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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中国名人》


第一篇 圣哲智慧 道家鼻祖老子

在西方,的英文译本就有40余种,除了《圣经》,再没有任何一种书受到如此重视。

在孔子的名声远播西方之前,西方少数的批评家和学者,早已研究过老子,并对他推崇备至。老子的即《老子》,早已是中文书中被译为外文译本最多的书籍,包括40种英译本和9种德译本。

孔子属于“仁”的典型人物,道家圣者———老子则是“聪慧、渊博、才智”的代表者。这是在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前,我国学者发表过的观点。

儒道两家的差别,在公元前136年之后,被明显地划分了出来,官吏尊孔,作家诗人则崇老庄。然而,一旦作家、诗人戴上了高帽,却又走向公开欣赏孔子、暗地研究老庄的途径。

这两家最大的差异点是: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却持反面的观点,偏好自然与直觉;喜欢抗拒外物,似乎总站在高处,因而更具有吸引力。代表这两种典型思想的人,便是尊崇礼数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子。

如果不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变为统治思想;要不是历代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极力推崇孔子的话,老子极有可能会成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

有关老子的生平事迹已难详考,就连确切的生卒年月也未曾留下。司马迁在《史记》里为他作传的时候,已经搞不大清楚了,只是列举了可能与老子有关的几个传说人物,最后只好写下“老子,隐君子也”之类的话。现在传世的《老子》一书,保存了春秋时期老子的若干思想,流传至战国时代最后写完。

老子生活的时代,是巨大的社会变革行将来临的前夕,他身属王朝中央,又具有多识敏感的头脑,因而深刻地觉察到了这点,并且从矛盾辩证的哲学高度,从消极方面论述了奴隶制即将瓦解的现实。

老子首先提出了“道”这个最高的哲学概念,把它作为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及其变化的总规律。为了突出“道”的这种特殊地位与功用,他极力把它描写得玄远幽微,深不可测。他这样描述“道”:“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然后它却生天生地,统御万有,亘古而长存。老子“道”的概念的提出,表明古代人们思维水平的一大提高,人们已经摆脱了只能对个别局部事物的局限认识,进而上升到对世界的一般普遍的整体性全面认识。但他对“道”的描述,却明显地带有唯心主义倾向。

老子又提出“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者道之功”,即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方面的对立及其转化。他不但看到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普遍存在的对立,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转化。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他对于事物运动的矛盾的这种认识,不是为了推动事物的发展,而是得出了用以指导人事的“弱者道之用”的消极原则。因为他看到盛壮之后,必须走向衰亡,所以他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就是说有意促成事物的强大,这不合道的原则,因为它无疑加剧了事物的衰亡。相反水是最柔软的,但却无坚不摧。因此,应该经常使事物保持弱小屈辱的地位,以避免物壮则老、荣显则亡的不好结局。

对于一个人来说,老子劝人以朴素、自然生活为好,应该避免暴力、避免贪财谋权。他认为:人不应该改变这个世界,相反应该尊重这个世界。对于国家来说,从容不迫地工作是最妥善、最英明的政策;法律书上讲了很多法律,制定了许多法律,或者想用残酷的办法执行旧法律,这样只会把事物弄得更复杂。政府实行高税收的贪欲性的计划及发动战争,是与道德的哲学精神相违背的。

老子的思想后来又被封建统治者称为“人君南面之术”,这是因为他讲过“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类话成为后世统治者玩弄阴谋权术的密诀、教本,统治者们可以从中汲取有利于统治的策略方术。

如果我们想对老子的思想作进一步研究,最好的办法便是配合庄子来研究,毕竟庄子是他的弟子,也是最伟大的道家代表人物。我们从一书中选择精华,尽管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主要观点几近一致。这样便不难理解老子思想的意蕴了。

第一篇 圣哲智慧 万世师表孔子

孔子尽了一生的努力,强调美德与道德价值,以恢复社会的安宁与和谐。他的思想和学说与现实之间如此紧密结合,令人确信他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立和传播者,由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两千多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沉淀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这种儒家文化既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信,又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阶层,就连喧哗民间的说唱文学、戏曲、格言也都深受其影响。别的不说,仅一个“孝”字,就像一把天尺,衡量着每一个中国人。正如马克思所说:“死人紧紧地抓住活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像孔子一样紧紧地抓住后人的思想,哪怕是小小的一部分。

儒家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它的影响也早已超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圆周。因此,孔子的学说及其思想不但是中国的,也是朝鲜的、日本的和越南的。如果把海外华人的价值取向也列入考虑,那么广义地说,它也是新加坡的、东南亚的、澳洲的、欧美的,并且在中国民族文化范围内呈现出发展的态势,对一些国家的现代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也就是今日山东的曲阜。他出身于贵族之家。他的家族把学问看得比金银财宝还来得重要。因此,孔子从小在家里就有许多阅读诗书的机会。孔子两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于家庭还享有贵族地位,孔子和他的母亲生活还过得去。孔子在20岁那年,出任鲁国小官,负责管理粮仓的事物,后来又转任管理牧场。由于孔子努力读书,他的学问越来越渊博,他对于改进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志趣,也越来越浓厚。但鲁国君王对他的劝告却置之不理,孔子因此决定通过教学,传播他的思想。

孔子在30岁那年,收了三位门徒。到了72岁他去世时,他的学生已增加到三千名,其中七十二位后来成为有名的学者。

50多岁时,他由鲁国教宰升任司寇,参与国政,因为政见不合,愤而离开鲁国。晚年返回鲁国,致力于教育。他的生平言行散见于先秦古籍中,现存20篇,记载孔门师徒问答实况,成为后人研究早期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

孔子的基本思想是严等差之辩,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轻视劳动,提出“学而优则仕”,同时主张“爱人”,具体办法是“仁政”,反对过重剥削,主张“施惠于民”,在上要“贤能政治”,在下要“富而后教”。

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曾游说各国,到齐、卫、宋、蔡、楚等国去游说自己的思想,但无人欣赏。孔子一生注重于教育,同他传播自己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关系。从30岁后,孔子广收门徒,开私人讲学之风,并整理《诗》《礼》《乐》等文献作教材,学生多达3000人。

孔子的影响大增,是与孔子的学说被后人神化解释密切相关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孔子就成了半人半神的人物,同时,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均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典籍作为国家法定教材,培养下一代,这就更加扩大了孔子的影响。到了南宋,朱熹对孔子的儒家学说进行了第二次大改造,将佛教和道教的宗教修养方法渗透到儒家学说中去。从此,儒学变成了儒教,孔子也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2000年来,中国人为这位“至圣先师”所磕头的力量加起来,恐怕能使喜马拉雅山震颤不已。在中国各地,均盖有文庙,供奉孔子。在古代,文庙是每县必有建筑物。

几千年来,孔子其人及其思想几经浮沉,或奉为圣人,或贬为秕糠,被诋毁为“累累如丧家之狗”。但是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孔子的思想和学说,由他创立的“仁”学模式,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中,已经渗透到人们的心中,并使人们的观念、习俗、行为、信仰和情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的学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某些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

第一篇 圣哲智慧 平民思想家墨子

春秋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丘,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墨翟。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翟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

墨子和孔子同国籍(但墨子一生似乎在宋的时候多)。墨子的降生约略和孔子的逝世衔接。在战国及汉初,孔、墨是两位常被并称的大师,同以德智的崇高和信徒的广众为一般学人所敬仰,虽然汉以后孔子被人捧上神坛,而墨子则被人忘记了。就学术和生活而论,孔、墨却是相反的两极。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孔子不辞养尊处优,而墨子则是恶衣粗食、胼手胝足的苦行者。孔子不讲军旅之事,而墨子则是以墨守著名的战士。孔子是深有造诣的音乐家,而墨子则以音乐为应当禁绝的奢侈。孔子不谈天道,而墨子则把自己的理想托为“天志”;孔子要远鬼神,而墨子则相信鬼神统治着人世。孔子鄙视手艺,对于请“学稼”“学圃”(种园)的弟子樊迟曾有“小人哉”之讥;而墨子则是机械巧匠,传说他曾创制过一只能自飞的木鸢。

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灯向人世作彻底地探照,首先替人类的共同生活作合理的新规划。他发现当前的社会充满了矛盾、愚昧和自讨的苦恼。他觉得大部分所谓礼义,较之从前(车亥)沐(在越东,大约今浙江滨海一带)国人把初生的长子肢解而食以求“宜弟”,以及视新孀的祖母为接近不得的“鬼妻”而抛去不养等类习俗,实在是五十步之笑百步。为什么残杀一个人是死罪,另一方面,在侵略的战争中残杀成千成万的人却被奖赏,甚至受歌颂?为什么掠夺别人的珠玉以至鸡犬的叫做盗贼,而掠夺别人的城邑国家的却叫做元勋?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民应当缩食节衣,甚至死于饥寒,以供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享乐?为什么一个人群统治权应当交给一家族世世掌握,不管他的子孙怎样愚蠢凶残?为什么一个贵人死了要把几十几百的活人杀了陪葬?为什么一条死尸的打发要弄到贵室匮乏、庶人倾家?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他的子孙得在三年内做到或装成“哀毁骨立”的样子,叫做守丧?总之一切道德礼恪,一切社会制度,应当为的是什么?

第一篇 圣哲智慧 儒家亚圣孟子

孟子是发扬孔子学说并使之光大于天下后世的“第一人”,在儒家被列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儒家学说以“仁、义、礼、乐”为中心,一方面主张等级、名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一方面强调“民为邦本”,要求照顾人民思想。这种思想,一直支持着中国千余年帝制社会的发展。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死了以后,儒学分为8个学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但自伟大的文学家兼史学家司马迁把孔子和孟子相提并论,后世便都以孔孟并称。自宋代以后,帝国统治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特别抬出《孟子》一书,把它与孔子的一同列为士大夫必读的“经典”。这样就使孟子的思想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被普遍接受。

孟子,名柯,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县)。他主要活动于旧中国时的梁惠王、齐宣王时代,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相传他是鲁国三桓孟孙氏的后人,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成为儒家子思学派的继承者,并发展了这一学派。学成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游说诸侯,经历邹、任、齐、鲁、宋、滕、梁(魏)等国。虽然他也曾受到黄金之礼,进位卿相之尊,但国君们并不真信用其道。孟子特别寄意于齐、魏这样的万乘大国,虽曾反复游说进言于齐宣王、梁惠王,但终于未得任用。其中唯腾文公对孟子的游说极感兴趣,曾有意行使他的主张。但由<strike>rike>于腾仅是一个“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大约由于不果其志,后来便离去了。

孟子生平很是自负,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历游诸国所受的挫折,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孔子著书立说,教授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的同一条道路上。他停止政治活动以后,便和他的弟子们一起把他的学说———即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整理成书,传于后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孟子》。

孟子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帝制社会上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承并发展了“仁”的思想,把本来侧重于伦理原则的“仁”推及于社会政治,提出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的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斥“扬朱”,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教育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们,或向高级统治者建议,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从而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也是作为全部学说的中心思想来体现的。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原理,并且说“得乎丘民”,(民众)才得为“天子”;他认为残害人民的“君”不应该被看待为“君”。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当时统治者要懂得“民贵君轻”的好处,通过实施“仁政”,使民心归向,不要使自己像纣一样成为“独夫”。孟子教育“士”要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自己能向上爬。

孟子的思想也有其落后的一面。他是以他的“君子存亡,庶民去之”的“性善论”来作为他的许多主张的理论根据的。孟子把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观点硬说是人类共同的道德观点,把阶级的偏见强加到其他阶级的头上;把当时统治阶级制定的君臣父子的“人性”当做了全人类的“人性”,并且认为是“善”的;因此,当墨子为小私有者和手工业者提出某些政治要求时,就被孟子蛮横地骂为“禽兽”。其次,孟子还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论,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把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是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这种历史循环论,旨在养成人们的永恒观念,给当时和后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定命论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循环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第一篇 圣哲智慧 逍遥游仙庄子

庄子即庄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曾任蒙漆园史。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著有一书,是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

庄子住在贫民区,生活穷苦,靠打草鞋过活。有一次他向监河侯借粟,监河侯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还有一次,他穿着有补丁的布衣和破鞋去访问魏王,魏王问他何以如此潦倒,庄子说,我是穷,不是潦倒,是所谓生不逢时。他把自己比作落在荆棘丛里的猿猴,“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说自己“今处昏上乱相之间”,没有办法。据历史记载,庄子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在职不久就归隐了。楚威王听说庄子有才干,就派了使臣,带了千金重礼,聘他为相。但是他却对楚国使臣说:“千金是很重的财礼,卿相是尊贵的职位。你难道没有看到祭祀用的牛吗?人们养它几年,然后给它披上绣花的衣服,送进太庙,杀了祭祀。到这时,它即使想做一头自由自在的小猪,难道还能做到吗?你快走吧,不要玷污我。我宁可在污秽的小河中自得其乐,也不愿受国君的管束。我要终身不做官,以实现我的志向。”表示宁为“孤豚”,不作“牺牛”,甘愿逍遥物外。他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相传他的妻子死了,他并不悲伤,反而坐在尸体旁边,敲着瓦盆,唱了起来,表示旷达。

根据民间传说,庄子曾从师长桑公子学习仙道。在老师授给他仙道的要旨后,庄子就隐居在了抱犊山中,修炼著书,后来果然白日升天了。在仙界,他位为太极闱编郎。唐玄宗天宝元年二月,封他为南华真人。所著的一书也被称为《南华真经》。宋徽宗时又封他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对当时战乱和社会动荡的现实感到不满,而他又无法反抗,因而走向了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道路。他悲观厌世,玩世不恭,以敝屐富贵、淡薄利禄的态度处世,代表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但他不与当时的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它的积极作用。庄子无书不读,学问很深。现在留传下来的一书,有33篇,其中“内篇”7篇,一般认为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和“杂篇”可能是庄子的弟子或庄子学派里的人写的。一书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的经典之一。该书文字雄美,想象丰富,善于通过寓言故事来说理。书中反映他继承老子的思想,但更虚无、消沉。认为人不能战胜自然,甚至认为“有用”还不如“无用”的好。所以,尽管他抨击了新贵族的残暴和贪婪,追求精神自由,但总的看,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的反映。后世的没落阶级,往往从他的哲学中寻找精神寄托,以欺骗自己和别人。

庄子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世界上的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在他看来,生死、寿天、是非、祸福等,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他抹杀了一切对立事物的界限,完全陷入了相对主义。他对现实非常不满,反对一切文化知识的进步,甚至希望回复到和禽兽同群共居的人类远古社会。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一些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绝望厌世情绪。

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及杨朱学说,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从老子“道法自然”出发,他认为“道”是无限的,超越时空的,不可感知的。它生出天地、帝王、神鬼以至一切事物,而又自本自根,不可捉摸。从“道未始有封”一点上,他看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一切现象与本质之间,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辨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

有一次,庄子睡熟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看见一群蝴蝶飞到东,飞到西,一会儿飞到草丛中,一会儿飞到花蕊上。多么自由快乐啊!这使庄子产生羡慕之情。于是,庄子也变成了蝴蝶,到处遨游,自在极了,根本忘记了自己是庄子。忽然醒来,才知道是一场梦。庄子就此提出了疑问:到底是庄子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子?这个问题谁能作出回答?这个是非谁又能辨别清楚呢?这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子认为,物和我是分不清的,是融为一体的;世界是不可知的;事物本来没有质的差别,生死物我都是自然万物的变化而已,没什么根本的区别,人们没必要非要分出个差别,任其自然吧!把万物看成一样而不去追究所以然,这就是“道”,向“道”学习,拜“道”为师,与“道”相通相同,就不会有什么烦恼。

第一篇 圣哲智慧 总汇百家的哲人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今山西省南部)人。据说他15岁就到齐国稷下“游学”,后成为稷下有威信的领袖。曾于赵孝成王二年(前264)左右应聘入秦,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用“节威反文”的和缓方式实现统一的建议,没有被秦国统治者采用。后游学赵国、楚国,受春申君委任做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他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创立了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思想反映在《荀子》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先秦百家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

荀子在楚国任兰陵令一段时间后,离开了楚国,游历天下,在秦国与秦王讨论学习先王之法,在赵国与赵孝成王议论兵法。春申君的门客中有见识的人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开夏到殷去,殷称王天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到齐国去,鲁国弱而齐国强大了。所以贤人所在的国度,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当今荀卿是天下贤人,所到的国度,难道会不安定吗?”春申君派人去请荀子,荀子仅作歌赋给春申君,春申君又再三邀请,荀子才答应,前往楚国继续当他的兰陵令了。

荀子是儒家中与孟子齐名的大师。他们同是孔子的崇拜者,同以周制的拥护者自命,同鼓吹省刑罚,薄税敛,和息战争的“王政”。但这些相同点并不能掩蔽他们间若干根本的差异。孟子的性格是豪放、粗阔的;荀子却是谨饬、细密的。这种差别从他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在他们的学说上更为显著。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以为只要让他顺着自然的趋向发展,不加阻碍,他便会走上正路。所以在个人的修养上孟子注重内蕴的扩充,而不注重外表的抑制和典型的模仿;注重“先立乎其大者”,先握定根本的原则,而不注重枝节点滴的训练。在政治上,孟子注重在上者的感化和民众的教育,而不注重礼制的束缚。荀子则正好相反。他认定人性是恶的;若让人们顺着自然的趋向去做,结果只有争夺、暴乱;人好比野兽,要靠礼制的链索把他捆住,才不致噬人;要靠日积月累地养成守礼的习惯,才会消除兽性。“礼”,这个名词荀卿从未曾给过明晰确定的界说,大约包括所有传统的仪节、传统的行为轨范和一些他所认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规定贵贱、尊卑、贫富等阶级“身份”的制度———在荀卿看来,是一种社会的万应药。“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不过人性既然是恶的,那些改变人性而强人为善的“礼”又是怎样产生的?荀子以为人虽有恶性同时也有教他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智力。人们的智力不齐,智力最高的便是圣人。“礼”是圣人为着人类的福利而创造出来的,人们要生存不能不分工互助,不能没有“群”(社会)。但人们若顺着本性去做,则任何人都是其他任何人的仇敌,根本不能有“群”。圣人造出种种礼制就是要使人们相让相安,使“群”成为可能。以人类的福利为礼制的根据,这是荀子本自墨家的地方。

荀子又承袭道家之说,以为宇宙间一切事变都循着永恒的法则。没有天意的主宰,没有妖祥的征兆。但不像道家的唯心任命,他觉得正因为自然有固定的法则,人类才可以利用这个法则去战胜自然。他又认为一切人为的法则,即一切礼制,也如自然的法则一般,适用于过去的必定适用于现在和将来。这是他拥护“周道”的论据,也是他反对法家因时变法说的论据。他绝不能想像同样的礼制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可以有绝对不同的效果。

在一切的礼制中,荀卿特别注重贵贱贫富的阶级差别。他以为若没有这种差别,社会秩序是不能维持的。他说:“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瞻(供给),则必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又分之,始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就是说,人们天生是这样坏,若没有一种势力在上面压着,则除了所欲皆遂的人,个个都会做强盗。要维持这种镇压的势力,不能不设立一个特别贵和特别富的阶级。这是荀卿对许行的“神农之言”和惠施的“去尊”(废除尊卑的差别)说的总答复。这是荀卿对于传统制度的拥护比孟子更要细密的地方。

第一篇 圣哲智慧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说到韩非(韩国的公子,名非)之前,先要说说法家。法家和其他一切家派有一根本不同点。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及人民也是为着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专替君主做参谋。一个君主的利益没有大得过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而且这些越快实现越好,至少要使他及时看见成功。这个问题,韩非把握得最紧,解答得最圆满。

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所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成为恐怖的对象,好镇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所以说他集法家的大成。

韩非对于当世的君主有大致如下的劝告:他们国弱的不是想强,国强的不是想更强,甚至用武力统一天下吗?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们所采用的大部分手段,尤其是你们所认为最贤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讲的手段,若不是和你们的目的相反,便是离你们的目的很远。儒家(墨家也一样)不是教你们用贤人治国吗?你们伸手一数,国内真正的贤人有几个?可数得满十只手指?但国内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们再等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么多贤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贤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设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我老师荀卿说得好,人天生是坏,天生贪利怕祸的。只要出可靠的重赏,什么事也有人替你们做。只要布置着无可逃避的重刑,什么弊也可以禁绝。但注意刑法不单要重,而且要使人无可逃避。无论怎样精细的网,若有了漏洞,就捉不到鱼!其次儒家不是教你要爱民而且博得人民的爱戴吗?这于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爱民,充其量不过如父母爱子,但顽劣的儿子,父母动不了他毫毛的,而一个小小的县吏带着链索去试,就可以使他妥妥帖帖。要使人民服从,与其用爱,不如用威。而且人民的爱戴是靠不住的。能爱人者亦能恶人。你们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人民的爱戴上,一旦他们不爱戴了,又怎么办?

其次,那班满口禹、汤、尧舜,或神农、黄帝,以“是古非今”为高的“文学游说之士”,和那般成群结党以逞勇犯禁为义的剑击游侠之徒,不是世人所敬仰,而你们也敬仰着,甚至供养着的吗?这两种人到底于你们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出死力打仗的兵士,第二是供给兵士以粮食的农民,现在说士和游侠既不替你们打仗,又不替你们耕田,都享着荣誉或富贵,而兵士和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下层,战士的遗孤甚至在路边行乞!“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这是再颠倒没有的了。何况说士和游侠,对于你们,不单无用,而且有害!游侠以行为破坏你们的法令,说士以议论破坏你们的法令。他们都是要于法令之外,另立是非的标准。按他们的标准行事,你们便威严扫地。再可恶不过的是说士们称引先生批评时政。臣之尊君至少应当比得上子之尊父。设想一个儿子成天面对自己的父亲称赞别人的父亲怎样晏眠早起,勤力生财,怎样缩食节衣,鞠养儿女,这对于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侮谩?这种侮谩,明主是不受的。所以“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著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话确实是说到专制帝王的心坎上了。

第一篇 圣哲智慧 倡议独尊儒家的一代大儒董仲舒

西汉建立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汉初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这样,儒学应运由晦而显,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西汉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人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时候。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由于有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作基础,国力强大起来了,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咨询任用。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都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官半职。

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由对策士子们作答,交皇帝阅览。武帝下了第一道制书,士子们凝神细思,挥笔成文。武帝对几百篇贤良对策逐一阅读,觉得很平常,但当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却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来,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提高了理论基础。

在对策中,董仲舒针对武帝希望能听到“有关治国的宏论”及有关天人关系的提问,回答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谴责、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国之祸。他又指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他建议对人民实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设立太学,在地方也设立学校。

董仲舒所谓“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确定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的对策,适应了当时西汉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怀。不久,他又向汉武帝正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这以后,董仲舒担任了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都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仁”即爱人、孝悌、忠恕等。“义”指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礼”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和规范。“智”为判别是非之心。“信”系忠诚守信。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最早源于先秦时期,董仲舒加以改造而成“王道之三纲”。五常则是由董仲舒在孔孟宣扬的仁、义、礼、智基础上,再加上“信”而成的,即“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思想,同时也吸取了燕齐方士的阴阳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思想。新儒学思想已由一个学派的思想而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它使中国人民的头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但是,由于西汉时期,封建社会正处于蓬勃兴盛的上升阶段,董仲舒创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基本符合时代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某些促进作用。

第一篇 圣哲智慧 中国最早的无神论者王充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他在批判当时的神学迷信中,捍卫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建立了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的思想成就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也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通明博见”的无神论者。

王充自幼就很聪明,6岁开始读书识字,8岁到书馆读书,品学兼优。因此,后来被保送京师太学深造,跟大学者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学习。他却不拘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末节,而是博览强记,通览百家之言。正是因为这种学习精神,加上自己的学术见解与班彪合不到一起,不久王充就离开了班彪,自己独立进行研究。他游学洛阳,时间长达十六七年之久。洛阳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各种学说和思想争论和斗争的中心。他生活很贫困,无钱买书,只能到市上书肆去博览群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书籍。洛阳游学对王充思想的形成,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游学的过程中,王充不盲从当时的“世书俗说”,常“考论虚实”,独自研讨,终于成为一个学识超群、“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大学问家。

有一天,王充路过街头,见围满了人,便挤了进去。只见一个道人盘腿而坐,面前放着一尊金佛,黄绫上写着“如来算命”四个字。那道人口里念念有词:“各人吉凶祸福,佛祖了如指掌。要说出事由,佛祖明示祥歹。详者佛祖点头,歹者佛祖不动。”

王充逢场作戏,问:“我想做生意,不知能否赚钱?”只见那老道对佛像深深一揖,微睁二目,自动两唇,然后拿起金戒尺,在佛像前后绕了几绕,佛像当即频频点头,老道双手合十,说:“恭喜,恭喜,后定发财!”并要了王充三两纹银。

第二天,王充带了个泥塑金像又来到街上,对那老道佯笑曰:“请试试这个如来菩萨灵不灵。”老道一楞,急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慌忙拿起那尊小金佛溜了。就这样,王充在众人面前破了那道人的骗人机关。原来,佛像是铁制的,佛像的头可以动。那金戒尺则一头是铁,一头是磁石。那道人如要佛像点头,便握铁质的一端,使磁石的一端在佛像头部绕动,哪有不点头之理,反之则一摇不摇。

王充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政治稳定、生产发展时期。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肆宣传“君权神授”的“谶纬之说”,宣扬天人感应,用神学化的儒学进行思想统治。王充继承前辈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优良传统,吸收汉代自然科学成就,写成《论衡》一书,以元气自然论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资基础,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天,没有情感,没有意义,从而动摇了天人感应的基础。他还论述水旱、雷电、日食、月石等都是自然现象,绝不是上天的谴责,明确得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的正确结论。在形与神的关系上,王充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为了批判“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错误观点,王充在《论死》篇中除正面说明无鬼外,还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死人以亿万计,大大超过活着的人数,如果人死为鬼,那就会“一步一鬼”,到处都是,为什么主张有鬼的人却说只见到一两个鬼呢?这种批判虽不深刻,却闪耀着机智的光芒。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生而知之的唯物主义先验论。他写下《实知》、《知实》两篇文章,专讲认识论,批驳圣人能“前知岁月,后知万世”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器官和外界的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即使是圣人,同样“须任耳目以定情实”。

王充壮年时代曾做过地方小官,但他性格耿直刚烈,不卖弄聪明去追求俸禄,不为个人利害去巴结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从不炫耀自己。结交朋友着重品德和才能,非志同道合的,他终日不言。由于不肯同流合污,他曾遭到诬陷。因经常与长官意见不合,他自动辞去了官职。面对仕途的坎坷,人情的冷暖,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伪书俗文的虚妄,他居贫苦而志不倦,幽居独处,闭门潜思,断绝一切礼节性的往来,专心致志地著述。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不幸遭际的一个缩影,但是他不屈的战斗精神、求实的态度和发展哲学理论上的毅力,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王充的晚年是非常凄苦的,孤独无靠,贫无供养,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公元90年至91年间,六十四五岁的王充,仍精力充沛地写了《养性》一书。因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久,于是又着手将自己历年写下的一百多篇作品整理成一部“新书”。王充说,这部书所讨论的问题有上百个,上自传说中的黄帝、唐尧,下至秦朝、汉代,“幼老生死古今”全都涉及到了。王充认为,这部书用圣人的道理作为评论是非的准则,从博通古今的人那里找依据来剖析事理,就象用秤称物品那样公平,又如拿镜子照东西那样清楚。这大概就是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论衡”的原因。这部书的序言,就是王充临死前写的《自纪篇》。

第一篇 圣哲智慧 理学宗师朱熹

朱熹是南宋最博学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学者,程朱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子。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因为不满于南宋王朝求和苟安的做法,把家搬到了福建。出生在书香门第的朱熹,从小就博览群书,广读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

朱熹18岁就中了进士,曾担任过秘阁修撰等职。他一生做官的时间不过十几年,但却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在教学的过程中,朱熹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的著作很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以及后人编纂的《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等。

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代。他出生那年,就爆发了钟相、杨幺起义。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各地的农民反抗活动仍然时有发生。由于偏安一隅,南宋王朝每年还要向金朝进贡,被勒索不少金银钱财。在刚走上仕途时,朱熹曾力主抗金,进行北伐,但后来就慢慢泄气了。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认为搞好内政才是重要的,所以应该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所以,对当时普遍的农民反抗活动,他不仅感到担心,而且还亲自参加了镇压活动。与此同时,他建议朝廷和地方官们要注意对农民进行赈灾,注意轻徭薄赋,从而减少阶级对抗,从根本上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为此,朱熹曾设立过“社仓”,由政府借贷粮食给农民,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朱熹认为,这样可以杜绝祸乱之源。朱熹认为,人心都是会感恩戴德、害怕威严的,这样做可以既让农民感念官员的恩德,又会畏于官员的威严而不敢反抗。朱熹的这一套想法和做法,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早在北宋时,程颢、程颐兄弟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他们提倡理学,说“理”就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由理而出。朱熹接受了他们的学说,并且有不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伦理体系。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认为“君臣有君臣之礼,父子有父子之礼”。他认为,“天分即天理”,应当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他极力宣扬,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学说,都应该扑灭。与二程兄弟一样,朱熹的思想也是为维持封建统治服务的。因为朱熹的学说主要是从二程继承过来的,所以,在后世人们往往将程朱并称,他们奉行的一套哲学则被称为“程朱理学”。

为了提倡理学,同时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朱熹花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来进行教育活动。即使是在做官时,他也不忘提倡理学。他做官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就是整顿当地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武夷精舍书院,并且使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得到了恢复。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明人伦,整顿封建伦理道德。在教育上,朱熹主张应该按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设小学、大学等各类学校。他还主张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熟读深思。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第一篇 圣哲智慧 心学泰斗王阳明

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今属浙江)人,因为他曾经筑室于绍兴阳明洞中,后又创办阳明书院,所以被称为阳明先生。在我国古代诸多思想家中,王阳明是很特殊的一位。他是哲学家、教育家,却又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名将。在印象中,满口子曰诗云,摇头晃脑的老学究形象,和战场上壮怀激烈、身先士卒的名将形象相差太远了吧!即使中国历史上最书生气的儒将,羽扇纶巾、挥斥方遒、指挥若定,也绝没有王守仁这般是真正的大学者、大思想家的。

王守仁的故事很有趣,史籍中提到,他五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一个异人摸了摸他的头,替他改成“守仁”这个名字,于是就能开口说话。从这时候起,他就是个孩子王,常玩带兵打仗的游戏,同时也常保护弱小的孩子,拥有相当的声望。他的这些表现,让当时人在他身上丝毫也看不出有多少哲学家的影子。

长大后,王守仁步向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他一面任侠,一面热衷于弓术及兵法,也努力于文学,终于在科举中及第而做官。由于他反对恶名高涨的宦官刘瑾,在受了四十大板之后被流放到了贵阳。但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以边境知事的身份努力为政,甚至连被捕的盗贼都慕他的名,对其感恩戴德。正是在这里,发生了哲学史上有名的“龙场顿悟”事件。王守仁本来是对程朱一派的学说死心塌地的,这一顿悟不得了,让他感觉到了程朱理学太僵化了,没什么意思,于是转而攻击起它来。在与程朱理学唱反调的过程中,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属心学一派,但水平却超过了以前的心学大师陆九渊,并且是集心学大成,影响了好几代人。

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明中叶后,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危机加深,地主阶级思想家感到有必要在哲学思想上变换新的形式,用以维护明王朝的反动统治。这是王守仁心学产生的背景。

王守仁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王守仁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比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王守仁却认为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王守仁主张,要认识“理”,即所谓“知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会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主动自觉地为善去恶,用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动。

王守仁也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认为由于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来物欲的“昏蔽”,人们才会有不善的思想和行动,因此,他竭力宣扬“去人欲,存天理”,只要人们体会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扫灭私欲,哪怕“愚夫愚妇”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守仁的心学,归结起来,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消除一切反抗的念头,从心底深处服从封建统治。

王守仁的学说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与程朱学派对抗,影响很大。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和《大学问》,在当时都很受欢迎。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后来他的学说还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守仁一生中另外一件很重要的是,就是平定了“宸濠之乱”。刘瑾被打倒后,王守仁作为忠臣重被重用。正在这时,南京的宁王却起兵造反了。也是天意要王守仁成为一代名将,宁王造反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建功机会。宁王家乃是明朝有势力的皇族,拥有以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的广大领地,亦自夸有七万军队的富强。第五代宁王时,正值武宗正德皇帝沉溺于淫乐、荒废国政之际,因而起了篡位的野心,与官邸的奸臣们互通,立下种种阴谋,最后终于举兵冲向南京,准备以实力夺取天下。

时任佥都御吏的王守仁,正在从福建回南京的路上。他刚镇压了福建的民众反叛。他察知到了宁王的叛乱计划,于是召集了附近的官军,直指南昌城。得知此事的宁王为了不让根据地被夺,慌忙率军返回,王守仁一开始就等这么一着。就这样,敌我合计共十四万的大军在鄱阳湖畔展开了冲杀。官军的将军伍文定本想对敌使用火攻,然而却因风向急变,火焰竟然烧着了自己的胡须。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中,王守仁指挥若定,在战斗的第三日将宁王完全逼至绝境,其所乘的军船亦为火焰和烟雾所包围。平叛前后总共不过花了三十五天。

这个时候明朝的正德皇帝却自封为“威武大将军”,要领军南下。他走到半路,得报叛乱已经被王守仁平了,觉得很扫兴。于是在一帮小人的策划下,宁王被放了,上演了一出天子重捉叛贼的游戏。

王阳明的思想和行为,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的功绩却没得到嘉奖,便是跟随他立功的战友们也都明升暗降。王守仁并非贪图功利之人,但受到朝廷这样的对待,也渐渐寒了心。后来贼兵又起,明朝将官无可奈何,王守仁再次出马,尽数平定,却再也没受到提拔。

第一篇 圣哲智慧 礼教叛逆李贽

“七十老翁何所求?”是李贽离开这个人世的最后一句话。他是晚明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狂禅教主,他的理论非圣非法,喝佛骂祖,按传统道学观念,他是彻头彻尾的异端。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才高气傲之士屈死在统治阶级的樊笼中的,李贽就是这样的一位。

李贽,本姓林,字卓吾,是我国明代具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他是福建泉州晋江县人,生长在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家庭。泉州当时是我国著名的对外贸易的港口,有海上“丝绸之路”源头的美称。这种商品经济的贸易关系和社会家庭氛围对李贽的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

李贽幼年丧母,随父林白斋读书学习,12岁时作《老农老圃论》,而为人所称道。他26岁时,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渝职务。嘉靖三十九年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此后又多年为官,万历八年(1580)辞官,专心著述。晚年的李贽漂泊不定,到处参禅讲学,并出家当了和尚。后北上通州,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还没被最后定罪的李贽用剃刀在狱中自杀。他在咽气之前,用手指写字,与狱卒有如下的对话:“和尚痛吗?”“不痛。”“为什么要自杀?”“七十老翁何所求?”

