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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均衡》 正文 楔子 1月10日星期四 米为何物？ 吾辈知乎？ 谁人知晓，吾辈怎知？ 吾不知米为何物。 吾所知者，惟其价也。 棉为何物？ 吾辈知乎？ 谁人知晓，吾辈怎知？ 吾不知棉为何物。 吾所知者，惟其价也。 人为何物？ 吾辈知乎？ 谁人知晓，吾辈怎知？ 吾不知人为何物。 吾所知者，惟其价也。 ——节选自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农产品之歌》 红木桌的中间有一支小小的注射器，台灯发出的微弱灯光照在它的周围。这支透明的注射器周围有几支钢笔，几把开信刀，一个放大镜，一些书钉，橡皮，镊子和种类齐全的回形针。 这支注射器被放在光亮的红木桌上，在红黑相间条纹的映衬下，它显得非常不协调。确实，它本身就与这个房间极不协调。 桌子下方的地板上，铺着一条栗色的雪尼尔绒线地毯。对着街道的那两扇高高的窗户上，挂着深色的窗帘。窗口花坛上的深紫色丝绸垫子和角落边上的长沙发搭配得很协调。壁炉中燃烧着的圆木在奶黄色的墙纸上投下了暗暗的阴影，几乎遮盖住了墙纸光亮的镀金图案。在大理石壁炉架上有玻璃制成的各色马戏团动物。它们木木地看着那个呆坐在桌子前的人。过了一会儿，这个人拿起了注射器。他慢慢地、熟练地将5 毫升无色液体抽到小小的注射器中。房间里只有艰难的喘气声。 然后，他把空瓶藏到了抽屉里，混杂在一堆杂乱的物品中。 他把注射器举到眼前，借着灯光仔细查看着。针管上的刻度告诉他，这些液体足以帮他取得预期的效果。 “没错，就是愚蠢! 还有固执! 事情本不至于如此啊! ”但是他还是做出了决定。今晚是了结这件事情的时候了。快11点了。今天是1 月10日。距离有人打破从前那个安全的世界刚好一个月了。他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厚厚的大衣，准备在寒冷中出发了。这一切早就排练过了。 壁炉里的火无人照料，越来越弱了。此时，穿戴整齐的他沿着楼梯来到了前室。借着前门的灯光，他完成了在家里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动作。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双宽松的手套。对于新英格兰大雪纷飞的寒冷夜晚，这双手套实在是太薄了。 他戴上了左手套，然后熟练地、小心翼翼地把注射器夹在手套的毛线和他的食指之间。他小心地让针尖从手套指尖上的细缝中微微透出来。这个动作已经反复练习了多次，现在终于完成了。到时只要用手掌轻轻一推注射器的活塞就可以了。 哈佛的大多数低级别教员都想住在剑桥城。这个北美最著名的教育中心所独有的知识氛围使得波士顿那数不尽的住宅社区成为了一种毫无吸引力的选择。剑桥城不仅仅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图书馆和其他一些知识资源，它文化的多样性还使得这里的商店、餐馆和书店都显得非常独特。而讲座、艺术表演、展览则更是数不胜数。 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很高。通常，只有高级教员才能住在学校西北边那一栋栋独立的大房子里。那些贫困的或临时的助教就只能住在东边的公寓和连栋房屋了。丹尼斯‘戈森觉得自己能住在这样的一所公寓已经很幸运了。从他五年前到这里的第一天起，这就成了他的家。可是他就要离开了。虽然离别是令人沮丧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没这种感觉了。现在是该愉悦的时候。他有资格留在哈佛。对于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他知道，只有现在握在他手中的信才能确保他留在哈佛。院长已经保证，在主席办公室通过决议的那一天，每一个候选人都将知道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最后决定，即便结果要到深夜才出来。这个分量最重的消息是信差送来的。戈森的通知刚送到，可是他不急着打开。他倒是很乐意去想想里面的内容。毕竟是经过了多年的辛勤工作才走到今天呀，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尽情享受这一时刻嘛。信封现在依然没有开启。 尽管戈森已经适应他在哈佛的工作了，但是从外表和穿着上看，他并不合群。他三十多岁，但是却有着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孩子气。他身材瘦小，一身茶色的皮肤。虽然在马萨诸塞州已经度过了五个冬天，但是这五个冬天丝毫没有抹淡他皮肤上浓浓的茶色。而这肤色反而使得他的言谈举止显得更富有活力。他的穿着仍旧保持着加利福尼亚的风格，总是一身鲜艳的颜色，这与剑桥城大多数年轻学者标志性的土褐色服装相比，显得非常突出。戈森大学时的专业是化学。直到大四的时候，他才选修了经济学的课程。从那以后，化学就沦为了他的兴趣爱好。而经济学，在他看来，却成了他的使命。尽管在本科期间接受的经济学专业训练不多，但是他在五年前却成为了斯坦福大学最优秀的经济学研究生。那一年，他在人才市场上炙手可热。而对哈佛的召唤，他是不可能拒绝的。 但是，来哈佛工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其他一些想网罗戈森的研究机构许诺给他更多的薪水。而且他还得知，在哈佛大学，一个助教留任和升职的机会是相当渺茫的。当某个高级教员的位置空缺时，哈佛总是遍地撒网，在全国范围内网罗相关研究领域里最顶尖的学者。即使是哈佛大学的一个低级别教员也要长期处于巨大的竞争压力中。他要应对的不仅仅是自己在哈佛的同事，还有别处的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学者。戈森很清楚，他自己也是著名学者中的一分子。他认为其他的助教，无论是哈佛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在学术方面都不如他。而他发表的文章更足以使他在经济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戈森研究的方向是经济信息学这个相对崭新的领域。经济信息学起源于芝加哥大学。它对社会研究的各个主要中心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信息理论学说最初研究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搜寻、获取那些使交易得以顺利完成的必要信息。交易毕竟是经济学的根本主题：买方和卖方为了交换商品和服务而互相寻找对方。戈森和他的同事们——“交易与成本”分析学家们致力于探究和模仿这个买卖双方相互寻找的过程。令许多经济学家吃惊的是，经济信息学对经济学某些领域的传统研究方法非常有启发。比如产品质量、期货市场、应对失业的政策、广告的作用和其他一些经济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把他们的试验模型设置为零成本信息。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信息是很有用的商品，就像钻床或是一罐玉米。谁拥有它，谁就能够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知识。经济学家推断说，和任何有用的东西一样，只要信息的价值远远超过获取它们的成本，人们就会大量收集信息。 戈森所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在这个领域，搜寻信息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去寻找报酬更多的工作。搜寻，理所当然地就要花费时间，付出努力，克服搜寻中遇到的各种麻烦。但是戈森却发现了一个不是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 正如戈森告诉学生们的那样，当他们出去找第一份工作时，就会发现老板们对同样的工作支付的薪水差别很大。这时候，如果再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去找工作将对自己非常有利。为什么呢? 因为求职者知道下次面试的工作比起上次的薪水可能会更高点。 老板们实行工资无差别制时，一个求职者得到更高薪水的几率是要比实行工资差别制时小的。而在两种情况下，寻找工作付出的各种努力和支出是一样的。因此，求职者更乐意多花点时间去找那些实行工资差别制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失业最容易在哪里出现呢? 戈森得出的结论是最可能出现在薪水全部公开出来的职业上。而他的统计数据表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戈森擅长于收集数据并通过经济学原理对其加以分析和说明。他的同事都非常佩服他这点。而博士生们为了更好地完成毕业论文，也时常向他咨询，征求他的意见。他在研究方面付出的努力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 戈森的教学也存在一些缺点。由于学生时代时，他总是坐在教室靠后的位置，这样地坐了二十多年，以至于他现在上课时，更倾向于站在前面。不过，他开设的经济信息学研究生班现在非常受学生的欢迎，甚至他面向本科生所教授的经济学原理也是好评如潮。 戈森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剑桥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梅丽莎。梅丽莎·香农。每次一想到这个名字，他的表情就会变得很温和。一天晚上，他和一个教员去看戏剧时，经人介绍，他和梅丽莎相识了。从认识她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再也没有想过其他女人。 梅丽莎和哈佛大学没有一点瓜葛。这一点让戈森很高兴。 每回两个人独处时，他就会忘记了工作。他不用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在言谈中暴露自己逻辑推理中的某个缺陷或是推理与事实之间的差距。梅丽莎可以让他暂时忘掉工作中的种种不快，因此，他很乐意和她在一起，摆脱这些烦恼。六个月前，戈森就向梅丽莎求婚了。在经历了反复的考虑，犹豫，再考虑，再犹豫后，她最近终于答应了戈森的求婚。 在费依特大街的一所公寓里，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过硬木地板来到了他的小厨房。他打开了水槽旁的一个橱柜。里面放着一些苏格兰威士忌、雪利酒和伏尔加。他认为来访的客人也许想和他干一杯。他激动地盼望着这个深夜的约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但是他说服自己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他拿着两个酒杯走进了客厅，把它们放在了那张有些过时的布沙发椅前面的小咖啡桌上。他不以为然地看了看这个公寓里的其他家具。戈森颇引以为豪的一件家具就是那个钢架皮垫椅。 它的线条很优美，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是大学毕业时，父母送给他的礼物。他们都是圣巴巴拉的建筑师，并深深相信钢架皮垫椅能保持一个人作为先驱的威望。 戈森漫步到客厅的另一头。钢架皮垫椅摆放在那里，正对着公寓的入口。他从邻近的墙架上随便拿了一本书，坐到了椅子上。椅子那黑色的皮革和铬合金显得格外奢华。 他毫无兴致看书，随便翻了几页，双眼四处张望着。突然，他注意到了贴在东面墙壁上的那幅海报。这幅海报是为在国家画廊举办的罗丹艺术展而设计的。画面上描绘的是《地狱之门》的一小部分。这使戈森想起了但丁的的开篇题字：“进来时，请抛弃你所有的希望! ”他沉思了一下，觉得这句话对来哈佛做教员的助教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对于放弃在这个学校获得晋升的希望这一想法，其他低级别教员很不屑。但是在戈森看来，离开这个学校并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事实上，的确有许多研究机构渴望网罗到哈佛那些即将离任的教员。但从内心来说，如果不能留任的话，戈森会因为他的这第一次失败而感到羞愧。他希望能够被认可，留在哈佛当教授。如果真的要离开哈佛，他也希望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离开。 手套紧抓着栏杆，缓缓地向上挪动着。大厅里只有呼吸声。 雪已经覆盖了剑桥城的街道和人行道。费力地走过厚厚的积雪后，他的呼吸比平常急促了些。刚才的一会儿时间里，雪下得更大了，行走也更加艰难了。 向上，向上，他慢慢地向上走，突然犹豫了一下。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毕竟还没有做什么不可挽回的事。从记忆的深处，他想起了一首已经有些淡忘了的诗。 在观念和事实之间 在动作和行动之间 落下帷幕 从楼梯口上方的灯里透出来的光很昏暗。在阴暗的走廊里，左手手套那不寻常的位置不易被察觉到。这只手紧贴着身躯，保护着身体。而右手则紧紧地握着楼梯的扶手。 在概念和创造之间 在情感和反应之间 落下帷幕 楼梯上的人突然停住了。一楼有一个房间的房门半开着。 他站在楼梯上朝门口瞥了一眼，发现门链还在原处。“有人吗? ” 但阴暗处里没有任何动静。 迅速地，门关上了。而在楼梯上还能听见门闩合上的声音。 眼睛不在这里 这里没有眼睛 在这个垂死之星的峡谷中 楼梯上的人还是一动不动。然后他又继续向上走。这样一步一步地，就快到二楼了。随着喘气的声音恢复正常，上楼的脚步声也变得更轻了。出乎意料的是，楼梯没有吱吱作响。那块地毯，虽然很是破旧，但依然减弱了靴子发出的嘎嘎声。沾在靴子上面的雪融化了，开始往下滴水。 在渴欲和痉挛之间 在潜能和存在之间 在本质和血系之间 落下帷幕 那只带着手套的手触摸到了房门上的门牌。食指在门牌上的名字上摸索着，以确定房间的主人是谁。冷酷的目光注视着那冰冷的字迹。终于找到了。 他最后一次检查了一下那拿着针头的手。手套的食指尖微微闪了一下。手又缩了回来，紧贴着冬衣。 丹尼斯·戈森不耐烦地踱来踱去，等候着他那迟到的客人。 突然，门铃响了，他停了下来。他朝门口走了过去，嘴角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在拧开门之前的最后一刹那，他突然感到一阵忐忑不安。戈森满怀希望地拉开了门。他笑了笑以示问好并招手让客人进来。接着，门又关上了。 “我准备了些雪利酒。”戈森招呼客人喝点酒。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发现他面前的细颈酒瓶和酒杯中闪过一道光。忽然，他感觉到肩膀上有针扎的刺痛。他往后一倒，酒杯悬在了半空中。 接着他眼前一黑，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能动了。 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 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正文 第一章 12月21日星期五 “有条有理的思绪，凌乱不堪的桌子。”亨利·斯皮尔曼一边翻了翻面前的文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备忘录在哪儿呢？ ”他咕哝道。很快，他在一个夹有上学期讲课笔记的文件夹下面找到了备忘录。他坐到椅子上，仔细看了看失而复得的备忘录。 院长丹顿·克莱格先生致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委员这是我们委员会进行商议的时间表：1 月8 日，星期二：下午1 点至7 点1 月9 日，星期三：上午9 点至下午2 点我相信每个委员届时都已经阅读了各候选人的相关材料。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各位要对这些材料及我们此次的商议保密。 斯皮尔曼从胸袋中拿出记事本，草草地把这条信息记了下来。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圣诞假期期间是不可能去度假了——如果他们想要看完材料的话。一想到他不得不看的手稿和关于候选人的推荐信，斯皮尔曼不由得叹了口气。简单明了的信早就过时了。它是那个争论年代的牺牲品。而真正好的信件写出来是要有言外之意的——暗含的话总是比说出来的更重要。但是说出来的也为暗含的提供了暗示：夸赞一个候选人人格出众就是为了避免指出他在学术潜能方面的不足；夸赞一个候选人在课堂上讲课精彩生动就是委婉地指出他在研究上的欠缺。斯皮尔曼真的不想再去读那些推荐信了，他宁愿去读那些手稿。 在哈佛，对来自文科系和理科系的候选人进行评估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职责。要他对自己专业领域外的教职员工做出意义如此重大的判断，这让斯皮尔曼觉得很不舒服。他的专业是经济学。这注定了他不可能从一个历史学家或是生化学家的角度做出评判。但是做出这些评判又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他同病相怜。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是布里奇打来的。 “不，”他告诉布里奇，“我今晚要去广场取材料。而且还有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工作要做。”亨利·斯皮尔曼挂断了电话。他打算在院长办公室关门之前去把剩下的关于晋升候选人的手稿拿回来。他往克莱格的办公室去了。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布里奇·斯皮尔曼把话筒放回原处。“亚当·斯密可不可能知道自己开创了什么呢？ ”她沉思着。这个经济学学科的创始人在论文中谈到过有关锁厂的劳动专业化、看不见的手以及自由贸易的好处等。看上去，亚当·斯密仅仅是开创了一个学科，一门社会科学。但是对于布里奇·斯皮尔曼，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妻子来说，斯密开创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项事业。现在，这项事业把它众多的从业者完全吸引住了。它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自己的资历辈分，自己的惯例。布里奇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遵循这些准则和惯例的人。而论资排辈的话，他目前的资格也是最老的。 布里奇·斯皮尔曼虽然从小在具有学术氛围的家庭中长大，但她仍然没有完全习惯和一个经济学家共同生活。她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教授，与他们夫妻俩有交往的哈佛大学其他学院的教授们对待他们的工作都是很严肃认真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让学术研究充斥他们的生活。 布里奇走进客厅，拉上了窗帘。剑桥城的12月，夜幕降临得很早。他们房子附近的街灯都已经亮了。“现在是去看看杰西卡，讨论一下这件小事的时候了。”她想。但这时候门铃响了。 她只好暂时把这个想法搁一边了。 “是后门的门铃声，”她自言自语地说着，“通常只有亨利才走后门。”她有些不大情愿地走向厨房。他们的家在剑桥城，房子对面是一处昂贵的房地产。那些房子富丽堂皇，都是维多利亚式的住宅，修建于世纪之交。但是房子后面的巷道与那些被悉心照料的草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荒废的车库、废墟堆、弃物堆和垃圾箱堆放在公共汽车道上。 布里奇踌躇地走到了后门。门窗上挂着帘子，透过帘子她只看到了那个人的轮廓。她认不出来人是谁。于是她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挑开了帘子，悄悄地往外瞥了瞥。门阶上站着一个年轻人。 他呼出的气就像一股股烟似的，融进了冰冷的空气中。在这样一个寒冬里，他穿的实在是太单薄了：一件薄夹克；既没有手套也没有靴子；头顶上罩着一顶骑兵帽。 布里奇认出了来人——这个人是她丈夫的同事，一个低级别教员。她在学院办公室见过他，不过素不相识。该为这个陌生人开门吗？ 来人一看就是一身狼狈的样子。她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 “打扰了，斯皮尔曼太太。我叫丹尼斯·戈森。”他看上去有些尴尬，不敢正眼看布里奇。“我知道我们素不相识。但是，我和你丈夫同在经济学院教书。但愿他现在在家。我想见见他。” 他挤出了一丝很不自然的笑。 “对不起，他不在家。但是，请进来暖暖身体吧。恐怕亨利要很晚才能回来。他说要待在办公室，有些工作要做。你可以去那里找他。不过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愿意被人打扰。当然，如果事情真的很要紧的话，你……” “噢！ 是的，太太。而且这件事情很机密。正因如此，我才走你们家后门的。我知道，先生今晚的工作可能是关于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我的合同今年就到期了，所以我本不应该和您先生，还有委员会的其他人有私人接触的。但是真的，有件事情他必须知道。” “我给你沏点茶吧。喝点茶会暖和点的。”在戈森去找斯皮尔曼前，布里奇挽留他在家坐一会儿。 这个年轻人默默地抿着茶。他敢肯定，没有人看见他到斯皮尔曼家来。要是在办公室接近斯皮尔曼，事情将更难办。在哈佛大学的立陶尔中心，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都可以看见教授们和研究生们在做着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或是在互相争论着。戈森问斯皮尔曼太太他是否可以在家里等她丈夫回来。 “也许还得有好几个小时他才能回来呢，”她回答说，“我给他打个电话吧。告诉他你在这里。这样他可能会早点回来的。” 琢磨了一下这个提议，戈森有些犹豫了。通常情况下，他不愿意打扰一个在职教授的日常工作安排。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别无选择了。他只好让斯皮尔曼太太给她丈夫打电话。 此时，斯皮尔曼刚好走进了莫布雷礼堂。他沿着楼梯上到了位于二楼的院长克莱格先生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拿了一大堆文件。估计有二十多斤重。这可是他今晚和以后七天的“家庭作业”。 这些都是余下的由晋升候选人撰写的文章、专题论文、评论和书籍。这些书页上的文字、数字和公式就是决定一个有远大志向的教授在哈佛任期的事实基础，或者说这些就是主要依据了。抱着厚厚的资料，这个身材不高的秃头教授艰难地下楼去了。 “亨利，我来帮你一把吧。那些资料看上去很沉。” “这些不是很沉，但却很烦人啊！ ”斯皮尔曼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当你走出院长办公室，也会为这样一堆东西而烦恼的。” 想要帮助斯皮尔曼的这个人是数学系的莫里森·贝尔教授。 他也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他来莫布雷礼堂的目的和斯皮尔曼一样。 莫里森·贝尔是数学系的明星人物。从资历辈分来说，他的地位可以同斯皮尔曼在经济系的地位相提并论。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莫里森·贝尔足足比斯皮尔曼高出30厘米。他们俩的性情也大不相同，而且不是一辈人。斯皮尔曼从不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贝尔却经常流连于剑桥城的男装店。他一头黑黑的笔直的头发，往后梳得油光滑亮，领口处的头发还弄得有点卷卷的。他的眼睛又黑又大，面庞又瘦又黑。他说话缓慢而有节奏，但却有个令他尴尬的特点：在声音伴随嘴唇运动发出之前，他的嘴唇就已经在动了。虽然这个时间差很短，但能觉察出来。这使得听他说话的人总感觉像是在看一部声音和图像不同步的电影似的。上贝尔的课时，学生们一开始总是感觉好像听漏了什么似的。因为他们耳朵听到的和他们眼睛看到的总是对不上。 听到斯皮尔曼婉拒了他的帮忙，贝尔松了一口气。他急着想要去取那些相同的材料，然后开始进行长时间的研究。他知道，今年的职称委员会有了斯皮尔曼，商议过程将不会那么容易。那些来自传统学科的学者认为这个经济学家既喜欢刨根问底又很吹毛求疵。但是一个人的某个缺点却恰巧是另一个人的优点。 尽管如此，贝尔还是很佩服这个善于争辩的教授。他知道：斯皮尔曼非常认真仔细，他从不轻易降低研究标准。事实上，与文学系的福斯特·贝瑞特比起来，斯皮尔曼要受欢迎得多。贝瑞特认为晋升的评判标准不应单纯是学术，候选人的社会地位同样很重要。在他看来，一个普通的助教，如果他是洛奇、卡伯特或是洛厄尔，就要比其他人优秀些。贝尔很清楚斯皮尔曼的出身：他是一群一贫如洗的犹太移民的后裔。斯皮尔曼是不可能有贵族血统的。 贝尔沿着楼梯朝院长办公室大步跑去。斯皮尔曼则沿着相同的楼梯下楼，步伐艰难地朝他的办公室走去。此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一直响着，但都没人接听。 正文 第二章 12月21日星期五 “夜幕降临了，渐渐黯淡的夕阳穿透屋外的树木，投射出一大片阴影，使得房间也变暗了。此时，维勒莉·丹泽正在房间里看材料。昏暗的暮色与房间里明亮的铬黄家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客厅的东西两面墙全是单一的白色。但是旁边的那道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整齐摆放着数以百计的书。书脊颜色各异，与在丹泽的椅子对面挂着的马克·罗斯科画像十分的协调。到访者如果从这个房间走到其他房间，一定会诧异自己是否走到了另一个人家。每个房间装修的风格都不尽相同。包豪斯现代风格、乡村怀旧风格、维多利亚风格、地中海风格、还有殖民地风格——丹泽的住宅应有尽有，这使得住在里面的人不会因为单调的风格而产生厌倦之感。 “这个没用，一点儿用都没有。”她一边咕哝着一边走去打开了落地灯。丹泽教授把她手头上的文章放到一旁。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哈佛大学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她并不喜欢用弗洛伊德的学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官僚决策。她认为这样太过肤浅了。 “委员会里有人来自社会学吗？ ”她在想。为了找出答案，她又一次打开了文件夹。里面有克莱格院长的备忘录，备忘录里有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名单。当然，丹泽自己也在其中。她瞥了一眼委员会的名单，突然想到了奥利弗·吴被克莱格从他们系里挑了出来。 “也许吴教授会支持自己系里的候选人的。”丹泽在想。她知道推荐到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候选人都已经经过所在系的严格审查了。每篇文章，每本书，每篇评论，通常还有尚未出版的论文，都有系里同事的评论——甚至还不单单有这些评价，同时还有来自哈佛以外的权威人士的评估。 只有那些由于个性、意识形态、方法论不同而分裂的系选出的晋升候选人，才不会得到同领域高级教员的一致支持。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德高望众的教授对某个候选人投反对票，那么那个候选人的名字就差不多可以划掉了。丹泽私下里并不认识吴教授。但是她从他的名声就足以推测出：如果吴教授不喜欢某个低级别教员的工作，那么这个人就没有一点留任的机会。 但是吴教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策略有些拜占庭风格。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比他系里的同事有更大的优势来决定一个低级别教员的命运。在系里进行商讨时，吴教授是不会耍手段的。他要和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者，甚至是候选人，保持良好的关系。然后他就可以泰然地在院长的委员会中施加很大的影响了。虽然他的话很有分量，但是为了更加保险，会议记录和吴教授对其他委员的影响都会保密的。 但是丹泽不会理睬社会学系的同事们对此事的态度，她知道自己会投这个候选人反对票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尝试。它将宣称作者在作品中大量地、错误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权威。丹泽很快写下了她的评语，她想把这个年轻的学者赶出剑桥城去。 看了一整天了，丹泽教授有点疲惫了。她决定再看一个候选人的文件夹，然后就休息一会儿，准备吃晚饭。“还是选个最少的来看吧。”她一边低声说，一边弯下腰到地板上去了。上面堆放了每个候选人的作品以及推荐信。还有一摞这样的材料等着她看呢。她很快便找出了最少的一份材料。 “就这么点东西呀。这够让人做出评判吗？ ”她把文件夹放到膝盖上，心里开始有点怀疑了。这个心理学家明白页数的多少是不会成为判断的依据的。很不幸呀！ 她叹了口气——在做出决定前要看那么多的材料。但是，这份材料数量之少还是让她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候选人是经济系的。那可是哈佛最强的系之一呀。 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比起来自那些不那么胸有成竹的系的候选人应该要更胜一筹。 “丹尼斯．戈森。”出乎丹泽的意料，晋升候选人中竟然有她认识的其他系的人。这人是丹尼斯·戈森——多么令她为难呀！ 她的嘴唇露出了一丝笑意。她仰靠着椅背，回忆起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夜晚。也许她不应该参加这个个例的商议。但是她为什么要避嫌呢？ 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里没有其他人知道她和戈森的关系。不管怎样这都是不可能的嘛。在一个像哈佛这样的机构里，作为一个高级教员，你就需要对自己的学科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当然就会妨碍你和其他专业的人进行社会交往。虽然已经在这里教了15年的书，但是和丹泽较有重要社会关系的、非心理学系的教员不会超过10个，甚至她用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丹泽认识其他系的未被聘用的教授的可能性更小。在常春藤联盟( 美国东部有高度学术水平和社会声誉的名牌大学的通称) 里，社会等级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未被聘用的教授是这个等级体系中的不可接触者。虽然没有印度的“不可接触”那么严重，但是瓦解这种社会结构也需要一个像圣雄甘地这样的人才能做到。 戈森的文件夹里夹有六篇简短的文章的复印本，还有一封经济系系主任的信。信中概述了戈森的高级职员同事们对他工作的评价。文件夹最后是三个不在哈佛任教的经济学家的回复信件。他们受邀评价了这个候选人的资历。 出于习惯，维勒莉·丹泽首先看的是那三位经济学家的来信。这些来信都不约而同地很有说服力。但是丹泽并没有让这些信件左右了自己的判断。借鉴了自己所在系的做法，她知道不能仅凭外界的赞扬来做出判断。各个系不会随便交来这些受邀的高级学者的来信。相反，上交的信是经过仔细筛选的。他们上交的只是和掌控院系的那些人意愿一致的回复。 接着，丹泽浏览了一下经济系系主任伦纳德·考斯特写来的那封冗长的信。这封信直接概括了每位在职教授对戈森的看法，还特别提到了戈森专业领域里的一部分专家的看法。这些看法无一例外都是正面的、积极的。 丹泽打算看的第一个复印本的封面是深红色的。看得出这是来自美国一家最主要的经济杂志的评论。她先看了一下结论，然后看了看前面的等式。 “丹尼斯真的相信人们会这样表现吗？ ”维勒莉‘丹泽低声地念叨着。到现在，这堆相对较少的文件她已经看完一半了。它们的模式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在每个案例里，戈森都认可了一种对人类的评价。这些评价与现代心理学研究所得知的人性是矛盾的。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人是复杂的，并受许多相互矛盾的动机的驱使。荒诞无稽的动机也会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这是多么无情的逻辑。 另一方面，戈森所有的工作都以这样一个假说作为前提：人们做一切事情时，头脑中仅有一个目标。而丹泽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一心一意地追求幸福。这就是她不能苟同这个年轻学者作品的地方。 维勒莉·丹泽自己的专业研究涉及的是天才儿童的心理行为。她是俄罗斯心理学家维高斯基的学生。她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天才的灵感与热情》的书。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了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在她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里，她每个周一、周三和周五都要见一些从波士顿一剑桥地区挑选出来的头脑最聪明伶俐的孩子。她向家长介绍说，她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的儿女畅游书本和思想的世界，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在学校里不可能接触到的。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观察这些天才儿童在超前学习微积分、统计推理和音乐原理时所表现出来的学习模式和刺激一反应过程。但她并没有把这个目的告诉家长们。 丹泽相信，通过研究儿童，可以了解成年人的思维方式。 她很早就得出结论：通过研究这些最棒的、最聪明的孩子，人们可以了解成年人行为的最高级形式。毕竟，成年人就是长大了的孩子。 丹泽临床研究的孩子很谦虚却又充满自信，很纯洁却又有点狡猾，很有才气却又不失天真，很活泼而且有点任性，毫无印记但却易受影响。他们既可能受莫扎特的影响，也可能受麦迪森大道合唱团的影响。虽然感觉敏锐，但是他们也经常陷入困惑。 丹泽想像不出来用戈森那如同电脑般机械的理性观点该如何解释这些天才儿童的思想过程和他们日后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维勒莉被激怒了。她向冰箱那边走去，以缓和一下情绪。 不过，这个杰出的心理学家的愠怒并没有持续太久。这一点从她的腰围就可以看出来。在晚饭前吃点点心吧。她想着想着就直奔厨房而去了。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拿了面包，美乃滋，还有火鸡片。 ‘她很快地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然后拿了一听可乐，迅速回到了桌子旁，继续看戈森的作品。 “学经济的人，”她哼道，“又来了。这个算得上是社会科学家的人在作品中又提到了托尔斯坦·凡勃伦对欢乐与痛苦转变的快速计算。”她在想为什么学经济的人做出的讽刺结论不足以结束种种嘲讽呢。毕竟凡勃伦自己还是学经济的呢。她吃完了三明治，也喝完了可乐。 她自己在心理学中的研究领域是很早以前从功利主义的根源分叉出来的。现在，没有哪个现代心理学家会相信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功用。丹泽认为，功用就是对幸福、快乐、满足或一些类似感情的旧统称。这个术语是没有内容的。不论你做什么，你可能都是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功用。 你是亲吻你的丈夫还是欺骗他呢？ 你是宠爱你的小狗还是斥责它呢？ 你是买一辆新的劳斯莱斯还是开旧的雪佛兰呢？ 这都没关系！ 你所选择的是最能使你开心的。我们为什么说它最能使你开心呢？ 因为那是你的选择呀。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因为它能让你开心嘛。对于一个像丹泽这样的心理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循环推理。它仅仅是一个不断重复的理论。经济学家仅仅指出了人们所做的是他们要做的。 维勒莉．丹泽要做她应该做的事情了。一张便条别在了戈森的文件夹上。便条非常简短，只有三个字：反对票。当她把这堆材料放回地毯上，和其他候选人的文件夹搁一块儿时，她嘀咕着，“丹尼斯·戈森先生，在天上和地上，比起你的哲学梦想来，还有更多的事。” 正文 第三章 12月21日星期五 “斯皮尔曼走到他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电话铃还在响。他赶紧把成捆的书籍和文件放到走廊的地板上，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了立陶尔413 室的钥匙。这位经济学家赶到了办公室电话机前，上气不接下气地，但总算及时。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亨利，不好意思，又打搅你了。我知道你想整个晚上在那儿工作，但是家里有人想见你。“ “帕特丽夏回家了吗？ ”他问。 “没呢。我估计她得深夜才能回来了。是丹尼斯·戈森——你们系里的那个年轻人。他现在就在客厅里，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找你。我跟他说你正在工作，但是他说事情很重要，而他又不愿意去办公室见你。总之，现在他人就在这里。我答应他我会给你打电话试试看的。” “他说什么事情了吗？ ” “他没有跟我说。他只是说急着要见你。他看上去一脸的焦虑，这一点我敢肯定。要不是这样，他也不至于在这么寒冷的夜晚到访啊。” “噢，但我现在还不大想回家。我要是回去了，这里的工作就要停下来了。而且我不敢确定是否应该见他。你觉得我应该回去吗？ ” “你要是回来我会很感激你的。你要不回来他是不会走的，而我想在帕蒂回来前去鼠尾草店买点东西。” 亨利．斯皮尔曼只好不大情愿地同意回家去。这个个头不高，秃头的教授摘下角质架眼镜，用手帕擦去上面的雾水。他总是不能温文尔雅地应付这种干扰。但是这次是他自己选择回家去的。对于斯皮尔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选择处理事情的方法就跟选择商品一样——都是通过权衡成本与效益。曾经有段时间，他会很乐意被打扰。因为在他职业生涯的那段时间，即使他将注意力转到其他事情上，他也不会损失很多收入。因此，被打扰让他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 而现在，他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明星人物之一了。但矛盾的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他觉得自己不那么承受得起这种打扰和分心了。公开演讲、在报刊媒体上发表特约专栏评论以及著作的销售让他挣了大量的钱。现在回家意味着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工作上要损失4 小时的工作时间。而要补回这4 小时的工作，又意味着他将失去做演讲、出专栏或是写书的4 小时时间。 这样，此次被打扰的成本将是新闻杂志上的一篇专栏。他本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的。用经济学的说法，这笔可观的收入就是丹尼斯·戈森到访的机会成本。 对于个体高收入者，这些机会成本会变得很高。正如斯皮尔曼经常告诉学生们的那样：一个按小时收取高额费用的著名律师，你是不应该和他聊天谈论天气的，因为他的计时表在不停地计时收取费用。同理可得，比起那些机会成本低得多的公司法律秘书，这种律师可能很难舍得去享受假期。 最初，正是对这些矛盾的揭示吸引斯皮尔曼来学经济的。 大学里的所有学科中，没有一个学科能像经济学那样，能够充分地解释如此广泛的人类行为。心理学家可以解释变态行为，预测犯罪的精神变态者的反应。社会学家致力于解释大众文化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人类学家则关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的神话。但是经济学所吸引斯皮尔曼的正是经济学家对个人日常经济生活的理解。 他的父亲就印证了这一点。在学习经济学之前，斯皮尔曼一直没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父亲。在自己的裁缝店里，老斯皮尔曼总是对顾客彬彬有礼，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作为一名裁缝，父亲的良好声誉不仅仅是因为他衣服做得好，更是因为他对顾客的礼貌与友好。但是当父亲沿着楼梯爬到裁缝店上面的褐砂石房屋时，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原本彬彬有礼的他变得脾气暴躁，容易发火。在家里，他从来就不知道，也不关心妻子和孩子们需要些什么。亨利·斯皮尔曼还记得母亲曾经对父亲说过：“本，我真的很搞不懂。在店里，你对每个人都那么和善。但是一回到家，你就总是满腹牢骚。当西尔弗曼先生在和你说有关袖口的问题时，你会认真听他所说的每个字。而对我呢，即使是谈论我们女儿的结婚礼服，你也漠不关心。” 现在，亨利·斯皮尔曼能用一个理论来解释父亲那令人费解的行为反差了。这种反差并不是说比起妻子和孩子来，父亲更喜欢西尔弗曼先生。相反，亨利知道父亲很关心全家人。但是学习了经济学之后，小斯皮尔曼学会了用另外的角度去看问题。父亲做生意要和其他的裁缝店竞争。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要从事裁缝这个行当，你几乎不需要什么资金的投入或接受什么专门训练。而父亲的服务所创造的价值，要使他致富显得太少了，但是却足够服务到大部分的顾客。用书本上的话来说，就是供应量等于需求量。如果大家排队等候父亲做衣服，他可能会很粗鲁地或有差别地对待某些顾客。因为对父亲而言不存在经济成本。 但是，市场决定了做一件衣服的价格。这时候，礼貌和良好的服务才能赢得顾客，招徕回头客。而另一方面，粗鲁的态度和糟糕的服务则会吓跑顾客。这样一来，斯皮尔曼先生付出的代价就将是收入的减少。 弄懂了这个现象之后，斯皮尔曼突然觉得很多其他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当法律的规定使租金达不到和市场供求关系相应的水平时，出租房子的人态度就会很粗鲁、很无理；二战期间的屠夫对待顾客会很粗暴无礼，因为那时候牛肉的价格受到了人为控制；那个时期，对销售同类商品的其他商人关注很少，这使得顾客大清早就排队等候在这些商店外，只有那些足够幸运的人才能买到尼龙针织品。 多年以后，当联邦政府对汽油价格加以限制时，斯皮尔曼突然意识到这个理论还在发挥作用。在剑桥城的这些年里，斯皮尔曼经常光顾百老汇的一家加油站。