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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世界文学》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英国诗歌的启明星——乔叟

真诚是人所能够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

——乔叟

莎士比亚或许是英国最有名的诗人,可是他却无缘于英国诗人之父这个称号,为英国诗歌导先路的是在他200年前的诗人乔叟。1343年出生的乔叟是伦敦酒商的儿子,十几岁起进入宫廷当差。1359年随爱德华三世的部队远征法国,被法军俘虏,不久赎回。乔叟与宫廷往来密切,当过廷臣、关税督察、肯特郡的治安法官、郡下议院议员。他曾因外交事务出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到过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有机会遇见薄伽丘与彼特拉克,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乔叟在庇护者失宠期间,被剥夺了官位和年金,经济拮据。他曾写过打油诗《致空囊》,给刚登基的亨利四世,申诉自己的贫穷。1400年乔叟逝世,安葬在伦敦威斯敏特斯教堂的“诗人之角”。他首创的英雄双韵体为以后的英国诗人广泛采用,因而被后人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乔叟把属于中古英语的东中部方言(伦敦方言)发展成为英国的文学语言。他又善于继承和吸收法国诗人和意大利诗人的诗歌技巧,并且运用这些技巧来丰富和提高英诗的表达能力。在《贞节妇女的传说》(1386年)里,乔叟第一次使用十音节双韵诗体。这个诗体非常重要,因为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年)就是用这个诗体写成的。这个诗体后来演化成为“英雄双韵体”,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垄断了英国诗坛。除上述作品外,乔叟还写了爱情故事长诗《特罗伊拉斯和克莱西德》(1385年)。

1387年是乔叟创作的成熟期。他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总序。他一生的最后十几年大约都用在写这个故事集上面,但并未完成。尽管如此,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在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集当中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乔叟的故事集不仅是一个故事集,而且还是一个艺术整体。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乔叟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结晶。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内容如下:一群香客聚会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一家小旅店里,他们准备到离伦敦70英里外的坎特伯雷城去朝拜殉教圣人托马斯·阿·贝克特的圣祠。作者在总序里对每一位香客都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连诗人(乔叟)在内,香客们一共是31位,代表中世纪英国社会的各阶层。骑士和他的儿子见习骑士代表贵族阶级和骑士精神,伴随他们的是仆人,一名自耕农。接着是一群教会人物,为首的是一位女修道院长,侍候她的人有一名尼姑和三名教士。其他的教会人物有一位和尚和一名托钵僧。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有一位商人、一位牛津大学学生(在14世纪,大学生也属于僧侣阶层,毕业后要担任神职)、律师、自由农民──一位富有的中等地主。还有一群城市中间阶层人物,如一名衣帽商、一名木匠、一名纺织匠、一名染坊工人、一名制挂毯的工人以及一名厨师、一名船员或水手、一位医生。巴斯城的妇女──“新女性”的代表,她经营织布生意很赚钱。乡村牧师──僧侣阶层中社会地位最低下的成员,其在乔叟笔下却是十分高贵的人物。农夫──他是乡村牧师的兄弟,是一个穷苦的农民。还有磨房主、粮食采购员、田产经纪人、教会法庭的差人、教会经售赎罪券者。香客中后两种最不齿于社会。最后还有诗人乔叟本人。晚饭后,旅店主人哈里·贝利建议香客们在去坎特伯雷城的来回路上各讲两个故事,他自告奋勇作向导,并担任裁判,看谁的故事讲得最好,可以白吃一餐好饭。总序到此结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其余部分包括故事和衔接段落。乔叟没有完成他的预定计划,故事集只有23个故事,其中有两个(厨师和见习骑士各自讲的故事)没有讲完。还有7处缺衔接段落。大多数的故事和总序一样,都是用双韵诗体写成的,只有两个故事是用散文写的(一个是诗人乔叟自己讲的《梅里白的故事》,另一个是乡村牧师讲的故事)。还有4个故事(律师、女修道院长、牛津大学学生以及第二个尼姑各自讲的故事)是用七行诗段(称为“君王诗体”)写的。另外,和尚讲的故事是用八行诗段写的。

在教士讲的《狡猾的狐狸》和《虚荣的公鸡》的故事里,《坎特伯雷故事集》幽默讥讽的特色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教士用学者的口吻讲话,或者搬弄华丽的词藻,或者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讲述的却仅仅是一个关于公鸡、母鸡、狐狸的动物故事,传达的只是街头巷尾的琐闻。这种气势和内容的脱节,产生了一种幽默、滑稽的艺术效果。例如公鸡趾高气扬的神态在狐狸面前一扫而光;狐狸狡猾地诱使公鸡上当,而自己又不免同样被骗;公鸡、母鸡在言谈中显露出一副贵公子、贵夫人的气派,而在行动中又难免现出家禽的本色。乔叟正是通过这种事物本质与表象、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分离,巧妙地制造了笼罩全篇的幽默滑稽的喜剧气氛。

假如我们将这篇故事放在文艺复兴曙光初露的大背景上观照的话,不难发现无论是个性化的语言还是喜剧式的效果都被点染上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光彩。“妙相庄严”的教士自然改不了他的职业习惯,而救人脱离苦海的布道却蜕变为插科打诨式的动物寓言;上帝、教义之类当然仍是教士念念不忘的法宝,而故事却全然不顾宗教的庄严肃穆,透出一片人间的盎然情趣,归结为尘俗世界的生活格言:该睁眼时莫闭眼,该缄默时勿开口。这种重世俗、重现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流露也为这篇风格瑰丽、意趣盎然的动物寓言添上了意味隽永的一笔。

事实上,《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独到之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除了这些有趣的、深刻的故事外,故事之间的衔接段落也值得赞扬。在这些段落里,乔叟显示出他的戏剧才能,人物性格写得鲜明、突出,对话滑稽、有趣。尤其是巴斯城妇女讲的故事的序言和卖赎罪券者讲的故事的序言,写得最为精彩。

乔叟虽然是个宫廷诗人,但他的生活经验却是多方面的。他熟悉14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也了解当时的欧洲社会。他熟悉法语和意大利语,但坚持用英语创作。他对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语言,都能运用自如。他处理的题材面很广,对不同的题材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写作技巧和手法也是各式各样的。由于他的视野广阔,观察深刻,他写的14世纪英国社会的人物具有超国界的特点,也就是说,乔叟善于写人的普遍的、共同的特点,因此他的作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吸引读者。

乔叟热爱生活,热爱人。他虽然也善于嘲笑和讽刺人们的缺点和错误,但他总的人生态度是同情和宽容。乔叟是一位严肃的诗人,一方面给读者提供极大的乐趣,另一方面仍对读者进行教育,希望读者成为更理智、更善良的人。但乔叟不愿直接对读者进行说教,总是寓教导于娱乐之中。在关于忠诚爱情和慷慨行为的故事(自由农民讲的故事)里有这样一句话:“真诚是人所能够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这是乔叟的道德准则,也是他的艺术标准。乔叟忠诚于真理,忠诚于现实,忠诚于自然(包括人性),忠诚于艺术。乔叟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他开创了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乔叟的继承人和弟子。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哈姆莱特的独白

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他的剧本有很多东西,可以叫做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他的文学活动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达到过这种阶段,而且只有几个哲学家能够从老远的地方把它指出来。

——杜勃罗留勃夫

在西方世界,《圣经》无疑是一本家家必备的书,堪与《圣经》媲美的是《莎士比亚全集》。对于创造这一名着的人,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作家本·琼生曾这样评价他:“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大声宣称:“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国家而属于整个世界。”莎士比亚的作品给世界文学长廊留下了一道金光灿烂、难以企及的风景。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对他的生平却知之甚少。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Shakespeare.illiam)出生在英国中部埃文河上斯特拉特福镇一个商人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他是否受过学校教育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不可得知。但从他的作品所引用和涉及的知识来看,他无疑是一个博学的人。1590年,莎士比亚开始独自编写剧本。他最早的剧作是在1590—1591年左右完成的历史剧《亨利六世》。这位受正式教育不多的乡下青年不久就在伦敦戏剧界崭露头角。他编写的剧本不断获得成功,后来他还成为伦敦环球剧场的股东。1613年左右,莎士比亚从伦敦返回家乡。1616年,也是在4月23日,在他52岁生日的这一天,这位伟大的剧作家与世长辞。

莎士比亚只留下两首长篇叙事诗,154首十四行诗和少数杂诗,以及37部震撼舞台的戏剧。但这已足够奠定他在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打开莎士比亚戏剧集,如同打开百宝箱,使人眼花缭乱。书中处处迸发出智慧的火花,闪烁着艺术的光芒。作品为你展开的世界似不遥远,出现的人物也并不陌生,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生活、道德观念,也远非是隔世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仍然在激动着我们。这些戏剧最令人热血沸腾的是莎士比亚挥舞着个性解放的文艺复兴大旗向封建、宗教等堡垒发动的一次次酣畅淋漓的进攻,将蒙昧一次次斩于马下;人物形象塑造是莎士比亚对人类文化宝库所做的最杰出的贡献。他创造的戏剧人物类型广泛,数量众多,有名有姓者达700余人,其中哈姆莱特、罗密欧、朱丽叶、奥赛罗、夏洛克等不朽的典型已被列入世界文学的艺术画廊。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注重个性化、复杂化,通过人物行动、内心独白等多角度刻画人物性格。这些已成为后来剧作必不可少的手段。情节设计上他注重多层次、多线索、悲喜结合,使剧本生动活泼,不落俗套。在注重情节安排的同时,莎士比亚对结构要求也极严,几乎每个剧本都可用开端、发展、转折、高潮和收场等五部分的正规布局加以分析,莎士比亚还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戏剧语言在追求口语化的同时,也融入诗的优美,创造出生动的意象、美妙的韵律,开一代风气之先。当代英语中有许多词汇、短语、用法、谚语、格言都是从莎士比亚那里继承下来的。1953年出版的《牛津名句词典》中莎士比亚的占65页,而《圣经》只有27页。据70年代计算机统计,莎士比亚所用的全部词汇量达29066个,而《圣经》也不过6500多个。从这些数据中足可看出莎士比亚语言的丰富性。

如今,莎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被誉为世界学术的奥林匹克。莎士比亚研究机构遍及世界各地,莎剧已被译成70种文字(仅次于《圣经》),他的戏剧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上演,研究莎士比亚的学术专着浩如烟海。只在英语中,1983年统计当年共出3219种。如今所有大学都开设了莎士比亚课程,1980年新加坡教育部长因宣布以东方文字代替莎士比亚文字,从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在人们的抗议声中,被迫辞职。另外莎剧仅在美国每年就能卖出100万册,足见其销量之好。

莎剧数量众多,最有名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亨利四世》、、《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其中后四部合称为四大悲剧。

《哈姆莱特》(1601年)是莎士比亚的四大着名悲剧之一。剧情讲的是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为父复仇的故事。悲剧虽然取材于丹麦历史,但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宫廷内部的腐化和堕落,的尖锐的斗争。哈姆莱特替父报仇,杀死他的叔父,他自己也被叔父暗算,在与雷欧提斯的决斗中中毒剑身亡。这场发生在宫闱之中的冲突,不仅是家庭的悲剧,而且是皇宫、国家的悲剧。哈姆莱特最终未能实现他重整乾坤的愿望,临终前把王国交给了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

哈姆莱特的形象常常成为人们谈论这一悲剧的重要话题之一。这个人物既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反封建、崇尚人的理性的特征,又有宫廷贵族后代悲观、忧郁的消极一面。在剧中,作者集中揭示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他对现实的悲观认识的冲突。剧中他的四次独白,表现了他在复仇之前的心理斗争。在开始,他对父亲的突然去世深感悲痛,对母亲的快速转嫁疑惑不满。当他听到鬼魂的话时,他一方面半信半疑,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犹豫和软弱而感到自责。他利用戏班在皇宫中上演阴谋杀兄夺妻的戏(贡扎古之死)证实了叔父的恶行,于是他决心为父报仇。他意识到,他的复仇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正义的伸张,同时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怀疑自己是否能担当如此重任。在他误杀宫廷大臣后,被遣送英国,他叹息复仇计划出师不利,感到新王已经看出他的敌意必致他于死地。于是他不顾一切,利用与雷欧提斯决斗的机会与新王决一死战。哈姆莱特的悲剧结局有宫廷斗争险恶复杂的一面,也有他自身性格局限的原因。莎士比亚通过这个人物的悲愤与失望、苦闷与彷徨,批判了丑恶的现实,也揭示出哈姆莱特悲剧的必然性。

《哈姆莱特》不仅显示了莎士比亚思想的深刻,还显示出作者艺术上的成熟和才华。剧中除了描写哈姆莱特的复仇情节线索之外,还安排了雷欧提斯和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的两条复仇线索,以相互联系和衬托。在复仇情节之外,莎士比亚还写了哈姆莱特和奥菲丽娅之间的爱情,哈姆莱特和霍拉旭之间的真诚友谊,哈姆莱特和背叛自己父王的母亲复杂的关系等。在突出悲剧的阴郁、灰暗、紧张氛围的同时,作者又穿插进嘲讽的诗句和插科打诨的幽默场面,使得戏剧达到“崇高和卑下、可怕和可笑、英雄和丑角的奇妙的混合”,显示出丰富的人物性格和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讴歌撒旦的诗人——弥尔顿

我要更扎实地用人的声音歌唱,虽然落难,也决不变哑或沉默。

——弥尔顿

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

——恩格斯

撒旦本是反抗上帝的十恶不赦的魔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他一直负着邪恶之名,到了17世纪这个人的觉醒的时代,终于有一个诗人开始为这个反抗上帝的邪恶者唱出一曲独异的歌,这就是被恩格斯称为“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约翰·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l608—1674年)英国诗人、政论家。生于富裕的清教徒家庭,早年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写有《快乐的人》、《沉思的人》、《科马斯》和《列西达斯》等诗篇,表现出文艺复兴思想和清教徒精神的矛盾。1638年出国,在意大利居留很久,但在得到英国革命的消息后,立刻回国投入斗争。1649年任克伦威尔政府拉丁文秘书。1652年双目失明,仍继续供职。1640—1660年间发表政论多篇,扞卫民主,反对专制,其中重要的有《论出版自由》和《为英国人民声辩》,王政复辟后,被迫隐居,先后写成三部重要长诗、《复乐园》和《力士参孙》。运用《圣经》题材,塑造了叛逆者撒旦的形象。《复乐园》借基督受难的故事,反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作者对革命的坚定态度,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不及。《力士参孙》是诗体悲剧,描写为敌人包围的参孙,虽然被挖去双眼,但仍坚毅不屈,最后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王政复辟的愤怒。

生活在欧洲社会的转折时代,约翰·弥尔顿经历了英国史上的一个黑暗时代。当时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对清教徒资产阶级革命家残酷报复,疯狂迫害,不少人经不起斗争的考验,投降变节。弥尔顿虽屡遭迫害,生活艰苦,然而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始终不丧失其鲜明立场,不改变原有的革命信仰,不放弃先前的革命原则。在黑暗的时代,弥尔顿不畏强暴,以笔为旗,决心重振诗才,以暮年之力,克服双目失明的重重困难,用口授的形式,由他女儿和外甥笔录,创作了举世闻名的三部作品:史诗(1667年)、《复乐园》(1671年)和诗剧《力士参孙》(1671年),对复辟王朝进行勇敢的挑战,表现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念。

长约1万行,分12卷,故事取自《旧约》。夏娃和亚当因受撒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违背了上帝旨令,被逐出乐园。撒旦原是大天使,但他骄矜自满,纠合一部分天使,和上帝作战(卷5、6),于是被打到地狱里遭受苦难(卷1、2)。此时他已无力反攻天堂,于是想出间接报复的办法,企图毁灭上帝创造的人类。上帝知道撒旦的阴谋,但为考验人类对他的信仰,便不阻挠撒旦。撒旦冲过混沌,潜入人世,来到亚当居住的乐园(卷3、4)。上帝派遣拉法尔天使告诉亚当面临的危险,同时把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经过告诉他(卷7、8)。但是亚当和夏娃意志不坚,还是受了撒旦的引诱,吃了禁果(卷9)。上帝决定惩罚他们(卷10),命迈克尔天使把他们逐出乐园,在放逐前,迈克尔把人类将要遭遇的灾难告诉了他们(卷11、12)。

是诗人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标志着诗人创作的高峰。它高度地凝聚着诗人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亲身感受。面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黑暗现实,弥尔顿愤嫉邪恶,向往光明,形象地体现了自己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和坚持反抗的斗争精神。当时,纵使革命处于低潮的年代,人们依然可以从他的中,感受到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光辉战斗。

虽然取材于《圣经》故事,实际上是植根现实生活,运用宗教题材,曲折地表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精神的政治诗篇。诗人借用了《圣经》中的词句、热情和幻想,反映的则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动人情景。作为革命家的弥尔顿,并不执守传统的宗教观念,图解教义,敷陈诗章;相反,他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能从思想内容表达上的实际需要出发,给宗教题材以必要的改造和革新,塑造出非同寻常的典型形象,刻画出个性鲜明的人物特征,艺术地展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全过程。正如鲁迅所说,弥尔顿取《旧约》事作,“用天神与撒旦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在里,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代表,也是英国清教徒老祖宗的体现。弥尔顿在刻画这两个形象时,借古喻今,赋予人物以一种新型的思想意识。

在弥尔顿以前,人们历来都把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事件,视为道德堕落的标志,当作人类不幸的渊源。由于他们不听凭上帝的旨意,盲目追求知识,沉溺于爱情生活,因而被逐出乐园,从此也使人类蒙受男耕女织、劳累不堪的苦难。如果单从情节着眼,中也不乏这类描述,但这只是作为一个清教徒的弥尔顿按照传统认识特地这样安排的,它并非是诗篇的真实含意。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不幸的根源。他认为人类由于理性不强、意志薄弱,经不起外界的影响和引诱,因而感情冲动,走错了道路,丧失了乐园。夏娃的堕落是由于盲目求知,妄想成神。亚当的堕落是由于溺爱妻子,感情用事。撒旦的堕落是由于野心勃勃,骄傲自满。诗人通过他们的遭遇,暗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将由于道德堕落、骄奢淫逸而惨遭失败。

弥尔顿继承了16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接受了17世纪新科学的成就,同时对它们采取批判的态度。他肯定人生,但否定无限制的享乐。他肯定人的进取心、自豪感,但否定由此演变出来的野心和骄傲。他肯定科学,但认为科学并不是一切,假若有科学而没有正义和理想,人类不会得到和平与幸福。弥尔顿的这种思想就是革命的清教思想的反映。

弥尔顿在思想上批判骄矜的撒旦,感情上却同情他所处的地位,因为撒旦受上帝惩罚,很像资产阶级受封建贵族的压迫一样。在描绘地狱一场时,弥尔顿虽然口口声声说撒旦骄傲、野心勃勃,但在对话里,在形象上,撒旦又完全是一个受迫害的革命者。这个形象十分雄伟,在凶险的地狱背景衬托下,他的战斗决心表现得更鲜明。撒旦说:“战场上虽然失利,怕什么?这不可征服的意志、报复的决心、切齿的仇恨和一种永不屈膝、永不投降的意志——却都未丧失。”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可磨灭的记录,是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诗中的上帝却显得冷酷无情,缺乏生气。

在里,弥尔顿显示了高超的艺术。诗人的革命热情和高远的想象使他雕塑出十分雄伟的人物形象,如撒旦、罪恶、死亡等,描绘了壮阔的背景,如地狱、混沌、人间等。他的诗歌风格是高昂的。诗中运用了璀璨瑰丽、富有抒情气氛的比喻,运用了独特的拉丁语的句法和雄浑洪亮的音调等。在结构上,承继着古希腊、罗马史诗的传统,成为英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史诗。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笛福

唯我独存,孤苦伶仃,困苦万状。

我与世隔绝,仿佛是一个隐士,一个流放者。

我没有衣服穿。

我无法抵御人类或野兽的袭击。

我没有人可以交谈,也没有人能解救我。

唯我独生,船上同伴皆葬身海底。

在全体船员中,我独免一死;上帝既然以其神力救我一命,

也必然会救我脱离目前的困境。

——笛福

一个苏格兰水手海上历险的经历成就了一部名作,而这部名作也成就了“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笛福。

小说主人公鲁滨逊出身于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他父亲希望他在家乡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挣得一份家业,一辈子过安分守己的日子,但从幼年起,鲁滨逊就立下了遨游四海的雄心。1651年,他悄悄离开了家乡,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冒险生涯。

他从伦敦买了一些廉价的物品,然后由海路直抵非洲,和当地土人交换金沙、象牙等贵重物品,盈取暴利。他看到有利可图,便再度前往非洲,却不幸遇上了海盗。他本人也成了强盗头子的奴隶。但他善于察颜观色,很快得到强盗的信任,强盗放松了对他的看管。他乘机逃走,并带走了小黑奴佐立。在海上逃亡了10天后,他被一艘开往巴西的船救起。到了巴西后,他卖掉小黑奴,买了一个小庄园,开始了庄园主的生活。但他不甘于平庸,又一次出海冒险,去非洲贩卖黑人。这一次运气又不好,船在南美洲附近触礁沉没,他死里逃生爬上了一个荒岛,其他人均葬身鱼腹。小岛上荒无人烟,也没有野兽。他开始了长达28年的孤独生活。

鲁滨逊靠着船上携带的物品,又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胆识在荒岛上定居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城堡”,有了较为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此后鲁滨逊逐渐开始经营农业和畜牧业,并获得了很大成功。第一年他打下了两斗稻谷、两斗大麦。他把这些粮食碾成面粉,还烧制了瓦罐作炊器,使自己吃上了面包。他同时在岛上围了很大的一圈木栅栏,将捕来的羊集中饲养。这样不仅有羊肉吃,还有羊奶喝。他用羊皮为自己缝制了帽子、外衣和雨伞。他靠自力更生,使生活中的必需品应有尽有。生活到第6年,他造了一只独木船,又用两年时间挖了一条6尺宽的运河,以便把船放在半英里外的小河里去。他驾着这只木船,像一个国王一样绕岛视察,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若干年后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救了一个野蛮人。由于这一天是星期五,这名俘虏就因此有了自己的名字——星期五。从那以后,“星期五”变成了他的忠实仆人和朋友。在星期五的帮助下,鲁滨逊又救了几个白人和野蛮人,包括星期五的父亲。从此岛上有了新的居民。鲁滨逊扩大了谷物种植面积,并派星期五的父亲和西班牙人回去联络,准备把其余西班牙人接到岛上。然后,他们可以共同造一条大船,开往巴西去。

星期五的父亲走后,岛上发生了另一件事。一条在附近海面经过的英国商船起了内讧。船上的暴徒劫持了船长和大副,驾了一只小艇,朝鲁滨逊的小岛开来。他们准备把船长和大副扔到荒岛上,然后把商船开走。鲁滨逊和星期五一同打死和打散了暴徒,营救了船长和大副,帮他们夺回了商船。这样他便没有再等星期五的父亲他们回来,决定乘英国商船回国。临行前,他把岛上的产业交给了两个被他俘虏的暴徒,因为他们犯了劫持商船的罪,回英国要被吊死的,他们已无法回去了。鲁滨逊告诉他们如何在岛上生活,并要他们和将要来到的西班牙人共同合作,把岛屿经营好。

1686年,鲁滨逊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海岛,带着星期五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算起来他已飘泊了35个春秋了。他回到家中,发现父母早已逝世,只剩下两个妹妹和两个侄子在家。他又到巴西去看他的种植园,发现忠实的朋友一直在替他保管钱财。此时鲁滨逊已是一个拥有几千镑现款的富翁了。

鲁滨逊带着星期五回到英国后成家立业,并有了3个可爱的孩子。几年后,他的妻子逝世。他伤心之余,又燃起了冒险的雄心,便又一次航海经商;他的侄子任船长。他们的船队向东印度群岛和中国行驶。路经鲁滨逊过去曾住过的荒岛时,发现许多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已在这里安了家。岛上人丁兴旺,一片繁荣景象。鲁滨逊满意地离开了小岛。

在他们去巴西的途中,一些野蛮人偷袭他的船只,杀死了星期五。鲁滨逊从巴西出发,绕道好望角,来到中国沿海。船上的水手在一个港口参与一次屠杀,鲁滨逊严厉斥责了他们。水手们便逼着他的侄子把他送上了中国海岸。鲁滨逊在中国加入了一支商队,绕道西伯利亚回到英国。由于他54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英国,所以回来后,很愉快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但热衷于冒险的性格使他又一次准备远行。这次旅行之后,他可能将永远不再回来。

小说中的英国人鲁滨逊如此,现实中笛福的经历亦如鲁滨逊一样富有传奇色彩。他生于伦敦,父亲是屠夫。笛福经营过各种行业,也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甚至为政客们充当秘密情报员。他是那个时代最不安分守己的一个。他像无孔不入的水银一样到处冒险。这些冒险曾给他带来过荣誉和声名,金钱与地位。他曾作过皇家高级顾问,但也曾三度饱尝铁窗之苦,几次经历逃亡艰辛。在经过几次起伏之后,笛福已厌倦了政治和金钱。在年近60岁之际他开始写《鲁滨逊飘流记》,大获成功,成为英国小说的开山人。

表面看来《鲁滨逊飘流记》只是以其冒险生活情节吸引读者,但更深层的意义却在于这部小说是一部包含了人类生存的寓言。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都遭受孤寂的折磨。笛福象征性地描述了这种孤独,把信仰上帝的鲁滨逊抛到了荒岛上。因此其实是描述了一种普通人的经历感受的寓言故事,鲁滨逊的命运也就是人的命运。

此书一大成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正面典型形象。鲁滨逊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四处扩张的时代,在他身上很好地概括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富于冒险、充满野心、百折不回的顽强毅力和一种斗志。因此,鲁滨逊很自然地成了中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他出身不好,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他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冒险的进取精神。他白手起家的传奇经历是每一位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年轻人的梦想。

笛福的技巧在于把假想的事物写得栩栩如生,准确生动和细致地写出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特征。这也与他自己是早期英国第一流报人的身份有关,因而读者完全将故事误以为真。本书不仅使读者感到真实具体,而且使读者感到亲切。这与笛福的写作技巧有关。他采用了第一人称和回忆录的形式,用日记的穿插生动记下了人物内心的感受和对事物的思考。文体简朴、明晰,语句通俗、浅显,他特别强调文章要有简明的风格,正因如此,本书才能广泛地在群众中流传。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隐匿的女性写作者——简·奥斯汀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是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

——简·奥斯汀

在18世纪的英国,女作家在社会的压力下,其写作只能是隐匿状态的,简·奥斯汀就是那个年代一位隐匿的女性写作者。简·奥斯汀177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乡村牧师家庭,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却从小博览群书。她从17岁开始以女性的敏感书写这个世界,但作品一直未能发表。等到第一部小说问世时,她已36岁。她发表作品都是匿名,1817年去世后,两部遗作《诺桑觉寺》和《劝导》才署上她的真名。在现实生活中,奥斯汀终身未嫁,一辈子过着独身生活。在男权社会里,奥斯汀一直隐瞒自己的写作。她只有在没人时才伏在一张小桌上写作,而一旦外面有响动,她便急忙收好稿子,装作干家务的样子。为此,她还特意准备了吸墨水纸,以便把刚写在稿纸上的字消去;她房间的门一开便会嘎嘎吱吱地响,但她从不让人给门上的折叶上油,因为它是很好的报警器。

是奥斯汀女士在这种艰难的写作生活中的代表作。小说围绕着班奈特太太如何把5个女儿嫁出去的主题展开故事。男主人公富有而且骄傲,代表傲慢;女主人公年轻而任性,代表偏见。最后,爱情终于打破了这种傲慢和偏见,小说在结婚典礼的场景描写中结束。奥斯汀的这部小说是一部社会风俗喜剧佳作,它饶有风趣地反映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乡间的风俗人情,衬托出那个社会的闭塞与停滞,给人以艺术的想象。

班奈特太太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为她的5个女儿找到合适的丈夫。为此她整日东跑西窜,忙个不停。但因为地处乡下,一时很难有合适的人选。恰在此时,从英格兰北部来了一位绅士,他富有而且英俊,名叫宾利。班奈特太太对他非常满意,但班奈特先生却叫她死了这份心,因为一个绅士不会长期留住本地。

宾利先生首次露面是在当地的一个舞会上。跟他一起的还有他的两个姐姐、大姐夫和他的朋友达西先生。宾利很快以其仪容风度赢得当地人的好感,并且和班奈特家的长女简一见钟情。可是他的朋友达西却冷漠而且极为傲慢,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他轻慢了富有个性、聪明伶俐、最受父亲宠爱的伊丽莎白·班奈特;因为当她坐着没有舞伴时,他拒绝跟她跳舞,而且她还听到他说什么他没有情绪抬举被其他男人冷落的年轻女士。但后来他却不由得爱慕起伊丽莎白来。在另一次舞会上,伊丽莎白以拒绝与她共舞报复了他。

在家庭互访、膳食、舞会的推动下,简和宾利的恋爱平静地发展着,宾利的妹妹一心想追求达西,看到达西对伊丽莎白有好感,便千方百计从中破坏。这引起达西的反感。这时伊丽莎白有了另一个追求者,此人是柯林斯先生,一个可笑的牧师。他是班奈特姐妹的远房表兄,而且班奈特先生的遗产将属于他,因为这位绅士没有儿子来继承他的财产。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却被严词拒绝。这使班奈特太太大为不满。柯林斯碰壁之后,转而向伊丽莎白最要好的朋友夏洛特进攻,并且两个人很快结了婚。

附近小镇驻扎了一支军队。新来的军官叫韦翰,是一个很能获取妇女欢心的翩翩美男。伊丽莎白也不由被他迷住了。在交往中韦翰谈到他的父亲是达西家的总管,达西的父亲很宠爱他,留给他一份财产,但被达西无理剥夺了。这进一步增加了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偏见。

宾利和简眼看就要订婚了,不料宾利突然不辞而别去了伦敦。伊丽莎白误以为是宾利小姐和达西从中作梗,想拆散这门婚事。但简仍痴心等待着宾利回来。

柯林斯夫妇邀请伊丽莎白去他们家作客,伊丽莎白在那里见到了柯林斯的保护人凯瑟林夫人。达西是凯瑟林夫人的侄儿,她因有财有势而使人们对她非常敬畏,但伊丽莎白却泰然处之。她认为凯瑟林夫人只是傲慢而举止粗鲁的妇人。伊丽莎白到那儿不久,达西便借着看姨妈的机会经常来到柯林斯家中,并和伊丽莎白重新开始了他们的舌辩。达西极不自然的殷勤在他向伊丽莎白求婚时达到顶点。伊丽莎白愤怒地拒绝了他如此自信和带着优越感的求婚。她指责他在宾利和简的婚姻中充当不光彩的角色,同时还提及他对韦翰的不公平。达西拂袖而去,但第二天又送来一封信答复她的责难。他不否认他在拆散简和宾利,但理由是班奈特太太和她的小女儿们那不得体的举止,还有他也真的认为简不爱宾利。另外他还揭露了韦翰一系列恶行败德。韦翰挥霍掉全部遗产,还想引诱达西的妹妹私奔。伊丽莎白读完信后,十分后悔,她觉得自己对达西有偏见。她没再见他就返回家了。

第二年夏天,伊丽莎白受舅父之邀一起外出游览。舅母提议到达西的庄园彭伯里去看看,因为那儿的景色很美。伊丽莎白犹豫再三,还是去了。

在彭伯里,达西与伊丽莎白不期而遇,而且彼此非常困窘。伊丽莎白从未见到过他如此彬彬有礼。他还请求允许他妹妹去拜访伊丽莎白。事后,伊丽莎白也回访了她。但达西家与伊丽莎白一行人之间愉快的交往突然被打断了。因为简来了一封信,告诉伊丽莎白说,小妹丽迪亚与韦翰私奔了。伊丽莎白把此事告诉达西后便匆忙赶回家中,几天后,这对私奔的恋人被找到了。他们已经结了婚。在丽迪亚一次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透露了韦翰与她结婚的真象。原来是达西设法找到他们,替韦翰还清了赌账,并给了他一笔巨款,他才答应与丽迪亚结婚。伊丽莎白从舅母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心里百感交集。她一想起自己以前那样厌恶达西,对他那样出言不逊,就万分伤心,不胜惭愧。同时,更激起了对达西的爱。

不久,简和宾利从伦敦回来,并很快就订了婚。班奈特太太对此非常满意。过了不久,凯瑟林夫人出人意外地造访了班奈特家。她听到了达西与伊丽莎白订婚的传闻,而她却一心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达西。她以她那特有的无理方式告诫并责令伊丽莎白不要接受达西的求婚。这位勇敢的姑娘不受盛气凌人的凯瑟林夫人的恫吓,冷冷地拒绝做出不与达西结婚的保证。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还有机会,但她决定不再掩藏自己的感情。

这一次不同寻常的来访扰乱了伊丽莎白的心绪。但不久她就认识到,她与达西之间的相互谅解正应该归功于他姨妈的来访。可悲的凯瑟林夫人弄巧成拙,向达西复述了伊丽莎白的谈话,使达西了解了伊丽莎白的真实心情。于是在他们再次见面时,达西不失时机地又一次表白了他的爱意。伊丽莎白由于这段时期情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也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这番盛情美意。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那一天到了,简和宾利、达西和伊丽莎白两对新人在经过许多波折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班奈特太太送嫁了她最得意的两个女儿,这是她作为母亲感到最幸福的日子。

是奥斯汀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本人最喜爱的作品。她说这是她的“宝贝儿”。它描写中产阶级男女的爱情与婚姻。在奥斯汀之前,18世纪后期的英国小说中有一股女性感情潮流,充满伤感情调和忧郁嗜好,奥斯汀则在此书中运用喜剧手法表达对生活的严肃批评,探索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从恋爱到结婚中自我发现的心理历程。她提出了自己心中理想的婚姻:不是以财产为标准,也不是以门第来衡量,而是以感情为基础。这就使一书的思想成就卓然,超越了同时代的爱情小说。

小说卓越的艺术显示了奥斯汀是一位不动声色的讽刺大家。她选择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作为嘲讽对象,将她所熟悉的生活用精雕细琢式的写作技巧表达出来,显示了她独特的创作风格。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不可能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去写一部一本正经的浪漫题材的作品。假如我必须这么作,为了不至于使我轻看自己或轻看别的什么人,我相信在写完第一章之前我会上吊自杀。我必须保持我的写作风格。”奥斯汀还善于用委婉而优美的语言表达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内心世界。作品的喜剧情调也值得注意。奥斯汀用她那高超的智慧和幽默感对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讽刺。措词的幽默、构思的精巧都使这本书锦上添花。

简·奥斯汀是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在英国文学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把那些普普通通的事情和人物刻画得维妙维肖。不仅以精雕手法和讽刺天才驰名,还成为当时妇女实际生活中选择爱情的标准。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春天里的第一只夜莺——雪莱

不是高贵的成功,就是最光荣的殉道!

——雪莱

就把我的话语,像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撒!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雪莱

它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心境,因能引致不拘泥于物象的刺激而令人流连忘返;它是虚悬于中天的自足自爱的理念,把生活可感知的世界当作莫大的贫困。这便是雪莱在他的诗中所表达出来的大空之爱,这种爱如圣人之心,旷然大空。

波希·比希·雪莱,于1792年8月出生在英国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自幼聪颖,但经常感到束缚和苦闷。12岁时,雪莱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预备学校伊顿中学。由于不满学校中残酷的体罚和宗教愚昧教育,进校不久,就被宣布是一个“违法者”。他特别喜欢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葛德文的着作,认真揣摸其中的无神论和追求自由的思想。

1810年,18岁的雪莱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他学习刻苦,喜欢静静地思考问题。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卢梭和葛德文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和导师。作为家中长子,雪莱本应继承爵位和遗产,但他决心抛弃奢华富贵,把一生献给争取人民自由的事业。他发誓:“不与自私者、权势者为伍共谋祸人之事。”“誓必将我整个生命贡献于美的崇拜。”1811年,雪莱因编写和散发《无神论的必然性》一书,被学校当局开除。身为国会议员的父亲大发雷霆,坚持无神论主张的雪莱被推出家门,他与表妹的婚约也被解除。从此,雪莱成为被英国上层社会遗弃的流浪儿,但他却日益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战士。在困难处境里,雪莱结识了妹妹的同学哈丽特,便经常向她讲解无神论思想。雪莱的话使哈丽特感到十分新鲜和有道理。她崇拜雪莱,并爱上了他。为了支援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者的斗争,新婚后的雪莱夫妇前往爱尔兰,在都柏林大街上散发宣传品。当雪莱的行为受到官方恐吓时,他坚定地表示:“不是高贵的成功,就是最光荣的殉道!”

1812年至1818年,雪莱经历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经济拮据,生活飘零,住所无定。小店主家庭出身的哈丽特日益迷恋金钱,贪图享乐,使得夫妻关系迅速破裂。哈丽特弃家出走后,雪莱孤身一人,饱尝寂寞和惆怅,就在这时,雪莱在伦敦第一次会见了他所崇拜的葛德文,并很快与葛德文一家有了密切的交往。1813年,雪莱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哲理诗《麦布女王》。在这部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宪章运动的“圣经”的诗中,雪莱借麦布女王之口,抨击了封建制度的专横无道和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

英国统治阶级气急败坏地发动了对雪莱的攻击、诽谤和迫害。1817年,伦敦地方法院给雪莱扣上了信仰无神论、践踏婚姻和败坏道德的罪名,剥夺了他对前妻子女的抚养权。对此,雪莱满腔愤怒地写下了《致大法官》和《给威廉·雪莱》等诗回敬他们,并创作了长诗《伊斯兰的起义》,借喻东方人民反抗强暴的斗争,揭露欧洲社会的封建反动势力。这时,雪莱已和葛德文的女儿玛丽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

为了避免英国当局借子女教育权做文章,1818年3月,雪莱被迫永远地离开英国,带着妻儿前往意大利定居。在意大利的4年,是雪莱创作最旺盛、最灿烂的时期。他写下了优美动人、脍炙人口的抒情诗、《西风颂》、《云雀颂》等,同时还创作了不同风格的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钦契》等。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年)写于英国劳资矛盾尖锐化、欧洲民族运动高潮的时期。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他虽然沿用埃斯库罗斯的情节,但是改变了妥协的结局。诗剧一开始写普罗米修斯被代表社会压迫和专制的天神尤皮特拴缚在高加索的岩石上,受着长期痛苦的折磨,但他坚毅不屈,拒绝向暴君投降。世上充满着专制和神权带来的罪恶和苦难,但是预知未来的精灵说人类是有希望的,因为人类有反专制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还有哲学家的智慧和学问以及诗人的创造和理想。精灵又指出“痛苦”是“爱”投下的影子,这使普罗米修斯渴望看见别离已久的爱人,海洋的女儿,美貌的亚细亚。第二幕写亚细亚在美丽的山谷里迎接春天和黎明,预感到即将和普罗米修斯重逢。她和妹妹潘西亚来到了象征变革必然性的冥王那里,变革的时机终于来到,亚细亚显示了惊人的美貌。时间神使亚细亚和普罗米修斯重新团圆,又把冥王带到尤皮特那里。冥王把尤皮特拉下宝座,象征力量的神赫拉克勒斯解放了普罗米修斯。

诗剧的最后一幕是整个宇宙欢呼新生和春天再来的颂歌。旧时代被埋葬了,时间和人类思维的精灵庆贺并歌唱着人类未来的光辉成就。诗歌艺术和科学将为人们所享有,“爱”将替代“恐惧”而使世界成为乐园。温和、美德、智慧和忍耐将重建大地。诗剧中普罗米修斯和天神尤皮特的斗争,表现了法国革命失败后英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封建反动势力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尽管在雪莱创作的年代里,反动势力猖獗,以俄、普、奥为核心的“神圣同盟”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大肆镇压,但雪莱对斗争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他相信历史必然要将骑在人民头上的专制君主赶下宝座,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乐园必然取而代之。诗剧的缺点在于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看法是唯心的,宣扬宽恕、仁爱等道德品质。诗人虽然强调反专制暴政的不屈斗争,但也把抽象的人类“爱”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

在这首诗中,诗人除了创造中心人物以外,还创造了许多以神话为依据的精灵和代表自然界各种力量的精灵。这些精灵象征宇宙中运行无极、变化有极的力量,也象征现实中一切变革的动力。诗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磅礴的抒情风格,诗人把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摆在全宇宙范围内加以颂扬,给人以巨大空间的感觉和万物迅速变化与运转的感觉。

1822年7月8日,雪莱同朋友乘帆船出海,途中遭遇风暴,溺死海中。8天后,诗人被安葬在罗马新教徒墓地。墓碑上刻有“波西·比希·雪莱——众心之心”的字样,这位19世纪初期英国最着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从此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雪莱的大空之爱在湛然清明的夜空中熠熠生辉,“终有一死”的生灵只恐高处不胜寒。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恶魔诗人——拜伦

但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

招展着,就象雷雨似的迎接狂风;

你的号角虽已中断,余音渐渐低沉,

依然是暴风雨后最嘹亮的声音。

你的树木失了花朵,树干遍体鳞伤,

受了斧钺的摧残,似乎没有多大希望,

但树浆保存着,而且种子已深深入土,

甚至已传播到那北国的土地上,

一个较好的春天会带来不那么苦的瓜果。

——拜伦

在上个世纪之初的中国,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鲁迅为了振奋民心为国人引入了摩罗诗派(即恶魔诗派),拜伦正是这些诗人中的一颗亮星。拜伦(1788—1824年)是英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着名诗人,也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拜伦出生在一个英国贵族家庭里,他出生的时候家境就败落了。拜伦童年丧父,父亲一生行为荒唐,备受非议。拜伦的母亲因此变得性情乖僻,脾气暴躁,有时就莫名其妙地把儿子叫骂一通,弄得儿子不知所措。这造就了一个容易激怒、喜欢孤独的拜伦。拜伦的孤独感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的不满,周围的环境使他幼小的心灵得不到欢乐。他10岁那年,大伯过世了,他继承了男爵的头衔,得到一笔财产。人们见他的地位变了,马上换了一副恭维、奉承的面孔,甚至老师在点名时也称他是“拜伦大人”。这种人为的地位上的强烈反差,常使拜伦当众哭了起来。这也给他套上了世俗的精神枷锁。

拜伦13岁那年,进入了着名的哈罗中学读书,这里沉闷的氛围使他感到窒息。17岁那年,他进了着名的剑桥大学学习,这里同样沉闷得很。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浪潮冲击了古老的英国,这对拜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又读了许多历史和文学书籍,接受了法国的启蒙思想。热情奔放和追求真理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拜伦14岁开始写诗,19岁时发表了第一本诗集《懒散的时刻》。1812年,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第一、二章)面世,这本长诗使他名满天下。

统治阶级对他反对政府的活动久怀敌意,借故制造舆论,迫使他不得不出国远行。1816年,拜伦被迫离开英国,先后前往瑞士和意大利。他首先到了瑞士,遇见雪莱,雪莱的乐观情绪影响了他。在这一段时间,拜伦写过若干反映革命斗争的着名短诗,如《锡庸的囚徒》(1816年)、《普罗米修斯》(1816年)、《勒德派之歌》(1816年)、《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三章等,前两首诗主要写革命者在专制统治的监禁下受尽折磨,但表现出坚毅不屈的精神。《勒德派之歌》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拜伦用短小有力的诗句号召工人扔下梭子,拿起武器,用自己手织的布匹来包裹暴君的尸体,用暴君的血来灌溉自由之树。在意大利,拜伦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四章。

在创作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1、2章)以前,诗人游历过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地,亲眼目睹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诗中诗人表现了强烈追求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从这种思想出发,对窒息个人自由的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联合统治进行抨击,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但是由于他脱离人民,他的斗争是孤独的,他时常陷于悲观苦闷之中,对人生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长诗虽然以哈罗德为主人公,描写他在欧洲的经历,但事实上拜伦通过哈罗德主要表现了自己悲观厌世、蔑视群众的消极思想。当涉及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鼓舞时,他往往撇开忧郁的哈罗德这个形象,由诗人自己直接出来发表意见。

在第一章里,一开始,贵族青年哈罗德厌倦了生活,感到孤独和苦闷,他离开英国,作为一个“忧愁的流浪者”前往欧洲大陆旅行。他首先到了葡萄牙。诗人特别注意到葡萄牙人民受奴役的处境,美丽的自然风光恰好和现实形成对比。在西班牙的见闻是第一章的中心。西班牙正遭受外敌的侵略,诗人号召人民起来解放自己。他以五节诗描写了游击队的女英雄、保卫萨拉哥萨城的姑娘。她虽然柔弱,但爱人死后,奋起领导游击队,追击法国军队,表现得英勇机智。在写到卡狄兹城时,诗人也描述了西班牙着名的斗牛场面,并指出都市的封建贵族和骑士风气的腐朽。

第二章写哈罗德到了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诗人凭吊了雅典文化古迹,指责苏格兰籍的爱尔金公爵把着名的雅典神庙中的珍贵石刻全部盗往英国。拜伦还认为希腊人民必须自己起来进行斗争,俄国、法国固然能打败希腊的敌人,但是希腊并不能因此获得自由。哈罗德最后到达阿尔巴尼亚,会见了首领阿里·帕夏。作者描写了英勇善战的普通人民、殷勤好客的苏里欧人、各族人民的生活风尚和民间歌舞,还记载了士兵们爱唱的战歌。《哈罗德游记》包含了丰富的政治社会内容,吸引了欧洲广大读者。

后两章的主要内容仍是时代的重要事件。哈罗德在第三章中来到滑铁卢战场。拜伦看见滑铁卢一役拿破仑失败后,“神圣同盟”把欧洲封建君主纠合在一起,反动势力猖獗。他认为只有争取自由的战争才是光荣的。在描写日内瓦的景物时,诗人追忆法国大革命,提到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他说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思想燃遍了全世界,鼓舞了人们反专制的热情。在第四章里,诗人用很多篇幅歌颂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光辉文化和当时的诗人、历史家、雕刻家、科学家。在描述古罗马的遗迹时,拜伦回顾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歌颂对建立罗马有过贡献的人物。拜伦认为意大利应当继承过去的“光荣”,摆脱奥地利统治,争取独立自由。诗人以为“自由”的旗帜虽已破碎,但仍高高飘扬,“自由”的种子根深蒂固,定能开花结果。作者在叙述旅途见闻时,经常描绘自然景色,把美丽的自然和丑恶的现实对比,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虽然表现了拜伦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但是也自始至终贯穿着悲观和虚无主义的思想。拜伦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表示对生活厌倦,表示自己已经尝够生活的真味,把世上的一切都看得无所谓了;“尘世上的荣誉,野心和斗争,爱情和悲哀”,“都不能用那尖刀在他心坎上划下深痕”。他认为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兴亡盛衰,“无非是旧事的轮回和循环”。饱经忧患的诗人甚至想远离尘世,与野兽为伍。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英国小说之王——狄更斯

对于我想象中创造出的所有孩子,我都是个溺爱的父亲,从没人像我这样对他们深深爱着。可是,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一样,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

他正在笑,在笑声中有一丝怒意,但是没有得意,没有恶意。这是一个总是在对什么东西进行斗争的人的脸,但是他是在公开斗争的,而且并无惧意,这是一个虽有怒意但生性宽容的人的脸……

——奥威尔《查尔斯·狄更斯》

狄更斯(1812—1870年)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王”,实是不虚此誉,他一生笔耕不辍,从成名作开始,在34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写了14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未完成),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等。代表作有、《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等。

狄更斯在创作生涯中,不断开拓、创新,尝试了一种又一种新的小说样式:流浪汉传奇、历史小说、社会小说、道德寓言、个人成长小说,甚至悬念小说。他的每一笔都充满生机,洋溢着真挚的感情。他在每一种小说样式上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一生14部小说均进入了古典名着的行列。特别是一书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于其中对童工状况、济贫院、私立学校、贫民窟的生动描绘,动员起要求社会改革的强大舆论,直接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了各项立法。另外,小说充分运用夸张、变形、寓意、象征,甚至荒诞的手法,充满社会批判的含义。在这方面,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先驱。

是狄更斯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故事写孤儿科波菲尔经受了许多磨难,饱尝了人生辛酸,在一些善良的人们的救助下,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就和家庭的幸福。

大卫·科波菲尔尚未来到人间,父亲就已去世,他在母亲及女仆辟果提的照管下长大。不久,母亲改嫁,后父摩德斯通凶狠贪婪,他把大卫看作累赘,婚前就把大卫送到辟果提的哥哥家里。辟果提是个正直善良的渔民,住在雅茅斯海边一座用破船改成的小屋里,与收养的一对孤儿(他妹妹的女儿爱弥丽和他弟弟的儿子海穆)相依为命,大卫和他们一起过着清苦和睦的生活。

大卫回家后,后父常常责打他,并且剥夺了他母亲对他的关怀和爱抚。母亲去世后,后父立即把不足10岁的大卫送去当洗刷酒瓶的童工,让他过着不能温饱的生活。他历尽艰辛,最后找到了姨婆贝西小姐。

贝西小姐生性怪僻,但心地善良。她收留了大卫,让他上学深造。大卫求学期间,寄宿在姨婆的律师威克菲尔家里,与他的女儿安妮斯结下情谊。但大卫对威克菲尔雇用的一个名叫希普的书记极为反感,讨厌他那种阳奉阴违、曲意逢迎的丑态。

大卫中学毕业后外出旅行,邂逅童年时代的同学斯提福兹。俩人一起来到雅茅斯,访问辟果提一家。已经和海穆订婚的爱弥丽经受不住阔少爷斯提福兹的引诱,竟在结婚前夕与斯提福兹私奔国外。辟果提痛苦万分,发誓要找回爱弥丽。

大卫回到伦敦,在斯本罗律师事务所任见习生。他从安妮斯口中获悉,威克菲尔律师落入诡计多端的希普所设计的陷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非常愤慨。但这时,大卫堕入情网,爱上斯本罗律师的女儿朵拉。他俩婚后生活并不理想,因为朵拉是个容貌美丽但头脑简单的“洋娃娃”。姨婆也濒临破产。这时,大卫再次遇见他当童工时的房东密考伯,密考伯现在是希普的秘书。密考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揭露了希普陷害威克菲尔并导致贝西小姐破产的种种阴谋。在事实面前,希普只好伏罪。后因他案并发,被判终身监禁。贝西小姐为了感谢密考伯,送他一笔资金,使他在澳大利亚发财致富,事业上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辟果提多方奔波,终于找到了被斯提福兹抛弃后沦落在伦敦的爱弥丽,决定将她带到澳大利亚,重新生活。启程前夕,海上风狂雨骤,一艘来自西班牙的客轮在雅茅斯遇险沉没,桅杆上攀着一个濒死的旅客。海穆不顾自身危险,下海救他,不幸被巨浪吞没。当人们捞起他的尸体时,船上那名旅客的尸体也漂到岸边,原来是诱拐爱弥丽的斯提福兹!爱弥丽怀念海穆,去澳大利亚后在劳动中寻找安宁,终身不嫁。

大卫成了作家,朵拉却患了重病,在辟果提去澳前夕离开人世。大卫满怀悲痛,出国旅行,其间,安妮斯始终与他保持联系。当他3年后返回英国时,发觉安妮斯始终爱着他。他俩终于结成良缘,与姨婆贝西和女仆辟果提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小说通过描写环绕科波菲尔一生所出现的人物的悲欢离合,多方面揭示出当时社会的真相。与科波菲尔相似,狄更斯从小也饱尝了人间的辛酸,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曾带他到酒店表演节目挣钱。10岁时,全家被迁入负债者监狱居住。他11岁时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他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时,由于包装熟练,曾被雇主放在橱窗里当众表演操作,作为广告任人围观,在他心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从而产生了对不幸儿童深厚的同情和坚决摆脱贫困的决心。这也是他成功创作的原因之一。正如他对他作品的最后、最亲切的评价:“像许多溺爱的父母一样,我在内心深处也有一个最偏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大卫·科波菲尔。”

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偶或会有完整的家庭,但决不会有正常的家庭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孤儿。也许这正是他心底深处对父母不满而生的反感,借书来做反抗。在里,孤儿就更多了——主人公、萝莎·达特尔、玛莎、特拉德尔特、爱弥丽、斯提福兹、尤来亚、安妮·斯特朗、爱妮丝、朵拉、甚至大卫的母亲克拉拉·科波菲尔,还有那个忠心耿耿的汉姆,他们不是幼年便父母双亡就是失父或失母,都是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在狄更斯笔下,这个世界上的正常家庭关系变成很珍希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孤儿们在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需要什么?当然是安全感和被爱的感受。在狄更斯笔下,能给予孩子安全感、能给予爱护的、能教诲儿女的全不是父母,而是父母之外的人,如在中的辟果提先生、姨奶奶等。总是有这样的人物给孤儿提供一个避难所,让无助的孤儿能在那里栖身,得到教育,得到爱抚。

