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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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中国历史》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兵家之圣孙子

如果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那么孙子就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军事家；如果说《孙子兵法》排第二，那么就没有哪一部兵法敢自称第一。

孙武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贵族家庭出身为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使他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尚、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些对少年孙武军事能力的熏陶与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以展现自己才华的念头。

孙武认定吴国是他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年），孙武逃奔到南方的吴国。吴王阖闾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即位后，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继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向吴王介绍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吴王不信，伍子胥便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7次，吴王才答应接见孙武。

周敬王四年(前516年)，吴王阖闾亲自召见孙武。孙武见了阖闾，便把自己所写的13篇《孙子兵法》呈给阖闾看。阖闾每看一篇，都拍案叫绝。吴王欲试孙武用兵，对他说道：“先生所著兵法十三篇，我都拜读过了，那里面所谈，甚是精妙，不知您的理论，可不可以拿来实地操练一下？”孙子答道：“当然可以。”阖闾又说：“可以就近调我的宫女来演练吗？”孙子回答：“自然可以。”于是阖闾调出宫女一百八十人交他操练，孙武将宫女编成两队，并以吴王两个宠姬分任两队队长，然后要她们全体持戟，准备操练。

孙武向她们发令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和后背吗？”宫女回答：“知道！”孙武号令她们：“我发令向前，你们就看你们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就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右，就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后，就看背所对的方向。”号令交待清楚，便陈设出斧钺等刑具以示警诫，又“三令而五申之”，反复说明。于是击鼓传令向右，宫女们都大笑起来，孙武对宫女们说：“约束不明，号令不熟，这是将领的过错。”又交待好几遍，然后击鼓传令向左，宫女们又大笑。孙武说：“纪律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既已交待明白，却不依号令去做，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要斩两位队长。台上观看的吴王见要斩他的爱姬，大吃一惊，忙派人传令：“我已经晓得将军善用兵了。如果没有这两个妃子，我连吃东西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他们。”孙武说：“我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杀了两个队长示众。依次用后二人为队长，再击鼓操练，向左向右，上前退后，跪下起立，无不符合命令和纪律要求。这时，孙武派人向吴王报告：“队伍已操练整齐，大王可以过来看看，听凭大王怎样使用他们，即使叫他们赴汤蹈火，都是可以办到的。”吴王知道孙武的确善于用兵，就任命他做了将军。

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治军理国，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军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和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继而准备攻楚，孙武认为时机未到，请再等待。伍子胥则提出疲楚的战略，建议把部队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击楚国的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用这种战法来骚扰楚军，消耗楚的实力。阖闾采纳了这个意见，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孙武和伍子胥还根据楚与唐、蔡交恶，楚国令尹子常生性贪婪，因索贿得不到满足而拘留蔡、唐国君，蔡、唐两国对楚极其怨恨的情况，献联合唐、蔡以袭楚之计。蔡、唐虽是小国，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翼作深远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吴军要由今天的苏州进到江陵附近，进行千里战略奔袭。孙武等人协助阖闾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的进军路线，即从淮河逆流西上，然后在淮油(今河南潢川西北)弃舟登陆。再乘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从著名的义阳三关，即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直插汉水。吴军按照这一进军路线，顺利地到达汉水，进抵楚国腹地。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战败。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乎灭掉楚国。

在吴王北上与齐晋争霸的斗争中，孙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此后，孙武隐居，不知所终。

孙武之所以在古今中外享有盛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为后世奉献了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兵家圣典《孙子兵法》。这薄薄的一部书是对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的总结和升华，是对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春秋时期先进的社会思想交合的产物，是尚武崇智的齐文化孕育的奇葩，同时也是孙武智慧的结晶。《孙子兵法》不但成为许多国家的军事指挥员们在战场上角逐胜负的指南，而且已登上了一些国家的最高“殿堂”，成为他们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在非军事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其中所包蕴的智慧，真可谓“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杀戮无度的白起

在秦兼并天下、征服各诸侯国的战争中，秦将白起指挥了数十次重要战役，战功赫赫，影响深远。可以说，白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杀人如麻。与他为敌的人要杀，已经投降的人还是要杀。

周郝王二十一年，白起被秦昭王任命为左庶长，率兵夺占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并继续北进。韩、魏联军34万人据险迎战，此时秦军兵力不到韩、魏联军的一半，双方相持。翌年，白起利用韩、魏两军之间互相猜疑、互不配合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先以一部牵制韩军，集中主力猛攻魏军，在消灭魏军后，再围攻韩军。取得歼灭韩、魏联军24万，俘韩主将公孙熹的战绩，他因功升为国尉。

二十六年，白起升为大良造(最高军事长官)，率兵攻魏，攻克61城。

三十六年，白起奉命率兵数万攻楚。楚是战国七雄中土地最广，人口和兵员最多的国家，但君臣不和，武备不修。白起的兵力虽仅及楚军的十分之一，仍决定奔袭楚国。秦军顺汉水南下，攻占邓(今湖北襄樊北)，逼近楚的别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楚急调大军数十万北上守鄢。白起见难以攻克，便在鄢西百里处筑坝蓄水以灌鄢，淹死楚军民数十万人，随后乘势攻占西陵(今湖北宜昌)。翌年，他率军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秦置郢为南郡，白起受封武安君。三十八年，白起又溯江而上，攻克巫(今四川巫山北)，再南下平定黔中(今湖南西部)。

四十二年，赵、魏联军攻韩，白起率兵去救，大败联军，斩魏兵13万，溺死赵军2万人于黄河中。

五十一年，白起率兵攻韩，至五十三年，攻克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韩本土和上党郡的联系。韩王想割上党郡以求和，郡守冯亭将该郡17城献给赵国。五十四年，秦派兵攻赵，克上党，进至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赵将廉颇坚守长平，秦难以攻下，乃派人携重金入赵，挑拨赵王和廉颇的关系。赵王以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廉颇为将。次年八月，赵括至长平即改变廉颇的部署，要同秦军决战，秦任白起为上将军去长平前线指挥。为麻痹赵括，秦对此项任命秘而不宣。白起利用赵括骄傲轻敌的弱点，交战时佯败而退，赵括率军猛追至秦军营垒。白起以一部坚守，以2万人迂回到赵军后面，切断其退路；另以5000骑兵冲乱赵军营垒，防止出援。赵军被分割、包围后，只得就地筑垒，转攻为守，白起见赵军仍有战斗力，乃围而不攻。至九月下旬，赵军已绝粮一个多月，赵括多次组织突围无效，本人被乱箭射死。白起乘势发起总攻，赵军40余万人全部投降。传说，白起允许赵军投降后，又说：“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除释放240名最年轻者外，将其余全部活埋。

长平之战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歼灭战先例。白起前后大小70余战，从无败绩，从最低级的武官一直升到最高军事长官大良造，并受封为武安君，六国人闻白起之名而色变。

长平之战共杀人45万，连同以前攻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攻楚于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于华阳斩首13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卒2万，攻韩于陉城斩首5万，共一百余万，这是白起的一张极不完全的杀人账单。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居二分之一。

长平战后，赵国青壮年几乎死伤殆尽，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连一向弱小的燕国都趁火打劫，出兵攻赵，幸被老将廉颇击败。此后赵国虽有名将廉颇和李牧两人，却已元气大伤，为秦所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白起为秦国立下战功无数，最终却为秦王所忌，不得不自杀而死。他临死前终于向命运屈服，认为自己有这一天也是杀人过多应得的报应。正所谓“罪莫大于杀已降”，白起坑杀赵军40万，连上天也容不得他了。但是正如白起所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放掉俘虏，那么战争将难以止息，各国纷争的局面将继续维持下去，战争所带来的灾乱也将继续，天下统一就很遥远了。孰功孰罪，实在难以判断啊！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孙膑围魏救赵

在中国人的词典里，孙膑是和三十六计之一的“围魏救赵”联系在一起的。孙膑是兵圣孙武的后裔，曾和魏人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深感自己的本领不如孙膑，怕他超过自己，就派人将他骗到魏国，施以刑罚，将他的膝盖骨剔掉，使孙膑终生残废，想让他从此避世隐居。

孙膑惨遭迫害，并没有心灰意冷，他默默地等待机会。后来齐国使臣到达魏国时，孙膑暗地里会见使臣。齐国使臣知道他乃当世奇才，便偷偷地将他送回齐国。齐将田忌知孙膑之才，极为敬重，待如上宾。

田忌常与齐王赛马，赌金甚高，但因马匹不如对方，经常在比赛中败北。孙膑知道了田忌他们赛马的规矩，就对田忌说：“将军押上重金，我一定能让您得胜。”田忌深信不疑，押上千金。开赛前孙膑对田忌说：“您用自己的下等马和大王的上等马比赛，用自己的上等马和他的中等马比赛，用自己的中等马和他的下等马比赛。”结果一负两胜，赢了齐威王一大笔钱。以往比赛，田忌都输给了齐威王，这次齐威王对田忌突然赢了自己感到奇怪，就问他用的是什么办法，田忌借机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孙膑讨教兵法，发现他确实是大将之才，因孙膑身体残疾，只好拜他为军师。孙膑终于以赛马这种纨绔子弟所喜好的游戏得到了国君的赏识，有了显名后世、扬威疆场的机会。

公元前353年，魏国派庞涓率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今属河北），赵国向齐国求救。齐王派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出兵援救赵国。田忌的意见是率军直趋邯郸，孙膑献计说：“要解开杂乱的结就不应该生拉硬拽，要劝阻别人打架就不能一块儿动手。避开强势，攻击空虚部位，利用有利于我的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停止，事情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现在魏国和赵国互相攻打，精锐部队必然都在外面战斗，而留在家里的都是些老弱残兵。将军不如率领军队直接攻打魏国首都大梁，那么魏国必然撤军自救，这样我们便一举解了赵国之围而且可坐享以逸待劳之利。”田忌听从了他的建议，魏国果然撤军邯郸，回来救大梁。齐军在庞涓回师必经之地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伏兵截击，将魏军打得大败。“围魏救赵”变攻坚为击虚，变被动作战为以逸待劳，变击敌有备为出其不意，比直趋邯郸参战确实高明得多。成为历史上的经典战役和“围魏救赵”这一计策的代名词。

公元前349年，魏国与赵国联合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以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仍采取攻其必救的战法，率军直趋大梁，迫使攻韩魏军回救。与桂陵之战不同的是，魏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兵10万，东出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不但决心击败齐军，而且确定了乘势吞并莒地的战略意图。孙膑对田忌说：“魏国的军队向来自恃强悍勇猛而轻视齐军，认为齐军胆怯懦弱。善于用兵的人就应利用其骄傲情绪而使之朝着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兵法上说：‘急行百里同敌人争利，主将就有受到损折的危险；急行五十里同敌人争利，部队只有半数兵力赶到。’”因此，孙膑定下了减灶增兵的计策。齐军进入魏境后首先垒筑10万个锅灶，第二天垒筑５万个锅灶，第三天垒筑３万个锅灶。庞涓率军回国后，追赶齐军走了三天，非常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懦怯，进入我境才三天，它的士兵就已逃亡过半了。”于是，他丢下步兵，率领精锐骑兵昼夜兼程地追赶齐军。

孙膑计算庞涓的行程情况，料定他天黑时候应当到达马陵。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多为险崖峭壁，可以埋伏部队。齐军刮去一棵大树的表皮，在其露白之处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下”字样。同时，田忌派遣万名士兵持弓箭伏于道路两旁砍倒的树木之下，约定说夜里看见火光亮起，万箭齐射。庞涓于天黑时候追到马陵，站在那棵树下，发现树干露白之处写有字迹，便让人点燃火把照亮写字处。他还未读完，齐军万箭骤然齐发，魏军顿时乱作一团，彼此失去联系。此时庞涓知道自己中了敌人诱兵之计，失败已成定局，羞愤之下自杀而死。

孙膑两战克敌，在战争史上留下“围魏救赵”、“减灶增兵”两个经典战例，为后人所称道。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孙膑所著兵法的残简，经过整理，现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书为研究孙膑的军事思想提供了依据。孙膑身残志坚，足智多谋，善于因势利导，避实击虚，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可谓文能安邦、武可定国。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始皇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和骄傲，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空前绝后的大英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一统天下的人，是皇帝称号的发明者。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侵犯中原，焚书坑儒终结了百家争鸣，也为汉朝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埋下伏笔，郡县制更是奠定了东亚大陆大一统的基础。

秦始皇（公元前259-221年）姓嬴，名政，为秦庄襄王之子，13岁即被拥立为秦王。8年后，在蕲年宫举行加冕礼，亲理国政。此后，嬴政继承了自秦孝公以来变法革新、奖励耕战等一系列政策，选贤任能、厉兵秣马、富国强兵，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公元前230-221年，历经10年的统一战争，他先后消灭了韩、赵、燕、魏、楚、齐等诸侯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秦始皇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他让大臣们讨论他的称号，有的主张用“帝”，有的主张用“皇”，这主要来自远古的三皇和五帝传说。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高过了三皇和五帝，最后将皇和帝并称为“皇帝”。由皇帝来掌握全国的政权，不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容易导致天下大乱。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对名称也做了规定：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秦始皇为了将大权集于一身，日理万机。白天审理案子，晚上还要批阅公文，而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秦始皇对中央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改革。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在地方实行郡县制代替夏商周时代的分封制，这两项制度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建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长城西起陇西的临洮（现在的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现在大同江一带），长达万里。

为消灭战争，杜绝人民群众的反抗，秦始皇下令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以防作乱。又修建官道，即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弛道宽达50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弛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既便于监视，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同时，秦始皇还改革并统一了原来混乱的度量衡和货币，汉字也得到了统一，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

秦时的疆域异常辽阔，北到长城和阴山，南到南越，即现在的岭南地区。秦还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进行管理，疆域的西界是陇西，东则延伸到了辽东。

秦始皇由于实行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折，要求进行焚书。即除了《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凡违抗命令，议论政事的人一律处死。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除了少数史书之外，最后只留下关于农业、卜算和医药的书籍。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全国进行焚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和法律一样是秦朝暴政的集中体现。

只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百姓和士人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对他不利的言论遍布天下。这使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最后抓到460多人。秦始皇下令一块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因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

秦始皇的文治武功到此遇到严竣的挑战。秦始皇在修建长城之外，又大兴土木修建富丽堂皇的阿房宫和庞大的骊山陵墓。这些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数百万人参与服役，而当时秦国的人口总共不过两千万。几个庞大的工程就足以毁灭这个国家了。

秦始皇去世1年之后，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贫苦百姓纷起响应。秦王朝仅存在15个春秋，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纵观秦始皇的一生，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功绩不可泯灭。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大风起兮云飞扬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大风歌》

一首《大风歌》吟出了刘邦的豪情壮志和雄图远略，吟出了大汉王朝四百载绵绵帝统。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江苏沛县的亭长刘邦奉令押送一批民夫往骊山修筑陵墓，途中，民夫边走边逃，愈来愈少。他干脆将他们全都放走，隐藏在芒砀山，等待时机造反。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刘邦在萧何、曹参等支持下，起兵响应，占领了沛县，被推举为沛公。陈胜死后，他和项羽领导的起义军成为了反秦的主力。秦王子婴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率10万大军抵达灞上，子婴投降。刘邦进入秦都咸阳，秦朝灭亡。他废除秦朝苛法，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偿命，伤人者法办，偷盗者治罪，因而深得民心。后项羽率40万大军赶来，驻扎于鸿门。刘邦退让一步，被项羽封为汉王，占有巴蜀、汉中之地。这以后，他在张良、萧何、韩信等人的辅佐下，出兵关中，和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即皇帝位，后定都长安，国号汉，史称前汉、西汉。

刘邦从一介布衣起事，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他的长处在于知人善任，不拘小节。天下安定之后，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宴会，招待群臣。正当大家酒酣饭饱之时，刘邦问众人：“各位爱卿，请大家坦率地无所隐瞒地说出心里话，来回答我的两个问题。我刘邦之所以得天下原因何在？项羽得天下而又失天下原因又是什么？”

高起、王陵回答说：项羽性情傲慢，喜欢侮辱别人；陛下性情仁厚，注意爱护别人。但是陛下攻城略地，土地都分封给众将，财物均与大家共享；项羽却嫉贤妒能，对贤能的人不能信任，对有功的人不加赏赐，得到土地不愿分封功臣，这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须知治国兴邦，以人为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应军需粮饷，我比不上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则必胜，攻则必取，我又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之杰，我却能够任用他们，所以能够取得天下。项羽有范增这样的贤人却不能用，所以失去了天下。”

刘邦把胜败得失归于用人，的确抓到了根本，不愧是一代开国之主。古往今来，称雄天下的英雄们不一定文可以安邦，武足以定国，但却没有哪一个不善于识别人才和任用人才。正所谓得人者得天下，不得人者失天下。诸葛亮智绝千古，却在人才上面栽了跟斗。魏延有大将的才华，不得诸葛亮的信任和重用，反而被逼谋反。马谡只会纸上谈兵，却为诸葛亮重用，以致街亭失守，全盘皆输，这恐怕也正是诸葛亮七次北伐而无功的原因吧。

刘邦即位后，面对天下残破的局面，他实施了一系列安定社会，休养生息的政策：重本抑末，打击商人；招抚流亡，释放奴婢；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命令萧何修改秦律，制定《汉律》九章。废除了残酷的夷三族和连坐法，又令韩信审定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制定礼仪。在对外关系上，与匈奴约为兄弟，实行和亲政策，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这些措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中央集权的巩固，给以后汉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刘邦先后消灭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立了许多同姓王与异姓王对抗，这一来却为子孙后代埋下一颗定时炸弹，汉王朝险些因此倾覆，显然是大大出乎刘邦立同姓王的本意了。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死于长乐宫，葬于长陵，庙号为太祖，谥高皇帝，历史上习惯称他为汉高祖。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其中决定性的人物是韩信。

韩信是江苏淮阴人，年轻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身材瘦小，而且孤身一人，又没有专门的技能谋生，所以常常陷入三餐不继的困境。他跑去投奔一个远亲，住了一段时间，亲戚嫌弃他只会吃饭不会干活。后来，到了吃饭的时候，亲戚不做饭，原来他们早早地做了饭，早就吃过了。韩信知道了，不愿意再寄人篱下，就再次远走他乡。有一回，他好几餐都没有吃到东西，走到一条河边时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一个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婆婆看见了，把他带回家，做了饭给他吃。韩信吃了饭，非常感激，他对婆婆说：“今日您款待我吃了这顿饭，等于救我一命，使我万分感激。他日我一定用千两黄金来作为报答。”婆婆笑道：“堂堂七尺男儿不能养活自己，我已经是快要入土的人了，可怜你这个年轻人，喂你一餐饭，是理所应当的，还求什么报答呢？”她哪里想得到，这个年轻人后来竟然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被皇帝封为齐王。

韩信虽然家境贫寒以至于无米下炊，却见识过人、胸怀壮志，有大将之才。秦始皇驾崩后一年，此时正当秦二世胡亥之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反抗暴秦的统治。一时之间，天下纷起响应，刘邦起兵于沛，项梁、项羽叔侄二人亦起兵江东，韩信即前往投奔。项梁兵败身亡之后，韩信即归于项羽属下，项羽任命他为郎中。韩信多次向项羽进言献计，项羽刚愎自用，暗地里非常瞧不起韩信。韩信心知在项羽手下终无出头之日，即转而投奔刘邦。后得滕公推荐，被刘邦任命为治粟都尉，管理粮草，韩信杰出的军事才华始终得不到施展。韩信多次与萧何闲聊，萧何深为韩信的才华所折服，认为汉王刘邦如得天下，非有韩信不可。

萧何多次劝刘邦重用韩信，均为刘邦拒绝。后刘邦在南郑打了败仗，将领士兵逃亡的非常之多，韩信认为刘邦不会重用自己，便趁机离开了。萧何听到韩信离开的消息十分焦急，来不及禀告刘邦就亲自朝韩信走的方向追去。刘邦误以为萧何也离他而去，感到就像失去了左右手一样。

后来，萧何终于追回韩信，前来拜见刘邦。刘邦埋怨他，说道：“随我到汉中的人最近逃跑了几十个，你都没有去追，为什么要追韩信？”萧何说：“那些逃走的人不难得到，韩信则与众不同，他是个千金难买的人才。如果您打算永久地在汉中称王，就不需要任用韩信。假如您欲东向关中与项羽争夺天下，则非用此人不可。”刘邦不以为然，却不好驳萧何的面子，于是说道：“看在你的份上，我用他为将军如何？”萧何说：“不行，这样仍留不住他。”刘邦又说：“任他为大将军怎么样？”萧何说：“这样做就可以了。”刘邦想把韩信招来委以大将军之任，萧何说：“大王待人一向怠慢无礼，如今又像叫小孩子一样把韩信叫来，韩信还是要走。您要真想拜他为大将军，就得选择良日，经过斋戒，然后筑起坛场郑重其事地登坛拜将才行。”刘邦听从了萧何的建议，斋戒沐浴，设台拜将。

起初，众人不知汉王任命何人为将，心中均猜疑不定，后来汉王宣布任命管理粮草的韩信为帅，众将不服。刘邦打败项羽，取得天下，建立大汉帝国后，韩信居功甚伟，远在众将之上。可见使用人才的重要性，而萧何有伯乐辨别人才的长处，也足以名传千古了。

韩信对刘邦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形势，他认为，项羽虽然霸天下而臣诸侯，但百姓不拥护他，所以其强易弱；相反，汉王入关后纪律严明，与民约法三章，得到秦民拥护。因此，假若利用吏卒企望东归的心情，举兵东向，三秦可以夺取。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作了部署，很快占领了关中。

在楚汉战争中，韩信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刘邦兵败彭城后，韩信迅速派兵与刘邦残部会合荥阳，阻挡了项羽的攻势。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时，韩信则率兵在项羽的侧翼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他在击魏时，先以疑兵佯渡临晋，主力却出其不意地奔袭安邑，俘虏魏王豹，平定河东郡。随即又进击代、赵。汉三年十月，韩信在破代后，率兵东下井陉击赵。当时赵王聚兵井陉口，号称20万，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韩信一面以轻骑两千人伺机偷袭赵营，同时以主力万人背水为阵，诱使赵兵倾巢出击。随后汉军两面夹攻，获得全胜，赵王歇被虏获。同时，他又北上降服了燕国。汉四年，韩信拜为相国，率兵击齐，攻下临淄，并在潍水全歼龙且率领援齐的20万楚军。刘邦为稳定人心，只好派张良立韩信为齐王。次年十月，韩信南下与刘邦会师垓下，围歼楚军，迫使项羽自刎。

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被解除兵权，为楚王。经常带兵出入，被人告发谋反。高帝六年，刘邦采纳陈平的建议，伪游云梦，伺机逮捕韩信，带至洛阳，赦为淮阴侯。十年，代相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平叛。韩信原与代相暗通声气，次年又部署家臣诈诏赦诸官徒奴，企图袭击吕后和太子，结果被人告发。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伪称高帝班师回朝，将韩信骗入长乐宫中，斩于钟室，夷其三族。

刘邦与项羽作战，屡战屡败，但是他得到韩信的支持，最终也就得到了天下。刘邦与项羽正面为敌，韩信则北上消灭了魏、赵、代等国诸侯，士气大振，最终对项羽形成合围之势。刘邦得天下，韩信居功自傲，惜乎大将之才不知为臣之道。先是在灭齐后逼迫刘邦封己为王，刘邦自然怀恨在心，天下一统后又不知收敛，早知“飞鸟尽，劲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亡，功臣死”的道理，何不学范蠡泛舟湖海之间，功成身退呢？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雄才大略破匈奴

汉武帝常被后人与秦皇、唐宗、宋祖相提并论，出现于诗词文赋和人们的日常记忆中。汉武帝时代，国家强盛，政治稳定，是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家张骞，就是在武帝建元３年（前138年）出使西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是在武帝征和２年（前91年），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也出现在武帝时代。

汉武帝代表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也留下了许多难解的千古疑团。班固称颂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雄才大略，开疆拓土，还“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前无古人；司马光却说他奢华无度，酷刑重赋，“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截然相反的两段评论，却是同指一人，武帝早已魂消魄散，后人始终无法断定汉武帝英明神武还是遗臭万年。

武帝年轻时，经常聚集一批无赖子弟，逐兔射鹿，远游嬉闹，肆意践踏庄稼，百姓无不切齿痛骂。有一次，武帝盗用姐夫平阳侯名义，在外面胡闹，当地地方长官前往劝阻，武帝的随从甚至想鞭击地方官。官员大怒，率人将几位恶少扣留。最后，武帝亮出信物，才得以脱身。

但顽皮嬉闹只是少年天性，汉武帝的远见卓识不久即显露无疑。

公元前140年，即位不久的武帝发布诏书，要求各级官吏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进谏之士，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武帝从中选拔了董仲舒、主父偃等贤能之士。数年后，武帝命贤良学士上书对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而使并进。”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理论，颁布“推问孔氏，抑黜百家”的诏令，在建元五年设置五经博士，建立太学，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公元前127年，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诏令诸侯王在封国范围内分封所有子弟，由皇帝给予名号，一改此前嫡长子继承的办法，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数年后，又借口诸侯祭宗庙所献黄金分量与成色不足，削夺106人的王侯爵位，是为“酎金”事件。

当然，汉武帝最令后人称道的功绩乃是抗击匈奴。此时，汉朝名将辈出，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敖等人多次征战。至公元前119年，汉军直捣匈奴单于王庭，大破匈奴兵，直追到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内之肯特山），封山而还。此后，匈奴再也无力来犯。

数年后，为得到西域的汗血宝马，汉武帝派10万大军，征服了姑师、楼兰、大宛，结果不过得到数十匹上等好马和数千一般马匹。所失大于所得，穷兵黩武，至此达于极致，留下千古骂名。

数十年南征北战，大汉建国七十余年来所积财富消耗一空。为解决财政问题，武帝又露出了大手笔的风范。先是在全国实行盐、铁、酒的专卖，继而又扩大对商人的征税范围，并重赏揭发偷税行为者。而后又实行均输、平准两策，贱买贵卖，平抑物价；使用五铢钱，统一币制。

但大规模的战争耗费甚巨，又占用劳力，影响生产，终于引起百姓的激烈反抗。

晚年的武帝颇有反悔之意，下《轮台诏》罪己，说“方今之计，在于务农”。遂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任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轮耕增产。这些政策，总算稍稍挽回了局面，奠定了汉室中兴的基础。汉武帝征伐匈奴，使中原百姓免遭兵火之灾，居功甚伟。无此，则中华文明极可能与古希腊、古印度一般惨遭野蛮民族的奴役与破坏，躲过民族文化的一大劫难，终得以绵延数千年以至于今日。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龙城飞将李将军

司马迁著《史记》，本纪十二，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倾注心血最多、同情最深的仅两人而已，一个是屈原，一个是李广。屈原为楚王所忌，英雄无用武之地，终至自沉汩罗江而死。李广英勇善战，却终身不得封侯，老来却又在疆场上招致屈辱，竟至自杀。在司马迁的笔下，对这两个人的描写寄托着他对自己的身世遭遇的万千感慨，因而写起来也是饱含激情，令人油然而生敬仰之心。

李广生于公元前186年，为人木讷，不喜言辞。他身材高大，猿臂蜂腰，灵活自如，祖上世代善射，到了他之后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骑射之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那时候，北方的匈奴经常袭扰汉朝的边塞地区进行掠夺。文帝前元十四年，匈奴又大举入侵萧关。李广正好二十岁，以普通士兵的身份从军击胡，因立战功升为中郎，后来升为武骑常侍，做了皇帝的侍卫。有一次他随文帝出行，时而冲锋陷阵，挫伤敌人；时而格斗猛兽，勇力超群，得到文帝的喜爱，文帝感慨说：“可惜呀！你生不逢时，如果是在高帝（刘邦）的时候，万户侯对你而言都是轻而易举呀！”

到武帝的时候，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镇守边关，多次与匈奴作战。匈奴恐惧，称他为“飞将军”，好几年都不敢侵犯右北平。李广大小70余战，斩杀敌人不计其数，他的老部下因功封为列侯的，不下20人。但是李广到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封侯的机会。

李广为此常常叹息不已。他虽然并不喜好功名，但却为自己始终得不到升迁而闷闷不乐。他求教于一位算卦先生。先生问他：“你一生中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李广考虑了一下，说：“只有一件。那年我奉命镇压羌人叛乱，诱降了八百人，后来却全部杀掉了。”先生说：“这就是原因所在了，敌人已经投降却将其杀掉，这是身为将帅所最忌讳的事情啊。”李广听后默默无语。

李广对部下却仁慈宽厚，获得的赏赐都与部下分享，参加战斗时又勇往直前，因而深得部下的爱戴，部下都很乐意跟随他。他痛恨匈奴屡次侵犯边境，扰乱汉人生活，因而屡次请命与匈奴作战。

但李广运气实在不佳。他年轻时政府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不愿与匈奴为敌。等到汉武帝大动刀枪时，李广又已过盛年。几次大战，李广所率军队均是以寡敌众，不仅无功，反被废为庶人。比他年轻的卫青和霍去病却多次以奇兵获胜。

正是：“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六十多岁的时候，匈奴大规模来犯，不服输的李广再次向武帝请缨出战，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李广带兵和大将军卫青分路进兵，却中途遇上风暴迷失了道路贻误了战机。卫青要向皇帝禀报此事，李广感到非常屈辱，愤而自杀。

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仅仅是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像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就都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但千百年来，留名青史者屈指可数，大多数人连冯唐和李广都不如，终其一生默默无闻，没有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冯唐活了九十多岁，虽无所作为，却因后人一句“何时遣冯唐，持节云中”一句而永垂不朽。李广更是得到“龙城飞将”的千秋美名，万户侯又何足道哉！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卫青不败非天幸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即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卫青北伐匈奴，立下赫赫战功，他善于为人处事、明哲保身，令人无可挑剔，古人诗云“卫青不败由天幸”实在是委屈了卫青。

卫青出身卑贱，其母在平阳公主家做女仆，因丈夫姓卫，她就被称为卫媪。卫青是卫媪与平阳公主家小吏郑季私通所生，后卫媪将卫青送至郑家，郑家竟以奴仆相待。卫青长大后，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便回到母亲身边。平阳公主看到卫青已长成了一个相貌堂堂的彪形大汉，非常喜欢，就让他做了自己的骑奴。每当公主出行，卫青即骑马相随，虽然没有一官半职，但与在郑家时的情景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卫青聪明好学，渐渐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懂得了一些上层阶级礼节。他怨恨郑家对他没有一点亲情，决定冒姓为卫，完全与郑家断绝关系。

公元前139年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卫青也被召到建章宫当差，这成为卫青一生中的转折点。

卫子夫入宫不久，就有了身孕，引起了陈皇后的嫉妒。陈皇后就是汉武帝姑姑的女儿，当年曾让他许下“金屋藏娇”誓言的陈阿娇，与汉武帝成亲后，被立为皇后，但一直未能给汉武帝生一个儿子。她担心卫子夫一旦生下的是个男孩，那就会被立为太子，而卫子夫也就会因此青云直上，成为皇后，这对她的地位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当时卫子夫正得汉武帝的宠幸，陈皇后对她不敢加害，就找母亲大长公主诉屈。大长公主是汉武帝的姑姑，为了给女儿出气，就嫁祸于卫青。她找了一个借口，把卫青抓了起来，并准备处死。卫青当骑奴时结识的好友公孙敖听到了消息，马上召集了几名壮士，赶往抢救，把卫青救了回来。公孙敖还派人给汉武帝送信，告知此事。汉武帝得知后，大为愤怒，索性召见卫青，任命他为建章宫监、侍中。不久，汉武帝封卫子夫为夫人，提升卫青为太中大夫。

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汉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从此，卫青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卫青首次出征，即直捣龙城（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斩首700人，取得胜利。另外三路，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还。汉武帝由此愈加器重卫青，封他为关内侯。

卫氏一门显赫后，京城中有歌谣说：“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其实不然，在两汉时期，左右朝政的外戚大多是靠裙带关系居高位的，而卫青、霍去病却是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为如此，即使后来卫皇后失宠，二人在朝廷的地位也丝毫未受影响。

第二次出征，是在卫青之姐受封为皇后之后，卫青再次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率领３万骑兵，从雁门关出击，斩首数千人。第３次在翌年元朔二年出击云中，压制了河套地方，斩首数千，捕获了牛羊百余万头，击退匈奴的白羊王，而楼烦王也败走，汉朝在河套设立朔方、云中等郡，卫青被封为长平侯（3800户）。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领6个将军和10余万骑兵，从河套深入塞外攻击。第４次出征，目标是匈奴右贤王。公元前123年，卫青为大将军，同样率领6个将军，10余万骑的军队，两次出击匈奴，均大胜而归。

家奴出身的卫青成了贵极人臣的大将军，朝中官员无不巴结奉承。这时，平阳公主寡居在家，要在列侯中选择丈夫，许多人都说大将军卫青合适。平阳公主笑着说：“他是我从前的下人，过去的随从，怎么能做我的丈夫呢？”左右说：“大将军已今非昔比了，他现在是大将军。姐姐是皇后，三个儿子也都封了，富贵震天下，哪还有比他更配得上您的呢？”汉武帝知道后，失笑道：“当初我娶了他的姐姐，现在他又娶我的姐姐，这倒是很有意思。”于是当即允婚，时迁事移，当年的仆人做了主人的丈夫。这样一来，卫青与汉武帝亲上加亲，更受宠信。但卫青为人谦让仁和，敬重贤才，从不以势压人。

霍去病成长起来以后，汉武帝对霍去病恩宠日盛，他的声望超过了舅舅卫青，过去奔走于大将军门下的许多故旧，都转到了霍去病门下。卫青门前顿显冷落，可他不以为然，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心甘情愿地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

公元前106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去世，汉武帝命人在自己的茂陵东边特地为卫青修建了一座像庐山（匈奴境内的一座山）的坟墓，以象征卫青一生的赫赫战功。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匈奴天敌霍去病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虎剑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李白《胡无人》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大获全胜，所凭借的大将不过两人而已，一为卫青，一为霍去病。霍去病自18岁开始征战疆场，22岁已将匈奴打得心惊胆战，再也不敢进犯汉朝。但两年之后，他长辞于世。其生也甚短，其功也至伟。千百年来，未有可与之相比的了。

霍去病是私生子，父亲是平阳县衙的衙役，曾在平阳公主（汉武帝之姐）家当差，母亲是公主家的侍女。私生子的身份注定了霍去病悲惨的童年生活。霍去病虽自幼生活在奴婢之中，艰苦无依，但他随舅父卫青习武，骑射、击刺技艺超群，体魄健壮，寡言守信，智勇兼备。由于姨母卫子夫擅歌舞，受宠于汉武帝，被封为皇后。一人为后，全家都是外戚。霍去病因此18岁即成为皇帝的侍卫，同年随大将军卫青参加与匈奴右贤王争夺河南地（今河套地区）的最后一战，号“嫖姚校尉”。