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对他很客气，除了那段时间——那时，石油供应量在下降，而政府对油价的控制让这种情况更加恶化。这似乎也改变了加油站职员的脾气。很多顾客排着长队，尽管油价很高，他们却争着要掏钱加油。但是加油站职员的服务态度却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当政府取消控制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去加油时，人们又可以看见彬彬有礼的职员了。 亨利．斯皮尔曼知道一些很少有人会相信的事情。如果他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别人会误解他的：他的父亲，一个对顾客最有礼貌的人，对待自己的家人竟会像百老汇那家加油站的职员一样粗鲁。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无需去改变父亲的性格，只要改变那一成不变的价格就行了。 在家庭范围里，市场供求平衡价格不会决定资源在每个人身上的分配。因此，老斯皮尔曼乱发脾气不会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在楼下，在他的裁缝店里，同样的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父亲视环境的不同调整控制自己的脾气。而小斯皮尔曼也同样遵照了由此理论预测出的模式。今晚，为了招呼那个不速之客，亨利．斯皮尔曼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因此，他是不会开心的。 当斯皮尔曼走向停车场时，他看见两个学生朝他走了过来。 “晚上好，斯皮尔曼教授。”其中那个头上裹着红绿色圣诞围巾的向他问好。这两个学生走近后，斯皮尔曼才认出那戴围巾的是他带的研究生。 他的回应并不像往常和学生互相开玩笑时那么友善。今晚，他真的很心烦，他的问候也是敷衍了事。但是对那个他认识的学生来说，教授那表示相识的叹息声就是她今晚最开心的事了。 “斯皮尔曼先生穿着那套衣服，你怎么认出他来的？ ” “我就是通过那套衣服认出来的。” “啊？ ” “整个冬天他都穿着那套衣服来给我们上课。有些大衣是防风衣，他那件却是防冰的。我们每次都很紧张兮兮地等着他来，然后他就穿着那件大衣进来了。大衣的衣摆垂到了他的脚踝。而衣领则竖了起来，盖过了耳朵。衣服是紫色的，没系钮扣。他还戴着一顶宽檐并且帽檐下垂的棕色帽子。当他以那幅装束出现，并在上课之前天真无邪地冲你一笑，你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即使你知道他是一个天才。” 这个经济学家不仅仅穿着超大的外套，还开着一辆超大的汽车。那车是紫红色和樱桃色相间的，带有空调，并可以动力操纵和动力刹车。此时，他轻松地开着车上了康科德大街，走上了回家的路。他用手操纵着控制杆，打开了加热器。尽管经验告诉他这是没什么用的。从办公室到家的这段路程刚好就是发动机热起来所需要的路程。他的车一到车库，加热器就刚好吹出了暖风。 当斯皮尔曼驶上康科德大街时，他看见挡风玻璃前的雨雪刷下面夹着一张纸条。他多希望刚上车时能看见这张纸条啊。他的身高让他开车时，大多数时候只能看见方向盘顶部下方和仪表板上方的区域。而纸条或多或少挡住了挡风玻璃的部分区域。开车时，那个区域可是很必要的啊。 对斯皮尔曼和行人来说都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候，剑桥城的大多数居民都在家里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们通常在公共食堂吃饭、聊天。而那些临时居民则在家吃晚饭。许多学者会在饭前喝鸡尾酒。这个时候开车是很合适的。要知道这些街道通常都是很拥挤的。斯皮尔曼开得很快。当他把车开进车库，关掉电门时，加热器吹出了一股暖风。‘斯皮尔曼关上车门，拉上车篷，从雨雪刷下取出那张纸条。 他低声说着：“我可不大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他以为这是一张宣传单。剑桥城的餐馆开业时，经常散发宣传单来宣传造势。但是当他打开纸条时，他发现这是手写的。 挡风玻璃上的湿气浸湿了这张薄纸片，使得墨水都洇了。 车库里的灯光有些昏暗，不大容易看清纸条上的字。斯皮尔曼仔细辨认着字迹——原来是卡尔文·韦伯写的。韦伯是位英语教授，他研究的是康拉德。纸条上写着：请原谅我把这张纸条放在您的挡风玻璃上。我知道我们都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有件事情只能我们两人知道：我很遗憾在克莱格的名单上看见福斯特．贝瑞特的名字。但很高兴你也在委员会中。 卡尔文·韦伯 斯皮尔曼把这张纸条塞进了大衣口袋里。他也很开心。卡尔文．韦伯是他和布里奇都很喜欢的人。但是由于大家都太忙了，他们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 一丝微笑掠过他的嘴唇。这个经济学家认为，韦伯对贝瑞特的担心也许比贝瑞特对韦伯担心更严重。韦伯是密西西比一位小佃农的儿子，并在陶格鲁学院和霍华德大学接受教育。贝瑞特认为韦伯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都配不上哈佛。贝瑞特谦恭而且斯文，他总是用不易让人察觉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反对。但是再细微的方法也逃不过卡尔文·韦伯的注意。 斯皮尔曼又想起了自己被迫回家这件事。他离开车库，从后门进了家。戈森真是把他惹恼了。他丝毫不在面部表情中掩饰这一点。 “晚上好，亨利，”布里奇在门口迎接他，“回家路上车多吗？ ” “不，路上还好，”丈夫回答道，“我们的客人在客厅吗？ ” “是的。我知道你可能想跟他在书房谈，不过我没有带他进书房。” “好吧。趁天还不太晚，你要愿意，现在赶紧去鼠尾草店吧。 我去见见戈森先生。“亨利·斯皮尔曼边说边脱下外套。 “不要生他的气，亨利。他看上去忧心忡忡的。”说着，布里奇穿上了大衣，拿上钱包，从后门出去了。同时，亨利‘斯皮尔曼朝餐厅走去。那儿通向他们家的大客厅。此时，丹尼斯’戈森坐在正对窗户的安妮女王沙发上。看到斯皮尔曼走进客厅，他很紧张地站了起来。 “教授，哦，不！ 亨利。真对不起，打电话叫您从立陶尔回来。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必须见您。”对于常春藤联盟的助教来说，用名字还是姓氏来称呼一位全职教授，始终都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但在称呼一些高级教员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很清楚。他们太冷漠了，所以只有用头衔来称呼他们才合适。 而其他人基于自己对大学里行为举止的看法，更倾向于别人用名字来称呼自己。但是应该怎么称呼斯皮尔曼，戈森还不太清楚。 大家都知道斯皮尔曼平易近人，脾气又好。即使是对不太勤奋的学生，他也不会很严厉。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经济学同行中的声誉证明了这一点。 “请坐，丹尼斯。我太太已经给你沏茶了吧。我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呢？ ” “是有关我升职的事。我相信……” 斯皮尔曼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几乎是很自然的反应。“你知道我是不能和你讨论此事的。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已经开始商议了。我想你应该明白委员是不能和候选人有接触的。” “但是，我并不是因为您是委员才来巴结您的。我有件很棘手的事情，想请您给我提点建议。” “和你的升职有关吗？ ” “哦，是的。但是……”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讨论了。” 虽然这个老经济学家的坚决反对计他吃了闭门羹．戈森还是想再试一次。“请您先听我说完行吗？ ”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斯皮尔曼。 但是斯皮尔曼一点都没动摇。“丹尼斯，真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你再怎么坚持也是没用的。我不会听你说的。”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双手，就像要拦截一辆即将开过来的汽车一样。他一直都没有坐下。这时候，他离开客厅，从厨房的桌子上取回了戈森的大衣和帽子。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十分失望。斯皮尔曼强行帮他套上了大衣，把他请出了前门。 戈森在前廊犹豫了一下，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知道和亨利。斯皮尔曼重新谈话是绝不可能的。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家用眼睛扫了扫阿普尔顿大街。从教员住宅里透出的柔和灯光发出了动人的光亮，但是这丝毫不能抚慰他被拒绝后的心情。不过戈森还没有失去所有的希望。他的第一个方案是行不通了。其余的方案他不大想去执行。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是徒然一场，那他还有一张王牌。尽管他希望永远都不用使出这张王牌。 正文 第四章 12月21日星期五 “奥利弗·吴，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不愿与笨人为伍。 今晚，他心情绝对不痛快。因为他整晚都要评估哈佛大学的晋升候选人。在浏览丹尼斯·戈森文件夹里的一篇文章时，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像一只雕刻的埃及猫，只有镜片后那双黑色的眼睛在转动着。多年前的白内障手术让他被迫戴上了镜片像可乐瓶瓶底一样厚的眼镜。戴上这样的眼镜，他看东西时就像只猫头鹰似的。他一头油光滑亮的黑发往后梳着，整齐得没有一根错乱。精心修整过的胡子像将整个脸都分开了似的。 吴教授是一个有强硬观点的人。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在犯罪学领域的名声是响当当的，尽管他从来不以犯罪学家自居。 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犯罪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精神病学家进行的。他们认为犯罪是由人性中的病态引起的。而吴教授和其他的社会学家却发现文化和社会因素对犯罪行为是有影响的。 吴教授是在欧洲正式开始学习犯罪学的。受龙勃罗梭的影响，那里的学者相信犯罪类型是可以由生物特征甚至是解剖学特征确定的。当吴教授来到美国，熟悉了埃德文‘萨瑟兰的作品后，他走过了和圣保罗去大马士革的经历很相似的轨迹。 萨瑟兰是位不折不扣的社会学犯罪学家。在过去的20年里，吴教授的著作对犯罪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在萨瑟兰的指引下，发展了自己关于犯罪行为多面性特征的理论。此外，他还收集了大量关于犯罪行为的特征和问题的数据集。对于那些想要把犯罪活动的复杂性归结为单一动机的学者，吴教授不仅仅怀疑他们，还很鄙视他们。 吴教授把个人阅览室里的温莎椅向后挪了挪，在哈佛大学魏德纳图书馆里走来走去，想从灰色金属书架上选本书。吴教授不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在家中建造起宽敞、精致的书房。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他在威廉。詹姆斯大厅的办公室是用来和学生、同事交谈的。他认为在办公室是不可能专心看书的。他坚信要真正做好工作，必须在一个好图书馆内部的阅览室。但是吴教授对阅览室更加情有独钟。他喜欢书架的一切：它们的霉湿味，它们幽深的安静，和它们与外界的隔离。对于吴教授那种性格的人来说，图书馆是很好的避风港，它可以使人远离外部世界的喧嚣。而且，图书馆也是世界知识的宝库。 一刻钟后，找书的工作结束了。吴教授拿着一本从书架上取来的中等厚度的灰皮的书，回到了他的个人阅览室。他坐回到椅子上，把书放在戈森的文件夹旁边。文件夹最上面是吴教授看过的最后一篇评价这个年轻学者工作的复印本。吴教授觉得这个经济学家是杰里米·边沁的现代版。边沁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写过有关犯罪与惩罚的著作。他是功利主义的创始者。功利主义判断所有法律和行为的标准，就是看它们在总体上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公众的幸福。在边沁看来，人类处于一个不断判断和评估的过程中。吴教授觉得在课堂上用边沁做为例子来讲述人性中曾遭抛弃的一维性是很方便的。 在现代社会学暴露出缺陷之前，边沁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是被大家所接受的。但是吴教授的社会学学生普遍没有注意到人是单纯的计算者这一观点曾经动摇过。所以吴教授觉得直接从书本上引用边沁的例子是很有用的。这可以使学生们相信他们的教授不是在把现代社会学和一个假想敌进行对比。 不仅曾经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在150 年后，哈佛大学的一个晋升候选人也把这个人们认为早已过时了的关于人性的理论作为其学术辩论的基础。吴教授现在认为，如果把这些做为论据，1 月8 日那天带上，是很明智的。 吴教授翻动着那本沉重的书。他清楚自己要找什么，也知道要找的东西在哪里。在188 页，他找到了那句引语，并抄写在笔记本上。“……有哪个人不在计算呢？所有的人都在计算。有的没那么精确，而有的精确些：但是所有的人都在计算。”在犯罪学中，没有人会否认每个个体都在计算着。吴教授在他刚才看的戈森作品中发现戈森有一个很偏激的理论——他认为人仅仅懂得计算。这种观点前后矛盾，而且很荒谬。 吴教授把戈森的文章放回到文件夹中，准备离开魏德纳图书馆。这篇让吴教授很是恼火的文章题为《工资差别制与犯罪》。 这篇简短的文章就像学术杂志中的文章一样，引用了很多有关采购员工资的数据。商业企业的生产原料是由这些采购员挑选的。 戈森收集了这类职员工资的数据，并从中发现如果采购员所在企业是快速发展，并生产流行性和季节性产品的，那么比起那些受过培训和教育的、在更稳定的企业中工作的采购员，他们收入反而更多些。举例来说，一个购买时尚服装的采购员比一个购买机械工具的采购员能获得更高的工资。 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宣称他正在测试的这一理论或是解释是很有价值的。这个理论是有关制止犯罪的。在一个很难监控采购员的工作技能和诚信度的市场中，理智的雇主会付给理智的职员，比如采购现成商品的职员，更高的工资。因为有时候，衣料的生产商可能会贿赂采购员。在贿赂的诱惑下，采购员可能会采购那些本不大合他们意的衣料。而雇主给出的高工资能确保采购员抵制贿赂的诱惑，使他们从雇主的利益出发，采购那些合意的货物。在那些贿赂较少的市场，采购员的罪行容易被雇主发现。 因此，雇主不必用高工资来确保职员对他们诚实。在戈森的理论中，他认为诚实的雇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诚实而获得了更高的工资，而是雇主给他们高工资是为了让他们更加诚实。在奥利弗。 吴看来，这个理论很可笑。 吴教授把戈森的文件夹和那天一直在看的其他候选人的作品都放进了公文包。他合上公文包，把自己研究中要用到的那本书弄平整了，并留存了个人人阅览室。然后走出了魏德纳图书馆。 每天晚上7 点钟，除非他打电话通知出租车公司不用来，否则都会有一辆出租车来哈佛广场接他回家的。他的眼睛不好，不能自己开车。 当奥利弗·吴准备离开图书馆时，他努力把自己也置于纯粹的成本与效益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里的人们信奉丹尼斯。戈森的理论，他们只在乎价格，而不是价值。 他快走近图书馆前门了。他应该偷本书走吗？ 其实下意识里，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偷书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门口的管理员可能会发现他偷书的行径，这会很尴尬的。但是也不用考虑得那么多。他如果跟管理员解释说他不是有意的，管理员会乐于接受的。毕竟吴教授从图书馆进进出出已经无数次了，被检查的几率不会超过50％。但是随后，他又担心自己会由于不良行为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他成长的家庭里，偷窃被认为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他的价值观还是旧世界的。如果违反了如此严重的禁忌，他会很自责，很懊恼的。那么拿一本厚重的书回家的成本是什么呢？ 他可不习惯干体力活啊。然后，他还估算了一下收藏这本书以及时不时给它掸去灰尘的成本。这个成本计算到哪儿终止呢？ 他有些迷惑了。计算这成本的代价也太高了吧。 继而，吴教授又开始计算他能得到的好处了。收获的似乎很少。当然，书中的知识是一大收获，可能还有阅读中的乐趣。 但是，通过阅读图书馆里的藏书，他已经可以得到这些好处了啊。 而且他是如此频繁地光临这个他最喜爱的“避风港”，所以对他而言，来这里也说不上麻烦。当然，他还可以把这本书卖了换点钱。但是盖有图书馆印章的书在市场上值不了几个钱呀。他想不出其他好处了。经过他的计算，偷书的成本明显超过了带来的好处。吴教授心想戈森也不会偷书的。 这位杰出的社会学家离开了图书馆，走下了石阶。虽不是深夜，但已经很冷了。哈佛广场道路上的积雪已经被铲干净了；雪被高高地堆在水泥路旁。他沿着图书馆向南走，来到了马萨诸塞大街。穿过大街就是广场上的出租车停靠处了。出租车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 “你好，吴博士。今晚直接回家吗？ ” “是你吗，雷蒙德？ ”吴教授一边问着，一边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这个人。认出这就是经常送他回家的司机后，吴教授从后门上了这辆有点旧了的雪佛兰车。然后，他把公文包放在了黑色聚乙烯座椅上。 “是的，直接回家吧。”他指示司机说。 出租车沿着布拉托大街朝吴教授家驶去。突然，后面传来的一阵车喇叭声打断了吴教授的思绪。他听到前座的雷蒙德一边在低声咒骂一边把车往路边靠，以让那辆超速行驶的车过去。 在波士顿地区，充满挑衅性的驾驶方式是一种很普遍的策略。但是敢在十字路口和拥挤的街道上也这样驾驶，的确是很大胆的行为。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超过去的那辆轿车的速度都非常罕见。 “那个家伙急着去给自己奔丧啊。”当那轿车超过去时，雷蒙德骂骂咧咧的。 吴教授没理他。他的思绪又转向了边沁，转向了计算。一个功利主义者会辩解地说那辆蓝色轿车的司机做出加速的决定是通过权衡利弊了的。一方面是约会迟到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是可能被警察逮住并被判定违反交通规则。司机可能会因此被罚款。如果超速驾驶撞伤了人甚至撞死人，那么处罚会严厉得多的。 权衡了一下，司机选择了超速而不是遵守法规。因为纯利润超过了成本。吴教授意识到，不计后果的鲁莽驾驶看上去好像是不理智的，但是通过分析，这恰恰是对成本一效益计算的理性反应。 的确，吴教授意识到，对于像戈森那样的人来说，整个刑法就是针对不同行为索价的价目表。就好像我们所有的人，作为个人，都会面临这样一张制作精美的菜单。你想乱停车吗？ 看看价目表再做决定吧。如果你把车开到别处所带来的不便超过了罚款，你就随便停吧。并且只有你被抓到才会被罚款的，而这又不一定会发生。被抓到的几率是多大呢？ 这又需要计算了。 早些笼罩着吴教授的愤怒开始消退了。他正在用一种不合常情的方法来享受这个游戏。他又自娱起那个价目菜单上的其他条款了：谎报个人所得税的成本与好处；把交通费虚报到学术会议的开支里的成本与利润。这时候，一个恐怖的想法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谋杀呢？ 菜单上也有关于它的成本与利润的计算吗？ 为什么没有呢？ 我能去杀人吗？ 他的雄心，他的坚持不懈和他的智慧成就了他现在的显赫名声，但是这一路走过来也有很多令他失望的事情。但他知道这并不是指他的失败，而是别人的暗算。 现在，他陷人了深思中。并非所有的杀人凶手都被抓了。 就像戈森指出的一样，这种可能性必须通过适当的计算打点折扣。即使被逮住了，也可以计算一下成功逃脱定罪的可能性。到了那时候，还有相当多的利益需要考虑。 在那厚厚的镜片后面，吴教授的双眼微闭着。他没再去注意交通了。出租车的窗户都关上了，他几乎都听不见远处的大钟敲响的声音了。他觉得心神不安。他的思绪朝着一个方向。而那方向是他最初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犯罪时所没有预想到的。不停地玩功利主义的计算实在是太压抑了。障碍都清除了。在他的头脑中，他突然想到了他最大的敌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仇恨的人的脸。他的头脑又在进行快速的计算。然后又停住了。在这个游戏里，吴教授发现了致命的均衡。 正文 第五章 12月22日星期六 “我昨晚都没有听见你进屋的声音。今天又起来得很晚。” 布里奇·斯皮尔曼正在他们宽敞的厨房里，在砧板上切着桔子。 “妈妈，那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回来得不是时候，那时候从费城回来的路上很堵。但是爸爸还没睡，是他给我开的门。你知道的，我可没家里的钥匙。”帕特丽夏·斯皮尔曼走到水槽边，帮妈妈准备早餐。 “你能回家过节，我和你爸爸都很开心。他马上就下来了。 你去冲咖啡吧。“布里奇·斯皮尔曼指了指咖啡壶。 “爸爸昨天也是很晚才睡，”帕特丽夏边说边冲着咖啡，“他拿出了他的集邮册。已经很久没看见他拿出集邮册了。他说昨晚有些事情不大顺利，所以他才有时间整理一下邮票。” 正在这时，亨利·斯皮尔曼走进了厨房。“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他听起来心情不错。 “我们刚好要准备吃饭了。”布里奇回答说。斯皮尔曼一家已经好久没聚在一起了。他们现在准备坐下来享受一顿有热蛋糕和佛蒙特槭糖浆的新英格兰式早餐。 斯皮尔曼家的早餐依旧很老式。冰冻的浓缩桔汁，混合馅饼，代用槭糖浆，冷冻干咖啡都不适合布里奇·斯皮尔曼。在她家，一切东西，就像她喜欢说的那样，都是“从零开始”。布里奇·斯皮尔曼坚信，一顿丰盛的早餐可以使一天的生活充满活力。在早些年，冬天的时候，她宁愿让帕特丽夏不穿大衣，不戴手套出门，也非要她吃点热麦片，馅饼，鸡蛋什么的，还有刚烘烤好的面包。 “兽医服务的需求正在增加吗？ ”亨利·斯皮尔曼一边问一边用叉子切着一块煎饼。帕特丽夏·斯皮尔曼结束了在康奈尔大学的兽医学学习之后，一年多以前在费城开始了实习。 “我不知道需求是否在增加。但是我真的很忙。有时候我甚至在怀疑我能不能熬得下去。所以现在可以回家待几天真的是太棒了。不用面对那些生病的动物，动物园的人也不会打电话让我过去——真是一种奢侈呀。” “如果你不想那么忙的话，”亨利·斯皮尔曼说，“这问题太好解决了。只要提高你的收费就行了。”斯皮尔曼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东西，一边说。 “爸爸，如果我提高收费，我想会有更多的人来光顾的。在费城，有些人根据收费的高低来选择兽医的。他们乐意去找收费最高的兽医给他们的宠物看病。” 亨利·斯皮尔曼觉得眼前这种饭桌上的交流比面前的早餐更有吸引力。但是在他回应女儿的话前，布里奇赶紧把话题转开了。因为凭着多年的经验，她知道一场经济学的演讲就要开始了。 “帕蒂，你去年夏天回家时说你给一头大象拔了牙。你有没有再见过它啊？ ” “噢，妈妈，是艾克，动物园里的非洲象。它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在动物园工作的原因之一。去年七月，艾克牙痛。我们不得不给它做拔牙手术并清除感染源。在艾克看来，我能让它减轻疼痛。每次我去动物园，它都活蹦乱跳地来看我，就像小狗似的。” “确实像只小狗呀！ 你得小心，别被它踩着了哟。”布里奇一边提醒她，一边抿着刚煮好的咖啡。 布里奇和丈夫都为女儿的职业成就感到自豪。现在，进一所兽医学校比进一所医学院还难。事实上，如果他们的女儿当初进不了兽医学校的话，她就会成为一名医生的。但是她的本科成绩让康奈尔大学和密歇根州大学都很乐意接受她。她想离家近点，因此很轻易地选择了康奈尔大学。 “我能想像出你为小狗小猫治病的情形，”布里奇‘斯皮尔曼继续说道，“但是你去动物园……我真的想像不出你是怎么为狮子做手术或是为大象拔牙的。” “但是妈妈，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大动物啊。我才开始职业生涯，动物园就能叫我去，我觉得很幸运。” “动物园打电话让你去？ ”她的爸爸问到，“人类医生很早就不上门服务了。都是顾客自己上门来找他们的。你为什么要跑去动物园的笼子里去给动物瞧病呢？ ” 帕特丽夏·斯皮尔曼立即意识到情况已经逆转了。她才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呢。“爸爸，为什么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呢？ ” 亨利·斯皮尔曼有点畏缩了。他不习惯想出一些好的经济学观点来为自己解释，特别是在自己的家里。他很期待地看着女儿。“经济学？ 什么经济学原理使得兽医的行为与人类医生的行为不同呢？ ” “需求法则。你经常说那是经济学最基本的法则。你能想像一下，如果我的候诊室坐着一只大猩猩，那么还有多少人会来我这里让我给他们的宠物看病呢？ ”听完这句，斯皮尔曼装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就像一个人刚听了一个老生常谈的双关语。布里奇和帕特丽夏都被他的表情逗乐了。斯皮尔曼也不想破坏她们的兴致。 出于这个原因，他没有告诉她们他之所以做出那种夸张的表情是因为女儿犯了一个错误。她把“需求”与“需求量”搞混了。他默默想着：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这是严重的过失，但是对于一个兽医这不算什么。斯皮尔曼对解释二者的区别很感兴趣，但是更吸引他的却是布里奇夹过来的第二块煎饼。在这两个选择之间，即使是爱好教育人的教授也不会犹豫的。 正文 第六章 12月22日星期六 帕特丽夏·斯皮尔曼开着她那鲜红色兔牌车驶过了查里斯大街。她和父亲正开着车要去波士顿购物，这是他们昨晚就计划好了的。这个年轻的兽医想去为她的父母买点节目礼物。而斯皮尔曼教授也很乐意陪陪女儿，顺便自己也要买点东西。 “我们先去菲琳百货大厦，怎么样？ ”帕特丽夏问道。这时候，他们正沿着剑桥大街进了城。 “好的。从那儿我们可以去布罗姆菲尔德大街。我想去那里的一家店看看。逛完那家店就回家吧。” 帕特丽夏把车开进了停车场，锁上了车门，和父亲向出口走去。从华盛顿大街到波士顿那家最著名的商场，这父女俩一直都在谈论着彼此最近发生的事。他们说话都不像记者那样有条理。亨利．斯皮尔曼解释说他现在花了很多时间在哈佛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工作上。此外，他还要去趟伦敦。帕特丽夏谈论着她在费城结交的朋友，她的新公寓，还有明年暑假她去佛罗里达参加动物园兽医大会的安排。虽然他们相谈甚欢，但却无法无视别人的存在。波士顿的圣诞购物风暴就要接近高潮了，人行道上和商场里都挤满了人。 当他们走进菲琳百货大厦后，帕特丽夏说她更喜欢一个人逛逛。“你知道的，爸爸。我想给你们一个惊喜。我们一小时后在华盛顿大街的入口见吧。时间不会太久吧？ ” “11点钟哟，”亨利·斯皮尔曼回答说，“那我有充足的时间到处去看看。” 尽管亨利·斯皮尔曼认为他的时间很宝贵，但是他并不认为“到处看看”是一种浪费或是无目的行为。因为他深深相信，当经济分析运用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它会在商业世界的分析和调查中发出最夺目的光彩。在斯皮尔曼看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这个英国经济学家甚至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地位还高。这个卓越的20世纪的思想家曾经把经济学定性为‘’研究人的日常经济生活“。12月22日这一天，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在商店购物肯定也是最普遍的经济生活了。 但是，斯皮尔曼却发现菲琳百货大厦的地下商场，还有那里的商品标价有点与众不同。它是一个体系，人类的创造性、对最大效用和最大利润的追求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斯皮尔曼看来，这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它是如此的吸引人。 斯皮尔曼离开了菲琳百货大厦高雅的一楼，随着自动扶梯下到了地下商场。在他还没看见很多的购物者和商品前，他就发觉到百货大厦这个区域的喧嚣声非常有特色。每年的这个时候，喧嚣声只增不减。 “是我的。我先要的！ ” “绝对不行，老兄。我都留意它两个星期了。” 走下自动扶梯后，斯皮尔曼循声望去。两个小伙子各自拽着一件粗花呢运动夹克的一只袖子。现在，拔河代替了先前的言语争吵。突然，其中一个比较腼腆的松开了手，不想再争了。而获胜者赶紧跑到收银台，宣称那件夹克是他的战利品了。这种事要是发生在菲琳的其他楼层，一定会被嗤之以鼻，被认为是很无耻的丑陋行为。可在这里却没人注意，除了这个秃头的教授。他在仔细思索着这一切的更深层意义。 多年来管理这个百货大厦的林肯·菲琳是个管理天才。他在很久以前就为他的这个坐落于波士顿市区的商厦里的地下商场制定了一个价格体系。这个价格体系与其他楼层使用的体系完全不同。在地下商场，商品都是打折出售的。但是降价并不是简单地对价目表上的价格实行一成不变的折扣。折扣是浮动的。它的变化趋势和大小都是系统化的、可以预测的。地下商场的所有商品最初都标有售价，但是这些价格每周都会降低25％。每件商品在商场里仅仅停留4 周，到了最后，商品的价格就会降到最低。 这时候，如果还有商品没有售出的话，根据菲琳百货大厦的政策，它们将被捐献给慈善机构。 除了浮动的折扣外，菲琳百货大厦和传统的廉价商品部不一样。他们廉价出售商品不是因为商品的质量差。恰恰相反，菲琳百货大厦地下商场的商品原先都是摆放在上面楼层一些最时髦的商品部的货架上的。除此以外，你还经常可以发现其他的商品贴有美国一些最著名的百货大厦的标签。 每个有经验的顾客都会发现，在这30天中，商品的价格每周都会降低。但是你无法预知的是：是否会有其他购物者也对这件商品虎视眈眈，并在价格降到最低前把它买走。在一定限度内，等待是受到鼓励的。但是在等待过程中，许多失望的顾客发现等待的同时也要冒着失去这件商品的危险。另一方面，买得太早就不得不放弃将来以更低价钱买入这件商品的可能性。菲琳百货大厦地下商场的顾客总是处于买得太早和等得太久的分界线上。 斯皮尔曼立即想到这种困境跟他在荷兰参加一个拍卖会时所经历的一样。有一次，他在荷兰做系列演讲，主办方知道他对市场行为很感兴趣，于是就带他到阿斯米尔镇去参观郁金香鳞茎的拍卖会。让斯皮尔曼很吃惊的是荷兰的拍卖会跟常规的拍卖会不一样，它是反过来进行的。斯皮尔曼所熟悉的是新英格兰的乡下拍卖会。他和布里奇都很喜欢在暖和的周末下午去参加这样的拍卖会。拍卖人会从很低的价开始叫价——许多竞拍人总是迫不及待地喊价——但是价格会不断上涨，直到最后只有一个人出价了。 但是在荷兰，整个程序恰恰是相反的。没有拍卖人在有节奏地叫喊着价格。拍卖会上，最初的价格被标在宛如大钟的一个表盘上。但这不是真正的钟。表盘上面的数字并不表示时间；它们代表的是价格。而且只有一根指针，而不是两根。这根指针有规律地向较低的价格移动——直到会有一个购买者按下按钮，停止了大钟。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就竞投到了这件商品。 荷兰的拍卖会和菲琳百货大厦的地下商场是很相似的。受到菲琳百货大厦里这种价格体系刺激的狂热购买者知道等得太久可能意味着什么也买不到。同样，无动于衷的沉着冷静的荷兰市民也知道如果等得太久，那么郁金香鳞茎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不会是他的了。 突然，斯皮尔曼被狠狠地撞了一下，他失去了平衡。菲琳百货大厦里一个壮实的盛气凌人的顾客——像一头在潘普洛纳（西班牙北部小城，其举办奔牛节已有400年历史。） 的街道上狂奔的公牛——撞倒了这个瘦小的经济学家。向前的冲力使他撞上了浴衣货架。亨利·斯皮尔曼试着去抓挂着浴衣的衣杆，但却没抓到。他一失足，向前一滑，摔倒在摇摆着的浴衣下。 透过柔软的棉制浴衣向外瞥，他只看到了顾客们的裤子和袜子。 这些人挤满了刚才他摔出的过道。百货大厦的喧闹继续着，丝毫没有因此而减弱。 亨利·斯皮尔曼从浴衣底下爬了出来，用食指把眼镜推回了鼻梁上。他站了起来，掸掉大衣袖子和裤子上的灰尘，然后查看了一下是否有淤伤。还好，身体上没什么淤伤。不过，泛红的脸颊表明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他更愿意一切在掌控之中，摔倒在地让他很难堪。他决定离开这个商品廉价部，去家用器皿部转转，在那里观察顾客的行为会安全得多。 “亨利，在这里买东西，能帮助你体察民情吧？ ” 斯皮尔曼退回到自动扶梯上时，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 他转过身去，吃惊地发现是卡尔文·韦伯。他的眼里闪烁着一丝笑意。 “还可以让我变成1 ．9 米那么高，”斯皮尔曼回答道。他龇着牙笑了笑，“你在这里干什么？ 不是来看市场是怎么平衡的吧。” “不。但是我看见了我最喜欢的教授失去了平衡。这很难得呀，那个家伙狠狠地撞了你。” “好吧。我承认我不仅仅是来商品廉价部讨价还价的。顺便说一下，谢谢你昨天留给我的纸条。丹顿选了你做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委员，我也很高兴。除了你和丹顿，我几乎不认识其他人了。” “噢，好一个群体呀。这是丹顿擅于协调的又一例证。民族、人种、性别、院系——所有的方面他都考虑到了。” “丹顿很擅长做那些的，”斯皮尔曼回应道，“当他最初被任命为主席时，我还以为一个学术天才被浪费了。但是，他作为主席的才干决不逊色于他作为学者的才干。我认识的其他主席都把研究扔到了一边。至少是荒废了部分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两方面，丹顿兼顾得很好。 “我毫不怀疑克莱格作为管理者的能力。我只是觉得他很天真。当他把教员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还在继续犯着荒谬的错误。 就拿我们这个委员会来说，他认为如果福斯特·贝瑞特和我不得不合作的话，我们会淡化我们之间的差异的。但是贝瑞特是个心胸狭窄的人，而我是个黑人。就算大家都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也不会改变这一点的。“ “我不认为贝瑞特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斯皮尔曼回答说，“他是一个势利的人。这点毫无疑问。他把社会地位看得很重。 但是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而且他对学校也很热心。他只是希望他的同事们在饭桌上能更讲点礼仪。“ “你说的对，亨利。如果你的皮肤是在好望角消夏时晒伤的，贝瑞特并不会对这样的深色皮肤反感的。” “这和皮肤颜色没关系，”斯皮尔曼说，“福斯特·贝瑞特的嗜好是和波士顿上层社会的家庭来往。你和我都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他也不会邀请我们到他家吃饭的。但是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会把这种嗜好带到工作中来。“ “亨利，我们以前就讨论过这一点。我不知道你那一味的容忍是让我钦佩呢，还是让我震惊。马尔库塞提到过抑制的容忍，意思是说容忍是有限度的。我很赞同那个观点。” “但是马尔库塞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们怎样判断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不该容忍的。我宁愿试着去和贝瑞特打交道，也不愿意呆在一个不能互相容忍的委员会。还是那个老问题，卡尔文：谁来监督管理者自身？ ”菲琳百货大厦的喧闹还在继续着。在喧闹声中，他们两个不得不费力地去听对方说的话。卡尔文·韦伯试着转移这个深奥的话题。 “你来买什么，亨利？ 我知道你可不是来这里享受被这些狂热者撞倒的乐趣的——像我这样的狂热者——经常来这里。” “的确，我来这里不是要买什么东西的。我想看看这里的人。 我正在欣赏着这一幕幕场景，甚至把有关消费者剩余的事记在了脑子里，却突然被人从后面撞倒了。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这可几乎不是通常的职业病呀。“ “你思想有些僵化了，我的朋友。就当是一个过老的足球运动员被别人撞倒了。真的，当我一来这里，我的一天就会以这种紧张的状态结束，这对我非常有帮助。”接着，韦伯的好奇达到了极致，“你经常来这里真的就是看人们买东西吗？ ” “我不是经常来的。但是每回我来这里，都会很受启发。今天我就发现菲琳百货大厦廉价商品部的价格体系真是设计得别出心裁。它最大限度地索取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谓的‘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 我在怀疑，作为一个英语教授，我在所领的薪水中，是否得到了很多的消费者剩余。”韦伯装出一副对他朋友的这一经济学论题很感兴趣的样子。 “卡尔文，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与你不同。就拿你衬衫衣袋里那支圆珠笔来说吧。你是多少钱买来的？ ” 韦伯低头看了看别在衣袋里的那支绿白相间的圆珠笔。“50美分。”他试探性地回答道。 这个经济学家举起食指，向上指向韦伯的脸。“对。但是当米尔顿·雷诺在二战后发明圆珠笔并拥有生产专利权时，他每支笔能卖到18美元。这你知道吗？ 现在有很多人生产圆珠笔，所以不用花超过50美分你就可以买一支了。也许你不乐意用18美元来买一支圆珠笔，甚至就是16美元你也不愿意。但是我敢打赌，你为了书写方便，肯定乐意花比50美分更多的钱来买一支圆珠笔用来代替钢笔。而其中的区别就是你的消费者剩余。不要再犯消费者剩余的错误了，卡尔文。你到处都能得到消费者剩余。 在竞争的经济中，消费者愿意为某种商品所支付的最大数量与他实际支付的数量之差就是马歇尔所谓的消费者剩余。设计出菲琳百货大厦廉价商品部的人把这一概念很好地投入到了有利可图的实践中去。“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韦伯现在对此很好奇，也顾不了他自己了，因为斯皮尔曼的热情是极具传染性的。 “为菲琳百货大厦尽可能多地索取消费者剩余。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在通常的拍卖会中，你总是有最后一次机会去竞投你非常想要的任何商品。如果其他竞投者不想要这件商品，你还可以在他们放弃后用较低的价钱得到它。这样，你的消费者剩余可能很多。但是菲琳百货大厦的地下商场就像荷兰的拍卖会。如果这里的购买者太过努力去使消费者剩余最大化，他也将冒着彻底失去这件商品的危险。如果一个人被这件商品深深地吸引住了，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努力成为第一个去竞投的人，从而放弃通过等待可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 “亨利，你认为这里的管理者读过马歇尔的作品吗？ ” “可能没有——虽然马歇尔希望商业管理者成为他作品的主要读者。但是足智多谋的管理人员都是凭着直觉来设计商业策略的。对于这些策略，经济学家只有在多年后才能弄明白。”斯皮尔曼靠着自动扶梯，双臂在胸前合抱着，看上去很安详。韦伯很清楚这个经济学的演讲已经结束了。 卡尔文决定不要听新的演讲了。因此，他转换了话题。“顺便问一下，关于1月8 日那个会议的准备工作，你都做完了吗？ ” “我昨天才去取了最后一批文件。我都不愿意回立陶尔了，有太多的东西要看了。真是件苦差事呀。但是我希望能在会议之前做好一切准备。你怎么样了呢？ ” “我这学期的教学量减少了，你可能还记得吧。没有什么考卷需要我判分。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看这些晋升文件了。我今天早上乘地铁出来调整一下。我想为自己和儿子挑选一件运动衫。然后再回去看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文件。” “那好。如果你还要在这里买点东西，记住，卡尔文，不要让菲琳百货大厦索取你过多的消费者剩余。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有一点勇气，一点耐心，并且乐意冒着等会儿失去某件商品的危险。”说完这些，斯皮尔曼转过身，抓住移动的扶手，上到一楼去了。 正文 第七章 12月22日星期六 “在美国，大型的百货商店就像巨大的橱柜，即使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试着把它的商品抢购一空，它们也永远不会被掏空。在圣诞购物旺季时，人们更是疯狂地购物。在商场的入口处，进进出出的都是汹涌的人流，就像激流在相反的两个方向同时涌出一样。 亨利·斯皮尔曼既是人群中的一部分，又不完全是它的一部分。说他是人群中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也是这个购物旺季里的一个购物者，他所做的也增加了购物旺季里的这种喧闹；说他不是人群中的一部分，是因为亨利·斯皮尔曼是这购物大军中的一个观察者。这个独立出来的观察者现在在观察方面遇到了麻烦——因为他正在华盛顿大街的入口处等他的女儿。 他还没看见女儿就听见了她的声音。至少他觉得那个声音是他女儿的。直到女儿推开了那一群提着大包小包的、阻挡了他视线的顾客，他才确定真的是他女儿。“您没有等太久吧。我都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没关系。事实上，我很高兴你来晚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刚到这儿的。我碰巧遇上了加尔文·韦伯——你还记得他吧，对吗？ ——我们聊了一小会儿。我本想在商场里买点东西的，结果都没时间了。你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家用器皿吗？ ” “知道呀，我刚才下楼时才经过那里。” “那你带我去吧，帕特丽夏。我想给你妈妈买点东西。” 帕特丽夏拉着她爸爸，很熟练地穿过了拥挤的人群。她知道家用器皿摆在哪儿，因此她比那些不清楚的人的速度快多了。 当亨利·斯皮尔曼跟着女儿走的时候，他思索着：其实，找一件商品所花费的时间比看见一件商品就付钱所花费的时间要多些。 这又一次证明了信息的价值啊。斯皮尔曼意识到：帕特丽夏知道这个别人不容易找到的商品在哪儿，这就降低了他的搜寻成本。 “您有什么需要的吗？ ”一个营业员问道。他忙了一早上，已经焦头烂额了。 “我能看看你们的削皮刀吗？ ” 这个营业员指了指：“它们在那边——墙边。”家用器皿部的东区摆放的是餐具。营业员把他领了过去。餐具的品种繁多。 小到用来挖瓜球的小勺子，大到卖肉店里切骨头和软骨的切肉刀。亨利·斯皮尔曼看上的是一件普通的器具。 “我看到你妈妈今天早上很费劲地在切那些桔子。她用的那把削皮刀已经用了好多年了。