狄更斯在这篇小说中也体现出他独特的艺术个性。因为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主人公大卫的形象就因融入了作家的复杂心情而显得格外突出。这一改狄更斯早期小说虚构性强的特点,从而别具风采。大卫是一位靠个人奋斗逐渐由底层上升到事业和爱情顶峰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作者着重通过人物的容貌、言谈、动作、服装、习惯,以至某些怪癖来写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大卫的性格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写得细腻、真实、亲切,这在一些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中是难以见到的。另外,作者亲切地、清晰地、抒情诗般地叙述描写了生活,人们读大卫的作品就仿佛是他在跟我们促膝谈心。

这里没有那样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它只是通过日常琐事,使读者了解时代的风貌,认识作品中的人物,陶冶思想感情,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小说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的生动优美,娓娓道来却扣人心魄。

不少孩子读这本书时,都认为这书是为孩子写的。因为狄更斯花了心思在许多地方,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描写人物和事物,使孩子能心领神会,感到这是为他们写的。可是,当人们走出童年后重读这本书时,又会发现这是一本远比留在我们记忆中更为沉重,更令人伤感的书。

标志着狄更斯事业的顶点。狄更斯因这本书在名与利上都收获颇丰。借助,作家终于把积压心头多年的沉郁做了宣泄,在那个“自我”身上倾注了他的童年梦想——不屈不挠,努力奋斗,成为作家,拥有爱妻的温暖的家。但是,实际生活并非如此,不幸的婚姻使作家不胜悲郁,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名利世界的记录者——萨克雷

我这本小说《名利场》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教训。有人认为市场上人口混杂,是个下流的地方,不但自己不去,连家眷和佣人也不准去。大概他们的看法是不错的。不过也有人生就懒散的脾气,或是仁慈的心肠,或是爱取笑讽刺的性格,他们看法不同一些人,倒愿意在市场里消磨半个钟头,看看各种表演,像激烈的格斗,精采的骑术,上流社会的形形色色,普通人家生活的情形,专为多情的看客预备的恋爱场面,轻松滑稽的穿插等等。这场表演每一幕都有相称的布景,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满台照得雪亮。

——萨克雷

在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行列中,以《名利场》为人间世相留影的是萨克雷。他是东印度公司收税员的儿子,受过高等教育,自己却没什么财产。

1833年冬,萨克雷存款的银行倒闭,他的财产几乎一扫而光,只剩了每年100镑的收入。破产使他从懒散中振奋起来,也替他解除了世俗社会给他的束缚。像他那种家世的人在当时社会上本不该做文人和艺术家,那是上流社会所瞧不起的。可破产后的萨克雷在打脱了局限他才气的绅士架子后颇有无钱一身轻的感觉,所以他当时给母亲的信上说:“我应该感谢上天使我贫穷,因为我有钱时远不会像现在这般快乐。”他决计到巴黎去学画。可是他不善画正经的油画,只擅长夸张滑稽的素描,这种画没有多少销路,萨克雷觉得学画无望,就半途而废去做了《立宪报》的通讯记者。萨克雷往报章杂志投稿很多,也出过获好评的几部书,但直到他1847年发表《名利场》才声誉鹊起,被公认为是个伟大的小说天才。

萨克雷时代的英国社会把小说视作供人消遣的“闲书”。作家因为自己所做的是娱乐公众的行业,常自比于逗人喜笑的小丑。每看见一个下戏以后又烦腻又忧闷的小丑,萨克雷便深有同感,他辛辛苦苦地逗读者喜笑,来谋自己的衣食,实在与小丑无异。但他不甘心写小说仅供消遣,刻意使自己的小说“描写真实,宣扬仁爱”。“描写真实”就是无情地揭出名利场中种种丑恶,使个中人自知愧惭;同时又如实写出追求名利未必得逞,费尽心机争夺倾轧,到头来还是落空,即使如愿以偿,也未必幸福、快乐。“宣扬仁爱”是写出某些人物宅心仁厚、乐于助人而忘掉自己,由此摆脱了个人的烦恼,领略到快乐的真谛。

《名利场》是其成名作品,也是他生平着作里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故事取材于很热闹的英国19世纪中上层社会。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正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图像。小说描写主要人物的遭遇和各式各样势利者的事迹,揭发了英国社会中的金钱统治和门第的权势。女主人公蓓基·夏泼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在学校中遭受歧视,感到忿懑不平,离校后便开始投机、冒险的生活。她认为她没有条件成为一个“有品德”的女人,于是她靠自己的美貌,利用一切手段,力图在上流社会里取得一个稳固的地位。她费尽心机,却始终无法突破上流社会森严的门禁,最后她幡然省悟,走上了为社会谋福利之路。作者借此来批判社会上种种丑行,也以她的回心向善来教导人走宗教的向善之路。

萨克雷不仅诊断“名利场”上种种丑恶,也试图找出病根。他看到败坏人类品性的根源是笼罩着整个社会的自私自利。他说,这部小说里人人都愚昧自私,一心追慕荣利。表面上看来很美好的行为,掘出隐藏在底里的却是自私心。他认为人们的爱混杂着许多自私的成分。

《名利场》也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小说的副标题《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正是此意。他写的都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一群小人物,像破产的赛特笠、发财的奥斯本、战死的乔治等;甚至像利蓓加,尽管她不肯向环境屈服,但又始终没有克服她的环境。他们悲苦的命运不是英雄的悲剧,只是人生的讽刺。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女性世界的文学奇葩——夏洛蒂·勃朗特

我能够冲破疑云,找到光明的路。

当我内心里感到幸福时,我却发现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中简的话

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在3个月内,同一个家庭里的三姐妹相继推出三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艾格尼斯·格雷》,这三部小说震惊了当时的英国文坛,令三姐妹一举成名,被人称为文学界的新星、英格兰石楠草原上的奇葩,她们就是勃朗特家的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

问世之后,女主人公简·爱的声名比起她的作者要大得多,然而,人们同时普遍认为是其作者(1816—1855年)“诗意的生平”的写照,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

夏洛蒂·勃朗特是着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作家之一,而三姐妹中又以艾米莉·勃朗特和她为出色,她们的名字和勃朗宁夫人一起,构成那个时代英国妇女最高荣誉的完美的三位一体。夏洛蒂出生于英国北部偏僻山区的一个贫寒的牧师家庭,早年丧母,父亲无力抚育6个子女,便将女孩子们送到半救济性的寄宿学校去,夏洛蒂留校任教3年后外出任家庭教师;这些经历在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叙述。她自小酷爱文学,深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其重要作品还有《雪莉》、《维莱特》、《教师》等。她的情感生活远没有简·爱的充满传奇性,到38岁才与父亲的副牧师结婚,婚后过了短暂的幸福生活,可不幸的是,次年便去世了。

的主人公是一位貌不惊人,但是却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姑娘。她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母家中,受尽了委屈,然而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却造就了她敢于反抗的倔强性格。后来,她在洛伍德学校生活了8年,宗教的虚伪和对人性的压抑使她更加向往自由的、有变化的生活,她为自己找了一份新工作——到桑菲尔德做家庭教师。这个无貌无财的女子以她的智慧、善良、坚强吸引了桑菲尔德的主人罗切斯特,他们热烈地相爱了。在婚礼上,简·爱惊闻罗切斯特已经有了妻子,就是桑菲尔德里那个疯女人!这个真相如同晴空霹雳,将简·爱由幸福的颠峰摔到了地狱,她痛苦地离开了桑菲尔德,昏倒在流浪的途中。简·爱被牧师圣约翰一家收留了,圣约翰是一个被宗教“修剪驯化了天性”的人,他认为简·爱是做传教士的妻子的最佳人选,于是用“神威”来对她软硬兼施。关键时候,简·爱似乎听见了罗切斯特的呼唤,她冲破了所有的顾虑和回忆的枷锁,毅然奔向无数次魂牵梦绕的桑菲尔德。然而,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疯女人烧死了自己,烧毁了桑菲尔德,烧残了罗切斯特。简·爱的归来给罗切斯特带来了光明,这对历经坎坷的爱人终于团圆。

选择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浪漫主义的情境。简·爱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姑娘,从小是孤儿,在慈善学校受教育,当她走进社会时,她的心智教养不次于任何人,却处于低人一等的从属地位;她接触到自己所欣赏和希冀的种种事物,但命运却不允许她得到这一切;最后,她通过爱情,完满地走进了生活。还是以其感动人心的对于一位“灰姑娘”式人物的奋斗史的刻画而取胜的。它具备了一部出色的小说所应有的素质:诗情画意、激情、生活知识。故事有一种自然展开的、始终不渝的趣味,紧紧地抓住你的注意力不放松,加上受哥特式小说的影响,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气氛,更使读者的想象欲得到相当的满足。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非常独特,可以说一反传统小说妙龄佳人式的描写,她苍白、矮小,一点儿也不美,带点天才的味道,又带点儿悍妇的味道,有着不平凡的气质和丰富的感情体验能力,简·爱始终追求个人的独立性,那怕面对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如幻如神的爱情之箭。但她又顾及传统的道德藩篱。她闯进这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向它的原则挑战,同时也时时梦想建立一个田园中的安定家庭。相应地,罗切斯特就被塑造成这样一个矛盾女人幻想中的形象,他强悍而又温柔,暴烈而又通情达理,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主动寻求与简·爱达到精神上的合契。得到罗切斯特,是简·爱一个理想的实现。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简·爱一直是以其精神和道德上的美感力量来吸引罗切斯特的注意。100多年来,无数人阅读这本书,无疑也是同样的原因,谁能抗拒这样的话语的诱惑:“我们是平等的……,至少我们通过坟墓,平等地站到上帝面前。”它几乎成为全世界能阅读小说的妇女必读的经典之作,也跃入了世界文学中知名作品的行列。

然而,夏洛蒂,这位生活在偏僻荒凉的英格兰莽原的女子,一生却坎坷不幸,只留下以为代表的一部部不朽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她顽强坚韧的风骨的体现,一如莽原上迎风挺立的石楠。自问世以来,就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了几百种版本,在世界各国风行不衰,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狂飙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着,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毛姆

出版后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奇特的小说”,是一部“神秘莫测”的“怪书”。它一反同时代作品普遍存在的伤感主义情调,而以强烈的爱、狂暴的恨及由之而起的无情的报复,取代了低沉的伤感和忧郁。它宛如一首奇特的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书的作者是后来享誉大名的勃朗特三姊妹中的艾米莉。

艾米莉·勃朗特生前寂寞,她一直居于故乡,凭着幻想与激情写作,可是,当她的继姐姐的问世后,却没能像那样得到热烈的回应,相反,它却遭到冷遇和几篇严厉贬抑的评论。有一篇刻薄的评论甚至说:“是哪一个人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来,他怎么写了10来章居然没有自杀?”不错,这是一本令人痛苦、强有力而又充满激情的书。艾米莉自小内向,缄默又总带着几分男性自居感,她少女时代总是困惑于恶这一问题,在那纯洁的抒情风格之间总徘徊着死亡的阴影。是她借小说人物来述说自己心底几近撕裂的痛苦。

英格兰山峦起伏的北部,有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呼啸山庄”,主人恩萧一天从街头领回一个弃儿,收为养子,取名希剌克厉夫,恩萧让他与儿子辛德雷和女儿凯瑟琳一起生活。希剌克厉夫与凯瑟琳朝夕相处,萌发了爱情,但辛德雷十分憎恶他。老恩萧一死,辛德雷成了主人,不仅禁止希剌克厉夫与凯瑟琳接触,还对他百般虐待和侮辱。这种迫害的结果,加剧了他对辛德雷的恨,也加深了他对凯瑟琳的爱。

一天,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秘密外出,认识了邻近的画眉田庄的小主人埃德加·林顿。这个貌似温文尔雅的富家子弟看上了凯瑟琳的美貌,向她求婚。天真幼稚的凯瑟琳同意嫁给林顿,以便利用他家的财富,帮助希剌克厉夫摆脱哥哥的迫害。希剌克厉夫知道凯瑟琳出嫁的消息后,痛不欲生,愤然出走。

数年之后,一位英俊潇洒、神态威严的客人光临林顿家。这就是衣锦还乡的的希剌克厉夫,他此次回乡意在向曾经迫害过他,夺走他心上人的人进行报复。辛德雷生活放荡,很快挥霍了老恩萧留下的产业。当他看到希剌克厉夫发财回来,竟请他留在山庄,把剩下的家产抵押给他,沦为他的奴仆。希剌克厉夫也是画眉田庄的常客,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把他视作传奇式的英雄,随他私奔。他把她囚在呼啸山庄并折磨她,以发泄心头之恨。凯瑟琳也因希剌克厉夫的衣锦荣归而陷入感情的漩涡。不久她病倒辞世,留下一个刚出世的女婴——凯蒂。

伊莎贝拉趁凯瑟琳去世之际,逃出山庄,不久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林顿·希剌克厉夫。辛德雷在凯瑟琳死后不到半年也死于酗酒,而他的幼儿哈里顿落入希剌克厉夫的掌心。希剌克厉夫要在孩子身上进一步实施报复,把他“培养”成一个野蛮的人,让他经受自己童年时的遭遇。12年后,伊莎贝拉病死他乡,希剌克厉夫接回儿子。他酷肖他的舅舅,风度文雅,但自私自利,希剌克厉夫非常厌恶他。凯蒂在16岁生日那天,无意中遇到并不认识的姑父希剌克厉夫。当希剌克厉夫知道眼前这个少女就是自己的心上人凯瑟琳和仇人林顿的女儿时,爱恨交加,他实施了一场新的复仇计划:让她与自己的儿子成婚,以便名正言顺地独占林顿家的产业。在林顿病危之际,希剌克厉夫强迫凯蒂与他儿子草草成婚。几天后,林顿死去,希剌克厉夫又成了画眉田庄的主人。小希剌克厉夫婚后不久也悄然离开人世,让凯蒂沉浸在哀恸之中。

哈里顿也已23岁了,长得与青年时代的希剌克厉夫一模一样,尽管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缺乏人间的温暖,但敦厚忠实、风度翩翩。凯蒂对他产生了爱情。希剌克厉夫看到他们居然相爱了,决心拆散这对恋人。然而,昔日的凯瑟琳和他相爱时的情景浮现眼前,此时此刻,他心头的爱占了上风,他不忍心再报复。他要去寻找凯瑟琳。一个风雪之夜,他发出复仇后的狂笑,离开了尘世。

以希剌克厉夫的爱情悲剧展示了畸形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其中希剌克厉夫的爱—恨—复仇—人性的复苏,既是小说的精髓,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作者依此脉络,谋篇布局,把场景安排得变幻莫测,有时在阴云密布、鬼哭狼嚎的旷野,有时又是风狂雨骤、阴森惨暗的庭院,故事始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气氛之中。在小说中,作者在希剌克厉夫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全部愤慨、同情和理想。希剌克厉夫的爱情悲剧是社会的悲剧,金钱和门第使他对凯瑟琳始终不渝的爱情转化为疯狂的复仇。希剌克厉夫的死是对凯瑟琳的真情回应,表达了他对凯瑟琳生死不渝的爱,一种生不能同衾,死也求同穴的爱的追求。可以说狂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源自于人物“爱”与“恨”的极端的冲突,而在希剌克厉夫和凯瑟琳这对旷世情侣身上,极度的爱中混合着极度的恨,失去凯瑟琳使希剌克厉夫成为一个复仇狂。作者把故事背景放置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两个山庄,和开放的大自然——和荒原之中,整个小说的情境就格外地“戏剧化”,阴冷而暴力,神秘怪烈又隐含着神圣的温情。<dfn>.99lib?</dfn>

亦是对于人性的一次深刻探索,洛克乌先生到来时所做的恶梦是人性的冻结,之后30年旧事的倒叙正说明人性的堕落的过程,而最后四章,则是人性的复苏,希剌克厉夫终于悟到了无止境的报复只会带来糟糕的结局。小说在讲述恶的过程中最终发现了善的可能。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哈代和他的“威塞克斯小说”

山峦尽收眼底,太阳照耀着广阔的田野,为那片风景增添了气势恢弘的特点,小路是白色的,低矮的树篱的枝条纠结在一起,大气也是清澈透明的。就在下面的山谷里,世界似乎是按照较小的但是更为精巧的规模建造的;田地只是一些围场,从高处看去,它们缩小了,所以下面的树篱就好像是用深绿色的线织成的网,铺展在浅绿色的草地上。下面的大气是宁静的,染上了一层浅蓝,甚至连被艺术家称作中景的部分,也染上了那种颜色,但是远方的地平线染上的却是浓重的深蓝。这儿的耕地很少,面积不大;这儿的景物除了很少的例外,只见那些广阔的生长茂盛的大片草地和树木覆盖着大山中间的山峦和小谷。

——哈代

正如中国的小说家沈从文创造了一个美丽的湘西世界一样,19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也用他的“威塞克斯小说”系列使他的家乡跟着他的名字走遍了世界。

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是19世纪末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他的故乡道塞特郡是他一生的居所,也为他的大部分小说提供了一个外部的蓝图。

哈代最有成就的作品是名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一系列小说。威塞克斯是道塞特郡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他这些小说展示了英国农村的恬静景象。《绿荫下》(1872年)描写了一种类似世外桃源的田园生活,这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生活。《远离尘嚣》(1874年)也是记述明朗恬静的田园生活的,但已经隐隐透出一种悲剧的情调,作者已开始了解在现代社会幸福的田园生活只是一种幻想,在后来出版的《还乡》(1878年)和《卡斯特桥市长》(1886年)里,他已经不再幻想世外桃源式的田园生活,传统社会的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两部小说中都突出了命运对人的冷酷无情。

和《无名的裘德》是他的主要作品。(1891年)描写贫穷的农家女子苔丝一生的悲惨遭遇。她渴望凭自己的劳动过日子,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接二连三地碰壁。当苔丝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上德伯家去当女工,遭到地主少爷亚雷·德伯的污辱,怀了身孕,因此她备受周围人们的歧视和道德偏见的压力。孩子病死后,她到一家牛奶场工作,认识了一个牧师的儿子——青年大学生安玑·克莱,不久便和他相爱。苔丝向克莱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不幸经历,克莱一反往常的态度,遗弃了苔丝,使她走上更加悲惨的道路。苔丝转到另一个农场劳动,做着非常沉重的活计。后来父亲死去,一家人沦落街头,纨绔子弟亚雷又来纠缠她,她不得已而又迁就了他。克莱在巴西经营事业失败后突然归来,苔丝悔恨交加,杀死亚雷,和克莱逃到森林过了5天的幸福生活,第6天早晨被捕,被法庭判处死刑。

作者通过描写苔丝一家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工业文明侵入农村给农民带来的痛苦。苔丝所受的种种压迫是农民所处苦境的写照。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并受到富家子弟的污辱。但是使她陷入绝境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偏见。代表这种偏见的克莱对她的遗弃,使她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是造成她的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说的副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寄予了哈代对苔丝深厚的同情,作者认为她是无罪的,是个受难者。他赋予苔丝一切美好的品质,勤劳勇敢又富于反抗性,她坚持自食其力的尊严,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道德。她不慕虚荣,不希罕贵族出身的祖先。她对克莱的爱是真诚的,她不是觊觎他的财产,而是想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和“爱的奴隶”。她也有旧时代的弱点,旧的道德观在她身上还有影响,她既认为自己的失身是无辜的,又觉得自己在命运面前是有罪的,她既有反抗命运的一面,又有听天由命的一面,因而有时不免陷入自悲自叹。

《无名的裘德》(1895年)是的姊妹篇。主要是写青年石匠裘德一生的遭遇。主人公是个孤儿,但是自幼聪明,学习优秀,他一心希望入大学,将来做一个教师,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等学府蔑视这个出身低微的青年,把他排斥在门外。为了谋生,他当了一名石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表妹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俩人的情投意合却触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和道德教条,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爱人离去,孩子惨死,他自己也在孤独中死去。裘德一生的遭遇,控诉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于有才华、有理想的青年的扼杀。而他的爱情悲剧则批判了社会的陈规陋习对于人的自由的束缚。

哈代的小说都闪现着人道主义的光芒,他的小说主人公往往都是仁爱的象征。苔丝和裘德,虽然一个是农业工人,一个是石匠,但都是他的“仁爱”思想的具体表现。苔丝虽被克莱遗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但她宽恕了克莱的行动,默默地等候着他的归来。裘德虽然对社会提出强烈的控诉,但他一心希望用仁爱的思想去改造社会,只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无法实现。

哈代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人的悲剧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和反抗终归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他的小说在情节和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命论的观点,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写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他甚至用神秘的预兆、诅咒等手法来渲染悲剧的必然性。

第一篇 英伦三岛的文学星空 智者絮语——蒙田和他的随笔

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蒙田《致读者》

在许多人看来,随笔不过是一种随心而作的小作品,不能够进入辉煌的文学殿堂,可是事实却会让他们无话可说,蒙田这位法国的思想家就是因随笔而进入了文学史殿堂的。

蒙田(1533—1592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者、着名的散文家。《蒙田随笔》于1580—1588年分三卷在法国出版,此后,一版再版,到今天,差不多世界上每一种语言的版本都可以见到。《蒙田随笔》先后写了近10年,随着作者思想的发展、变化,作品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他行文如水银泻地,变化多采,他的散文内容庞杂纷繁,不断地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甚至出现了一些与内容不大相干的枝蔓,仿佛是作者漫不经心一挥而就的。他是启蒙运动以前对知识权威持批判态度的批评家,是一位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他所关心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还存在,读他的随笔,很容易把他视作一位可以和我们一同深入讨论问题的现代人。

有人说,蒙田是个怀疑论者。对他那个时代那些被人天天当作新闻写着的奇迹,他是以怀疑之笔写作的。“以我看来,世界上的什么怪异,什么奇迹,都不如我自己身上这么显着……我越通过自省而自知,我的畸形就越令我骇异,而我就越不懂我自己。”这就是蒙田——一个怀疑论者。他的怀疑论是这样的,当看到事物的两面而无从肯定时,虚心地不作结论是最为适宜的;这样的怀疑论使他对人对己都很宽容,这种宽容来自对人类的兴趣和对生活的热爱。

每个时代的人对蒙田的随笔都好评如潮。房龙这样说蒙田的《随笔集》: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300多年之久。在17世纪,德·塞维尼夫人对蒙田的魅力赞不绝口:“我有许多好书,蒙田当属最佳,他们绝对不会愚弄你,你还需要什么呢?”18世纪的孟德斯鸠说:“在大多数作品中,我看到了写书的人;而在这一本书中,我却看到了一个思想者。”伏尔泰则大声赞美蒙田:“蒙田像他所做的那样朴实描述自己,这是多么可爱的设想!因为他描绘的是人性……”唯有卢梭对蒙田有异议,他钟情于清水芙蓉式的文字,因此他不喜欢蒙田起伏多变的文笔。而与卢梭同时的百科全书派的德利尔则说:“他善于像哲人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19世纪,蒙田的崇拜者遍及全世界。司汤达、歌德、席勒、拜伦、萨克雷、爱默生都十分推崇蒙田。20世纪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世界,可是人们对蒙田的评价反倒比前边几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世纪都要统一。蒙田是那些追求心灵独立者的亲密私交,阅读蒙田是人们精神休闲的最好去处。

他用一系列的随笔给自己画了一幅完整的肖像,既画出了他的性情和他的癖好,也画出了他的缺点;读他的随笔你可以像了解一个朋友一样了解他,甚至比朋友还觉得亲切,在你了解他的同时,你对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所发现。

他是从第一页起就决心要讲述关于他自己的一切。正如他在《致读者》中所说的:“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读者,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再见!”他也真的这样做了。关于他自己,他在随笔中讲了又讲。可是他绝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在书的开头几页蒙田就跟人交上了朋友,而随着那一篇篇随笔伸展开来,他必会成为你亲密的朋友。读这些随笔,你大可不必正襟危坐,只需漫不经心地浏览,眼睛扫过书页如同你透过窗户看外边的草坪,等待什么有趣的事出现。

《蒙田随笔》全书采用单线条的咏叹与勾勒,陈述自己对于自身个体、人类生活方式与现实世界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它的主要内容是:作者所感觉的自我,他所体会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他所理解的现实世界。

在《论不同的方法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中,作者开篇即说:“当我们所冒犯的人手操我们的生死大权,可以任意报复时,最普遍的感化他们的方法自然就是投降以引起他们的怜恤和悲悯。可是相反的方法,勇敢与刚毅,有时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在《论闲逸》中,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主意占据心灵,把它约束范围住,它必定无目标地到处漂流,入于幻想的空泛境域里。灵魂没有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这里的作者是一个反对虚无主义的人。在《热爱生命》中,作者认定“生活乐趣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不是任何外物的影响。言下之意就是只有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宰。

当然这些不过是蒙田随笔中散落的一片片美丽的毛羽。埋头于他的随笔世界,你会发现那个独特的蒙田,那个在随笔中迷恋自己而不自恋的蒙田,那个为自己的不一致而着迷的蒙田,那个感到毫无希望了解自己的蒙田。读过了,也许你才会更深地体味蒙田所说的:“没有什么能比好好地、尽力地扮演一个人这样美,这样合法了;也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比认识到好好地、自然地过此一生更艰难。……就我来说,我爱生活,并开拓生活。”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剧团里的戏剧大师——莫里哀

莫里哀描写任何一个性格,都不可能不在社会里遇到一个……他描写这一个,而描写的东西却能符合100个。

——莫里哀

1645年初春的一天,法国巴黎的一个监狱关进来一个脸膛赤红、浓眉大眼、极富表情的青年。这个看上去很适合做一个喜剧演员的青年就是法国17世纪杰出的喜剧大师莫里哀。

莫里哀(1622—1673年)生于巴黎一个具有“王室侍从”身份的宫廷室内陈设商家庭。1643年向父亲宣称放弃世袭权利,与贝雅尔兄妹等朋友组成“盛名剧团”在巴黎演出,在此时他取了艺名莫里哀。十几年流浪艺人的生活,使他历经坎坷,却加深了他对法国社会的理解,也磨练了他戏剧艺术的才华。他的剧本也同他本人一样历尽曲折,为了争取剧本的上演,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他不仅是杰出的喜剧诗人、编剧、戏剧理论家,也是优秀的演员,他演技和噪子为时人所称道。长期紧张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在《没病找病》演出后去世。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作家,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他共留下33部剧作和8首诗。他的喜剧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服务,而不是为狭小圈子里的贵族看客服务的。他不赞成用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认为它们束缚诗人、作家的才能。剧本写得好坏不在于这些规律,而在于是否能感动观众。

《可笑的女才子》(1659年)是他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喜剧,他嘲笑了法国封建社会生活附庸风雅、矫揉造作的丑态和贵族沙龙的所谓“典雅”的文学流派。因这部讽刺喜剧刺痛了自命风雅的贵族男女,一度被禁演。在《丈夫学堂》(1661年)和《太太学堂》(1662年)两部风俗喜剧中讨论了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太太学堂》的主人公阿尔诺耳弗年老、富有,相信金钱购买一切。他用钱买来年轻的阿涅丝,用贤妻良母的道德观念和摩西十诫的宗教思想教导她,想把她培养成为奴隶式的妻子。但事与愿违,阿涅丝爱上了青年奥拉斯,和奥拉斯结了婚。

《伪君子》(1664—1669年)是莫里哀喜剧的最大成就。它的讽刺矛头直指教会。达尔杜弗是个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外衣的骗子。奥尔贡和他的母亲被他所欺骗,像圣人一般地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极尽演戏的才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了一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了。”鬼迷心窍的奥尔贡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甚至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在这个伪君子的挑拨下,奥尔贡驱逐了自己的儿子,并剥夺了其财产继承权。可是这个“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他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真相大白后,他就利用奥尔贡告诉他的政治秘密来陷害对方。到了这时候,他还厚颜无耻地说,他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达尔杜弗这个伪君子的形象讽刺了当时社会中那些披着慈善事业的外衣,实际上却干警察特务工作,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

对达尔杜弗形象的塑造莫里哀独具匠心。达尔杜弗还没出场,观众就了解了达尔杜弗的性格——他是一个伪善者。前两幕是一场又一场的吵闹,在场的7个人在争执中亮相,他们争论的中心是怎样看达尔杜弗,这种间接描绘的手法使观众未见其人,先知其行,到他出场时所说的几句假虔诚的话,几乎成了对他的品行的绝妙讽刺。

《伪君子》也是喜剧手法与闹剧手法的完美结合。第四幕让奥尔贡藏在桌子下面是富于喜剧色彩的安排。达尔杜弗的表白越坦率,就越是引人发笑,因为观众知道奥尔贡在偷听,而妻子既是在对达尔杜弗说话,更是在对奥尔贡说话,她不断挑逗达尔杜弗,以便使丈夫觉悟。奥尔贡倒沉得住气,始终没露面,急得妻子不断暗示他出来。最后奥尔贡才在达尔杜弗出去张望的时候跑出来,躲在妻子身后,直到伪君子动手动脚,才迎上前去,这时喜剧达到了高潮。

《伪君子》对宗教的尖锐讽刺引起社会的激烈风潮以至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不得不三次修改他的剧本,把三幕剧改为五幕剧,让穿黑袈裟的达尔杜弗换上世俗服装,但讽刺宗教伪善的主题并未改动。他数次上书陈情都没有使他的这部名剧解禁。直到他死的那一年,《伪君子》才第一次公开演出,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吝啬鬼》(1668年)则塑造了一个视钱如命的吝啬鬼形象。阿尔巴贡是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对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的债主竟然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巧合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莫里哀的喜剧沿用了古典主义的优点而不受其束缚。他化腐朽为神奇,以高度的技巧妙用三一律。莫氏喜剧种类和样式多样化,已超越古典主义的范围。他又是法国芭蕾舞喜剧的创始人。他的喜剧坚持平民趣味,善于在风趣、粗犷之中表现出严肃的态度。他的喜剧不是纸面上的读物,都是直接为舞台演出而写作的。他的喜剧语言是日常生活用语的提炼,在舞台上显得特别自然生动。他崇尚平民精神,自觉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映了他的反封建倾向。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开一代文风的思想家——卢梭

对很少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家。在一个所有作家都由社交活动造就的时代里,他们一步步从17世纪雍容华贵的贵族文体发展到18世纪的马里佛文体,再发展到离经叛道、玩世不恭的阶段。这位既非法国人又非贵族的日内瓦公民,毫无贵族的风采可言,却多愁善感胜过风流情种,乡间的孤寂较之沙龙更常在他心头萦回。他使我们饱览瑞士和萨瓦地区的景色,使文坛充满一种清新的气息。

——安德烈·莫洛亚

安德烈·莫洛亚说卢梭这样的一个作家:“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身份而对文学影响如此之大,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虽然有很多思想家兼享文学家之名,可是能引领一个时代写作之风的大概只有卢梭一人而已。

卢梭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生而丧母,随父亲读了许多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的名人传记。13岁至15岁时他在一个店铺里度过了两年困苦的学徒生涯。不久他到法国开始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德·瓦朗夫人为他的流浪生活提供了第一个安宁的港湾;在那儿,卢梭度过了近10年的浪漫而稳定的生活。1749年,卢梭发表《论科学与艺术》使他一举成名。在法国蒙莫朗西森林附近度过的几年是他文艺创作的丰收期,他的四大名篇《新爱洛绮丝》、《民约论》、《爱弥儿》、中的三篇问世于此时。因《爱弥儿》激怒了当局和百科全书派,给卢梭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晚年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完成。

在1761年,这个曾一度严厉谴责小说的人发表了一部用书信体写的爱情小说《朱莉,或新爱洛伊丝》,全书的笔调平实,以故事情节的简单独具特征。在他的中,他这样评价这本书:“人们在这部书中最未觉察到的、并将永远使这部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的,是它的题材的简单和中心思想的连贯,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六卷,既无题外的插曲,也无浪漫的奇遇,而且,无论在人物或情节方面,都没有任何邪恶的描写。”

《新爱洛伊丝》的主题是:通过纯洁的爱情,建立美好的家庭,进而建立良好的社会。通过对书中人物的塑造和社会风尚的描绘,他反复表述了这个主题。

爱洛伊丝是12世纪的人,她和她的教师阿贝拉相爱,遭到她叔父的反对和暴力干预。有情人未能结为眷属,但仍互相依恋,书信往来,直到阿贝拉死后为止。这个哀艳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卢梭。因此,他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朱莉比做爱洛伊丝,将他的小说取名为《朱莉,或新爱洛伊丝》,这表明了书中的女主人公朱莉与爱洛伊丝相似的爱情遭遇。

全书的故事情节是:朱莉·德丹治和她的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她的父亲德丹治男爵极力反对,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平民,于是,圣普乐远离朱莉,希望忘掉他的爱情,而朱莉迫于父命,和一个与她相差很大的俄国贵族沃尔玛结婚。他们的爱情是纯洁和真诚的;不能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断书信往返,互诉真情。他们动人的爱情故事,就是通过他们俩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克莱尔、爱德华·博姆斯顿和沃尔玛之间往来的书信展开的。作者对全书结构的处理也独具匠心。前三卷主要写朱莉和圣普乐的爱情发展,后三卷通过他们爱情故事的叙述,尽情讴歌美好的德行,赞美婚姻的神圣,吟哦自然的风光,针砭社会的积弊。全书的语言不尚华彩,以文笔清新朴实取胜。

卢梭笔下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成了一部颂扬善良风尚、匡正民风民俗和描绘大自然的美的散文诗。书中最令人同情和赞美的,是女主人公朱莉和她在爱情上所表现的美德。朱莉和圣普乐都是多情的。圣普乐始终眷恋着朱莉;而朱莉也不能忘情于她昔日的情侣,但她又忠实于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沃尔玛对两人的爱表示理解,还真诚地把圣普乐接到自己家中作客。朱莉和圣普乐的爱情悲剧在于:在等级社会里,门第无疑是不同地位的人的最大鸿沟。

卢梭写《新爱洛伊丝》有一个更深远的目标,即达到“社会的协调与社会的和平”。卢梭对他和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分歧倍感痛苦,因此,他笔下的两个信仰对立的人物极富宽容精神,各行自己的美德,避免了彼此的冲突,共建美满的家庭。可以说,告诉人们如何生活和相爱,是贯穿《新爱洛伊丝》全书的思想脉络。

卢梭的自传体作品是他最后一部力作。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这是一部文学名着。它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为撰写者赢得了文学园林的一席之地。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说这是“自巴斯喀以来最大的革命”。卢梭在自传中“完全按本来面目把自己表现出来”。他大胆把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承认自己产生过卑劣念头,有过下流的行为,把他自己50年的经历如实道来,成为一部说真话的书。无数读者感动于卢梭的坦诚。书中对自然美景的描绘,对坎坷经历的述说,对内心世界的剖析,使该书成为一部极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浪漫领袖——雨果

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与共。

——雨果

这是一本危险的书……它会在广大读者心中播下最凶暴、最残忍的种子——奢求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当时反动政府的评论家

“?”

“!”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短的两封信,作者分别是法国大作家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维克多·雨果和出版商赫斯特与布莱克特的编辑室。第一封信是作家问询他的作品的发行情况,第二封信是编辑室给予的答复。这个小小的惊叹号的确是对这部着作的最好评价。

是雨果众多作品中流行最广、版本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在巴黎发行后,雨果的朋友保尔·麦利斯致信告诉他:“已经6天了,巴黎发狂地阅读着。一开始的口头议论和报纸简讯就预示着巨大的成功,这是很容易料到的。人们赞赏,着迷。再也听不到嘁嘁喳喳的非议和支支吾吾的搪塞了。这部完整的创作以其伟大恢宏和高尚仁爱的正义思想使人们震惊不已。它超过了所有创作,势不可挡地征服着许多读者。”的强烈震撼力同时也让那些反动政府的评论家感到不寒而栗,他们用恶毒的攻击来掩饰自己的恐惧:“这是一本危险的书……它会在广大读者心中播下最凶暴、最残忍的种子——奢求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两百多年的时间证明,是雨果留给全世界的伟大遗产,它以丰富真实的内容、广博渊深的思想、浩淼奔腾的情感,闪耀在世界文学的星空,焕发着永不熄灭的光芒。

作家一直以来都想写一部大型的社会小说来表现这样的主题:赏罚不明、赦免罪人的社会,赤贫如洗的人民生活,一个真正的圣人改变了一个罪犯的一生。以苦役释放犯冉阿让的经历为主线,再现了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现实。主人公冉阿让原是个诚实的工人,一直帮助穷困的姐姐抚养7个可怜的孩子,有年冬天找不到工作,为了不让孩子饿死而偷了一块面包,被判5年徒刑;又因不堪忍受狱中之苦4次逃跑,刑期加到19年;出狱之后。苦役犯的罪名永远地附在他的身上,他找不到工作,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后来他受到一位主教的感化决心去恶从善;改名换姓埋头工作,终于当上了市长,成了大富翁。他乐善好施,兴办福利,救助孤寡;然而法律却滥判无辜;他为了不嫁祸于人毅然上法庭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并为救助孤女而逃出法律的魔爪。然而法律不容他,社会不容他,连他辛辛苦苦带大的孤女也误解他,他多年舍己救人,最后却在孤寂中走向死亡,这是悲惨世界中的悲惨典型。作品中还通过描写一个不幸女子芳汀的一生和她的私生女柯赛特的遭遇来揭示社会逼良为娼、儿童身心受虐,从而全面地展开对社会的批判。

这部小说集中地体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法律:高级的法律是仁慈和爱,它可以杜绝罪恶,唤起良知,进而改革社会拯救人类,低级法律是刑罚,它依靠惩治,却只能加深犯罪。前者的体现者为米里哀主教,他用道德感化和博爱唤醒了冉阿让的良知,使他成了真正的人;而后者的代表警官沙威,则如鹰犬一般跟踪冉阿让,迫害孤女寡母,如同冷血的动物,他最后精神崩溃投河自尽,表现了现存法律在崇高道德面前的渺小、虚弱及它的破产。作者企图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消除社会痼疾的武器,有其局限的一面。

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里有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巴黎的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资产者的沙龙、大学生居住的拉丁区,构成广阔而典型的19世纪法国的社会画面;小说的人物也是典型的。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风格,雨果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在人物塑造、场景描写等多方面广泛地得到运用;作者善于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不同寻常的人物,用虚构的偶然的因素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小说还充满着浓郁的抒情气氛,整部小说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

发表于1831年的,是雨果的另一部具有重大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认为情欲是罪恶,但是他见到美丽的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达后,发疯地爱上了她,他不择手段地想占有她,但不能实现,于是他开始迫害爱斯美拉达。另一个爱慕爱斯美拉达的是相貌奇丑的敲钟人喀西莫多,他对爱斯美拉达的爱是高尚的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道貌岸然的副主教不能占有爱斯美拉达,就嫁祸于她,把她送上绞刑架,喀西莫多激于义愤把副主教从高塔上推下来。小说揭露了上层人物的虚伪、奸诈,在下层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通过爱、仁慈拯救社会的美好愿望。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通俗历史小说,谁与争锋——大仲马

他的为人像夏日的雷雨那样爽快,他是个讨人喜爱的人。他是密云,他是雷鸣,他是闪电,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谁都知道,他待人温和,为人宽厚,就像大旱中的甘霖。

——维克多·雨果

公元19世纪那100年间,在法国那块50多万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土地上,为文学的天空增添了许多耀眼的明星:法国文学之父雨果、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自然主义大师左拉、法国近代散文的典范福楼拜、作品充满生命的活力与永恒朝气的司汤达、素有“想象与真实的奇特调和师”的都德……在璀璨的群星之中,以通俗历史小说独占鳌头的是大仲马。大仲马在通俗历史小说这块园地里,是首屈一指的高手。

大仲马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坛上少有的多产作家。从他以《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开试笔锋,一发不可收拾,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作品多得惊人,光是小说就有250卷以上,其他还有不计其数的戏剧、动物文学、儿童文学、随笔等,全部作品多达280余卷,他甚至还写了一部《烹饪大全》。他的作品林林总总,以致引起不少人对他的猜疑和非难。有的说大仲马常常收买无名作家的作品,然后在上面签下他的姓名;有的说大仲马只是雇用能完全模仿他笔迹的人做他的秘书;还有的说大仲马是如何创作的呢?很简单,他既抢又盗,他用不着拿笔,只用一把剪刀就够了。大仲马的回答是:“在广袤的文学领域里,在有关人类行为方面,不可能存在史无前例之事。作品中的人物被置于类似的境遇中,以同样的方法行动,以同样的话语自我表现,是常见的事”;“我获取别人的东西不是偷窃,而是征服,是合并。”不过历史是公正的。美国优秀的传记作家盖·恩度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还了这位被误解的大作家以清白:“大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打发他们的人生,相比之下,这个世上有个人却以10倍于常人的精力活着,这个人就是《三剑客》和的作者大仲马。说他是吹牛专家也好,剽窃者也好,请人捉刀代笔也罢……但这一切恰恰可以证明,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精力旺盛的伟人。”

《三剑客》和是大仲马最着名的代表作。《三剑客》无疑是他作品中最精华的一部。小说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首相黎塞留红衣主教的矛盾为背景,穿插群臣派系的明争暗斗,围绕宫廷里的秘史轶闻,展开了极富趣味的故事。书中的主人公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一匹长毛瘦马,告别双亲,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在队长府上,他跟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结成生死与共的知己。当时的国王路易十三、王后安娜·奥地利和首相黎塞留之间互相争权。国王对达达尼昂几次打败首相部下暗自褒奖,而首相却怀恨在心。首相利用王后的隐私向国王屡进谗言。王后在心腹侍女波那瑟帮助下,请达达尼昂相助。达达尼昂与波那瑟一见钟情,便满口答应,在三个朋友的全力支持下,他们经过一路磨难,唯有达达尼昂如期抵达了目的地伦敦解救了王后的燃眉之急,粉碎了红衣主教的阴谋诡计。

红衣主教黎塞留又生奸计,利用新旧教徒的矛盾引发的法英战争,妄图除掉情敌白金汉。为达此目的,他收买天生丽质、心狠手辣的美女米拉迪。达达尼昂为其美貌所动,跟他发生关系,发现了米拉迪肩烙一朵百合花——当时欧洲女子犯罪的耻辱刑迹。她对达达尼昂恨之入骨,几次设陷阱暗害,均未成功。

在以围困拉罗舍尔城为战事焦点的法英对垒中,黎塞留和白金汉为两国的主帅。黎塞留暗派米拉迪赴英卧底,乘机行刺白金汉;米拉迪提出以杀死达达尼昂为交换条件。她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即被达达尼昂泄露消息,遂遭软禁。囚禁中,她诱惑了温特勋爵的心腹看守费尔顿,费尔顿刺死了白金汉。米拉迪在归法途中,毒死了达达尼昂的情妇波那瑟。达达尼昂和三位朋友一路追踪米拉迪,终于找到了她。他们揭开了米拉迪的老底:她当年遁入空门,不甘寂寞,诱惑了一个小教士,因此被烙下了一朵百合花。教士携带米拉迪越狱逃跑,私奔他乡。在异乡,米拉迪抛弃了小教士,和当地一位少年拉费尔伯爵结婚,弄得后者倾家荡产又弃他而去。拉费尔伯爵化名阿托斯进了国王火枪队,以慰失恋受骗之苦。米拉迪逃到英国,骗得温特勋爵之兄与她成婚,并生有一子。但为了独占丈夫的遗产,她又谋害了第二个丈夫。她罪恶累累,天怒人怨,当即在利斯河畔被正法。至此,达达尼昂、阿托斯、波托斯、阿拉米斯、温特勋爵和刽子手各自都报仇雪恨,了却了夙愿。

黎塞留对米拉迪遇害一事耿耿于怀,便命亲信罗什福尔捉拿达达尼昂。他不卑不亢,坦言相陈,感动了黎塞留,达达尼昂非但没被诛,反而擢升为火枪队副官。其余三名火枪手或归乡里,或娶孀妇,或皈教门,萍飘絮飞,全书也告终。

在艺术方面,《三剑客》充分显示了大仲马想象思维的超凡脱俗,构织故事情节独具匠心,刻划人物别具特色。他的妙笔下,主人公达达尼昂和另三个伙伴的性格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达达尼昂风流倜傥,果敢机智,对朋友侠肝义胆,对爱情执着追求,对敌人嫉恶如仇;阿托斯平素少言寡语,遇事沉着冷静,处世稳重老练;波托斯胸无城府,大胆鲁莽,贪钱爱财;阿拉米斯足智多谋,才思敏捷,温文雅儒,是一个智囊式的人物。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善于将他们置于各种不同的决斗场景,突出了中世纪史诗中骑士剑客的传奇色彩。大仲马笔下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和其亲信米拉迪也生动可信:前者不可一世,呼风唤雨的形象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后者的狠辣心肠被刻划得入木三分,米拉迪时而像温柔的天使,时而像凶恶的魔鬼,时而才气横溢,时而凶像毕露。这些人物已经成为世界小说之林中的经典人物。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文学界的拿破仑——巴尔扎克

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那是宗教和君主政体。

——巴尔扎克

他的去世惊呆了巴黎……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希望再看一眼祖国,就像一个人出远门之前,要吻抱自己的亲娘一样。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维克多·雨果

1850年8月20日,维克多·雨果在一位刚刚谢世的作家墓前发表悼词:“他的去世惊呆了巴黎……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希望再看一眼祖国,就像一个人出远门之前,要吻抱自己的亲娘一样。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这位伟大的作家就是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出生在一个富裕但是却缺少温情的家庭,他的父母出身普通,经过苦苦经营才由农民变为“城里人”,所以,作为长子的巴尔扎克背负了他们太多的期望,8岁的他就被父母送到教会学校,从那以后一直承受着父母苛刻要求的压力。然而,巴尔扎克并不想成为父母理想中的能够出人头地的律师,他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但是这个梦想遭到家人的反对,为了惩罚他,他们几乎切断了对巴尔扎克的生活资助。曾经一度,巴尔扎克住在贫民窟里,把写作当成了谋生的手段,他既憎恨金钱社会的丑恶,又终生追求着金钱,既预见着贵族阶层的灭亡,又向往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他的身上充斥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体现在他丰富的作品和他率性而为、从不做作的短暂一生中。

与文学抗争了一生的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19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这部巨作包括96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在《神曲》的启示下改用《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展示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转折时期错综复杂的关系。金钱和欲望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也是巴尔扎克小说的中心,在他的如椽大笔下,人在金钱、权势面前的丑态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欧也妮·葛朗台》和是其中两部最着名的小说。

《欧也妮·葛朗台》写一个贪婪、吝啬的老葛朗台为了金钱毁掉了女儿一生的幸福。老葛朗台在大革命期间,靠着脑子灵活,善于投机成了一个暴发户。他虽然有钱,却是一个守财奴,从不舍得花一个小钱,妻子、女儿都跟他过着穷酸的日子,甚至连自家的楼梯坏了也不修一修。他以自己的女儿作鱼饵,从那些求婚的人那里渔利。他的女儿欧也妮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姑娘,她爱上了自己的堂兄弟查理,老葛朗台却因为兄长已经破产将查理从家里赶走,还把欧也妮关在阁楼上惩罚她。后来,老头死了,给女儿留下巨额遗产,可女儿已失去了青春、爱情和幸福。欧也妮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善事,显示了作者的仁爱思想。

是将巴尔扎克的创作推向顶峰的作品。创作时,正值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被政府血腥扑灭,大批的人民被屠杀,城市被焚毁,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资产阶级露出了冷酷狰狞的面孔。就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述当时社会的众生百态,揭露在金钱的诱惑下发生的种种丑陋肮脏的事情。

主人公高利奥老头出身微寒,年轻时以贩卖挂面为业,后来当上供应军队粮食的承包商而发了大财。他疼爱他的两个女儿,把她们打扮得珠光宝气,花枝招展,最后以价值巨万的赔嫁把她们嫁给了贵族子弟,使面粉商的女儿成了伯爵夫人;然而两个女儿挥金如土,像吸血鬼似地榨取父亲的钱财,当老人一贫如洗时,再也不许父亲登门,使之穷困地死在一间破烂的小阁楼上,女儿们连葬礼都不参加。通过高老头的悲剧,作者批判了建筑在金钱基础上的“父爱”和“亲情”,对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还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和没落贵夫人鲍赛昂的形象。前者原为一个外省贵族青年,想来巴黎进大学重振家业,但目睹上流社会的挥金如土、灯红酒绿后,他往上爬的欲望倍增,在鲍赛昂子爵夫人和逃犯伏特冷的唆使下,日益丧失正直的良心,开始为金钱而出卖正直,特别是在见证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对待父亲像榨干的柠檬一般以后,更坚定了走向资产阶级道路的决心。中主要描写了他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在以后的过程中他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靠出卖道德和良心竟当上了副国务秘书和贵族院议员,而一切的取得都依赖于极端利己主义原则。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尔扎克为贵族阶级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她出身名门贵族,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只因缺乏金钱而被情人抛弃,被迫退出巴黎上流社会,高贵的门第再也敌不过金钱的势力,她在后来因为同样的原因又一次被金钱出卖。她的遭遇告诉人们,贵族阶级除了失败之外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金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在艺术上很严谨,作者设置了典型环境,让典型人物活动于其中,使人与人的金钱关系与环境相契合,书中安排了四条情节线索,以拉斯蒂涅的堕落为主线,其它几条起辅助作用,纵横交错又脉络分明;典型人物的刻画是巴尔扎克作品的最大特色,不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心理刻画,甚至一个细节,如高老头每吃一块面包都要放在鼻下嗅一嗅,都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生动。然而生动的背后却是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剧,巴尔扎克为文学画廊上增添的“高老头”角色至今仍然让我们为之感动。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象征主义之祖——波德莱尔

那时候到了,花儿在枝头颤震,

每一朵都似香炉散发着芬芳;

声音和香气都在晚风中飘荡;

忧郁的圆舞曲,懒洋洋的眩晕!

每一朵都似香炉散发着芬芳;

小提琴幽幽咽咽如受伤的心;

忧郁的圆舞曲,懒洋洋的眩晕!

天空又悲又美,像大祭台一样。

小提琴幽幽咽咽如受伤的心;

温柔的心,憎恶广而黑的死亡!

天空又悲又美,像大祭台一样。

太阳在自己的凝血之中下沉。

温柔的心,憎恶广而黑的死亡!

收纳着光辉往昔的一切遗痕!

太阳在自己的凝血之中下沉。

想起你就仿佛看见圣体发光!