用现在的话来说,李贽所犯的是思想罪。在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他最主要的著作《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里面反映的也大多是这种思想。他曾自言“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他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

在李贽看来,历来儒家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是不妥的。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夸大孔子的作用。他讽刺道学家“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崇拜,挖苦说:怪不得孔子以前的人整天点着蜡烛走路!

李贽进而认为,道学家崇尚的所谓“经典”,是用来骗人的,正所谓“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藐”。他讽刺道学家“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这些人平日只会“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社会有变,“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可以知我之不良死矣,可以知我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

李贽的思想涉及到许多方面。他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他虽表示不信仙佛,但自从接触王守仁心学后,思想有所转变,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他分析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许多假事、假理、假言、假语,而逐渐失却童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他力主批判假言假语、假人假理。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这个观点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非礼勿视”、“男女授受不亲”是当时社会的准则,一个男子与已婚女性的交往是人伦大防。但李贽却视名教如无物。他在麻城削发为僧后,曾带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去化缘,他不仅仅以衲子身份与上层社会的女性来往,更收了其中一名孀妇为女弟子,来往通信,讨论佛法,甚至将这些讨论编辑成《观音问》,刊刻发行,竭力赞颂她们的才能。

他这种行径,自然遭到了传统士人的猛烈抨击,当时的礼部给事郎中张问达给万历帝的奏折中这样说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日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院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最终,李贽的性命就断送在这道奏折上了。

造成李贽这种狂狷气质的原因有多种,但究其根本,应当是社会的变革、信仰的崩溃和陆王心学的内在要求。面对“大礼议”和“国本之争”的纷争,面对张居正的专权和专权后的党争,士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操守在瞬间不知何去何从。陷于党争之中的人,要么放弃原则与操守,要么做一个毫无生气的人,此时,儒家的经世济国思想不敌仕途的风险,或作名士,或作隐士,也就成了文人放浪形骸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乱世之中,当不能“兼济天下”时,“独善其身”就是全身之法,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气节的持守是正直之士对朝局的不满的表达。李贽在这种境遇下由儒入禅,正是随缘任运,但遁迹入山后的徘徊入世,则是士行操守对他的内在要求。这种心理矛盾,也就造就了他的超越放达。

李贽愤怒于理学的杀人本质,希望能为世人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使天下人能够做回自我,体现本色,但生长在理学根深蒂固的晚明时期,已无法有任何作为。当他的愤怒不知如何表达时,他只能用佯装的声色,用狷介的行为偏激着。即使在他的后来,还有着公安三袁对性灵的追求,但只能称之为最后的绝唱了。李贽的理想,在愈演愈烈的狂放颓废的表演中,泯然无声。

第二篇 帝王风骚 千古一帝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代雄主、威震四海的秦始皇,他在陵墓幽深的地穴里早已化成了寒灰;他用毕生精力一手建立起来的秦王朝大厦,在他死后不到五年就灰飞烟灭,轰然崩溃了。秦王朝如此短命,像昙花一现,仅十五年;然而这十五年的短命王朝和秦始皇的大名,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占据了显著而又醒目的一页,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死于公元前210年,为了了解这位皇帝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熟悉一下当时的历史状况。秦始皇出生于周朝末年,该朝建立于秦始皇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当时周朝已经开始衰败,各诸侯国之间经过几百年的征战,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出现“战国七雄”,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在这种相互征伐中,秦国渐渐成长壮大,特别是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国势更是突飞猛进地发展。到战国末年秦始皇诞生时,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已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基本条件。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亲政后,选拔了许多得力武将,对其它六国施展远交近攻、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策略,于公元前221年灭掉了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秦王朝,并自号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方面废除了商周以来的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宣布郡官职位不能继承,国家大事由皇帝亲自主持,重要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免;郡官定期调动位置,以防他们建立封建王国反动皇帝;修建驰道、直道,连通首都与各郡。秦始皇所确立的这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体,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之规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除此之外,秦始皇还推行了许多推护国家统一的政策和措施。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这些政策和措施对推动我国封建社会的商品交换,经济发展,文化融合和文明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秦始皇改革后的小篆文字及隶书文字的兴起,完成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转变,可以说是开现代中国文字之先河,以后虽改朝换代,各地语言不同,发音各异,然而统一的文字却把整个中华民族始终联系在一起。他所改制的方孔圆钱形在中国货币史上沿用了两千年之久。

在公元前213年,为了推行新王朝制度,秦始皇采纳了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除工兵、农书、法书、医书和秦朝史籍之外的各国史书和其它书籍,使全国各地纷纷燃起了烧书的烈火。焚书的次年,秦始皇为了进一步打击异端思想,借故将在咸阳的460余名儒生活埋,将其余的人全部流放到边远山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焚书坑儒”不仅将中华民族千余年文化发展的结晶付之一矩,更严重的恶果是扼杀了学术探讨的自由,中断了春秋以来百家争鸣、思想活跃的局面,而且从此开了中国历代王朝大兴“文字狱”的先河。

在对外政策上,秦始皇开展对南方和中国所属其它地区的大规模征战。在南方征服了“百越”,在北方沉重打击了“匈奴”。为了遏制“匈奴”对北方边境的骚扰,秦始皇调拔大批人力物力,在燕、赵、秦原修筑长城的基础上,重新修补、新筑,把北方长城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巨大高墙,这就是代表中国悠久历史见证的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为了求得长生不死药,不惜数次花费巨额钱财,不惜将3000童男童女送去葬身海底,尸喂鱼鳖;为修自己一座陵墓,不惜发70万刑徒,终年累月地去营造;修阿房营,筑长城,击匈奴,戍边塞……这些都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人民在横征暴敛,苛税重赋和无休止的徭役下已无法生活下去。刺杀秦始皇的事多次发生,但都未成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秦王朝很快就崩溃了。

纵观秦始皇一生,功,可谓大矣!过,可谓深矣!皆昭彰青史,他既是中国历史长河转折点上的伟人,又是千秋万代遭人唾骂的暴君。

第二篇 帝王风骚 布衣皇帝刘邦

汉高祖,名刘邦,字季(公元前256年—前195年),西汉开国皇帝。为汉王4年,在帝位8年,在平定英布叛乱中胸部受了箭伤,后因创伤复发而死,终年53岁。葬于长陵(今陵西省咸阳市东35里处)。

刘邦,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农民出身。从小为人就豁达大度,有大志。曾作过秦朝泗水亭长(管理十里地方的小官)。有一次,他奉命押运一批民夫去骊山服役,中途民夫逃跑了许多。他眼见无法交差,干脆就将民夫全部放走了,自己和十几个自愿跟随他的人逃入芒砀山,聚集了百余人,并和沛县衙门的文书萧何、监狱官曹参暗暗联络。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刘邦聚合萧何、曹参、樊哙等数百人,杀死县官,起兵响应,称沛公。带兵转战于丰、沛之间。陈胜死后,曾一度带队伍归属项梁。后来项梁战死,刘邦与项梁侄子项羽共奉楚怀王雄心为领袖,继续坚持反秦斗争,成为反秦的主力。

秦二世三年秋(前207年),刘邦受楚怀王派遣率所部向关中挺进。他迫降宛城,攻占武关,率军攻入咸阳,秦三世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羡慕阿房宫的豪华,进城后想留居宫中,经谋士张良力劝才醒悟过来,出城驻于灞上。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法办;偷盗者治罪。”因而深得民心。

不久,在巨鹿击败秦军主力的项羽也攻入咸阳,驻扎于鸿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项羽听从谋士范增的建议,决定杀死刘邦这个对手。但他的叔父项伯去告诉了老朋友张良。张良和刘邦商量后,认为自己现在不是项羽的对手,只有去向项羽赔罪,争取他改变主意才是上策。

第二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和百余随从,到鸿门请罪。项羽设宴招待。席间,刘邦低声下气地向项羽赔不是,表示自己没有和他争天下的野心。项羽听了,顿时改变了杀死刘邦的主意,范增一再朝他使眼色,示意他动手,他都装没看见。范增急了,派项庄入席,欲以舞剑助酒兴为名刺杀刘邦。项伯见项庄慢慢舞近刘邦,忙起身对舞,保护刘邦。张良借故出帐通知樊哙冲入帐中,保护刘邦。刘邦借上厕所,带着樊哙离开项羽大营,从小路跑回了军中。张良待刘邦走远,就向项羽送上礼品说刘邦酒醉先回去了。范增气得连连叹息,但又无可奈何。这样,项羽和刘邦的关系暂时缓和了下来。

同年十二月,项羽违反楚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占有巴蜀、汉中之地;项羽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羽分封后仅一个月,诸侯开始火并。刘邦乘机平定三秦,再度占领关中,和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之争。

刘邦本人既不是将才,也没有什么高明的谋略,但他善于用人,尤其懂得发挥部下的长处,又“好谋能听”,能够采纳部下正确的意见,能体恤民情,关心民间疾苦,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张良、萧何等人的谋划下和韩信、彭越、英布等将领的征战下,终于由弱变强,在公元前202年打败项羽,并迫使项羽在乌江自杀。这年二月,刘邦在汜水(今河南省荥阳县境内)继皇帝位,建立汉朝,起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史称西汉。

刘邦在位期间,先后消灭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侯割据势力,立了许多同姓王,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实行重农抑商,与民休息政策;号召逃往山泽者返回本乡,返乡者恢复爵位和田宅;对战争期间卖身为奴者给予解放;还令士兵复员,从事生产。此外,令各地豪强迁徙关中,以充实首都。还修改《秦律》,制定《汉律》九章;定算法、历法和度量衡。这些措施,对安定民生,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秦朝灭亡后,漠北的匈奴趁机南下,重新占据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不断南下侵扰汉的边郡。前201年,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率大军前往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三十万大军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脱险。此后,鉴于国力尚未恢复,刘邦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第二篇 帝王风骚 一代雄主汉武帝

汉武帝,名刘彻,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他生于公元前156年,死于公元前87年,活了70岁。他的父亲是景帝刘启,祖父是文帝刘恒,曾祖父是高祖刘邦。他4岁立为胶东王,7岁立为太子。公元前141年景帝病逝,16岁的刘彻登基,是为武帝。他于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计54年。

景帝对太子刘彻的教育,有他特殊的做法。为了把太子刘彻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皇帝,给他特意选配了一位儒学大师卫绾。本来汉初至今,在道家黄老思想的影响下,几代君主都无一例外地提倡黄帝、老子之学,主张清静无为,因循守成。但是,景帝面对纷乱的国内外现状,隐隐感到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他很有远见地开始寄希望于儒家学说。为此,他决定把对儒家学说有着深湛修养的、为人行为端正的卫绾,选作太子刘彻的老师。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刘彻是个好学上进的皇太子。他的兴趣十分广泛。他学黄老,习儒术,调丝竹,作辞赋和舞刀剑。他胸襟开阔,广结良友。他作为皇太子,平时学习父皇如何理政,也注意观察大臣的举止言行。为将来顺利接班,做着全面的准备。公元前141年,他十六岁,景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冠礼。加冠典礼的举行,说明皇太子可以有资格有能力独立掌权了。在冠礼之后,景帝突患重病死去。当日,皇太子刘彻即位,君临天下,是为武帝。

16岁的少年天子,雄心勃勃,欲为国效力,一展才华。武帝胸中有数,他深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选贤任能。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举贤。消息传遍全国,国内学子振奋。或举荐,或自荐,各地贤良之士,纷纷汇聚京师。武帝对此事十分重视,亲自出题,亲自阅卷,亲自面试。他从中选拔了大批人才,而尤须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是,他从中选拔了一位拔尖的儒学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据说,为了刻苦攻读,他三年不出门,以致不知春夏秋冬。武帝早已微知其名,此次亲阅其试卷,被其惊人的论点、严谨的逻辑和优美的语言所慑服。在其试卷上批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命速传董仲舒进宫当面策问,即天子面试。

策问的当天,武帝就天道、人世、治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三次策问,董仲舒一一从容作答,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主要是说,君主受命于天,就要奉行天道。天道,就是使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而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推行天道的具体方法。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国君。国君首要的是用人。用人得当,方法正确,国家就会大治。反之,国家就会大乱。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被他的君权神授、天下一统的宏大理论所振奋。他要以儒家学说治国了。后来,经他的老师丞相卫绾的建议,武帝批准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汉朝推行新政的指导思想。

人是推行新政的根本。为了选拔通晓儒经的学士,武帝想了很多办法。有察举选拔、天子征召、上书自荐和设立太学等。武帝选人用才,不拘门第,不论辈分。这就使许多有才之士,得到了重用。这对推行武帝的新政起到了关键作用。

武帝下令增修汉律,对各级官吏严加管理。有功则赏,有过则罚。

武帝推行了“推恩令”,以削弱各诸侯国的势力。汉高祖刘邦,实行的是周代的分封制和秦朝的郡县制相结合的制度。除15郡外,又设立了9个诸侯国。封国的诸侯王,权势很大。他们在本国有人事权、财政权,甚至有部分的军事权。他们逐渐闹起独立来。景帝时,吴楚七国终于叛乱。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诸侯国强大的势力终究是块心病。武帝想解决这个难题。

于是大臣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令”。其主要内容是,在诸侯国内,诸侯王虽有几十个王子,原来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王位。现下令,推恩各诸侯王,可以在其国内用自己的领土,分封王侯。这样,大诸侯国就自然分解为几十个小国了。表面上恩及他们,实则是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这个政策的实行,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武帝采纳大臣桑弘羊的建议,决定统一货币。下令取消郡国铸币权,郡国原有旧钱一律收回销毁。铸币权归中央所有,统一发行五铢钱。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汉朝经济的发展。

武帝重用大将军卫青、霍去病,三次反击匈奴的侵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强盛近百年的塞北匈奴,从此逐渐衰落。汉朝北部边境10余年没有发生战争。

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由张骞开辟的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过帕米尔高原,通向中亚和西亚,西达地中海东岸的贯通亚欧的大通道,绵延1000余公里,后人称为“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的开辟,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意义重大。

第二篇 帝王风骚 乱世枭雄曹操

三国之人物,具有雄才大略、经天纬地之才的,当首推曹操。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今安徽毫县人。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地位虽低微,但官做到了太尉。曹操20岁时就被举为孝廉,从而开始做官,27岁时做到了议郎。黄巾起义后,他参加了镇压起义。董卓作乱后,他招募起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加入了由各地豪强组成的讨伐董卓的军队。在镇压重新起义的黄巾军的过程中,曹操占据了兖州,大败起义军,收编了30万起义军,实力大为壮大。在群雄逐鹿中原的恶劣环境里,曹操纵横捭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为了取得政治争雄斗争的优越地位,42岁时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昌,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汉献帝虽是皇帝,此时不过只是个傀儡而已。用天子的名义,曹操发号施令,名正言顺地与各地割据势力展开了征伐,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候”。曹操陆续消灭了吕布、袁术、张绣等割据势力,在有名的官渡之战中,又以少胜多大败北方第一强敌袁绍。通过继续剿灭袁绍的残余势力,曹操成为了北方实际的统治者。

公元208年,曹操被封为丞相,以表彰他统一北方的努力。但曹操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接着统一南方。在经过一翻筹划后,曹操亲率80万大军下江南,与刘备和孙权联军在赤壁展开了一场血战,大败而回。

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当时作为胜利者的孙、刘两家也在积极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曹操清楚地看到,若要再和孙、刘重新开战,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做好充分准备才行,这绝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办到的。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一样,十分重视严明刑赏,举贤任能。赤壁之战使他军事上遭到挫折,感到前途多艰,壮志难酬,更需要奖功惩过,提拔英才,励精图治。在他有生之年,身当纷争之世,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争取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

东汉时用人,实际上存在着“任子”制度。安帝时下了一个命令,让公、卿、校尉、尚书的儿子做郎。这样,做了大官的世家豪族,就有世代做官的权利。那时公开选拔的办法,是察举征辟。所谓察举,也是要经过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强的评议,他们认为符合儒家名节、孝义标准的人,才能被推举出来担任要职。操纵察举的豪强,以钱多为贤,以势大为上。有钱的可以出钱买爵,有势的可以仗势做官。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只会空发议论,没有一点治国的才能。

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

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出于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曹操举出具体事例来说明他自己对贤才的认识和使用。他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春秋时鲁大夫孟公绰是个廉土,要是让他做晋国赵、魏两家的家臣,其才干是绰绰有余的,但却不能胜任像滕、薛那样小国的大夫。原因很简单,适合做大国贵族家臣的,不一定适合做小国的大夫。因为小国的大夫位高权重,非有应付大国的才能不可。这说明因材授任,廉士不一定就有应变之才。曹操针对当时在选用人才上崇尚“节俭”而走向极端的现象,提出如果必须首先是廉士而后可用,那么齐桓公当年就不能建立霸业。因为辅佐桓公创建霸业的管仲,就是一位富商大贾,而不是个廉士。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

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

曹操起用了大量出身微贱而有才干的人,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他手下第一位谋士荀彧,祖父、父亲、叔父原来都是一般百姓,妻子也是宦官的女儿,公元191年,荀彧投靠曹操时,只是个县令,曹操却马上把他提为司马。建都许昌后,曹操自己出征时,就把中央大权都交给荀彧。汉末的官制,秘书监是掌管机密的,历代都是用最受信任的人充任这个职务。但曹操却用了不是名门大族的刘放、孙资。曹操身边的其它文武大员,如荀攸、郭嘉、满宠、张辽、仓慈、徐晃、庞惠(德)、张既,都是出身寒族地主或一般官吏,因为有功,被曹操提拔起来的。

曹操也不是一概排斥豪强出身的人,如果能为统一事业出力,曹操也能重用他们。他手下有好多大将,如许褚、李典等,原来都是豪强。但许褚投靠曹操后,把自己门下一批侠客,都给了曹操作卫士,成了有名的“虎士”。李典投靠曹操后,也放弃了在家乡的地盘,把家族都迁到了许都。他们在战争中,都立下了很多战功。曹操也很信任他们。

曹操选用人才,首先是那些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其次就是一些有才华的文人。当时文坛上最有名望的“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外,王粲、徐斡、陈琳、阮瑀瘸、应玚和刘玚桢,都是曹操的幕僚。曹操授给他们一定的官职,发挥他们的才能。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文,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著名的女诗人蔡文姬,在军阀混战中被乱兵掳去,流落匈奴,曹操派人用金银玉壁把她赎了回来。因为曹操重视和提倡文学,汉末以来文坛上消沉冷落的现象顿时改观了,大量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后来,人们常把这一时期看作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曹操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于一身,不仅雄才大略,纵横捭阖,招贤纳士、求贤若渴,而且才华横溢、感情丰富。他大力提倡文学,自己的文学造诣也很高,是建安诗人中的主要诗人。在戎马生涯中,曹操手不释卷,保持着旺盛的激情和创造力,而且登高必赋。那首脍炙人口的《观沧海》,就是在他终于统一了北方,登上秦皇岛面临浩瀚之大海时,咏出的千古诗篇!曹操的文章质朴刚健,简约明快。他的诗篇多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如历代传诵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诗句,就洋溢着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曹操还精通兵法,对孙子兵法很有研究,并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和发展,著有《孙子略解》一书。另外还著有《兵书要略》、《兵法》、《兵书摘要》,可惜这些书大多找不到了。

曹操虽然没有亲自完成统一的任务,但是终于削平了北方的割据势力,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为后来西晋的统一打下了基础。与此相应,他也先后被拜为大将军、丞相,封魏王,并自称魏国公,一生虽位极人臣,但没有自己称帝。后来他儿子曹丕称帝后,才追尊他为魏武帝。所以,曹操不愧为我国历史上卓越的政治家。

第二篇 帝王风骚 改姓君主魏孝文帝

在我国历史上众多的封建皇帝中,有一个少数民族皇帝,对促进民族大融合的贡献最突出。他就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47—499在位)。

东汉末年以后,从我国北方和西北方大规模迁居到黄河流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在十六国时期逐渐和汉族人民错居杂处,与汉族人民的交往日益密切。这样,北方出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局面。北魏是鲜卑族的政权,鲜卑人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要劳动。到鲜卑族拓跋部崛起,进入黄河流域,国家收入转为主要靠农业生产,靠剥削广大农民维持统治。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当务之急。可是在鲜卑人中,平民既不畜牧也不耕作,大多是游手好闲的浮食之人,不仅贵族人家,就连一些奴仆也衣食精美,主要依靠剥削掳掠北方的广大汉族地区。为了反抗鲜卑族的统治,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即使在后来的魏孝文帝统治时期,史书记载的人民暴动事件也有十几起。由于鲜卑族毕竟比汉族落后,因此矛盾的中心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如何统治比它先进得多的民族。这一问题,也是决定北魏政权生死兴亡的关键。

439年,鲜卑族拓跋焘统治的北魏消灭了黄河流域的大小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经过三代,471年孝文帝拓跋宏即位。魏孝文帝姓拓跋,名宏,又名元宏,是北魏王朝的第六个皇帝。他在执政期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推动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即位后,为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迁都洛阳和推行汉化政策,即是顺应十六国时期以来北方的民族大融合趋势,加快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进程。

北魏曾在398年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地处僻塞,而守旧的鲜卑贵族又较集中。不利于推行汉化政策。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孝文帝决心把都城迁到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但迁都的决定遭到许多鲜卑贵族的反对。于是493年孝文帝以“南征”名义,亲率二十万(号称三十万)大军南下。一路上秋雨连绵,道路泥泞,长途跋涉的鲜卑贵族和官兵们疲惫不堪,到洛阳后都不愿继续前进了。孝文帝趁机说,若不南征,“即当移都于此”。于是宣布定都洛阳。次年正式迁都。

迁都洛阳以后,魏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禁止鲜卑贵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接着,魏孝文帝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以讲鲜卑语,暂不受处罚,可是30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廷上必须讲汉语,否则就要降职。后来又规定,谁讲鲜卑语,就撤职。

穿汉服,讲汉话,促使鲜卑人与汉人的交往日益增多,许多人已逐渐被汉族的生活方式同化。在这个基础上,魏孝文帝又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如改鲜卑贵族复姓为汉族单性,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死后不得归葬塞北;同时主张同汉族联姻,甚至完全依照南齐的制度,拟定北魏的官制礼仪,设立乐官,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使北魏的政治制度同南齐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拓跋族原有的制度则一概废除。

魏孝文帝为了革新,推行汉化政策,需要一批支持他的有才干的人。于是他制订了许多发现、提拔推荐人才的规定,他把能否推荐人才,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重要标准。对于有才华的人,魏孝文帝能放下皇帝的架子,尊重他们的意见。对于南齐投降过来的官吏也很信任,因此不少南齐汉族地主投奔北魏,并被委以重任。

第二篇 帝王风骚 明君典范唐太宗

“唐人”、“唐山人”是世界给予中国人的称呼,它们的来源是中国古代一个强大的王朝,这个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叫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能打天下又能治天下的有道名君。在唐朝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军队统帅,在即位后,又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实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治世的明君。他之所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主要是由于他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征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而如果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

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故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

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

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

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

这个“回天之力”的故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唐太宗知错必改,知人善任,且胸有大志。在民族政策上,他把少数民族和汉族看成一家,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安抚、和亲的正确政策。少数民族对唐太宗的政策措施,心悦诚服。唐太宗便具有了很大的向心力,他们纷纷来归,并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这是汉藏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嫁妆,文成公主带去了大批珍宝、经典、医书、宝器、金银、金鞍、佩饰、锦缎、药品,还有食物、饮料、种子、树木,还有狮子、凤凰等等。文成公主带去的是中原地区的先进的文明。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他对唐太宗自称女婿,上表祝贺唐太宗远征的成功。这次联姻加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也促进了藏族经济的发展。

第二篇 帝王风骚 士兵皇帝宋太祖

百家姓为什么按“赵钱孙李”排列呢?赵怎么能名列第一呢?据说这是因为该书出于宋代之故,它是由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钦定的。

“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中,提到了5位古代封建帝王,其中“宋祖”就是指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宋王朝的建立者。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后周时任殿前都点检,并兼领宗州(今河南商丘一带)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军机大权。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军发动“陈桥兵变”,废掉后周,建立了宋朝,他即为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

赵匡胤称帝后,对内对外实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措施。对统一祖国,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繁荣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军事方面,赵匡胤开始全力向江南用兵,争取天下的统一,他以各个击破的办法,先后灭掉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以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平海军节度使和吴越王相继归附。江南的一统,结束了唐末5代以来的割据局面,这对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赵匡胤的这个历史贡献是巨大的。

赵匡胤所做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或者可以说是演出的一幕戏,即是公元961年的“杯酒释兵权”。这一年7月,他召来自己的大将进宫赴宴,这些大将都是战功卓著并且与他同辈份的。酒兴正浓时,赵匡胤说:“当个皇帝也太艰难了,我可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众兄弟忙问什么缘故,赵匡胤说:“这有什么难明白的,皇帝位子谁不想坐?”又进一步说:“你们虽无异心,纵使你们不想干,办得到吗?”石守信等众弟兄连连叩头,请皇帝宽谅,表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都以有病为理由,自动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自然顺水推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赵匡胤立即重新编制禁军,分为“三衙”,同时分割禁军将领的权力,规定“三衙”只有统兵权,军队调动权归枢密院,后勤供应归“三司”。皇帝居高临下,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操纵自如。

解决了军事问题后,赵匡胤便采取果断而又有效的措施收回了财权,他采取了以下3条措施:1、由中央直接派京师朝官主持地方税收,不许藩镇亲吏插手。2、明令地方财政税收,规定送京师的,州县“不得占留”。3、限制州府官员私自贩卖牟利活动。通过这些措施,把地方财权收归中央,从此加强了中央财政的力量。

在行政方面,赵匡胤通过官职分离来限制和分割官员的权力,以加强皇权,扭转权力多中心状况。如宋初宰相“无所不统”,政、军、财三权一把抓。赵匡胤削弱宰相的权力,设“枢密院”掌武事,设“三司”掌财权,宰相地位从此大大下降。为了防范宰相的越轨行动,赵匡胤打破了唐代宰相操纵台谏官的任命、进退的制度,改由皇帝亲自选定。台谏官成为独立于政府,顺从皇帝意向的监督工具,可以弹劾宰执、臣僚。

除了限制高级官员的权力,对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吏的任命,也采取了“差遣”的办法,造成官与职分离的体制,这样就巧妙地剥夺了原有后周旧臣的实际权力,只保持他们的俸禄。差遣是临时的,或三年一任,或两年一任,到时即调迁,这就防止了官员在一地生根盘踞的可能性。

宋太祖对军、政、财三部的改革,使全国形成上下相制,机构重叠的官僚体制,条条权力渠道通向皇宫,国家大权集于皇帝一身,从此,中国的封建皇权,走到了绝对化的一端。

赵匡胤主张以文臣治国,选拔大批文臣担任各部官吏,打破了自古以来武人擅权的局面。为了得到大批儒臣,宋太祖对科举进行了改革,一是规定不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有一定文化,皆可应举;二是确立复试,殿试制度,堵塞势家权贵舞弊。自宋之后,开创了一直延续到明、清朝两代的重文轻武的时代,从此再没有武将拥立的现象出现。使中国封建文化,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沉闷之后,又出现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长足进展,掀开了光耀夺目的新的一页。

第二篇 帝王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一生南征北战,驰骋东西,“灭国四十”,奠定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基石,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的故事,800年来在许多国家有无数书籍和文艺作品传扬,至今蒙古国和日本的联合考古队还在寻找这位前无古人的大汗神秘的地下寝陵。后世人不论对成吉思汗如何评价,也都承认他是世界古代战争舞台上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是蒙古民族世代供奉的神,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没有哪个亚洲人创造了像他那样的光辉业绩,他缔造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是世界史曾出现过的最大的帝国之一。

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其父给他起名为铁木真。在他9岁时,父亲被敌对部落的人毒死,一家人在孤独和险境中挣扎生活。起初,铁木真的状况并不好,青年时期,被一敌对部落俘虏,为了防止他逃跑,给他加上木套圈。虽然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但这位坚强的文盲农夫仍然挺立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

在铁木真生活的青少年时期,蒙古高原上有近百个大小不一、文化各有差异的部落。各部酋长为了建立霸权,互相掠夺和仇杀,使人民生活极度不安,遭受了很大的灾难。当时谁能统一各部落,制止抢掠和残杀,谁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戴和歌颂。铁木真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将其它各部落全部聚集在自己的大旗之下。1206年,蒙古贵族和将领举行大聚会,加号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意为世界大帝。

蒙古各部落统一之后,形成了地域的共同性,促进了人们之间经济、文化联系和共同语言的使用,为蒙古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后,成吉思汗用武力迫降了畏兀儿,灭亡了西辽,臣服了西夏,击败了金朝,扫除了各族间的疆域,清除了分割的墙壁,不仅使蒙古族摆脱了世世代代受制于其他民族的依附地位,自立于各民族之林,而且还使汉唐以来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局面逐步开始恢复;为他的继承者最后灭亡金、宋、统一吐蕃、大理,建立元朝,结束长期形成的全国分裂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元朝的大统一是空前的,其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极,有不及焉”。这种统一事业在客观上起了进一步巩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作用。密切了蒙古族和其他各族的联系。从经济上看,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随着大批汉族农民和工匠迁徒,以及被俘的俘虏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很快传入这些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从文化上看,大批入居内地的蒙古子弟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其中不少人成为用汉文从事著作的文学家、艺术家;从政治上看,成吉思汗进入中原后,使蒙古民族接受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是不可避免,特别是在耶律楚材等的帮助下,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把战争矛头转向外面,开始西征。西征给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花剌子模被焚毁,论讹答刺遭屠城,玉龙杰赤成泽国,马鲁绿洲变荒芜之地,许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凋敝现象。西征也给蒙古族的广大牧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十五六岁的少年和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被送上前线,其中许多人葬身异国。西征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当然,西征客观上也起了沟涌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西征后,东西交通大道上的疆域界线扫除了,出现了东西交流的新局面。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纸币驿站等制度,传到了西方;西方的医药、纺织品、天文历法等传到中国。中外商人和使节,往来十分频繁。不仅陆路,后来海上交通也进一步发展了。元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这与西征后出现的整个亚洲政治形势是分不开的。

成吉思汗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他的威名远播于中亚和欧洲,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第二篇 帝王风骚 建功立业明成祖

明成祖,名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子。1360年出生,11岁封为燕王。43岁即皇帝位,1424年病死,时年65岁。在位22年。他是一个注意建功立业的皇帝。

明成祖的帝位是夺来的。明太祖有26个儿子,长子朱标封为太子,第四子朱棣封为燕王。朱棣受封之地为北平,是金、元两朝的都城。当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北方有蒙古贵族的重兵,不可掉以轻心。明太祖把这样的北方重镇,交给了只有11岁的朱棣,说明对他未来的期待。他20岁时,被派往藩地北平就职。他39岁时,明太祖病故,皇太孙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面对叔叔辈的诸多藩王,心存恐惧。他采取了削藩的措施。此时,朱棣的三个哥哥已相继去世,他成了长子。对这个侄子皇帝,他本有不臣之心,现在又要削藩,刀就要砍到脖子上,他便起兵造反了。经3年苦战,终于夺得了帝位。年号永乐。明成祖,又称永乐皇帝。

明成祖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倡导修纂了《永乐大典》。即位之初的永乐元年,他便下令编纂一部大书。他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思,编纂一部自有图书以来,包括经史子集、百家之书的,包罗万象的大规模的丛书。收书越多越好,不怕规模大。”他心中的蓝图是,编纂一部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质量最好的大型图书。

参加修纂的有全国的各种一流人才。由学术大师姚广孝为总裁,包括名儒、名士、名医、名僧等,共计2169人,参与修纂。后勤安排得很周到。礼部负责在全国选拔抽调人员,从各地收集所需图书。光禄寺则负责修纂人员的食宿。在修纂过程中,明成祖经常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次,他发现宫中所藏图书不够用。他说:“世人家稍有资产的,都想多买书,朝廷怎么可以缺少图书呢?”于是,他命礼部派通晓图书典籍的有才之士,到全国各地去搜购图书。不问书价,再贵也买。这一次大规模地购书,对高质量地完成《永乐大典》的修纂,起了关键作用。

经4年奋战,到1407年,编修工程终于竣工。全书共22877卷,计11095册。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图书8000余种。种类包罗万象,计有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戏剧、小说、技艺等项。明成祖命名其为《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明成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迁都北京。即位之初,定鼎金陵(南京)。随着元朝残余势力退至漠北,长江岸边的金陵,就显得离重要的北部边陲,过于遥远。为此,1403年,礼部尚书建议,把北平改为北京,迁都北京。明成祖认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御轻,可以加强北部边防,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深知,迁都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必须审慎行事。

他首先为北平正名,有意提高北京的政治地位。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升为陪都,称作行在。同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他千方百计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知道,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不及金陵。因此,他首先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于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内减免赋税。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战乱之后,形成大量流民。他下令把流民组织起来,到北京一带去种田。甚至,他又下令释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种田。他还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如向他们免费提供牛具、种子。同时又迁往北京大批工匠,给这些民户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诏免税粮,赈济优厚等。这样就在北京市内形成了工商业。由于这样多年的苦心经营,北京也就逐渐发达繁荣起来。因而,北京初步具备了大都市的规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1406年,明成祖下令明年6月,正式营建北京宫殿。特派大臣到各有关行省采集巨木。又命大臣陈珪,主持北京宫殿及北京城市的整个设计营建工程。此后,正式启动的营建工程,就一直进行,从未中断过。1420年,北京的宫殿终于建成了。明成祖下令迁都北京。经过18年的曲曲折折,明成祖终于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宿愿,完成了迁都盛举。从此,北京就成为明清两朝的都城,一直延续至今。北京定为中国的首都,这是明成祖的历史贡献。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壮举。郑和,原是燕王府的一名太监。后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战功,很受燕王赏识。朱棣即位,赐他郑姓。因他又名三宝,人称“三宝太监”。他是一生都受到明成祖重用的地位特殊的内臣。

明成祖具有雄才大略,他想向海外宣示明朝的强大,让海外西洋各国前来中国朝贡。同时,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他选中了郑和担任这个要职。经过充分的准备,郑和于1405年率庞大的船队,第一次出使西洋。船队规模宏大,船种齐全,船员齐备。据载,船队共有船只208艘,其中大船62艘,小船146艘。有战舰,有供应船。船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官兵、水手、翻译、商人、医生、教师、工匠等各行各业的人,计有27800人。他们所带的物品,包括粮食、药品、淡水、盐酱、茶油、烛柴等,应有尽有。所带的货物,包括丝绸、绢缎、瓷器、水银、麝香、米谷、雨伞、草席、铁器、铜器等几十种,一应俱全。同时,还带了许多稀奇的珍宝。这次航行充满了艰难险阻,但是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船队最远抵达印度半岛。每到一国,郑和便宣示明成祖诏书,赏赐金币。1407年,经两年多的航行,郑和一行顺利地回到了祖国。

自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奉明成祖谕旨前行的。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同30多个国家加强了往来,进行了各个方面的交流,密切了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这种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是中国航海史上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

第二篇 帝王风骚 盛世英主康熙帝

康熙帝,名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1654年出生。1661年,8岁的玄烨即位。1722年,69岁的康熙帝病死。在位近6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因其年号为康熙,故人们习惯地叫他康熙帝。