他率领800精骑，远离大军数百里之遥，乘匈奴不备，选择便于进攻的目标，出奇制胜，斩杀敌兵1028人，首战告捷，被封为冠军侯。

此后，匈奴主力远遁漠北，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孤力单。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升为“骠骑将军”，率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发，进击河西匈奴右贤王（匈奴辖西部地方的最高长官）诸部，6天连续攻破5个部落，势如破竹，险些活捉单于（匈奴最高首领）太子，使浑邪、休屠二王惊恐万状，日夜筑城提防汉军正面进攻。霍去病令全体将士口衔竹箭，马摘响铃，悄悄沿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东急驰1000多里至皋兰山（今甘肃兰州市南）下，与卢侯、折兰二王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当时，汉军因长途跋涉，人马已疲备不堪，但见霍去病一声高呼，跃马向前，连连击杀敌军。汉军士气大振，奋勇斩杀卢侯、折兰二王及部众近9000人，俘浑邪王之子，缴休屠王“祭天金人”。

同年夏，霍去病又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永昌西）出发，进攻匈奴右贤王，以彻底歼灭河西匈奴有生力量。由于沿焉支山北正西挺进的公孙敖部迷失道路，未能如期会师，霍去病随机应变，率军越过居延海（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北），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2000多里，从祁连山麓猛攻浑邪、休屠二王侧翼，斩敌3万余，迫使匈奴退出河西走廊。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由于匈奴单于以战守不力，欲将浑邪、休屠二王问罪，二王决定降汉。汉武帝惟恐敌人行诈兵之术，命霍去病率万骑前往受降。霍去病尚在途中，休屠王已然反悔，浑邪王情急刺杀休屠王，收编其军队。惊闻风云突变，霍去病毅然率军渡黄河，令全军在四万余匈奴部队前列阵进逼。这时浑邪王部许多无诚意降汉的人，纷纷投转马头逃跑，阵营骚乱，颇有倾刻瓦解之势。霍去病当机立断，飞马跃入浑邪王阵中，抓住浑邪王，稳住了匈奴众部。再通过谈判，命浑邪王斩杀8000名作乱官兵，派人护送浑邪王赴长安，自己率领几万匈奴兵，功成而返。汉朝把归附的匈奴部众安置在陇西等五郡关塞附近，又沿祁连山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筑边防城寨。在原休屠王、浑邪王驻地分设武威、张掖两郡与酒泉、敦煌总称河西四郡，既进一步孤立了匈奴，又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汉朝决定派卫青、霍去病率骑兵5万，步兵几十万人合围漠北。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一带），卫青出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分兵越过沙漠，寻求与单于决战。

根据沙漠作战的特点，霍去病大胆选用部分降汉的匈奴人和留居匈奴时间较长的汉人为军校，造成熟知匈奴军情和漠北物候的优势。率领有向导的轻骑兵，离开驻地，深入敌后，“取食于敌”，奔袭两千余里，寻找单于主力部队。由于单于主力西移，他又率部翻离候山（今何地不详），渡弓卢水（今蒙古克鲁伦河），与匈奴左贤王（辖匈奴东部地方的最高长官）部酣战。结果获匈奴顿头等3小王将军、相国、都尉等83人，共斩俘7万余人，匈奴左部几乎全军覆灭。霍去病与卫青胜利会师于瀚海（今贝加尔湖），为庆战功，在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德尔山）立祭天高坛，在姑衍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开祭地广场，后班师凯旋。此役收复大漠以南所有土地，并屯田筑垒防御匈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解除了西汉初年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霍去病也晋升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两年后，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汉武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由披铁甲的官兵列队将灵柩护送到自己的墓穴茂陵东，葬于外形仿祁连山状的高大墓中，墓前还有汉武帝为表彰其战功而立的14件大型圆雕石刻。上书霍去病的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一代名将，至此而终。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云台二十八将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皇帝派人为二十八员功勋卓著的大将画像，并摆放在南宫云台之上，以纪念二十八人为建立东汉王朝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史称“云台二十八将”。西汉末年，谶纬之学盛行，即有人把二十八将说成天上二十八星宿下凡，辅佐真命天子刘秀登上帝位。范晔则在《后汉书》中，为二十八人一一立传，并认为他们“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历代开国，功勋卓著者不知凡几，因功高为皇帝所忌以致惨遭灭门之祸的也不在少数。光武帝刘秀则宽厚明智，厚待功臣，实属难能可贵。他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因此赐予功臣们厚禄高爵，而不让他们参予军国大事。如立下新功，则增加封赏，而不加升官职。功臣们有一些小小的过错，也宽容为怀，不予追究。外国来朝，进贡奇珍异果，光武帝必定先遍赐功臣，而后才考虑三公九卿。因此，云台二十八将，均终身保全荣华富贵，得以安享晚年。这在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实在是绝无仅有的。

刘秀死后，汉明帝以至各代皇帝对28家功臣及其后代，均优容有加，封侯29人，三公2人，大将军13人，列卿14人，校尉2人，州牧、郡守48人，尽可能保持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地位，甚至对已经除国废爵的功臣之后也格外开恩，恢复爵禄。身为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更是举门望族，累世宠贵。其余担任一般官吏的更是不可胜数，天下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

光武帝及以后各朝皇帝宠幸二十八将及其他功臣，本以仁心为本，后果却实在出人意料。功臣之后受朝廷信任和重视，屡代为官，逐渐成为享有特权的地主阶层。久而久之，终于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豪强地方阶层，乃至成为东汉末年导致东汉分崩离析、地方割据的主要因素。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鉴知兴替

作为唐朝的开国者之一，唐太宗的统帅能力，以及在他统治期间的文治武功，与历代贤君明主相比毫不逊色，而他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胸襟宽阔、开明大度、容人之量都是任何其他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他的这些特点不仅展现在为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上，也影响了其后的唐朝皇帝，使得唐朝中前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的时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开明，才开创了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篇章，唐代也成为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唐太宗李世民为唐高祖李渊次子。隋末，李渊先后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突厥，李世民随父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乃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晋阳起兵，反抗隋朝的残暴统治。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而后逼李渊禅位于己，次年（627年）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贞观（627年～649年）年间，由于唐太宗比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与其大臣房玄龄、魏征等人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休息，留心治道。这个时期，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国势强盛，民族关系融洽，被赞誉为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及其辅臣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害怕像隋朝那样覆舟。他认为，隋朝之所以覆亡，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唐太宗便采取了与隋朝相反的做法，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样做，使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稳定，大唐的统治也就可以长久了。

唐太宗即位之初，便定下“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太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下臣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部下，有的是宿敌，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他希望唐太宗能够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唐太宗很重视魏征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征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良久。像唐太宗这样贤明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此两点息息相关。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诫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也大大提高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威望。突厥灭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奚、室韦等十几个部和西域的各小国都纷纷要求归属；逃到高昌的突厥人，听说唐朝对归降的突厥人待遇优厚，重又回来归唐。公元630年3月，西域和北部边疆各族的君长来到长安，请尊奉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的事吗？”群臣和各族君长都高呼万岁！从此，唐太宗不仅是唐朝的皇帝，还是各民族的“天可汗”。他晚年曾得意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确，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古来的帝王所不可比拟的。

649年，唐太宗逝世，在朝廷作官和前来朝贡的少数民族首领几百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悲恸地放声大哭。有的甚至剪去头发，划破面孔，割去耳朵，鲜血满地。有人闻讯赶来，请求杀身殉葬。松赞干布也上书效忠致哀：“先皇晏驾，天子新立，巨子有不忠的，我将率兵赴难。”这些都表明唐太宗统治时期乃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凌烟阁二十四元勋

唐代长安城皇宫内三清殿旁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楼，名为凌烟阁。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真人大小的图像，并时常前往怀旧。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皇帝，很善于处理君臣关系，恩威并施，双管齐下，把一个个能人异士治理得服服贴贴，却又使名将功臣多半得以善终。凌烟阁二十四元勋像就是例子。当时李世民年迈体衰，开始怀念往事，追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战斗岁月。将他那些老部下的形象绘入凌烟阁，其中的真情多少有一些，而附带的用意却也很明显。

二十四元勋名录如下：

赵公长孙无忌第一。李世民长孙皇后之兄，自幼与李世民友善，李渊太原起兵后投靠李世民。参与历次战役，尤其在玄武门之变中起主要作用。李世民评价为“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李世民去世后，受遗命辅佐唐高宗。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失宠，后来被诬陷谋反，自杀。

赵郡王李孝恭第二。其父为李渊堂弟，李渊起兵后，他负责经略巴蜀。得李靖之助，灭萧铣、辅公佑，长江以南均受其统领，战功几可与李世民分庭抗礼。李世民登基后，退出权力中心，以歌舞美人自娱。贞观十四年，暴病身亡。

莱公杜如晦第三。李世民主要幕僚，李渊攻克长安时投靠李世民，得房玄龄推荐而受李世民重用，为十八学士之首。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玄武门之变主谋。贞观年间与房玄龄共掌朝政，但于贞观四年病故，年仅四十六岁。深为李世民痛惜，死后极尽哀荣。

郑公魏征第四。原为李密谋士，后随李密降唐，为唐朝招降李世绩。窦建德进攻河北时被俘，窦灭亡后重回唐朝，隶太子建成麾下。玄武门之变后，归顺李世民。因感知遇之恩，凡事知无不言，以进谏著称。李世民评价说贞观之前辅佐之功以房玄龄第一，贞观之后以魏征第一。贞观十六年病故。

梁公房玄龄第五。李世民主要幕僚，善于谋略。李渊起兵后派李世民进攻渭北，房玄龄受温彦博推荐投入李世民幕府，被委以心腹，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玄武门之变主谋。李世民登基后论功行赏，被比为汉之萧何。贞观年间负责行政，为相近二十年，深得李世民信任。出征高丽时被委以留守重任，贞观二十三年病故。

申公高士廉第六。长孙后、长孙无忌的亲舅舅，二人之父早死，实际由高士廉抚养。高对李世民极为器重，以至主动将长孙后许配给李世民。因得罪杨广，被发配岭南，随后中原大乱，被隔绝在外，直到李靖灭萧铣南巡时才得以回归。其人善行政、文学，为李世民心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

鄂公尉迟敬德第七。原为刘武周部将，刘武周灭亡后投降李世民。起初不被众将信任，几乎被处死，但李世民坚持启用他。唐郑决战时有单骑救主之功，得以稳固地位，此后以勇将身份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玄武门之变的主要角色，亲手杀死齐王李元吉，又率兵威逼李渊下旨立李世民为太子，拥立之功第一。突厥倾国进犯时以骑兵迎击取胜。天下安定后无用武之地，晚年闭门不出，最终得享天年。

卫公李靖第八。是“使功不如使过”的典型，曾试图揭发李渊谋反，因此几乎被李渊处死，幸而为李世民所救。后来戴罪立功，协助李孝恭经营巴蜀、灭萧铣、辅公佑，被李渊评价为“萧、辅之膏肓”。拒绝李世民的拉拢，未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年间负责抵御突厥，成功地消灭突厥政权，战功无人可及。后来又挂帅出征，消灭吐谷浑势力。因军事能力过高遭人疑忌，屡次被诬告谋反，为免嫌疑，主动退休闭门不出，直到老死。

宋公萧禹第九。隋炀帝萧后之弟，以外戚为隋炀帝重臣。因反对出征高丽，被贬为河池郡守，到任后受薛举进攻，奋力抵御。李渊起兵后，归附唐朝，善行政，为李渊重用。李世民即位后，因与房玄龄、杜如晦不和，多次得罪李世民，仕途沉浮，但从不“改过自新”。后来李世民评价其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褒公段志玄第十。李渊在太原时的旧部，起义功臣。参加历次重要战役，以勇武著称。李世民兄弟相争时，拒绝建成、元吉的拉拢，忠于李世民，并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其人治军严谨，李世民评价为“周亚夫无以加焉”。贞观十六年病故。

夔公刘弘基第十一。游侠，隋炀帝征高丽时，因避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太原起兵时，与长孙顺德一同负责招募勇士，有大功。进攻长安途中于霍邑之战阵斩隋主将宋老生，攻克长安后被评为战功第一。进攻薛举时在浅水原大败，力尽被擒，李世民灭薛氏后获救。又在刘武周进攻太原时战败被俘，侥幸自己逃回，随后配合李世民在介休歼灭宋金刚。因唐朝与突厥关系恶化，常年驻守北边抵御突厥。贞观年间曾随李世民征高丽。唐高宗时病故。

蒋公屈突通第十二。原为隋朝大将，历仕杨坚、杨广，战功赫赫。杨广南巡江都，委以镇守都城长安的重任。李渊起兵后进攻长安，屈突通率部下死战，力尽后自杀未遂，最终投降李渊，被封为兵部尚书。参与唐朝历次重大军事行动，尤其灭王世充被评为战功第一。后被委派镇守洛阳，于贞观元年病故。

郧公殷开山第十三。李渊旧部，太原起兵时投奔李渊，参与攻打长安。进攻薛举时，在浅水原大败，与刘文静一同被追究责任，贬为庶民。后随李世民灭薛氏有功，得以重被任用。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在进攻刘黑达时，染病身亡，是凌烟阁功臣中最先去世的一个。

谯公柴绍第十四。李渊之婿，娶平阳公主。李渊起兵时身在长安，侥幸逃脱追捕前往太原。参与攻克长安、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重要战役。贞观年间作为主将消灭最后一位反王梁师都。贞观十二年病故。

邳公长孙顺德第十五。李世民长孙后之叔，外戚。隋炀帝出兵高丽时，为避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与李氏父子友善。太原起兵时，与刘弘基一同负责招募勇士，有大功。进攻长安时任先锋，擒隋主将屈突通，此后功劳不显。玄武门之变充当打手角色。贞观年间因多次贪污被弹劾，李世民不忍治罪，只贬官而已，病故。

郧公张亮第十六。原为李密部下，隶属李世绩，随李一同降唐，得房玄龄、李世绩推荐入李世民幕府。李世民兄弟相争时，派其到洛阳招募私党，被元吉告发而下狱，张拒不招供掩护了李世民，因而有功。贞观年间，因善于行政而颇得信任，又揭发侯谋反、随征高丽而立功。但其后因好巫术而逐渐名声败坏，贞观二十年被告谋反，受诛。

陈公侯第十七。李世民心腹，常年担任其幕僚。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人。贞观年间，担任李靖副将击败吐谷浑，又任主将击灭高昌。回朝后因私吞高昌战利品而被弹劾，为此怀恨在心。李世民诸子争当太子的斗争中，依附太子李承乾，图谋杀李世民拥立承乾，事泄被杀。

郯公张公谨第十八。原为王世充部下，后投降唐朝，受李靖推荐进入李世民幕府。因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谋划而得到赏识，又在事变时充当主要打手，功劳很大。李世民登基后，命其为李靖副将抵御突厥，协助李靖灭亡突厥。次年病故，仅三十九岁。

卢公程知节第十九。本名程咬金，原为瓦岗军勇将，李密失败后降王世充，因不满王的为人，与秦叔宝一同降唐，分配到李世民帐下。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玄武门之变的主要打手。唐高宗时出征贺鲁，屠杀已投降的平民，因此免官，后病故。

永兴公虞世南第二十。隋朝奸臣虞世基之弟，自幼以文学著称。宇文化及江都兵变后被裹胁北返，宇文化被灭后归窦建德，窦死后入李世民幕府。此后尽心辅佐李世民，被评价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贞观十二年病故。

渝公刘政会第二十一。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老部下，随李渊起兵，首义功臣。此后负责留守太原，刘武周进攻时被俘。忠心不屈，还找机会打探刘武周军情密报李渊，刘武周灭亡后获救。曾担任刑部尚书，贞观九年病故。

莒公唐俭第二十二。唐家与李家均为北齐大臣，有世交之谊，唐俭亦与李渊为友。参与李渊太原起兵的谋划，最大功劳是揭发独孤怀恩谋反，被特赐免死罪一次。贞观初年负责与突厥外交事宜，被李靖“谋害”，竟奇迹般逃生。后来任民部尚书，因怠于政事贬官。唐高宗年间病故。

英公李世绩第二十三。原为瓦岗军大将，少年从翟让起兵，翟死后跟随李密。李密降唐后成为独立势力，但仍坚持以李密部下的身份降唐以示不忘故主，被李渊称为“纯臣”。遭窦建德进攻后，因父亲被窦擒为人质不得已投降。密谋暗杀窦重归唐朝，但未能成功，侥幸逃走。随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达，又担任主将灭徐圆朗，随李孝恭灭辅公佑。拒绝李世民的拉拢，未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年间与李靖一起灭亡突厥，此后十六年负责唐朝北边防御，多次击败薛延陀势力，又随李世民进攻高丽。李世民死后辅佐唐高宗，被委以重任，担任军事主将再次出征高丽，终于将高丽灭亡。唐高宗重画其形象于凌烟阁。灭高丽后次年病逝。

胡公秦叔宝第二十四。本为张须陀部下勇将，张死后归裴仁基部下，又随裴投降李密，为瓦岗军大将。在李密与宇文化及童山之战中立下大功。李密失败后投降王世充，因不满王的为人，与程知节一同降唐，分配到李世民帐下。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每战必冲锋在先。玄武门之变的主要人物。后因历次作战负伤太多而疾病缠身，贞观十二年病故。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风尘侠士李药师

李靖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小说野史都给了他光彩照人的一笔。野史小说封他为风尘三侠之一，把他和子虚乌有的红线女、虬髯公搅在一起，塑造成一个来无影去无踪、仙风道骨、为人仗义的江湖豪侠形象。而历史上真实的李靖却是一个深谙经韬纬略的唐朝开国元勋大将，文武全才，古今少有，可算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善始善终的风流人物之一。

李靖原名李药师，后来因功被唐太宗封为卫国公，故人称李卫公。李家从后魏到隋朝，世代为宫，隋朝灭陈名将韩擒虎就是他的舅舅。李靖青年时就由科举进入仕途，当了地方官。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钻研兵书，常与其舅韩擒虎讨论用兵之道，受到韩擒虎与宰相杨素的赏识。当隋炀帝倒行逆施引起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时，李以贵族子弟的身份，仍然忠于隋朝。他发现太原留守李渊有谋反之心，打算向隋炀帝报告，结果被乱兵阻在长安城，反而被李渊捉住，幸被李世民救下，从此成为李世民手下的干将。

李靖归顺唐朝后，依然受到李渊的猜忌，好在李渊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杀他。后来，李渊派李靖率领部下八百士兵南下消灭萧铣的梁国。以区区八百人与拥兵十万的梁国为敌，不啻为飞蛾扑火，自寻灭亡。这个任务自然难以完成，只不过是李渊借刀杀人之计而已。好在李靖福星高照，先是以八百士兵在征途中镇压了一起少数民族的叛乱，并趁机收编了五千士兵，一时间军威大振。李渊发现李靖有大将之才，就顺水推舟，说什么“使功不如使过”，任命李靖担任灭梁总帅李孝恭的长史（参谋长）。

这一次李靖终于盼到了出头之日，立下大功。李靖力排众议，在长江水势正猛之时，顺流而下，从四川攻入湖北。这一着攻敌不备可是厉害至极，萧铣根本没想到唐军会在此时进攻，把军队散在各地，一时间竟无可用之兵，都城被唐军围得水泄不通。李靖又使疑兵之计，封锁消息，散布谣言，使梁国各地军队误以为都城已被唐军攻破，因而迟迟未来救援。萧铣无奈之下向唐军投降。

之后，李靖势如破竹，又接连消灭了辅公佑所建的宋国，兵不血刃地收复了岭南各地，至此，江南之地全部平定。李渊下旨褒美曰：“靖，萧（铣）辅（公佑）之膏肓也。”在唐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黄河流域的平定基本是李世民的功劳，而长江流域就是李孝恭和李靖二人的功劳了。

唐朝初年，突厥成为最大的边害，多次犯乱，攻城掠地，掳掠人口和财物，最严重时曾经打到离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桥。李世民继位后，决心消灭突厥，根绝边患。公元629年底，唐军以李靖为总指挥，率李世绩等五员大将领精兵十万，分六路进攻东突厥。

李靖于天寒地冻时出兵，出敌不意以三千骑兵突袭军事重镇定襄城，敌人根本没有防备，城池顺利攻下。突厥兵慌乱之下，误以为唐军主力已经到达，不敢再战，遂遣使求和。太宗李世民应允了突厥求和的请求，并派使者与突厥谈判。

李靖鉴于隋朝时高丽人屡次诈降的教训，决定穷追猛打，彻底消灭敌人。趁突厥人大意之时，李靖以一万精兵迅速出击，神不知鬼不觉地攻至突厥可汗驻地。颉利可汗仓惶逃走，途中被唐将活捉。

这一仗全歼了东突厥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灭掉了其政权。唐朝自建立起就一直生活在突厥威胁之下，当年李渊起兵时为了得到外援不得不向突厥称臣，但毕竟心中深以为耻，后来突厥又支持刘武周进攻唐朝，甚至直接对唐动武，唐朝受突厥欺压可谓由来已久。如今这个大敌竟然就这样被李靖灭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欣喜可想而知。

得知李靖大破突厥的消息后，李渊说：“当年汉高祖被匈奴围于白登，终生没能报仇，我儿子就能把突厥灭了，真不亏我把国家托付给他。”李世民说：“当年迫于形势向突厥称臣，这些年我一直痛心疾首，志灭突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今一战灭突厥，可谓痛雪前耻了。”李世民下旨大赦天下，全国放假五天。李氏父子又召文臣武将在宫中夜宴狂欢，席间李渊自弹琵琶，李世民亲自起舞，其欣喜之情不可言表。

一乱刚平，一乱又起。李靖攻灭东突厥后四年，位于青海和新疆南部的吐谷浑攻打河西走廊，并扣押唐使，凶焰方炽，一时天下震动。

李世民决心铲除这个祸害，下诏大举进攻吐谷浑。在李世民心里，李靖是领兵最佳人选，无奈他已年迈退休。正踌躇间，李靖闻讯，主动请缨，李世民遂命李靖挂帅，率军数万，分五路进袭。

吐谷浑可汗伏允闻道唐军来攻，立即下令撤退，并将沿途野草烧尽，好让唐军马匹无草可吃。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应该暂驻鄯州，待来春草青之时再进兵。但李靖麾下行军总管侯君集不同意，他认为现在吐谷浑败逃，人心离散，如不乘势追击，待来春草青马肥，有利于这种游牧部落，再攻就难了，李靖同意侯君集的意见，遂挥军猛追。一路忍饥忍渴，横越沙漠戈壁，奔袭二千余里，接仗数十阵，最后抵达星宿州。吐谷浑可汗走投无路，被部下所杀，身死国灭。后来，唐太宗将李靖俘虏的伏充嫡子立为西平郡王，诏复其国。西部从此也太平了几十年。

李靖一生战功赫赫，以抗御外侮为主要战绩，类似东汉的马援。他与马援一样，多次被人诬陷，每逢及此，李靖不申辩，不求告，闭门谢客，安然自处。幸好李世民比刘秀明白，并没有因此不信任李靖，一代名将遂得以善终。

李靖一生兵学著述颇丰，著有《李靖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兵家著作，其中后者在宋朝被选入官方的《武经七书》，成为兵学经典，对兵学发展作出了推陈出新的贡献。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夕阳红处是长安

如果说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兴衰史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得到完整的体现，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唐玄宗了。“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之一，比“贞观之治”胜过许多。但是一个安史之乱弄得关中、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此后的藩镇割据更使唐王朝名存实亡，陷入分裂状态。强盛一时的唐王朝至此急剧下滑，病入膏肓，再也没有挽救的余地。

唐玄宗名字叫做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善骑射，通音律，多才多艺。李家天下让武则天弄得几乎整个倾覆，差点就成了武家江山。好在人不能胜天，武则天活到八十多岁时，众臣逼宫，老迈体衰的武则天也只好退位，让中宗李显即位。但是唐王朝为外戚把持的危险并没有消除。神龙元年（705年）中宗李显即位，恢复了唐国号，但政权却旁落在皇后韦氏手中，连中宗也被皇后毒死。韦后又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

好在李隆基出现了。他冒险发动政变，诛杀韦后，迫少帝逊位，由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李隆基以除韦后功，被立为太子。延和元年（712年）八月睿宗传位太子，退为太上皇。李隆基即位，改元先天，是为玄宗。不久太平公主又欲发动宫廷政变以废玄宗，李隆基乃与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于先天二年（713年）先发制人，赐太平公主死，尽诛其余党。改年号开元，唐代进入了开元至天宝长达40余年政局比较稳定的鼎盛阶段。

玄宗早年英明果断。他深知安定升平的政局来之不易，所以即位以后，擢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开元四年（716年）姚崇罢相以后，玄宗又重用宋为相。在姚、宋执政时期唐王朝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富庶。此后玄宗所任用的张嘉贞、张说、韩休及张九龄等亦堪称贤良，各有所长。玄宗在开元初年提倡节俭、毁乘舆服玩，控制僧尼数量，禁民间铸佛像写经，选京官有才识者为地方都督、刺史。以后又在行政、财政、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繁荣。但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盛行，农民逃亡日渐增多，社会政治危机也已经伏下。

从开元末年起，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的唐玄宗想法渐渐发生变化，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产生兴趣和感到快乐了。

在政治上，他以为国富民强，四夷来朝，天下再无可忧之事，便深居禁中，怠问政事。自开元二十二年起，奸臣李林甫专权达19年之久，宦官高力士亦日见重用。玄宗热衷于开边，对吐蕃、南诏、契丹不断发动战争，不仅恶化了民族关系，而且财政上也用度不足。故而又任用聚敛之臣，对人民加紧搜刮；同时大量扩充边军，导致了军事布局上的外重内轻，中央集权被削弱。

杨玉环的出现使他找到了感情的附着点。唐玄宗嗜于声色娱乐，不仅宠幸杨贵妃，甚至爱屋及乌，放纵杨氏姐妹穷奢极欲，并让杨贵妃堂兄杨国忠把持朝政。玄宗一再受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的蒙蔽，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后，直逼长安。唐玄宗于天宝十五年六月急忙率众官及杨贵妃等离长安西逃。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逼缢杀杨贵妃，军情始定。此后，太子李亨率一部分禁军北趋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七月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李隆基率另一部分禁军南逃成都，后被尊为上皇天帝。至德二载，玄宗由成都还长安，居兴庆宫（南内）。宦官李辅国曾因劝肃宗即位之功而深受肃宗宠信。安史之乱平定后，他自以出身微贱，为玄宗左右所轻视，乃离间玄宗与肃宗的关系，迫使玄宗迁居太极宫（西内）甘露殿。玄宗晚年忧郁寡欢，去世后，葬于泰陵。

积数十年之功，方成就开元盛世的繁荣盛，而“渔阳鼙鼓动地来”，转眼间洛阳、长安均为敌人所攻陷。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

当然，唐朝的衰落是一种必然，这一兴盛衰落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封建经济的必然规律。开元盛世的繁荣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贫富悬殊的扩大，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而大批贫民则失去土地，流离失所。这一来，唐朝所赖以兴旺发达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就在无形中土崩瓦解。前朝的繁荣已经为后世的衰败种下了必然之因。

唐玄宗在执政后期沉溺在与杨玉环的缠绵之中，奢侈腐败，任用奸佞，好大喜功，四处征伐。正所谓物极必反，静极思动，表面平静如镜的湖面下早已暗蕴了汹涛巨浪。但是数千年来，没有几个人能够发现这一点，唐玄宗也是一个凡人，所以他成了一个历史的殉葬品。但盛唐的灿烂文化却长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长安则成为怀念往昔峥嵘岁月的寄托。正所谓：“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无以复加郭子仪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唐王朝却因为一位英雄的横空出世而得以延续，得以苟延残喘。这位英雄如天空中的一轮明月，照亮了乱世的浑浊和污秽。他默默无言，以绝世才华、满腹韬略扭转乾坤。他就是被唐德宗尊称为“尚父”的郭子仪。

他精于谋略，用兵持重，治军宽严得当，深得部下敬服。以身许国，临危不惧，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勤于职守，一身系国家安危20余年，对巩固唐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开元年间郭子仪以武举登第。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任天德军（今属内蒙）使，兼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太守、朔方（今陕西北部）节度兵马使。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在范阳（今河北涿县）起兵叛唐，玄宗以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军（今宁夏灵武南）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命率本部军马东讨安史叛军，很快收复云中马邑（今山西朔县）、东陉（今河北属地）等十余郡，郭子仪也以功加封御史大夫。

李光弼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西）人，以骁勇善战闻于军旅，郭子仪和他向有嫌隙，在世人心目中有两虎不能并存之势。当天宝十五年叛军猖獗，中原扰乱，玄宗遍求良将，并以河北（今河北地区）、河东（今山西地区）防务人选征询郭子仪的时候，郭子仪立即推荐李光弼堪当此任。在国难当头之际，郭子仪能秉公心、泯私怨，说明他具有高尚的人格，时人许之以高义，得到社会的普遍赞扬。这年6月，哥舒翰为叛军所败，潼关失守，京城震动，玄宗逃往四川。7月肃宗即位于灵武，身边只有临时凑聚的乌合之众，军容不整，士气低落，而盘踞两京（长安、洛阳）的贼军，声势浩大，气势逼人。肃宗诏郭子仪、李光弼率兵勤王，大军西进灵武，使唐朝临时首都的人心士气为之一振，从此郭子仪的朔方军成为唐朝恢复两京的中坚力量。肃宗即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三月，郭子仪大胜于潼关之后军威大振，攻克蒲州，收复永丰，自此以后，潼关陕西境内再无安史叛军的据点。10月郭子仪又大败安庆绪之军于陕州（今河南陕县）之西，安庆绪渡河逃至相州（今河南安阳），郭子仪护卫广平郡王李豫（后为代宗皇帝）入洛阳，东都人民夹道欢呼王师归来，给民心士气以极大的鼓舞力量。由于军功卓著，肃宗加封子仪为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不久郭子仪入朝谢恩，肃宗派御林军仪仗队迎于灞桥（今陕西西安市东）之上，肃宗慰抚郭子仪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大败于邙山，鱼朝恩败退于陕州；河中军哗变，杀死主帅李国贞；太原军哗变，杀死节度使。朝廷担心哗变士兵与叛军合流，局面无法收拾，若派年轻将领前去弹压，不孚众望，没有权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再度起用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军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今山西新绛）。是年3月，郭子仪临危受命，上任前辞别肃宗。此时肃宗已卧病不起，无法接见。郭子仪奏请说：“老臣奉命，将战死于外，不见陛下，死不能瞑目啊！”他心系肃宗，忠于唐室，仍如往昔。肃宗召他至病榻之前，泣谓郭子仪说：“河东之事，全部委托给你了，”郭子仪洒泪而别。郭子仪至绛州住所，第一件事就是擒拿杀害主帅李国贞的贼首王元振等数十人，当众正法，伸张正气，遏制邪恶，以示惩诫。太原将领章云京亦效法郭子仪，擒诛贼首。从此以后，诸镇官兵军纪肃然，军威复振。

上元二年四月代宗即位，宦官程元振自矜拥代宗即位有功，把持朝政，猜忌元老重臣，对郭子仪更加防范，奏请代宗罢郭子仪兵权，召回长安管理肃宗陵墓事务。郭子仪回京后，将肃宗写给他诏敕20卷，献给代宗，使其洞察自己报国忠心，以释猜忌。代宗阅后诏答说：“我不德不明，使大臣产生忧疑之虑，深以为愧，望勿以为怀。”时叛军首领史朝义尚盘踞洛阳，朝廷派雍王李适为元帅率师征讨。代宗欲以郭子仪为副帅，恰值鱼朝恩、程元振杀大臣裴茂等人，扰乱朝政，郭子仪之任命也就搁置起来。

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陷泾州，刺史高晖被俘投敌，引贼深入京畿，劫掠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东），逼近京师。代宗无计可施，再次启用郭子仪，出镇咸阳。上次罢职，旧部散失殆尽，这次受命出征，只访求到旧部20人。没有战马，只得借用农民耕田牲畜以代。郭子仪赶赴咸阳之日，蕃军已渡渭水，代宗避难陕州（今河南陕县），蕃军进驻长安，扶持李承宏为儿皇帝。这次兵难，朝野皆咎责宦官程元振，程惧，不敢还京，挟天子迁都洛阳。郭子仪上表恳请还都，以安定天下。十一月代宗还京，赐郭子仪铁券以记功，并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忠义。

吐蕃之难方平，叛将仆固怀恩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十月又引吐蕃、回纥、党项联军数十万南下，郭子仪出镇奉天（陕西乾县），坚壁以待，贼军不战而退。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仆固怀恩又诱引叶蕃、回纥、党项、羌、浑等蕃兵及山贼30万贼兵南下，天子亲征，急召郭子仪屯兵泾阳，以1万人抗击30万之众，被贼军围困数重。郭子仪命李国臣、高升二将拒其东，魏楚玉挡其南，陈回光挡其西，朱元琮挡其北，郭子仪本人率甲骑2000出没于前后左右，以为疑兵。胡人见而问唐军：“此是谁？”答称：“郭令公也。”回纥将惊道：“令公尚存？”回答说：“正率众将抗敌。”回纥道：“仆固怀恩妄称令公已亡。既健在，能见之否？”郭子仪免去盔甲，布衣以出。回纥众将大惊，伏地请罪。郭子仪以酒相待约盟而散，终于化解了危机。

郭子仪作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之一，最独特最值得后人效仿之处，不是他的兵法和战绩，而是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他的高妙处。

《太平广记》中评价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翻翻历史书，我们就会知道，一个人要想权倾天下而满朝不忌恨，功盖群臣而君主不猜疑，有多么大的难度！数千年历史也只郭子仪完满地做到了这一点。

郭子仪善于化解敌意，辛酸事往肚里咽，能忍常人所不能忍。郭子仪对皇帝至忠至诚，赏罚必信。遭到皇帝宠臣程元振、鱼朝恩的诋毁时，他在皇帝诏书下达时立即回朝，没有丝毫怀疑犹豫，所以谗言总是不能成功。

在郭子仪带兵破吐蕃、灵州时，宦官鱼朝恩派人挖掘他父亲的坟墓，地方官没有能够捉到盗墓的人。郭子仪从泾阳回朝进见皇帝，朝廷内外都担心发生事变。君臣见面时，皇帝告诉郭子仪这件事，郭子仪没有怒发冲冠，他流着泪说：“我带兵多年，都不能禁止士兵盗掘坟墓。如今有人掘我先父的墓，这是老天的报应。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又一次，鱼朝恩约郭子仪至军中清点兵器，将军元载派人告诉他，军中的气氛可能对郭子仪不利，最好多带一些人去，以防不测。郭子仪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只带领十来个家僮前往。鱼朝恩见到后问郭子仪为什么敢只带这么少的人，郭子仪说明了情况。朝恩非常惭愧，流着泪对郭子仪说：“如果您不是我应该敬佩的长者和君子，怎么可能这样做呢？”

