不及荷兰之价廉工精。“弗罗伊德”只用于西欧地区，其他远洋航船另有其设计。

16世纪末，荷兰船开始航行于远洋，1590年后航行于西印度群岛，1595年进入远东，也在这同时进入地中海，1601年各国船只进入伦敦的共714艘，英船为207艘，荷船则有360艘。此时据估计，荷兰共和国共有各式商船2000艘，总吨数在50万吨以上。其国民经常有20000人捕鱼，20000人参与西葡贸易。这在一个人口只100多万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17世纪初期，荷兰共和国实际掌握着瑞典的经济，又因三十年战争，汉撒同盟的力量衰微，英国则因内争而引发内战，荷兰经营之航海业及国际贸易一时世无其匹。远东运来的治肉香料，仍为大宗。此外瑞典之铜、铁、柏油及沥青，波兰及俄国之麻及亚麻绳索（均用于造船），挪威之木材，波罗的海各处所产之谷物，全部西南运。西班牙与葡萄牙经常感到食粮短缺，全赖北方剩余的国家供应，此时又全赖荷兰的船运解决交通问题，即在独立战争，荷兰共和国与菲力普交战之际，亦未停止。法国食盐为腌制鱼类之必需品，为北运物产之大宗。法国之酒大批由荷兰人预先购买，荷兰共和国商人在法国派有长驻经纪，专营此业。此时欧洲的毛织品有几个生产中心，各有专长的产品也由荷兰商人作中间交换人。此外，德国出产的兵器推销至远东，英国与法国的食粮不足或过剩时，亦是由荷兰人为之截长补短。至17世纪，荷兰人已发明一面捕鱼，一面在船上腌制装桶的办法，所以其水产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行销各国，甚至在英国附近水上所捕之鱼行销英伦，此最为英国人指责。此外经荷船转运的货物尚有皮毛、皮革和钾碱。总之，欧洲经过长时间的人口增加，城市兴起，产生了一种国际市场物资全面供应的形势。以上所述大都是国家经济及一般市民之必需品。荷兰人的经营，瑞在“以低廉的价格造船，而将之彻底使用尽致”（build So death）。其能运载不同而又笨重的货物，而无其他国家能与之竞争，所以前述市场投机的事业，也要有如此下层的坚韧耐久的工作支持，否则无从有组织的展开一种有秩序的商业经济。

中外学者有时提及，中国北宋期间、明清之际，有商业资本活跃的情形，并提出一个全国市场的形貌。乍看起来，好像与欧洲的国际市场不相上下。但是仔细比较以后，则可以指出中国从未产生一个如此各地区各就所长，分工合作到如此程度的局面。同时荷兰人已经在西欧和北欧有了相当的制海权，中国历史里更无此事例。至于阿姆斯特丹，10万人口中特权阶级执国家经济各前进部门之牛耳，又通过共和国之特殊体制，左右其内政与外交的情形，更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梦想之事，即本书最粗浅的解释，也可以说明两方有天渊之别。

过去有很多学者强调荷兰商人是靠剥削掠夺殖民地来累积资本。20世纪后一般的看法则重视历史上的小商人刻苦成家，如莫特里所说的，“渔人和河上的筏夫成为海上的冒险家和商业的皇子”，以及“穷困的法兰德斯织工变成雄厚的制造家”。这种情形诚然有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绅商，并非在17世纪初期突然发富。即如我们列举以上银行、股票市场、造船和国际贸易的展开，也隐约可以推断其后面必有一段艰难创造的背景。但这也不是说剥削掠夺并未发生，这一点即荷兰本国的历史家也不隐讳。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资本650万荷币（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只有资本30000镑）。这公司由不同之“厅”（chambers）组成，阿姆斯特丹厅即承担公司一半的债务。在10年之内，公司只发放一次红利，然其数额为股本之162％。世纪中期，这公司在东印度积存储币金即达2000万荷币，为当初投资之三倍。原来东印度公司经过全国议会立案的时候，荷兰尚在战时，这公司被赋予在它武力能克服的地区执行国家最高权力的任命，所以公司的海外执行人等于大帝国殖民地的开拓者，早有立法的根据。

荷兰人独霸远东治肉香料专利权的经过，早经以前的作家一再详细叙述。过去葡萄牙人首先进入东方，只控制着印度至红海间的水道，使印度洋运来的香料都落入他们手中（详第二章）。荷兰人的办法是摈弃所有中间人，直接进入产地，故舍亚洲大陆而进入印尼。在当地的政策，也非常的简单，凡出产香料的主要岛屿，即以武力占领，不能占领或其他出产较少的地方则将其作物破坏，甚至将其岛上人口杀戮迁移。荷兰人能较葡萄牙人及英、法人占优势者，端在其资本组织雄厚，如每三四年即装备能战斗之商船50艘进入此地区，所以有足够的力量将对方封锁困住，或使用武力，在某些场合，不待交涉即开火。1619年以巴达维亚（Batavia）为设防的根据地，禁止他国商人履足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西塞蒲斯与新几内亚间的岛屿），几乎完全垄断了肉豆蔻和丁香的生产，也掌握了胡椒与肉桂的供应，欧洲香料市场的价格可以一次陡涨二倍半，即是此故。印尼的土人也受他们统制，酋领被任为摄政阶级（regents），以封建方式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管制。荷兰人控制的生产以后也延伸到其他物质，如咖啡、靛青、奎宁。土著的供应某时候甚至成为一种上贡制度。荷属东印度的农业自此世纪后受国际市场支配。

西印度公司组织于1621年，当时与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已失效。西印度公司也以拦截西、葡越洋的商业，夺取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如巴西）和贩卖人口为要事。宋巴特曾指出，此公司在1623到1636年间制造船只800余艘，可是同时期却截得敌船540艘，其船货价格已两倍于造船时投入的资本。1628年一次截获西班牙船只上的白银总值荷币800万元。种种的发展使我们只好相信克拉克所说：“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商业的事体，一半是征服占领，也可以说一半是对缺乏抵抗能力的土著所加的一种抢劫。”阿姆斯特丹保险公司本身拥有战舰60艘巡游各地，也只有在这情形下获得确切的解释。

荷兰独立战争期间，很多企业家与技术人员和工匠北移，其影响以纺织业和金属与机件的制作最为显著。一般来说，提及荷兰共和国的书籍大多会提及莱登的毛织品。其生产额在1584至1619的35年之内增加了四倍。还有一件脍炙人口的事，则是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家基尔（Louis de Geer）原来有低地国家南部的背景，17世纪上半期又在瑞典置有地产，从此掌瑞典矿产之牛耳。又在荷兰替瑞典承造整队的战舰，全部装配妥当才开往瑞典交货。独立战争之前，低地国家北部之工商业远不如南部。阿尔瓦征营业税时，曾组织委员会估计各省工业出产品的总价格，这数字至今独在，从中可以看出迟至1570年，荷兰省及尤特列克特尚不能与法兰德斯及布拉班特相比。战后形势全殊，原因并不是工业本身条件改进，而是由于政府体制和社会条件全面支持重商政策。在此种商业的组织系统之下，工业资本也得到特殊待遇和鼓励。荷兰在17世纪之初的工业制造仍受同业公会过去习惯的束缚，随着时代进展，这种种束缚才逐渐解除，使我们体会到资本主义之形成，牵涉千头万绪。在荷兰的历史中，连上述外交海战及殖民地政策，都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工厂与工厂制度实为其果，而非其因。也就是说，物品的分配交换超过其制造，为构成这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导因。

在资本主义展开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之际，荷兰的农业始终只居被动。还好荷兰共和国的农业、畜牧发展较谷物生产重要。人口增加商业交往频繁之际，由外输入谷物，使农业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维持经济和社会上的主导地位。这也可以算作资本主义比较容易在荷兰落地生根的一大主因，而且荷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继续增进。剩余的商业资本立即投资于农业。海堤和河堤的修筑、风力抽水机的放置、牲畜的种育、人工培植的草场、精密的工作和沼泽地排水等等新设施和新技术，也确使乡村受惠，使农业与国家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不致脱节。而这国家内部的交通也得水运之利，不致和一般大陆国家一样产生一国内地与滨海间无可弥补的大距离。

荷兰共和国不设职业警察，由陆军和城市里的自卫队协助维持秩序。城市里的陪审员（jurors）由市政会推举，乡村间各地区的行政官和司法官由省议会派遣。所以摄政阶级将他们在城市里的权力延伸至乡村；政府里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也由同一阶级包办。低地国家过去的经验是刑法处分严厉，民法对私人财产的处置详尽周密。荷兰共和国独立之后，甚至各省的法庭也无权复审各市镇裁定的刑事案件，但有权接受民事上诉。此中更可以看出资本家和私人财产权的力量巩固。

17世纪的通货膨胀，使工资降低，荷兰的资本主义体制也使劳动阶级的生活更为苦楚，再加上失业成为周期性的现象，所以一般民众的生活反有倒退趋势。当日的旅游者指出阿姆斯特丹乞丐触目皆是。童工6岁开始工作，夜以继日，终年累月，既无假期也无星期日的休息。工人的集会则有严禁，1692年的禁令甚至以死刑相威胁。改革的要求虽见诸文字，但还没有人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在以上各种情形之下，荷兰共和国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先进。她在国际间的地位，以历日上（ological）的17世纪为最高，亦即1600年到1700年间。此后她的领导地位为英国取代。以今日之眼光，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这国家所开创的财富无从流通到下层社会里去，因此无法使生产与消费同时作超时代的扩大。此外，还有诸种问题，如科技之待展开、教育之待普及、交通通信之待继续增进等。此类问题若得不到满足，任何国家也无法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支持这个理想。（伊朗在20世纪尚不能如此，遑论及17世纪之荷兰。）

荷兰之成就，端在重新组织民族国家之关头，摆脱了朝代政治及宗教的束缚，又吸收了大量有企划能力的移民，使其能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面去。可是如此特创体制，也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一个不平衡的局面。17世纪很多国际战事的发生，多少和这不平衡的局面有关。荷兰已经在陆战时证明她攻虽不足，防则有余，所以尚不致在欧洲大陆产生大问题。她在海上的发展，却是历史上的一种新因素。当时所产生的反响，在英国超过西葡。英国本身为海上国家，对外输出以羊毛为大宗，经常占总数75％至90％之间，如此农业又与国际贸易不可分割。17世纪英国之内战及混乱，大体由于欧洲局势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各种问题。一时诸事纷至沓来，其处置也谈不上合理。一到17世纪后期，则有如若干英国历史家所提及，这国家已“看穿了本身之陈旧落伍”，而“有意识的模仿荷兰”。英国之改造，却比荷兰更彻底，因此也把资本主义的体制向前更推进一步。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很多历史家所说，一到1700年，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已是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了。

正文第六章美国、日本和德国

自从1689年英国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后，世界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英国的新体制，使农业上的经济因素与工商业并为一元，公私组织也凝结为一，彼此都受金钱的管制。这是一种优势的组织。于是在公私场合之中、有心与无心的情况下、在平时及战时，英国都以这种优势凌驾邻国未曾改组的体制。首当其冲的是法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1704年布仑翰（Blenheim）一役，约翰·邱吉尔（John Churchill）即赖英伦银行的经济动员，打败路易十四的部队（第四章）。此后亘18世纪，英法两国又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兵戎相见。在财政压力下，法国终于爆发大革命。而法国内部情形复杂，更不容易进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其经过容后（第七章）论及。

长时间内，这样的压力也及于殖民地与尚未构成民族国家的地区。这些地方企图独立创设民族国家的时候，其领袖人物通常以民主自由解放、维新等名目为号召。然则在各人人身经验之外，这些口号及运动要不外在政治体系中树立一个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于是新型的法律，不倚赖人事关系、不低头于社会阶级的权威，即能广泛地推行。在资金全面的流通、人才不分畛域的雇聘，和技术的支持因素全盘活用的三个条件之下，范围只有越做越大，资本也愈积愈多。其间虽有程度之不同，任何一个“维新”的国家，无法完全脱离上述我们认为资本主义这一套技术的安排。倘非如此，其社会的下层结构即无从全面自治，更谈不上自主的成长。苏联与中国的革命，好像已经脱离这种程序。可是因其下层无法固定，只好藉教条的禁锢和警察权的督责加强管制。且其下端既为牵强组织而成，由上向下的压力也始终不能放松，其数目字也始终无法累积。现在看来，这种办法仍不外是过渡期间的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以战时的姿态存积资本。如欲恢复经常持久的体制，仍要引用以上一般原则，虽说其强调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有社会主义性格，但组织上并没有别开生面另起炉灶。这些情形也待下章缕列。

法国的旧体制（an regime）、帝俄和传统中国改造困难，乃因其过去有中央集权的体制，其组织上向来不按上述的安排。反之，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过去愈缺乏中央集权的经验，愈有以数目字管理的潜力，改造比较容易，常能捷足先入资本主义体制。其造成内部各因素能自由交换的情形也不一致，而各按其本身在历史上发展的程度为转移。以下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不同的例子：

<h3>美国——自然地进入资本主义？</h3>

美国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似乎比较容易解释。简而言之，不外将一个在英国试验成功的体制推行于一个空旷的地区。因其缺少既成因素的阻碍，所以这运动不受挫折，又富于资源，所以环境上更利于创造。

但事实之发展并不如此简单。第一，北美洲并非英国独占之殖民地，17世纪法国已拥有加拿大，西班牙也占领了佛罗里达（Florida），纽约和赫德逊河畔一带则是荷兰人移殖地，更西南则有瑞典人创立的“新瑞典”。第二，美国独立前的13个州并没有共通的体制，弗吉尼亚（Virginia）和马萨诸塞（Massa-cts）是由已立案的商业公司开拓的殖民地，纽约则是第一次英荷战役后的战利品，为约克公爵的私产。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和马里兰（Maryland）虽然也由私人出名领有，却分别用以扶助教友会及天主教徒的被迫害者。乔治亚（Geia）在18世纪由慈善事业者创建，收容在英国负债而被监禁及其他类似之人，使其有自新之道。如此，不容易使这13个地区共同推行某种体制。

说到资源，大陆领土尚待开辟，需要的资本多而获利遥不可期，不如西印度群岛有蔗糖，新西兰有水产，加拿大有木材，这才是投资者的近途。北美洲也没有南美洲发现的大量金银，更减少了这地区的吸引力。

可是从长远来看，以上条件反使以后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台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固然需要一个新型商业管制的方式，可是本质上的实力仍有赖于生产，所以农业与工矿仍不可少。其要点则是农业生产组织也能使当中各种因素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与商业社会的习惯相通。工矿则不只注重贵金属，首先以煤铁为主，其次则注重煤油。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从这些条件上发展，先在低层结构里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日后飞黄腾达，事半功倍。只是南部以奴隶服劳役，和这公平与自由交换的原则冲突，终要待南北战争来解决，不过这已是19世纪的事了。

