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 xp1024.com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正文 门外的

村上春树认为他写小说就好像打开一扇秘门,独自走进黑乎乎的门内去观察去体验去鼓鼓捣捣。因此我们通过小说看到的村上应该说是门内的村上,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而在这本随笔集中,终于让我们看到了门外的村上。而且要看门外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中的村上,也只有翻开他的随笔。因为村上一般不接触出版界以外的媒体,不上电视不上广播不上讲台,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一方面是他“怕见生人”的天性所使然,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幸好村上除了写小说和搞翻译还写了不少随笔,也幸好在随笔中他是个他所欣赏的那种“心不化妆”、“精神上不化妆”的人,使我们得以看到“门外”村上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看到不同于小说主人公的“我”的“我”,看到他与常人有异而又无异的喜怒哀乐以及人生旅途中的种种际遇。

在这本随笔集中,村上坦言自己高中时代不怎么用功,一味和女孩厮混、泡酒吧、打麻将,甚至吸烟,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的戏剧专业。考上后还是不太用功,找工作面试时被人一口回绝,气得他差点儿破口大骂(《“金字塔”景观》)。他自嘲几年大学生活“惟一的收获”就是谈恋爱得到了现在的夫人阳子(有人考证说是中绿子的原型)。而且没毕业就结了婚。婚后东筹西借千辛万苦开了一间酒吧,像“拉车的马”一样起早贪晚干了七年。每天“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圆葱细细切碎”,因而练就一手切圆葱不流泪的绝活(《远离卷心菜卷》)。他还详细谈了四十岁以后为保持“男孩”形象所做的般般努力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烦恼。他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须符合以下三条:(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第一条自己绝对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来为自己辩解”。最伤脑筋的是第二条——“我的头发有一处不听话的地方……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烦。”一次从伦敦一家理发店回来往镜里一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脸长得就无人欣赏,又给糟蹋到如此地步。……很长时间都没情绪外出,刮胡须时尽量不打量自己的脸。”(《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当然,这本随笔集是作者1991年至1993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的,主要篇幅写的是美国。其中有关日本和美国的比较读来尤其有趣。例如关于钱。村上说日本人总是把个“钱”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儿算什么”,村上心里骂道纯属瞎操心。而在美国除了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这种仿佛视钱为陌生物的“绅士氛围”让他大大舒了口气(《大学村snobb ism的兴亡》)。再如男女平等问题。在美国常有人问村上的夫人做什么。村上回答说算是当自己的秘书:校阅整理自己的文稿、接电话、写回信等等。若在日本这样的回答十之八九得到理解。而美国妇女听了则满脸困惑,似乎在说——“哼,千说万说,说到底书皮上写的还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村上终于明白,原来对方期待的标准答案即美式答案是:“我太太来美国后对流浪汉(homeless)问题发生兴趣,每天在流浪汉供食中心参加服务活动。还每星期去两次希伯莱语学习班,准备将来把希伯莱语文学介绍到日本去”(《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也有对更严肃问题的理性思考。村上去的是美国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在此任职)。他发现该大学教员是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报纸必看《纽约时报》杂志必订《纽约客》小说必读加西亚·马尔科思啤酒必喝进口的汽车必开灰头土脸不显眼的衣服必穿皱皱巴巴半旧不新的。否则就要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斥。总之大学是不混同于世俗社会的自成一统我行我素的城堡,大学教员乃是不为社会潮流所左右的学究式知识精英,仍不屈不挠地保持知识人、学者特有的孤高情怀(snobbism)。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大学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大学老师已同“工薪族”接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孤高情怀和使命感在日本已经失落。对此村上颇感困惑。但归终还是希望“世上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俗世之外的天地”。而不喜欢“将阶级性snobbism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和美国的价值观、环境保护、美国的种族歧视、美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我们得以看到村上春树的另一侧面,看到门外活生生的“村上君”。应该说,这段美国生活对村上还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开始明显带有社会投影。

作为书名的是这本随笔集十六篇中的一篇。这“悲哀”二字,依作者后记中的解释,主要不是指在美国不得不讲或讲不好外国语即英语的悲哀,而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地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那么回到母国日本讲日语“悲哀”就没有了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纵然使用有“自明性”的日语也有无法沟通无法自明的时候。“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我们的人生之旅将永远背负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正文 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