——波德莱尔《黄昏的和谐》

“艺术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可怕的东西用艺术表现出来就变成了美;痛苦伴随上音律节奏就使人的心神充满了静谧的喜悦。”说这话的是波德莱尔,他来自那个盛产前卫艺术家的巴黎。沙尔·波德莱尔1821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具有启蒙运动思想的画家。他受父亲艺术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从小就产生了对艺术的酷爱。但不幸的是,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远走,这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

他所在的城市巴黎,是个繁华之城,也是文化之都,艺术气氛相当浓厚,吸引了各国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来此相聚。诗人在这种气氛中生活、成长,逐渐形成了对艺术的敏感,也认识了这座五光十色、放荡不羁的城市。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极端的浪漫派。后来,他又决定到印度去旅行,不料他在途中起了思乡之情怀念起家乡来。于是,他逗留在印度洋中当时法国的殖民地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岛上。这南国明媚的阳光和葱郁诱人的景色留不住思乡情切的诗人,不久,他便匆匆地赶回了巴黎。这是他一生中最远的旅行,丰富了他内心的感受。在他的诗中读到许多描写海洋、阳光和异国情调的主题也不足为奇。

回到巴黎后,波德莱尔得到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于是他开始了放浪不羁的奢侈生活,住着豪华的宅邸,穿着风雅的衣服。他母亲看到他这样铺张浪费、挥金如土,就为他找了一位法律顾问,限定了每月的花费。从此,波德莱尔便一直过着艰苦的日子,而生活的艰苦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动力。开始时,波德莱尔主要写艺术批评,以犀利的笔锋阐明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观点,又以优美的风格创作了不少出色的散文诗。1848年2月革命时期,受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鼓舞,他甚至活跃在街头的革命群众中。很快理想破灭,波德莱尔又回到了他的文学生涯中。后来,他接触到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爱伦·坡丰富怪诞的想象力以及他冷静准确的分析使波德莱尔脱离了当时浪漫主义诗歌的个人情感与忧愁苦闷的泥潭,并且发挥了想象力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

诗人的生命短暂,留下的作品也少,除文艺批评论着外,只有一本诗集(收入157首诗)和两本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人工天国》。然而,就是这些短小诗文为世界文坛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使他成为一代现代派诗人和象征主义艺术家。

他的诗集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作。当时,在法国文坛上,浪漫主义已经开始转入低潮,轰动一时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开始消沉、瓦解。在这个文坛凋零的时代,横空出世。这个诗集面目一新,独树一帜,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保守者认为这个怪物般的诗集是伤风败俗和亵渎神明的。因此不仅诗集被禁,而且诗人和出版商都被罚了款。当时的大作家雨果却对此书青眼有加,称它是“光辉夺目的星星”,给法国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一部艺术技巧十分高超而思想内容又极其丰富的作品。

包括《忧郁和理想》、《巴黎画景》、、、《叛逆》和《死亡》6个诗组,通过作者本人在巴黎的生活经验,反映了近代颓废文人和艺术家的精神危机。诗集里充满诗人的痛苦、绝望、迷惑、悔恨以及摆脱邪恶、向往天国的情绪。诗人曾经说:“在这本残酷的书里,我写下了我的全部思想、全部心灵、全部信仰和憎恨。”可是作者对那些看似邪恶败坏的东西却采取迷恋和欣赏的态度,经过作者的妙笔,巴黎都市的种种怪异现象散发出一种诡异的美。从对美的沉迷到对恶的迷恋开始了诗歌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路。波德莱尔因此被奉为现代派诗歌的先驱,象征主义文学的鼻祖。在他的作品中,诗人绝妙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他往往以很渺小、很可笑的小事象征社会生活中很复杂很庞大的现象,又常把现实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夸张;借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琐事寓意一些出乎意料的生活真谛,构成一种新鲜而丰富的意境。

几乎与出版的同时,波德莱尔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诗,作家要写“一种诗意的散文,没有节奏和韵脚的音乐”。这些散文诗后来组成了《巴黎的忧郁》这本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继续了开启的路子,波德莱尔自己说“这还是,但更自由、细腻和辛辣”。诗篇带着诗人同样丰富的思想和一反传统的审美观,并以更加自由的形式出现在文坛上。在这本散文诗里,既有诗人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所进行的淋漓尽致、疾恶如仇的讽刺和挖苦,又有诗人对美的向往和引人入胜的描绘;诗中还飘荡着一些寓意深刻但又难以捉摸的纤细的思绪。诗人尽情地歌颂“孤独”、“昏暗”;歌颂那些“狗”,那些“浑身泥巴、满身虱子的狗”;用大量的笔墨、极度的同情去表现一位穷困潦倒的卖艺老人。诗人从“丑恶”中寻找美的东西,塑造了病态美,这也许看来是消极颓废的。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同一样,也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文明特别是都市文化所造成的危机的反思。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我要为20世纪写作——司汤达

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

——司汤达的墓志铭

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的东西,因此感动他们同时代的人。

——司汤达

拥有一个谜一般的标题。一般认为,“红”指的是红色的将军制服,即军队。“黑”指的是教士的黑道袍,即教会。当兵和做神父分别是拿破仑帝国时代和王朝复辟时期有野心的法国青年不同的晋升之路。小说主人公原来打算不穿上红色的将军制服就穿上教士的黑道袍,当大主教,可是他最后却上了断头台。

的作者司汤达(1783—1842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标志着以当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虽然他活着的时候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他曾宣称到1880年才会有人读他的作品,到1935年才会被人理解;如今,司汤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公认,他对现代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已载入史册。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司汤达在文学上主张文学切合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以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而完全模仿罗马的法国艺术家的创作不过是毫无生机、墨守陈规的文学。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歌,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他的小说就是他文学主张的活证据。

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写一个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他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在他姑母的帮助下,到神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后来因为几次恋爱失败,隐居到修道院,不久死去。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想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谋求个人的发展,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人幸福。作者也展示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显示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主要讲述一个木匠的儿子于连·索黑尔的故事。于连个性倔强顽强,精通拉丁文,被委任为当地市长德·瑞那的家庭教师。他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恋情,事情败露后,他来到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不久他被介绍给巴黎的一个侯爵做私人秘书。他又与侯爵之女发生恋情。正当于连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中的时候,他以前的情人德·瑞那夫人在教会的压力下写来了一封告密信,断送了于连的前程。于连在忿激之下向德·瑞那夫人开了两枪,这两枪虽不致命,但于连因此被判处死刑。

据说小说的大部分情节是取材于1828年《法国新闻》上载的一个死刑案件。台湾版的译者黎烈文在对《法国新闻》的案由与的主要内容作比较研究后,认为司汤达在的情节上主要是采用这一案件现成的材料,他运用心理分析手法,给那些人物吹嘘上生命,撰成了一部影响后世的名着。黎烈文因此强调,情节的构造在一部小说里面并不是最重要的,只有作者所用的创作方法才是极端重要的。

司汤达创作的,其价值远远超过了描写杀人案的普通社会小说,正如高尔基所说:“司汤达的才能与力量在于,他把一件十分平凡的刑事案件提到对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哲学的研究的境界。”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描写上都是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中最难以把握的人物就是主人公于连,但作者写得最成功的也正是于连。于连有才干、有抱负。为了达到目的,他巧于应付各种生存境遇。或反抗,或妥协,或野心勃勃,或投机伪善,但又不失为正直善良。他一生奋斗,激荡着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激情,也充满追求个人幸福的利己主义欲望。“于连身上表现的反压迫、求自由,坚定地追寻自我生命价值的精神,体现了人的一种普遍的生存需求,因而具有象征意义,而他的那种利己主义思想,则成了这一形象历来难以为读者完全肯定和接受的根本原因。”(蒋承勇主编《世界文学史纲》)

因其在心理分析方面所描写的范围之广,所发掘的程度之深,不仅在法国文学中,甚至在世界文学中也成了一部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它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其思想和文学风格对欧美各国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浪漫之梦的破灭——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

斯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

一个小说家没有权利表现他的意见。

——福楼拜

有谁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一个艺术家——文字的艺术家,可以说这个最合适的人选是福楼拜。居斯达夫·福楼拜(1821—1880年)生于法国北部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医院里度过的。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也带有医生的细致观察与剖析的痕迹。当福楼拜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845年父亲去世后,福楼拜在卢昂附近居住,在那里他专心从事创作,终生未婚。是福楼拜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完成的心血之作。这部作品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成为他的代表作。后来他还创作了(1862年)、《情感教育》(1869年)和(1877年)等。

福楼拜是一个严谨的作家,他视文字、文学创作为生命,每一部作品,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他都精雕细琢。他重小说的形式和风格甚于内容。因此他写得很慢,很苦,反复修改,“一句好的散文应该同一句好诗一样,是不可改动的,是同样有节奏,同样响亮的”。这就是他的写作理想。

他的历史考古小说(1862年)描述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雇佣军起义所引起的战争。作者亲自到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去游历过,还阅读过数以千计的有关书籍。小说的写景极见功力,并且每每和情节相融合。福楼拜在这里严格地采用他所一再强调的“冷静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力求避免作者的主观热情渗透到作品中去。

《情感教育》(1869年)是福楼拜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由一个青年的感情生活透视了1840年到1851年的法国社会。弗雷德利克·莫罗是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梦想、不求上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处处失败,在革命动荡的年代,灰溜溜地过了一生。福楼拜通过他一生的失败,批判了现实社会的庸俗腐化是使青年人堕落的根源。

1856年发表的是福楼拜最有影响的小说,它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小说这个文学体裁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如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清算一样,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浪漫主义与浪漫小说的清算。单是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的名字就是福楼拜的苦心选择,“爱玛”是一个浪漫的名字,“包法利”Bovary这个姓氏的词根Bov包含“牛”的意思,这个姓名本身就意味着想入非非的浪漫与平庸的现实之间的反差。她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饱读浪漫派作品。但她却嫁给一名平庸、迟钝的乡镇医生,这与她在小说中看到的浪漫想象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因此她先后成为地主罗多尔夫与书记员莱昂的情人。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不得不借了高利贷。后来莱昂厌弃了她,她在高利贷的逼迫下服砒霜自杀。故事没有浪漫派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其实作者的本意也不是讲故事,小说副标题是《外省风情》。作者主要描画了一幅19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一个单调闭塞、容不得半点高尚理想的世界,于是出现了爱玛这样的悲剧,而药剂师奥梅等却在科学的旗号下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小说反映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弱者地位,因此作者说:“就在此刻,同时在22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福楼拜揭露了法国外省社会的丑恶面貌,也尖刻地讽刺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幻想。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修道院寄宿学校中的贵族教育、当时风靡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贵族地主社会的纨绔子弟以及庸俗卑劣的小市民,使包法利夫人走上了死亡之路。

福楼拜在艺术形式上也毫不放松,每写一部小说,他都反复推敲小说的结构、意境、词句和文章节奏等。他尤其重视写作前的调查研究工作。作品的一个普通村庄、峭壁下一条人行小道,他一定事先观察;写鹦鹉时,他甚至在面前摆一个鹦鹉标本。因此就连以科学的精确性为至高追求的左拉对也推崇备至:“以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是准确复制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结构仅在于选择场景以及某种和谐的展开程序……最终是小说家杀死主人公,如果他只接受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

不同的人在福楼拜的作品里看到不同的光彩,有的论者从小说的心理学和哲学层面发明了“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把它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有的论者独标福楼拜作品的艺术层面。詹姆斯写道:“福楼拜只在表现手法中看到艺术品的存在,他向我们提出挑战,看谁能确定另一个评定作品生命力的标准而不沦为笑柄。”而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和理论家们视福楼拜为他们的前驱。有的人强调他叙述技巧的高妙,说这部“什么也不涉及的书”是现代反小说的祖先。萨特甚至专门写了一部2000页的大书研究福楼拜。凡此种种都显示了福楼拜文学的魅力。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茶花女》背后的英雄——小仲马

我并没有从这个故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像玛格丽特那样的姑娘都能像她一样地为人;远非如此,但是我知道她们之中有一位姑娘,在她的一生中曾产生过一种严肃的爱情,她为了这个爱情遭受痛苦,直至死去。我把我听到的事讲给读者听,这是一种责任。

我并不是在宣扬淫乱邪恶,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听到有这种高贵的受苦人在祈求,我都要为他作宣传。

我再重复一遍,玛格丽特的故事是罕见的,但是如果它带有普遍性的话,似乎也就不必把它写出来了。

——小仲马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借着那个不识一个洋文的林琴南之手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这时候它被翻译成《巴黎茶花女遗事》。从西方到东方,不知赚取了多少痴心人的眼泪。它的作者小仲马虽然因此大名鼎鼎,但是关于他的身世,人们也许不甚了了。

小仲马出生于1824年,父亲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一员骁将,小仲马是他的私生子。他从小就因此备受他人的奚落和羞辱,这对于一个不满7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和可怕的打击。直到小仲马的晚年,他还一直记着这种屈辱。小仲马本来是一个在贫困屈辱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纯朴少年,但后来回到那位大作家父亲的身边后,大仲马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这位涉世不深的青年树立了一种最现实的“榜样”,小仲马也开始了声色犬马的荒唐生活。不过,出身贫穷的小仲马生活虽然放荡,但良知却尚未完全泯灭。他不满20岁便发表了小说和诗歌。但真正使他能够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是那部脍炙人口的。正是他同巴黎名妓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偶然相识成就了这部名作,在经过了这段爱恨交加的爱情之后的1847年6月,也就是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4个月之后,小仲马又来到他曾与阿尔丰西娜一起度过一段愉快岁月的乡间,睹物思人,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于是他闭门写作,在一月之间写成了小说,小说出版后立刻为小仲马带来巨大的声誉。

小仲马在小说问世后不久,他立即尝试着手把它改编成话剧剧本。如果说小说的创作一帆风顺的话,那么话剧的问世却费尽波折,而且最使小仲马料想不到的是他的父亲、剧作家大仲马力劝儿子打消改编的念头,并断言这不是一个好的题材,没有观众会欢迎它。但是小仲马却不为所动,一心一意改编创作剧本。最后当大仲马读到他儿子写成的剧本时,也感动不已。然而,当时法国的书报检查部门却又以“该剧不符合道德规范”为借口阻止话剧上演。经过近3年的努力争斗,话剧才获准在巴黎杂耍剧院演出。

至于歌剧的创作,它几乎是与话剧同步进行的,而且同小仲马本人毫不相干。当小说风靡一时的时候,意大利着名的音乐家威尔第正在巴黎。这位天才的作曲家立即从这部小说里获得了启迪和灵感,在话剧公演之后,威尔第请他的好友皮阿威写出歌剧演出脚本,然后便以满腔热情投入了谱写工作。1853年3月6日,歌剧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一家着名的剧院——菲尼斯剧场首次公演。

小说、话剧、歌剧,的故事内容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故事的中心是男主人公阿尔芒与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小仲马揭示了阿尔芒与玛格丽特悲剧的社会意义。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位不幸的风尘女子之死不是一桩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具有深刻含义的社会现象。他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那位可怜的亲生母亲,想到了社会的种种残酷和不平。小仲马的创作观念因而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完善道德、追求理想成为小仲马文学创作的原则。尽管小仲马心目中的“道德”和“理想”不过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但是读者们分明可以在中看到作者对那种压抑人性、摧残爱情的虚伪而又残酷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和鞭挞,这是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痛楚的呐喊。故事的主人公玛格丽特美丽、聪明而又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她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在希望破灭之后,她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这一切都使烟花女子的形象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辉,“茶花女”也因此成了美丽、可爱而又值得同情的女性的象征。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高举自然主义的大旗——左拉

我们崇敬他:他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

——法朗士

19世纪法国的文坛是名家辈出、巨着云集的时代。其间,有一位笔力酣畅、气度非凡的作家,他写了一部巨着《卢贡·马卡尔家族》,这是一本堪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媲美的鸿篇巨制,这个作家是爱弥尔·左拉。

爱米尔·左拉(1841—1902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他在贫困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中学毕业后,先在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后来又在书店工作,此后专门写作。

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即自然主义。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所描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说,小说类似化学实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不过试验的对象是人。他不但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也是19世纪70至8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好像一幅气势雄伟、色彩绚丽、包罗万象的油画,作者以宏伟的气魄,写实的手法,塑造了数以千计的典型人物,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风俗画,展现了一部1816年至1848年间法国现实主义的历史;那么,左拉的作品,就构成了一卷卷资料详实的宗族家谱,上至曾祖,下及玄孙,种族血统,家教遗风,乃至各类风俗和事件的细枝末节,应有尽有。作者以独特的眼光,从种族、遗传、环境三要素出发,洞察人类社会,在他那犀利的文字解剖刀下,资本主义文明纱幕掩饰下的社会罪恶暴露了出来,而他的作品也以其包罗万象成为第二帝国时代(即1850至1870年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在文学创作上,左拉重视吸取前人的艺术经验,他最崇拜的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把巴尔扎克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但他不满足于单纯模仿,而是立足于开拓表现生活的新领域,探求适合于表现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和特色,立志摸索出一条文艺创作的新路。他在自然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自己一条独特的文学之路。

左拉在1868年开始了《卢贡·马卡尔家族史》的写作计划,这是一部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描述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盛衰兴亡史。这套书包括20卷长篇小说。前后持续了20多年,是左拉呕心沥血的结晶。

《萌芽》是左拉的代表作,也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13部小说。他是在法国北部的采煤区昂赞一次大罢工的基础上来创作的。《萌芽》是一部法国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沉郁史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这种以前从未进入文学领域的题材,首次被左拉引进小说里来。《萌芽》的问世,标志着左拉创作的高峰,使左拉成为自觉展示劳资矛盾,正面表现工人群众罢工斗争的第一个法国作家。它向人们展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书中叙述蒙苏煤矿公司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失业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个失业的机器工人艾蒂安找不到工作。恰好一名推煤车的女工死了,他就顶替了空缺。公司方面为了克扣工资,在挖煤工人和推煤车的工人之间挑起事端。随着经济危机深入,剥削加深。艾蒂安组织的罢工开始了,接着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公司方面始而用饥饿来迫使工人让步,继而出动军警,实行血腥镇压,最后使用阴谋分化手段,使罢工运动遭到失败。为了面包,艾蒂安和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工作。可是在复工的第一天,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苏瓦林因为和艾蒂安争夺领导权,制造了一场惨祸,使整个矿井都被大水淹没。当时艾蒂安也在矿井底下,被救出以后,他感到这里已经没有出路,就到巴黎参加革命去了。

《萌芽》中除艾蒂安以外,还描写了其他工人的贫困生活、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挖煤工人在温度很高的矿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必须跪着、爬着或仰卧着干活,时时刻刻有被活活压死的危险。左拉笔下的工人形象,一律都是粗鲁、愚昧、野蛮,行事全凭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甚至他们的斗争也是在一种盲目的本能性的冲动下进行的。罢工斗争的组织者艾蒂安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守护人”,他以救世主的姿态在群众中传播模模糊糊的“真理”。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他非常悲观,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安安静静地建立工会,幻想通过工会的合法运动来获取工人的权利。

《萌芽》在描绘矿工家庭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在小说中,左拉比较集中地描写了老矿工马赫一家祖孙三代人的生活,成为矿工家庭的一个杰出典型。马赫的父亲从孩提时起,就下井干活,为煤矿卖了一辈子苦力,当他年老力衰后,仍疲于奔命,终因病魔缠身,成了废人一般。马赫为人正直,受人尊敬,因而被推选为工人的代表。他在艾蒂安的启迪下,参加了国际工人联合会,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面对军警林立,他毫无惧色,终于饮弹身亡。马赫的妻子让兰是一名推车工,家庭生活的重负,夺去了她的青春美貌,矿工们的革命斗争,又激发起她的热情。罢工中,她走在声势浩大的工人队伍的前列,即使家中断粮多日,仍置身于罢工斗争之中,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者。马赫的女儿卡特琳生性天真活泼,待人诚恳热情,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般。她爱慕着工人领袖艾蒂安,但终不能如愿;而当她生命垂危之际,在矿山的坟墓深处,她才度过了惟一的新婚之夜,而她年轻的生命也被矿井吞噬了。马赫一家三代人的悲惨境遇,构成了一部煤矿工人近百年来的辛酸血泪史。在这里,左拉不仅写出了他们的苦难与挣扎,也表现了他们的觉醒和抗争。这是小说《萌芽》典型化原则的生动体现。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现实主义者,如果说他称得上是一个艺术家的话,他所要探索的,并不是为我们将生活呆板地摄影下来,而是要将比现实更完整、更激动人心、更具有说服力的景象呈现给我们。

——莫泊桑

法国的文学大师往往以长篇巨着为人称道,巴尔扎克、左拉等都试图为他们的时代留下一部百科全书,而以“短篇小说之王”享誉的是莫泊桑。

莫泊桑1850年8月出生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狄埃卜城附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爱好文学,经常对文学作品发表议论,见解独到,这使莫泊桑在幼年时候就受到文学的熏陶。从童年时代起,母亲就培养他写诗,一直到他成名后,他的母亲仍然是莫泊桑的文学顾问、批评者和助手。另一位为莫泊桑走上文学道路打下基础的是他中学的文学教师路易·布耶,这位巴那派诗人经常指导莫泊桑进行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后来,大文学家福楼拜成为莫泊桑文学上的导师,他们俩人结下了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福楼拜倾心传授写作经验给莫泊桑;莫泊桑每篇习作都要送给福楼拜审阅。在福楼拜的指导下,莫泊桑的写作能力不断提高。

是莫泊桑的成名作,它使莫泊桑一鸣惊人,读者称他是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从此,他一跃登上了法国文坛。这篇小说写的是普法战争中,被敌军占领的里昂城的7位居民乘一辆马车逃难,里面有贵族、资本家、暴发户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俩位修女,一名假冒的爱国者,一个外号“羊脂球”的妓女。逃难中,他们都看不起羊脂球,有产者的太太们辱骂她是“社会的耻辱”,可是马车颠簸了一天,他们买不到吃的,只有羊脂球准备了3天的食品,于是羊脂球的食品被他们分吃了,他们对羊脂球的态度也大大改变,由轻蔑变为亲昵。在普军关卡受阻是情节发展的关键。这些人为了自己逃生,纷纷想出各种方法来使羊脂球满足普军的无耻要求,最后羊脂球被年老的修女说服,牺牲了自己的尊严。马车继续上路,车上的气氛又发生了变化,那些人彷佛不认识羊脂球,根本不提她为他们而遭受的耻辱,只顾自己享用自己的佳肴,羊脂球在慌乱中没有准备,只能忍受饥饿。小说在羊脂球的呜咽声中结束。小说表达了贵族资产者的虚伪,对底层人民表示了同情和尊敬。小说的情节结构、心理描绘、场面安排都颇具匠心。

莫泊桑的一些小说揭露了世态生活的炎凉和资产阶级的虚伪堕落。如讽刺小市民虚荣心的《项链》、;描写世态炎凉的《我的叔叔于勒》,揭露官员利欲熏心的。作者也有一些作品对劳动人民的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如《一个女长工的故事》、《乞丐》等。莫泊桑的小说以描摹日常生活的人情世故见长,作者善于开掘平淡小事,于日常生活不经意的小事见出意义。作者不用浓墨重彩,而善用白描勾勒出一幅幅线条简练、色彩恬淡的生活画卷。

因为他的短篇太出名了,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以至于因此被湮没。其实,他不但是个短篇小说的高手,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也颇有建树。他继承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心理描写上又开拓出新路。就是他的一部长篇代表性作品。莫泊桑不满足于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在他声誉鹊起后,他经常涉足上流社会,开阔了眼界,便想到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反映社会现实,长篇小说给他提供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从第一部长篇《一生》到第二部长篇,他的笔触已经从个人生活投向新闻界和政界,具有丰富得多的内容,堪称一部揭露深刻、讽刺犀利的社会小说。他通过一个现代冒险家乔治·杜洛阿依靠无耻手段发迹的奋斗历程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首先,暴露了当时新闻界的黑幕。小说生动地描写了瓦尔特帮如何利用这份报纸操纵政局,他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实现了倒阁阴谋。由财阀操纵报纸,在政界和投机事业上大显身手,这就是所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报界黑幕。小说也揭露了当时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他指出当局打着爱国的旗号进行殖民扩张政策,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小说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用莫泊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平,他就像我们每天在巴黎擦肩而过,在现今的各种职业中遇到的那种人”。杜洛阿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的硬心肠。同时他又是一个机灵鬼、一个能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样的野心家。他利用报纸直接参与倒阁阴谋,舞文弄墨,大显神通,成为瓦尔特帮重要的笔杆子。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奸猾狡诈,利用自己的这一特长步步高升。最后,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逼使老奸巨猾的瓦尔特把女儿嫁给他。在杜洛瓦盛大的婚宴上,教士用近乎谄媚的辞句向他祝福:“你们是世间最幸福的人,你们最为富有,也最受尊敬。特别是您,先生,您才华超群,并通过您的道德文章而给芸芸众生以指点和启迪,成为民众的引路人。您身上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您要给他们做出表率来……”小说在杜洛阿的成功中结束。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法国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

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世界有两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蒙、懒惰、迷信和野蛮。

我是顺附第一派的。无论他们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我的家乡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是他的部属。众人的宝库乃是“太阳之都”。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

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罗曼·罗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是他获奖的理由。罗曼·罗兰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他最初的文艺创作是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转折期,他要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是其中最着名的几部传记作品。他的名人传的中文译者傅雷在《

罗兰最有名的三部英雄传是:《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传记中的英雄主人公都对他的思想有过深刻的影响。他在书中主要写了这些文艺家、思想家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为追求“真正的艺术”而受苦受难,表现了罗曼·罗兰的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他以音乐家的一生为经,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间的欧洲生活为纬。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音乐世家。克利斯朵夫从小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学习音乐。而具有强烈个人英雄主义的祖父不断向他灌输英雄创造世界的观念。他的舅舅则教他安贫乐道、真诚谦虚。两个人的影响矛盾地并存在他的思想中。他随父亲进宫演奏,崭露头角,受到赏识,他又非常反感封建贵族的骄横和专制。他鄙视豪门,攻击贵族和市侩,受到贵族社会的打击,他逃到巴黎。在这里,他发现巴黎的文化政治界同德国一样虚伪、腐化,对上流社会的颓废之风,他表示了极大的憎恶。他的傲慢自然引起上流社会的攻击和嘲骂。他到处碰壁,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唯一给他支持的是他的法国朋友奥里维,但奥里维和他一样是个孤独的反抗者。在精神探索中,克利斯朵夫把视线转到下层人民身上,可他虽然憎恶上层阶级的虚伪,却又无法改变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认为人民群众的的斗争不过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他认为艺术最崇高,从事艺术才是改造社会和促进民族和谐的最有力的工作。在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时,他的朋友奥里维死于警察的乱刀中,这对克利斯朵夫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万念俱灰,不问世事。晚年的克利斯朵夫避居意大利,不再过问社会现实问题,但求调和一切矛盾,一心致力于创作宗教音乐,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成,最后在追忆往事中死去。

在作者看来,克里斯朵夫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无穷力量的、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的英雄人物,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优秀知识分子。克利斯朵夫无疑痛恨庸俗腐化的社会,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感到非常不安。他服膺博爱思想,把艺术看作是最崇高的东西,最能体现人类的爱,希望通过艺术来改造社会、缓和社会危机。他同情人民和工人运动,但他自己始终坚持个人的反抗,视民众为没有力量的群氓。他自己的心理非常矛盾,一方面主张艺术接近生活,接近人民,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在悲观失望时却逃避现实,企图在艺术中寻求个人的精神解脱。克里斯朵夫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所有前进知识分子的叛逆、彷徨、追求和幻灭的写照。

小说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罗兰把心理描写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充分表现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矛盾。他善于描写人物对自然景物的感受,赋予作品以浓厚的抒情色彩,他把奔流不息的莱茵河作为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他强调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感受而不强调行动,并以大自然的美来对照现实的黑暗,通过大自然的美衬托现实社会令人窒息的气氛。小说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同作者的哲理思想相联系,抒情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交织在一起。作者笔锋所至,再现了欧洲的社会图画,成为一战前后欧洲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与时间抗争的意识流先锋——马赛尔·普鲁斯特

我在普鲁斯特的文章风格中寻找缺点而不可得。我寻找在风格中占主导地位的优点,也没有找到。他不是有这样那样的优点,而是一切优点无不具备……并非先后轮流出现的优点,而是一起出现的。他的风格灵活生动,令人诧异。任何另一种风格,和普鲁斯特的风格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矫揉造作,缺乏生气。

——A·纪德《偶感集》

对1900年到1950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杰作。有的人也许写了10部甚至更多的小说,但是不能给人一种新的启示,这些作者不过在人尽皆知的传统中打转,而他——普鲁斯特却在众人习焉不察之处发现了新的矿藏,他以他的开启了小说向内心世界进发的航向。

普鲁斯特出身巴黎上层社会,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生活。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度过的,而他是沙龙中的宠儿。聪慧俊秀使他深受沙龙中贵妇们的欢迎,这种安闲日子,为他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上流社会生活感受。然而在人生的后半期,他身患严重的哮喘病,为此他只得终年生活在一间门窗经常不打开的华丽舒适的病房中,任何清新空气都会使他的病复发。这种困居生活持续了十几年,在这些日子里,他生活在回忆中,童年、少年、青年的经历常常盘桓在他的心头,除此之外,就是缓慢地、平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了。在这种生活里,他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利用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写成一部特殊的文学作品。而他的这种隐居有助于把生活转化为艺术。“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普鲁斯特不断重复这一想法。“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人们期待着痛苦以便工作。”他失去了幸福,于是就企图重新创造幸福,结果他终于写成了这部意识流小说的巨着。有评论家评论说:这是一个自愿活埋在坟墓中的人,在寂静的坟墓中回想生前种种经历与感受的抒情记录。

普鲁斯特的这部小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迥然不同。如果说那种全景式的现实主义小说是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的镜子,那么就是人的心灵世界的镜子。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整整一个社会的百科全书,而普鲁斯特的一个独到之处不是观察行动本身,而是某种观察任何行动的方式。正如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一样,普鲁斯特在小说世界实现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是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

普罗斯特在他这部浩瀚的交响乐里将表达什么主题呢?

时间,是时间这个主题。全书始于时间,又以时间告终。“假如假以天年,允许我完成自己的作品,我必定给它打上时间的印记: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接受它。我要在作品里描写人们在时间中占有的地位比他们在空间中占有的微不足道的位置重要得多,即便这样做会使他们显得类似怪物……”一切都处在不断的流逝中,普鲁斯特无日不为这个想法困扰。他的小说正如题目一样是一部与时间抗争的小说。回忆的大幕慢慢拉开,斯万、奥黛特、希尔贝物、布洛克、拉谢尔、圣卢一一在感情和年龄的聚光灯下通过,呈现不同的容颜。沉溺在爱河中的自我不能想象,几年以后解脱出来的自我又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虽然可以回到曾经喜爱的地方,可是我们决不可能重睹它们,因为它们不是位于空间中,而是处在时间里,旧游的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满怀激情的少年了。然而还有我们的过去的影子还不断重现。每天早晨,在片刻迷糊之后,我们重新拥有我们自身;这说明我们从未完全失去它。马塞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能在自己身上某处听到“小铃铛清脆的铁质铃声不时响起、无休无止、吵吵嚷嚷”,在他童年时代每次铃响总是宣告斯万来访。时间看起来好象完全消逝,其实它正与我们自身融为一体。由此产生了作为普鲁斯特作品的根源的想法,即追寻似乎已经失去,其实仍在那里,随时准备再生的时间。而最要紧的不是生活在这些幻觉之中并且为这些幻觉而生活,而是从记忆中寻回失去的乐园。小马德莱娜甜饼便是出色的例子。叙述者一旦辨认出这种形似海贝的饼干的味道,整个贡布雷便带着当年他曾在那里感受的全部情绪,从一杯椴花茶中浮现出来;亲身的经历使这座小城在他眼里倍觉动人。当前的感觉与重新涌现的记忆组成一对。在这一瞬间,时间被找回来了,同时它也被战胜了,属于过去的时间活现于现在。艺术家感到自己征服了永恒。

我们也可以把小说看成是一个聪明绝顶、敏感到痛苦地步的人的经历。他从小就试图寻找梦想中的幸福,然而他的家庭、他的爱情、他所置身的世界都没有能给他这种想象的幸福。最后是艺术给了他一个幸福的答案,他在艺术中找到这个绝对物,他通过艺术创作追回了那过去的时间、那梦想中的幸福。小说中对峙的两面:毁坏一切的时间和拯救一切的记忆。“最后,欢乐的主题取得胜利;这已不再是从空荡荡的天空背后发出的几乎带着不安的召唤;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快乐,好象来自天堂,这种快乐与奏鸣曲里的快乐差别之大,犹如贝里尼画中温和、庄重、演奏双颈诗琴的天使与米开朗琪罗笔下某一穿紫袍、吹大号角的大天使的差别。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快乐呈现的这个新的色彩,这个引导我们寻求一种超尘世的快乐的召唤……”小说完成了,梦想的幸福如愿以偿。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

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说我们明确地在和世界的关系中感到我们说本质的东西的这样一种欲望。

——萨特

1964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特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却很快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拒绝接受。因为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就是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风格。

作为在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作出了巨大成就的作家,萨特的一生给人类留下了冰山似的精神财富,其论着、作品有50卷之多。在哲学上,他是20世纪存在主义首屈一指的代表,其专着《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与《方法论若干问题》等,已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中的经典。哲学家萨特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的哲学带进人的生活,与人的生存状态活生生地结合起来。他的“自我选择”思想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哲理,影响着二战后的一代又一代人。

在文学上,以小说来图解他的哲学是萨特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有人说萨特不过是个浅薄的通俗哲学者,但是不可否认,是萨特的文学作品使存在主义走向世界,今天的文学无法绕过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作品。从战后的40年代起,一直到60年代,这整整20年是萨特文学上的鼎盛时期。其间,他自创了一种最有利于体现存在主义观点的新的戏剧体裁——“境遇剧”,、《间隔》、《死无葬身之地》、《毕恭毕敬的妓女》和《肮脏的手》就是萨特的新剧代表。萨特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它不同于他以前的个人主义,深刻地描绘了法国社会风情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讹诈,走上了用文学干预社会政治的道路。

在他从事精神创作的时候,他也积极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成为人类正义的扞卫者和青年革命的精神领袖,作为一个时代的良心,他带头抗议美国对越南的野蛮入侵,指责前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直到走上舞台公开声讨这种野蛮行径。因此有人称他是“20世纪人类的良心”,这与他的哲学思想相得益彰:现在是联系着过去和未来的一个虚无,人通过自由选择赋予一切以意义,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一个探索人类存在之谜的思考者也应是一个为了人类正义不惜赴汤蹈火的行动者,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萨特以作家兼斗士是承袭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启蒙作家伏尔泰,后又被雨果、左拉与法朗士这些伟大的作家所继承,而萨特是这一行列中又一颗耀眼的明星。综观萨特轰轰烈烈的一生,在20世纪的思想史、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在现实社会和精神领域同时引起那样的轩然大波。

萨特这个名字生前死后都戴着耀眼夺目的“光圈”,《恶心》正是文学领域内萨特最耀眼的光圈之一。《恶心》于1938年出版,是萨特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几易其稿,终于成了今天这篇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恶心》是一部日记体小说或者照作者自己所说,叫“哲学日记”。小说显示了主人公对荒诞世界的“深深厌倦”,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事物都使他产生怀疑与恐惧。以至他看到公园里盘根错节的树根都感到惊恐不已。他觉得这个世界污秽丑恶,每一个人都毫无生气,除了萎靡不振就是彷惶苦闷,生活处在没有意义的深渊。“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又吃又喝来保存我们宝贵的生命,实际上我们没有,丝毫没有任何生存的理由。”主人公罗康丹一面批判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同时感到,生活不过是一滩毫无希望的死水,人的存在是多余的,他说“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社会就会使你反胃,晕头转向,这就是恶心”。《恶心》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最好的图解。“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正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主人公罗康丹对自己生活的目的发生疑问,生活在他面前一团茫然,他脑子里充满着苦恼,他对一切都感到恶心。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目标、没有前进的希望,生活不过是一个无聊的过程,人就如一个客体一般麻木地存在着。罗康丹说“我明白了,我已经找到了存在的答案,我恶心的答案,我整个生命的答案。其实,我所理解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荒诞这个根本的东西”。

小说虽无波澜起伏的情节,但在写主人公的心理时却是有层次的,从对生活的意义感到困惑,到发现个别事物令自己恶心,最终一切都令自己“作呕”,被“恶心”所包围。

《恶心》不但有二战前后人们那种惶惶不安的影子。萨特显然否定了整个人类社会。但是萨特否定这个世界,出路是什么呢?难道就像他所说的“真从来不美。美是一种只能符合于想象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基本结构中包含着虚无化”。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萨特所想象的那个世界也是庸人自扰的虚无。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加缪

加缪在荒诞的车祸中丧身,实属辛辣的哲学讽刺。因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对人类处境做出一个思想深刻的正确回答……人们毫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时代接受了加缪的观点。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氢弹威胁,这一切使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加缪严肃的哲学,并使之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纽约时报》对加缪之死的评论

“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是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加缪这样看这个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时,存在主义的哲学之眼就进入了那个古代的神话。他赞美西西弗这个抗拒荒谬的英雄。加缪的一生也可以这么看,在悲观中乐观地生存,积极地介入生活与社会,与命运抗争,与政敌抗争,与一切不正义的现象抗争;他爱生命,爱艺术,他承认生命的荒谬,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虚无主义者。

加缪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3年的法属阿尔吉利亚,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西班牙血统,自己却在北非的贫民窟长大。父亲作为一战的士兵战死疆场,加缪直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抗运动。从少年时代起,贫穷与死亡的阴影就与加缪长相伴,这使加缪更能深切地体会人生的荒谬与荒诞,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现实人生,他都在与荒诞作斗争。处在思潮动荡的时代,加缪一直纠缠在艺术家和政治家之间。1942年,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他开始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在这个时期,加缪不躲避任何战斗,他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如小说、,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和长篇论着《反抗者》都在这个时期出世。1957年,他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是加缪的成名作。加缪把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近乎可笑的说法隐藏着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任何违反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翻开加缪的,我们看到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妈妈死了。”可是陡然一转:“也许是昨天……”一折一转,看似不经意,却包含了无限意味。“妈妈……”,这样亲昵的口吻分明只会出自孩子的口中,可是说话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默而索不用成年人说的“母亲”而说“妈妈”,这首先就让我们感动。我们会想:他在内心深处该是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啊!可是他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没有哭,就是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他糊里糊涂地看着母亲下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年龄……尤其令我们感到愤慨的是: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并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这就是那个看起来对母亲饱含深情的默尔索么?可是不止于此,当名声不好的邻居要惩罚自己的情妇,求他帮助写一封信,他竟答应了。老板建议他去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他毫无热情。对于巴黎这个国际大都市,他说:“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他表示无论什么都行。最后,他迷迷糊糊地杀了人,在法庭上他一点也不关心法庭对自己的审判。在就要被处死的前夜,他居然感到他“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大概觉得这还不够,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让人莫名其妙的话:“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默而索的消极、冷漠、无动于衷、执着于瞬间的人生等无疑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荒诞,这个存在主义作家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关键词。正是荒诞人生的一幕。莫尔索也是西西弗的兄弟。而加缪在为美国版写的序言中说:“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这也许是不错的,莫尔索就是加缪心目中那种“义无反顾地生活”、“尽其可能地生活”的人,他声称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是幸福的。这正符合加缪的想法:“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幸福可以“产生于荒诞的发现”。默而索是在监狱里获得荒诞感的,一声枪响惊醒了他。于是,默而索成了荒诞的人,也就是加缪所以为的幸福的人。

是一部寓言体的小说。它是一篇有关法西斯的寓言。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继续他的存在主义主题: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但是从到加缪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里厄医生不再如莫尔索那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与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展开斗争,而且在斗争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的幸福。里厄医生的人不是局外人,他看到了只有道德高尚、勇于奉献画的人联合起来战胜瘟疫,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小说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画得深入细致;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的奇幻画面,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为艺术而艺术——戈蒂耶

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那是某种实际需要的表现,而人的实际需要,正如人的可怜的畸形的天性一样,是卑污的、可厌的。

——戈蒂耶

标举超脱现实的象牙塔写作的是19世纪法国的重要文学潮流——“为艺术而艺术”,后来的帕尔纳斯派、象征主义和现代法国文学都从这一文学潮流中受益很多。

“为艺术而艺术”是在与文学为社会的社会小说的对立中出现的。19世纪30年代以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逐渐演变为不同的倾向,一是积极反映现实社会的所谓“社会小说”。乔治·桑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和雨果的等,都是这种“社会小说”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出现了与“社会小说”对立的倾向,它主张文学超脱现实生活,反对文学艺术反映社会问题,反对文学艺术有“实用”的目的。这一种倾向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潮流,一度占据19世纪末法国的文坛。

高唱“为艺术而艺术”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1832年他在长诗《阿贝杜斯》的序言中宣称:“一件东西一成了有用的东西,它立刻成为不美的东西。它进入了实际生活,它从诗变成了散文,从自由变成了奴隶。”后来戈蒂耶又在他的小说《模斑小姐》序中称:“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那是某种实际需要的表现,而人的实际需要,正如人的可怜的畸形的天性一样,是卑污的、可厌的。”这篇序文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

他的诗集《珐琅与玉雕》(1852年)是为艺术而艺术美学观点的实践成果。这部诗集被帕尔纳斯派诗人奉为艺术典范。1875年,在这部诗集重版时,戈蒂耶增加了一首题为《艺术》的结论式的诗,重申了他的主张:人间的一切都是过目烟云,昙花一现,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连天上的神明都会灭亡,可是高妙的诗句却永垂千古,比青铜更为坚硬。

“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要求形式上的整齐完美;用严格的、古典诗的格律,经过细磨细琢、雕词凿句的一番功夫,表现客观事物的外形美;诗人在作品中不能流露自己一丝一毫的感情。

“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戈蒂耶是公认的帕尔纳斯派的前驱。帕尔纳斯派的主要诗人邦维尔、勒孔特·德·李勒都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人瓦莱里在他关于诗歌的言论中,还提出诗歌艺术的目的在于它本身,他说:“一句诗并没有别人强加于它的意义。”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法国的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的诗歌意象常常是晦涩含混。这是一种故意的模糊,以便使读者的眼睛远离现实集中在本体理念上。

——查尔斯·查德威克

象征主义是19世纪末在法国兴起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象征主义风行欧洲各国,波及各个艺术部门。这个流派的作家认为任何一种事物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意念含义,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是互相感应契合的,人们从每个事物中都能挖掘出其潜藏的象征意义,因而强调运用有物质感的物象,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把两个世界沟通起来。诗的任务就是沟通两个世界,而象征则是沟通它们的桥梁。运用暗示、隐喻、联想和烘托一面固然增强了它们间的沟通,但又使诗歌几乎成为神秘的谜语。

象征主义流派出现于1886年。巴黎有一个笔名叫让·莫雷亚斯的年轻诗人,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学宣言,主张用“象征主义者”这个称号来称呼当时包括波德莱尔在内的前卫诗人。宣言获得广泛热烈的响应,成为象征主义开宗立派的标志。

在象征主义这个名称之前已有象征主义的艺术萌芽。的作者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先驱式的人物。另一先驱是《玛尔佗萝之歌》的作者洛特雷亚蒙。至于马拉梅、兰波和魏尔兰都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大师,虽然在他们发表作品的时期,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尚未通用。莫雷亚斯发表宣言时,马拉梅和魏尔兰、兰波的主要作品都早已问世。

象征主义虽然走的是抒写个人感情的老路,可是它与浪漫主义的抒情是大异其趣的。它撇开日常生活中的浮浅的喜怒哀乐,着力于描写不可捉摸的内心隐秘;或如马拉梅所说意在表现隐藏在普通事物背后的“唯一的真理”。为此,象征主义注重对诗的语言进行改造。对于日常用的字和词加以出人意外的安排和组合,使之发生新的含义。象征主义不满足于对日常事物的真实再现,它的诗人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在于造成一种雾里看花的艺术幻境,让读者在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中体会此中有深意。象征主义理想的诗境是半明半暗,明暗配合,扑朔迷离。象征主义诗歌十分强调音乐的效果,可是诗句的音乐性不是单纯通过机械的协韵表现出来,而在于诗句内在的节奏和旋律。散文诗的音乐感并不亚于格律诗,有时反而胜过格律诗。

1886至1891年左右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盛世。马拉梅的(1893年)、拉弗格的遗着《善意之花》(1890年)以及昂利·德·雷尼耶的《插曲》(1888年)……组成了象征主义文学的百花园。到1891年,象征派“文学宣言”的作者莫雷亚斯首先宣布脱离象征派。接着,许多象征派诗人也开始另寻自己的艺术之路。至此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土崩瓦解。但是,象征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和艺术风格,却影响到了20世纪法国的重要诗人瓦莱里、克洛代尔、亚默甚至圣琼·佩斯等,这些人都被评论家列为后期象征主义者。

象征主义的影响既不限于法国,也不限于西方世界,它还飘扬过海开放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坛上,戴望舒、李金发等的诗歌都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诗歌气息。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法国的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名词。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企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他的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它是思想的笔录,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于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

——布勒东

超现实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兴起的一场“精神革命”。它在文艺及其他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对资本主义传统文化思想的反叛运动,其影响波及欧美其他国家。它的内容超出文学达到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它在创作源泉、创作方法、创作目的等问题上都试图独树一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存条件等社会问题也进入它的关注视野。

这场运动是由一群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青年发起的,他们目睹战争的荒谬与破坏,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的理想、文化、道德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旧的信念失去了魅力,他们试图探讨一种新的理想来代替它。超现实主义就是他们对于新理想的尝试。

青年诗人、医生布勒东是超现实主义的旗手,在战争期间曾在精神病院服役,接触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论,后来又受到同时代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影响,他开始设想把对潜意识的探索运用到诗歌艺术中去。他在1919年与阿拉贡、苏波等组成小组,创办《文学》杂志。他们在“尽力表现违反常理的原则”指导下活动,布勒东与苏波合作,以“自动写作法”创作了诗集《磁场》(1920年);代斯诺斯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吟诵了诗句。他们经常在咖啡馆交换各自在探索潜意识活动中的经验,进行集体创作,开展对资本主义文明代表人物巴雷斯的审判等。1924年布勒东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成立超现实主义小组,发行刊物《超现实主义革命》,这是超现实主义运动进入高潮的标志。布勒东、艾吕雅和勒内·夏是超现实主义的3个支柱式人物。

《超现实主义宣言》在否定现实主义与传统小说的基础上打出超现实主义的旗帜。它所宣扬的超现实主义敌视一切道德传统,认为它是平庸、仇恨的根源,而小说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宠儿,是因为它适应了读者要求合乎逻辑地反映生活的追求。超现实主义正是要打破这一切,追求“纯精神的自动反应,力图通过这种反应,以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任何形式表达思维的实际功能。它不受理智的任何监督,不考虑任何美学上或道德方面的后果,将这思维记录下来”。为了达到纯精神的自动反应,他们强调在写作中运用潜意识,强调梦幻,写“事物的巧合”。在他们看来,清醒的、理智的、符合逻辑的思维活动是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毒化了的精神,唯有潜意识、睡眠状态或偶合情况下的思维活动才是还未受到外界干扰的纯精神。因此诗人要听从潜意识的召唤,在对梦境与事物的巧合中回到那种纯精神的境界,他们提出与此相适应的创作方法──自动写作法。他们在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寻找、搜集人的思维的原始状态,以此来创作。1928年布勒东的小说《娜佳》,集中体现了超现实主义对这一原则的运用。

在运动的进展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精神解放可以单独进行,还是必须首先消灭资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围绕着这个问题的分歧导致运动内部开始分裂。《超现实主义革命》主编皮埃尔·纳维尔力主运动要为革命服务。布勒东则认为运动本身即包含革命,运动要保持绝对自由,不接受任何外界、包括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干扰。于是运动产生分化,纳维尔离开了超现实主义运动。1930年布勒东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重申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原则:反抗的绝对性、不顺从的彻底性和对规章制度的破坏性。

30年代国际形势急剧发展,法西斯力量的抬头带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又一次分裂。一部分激进的超现实主义者开始身体力行投入实际的斗争,阿拉贡、艾吕雅先后离开超现实主义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佩雷去西班牙参加战斗,克勒韦尔自杀。运动开创时期的骨干风消云散,几乎只剩下布勒东一人还在苦苦支撑超现实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布勒东在美国联袂马塞尔·杜尚一起宣传超现实主义。后来他回到法国后,继续为超现实主义摇旗呐喊。超现实主义有东山再起之势,在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中美、南美地区的文艺界均有一批同道。

超现实主义为现代派文学开创了一条新路。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超现实主义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其影响却远及世界。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

人家都管我们叫存在主义者,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称呼。

——让·保罗·萨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刮过欧洲大陆的第一阵狂风就是存在主义,不仅有存在主义哲学,更有存在主义文学和美术。存在主义文学在那些不愿读艰深晦涩的哲学着作的人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存在主义哲学因存在主义文学而风靡一时。

存在主义文学的首席代表当推保罗·萨特。1938年,他的长篇小说《恶心》问世,这是存在主义文学的起源。1945年10月,萨特创办了《现代》杂志,成为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喉舌。同年,萨特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着名演讲,存在主义声名大振。当萨特被迫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的时候,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已经纷纷出炉。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客人》都已经出世了。

存在主义原是来自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戈尔的一个哲学概念。萨特于193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恶心》开了无神论存在主义文学的先河。他于1943年发表的《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的哲学纲领,1944年上演的戏剧加强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萨特的《恶心》和加缪的(1942年)是存在主义最经典的两部小说,它们描绘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荒诞的世界,生活在其中的都是些忧虑的、彷徨无主的“多余人物”。早期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大都是表现荒诞世界中的生活的无意义的。1946年萨特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论着,暗示了存在主义的新动向,作家不再单纯在荒诞的世界里书写无所事事,而是从绝望的世界中寻找希望。萨特在战后的作品中体现了这种“新人道主义”精神,例如在《恭顺的妓女》(1947年)中,作者谴责了种族主义的罪恶行为,对被压迫被损害的黑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阿尔贝·加缪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另一大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作家,但他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存在主义气息。他的小说和剧本《卡利古拉》(1945年)、《误会》(1944年)以及散文集《西叙福斯的神话》等,都揭露了荒诞世界里的荒诞人生:现实世界无非是一个一无可为的荒诞世界,人的存在也是如此,人所苦苦追求的生活意义都丧失了着落,人的存在还有何意义。

存在主义的女将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是萨特的学生和伴侣。《女宾》(1943年)是她的成名之作,小说描写一个摆脱了资产阶级陈规陋习羁绊的女性,是存在主义文学中的新人物。

此外,雷蒙·盖兰、莫里斯·梅洛·蓬蒂、班雅曼·丰达纳等作家也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和作品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显示了存在主义的风格,是存在主义的边缘作家。

存在主义的旗帜也飘到了欧美乃至东方一些国家的文学界。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日本的安部公房和开高健,印度的尼勒默尔·沃尔马等都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意大利的莫拉维亚、美国的诺曼·梅勒和索尔·贝洛等创作中亦可辨出存在主义的踪迹。

从60年代起,存在主义作家已经失势。到了70年代,存在主义作为一支文学流派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法国的新小说派

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

——罗伯·格里耶

20世纪50至60年代间法国文学界突起一支异军,这就是新小说派。以罗伯·格里耶(1922—)、娜塔丽·萨洛特(1902—)、米歇尔·布陶(1926—)、克洛德·西蒙(1913—)、马格丽特·杜拉斯(1914—)等为代表的“新小说派”,公开宣称与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决裂,探索新的小说表现手法和语言,刻画前人所未发现的客观存在的内心世界。这一文学流派在50年代刚出现时被认为是“古怪”、“荒诞”、“好像发精神病”。但到了60年代,新小说派已经蔚然成为一大文学流派。

新小说在法国流行的时期是在1953年至1960年间。1960年以后,新小说出现新的倾向,可以说是第二代新小说的开始。新小说派是以这样一些作品来开派的:萨洛特的《马尔特罗》(1953年)、《天象仪》(1959年)、《黄金果》(1963年),罗伯·格里耶的《橡皮》(1953年)、《在迷宫中》(1959年),布陶的《路过米兰》(1954年)、《变化》(1957年),西蒙的《风》(1957年)、《草》(1958年)、《佛兰德公路》(1960年)以及杜拉斯的《夏天晚上十点半》等。理论着作有萨洛特的《猜疑的时代》(1956年)、罗伯·格里耶的《论新小说》(1963年)。在新小说派的作家看来,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实主义,从表现方式到语言都“僵化”,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已经成为过去时代的产物。现实主义作家所写的外部世界不过是一个“谎言的世界”。新小说派反对传统小说以人物为核心,以写“人物在其间活动并生存的故事”为主要的任务;他们认为一切从人物出发的写作,混淆了物与人的界限,抹煞了物的地位。新小说派的理论家罗伯·格里耶说,“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按照他的看法,这个世界是由独立于人之外的事物构成的,而现代人是处在物质世界的包围中,因此他主张小说要把人与物区分开来,要着重物质世界的描写,小说的主要任务在写出“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世界”。萨洛特则认为作家要能够透过人的日常活动和平凡的言语,揭露潜意识的内心活动,探索那“潜在的真实”。

虽说新小说派的作家对小说的主要任务意见不一,但他们都一致否认以塑造人物为主要任务的传统小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不过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心理状态的“临时道具”。小说中的人物不但面目模糊,有时连姓名也没有,在布陶的代表作《变化》中,主人公名为“你”。在结构方面,新小说派主张打破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格式,“重新建立一个纯属内心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他们还认为人生不过存在于“一瞬间”,过去、现在、将来可以同时存在。现实、想象、幻觉、记忆、梦境往往交错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新小说作家一反以故事情节为主导的传统小说结构,他们小说中的情节结构,往往不是有头有尾的,有时结尾又回到开头,有时全书结束,故事仍在继续。新小说派对于语言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们主张采用“表明视觉的和标志性的即限于度量、定位、限制、明确作用的词汇”,按照罗伯·格里耶的看法,就是冷静的、准确的、像摄影机一样忠实的语言。新小说派的四个主要作家:萨洛特、罗伯·格里耶、布陶、西蒙就是按照这种理论写作的作家。

新小说派在思想上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柏格森生命力学说和直觉主义、胡塞尔的现象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文学艺术上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识流派小说和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及其某些创作方法。新小说派否定小说艺术的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钻入自我的意识中寻求“真实”,脱离现实,脱离读者。

新小说派发展的极致是以青年作家索莱(1936—)为首的第二代新小说派即新新小说派,在小说形式的革新方面走得更远,他们连标点都予以废除,文章不分句子,不分段落,给人的印象好似人类又回到原始时代去了。

第三篇 缪斯统治下的德国群星 德国文学的奠基者——莱辛

18世纪,德国的民族文学开始走向一个光辉的时代,它的奠基人是莱辛。在莱辛之后,我们才看到德国文学史上的那些璀璨的群星。

莱辛(1729—1781年)出生在贫穷的牧师家庭,1746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与莱比锡活跃的戏剧界有接触,后来在柏林参加过报刊编辑工作。他终生为了能靠写作维持独立生活而奋斗,但是一生贫困,不得不先后充当将军秘书、图书管理员。莱辛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和美学方面都作了杰出的贡献。

1759年莱辛完成《寓言三卷集》和《关于寓言的论文》。他推崇伊索寓言,指责拉封丹及其追随者的语言过于雕琢。这些寓言显露出莱辛对德国现实的批判的锋芒。其中《好战的狼》揭露普鲁士专制政权侵略好战的本性。《水蛇》通过一条吞食青蛙的水蛇,刻画出统治阶级的残暴。《驴和狮》叙述一只驴子和狮子为伴后就蔑视同类,讽刺市侩小人的虚荣。《鸵鸟》嘲笑只唱高调、没有创作成果的人;《夜莺和云雀》讽刺脱离群众的作家。莱辛的寓言简短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进步思想和批判精神。