最初以商业性质争取急利的拓殖，都遭惨败。以普利茅斯（Plymouth）商人为中心的股份公司，希望在缅因（Maine）觅取金银，忽略了农业的生产，又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生存者放弃拓殖事业悄然回国，公司失去了特许状。伦敦商人拓殖于弗吉尼亚，3年之内，派往的900人只有450人残存，以后虽再招募股份，终鲜成效，1624年该公司的特许状也被宣布作废。

以后英国在北美洲拓殖成功，而且各处都能各按情形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是有几个条件作背景：一是宗教上的宽容。当日英国殖民地对宗教的处置不是绝对的自由，有些地方还有零星排斥非本地正教异端的事情。但是既缺乏一种全国的教会在后主持，则各种不同的信仰都有立足的机会。当时人以他们自己习惯的方式礼拜，以他们自己崇信的教条教育儿女，符合各人人生之宗旨。新大陆的自由使他们感觉宾至如归，各村镇教友的联系也增加了地方自治的力量和地方的各别性格，都与个人主义及民主习惯互为表里。这些因素有助于资本主义之发展。二是社会上的向上流动性（upy）大。北美洲初开拓时，劳力供不应求，有人曾估计，美国独立之前，一半移民以“契约劳工”（iured laborer）的方式入境。这期间横渡大西洋的船费大约每人6镑到10镑，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很少人能负担。航行从10星期到12星期，途中病死的机率极高。在特殊情形之下，有时一半到90％的旅客，一入船舱之后，即没有机会再见到陆地。一般劳工男女都有，以自己人身为质，冒险渡洋，抵达美洲之后，由船长将他或她的契约转卖与人，被卖者即为买主无值的做工，通常5年至7年。经过如此艰苦奋斗，这种有期奴隶之契约劳工一朝获释，其勤奋可知。而北美洲也给他们以“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向上机会，有的成为著名的律师，有的成为大地主。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的61人中，有两人原来是契约劳工。学徒的成分也与契约劳工相仿，一般由东家供给食宿，学徒无值服务7年。穷苦人家子弟藉此得到学习生计之门径。其中也有三人日后成名，签字于独立宣言。三人之一为富兰克林，他的言行已被韦伯及宋巴特视为资本主义之表率（详第五章）。

土地领有权容易取得，可以算为第三个条件。北美各殖民地原无一定之土地政策。各处非商业之殖民地，一般由领主以封建方式，将整个区域裂土分茅的转让与人。原则是所有土地不得买卖，受领者付“代役租金”（quitrent），遗传则经过“长子继承权”（primogeniture）的安排，使地产不致分裂。次之则受“遗传顺序”（entail）的限制，使产业不致落于劳枝侧裔之手，致原有上层领主失去掌握。总之仍想维持社会上一成不变的形态。北卡罗来纳（Nort）。虽说综合100多年来横跨千余英里的土地所有，势必挂一漏万，我们不妨根据一位专家之理论，他说：

〖我们可以从这体系内最重要的地方得出相当明确的结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移民取得土地相当容易而不耗费。我们甚至可以说土地等于白送。最低限度，一个农夫只花一笔极小的费用，可以获得足够土地维持生计。而且还有新垦的边地，司法权尚未确立，他至少可以擅自占用，给自己来个开场，等到法律赶上来提到所有权的时候再说。很多情形之下，他日后即因此取得所有权，也用不着再付费。这和西欧人口稠密，土地价昂，所有权又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之情况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在那边，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抽取高量的佃金或其他费用和服务。〗

土地容易获得或主权不明，并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以上情形之有利于日后资本主义展开者，乃是大多数移民以全部劳力施用于土地耕耘，加以又有剩余，利于初期资本之累积，等到资本凑成，却不受封建体系之限制，又有欧洲移民继续输入，遂利于资本主义之展开。

在美洲领有土地的“贵族”，纵然不是白手起家，也是有心计的企划者，富有竞争性。以弗吉尼亚的卡特（Robert Carter）为例：他在18世纪初期拥有土地30万英亩。“卡特经过不同的试验。烟草无利可图时，他改种谷物，特别是小麦，也种麻、亚麻，甚至棉花。他觉得奴工太耗费的时候，则改用雇工和佃农。他不以农业的收入为满足，大量买卖小麦。又自开磨坊，贩卖面粉，自烤面包，做到商业上的程度。他在农场里制造纺织品，投资于巴尔的摩（Baltimore）的纺织厂，执有巴尔的摩铁厂的股份，又经营一个制盐厂好几年，都获利不浅。”弗吉尼亚还有一个比较保守的地区，北部纽约州一带，地主兼营商业与律师业务的情形更普遍。李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苏格兰人，在荷兰长大，19岁来美洲，1674年（20岁）在奥本尼（Albany）市镇里当秘书。他以这地位反婚姻关系，和印第安人交易，而拥有赫德逊河畔土地16万英亩。所以“纽约的大地主对农业的注意力少，对土地投资的兴致高”。

北美洲殖民地之农业，不久即因商业组织的关系，在各地区间树立专业。水运费用低，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详第四章）亦增强殖民地与母国间的交通关系，对专业农产品的出现都有促进的功效。南方各殖民地最重要的产品为烟草，其生产使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展开，开始兼并小自耕农的产业（不过，失地的小自耕农仍可向腹地发展），又普遍使用白人契约劳工及黑人奴工。次之为稻米，其种植不照中国精耕的办法，而是普遍地种在沼泽地带（有些地区至今仍如此，惟已用飞机撒种）。获利高时可得成本的40％，但有不少奴隶死在沼泽中。再次为靛青，迄至化学染料登场之日，仍为纺织业的必需品，以上各物均为英国所无，也大受英国欢迎。它们的生产需要大规模农场和大量劳工，如此使奴隶制度在南方扩大，也加紧从非洲输入。棉花在南北战争前成为南方的经济命脉，可是在分离棉子的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尚无大规模的生产，到独立战争之后才崭露头角。

中部的殖民地以宾州为盛，以小自耕农为多，主要生产食物。一般传说，迄至独立战争爆发时，宾州粮产可以供应全北美殖民地所需。磨面坑及锯木厂也遍设于中部。因为这区域缺乏其他特产，于是大多从事小规模之制造。起先从修理整补家具农器着手，逐渐制造木器、织机、铁钉、犁耙、链条等，妇女则从事织造，凡麻、亚麻织品及毛织品都以家庭工业的方式生产。

东北之称为“新英格兰”者，玉蜀黍为主要农产品，小麦及麦片只占辅助的地位。于是集中于森林木材的输出，擅氏于造船业及渔业，也以酿酒著名。纽约之奥本尼则是与印第安人交易中心，出产皮毛。

英国在北美洲殖民地的布置，自始即与法国和西班牙在殖民地之组织有很大的差别。后二者由国王派遣总督，在海外有绝对的威权。英国的殖民地则根据特许状发给情形，分别由领主、拓殖公司和国王派遣的总督管理。虽然前两种的土地都有趋向于后者的趋势，即变成“皇家属地”（royal province），由总督统辖，但是每一个殖民地都有一个由当地民意选举的州议会，一般选举权都有财产所有数额的限制。这一方面扶植了民主和自治的精神，一方面也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这样的体制让私人财产在决定公众事宜的时候占了一个特殊的比重。

威廉和玛丽入统英国之后，曾将殖民地改组。1696年商业及海外农场公署成立，以洛克为督办（详第五章）。议会通过法案，在北美殖民地设立邮政，开设海事法庭，并且给予殖民地生产的某些物品津贴。殖民地州议会通过的法案，则送到枢密院（Privy cil）审核，审核时先由农场公署检阅签议，枢密院有否决权。不过被否决的案件不多，以后母国与殖民地间的冲突，不是由于法案没有通过，而是因前者要以自身之意旨强迫加于后者。

18世纪上半期，北美殖民地一度经济繁荣。这时候大西洋的国际贸易，通过法属西印度群岛，形成了一种三角形交换的方式。西印度所产的蔗糖、糖浆和水果，在欧美都极畅销，北美殖民地则向之输出面粉、鱼类、牲畜和木材。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则以糖浆酿成甘蔗酒（rum）向欧洲倾销，包括英国。此外北美洲仍以烟草、稻米、靛青、木材、皮毛、粗铁、鱼油等输入英国，换取纺织品和各种铁器。173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对法属殖民地向英属殖民地输入的蔗糖与糖浆，课以极重的关税。这种征取，所牵涉的不仅为糖与酒，又间接涉及整个大西洋的贸易，结果法令不行，各船长伪造提单，海关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国又鼓励殖民地制造生铁，但不许炼钢，这种禁令亦同具文。两方如此之坚持，使美国终因要脱离英国在经济上的统治而宣告独立。

北美洲殖民地的人口，从1700年的30万到1770年的250万，70年之间增加了8倍有余。这二三百万的人口很多集中在城市。独立战争前夕，费城有4万人，是英帝国内仅次于伦敦的城市。波士顿有2万人，纽约可能有3万人，纽波特（Ne）有12000人，查尔斯顿（）有1万人。以上可以算作第一流城市。此外还有较小的第二流城市，更次则有内河交通枢纽的三等城市。这些市镇构成一个大罗网，不仅是农产品吞吐的场所，也是造船业、磨坊、炼铁厂及其他制造的中心。而且这些殖民地城市的市政不由官方督导，大部分靠绅商自动组织维持。例如街道两旁之设行人道、阴沟之安置、救火器械之采办、街灯之装备，全由市民出面解决。甚至在雇用警察之前，所有及龄男子都有轮流值班、白日巡逻、晚间守夜之义务，否则即需雇用替身，再不然即被罚款。所以美国的城市自治不待封建领主授予特权，而在一开始即受有私人资本的浓重影响，因此国家也容易具备资本主义的性格。

城市中有酒店型的客栈（tavern），不仅是坐商与客商接头的地方，也是律师出入之处。法律公告、选举结果、定期马车行车表，都张贴在这些地方。美洲殖民地起先对律师采取疑惧的态度，但是商业合同、运货单据和产业凭证的处理，又非他们不可。18世纪后期不少在英国学法律的学生回美，加上律师公会设立，这种成见才慢慢消除，迄至独立战争，律师在社会上的地位才告巩固，如此也算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城市生活逐渐展开的时候，除了律师之外，其他很多的行业也靠商人维持生计，如店主、工匠、机工、劳工、运货人、堆栈小工、水手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着：“自殖民地开始以来，商业即与农业结合为一元。”另一位学者只用了稍微不同的字句。他说：“商业和船运移动了社会的福利轮轴。”

18世纪初期，各州及各地区之间固然表现了不同的特色，同时也显示了若干共通一致的地方。各地区的特殊产品，更截长补短地与西印度群岛及欧洲的远洋贸易间利害一致。也是在18世纪初期，报纸出现，迄至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夕，北美洲共有期刊32种。各殖民地间之通邮在17世纪末期由民间承办，18世纪初年由英政府接收。经过富兰克林的主持，费城与波士顿之间的交换消息，从3星期缩短到6天。初期的邮信大抵用于商业，很少为私人家务之用。

殖民地初创，少不得要母国军备的保护。英国的重商政策，尤以航海法案的公布，使殖民地获益匪浅，北美洲的造船业因之突飞猛进。可是经过100多年来的组织与成长，两方利害冲突暴露而尖锐化。我们不能忘记英国也是在光荣革命之后，才全面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18世纪的议会当然着重母国资本家的利益，从他们的眼光来看，殖民地的功用无非是为农业产品和工业原料及英国制成品提供市场，无需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

这种漠视殖民地人民之希望与需要的态度，可以从金融货币的政策上看出。北美洲的成长过程中，极企盼有一种较宽容的信用制度与货币政策。对一般农人而言，通货继续膨胀的时候，还债总比借款容易，殖民地的政府税额增加，也不难收回自己发行的公债或信用票据。可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机构，就不免混乱。又像罗德岛（Rhode Island）只有1200平方英里，三面与邻州相接，一面临海，无从扩展，加以各州发行的纸币或票据不能用以向英国的商人抵账，于是海港里的进口商及各地的批发商纷纷请求议会斡旋。母国的执政者总是顺从他们的希望，对殖民地政府发行信用票据，由总督或枢密院否决。这时候殖民地与母国间的贸易经常入超，而英国既不在北美洲铸造货币，又不许英国货币出口。美洲十三州则不出产金银，各殖民地无力，也不为母国允许输入贵金属以铸货币。所以除了麻省不合法地私铸了一批所谓“松树钱”之外，只有靠西班牙在墨西哥铸的货币，部分货币靠与西印度群岛贸易时赚得。各殖民地又将西班牙的货币按英国货币的比例增值，可是英国商人也把他们的货品同样增价，使西班牙货币的购买力仍与前同。除此之外，殖民地的商人只好以商品如烟草当作货币，在交易中常遭各样损失。

七年战争（1756～1763）决定了美国独立的途径。战争起于两项主要的冲突。一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在德国的领导权，一是英国与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英国的战略，是以津贴支持普鲁士的斐特烈大帝，让他对付欧洲大陆的敌国，英国则注重海外战事。1763年战事结束，巴黎和会中，英国取得加拿大，西班牙也割让佛罗里达，法国在北美洲中部，今日美国称为“中西部”（Middle est）的权利，也尽为英国所有。战争期间固然有母国军队支持，北美殖民地也担负了很大的牺牲。战后英国的领土扩张一倍以上，如何保卫这庞大的帝国，成为一个有争执性的问题。英国方面认为，这军备既为殖民地而设，则十三州也应当接受其财政上的负担，所以印花税、糖税、铅与颜料的进口专税、茶叶交予东印度公司专卖，派海关监督各殖民地；各种法令纷沓而来，其目的是由殖民地养兵。而1776年美洲宣布独立，采取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口号：依英国的传统，没有纳税人参与磋商，国王不能单方面下令收税。

事实尚不只此。七年战争结束，英国下令阿里干尼山（Al-leghenies）以西之地尽为国王所有，各殖民地不得指染。这项处置在北美洲引起极大反弹。殖民地的成长与繁荣大部分依靠向西拓土，通常以波状的形态前进。开路先锋赤手空拳，或只有一牛一马，带着家人向荒野前进，其所开拓的田园，谈不上法律上的所有权，可是他的地产刚一组织就绪，即让与人，自己又继续前进。第二个移民只付出少数代价，但是他修筑道路、架设桥梁、在木房上加玻璃窗、添砖制之烟囱，然后他也将这房地产卖与后来者，这才是“有资本的企业人”。不久这第二人也成为有资本的企业人。1726年宾州无主权而占地者达10万人。这样“原始式的存积资本”，必刺激后方店铺与市镇的发展，而更及于后方的通都大邑、海港与市舶。因为人口增加，出产增多，生活程度日渐提高，必有利于各种供应及服务性质之企业，而以是类推，则必更波及东部及大西洋海岸。所以乔治三世企图掌握中西部之土地，等于阻碍了一种正在发展的经济运动，得罪的不仅是开荒的移民，而是殖民地的全部民众。