安史之乱后，降将田承嗣割据魏州，他为人狠毒，目中无人，不听朝廷号令。郭子仪所派的使者到达魏州时，田承嗣却向西跪拜，并指着膝盖对使者说：“这膝盖好久没有下跪了，今日却为郭令公屈膝。”

郭子仪带兵多年，从他手下提拔起来的将领有数十人，这些人大多被封为王侯。郭子仪却能使他们同进退，如同指挥士兵一样。

郭子仪的府宅占亲仁里的四分之一，中间通到永巷，家中有三千人出出进进，但无人知道他的居处。唐代宗从不当面称呼他的名字。他的八子七婿都是朝廷显贵，各房孙子加在一起多达几十个，他不能全部认识。到请安时，只好点头示意。郭子仪富贵一生，荣华一世，作为一个臣子，他已经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继位，郭子仪被尊为尚父，加封太尉兼中书令，其余的职务都不再担任。食邑达到二千户，政府每年发给1500百人的粮食，200匹马的草料。两年后，郭子仪生了重病，皇帝派人前去看往，郭子仪已不能活动，只能点头谢恩，不久去世，享年85岁。皇帝宣布停止上朝5天，令群臣前往郭府吊唁，丧葬费用均自国库支取。郭子仪被安葬在唐肃宗陵墓旁边，安葬之时，皇帝与文武百官一同痛哭流涕，赐谥号“忠武”。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皇袍加身开太平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正当周恭帝和大臣们欢度新春佳节之时，忽然传来北汉和契丹联合犯边的警报。周恭帝只好听丞相建议将兵权交给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命其出兵抗敌。所谓的警报实际上是赵匡胤亲自策划的。他使人谎报军情，从而获得军权，并带军出京，来到陈桥驿。赵匡胤的弟弟和亲信鼓动士兵聚集起来，大庭广众之下，将黄袍披于赵匡胤身上，并用刀胁迫他称帝。赵匡胤顺水推舟，对众将士说：“我的话，你们能听从吗？”众将士自然轰然响应。一出闹剧中，赵匡胤就这样获得了军队的支持。接下来，他立即回师京城，逼迫恭帝禅位，建立了大宋王朝。

以兵变、政变夺取政权当上皇帝，在唐末五代之时就如家常便饭一般，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只有赵匡胤在建立了新的朝代以后，能够稳定下来，子孙后代延续三百余年之久。这就显出赵匡胤的独到之处了。

大凡皇帝都是猜忌心极重的人，他们称孤道寡，自诩为真龙天子。当官吏们的才干出众、功劳显赫时，皇帝往往会猜疑官吏怀有谋反之心；此时倘有人在皇帝耳边煽风点火，就正好为皇帝制造了合理的借口，那些奋不顾身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就难逃一死了。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君王可与同贫贱而不可同富贵。深明此理的范蠡、张良功成身退，贪功爱爵的韩信则只有发出“狡兔尽，良弓藏”的哀叹。

赵匡胤发动兵变登上帝位，内心却是十分恐惧的。如果他的手下照此办理，到时成为刀下之鬼的就是他了。因此，他采取果断措施，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三年就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一天晚上，皇帝与众将饮酒，酒兴正浓的时候，皇帝突然说：“如果没有你们我就不会坐在现在这个位子上，可是我身为天子却无法享受到你们这些节度使的欢乐，没有一个晚上我能够安然入睡的。”众将连忙向皇帝叩头，说道：“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陛下为何说这些呢？”皇帝说：“哪个人不想富贵？一旦有人将黄袍加于你们身上，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谋反啊！”众将请罪，说：“我们过于愚蠢，没有想到这些，请陛下指一条明路。”皇帝说：“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积金帛、广买田宅，留给子孙，歌舞娱乐以度余年。如此，君臣之间互无猜疑，不是很好吗？”众将谢恩道：“陛下这样想，对我们恩同再造，臣等不胜感谢。”第二天，众将均称病请辞，交出兵权。皇帝表示赞许，赐给他们丰富的财物、田宅和爵位。

觥筹交错之间，赵匡胤解除了众将的兵权，去掉了心腹大患。这一杯酒释兵权与光武帝厚待云台二十八将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五代十国大将篡国的故事也到此终结。此后数百年间，宋国基本上没有出现武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的情况。所谓物极必反，赵匡胤为防武将谋反而夺其兵权，改以文臣掌管军权，却使宋国武治衰弱，不仅未能开疆拓土，反而积弱积贫、屡遭欺凌，影响深远。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威震三关杨家将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向来有“金杨家、银呼家”的说法，说的是北宋初年宋朝军民抗击契丹侵略的故事。杨家三代镇守边关，保家卫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称之为“金杨家”的确是实至名归。杨家将一代接一代地为保卫祖国恪尽职守。他们的事迹不断进入传说、故事、戏曲舞台和影视剧中。欧阳修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宋元之际，民间艺人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到了明代，民间文学家又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杨家将传》，用小说评书的形式在社会民间广泛传播。这些传说和故事，把杨家将英勇战斗、牺牲的过程，叙述得十分详细和感人。

提起杨家将，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杨令公杨业。杨业从小就擅长骑射，爱好打猎，武艺也高，每次打猎，收获总比别人多一倍。他对同伴说：“我将来带兵打仗，也会如同猎鹰追逐野兔一般。”

这位名震千里的一代名将，弱冠之年便入事太原的北汉政权，受到北汉皇帝的信任，任侍卫新军都虞候。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全国统一大局已定。杨业向北汉皇帝刘继元提出了“奉国归宋”的建议，遭到反对。但他深感刘氏厚遇之恩，并未变心投宋，而是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后来，北汉战败，杨业却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是一员勇将，便派北汉亡国皇帝刘继元的亲信前去劝降。见到刘继元派来的劝降使者，杨业悲愤地大哭了一场，投降了宋朝。宋太宗因他“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与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潘仁美共同担负起了山西防御契丹的重任。实际上，潘仁美只是挂了个虚衔，重担全部压在代州前线杨业的身上。

杨业不负宋太宗的重托，在契丹军出入的各个要道口，连续修建了阳武寨、崞寨、西陉塞、茹越寨、胡谷寨、大石寨（均在今代县、繁峙境内）6个兵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三月，契丹十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率部用堵截和奇袭办法，大败契丹军，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便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称杨业为“杨无敌”。朝廷由此提升他为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杨业驻守雁门关8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

杨业的显赫战功，使得一些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一些人给宋太宗写匿名信，诋毁杨业。宋太宗没有轻信，而是把这些谤书封好交给杨业，表示对他的信任。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宋太宗为了彻底解决契丹对边境的骚扰，执意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分兵三路进行北伐：东路由大将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从雄州出发北攻幽州；中路由田重进统率，由定州攻飞狐；西路由潘仁美、杨业统率，出雁门关，攻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四州，最终目标是三路大军会师幽州，与契丹进行决战。三路大军同时前进，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就不战而溃；只有潘仁美、杨业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兵锋直抵桑乾河。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守军的溃败，他们却成了孤军深入。契丹在打败东路和中路两路宋军后，调集十万精锐，全力向潘、杨部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朔、寰、云、应四州百姓立即迁回代州。在当时大兵压境的时刻，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杨业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州守将，等军队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军队到达应州时，契丹必定会派兵迎战，这时，命令朔州民众再出城。同时派骑兵接迎，另派1000弓箭手守住谷口，这样百姓就可安全内迁。

对于杨业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监军王先和主帅潘仁美却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争功，硬要杨业率兵去打寰州。王先说：“你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还这样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杨业说：“不行，这样做，只有失败。”王先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为什么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难道你还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业气忿地说：“我这样做不是怕死，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完成好皇上交付的使命。你既然这样责问我，那好吧，我现在就遵命前往。”出发时，杨业流着眼泪对潘仁美说：“这次出兵，必定失利，我是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又用手指着陈家谷（今山西朔县南）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会全军覆没。”说罢，杨业就率兵出发了。经过两场恶战，因寡不敌众，杨业战败。退到陈家谷时，王先、潘仁美却率军早已离开了谷口，杨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虽然他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最后不屈绝食而死。他的儿子七郎也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

史书上记载，杨业的儿子除延玉外，还有延朗、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

杨延朗后改名延昭，人们称他为“杨六郎”。他智勇善战，号令严明，也是北宋王朝的名将。杨延昭儿童时代受到父亲的熏陶，十分爱做军事游戏。杨业常对人说：“这个孩子最像我。”每次打仗总要带他上阵。战争中，杨延昭很快锻炼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杨业率军北伐应、朔，派杨延昭任先锋，与契丹军在朔州城下激战。延昭被乱箭射穿了手臂，但他毫不介意，更加拼命地与敌人厮杀。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冬天，契丹军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节节失利。这时，杨延昭正守卫遂城（今河北徐水县西）。在契丹围攻之下，遂城城小无备，人人危惧。杨延昭泰然自若，率士兵登城固守，毫不慌乱。他让士兵在城墙上浇水成冰，使城墙变得又坚固又光滑。契丹军攻城不下，只好绕道去攻打别处。在杨业死后，杨延昭守卫北方20多年，屡败契丹军队，继承和发扬了杨家“忠心报国”的优良家风。

杨家将的第三代是杨文广，他是杨延昭的儿子，也是宋代一名边防名将。在宋仁宗时期，他先后在河北、陕西边境做过镇守将军，有力地抵御了西夏国对中原地区的骚扰。

杨家将忠心报国世代相传，一个家族前赴后继捍卫祖国。因此，人们传诵他们，缅怀他们，热爱他们，崇敬他们，以各种形式，为他们竖起一座座丰碑。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岳武穆精忠报国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

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岳飞是无往不胜的名将，是民族英雄，是精忠报国的象征。一曲《满江红》，名留青史，成千古绝唱。

1103年，岳飞生于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农家，出生之时有大鸟飞鸣掠过屋顶，故取名飞、字鹏举。少时家贫，日间耕田割草，晚上以柴照明念书习字，尤喜读兵书。岳飞体魄强健、寡言淳厚、刚直义气且臂力过人。十几岁已能拉300斤硬弓、960斤腰弩，能左右开弓射箭，枪法“一县无敌”。

岳飞20岁入伍，投奔真定（今河北正定）安抚使，但不久因父丧回乡，两年后，再投河东路平定军。1126年，金军攻汴京，朝廷风雨飘摇，钦宗弟赵构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名义招募义勇民兵，岳飞投其帐下，因率百骑斩杀金军几千有功，被升为秉义郎。

不久，赵构改派岳飞至老将宗泽麾下，赴澶州援救汴京，自己却视望不前，待金军1127年4月攻入汴京将徽、钦二宗及后妃、大臣等三千人和无数财宝掳走北归后遂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高宗任命宗泽为开封知府兼东京留守，听信宠臣黄潜善等劝说，反“战”而主和。岳飞上书怒斥议和力主回击，反被以“越职”罪免去职务。

三个月后，岳飞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颇受赏识，曾在王彦统辖下抗金，渡河收复新乡。因与王彦不和，转战汴京，再次投奔宗泽，在黄河以南连续战胜金军。次年，曾24次上书高宗请求还都的老将宗泽忧愤成疾，临终三呼“渡河！”而亡，岳飞随接替东京留守的杜充南下，退往建康（今江苏南京市）。1129年冬，金军由兀术（即宗弼，金太祖阿骨打第4子）统率大举南侵，渡江攻入建康。高宗辗转逃往海上，仅率臣八九人，乘楼船漂泊于温州、台州一带。

岳飞奉命收复建康，先率部在城南牛头山埋伏。深夜派百名黑衣战士混入敌营，使金军于梦中互相残杀，又伺机捕捉敌人哨兵，获知敌北撤路线，火速赶往静安镇，横刀跃马冲入敌军，往来翻飞击毙敌军无数。乘胜进驻建康后，升任通（今江苏南通）、泰（今江苏泰州）镇抚使。岳飞由此崭露头角。

1130年，金扶植汉奸刘豫割据河南、淮北建立伪齐政权，使其牵制南宋以缓和宋对金的直接威胁。放回降臣原宋御史中丞秦桧，让他劝诱高宗称臣行南北分治。同时由兀术率主力征服川、陕，以断南宋兵粮之援。

南宋相应在江淮之间有防，派岳飞防守江州（今江西九江）至江陵（今湖北江陵）一线。岳飞先平定叛军、游寇及农民起义军，收编精兵，以后三次主动出击大获全胜。

第一次在1134年，岳飞率军从江州出征，收复伪齐占领的襄阳等六州之地。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岳飞的16岁长子岳云，手握各重80斤的铁锤力夺头功。在襄阳，岳飞慧眼识破敌人以骑兵布防江岸，以步兵摆阵阔野的破绽。令部将以手持长枪的步兵攻敌骑兵，使其阵脚大乱，互相争挤夺路，落入江中。又以骑兵将敌步兵杀得丢盔卸甲，击溃伪齐主力。仅三个月即顺利收复六州，保住了长江中游，打通了通往川陕之路，扭转了南宋的被动局面，增强了军民抗敌的勇气和信心。32岁的岳飞被破例提升为清远节度使，又进封武昌郡开国侯，享受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同等的宋朝最高殊荣。

由于高宗严令不得越界追敌扩大事态，岳飞只得率军回鄂州（今湖北武昌）驻防，期盼着“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年底，金、齐联军进逼庐州（今安徽合肥），高宗“御札”命岳飞东下解围。牛皋等13骑先遣，略展“岳”字旗，已使敌军心动摇，待援军赶到又追杀敌军30余里，以至百里外的兀术大营也闻风北逃。

1135年夏，岳飞率军镇压洞庭湖地区杨幺起义，被朝廷封为开国公。岳家军由于收编起义军人数猛增。次年，岳家军第二次北上出击，收复洛阳西南险要之地，夺取烧毁伪齐粮秣，逼近黄河。因朝廷不供军粮，功败垂成。虽升职太尉，壮志难酬，填《满江红》抒怀。

1137年，金下令取消节节败退的伪齐，以归还河南、陕西为条件诱使南宋议和称臣纳贡。1139年元旦，秦桧代高宗向金使跪拜称臣、接受金朝皇帝诏书，达成和议。岳飞坚决反对，上表称“和好不可恃”，并四次奏辞因和议而赏封给他的官衔，遭秦桧忌恨。

果然，金军于1140年5月撕毁和约，四路伐宋。高宗大惊失色，不得不下令各军分别抵抗。岳飞第三次出击，令所部一支分路进攻河南，一支重返河北，自己率主力从正面向汴京推进。40多天，先后收复陈州（今河南淮阳）等重镇，从三面形成对汴京的包围圈。7月初，岳飞以少数轻骑驻守郾城，每天派小股人马向金军挑战。兀术由小路进军至城北20里处与岳家军相遇。

岳飞命岳云先闯敌阵，苦战几十回合，获胜。兀术遂以有“常胜军”之称的“铁塔兵”、“拐子马”袭来。“铁塔兵”是金兀术侍卫亲军，由三千余头戴双层铁盔、身披重甲的骑兵组成，每推进一段，后面便置障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正面冲锋时，犹如一道铁墙。左右两翼配备轻骑兵一万五千，常在战斗最激烈时突然出击，称“拐子马”。待敌军临近，岳飞指挥经过专门训练的步兵手持“麻扎刀”和大斧专砍马腿，使敌马翻人仰不得前进。从午后直战至天黑，金军大败。

接着，在郾城附近连战连捷。在颖昌（今河南许昌）再杀退兀术的十万步兵和三万骑兵。金军全线崩溃，副帅毙命，兀术败逃。岳飞上书高宗：此乃“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并亲率岳家军追抵朱仙镇，距汴京仅45里，与义军配合将兀术围困在汴京，派猛将率五百里精骑与50金军对阵。

兀术哀叹：“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失败过。”岳飞决心乘胜渡河收复河北，激励部将：“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高宗慑于岳飞震主之威，听信秦桧奏言，“令岳飞暂且班师”，下令各路大军一律撤回原驻地。岳飞锐意北伐，上奏道：“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借口“孤军不可久留”，一天催发12道金牌（即一尺长朱漆金字木牌），日行四五百里。此时诸军均已撤退，岳飞涕泪交流，痛心疾首，大放悲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被迫撤军。

此后，兀术提出“必杀飞，始可和”的条件。高宗于1141年一举剥夺韩世忠、张俊、岳飞的兵权，解散其军队。诏岳飞赴临安（今浙江杭州）任枢密使。不久秦桧又唆使右谏议大夫万俟以居功颓惰弹劾岳飞，使岳飞罢官出朝。再诬陷岳飞与岳云及部将张宪谋反，将岳飞逮捕入狱，由高宗亲自审理此案。审讯中御史中丞何铸被岳飞背上由老母亲手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深深感动，转而为岳飞鸣冤，朝廷改由万俟接任审理。同年底，宋金议和，规定：宋金以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匹两；南宋称臣，且“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1142年1月，岳飞被以“莫须有”（即或许有）罪赐死，岳飞手书“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后，将毒酒一饮而尽，时年39岁。

岳飞死后，全家被抄，五子中除岳霖被人收养，余皆或充军岭南，或逃往湖广。甚至下属也被株连罢免或处死。直至高宗退位，孝宗为鼓士气，平民愤，才追复岳飞官职，将其遗骸依礼迁葬于西湖栖霞岭下。宁宗时，追封岳飞为“鄂王”，立岳庙。

人们在杭州岳飞墓前铸造了秦桧夫妇等四个铁人，均为双手反剪，面向岳坟跪着，墓阙上悬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代表着民族正气，代表着宁死不屈，代表着斗争到底。他高唱着正气歌离开人世，走完可歌可泣的一生。他就是宋朝状元文天祥。

文天祥21岁参加殿试，作“御试策”，提出改革方案，显露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理宗皇帝从601名进士中钦点他为状元。可惜的是，南宋王朝正值风雨飘摇之时，已经无可挽回。强大的蒙古军虎视眈眈，南宋的灭亡之日已为期不远了。但是就是在这种危难时刻，文天祥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满腔热血、一身正气投身于保卫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最终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正气之歌，名留青史，鼓舞着千千万万有血性的好男儿。

1259年，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古大汗蒙哥率西路军入川，攻占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南宋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暂保一时平安。贾似道转而谎报前线大捷，被理宗加封卫国公，再度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弃贤人用奸佞，的确是末世之兆。

忽必烈北归取得汗位，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率领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恰在此时死去，年仅4岁的赵隰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今江西南昌）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不久出任平江（今江苏吴县）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淮将张全却率官军隔岸观火，既而又临阵脱逃，致义军五百人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临危受命，受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历经千难万死，辗转抵达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今北京），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逃往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1277年，文天祥率军移驻龙岩、梅州（广东梅县），挺进江西。在雩都（今江西南部）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十县、吉州4县，人心大振，江西各地响应。全国抗元斗争复起，文天祥号令可达江淮一带，这是他坚持抗元以来最有利的形势。元军主力开始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庐陵、河州（今福建长汀），损失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

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为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元军水陆并进，发起猛攻。文天祥撤出潮阳，转移到海丰，准备入山结营固守。行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被元军追及，文天祥被俘，部下殉难者不计其数。次年正月，被移上海船，经珠江口零丁洋时，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丹青”，以明不屈之志，成千古绝唱。张弘范命人劝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他录此诗作为答复。

南宋灭亡，文天祥被押北上，于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初一到大都（今北京）。前宋丞相留梦炎、受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先后奉命劝降，都被文天祥拒绝。元朝权臣阿合马亲自去问话，丞相孛罗等在枢密院堂上审问，文天祥慷慨陈词，义薄云天。此后，他被关禁在兵马司狱中，阴暗潮湿，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均安之若素。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也在大都过俘囚生活。文天祥明知只要一屈膝，便可与家人团聚，仍不改变初衷，仅嘱家人“归之天命”而已。他身在狱中，而诗句墨迹传遍京城，被视同珍宝，狱中的元朝军官士兵也常请他讲古人事迹。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答以“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次日，在柴市慷慨就义。

文天祥遗著有《文山先生全集》。他前期的诗文多应酬之作，比较好的诗也只表现了隐逸的志趣，或带有感伤哀愁的情绪。赣州起兵以后，风格为之一变，诗词散文都悲壮刚劲，感人至深。他把国家、人民和自己的遭遇，用诗词逐事记录，把从镇江逃出元营后的记事诗，编成《指南录》；又将被俘以后所作，编为《指南后录》；在狱中又集杜甫诗句，成《集杜诗》二百首，历述“颠沛以来”的“世变人事”，抒发亡国之痛。其他作品如《正气歌》，历数史书所传各代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人物，表示自己准备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尤为数百年来传诵不绝之作。

当文天祥被囚禁在大都的时候，南宋已经灭亡。此时坚持不降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文天祥没有屈服。他是明知不可而为之，是以一身之死警醒后人，以一人之命激励后人。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杀戮功臣最多的皇帝

中国历代皇帝只有朱元璋出身贫民，但也正是他杀戮功臣最多，刀锋所及，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他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方才取得皇位，贵为天子，富甲天下。这位贫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苦，而是穷到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全家9口人，一次饥荒就饿死了5口。家里养不起，朱元璋17岁时去皇觉寺出家，谁知三个月后寺里也揭不开锅。他只好走出寺门，成了云游僧人，开口化缘，云游四方。云游僧和穷乞丐没有什么区别。他尝尽了人们的白眼，饱受了世间的饥寒。

贫苦的出身，使朱元璋深知民间疾苦。他在即位后，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奖励垦荒，鼓励生产；大修水利，轻役薄赋；清查户口，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是，朱元璋以谋反起家，猜疑心极重，深恐有一天自己的江山也断送在反贼手中。为此，他挥起屠刀，先是大肆屠戮开国功臣，杀得人们胆战心惊。继而又妒贤嫉能，杀害有才能的贤臣明士。再往后，连普通百姓和士人也不放过，只要犯了他身世的忌讳，就格杀毋论；只要引起他的怀疑，就绝不放过。

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当上了丞相。胡惟庸一意孤行，专权擅断，国家大事私自处理，不向朱元璋报告。看到内外各衙门的报告中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他就擅自扣压下来，不转呈朱元璋。他的儿子骑着快马在闹市上横冲直撞，不小心摔了下来，跌死在一辆路过的货车前。胡惟庸迁怒于拉车的人，把他抓起来杀掉泄愤。朱元璋大发脾气，要他为车夫偿命。胡惟庸连连谢罪，承诺出钱抚恤死者家属。朱元璋放了胡惟庸一马。但胡惟庸本已蓄有异心，这件事发生后，他更加紧了阴谋活动。

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一天，胡惟庸向明太祖朱元璋禀告：“臣家住宅后院有一口井突然涌出泉水，味道甘甜如酒，这真是国家的祥瑞！请陛下驾临观看。”朱元璋答应了，带着一群官员出皇宫西华门向丞相府进发。丞相府离西华门不远，宫内有一个守西华门的太监叫云奇，已探听到胡惟庸图谋反叛的消息，只是还没找到机会向朱元璋告发。他一听说朱元璋要到丞相府去，就急急忙忙跑去阻挡。他气喘吁吁地赶上队伍，顾不上礼节，冲过去就抓住朱元璋的马缰绳。云奇本来说话就有点大舌头，加上心情一紧张，更说不清楚。朱元璋一向明令禁止宦官干预宫外的事情，又恼火他冲撞了自己的出行，喝令左右把他扯下去责罚。一时之间，挝捶乱下，云奇被打得奄奄一息。他挣扎着用手指着丞相府的方向，朱元璋猛然明白过来。忙返驾回宫，登上皇城高处向西华门外的丞相府俯视，发现府内埋伏着很多披甲带刀的壮士。他紧急调遣锦衣卫，把胡惟庸抓了起来。胡惟庸受到抄家灭族的处置，牵连而死的，有三万多人。

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的事为借鉴，决心下令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之职；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朱元璋实际上是以皇帝的身份又兼任了宰相，独揽大权，不受任何制约。

在废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利在兵部尚书手上。但不管是都督府，还是兵部，都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带兵的统帅。这样，军权也被皇帝牢牢控制住了。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文武全才，深受众望，曾任大都督，后来被朱元璋加上一个“亲近儒生，胸怀怨望”的罪名，鞭打至死。

对自己的亲侄儿尚且如此，对其他的功臣更是大开杀戒。魏国公徐达是开国功臣第一人，又是朱元璋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为人老成持重。朱元璋找不出任何岔子整他，但就是想要他的命。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背部长毒疮，患这种病的人，最忌吃发物。朱元璋却派官员到他府里赐蒸鹅，徐达老泪纵横，当着官员的面吃下蒸鹅，几天后，毒发而死。另一个朱元璋童年伙伴信国公汤和，眼见一个个功臣不得善终，主动提出解除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知他庸庸碌碌，况且年老体衰，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就许他回乡养老，算是格外开恩。

蓝玉则是一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骁将，因屡立战功，被朱元璋比为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封为凉国公。但在他回京上朝的当天即被捕，第三天就被处死。以后又是一连串的滥杀。这一次快刀斩乱麻，两个多月，就杀了1万5千多人。

开国元勋功高盖主，倘不知功成身退而遭杀戮，还可说朱元璋为后世子孙、江山社稷着想，而对一般官吏儒生的任意杀戮就有些莫明其妙了。朱元璋当过和尚，又是造反起家，所以，特别忌讳“僧”与“贼”一类字眼。臣下的奏章、贺表里，明明是拍他马屁的“睿性生知”、“体乾法坤”、“作则垂宪”、“天下有道”等话语，在他读起来，却变成了“僧智”、“发髡”（剃掉头发）、“作贼”、“有盗”，有关的人统统被杀掉，官员个个胆战心惊。

朱元璋有个下意识的习惯，心里一想杀人，两手就把腰间的玉带揿到肚皮下面。满朝官员一看到他这个动作，就会吓得面无人色。朱元璋坚持早朝制度，朝官天不亮就得起床梳洗穿戴，赶着在黎明前进宫参加早朝。许多人出门以前，就郑重地向妻子诀别，安顿好后事。活着回来了，阖家都欢喜雀跃，庆贺他又多活了一天。在这种气氛下，许多人逃避当官；朝廷去征召，千方百计推托不就；已经做了官的，想方设法辞掉。朱元璋又大骂这些人不肯帮朝廷做事，是“大不敬”的行为，也要杀掉。

普通百姓也难逃其祸。有一年的元宵节，朱元璋微服出行，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猜谜语。有一则谜语是画谜，画的是一个形容丑陋的农妇，赤着一双大脚，两手捧着一只大西瓜；谜底是一句俗语：“淮西（怀西）妇人好大脚”。朱元璋的皇后马氏正是淮西人；马氏是回族人，不缠脚，正好又是一双大脚。朱元璋认为这是在拿皇后开玩笑。第二天，派兵到那一带，把住在那里的老百姓统统杀掉。

朱元璋杀人的手段特别残酷。凉国公蓝玉是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的，用的是剥皮的酷刑。皮剥下来后，当中填上草，传示各省。蓝玉的女儿是蜀王的妃子。这张皮传到四川时，她央求丈夫向朱元璋启奏，把皮留下来，由她保存。明末张献忠攻进蜀王府，还看到这张人皮。贫苦老百姓为了逃避赋税劳役，流窜到寺庙里当和尚。朱元璋把他们视为“顽民”，下命令：挖一个大坑，将他们活埋，土埋到脖颈，把头留在土面上，15个人排成一列。然后，他又叫刽子手挥起大斧，贴着地面扫过去，一下子就砍掉好几个脑袋。这种酷刑，被叫做“铲头会”。

朱元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终年71岁，功臣宿将已经死伤殆尽。同他一起在淮西参加红军起义的伙伴，活得最长的是汤和。很快，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反抗朝廷，由于朝中能征善战的大将早已被朱元璋杀戮殆尽，无人领兵，遂被燕王轻而易举地夺去朱元璋孙子的皇位。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1555年，一股不足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在东亚大陆东南沿海登陆后，深入腹地，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朗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者据称竟有四千之多。此时的南京为明朝南京，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当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调任浙江抵御倭寇的时候，面对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世界罕见的局面。16世纪中叶，一个小小的岛国严重威胁大明帝国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明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明朝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但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由于上述的原因，明朝虽号称拥有当时世界最庞大的常备军，实际却外强中干、不堪一击。戚继光迫不得已向上级请求组织新军，政府迫于当时形势，批准了他的计划。

戚继光从浙江的农民和矿工中精选了3000人进行训练。在训练这支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加强个人武技的训练，还充分注意到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这种的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这一个12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

练兵得到很好的效果，戚家军因之所向披靡。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次战胜倭寇，直至取得彻底胜利，却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部队的素质固然良好，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也是决定胜利的重要因素。戚继光因赫赫战功于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戚家军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戚继光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才干的将领，因此他获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是惟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

1567年戚继光受命总理蓟州镇(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昌平、保定练兵事务，节制三镇总兵以下将士。后改任蓟州总兵。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10人任期的总和。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两部军事著作题为《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还有一部诗文集《止止堂集》。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7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戚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第一篇数风流人物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无锡东林书院的一首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晚明以来，不径而走，传遍大江南北，堪称千古绝唱。以东林书院为大本营的明朝东林党则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之一，他们在东林书院以讲学为中心，评议时政，褒贬人物，在17世纪的明朝拥有很高的声誉。

一副楹联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对后人具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是因为它不仅是东林党一代人的心声，也是几千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义和良知。它所体现的东林精神不仅是无锡的，也是全国的；不仅是晚明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明神宗统治后期，宦官弄权，边患频繁，加派赋役，人民负担沉重，政治日益腐败。以东林书院讲学为联系纽带，并逐步发展形成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东林学派。他们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呼吁朝廷体恤百姓等。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嫉妒和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与东林党对立的有所谓齐、楚、浙党等派别。

东林党人在不当权的时候，议论国政，抨击朝廷，赢得知识分子的追随和民众的拥护。天启年间更是时来运转，移宫案后东林党人从在野的反对派，一变而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明史》中描述道：“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可谓盛极一时，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他们又错失良机，很快丧失优势地位，短短四年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东林党人当权后，主要忙的是两件事：一是启用一大批在前朝失势的党人，再一件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凡是不合口味的都视为异类，加以排斥，东林内部又以乡里为界，分裂成许多小组织互相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想有所作为，也很难成功。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没有利用有利的时机，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把主要精力和才智都消耗在党派斗争上，这是招致失败的一大原由。

在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不仅对阉党力量的崛起麻痹大意，丧失警惕。而且对阉党采取笼络政策，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眼看阉党势力日益壮大，他们的认识不一致，行动又迟缓，放着兵部不抓，不用武力做后盾。魏忠贤的爪牙插手内阁，首辅、吏部尚书相继被逐，次辅竟然胆怯得辞职，以图息事宁人。之后，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终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阉党魏忠贤掌握实权，乘机向全国颁示所谓“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东林党人死伤殆尽。东林学院主持人高攀龙力抗权奸，不屈羞辱，投水自沉。同时，魏忠贤由政治斗争迁怒于讲学，矫旨毁坏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

东林党人为官清廉，具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人品使人景仰，行为却不足为训，在他们身上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和缺陷。东林党的兴亡，是一曲令人遗憾的悲歌。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盘庚迁殷

盘庚迁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只是这件大事的意义到了近代方才渐渐为世人所知晓。数千年以前，人类刚刚迈过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此时征服自然的能力还比较小。一旦发生天灾，轻则生活环境毁坏殆尽，重则整个群体就此灭亡。正因如此，那时的国家经常为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所逼迫，四处迁徙，这也就是商朝迁都多次的原因之一。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毫，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在以后300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5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不得不搬家。从商汤开始传了20个王，王位传到盘庚手里，期间多次迁都。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他深知都城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即位以后就下决心要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再次迁都，以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实现商朝的长治久安。

可是，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很厉害。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想安定我们的国家。你们不但不谅解我的苦心，反而发生无谓的惊慌，想要改变我的主意，这是办不到的。”

由于盘庚坚持迁都的主张，挫败了反对势力，终于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

经过三千多年的漫长日子，昔日繁荣的国都早就变为废墟了。到了19世纪末，人们在殷墟发现了龟甲（就是龟壳）和兽骨十多万片，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都刻着很难认的文字。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定这些甲骨文字是商朝时候留下来的。

原来商朝统治者迷信鬼神，他们在祭祀、打猎、出征的时候，都要用龟甲和兽骨来占卜一下，是吉利或是不吉利。占卜之后，就把当时发生的情况和占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这就是现在所知的甲骨文，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人们对殷商时期的社会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并由此知道殷墟所在的地方当年曾经是商朝盘庚迁都后灭亡时的国都，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从商朝开始。殷墟出土的大量文物，使我们能够了解商朝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情况，因此殷都的地位非常重要，而盘庚迁殷一事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三家分晋

北宋司马光著，是从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开始的。这一事件标志着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分野，其意义非同一般。韩、赵、魏三家本为晋国大夫，各据一方，成为诸侯，战国七雄至此稍具雏形。大夫称诸侯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封建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原为晋国的大夫，后来势力渐大，以至最后取代晋国公室，各自独立为诸侯。此即为三家分晋，它成为战国开始的标志，晋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再分封卿、大夫。卿、大夫领有自己的封邑，拥有基本上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他们通过贵族宗教组织来统治自己的封邑。这样，在诸侯国内部就有了“公室”和“私家”之别。公室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公卿、大夫之家。

晋中期以后，卿位一直由19个卿大夫之家所占据，居卿位的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这十几个卿大夫家族在晋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势力，一天天膨胀起来，到春秋晚期，他们互相吞并的结果，只剩下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最大的卿大夫家族，就是所谓的六卿。

公室与私家的斗争，是旧贵族与新兴势力的斗争，旧贵族被消灭对晋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在与旧贵族斗争的同时，新兴势力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新兴势力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革新措施，但实行的程度和方式各家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国等联合起来，与韩、赵、魏发生战争，赵简子在誓师时发布命令，许诺在战斗中立军功的人，上大夫赏赐给县，下大夫赏赐给郡，士赏田10万亩，庶人及工商业者可以上升为士，奴隶可以被释放。所以军队士气很高，终于大获全胜。

公元前490年，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出了晋国。赵简子把邯郸据为己有，其他地方为晋公室所有。公元前485年，智、韩、赵、魏四家联合起来要瓜分原先属于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晋出公不肯，四家就赶跑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自己控制了政权，又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智、韩、赵、魏四家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势力。

当时四家的当权者分别是智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智伯最为强大，晋国政事多由智伯作主。他想独吞晋国，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便采取削弱其他几家的办法。他以奉晋君之命，准备攻打越国为名，要每家拿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来给晋室，其实是要归他自己。韩康子和魏桓子都如数交出了土地和户口，而赵襄子则拒绝了智伯的要求。于是智伯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了赵家后，把赵家的所有土地和户口由三家来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伯率领中军，韩氏的军队为右路，魏氏的军队为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就跑到晋阳去，以晋阳为根据地与三家对抗。晋阳是赵氏原有的领地，又经过尹铎等人的治理经营，民心归附，对赵襄子很有利。