我想给她买把锋利的新刀。” “一把新的削皮刀，好时髦！ 好浪漫呀！ ”帕特丽夏开着父亲的玩笑。“一定要用礼品包装纸包装一下，还要系上漂亮的蝴蝶结。妈妈说不定会误以为这般大小的盒子里装的是一只手镯呢。特别是当它包装得很漂亮时。想像一下当她发现这是一把削皮刀时的高兴劲吧。” “为了表示对亚当·斯密的敬重，我想不应该系蝴蝶结的。 他为所有后来的经济学家制定了浪漫的标准。斯密说，‘我只爱我的书本。’从这个角度说，一把削皮刀要比一只手镯浪漫多了。“ 斯皮尔曼顽皮地看着女儿，注视着她的反应。“你很吃惊吗？ 不应该呀，帕蒂。浪漫是要花费时间的；而锋利的削皮刀却可以节省时间。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妈妈今天早上切那些桔子花了多少时间？ 一只手镯不会帮她切桔子切得快点。但是一把新的削皮刀却可以为她节省时间。平均每天得有5 分钟，一周可能就有半个小时。如果我送给她一只新手镯，而让她继续用旧的削皮刀，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半小时的时间来浪漫了。” 他果断地从营业员面前那各种各样的餐具中挑了一把削皮刀。“你能帮我用礼品包装纸包装一下吗？ ”他把刀递给了营业员。斯皮尔曼瞥了一眼贴在刀上面的价格标签。“这把刀的价格是8 ．32美元，含了税的，对吗？ ”他一边问着一边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 “这把削皮刀的价格合理吗？ 我想，你要是再逛逛，还可能会有更好的。”帕特丽夏·斯皮尔曼眉头一皱，询问道。 “如果我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选购削皮刀，我可能会找到比这把刀价格低得多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但是你也得考虑到时间的价值呀。买削皮刀可不是我理想中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 “这和你今天早上在进城路上告诉我的可是矛盾的呀。” “我说……？ ” “你说星期一那一整天都要用来选购一部新车。” “但是为什么你觉得它们二者矛盾了呢？ ” “因为你说过时间是有价值的呀。我觉得，选购一部新车所花费的一天时间和选购一把削皮刀所花费的一天时间是一样多的呀。” “帕蒂，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我用心地去找了，最终找到了一部价格便宜的车，这样，我花的这些时间比起为了找到一把便宜得多的削皮刀所花的时间要值多了呀。选购完了之后，你再想想节省了多少钱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买一件高价商品——比如，一部汽车——而不是去买一件像削皮刀的低价商品。在选购过程中，这个人可能会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另一家汽车商店了。就跟我刚才决定不再去其他家用器皿部或是家用器皿店的原因一样——即使我知道，如果我继续选购的话，最终可能会找到价格更低的刀。” 那个年轻的营业员拿着斯皮尔曼要的商品回来了，他看上去还是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给您，先生——都包装好了。您可以带走了。” 亨利·斯皮尔曼手里提着包。他整理了一下裹得紧紧的紫色长大衣，以抵御外面寒冷的天气。“帕特丽夏，要是你逛够了，也没什么要买的了，我们就去布罗姆菲尔德大街吧。” 波士顿的布罗姆菲尔德大街过去是一个大型的邮票市场。 早些年，一些邮票商买下了沿街的铺面，吸引了相当多的集邮者前来。一方面，这些商人提供了众多的邮票；另一方面，他们知道那些他们手头上没有的邮票的下落和价值。布罗姆菲尔德大街同样也是狂热的集邮者闲谈、结交朋友的聚集地。购物商场驱散了集邮市场，布罗姆菲尔德大街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是集邮中心了。但是依然还是有些商人落户于此。 斯皮尔曼父女俩站在一扇油漆过的橡树门前。里面是朝向布罗姆菲尔德大街的一个小前厅。前厅的入口是可以滑动的安全铁栅栏。现在，栅栏大开着，就像合上了的手风琴立在一边。门上的窗户是椭圆形的，中间印着几个哥特式印刷体的字——“波可哈德”。就像认真的购买者经常做的那样，亨利·斯皮尔曼先停下来想了想。然后，在女儿的陪同下，他走进了这家店。 “帕特丽夏，这不会花太多时间的。我心里清楚我要买什么。” 地板上铺着小八角形的白色地砖。他们走过地板，走近了展示柜台。柜台上面用玻璃遮盖着。由于成千的邮票收藏者摸来摸去，柜台顶部的果木框架已经有些旧了。这些收藏者在购买时，像抚摸沙子般地经常用手轻轻地抚摸柜台的表面，使得柜台都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纹理。一个上了年纪的营业员站在柜台的后面。他弯着腰，身形像一个问号。在他身后，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搁板。 搁板上有一卷卷巨大的墨西哥山羊皮封面的集邮册。集邮册的书脊上，书名凸着，周围用金叶围着。目录上有对这些邮票的描述及它们的价格。邮票有斯科特的，吉布的，明克斯的。目录也放在搁板上，可供出售。柜台上还放着目录的复印本，以便顾客和营业员查阅。 “先生，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营业员轻声地问道。 “我前几天和波可哈德先生提到过‘美国黑杰克’。我现在决定买它了。它在你们柜台上的编号应该是118 ．A 。” “你的投资太明智了。”由于多年的磨练，营业员的口气很镇定。“你在收集有关美国总统的邮票吗？ ” “事实上不是的。我收集的是有关以前法属非洲殖民地的邮票。这张‘黑杰克’是送给我一个好朋友的。” “你买这个，不是要自己收藏的吗？ ”帕特丽夏问道。 “不。这张不寻常的邮票是送给丹顿·克莱格的礼物。这是一张黑色邮票，上面有安德鲁·杰克逊的头像。过几天，我和你妈妈要请克莱格夫妇来我们家吃饭。既是为了庆祝丹顿的60岁生日，也是为了纪念他当主席十周年。你知道他热衷于集邮。杰西卡很肯定地跟我说过，有了这张邮票，丹顿的邮票收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完整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想用些特别的东西来纪念。” “啊，斯皮尔曼博士，你决定来买‘黑杰克’了呀。”亨利- 斯皮尔曼转过身，看见了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他是这家店的主人，也是东海岸集邮界的老资格了。从日内瓦来到美国，波可哈德在这家店买卖邮票都已经35年了。他远近闻名。因为每张著名的邮票他都曾经拥有过。他是一些富有的邮票收藏者的经纪人，经常为他们买卖稀有的邮票。只要有任何稀有邮票要拍卖，他都会代表他们出席一些重大的拍卖会。邮票鉴赏家清楚：要和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做生意，他们需要一个既沉着，又有良好判断力的经纪人去和这个瑞士集邮家打交道。很多人都很羡慕他的专业技能——他可以鉴定一张邮票现在的价值，还可以预测它未来的价值。每回，他一有著名的邮票，在出售给匿名顾客之前，他都会把邮票放在那个面向布罗姆菲尔德大街的小小的展示橱窗里展示。 “是的。我已经告诉你的营业员要买那张邮票了。谢谢你好心地和我讨论那张邮票。”斯皮尔曼知道他买的这张邮票很普通，在名气和价值上都远不如波可哈德最近作为中间人买来的那张英属圭亚那1856年发行的，面值1 美分，底色桃红，黑色图案的邮票。 他们两个都注意到任何邮票商人的谋生之道都跟斯皮尔曼正在做的交易一样。稀有品很少出现。但是对于波可哈德，它们的分量却是最重的。它们可以让波可哈德出名，也可以激发波可哈德收集邮票的兴趣。 帕特丽夏·斯皮尔曼站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父亲和这个著名商人之间的对话。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在饭桌上提到过一些故事，是关于波可哈德在集邮世界中意外而成功的买卖。 波可哈德选择住在剑桥城。事实上，他的家离斯皮尔曼家并不远。 但是直到现在，帕特丽夏才见到了这个人。但是眼前的这个波可哈德跟她想像中的并不一样。她想像中的波可哈德是一个苗条的，相当时髦的人——是大卫·尼文和威廉·鲍威尔的综合——一个只要轻轻抬起小手指就可以出价比欧洲皇室还高的人。而她所见到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的大肚子将外面套着的黑色背心绷得紧紧的。细长的手臂一伸出，就和他肥胖的身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支撑着这身躯的却是一双细长的腿。他的脚上穿着一双高帮的整形鞋。圆圆的脸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眼镜上方那突出的前额。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在深色衣服的映衬下更明显了。 他的那张半月形的大嘴总是笑呵呵地对着顾客。 “恭喜你呀，得到了那张英属圭亚那1 美分邮票。有天下午我开车过来，刚好看见它在展示柜台里。”亨利·斯皮尔曼对波可哈德说道。 “我太走运了，”波可哈德回应道，“一位来自荷兰的中间人告诉我，他代表的一位新加坡收藏家指示他出的价格是75万美元。这位中间人相当自信地说这价格够高的了。而我要价80万美元。不会再多了。这样一来，交易几乎失败了。在这种高价面前，人们都讨厌因为区区几千元而导致交易的失败。但那对于我却意味着拿不到一点儿佣金了。”波可哈德笑了笑，看着斯皮尔曼。“这样一张小小的纸片竟然能卖那么多钱。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你对此一定很不解。还是我错了，教授？ ” “从大小和重量上来讲，它肯定是世界上最贵重的物品了。 但是我对它的价格一点儿都不吃惊。在市场上，一件物品的大小和它的价值没有丝毫联系。“ 波可哈德对着斯皮尔曼，露出了半月形的笑容。“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斯皮尔曼博士。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当那张邮票在德梅拉拉发行时，当地的邮政局长仅仅在来自伦敦的邮票卖完后，出于应急才印了一些临时邮票。他使用的是普通的类型，并从当地一家报纸上得到了一幅小船的设计图案。然后他加了一句拉丁引用语。为了预防造假，副局长又把他姓名的首字母加在了邮票上。就为了他们这点努力，人们要花那么多的钱来买这张邮票。这太让人惊讶了。你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吧。” “这只会让那些认为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决定了它的价值的人感到吃惊的。许多经济学家曾经相信这一点。但是事实上，你那张英属圭亚那邮票的市场价值本身就与这种观点相矛盾。” “能告诉我原因吗，教授？ 这样的话，当我告诉顾客这些小纸片的价值时，他们就不会那么吃惊了。” “我能想像得出他们的惊讶，因为人们都习惯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用产品的成本来衡量它们的价格。但是这些邮票能引起你的顾客的兴趣，而它们的数量又是固定了的，所以价格就完全取决于主观判断了。一张邮票值多少钱取决于某个人愿意付出多少钱来购买它。而钱的多少则取决于购买者从拥有这张邮票中获得了多少的满意度。” “但是我的一些顾客买邮票确实是作为一种投资，防止通货膨胀，而并没有从邮票的拥有中获得什么乐趣——和一个真正的集邮者不一样呀。” “他们从邮票拥有中获得的乐趣就是他们知道他们有安全的投资以防止通货膨胀。一个顾客的满意度是来自于邮票的独特性还是来自于邮票不受价格上涨影响的程度并没有什么区别呀。主观判断依然决定了他们乐意付多少钱呀。” “你的分析很有趣。我会将此告诉我下一位顽固的顾客的。” “波可哈德先生，波可哈德先生。对不起，打搅你了。” “什么事，亲爱的？ ”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的态度马上就转变了，变得像一位慈爱的伯父似的。在斯皮尔曼看来，这个走近波可哈德的女人看上去年龄跟他的本科生相仿。她那绿色的开司米毛衣和花格呢子裙子，还有贝斯牌皮鞋搭配起来非常好看。 她就像百慕大群岛旅游广告里穿着拉尔夫·劳伦设计的上衣和运动装的模特。在机舱座位袋中的杂志里经常可以看见这类广告。 “对不起，打断你们的谈话了。请你别忘了今天下午两点钟给里得帕斯太太打电话，和她谈谈蒙得维迪亚‘太阳’邮票的报价。她很守时，这你是知道的。” “梅丽莎，这件事情我已经处理完了。今天早上我就和里得帕斯太太谈过了。斯皮尔曼教授，我想让你见见我的一位员工。 她很特别。这是梅丽莎·香农。“波可哈德拉着梅丽莎的手说。 “你是经济学家斯皮尔曼教授吗？ ”这个兴奋的年轻女士问道。从她仰起的眉毛就可以看出她很期待对方的回答。 “是的。”亨利·斯皮尔曼回答说，“这是我的女儿帕特丽夏。” 梅丽莎·香农的目光转向了帕特丽夏‘斯皮尔曼，然后又回到了亨利．斯皮尔曼的身上。“噢，我已经久闻你的大名了。 丹尼斯．戈森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也是你的崇拜者呢。“ 梅丽莎的脸上洋溢着热情。 “戈森？ 你的一位朋友？ 梅丽莎，我可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这个名字呀。”波可哈德盯着梅丽莎。“他也住在波士顿吗？ 你在哪里认识他的呢？ ”波可哈德连珠炮似的一连串问题让亨利·斯皮尔曼颇为吃惊。 “丹尼斯‘戈森是我们经济系的一位低级别教员。一个颇有天赋的年轻经济学家。”斯皮尔曼这样回答道。他的回答更多是回应波可哈德而非梅丽莎·香农。 “我知道了。原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他，梅丽莎？ ” “我想我跟你提起过的吧。” “不。我可以肯定，我是直到现在才听说了这个名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你真的应该见见他。虽然我很清楚，丹尼斯对集邮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梅丽莎，我不会仅仅因为这一点而反感他的，一点儿也不会。你什么时候一定要带他过来转转。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会以礼相待的。“ 当营业员拿着邮票回来时，他们之间的谈话也结束了。“这是您的‘黑杰克’，- 先生。我已经帮您把邮票放到盒子里了。要付钱吗？ ” “菲利普，把账记在亨利·斯皮尔曼教授的账上吧。”波可哈德提议说。 “很好。顺便说一下。”斯皮尔曼一边说一边把那小盒子放进了大衣口袋。他的目光中闪动着一丝调皮，“如果你的营业员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当克莱格院长打开这份礼物时，发现是一张底色桃红，黑色图案的八边形邮票，并且图案是一艘船，表面还稍微磨损了，邮戳是德梅拉拉，此外还有首写字母E ．D ． ，那么克莱格一定会写封感谢信给我的。无论信写得多么感人，也不足以表达他的感激呀。” 正文 第八章 12月22日星期六 “莫里森·贝尔抬头望着天空。北边，深色的积雨云往前移动着。南边，天空依然是天蓝色的。他聚精会神地看了好一会儿这些云朵。今天早晨，波士顿的气象台预测将会有更多的雪。 而他自己的观察和天气预报是一致的。许多新英格兰人对天气都格外关注，因为天气的变化将会影响他们往返的交通习惯。贝尔对天气则不那么在乎，因为他家离大学很近。不论天气是好是坏，他总是步行去学校。他对天气的敏感另有原因。贝尔是新英格兰人中少数意志坚定的人之一——他是一个观鸟者，也是一个养鸟的人。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天气是最重要的了。冬天里，天气越恶劣，他们为鸟儿付出的辛劳也就越多。就像谢拉俱乐部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莫里森·贝尔在冬天会播洒许多蒲式耳的种子，一直到春天来临。那时候鸟儿才会更容易保护自己。 贝尔穿着厚重的羊毛衫以抵御清晨的寒冷。他从车库朝后院走去，右手拿着一桶混合拌的种子；种子的上面是一团浅黄色的板油。贝尔知道，鸟儿们需要这些种子来补充能量，而吃板油则可以保暖。他左手拿着一把锤子和一把铲子。他要用铲子把种子铲到他那三个圆筒形的进食器中。而锤子则用来把板油固定在一棵灰色枫树的没有树叶的矮枝上。这个矮枝直直地立在三个进食器的后面。这些进食器都被摆放得很整齐，这样，透过卧室后墙上宽大的玻璃，这位哈佛的数学家就能够清楚地观察他的这些客人——小鸟。 当贝尔把食物倒进进食器时，透过透明的塑料管，他的呼气在闪闪发光。接着，他又检查了每个进食器的防松鼠装置。好几个冬天了，那些松鼠都令他防不胜防。这些松鼠偷吃那些本是为鸟儿准备的种子。而把它们嘘走，又经常会坏了贝尔观鸟的雅兴。这个冬天，贝尔终于比松鼠更胜一筹了——他拿来了一根内直径比支撑进食器的管子稍微大一点的细金属管，这根金属管只有支撑管子的一半长。他把这个用作主要支撑管的套管。这个套管被缆索固定在顶部，而缆索则穿过食物圆筒器底部的小滑轮，并穿过主要支撑管的内部。缆索的末端是一个砝码，仅比套管重一点，但却足够小，可以在主要支撑管里上下自由运动。这样通常覆盖在支撑管顶部的套管通过砝码的重量被固定在了那里。 贝尔兴高采烈地观察着这些松鼠。它们已经知道怎样克服周围的障碍物爬到那些管子上，它们能一直爬到支撑管的中部。 它们都很自信，相信自己能爬到它们的目的地。但是每回一抓到套管，它们自身的重量使得滑动的套管又回到了地面。而当它们一放开套管，套管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经验告诉贝尔，这些松鼠最终会很好地掌握爬管子的技巧的。但是现在，他已经赢得这场人和动物之间小小的较量。 莫里森·贝尔即将应对的是繁忙的一天。但是，他还是抽出了周末早上的一点时间来观鸟。在家的时候，他能很方便地观鸟。贝尔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把床放置在能看见滑动套管的玻璃窗户对面，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就是院子了。由于鸟儿时不时地才来进食，所以现在，他还坐在床上，身旁放着正在阅读的工作材料。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放着一个双目望远镜。这样，每回有他喜爱的鸟儿飞扑下来进食的时候，他就可以拿起望远镜观赏了。在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日记，是他用来记录观察到的不寻常的鸟儿的。 在春天，没有必要给鸟儿喂食了。贝尔经常会和一些人组成一个小组，去附近的奥本山公墓，认真地观察野鸟。奥本山公墓坐落在鸟儿迁徙的必经之路上，是观鸟的理想地方。特别是在五月的上半个月，许多鸟类都在迁徙。贝尔特别热衷于这项活动，他甚至还有一把公墓大门的钥匙，这样，在大清早公墓还没有开门的时候，他也可以进去。 今天，贝尔首要的任务是要看完剩下的晋升候选人的文件。 在去后院打理鸟儿进食器前，他才看完有关自然科学的材料。现在他翻到了他对自然科学文卷的评论。 尽管进食器旁已经吸引了一群蓝色松鸦和麻雀，但是这些并不能特别吸引他的注意力。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最后可能会有石板色的灯芯草雀，甚至是白色翅膀的交嘴雀出现的。所以贝尔又去看另一个文件了。 手中的第一份文件是一个经济系的候选人的。他浏览了一下复印本的题目，感到有些宽慰，因为他注意到其中有一本出版物是关于环境污染的。他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而且叙述说明用的是他最喜爱的语言——数学，这也很让他高兴。这篇文章很简短，在学术文学中只能叫做摘记。题目是“竞投污染的权利”。 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叫做丹尼斯·戈森的年轻人。不过贝尔不认识他。作者开门见山地道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是用符号的形式阐述的，但却可以总结为几个词：为了达到管理部门制定的空气污染标准，应该允许商业企业竞投污染执照。戈森宣称，这样一来，可以用对社会来说最少的总成本来达到空气纯净标准。 “‘污染执照’让我想起了詹姆斯·邦德的杀人执照了。”贝尔心中想到。他很讨厌这种说法。为什么不也卖抢劫执照和强奸执照呢？ 贝尔希望通过立法，从而彻底地杜绝空气污染。他有许多朋友也同意这种观点。他的担心并不只是出于对自己幸福的考虑，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对野生动物的热爱。莫里森·贝尔和他的妻子都很担心新英格兰的空气污染，特别是从这个地区的工厂里散发出来的二氧化硫和来自中西部的酸雨，会危及到他们两个女儿的健康。曾经有段时间，贝尔认真考虑过到西南部教书，以便把他的家人带到那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但是，他还是决定留下来，并联合了谢拉俱乐部的伙伴们一起致力于环境的改善。在他们数学系里，那些对环境污染深有同感的同事也一致赞同污染是一个主要问题。他不敢想像他的同事会同意新英格兰的制造工厂应该有权获得污染执照这一观点。 贝尔放下复印本，向窗外看去。此时，三个进食器旁都没有鸟儿，也没有松鼠试着来偷吃种子。院子里什么野生动物都没有。对于贝尔来说，这样的情景预示着如果环境得不到改善的话，将来世界会什么样。而且在他看来，像戈森所写的这样的文章，无论多么巧妙，也只能取悦那些拒绝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饮用水的人。 在政治上，贝尔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认为自己并不反对商业。事实上，单从外表看来，他和他的一家都是典型的美国中上层阶级。戈森认为污染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让贝尔很反感。他仅仅是想用最小的成本来制造污染。多么荒谬呀！在他所有的等式中，他为更多的鸟儿、兽类、鱼类和植物腾出了生存空间没有？ 健康的肺部和长寿之间的等式又在哪里呢？ 贝尔在想，奥斯卡·王尔德从经济学角度来描述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是多么棒的一个例子啊：玩世不恭的人就是那些知道所有事物的价格，却对价值一无所知的人。 他的思绪被其中一个进食器的一阵响动打断了。他向外看了看，只见一只白色喉咙的麻雀。这只鸟儿独自停留在进食器的暗钉上，得意地炫耀着它那黑、白、黄条纹的鸟冠。它很快用鸟喙吞下了一粒向日葵种子，然后脑袋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吞下了一粒。贝尔小心翼翼地取来双目望远镜以便更加仔细地观察这只鸟儿。他整个冬天都没见过这种鸟儿呢。他拿着双目望远镜，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以免吓到了鸟儿。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事早就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床头边的电话铃把他吸引了过去。令他吃惊的是，打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丹尼斯·戈森。戈森说有急事要见他。 ※※※ 屠宰桌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搁物架。架子上面挂着闪着亮光的黄铜锅和平底锅。桌子位于厨房的中间。而这个宽敞的厨房正是福斯特·贝瑞特的骄傲和乐趣所在。冬日里明亮的阳光透过天花板南边的两扇天窗照进了房间。厨房里灶台后面的墙壁铺着代尔夫特瓷砖。这让厨房的装饰显得十分高雅，多少有点掩盖了厨房的烹饪功能。屠宰桌上面放着半个新鲜的菠萝和几棵芹菜。 福斯特·贝瑞特选了一把锋利的刀，开始把芹菜切成薄如纸片的斜条。这位哈佛大学的文学家正在准备他周六的午饭。 星期六对他来说显得很特别。他经常会抽出上午的时间来试做一道新菜，并把它作为午饭。如果这道菜能通过他近乎苛刻的审查，就会为他那广为人知的早午餐餐会增色不少。但是这个周六，由于要为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会议做准备，他一贯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在1 月8 日前，他还要研究很多材料——因此，他不得不缩短今天做菜的时间。现在，他正在试验一道叫做“路易蟹肉”的菜。这道菜的烹制过程不是很繁杂。因此，贝瑞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让芹菜和菠萝在金万利酒中浸泡着。 福斯特·贝瑞特对自己能被选入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感到很惊奇，因为他知道哈佛的教员们并不怎么喜欢他。并不是大家不认同他的学术成就。事实上，贝瑞特治学十分严谨，所以这一点决不应该成为大家不喜欢他的理由。但是他对家庭背景，也就是他私下所称的“出身”也有一套标准。他希望这些标准能适用于教员们。但不如他所愿，他发现周围的同事们在种族、国籍和经济背景方面的差异却越来越大。而学校的管理者们在招聘教员时，对于他们的出身、血统越来越淡漠。在他刚来哈佛时，招生办公室在录取学生的时候曾一度向他咨询某个学生的家庭背景和亲属关系。这让贝瑞特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学生的出身就跟SAt （scicAssessme 的缩写，是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所必须参加的考试，）测试成绩和年级平均成绩一样重要。现在，他这方面的知识已经很少派上用场来挑选具有新英格兰贵族血统的学生了。而且，他知道哈佛的核心领导层不太可能被他认为合适的人把持。 福斯特·贝瑞特认为这很不幸。他不喜欢看到他的母校，同时也是他现在的工作单位成为一个多种族聚居地。他更愿意教育那些出身最好而且最聪明的学生，而不仅仅是最聪明的学生。 如果某些时候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宁愿舍弃那些有天赋的学生而选择那些血统高贵的学生。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才是贝瑞特理想中的哈佛校友。 在走进厨房前，贝瑞特一直在看从院长办公室拿回来的候选人资料。其中有几个人他在员工俱乐部遇见过。在这些比他年轻的学者中，他发现几乎没有人欣赏那曾经使教员不胜荣耀的社会传统。很多人都不知道院系的传统。而且贝瑞特怀疑，即使告知他们这些传统，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当贝瑞特看着文件夹里的作品时，他发现很少有人欣赏他所谓的“文科的一体化结构”。 这些人都是专家：低级别职员们并不去探求学问的宽度和范围，而仅仅是在自我领域最小的角落里苦苦奋斗着。他随便拿起一个年轻的天文学家和一个数学家的文件夹。如果贝瑞特要向他们询问希腊人的话，他猜想他们俩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大学里的女生联谊会和男生联谊会。 贝瑞特一直在餐桌上工作。这时，他把文件夹放到了餐桌上，朝厨房走了过去。他从容器中取出半斤重的新鲜蟹肉，准备把它和一小时前刚做好的调味汁和在一起。他小心翼翼地，生怕在搅拌时把一块块的蟹肉弄散。这时，他注意到了包装上的价格标签。这顿午餐可不便宜呀，他心里嘀咕着。 还有一件事情困扰着贝瑞特。他的社会地位让他的开销很大。为了准备一顿周末的早午餐，光是购买食品和饮料，他一下子就花去了500 美元。而他在好望角的消夏别墅也成为了他的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他们家的经济状况过去十分稳定，可如今，随着新英格兰制鞋工业的衰退，已经大不如前了。现在，他主要的收入就是当教授的薪水了。他知道这比起其他院系许多同事的收入还是要少些。 在他看来，大学里的薪级表似乎全是不合理的，全是任意制定的。为什么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物理学家或是经济学家，收入会比一位人文科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多呢？ 他听说过在哈佛也有这类事情发生。在他看来，这预示着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已经在影响哈佛了。哈佛的商业研究所付给教员的薪水甚至更加不合理。有传言说，一个新来的会计学助教一开始就能比英语系、外语系、历史系和他自己所在系里许多在职教授挣得多。 贝瑞特用勺子把准备好了的调料淋在切好的西红柿上。西红柿已被摆放在了最好的骨瓷盘中。他把盘子端到餐厅，放在他早先铺好的桌布上。他打开了一小瓶冰镇的夏布利白葡萄酒，把椅子往桌子边拉了拉，舒适地坐了下来，背对着厨房。他展开亚麻餐巾，把它放在了大腿上。贝瑞特低下头，很满意地看着“路易蟹肉”，并用叉子插了一块。 还不错，他认为。也许下回少放点酒，多放点白胡椒会更好的。他又吃了一口，细细品尝着这混合的味道。贝瑞特咬了一小块螃蟹钳子，眼睛盯着前方。当他想到先前看到过的一些文章作者时，他皱了皱眉头，撇了撇嘴角。这些人的兴趣爱好太狭窄了吧。他们想像力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当他们的味觉被袋装食品麻痹了，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路易蟹肉”这道菜呢？ 贝瑞特抿了一口酒，用鼻子品味这酒香。他细看了一下桌子，叹了口气。 “这所有的东西可花了我好多钱呀。”他低声念叨着。大学里那些品味最高雅的教员似乎总是拿着最少的工资。这是多么的不公平，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呀！ 他那些法国文学系和哲学系的朋友也经常有同感。有时候，人一生中的财产似乎总是通过某种不合情理的形式进行分配的。那名其复印本被贝瑞特在午饭前看过的经济学家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以前有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那么现在也有。 贝瑞特已经浏览过丹尼斯·戈森的作品，也够了解他了。 这个人太过关注于在市场中去一味地追求自我利益。一瓶蒙太奇葡萄酒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于他也是没有用的。但是和具有同样声誉的高雅的文学学者相比，戈森更买得起这样的奢侈品。 贝瑞特在想：像戈森这样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偏离了经济学的原始定义有多远了呢？ 古希腊人认为，经济学就是对家庭事务进行合理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瑞特认为自己比那个要晋升的专业经济学家戈森更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戈森理念中的从经济上管理家庭事务也许就是带全家人去吃麦当劳。这比起贝瑞特刚吃的午饭，花销可少多了呀。像贝瑞特这样有修养的，并有着高尚趣味的人肯定比他庸俗的同事们需要更多的钱。 当贝瑞特把盘子里最后一片蟹肉吃下时，他得出了所付的工资是和趣味的高雅成比例这一结论。 ※※※ 午夜了，走廊上空无一人。索非亚·乌斯提诺夫通常等到这个时候才去商店买点杂货。尽管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但她还是很不习惯去美国的超市买东西。她把购物篮挎在粗壮的前臂上，皮夹子夹在腋下，穿过了走廊。她不喜欢在商店买东西，因此，她走得很快，想尽快履行完这个她认为很繁重的任务。她很有目的性地在商店里跑上跑下。在离她家最近的剑桥超市里，那些值晚班的导购员早就对她的这一习惯习以为常了，并送了她一个外号——“走廊教授”。她来去匆匆，选购着商品，好像无视这些导购员的存在。她嘴角不停地咕哝着。那些能赶得上她步伐的在她旁边的顾客都可以听到她是怎样评价和选购商品的。 “不好，不好，不好，”她那只闲着的手迅速地挨个翻检着苹果，很内行地检验着它们的好坏。最终，她还是对所有的苹果都不满意，手收了回来，不打算买了。“没有一个好的。他们竟然说这些苹果好吃。这一大堆里没有一个好吃的。索然无味，一点儿也不好吃。”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坚信美国人不知道真正好吃的苹果是什么样的。俄罗斯的苹果才真的好吃。她依然记得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在院子里摘苹果的情景。家乡的苹果有点酸，但不会太酸；很甜，但不会过头；很脆，纤维又不多。还有樱桃。 来美国二十多年了，她没吃过一个让她满意的樱桃。 虽然对俄罗斯的水果十分满意，但这种渴望还不足以让她回到祖国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她和父母来到了美国。一到美国，为了熟识西方世界，她学习了美国和英国文学。并且，她对诗歌还产生了一种永恒的热情——用她的话说，这是一个俄罗斯人的本能。但是，她还是选择了自然科学作为她的职业。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她对实验方法的天性，现在，作为世界级的器官化学家，她已经声名远扬了。 乌斯提诺夫教授否定了超市里的水果后，迅速离开了农产品货柜，在通道的尽头一个急转弯拐向右边，一路小跑经过了奶制品专区，拿了一盒酸奶，一盒鸡蛋，一包明斯特奶酪。又一个急转弯，这次是向左转，她经过了一个只摆着清洁剂的长长的通道。 “蠢货，看看架子上这些愚蠢的东西吧。只要摆一个名牌商品就可以了嘛。这个15米长的通道可以缩短到1 ．5 米。”她用深暗的眼睛扫了一下架子上那一排排的货箱和容器。 “就是这些了，漂白剂。”她丝毫没有犹豫就选了最便宜的一瓶液体漂白剂放进了篮子里。 “难道他们不知道漂白剂就是漂白用的吗？ 所有的漂白剂都是浓度为5 ．15％的次氯酸钠溶液。花钱买贵的岂不是很可笑？ ，，她还是不停地咕哝道，”啊，想起那个家伙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古斯曼？ 加斯曼？ ——他说什么来着？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 ——正确的数量。不，最佳的品牌数。，‘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刚刚读完了一些候选人的文件。那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分配给她的任务。怍为一名化学家，她看了戈森的文章后吃惊不小。戈森在文章中赞成了这样一个观点：使消费者受益的品牌增值的范围是有限的。他宣称自己发现了理论上最佳的品牌数量。如果超过了这一数目，或与这个数目不相符，消费者的利益将会受损。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清楚地知道，很多商品尽管商标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液体的漂白剂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哈佛化学系的一个同事曾经请教过一个著名的淡炼乳生产商。生产商告诉她，以他们公司的品牌出售的淡炼乳和食品杂货商出售的淡炼乳是一模一样的。但食品杂货商在出售时，会在炼乳贴上他们自己的商标。而且，两者的售价相去甚远。她还知道，阿司匹林的成分都是乙酰水杨酸。因此，她每次都会买最便宜的牌子。“如果高斯曼先生懂一点点化学的话，他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她边选购商品边咕哝着，“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品牌。” 又逛了几圈，索非亚·乌斯提诺夫的篮子几乎满了。她来到了传统的结账前的最后一站。在这里，她放缓了脚步。为娜塔莎，她的俄罗斯波佐猎犬选购东西，更需要她慎重考虑。她必须选购那些最好的。在选购狗食的时候，娜塔莎的女主人是根据价格来判断质量的。而且，狗食的种类也必须予以考虑。也许，市场上出现了新风味的狗食或者出现了什么新玩具。毕竟，日复一日地吃一种口味的食物，娜塔莎会厌倦的。而给她一个玩具，玩上一礼拜之后，如果没有着迷的话，她也会厌倦的。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仔细搜寻着摆放整齐的各种宠物食品和宠物用品。不一会儿，她的用心就收到了回报。她发现了一款正在推销的新狗食。这种新玩意儿名叫“怒吼的美食家”。市面上现在已经有好几种外国口味了。但是，特别引起她注意的是一种鱼子酱薄饼口味的。她从架子上选了一袋后，朝收银台走去。 正文 第九章 1月7日星期一 “午后下了一场小雪。不过斯皮尔曼家门前的路和台阶已经被清扫干净了。大门门口高挂着的门廊灯发出柔和的椭圆形光圈，照射着房屋的正面，招呼着来访的客人走进宽敞的大厅。现在是1 月7 日傍晚。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聚会。 此次聚会肩负着双重使命。 马拉松式的会议第二天早上就要开始了。会议上将充满激烈的讨论和商榷。大多数委员都赞同在会议开始前搞个聚会，以消除紧张的气氛。委员会的工作既要有成果又要协调一致，并通过一步步的议程，最终以大家期望的全体一致做出决议。但是此次聚会还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所有的人都知道，除了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主席。亨利·斯皮尔曼已经向其他人吹过风了——在聚会上，他要送份礼物给丹顿·克莱格，给他一个惊喜。送这份礼物既是为了纪念他在哈佛担任了十年的院长，又是为了庆祝他六十岁生日。哈佛大学几乎所有的高级教员都很敬重，甚至是喜爱克莱格——一如此和谐的管理者与教员的关系，就如同那张英属圭亚那1856年发行的，面值1 美分，底色桃红，黑色图案的邮票一样少见——委员会几乎所有委员都很赞成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给克莱格一个惊喜，并且大家都执意要为这份礼物出一部分钱。 亨利。斯皮尔曼把“黑杰克”包在一个小小的礼品盒里。 他还邀请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抽出一个小时前来参加晚会的活动。斯皮尔曼计划在这一个小时里把礼物送给克莱格。如果波可哈德来早了，惊喜的程度就要打折扣了。因为丹顿·克莱格非常热衷于集邮，他也经常光顾波可哈德的商店。 布里奇‘斯皮尔曼笑容可掬地穿梭在客人中间，手里端着一盘她早就准备好了的开胃小菜。她还向客人们提供了饮料。 “布里奇，请你务必告诉我这道美味小吃的食谱。”福斯特·贝瑞特跟着布里奇回了厨房，“真是美妙绝伦啊! ” “福斯特，食谱很简单的。就是切碎的黄瓜、奶油干酪和欧芹。” “我知道是这些东西。但关键是怎样调配这些东西的比例啊。” “好的。我可以试着再做一次。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作为一个厨师，我几乎不称量原材料的，” “巴黎的著名厨师都是这样的。” “巴黎! 你也在朝思暮想着巴黎呀。没能去成那儿，真是遗憾呀。你也肯定知道吧，当我们的船停靠在南安普敦的时候，我们离美丽的巴黎是多么近呀。”索非亚·乌斯提诺夫走进了厨房，她想找点冰块加到饮料中。 布里奇摘下眼镜，从厨房灶台上的冰盒里取出了新鲜的冰块，加进了索非亚的饮料里。“你可以自己去巴黎呀! 不必和我们余下的人一起坐飞机回来的。” “但是亲爱的，我要是离开那么久，我的娜塔莎怎么办呀? 她总是那么想念我。就算我离开一两天，她也会生闷气，不吃东西的。不，不，为了我的娜塔莎，就算是去巴黎，我也愿意牺牲。” 他们三个人都笑了。索非亚和娜塔莎在弗朗西斯大街很出名的。 娜塔莎的女主人每天都会带她去校园里，找一个角落散三次步。 每一学期，乌斯提诺夫教授的授课表都是根据她的波佐猎犬清晨、白天和夜晚的习性来进行安排的。 在客厅不远处，有四个人聚在一起闲聊着，就像鸡尾酒会上那样的闲聊。那两个女人不相识。刚开始的时候，她们的话题就是互相询问——你来这里多久了?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你喜欢那里的学校吗? 你做什么工作的? 你也很烦冬天吧? ——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卡尔文·韦伯一边小口地吃着他随意放在盘子里的奶酪块，一边听着他妻子的回答。经常地，听他妻子的回答，他就能了解她的想法。 但是今晚，韦伯没能听到任何他以前没听过或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决定去别处寻找一片有点新意的天地。他漫步到了餐厅，向四周看了看，看见亨利·斯皮尔曼和贝尔夫妇俩正在交谈。 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要不要过去。他们看上去正在聊私事，因为他们互相凑得很近。但是斯皮尔曼用眼睛的余光瞟见了韦伯。 他察觉出了韦伯左右为难的样子，就招手让他的这位朋友过去。 斯皮尔曼在管理学某个方面的长篇大论正要告一段落。 “正如在商业世界里，”斯皮尔曼一边说，一边抬头看着他的听众，“每个人都知道管理是生产的一个关键要素。我们需要通过管理将其他因素整合成生产与分配的统一体。在政府和非营利性机构中也是如此。这些机构的管理者——不论是政府机关的领导，研究机构的主席，还是医院的院长，在决定一个机构的成败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就拿我们系来说吧。”他的声音放低了些，现在仅仅比悄悄话大声一点儿。他用眼睛迅速地向他的听众扫了一圈，“我们系的例子可以最完美地证明我的这一观点。 现在，管理我们这个机构的，刚好是一位糟糕的管理者。以前，在昆西。莲恩担任系主任的那十年里，我们系一直都是团结、和睦与高效率的典范。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系里的所有同事都志同道合，且每个人脾气都很好。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但是，我们拥有的是一位系主任——一个管理者，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他的话。他知道如何让我们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一群拥有远大抱负和出众能力的人。这样的一群人作为一个整体在一起工作，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摩擦。但是，他知道怎样最大程度地消除这种摩擦。 琼和莫里森‘贝尔都听得津津有味。在哈佛校园里，经济系教员之间的不和睦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为什么不和睦，从来没有人给他们分析过。卡尔文·韦伯对此也很感兴趣。