一九九二年度波士顿马拉松于四月二十日“爱国日”举行。我去年参加了这一有名的马拉松赛,今年是第二次。春天波士顿、秋天纽约市的马拉松赛是我的美国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之一(或之二)。日本电视也经常转播,想必有人看过——波士顿马拉松不是一般有转折点的往返路线,而同纽约市马拉松一样,是从这一点跑到另一点的单线。起跑点在波士顿郊区一个叫霍普金顿的小镇,终点在波士顿市中心。跑了大约三十公里,以为快到终点的时候,那个波士顿有名的“撕心裂肺山”(break hill)出现了。名字固然有些夸张,但并非开玩笑,山的确要命。翻山本身倒不怎么难受,难受的是在翻过之后,这个若能应付过去,往下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坡路了。于是我鼓励自己关键时刻到了,拼出浑身力气爬上坡顶。喘了一口气,心想往下只要顺着平坦道路一直跑到商业街即可,不料这时疲劳就像正等我找上门似的扑通一声劈头压来。

这种疲劳以人打比方,就好比是四十岁本命年,二十岁三十岁好歹应付下来了,待到终于要歇口气时,它便“扑通”一声找到头上(没有体验过的人怕是不明白)。进入市区后哪怕点点坡路——尽管无论坡度还是距离都根本不能同“撕心裂肺山”相比——感觉上都好像面临严刑拷打。去年如此,今年亦然。尤其是今年,刚一起跑气温就急剧升高,消耗也厉害。时间比去年晚了七分,用了三小时三十八分。不过由于路窄的关系,起跑地点每年都拥挤不堪,从发令到实际开跑用了五分多钟屯这么算起来,作为我还算是说得过去的成绩。

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从波士顿乘参赛选手专用巴士来到作为起跑地点的小镇,在此等候正午起跑令。这座人口约两干五百人的郊区小镇上,涌来了美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地八千多名entic(狂热的)、马拉松运动员,两三个小时人声鼎拂,不折不扣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霍普金顿这个地方是美国到处都可见到的都市近郊住宅区,在外来人眼中没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一座教堂,一所高中,一个消防署,一条不长的主街。加油站、酒馆、不动产商、花店。主街走完,往前就是带院子的漂亮别致的独立住宅一家家无限排列开去。房子管理得无微不至,草坪也修剪得赏心悦目,但其中没有任何足以激发观者想象力的因素。既无引人注目的豪宅,又无引人注目的寒舍。如此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俨然在说不引入注目乃是人生至为重要的美德。假如不是出于距波士顿仅二十六英里(四十二公里)这一简单原因而被选为波士顿马拉松出发地,这霍普金顿镇恐怕不会引起本地居民以外的任何人的注意——这或许原本是此镇所希望的——而打盹一般存续下去。

然而正巧因其是波士顿马拉松的出发地,我始有机会连续两年两次细细察看了这座一派和平景象的小镇。

去年跑波士顿马拉松时,美国正在打海湾战争,黄飘带、星条旗和爱国口号触目皆是,就连看上去与世无争的霍普金顿镇也不例外。教堂附近人家的院子里放着一辆报废的克莱斯勒·道奇车,车头上边用白漆写着“SADAM”,旁边一把大铁锤。意思是说这家伙就是萨达姆·侯赛因,请使劲砸好了。砸一下一美元,得来的钱用作镇上青年的奖学金。

谁想出来的不知道,反正这主意相当不坏;我看的时候就有几个镇上居民模样的人掏了一美元拿锤在手,狠狠朝车上砸去。很难认为这情景能同格调高雅的波士顿马拉松相得益彰,但终究是“战时”,怕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想。

不过海湾战争已经结束,以为今年再不会搞那名堂了,没想到来到霍普金顿镇一看,又有一辆车放在那里,其狼狈相也同去年那辆不相上下。又一想,那辆车已砸得面目全非,不可能再度出山,估计是从哪里找了一辆十分相似的车来。不管怎样,今年车头上什么字也没写,只是和去年一样在车旁放大铁锤一把,牌上同样写道“砸一锤一美元”,募集的钱还是用作奖学金。一名选手问站在身边的老伯:“这可是日本车?”老伯嗫嚅了一下回答:“呀……唔,这不是日本车。”并且,至少在我看的时间里,没有哪个人花一美元砸这辆什么也没写的破车。我以为以锤砸车本是为了发泄怨气,不需要什么名目,但现在看来还是要有某种给人鼓劲儿的东西才行。