康熙帝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他奠定了中国的版图。

当父亲顺治帝福临病死时,8岁的玄烨即位成了新皇帝。根据顺治帝和其母后孝庄皇太后的旨意,设四大臣辅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后来索尼病死,苏克萨哈被处死,遏必隆又完全听鳌拜的,鳌拜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辅政的全权。他专横跋扈,独断横行。严重地威胁到皇权。引起了康熙帝,尤其是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不满与警觉。清制,皇帝未亲政是没有颁布上谕的权力的。一般皇帝是16岁大婚,大婚后方可亲政。为了使康熙帝尽早亲政,孝庄太皇太后让12岁的康熙帝提早大婚,14岁便亲政了。

但是,鳌拜的嚣张气焰毫无收敛。被逼无奈,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导演下,16岁的康熙帝一举智擒了鳌拜。在对鳌拜集团的处理上,康熙帝采取了宽大政策。鳌拜本人没有被处死。只处死了鳌拜集团的9名首要分子,其余的都加以宽免。但是,要害岗位都安排了皇帝自己的人。在清除了鳌拜集团的同时,也为受鳌拜迫害的官员平了反。只半年的时间,便解决了鳌拜辅政8年所积累的问题。由此可见,年轻的康熙帝解决复杂问题的才能是很不一般的。当然,他的背后是睿智的孝庄太皇太后。从此,康熙帝真正地亲政了。

康熙帝亲政后遇到的第一个最大难题,是三藩的撤留问题。三藩是指三个有功的汉王所领的藩地。平西王吴三桂驻昆明,辖云南、贵州两省,镇守西南边陲。平南王尚之信(尚可喜之子)驻广州,辖广东,镇守南国大门。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驻福州,辖福建,防备在台湾的郑成功的抗清势力。还有已死的定南王的女婿孙延龄驻南宁,辖广西。这些藩王原来都是降清的明朝将领。他们在其藩地拥有很大的特权,即兵权、人权、财权,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对中央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慎重考虑和多次谋划,康熙帝于1673年下令裁撤三藩。当年,吴三桂反叛。一时,叛声四起,江南震动。20岁的康熙帝,镇定自若,他采取军事征讨和政策安抚等软硬兼施的策略,经8年的奋战,于1679年,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实现了国家的安定团结。

统一台湾是康熙帝的另一大壮举。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郑成功和他的儿子郑经,凭借台湾,长期抗清。康熙帝多次招抚不成,便下决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681年,郑经突然病故。台湾内部发生内讧。康熙帝决定起用施琅。施琅原为郑成功的得意爱将,后来背郑降清。1663年,康熙帝命其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即福建海军司令),征讨台湾。他两次出海,均遇台风,无功而返。朝内一些大臣对他产生怀疑。但康熙帝力排众议,仍然对施琅委以军政全权。施琅不负圣恩,取得海战大捷,台湾收归清朝所有。设置台湾府,隶于福建省。派兵戍守。康熙帝统一台湾,意义重大。

康熙帝运筹帷幄,还制止了沙俄的侵扰。17世纪中叶以来,沙俄不断侵扰我国边境。1681年间,沙俄的侵扰愈演愈烈,移民东进,建立据点,其中以雅克萨城最为重要。康熙帝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于1683年设黑龙江将军,在黑龙江城(今瑷珲)置将军衙门,任命萨布素为首任将军,并派兵驻守。又建立了水师营,有100余艘船。同时,又派人深入沙俄后方打探敌情。经过充分准备,于1685年,康熙帝发兵3000人,水陆直逼雅克萨城。打败俄军,拆毁城堡,胜利班师。但是,第二年,俄军又卷土重来。清军没有给他们以喘息之机,又打败了他们。在此情形下,清方主动让步,与沙俄签定了平等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此,中俄黑龙江边境保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局面。

清朝中央同西藏一直保持着君臣关系。早在1653年,达赖五世就接受了顺治帝的封号。又册封了和硕部的最高领袖为顾实汗,并通过他间接地统治西藏。然而,顾实汗死后,西藏政局不稳。准噶尔军队攻入西藏拉萨,和硕部在西藏75年的统治被推翻,康熙帝对此不能坐视不管。于1718年,他调兵入藏,攻打准军。但由于轻敌,大败而归。当年,他又任皇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并下诏确认格桑嘉措为真喇嘛,决定护送他进藏。这一次,康熙帝非常谨慎,经过充分的准备,于第三年才采取军事行动。行动顺利,取得全胜,西藏光复。这说明康熙帝进军西藏的决定是正确的。

康熙帝对官吏的选拔,极为慎重。在清廷当官的法国传教士白晋,给法国国王的信中说:“皇帝为了选拔重要官员,尤其是各省巡抚所费的苦心,以及为了监督他们的行为而费的心机,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是一个外国人说的真心话。

康熙帝非常注意严惩贪官。他对贪官深恶痛绝,一旦发现,必加严惩。他说,犯别的错尚可宽恕,贪官之罪绝不可宽。因为不加严惩,不能起到警诫作用。一次秋审,他就亲自勾决了一批贪污要犯,以儆效尤。对一些封疆大吏,他要求更严。如陕西巡抚穆尔赛贪赃枉法,他说,对这样秽迹显著的要犯,不用重典,何以示惩,应立即处死。从1681年起的25年里,他惩处的总督、巡抚一级的贪污分子,就达26人。康熙帝严惩贪污分子,对贪污行为起到了很好的遏制作用。

与此同时,康熙帝也特别重视对廉吏的奖励。他说,治理天下应以惩贪奖廉最为重要。贪婪者惩,以一儆百;廉洁者奖,以一劝众。什么是清官呢?他认为,选拔官吏,一定要德胜于才,这是最可贵的。这种德胜于才的清廉之士,就是清官。为了使官吏廉洁成为一种风气,他一再下诏让在朝各官推举清官。他自己也亲自表彰了一批清官。著名的有山西的于成龙,说他是“今时清官第一”。康熙帝慎选官吏,惩贪奖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康熙一朝,政治比较清明。

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他崇尚节俭。说到自己的衣着他说:“我自从即位以来,办一切事,都提倡节俭。我身上穿的是普通的衣服,脚上着的是一般的布袜。”其实真是如此。还是那个法国人白晋,在给法国国王的信里写道:“他喜爱简朴,甚至在他的衣着和他的一切生活用品上都能看到。”他在位60余年,始终爱惜物力,提倡节俭,并身体力行。由于他的提倡,官场有节俭的风气。这对于追求奢侈的腐败官风,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第二篇 帝王风骚 勤政而富有创造性的皇帝雍正

雍正帝,名胤禛。1678年出生。1723年,45岁时即位。1735年病死,时年58岁。在位13年。

雍正帝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皇帝。雍正一朝,他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做法。

在经济上,他进行了摊丁入亩的重大改革。摊丁入亩是一场税收改革。清政府实行的是明朝的税收制度。税收分为人头税和土地税。人头税叫丁银,即按家庭人口数量交税,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税。土地税叫田赋,即按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征税。每个农家都要交这两种税。但由于连年战乱,无地或地少的贫苦农民交不起人头税。没有办法,他们只有隐瞒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头税,即丁银。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会不稳,并影响国家税收。

这是一个拖延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顺治帝、康熙帝都没有彻底解决。雍正帝即位时已经45岁,对社会底层的情况很是了解。即位的当年,就有巡抚提出“摊丁入亩”的建议。建议的主旨是,把丁银(人头税)归入田赋(土地税),两税合一征收。这样,有田就交税,没田就不用交税了。这对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不用再去逃亡躲税了。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地种地,国家自然增加了税收。同时,减少了流民,使社会安定了。为了慎重,雍正帝把这个奏折交给户部讨论,户部同意。雍正帝颁旨,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在全国实行。这是在赋税制度上的一项很有创意的重大改革,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税收方面的突出改革。

雍正帝在清朝中央设立了军机处,这是他的首创。1729年,由于军事行动的需要,雍正帝下令设立军机房。第二年,改为军机处。虽几经变换地点,但一直设在雍正帝寝宫养心殿的附近,以便就近处理军政要务。军机处是一排低矮的小平房,显得很简陋。它只有值房,没有衙门。它没有庞大机构,没有政府编制,没有专职官员。几位军机大臣和几位军机章京,都是从各个衙门抽调上来的。军机处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实质是皇帝个人的秘书班子,有极大的权力。皇帝的圣旨,绕过内阁,绕过议政处,直接送达总督、巡抚手中,别人无权拆阅,速度快,密级高,叫作“廷寄”。军机处办事快,效率高。军机处的设立,使皇帝把国家的军政大权,紧紧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把专制皇权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峰。以后的七代皇帝,也都设立了军机处。

雍正帝是一位勤奋理政的皇帝。他在位13年,13年如一日,亲理政务。他白天无一刻清闲。上朝研究政事,聆听大臣面奏,商讨各种建议,处理突发事件。晚间则要批阅批不完的奏章。因为雍正帝实行的是他首创的秘密奏折制度,全国各地递上的密折,只有他有权拆阅。他必须当天把全部奏折阅完,而且要写上朱批。他批阅的奏折,现在都保存下来了。上面有时记载他批阅奏折的时间,常常是在半夜。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帝,也不像他的儿子乾隆帝,他没有南巡北狩,巡视祖国大地,视察大江南北。他13年都是在北京城的办公桌上度过的,他的生活是很单调乏味的。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58岁就死了,可以说是累死的。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还没有过。

雍正帝还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秘密建储制。清朝皇位的继承,开始时没有实行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康熙帝研究了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觉得可以接受。于是便采纳了中国历代皇帝的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生前,公开地将嫡长子立为皇太子,是为储君。皇帝死后,他就自然继承皇位了。这种继承制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缺点是如果嫡长子条件不具备,或皇帝对嫡长子不满意,一旦更换皇太子,就极易造成诸多皇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康熙帝二立二废皇太子,就是明证。这给康熙帝终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也使政局动荡不稳。

雍正帝45岁即位,他亲眼目睹了康熙帝为此焦头烂额的情景。心中有数的他,在即位之初就着手解决这个难题。即位的当年,他便下令群臣讨论如何立储的问题。其实,他是把写好的谕旨让大臣们讨论,大臣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当即确定下来。所谓“秘密建储”,就是秘密建储一事完全公开,储君何人则绝对保密。皇帝把自己选定的皇太子,写在纸上,装在匣中,置于乾清宫顺治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皇帝病危之时,再予开启。由于不知皇太子为何人,皇子们也只有在修养上、努力工作上下功夫了。

这个制度的实行,起到了巩固皇权、平稳政局的作用。以后几代皇帝如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的继位,也是采用了这个成熟的模式,使清代皇权得以一代一代地顺利交接。政局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秘密建储制度在清朝的实行,是雍正帝的首创。

第三篇 谋臣策士 谋略家的鼻祖吕尚

吕尚就是姜子牙,东海海滨人。他的祖先曾经辅佐禹治理大水,因功封于吕,所以以吕为氏,而他的姓则是姜。中国古代的姓是母系氏族的产物,所以“姓”即“女生”,后来在一个姓中又以男性为主有了氏,到春秋战国以后,氏越来越多,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吕尚因为在周初做过太师,尊称“师尚父”,因而得名“吕尚”。因为的影响,我们还是喜欢称他为姜子牙。

吕尚曾经非常穷困,年纪很大了,还常到渭水之滨垂钓。一天,文王将出外狩猎,占卜得到:“捕获的不是龙、不是虎,也不是罴,而是独霸天下的辅臣。”于是,文王西出狩猎,果然遇吕尚于小溪之上。两人谈论之后,文王大喜,说:“我的祖先曾经预言说:‘将来会有圣人到达周邦,帮助周国振兴。’难道说的就是您吗?我的祖先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称吕尚为“太公望”,立为周之国师。这就是太公垂钓的故事。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的天下,于是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这时,吕尚就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

文王归国后,便与吕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吕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和新奇妙计,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吕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称鼻祖。

文王去世,武王即位。过了九年,开始发扬光大文王的事业。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吕尚率领一支军队出行,按预先的约定与其他诸侯国在孟津会师。吕尚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宣誓说:“各方诸侯,带领你们的军队和你们的舟船,齐来汇集,逾期不到,将兴师屠戮。”他率军队到达孟津时,来会集的诸侯竟然有八百之多,可见当时周国的威望之高。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

又过了两年,商纣王杀了比干,囚禁了萁子。武王要伐纣王,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而且兵未出行,又遇到暴风雨。众大臣都很恐惧,只有吕尚坚持出兵,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武王最终听从了吕尚的意见,在牧野向军队训话,之后开始攻打商纣王。在这场战争中,吕尚的战略战术的指挥都很得法。

在战略指导上吕尚善于把握战机,他选择商军主力远征东夷,纣王在国都朝歌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有利时机领兵出战。周军甲兵四万五千人,加上其他诸侯国军队,在朝歌南面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萁县西南)和商军展开激战。战略时机的正确选择是周军最后取胜的重要前提。

在战术运用方面,吕尚攻心为上,他亲自率领百名精锐冲击商军阵脚。因为打前阵的是奴隶,吕尚初战告捷之后,武王便率主力跟进围歼,加上商军中的奴隶兵的倒戈,周军很快大获全胜,商朝被灭。

周朝建国之后,将吕尚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临淄)。吕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像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的人来与他争夺营丘。

吕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周王下令给吕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

第三篇 谋臣策士 远交近攻的范睢

范睢是战国时期魏国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他同商鞅、张仪、李斯先后任秦国丞相,对秦的强大和统一天下起了重大作用。李斯评价他时指出:“昭王得范睢,强公室,枉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他从小就学纵横术(相当于现代的外交学),但是家境贫寒,于是投奔魏国中大夫须贾,做他的门客,可以说是英雄末路,一直郁郁不得志。

有一次,须贾奉魏王之命使齐通好,范雎作为随从一齐出使。当时正值襄王即位,齐国日益强盛之时。由于魏曾参加燕国大将乐毅率领的五国联军攻打过齐国,并逼死了齐缗王。魏王害怕齐国的报复,让须贾来缓和两国的紧张空气。谁知须贾是个懦弱无能之辈,在齐王的严厉质问下哑口无言。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范雎挺身而出。严正指出,齐缗王骄暴无厌,五国同仇,岂独魏国?今大王光武盖世,应思重振桓威之余烈,如果斤斤计较齐缗王时的恩恩怨怨,但知责人而不知己过。恐怕又要重蹈齐缗王的覆辙了。一番话后,齐王怒气平消。非常佩服范雎的才能,特赐他十斤黄金和牛酒。范雎向须贾报告了此事,须贾命他退还黄金,只留下牛酒。须贾为人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回国后向国相魏齐诬告范雎“持魏国阴事告齐”。

魏齐大怒,命人将范雎打得折肋掉齿,还把他放在厕所中,任宾客便溺其上。奄奄一息的范雎受尽了侮辱,但他宏图未展不想这样死去。他买通了看守,谎称已经死去,逃出了地狱。藏匿于民间,化名为张禄。不久又逃到了秦国。

当时的秦国,经过几位秦王的惨淡经营国力雄踞其他国家之上。但是,秦昭王主政时期,一些因素限制了秦国的发展。国内,后党势力很大,君权遭到控制;还有权臣当道。对外,秦国没有一个有效的兼并统一方略,所以常常劳而无功。范睢很明智地看出问题所在,他感觉到机会来了。于是上书秦王:“圣明的君主善于洞察事情的成败,对国家有利的就实行,对国家有害的就舍弃,有疑惑的就稍加试验,即使舜和禹复生也不能改变这种方略。”并且自信的毛遂自荐,愿为秦王效犬马之劳。

秦昭王并非昏庸之辈。只是苦于无才能之士辅佐,看见范睢之书,当然召见。范睢进入宫门故意走只有秦王能进的道路,宦官与之争执,他故意说:“秦国哪有什么大王?只有太后、权臣罢了!”一句话触动秦昭王的痛处。昭王于是引范睢密谈。范睢单刀直入:“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之态,居于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点明秦昭王的处境。接着,献出远交近攻的计策,在秦国兼并战争取得胜利之后,范睢又劝秦王大权独揽,于是废太后、逐权臣,范睢因此顺利做了秦国的丞相,开始施展他的全部谋略。

对外,为达到兼并六国的目的,范睢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对齐、楚等距秦较远的国家先行交好,稳住他们不干预秦攻打邻近诸国之事。魏、韩两国地处中原,有如天下之枢纽,离秦又近,应首先攻打,以除心腹之患。魏、韩臣服,则北可慑赵、南能伐楚,最后再攻齐。这样由近及远,得一城是一城,逐步向外扩张,好比蚕食桑叶一样,必能统一天下。昭王39年(前268年),昭王用范睢谋,派兵伐魏,攻占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两年后又攻占邢丘(今河南温县东)。昭王42年(前265年),范睢又为昭王谋划攻打韩国,首先攻占地处韩国咽喉的荥阳,将韩断为三截,致使韩处于危亡之中,不得不听命于秦。经过一系列征战,秦国势越来越强,各国无不震动。

对内,昭王又按范睢的谋划,实行“固干削枝”的政策,坚决剥夺亲贵手中之大权,于41年(前266年)收回穰侯的相印,令其回封地养老。拜范睢为丞相,封为应侯。接着又把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驱逐到关外,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再干预朝政。通过这些变革,消除了内部隐患,使权力集中于以秦昭王为首的中央手中,政权更加巩固。

秦国在慑服魏、韩和整顿内政后,开始把攻击矛头指向赵国。秦昭王47年(前260年),昭王派大将王龁率兵伐赵。赵大将廉颇经验丰富,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参见长平之战)。王龁围攻4个多月不下,粮草不济,派人向昭王告急。范睢用反间之计,派人潜入赵都邯郸用重金收买了一些大臣,散布廉颇年老怯战、秦国最怕赵奢之子赵括出战的流言。赵王中计,起用毫无作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廉颇任主帅。秦昭王又按范睢之计,派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连夜秘密赶往长平。不久,白起大败赵括,消灭赵军45万,赵括死于乱军之中。经长平之战,赵国一蹶不起,秦国则更加强大。

长平之战后,秦军遂围邯郸。白起本拟乘胜灭赵。昭王48年十月,秦再次平定了上党,后军分二路:一路由王龅率领,进攻皮牢(今河北武安);一路由司马梗攻占太原。而白起自将围攻邯郸。韩国和赵国惊恐万分,派苏代用重金贿赂秦相应侯范睢说:“白起擒杀赵括,围攻邯郸,赵国一亡,秦就可以称帝,白起也将封为三公,他为秦攻拔七十多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公、召公、吕望之功也不能超过他。现在如果赵国灭亡,秦王称王,那白起必为三公,您能在白起之下吗?即使您不愿处在他的下位,那也办不到。秦曾经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百姓皆奔赵国,天下人不乐为秦民已很久。今灭掉赵国,秦的疆土北到燕国,东到齐国,南到韩魏,但秦所得的百姓,却没多少。还不如让韩、赵割地求和,不让白起再得灭赵之功。”于是范睢以秦兵疲惫,急待休养为由,请求允许韩、赵割地求和。昭王应允。韩割垣雍,赵割六城以求和,正月皆休兵。白起闻知此事,从此与范睢结下仇怨。后白起被迫自杀。

范睢推荐郑安平为将,攻打赵国,结果被赵军所围,率二万人降赵。范睢请罪,秦国的法令,“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秦昭王恐因此事伤害到范睢,于是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且还大大赏赐了范睢。

作了丞相的范睢,与以前的落魄相比真是扬眉吐气了。一次,魏国中大夫须贾去秦国求和。范睢悄悄换上破衣服,到客馆去见须贾。须贾见到范睢大吃一惊:“你还活着啊!”他上下打量范睢道:“没料到你一寒如此!”不久须贾到了宰相府,才明白范睢的高贵身份。这就是“一寒如此”典故的由来。后来,范睢大宴各国使臣,惟独给须贾桌前一堆草料,让他强行吞吃。并且警告说:“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人头来!不然的话,我将屠大梁(魏国首都)。”最后范睢仍念须贾尚有赠“绨袍”的故人情义,就宽恕了他,放他回国。魏齐听说后,连夜逃亡,但诸侯国摄于秦国威严,不敢收留,魏齐走投无路,终于拔剑自刎。

范雎的一系列功绩,使他日益得到昭王的宠信,在秦国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但由于其坎坷的经历和个人性格,也暴露出一些缺点。如位极人臣后对须贾和魏齐的报复,体现出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这与他早年所蒙受的无辜迫害有一定联系。而嫉杀白起,则是纯粹的嫉贤妒能了,这一缺陷,导致了在范雎执政后期秦在军事上的一系列失利。后来,在一位叫蔡泽的纵横家的开导下,范睢激流勇退,晋见秦王,盛赞蔡泽之能,“臣不如也”,荐其代已为相。范雎遂于昭王52年称病逊去相位,不久善死于封地应。

第三篇 谋臣策士 战国策士之雄张仪

战国中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不再甘心居于一隅之地,遂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马陵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地区的霸主。这样,秦、齐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作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已有的混战局面更为错综复杂。处在东西二强夹击下的韩、赵、魏三国为了图谋自存,联合起来并且北连燕、南接楚,东抗齐或西抗秦,被称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为“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到战国晚期,乐毅破齐,齐国一蹶不振;长平之战,赵国严重削弱,秦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合纵连横政策也就包含了新的含义:即东方六国并力抗秦,称为合纵;秦联合东方某一弱国对付其他弱国称为连横。于是,一批对当时的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应时而生,史书上称他们为“纵横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仪和苏秦。

张仪是魏国人,在魏国穷困潦倒,跑到楚国去游说,楚王没接见他。楚国的令尹把他留在家里作门客。有一次,令尹家里丢失了一块名贵的璧,怀疑璧是被张仪偷去的,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

张仪垂头丧气回到家里,他妻子抚摸着张仪满身的伤痕,心疼地说:“你要是不读书,不出去谋官做,哪会受这样的委屈!”

张仪张开嘴,问妻子说:“我的舌头还在吗?”

妻子说:“舌头当然还长着。”

张仪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愁没有出路。”

后来,张仪到了秦国,凭他的口才,果然得到秦惠文王的信任,当上了秦国的相国。这时候,六国正在组织合纵。公元前318年,楚、赵、魏、韩、燕五国组成一支联军,攻打秦国的函谷关。其实,五国之间内部也有矛盾,不肯齐心协力。经不起秦军反击,五国联军就失败了。

在六国之中,齐、楚两国是大国。张仪认为要实行“连横”,非把齐国和楚国的联盟拆散不可。他向秦惠文王献了个计策,就被派到楚国去了。

张仪到了楚国,先拿贵重的礼物送给楚怀王手下的宠臣靳尚,求见楚怀王。

张仪说:“秦王特地派我来跟贵国交好。要是大王下决心跟齐国断交,秦王不但情愿跟贵国永远和好,还愿意把商于(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一带六百里的土地献给贵国。这样一来,既削弱了齐国的势力,又得了秦国的信任,岂不是两全其美。”

楚怀王是个糊涂虫,经张仪一游说,就挺高兴地说:“秦国要是真能这么办,我何必非要拉着齐国不撒手呢?”

楚国的大臣们听说有这样的便宜事儿,都向楚怀王庆贺。只有陈轸提出反对意见。他对怀王说:“秦国为什么要把商于六百里地送给大王呢?还不是因为大王跟齐国订了盟约吗?楚国有了齐国作自己的盟国,秦国才不敢来欺负咱们。要是大王跟齐国绝交,秦国不来欺负楚国才怪呢。秦国如果真的愿意把商于的土地让给咱们,大王不妨打发人先去接收。等商于六百里土地到手以后,再跟齐国绝交也不算晚。”

可楚怀王听信张仪的话,拒绝陈轸的忠告,一面跟齐国绝交,一面派人跟着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商于。

齐宣王听说楚国同齐国绝交,马上打发使臣去见秦惠文王,约他一同进攻楚国。

楚国的使者到咸阳去接收商于,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说:“没有这回事,大概是你们大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哪儿能轻易送人呢?我说的是六里,不是六百里,而且是我自己的封地,不是秦国的土地。”

使者回来一回报,气得楚怀王直翻白眼,发兵十万人攻打秦国。秦惠文王也发兵十万人迎战,同时还约了齐国助战。楚国一败涂地。十万人马只剩了两三万,不但商于六百里地没到手,连楚国汉中六百里的土地也给秦国夺了去。楚怀王只好忍气吞声地向秦国求和,楚国从此大伤元气。

张仪用欺骗手段收服了楚国,后来又先后到齐国、赵国、燕国,说服各国诸侯“连横”亲秦。这样,六国“合纵”联盟终于被张仪拆散了。

后来,秦惠文王因为张仪功劳卓著,就封他做了“武信君”,并赐封给他五座城邑。其后不久,秦惠王死亡,其子荡继位,称武王。武王自幼讨厌张仪,群臣忌妒张仪的又趁机向武王进谗言,张仪也害怕大祸迟早降临,因而用计辞掉相位,逃到了魏国。公元前310年,张仪病死。至此,一代纵横家张仪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第三篇 谋臣策士 战国说客之冠苏秦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被人们认为是有名的辩土,生卒年不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历史舞台上,他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一生为了燕国的强大而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同时又大大影响齐、赵、魏等国的政治决策,为燕伐齐做了准备。他取法诸子百家的学说加以融汇,游说诸侯国君,讲究机谋权变,被推为张仪之后纵横家的代表人物。

苏秦最初是一个普通士子。作为士人的苏秦读书略有小成时便入世求通,不过,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辛苦几年却大困而归。苏秦回到家更加落破,父不以其为子,妻不以其为夫,嫂不以其为叔。于是闭室不出,把以前的书都翻出来,再看一遍,他叹息说:“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后来,他得到一本叫《阴符》论述阴谋论的书,大受启发。一年之后,他西上秦,想以连衡之术游说秦国,正好碰上商鞅被诛,秦王不喜欢游说之士;他于是折而入赵,向赵国相推销他的合纵之术,还是被人嘲弄;他北上燕国,在易水边上,他的朋友差点舍弃了他,困顿一年之后,终于否极泰来,说动了燕王,并进而受燕王资助,南下说服其他五国,合纵以拒强秦,得以佩六国相印。几年后,他又到了齐国。

当时,齐国、秦国是东、两大国,强秦更是不断出兵干扰其他弱国,这让它们很不舒服。为了根本防止秦人的干预,苏秦想出了一个极为奇谲的高明主意:假如我们能以齐、赵、魏、韩、燕五国主力合纵攻秦,以目前秦国尚不够一极独大(而是齐秦等大)的能力,势必被压迫得抬不起头来。趁秦国气沮,五国与秦人群殴的时候,齐国第二次大举兴师灭宋,就可以一鼓而得志了。

这个伟大的设想可以说是战国时代最大的一个阴谋(这叫做“驱狼通虎”,当狼和虎互相咬成一团的时候,齐国就可以在周边任意扩张了)。苏秦把这个大阴谋讲给齐泯王听的时候,两人都激动得浑身颤栗。谁能为齐泯王实现这一伟大阴谋,促使五国攻秦呢?那当然只有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外交家、纵横家———苏秦同志了。于是苏秦奉命,开始了他穿梭五国的口舌外交征程。

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这两个词是形容古代盲流的,形容苏秦也合适。当初孔子周游列国,落脚一个地方,席子还没焐热了,就卷起来又走(孔席不暖)。墨子天天到外面办业务,家里不生火做饭,也不回来吃,所以烟囱都没黑烟(墨突不黔)。

苏秦奔走列国,他“遍事三晋之吏”,与魏国权臣孟尝君(相国)、赵国权臣李兑(相国)、韩徐为(赵将)等人陈述厉害。凭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超越的想象力和出色的韬略与机智,苏秦一番穿梭外交,终于使李兑、孟尝君等人都宣布与秦绝交,同意发兵攻秦。韩国是最弱国,唯赵、魏马首是瞻,不敢有自己的主意,也出兵赞助。燕国人当然更听苏秦的,擦干眼泪,再次以两万大军,裹了粮食,自费助战。五国军队声势浩大,旌旗猎猎,战马嘶鸣,在中原河南的成皋地区会合,准备伐秦。“成皋”就是洛阳以北的荥阳地区,位于“豫西走廊”的出口处。

当公元前287年,五国军队浩浩荡荡开至成皋地区,守住走廊口,作出发狠西向的样子。走廊另一头———函谷关内的秦国人腿肚子开始抽筋,被迫屈服,不但不敢再干预齐人灭宋,而且还苦着脸“破财免灾”。把以前所占据的温(河南温县)、轵(河南济源地区)、高平(济源地区)归还给了魏国,同时也将侵占赵国的两个地方归还赵国。秦国遭受了不大不小的一次挫折。苏秦因此也盛名如雷———不但燕国已经给了苏秦“上卿”爵位、“武安君”封君号、相国地位,而且齐国和赵国也封苏秦为武安君,爵位上卿,因为他成功促成了五国合纵攻秦。这就是后世所讹传的“苏秦掌六国相印”的故事,其实最多两个相印(燕和齐的),加上三个武安君封号。所谓“武安君”,就是一种封君,意思是“以武力安抚天下”(后来白起也受封“武安君”)。

游说五国伐秦,难度可想而知,谁敢轻易跟虎视眈眈的秦国闹僵啊!所以苏秦曾比喻说,当年黄帝与蚩尤大战,黄帝的近邻———西戎,都不肯出面帮黄帝,因为西戎不肯把关系与蚩尤闹僵。可见,我说服三晋各家攻秦,这事黄帝都会难办。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苏秦之所以做到如此难事,是因为他的主张顺应了当时天下大势。当时中国的天下,是东西两极强国对峙的局面———齐、秦互相势均力敌,对峙战斗。夹在齐秦中间的,是一系列弱国。如果齐、秦两强互相对打,对夹在中间的诸侯各国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所以齐秦对峙,是当时天下弱国的共同呼声。当时人说:“齐秦不合,天下无忧”。

所以战国时代的中间诸侯各国,都乐意看到齐秦对峙,所谓“离齐秦之交”。苏秦让他们合纵攻秦,正合了他们“离齐秦之交”的愿望,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乃至壮大。这比起“齐秦循善以图三晋”,当然要舒服一点。于是苏秦一番游说三晋的事业,显得举重若轻。这不得不说是苏秦熟谙天下之大势,选对了符合三晋利益的主张去行事,因而事半功倍,顺利促成了五国攻秦之势。

第三篇 谋臣策士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

张良,字子房,生于战国末期韩国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曾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也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至张良时代,韩国已逐渐衰落,亡失于秦。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故他心存亡国亡家之恨,并把这种仇恨集中于一点———反秦。秦灭韩后,他从事抗暴活动,捐出家财,雇了一个力士在博浪沙狙系秦始皇,但误中副车,没有成功。博浪沙遇刺使秦始皇大怒,下令天下大索十日,追查刺客。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后,他聚众起兵反秦,后依附刘邦,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

在他年轻时,曾有过这么一段故事。那时的张良还只是一名很普通的青年。一天,他漫步来到一座桥上,对面走过来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头。

那老头走到张良身边时,忽然脱下脚上的破鞋子丢到桥下,还对张良说:“去,把鞋给我捡回来!”张良当时感到很奇怪又很生气,觉得老头是在侮辱自己,真想上去揍他几下。

可是他又看到老头年岁很大,便只好忍着气下桥给老头捡回了鞋子。谁知这老头得寸进尺,竟然把脚一伸,吩咐说:“给我穿上!”张良更觉得奇怪,简直是莫名其妙。

尽管张良已很有些生气,但他想了想,但是帮忙就帮到底,于是他还是跪下身来帮老头将鞋子穿上了。

老头穿好鞋,跺跺脚,哈哈笑着扬长而去。张良看着头也不回、连一声道谢都没有的老头的背影,正在纳闷,忽见老头转身又回来了。他对张良说:“小伙子,我看你有深造的价值。这样吧,5天后的早上,你到这儿来等我。”张良深感玄妙,就诚恳地跪拜说:“谢谢老先生,愿听先生指教。”

第5天一大早,张良就来到桥头,只见老头已经在桥头等候。他见到张良,很生气地责备张良说:“同老年人约会还迟到,这像什么话呢?”说完他就起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对张良说:“过5天早上再会吧。”张良有些懊悔,可也只有等5天后再来。

到了第5天,张良刚刚躺下睡了一会,还不到半夜,就摸黑赶到桥头,他不能再让老头生气了。过了一会儿,老头来了,见张良早已在桥头等候,他满脸高兴地说:“就应该这样啊!”然后,老头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来,交给张良说:“读了这部书,就可以帮助君王治国平天下了。”说完,老头飘然而去,还没等张良回过神来,老头已没了踪影。

等到天亮,张良打开手中的书,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得到的是《太公兵法》,这可是天下早已失传的极其珍贵的书呀,张良惊异不已。

从此后,张良捧着《太公兵法》日夜攻读,勤奋钻研。后来真的成了大军事家,做了刘邦的得力助手,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名噪一时,功盖天下。

张良足智多谋,曾为刘邦出了不少好主意。他建议刘邦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使刘邦手下人才云集。刘邦从奉楚怀王之命西进,到进人关中,迫使子婴投降,历时仅一年,由于他采纳了张良的计谋,保证了军事上的顺利进展,从而赢得了时间,终于比项羽抢先一步进入关中。在鸿门宴上,张良以其大智大勇,既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又使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相隙的祸根。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把项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从而放松了对关中的防范,为刘邦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时间。大败项羽后,张良劝刘邦不要立六国之后,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为后来统一大业的完成减少了不少麻烦。他辅佐刘邦统一天下,建立了汉朝。汉初,刘邦封功臣时称赞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受封为留候。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问亲”的遗训。

张良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于是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直至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病逝于长安。

第三篇 谋臣策士 曹操的“奇佐”郭嘉

郭嘉,字奉孝,东汉末颍川郡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他是曹操众多谋士中最为年轻,且谋略奇特的一位,被曹操誉为“奇佐”。他用独特的谋略和智慧,为曹操势力的发展和统一北方,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安初年(196年),袁绍占有黄河以北数州之地,又以礼贤下士著称。郭嘉慕名前往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拜见袁绍,成为袁绍的部属。在邺城住了一段时间后,郭嘉发现袁绍不知用人之术,又好谋而无断,很难成就“霸王之业”,于是决然地离开了邺城,另谋他就。

此时的曹操尚不能与袁绍相比,但他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他要求谋士荀彧替他发现和举荐人才。荀彧早就知道同郡人郭嘉虽年岁不大,却足智多谋,就向曹操推荐了他。于是曹操派人召见郭嘉,与他畅谈古今天下大事,十分投机,真是相见恨晚。曹操高兴地说:“能使我成就大业的,一定是此人了!”郭嘉也庆幸自己遇到了贤明之君,兴奋地说:“曹将军真是我想投奔的明主啊!”不久,曹操上表朝廷,任命27岁的郭嘉为军祭酒,参谋军政。自此,郭嘉就跟随曹操东征西战,谋划军机。

曹操面对强敌袁绍,有心想征讨,又担心自己实力不济,便征询荀彧、郭嘉的意见。他问郭嘉:“袁绍拥有冀州兵众,又兼有青、并之地,地广兵强。我想讨伐他,却担心实力不济,你认为该怎样做呢?”郭嘉认真地为曹操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和目前的形势,他说:“当年楚汉相争之时,高祖刘邦的实力远远比不上项羽,而高祖刘邦以智获胜。项羽势力很强,最终却在乌江边自杀而死。我考虑,袁绍有十败,而曹公你有十胜。袁绍虽兵力强盛,也无济于事,终将会被消灭。袁绍礼仪繁多,天下民不聊生,而您却顺乎民意,社会安定,这是道胜;袁绍的举动属于叛逆,而您却奉献帝之名号令天下,这是义胜;袁绍施政过于宽松,使豪强贵族有恃无恐,而您却注意抑制豪强贵族的势力,这是治胜;袁绍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气度狭小,用人又不放心,不信任,而且用人惟亲,而您却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惟才是举,用人不疑,不分亲疏远近,这是度胜;袁绍优柔寡断,往往错失良机,而您却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是谋胜。”

郭嘉接着说:“袁绍依仗门第,高谈阔论,沽名钓誉,追随他的都是一些只图虚名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人,而您曹公以仁义和诚心待人,勤俭朴素,不图虚名,对有功人员的赏赐毫不吝惜,所以天下有识之士都愿意辅佐您,这是德胜;袁绍放纵豪强,贪婪成性,民怨甚重,却只是在表面上假仁假义,而曹公您虽不拘小节,但在大事上却十分清醒,考虑周到,您注重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造福百姓,与四海人土交接,恩惠有加,这是仁胜;袁绍的部属间争权夺利,谗言惑乱,而您却用人有方,内部团结,上下一心,这是明胜;袁绍是非不分,而您却以礼和法治国,是非分明,这是文胜;袁绍喜欢虚张声势,却不知用兵之道,而您却善于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全军将士都很钦佩,令敌人畏惧,这是武胜。曹将军您有此十胜,还怕不能战胜袁绍吗?”