智、魏、韩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围住，而赵氏的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使敌方难以攻下，双方相持了近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淹晋阳城。几天后，城墙差几尺就要全部被淹了，粮食没有了，就交换孩子来吃。臣僚们也出现了离心倾向，礼节怠慢，形势很危急。赵襄子就派相国张孟乘黑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联盟。张孟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要轮到你们了。韩、魏参战本来是不情愿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也担心智伯灭赵后将矛头对准自己。为了自身利益，决定背叛智伯，与赵襄子联合。一天晚上，韩、赵、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逃跑，被赵襄子抓住杀掉。于是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这时晋国完全衰弱，畏惧权臣，反向韩、赵、魏三家行朝拜礼。韩、赵、魏于是就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只把绛城和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

此后，韩、赵、魏就称为三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韩哀侯、赵敬侯、魏武侯联合灭了晋国，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把晋当时的国君静公废为百姓，晋完全为韩、赵、魏三家所取代。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党锢之祸

光武帝刘秀所建的东汉，除了《汉书》和《论衡》之外，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什么光彩的事迹，却由于外戚和宦官为祸之惨烈成为此后各朝的前车之鉴。党锢之祸就是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争权夺利造成的。东汉桓、灵两帝年间，发生两次党锢之祸，正直士人和太学生受到极大打击，影响深远。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使宦官很害怕，于是出手镇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必然退隐山林。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读书人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耕田里，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

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任用私人，太学中数以千计的学生十年寒窗而无用武之处，他们有感于政治前途的暗淡，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太学遂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乃国之栋梁。如非判刑不可，则我等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慑于群众压力，只好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等人向其敲榨不遂，就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坐视对手宰割，他们伺机反扑。“张成事件”的发生，恰好成为他们动手的借口。张成知道皇帝将要大赦，就指使儿子趁机杀人，李膺搜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杀之。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谤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之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共同声讨，时为延熹九年（166年）。结果，李膺、范滂等200多人被捕。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堵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就上书力谏桓帝赦免党人，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皇帝权衡利弊，不得已于永康元年（167年）赦免200余人，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第一次党锢之祸到此结束，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耀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竟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他在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成百人因此受牵累而家破人亡。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考察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使东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党锢事件的发生，使得正直之风顿熄，奸佞之气陡长。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以争取民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平元年（184年），灵帝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但要基已乱，民心已失，汉王朝的灭亡近在眼前了。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八王之乱

历史一次次地重演，错误一次次地再犯。封建时代皇帝心中第一位的事情就是稳定自己的统治，费尽心思地想要千秋万世永保天下。秦始皇吸取周朝分封天下导致中央软弱无力、备受欺凌的教训，推行郡县制。却不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虽好，秦朝却二世而亡。刘邦夺取天下后，认为秦二世而亡，根本原因在于秦始皇没有分封自己的儿子，结果天下大乱之时没有来自家族内部的支持。于是他就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与异姓王相抗衡，谁想道却为自己的后代种下祸根，七国之乱险些断送了刘家江山。到司马炎建立晋朝，一统天下后，由分封诸侯所造成的战争再一次发生了。

晋武帝司马炎认为，自己能够从曹魏手中夺得政权，当上皇帝，是因为曹氏不分封同姓为诸侯王，皇室孤立无援、缺乏屏藩的缘故。于是，他便在公元256年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大封皇族27人为王，并允许诸王自选本王国内的大小文武官吏。公元277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辖民户2万者为大国，可置上、中、下三军5000人；辖民户1万者为次国，可置上、下二军3000人；民户5000以下者为小国，置军1500人。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不仅领有封地，还可以和小王国一样置军。不少诸侯王还兼领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大权。他们中间的一些贪婪残暴的野心家，趁机网罗党羽，扩充军队，各自拉拢一批士族官僚地主，相互倾轧，妄图夺取帝位。这样，诸侯王国就成为晋朝内部的强大割据势力，最后演出了“八王之乱”的丑剧。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除了享乐以外，什么事也不懂，由外祖父杨骏独揽大权。皇帝的软弱无能自然就直接导致中央政府威信的降低，因而各诸侯王均对皇位觊觎万分。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等八个诸侯王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这历时16年之久，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的惨剧。

惠帝皇后贾南凤为人阴险毒辣，颇有政治野心，她不满于大权旁落，于公元291年与宫中侍从官阴谋策划，秘召都督荆州的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今河南洛阳），挟惠帝下诏杀死杨骏、杨珧、杨济兄弟3人，其亲族和党羽被株连而死者达几千人。贾后又废黜杨太后为庶人，迫使她绝食而死。晋朝内部大乱就从这次宫廷政变开始了。

杨氏集团被消灭后，人们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共执朝政，楚王司马玮因协助贾后政变有功，乃封为卫将军兼领北军（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中侯，在中央掌握兵权，亮、玮之间因而经常发生矛盾。贾后认为亮、玮二人妨碍自己专权，便又施展手段，先要惠帝下诏给司马玮，令其率领北军，杀死南王亮和卫。然后又否认惠帝下过这道诏书，反而以司马玮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楚王玮。这样贾后就完全掌握了晋王朝的大权。

贾后掌权后，大树自己的党羽。除了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外，还起用当时的名士张华为司空，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令他们共管京城机要。由于这几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又和贾模等人能“同心辅政”，所以从公元291年至299年的七、八年间，贾后还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

公元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伦的矛盾又爆发了。惠帝只有一个儿子，即太子司马伦，是后宫谢玫后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贾后一伙的擅权渐露不满之意，引起了贾后的关注。贾氏的亲党贾谧等人，害怕太子得政之后，也像贾后杀杨骏、逼死杨太后一样来对付自己，所以竭力劝贾后废太子。于是贾后诬谄太子有杀害惠帝和她的企图，废为庶人，接着又把太子杀了。太子无罪被害，引起了诸王和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臣不满。就在太子死后一个月，即公元300年４月，在京师洛阳任车骑将军的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之名，利用自己掌握的宿卫禁兵，入宫杀掉了贾后和她的党羽，并重用嬖人孙秀，铲除异己。次年正月，司马伦又迁惠帝为太上皇，自立为皇帝，从此宫廷政变又转变为争夺皇位的斗争。

赵王伦篡夺帝位激起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出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的齐王司马首先起兵讨伦，并得到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等的响应。三王联军与赵王伦的军队在洛阳附近激战两月，赵王伦兵败被杀。同时，司马伦的亲信将领王舆也在京城内起兵反叛，迎惠帝复位。司马入京辅政，掌握了朝廷大权。

司马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改立惠帝弟清河王司马遐之子，年仅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一招，导致司马颖与司马关系的破裂，也引起司马的不满。公元302年十二月，司马联合司马颖与司马对抗。司马出兵洛阳，军抵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司马颖也举兵讨伐，双方军队在京城内展开激战。

公元303年八月，司马又派大将张方率精兵7万联合成都王司马颖的20多万大军，借口司马“论功不平”对京城发动进攻。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洛阳城危在旦夕。这时城内的统治集团开始分裂。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司马，向城外军队求和，并把司马交给张方用火活活烤死了。司马颖进入洛阳，虽然当了丞相，但他仍然回到自己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遥执朝政，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由洛阳移到邺城。

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期间，政治腐败，比以前司马、司马还要坏，大失人心。因此，东海王司马越统率洛阳禁军，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结果在汤阴（今河南汤阴县西南）战败，惠帝被俘至邺城，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县北）。河间王司马命部将张方率兵占领了洛阳，不久，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都督司马腾联兵攻破邺城，战争进一步扩大。司马颖挟惠帝出奔洛阳，皆落入张方之手，又被迫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公元305年7月，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向西进攻关中。次年攻入长安。司马和司马颖败走，相继被杀。司马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又将他毒死，另立惠帝弟豫章王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晋朝大权最后落入司马越手中。至此，“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受到破坏，数十万人丧生，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洛阳13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

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诸侯王利用少数民族军队参加战争。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让其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则大掠妇女，被沉入易水者就有8000人。从此，大江南北就成为匈奴和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加深了民族矛盾。八王之乱不久就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西晋王朝很快就灭亡了。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玄武门之变

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多起争夺皇位的斗争，玄武门之变在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秦二世夺去哥哥扶苏的王位，使秦国迅速地走向灭亡；杨广杀死父亲取得帝位，也使得隋王朝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与他们相比，玄武门之变而后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并成就了中国历朝中最为强大的盛唐。

唐高祖李渊武德9年（公元626年）6月4日，秦王李世民在长安皇宫的北门---玄武门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亲弟齐王元吉，并诛戮两家亲眷僚属多人，事后还迫使高祖李渊交出皇权。历史上称这次宫廷政变为“玄武门之变”。

高祖李渊有子22人，长子皇储建成，次子秦王世民，四子齐王元吉，均为窦皇后所生。这三人虽有同父共母的骨肉亲情，而彼此间却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考其致恨之因，实由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起。李渊龙子虽多，而佼佼者忒少，只有次子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文韬武略，聪睿过人，确具“济世安民”之才干。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突厥围困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应募驰救，就表现出超人的胆略。一个刚满16岁、初出茅庐的后生，居然献出奇兵之策，解雁门之围。此后，在李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屡建奇勋，功居诸子和众将之首。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接着又打退借助突厥势力进攻河东（今山西水济西）的刘武周、宋金刚。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打败窦建德，摧毁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出降，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当他平定东都洛阳班师凯旋的时候，披金甲、乘骏马、率铁骑、囚敌俘献于太庙之前，真是如日中天，风光不可一世。以致高祖李渊认为李世民功劳太大，旧时官爵不足以酬赏，“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众王公之上。李世民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和皇太子李建成形成强烈反差，无疑对建成的太子地位构成巨大威胁。高祖李渊确曾数度想废掉太子建成而以李世民相取代。在太子地位行将丧失之际，李建成与李元吉外结小人，内连嬖幸，淫乱上宠，同恶相济，务以除掉秦王李世民而后安。李建成乃私募四方骁勇之士及长安恶少2000余人，蓄为宫廷甲士，分别屯驻在长林门（东宫门）左右，号为“长林军”。又命可达志招募突厥散兵游勇300人藏匿东宫之内，作为攻击李世民兵力的中坚力量。武德七年（公元624年）7月高祖李渊驾幸仁智宫（今陕西宜君县），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李建成认为时机已到，先令庆州（今甘肃庆阳）总管杨文干招募健卒送长安备用，继之遣部将尔朱焕、桥公山二人持甲赠送杨文干，令其在庆州起兵与长安互为呼应。朱焕、公山二人途中惧罪，将此谋驰报巡幸仁智宫的李渊，才挫败李建成所策划针对李世民的兵变。这次事变之后，李渊废立之意似乎已定，他对辞行而去平息杨文干兵变的李世民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还谈到如何处置太子建成的问题：“吾不能效隋义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蜀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惜高祖此议事后并未实行。在元吉及高祖的四位宠妃的游说之下，复令建成还京居守太子之职，仅责其不容兄弟之过。

李建成以武力诛杀李世民的阴谋败露之后，又与李元吉共谋欲以毒酒鸩杀李世民。他们邀李世民夜饮，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胸中暴痛，吐血数升，幸赖淮安王李神通扶归西宫救治才保存性命。此事发生后李渊往西宫视疾时，再次宣布了处置“兄弟阋墙”的办法。他对李世民说：“当年困居晋阳时，是你决定起兵反隋的谋略，在南征北讨统一天下过程中，又是你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兴邦建国之时我决定立你为太子以继承皇统，而你却坚辞不受，我只好让建成为皇储成全你的令名美誉。建成居东宫已有多年，我不忍废他而立汝。但我知你兄弟二人同置京城，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只好让你回到陕东道大行台上任，住在西京洛阳。自陕西往东的广大地域，归你管辖，亦建天子仪制，君临半壁江山。”李渊显然以和事老的身分，不偏不倚的手法，将唐朝天下一分为二，使其各霸一方，睦邻相处，相安无事。而他这位太上皇也就可以得到比诸侯朝觐周天子更为光荣的礼遇。这种想法，近乎天真。就在李世民即将成行之际，建成、元吉又耍弄阴谋。他们害怕李世民得到分封的土地，拥有自己的甲兵，必后患无穷。若夺其权柄，羁縻于京师，匹夫其身，则无后忧。于是他们鼓动亲信，散布流言，游说高祖。谎称世民左右皆为山东豪俊，闻说东迁洛阳，均欣喜若狂，察其形迹，似乎另有图谋。在建成、元吉的蛊惑之下，高祖果然搁置了世民在西京“建天子旌旗”之议，建成等又赢得一个回合的胜利。

武德9年（公元626年），突厥犯边，抢掠民财，焚毁民舍，战警驰报长安，建成举荐元吉率师北讨，欲乘元吉兵权在握之时，诛灭秦王世民势力，以绝后患。为了削其羽翼，损其实力，元吉先奏调秦王名将尉迟敬德为先锋，继又调秦王精锐士卒以充实军力。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劝秦王早图自全之策。李世民犹豫未决之时，又有人报，元吉与太子合谋在明日昆明池宴会饯行时杀戮秦王，太子逼宫继位，即立齐王为太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民才进宫禀奏建成等人的害己图谋，并揭露二人私通妃嫔，淫乱后宫种种不肖之举。高祖闻报震惊，答应在明日早朝之时，彻底追查事实真相，以惩元凶。孰料秦王的奏闻，当夜便由张婕好密报太子。建成、元吉原拟用“请勒宫甲，托疾不朝”之策以自保。后又觉得“托疾不朝”等于是默认李世民所奏是实，又不能察知高祖的处置态度，自己又无抗辩的机会，故二人决定明日仍进宫早朝，以观其变。

六月四日这天大早，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于玄武门之内。当天守卫玄武门的领班将领名叫常何，原系太子李建成安置于此的心腹将校，后被李世民收买而改换门庭。建成不知其变，犹恃以为护，故松懈无备，和元吉由玄武门昂然而入以朝见李渊。二人走到临湖殿前才发觉情景有异，气氛反常，乃反身逃遁，欲奔入东宫。李世民尾随而呼之，元吉张弓三射而未中。秦王还射，一箭射毙建成，再箭射伤元吉，尉迟敬德上前割下二人之首，以戟挑示于宫门之外。东宫和齐王府将士闻讯赶来，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李世民一面组织随行士卒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带甲士入宫，逼迫高祖李渊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亲笔诏命，一场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才告结束。建成死时只有38岁。他的长子太原王李承宗早卒，次子安陆王李承道、三子何东王李承德、四子武安王李承训、五子汝南王李承明、六子矩鹿王李承义均因建成之连累而遭杀戮。

玄武门之变以后，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同年八月李渊被迫禅位，自称“太上皇”，从此退出唐朝政治舞台。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开辟了唐朝历史的新纪元。第二年（公元627年），改元“贞观”，以后的数十年即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后人对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的所作所为看法也各不相同，有褒有贬。一般以为李世民刻薄寡恩，心狠手辣，残酷地杀害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并且斩草除根杀死了自己的侄子。这种想法许多人心中赞同，却也没有说出来。毕竟玄武门之变后登上皇位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唐太宗，大行不顾细谨，因此对于玄武门之变这一血腥事件就不愿多加评价。

但是，纵观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皇帝宝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脆弱性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在重视血统关系的古代社会，生在帝王家，就注定了命运。不是成为皇帝，就是一生悲惨。李世民也有畏缩的时候，但他最终克服了妇人之仁，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天下百姓。生在帝王家，拥有继承皇位的权力，就会成为威胁皇位的潜在力量，必然会遭受皇帝的猜忌，而且皇帝也必须加以猜忌，否则受害的就不仅仅是皇帝一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人登极万民哭。皇帝的更迭影响的确太大，李世民等能不小心吗？封建王朝的本质决定了李世民等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有进入现代民主社会，这一血肉相残的悲剧才可以从制度上加以避免。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真实的西游记

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唐僧和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回真经。其中曲折离奇的冒险，生动有趣的经历，不知吸引过多少人。这么优美动人的故事，并非完全出自杜撰，而实有其人其事，并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深远。

故事发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时期之一的唐朝初年。唐僧俗姓陈，生于隋朝（公元604年），十三岁出家当了和尚，法名玄奘。玄奘从小勤奋好学，为钻研佛经，他周游了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各地，求教于著名高僧。当时佛教流派繁多，佛经译文错误百出，高僧解释往往互有矛盾。钻研愈深，问题愈多。为解决疑难，弘扬佛教，玄奘决定亲自到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半岛）求取真经。一去就是十八年。

唐朝初年，政府不许民间百姓私自出关，玄奘只好夹在西域商人中混出玉门关，单人匹马踏上西行的征途。那一年，玄奘二十八岁。

西出玉门关，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有八百多里长，又称八百里流沙，在中，就演变成了八百里流沙河。大沙漠白天“热风如火”，晚上又“寒风如刀”，气候变化无常。茫茫黄沙中，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地上连小草也不见一根。玄奘孤身一人，只有一堆堆白骨和驼马粪当路标，引导方向。玄奘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将盛清水的皮袋弄翻在地。怎么办？回去取水吗？不能，玄奘发誓：宁可西进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不到天竺，誓不回头。在滴水不进的困难情况下，他又走了四夜五天，口干唇焦，终于晕倒在沙漠之中了。幸好，那里已离水草地不远，到了夜半，凉风习习，把昏迷中的玄奘吹醒过来。识途的老马驮着他找到水源，脱离了险境。

玄奘西行到高昌（今吐鲁番东约二十公里），得到了信仰佛教的高昌王的热情支持。高昌王赠给他许多金银衣物，配备了五十多名向导和随从，写了二十四封给沿途各国君主的信，请他们多多关照玄奘。但是，路途仍旧艰苦。玄奘一行来到了终年积雪的凌山（今天山山脉的穆素尔岭），山高七千公尺，山上有千年不化的冰河，狂风暴雪袭来，飞砂走石，往往把人埋没、砸死，或者冻死。玄奘一行人在冰雪封盖的大山中挣扎了七天，随行人员冻死了十之三四。

经过一年的跋山涉水，玄奘一行在第二年夏天进入天竺境内。那时印度半岛上有七十多个国家。628年到631年间玄奘游历了北印度的二十多个国家，访问佛教圣地，学习梵文。631年年底，玄奘来到了摩揭陀国的那兰陀寺。

那兰陀寺是天竺佛教最高学府，有僧徒一万多人，其中还有许多精通医药、天文等各种知识的高僧。那兰陀寺主持戒贤法师为天竺佛学权威，一代高僧。玄奘来到寺院的那一天，寺院听说东土大唐的高僧来了，组织了一千多人的欢迎队伍，人人手持燃香、鲜花，夹道相迎。玄奘恭敬地参见了戒贤，并拜他为师。此时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早已不再讲学，为了表示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的友好情谊，破例为玄奘讲学十五个月，寺院也以最高规格接待玄奘。玄奘在那兰陀寺学习五年，听高僧讲解经义，遍览寺院藏经，在佛法方面日益精进，逐渐成为闻名天竺的第一流佛教学者。

玄奘并没有骄傲自满，他接下来又漫游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各处，巡游圣迹，访求名师。两年多以后重返那兰陀寺。戒贤法师请他在寺内讲经。

七世纪的时候，天竺戒日王朝盛极一时，戒日王是天竺威望最高的国王，他在都城曲女城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辩论会。642年12月，辩论大会开始。到会的有天竺十八个国王、三千名深通经义的高僧，还有那兰陀寺僧徒一千人、婆罗门教和其他各界人士二千多，再加上随从人员，总计不下万人。赴会时，有的乘象，有的坐车，有的步行，浩浩荡荡，数十里不绝，真是盛况空前。

玄奘被邀请担任论主，也就是主讲人。他在会上宣读了他以梵文写作的论文，大家都被玄奘精辟的论述惊服了。十八天的会期，没有一个人驳倒他的论点。大会结束的那天，戒日王送给他金钱一万，银钱三万，僧衣一百领。按照当地风俗，戒日王请玄奘坐上一头装饰华丽的大象，绕场一周，两旁贵臣护卫，群众欢呼雀跃，学有所成的玄奘受到了天竺人最崇高的称颂和尊敬。

曲女城大会后，玄奘怀念祖国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戒日王和各国国王以及广大僧俗人民再三挽留。鸠摩罗国王甚至表示只要他肯留下来，要为他建立一百所寺院。无奈玄奘决心已定，佛法既成，自然应当重回东土。次年春天，西游十七年之久的玄奘辞别戒日王和天竺高僧，满载着天竺人民给予的友谊、荣誉和六百五十七卷佛经，启程回国。

两年后，玄奘回到唐都长安。当这位不远万里、不辞艰辛赴西天佛国求取真经的大师回到长安的时候，僧俗百姓都在兴奋地传递着这个消息，整个长安城为之轰动。玄奘把带回来的佛经佛像陈列在长安城朱雀街南端，请大家参观。前来观看的百姓人山人海，从朱雀大街到玄奘所住的弘福寺，排成了几十里长的队伍，焚香散花，鼓乐喧天，好不热闹。

唐太宗听说玄奘自天竺求经归来，龙颜大悦，就在洛阳召见他。玄奘向天子讲述一路上的见闻，天子听得津津有味，要求他把旅途见闻写下来。玄奘领命著书，书成之后，定名《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记述了玄奘沿途游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途中听到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风俗。此书后来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广泛流传，成为今天研究亚洲次大陆以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的主要资料。

玄奘自洛阳回到长安，即开始组织各地高僧，着手翻译佛经。长安大慈恩寺内翻经院是专供他们翻译佛经的场所，经卷收藏在玄奘亲自设计修建的大雁塔里。大雁塔至今还屹立在西安城南，成为古都长安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为翻译佛经，玄奘常“三更暂眠，五更又起”，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十九年，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多卷。664年2月，玄奘病逝于长安玉华宫内。一千多年后，天竺佛教逐渐式微，很多佛经失散，玄奘的译本就成为研究天竺佛教的珍贵资料。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鉴真东渡

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兴盛，经济繁荣，极大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与之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经常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在各方面都受到盛唐文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唐朝高僧鉴真和尚在日本的盛情邀请下，发下宏愿，不辞年高路远，历尽千辛万苦，东渡日本宣扬佛法，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鉴真和尚14岁在扬州大明寺出家为僧，开始学习佛法。他拜高僧道岸、弘景为师，学习佛教律宗经典。20岁时鉴真到长安、洛阳观光，增长了见闻。回扬州以后，鉴真三十年如一日，讲经说法、宣传教义、教授戒律，成为誉满江淮、威望崇高的著名高僧。这个时期，日本完成文化革新，屡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朝文化。公元742年，日本和尚普照等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佛法，鉴真虽然年事已高，但为了促进佛教在日本的流传和发展，毅然接受了日本的邀请。

从公元742年开始，鉴真先后四次东渡，都因船只触礁、官府阻止等原因未能成功。748年，年已60的鉴真和尚带着随行的65人，从扬州出发，第五次东渡日本。他们乘船沿运河南下，从杭州湾出海。在东海遇到了大风，船只在惊涛骇浪中漂泊，半个月后被刮到了海南岛的南端。途中断绝了淡水，只好接雨水饮用。靠岸后，鉴真一行辗转广东、广西等地，讲经传法，准备再次东渡。不幸的是，此时鉴真双目失明。三年后鉴真又辗转回到扬州。

公元753年，鉴真乘坐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船只，第六次东渡，最终在今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县川边郡的秋目登陆。第二年，鉴真一行到达日本京都奈良，受到天皇隆重礼遇。鉴真在东大寺设立戒坛院，主持受戒仪式。僧人受戒要经过三师七证，这是日本佛教不曾有过的，从鉴真东渡以后始形成定制。公元759年，在鉴真的努力下，奈良建立了唐招提寺，传布律宗，律宗从而成为日本六大宗教派别之一。除了弘扬佛教，鉴真和他随行的弟子还将中国的建筑、绘画、雕塑和医学等技艺和知识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安史之乱

“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禄山在唐玄宗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史思明为安禄山手下的主要将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主要就是由他们两人挑起的。

唐朝本来实行的是府兵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士兵平时耕田，战时出征。这种兵制的实行可以有效地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为乱国家。但到了后来，情况渐渐发生变化，由于均田制日益解体，府兵制已无法维持下去，遂为募兵制所代替。于是出现了节度使这一官职，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种下了唐朝中后期一百余年及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祸根。

节度使自唐睿宗时，仅是统领边防军镇的临时职务。唐玄宗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各族，将唐初实行府兵制的初衷遗忘得一干二净，把边疆的节度使增为十个。此时的节度使不仅管理军事，还兼管本道民政及财政，权势日重。唐玄宗统治后期，朝廷政治败坏，中央军备空虚，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兵数为五十七万四千余名，边兵竟占四十九万，外重内轻、尾大不掉，几成崩溃之势，安禄山即趁此良机起兵叛唐。

安禄山于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十年后身兼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兵力雄厚。他洞悉长安朝廷腐朽、实力空虚的内情，又因与宰相杨国忠争权，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自范阳起兵。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逃或降，或被擒杀。叛军军锋迅速指向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唐玄宗派遣大将封常清到洛阳募兵六万，这些兵未经训练，很快被叛军击败，洛阳失陷。封常清与驻屯陕州的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玄宗听信监军宦官的诬辞，杀死高、封两人，起用病废在家的大将哥舒翰统兵赴潼关。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令部将史思明讨伐河北。

洛阳失陷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与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讨伐安禄山，并号召诸郡响应。河北人民不堪忍受叛军的残暴行为，自发组织队伍，抗敌自保。此时唐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出师河北，屡获胜利，河北的民众武装也参加到郭、李军中；河北十余郡多杀叛军守将，重树唐朝大旗，切断了安禄山军队前后方的联络，使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军心动摇，安禄山甚至想放弃洛阳逃回老巢。唐朝本有平息叛乱的希望，但杨国忠猜忌驻防潼关的哥舒翰，不采纳他关于据险坚守以待敌内变和由郭子仪、李光弼引兵北取范阳覆敌巢穴的建议，怂恿玄宗促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于十五年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结果大败，潼关陷落，长安震动。玄宗仓皇逃往成都，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军士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死杨贵妃。马嵬民众遮道留玄宗，玄宗不从，太子李亨留下，遂即奔往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同年七月，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改元至德。

安禄山遣部将孙孝哲入长安，自己仍留洛阳。在长安滥杀安禄山仇视的政敌及其家属，把投降的官僚迁到洛阳，授以官爵。又大肆搜括民财，弄得民间骚然不安，百姓日夜盼望唐军的到来。他们时常杀叛军官吏，遥应官军，使叛军穷于应付，连长安西门以外都控制不住。叛军将领日夜纵酒，专以声色财贿为事，已无进取之意，致使唐军得以重整军备、调集重兵。

在此前后，唐将鲁炅守南阳、襄阳，阻挡了叛军向江汉地区侵扰的道路。张巡、许远合兵苦守睢阳十月（至德元载十二月到二载十月），保卫了江淮地区。唐军因此赢得时间，并得到江南物资的源源补给。

长安失陷后，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自河北至灵武，壮大了朝廷声势。河西（今甘肃武威）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的兵也来会合。唐廷又得到回纥（见回鹘）、于阗及西域诸族的援助。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李光弼坚守太原，屡败敌军；郭子仪收复河东郡（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解除了侧面敌人的威胁，为收复两京做了战略的准备。同年九月，广平王（后为唐代宗）与郭子仪统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自凤翔出发，攻克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相州，今河南安阳）。此时，留在范阳的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制约，以所统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但朝廷对他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事泄，史思明遂反，与安庆绪遥相呼应。眼看就要扑灭的战火又重新燃起。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派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兵二十余万（后增至六十万）讨安庆绪，声势虽大，但无统一指挥，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辖之。初期还有进展，包围邺城。次年三月，史思明率兵来援，唐军六十万众溃于城下。史思明杀安庆绪，还范阳，称大燕皇帝。九月，攻占洛阳，与唐军相持。此后，唐将郭子仪等被解除兵权。上元二年（761年）二月，李光弼攻洛阳失败。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次年正月又逃往范阳，为其部下所拒，穷迫自杀，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始告平定。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会昌灭佛

在封建社会，宗教时常成为统治者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因而备受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崇。但并非在所有时期的宗教都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即便是影响最大的佛教也屡遭排斥。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地位斗争的结果。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经过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佛教势力大肆扩张，到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他们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社会一大负担。经过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唐代宗数代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少。早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肃、代二宗时代更为严重。寺院除经济实力以外，还有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设有“法僧”，还有“僧兵”，也就是说，一个寺庙，等于一个小佛教国家。天下有数不清的寺庙，也等于有数不清的佛教王国。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

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100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kbd></kbd>，武宗下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与僧尼人数。五月，又诏令长安、洛阳左右二街各留寺庙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诸郡各留1寺，寺分3个等级，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诏今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毁天下寺庙4600多所及以“兰若”为名私设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及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男女奴婢15万人，僧尼强迫返俗者有26万余人，解放专供寺院当役夫的百姓50万以上。这次废佛行动使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财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处，增加了税户，节约了国库开支，利国利民，堪称壮举。武宗废佛利国之功是无可非议的。

武宗诏令在全国执行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很大，对唐朝中央诏令拒不执行，如河北三镇就没有废佛，以致其他各地的僧尼，纷纷逃往河北三镇辖区。有些地方虽然执行废佛诏令，但力度不够，收效甚微。虽然如此，武宗灭佛仍然可称为寺院势力和唐朝政府政治、经济矛盾的总爆发，对佛教的打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甘露之变

东汉之后，唐朝成为第二个有名的宦官专权的朝代。与东汉相比，唐朝宦官专权更为严重，他们的势力也更为强大。天子式微，阉人坐大，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掌握禁军，把持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须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亦由宦官操纵。自宪宗李纯之后，除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帝无不由宦官拥立。如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王守圭等拥立；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刘季述拥立。唐宪宗、唐敬宗更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

唐文宗李昂即位之前备受宦官之辱，无力反抗，经常涕泪沾巾。因此，他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力图根除宦官之害。由于宦官掌握禁军，结果功败垂成。因为此事发生于皇帝召集百官观赏甘露之时，故史称“甘露之变”。

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文宗即位后任命宋申锡为宰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任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以清正廉洁，不结朋党著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日下、朋党骤兴之际文宗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泄露机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穆宗第六子）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万全之策。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秋天，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文宗却反守为攻，给二人以高官厚禄，使为己用。命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秋提升李训为宰相，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让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诛灭宦官，除恶务尽。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0月21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提议，天降祥瑞于皇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住，命宰相、中书、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众人看后奏称，不似天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止。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夺路而逃，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胁迫文宗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500余人上前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朝臣惊散，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

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当即派遣神策军500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1000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王涯、舒元舆、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甘露事变之际，郑注正率领500兵卒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官更加专横，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

宦官专权反映了皇权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出封建政权的弊端。皇帝英明神武，则为太平盛世；皇帝昏庸无能，后果即不堪设想。唐朝中后期朝政为宦官把持，皇帝的废立也为宦官控制。只要皇帝稍微有所作为，或者不与他们合作，就会有被废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还能不灭亡吗？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靖康之变

宋王朝重文轻武、抑制武将的结果是文化繁荣、经济发达而军事衰弱，备受周围国家的欺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军权收归中央，由文官指挥军队。同时沿用五代兵制，强干弱支，拣选精锐组成中央禁军，而地方的厢军、乡兵很少参加军队训练，平常充作工匠和仆役，根本没有战斗力。在这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宋朝地方势力根本无法与中央抗衡，皇帝的权势稳固了；国家却也因此无力抗敌，不得不赔款求和。这一局面持续到女真族所建的金国兴起以后，渐渐无法维持下去，因为金国所希望的是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北宋末年，强大的金国大举南下，妄图乘灭掉辽国之余威，一举占领北宋。金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北宋都城东京，由于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军被迫退兵。曾经逃走的宋徽宗又回到汴京，父子皇帝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仍然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不作任何防御的准备。各地救援的宋军，也被他遣散回去了。大臣李纲看到这种情形，几次上书朝廷，请求加强军备，防止金军进犯。但朝中投降派当权，不但不采纳他的意见，还处处排挤他。不久，李纲被迫离开京城。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8月，金太宗果然出动大军，命令宗翰、宗望为左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向北宋进军。得到金军南进的消息后，各地宋军自动起来保卫汴京，但投降派一心想求和，便命令他们停止前进。金军来到黄河北岸，发现南岸有十几万宋军，不敢渡河，就把战鼓集中起来，整整敲了一夜，南岸的宋军以为金军就要渡河，吓得都逃跑了。

金军渡过黄河以后，宗翰派使臣和宋军谈判提出划河为界，河北、河东（今山西省）地区划归金国。软弱无能的宋钦宗对金军百依百顺，立即派门下侍郎耿南仲和开封知府聂昌去办理割地之事，还下诏给那里的军民，命令他们开城降金。河北、河东的人民对朝廷割地降金的决定非常气愤，掀起了反投降、反割地的斗争。结果聂昌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县）被绛州人民杀死。耿南仲和金国使臣来到卫州（今河南省汲县），金国使臣听说卫州人民要活捉他，吓得连忙逃走，耿南仲也不敢再提割地的事了。

金军来到汴京城下，城中守军本来就不多，宋钦宗还阻止抗战派官员组织的抵抗，他还相信一个自称懂“六甲法”名叫郭京的人，让他用法术来击退金军，结果汴京很快被金军攻破了。城破后，城中军民要和敌人进行巷战，宋钦宗却派宰相何栗到金营去求和。何栗到了金营，宗翰、宗望假意对他说：“我们不想灭掉宋朝，只要叫你们皇帝来商量割地的问题，我们就退兵。”当昏庸的宋钦宗带领几个大臣来到金营后，金军马上就变卦了，提出要废掉宋钦宗的帝号，另立一位宋国国君。宋钦宗回到汴京城里，又气又恨，放声大哭，后悔当初不该听投降派的话，但为时已晚。金军派人进城，查封了府库，勒索黄金1000万锭、白银2000万锭、绢1000万匹。宋钦宗还被迫派官员帮助金军到皇亲国戚、官吏等家里彻底查抄了20多天，抄去大量金银、文物，金军仍嫌不足，杀了4名宋朝官员。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春，金军扣押了宋钦宗、宋徽宗并把他们押送到了金营。金太宗下令废掉宋徽宗和宋钦宗，把二帝连同皇后、妃子、公主以及亲王、大臣等3000多人，押送到金国当奴隶。这样，北宋王朝灭亡了。这次事变发生在北宋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金军退走时，在汴京的宋朝皇族中，只有镇守南方的康王赵构，逃脱了这场灾难。在宋朝官员拥立下，赵构继承了皇位，重建的宋朝，改年号为建炎，历史上称南宋。