假如车头上写着“Japanese Car”,说不定会有几个人掏一美元抡起大锤砸上一下。或者谁也不砸也未可知。终究是假设,我什么也不好说。尽管如此,在那户人家院子里静等别人用锤来砸的报废汽车还是散发出一种不吉祥的暴力气息,其中似乎含有不能诉诸语言也不能成为具体信息的沉重的什么。就以旁边的老伯来说,对于从车旁走过的那个选手的提问,他也未能干干脆脆地说“不,这不是日本车”,而是“呀……唔(嗫嚅)”停顿一下。不难推测,这里面有“即使是日本车也没什么奇怪”的意识。其嗫嚅才是未被道出的话语、未被写明的信息。

美国人的敌对意识一年来由萨达姆·侯赛因转到了日本经济。无论看哪家新闻媒体,这个转变都一目了然。报纸上谴责日本和日本人的投稿和评论连篇累牍。但是美国人(从事汽车制造业的少数人除外)时下还不想拿铁榔头砸日本。一如马萨诸塞州霍普金顿镇的一般居民,他们只是想听取空气中潜在的未被道出的话语、读取未被写明的信息。

虽然如此,我在美国因为“是日本人”而遭遇的难堪也仅限于一次。在檀香山的租车站我租了一辆车,因刹车不灵要求另换一辆时,那里的工作人员说道:“你们这些鸟日本人跑到人家国家来还要装大!”刹车不灵同我是日本人之间本来毫不相干,白白遭了一顿抢白。自那以来我就再不去租车站租车了。不过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和这次反日情绪高涨没有直接关系。

我居住的普林斯顿是以大学为中心的风平浪静的高级住宅区。居民绝大多数是有钱人或知识分子,抑或有钱人兼知识分子,因此没有明目张胆的反日情绪。不过稍远些的特伦顿市近郊有GM的工厂,这里因大幅度压缩生产而有许多工人被暂时解雇,日本车的的确确被铁榔头砸了。汽车厂工人在国道一号线旁的丰田特约经销店门前狗行了“Buy Ameri”大会。所以,那种动向也完全并非没有,只是没有波及绅士味道十足的幽静的普林斯顿镇。镇上各种车川流不息:梅赛德斯·奔驰、保时捷、雷克瑟斯、雪豹(SAAB)、沃尔沃、美洲虎——外国车这么多的镇恐怕别无二处,Buy Ameri之类不起作用。

迄今为止我在这镇上目睹的反日言词,只有下一页图A上的“Japan—basop Japan”之意。而眼前这样子,只能看作“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想必招贴画的作者不大清楚日本国旗是怎么个东西,以为反正白地红圆心即可。这种粗心大意说滑稽也未尝不可,至少比起图B来,的确是带了几分幽默感。但不管怎样,这都不是令人心情愉快的把戏。

正文 说滑稽也未尝不可

说起这“说滑稽也未尝不可”来,还有去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纪念日那天专栏作家安迪·鲁尼(此人的短评集日本也有译本,应该有不少人知道他的名字)写的莫名其妙的反日短评,大意是说既然日本反倾销,美国何不如法炮制!

下面抄录一段:

“美国政府恐怕也该向福特、克莱斯勒和GM提供财政补贴才是。每到日本卖一辆车,即资助二干五百美元。‘陕艇’以低于原价的价格出售。那样一来,日本每个家庭都摆有两辆美国车,本田势必破产。果真如此,日本市场怕也不得不对美国产品开放。”