一番话使曹操大为折服,并引为知己。

官渡之战后,袁绍积郁成疾,吐血身亡。他的几个儿子因争权夺利而明争暗斗。郭嘉随曹操进军黎阳,征讨袁谭、袁尚。曹军连战连胜,袁氏兄弟退守邺城,,曹军众将都想乘胜再战,一举平定冀州。郭嘉却建议停止进攻,撤军南征刘表。他说:“袁尚与袁谭势力相当。审配、逢纪辅佐袁尚,辛评、郭图为袁谭献策。他们两个—直在争权夺利。如果我们继续进攻,会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现在我们不去理他,他们肯定又会互相争斗,发生火并。所以,我们不如大军南下,佯攻刘表,以观其变。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等他们自相残杀,力量消耗之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那时,平定冀州易如反掌。”众人都认为郭嘉见解独到,分析精辟。荀攸也支持此议。曹操称赞说“此计妙极!”203年八月,曹操引兵退出黎阳,南下至西千,作出进攻刘表的姿态。袁氏兄弟见曹操退兵,南讨刘表,喜出望外。很快,就因为争夺冀州而大打出手,兵戎相见。袁谭被袁尚打败,退守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派辛毗向曹操求助。

曹操见袁氏兄弟火并,心中大喜,他答应袁谭出兵替他救援,袁尚闻讯十分惊慌,放弃邺城败逃幽州投奔袁熙。曹操夺取邺城之后,再度北进攻打袁谭。在南皮杀死袁谭后,继续挥师北进,攻击幽州。袁熙、袁尚逃至辽西乌桓,曹操一举平定冀州。平定冀州后,曹操因为郭嘉谋策功高,上表朝廷,封他为洧阳亭侯。郭嘉又建议曹操召见当地知名人士,给他们加官进爵,以收买河北地区人心,由此巩固了曹操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乌桓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袁绍生前与乌桓的关系十分密切。袁尚、袁熙等被曹军打败,便向北逃入乌桓,想借助乌桓的力量继续与曹操相抗衡。

207年二月,曹操召集手下文武众将商讨远征乌桓三郡。众将都担心刘表会乘虚攻击许都,不同意出兵远征。郭嘉力排众议,他分析了荆州形势,认为刘表不会出兵,他说:“乌桓地处偏僻,警惕性肯定不高。我们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一定可以取胜。青、冀、幽、并四州受袁绍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南征,袁尚一定会伺机反攻。而刘表对刘备心怀戒备,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他。”曹操认为郭嘉分析很有道理,便率军远征乌桓,郭嘉随军谋画方略。郭嘉向曹操进言用出其不意之策袭击乌桓军,果然大获全胜。

第三篇 谋臣策士 深谋远虑的王猛

王猛(325—375年),字景略,东晋北海(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南)人,后来移家魏郡(在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前秦大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王猛出身贫寒,为了糊口,小时候曾经以贩卖畚箕为业。有一天,王猛远到洛阳卖货,碰到一个要出高价买畚箕的人。那人说是身上没带钱,请王猛跟他到家里拿钱。王猛跟着那人走,结果走进深山,被带到一位须发皓然、侍者环立的老翁面前。王猛向老翁揖拜,老翁连忙说:“王公,您怎么好拜我呀!”老翁给了王猛十倍于常价的买畚箕钱,并派人送行。王猛出山回头细看,才认出原来是中岳嵩山。这段故事说明,王猛少年时,就被独具慧眼的有识之士发现了。那位老翁大概是个留心访察济世奇才而又有先见之明的隐士,就象张良当年遇到的黄石公一类人物。

王猛没有被烽火硝烟吞噬,没有被生活重担压垮。在兵荒马乱中,他观察风云变幻;在凄风苦雨中,他手不释卷,刻苦学习,广泛汲取各种知识,特别是军事科学知识。慢慢地,王猛成长为一个英俊魁伟、雄姿勃勃的青年,为人谨严庄重,深沉刚毅,胸怀大志,气度非凡。他对琐细之事略不关心,更不屑于与俗人打交道,因而时常遭到浅薄浮华子弟的轻视和耻笑。王猛却悠然自得,我行我素,隐居华阴山。

东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荆州镇将桓温北伐,击败苻坚,驻军灞上(今西安市东),关中父老争以牛酒迎劳,男女夹路聚观。

王猛听到这个消息,身穿麻布短衣,径投桓温大营求见。桓温请王猛谈谈对时局的看法,王猛在大庭广众之中,一面扪虱(捉掐虱子),一面纵谈天下大事,滔滔不绝,旁若无人。桓温见此情景,心中暗暗称奇,脱口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统率十万精兵仗义讨伐逆贼,为百姓除害,而关中豪杰却无人到我这里来效劳,这是什么缘故呢?”王猛直言不讳地回答:“您不远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城近在咫尺,而您却不渡过灞水去把它拿下,大家摸不透您的心思,所以不来。”桓温的心思是什么呢?他盘算的是:自己恢复关中,只能得个虚名,而地盘却要落于朝廷;与其消耗实力,失去与朝廷较量的优势,为他人做嫁衣裳,不如留敌自重。王猛暗带机关的话,触及了他的心病,他默然久之,无言以对,同时越发认识到面前这位扪虱寒士非同凡响。过了好半天,桓温才抬起头来慢慢说道:“江东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您的才干!”不久,桓温决定退兵。临行前,他向王猛赠送了华贵的车马,又授予高官,邀请王猛一起南下,被王猛拒绝了。

前秦将军苻坚有大志,久闻王猛的名声,立即派吕婆楼前去恳请王猛出山。双方一见如故,谈及兴废大事,句句投机,苻坚把他比作诸葛亮。东晋升平元年(357年),苻坚自立为大秦天王,王猛则被任命为中书侍郎。

王猛政绩卓著,很快升为尚书左丞、咸阳内史、京兆尹。他刚调任京兆尹,听说苻坚的妻弟强德酗酒行凶,劫人财产,抢男霸女,为百姓大患,王猛毫不畏惧,立即将他捕杀,陈尸于市。王猛又与御史中丞邓羌通力合作,严厉查处害民乱政的官吏,一个多月里就收治了二十多个横行不法的权贵。于是,百官震肃,奸猾屏气,令行禁止。苻坚感慨地叹道:“直到今天,朕才知道天下是有法的,天子是尊贵的!”

时年36岁的王猛在一年之中竟然接连五次升官,从尚书左丞到吏部尚书,再升为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一时权倾内外。

王猛不仅在政务上显示出杰出的才能,而且在统兵征战中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和大将风范。从东晋太和元年(366年)起,他率军攻东晋荆州、讨伐叛乱的羌旅首领敛歧、出征前凉的张天锡等,都取得了胜利,又平定了前秦宗室苻柳、苻双、苻廋、苻武等人的叛乱,扫清了通往中原道路上的障碍。太和四年(369年)九月,王猛又率军救援前燕,与前燕军一起大败北伐的东晋军队。数月后,他又统兵攻伐前燕,为荡平前燕立下了赫赫战功。

前燕灭亡后,苻坚为奖赏王猛,任命他为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领兵镇守邺城,并听任他在六州范围内便宜行事,郡守、县令也由他自行选任,只须在事后向吏部通报即可。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六月,苻坚让苻融接替镇守邺城,而把王猛调回京师,委任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授王猛以一切军国内外大事的裁夺之权。王猛也不负重托,主持朝政,刚明清肃,善恶分明,才尽其用,官称其职,劝课农桑,训练军队,井井有条,气象一新,前秦逐渐呈现了国富兵强的新局面。

东晋宁康三年(375年)六月,王猛积劳成疾。苻坚心急如焚,亲自为王猛祈祷,并派侍臣遍祷于名山大川。王猛的病情略有好转,苻坚又欣喜异常,下令特赦死罪以下的囚犯。这年七月,王猛病危,苻坚亲临探视,并询问后事。王猛临终前,语重心长地对苻坚说:“晋朝虽然僻处江南,却是华夏正统,目前上下安和,臣死之后,希望陛下千万不可图谋伐晋。鲜卑、西羌等归降贵族终怀贰心,是我们的仇敌,迟早要成为祸害,应该铲除他们,以利于国家。”王猛说完了这番肺腑之言,便溘然而逝。苻坚三次临棺祭奠痛哭,并对太子苻宏说:“看来苍天是不想让朕统一天下,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朕的景略?”王猛死后,苻坚按照汉朝安葬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规格,隆重安葬了王猛,并追谥他为武侯。秦国上下哭声震野,三日不绝。

第三篇 谋臣策士 刚毅多谋的赵普

在北宋初期,出了一个声名并非显赫的宰相。他并不是常出现在前台,而只是辅助君主在幕后出谋划策。然而,他所参与制订的重要方针,政策,却一直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统治状况,关系到国运民命的大问题。这位宰相就是赵普。

赵普字则平,原籍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父亲赵迥为避后唐赵德钧战乱,迁居到了洛阳。赵普读书不多,自幼学习吏事。成年后,被聘为永兴军节度使刘词幕僚,后举荐于朝廷,与赵匡胤同为后周世宗柴荣部下。赵匡胤部破滁州后,想斩盗贼百余人,经赵普审讯,发现大部分都是冤枉的。赵匡胤大奇,马上任命他为同州节度使屑下的司法推官,不久升任宋州的书记官。

公元960年正月,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皇袍加身,建立宋朝。虽然史载赵匡胤是被迫坐上皇位的,但其中一系列谋划之事,赵普在其中起了智囊军师的特殊作用,而且他也做了新皇帝心中想做而又不便明言的事。正因如此,后来颇受宋太祖器重。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以后面临的国内形势,依然是五代十国以来的武臣弄权局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头疼的。赵普向宋太祖建议要坚决解决割据势力,宋太祖听其计,剿平了一些叛乱实力。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赵匡胤深知自己是被部将拥立起来的,根基不稳,君权也不够稳定,因而很是担心。赵普也一再以石守信等执掌禁军为忧,并说细察石等皆非能统驭部下之将才,一旦部下也来个黄袍加身,情况就不妙了。这与宋太祖的担心不谋而合,就询以和平解决和长治久安之策,于是,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方针。赵匡胤是个触类旁通的君主,听其言就化成一整套加强君权、牵制和削弱各方权力的政策与策略。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要解决拥兵以自重的将领问题,这样,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上演了。

“杯酒释兵权”只是解决兵权的第一步。中唐以来方镇弄权的隐患和新执掌禁军的弄权问题,仍是赵匡胤面前的当务之急。要改变这一问题,关键的是把赵普的十二字方针策略精神渗透到朝廷与地方的职官建置中去,改变权力结构中的独立性,使之必须依附君权而运转。在赵普的参与下,这套相互制约的职权体制终于制订出来了。这就是中央设副相、枢密使与三司计相以分宰相之权,收相互牵掣之效。枢密使直属皇帝掌指挥权,而禁军之侍卫马、步军都指挥和殿前都指挥负责训练与护卫。乾德元年(963年),用赵普谋,罢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和渐削数十异姓王之权,安排他职,另以文臣取代武职,于是武臣方镇失去弄权的基础,另一方面,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于是天下精兵皆归枢密院指挥。地方虽无精兵,但地方厢兵合则仍可制约禁军。这就形成了强干弱枝而内外上下相互制约的局面。

总之,赵普提出的这套方针、方略,确实在宋初起到了加强中央君主集权制及其军、政、财、文权力分立,防止方镇跋扈与地方各自为政的重要作用,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武臣专权,政变频繁的局面,使宋朝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但是这套方针反过来又成为宋朝长期存在养无用之冗兵、冗官负担沉重,导致各种权力结构的自我削弱,从而走向“积贫”、“积弱”之境的重要原因。因为赵普的方针只是从防兵之变、防方镇之跋扈、防官员之损害君权为出发点,而主要不是去提高国力、军力、政权与财政的效力。这就是为什么北宋空有军队一百二十万,官员二万余,封椿库存之钱财成堆,却在北宋与南宋的三百年统治时期,一直对外屈服于辽、夏、金民族政权,内不能消弭官乱于上、民变于下,而处于深重的统治危机的一个真正原因。对此,赵普与宋太祖是要负历史罪责的。

经过几年的整顿,宋王朝中央和地方的形式都稳定下来了。统一的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宋太祖与他的弟弟赵光义来到宰相赵普的府第,席地而坐的君臣一边吃着烤肉一边讨论着统一大业。赵普问道:“皇上深夜驾临,有什么事么?”赵匡胤回答道:“我睡不着呀,卧榻之侧尽是他人酣睡。”赵普道:“陛下既然胸怀天下,臣愿闻南征北伐的策略。”赵匡胤道:“我想先攻取太原。”赵普沉默良久之后回答道:“太原为宋王朝戍守着西北两面边防,一旦平灭北汉,我们将直接面对契丹,为什么不先留下它?等削平南方诸国,这弹丸黑子还不是唾手可得?”就这样,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得以制定。赵普也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实际上是宰相职位,为宋的统一大业日夜操心。

开宝三年(970年)春,宋太祖亲自去看望病中的赵普。六年后又到赵普家,突然发现廊下堆有海货十瓶。打开一看,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黄金。赵普只好坦白说明,这是吴越王钱叔送来的。宋太祖口中虽说受之无妨,实际上却触及了赵匡胤独揽大权和皇权尊严的要害问题。随后又发现赵普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展府第,又有官员冒充赵普名义经商等问题。随着考察的深入,又发现赵普子承宗竟然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这有架空皇权的危险。时翰林学士卢多逊及雷有邻揭发赵普受贿,包庇抗拒皇命外任之官员,简直更是欺君之罪了。宋太祖设副相与赵普分掌权力,并监督相权,不久贬赵普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这些公忠其表、谋私其内的问题,使赵普逐渐失去宋太祖的宠信。宋太祖死后,弟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在新君即位的事情上,赵普有很大功劳,因而得到了太宗的宠幸。

第三篇 谋臣策士 智比诸葛的刘基

刘基(字伯温)是明初的一代奇人,《明史》说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八百载,后知五百春”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相传就是他写的。

历史上真实的刘基当然不是神仙,不过按今天的头衔,可算是哲学家、谋略家、文学家、军事理论家、易学家、天文学家等,其著述也广泛涉及到了这些方面,“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他写的《郁离子》想象诡异,寓意深远,有如,《百战奇略》更是兵书宝典(后人对是否他所作尚有争议),天文历法方面有《天文秘略》,卜筮方面有《观象玩占》传世,此外还著有历书《玉洞金书》一卷,《注灵棋经》二卷,《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十八卷。颇为奇特的是,和羽扇纶巾、谈笑自若的传统学士名臣不同,刘基身着布衣,威猛刚烈,全然一副梁山好汉的模样。

刘基是浙江青田人,23岁中进士,曾任元朝的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职,曾受命参与镇压方国珍部,任处州路总管府判。因不与兵事,愤而弃官还乡,在48岁那年弃官归隐,后来遇到朱元璋,再次出山。

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南京)充任谋臣后,刘伯温针对当时形势陈时务18策,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建策,为朱元璋采纳。朱元璋先后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多按刘基的计策行事。公元24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刘基为太史令。公元27年,升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为朱元璋谋划制定北伐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其间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洪武三年封诚意伯。

按运筹帷幄的功绩,刘伯温理当入公,但最初封公的六人为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兄弟”,尽管朱元璋对刘伯温很恭敬,把他比作张良。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化人有一种内心的反感,尽管他们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厮杀战场的武将。

当然,补偿还是有的,为安抚刘伯温,朱元璋下令青田不加赋税,“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后来又“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明史·列传16》)

不过,刘伯温虽才华盖世,胸有韬略,却不是政治家。如果他专注于学问,成就必定会不逊于任何一代宗师。但他是性情中人,决不会为逃避乱世纷争,躲起来一门心思做个人研究。而且他心地至诚,性格正直刚烈,嫉恶如仇,天下太平之后,也根本不适合混迹于官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熟读历史的他也知道,伴君如伴虎,对开国功臣来说尤其如此。他早就知道,朱元璋是一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人。所以,当洪武三年朱元璋欲任命他为丞相时,刘伯温以不适合做官为由力辞,可惜,一入侯门深如海,已没有了退出的余地了。

即帝位后的朱元璋,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只不过在朱元璋身上更变本加厉,更刻薄寡情。本来第一个要收拾的是独揽大权的丞相李善长,因为李嫉恨刘伯温,朱元璋就选择刘伯温充当杀手。他心里应该明白,让他出来收拾李善长,既是利用,也是试探他的忠诚度。他一旦受命或可减轻朱元璋的猜疑,然而,唇亡则齿寒,此例一开,以后朱元璋对待开国功臣元老就会换另外一副面孔,此等不义之举,按刘伯温的个性是绝不可为的。正因为如此,第二年他就请退,告老还乡了。

刘伯温虽归老于乡,但朱元璋疑忌之心很强,人不在身边反觉难以掌控,更欲除之而后快。刘伯温也知道朱元璋对他不会就此放心的,所以他把儿子留京为官,算是人质。而且朱元璋每年岁暮都将退休的刘基之子琏、宋濂之子允载、叶琛之子永道、胡深之子伯机等召去京师,接见于便殿,嘘寒问暖,“亲加训诲,燕语如家人。”实则是要暗中控制。故此,退隐后的刘伯温异常低调,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

朝廷方面,李善长为朱元璋所忌,已经自动退休,胡惟庸与李善长同乡,因李的举荐而成为丞相。其实,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曾就李善长外另一丞相人选问题征询过刘伯温的意见,刘就不看好胡惟庸,胡惟庸因此对刘伯温怀恨在心。后来终于在朱元璋暗助下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

当时瓯、闽间有一条狭长的地域叫谈洋,该地区是盐贩、盗贼聚集的地方,方国珍便是从这起兵反叛的。刘基委托儿子刘琏上奏,建议应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控制管辖该地,使那里的刁民无机可乘,不能互相勾结或胁迫戍边士兵一道出逃反叛。胡惟庸使刑部尚书吴云弹颏刘基,反指淡洋踞山临海,有君王之气,刘基想要谋取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答应,便想要在那里设置巡检司为难当地民众,才导致该地区形势迅速恶化。

第三篇 谋臣策士 清初元辅范文程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岳,生于明末。祖籍在江苏,出生在沈阳。他一生经历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开创时期,又经历了顺治和康熙两个朝代,为官四十多年,是清朝最著名的开国功臣,对清朝的建立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是清代初年卓越的政治家。

范文程出身于名门仕宦家庭。他年轻时喜好读书,平素有远大的志向。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养成一种沉着、刚毅、聪颖、机敏的性格。年轻的范文程,耳闻目睹了满族的兴起与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他以封建官僚知识分子的眼光,清楚地看到明朝已是“气数”将终,而女真人的后金政权正在方兴未艾。当努尔哈赤率军攻下抚顺时,范文程与其兄一起,便毅然决然地亲赴汗营,“仗剑谒军门”,投奔了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得知范文程是明朝兵部尚书范镱的曾孙时,就对身边的各位亲王贝勒们说:“这个人是名臣之后,一定要好好地使用他。”言下之意在于希望范文程也能成为他的名臣。由于范文程熟悉当时明朝以及辽东的政治、军事形势,被努尔哈赤选为了亲随。他先后参加了后金与明朝的一系列的战斗,并且“所在行营,必参帷幄”,发挥了重要作用。

努尔哈赤病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了汗位。范文程总结努尔哈赤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安定黎民百姓,并且要调整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缓和民族矛盾的看法,得到了皇太极的重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统治地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皇太极制定了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的方针,参照明朝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建立了文馆,范文程受到破格的重用,成了文馆的骨干。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后金政权向着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前进了一大步,这其间范文程以其特殊的地位与才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然地成为皇太极的主要亲信谋臣。

皇太极一心要成为“中原有德之主”,当然必须借鉴明朝的典章制度,加快封建化的速度,迅速进行统治机构的改革。七年之后,皇太极又对文馆进行改革,成立了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范文程被任为内秘书院的大学士,得以参与最高层的机密。虽然范文程当上了内秘书院的大学士,但他的实际权力并不限于内秘书院,他所起的作用也远非大学士所限。他积极帮助和支持皇太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诸贝勒的王权。天聪十年(1636年)春,皇太极在范文程的建议下,接受群臣的提议,上尊号为皇帝,改元崇德,定国号为清。清朝建立。

皇太极很是倚重范文程,参与军政大事,每逢议事,常说:“范章京知否?”不称文程而称章京,抬高了范文程的地位。每当议事决定不下来的时候,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众臣下说:“范文程已经同意。”皇太极才最后批准。君臣关系至为亲密。皇太极经常要范文程陪着吃饭。范文程有一次入侍,面对美味佳肴,想到父亲还没有尝到,迟迟未能下筷,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意,立即把这桌美味佳肴送给了他的父亲。无论是朝中大事,还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看出皇太极把范文程看成是贴身的近臣,而范文程也对皇太极忠心不二。

范文程既了解女真族的社会发展,也知道它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的作用。同时他也了解明朝的社会弊端、宫廷的腐败。在清初开国史上能知己知彼,熟知中国历史与明朝现状者,范文程是难得的第一人。他知道只有顺应历史发展,对后金的政治机构进行改革,才能完成推翻明朝的历史任务。在导演以清代明这个历史序幕时,他有其独特的历史功绩。到了崇德末年,清王朝已经模仿明王朝建立了一套制度,并有所增加与发展,至此清王朝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一个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都能与明朝一比高低的劲敌了。

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皇帝自杀,明朝灭亡。明辽东总兵吴三桂立刻致书清廷,请兵进关共同对李自成作战。双方一拍即合。这正是范文程为多尔衮所制定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结果。范文程不失时机,为清军草拟宣谕布告天下:“我们是仁义之师,为了给你们报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现在我们所诛杀者只有闯王贼而已。有官吏来归的,恢复其职位;百姓来归的,许其从事旧业。我们大军行动有纪律,决不伤害你们。”这在进关之时,是宣言书,也是瓦解农民起义的号召,更是向所有被起义军打倒的官僚、地主、豪绅宣传清军的政治主张。把清朝与明朝的民族矛盾,掩饰过去,转而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突出了出来。因此,清军所向无敌,起义军败走,各地迎降不绝。范文程有力地把握了历史转折的时机,提出适宜的策略,为清朝夺取全国政权立了大功。范文程能利用阶级矛盾,转移民族矛盾,争取明朝各级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这是他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为清朝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为了进一步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对清朝的支持,范文程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商民之首。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他建议“首请开课取士,以收入才”。得到批准后,清廷派他主持考试,考中的有一千多人,这样做就为清朝争取了追求仕途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

范文程在进京伊始,亲主政务,日理万机,为崇祯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山林之士,考订文献,更改明朝法律命令,广开言路,招集各级官吏,收求各种档案册籍,安定了人心。又实行轻徭薄赋,给人民以生息的条件。这些都为清朝的巩固,奠定了政策的基础。

顺治亲政后,清廷对范文程的忠心,很是赏识,君臣关系进一步密切了。顺治九年(1652年)被授以议政大臣之职,这是汉官从未享有的恩宠,说明他用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取得了顺治皇帝福临的信任。范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投奔努尔哈赤后,对清廷一片忠心,无论换了哪个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经历的整个清初的三朝四代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时势造英雄,有他这样的人辅佐,清朝受益匪浅。他最后多次因病上书请求休养,顺治帝才“暂令解任”。于是范文程功成引退,平安地度过了晚年。

第四篇 宠臣名相 周礼之父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他一生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三代,曾辅佐武王灭掉殷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出师东征,平定叛乱,分封诸侯,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

周公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他从小就孝敬父母,诚实忠厚,多才多艺,聪明伶俐,深得文王的喜爱。文王在世的时候,周公和他的哥哥姬发(后来的武王)常在他的左右,帮助处理政务。文王为周代的发展和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他没有来得及灭掉商朝就死去了。

周武王继位后,周公成为武王的助手。这时候,周公的地位和老臣姜太公相当,都是武王左右最得力的大臣,共同筹划灭商大计,完成文王未完成的大业。经过牧野一战,商朝灭亡。

灭商后,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武王征求大臣的意见。周公提议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武王依计而行,分封了几个商朝贵族继续统治他们的领地,大大争取了殷人之心。不久,商朝贵族联合管叔、蔡叔叛乱,周公率军东征,平定了叛乱。

武王灭商后两年就病死了,临死嘱咐周公辅佐幼主成王。周公在辅佐成王时,一方面大量分封周氏子弟和功臣后代到各地为王,以巩固王室的统治,一方面在中央设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统治。中央有太师、太保,辅助周王统治天下;有三事大夫:常伯、常任、准人,分别管理地方民事,选任政府官吏,负责司法审判等;有六大: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宗、太大,分别负担诸行政事务和宗教祭祀活动;还有司徒(管农田耕作)、司空(管官职事)、司马(管军事军赋)、司寇(管司法)、虎臣(管宫廷侍卫)、膳夫(管出纳三命)、趣马(管天子马匹)等等。这些统称“内服”职官,都是专管朝廷事务的。

此外,还有许多“外服”职官,如侯、甸、男等是处理诸侯国事务的。在诸侯国内和卿、大夫的采邑里,也设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组织。同姓诸侯除了和周天子保持着从属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和周天子保持着严格的宗法关系。宗法关系的中心是确认嫡长子的继承权。嫡长子的继承权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不仅可以继承财产,而且可以继承政治地位。

分封制和宗法制,虽在周公以前就有,但是到周公执政和辅佐成王期间,这些制度更加完备了。周公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凭借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把他对付殷人的那一套政策贯彻下去。周公实行这套办法是有效果的,经过10年努力,到成王当政时,政令可以下达到各封国的各国官吏。周朝的统治终于巩固了。

周朝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附近),远离中原,偏于西部。周公东征班师以后,决定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市西),以便有效地控制东方,就近镇压殷族奴隶主的反抗。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东都建成。在洛邑营建成之前,周公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所谓礼,指的是阶级社会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礼非常复杂和繁琐,几乎包括了贵族们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一切行为规则。概括起来有5类:一为吉礼,用于祭扫鬼神;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三为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为军礼,用于兴师动众;五为嘉礼,用于饮宴婚冠。所谓乐,就是音乐。这在当时是少数奴隶主才能享有的特权,什么等级什么场合用什么乐,有严格的区分,不能滥用。礼和乐相辅相成,是巩固周朝等级制度的手段。

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以便长久地享有王位。反之,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骄奢淫逸,就不会得到好下场。他举例说:当年殷王中宗在位,做事严肃谨慎,行动瞻前顾后,常常反省自己,不敢纵情享乐,荒废政事,所以做了75年国君。高家也善于治理国家,上下没有怨言,做国君达59年。祖甲长期在下面当下民,懂得民间疾苦,因此他继位以后,能爱护百姓,施以恩惠,不欺鳏寡,治国达33年。此后继位的国王,生下来就只会享受,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不晓得耕作的辛苦,不重视小民的劳动,所以,在位时间都很短,或者十年八年,或者五六年,或者三四年。他谆谆告诫成王,教导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土,治理好国家。

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和辅佐,是有效果的。成王执政后,能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发达。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周公为了周王朝的事业,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到了晚年,他回到封的地方。后来得了病,他临终前嘱咐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地方,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

第四篇 宠臣名相 春秋第一相管仲

管仲,又称管敬仲,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名夷吾,字仲,颍上郡颍水之滨人。管仲出身贫贱,曾与好友鲍叔牙一起经商,在坎坷的生活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没有被后人传为美谈的管鲍之交,那么我们在这里很有可能就看不到管仲的名字了。

管仲曾经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但是在齐国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两人却暂时分手了。因为在春秋时期齐国第三个君主襄公是个昏暴之君,在他统治时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为了避难陆续外逃;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帮助下逃到了莒,公子纠在召忽和管仲的帮助下逃到鲁国。在此之后,齐国发生内乱,襄公被杀,公子无知被立为齐君,无知也是个昏暴的人,不久就被雍林人杀掉。这时,公子小白在国内贵族国氏、高氏的帮助支持下乘机从莒返国,去夺取君位;鲁国闻知无知被杀,也发兵送公子纠回国夺取君位,并派管仲在公子小白回国的途中把他杀掉。管仲路遇公子小白,放箭射中他的带钩,小白应弦而倒,用装死骗过了管仲的追击,并抢先赶回齐国,夺得了君位,他就是春秋第一个赫赫有名的霸主———齐桓公。

齐桓公继位后,立刻发兵攻打鲁国。这年春天,双方在乾时兵戎相见,鲁国兵败,公子纠被杀,管仲作为公子纠的谋士也成了齐桓公的阶下囚。鲍叔牙力劝桓公放了管仲,并推荐说管仲是个难得的治国之材,应委以重任。他甚至要求使管仲代替自己的卿位置,并甘愿作他的下属。齐桓公对管仲的博学多才早有所闻,经鲍叔牙的力荐,对他更为赏识,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答应了鲍叔牙的请求,将管仲任命为卿,并尊称他为“仲父”,管仲也不负齐桓公所托,助其成就了千秋霸业。

齐桓公晚年,渐渐对管仲有些疏远,而开始接近一些奸佞小人。这使管仲很担忧,民间流传有一个管仲预见的故事。说的是管仲病了,桓公去看他,让他不要担心国事,安心养病就好,要是有担心的事,就说出来。

管仲见齐桓公态度诚恳,便忧心忡忡地说:“好吧,既然主公愿意听,我就说出来自己的担忧。”

齐桓公问道:“仲父,不知你为什么担忧?”

管仲说:“但求主公今后不要重用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几个人,最好让他们远离您的身边。”

齐桓公说:“这我就不懂了,像易牙这样的人连自己的孩子都肯煮了给我吃,像竖刁这样的人为了在我身边侍奉,宁可自阉当太监,而常之巫有测生死祸福的能力,可以帮助我逢凶化吉,至于公子启方多年追随我,连父亲病故都不肯离开我去奔丧,这些人如此忠心耿耿,怎么用得着去提防呢?”

管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主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不爱怜,都肯杀死,难道他不会杀主公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肯残害,难道他不会去残害主公您吗?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和他本人的做人的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德行,自然会善始善终,不是靠外力所能改变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

齐桓公对管仲的人品是很信服的,等到管仲死了以后,齐桓公按照管仲生前所提醒的,把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等打发出宫。但易牙等人出宫以后,齐桓公却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好不容易熬过三年,还是把易牙等人找了回来。

第二年,齐桓公卧病在床,易牙等人便大肆活动,放出谣言,说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然后封锁宫廷与外界的联系,不准任何人给齐桓公送吃的东西,齐桓公悲叹道:“都怪我没听管仲的话啊!”

管仲治齐40年,实行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重大措施,使齐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势。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国家。他对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挟天子以命诸侯,从而巩固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对内实行改革,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土地的好坏分出等级来征收租赋。“作内政而寓军令”,寓令于民,扩大了齐国之兵源,增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加强统治力量,管仲说服齐桓公举贤任能,制订选拔人才的制度,士经3次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即上卿助理。他还将齐国分为15个士乡和6个士商乡,各司其职,治国之道。

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称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乃死亡”。

管仲得以名列高位,最主要的原因是后人曾总结他的思想,并假托其名,写的《管子》一书。

《管子》一书是先秦典籍中保存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现存的《管子》一书,是西汉末年间刘向从他所收集的564篇中删除重复而编辑的,后又遗失10篇,实际仅剩76篇。

《管子》一书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领域,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提出了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理论和原则。“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主张“令顺民心”,认为“授有德”,“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是实现“国安”、“食足”、“民富”的主要途径;认为“政之室也”是对百性“予之为取”,“量民力”、“不为不可成”,强调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使民各为其所长。

第四篇 宠臣名相 秦国大良造商鞅

从骨子里讲,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故而变法维新之士,鲜有善终者。这头一个,就要算是商鞅了。

商鞅是卫国的贵族,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学成后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门客。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此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魏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他去了秦国。

商鞅在秦孝公元年进入秦国,三年变法,五年当上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商鞅设计擒获了魏王,迫使魏国献河西之地与秦苟和,魏惠王这才恍然大悟,感叹地说:“寡人恨不听公孙痤之言也!”