由靖康之变可以看出北宋王朝腐败无能到何种地步，过度压制武将的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军队无战斗之力，将领无领军之能，国防全面废驰。当金兵攻来之时，毫无准备的宋军往往不战而逃，拼死抵抗的却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一百余年文官政权的后果遗毒深远，南宋王朝最终也为元朝所灭。更为悲惨的是，宋与蒙古交战数十年，前后竟无一位名将出现，领兵抗敌的竟然是文状元文天祥。可见宋王朝重文轻武，到最后也没有醒悟。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蒙古西征

蒙古西征之战是公元13世纪上半叶蒙古帝国征服中亚和东欧的战争。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以骠悍的雄风征服了欧亚地区，以蒙古为中心，建立起由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组成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历史上蒙古大军数次大规模的西征，以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几乎所有的敌人，改变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的军事革命。

十三世纪初，铁木真先后打败了塔塔儿、克烈、乃蛮、蔑儿乞等各部，统一了蒙古。公元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在斡难河畔召开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蒙古国建立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不断发动掠夺战争，用兵的主要方向是南下与西征。南下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宋和金朝，西征则是中亚东欧各国。蒙古西征共有3次，第一次是1217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西征，第二次是1234年至1241年拔都西征；第三次是1253年至1258年旭烈兀西征。

第一次西征由成吉思汗及其儿子率领，主要目标是中亚地区的西辽、花剌子国和俄罗斯。

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把南下灭金的任务交给大将木华黎，亲自率兵直指西方，首先灭掉西辽。两年后，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和大将速不台、哲别，会集畏兀儿、哈剌鲁、阿力麻里等部兵马攻打花剌子摩。花剌子摩是当时亚洲的一个大国，疆域辽阔，国力雄厚。蒙古军入侵后，花剌子摩分兵据守各大城市，遂被蒙古军各个击破，终为蒙古所灭。蒙古军队越过高加索进入顿河流域，出兵欧洲。公元1223年在迦勒迦河决战，大败突厥与俄罗斯联军，俄罗斯诸王公几乎全部被杀，此后蒙古军队班师而回。

第二次西征主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主要目标是东欧、波斯。

公元1234年，太宗窝阔台召开诸王大臣会议，决定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继续西征。窝阔台派兵分别攻打波斯（今伊朗）和钦察、不里阿耳等部，基本上征服了波斯全境。公元1235年，由于进攻钦察的军队受阻，窝阔台决定派强大西征军增援，术赤之子拔都、察合台之子拜答儿、窝阔台之子贵由、托雷之子蒙哥以及诸王、那颜、公主附马的长子参加这次远征，由拔都总领诸军。次年，诸军会师西征，进攻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尔，大将速不台征服不里阿尔。公元1237年，蒙古诸军进攻钦察，蒙哥斩杀其大将八赤蛮，里海以北地区被蒙古军队占领。

拔都率军大举入侵俄罗斯，公元1237年底攻占梁赞、莫斯科等14城。公元1238年2月攻陷弗拉基米尔，次年又攻陷基辅。公元1240年，蒙古军队进攻孛烈儿（今波兰）、马扎尔（今匈牙利）。

1241年蒙古击败匈牙利是一场著名的战役。这一年，蒙古苏布台和拔都分率大军进攻东欧，强行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准备于匈牙利平原会师，在两支部队遥远的侧翼还有两个小规模的骑兵部队，沿途横扫波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掩护主力部队的战略意图。匈牙利国王贝拉在蒙古军队进抵佩斯城前，判明蒙古军的意图，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军队寻求与蒙古军队决战，蒙古近六万人的主力则避开匈军的攻击稍稍后撤。４月，双方最终在绍约河畔对峙。匈牙利判明对岸是蒙古主力后，迅速地抢占了一个巨大的桥头堡，又在河西岸用大量的马车连成坚固的兵营，等待蒙古军队的攻击。蒙古军在后续的工兵到达后，在黎明用威力巨大的抛石车和火箭向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射击，守备部队在前所未见的攻击下瞬间溃败，蒙古骑兵迅速穿桥而过，向刚刚醒来的匈牙利军队主力发起攻击。

当匈牙利人满怀信心地列队杀向数量处绝对劣势的蒙古军时，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主力！蒙古军约三万人的主力在近百里远的南方早已乘夜渡过冰冷的河水，从背后杀向匈牙利军队，队形混乱的匈牙利军队立即撤回坚固的兵营死守。蒙古人的工兵遂向兵营里发射了密集的巨石、火箭、毒箭、燃烧油。这些攻击武器大多为西方军队首次见到，其内心恐慌可以想像。蒙古人采用了“围城必阙”的战术，匈牙利人迅速崩溃从缺口逃亡。但是，身着轻装的蒙古军队速度和耐力远远高于逃跑者，可以不停顿地换马四处截杀。绍约河战役，匈牙利军队阵亡七万余人。蒙古军迅速攻克佩斯城，杀死十万余人。

蒙古军队靠着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在欧洲消灭了大量盔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军队。欧洲军队在速度上的劣势，使得在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另外，因为欧洲军队主要依赖近距离的格斗杀伤，使得蒙古军队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

1241年年底，窝阔台死讯传到军中，拔都率军从巴尔干撤回伏尔加河流域。拔都率本部以撒莱为都城，在伏尔加河畔建立了钦察汗国。

第三次西征由成吉思汗另一个孙子旭烈兀率领，目的地为西亚各国。

公元1253年，托雷之子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远征，蒙古军队进军西亚，平定木剌夷国。公元1257年3月，驻守阿塞拜疆的拜住来到军中，旭烈兀偕同拜住等继续西征，直指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当时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塔辛执政，既直接统治黑衣大食，又管辖整个伊斯兰教世界，是两河流域的强国。公元1257年冬，旭烈兀、拜住等率军三路围攻巴格达，第二年初，三军合围，向巴格达发动总攻，蒙古军队用炮石攻打巴格达城，城门被炮火击毁。2月，穆斯塔辛率众投降，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军队在城中大掠七天，穆斯塔辛被处死，阿巴斯王朝灭亡。旭烈兀率军继续西进，兵进叙利亚，直抵大马士革，势力深入到西南亚。

由于蒙古军队被埃及军队打败，旭烈兀才被迫停止了西进，占据第比利斯，建立了伊利汗国。

从公元1217年至1258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蒙古帝国以蒙古大汗为中心，通过三次西征，先后征服了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剌子摩和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的西辽、畏兀儿，建立察合台汗国；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的乃蛮旧地，建立窝阔台汗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梁赞、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基辅等公国，建立钦察汗国；两河流域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建立伊利汗国，史称四大汗国。

蒙古西征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在战略上采取由近及远、相继占领的策略，以蒙古大漠为中心，向外一步步扩张。在战术上注重学习汉人的军事技术，用汉人工匠制造大炮，提高了战术优势，西征时集中优势兵力，如拔都西征就全是长子，窝阔台认为“长子出征，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骠悍的蒙古骑兵适合远距离作战，战斗力相当强大。而封建社会的欧亚各国则是分裂独立，如俄国当时分裂为许多小公国，相互争斗，不能一致对外，花剌子摩虽是大国，但分兵守城，消极防御，不能集中兵力迎敌。因此，在蒙古军队进攻下相继灭亡。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四大汗国

蒙古三次西征，铁骑所到之处纷纷归附蒙古，由葱岭至东欧的广阔土地多为蒙古所占。第一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率领，西征之后，成吉思汗将征服所得的土地分封给儿子作为领地，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第二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拔都在西征后于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钦察汗国。第三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旭列兀率领，西征之后，他同样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汗国，称为伊利汗国。这样，蒙古人在东亚大陆蒙古本部之外，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后三个汗国在相互争斗中先后灭亡，只有钦察汗国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渐渐衰落以至于灭亡。

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创立，从1243年一直延续到1420年前后。

1243年，拔都率领蒙古军第二次西征，西征之后拔都回到伏尔加河畔。建立了东起额尔齐斯河，西到俄罗斯，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的辽阔广大的钦察汗国，都城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

在汗国内，拔都的十三个兄弟及其后裔各有世袭封地，拥有军队。蒙古军事贵族统辖的万户、千户、百户、十户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拔都的兄长斡尔达及其后裔据有今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形成了白帐汗国。贵由大汗去世后，拔都支持蒙哥夺取大汗位，打击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势力，乘机占有河中地区。1255年，拔都去世。

汗国内居民成份复杂，社会发展水平不一。由于统治民族蒙古人占少数，因此他们逐渐突厥化。到十四世纪前叶，蒙古人已使用突厥语。拔都之弟别儿哥在位时(1257年～1266年)，名义上仍对蒙古大汗称藩，实际上汗国已成为独立国。别儿哥因同伊利汗国争夺高加索地区，无力东顾，于是河中地区被察合台之孙阿鲁呼占领，别儿哥便支持窝阔台之孙海都对阿鲁呼作战，帮助海都崛起。拔都之孙忙哥铁木尔继位(1266年～1282年)，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1277年，蒙哥之子昔里吉背叛元朝，劫走皇子那木罕，送到与海都联盟的钦察汗国拘留了数年。直到1282年脱脱蒙哥继位时，那木罕才被放回。

1302年，钦察汗国脱脱汗出兵协助元朝攻打察合台后王笃哇、窝阔台后王察巴尔，笃哇、察巴尔战败，归顺元朝。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封脱脱为宁肃王。后来月即伯继钦察汗位(1313年～1341年)，1314年元仁宗遣使册封，予以承认，此后双方经常遣使往来。1336年，月即伯遣使请求领取分地岁赐以赈给军站。1337年，朝廷专设一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平阳等处分地岁赐，每年按额发给。

月即伯在位时，汗国达到极盛时期。迁都到别尔哥萨莱城(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附近)，与伊利汗国、埃及等国通好，对外贸易兴隆。伊斯兰教在伏尔加河下游广泛传播，此后钦察汗都信奉伊斯兰教，部分蒙古牧民也伊斯兰化。

十四世纪后期，蒙古贵族对外不断进行掠夺战争，内部又互相争斗，使汗国走向衰落和瓦解。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初，钦察汗国只剩下有限的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

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国，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姆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达兴都库什山，主要在今新疆及中亚一带，1346年因内部斗争而陷于分裂。

西征后，成吉思汗分授诸子封地，察合台得到了从畏兀儿境一直延伸至河中草原的广大地区。察合台的大帐设在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河中城郭地区由大汗直接派官管辖。察合台曾企图排挤窝阔台汗在河中地区的势力，遭到窝阔台汗的制止。1241年，察合台卒，次子抹土干之子合剌旭烈继位。

贵由继汗位后，废合剌旭烈，改立也速蒙哥为察合台汗国之汗。蒙哥时期，合剌旭烈妻杀也速蒙哥，自摄国政。

忽必烈即位后，遣抹土干之孙巴剌持诏回国继承汗位。1269年，巴剌与海都在答剌速河畔举行大聚会，划分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巴剌之子笃哇在海都支持下即位，从此察合台汗国被海都所控制。

笃哇、海都经常侵扰元朝边境，攻掠畏兀儿地区。1298年，笃哇又袭击驻守于金山一线的元朝军队，俘杀守将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1301年，笃哇、海都率军与元朝军队大战于帖坚古山（阿尔泰山与札卜哈河之间），笃哇中箭受伤，海都亦受伤致死。笃哇与海都之子察巴尔被迫向元成宗请和，重新承认元朝皇帝的宗主地位。不久，笃哇与元朝联兵击败察巴尔，吞并了大部分窝阔台汗国领地。1306年，宽彻继立为汗，继续实行与元朝友好的政策。耶先布华统治汗国时期，为扩大牧场，率军入侵元朝，被元军击败。为了弥补损失，他又入侵伊利汗国，元军乘机再度深入中亚草原，他才被迫撤兵。

怯别统治时期，与元朝恢复友好关系，双方经常遣使往来。汗国统治中心逐渐西移。1330年，怯别弟笃来铁木儿继承汗位。同年，元政府颁布《经世大典》，其中附图称察合台汗国为笃来铁木儿属下，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相并列。

敞失汗统治时期，阿力麻里是汗国东部最重要的城市，罗马教廷派出许多传教士到此传教。不久，敞失被谋杀，其弟也孙铁木儿继位。从也先不花到也孙铁木儿，察合台汗一直维持着统一。

合赞汗死后，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各部诸侯自立为可汗。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多乎剌氏贵族拥立吐乎鲁铁木儿为汗，统一汗国。二十二年(1362年)，吐乎鲁铁木儿死，河中地区铁木儿势力迅速发展，东部仍在吐乎鲁铁木儿后裔统治之下。

窝阔台汗国由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后代海都所建，占有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附近)与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位于察合台汗国的北方。

蒙古大汗蒙哥死后，阿里布哥与忽必烈争夺大汗位，海都依附于阿里布哥，与忽必烈为敌。阿里布哥失败后，海都拒绝归附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开始举兵东犯元境。他与察合台汗国的巴剌相结纳，取得伊犁河谷与可什哈尔（今新疆喀什)地区，并纠集窝阔台、察合台、术赤三系诸王，1269年在答剌速河(今塔拉斯河)畔召开聚会。

巴剌死后，察合台汗国实际上成为海都所操持的附庸，它的统治者笃哇追随海都，多次进扰元朝的西北边境。海都统治下的窝阔台汗国所控制的地域，西至可什哈尔与答剌速河谷，南及天山南坡诸城，东抵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北有耶尔得斯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之地，成为中亚的一大势力。

1301年，海都犯元境，在与元军战斗中受伤，回师途中死去，其子察巴尔继位。窝阔台后裔为争夺汗位发生矛盾和分裂，汗国力量削弱。1304年，笃哇起而与察巴尔争战，大掠其国西部诸城。元朝海山的军队同时跨过阿尔泰山，大破察巴尔军，察八儿投奔笃哇。窝阔台汗国所属诸部，一部分归附元朝，大部分降于笃哇。1309年，察巴尔因参与察合台汗国的一次内争失败，逃归元朝，元封他为汝宁王。他的领地大半为新即位的察合台汗耶先布华所有，窝阔台汗国亡。

伊利汗国由成吉思汗第四子托雷之子旭烈兀所建，在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统治波斯一带。

1252年，蒙哥命旭烈兀西征波斯等地。忽必烈即位后，命旭烈兀统领阿姆河以西直至密西尔（今埃及）的辽阔土地。旭列兀建立了伊利汗国，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括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旭烈兀以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为都城，设宰相掌管全国政务，任命了各省长官。

1265年，旭烈兀子阿巴哈继立，元朝赐他“辅国安民之宝”方印。阿巴哈即位后，始定都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土)，以蔑剌哈为陪都。1284年，忽必烈遣孛罗丞相等出使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将他留在汗庭参议政事。

第七代伊利汗合赞统治时期，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势颇盛。1298年，合赞遣使入元朝，贡珠宝等物。蒙哥时，曾以彰德路为旭烈兀分地，这时，成宗就将旭烈兀分地历年应得岁赋赐合赞，并赐“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合赞大力进行社会改革，制定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贵族、将校和官吏对人民横征暴敛，使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他还鼓励发展科学文化，在首都兴建天文台，设立学校，命宰相拉施特编纂《史集》。

第九代伊利汗不赛因死后，统治集团内讧迭起，权臣、大将各自拥立可汗，纷争不已。1355年，钦察汗国札尼别汗攻占桃里寺，伊利汗国亡。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土木之变

朱元璋九死一生，夺得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了保住朱家江山，他可谓呕心沥血，费尽心思。先是利用胡惟庸、蓝玉两案，大加株连，杀戮大批功臣宿将，又在军事上实行都司卫所制度，使得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其中，最为独特的一点则是不许宦官干政、不许宦官识字，并约束子孙维持这一政策。朱元璋虽然有先见之明，不过他没有算到自己的儿子会不听瞩咐，完全没有照他的话去做。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取皇位，晚年下了一道诏令，允许有子嗣的学官在自愿接受阉割手续后，进宫内当差，教宦官、宫女读书识字。这小小的一道诏令，几乎改变了明朝的命运。

明成祖之后，明宣宗朱瞻基当了10年皇帝，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逝，年仅38岁。宣宗长子朱祁镇这年只有9岁，即位为帝，史称明英宗。在祖母太皇太后张氏的指教下，他任用贤臣，继续执行祖父、父亲较为开明的政策，明朝的国力在他在位的初期，达到全盛。

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去世。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宦官王振。王振是山西大同人。他原来是个学官，在明成祖朱棣晚年解除了对宦官识字的限制以后进宫。他在内书堂当了一阵教习后，就被派去侍候东宫太子朱祁镇。王振为人狡猾，很快就赢得朱祁镇的欢心。尊称他为“先生”。张太后对这个“先生”早有警觉，朱祁镇刚当皇帝时，张太后把他叫到自己身旁，并叫人将王振唤来。她当着朱祁镇的面，正言厉色地斥责王振：“你侍候皇帝起居，有很多不讲规矩的地方，今天我要赐你一死！”环卫在张太后周围的女官立刻上前，将刀架到俯伏在地的王振的脖子上。朱祁镇赶忙跪到祖母面前为王振说情。张太后饶过了王振，但一再叮咛朱祁镇：“皇帝年纪还小，还不知道这种人对家国的危害。我听皇帝说的情，放过王振。此后，不能够让他干预国家大事！”张太后在世时，王振有所忌惮，张太后一去世，王振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劣根性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干预朝政，酿成祸乱，曾在皇宫门上挂一块铁牌，上面铸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11个大字，王振却公然叫人将这块铁牌摘掉。大理寺少卿薛，本是王振的同乡，但他痛恨王振的不法行为，从不与王振往来。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惟独薛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怀恨在心，指使党羽诬陷薛，将他抓进大牢，定成死罪。驸马都尉石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王振怪他辱及自己的同类，找个由头，将他逮捕入狱。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将王振的罪行写成匿名的小字报，偷偷在京城张贴。王振将他们3个人用残酷的磔刑（肢解身体）处死。明英宗朱祁镇在皇宫设宴招待百官，按惯例，宦官身份的王振是不能参加的。王振却大发雷霆，说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朱祁镇听到别人转告这句话，连忙派人补请他。他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

当时，在北方边境，蒙古瓦剌部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瓦剌每年派贡使到北京进贡，借此机会，索要财物，如果贪欲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在边境制造事端。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一下子派了2000人以贡使名义到北京，为了多领赏物，冒称有3000人。王振处置失当，先是引狼入室，批准2000名贡使进京，继而轻率敷衍，叫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压低贡使带来的马匹的价格。瓦剌部的首领也先十分恼怒，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

王振鼓动英宗朱祁镇亲征，想侥幸取胜，建功立业。大臣们纷纷劝阻，朱祁镇鬼迷心窍，根本不听。这位23岁的青年皇帝，在王振的挟持下，率领50万大军，匆匆忙忙从北京出发。

大军出发没几天，后勤补给就跟不上来了。军中闹起饥荒，许多士兵饿倒路边。老天也不作美，连日风风雨雨，道路泥泞难行。随驾官员见势不妙，力主回京。王振认为他们扫了自己的兴头，罚他们顶着风雨，跪在路边的荒草丛中思过。

半个月后，英宗朱祁镇一行抵达大同，前方传来先行交战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心里一惊，又仓猝决定“班师”。王振的庄田在蔚州（今河北蔚县），他想请朱祁镇到自己府第走一趟，借此炫耀自己的权势，于是，指挥部队向蔚州方向撤退。走了40里地，王振忽然想起，眼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踩坏庄田中的庄稼就太不合算了。于是，又仓促下令，改道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么折腾了上十天，英宗朱祁镇一行退到土木堡，土木堡在怀来（今河北怀来）城外20里。王振不指挥部队进城据守，却命令大军驻扎土木堡，等候辎重车辆到齐后再继续后撤。耶先的瓦剌军第二天就追到，将其重重包围。土木堡地势高，挖地两丈也见不到水。明军士兵饥渴难耐，战斗力丧失殆尽。第三天，耶先假意讲和，瓦剌部队佯装后退。王振中了圈套，下令移营取水，全军乱了阵脚。耶先指挥瓦剌的精锐骑兵四面掩杀，明军兵败如山倒。英宗朱祁镇突围不成，干脆下马盘膝而坐，眼睁睁地等着瓦剌人把自己抓去当俘虏。王振为乱兵所杀。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震惊，百官痛哭。人们首先把愤怒集中到造成这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身上，他的亲信死党都被抓起来杀掉。在抄他家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擅权7年，搜括到手的金银财宝竟堆满了60多间仓库，玉盘有上百只，高六七尺以上的珊瑚有20多株。

耶先抓到了英宗朱祁镇，当成可居的奇货。他押着朱祁镇到宣府城下，胁迫朱祁镇传旨叫守城将士开门出迎。守将杨洪、罗亨信立于城头，向朱祁镇传话：“我们所守的是陛下的城池，现在天色已经晚了，不敢奉诏！”耶先见用朱祁镇的名义赚不开城池，就改而用这个俘虏皇帝的名义勒索财物。朱祁镇被迫写了一封信，派一个被俘的卫兵送到怀来城中。怀来守将又连夜转送至北京。朱祁镇名义上的母亲孙太后接到来信后，把皇宫中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搜罗起来，用八匹骏马驮着，送到耶先营中，想赎回儿子。耶先当然不肯放人，他要把朱祁镇攥在手里，捞取尽可能多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好处。

孙太后在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朝廷大臣的支持下，抵制了迁都南方的建议，立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任命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此后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军民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立朱祁钰为帝。朱祁钰表示推辞时，于谦正色劝道：“我们都是诚心诚意地担忧国家的命运，绝没有什么个人考虑，也决不是为个人打算。”朱祁镇也从耶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钰终于同意即帝位，并举朱祁镇为太上皇帝，史称朱祁钰为明代宗。经过这一番政治上的整顿，明朝的大局才稳定下来。以于谦为中流砥柱的明朝军民，团结一心，决心抗击瓦剌军的入侵，保卫大明国的江山社稷。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晚明三案

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一朝天子，掌握军国大权，富甲天下，可谓尊贵至极，权力上也达到极致。可是自有那平民百姓“拼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梃击、红丸、移宫”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

事情要从明神宗朱翊钧的时候说起。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久拖不决。此事自然错在神宗，但神宗贵为天子，对大臣们的干预当然很恼火。作为报复，他开始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不任命官员。但是，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却抓得很紧，委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每天都要饮酒，喝得烂醉如泥，醉酒之后还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一事上僵持了15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最后，皇帝还是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照例，封王年满14岁即应前往封地，无事不得入京。朱常洵却假装不知，仍然滞留北京。

太子虽立，福王仍未死心，“争国本”的事情还在继续。后来相继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打倒，冲进门内，直闯太子寝殿，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神宗吩咐，将嫌犯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神宗报告。原来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神宗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提牢主事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提牢主事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调查认为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神宗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后死去，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首先拉拢西李，她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郑贵妃又挑选了8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朱常洛沉溺于女色，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吃了宦官崔文升进的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朱常洛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朱常洛吃了一颗，病情好像有了缓解，一再夸奖李可灼：“忠臣！忠臣！”下午三点多钟，朱常洛又吃下一颗红丸，想不到，第二天黎明，他就死掉了。算起来，明光宗朱常洛前前后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暴死，朝中大哗。人们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用泄药，伤了朱常洛的元气，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最后两人同时被处死，红丸案也没有能够进一步追查。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基。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为人比较软弱，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鸾宫居住，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案到此才告结束。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反映了明朝政局的腐败和混乱，皇帝怠于政事，百官又党争不休，各派势力争吵激烈。“国无外敌者恒亡”，眼看着祸起萧墙，大明帝国的覆亡已是难以避免了。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七大恨

努尔哈赤花费三十年的时间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并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并建元天命。此时，后金国兵精粮足，努尔哈赤不再满足于东北一隅之地，逐渐把野心转移到日益腐朽的明王朝身上，逐鹿中原就成为努尔哈赤的理想。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公开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所谓“七大恨”，即为：

(1)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

(2)明朝偏袒叶赫、哈达等女真部落，欺压建州女真；

(3)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

(4)明朝派兵保卫叶赫，抗拒建州；

(5)叶赫由于得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已和努尔哈赤定婚的女儿转嫁蒙古；

(6)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的柴河、三岔、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

(7)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统治者长期歧视、欺压女真人、并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强烈不满。然而他发动战争的主旨，却是为了掠夺明朝的财货和人口。女真族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需要补充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封建经济高度发达而政治、军事却呈衰象的明朝正是满族奴隶主贵族觊觎并掳掠的理想对象。从此以后，女真族兵锋直指明王朝，开始逐步实施占领中原的战略计划。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清初三大疑案

清朝初年，初入中原的清王朝内部夺权斗争非常激烈，结果留下了三大历史疑案，分别为：孝庄皇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顺治皇帝有没有出家为僧？雍正有没有篡夺皇位？其真相究竟如何，外界一直众说纷纭。

清朝覆亡之后，后人依靠珍藏的清宫档案，方才部分揭开了三大疑案的真相。

史学界持孝庄皇太后曾下嫁多尔衮理由有两条：第一条，清初典籍在顺治初年时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而顺治五年，则尊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在顺治廷议多尔衮的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一条。第二条，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皇太后病重时，对康熙说，因自己不忍远去，希望在孝陵附近选择墓地安葬，“则我心无憾矣”。按照清代的丧葬习俗，孝庄死后应该与顺治的父亲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昭陵，孝庄要求单独葬在北京孝陵附近，有悖清朝礼仪。部分专家认为，这种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做法实际暗示，下嫁多尔衮的孝庄皇太后自觉无脸见清太宗皇太极。

从现存的档案材料上看，“太后下嫁”一说，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另从时间等逻辑顺序上分析，也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清宫秘档》采用了“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的说法。

虽然满族曾有“妻后嫂”、“妻后母”（即兄长死后弟娶其嫂，甚至父亲死后，子娶其父配偶）的习俗，但入关后，满人的习俗也会随着满汉文化的融合而改变。至少从满族入关后的文献中看，没有继续沿袭这一习俗的记载。

“太后下嫁”说的主要依据是明朝遗臣张煌言所作的十首《建夷宫词》中的一首，词中曾如此描述：“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许多年来，后人因诗论事，这首诗成为后人议论太后下嫁的重要证据，但亦只不过是孤证而已。

明朝遗臣张煌言“作为一位力图反清复明的汉人，根据一些传闻做诗言志，嘲讽清廷，反映自己的一些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依据《清实录》，孝庄是在顺治十年慈宁宫修葺一新之后才搬进去的，所以如果根据张煌言诗，孝庄要在慈宁宫办婚事，应在顺治十年以后，而多尔衮早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所以，从时间上推断并不合理。而另据《清实录》中记载，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正月有过一次大婚，他娶的是自己的政敌、顺治的大哥豪格的福晋——博尔济锦氏。因为豪格与多尔衮有矛盾，被多尔衮逼死后，多尔衮娶了豪格之妻（自己的侄媳妇儿），免不了兴师动众一番。又据考证，《建夷宫词》正是作于顺治七年，可见此事与多尔衮娶博尔济锦氏有密切的关系。”张煌言可能是移植了民间关于这次大婚的传闻。

虽然从史料上看，董妃辞世之后，顺治皇帝与佛家弟子联系密切，也确有出家为僧的念头，但大部分明清史专家认为，顺治皇帝是因出痘病死于宫中。

《清宫秘档》也采用了“顺治病死于宫中”的说法。从顺治的《起居注》看，顺治皇帝一直有长期的服药记录。

在《平圃杂记》中也有关于皇宫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的记录，记载顺治是因病而逝——顺治十七年底，顺治染上天花，礼部奉旨宣布免去元旦大朝庆贺礼。正月初二，顺治为祈求佛法庇佑，亲自把最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悯忠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初五日，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全部撤去。接着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下令释放所有在牢囚犯，以祈祝皇帝康复。初七日夜，顺治死于养心殿。

关于顺治是否出家的一个疑问主要在于：清朝早期实行火葬，但火葬顺治遗体的记录未见于《清实录》中。不过，虽没有火葬的记录，但有关于安放顺治宝瓶（即盛骨灰的容器）的记录。由此看来，顺治出家的可能性较小。

雍正如何获得皇位是清初三大疑案中分歧最大的一个疑案。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雍正皇帝作为康熙指定的继承人正常继位的；一种则认为雍正篡夺了皇十四子的皇位；还有一种是说康熙皇帝并没有指定谁做继承人，只是雍正当时掌握了兵权，控制了局势，顺理成章地登了基。《雍正王朝》里采取的是合法继位说。

在篡位说中，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盗名改诏说”。说雍正将康熙遗诏中的“皇位传十四子”改为“皇位传于四子”，这是有些不正确的。清代制度中，皇子前一定要冠一“皇”字，如皇四子、皇十三子，故遗诏原文应为“皇位传皇十四子”。若雍正篡改成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语意不通，一下子就会露出马脚了。且传位给谁应使用“于”字，清朝时的“于”、“於”两字并不通用，雍正拿出这样一份破绽百出的遗诏，有谁会相信他呢？另外，按照清朝惯例，重大文书都必须“满汉合璧”，既用汉文，又用满文，雍正自然无法同时篡改满文与汉文。这一说法自然不可靠，但虽然是捕风捉影，却也暗示雍正篡位的可能性，只不过民间所猜测的具体过程难以自圆其说而已。

但若说雍正是合法即位，就连雍正自己也说得不清楚。康熙弥留之际，雍正人在哪里？几时来到康熙身边？当时情况如何？有谁在场？雍正的说辞也是反反复复，令人质疑。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会传位给雍正，乃是因为康熙喜爱雍正的儿子弘历。这种情形并非不可能，康熙的确可能因为弘历而增加了对雍正的偏爱，历史上也有过这种例子。明代成祖立仁宗为太子时，就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仁宗的儿子即后来的宣宗。但反过来说，康熙爱屋及乌的说法也有可能是脱胎于此，乃是支持此说者多作想象，穿凿附会，不见得与事实相符。

《清宫秘档》依据档案馆保存的继位遗诏，采用了雍正是自然继位的说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保存着这件诏书，诏书满汉合璧，在汉文书写的“皇四子胤，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联登极，继皇帝位”，旁边还有意义相同的满文。宫廷档案也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依靠档案终归比凭空猜想更可靠一些。疑案终归是疑案，即便有了宫廷档案，我们仍然无法断定事实究竟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

1644年，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清国，引兵入关，清兵占领北京。同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以次年为顺治元年。清兵入关以后，遭到汉族军民的强烈抵抗，清兵恼羞成怒，展开了残酷的屠杀，以“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三役最为惨烈。

1644年5月，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即帝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史可法任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江北，镇守扬州。1645年3月，清军抵达扬州，集结了大批军队，形成重重包围。史可法上书南京请求派兵支援，又飞檄各镇召集援兵，但南明权臣马士英不加理会，各镇总兵仅刘肇基自高邮来援。

清军包围扬州后连连向史可法招降，均遭史可法严词拒绝。史可法面对来使，毅然回答道：“天朝无降宰相，有与城尽耳！”此时，部将李栖凤、高凤歧出城叛降，守城兵力极为孱弱。时穷节乃现，危难见英雄。留下守城御敌的均是为民族大义和史可法高风亮节所感染的豪杰之士。他们怀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日夜坚守，屡退清兵，杀敌数千。

四月十三日，清军以红夷大炮猛攻扬州西北隅，守城军民在史可法率领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二十五日扬州城为清军所破，清军蜂拥而入，史可法自刎不及，为清军所俘。敌人百般利诱，许以高官厚禄，史可法不为所动，慷慨就义。

史可法被俘身亡后，高邮总兵刘肇基率领军民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人尽矢绝。清军痛恨扬州军民的拼死抵抗，屠城10天，纵兵抢劫屠杀，约80万人惨遭杀害。史称“扬州十日”，为中国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扬州失守后不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军迅速占领江南各地。1645年6月，清廷颁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强令汉族人民剃发、蓄辫，极大地伤害了汉人的民族自尊心，引起强烈反抗。

六月上旬，清朝委派的江阴知县方亨在江阴城发布“剃发令”。江阴人民群情激愤，10余万人召开集会，宣告：“头可断，发决不可剃！”集会群众杀掉知县方亨，推举本县主簿陈明遇与前任典史阎应元为领袖，揭起抗清义旗。阎应元迅速组织起一支坚强的抗清队伍，他们修缮城池，制造武器，征集军需，加强防守，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久，清军大集，重兵围困江阴城。七月初，清兵重炮猛轰，万弩齐发，蜂拥攻城，均为守城军民击退。清军派明朝降将刘良佐劝降，阎应元慨然答复：“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八月二十日，江阴城内弹尽粮绝，清军又以大炮轰破城门，才得攻入城内。陈明遇、阎应元壮烈牺牲。

江阴人民抗击清军80天，击败清军三十万大军，杀死清兵七万五千人，使清廷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丧命于江阴城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清军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屠城三日。全城人民均以先死为荣，无一人投降。三日之内，十七万余人被杀，仅老幼53人幸免于难。史称“江阴三日”。

不畏牺牲、从容就义的壮烈行为也发生在嘉定。几乎与江阴同时，清朝知县张维熙在嘉定执行剃发令。城内外人民不约而同地起兵，赶走了张维熙，并推举士绅黄淳耀、侯峒曾为首主持大计，共拒清兵。

黄、侯等人纠合义兵，整饬编练，称为“嘉定恢剿义师”，坚守嘉定。清军攻城，嘉定义军困守孤城10余天，终因连天大雨，城墙倾塌，被清军攻入城内。黄、侯等人自杀殉国，清兵屠杀城内百姓二万余人。不久，义士朱瑛乘清军退出嘉定，重新入城，重兴义旅，再度举起抗清大旗。清兵进攻，嘉定再次为清军所破，城中百姓又一次遭到惨酷的屠杀。二十天后，明军将领吴之藩反攻嘉定，无功而返。清军迁怒于嘉定百姓，又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三藩之乱

清军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安抚投降的明军将领，先后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精忠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分别镇守云南、福建、广东三省，此即为清初“三藩”。他们本为明朝辽东边将，后来降清。或开关迎接清军进入山海关，或为其南征北战，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势力，立有战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他们因功被封为王，享受高官厚禄，作为清朝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恣意妄为，对下鱼肉百姓，对上与中央政府抗衡。

1673年，康熙帝下撤藩令，欲解除三藩兵权。吴三桂即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复明”的旗号，以欺骗人民，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主雄等据广西反叛，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据四川反叛。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叛。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闽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据广东反叛。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吴三桂等人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的头，取消撤藩令。康熙力排众议，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拢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

康熙下令剥夺吴三桂“平西王”的爵位，杀其子吴梦熊于北京。军事上迅速制定了一套作战计划，讨伐吴三桂。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安西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

康熙玄烨依据时局，运筹帷幄，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同时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叛而附，附而又叛，甚至杀害了陕西经略莫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清廷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稳住了广东。