安迪·鲁尼无论作为电视评论员还是幽默专栏作家都是名人,但他时不时会偏离玩笑吐露出相当保守的政治信条,这也可算是一例。即使从全文来看,他并非完全开玩笑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具有保守信条的一般美国人看了这篇文章想必会点头称是:对对,正是这样。关于他所说的反倾销和财政补贴之类,我不是经济专家,在这里就不谈了。我读这篇专栏短评时觉得有趣的是“日本每个家庭都摆有两辆美国车”这部分。原文为“tow Ameri Cars in every Japanese driveway”。搞英语翻译的人肯定为“driveway”的译法伤脑筋而往往译成“停车檐、停车台”,其实是从房门到大门之间的院内的停车道,没有车库的人家就把车停在这里。而这样的地方日本当然不存在,所以相对应的词汇也不存在。前院也罢后院也罢,拥有停两辆美国车的空间的家庭日本大概很难找到(至少城市近郊是这样)。恐怕应该有人把安迪·鲁尼先生请到日本,向他解释日本没有美国那么宽敞的driveway,这也是美国车在日本卖不动的一个原因。不过果真这样说的话,普通美国人有可能更加恼火:“连driveway都没有的国家何苦造那么多车出来!”给人家这么一说,作为我也势必欲辩无言。

伤脑筋啊!

如此这般,一年之间美国人的对日感情彻底恶化(这一两个月有所好转),常有日本人间我住在美国是否很不好受。前几天见到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大学留学的日本女生,她说自己小时候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回日本后也一直偏袒美国,但这次到美国生活起来,觉得还是日本好。“村上先生您呢?”她问我。

不过给她这么一问,作为我真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若让我直抒胸臆,我觉得日本也好美国也好,生活的基本质量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当然由于年龄和处境的不同,情况自会不同。特别是年轻时候在外国生活,容易受外部影响,心也摇摆不定。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谓年轻就是这么回事。但就我个人而言,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生活形态都大同小异。美国是有令人不快的不是东西的家伙,是有让人恼火的事情。肉眼看不见的种族歧视当然有,语言沟通不好而造成误解或心焦意躁的时候也有。有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家伙,有刚愎自用的顽固脑袋,有一门心思以整人为能事的男女。同这样的人打交道,难免有一定程度的不快。可是细想之下,同样的事情在日本也曾以大体相同的比率、频度发生过,用日语不能顺利沟通以致生气恼火的时候也不止一次。日本也有不少——如大家所知——不是东西的家伙。若一视同仁地详细调查一百名美国人和日本人,不是东西的家伙自命不凡的家伙说别人坏话的家伙所占的比例,我猜想两组相差无几。热情友好的人和幽默风趣的人的比例恐怕也不相上下。

当然,若问我由于身为日本人,在美国是不是有时候不太好过,那想必是的。可是在日本也有各种各样的歧视,也有discrimination(不公平待遇)。我当小说家前在东京经营饮食店兼酒吧,当时这个那个的没少遭人白眼。到不动产商那里找房子,动辄被人说:“噢,做酒水买卖的?不成不成,我们这儿不接待那样的人!”即使成了小说家,同样的闭门羹也吃过。租房子时,也被人家说什么“我们这儿只接待在上市公司工作的。”同日本人历史上歧视外国人(非日本人)的厉害程度相比,我这情况或许不足挂齿,但这还只能说是歧视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歧视是怎样一个东西,不实际遭受过是理解不了的。

人生途中这样的事体验得多了,“还是日本好”“还是美国好”这类非此即彼式的看法似乎就渐渐淡化了。当然,我如果更年轻点的话或许不会这样认为,可是我已不那么年轻了,对事物的看法已被训练得多少实际些了,或者说开始带有怀疑眼光了。倘有人间我“在美国生活不好受吧?”我只能回答“在东京生活也相当不好受嘛!”尽管我心里清楚对方并不期待我这样回答。

两年过去后的今天,敲打日本的倾向表面上似乎颇有收敛。相对说来,人们更为关心德国的新纳粹问题。德国人愤慨地说:“美国人见人就问新纳粹,尽管那种东西从整个德国来看只不过是一小撮!”或许这也是所谓风水轮流转吧。关于日本同样苦于经济不景气的报道也多了起来,日本企业购买美国不动产的消息早已销声匿迹。日本汽车的销售时下也恼人地原地踏步,全美国汽车销量第一的不再是本田ACCORD,而由福特tAURAS取而代之。美国人总算多少找回了自尊心。

而另一方面,皇太子结婚对美国社会起到的宣传作用我觉得也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小和田雅子个人对一般美国民众的影响力意外之大。她是哈佛精英这点作为话题自然非同一般,不过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她的个性中有某种吸引人的东西。虽然皇室报道在哪个国家都很热门,但我也重新认识了热门的东西确实不可小觑。我觉得,事情这个玩意儿是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展开的。