在他和斯皮尔曼相识的这些年里，他都不曾见过他的这位朋友讨论院系里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些年来，韦伯也在研究他们系里不同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明争暗斗所产生的紧张敌对情绪令他吃惊不小。毕竟，经过任何这样的争斗后，赢家几乎都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战利品：工资上涨，但幅度微不足道；办公室面积变大，但差别不大；决定研究生奖学金和客座教授职位归属的权利。“即便如此，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韦伯经常在想。他认为，争斗如此激烈，战利品却如此微薄，似乎太微不足道了。但是他还是仔细聆听着他这位经济学家朋友所做的分析。因为斯皮尔曼通常对所有的一般现象都有新颖、独到的解释。 “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院系分裂了，根源之一就是高级教员间思维方式和个性的冲突。”莫里森·贝尔提到。 “不，亲爱的。你难道不记得康奈尔大学的问题了吗? ” 琼·贝尔突然插了一句，“他们的校长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他信奉分裂和征服。“ 斯皮尔曼摇了摇头：“在我们系里，真的不是这样。我们系并没有分裂。我们的系主任伦纳德·考斯特并没有加入某一方来反对另一方。他也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不会让系里的人分成两派不断斗争，以巩固自己在系里的地位。他甚至也不会去奖励朋友，惩罚敌人。确切地说，他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策略。 他指出：‘一个院系如果长期没有宁日，将会导致权力集中在系主任手中。管理部门会更加依赖于系主任，将其作为沟通、交流、对话的渠道。’我可能并不欣赏他的动机，但是我必须承认，为了达到目的，他用的手段很独特。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我一无所知。“斯皮尔曼挤出了一丝夹着愤懑的笑。 “这听起来有点像康拉德小说里那个贸易站站长所使用的策略。”韦伯若有所思地咕哝着。 “你说的是什么呀? ”斯皮尔曼说。 “康拉德写的《黑暗的心灵》里的那个贸易站站长。你知道这本书吗? ”贝尔夫妇俩都看过这本书，但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斯皮尔曼承认他从来都没有看过这本书。 “噢，亨利，这是你的一个不足之处。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小伙子——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人就是康拉德自己——引领着一条船沿着刚果河行进到了丛林里。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控制殖民地经营的贸易站站长。他管理这个殖民地的方式就跟你说的一样。但是他是通过搅乱人的心神来进行管理的。他手下的人都不喜欢他，但也不惧怕他。他们并不尊敬他。他不组织属下从事生产经营，不改革创新，也不对生产经营进行统筹规划和安排。这类事情他都不做。作为一个管理者，他没有什么可以为人称道的——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但是年复一年，他还是稳稳地占据着他的位置。由于他搅得属下不得安宁，他的职位始终稳如泰山。这让我想起了你们系主任。“ “我想是这样的。听起来挺像考斯特的。他让每个人都不得安宁，”斯皮尔曼喊道，“他们最后是怎样摆脱那个家伙的呢? ” “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摆脱那个人——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体质十分出众。他不大合群，仅仅比每个人活得久。” “这个结局不好，”斯皮尔曼笑着说，“幸好在我们系，系主任的任期不是终生的。同时，我必须学会与一个不大合群的考斯特共事。” 在客厅的另一边，房屋的中间，站着今晚的焦点人物——丹顿·克莱格。他的嗓音十分低沉，但高贵的外表弥补了这一点。 今晚，他的穿着跟平时在办公室一样：一件海军上衣，一条灰色裤子。灰色裤子和他的灰色头发搭配得很好，使他那瘦削的脸更加突出了。大家都知道，克莱格的成就本身就足以代表他了。不过，他还吹牛说他只适合穿他在海军服役期间时的那套制服。克莱格站在拱廊那里。一边是餐厅，一边是客厅。这样，他能够更好地看到聚会的整个场景，并且其他人也不容易靠近他。他知道自己作为院长，许多事情都不能在校园里通过正常的沟通渠道来完成。但是，在今天这种场合，通过一个暗示，一句议论，一条建议，或是一句评论，就可以很巧妙地把在校园里不方便办的事办成。他同样意识到，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明天即将召开的会议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候选人们要竞争有限的几个终身教授的名额。 “晚上好，丹顿。还要祝贺你啊。”维勒莉·丹泽穿着一条灰棕色的土耳其式长衫，从客厅走向了克莱格，“我不知道哪一个里程碑更令人瞩目些。是活了六十岁呢，还是当了十年的院长? 但是我很开心你二者兼而有之。” “谢谢你，维勒莉。太感谢你了。我不敢肯定这两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值得称道。我活了六十年了，身体还很好。别人告诉我这纯粹是遗传的作用。我对此是无能为力，不可能去控制的。虽然过马路时，我往两边都要看一看。而我当了十年的院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的教员们。我甚至没有怎么控制他们。”当他停顿下来时，维勒莉- 丹泽冲着他的双关语笑了笑。“但是我依然接受你的祝贺，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感谢的话。明天等着我们的工作很艰巨，还需要你帮忙完成这项困难的工作呢。我知道这样的度假方式是很糟糕的。我必须请你为此事保密。海外董事会已经清楚地告知，今年文科系和理科系中最多只有五个年轻人能够得到晋升。我相信我是可以信任你的。你明天一定会严格执行标准的。”克莱格抿了一口他手中的饮料。 “是的，你尽管放心吧，丹顿。我今天下午刚看完那些文件。 我决定了，在这么一个美好的聚会后，我就赶紧回去睡觉。“ “非常明智。把你的力气留给那个繁重的工作吧。要再添点饮料吗? ” “我想要杯提神的。”院长挽着她的手，把她带到了布置在餐厅的吧台。 奥利弗·吴站在客厅的一角，注视着发生的一切。他是一个不大合群的人，也不太重视这些社交聚会。他更愿意待在图书馆的个人阅览室里。但是，有些聚会是工作上的需要。他把这个为院长举行的聚会也归为这一类。他认为院长是个有能力的学者——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而且他不是个坏家伙。但是跟大多数同事不一样，吴教授对丹顿·克莱格并不十分热情。这并不是因为他和克莱格有什么私人恩怨。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有些疏远但还算比较真诚，但那只是吴教授的礼貌罢了。丹顿·克莱格现在的职位是奥利弗·吴曾经渴望过的，并且在克莱格被委任为院长时，他离这个位置也是仅一步之遥。在那以后的十年间，他不断地著书立说，以此掩饰他的失望。特别是他对博彩业进行了分析，详细描述了这个非法产业的内部运作。而他通过对黑手党的横行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社会学原理也为他赢得了很多声誉。在普通的观察者眼里，吴教授看上去完全沉浸于他的学术追求中。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工作聚会来影响他正在做的研究，吴教授可能会更加宽慰。 奥利弗·吴是一个孤僻的人，他不会和其他人分享他的内心感受。但是，错过了这个院长职位后，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深的伤害。这种伤害远没有痊愈，并且痛苦有增无减。他把愤恨隐藏在了平静的外表下，而这种愤恨更刺激他写出了丰富的作品。 当丹顿·克莱格被选为院长时，奥利弗·吴认为这让他很丢面子。这是在人生中，耻辱第一次降临到了他身上。 如果吴教授从来不曾得知他未当选的原因，也许对所有的当事人会更好些。但是选拔委员会的一个熟人，由于不想让吴教授怀疑他投了反对票，把详情告诉了吴教授。在最初的审查中，委员会更倾向于选择吴教授。只有莫里森·贝尔反对他。他支持的是丹顿·克莱格。而使委员会注意贝尔的意见的，正是这个数学家的论据。他认为克莱格是更优秀的学者，并且能够给学术院长这个关键的职位带来更多的权威。贝尔通过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简短发言赢得了胜利。他熟练地运用了他的职业幽默，用讽刺的语言，还时不时地卖弄点学问，对比了吴教授和克莱格的文章及作品。他通过损害吴教授的名誉而巧妙地提升了克莱格在学术上达到的高度。克莱格最终获胜了。当吴教授听到这些内幕时，他感到很受辱。他不能也不会忘记这一切的。 他也永远不会忘记莫里森·贝尔的。两年前，学校考虑任命奥利弗‘吴为哈佛的讲座教授。当了讲座教授后，尽管工资不会大幅度增长，但是和此有关的津贴和声望是很有分量的。主要还是讲座教授所带来的声望：讲座教授就像一个商标，把他和其他学者区分开了。它表示一种承认，能给所在院系带来荣誉。吴教授本认为这个讲座教授的职位是对他曾经受伤的自尊心的一种安慰。这象征着哈佛对他学术名望的崇高敬意。学校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对吴教授的资格进行评估，并向校长做出推荐。 但吴教授又一次落选了。虽然委员会的构成是个秘密，但吴教授确信莫里森·贝尔又再一次成了他讨厌的人。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是对的了。这一次，消息不再是来自某个委员，而是他的出租车司机雷蒙德。 人们在出租车后座所说的话真是太令人吃惊了。他们无视司机的存在，就好像把司机当作没有听觉的机器人一样。如果不是决定吴教授讲座教授职位的委员会的其中两个委员那么粗心大意的话，吴教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怀疑是对的。这两个乘客详细讲述了莫里森。贝尔为了诋毁吴教授的声誉而对他作出的评价。其中一个乘客还在模仿莫里森·贝尔描述吴教授发表的研究时那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口吻。另一个人不停地哄笑。这惹恼了雷蒙德。他都快气炸了。再明显不过了，是贝尔改变了大家对吴教授的看法。 吴教授郁闷地沉思着。突然，女主人布里奇走了过来。“吴教授，你和这里的每个人都打过招呼了吗? ”布里奇·斯皮尔曼希望她的客人们都玩得开心，“我敢打赌你还没见过贝尔夫妇俩吧。”她走上前，拉着吴教授的手臂。“让我领你过去，给你介绍介绍吧。我敢肯定你会喜欢他们的。” 一眼就看得出来，吴教授愣住了。布里奇·斯皮尔曼意识到自己有些失礼了。她的这位客人明显感到了不安。“你还好吗，吴教授? ” “老实说吧，斯皮尔曼太太。我不大喜欢被人勉强去见某些人。特别是贝尔教授。我想如果你去问问他，他也会有同感的。 他评估了我两次，都认为我不合格。我找不到任何再给他一次机会的理由了。“说完这些，吴教授说了声抱歉，一个人朝自助餐区走去了。只留下布里奇- 斯皮尔曼一头雾水地站在那里。 福斯特·贝瑞特坐在斯皮尔曼家客厅的长沙发上，和索非亚·乌斯提诺夫聊着天。“你知道的，在我工作的领域里，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了。我的意思是说的文本就摆在那里。 学者们可以翻译它，研究它，讨论它的意思。但是谁做梦都别想编出一本新的。至少我认为他们是办不到的。我相信有许多鉴定手稿的方法，但那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 “哦。在我工作的领域，有许多方法可以再现科学研究的，” 乌斯提诺夫回答道，“但是要花很多时间。你听说过化学系的那个丑闻吧。一个聪明的本科生伪造了我一个同事正在做的实验。 数个月之后，这件事人人皆知了。现在，这个同事的工作一片混乱。人们说他应该重新检查一下学生们的作业。但是我对他们说，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亲自重做数百小时的实验吗? 那你还要实验室的助教干什么用呢? 还有研究生呢? 甚至博士后呢? 重做的代价是什么啊? 现如今，大家都知道科学研究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试着去鉴定每个人的研究，那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他们算过吗? 数百万! 数十亿!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吃着她的烧烤牛肉三明治，似乎这可以缓解她的激动。 贝瑞特一脸疑惑地看着乌斯提诺夫。他喝了一口雪利酒，把酒杯放到了他身旁的桌子上。“但是为什么要伪造数据呢? 是不是有些科学研究方面的事我不懂呢?如果你想知道一种化学物质和另一种物质是怎么反应的，那只有一种方法呀。到底为什么还会有另一种方法能够引发反应呢? 我的意思是说，难道关键不是在于学习哪种方法吗? ”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把剩下的三明治放到了盘子里，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亲爱的福斯特，你对科学研究的见解真是太独到了。你应该去当科学家。在我们从事的领域，我们喜欢测试假说。但是大多数时候——没错，应该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得出事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事实清楚后，我们通常希望我们事先的假设为人所接受或肯定。我们关心的是方法。这意思就是说名誉——提醒你，这和一个伟大的电影明星或是政治家的名誉不同，这种名誉是一个学者能得到的最好的赞赏——你自己的那种赞赏。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赞赏那些发现自己所珍视的假定是垃圾的可怜人呢? 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应该吧。” 福斯特·贝瑞特很少跟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待在一起。 因此，他不知道怎样去理解他这个同事所作的评论。他慢条斯理地把一些浓郁的肉酱涂在薄脆饼干上，把肉酱在饼干表层弄平，就像一位石匠在放下一层砖块前把灰泥抹平一样。他们两个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分享着糕点。“但是索非亚，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学生或是实验室助教要去伪造实验研究呢? 如果一个教授去伪造研究实验，这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是一个学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 “福斯特，在你从事的领域，你不用在实验室工作。你不会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日复一日地和合作伙伴有接触。你知道在这样的团队中能发展出什么样的关系吗?为了一个实验，他们要计划在实验室待上数干个小时。为了什么呢? 如果学生或是助教知道这个目的，你能想像得出吗，如果他们在诱惑的驱使下，去偷看了那些资料，会怎么样呢? 就像你说的用‘那种方法’。特别是当这个学生的事业被这位科学家阻碍时。福斯特，那种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要看到资料也不是真的很难，就像我的一位老师过去所说的，如果你受够了数据的折磨，它就会把你供出来的。” 大概在八点半左右，布里奇·斯皮尔曼听到了有人轻声地敲他们家的前门。她想这个时间，该是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来了吧。她跟杰西卡·克莱格说了声“抱歉”，终止了和她的谈话，然后走向了前门。她还没走到，来人就已经推门进来了。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和一位年轻的女士走进了大门。 “啊，斯皮尔曼太太，”当他看见布里奇朝他走过来时，他大声地说，“我以为你可能听不见我的敲门声，所以我就冒昧地自己进来了。我相信你还不认识我的朋友。这是梅丽莎．香农。，，虽然布里奇。斯皮尔曼没想到波可哈德先生会带个女伴来，但她还是很快地向这位女士表示了欢迎。”非常高兴你能来。请进来吧，见见这里所有的人。“ “你先生最近去我店里时，他们已经见过面了。但是我敢肯定还有很多人她不认识呢! ”波可哈德把他们的外衣和手套递给了这位女主人。 “去客厅吧。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马上就来。” 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挽着他女伴的手，陪她进到了客厅。 那里，他们碰见了亨利·斯皮尔曼。“你好，克里斯托夫。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也是，这位小姐……” “梅丽莎‘香农。”这位年轻的女士自我介绍道。 “我相信你们俩已经见过面了。”波可哈德说着。 “是的，我的确对你还有印象。很高兴你也能来。” “在这种场合，也许我能见到那个丹尼斯- 戈森了吧。我久闻他大名了。”波可哈德问亨利。 “恐怕你今晚是最不可能在这里见到丹尼斯·戈森的。他是明天我们要讨论评估的晋升候选人之一。而客人中所有的教员都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如果丹尼斯·戈森在这里，我们其他人都不可能在这儿了。” “如果梅丽莎写封推荐信对那个年轻人的晋升有帮助的话，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很乐意写吧。我说得对吗，梅丽莎? ” 梅丽莎察觉出波可哈德话语中带着一丝尖酸刻薄。她假装没听见，但是看得出她很困窘。斯皮尔曼也注意到了波可哈德言语中的刻薄，他也假装没听见。他把他们两人领到了自助餐桌旁。 在那里，布里奇已经摆放了一盘新鲜的加了辛辣调味品的鸡蛋，切成片的烧烤牛肉，饼干和各种各样的美味食品。“请随便用，” 说完，亨利又问他们要什么饮料，“慢慢吃吧。我想过大约半小时再送礼物吧。”斯皮尔曼走开了。 “克里斯托夫，我希望你别老是把丹尼斯放在心上，”梅丽莎一边轻声说着，一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见了就知道了。还有，我跟你说过的，无论我和丹尼斯之间发生了什么，我都希望你和我是朋友。你知道的，对于你的关心，我很感激。我真的很感激你。不可能再有什么人比你更关心我未来的幸福了。” “你好。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以前没见过面。你肯定是那个卖邮票的人吧。我叫索非亚·乌斯提诺夫。”波可哈德和梅丽莎愣了一下，然后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私人谈话，转而去和这个好交际的化学家见面了。维勒莉·丹泽也跟着乌斯提诺夫教授过来了。他们互相介绍了自己。这时候，亨利·斯皮尔曼也加入了他们四个人，并给刚到的波可哈德和梅丽莎拿来了饮料。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注意到克莱格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也暂时看不见他们。于是，她便向波可哈德问起了邮票。“噢，恐怕你得再等等，教授。盒子里装的东西会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除了斯皮尔曼教授和我自己——当然，梅丽莎也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今晚的主人还期望着我的职员错把一张世界上最珍贵的邮票放进这小盒子里。那么，这难道不会让你们院长大吃一惊吗? ” “哦。但是香农小姐，既然你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那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询问道。梅丽莎·香农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她一开始并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你和波可哈德先生一起做邮票生意吗? ” “噢，不。我是一名研究生。我在波可哈德先生的店里做兼职。” “我明白了。你是在哈佛上学吗? ” “不，是在波士顿大学。”梅丽莎停了一下，“但是，我和哈佛一位教授订婚了。” 波可哈德大吃了一惊。“哦，太棒了，亲爱的。那个幸运的年轻人是谁呢? ”乌斯提诺夫问道。 “噢，我想我不应该说的——至少不应该对你们所有人说。因为我想你们都认识他。是丹尼斯·戈森。”维勒莉·丹泽仔细打量着这个年轻女孩，眼睛都眯了起来。“噢，是的。我们都认识他，” 丹泽说，“有些人和他还更熟些，但是我们都认识他。不过，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谈论他的。明天有的是时间谈他。” “克里斯托夫! 你在这里干嘛呢? ”丹顿·克莱格刚刚进了客厅。显然，看见他熟悉的邮票商人兼邻居，他感到很吃惊。 “我看见你也带了香农小姐一起来。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工作都让我喘不过气了。但是，我现在一点儿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能看见两位专业集邮票家加入我们，真是太棒了。你还好嘛，克里斯托夫? 你看上去脸色苍白。“ “我很快就没事了。只是有一点儿晕。仅此而已。坐一会儿的话，可能……” “要点什么吗? ”布里奇·斯皮尔曼很关切地问道。 “不，不。我现在没事了。谢谢你。” “你真的没事了吗? ”梅丽莎问道，“要我送你回家吗? ” 她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但是被他甩开了。“我说过了，我没事。” 他的语气冷冰冰的。突然，他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我说过了。 我没事。“他的语速比平时快了些。 半小时过去了。亨利·斯皮尔曼宣布说：“让我们开始送礼物吧! ”大家聚在了客厅。当丹顿·克莱格听到亨利·斯皮尔曼对他的一番颂扬之词时，他大吃了一惊并深受感动。在赠送礼物前，波可哈德先介绍了这张邮票的来历。然后，杰西卡亲了一下她丈夫的脸。大家都唱起了生曰歌。索非亚·乌斯提诺夫的声音比其他人都响亮。 对于如释重负的布里奇·斯皮尔曼来说，今晚的聚会是一个完美的成功。如果没有奥利弗·吴那稀奇古怪的行为，她会认为整个晚上都是在她的计划之中进行的，没有任何的意外。 正文 第十章 1月8日星期二 “什么不说话啊？ 我们到这里后，你就再没说过一句话了。”梅丽莎·香农在她未婚夫的脸上寻找着答案。丹尼斯·戈森重重地把咖啡杯放到了桌子上。他使的劲太大了，热气腾腾的深色液体溅到了大理石桌面上。现在是下午三点钟左右，他们会面的咖啡店里几乎没什么人。 “我认为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今天的心情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的，我的事业前途的决定权控制在别人手里，也许正是此刻。 对于他们的决定产生的后果，那几个人是不会像我这么关心的。 如果要他们为否决一名候选人晋升付出代价的话，那他们做出的决定可能会不一样。“ 一位女招待小心翼翼地拿起戈森的杯子，用抹布擦了擦桌子。“还要一杯吗？ ”这个年轻的女孩问道。“当然。好的。”戈森头也不抬地回答道。女招待拿着他的杯子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她端了一杯刚冲好的咖啡回来了。 梅丽莎并不满意戈森的解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逐渐了解了戈森的脾气。这种心情肯定不是“我在为我的事业担心”。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意味着戈森的话会很多，而且会很尖刻地嘲笑着即将来临的劫数。如果是那种心情的话，丹尼斯不会沉默的，反而会比平时话更多。他现在的心情更多的是“有件事烦着我呢，而我还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事。”这时，他变得非常忧虑，牢牢地受着这件事的控制。“我知道升职带给你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也很了解你。那不是你今天烦恼的主要原因。是我吗？ 我做的什么事让你烦恼吗？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们订婚了丹尼斯。如果出了什么事，我有权知道的。”她说这些话时，丹尼斯把咖啡杯端到了嘴边。他闭着眼，抿了抿咖啡。突然，他睁开了眼睛，用冰冷的目光盯着梅丽莎。他慢慢地把杯子放到桌上，继续盯着她。 时间仿佛停滞了，过得特别地慢。 “我想你应该知道出了什么事。你说我们订婚了。未婚妻和她的老板约会，这种订婚算什么呢？ ” “丹尼斯，不要那么荒唐了。我没有和我的老板‘约会’。 那真的不叫约会。克里斯托夫昨晚要展示一张邮票。他叫我一起去，和他做伴。我觉得他是好心才叫我去的。另外，如果我想要隐瞒什么事情的话，我又怎么会和他去你同事家呢？ “ “你会的。如果你不在乎我的感情的话。” “但是我真的很在乎你的感情呀！ 我非常在乎，看上去我比你在乎多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 “我的意思是说你无所谓和谁在剑桥城出双入对。你也不在乎这种事对我的影响。” “如果你说的是维勒莉·丹泽，那么你别提了，根本就没有那回事。我以前就告诉过你，我们是在员工俱乐部的一次晚会上认识的。后来是她邀请我——我可没叫她——和她一起吃晚饭。 我们在餐厅被人看见了。有些人以为我们在谈恋爱，所以就开始邀请我们两个一起出席一些活动。没记错的话，那种事情最多就发生过两次。所以如果你听到了别的什么事的话，那肯定就是流言在歪曲事实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她了。“ “她可没有忘记你啊。我昨晚见到她了，当我提到你的名字时，她的反应清楚地说明了一切。” “也许我并非如你所想那么容易被人忘记。”戈森停了一下，“她记得我。那又怎么样呢？ 我不会因为别人的妒忌而有意避开她。” 梅丽莎笑了笑。“我也不希望你这样。我也会和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见面的。他人不错。大方而且心地善良。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帮得上他的忙，就像昨天晚上那种情况，我想我有权利这样做吧。戈森，我也需要有一些私人空间。” 戈森也冲他未婚妻笑了笑。他把手伸到桌子的那头，紧紧地握住梅丽莎的手。“我们去做饭吧，”他说，“你忘掉维勒莉·丹泽，我忘掉波可哈德。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梅丽莎·香农答应戈森了。他们的手握了一会儿。但是，她能感觉到他还是愁眉不展。他的手握得很紧。她看了看他。他下巴紧绷着，还皱着眉头。“你还有别的心事，没错吧？ ” 戈森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他的嘴唇没有动，他在思考着什么。该不该告诉她呢？ 他拿不准。他已经反复琢磨过了，已经决定不告诉她了。但是现在，她那么直接地问了。这就不一样了。突然，他有些激动地开口了：“梅丽莎，我很担心，我非常忧虑啊！ ”他看了看四周，确保没人在偷听。“我的确有心事。 已经好几天了。我知道，除了你，没有人会听我倾诉这件事了。 但是你只管听，不要出声。“ “好的。我只管听，亲爱的。”梅丽莎很害怕。她从没见过戈森如此焦虑过，“当然，亲爱的。我愿意听你倾诉。” “梅丽莎，我知道一些爆炸性的新闻。你昨天晚上在聚会上碰见的那些人里边，有一个人是大骗子。我不但知道，还可以打包票。那个骗子已经向我招供了。他向我保证只要我守口如瓶，他就让我晋升。” “戈森，这听起来像是敲诈。” “刚开始时不是这样的。你是了解我的。刚开始我毫不知情，我只是去找那个人询问一些有关研究的事。你真该听听他的回答。变卦，作假，一些数据错位的托词——我的意思是说，他的回答很蹩脚。那天晚上，我就确信他在数据上作假了。所以，一开始我就让他按正确的方法改正这些事情。我想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系主任。但你不知道，考斯特把我弄得多么的不安。接着，我又想告诉亨利·斯皮尔曼。我很敬重他。而且，他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因此，他理应知道此事。但是，他根本就不听我说。因此，我只好去找了另外一个委员。但是我又一次吃了闭门羹。接着，我又去找了另外一个委员。但我发现他们都不跟晋升候选人说话。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不正常了——都疯了。 因此，我决定打出仅有的一张王牌。我不会让那个人阻止我的。 我工作得那么努力，但是由于有了这些骗子的存在，我的事业可能就会一无所有了。我不认为这是敲诈。这是一笔交易。你确保我晋升，我保全你的名声。我守口如瓶，你让我得以留任。“ 梅丽莎·香农低着头看着桌子。她突然觉得很冷，微微地颤抖着。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她不认为戈森从这笔交易中获益了。相反，她觉得这场游戏中，所有的人都是输家。她的未婚夫很年轻，很鲁莽。她希望他去请教一些年长而睿智的人。 正文 第十一章 1月8日星期二 “傍晚的阳光透过窗帘，在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投下了条纹状的阴影。这些阴影被成堆的文件和笔记本分隔开了。有些文件和笔记本悬在了桌沿边，摇摇欲坠的。会议桌的周围，摆放着一把把深棕色的赫曼·米勒牌旋转椅。椅子上，堆放着更多的文件和笔记，有的还散落在地毯上。 在哈佛，院长办公的地方是三间并排的房间。院长会议室是其中的第三间。第一间既作为接待室，又是院长的私人秘书、打字员和接待员的办公室。房间的后墙摆放着文件柜。第二间，也是最小的一间，是克莱格的办公室。这里是他批改文件的地方。 有时，他也会在这里会见个别教员或是一小群教员。走出这个房间，穿过古色古香的玻璃门，就到了会议室。这里是克莱格召开委员会会议的地方，有时候，他还会邀请一些人前来，喝上几杯鸡尾酒，有时甚至还会请他们吃饭。会议室的其中两面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摆放着成排的用樱桃木薄片镶饰的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克莱格的一部分人类学方面的藏书，还有教员们送给他的作品赠送本。而他那为数不多的大学管理方面的书籍则放在了隔壁的房间——他的办公室里。 只有奥利弗·吴还坐在会议桌旁。看上去，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复查着一篇手稿，还会时不时地翻动着一张黄色便签，查看着记在上面的东西。透过眼镜那厚厚的镜片，他仔细地看着材料。 而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则围坐在一个咖啡壶和推入会议室的一辆点心小推车的周围。会议已经足足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了。现在是第一次休息。到目前为止，商议虽然进行得很紧张，但却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味道。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讨论却始终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着。克莱格院长嘴里用力地嚼着饼干，心里暗自思忖着：昨天晚上在斯皮尔曼家聚会的目的——对外宣称的，是要消除委员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就目前看来，很好地达到了。但是他心里也清楚，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了。经验告诉他：随着委员会会议的进行，即便是最没有脾气最温和的学者也很容易和别人发生争吵。委员们会变得疲惫不堪，而原先温和的态度也可能会变得唐突无礼、简单粗暴。 “我想，我不得不宣布休息时间结束了。”在委员们叽叽喳喳的聊天声中，克莱格用庄重的语调说道，“我们现在吃点心、喝饮料的时间越长，那么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会越长。大家能各就各位了吗? 你们可以把杯子拿到会议桌上去。” 克莱格用手势示意，让那位食品服务部的年轻女士把点心饮料都拿出会议室去。她退出房间时，克莱格还向她表示了感谢。 在研究讨论每个晋升候选人时，按照程序，克莱格都会让候选人所在系的系主任前来委员会。因此，会议桌的一端摆放着一张空椅子，以便系主任们就坐。每次，对一名候选人的讨论结束时，克莱格的秘书都会适时地将下一个候选人所在系的系主任领进来。每个系主任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封信，信中概述了系里和系外的人对此名候选人的工作及其未来学术上的潜力的评价及建议。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会议上，系主任不必将此封信全部念出来，只要简要地进行总结概述就可以了。系主任同样也可能会提出他或她的个人意见。这些意见可能和候选人文件夹里其他人陈述的意见不同，甚至可能与这些意见相冲突。但是候选人本人是不允许前来接受委员们的面试的。这是学术界的特色之一——跟营利性的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某个教员的一生和学校本身都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是由一个委员会做出的，而且这个委员会从来不会对候选人进行面试。在大多数情况下，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不认识，更别提认识申请晋升的当事人了。系主任出席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接受委员们就候选人的有关情况的询问。 询问程序结束后，系主任就要回避了。而委员会的秘密商议随即正式开始。 根据安排，下一位要来陈述候选人情况的系主任是经济系的伦纳德·考斯特。这个学年，他们系在助教这个级别上只推选了一名候选人。克莱格按了一下他椅子旁边的桌沿下的按钮，以此信号告知他的秘书：委员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可以见考斯特了。 而此时，考斯特正等候在外面的办公室。 穿过敞开着的玻璃门，考斯特慢慢地走了进来。他点头向委员会的委员们问了问好，并向他们挥了挥手。然后，他坐到了那张空椅子上。他脖子上套着一件灰棕色羊毛衫。毛衫竖得很高，几乎盖住了穿在里面的彩色格呢领带和格子呢衬衫。他穿着灯心绒裤子，高帮皮马靴和羊毛袜。这幅装扮，看上去更像是去远足的，而不是来做陈述的。他把带进会议室的马尼拉文件夹放在了面前，看着会议桌，好像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椭圆桌的正中心似的。 “伦纳德，我们的程序你应该很熟悉了，”克莱格说道，“请你开始概述一下候选人的工作吧——现在到谁了呢? ——噢，对了，是丹尼斯·戈森先生。每个人手头上都有他的文件吧? ” “谢谢你，克莱格院长。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系里没有推选过一个候选人。我们一贯严肃认真地履行着我们的职责。有些人资历不够，这一点一经你们的讨论便会暴露无疑。如果举荐这样的人，肯定会让你们怀疑我们系的评估和判断能力。因此我们是不会让这种人通过我们系的评估，来接受你们委员会的讨论的。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敢毫不犹豫地举荐丹尼斯·戈森。戈森先生在过去五年里取得的成就，从质量上来讲——毕竟对一个学者，这才是最重要的——是非常了不起的。真的，非常了不起。同等级别的人中，在研究理论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们收到的来自这个领域尖端学者的信可以说明一切。我想，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全都看过这些信了吧。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写～封热情洋溢的信来称赞某个助教。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很明显，戈森为他研究领域里的每个有分量的人物所熟知。对于他所做出的贡献，我在这里不想再具体多说什么了。但是我非常乐意回答你们各方面的问题。请允许我再补充一句：在我们系里，戈森的位置是很特殊的，而这个位置是很难有人能代替他的。我讨厌试着再去找其他人。我认为没有哪个地方的什么人能够代替他。” “考斯特教授，你为你们的候选人作的陈述好极了。你所介绍的情况也很让我吃惊。我可没有想到我们的一个在职教授要在一个循环里进行论证。” 考斯特看着维勒莉·丹泽，皱起了眉毛。他在等着她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她却没有再说什么。最后，他说道：“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她很急躁地回答道，“是说戈森先生写的文章完全是基于循环论证。” “丹泽教授，对于你所说的，我表示怀疑。请你举个例子好吗? ” “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基于功利主义。恐怕，心理学家是不会再相信功利主义了。人们做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带给了他们最大的利益——这种说法，恐怕不能用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吧。戈森先生宣称其要去检测的每个假设都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知道，维布伦在世纪之交时就已经彻底粉碎了这个观点了。难道经济学家们不再看维布伦的作品了吗? ” 伦纳德．考斯特自贬似地笑了笑。“也许，这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经济领域里年轻的一辈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维布伦，我是一点儿都不会感到惊讶的。事实上，在当前，他的确是过时了。” “这太糟糕了，”丹泽回答说，“因为他关于人性的观点比起戈森的模型里那些夸张的描述要更接近真实的人类行为。” 考斯特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我明白你所说的，我也相信你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你不应该仅仅因为他采用的模型而否定一个年轻的学者。” 这个时候，奥利弗·吴插了一句：“我也有一个与丹泽教授相似的异议。我觉得戈森先生对于人性有一种过时的观点。丹泽教授说戈森是在循环论证。只要循环足够的大，我想我是可以理解这一点的。事实上，我的异议是——我想，在这一点上，丹泽教授会支持我的——戈森认为人类的行为只有单一的动机。这种理性观点在这个人的作品中达到了极致。我的意思是说归谬法。 如果人们真像戈森所认为的那样，为自己所走的每一步都进行计算的话，我们的社会结构就会被拆散的。“吴教授提高了嗓门，话语中带有一丝尖锐。在吴教授说这些话的过程中，维勒莉·丹泽都在用力地点着头。 伦纳德。考斯特不习惯被他人所迫。会议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委员们对戈森的作品提出的这些异议，他没有一点儿准备。他开始支支吾吾了，并用求助的目光打量着他的同事们。他想摆脱这种困窘。在整个问询过程中，斯皮尔曼都弯着背，合着手，双手抱着他的秃头，胳膊肘则搁在桌面上。 到目前为止，斯皮尔曼一直都很自愿地保持着沉默。从讨论的一开始，他从丹泽和吴教授的话语中就觉察到了他们那强烈的反对味道。但是他知道，出于礼仪，考斯特必须为系里的候选人据理力争。斯皮尔曼不习惯这样控制自己。他相信有些不合逻辑的话是需要纠正的。在这个时候，他无法再容忍下去了。斯皮尔曼一贯的愉快心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用力地摇着头。他插话了：“对不起，请原谅。伦纳德，你竟然允许他们这些错误的观点持续这么久而没有人去反驳他们。我真的感到很意外。” “对不起，亨利。我……” 这个瘦小的经济学家挥了挥手，拒绝了考斯特的解释。斯皮尔曼知道，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少去反思他们学科中的偏见。 “这些异议没有任何价值。没有经过评论，又怎么能通过呢? 在丹尼斯- 戈森的分析作品中，可能确实有不足之处。如果我们足够仔细地去看他的文章，我们是能找出错误之处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是，丹泽和吴教授到目前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将其作为对戈森作品的批评而认真考虑。我所听到的大多数话代表了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一些误解。” 会议室的气氛变得很紧张了。奥利弗- 吴的双眼透过厚厚的镜片，斜对着桌子看了过去，注视着斯皮尔曼。他的胡子都竖起来了，很明显地可以觉察到，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维勒莉·丹泽也觉得很不舒服。她知道斯皮尔曼喜欢口头争论上的互相迁就，但是她并不喜欢。她吸了一口放在面前桌子上的可乐，表情变得很冷峻。斯皮尔曼的目光穿过会议桌，盯着奥利弗‘吴。在他的眼镜后露出一丝若隐若现的激动。他笑了。他转动着脑袋看着其他委员的脸。然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坐在他对面的索非亚·乌斯提诺夫的身上。 “索非亚，想像一下——如果你不得不把钠离子和它们最不感兴趣的氯离子放在一起，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吧。”