当然,商鞅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用兵,而是变法。在秦国的二十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推行如此重要的变法,自非易事。为了确保新法的制定,商鞅首先必须取信于君。为了说服孝公,商鞅曾与甘龙、杜挚等要臣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针对甘、杜等人的陈辞滥调,商鞅既总结了“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又申明了“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现实意义,从而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

为了确保新法的实施,商鞅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于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一向所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任何侥幸心理了。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过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甚至不被司马迁以后的许多历史学家真正理解,不亦令人叹惜。

第四篇 宠臣名相 不甘寂寞的李斯

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了取得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读书人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下层,实际上是一介平民。他少怀大志,认为“地位卑贱是莫大的耻辱,政治穷困是莫大的悲伤。”为了摆脱穷困的处境,他煞费苦心,经过几十年的挣扎与努力,终于成了秦朝的丞相,权倾一时,极尽荣华富贵。他曾协助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了中国,位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李斯才华出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他的《谏逐客书》既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千古传颂的优秀文学作品。所以鲁迅先生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还帮秦始皇统一了文字,鲁迅先生说:“李斯在文字史上是有殊勋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凡的人物,却落得个满门抄斩、祸灭九族的下场。不免使人慨叹人生之无常。《败鉴》一书把李斯作为典型的失败之鉴,说他的悲剧,在于他贪恋富贵。其实,李斯之败不在于他追求荣华富贵,事实上,他的最终失败,在于他的道德品质的缺失。综观古今中外,人有才无德可以得势一时,但不会得势永久,这是历史的规律。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文人型的小人。

中国封建社会是实行官本位,人的自身价值是用官这把尺子来衡量,官大的大贵,官小的小贵,无官职的低贱,因而读书人十有八九把当官作为读书的最终目的。李斯关于“仓鼠”和“厕鼠”的联想,无疑是符合事实的。据说有一次,李斯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居无定所,又时常受到人和狗的惊扰,成天惶恐不安,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享用不尽的粮食,住的是宽敞的地库,不会遇到人和狗的恫吓,总是自由自在,快乐无限。“仓鼠”和“厕鼠”所处的不同生活环境和遭遇使李斯想到,人的尊卑贵贱,穷过、富过完全是由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就如“仓鼠”和“厕鼠”一样。按说,李斯的联想不无道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官本位”色彩浓厚,人的地位高低决定着人的命运好坏。就是现在,我们也得承认,社会地位这个东西对人的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李斯对自己地位的不满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他后来拜荀子为师,勤奋苦学,这也是一种上进的表现,他抓住机遇,帮助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也显示了他的雄才伟略。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奇才,也是一个文学大家。然而,他的道德品质上的先天不足以及后天的进一步的滑坡为其走向毁灭埋下了祸根。

一个人的道德优劣、品质好坏在平时很难表现出来,因为在不涉及个人重大利益时,人们往往都表现得十分友善,一个个品质看上去都不错,大家都如圣人一般和睦相处,共度美好时光。然而,在涉及个人重大利益时,这时才能真正检验一个人的品质到底是好是坏。李斯嫉妒并害死了老同学韩非使他的卑鄙小人的本性暴露无余。韩非也是荀子的学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王赢政曾经读过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对他极为敬佩,感叹地说:“太好了,如果我能见到此人,跟他交往,那真是死而无憾。”后来韩非到了秦国,他给秦王上书说:“如果你听我的话,就可以一举灭掉六国,征服天下,否则,可以砍掉我的脑袋。”可惜,韩非太正直了,他虽有破六国之计千条万条,可保护自己的计策却忽略了,以致锋芒太露,引起李斯的嫉妒。李斯最终迫使韩非自杀。

李斯为官途中的一个很大污点,是向秦始皇建议实行焚书坑儒,这使他遭到了后世无数代人的唾骂。但李斯最大的人生失败却是助纣为虐,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立场,以致和奸邪之人同流合污。当时,秦始皇出巡,突然病危,死前令赵高写一封诏书,让长子扶苏赶回咸阳办丧事,有意让他继位。诏书没发出,秦始皇就死了。其实,立长子扶苏为帝是顺理成章之事,不易引起动荡。可身为掌管皇帝玉玺和车子的赵高却心怀私心,想立与自己关系密切年幼无知糊涂的胡亥为帝,在此重大历史关头,李斯身为丞相,掌握着最高权力,本应从国家安危百姓太平着想,主持公正,然而他却抛弃了起码原则,同赵高共同扶胡亥上台,结果很快导致赵高作乱,此后,赵高设计杀死了李斯全家。此后不久,秦朝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很快土崩瓦解成为有名的短命王朝。可以说,李斯在秦王赢政统一天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却又亲自参与了毁掉秦王朝江山的行动。可谓成也李斯,败也李斯。

第四篇 宠臣名相 汉初名相萧何

萧何,汉初三杰之一,著名丞相。沛县丰邑(今属江苏丰县)人。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即帝位,接着就论功行赏。5月,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大宴群臣。刘邦问群臣:“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掉天下?”群臣所说不一。最后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有他们,所以我能够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手中。”从上面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被称为“汉初三杰”。

后来,刘邦论功封赏时,由于群臣争功,所以一年多也定不下来。刘邦最后定萧何为首功,封他的食邑也最多。很多功臣因此愤愤不平,说他们都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比我们多?

刘邦问大臣们:“你们知道猎狗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用来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大家都无言可答。

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余处战伤,攻城掠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君说:“在楚汉相争的五年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由关中供应,才保证了军队的粮食。陛下有好几次败退把山东都丢了,幸亏有萧何坐镇关中,陛下才能重新振作。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我认为,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

这番议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十多人。

刘邦即位后,便下诏罢兵归农,让士兵都回家种田、开荒。减免百姓赋税。这时,定都的问题日益紧迫。刘邦暂居栎阳,命令萧何营建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城。公元前199年,刘邦来到长安。萧何正在建未央宫,建好了东阙、北阙(高大的宫门),又建前殿、武库、太仓等,刘邦嫌宫室过于壮丽豪华,责备萧何说:“连年战争,刚刚安定,战争的结局还不知怎么样,你为什么修建这么豪华的官室?”

萧何回答说:“正因为天下刚刚安定,才好借机会多征发些人和物来营建富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壮丽才能显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来重建。”刘邦这才转怒为喜。西汉建都长安,历时二百余年,最早规划设计的就是萧何。

汉帝刘邦为巩固政权,寻找借口陆续消灭异姓王。他见韩信功高望重,且握有兵权,就几次借故削去韩信的兵权,最后降为只有虚名的淮阴侯。

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稀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当时韩信推说自己有病,没有随同前往。于是,韩信的一个门客求见吕后,告发韩信本是陈稀的知交,这次陈稀谋反,韩信是内应。准备在一天夜里,假传圣旨。把奴隶和犯人释放出来,袭击吕后和太子刘盈。

吕后一听,认为事关重大,便秘密召见丞相萧何。他们两人商量出计策,由萧何参加执行。第二天,萧何就让人去请韩信到相府赴宴。韩信自称有病,婉言谢绝了。萧何就亲自到韩信府上,以探病为由,直接进入韩信的内室。韩信再也无法推辞,只得与萧何寒暄一下。萧何说:“我和你是好朋友,请你去赴宴,是有话对你说。”

韩信忙问有什么话。萧何说:“这几天皇上从赵地发来捷报,说征讨军大获全胜;陈稀已经逃往匈奴。现在朝中的王侯,都亲自进宫去向吕后祝贺。你自称有病不上朝,已经引起人们的怀疑了。所以我来劝你同我一起进宫,向吕后道贺,消除人们的怀疑。”

萧何说的话,让韩信不得不信。所以就跟着萧何来到长乐殿向吕后道贺。哪里知道宫中早就埋伏好了武士,吕后一见韩信中计,喝令刀斧手将韩信绑翻在地。韩信见事情不妙,急忙呼叫:“萧丞相快来救我!”哪知萧何早就避开了。吕后不容韩信申辩,命令武士把他拖到殿旁边的钟室中杀死。随后,又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一古脑地捕杀。萧何辅助吕后,谋杀韩信,很符合刘邦巩固政权的需要,为刘邦除去了一块心病。

刘邦晚年,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的斗争。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萧何等大臣的多次诤谏,刘邦才一直未作决定。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萧何辅佐太子刘盈登上帝位,这就是汉惠帝。萧何继任丞相。萧何为相期间,在制订汉朝的典章制度方面还办了一件大事,即作汉律九章。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情况的内容,制成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烦、严酷,使法令明简。公元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长期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并趁机询问:“您百年之后,有谁可以代替您来做丞相?”接着惠帝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听了,竟挣扎起病体,向惠帝叩头,说:“皇上能得到曹参为相。我萧何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恨了!”萧何与曹参本有些私怨,这番话表明,萧何为国家为百姓着想,不记宿怨的大度胸怀。

第四篇 宠臣名相 凿空西域的张骞

古时侯,我国把今天的新疆和新疆以西的地区统称为“西域”。中原和西域虽然距离遥远,交通险阻,但很早就有了密切联系和频繁往来。西汉时期,张骞就曾作为朝廷的使者出使了西域。

张骞是汉中成固(今陕西成固)人,西汉外交家、探险家、旅行家。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使西域的人。西汉前期,居住在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经常南下侵扰掠夺。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7在位)即位时,西汉王朝经过六十多年休养生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汉武帝决心解除匈奴多年来对汉朝的威胁,积极进行军事反击的准备工作。当时西域有三十六个小国,其中大的有几十万人,小的只有一、二千人。西汉初年,匈奴征服了西域诸国,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并把西域作为向西汉进攻的据点和经济后盾。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得知,在今甘肃西北部,原来居住着一个叫做大月氏的部落。匈奴曾经杀死月氏王,并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酒器,大月氏被迫迁到西域,时刻想报仇雪恨。汉武帝认为如能在西方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就有了胜利把握。可是,去西域的必经之路———河西走廊处于匈奴控制之下,联络大月氏的任务十分艰险。于是汉武帝下令招募使者,担任皇帝侍从的张骞勇敢地担当了这个使命。

公元前138年,张赛以匈奴人堂邑父为助手,率领一百多人,从长安(今西安附近)跨马西行。不料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俘获,扣留了十年之久,而张骞始终“持汉节(汉朝使者的凭信)不失”。匈奴君主单于为了招降张骞,给他娶了当地人为妻,并且生了儿子,但也丝毫未能动摇他完成朝廷使命的信念。后来,张骞终于找到一个机会,率部属逃出,向西急行,奔波了几十天,历尽艰辛,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大宛(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大宛派人把张骞一行护送到康居(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又通过康居找到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在媯水(今阿姆河一带)定居,这里“地肥饶”,又很少外族的侵扰,大月氏人满足于眼前的安乐生活,不愿再同匈奴打仗。张骞没有达到目的,一年以后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趁匈奴内乱才得以脱身,于公元前126年回到汉朝都城长安。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前后共用了十三年时间,出发时一百多人,回来时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了。

公元前119年,汉朝对匈奴发动第三次军事反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匈奴王庭被迫迁到大沙漠以北。为了防止匈奴势力再起,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统领皇帝侍卫的高级官吏),派他出使乌孙。乌孙原来游牧于甘肃西北部。后来西迁到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张骞第二次出使的任务,是劝说乌孙重返故地,与汉朝共同对抗匈奴。张骞此行率领三百多人,每人各备两匹马,并携带价值“数千巨万”的金帛货物和一万多头牛羊。出使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持节的副使,以便沿途派往各地。由于乌孙国王已经年老,加上子侄们为继承王位争斗不休,国内比较混乱,因而无意东归。张骞原定目的虽未达到,但他的副使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时,乌孙王派数十名使者随同他一起来到长安。以后,张骞派往中亚一些国家的副使,也分别在对方使者的陪同下,陆续回到长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都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但其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经过我国新疆地区到达西亚的交通要道,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第四篇 宠臣名相 忠心辅政的霍光

霍光字子盖,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是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十几岁时跟随哥哥霍去病来到京城。霍去病先保举他入宫,担任宿卫宫廷的郎官。因为霍光为人端正,办事机灵严谨,深受汉武帝的喜爱。后来逐步提升为侍中(在内廷侍卫皇帝)。过了几年,霍去病死了,汉武帝就提拔他担任光禄大夫(皇帝身边的官员),经常伴随皇帝车驾出行,回宫时就在皇帝的左右侍奉。

霍光就这样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平日为人忠厚可靠,端正严谨,办事又一贯小心谨慎,从来没有什么闪失。在他担任侍中时,谨记自己的职责就是侍卫皇帝,所以他每次出宫、下殿时,起止步都有固定的点,有人曾暗中跟随做出记号,事后再算丝毫不差,可见他办事的周密、审慎。这些好的品质得到了汉武帝的嘉奖。

汉武帝七十多岁时,已经体弱多病了。又因太子卫在“巫蛊之祸”中自杀身亡,太子虚悬未定。汉武帝自知活不长了,对身后事非常忧虑,其中头等大事就是要早立太子,免得死后国家大乱。当时汉武帝还有三个儿子,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是亲兄弟,他们平日骄横不法,不能立为太子。可是小儿子弗陵还只有七岁,汉武帝却想立他为太子。因此就想先为年幼的太子物色一个忠实可靠的大臣来加以辅佐。

善于识人、用人的汉武帝认为,朝中大臣只有霍光可担此重任,所以就想把国事托付给霍光。汉武帝想起了古代周公辅佐年幼成王的故事。周公曾背着小成王临朝,会见诸侯继承大统。汉武帝让人根据这个故事,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这是用图来暗示霍光将来要像周公辅成王一样来辅佐幼主弗陵。

霍光为人深沉、镇静,根本没去想汉武帝送给他那张画的用意是什么。

过了一年,汉武帝病危,霍光流着眼泪问汉武帝:“如果陛下有个三长两短,由谁来继承皇位呢?”汉武帝这时明确地说:“立我的小儿子弗陵为太子,由你来履行周公辅成王的职责。去年我送给你的那幅画,你到现在还没有领会其中的意思吗?”

霍光叩头推辞说:“我才德浅薄,不如金日磾呀。”

汉武帝在病床上下令,任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任车骑将军、太仆上官继任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任御史大夫,让他们在霍光的领导下,共同辅佐幼小的太子,管理好国家大事。

第二天,汉武帝就死了。太子刘弗陵继承皇位,他就是汉昭帝。

公元前87年,霍光受汉武帝遗诏,担负起辅佐幼主、治理国家的重任,他工作更加勤恳谨慎,时时刻刻关注朝廷的安危。如有一天,宫中出现了怪异现象,晚上群臣百官都惊恐不安。霍光担心宫中出事,就召见保管皇印的郎官,要他把皇印交出来自己保管。但是,这位郎官也忠于职守,不肯把皇印交给霍光。霍光想强夺皇印,郎官手握剑柄,按住皇印,对霍光说:“要我的脑袋可以,要皇印绝不可能。”

当时霍光虽然碰了钉子,很生气,但是事后,霍光对这位郎官忠于职守的精神很钦佩,第二天就下令给这个郎官提升两级。他这种不计私怨、秉公办事、赏罚分明一心为朝廷办事的精神,受到朝中官员的敬佩,威望日渐提高。

昭帝即位的第二年,辅政大臣、车骑将军金日磾病故。他有两个儿子叫金赏、金建,和汉昭帝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有时还住在一起。汉昭帝看他们的父亲死了,就想按私情来照顾他们。昭帝与霍光商量说:“金家现在只有两兄弟,不妨都封他们为侯吧!”

霍光说:“长子金赏已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被封为侯了,这是按制度办事。至于次子金建就不能封侯了。”

年幼的昭帝不把霍光的话当回事,笑着对霍光说:“我是皇帝,想要封他们为侯,还不是我一句话,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霍光立即正色地说:“无功者不得封侯,这是高祖皇帝立下的规矩,皇上怎么好轻易更动呢!”

接着他又陈述了不能封金建为侯的道理,终于把汉昭帝说服了。

霍光乘机教导昭帝要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皇帝,并对昭帝说:“百姓至今还在想念着汉孝文帝和汉景帝。”汉昭帝不大明白就问:“百姓为什么想念他们?”霍光说:“因为他们待老百姓好。”

于是,汉昭帝也懂得了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好好地爱护老百姓。他们两人就开始商量安抚百姓的办法。第一,要各郡县推荐贤良的人才;第二,查办失职的官员;第三,为受诬陷的人申冤;第四,安抚孤独疾苦的贫民。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每当春耕时,霍光就派人到各地去查看生产情况,政府把种籽和粮食贷给缺粮少籽的贫民。秋天还下诏:“春天借给贫民的种籽、粮食,不再收回了,今年的田租税也一概免了。”

贫苦百姓接到朝廷的诏令后,喜出望外地奔走相告,说;“又一个汉文帝来了。”百姓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佐朝政给百姓带来的实惠,因此他的声望随之增高。

霍光在宫中位高权重,引起了上官桀、桑弘羊等官员的不满,他们设计要陷害霍光,但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并没就此罢休,还是经常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昭帝不仅不听他们的,反而大发脾气,警告他们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临终前托他辅佐我治理国家。他帮我办了很多好事,这是臣民有目共睹的,以后再有人毁谤他,我一定要从严惩处了。”这样上官桀等人想借皇帝的手来除掉霍光的阴谋也破产了。

可是他们还不甘心,又心生歹计,策划谋杀霍光然后夺取帝位。上官桀等人密谋由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去家中喝酒,在厅的四周埋伏下武士,待长公主向霍光敬酒时,刺杀霍光,进行宫廷政变。但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诡计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被霍光发现了。霍光将他们政变的阴谋,奏告昭帝,然后把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都杀了。燕王刘旦和长公主也畏罪自杀。一生严谨、端庄的霍光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冷静、果断地帮助昭帝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

霍光平定了这场政变后,请大臣推荐德才兼备的人到朝廷来任官,以补官员的不足。霍光严惩违法犯罪的人,而对百姓却尽量宽和,避免过多地使用武力,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遗憾的是年轻聪明的汉昭帝,21岁就死了。霍光辅佐昭帝十三年,为朝廷费尽了心,现在昭帝死了,又没有生下太子,该由谁来继承皇位呢?这是朝廷的头等大事。霍光责无旁贷的担当起了这个重任,为稳定西汉大局再次做出了贡献。

昭帝死后,朝中许多大臣主张立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广陵王刘胥为帝。但是霍光知道因刘胥品行不端,所以汉武帝才不选立他。现在由自己辅政,反而选立一个失德的皇帝,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汉武帝呢?霍光只得再冒得罪许多大臣的风险,决定另选立继承人。

他和皇太后商量,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等把昌邑王刘贺迎到宫中后才发现,昌邑王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浪荡公子。霍光又气又愁,自感错立了皇帝,对不起汉武帝。他悄悄地和好友大司农田延年商量怎么办。

田延年对他说:“大将军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既然知道昌邑王不配做君主,那就禀报太后把他废掉,另选一个贤明的人当君主好了。你应该向商朝的伊尹学习(伊尹曾立太甲为君,后又因太甲残暴而关押太甲三年,自己亲自主政,待太甲改正后又将政归还太甲)。做一个安定汉室社稷的重臣,你也就是汉朝的伊尹了。”

霍光一贯忠心谨慎,怕田延年的意见不合礼法,所以又和其他两个重要大臣商量,大家一致决定要废掉这个无道昏君。霍光和群臣一起去见太后,陈述废掉昌邑王刘贺的理由,于是只当了27天皇帝的昌邑王就被废黜了。

封建朝廷不可一日无君,现在昌邑王被废掉了,又怎么才能选择到一位贤明的君主呢?忠心辅政的霍光,日夜为此焦急不安。光禄大夫丙吉上书给霍光,推荐寄存在民间的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说这位皇曾孙有德有才,可接回宫中继承皇位。霍光和大臣们商量后,禀报皇太后,就把刘病已接回宫中,拥立为皇帝,他就是有名的贤君汉宣帝。

霍光作为辅命大臣,在处理朝廷废立君主的大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稳定了国家的大局。宣帝即位后对霍光又进行了嘉奖。霍光依然忠心耿耿地辅佐年轻的宣帝,教他如何才能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汉宣帝在他的辅佐下,继续遵照“与民休息”的方针来制定政策,处理国事,使西汉王朝再次兴盛,史称“昭宣中兴”。这和霍光从汉武帝末年到昭、宣两朝辅政二十余年的功绩是密不可分的。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三朝元老霍光病逝。汉宣帝和皇太后亲自为霍光主持丧礼,并用极其隆重的礼仪,把这位忠心辅政安定社稷的重臣,埋葬在茂陵汉武帝陵墓的旁边,以示对他的尊重。

第四篇 宠臣名相 智慧的化身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他是汉朝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圭,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早年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老朋友荆州牧刘表。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隆中(今襄阳县之西二十里,一说隐居地是南阳。),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

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还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

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于襄阳隆中,会见诸葛亮,问以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二州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隆中对》。

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次年曹操南伐,他和江东周瑜、鲁肃共同努力,并亲至东吴游说,促成孙权、刘备的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三国分立的基础。随后,辅助刘备取荆州四郡,出任军师中郎将。后从荆州率军溯江入蜀助刘备包围成都,推翻刘璋统治,夺得益州。迁军师将军。不久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刘备出征,诸葛亮常镇守成都,稳定后方,保证供给。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后,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223年,刘备病危,在白帝城把辅佐幼主的重任托付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一心帮助刘备的儿子新国君刘禅。此时西南少数民族乘机起兵,公元225年,诸葛亮亲自带军南下,用计谋和平地解决了矛盾,并获得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孟获的信任。这个故事被后人演绎成了七擒孟获的故事而到处传颂。此后,诸葛亮就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管理当地人,蜀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同时,他还大力进行了内部的改革,任用有才能的人,注意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加强部队纪律,使蜀国很快摆脱了危机。

刘禅继位后,诸葛亮被封为武乡候,领益州牧。他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在他的治理下,蜀国的政治清明,势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的同时,诸葛亮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北上伐魏,从而完成统一大业。建兴五年(227年),他上书(即《出师表》)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开始北伐。这以后,诸葛亮前后六次北伐中原,多因为粮尽,无功而返。建兴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千百年来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诸葛亮的著述,在《三国志》本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目录》,共二十四篇,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后人所编,以清人张澍辑本《诸葛忠武侯文集》较为完备。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隆中对》、《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等。由于作战的需要,他在天文、符咒、奇门遁甲上研究很深,这些上讲述很多。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10箭;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这些在我国军事史上都有它的一席之地。

第四篇 宠臣名相 贞观明镜魏征

魏征是我国初唐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辅佐唐太宗17年,以“犯颜直谏”而闻名。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唐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唐王。

唐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唐王,唐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唐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唐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唐王即位以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官名),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唐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

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

大家听了,也没有话说。

唐太宗不记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征,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却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对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

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文言是‘居安思危’)。”

以后,魏征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魏征的恨,反而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呢!”

贞观七年,魏征由于忠于职守,勤勤恳恳,积劳成疾,恳求太宗免去他侍中职务,太宗一再挽留,但他坚辞,后被任命为特进,仍旧参与门下省事务,实质转为加官的顾问。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第四篇 宠臣名相 官场不倒翁冯道

历史上的五代,不过五、六十年的光景,王朝却是频繁更迭,一共换了五个朝代,出了五姓皇帝。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短命的皇帝统领的也都是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做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倾颓而荣华过去转眼成烟。但也并非没有在这不断的变换更迭中泰然自若从未倒下一次的人。冯道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先后事四姓十位皇帝,均能进退得当,久居禄位。正因为如此,他被许多人骂为缺乏民族气节,不忠不义。大文豪欧阳修老先生骂冯道时,就举了个贞妇的例子,于是王凝妻李氏名扬千古。

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家庭。冯道从小受家庭的影响,酷爱读书,文章也很有水平。他沉稳忠厚,不挑剔吃穿,只知读书,即使是大雪封门,尘埃满座也要先读书,久之书虫冯道在本地就出了名。相传他未成名问相时,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因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他认为吉人自有天相,那么任凭乾坤转换,只要识时务不乱方寸,便可以处处通津坦程。冯道的一生确确实实是按着这一座右铭去做的。

唐末时,他曾作幽州刘守光的参军幕僚。刘守光败后,他又转事大宦官、监河东军张承业。张承业任用他为巡官,以其颇通文学推荐给晋王,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建立时,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明宗时,拜端明殿学士,后来又做了宰相。

冯道不同于大多数被骂作奸臣的人,他从不表现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相反却是一个节俭、刻苦、自励的忠厚长者和谦谦君子。当后晋后梁隔河而战时,冯道在军中,住在一茅庵之中,不设床席,就卧于一束枯草之上。有一位将士从别人那里抢来一个美女送给冯道为妾,冯道却之不过,便将她安置在别的房间里,慢慢访求她的主人,最后将她送还,一时美名远扬。

对皇帝,冯道也显得正直、忠义。后唐天成、长兴年间(公元926-933年),由于自然情况比较好,农民收成颇好。冯道常劝戒明宗:“臣做河东掌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奉使去中山,途经井陉,地势险峻,臣害怕马失前蹄,紧握衔辔,不敢稍有怠慢。及至过了井陉来到平地,臣以为前面即是坦途,哪知思想一放松反倒跌伤皮肉。大凡身蹈危地时思虑周到反获保全,而居安忘危却反遭不测,仁主应引以为戒。”还有一次,水运军将在临河县得到一个玉环,玉环玲珑剔透,上刻“传国宝万岁杯”六个字,于是他们把玉杯献给明宗。明宗爱不释手,常把它示与众臣赏玩。一天,明宗给冯道展示。冯道却故作深沉地说:“这是前世遗留下的有形之宝,不足为奇;陛下身怀无形之宝,才是旷世罕见。”明宗不解,就问冯道:“何谓无形之宝?”冯道说:“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所以人说:‘大宝日皇位,何以守位则日仁。’”明宗虽贵为皇帝,却是个武将出身,这文邹邹的东西他一时转不过弯儿来,待要再问,冯道已神秘兮兮地飘然远去。明宗只好唤侍臣为他讲说,好半天才弄明白,觉得冯道马屁拍得实在是高,心里甜滋滋的。

后来,明宗死了,他又拜相愍帝。不久,潞王李从何在凤翔反叛,愍帝领兵奔卫州。愍帝前脚一走,冯道就率百官将潞王迎入,李从坷继续用他为相。

公元936年,石敬塘灭了后唐,建立后晋。冯道毫不犹豫,打了个包又投奔了后晋,一顿巧言游说,石敬塘任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石敬塘死了以后,出帝石重贵继位。冯道仍然为相,并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晋仅仅存在了十一年,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擒了出帝。大臣们或死节或出逃,冯道依然方寸不乱,他从从容容地到京师朝拜契丹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斥责冯道:“你在唐曾事四帝,可谓开国守业之臣。唐亡则事晋,也历二帝。如今又要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本王怎么信你?”冯道并不反驳,心平气和地立在一边听耶律德光责骂。许久,耶律德光训完了,又问冯道:“你为什么来朝?”冯道大言不惭地说:“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讽刺他:“你是何等的老儿?”冯道说:“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不禁笑了,免了他的罪,又授予他太傅的荣誉职衔。耶律德光还问过冯道如何治理中原:“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顺着他说:“现在的百姓即使佛再出也救不得,只有皇帝能救得!”虽然有点讨好的意思,但据说耶律德光在中原不再像先前那样滥杀无辜了。

后来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又归附了汉,被封为太师。四年以后,即公元951年,郭威灭了后汉建立后周,冯道依然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利齿求得太师兼中书令之职。

三年以后,后周世宗柴荣即位,柴荣是郭威的养子,文治武功为五代皇帝之冠。此时的冯道,已经七十来岁了,不知为何,他竟又大胆地劝谏了周世宗一次,而且讽刺世宗。当时,北汉军队在刘崇的率领下,联合契丹军,想趁郭威刚死灭掉后周。后周前方军队初战失利,世宗柴荣要亲征,冯道反对,柴荣说要学唐太宗定天下,冯道说不必学唐太宗,柴荣说后周打北汉,如同大山压累卵,冯道又讥讽地问柴荣能做得了江山吗。结果惹恼了柴荣,让他负责修郭威的陵墓,当了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山陵使。自己率领军队亲征去了,在高平大胜北汉军队。陵墓修好后,冯道就病逝了,终年七十三岁。

第四篇 宠臣名相 进退皆忧范仲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一生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同时也用文笔留下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

范仲淹两岁时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小时侯就很有志气,每日就着几块冷粥和咸菜,发愤读书。这样坚持了许多年,范仲淹不仅获得了渊博的知识,而且培养了顽强的意志和勤俭认真的好作风。这对他日后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

范仲淹考中进士后,被调往泰州西溪做盐仓监官。他不顾个人职位高低,积极走访当地,并马上投入到海提重修的工程中去。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保障老百姓生活和国家财富的大堤巍然屹立起来了,人们把它称为“范公堤”。

范仲淹还细心调查,亲手绘制了一份“百官图”,披露了奸相吕夷简的专横跋扈与任人唯亲。并多次上书,提出了改革方案,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由于权贵官僚的竭力阻挠,范仲淹许多抱负未能实现,“庆历新政”也仅维持了一年多就流产了,其本人也多次遭贬,但他一点也不灰心,总想为国为民分忧。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炼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正是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后几代人的敬仰。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各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去世的噩耗传到各地后,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纷纷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心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他。直到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

第四篇 宠臣名相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从小勤奋好学,二十岁以前,随父宦游,到过南北很多地方,目睹官僚、豪绅、地主对农民欺凌压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生计艰难,加上北宋王朝对外采取屈辱妥协政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国防和财政呈现严重危机。这些情况促使他立志改革政治,为以后实行变法打下思想基础。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了进士,从此走上了仕途,先后担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常州知州以及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等职,在江、浙一带做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他在管辖的地区,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初步推行革新措施。嘉祐三年(1058年),他被调回了京城。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代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由此王安石进一步认识到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回京城任职后不久,王安石向仁宗呈奉了一篇有名的万言书,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抑制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万言书中畅论政事,陈述富国强兵的计划,为他以后实行变革描绘一幅蓝图,但当时未被采纳。

神宗即位后,想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十分赞赏,于熙宁二年(1069)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立即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主管制定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条例的官署),作为领导变法的机构。他从“理财”和“整军”两方面着手,颁布一系列新法。属于“理财”范围的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属于“整军”方面的有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和设军器监。新法推行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缓和了国家财政和军事危机。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变法大大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他虽力排异议,顽强的推行新法,终究寡不敌众,在反对派的竭力诽谤和攻击下,于熙宁七年(1074年)被迫辞职。次年再度拜相,但由于神宗对继续改革失去兴趣,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又与王安石产生了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变法派内部这时也发生了许多矛盾,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而且,自己宠爱的儿子王雱又病死了,这使王安石受到很大打击,身体又多病,一年后又辞职回到了江宁。他晚年在江宁过了近十年的退休生活。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守旧派上台,新法被全部废弃。王安石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新法对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列宁曾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生前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死后谥号文,也称王文公。

王安石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他也不忽视艺术技巧的作用。他的政论文分析犀利,态度鲜明,议论宏大,笔力雄健,形成锋利峭拔的艺术风格。如答《司马谏议书》突出的表现了他对守旧派毫不妥协的政治态度和不以个人得失为意的宽广胸怀,寥寥几百字,条分缕析,言简意赅,驳斥对方极为有力。杂记如《游褒禅山记》把游记和说理结合得紧密自然,在平凡的生活现象中寄寓深刻的哲理,引人深思。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受杜甫、韩愈很大影响,内容多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问题,表现形式多用散体句法,好发议论,造语用字瘦硬遒劲。晚年闲居时写的小诗风格有变化,融情入景,含蓄隽永,有唐人韵味,而触及现实矛盾较少。他也有少量词作,风格高峻。

第四篇 宠臣名相 “铁面青天”包公

包公是众所周知的“铁面无私”的清官。他生于北宋早期,原名包拯,由于他为人刚直,不怕权势,主持正义,为民申冤,保护贫苦人民和无辜者的权利,所以被人尊称为“公”。

包拯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宋朝的小官。在青少年时代,包拯刻苦读书,他29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规定,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了,因此他便被委任为建昌县官。但是,包拯认为父母年事已高,他有责任尽孝照顾他们,所以把官辞了,在家服侍父母。直到双亲去世以后,在家乡父老的劝告下,他才离家到天长县任知县。那时候,他大约40岁。

由此可见,包拯并不是一个爱名好利的人。相反的,他牺牲名利,留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父母死后他去当官,也是过着节俭朴素的生活,实在令人钦佩。

他把他的人生哲学,当成家训,刻在家里的墙壁上,以训诫子孙。他叫子孙不要欺骗别人,不要盗取他人的财物,或欺负百姓。凡是犯上述这种不检行为的子孙,死后都不得放归本家,葬于祖坟之地。

包拯的正直清廉,杰出才华,终于得到仁宗皇帝的赏识。从此,他平步青云,被派到各地去担任要职。他在63岁那年,死于任内,遗下一个晚年才生的5岁儿子包延。

包拯的刚正不阿,不怕权势,大公无私地主持正义的决心及他分辨是非的能力,都是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他的这些特征,在许多小说故事,戏曲传说里,都有清楚的交代。包公之所以特别受到普通老百姓的敬爱,是因为他大开衙门,让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向他伸冤。过去的冤案如果要上诉,必须通过初级衙门这一关。这种做法,造成了官府的普遍贪污,使人认为只有有钱人才能享有公道。所谓“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就是这种现象的最好写照。

有许多故事和戏曲,描述了包公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即使是皇亲国戚,一旦被判有罪,他都一律给予应有的处罚。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宅,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是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他们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包公在担任开封府的高官时,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确保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例如,为了确保有才干的人才可以担任国家要职,他主张朝廷官员到70岁必须离职退休。他也进一步提议,朝廷官员和皇亲贵族的子孙,不能自动出任朝廷官员,而必须通过考试。

为了保护普通人民的利益,公正的包公也建议向民间购买物资,应该根据市场价格采购。

第四篇 宠臣名相 遗臭万年的奸相秦桧

在中国历史上,秦桧是最大的奸恶之人。在演义小说中,秦桧更是恶得不可救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从而使自己背上了千古骂名。

秦桧曾以俘虏的身份被扣留在金国,不久之后,其族人却都被放了回来,并佯称是在被俘虏的时候将看守的金兵杀死才逃回来的。然而却连下人都能够一起带回,很令人起疑,因此一开始便有秦桧是金国间谍的说法。

不过,由于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因此他很快又再受到高宗重用,并开始高唱和平论。其主张也就是说,当金不断地攻击时,就算再努力抵抗,终究是没有办法长久坚持下去,同时又不可能一举北上收复全国的失土,因此就只有和平一途。

在秦桧掌握了朝廷的实权之后,就开始推动他的和平策略。当然,这时主战的另一方就成了反对派,而岳飞就是这反对派的先锋。

秦桧为了能够和金进行和平交涉,就一定要对这个持反对意见的岳飞有所行动才行,于是他就将岳飞以谋反的罪名打入狱中,在拷问之后便将他杀死。当岳飞在受拷问时,由于这是天大的冤罪,因此他怎么样都不肯认罪,于是秦桧就让岳飞拿着笔、押着他的手命其写下自白书,因而留下了岳飞在墙上写下“天日昭昭”的故事。意思就是说自己是无辜遭陷,老天爷会明白他所受的冤屈。

最后,秦桧命令部下在狱中将岳飞杀死。除了绞杀的说法外,也有下毒一说。不管如何,在岳飞死后,岳飞的军队也遭到解散,甚至连岳飞的养子及其心腹等人也都一同为其所杀害。其他的反对派也一一遭到放逐或被打入牢中,从此就再也没有反对声浪了。

这时的秦桧,其权力之大,再也无人敢违抗。高宗为表彰秦桧,进封他为太师、魏国公,进而再封秦、魏两国公,妻王氏为韩、魏国夫人,连襁褓中的孙子也穿起了三品朝服,真是权倾一时。

当时的朝廷里,没有人敢对秦桧说不,只有韩世忠例外。他生气地跑到秦桧的面前,质问他有关岳飞谋反的证据何在。秦桧本来还想辩解,但在其一一追问之下实在是答不出来,最后就只说出三个字“莫须有”,倒不是说完全没有,而是也许可能会有的意思。