在这初期西向移动之中，有好几个未来美国总统之祖先参与其间。七年战争前，杰佛逊之父彼德，华盛顿之长兄，都参加了向中西部开拓土地公司的业务。华盛顿22岁被任为民兵的中校，曾参加对中西部法军之军事行动。这更可见得殖民地之向西扩展具有其群众运动的力量，也与独立战事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独立可以视为民权主义发展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视为资本主义伸张过程中的一种产物。美洲殖民地的组织，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合。除了纽约的地产还保有若干封建的性格，南方的奴隶制度仍与一般体制龃龉之外，十三州低层机构中各种事物都已经能够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等到地产权固定，所有权与雇佣也结构成为一个大罗网，经济体制也越来越大。事后看来，其脱离英国而独立，只是迟早的事，因为如此一个较大的经济组织，不能长期受一个幅度小的组织牵制，而牺牲它发展的合理性，迁就后者之利益。何况两者之间尚有一段距离。如果自由与民权是美国宣布独立的理由，则这理由所支持的目的，乃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体制。如何形容这种经济体制？现用词汇中尚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切合的字眼。

而且由于美国的诞生，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更向前跨进一步。本书以前各章已提及，威尼斯全城在海岛之上，容易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荷兰城市里人口与商业的比重远过于农村社会，又大量吸收了各种工商业技术和商业资本，才在独立时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环境上需要将这国家的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归并为一元。美国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则先有资本主义之性格，次构成国家。她的农业早已与工商业配合，经济的展开也与“劳力价值论”（一切价值由劳力产生，详第五章）极为接近。初成立时，还有在各方面构成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趋向。可是革命成功之日，虽然3／4的白人人口属于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苗裔，已经有了近80万的人口为德国、荷兰、瑞典、法国的后代，另有70万黑人。以后两个世纪又接受了不同国家的移民，招纳华工，终至成为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multi-culture andmulti-nationality）的国家。

可是1776年7月4日的宣告独立，并没有立即开创日后的美国。1781年的“邦联法案”（Articles of federation）只成立了一个立法议会，并无执行的机构及司法的组织，议会不能征税，邦联的开销全靠各州乐捐，邦联的军队也靠各州供应人员与给养。发行货币的权力亦在各州手里。这种种问题，都待1789年的联邦宪法（federal stitution）才得以修正。

但这国家的最高主权是在联邦（各州有似行省）或各州（如是则联邦大致有如今日之联合国），仍缺乏公意之决断。含糊之处曾引起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否认联邦法案（nullification）。联邦增加的保护关税政策，有利于工业制造之州，而不利于以输出农产购买制成品为主之州。南卡罗来纳州认为承担这种关税损害人民利益，与本身参加联邦之宗旨相违，于是宣布此关税法则在本州无效，以致联邦政府准备强制执行，几乎动武。最后妥协了事，南州撤销否认法案，联邦也让步，减低关税。可是最高主权问题仍未解决。主张“州权”（state rights）者仍大有人在。1861年内战前夕，南方各州宣布退盟（secession），即坚持联邦为自愿组织，各州有意见相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权利。经过4年余的内战后，联邦才被肯定为不可拆散的组织，各州成立联邦时，已经将最高主权之一部分交付联邦政府。

南北战争无疑是美国历史的一大分水岭。奴隶制度不仅是人道与宗教上的问题，也是社会与经济问题，1789年的联邦宪法既不给奴隶选举权，又在选举众议院代表时将他们的人数按3／5计算，无异增加了奴主的政治权力，超过一般公民之上。本来联邦初立之时，已经不合理。中西部继续开辟为州的时候，南部各州容许奴隶制度，北部则只有自由劳动力，两方距离更大，终使这问题诉诸武力，以后奴隶全部解放，但仍未离资本主义体制，低层机构各事物都要能平等自由交换之原则。

今日有不少作者评议美国，不着重合众国历史特殊的背景，或歌颂过度，或责备过苛。

所谓歌颂过度者，他们强调美国社会的自由似乎全系设计精明与公众道德普遍高尚所致，还有些美国内外人士，主张其他国家也应提倡美国式自由。其实美国法律大部分乃根据英国传统。习惯法设立之前，各地区自行立法，即部落法律。习惯法接受了其一般原则，审案时积累了一大堆事例，此后又渗入公平（equity）的原则（详第四章），使各地区间之经济因素，以及商业和农业间的资本与财富，能够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北美洲殖民地设立之后，英国政府也让各州自行立法，只要其内容不完全与传统冲突，即不追究其中的差异。合众国联邦之产生，在殖民地开始约200年之后。独立战争之后，各州仍以英国法庭传统为司法的基础，惟一般将沿用成例的范围限于1776年7月4日以前所审判的案件。因此有些习惯法的原则日后在英国反而不适用。例如，美国1890年反托拉斯之立法，即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及于16、17世纪之英国，甚至远及于大宪章。于是认为凡以“私交阻滞交易”（bination iraint of trade）都违反习惯法精神，也违反英美的传统，可以立法取缔。

这种法治精神诚然可佩，可是也必须有历史及地理优势之条件撑持。简而言之，日后美国的自由，乃因几百年前，海洋国家之社会平日受外界军事的威胁浅，而感受商业的影响程度深，早已将内部各种因素摆在各尽其能互相竞争的体制之下，妨碍自由竞争的潜在力量已在司法立法的行动中尽量铲除。

美国并非得天独厚、毫无阻碍地实行资本主义。否认联邦法案一事，可见行政上的问题仍不可避免，而南北战争更让全国精英献身于疆场，捐躯于原野（很多南方人士参战，志不在保全奴隶制度，而在抵抗高压政治［coeri］）。其他的纠纷，如涉及余家事变（Sead Act），让一般人在公地耕作5年之后购买土地，每家160英亩，价格低廉。日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效率，有赖低层机构内类似的因素为基础。而今日美国人行动自由，也赖经济展开，各种事业有高度分工，个人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非其他国家与社会所能仿效。

所谓苛责过度者，是一批左翼作家不顾美洲优厚条件及特长，只因与他们理想的条件不合，动辄谩骂。亚当·斯密曾指出，大凡一个新式的经济机构，与一个落后的经济机构相抗衡的时候，前者必有利用其组织上之优厚条件凌驾后者的趋向。白种人开拓殖民地时，对印第安人之侵害即属于此种性质。美国在19世纪末叶及本世纪初年向外发展之际，某些政策施行已带有帝国主义作风。可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上，这种趋向与作风未曾成为一种固定的性格。而且美国因其本身的历史经验，对提倡人权、扶助弱者、保持国际道义，较世界史上任何国家并不逊色。本书之宗旨不在歌颂与谴责，而在说明资本主义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的解释，它虽让私人财产权在公众事业中占重要地位，仍可能在开明的私利观条件下，于技术上代表一种紧凑的组织与运动。从这种观点看来，美国之取缔托拉斯、限制使用童工、推行累进税制、提倡义务教育、厘定每周40小时之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设置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和养老金等等措施，其后面的推动力量，仍为资本主义。美国之参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左翼作家也无法否定其行动带着正义感，后面支持的力量，也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一定和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或人道主义对抗，如果给予适当的调整，它所代表的开明的私利观可以在多方面适应时代的需要。

<h3>日本的例子：创造？模仿？</h3>

日本给外界的观感在最近几十年曾经数度变化。抗战之前，我们对日本有一种陈规旧套的看法：日本人不外“短小精悍，长于模仿，勇于进取”。这种偏见当然引起对方反感。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即日本人也批评他们自己只注重行动，不顾及思考，有如袭击珍珠港，只抱着一个“长期不至战败”的观念，谈不上久远的计划，于是也责备自己眼光短浅。失去自信心之余，1945年以降，在重要之节日，扶桑三岛的城市里很少张扬国旗。民意测验显示，一般年轻人爱慕瑞士及美国。这情况在最近10多年来有激剧的改变。虽说国家主义的重新抬头不失为恢复自信心的一种象征，可是重要行政长官致祭于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领袖人物公开谈话提及日本人种优于美国人种，不免使外间对日本战前记忆犹新的人们闻之心悸。

对历史题材重新检讨，可以改正观感，澄清视听，提供一个比较客观而实际的看法。

第一，我们应当承认日本人有他们独特的精神，不能用“长于模仿”四字代之。研究日本的专家指出，史前的日本民族即已表现很多独特的性格，如好洁成癖，宗教信仰缺乏罪咎观念，无意对创世作猜测或崇拜一个滋生万物之神，注重自然现象，甚至敬畏出类拔萃的山川鸟兽。这种种专注于刻下环境之事物，有意受自然力量之感召（亦即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接受自然法则［laure］），不沉湎于抽象观念的习惯，不可能与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表现精研独到的能力及各人行动易于协调没有关系。第二，日本因为受外界的军事威胁少，无需中国型的中央集权及庞大无比的官僚组织，而能让封建制度绵延至19世纪后期。一般观念认为几封建必落后。殊不知封建体制之内，最有效之政府为地方政府。经过长期人文演进之后（如交通通信进步、印刷术广泛推行、识字率增高），日本下层结构之组织日趋绵密紧凑，私人事业中渗入公众道德的精神，这种潜在的力量，与中国官僚主义之注重外表冠冕堂皇，完全相反。第三，吸收外界之专长，为所有民族国家应有之共通性格。中国曾不断地吸收外界宗教思想、建筑设计、食物乐器、战法工具，而最近一个世纪尚及于法律政府、科学技术、服饰言语。即欧美各国何尝不如此。以此类推，我们无法断言模仿是日本人独有之专长。只因日本为重洋遮隔，吸收外界文物时有突然性、有全面性、有时发展而为举国一致的运动，容易被指责而已。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国家与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其快速的成功，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一种组织上及实力上高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凡被波及之国家，连日本在内，都已付出相当代价。历史的教训，使我们觉得自负种族优越或无端予人以自卑感，同有导致战祸的危险。而且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史实看来，上段所述的三种发展，同有对这运动赋予有利条件的趋势。确实能掌握此种有利的条件而将之发扬光大，是日本人民之成就。但这不足以支持人种优越说。我们与其赞扬日本人生理上之特长，不如归功于日本之地理环境。在检讨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本书采取如是立场。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可以1868年作分水岭。可是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已在几百年前产生。日本三井财系的原始组织，开始于17世纪初期，事在中国明朝末年，最初以酿酒起家，于德川时代开始“吴服店”（绸缎铺），1680年间开始经营银行业，早于英伦银行之成立（1694）约10年。兹后专替幕府担任出纳汇款事务，维新时参加倒幕运动，放贷于帝国之新政府，与三菱、住友、安田同为“财阀”中的台柱。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使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中占有特殊比重，则日本财阀在明治维新前后已将这种特性充分发挥；而且源远流长，不待外间示范，早已在历史上长期立足。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则日本财团如三井者不能说没有在幕后产生牵制的作用，而且维新志士中的佼佼者，如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同出于长州藩，日后被指责代表三井利益。如此说来，要是资本主义可以“萌芽”，则理想上培植嫩苗之暖房不在西欧，尤其不可能在官僚主义充塞的中国，而只有在“锁国”江户时代的日本，才算最为适切。

日本的封建时代，经过三个阶段：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这三个段落之间也各有过渡时期，每一段落由一家系继承“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其所辖“幕府”，为实际中央政府。幕府之组织，在各世纪中大同小异，只是这三个阶段日本的社会却有大距离之差别。每一阶段历时约两个半世纪，有似中国之朝代。此时日本天皇驻跸于京都，不仅毫无实权，而且与其公卿同样生活艰苦。一位现代学者曾指出：“天皇实在是一个贫弱的小大名。”（大名的意义下详。）中国明朝接受室町幕府进贡时，即称其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后来万历帝拟与丰臣秀吉言和时，也准备封之为“日本国王”（可是秀吉只称“关白”，有摄政之意，而未就将军职），因其为实际的政治首脑。

江户即今日之东京，其幕府创始人及第一任将军为德川家康。他继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后，以武力统一日本，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之职，及至明治维新，第15任将军庆喜“大政奉还”，德川一家统治日本达265年。

德川氏之封建组织以幕府直接掌握日本中心地带，占全国约1／5的地区，是为“天领”，包括所有重要城市如江户、京都、大贩、长崎。其他地区，划分为“藩”，配给封建诸侯，其爵禄以境内产米计，凡10000石以上者称为“大名”，最大之大名前田氏，领地逾100万石。江户幕府初创时，共有大名295人，（以后减至265），各大名之职位世袭。幕府在其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削藩、新增大名、增减领地，也可以命令大名迁徙，但是这种情形只及于中枢之藩。德川家康统一全国时，有一部分大名早已存在，他们迫于环境，称臣纳贡，但是意态犹离，这些持观望态度之藩主，被认为有敌视态度，多配于边区远处。日后倒幕运动展开时，出力最多之藩为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均在西南。

江户幕府对日本历史最大的贡献，为其保持长期和平。自1636年施行“锁国政策”后，日本人不许航海外渡，在海外之日本人不许回国，违者判死刑。外来船只仅限中国及荷兰籍（日本此时禁基督教，荷兰人承允不作传教工作），交易限于长崎，日人在港内筑有人造岛屿，称为“出岛”，荷兰人只许居留岛上。葡萄牙人曾两次派员与幕府交涉，希望稍宽成命，但是使节团61人随即被拘禁斩首，只有少数人被遣返报告经过。

幕府成立之后，各藩不得擅自筑城。自1635年实行所谓“参勤交代”。所有藩主都要亲至江户，参加将军近旁的各种仪节，并且在名义上担任防卫工作。基本上各大名分为两批，每年轮流驻扎于江户，并自备府寓，凡随从人员、经行道路、器具装备，都有极详细的规定，而且期满藩主回藩，其家属仍留江户，所以有些历史家指之为一种人质制度。此外也有一批大名，被派半年轮值，而远处之藩主稍有例外，轮值较稀。以经济方面而言，参勤交代制在日后之东京造成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使财富集中，刺激金融经济的发展。加以幕府规定各藩剩余之谷米，只许在江户及大皈发卖，更促成都市之繁荣。