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耸了耸肩，回答道：“钠和氯——它们是不能共存的。它们不能论证什么，也不能进行交流。它们跟人不一样。” “完全正确。它们跟人不一样，”斯皮尔曼回答说，“因此当你用它们做实验时，它们既不会抗议，也不会干涉你的实验。”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考虑着她在实验室试验中遇到的顽固微粒，她的眼睛眯了起来。如果化学物质会和她争论，会诱骗她，会对她撒谎，或者会试着跟她评理的话，那么作为一名化学家，她的生活就不会那么充满乐趣了。 “经济学家不可能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如果你做实验的话，人们会和你争论，会诱骗你，还可能会谎报信息，比如他们的收入或是资产。正是由于在实验室里，我们不能拿人这样有生命的反应物来做实验，我们才通过评估发展出了理论。而且我们不是凭理想主义来评估它们，而是通过它们的实用性来评估。 ‘实用性’，当然是指这些理论能够很好地预测结果，或者是对实践有一守的暗示作用。诚然，经济学家有时候仅凭空想来发展理论，这样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脱离实际。丹尼斯·戈森假定人是高度有理性的，做事情时会尽可能地发挥出其效能。这并不表示他在阐述一种他认为是和实际相吻合的人性观点。只是，为了证明他的研究课题是切实可行的，他必须这样做。效用最大化是我们所总结出的最强有力的归纳和概括之一。它的实用性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了。对于一个经济学家，你能要求他做的，只能是要求他的理论有高标准，并被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的许多细节，理论就只是一个归纳概括。“ 对于这一点，奥利弗·吴提出了疑问：“如果一个理论，其假定是不现实的，那么，这样的理论能预测未来，指导实践吗? ” “一直都是这样的呀，”斯皮尔曼回答说，“物理学家设想了完全的真空。他们还设想了无摩擦的飞机。而我们并不向他们抱怨——嘿，这些东西不现实啊——不是吗? 我们当然不会抱怨了。经济学家假定了效用最大化，并以此为基础来测试理论。” 丹顿·克莱格不耐烦地看了看手表。他觉得该控制一下这个会议了。“还有人想问考斯特教授问题吗? ”他插了一句。 “请再给我一点儿时间，丹顿。我想回应一下维勒莉刚才所说的。” “亨利，我们很快要见来自生物系的罗斯博士了。我们必须注意把握一下我们的时间。” “请再宽限我两分钟，丹顿。这很重要。我想回应一下维勒莉刚才所说的。”院长很清楚，当他的朋友执意要教训别人的时候，你是没办法让他改变主意的。克莱格答应了斯皮尔曼，允许他继续说下去。 “维勒莉，我能试着用你手中的软饮料来向你解释你对经济学循环性的错误看法吗? ” “很高兴能接受你的赐教。” “关于可乐有两件事情。我敢保证你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它们太普遍了。但是它们对效用理论有很大的暗示。第一件事情是：第1 口可乐比最后一口好喝。第1 瓶软饮料比第2 瓶好喝，当然，也比第10瓶好喝。” “这我并不反对。”她说。 “你别急着应和我的观点。因为它是错的。更确切地说，除非我很仔细地说明了时间段，不然这一说法就是错的。你在一小时内喝的第10瓶可乐，确实是没第1瓶好喝；但是，对于你在一个月中喝的第10瓶可乐，就不会比你喝的第1 瓶难喝了。所以，如果你买了100 听易拉罐储存在家里，而且按照一定的速度来喝它们的话，每个易拉罐给你的口感是相同的。这就解释了我的第二个观点。当软饮料放在自动售货机里时，你弯下腰，只能得到你付了钱的那个易拉罐。现在让我来问问你这个问题。当你从自动售货机购买《纽约时报》时会怎么样呢? 你把硬币扔进去，然后整个一堆报纸都出来了。有一个假设可以解释这一点：人们在购买软饮料时没有购买报纸那么诚实。但是，对于同一个人，这个结论就好像不对了。因为购买者经常都是同样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好打赌的人，我会把我的钱押在效用假设上。确切地说，报纸有一种极快速的边际效用递减。一旦你得到一份今天的报纸，它立刻就没有什么边际效用了。所以自动售货机没有必要依赖于你的诚实。你仅仅只会取走一份报纸，即使投入同样的硬币你可以得到一打报纸。这样，出售报纸的自动售货机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机器。但是，出售软饮料的人需要一个复杂得多的机器。这样才能阻止你多得到一个易拉罐，除非你是付了钱的。这是因为你今天没有喝的软饮料可以明天再喝，甚至明年再喝。所以，当人们只是投入了一个易拉罐的钱时，他会受到很大的诱惑去拿走所有能拿走的易拉罐。现在，我认为没有什么假设能比边际效用递减更能解释我们发放出售这些商品时所采用的不同的科技手段。 “换句话说，亨利，”奥利弗·吴回答说，“边际效用递减的含义就是出售报纸与出售块状糖、香烟的方法不一样。” “完全正确。”斯皮尔曼回答道。 “你所说的我明白了，”吴教授说，“理论能够预测，正如你先前告诉我们的一样。我肯定我以前没有用那种方法来理解效用理论。” “当然，你也可以明白这个理论不是循环的。循环理论是不可能进行预测的。 “亨利，”维勒莉·丹泽说，“你把边际效用搞错了，我能说服你吗? 如果我向你展示10份冷冻在我冰箱里的昨天的报纸的话。”斯皮尔曼自己先笑了。房间里笑声一片。 “如果你有冷冻的报纸，我预测你是用每张报纸包裹了一条鱼放在冰箱里。如果不是这样，而你所说的又是真的话，那么，我只好提醒你一下：我们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富有逻辑的。” 克莱格院长尽力想把会议带回正题。“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扮演反派角色了。让我们结束这些幽默的玩笑吧。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还有进一步的问题要问考斯特教授。” “考斯特教授，我有一个问题。”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向前坐了坐，旋转了一下椅子，直接面对着这个经济学家。“你之前告诉我们戈森很难被取代，也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的。好的。我已经看过他的作品了。我应该告诉你，我有我的不解。提醒你一下，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要买东西，并且也留意了一些事情。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会买东西，不是吗? ”乌斯提诺夫扫视了一圈桌子，反问道，“戈森写到了我们应该买的商品牌子的最佳数量。 那么……他应该和我一起去趟杂货店，试着挑选出要买的商品。 他曾经这样做过吗? 我很想知道。如果只有一个好牌子，那么真正的最佳数量是什么呢? “”一个好牌子“这几个字乌斯提诺夫说得很慢并加以了强调。”只是一个牌子。我会要了这件商品，接着去付钱，然后离开。现在，如果不止一个牌子呢。那么最佳数量又是什么呢? 你告诉我呀。“ “好吧，乌斯提诺夫教授，”考斯特开始说话了，“如果你只有一个牌子，正如我猜想你在俄罗斯所遇到的，那么你有一个国家管理的垄断企业……” “不，我不是在说俄罗斯。你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我的意思是说只有一个私人牌子。美国公司制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想要的牌子。不同牌子打广告所浪费的钱可以节省了，你能想像得出来吗? 你们那个年轻人忽略了这一点。” “你所有的只是一个垄断企业。在经济学理论中，我们有……”考斯特开始作答。 “政府管理、控制垄断企业。”考斯特还没说完，乌斯提诺夫就回答出来了。 “乌斯提诺夫，让我们对丹尼斯·戈森公平些吧——对消费者公平些吧，”亨利·斯皮尔曼大声说道，“你可能并不关心清洁剂牌子和汽车牌子的区别吧。但是我猜，你肯定很重视化学课本上的区别；如果只有单一品种的狗，你是不会开心的——这一点，认识你的人都可以预测出来。如果那个惟一的品种是英国斗牛犬或约克夏犬，而不是波佐猎犬呢? 丹尼斯·戈森在文章中写到的品牌的最佳数量是用来解决经济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的。他是以‘消费者的偏爱是不同的’这一观点开始论述的。你的偏爱不也和其他人不一样吗? 然后他假设了一种经济——这种经济里，私人管理的商业企业能吸引这些有差异的偏爱。但是就像生活中的每件事情一样，多样性有它的成本，特别是在大规模生产一种专门品牌的经济中。戈森追寻着自由市场经济是怎么取得平衡的。” “但是斯皮尔曼教授，无论任何时候有了这种多样性、这种差别，这些公司都会为每一个牌子做广告的。而广告也是有成本的呀。让我来问问你吧。如果某个商品没有做广告，如果没有这个年轻人所赞同的不同的品牌，”说到这里时，乌斯提诺夫举起了关于戈森的那一堆文件，“那么，我买这件商品时会少花多少钱呢，少花多少呢? ” “恐怕你得付更多的钱。”斯皮尔曼回答道。 “更多的钱? ”乌斯提诺夫不是会议室里惟一对斯皮尔曼的回答看上去大吃一惊的人。“如果企业不用把所有的钱花在广告上，我还会付更多的钱吗? 戈森可能会相信这一点的。但是你不会吧，是吗? ” “哦，大部分情况下我当然会相信这一点。”斯皮尔曼说。 他的右手轻轻地敲着桌子，强调着他说的话。“一种产品，如果在一个不允许做产品广告的国家出售，而同样的产品则在允许做产品广告的一个相邻的国家出售，仅此不同，那么，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在后一个国家出售的价格会更低。广告是一种商业成本。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但是广告也让我们知道了其他的产品，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它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有什么东西出售，我们可以买到什么产品。”斯皮尔曼用食指指向天花板。他的学生们都清楚这个姿势——这表示他要做总结了。“广告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其造成的结果是产品的价格降低了，而不是增加了。” “这听起来和我的直觉不一致，亨利。”莫里森‘贝尔突然插话了。 “我这里不是在说直觉。戈森说的也不是直觉。完全不是。 在这点上，有经验主义为证。索非亚，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在俄罗斯，假如有一个人要攒钱买家具，比如说一个炉子或者一个冰柜这些政府控制的产品，他该怎么买呢? 他们是不是随便挑一件呢，因为所有的产品都一样? “ “事实上不是，至少如果他们明智的话。你拿买炉子这个例子来说吧。在俄罗斯，有不只一家生产炉子的工厂。他们理应按政府规定的规格生产外形一样的炉子。但是他们却不这样。 在俄罗斯，只有一家工厂，我想是在列宁格勒，生产的炉子是令人满意的。因此人们就会问：这个商店的炉子是列宁格勒的那家工厂生产的吗? 大家都希望自己买的是那家工厂生产的。 但是他们却很难辨认。所有的炉子外形都一样。但是那个工厂生产的质量更好。“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这恰恰是一个商标或者一个品牌的功能所在啊，索非亚。戈森试图澄清的就是给商品创建品牌是如何刺激生产商们为了避免失去他们已经创建起来了的品牌的市场价值而保持他们产品的高质量。不要说他们给商品创建品牌的权利，不要说他们让人们了解他们品牌的权利，也不要说他们保持商品高质量的动机。”斯皮尔曼看了看正点头表示同意的考斯特。 “但是，亨利，”福斯特·贝瑞特插话了，“戈森最终所推荐的难道不是一种过程或者一个系统吗? 这种过程或者系统造成了收益的最小公分母——有点像格莱欣法则，在这个法则里，劣等的品牌赶跑了好的品牌? 你可能可以理解戈森所说的最佳品牌数量，但是，它们都很恶心。” “你说恶心的时候，你不是指的品味，也不是在谈经济。如果消费者的偏好没有品味的话，市场上也会随之出现没有品味的产品的。但是，恐怕你对格莱欣法则的诠释是非常错误的。格莱欣指出，劣币驱除良币。但是，我注意到，说质量差的商品驱走好的商品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如果你知道这一点，我会很感激你的。市场经济制造了像《国家探索者》和《人民》这样的周刊；它们不适合一个教授的口味。但是同样的经济体系产生出了《纽约人》和《哈泼斯》，它们却适合教授们的口味。所以，对于你所谓的坏的周刊驱走了好的周刊这一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至于戈森，他把人们的口味，不管是好的口味还是坏的口味，假设为既定的事实。你不能因为他的工作没有抬高人们的品味而谴责他。” 斯皮尔曼说这些的时候，贝瑞特一直盯着他那双放在桌上紧握着的手。然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天花板。“正如阿格里帕国王在一个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对圣·保罗说的‘你几乎说服了我。’但不全是这样。如果有一个教授不打算提高品味，那么我就要问问，这个人是谁? ” 一直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女士们，先生们，恐怕我们不能再继续讨论这个候选人了。”克莱格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他那边，“我必须掐着时间。我们现在必须结束这个讨论了。 伦纳德，除非他们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你——还有……“克莱格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圈所有的到会委员，”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回去了。我们要结束对你们系的候选人的讨论了。我代表所有的委员会委员谢谢你。“这位经济学家起身离开时，克莱格又加了一句。 “尽管我们对这个候选人的讨论已经超时了，但是，在让罗斯博士进来前，我们还得多花十分钟进行讨论，还有进行最后的投票。如果有谁还要继续讨论的话，可以等会议结束后。谁先开始呢? ” 整个上午都默不做声的卡尔文·韦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他说了一个字：“教学。” “这话怎么说? ”院长被吸引过去了。 “教学。这个家伙会教书吗? 我在这里听了一上午的讨论了，但是没有一个讨论是关于这个候选人的教学技能的。作为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新成员，我的问题可能很愚蠢。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把问题抛出去了，请各位原谅我的愚昧。在戈森的文件中，我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他教学的记录。” 福斯特·贝瑞特可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新来的委员应该对其他成员中间的一个既成习惯有所了解。在哈佛，我们都假定，能获得晋升提名的任何人都是值得推荐的。因此，你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 丹顿- 克莱格的脸像慈父一样。“恐怕，在某种程度上，福斯特是对的，卡尔文。”他一脸迎合的笑。在那些保持平静的能力不如克莱格的人脸上，同样的笑脸看起来可能会显得傲慢。 “教学的技能是在系里的评选中考虑的。” “但是，研究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我们委员会评估的是候选人的研究而不是他们的教学技能呢? 如果我们相互都坦白一点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评估一个和我们研究领域不同的人时，我们应该是更有把握评估他们的教学技能而不是他们的研究能力的。我看不懂戈森先生发表的作品中的统计学，但是经济学家们看得懂。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也可以判断戈森做演讲的能力。” “但是，研究是一种很客观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可以检验。 而教学技能却很主观。评估一个人的教学技能，就好像是在评估他的受欢迎程度，难道不是吗? “莫里森·贝尔嘁嘁喳喳地说，”而且，如果把教学技能作为评估晋升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都不得不长期处于同事们的监视之下了。“ “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旁听一个教员的课，这会破坏了哈佛的传统。”贝瑞特补充了一句。 卡尔文·韦伯似乎对委员会的基本规则很顺从。在一声很夸张的哀叹声后，他嘟哝道，“嗯，首先，我们还是不要打破哈佛的什么传统吧。”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委员会做了这类的委员会能做的一切事情。委员们相互交换着意见，阐明了一些细节。意见的交换显露出了委员们对于候选人能力的不同看法。因为斯皮尔曼和戈森是来自同一个领域的，委员们问了他一些专业问题。如果其他人所在系也有候选人的话，他们也会这样被提问的。在这段时间里，克莱格默默地做着记录。他的报告要以这些讨论及随后的投票为基础。 “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宣布，我们的讨论应该结束了。 现在，让我们投票吧。和以前一样，我们按逆时针方向来逐一投票吧。亨利，别忘了，因为戈森是你们系的，所以你这轮无权投票。奥利弗·吴，你已经表达过你的观点了吧? “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给杰里米·边沁的当代追随者投上赞成票。我知道，如果你把任何十个人和亨利·斯皮尔曼放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都会站在他那边的——至少暂时会是这样的。所以，在我改变主意之前，我要投上戈森一张赞成票。”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 ” “我也一样。经济学和化学不一样。他们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在经济学领域里是一种方法行得通，在化学里却不一定可以。 经济学家们说戈森的研究方法达到了他们的标准。考斯特说他们系需要戈森。那么，就让戈森留在他们系吧。“ “卡尔文·韦伯。” “我投这个候选人赞成票。” “好的，现在有三张赞成票了。亨利，你跳过了哦，我要让维勒莉·丹泽投票了。” “恐怕我要打破戈森的全票连胜了。我很尊重你，亨利，但是我认为这个人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我投反对票。” “好的，现在是三比一。接下来到莫里森·贝尔了。” “作为一个数学家，我没法发现戈森在专业方面的错误。我想他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家。但是，处于某种原因，我不能投赞成票，我认为他缺少道德辨别力。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他在污染问题上的见解。这种见解很聪明，从专业的角度上看甚至很巧妙。但是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明智，也没有平衡。 对于他正在谈的污染问题，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接着，贝尔停顿了一下，”我觉得这些内容能证明我所持的这个候选人缺乏常识的观点，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还不敢肯定该不该说呢。 两个多星期前，他打电话到我家找我，想和我谈有关委员会的事情。当然，我立刻打断他了。但是后来，令我很生气的是，我在邮箱里收到他给我的一个信封。之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说信封里写的东西是不对的，如果我能忘掉他会很感激我的。他满怀歉意地请求我毁掉那封信，如果我没有看里面的东西就请求我别看了。因为这样，我没有看。事实上，那封信现在仍然在我家里。还原封未动——我可以保证——在我的床头——现在应该还在那里。关键是，所有的这些没有影响我的投票，但是也许会坚定我的选择。我希望我们的学校会做得更好一些。我投反对票。“ 丹顿·克莱格严肃地看着贝尔。“嗯，我们不能容许候选人为晋升游说。你没看他给你的任何东西，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对。” 丹顿- 克莱格在他的小纸片上随便写着什么。“现在是三比二。 福斯特·贝瑞特，现在，我们都看你的了。“ “直到刚才莫里森讲了，不然我还不打算提委员会聚会上的事，尽管我觉得昨天晚上在斯皮尔曼家我应该告诉丹顿·克莱格才合适。但是，为了彻底曝光他，我要补充的是这个家伙戈森同样也接近过我。一开始他说了一些和这个委员会很不相称的话，我就打断了他。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对于我左手边的这些同事们说的每件事情，我都深表同意。我认为这个人不配待在哈佛。” “那现在就是三比三了。这让我必须一锤定音了。在这个问题上，除非有什么值得人原谅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出现，否则我投反对票。在像晋升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为了确保一个人的任期，不应该只有一个草率的决定。在我对这个候选人的了解中，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投他赞成票。在晋升的问题上，戈森先生被否决了。” 正文 第十二章 1月11日星期五 “支票簿上的账目有些出入。从算术上来说，它应该是没有出入的，应该是平衡的。但是现在，上面的数字并不一致。经验告诉这位经济学家，银行在结算他支票上的账时肯定没有犯错误。亨利·斯皮尔曼仔细监测着支票簿的财政状况并不是担心剑桥信托公司的职员犯下什么错误。相反，他只是希望支票簿上的余额仅够满足他的现金需求。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拒绝其他能给予更高报酬的挣钱机会了。 我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斯皮尔曼暗自想着。他发现，他在头脑中进行的计算与银行的计算机显示的计算结果是不一致的。斯皮尔曼拒绝用计算器来计算这些东西。因为他怀疑，使用这些计算工具会让他头脑计算的能力降低。他相信这种计算的技能是有用的，而这种技能在硅片时代中正在逐渐消失。 他又一次察看了记录。这时候，他发现银行自动扣除了一笔水电费，而在他对支票簿的计算中，并没有记下这一笔账。斯皮尔曼很开心——因为刚才支票簿上计算结果的出入是由于他自身的疏忽，而并不是他计算失误。 他把支票簿放进口袋，然后仔细看了一下办公室。现在是1 月11日，星期五的上午。再过几天，春季学期就要开始了。到那个时候，他周五的上午都得用来见学生了。他几乎不会有什么办公时间了。但是这个星期五的上午，由于是在假期，因此不会有学生前来的。倒不是说这个时间可以利用来研究学术期刊了，也不是说可以用来修改演讲稿或是继续研究项目。至少，亨利‘斯皮尔曼今天是不会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的。相反，他宁愿多读点丹顿·克莱格写的书来放松一下。毕竟，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所要求的时间太集中了。这本书是在几个月前出版时，丹顿给他的赠送本。但是由于在秋季学期里，工作中的压力太大了，大得有点反常，因此斯皮尔曼根本就没时间看。到现在，他只看了个开头。今天，他希望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仔细看看这本书。 至少能看得足够多，足以让他对他的朋友做出一些巧妙的评论。 这样的话，他下午的时间就能留出来处理其他事情了：处理过去几天里堆积起来的信件，还有那一堆放在书桌上的粉色纸片。每张纸片上都有需要他回复的电话。对于他这样一个学者，今天过一个普通人生活的希望是很大的。 亨利·斯皮尔曼从棕褐色的金属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走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办公桌上面，放着他的信件。他的秘书早已将信封打开，并按优先顺序摆放好了。现在，自己作为经济学家已经声名鹊起，因此他觉得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最优先看的这堆信是其他的经济学家写来的。他们要么是想咨询斯皮尔曼对经济学研究的建议，要么是邀请他参加某个会议。办公桌的另一端堆放着一些寄给他的教科书的样本。通常寄来的都是三份。出版商们都希望他们的书能够被选作课堂上的教材。 斯皮尔曼觉得自己今天很累，几乎有点筋疲力尽了。委员会的会议进展得不是很顺利，也让他暂时没法进行学术研究了——他觉得工作能让他精力充沛，而不是精疲力竭。他拿起了那本《美拉尼西亚人的风俗习惯》。斯皮尔曼知道，克莱格把这本书看成是他整个事业的巅峰之作。他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研究圣塔克鲁兹岛的居民。而他研究的结果推翻了前人确立的有关南太平洋岛岛民文化的理论。斯皮尔曼已经把护封里的勒口夹在了上次读到的地方。他很舒适地坐在书桌椅上，开始读那本书。在现在读到的这部分里，克莱格进行的研究比斯皮尔曼之前读到的其他事情让他更感兴趣。但是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或是去深入思考克莱格在书中讲述的内容。关于原始居民经济的话题能让一些经济学家很感兴趣，但是这个话题却从来没能吸引斯皮尔曼。现代文明中的商业与金融经济方面的难题已经足以让他忙得焦头烂额的了。他没有丝毫的动力去深入研究原始社会的结构。 但是丹顿·克莱格则不然。从摆在面前的这本书里，斯皮尔曼看得出来，院长完全着迷于这些文化中。甚至，对于那些收集积累起来的关于岛上各种商品的价格的数据，他也是那么地感兴趣。这些都只能用流通的货币来表述。对于这种流通货币的复杂性，克莱格已经解释过了。 斯皮尔曼读到的这种原始的货币是圣塔克鲁兹岛上整个货币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础。这种货币是由生活在热带雨林里的一种个头不大的，猩红色的吃蜜鸟的羽毛做成的。人们用树液和树纤维把这些羽毛做成一条条的腰带。每条腰带都有准确的价值，这些价值用其他腰带的价值来表示。当然，每条腰带的价值取决于羽毛的质量。如果要做一笔大交易，岛上的居民就得带上大量长长的羽毛腰带。一想到这里，斯皮尔曼不禁咯咯笑起来。在他看来，羽毛腰带和现代的塑料信用卡的对比太明显了。而在二百多年前，在美国，一美元被定义为一定量的黄金和白银，这被认为比珍珠串珠进步了。那个时候，南美洲的印第安人通常使用珍珠串珠来交换商品的——那一串串的串珠是由彩色珠子组成的。而且，斯皮尔曼觉得如果在现代经济中取消美元钞票的话，现代的人会很快回到用实物来进行商品交换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在监狱中广泛使用香烟作为货币，而在军营中，战俘又成了货币。 他一边看着书，一边在想：如果听到19世纪的经济学家，边际效用理论之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讲述的那个故事，他的朋友克莱格该会有多么感兴趣呀。无数的经济学家在给他们的学生们讲解货币的发展阶段时，都会讲述这个故事。泽丽小姐，巴黎莱瑞克剧院的一位演员，曾经被邀请去法属波利尼西亚岛唱歌。她的报酬将是门票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当人们把她的报酬分配给她时，她很吃惊地发现报酬竟然是一些猪，火鸡，家鸡，柠檬和可可豆。如果回到巴黎，这些东西的价值将会很可观的：大约有四千法郎吧。但是最后，她却不得不用水果来喂那些牲畜。 回到巴黎后，这位小姐对于纸币的好处更加欣赏了。 上午快过去了。斯皮尔曼心里清楚，他很快将不得不去做其他事情了。他决定读完这一章，然后去做其他事。这一章中，作者解释了价格比在这个岛上的货币制度中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红色羽毛腰带的价值最终是由某个标准确定的——在圣塔克鲁兹岛上，这个标准就是新郎家付给新娘家的最少的钱一一在这一点上，这个经济学家并不感吃惊。这就是“彩礼”。克莱格发现这个标准通常是由10个货币单位组成的。这些单位是这样分级的：最好的腰带代表的是一号，最次的腰带代表的是十号。克莱格在这本书中叙述道，在头脑中计算这些东西，对当地人来说是很简单的。而一开始，他在做这些计算时，还要借助纸和笔。腰带在价值上的分级关系是成几何关系的。每条腰带的价值是比它低一级的腰带的价值的2 倍。这样一来，购买一头值1 条六号腰带的幼猪要用2 条七号腰带。购买一个值1 条最好的腰带的蜂蜜罐则要花费512 条最次的腰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克莱格费劲地收集了以这些腰带的形式来表示的这个岛上所有用来交易的商品的价格。他把这些价格用表格全部详细列举出来了。举个例子说吧。 克莱格列举出来的最贵重的商品是独木舟。在克莱格到过的所有的村庄和岛屿中，质量一般的独木舟的平均价格是950 条九号腰带。各个地区的价格有差异，从780 条腰带到1100条腰带不等。 另一方面，山药这种岛民饮食中的次要食品，一篮子的价格在4 条到5 条九号腰带之间。 读着读着，斯皮尔曼注意到他这个同事所做的研究和他自己的研究有一个差异。在人类学方面，发现并列举出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事实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个经济学家是不大可能像阐述重大意义那样，在不提供理论解释的情况下列举数据的。 但是，对于这个不太发达的经济里的市场的重要性，克莱格是那么的敏感。这让斯皮尔曼感到很高兴。这本书中提到了，在各种各样的乡村市场中，人们买东西时都会进行讨价还价。文中还讲述了人们买东西时通常是怎样走遍不同的村落，以确保他们用珍贵的红羽毛货币做了一笔最好的交易。斯皮尔曼的眼睛再一次扫视了克莱格收集的价格表…… 突然，斯皮尔曼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来人没有敲门，也没有事先通报一声。“亨利，我能和你谈一会儿吗? 伦纳德．考斯特站在办公室的门口。他的脸色很苍白，一脸黯淡的表情。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当然可以。请进，伦纳德。”斯皮尔曼站在桌子旁回答道。 他指了指他办公桌旁的椅子，“出什么事了? ” “我刚刚听到一个关于丹尼斯·戈森的悲惨消息。他死了。” “死了! ”斯皮尔曼重复了这个词，那语气中更多的是惊叹而不是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 “院长办公室刚刚给我打来电话。我还不知道具体的细节。 但是，今天一大清早，有人在戈森的汽车里发现了他。他自杀了。一氧化碳中毒。他把一根软管从尾气管连到了车里。他们发现戈森时，他已经停止呼吸了。警察在他家的打字机里发现了一张简短的绝命书。绝命书就放在那封拒绝他晋升的信的旁边。我本来打算今天到丹尼斯家拜访他的，和他谈谈他今后的打算，顺便告诉他我对委员会的决定深表遗憾。当然，我根本没有想到，对于委员会的决定，他的反应会是这样。我不可能想得到的，是吧? “考斯特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斯皮尔曼，以期得到他的安慰。 斯皮尔曼回头看了一眼考斯特，然后向远处看去。他不知道，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该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为戈森的家人，还有他的未婚妻感到很难过。他的未婚妻最近才到过他家做客呢。他感到很苦恼。对在职教员这一职位的渴望竟然会引发如此的不平衡。失去了这样一位有潜力的年轻学者，他感到非常遗憾。 同时，他也很生气。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应该提前让戈森的心理上对委员会的决定有所准备。斯皮尔曼现在才发现，正是这个决定刺激了这位助教，让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通知他的家人了吗? ”斯皮尔曼询问道。 “是的。验尸官办公室已经通知他们了。我了解到，丹尼斯的父亲正坐飞机来这里料理他的后事。我也给他的母亲留话了。 我告诉她我们系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他们的。我担心的是新闻界．会大肆渲染这件事。亨利，你认为我应该跟他们谈谈吗? “ 斯皮尔曼朝他的书泉椅走了过去，绕了椅子一圈，然后坐了下来，面朝着他的这位同事。“我只会和与你联系的记者简短交谈一下——说说名字、职位和类似的话。他们不会对丹尼斯．戈森感兴趣的。他们只是想挖掘故事，或许是关于哈佛大学如何剥削年轻教员的故事。” “你说得对，亨利。除了一些必要的事情，我想我不会再告诉他们其他事情了。新闻界感兴趣的是‘教授看上去很不如意’之类的故事。”考斯特准备离开办公室。当系主任走出去时，斯皮尔曼的手里已经拿着话筒了。 “请找克莱格院长听电话，”斯皮尔曼打电话到他朋友的办公室，语气庄重地说道，“丹顿吗? 我想，你已经听说了关于丹尼斯‘戈森的不幸消息了吧。我打电话来是想说我也为你感到很遗憾，我的朋友。我很清楚，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只会加重你的负担。我不会打扰你很久的，但是我想知道你的反应。你和我已经看到过很多年轻而且有才华的人在这里没能得到晋升。 我想不起来有哪个人采取了这样极端的行为，你呢? 我还想让你知道，无论你打算做些什么来稳固或是鼓舞我们其他的年轻学者，我都想帮你一把。我很清楚，将会有一些大风大浪和自杀联系在一起的。“ “谢谢你打来电话，亨利，”克莱格回答说，“是的，我非常的担心——几乎是同时，我想到了其他那些和戈森一样的助教。 他们刚刚收到我的办公室寄去的告诉他们坏消息的信。我已经通知这些人和他们的系主任今天下午前来开会。我已经提醒过他们，这个会议很紧急，必须参加，系里的领导也不能例外，即便他们不得不取消旅行计划。我已经跟咨询中心和医学院说过了，让他们提防这种情况，并随时和教员们保持联系提供帮助。坦白地说，我同样担心我们那些即将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的毕业生。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件事会激起他们多大的忧虑。还有海外董事会呢。他们其中有两个人已经给我写信了，质询我我们的学校是怎样压迫教员的。他们其中一个用的是这样的措辞：压迫教员。因此校长叫我准备一份备忘录给他们。以前也有教员自杀过。这些年来，由于我们的劝告，很多人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这些人有多少，你知道了一定会感到吃惊的。但是就戈森来说，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他这种行为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合常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家伙在这里没有得到晋升，难道这就是世界末日吗? 他可以去任何一所好的州立大学任教啊。还有许多实力雄厚的文科学院会争着要他的。因此，他这样做毫无意义。“ 和朋友的谈话结束后，斯皮尔曼把话筒放回到听筒架上。 院长说的“毫无意义”和“不合常理”令他无法忘却。自杀并不合乎斯皮尔曼关于人类行为的模型。在学术方面，他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个人在做出选择前是要做出边际判断的。他们要么买得多点，要么买得少点。他们搬到这里来住，而不搬到那里。他们选择了这份工作而不是另一份工作。他们多花了一小时在工作中，这样，他们牺牲了一个小时的休闲时间。自从研究生开始，斯皮尔曼的信仰的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伟大的一书中的卷首语——自然是没有飞跃的。在斯皮尔曼看来，自杀就是一种飞跃。从概念上，他意识到：当不被重视的人生效用对一个人来说是消极意义时，他就会选择自杀。但是，对于一个活下去在生活中就可以享受更多满足的年轻人，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很不理性的。 他无精打采地瞥了一眼他的信件。他决定不去读粉色纸片上的名字了，哪怕是他的秘书记录在上面的信息。他决定明天再去回复信件，回那些电话。他今天已经没有一点精力来应付这些工作了。穿上厚重的大衣，戴上帽子，斯皮尔曼准备离开大楼回家去了。 刚走出大楼，一阵冰冷的海风迎面而来。他朝着汽车走过去，一路上，冷风不断。快走到停车的地方时，身后有个声音在向他打招呼：“斯皮尔曼先生，我说，斯皮尔曼先生! ” 斯皮尔曼转过身，看见福斯特·贝瑞特教授正向他走过来：“你听说了你那位年轻同事的事了吗? ” “是的，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消息令我十分不安。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个天才的学者。” “在其他方面也很让人烦扰呀。已经有报纸给我打电话了——甚至让我没吃成今早的早餐。归根到底，我们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投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呀。那些投票反对你们那位戈森的人的名字都被泄露给了报界。现在，第四号庄园的主人们打电话质询了我一些问题，好像是我的反对票导致了这个可怜的家伙的死亡似的。当然，他们没太注意措辞，没有把导致死亡和对死因负有责任区分开来。从抽象意义来说，我们委员会的决定可能导致了戈森先生的死亡。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对此负责呀。” “我不知道你希望我怎样回答你，”斯皮尔曼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我确实没有——告诉外界任何人你或者其他委员会委员给戈森投的是什么票。正如你所说的，这些事情已经被泄露出去了，我认为这非常不幸。当然，我也不觉得你对戈森的死要负什么责任。你一点责任也没有。你不可能预想到他会自杀这样一个结果。没有人料得到。我和你有一个强烈不一致的地方。 那就是你投了他反对票，这你是知道的。我非常肯定，在这件事情上，你错了。“ “我投那个家伙的反对票是错的? 听我说。你现在肯定同意我的观点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不配混在我们教员阶层里。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以前没有证据的话，那么现在，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证据了。不能应付一点点小小的困难就选择自杀? 这不像一个哈佛人——不论是校友还是教员! 戈森身上有一些东西让他看起来更像斯多葛派人。年纪轻轻就死了，这很有荷马的风格，但不能用自杀这种方式啊。除非你像苏格拉底那样——很崇高地为了事业。但是你的同事戈森选择的是逃避自己的短处。这样做最多是让别人痛哭一番。当然，他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新闻界、谣传、流言蜚语对哈佛造成的伤害。” “我觉得，”斯皮尔曼回答说，“戈森的死亡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错误或是懦弱的表现。无论如何，我十分有把握，哈佛的声誉会让她平安度过这场风暴的。以前还发生过更糟糕的事情。至于新闻界嘛，我建议你把跟我说的这些话告诉他们：戈森的死亡仅仅是验证了你对他的看法，那就是：他不配做哈佛的教师。这样回答，他们就不会再在你吃饭时间打扰你了。” 斯皮尔曼发动了汽车，从大学往西开。最初，他本打算直接回家去的。但是他决定中途停一下，去趟卡尔文。韦伯的家。 被领进书房后，斯皮尔曼告诉了韦伯这个消息。韦伯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斯皮尔曼详细讲述了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投票如何不再是秘密了，丹顿·克莱格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如何，还有贝瑞特的反应。从韦伯最开始的回答中，他似乎只听到了斯皮尔曼评论的最后一部分。 “你知道的，亨利，萨克雷写过‘他是一个卑鄙地崇拜卑鄙事情的人。’那就是贝瑞特——马上就对所有的人不屑一顾且自以为高人一等。他相信他的投票是正确的。他很佩服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但是他不希望和别人争论这件事。他问过戈森有没有家庭没有呢? 问过那个出现在你家聚会上的戈森的女朋友没有呢? 现在有没有人在安慰她呢，有谁知道吗? ” “我不知道，”斯皮尔曼承认，“我真的想让你直接知道这个惨剧。我正要回家去。我准备在布里奇还没有听说这件事前先告诉她一声，如果她还不知道的话。她见过戈森的——事实上，他有一天忧心忡忡地去了我家。是为了他晋升的事。但是那个时候他不可能知道他没有得到晋升的事啊。事实上，考虑到有我们系的支持，他完全有权利盼望得到晋升的。” 卡尔文·韦伯想给斯皮尔曼倒点热茶，但被拒绝了。他努力想让他的朋友振作起来。他谈起了他那天在菲琳百货大楼买衣服，遇见了斯皮尔曼，看见他被无理地撞倒在毛质浴巾中的事情。 但是这种努力没有丝毫成效。当斯皮尔曼离开时，卡尔文‘韦伯帮他穿上了大衣。“记住，亨利，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本应该做的。 在会议上，你为戈森做出了强有力的争辩。我妈妈过去常常唱一只圣歌给我听，唱的是在基列有乳香。你维护了戈森的工作——你尊重他的工作——这就是给他的乳香了，“韦伯停顿了一下，”要是他知道该有多好啊。“ 斯皮尔曼开着车向南穿过了剑桥城的市郊。从韦伯家到他自己的家并不是太远。不到五分钟，他就到家了。他的妻子出来迎接他，并亲吻了他一下。“亨利，我听说那个消息了。关于丹尼斯．戈森的。他那晚来见你时，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布里奇·斯皮尔曼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亨利明白她的意思——在戈森来他家拜访的那一晚，他对戈森实在是太无礼了。 “还有，亨利，家里的电话一直不断。