这一点让韩世忠大为光火,大叫道:“竟然连个证据都没有,而只是‘莫须有’这样的一句话就将岳飞杀死是吗?”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办法再为岳飞做些什么了。至于这时的高宗皇帝,他本来就害怕岳飞功高震主,担心自己难以驾驭,才出此一招的,更何况岳飞手握重兵又一味主战,大大违背他偏安一隅的想法,所以,他对岳飞的事也就装作不知道。这让韩世忠也感到非常地厌恶,因此便引退了。

就这样,杀了岳飞的秦桧与金国之间达成了停战的协议。至于和平的条件,就是宋必须对金称臣,每年还必须奉上为数庞大的银两,说明白一点就是讲和的代价,此外还要割让边境地带的领土等等。

从整体上看来,秦桧乃是利用和平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从这个所谓的和平之中,秦桧可说是没有任何的损失,除了留下一个千古骂名。不过,中国的士大夫是很讲究自己的后世名声的,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秦桧也知道这一点,谁也不会天生以作汉奸为人生目标。于是他玩起了篡改历史的把戏。但是他忘了,历史从来都是后来人写的,结果落得个欲盖弥彰。在岳飞的墓前,他的形象为锁缚住,并遭到任由参拜岳飞的人吐口水的下场。

第四篇 宠臣名相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使文天祥成为了万古流芳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爱读忠臣烈士的传记。这些传记给他很大的教育。他二十一岁考中状元。这时,他的父亲病死了。他按照当时的惯例,在家守丧三年,才入京做官。当时,蒙古统治者正不断向南进犯。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逃避。文天祥上疏请斩董宋臣,并提出御敌的办法。但董宋臣是宋理宗宠信的人,宋理宗对文天祥的奏疏置之不理。后来,文天祥又得罪当权的奸臣贾似道,被迫弃宫回乡。以后他有时做官,有时罢官,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1271年,蒙古统治者改国号为元,向南宋大举进攻。三年后,元军攻陷襄、樊两城,沿江东下。文天祥在江西听说形势危急,就变卖家产充作军费,组织义军,入卫临安。

元军很快打到临安附近,南宋朝廷中的官员纷纷逃跑。这时,文天祥任右丞相,往元军营中谈判,不料为元军扣留。在押往北方的路上,文天祥在镇江逃脱了。他历尽艰险,经扬州、高邮、泰州等地,由海路南下,到福建和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接着,他又到江西一带,招兵买马,并收复了一些州县。可是,双方力量实在太悬殊,不久他就被元军打败,退入广东。1278年,他在海丰附近的五坡岭兵败被俘。他吞毒药自杀,但没有死,又落到了元军手里。

文天祥被俘后,元将张弘范逼他写信向张世杰招降。他严词拒绝,在纸上写下了自己所作的《过零丁洋》诗。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用诗句来表示自己不屈的意志。

元军灭掉南宋后,张弘范又向他劝降说:“现在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已经尽了。你如果用替宋朝做事情的精神,来替元朝做事情,那么,元朝的宰相,除了你做,还有谁呢?”文天祥气愤地说:“国家灭亡不能救,我已死有余罪,难道还能贪生怕死,改变心志吗?”他决心以死报国。

第二年,他被押送到大都(今北京市)。路上绝食八天,没有死,被囚禁在大都一个潮湿阴暗的监牢里四年,受尽苦难和折磨,但始终不改变志节。在监牢中,他写了许多光辉的诗篇,流传千古的《正气歌》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这首诗中叙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例,来勉励自己,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元世祖想利用文天祥来笼络人心,缓和当时人民的抗元斗争情绪。他亲自召见文天祥,进行劝降。文天祥见了元世祖,不肯下跪。元世祖的左右强行要他下跪,他仍坚立不动,从容地说:“宋朝已经亡了,我应当赶快死。”元世祖劝诱说:“你只要用对待宋朝的心来对待我,我就封你做宰相。”文天祥还是不理睬。元世祖又说:“你如果不愿做宰相,就封你做别的官,怎么样?”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求一死就够了!”1283年1月,也就是元朝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文天祥被押赴刑场。临死前,元朝官员问他:“你有什么话说,告诉了皇帝;还可以免死。”他回答说:“死就死,还有什么话可说!”他又问身旁的人说:“哪边是南方?”身旁的人告诉了他。他没有忘记南方的祖国,向南方下拜说:“我能够报国的机会,也已经完了。”说完,从容就义。

文天祥坚决抵抗元军的进犯,被俘后始终不动摇,不屈服,最后以死报国,正气浩然。长期以来,他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敬仰。

第四篇 宠臣名相 宰相之杰张居正

张居正是明朝名相,他在执政的十年中,大胆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使国家安定,经济发展,一时出现清明富强的景象。

据说,张居正2岁那年就认得“王日”两字,被家人认为是神童。13岁参加乡试时,他年龄最小,却沉着冷静,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要不是当时的湖广巡抚顾辚爱才,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他肯定中举。经过几年的发愤读书之后,张居正考上了进士,开始步入仕途。这一年他才23岁。

中进士不久,张居正被选为了蔗吉士。这以后,张居正一面大量读书,一面细心琢磨官场上的门道。他有满腔的政治抱负,但当时皇帝世宗昏庸,奸臣严嵩为非作歹。张居正只得忍耐,与严嵩周旋,一时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样苦苦熬了十几年,使张居正十分痛苦。

终于,严嵩在专权15年后倒台了,徐阶成了首辅,张居正也开始得到重用。然而,张居正入阁后又遇上精明强干、头脑敏锐的政治对手高洪。张居正只得再次忍耐,用谦恭与沉默来表示更加激烈的无声对抗。

高洪下台后,张居正由于资格最老,被皇帝诏回当了首辅。

张居正掌权后,立即改变了过去那种谦虚祥和、沉默寡言的态度,变得雷厉风行,有理有节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场改革活动,推行一条鞭法,把国事整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张居正在明朝的政治家中是很有作为的,但他为了爬上首辅的位子,采取了许多卑劣的手段。所以他死后立即遭到权贵的攻击,官职被尽削,家产遭籍没,甚至家族也受到株连迫害。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都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因此在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其实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他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张居正一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便弹劾潘晟,神宗马上命潘晟辞官。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查抄张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的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呼冤。

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萌,然而此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第四篇 宠臣名相 爱民如子的海瑞

海瑞(1514—1517年),广东琼山人,即现在的海南岛,字汝贤,号刚峰。他取此号的意思是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因此人们尊称他为刚峰先生。

海瑞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由于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于官僚家庭,但童年时期的家境并不殷实,在他仅四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清苦。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家教与文化教育,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明朝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人民在重赋和恶吏贪官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如果赶上涝灾,粮价飞涨,百姓不去讨饭就会饿死。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后来,终于弄清受灾原因是由于连接太湖通海的吴凇江淤塞所致,海瑞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吃饭问题,这样就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海瑞。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进一步惩罚恶霸,归还被强夺的土地。但对自己有恩的徐阶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徐阶怕一点不退也不行,于是就象征性地退了一些。海瑞则写信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同时让他劝说儿子也改正错误。许多京官纷纷为已经告老还乡的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联合一些官员,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海瑞依照法律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其他地主们见此情景,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还在赋税方面减轻了人民负担。当时江南的赋税很混乱,有田的地主往往不纳或少纳,地少的农民却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其实,加重的部分都是替地主所交的,由地方官平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海瑞组织人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地主阶级联合诬告他,说他支持倭寇,不久,海瑞被罢了官。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不但爱民抚民,还为民除害谋利,但他自己却生活得很俭朴清苦。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也不住豪华的住宅。地方上为迎接他大摆宴席,他却规定物价高的地方每顿饭不能超过三钱银子,物价低的地方不超过二钱银子。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他没有置买田产,只在母亲去世后靠别人帮助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了。

海瑞去世前几天,还退还了兵部多送来的七钱银子。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由别人料理,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店铺也停了业,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成了正义的象征,各地共有十几种地方戏在传唱着他的故事。

第四篇 宠臣名相 千古第一贪和珅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大清的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天”崩塌了,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的官运和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正月初五,和珅被人劾奏。正月初八,新皇帝嘉庆传旨,将和珅革职查办。朝臣纷纷上书揭发和珅的劣迹,经过讯问核实,给和珅定了二十条罪状,大臣们极力主张严办和珅,将他斩首,而嘉庆念他是父皇的宠臣,曾任首辅,网开一面,仅令他自尽,并籍没私产。

当查抄者把查抄和珅家财的清单拿来时,大家传看后无不吃惊。有人统计了一下,乾隆时朝廷的岁收入为七千万两,而和珅二十年为相,他的家产达八万万两之巨,比清廷十年的收入总和还多。难怪和珅一死,家产抄没后,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富甲天下,而他的钱财家当都是利用权势贪污、纳贿、搜刮来的不义之财。为相二十年,和珅从不放过一切捞钱的机会,他不停地、千方百计地搜刮了二十年。

根据清野史记载,清世宗雍正有一位妃子,长得天姿国色,楚楚动人,乾隆对他心爱不已。后因被疑调戏皇子而自缢。后来,乾隆登上帝位,和珅初次入朝,乾隆大吃一惊,因为此人的面相与那位死去的皇妃,有不少相似之处。乾隆自然对和珅产生了一种怜爱之情。一次,和珅陪侍乾隆在御花园赏玩,乾隆偶然看到和珅脖子上有“上吊绳印”,就认为和珅是那位皇妃的化身,因此对和珅处处庇护,百般提携。和珅有了皇帝的恩宠,加上他天生的曲意承迎,讨好谄媚的本领,在官场上自然也就扶摇直上了,终于位极人臣。

清朝从康熙帝开始进入所谓的“盛世”,至乾隆皇帝,依然执行康熙时代的治国方针,乾隆也算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处处以皇祖康熙为楷模,一心做个名垂青史的一代圣君。和珅极了解乾隆的心理,投其所好,常常借着歌颂康熙的威德来赞颂乾隆的恩泽四海和武功盖世,大得乾隆欢心。讨好皇帝是和珅的拿手好戏,但这只是他谋取私利的手段,他最终的目的在于捞取实惠。

一次,他与乾隆闲谈,提及风土人情,乾隆说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珅趁机向乾隆描绘了江南的秀丽景色,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康熙下江南的盛况,并怂恿乾隆效法皇祖南巡,说得乾隆心动起来,便决定巡游江南。

乾隆命和珅监造龙舟,和珅奉旨,操办起来。他派人到各地寻找能工巧匠,集合到京城,购买了名贵木材,极尽雕镂装饰之能事,把龙舟造得华丽无比,花费了大笔银钱,同时,和珅也从中捞了一把,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流进了他的私囊。

和珅又借机向沿途各省、抚台、衙门下发行文,让各地方官赶修行宫,疏浚水道,整修旱路,作好一切准备,迎接圣驾。

各地方官接到和珅的行文,个个吓得战战兢兢,唯恐准备不周,有误迎接圣驾,惹下杀身之祸。他们一方面逼迫百姓纳钱服役,卖命地准备,一方面争相向和珅行贿,请和珅替他们从中周旋。因为他们知道和珅是乾隆身边的第一宠臣,只要买通了和珅,打通和珅这一关节,就不愁平安无事度过皇上巡游这一关。和珅借此机会又大捞特捞,甚至公开索取财物。乾隆此番南巡,大大地显扬了皇威圣德,其排场阵势,远超当年康熙南巡的规模;而和珅借着这股东风,将自己的腰包装得鼓鼓的。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被告发贪纵营私,乾隆命和珅和都御史刘墉一起前去查办。

和珅未动身之时,就派人向国泰通风报信,让他快想对策。原来,国泰一向与和珅狼狈为奸,他不仅时常向和珅贿赂财物、馈赠大量的珠宝,而且与和珅结党营私,合伙干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此次国泰犯事,和珅奉旨查办,心中早打算袒护国泰。和珅带人盘库时,只让检查人员抽查国泰事先弄好的几封银子,说数目不缺,便要草草了事。另一位御史钱洋见和珅有心包庇国泰,心中不服,坚决请求封库,认真彻底地检查。和珅无法,只好照办。第二天重查银库,发现有许多封内的银子是弄虚作假的,有些是临时以市银充数,企图蒙混过关,这样国泰一案才得以查清。

虽然和珅包庇国泰没有得逞,但在查办此案的过程中,和坤收受了大量的贿赂,还是不虚此行。

在和珅受宠得势的几十年中,他每办一案,每做一事,每到一处,必定要大捞一把,各省的金库渐渐空了,而和珅家的金库盖了一个又一个,金银财宝塞屋充栋,多得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和珅手握内务府大权,各国向朝廷的进贡品,都要先经过他的手。和珅总是从那些珍贵物品中精选出最贵重,他最喜爱的宝物,掖入自己的囊中,然后再把剩下的东西收进皇库,归皇上所有,所以,皇库里有的宝器,他家都有;皇库里没有的珍品,他家却有。

有一次,七阿哥不慎打破了一只碧玉盘,怕父皇怪罪,急得饭也吃不下,差点儿哭起来。他的皇兄御妹给他出主意,要他去找和珅帮忙。和珅索贿要赂成了习惯,对皇上的儿子也不例外,他先是不管,后来七阿哥送给他一串正珠朝珠,他才答应帮忙。和珅把家藏的一只碧玉盘拿出来交给七阿哥,让他赔上。七阿哥接过一看,这个盘要比他打破的盘好上不知多少倍,早听说和珅府上富敌皇家,七阿哥却想;和珅可比皇上富多了。

的确如此,皇家以天下为家,而天下的钱财都流进了和珅的私宅。有一年,陕西抚台派人给和珅送来二十万两白银,和珅府上的内监问道:“是哪一档货色?”送银的人说:“足色纹银。”内监连眼皮都没撩,看都不看一眼,嘴一撇,说道:“像这样的粗货没地方放!”和珅钱库里的珍珠玉石盛都盛不下,哪有地方存放银子?不仅和珅富得赛过帝王,就连他家的奴仆也富比王侯,家奴刘全家资二十余万,并藏有大珍珠串,这在当时是违法的。

和珅府上的仓库越盖越多,个个金银满库,而天下的金银越来越少,各省仓库越来越空,差不多闲置起来没用了,就连为皇上祝寿,都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

对于和珅的贪得无厌,一味搜刮,百姓怨恨,朝臣不满。尽管乾隆几次发动反贪贿,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被和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当时还是皇子的嘉庆对和珅深恶痛绝。嘉庆元年,仁宗接过乾隆禅让的皇位,正式登基,但朝中大权仍在太上皇乾隆的掌握之中,嘉庆只得将对和珅的憎恶深藏不露。乾隆一死,和珅也就随之倒台。

第四篇 宠臣名相 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这是一个令曾国藩悲痛的日子。15年前的二月初四,他的父亲去世了,这天,他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他对纪泽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拉着家常,不知不觉走近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便倒在儿子身上。扶进屋时,曾国藩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是他早已写好的遗嘱。曾纪泽双手把纸展开,以颤抖的声音念道: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

二曰主敬则身强。

三曰求仁则人悦。

四曰习劳则神钦。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待儿子念完,曾国藩努力把手伸起,指指自己的胸口,纪泽纪鸿一齐说:“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在心!”曾国藩脸上露出一线浅笑,便溘然长逝了。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要是选出一个最有影响的人,选择曾国藩的应该不在少数。毛泽东年轻时,对曾国藩佩服备至,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中年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时,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晚年,毛泽东于1969年1月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要多看曾国藩的东西,并称曾国藩的文章和家书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近代名人中,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

曾国藩一生,总结起来可以由这几件事来概括:组建湘军;倡导洋务运动;不拘一格提拔人才;遵从并克己实践理学。在近代历史上,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程里,曾国藩是有开创之功的。他不但亲自创办了安庆军械所等军需或民用工业,更重要的是,他提拔了一批在洋务运动和晚清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等,湘军重要将领在一段时期内更是极晚清政坛之盛。湘军兴起以后,更出现了无湘不成军的局面。所有这些,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

尽管如此,国内多数史家却长期视曾国藩为历史的罪人。他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说他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二是说他处理天津教案“卖国投降”。

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一直是个决定历史进程的基本问题之一。症结在于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曾国藩的对策不外两个要点:一是师夷长技,夺其所恃。二是要求整饬自身。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则是“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当然,历史证明,曾国藩也没有找到救国的正确道路。

曾国藩历任礼部侍郎、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并加兵部尚书和太子少保衔,还曾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太平天国覆亡后,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有清一代汉官中,无人能出其右。

曾国藩居官治军尤重整饬吏治、端正人心,曾作文劝戒州县: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节俭以养廉。江南任内,他在江西、江苏、安徽等省实行减赋、缓征、免征;从太平天国手中重新占领安庆、芜湖、南京等地后,即筹复书院、课试士子,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起了一定作用。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

曾国藩逝世后,清政府赠其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又有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行世。

第四篇 宠臣名相 洋务巨擘李鸿章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下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慌张地逃出了北京。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就在李鸿章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了中国向半殖民地的沉沦。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19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和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甲午战败后,朝廷再次派李鸿章去日本议和。在日本马关,李鸿章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第五篇 名将风流 百世兵家之师孙武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历来人们对此都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孙武是齐国人,春秋时代的战略家。春秋至战国时代虽然思想家辈出,然而孙武却是其中以强化军事力为统一中国方针的兵家。孙武与孙膑均被称为孙子,两人虽然血缘相同,但孙武的年代较早。孙武在仕吴之前所著的《孙子》,被称为兵法书的古典,而以孙子兵法为世人所知。其特色在于反映及于战国时代的古老体制之崩坏,不再以贵族或精锐部队之勇战、力战为前提,而在于集团战及谋略说等。

孙武的曾祖父、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在对内对外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家学的熏陶使孙武从小就喜爱兵法,渴望探求战争制胜之道,以备将来登坛拜将,沙场点兵,在战争舞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惜当时齐国内乱不止,几大家族争权夺利纷争不休。孙武无意卷入到无谓的家族斗争之中,举家迁到了南方的吴国,躬耕隐居,潜心著兵书,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当时吴王阖闾刚夺得王位,一心想扩充军备,建立霸业,急需统兵征战的大将之才。孙武遂受好友、时任吴国大臣的伍子胥推荐入宫,并把自己撰写的兵法13篇呈献给吴王。吴王将这13篇兵法一一看完,赞口不绝,却不知孙武是否能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实战,便问他:“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一下指挥队伍吗?”孙武回答说:“可以”。吴王又问道:“可以用妇女来试吗?”孙武答:“可以。”于是,吴王派出宫中美女共180人,交由孙武操演。

孙武把180名宫女分成两队,以吴王宠爱的妃子两人担任两队队长,并命令所有人都拿着戟。问她们道:“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左右手和后背吗?”宫女们回答:“知道。”孙武又解释说:“向前,就是看前心所对的方向;向左,看左手方向;向右,看右手方向;向后,转朝背的方向。”宫女们回答:“是。”孙武命人将执法用的斧钺竖立起来,反复重申军法,然后击鼓发令向左,然而宫女们听见鼓声,觉得好玩极了,个个捧腹大笑。孙武说:“是我规定不明确,你们军令军法不熟悉,错在将帅。”于是再次三令五申,击鼓发令。宫女们仍大笑不止。孙武说:“规定不明确,军令军法不熟悉,是将帅之错;既然已反复地说明了,仍不执行命令,那就是下级士官的错了。”接着下令将两位队长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妃,慌忙派人来传命说:“我巳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没有这两个爱妃,连饭也吃不下,请将军不要杀她们。”孙武断然回绝道“臣既然已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下令开刀问斩。接着任命两队排头的宫女为队长,重新击鼓发令,这下宫女们左右前后对齐,都合乎规定和要求。孙武派人向吴王报告说“队伍已训练整齐,请吴王下来看看!这样的队伍,无论君王怎样使用它,即便是赴汤蹈火,也是可以的。”吴王失去爱妃,痛心不已,不想下去看。孙武说:“看来吴王只是喜爱兵法上的词句,并不想真正去运用它。”吴王虽不高兴,但却因此了解到孙武是一位既能著书立说,又能统兵作战的军事奇才,终于封孙武为将军,令他日夜练兵,准备伐楚。

公元前506年,吴国伐楚战争准备已经完成,吴王遂拜孙武为主将,率3万精兵,溯淮水浩荡西进。进抵淮汭(今河南潢州西北)时,孙武突然舍舟登陆,以3500精锐士卒为前锋,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今河南信阳南),直插楚国纵深。楚军措手不及,被迫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仓猝应战。楚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先后用“半渡而击”等战法,11天行军700里,五战五捷,一举攻陷楚都郢都。楚昭王弃城仓惶南逃。柏举之战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以三万人胜二十万人的快速取胜的光辉战例。战国时期军事家尉缭子赞道:“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公元前484年,孙武再次显露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辅佐吴王夫差在艾陵之战中战胜齐国,从而使吴国国威大振,在两年后的黄池会盟中取代晋国成为霸主。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指出:“(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后来的命运如何,至今还是个迷。一种说法是,孙武辅佐吴王夫差建立霸业后,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遂退隐林泉,从事著述以余终年。另一种说法是,他重返齐国,在家乡隐居授徒。

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除了他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留给后世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该书有13篇,共5000余字。但这短短的几千字里包却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盛赞《孙子兵法》,他亲自整理前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作成简明的“略解”,为后人学习运用《孙子兵法》提供方便。宋代,《孙子兵法》作为《武经七书》的第一部,成为科举中武科考试的理论科目,《孙子兵法》从此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流传。《孙子兵法》在世界上也久负盛名。8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29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近现代的战争使用许多新式武器,与古代战争的条件大不相同,但《孙子兵法》所论述的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都没有因战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仍然受到军事家们的普遍推崇。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将军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重将治兵”的原则及名种谋略思想来驱动装备着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誉为“将星奇才”。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2500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孙子兵法》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孙武的军事理论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市场就是战场,竞争即战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著《兵法经营全书》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理,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的真理,仍有其运用价值”。古老的兵法在现代社会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第五篇 名将风流 战国第一名将吴起

中国有句古话,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古代名将之中也有些为人很出格的人物,他们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但行为却不符合一般的道德规范,甚至有些过分。战国名将吴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吴起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很高,和兵圣孙武差不多,被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

吴起是卫国人,少年时候家里比较有钱,大概有些虚荣心,倾家荡产谋求当官,却始终没混上一官半职。他家乡的人嘲笑他,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几个嘲笑过他的人,奔出了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吴起逃出了卫国,拜大儒曾子为师学习仁义道德,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子以为吴起会赶回去奔丧,谁知第二天吴起若无其事照常来上课,曾子惊讶地询问吴起,吴起满不在乎的回答:“母亲既然已经死去,赶回去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继续追求学问。”这让曾子很看不起,便与他断交了。吴起被曾子赶走后,来到了鲁国学习兵法。当时齐国攻鲁,鲁国打算用吴起为将,但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国君表示出怀疑的意思,吴起了解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妻子杀掉,于是鲁国用吴起大破齐军。吴起杀妻的行为并不为当世所认可。当年齐桓公威震天下时候,易牙杀子烹成美食取悦桓公,管仲认为这种违反人伦的举动十分可疑,以为“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桓公不信,继续信任易牙。管仲死后,桓公有病,易牙作乱,桓公求一饮一食而不得,病死。死后尸体在床上都烂了也没人去搭理,一代霸主,沦落如此下场,可悲可叹。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大概因为这些原因,加之齐国威胁已去,于是鲁国国君赶走了吴起。

吴起听说魏文侯贤明,想要侍奉他。文侯问他的大夫李悝说:“吴起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李悝说:“吴起贪婪而且好色,但是非常会用兵,即使司马穰苴在世也不见得比他强。”于是魏文侯便以吴起为将帅,攻打秦国,攻下了秦国的五座城池。

吴起治军号令严明,军纪森严,赏罚严明,任贤用能。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背负干粮,坚持与士卒一起步行。吴起统率魏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巡营时发现后,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把这位士兵身上毒疮中的脓血一口一口地吸吮出来,解除了他的痛苦。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大哭。有人说:“你儿子仅仅是个普通士兵,却得到将军为你儿子吮血,应是光荣之事,为什么还要哭呢?”士兵的母亲说:“不是这样呀,前几年吴将军为他的父亲吮吸疮口,结果他的父亲直到战死也决不回首。今日吴将军又为他的儿子吮血,我真不知我儿子要死在哪里了。”

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而且廉洁正直,能够得到士卒的拥护,便让他在西边守护黄河西岸的魏国土地,同时抵御韩国和秦国的入侵。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武侯坐船从西部黄河顺流而下,到了黄河中间时,回首看着吴起说:“这里的山河多么险固,多么美好壮丽呀,这是魏国的珍宝呀!”吴起回答说:“国家的稳固在于统治者的德业而不在山河的险固。夏桀的都城,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山、华山,伊阙山在南边,羊肠道在北边,但他不修德政,终于被商汤流放。由此可见,治国在德不在险。如果大王您不修德政,舟中的人都会成为您的敌人呀。”武侯说:“很好。”

吴起做魏西河地区的太守,非常有名声。魏国要设置丞相,却选了从齐国来的孟尝君田文。这使吴起非常不快。便对田文说:“咱俩比较一下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带领军队,使士卒乐于效死,敌国不敢窥测,先生与吴起谁行?”田文说:“我不如先生。”吴起说:“治理百官,亲附万民,充实仓库,先生与吴起谁行?”田文说:“我不如先生。”吴起说:“守卫西河,使秦国不敢向东窥测,赵国和韩国听从,先生与吴起谁行?”田文说:“我不如先生。”吴起说:“这三项,先生都比不上我,却身居上位,为什么呀?”田文说:“国王年少,国人心中疑惑,大臣也没有归附,普通百姓不信任国家,在这个时候,你能胜任呢,还是我能胜任呢?”吴起沉默良久说:“你能胜任。”田文说:“这就是我之所以位居你上的原因。”吴起于是自愧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为相,娶了魏国公主为妻,谋害吴起。吴起便离开魏国,投奔楚国。

在楚国,吴起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并以改革家的姿态活跃于楚国政坛,开始了对楚国一系列政治上的改革,幅度之大可以和商鞅对秦国的变法相提并论了,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以楚为心腹大患。只可惜楚国在吴起死后废除了他的强国政策,而秦国在商鞅之后却仍然依其改革至道而行,改革本来非一朝一夕可成,所以秦渐强而楚渐弱。

吴起和商鞅一样,因为改革得罪了国内的贵族们。他们处心积虑,必欲除去吴起而后快。楚悼王刚逝世的时候,吴起就受到了贵族们的围攻。吴起见无处可逃,就趴到先王的遗体上痛哭,那些射杀吴起的箭也射到了楚悼王身上。吴起虽然不免一死,但那些射箭的人因为亵渎先王尸体,都被判了死刑,吴起也因此间接为自己报了仇。这是最后悲壮而别出心裁的谋略。

第五篇 名将风流 忍辱不屈的军事大师孙膑

孙膑是孙武的后裔,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与商鞅、孟子同时。他的一生坎坷不平,连真实姓名也没有留下。他早年曾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当了魏国的将军,妒忌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他诓骗到魏国,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所以人们称他为孙膑。

早年,他便决心学兵习武,并拜鬼谷子先生为师,勤奋刻苦地学习兵书战策。鬼谷子是一位隐士,长于兵学和纵横捭阖之术。孙膑在他门下学到了许多知识。庞涓也是鬼谷子的学生。

后来,孙膑得到齐国使臣的帮助,逃离魏国,到了齐国,做了齐国大将田忌门下的宾客。当时,在齐国的王公贵族中流行一种赛马活动,田忌也经常参加。有一次,孙膑观看田忌和齐威王及诸公子赛马,他看到他们的马各分上、中、下三等,实力相差不多,就对田忌说:“你尽量多下赌注,我能让你得胜。”比赛开始时,他建议田忌用下等马和对方的上等马比赛,先主动输掉一局,然后用上等马和对方的中等马比赛,用中等马和对方的下等马比赛。田忌采用孙膑的建议,结果负一局,胜两局,赢得了千金。这个小小的故事,后来被传为千古佳话。它揭示了军事上一条很重要的规律,就是要善于用局部的损失,去换取全局的胜利。他的这一思想受到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和称道。这是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具体运用。赛马以后,田忌非常敬重他的才能,把他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任命他为军师。从此,孙膑在战国七雄争立的角逐中,开始崭露头角,大显身手。

公元前353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同孙膑出兵救赵。田忌准备率军到赵国去。孙膑认为魏国全力攻赵,国内空虚,应当直接进攻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必然回军自救,邯郸的围困就自然解除了。田忌采用了孙膑的战略,当魏将庞涓赶回应战时,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解除了邯郸之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

公元前342年,魏国又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田忌和孙膑又出兵救韩。孙膑仍采用过去的战略,不去救韩,直接攻魏。庞涓被迫放弃攻韩,赶回迎战。孙膑认为魏国素来剽悍勇猛,轻视齐军,决定利用他们这种心理,诱敌取胜。于是,齐军假装怯战,向后退却,并采取逐日减灶的办法,迷惑敌人。庞涓追击齐军,到齐军扎过营的地方,发现3天中齐军的炉灶减少了一大半。他认为齐军已逃亡过半,非常高兴。孙膑估计庞涓晚上可到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就在这里设下埋伏,在道旁树上写了“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字,命令伏兵看到火光就一齐放箭出击。庞涓果然在晚上进入马陵道。他见树上有字,举火看字,还没有看完,齐军已万弩齐发,箭如雨下。结果,庞涓被迫自杀,10万魏军全部被歼,齐军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孙膑两次大败魏军,从此名显诸侯。而齐国则声威大振,威服诸侯,称霸中原。

马陵之战以后,齐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为摆脱政治上的纠纷,孙膑主动辞去军师之职,过起隐居生活。他把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军事理论的著述,写出流传千古的《孙膑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膑兵法》共89篇,图4卷。可惜早已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许多兵书残简,其中就有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虽然只存1万多字,不是全书,但大体上可以了解他的军事思想,有很高的军事理论价值。

孙膑认为对战争要采取慎重态度,并强调“事备而后动”,战前一定要作好充分准备。他又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委”、“有义”。“有委”就是要有充分的物质储备。“有义”就是进行的战争要适应民众的思想情绪,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已经把战争同经济、民心联系起来了。他还提出了许多“以寡击众”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根据不同的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他也非常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

第五篇 名将风流 “人屠”将军白起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将军是以杀人出名的,他们中首屈一指的,自然是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白起是战国四名将之一,擅长野战和攻城战。他征战四方,分别与楚国、魏国、韩国、赵国交战多次,攻取七十余城,是个常胜将军,被誉为中国“战神”。然而,在赫赫战功之后,他也是个杀人魔王。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白起的杀人记录如下:秦昭王十四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秦昭王三十四年,攻魏,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秦昭王四十三年,攻韩,斩首五万。这样算下来,在白起导演的最负盛名的长平战役前,他已杀了四十来万人。不过,真正大规模的屠杀是在长平之战。长平之战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战。

战国纷争数百年,强国之道百家争鸣,你方唱罢我登场,闹哄哄的局面太久,渐有大统一之势,各个国家既然不能靠签订契约、联盟来形成安定团结的局面,就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无过于秦、赵,长平一役正是决定了秦赵两国未来命运的一战,也间接决定了结束乱世统一中国的主人。众所周知,战争乃是政治之延续,可算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赵国尽管良将精兵不逊于秦国,可赵王大大不如秦王,赵国的政治手段大大不如秦国,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了。长平之战的较量,看似刀兵相见,然决定胜负的关键在战场之外。

秦国采纳范睢“远交近攻”战略以来,于公元前262年,即秦昭王四十五年伐韩,此为长平战役的开始,此役历时三年,最后几个月才是赵括和白起决战。

韩国以“上党归赵”换取赵国参战。上党高地是邯郸战略屏障,秦之伐韩亦是把矛头指向赵,所以赵王经廷议之后决心接受上党,抗击秦军。

公元前260年,秦军围攻上党,赵使良将廉颇应之,初战赵军不利,廉颇遂以坚壁待秦。廉颇以弱示敌,旨在利用地势打持久战,而秦军补给线太长,只可速战。秦军几番出击,始终不能跨越丹河一步,士气低落,长此下去,形势对秦极为不利,所以秦国开始试图让赵军改变战略。

秦国略施小计,就使赵王换下了廉颇,启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赵括取代廉颇后按照赵王的意图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术,白起则避其锋芒,先退兵,再阻隔,大胆穿插,控制据点,形成合围,消耗到赵军粮绝而取胜,这一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大规模敌军的包围战,极为罕见,凭借和敌人差不多的士兵数量,要围困四十万的敌兵,这种战术实施相当困难,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的,不过白起成功了。

当时政治形势是:赵国遵行唯利是图的战略,时纵时横。当秦危及自身安全时,就合纵抗秦;当秦的威胁解除时,又与秦的关系暖昧,连横攻城掠地。山东诸国对赵国很不信任。长平战役初期,赵国举棋不定,试图同秦国讲和,从而失去了和纵的机会。而秦国却密切注视着合纵成败,秦国的意图是“齐、楚救赵,亲,则将退兵;不亲,则且遂攻之。”可惜赵国不知道。到后来赵军陷入困境,粮道断了,赵国再“急请粟于齐、魏、楚”,自然无任何一国响应。

就在此时,秦王听说赵国食道断了,于是动用了倾国之力来对付赵国,而赵国无动于衷,不闻有任何援军,也不见打通粮道,更没有政治外交上卓有成效的努力争取,轻轻松松便丢了国运。长平之惨败,首当其冲是赵王之失算。

长平之战的结果是:秦国方面,秦军惨胜,死伤过半;赵国方面,主将赵括战死,降者数十万,都饿得疲惫不堪。白起这时候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降秦的赵军四十多万全部坑杀,只留下了二百四十人归赵。尽管有人认为这个数字有些夸张,但它仍为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白起一生功过因长平大屠杀受到后人的长久批评。长平之战是白起的最后一战,战后白起和丞相范睢闹意见,不欢而散,后来得罪秦王,被逼自杀。在他死前,说了这样的话:“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

第五篇 名将风流 老谋深算的王翦

在中国历代名将中,被自己主君杀死的不在少数,然而却有那么几个名将,不仅帮助君主成就了万世伟业,更难得的是保全自己,写下完美人生,这就实在令人惊诧。秦国大将王翦就是这样的人。王翦虽是在年岁较高的时候才开始活跃的,但这丝毫没影响到他的功绩。他先后带兵灭亡了赵国、燕国,并多次重创楚军,最后灭了楚国。他在北方能以骑兵为主力而在战争中取胜,在南方则又能摸透陆地与河川、湖泊等交杂的环境。所以,王翦在南北两方的作战中都能取胜,可见其在用兵方面是属于全方位的武将。

秦王嬴政征讨六国,已经“灭三晋,走燕王,数破荆师”,兵锋直指荆楚大地,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地大物博,人才辈出,实力不凡,乃是秦国争霸的主要对手,秦王问手下的将军们要攻破楚国需要多少军力,老将军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而年轻猛将李信说:“二十万人就够了。”秦王以为王翦老而生怯,况且一下子征到六十万士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让李信领军攻楚,王翦也不多说,称病养老。果不出王翦所料,李信大败而回。秦王这才醒悟过来,再次请王翦出马,并备齐了六十万人马。