江户政权既为封建制，则诸藩财政上自给自足，各大名除有不定期及不定量之“献金”外，不向幕府缴纳赋税，其内部之开支亦由诸藩自理。幕府军事行动或大兴土木时，诸藩供应人员，并且担任后勤。平时则各藩自理其境内治安，自理其诉讼事件。德川幕府只颁布一般法治之原则，如“武家诸法度”，各藩各自颁行“家法”，大概仿效江户之饬令，法律带有儒家伦理之气息，如奖励向学，严禁骄奢淫佚等等。

“幕藩之关系”至今未有定论。理论上有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事实上有相当程度的地方分权。世界史中无相似事例能与之相互印证。又如堵藩内部之管理，亦非全国一律。大凡封建（feudalism）则有“次层封建”（subiion），大名之下，各陪臣（real vassal）本应层层节制，并且各有采邑（fi6f，日人称为“知行”），土地也不能买卖，封建才与庄园制度（manorialsystem）互为表里。日本封建制度初创立时，大体也都保持这种形态。武士称“侍”（中国字之“侍”，读音samurai，日本人也企图将之与“士农工商”之“士”等量齐观），传统习惯，其髡发与旁人不同，身带二刀，长刀战斗，短刀准备战败自裁，上自将军属下之大名及“大老”（正副首相）、“年寄”（高级顾问）、各种“奉行”（特派经理人员），下至“御家人”（下士官）同属于待，不得与一般平民通婚，对一般平民有无限权威，可以“斩舍御免”（kirisute gomun，对抗命之平民可以宰割，虽杀人无罪），也都配有土地。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一成不变的制度难于维持。即在德川氏统一全国之前，封建制实已变质，逐渐带有官僚组织成分。江户幕府又将各大名移植。各大名率领所辖陪臣履新，所在之藩常有前代遗留之侍，因之武士阶级人员重叠，造成藩内侍之成员与全人口的比例高低不等。有如隆摩及土佐，其侍之人数特高。是以经理上也无法采取同一方式，而只能迁就于各地之习惯法。

17世纪的趋向，则是各大名将藩内陪臣之采邑废除，将他们调至藩主之守城，付以俸米，派以流动之任务。兹后迄1800年，90％之藩已将下属全部采邑废除。然则这也并不是全面现代化，推演而成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不少中古以来的武士阶级以“乡士”身份出现，他们既是大地主，也是地方上的特殊威权，可能通过继承，亘世纪地掌握着乡村中政治经济的力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土地税与中国税制迥然不同。幕府及大名均不向全民直接课税，其税额是集体地课予每一村庄，因之地方威权之力量不可忽视。日本土地税额之高，为历史家经常提及。正规之土地税（“年贡”）通常为收成之40％至50％（“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又有其他附加及杂税（“口米”、“欠米”、“小物成”、“助乡役”），而且德川中期有土地主权集中之形势，多数小自耕农已沦为佃农，向地主纳租。种田人如何能直接地、间接地承当如此繁重的负担？

实际情形可能与上面粗浅的描绘稍有出入。17世纪中，日本全国耕地增加约80％，稻米生产自1800万石（每石通常为一人一年之消费量，较中国之石为大）增至2500万石，也约近40％。可是一般税额的增高并未照此比例。1700年之后，土地定期测量即未再举行。农业技术却日日增进。只是一般农民生活之艰难痛苦似已无可复加，加以天灾饥谨在德川时代经常有之，农民暴动（“百姓一揆”）在此时期曾前后发生1600起。日本全国人口，例如1721年，近3000万。以后近一个半世纪，即迄明治维新前夕，仍在3200万左右。有些学者认为赋税与地租多重过取，下层人民生计艰难与此人口总数之消长有关。是以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过程，一般人民曾付出极大代价。

有了上述背景，我们可以想象明治维新前，商业资本之累积及商业组织之展开，事出必然。德川幕府已经制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又安排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力量。其政治与社会之体制又在极紧凑的组织之中留下可资活动之处，使物资在两者之间的交纳不仅合理化，而且带着强迫性。留下来的问题不外分配，亦即收集、交换与运输。其中要通过幕府之直辖地区，又事关200多个表面上合作，实际上竞争的地方单位，也只能由商人出面经手。其经手的组织成立后，必然会在内部调整，以求增进效率。于是资金流通，剩余之利润投资于生产，服务性质之事业也共同活用。日本既无外界力量之侵扰干涉，又有便利的海上交通，于是愈做越大。

江户的封建体制，将全民按农、工、商的次序排列。法制上的不平等，对资本主义之滋生成长起了负作用。侍可能赖债不还，商人行止阔绰，却可能无端受罚，尚有少数的事例，记载商人欠债到期不能偿还被判死刑的情节。可是另一方面这些苛刻的待遇也强迫商人苦心经营，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种服务。三井一家的成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可以顺便说及：

三井原出于藤原家系，藤原本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贵族。至16世纪末期，三井家仍在京都附近以小型封建领主的姿态出现，只因抵抗织田信长的统一运动，兵败之后流落在伊势酿酒为业。日本初期之累积资本，只能从农业产品着手，最初主要的两项商品为日本酒及酱油。家业三传至三井八郎兵卫，此人是经营能手、商业天才。他广泛地使用三井商标，利用广告宣传，提倡不讲价还价，不赊欠只求实。他也告诫子弟，不放债于侍，免除了因高利贷而产生的政治纠纷。三井兄弟间之联系，也替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体制别开门面，其中浓厚的血缘关系及家传祖训，被继承人当作世法与宗旨。佣用之经理则忠顺如家臣。

八郎兵卫开的“吴服店”，以丝棉织品为主，迎合日本农业产品专业化的趋势。其京都江户二店，开现代百货公司之先河。最重要的则是他所设的“两替屋”，经营汇兑银行业务。三井各店在江户收得之现款，经常运至京都大阪采购货物，而江户幕府又在西部收集税款东运，彼此徒劳。于是三井八郎兵卫建议幕府，表示他可以在大皈接受款项，担保于60日内将金银在江户交纳。而实际上他店中的货物只需15日到20日由西东运。因为他信用昭著，幕府允许三井汇兑款项的期间自60日延伸到150日。至此他尚可以将流通的款项作选择性的放债，他所组织传递信息的机构则替官方传递文书。这样的成功，大体由于八郎兵卫做事精确谨慎，而且他活到73岁，有机会把他的事业系统化。

企业与政府一体合作，也使它们立于不败的地位。欧洲的王室在现代法制展开之前，经常对商人赖债。日本之封建政权则惯常以“德政”的名义，一笔勾销侍级人士向商人之借款。只是在江户时代，各种企业既已与政府结不解缘，在体制上不可或缺，因之幕府为了本身利益计，也不愿商业遭受打击。所以德川时代“德政”令只颁布过两次，范围都极窄狭。非如此，初期资本之累积必受挫折。

以上三井企业只是一个特出而显明的例子，当然其业务之展开还待客商友店代理铺户和批发零售各种组织互相支援，才能构成一种运动。其实，这种组织在三井业务发展过程中也已组织就绪。1721年人口调查初举行时，江户已超过50万口，再加幕府各大名府第及其他侍之家属，总数当逾80万，至18世纪末叶，甚可能已突过100万大关。在这尚未现代化的城市，既没有工业基础，其本身也不是海港，缺乏国际贸易的支持，何以生存？所以其背后必有一个庞大的经营机构，牵连着全国政治经济的因素，担任后勤业务。

江户时代承乎既久，各大名实际上已成为各地区农业生产的首脑。他们一般在大阪指派商业经理，称为“藏元”，其堆栈则称为“藏屋敷”，最盛时期藏屋敷超过500处，每年经手出卖之米粮达400万石，其他各地产品如木材、纸张、砂糖、麻布亦是。除供应江户、京都各处之需要外，一部分物产也送至长崎，供应对外贸易。大体上，日本已成了一个全国一体的大市场。

批发商所开店铺称“问屋”，通常为一家所有，亲身经营。最初问屋只替卖主代售物品，抽取佣金。经营既久，他们也承购大批货物，主动经营。同业公会的组织则称“仲间”，也称“株仲间”，因为每一会员单位为一“株”，这种权益为一家所有，可以世袭，不能私人转让。株仲间与传统之“座”不同。座为半官方组织，及于重要的商业，如金座、银座。仲间系在幕府禁止专利时，以秘密会社的方式发起组成，即洗澡堂、街头兜卖之负贩，也有其仲间。以后官方逐渐承认其存在，也由他们向幕府交纳年例（“冥加金”）作为代价。株仲间除了执行一般同业公会的功用，还有互助的义务。商业性的仲间，可以授权会员之间陈欠预买预卖，并且调停彼此之纠纷。幕府更使问屋及仲间构成“组”。江户即有十组间屋，大版有二十四组问屋。

银行业务并不自三井始。大皈商人鸿池新六也以酿酒起家，后来成为幕府在大贩的经纪人，同时经理32家大名的财务。鸿池于1663年为幕府指派管束大阪之“十人两替”时，其银行团已有22家，经营金银兑换及贷款业务，汇票早在彼此间流传。约20年之后，三井开始在远距离承兑幕府公款时，幕府为之另组“三人组”。各大名之物产既已储备于藏屋敷，税米又源流不断进出，藏元本人又为商人，并且与银行家来往，则买空卖空，投机生意为幕府严禁，仍照常运行。一般商人贷款于大名及侍则是普遍现象。因此除却贷款立时消耗之外，其资金进入各藩，扩大生产，也为必然趋势。鸿池新六即投资于拓殖土地。此外商业资本投资于渔业、工矿业、手工业及家庭工业，均促进日本经济逐渐多元化。

日本之道路交通网称为“五街道”，包括京都、江户之间的山道，及沿海道路，迄北至仙台、青森，支线达于甲府和日光，是主要藩主参勤交代和瞻拜神祇的孔道。只是幕府着眼于军事，不愿使战略要点摆在四通八达宽敞的道路网上，而有意的将其路线延长到悬崖津渡易守难攻的地方。加以陆运费用高，所以车运在日本难于展开。一般少量的货品用驮运，大宗货品用海运。早在1624年，菱垣回船即在江户及大阪之间举行定期的商运，但是由于海上漂没的损失，效率不高。1694年后，大阪及江户需要海运的间屋各构成“组”，实行包船，并且将漂没损失分摊于组员之间，等于一种海上保险。17世纪，船运载量也由200至400石增至1000石。1772年菱垣回船与其竞争之樽回船（以载酒樽为专长）合并，共有船266艘，并且每年公布其标准的脚费。至此，正规的海上运输已有近于150年的历史。至于“东回航线”之及于荒滨及平泻，“西回航线”通周下关包括北海岸之大部分，则在幕府指导之下，于17世纪后期由河村瑞贤规划而成。此人苦力出身，终成为日本历史上少数运输专家之一。

日本历史上之“元禄时代”（1688～1703）与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期间（1689～1702）大致重叠，期间上述商业组织均已成熟，幕府也铸造金银货币、开采矿产。人民生活程度已有明显增进。可是从进入资本主义的程序上讲，日本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局面。从现代西方的眼光看来，以上的表现无疑是莫大的成功，可是日本没有欧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精神生活上陪衬物质生活的进展。法制上也没有私人财产权与人身自由同样不能侵犯的观念。更缺乏与西方国家接触的机会，无法体会经济结构之紧凑立即可以增加国家实力。从儒家的观点来看，生活奢侈，则必糜烂。商高于农、僧重于仕也是本末颠倒。有了这样的离奇背景，使其无法看清新体制之来临，只认为是现有组织之腐化及政策之失控，无法以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完全代替金融经济中法制之不足。而这时候江户最大弱点则是缺乏全面性的对外贸易。专靠幕府大名及其陪臣的消费市场，生产技术无法有突破性的增进，而使发展不能继续。

此后150年，江户幕府治下的日本为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拉锯战的时期。大名及侍负债于商人，动摇了封建体制的根本。物价涨跌，也影响一般人民的生活。一意复古的人士，也无从全面推翻商业活动，恢复到理想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商业资本虽得势，却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只能在两个极端中反复。传统历史学家根据儒家思想着笔，通常称“文治”之后又有“恶政”。大概所谓文治总离不开褒扬传统道德，提倡节约，励行财政及通货紧缩，使物价下跌，而恶政通常反是。新时代历史学家对此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指出：所谓文治并不能解决当前问题；而所谓恶政对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可能在长期间尚有裨益。这当中有历史眼光长短之不同，也表示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

1769～1786年主持“恶政”的田沼意次，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他的生活与政策，反映着18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的乾隆年间）的江户幕府状态。田沼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重农政策，他也主持开垦新地。不过他的企划注重扩大幕府工商业的收入。在他主持之下，政府控制的矿业大为扩充。他尤其着重铜产的增加，以便连同海味的出产，增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他发行新银币，大量加铸铜币铁币，促成通货贬值。在他督导之下，株仲间得到政府的承认，只要向幕府交纳年例。田沼也大规模批准商人专利。他希望利用商人的资本，透过幕府，放债于缺乏现款之大名。

田沼的经历表现着“侍”这个社会阶级仍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以低级之侍（600石）风云际会成为大名，擢升为老中，取得首相的地位，结果又在政治场合中失败，几乎失掉全部所有。可见江户时代之封建，本身已无从保持一成不变的姿态。田沼政策所及，更显示他在对付城市经济时充满活跃性，已非中国传统经济所可比拟。中国清政府也无从控制幕府所能掌握之财政工具。但是封建体制一日未除，低层机构中各种事物就无法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私人财产权也不能有确切的保障。而且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之中占有特殊比重，也只是若隐若现，根本缺乏法制之支持。这种长时间的昧旦局面，也是世界历史中之所仅有。

至19世纪，此中矛盾仍然无法消除，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只有使幕府和大名的地位更感到困难，以农村及稻米为本位的组织，在财政上无从应付金融经济所掌握的社会。1830年到1843年中国已领受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经验，在日本则称“天保时代”。天灾叠出、饥谨流行、不仅乡民暴动，城市间的穷人也在捣毁居奇商人的库房，政府除了镇压之外，也在经济方面寻求对策，首先巩固本身的财政地位，这连串的政策，世称“天保改革”。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则是天保改革之中，“幕”与“藩”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江户由水野忠邦任“老中首座”，他主持的改革大致不离传统“文治”的风格，例如奖励勤俭、遣返进入城市中之农民、取缔奢侈品及娱乐、强迫降低物价、限制工资、厘定金及铜币之兑换率、执行货币改铸、解散株仲间。由大名作主在各藩颁布的政策，也同称天保改革，则采取比较积极的步骤，有些政策顺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不和潮流作对，如执行均田、减轻赋税、整理债务、扩充公卖。长州将赋税作较公平的调整，将藩之债务作长期借款的安排。水户将某些专卖改由藩之会所经营，萨摩广植甘蔗，以砂糖库存为保证，发行票据，得以买卖借垫，藩债则改为250年之无利债款，另筹储备金付息。结果因其政策不合时宜，组织也缺乏灵活弹性，而致“幕”之改革缺乏成效。各藩之改革则大抵成功。经过此番改革，日本之中央政府更为软弱，“雄藩抬头”。政治体系之需要改组更为迫切。