1766年发表的《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是莱辛的重要美学论着。作者通过古代造型艺术和诗歌对特洛伊祭司拉奥孔父子三人被蛇缠死这一故事的不同处理,来探讨绘画和诗歌反映现实的不同方法。自古以来,文艺理论家对于这两种艺术都未能划清界限。莱辛认为诗和画各有特点,雕刻、绘画之类的造型艺术应表达出最精彩的“固定的一瞬间”,而诗则应模拟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的行动。

莱辛毕生从事戏剧活动。他主张德国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戏剧,作为争取德国民族统一的有力工具。1767年,汉堡建立民族剧院,莱辛为剧院的历次演出撰写评论。但这个剧院开办一年便倒闭了,莱辛把他的评论辑录出版,命名《汉堡剧评》(1767—1769年)。

《汉堡剧评》涉及的问题很广。针对当时戏剧缺乏明确的目标,他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主张以剧院为改进道德的学校(第1、2等篇)。针对许多作家对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亦步亦趋,他认为德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戏剧(第59篇)。他提倡为普通人写市民悲剧(第14篇)。莱辛也批判了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混乱的“历史大戏”。他号召向莎士比亚学习忠实地再现丰富多彩的生活(第69篇)。莱辛探讨了“模仿自然”的问题,要求文学反映客观现实。他说,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时,必须合乎“内在可能性”,合乎自然,也就是要有逻辑性和真实性。关于历史剧,他说剧作家不必拘泥于历史细节,应该刻画出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应有的性格(第18、19等篇)。

莱辛的戏剧创作是他的戏剧理论的实践。他以简洁鲜明的语言反映时代的关键性问题,发挥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他的着名剧作是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和诗体剧《智者纳旦》。

《明娜·冯·巴尔赫姆》(1767年)主要是写七年战争(1756—1763年)后的一段故事。普鲁士军官台尔赫姆和敌国萨克森一个贵族小姐明娜·冯·巴尔赫姆相爱订婚,随后经过种种波折,终于圆满成婚。作者塑造了一个有理性的、道德完美的理想人物台尔赫姆,来体现他的启蒙思想,强调道德的感化作用。全剧结构紧凑,对话生动,饶有风趣。

《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年)是德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市民悲剧。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叙述一个亲王想诱骗爱米丽雅,采用宠臣玛里内利的计谋,在爱米丽雅去结婚的路上,雇佣一批强盗杀死她的未婚夫,把她骗到宫中。爱米丽雅的父亲奥多雅多为了保护女儿的贞操,忍痛杀死了她。剧中的亲王是德国18世纪荒淫无耻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玛里内利是一个长于谄媚、善用阴谋诡计的宫廷侍从。爱米丽雅是市民道德教育下安分守己、未通世故的女子。剧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奥多雅多是一个没落贵族,他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痛恨统治者,但他软弱无力,不敢斗争。女儿被骗入宫,在他心里引起“理智和愤怒”的交战,他要为“受害的道德报仇”。他杀死女儿,便认为保存了她的贞操,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这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但是没有力量向统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只能用市民道德来和它对抗。

《智者纳旦》(1779年)是莱辛和德国正统教会论争、反对宗教偏见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十字军东侵时代的耶路撒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圣殿骑士被回教的苏丹俘虏。一天,犹太富商纳旦家中失火,骑士从火中救出纳旦的养女蕾霞,两人发生了爱情。但他们信仰不同,不能结婚。这时苏丹因国内财政困难,求助于纳旦。谈话之间,苏丹问纳旦,基督教、回教和犹太教中,哪一种是真正的宗教。纳旦用三个戒指的典故说明各种宗教应该彼此容忍,不应互相敌视。最后弄清了真相,原来蕾霞和圣殿骑士是兄妹,都是苏丹的侄辈。戒指的故事出自卜伽丘的,写三兄弟从父亲处各得戒指一枚,其中一真二假,法官劝告他们只要自己努力,任何一个戒指都会显示力量。莱辛以此说明三种宗教都有价值,反对正统教会的褊狭,宣扬了启蒙运动的容忍思想。

第三篇 缪斯统治下的德国群星 世界的一面镜子——歌德

歌德与其替身浮士德一生生活的内容,就是尽量体验近代人生特殊的精神意义,为了解其悲剧而努力,以求解决其问题,指出解决之道。所以有人称他的《浮士德》是近代人的圣经。

——宗白华

有人说:不提到歌德,就写不成一部世界文学史;同时,不读《浮士德》,也难以理解歌德所以是歌德。歌德对于德国人而言,无异于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

歌德(1749—1832年)出生在德国中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城,父亲卡斯帕尔·歌德曾获得博士学位,学识渊博,广有家财。歌德所学虽然是法律,但他的兴趣在文学和绘画方面。1774年,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出版使青年歌德一举成名,也使德国文学第一次获得世界声誉。

1794年,歌德与席勒这两个伟大的作家走到了一起,他俩以各自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推向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歌德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以及不朽巨着《浮士德》、《亲和力》等。

《浮士德》是歌德毕生心血融成的诗剧。它取材于16世纪德国一个炼金术士浮士德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古老传说。全剧包括两部52场,以主人公浮士德博士的思想发展为线索,描绘了他探索真理的一生。浮士德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学者,魔鬼靡非斯特与天帝打赌,自信能将他引入魔路。于是魔鬼来找浮士德博士,这位饱学之士在垂暮之年恍然悟到知识毫无用处,正痛苦地要自杀。魔鬼于是与浮士德订立契约,魔鬼答应做浮士德的仆人,带他重新开始人生的历程,但是一旦浮士德感到满足,灵魂便归魔鬼所有。

魔鬼让浮士德饮下魔汤,浮士德变成了翩翩少年。在一个小镇,浮士德在魔鬼的帮助下,得到了平民少女甘泪卿的爱情。但他们的爱情马上就酿成了悲剧。甘泪卿为了与浮士德幽会,无意中给母亲服了过量安眠药,致使母亲死去。她的哥哥又由于反对俩人的恋情,死在浮士德的剑下。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甘泪卿溺死了与浮士德所生的孩子。甘泪卿因此被判死刑。浮士德在悔恨中离去。第一部以浮士德的爱情悲剧告终。

在第二部,浮士德随魔鬼来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宫。这里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浮士德以多发行纸币之法缓解了财政危机。浮士德还应皇帝的要求,召来古希腊的一对恋人海伦和帕里斯的幻影。浮士德对海伦一见倾心,终于如愿以偿与海伦结合,生下一子叫欧福良。欧福良的形象是以英国诗人拜伦为原型的。欧福良的夭折使悲痛的海伦飞升离去。浮士德对古典美的追求,又以幻灭而告终。

后来浮士德由于平叛有功,得到一片海边的封地。他投身于围海造田、改造自然的伟大事业中。浮士德最终填海成功,开始建设理想的王国。此时百岁老人浮士德终于感到了满足,在他喊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的瞬间,倒地而死。由于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努力和追求,他的灵魂并未按契约归魔鬼所有,而被天使们带到了天国。

浮士德一生追求真理、探索不息,他上天入地、出生入死,而且永不满足。诗剧通过他的形象,艺术地概括和展望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实现人自身的价值,探索生命的意义,他冲破知识的牢笼,摆脱了官能的享受和爱情的羁縻,走出“小世界”,进入“大世界”。他不断克服迷茫和失误,走上了正直之路,为自己的子民造福,在征服大自然的宏伟斗争中,他得到了满足,得出了智慧的最终答案。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超越了单一的人,而成为德国人民的化身乃至人类的象征。《浮士德》是对人类的一首颂歌,它充分肯定了人生的价值,赞扬了人的进取精神,对人的认识力量和创造力量作了高度的评价。在它身上近代启蒙精神下人的乐观昂扬得到尽情体现。

第三篇 缪斯统治下的德国群星 建筑自由庙宇的伟大诗人——席勒

全世界都感谢他的教诲;

那专属他人的东西,

早已传遍了人类。

他像行将陨灭的彗星,光华四射,

把无限的光芒同他的光芒永相联系结合。

——歌德《悼席勒》

海涅曾经说过:“他为革命的伟大理想而写作,他摧毁精神的巴士底监狱,他建筑自由庙宇,他建筑那个把各民族团结为一个唯一的兄弟集体的伟大庙宇。”这位被海涅给予崇高评价的诗人便是席勒。

席勒1759年11月10日生于德国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从1776年起,席勒即在杂志上发表一些抒情诗作。1781年《强盗》的出版使席勒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新星。

作者称剧中主人公卡尔为“通过自己的心灵,学习莎士比亚的风格写成的”一个形象。卡尔因弟弟弗兰茨的离间,不容于家庭而沦为强盗。作者用浓烈的色彩,歌颂了哥哥的正直豪侠,揭露了弟弟的阴险凶狠。作品揭露了当时政治和宗教的腐败黑暗。恩格斯称这部剧是“对于一个敢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胸襟豁达的青年的赞美”,它是一部“暴君见了定要焚毁的书”。演出的成功使已经平静下来的狂飙突进运动又掀起了新高潮。

当地的公爵禁止席勒继续创作戏剧,席勒逃到曼海姆附近的一家小客店,用了7个星期的时间,写成第三部剧本《路易丝·密勒林》,后改名为《阴谋与爱情》。

《阴谋与爱情》在1784年4月演出。《阴谋与爱情》的演出重现了《强盗》演出时的盛况。这部市民悲剧描写某邦宰相儿子斐迪南爱上了乐师女儿路易丝。宰相和秘书用阴谋破坏俩人的爱情。斐迪南中计,毒死了自己和路易丝。宰相归罪于秘书,秘书揭发宰相害死前任的罪行,两个歹徒暴露了彼此的凶残面目。这是席勒青年时代最成功的一部剧本,反映了当时德国统治阶级政治的腐败,生活的侈糜,精神的空虚,宫禁的秽行。这部剧演出的成功给处在困境中的席勒以精神上的鼓舞。

此后席勒到了诗人汇集的文艺中心魏玛,在这里席勒与歌德相识。他们在一次科学报告会之后相遇,成为深交。歌德已经衰惫的创作精力经席勒的激荡而又旺盛起来,开始了“第二次青春”;席勒在歌德的帮助下开始面对现实写作。

1799年席勒完成了剧本《华伦斯坦》三部曲,这是席勒最长的一部历史剧,取材于30年战争史。剧本忠实地描写客观史实,控诉了战争罪恶,表达了德国人民要求建立和平统一的国家的愿望。1803年,席勒完成他的最后一部剧作《威廉·退尔》。当时拿破仑的侵略战争激发了席勒对祖国和自由的热爱。他把1307年冬瑞士人民结盟推翻奥皇统治的史实和瑞士民间关于退尔的英雄传说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出一个反抗异族统治和封建统治、进行解放斗争的英雄。它是一部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爱国剧本,唤起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外侮的有力呼声。

第三篇 缪斯统治下的德国群星 德国新诗的“第一只夜莺”——海涅

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要头戴花冠去作殊死的斗争,还有七弦琴,把七弦琴递给我,我要唱一支战歌……话语有如燃烧的群星,从天空射到地面,焚毁宫殿,照亮茅舍……我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歌唱,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

——海涅

在19世纪的德国文坛上,海涅居于突出显赫的地位。他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杰出的政论家和思想家,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海涅出生在莱茵河畔杜塞多尔夫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幼小的海涅最喜欢听人们讲述拿破仑的故事,他崇拜拿破仑,对于普鲁士的封建专制非常痛恨。

19世纪40年代,德国平静的背后孕育着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海涅完全站在斗争的前列,与无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和青年马克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一时期,海涅写出了他一生最成熟的作品——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一部政治抒情诗,它是诗人于1843年冬和1844年秋两次回国时由旅途见闻触发灵感而写成的作品,也是他与马克思之间友谊结出的硕果。

1843年10月海涅在法国流亡12年之后重回德国。12年后的祖国,依然是四分五裂、停滞不前,封建反动统治依然如故,进步的社会运动惨遭镇压。对此,海涅极为愤懑。在长诗中,海涅利用梦境、幻想、童话与传说,对德国的封建反动制度进行揭露、讽刺与鞭挞,指出它腐朽、没落、灭亡的必然趋势。德国的反动政府还企图用假象、伪善与诡辩来掩盖自己的腐朽,将德国的封建制度长期保存下去,在作者看来这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童话般的幻想。既然是幻想,那么他的命运就必然要破灭。这就是长诗题目的寓意所在。诗人又用萧条的冬天来象征德国社会的停滞,所以在“童话”之前冠以“冬天的”形容语。

这篇诗体游记形式的作品共27章,融现实和浪漫于一体。第一章开始写诗人经过12年流亡生活回到祖国时的激动心情,但诗人听到的依然是反动浪漫主义绝望的曲调。与之相对立,诗人唱出了一支宣传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歌”。从第二章开始,诗人就对德国的封建反动统治,特别是对普鲁士的政府、军队、天主教会、德国的自由主义派别和庸俗的资产阶级市侩等进行攻击。长诗的结尾表达了诗人的信念:“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新一代正在生长”。

长诗抒发了诗人对德国反动统治的刻骨仇恨。长诗无情地揶揄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戏谑性的描写里暴露了普鲁士豢养的军队、宪兵的愚昧与顽固,并尖锐地揭露出教会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科隆大教堂是禁锢人民精神的牢狱。尤其引起诗人痛恨的是普鲁士国徽上的鹰,它是反动普鲁士的象征。诗人发誓这只鸟一旦落入他的手中,他就揪去它的羽毛,切断它的利爪。诗人号召受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莱茵人民起来杀死普鲁士这只反动的鹰。

长诗通过描写封建帝王的幽灵——红胡子大帝的传说,抨击了弥漫于德国社会的反动倒退的逆流,批判了德国的自由主义派别。红胡子大帝的传说在德国广为流传,封建反动统治者用它来美化君主制,流露出他们妄想通过普鲁士王朝战争来统一德国的反动企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完全把他们统一德国的幻想寄托在普鲁士君主身上,因此红胡子大帝就成了他们梦想中的皇帝。在长诗中,海涅通过梦中与红胡子大帝的对话以及对它周围环境的描写,以极其尖锐的讽刺形式,戳破了这个浪漫主义梦幻性的传说,使它露出了君主复辟的反动面纱。诗人唱出了皇帝早已过时,“没有你我们也将要解救自己”这样光彩夺目的诗句。

长诗通过汉堡守护女神的形象讽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庸。长诗中汉堡守护女神汉莫尼亚的形象,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汉堡是个自由城,资本主义发达,但资产阶级并没有进行革命的勇气与毅力。“德国的资产阶级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是他们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很温暖。”汉莫尼亚美化德国的过去,对于它的逝去表示惋惜:美丽的诗正在消逝,人们再也享受不到沉思的寂静和牧歌的幽情。她并向诗人夸耀现在“我们正在进步”,书报检查也不再严格,儿孙们吃得饱、喝得够。与之针锋相对,海涅指出“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来治疗德国的“重病沉疴”,表明要用革命手段变革社会的态度。长诗抒发了诗人盼望德国革命烈火早日到来的迫切心情。

诗人回到祖国后,听到的依然是消极浪漫主义用来欺骗人民的“断念歌”与“催眠曲”,与之相对立,诗人唱出了一支新的歌,更好的歌,号召人民不要再等待什么“天国的幸福”,而要在地上建立起天国:“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我们再也不要挨饿。”诗人热烈期望欧洲革命的到来。对祖国与欧洲未来革命的向往,使诗人产生了强大的力量。在第六、七章里诗人通过描写“黑衣乔装的伴侣”深刻表达了思想必须见诸行动,以及通过暴力推翻封建反动统治的革命思想。第十二章中,诗人回击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对他的诬蔑,表明了自己忠于革命的立场:“我永远是一只狼,我有狼的牙齿和狼的心”,“我是一只狼,我也将要永远嗥叫,跟着狼群——。”在最后一章中,诗人表达了旧时代正在消逝,而新时代正在生长的信念。

与丰富的内容相适应,这部诗体游记在艺术表现上也多彩多姿。虽然内容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但毫无宣传品的意味和令人枯燥的感觉。在描写德国的现实时,时时飞腾到幻想的境界、又不时地回到现实生活的描绘中来。现实与幻想相交织,构成了长诗十分独特的风格。在长诗里,诗人写了那么多的梦境与幻想,但从梦境与幻想中可以看到德国的现实与诗人的思想。诗人的讽刺尖刻而俏皮,笔锋所指,一针见血,酣畅淋漓。

第三篇 缪斯统治下的德国群星 德语文学的世纪经纬——里尔克

勒内·玛里亚·里尔克极不适宜这个时代。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没做别的,他只是使德语诗歌破天荒第一次臻于完美罢了。他不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他是层峦叠嶂中的一座,在这群山上,精神的命运超越了各个时代远去……他属于德语文学的世纪经纬,而不是属于时光的世纪经纬。

——罗伯特·穆西尔

在西方现代文学的星空中,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名字是一颗耀眼的新星。尽管在长长的诺贝尔奖名单中找不到他,但他的光焰却比这个名单中至少一半的人都更为明亮。他是一位以沉思的形象屹立于文坛的诗意哲学家,他不但和卡夫卡等人一起使得本世纪初的德语文学发出熠熠异彩,而且与乔伊斯、艾略特、瓦雷里等人携手开辟了人类思想的新天地。

里尔克(1875—1926年)生于奥地利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大学攻读哲学、艺术与文学史。1897年大学毕业后怀着孤独、寂寞的心情遍游欧洲各国,会见过托尔斯泰,给大雕塑家罗丹当过秘书,并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响。

里尔克的早期创作具有鲜明的布拉格地方色彩和波希米亚民歌风味。欧洲旅行之后,他改变了早期偏重主观抒情的浪漫风格,开始创作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咏物诗”,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表示抗议,对人类平等互爱提出乌托邦式的憧憬。着名作品有借赞美上帝以展现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精神矛盾的长诗《祈祷书》(1905年)、《新诗集》(1907年)和《新诗续集》(1908年)。晚年,他的思想更趋悲观。代表作为长诗《杜伊诺哀歌》(1923年)和诸多十四行诗。

里尔克最本原、最重要的体验是在喧嚣尘世间的孤独感。他一生都在旅行,漂泊四海,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第二故乡”或者说真正的故乡——他出身的布拉格对他来说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他的日记体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记事》以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故事结尾,这里面也有现实中诗人的影子。是的,他本人就是一个“离乡背井的”现代人,失落感与他如影随形,他一刻不停息地寻找心目中真正的故乡却又将孤独感奉若神明,对他来说,孤独感已经深深渗尽了他的创作中。

里尔克一生都生活在“恐惧”的包围之中,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叫喊道:“我们怎样才能生活,如果我们根本无法领会这种生活的要素?”人的存在问题被提出。恐惧乃是内心自信的毁灭,只有一种自信硕果独存,那就是不断超越。正像卢卡契指出的那样,里尔克哀叹的对象不是他个人的苦痛。他要用自己的成就平衡自己的命运。他一以贯之的、多侧面表现了的主题是:生、死、存在。

里尔克在艺术上的造诣极大地推动了现代诗歌的发展。他的语言达到了语言运用的最边缘,发掘了语言内蕴的诸多可能性。他的诗歌语言摆脱了世俗的、日常的和呆板的语言套式,发出别样的光辉,以并非人所熟知的姿态来表达新的内容。他的意象奇特新颖,促人深思,他以其大胆和成功的实验大幅度地扩展了诗歌表现的领域,尽管有时未能尽脱晦涩难懂的弊病。

里尔克伸出他那长长的触角,和世界各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如托尔斯泰、瓦雷里、罗曼·罗兰、维尔哈伦、霍夫曼斯塔尔、尼采、弗洛伊德都有形式不一的接触。他从造型艺术大师罗丹、塞尚、列宾、毕加索,文学巨匠海涅、施托姆、荷尔德林那里汲取不同的养分,来合成他伟大的独特性。里尔克别具一格的“咏物诗”的问世就受赐于他和罗丹的交往。诗人深受这位雕塑大师永不止息的创作原则和严格的艺术形式的启发,奉献出了《图象集》、《新诗集》和《新诗续集》,以其特有的方式转向了自然和真实。

里尔克的生命力作是《杜伊诺哀歌》的写作。这部非凡之作进展缓慢,更因战争而中断。直到1921年,他终于在瑞士南部一座幽静的中世纪古堡里住了下来,潜心于这部作品的写作。这时,他那凝固了许久的诗情仿佛突然融化形成了这一力作。这10首“哀歌”蕴涵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内心求索。那是一番人与宇宙的隐秘对话。作者试图对人的存在的真谛及其与宇宙的关系直至宇宙本身的奥秘进行全面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特别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他有独特的见解。他的另一部晚年力作是《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奥尔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他在阴间苦苦寻妻,终而不得,作者以此暗喻自己终生求索的徒劳。此作堪称他的绝唱。艰涩冷僻的存在哲理加上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使得这两部诗作都显得深奥晦涩。

这两部诗集是里尔克怨诉和赞美的两重奏。诗人对以往的许多个别的题材和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和总结。哀歌中的天使并非宗教的天使,而是象征着绝对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克服了人的局限性的东西;在十四行诗中,生与死的界限不复存在,经验和超验的对立荡然无存。诗人在这充满隐喻、象征、传说的诗篇中探寻存在真谛,深究宇宙人生。

第三篇 缪斯统治下的德国群星 揭开战争的面纱——雷马克

死者的遗嘱不是说要报仇,而是说永远不再有!

——雷马克

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打算写他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酝酿构思的小说,他仅用6个星期就完成了,小说屡经坎坷终于在《福斯报》上连载,引起轰动。小记者雷马克也因此一举成名,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这部小说就是后来被两次搬上银幕的《西线无战事》。

雷马克于1898年出生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吕克市。1916年11月从初等师范学校直接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5次负伤,战争给他的右腕节上留下一个无法消褪的疤痕。大战结束以后的20年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雷马克的日子很不好过。在那段时间里,雷马克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有时候到处闯荡,拿着一只手提箱,贩卖零星什物。后来,他为《大陆回声报》撰写广告稿和评论文章,这些短小而幽默的文字初步显示了他的才能。到1927年下半年,雷马克开始写作他大战结束以来一直酝酿、构思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他完全利用业余的晚上,仅仅花了六个星期就把小说写成了,可是那手稿被搁置了半年。经过许多波折,到1929年1月全书才出版,在德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引起了轰动。意外的成功,使无名小卒雷马克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作家。

《西线无战事》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再现了普通士兵保罗·博伊默尔眼里的战争,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战况以及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中生保罗·博伊默尔在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下,与同学们一起投笔从军。在兵气连云、白骨森森的前线,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很快就被杀戮和死亡的现实全部摧毁。保罗的眼睛像摄像机的镜头一样,忠实地记录下20来个同学的毁灭过程,最后的镜头里还有主人公本人被子弹射杀的场面。

小说没有精忠报国的万丈豪情,作者只是想讲讲他那一代人的故事。战死沙场的被毁灭了,而躲过炮弹的,仍然被战争的创伤毁灭了。作者对战争的反思是刻骨铭心的,他只是冷静地把战争的真实一面写给你看,让士兵的鲜血冲洗掉民族主义豪情的伪装,让那些指指点点的政客们能够亲手摸一摸士兵的白骨。通过小说,读者会看到在战争机器面前生命的脆弱与渺小。

雷马克用冷静的笔触描绘了战争的恐怖。小说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的连队在参战之后,一次战斗下来只剩下80人,另一次战斗之后只剩下32人。冷酷的数字表现了人类最深沉的悲哀。在它的背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850万死者的缩影。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要生存就必须杀戮,而杀戮则毁灭了同样渴望生存的其他生命。每个士兵就像风暴中的一星微火,随时都可能被扑灭。

雷马克还借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之口,表达了对“敌人”这个概念的理解。保罗面对被自己刺死的法国人说:“你们跟我们一样是穷苦人,你们的母亲跟我们的母亲一样在担惊受怕,我们都同样怕死,也会同样死去,也有同样的痛苦。”面对成群的俄国俘虏他又想:“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成为我们的敌人;一道命令也可能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当人性从残忍的相互杀戮中凸现出来时,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层狭隘的面纱。

1930年美国环球影片公司出品了根据《西线无战事》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影片编导忠实而有力地再现出原着的主题,有力地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正因如此,此片被德国纳粹党下令禁映。成名之后的雷马克却始终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他从来都不问世事。可是到了1930年,纳粹党还是找到他头上来了。他们攻击他在对待一战问题上的反对英雄主义态度,雷马克不得不逃离德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雷马克的作品跟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一样都被扔进了大火中。

第三篇 缪斯统治下的德国群星 20世纪的德国曹雪芹——托马斯·曼

主要是由于他的伟大小说,它作为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地位一年比一年巩固。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白日静心于事务,然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

——布登勃洛克家族的传家箴言

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是一位文坛罕见的幸运儿,从出生到80高龄去世始终生活丰裕,近70年的创作生涯几乎年年都有佳作,与他在世界范围强烈反响相等的德语作家唯有卡夫卡一人。托马斯·曼世界性的影响在中国也不例外。他的被誉为“德国式的”,长篇哲理小说、《绿蒂在魏玛》和《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等,均获得好评。

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在德国北部一个旧式资产阶级家庭。托马斯·曼秉承母亲热爱音乐的天性和文学禀赋,自幼倾心于文学。成年后,他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把文学创作作为终身的追求,踏上了漫漫创作之路。

1900年7月18日刚过了25岁生日的托马斯·曼就向出版社拿出了洋洋54万字的。童稚年代经历的“古老好时光”,使他不由自主地把作品写成一首怀念旧式资产阶级生活和市民美德的感伤挽歌。小说通过自由资产阶级布登勃洛克在垄断资产阶级哈根施特勒姆家族的排挤、打击下逐渐衰落的历史描写,详尽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旧的刻意盘剥和新的掠夺兼并方式的激烈竞争和历史成败,成为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马斯·曼一度陷入精神危机,他逐渐反省自己的思想,苦苦探索统一各种思想矛盾之道,1924年问世的f="/book/333/im">《魔山》</a>便是经过许多年思考后的果实。托马斯·曼曾自称“是在另一个生活层次上的重复。”倘若说第一部小说写了家族兴衰,那么第二部的自传性质则在于从个人精神经历写出了一段德意志文化史。是作家创作的新纪元。

托马斯·曼的创作始终怀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心,人道主义是他的创作的指路灯。他把继承欧洲古典作家的优良传统和探索新的艺术手法,表现时代精神融为一体。

第三篇 缪斯统治下的德国群星 当代德国文坛的祭司——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文学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有些完全专注于个人内心生活的书,不仅具有其合理性,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反对诸如“政治文学”的说法,即使有些作家完全远离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我绝对不会期望,所有的作家都要具有政治责任感,同样我也不会认同作家应该退回到象牙塔里去的观点,这也是荒谬的。

——君特·格拉斯

是战后德国第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它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它的作者格拉斯也因之而被授予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当时的国际城市但泽(今属波兰)。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不少争议。

格拉斯的创作活动始于诗歌,不过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除了那部使他获得世界声誉的长篇小说外,他还有(1961年)、《非常岁月》(1963年,亦译《狗的年月》),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是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长篇小说《鲽鱼》(1977年)和《母老鼠》(1986年)都继续使用了怪诞讽刺的手法,将现实、幻想、童话、传说融为一体。

是格拉斯的代表作。从1959年秋问世以来一直长盛不衰。共3篇46章。在主人公侏儒奥斯卡·马策拉特叙述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可见作者的政治倾向。奥斯卡·马策拉特因涉嫌谋杀护士道罗泰娅姆姆而被强制进入护理和疗养院,观察他是否患有精神病。他请男护理员布鲁诺去买“清白”的纸,随后在白漆栏杆病床上擂鼓回忆,记述往事,写下他的自供状。因此,这是一部自述体或第一人称的小说。奥斯卡在两个60瓦的电灯和一只扑向灯泡的飞蛾的阴影下出世。他预感到人世黑暗(纳粹时期将临),但是已无法放回娘胎。

3岁生日,他妈妈送他一面儿童玩的铁皮鼓。他不想加入成年人的世界而自我伤残(厌战士兵的方法),一跤摔成患呆小症的侏儒,身高94公分,但智力却比成年人高3倍。

奥斯卡生活在但泽德意志人聚居的天地里。他发现,在他的妈妈——阿格内斯同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以及他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之间,存在着三角关系。这两个男人是他可能的或假想的父亲,但由于他同样有着一双蓝眼睛,他认为扬更有可能是他的生身之父。

他目睹了四邻的小市民先后依附于纳粹势力。马策拉特是个别人叫喊、大笑、鼓掌他也跟着叫喊、大笑、鼓掌的人,1934年就加入了纳粹党,但仍然犹疑不定。他先戴上党帽,过一段日子又穿上褐衫,继而又穿上党裤,最后才登上皮靴,全套党服去参加纳粹集会了。奥斯卡则在纳粹的演讲台下,作为鼓手一味敲他自己的鼓点。1935年,纳粹德国通过立法把犹太人置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一些人寄希望于天主教会出面干预。1936年复活节,奥斯卡在圣心教堂看到塑像圣母马利亚膝上的圣婴耶稣酷肖自己,就把鼓挂在耶稣身上,希望他擂鼓聚众,但奇迹没有出现。他的妈妈每周同扬幽会一次,事后又去教堂向神甫忏悔,忏悔后怀着新的激情去幽会。她不慎怀上了马策拉特的孩子,不想生下这个孩子,因暴食身亡。1938年11月的“水晶夜”,纳粹党徒打砸抢烧犹太人的住宅、商店和会堂,面对纳粹的暴行,天主教徒高唱“有信有望有爱”。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但泽的纳粹党徒进攻波兰邮局,扬·布朗斯基被俘后遭杀害,身在现场的奥斯卡装成被波兰佬拐走的德国孩子,出卖了他的假想父亲。马策拉特请邻居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小女儿玛丽亚照看奥斯卡并管理店铺。16岁的奥斯卡使17岁的玛丽亚怀了孕。精明的玛丽亚又同马策拉特私通并嫁给了这个纳粹党小组长,生下了奥斯卡的儿子库尔特。颓唐的奥斯卡成了邋遢女人莉娜·格雷夫的情人。侏儒贝布拉,原是马戏团丑角,自称“内心流亡”不同纳粹合作,这时成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属下前线剧团的上尉团长。奥斯卡随剧团赴西线劳军,同梦游女罗丝维塔相爱;贝布拉同密谋反希特勒的军官联络。他们到“西壁”参观水泥地堡,目睹“胡思乱想的家伙”(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兵时的外号)、中尉海尔佐格命令原为画师(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也以画师为业)的上士兰克斯用机枪扫射到海边拣螃蟹的修女。奥斯卡感叹20世纪的“神秘、野蛮、无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罗丝维塔被炸死。奥斯卡返乡,又自称“耶稣”,成为“撒灰者”团伙的首领,跟纳粹青年组织作对。苏军炮轰但泽,马策拉特吞下纳粹党徽身亡。埋葬马策拉特时,奥斯卡被库尔特用石子击中后脑勺,倒在坟坑里,鼻子流血,开始长个儿。接收马策拉特家住房和店铺的集中营幸存者法因戈德用消毒水(比喻“非纳粹化”)给奥斯卡治病无效。玛丽亚带奥斯卡和库尔特到杜塞尔多夫投奔她的姐姐古丝特。

奥斯卡病愈出院,长成身高一米二三的鸡胸驼背,这暗喻战败后的德国。玛丽亚和库尔特大做黑市生意。奥斯卡先当石匠帮工刻墓碑,后当模特儿。1949年,西德通过基本法,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登纳出任总理。身高一米七八的女模特儿乌拉当裸体圣母,大腿上坐着身高一米二三、鸡胸驼背的裸体奥斯卡充当圣婴耶稣,把灵感灌输给新潮画家,创作了一幅《四九年圣母》。正是这样的政治讽刺,使被斥为“亵渎神圣、伤风败俗”,格拉斯则被戴上“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帽子。奥斯卡向玛丽亚求婚遭拒绝后复又颓唐,单恋未曾见过一面的护士道罗泰娅姆姆,性压抑驱使他干出荒唐事。他组织三人爵士乐队,在洋葱地窖目睹战后精神压抑的群体,在这无泪的世纪靠切洋葱辣出圆滚滚的泪珠,得到感情宣泄。“西方”演出公司把他捧成鼓手明星,公司老板原来是善于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侏儒贝布拉。贝布拉死后留给他大笔财产。奥斯卡富了但心中空虚。他牵狗散步拣到一个戴戒指的无名指,便把它浸在盛酒精的大口瓶里对之朝拜忏悔。原来这是被情敌谋杀的道罗泰娅姆姆的无名指。奥斯卡让想出风头的维特拉到警察局去报案。他被捕时自称“耶稣”,他的意图就是为了得到一片净土——护理和疗养院里白漆栏杆的病床,以便回忆和思考往事。奥斯卡过了他的30岁生日,护士谋杀案也真相大白,但儿时的童谣仍盘旋在他耳际:“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害怕和恐惧的阴影笼罩着他。出院后往何处去呢?

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鼓不离身的侏儒奥斯卡这个怪异的人物。奥斯卡虽是侏儒,智力却是成人的3倍。作家的这一构思是非常独到和成功的。这样,他就可以让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饱经风霜的主人公不受伦理道德和成人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奥斯卡既不是资产阶级文学中通常的个人奋斗、反抗社会的正面形象,也不是个人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的、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他既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又干预生活,介入时政。这是一个独特的具有神奇魔力的人物,是格拉斯为世界文坛增添的一个新人物。

第三篇 缪斯统治下的德国群星 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

18世纪70年代,一批德国青年作家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狂飙突进”运动。这个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狂飙突进”因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突进》而得名。最初是哈曼对早期启蒙主义者片面强调理性提出了异议,强调感情的力量。哈曼的思想影响了赫尔德,而赫尔德又净化和提高了哈曼的思想。歌德将赫尔德的思想融进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着作,从而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狂飙突进作家。可以说,歌德是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赫尔德是这个运动实际的精神领袖。

歌德与赫尔德于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相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1773年歌德发表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是狂飙突进的第一部代表作。1774年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不仅使歌德蜚声国内,而且引起欧洲的广泛关注。

在歌德的影响下,他的朋友克林格、瓦格纳、伦茨等在戏剧创作方面也崭露头角。1770年,博伊在格廷根创办《格廷根文艺年鉴》杂志,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这些人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重要作家有福斯、赫尔蒂、毕尔格、格京、米勒等。

对狂飙突进作家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一般地提倡美德,而是要求人的自由发展,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这些思想在歌德这个时期的着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伦茨、瓦格纳、毕尔格、舒巴特和福斯等人则对封建势力的残暴、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市民遭受不公正待遇提出了控诉。席勒的《强盗》(1781年)公开向社会宣战,他的《阴谋与爱情》(1783年)把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直接对抗当作戏剧冲突。

在美学思想方面,狂飙突进作家不再认为道德教育是艺术的目的,他们要求艺术作品反映真实生活,表达作家的真实感情。民间文学的自然、朴实是他们的文学理想。民歌成为许多诗人学习的榜样,在这时期产生了一批德国文学中最优美的诗篇。

狂飙突进运动进入18世纪80年代后开始渐渐衰退,德国文学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俄国文学之祖——普希金

我的名字将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

她的各民族的语言都将我呼唤。

我将被人民喜爱,他们会长久记着

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

记着我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

并且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

——普希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看到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就会想起俄国文学的始祖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年)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他和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交往,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进步思想。1820年因所写政治诗触怒政府被流放南俄。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写一些反对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诗,最着名的是《致恰达耶夫》,里面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必胜的信心。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热情。有的政治诗展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这时期,他写过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反映了20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长诗《茨冈》描述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加入茨冈人的流浪队伍,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他发觉妻子另有新欢,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长诗中,诗人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乐哥的利己主义。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

后来普希金还出版了《别尔金小说集》(1832年),其中的《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受到过往官员的欺凌,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作者把主人公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对他寄予深厚的同情,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8年苦心的代表之作。小说描写当时一个贵族青年奥涅金感到上层生活空虚无聊,来到乡间。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在决斗中杀死挚友连斯基。他漫游全国之后回到彼得堡,又遇见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达吉雅娜,他追求她,但遭到拒绝。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受过启蒙思想的熏陶,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并且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发生兴趣。他也曾有过热烈的梦想,希望俄国会发生新的变革。可他眼中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而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又远离人民,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希望。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沉溺于舞会、剧场、醇酒与美女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奥涅金蔑视俄国贵族社会,却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赫尔岑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典型是时代的产物。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但是远离人民注定一事无成。普希金的这部作品实际上是谴责了专制农奴制社会。

这部诗体小说主要描述20年代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它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讽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地主,画面广阔,细节描写精确,所塑造的人物及其环境都具有典型性,确立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

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后的重要作品。

贵族青年格里涅夫带着仆人萨威里奇去军中服役。他坐着马车,路遇暴风雪,迷了路,被陌生人带到一个旅店。在旅店,格里涅夫见陌生人很冷,就将自己的一件兔皮袄给了他。这人就是普加乔夫。格里涅夫到奥伦堡后,爱上了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玛丽亚。不久,普加乔夫的起义军攻占了要塞,杀死上尉。普加乔夫起义失败之后,格里涅夫因通敌罪被捕入狱,玛丽亚向沙皇叶卡捷琳娜说明真相,格里涅夫被释放。

这部小说以格利涅夫的个人命运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事件。歌颂和赞美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把他塑成一个自信、乐观、和蔼可亲、酷爱自由从而深受人民拥戴的英雄。同时,还谴责了沙皇的专制和残暴。

普希金是生活于俄国解放运动中的贵族革命阶段的人物。他的创作既反映了当时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追求,又反映了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从艺术成就上看,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现实主义的确立和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含泪的微笑”——果戈理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鲁迅

18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戏名叫《钦差大臣》的讽刺喜剧正在彼得堡大剧院上演,精彩的剧本,出色的表演,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不断从观众席传来。

这出戏的作者就是果戈理。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4月1日生于乌克兰。他父亲博学多才,爱好戏剧,经常带着年幼的果戈理去看戏,所以果戈理从小受到熏陶。还在中学时,他就尝试自己写剧本,自己登台演戏。而他在中学就读时深受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以及法国启蒙学者着作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几经周折,他在公共机关担任小职员,饱尝了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艰辛。而他也由此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以及普通民众身受的苦难和不平。1831年至1832年间,年仅22岁的果戈理发表了一部以《狄康卡近乡夜话》为题的短篇小说集,这是他步入文坛的开端。小说集是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的结合,他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和卑鄙。普希金称它是“极不平凡的现象”。其后他又相继出版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后来又称为《彼得堡故事》)两部小说集。作家用讽刺的笔触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在写讽刺喜剧。1836年4月,着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因此《钦差大臣》遭到政府和反动文人的攻讦,加上病魔缠身,果戈理到国外去治病。在国外,他一边养病,一边从事早在1835年就已开始的《死魂灵》的创作。这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的宏篇巨制,它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主群像的真切、生动的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

《钦差大臣》的素材是普希金提供的。1835年秋天,果戈里去拜访普希金。普希金讲了一个笑话:

“两年前,我到喀山一带搜集材料,准备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的历史着作。路过奥伦堡附近的一个小县城时,那里的县长听说我是彼得堡去的,把我当作皇上派去的‘钦差大臣’,拼命奉承巴结我,还向我行贿。想像一下当时他们的丑态吧!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什么‘钦差大臣’,等他们弄清了真相后,对我的态度立刻不同了,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竟然会有这种事!真可笑。”

“是啊,这样的事也许在我们专制的俄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说起来,这真是个喜剧素材呢!”

“对呀!我马上回去写个剧本,把这种丑恶的事写进去,把官场中的丑态统统揭露出来。”

这就是《钦差大臣》创作的动因。

剧本一开始,县长就召集手下官吏开会,他说:“钦差大臣要来了。”于是大小官员都心惊胆战,担心平时所作的恶事被戳穿后受到处罚。恰好,有个彼得堡的小官吏赫列斯达可夫路过这里。官吏们把他当成钦差大臣,拼命奉迎巴结。县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开始不明就里,后来索性假戏真唱,接受官员们的行贿。赫列斯达可夫大捞了一笔钱后溜了,县长知道自己上了当,正要派人追赶,可这时真正的钦差大臣却到了。官僚们听了这个消息面面相觑。

《钦差大臣》揭露了俄国官僚的丑恶。县长当官30年,老奸巨滑,贪污成性。他用各种名目敲榨勒索老百姓的钱财,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不是好东西,法官一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慈善医院的院长是个阴险毒辣的家伙;教育局长天天烂醉如泥;邮政局长专门偷看别人的信件。赫列斯达可夫是个厚颜无耻的骗子,他吹牛吹得漫天漫地,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钦差大臣》全面批判了俄国官场的丑恶,所以才遭到沙皇的痛恨。

长篇小说《死魂灵》是他的另一部力作。是描写六等文官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购买“死魂灵”牟取暴利的故事。俄国地主把农奴叫做“魂灵”,当时俄国是农奴制,地主对自己拥有的农奴,可以任意买卖。每10年,国家进行一次人口调查,调查后死掉的农奴在国家户口花名册上仍然存在,地主照样为他们纳税,直到下次注销为止。乞乞科夫想利用新的人口调查没有进行之前,买进1000个死魂灵,再到救济局抵押,以此来大发横财。他拜访了不少地主,买了许多死农奴,最后事情败露,乞乞科夫逃跑了。

《死魂灵》刻画了一幅俄国地主的丑恶群像。乞乞科夫拜访的第一个地主叫玛尼洛夫。他是个精神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整天沉溺在毫无边际的幻想之中的地主。玛尼洛夫经常抽着旱烟管,坐在屋门口幻想在自己庄园的池塘上架一座桥,桥上可以开商店。他幻想在河边建造一幢大宅子,修筑一座高高的塔楼,从那儿甚至可以看见莫斯科。他相信自己很有学问,可是书房里的一本书看了两年才看到第14页。总之,玛尼洛夫的思想感情畸形发展,是个百无聊赖、毫无价值的废物。泼留希金是乞乞科夫拜访的最后一个地主。他又贪婪又吝啬。泼留希金有万贯家财,上千个农奴,但他贪心不足,满脑子都想着搜刮更多的财物。他把几乎所有他见到的东西都捡回家扔在自己的院子里。什么锈铁钉、碎碗片等他都要,以至于他走过的路根本用不着打扫。他的吝啬更是出人意料,他自己吃的穿的比一个乞丐还不如,家里几十个农奴只穿一双靴子。果戈理通过描写这些地主揭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的腐朽。

接着,果戈理着手写《死魂灵》的第二部。他想在第二部里树立俄国地主的正面形象,把乞乞科夫写成弃恶从善者。但他写了很长时间,仍无法凭空写出好地主来。最后,他一气之下把第二部的手稿烧掉了。

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他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但嘲笑之中不乏温和和痛惜。特别在对待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上,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含泪的笑”溢于言表。采用极度的夸张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作品常以奇趣非凡的反常之形逗人发笑。譬如,地主的一条灯笼裤被描写成“吹胀起来,可以装得下整个院子外带谷仓和杂房”,把一个大烟鬼比喻为“从房顶上移下地来的大烟囱”等等。果戈理笔下的地主、官僚、贵族、高利贷者无不行为乖张,滑稽可笑,又奇丑无比。

他在小说中应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传说、故事、梦境、幻想、谵妄、独白、对话、思绪、素描、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自然天成。他常以讲故事的人或第一人称的说话人的身份在作品中说出大段的抒情插话或哲理议论,跟读者直接心灵交流。他喜欢对人物的外表和姿势作详细的描写,以此刻画人物性格。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从“多余人”到“新人”——屠格涅夫的文学世界

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

——屠格涅夫

每一个音响里都洋溢着明亮的诗意。

——谢德林

19世纪俄国着名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4年)是位卓有才华的艺术大师。他是文学上的多面手,举凡诗歌、小说、戏剧等都很有造诣。他的作品描绘了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展示了人们的美好心灵。

诗歌《巴拉莎》(1843年)、《地主》(1846年)是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步。他的《猎人笔记》(1847—1852年)的发表是俄国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书中他广泛地描绘了庄园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全书充满对备受欺凌的下层人民的同情。50至60年代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屠格涅夫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使他享誉世界的6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尤为出色。

与时代共进退、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大特色。他创作的全盛时期适逢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革命阶段向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转折的时期。这一阶段俄国生活中重大社会现象都不曾逃脱作家敏锐的目光。他最关心的则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就是一部俄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编年史。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惨败。这充分暴露了处于农奴制时期的俄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去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这是作家创作《罗亭》的动因。

罗亭是4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信仰科学,关心现实社会问题,具有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能感染人、吸引人。他虽然具有过人的天赋和才智,但这一切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他不会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罗亭式人物脱离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作家根据同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巴枯宁、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等的性格特征融合成罗亭。所以高尔基曾说“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取自现实的形象经过作家之手而成为典型,罗亭这个人物才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的典型,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继奥涅金、毕巧林以后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多余人形象。

在屠格涅夫创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长篇(1862年)刻画了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两派间的思想冲突。通过父辈与子辈的冲突来表现这一主题。巴扎罗夫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的年轻一代——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而巴威尔和尼古拉则代表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老一代人。在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上,尼古拉比较温和,希望理解子辈,想跟上时代,只是不太成功。巴威尔则固执已见,对年轻人的反叛耿耿于怀。父与子的冲突在广义上表现为巴威尔和巴扎罗夫之间的对立,作者在巴扎罗夫身上塑造了时代“新人”的形象。

巴扎罗夫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他充满自信,具有锐利的批判眼光。他批判老百姓的落后迷信。他的批判锋芒集中表现在他与巴威尔的论战上。巴扎罗夫以他特有的简洁、粗鲁的话语给巴威尔以强有力的反击。他绝不屈从权威,是个具有自主精神的人,体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也带有年轻人特有的偏颇和极端。但他还是以自己的精神优势压倒了对手。巴扎罗夫吻费涅奇卡,在巴威尔看来,是严重地侵犯了贵族的权利,也是他们之间对立观点的继续发展。决斗暴露了巴威尔的偏狭、虚弱和做作,显示了巴扎罗夫的豁达、镇定和自信,双方精神力量的强弱在此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巴扎罗夫还是行动的巨人,他批判贵族的空谈。他自己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他具有实践能力,重自然科学研究。他的行动标准是:“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他在爱情上也是一个行动的巨人。当爱情之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绝不回避躲闪。屠格涅夫写出了在否定爱情的巴扎罗夫内心,爱情是如何萌芽、发展的,写得真实可信。但是巴扎罗夫在爱情受挫后一蹶不振,直至死亡。巴扎罗夫身上尽管有瑕疵,但他毕竟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俄国“新人”形象,率先传达出平民知识分子成为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

屠格涅夫也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灵魂的拷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置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鲁迅《<穷人>小引》

虽然文学的星空不乏灿烂的明星,可是因为文学作品而对文学理论做出绝大贡献的却少之又少,其中首屈一指的自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苏联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由他的作品发展出文学理论史上着名的复调理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总是有许多独立的、不相混淆的声音处在同等的地位各抒己见……他们甚至不受情节的约束,不为作者的思想所左右。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同列的作家。他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使他成为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独具特色的创作,也在文学史上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他于18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里。他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很多贫苦的病人。这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因为家贫,他在上完3年寄宿学校以后进了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他对工程技术工作不感兴趣,毕业后开始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他的第一部作品《穷人》一出版,即轰动文坛,被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两年以后,他因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反对沙皇政府被判充军服苦役8年(4年苦役,4年充当列兵)。他的整个青年时代就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中断。充军归来,重新创作时,他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年时代抱的梦想、希望完全破灭了;他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不再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要求从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

他一生命运多舛,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一家的费用,全部由他负担。为此,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样悠然自在、随心所欲地创作。他多次出国,长篇《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就诞生在国外。贫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别是长达9年之久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他的小说不仅以其多声部的复调特色独树一帜,而且他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的是“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心理分析是他的一把重要的解剖人的灵魂的利器。

他在重返文坛之后,先后发表了《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作品,其中的发表,给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是一部优秀的社会心理小说。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一方面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同时他的性格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以至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人”走向杀人的犯罪深渊。处在这种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中,主人公在做“平凡的人”还是“不平凡的人”之间不断地动摇。要是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等待他的是马尔美拉陀夫的悲惨结局,而去做一个不择手段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同流合污。最后他的人格中善的一面占了优势,他开始向索尼娅靠拢。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作者认为一切以暴力抗恶的作法都不足取,因为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人只有皈依上帝才能避免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犯罪行为。作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安排的这条“新生”之路就是皈依上帝的路。索尼娅则是人类苦难的象征,她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痛苦净化灵魂,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可是她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

比较全面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特点。小说人物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作者通过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了人物的性格,作者对幻觉、梦魇和变态心理的刻画也堪称一绝。

也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复调特色。复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作品的对话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是在尝试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作者——人物——读者三者之间的对话和暗中对话的渠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传统的作家往往借作品中的人物做自己思想的传声筒,他故意地要把自己从作品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与作品的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彻底地拉开距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你很难找到一个作者的代言人,没有哪一个人物能够“代表”作者本人。拉斯柯尼科夫、马美拉多夫、拉祖米欣、斯维里加洛夫、卢仁、彼特罗维奇,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征迥然不同,但是没有一个人物能够代表作者的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人物既是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人物大多不受作者的制约,他只对自己负责。作者自己也没有什么恒定的观念和见解。作者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容器,对容器里面满是独立的、混乱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观念,作者本人不加评述,不加褒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6岁时与他的打字员安娜结婚。在婚后的幸福岁月里,他创作了《白痴》、《群魔》、《少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长寿的文学不倒翁——托尔斯泰

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

——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

——格非

1910年11月7日晨6时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一间候车室里,83岁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呼啸而过的火车。那列火车,托尔斯泰曾经让它碾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丽躯体。

死亡的虚构不幸再次成为作家本人的残酷现实。

被称为“俄罗斯文化的良心”的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在他83岁时离家出走了,他试图抛弃自己的财产,他发觉自己已经太长时间脱离下层人民的生活,而这是他全部灵感的来源,他甚至厌恶身边喋喋不休算计着稿费的妻子和豪华的住房,于是他想着在告别过去中寻找新的开始。但是,死亡攫住了他衰老的躯体,俄罗斯文化的良心最终死于冰冷的候车室里。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虽然出生于贵族家庭,但是却没有像一般贵族子弟一样,在舒适奢华中了此一生。相反,他倾尽一生的力量,苦苦地探索人生的意义,寻求改造社会的药方。因此,托尔斯泰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自己思想的“恐怖”面前并没有“等待死亡”,相反却为人类留下了一笔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跨越了俄国的贵族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处于社会变革的时代,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也处于不断的紧张探索之中,他的作品就是精神探索的产物。是他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作品写了当时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通过描写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他对于贵族的命运问题、人民的命运问题、俄罗斯人民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的程度问题都作了艺术性的回答,使之兼有史诗、历史长篇小说和编年史的特色。是托尔斯泰几十年来对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道德、美学的探索总结,借一个常见的题材——贵族公子引诱下层女性——对现存的一切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写得独特而新颖;他通过描写一个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本阶级的罪孽进行忏悔的贵族人物,表现了一种彻底根究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称他是“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精纯的光彩。在19世纪终了时的阴霾重重的黄昏,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

创作于资本主义在俄国一切生活中横冲直撞的70年代,作者在此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俄国许多重要的社会生活面貌,特别是农奴制度改革后的社会现状。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安娜——渥沦斯基——卡列宁的情节线索,反映70年代贵族社会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生活及其社会关系,一条是列文——吉提的情节线索,反映俄国庄园地主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小说开头“奥布朗斯基家一切都混乱了”这句话是理解全书的钥匙,一切都乱了的不仅是这一家,卡列宁家、列文家、薛杰巴斯基家无不混乱与紧张不安,这反映了贵族社会面对资本主义侵入时产生的危机,是动荡不安的时代的缩影,这惶乱不安既是小说的总的思想情绪,也是作家紧张的精神探索及对笔下人物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

主人公安娜是个年轻美貌的贵妇,在几乎是少女时代就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高官显贵卡列宁,过了8年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在贵族妇女中,她不仅外貌上而且在精神气质上都远远超出她的同伴。安娜是热烈、真挚而丰富的,其性格是一团火,“有一股压抑的生气在她脸上流露”,这是被死灰压着的火,又是那刻板冷酷的官僚丈夫扑灭不了的生命之火;渥沦斯基的不顾一切的追求,使之无比热烈地燃烧起来了,她渴望摆脱精神奴役,过独立平等的生活,然而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妇女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她勇敢地离开了卡列宁,却既被剥夺爱子又无法离婚。安娜蔑视世俗成见和贵族道德,贵族社会就冷酷地抛弃了她,扼杀了她这一点点微小的幸福和自由。与渥沦斯基结合的有限快乐给她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激情后的冷淡厌倦是她不幸命运的最后一击,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黑暗之中的大火终于永远地熄灭了。