让我们看看啊，索非亚．乌斯提诺夫打来了电话，还有莫里森·贝尔和维勒莉。丹泽。他们三个好像都很难过，特别是丹泽小姐。他们问我你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我猜测了你知道后的反应。学生报也有人来了电话——还有两家电视台也打来了。其中一家电视台，我忘了是哪一家了，说今晚会做一个有关哈佛大学的教员晋升程序的特别节目。他们想要采访你。我建议他们打电话找伦纳德‘考斯特。” “很好，”斯皮尔曼低声说道，“一个特别节目。经过半天的调查后，他们会做深度分析和实况报道，很可能会有特别的改革建议的。关于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机构程序，他们可以马上进行编造。” 斯皮尔曼的声音更大了。“谢谢你，亲爱的，把这些事情推给了伦纳德。我想我今天不会再接电话了——除非是同事们打来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书房冷静想想了。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出去吃中国菜吧，好吗? 就我们两个。” 正文 第十三章 1月12日星期六，1月13日星期日，1月14日星期一 “爸爸——我找不到我的小提琴箱了。你知道妈妈把它放哪里了吗？ ”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妈妈？ ” “她和黛比正在地下室呢，为黛比的体操课做准备呢。凯莉的妈妈正在门口等着我出去呢。” “你看过你的床底或是柜橱了吗？ ” “没有。” “那么，你去看一看。我会告诉塞吉威克太太你很快就出来了。” 在贝尔家，星期六的早晨都是高速开始的。几乎每个人都有预约。当他们快速吃着早饭并准备一天的时刻表时，厨房和其他房间之间总会有不断的走动。小女儿艾米莉八点半就要准备好，等着坐大家合用的车去上铃木小提琴课。她离开时总是会在最后时刻出点紧急状况。这周六是放错了地方的小提琴箱，上周则是她的乐谱。 莫里森·贝尔感到很宽慰，因为这周不用他来开合用车。 经验告诉他，塞吉威克太太也明白一路上会有类似的耽搁。他的妻子现在在地下室的洗衣房吧，他想。为了黛比的体操课，她会在最后关头找出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是体操服。琼会带黛比去高中上体操课的，然后她会去教堂上她自己的健身课。家庭人员的这种分布会在上午十点改变。到那个时候，琼会带艾米莉去艺术学院上美术课，而黛比则会去上电脑课；至少，这个冬天就是这样的了。去年冬天，孩子们上的课是铃木小提琴、游泳和芭蕾。 “难道孩子们再也不能到院子里玩玩了吗？ ”早晨，当最后一个人离开家时，莫里森·贝尔如此说道。这样的生活方式与他记忆中的童年大不一样呀。他的妈妈会让他和哥哥去外面玩，直到她叫他们回来吃午饭。这期间，你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并决定干什么。要么玩玻璃弹球，要么玩点豆豆。如果人多的话，可以踢场球，玩捉迷藏，或是红色童子军。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没有成年人来组织这些活动。就贝尔来说，他的爸爸每个周六的早晨都要开着一辆牛奶车离家出去工作。在爸爸离开后，妈妈的整个上午都要用来烫衣服，清洗烤箱，为冰箱除霜，晾衣服，把水果和蔬菜装入罐中——而这些工作在科技的帮助下，已经提前为琼做好了：免烫的衣服，自动清洁的烤箱，无霜冰箱，电子干燥机和冷冻食品。在富裕的美国家庭中，仍然是家庭妇女的女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承担社会指挥家的角色了，以确保每个人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充实自己。 对于贝尔自己来说，他家里人所参加的活动对他是很有利的。如果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而他又不加以阻止的话，他观鸟的热情就会被妨碍。是后院的宁静和贝尔撒下的食物将鸟儿们吸引到屋子后面这块围起来的地。贝尔可以从他的卧室很舒适地观察它们。这样一来，也不会将这些到访的鸟儿惊吓到打开的鸟舍中去了。 这位哈佛的数学家走进了他的卧室，不用担心受到外界的干扰。这是他最喜欢的办公和休闲的场所。这不像他父亲的工作，别人总是要求牛奶要按时送到。贝尔可以选择要不要在周六上午工作以及在哪里工作。数学期刊的可携带性意味着在卧室就可以知悉他这个学科中的作品了。而且也没有时间框架来限制工作完成的时间。他的资料可以放在一边足够的长，只要他愿意的话。 如果有有趣的鸟类来拜访他的进食器，他更是会放下资料了。 贝尔把枕头靠在床头板上，脱掉鞋子，躺在了床上。当他正在思考从哪里开始今天的阅读时，他注意到了放在床头柜上的未经开启的马尼拉信封。他本希望从他的意识里忘却昨天的那条消息，但是这封灰白色的邮件又强迫他想起了他昨天听说的那个悲剧。当这个可怜的丹尼斯·戈森3 周前给贝尔打来电话时，贝尔拒绝了与他的见面。当时，戈森就说他将用邮件寄点东西给他。 “您能看看吗？ ”这是他临别时的话，贝尔回忆着。但是这个时候，贝尔觉得这个请求有些不可接受了。让他懊恼的是，当这封信送来时，他把信放在了床头柜上。他认为他可能会看的，但仅仅是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结束了所有的商议并做出了决定后。但是后来，戈森又打来了电话，并叫他还是别看了。戈森死了，贝尔对如何处理这封信感到很模棱两可。一方面，现在看这封信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了。另一方面，好处又会是什么呢？ 这个年轻人自杀了。莫里森·贝尔觉得很内疚。他觉得很内疚并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一些事可能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很内疚。他很无礼地拒绝了一个他现在才知道处于绝望困境中的人。更糟糕的是，他还对戈森的晋升投了反对票。事实上，他投的并不是决定性的一票。他记得是克莱格院长投的那一票才打破了平局。福斯特·贝瑞特是最后一位投反对票的教员。如果贝瑞特投的是赞成票的话，那么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这对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他知道如果他投了赞成票，那么就不会有平局需要院长来打破了。但是，即使他知道那致命一票带来的最终后果，他会投赞成票吗？ 对于这些候选人，贝尔选择的是根据他们的品质来投票。他本可以选择另外的方式，但是戈森也可以选择另外的方式呀。他不得不提醒自己，他并没有做什么事逼迫这个困扰中的年轻人自杀。但是不管他怎么想的，别人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媒体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 在贝尔做老师的这些年里，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秘密从来没有被泄漏过。即使是他第一次升职那次，他也不知道委员会的成员有哪些；现在，委员会有哪些成员是公开了的。但是委员会的投票这一秘密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媒体试图在周五采访他在戈森自杀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还是巧妙地回避了。这让他很高兴。当他在电视台周五的晚间新闻中看到贝瑞特时，他不由得摇头叹气。可怜的福斯特呀，他对举止得体有如此好的理解。他坚信发生在哈佛的事情与任何人无关，那只是学校自己的事。现在，本应是秘密的投票已经通过广播让全世界知道了。福斯特·贝瑞特，不会被发现死在带有电视机的起居室，现在却出现在了无数波士顿人安放在起居室的电视机里。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觉得很舒服。贝瑞特没有理由去评论贝尔和维勒莉·丹泽。福斯特让灯光和电视摄像机来扰乱自己。他本应该限制针对他自己的回答，甚至是逃避这些问题。这会是贝尔在相似情况下尝试做的。贝瑞特强调其他人也牵涉在了戈森的绝望行为里是没有必要的。 贝尔拿起戈森寄给他的那封信。他意识到自己甚至没有脸和这个寄信的人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头脑中，他想像不出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周五是那么的激动，而周六却带给大家悲伤。贝尔最后决定不再打开这封信。他把信放回到了床头柜上。周一的时候，他会通过学校的邮差把这封信送到戈森的办公室去。他认为让那些应该为戈森事件负责的人来决定如何处理信件是最好的。 贝尔的眼睛注意到松果动了一下。那些松果是他周五晚上撒在其中一个进食器下的。他探出头以便更好观看。这次不会有错了。鸟嘴的形状已经在无意间显露出来了。贝尔觉得一阵开心，这也驱散了他先前的所有情绪。这一天毕竟是幸运的一天啊，他认为。一只白翅交嘴雀恰好站在窗外，正吃着松果呢。 谢拉俱乐部的一位好朋友昨天给他打来电话，并告诉了他这个冬天，在他们地区发现了交嘴雀。一些松果，贝尔希望，能够赐给他看一眼交嘴雀的机会。现在就有了。当他和艾米莉两年前最后一次看见交嘴雀时，他的女儿还以为那只鸟是畸形的，因为它的鸟嘴缠绕在了一起。贝尔很高兴向他的女儿解释这种“畸形”能使这种鸟儿从松果中敲出松子。贝尔拿起他的高倍望远镜以便看得更仔细些。 看到了一只不同寻常的鸟儿，贝尔感到无比的兴奋。自然界里没有什么能够展现出包裹在如此动人美丽中的复杂的生理学。像这样一只鸟儿的出现，在他看来是很重要的信号。它说明我们人类正在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想拯救环境。他盼望着家人的归来，这样他就能和她们分享这个讯息了。 他已经全然忘记了戈森那件事情。他明白，像那种不正常的事情，生活中是时有发生的。但是，他今天关心的是那只给他带来愉悦的鸟儿。贝尔看了看手表。“琼和孩子们至少还得有3 个小时才能回来。”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他又瞥了一眼喂食区。 交嘴雀已经飞走了。贝尔又注视了几分钟，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有趣的动静。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他又开始看那些学科作品了。 他默不作声地看了一个多小时，时不时抬头看看飞到进食器的那些常客。他觉得，孩子们不在的时候，屋子里非常安静。 但是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的。条件允许的时候，他必须好好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他看了另一篇文章。接着又看了一篇。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贝尔并没有挪动他的位置。他现在正在看一本数学期刊，然后又开始浏览另一本期刊的目录。 他时不时地向窗外看去，会看到很多鸟儿的活动，但是都是很普通的活动，都不值得多看一眼。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阅读中。突然，一阵疾风刮过，他的注意力被吸引了。他抬起头一看，吓了一跳——所有的鸟儿都飞走了。地面上和进食器上都没有任何动静了。盛着板油的那块苍白的木头裸露在冬天的空气中。 他起身朝窗户走去。后院里很安静。那些没有果实的树枝似乎都被冻僵了，一动不动的。贝尔心里嘀咕着：是什么吓着了它们啊？ 贝尔舒展了一下四肢。他一直都一动不动地，四肢都有点僵硬了。他注意到，进食器里几乎没剩什么东西了。他知道不可能是进食器吓着了鸟儿们。但也许，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去外面短暂地活动一下，这样可以舒展舒展僵硬的四肢。鸟儿们可能在观望着，想着要回来呢。去把进食器装满，让鸟儿们放心地回来吧。他走出卧室，取来了羊毛衫，作为上衣穿上了。 贝尔打开了卧室滑动的玻璃门，一步步走进了冰冷的空气中。通向车库侧门的那条路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他步履艰难地走了过去。当他快到侧门时，他发现门微微地半开着。“我不知道已经告诉过艾米莉多少次了，让她拿完溜冰鞋后，一定要把门关上。”贝尔叹了口气。他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很暗。 他轻轻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灯没有亮。“真讨厌，”他说，“灯泡一定是烧坏了。我不知道告诉过孩子们多少次了，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灯关掉。”贝尔又叹了口气——这是一位父亲在为他喜爱的女儿们叹气。 他经常把鸟食放在这里，这样他就可以很方便地去装满放鸟食的容器了。他对这个车库太熟悉了，根本就不用照明也能摸索到路。因此，他知道这是真的——他十分肯定，就如同他重复数学中的那些同义词一样地坚定——在这个熟悉的空间中，他并不是孤单一人。他还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但他知道有什么在车库的黑暗里。 他受到重重的一击。很快，车库就变得宁静了。在后院，进食器仍然没有被加满。鸟儿们来来去去，但却没有人观看。 ※※※ 福斯特·贝瑞特打开调味品橱柜的门，拿走了蒜蓉夹，一些百里香叶，牛至和一片月桂树叶。一条新鲜的红鲷鱼躺在他旁边的切肉板上。星期天的晚上，他的俱乐部关门了。多年来，星期天的晚上他都独自在家吃饭，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这是属于他的夜晚，正如认识他的朋友们所说的那样，“享受着三合一：食物，音乐和一本小说。”今晚的安排是甜桃，维瓦尔第的音乐和葛兰姆·葛林的小说。 晚上六点，他开始了。他预测大概还有一小时，刚好傍晚过后，晚饭就会准备好了。吃晚饭时，他会听着维瓦尔第的C 大调双小号协奏曲。然后再看葛兰姆·葛林最新的小说。 贝瑞特交往甚广，但他还是选择了做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男人。他很想有时间来独自享受像今晚他所希望的这样的欢乐。 通常情况下，他在家并不会感到孤独，即便只有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但是，今天晚上似乎有些不大一样。今晚，他的家似乎缺少他所喜欢的欢快气氛——房间里似乎有点黑暗，这种黑暗并不是新英格兰落山的太阳导致的。贝瑞特大跨步走出厨房，来到了餐厅，并打开了电唱机。让维瓦尔第的音乐开始播放吧。这应该会让气氛活跃一些的，他觉得。这位哈佛的文学家又回到厨房准备晚餐了。他希望音乐的魅力能够抚慰他内心的沉重和他感觉到的忧郁。 是因为戈森的事情吗？ 他有些怀疑。“当然不是了！ 别犯傻了，福斯特，”他咕哝着，“这个年轻的蠢货自己要了自己的命；不关其他人的事，也完全与他的学校无关。那些缺乏诚实和教养的同事，你是不可能要求他们谨小慎微的。”那时候，一位摄影记者在贝瑞特的办公室找到了他。当时贝瑞特对戈森的事还一无所知。摄影记者要拍摄，他们把麦克风对着贝瑞特的脸，问了他一些有关戈森的没有意义的问题。“多么愚蠢的行为呀，足足可以毁掉一个人整个晚上的好心情。”贝瑞特决定不看晚间新闻，也不看专题纪录片。他知道这些节目肯定是关于母校的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评议程序的。他有点担心。在他办公室录制的某些片断可能会在新闻中播放，或者出现在纪录片中。这整部片子看上去是那么的平淡乏味，没有品味。“当然，我没什么可以感到惭愧的，”他低声说道，“没有时间去反思了，没有时间去冥想了。” 扬声器里传出的优美的急奏声和小号般的音乐并没有使贝瑞特的心情愉快起来。而经常让他心情愉悦的烹饪今晚也没有使他开心起来。当他开始准备晚上的沙拉时，他甚至开始感觉到一丝寒意，就好像情绪中带着一些湿冷，使他身体感到寒栗。他想打电话叫一位朋友过来，也许可以算是一时兴起的邀请，和他共进晚餐。这条鲷鱼也足够两个人吃的。而沙拉的份量是随便就可以增加的。找个人陪陪会很好的，尽管这不符合他周日晚上的习惯。“不，那太可笑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着，“有葛兰姆·葛林的小说看呢。而且只有一本。两个人可以分享一顿晚餐，但要一起看一本书就不大容易了。” “房间里有风吗？ 为什么觉着这里这么冷呢？ ”贝瑞特愤怒地叫喊道。他把准备晚饭这事放在了一边。他穿过餐厅，转过墙角，来到了起居室。起居室现在黑乎乎的。他没有开灯，而是抱怨道：“该死的前门果然开着。我走的时候怎么没有关上呢？ ”他大声地质问着。但事实上，他心里感到有些宽慰了。 为什么家里会有这种不友好的氛围？ 现在有了明摆着的顺理成章的解释了。 福斯特·贝瑞特沿着原路返回到了厨房。这条路到他家的前门是一段很长的路，因为他家修得像个广场似的。从起居室穿过门厅到厨房更加直接些。但是从餐厅到前门，可以让他检查一下房子里主要的窗户和餐厅旁边的滑动门是否牢固。 福斯特·贝瑞特开始了准备晚饭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从架子上取来一把五英寸长的索林根钢刀，切了一些欧芹来点缀刚从烤箱里拿出的红鲷鱼。做完了这项最后的美化工作后，他把刀放在了台面上，然后把他的主菜和沙拉端到了餐桌上。当他把食物端到隔壁房间时，维瓦尔第的音乐让他的神经更加敏锐了。他晚上第一次意识到他是在理解音乐，而不仅仅是在听音乐。他的情绪有些变化了。他刚才感觉到的寒意已经消失了，还有孤独的感觉也消失了。音乐，饭菜，期待的阅读——这些东西向贝瑞特展示了一种文明——帮助他把他的忧郁，甚至一直缠绕在他心头的那件白天发生的事，统统抛到了脑后。那位经济学家的自杀，和新闻界的不愉快，这些事情应该很快就忘掉，他认为。当他坐到椅子上时，骨瓷盘上的纯银朝他闪烁着。他坐在桌子的一端，背对着厨房。这样，他能充分享受到房间的音响装置了。 仅在那一瞬间，贝瑞特明白了，自己背对着厨房享受音乐的同时，也给了那个早些进了他家前门的人可趁之机。费了那么多心思的晚饭他是享用不了了。葛兰姆·葛林的小说也看不成了。福斯特- 贝瑞特仅仅吃了一口红鲷鱼，就发现有个阴影从他坐的桌子的旁边闪了过去。他大吃一惊，把椅子转向厨房，仅仅看见索林根钢刀闪烁着的光。刀锋向下刺向了他的胸部。这一次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反思了，没有时间去冥想了。 ※※※ 莫里森的死亡一开始让警察很不解。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的杀人动机。警察通常所做的预先假设——凶手是一个吸毒者，他在寻找屋里值钱的东西去买毒品——在这个案例中似乎是不成立的。贝尔太太和警察搜寻了整个屋子，发现似乎没有丢失什么值钱的东西。尽管通向屋子的后门和通向卧室的滑动门没有上锁，而且，他们还发现滑动门是开着的。车库也没有丢什么东西，虽然那里没有放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验尸官估计，在贝尔的家人回到家发现他的尸体时，他已经死了一个多小时了。小偷有足够的时间来洗劫这栋屋子。 哈佛的一位数学家被谋杀了。这在剑桥城掀起了轩然大波。 邻里们马上就有反应了。那些挨着贝尔家的人更加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当然，有许多邻居认识而且很喜欢贝尔一家人。他们都为贝尔家的天降之祸感到很痛心。这个周末，贝尔死亡的消息传到了数学系的同事和学生那里了。他的被杀立刻成为了人们谈论和思考的主题。对于他带的那些研究生来说，这更是个双重损失。 一方面，他们哀悼老师的去世。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这件事牵连到了他们的研究和论文的完成而烦恼不安。对于贝尔的直系亲属，对于警察，对于所有认识他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怎么会？ ” 有许多可能的解释。虽然莫里森·贝尔受到广泛地尊敬，但他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爱戴。他不仅给自己在工作中制定了高标准，而且对其他人也是如此。而那些在他看来达不到要求的人经常会受到他的批评。他的批评给别人留下的伤害是很深的，而且不会很快痊愈。甚至有些人的伤口都化脓溃烂了，这从警察对他们的问询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尽管许多人都有杀死莫里森·贝尔的动机，但是，当警察获悉福斯特·贝瑞特也被残忍地杀害了的消息，他们立即排除了所有的动机。周一上午，贝瑞特的清洁工发现了他的尸体。这一消息随即传开了，剑桥城社区的人们笼罩在极大的恐慌中。两天之内，哈佛大学的两位教员相继被谋杀了，这表明很有可能是有个疯子逃出来了。人们纷纷向这个地区的锁匠们询问有关安全装置的事情，出售报警系统的公司也跃跃欲试，准备发灾难财大赚一笔。 斯皮尔曼夫妇从电台的新闻广播中得知了福斯特·贝瑞特死亡的消息。亨利正要坐下来吃午饭。回家吃午饭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把电台调到了12点钟的新闻。当广播员宣称发现了贝瑞特的尸体时，斯皮尔曼一开始还十分肯定地认为，广播员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广播员是在报道莫里森·贝尔被谋杀这条已经过时的消息。但是，当广播员描述了一些细节后，他马上打消了这种念头。 “亨利，我担心你的处境现在也很危险。你和他们两个都是委员会的委员啊。”布里奇的脸色煞白。隔着厨房的餐桌，她看着丈夫，心里没有一点底。 “不会的，布里奇。贝瑞特和贝尔惟一的联系是他们都投了丹尼斯·戈森的反对票。这条消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公众知道了。按照规则，我无权投票。那些看新闻报道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还有，众所周知的，我是戈森最坚定的支持者。也许，凶手杀人的动机是想为戈森报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没有危险的。维勒莉·丹泽和丹顿·克莱格倒是要提心吊胆了。我希望警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向他们提供保护。” “但是为什么有人要为丹尼斯·戈森的自杀报仇呢？ ” “我不太了解丹尼斯·戈森，所以回答不出你这个问题。也许是某个非常爱他的人，也许是一个亲戚或是一个挚友。谁知道呢？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问问‘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不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 亨利．斯皮尔曼从餐桌上站了起来，朝厨房里的电话机走去。他想要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建议他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拿起话筒，电话就响了。“你好，是亨利吗？ ”一个熟悉声音问道。 “丹顿，真是太巧了。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你肯定已经听说了福斯特．贝瑞特的消息了吧。我想打电话跟你说一下，这些日子你最好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我觉得有人要来报仇。如果真被我言中的话，你和丹泽……” “这就是我打电话来想要告诉你的，亨利。很明显，你还没有听说最新的消息。维勒莉和我很安全。从今天一大早，我和警察局就一直保持着联系。十分钟前，他们逮捕了梅丽莎‘香农。 她是谋杀福斯特·贝瑞特和莫里森·贝尔的凶手。 正文 第十四章 3月20日星期三，3月22日星期五，3月25日星期一 “马萨诸塞州对梅丽莎·香农”无需看他的备审案件诉讼表，曼宁·巴克斯特法官就知道自己今天要审判他一生中最著名的刑事案件之一。作为米德塞克斯县高等法院的副大法官，他被选派来审理梅丽莎·香农谋杀一案。挑选陪审团的程序已经结束了，这让他很宽慰。这个程序已经耗费了整个审讯过程中的两天时间了。当他穿上长袍走进法庭时，巴克斯特提醒自己，今天听众席上坐着的，可不单单是原告、被告、律师、和前来听审的人——还有那些临时来的市民，他们想看看法院是如何体现公正的。 法官们知道，谋杀案的审理总是会吸引社会上一些丑恶的人。他们因凶手而感到开心，他们对暴力事件的细节也特别感兴趣。那些“扰乱法庭的人”今天不准进入法庭。巴克斯特一边想，一边用手指把长袍防护衬下面的带子系得更舒适些。今天，还会有人闯入法庭来，想亲眼看看这位通过谋杀别人来为爱人的自杀报仇的女人。巴克斯特法官的同事们已经提醒过他了，哈佛学术社区的人也会来的：受害人的同事，朋友，还有管理层的领导。 他们来出席，为的是目击整个公正的审判过程。毫无疑问，他们也希望给犯人定罪和宣判，以阻止更多类似的致命行为的发生。 虽然这会让他们很不幸地承受一些压力。 州政府的代表是桃乐丝·诺兰，米德塞克斯县的助理检察官。三年前，她被地方检察官任命了这一职位。在那之前，她从法学院毕业了，并担当了一位联邦法官的书记。就像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许多律师一样，她的政治目标比她现在的职位要高得多。如果赢了这场官司，她作为辩护人将声名远扬。而且，实现这个愿望的一路上也没有什么障碍。对梅丽莎·香农的审判将是通向更高职位的垫脚石。就为了这个，她就有充足的理由来努力准备今天的审判。但是，另外还有一点，诺兰相信她的诉讼事实。证据有充分细节但却无法证实。这是她最大的诉讼困难。 但在她自己心中，她坚信香农杀害了莫里森·贝尔。这就是被告要被审判的案件。由于贝尔谋杀案比贝瑞特谋杀案的证据要充分些，因此，地方检察官决定先起诉前面一件案子。 诺兰太太在剑桥城法庭主要的对手是詹姆斯- 瑞里。他是剑桥城一家专门打刑事案的小律师行的律师。瑞里在当地法院很受尊重。吸引众人眼球的案件总是能吸引优秀的律师，尽管这件案子里的被告梅丽莎·香农经济状况很一般。瑞里向他的同事们预测说，打赢这场官司是有可能的。他几近吹牛地说，她会被无罪释放的。如果梅丽莎·香农被宣判无罪，他就不可能和警察，还有贝尔一家人交上朋友了，但是，这会让公众注意到他们律师行了不起的本事。这比任何广告都好。而且，和梅丽莎·香农接触了一段时间后，瑞里相信她是无辜的。 亨利·斯皮尔曼最初决定不去旁听这次审判。在哈佛，他在学期中的工作是很繁重的。而且，他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到那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做论文；回来后，按照计划，他要去美国国会，在联合经济委员会前作证。而且，他还要写他每月的专栏。但是，卡尔文·韦伯和斯皮尔曼谈过了。 他请斯皮尔曼去旁听这次审判。至少今天去一趟，因为丹顿·克莱格今天应该会出庭作证的。 米德塞克斯县的法院是剑桥城最高大最现代的建筑之一。 这座建筑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一片对其建造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违规的丑闻和争议中开放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高贵典雅的装修所花费的钱已经从媒体的记忆中消退了。大理石和柚木开始激起这个地区的居民对它的赞赏。这座建筑里的法庭是半圆形的。把法庭设计成这种结构不大符合司法上的传统，倒是更符合听觉原理。米德塞克斯县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它的设施颇感自豪。他们相信，在波士顿，它同司法部那乏味的装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出席审判的人当中，只有一人不用特地赶往法院大楼。她就是梅丽莎·香农。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犯人的安全，监狱就设在法院大楼的顶层。从一条有保护措施，沿途还专门安排有保安的走廊走下去，乘坐限制使用的电梯，狱警把梅丽莎·香农从她的牢房带到了审判庭。她无需特地从外面赶往法院。 “你以前来过法庭吗，亨利? ”当和其他的听众在法庭外面等待着入场时，卡尔文·韦伯很随便地问道。他们是和丹顿‘克莱格一起的。丹顿是原告方的证人。 “只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助教。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当时的证词并没有派上大用场。“ “为什么呢? ”克莱格怀着一种快要作证的兴趣问道。 “涉及太多经济学的专业东西了，而且年代也太早了，”斯皮尔曼回答说，“他们说，我的证词现在可能更能被接受。” “因为你更出名了，当然。”克莱格试探性地问道。 “不，不是因为我更出名了，而是因为经济学更加为人所知了。你可能也知道的，在法律的教学中进行了一场革命。而经济分析刺激了这场革命。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现在每个重要的法学院中，都有一名经济学家在那里当教员。对经济学家的这种需求是很让人惊讶的。现在，对于去法学院工作这样的机会，我们一些最优秀的经济学研究生都会给予慎重的考虑。而现在，苦恼也会降临到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或是在其他地方学习的本科生的身上。因为他们忽略了微观经济分析。过去，律师不得不学习修辞学；而现在，他们必须尽力学好成本曲线。”斯皮尔曼这样说道。对于在同事面前说的这些话，他非常得意，而他也毫不掩饰这一点。 “很明显，你知道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懂得成本曲线的。亨利，还是回到你说的作证那件事吧。你说你当时作为一个证人没发挥什么作用。你是不是在接受对方询问时被困住了? 别人告诉我要注意这一点。”克莱格回答说。 “我完全被困住了，因为别人完全不理解我的证词。一位律师让我在一起个人伤害案中出庭作证。案情是这样的：一位母亲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撞倒了，因为这个，她将近一年不能做家务活。她的丈夫不得不雇人来家里帮忙，他因此支付了五千多美元的工资——在那个时候，这是相当多的一笔钱了。司机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只支付这五千美元，他们争辩说这是一位家庭妇女一年所做服务的金钱价值。我受邀以专家的身份前来作证，评估这个数目。” “那么，那些钱不够公平吗? ”韦伯一边问着，一边眼镜向下瞥了瞥他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就是那个家伙要付的钱……” “这是否公平我说不上，但是，这些钱肯定抵不上这位家庭妇女所做的服务的价值。有一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你们，但是当然，我在审判过程中说清楚了的。那就是，这位妇女是位注册会计师，尽管出车祸的时候，她并没有在做会计工作。我估算了一下，像她那种受过培训并且有经验的注册会计师一年可以挣一万美元。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一万美元才是这个妇女作为家庭主妇提供的服务的价值，而不是五千美元。这不过是基础经济学的知识。但是恐怕，这些与法庭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斯皮尔曼看着他的两位朋友。他们脸上神秘的表情让他不得不继续往下说。“法庭是像会计师那样来看待成本的。它只会问丈夫要支付的工资是多少。而经济学家——提醒你们一下，甚至是刚开始学经济的学生——把成本看作是放弃了的最高成本。 任何事情的成本都是你所放弃的最可取的选择。而对于这位妇女来说，则是一万美元。作为家庭妇女，她和她的家人自愿放弃一万美元——这是她作为注册会计师能获得的收入。这就是她留在家里的价值。而一旦她失去了提供服务的机会，这就是她应该获得的赔偿。但是法官声称他无法理解我的证词。尽管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我还是说服不了法庭。这家人仅仅得到了五千美元。“斯皮尔曼停顿了一下，”从此，我再也没有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过证了——虽然我知道我们经济系的许多同事在各种各样的案子中作过证。坦率地说，我听说一些死守传统的没有创新的律师对经济学家闯入了他们的领地而感到十分伤心和失望。“ “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的，”卡尔文·韦伯自告奋勇地说道，“在和我——也许我可以这样说——同龄的人中，你找不出很多对律师有好感的人。我一直很钦佩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所说的关于律师的话。” “他说过什么? 我没听说过。”克莱格面带微笑地说。 “约翰逊在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群里。其中一个人离开了。没有走的一个家伙问约翰逊他是否认识那个人。约翰逊说，‘我并不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但是我可以肯定，那位绅士是个律师。’”听了这句妙语，斯皮尔曼和克莱格都咯咯地笑了。对于克莱格，这很好地帮他缓和了作证给他带来的紧张心情。 “我现在才学经济学太晚了吧。”克莱格说，他注意到，法庭监守官允许听众进入法庭了，“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 “说出实情，所有的实情。除了实情，什么都不用说了。” 韦伯十分风趣地说着。 当巴克斯特法官走进法庭时，大家都站了起来。然后，案件开始审理了。斯皮尔曼面无表情地看着控辩双方的律师做开场陈述。在桃乐丝·诺兰的陈述中，她强调了原告方是如何证明梅丽莎·香农肯定有罪的。在陈述过程中，她的声调一直是不高也不低，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她不温不火地对陪审团说着。诺兰认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她应该直接指出，这个州的大多数案件都是证据无法得到证实的。但是她据理力争说，证据经常都是无法证实的，但却是令人信服的。她还告诫陪审团不要相信其他说法。 接着，詹姆士·瑞里告诉陪审团，他的开场陈述是很简短的。他说原告方已经替他作了陈述了：原告方控告梅丽莎·香农有罪，并没有凭借什么合理的怀疑。因此，在这个案子结束的时候，陪审团也会有满腹的疑问：为什么州政府在证据不可信的情况下要起诉他的当事人呢? 他的当事人失去了未婚夫，已经是万分悲痛了。他认为，从策略层面上来说，应该坦率地指出在自己的辩护中最不利的部分：在贝尔死亡的时候，没有人和香农在一起，也没有人看见她。香农是一个人住的。她也会辩解，瑞里解释说，她那天上午在睡觉，因为她那天不用上班，而且前两个晚上她睡得都不好。 然后，桃乐丝·诺兰开始了她的主要诉讼。她站在放着她的文件和证物的桌子旁边。她那灰棕色的羊毛套装和她的棕色头发相称得当。这位助理检察官直接传召了她的第一位证人：县验尸官。然后是逮捕梅丽莎·香农的警察。当韦伯看着诺兰时，他觉得，有这么一个和贝尔一样，对穿着打扮都那么挑剔的人来做贝尔谋杀案的原告律师，真的很合适。 审判的这一部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就像一出戏剧或是电视剧。但是随着验尸官那坦白的证词，审判变得生动些了。他很坦率地描述了一下贝尔头部所受到的袭击，正是这次袭击可能致他昏迷了。然后验尸官又从临床上描述了一下贝尔胸部中的那一刀。那一刀要了他的命。很明显，验尸官的描述让所有的听众都痛心疾首，惊恐不安。法庭上，只有律师们看上去对验尸官的证词无动于衷。 “你能确认那把你宣称杀害了贝尔教授的刀吗? ”瑞里在交叉诘问中这样问验尸官。 “不能。正如我在我诚实的证词中所说的，我们没有找到那把刀。” “在死者身上没有找到刀？” “对。” “就目前你所知，杀人凶器，如果是刀的话，还没有找到，是吗? ”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是——也就是说，是的，凶器还没有找到。” “你能确定那把你宣称要了死者命的刀的样式吗? ” “不能。如果你指的是牌子的话，我说不出牌子。可能是一把普通的厨房用刀，或者是中等长度的切肉刀，或者是长点儿的削皮刀。” “你检验过梅丽莎·香农的厨房用刀了吗? ” “我本人没有。但是那些刀都被拿到了实验室，并在我的监督下进行了检验。” “你检查出什么了没有? ” “没有检查出什么能证明这些刀是凶器的东西。但是，在被告所拥有的刀里面，有一些刀可能会造成我所描述的刀口。” “我并没有问你那个，先生，”瑞里反击说，“既然你主动说了，那就让我问问你吧。你家厨房的刀也会造成那样的刀口吗? ” “会，”验尸官停顿了一下，“瑞里先生，你们家厨房的刀也会的。” “但是你并没有能够找到或是确定那把你宣称杀害了贝尔教授的刀? ” “是的，我不能。” 瑞里转向法官席，简洁地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没有问题要问这位证人的了。” 原告律师询问那位逮捕梅丽莎·香农的警官是否告知了被告她的米兰达( 米兰达法定权：美国律法，被捕者有权聘请律师并保持缄默以避免作出自证其罪的词。) 权利。警官的回答十分确定。“警官先生，当你逮捕梅丽莎·香农并告知了她的权利时，她说了些什么。你能一一告诉我们吗? ” “反对! 这是传闻证据。”瑞里打断了。他站了起来，陈述自己的观点。 “反对无效，”巴克斯特回答说，“被告的精神或是身体状况不应算作传闻证据。你可以坐下了，瑞里先生。” 警官回答了：“她说她希望另外两个人也尽快死去。” “其他两个人也尽快死去。‘她还说了什么别的了吗? ” “没什么了。她只是反复地说两位教授都死了，她很开心，并且希望另外两个也会加入他们。” “她有没有说她所谓的‘另外两个’是谁? ” “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没有。” “但是她对她所说的坚定不移。这一点你记得清楚吗? ” “噢，是的。这一点上毫无疑问。那就是她说的话。” “你能描述一下她在那个时候的举止，还有情绪状态吗? ” “可以。她那时候忧心忡忡的。” “她在喝酒吗? ” “在我看来，是的。” 瑞里站起来，开始询问这位警官。到这个时候，除了那些很明显可以看出的穿着打扮上的不同，所有的观众都注意到了被告方律师和原告方律师的差异。瑞里穿着很厚重的橡胶套鞋，虽然那天并没有下雨。他在夹克下面还套着围巾，虽然法庭里很热。 他装扮出一幅上个世纪马萨诸塞州最伟大的辩护律师——鲁弗斯·乔特的模样。乔特并不在意穿着，但是也不会邋遢得太过分。 就像乔特一样，瑞里也有意识地慢慢像那样打扮。他不愿意陪审员把他看作傻子，但是他真的希望他们认识到：他完全投入到了他的当事人的这件案子中，以至于在他看来，穿着打扮都无关紧要了。就好像他的衣服也在作证似的，“不要注意我。我并不重要。我当事人的案子才重要呢。” 这位警官证词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因为瑞里从他的话中引出：这位警官已经在不止一次的办案经历中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表面上看起来忧心忡忡的人并没有做过他们宣称的事或是他们话语中所指的事。 当警官离开证人席时，斯皮尔曼和韦伯都透过法庭的弧形门注视着维勒莉·丹泽和丹顿·克莱格。他们两个人肯定经常在想像导致贝尔和贝瑞特死亡的情境。但是，他们避免了同样的命运。 下一个被请到证人席的是丹顿·克莱格。他的证词是关于哈佛晋升程序的类别和步骤：为什么在这样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晋升为在职教授会不可思议地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件事；而对于那些直接受此影响的个人来说，委员会的决定有多大的影响。 克莱格表现得泰然自若，这让前来出席的教员和管理层的领导很是高兴。当他描述那些步骤时，他看上去很放松，甚至留心找机会插入辩词和理由。瑞里以这些与此案无关为理由反对克莱格的证词，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庄重地语调说道：“尊敬的法官大人，这和证明我的当事人有罪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之所以到这里来，不是来研究一个年轻人的自杀的。我认为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当事人被指控谋杀! ” 在交叉诘问时，瑞里问起克莱格院长有关戈森的投票情况被泄漏一事。诺兰表示反对，因为这超出了对克莱格进行直接诘问的范围。但是，根据马萨诸塞州的证据法，她希望巴克斯特允许交叉诘问不要超出直接证词的话题。巴克斯特同意了。诺兰认为这对她后来的辩护有利。瑞里反复地追问：“通常情况下，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商议结果是不是应该保密? ”“直到今年，委员会的商议结果在以前都是保密的，对吗? ”“对投票情况保密对你很重要吗? ”“投票的结果被泄露了，对此你怎么解释呢? ”“在你看来，这次违规是很严重的吗? ”“哈佛的学生已经知道了那些投戈森反对票的人了吗? ”“市民们都知道了吗? ”“看过新闻的人有没有不知道这事的呢? ”“梅丽莎·香农承认知道这个消息，那她有什么不寻常的吗? ” 克莱格平安度过了交叉诘问的这个环节。他对瑞里的每一个提问对答如流，其表现出来的品质让教员们很喜欢他。“看，我主持的委员会在保密方面出现了违规行为。我相信委员会的委员们并没有辜负我对他们的信任。我怕是我办公室里某个很关心戈森自杀的人，在情急之下泄漏了此次投票的情况。办公室里有一些人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但是，瑞里先生，假如真的是那样的话，这些事情就到此为止吧，让我来承担责任吧。如果你要追查那位要为泄漏出是贝尔、贝瑞特和丹泽投了反对票的事情负责的人，那也让我来承担吧，到此为止吧。” “克莱格院长，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在看了很久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笔记后，瑞里这样说道，“我不是哈佛人。据我所知，巴克斯特法官也不是。对于我的无知，请你耐心一点。先生，请你告诉我，在哈佛，教员们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吗? ” 克莱格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吃惊。他想了想，回答说：“我并不想用融洽这个词来形容教员们的关系。教员们经常要作为一个团体在一起工作——我认为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是，教学和做研究的性质要求他们经常单独完成工作。并不需要融洽。” “也许你并不明白我这个问题的中心意思。