以上的发展容易引起读者揣想，要是没有外界的压力，日本前途如何？是否再产生长期的内战，有如16世纪织田与丰臣出现之前，最后产生一个与城市经济互为表里的军政府？或者像中国一样，从农民之间出现一个明太祖式的领导人物，将国民经济的组织向后推，以适应他的政治体系？这样的猜想虽有趣，却不是研究历史的正途。当日事实之发展，是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日本有识之士一个很大的教训。所谓雄藩已在提倡“富国强兵”。而且佩里（odore Matthew Perry）要求开国之前，英法舰队已开至琉球，荷舰已入长崎。北面则早在田沼意次时代，已提议与俄国通商。世界历史的发展已要求日本历史与西洋文化汇合。

将明治维新讲成马克思式阶级斗争，是日本史学历来争辩的题目。本书无意在意识形态中揣测，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原则，如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和支持企业带服务性质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有利于将以上原则更具体化，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此时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系统，合理地支持此种组织与运动。幕府既不愿放弃本身存在之价值，也无力作180度大转变，则将天皇推拥出来主持这样的组织与运动，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皇室过去无权无势，反能因之不受羁绊，符合新体制之需要。何况天皇也有蛰伏的威信。（“天皇”本为唐朝皇帝的尊号，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即称天皇天后。）所以即称“王政复古”，“明治维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这样转变的功效。

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的转捩点，因为流动性之私人财产权由此更日趋巩固。

我们今日追叙100多年前明治时代改革之成功，诚是将历史简化，把一个艰苦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间，维新志士应付的问题，是要取消占全国人口6％之特权阶级的特权，包括他们自己本身在内，废除200多个地方政权，放弃传统习惯，创造一个现代化、中央集权的体制。而工作尚未开始，新国家已受外强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日本除了煤及铜之外，又缺乏工业原料，以致开国后对外贸易产生巨额入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财阀也并非自始即拥有雄厚财力，能立即应付新政府之需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濒于破产，其冒险参加倒幕运动，有孤注一掷的情势。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维新前夕才在土佐开始露面。所以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新政府不愿意接受外间的投资，于是只有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一时农民负担之重，引起若干历史家强调，他们所付的土地税供应了政府的国家资本；他们所付的地租，又供应了企业家的私人资本。

我们所谓日本较容易地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乃是与别的国家比较，其历史背景内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开。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时代之需要衔合，其组织上之一般原则仍能迁就适用。即农村能承受“原始累积资本”之负担，也系维新紧接着长时间的封建体制，一般农民同样地被威逼，并不觉得上端的改头换面对他们的生活应当产生剧烈变化。甚至外界的压力也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不平等条约无非关税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权的羁绊。在企图脱离这些束缚的时候，日本只有竭心尽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现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庭程序。以这些新制度之组织，加诸传统的习惯与纪律，于是明治维新在历史上造成奇迹。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看不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h3>德国——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新资本支撑国家？</h3>

欧洲的民族国家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有千秋”的概说。当中最奇特之处，无逾日耳曼民族和新兴德国之关系。此二者既非两位一体，又不能分割。虽然互相重叠，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历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利则成伦巴底人（Lombards），在法国则为诺曼（Normans）及勃艮第（Burgandians）人，在英国则称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这些在德国以外之人民，各自树立了他们个别的民族性格，事实显然不在话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国的道地日耳曼人既操德语，又在历史上长期地表现了他们显著的民族性格，并且在文学哲学音乐与艺术各方面树立了他们的专长，却尚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国，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难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可是要画一条确切的国界，则在东西南北都有困难。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这帝国之皇帝名义上由德国境内重要之王子主教选举上任。实际上除了一次例外，亘四个世纪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遗传方式蝉联王位。哈布斯堡为奥地利王室。本来奥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国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经常与外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色彩。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的国家。因之神圣罗马帝国也摊上了若干国际性格。

如此古怪的局面终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即德国皇帝位，幕后全由俾斯麦操纵主持，他在1864年一战而胜丹麦，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年第二战胜奥地利，“大德国”的观念被推翻，奥匈帝国跨地过广，成分过于复杂，自此被摈弃于藩篱之外。“小德国”以普鲁士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东部的国界则已在瓜分波兰时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麦之第三战于1870年打败拿破仑三世，获得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将西部的疆界划分妥当。统一的工作在10年之内完成。俾斯麦的外交手段曲折圆滑，军事行动则靠事前准备周到，到头爽快利落，诚为19世纪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拜见访问过他，希望从“铁血宰相”的口头之间获得若干兴邦的秘诀。今日之教学欧洲史者一律犹盛道此人满腹经纶、眼光远大、手段谲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过去100多年来历史所增加之纵深，使我们产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国（即威廉之德国，有别于神圣罗马帝国之第一帝国及希特勒所倡导的第三帝国）之成立，与德国社会之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一运动相重叠。俾斯麦展开了马基雅弗利的作风，因时就势造成了他个人的丰功伟业，事诚有之。然则在他后面的社会运动与经济力量早已蓬勃进展，无从抑止，其范围超过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国在19世纪初期便于改造，主要由于土地面积与人口数目大小适中，宜于组成一个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国家。这时其社会及经济条件虽落后，其中也有性质上之不同，但无剧烈程度上之参差。这国家既无过去之中央集权体制，也不像中国过去之体制在地方上遗留的因素足以成为新组织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新兴民族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有英法的历史事例，大势所趋，很少人会在这时候打算从中阻挠，一般人心趋向改革，只有温和派与过激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统一过程中产生问题。对外战争不仅使人民同仇敌忾，而且就此发挥了新国家的功能。

缺乏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国已有数百年之历史。自宗教改革期间算起，德国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国土，主教区与大主教区以及自由城市的辖境并合组成。历来三等不同性质之单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纪初年，总数仍为314。此外尚有1475个帝国武士（Reicritter）也各有封邑。今日之旅游者溯莱茵河而上，仍可以看到两岸的山头留存着断壁颓垣的城堡，每隔5英里、10英里必有一座。河上交通之枢纽则有昔时之关卡。其政权既如此粉碎，其体制必须属于封建，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属之小单位的对称与均衡也（中国只春秋之前有之）。

自17世纪以来，德国又多次成为国际战争之战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德国经过高度的破坏，人口与牲畜都曾剧减。汉撒同盟（ic League）一度执北欧商业之牛耳，有不少德国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纪以后英荷为海上之威权，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银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间因西班牙王室赖债（1607）而破产。总之，德国初期经济早熟，各部分早因各种原因而偃旗息鼓。又经过18世纪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接下来的拿破仑战争，外国军队不断进出德境。拿破仑扬威之日，法军占领德国重要城市与海港。普鲁士既被摊赔款154000000法郎，还要供应占领军。而最给德国经济打击的无过于拿破仑之“大陆系统”（tial system），此举原为法国报复英国海上封锁而设，而德国向外输出谷物价格大跌，传统上之亚麻布工业失去海外市场，船舶与运输当然也为之锐减。

迄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于次：除了莱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穑夫缺乏行动自由。地主之产业也受遗传顺序之限制。一般的说来，即是私人财产权缺乏现代化的规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中，受习惯法支配，因此土地亦无法有效使用。工业生产受同业公会管制，物品只供应本地的狭窄市场。拿破仑战争之前，对英输出只有输入的1／6。本国所出的丝织品、天鹅绒、金银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则限于高级人士之用，数量有限。行政区域分划过小，是其基本弱点。德国虽有自然赋予之优良水道系统，只因为关卡林立，阻挠物品流通，无从发挥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过森林中开辟的小径”。在日后德国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70％住在乡村。全国只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6万。其中以柏林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万，其他“都会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数千人至一两万人的市镇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较英法为低。主要食品为马铃薯，盐渍鲱鱼已属珍品。19世纪初期机器已由外间输入，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实验室和博物馆内之品目”。

可是德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矿藏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纵使工商业没有赶上时代，商业枢纽和制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后增进与展开。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败于耶拿（Jena），在多方面讲可谓因祸得福。拿破仑首即“修正地图”，使“巴黎成为德国之地产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国武士之封邑、取消僧侣的掌辖、利用迁移归并等办法，大为减少了德国境内行政单位的数目。原有34个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区，经他裁减，只有两个余存。原有51个自由城市经他指划，只有6个余存。112个与时代脱节的亲王公侯藩邑也一并取消。这归并统一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惰性，一经发动以后，只进无退，不可遏止。他又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虽说他企图在德国西部树立亲法傀儡政权，可是经过他的主持，凡他控制力量所达之处，到处施行拿破仑法典，原则上全民平等，私人财产权获得保障。即算大陆政策阻碍了国际贸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业发展，如日后德国有名的甜菜制糖及其他化学工业，又如萨克逊尼（Sat-ony）之纺织工业，因为不受英国之竞争，才有了发展的机会。此外两端大军进出，当然引起交通开发，法国工程师在德国修筑公路，尤有实质贡献。

而且不止此也。普鲁士战败之后，面临法国颁布的改革，也趁机会大事更张。即向拿破仑缴纳军费赔款和承应参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对内有一番体制上的整顿，凡此都替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培植了组织上的条件。所以多难兴邦，有时强邻压境，反是除旧布新的一种机会，可能产生积极效用。

普鲁士原为布兰登堡（Brandenburg）领主，在波兰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属于波兰。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兰登堡国王自称普鲁士国王，才产生了如斯一个国家名目。亘18世纪，他和他的继承人又在德国内外沿着波罗的海更西向莱茵河拓土，所创的普鲁士领域，东西左右不相衔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单位，总面积已达全德1／3，已有抗衡奥地利，自命为德国盟主之势。

普鲁士的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勾连至深，历来的国王开明专制，政府有保全社会体制之义务，同时绝对地注重纪律，军队的数目在人口上占大比例，又有一个坚强的文官集团组织。因之王室竭力支持地主，让他们作为国家之中坚。只是辖地之在奥得河（Oder）及维斯杜拉河（Vistula）之间的一部分（今属波兰），历来以向波罗的海输出谷物出名，因之也受金融经济的影响。斐特烈大帝（1712～1786）在位时，还创立贷款机构，周济地主。以后这些机构以及政府之津贴使不少大地主在农作物价格陡跌时渡过难关，不致被绅商廉价接收。有了这样的一段背景。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有些条件上与以前的封建体制遗绪衔接，而无剧烈冲突。旧的力量能在新社会里适应生存，并且保持其领导地位。

加以普鲁士国王本身拥有领域内1／4土地，享有全国收入之1／3，又以此数约80％供应军需，军国主义与政府之存在不受资本主义影响，相反地，这些因素在德国进入资本主义时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普鲁士官营之国际贸易机构Seeate）性格，甚至20世纪希特勒之称国家社会主义，都有连带关系，此系后话。

现在再说拿破仑的改革在西部确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响甚难及于东部。1807年普鲁士主持的改革在上端造成了一个内阁式的组织，在下端也让各市政府的市长及市政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可是其所谓废除穑夫制，只对地主阶级有利。10万以上穑夫只得放弃原有耕地成为都市里的劳工，其余又须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领主，才能解除封建义务。很多贵族领主成为新型地主，在新社会里产生了投资的功用。今后数十年内，东普鲁士地价一般上涨三四倍，可是农村内劳工的工资不因生产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农业范围内之存集资本。

拿破仑被放逐之后，维也纳会议对德国之处置有划时代的决定。德国境内各色各样的政治单位组织一个大邦联（German federation）。普鲁士和奥地利虽为成员，他们所属非德国之领土（如奥国所辖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领土，及普鲁士所辖波兰之一部分）则不归并在内，如是当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独立自主的单位仍有39个之多，虽彼此保证不同外国联盟、不向邦联成员作战，与一个民族国家有一贯军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远。而且邦联内大的王国大于小的公国数十倍，后者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四境为前者包围，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区域有飞地。再则英国国王、丹麦国王及荷兰国王各因其祖传在德境之领域，也算是邦联成员。邦联之总理为奥国国王，但是仍没有国旗、国徽，缺乏内阁式行政机构，更没有邦联的军队。其议会并非立法机关，只似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及会员大会。

这样的局面仍使各单位藉此在低层机构中促成经济之发育成长。普鲁士废除庄园制度不利于一般农民，引起暴动，亦未酿成剧变。在长期间内，业主的数目仍在增加。又不论他们是过去之封建领主或穑夫或城市内的绅商，自此私人财产权被确定，遗传与典当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低层机构里非经过如此一段改革，谈不上进入资本主义。新体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过去的公地可以圈为私有，也有农田改为牧场，种植甜菜及马铃薯尤为普遍。普鲁士既如此，也引起各处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现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间，各种物产有了大量增进。而且利润也能反馈投资于农场，引起肥料与种子之增进、牲口之繁殖、建筑物之更新，亦即整个农业水准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纪前期德国之经济突破者，莫如1834年开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

这运动也由普鲁士发起。这王国自废除内地之关卡以后，影响所及，吸引小国申请参加。同盟成熟之日，德国只向进口货物抽一重关税，一般税率，大率为值百抽十。以后内地转口税全部废止，关税所入则照联盟各小国之人口数目分摊，也算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货物大量交流。铁道之修筑，一般由国家作主，也在此时展开。德国初期所筑铁路可谓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间10年之内完成。迄1840年，全境铁道不过300英里，1850年已超过5000英里。在一个横宽与纵长均只有500英里的国家，这样的里程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鲁士除了修筑铁路，尚通过其他小国遍修公路。内地要镇如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莱比锡（Leipzig）能与重要海港大规模通商的时候，普鲁士主动的经济改革已有无可抵挡的号召力量。纵有中部若干小王国企图阻挠，众望之所趋，很难发生功效。

经济之展开和现代化过速，不能毫不付出代价。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突然被摒弃，同业公会失去社会地位及本地的领导力量，新兴工业不能立即与国外商品在质量上抗衡，从技术到管理各部门需要的教育与训练不能立即完善满足。穷困和失业的人群亟需救济。一般人民生活水准尚低，无力购买新兴工业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资问题、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的问题在英国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国尚无着落。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之际，没有空间与时间上的转圜，此为当日德国最大之困难。1848年革命因之发生。