正文 —年半以前的事

—年半以前的事了,我去住处附近一所语言学校学了两个月西班牙语。来美国学西班牙语未免有点儿奇怪,但我要去墨西哥旅行一个月,加上翻译英文小说很多时候需要有西班牙语基础知识,可谓此其时也,决定好好学一学。因为是和美国人一起学外语,所以也有同时练习英语的打算。学校是有名的贝尔里图(美国讲法叫瓦利图),碰巧是减价期间,学费相当便宜,教科书也决不贵。学校“大力推荐”的练习用录音带全套买是很贵,但就我的记忆来说,录音带这东西几乎没起过作用,所以没买。在日本我没有上同类语言学校的经验,无法准确比较,但根据熟人说的情况,我推想要比在日本的语言学校学外语收费便宜得多。在美国,会讲西班牙语的人遍地都是,容易找教师大概也是便宜的一个原因。我居住的社区后面不远就有讲西班牙语的美籍拉美人居住地段,走在那里听到的全是西班牙语。

班上共有四个人,晚上七点开始上课。说老实话,我不大喜欢天黑后工作或学习,但只有这个时间段的课,别无选择。因为多数人是下班后来学语言的。除我以外的学生,两个是年老的太太,——个是三十刚过的雅皮士风貌的黑人。太太中的一位在波多黎各或什么地方有一幢分时制别墅,常在那边过冬,准备正正经经学西班牙语,或者先生退休后在那边度过晚年也不一定,年老的美国人里边似乎有不少出于这个动机才开始学西班牙语的。另一位太太学西班牙语的动机不明。

成问题的是名字叫查克的雅皮士风貌的黑人(实际上也可能不叫查克,记不确切了,姑且以查克称之)。此人在一家银行工作,下班后匆忙吃完晚饭赶到瓦利图。总是衣冠楚楚,拉尔夫·劳伦衬衫,架一副阿尔玛眼镜,便是这种气氛。虽说是黑人,但肤色是接近白色的咖啡色。他并非想学西班牙语才学的。究竟什么目的忘问了,总之是由于银行上司的命令——“喂:你要在三个月内学会讲西班牙语”——才不得不学的。这家伙为此嘟嘟嚷嚷一个劲儿发牢骚。上课前几分钟他总是对我絮絮叨叨,什么“其实我本不想学什么外语,也罢,毕竟银行出学费”啦,什么“今晚电视有篮球比赛,真想在家边喝啤酒边看节目”啦,什么“一天工作下来还要学这玩意儿,实在够呛”啦,等等。同电影上常看到的精神抖擞积极向上的美国精英银行职员形象大为不同。

这查克不知是压根儿没有语言天赋,还是上不来情绪,语法也好发音也好他都几乎不想记(或者记不住)。所以,由于这个人的关系,课程迟迟不得进展。然而他还挑三拣四满嘴歪理——“词尾干嘛变得乱七八糟?”我是觉得老说这个也无济于事。自己出了错,却辩解说:“我在学院学拉丁语来着,西班牙语弄不明白。”我恨不得问他一句你小子是怎么在学院拿的拉丁语学分?这还不算,话题总是偏离西班牙语独自信口开河,炫耀说自己在这初级西班牙语班固然百无一能,而若走到外面决非等闲之辈,如何如何。不客气地说,是个烦人的家伙。老师看样子也够焦头烂额的,但美国这类学校的老师,学生稍有意见就会被炒掉,所以只好耐着性子迁就最差劲儿的学生授课,一有谁扯后腿就甭想前进。瞧这样子,与其说是“学生”,倒不如称为“客户”更确切。如此这般,我只去了最初十回就溜之大吉了。对上课本身倒没什么不满,但我觉得和这查克一块儿学习纯属空耗。在外语学校同别人一起学外语远非易事。从我的体验说,语言学习这东西要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斯巴达式教育,若不狠心把“跟不上的家伙甩下”,既教不了也学不了。

后来我找到一位家庭教师,独自一点一滴坚持学西班牙语。不久开始写小说,时间绝对不够了,也就不了了之。尽管如此,在我一个人扛着背囊在墨西哥旅行时,那一点点基础性的西班牙语还真帮了不少忙。说来也是理所当然——至少比一无所知好得多。