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它感人的主题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也表现在它在艺术上非常完美,技巧上颇多独创之处。在塑造安娜的形象上,作家融入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始终注意显示安娜的美,写她的肖像美、动作美、服饰美、从容的风度、丰富的内心世界,既从正面刻画也从侧面描写,把她与另一少女吉提对比衬托,更让她与枯燥冷漠的卡列宁形成鲜明的对照;心理描写的生动贴切达到了“辩证法”的程度,安娜的常态心理、变态心理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作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结构上也独具匠心,两条线索形成对照,在对比中对两种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作了评价。

《安娜·卡列宁娜》问世100多年了。但这部出自巨匠之手的艺术杰作,不但没有减色,反而显得更为瑰丽。经过一个世纪的沉淀,古老的来自于俄罗斯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可以让我们为之潸然泪下。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短篇圣手——契诃夫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同猿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需要有一点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

——契诃夫

提起短篇小说,人们自然可以拈出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名字,但是如果要评选一位真正的短篇小说之王,那么最当之无愧的应该是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1860年。他的祖先是农奴,他自己曾说:“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契诃夫在莫斯科附近行医,这使他广泛接触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是1880年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的发表。当时社会上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等甚多,契诃夫为了生计,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如和《外科手术》。但他自己对这些作品也评价不高:“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这种低级无聊的写作。自1883年起,他写下了他后来的传世名作、、、、、《普里希别耶夫中士》。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是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的结合。和都是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的素描,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瘦子”和“胖子”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当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时,他立即变了一副谦恭的丑态:“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1884年的,写的是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的丑态。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直到今天许多现代人身上还残存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1884—1886年间,契诃夫写作发生改变,他的视线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名作。在《歌女》中写了所谓的“上流人”对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的凌辱。《苦恼》宣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小说《万卡》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了9岁童工的稚真心灵,表现了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苦恼》和《万卡》等作品展示了契诃夫小说中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形成。这类作品虽以平凡的日常生活为基础,却以客观而又含蓄的手法,于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那种浓郁的抒情意味平淡地融化在作品之中。

自80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开始获得与他的创作相称的巨大声誉,1888年10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等都是独幕轻喜剧;到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80年代的“多余的人”。面对污浊的现实,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知道:“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探索。1890年春,契诃夫不远万里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在这里契诃夫目睹了这座人间“地狱”的痛苦和灾难,他开始质疑逆来顺受的托尔斯泰主义。在稍后不久写的和两篇作品中契诃夫批评了托尔斯泰式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是契诃夫小说中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被巧妙地穿插起来,作者同时又巧妙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这表明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洞察社会罪恶真相的直言者却被认作“疯子”。正直、善良的拉金医生的遭遇从侧面强化了读者的印象。他因为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被关进第六病室最后惨死在那里。拉金的悲惨遭遇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失败。是契诃夫创作的又一个转折点。

在契诃夫生活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社会危机重重,契诃夫开始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而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也达到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多涉及社会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情绪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此时的契诃夫也是庸俗习气的严厉审判者,他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严厉批判了小市民的庸俗和知识分子的堕落。契诃夫的、《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则渗透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他在批判小市民庸俗的同时也热情地赞扬了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

契诃夫也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着眼于平凡小事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总是关注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些普通人的生活遭际经契诃夫的妙笔都摇身一变成了展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的艺术精品。

在有限篇幅中揭示人物的心理性格发展,勾勒其精神的变化过程,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在《新娘》中,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表现这种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娜佳通过未来的新房认识了安德烈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同“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的决心。这就是契诃夫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

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是真挚深沉的抒情性。作家真实书写社会生活和情绪,描画人物觉醒或堕落,巧妙地流露出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契诃夫不赞成直接书写作者意图,他在作品中巧妙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他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革命文学的雄鹰——高尔基

非常及时的书。

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

——列宁

俄国着名作家高尔基有个绰号,叫“革命的海燕”。这个绰号来自于他的一篇题为的散文诗,作品描绘了海燕在暴风雨来临前的期待和兴奋,其中最后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谓是家喻户晓。高尔基的这篇作品深受列宁的喜爱,因为列宁觉得它预告了一场摧毁一切旧制度的革命。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时,列宁特别邀请高尔基出席,向与会的革命家们介绍说这个知识分子是“我们”的人;在以后的日子中,高尔基一直受到列宁的保护。

高尔基,俄国作家,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的笔名是俄文中苦难的意思,作家的童年就充满了苦难,高尔基是这样描绘他的出生和童年生活的:“我于1868年或69年3月14日出生在尼日尼的染匠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希林的家里,母亲是他的女儿瓦尔瓦拉,父亲是彼尔姆的一名小市民,他名叫马克西姆·萨瓦季耶夫·彼什科夫,职业是装饰裱糊工。从那时起,我就光荣而清白地享有油漆业行会成员的称号。我5岁丧父,母亲死在库拉文纳村。母亲去世后,外祖父把我送进鞋店当学徒。9岁,外祖父就用《圣经集》和《日课经》教我认字。我不想干修鞋做靴这种活计,终于逃跑了,后来又到绘画师那里当学徒,我还是溜之大吉了。不久,我进了画圣像的作坊,后来又到轮船上当伙夫,后来还帮花匠打杂。在15岁前,我就靠干这些活计维持生活。我酷爱书籍,经常读一些不知名作者的古典作品,如《古阿克——一名无可战胜的忠诚者》、《安德烈·别斯斯特拉什内》(即《无畏的安德烈》)、《亚潘恰》、《致人死命的亚什卡》等书。”15岁以后,高尔基独身一人前往喀山求学,他本以为“科学是无代价地教给那些愿意学习的人们的”,但是实际上身无分文的高尔基不可能被接受,于是他只好在面包店做学徒,每个月仅有3个卢布的工钱。求学的尝试失败了。他沦落社会,同那些“沦落的不幸者”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在高尔基的《科诺瓦洛夫》、《沉沦的人们》等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底层呻吟的缩影。在沉重的磨难下,高尔基曾企图自杀。但意志终于占了主导地位,他战胜了死神。人世间的艰辛不能泯灭高尔基对文学的热爱,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是他在贫困潦倒中最知心的朋友。可以说高尔基是一位从底层大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高尔基早期的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同时并存。无论是短篇佳作还是长篇巨着,高尔基始终把普通人的美好品质和深重灾难联系在一起,表达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世界。《海燕之歌》和自传体三部曲(、和)为什么能长期地激发人们为美好的明天去奋斗呢?用高尔基自己的话来回答就是:“文艺的任务是要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表现出来,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心和责任感,……”

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高尔基的创作也不断转变。他早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批判极端个人主义、庸人哲学,表现了追求新生活的献身精神。世纪之交完成的社会分析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三人》批判俄国资产阶级,提出生活意义主题。高尔基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他只肯定文学对资本主义给予批判从而得出革命结论,而否定作家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探索俄国化道路、塑造“俄罗斯灵魂”的做法。高尔基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认为文学应该“激励起对现实的革命态度,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的态度”,认为塑造新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

中国读者对高尔基显然不会陌生。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瞿秋白、戈宝权、汝龙等翻译家的大笔不断地把高尔基介绍到中国来。、、、、《阿尔达莫洛夫家的事业》、《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等作品就是其代表之作。

在这些作品中,是自觉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范本。不仅描写了工人的现存生活,还描写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发展过程。

巴威尔和他的母亲两位英雄形象体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小说一开始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展示了帝俄时代工人的处境和老钳工米哈伊尔·符拉索夫悲惨的人生。不是只揭露社会病痛而引起疗救的注意,它本身也指明了道路。年轻的巴威尔没重复父辈的人生。他生活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时代。在革命知识分子帮助下,他和工人们学习革命理论,培养阶级意识,并在日后的“五·一”游行时向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巴威尔在法庭上演说是小说的高潮。这篇演说体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诚。母亲尼洛夫娜是俄国革命群众的代表。小说通过这位底层妇女的觉醒过程,表现革命理论教育人、改造人的力量,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度和广度。母亲的形象在小说视觉上占有重要地位。小说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是通过她的眼睛、感受来描写的。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母亲丰富的内心世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广泛地描写了革命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小说对母爱、爱情和友谊的描写,展示了革命者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作者理想主义的表现。这和“十月革命”前后他在《不合时宜的思想》论集中所表现的对俄国革命和文化发展的见解以及忧虑,组成了高尔基完整的文化观念。而他的种种忧虑一定程度上预言了许多日后所发生的历史性悲剧。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哥萨克作家肖洛霍夫和他的顿河世界

我作为一个作家,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的天职在于,用我过去和将来的一切作品,向劳动的人民、建设的人民、英雄的人民表示敬意……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完美,心灵更纯洁,能够唤起对人的爱,唤起人们积极地为人道主义和人类的进步理想而斗争。如果我多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

——肖洛霍夫

有一个出身哥萨克的作家,他使得顿河赫然出现在文学的地图上,因为有了他才有了世界文学上辉映一代的顿河故事。苏联着名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就是顿河故事的作者,他贡献于人类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作品,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展示自己的生活世界,他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渗入他的爱憎和希望。作家生活中那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和他的深刻感受,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有力的表现。他是在俄国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1905年,他来到这个世界,正是俄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举行罢工起义的一年,在以后他的生活里,俄国以及整个世界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加入了这个历史的进程,经过了国内战争、农业合作化运动、卫国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阶段,他遇见了那么多的惊涛骇浪、艰难险阻,他体味过革命斗争胜利的欢乐,也对俄国人民和整个人类所经受的苦难忧心不已。

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地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肖洛霍夫的一生是和哺育他成长的顿河分不开的;每当提起顿河的时候,自然要想起它的歌者肖洛霍夫,而在谈到作家肖洛霍夫的时候,我们的眼前也会浮现静静的顿河。顿河的两岸居住着自由的哥萨克。哥萨克本是俄国内地的农奴,他们不堪沙皇的剥削和压迫,逃到了顿河流域落户。他们是性格粗犷、酷爱自由、崇尚正义的一群。顿河两岸流传着许多悲壮的英雄史诗、起义者的传说以及瑰丽的哥萨克民间歌曲。这种英雄主义的传奇色彩和异域的情调可以在这位哥萨克作家作品中找到。在他那些举世闻名的小说里,描绘了哥萨克在革命和战争中的激烈沸腾的斗争生活,他们“脱胎换骨”的苦难,以及他们最后走向新道路、建设新生活的历史进程。哥萨克的那块天地里的世世代代人的生活组成了一幅史诗般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生动绮丽的画卷。

是他创作中的一部史诗性的力作,从1925年开始,15年的艰辛笔耕终于完成了这部巨作。肖洛霍夫说他想在小说中“表现革命中的哥萨克”。小说开头有一首歌唱哥萨克血泪历史的古老民歌:“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通过描写顿河边几个哥萨克家庭的悲欢离合,再现了20世纪初俄国社会动荡变革的历程,描绘了这场历史进程中人们的思想、感情、意识、风习等的震荡冲突。哥萨克独特的风土人情、哥萨克各个阶层的变化、广大哥萨克人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卷入历史事件强大漩涡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麦列霍夫一家生活在帝俄时期顿河流域的鞑靼村里,他家的小儿子葛利高里爱上了邻居的妻子阿克西尼亚。阿克西尼亚一直受到丈夫的虐待,在斯捷潘服役期间与葛利高里有了私情。葛利高里的父亲匆匆安排他与村中一位姑娘结了婚。可是葛利高里并不爱她,公开与阿克西尼亚同居,终于成了村人间谈论的丑闻。羞愧的父亲痛打了儿子。儿子因此和阿克西尼亚离家出走给别人帮工。不久,葛利高里应征入伍。而父亲给儿子娶的那位姑娘发现丈夫对自己毫无感情,一度想要自尽。经麦列霍夫家劝慰才平静下来。可是葛利高里休假回家,发现阿克西尼亚和地主家当军官的少爷尤金偷情。葛利高里找到尤金打了一架,又痛打了阿克西尼亚一顿。然后他回到自己家中,请求妻子的原谅。俩人言归于好。

葛利高里休假结束,回到军队,他在军队中勇敢杀敌被授予十字勋章,成了村中第一个骑士。在部队中他遇到哥哥彼得罗和情敌斯捷潘。斯捷潘多次想害葛利高里,都没有得手。葛利高里不计旧怨,还在一次战斗中救了斯捷潘一命。这时政局动荡。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鼓动革命,吸引了众多的士兵。不久,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建立。很快,国内战争爆发,哥萨克民族要求建立一个顿河流域自治政府,许多人加入了反革命武装,而更多的人则组织起来与白军作战。葛利高里也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军官,但是他看到红军顿河领导人波得捷尔珂夫残害被俘的哥萨克军官并处死全部俘虏,深为不满,于是回到家乡。葛利高里回村后,传来红军要打来的消息。村民们都准备逃离,葛利高里却不愿意。听到红军烧杀抢掠的消息,恐慌的村民组织起来反抗。葛利高里拒绝了村民要他作头目的要求,他哥哥彼得罗成了头目。革命军受白军反扑溃败。葛葛利高里碰巧遇到被俘的原红军上级,他愤怒斥责他残杀白军战俘。

1918年时,顿河哥萨克地区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战场。鞑靼村中有的投向白军,有的投向红军。葛利高里和彼得罗都已成为白军头目。心狠手辣的彼得罗,是一个彻底的反革命。不愿滥杀无辜的葛利高里无意参与什么主义之争,只想早日回到和平的生活。叛乱仍在继续。这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的尤金回到了家乡,他与一个女人结了婚。可是他的情妇阿克西尼却一直在等着他,尤金结婚之后便给了她一些钱让她走,这使阿克西尼亚倍受打击。而葛利高里厌倦了战争,他回到村中,红色政权接管了村子。他现在对阿克西尼亚已没有丝毫恋情了,而对娜塔利亚渐生好感。红军开始肃清敌对势力。葛利高里只得连夜逃走。

哥萨克人上层人物发动判乱,彼得罗很快成为指挥官。他在叛乱中对红军毫不留情,后来被红军俘虏打死。葛利高里在叛军中任师长。彼得罗之死改变了他,他开始变得残酷无情,杀人如麻。但他对老弱病残从不滥杀。他回家度假,这时葛利高里已对打仗和纵欲厌倦了,但他仍怀念着最初的情人阿克西尼亚。妻子娜塔利亚对他逐渐冷淡。他返回部队之前在顿河边遇上了阿克西尼亚,俩人旧情复发。不久大批红军赶来击退了叛军。红军又接管了鞑靼村。娜塔利亚因伤寒留在村中。身为师长的葛利高里却在战事之余接来了阿克西尼亚。俩人又恢复了往日的亲热。白军又打回来了,叛乱分子被编成一支正规军,葛利高里担任骑士中队长。白军开始屠杀那些曾帮过红军的人,鞑靼村陷人恐怖之中。在红军强大的攻势下,白军节节败退。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亚因阿克西尼亚患病而没能逃走。她后来自己返回了鞑靼村。葛利高里则加入了红军,参加了与波兰人的战斗。他再度回到家乡后,红军立刻派人来抓他,他又逃走了,并加入了新的白军。但是这支白军很快被击溃,葛利高里回到村中,在带阿克西尼亚出逃时,阿克西尼亚被一支追击而来的红军巡逻队打死。葛利高里扔掉了武器,回到了家中,守着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儿子生活。

小说场景宏伟,画面生动;宏大的战争和革命场面与细腻的日常生活场面相互转换,风景描写与人物心理变化彼此衬托;众多人物及其命运在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中得到了深刻表现。正如肖洛霍夫写给高尔基的信中所言,他在中所写的“都是严酷的真实”,这一点是其最大的成就之一。本书另一成就是塑造了葛利高里的复杂形象。小说整个复杂而曲折的故事以他生气勃勃的登场开始,以他痛苦、孤寂的下场结束。小说全部重大而多方面的内容都是通过他坎坷、艰难和最后毁灭的一生经历而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形象得到小说里最多方面深人细致的描写,在他身上倾注着作者的全部思想和艺术激情。

小说开拓和创新了史诗小说这一体裁。作者善于通过描写人的心灵活动来写“人的魅力”,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哥萨克农民放在文学描写的中心,真实再现了他们的感情世界,显示出这一特殊阶层的“人格魅力”。在小说结构上作者匠心独运,整部书的情节发展腾挪跌宕,故事演变曲折自然,头绪纷繁而线条分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顿河故事中最杰出的一部,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小说引用了许多民歌民谣,尽现了顿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乡土风情。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影响一个时代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只有我们这样的人,只有像我们这样发疯似地爱生活、爱斗争、爱那新的更好的新世界的建设工作的人,只有我们这样能够了解并且看到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人才不会随便死去,哪怕只有一点机会,也不能放弃生活!

——奥斯特洛夫斯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奥斯特洛夫斯基

是这样一本书,它不是那种文学象牙塔的产物,它不是阳春白雪那样因其文学华彩而赢得好评的书,它是一本行动的书,面向美好生活行动的书。自从它传入我国就成为引导一代又一代人走向美好的生活的指南,它不仅激起了许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坚信,也激励他们为了美好生活而奋斗。

本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一个普通的工人、红军战士、共青团基层干部。1904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书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年幼家贫失学,做过小工,后来参加红军,在战争中负过伤,不久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这种绝境中,他不能用行动继续为了理想的生活而努力,他想到了人的精神,他要把美好生活的信念传到每个人的心中,于是他拿起笔,不,到后来他已经不能拿笔了,但是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坚信支持着他,他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在3年的时光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杰作。

小说的结尾说,保尔终于等到了世人对小说的赞赏,州委的电报:“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可是实际生活中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那么幸运,它的小说经历了许多波折,才最终出版。开始,小说寄给出版社之后,得到的结果是退稿。在朋友们的努力下,一家杂志社在不现眼的位置登载了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而在这期间,评论界完全没有看到这部杰作,他们始终保持了不发一言的沉默,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这部作品的问世。相对于评论界的冷漠,读者却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没有任何评论家的指引,读者发现了这部名作的价值。还在手稿期间,作品便在当地读者中不胫而走。在杂志连载期间,图书馆里借阅的人排成了一长队。读者的信件雪片似地飞向编辑部,那个杂志的编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读者中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有一位读者在给作者的信中说:“尼古拉,好兄弟!给你写信的是克拉斯诺达尔机车库一个你不认识的钳工。现在是清晨5点,我一整夜都在读你的保尔的故事。我太喜爱他了。他的冤家对头,全让我用钢笔尖给戳了个遍。杂志戳烂了。如今我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还到图书馆去。”正是读者发现了这本源自生活、为生活而写的好书。

然而作为专家的评论界却继续保持着沉默。直到1935年,着名记者和作家米·科利佐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对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通讯报道《英勇》,使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和故事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作者1936年12月22日去世前的两年间,小说用各种语言重印再版了50次,总算没枉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人们阅读这部作品,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一次阅读都震撼着他们的心灵,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他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之所以长盛不衰,一是因为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二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保尔是那个时代一面最辉煌的旗帜,他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不畏任何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都已经超越了时代,成为后世人生活的航标。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其中对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至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描写不无偏颇,但瑕不掩瑜,这部作品以它自身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主要写了一个普通工人,保尔·柯察金为了美好生活的理想而奋斗的一生。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严竣生活,在对旧生活的反抗到为新生活而斗争这个过程中,他一步步成长起来。他的成长不是“性格的自我发展”,而是如同作者在回忆自己一生时所说:“钢是在熊熊大火和骤然冷却中炼成的……我们这一代也是在斗争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保尔的一生是崇高理想与现实生活结合的一生。小说通过主人公发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今天看起来保尔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人们由此开始重估保尔和,这其中有不少的质疑,但更多的是人们仍然在怀念那个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断奋斗的保尔。保尔已经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命途多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

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苏联《真理报》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帕斯捷尔纳克

诺贝尔文学奖被许多作家视为极高的荣誉,每一个获奖者都因此而引以为豪,可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中却有一位因此而毁誉交加,这就是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苏联着名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来说隐于荣誉之后的是巨大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是前苏联的诗人、小说家。他1890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多方面的艺术熏陶。他最早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出现的,191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后来又出版了诗集《在街垒上》、《生活啊,我的姊姊》、《主题与变调》等,这表明他已经成了诗坛上的一颗明星。“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6年,长诗《施密特中尉》、《1905年》的发表标志着诗人将视角转到现实与历史方面来,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诗人完成了组诗《在早班车上》,文字风格趋向明朗。他在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也着有一些散文和小说。1957年,长篇小说的发表使他在小说方面的成绩一度盖过了他的诗名。这部对历史深沉思考的长篇小说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因为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中,都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作家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他在国内却备受折辱,不仅作品受到严厉批判,作家本人也被开除作协会籍。在强大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作家在孤独中病逝。

最能显示帕斯捷尔纳克恒久的艺术生命力的是他的着名长篇小说。该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为历史背景,记述了日瓦戈医生的悲剧遭遇,反映一代知识分子对革命时代的复杂心路历程。小说从一个侧面描写了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某些残酷的社会现实。

自小丧母的日瓦戈被舅舅格罗米柯教授抚养成人,成为一名医生。在沙皇军队中,他目睹了战争的苦难和俄罗斯人民的痛苦。“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让医生兴奋不已:“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割去了腐臭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判决书……”然而革命没有带来一劳永逸的幸福安宁,革命之后还有混乱和饥饿,日瓦戈一家也陷入饥饿的困境中。革命并没有像医生想像得那样一切都好了,他开始思考革命之路:“你不能否认这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而是某种从未出现过的荒诞的东西……”对于知识分子日瓦戈来说,革命干扰了他正常的生活秩序,他无法行医和写作。他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也没法继续下去了。有一天他去城里借书,红军游击队员截住他,他被迫到游击队里当医生。因此他同妻子和儿女分了手。过了一年,他从游击队里逃了出来,回到家中,可是家中空无一人。于是他同情人拉娜生活在一起,可是只过了12天,拉娜突然被一位神秘人物接走。走投无路的日瓦戈只身回到莫斯科。8月末的一天,他准备去医院上班,上了一辆拥挤不堪、密不透风的电车。日瓦戈好不容易挨到下车,可只走了两三步,就一跤跌倒,从此再没有起来……一个勤于思索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了。日瓦戈由欢迎“十月革命”,转而怀疑革命,折射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真实的心路历程。日瓦戈是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始终抱着美好生活的理想,可是现实中新的苏维埃政府并非他想像的那样十全十美,革命对于新社会的建设,日瓦戈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了革命带来的污秽和丑陋。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撞死在自己理想之上的知识分子。

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写成之后,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不予接受,并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头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作家并没有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对方被这部小说的深度所震撼,马上用意大利语翻译出版。不久小说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在欧美各国风行一时,许多人认为,是在之后又一部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不朽史诗。

几经周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在冷战时代诺贝尔文学奖也被赋予了某种冷战意味。小说的政治化倾向开始被许多人所讨论,有些人借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和字句攻击苏联。一本小说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大战。苏联也开始反击这些言论,莫斯科《真理报》撰文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苏联国内许多人开始批判起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政府甚至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绝不挽留。这完全出乎帕斯捷尔纳克意料,于是他宣布拒受诺贝尔文学奖,他致电瑞典文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怪。”为保留自己的国籍,帕斯捷尔纳克违心向《真理报》写信检讨了自己对革命的不正确认识。帕斯捷尔纳克的委屈求全保全了自己,后来,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中度过了残生。而他本人则成了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因此而招致耻辱和灾难的作家。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用文学反思极权主义——索尔仁尼琴

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上的领奖演说

诺贝尔文学奖虽说是当今世界文坛的最高荣誉,但是一碗水从来不可能端平,一个多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伴随着一个多世纪的争议,特别是在冷战时代,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处在冷战双方的作家往往成为争议的一个焦点,如果说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是第一个,那么索尔仁尼琴则是另一个成为这种争议的作家。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战死在德国,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在学习上他刻苦努力,他虽然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但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后来他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当过炮兵连长,还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1945年2月,他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此后,他度过了在劳改营的8年。十几年后的1957年他才被宣布“无犯罪事实”。此后,他在梁赞市的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教课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很快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据说,他是经由赫鲁晓夫批准发表的。着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甚至赫鲁晓夫也高度评价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这篇小说引发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不久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可是不久风云突变,《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的政治风向中受到公开批判。这使得索尔仁尼琴所写的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1963—1967年)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年)不可能在苏联国内公开发表,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因为涉及苏联的敏感问题很快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索尔仁尼琴因此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这被苏联官方视为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也开始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不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飘荡国外多年,直到1994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他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才开始在国内公开出版。

索尔仁尼琴坚信文学所负有的崇高使命。他主张文学肩负起这种崇高的使命,而使文学成为民族的活的化石是他的文学理想。最能表现索尔仁尼琴这种抱负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显然是前苏联时代的某种隐喻,在这里“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淡!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是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阴影。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着,被称作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书名“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它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用“群岛”这个比喻,意在说明这种制度无孔不入,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全书由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七部分组成;“群岛居民”的经历是全书的线索,中间还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显示了俄罗斯史诗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新进展。索氏在《古》一书中以白描的手法,未加任何渲染,也没有无谓矫饰地叙述了苏联劳改营的产生、发展和逐渐衰败的过程,对其中涉及的一些本质性敏感问题也毫不回避,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勇气。索氏以亲身体验为基线,一层一层展开把读者带入一个20世纪人间地狱,书中处处闪烁着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人间丑恶的痛恨。书中不止于感情的控诉,还作了大量的理性思考,作者深刻反思了革命后的极权政权对人性的扭曲。作者也写了古拉格群岛的子民们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的抗争。劳改犯们为了生存,用帽子当饭碗,为了不至于被冻死而拼命干活……古拉格群岛的历史又可称作是一部民族奋争的史诗,是一曲20世纪超越了的宏大交响曲。

这部小说受到关注是与它所暴露苏联的阴暗面分不开的,这使他在文学史上受到很多非议,这种带有强烈现实诉求的作品在艺术上靠得住么?事过境迁后这仍是许多读者的疑惑。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你自己进入到这部作品中,你也许会平心静气的发现它的价值。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为美国诗坛吹响革命的号角——惠特曼

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们,以及以后的各代人,我和你们在一起。

——惠特曼

他活过了,他死了,而死已不如从前那样可怕了……他所讲述的那些勇敢的话还会像号角那样向那些垂死者响亮地吹奏……他活着时我爱他,他安息之后我仍然爱他。

——罗伯特·英格索尔在惠特曼墓前的讲话

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19年出生于美国长岛亨廷顿附近的西山村。他年幼时只在布鲁克林上过5年学,11岁时就当了律师事务所的勤杂工,后来又在几家排字车间学习。1836年至1841年间,他在长岛各地当乡村教师。不久他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与少量诗歌,当了一段时间的报纸编辑,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

1848年是惠特曼一生中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开始决心当一名作家,并更多地转向了音乐、文学、绘画、雕塑等方面。在此之前,他所写的东西只是一个编辑的份内作品,算不得是文学。

这一决心的结果,便是在1855年的美国国庆日这一天,惠特曼自费出版了他的。初版很薄,还不到100页,包括一篇序和12首诗,卷头有一幅惠特曼的铜版像。当时的惠特曼还年轻,他有些随随便便、心不在焉地站在那里对着镜头,一副劳动者的打扮,斜戴着草帽,衬衫领口敞着,嘴上蓄着短须,右手插在裤袋里。这样的形象很能代表他的这部诗集的风格:年轻,有朝气,粗犷,有那么一点肆无忌惮,带有一种自信,自以为是个先知和代言人。他在自序里说的“一个诗人必须和他的民族相称……他的精神应该和他的国家的精神相呼应……”云云,就确实带有点先知的口吻。不过照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位诗坛新人似乎不应该自我感觉这么良好。在评论界招来一片骂声,口诛笔伐的文章要比这部薄薄的册子厚得多。评论家们还都很不客气,有的话还带了一些人身攻击的成分,看上去和骂街已经没什么两样。波士顿的《通讯员》称这部诗集为“浮夸、自大、庸俗和无聊的大杂烩”,作者则是疯子,“除了给他一顿鞭子,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英国人也来凑热闹,伦敦《评论》报认为“作者的诗作违背了传统诗歌的艺术。惠特曼不懂艺术,就像畜生不懂数学一样。”

初版印了1000册,一本都没有卖掉,全送了人。不过似乎没什么人愿意领惠特曼的情,他送惠蒂埃的那本被很干脆地扔进了火里,而朗费罗、洛威尔、霍姆斯等人也都对它不屑一顾,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诗人们显然认为,这位外表看上去和他的诗歌(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一样粗野的木匠的儿子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他们的同行。若干年后,当人们回过头再去读爱默生的那封信时,里边的话已不再被看做是溢美之词了,惠特曼和他的确实都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这时爱默生早已作古,但却犹如一个不断萌动的有机生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茁壮成长,8次修订,8个版本,到1892年惠特曼逝世前,已出到第9版,里面所收的诗歌也由原先可怜的12首发展成近400首。

几十年间,时代的变迁是巨大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内战,罪恶的黑人奴隶制被废除,一位伟大的总统被刺杀,70年代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工运动;所有这些都成了充实的重要内容。惠特曼是一个时代的歌手,当狄金森在幽闭的居室中经营自我的诗歌世界的时候,惠特曼经历了他认为应该经历的一切,“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们,以及以后的各代人,我和你们在一起”。

林肯之死震撼美国,现在当我们要为当时人们的悲痛和悼念之情找一个合适的注脚时,惠特曼的诗总是被第一个提起。他的那首《啊,船长啊!我的船长》曾被选入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我相信很多和我同龄的人最初接触到惠特曼,就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评论家们对向来有个共识,那就是认为这部诗集是一个以草叶为象征的有机生命体,“洋溢着希望的绿色素质”。回顾的成长历程,这话是没说错,但我总觉得还不够。我更愿意认同惠特曼自己对的看法,他说:“同志,这不是一本书,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这是一句非常感性的话,包含了惠特曼在几十年间经历的无尽沧桑。惠特曼一辈子只出过一部诗集,但已经足够了,因为这部诗集已经足够令他位列美国诗人之王而无愧色。我更想说的是,他为一部书所倾注的那些心血,所承受的那些风风雨雨,已经是他那些一部又一部地出书的同行们所难以想像的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同时代人漠视了他的存在,虽然他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歌唱,但他的歌唱是要付出代价的。的出版从来不是一片坦途,它是书籍检查官眼里地地道道的“淫书”。

1865年夏,惠特曼失去了他在华盛顿内政部的公职,因为新任部长在读到后,认为作者是个不道德的人。就连他的那位知音爱默生也并不总是毫无保留地赞同他。1860年第三版行将推出时,老先生劝惠特曼把其中描写性爱的组诗《亚当的儿女》抽掉,但惠特曼并没有因为知遇之恩而接受他的意见。当出版商们把看做洪水猛兽时,惠特曼就自己排印,自己发行,甚至自己出去兜售,这让人不得不对惠特曼的那种自信和执着感慨万分;能出到第9版绝对是个奇迹,惠特曼没转行去干别的也是个奇迹。现实毕竟不是童话世界,爱默生的褒扬并没有令惠特曼荣名一生,他身后地位崇高,生前却是异常地寂寞孤苦,惟有伴其一生。

惠特曼的诗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接受,绝大部分原因是里面所描写的有关性的内容。当时嫖妓的美国人不在少数,但公开为性爱歌唱的人却很罕见。惠特曼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坦率,特别大胆,他在一首诗里宣布“性包罗一切,肉体、灵魂、意义……世上一切的政府、法官、神、信徒们/这些都包罗在性里,作为它的各部分和理所当然的明证”。他甚至还写到了同性恋,这些在当时清教传统根深蒂固的美国社会中无疑都是惊世骇俗的,惠特曼也因此背上了色情诗人的骂名。100多年后,金斯堡也推出了同样惊世骇俗的《嚎叫》,但他可没有惠特曼那么孤独,金斯堡的狂热信徒之众是生前的惠特曼想都不敢想的。社会风气仿佛是放宽和了。到了今天,惠特曼究竟是不是个色情狂,相信已经很清楚了。在我眼里,始终是一个人的形象,这是个像惠特曼那样的典型的美国男人,从欧洲大陆带来的那种清教徒气质被统统丢掉,不修边幅,有些粗野,充满了七情六欲,但生气勃勃,在艰苦的拓荒生活中时时放声歌唱,尊重女性,同时也毫不掩饰对对方的爱慕与性的渴望。这个美国人为美好的性爱歌唱,就像歌颂平等、民主和自由,同样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不管有没有必要,把有关性的内容抽掉,还是一部伟大的书,不过已失去了很多极具生命力和美国特色的东西。

解放了美国诗歌,甚至对整个英语诗歌来说,它的影响也可以用“革命”二字来形容。当朗费罗等人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还在同欧洲传统亦步亦趋时,惠特曼已创造出了一种富有内在节奏的自由体诗,可以说从他开始,美国诗歌才真正获得了气势磅礴的表现力。后来的美国诗人,比如金斯堡,把惠特曼看做是创作上的导师,是有道理的。

中国的新诗革命有很大一部分功劳也可以归到惠特曼身上,因为旗手郭沫若原本就是他的信徒。终其一生,为了,惠特曼都在进行着战斗,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反对“躲躲闪闪、鬼鬼祟祟、模棱两可,不敢打出鲜明旗帜”的艺术,他的诗歌就是那么的坦率而有力。惠特曼捱了一辈子的穷,晚年中风瘫痪,孤苦地在一个小镇隐居。我相信在那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惠特曼和他的这部诗集之间已经不光是一种相濡以沫的关系,二者已融为了一体,任何一方倒下,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有的诗人值得你付出自己全部的灵魂去爱他,惠特曼就是这样的诗人。他早就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民族诗人了,除了他那个时代的着名演说家罗伯特·英格索尔在他墓前的讲话外,实在没有别的什么言语能更恰当地表达世人对这位诗人的尊敬和喜爱了:“他活过了,他死了,而死已不如从前那样可怕了……他所讲述的那些勇敢的话还会像号角那样向那些垂死者响亮地吹奏……他活着时我爱他,他安息之后我仍然爱他。”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为娱乐的写作——爱伦·坡

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

——萧伯纳

在美国文学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爱伦·坡更加命运坎坷的大作家了。他的一生大多在同命运搏斗的逆境中度过。在爱伦·坡成长的时代,美国文坛文豪辈出,欧文、库伯、梭罗、霍桑和爱默生等等,不一而足,但历史却只给爱伦·坡戴上了天才的桂冠。

1827年5月,位于波士顿市华盛顿街70号的一家小印刷所出版了一本名为《帖木尔及其他诗》的薄薄的诗集。那家印刷所的老板兼工人是个19岁的小伙子,名叫卡尔文·F·S·托马斯,他把自己的名字印在该书的扉页上。那本诗集的作者是个18岁的青年,名叫埃德加·爱伦·坡,但他在诗集上留下的作者署名则是“一个波士顿人”。时光荏苒,那位姓托马斯的印刷商自那之后便销声匿迹并无从查找,而那位匿名作者后来却蜚声文坛并名垂青史。那本收诗10首、只印了大约50册、售价为12美分半的诗集原版,如今只有4册留存于世,早已成了美国文库中的无价之宝。

爱伦·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40年(1809—1849年)。爱伦·坡于1809年1月19日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流浪艺人的家庭里。他很小就父母双亡,被他的教父收养。在里士满他养父母的家里,他几乎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家具齐备的房间、最新式样的服装、各种他爱读的书籍。他甚至还有一架养父约翰·爱伦为他买的天文望远镜,并经常约朋友来家和他一起眺望星空。

少年时代的坡遭受过一次打击,那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去世。这女人是坡的同学罗伯特·斯坦纳德的母亲,她端庄美丽,成了坡心中美的偶像。1824年4月,31岁的斯坦纳德夫人病故,坡为此非常伤心,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神思恍惚,常做恶梦,而且多次在夜里到斯坦纳德夫人坟头哭泣。这种“失美之痛”使他后来写出了《致海伦》一诗。就在斯坦纳德夫人去世前后,约翰·爱伦的商行在长时间不景气之后终于倒闭,这段时间爱伦动辄发怒,坡开始感到往日的父爱越来越少。不过约翰·爱伦仍然把坡送进了弗吉尼亚大学,但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每名学生1年的费用约为350美元,而爱伦只给了坡110美元。这导致了坡后来中途辍学并最终与养父决裂,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坡是怀着他的文学梦开始漂泊的。可惜他在波士顿出的那本《帖木儿》无人问津。迫于生计,他化名应征入伍,后来还进了西点军校。可对文学的渴望使他设法离开了军校。在其后的日子里,他为了生活苦苦挣扎。

1849年10月3日,有人在巴尔的摩街头发现了处于昏迷状态的坡,4天后,在美国文学史上,堪与马克·吐温并称的小说家兼诗人爱伦·坡溘然长逝。死之前,他对着头顶阴霾的天空愤愤叫道,“愿上帝保佑我!”这是他向命运第一次乞求宽恕,也是最后一次对之最有力的抗争。

综观爱伦·坡的一生,一直都陷于痛苦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不幸总是接踵而来,他失去双亲,继而失去兄妹,再而失去对其呵护有加的养母、失去爱妻、失去生活保障、最后失去种种生活的理想,致使他的内心始终处于颤栗之中,恐惧占据他心头。“恐惧”是他一生的主题,也成为他所有作品的主题。

在他短短一生写下的不少作品中,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文坛上,除了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之外,几乎无人可与之抗衡。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却把坡誉为“最有见识、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称“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

他一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艺术主张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论文。在这些作品中,他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他认为“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而在故事写作方面,艺术家就不妨力图制造惊险、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而且每篇作品都应该收到一种效果。”

坡的小说,特别是恐怖小说,不仅描绘了令人战栗的现象,而且抽丝剥茧地探讨了因恐惧而丧失理智的过程,成为心理分析小说的滥觞。爱伦·坡首开先河创造了四种迥然不同的小说叙述类型:一是恐怖悬疑小说,大多是与异常心理的探讨有关,被视为其代表作的,如《亚夏古屋的崩塌》、《贝瑞妮丝》、和《泄密的心脏》;二是假想故事,虽然不可信但具有寓言性,这方面的作品如《红死病之面具》、《别用你的脑袋跟魔鬼打赌》等;第三类是极为着名的,那就是侦探推理小说,爱伦·坡是侦探小说的鼻祖,着名的侦探小说人物柯南的形象与爱伦·坡《莫格街凶杀案》、《玛莉罗杰奇安》中的杜宾十分相似,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第四类是科学冒险小说,如《热气球轶事》。这四种类型都是爱伦·坡开创的先河。

真正的天才都是不幸者,他们很难得到同代人的理解和赏识。坡曾试图阐释死亡欲望,可在弗洛伊德为其下定义之前,谁会理解这种欲望呢?坡喜欢描写血淋淋的暴力,可在海明威那些短篇小说问世之前,谁会认为暴力小说也是纯艺术呢?坡特别擅长制造恐怖悬念,可那个时代的读者尚不知“心理恐怖小说”为何物。坡不止一次地以双重自我作为小说的主题,可当时评论家的词库中还没有分裂人格这个字眼。坡仰天浩叹青山绿水被高炉浓烟蹂躏,可19世纪的芸芸众生还没有环保意识。

坡俯首嗟叹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可那时的文化人并不热衷于谈论终极关怀。坡在《诗歌原理》中点评平克尼的一首诗歌时说:“不幸的是平克尼先生出生在遥远的南方,不然他早就成了美国的头号抒情诗人。”若平克尼真是生错了地方的话,那爱伦·坡则是生错了时代。这位不幸的天才本该生在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纪。似乎坡当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在《我发现了》中说:“我不在乎我的作品是现在被人读还是由子孙后代来读,我可以花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爱伦·坡谢世已整整150周年,但愿他等来的读者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爱伦·坡葬于巴尔的摩,是一些不相干的人,甚至是对他怀有敌意的人将他安葬的。他们订购了一块厚重的石板,置于曾经很不安分的诗人的墓穴上,他们希望诗人能够就此沉息。当他们将这块石板盖上的时候,它却断裂了。次年春天,石板的裂缝中长满了随风飘来的种子生发的野花,整座坟墓被点缀在朵朵野花、丛丛野草之中。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清教徒时代的悲剧之爱——《红字》

爱总要比恨来得容易,这正是人类本性之所在。……恨甚至会通过悄悄渐进的过程变成爱。

——霍桑

纳撒尼尔·霍桑出生于新英格兰一名门望族,他家世代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境已经大不如前。14岁时,霍桑到祖父的庄园上住了一年。那附近有个色巴果湖,霍桑经常到那里打猎、钓鱼、读书,充分领略自然风光。据他晚年回忆,他的一生以这段时间最为自由愉快,而他的孤僻个性和诗人气质,也是在这里形成的。

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浓重的加尔文教气氛,深深地影响了霍桑,他自幼性格阴郁,耽于思考;而祖先在迫害异端中的那种狂热,则使他产生了负罪感,以致入大学后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了一个“.”表示有别于祖先。从他12岁以来的日记判断,他在观察及写作上,都是早熟的。

1825年,22岁的霍桑从大学毕业后,回到萨菜姆故居,一住就是12年,把时间全都用在了思考、读书和写作上。由于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他最初的几篇短篇小说都是匿名发表的,他甚至还焚毁了一些原稿。经过长时间的磨练,霍桑终于在1837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从此以善于写短篇小说而着称。

霍桑的身世和经历是形成他的复杂的世界观和独特的创作思想及手法的直接根源。

是霍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850年该书问世后,霍桑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公认的最重要的作家。

描写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跟丈夫从英国移居当时尚属英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中途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虏。海丝特只身到美后,迫于生活,被一青年牧师诱骗怀孕。此事,被当地虚伪的清教徒社会视为大逆不道。当局把海丝特抓起来投入监狱,游街示众,还要终生佩带象征耻辱的红色的A字(Adultery:通奸女犯),站在示众台上受审。州长亲自主持了对海丝特的审讯,她所属教区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一个被公众视为最高道德典范的诱骗海丝特的奸夫,也假惺惺地劝说她招出奸夫的姓名。但海丝特宁愿一人受辱,誓死也不招供。在远离社会、远离人群、受尽屈辱的处境中,海丝特孤苦顽强地生活着,全仗刺绣为生。她生活中的惟一支柱是抚养掌上明珠般的女儿珠儿。海丝特这种忍辱负重、代人受过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丁梅斯代尔大为感动,也大受刺激,不久他便心力交瘁地病倒了。而获释归来,一直在暗中侦察底细的海丝特的丈夫罗杰·奇林渥斯医生,在给丁梅斯代尔治病中,已基本了解到了真情,并欲置丁梅斯代尔于死地。为了逃脱,海丝特跟丁梅斯代尔议定在新市长就职那天,带上孩子一同乘船逃走。但此事也被奇林渥斯识破,逃脱不成。于是,丁梅斯代尔在新市长就职那天,携海丝特和珠儿走上示众台,当众宣布了自己诱骗海丝特的事实,并死在海丝特怀抱中。海丝特也从此得到了解放,带着珠儿远走他乡。若干年后,珠儿长大成人,安了家立了业,而海丝特却一人再回到波士顿,仍带着那个红色的A字,把耻辱的红字变成了道德与光荣的象征,直到老死。

小说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国社会法典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道德的虚伪。主人公海丝特被写成了崇高道德的化身。她不但感化了表里不一的丁梅斯代尔,同时也在感化着充满罪恶的社会。至于她的丈夫奇林渥斯,小说则把他写成了一个一心只想窥秘复仇的影子式的人物。他在小说中只起情节铺垫的作用。

小说惯用象征手法,人物、情节和语言都颇具主观想象色彩,在描写中又常把人的心理活动和直觉放在首位。因此,它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

为了表达深遂的主题,霍桑在自称为“心理罗曼司”的小说中,极尽讽示隐喻和象征比拟之能事。的故事一开篇,映入读者眼帘的,是“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在万事草创之时忘不了与墓地同时修建的监狱,这株“文明社会的黑花从来不曾经历过自己的青春韶华”,因为它“与罪恶二字息息相关”,它那狰狞阴森的外貌,连同门前草地上“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的不堪入目的杂草”,都增加了晦暗凄楚的色调,然而在这一片灰黑之中,却傲然挺立着一丛玫魂,“盛开着宝石船的花朵”,象征着人类的道德……这种用略带神秘色彩的自然景象烘托环境、渲染气氛和映衬人物心理的手法俯拾皆是。最突出的便是丁梅斯代尔牧师和海丝特及珠儿在夜晚和密林中的两次会见。由红字联系在一起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同时出场,如同戏剧中叠起的高潮,把全书紧织在一个严密的结构之中。

霍桑是一位世界观相当复杂的作家,他选择爱情悲剧作为的主题,使自己深深陷入难解的矛盾之中。爱情本是人类的天性,但按照基督教义,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懂得了男欢女爱,不再靠上帝创造而由自己繁衍人类,这本身正是“原罪”,至于私情,更触犯了基督教的第七戒。霍桑虽深受教会影响,但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爱情早已成了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时时受到歌颂,他即使再保守,也不会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了。于是,书中便处处可见作者难言的苦衷。他虽然谴责不合理的婚姻,甚至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说成是“神圣的贡献”,但不敢肯定不合“法”的感情,更不肯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实际上,霍桑在中要表达的,是社会现状和人类命运,并借以进一步探讨他所关心的“善”与“恶”的哲理。那座构成故事中心场景的示众刑台,开始时被描述成“像是教堂的附属建筑”,似是要把社会的丑恶及不人道归咎于宗教,但继而又被描写为“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党人的断头台”,表明了他对社会变革的不解与疑惧。从这一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以敏锐的目光洞悉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并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他从人道主义出发,把社会的不合理现状和人类的悲惨命运,归结为“善”与“恶”之争,但他的善恶观又深受宗教教条的浸染,成了缠夹不清的空泛议论,说什么“爱总要比恨来得容易,这正是人类本性之所在。……恨甚至会通过悄悄渐进的过程变成爱。”还提出“恨和爱,归根结底是不是同一的东西……”;而书中那种浓重的阴郁色彩,也给人压抑多于振奋的感受。

霍桑所擅长使用的渲染气氛、深挖心理的手法,颇为后世所推崇,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直至犹太作家索尔·贝委和艾萨克·辛格,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等,无不予以运用。单就这一点而论,霍桑对世界文坛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的代表作不愧为不朽巨着。

于1850年出版后,翌年便有了德译本,3年后又有了法译本。在它流传的140年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改编成戏剧和歌剧。我国自30年代以来亦有多种译本问世。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挑战自然的悲剧——麦尔维尔和他的《白鲸》

我写了一本邪书,不过,我觉得像羔羊一般洁白无疵。

——麦尔维尔

《莫比·迪克》(即)的读者大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威拉德·索普

麦尔维尔的祖先是苏格兰的一个名门望族,早在麦尔维尔祖父那一辈,就已经来了美国,并且参加了独立战争,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在他少年时代,父亲破产,家庭一下子从富裕堕入潦倒之中。此后不久,他不得不从银行职员做起,先后做过店员、农场工人和小学教师,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1837年,18岁的麦尔维尔怀着满腔的忿懑和对社会的抵触,逃上了一艘帆船,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涯。第一次的航海只是激起了他更强烈的愿望,从1841年起,他开始登上捕鲸船做水手了。在随后的3年间,麦尔维尔随着捕鲸船到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大大开阔了眼界。不仅如此,他还和捕鲸船上的其他伙伴一起,同捕鲸船上的专制行为做了一定的斗争,并且还曾因暴动等原因被监禁。后来,麦尔维尔加入了美国军舰“美国号”,在舰上服役,直到1844年他在波士顿上岸,结束自己的航海生涯。

1841年到1844年的航海生涯对麦尔维尔的一生影响很大,而这其中,相当的时间是在捕鲸船上,这样,麦尔维尔的思想基本上被奠定了。坎坷的经历、丰富的生活和强烈的思想构成了以后麦尔维尔写作生涯的基础。他的作品是他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思想的写照。

的创作始于1850年2月,终于1851年夏,出版于同年。那年他32岁。这本应是一个辉煌的年纪,还本应创造更大的辉煌。现在的读者无法想像,现在看来这部美国文学史上的史诗之作在当时非但没有引起轰动,还受到了许多的非议。可是,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没有给麦尔维尔带来应该给他带来的东西,因为和麦尔维尔同时代的人没有看懂这部作品,更没有认定他在文学上前所未有的价值。在麦尔维尔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了解他,更没有人把他奉为大师,他依旧是一个小人物,靠着微不足道的工作薪水度着余生。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围绕着麦尔维尔,围绕着,一切都是悲剧。创作悲剧作品本身并不是悲剧,只有创作悲剧作品的人成了现实悲剧中的主人公时,真正的悲剧才产生了。1851年,他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又名《莫比·迪克》),但没有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重视,这使他十分失望。之后,麦尔维尔后期作品中比较重要的有小说《彼埃尔》(1852年)、《伊萨雷尔·波特》(1855年)、《骗子》(1857年)、长篇小说《比利·巴德》(死后于1924年被整理发表)和短篇故事集《广场故事》(1856年)。但是以上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受到读者的冷遇,麦尔维尔本人也几乎被人遗忘。1891年,麦尔维尔在世人的漠不关心中逝世于纽约——他的出生地。死后3天,《纽约时报》才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被麦尔维尔的下一代人读懂,评论家惊讶地说:这是一部旷世之作呀!今天,麦尔维尔和他的是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被广泛研究的作家和着作之一。

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有时比拟为作者的伊什梅尔,他受雇于“裴廓德号”出海猎鲸,船长亚哈是个狡猾老练的水手,计划向一只前次航行中毁了他一条腿的白鲸莫比·迪克复仇。大副斯达巴克试图说服亚哈放弃复仇计划,但疯狂的老人胁迫他遵从命令。在寻找莫比·迪克的过程中,他们捕到一些鲸鱼,并与几条捕鲸船相撞。后来,他们发现了白鲸,亚哈在与之交战3昼夜后,用鱼叉刺中莫比·迪克。白鲸被激怒,将“裴廓德号”撞沉,所有水手中只有伊什梅尔被救起,得以讲述此故事。

主人公亚哈船长和白鲸莫比·迪克是一对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强烈的冲突。用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衡量,这个冲突的发生是客观的、必然的、不可回避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体现。亚哈船长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代表,是人类派来征服自然的。他是普通的人,却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坚毅刚强和不为名利所动的种种美德,但同时,在他的身上我们还发现了疯狂、自私、刚愎自用等种种劣迹,使我们对这一形象产生了全面立体的认识。从他的美德看,他近乎神明,让人信奉和激动不已;从他的阴暗的一面看,他又越来越接近莫比·迪克而成为了一个恶魔,让人感到可憎又可怕。正因为如此,亚哈船长才是一个真实而强大的人,只有他才能完成人类所赋予的剿灭白鲸的使命。

对于亚哈来讲,这使命是神圣的,是历史性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是由无数个剿灭白鲸一样的过程组成的,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亚哈作为领袖。这领袖非亚哈莫属。因为亚哈既强大威严得像一个神,又确实是一个人。人类不可能依靠神力来征服和改造自然,那只是被称作神话的美好愿望。亚哈担起了进击自然的使命,它赢得了所有勇敢的人的尊敬和爱戴,他招致在自然面前缩首缩脚的懦弱的人的恐慌甚至憎恨。于是,人类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并且一步步加剧,仅次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内部的矛盾,必须克服自身的种种弱点,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自然的较量中获得成功。

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包括了以上种种的因素。“裴廓德号”是人类社会本身的一个高度概括,是那个年代人类状态的一个缩影。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一个浓缩,是无数次殊死斗争中的一次。白鲸莫比·迪克是自然的代表,当然它也是自然阵营中最杰出的代表。莫比·迪克是一种自然力量的象征,是同样强大的自然的一种具体体现。自然由强大的莫比·迪克和无数个平庸的其他组成,正像人类由强大的亚哈和无数个平庸的斯达巴克、斯塔布和弗拉斯克组成一样。自然是丰厚和大度的,它是人类的依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库,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失去了它,人类将不复存在。自然是吝啬的,它从来都不主动给人类什么,人类从它身上得到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索取甚至掠夺而实现的。

所以,人类搞不清自然究竟是人类的恩人还是仇人,还是时而是恩人时而是仇人,这一点,恐怕它自己也搞不清楚,因而才如此的矛盾重重。但是,仅就大鲸而言,自然和人类的冲突只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因为,人类行为方式在大鲸的身上只体现出对自然最残酷和最无道的一面,同样,大鲸所回报给人类的也只有殊死的反抗和阴险的报复。

在这样无数的矛盾之中,无数的冲突产生了。莫比·迪克充当着自然界的酋长,自命为自然的守护神,因而亚哈和莫比·迪克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自然与人类的冲突中,结局的胜负是事关重要的,它影响着世界的前途,自然也决定着人类和自然的命运。最终亚哈和莫比·迪克同归于尽了。人类和自然谁也征服不了谁,他们就像是地球的两个极一样,互为依靠,互为补充,维持着世界的运转。人类和自然,是做敌人还是做朋友,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逝去了的亚哈和莫比·迪克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现代人不知能否解决。人类如何面对自然,是人类所永久面临的一个话题,是人类能否保持自身的一个关键。

是伟大的作品,是力量和思想的所在,是美国文学史上的史诗之作。作者从富有到贫困的转折决定了他坎坷而闪耀着光彩的命运,而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断抗争,则决定了他人生的力度和作品的力度。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挑起一场大战的小说家——斯托夫人

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亨利·朗费罗

我在书中只是概略地描述了这个民族的痛苦:家庭破碎使多少人心灵受到摧残和折磨!这种痛苦是如此无助和悲哀,甚至会使人濒临崩溃的边缘。许多在世的老人在回忆中仍然留有过去凄惨的印迹:迫于奴隶制的压榨和冷酷行径,有的母亲为了免遭生离之痛,被迫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再自杀。美国政局的立场和基督教义都维护奴隶主阶层的利益,那么,我们怎能尽述沿海地区的无数悲剧呢?