这一年的革命在国际场合有传染性。2月间巴黎市民发生暴动，3月柏林群众随着发难。由学生领导的工人与普军在街头巷战，死者230人，军方亦死20人。有些学者指出这种事变并非偶然，只表现当日社会问题之严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个半世纪，可是当日事实之发展在原始资料中遗下不少疑问。3月巷战之后，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遗憾，他被德国的爱国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宪法会议，并且宣扬普鲁士即将“汇合入德国”。随后即有法兰克福的宪法会议，由全德选举而产生，公推斐特烈·威廉为德国皇帝，他却拒不接受，并且轻蔑地说法兰克福宪法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权神授不能由民意产生。果真只因此人性情飘忽好变，如有些历史家所指责？抑或他内心恐怕奥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奥之战，如另一些历史家之猜测？又有些历史家称法兰克福的代表缺乏经验。然则参加这会议之代表586人，内中104人为大学教授、95人为律师、100人为法官、124人为官僚，“差不多知识界知名之士都已罗列在内”。为什么他们决策如此之糊涂，通过的法案无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顿臭骂之后唾面自干？

有了过去一个半世纪历史之纵深，我们对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阔斧的解释。19世纪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抬头必与自由主义同进出，在德国尤有如此之企望。原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历史学家也一致承认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观念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勃兴，深受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影响。这一串突如其来的事迹使德国人既艳羡景慕，也猜忌疑惧，终于仿效对抗。西方国家如英、法、荷的现代化，都有一个中产阶级脱颖而出的姿态。况且19世纪初期不仅铁道的修筑普遍展开，更有电报的立即传递消息，报纸期刊成为市民每日精神食粮（法兰克福会议时，马克思即任《新莱茵时报》Neue Rung编辑）。这种种条件，使当日的知识分子满以为自由民主即可以诱导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因之忽视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之大规模变动，当时好像是千头万绪，事后以远视界看来，则其整个经历仍在采取最为直截了当之途径。英法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其高层结构妨碍下层经济因素自由交换，所以必藉暴力将之推翻。资本家既得势，市民阶级也因之抬头。在这种程序之下，自由主义在事前事后都已发生了号召力量。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则以普鲁士王权作领导力量，其军队与文官组织都可以作为推进此种运动之工具，经过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层的经济因素已可自由交换，而且倒期存积资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着手进行，开明专制已能运转乾坤而有余，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只站在附属的地位。而后者在此时提出自由主义，虽未明言，实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张以商业资本作领导力量的趋向，如果必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说来就有书生造反的情调。

今日我们提出这种说法，犹怕被人指责。只是150年前历史之发展若是，即没有理由凭我们的好恶，径自指斥历史“应当”如此演进，而且“不该”若是之发展。其实当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与关键。马克思终身离开德国，俾斯麦一心做铁血宰相，两人所取途径相反，其基于自由主义无法在德国展开的观点则彼此一致。

很显然的，德境此时使用不同的货币，民法与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除非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受限制。反面说来，资本主义促进生产、集中生产与分配、加强社会生活之标准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无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权之实力。况且煤矿、铁矿之展开，铁路与电讯之敷设，亦始终与军备不可分割。所以此时资本主义的抬头与国家主义并肩而行，也不愿民主的呼声在当中另生枝节。

我们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灵”的观念（第五章）解释这一段历史。德国运至9世纪中期是谓“只有灵魂，没有躯壳”，想创造躯壳，务必倚赖一个全能的政权，兼有经济性格。此即霍氏所谓巨灵（Leviathan）。环顾内外，也只有普鲁士王室符此条件。当日虎视眈眈足以防止德国统一者东有沙俄，西有法国。普鲁士处于二者之间，差有力量足资应付。它也不像奥地利。后者皈依天主教，对工厂制度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拥有属地，注重南方发展，对外贸易采取保护政策。普鲁士则主张自由贸易，对英法荷开放。基于这些条件，德境多数小国拥普而不附奥，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实德予”，而不耐烦于前进人士之“劝进”。

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无着落。事平之后，以普鲁士为首各公国王国纷纷采取君主立宪制。只有奥地利始终例外。然则所需宪法不由民意产生，而出于御制。普鲁士的宪法将选民按纳税数分作三级，以担保富人在议会的发言权，也护卫了国家之砥柱。并且国王对所有法案保留否决权。政府对工商业的管制有了明显的放松。1848年的法案让全境组织商会。1851年的法案更让私人厘定他们的制造与贩买标准。对被威胁的手工业也仍给以保护。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国产生两种反响：一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掀动了民主自由的呼声。全德的知识界都觉得他们与全德的问题利害攸关。一则与五四运动的成果相反。法兰克福会议虎头蛇尾，中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并所属的知识分子也见风转舵，从此臣服于普鲁士军人贵族地主的领导之下，产生一类似日本明治维新（虽说比1848年的革命迟20年）时尊王攘夷的气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国境内（尤其普鲁士地域内）经历着空前的繁荣。这一方面由于“全德证券交易法案”（Allgemeische eckselordnung）开始在关税同盟的地域内通行，银行得以发行信用票据，西方的资本进入德境，股份公司纷纷成立，柏林证券交易所应接不暇，法兰克福成了国际交换公债的市场，工厂制度普遍展开，重工业、化学工业及电气工业不待轻工业之完成而提前着手（与英荷等国的开发程序不同）。经济发展之成果反馈于农业，前已言之。此时只有使初期之成果更为增高。简言之，1848年前的经济发展由王权及地主领导，1848年后则有资本家企业家积极参加。彼此都不脱离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的线索。“人民觉得有责任维持国家与社会表里一致的观念”。“中产阶级除了赚钱，对旁的问题很少有兴趣，而匍匐于现有政权所定军事外交政策之下。”著书者措辞不同，基本事实则一。

德国之初期存积资本固然得力于传统的勤俭，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从，也仍不能避免克扣无产阶级情事。人口之迁移，缓和了阶级冲突。1830年至1860年间，100万以上德国人移民美国，其他迁往巴西、智利。1880至1885五年间又有大量人口外移。同时德国本身也在同时吸收外来移民。国内的移民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与经济史的轮廓，我们可以想象以后军事史与政治史之展开，不能脱离所叙之基点。俾斯麦大言不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曾说：“我是一个容克，我将因此而占便宜。”他也说：“我只容许我悦耳的音乐，否则即所有音乐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时对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说：“德国不注重普鲁士之自由主义而重视她的实力。普鲁士必专注她的实力，以等待有利的机缘。因为她的边疆对政治体系发展不利，有好几个如此机缘已被放弃。当今的问题不由演讲和多数来定夺，只能决定于铁与血。”当日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直到近来学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拥他上马”。他之所谓“占便宜”，也是事实。他和他的经纪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独家消息在证券市场中发财。

铁血宰相的手段与智慧已有无数文献详述，也在各种教科书里面占着相当的篇幅。可是今日看来这些资料只代表历史上的一段转换点。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凑集而成，等到机缘成熟，一旦展开，好像足以分割时代。然则我们企图真实的了解历史，不能专注重1861至1871十年间之突破，而必须考虑到背后各项组织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一眼看出德国之统一，由于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为表里。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的重要性超过人身因素。

1871年德国成立，仍继续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至此商业管制的规条才能通行全国。铁道与邮政用协定的方式全国化（当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国之民法（Allgemeines Burger-liczbuch）尚要待到本世纪初年才普遍通行。可是新国家刚一成立，即立即颁行十进位度量衡制。过去全国有7个货币区，33个发行货币的银行各不相干。1871年后即以统一的金币通行全国，普鲁士银行升级为中央银行。从法国取来之赔款50亿金法郎内，除273000000为纯金，作为新货币之准备金并作未来战事之储备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发散，足以将普鲁士及其他不少国家之公债偿清，也给文武官员丰厚的奖赏，并且大兴土木，因此新德国游资充塞，足为战后投机事业之工具。又因为从法国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铁之产量也大增。纺织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形态。也因为帝国陡然富强可以尽力于社会上之服务事业，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筹谋社会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终黩武主义（militarism）与第二帝国不可区分。普鲁士解放穑夫后，不出10年即已全面实行征兵制。统一之后，各小国成立之部队，除萨克逊尼外，均由普鲁士军官率领，属于德皇麾下，各国已不能过问。俾斯麦当权时军费占帝国预算90％。我们也可以想见军需工业和支持军备的交通通信各种事业和民间经济交流而互相倚赖了。

19世纪后期物质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之际，表面看来德国不过融合一般之潮流。然则所谓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国之磨拳擦掌而产生。俾斯麦既已表彰铁血。其他思想界领导人物，以特莱希克（reitschke）为代表。他以大学教授兼国会议员的资格，著书演讲赞扬侵略性之成就。民间很多团体也在提倡种族主义。况且德意志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资本主义本来即有向外积极发展之势，此时用之以建设海军、开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曼主义，不免带来打破国际间平衡的威胁，于是也只有一步逼一步，导致几千万德国人在20世纪两次卷入世界大战漩涡。虽说我们不能过度简化历史，将因果关系全凭抽象观念树立，可是也难否认以上事迹前后连贯数世纪。总之，几百年来德国人缺乏一个民族国家，一朝将这缺陷更正，行动起来又做得迅速确实，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为荣，进而骄倨傲慢，以极窄狭的国家观念，代替传统的世界观。

殊不知第二帝国本身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东普鲁士容充军人之势力以农业为基础，而西方之自由主义却站在工商业的立场。统一的工作已有将问题“外部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的趋向，此指一项组织发现内部的因素无法凝聚时，也可以发起另一种运动，以便在行动之中掩饰内部之缺乏向心力。对外同仇敌忾，对新德国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麦任第二帝国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后分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赞助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提倡“文化战斗”（Kulturkampf）以压制天主教会。1878年后，他有180度转变，从此对关税采取保护政策，与奥地利结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对自由主义、钳制报纸舆论、取缔社会民主党。这前后的出尔反尔，显然也载在各教科书之中。

其中意义何在？

原来，组织一个民族国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国民经济成长，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积极用意，亦即一般国民因国家之富强而得到康乐。可是此中关系也可以本末颠倒：人民之康乐可以视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国家之体制为重。这也等于既造成躯壳，即倚此躯壳为重，不必再顾虑灵魂。所有的组织全可以为之迁就；各式各样的原则也都可以为之牺牲。我们写历史和读历史，进入如此阶段，不免掩卷长思：是国家主义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新资本支撑国家？

新时代的德国史很难规避这样的疑问。

正文第八章总结

本书叙述至此，可以概括地说，14世纪以来，世界史中的大变动多数与资本主义有关。虽说资本主义不是引起战争、造成新旧国家分离并合的总原因，但是它牵涉广泛，在各种大规模事件中总有直接与间接的介入。

资本主义虽说是一种经济体系，但它亦与政治不可划分。因为统治大众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励，以宗教或党义主持之；二、是警察权逼迫就范，以军事力量和法庭为后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观，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各人在争取本身名利时，即在无形中增强了国家社会的组织与结构。固然这些条件全待客观环境而展开，同时任何政体也希望折衷混合，并用三者之长。可是资本主义无可否认的是将最后一种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发挥。

<h3>从简单的定义到复杂的内涵</h3>

基于上述的原因，资本主义这个名目，在不同作家笔下会有不同解释。一个历史家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可能与一个经济学家所看到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资本主义生理家与病理家的观感比较，一定也有很大区别。本书为历史著作，也从资本主义的生理着眼，所以主张赋予这个名词一个有限的定义，使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各人就个别的研究，去扩充这名词的内涵（ota-tions）。

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纯经济体制之功能。它使资本广泛流通，经理人员量才适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支配。这三个条件说来简单，可是一个国家要让其充分发挥，势必将社会低层结构里各种障碍打开，然后当中各种经济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不少国家即因此一着，已发生内战。例如美国以奴工种植棉花，与自由的劳工竞争，终待南北战争而解决。而且当社会下层各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交换时，其上端也要有凭公判断的能力，于是教会的干涉和警察权的使用才可以逐渐减轻。这样一来，这个国家的政体必须又有显著的变化。再则将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以及资本，都按它们的交换价值，化为美金、英镑、日圆等单位，这些单位在分舍离合之间，更必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提高科技使用程度，产生一个多元社会（pluralsociety）。一方面固然使触及的国家生活程度增高（见第一章注［18］），一方面也使私人资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特殊吸引力，占特殊比重。因之大至国际冲突，小至一个特殊城市之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各种条件之下归咎于私人资本主义。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旧社会比较，已经产生了一个“动”的款式，与昔日主静的姿态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几乎与“现代”同质而异名，所以可以互相交换（第一章）。可是实际上资本主义所供给者通常只是动之冲量（momentum），而不是动的成果。譬如马克思提及“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指出其通常使用暴力、征服、奴役等等方式，已经本书证实（见第一章注［20］，第三章注［49］、［50］，第四章注［77］）。可是那些人类的劣行早已存在，资本主义之兴起，打破国际间力量之均衡，于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利用其优势力量，使上述劣行更为彰著。但并不是因为有资本主义，才产生使用暴力从事征服与奴役。同时，在20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在，尚有赖它能制止上述劣行（近年西方各国对南非之制裁可为例证）。

<h3>因英国而功用显然</h3>

资本主义之为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不由先觉者设计产生，而系在技术上积累经验形成。当初威尼斯人避难于海岛，兼鱼盐之利，并未有创造独特行政系统之企图。又，要经过好几个世纪，值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四分五裂，威尼斯才乘机在各自由城市之前，获得独特地位。于是她从实验之中造成单纯有效的商业系统。从华立罗事件的反应来看，14世纪的威城虽有成熟独特的政治组织，但并未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所以华立罗始终以一般的叛国罪受刑，威城记录之中也缺乏额外的渲染，毫无类似莎士比亚铺张布鲁特斯（Brutus）刺凯撒大帝时之慷慨陈辞，涉及保卫自由传统公民权利等语。如果当时人自觉的有类似的观念，何以威尼斯保持记录与档案之完整，当中又一字不提。

以今日眼光来看，威城的组织包容私人财产的这一因素，比同时其他国家和类似组织来得现代化。可是这长处并未为时人称颂。例如与路德同时的加斯帕罗·康大黎尼（Gasparo tarini，康大黎尼为威尼斯世家，曾有8人任统领，详第一章）曾著有论文，宣扬威尼斯的组织长期保持集体的安全，已接近至善的标准，因为她已如亚里士多德所提示，将“君主制”、“多数”及“少数”三种原则平衡采用，互相融合。可是文中并未涉及私人财富的重要；作者没有和哈灵顿一样（详第五章）说政局之安定在乎拥有财产者同时控制政权。康大黎尼将一般劳工摈斥于政权之外，因在他看来，此为举世公认的原则，并非威城独创。