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军方面来了。康熙十七年，战势对叛军更加不利。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但这一招并未起什么作用，他坐困衡州，一筹莫展，八月病死，部将迎其孙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

清军乘势发动攻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平岳州、常德、长沙、衡州等地后，恢复了湖南全省，同时收复广西。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克汉中，定成都，取重庆，收复四川。同时，康熙处分了奉命攻打重庆而中道退返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命令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接替指挥，率师由湖南进攻云贵。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清军收复贵州，彰泰开始进入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由四川至云南，与另二路先期抵达的军队会合，加紧围攻昆明。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帮助清军。十月，昆明城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迎降，云贵悉平，“三藩”叛乱至此结束。

第二篇览历史烟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清代某文人，一日正在窗前读书，一阵微风吹过，将书吹翻过几页，这位文人诗兴大发，随口吟出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谁知，被人告知官府，无意之间招来大祸，官府以蔑视清王朝罪将其斩首，这就是典型的文字狱。“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原因而铸成的冤狱，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镇压知识分子，使用了种种手段，文字狱便是其中一种。

早在汉代元帝时就有“杨恽事件”。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因事下狱，官府从其家中搜出一封家信，内容多为牢骚话，激怒了汉元帝，下令处杨恽以腰斩，杨妻判流刑。明朝以来，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统治者在思想上对人们的控制防范更为严密。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文字狱迭出。朱元璋曾当过和尚，十分忌讳这段历史。因此当他在表章和诗词中看到“贼”、“僧”、“光”等字，就认为是对他的不敬，常不问青红皂白，将作者诛杀，以泄恨。这一来文人提心吊胆，不敢“随情谈世事，纵意写文章”，否则一不小心哪处不合上意，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满人以少数民族入关建立一统天下的王朝，对于作为被征服者的汉人自然尤为敏感，在思想上实施的控制就愈发严紧，出现了更多更大的文字狱，康熙年间庄廷垅“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年间浙江查嗣庭“试题案”，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等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几个。清廷罗织罪名，对当事者或诛杀或革职或流放，沉重打击了大批文人学者及其亲朋故旧。

其中以明史案最为典型。清初，明末遗民湖州定户庄廷垅从朱国桢的后人手中买到一本朱所著明朝史书，书内有《列朝诸臣传》等稿本。此时庄廷垅双目失明，他想效法春秋时期的左丘失明而著《国语》的事迹，将这一稿本与招集门客所补的崇祯历史编合在一起，然后用自己的名字加以刊刻。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并使用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康熙二年（1663年），此事被人告发，报到京师，引得康熙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严加追查。

此时庄廷垅已因病去世，官府仍然没有放过他。庄廷垅被刨棺戮尸，在世的四个儿子、一个弟弟以及为庄刻《明史》作序的李令哲均被逮捕处斩。

南浔富绅朱佑明原本与此毫无牵连，却被人诬告陷害。结果，朱佑明和他的5个儿子也被处以死刑。此外，凡是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以及与此案有牵连的地方官吏等上百人，诛杀的诛杀，流放的流放，革职的革职，最后，共杀了73人。

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选用上的“正”、“止”二字命题。由于“正”字与雍正名讳，“止”又是“正”字无头，遂被说成是借出考题讽刺皇帝，遂被革职查办。查嗣庭死于狱中，被戮尸枭首，子女也因此事被判死罪，其他家属则被流放边远地区，雍正还下令停其原籍浙江乡试6年。

第三篇典章制度侨州郡县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先后爆发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地方割据势力连年混战，争斗不休，使得民不聊生，许多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此时的南方却相对安定，西晋驻守南方的宗室建立了东晋王朝，暂保一时平安。北方人民和世家大族，为避战乱大批渡江南迁。为安置流亡江南的士族，并维护他们的特权，东晋及以后的宋齐梁陈各朝先后在其管辖地区内用北方的地名设置了一批州、郡和县，后世称为侨州、侨郡、侨县。

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集中在永嘉年间（316年前后），史称“永嘉南渡”。当时今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的人，相继渡过淮河、长江向南迁徙。南迁人口达九十万之多，约为当时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南迁集中在江苏、安徽、四川、湖北及江西、湖南诸地，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人口大迁徙。

大量南迁人士，相聚而居，保持原籍贯和地区，于是在南方出现了大批北方的州郡名，只是加上一个“南”字。如在京口设立南徐州，在江乘设立南琅琊郡与南临沂县。地方行政区划，因之陷入极大混乱之中。当时南迁的北方人，并非来自某一州、郡、县的人聚居一处，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因此便有多处相同的州、郡、县出现。收复北地后，又在原州、郡名前加“北”字，以示区别。如此一来，南北地名混淆，有的一地数名，大大影响了地方行政效能的发挥，破坏了中央集权制。

由于战乱连绵不断，北方人民不断南迁，于是侨州郡县越来越多，领土却越来越小。有时甚至会出现两郡同置一县和两州同治一郡的双头郡县，行政区划十分混乱。为解决问题，东晋南朝曾多次实行合并郡县，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许多侨州郡县被省并。但在省并的过程中，朝廷又往往把一些江南的郡县，转移给侨州郡管辖，使得一些侨州郡有了实际辖地。这样不仅没有彻底消除侨州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混乱了长江中下游固有的地方行政系统。

东晋南朝尽管行政区划混乱，然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自孙吴、东晋以来，因六朝建都江南，促进了长江流域和南方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南北朝以后，经济上长江流域已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则进一步南移，长江流域的经济水平超过黄河流域。南迁的九十万人口占当时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大大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第三篇典章制度大索貌阅与输籍定样

自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国家遂进入分崩离析、地方割据状态。中间虽有东晋王朝一统天下，但时间太短，不过数十年。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搅得整个中原地区民不聊生、鸡飞狗跳。大批汉族百姓南迁，依附豪强地主，国家的户口迅速减少。

581年，杨坚取得帝位，为隋文帝，年号开皇。开皇初年，隋朝户口仅380万户，到大业五年（607年）增加到890万户。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户口激增了一倍有余。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隋文帝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影响深远的政策。

自南北朝以来，户口隐漏日趋严重，国家所能直接掌握的劳动力减少，而地方豪强地主占有的人口增多，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力量。如在北方，由于规定未婚只缴半租，有的地方户籍上都不见有妻子的登录。有的豪强大族，一户之内有数十家，人数多达数万，国家赋税收入因此而锐减。

大索貌阅即是严密清查户口的一项措施。开皇五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大索貌阅，核点户口。所谓“大索”就是清点户口，并登记姓名、出生年月和相貌；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隋文帝规定，凡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里正、保长、党长要被处以流刑。同时又规定，凡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而居的，必须分立户口。此次检查新增户口164万多，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壮大了隋朝的国力。

在大索貌阅的基础上，隋文帝又接受大臣的建议，实行输籍定样。即规定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集合里正、乡长、党长输籍定样，决定每户的征课。自此以后，赋役根据人口状况由政府统一决定，地方官吏要在这上面作文章就很困难了。

封建国家和地方豪强之间在对人口的控制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隋朝政府积极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措施，从豪强士族手中把大批户口收归政府控制，打击了大地主阶级的兼并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

第三篇典章制度赋税制度的怪圈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之久，历朝历代赋税制度多有变革，时而增加名目，时而又将众多名目合而为一。但其中却有一条根本的规律，由于最早是由黄宗羲提出，所以称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认为，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从中渔取私利的弊端，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合而为一之后，名目尽失，就正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推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新加派。黄宗羲精辟地将这一道理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则因此称之为“黄宗羲定律”。

比如，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即“租”，征收谷物）、人头税（“庸”，征收绢）和户税（“调”，征收麻布）。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占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表示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实际上却都已并入土地税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丁身钱米”）。后人习以为常，认为“两税”只是土地税，“丁身”才是户税和人头税，其实那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把庸、调之名目取消，何至于此？所以杨炎的税制改革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

到明代，在两税、丁口税之外，又征劳役（力差）和代役租（银差），本来是十年轮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丁口、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这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后人习以为常，认为“条鞭”只是两税，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谁知道那也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取消银差、力差的名目，何至于此？所以一条鞭法也是后患无穷。

到明末，朝廷又先后加派旧饷（辽饷）500万两，新饷（剿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户部尚书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实际上是把这些杂派又并入了正税（“两税”）。清初人们以两税之征为理所当然，岂知其中包含的三饷加派正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设若三饷之名目不改，人们或许还会顾其名思其义，知道这是税外的加派，以后再加不得了。这样每改革一次，负担就加重一层，老百姓还有生路吗？

就这样，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现代有史学家把这“黄宗羲定律”用公式表示，即：

两税法=租庸调＋杂派；王安石役钱法=两税法＋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一条鞭法=王安石税法＋杂派=两税法＋杂派＋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倪元璐税法=一条鞭法＋杂派=王安石税法＋杂派＋杂派=两税法＋杂派＋杂派＋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地丁合一=……=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黄宗羲定律”所反映的实际上正是专制王朝时代的又一个怪圈。

唐朝建立以后，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隋末农民大起义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人口大大减少，无主荒地增多，政府收入大不如隋朝鼎盛时期。为稳定统治基础，增强国力，唐朝前期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始自北魏，历朝多有变更。唐初为恢复生产，保证税收，在隋代均田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唐于武德七年（624年）、开元七年（719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次颁布均田令，取消了前朝奴婢、妇女及耕牛受田的规定，放宽了土地买卖的限制。

政府颁给成年男子（21-60岁）和18岁以上的未成年男子各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其他为户者和老、寡、病、残等，授口分田、永业田不等。贵族和五品以上官可依品级请受5顷至100顷永业田，勋官可依勋级请受60亩至30顷勋田。授田有宽乡、狭乡之别，迁徙、买田、授田规定不同。永业田可以世代继承，政府不再收回。担任政府官员的有职分田，官署有公廨田，收入充俸禄和办公费用。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唐政府在赋役制度上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源于北魏到隋朝以来的租、调、力役制度。男丁每年交粟2石，叫做“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绢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做“庸”，也称“输庸代役”；每年交绢2丈，绵3两，或者交布2.4丈，麻3斤，叫做“调”。合而为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特点是以丁为征收单位，不愿服徭役的可以交绢来代替。这个制度为唐王朝聚敛了巨额的财富。据史书记载，到公元749年，全国的粮仓存粮9606万石，以当年应负担赋税的男丁计算，每丁平均12.5石，相当于他们六年多的租额。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施，对唐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保证政府赋役来源，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均田制实施范围和实施程度学界看法不一，但授田不足确为普遍现象。唐均田令中对口分田买卖限制的放宽，体现了土地私有制因素的增长，普遍以庸代役，则体现了国家对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

唐高宗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逐渐破产流亡，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按人丁为征收赋役的基本对象的租庸调制，与土地占有状况已不相适应，唐朝政府开始逐渐调整征收原则和内容。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式实行两税法，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遂名实俱废。

随着土地买卖和兼并的盛行，唐初以来实行的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农民受田普遍不足。政府又不断加重赋税，致使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政府控制的纳税人数越来越少，财政收入减少。这样，租庸调制行不通了，公元780年，唐政府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

两税法规定每年分别在夏秋两季征税，“两税法”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它的特点是按土地和财产征收赋税，取消了人头税。政府根据每年的开支确定赋税总额，然后摊派征收。以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作为摊派税额的标准，租庸调和其他杂税全部取消，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收地税和户税，商人在所在的州县纳税，税率为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两税法的特点是从按丁征税转为按财产征税。它从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扩大了征税面。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是，劳动人民的负担依然很重。

809年，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写道：“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从诗中可见无论税制如何改革，劳动人民的负担并不可能减轻太多。两税法一直实施到明朝中期，颁行“一条鞭法”后才废止。

在以农业立国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依附于土地的人口及其所承担的税收则是国家的根本。凡一国承平日久，则土地集中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少数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大批农民则无田可种，或者租种他人田地，或者流亡他乡沦为流民乃至饿死。土地集中、人口因流亡减少所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不但国家的赋税因之减少，地方势力的扩大、饥饿流民的暴动甚至会影响地方安危和国家根本。因此，各朝在立国之初，多半会采取措施重新确认土地的所有权，使更多的人获得土地。并使大量佃户、奴仆从地主豪强的荫庇剥削之下解放出来，为中央政权直接控制，藉此缩小贫富差距，稳定社会治安，增强国家财力。

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明朝，便发展到了封建专制的顶峰，在人口户籍的土地登记和管理上也达到了极为严密的地步，黄册和鱼鳞图册就是这种手段控制的产物。所谓黄册，乃是户籍记录，因以黄纸为封面而得名，政府科派差役也以此为据。所谓鱼鳞图册则是将土地的形状、大小绘制成图，并于其侧登记土地情况和所有者姓名，因土地彼此连缀、其形似鱼鳞而得此名。

明朝推行保甲制度，十户一甲，十甲一里，每里编为一册。里甲的民户要互相了解丁口职业，互相作保。通过黄册，政府把全国的人口都编入记录之中，再通过里甲等基层单位来征收赋役。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命国子监生武淳等分别巡行州县，全面清丈土地，查实田亩。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鱼鳞图册，确认了元末农民起义后经过剧烈动荡的土地所有权，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洪武二十六年，核实天下土田，总计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是明代见于记载的耕地数额最多的一次，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洪武二十年的土地丈量。

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推行，使大量隐瞒的土地、人口重新归于政府的控制管理之下，增加了政府的财力和人力，稳固了国家的统治基础，也打击了大地主，增强了封建国家的实力。赋税收入仅米麦一项，就由洪武十四年的26，105，251石，增加到洪武二十四年的32，278，983余石。同时，由于服徭役、纳赋税的人多了，每一人户的负担就相对减轻了，从而改善了一部分百姓的生活。

明朝中期，统治者大兴土木，锦衣玉食，穷奢极侈，赋税项目繁多，徭役负担很重，农民逃亡现象严重。官僚地主贪婪兼并土地并隐瞒起来，拒不纳税。“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即税粮）。”这样，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公元1581年，宰相张居正为了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在重新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名为“一条鞭法”的赋税制度。

“鞭”就是“编”，因此又叫“一条编法”。

一条鞭法规定：计一州、一县的田赋、劳役和其他交纳的杂差，都折合成银两征收；差役从原来按人丁征派改为部分按人丁征派，部分则按土地征收，由官府出钱雇人完成。

一条鞭法的特点是赋役合并，由实物税转入货币税。这是继两税法后中国赋税制度的又一重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僚地主偷税漏税和赋税不均的状况。力役征银使农民对政府的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田赋征银对促进农产品商品化也有一定的作用。

一条鞭法实行得很不彻底，徭役并未能全部摊入田亩，所以清初仍有成丁缴纳的丁役银存在。丁役银原则上也分为上中下三等，但实际上不止三等，税率在各省甚至各县都有不同。如河南省每丁纳银最少的一分，最多的一两二钱；山西一般每丁纳银四两；陕西西安等地最高的达七两以上；甘肃巩昌一带甚至有高达八、九两的。按理说，缴纳丁役银以后不应该再有徭役，而实际上无论在清初或实行地丁制度以后，徭役都未能尽除。

入清以后，随着社会渐趋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及发展，全国人口也逐渐增加。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佃农人数日益扩大，丁役银负担事实上是落在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身上。比如山东有的地方，地主田连阡陌并无一丁的负担，没有寸土的农民却要承担几个人的丁银；在湖北，地主膏腴遍野，所缴丁银无几，只有升合之粮的贫民却要负担很多丁银；直隶有的地方，丁银基本上压在贫苦农民身上。广大农民负担不了沉重的丁银，不得不隐匿户口或逃亡，以致赋税催征不易，政府收入也受影响。清统治者认识到“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因为“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从保证财政收入、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正式命令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和丁银作为定数，以后增加人丁，永不加赋。定数之中的丁口如有缺额，以新增的人丁抵补。人丁和丁银固定以后，又陆续把丁银摊入田亩，这就是所说的地丁制度。

摊丁入地的进行，各地时间很不一致。康熙五十五年首先命令广东省将应交的丁银加在田赋中征收，以后其它地方继续推行，到乾隆年间基本上实现了摊丁入地。在地丁合一的征收当中，由于各地原来田赋和丁银的比例不同，所以每两田赋银中摊入的丁银也多少不一，大约由一厘余至数钱不等。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两田赋银摊丁银一钱数厘的居多。

摊丁入地以后，从原则上来说无地的农民可以不负担丁银，能够减轻一些少地或无地农民的繁重赋役，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但另一方面，地丁制度和前面提到过的一条鞭法一样，并没有丝毫动摇封建制度和财政压榨，实行地丁制度以后，清政府的加征仍然源源不断。如雍正以后“火耗”和“平余”的归公，以及“漕折”的浮收就是很具体的例子。

所谓“火耗”是田赋征收银两以后，地方官府借口零碎银两熔铸成整块上缴需有损耗，所以以弥补为名在征收田赋时加征火耗。实际上改熔的损耗不过百分之一、二，但所收的火耗至少百分之二、三十，甚至有高到百分之五十的。雍正年间把火耗列入正税，等于是加税，而地方官府又别立名目，另行加收。

“平余”是官吏收税时称银所得的溢额银两，乾隆时把此项收入也列为正额。至于“漕折”的浮收，数字就更大了。漕粮本来是征收实物的，嘉庆、道光年间，各省漕粮多改收货币，每石漕粮折银或钱若干，而征收中的折价却往往超过粮食的市价，于是农民所缴纳的田赋无形中就大大加重了。

在封建社会下，广大农民一直承担着赋役压迫的重负，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的改革，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改革都只是从整顿当时的赋役制度和保证财政收入的目的出发，并没有真正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三篇典章制度北方人骑马作战的开始

中，刘备对孙权说，北人善骑马，南人善乘船。其实在春秋以前，北方华夏族的人也不骑马，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用于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的注中写道：“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者，当是周末时礼。”说的正是这种情况。一直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民族，穿胡服，习骑射，中原地区才开始将马用于骑乘，战争也由车战为主转入骑战为主的时代。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不断，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发愤图强，以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林胡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损兵折将，国力大衰，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仅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以骑兵对抗骑兵，才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宏大气魄。

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不仅平民百姓不愿接受，朝廷内意见也难以统一。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他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王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自上而下逐步推广，最终胡服骑射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见成效，赵武灵王即攻占了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训练基地。在初步取得成功之后，又推广到全国。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边境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国在东北方向攻灭“心腹之患”中山国，在西北打败林胡、楼烦，一跃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各国“纵约”瓦解，纷纷献地事秦之时，只有赵国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修筑长城，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投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渐渐成为汉民族服装的一个部分。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它标志着我国由车战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篇典章制度无形的长城：郡县制

秦始皇统一天下，自称始皇帝，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他所创立的各项政策制度中，影响最大的有两项，其一为在北方修建长城，其二为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均由中央统一任命，并要服从中央的命令，由此便确立了中央政权的权威，实现了封建国家权力的集中。它有如在东亚大陆上筑起了无形的长城，终于形成现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早在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把兼并得来的土地和灭亡的小国改设为县。县和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是国君直属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利于国君的直接统治。到春秋后期，晋国把县制推行到内地，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卿大夫在封邑内也设县管理，县开始成为地主政权的地方行政组织。春秋末期又在新得到的边地设置郡，当时郡的面积要比县大，但地位比县低。后来由于这些地区逐渐繁荣，人口增多，就在郡下划分县，产生了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郡县的设置均不能算做一项制度，它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推广。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立刻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封建诸侯还是全面推广郡县制。有些人认为周代统治长达八百年，广泛地分封诸侯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秦朝如要长治久安，就应该和周代一样推行分封制。这些人一开始就把先王的制度抬出来，秦始皇自然有些动心。惟独廷尉李斯起来反对。他认为西周初年广建诸侯，自然是促进了各地的发展，但时间一久，诸侯与中央关系日益疏远，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就在所难免。西周与东周中央王朝力量薄弱，诸侯互相侵扰，战争连绵不断，完全是分封制造成的恶果。秦始皇自以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不愿意再蹈周朝之覆辙，最后采纳李斯的意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的推行总结了前代的教训，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使整个东亚大陆联为一体，不可分割，影响深远。

秦统一之初，全国设三十六郡，后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增至四十六郡。郡的行政长官称为郡守，由中央任命，掌管一郡政治、经济、军事与司法等事务。其下属有郡丞、郡尉、监御史。郡丞辅佐郡守，为郡守的副职。郡尉处理兵事，监御史则负责监察。郡下设县，万户以上县长官称县令，不满万户则称县长。县令（长）主管县内政务，同样由中央任命。其下属县丞、县尉分别协助县令（长）政务、司法和军事。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设里。乡设三老，分别为有秩、啬夫、游徼，分掌地方教化、民政、诉讼、治安。这一套制度，后世虽屡加变革，但基本精神却相沿两千余年。

秦始皇的功绩，只此一事就足以确立；秦始皇的伟大，如没有这一事，就根本就无从谈起了。

第三篇典章制度大九州与小九州

说起中国的行政区划，最古老的一个说法自然是“九州”了。“九州”之说由来已久，以九州代天下、指中国，也是屡见不鲜。我国古代尤其是周代，人们将“九”看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数字，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天道以九制”，“九九归一”等等，都是表达这种思想。将中国大地划分为九州，如寻其本意，则恰好反映了“九”为“天地之至数”的观念。

所谓“九州”，依据《尚书·禹贡》的说法，应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九州包括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地区、淮海流域、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区。以春秋战国时的地理分布来分析，则越国居扬州，楚居荆州，秦据雍州，齐有青州，秦国、楚国新开辟的陕南、川蜀则为梁州，冀、兖、徐、豫则更是中原要地，分别为三晋、齐、鲁、郑、卫、宋等诸侯所有，重大的战争多半在此发生。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尚书》被列为“六经”之首，两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怀疑的圭臬。因而，两千年来，古人普遍以为夏、商、西周王朝存在着州制，即“十二州”或“九州”。其中，最深入人心的是“九州”说。

实际上，九州说仅是先秦人的理想，并没有见诸实践，更未曾成为夏、商、周三代的行政区划制度。自清末以来，经学者多方质疑考证，又借助于甲骨文等重大考古发现，终于推定《尚书·禹贡》篇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九州”实际上是战国人们对当时东周领土所做的地理区域的划分，而且仅仅是观念上的划分，并没有成为一级行政区划。至此，方才澄清了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流行两千年的“九州”观点。

上面所提的“九州”说在历史上颇为流行，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去，这个九州只是对于中国地区的认识而已。当时人们对于天下的认识还很狭窄，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天下只不过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再仔细地看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献，我们就会非常吃惊地发现，战国末期的时候已经有学者指出在小九州之外，还有大九州存在，中国的“天下”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州而已。

提出“大九州”、“小九州”说的人是诸子百家中的阴阳家的代表邹衍。邹衍以为，儒家所谓的九州，是指中国的国土而言，但这只是小九州。事实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叫做“赤县神州”的大州，像中国这样的大州，世界还有八个，合起来共九州，谓之“大九州”。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们对于旧有“天下”观念的突破，如果说这只是邹衍个人的想象，那也未免过于巧合。因为直到他去世之后两千多年之后，人们才能确定地球有九大洲。这种学说到底从何而来，实在令今天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迷惑不解。

第三篇典章制度两汉的察举和征辟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时，过去通过军功、养士选拔人才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汉代逐渐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途径。

察举又叫作荐举，是三公九卿、地方郡国守相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授予他们官职或提高其官位。察举是汉代选官的一种主要做法。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曾诏令诸侯王和地方郡守察访民间德高望重的人，把他们推荐给朝廷。汉文帝以后，这种察举的办法逐渐形成制度，但是并没有固定的举行时间。一般多是在发生了自然灾害，或出现日食、地震等情况时，皇帝表示引咎自责，同时诏令朝廷百官和地方郡国荐举人才。

在汉代，察举不一定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察举的范围和名目都由皇帝决定。例如有时只规定在某些郡国或只限于丞相、御史大夫等部分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还有的时候是由朝廷派人到地方去进行察举。

察举的名目有很多，如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材异等、孝廉、直言极谏等，有时也要求荐举勇武而熟知兵法或掌握某种技艺的人。后来，“孝廉”逐渐成为察举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名目。被荐举的孝廉一般是先担任郎官，作为皇帝待从，然后再转迁为尚书、侍御史、县令等官。

汉代被荐举的人，须先试任一年。如果能够胜任职守，则可转为正式官员。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举他的人也要受到处罚。

汉文帝时，开始采用策问的办法考察被荐举者的才干学识。到汉武帝时，这种策问考试，比较普遍地实行起来。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依照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的人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作射策。朝廷根据他们回答的成绩分派官职。例如当时的儒学今文经大师董仲舒被举为贤良文学，于是汉武帝向他提出策问。董仲舒在射策中极力宣扬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思想，受到汉武帝的赞赏，立刻任命他为江都王的相。

东汉初年，光武帝曾下诏强调要以“四科”辟士，这是指选拔人才应该掌握的四方面标准。在这些标准中，首先是思想道德要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即所谓“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其次是文化水平高，即“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第三是“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并以之判断是非；第四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这是要求办事果敢和善于处理各种难题。光武帝要百官们用这四方面的标准来考察、推荐人才，不仅表明了他具有高明的政治见识，而且对于加强封建统治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汉代，由皇帝直接聘请人来做官称为“征”，由官府聘请人来任职叫“辟”。

被皇帝征召到朝廷来任官的，多是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闻名于世的人。例如夏侯胜以善说礼服，被征为博士；疏广因精通《春秋》，被征为博士。汉武帝初即位时，著名的辞赋家枚乘已经年老，但汉武帝仍征召他到长安来。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弱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束帛加璧”等礼仪。所谓安车，是指一种能够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是指用蒲草捆裹车轮，可以减小颠簸震动。这些都表示皇帝格外优礼之意。被征召的人，有时可授予很高的官职。杰出的科学家张衡，由于他精通天文、历算，善为机械巧作，东汉安帝先征召他任郎中，以后又升迁为太史令。

两汉时期，官府的掾史等低级官吏，可以由长官自行聘请。这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府的长官自己请人到官署内做僚属、任职办事的做法叫辟或辟除。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数量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吏的人则比较多。

东汉时期，朝廷显贵争相以能够辟除所谓贤才名士相标榜，一些著名的俊雅之士也以能被辟举公府为荣。一般地说，东汉时期把辟除郡县吏作为仕进之路的风气要盛过西汉。

第三篇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东汉后期，以门阀世族为代表的大地主贵族，依仗权势操纵了地方选举。这样一来，就同要求参予政治的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发生了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冲突，使得双方在采取怎样的选官制度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九品中正制”就在此时应运而生。

曹丕称帝以后，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就是通过品评，将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的人士将被推荐到各级政府中去做官。这一制度赋予中正官考察各地士人的权力。在初期，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也还比较注意人才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使朝廷多少能够掌握一些选官权力。所以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评论九品中正制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不过，他的评价是指九品中正制的初行阶段，反映了庶族士人向门阀世族争夺选举权力的企图。这里所说的庶族士人，一般是指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在当时，普通劳动者是没有资格参加品评的。所以九品高下，只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差别。

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它很快就被势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这些豪门大族世代为宦，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由他们任命或直接担任。在世族们极为注重家世、谱系的情况下，九品中正制也就把门第出身作为品评的惟一标准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从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门世族手中的工具了，反而为他们操纵品评、把持选官大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九品中正制是这一历史时期选官制度的支柱，它可以保证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处于优越地位和享有特权。但是九品中正制只是将人品评为九等，作为授官的依据，而朝廷在选人任官时还要借用汉代察举的某些做法来实现。中正官一般是以孝廉、秀才两种名义向朝廷荐举人才。按照习惯，孝廉侧重于品行端正、精通儒家经学，秀才则突出于文学写作才能优异。当然，在凭借门第才能中选的时代，那些被推举为孝廉、秀才的人，未必具有真才实学。在南朝，还有一种“明经”科目。国家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获得官职。当时的孝廉、秀才多为世族所垄断，但是明经不限门第，所以庶族寒门士人便可以通过明经途径跻入仕途。在北朝，荐举孝廉、秀才时对于家世门第的限制较之南朝要宽些，少数庶族寒门士人也有被选举的可能。随着九品中正制走向衰落，北朝在选举中首先对门第出身的限制呈现出松弛的趋势。

第三篇典章制度太宗皇帝真长策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日益腐朽，背离初衷，选择任命官员的权力全由士族把持，以门第论人口之高下，进而定其官职，士族势力日见坐大。隋唐以来，封建地主势力日益上升，开始寻求政治地位和权力。为适应这种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集权，隋唐时期开始实行科举制，以科举来选拔官吏。

在汉代的察举选官中，已经分有孝廉、秀才、贤良方正等科目，并且也考试策问。但是那时参加考试的人，须是经官府推荐，考试也只是用于决定授予官职的高低。唐代的科举则是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自愿报名，这就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封建地主阶级的选举制度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

在考试科目方面，新的科举制度与以前的选举制度也有某些继承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孝廉、明经侧重于考试经学，对于秀才则侧重于考试文章策问。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明经逐渐取代了孝廉，仍以考试经学为主；与此同时，由于秀才考试日益严格，考生很难被录取，于是另立进士科，考试内容仍然以策问为主，但是录取标准却放宽了许多。进士科的设立，更容易满足广大考生的登第做官的愿望，因而更具有吸引力。唐代科举考试在不同的时期，设立的科目也不尽相同，随时有增减，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其中常见的有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科。此外还有制举和武举。

唐朝所设各科，以应考进士、明经的人最多。其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崇慕，也最难考，百人中仅取一、二人。明经科每百人可取一、二十人，比进士科录取名额多出十倍。由于唐朝宰相多是进士出身，就更提高了进士科的声价，报考进士科的人也越来越多，每次总有一两千人报考。进士科取中的人，最多不过三、四十人，少的时候仅数人。由于当时投考科举的书生们都习惯穿白色麻布袍衫，所以人们把考中的进士称为“白衣卿相”、“一品白衫”，赞美他们是考生中的佼佼者。

参加朝廷省试的考生要在当年十月到长安来报到。自唐玄宗开始，省试一般都由礼部侍郎主持。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在洛城殿亲自策问诸举人，开创了殿试的先河。不过，这次是皇帝亲自主持省试，与后世的省试之外皇帝另行殿试的做法还有区别。唐代省试一般都在京城长安举行，中唐以后，也有时分别在长安、洛阳两都举行，这时便称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为“知两都”。

省试时，考场内部都用荆席围隔，考生们坐在廊下答题。考生进入考场时，须自带水、炭、脂炬、餐具等，经胥吏唱名、搜检衣物，方依次入场。唐代的科举考试，一般不采取试卷糊名（指将试卷上考生姓名密封起来）、誊录（把考生试卷另誊写一份供考官评阅，以免考官辨认笔迹）等做法。考试时间可以夜以继日，一般是日暮后烧尽两三支木烛，便须交卷。

省试被录取称为“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官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新取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去举行宴会，称“探花宴”。这时要选出两名少年俊秀的进士为探花使，令他二人遍游长安名园，采摘各种名花点缀宴会。所以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其登第诗中诵道：“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新进士们还要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称“题名会”。又要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还有其它一些庆祝活动，都是为了显示荣宠。不过，当一些反对科举制度的守旧官僚主持朝政时，这些庆祝活动便被减去许多。

在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试合格，才被授予官职。选试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先考书、判，也就是考其书写工整、文理通达的程度；然后再试身、言，即观察是否相貌端正、口齿清楚。选试也分为博学宏词、拔萃等名目。前者着重于考试论述文章，后者主要考试司法案件的判词（判决书）。例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中进士后，便是以“博学宏词”授官“集贤殿正字”；大诗人白居易中进士后，是以“拔萃”得任“秘书省校书郎”的。选试通过后获得的官职并不高，即便是进士、明经，所授官位也无非八、九品，但是从此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了。

如果选试未能通过，则可求当权官僚为之“论荐”，即向朝廷保举求官。再不成，便到藩镇节度使处去做幕僚，过一定时间争取被保举得官。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参加吏部选试，都未能通过。于是他便去请求宰相赵憬等人为之论荐，但是那些当权者不赏识他，不肯帮忙。韩愈只好离开长安，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麾下去做幕僚。以后由董晋荐举，才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等官。

在唐代，凡被举送参加省试的考生，可称“举人”。而应进士科考试的人，被泛称为“秀才”。这些称呼虽然后世仍沿用，但是意义已有很大变化。

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使天下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整日埋头苦读。许多读书人在“功名”二字的利诱下，不再关心国家的盛衰、人民的疾苦了，他们俯首贴耳地服从封建统治者的一切安排。特别是朝廷规定的考试内容、录取标准等，都是以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为准则的，它引导人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更便于统治者加强其封建思想统治。所以唐朝诗人赵嘏一语道破此中奥妙，他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稳定局势，将大批的后周官员留用下来，同时又通过科举考试等制度补充大量新的官员到各级政府机构中来，让他们互相牵制，达到分散官员权力的目的。这就使得更多的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被吸收到政权机构中来，虽然一时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但是也造成政府机构重叠，官吏数量庞大，使得人民的经济负担越来越沉重。

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中，设立的考试科目也很多，主要有进士科、制科、词科等，此外还有明经、三史、明法、童子、武举以及“三舍法”取士等等。

宋朝进士、明经等科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州试时，由州之通判（官名，为州的副行政长官，但有权监督知州）主持进士科考试，以州之录事参军（官名，协助州长官，掌纠察知州属下各官）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州试取中的考生于冬季集中到京城尚书省礼部，这些考生被称为“举子”、“贡生”。礼部的省试在春季举行，主考官由皇帝任命。省试的试卷要糊名、誊录，再弥封用印，然后才送考官评阅。对于第一次评定的成绩也要密封起来，进行第二次评阅。最后根据几次的批阅确定出试卷的正式成绩来。由于参加礼部省试的举人不断增加，宋太宗以后，礼部省试录取的名额也相应扩大，每次至少要有四百名左右。

省试考取后，还须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赵匡胤认为举行殿试是为了避免官僚贵族舞权作弊，实际上还有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可以避免唐代以来主考官和考生之间形成的“恩师”与“门生”的特殊关系。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使录取的考生只能向皇帝感恩戴德了，这对于加强君主专制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宋太宗时，把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即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三个等级。同时在琼林苑赐宴，称琼林宴，又称闻喜宴。宋初，参加殿试的考生总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落第。有的人多次省试通过后却在殿试中被黜落，不免产生怨恨不满，这对统治者是十分不利的。当时逗留在京师开封的科举落第举子常有六七千人，遇到国家有事不能正常举行科考时，他们就可能耽搁数十年找不到出路，有时便酿成考生闹事事件，也有些穷苦书生无力还乡，甚至投河自尽。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宋仁宗决定，此后殿试一律全都录取。