六十万秦军,即使在秦国最鼎盛时期也是庞大数目的军力,况且领军的还是王翦这样能征善战的老将,赢政必然有些担心,王翦何等聪明,他早想到了这点。

始皇自送他们至灞上。君臣分别前,王翦向秦王提出了要求,要秦王答应赐给他很多良田美宅。始皇说:“将军都要上战场了,还担心这些干什么?”王翦说:“我作为大王的将领,有功也不会封王拜侯,还不如做一个乡臣,多要些产业,为子孙后代留条生路。”始皇大笑。在攻楚的过程中,王翦又频频要求秦王多给他赏赐。对攻楚,王翦早已成竹在胸。不久即大败楚军,又扫荡了其残余势力,灭亡了楚国,带领大军大胜而回。

王翦大军讨伐楚国,不担心破敌,反而担心起自己的“美田宅园池”,一而再、再而三的求得赏赐,正是为了安秦王的心。换得秦王欣慰放心之大笑,那可比破楚国更难。别以为王翦是多此一举,其实这正是老将过人之处,历史上不知道多少名将浑浑噩噩栽在了主君的疑心上,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呢。姜是老的辣,后来,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再次邀功,丝毫不疏忽,滴水不漏的取得了秦王的绝对信任,最后终得善终。

王翦能够善始善终,与他的老谋深算是密切相关的。他勇猛如虎,却又忠诚如狗,狡猾如狐,却又谄媚如猫。他极善于中伤自己,不断的要良田美宅,显得十分贪财或是好色,让皇帝觉得其人没有野心,可以放心使用,这才能够备受恩宠,直至老死。威震四方的一代名将要小心翼翼的过活,夹着尾巴才能生存下来,不免让我们感叹不已。

第五篇 名将风流 匈奴克星李牧

李牧,战国时期赵国人,是赵国著名的将军,战国四名将之一。

作为一代名将,李牧的生平按其军事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一段是在朝中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终其一生,他主要是作为武将活跃于历史舞台的。

赵国在赵武灵王进行军事改革,实行胡服骑射后,实力强大起来了,几次北上攻打匈奴,使匈奴元气大伤。但是,到了惠文王、孝成王时期,匈奴各部落军事力量逐步恢复强大起来,并不断骚扰赵国北部边境。赵王便派李牧带兵独当北部戍边之责。约在赵惠文王(前298年———前266年)中期,李牧已成为一位富有韬略的边将。他常居代地雁门郡(今山西宁武以北一带),根据实战需要,他设置官吏僚属,当地市租全部交入幕府,做为军费。他厚待战士,每天宰杀数头牛犒劳士卒。他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有效地防备了匈奴的侵扰,赢得士兵们的爱戴。他加紧练习骑马射箭,重视警报系统,增设侦察人员。在军事上,严明法规:“匈奴若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所以匈奴每次入侵,严密的警报系统都能发挥威力,士兵迅速退回营垒固守,不敢擅自出战,使匈奴掳掠无所得。这样坚持数年,形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而素质极高的边防军。赵国军队在人员、物资上没有多少损失,为以后的反击奠定了物质基础。

匈奴人认为李牧这是胆怯,就连赵国边境上的士兵也认为自己的将军是胆小害怕。赵王听说后,也责备了李牧。但李牧依然我行我素,终于激怒了赵王,把他召回,另派将领替代他。新任将领到职一年多,每当匈奴兵来犯,他都命令部队出战,往往受挫失利,损失伤亡惨重,使边境地区不能按时耕种、放牧。于是赵王又请李牧复出,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自己有病,赵王一再恳请,李牧提出:“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赵王答应了他。

李牧再次到边境后,仍按原来的规约行事。几年当中,匈奴来犯一无所获,但始终认为李牧胆怯不敢出战。戍边的将士日日受到犒赏而不被使用,因此,都请求愿与匈奴决一死战。李牧看准了时机,挑选了兵车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马一万三千匹,获赏百金的勇士五万人,优秀射手十万人,全部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并大纵牲畜,让人们满山遍野地放牧。

匈奴见此情景,先是派遣小股兵力入侵。交战后,李牧佯败,丢下几千人给匈奴。单于闻之,率大军入侵赵地,李牧则出奇兵,以两翼包抄战法出其不意包抄匈奴军,一举歼灭匈奴骑兵十余万人。接着又乘胜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远远逃走。其后十多年,赵国北边稳固,匈奴再不敢接近赵国边境的城邑。李牧也因此成为继廉颇、赵奢之后赵国的最重要的将领。由于李牧确保了赵国边境的安全,使赵国君臣能无后顾之忧地对付强秦的兼并战争,实际上,蔺相如、廉颇、赵奢等人在政治军事斗争上的每一个胜利,都有李牧的协作支持在内。

李牧到朝中任职,约在孝成王二十年(前246年)以后。这一年,他曾因国事需要调回朝中,以相国身份出使秦国,定立盟约,使秦国归还了赵国的质子。两年后,悼襄王继位。当时,赵奢、蔺相如已死,廉颇与乐乘均出走他国,李牧成为朝中重臣。悼襄王二年(前243年)他带兵攻取了燕的武遂(今河北徐水县西)、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此时,秦国迅速兼并了魏国的大片土地,迫使魏国屈服之后,把主要兵力对向赵国。赵王迁二年(前234年),秦大将桓齮(又称樊于期)攻取赵的平阳(今河北临漳县西)、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三年(前233年),又带重兵攻打赵国。赵派李牧为大将军,大破秦军于宜安(今河北高城县西南),桓齮(又称樊于期)兵败潜逃。秦王暴怒,以金千斤,邑万家购求桓齮(又称樊于期)之首。可见此次大胜对秦打击沉重,而赵得到喘息之机。因功大,李牧被封为武安君。

赵王迁七年(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大举攻赵国,率上党兵卒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县),杨瑞和率河间兵卒进围赵都邯郸。赵国派李牧、司马尚倾全军抵御,一直相持到第二年。赵国由于连年战争,再加北部代地地震,大面积饥荒,国力已相当衰弱。而更大的忧患还在朝中,昏聩的赵王迁,对那个诬陷过廉颇的秦国间谍郭开宠信不疑。秦国在战场上不能速胜,便又行反间故计,重金贿赂郭开,使其诬告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迁不作分析,马上派赵蓖及齐将颜聚取代李牧。李牧为社稷军民计,拒交兵权,继续奋勇抵抗。赵王、郭开便暗中窥探,乘其不备之时,加以捕获残杀,并罢黜废免了司马尚。三个月后,王翦大破赵军,杀死赵蓖,俘虏了赵王迁及颜聚,攻取邯郸,灭掉了赵国。

第五篇 名将风流 东方汉尼拔项羽

在中国的历史上,多以成败论英雄。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但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项羽。项羽自24岁起兵,到31岁自杀,其间所经历的都是轰轰烈烈的事。虽然兵败自杀,但后人却给了他最多的同情,连写历史的人也不例外。在司马迁的笔下,虽然项羽有许多的不是,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仍可以读出司马迁是相当喜欢项羽的。在他的笔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却是英雄!在中国历代名将中,项羽是一个天生就会带兵打仗的人。

项羽出生在名将世家,他的祖父项燕为战国末年楚国名将,后为秦将王翦所杀。叔父项梁也极为勇猛,秦统一后,项梁因为杀了人,带着项羽躲避在吴中。每逢当地有大徭役和丧事,项梁经常主持其事,暗中以兵法组织和训练宾客子弟。

项羽在青年时代就力能扛鼎,学书、学剑都不成,这使项梁很生气,他却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改教他兵法,他略知大意后,即不肯深学。但项羽才气过人,而且少怀大志,嫉恶如仇,看见秦始皇时,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感叹。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领导反秦起义,随即建立张楚政权。原六国贵族闻讯后,也纷纷起兵响应,这年九月,项梁与项羽也起兵,杀了会稽太守通,带领吴中兵士反秦。项梁自立为会稽太守,项羽为裨将,手下有精兵八千人。陈胜牺牲后,其部将召平矫令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命其引兵进攻秦国。秦二世二年三月,项梁即率所部渡江,途中东阳令史陈婴率义军两万投奔项军。渡过淮河后,英布、蒲将军又以兵相随,项军兵力一时达到六七万人,成为当时反秦武装的主力。六月,项梁召集起义将领会薛计议,立楚怀王孙心,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之后,项梁率义军大破秦军于东阿、定陶。项羽、刘邦也攻占城阳,略地至雍丘,斩杀秦三川守李由。不久,由于项梁骄傲轻敌,被秦将章邯乘隙袭破,项梁阵亡。项羽、刘邦退保彭城(今江苏徐州)。章邯又渡河北上击赵,与秦将王离、涉间军进围巨鹿,要消灭起义军。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兵救赵。宋义走到安阳后,滞留四十六日不前进,想坐观成败。于是项羽以宋义与齐密谋反楚为名,杀死了宋义。怀王即命项羽为上将军,统率全军救赵。项羽派当阳君、蒲将军带兵两万迅速渡过漳河,以解巨鹿之围;自己亲自率全军渡河,破釜沉舟,进击秦军。双方经九次激战,楚兵大破秦军,王离被俘,涉间自杀。巨鹿一战,秦朝的主力被消灭殆尽,亡国只是迟早的事了。当楚军救赵时,诸侯军皆作壁上观。战事结束后,诸侯将领拜见项羽,都跪着向前,看都不敢看他。从此,各路诸侯军都听从项羽指挥。接着,项羽又大破秦军,并利用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招降章邯。他怕秦降卒不服,在新安城南将降卒二十万全部坑杀,从而大失民心。

当项羽率军进入关中时,刘邦已先期进据咸阳。由于楚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关者王之”,刘邦理应称王关中。项羽入关后,却依恃手中四十万大军,企图消灭刘邦,独霸天下。在鸿门宴上,刘邦在谋士张良的帮助下,卑辞言和,骗取了项羽的信任,后来又趁机暗中发展实力。双方的紧张关系暂时和解。项羽随即引兵西屠咸阳,诛杀秦降王子婴,焚烧秦宫室,掳掠财宝和美女东归,使自己再一次大失民心。公元前206年,项羽以怀王为义帝,又分封各诸侯为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有梁地、楚地九郡,定都彭城,封刘邦为汉王。不久,田荣、陈余、彭越等相继举兵反楚。刘邦也以关中为基地,进逼西楚,于是爆发了历时四年多的楚汉战争。

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后,号令天下,大失民心。他自己也渐渐骄傲起来,对其他的诸侯放松了警惕,从而逐渐由强盛走下坡路,最后招致“垓下之围”的悲惨结局。在垓下,项羽被刘邦的军队重重包围,兵少粮尽,只剩二十八骑;而追他的汉骑有数千之多,项羽孤军奋战,飞斩敌将,使“汉军披靡”。当赤泉侯追他时,项羽“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后来,项羽终因寡不敌众,四面楚歌,面对着美人和名马,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曾慷慨悲歌,却依然坚决抵抗,即使到了乌江,走投无路时,乌江亭长要渡他到江东去,项羽也不愿让江东父兄看到他兵败将亡、狼狈不堪的情景,所以拒绝渡江,以自刎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项羽自刎前,仍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不能认识自己终致失败的原因。后汉王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于谷城。

第五篇 名将风流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韩信是在楚汉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千古名将。无论是在战术指挥,还是在用兵等方面,韩信的作为都可圈可点,被称为“名将中的名将”。在政治判断力上,韩信似乎与项羽一样有所欠缺,功冠天下的他,最后竟然死在了吕后的屠刀下。人们曾经评价韩信的一生,说他生死两妇人。说的是韩信小时候很潦倒,经常接受一个洗衣妇人的接济,从而活了下来。而最后,他因为吕后的计谋而被杀。一代名将,落得如此下场,让人感叹。

韩信自幼熟读兵书,胸怀安邦定国的抱负。因家境贫寒,常食不裹腹。苦于生计无着,于不得已时,在熟人家里吃口闲饭,有时也到淮水边上钓鱼换钱,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配剑,其时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你的配剑来刺我吗?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自知自己势单力薄,硬拼肯定吃亏。于是,当着许多围观人的面,从那个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史书上称“跨下之辱”。后来韩信封王,招曾经侮辱自己的人“以为中尉”,以德报怨,虽有自夸之嫌,但气度非常人能及。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韩信配剑从军,投身项梁的西楚军。项梁战死后,继随项羽,但未受项羽重用,只是充当一名执戟卫士。他多次向项羽献策,均不被采纳。于是他愤然逃出楚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初始也没把他当将才使用,只任命他为治粟都尉。韩信见刘邦不肯重用,决意离汉营而去。丞相萧何素知韩信之才,闻讯即刻骑马月夜苦追,将他劝回,由此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后来,刘邦在萧何的屡次劝说下,亲自与韩信讨论军国大事,确信韩信为稀世之才,遂举行仪式,拜为大将。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韩信派人修复刘邦进入汉中时烧毁的栈道,迷惑雍王章邯,自己却率军悄悄沿南郑故道东出陈仓,大败章邯军,一举拿下了关中地区,使刘邦得以还定三秦。这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来历。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韩信引兵出函谷关,将兵锋逼至洛阳,韩王郑昌、殷王司马邛等项羽所属的封国,先后归降。然后便与齐赵联合共谋击楚,四月,大军就已进至楚都彭城。攻势之凌厉,令人赞叹。可是没想到刘邦进入彭城后就把防务丢在一边,遍搜宝货美人。正在与齐军鏖战的项羽听说彭城失守,急率三万精骑星夜赶回,一战将刘邦击败。韩信闻讯即刻赶来收集溃败的部队,和刘邦在洛阳地区会师,又成功地进行了阻击战,在京县、索亭之间把楚军打得大败,使项羽西进的兵锋顿挫。战线最后在荥阳稳定了下来。

刘邦兵败彭城,齐、赵、魏等重又倒戈向楚。八月,刘邦封韩信为左丞相,领兵攻魏。魏王豹陈重兵于黄河东岸的蒲坂,韩信针对魏军部署,将大量船只集中在蒲坂对面的临晋,佯作正面渡河之势,暗用木框架绑扎瓦罐做成临时渡河器才,从上游夏阳渡河奇袭安邑,突然出现在魏军背后,大破魏军,俘获魏王豹。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九月,韩信又引兵东向阏与,活捉代相夏说,收复了代郡。这时,刘邦却命韩信急调其主力至荥阳加强该地守备,故韩信只带了万余部队东下井陉攻赵。赵王歇和赵军统帅成安君陈余集中二十万兵力于太行山区的井陉口,占据有利地形,准备与韩信决战。韩信先以两千轻骑,乘夜迂回到赵军大营的侧后方埋伏。天明后亲率主力前出到河边背水列阵,诱使赵军出营攻击。汉军背河而战,无路可退,人人拼死作战。预先伏下的两千轻骑乘机攻入赵军空营,遍插汉军红旗,赵军见状,军心大乱。韩信挥军趁势反击,大破二十万赵军,斩杀赵军统帅陈余,生擒赵王歇。接着,韩信用“上兵伐谋”办法降服了燕。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韩信又用重兵急袭的办法攻破了齐都临淄。楚将龙且急领二十万人马来援,与败退的齐军会师于高密,然后与汉军隔淮水对峙。韩信秘密派人用一万多个沙袋,乘暗夜在上游把淮水堵住。天明后派部分军队渡过淮水,在侧后攻击楚军,继而佯装溃败。龙且误以为汉军胆怯,率主力渡淮水追击。韩信命部属掘开上游堤坝,将楚军冲成两段,汉军运用半渡而击的办法,把已渡水的楚军全歼,龙且被杀。未渡水的齐楚联军不战自溃。韩信趁势挥军追歼逃敌,俘虏齐王田广,全部平定了齐地。

韩信攻占齐地后,项羽恐慌万分,连忙派人去游说韩信,以三分天下为条件,希望韩信反汉联楚,被韩信所拒绝。韩信的谋士蒯通劝他:“将军难道没有听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的道理吗?……将军如今既有震主的威名,又挟难赏的大功,归楚,楚不信;归汉,汉王震恐。若不自立为王,何处是你的归宿呢?”韩信听了连连摆手道:“请不要再说了,汉王待我十分厚恩,把他的车给我乘,把他的衣给我穿,把他的饭给我吃。古人说过:乘人家的车,要替人分担忧患;穿人家的衣,也应替人分担忧患;吃人家的饭,就应该为人家卖命。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于是,谢绝了蒯通的建议。可是齐地初定,需立王掌政以安民心。所以韩信遣使修书请求刘邦立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困在荥阳,自顾不暇,看罢来书后勃然大怒,本不想应允。后来,听取了张良和陈平的意见后,又说:“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是真王,当假王干什么!”于是,立韩信为齐王,并征调他的部队攻楚。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楚汉两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展开决战。刘邦以韩信为主将,统一指挥各路大军。项羽指挥十万楚军,从正面向汉军阵地猛攻。韩信采用典型的侧翼攻击战法,令汉军中军稍稍后退,避开楚军锐气,而将两翼展开,实行侧击,然后再令中军推进,一下子完成了合围。入夜,韩信令汉军四面唱起楚歌,终使楚军丧失斗志,被汉军一举聚歼于垓下。项羽眼见大势已去,慷慨自刎于乌江边。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以汉王刘邦夺得天下而告终。

第五篇 名将风流 龙城飞将军李广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是唐朝大诗人王昌龄的诗,诗中的龙城飞将,就是西汉著名将领李广,人称飞将军。

李广,陇西成纪人。其先祖李信为秦国名将,曾率秦军追逐燕太子丹直到辽东。

公元前166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关,李广少年从军,抗击匈奴。他作战英勇,杀敌颇众,使汉文帝大为赞赏。有一次,当文帝出去狩猎的时候,眼前突然跳出一只大老虎,李广立刻跳出与老虎扭打,最后以短剑将老虎刺死。看到这情景的文帝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晚生了五十年,若是早五十年出生的话,就能够跟随高祖打天下而成为大诸候了!”因而对他感到十分惋惜。

汉景帝即位后,李广升为骑郎将。吴王、楚王叛乱时,李广以骁骑都尉官职跟随太尉周亚夫出征平叛,在昌邑城下夺得叛军军旗,立下显赫战功。诸王叛乱平定后,李广调往上谷、上郡、陇西、雁门、代郡、云中等西北边陲做太守,抗击匈奴的入侵,与匈奴对峙并加以击破,立下轰轰烈烈的成功,被匈奴称为飞将军,对其十分恐惧。

一次,匈奴进攻上郡,景帝派了一名亲随到李广军中,这名亲随带了几十骑卫士出游,路上遭遇三名匈奴骑士。结果,卫士们全被射杀,亲随本人也中箭逃回。李广闻讯即率百名骑兵追击,亲自射杀其中两人,生擒一人。刚把俘虏缚上马,匈奴数千骑兵赶来,见到李广等人,以为是汉军诱敌之兵,连忙抢占了一座高地。李广所带的百骑兵士慌忙欲逃。李广大喝:“我们远离大军数十里,逃必死!不逃,匈奴以为是诱敌之计,必不敢攻击我们。”遂带领兵士向匈奴骑兵迎去,离匈奴阵前二里之遥,他令士兵下马解鞍,匈奴搞不清他们的意图,果然不敢攻击,只派一名将官出阵试探,李广飞马抢到阵前,将他射落马下,然后从容归队。到夜半时,匈奴认为一定有汉军埋伏夜袭,遂引兵而去。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调李广为未央卫尉。四年后,李广率军出雁门关,被成倍的匈奴大军包围。匈奴单于久仰李广威名,令部下务必生擒之。李广终因寡不敌众而受伤被俘。押解途中,他飞身夺得敌兵马匹,射杀追骑无数,终于回到了汉营。从此,李广在匈奴军中赢得了“汉之飞将军”称号。归朝后,李广被汉帝革除军职,贬为庶人。

几年后,匈奴杀辽西太守,击败韩安国将军。武帝重新起用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闻“飞将军”镇守右北平,数年不敢来犯。

李广是使弓的高手,留下有一则“箭立于石”的故事。当时,中国有许多老虎出没,某一天,李广远远见到老虎,于是拉弓射出,没想到老虎却完全没有倒下。大家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便靠近察看,才知道那是一块形如老虎的巨石,而那枝箭却深深地射入了石中。

公元前120年,李广率四千骑兵出右北平。配合张骞出征匈奴。兵进数百里,突然被匈奴左贤王率四万骑兵包围,汉兵死伤过半,箭矢也快用完了。李广令士兵们引弓不发,他自己以大黄弓连续射杀匈奴裨将多人。匈奴兵将大为惊恐,都被李广的神勇镇住而不敢妄动,直到第二日,汉军主力赶到,李广军才得以解出重围。

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率军出击匈奴,李广以60多岁的高龄任前将军职。出塞后,卫青从俘虏口中得知了单于的驻地。他想甩开李广独得大功,便令李广的前锋部队并入右翼出东道,他自带中军去追单于。李广力争无果,遂引军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军出东道,由于道路难走又无向导,终于迷了路。此时卫青与单于接战,单于逃走,卫青只得徒劳而返,在回军的路上才与右翼部队会合。卫青差亲信带着酒肉来慰问李广,向他询问右翼部队迷路的经过。卫青向天子上报,把走失单于的责任推给右将军赵食其。李广一身正直,自然不答应。他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拔出配剑引颈自刎。

第五篇 名将风流 卫青不败非天幸

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草原上兴起了一个游牧民族———匈奴。秦末汉初,匈奴势力达到极盛,统治着东到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天山,北到贝加尔湖,南到河套的广大地区。匈奴贵族为了掠夺财物和奴隶,经常南下骚扰中原王朝的北部边疆。

西汉初年,汉王朝由于经济力量尚未恢复起来,而且内部不够稳定,从刘邦到汉武帝初年,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每年送给匈奴大量的礼物和金钱。但是,和亲政策并没能阻挡匈奴贵族的掠夺,北部边疆的生产时常遭到破坏,无数汉族人民被抢走或杀死。汉武帝即位后,专制集权空前强化,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汉武帝决定改变和亲政策,发动了全面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卫青和霍去病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将领。

卫青是继李广之后,汉朝抗击匈奴的大将。他是个私生子,被人看不起,受此影响,小时候的卫青是个胸无大志的人。有一次,一个相士对他说道:“你现在穷困,将来定为贵人,官至封侯。”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但是后来卫青运气不错,他同母异父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刘彻看中,成了宠妃,因着裙带关系当了将军,自己被皇帝的姐姐平阳公主看上,当了驸马;他和李广曾分别率领万人出战匈奴,李广多次移动部队都没有遇到敌人,因而无法战斗,就在郁郁寡欢地归队的当儿,卫青却捡了个漏子,遇上小伙敌军,轻轻松松的打了个胜战,从此更受青睐。这并不只是因为沾了姐姐的光而已,卫青本身也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人。

汉朝对匈奴的反击,使得匈奴的进犯更加猖狂了。公元前128年的秋天,匈奴骑兵大举南下,先攻破辽西,杀死了辽西太守,又打败渔阳守将韩安国,劫掠百姓两千多人。汉武帝派匈奴人敬畏的飞将军李广镇守右北平(今辽宁省凌源西南),匈奴兵则避开李广,而从雁门关入塞,进攻汉朝北部边郡。汉武帝又派卫青出征,并派李息从代郡出兵,从背后袭击匈奴。卫青率三万骑兵,长驱而进,赶往前线。卫青本人身先士卒,将士们更是奋勇争先。斩杀、俘获敌人数千名,匈奴大败而逃。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武帝决定避实击虚,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这是西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役。

卫青率领四万大军从云中出发,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庭的联系。然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匈奴白羊王、楼烦王见势不好,仓惶率兵逃走。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因为这一带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汉武帝在此修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到那里定居,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这样,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卫青立有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

匈奴贵族不甘心在河南地的失败,一心想把朔方重新夺回去,所以在几年内多次出兵,但都被汉军挡了回去。公元前124年春,汉武帝命卫青率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发;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都受卫青的节制,率兵从朔方出发;李息、张次公率兵由右北平出发。这次总兵力有十几万人。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军离得很远,一时不可能来到,就放松了警惕。卫青率大军急行军六、七百里,趁着黑夜包围了右贤王的营帐。这时,右贤王正在帐中拥着美妾,畅饮美酒,已有八九分醉意了。忽听帐外杀声震天,火光遍野,右贤王惊慌失措,忙把美妾抱上马,带了几百壮骑,突出重围,向北逃去。汉军轻骑校尉郭成等领兵追赶数百里没有追上,却俘虏了右贤王的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几百万头。汉军大获全胜,高奏凯歌,收兵回朝。

汉武帝接到战报,喜出望外,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8700户,所有将领归他指挥。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非常谦虚,坚决推辞说:“微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使得我军获得胜利,这全是将士们拚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我的食邑,我的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分割土地,封他们为侯。这样是不能鼓励将士奋力作战的。他们三人怎敢接受封赏。”汉武帝随后又封赏了随从卫青作战的公孙敖、韩说、公孙贺、李蔡、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李沮、李息、豆如意等。

卫青后来又多次带兵出击匈奴,都是大胜而归,为稳定边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皇帝的小舅子,就倨功自傲。他作官极为谨慎。在外面打仗,有人犯了军法,卫青也不理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那一套,特意将犯人交由皇帝处置,以示人臣不敢专权。这使汉武帝更加喜欢他了。

后来,汉武帝对霍去病恩宠日盛,霍去病的声望超过了他的舅舅卫青,过去奔走于大将军门下的许多故旧,都转到了霍去病门下。卫青门前顿显冷落,可他不以为然,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心甘情愿地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

第五篇 名将风流 骠骑骁将霍去病

霍去病在成名之前,生活并不好过。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奴婢群中度过的,贫贱而艰苦。他的父亲是平阳县衙役,曾在平阳公主(汉武帝之姐)家当差,母亲是公主家的侍女。霍去病少年时的一大乐趣,就是跟随舅舅卫青习武,骑射,不久他的击刺就技艺超群,长成了一个体魄健壮、寡言守信、智勇兼备的青年。

因为姨母卫子夫的关系,霍去病18岁就做了天子侍中(皇帝身边保卫安全的官)。就在这一年,他随大将军卫青参加与匈奴右贤王争夺河南地(今河套地区)的最后一战,号“票姚校尉”(意为行动迅猛的武官)。他率领800精骑,距大军数百里之遥,乘匈奴不备,选择便于进攻的目标,出奇制胜,斩杀敌兵1028人,首战告捷,被封为冠军候。

此后,匈奴主力远遁漠北,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孤力单。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升为“骠骑(意骁勇)将军”,率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发,进击河西匈奴右贤王(匈奴辖西部地方的最高长官)诸部,6天连续攻破五个部落,险些活捉单于之子,且以直取之势,使浑邪、休屠二王惊恐万状,日夜筑城堤防汉军正面进攻。但是霍去病令全体将士口衔竹箭,马摘响铃,悄悄沿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东急驰1000多里至皋兰山(今甘肃兰州市南)下,与卢候、折兰二王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当时,汉军因长途跋涉,人马已疲备不堪,但见霍去病一声高呼,跃马向前,连连击杀敌军,汉军士气大振,奋勇斩杀卢候、折兰二王及部众近9000人,俘浑邪王之子,缴休屠王“祭天金人”(作为匈奴人崇信“天主”亲把用的丈高偶像)。

同年夏,霍去病又与公孙敖串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永昌西)出发,进攻匈奴右贤王,以彻底歼灭河西匈奴有生力量。由于沿焉支山北正西挺进的公孙敖部迷失道路,未能如期会师,霍去病随机应变,率军越过居延海(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北),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2000多里,从祁连山麓烁得(今甘肃张掖西北)猛攻浑邪、休屠二王侧翼,斩敌3万余,迫使匈奴退出河西走廊。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由于匈奴单于欲以战守不力,将浑邪、休屠二王问罪,这年秋天,二王决定降汉。汉武帝唯恐是诈兵之术,命霍去病率万骑前往受降,霍去病尚在途中,休屠王已然反悔,浑邪王情急刺杀休屠王,收编其军队。惊闻风云突变,霍去病毅然率军渡黄河,令全军在四万余匈奴部队前列阵进逼,这时浑邪王部许多无诚意降汉的人,纷纷投转马头逃跑,阵营骚乱。霍去病当机立断,飞马跃入浑邪王阵中,抓住浑邪王,稳住了匈奴众部,再通过谈判,命浑邪王斩杀八千名作乱官兵,派人护送浑邪王赴长安,自己率领几万匈奴兵,功成而返。汉朝把归附的匈奴部众安置在陇西等五郡关塞附近,又沿祁连山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筑边防城寨,在原休屠王、浑邪王驻地分设武威、张掖两郡,酒泉、敦煌总称河西四郡,既进一步孤立了匈奴,又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汉朝决定派卫青、霍去病率骑兵5万,步兵几十万人合围漠北。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一带),卫青出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分兵越过沙漠,寻求与单于决战。

根据沙漠作战的特点,霍去病大胆选用部分降汉的匈奴人和留居匈奴时间较长的汉人为军校,这样就具有熟知匈奴军情和漠北物候的优势。率领有向导的轻骑兵,离开基地,深入敌后,“取食于敌”,“追奔逐北”两千多里,寻找单于。由于单于主力西移,他又率部翻离候山(今何地不详),渡弓卢水(今蒙古克鲁伦河),与匈奴左贤王(辖匈奴东部地方的最高长官)部酣战,结果获匈奴顿头等3小王将军、相国、都尉等83人,共斩俘7万余人,匈奴左部几乎全军覆灭。卫青率部北进1000多里,穿过大漠,向颜山赵信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进发,遭遇匈奴单于所率主力精骑,激战中匈奴单于向西北逃走,汉军虏匈奴近2万人。霍、卫两军终于胜利会师于瀚海(今贝加尔湖),为庆战功,在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德尔山)立祭天高坛,在姑衍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开祭地广场,后班师凯旋。此役收复大漠以南所有土地,屯田筑垒防御匈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解除了西汉初年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霍去病也晋升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霍去病战功赫赫,但为人心胸狭窄。有一次卫青率领老将李广等人北伐匈奴,卫青没有委他以重任,这位倔强的老将军愤而自杀了。李广的儿子李敢当时也随军出征,把老父的死归咎于卫青,竟趁卫青不注意的时候冲过来把他击伤了。卫青对老将军的死觉得心中不安,因此对李敢的行为不加以计较,但他外甥霍去病却恨不得要上前与李敢拼命。等到班师回朝后,霍去病对这件事仍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过了几天,汉武帝邀卫青、霍去病、李敢等将领去甘泉宫打猎。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唯独霍去病一个人低头不语,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心里正在盘算着怎么暗害李敢呢?当行到僻静之处时,霍去病终于找到了一个好机会,趁人不注意,他竟一箭把李敢射死了。当时汉武帝倚重卫青和霍去病,不愿追查这件事情,就以打猎出现意外事故为名,把死者家属给打发了。

第五篇 名将风流 绝域英才班超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匈奴,汉朝的名将大都有抗击匈奴的纪录。西汉时期,自然是汉武帝时候的李广、卫青、霍去病他们,不过当时只能算作自卫反击战。而开辟和匈奴作战第二战场,真正纵横西域所向无敌的,当数东汉班超。

班超出生于文学世家,他的父亲班彪是东汉著名大文豪、史学家,他的哥哥班固是《汉书》作者,他的妹妹班昭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在班固死后,班昭继承班固事业,完成了《汉书》。然而班超对文学都不感兴趣,书香门第竟然出了一位名将,也算罕见了。

在班固入洛阳为官的时候,班超和母亲也都到了洛阳,当时他们家里很穷,班超靠替人抄写文字赚点钱贴补家用,很是辛苦。班超曾经弃笔感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当时在一旁抄书的人都嘲笑他,班超感叹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这便是弃笔从戎的典故。

改行之后的班超几次征战匈奴,表现突出,于是被派出使西域。当时东汉对西域的政策和汉武帝时期大为不同,汉武帝好大喜功,对西域势在必得,不惜重兵经营,而东汉认为西域不是自己的地盘,加之利益不大,几乎是放弃管理。在战略上,东汉和匈奴都希望拉拢西域诸国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削弱对手,所以不得不对西域诸国恩威并用,当时的西域诸国也处于首位两端的艰难抉择之中,东汉和匈奴都是超级大国,都惹不起,一不小心就有亡国之祸,谁也不能得罪,在地理位置上匈奴的威胁更大,如果东汉不能切实保障西域各国,西域各国也只有讨好匈奴了。

班超出使到西域鄯善国,开始的时候鄯善王对他们很客气,可是过了几天就变得漫不经心起来,警惕的班超想到可能是匈奴派来了使者,并且通过使诈询问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于是召集手下官吏三十六人摆宴,在吃到酒酣之时,愤然告知众人情况危急,说鄯善王有倾向匈奴之意,一旦投降匈奴,势必杀掉汉使,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当夜便要动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就是在这里来的。

班超一番话把众人激得热血沸腾,在班超的带领下,大家顺利地展开奇袭。

时值初夜,正起大风,班超使用火攻,将三十六人分为两路,一路藏于匈奴使者住处后方,大吵大闹以做欺敌之用,另一路携带弓箭伏于住处门口。其时匈奴众人睡得正香,忽见火光,又听到前后大呼小叫,心慌意乱,往门口逃去又中了埋伏。这一战匈奴被烧死上百人,被汉使杀死三十多,匈奴使者团全军覆没,汉使无一伤亡。班超顺利地完成了此次的出使任务。

班超立下大功,再次出使西域,皇帝打算增加他的人马,班超满不在乎地拒绝了。这次他又来到一个有敌意的国家——于阗。于阗和匈奴关系很好,有匈奴撑腰,因此对待班超一行颇为冷淡,当时于阗国迷信巫师,那个巫师口出狂言,要汉使的马来祭神,班超一口答应下来,趁巫师来的时候一把抓住他杀了。虎口拔牙、敲山震虎取得了威慑的效果。于阗王恐惧万分,投降了东汉。

班超在西域五年,很有威信。一直协助西域诸国对抗匈奴,而匈奴在西域根深蒂固,经常挑起事端。当时西域强国龟兹国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依仗匈奴势力,攻打和东汉关系较好的疏勒国。班超挺身而出维护疏勒,但因为兵少,只能苦苦支撑。当时疏勒国发生了内乱,情况相当危急,已经有造反者投降匈奴,班超带领手下三十多人,杀叛变者六百多人,安定了疏勒。疏勒转危为安后,班超决定攻打龟兹,率西域诸国军破姑墨石城,班超想要乘胜追击,于是上书东汉皇帝请求援助,班超说,“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而“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为此,东汉皇帝增派千人援兵给班超。班超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一方面攻打依附龟兹的小国,另一方面交结可以利用的国家,多次平定内部的叛乱,将西域各国之兵,巧施妙计,每每以少敌多,料事如神,行动迅速,最后大获全胜,威震西域,不久龟兹就投降臣服了汉朝。