让我换种说法吧。 在哈佛那些学识渊博的教员中间，曾经出现过关系紧张、相互不信任或是相互妒忌的情况吗? “ “当然，会有明显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每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情况的。” “我不是在问你明显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克莱格院长。我问的是妒忌——如果要让我为你详细解释的话，那就是憎恨，极度的讨厌。像莫里森·贝尔或是福斯特·贝瑞特这样的教员，可不可能在他们的工作中树敌呢? 会不会有同事极度地讨厌他们呢? ” “噢，那是可能的，我想。我不想用‘敌人’这个词。总会有个性之间的冲突的。学者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人，这一点我相信你是知道的，瑞里先生。是的，我们有我们的差异。但这并不能构成谋杀的理由，如果你是想暗示这点的话。” “克莱格院长，也许你完全没有走出象牙塔，我不大清楚。 但是，在这个镇上，就有人因为停车谁先谁后的争议而在大街上被杀。作为教员，贝尔教授可能遇到的事情和矛盾，会不会引发不那么严重的后果呢? “ “瑞里先生，你在不经意间撞到了一个痛处。在大多数大学里，停车场收费是如此的高，为了争一个车位，教员们可能会去杀人。”克莱格微微地转过头去，笑着对法官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当然是在开玩笑了。我的观点是：在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人们信奉的指导原则是通过争论和辩论来解决争议，而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 当克莱格离开证人席时，巴克斯特院长宣布了休庭。在大厅里，韦伯和斯皮尔曼正在与维勒莉·丹泽和奥利弗·吴交谈。 审讯过程中，斯皮尔曼并没有看到吴教授。现在在法庭看见了吴教授令他颇感吃惊。因为一月份的时候，通过数次的观察，他发现贝尔和吴教授并不是朋友。 “你们相信是梅丽莎·香农杀的人吗? ”吴教授问其他三个人。 “我所知道的就是，他们逮捕了那个女人后，我一直活着，没有丧命，，‘丹泽回答说，”谋杀已经被制止了。“ “要说服陪审员，单就这个理由还不够，”吴教授回答说，“我相信，对于陪审团来说，谋杀已经被制止了这一个事实是不能被接受作为证据的。那对他们做决定起不了什么作用。记住，这不是一个哈佛陪审团。从剑桥城市民中随便找出12个人来，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人巴不得对哈佛教授们的谋杀能够继续F 去。” “那么，我冒险说一句，她会被无罪释放的。”韦伯很坚定地说。这一句话让每个人都吃了一惊。 “卡尔文，你现在做出这样的推论还为时尚早吧? ”斯皮尔曼询问道。因为这位经济学家知道，在这一点上，他自己并不能够得出任何结论。 “梅丽莎·香农有两样东西可以帮助她——这两样东西都是她所需要的。一是她的性别。在美国，谋杀犯是女性，这一点我们不能接受。看看我们的文学作品，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戏剧吧。 女性杀人是很少发生的，发生这样的事近乎是失常。“ “你立论的第二个根据是什么? ”吴教授问道。 “她有一个好律师。而且在英美法系中，判定无罪要经过很长的过程。还记得吉伯特与苏利文的《幕后裁决》吗? 有首歌是这样的：所有冒险偷我钱的小偷都得指望我说的话， 而我把许多窃贼都送回到了 他们的朋友和亲戚那里。 梅丽莎·香农会被无罪释放的，你们等着瞧吧。“ “嗯，”斯皮尔曼低声说道，“记住，卡尔文，这首歌说的是被放回去的窃贼。对于谋杀犯，事情可能会不一样。” 斯皮尔曼原先以为在克莱格作证后，他就会回家去了，但是他却和一些教员到商业区的餐馆吃午饭了。吃饭时，他听说原告方下午会传唤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出庭作证。在克莱格作完证后，到午饭休息之前，桃乐丝·诺兰传唤了三位证人。他们都和梅丽莎．香农很熟。诺兰要质询他们梅丽莎‘香农与丹尼斯’戈森的关系。他们分别都提及了他们俩要结婚的计划。诺兰不断提出一些问题，一些能证明在他们看来，戈森的晋升对梅丽莎‘香农有多重要的问题向他们施压。一位证人透露，如果戈森晋升了，他和香农将去欧洲旅游，并将得到更高的工资。另一位证人证实了，晋升将会让他们最终确定买房的计划。他们三个都很清楚地说明，梅丽莎和她的未婚夫一样，都非常依赖戈森的晋升。 证人们还无一例外地证实了，因为戈森的死，梅丽莎‘香农心情十分低落。 瑞里对这些证人的交叉诘问十分简短。事实上，他让他们承认了，由于未来配偶的死而心情低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难道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吗? “他问。他们每一个人都主动说到，一个人为配偶在职业上的成功而充满信心并不奇怪。 ※※※ 每一个律师，在准备对证人的质询时，都热忱地期待着一件事：没有意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意外。双方律师都有理由对审判的进行过程感到满意。在下午两点，星期三中午的休庭刚刚结束后，原告律师传唤了她的最后一位证人。 “请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出庭作证。” 在斯皮尔曼看来，这位邮票商人比他以前看起来老了些，脸色也更加苍白了。当他宣誓时，他的声音有些不稳定。下午的审讯，维勒莉·丹泽坐在了斯皮尔曼和韦伯的中间。她向他们评论说，波可哈德看上去是多么的没把握——相比验尸官，警官，克莱格院长，还有香农小姐的熟人，他是多么的困窘呀。 “波可哈德先生，”在证人宣誓并确定身份后，原告律师开始了质询，“我想问你关于此案中的被告梅丽莎·香农小姐的一些问题。你认识她吗? ” “是的。” “你能在这个法庭中把她指认出来吗? ” “能。她在那里呢。”证人一边说着，一边用他左手的食指指向了被告。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 “她是我的雇员。” “就这些了吗? ”诺兰更深人地问道。 “我们也是朋友。” “你们的友情是什么性质的? 我的意思是说，是爱情——或者是柏拉图式的——仅仅是朋友——或者是什么呢? ” 波可哈德犹豫了，他没有马上作答。桃乐丝‘诺兰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等待着她这个问题的答案。当试图徒然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时，证人流露出了逃避的目光，嘴唇也皱了起来。他那苍白的脸也改变了颜色，涨红了。由于紧张，他的手指把玩着证人椅的扶手。巴克斯特法官很疑惑地低头看着波可哈德。“我们是朋友，好朋友，就这些了。”最后，他这样回答道。 瑞里努力掩藏住了因证人的回答而感到的吃惊，他在面前的黄色便签上乱写一通。波可哈德情绪的表现说明他是在说谎。 “作为朋友，你注意过她的穿着吗? ” “有时候是的。”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想使用一下早些时候威格斯警官在证人席上提到过的A证物。” “可以。”巴克斯特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证物。 “波可哈德先生，我给你看的这件证物是莫里森·贝尔死亡那天，在他家外面的灌木丛中找到的。你能确认一下吗? ” “看上去像是女人的手套。” “你能告诉我，你以前见过这双手套吗? ” 波可哈德又一次停顿了一下。他延迟作答足有一分多钟，在听众们看来似乎有一个小时。他一脸愁苦的表情，看着被告。 “我以前看梅丽莎·香农戴过。这是她的手套。” 维勒莉·丹泽转向韦伯说道：“你的预测可能是错的。生活并不总是在模仿艺术。” 韦伯，跟其他人一样，对手套所有者的揭露感到大吃一惊。 “波可哈德先生，你指出你和梅丽莎·香农是朋友。也就是说她不仅仅是一名雇员。你曾在社交场合见过她吗? ” “是的。” “不止一次吗? ” “是的。” “不止两次吗? ” “是的，不止两次。” “我可以说‘经常’吗? ” “经常。” “在这些场合中，你知道你的朋友兼雇员要结婚了吗? ” “反对。”瑞里喊了一声。 “反对无效。”巴克斯特法官说。 “波可哈德先生，在你和香农小姐非工作的交往中，你能告诉我你最后一次和她去的地方吗? 你最后一次在社交场合中看见她是什么时候呢? ” “让我想想。应该是在1 月7 曰。她陪同我参加了一个为克莱格博士准备的庆祝聚会。” “是在哪里举行的? 在克莱格家吗? ” “不，是在斯皮尔曼博士的家。”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在审判中被提起，亨利·斯皮尔曼的后背僵硬了。“那天晚上，他们邀请我去介绍一张送给克莱格博士的邮票。香农小姐和我一同前往是很正常的，因为那天晚上和邮票有关。” “你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梅丽莎·香农已经订婚了的? 不，打住这个问题。香农小姐的未婚夫丹尼斯·戈森先生那一晚出现在聚会上了吗? ” “当然没有，”波可哈德说，“他为什么要出席呢? ” “让我问你些问题，波可哈德先生，”诺兰很温和地责备道，“我听到的你的回答仅仅是没有。你能告诉我谁出席了吗? ” “不能，我并不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 “那么让我试着帮帮你吧，”诺兰说，“我猜丹顿·克莱格院长在吧。” “是的，我说过了的。”波可哈德生气地回答道。 “那晚，莫里森·贝尔教授也在吗? ” “是的。” “梅丽莎·香农那晚见过贝尔教授吗? ” “是的，她见过。” “你知道事实是这样的吗? ” “是的，当时我和她在一起。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贝尔。 她和他说的话比我和他说的多一些。我记得他们在谈论鸟儿。贝尔先生确实提到过他在家里养鸟的事。我记得说的是在他的后院。我没怎么留意他们的谈话。我很有礼貌地站着。坦率地说，如果鸟儿不是在邮票上或是餐盘上，我对它们是没什么兴趣的。“ “香农小姐那晚也见过福斯特·贝瑞特教授吗? ” 詹姆斯·瑞里很快站了起来。“反对，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被告律师的反对无效，证人要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他们见了面并谈了一些话。” “你也和他们交谈了吗? ” “是的，我们谈起了我们的俱乐部。贝瑞特和我是波士顿同一家俱乐部的会员，虽然我不是很了解他。噢，对了，我们都了解到，按计划，我们今年春天要去英国旅行。或者说我们本应该去的。我们谈到了航行。只是闲聊，就那些事。” “在你们谈论俱乐部的时候，梅丽莎·香农也在场。那么你们谈论到俱乐部的晚餐时刻表了吗? ” “是的，我们都是单身汉，我们谈起了俱乐部在周日晚上不开门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俱乐部的失败。我并不喜欢周末自己做饭吃。但是贝瑞特教授说他非常喜欢在周日晚上做饭。” “你们谈话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还是只有你们两个? ” “还有一个人和我们在一起。姓吴的。我以前不认识他；他不是一个集邮者。我们和贝尔谈话的时候他并不在场。” “还有其他人吗? ” “我记不起还有别人了。” “波可哈德先生。这个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从1 月7 日那一晚开始，你还见过或者是和梅丽莎·香农在一起过吗? ” “我那周见过她的——许多次——在我的店里。但是当她星期五知道自杀的消息后，她就离开了。她很心烦，正如大家可以想像到的。用震惊这个词比较恰当。她不想见任何人。不管家人还是朋友。我周末试着给她打电话，但是接不通。如果要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我是从11日早上就没有见过她了。直到今天。”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的问题问完了。”说完这些，诺兰宣布案件审理的主要部分已经结束了。 当巴克斯特法官同意瑞里休庭的请求时，陪审团回避了。 坐在法官席上，他详述了证据，并指出政府已经确定了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他告诉瑞里先生当第二天审判继续时，他要准备为被告辩护。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米德塞克斯县高等法院关门了。 亨利·斯皮尔曼第二天没有去法院继续看审判。但是当地的新闻界对法院审判的进行非常关心。当布里奇向他传达整个审判的新闻报道时，这位经济学家很仔细地听着。 “据晨报说，香农小姐上了证人席，并宣称贝尔被杀的那天上午她在家里的，她非常沮丧。但是听这一部分，亨利：她承认她那天早上什么人也没见到过，她也记不起有过什么电话。她甚至也说不出那天电视上播过什么。” “关于她的手套，她是怎么说的? ”亨利问道。 “她说手套是她的，但是她说她以前就弄丢了。她说她不知道手套怎么到了贝尔家的。她甚至否认了她对警察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但是她至少承认说过这些话的。”布里奇·斯皮尔曼端起她的茶杯，开始浏览报纸的其他部分。 “结果怎么样呢? ”她的丈夫问道。 “我们暂时不知道。报上说律师向陪审团作了结案陈词，而陪审团没有马上做决定。我认为换成是我的话，不会花很多时间的。” ※※※ 星期天．陪审团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然后他们回到了法庭，巴克斯特法官问他们是否已经达成了决议。在这个时候，法庭里的每双眼睛都注意到了陪审团里的第一个人身上。这位中年人是个面包师。 “是的，我们做出决定了，尊敬的法官大人。” 陪审团判定梅丽莎·香农二级谋杀罪名成立。一旦判定有罪，惩罚会依照马萨诸塞州的州法执行。当哈佛的学者们听说梅丽莎·香农由于谋杀莫里森·贝尔而被判终身监禁时，他们都松了一口气。维勒莉·丹泽和丹顿·克莱格的朋友特别高兴。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朋友不会再有危险了。 正文 第十五章 6月9日星期日，6月10日星期一 “就站在那里，别动！ 笑一笑！ ”闪光灯闪了一下。“好的，向右转转。”摄像师无意间碰到了斯皮尔曼夫妇俩。亨利抬头看了看，期望被告知位置站对了没有。布里奇正在调整她的随身包的肩带。 “明天早上去画廊看看吧。上面有你们登上伊丽莎白女王二号的照片。”斯皮尔曼夫妇俩刚刚登上了伊丽莎白女王二号的甲板。 “你觉得我们照得好吗？ ”亨利问道。 “不会是一个费边·巴克拉克的，”布里奇回答说，“没有人会误认为我们是温莎公爵和温莎公爵夫人的。” 和电影里的镜头恰恰相反，上船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首先，行李就是一个折磨。没有什么礼节，行李工人会拿上你的行李箱和服装包，摇摇晃晃地把它们堆放在大型手推车上。然后，他们不会给你任何解释，也不会给你什么收据，行李就消失了。 每个乘客都在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包和精心挑选的物品了。 第二，要排队等候。像伊丽莎白女王二号这样，单单穿越一趟大西洋就要搭载数百名乘客的船，当然会有很长的队。因为乘客必须逐个地接受船票检查、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 第三，秩序比较混乱。船上的工作人员希望把美国公民单独安排在一个地方，英国公民单独安排在另一个地方。其他人也有一个单独的安置地方。在哈得逊河84号码头的喧闹中，要找到你自己的地方，即使是对经验丰富的游客，这也是一种考验。 “那个电梯会带你们到四号甲板的。”一位穿白色制服的服务员这样回答着布里奇·斯皮尔曼的询问。 “向前走，夫人。” “就是这儿了。”亨利·斯皮尔曼一边如释重负地说着，一边察看着旅行通行证上的房间号。他们俩走进了他们的特等客舱。亨利拍了一下他妻子的肩，笑着指了指墙脚。他们的行李已经堆放在那里了。他们迅速打量了一下他们的房间，决定等一下再打开包。船很快要驶离泊位了。斯皮尔曼夫妇俩可不想错过在甲板上观看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从纽约港驶出，进入宽阔大海的机会。 哈得逊河的东西海岸与具有善恶双重性格的人一样，差别是很大的。当这艘巨轮驶向维拉扎诺海峡桥时，在左舷的乘客看见了曼哈顿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它们坐落在南边，旁边就是世界贸易大楼的双塔。在右舷的乘客可以目睹到国家经济的工业一面。工厂、精炼厂、烟囱、仓库——许多都变旧了——沿着新泽西海岸线排成一行。坐落在工业联合体中的是在霍伯肯的麦斯威尔咖啡加工厂。它那巨大的倾斜状的杯子，仿佛是要倒给一位金刚喝。这位金刚正要赶去曼哈顿爬一栋摩天大楼，现在需要休息一下喝口咖啡。 纽约是非常著名的景点。成百上千的游客靠着左舷的甲板栏杆。他们有的在照离别像，有的在欣赏风景，有的在品味着海上旅行的前景。斯皮尔曼夫妇俩很早就登上了上甲板，俯瞰船头，欣赏着两岸的景色。这使亨利·斯皮尔曼想起了索斯汀·威伯伦谈到过的金融与工业的区别。在威伯伦看来，工业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因为工业负责制造商品；而另一方面，负责造钱的金融则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赏。威伯伦觉得，金融不仅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反而是经济发展的桎梏。自从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生产要素，不管是金融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是同等有用的——之后，斯皮尔曼觉得这种一分为二的提法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新泽西和纽约的巨大差距却使威伯伦提出的那种区别在表面上看来挺有道理的。 “啊，斯皮尔曼教授，斯皮尔曼夫人！ 我知道你们会在甲板上的。但是，刚刚离开码头就这么快见到你们了，真是太令人高兴了。老实说，坐船旅行时，我最喜欢待在甲板上了。不论我去欧洲出差多少回，每一回我都不会错过看着纽约城的地平线从我面前经过的巨大乐趣的。这是你们第一次横渡大西洋吗？ ”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出现在了斯皮尔曼夫妇的身旁。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雨衣，腰带系在腰间，头戴一顶神气十足的草帽。 “事实上，我们俩从来没有坐船去过欧洲。我们以前都是坐飞机去的。”布里奇·斯皮尔曼回答道。 “那样的话，你们即将好好地享受一番了。我从不坐飞机的。 要横跨两个大陆，海上邮轮是最文明化的方式。“ “时间竟然允许你坐轮船，这让我感到很惊讶。”亨利‘斯皮尔曼注意到。 “对于我来说，这一点并不成问题。邮票的拍卖人会提前通知我的。我正好利用在船上的这段时间来研究我的竞价策略。” “我能不能认为你通常把你的策略秘密写在你的书上呢？ 我把你的书带到船上来看了。我已经稍加研究了。” 波可哈德看起来很兴奋。“哦，斯皮尔曼教授，你也想看我的书，我深感荣幸。但是，恐怕你会发现我的书有些无趣。上面写的全是关于一个老头和他的邮票的回忆。对于那些著名邮票的价格史，我认为你会觉得非常的乏味。至于那些好点的故事，没有记错的话，你已经听我讲过了——比如我在‘夏威夷传教士’上的竞价压过了维尔兄弟，我如何识破一些假的位置颠倒的双翼飞机，以及我是如何将一些珍稀邮票出手的。” “这些故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乏味。精彩的故事总是让人百听不厌的，并且，听一个故事同我有时间的时候来慢慢咀嚼它是有很大区别的。至于价格，嗯，对于我来说，价格的话题我是永远不会觉得无聊的。它们通常是基础经济实体的反映。请相信我，看你的书绝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但是，据我从你们院长那里知道的，这趟旅行对你而言并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对吗？ 你不是要，怎么说呢，晚餐的时候唱歌吗？ 我知道，哈佛的很多校友在船上的时候都喜欢回忆他们的学生时代。你将再当一回他们的教授，难道不是吗？ ” “哦，你说的是‘海上的哈佛’。我相信丹顿跟你提过了吧。 事实上，根据事先的约定，我在旅途中有时候要去做一些演讲。 但是，我不必准备得十分细致。而且，我在猜想，一些本来已经选过这门课程的毕业生不会再愿意听了。我相信他们不会秉烛夜读的——至少不会熬夜去读他们的阅读材料的。“ 好交际的卡尔文·韦伯把一只胳膊搭在了斯皮尔曼的肩膀上。斯皮尔曼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卡尔文，我很高兴你也来了，”这个经济学家抬起头，向他的朋友问好，“你还记得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吧。去年冬天在我家——在克莱格的庆祝晚会上，他的谈吐是那么的优雅。” “哦，是的，我当然记得，”韦伯紧紧握住这位集邮家的手，回答说，“我和亨利将会参加‘海上的哈佛’，你去吗？ ” “啊，我很希望我能去。但是，在你们当中，我的学问不够深，我也没能幸运地成为哈佛的学生。我只是一个要去工作的商人。我要去伦敦和巴黎参加几个拍卖会，有一些珍稀邮票要拍卖。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我们三个人而言，这都是一次工作航行，不是吗？“ “嗯，我会把这次旅行归为‘如果你可以得到好的工作’，正如那首老歌唱到的，”韦伯咯咯地笑了，“为了交换一次乘坐头等舱的航行，我将做三个有关英国文学的讲座。其他的时候，你们可以在甲板躺椅上找到我的。” “嗯，卡尔文，别那么谦虚了。如果你和亨利一样，那么准备那些演讲得花掉你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呢。我记得我丈夫在准备时，我三天都没见到他。”布里奇。斯皮尔曼插了一句。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韦伯回答说。 “那样的话，”波可哈德说，“可以说你们所有的同事都非常想在这个计划中担当教员吧。你们两个一定是很特别，才会被校友们选中吧。” “校友们并不参与教员挑选的，”亨利·斯皮尔曼说，“他们只是间接地参与。他们把选择的任务授权给了你的朋友丹顿‘克莱格，让他必须肯定选中的人来自哈佛不同的院系。丹顿认为你一月份时在我家碰见的那些教授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因此，在这艘船上你可能会碰见一些熟悉的面孔。心理学家维勒莉’丹泽在这里；社会学家奥利弗·吴在；化学系的索非亚。乌斯提诺夫也在。而且我相信丹顿也会做几个讲座的。你认识的教员可比认识的学生多呀。” “是的，我认识他们，但却是在一个令我痛心的情形下相识的。我还见过你那两位被杀的同事——尽管我现在还难以相信，但恐怕那天晚上是我把他们介绍给了凶手。” “克里斯托夫，”亨利·斯皮尔曼说，“现在，你不要再去想那件事情了。没有人会认为你该对那件事负责的。” “我不想打断你们的，但是我想我们的船马上要撞上大桥了。”卡尔文．韦伯的手指向了维拉扎诺海峡桥。他们站在上甲板上，从那个位置看过去，就好像世界上最大的邮轮要撞上世界上最大的吊桥了。 “不用紧张。我们有足够空间可以通过的，”波可哈德回答说。他话音刚落，桥上的广播就证实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广播系统发出了一阵响声。“刚才觉得我们的船正撞上维拉扎诺海峡桥的旅客是产生了视错觉。旅客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船过不了这座大桥。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的船过得去。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船上的烟囱会很轻易地通过去的。” 船确实顺利通过了。 “这里越来越冷了。比一个小时之前冷多了。”当船头从桥的另一端下面驶出时，一阵疾风从船上吹过，布里奇·斯皮尔曼紧紧地抱着自己。“我觉得我们俩的这身穿着更适合在码头穿，而不是海上，”亨利·斯皮尔曼向他的妻子回应说，“也许现在到下面去到处看看正合适。也要为晚餐做点准备了。今晚晚些时候再见吧，各位。” 进到船舱里，斯皮尔曼夫妇路过了一条过道。这条过道围绕着“世界风味”。它是横渡大西洋的旅客们的餐厅。他们穿过船的中部，来到了玩家俱乐部。俱乐部是紧挨着戏院的一块长方形区域。玩家俱乐部的墙边，摆放着一排老虎机。尾部是赌场。 赌场的中间，一张张赌桌呈椭圆形排开。夫妻俩走了进去，穿过了左舷的画廊。画廊一直延伸到了双人间夜总会旁边的一条走廊。在舞池转了一圈，他们又经过了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上的图书馆。 电梯旁的墙壁上有一张写着“你在这里”的牌子。很多人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也停下来凑了过去。“商店在救生艇甲板上，坐电梯往上一层就到了。”他们偶然听见别人在说。他们很快地走到了下一层。在那里，他们穿过一条短过道，看到了一扇玻璃门。透过玻璃往里看，只见里面铺着豪华的丝绒地毯。有十张椅子，都用丝绒塞得鼓鼓的，还有几张桌子。“我将在这里度过一些时间。多么豪华的一间阅读室啊。”亨利‘斯皮尔曼评价道。 “嗯，这样至少当我想见你时，知道到哪里找你了。”布里奇笑了笑。 他们往船尾的方向走去。穿过一条很长的走廊，他们来到了购物一条街。 沿着伊丽莎白女王二号往里，这条街上的大部分商店都分成两排。街道的尽头，两边各有一家商店。旅客们可以在救生艇甲板和玻璃商店之间走上走下，就好像在逛商业街一样。人们无法从这边的商店直接穿过甲板到达那边的商店。因为甲板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坑，几乎和街道一样长的一个坑。晚上的时候，游客们可以站在这个椭圆形大坑周围的栏杆旁，俯瞰下面那一层的双人间夜总会的舞池。 “那个人不是维勒莉·丹泽吗？ ”亨利透过眼镜仔细地看着，问道。“是的，我相信就是她。”斯皮尔曼夫妇绕过几拨走过的人群，朝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走了过去。她在一家珠宝店里端详着一只正在展示的手表。丹泽在商店的橱窗上看见了他们的映像。“喂，有什么新玩意儿吗？ ”她转过身去和他们打招呼。 “什么新玩意儿？ ”亨利回答说。“嗯，我们刚刚看到了纽约，新泽西。这一天里看到的新玩意儿还不够多吗？ ”布里奇看上去有点尴尬。“你还有机会在这些商店里逛一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啊？ ” “我在找一些在波士顿买不到的，又没有机会在纽约买到的东西。我要给我收集的玻璃小雕像里再添点新东西。每年，我都要添一个小雕像。我刚才只是在浏览橱窗。打算看完那家店就停了。他们希望我晚餐报到时不要迟到了。你们两个逛了一圈了吗？ ” “不，我们一直在船里随便走走。谢谢你的提醒，”亨利说，“我想现在该去吃饭了。” ※※※ “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是观望台的工作人员。现在没有涨潮，海上风平浪静的。多云天气，一片明媚，非常好。” 亨利·斯皮尔曼已经醒了，但他仍然躺在床上。他努力地听着他们客舱外面，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上的喇叭里正在播报的天气情况。他起床了，开始穿衣服。“对于海上航行，今天的天气真好。” 他一边说着，一边注意到他的妻子也醒了。 亨利·斯皮尔曼弯下腰，在他们客舱的门前拿来了两本清晨时分放在门下的期刊。一份是轮船上的日报，《伊丽莎白女王二号邮报》。上面既有简略的环球新闻，也有船上人们的一些趣事。每天，“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上的欢乐节日”都写着船上各种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电影，桥牌，健身，钢琴音乐会，工艺，宾果游戏，飞靶射击，高尔夫实习所，插花班——那些不满足于休息和欣赏海上风光的游客都可以参加这些活动。为校友联合会做的讲座要占用亨利．斯皮尔曼整个早上的时间。但是，他和布里奇已经制定出了今天剩余时间里的活动计划。他们不谋而合，都不愿错过劳伦斯．考伯特船长在“女王皇宫”里为头等舱客人们举办的鸡尾酒晚会。他们盼望着，在船上吃的第二餐之前，这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聚会。 ※※※ 亨利．斯皮尔曼在运动甲板上沐浴着午后的阳光。他裹着船上配备的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子，躺在一张甲板躺椅上。今天为“海上的哈佛”做的讲座已经结束了，待会就要为今天晚上的活动做准备了。这是他享受这个好天气的最后机会了。他觉得自己的讲座做得还算可以，但是他也拿不准。校友们比当初还是研究生时更加敬重教授们了。他们都极其有礼貌，讲座一结束他们就鼓掌，随后还起身以示谢意。 “这张椅子有人了吗？ ‘，一个白胡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绅士指了指斯皮尔曼身边的那张空着的甲板躺椅。”不，应该没有人，“斯皮尔曼回答说，”那边的椅子上还有一条没人用的毯子，需要我递给你吗？ “ “不用了，谢谢。我这样就很舒服了。有这条围巾我就够了。” 亨利- 斯皮尔曼的眼光集中到了那个人戴着的那条很宽的灰棕色的围巾。“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穿着——顺便说一句，我叫亨利·斯皮尔曼。” “那位经济学家？ 我读过你专栏里的一些文章。我叫西德尼·麦迪逊。我开了一家商店，叫做布莱恩一麦迪逊。你刚才说我的围巾。这条围巾很好看吧。”他身子倾了过去，让斯皮尔曼摸摸围巾的质地。“事实上，它是用喜玛拉雅山大角山羊颈上的毛做成的。山羊在搜寻食物的时候，毛就挂在了树枝上。它叫做夏突斯。你身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应该知道，它是非常稀有的。” “我估计它还非常值钱吧。请原谅我这个经济学家的无知，请问这条围巾值多少钱？ ” “在一般的服装店里，你是买不到的。一码夏突斯就得1500美元。我的顾客们告诉我说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织物了。但是你是知道的，说到费用，请告诉我——你是一位经济学家——这艘船怎么能够一直开下去。我一上船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甚至还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忘了告诉你了，我只是在信封的背面计算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我的估算还是挺有道理的。所有的燃料，所有的食物供应，所有的工作人员——姑且不算船的造价——库纳德怎么能维持这样一艘船的运行？ ” “不算上船的造价吗？ ” “对不起，我没听明白。你再说一遍好吗？ ” “不算上船的造价。那就是说，不算上这些固定的开支——比如说，船只的折旧，债权人的利息，库纳德公司员工的工资等等。不管伊丽莎白女王二号这星期去不去英国，这些开支都是必须支付的。只要旅客们去往南安普顿所支付的——他们的船票钱和他们在船上的开销——补偿了这艘船此次横渡的运行费用，库纳德就获利了。” “怎么会是那样的呢？ 他们要付给债权人利息啊？ ” “他们不管怎样都是要付给债权人利息的啊——除非他们赖账。如果这趟横渡的总收益超过燃料费、食物供应费和所有员工工资总和一块钱，那么，库纳德就赚了一块钱，而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二号没有走这趟航线，他们就赚不了这一块钱。拿你在达拉斯市中心的商店做例子。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关门大吉呢？ 如果你还能付得起债主们的利息，你就不会关门。关门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你还是付不起债主们的利息啊。但是，如果你的营业额还抵不上你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存货的保管费，你就会关门大吉了。因为关门后你就不用支付工资和保管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管这些费用叫做可变成本的原因。利息是固定成本。因为即使你关门了，它们也不会消失。当然，你是永远不会那样做的。最后，你还是不得不支付所有的费用。但是，从短期来考虑，你可以继续开下去。”．接下去的一小时里，斯皮尔曼和麦迪逊就国家的经济问题交换了意见。斯皮尔曼都不愿意起身离开，去健身房进行下午的身体锻炼了。‘’非常有趣的一次讨论，教授。我盼望着再次见到你。如果你和贵夫人去达拉斯的话，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商店。“ ※※※ “晚上好，斯皮尔曼先生，斯皮尔曼太太，很高兴和你们一起进行此次航行。”考伯特船长的一个助手刚刚询问了斯皮尔曼夫妇的名字，并把他们介绍给了伊丽莎白女王二号的主人。一身正式装束的头等舱的乘客们都排着队。队伍不停地向前面左舷旁的“女王皇宫”的大门挪动着。而上面那层，普通的游客们排着队，等着见上船长一面，并等着在和船长握手的那一刹那能照张相。考伯特船长穿着他那身白色的制服，十分上相。他的一头黑发光滑而又整齐地披下来，健硕的身体让他看起来一副贵族的派头，一个地道的英国舰船的船长。斯皮尔曼夫妇和其他人在队伍里迅速地向前挪动着，而考伯特则用事先准备好了的话流畅地回答着他已经听了无数遍的那些问题。 斯皮尔曼夫妇遇见了几位其他的客人，还碰见了奥利弗·吴。他正一个人站在盛放开胃食品的桌子旁。斯皮尔曼和吴教授对比着他们早上作讲座时的笔记，他们一直交谈着，直到要介绍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上的主要官员了，他们才中断了交流。从医药部门的主管到船长助理，每个人都介绍到了。介绍完了后，考伯特对聚集的游客说：“谢谢你们，女士们，先生们。我谨代表库纳德邮轮公司和全体船员，对于你们的到来表示十分的高兴和万分的荣幸。欢迎你们的到来。海面非常平静，我们一定能够按时到达。谢谢。” 船长的鸡尾酒晚会进行到尾声时，斯皮尔曼夫妇随着人群，来到了为头等舱游客们准备的三个餐厅之一的哥伦比亚宫。这是三个餐厅中最大的一个，摆设布置得极其雅致。透过巨大的玻璃窗，辽阔的海面尽收眼底。 人们发现，在海上邮轮吃东西，有三点很重要。第一，正餐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提供营养，也不仅仅是因为船上的饭菜很可口——饭菜确实很可口。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仅仅过了两三天，船上的生活也是非常拘束，非常单调的。经常出人意料地变换着花样的可口饭菜，可以消除这种单调。第二，服务员很重要。如果有位乘客特别钟爱大鲟鱼鱼子酱的话，服务员会向他保证，他每顿饭分到的鱼子酱都会是加大量的。而且，月艮务员还会向乘客报告，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第三，饭桌上的伙伴很重要。横渡期间，每个乘客是被分配到固定的饭桌的。如果和一些很气人的、很无聊的、很讨人厌的家伙分到一个饭桌上，那么，整个旅途就几乎砸锅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发生的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你想和哪几个人在一起吃饭，就选择一张刚好可以容纳你们所有人的饭桌。 斯皮尔曼夫妇决定自己一桌。他们选了一张靠着尾部舱壁的小桌子。在这里，他们可以透过右舷的窗户看风景。亨利和布里奇研究了一下菜谱。游客们可以选择一桌有11个菜的，尽管很少有人一顿能吃完11个菜。“太难做决定了，”布里奇说，“但是，我想我知道该点什么了。”布里奇点了一个很诱人的开胃菜。 没有选“大杂烩”里面的菜。从“海鲜类”里选了一条大比目鱼尝尝。“淀粉类”中她也没有选。“主菜”栏里她选的是一只鸭子，“佐餐菜”里的家常荷兰豆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烧烤”类的她都懒得去考虑。凉菜她也想都没想就排除了。“蔬菜类”的她觉得选点绿色的会好点。“甜点类”的她想等会儿再选。选完这些后，她估计自己不会选压轴菜英国菜和欧洲奶酪的。亨利·斯皮尔曼点完菜后，他们俩坐了下来，享受着他们在海上的第二个夜晚。 正当斯皮尔曼夫妇在等着他们的饭后小甜点时，索非亚- 乌斯提诺夫来到了他们跟前。她从旁边一张刚刚空出来的桌子旁拉了一张椅子过来。“真庆幸能见到你们，亲爱的。我让服务员把我的甜点拿到这里来。我知道你们不会介意的。我的饭桌我是再也呆不下去了。你们选了这么一张小桌子真是太对了。我的饭桌上有一个人——你们肯定不会相信的——不停地在说，我的意思是说，他根本没有停下片刻来喘口气。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喝完汤后我就没再听下去了。我收回我刚才的话。有一样东西堵住了他的嘴。那就是他的黑雪茄。他吃饭时还抽烟呢。——好的，亲爱的。放在这里就行了。谢谢你端过来。——他不停地抽烟，直到我让他别抽了为止。但是，接着他说得更多了。我不知道哪样更恶心，是他说话还是抽烟呢？ ” 斯皮尔曼夫妇一脸同情地看着她。“真的是太糟糕了，索非亚。也许你可以让船长给你换个饭桌。” “相信我，我肯定会和船长说的。但是你们觉得他能给我换吗？ 餐厅里看起来这么挤。” “他兴许有什么办法的。不是只有这一个头等舱餐厅。不管怎样，你得去试一试。”布里奇鼓励着。 索非亚从盘子里舀了最后一勺巴伐利亚草莓奶油派。“太好吃了。不过太浓了。其他的东西我都找不到吃的理由。一共有多少道菜？10 ，127 肯定有12道。在剑桥城，我从来不会要这么多菜。如果有开胃的食物，我还会喝汤吗？ 永远不会。如果有鱼吃，我还会吃小牛肉吗？ 笑话。还有那些面食。你们俩吃面食了吗？ 光那些面食就足够当一顿饭吃了。但是我像一个傻瓜一样，我吃了。” “你不是傻瓜，索非亚。你的行为很理智。在这里吃的肯定比在剑桥城多。”斯皮尔曼回答说。 “当然，因为这里的东西这么好吃。” “不，这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我们剑桥城也有做得好吃的餐馆。但即使你永远觉得餐馆里的菜好吃，在船上你也会吃得比餐馆多的。这和价格有关。在船上，餐厅里所有的东西都不用钱。” “当然了，‘海上的哈佛’付了钱的。”她说。 “不，不是校友联合会付了钱的缘故。就算你已经支付了横渡的所有费用，你多吃菜单上的任何一道菜也不会花你一分钱的。在大多数的餐馆里吃饭却不是这样的。你在决定点不点面食之前，你得先看看价格。如果面食给你带来的满足感胜过你不点这个菜而省下的钱带给你的满足感，你就会点这个菜了。你在这里点菜也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里的菜都不用钱。因此，只要你更喜欢面食而不是价格，你就会要面食的。如果面食能给你带来哪怕是一丁点的满足感，你也会点的。你总会点一些，不会不点的。用我们经济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你会一直吃，直到吃的边际效用为零。到那个时候，你的心里就平衡了。” “我怀疑我的体重还会是三百斤的。”索非亚回答说。 “如果是那样的话，”斯皮尔曼眨了眨眼说，“不止你有那么大的消费者剩余，每个人也都会有的。” 正文 第十六章 6月12日星期三 “晚餐结束了。四间餐厅已经人去楼空了。乘客都四散到船上去了。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都不尽相同：许多人更喜欢去剧院看放映的好莱坞新片；其他人更喜欢有轮盘赌，21点扑克牌和老虎机的游乐场；有些人想体验那种在大西洋上给在家的朋友打电话的兴奋；还有些人溜达在走廊里的小型零售店的橱窗前；去夜总会则是多数人的选择。《每日新闻快报》——”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上的欢乐节日“——已经宣布了在”双人间“为横渡大西洋的人们准备了具有20世纪20年代风格的一夜。对于头等舱的游客，在”女王皇宫“还有午夜舞会和柔和的灯光。 但是这些全都吸引不了斯皮尔曼。晚饭后的这段时间是他在船上最喜欢的。在“哥伦比亚宫”吃的晚餐非常不错。白天的时候，这位经济学家吃得很痛快，但做的运动却很少。他每天在盐水游泳池的游泳，在甲板上开心的散步，在健身房里进行的锻炼都无法消耗掉他从船上丰盛的宴会中所摄取的卡路里。比如说今天吧，他吃到了一生中最好吃的牛排；午餐吃的是极棒的炖牛尾；早餐吃的是烤制的鲱鱼和威尔特熏肉。有什么能够补偿他漏掉的上午十点钟的肉汤和下午茶呢? 没有，他认为。到了晚上的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想吃了，只想躺在船上阅览室里那舒适的椅子上。他晚上的安排在旅途的早些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一顿开始得晚，但吃得很久的晚餐；在甲板上散散步；看书直到深夜。 阅读的材料都是斯皮尔曼精心挑选的。他打算看一些已经出版的作品。作者都是同样在船上旅行的他所熟识的人。和作者如此地接近是很经济实惠的，这样斯皮尔曼就可以直接问他们问题了。问一些他感兴趣的或者是他持不同意见的问题。 但是首先，必须要到甲板上去散散步。斯皮尔曼一手扶着铬钢栏杆，登上了“哥伦比亚宫”门口外那巨大的楼梯。楼梯上铺着厚厚的品蓝色地毯，足以盖住他的鞋底。他用力推开了那扇通向散步甲板的沉重的门，走进了一片浓重的雾色中。刚开始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斯皮尔曼辨认出有一些乘客靠着栏杆。他继续朝前走，从一个躺在甲板躺椅上，裹着毯子的乘客身旁经过。那个人好像是睡着了。斯皮尔曼轻快地走着。让他感到有点意外的是，船上的生活节奏他非常喜欢。能够逃避电话、留言和信件，整个人都感觉放松了。经过了上学期那些可怕的事情后，医生指示他要彻底地换一换环境。事实上，在他看来，海上的旅行生活过得太快了。但是他知道有些人不这样想。韦伯夫妇俩抱怨说他们觉得有些幽闭恐惧症了；奥利弗‘吴也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海洋变得单调乏味了。这些意见，丹顿和杰西卡’克莱格都很赞同。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和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声称，他们觉得船上有许多无趣之事；很显然，维勒莉·丹泽发现了一些十分吸引人的人物，就像斯皮尔曼夫妇俩，她也觉得海上旅行没什么不合意的。当斯皮尔曼开始第二圈散步时，他发现天上下起了毛毛雨。风刮得更凶了，他都能感觉到来自大海的水花了。气温似乎突然降低了，他缩成一团，以抵御夜晚寒冷的空气。 轮船的行驶变得更加明显了，而从舷窗透出来的灯光照映出了涌着无数白浪的灰黑色的大海。甲板开始摇摆不定，上下颠簸了。 风扫过已经空无一人的甲板。逆着这猛烈的风前行是很困难的。 斯皮尔曼决定从最近的入口回到轮船里面去。 