宋朝对于在省试中多次落第的人另立名册上报皇帝，准许他们陪同考生参加殿试，叫做“附试”，称这些人为“特奏名”，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参加殿试提供更多的机会。有时朝廷允许参加殿试的特奏名人数比正式考生还多。

在唐朝，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仅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若要得到官职，还须通过吏部的选试。这种做法到了宋代发生了变化，凡是省试、殿试通过以后，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职，而且考在前等的很快就可以获得高官。宋朝科举制度的这些变化、发展，表明了封建统治者在极力笼络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助于巩固其政权。

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和考试程序大体是一致的，其中以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要。进士科正式考试共分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不过，在院试之前，还要经过县试和府试，可以看做科举前的预备性考试。

院试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是学政，又称学台、宗师。学政由皇帝任命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六部等官员到各省去任职，任期为三年。学政在任期内，要依次到所管辖的各府、州去主持考试。学政亲临考场，叫做“案临”。古典小说中常常提到“某年宗师案临”云云，就是指学政来主持院试。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乡试的正副主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此外还有同考官，又称房官或房师，担负分房阅卷的任务。因为评阅试卷须在考场的内帘（后堂）进行，所以又把同考官称为帘官，而担任同考官叫做“入帘”。同考官一般是从各省内调用进士出身的官员充当。此外还有负责监考、巡察及各种事务的官员，他们不得与内帘官接触，称为外帘官。

明清的科举考试也都采取弥封、糊名、誊录等做法来防范舞弊。

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乡试榜为“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也叫乙科。发榜后要举行宴会，宴请内外帘诸考官以及新科举人。

考中了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所以第三回说范进中举以后，那张乡绅立即来拜“新中的范老爷”，不仅送给范进五十两贺仪银，而且将一所房屋送与范进住，书中又说“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难怪范进听到自己中举的消息，就高兴得发了疯，而他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一副嘴脸，吹捧自己的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

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会试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参加会试的是全国的举人，录取名额少则几十人，多时可达四百余人。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

殿试在四月份举行，名义上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的殿试都只考策问一场。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所以第十七回，浦墨卿说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说出了当时人的想法。

殿试考中称为“甲榜”。在揭晓时，要在殿前举行一次唱名典礼，叫做传胪。凡是通过乙榜中举人，再通过甲榜中进士而做官的人，叫做“两榜出身”。一身兼有解元、会元、状元的，叫做“连中三元”。明清两朝都有数人是连中三元。

第三篇典章制度八股文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规定，科举考试中必须以八股文体作文章。八股文又叫“八比文”、“制艺”、“时艺”、“时文”。由于文章题目主要出自《大学》、《中庸》、、《孟子》四书，所以有人也称它为“四书文”。

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规戒律。一篇文章在开始须有破题（点明题目要旨）、承题（承接破题的意义作进一步的说明）等部分，然后有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四部分作为正式的议论，其中每一部分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每部分之间，要用固定的虚词“今夫”、“苟其然”、“也乎哉”等联接。

结构如此死板的文章，是不能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同时封建统治者还规定，在考这种八股文章时，都要从充满封建说教的四书中命题，并且强调须以朱熹的集注作为准绳。这就从形式到内容，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只能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所谓“代圣贤立言”，而绝对不允许联系实际，发挥自己的思想。读书人把一生精力都消耗在八股文上，到头来只能变成酸腐迂拙、不学无术的蠢才。所以，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曾经疾愤地指出，八股取士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厉害。秦始皇只坑埋了四百名儒生，而几百年来八股文坑害的青年人又何止千万！

僵化死板的八股文，仅仅是封建社会后期科举考试的一种工具，它已经毫无文学价值了。封建统治者留给读书人的惟一出路便是钻研八股，死啃经书，热衷于科举仕进。这种人思想专制，愚弄扼杀了无数聪明才智。清代学者、医学家徐灵胎曾经对八股文作了深刻的讥讽。他编了一首《道情》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部类书）、四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书），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指讲解经书、指导写作八股文的书），店里买新科利器（指为应试科举准备的规范文章）。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封建统治者把八股文作为控制人民思想、窒息各种反抗精神的重要工具，因此自明朝建立至清朝被推翻的五百多年里，一直坚持科举以八股文取士。统治阶级只允许读书人死啃四书五经、揣摩八股文章，如果有谁钻研自然科学，在社会上便没有出路，不仅要丧失功名利禄，甚至要遭到打击迫害。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宋应星在所著《天工开物》序中就明白告诉人们：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八股取士制度使得广大读书人热衷于科举功名，只讲举业而看不起自然科学。所以说，这种科举制度是最终造成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封建帝王们希望利用八股取士来延长他们江河日下的统治，但是那些科场出身的官僚，文不能安邦治国，武不能驰骋疆场，反而造成吏治腐败、政治黑暗，更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覆灭。

第三篇典章制度府兵制

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起源于西魏，完善于北周、隋两朝，盛于唐太宗之时。

西魏最初把以六镇鲜卑兵户为主的军队编制为12军，分别任命12个大将军统领。大统三年（537年），宇文泰担任柱国大将军，总领12军。大统八年（542年），又并为6军。次年，因邙山（今河南洛阳北）之役败于东魏，6军损失惨重。于是又招募关中陇右地区的豪强士族武装，使鲜卑军人集团与关陇的地主豪强武装结合起来。此后至大统十六年（550年）以前，又任命柱国大将军7人，并宇文泰为8柱国。但宇文泰乃军队最高统帅，都督中外军事，柱国之一的元勋则有名无实，故直接统领6军的是其他6柱国。

6柱国各辖两位大将军，仍为12大将军。每位大将军辖两位开府，每开府领1军，共24军。每开府又辖两个仪同，每仪同领1团，共48团。这就是府兵制的组织系统。府兵制创立之初，府兵由六镇鲜卑军人和关陇豪右组成，并非一般平民。府兵另立军籍，不入民户，不承担国家赋税徭役，实行轮番宿卫和训练。建德二年（573年），改府兵军士称“侍官”，始募百姓充当。隋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下诏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府兵制遂与均田制结合成为兵农合一的制度。

唐太宗时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政府将农民按贫富分为九等，六等以上的农民，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须自备。当兵者二十岁开始服役，六十岁免役。唐太宗时，全国分置634个折冲府，均由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分领。府分三等：上府兵1200；中府兵1000；下府兵800。每府最高长官为折冲都尉。府兵除出征与轮流卫戍外，其余时间均居家种田；农隙时，由折冲都尉统率教习攻战之术。遇有战事，府兵由中央任命将领率领出征，战事结束，便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平时每年须轮流宿卫京师，还需定期镇戍边疆。

府兵制寓兵于农，是一种征兵制。府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时在家乡耕作劳动，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遇有战事，则奉命征调，事毕返回所属之折冲府。因此，在府兵制下，凡兵皆农，兵农一体。府兵之兵器、粮食、日常用品，均需自备。加上由于府兵平时务农，生活无异于农民，国家毋须为其负荷军饷，因而节省了大量养兵费用。战争时期，由中央临时配备将领，率领府兵往赴征战；战争结束，兵归其府，将帅则解除兵权。这种措施使军队不至于成为将帅私有，减少了军人拥兵专擅或割据的可能性。

第三篇典章制度强干弱枝的宋代

宋朝重文轻武，重内轻外。所以，今天看宋朝历史，就会觉得奇怪。宋朝文化兴盛，经济繁荣，军事上却软弱至极，不堪一击。后人看前朝历史，正如事后诸葛亮，挑起来错误百出。可实际上，宋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却是宋王朝的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千方百计方才达到的长治久安的理想状态。封建时代的皇帝不担心军队实力不够强大，而是怕它太强大，以至于自己无法控制，威胁自己的宝座。只要有一支军队，足以镇压地方小规模的叛乱，就可以使皇帝安心了。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宋朝强干弱枝的禁军、厢军制度。

唐朝时中央军队为南北衙军，归宦官控制。毕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了唐朝中后期，皇帝的废立就由宦官说了算。唐末五代，皇室衰微，禁军多为藩镇军队，因此才上演了一出出大将篡夺皇位的闹剧。北宋立国之初，为了防止悲剧重演，宋太祖采纳了宰相赵普的建议，收回了节度使的军权，将各地的精兵都选调到京城，由中央统一指挥，成为宋代的禁军。由于禁军是挑选地方军队的精锐而来，所以人数虽少，战斗力却强，地方部队根本无力与中央抗衡。

禁军实力强大，如果控制不当，皇帝反而会深受其害。为此，宋朝先是将禁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殿前都指使司率领，一部分由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率领。后来，后者又分为马军司和步军司两部分。到此，禁军分由三个衙门统率，称为“三衙”。三衙统率军队，却无权调动。调动权归属文官主持的枢密院。两者之间互相限制，但实际上却是以文制武、重文轻武、权归中央。北宋统治者贯彻强干弱枝政策，禁军作为天子卫兵，平时守卫京师，有事则出发应变，达到内外相制，保持京城内外兵力平衡。因此，京师禁军主要分布于开封府界内。

宋太祖还苦心积虑，使兵将分离。禁军各军轮番守卫边防重镇和内郡要地，既减轻了京师的供应负担，又使得将领手中无兵，从而不可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禁军之外，还有厢军和乡兵。禁军可算中央常备军，厢军和乡兵则用于维持地方治安和充当官府劳役。厢军和乡兵中的精锐被抽调到禁军中之后，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平时又疏于训练，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很多时候，他们被派去修筑城池、制造武器等。

宋朝禁军、厢军制度的确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北宋王朝重文轻武的趋势，这种趋势随着禁军的日益腐朽最终导致宋王朝不堪一击，备受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并最终走向灭亡。

第三篇典章制度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常备军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创立了都司卫所制度。洪武八年（1375年）在各省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又设行都指挥使司，简称行都司。共计有16个都司，5个行都司。其长官为都指挥使，乃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并称三司。

都司分隶于京师的五军都督府。在京师和各省皆设卫所，京卫有上直卫，南、北京卫。上直卫北京26个，南京17个。京卫北京48个，南京49个。各省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抵5600人为1卫，1120人为1千户所，112人为1百户所，卫所设有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官。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卫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二十五”。全国军兵约计180万，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永乐中为了巩固东北边疆曾设奴儿干都司及132个卫。卫所分属于各省都指挥使司。

明朝军士皆另外建立户籍，叫做军户，军户是世袭的，一旦入籍为兵就不能随意脱籍。军户皆由国家分给土地，令其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军官负责操练、屯田，一遇国家有事，则拨归兵部派遣的总兵官统领作战。战事结束，总兵交还将印，军士归还卫所。五军都督府无调兵之权，兵部无统兵之权，兵权操于皇帝一人之手。明代中叶以后，屯田破坏，军士缺乏训练，仅供役使，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第三篇典章制度清朝的八旗与绿营

清朝中期以前，军队由八旗军和绿营兵组成。以八旗监督绿营，八旗兵薪饷和武器装备都优于绿营兵，这是政治上的民族歧视政策在军制上的反映。八旗军起源于满族入关前的八旗制度，由中央直接指挥。绿营则是仿照明代卫所制度建立的地方武装，归各地督抚统领。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女真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经济文化非常落后。而努尔哈赤多次游历北京和内地，受汉文化影响较深，遂在女真牛录制的基础上发展出四旗制，后来扩展为八旗，即后世所称的满洲八旗，而满人也因此被称为旗人。八旗制度以300人为1牛录，设1牛录额真，即佐领；5牛录为1甲喇，设1甲喇额真，即参领；5甲喇为1固山，也就是旗，旗内设1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为了掌握军政大权，努尔哈赤指定子侄亲信分统各旗，称为“固山贝勒”。固山贝勒是本旗的所有者，又是各本旗的最高军事统帅。

努尔哈赤归定了各旗旗帜，分别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八旗子弟人人从军，几乎是举族皆兵。八旗之中，以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又称“内务府三旗”，居于皇城以内。其余五旗为“下五旗”。

1626年以后，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继位，并于10年后称帝，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简称满族。皇太极先后增编“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它们与满洲八旗共同构成八旗制度的整体。入关前，八旗兵兵农合一，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入关后，八旗兵渐渐脱离生产，并分为京营八旗和驻防八旗，军队直属于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99ｌｉｂ?

清人入关统一天下后，又仿照明朝卫所制度于各省分别组建军队，士兵以汉人为主，并以绿旗为标志，所以各省汉军又称绿旗兵，俗称绿营，分别归各省总督、巡抚和提督指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所派旗兵、绿营多至40万。云、贵地区多山，绿营步兵所向披靡，立下显赫战功。

三藩之乱后，天下逐渐归于一统，承平日久。绿营和八旗遂骄奢淫逸，渐失生气，全无战斗力，以致清末被讥为双枪兵，一手烟枪，一手洋枪。经过太平军的打击之后，绿营和八旗竟一蹶不振，逐渐为新起的湘军、淮军和北洋军阀所代替。

第三篇典章制度宰相数量最多的朝代

隋朝确立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足鼎立，尚书省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曹办事的制度。唐朝官制在隋朝三省六部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健全。唐朝的三省六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称为担任宰相职务的官员数量显著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和削弱了相权。

从名义上讲，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同为宰相，但因唐太宗在即位前曾任过尚书令，所以无人敢再担任此官，遂以其副职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并为宰相。唐太宗时，因中书令、侍中位高权重，不轻易授人，于是又常以它官加“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参议得失”等名号作为实际上的宰相。后来又有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宗时改为二品）的头衔行宰相事的。这样一来，尚书仆射如不加“同平章事”，反而不能参与宰相机务了。

三省长官各有官署，但遇军国大事需共同商议。唐初他们的议事地点在门下省，称政事堂。高宗时，政事堂改设在中书省。玄宗时，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并设置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等五房，分曹办事。这样原来仅是宰相议事处所的政事堂便发展成一个宰相的办事机构，以五房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肃宗以后，“中书门下”又简称“中书”，与中书省不同。政事堂是朝廷的决策机关，凡全国军政机要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升降，都在这里议决。唐朝宰相一般有数人担任，多时曾达十余人，其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安史之乱后，改为宰相们轮流担任首席，十天一更换；德宗时又改为每日一更换，想以此防备宰相专权，但实际作用有限。

唐朝中叶以后，又有以中书令、侍中等宰相虚衔授与地方藩帅的做法，以示恩宠。这样的地方大吏如来朝廷任职，为了与真宰相区分，便在官称前加“检校”字样。唐朝也有“三师”、“三公”等称号，不过同隋朝一样，是属于恩宠性的赠官，授予德高望重的元勋重臣。

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已经十分完备，各个部门职责明确，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各种职官分工细密，职责分明。又恢复了三省的传统名称：内史省仍称中书省，内史令仍称中书令，门下省的纳言仍称侍中。三省之间的分工是：中书省制定政策，草拟诏敕；门下省审核复奏；尚书省颁发执行。如果中书省所拟诏敕有失当之处，门下省有权予以封驳，要求重拟。对于各部门呈上的重要奏章，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门下省认可后，方准送中书省呈交皇帝批阅；如认为有不妥之处，可驳回修改。由于中书、门下二省官署位于尚书省之北，所以二省合称“北省”，而尚书省被称为“南省”、“南宫”。

中书省以中书令二人为长官，又以中书侍郎二人为副长官。门下省以侍中二人为长官，又以门下侍郎二人为副长官。尚书省以尚书令一人为长官，但此职例不授人，而以其副职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尚书省的官署又称尚书都省、都堂。左右仆射下有左右丞各一人，主持省内事务。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的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每部下辖四司，司长官为郎中，副长官为员外郎。唐代六部分为三等：吏、兵为前行，刑、户为中行；礼、工为后行。各部官员的升迁即按后、中、前的次序递进，这就造成中唐以后六部尚书成为官员迁转的资历，不一定表示实在的职务。

第三篇典章制度四等人和臭老九

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虽先后有华夷之别，士族与寒族的对立，地方和贫民的区别，但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并将之确立为国家政策的则极少见。元朝分人为四等，可算是一个特例。元统治者为减少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特权，在建国之初就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在战争中，他们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用已征服的民族去对付未征服的民族。最早征服的在地位上就比后来的要高一些。这样，就逐渐构成了一个民族等级。元代法律将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汉人，第四等南人。四种人又可分为两类。蒙古、色目为一类，汉人、南人为一类。

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正职是汉人和南人无权问津的，即使皇帝想给汉人、南人这样的官职，蒙古贵族也不允许。这条法令就是为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而设立的。蒙古人以征服者的身份自居，自以为高人一等，当然不肯俯首听命于被征服的汉人和南人。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在科举上也有区别，分进士为左右两榜，蒙古人以右为上，因而在右榜上的蒙古、色目人都算上选，而列为左榜的汉人与南人就要低一级。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所以元代儒生文人牢骚最多。陈高有诗云：“客从北方来，少年美容颜。绣衣白玉带，骏马黄金鞍。捧鞭揖豪右，意气轻丘山。自云金张胄，祖父皆朱；不用识文字，二十为高官。市人共咨嗟，夹道纷骈观。如何穷巷士，埋首经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从中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是多么不平。

知识分子升官无门，空有满腹才华却无用武之地，老百姓则连生命都无法保障。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负担，均有不同。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可蒙古人杀了汉人却不用偿命，只流放到边疆而已。汉人伤了蒙人，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成吉思汗曾颁布法令，蒙古人杀一个穆斯林罚黄金四十两，杀一个汉人只赔偿一个约等于一头驴子的财产。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只要出钱埋葬死者，就可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私藏刀枪箭矢等武器。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

在四等人之外，还有一个十等人的说法，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盗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排在倒数第二，仅比乞丐强一点，连强盗和娼妓都不如，“臭老九”的说法就由此而来了。在蒙古贵族看来，汉人和南人无论读书与否都仅仅是俘虏而已，留他一条性命充作苦力就算优待有加，根本不必当人看。蒙古贵族文化落后，只重僧道医工，不知发挥读书人的长处，不对他们大加杀戮就已十分宽大了。

第三篇典章制度明清时期的内阁与军机处

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代稍有作为的统治者，无不如此。他们以历史为鉴，整顿朝政，改革制度，防范地方割据，力图将政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武将掌握兵权，就会有覆国之危；文官掌握军政大权，也会有夺国之祸。如何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就成为一个令历代皇帝头痛的问题。到了明清，皇帝吸取数朝兴亡的教训，先后设内阁和军机处，其中军机处发展为皇帝专制的极端产物。

明初尚设有丞相，自从胡惟庸涉嫌谋反被处死之后，朱元璋便不再设丞相之位，惟恐大臣专权，威胁社稷根本，遗害天下苍生。但以一人之力，日理万机，也实在不堪其苦。无奈，朱元璋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殿、东阁等大学士，作为顾问，帮助处理政事。

朱棣即位后不愿信任前朝旧臣，在明太祖的基础上专设内阁，备有大学士数名，任用亲信佐理政务，与外朝的六部相抗衡。内阁大学士核签奏章，票拟敕旨，讲论经史，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但其本身官阶不过五品，远在各部尚书、侍郎之下，资望亦甚浅薄。

明朝中期以后，内阁大学士地位日益尊崇，入阁学士均出身翰林，且兼任各部尚书或侍郎，加官至一品，事实与宰相无异，六部尚书也得俯首听命。因此，才有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以大学士身份主理朝政十年，又有奸相严嵩飞扬跋扈，荣极一时，不可一世。

明内阁此后权力愈大、地位渐高，与前朝丞相无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威胁到皇权。因此，清朝初期虽沿用内阁制，大学士仍有草拟诏旨之责，且品级又升为正一品，勋高位极，实权却大不如前，几乎名同虚设，以至官拜大学士成了明升暗降或赐恩养老的方法。到雍正时便又出现了军机处。

军机处由三四品以上大臣充任军机大臣，随侍皇帝左右，直接听命于皇帝，草拟文件，处理政务。因直接听命于皇帝，省去了许多中间环节，处理政务迅速而机密。但是军机处没有独立性，既无官署，亦无专官，更无属吏，不是一个独立正式的衙门。军机大臣绝对听命于皇帝，没有丝毫独立行动和决策的权力。因此，军机处不会脱离皇帝的控制，便于皇帝掌握实权。这种制度一直为此后历代皇帝所沿用。

第三篇典章制度绝无仅有的两京制度

万历三十九年考核京官，京师由东林党人主持，浙、齐、楚等首领多被罢黜；南京由浙党等主持，东林党人尽遭排斥。一个朝廷怎么会同时在两个地方考察官员呢？原来，这是由于明朝有一项独一无二的两京制度。两京分别为南京和京师即北京。要说各国都城的数量，明朝也不为多，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都城各设一套中央机构，且多有相同之处，彼此独立，各不统署。两京制度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方。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并建都于此，改名为南京。此时朱元璋还有向北迁都的打算，不过他理想中的京师是开封，所以暂且将开封府称北京。但后来，朱元璋乐不思蜀，渐渐淡去了迁都开封的念头，遂去掉开封的“北京”称号，改“南京”为“京师”。

燕王朱棣在朱元璋去世后从北平发动靖难之役，攻占京师，夺取帝位，初时也定都南京。此时蒙古族的残余势力还在北方威胁着大明王朝的社稷安危，而北平“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若迁都于此，即可以抵御蒙古贵族的威胁，又可以占据有利地形，控制南方各地。朱棣继位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并大规模修筑北京城，做迁都的准备。

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并改北京为京师，同时复原南京的名号。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出于种种原因，仍然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并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南京和京师一样，设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

不过，南京各机构设员较少，管辖范围也仅限于南京。虽品级与北京各官相同，权力却大大不如。时人均把南京官视为闲职，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也往往是一种贬斥。明中期以后，党争激化，在北京失意的官员多集中在南京。一时之间，南京顿时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于是便出现了对立的两党各据一京，互相贬斥，针锋相对的情况。

第三篇典章制度皇帝的称呼

汉武帝即位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武帝好大喜功，对权力有极大的欲望，无法容忍地位尊崇的丞相在下面约束他的行为举止。他召集了一批文学贤良之士，任命为尚书，随侍左右，以备顾问，并帮助起草诏令，商议国家大事。权力渐渐集中到地位低微的尚书身上，丞相地位虽高，却无决策权，只有听命行事的份儿。到了东汉，更是成立了尚书台，专门负责起草诏令，决策军国大事，丞相反成虚职。大臣要参预管理决策国家大事，非加“录尚书事”衔不可。到了这个时候，大臣中只有加上“录尚书事”衔的人方可称得上是宰相。

自夏商周以来，全天下的君主称为“天子”。秦始皇在创立了“皇帝”的称号以后，仍然保留了“天子”的称号。所谓天子，意思是说，天犹皇帝之父，地犹皇帝之母，皇帝即天地之子，替天行道统治天下。皇帝自称“朕”，谦称“寡人、不谷”，也都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之子胡亥继位称二世，遵从了秦始皇当年立下的规定。

东汉灵帝时，宦官专权，朝政昏乱，但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动乱，故谥为“灵”。隋炀帝杨广则奢侈荒淫，穷兵黩武，破坏礼仪，遂谥为“炀”。周厉王杀害无辜，不许大臣进谏，禁止人民议论国事，后谥为“厉”。表示同情的如西晋怀帝、愍帝、东晋哀帝。这几位皇帝基本上都是年幼即位，国家大权为大臣所把持，后世表以同情，故谥为“怀”、“愍”、“哀”。

皇帝除了名号以外，生前死后各有一些其他的名号，生前加尊号，死后加谥号。谥号相传为周公所创，也就是根据历代帝王生前事迹、功过等给予的一种号，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都广泛地使用谥号。秦王政称帝以后，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不成体统，遂废除了谥号。到汉代的时代才又恢复起来，并为以后历代沿用不绝。

谁是宰相？这个问题看似荒谬，其实不然。历代有丞相、相国和宰相各种称呼，甚为混乱，许多人以为它们指的就是同一个职位，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其实，宰相与丞相和相国不同，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实际的官职，只是对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大臣的泛称而已。而从秦始皇创三公九卿制度一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一职，“丞相”在多数情况下就一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官职，当他掌握实权的时候，就等于宰相；不掌握实权时，就只是一个虚衔，地位虽高，却无实际职务。

后世称古代的皇帝，唐以前一般用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等，此时谥号一般都能简明扼要地评价皇帝一生的功过得失；唐以后则用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明清以后，由于一个皇帝一般只使用一个年号，因此年号也常用来指称皇帝，如万历、康熙、雍正，此时皇帝的庙号、谥号和尊号反而鲜为人知了。

谥号和庙号都是死后才有的，一个用于评价功过，一个用于祭礼。从唐代起，为了神化皇权，皇帝又开始使用尊号，并且是在生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不管皇帝是圣明君主，还是迂腐昏君，乃至荒淫残暴，都可以加上大圣大德的尊号，并且尊号有愈来愈繁的趋势。唐太宗李世民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谥号为“文皇帝”，庙号为“太宗”。唐懿宗在位时罢黜贤良大臣，任用奸佞小人，乃至天怒人怨。但就是这样一个昏君，生前尊号竟然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比其祖宗李世民尤有过之。以后历代又越加越多，如清圣祖康熙的尊号多至二十三字，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这样的尊号完全成了赞美词的堆积，除了为皇帝歌功颂德，美化、神化和麻痹皇帝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谥号大致可以分为褒扬、批评和同情三种。表扬皇帝功劳的有：经纬天地为文，布义行刚为景，柔质慈民为惠。批评的有：乱而不损为灵，好内远礼为炀，杀戮无辜为厉。表示同情的则有：恭仁短折为哀，慈仁短折为怀，在国遭忧为愍。

比如汉高祖之子即位后，为人柔弱，国家大事都由吕后决定，吕后虽然任用自己的亲属，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政治上比较清明，所以后来皇帝被谥为“惠”，史称汉惠帝。此后两朝则先后谥为文、武，即汉文帝、汉景帝，这两位皇帝当政时，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史称“文景之治。”

帝王死后后代在宗庙祭祀时又追尊一种称号，是为庙号。庙号从商代就产生了，如太甲为太宗，武丁为高宗。按规定，各朝第一代皇帝的庙称“祖”，有太祖、高祖、世祖等，以后则一般称为“宗”，有太宗、世宗、穆宗等。这样，一个皇帝死后，即有庙号，又有谥号。例如刘邦的全号是“汉太祖高皇帝”，刘恒的全号是“汉太宗孝文皇帝”，刘彻的全号是“汉世宗孝武皇帝”。但是，到了明清，非第一代皇帝也有称“祖”的，如明代朱棣为第三代皇帝，他的庙号为“明世祖”，清朝顺治帝也非开国之君，也被称为“清世祖”。

历代宰相称呼的变化，是皇帝集中权力的结果。皇帝莫不想将国家权力集于一身，但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不免力不从心，不得已在宫内召集一批地位卑微有学问的人作为顾问，使他们参预朝政，以与外朝的宰相抗衡。但时间一久，宰相的权力不免又转移到这批人身上。东汉的尚书台，魏晋的中书省、门下省，再到后来的内阁学士、南书房、军机处，莫不是这种权力转移的结果。

明成祖朱棣设置内阁，到明中叶以后，内阁大学士之首称首辅，渐为百官之首，与前代丞相无异，也可称为宰相。清代雍正以后，设军机处处理军国大事，则仅有军机大臣可称宰相。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便确定了“皇帝”称号，并且称自己为“始皇帝”，子孙后代世世相传，二世、三世至万世以至无穷。“皇帝”称号的确立，只是古代帝王在称呼上神话自己的第一步。此后各朝各代又有许多新的花样，所以古代皇帝的称呼今天表面上看起来就有些混乱，实际上却是有着一定的规律。

谁是宰相？

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到唐朝的时候，三省六部制日渐完善起来。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审议决策，有权驳回中书省的决策，尚书省则负责执行，三省互相牵制。此时可称为宰相的人就大大增多。中书省有中书令二人，门下省有侍中二人，尚书省有左右仆射二人，这些人都是宰相，他们集中在政事堂中，组成议事机构，共同决定国家大事。众多宰相之中，又以一人为首，称为宰辅，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均曾担任过这一职务。从一个宰相到多个宰相，避免了一人专权独断的局面，是历史的进步。丞相只作为优礼大臣的崇高官位，不甚假以事权。

一直到南宋孝宗以后，才又采用左右丞相名称，辽金元亦同。宋元朝时国家权力集中到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为左右丞相，其助手参知政事则为副相。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仍然沿用元朝的制度，设丞相一员。丞相位高权重，与朱元璋集中权力于皇帝一身的理想产生矛盾，于是朱元璋借胡惟庸阴谋作乱之机，彻底废除丞相一职，并约束子孙后代不可再设丞相一职。丞相作为官职至此寿终正寝，但是宰相仍然存在。

从汉武帝以后，皇帝开始使用年号，以后每逢新君即位均更改年号，称“改元”。汉武帝即位第一年，年号为“建元”。以后的三十六年里，每隔六年改元一次，计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等六个。再往后每隔四年改元一次，计有太初、天汉、太始、征和等。至此，汉武帝一共使用年号达十个之多。此后历朝皇帝年号使用时间不等，有数年的，甚至达几十年的。明代以后，皇帝在位期间基本只用一个年号。如朱元璋时的洪武，朱棣时的永乐，清高宗时的乾隆。

宰相称呼屡经沧桑、多有变化，反映了皇权和相权激烈竞争的历史事实。秦始皇草创三公九卿制度，到汉朝以后逐步得到完善。刘邦夺取天下，萧何立下大功，可谓劳苦功高，于是被任命为丞相，并尊称“相国”。此时丞相仅一人，掌握军国大权，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萧何之后，曹参、陈平、王陵相继为相。但到了吕后掌权时，就增加了一个丞相，分别称左丞相和右丞相，以右为尊。吕后增加丞相数目是为了分割丞相权力，使之互相牵制、彼此监视，无形中就加强了皇权。

第三篇典章制度金瓶掣签与活佛转世

在西藏，寺庙也好，普通家庭也好，大多供奉着达赖和班禅的法像。藏民视达赖、班禅为天上的太阳、月亮，外来游客如以达赖、班禅的最新彩色照片相赠，信徒会双手接过，捧过头顶，并报以极大的感激之情。原来达赖、班禅分别是西藏黄教两大活佛的称号，在藏人心目中，达赖、班禅就是佛祖的化身。

藏佛教认为，达赖是“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月巴墨佛”即无量光佛的化身，这两个称号由来已久。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始于公元1578年。这一年蒙古俺答汗赠给格鲁派的哲蚌寺主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西藏历史上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呼。“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大师”。经清朝顺治皇帝于公元1653年的册封，达赖喇嘛这一封号就成为达赖系统的专用名称。班禅这个称号，始于公元1645年。这一年蒙古固始汗赠给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寺主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称。“班”是梵文“班智达”（即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意为“大”，二字合起来意为“大师”。公元1713年，清朝康熙皇帝册封班禅时的正式封号是“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从此，班禅这一封号就成为班禅系统的专用名称。

喇嘛按规定不可结婚生子，因此活佛位置的继承就需要采用其他途径。活佛转世应运而生，成为西藏宗教的重要特点之一。它是以灵魂转世说为根据，为解决宗教首领继承问题而产生的宗教制度，初创于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噶玛支派。该支派的首领都松钦巴公元1193年逝世时，遗嘱弟子“将转世再来”。弟子们认定噶玛拔希为其师的转世灵童，经寺庙10年培养，正式以该派首领身份活动，成为西藏第一位转世活佛。

公元1578年，蒙古俺答汗赠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尊号后，格鲁派（黄教）追认宗喀巴的弟子中年纪最小、创建并担任扎什伦布寺寺主的根敦珠巴为一世达赖，追认曾任扎什伦布寺主、后任哲蚌寺寺主的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而索南嘉措便成为三世达赖，达赖活佛系统从此建立，相传至今的是十四世。在历世达赖喇嘛中，除四世达赖是蒙古族、六世达赖是门巴族外，其余都是藏族。

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始于罗桑曲结，罗桑曲结是四世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师父，公元1645年他被蒙古固始汗赠以“班禅”的尊号后，格鲁派（黄教）确认他为四世班禅，追认宗喀巴的门徒克主杰为一世班禅，索南却朗为二世班禅，罗桑顿珠为三世班禅。从四世班禅起，历世班禅都以扎什伦布寺为母寺。相传至今的是十一世。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转世有其传统程序，前世生前有关转世的预言、逝世前后的异常现象的征兆、护法神师的神谕，是寻访灵童的主要依据。如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方，且由拉萨至东北方向天空出现异样彩云，故预示了转世灵童诞生的方域。后在加查县群科加寺圣母湖观看神谕，湖中幻影显示的景象是：一条道路的将尽外有一户农家，其门前有巨柳一株，柳树旁有一匹白马，一位妇女抱着小孩立于树下。活佛们就是按这些征兆和景象寻访到十四世达赖的。寻找要秘密进行，被选派的有声望的活佛或近侍弟子，在闭关静修后，化装分赴各地去寻访灵童。对初选的候选灵童要进行遗物验证，即将前世常用的法器或其他用品，与同样的物品放在一起，让候选儿童从中认拿前世遗物，依辨认的准确程度对之筛选淘汰。

鉴于以往寻访转世灵童易为少数人所左右，往往造成僵局和纠纷的弊端，从清朝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又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其程序是：将经过遗物验证筛选出的数名候选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各写在名签牌上，用纸包好后放入金瓶内，当众抽出的一名，即被定为正式灵童。正式灵童的批准后，要为转世灵童举办盛大的坐床典礼，即转世灵童依法升登前世的法床，正式继承前世的法统。自此以后，灵童即以新的一世达赖或班禅的身份开始宗教活动，接受信徒朝拜。

第四篇三教九流稷下学宫

战国时代，七国争战不休，但却为学术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东方的齐国出现了足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院相媲美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集中了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者，互相争辩，共同研讨，著书立说。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蔚为大观。学宫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地区，因此后世将其命名为“稷下学宫”。它创建于齐桓公（公元前374～公元前357年）在位时期，并在齐宣王（公元前319～公元前301年在位）时期达到鼎盛阶段。一直到秦国灭亡六国，稷下学宫才走向消亡。

在鼎盛时期，学宫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所有学派，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田巴、鲁仲连、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

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典型。难能可贵的是，齐王对学宫的学者文人优容有加，封其中的著名学者为“上大夫”，赐给上大夫的爵禄，享受优厚的待遇，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因此，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学术博大精深，荟萃各家各派思想精华。就儒学而言，曾进驻稷下学宫的著名儒学学者，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尹文等人“气论”的影响。

荀子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说的总结者。在荀子“礼法结合”的思想催生下，荀子的弟子韩非和李斯等人进一步推动了法家的发展，并对秦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四篇三教九流百家争鸣

自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的200多年间，社会上出现了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化的高度繁荣，它所达到的成就是古代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难以企及的。两千年的封建文化，都可以在先秦文化中追寻到它的根源，即便是现代中国的许多思想也都渊源于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国的意义甚至可以和古希腊文明与欧洲文化相媲美。