——比彻·斯托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前夕,总统林肯接见了一位女士,并称她为“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部书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位“小妇人”就是斯托夫人。

比彻·斯托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曾经做过教师。她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宗教思想、舅舅的自由党信仰和司各特浪漫主义小说的影响,在学生时代即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她在辛辛拉提市住了18年,与南部蓄奴的村镇仅一河之隔,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逃亡的黑奴。奴隶们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她深深的同情。她本人也去过南方,亲自了解了那里的情况,《汤姆叔叔的小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此书于1852年首次在《民族时代》刊物上连载,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们无与伦比的欢迎,仅第一年就在国内印了100多版,销了30多万册,后来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汤姆叔叔的小屋》讲述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故事从一个奴隶主与一个奴隶贩子的讨价还价中开始。美国肯塔基州的奴隶主谢尔比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失败,为了还债,决定把两个奴隶卖掉。一个是汤姆,他是在谢尔比的种植场出生的,童年时就当伺候主人的小家奴,颇得主人欢心,成年后当上了家奴总管,忠心耿耿,全身心维护主人利益。另一个要卖掉的奴隶是黑白混血种女奴伊丽莎的儿子哈利,伊丽莎不是一个俯首帖耳死心塌地听主人摆布的奴隶,当她偶然听到主人要卖掉汤姆和自己的儿子哈利后,就连夜带着儿子在奴隶贩子的追捕下跳下浮冰密布的俄亥俄河,逃到自由州,再往加拿大逃奔。她丈夫乔治·哈里斯是附近种植场的奴隶,也伺机逃出来,并与妻子汇合,带着孩子,历经艰险,终于在废奴派组织的帮助下,成功地抵达加拿大。

汤姆却是另一种遭遇。他知道并支持伊丽莎逃走,但是他自己没有逃跑。由于他从小就被奴隶主灌输敬畏上帝、逆来顺受、忠顺于主人这类的基督教说教,对主人要卖他抵债,也没有怨言,甘愿听从主人摆布。他被转卖到新奥尔良,成了奴隶贩子海利的奴隶。在一次溺水事故中,汤姆救了一个奴隶主的小女儿伊娃的命,孩子的父亲圣·克莱从海利手中将汤姆买过来,让他当了家仆,为主人家赶马车。汤姆和小女孩建立了感情。不久小女孩突然病死,圣·克莱根据小女儿生前愿望,决定将汤姆和其他黑奴解放。可是当还没有来得及办妥解放的法律手续时,圣·克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被人杀死。圣·克莱的妻子没有解放汤姆和其他黑奴,而是将他们送到黑奴拍卖市场。从此,汤姆落到了一个极端凶残的“红河”种植场奴隶主莱格利手中。莱格利把黑奴当作“会说话的牲口”,任意鞭打,横加私刑。汤姆忍受着这非人的折磨,仍然没有想到要为自己找一条生路,而是默默地奉行着做一个正直人的原则。这个种植场的两个女奴为了求生,决定逃跑,她们躲藏起来。莱格利怀疑汤姆帮助她们逃走,把汤姆捆绑起来,鞭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是汤姆最后表现出了他对奴隶主的反抗,什么都没有说。在汤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过去的主人、第一次卖掉他的奴隶主谢尔比的儿子乔治·谢尔比赶来赎买汤姆,因为汤姆是小谢尔比儿时的仆人和玩伴,但是汤姆已经无法领受他过去的小主人的迟来的援手,遍体鳞伤地离开了人世。乔治·谢尔比狠狠地一拳把莱格利打翻在地。就地埋葬了汤姆。回到家乡肯塔基后,小谢尔比就以汤姆大叔的名义解放了他名下的所有黑奴,并对他们说:“你们每次看见汤姆大叔的小屋,就应该联想起你们的自由。”

《汤姆叔叔的小屋》既描写了不同表现和性格的黑奴,也描写了不同类型的奴隶主嘴脸。它着力刻画了接受奴隶主灌输的基督教精神、逆来顺受型的黑奴汤姆;也塑造了不甘心让奴隶主决定自己生死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黑奴,如伊丽莎和她的丈夫乔治·哈里斯。同时,也揭示了各种类型的奴隶主的内心世界和奴隶主不完全相同的表现。这本书通过对汤姆和乔治·哈里斯夫妇这两种不同性格黑奴的描述,告诉读者:逆来顺受、听从奴隶主摆布的汤姆难逃死亡的命运,而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乔治夫妇却得到了新生。

斯托夫人认为奴隶制度的存在是美国最大的时弊和耻辱,她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万恶的奴隶制度还要存在多久?这部小说也像炸弹一样震惊了整个美国。《汤姆叔叔的小屋》为废奴运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它造成的巨大的社会舆论大大推动了美国废奴运动的发展;这部小说的出版和1859年爆发的以黑奴约翰·布朗为首的奴隶起义成为南北战争前夕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个时候,敏锐的人们已经能够隐隐听到一场伟大的战争的隆隆炮声。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从领航员到作家——马克·吐温

他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因为这一点点的反抗,就使现在新土地里的儿童,还笑道:马克·吐温是我们的。

——鲁迅《的黑人奴隶,应该告发,哈克却没有告发吉姆。但是哈克却也像一般白人那样歧视、戏弄他。在以后与吉姆的相处中,他发现吉姆诚挚忠厚,“倒是个挺好的黑人哩”,于是同吉姆成了知心朋友。不但不再戏弄他,还主动帮助吉姆逃走。在哈克身上体现了一种真诚的友谊。至此哈克经过思想斗争,成为一个具有“健全的心灵”,而不论种族、肤色,主张人人平等的有民主思想的人。

马克·吐温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当1900年爆发义和团反帝斗争时,他称赞义和团说:“中国人当中只有他们爱国,我希望他们成功。”他反对“入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要求“让中国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美国人民尊马克·吐温为“我们文学上的林肯”。他说“工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他一生都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不愿意把“真理带到坟墓里去”。1910年4月,他病在榻上。临终前,他口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恨,让速记员记下来,准备发表于天下。4月21日,这位文坛泰斗溘然长逝了。

通过黑奴吉姆为了摆脱被奴役、被出卖的命运,从蓄奴主那里逃跑出来到处流浪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对于处在奴隶地位的黑人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生活的无限同情,同时,还谴责了蓄奴主的暴虐无道和罪恶的种族歧视。

较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极度夸张的手法,使作品具有诙谐、幽默、滑稽可笑、漫画化的风格。由于作者看不到种族压迫的阶级实质,所以在小说中对黑奴的解放采取了道德感化的阶级调和的态度。

塞缪尔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12岁的塞缪尔被送进肯尼波尔城的印刷厂当了学徒。这里仅供吃穿,不发工钱。他比老板矮半截,却穿着老板给的肥衣长裤,简直就像钻进了帐篷里一样。后来,他离开了这家印刷厂,做了一名流浪的排字工人,来往于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各个城市。在密西西比河上,他经常听到轮船上的水手们测量水深时喊道:“马克·吐温!”意思是说水有“两寻”深(“寻”是英美长度的旧称,一寻合1.829米)。领航员听到这种喊声就放下心来,引导着轮船安全行进。他把领航员看做是密西西比河上的“国王”和“主宰”,十分羡慕这个职业。后来经过刻苦努力,他掌握了领航技术,做了领航员。他漂流在大河上下,接触到各种脸谱的人物,洞察他们的心灵,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性格,长了许多见识。他开始写些小文章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并且用水手喊的那句话“马克·吐温”作为笔名。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了。马克·吐温真正的文学活动开始于这场战争之后。他的主要作品有:《傻瓜出国记》、、、《王子与贫儿》、《密西西比河上》、、《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使用私刑的合众国》、《战争祈祷》等等。1875年,在脱稿后,马克·吐温即着手写作。开始时进展顺利,不久却难以为继,中道搁浅。再次历经6年的酝酿构思之后,马克·吐温终于重新握笔,一气呵成,1884年,小说问世。这部“姗姗来迟”的小说是马克·吐温最成功的作品。海明威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最佳的一部书,现代美国文学源出于此。

马克·吐温(1835—1910年),美国19世纪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文学上的林肯之称。他原名塞缪尔·兰格洪·克莱门斯,生于密苏里州一个不大的村落里。马克·吐温的父亲是地方法官,经济收入不多,家庭负担颇重。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全家迁移到密西西比河岸边的肯尼波尔城。这里是一片几乎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满目荒凉。童年的塞缪尔经常跑到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和一群小孩子一起,偷偷地去游泳,捕捉响尾蛇和蝙蝠,采集榛子和野山莓。同时他和那里的黑人交上了朋友,每到傍晚,就和孩子们一起围坐在黑人丹尼尔大叔身旁,听他讲述动听的故事。塞缪尔热爱这些勤劳朴实的黑人,尊重他们的智慧和品格,甚至把丹尼尔大叔看做是人类高尚品质的化身。肯尼波尔城是哺育塞缪尔童年的摇篮,他在这儿找到了欢乐,找到了知己,找到了以后创作的丰富的素材。

后来,马克·吐温对小说的主题思想作了这样的归纳:“健全的心灵与畸形的良心发生了冲突,良心被打败了。”反对蓄奴制的主题不始于马克·吐温,在他以前,前人多有反映,然而,从批判良心的高度来反对蓄奴制,在美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回,就是在美国思想史上也绝少有先例。这表现了马克·吐温的过人胆识。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诊断西方现代文明的预言诗人——艾略特

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避却情感,诗不是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

——艾略特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艾略特

“他在宗教上是英国国教式的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他还倾向于纳粹的反犹太主义,蔑视民主,讨厌不学无术的普通人。他真实地反映了一战后西方青年的精神状态。他就是生于美国,成长于美国,而后来又加入英国国籍的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诗人于1888年9月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祖父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办者,父亲是砖瓦商,母亲夏洛蒂·斯特恩斯是位诗人。1906年,艾略特进入了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受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的反浪漫主义观点影响很深。1910年,艾略特去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听过柏格森的哲学课,接触到波德莱尔、拉弗格和马拉美等作家的象征派诗歌。1911年,艾略特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1914年去德国求学,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辍。1915年开始定居英国伦敦,在牛津大学学习希腊哲学,并在海格特学校教拉丁文和法文。1917年至1925年,艾略特在劳埃德银行供职。他还曾于1917年至1919年担任杂志《自我中心者》的助理编辑。1922年创办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季刊《标准》,任主编一直到1939年。1927年,艾略特放弃美国国籍,加入英国国籍,并参加英国国教会。艾略特还曾长期担任费柏出版公司董事,直到1965年1月4日逝世为止。

艾略特的诗,受法国象征派、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和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影响,打破了欧美诗歌的传统手法,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和直抒胸臆的写法,他强调要通过“客观对应物”,用象征和暗示的方法来反映情绪。他的诗意象清晰、准确,语言口语化,富有韵味。诗人这一时期的诗作,通过新的艺术表现方法,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上流社会人物的精神空虚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诗人表现了一个青年男子普鲁弗洛克在求爱中的矛盾心理,他想去求爱,但又不敢向女人吐露心曲。他不仅缺乏勇敢,而且怀疑人世爱情的价值。诗篇用自嘲的写法,引用大量的典故,运用新奇的比喻和多种对照,反映了上流社会中的一个庸碌青年的精神面貌。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是1922年的长诗。这首诗值得一读,是因为它曾经轰动一时,其影响之大之深是现代以来西方诗界从未有过的。主要反映战后西方悲观绝望的情绪和精神贫困,描述宗教信仰淡薄的西方文明的衰落,急切地表述了个人内心的焦虑,发出对荒原世界和荒原人的一次新的救赎的呼喊。那颓败废弃的荒原显然有极深的象征意义,它是一个社会和个人的复合体,被评论家视为以个人自由开始并以对时代的概括为结合的长诗。

作者在中揭示了西方社会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已干涸得像一片“荒原”。干旱之地,赤土千里,没有水,长不出庄稼。大地苦旱,人类的心灵更加干涸,失去了信仰、理想,精神空虚。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对未来的希望。共5章,分别为《死者的葬仪》、《对奕》、《火诫》、《水里的死亡》、《雷霆的话》。集艾略特这一时期艺术技巧的大成。作者以鲜明的形象,通过暗示、象征和自由联想,构成了一部思想和情调一致的完整诗篇,成功地表现了主题。全诗很少用韵,大多数是有节奏的自由体诗,语言变化万千,除英语外,还直接援引了德、法、西、希腊、拉丁和梵文6种文学,把名篇大作、里巷歌谣、历史掌故融合一体,不仅使诗篇五彩缤纷,而且还带上异国情调和盎然的生活情趣。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诗歌技巧的限制,而且还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于1922年10月发表在诗人自己编辑的《标准》创刊号上。美国诗人威廉斯大为震惊,宣称:“它结束了我们所有的欢乐;它如同一颗炸弹,瞬间毁灭了我们的世界。”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它业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走向堕落和空虚的代名词。的经典性的地位,是诗人于194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直接原因,也使得20年代以后的诗界进入“艾略特时代”。

1927年以后,艾略特的诗歌创作进入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作者无法摆脱社会矛盾,企图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这一时期的诗,在内容上大多是消极的,但在艺术上又有新的特点:诗歌结构严密,暗喻虽复杂,但不故意惊人,具有冥幻、自然、和谐的诗歌风格。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四个四重奏》。《四个四重奏》写于1935年至1941年。作者借用英国一座乡间住宅玫瑰园遗址“诺顿”,艾略特祖先在英国居住过的村庄“东科克”,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边一组礁石“萨尔维奇斯”和17世纪英国一座教堂“小吉丁”为题,组成一组哲学宗教性长诗,表现了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绕着天主的意志循环不已的思想,并宣扬基督教的服从精神。长诗在艺术技巧上比有进一步发展,文字更自然流畅,语言节奏性更强,被认为是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

艾略特被誉为现代文学批评大师。他早在1915年就开始写文学评论。1920年出版第一本文学论文集《圣林》,以后又编了《论文选集》(1932年出版,1951年修订)和《古今论文集》(1936年)等。他重要的批评着作有《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年)、《玄学派诗人》(1921年)、《批评的功能》(1923年)和《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2年)等。

艾略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实践中的诗人的批评。他的文艺理论是很丰富的,最突出的是“非人格化”的理论。艾略特认为诗歌不能当作主观的自我表现,他说:“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避却情感,诗不是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因为在他看来,作品与作家无关,作品只是客观的象征物。他认为诗人的感情要想进入作品,必须要经过一番转化,转化为非人格的东西,也就是要脱离自己的人格,转化为普遍性的艺术性情绪。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更接近于科学。要做到这种“转化”,艾略特认为这需要有高度的艺术表现技巧。为此他提出了一条“客观对应物”表现情绪的创作方法,也就是把客观事物,如各种事件、情景、掌故和引语,搭配成一幅图案来间接暗示或象征某种情绪,造成某种艺术效果。

1948年,艾略特“因为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建筑者——威廉·福克纳

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莎士比亚《麦克白》

我相信人类不仅能延续,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权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永恒。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福克纳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说

福克纳在写的时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这部他最重要的小说的诞生也没有使他一夜成名,但是,他的影响却在逐步增长。他194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死后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谈论意识流小说,就不能不谈他的,谈论福克纳虚构的着名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就无法回避。

威廉·福克纳(1897—1962年)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出生在南方一个没落的庄园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过加拿大皇家空军。复员后,上了一年大学,以后做过各种工作,同时业余从事写作。他最早的两本小说是当时流行的文学潮流影响下的作品,本身没有太多的特点。从第三部小说《沙多里斯》(1929年)开始,才形成自己独特的题材与风格,即不断写“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即他所虚构的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县的中心是杰弗生镇。福克纳后来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部之外,都以这个县和杰弗生镇为背景。福克纳的这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由15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小说组成。书中的主线是若干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这里有康普生等庄园主世家,有斯诺普斯这样的暴发户,有本德仑这样的穷白人农户。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白人商人、牧师、律师、医生、军人、妇女等等。据统计,福克纳笔下有名有姓的人物一共有600个,其中较为饱满完整的有100多个。这些长、短篇小说本身是独立的,但彼此又多少有些衔接、联带关系。主要人物也在各书中穿插出现。在这套“世系”中,福克纳对两百年来美国的南方社会作了写照。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级、阶层人物社会地位的浮沉升降,各种类型人物精神面貌的变化,都可以从福克纳笔下见到映影——当然,不一定是十分客观的映影。

(1929年)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是福克纳花心血最多,自己也最喜爱的一部作品。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有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故事发生在杰弗生镇上的康普一家。这个家庭曾经显赫一时,黑奴成群,如今已经没落,只剩下一幢破败的宅子,黑佣人也只剩下老妇人迪尔西和她的外孙勒斯特。康普生先生是1912年去世的。他在世时算是一个律师,但从不见他接洽业务。整天醉醺醺,发一些愤世嫉俗的空论,把悲观失望的情绪传染给大儿子昆丁。康普生太太冷漠自私,无病呻吟,拖累和折磨全家人。这个家庭没有丝毫的温暖。女儿凯蒂可说是全书的中心,虽然没有单为她开辟一章,但书中一切人物的所作所为都与她有关。物极必反,从古板高傲、循规蹈矩的家庭中,出现了她这个放荡的女子。她行为不检点,先和一个暴发户子弟私通,后来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体面人家,但是,真相揭穿后,夫家将她驱逐出门。她给康普生家留下女儿,自己则去大城市,成为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

哥哥昆丁和妹妹凯蒂关系很好,他作为一个没落家庭的最后一个道德的维系者,生性高傲、敏感而孱弱,竭力要挽救家族的名誉。当家族丑闻暴露后,他站出来,居然承认这个私生女是自己和妹妹私通的产儿,试图把妹妹屈就于暴发户子弟的反传统的道德观,转化为贵族世家内部的乱伦关系;在凯蒂出嫁后,他投河自尽。

杰生是凯蒂的大弟弟,他和昆丁相反,随着金钱势力在南方上升,他已顺应潮流,成为一个实利主义者,仇恨和绝望有时又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和虐待狂。昆丁对凯蒂的感情是爱,而杰生则是恨。由于凯蒂夫妻间离异,使他无法得到凯蒂丈夫应允给他的一家银行里的职位。为此,他居然把凯蒂留给私生女的赡养费据为己有,谁知私生女长大后,又把钱偷走,与一个流浪艺人私奔。

班吉是凯蒂的小弟弟,他先天性白痴。1928年,他33岁了,但是智力水平还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他没有思维能力,脑子里只有感觉和印象,而且还分不清它们的先后,过去的事与当前的事都一起涌现在他的脑子里。通过他的意识流,我们能够体会到,他失去了姐姐的关怀,非常悲哀。

1928年月7日,是班吉33岁生日,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年轻黑人勒斯特看护下东游西逛度过的,他们在曾经属于康普生家的场地上看人打高尔夫球,然后在场地来回寻找一枚丢失的2角5分钱硬币。晚餐时,班吉注意到杰生和昆丁在争吵,到了睡觉的时候,他看见有人从昆丁的卧室钻出来,沿着一棵树爬了下去。

大部分时间里,班吉的头脑塞满了各种支离破碎的记忆。这些回忆大多数是关于童年和他姐姐凯蒂的经历:一会儿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他和凯蒂、昆丁在水边玩耍的情境;一会儿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黄昏时分他在院子里瞎逛,使正在和男朋友接吻的凯蒂大吃一惊;一会儿他的头脑又浮现出在凯蒂出嫁时他喝醉的感觉;一会儿他的脑海又浮现出自己被母亲改名的情境;一会儿他的脑海又浮现出凯蒂因失贞回家后默不作声,显得心慌意乱,他感到情况不妙,朝她猛扑过去,放声痛哭起来。

昆丁是在哈佛大学学生宿舍里自杀的,临死时昆丁把祖父传给他的手表砸得粉碎,同时划破了自己的手。事前,他仔细穿上最好的衣服,把自己的东西打成包,还分别给父亲和同学写信,然后从容吃过早饭,到五金店买了两个大熨斗。当他坐在有轨电车上时,想起妹妹凯蒂,她最近嫁给了海德。她的性生活使他心情变得极度烦躁,无论是她同先前的爱密司私通还是现在和海德结婚,都令他厌恶。昆丁在哈佛大学生活得并不愉快,觉得康普生家为了给他交学费,卖掉了属于班吉的那份土地,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昆丁在转乘另一辆有轨电车时,回想起他同海德那次痛苦的见面,那人非常傲慢,自大得令他反感。昆丁下了电车,走近一家小村店。在那里,他看见有位小姑娘,看上去非常腼腆,于是,他给她买了几个小面包。不一会儿,有很多人前来和他搭话,其中有这个女孩的哥哥,他误解昆丁是企图诱拐他的妹妹。昆丁也不辩解,任凭他们把他扭送到警察局。这时恰巧碰上了他的几个哈佛大学的朋友,他们澄清了误会,把昆丁救了出来。他高兴地同他们一起共进野餐,但是,每当他回忆起同爱密司的不愉快接触,情绪马上低落下来。所以,当杰拉尔德信口胡说女人时跟他打了起来。施里夫最终把他们分开,昆丁气愤地回到哈佛住处。他把身上打架时沾到的血迹擦干后,便在傍晚时分跳水自杀了。

赢得了评论界极大的褒扬,他们惊叹小说结构的繁复和完整。从四个部分看,小说发生的时间排列是“CABD”式。大小说家康拉德称赞这是一部坚实的四个乐章的交响乐结构。这是小说家奉为圭臬的小说——它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创作技巧的教科书。

但福克纳绝不仅仅是一个描绘地方色彩的乡土作家。他更关心的是祖先的罪恶给后代留下的历史负担问题,机械、金钱文明对人性的摧残问题,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现代西方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与难以沟通的问题,精神上的得救与净化问题。他的作品像手术刀似的狠狠刺向南方的痼疾——不是政治、经济上的而是精神、心理状态上的痼疾。在触及最敏感、最忌讳的问题上他可以说是敢于“刺刀见红”。他书中所发出的痛苦的呐喊引起人们灵魂的震颤,拨动了人们最不想触动的心弦。福克纳所接触的都是西方现代社会中每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人们便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在深刻性与精神气质上,有与《圣经·旧约》、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相通之处。

作者本人处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他书中写的是南方种植园世家飘零子弟的精神苦闷,书中人物的这种苦闷与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一般敏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本质上是共同的。正因如此,福克纳被认为是一个表现了“时代精神”的重要作家。

在艺术表现方面,福克纳也是一个大胆的试验者。他笔下的世界,与生活真实不一定“形似”。他追求的是反映精神实质与神韵的“神似”。他常常有意使生活变形、扭曲、夸大并突出其中的某些方面,使读者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在强烈的光线的照耀下,看到了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令人惊骇的一个方面。他在“掘进”人物的内心生活上也达到了新的深度。他尝试各种“多角度”的手法,以增加作品的层次感与逼真感。他还运用“时序颠倒”、“对位式结构”、“象征隐喻”等等艺术手段,使他的作品如万花筒般繁复、杂乱,同时引人入胜。他的小说在开初时显得杂乱无章,但读完后能给人留下一个异常鲜明的印象。“延宕”也是福克纳爱用的一个手法,这个手法迫使有毅力与耐心的读者跟随作者一起参加艺术创作的劳动,因此在掩卷时所得到的印象便不仅仅是作者硬摊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自己亲自经历后所得到的。在语言的运用上,福克纳也有意突破常规以取得特殊的效果。福克纳是一个在探索新手法上作了很多努力与试验的作家。

福克纳虽早在30年代就写出了大部分重要作品,却不受本国读者赏识,还得常去好莱坞写电影脚本以维持生活。但法国文学界一直很重视福克纳。40年代后期美国批评界也逐渐对他开始注意。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颁发给了福克纳。

福克纳的重要作品,除外,还有《我弥留之际》(1930年)、《八月之光》(1932年)、《押沙龙,押沙龙!》(1936年)、《去吧,摩西》(1942年)以及《村子》(1940年)、《小镇》(1957年)、《大宅》(1959年)(以上三书合称“斯诺普斯三部曲”)等。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在美国呐喊“救救孩子”——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

是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它却在美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51年,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模仿主人公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家长们和文学界也对这本书展开了争论。有认为它能使青少年增加对生活的认识,对丑恶的现实提高警惕,促使他们去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成年人通过这本书也可增进对青少年的理解。可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坏书,主人公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搞女人,满口粗活,张口就“他妈的”,因此应该禁止。

可是经过30多年时间的考验,事实证明它不愧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小说”之一。现在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它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它“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

本书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个中学生,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虽只有16岁,但比常人高出一头,整日穿着风雨衣,戴着鸭舌帽,游游荡荡,不愿读书。他对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腻烦透了,3次被学校开除。又一个学期结束了,他又因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被校方开除。他丝毫不感到难受。在和同房间的同学打了一架后,他深夜离开学校,回到纽约城,但他不敢贸然回家。当天深夜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他在旅馆里看到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有穿戴女装的男人,有相互喷水、喷酒的男女,他们寻欢作乐,忸怩作态,使霍尔顿感到恶心和惊讶。他无聊之极,便去夜总会厮混了一阵。回旅馆时,心里仍觉得十分烦闷,糊里糊涂答应电梯工毛里斯,让他叫来了一个妓女。妓女一看到他又紧张害怕,最后按讲定的价格给了5块钱,把她打发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霍尔顿上街游荡,遇见两个修女,捐了10块钱。后来他和女友萨丽去看了场戏,又去溜冰。看到萨丽那假情假义的样子,霍尔顿很不痛快,俩人吵了一场,分了手。接着霍尔顿独自去看了场电影,又到酒吧里和一个老同学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走进厕所,把头伸进盥洗盆里用冷水浸了一阵,才清醒过来。可是走出酒吧后,被冷风一吹,他的头发都结了冰。他想到自己也许会因此患肺炎死去,永远见不着妹妹菲芯了,决定冒险回家和她诀别。

霍尔顿偷偷回到家里,幸好父母都出去玩了。他叫醒菲芯,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理想。他对妹妹说,他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后来父母回来了,霍尔顿吓得躲进壁橱。等父母去卧室,他急忙溜出家门,到一个他尊敬的老师家中借宿。可是睡到半夜,他发觉这个老师有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于是只好又偷偷逃出来,到车站候车室过夜。

霍尔顿不想再回家,也不想再念书了,决定去西部谋生,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他想在临走前再见妹妹一面,于是托人给她带去一张便条,约她到博物馆的艺术馆门边见面。过了约定时间好一阵,菲芯终于来了,可是拖着一只装满自己衣服的大箱子,她一定要跟哥哥一起去西部。最后,因对妹妹劝说无效,霍尔顿只好放弃西部之行,带她去动物园和公园玩了一阵,然后一起回家。回家后不久,霍尔顿就生了一场大病。整部小说是以回忆的方式写的。

本书以主人公霍尔顿自叙的语气讲述自己被学校开除后在纽约城游荡将近两昼夜的经历和心灵感受。它不仅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不安现状的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仿徨、孤独愤世的精神世界,一个青春期少年矛盾百出的心理特征,也批判了成人社会的虚伪和做作。霍尔顿是个性格复杂而又矛盾的青少年的典型。他有一颗纯洁善良、追求美好生活和崇高理想的童心。他对那些热衷于谈女人和酒的人十分反感,对校长的虚伪势利非常厌恶,看到墙上的下流字眼便愤愤擦去,遇到修女为受难者募捐就慷慨解囊。他对妹妹菲芯真诚爱护,百般照顾。为了保护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悬崖,他还渴望终生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发出“救救孩子”般的呼声。可是,愤世嫉俗思想引起的消极反抗,还有那敏感、好奇、焦躁、不安,想发泄、易冲动的青春期心理,又使得他不肯读书,不求上进,追求刺激,玩世不恭;他抽烟、酗酒、打架、调情,甚至找妓女玩。他觉得老师、父母要他读书上进,无非是要他“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他认为成人社会里没有一个人可信,全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连他敬佩的唯一的一位老师,后来也发现可能是个同性恋者,而且还用“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那一套来教导他。他看不惯现实社会中的那种世态人情,他渴望的是朴实和真诚,但遇到的全是虚伪和欺骗,而他又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只好苦闷、彷徨、放纵,最后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装成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二次大战后,美国在社会异化、政治高压和保守文化三股力量的高压下,形成了“沉寂的十年”,而首先起来反抗的是“垮掉的一代”,本书主人公霍尔顿实际上也是个“垮掉分子”,是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只是他还没有放纵和混乱到他们那样的程度罢了。

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还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全书通过第一人称,以一个青少年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和行为举止,也以一个青少年的眼光批判了成人世界的虚伪面目和欺骗行径。作者以细腻深刻的笔法剖析了主人公的复杂心理,不仅抓住了他的理想与现实冲突这一心理加以分析,而且也紧紧抓住了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特点来表现主人公的善良纯真和荒诞放纵。小说中既用了“生活流”,也用了“意识流”,两者得到了巧妙的结合。在语言的运用上,本书也独创一格。全书用青少年的口吻平铺直叙,不避琐碎,不讳隐私,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俚语,生动活泼,平易近人,达到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从而更能激起读者的共鸣和思索,激起读者的联想和反响。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打不败的硬汉——海明威

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它,露出水面的是1/8,而有7/8是在水面以下,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深厚起来。

——海明威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中桑提亚哥的话

由于中篇小说以及其他作品,海明威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论及他的艺术风格时说:“他能把一篇短小的故事反复推敲,悉心剪裁,以极简洁的语言,铸入一个较小的模式,使其既凝练,又精当。这样,人们就能获得极鲜明、极深刻的感受,牢牢地把握它要表达的主题。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艺术风格达到极致。(1952年)正是体现他这种叙事技巧的典范。”

欧内斯特·海明威生于芝加哥市郊橡破园小镇。他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中学毕业后曾去法国等地旅行,回国后当过见习记者。一战爆发后,他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炸成重伤,回国休养。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茫的一代”。1929年,出版,从此名声大震。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1952年,问世,为他带来世界性的荣誉。海明威晚年返美定居,因百病缠身,精神忧郁,于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

是根据一位古巴渔夫的真实经历创作的,它塑造了一个在危险和压力下坚韧不屈的老人形象。古巴渔民桑提亚哥是独自乘小船打鱼的老渔夫。接连84天他一条鱼也没有捕到。起初40天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子总是跟他在一起,可是日子一久曼诺林的父母认为老头背运,吩咐孩子搭另一条船出海,果然第一个星期就捕到3条好鱼。孩子见到老头每天空船而归,心里非常难受,总要帮他拿拿东西。桑提亚哥瘦削憔悴,后颈满是皱纹,脸上长着疙瘩,但他的双眼像海水一样湛蓝,毫无沮丧之色。他和孩子是忘年交。老头教会孩子捕鱼,因此孩子很爱他。村里很多打鱼的人都因为老头捉不到鱼拿他开玩笑,但是孩子认为老头是最好的渔夫。他们打鱼不单是为了挣钱,而是把它看作共同爱好的事业。孩子为老头准备饭菜,跟他一起评论垒球赛。老头特别崇拜垒球好手狄马吉奥。他是渔民的儿子,脚跟上虽长有骨刺,但打起球来却生龙活虎。老头认为自己已经年迈,体力不比壮年,但他懂得许多捕鱼的诀窍,而且决心很大,因此他仍是个好渔夫。

他和孩子相约第二天一早一起出海。当晚老头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少年当水手时远航非洲见到在海滩上嬉戏的狮子。醒后他踏着月光去叫醒孩子,俩人分乘两条船,出港后各自驶向自己选择的海面。天还没大亮,老头已经放下鱼饵。鱼饵的肚子里包着鱼钩的把子,鱼钩的突出部分都裹着新鲜的沙丁鱼。鱼饵香气四溢,味道鲜美。正当桑提亚哥目不转睛地望着钓丝的时候,他看见露出水面的一根绿色竿子急遽地坠入水中。他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捏着钓丝。接着钩丝又动了一下,拉力不猛。老头明白100英之下的海水深处,一条马林鱼正在吃鱼钩上的沙丁鱼。他感觉到下面轻轻的扯动,非常高兴。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有一件硬梆梆、沉甸甸的东西,这分明是马林鱼的重量,他断定这是一条大鱼。他先松开钓丝,然后大喝一声用尽全身的力气收拢钓丝,但鱼非但没有上来一英寸,反而慢慢游开去。老头把钓丝背在脊梁上增加对抗马林鱼的拉力,可是作用不大,他眼睁睁地看着小船向西北方飘去。老头想鱼这样用力过猛很快就会死的,但四个小时后鱼依然拖着小船向浩渺无边的海面游去,老头也照旧毫不松劲地拉住背在脊梁上的钓丝。

他回头望去,陆地已从他的视线中消失。太阳西坠,繁星满天。老头根据对星的观察作出判断:那条大鱼整夜都没有改变方向。夜里天气冷了,老头的汗水干了,他觉得浑身上下冷冰冰的。他把一个麻袋垫在肩膀上的钓丝下面减少摩擦,再弯腰靠在船头上,他就感到舒服多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好让他帮帮我,再瞧瞧这一切。”破晓前天很冷,老头抵着木头取暖。他想鱼能支持多久我也能支持多久。他用温柔的语调大声说:“鱼啊,只要我不死就要同你周旋到底。”

太阳升起后,老头发觉鱼还没有疲倦,只是钓丝的斜度显示鱼可能要跳起来,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他说:“鱼啊,我爱你,而且十分尊敬你。可是今天天黑以前我一定要把你弄死。”鱼开始不安分了,它突然把小船扯得晃荡了一下。老头用右手去摸钓丝,发现那只手正在流血。过了一会他的左手又抽起筋来,但他仍竭力坚持。他吃了几片金枪鱼肉好增加点力气来对付那条大鱼。正在这时钓丝慢慢升起来,大鱼终于露出水面。在阳光下,它浑身明亮夺目,色彩斑斓。它的喙长得象一根垒球棒,尖得象一把细长的利剑。它那大镰刀似的尾巴没入水中后,钓丝也飞快地滑下去。桑提亚哥惊喜地发现大鱼比小船还要长两英尺。他和大鱼一直相持到日落,双方已搏斗了两天一夜。

老头不禁回想起年轻时在卡萨布兰卡跟一个黑人比赛扳手的经历。他俩把胳膊肘放在桌上划粉笔线的地方,前臂伸直,两手握紧,就这样相持了一天一夜。8小时后每隔4个钟头就换一个裁判,让他们轮流睡觉。桑提亚哥和黑人的手指甲里都流出血来。有一次黑人喝了甜酒使出全身力气,竟把桑提亚哥的手压下去将近3英寸,但桑提亚哥又把手扳回原来的位置,并且在第二天天亮时奋力把黑人的手扳倒,从此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老头和大鱼的持久战又从黑夜延续到天明。大鱼跃起十几次后开始绕着小船打转。老头头昏眼花,只见眼前有黑点在晃动,但他仍紧紧拉着钓丝。当鱼游到他身边时,他放下钓丝踩在脚下,然后把鱼叉高高举起扎进鱼身。大鱼跳到半空,充分展示了它的美和力量,然后轰隆一声落到水里,浪花溅满老头一身,也溅湿了整条小船。它仰身朝天,银白色的肚皮翻上来,从它心脏流出来的血染红了蓝色的海水。老头把大鱼绑在船边胜利返航。可是一个多小时后鲨鱼嗅到了大鱼的血腥味跟踪而至抢吃鱼肉。老头见到第一条游来的鲨鱼的蓝色的脊背。他把鱼叉准备好,用绳子系住。待鲨鱼逼近船尾去咬大鱼的尾巴时,老头紧握鱼叉猛地刺进鲨鱼的脑袋。鲨鱼用力拉断了绳子,在水面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慢慢沉了下去。老头丢了鱼叉,便把刀子绑在桨把上作武器。老头用刀杀死了两条来犯的鲨鱼,但在随后的搏斗中刀也折断了,他又改用短棍。然而半夜里鲨鱼成群结队涌来时,他已无法对付它们了。船驶进小巷时人们看见船旁硕大无朋的白色鱼脊骨。

第二天早上孩子来看望老头,见到他疲倦得熟睡不醒时不禁放声大哭。老头醒来后,孩子给他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俩人相约过几天一起去打鱼,孩子说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孩子离去后,老头又睡着了,他梦见了非洲的狮子。

桑提亚哥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形象,尽管晚景凄凉,但是他对自己、对生活始终充满信心,就像书中描写的一样,他的“那双眼睛啊,像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在桑提亚哥的生存哲学中,即使遭遇到了极点的背运,人也只能自信。通过海明威淋漓尽致的描写,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桑提亚哥与自然作殊死抗争的悲壮与崇高。老人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拖回家的只是一副18英尺长的鱼的骨架,骨架上唯一完整的是鱼头和漂亮的鱼尾巴。从物质上来说,老人几乎空手而归,他搏斗了三天三夜带回来的成果既不能吃,又不能为他换来金钱;但从人的精神、从人的自信自尊、从人勇于和命运作竭尽全力的抗争来说,桑提亚哥取得了胜利,他以顽强的毅力和永不言败的坚强证明了自己宝刀未老的实力。诚如他所说的:“—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桑提亚哥之所以不同于海明威其他小说里的硬汉形象,是因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人类的精神力量和相对于自然的价值,他能给读者带来强大的动力。因此,当这部小说问世时,创下了人类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纪录:48小时售出530万册!

海明威曾经用“冰山原理”来概括自己的艺术创作风格和技巧:“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原理去写作。关于显现出来的每一部分,7/8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省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深厚起来。这是并不显现出来的部分。”在中,他冼炼的文字风格和下意识的象征隐喻,就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海明威在青年时代才气横溢,佳作连篇。可是自1940年发表《丧钟为谁而鸣》后他竟沉寂了10年,直到1950年他才出版长篇小说《过河入林》。这部小说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毫无新意,评论家对它评价不高,并且认为海明威已经江郎才尽。但是使海明威重新赢得他们的尊敬,而且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在小说中海明威精练含蓄的文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据说作者把小说原稿读了两百遍左右才付印,这种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是作品成功的可靠保证。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为美国文明留影——德莱塞

这本书整个讲来是对(美国)社会的一个控诉,……小说之所以取得成功,并非因为“它是悲剧”,而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悲剧”。

——德莱塞

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的前50年堪称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小说家、诗人活跃于美国文坛。这中间有厄纳斯特·海明威、辛克莱·路历斯、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这样一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着名作家,也有杰克·伦敦、厄普登·辛克莱这样一些以“黑幕揭发者”自称的进步作家。但是,假如我们要在这50年美国文坛上为数众多的作家中,挑选一位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的话,那应该首推德莱塞。尽管德莱塞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从他个人经历中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创作道路是很曲折的,况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资产阶级评论界的挖苦和打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正是德莱塞的作品,对美国社会从资本主义演变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作了集中的、典型的、深刻的现实主义描绘。另一方面,无论从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还是从世界观的转变来说,他都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家,他代表了美国20世纪前半期文学的进步和光明。正如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在悼念德莱塞时所说的那样:“他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迷惘的一个杰出的先驱者。”

20世纪第一个年头的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在纽约双日出版社编辑办公室中,年轻的编辑和小说家法兰克·诺利斯正忙着审阅手头上的书稿。突然,办公室的那扇玻璃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陌生的男子汉。诺利斯抬起头来打量了一番这个不速之客,此人看上去年龄有30岁左右,一张方方正正的脸,个子高大得近乎有些笨拙,第一眼就可以发现在他身上还残留着明显的乡下农民粗犷的痕迹;表情十分认真,偶尔露出一丝羞涩的笑容,颇有一点迷人的味道。他穿着虽然陈旧却很利落、干净,腋下夹着一包东西。“先生,您找……”法兰克温和地先开了口。“您可是诺利斯先生?”陌生人微微地涨红着脸问道。“我就是,请坐。您找我有什么事吗?”诺利斯一边说一边示意客人坐下来,他的目光还在打量着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心里在嘀咕着:可能又是一个无名的作者送稿子来了!

诺利斯猜得不错,只见陌生人将腋下夹着的一包东西轻轻地放在诺利斯的办公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外面一层旧报纸,露出来的正是一大叠写得密密麻麻的小说稿,稿子的首页上用工整而又显得粗糙的字体写着小说的标题:嘉莉妹妹。下面的署名是一个从未听到过的名字——西奥多·德莱塞。

此人就是德莱塞,未来的着名小说家,在1900年,就这样踏着鲁莽的脚步,走进了文学圣殿的大门,并且将要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写作实践中,证明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文学巨匠。从文学生涯来说,1900年仅仅是德莱塞发端的第一步,然而从人生的意义上说来,他已经是一个饱览人间沧桑的成年人了。

1925年10月,三卷本长篇小说出版了。这是德莱塞经过两年时间的艰苦写作和认真修改的巨大成果。由于这部不寻常的作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手法,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充分反映了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的感情,因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一出版,立即轰动了美国文坛,小说主人公克莱特·格里菲斯这一艺术形象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报刊杂志纷纷发表评论,就连那些向来没把德莱塞放在眼里的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杂志,如《大西洋月刊》、《哈泼流氏杂志》等也来参加这场热烈的评论。着名评论家约瑟夫·华特·克拉西称誉是“我们这一代的最伟大的美国小说”。

从问世以来,德莱塞一直处于被人所争议的地位。他的作品常常受到粗鲁的攻击,他的思想观点不断地被渲染成为前后矛盾和简单化的产物。他的创作被某些理论家丑化成自然主义与美国生活的私生子……由于20几年来一直受到种种攻击和非难,德莱塞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坛上的倒霉鬼。然而这一切当然不是由于德莱塞的无能和过错,而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宁愿受到资产阶级的嘲笑和攻击,也决不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艺术。

一出版,使那些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们不得不对德莱塞刮目相看,他们感到:这个有着大脑袋和深邃目光的印第安纳人,不仅有坚强的毅力,而且有创作的天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他现在已经成为在美国人人皆知的大小说家了!毫无疑问,之所以震动了整个美国,是因为作品锐不可当的锋芒击中了美国社会的致命伤。用德莱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小说的成功并非因为“它是悲剧”,而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悲剧”的缘故,“这本书整个来讲是对美国社会制度的一个控诉”。

经过整整25年的奋斗,德莱塞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美国文坛,当年他立下的誓与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不公正的舆论战斗到底的宿愿实现了。为了庆祝这一扬眉吐气的胜利,德莱塞在纽约公园附近的一所公寓里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宴会,他以向资产阶级示威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然而他的这番举动,并不表明他要从此踏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事实证明,德莱塞没有忘记自己苦难的童年和艰苦的历程,他决不能因资产阶级的捧场而忘记过去,他永远是属于人民的作家。

为德莱塞带来了无可争辩的声誉和数十万美元的收入,但这一切都没有禁锢住他继续前进的脚步。德莱塞在生活的道路上还在探索维护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

的出版,标志着德莱塞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高峰。德莱塞的小说创作,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笔可贵的遗产。德莱塞笔下的典型人物数以百计,这些艺术形象各具特色,真实而生动。他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来表现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内心世界。细节的真实性,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性,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德莱塞艺术风格的鲜明特色。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明天会是新的一天?——《飘》

我明天回塔拉再去想吧。那时我就经受得住一切了。明天,我会想出一个办法把他弄回来。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的主人公斯佳丽的独白

她仅仅创作了一部小说,但是却被翻译成27种语言,销售两千万册。她就是美国小说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米切尔190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洲首府亚特兰大市,曾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女子学校和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从1922年起,她开始用自己的昵称“佩吉”为《亚特兰大日报》撰稿。在以后的4年中,就有129篇署名的和大量未署名的稿件见诸报端。这些稿件中有一组便是玛格丽特为过去南方邦联将领写的专题报道。

1926年,米切尔因脚踝受伤而辞去记者工作,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开始创作以南北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这就是(Goheind)。玛格丽特后来对人说,的写作占去了她近10年的时间。其实,小说大部分章节的初稿早在1929年就完成了。她首先完成的是小说的最后一章,然后返回来写前面的章节,但她始终没有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写,而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在近10年的时间里,玛格丽特很少对她的朋友们提起她的书稿。虽然不少人都知道她在创作,但几乎无人知道她具体在写什么。1935年春,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编辑哈罗德·拉瑟姆在全国各地组稿。当他来到亚特兰大时,偶尔听说了玛格丽特写书的情况。起初,玛格丽特否认她在写小说,因为她不相信南方人对南北战争的看法能让北方的出版商感兴趣。结果,就在拉瑟姆离开亚特兰大的前一天,玛格丽特才送去了她已经打好的近5英尺厚的手稿。同年7月,麦克米伦公司决定出版这部小说,并暂定名为《明天是新的一天》。

此后,玛格丽特花了半年的时间来反复核实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她引用美国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的一句诗,将小说的题目改为《随风而去》(汉译名为)。与此同时,麦克米伦公司也作了大量的宣传。因此,1936年6月30日,这位无名作家的“巨着”一经面世,其销售情况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纪录:日销售量最高时为5万册;前6个月发行了100万册;第一年200万册。随后,小说获得了1937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就在小说问世的当年,好莱坞便以5万美元的代价购得将改编成电影的权利。由大卫·塞尔兹尼克执导,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主演的电影于1939年问世。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厚达1000多页的小说一直位居美国畅销书的前列。截止70年代末期,小说己被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的销售量也逾2000万册。这部小说如此之受欢迎,它究竟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呢?这部小说塑造了美丽坚强、敢于面对现实、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斯佳丽。并通过斯佳丽的爱情遭遇,反映了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时期的社会生活。

美丽、聪明又有些任性好强的姑娘斯佳丽是当地小伙子们都倾慕的对象,只有温文尔雅的阿希礼对她无动于衷,而令斯佳丽倾心的却恰恰是阿希礼。但阿希礼却与表妹梅兰妮定婚了,斯佳丽试图说服阿希礼与她一起私奔,却被参加烧烤宴会的瑞特·巴特勒听去了他们之间的对话,由此,瑞特十分欣赏斯佳丽的勇气。接着,南北战争爆发了,斯佳丽怀着报复阿希礼的复杂心态与梅兰妮的哥哥查尔斯结了婚,婚礼比阿希礼与梅兰妮的婚礼早了一天!

男人们都上了前线,不久,查尔斯死了,斯佳丽应梅兰妮和其姑妈之邀,去了亚特兰大。在那儿,她又遇到瑞特·巴特勒。俩人共同出入于社交场合,受到了公众的非议——因为斯佳丽此时是个寡妇,只有梅兰妮为斯佳丽辩护。可是,斯佳丽一直恋着梅兰妮的丈夫阿希礼!