班超在西域一共呆了31年,到大功告成之际,已经71岁高龄,他思念故土,上书请求回到汉土,他妹妹班昭也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为自己的兄长求情,皇帝看了很受感动,于是调回了班超,只可惜班超身患疾病,返回洛阳后没多久就病逝了。

第五篇 名将风流 南北朝第一名将陈庆之

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名将中,陈庆之的名气与他实际的作为是很不相称的。在有些人排定的中国名将百名谱中,甚至不见有陈庆之这个名字,不免让人遗憾。可实际上在南北朝那个名将辈出的时代,陈庆之却是一颗耀眼的将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陈庆之是今江苏宜兴人,自幼为萧衍的随从。当时围棋风靡一时,萧衍是个棋迷,据说他常常通宵下棋,能奉陪到底的不多,陈庆之是其中之一。因为陪萧衍通宵下棋不困的缘故,很受器重。萧衍起兵代齐自立后,封陈庆之为梁朝主书。在任期间,他散财聚士,常思效用。

大通六年(公元525年)正月,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叛乱不成,在彭城降梁,并请求梁武帝派兵接应。梁武帝以陈庆之为武威将军,与胡龙牙、成景俊率梁军前去接应。回军后,陈庆之任宣猛将军、文德主帅,并率2000人送豫章王萧综入镇徐州。五月,魏遣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2万来拒,屯据陟口。元延明先遣其将丘大千筑垒,以切断梁军的进军路线。陈庆之进逼其垒,魏军一鼓便溃。六月,萧综乘夜弃梁军降魏。天亮后,梁军寻萧综不见,却见魏军在城外说:“汝豫章王昨夜已来,在我军中,汝尚何为”!梁军遂溃散。魏军入彭城,乘胜追击梁兵,复取诸城,至宿豫而还。梁军损失十之七八,只有陈庆之斩关夜退,所部得以全归。

真正使陈庆之的勇名天下皆知,则是在大通年间(公元527年—529年)的事情,这时的陈庆之刚过不惑之年。

当时北魏的朝廷因帝位而产生了内讧,重臣尔朱荣领兵占据洛阳,杀了幼小的皇帝和皇太后独揽权势。而皇族之一的北海王元颢就因此而亡命至梁。当时的梁主萧衍决定出手援助北海王,命陈庆之护卫北海王回到洛阳。其实萧衍的本意也就是命令他攻击洛阳,并让北海王即帝位。陈庆之虽对萧衍的命令觉得无谋,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于是历史上的战争奇迹出现了。

当时陈庆之手下只有七千骑,而当时魏境内兵力约有近百万之众,以七千对百万,结果想都不用想,但陈庆之毫无畏惧。他带着他的七千骑兵,从梁边境开始,在魏的领土内进击一百四十日,其间激战四十七回,水、陆、山、城市攻坚作战全部都获得胜利,共攻陷了三十二座城池,击灭十万余兵力,击败退约三十万兵力!造成了洛阳极大的震撼。“陈庆之来了!”这句话让魏朝廷闻风丧胆,连军队都放弃了洛阳逃走,更别说是皇帝和尔朱荣了,洛阳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空城。更让人吃惊的是陈庆之占领了洛阳后所率的七千骑几乎没有损伤!以至于当时就有人评论“以七千兵即能陷落洛阳的人,古今仅此一人”。陈庆之占领洛阳达六十五日,后由于孤军深入,只好向南撤退。自认为胜利的尔朱荣亲领了三十万大军追击,然而又令人不敢置信地,十一次的会战都为陈庆之所击退,直到梁军渡过一条河后,因为涨水淹至桥上,尔朱荣才放弃追击,不过这次不算是完胜。当陈庆之带着他的部队到达建康(南京)时,七千的兵数还剩下一半,这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

陈庆之攻魏的作战虽因孤军深入,后援无继,而以失败结束,但也不能因此否定陈庆之的军事才能,陈庆之仅以7000之众北伐,连克魏军,以少胜多,占领了洛阳等30余城,自古用兵未之有也。所以梁武帝在陈庆之回建康后,仍封他为右卫将军,永兴侯,邑一千五百户。此战以后,北魏国力大衰,大权握在尔朱氏手中。中大通四年(532年),高欢诛杀尔朱氏(参见高欢击尔朱氏之战),夺取北魏朝政大权。中大通六年(534年)和七年(535年),高欢和宇文泰先后立元善见和元宝炬为帝(参见北魏分裂之战),史称东魏和西魏,北魏从此灭亡。

北伐之后,陈庆之依然为梁战斗着。后来,北朝大将侯景曾以北朝将军的身份领了七万兵力攻打梁,与陈庆之的一万梁军作战而遭击溃,只剩他一个人逃回。

陈庆之在担任予州刺史的时候,由于农作歉收。有许多人饿死,他除了打开官仓,将储存的米麦分配给民众外,还从丰收之处急运米粮前来。予州的人民为这位将他们从饥饿之中拯救出来的刺史建立了祠堂,还称呼他为“仁威将军”。

陈庆之为人谨慎,每次奉诏,都要洗沐拜受;生活俭朴,只穿素衣,而且不好丝竹;虽身为武将,但射箭却不能穿札,而且也不善于骑马,但善抚士卒,能使部下为其效死力。更为难得的是陈庆之出自寒门,在梁朝历史上能达到这样成就的,只有他和俞药(官至云旗将军,安州刺史)。

第五篇 名将风流 风尘侠士李靖

李靖是正史和野史中都相当有名的人物,野史中介绍。他曾经从隋朝大臣杨素的府里带走了红拂女,野史小说还封他为风尘三侠之一,把他和莫须有的红拂女、虬髯公搅在一起,被塑造成一个来无影去无踪、仙风鹤骨、兴唐灭隋的江湖豪侠形象。而历史上真实的他,却是一个深藏韬略的唐朝开国勋将,当然,他的处事为人也确有潇洒的侠士风范。李靖年轻时候一直郁郁不得志,直到他遇上李世民才时来运转,在统一战争中立下了赫赫功勋。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典型。然而,他最大的事业还是抗击突厥方面。

李靖原名李药师,后来因功被封为卫国公,故人称李卫公。李靖家从后魏到隋朝,一直是高官显贵,隋朝的名将韩擒虎就是他的舅舅。李靖青年时就由科举进入仕途,当了地方官。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钻研兵书,常与其舅韩擒虎讨论用兵之道,受到韩与杨素的关注。当隋炀帝倒行逆使引起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时,李以贵族子弟的身份,仍然忠于隋朝。在他任马邑郡丞时,他发现上司太原留守李渊心怀异志,遂决意向正在巡游江都的隋炀帝报告。但身处李渊的控制下,无计得脱,没办法,他只好将自己混作囚犯,让人解送江都。但一个偶然的不巧,事情败露,走到半途的李靖被李渊捉回。就在将被斩首的时侯,李靖大叫:“公起兵为天下除暴安民,想要成就大事为什么要以私家恩怨而杀忠臣义士?”李渊很欣赏这句话,同时李世民也央求父亲不要杀害李靖,就这样,李靖保住了性命,从此进入李世民幕中,成为其手下干将。

李靖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递次削平隋末群豪。只有南方的萧铣拥兵割据长江中下游,自称梁帝,时时与唐为敌。铲除萧铣成为统一的关键。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李靖头上。公元620年,梁的内部出现动乱,君臣相互猜忌,人人自危。造成了灭梁的大好时机。李靖见状,立即向唐高祖提出灭梁十策,建议唐大集水军从巴蜀顺江直下,突袭梁都江陵,同时另遣偏师佯动汉水吸引梁军注意,然后四路进军江陵,一举下之。李渊同意了他的建议,遂命他和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一同主持灭梁军事,但实际上由李靖负全责。公元621年,李靖领命开始行动。首先,唐军偏师攻占安襄两州,吸引梁军北顾。同时,巴蜀两地大军乘江水大涨之机,乘战舰二千余艘顺流直下,一时帆樯蔽空,楫橹接天,大军顺利地攻下扼守长江要道荆门山的宜都,接着又攻占清江,歼敌万余,守将文士弘逃走。李靖军直抵江陵城下,破梁守将杨君茂、郑文秀,俘敌四千。接着其他三路唐军也围了上来,把个江陵围得如铁桶一般。李靖又采取围城打援、麻痹敌人的方法,彻底打消了固守待援的萧铣的希望,最后不得不投降唐军。李靖率兵进入江陵,秋毫无犯,城中安堵。梁的各路援军见江陵已下,唐军如此宽大,遂望风而降。随后,李靖又奉命安抚岭南,收了梁的全部遗产。

唐朝初年,突厥成为最大的边害,多次入侵,攻城掠地,最严重时曾经打到离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桥。李世民继位后,决心剪除突厥,根绝边患。于公元629年底,以李靖为总指挥,率李绩等五员大将精兵十万,分六路进攻突厥。次年正月,李靖军冲寒冒雪抵达朔州,探知突厥刚刚受了雪灾,部落处于饥饿中,军心开始不稳。李靖抓住这个时机,将主力部队交副手张公谨带领,自己亲率三千精锐骑兵,星夜急驰,突袭突厥吉利可汗驻地定襄。

当打着李靖旗号的唐军如飞将军自天而降出现在吉利可汗面前时,吉利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有想到李靖敢于孤军深入,十分惊恐地对部下说:“唐军若非倾国而来,李靖怎敢率孤军至此!”遂下令弃城而逃。李靖乘胜追击,斩获无数。接着,李靖又派人游说吉利大将康苏密,离间他和吉利的关系,攻心攻战并用,康苏密遂降。吉利见状,慌忙再退阴山,经过白道时,又遇李绩的截击,再折一阵,余下数万残兵,退往漠北。吉利一边遣使到长安请降,以为缓兵之计;一边磨牙吮血,准备待来年草青马肥之时,卷土重来。

李世民见李靖取胜,十分高兴,认为李靖以三千轻骑孤军深入破敌乃历史上的奇迹。遂派使臣前往漠北受降抚慰吉利,并让李靖率军接应。没想到李靖却说服了李绩张公谨等人,亲率骑兵一万,自备20天的口粮,出敌不意掩杀过去。这边突厥见唐使到达,以为没事了,正在饮酒作乐,忽闻唐兵杀到,吉利猝不及防,只好率部逃窜,突厥在突然袭击下,丧失了反击能力,被唐军斩杀过来,吉利的老婆儿子均被活捉。吉利逃不远,又被李绩截住一阵掩杀,吉利全军溃散,他几乎是只身逃往其舅氏苏尼失部落,旋被大同唐将张宝相俘获。至此,扰害北疆几十年的突厥被消灭,北部边境此后几十年无大战事。

北疆太平了,可西部边患又起。李靖攻灭突厥后四年,位于青海和新疆南部的吐谷浑攻打河西走廊,并扣押唐使,凶焰方炽,一时又天下震动。李世民决心铲除这个祸害,下诏大举进攻吐谷浑。在李世民心里,李靖是领兵的最佳人选,无奈他己年迈退休。正踌躇间,李靖闻讯,主动请缨,李世民遂命李靖挂帅,率军数万,分五路进袭。

吐谷浑可汗伏充听闻唐军来攻,立即下令撤退,并将沿途野草烧尽,好让唐军马匹无草可吃。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应该暂驻鄯州,待来春草青之时再进兵。但李靖麾下行军总管侯君集不同意,他认为现在吐谷浑败逃,人心离散,如不乘势追击,待来春草青马肥,更有利这种游牧部落,再攻就难了,李靖同意侯君集的意见,遂挥军猛追。一路忍饥忍渴,横越沙漠戈壁,奔袭二千余里,接仗数十阵,最后达抵星宿州,吐谷浑可汗走投无路,被部下所杀,身死国灭。后来,唐太宗将李靖俘虏的伏充嫡子立为西平郡王,诏复其国。西部从此也太平了几十年。

作为战将,李靖一生身经百战,灭萧铣、灭辅公、平突厥、平吐谷浑,皆获全胜,是博古通今的军事大家;作为臣子,李靖为人谦虚恭谨,精明干练,虽然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却最终能够得全善终,是初唐一代名臣。李靖毕其一生,为大唐盛世的开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唐太宗李世民称赞其武功“古今所未有”。同时,他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拓土开疆。因此他既是功标凌烟阁的大唐功臣,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

第五篇 名将风流 再造唐朝的功臣郭子仪

郭子仪,今陕西华县人。他出身于一个中层官吏家庭,是通过武举考试走上政治舞台的。唐玄宗天宝八年(749),为横塞野军使,天宝十三年,为天德军(合内蒙乌拉特前旗北)使,兼九原(今内蒙乌拉特前旗西)太守与朔方节度使右兵马使。

郭子仪在军事上大显身手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将,与镇压安史叛乱直接相关。郭子仪有很特别的本事,唐朝政府用他为帅就能打胜仗,而一旦遣返他就要战败。受小人挑拨,郭子仪领军在外,多次召回,郭子仪倒也忠厚,从来不含糊,即日启程,这么折腾几次之后,唐朝皇帝反而更加信任郭子仪了。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最为活跃而具有代表性。

当郭子仪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有一次军队的食粮曾因失火而被烧掉,他因被问及管理的责任而被押入牢房。就在可能会因重大的过失而被处死的当儿,他碰到了诗人李白。李白与郭子仪谈话之后,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此就向玄宗皇帝求情,从而使他得以逃脱干系。而后不久,李白因卷入叛乱而要被杀头的时候,郭子仪就以自己的功绩代之而将其救回,来报答其当初的救命之恩。被传为一段佳话。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郭子仪被调任朔方节度使,奉命率军东讨叛军。正当叛军逼近潼关,威胁京师的时候,郭子仪初战获捷,静边军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打通东陵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第二年,由郭子仪推荐的新任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攻下常山(今河北正定)。叛军史思明部妄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李光弼向郭子仪告急。郭子仪于四月兵至常山,与李光弼合兵一处,共十万多人,九门(今河北正定东)一战,大败叛军。这时,郭子仪曾经建议,北取范阳,直捣叛军巢穴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从而使叛军得以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不久,唐肃宗即位。由于他势单力薄,岌岌可危,于是调郭子仪部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郭子仪认为河东(今山西永济)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东下可进东京,西上可取长安。于是,他派人秘密潜入河东,准备内应唐军。至德二年(757年)二月,郭子仪率军从洛交(今陕西富县)进攻冯翊(今陕西大荔),逼近仅一河之隔的河东。河东城内有人乘机内应唐军,杀叛军近千人。叛军守将崔干佑越城逃走,郭子仪乘胜追击,斩敌四千人,俘虏五千人,顺利攻下河东。由于唐军连战告捷,肃宗也由灵武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四月,即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继续征讨叛军。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在长安西南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郭子仪乘胜东进,追叛军至潼关,杀敌五千人,占领华阴(今陕西华阴)、弘农(今河南灵宝)。这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放弃洛阳,北渡黄河,走保邺(今河南安阳北),唐军收复洛阳。肃宗回到长安,召郭子仪还京。肃宗派人隆重迎接郭子仪于京城以东的灞上,见了郭子仪。感激涕零地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这时的郭子仪兵权在握,肃宗既要重用他,又不放心他,当然只能运用这种笼络的手段。

后来,在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将的共同努力下,唐朝终于平定了安史之乱。

正当唐政府边兵内调,把主要力量用于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西方的吐蕃、党项乘机向东发展势力,唐朝对西北许多地方已失去控制。郭子仪看到这种危机的存在,曾提出建议,但都没引起代宗的重视。不久,吐蕃逼近长安,代宗仓促出奔陕州,郭子仪循秦岭而东,沿途收容唐军散兵,驻军在商州(今陕西商州)。他认为从商州出蓝田(今陕西蓝田),吐蕃自然不敢东进,代宗在陕州也就安全。于是,代宗没再坚持调他东去陕州的意见。郭子仪派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出蓝田,观察敌情。长孙全绪白天击鼓张旗,虚张声势;夜间多处燃火,使吐蕃不解其意。同时,还有数百人于夜间在长安城中击鼓呐喊,还发出郭子仪将率大军到来的消息,这使吐蕃惶恐不安。在四面楚歌声中,吐蕃感到无力控制长安,只得撤兵西去。十二月,代宗回到长安。代宗羞愧地对郭子仪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自此以后,郭子仪的声望更高了,许多少数民族敬他如神灵。德宗继位后,郭子仪受尚父之称号,并升进为太尉中书令,可说是位极人臣。

郭子仪建立了相当大的功绩,很幸运平安地渡过了他的晚年。甚至,当郭子仪的儿子后来娶了皇帝的女儿,而在夫妻吵架的时候曾脱口而出道:“你虽然自以为是皇帝的女儿,但我的父亲如果要做皇帝的话,也不是办不到的,只不过是没有这么做而已!”这位公主后来气得跑上朝廷告状,毕竟这样的话还是不能够说出口的,这在别人耳中听来可不得了。而这时的皇帝听完女儿告状之后,却只是对她说道:“事实正是如此,这件事是你不对。”反而没有对郭子仪的儿子采取任何举动。不过郭子仪听了倒是非常地惶恐,甚至打了自己的儿子好几大板来请罪。

第五篇 名将风流 抗辽名将杨继业

在山西省代县城里,有一座颇有气派的钟鼓楼。在它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悬挂着“威震三关”、“声闻四达”两块巨大的题匾。传说这是人们为纪念杨家将不朽功勋,而流传至今的一处珍贵遗迹。

提起杨家将,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杨继业。历史上,这位名震关内外的名将,从小就擅长骑射,爱好打猎,武艺也高,20多岁便入仕太原的北汉政权,受到北汉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当时,宋太祖已经建立大宋王朝,全国统一大局已定。杨继业便向北汉皇帝提出了“奉国归宋”的建议,遭到反对。但他并未变心投宋,而是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后来,北汉战败,杨继业却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宋太宗早就听说杨继业是一员勇将,便派北汉亡国皇帝的亲信前去劝降。见到皇帝派来的劝降使者,杨继业悲愤地大哭了一场,投降了宋朝。宋太宗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他驻守于代州,并于雁门之战中将契丹击破。后来就有了一旦契丹见到杨继业的军旗,即立刻退兵的轰动名声。人们给杨继业起了个外号,叫做“杨无敌”。这以后,杨继业一直在北部对契丹进行备战。

杨继业的显赫战功,使得一些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一些人给宋太宗写匿名信,诋毁杨继业。宋太宗没有轻信,而是把这些谤书封好交给杨继业,表示了对他的信任,也使杨继业更加为宋王朝拼死效命。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宋太宗为了彻底解决契丹对边境的骚扰,执意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分兵三路进行北伐:东路由大将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从雄州出发北攻幽州;中路由田重进统率,由定州攻飞狐;西路由潘人美、杨继业统率,出雁门关,攻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四州,最终目标是三路大军会师幽州,与契丹进行决战。三路大军同时前进,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不战而溃;只有潘、杨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兵锋直抵桑乾河。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守军的溃败,他们就成了孤军深入。契丹在打败东路和中路两路宋军后,调集十万精锐,全力向潘、杨部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朔、寰、云、应四州百姓立即迁回代州。在当时大兵压境的时刻,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杨继业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州守将,等我军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我军到达应州时,契丹必定会派兵迎战,这时,命令朔州民众再出城,同时派骑兵接迎,另派1000弓箭手守住谷口,这样百姓就可安全内迁。

对于杨业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监军王侁和主帅潘人美却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争功,硬要杨继业率兵去打寰州。王侁说:“你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还这样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杨继业说:“不行,这样做,只有失败。”王侁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天敌’吗,为什么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难道你还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继业气愤地说:“我这样做不是怕死,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完成好皇上交付的使命。你既然这样责问我,那好吧,我现在就遵命前往。”出发时,杨继业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兵,必定失利,我是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又用手指着陈家谷(今山西朔县南)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会全军覆没。”说罢,杨业就率兵出发了。经过两场恶战,因寡不敌众,杨继业战败。退到陈家谷时,王侁、潘人美却率军早已离开了谷口,杨继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虽然他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最后不屈绝食而死。他的儿子七郎也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

杨继业战死的消息传到东京,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难过,把潘人美降职处分,王侁革职查办。

第五篇 名将风流 千古精忠良将岳飞

岳飞穷尽了一生的力量,抵抗外敌,卫国护皇。他的勇敢与机智,为他取得了多次的胜利和荣耀。可是,岳飞在军事上的成就以及他在民间的广受爱戴,却引起了皇帝的妒忌和不安。后来,这位英勇爱国的将军,终于被心胸狭窄的宋高宗赐死,而具体实施这件事的秦桧,也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秦桧死后,岳飞被恢复名誉,并以武鄂王的身份加以祭祀。民间参拜供奉有岳飞雕像庙宇的人们,从古至今络绎不绝。在岳飞墓前,置放有秦桧等陷害岳飞于罪者的铜像,常会受到民众的唾弃。岳飞在近代也成为许多故事的主角,可说是中国最重要的民族英雄之一。

岳飞于公元1103年出生于现今河南省的一个农家。据说在他诞生时,一只大鹏从岳家屋顶上飞过。岳飞的父亲认为这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就给他取名“飞”,字“鹏举”,希望他将来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岳家生活很是困苦,但却影响不了岳飞对书本的喜爱。他白天在田间辛苦劳动,晚上就努力读书,一直读到深夜。他从小就特别喜欢钻研兵书。岳飞11岁时,他的外祖父请来了一位著名的武功师傅,教他武功。岳飞还另拜师学射箭,箭术师傅非常器重他,把自己心爱的两张弓赠送给他。岳飞体魄强健、寡言淳厚、刚直义气且勇力过人,几年后已能拉300斤硬弓、960斤腰弩,而且能左右开弓射箭,枪法更是“一县无敌”。

岳飞生活的年代,是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那时,金兵不断进攻宋朝。先是灭亡了北宋,继而又与南宋不断开战。在这样的乱世中,岳飞就成为了抗金义军中的一员,在大混乱之际来到了开封。当时的岳飞只有25岁左右。在这里,他遇到了抗金名将宗泽。宗泽对岳飞很赏识,要教他兵法,然而岳飞却加以拒绝,他认为与其学了许多理论上的东西,还不如能够临机应变来得重要。于是宗泽对其另眼相看,任命他为士官。当宗泽死后离开开封之际,岳飞就以前线武将的身份继续和持续南下的金兵抗衡。

在这期间,岳飞也建立了不少的武功,一度还差点夺回首都开封,只可惜后来失败了。不过,由于他的功勋较另一些抗金名将如韩世忠、吴氏兄弟来得更大,因此高宗还曾赐给他亲笔所写的“精忠岳飞”军旗。

据民间流传的说法,岳飞在背上有着刺青,刺着“精忠报国”四个字。这是他的老母亲为了激励和告诫儿子,在他离家之前,用针在他背上亲自刺上的。当时,像中的英雄们,也有不少人身上有着刺青,因此可推论当时刺青应该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

在当时,所谓的军队,有许多都不是由政府所组成,而是由许多的义勇军出身、由义勇军之间所推举的首领来带领其部下所形成的一种佣兵集团,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私兵的性质。也因此,初期的南宋军队可视为是这种佣兵集团的综合体。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不管是岳飞还是韩世忠,他们都不只要指挥军队,同时还必须要负责养这二万、三万的兵才行。在这种时候,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进行掠夺,大部分的将军就是利用这样的手段来养活他们的部下,不过这些被称为抗金名将的人物却不这么做。岳飞、韩世忠都没有进行掠夺,最多只是接收从敌人手中所夺得的东西。就这样,在岳飞及韩世忠的手下就集结了许多极具个性的将军,后来,岳飞的军团被称为岳家军,而韩世忠这一方则被称为韩家军。

1129年冬,金军由兀术统率大举南侵,渡江攻入建康。高宗辗转逃往海上,仅率臣八九人,乘楼船飘泊于温州、台州一带。岳飞奉命收复建康,先率部在城南牛头山埋伏,深夜派百名黑衣战士混入敌营,使金军于梦中,互相残杀,又伺机捕捉敌人哨兵,获知敌北撤路线,火速赶往静安镇,横刀跃马冲入敌军,往来翻飞击毙敌军无数,乘胜进驻建康后,升任通(今江苏南通)、泰(今江苏泰州)镇抚使。收复建康使岳飞开始崭露头角。

1130年,金扶植汉奸刘豫割据河南、淮北建立伪齐政权,使其牵制南宋以缓和宋对金的直接威胁。同时放回降臣,宋朝原御史中丞秦桧,让他劝诱高宗称臣,实行南北分治。同时由兀术率主力征服川、陕,以断南宋兵粮之援。南宋相应在江淮之间设防,派岳飞防守江州(今江西九江)至江陵(今湖北江陵)一线,岳飞先平定叛军、游寇及农民起义,收编精兵,以后三次主动出击大获全胜。

第一次在1134年,岳飞率军从江州出征,收复伪齐占领的襄阳等六州之地。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岳飞16岁的长子岳云,手握各重80斤的铁锤力夺头功。在襄阳,岳飞慧眼识破敌人以骑兵布防江岸,以步兵摆阵阔野的破绽,令部将以手持长枪的步兵攻敌骑兵,使其阵脚大乱,互相争挤夺路,落入江中。又以骑兵将敌步兵杀得丢盔卸甲,击溃伪齐主力。仅三个月即顺利收复六州,保住了长江中游,打通了通往川陕之路,扭转了南宋的被动局面,增强了军民抗敌的勇气和信心。32岁的岳飞被破例提升为清远节度使,又进封武昌郡开国侯,享受同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同等的宋朝最高殊荣。

由于高宗严令不得越界追敌扩大事态,岳飞只得率军回鄂州(今湖北武昌)驻防,期盼着“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年底,金、齐联军进逼庐州(今安徽合肥),高宗“御札”岳飞东下解围。牛皋等13骑先遣,略展“岳”字旗,已使敌军心动摇,待援军赶到又追杀敌军30余里,以至百里外的兀术大营也闻风北逃。

1135年夏,岳飞率军镇压洞庭湖地区杨么起义,被朝廷封为开国公。岳家军由于收编起义军人数猛增。次年,岳家军第二次北上出击,收复洛阳西南险要之地,夺取烧毁伪齐粮秣,逼近黄河。因朝廷不供军粮,功败垂成。虽升职太尉,壮志难酬,岳飞于是填《满江红》抒怀: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137年,金下令取消节节败退的伪齐,以归还河南、陕西为条件诱使南宋议和称臣纳贡。1139年元旦,秦桧代高宗向金使跪拜称臣,接受金朝皇帝诏书,达成和议。岳飞坚决反对,上表称“和好不可恃”,并四次奏辞因和议而赏封给他的官衔,遭秦桧忌恨。

秦桧为了要和金能够进行和平交涉,就一定要对这个持反对意见的岳飞有所行动才行,于是他就将岳飞以谋反的罪名打入狱中,在拷问之后便将他杀死。当岳飞在受拷问时,由于这是天大的冤罪,因此他怎么样都不肯认罪,于是秦桧就让岳飞拿着笔、押着他的手命其写下自白书,因而留下了岳飞在墙上写下“天日昭昭”的故事。意思就是说自己乃是无辜遭陷,老天爷会明白他所受的冤屈。

岳飞死后,他的军队也遭到解散,甚至连岳飞的养子及其心腹等人也都一同被杀害。岳飞在被杀的时候不过三十多岁,十分悲壮地走完他的一生。岳飞便成了民族英雄的象征。

第五篇 名将风流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解放前,沿海各地盛销一种面饼,味略咸,表皮光滑,中间有个小孔,人们叫它“光饼”。据说这种光饼,是为戚继光打倭寇而制成的。

原来,当年倭寇猖獗,行迹不定,忽而蜂拥登陆,忽而呼啸而去,还不时黑夜偷袭,杀人放火。戚继光率领义兵追杀捕剿,兵贵神速,对埋锅造饭,总嫌拖延时间的问题,总想不出办法。

有一次,戚继光行军到达慈溪龙山东门外,有一个老农献上许多中间有个小孔,外边放芝麻的咸饼,以作慰劳。并且说:“别看这饼光光的,它可以用绳子穿着带在身边,饿时撕下,就可充饥。”戚继光连声称赞说:“老伯伯,你想得真周到,真要谢谢你了。有了这光饼,以后行军不会再耽误时间了。”

消息传开,各地百姓都争先做光饼献给军队,“光饼”的名称便从此流传了下来。因为这种饼略带咸味,有的地方又叫它“咸光饼”。

“光饼”的故事告诉我们,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托煎饼之名而进入了他们的生活。由此可见戚继光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作为一代名将,戚继光有很多作为,只是因为他领导的抗倭战争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历史,这个功绩就掩藏了他的其他功绩,尽管它们也很重要。

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从小就立志疆场,保国卫民,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17岁时,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25岁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全省沿海防御倭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久,东南沿海的倭患大起。戚继光被调到倭患严重的浙江任都司佥书,不久升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

蹂躏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明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

倭寇在入侵的初期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人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

戚继光的做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这种支持,戚继光在对士兵所作的训话中就告诫他们应该知道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

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戚继光创立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12人为1队,长短兵器叠用,刺卫兼顾,因敌因地变换阵形,屡败倭寇。利用作战训练间隙,撰成《纪效新书》,阐述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理论和方法,并以此训练戚家军,使戚家军闻名于世。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说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关键因素。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土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戚继光与谭纶、俞大猷等抗倭名将浴血奋战十余年,基本荡平东南沿海倭患。戚继光自己也做到了武将的最高官总兵。不久,又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他到任后,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创建了以火绳枪炮为主的步兵营、骑兵营、车营和缁重营,并使各营成为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协同作战的合成军。同时,在旧长城的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在重要地断修筑重城重墙,并在长城沿线创建了空心敌台,从而真正建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坚强防线。他在北方御边的16年,“边备修饬,蓟门安然”。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9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戚继光在4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或在东南沿海扫灭倭寇,廓清海疆;或在北方练兵御边,使蓟门安然。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明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

戚继光的成功,固然是其个人才能使然。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前后得到了福建巡抚谭纶(后调任兵部尚书)、首辅张居正这两位大员的倾心支持。在一个因人成事的时代,后一点可能更为重要。戚继光晚年的不得志,也完全与张居正的失势相关。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优势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第五篇 名将风流 郑成功收台复台湾

郑成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抗击外国侵略者取得完全成功的英雄。他的父亲郑芝龙,先是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后被明朝政府招抚,当了明朝的官;生母是日本人。郑成功7岁从日本回国,l5岁考中秀才,21岁随父到南京,进太学读书。不久,南京弘光政权垮台,郑芝龙等人拥唐王朱聿键即位福州,改元隆武。郑成功在随父进见隆武帝时,得到隆武帝的赏识,赐姓朱,更名成功,因而被人称为“国姓爷”。他一生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抗清斗争,二是收复台湾。<u>.99lib?</u>

隆武帝在福州建立政权之后,他手下的大臣黄道周是个真心抗清的人,一心想帮助隆武帝出师北伐,但是掌握兵权的郑芝龙却心怀二意,准备投降。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撤掉了仙霞关守兵,不做战备,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隆武帝被俘自杀。同一年,清军到达泉州,招降郑芝龙,郑成功劝父“当三思而行”,但郑芝龙却视为“稚子妄谈,不知天时地势”,终于率部投降。郑成功眼见父亲执迷不悟,气愤之下,就单独跑到南澳岛,召募了几千人马,坚决抗清。清王朝知道郑成功是个能干的将材,几次三番派人诱降,都被郑成功拒绝。清将又派他弟弟带了郑芝龙的信劝他投降。他弟弟说:“你如果再不投降,只怕父亲的性命难保。”郑成功坚决不动摇,写了一封回信,跟郑芝龙决绝。

郑芝龙降清后,不久就被清军挟制北上。与此同时,郑成功母亲也受辱自杀。所有这些都更加激发了郑成功的抗清决心。不久,郑成功在福建安平誓师起兵,仍用唐王隆武年号,自称“招讨大将军”。起兵之后,转战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在金门、厦门地区建立起抗清基地,改中左所(厦门)为思明州,设“六官”理事,分所部为72镇,以示自己不受招抚和“复明”的决心。郑成功年少,有文武才,引起各方面抗清力量的重视和归附,力量迅速发展。1649年,改用永历年号,桂王朱由榔封郑成功为延平公,1653年进封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军事力量对清政府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和消灭南明政权的计划是严重威胁。清政府在军事进剿屡屡受挫之后,曾对郑成功多次招降,答应赦罪授官,封海澄公,授靖海将军,均遭郑成功拒绝。清政府招降不成,把郑芝龙由软禁而投进监狱,让郑芝龙告诉郑成功说,如果不降就把他的亲属全部杀掉。郑成功大义灭亲,反清复明的决心终不为之所动,复信郑芝龙说:“儿昔者再三苦谏而吾父不听,今事已差池,言之何益!设有不幸,儿当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而已!”

经过郑成功的经营,他的部队发展到了数十万人。尽管如此,偏于一隅的永历政权在做过了一些抗清的努力后,终究抵挡不住清兵的围剿,被迫败走厦门。

郑成功返回厦门后,又以余部多次打败清军的进攻。清政府认识到郑成功并不是马上可以消灭的,为了限制郑成功的发展,创造最后消灭他的条件,发布“迁界令”,“步滨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郑成功也认识到“进取不易”,于是决定驱逐荷兰殖民者,退守台湾作为抗清基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1624年,荷兰殖民者用谎言和l5匹粗布骗取了台湾大部分土地,成为独霸台湾的殖民者。收复台湾,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把台湾同胞从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也是郑成功的夙愿。

郑成功回师厦门以后,即令修葺船只,谋划出征。经过一段紧张的物质准备和军事部署,在摸清了荷兰殖民者的底细后,1661年3月,郑成功亲率战船l00多艘、将领l00多员,水陆大军2.5万人,从金门料罗湾出发,挥师东征,开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事业。

郑成功带领部队,以大无畏的气概,首先出其不意地收复了赤嵌城。收复赤嵌城之后,郑成功即向荷兰侵略者的最重要据点台湾城发起进攻。郑成功考虑到“以台湾孤城无援,攻打未免杀伤”,决定用围困的办法等待其自降。但侵略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采取各种手段,提出诸如“每年照例贡纳白银若干万及土产货物”等种种荒谬条件,拖延“谈判”时间,以待援兵。郑成功为了祖国的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的尊严,命令中国讨伐军立即向侵略者发起攻击。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侵略者战饿而死者达1600多人,不得不无条件投降。至此,被侵略者奴役达38年之久的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得到了台湾人民的积极支援。台湾高山族和汉族人民听到祖国军队到来,“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并有人拿起船浆和棍棒,夺取敌人的战刀,配合讨伐军作成。收复之后,郑成功极为重视民族政策,明文规定,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并亲巡各地,安抚高山族同胞,保护高山族利益,教习牛犁耕耙之法,五谷割获之方,帮助高山族人民发展生产。同时,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并奖励农桑。所有这些,都为台湾的开发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创造了条件。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业绩,其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是为了祖国的领土完整而战。就驱逐侵略者、维护祖国版图完整这一点来说,在这之前中国历史上无一人堪与郑成功相比。所以他无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的业绩,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志。同时,这一胜利由于沉重地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极大地鼓舞了亚洲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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