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各国互相攻击，争战不休。为了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各国统治者均十分重视人才，从而形成了礼贤下士的养士风气。在养士之风下，文人学者不必为生计发愁，转而将精力专注于思想的整理和推进上。当时前人的文化成果已经得到较好的整理。儒家先后编篡出《周易》、《尚书》、、《三礼》、《春秋》等重要典籍。各家各派的论辩，多半以历史文献为立论的前提。

在这一阶段纷纭繁杂的流派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有儒、墨、道、法几家。各派都试图对人类历史作广泛深刻的探讨，以从中摸索出社会发展变革的道路。他们之间互相批评，相互斗争，几乎贯穿春秋末至战国后期的数百年时间。

儒家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年。孔子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崇尚西周的制度，提倡仁爱，主张礼治，把宗法封建制加以理想化。孔子还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有弟子三千人，在当时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孔子之后，又出现了孟子，他进一步推动了儒家学说的发展。

墨家学派创立于战国初年，与儒家并称两大显学。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利益。两大显学在战国初期展开了学术争鸣。

道家则以道为最高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主要在哲学和美学方面。一部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被后世道教视为无上圣典。

以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则代表了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兴起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符合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它虽然被各家学派指现为“刻薄寡恩”，却适应时代的需要，在战国后期达到鼎盛，成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利器。

各家学派在众多的领域中既相互对立，形如水火；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它们共同促成了文化学术的繁荣，使春秋战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富于创造力的时代。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对古希腊文明的赞誉：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没有现代的中国。

第四篇三教九流二十五史

二十五史由来已久，指中国历史上记载各朝各代历史的二十五种史书，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清史稿》。

《三国志》及以前三部史书合称“前四史”。明朝时，以《元史》及以前诸史为正史，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年间，《明史》行世，与此前的正史合称“二十二史”，后又将《旧唐书》并入其中，从而得“二十三史”。后又有人将早已散佚的《旧五代史》依据《永乐大典》等辑录整理成书，经乾隆皇帝钦定，与“二十三史”合称“二十四史”，成为过去传统史学领域中的“正史”。

民国年间，设清史馆，由赵尔巽统稿，写成《清史稿》，由此得二十五史。

古人编写史书有多种体裁，二十五史均采用纪传体，此种体裁创始于司马迁所作的《史记》。纪传体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本纪”的内容是围绕帝王展开，按时间顺序记载重大事件，排列在全书之首。“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不论是《史记》，还是其他纪传体史书，“列传”在全书中的篇幅均为最多。在“二十五史”中，一般把列传放在最后面。“本纪”、“列传”之外，《史记》还有“表”、“书”、“世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按一定的顺序，谱列人物和事件。“书”专门记载各种典章制度，每一篇“书”，犹如一部专门的典章制度史。“世家”则主要用来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

第四篇三教九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因太史公司马迁而生，司马迁也因《史记》而名传千古，至今不衰。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幼承父命，以撰写一部古今通史为己任。其父从年幼时即着力培养，十岁以前使之居于乡间，体味民间之疾苦。十岁后即随古文经大儒诵读《尚书》等古典著作，弱冠之后，又带着满腔热情畅游祖国山川，开阔胸襟，磨练意志，增长见闻。再往后，其父逝世，司马迁秉承父命，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因此获得了接触历代文献和重要档案的机会。这一切，预示着一代史学大家即将长成。

但是，若仅止于此，司马迁便不会具有今日的声名，也不会令后人景仰、崇敬、同情。他更伟大的地方，在于身为史学家而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他看事情明锐而透达，可是感情却是他卓越见解的基础；他讽刺的人物很多，然而在他笔下写来，却也依然带着大量可爱的成分；他的史书，如果不加上“浪漫”两字，就缺乏了生命的气息，缺少了永垂不朽的基石。

公元99年，司马迁一生中最惨痛的悲剧事件发生了。

李广后裔李陵以不满五千士卒，出击匈奴，对敌十余万，转战千里，斩获数千，终因道穷矢绝，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震怒，群臣随之争相诋毁李陵。司马迁以为李陵出生入死，不顾一己性命安危，而群臣在后方保全妻子财产，一旦前方将领有事，蜂起而攻，暴人之短，世态炎凉，功罪难辨。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终因此触怒武帝，获罪下狱。

依照法律，司马迁被判死刑或以腐刑代替。而被判此刑者可以五十万钱赎身，司马迁家无余财，无力赎罪。是忍辱负重，以完成空前绝后的伟业，还是孤注一掷，以一死证明自己的清白？司马迁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他本不欲苟且偷生于世，惟父亲和自己夙愿未了，所以甘受腐刑，以待将来。出狱后，司马迁发奋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史记》亦然。司马迁忍受腐刑之辱，终于成就了这部鸿篇巨制。

《史记》为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例，并为后代史家所效法。

第四篇三教九流汉书

司马迁之后，东汉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班彪亦为著名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即在《后传》的基础上创作而成，主要记载西汉历史，兼及王莽篡汉。

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与谋议。后班固因事入狱，于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尚缺八表和《天文志》，班固妹班昭即奉命补作，其中《天文志》由马续协助完成。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百官公卿表》。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喜用古字古词，因而《汉书》比较难读。

第四篇三教九流十三经

《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唐文宗年间（827—840年），朝廷下令把九经以及、《孝经》都刻在石碑上，总共十一部书，称为十一经。这些经书刻石至今保存下来，就是有名的“开成石经”。

《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孟子》汉赵岐注，宋孙疏；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由于《乐》在战国时期已经失传，所以汉武帝时只立了《诗》、、《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这些博士都是对其中某一部经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并且要传授学生。

《孝经》唐玄宗注，宋邢疏；

两千年来，宣扬儒家思想的典籍浩如烟海。清朝《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的经部书籍已达一千七百余部，约两万卷。不过作为重要经典的儒家著作，最初只有六部，即孔子所谓的六经。后来发展为十三部，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三经”。

在宋朝，理学家们把《孟子》和《尔雅》也提高到经书的地位。北宋哲宗年间的科举考试中就包括《孟子》了。从此儒家的经典便成了十三经，直到封建社会终结，再也没有变化。十三经之中，《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合称“春秋三传”。

由于汉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至东汉时，又在五经之外把、《孝经》定为读书人必读之书，这样儒家的经典便扩大为七经了。

《周易》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尔雅》晋郭璞注，宋邢疏。

孔子所说的六经，即《诗》、、《礼》、《乐》、《易》、《春秋》。其中的《乐》早在战国后期即已失传。对于这六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在经学史上自汉朝以来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今文经学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根据古代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编著而成的，是先有孔子而后有六经的，因此有孔子著作六经之说。古文经学派则认为，在孔子之前已有六经，是周公所作，孔子只是对这些经典进行了删定。对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实际上两种意见都有片面之处。一方面不应该为了推崇孔子而硬说六经是孔子著作的；另一方面，虽然孔子之前存在有关于六经方面的著作，但也未必就是周公著作的。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更注重的是六经本身的历史文献价值。

《春秋左氏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到了唐朝，在国家官办学校的学习科目中以及科举考试项目中，又有九经之说，这就是《诗》、、《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等九部经书。显然在七经、九经中，已经把古代阐述经义的一些传、记也包括到经的范围之内了。在唐代，和《孝经》是要求所有读书人都要研读的，称之为“兼经”。

魏何晏集解，宋邢疏；

对于这十三部儒家的经传，汉朝及其后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人们称之为注或笺。唐宋时期，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对汉代的注释也难于理解了，于是一些学者不仅注解经传的正文，而且对前人的旧注也进行解释和阐发，习惯上就称之为“疏”或“正义”。南宋以后，有人把十三经以及比较好的注、疏、正义合刻在一起，形成一整套经书及其注文，称为《十三经注疏》。这十三部经书的注疏作者分别如下：

第四篇三教九流四书五经

中国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那实在是件悲哀的事。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法避开“四书五经”。

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是、《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著作的总称。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当然，“四书”这个说法一直到南宋才出现，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将它们编在一起，并撰写了《四书集注》为这四部著作作注。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人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与、《孟子》、《中庸》相配合，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之手。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是其中一派。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派。从师承关系来看，子思学于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是相同的。所以有“思孟学派”的说法。后代因此而尊称子思为“述圣”。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邹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先秦时，儒家本有六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把火烧下去，很多典籍就失传了，其中就有《乐经》。后来历代又有许多著作进入“经”的行列，最终成了十三经。

在十三经的发展过程中，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礼记》、《左传》。后来的五经中，《礼记》和《左传》取代了《仪礼》和《春秋》的位置，这两部新的著作都是后人对前人著作的注解。

《周易》：也称《易》、，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

《尚书》：古时称、《书经》，至汉称《尚书》，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其实“诗书”可能是分别指、《尚书》。

：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汉后称《毛诗》。中国第一本诗歌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今天的《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叫《小戴礼记》。古时称赞人“知书达礼”，其实“书”、“礼”可能是分别指《尚书》、《礼记》。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但可能应是鲁国历代史官所成。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

第四篇三教九流春秋三传

五经之中本有《春秋》，但由于《春秋》言词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召陵（郾城）之役（鲁僖公四年）、晋楚城濮（濮县）之役（鲁僖公二十八年）、秦晋濮（陕县）之役（鲁僖公三十三年）、楚晋（郑县）之役（鲁宣公十二年）、齐晋鄢陵之役（鲁成公十六年）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公羊传》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行文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影响颇大。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左传》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其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第四篇三教九流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

成书于明代初期的《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的篇幅之大，内容之丰富，缮写与装潢之精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类书，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因博采群书，分类编辑，故称“类书”。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鉴于古今事物散记于各书，不易查阅。1403年（永乐元年）命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人，组织编纂一部便于查索的大型类书。当时规定：自古以来的“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第二年，解缙等人编出《文献大成》，朱棣认为过于简略，又于1405年命大臣姚广孝、刘季篪和解缙等人，组织人力重修。这次参加编纂缮写工作的官员、文士，多达2169人，至1408年（永乐六年）冬全部完成，由朱棣将该书定名为《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

《大典》辑有上古至明初的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著作，可谓旁搜博采，汇集了当时的天下群书。全书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共约三亿七千万字，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煌煌巨制！《大典》的编排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奇闻异见等等，都随字收载。例如天文志列在“天”字下，地理志列在“地”字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规定所辑入的书，不准删改，必须照原著整部、整篇、整段地编入，因此《大典》保存了我国宋元以前大量的珍籍。

《大典》编成后，只缮写了一部。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后，《大典》也运至北京，收藏在皇宫的“文”内。由于卷帙过多，此书始终未能刻版付印，直到明嘉靖末年，才照原本摹写了一部做为副本。《大典》的正本约于明亡之际被焚毁，副本在清朝前期由皇家档案库移至翰林院藏存。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由于官吏们的偷盗，《大典》缺失了二千四百多卷；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时又被劫掠。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大典》惨遭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剩下的仅有六十四册了。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到如此摧残，是我国文化史上无法估量的损失。

解放后，经多方努力，到1959年为止，已搜集《永乐大典》215册，加上复制本等，共730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虽然这730卷只是原书的百分之三，但其中仍然保存了不少散佚的珍贵资料。

第四篇三教九流四库全书

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二百多年前创修的《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四库全书》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

《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共44小类，分别为：

经部：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

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

子部：墨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

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

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第四篇三教九流藏传佛教的宗派

佛教在西藏地区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到11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相继出现宁玛、噶当、萨迎、噶举、格鲁、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教派。有些教派由于无政治势力作靠山，势小力弱，先后融于其它教派或被迫改宗，均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影响较大的只有５个教派。

宁玛派（红教），形成于公元11世纪，是藏传佛教中最早产生的一个教派。由于该教派吸收和保留了大量本教色彩，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佛教徒藏匿的经典，并认为自己弘扬的佛教是公元８世纪吐蕃时代传下来的，比较古旧，所以称宁玛（宁玛，藏语意为古、旧）。加上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因而又称红教。红教以密宗修习为主，其思想受汉语系佛教影响，与内地禅宗“明心见性”说法相似。今天，红教不仅在中国藏区传播，在印度、不丹、尼泊尔、比利时、希腊、法国、美国也有踪迹。

噶当派，创建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语，“当”指教授。“噶当”意为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教道理的意思。该教派以修习显宗为主，主张先学显宗，后学密宗，其教法传播甚广，藏传佛教各教派均受其影响。15世纪格鲁派兴起，原噶当派僧人和寺院，都改宗格鲁派，噶当派从此在西藏社会上消失。

萨迦派（花教），创始于1073年，因该教派主寺萨迦寺所在地呈灰白色，故得名萨迦（藏语意为白土）。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花教在形成教派体系、扩大宗教影响、拓展封建势力过程中，出现过历史上著名的“萨迦五祖”。其中，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1247年被元朝统治者召于凉州，商洽西藏的归属。之后，萨班联络西藏各个封建势力归顺蒙古。萨班去世后，萨迦五祖八思巴又成为元朝中央的高级官员，受到元朝皇帝极大的恩宠，被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萨迦派也由此成为元朝在西藏统治的代表。明朝，萨迦派高僧贡噶扎西前往南京朝见永乐皇帝，受封为明朝三大法王之一的“大乘法王”。

噶举派（白教）创始于11世纪，重视密宗学习，而密宗学习又必须通过口耳相传，故名噶举（藏语口传之意）。因该教派创始人玛尔巴和米拉日巴在修法时都穿白色僧裙，故噶举派又称白教。白教最初分香巴噶举和塔布噶举。香巴噶举在14、15世纪衰落，现在谈到噶举派，一般就是塔布噶举。塔布噶举实力雄厚，支系最多，其中一些不是直接控制过西藏地方政权，就是独占一方的封建势力。

格鲁派（黄教），创建于1409年，是15世纪西藏佛教史上的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也是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教派。宗喀巴生在西藏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之时，上层僧人不仅直接参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角逐，而且生活日趋腐朽，在社会上逐渐失去民心。针对这一情况，宗喀巴以重视戒律为号召，到处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抨击僧人不守戒律，积极推进西藏佛教改革。1409年藏历正月，他在拉萨大昭寺发起祈愿大法会，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传召大法会。法会后，宗喀巴建起著名的甘丹寺，创建起严守戒律的格鲁派（格鲁，藏语意为善律）。由于宗喀巴及其追随者戴黄色僧帽，故又俗称黄教。黄教创建后，相继又建立起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它们与甘丹寺一起并称为格鲁派的六大寺院。此外，黄教还创建了达赖、班禅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

第四篇三教九流汉传佛教的宗派

佛教的宗派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因为佛法虽只有一味，但由于接受者的程度-－-根性的高下不一，以及生存时代与生活环境的差异，对于佛法的看法，也就因人而异，有不同的解释了。佛经中说：“佛一圆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指的这一层意思。站在佛的立场看佛法，法法可通涅城，站在佛弟子的立场，那就各有各的专长的法门了，比如最有名的十三位弟子，他们各有一种特殊的性格。这可算是佛教分宗的最初征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初没有宗派的门户之见，后来由于翻译事业的逐渐鼎盛，佛典的大量译成，以及佛教思想家对于佛法的分类，才有宗派的出现。

中国佛教的宗派，最先成立的是由于东晋时代鸠摩罗什译介的三论或四论宗，这是印度空宗的法脉，到嘉祥大师而集大成。同时依据小乘的成实论而有成实宗；依据小乘有部的俱舍论而有俱舍宗。依据涅经而成涅宗；依据十地论而成地论宗；依据摄大乘论而成摄论宗；由达摩西来，传佛心印，而成禅宗；由唐代道宣专弘四分律，而成（南山）律宗；依据法华经的综合，至智者大师而成天台宗；由玄奘大师西游归来，据唯识论而成法相宗；依华严经开发，至贤首大师而成华严宗；自慧远大师倡莲社专修持名念佛，至善导大师而成净土宗；最后由于唐代开元年间，西域来了善无畏等三位密教的高僧，译传了密部的经法，而成立了密宗。

这样算下来，中国佛教，共有十三宗之多了，其中除了成实与俱舍两宗属于小乘佛教，此外都是大乘佛教。后来，由于各宗的相摄相抗，十三宗仅剩下了十宗，涅宗归入天台宗，地论宗归入华严宗，摄论宗归入法相宗。

自晚唐以后的中国佛教，小乘不受重视，三论、唯识，已无人研究，密宗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唐武宗会昌五年的法难之后，密宗在中国消失，倒是流去了日本。中国的地理及社会背景，无法严格地要求戒律的遵行，所以律宗也是若隐若现地苟延残喘而已；最盛的是禅宗，以致禅宗的六祖惠能之下，又分出了五家宗派，五家之中以临济及曹洞二派发展得最为盛久，今日的中国僧尼，几乎全部是出自这两家的法脉而来。至于讲说教理方面，仅有天台与华严勉强维持而已。到了宋明之际，中国出了几位主张禅净双修的高僧如永明延寿（唐哀帝天佑二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所以近代的中国佛教，除了念佛与参禅，似乎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

第四篇三教九流道教的宗派源流

道教是诸多道派的集合体。最早是东汉顺帝（126～144年）时出现的五斗米道，灵帝建宁、熹平之际（168～177年），又有太平道的建立，这是世人最初认识的道教。时至东晋南北朝，又产生了上清、灵宝、楼观等派别。道教的派别渐多，影响也逐渐扩大。至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及其前后，北方又兴起了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等新道派；南方则出现了天心派、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净明道等诸多派。这是道教发展史上宗派繁衍最盛的时期。

尽管道教各宗派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也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大体相同的，即大都出现在人民苦难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产生于东汉末政治腐朽黑暗、经济危机深重的年代；上清、灵宝派则出现于东晋羸弱、十六国分争时期；北方三个新道派和南方诸派，则于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南宋孱弱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先后面世。

道派创建之初，大多数创教人皆以神降经书相张扬，借以耸人听闻，吸引群众。太平道创建时，宣扬张角获得了神人于曲阳泉水上降授给于吉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五斗米道创建时，宣扬太上老君亲降鹤鸣山授张陵新出正一盟威之道；上清派创建时，宣扬魏夫人和诸仙真降授杨羲、许谧以《上清真经》；灵宝派创建时，宣扬葛巢甫获得了元始天尊降授给葛玄的《灵宝经》等等。因此这些道派都以自称神授的经书之名称其派，张角据《太平经》称太平道，张陵据正一盟威之道称正一道（五斗米道、天师道皆为俗称），杨羲、许谧据《上清（大洞）真经》称上清派，葛巢甫据《灵宝经》称灵宝派。这种自造经书而托名神授的创教方式，为其后许多年代的创教者所沿用。如饶洞天于北宋时宣称，在地下掘得神书《天心经正法》而立天心派；王文卿、林灵素于北宋末宣称，汪君火师降授飞神谒帝之道和赵升（张陵弟子）降授《神霄天坛玉书》而建神霄派；刘德仁于金初宣称，一须眉皓白的老人（隐喻老子）亲授要言和一支笔而创大道教（后改名真大道）；何真公、刘玉相继在南宋和元代宣称，许逊降授《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和《中黄大道》《八极真诠》而创净明道。

除很多以道教经书命名的道派以外，还有不少以创教地区命名的道派，如楼观道、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以及后来的龙门派等。另外还有根据教义主旨命名的道派，如全真道以实行真功、真行为“全真”，故因以名其派。又有据祖师之名命名的道派，如三丰派、萨祖派等。

尽管道教诸派出现的时间不同，名称各异，但其基本信仰和追求的目标则是大体相同的。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终极目标是长生成仙。老子的“道”，原是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道教从宗教立场加以继承和改造，使之变成道教教义的思想基础和指导修炼的理论。同时把它和神仙思想结合起来，构成道教追求的理想境界，得道、成仙成为个人梦想归宿的实现。因此，信仰老子的“道”和追求长生成仙，是各个道教宗派的共性，舍此不得谓道教宗派。

与此同时，各个宗派又各有其个性。这种个性源于对基本信仰和目标的不同理解和实现基本目标所采取的不同途径与手段。在早期道教，各派在追求长生不死的目标上，没有区别，只是在实现此目标的做法上各有不同。大略言之，一种是企图借助符祈禳、斋醮等，辅以行气、导引、存神、守一等炼形手段，以期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一种是企图借助服食外丹，修炼内丹等途径，达到成仙得道。所修方术虽有各种名目，皆不外乎为了炼神和炼形，以期达到形神共存，即“形神俱妙”，而“肉体飞升”。但经过若干年代的努力，各种方术都达不到肉体不死的目的。

于是许多道派不得不在信仰目标上作出修正，即不再强调“形神俱妙”、“肉体飞升”，而只追求成仙证道的笼统目标。后起的全真道更干脆抛弃这个目标，批评“肉体不死”为“大愚，不达道理”；而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把不死的意义缩小为“真性”不死，即精神不死。这是道教后期在信仰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转变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仰与实践的矛盾，但却淡化了道教固有的特性。

道教各派在理论、教义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各派之间几乎没有理论上的纷争，只在修习方术上互有贬斥；相反，各派之间的互相汲取，却是比较突出的。其结果是各派特点的进一步融合。这也是后期道教各派能互相联合为两大派的原因之一。

到了十三世纪前后，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和宋人统治下的南方道教分别联合为全真道和正一道。此两派以后即成为道教的主要宗派，但其间两派又分别有一些分支出现。如全真道在全真七子之后由七子分别传教发展出了全真七派。

第四篇三教九流历史上的全真教

在金庸小说中，全真教掌门王重阳打败四大高手，博得天下第一的名号。这个全真教并非如九大门派一般纯属虚构，而是实有其人其事，连王重阳七大弟子“全真七子”也确有其人。而且，全真教自王重阳以来，绵延不绝，1912年，全真道在北京白云观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中央道教会”。

历史上，全真道创立于金代初年，弟子大多乞食为生，不建宫观，在山野市井修炼、传教。全真道主张先性后命，修炼时先收心，达到一念不生，这叫“明心见性”。然后调整呼吸，按顺序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全真道的内丹学说认为人心具有“真性”，它又叫元神、元性、真心等等，是不生不灭、不变化的，成仙的根据就建立在它上面。全真道士解释教名“全真”，说就是保全“真性”的意思。

丘处机掌教以后，以山东半岛为中心进一步发展全真教。据《北游语录》：刘处玄教旨“无为有为相伴”，至丘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经过前后二十余年的发展，全真教在鲁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上闻于金廷。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王处一被召至京，金世宗亲问养生之道。次年，又找丘处机进京，命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召见问道，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全真教臻于极盛。1219年，蒙古成吉思汗遣使召见丘处机。丘处机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率十八高徒跋涉数万里，远赴西域雪山行营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问道教的炼养长生之术，丘处机以道家清静无为，敬天爱民戒杀之旨劝谕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敬而称其为“活神仙”，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丘处机于1224年东归，住于燕京长春宫。1227年卒后，葬于该宫处顺堂，即今北京白云观。

由于丘处机的经营，全真教鼎盛一时，《元史·释老传》说：“处机还燕，使其徒持其牒召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处机也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

元一统天下后，南北文化渐趋融合，全真道渡江南传。江南名画家黄子久，即为全真道士，居苏杭授徒传教。元初江南全真道最大的活动点是湖北武当山，鲁大宥、江贞常等道士于元初入山传全真道，修复宫观、徒众颇多。李道纯原为南宗玉蟾门下王金蟾之徒，居真州长生观，入元后自称全真道士，撰有《全真集玄密要》、《中和集》等，为元初内丹大家。李钰、赵友钦师徒活动于江西、江苏一带，其徒陈致虚“遍游夜郎、邛水、沅芷、辰阳、荆南、二鄂、长江、庐阜、江之东西，凡授百余人。”所撰《金丹大要》为元代内丹名著。至此，全真道遍传南北，盛大至极。全真教的地位因元室册封全真祖师而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永乐间，属全真一系的道士张三丰，声望颇高，被称为“活神仙”。张三丰名全一，一名君宝，号三丰，一号张邋遢，辽东懿州人，容貌伟岸，不惧寒暑，一顿饭可以吃好几升米。有时数日一食，有时数月不食，读书过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游一日千里。诙谐幽默，放荡不羁，旁若无人。自称生于金末定宗三年（1248年），曾为中山博陵县令，后弃官出家为全真道士，于终南山遇火龙真人传以丹诀，赴武当修炼多年。他的门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真派的支派。

全真正宗，自元代以来，“七真”门下各自开派，分为龙门（丘处机）、随山（刘处玄）、南无（谭处端）、遇山（马钰）、仑山（王处一）、清静（孙不二）、华山（郝大通）七个支派，以龙门派最为壮大，该派传至明代，出现以戒律密传的“龙门律宗”。

清代，全真派诸派中龙门派呈中兴之象，以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为中兴之祖。王常月，号昆阳子，山西长治人，20岁时遍游名山，访求大道。1656年，王常月134岁时，任北京白云观方丈，顺治帝封其为国师，康熙帝皈依于王之门下。王常月广授度牒，还长途跋涉到江苏茅山，湖北武当山传戒，于是，龙门教风遍于天下。他严格管理白云观，清规戒律，道门严整，香火不断，成为全真龙门派的大总管，公认为“全真第一丛林”，龙门派大盛于世。清末全真道逐渐势微。

第四篇三教九流长春真人雪山行

中国的道教有两大宗派，一为全真教，一为正一教。全真教由于金庸的等小说的流传而声名远扬，王重阳更是博得了天下第一的名号。事实上全真教的确为王重阳所创，而且在他的七个弟子中就数长春子丘处机最为有名了。王重阳逝世之后，丘处机继承了王重阳的道统，进一步将全真教发扬光大。

金朝时候王重阳创立了道教的全真道一派。他有七个弟子，号称“七真”。丘处机在七真中排行第四，名声却最大。丘处机是登州（今山东蓬莱）人，他19岁时，到宁海（今山东牟平）的昆仑山，跟随王重阳学习全真道的教义，取道号为“长春子”。他成名后，人们唤他为“长春真人”。

那时，山东还是金朝统治的地方。金世宗完颜雍听说“长春真人”道术十分了得，就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召见丘处机。完颜雍的堂兄完颜亮，史称海陵王，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完颜雍当济南尹时，完颜亮垂涎他的妻子乌林答氏，召她进京。乌林答氏临行前对完颜雍说道：“我不去，那淫棍一定要杀你。你就让我去吧！我自有办法保全自己。”后来乌林被逼自杀，却实现了对丈夫的承诺。完颜雍怀恨在心，伺机夺了完颜亮的帝位，并向天下百姓揭露了完颜亮种种荒淫无耻的罪行。但是，当了皇帝的完颜雍也免不了走上荒淫的道路。由于纵欲过度，他身体虚弱、精神疲惫，上殿朝会都得两个人左右搀扶。他召见丘处机，是想向这位“真人”讨教一点保养的方术。丘处机对宫廷的糜烂早有所闻，乘这个机会，他劝完颜雍：“要克制，要寡欲；这样才能保养精气，调和阳神。”完颜雍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却点头称是，赐给丘处机几个桃子。

完颜雍过了8年就死掉了，他的孙子完颜继承了帝位，史称金章宗。完颜宠爱元妃李师儿。李师儿是汉人，出身贫贱，虽然聪明伶俐、知书达礼，却仍受到宫中女真贵族女子的歧视。李师儿经常劝完颜提倡道教。她在宫中，遥拜长春真人丘处机为师，派人专程赠送给丘处机一部《道藏》。

丘处机起先也想借金朝皇帝的力量来推行道教，对金朝皇室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贞礼二年（1214年），山东爆发了杨安儿、耿格的起义，义军活动的地区正是丘处机的家乡一带。丘处机利用全真道的影响，劝阻农民不要参加义军，策动义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变节、投降。后来，他看到金朝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气数将尽，就转而采取与金朝皇室不合作的态度。继承完颜帝位的金宣宗完颜殉派人召丘处机进京，他都推辞不去。丘处机这时看好的“真命天子”是在金朝的背后崛起的成吉思汗。

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成吉思汗派了近臣札八儿和刘仲禄两人为使者去召见丘处机。丘处机恭恭敬敬地把他们当“天使”接待，拜领了诏书，随即挑选了18名徒弟随从，同“天使”一起去谒见成吉思汗。一行人来到抚州（今河北张北），听说成吉思汗已经率军攻打西夏去了。他们跟着向西夏（今宁夏一带）前线赶去，成吉思汗的大军却又挺进到西域（今新疆一带）。他们追踪到西域，大军又已踏上进攻花剌子摩国的征途，丘处机一行于是也跟着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为了谒见成吉思汗，丘处机一行跋涉上万里，途经40多个州县，历时四个年头。夏天，他们行走在沙漠中，唇焦口燥，烈日当空，热气蒸腾，几乎把他们烤成肉干。冬天，他们行走在雪地里，寒气砭骨；骑在马上，俯身用马鞭的木杆去量测积雪的厚度，木杆全部插进雪中，还到不了雪层的一半深。沿途几乎见不到人烟，随处可见的，却是残折锈蚀的兵器，狼藉支离的尸骨。有时陷入补给断绝的境地，他们就只能忍饥挨饿地前进。

他们从昆仑山来到中亚的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同成吉思汗的大军会合。成吉思汗会见了丘处机，并下令在驻地为这位“真人”专门搭起庐帐，供他长期居住。

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进言：“要想统一天下，就一定不能以杀人为嗜好。”成吉思汗问他：“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什么？”丘处机告诉他：“敬畏天意，爱护百姓是治国的根本。”成吉思汗向他讨教“长生”的法子。丘处机的回答是：“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丘处机谈的这一些全真派道教的大道理，对于从蒙古草原一路冲杀过来，狂飙猛进的成吉思汗的确说得上是一服清凉镇定剂。成吉思汗很欣赏他的话，高兴地对他说：“你真是天赐给我的老神仙，是专门来开通我的心志的！”以后，成吉思汗就一直用“神仙”这个称号来称呼丘处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成吉思汗已经年过花甲。在一次围猎中，成吉思汗的马摔了一跤，差点把他摔下鞍。丘处机劝告他：“天是讲究保护生命的，陛下年纪又大了，再经常搞围猎，就不合宜了。”成吉思汗听了丘处机的话，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再举行围猎活动。

丘处机从雪山回到河北一带，派徒弟们拿着道教徒的身份证明书（所谓“牒”）去召集百姓入教。由于战乱，很多老百姓被蒙古军事贵族掠去当了奴隶，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濒临死亡。丘处机凭借成吉思汗对他的信任，利用发展道教徒的方法，使两三万当了奴隶的百姓恢复了良家平民的身分，濒临死亡的人有了生路。

晚年的成吉思汗经常派使者对丘处机表示慰问，捎话说：“我常常想念神仙，神仙可不要忘记我啊！”但丘处机毕竟不是“神仙”。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丘处机去世，享年80岁。成吉思汗比他晚去世两年，享年66岁。

第四篇三教九流白虎观会议

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儒经异同的一次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会后，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以国家的力量促成了儒学经典与迷信的结合，影响深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而且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一部经书的解说就达到一百多万字，书，连统治者都感到需要加以减省。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各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聚集儒生召开石渠阁会议，初步解决了今文经学派内部的争执。到西汉末年，儒家哲学内部又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就被立为官学。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现象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古文经大师班固整理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简称《白虎通》。《白虎通》极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混合在一起，概括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的主要观点，在某些方面也包括了正当鼎盛之时的谶纬之学和古文经学的观点。形成三者调和的产物。东汉以后，经学逐渐衰亡，但《白虎通义》的基本思想和许多具体的规定，却为历代王朝遵循，历两千余年而不衰。

第四篇三教九流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

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秦初，秦始皇为箝制人们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被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扩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籍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于皇家图书室，并没有得到重视。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馆，给以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当时各经(“五经”、“六经”)博士均由今文经学派把持。西汉末年平帝时期，曾设古文经博士，以与今文经博士对抗。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同时，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其影响也日益衰退。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许慎是贾逵的高足，他集毕生心血写成《说文解字》，为古文经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本是马融的高足，属古文经学派。但他不拘泥于师说，也兼通今文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至此，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方始告一段落。

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从表面上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在于文字。但从实质上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止于文字。今文学派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受政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经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也要想争为官学，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从而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这自然为今文经学家所不容。在这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而成为政治统治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占据优势，宋代则以怀疑而著称的“宋学”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

今古文经学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

第四篇三教九流谶纬神学

谶纬神学是流行于两汉，经过王莽、刘秀利用政治权力加以倡导、宣扬和推广，使之成为两汉之际宗教神学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王莽为了篡夺皇位，多次利用所谓丹书著石、金匮策书等图谶，发布诸如“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之类的传言，为自己当皇帝制造根据。刘秀在反莽复汉时，为了证明自己是西汉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也编造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刀合起来即为繁体的“刘”字）等谶语。

谶和纬竟然具有改朝换代的魔力，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事物呢？原来，谶的本义是应验，它同人的语言有关，凡是有应验的预言即称为“谶”。它带有宗教的诡秘性，宣扬者往往托名于天帝、神仙，并且力图证明预言事后有应验。宣扬这种预言的书就叫做“谶书”。

纬本是指织布机上的横丝，相对于纵丝而言。纵为经，横为纬。汉代的宗教神学家用神学观点赋予它神学的含义，将它与儒家的经如《诗》、、《礼》、《易》、《乐》、《春秋》相对应，假托神意，把经学神学化。因此，用神学的观点来穿凿附会地解释经书的书，就叫做“纬书”。

谶和纬的含义虽有不同，但都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又都同时成为统治者手中的思想工具，如上文提到王莽和刘秀均是利用谶来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谶纬神学开始比较简单粗陋，并且各讲一套，刘秀当上皇帝后，便令尹敏、薛汉等人校定图谶，在中元元年（公元56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将其抬到合法地位。汉章帝时，皇帝亲自主持由官员和儒生参加的白虎观会议，并由班固作《白虎通义》，将谶纬和今文经学相揉合，从而更加精致，成为东汉王朝统治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

第四篇三教九流清人智清慧的结晶——考据之学

由于清朝封建统治阶段残酷镇压，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并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文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可能，所以他们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受到朝廷的欢迎和鼓励。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想培养思想锢蔽、眼光狭隘的驯服奴才，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古籍的考据，不仅不会背离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而且它还将成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学的辅助和补充。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这样上行下效，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朝著名经学注疏家、语言文字学家）的新气象，考据学大盛，渐渐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后世称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出现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研究，其中特别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朱子德书》）。主张儒家义理在经书之中而不在经书之外；研究经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知声音。他所撰、《音学五书》广征博考、言必有据，成为清代考据家的必读经典，也成为乾嘉学者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因此，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含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大多数学者的毕生精力，都从事整理工作，主要是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算、地理等学科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读书的便利。中国古书很多，经过几千年的传抄，不免有不少混乱错误的地方，有的已经无法辨读下去，意义更加无法理解。乾嘉考据家们，用十分精密细致的校勘方法，几乎对所有重要的古书都加以详细的考据证，使后辈读书人省却了很多精力，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枝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需要说明解决问题时，却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际的后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

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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