这六年间,我有近五年是离开日本住在外国。就是说,我自行置身于不用外语就活不·下去的环境之中。所以,现在这么说我也认为有些荒唐,不过坦率地说,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恐怕不是学外语的料。

想起来,时间长短固然有别,但迄今为止自己学了好多种外语。初中高中当然是英语,在大学学了德语,从大学出来后跟精通法语的朋友学了法语。学法语和学西班牙语时一样,是因为翻译英文小说时若无常识性知识会遇到很大困难。老实说,由于还没去过法国,法语不曾讲过,只是读。希腊语是因为要旅居希腊,所以在日本参加了一所大学的讲座,学了很长一段时间。意大利语是随便自学的,但由于在意大利住了不少日子,购物、饮食、问路都可以做到。土耳其语是去土耳其旅行前跟老师集中学了一个来月。每种语言学习的时候我都觉得蛮快乐的,而且当时以为自己大概适合学外语。

可现在回头想来,觉得那大约是一种自以为是。我在性格上倾向上决不适合学外语,年纪越大,这种“不适合”就越在自己身上变得明显起来。近来再次认识到自己不行了,再不能动真格学外语了,或者不如说自己身上存在的学外语优先顺序正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一步步下滑。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舍不得腾出时间用于外语学习。年轻时候时间任凭多少都有,也有学习未知语言的热忱。其中有求知方面的好奇心,有要征服什么的亢奋,有对于新型交流的期待,甚至有一种智力游戏之感。然而四十过后,渐渐算计起了有效岁月此后还有多少,觉得较之盲目地死记硬背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的动词变化,不如做些对自己更有迫切性的事情。而一旦意识到这点,外语学习就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了。若是不怎么玩命也能像吸入空气那样三两下就掌握一门外语的天才倒也罢了(如此人物我周围就实有几个),而像我这样不花力气就什么也掌握不了的人年纪大了就相当痛苦。何况,就算能用几种外语与人沟通,说到底我这个人可以传达给别人的事项恐怕也是很有限的。

正文 感切身感受

这是我在这次学西班牙语过程中的切身感受。精神无论如何也集中不到语言学习上面来。尽管没糟糕到查克那个程度,可脑筋硬是转不到学习方面。过去没这种情况,再有事也能聚精会神地琢磨句型、背单词和校正发音,而如今这些已无从谈起。年纪大了致使求知注意力的绝对量减少这一原因当然是有的,但主要原因还是极其单纯的时间总量不足。简言之,即“不能贪多求全了”。我说的优先顺序就是这个意思。

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两年多,加上十年来始终翻译英文小说,因此一定程度的英语会话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老实说来,用英语和别人交谈我还相当不擅长。说日语我都不很如意,越说越觉得心情沉甸甸的,说英语也是同样。所以,很少产生积极使用英语说话的愿望。而这样的人不用说英语口语能力是很难提高的。

人们常说日本人对于讲不好外语过于感到羞耻,由此导致语言学不发达。不过我倒没怎么感到羞耻,词儿卡壳也好,语法出错也好,发音不准也好,毕竟是外语,一定程度上是奈何不得的事。只是我心里想,不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日语流畅而生动地表达出来的人,即使再热心学外语,也是不可能用那种语言谈笑风生的。这属于与生俱来的性格倾向问题,不是想改就能一下子改掉的,一如唱不好日语歌的人也不可能忽然间用英语一层歌喉。

况且我所在的是大学里的东方语系,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全都一口流利日语,比我讲的什么英语流利得多,而且他们也想练日语,于是我也不知不觉用日语讲了起来。结果,我的英语口语水平愈发提高不了。相比之下,在经济专业和哲学专业的人因为每天不得不用英语,一年时间就能讲得令人刮目相看。

最近,因为要同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我细细读了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有很多地方感同身受。简单说采,故事讲的是战后不久,主人公英语教师伊佐尽管对讲英语深感无奈,却又陷入不得不去参观美国学校、不得不在那里使用英语的窘境,说可怜也可怜,说滑稽也滑稽。其实讲外语这个活计或多或少都含有“说可怜也可怜说滑稽也滑稽”的成分,我虽说没有伊佐那么大的压力,但拼命讲英语的时间里,总会倏然冒出“何苦找这麻烦”的念头。每次被商店的女孩大声反问“”,或去汽车修理厂面对着半大老头汗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明故障情况(闪光式方向指示灯叫什么来着?),我都觉得自己真是窝囊。走在街上听到五六岁的美国娃娃都讲一口流畅漂亮的英语,我不时为之愕然:娃娃都能讲这么好的英语!想来也是理所当然,不必一一愕然,但偏偏有这样的一闪之念。其实,本来我就是以自己的意志离开日本的,所以谁都怨恨不得。