1863年圣诞节,阿希礼从前线回来休假,这时,南方败局已定,痛苦和绝望几乎压垮了阿希礼,归队前,阿希礼将梅兰妮拜托给了斯佳丽。

1864年7月,战争已扩展到了亚特兰大,糟糕的是梅兰妮怀孕了,而阿希礼又被北军俘虏了。因为答应过阿希礼要照顾梅兰妮,斯佳丽望着逃生的人群只能留在亚特兰大和梅兰妮在一起。9月,南军撤离亚特兰大,梅兰妮分娩,斯佳丽在瑞特的帮助下,从战火中用一辆马车将梅兰妮和孩子救了出来,一起逃回了斯佳丽的老家塔拉庄园。

但是,塔拉已一片荒芜,母亲已去世,父亲也痴呆了,两个妹妹卧病在床。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19岁的斯佳丽肩上。抢掠的北方佬、饥饿,使得斯佳丽陷入了噩梦。她常常梦见自己被巨魔追逐,周围全是大雾,她在迷雾中逃命,却找不到生路……这个梦常常在以后的日子里折磨她。

1865年4月,南军投降了,战争结束。9月,阿希礼回来了,但是庄园的境况并不好——因为支付不起高额的附加税,庄园将要失去。斯佳丽到亚特兰大求助于瑞特,瑞特因涉嫌侵吞国库钱款而被捕,为了得到钱保住塔拉,斯佳丽和妹妹的情人肯尼迪结了婚。从此,斯佳丽开始在亚特兰大经营锯木厂。当时,亚特兰大的社会治安状况非常不好,人们都劝斯佳丽白天不要去城外,但斯佳丽几乎天天去锯木厂,只有瑞特时常暗地照应她。不久,斯佳丽傍晚回家途中被两个坏人抢劫,幸遇她家过去的一个黑奴相救才脱险,当天夜里斯佳丽的丈夫肯尼迪与阿希礼等参加了三K党的行动,不幸中了北军的伏击,瑞特设计救了她们,但肯尼迪却在交火中丧生。斯佳丽又一次成了寡妇。

不久,斯佳丽又和一直爱着她的瑞特·巴特勒结婚,成了巴特勒太太,斯佳丽彻底摆脱了噩梦的袭扰。后来,斯佳丽生下了女儿邦尼,瑞特视若掌上明珠,对邦尼凡事有求必应。为了女儿的将来,瑞特彻底改变了自己,捐助慈善事业,对街坊彬彬有礼……但是斯佳丽却提出了分居。

原来,斯佳丽一直爱恋着阿希礼,并且在阿希礼生日的那天下午,俩人独处时回忆起往事,情不自禁地相拥抱,结果被人看见,传得满城风雨。为了邦尼的声誉,巴特勒拉着斯佳丽参加了阿希礼的生日晚会。但回家后,抑制不住愤怒的巴特勒即强奸了她。第二天,巴特勒便带着邦尼离开了亚特兰大。

3个月后,巴特勒带着女儿邦尼回来了,斯佳丽正要告诉巴特勒自己怀孕的消息时,巴特勒却对她冷嘲热讽,结果斯佳丽失足滚下楼梯,摔伤并流产。不久,女儿邦尼也在骑马跨栏时被摔死了。巴特勒伤心到了极点,终日烂醉如泥,斯佳丽也离开了家。后来,梅兰妮怀孕有了生命危险,斯佳丽和巴特勒都赶到了梅兰妮家,临终前,梅兰妮要求斯佳丽替她照顾儿子和丈夫阿希礼。斯佳丽望着惊恐无助的阿希礼,才意识到这些年来自己爱的是想像中的阿希礼;而真正爱她,她应该爱的是巴特勒!但是对斯佳丽已彻底失望的瑞特·巴特勒已黯然离去……斯佳丽只好决定:“我先不去想它,明天再说。明天,我将回到塔拉。我一定想办法使他回来。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的出版使玛格丽特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当时美国文坛的名人,成了亚特兰大人人皆知的“女英雄”。这突如其来的盛誉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1936年7月8日,即出版后的第9天,玛格丽特在给佛罗里达一位教授的信中讲述了她的体会:

“我不知道一个作家的生活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事先知道的话,我绝不会企图去当一名作家。过去的几十年里我的生活一直非常宁静。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不善于与人交往;因为我希望工作,喜欢安静;也因为我身体不很好,需要休息。近日来,我的生活已经彻底丧失了那种宁静安谧的气氛。”玛格丽特的女佣人也回忆:“小说出版的当天,电话铃每3分钟响一次,每5分钟有人敲门,每隔7分钟有一份电报送上门来。公寓门口总站着十几个人,他们在静候着玛格丽特出来,以便请她在小说上签名。”而要求采访、邀请玛格丽特去各地巡回讲演,甚至要求她为各慈善事业捐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仅第一周就有300本从全国各地寄到她的手里,这些崇拜者希望她签名后再掏钱给他们寄回去。接踵而来的版权、翻译权的纠纷又把她纠缠到一系列的法律事务中。因此,玛格丽特自发表以后,直至1949年8月16日因车祸而丧生,她再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黑色的幽默——《第二十二条军规》

在里,我也并不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官僚权力结构中的个人关系。

——海勒

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再回过头去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

——海勒

幽默总是为人们带来欢笑,但黑色的幽默就不仅仅如此了。海勒的《第22条军规》中充满了幽默,幽默中又充满智慧,弥漫着轻松的气息,如同一部经典的轻喜剧电影。但仔细回味之下,你就会对战争充满恐惧,对官僚体制充满厌恶。进而,你会情不自禁地为作者的写作技巧和巧妙构思拍案叫绝。

生于1923年的约瑟夫·海勒是美国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家,他出身于纽约市布鲁克林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19岁就应征入伍,服役于美国空军,当投弹手,执行过约60次飞行任务。战后进大学学习,1948年毕业于纽约大学。194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曾任《时代》和《展望》等杂志编辑。1958年开始在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小说和戏剧创作。1961年,作者历时6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第22条军规》问世,一举成名,当年即放弃职务,专门从事写作。除《第22条军规》外,海勒还发表过长篇小说两部:《出了毛病》(1974年)和《像戈尔德一样好》(1979年)。1963年获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奖学金,1977年被选为艺术学院院士。1982年,海勒被一种突如其来的麻痹症击倒,他在病榻上挣扎了几年。恢复健康后,海勒同结发35年的妻子离婚,娶了帮助他康复的护士。晚年的海勒一直没有搁笔,逝世前他刚刚完成最后一部小说《一位艺术家的老年画像》。

海勒是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在黑色幽默文学中影响最大,成为这一流派的支柱。他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注意挖掘社会重大主题,揭示现代社会中使人受到摧残和折磨的异己力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的创作方法往往是从超现实而不是从写实的角度出发,经常以夸张的手法把生活漫画化,表现了一种和写实性质的真实完全不同的真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一个飞行大队驻扎在地中海的“皮亚诺扎”岛上。这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大队指挥官卡思卡特上校一心想当将军,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千方百计博取上级的欢心。他一次次任意增加部下的轰炸飞行任务,意欲用部下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升迁。这支部队里还有两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个是一本正经而野心勃勃的谢司科普夫少尉。他毕业于预备军官训练队,大战爆发他颇为高兴,因为战争使他有机会可以每天穿上军官制服,用清脆、威严的嗓音对那些就要去送死的小伙子大喊口令,而他自己由于视力不佳,且有瘘管病,所以没有上前线的危险。他为了邀宠上级,飞黄腾达,就发疯似地专心训练自己的中队,以求得在检阅中获胜。由于他研究出不挥动双手的行进队列,被人称为“名不虚传的军事天才人物”,从此步步高升,最后当上了中将司令官。另一个是食堂管理员迈洛,他貌似“忠厚老实”,可是赚钱有术,以伙食采购为名,大搞投机倒把,办起了一个跨国公司。他用大批飞机走私,甚至还雇用敌人的飞机为公司运输,向敌人承包保卫桥梁等等。后来居然成为国际知名人物,当上欧洲不少城市的市长和马耳他的副总督。

本书主人公尤索林就生活在这个围绕着战争怪物旋转的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他是这个飞行大队所属的一个中队的上尉轰炸手。他满怀拯救正义的热忱投入战争,立下战功,被提升为上尉。然而慢慢地,他在和周围凶险环境的冲突中,亲眼目睹了那种种虚妄、荒诞、疯狂、残酷的现象后,领悟到自己是受骗了。他变严肃诚挚为玩世不恭,从热爱战争变为厌恶战争。他不想升官发财,也不愿无谓牺牲,他只希望活着回家。看到同伴们一批批死去,内心感到十分恐惧,又害怕周围的人暗算他,置他于死地。他反复诉说“他们每个人都想杀害我”。他渴望保住自己的生命,决心要逃离这个“世界”。于是他装病,想在医院里度过余下的战争岁月,但是未能如愿。

根据第22条军规,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同时又规定,凡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属头脑清醒者,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第22条军规还规定,飞行员飞满上级规定的次数就能回国,但它又说,你必须绝对服从命令,要不就不准回国。因此上级可以不断给飞行员增加飞行次数,而你不得违抗。如此反复,永无休止。最后,尤索林终于明白了,第22条军规原来是个骗局,是个圈套,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世界到处都由第22条军规统治着,就像天罗地网一样,令你无法摆脱。他认为世人正在利用所谓的“正义行为”来为自己巧取豪夺。最后,他不得不开小差逃往瑞典。

《第22条军规》是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也是着名犹太小说家约瑟夫·海勒的成名作。黑色幽默出现于60年代,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这一流派的作家侧重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他们用放大镜和哈哈镜把这种荒谬和压迫加以放大、扭曲、变形,使之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悲观心情。《第22条军规》虽然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的一个飞行中队为题材,但实际上并没有具体描述战争。本书的要旨正如作者自己说过的那样,“在《第22条军规》里,我并不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官僚权力结构中的个人关系”。所谓“第22条军规”是个并不存在却又无所不在的东西,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像浮云一样漂浮不定,像梦幻一样瞬息万变,一会儿命令这个,一会儿又限制那个。它有无数项内容,它对一切领域都生效。很明显,这样一条具有无上权力和任意性的军规是官僚统治集团制定出来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和“制度化了的疯狂”的象征,集中表现了军事官僚体制灭绝人性的本质。它总是在设法整人,你无论怎样挣扎也逃不出它的手心;它总是有理,你总是无理,你必须放弃那想要问个明白的念头,你得时刻准备承受它的打击。第22条军规就是如此滑稽,如此可怕。

《第22条军规》之所以能一鸣惊人,成为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在艺术技巧上的创新。在这部作品中,海勒摒弃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手法,一方面采用了“反小说”的叙事结构,即一种类似戏剧的“人像展览式”的结构,只用叙述、谈话、回忆来组接事件、情节和人物;另一方面又用自己丰富的想像力使事件和人物极度变形,一件件、一个个都是那样荒诞不经,滑稽可笑,以此来博得读者的凄然一笑,并且让人们在哭笑中,不得不去回味,去思索。作者还充分运用象征手段来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事物的看法。其中寓有深刻的哲理思考,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一部晦涩离奇的当代寓言,“看来胡搅蛮缠,其实充满哲理,因为只有高度理性的人才能充分注意到事物中隐含的非理性成份”。

《第22条军规》自问世以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已成为美国社会压迫制度、专制势力的象征,这一制度和势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人们痛恨它,企图推翻它、消灭它。在这一点上,作者说出了世人的心声,小说因此受到热烈欢迎。“第22条军规”也作为一个词语,进入美国语言乃至世界语言,被人们广泛地加以使用,成为“进退维谷的状态”或“无法摆脱的困境”的代名词。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阿瑟·米勒和他的《推销员之死》

他们一直生活在错误的梦想里,全部,全部的错误。

——阿瑟·米勒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欧洲人开辟了新的发财致富、走向成功的战场,也造就了以坚强、冒险着称的美利坚民族。那儿遍地是黄金,那儿人人都可以成功,那儿是人间乐土,这些就是所谓的美国梦。这里曾经是冒险家的天堂,新生百万富翁的摇篮。戏剧家阿瑟·米勒以一部《推销员之死》将所谓的美国梦击得粉碎。“他们一直生活在错误的梦想里,全部,全部的错误。”

阿瑟·米勒是美国着名戏剧家,1915年生于纽约,父亲为富裕的犹太商人,大萧条时期不幸破产。因经济问题,米勒1932年中学毕业后就外出谋生,在汽车零件仓库干活。1934年入密执安大学,在校期间开始戏剧创作。1944年,他的《鸿运高照的人》在百老汇上演,但反响平平。3年后,《全是我的儿子》终于一炮打响,获纽约剧评奖,米勒从此成名于世。1949年,米勒最杰出的戏剧《推销员之死》上演,再获纽约剧评奖,并于同年获普列策奖。米勒因此剧赢得世界性的声誉,成为世人所公认的一流戏剧家。此后,米勒又有许多作品上演。1953年的历史剧《炼狱》影射当时麦卡锡主义对左翼人士的迫害。1956年,米勒和妻子离婚,与好莱坞红星玛丽莲·梦露结合,并为她写过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同年米勒曾受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并被判藐视国会罪,两年后最高法院才撤销这一罪名。1961年米勒结束了和梦露的短暂婚姻,再娶奥地利籍摄影师英吉保丽·莫拉斯,这段经历在剧作《堕落以后》中得到反映。另外,他还写了《两个星期一的回忆》、《维希事件》、《代价》、《美国时钟》及大量戏剧评论。米勒最爱写人的负罪感和良心发现,他一贯反对纯娱乐性的庸俗戏剧,提倡严肃戏剧。

《推销员之死》是现代戏剧中的一部杰出之作,体现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成就。全剧结构紧凑,简洁明快,只有两场外加一个类似尾声的安魂曲。剧中,米勒塑造了一位一心向往成功,并坚信人人可以成功,但最终走向失败和死亡的推销员——威利·洛曼。故事发生在一天两夜之间,却反映了威利一生的悲剧和比夫两兄弟成长的经历。

这是一出典型的现代悲剧。它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某些弊病,粉碎了“人人可以成功”的神话。威利·洛曼的职业是巡回推销员,他一直相信讨人喜欢和坚持不懈是事业和生活成功的关键。他的偶像是优秀推销员大卫·辛格曼。威利·洛曼抱住错误的价值观念不放,不能面对现实,一生在错误的梦想中度过,也为了一个错误的梦想而死。威利代表了他那个阶层,因此他的悲剧也是一群抱着成功梦想的人的悲剧。正如他的名字Lowman所暗示的那样,他是属于社会的低层人物。威利一无所有,推销员没有工资,只领佣金。他们推销的只是别人的东西,他相信,人只要讨人喜欢,具有魅力,世界的大门就朝他敞开。他把自己的生活建筑在这样的梦想之上。他对大卫·辛格曼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大卫推销得非常成功。他不必离开旅馆,一个电话就能成交,84岁去世时,有那么多买家和同行为他送葬。

由于他总是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把幻想当作现实,所以又常常说大话。他不顾自己推销不受欢迎的事实,吹牛说自己在新英格兰如何重要,说自己的销售额如何高,他就这样陷进自己的谎言中不能自拔。早年,他的哥哥本劝他去阿拉斯加发财,但他的妻子林达说“你在华纳公司不是干得很好吗?有希望成为股东啊。”结果他错过了机会,连起初林达劝他求老板给他在城里的差使,他也只能拒绝,因为“他在新英格兰很重要”,而事实却是,老板把他解雇了。对待大儿子比夫,他又拼命灌输“只要讨人喜欢,有魅力就能成功”的思想,至使比夫长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他还姑息比夫的偷窃倾向,造成了另一代人的悲剧。威利的盲目性使他妒忌邻居查利的成功,拒绝查利给他提供的职业。他硬要比夫相信自己的魅力足以使旧老板借一笔巨款给他开业。最后,当比夫声泪俱下地帮助他正视现实的时候,他又误认为比夫终于还是接受他的观点,需要他,因而决定自杀,以便有一笔钱留给他。然而,威利的悲剧并不是全部由于自身性格的弱点造成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社会本身的弊病。威利终于发现,他自己就像他分期付款购买的东西一样,等你付清款后,东西便用尽或者坏了。他付清了最后一次房款,自己却只能到坟墓里去安息了。在美国社会,人老了就像被吃光了肉的橘子一样,皮被扔掉。然而,他为之牺牲的两个儿子,却是不值得他这样做的。

比夫是剧中第二个重要角色,他是威利哲学的牺牲品,由于威利一向厚长薄幼,对比夫爱护有加,比夫便把父亲作为偶像。威利相信比夫讨教练喜欢,即使偷点东西也不成问题,后来为了向哥哥逞英雄,竟怂恿比夫兄弟去偷木头。比夫就这样按照父亲的价值观去做人,直到数学不及格,到波士顿找父亲求助,发现了父亲的隐私,才完全改变了他对父亲的看法。由于父亲不断告诉他他如何重要,使他不能听命于人,加上又有偷窃习惯,在外飘泊多年,不但一事无成,还进过监狱。他曾设法帮助父亲丢掉幻想,正视父子俩人都是平庸之辈,只能从头开始,但终未成功。但剧终时,他终于醒悟了。如果说,米勒对剧中人还寄托希望,那么希望是在比夫身上。

哈比是个被父亲忽略的儿子。在家里,比夫的形象总是把他压在下面。哈比长大后是个浪子,也很自私,竟把神经错乱的老父扔在饭店里,与妓女扬长而去。但哈比也是威利哲学的牺牲品,更可悲的是,直到剧终时他还相信自己会成功。

林达是贤妻形象,但她不但没有帮助威利回到现实,反而使威利在自己的幻想和盲目性中越陷越深。她对威利的死是有责任的,但她仿佛是米勒的代言人,喊出了许多人心中的呼声,“必须关注这个人”,即人不能到老就像橘子皮似地被扔掉。

本和查利都是为了证明威利哲学的谬误而设的人物。本代表富有冒险精神又能残酷地竞争的一类人。他17岁进入非洲丛林,21岁走出来时成了富翁,他成功了。他的哲学是“和陌生人争斗切不可公平”。查利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不相信个人的魅力。他的名言是:“J·P·摩根脱了衣服像个屠夫,但带上荷包时,他非常讨人喜欢。”由于他的务实精神,他在美国社会也获得成功,他和儿子伯纳德与威利父子完全相反。

此剧也使用了象征手法,如丛林象征人类社会;丝袜暗示威利对妻子的负罪感;树林着火象征威利感到的生活压力大到不能再承受;付清了贷款的房子象征在美国社会里人的价值观念;威利自杀前夜在那个阳光不足的后院种上蔬菜表示他绝望之中拼命要给家人留下一点什么;还有幕启和幕落时那笛声,象征威利那无法实现的梦幻。象征手法的运用就象意识流在小说里的运用。在布景设计上,屋内的墙都是透明的,现实的人物和已故的人物,过去的情节和现实的情节交替出现,也像意识流一样,只是表现已故人物及过去的情节时,人物穿墙而过,不理会室内环境,而现实中的人物则从门里出来。表现过去时,灯光变暗,人物的举止显出年龄差异,服饰显出时代差异。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19世纪上半叶美国重农派

重农派是美国现代南方作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学流派,又称“逃亡者派”。

1915年,一些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镇范德比尔特大学有关的文化人常常聚会讨论文学及哲学问题。范德比尔特大学教师、诗人约翰·克罗·兰塞姆成为这一活动的实际领导者,他的周围聚集诗人罗伯特·潘·华伦、阿伦·泰特、唐纳德·戴维森以及小说家安德鲁·纳尔逊·莱特尔等。1922年至1925年,他们出版了有影响的小型文艺杂志,还出版了《逃亡者文选》(1928年)。“逃亡者派”一词即由此而来。

“逃亡者”们提倡维护南方传统的文学地方主义,成为“南方文艺复兴”的一支中坚力量。1930年,以“逃亡者派”为主体的12个南方作家,其中有兰塞姆、华伦、泰特以及诗人约翰·弗莱彻、剧作家斯塔克·扬格等人,撰写的专题论文集《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出版。这被看作是“重农派”的宣言。这些文章都是以南方农业社会为尺度来批判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强调人对上帝和大自然的依赖,强调家庭、社会以及历史传统的重要性。实现“完整的人”是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在他们看来旧南方庄园制农业社会是人全面地、健康地发展的“有机的”社会;而北方的现代工业社会则是“弱肉强食的投机园地”,它是造成可怕的混乱和非人化现象的原因。他们笔下的旧南方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想像,是与资本主义现实相对立的虚构的牧歌世界。

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重农思想对美国南方知识分子影响极大。这种思想不仅贯穿在兰塞姆、戴维森、泰特、华伦等人的作品中,在威廉·福克纳、卡罗琳·戈登、莱特尔以至尤多拉·韦尔蒂等人的小说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一时形成了一股很有声势的“重农运动”文化潮流。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迷惘的一代

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迷惘的一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个名词源出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在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里用它做题词,于是“迷惘的一代”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厌恶战争,却又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在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口号的蛊惑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战争绞肉机,人类空前的大屠杀,所谓“民主”、“光荣”、“牺牲”等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都成了骗人的东西。战争的种种苦难,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些思想感情。例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爱·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威廉·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和《萨托里斯》都表现了战争留给一代人的心灵伤痕。

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到欧洲打过仗,负过重伤。海明威厌恶、逃避与诅咒战争。他对战后的和平生活也不抱希望,作品中迷惘、悲观的情绪较为浓厚。“迷惘的一代”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惘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例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托·斯·艾略特和托·马斯·沃尔夫等。“迷惘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年代,3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都发生了改变。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垮掉的一代

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

我们看到这一代精英毁于疯狂,

他们饥饿、歇斯底里、赤裸着身子,

在黎明时拖着沉重的身躯,

穿过黑人区街巷,寻找疯狂的吸毒机会。

——金斯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垮掉青年”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

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的文化发起冲锋。多数垮掉派文人来自东部。着名的有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巴罗斯、格雷戈里。柯尔索、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塞缪尔·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1950年,凯鲁亚克与巴罗斯各自完成了一部垮掉派小说《小镇与城市》(1951年)和《吸毒者》(1953年)。霍尔姆斯也在小说《走吧》(1952年)中更明确地反映纽约“垮掉青年”的生活感受,但这种尝试受到东部学院派势力的压抑,他们就往西部寻求同道和发展基地。当时洛杉矶近郊的西威尼斯有个以劳伦斯·李普顿为首的垮掉派组织,他于1955年发表了小说《神圣的野蛮人》。在旧金山,以劳伦斯·弗林盖梯的“城市之光”书店为中心,聚合了一群立志从事“文艺复兴”的反学院派诗人。

1955年夏天,“垮掉文人”和反学院派诗人在旧金山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自此之后垮掉派文学作品开始流行。金斯堡在会上朗读了他那首被誉为“50年代”的长诗《嚎叫》。这首诗以怨气冲天的哀号表达“我这一代精英”的痛苦与自暴自弃,斥责“莫洛克”神统治下的军事化、商业化的社会。1957年,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出版,它描写垮掉分子在各地流浪的生活,大批精神苦闷的青年把它奉为“生活教科书”。诺曼·梅勒则从理论上论证了“垮掉文学”的意义。商业化宣传使得美国青年纷纷接受“垮掉”生活方式,爵士乐、摇摆舞、吸大麻、性放纵、参禅念佛和“背包革命”(指漫游旅行)一时成为美国青年的风气。

“垮掉派”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问题。霍尔姆斯和梅勒借用存在主义观念,宣扬通过满足感官欲望来把握自我。斯奈德和雷克思罗斯则吸收佛教禅宗的学说,以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在政治上,他们标榜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艺术上,据雷克思罗斯在《离异:垮掉的一代的艺术》(1957年)中宣称,他们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凯鲁亚克发明的“自发式散文”写作法和查尔斯·奥尔逊的“放射诗”论被“垮掉文人”奉为圭臬。

大量“垮掉诗”因具有大众化和反象征主义的倾向,长期在青年中流传。在小说方面,凯鲁亚克的一组“路上小说”:、《地下人》(1958年)、《达摩流浪汉》(1958年)、《特莉斯苔萨》(1959年)、《孤独天使》(1959年)等比较有代表性。它们继承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思历险记》所开创的美国文学中写流浪生活的传统,主人公为逃脱污浊的环境而四出漫游,寻找自由和归宿。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主人公毫不隐讳地大谈自己的境遇和感受,作自我剖析,这种“个人新闻体”手法在那个年代得到较大的发展。

巴罗斯则以对暴行、堕落、吸毒和犯罪等的描写在“垮掉”作家中闻名。他同时又在语言和小说的形式上进行大胆实验,用“剪裁法”拼凑和改变小说的结构。他的代表作《裸露的午餐》(1959年),由于反映了“真正地狱般的”地下生活,引起了一场诉讼和斗争。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色幽默

一切精神失常的人都可以不完成规定的任务,立即遣送回国。

……

任何人只要提出自己的精神不正常,就证明他的精神正常,仍然不准回国。

——

“黑色幽默”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它的名字来源于弗里德曼编的一本题名为《黑色幽默》的短篇小说集。它是60年代美国小说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进入70年代后,“黑色幽默”的声势大减,但仍时有新作出现。它的主要作家有约瑟夫·海勒、克特·小伏尼格、托马斯·平钦、约翰·巴斯、詹姆斯·珀迪、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唐纳德·巴赛尔姆等。

“黑色幽默”的小说家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即“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变成畸形,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在荒诞可笑中让人体味沉重和苦闷。因此,“黑色幽默”又有“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之称。“黑色幽默”作家往往塑造一些怪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可笑的言行影射社会现实。在描写手法方面,“黑色幽默”作家也自出机杼,小说的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和回忆混合起来,把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成一团。例如海勒的、平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小伏尼格的《第一流的早餐》等即是具有此种鲜明的“黑色幽默”之风。

最能代表“黑色幽默”风格的作品是约瑟夫·海勒的小说。小说初版时问津者并不多,到60年代末美国反战运动的高涨时期,人们惊异地发现在“黑色幽默”的面孔下说出了最深刻的反战道理,一时引起轰动。

“黑色幽默”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黑色幽默”是60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的产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可笑的事物和“喜剧性”的矛盾是作家对现代西方文明危机的写照。他们虽然看到了危机但是他们强调社会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思想。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西方文学的源头活水——荷马史诗

第一个悲剧诗人。

——柏拉图

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马克思

古希腊人曾经创造了许多令后世惊叹的文化奇迹,《荷马史诗》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充满英雄传奇的史诗,它的传播者是一位盲人歌手。他描述的世界超出了历史记述的范围,当所有的人都为他壮烈而美丽的故事所陶醉时,故事变成了历史,考古学家根据他的记述挖出了价值连城的珍宝和几千年前的城堡,人们甚至不知应将他列于文学的殿堂还是列于历史博物馆之中。

《荷马史诗》是和《奥德赛》的合称。它是古希腊文学中保存下来的最早作品,每当人们论及阿喀琉斯的脚后跟、特洛伊的木马、不和的金苹果,及把美女比喻作海伦时,都是无意中已借用了这部大约已有3000年历史的诗篇。

盲诗人荷马生平不详,按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荷马约生于公元前850年左右,正是希腊氏族社会解体、奴隶制开始形成的时代,即所谓的“英雄时代”。诗人的出生地不可考,后来希腊的7个大城市都曾经自认为是荷马的家乡。荷马日常挟七弦琴流浪于热闹的市镇,以歌吟维持生计。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都认为荷马确有其人。现代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9、8世纪之间,是小亚细亚一带的一位具有高度艺术才能的民间歌人。

《荷马史诗》被誉为欧洲古典文学的楷模、史诗的典范。它的内容来源于公元前12世纪发生于希腊城邦雅典和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民间流传着歌颂这场战争的英雄的短歌,并且在传诵过程中,英雄故事与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由民间歌人口头传授,内容不断丰富。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由荷马整理加工成演唱本史诗形式,这就是和《奥德赛》。它展现了荷马时代的希腊文化、政治、社会制度、家庭生活、文学、理想、宗教观、宇宙观,忠实地反映出令人向往的古希腊精神。

和《奥德赛》都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又译为《伊利昂记》,共24卷,15693行。根据传说,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的婚礼时,因为没有邀请争吵女神厄里斯而得罪了她。这位女神在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写“给最美的女人”。天后赫拉、智慧之神雅典娜和爱神阿佛洛狄忒果然为此争夺起来。争执不下,只好去找宙斯,宙斯让她们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评判。3位女神找到帕里斯,都许诺给他好处。赫拉许他为最伟大的君王,雅典娜许他成为最伟大的英雄,阿佛洛狄忒许他以世界上最美貌的妻子。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了阿佛洛狄忒。后来,爱神帮助他把天下最美的女人——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拐走了。于是,希腊各部落组成联军攻打特洛伊。战争持续了10年,众神各助一方。最后,希腊联军将领、伊塔克岛之王奥德修斯设计把一具内藏兵将的巨大木马丢在城外,假装撤兵。木马被特洛伊人拖进城内。晚上,希腊人从木马中出来,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攻下了特洛伊城。

主要叙述特洛伊战争第10年中最后51天希腊人如何攻陷特洛伊城的故事。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主题,叙述他的愤怒、不悦,他的鲁莽及最后善意的胜利。“女神啊,歌颂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怒火中烧吧”是的第一行。希腊主将阿喀琉斯同统帅阿伽门农为争夺一个美丽的女俘发生内讧,一怒之下,退出战场。希腊军连连败退。阿喀琉斯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冒其名,披其甲出战,被赫克托耳刺死。阿喀琉斯为亡友复仇而重返战场,杀死赫克托耳,希腊联军转败为胜。赫克托耳的父王靠神指引,赎回儿子尸体,举行葬礼。给人以严肃、高贵的印象,具有史诗和悲剧的崇高。

《奥德赛》又译为《奥德修纪》,共24卷,12110行。主要写特洛伊城被攻陷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还乡的故事。奥德修斯因为得罪了海神波塞冬,不得不在地中海沿岸漂泊,经历种种可怕的风险,包括独眼巨人部落以及凶恶的海怪的袭击,他在海上漂流10年最终回到故乡。与此同时,由于奥德修斯多年未归,他的儿子外出寻父。同时,许多贵族都在向奥德修斯的妻子求婚,企图夺取王位和财产。奥德修斯回国后,乔装乞丐,试探妻子,然后和儿子一起杀死了求婚人和不忠的奴隶。史诗以夫妻团圆以及奥德修斯重登王位结束。《奥德赛》主要写人类的智慧、力量和感情,格调较为平静。如果说是甲胄碰击的金属音响,那么《奥德赛》是大海变化万端的私语与颤抖。

《荷马史诗》以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为题材,运用简洁巧妙的布局、自然质朴的语言,向我们展现了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勾画出传颂千古的不朽英雄形象,如人与神之子阿喀琉斯、骁勇善战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和机智勇敢的领袖奥德修斯等,因此《荷马史诗》又被称为“英雄史诗”。在欣赏英雄的同时,你还将领悟这部史诗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在自然界和威力面前,勇往直前!

传说中的古城随着时间的流逝已荡然无存,但史诗的描述在数千年后仍令人神往,甚至有些人对诗中的描述深信不疑。德国商人施利曼便是其中的一位。施利曼本着对史诗记述的历史真实性的坚定信念,按照史诗讲述的方位,耗费巨额资财,于19世纪70年代起,对今土耳其西北部距爱琴海不远的希萨里克丘冈进行发掘。最后施利曼取得巨大成功,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证实了史诗中所描述的特洛伊富有金银的史实。后来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继续发掘,在那儿发现了一座古城的遗址,丰富的遗物证明了它当年的繁盛。学者们认为那就是传说中的特洛伊城。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

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欧福里翁之子,

躺在这里,周围荡漾着杰拉的麦浪,

马拉松圣地称道他作战勇敢,

长头发的波斯人听了,心里最明白。

——埃斯库罗斯的《墓志铭》

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腊城邦雅典工商业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急剧扩大,大大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原来盛行于农村的庆祝丰收、祭祀酒神和农神的节日歌舞和仪式表演进入了城市,这些节日随之成为全国性的节日。此时的雅典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简单的歌舞表演已不能充分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表演逐步演变成戏剧,酒神颂歌发展成悲剧,祭神歌舞和滑稽戏则成为喜剧。

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进入悲剧的繁荣时期,此时雅典经常举行戏剧比赛,许多悲剧诗人创作了大批剧本参加,上演了许多悲剧作品,流传至今的是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一小部分作品。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者,恩格斯称他为“悲剧之父”。他像公元前5世纪的其他希腊作家一样,在生活中从事写作,而且知道如何去生活。他使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备的形式。他首先采用三部曲的悲剧形式,每部既能独立存在,各部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据说,布景、庄严的舞蹈、高底靴和轻飘鲜明的服装都是埃斯库罗斯首先采用的。他首先在酒神节的祭祀合唱中增加了一名演员,使表演从纯歌唱变为戏剧形式。

埃斯库罗斯于公元前525年出生于雅典。公元前499年他26岁时,完成了第一个剧本。公元前490年,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同时参加马拉松战役,由于他们作战英勇,雅典政府曾订制一幅画,以表彰他们兄弟的功绩。公元前484年,他首次获酒神节的戏剧奖。公元前480年,他参加了两次战役,次年作战于普拉泰亚(Plataea)。公元前476年及公元前470年,两度访问西那库斯,并受到海厄洛一世王朝的隆重接待。公元前468年,在独霸雅典文学界达30年之后,他首次失掉戏剧第一奖;公元前467年,他以《底比斯王室之乱》一剧重振声威。公元前456年,他因《俄瑞斯忒斯》三部曲这一出悲剧赢得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胜利。公元456年,他再度访问西西里岛,同年死在西西里。

传说他一共写了90部剧本,现保留下来的有7部,其中最着名的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大多取材于神话,内容往往带有命运观念或其他迷信色彩,反映的却是当代的社会生活和现实斗争。无论是神与神之争,还是人与神之争,实际都是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反映。它们着重于歌颂主人公的英雄行为,形象高大雄伟,气势壮烈磅礴,并无强烈的悲观色彩,反而充分地表现出自豪感。

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题材源于古希腊神话。火神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得火种带到人间,使荒蛮之中的人类产生了文明,而自己却受到宙斯的惩罚。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便从这里开始:普罗米修斯在宙斯的命令下被铁链拴在高加索山崖。无助地吊在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倔强地反抗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而且骄傲地数说他为原始人类带来的文明的火种,他高唱:“我就是那个为凡人创设这一切艺术的神,却未曾留下现在拯救自己的巧计。”宙斯决定将他投入地狱的深渊,整个大地都为之忧伤。但由于普罗米修斯是神,不容易死去,在悲剧结尾中他又被从地狱深渊里提出,锁在一块山岩上,宙斯命一只兀鹰啄食他的心脏。他的心在夜晚长出,白天又被鹰所吃掉。普罗米修斯就这样在人间忍受了136年的折磨。后来仁慈的巨人赫拉克勒斯钉死秃鹰,并劝服宙斯释放了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忏悔,与万能的神和好,并且佩上了必戴的铁戒指。

埃斯库罗斯在这一出简单而有力的悲剧中确立了希腊戏剧的主题——人类意志对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反抗以及公元前5世纪希腊生活的主题——反叛思想与传统信仰之间的冲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希腊悲剧中主题最崇高、风格最庄严的作品之一。剧本用全宇宙来影射小小的雅典城邦,把民主派和寡头派表现为超人的神明,把民主斗争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表现了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高尚精神和雄伟气魄。全剧富于哲理和肃穆气氛,感情汹涌澎湃,体现了雅典民主派的自豪感。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奴隶也有自己的创作——伊索寓言

是的,大可看得。它至少给予我们三种安慰。第一,这是一本古代的书,读了可以增进我们对于现代文明的骄傲。第二,它是一本小孩子读物,看了愈觉得我们是成人了,已超出那些幼稚的见解。第三呢,这部书差不多都是讲禽兽的,从禽兽变到人,你看这中间需要多少进化历程!

——钱钟书

寓言本是一种民间口头创作,是一种反映人们的生活智慧,包括社会活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文学形式。在寓言发展史上,古希腊寓言占有着重要地位。它开创了欧洲寓言发展的先河,并深刻地影响到其后整个欧洲寓言的发展进程。而可称是古希腊寓言的总汇。

流传于世的相传是伊索所作。根据不多的历史记载推断,伊索约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家乡在小亚细亚的弗基里亚,曾在一个名叫克珊托斯的人家里为奴,后来由于聪明伶俐获得自由。此后他游历希腊各地,获得广泛的见闻,并讲述各种寓言,其中有些伤及祭司的尊严,引起祭司的不满,后被祭司所害。伊索生活的时代正是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形成时期。那个时代,奴隶主贵族作威作福,为非做歹,奴隶和下层平民备受欺凌。奴隶和下层平民对奴隶主贵族的专制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他们把寓言当作武器,同奴隶主做斗争。

实际上是一部古希腊寓言的汇集,共收寓言300个以上,后人又不断对之进行加工补充,其中一些寓言可能来源于亚洲和非洲。大多包括寓言故事和简单的教训两部分,反映了古希腊下层平民和奴隶的思想感情,有的揭露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贪婪和残暴,有的反映奴隶和穷人的困难处境,有的表现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有的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农夫和蛇》、《狼和小羊》、《乌鸦和狐狸》、《狐狸和葡萄》、《龟兔赛跑》等都是流传极广的名篇。

《农夫和蛇》的故事告诉人们,决不要怜悯像蛇一样的恶人。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被冻僵,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狼和小羊》的故事是中着名的一篇,揭露了强权者的专横,说明坏人存心要做坏事,总是可以找到借口的。一只狼来到河边,它看小羊在河边喝水,就想吃了它。但狼又想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欲望,于是责怪小羊把水弄脏了,害得它不能喝水。小羊回答说:“我在下游,你在上游,我怎么会把上游的水弄脏呢?”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便恶狠狠地说:“你去年骂过我的父亲。”小羊大为吃惊,忙辩解道:“那时我还没出生呢。”狼理屈词穷,终于凶相毕露地说:“即使你辩解得再好,我也不放过你。”说着便猛扑过去把小羊吃掉了。如果把狼和羊的对立关系比做奴隶主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关系,那贵族和奴隶主不就有着和狼一样的吃人的本性吗?

中也有总结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经验的故事,《农夫的儿子们的争吵》便是其中一篇。农夫的几个儿子之间经常发生争吵,不团结。农夫多次劝导也不奏效。一天,农夫把几个儿子叫到跟前,拿了一束木棒让他们轮流折,但谁也折不断。然后,农夫把一束棒拆开,分给几个儿子每人一根,叫他们再折。儿子很容易都折断了。农夫用一束棒折不断,一根棒一折就断的道理教导儿子们说:“你们看吧,假如内讧,便要被打倒了。”这一生动的例子说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狼和狗》则是对自由的歌颂。狼看见一只肥胖的狗戴着脖套,就问他:“是谁把你拴住,又喂得这么好?”狗回答说:“猎人。”狼听了说:“但愿我不会受这样的罪,因为对我来说,戴沉重的脖套比挨饿更难受。”

在伊索创作的寓言故事中常把奴隶主贵族比为狮子、毒蛇、狐狸等,揭露他们的贪婪残暴,同时又歌颂了广大奴隶和下层平民顽强的斗争精神,鼓励人民团结起来,同贵族奴隶主做斗争。中还有许多精彩的寓言,都说明了深刻的道理。

对以后的欧洲寓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作家费德鲁斯直接继承了伊索寓言的传统,借用了其中的许多故事,并称自己创作的寓言为伊索式寓言。这种传统为晚期古希腊罗马寓言创作所继承。文艺复兴以后,伊索寓言的重新整理和出版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寓言文学的发展,先后出现了许多的寓言作家,法国的拉封丹、德国的莱辛、俄国的克雷洛夫便是其中最杰出的几位。到了近代,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明朝时传入我国。1625年,我国出现第一个译本,当时名为《况义》。清代以来,又相继出现多种译本。在我国流传久远,至今仍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爱不释手。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新时代的第一声号角——但丁和他的《神曲》

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恩格斯

《神曲》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她是主动下地狱,寻求自我,达到自由境界的示范表演。

——残雪

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曾经从爱情中获得灵感,意大利的伟大诗人但丁,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圣”。但丁小的时候曾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一位容貌清秀、美丽动人的姑娘——贝阿德丽采。但丁非常喜欢她,宴会后常找机会去看望她。随着年龄的增长,但丁就把贝阿德丽采当做自己精神上的爱慕对象。这种爱情给了但丁神奇的力量,他为她写下了一系列抒情诗篇。但不幸的是贝阿德丽采却与一位银行家结婚,不久就过早死去。诗人但丁为此悲伤万分,提笔写下了一系列的悼念诗。但丁把为贝阿德丽采写的诗收集在一起,用散文串连起来,说明每首诗的写作动因,取名《新生》。诗中但丁追求纯洁的爱情,把贝阿德丽采看作是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一个神化的女性。从此之后,贝阿德丽采成了但丁作品中一个象征性的理想人物。

但丁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从小喜欢读诗,曾经拜着名学者为师,学过拉丁文和古代文学。他特别崇拜古罗马的一位重要诗人维吉尔,把维吉尔当做自己的精神导师。维吉尔写的史诗《埃涅阿斯纪》歌颂了罗马祖先建国创业的丰功伟绩,被认为是文人创作的史诗中的最好作品。青年时期的但丁还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但结果被赶出城邦,开始了近20年的流放生活。大约在1370年,在流亡生活最痛苦的时候,但丁开始了《神曲》的创作,这是他长期酝酿和构思的一部巨着。

《神曲》的意大利文原意是《神圣的喜剧》。但丁原来只给自己的作品取名为,后人为了表示对它的崇敬而加上“神圣”一词。起名是因为作品从悲哀的地狱开始,到光明的天堂结束,带有喜剧的因素。《神曲》全长14000多行,分为、《炼狱》、《天堂》三部分。每部分33歌,加上序曲,共100歌。前面提到的贝阿德丽采和诗人维吉尔在《神曲》中都曾经出现。

长诗采用中古文学特有的梦幻形式,叙述但丁在“人生的中途”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但丁发现自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迷了路。黎明时分,他来到一座小山脚下,忽然旁边跳出3只怪兽拦住了去路。他高声呼救。危急之中,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在他面前,并表示愿意引导他通过地狱、炼狱,到达极乐的天堂。

地狱形似一个上宽下窄的大漏斗,直达地心,共分9层。罪人的灵魂按生前罪恶的大小,发配在不同的地狱层里,接受不同程度的酷刑。他们来到地狱,看见大门上写着: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犹豫,抛弃一切恐怖和畏怯。

走进大门,只见风卷黄沙,遮天蔽日。那些生前的怯懦者,在地狱的走廊里受难。这些灵魂既不为上帝理睬,也不被地狱收容。穿过走廊,但丁和维吉尔乘坐小船渡过冥河,来到了地狱的第一层。这里又称候判所。那些出生在耶稣之前,没有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古代异教徒,如诗人荷马、贺拉斯、苏格拉底等都在此等待上帝的判决。

真正的地狱开始于第二层。这里关的都是色欲场中的灵魂。他们生前沉湎于肉欲而抛弃理性,如埃及艳后等人永不停息地在狂风中飘荡着,颠倒着,时不时撞在断崖绝壁上,悲惨地呼号痛哭。这时,两个灵魂向但丁飘来。他们是一对情侣。但丁听罢他们的哭诉,感动得晕倒在地。

但丁再次醒来时,已到了地狱第三层。犯了贪暴罪的灵魂躺在恶臭不堪的污泥里,听凭风吹雨打。一只长了3个狗头的恶魔,用爪把他们撕成了碎片。地狱第四层,但丁看见两队幽灵,胸前堆满重物,面对面地辱骂、撕打。他们生前贪婪成性、挥霍无度。其中有一些是贪得无厌的教士、主教和教皇。地狱第五层,生前易怒的灵魂在污泥黑水中赤身露体,满面怒气互相搏斗,直到皮破肉烂为止。地狱第六层,3名满身污血,头上盘着青蛇的复仇女神把守着狄司城。城里坟墓林立,各种邪教徒在烈火燃烧的坟墓中哀号。

地狱第七层分为三环,对三种类型的强暴者施以酷刑。第一环,暴君在沸腾的血湖中受煮。第二环,信仰不坚定而自杀者被罚变成长满毒瘤的树木。第三环,污辱上帝者、重利盘剥者在火雨和热沙之间受刑。眼里喷出苦恼的泉水。一条小溪从沙漠附近流过。两位诗人沿着小溪一直走到溪水注入的深渊。维吉尔唤来人面蛇身、象征欺诈者的怪物。诗人们骑在它的背上飞翔而下到达深渊。这里是地狱第八层——恶沟。这层地狱分为十条沟。形形色色的欺诈者如诱奸者、阿谀者、占卜者、贪官污吏、伪君子、窃贼等,分别接受各种酷刑。在第三条恶沟中,买卖圣职的教皇,如刚去世的教皇尼古拉三世和当时在位的明尼法斯八世,身子倒栽着活埋在石缝里,只露出着火的小腿和脚。

地狱的第九层是一片冰湖,卖国卖主的叛徒都冰冻在湖里。冰湖中心是恶魔撒旦,他有三副面孔,正面的嘴中咬着出卖耶稣的犹大,左右的嘴中各咬着谋杀凯撒大帝的卡鲁图和卡西奥。

访问地狱最底层之后,但丁和维吉尔走出恶臭的空气,来到充满纯洁空气的炼狱岛。在山顶的乐园,维吉尔隐退。一列游行队伍护卫着一辆象征教堂的凯旋的车子。拉车子的是一只半鹰半狮的怪物,象征耶稣。象征各种美德的一群女子,载歌载舞,簇拥着一位高雅的女子。她就是但丁年轻时爱慕的贝阿德丽采,是亲自来引导他游历天堂的。

随后但丁游历了九重天。在第九重天,但丁被允许观看神的本质,并聆听天使们的合唱。她接着领他到天府,从这个高处,并借助她的视力,他能目睹天使们和在天国享福的灵魂们的喜悦。他被这种景象弄得如此眩惑而入迷,以致没有发觉贝阿德丽采已离他而去。当他清醒过来,发现身边来了一位老人。老人告诉他,贝阿德丽采已回到御座。他又告诉但丁,假如愿意看到更多天堂里的幻象,他必须和老人一起为圣母玛丽亚祈祷。但丁接受了这个恩赐,沉思冥想上帝的荣耀,并在那一刹那间瞥见了最伟大的秘迹,即三位一体和人与神的结合。

《神曲》的伟大价值在于以极其广阔的历史画面,反映了意大利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转折时期的现实生活和各个领域发生的社会、政治变革,显示了争取人格独立的人文主义光芒。不仅如此,《神曲》还对中古政治、哲学、科学、神学、诗学、绘画等领域作了艺术性的阐述和总结。

但丁运用丰富的想像为来生设置了三个阶段。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将自己所憎、所厌之人放在了地狱,而将自己所敬、所爱之人放入了天堂。不管他的评价是否恰当,但丁的目的都是为人间分出善恶美丑,而绝非泄一己之私愤,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他设想中的世界是一个精神升华至崇高的神的世界,也是当时人所能想到的最佳境界。而象征比喻和典故的运用也是其作品特征之一,这也是理解它的障碍,因我们没有充分的西方文化背景。这方面可看一些注释,但我们读《神曲》应侧重把握它的诗情。

《神曲》以丰富的想像和新颖的构思,为地狱、炼狱、天堂设计了严密的结构,清晰的层次,使之具有立体感。不同的境界,诗人赋予其不同的色彩。地狱是惩罚罪孽的地方,色调凄惨、阴森;炼狱是悔过和希望之所在,色调恬淡、宁静;天堂是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色调灿烂、光明。《神曲》最大的成就当数语言。但丁摆脱中古文学推崇的拉丁文,用意大利俗语写作,并采用以民间诗歌中流行的一种格律为基础的三韵句。这对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丰富以及提炼意大利的文学语言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成就表明:但丁摆脱了中世纪文学的传统羁绊,力图用新的艺术形式表现时代的思想内容。

但丁被誉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其作品《神曲》在思想、艺术方面都达到了时代先进水平,为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一向被誉为“中世纪的史诗”,并对后来的世界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薄伽丘对它推崇备至,在作品前加上“神圣”二字。后世许多诗人、画家、音乐家从《神曲》中汲取创作的养料,很多人在《神曲》艺术形象魅力的鼓舞下,创作出杰出作品,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仿效《神曲》的形式,歌德的《浮士德》则更有异曲同功之妙。此外但丁的《神曲》还直接促成了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形成。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为骑士文学敲响丧钟——塞万提斯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中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海涅

到了地球的尽头问人们:“你们可明白了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你们该怎样总结这一生活呢?”那时,人们便可以默默地把《堂吉诃德》递过去,说:“这就是我给生活做的总结。你们难道能因为这个而责备我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

塞万提斯是与莎士比亚(1547—1616年)同时代的人。他一生坎坷,大器晚成。父亲是医生,在各城镇之间做游医。塞万提斯小时候就随着父亲四处游历。他没上过大学,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少得可怜,他的知识主要来自生活。

塞万提斯生性活泼好动,青年时就报名参军,并在战争中负伤,左手残疾。战争结束后,又不幸在返家途中遭海盗劫持,被卖为奴隶,5年以后才被亲友赎回。不甘寂寞的塞万提斯努力地追求名誉和幸福,但是在58岁以前,他一直运气不佳。在担任政府收税员期间,不知是因为贪污,还是粗疏大意,他所经管的公款出现严重短缺,塞万提斯因此被捕入狱。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很有创作热情,尝试写过诗歌、剧本、传奇、书评等,但是并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他甚至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整个西班牙没有一个诗人比塞万提斯更糟的了。塞万提斯也不得不承认:我在倒霉这一点上,的确比在诗歌方面更有经验。

1605年,籍籍无名的塞万提斯在他58岁这一年终于获得了梦想已久的名誉。其原因是《堂吉诃德》问世了。《堂吉诃德》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共两部。第一部于1605年出版,很受欢迎。以至于1614年有个人以“阿维利亚内达”的笔名发表了《堂吉诃德》第二部,在这里,堂吉诃德被写成了个毫无奇思异想的疯子,而可爱的桑丘·潘沙则变成了毫无风趣、贪吃多嘴的傻子。这显然歪曲了塞万提斯的原意,于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本意,他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二部,并于1615年出版。由于写作的过度劳累,塞万提斯于第二年去世。

《堂吉诃德》模仿骑士传奇的写法,描写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西班牙乡绅吉哈达快50岁了,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立志要扫尽人间不平。他改名堂吉诃德,穿上生锈的盔甲,手持长矛,跨上瘦马出发了。中年农民桑丘·潘沙成了他的仆从,一位牧猪少女被他想像为贵妇人,成为他心目中的美人。他完全生活在自己虚构的骑士世界中。乡村小客栈是他的城堡,羊群成了敌军,他与风车作战,他冲进送葬队伍,硬说死者是被谋杀的,要为死者报仇。他前后游侠三次,险些丧命。他在临终前说:“我从前是疯子,现在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

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已50多岁。当时,荒诞的骑士传奇在西欧各国早已销声匿迹,在西班牙却仍风行一时。他对此深恶痛绝,把消灭骑士文学看成是将西班牙从封建主义的锁链里解放出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思想启蒙,因此郑重宣布自己的创作目的就是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他说:“我的愿望无非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真人真事,已经使骑士小说立脚不定,注定要一扫而空了。”

《堂吉诃德》的确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从此以后,西班牙再也没有出版过一部骑士小说。到18、19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发掘出堂吉诃德在可笑背后的英雄气质。英国诗人拜伦在他的名着《唐璜》中,高度赞扬堂吉诃德“永远追求正确的东西”。20世纪,美国图书馆学家唐斯博士在他的《塑造现代文明的111本书》一书中指出:“尽管小说中的堂吉诃德愚蠢至极,他的喜剧式遭遇令人忍俊不禁,然而,他从未失去尊严,从未抛弃他的理想,读者很快就会赞赏他的人格,敬佩他的高尚,同情他的遭遇,会憎恨他那不肯妥协的对手,是这些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挫败了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认为借用骑士小说这种题材,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作者利用这种形式,时而针砭时弊,时而描绘滑稽荒诞的游侠行径;时而热情歌颂,时而冷嘲热讽,使这种题材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其效果出人意料。堂吉诃德三次出游,在不同的条件下,他的喜剧性格一再重复,得到了强化。堂吉诃德一生执迷不悟,临死时却幡然醒悟,小说戛然而止,突出了结局的悲剧气氛,点明了主题,这是画龙点睛之笔,使人回味不已。塞万提斯在猛烈抨击骑士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也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不朽的形象,终于完成了小说艺术上的改革。《堂吉诃德》标志着西班牙古典艺术的高峰,塞万提斯可谓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先驱。

中国最早由林纾和陈家麟二人用文言文翻译了《堂吉诃德》,名为《魔侠传》,于1922年出版。从此,堂吉诃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旅程。鲁迅曾将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与“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哈姆雷特”相对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堂吉诃德热”。尤其是抗日战争初期,许多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战争,他们自称“堂吉诃德”或“堂吉诃德先生的门徒”,重视的正是堂吉诃德为理想勇往直前的精神。直到今天,堂吉诃德仍在以其理想主义品格涤荡着世界各国读者的心灵。

时至今日,它在世界各国翻译出版已达1000多次,影响了几代人。正如诗人海涅所说的那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中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俄国着名批评家别林斯基精辟地指出:“在欧洲所有一切着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堂吉诃德》。”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文艺复兴的歌者——薄伽丘

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

——薄伽丘

但丁结束了一个时代,薄伽丘开创了另一时代。

——桑克提斯

在西欧各国中,意大利得风气之先,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产生了第一批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和他的诗友彼特拉克(1304—1374年)。当时正是14世纪中叶,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都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不过是疏稀地出现在它北部的几个城市罢了。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还只刚刚开始。正是在这资本主义才只透露曙光的时期,薄伽丘写下他的代表作。

薄伽丘于1313年诞生于佛罗伦萨,他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是一个富裕的金融业商人,母亲身份不明,大概是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的女人。薄伽丘从小在商人和市民的圈子中间长大,这和他日后在作品中鲜明地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是很有关系的。他自幼爱好文艺,喜欢读书,萌发了将来做一个大诗人的心愿。大约14岁的时候,父亲不顾薄伽丘的志趣,把他带到那不勒斯去习商。混了6年,毫无成绩,老薄伽丘只得叫他改行,在那不勒斯学习教会法典,因为这是有利可图的行业。枯燥乏味的宗教法又耗去他6年岁月。薄伽丘痛心地认为,他学诗无成,白白地蹉跎了12年大好光阴。

幸而当时那不勒斯的宫廷比较开明,在国王周围,除了封建贵族、早期的金融家、远洋归来的航海家等外,还聚集着一批学者,有些还识得希腊文,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色彩,在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一个文化中心。薄伽丘借他父亲的影响,有机会参加宫廷的一些社交活动,扩大了他在文化领域中的视野。在他逗留那不勒斯的这段时期,开始模仿当时盛行的雕琢堆砌的文体,写起诗文来,先后创作长篇小说《菲洛柯洛》和长篇叙事诗《菲索拉诺的仙女》。

1339年,薄伽丘的父亲遭到了经济上的打击,薄伽丘的生活也跟着起了很大变化。从此他结束了公子哥儿的优闲生括,而必须为自己的衣食操心了。

1348年,意大利爆发可怕的鼠疫,蔓延到佛罗伦萨,大半居民死于这场灾难。大概就在鼠疫平息不久,记忆犹新的时候,薄伽丘开始创作。

瘟疫爆发后,繁华的佛罗伦萨丧钟乱鸣,尸体纵横,十室九空,人心惶惶,到处呈现着触目惊心的恐怖景象,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小说就在这样一片悲惨的气氛中开始。

在这场浩劫中,有10个青年男女侥幸活了下来,他们相约一起逃出城外,来到小山上的一个别墅。只见周围尽是一片青葱的草木,生气盎然;别墅又修建得非常漂亮,有草坪花坛,清泉流水,室内各处都收拾得洁静雅致。青年男女就在这赏心悦目的园林里住了下来,唱歌跳舞之外,每人每天轮着讲一个故事,作为消遣,住了10多天,讲了100个故事。

从一座触目凄凉的死城,忽然来到阳光灿烂、歌声欢畅的人间乐园,这一对比是强烈的,叫人眼前顿时为之一亮。这柳暗花明又一村、换了人间的境界,是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的,就像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的森严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们忽然发现,原来这姹紫嫣红的现实世界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歌颂啊!薄伽丘笔下的那些充满着对人生的热爱,一心追求尘世欢乐的故事,就是抛弃了天国的幻梦,宣扬幸福在人间。这部杰作,可说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春天气,冲破寒意,而傲然开放的一朵奇葩——那笼罩大地的寒意,就是庞大的天主教会的黑暗势力。

在薄伽丘犀利的笔锋下,“神圣的”封建教会显现了它的原形!恩格斯曾经这样指出:“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这是因为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罗马天主教会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它是各国最大的封建地主,也是封建制度的最顽强的精神支柱,它给封建宗法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光彩。它的教堂、修道院、宗教法庭、异教裁判所,遍布在每个封建庄园,每个新兴的城镇——可以说,庞大的天主教会组织就是一面编织得密密层层的大蜘蛛网,几乎挂满在西欧的每一块土地上,它的势力伸入到每个偏僻的角落,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外,它的职能就是对广大的人民实行全面的、无孔不入的精神统治。因此情况必然是:“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当时学者们大多使用拉丁文写作,以为这样才能使作品传之悠久,薄伽丘却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下他的巨着。他和他终生敬仰的前辈诗人但丁,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是富于战斗性的,但并不是一部近乎怒目金刚式的作品,而是饶有风味,洋溢着幽默和笑声,富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温暖的人情味。薄伽丘热爱生活赞美生活,所以在中到处充满了幽默和笑声。只有一个心胸开阔、热爱生活的时代新人,才会处处流露出一种不可抑制的幽默感,发出一阵阵明朗健康的笑声。不妨拿第六天的一组故事作例子。作者走出书斋,忘了自己学者的身分,混杂在一群嘻嘻哈哈的市民中间,不避琐碎、粗浅,却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津津有味地记录了下来。很显然,他希望读者也能欣赏这些小故事。

然而历史上的先驱往往容易感到自己处境的孤立,感到被黑暗势力四面八方包围着。1362年,有一个狂热的苦修教派的天主教僧侣,在临死前派遣另一个苦修教派僧侣,对薄伽丘进行咒骂、威胁、规诫,使他在精神上产生了极度的震动。他忏悔了,愿意弃“邪”归“正”了,把他收藏的书籍都卖了,甚至要把和他的其他着作都付之一炬,他还打算皈依教会,这样就将彻底抛开了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幸而他为彼特拉克所劝阻。这以后,他作为一个学者,转向学术研究工作,改用拉丁文写作。l374年,他的好友彼特拉克病死,这给他在精神上造成重大打击。第二年冬,他也在贫困和孤独中离开人间。