当资本主义在荷兰独立期间出现时，一般人士也不可能想象他们是在创试一种新体制。新国家的摄政阶级（详第三章），还只以为他们自己不过坚持中世纪以来各城市的自由特权。然而特权由封建诸侯颁给，用意在让绅商支配本身业务。经过独立战争，各公国郡国的贵族既已被时代淘汰，中产阶级的市民成为新体制之主人翁，他们由坚持特权而执行特权而更光大其特权，要不是展开资本主义，还在做什么？只是这种倾向也没有被时人看穿，否则宗教上的领袖和学术界的领袖不会对新体制之实行提出问难。

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具有形象的组织，似在英国内战之后。当日既有霍布斯及哈灵顿之著作问世，而且至此荷兰之成就使英国自愧不如，而急起直追，虽说此时仍没有资本主义这种名目，英格兰有心仿效的乃是一种经济组织和一种政治运动，则资本主义之体制必已具备其轮廓，从组织银行、发行公债、筹备保险、增强法治，种种因素已开始互相衔接，于是经过光荣革命终在英国成为一种体系，既具实质，也有思想线索（思想线索［line of t］和下文所说意识形态［ideology］不同）。孙文说：“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资本主义至此成为一种主义，无可置疑。

为什么以前的书刊都没有这样的确定？因为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19世纪中叶才出现（详第一章），去英国资本主义之发动成长已有150年的距离。而且这名词一提出，即被法国社会主义者引用，作为一种批判的对象，亦即是从病理学的眼光着手，于是很少人注意到其生理之发育成长。

资本主义经过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而在英国立足，是人类史中的一件大事。过去威尼斯以城市国家的姿态实行资本主义，由于她地方小，缺乏以农业体制为管理方式的背景，无生产制造之基础（在大陆上之领土对岛上之影响小），因此民法即为商法，商船队也与海军不可分离，所以政府即等于一个大公司，不足为奇。荷兰过去也缺乏组成民族国家的经验，也未曾接受过中央集权管制，各市镇历来各自为政，独立战争后因时就势，任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Rotterdam）各行其是，不顾全国体制之完整，这样的实行资本主义，也是避难就易，顺应既成事实。

只有英国向来是一个农业体制坚强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已有若干中央统治的因素存在，王室地位显赫，英格兰教会举足轻重，又有法制系统层层节制；凡此都和现代商业社会的流动性相径庭。因此，非面临内外煎逼，不至改弦更张。经过长时期大规模动乱之后，其体制有空前绝后的改变。

因为如此，英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段公式，供历史家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参考印证（可是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即可自觉的模仿照抄。各处背景因素不同，时间上的汇集有异，况且如此的改革经过革命阶段，历史家欲考察其经过，既要平心静气，又要大刀阔斧。下节当再叙及）。其程序包括：

改组高层机构：放弃君权神授说、保持英格兰教会权威，但是要执行政教分离，宽容异教徒。从此议会上以公债代替国王对财政之人身责任，国王从此也有职无权。这种措施促成政党政治及内阁制度之抬头。

整顿低层机构：将土地所有合理化，逐渐取消“副本产业”，因而土地所有较前集中，同时所有权租佃关系及地租收入都较前固定而有共同的标准，放弃归并乡镇之市场。

重订上下之联系：公布权利清单（Bill y），自此法律更现代化，也更融合于商业体制。此外更增设邮政，建造付费公路。

以上都有促进资产与人力加速交换的作用，于是人尽其财，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符合前段所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的说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数目字化，这国家也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

<h3>意识形态通常失之偏激</h3>

我们这样解释资本主义，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并着重其积极性。此种立场，和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观点不同。我们不能说以意识形态作主的看法全部不对，只是一般失之偏激。譬如说，西方不少理论家过于强调资本主义的优点，好像天赋人权及个人自由全赖它支持，在它掌握之下，一切公平合理，所以在任何社会推行资本主义即是颁布福音。殊不知在很多国家，将过去的经济基础推翻，经常是以暴力方式行之，既为革命，即缺乏个人内在的公平，只是经过长期的厮杀与破坏，余存的力量再度取得平衡，才能开始公平而自由的竞争，而有时仍不能符合理想的节奏。以英国为例，内战即是一座大熔炉，土地经过没收、标卖赎还各种步骤，也在复辟后，片面的接受了物归原主的指令，只是下令的人也知无法做到，才赋予保留的条件。而尤以内战前后，使副本农业失去法律的凭藉，最乏公平，只有强者占先弱者受屈。诸如此类的事例，我们只能说人口增加，社会上交接繁复，新组织需将局面简化，才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豁清局面。今日事过境迁，读史的人已不觉得当时人的痛苦，才承认此举在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有如北魏及隋朝的均田也是大刀阔斧，重定社会秩序，终造唐宋大帝国。我们欣赏其技术之成功，并不一定要歌颂其道德之伟大。

但是，人类既有经济体制，则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则必有高低上下品级间之不平等（即法国大革命时之“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亦表彰在共同功利条件下，在社会产生等级之差别）。这些高低上下之不平等，或系因袭或由新创，积之则成社会阶级。我们纵不满意此中毛病，也当设法救济，例如限制过度的利润、增加社会流动性、使弱者及环境上不利之人仍有社会之保障及突破环境之机缘。

说到这里我们也要再度提及，韦伯等以理想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能算社会心理的一段分析，不能算作历史作品。从路德而加尔文而清教徒，由巴克斯特而迄至富兰克林，亦即自16世纪之初，亘18世纪之末，当中经过最少有250年，也难怪宗教思想不能在其中产生巨大的变化。在这250年，查理一世自信为主受难，威廉劳德坚持宗教纪律，他们不可能想象自己违背了经济改革的潮流而终必身首异处。在相反的一方面，普林（illiam Prynne）带枷被黥之日，以及克伦威尔在韩丁屯（ingdon）招兵买马之时，他们只以民主和良心上之自由相期许，也料不到他们的奋斗与日后资本主义之发展互有连带关系。至今还有不少历史家以狭窄的眼光分析此中各种情节，或只能在一时一事间指出直截了当的因果。再不然，则在大范围内将因果关系解释得抽象，而难予置信。其实，一个国家挣扎着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动辄经过数十年或近百年的长距离，其演进必超过各人之人身经验。也只有今日历史之纵深，我们缕列其结局，如上段所述，高层结构低层结构和上下联系中各事项，才发觉它们已自然的造成一个系统。当中之逻辑，即在便于数目字上管理。可是始终无人策划其全部程序，至今历史家也无法充分解释当中的步骤是经何人协定。总之，就是群众运动长期动乱之后，已经过用进废退的方法，产生了上述有经济性格的现代体制。

这样的解释脱离了韦伯和宋巴特以资本主义精神归功于人种及遗传的说法。新教伦理固然可以辅助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亦复可以在天主教之下展开。本书虽在开卷时指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冲突之事例，但朱熹为12世纪人物，海瑞为16世纪人物。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根源倒推回去，则不仅“杨朱为我”，有了充分的个人与现实主义立场，而且斥责他的孟子也在与齐宣王对话时，因着这位君主“寡人有疾，寡人好货”的说法，即反问“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孔子也仍提到“欲而不贪”的说法，而只有在“不义而富且贵”的条件之下，才视“富贵于我如浮云”。他尚对冉有说，卫国既已“庶矣”（人口众多），则当“富之”，然后才“教之”。下迄西汉司马迁更写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并且“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可见增聚财富，是人类共通的性格（也即是符合“自然法则”）。余英时教授搜集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思想界对商人及商业的看法，带着肯定的态度。他也引证儒家学者的伦理观点，说明他们并无韦伯所谓中国人缺乏清教徒紧张精神的迹象。

因此我们批判中国传统之意识形态，针对其政教合一。亦即是将伦理思想写入法律条文里，未顾及个人及内在的公平，先已用道德名义阻塞社会分工合作，所引用技术上的安排。可是这样并不是说道德可以不要，传统精神之长处必须放弃，才能实行资本主义。最近日本人用神道精神及儒家伦理支持资本主义，新加坡和台湾推行资本主义也未放弃传统精神，值得注意。中国人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习惯与观念，固然妨碍社会流动性及高度分工合作，可是在一种血缘关系之中，获得永存的观念，大而化之，接近杰佛逊（to the Living），也仍能在时下国际情势紧张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提出实际的贡献，也可以补助西方个人主义及现实主义之不足。总而言之，我们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技术上的工作，打破“为富不仁”的死板观念，却也用不着把资本主义当作另一种宗教。所以不必坚持一个“道地实足”和“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而且这样的坚持，事实上也做不到。

<h3>循着海洋上的国际路线发展</h3>

从本书的叙述看资本主义的展开，由威尼斯而荷兰，而英国。自英国之后，不出百年，而至法国及美国，至此有普遍被及全球的趋势。不仅各主要国家的开创与维新产生一个前后互相关联的时间表，而且和资本主义不可划分之技术因素，如复式簿记、商业法律、保险业务、造船技术等都随着海洋上的国际路线而普及各处。即剩余资本主义之投资也循着这先后的程序从先进国家至落后的国家。现代很多民族国家，如荷兰、德国与美国，其产生都与它有密切关系。而日本之现代化，印度与印尼之沦为殖民地，亦与之有关。这也是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在狭义上固定其为一种技术上之名词的原因。倘不如是，我们随着它的内涵将之扩大，则不知极底。

可见资本主义技术上的功能固为一事，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又为一事。和旧式农业组织比较，新兴商业的结构是一种优势的组织，它将雇佣（employment）与所有权（ownership）互相联结，成为一大罗网。它仍不免常有内在的利害冲突，可是和别的国家产生敌对关系的时候，不论在平时与战时，这优势的组织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即容易将公私的利害结成一元，农业和工商业的因素也能互相交流，即不难动员，将民间的力量发挥在军事外交各方面去。13、14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详第二章），与17世纪英荷间的战争（详第三章），都有商业成分在内，所有交战国都受资本主义支持。而在陆战时将两方因组织差异所导致的力量分出高低，作为明显对照，则以1704年之布仑翰（Blenheim）一役（见第四章注［74］前二段）最引人注意。当时英国已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法国则尚未入流。

从历史事迹看来，大凡海岸线长的国家，农业生产常带商业性质（如英国之出产羊毛，荷兰之畜牧重于谷物生产），面积比较小，过去又缺乏中央集权之体制，常在组织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较大陆性格的国家占优势。而且不仅其民法易受商法的诱导而调节，即存积资本时，商业的财富由于国际贸易之展开，也不难超过农业上的财富。因为前者可谓经常出于变态，后者即企望增进，仍多受天候地理的限制。

国际公法（Iional La）和市镇法（municipal law）。这种种着眼，都以资本主义为本位，也都助成资本主义的滋长。

可是17世纪的国际公法，在以后的世纪里成为西欧国家间的习惯法，资本主义国家也挟它对其他国家强制执行。例如鸦片战争时巴默斯顿（Palmerston）并不觉得英国人在中国贩卖鸦片有何罪咎，反只觉得中国虽颁布严峻的禁烟条例，向来并未依法照办，一朝突然雷厉风行，还设陷阶惩罚英国绅商，是不合法的。本来法律应当明确的公布，全面执行毫无偏差，如此也可以算作与自然法则中之公平（fairness）的观念符合。可是19世纪的中国在社会习惯上并未进展到这程度，而传统上的官僚组织也没有技术上的能力将广泛的法律无偏差的执行，因之常以道德为前提，在执法时上下其手。这两方之差异，固然可以表示文化进展程度之不同，也在实质上表现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基本差别。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时至今日，这种差别并没有完全扫除。

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远东的国家施用压力，不仅仗着船坚炮利物质上之优势，也感觉本身精神与道德的优越。所谓命定扩张论（ma destiny）及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都随着这些条件而展开。这种观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显著改变。只是前已言之，资本主义是一种优势的组织，因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形下都有将压力加诸劣势组织的趋势。从被压迫的一方看来，资本主义也好像始终与帝国主义并肩携手。这样的观感至今尚存在不少人心目之中。本书虽然主张将两者的界限严格区分，豁除误会，可是仍不能否认上述关连印象之存在。

法西斯主义可算因着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本来资本主义提倡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是以各人的私利观作主宰。法西斯则以政治力量强迫将民间经济组成集团，干预所有权与雇佣的关系。资本主义的长处则是，在它影响之下，整个社会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法西斯即将其整个接收过来，一意造成其独断的数目公式，用以支持狭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它统制之下，自由交换已不复存在，例如劳工就不能脱离现有职位。如果资本主义的架构依旧存在的话，则各企业也早失去其独立自主之性格而承息于国家指定之集团（cor-poration或syndicate）之下。企业家亦被政府征召，为其意识形态服务。

<h3>主流之外的经验：丹麦与西班牙</h3>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上的力量，循着海洋路线发展，好像已在国际间造成一种时间表，随着交通通讯的进步，自西至东，又通过北美洲而再度进入远东。可是当中没有两个国家的反应可能前后完全一致。本书已经提到9个主要国家的经验，即各个不同。可见接受资本主义最基本的三个原则——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及技术上支持的因素全盘分配——和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条件，势必渗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而通常也有外界的干涉和诱导。因为这种种因素在时间上的汇集无从标准化，也就在进程之中展开了千变万化的局面，也发生了前后不同的结果。只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空前的体制，不可能自然而然、慢慢的造成（参照第一章注［28］后之三段），务必经有内外压力，是故也很难在急遽之阶段避免暴力介入。只有人类集体的经济性格，总在各种急遽变乱之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则无庸置疑，所在皆然。

即在本书“主流”之外的国家，一般也可以根据上开的原则简述：丹麦原可算是欧洲北方一雄。丹麦国王曾长期兼掌挪威与瑞典（瑞典在乃世纪与丹麦分治，挪威的隶属关系则延至19世纪）。这国家也曾分别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占有据点，开拓殖民地。也因为丹麦王室的关系，领有今日德国本部之石勒苏益格（S）。可是这国家的财富，大部分靠渔业及在波罗的海收取过口税而来，用以招募雇佣军，长期在大陆作战，则常得不偿失。而且远洋的发展不如英国与荷兰之近捷。

荷石两个地域间的关系，可谓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人身及家庭纠缠之大成。石勒苏益格原为公国，却是荷尔斯泰因郡主之附庸，历史上两个区域不能分割。荷尔斯泰因原为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后升为公国，石勒苏益格则始终在化外。15世纪之后，丹麦国王兼为两公园之公爵，可是因为境内德国贵族的关系，定立了只有人身上的兼理，而不能在地域上吞并的原则。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将荷尔斯泰因划入新成立之日耳曼邦联（German federation），石勒苏益格仍在邦联之外。

而且丹麦本土的政治也牵连不少社会复杂的因素。穑夫制虽在18世纪末叶即已废止，但是迟至1830年间，若干封建因素，例如农民无代价之劳力服务，仍不能废止，土地也区分为特权的及非特权的两种，前者付税低。如此都与资本主义的系统之内，下层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主旨相违。并且一般农民的生活极为穷困。