前几天应邀去住在纽约的作家梅亚莉·莫里斯家里用晚餐。梅亚莉去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专业教了一年创作课,在那里认识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专业有着乔伊斯·卡洛尔·欧茨、托尼·莫里森、拉塞尔·班克斯等大名鼎鼎的作家,我对他们每每诚惶诚恐,不敢接近。顺便说一句,托尼·莫里森是以在普林斯顿大学拿最高薪水而闻名的,没亲眼见过明细表,无法断言,听说是这样。每两星期有一次创作课老师的午餐会,我也被邀请了几次,但终究门槛高,令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这么说或许不大合适——梅亚莉和我年纪相仿,性格也爽快,又有斋藤英治这个共同的熟人(他译过几篇梅亚莉的作品),交往起来比较轻松。我们的代理人也相同。我去墨西哥旅行的时候,正好把她的《没有申报品》这本有趣的墨西哥游记带在身上读——书被翻译过来了,日语名忘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得以亲密交往起来了。

梅亚莉住在布鲁克莱因安静地段的低层公寓,保罗·奥斯特夫妇就住在附近,加上从曼哈顿赶来莫纳·辛普森夫妇,那天晚餐相当热闹。可遗憾的是,这样一来我就几乎跟不上交谈速度了。一对一交谈倒还勉强应付得来,但若四五个人像机关枪速射一般舌来唇去,仅听其大意便已累得够呛。交谈本身固然妙趣横生,然而全神贯注听上两个多小时,神经难免松懈疲劳。而神经一旦松懈,注意力随即下降,我嘴里的英语也无法顺利吐出。我又不是Urtaman,整个处在了“电池耗尽”状态。大凡用外语交谈过的人,大致都体验过这种“电池耗尽”症的滋味吧。

但不管怎么说,能见到保罗·奥斯特还是叫人愉快的。以前我就想入非非,以为奥斯特可能是个相当高明的乐器演奏家,于是问道:“你的文章不论结构—亡还是时间上都让人感觉出十足的音乐性,使我想起优秀演奏家的风格……”

他笑着摇头:“遗憾的是我不会弹乐器,尽管时不时按一下家里的钢琴。不过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我的小说是边设想作曲边写的,心想若是能灵巧地弹奏乐器该有多妙啊!”如此看来,我没打中也没打歪。

我倒不是为自己外语讲得不流畅辩解——我认为就算外语讲得滔滔不绝也不能保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心情一定水乳交融。有越是口若悬河而绝望感越深的时候,而断断续续交谈才息息相通的情形同样存在。以乐器演奏打比方,具有超群绝伦的技艺未必就能准确到位地传达音乐。二者同一道理。当然,有技艺比没有好。不说别的,看不懂乐谱演奏就无从谈起。但是说得极端些,嗑嗑碰碰错误不断甚至半途卡住演奏不下去却能打动人心的演奏也应该是有的,反正我这样认为。据我的经验,向外国人正确表达自己心情的诀窍有以下三点:

(1)首先明确自己想说什么,尽可能迅速把握机会,用简短的语句讲清要点。

(2)用自己完全理解的浅显词句表述。难的、时髦的、故弄玄虚的词语不必考虑。

(3)关键部分尽可能再换个说法(Paraphrase),慢一点儿说。如果可能,加入简单的比喻。

只要留意这三点,我想即使说得不够流畅,也能把你的心情较为准确地传达给对方。不过,这已快成为“文章的写法”了。

日前梅亚莉来波士顿,朗读了她的新书(《女性游记集粹》)。我也去听了,之后一起去日本料理店吃寿司。她说:“托尼(莫里森)拿了诺贝尔奖,普林斯顿热火朝天的!”可喜可贺。我家太太说她时常分不靖托尼、·莫里森和胡比·戈德堡的区别。真够伤脑筋的。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