他用力拉着把手，但是猛刮着的风让门很难打开。终于，门打开了。伴着水花和冷风，斯皮尔曼进了走廊。他听见门很快噼啪一声回到了原处。迎面而来的是轮船里面温暖的空气。他沿着一条铺着地毯的通道，经过一些迂曲，然后爬上楼梯来到了四号甲板。他走进了他的舱房，发现床罩上有一张便条。是布里奇写的。她告诉亨利说：她，杰西卡·克莱格和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决定去船上的剧院看电影。 这位经济学家走进了浴室，在水池里放满了水。在珐琅水池里，水慢慢地从一边升起，又从另一边落下。船正航行在九级大风中，这是在海上旅行中，斯皮尔曼第一次发现轮船的行进是那么的明显。他洗去了水花留在脸上和手上的盐分残渣。那些残渣在皮肤上都结成硬壳了。然后，他再次走进了他的船舱，取出那些材料以便选择今晚的阅读书目。在把这些材料塞到他的公文包前，他看了一眼每本书的书名。维勒莉‘丹泽的《天才的灵感与热情》；索非亚．乌斯提诺夫的自传《化合与混合：我作为化学家的生活》；丹顿．克莱格的《美拉尼西亚人的风俗习惯》；卡尔文．韦伯的《无人知晓的康拉德》；奥利弗。吴的《赌注与数字：黑手党对城市赌博的控制》；最后一本是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的《集邮中的冒险》。然后，斯皮尔曼从壁橱里取来雨衣，帽子和围巾，以防他晚上就寝前想去甲板上呼吸点新鲜空气。 当斯皮尔曼沿着四号甲板的走廊来到最近的楼梯时，轮船还是在上下颠簸着。他得不时停下来抓住扶手以保持稳定。木头结构发出的巨大的吱吱嘎嘎声伴随着他沿着楼梯来到了后甲板。 在很远的地方，他就听到了从“女王皇宫”里传出的钢琴声和逐渐减弱的短号声。他又走了一段楼梯，来到了甲板上。出于好奇，他绕道来到了“玩家俱乐部”，并在入口处停住了。房间里挤满了客人。 他看到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在一台老虎机前。一只伸出的手里抓满了两角五分的硬币，而另一只手则迅速地操纵着手柄。 硬币从斜槽里倾斜下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这说明她得到了一些使机器继续运转的燃料。这位经济学家走过俱乐部，在它附近的一家游乐场的门口停住了。他用眼睛扫了一遍房间。奥利弗·吴面无表情地坐在轮盘赌的桌子旁边。当轮盘赌的管理员从他所下注的数字上拿走那一堆堆的筹码时，对于失去的赌金，吴教授丝毫没有流露出失望。游乐场里充满了难闻的烟味，潮湿的酒精味也弥漫在空气中。斯皮尔曼决定离开了。他穿过圆廊，走上了阳台。这里可以俯瞰“双人间”。夜总会里，人们谈天说地，喧嚣一片。游客们的心情都很愉快。他们戴着闪闪发光的王冠和塑料“稻草”帽，扔着彩带。一只声音很大的黄铜小号引领乐队演奏着格什温的曲子。同时，一位双腿修长的女歌唱家大声地唱着歌，努力使在一片嗜杂声中的人们能听见她的歌声。她唱道：很快，我们的小船就要驶航回家了，穿过绵延不断的暴风雨，你和我在一起的日子，世界也会歌唱，让我们使那一天早些来临吧。 伊丽莎白女王二号正行驶在暴风雨中。在轮船的里面可以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暴风雨的猛烈了。但这丝毫不会使人们的精神沮丧。当轮船的船首乘风破浪时，整个房间随着海浪升高了，然后倾斜，然后又落下。斯皮尔曼笨拙地沿着一小段楼梯来到救生艇甲板时，船颠簸得更厉害了。他走进了变得更暗了的走廊。 此时，乐队的演奏声渐渐远去了。走廊的尽头是两扇大的玻璃门。 门通向救生艇甲板尾部左舷的一个房间。用力扶着吱吱作响的舱壁，斯皮尔曼沿着走廊向上走着。然后，他推开了他的“避难所” 的门。 房间空空的，只有丹顿·克莱格一个人坐在一张很柔软的皮椅上。看到他的这位朋友进来了，他扬着手朝亨利打招呼。克莱格仍然穿着他的无尾礼服。 斯皮尔曼笑着问了问好。突然，由于船首撞到了巨大的波浪，斯皮尔曼身体稍稍倾斜了一下。他抓住一张椅子的后背以保持平衡。“啊，亨利，我一直在等你呢。我想，这么一点点恶劣的天气是阻止不了你来你最喜欢的避难所的。” “绝对不会。”他回答道。房间里镶嵌有画板的墙壁边摆放着一把把大扶手椅。这位经济学家很舒服地躺到了其中一张椅子匕。“无论是下雪，还是下雨，无论是天热，还是夜晚的幽暗，都不能阻止我愉快地阅读朋友们最新出版的作品。” 克莱格的注意力回到了一本新闻杂志上。斯皮尔曼在椅子上坐了片刻，然后伸手去拿他的公文包，想从中取出一本书来看。 他选中了他的手触摸到的第一本书，然后把它从包里拿了出来。 这是一本他早些看过的书。他把书翻到了他上次看到的地方。一开始，他无法集中精神。轮船的倾斜晃动使得看书比前些晚上更加困难了。那些时候，他也是如此随便地挑选出了晚上要看的书。 还有另外一件事。虽然斯皮尔曼正在休闲放松，享受着这次海上旅行，但是，过去几个月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不是可以轻易地从他的脑海中抹去的。他总是想起梅丽莎‘香农。一位看上去很甜美，很通情达理的年轻女士竟然为了报复亨利的两位熟人，而制造了两起残忍的谋杀案。在经济学中，并没有人们通常很有理智这一说法。但是这些行为太不理智了。很难明白梅丽莎．香农是怎么通过全盘考虑，相信谋杀两个人能够增加她的效用。仅仅因为他们在她未婚夫的晋升上投了反对票。从斯皮尔曼的角度看。丹尼斯·戈森所做的事情是很愚蠢的。而现在，梅丽莎的报仇仅仅是增加了这种事情的不理智性。她不可能没想到过她会被逮住。但是，也许她的心神太混乱了，终究还是没能清楚地进行推理。对于斯皮尔曼来说，很难在经济学的框架中理解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在经济学里，理性是一个基本的假定。梅丽莎·香农的行为就像是一个狂热者的行为。狂热者的人性注定他们不会这种考虑。要么是全部，要么是一无所有。对于利润，他们不会进行精确的计算。不去权衡成本与收益。他们不会互相体谅，不会采取什么特殊手段的。经济学涉及的是良好行为的优先功能，正如渥兹华斯描述的是“或多或少被精确计算过的学问”。 对于像梅丽莎·香农这样的行为，亨利·斯皮尔曼感到震惊。因为这看上去与对得到与失去的精确计算是不一致的。这种行为没有经过成本的计算。对于或多或少的精确计算，梅丽莎·香农似乎没有留心。 伊丽莎白女王二号颠簸摇晃着，斯皮尔曼感到胃部有点恶心。在外面嘈杂的背景下，房间里的木结构也在吱吱作响。这位经济学家紧紧地抓着他的椅子。他觉得在房间里走一走会让他感觉好点的。 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他扶着那些沿着墙摆放着的椅子和桌子。斯皮尔曼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走来走去。他走到墙边，拨开窗户上薄薄的窗帘。从窗户向外看，是救生艇的左舷。但是，从被雨水泼洒的窗户向外看，他什么也看不见。为了忘却他那些郁闷的想法和胃部的恶心，他决定仔细看看室内陈列的图画。它们都是艺术家对库纳德邮船的艺术描绘。其中一幅画的是白伦凯号。它是第一艘库纳德邮轮。为了纪念一位王后( 狮心王查理的妻子) 才取了这个名字。直到玛丽女王号的出现，它都是航线上最好的船。墙上第二幅画是阿基坦尼亚号。它是20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库纳德邮轮，也是最后一艘带有四个烟囱的船。接着是玛丽女王号。对于它的下水，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还写过一首诗。 船中部酒吧的一位曾经在玛丽女王号服务过的侍者告诉斯皮尔曼，玛丽女王号摇晃得特别厉害，这一点使它声名狼藉。那个侍者说cc她可以把一杯茶里的牛奶晃出来“。在这个时候，她的形象不太受欢迎，斯皮尔曼认为。接下来是伊丽莎白女王号。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邮轮。在二战期间，她被当成部队运输船使用。这让她格外的出众。在后面的墙上，斯皮尔曼仔细研究了一下一个俄罗斯号的漂亮模型。俄罗斯号是1876年的一艘库纳德邮轮。它是靠风帆和蒸汽机运转的。塞缪尔·库纳德的半身像挂在面向甲板的窗户的旁边。斯皮尔曼怀着钦佩之情仔细欣赏着这幅画。他知道库纳德是靠用蒸汽船运送跨洋信件起家的。他的第一艘船——大不列颠号，是于1840年首次横渡大西洋的。那是一艘木头做的，用桨划的船。塞缪尔·库纳德是一个以谨慎出名的人。他的安全纪录令人羡慕不已。在和平时期，库纳德邮轮从来没有因为失事而丢失一名乘客。伊丽莎白女王二号升起来了，倾斜，摇晃了很长的时间，到了左边。此时，斯皮尔曼希望安全纪录至少能再保持一次航行。 欣赏完房间里陈列的图画后，斯皮尔曼坐回到了扶手椅上。 他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表。现在是晚上11点。对于漫长的深夜学习，时候仍然很早。亨利·斯皮尔曼坐回到座位上，取回了放在靠墙的桌子上的书本。他又一次开始阅读了。克莱格的杂志放在大腿上，他在打盹，下巴靠到了胸口上。自从对梅丽莎·香农的审判结束后，克莱格轻松了许多。其他人也都是如此。斯皮尔曼也希望，春季学期里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能够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但是不知为何，他总是忘不掉。在他大脑的深处，他觉得在梅丽莎．香农和丹尼斯·戈森的整个事件中，有些东西很不对劲。这不简简单单是两位同事被谋杀了——那是很深的外伤。但是，由于公正的审判已经结束，时间会帮助他治愈这个伤口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里。斯皮尔曼比他的同事们更加心烦意乱。因为他跟他们不一样。他感觉到审判并没有公正进行。审判和判决都不令他满意。但是，如果非要让他用言语把他的疑惑表达出来，他又做不到。他已经尽了全力，但却无法准确描述出他不安的原因。他所知道的，只是他有一种模糊的记忆。他记得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他觉得有些东西很不对劲。有些事情并不吻合。他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决定在脑海中回顾一下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可怕的事情。他不能用逻辑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让他觉得异常地无能为力。他坐着，静静地沉思着。外面咆哮的风似乎远在千里之外。只有当伊丽莎白女王二号在暴风雨中前进时，木结构发出的沉重的吱吱声才会打破了他内心的宁静。 亨利·斯皮尔曼重新看起了书，以期不安能停止下来。他今晚打算看的这本书并不能勾起他的兴趣。因此，他把书放回到了公文包，又摸了一本出来。他把书翻到上次看到的地方，发现自己看着的这本书可能可以引起一个经济学家的兴趣。他看过了几页书，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看着看着，一丝困惑涌上他的心头。在他缜密的头脑里，他觉得有些事情不合乎情理。他在想是否应该回到上次看的地方，以便能串起书中讨论的线索。他往回翻了一页……又翻了一页……是以前看到的地方吗? 他又看了几页，他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本书。 突然，他灵光一现。 这就像一个巨大的拼图，过去曾经让他大伤脑筋，但是现在却拼成了一幅合理的画。每一块都拼凑起来了。就在一刹那间，他十分确信地意识到，正如他曾经期望过的那样，梅丽莎‘香农不是谋杀贝瑞特和贝尔的凶手，她是无辜的。而且，他现在同样非常肯定，丹尼斯·戈森并非是自杀的。他是被谋杀的，像贝瑞特和贝尔那样，被残忍地杀害了。他还知道凶手是谁。 确认凶手是谁并不是出于本能的意识，而是一种完善的逻辑。一种流淌在所有经济分析中最稳固的原则之一里的完善的逻辑：消费者要最大可能地实现他们的效用。这个主张的可靠性和它惊人的预测能力已经无数次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了。因此，在斯皮尔曼的学科中，它是正确推断的基础之一。但是他刚才读到的那些宣称和事实相符的叙述是和强有力的经济学概括完全矛盾的。 虽然，他今晚发现的所有的暗示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他对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却还不甚明了。他应该做什么呢? 他需要琢磨一下。阅览室似乎很闷热，而且伴随着轮船的摇晃，他觉得有些眩晕和不适。去有风的甲板上走一走也许能帮助清醒一下他的头脑。然后他要把他的结论告诉布里奇。他们会一起制定出一个计划的。他环顾了一下，看了看他的同伴。院长没有在打瞌睡了。 “你还好吧，亨利? ”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问? ” “因为刚才你专注于阅读的时候，我无意中看了你一眼。我注意到你跳了一下，好像受到什么惊吓了。然后你好像又完全陷入了你的沉思中。” “我想去呼吸点新鲜的空气，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我的思绪。然后我想和你讨论一下这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你还会在这里待上一会儿吗? ” 克莱格很专注地看着斯皮尔曼。“如果你想让我待，我会的。 我想帮助你扫除困惑，我的朋友。凭我对你的了解，我知道事情有些严重。“ 斯皮尔曼正打算说点什么。但是他没说。他把书放到了最近的桌子上，然后把围巾围在了脖子上，穿上了他那件厚重的雨衣。接着，他又把那顶大大的帽子拉了一下，以盖住耳朵。“如果你照看一下我的公文包，我会很感激的。”然后，他走出了房间。 当他推开通向甲板的门时，一股强大的风吹了过来。风里夹带着许多水花，让斯皮尔曼吃了一惊。他走上了潮湿的闪闪发光的甲板。他听见身后那扇厚重的门很快关上了。斯皮尔曼抓着栏杆。狭长的救生艇甲板朦朦胧胧的。斯皮尔曼发现上面空无一人。随着轮船的升起，甲板也升起来了，然后又落下去，像电梯似的。他凝视着大海。舷窗透出的灯光，照亮了黑色波浪上那愤怒的浪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雾一般的水花打在了他的脸上。这让他觉得格外精神。在沉闷的阅览室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很喜欢这里的风和带有盐味的空气的味道。他决定绕着甲板走一走，这样，他能清醒一下头脑并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沿着栏杆挪动着。他现在思绪清醒了一些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几乎用了半个小时，他才到达船首。他绕了一圈，然后沿着右舷向船尾走去。他爬上了狂风大作的散步甲板，围巾在他后面狂暴地舞动着。在海水的撞击声中，他什么也听不到。 他的大脑里充满了效用最大化和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谋杀。他还是不太确定接下来怎么办。各种不同的计划在他的头脑中旋转着。邮轮上有一个杀人犯，而他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对此确信不疑。他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一个无辜的年轻女士正在监狱里受着煎熬。而杀人犯却逍遥法外，而且他还可能继续杀人。在沉思中，他绕着甲板走了一整圈，然后又走了一圈。轮船的船首和波浪撞击着，风在咆哮着。 他没有注意到通向救生艇甲板的门被打开了，也没有听见门关上的声音。他也没有听见前面的脚步声。但是这时候，他知道他看见了什么。狭长的甲板上朦朦胧胧的。在一次向下的倾斜和晃荡中，他模糊地发现有一个人正很快地向船尾走去。接着，一个高高的浪冲上了甲板。斯皮尔曼全身湿透了。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冰冷。他眼中的水花阻碍了他的视线。他擦干眼睛，再次向下看了看甲板。他惊呆了。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轻快地移动到了栏杆边，犹豫了一下，然后尖叫了一声，跳入了波涛翻滚的黑色大海中。斯皮尔曼很费劲地来到了那个人跳下的那处栏杆。他遮住了双眼，然后向船外看去。在狂暴的大海上，只看得见那油亮般的黑暗。 亨利·斯皮尔曼很艰难地走到了他能找到的第一个门。他进到一片狼藉的走廊，朝阅览室走去。他推开玻璃门，向四周看了看。房间是空的。在丹顿·克莱格曾经坐过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写字桌。桌上放着两封信。一封是给杰西卡·克莱格的，另一封是给亨利·斯皮尔曼的。这位经济学家脱掉他那湿透了的帽子，滴水的围巾和大衣。他的精力都耗尽了。他坐到了一张皮椅上，拉开没有粘上的信封封盖，双手颤抖地取出了里面的信。这是丹顿·克莱格的笔迹： 亲爱的亨利： 正如你已经知道的，我谋杀了丹尼斯·戈森、莫里森·贝尔和福斯特·贝瑞特。即使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似乎还是难以相信这些事情。就好像我是在记录一些别人口述的事情一样。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亨利，你是最可能理解( 虽然肯定不赞同) 我的行为的。我害怕被人发现自己是个骗子。这胜过了为了防止被人发现而谋杀其他人带来的恐惧。当我决意要保护我自己，我的事业和对我有意义的一切时，我以一种最系统最训练有素的方式开始了谋杀。 杀人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我杀人只是迫不得已。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来看这件事情，我都别无选择。当然，我本希望，丹尼斯·戈森的死能够让这件事情有个了断。几个月前，他兴冲冲地来找我。说他对我那本有关美拉尼西亚人的书里的一些数据感到疑惑不解。他是一时兴起才拿起这本书读的，尔后发现里面的东西和他自己的研究有关。但是数据在他看来毫无意义，而且与这个领域里经济学家所做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有矛盾，包括他自己的研究。当他第一次来见我要讨论此事时，他让我向他澄清那些数据。他以为是他自己曲解了我的分析，或者，最糟糕的就是，我太过粗心大意了。但是，当他开始质询那本我事业的顶峰之作时，我再也无法保持镇静和沉着了——我只是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数据根本就是我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你知道的，亨利，早期在人类学方面的工作让我得到了一些赞誉，但是，我知道，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如果没有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没有一个可以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引用的基础研究成果，那么，我是不可能获得不朽的名声的。作为院长，需要太多的时间来为一个世界级的研究进行必要的调查。而且，当上院长意味着权力——权力是我喜欢拥有的东西。作为院长，我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人类学家的伟大声誉始终躲避着我，而我却仍对它垂涎三尺。当我三年前请假离开，到圣塔克鲁兹岛上去继续我的实地调查时，我希望我能写出一本能够成为经典的书。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对于这些辛苦的观察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了。我远离人类学的主流太久了；我太老了，已经不再能奉献这个课题所要求的知识了。然后我想出了编造数据的主意。用适当的专业术语和我业已建立起来的声誉作为权威加以支持。 哈佛的出版许可助了我一臂之力。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害怕有人会发现我的骗局。但是这个看上去不可能。所以这些想法也已经大部分从我脑海中消失了。你可以想像得到，当你们那位还是初级教员的同事开始质问我的结果时，我该有多么惊怕。我对此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就是这个让我露馅了。他意识到我是在说谎。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并向我提出了交易。如果我支持他晋升，他不会把我的秘密泄漏出去。当然，这是勒索。但是，我很欣然地接受了他的条件，或者说是让他相信我答应他的条件了。我需要做的是安抚他，并防止他把他的怀疑泄露给其他人。当然，我很清楚，这样的交易仅仅是给了我时间，不会是长期的保险措施。 勒索很少会有休止的。丹尼斯·戈森会控制我的。除了杀死他，我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 杀死他，并造成是他自杀的假象，这个计划很快在我脑海中成型了。他自杀的动机将是没有得到晋升给他带来的失望。你知道的，身为院长，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否决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投票。尽管我不经常那样做，但是我还是决定在戈森的晋升中否决他。 但是，后来的投票结果却表明，我根本无需这样做。我只需要行使我的权利来打破平局。我投了他的反对票。 在我们商议完的第二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知他已经获得晋升了。争分夺秒至关重要。他没有从你或是委员会其他人那里得知他被否决的消息也至关重要。因此，我派了一个信差在深夜的时候把信送给他，以减少真实的结果被泄漏的机会。同时，我跟他说我想单独见见他，一来是为了恭喜他，二来是为了巩固我们的协议。对于戈森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用针管把毒药注射进去。我用克他命把他迷昏了。克他命这种药物是我在岛上的时候，从一位医生那里听说的。他把克他命当作麻醉剂使用。戈森很快就昏阙了。我把他抬到他的汽车里，把一根软管和排气管连接起来，使整个事情看上去像是自杀。用了克他命后，呼吸不会有丝毫的减弱。 所以他还是在正常呼吸着。这就是为什么在验尸的时候，他的血色素会显示有一氧化碳存在。我取回了我派人送给他的那封信( 他甚至还没有打开) ，再放下正式的那封信。然后，我在他的打字机上打了一封绝命书。 当你知道我做这一切时没有一点儿悔恨或良心的责备，你也许会很惊讶的。我感觉不到懊悔，这也让我自己很意外。有一件工作要做，然后我就做了。那个选择——看见我的学术可信性被摧毁——是不能想像的。 但是我还没有彻底的安全。在你家，我获知戈森曾经尝试联系福斯特·贝瑞特。那是在我们的协议达成前发生的事。然后，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又获知他还联系过贝尔。我不能确定这两个人是否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没有听完戈森的话。贝尔承认收到了他寄来的包裹。毫无疑问，包裹里装有关于我的骗局的信息。所以，我不得不快点把贝尔除掉，即使他说他没打算看戈森寄给他的任何东西。贝瑞特也必须死。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他们俩都投了戈森的反对票。他们的死亡是为了让那些投了戈森反对票的人来补偿戈森的自杀。让警察相信这一点并不难。这就是我泄漏了投票情况的原因。你家的聚会也为我提供了机会偷走梅丽莎‘香农的手套以把她牵连进来。谋杀他们两个很容易。我知道贝瑞特什么时候在家而不是在俱乐部吃饭；我也知道贝尔一家的生活与活动的规律——意外的成分帮了我的忙。把戈森的信从贝尔的卧室拿走非常容易。 在梅丽莎- 香农被定罪后，我认为危险对我来说是结束了。这次海上旅行能让我比前几个月更加放松些。 我注意到你在看书。我看见你突然坐直了。当你离开阅览室后，我看了一眼你留下的书。我发现你在看的那一页正是引起了戈森怀疑的那页。我还是无法理解，经济学家是怎么看出我伪造数据的事实的，但是我知道你了解了我的事情。被别人知道是骗子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甚至此被指出是个杀人犯更加糟糕。我想到要杀你，亨利，来保全我的名誉。但是，我的骗局迟早会被又一个碰巧看到我的书的斯皮尔曼或是丹尼斯‘戈森发现的。所以，我不得不结束这一切。这又一次成了惟一清楚的选择。 我另外写了一封更加私人的信给杰西卡。我知道你和布里奇会让她鼓足勇气的。 亲爱的 丹顿·克莱格 正文 第十七章 6月13日星期四 亨利·斯皮尔曼知道轮船还在行进着。尽管他听不见轮船发动机的声音，也感觉不到螺旋桨的震动。今天，灿烂的阳光照射在如同得克萨斯州高速公路般平坦的蓝色大海上。轮船以超过28节的速度向东行驶着。明天就要到达南安普敦了。 “但是我还是弄不明白，你是怎样从红色羽毛、猪、独木舟和山药中知道克莱格伪造数据的呢。我的意思是说，买一个独木舟要用300 根红色羽毛，这跟用一百万根红色羽毛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不明白。我会看着这些东西说‘很好，既然克莱格这样说了，那就肯定是真的。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啊？ 他可是人类学家呀。’无论如何，价格是任意的，不是吗？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做着手势，由于惊讶，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这位瘦小的经济学家冲着她的问题笑了笑。他正站在Q4房间的小讲台上。晚上的时候，后甲板尾部的这块地方通常被用作头等舱游客们的小型夜总会。白天的时候，这里又成了学习桥牌或者是西洋双陆棋的地方。在这里举行小型的讨论会是很理想的。而这也就是亨利·斯皮尔曼现在正在做的。他知道一旦丹顿．克莱格认罪和自杀的消息传出去了，在剩下的旅途时间里，他将会被数不清的询问淹没的。把他的朋友们都邀请来参加一个私人会议，再给他们完整地解释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这样将会很节省时间的。出于这个目的，他征得了船长的允许，可以使用这个房间。这就是索非亚·乌斯提诺夫，维勒莉·丹泽，奥利弗·吴，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和卡尔文·韦伯都坐在靠近讲台的椅子上的原因。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索非亚，价格不可能是任意的。相对价格——一件东西相对于另一件东西的价格——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价格会对这些经济力量做出反应的。至于如何反应，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原理进行预测。” “但是，亨利，”奥利弗- 吴又一次像本科生一样在空中挥舞着手，以期得到教授的认可，“消费者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效用为什么会暗示出一件商品相对于另一件商品的相对价格会是怎样的呢？ 你把效用理论用在报纸自动贩卖机时，我觉得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我还是看不出效用理论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我也是一头雾水呢，”维勒莉·丹泽承认道，“为什么丹尼斯．戈森在看了克莱格书中的数据后，会怀疑他是个骗子呢？ ” 斯皮尔曼耸了耸肩。“克莱格宣称的圣塔克鲁兹岛上商品的价格与戈森据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做出的推断不一致。正是这个事实引起了戈森的注意力。我并没有一眼就看出这个矛盾的重要性，虽然我本应该在伦纳德·考斯特告诉我戈森死了的时候就发现的。” 现在，该轮到卡尔文·韦伯大惑不解了。“为什么是那个时候，亨利？ ”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刚好正在细读克莱格那些标着圣塔克鲁兹岛上各种商品价格的表格。但是我那个时候心绪太乱了，所以没有发现数据上的问题。然而，它们还是触动了我的潜意识，因为在丹尼斯·戈森那件事上，我几乎是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一种模糊的不安。举个例子说吧，我从来就不相信梅丽莎‘香农有罪。当我第二次看这些数据时，仿佛灵光一现似的。那是昨天晚上发生在阅览室的事。就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清清楚楚了。 斯皮尔曼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克莱格叙述说，在岛民的饮食中，山药是一种不经常吃的很便宜的食品。而独木舟则是大件商品。买一个独木舟要花去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我之所以知道丹顿·克莱格是凶手，是因为在圣塔克鲁兹岛上，山药价格的变化相对独木舟价格的变化要小。山药的价格从4 条到5 条红色羽毛腰带不等，只是一条腰带的差异。而独木舟的价格是从780 条到1100条。那可是320 条红色羽毛腰带的差异——独木舟的价格差异是41％，而与之相比，山药的价格差异是25％。 但是如果消费者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效用，这种价格差异应该是相反的。山药价格的变化相比独木舟价格的变化要大。那是效用最大化原理可以预测的结果。“ “好吧，亨利，既然我犯过错误，坚持认为效用最大化只是一种重复，而没有预测能力，我现在应该对它有很深的印象了。” 维勒莉．丹泽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放在胸口上，“不过，对于你一直在说的价格变化和效用最大化行为，我看不出它们二者有什么联系啊。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对此还是很困惑。” “那么，让我把这种联系说清楚点吧。”斯皮尔曼面对着挑战，要从普通的经济观点中提取出意想不到的暗示，他很擅长于做这类事情。“如果圣塔克鲁兹岛的岛民是效用最大化者，那么他或是她会不停寻找更低的价格，直到寻找到的另一个更低的价格所节省下来的钱与这次寻找花费的成本等同时。到了那个时候，美拉尼西亚人，或者是其他人，都不会再去寻找另一个卖方了，而会从已经报出最低价的这个卖方那里买下这件商品。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去另一个村子寻找另外一个卖方节省下来的价格差异超过了寻找花费的成本，这个岛民在这趟搜寻中是有收获的。 而另一方面，如果可能的收获少于额外寻找的成本，那么美拉尼西亚人不再寻找反而会有所收获的。“ “现在我明白你说的了。”维勒莉·丹泽说。其他人也点了点头，斯皮尔曼又继续说了。 “我们同样可以预测，当美拉尼西亚人要买像独木舟这样的大件商品时，为了寻找更低的价格，他所花费的时间肯定要比买一件像一篮子山药这样不经常用的、便宜的商品所用的时间多。 在买独木舟时，节省l ％可能就是10条红色羽毛腰带；而山药呢，节省1 ％只有1 ／10根红色腰带。所以，我们可以预测，一般的圣塔克鲁兹岛的岛民在购买独木舟时，会比购买山药时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寻找更低的价格。由于独木舟比起山药来，要花去典型的美拉尼西亚人更多的收入，如果卖独木舟的人想以比他的竞争者相对高很多的价格卖给顾客，那么大多数顾客会继续去其他地方寻找一个更划算的交易。可卖山药的人却不一样。顾客更愿意不再去寻找更低的价格，因为从寻找另外的山药商人中节省下来的钱相对来说少多了。“ “我给你们举一个更加贴近生活的例子吧。去年年末，我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去选购一辆新车。我却不会花那样多的时间去购买一件小小的厨房用具。如果有这么一个商人，他能给我比别的汽车销售商多一点的折扣的话，那么我再多花点时间去造访他也是很值的。但是如果是买像一把削皮刀这样的商品，我多余的造访就不值得了。就算在削皮刀上给我打50％的折扣，我也不会开车穿过整个城市去买的。但是对于一辆新车，哪怕是1％的折扣，也是很值得去琢磨琢磨的。无数的顾客都是这样的。其结果就是，他们的这种购买行为使得汽车的价格更加接近。但是削皮刀却不是这样的。在波士顿地区的事实情况在岛上的市场中也应该是真实的。因此，消费者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效用这一原理不可避免地就会引出这样的预测：在圣塔克鲁兹岛上，山药的价格变化范围应该比独木舟的价格变化范围大。但是克莱格的数据表明的是什么呢？ 刚好相反的形式。不是效用最大化的原理有错误就是克莱格编造了他的数据。面对这样的选择，没有经济学家会犹豫的。”斯皮尔曼停了下来，等待着听众们的提问。没有人提问，所以他义继续了。 “当我得出克莱格在数据上作了假这一结论时，我想起了丹尼斯．戈森曾经不顾一切地来见我这件事情。他来我家的原因也就清楚了。我同样意识到，克莱格有很强烈的动机要将戈森除掉。 然后，我记起了克莱格知道戈森曾经试图联系贝尔和贝瑞特。对于带来那么多痛苦的这些事情的整个模式，我也就明白了。至于克莱格在他给我的信中说明了故事的这一部分——就是警察的事了。” 正文 第十八章 8月29日星期四 “亨利·斯皮尔曼站在他的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外面的雨滴。大滴大滴的雨水落到了草坪上，然后渗到了地下。他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朝办公桌走去。桌子上，部分已经完成的课程提纲在等着他看呢。 他已经同意在秋季学期开一门新课，一门他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教过了的新课。在那个时候，他一心一意地教着本科生，向他们介绍这门学科的新领域，让他们及时了解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这个领域其他人的研究新成果。现在，他认为，努力地把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讲授给那些刚刚接触这个学科的学生们听将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他曾经要求伦纳德·考斯特给他分配一门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这门课只限定有30名学生，而斯皮尔曼会全权负责。经济系感激涕零地接受了斯皮尔曼的请求。跟哈佛的其他院系一样，经济系也被本科学生批评过。这些学生想更多地接触到哈佛的明犀教员。 这位教授再次坐回到了他的办公桌旁边，看了看他在如同法律文件纸张大小的黄色便签纸上写下的东西。经济学历史的原始资料就穿插在一本经济学的标准介绍性教材中。这种合并，斯皮尔曼认为，将让学生们可以正确评价这门学科的发展直至它现在的模式，还能避免让他们误以为所有的观点都是新观点。 这位瘦小的经济学家太专注于课程提纲的设计了，都没有听见轻轻的敲门声。在来者更大声地敲了第二遍后，他抬起头看了看，稍微提高了嗓门，召唤拜访者进来。是系里的一位秘书，她进来了。“打搅您了，斯皮尔曼教授，我并不想打扰您的，但是我想我应该马上把这封信送来的。这封信才从院长办公室送来。 上面标明了‘机密文件，本人亲收’字样。“ “好的，希尔达，非常感谢你。”他伸出手接过了信。她离开后，斯皮尔曼取出信里的内容，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始看备忘录，电话就响了。是布里奇打来的。 “亨利，我只是想提醒你，帕蒂大约一小时后就要从费城回来了。她说她在动物园升职了，她带了些香槟回来以便庆祝。” “恐怕你们得自己庆祝了。我的课程提纲才完成了一半。我必须明天早上之前给打字员，以便第一天的课上能用。” “但是亨利，帕蒂会失望的。” “我想她会理解的，”亨利回答说，“我可能很晚才回家，所以告诉帕蒂我明天会见她并恭喜她的。”他放好话筒，又回到了院长的通知上。这份通知是写给维勒莉·丹泽，亨利·斯皮尔曼，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和卡尔文·韦伯的。 主题：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为了保持去年的有关晋升的政策和程序的连贯性，我请求各位再一次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工作。另外，我会选择三名新成员以使委员会恢复到以前的人数。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有人想放弃的话，我会完全理解的。请在未来十天内让我知道你的答案。 在信的底部，署名是：院长奥利弗·吴亨利·斯皮尔曼把这份通知放在面前，放了好一会儿。当那些痛苦的回忆如潮水般涌出时，他感觉到一种悲伤。他又一次从桌子那里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看着外边倾盆的大雨。他想起了丹顿·克莱格的悲剧，还有丹尼斯·戈森、福斯特。贝瑞特和莫里森·贝尔可怕的命运。他们的死亡这一事实提醒了他——他自己的必死性和脆弱性。他意识到他的时间的边际效用正在开始快速增加。 他又想到了帕蒂和布里奇。然后又想起了一件事。在约翰。 梅纳德·凯恩斯临死前，人们问他有没有遗憾。“只有一个，” 凯恩斯爵士回答道，“那就是我没有喝到更多的香槟。” 亨利．斯皮尔曼的嘴唇微微笑了笑。他从衣帽架上取回他的雨衣和雨伞，然后回家去了。 正文 声明 伊丽莎白女王二号真的是一艘客船——而且可能航行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这本书中描述的在船上发生的这些事件从没有在这艘伟大的海上邮轮上发生过。并且，读者千万不要误认为哈佛大学的教员或者管理层人员曾经与本书中叙述的故事有关。 本书故事纯属虚构。 正文 花花絮 <strong>破案的关键武器：“边际效用理论”</strong> 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人物为德国学者戈森（h．h ．Gossen，1810—1859） ，作者为本书被谋杀的教员也取名戈森，因此大有“玄机”。 经济学上有名的“戈森法则”（Go s sen ‘S Law）便以他为名——第一，同一享乐不断重复，享乐达饱和点时，其带来的享受次第递减；第二，同量的享乐不断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获的享乐（ 快感或满足） 较大。 马歇尔·杰文斯是威廉·伯烈特，E ．M ．史蒂芬（ 三一大学杰出经济学教授） ，肯尼斯G ．艾辛格（ 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三人小组的笔名。 马歇尔．杰文斯结合了经济学界两大伟人的名字——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 ——剑桥学派的创建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于1890年发表的，被看做是与亚当．斯密《国富论》、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的著作，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19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家，被称为边际效用理论之父。他用效用概念来解释消费者行为，说明理性的人们应以每一物品的边际效用为基础来做出他们的消费决策。 <strong>经济学家侦探身后的原型 米尔顿·弗里德曼VS亨利·斯皮尔曼</strong> <strong>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strong>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他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8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与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他曾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院校任教，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一直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 在公共政策领域中，他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及尼克松总统与里根总统的非正式顾问。 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函数理论》；《价格理论：初稿》；与施瓦茨合著《美国货币史：l867年～1960年》。他的大多学术著作对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了相反观点。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是弗里德曼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所在。 弗里德曼现年9l岁，依然健在，已从美国芝加哥大学退休，但仍被经济学界尊为泰斗。 犹太人，身材矮小、秃顶、固执、好奇、酷爱沉思，主张自由贸易、市场经济、不完全竞争、财富差别和保护私有产权，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喜欢用铅笔在纸上推算而不用电脑解决难题。 虽然小说把他定义为哈佛大学而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但种种线索都在影射斯皮尔曼便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化身。加上亨利·斯皮尔曼经常把“招牌货”“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样弗里德曼的口头禅挂在嘴边，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然而在小说中，还在斯皮尔曼的言论中加进了一些其他经济理论，这些并非弗里德曼的强项，比如对商品、货币、广告效用等观点的推崇；以及他指出：经济学不同于化学，它们的研究方法互异；化学公式放诸四海而皆准，但经济学因时地不同而不能照搬。 因此，斯皮尔曼的外型虽然令人想起弗里德曼，但其精神内涵实在融合了不同学派的经济学思想。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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