1848年之革命传遍西欧大陆，丹麦采取君主立宪制，正在朝自由主义发展，即与荷石两个地区之社会人士冲突。因为社会进步，经济多元化，两个区域内以德语为主，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于以“关税同盟”（Zollverein，详第六章）为主之新德国。1864年丹麦被普奥联军打败，割让荷石两公国，丧失国土约2／5，人口约1／3，一时可算创巨痛深，可是日后看来仍未为非福。

过去丹麦农产品以汉堡（ate）色彩，如津贴健康保险，以便减轻保险费而增加抚恤，和各种救济失业恤贫养老的措施。

至此我们很难确定丹麦何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但是1864年战败割土，却在她的历史上成为一个显然的分水岭。自是她也经过一段改组上下机构重订当中联系的程序。经过这些改革，丹麦内部的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的情势，才极为明显。于是全国的组织才商业化，亦即进入以数目字管理之形态。

欧洲之西南，西班牙表现着一个更独特的例子。16世纪，这国家好像有天下第一等强国的气派。可是几度沧桑，在19世纪初年竟受拿破仑之宰割，至20世纪，她还在西欧其他国家后面，挣扎着现代化。可见资本主义在更换世界形貌的时候，在当中因着能适应的状况和不能适应的状况，留下了不少特殊的后果。

与西欧其他国家比较，西班牙现代历史中缺乏一种将农村经济全盘改组以配合工商业发展的阶段。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向外发展之际，其组织上纯然采用朝代国家体制，所以上端表现着国际性格，下端则各王室贵族的结构全未放弃。简概言之，即未曾全然脱离封建色彩。其经济力量大部分靠由南美洲搜括之金银作根底，并未构成西班牙之商业组织。所以一遇到其他国家逐渐改组而为民族国家，西班牙金银也耗费殆尽之际，其国际地位即随之衰落，只能走上一段江河日下的道路。今日我们即很难回想到，不出百年之前，西班牙尚在东半球拥有菲律宾群岛，在西半球也掌握着古巴，而200年前更奄有南北美洲及中美大部分的盛况。

西班牙的地理环境，也始终与历史发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照地图看来，西班牙位居伊比利半岛，除与法国及葡萄牙一线毗连外，四面环海，又有初期航海探险之经验，应当为一个商业先进国家。可是其国境内部山脉由西向东妨碍地区间之交通，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地方权势极难推翻。更大的问题则是土地贫瘠，又使用过度，农产歉收，人民生活艰难。中世纪以来回教势力由北非侵入半岛，13至15世纪，西班牙之反击，以天主教会作号召。即1492年之驱逐犹太人出境，也是以信仰为由。有些历史家指出，此为资本主义不能在西班牙展开之一大主因。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王室也以保卫教会自居，执行其大审判，是以教会地位巩固，僧侣也能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保守势力之屏藩。可是西班牙又地处欧洲大陆一隅，非交通孔道，虽内部组织松懈而接受外界之压力不大。一度被拿破仑占领，为时不长。直布罗陀之海港在18世纪属英，也给西班牙人自尊心很大的刺激，可是又与西班牙的内政关系至微（而甚可能因此战略要点不在该国掌握之中，才能使之避免卷入二次世界大战漩涡）。总之西班牙在近世纪的国际场合之中，攻则不足，防则有余，所以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也能长期保持其非竞争（non-petitive）的性格，影响所及，社会上缺乏有架构之联系，一般国家观念淡薄。

19与20世纪外界之发展，终使西班牙政局产生现代性的不稳定状态，曾两度为共和国，又两度复辟（现今之君主制开始于1975年）。可是西班牙各种问题综合之背景显示其社会及国民经济间需要一个全盘的协定，才能融合于现代之潮流，并非君主制或共和制所能解决。

19世纪以来，西班牙有所谓“卡尔派”（Carlists）者，最初不过坚持王位由男性继承（拥戴王子Don Carlos而反对公主Isabella，所以有此名号），可是这正统的作风及组织延续而至20世纪，卡尔派成为思想上及行动上之极端保守集团，甚至认为铁道电讯全属淫技，而主张恢复历史上之宗教裁判。站在左派的则有无政府主义的工联派（Anarcs，由无政府［anarce］二字拼成），他们径自组织工人，在内战前夕有会员150万人，他们既不参加政府，也对所有的政府组织，不论其为前进或保守，一律反对（他们唯一参加投票是在1936年即内战前夕），并且他们痛恨天主教，不时焚烧教堂、刺杀传教士。而更有社会主义者也组织工人，策动罢工。所谓共产党员，反而人数较少，不极端张扬，只是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西班牙的教会则一向与大地主和军官勾结。此外还有加泰隆尼亚（Catalonia，东北角，工业比较发达），及巴斯克（Basques北部，乃人种语言的称呼）等等独立运动的组织。整个看来即是离心的力量强，缺乏统一互助的基础。

以上的阵容本来已经具备了1936年至1939年内战的条件。而当时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及北非殖民地一般不稳定的情形，局面更难维持。国王亚尔丰索十三世（Alfonso X III）曾于1923年暂时停止宪法，令黎越拉（Primo de Rivera）专政七年，结果既不孚人望，且陷于全世界经济恐慌之窘局中，于1930年被迫辞职，国王亦于翌日出走，局势愈难收拾。加泰隆尼亚宣告独立，北部煤矿工人大罢工，勘乱时死3000人。左派人士则要清算教会，而最后左派各政党团体组织“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显然受苏联鼓励，于是佛朗哥（Franscisco Franco）以兵变而展开内战，他的部队称为共和军，得到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援助，两国派正规部队参战，德国并借此试验新武器。政府军获得苏联接济，远逊于法西斯集团之外援，但有不少国际左派及共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与。拥护佛朗哥者为天主教会、地主、工业家、卡尔派、军官、保皇党，和西班牙的法西斯组织长枪党（Falange）。内中以中产阶级及下层中产阶级为主体，自此佛朗哥的运动也称长枪党运动。自他夺取政权至1975年去世，佛朗哥为西班牙之独裁者37年。

长枪党运动，最初显系法西斯性质。党之标帜为一束箭，以牛轭套之。党的活动带有宗教式排场，佛朗哥除着军服外，亦着长枪制服。他夺得政权后，发还教会财产，提倡传统道德，钳制新闻与舆论，禁断其他政党，都不在话下。1939年，西班牙之监狱囚禁27万人。佛朗哥的政敌称他屠杀政治犯20万人，此数字可能高度的夸张，但是较正确的计算亦称内战结束后6年有28000人被处死。

法西斯并非无条件的接受资本主义，佛朗哥之言词，可能带宣传性质，可是他在内战期间即已发表他的运动目的并非庇荫资本主义，而系保卫西班牙的经济利益。他曾自称：“我们出自中产及下层阶级。”他甚至提出让贫农获得土地不算完全解决问题，还要以金钱支持，使他们充分有能力经营，所以他主张宽泛的贷款，分散庞大的农产，造成中产农户。

事实上长枪党运动尊重私人财产所有权，除了过去左翼团体及工会之财产外，很少有没收征发之情事。但是它使全国的雇主与劳工都配属于国家主办的工联之下，各行业在各地区组织有分联。控制方式着重人事上的拘束，凡大小负责任之职位概由上至下指派，于是整个生产与支配全受官僚组织节制，罢工闭厂全不可能。工资亦有一定的标准，若干社会主义性格的劳工福利亦在全国通行。生产与投资不复由私人企业家各自作主。长枪党最盛时有党员近百万，从旁有鼓动监视和宣传的功效。

佛朗哥之运动，着重经济组织与经济纪律，他企望使西班牙自给自足，但是他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来改组社会。他个人独裁的成分强，但他的体制不能算是极权主义，因为虽系法西斯，它仍容许若干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的成分，如1942年恢复西班牙传统里的议会（cortes）。一方面也是他运气好，刚一得到军事之成功，适逢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西班牙虽没有卷入战事（但西班牙的志愿军称“蓝色师团”曾参加德军攻苏），而整个世界都在军事行动之中。而且内外都预期西班牙随时有参战可能的当儿，他的严格管制也就可视为当然。

西班牙经济之自给自足，始终没有做到。但是经过佛朗哥统治，已经成了一个有结构的组织，而尤以大战结束后，乘着欧洲的复兴，1948年至1958年之间有长足的进展，可以作为今日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分工合作的基础。佛朗哥事业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能抵御希特勒的压力，没有参加轴心国的战事。这是否因为他要求北非的殖民地不得而下此决心，已无关宏旨，事实上西班牙能保守中立，战后才能和西方民主国合作，终于1953年以军事基地换得美援，从此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阵容。

不为意识形态包围，可算佛朗哥一生的长处。长枪党成立时，本有极浓厚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色彩。可是以后世界局势之发展使佛朗哥看穿无法实现开拓殖民地之美梦，他即主动放弃海外属地，不像荷兰与葡萄牙不识时宜。60年代各种罢工示威运动蜂起，他也决心在1966年将政权的硬度减轻，例如开后言论自由，以议会1／4的席次交由直接选举，使已婚妇女有选举权，法律上承认信教自由，停止长枪党控制工会。最后则指定卡洛斯（Juan Carlos）为储君及他本人之继承人。后者乃于1977年下令停止长枪党运动，自是才全面结束了西班牙的法西斯历史阶段。以一个法西斯的首脑，能在第二次大战后继续存在，已属不易，而且佛朗哥的专制政体不经暴动即进入民主体制，尤为历史上罕有。

然则赞赏独裁者非本书之宗旨。况且佛朗哥的政权在经济管制期间产生黑市，官僚机构中出现贪污狼藉的情事。虽有1966年的改革，西班牙的工人、学生，甚至教会，仍在批判、反对他的政权。佛朗哥放在口头上的救济贫农政策很少兑现。长枪党执政初十年很少有规划农村之事，以后经济情形好转，才逐渐施惠于农民。其重点不在重新分配土地，而是由国家投资于灌溉及筑林、开拓荒地，放宽信用贷款、维持最低工资。虽有些贫农分得一些田地，但为数不多。而最有效的农村政策，并非将大地产分割为小块，而是组织贫农，将分割得至小此来彼往不便经营之土地（minifundia）集中。西班牙一般农民的生活，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有了相当的增进。可是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之农业政策，而是一般生活水准提高（此又由于西欧普遍的经济繁荣），农作物价格提升，同时乡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及国外，减少内地压力所致。

佛朗哥的事迹，使我们更觉得有将历史视界放宽放大的必要。在现今国际场合中，西班牙实为小国（面积不逾20万平方英里，不及中国1／15，人口在1936年为2500万，在1975年为3500万，亦不过中国一省）。加以内战以前已经有相当的工矿及商业基础，土地上增进开发的程度则有限。所以整个的改组与其从最下端和最落后的部门着手，完全放弃私人财产权一切重来（这也是当日人民阵线的计划，内战期间他们已在没收地产组织集体农场），不如从中层强制干预生产关系，来得迅速有效。只是两者都束缚人身自由，也都有残酷暴虐的趋向，很难使人事前判断谁是谁非，如是才有内战之展开。

内战期间双方战死及伤重而死和在敌后被屠杀者27万人。又经过大变动，战后因各种原因陆续殒身超过寻常死亡率者，与前数合计可能共达90万人。所以西班牙所付代价不为不巨且深。如果这样的牺牲在历史上不是全无意义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改造期间难能避免的痛苦。也像其他内战一样，志士仁人之血与投机分子之血纵横交流。所幸长枪党法西斯体制只为过渡期间的恶毒工具，从未被历史安排作为长远之寄托。今日西班牙汽车制造工业与化学工业不强，而以旅游为各种企业的最大宗，以全国40％的就业人员从事于服务性质之工作。也因为西班牙之历史与古迹及气候暨地理环境，才有此机缘。这一方面表示现今世界经济已超速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显示人类集体适应于经济趋向的能力，所在皆然，诚有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综合看来，改组旧式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有不同途径，而内中的基本法则只有一个，此即将下层结构里各种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丹麦以割让国土而达此目的，西班牙则被法西斯体制统治40年而达此目的。重建一个北非殖民地作台柱的大帝国，不可能解决西班牙内在的问题（从以后法国在北非的经验看来，恐怕只会增加问题）。而只有使农产品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与都市经济对流，才使今日之西班牙进入一个小康局面。世事之发展如是，我们只有更注重从技术角度看资本主义，而不以意识形态看资本主义。

<h3>具体的叙述与抽象的分析</h3>

本书以资本主义为主题，而内中缺乏将“资本”这一因素的功能与效用仔细琢磨的阶段，恐不免为批评者所指责。可是各章节早已讲明，“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如果我们在当日有机缘插足的话，必会有不同的建议，即像“重商主义”（mertilism）或“商业主义”（ercialism）亦较资本主义为佳（前者即见于亚当·斯密笔下。不幸的是今日此二名词又都已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资本虽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点（资本主义之重点在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牵涉到全社会）。

同时，将“资本”这一因素仔细琢磨考察，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有如从“价值论”（tation）。这个办法将千变万化的世事，极端简化为几个能被作者笔下充分掌握的因素，又更进一步将许多具体的事物高度的抽象化，然后作者才能将笔下的题材纵横解剖，左右逢源。这种办法固然有它启蒙的功效，也可以作经济研究的线索，不过过于接近哲学，不足为历史家的凭借。如近身之事，“婚姻”可为历史题材，因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离婚、重婚的程序、重婚的习惯、嫁妆及媒妁之出现都有事实上之根据可供搜索分析。今若舍此不图而另创一种原始的、最初的和理想的婚姻典范作为一切婚姻之始祖，再将已经证实的事项交与这抽象的观念去权衡，则其作用全在支持意识形态，已和历史研究相去至远。

这本书的叙述，在每一事例之中，动辄包括数十年，也属于“大历史”的畸范。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作者已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下图阐释自己的态度，现在不妨重述一遍：

图上实线部分，代表人类之历史，它不过是自创世以来，和下接未来世界当中之一部分，符合康德（Immanuel Kant）所谓“现象”（py］，而不由于前后排列次序。所以我们不能说以上之引证恰“等于”康德所用名词。然则在历史学眼光看来，时间亦可以算作一种原因作用，所以称“符合”，不算完全顶冒）。向外之长箭头代表人类之理想，经常有脱离现状的趋势，实际上这种向外扩充的力量仍被内向的和保守的力量牵制，图上以较短之箭头表示之。结果人类采取的路线不外这两种力量凑合而成的总和。只是我们永远无法脱离历史与地理之赋予，纵有突破性的进步，仍只在这弧线范围之内。实线前后的两段虚线，既属“超现象”，我们无法证实，也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推断。人类的理解力有此限度，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写历史，避免落入一个目的论（teleology）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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