薄伽丘原来安葬在他的故乡切塔尔多的教堂的坟地里,可是后来他的坟墓被天主教会挖掘掉,墓碑也被扔掉,他们并没有因为薄伽丘晚年的忏悔,屈服于宗教势力而宽恕了他。1818年,英国诗人拜伦游历意大利,凭吊古迹时,愤怒地提到:甚至他的坟墓也横遭挖掘,听凭疯狗般的狂人的凌辱,他竟不能和一般的死者为伍。

1471年,在威尼斯出版,这是这部巨着的最早版本,当时欧洲才开始使用印刷机。接着在1472年、1478年,又相继在曼杜亚等城市出版。1492年威尼斯又出版了的第一个木刻插图本。总之,在15世纪,印行达10版以上;在16世纪又印行了77版。这充分说明了这部以新的文学形式出现的短篇小说集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伟大的笑匠——拉伯雷

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写的东西常常给人的感觉是丑陋的,就像苏格拉底一样。

——拉伯雷

文艺复兴运动中,法国出现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反封建反教会,提倡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拉伯雷是法国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着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对哲学、神学、医学、法律、数学、几何、天文、地理、植物、考古、音乐、绘画、民歌都有研究,提出了大脑、神经、肌肉之间的联系,是植物雌雄性别的第一个发现者。是他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他也因此成为16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作家。

拉伯雷1494年出生在法国中部都兰省的希农城,父亲是个有钱的法官。他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了自由自在而快乐幸福的童年。十几岁后,他被迫接受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宗教教育,之后又进修道院当了修士。

修士的生活,刻板乏味,又受清规戒律的束缚,这使拉伯雷非常反感。他开始学习希腊文,通过希腊文了解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化。当时,修道院反对学习古代文化,认为学习希腊文是追求异端学说,所以修道院搜走了拉伯雷的所有书籍。拉伯雷愤怒之下换了一个修道院。

在新修道院里,他幸运地遇上一个也喜欢古代文化的主持,加上他们又是老相识,拉伯雷终于可以自由地研究古代文化了。后来,拉伯雷跟随大主教出使罗马,游览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意大利,访问了许多名人和古迹,学习了宗教、哲学、数学、音韵、法律、考古、天文等许多知识,终于成了一个博学的人。

1530年,拉伯雷进大学攻读医学,这时他已36岁了,但他用了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获得了学士学位,当上了医师。1535年,他又到巴黎学医,不久又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1537年,他还勇敢地解剖了一具被绞死的囚犯的尸体。这种追求科学的举动,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这会触怒天主教会。

拉伯雷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的长篇巨作。1532年,第一部出版,一年后又出版了第二部,署名是那西埃。书出版后,受到了城市资产阶级和社会下层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又受到了教会和贵族的极端仇视,并被法院宣布为禁书。

1545年在国王的特许发行证的保护下,拉伯雷以真实名姓出版了的第三部。但国王不久死去,小说又被列为禁书,出版商被烧死,拉伯雷被迫外逃。直至1550年才获准回到法国。

回国后,他完成了的第四、第五部。

是一部颂扬人性、讴歌人的伟大的人文主义杰作,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教会统治发出的呐喊,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和人的创造力的肯定。作品深刻揭露了“宗教方面以及政治状况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可怕的秘密”,抨击了教会及其意识形态,特别痛斥了天主教毒害儿童的经院教育,同时,也充分表现了拉伯雷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宗教、道德主张及其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

中,国王为王子高康大请来一位神学家当教师,这个神学家让王子花了50多年的工夫将各种功课背得烂熟,可是,几十年的经院教育却使高康大变得“糊里糊涂”,“呆头呆脑”,每天除了吃喝睡,就是死读书,做弥撒,结果往往是“眼光落在书本上,脑子却想着厨房”。拉伯雷给他的主人公取名庞大固埃,意为“十分窒息”,表明经院哲学是“无用的科学”,教会教育只能培养愚昧无知的人。后来,在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后,高康大才变成名副其实的“巨人”。在人文主义教育的的培养下,高康大广泛学习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种知识。首先,他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将所有历史牢记在心。此外,他还学习宇宙志之类的着作,学习7种自由艺术。其中学习天文学是用来研究事物规律,而不是那些骗人的占星之说和炼丹术。法律方面,主要学习民法和犹太法学家的学说,并与哲学进行比较,了解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包括江河湖海、水中的鱼、空中的禽、森林果园里的灌木和丛林、大地的鲜花和香草、山里和海底的矿产等。通过学习医学和解剖,获得有关人的微观世界的完备知识。不仅如此,高康大还学习实践,学会习武,学习生产和商业技能,与文人学士们交往和公开辩论,增长见识,获得实际本领。总之,通过百科全书式学习,使高康大的“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成为一个精神与体力协调发展,并且善于运用语言技能,富于美的陶冶的“无所不为的人”,即一个真正的“巨人”。

揭露了中世纪教会的黑暗和腐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追求。在拉伯雷的理想社会里,人性是善良的,人们是纯朴的,他的理想的行为准则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读拉伯雷的时,人人可以快意地笑,爽朗地笑,尽情地笑,这也是他被人们誉为“伟大的笑匠”的原因。

这部小说的创作前后经历了20年的时间。出版后风靡一时,两个月内的销售数额超过了《圣经》9年销售数的总和。一千多年来,它用各种文字出了200多个版本,在我国就有好多个版本。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一个心灵纯净的孩子——安徒生

我不想列举安徒生所有的作品。这也并非是必要的。我只想给出一幅关于这位诗人和童话家的速写,这个迷人的怪人,他直到去世都还是一个心灵纯净的孩子,这个充满灵感的即兴作家,他能抓住人类的灵魂,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的灵魂。

他是一个穷人们的诗人,虽然,国王们也把能握到他那干瘦的手当做一种荣耀。

他是一个平民歌手。他的全部生活证明,真正艺术的宝藏只存在于对人民的意识中,别无他处。

诗歌使人们的心灵充实,就好像无数湿润的雨滴浸润着丹麦的空气。因此人们也说,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丹麦这样的宽阔鲜艳的彩虹。

——帕乌斯托夫斯基《文学肖像》

在今天,说到童话,人们无法避开一个作家,那就是丹麦的安徒生,童话的名字和安徒生的名字密不可分。他生于丹麦的一个小镇,幼年生活困苦,14岁时有志于文学创作,在他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童话大师之前。他在不同的文学领域游弋过。17岁发表的《尝试集》和24岁出版的长篇幻想游记《阿马格岛漫游记》都传诵一时。1829年4月,安徒生创作的喜剧《在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在皇家歌剧院上演,年轻的剧作家看着自己笔下的人物变成活生生的人物出现在舞台上,听着观众的不断喝彩,他知道自己终于得到了公众的承认。成功之后,他开始思考今天到底谁最需要写作,思考的答案是丹麦的孩子,特别是穷苦的孩子。经历了贫穷的童年,安徒生知道这些孩子在他们鲜花般的时光里的苦处: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可爱的玩具,有时候甚至没有自己的伙伴。他要通过自己的写作来为孩子们的凄凉生活送去一些温暖,教导他们在困苦的生活中热爱生活、热爱美和真理。而最适合孩子们的文学形式莫过于童话了。于是他开始了童话写作的旅程。他的童话也不仅仅是面向儿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忘记成年人。当我为孩子们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

安徒生之前的很多童话都是采民间传说而成童话,安徒生的童话却是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撷取童话的养料,不同于那种想像中的王子和公主的传说,他的童话里处处有现实的丑恶之影,他自己来自下层,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状况有切身的感受。他赞美穷人的“善良”品德,深深同情他们的不幸生活。《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夜赤着脚在街上叫卖火柴,而富裕的人家正在欢度节日,又冷又饿的她没有卖掉火柴不敢回家,只能靠自己的火柴取暖。火柴的微光带来种种快乐的幻象,这个受尽人间不幸的孩子看到了熊熊的火炉、喷香的烤鹅,还有已经死去的深爱着她的奶奶,这一切都是她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在幻象中她看到了,可是终究不过是幻象而已,它们永远可望不可及,当她要走近它们的时候,它们立即消逝了。最后,小女孩在对慈爱的老祖母的回忆中带着微笑进入了天堂。穷人的苦难也表现在《她是一个废物》、、《依卜和小克丽斯特》等童话中,他们时时想着幸福的生活,可是他们一生辛苦换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悲惨的结局。

安徒生也在许多童话中鞭挞现实中的丑恶,特别批判上流社会的愚蠢无知。《皇帝的新衣》写的就是一个爱好虚荣的皇帝。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威仪,每天换一套新衣,结果被两个骗子捉弄,制造了一幕什么也没穿的游行闹剧,群臣百姓都争相赞美,只有一个天真的孩子说出事实的真相。讽刺了宫中大臣们的愚昧无知,他们竟然不知夜莺为何物,把母牛和青蛙的叫声当成夜莺的声音。《园丁与主人》中的主人始终不相信园丁会栽培出那么美丽的花、那么甜美的水果。

安徒生的作品富于悲天悯人的情怀。可他看待世界的眼光始终是伤感的,他虽然对穷人的不幸深表同情,他也赞美穷人的美德,对他们追求幸福生活充满理解,可是他满腔悲苦,看不到人们的出路何在,看不到幸福之路在哪里,特别到了晚年他的作品都是借基督教思想来提供一个虚幻的梦想。童话《丑小鸭》以富有诗意的想像表达了作者的梦想。那只容貌丑陋的小鸭受尽种种折磨和侮辱,长大后却是一只美丽的天鹅。这也是安徒生笔下穷人向上的象征,穷人终于有一天会证明是一只美丽的天鹅。但这只小鸭一直都是逆来顺受,长成天鹅以后不过成为人们观赏的美丽的天鹅。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宗教的博爱思想,在《钟声》等作品中他借上帝的感召,让穷人和富人的下一代走到一起。但是这并不能解决穷人的实际问题,仍不过是作者美好的梦想而已。尽管安徒生的童话如此,但是无疑他给了孩子们很多美好的、向上的东西。如中那个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甘愿自我牺牲的美人鱼。《野天鹅》中的那个为了善,勇敢地向有权有势的皇后和主教挑战的艾里莎。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现代问题戏剧的巨擘——易卜生

伊孛生(即易卜生)是19世纪后半期挪威的一个文人。他的着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鲁迅之《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先生有一篇着名的演讲,叫做《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是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中的主人公。其中的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的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觉悟过来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也是她的傀儡。于是她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

这是挪威易卜生老先生的剧作。那时侯鲁迅先生要探讨的是娜拉走后怎样。娜拉走后怎样呢?易先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

易卜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易卜生是挪威着名的戏剧家、诗人,他是在1848年的国际革命浪潮和挪威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创作的,因而他的作品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时代烙印。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剧作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他开创的“社会问题剧”真实地反映了挪威的现实生活,实质上也剖析了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肮脏腐朽的本质,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对传统的封建道德问题,扫除资产阶级市侩意识问题,争取民族独立问题,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问题等等,目的在于引起人民群众的注意,进而改革社会。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易卜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启发了中国的现代作家们创作了一系列“问题小说”。

易卜生的代表作有四大名剧,即《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其中《玩偶之家》是最重要的作品。他每部作品都探讨社会的某个重大问题,如《社会支柱》提出的是社会道德问题,《群鬼》提出的是家庭夫妇关系、遗传的问题,《人民公敌》提出的是社会公德问题。清华大学张玲霞教授指出:易卜生一惯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意志之自由,他心目中最有力量的人往往是孤独的、鼓吹精神反抗的个人主义者,这在扼杀个性的封建社会里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他自己也看到,他心目中最有力量的那些孤独者最终是抗衡不过强大的黑暗社会的。

《玩偶之家》又译作《傀儡之家》或《娜拉》,是使易卜生闻名全世界的剧本,它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暴露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娜拉与丈夫已结婚8年,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然而在家庭中仍然处于玩偶的地位。起初她并不自知;易卜生在此着重描写了她的觉醒和“精神反叛”,她逐渐认识到自己可悲的社会地位:结婚前属于父亲的,结婚后属于丈夫的,“像要饭的叫化子,要一口吃一口”;她再也不愿意处于奴隶的地位,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而勇敢地出走了,她要到社会中去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可以这么说,娜拉从幼稚的和谐到复杂的矛盾,从耽于幻想到幻想破灭,从安于玩偶之家到坚决出走的过程是妇女觉醒的苦难的历程。当然出走了的娜拉走向何方,她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哪里,连易卜生也无法回答,我们更是无以得知,但易卜生对妇女解放的心理过程的刻画意义十分重大。

《玩偶之家》上演后,易卜生登上了世界文坛,这固然因为其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和娜拉这个反叛的女性形象,但同时他艺术上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易卜生革新了欧洲近代戏剧,对现实主义的戏剧文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把社会问题与舞蹈艺术结合起来,创造了“问题剧”,使当时的观众耳目一新,人们再也不是被作者牵着鼻子走,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去关心剧中人物的命运,去思索社会现实问题,这在欧洲戏剧史上是个创新;同时易卜生还革新了戏剧形式,他抛弃流行于当时欧洲舞台上的乔装、谋杀、决斗等惊险场面和意外事件,剧中人物仿佛是观众常见的人们,其经历也仿佛是自己经历过似的,观众参与讨论,探索问题的答案,大大增加了艺术效果;还有追溯手法(即倒叙手法)的运用、人物心理过程的细腻描写等,都使之显示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叶芝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

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

慢慢吟诵,梦见你当年的双眼

那柔美的光芒与青幽的晕影;

多少人真情假意,爱过你的美丽,

爱过你欢乐而迷人的青春,

唯独一人爱你朝圣者的心,

爱你日益凋谢的脸上的哀戚;

当你佝偻着,在灼热的炉栅边,

你将轻轻诉说,带着一丝伤感:

逝去的爱,如今已步上高山,

在密密星群里埋藏它的赧颜。

——叶芝《当你老了》

以“始终富有灵感的诗歌,……并以精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年),他于1864年6月13日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叶芝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爱尔兰西部的港口城镇斯莱戈度过的。那里住着他母亲的许多亲戚。叶芝喜欢那里的优美风景,也喜欢与那里的勤劳纯朴的渔民谈天,爱听渔民讲故事,它们后来一一进入叶芝的回忆中,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和背景。

1889年,对叶芝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奥辛的漫游及其他》出版了。诗集的题材和语言都带有爱尔兰的地方色彩。叶芝1900年以前的诗,虽然打上了很深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烙印,但他的诗多取材于爱尔兰民族的历史文化,从布莱克、雪莱和斯宾塞的诗作中汲取表现方法,所以他这时候的诗是浪漫主义幻想与理智的思索融合,语言富有音乐美和爱尔兰的地方色彩。《茵纳斯弗利岛》(1890年)是叶芝早期着名的抒情诗,全诗躲避现实,美化退隐生活。艺术上,把退隐的幻想与小岛上的具体形象相结合。而他的另一些抒情诗如《当你老了》、《深沉的誓言》等,以丰富的想象,缓慢的音乐节奏,朴实的语言,歌颂了真挚、健康的爱情。

叶芝20世纪初到20年代的诗歌,因受到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影响,诗风渐脱唯美主义的倾向,他把象征手法用以表达现实内容,一反早期的虚幻和朦胧,充满着他自己早期所排斥的战斗性和现实感。这时期他的代表诗歌如诗集(1914年)中的《灰岩》和《1916年的复活节》(1916年)等。在《1916年的复活节》一诗中,诗人歌颂了烈士们为爱尔兰获得民族尊严而做出的牺牲,具有悲壮的美。

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末,是叶芝生活和创作的后期。这个时候的诗人感兴趣于东方哲学,翻译了印度古代哲学经典《奥义书》,他强调善恶、生死、美丑的矛盾统一并追求圆满和永恒。这一切在他后期的创作上留下印记,着名诗篇《驶向拜占廷》(1928年)和《拜占廷》(1929年)以拜占廷象征永恒,这是一个超越了人间生死哀乐的乐园,在那里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都达到高度和谐与统一,这是诗人心中的圆满境界。

叶芝后期的诗在艺术上已臻化境,如在《钟楼》(1928年)、《盘旋的楼梯》(1929年)、《新诗集》(1938年)和《最后的诗》(1939年)等诗中,他融象征主义与写实手法于一体,把生活的哲理与个人的感情融为一体。诗在多层意蕴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思想。他在最后两年中更具创造力,极力反对文艺创作从观念出发,主张从“心智的洞穴”中回到现实生活中,强调从原始的、粗犷的事物中吸取艺术创作的动力。所以他最后两年的诗风又有一新变,褪去后期象征派玄奥莫测、意象繁复的衣服,诗篇直接歌颂人生,表现情欲,艺术上反璞归真,有歌谣体之风。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心理现实主义的开创者——茨威格

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

——茨威格

谈到世界文坛上的奥地利作家,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卡夫卡,应该是不可缺的了,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使得奥地利这个国家在世界文学之林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还要去找第三个作家的话,那么茨威格显然是个合适的人选,比起那两位来,他独辟蹊径,开创了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艺术。

斯台芬·茨威格(1881—1942年),奥地利着名小说家、传记作家,一直做着世界公民的梦想。他先后到世界各地游历,结识了大作家罗曼·曼兰和艺术家罗丹等人,受到了他们的熏陶。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位着名的反战主义者。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受到纳粹的迫害,在流离失所中,他写下了最后一部书《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他在书中挽歌般地追忆了从前的美好时代,可是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不久作家失望于人在现实中的毫无出路,感到理想已经破灭,在1942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家虽然带着他破碎的“世界公民”的理想离开了这个世界,但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仍被全世界的人民广泛阅读,这似乎可以告慰他那颠沛流离的一生和他破灭的世界公民梦。

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20世纪前期的欧洲文坛上,作家既没有像他的前辈卡夫卡那样离经叛道,也没有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他在西方文化的沃土上自成一家,强调通过对人精神生活的开掘来探索人生,罗曼·罗兰称之为“灵魂的猎手”,茨威格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对于当代的读者,、《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情感的迷惘》、《看不见的珍藏》、、《变形的陶醉》等等人们都耳熟能详,它们就是心理现实主义的一面面窗户。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热情的描摹是茨威格所擅长的,其中可以见到弗罗依德心理分析的影子。而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则是茨威格文学思想的指路灯,也是他一生立足现实、关注人生、热爱生活、颂扬智慧和劳动的不歇的力量,他的自杀正是对人道主义理想被践踏的抗议。

短篇小说《看不见的珍藏》叙述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古画收藏家的悲剧故事。这位80多岁的收藏家终其一生把他所有的心血都用在收藏画上,在他看来他收藏的画甚至比他的生命还宝贵。不幸的是老人的眼瞎了,他只能用手来抚摩这些古画以寻找精神寄托和心灵慰籍。可是通货膨胀迫使他的妻子和女儿把他的收藏变卖殆尽。面对古画收购商,已经瞎眼的老人欣喜若狂地把自己的“画”拿给收购商看,然而,那些不过是一张张白纸。茨威格高度赞赏了老人对艺术的高雅趣味和忘我热情,批判了一战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痛苦和对艺术的无情摧残。

是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小说写一个少女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作家,可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她爱得如此热烈、坚贞,以至于甘愿为了这爱情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她与恋人生的孩子死了,她因不能忍受这种痛苦而自杀。茨威格把这个普通的痴情女子与负心郎的故事写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赋予丧失理性的陌生女人的痴情以神圣、崇高的道德色彩。《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的主题是写一个中年太太挽救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年轻赌徒,后来竟失身于他的故事。她一心想挽救这个赌徒,以至失去理智,但是这种舍身为人的行为无疑显示了人性的崇高。这是作者所最看重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所服膺的人道主义的光芒。

是写了一个诡异的象棋怪才,被关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在长期的面对孤独中,他的手中只有一本棋谱,终日与棋谱相伴,最后他成了一个罕见的象棋高手,击败了世界冠军琴多维奇。小说写这个象棋怪才的经历旨在控诉法西斯对人性的迫害。

《情感的迷惘》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他去世后40多年才整理出版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奥地利某小镇上的一个邮政局的女职员,名叫克莉斯蒂娜。毫无生活情趣的小镇生活决定了她不得不在贫困中苦熬,对她来说,想到前途不过令她徒然黯然神伤。不想天外飞来喜讯:她的阔气的姨妈和姨夫将从美国前来。克莉斯蒂娜的生活起了轩然大波,丑小鸭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公主,从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高级衣衫、豪华饭店、乘车兜风,进入了克莉斯蒂娜的生活。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顿时大变,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她心醉神迷,仿佛做梦一般。作者充分发挥心理开掘的特长,由外界的变化写主人公内心的骚动,层层写来,惟妙惟肖。

茨威格还是一个成功的传记作家。他的传记作品掠过那种所谓的成功人物,着眼于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徘徊于历史边缘的人。可以说他更喜欢写失败的英雄,他自己说“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在我的专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在他的传记中,我们看到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熟悉的面孔。茨威格在平凡事件中抓住精彩的细节,直入人物的心灵,揭示人物复杂、纷繁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他的作品读来动人心魄,震撼灵魂。有些传记展现的是传主的外在行为,而茨威格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人类心理和情感的微妙世界。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卡夫卡

始终无法解释的是……卡夫卡的写作艺术,那是一种似乎畅通无阻穿过原始森林的散步,又好像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中徜徉;一种做出正在把结打开的姿态,而实际上却把结拉得更紧的能力,一种打开所有可以用得上的灯,却同时把世界推入黑暗中去的力量。

——埃利希·赫勒

据说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巴尔扎克一生穷困潦倒,却有贝多芬乐曲中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气;可是20世纪的现代派作家卡夫卡的手杖柄上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相隔一个世纪的时间,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作家竟然感到人是如此的脆弱。

这个被一切障碍粉碎的作家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一生正是奥地利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国家在种种危机下动荡不安,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在一股股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濒临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埋葬了旧的帝国,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确立,可是旧的冲突并没有随着帝国的灭亡而灰飞烟尽,新的国家却带来一层层新的矛盾;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整个社会除了危机和动荡,看不到希望。在这样的社会里,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既不能固守平静安宁的日常生活,又找不到美好生活的出路。在新旧观念的搏击中,在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卡夫卡用独特的笔来书写这个异化的世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丑陋不堪的世界。惶恐、不安、迷惘,构成了他的创作基调。在他的作品中,那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隐在作品的后面;透过社会现实,卡夫卡深刻思考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历史、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人的处境、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的困境令他忧心忡忡;在他的作品中人无法找到作为万物灵长的自信,惶惑不安、无能为力是人的普遍处境。

卡夫卡今天被视作现代派的鼻祖,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可是在他的时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作家,他的同时代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创作的巨大意义。我们今天还能从整体上看到他较丰富的创作,这都要归功于引导卡夫卡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马克斯·布罗德先生;卡夫卡临终时嘱托他烧毁所有的手稿,但他没有遵照遗嘱,而是整理出版了他的文稿,最终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

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营造了“一座永无出路的迷宫”,这是他的小说的世界模式;读卡夫卡的小说,就好像在经历一个个令人恐怖的梦:人物言行古怪,场面变化空兀,人、物亦真亦幻,背景不明不白,气氛萧杀阴沉。想解其中味的读者虽然费了不少苦心,但仍如雾中观花、难辨真伪、难评是非。这正是这位现代派巨匠的一个卡夫卡式的标志——非理性的梦幻性。

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包括、《美国》、、、《地洞》等。长篇小说(1918年写成),讲述的是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以后还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他相信自己无罪,认定是法院弄错了。他不甘于对命运屈服,公然同法庭展开了一场毫无希望的诉讼战,挑战不公平的法庭。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可是随着法庭审理的进展,他日益陷入他自己的案子而不能自拔;他为了自己的案子到处奔波,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案子上,他以为总有一天能真相大白,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为此他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可是他为自己奔走的一切努力都等于零,冥冥之中的命运使他无法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他的抗争失败了。K最后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他的小说(1921年)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他在母亲去世后和父亲住在一起。他给一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写完信他去看父亲,可是父亲怀疑他没有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父亲接着又转移话题,嘲笑格奥尔格欺骗,因为父亲一直在跟那个朋友通信,并且已经告诉他儿子订婚的消息。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儿子跳河而死。小说中的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是一个典型的暴君,他仅凭几句话就粗暴地逼迫清白的儿子自杀。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表面上是在显示两代人的冲突,而在深层次上它揭示的是在权威和凌辱之下人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主人公也做了一些反对父亲的抗争,试图埋葬父亲,确立自己的地位。小说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

《地洞》(1923—1924年)是卡夫卡后期的代表作。主人公是一只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我”提心吊胆,老是担心会受到外来的攻击,于是修筑了坚固的地洞,并贮存了大量的食物。虽然如此,“我”仍然惶惶不可终日,总是风声鹤唳。不断地改建地洞,不停地把粮食运来运去,时时提防外来敌人的攻击。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但是实际上困扰它的是心中的冲突,无法平息内心的冲突,它只能不停地挖掘新的地道。小说反映了普通小人物在一战前后失去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惊惧。

是卡夫卡的中篇代表作,人的异化是它的主题。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有人一梦到大槐安国享尽荣华富贵的小说,可是梦醒之后他终于知道是做了一个梦。可是在中主人公格里高列在早晨却真的成了一只甲壳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列·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驱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人的思想,虫的外形使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异化关系,亲人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废物,慢慢地对他冷漠了,亲情的那层纸被戳破了。小说在这个怪诞的故事中暗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存在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而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虫性”增加,人倒好像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了自我。小说也表现了“卡夫卡”式的艺术特色: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让悖理与合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描画出一幅看似反现实实则处处现实的画图。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世界文学界的大叛徒”——乔伊斯

把小说提高到同诗歌与戏剧平起平坐了。读了它之后,我觉得所有其他小说的结构都太松散。乔伊斯这部书在写作方法上之新奇,对未来小说家的影响将是难以估计的。我简直无法想像他们如何能不受此书的影响。它创造了当代生活的形象,每一章都显示出文字的力量和光荣,是文学在描绘现代生活上的一重大胜利。

——艾德门·威尔逊在《新共和》杂志上的评论

1945年初,年轻的中国作家萧乾专程到苏黎世郊区凭吊乔伊斯的坟墓。他在后来的《瑞士之行》中写道:“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

50多年前令这位年轻的中国作家难下断语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2月2日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天主教教育,这时已经显出了非凡的文学才华。后来他在都柏林大学毕业时,决心同天主教会、柏林庸俗的社会生活决裂。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这件事时说:“6年前我脱离了天主教会。我对教会恨之入骨。我发现由于我本性的冲动,我不能再属于它了。我在当学生时就曾偷偷反对过它,拒绝为它任职,因此而沦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如今,我用笔和口公开反对它。”叛逆者乔伊斯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的里雅斯特、罗马、巴黎等地,以教授英语和为报刊撰稿为生,但是在这种流离失所的艰苦生活中他对文学矢志不渝,坚持写作,终成一代文学巨匠。1941年,乔伊斯病逝于瑞士的苏黎世。

190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是他文学生涯的开始,在给出版商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抱负:“我的宗旨是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乔伊斯看到处于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双重压迫下的爱尔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在都柏林这个国家中心,时时上演麻木、堕落的活剧。他也在对都柏林的描写中表达他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怀。乔伊斯在文学创作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小说形式:以人类无意识活动为主要观照对象的意识流小说。他理想的文学作品是:作家不再抒情,也不再介入事件,而是“像造物主一样,隐匿于他的创作之后、之外,无迹可寻,超然物外”,人物在他自己的场景中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读者通过阅读作品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

《都柏林人》由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15篇小说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些小说主要写的是童年、少年、成年和社会生活。乔伊斯从各个方面表现都柏林人的精神麻木,他着力表现他们的卑微、可怜、可耻,让小说人物在一刹那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困境。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都柏林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一步一步摆脱家庭束缚、宗教传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追求艺术与美。乔伊斯的这部小说关注的是艺术家与社会、与生活的关系,表现了反叛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的艰难处境。

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守夜人》是一部独特的作品,乔伊斯借用意大利18世纪思想家维柯关于世界在4种不同社会形态中循环的观点来展开小说,都柏林近郊一家酒店老板的潜意识和梦幻是贯串小说的一条主线。小说内容光怪陆离,有对《圣经》、莎士比亚、古代宗教、近代历史、都柏林地方志等的隐喻,形形色色的外国词语和自造词汇组成了一部异常晦涩的作品,在这部晦涩的作品中有着爱尔兰乃至全人类的历史、全宇宙的运动的轨迹。

长篇小说跟着乔伊斯走遍世界,是意识流文学的一个象征。小说记录了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广告经纪人利奥波德·布卢姆在1904年6月16日一天的活动。如果说《都柏林人》是他对意识流技巧的片断尝试,那么在中,他用起来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他大胆突破陈旧的小说叙事方式,做了一个文学上吃番茄的勇者。他借用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的框架,把布卢姆一天18小时在都柏林的游荡比作希腊史诗英雄尤利西斯10年的海上漂泊。中的3个人物隐喻着不同的意义:庸人主义的布卢姆、他的妻子——代表肉欲主义的莫莉、虚无主义的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小说就是通过他们脑中倏忽闪现的思绪勾勒出来的。斯蒂芬满脑子抽象的思维和深奥的哲理,莫莉成天想的不外乎饮食男女。布卢姆是个充满七情六欲的大俗人。因此小说写的虽然是3个人一天的生活,但是意识流手法的妙用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历史、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

的语言风格,用该书的中文译者萧乾先生的话说:“的文字犹如一只万花筒,变幻无穷。”

代表意识流文学的高峰,也是一部反英雄主义的杰作,他为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它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浓缩到1904年都柏林一天的生活中。在一天的生活里体现最深厚宽广的意识流内涵。该书广泛涉及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心理学等诸多门类的内容,被评论者称为“现代派的圣经”。

小说曾因为涉及淫秽而屡遭禁毁,时至今日它已经高居于文学经典的殿堂,历史证实了这部小说是“为自己而写,为那些有志于探讨命运如何欺凌、伤害自己的人而写”的名作。尽管在今天仍有人称乔伊斯的“遗产像一道长长的、有害的阴影,笼罩着爱尔兰的文学生活”,但这不妨碍该书是一部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无法直面的荒诞世界——贝克特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形下,时间过得很慢。咱们不得不想出些花招来消磨时间。这些花招──我该怎么说呢──最初看起来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到头来最终成了习惯。你也可以说这样可以使咱们的理智免于泯灭。毫无疑问。可是在深似地狱的没完没了的夜里,是不是会迷失方向呢?

——萨缪尔·贝克特

1953年,在先锋艺术之都巴黎,一部叫《等待戈多》的戏剧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该剧在巴黎连续演了300多场。当年雨果那部着名的《欧那尼》所引发的戏剧风波再度重演,戏剧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对该剧毁誉褒贬争持不下,他们甚至大打出手。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议论这出戏,在这段时间里,熟人见面的问话通常是这样的:一个问:你在干什么?另一个则回答:我在等待戈多。

这部戏剧的作者贝克特于1906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后来移居法国,他从小生活在一种备受压抑的环境中。天主教的束缚,社会的守旧,政府对思想与出版的严厉控制与检查。忍无可忍的他曾经这样嘲弄那些在教堂里的教徒:“一天,爱尔兰的狗也将会这样做。可能猪也会如此。”后来他结识了着名的“意识流”作家乔伊斯,受到乔伊斯创作思想的影响。1937年定居巴黎。然而巴黎留给他的是另一面:纸醉金迷和惊人的贫困。有一天晚上,贝克特亲身感受到了那种人生的荒诞况味,一个流浪汉无缘无故地刺了他一刀,他追问对方原因时,那个流浪汉竟然说“不知道”。

后来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贝克特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看到法西斯的暴行,人民的苦难,战后人们生活的空虚无聊,他感到世界“乱哄哄”、“一团糟”。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他感到人们都无所事事、毫无生活目标,不幸的人间事促使他拿起笔来书写生活的阴暗和空虚,当人一在这个世界出现,这就决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人的生活不过是一步一步走向坟墓。在这漫长而痛苦的人生中,在外在世界的强大压迫下,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人唯一所能做的不过是置身任何社会活动之外,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保持沉默。贝克特本人就一直离群索居,在自己的园地里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剧作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正有着他日常生活的影子。

与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想结合,他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情节陈规,他的剧本没有完整的情节,时间、地点也都是模模糊糊的,结尾是开端的重复,终点又回到起点,可以周而复始地演下去。布景、道具极为简单。一片荒原、一棵枯树都可以做为布景和道具。但剧中的道具都有其寓意,像《等待戈多》中光秃秃的树上一夜之间新添几片绿叶,代表了时光的流逝。维妮手提包里的物品是她赖以生存的全部财产。

萨缪尔·贝克特的作品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人类生存的图画。他擅长描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坐以待毙的残废者、浑浑噩噩的糊涂虫,他们的生活凄惨冷寂,备受孤独、绝望的折磨,等待他们的没有希望,只是死亡。在中,装在坛子里、只有头露在外面的一男二女在演一场“棺椁里的爱情三重奏”。《啊!美好的日子》里,已经年老的维妮在梳妆打扮,回想她的美好往事。《剧终》里,纳格、奈尔在垃圾箱里讨食、恋爱。“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贝克特成为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贝克特的早期创作诗集《婊子镜》(1930年)、长篇小说《莫菲》(1938年)……初步显示了他非凡的文学才能。长篇小说三部曲《马洛伊》、《马洛纳之死》和《无名的人》(1946—1950年)流露出人生的艰辛与虚无。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还是他的戏剧创作,除了他的成名作《等待戈多》(1952年),还有《剧终》(1957年)、《最后一盘磁带》(1958年)、《啊!美好的日子》(1961年)和(1964年)等。独幕剧《剧终》“记载了一种文明的毁灭”:下肢瘫痪的哈姆,终日坐在轮椅里,推着他的仆人得了一种“只能站不能坐”的怪病。两个垃圾箱是哈姆父母的居处,饿了就伸出头来向儿子讨粥喝。全剧充满残疾人“完了,完了,是完了,就要完了,也许马上就要完了”的梦呓。两幕剧《啊!美好的日子》里,埋入黄土半截的维妮醒来后的第一句台词就是“又一个好日子”,然后开始梳妆打扮,沉浸在对“我的第一次舞会”“我的第一次亲吻”往事的回忆中。到第二幕,维妮的脖子已经被黄土埋了,她依然像往常一样说:“噢,又是美好的一天!”剧本是一出人精神麻木的悲剧。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荒诞剧的代表作。在黄昏的乡间小道上,两个流浪汉正在等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存在不存在的戈多,他们百无聊赖,在机械的动作、无聊的闲谈中打发时光。但戈多迟迟不来,他俩无聊之极想自杀,可又想等戈多来弄清自己的处境再死。后来他们等到波卓,他手持鞭子,牵着被拴着脖子的“幸运儿”。幸运儿身负重担、惨不忍睹。波卓把幸运儿当猪一般随意虐待,幸运儿也不反抗、惟命是从。波卓吃饱喝足,又作了一通“抒情”,然后告别流浪汉。好不容易消磨掉一个黄昏,天将黑时,一个孩子带来戈多的消息:今天不来了,明天一定来。

第二天两个流浪汉继续等待戈多。无聊之余,他们追忆往事、互相谩骂,可是戈多还是没来。他们不断重复下面的对话:

爱斯特拉冈:咱们走吧。

弗拉季米尔:咱们不能。

爱斯特拉冈:为什么不能?

弗拉季米尔:咱们在等待戈多。

最后他们等到的还是波卓和幸运儿,波卓成了瞎子,幸运儿成了哑巴。昨日气势汹汹的波卓,一跤倒地,爬不起来了。两个流浪汉费了好大的劲把他扶起。接着还是孩子来传达戈多的消息:今天不来了,明天一定来。两个无望的流浪汉想上吊自杀,又死不成,只好继续等……

剧作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生活在盲目的希望之中,到头来只是一场梦幻,人终其一生不过是等待、希望、失望的反复。两个流浪汉是人类的象征,他们怀着希望等待戈多作他们的救星,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痛苦和压迫——幸运儿和波卓。幸运儿是痛苦的化身,他备受折磨,任人奴役。波卓是压迫的体现,他蛮横凶狠,傲气十足。第二幕表现了命运的变化无常。而流浪汉也不过在永远的等待中消耗时光。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徘徊在虚无缥缈的人生道路上,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忍受着生与死的折磨。一切都没有意义,生不如死,人生活在停滞的一潭死水里,他们只能重复那些机械的动作、无意义的话,貌似满台热热闹闹,实则“什么也没发生,没人来,也没人去,太可怕了”。

在剧作风格上,《等待戈多》融悲喜剧于一炉。人在与环境的冲突中,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充满昂扬斗志的抗争英雄,他们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像小丑一般无能为力,他们成了行尸走肉,却还全然不知。这无疑是一幕人类的悲剧。作者却以笑写悲、笑中满是悲,看到爱斯特拉冈无聊地争食红萝卜与波卓吃剩的骨头的时候,读者不禁会发笑,但是不是喜剧的笑,却是凄然的笑。而在另一个悲剧性场面: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久等戈多不来,打算上吊自杀,两人却因体重不同争执先后次序,这又带有某种喜剧色彩。作者在悲喜交融中表达人生的悲剧。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人与文的革命——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右手所高扬的是“人的可能性”,他的左手所高扬的是“文的可能性”。昆德拉毫不含糊地两面开刀,且各有所成,这就奠定了他在20世纪小说史上的特殊地位。如果从人的角度讲,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杰出的探索人的可能性的“存在人类学家”;那么从文的角度讲,我们还可以称他为一个杰出的探索文的可能性的“小说文体学家”。

——邵建《人的可能性与文的可能性——米兰·昆德拉

的小说“革命”》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米兰·昆德拉开始进入中国读书界,不同的译本和文史哲三界的介绍使他成为我国读者最熟悉和喜爱的外国小说家之一。到今天,米兰·昆德拉的名字和他的小说、……一同掀起了一场昆德拉的文学飓风。尽管昆德拉在小说创作与理论方面都成就非凡,然而他总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这位被诺贝尔奖所遗忘的作家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青年时代他就博览了世界各国的文学名着,特别对现代艺术表现了独特的兴趣。他多才多艺,早年受钢琴家父亲的影响而酷爱音乐,音乐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他的创作中,人们可以看到音乐中的多声旋律。

昆德拉的祖国捷克作为东西方各种思想的交汇点,现代艺术获得了较大发展,并传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昆德拉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共同经历——激情爆发,反对现行制度,然后理想破灭。1953年的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1955年的叙事长诗《最后的春天》,1957年的爱情诗集《独白》,1962年的剧本《钥匙的主人们》,1960的评论专着展示了他青年时期在不同艺术领域的探索。此外昆德拉一直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艺术风格。1959年,他的第一个短篇《可笑的爱情》问世。

1968年,昆德拉和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了“布拉格之春”,批判现实生活,倡导民主改革。在前苏联的干预下,政府平息了这次运动,昆德拉与许多人一起受到清算。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国。

可以代表米兰·昆德拉的文学成绩的是7部长篇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在法国还写了两本评论小说艺术的随笔——和。昆德拉的作品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在本世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大潮流遍布文坛,差不多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昆德拉是一个少见的异数。他的小说有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影子,但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现代主义的世界荒诞感可以在他的小说里看到,然而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派;用后现代主义的尺子可以看到昆德拉小说中后现代的影子,可他又不是那种削平一切价值的后现代主义者。他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独树一帜,而且还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探究人性的复杂,熔小说和哲学于一炉;从文学的角度展开对哲学的思考,美国《新闻周刊》称他“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他最欣赏的小说家是18世纪英国的斯泰思和法国的狄德罗,还有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精神就是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是对存在的怀疑和探询。

是昆德拉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才华,对人生的思索、对小说形式的迷恋都是典型的昆德拉风格。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把握人类的生存情景,在这本小说中,他追问生命的意义问题,一反那种哈姆雷特式的“是生存还是毁灭”的沉重,他发现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沉重,而是轻松。从这一独特的生活视角,他审视了人类灵魂的空虚与充盈,对于生命的灵肉、轻重之间做了新的诠释。一开始就将托马斯的问题摆在那里:在没有永劫回归的世界里,生命存在之轻。它的主题: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历史不会重复,人的生命不会重来,这注定了生存的意义除了经历一个过程外别无选择,因此,人类的一切都体现着生命之轻。

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弗兰茨这几个人物的经历,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他们不同的生命选择是小说的哲学脚注,昆德拉通过他们演示了对永劫回归、轻与重、忠诚与背叛、偶然与必然、媚俗等多种命题的探索。有的论者从音乐方面来探讨。书中四个主要人物,可视为四种乐器,托马斯为第一小提琴,特丽莎为第二小提琴,萨宾娜为中提琴,费兰茨为大提琴。它们交相呼应,相互映衬,类似音乐中的四重奏。小说中的几个人物都在不停地进行生命的选择。托马斯不顾父母的意愿,选择离婚,不停地更换情人,在众多情人中选择特丽莎作为自己的妻子,在祖国沦陷时选择逃亡,最后又因特丽莎而选择回国。他拒绝在一张收回自己文章的声明上签字,又拒绝在一张呼吁政府赦免政治犯的文书上签字。这一选择使托马斯滑向人生的深渊。特丽莎背叛了母亲,选择出走。然后她选择了托马斯作为她的终生依靠。苏联入侵后,她用相机拍下很多照片,提供给外国记者。不久,她选择与托马斯一起逃亡,结果又意外地回国。最后,又与托马斯一起到了乡下。萨宾娜的选择就是一连串的背叛,她背叛了父亲,又背叛了情人和她的同胞,在漂泊中找不到归宿。一向守旧的弗兰克,也背叛了家庭,他选择为了正义、公理和美好参加游行和呼吁,并最后进军柬埔寨。这些选择,无一例外,都强调了这些人物选择的必然性。但是这种所谓的必然性又是十分荒诞的,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偶然选择的结果。

作者认为,轻得无法承受的生命甚至连草图也不如。那么,人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书中的人物的所有选择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可是他们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生命之轻。昆德拉在小说中提出了这些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些哲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包括作者本人的困惑也时时在小说中显示出来。他与那些人物符号一起,跌入了自己设定的圈套。他把生命中选择的意义全盘否定,只是为了证明生命之轻。可以说这本小说只是提出了一些哲学问题,至于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昆德拉并没有提供答案。

看完这本书,沿着昆德拉思考的问题,我们不禁要反问作者:世界果真如此么?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没有任何意义么?无论选择善恶美丑结果都是一样的么?人类的历史确实不能重演,轻与重确实是常常令我们难以选择。但我们能够点点滴滴向着美好、善良、正直、公理作出自己的努力。就算人生是一幅不可修改的画,我们也有理由尽可能把这幅画画得更好一点,至少不那么拙劣。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15、16世纪西班牙的骑士小说

实际上,他理性已尽失。他产生了一个世界上所有疯子都不曾有过的怪诞想法,自己倒认为既合适又有必要,既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还可以报效他的国家。他要做个游侠骑士,带着他的甲胄和马走遍世界,八方征险,实施他在小说里看到的游侠骑士所做的一切,赴汤蹈火,报尽天下仇,而后留芳千古。可怜的他已经在想像靠自己双臂的力量,起码得统治特拉彼松达帝国。

——《堂·吉诃德》

西班牙15、16世纪流行的描写游侠骑士的小说,是在西班牙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世纪西班牙人民在反抗摩尔人统治的解放斗争中涌现出了一个骑士小贵族的特殊集团,成为光复运动的主力军。以后西班牙复兴,称霸欧美,这种骑士就成为西班牙人理想中的英雄。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骑士小说盛行。它的前身,是英国的骑士故事和法国北部的英雄史诗。但不同之处在于史诗的主人公有崇高的目的,为祖国或宗教而献身,而骑士小说的主人公则只为个人事业孤军奋战,有时则纯粹为了冒险;史诗的情节是依据真实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叙述,而骑士小说的故事则是在纯属臆造的境界中展开;在史诗中,妇女居次要地位,主人公几乎与爱情隔绝,而骑士小说的主人公则为美人赴汤蹈火;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常常粗犷豪放,而骑士小说的英雄往往温文尔雅。

骑士小说的主题反映封建骑士阶层的生活理想,即为扞卫爱情、荣誉或宗教而显示出的冒险的游侠精神。小说中的主人公游侠骑士,往往被写成见义勇为、助强扶弱、英勇善战、举世无敌。而这一切出生入死建立武功的动力均来源于爱情,故事情节不外乎是:为取得贵妇人的欢心,骑士历尽神奇的各种惊险遭遇,赢得骑士最高荣誉之后,凯旋而归,成为国君、领主或朝廷里的显赫人物,然后分封他的朋友和侍从,并与一贵妇人或一远方公主成亲。

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在1321年左右出现,但具有本国特色的骑士文学形成高潮,则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时最为流行的骑士小说有《阿马迪斯·德·高拉》(1508年)、《埃斯普兰迪安的英雄业绩》(1510年)、《希腊的堂利苏阿尔特》(1514年)、《帕尔梅林·德·奥利瓦》(1511年)、《骑士西法尔》(1512年)等。在骑士小说风行时期,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无人不读骑士小说。

骑士小说行文冗长,叙事繁复,语言拖沓,人物的性格和外貌雷同,中心思想与内容大同小异,艺术价值不高。随着骑士制度的衰落,骑士小说也逐渐销声匿迹。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16、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

为流浪汉这一群体传神写照的是流浪汉小说,它是流行于16、17世纪西班牙和欧洲一些国家的一种小说类型。它的主要描写对象是社会上的一些失业者、下层市民——流浪汉,通常由他们做第一人称叙述,展示其从甲地漂泊到乙地、从一个社会环境迁徙到另一个社会环境中的各种遭遇、见闻和他们窘迫艰辛的奋挣。

流浪汉小说的出现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16世纪中叶,西班牙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日益穷困,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沦为无业游民,而同时商业经济有了上升,社会上冒险的风气盛行。流浪汉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产生的。流浪汉小说虽然最先萌发于西班牙,但后来却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成为具有全欧洲意义的文学创作现象。后世把一切描写和表现流浪汉的生活和遭遇的作品(不论它们是否直接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早期流浪汉小说的影响),都归入流浪汉小说。

流浪汉小说的内容大多是主人公自述一生种种不幸的遭遇,借以反映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抨击没落中的贵族阶级和教士,讽刺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观念,使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慨叹世道的不平和人生的艰辛。小说中的流浪汉都笃信“天命”,以欺骗、偷窃等手段求生或进行恶作剧,以发泄私愤,不能进行积极的反抗,所以这种小说也被称为“饥饿史诗”或“消极抗议的文学”。但其中有不少作品因大胆暴露贵族和教会的丑恶而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查禁和删改。

流浪汉小说的端倪可以追踪到中世纪的某些作品,如《真爱诗集》、《塞莱斯蒂娜》。它的代表作首推《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1554年,中译本名《小癞子》)。以后陆续出版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生平》(2卷,1599—1605年),作者为马特奥·阿莱曼(1547—1614年);《流浪女胡斯蒂娜》(1605年),作者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乌维达;一时流为一种文学风潮。

由于流浪汉小说受到欢迎,一些着名的作家也开始创作流浪汉小说。如克维多的《流浪汉的榜样,无赖们的借鉴,骗子堂巴勃罗斯的生平》(1603年);塞万提斯的《林高奈特与戈尔达迪略》等。17世纪下半叶以后,这种小说虽已势微,但流浪汉的形象仍将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现代主义

上帝死了。

——尼采

一堆破碎的偶像,

忍受着太阳的鞭打。

——艾略特

上帝死了,那个叫尼采的怪人这样喊道,上帝死后于是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现代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出现的多种文学思潮、流派汇合的总称。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等都可以纳入现代主义。其文学的基本倾向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人与物质及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以及人在现代社会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现代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爱伦·坡……甚至更远,而现代主义的全面开花则出现在二战后。当时西方现代社会矛盾的深化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失望、悲愤,同时这段时期的哲学思潮也渗入了文坛。尼采的悲观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都可以在现代派作品中找到痕迹,这些学说的共同点是反对理性的压抑,重视直觉与潜意识活动的作用,要求深入精神意识的奥秘,而不满足于浮面的描述。重视表现方法和注重表现形式是现代派的一大特征;作家发掘的避开传统文学中的客观世界,而是深入内心世界,追求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的描述;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思想知觉化是现代派作家的写作利器;布局谋篇往往颠倒转换时空顺序,把毫不相干的事件组合在一起。其实现代主义并非是与传统文学截然对立,它继承了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一些传统,它所注重的光怪陆离的技巧实验也是各有得失,有许多作品沉溺于怪异的技巧而成为人尽可学的现代主义。它的根基还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但在现代派作品中人往往永远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人的自由发展往往只是沦为宿命的悲剧。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19世纪30年代后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文学的高潮过去了,批判现实主义开始登上了欧洲的的文艺舞台。它是引领19世纪30年代欧洲文坛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批判现实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与反映。它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中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矛盾的优良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形象地描写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发展、衰落的过程,极为广阔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丰富的生活图景和风俗历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往往以人道主义作为创作的思想基础,他们对处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虽然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给予了深厚的同情,但又反对以暴力革命来改变现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中很注意细节的真实,善于选取典型的生活现象,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深刻感人的典型形象,又扩大了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的范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揭开了人类艺术发展史的新的一页,并对以后欧洲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形成了一个博大的批判现实的传统,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作家生活在批判现实主义的长长的影子里。但批判现实主义不但精细地刻画了现实的丑相,它也始终怀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作家们都希望博爱、仁慈的人道主义使整个社会走向良性发展之路。无疑直到今天,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理想还不是现实,他们在作品中留下的问题还将长久地停留在当代生活中,他们的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批判现实主义在文学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耀眼的文学巨星们: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俄国的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在绘画上有德国的门采尔,俄国的列宾,法国的库尔贝等。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17世纪末欧洲的古典主义

古典主义是17世纪流行在西欧、特别是法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因为它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因而被称为“古典主义”。在法国,从17世纪初至1660年左右,是古典主义逐步形成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古典主义文学语言的定型和各种文学作品体裁的确立。诗人马莱伯和语法家沃日拉等就是规范的制订者。沃日拉提供了古典主义的典范文学语言,他采用宫廷与贵族阶层的用语,摒弃平民大众的口语,制订正规法语的规范,这是一种远离平民的语言。1634年,诗人梅莱在他的悲剧中首次贯彻严格的“三一律”,要求剧情限制在同一件事,发生在同一天(24小时内)和同一地点。此后“三一律”逐渐成为古典主义悲剧作家的金科玉律。高乃依和帕斯卡尔等是古典主义第一期的代表作家。从1660年至1688年古典主义文学到达它的顶峰,代表作家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博叙埃和布瓦洛等各展风采。从1688年至1715年,古典主义盛极而衰,代表作家是拉布吕耶尔、圣西门和费讷隆等人。

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和当时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密不可分;它受这种政权的保护、鼓励,也为这种政权服务。在路易十四优厚的年俸供奉下,古典主义的作家像贵族世家一样养尊处优。

古典主义文学既然是为宫廷的文学,那么它的读者和观众就是限于朝廷和城市。“朝廷”是指国君与封建贵族,“城市”是指资产阶级上层。而在路易十四朝时期,这些人总共不过3000多人,而关心文学艺术的人则更少。所以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读者与观众的范围非常狭窄,然而它的许多观念左右了法国文学好几个时代。甚至在今天,古典主义还被认为是法国文学史上的正统。

古典主义很快走出法国,先后在欧洲流行了200多年,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它们自己的古典主义文学时期。英国在17世纪后期形成了古典主义流派;古典主义在俄国的18世纪上半期独领风骚。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文学

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孟德斯鸠

一切都必须在例行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恩格斯

承文艺复兴之续,启蒙主义是欧洲18世纪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化教育运动。首先起于英国,后来遍及德、法、俄、意等国,尤以法国声势最为浩大;启蒙主义直接为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启蒙主义思想体系以理性为核心,提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重估;他们用自由、平等、博爱等“自然权利”反对僧侣和贵族特权,为资产阶级提供精神支持。

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是启蒙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主要分布在英法德等国。英国出现了启蒙主义文学的最早萌芽,以扫除封建残余为主要任务,同时批判新制度的弊端。法国启蒙运动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全部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以其丰厚的创作标志着启蒙主义文学进入全盛时期。德国启蒙主义文学以建立民族文学、唤醒民族自觉、促进国家统一为目的,反抗封建压迫、追求个性解放的“狂飙突进”是德国启蒙文学的一个突出代表。

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学为启蒙主义文学提供了历史资源,当时的启蒙文学家同时又是启蒙思想家、活动家和文学理论家,这时启蒙文学呈现多方面的特征:它为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和宣传启蒙思想的有力工具,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民主性;着重反映现实社会中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描写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和崇高感情,而将王公贵族和教皇教士作为否定对象予以揭露、批判;大多用散文写作,喜欢采用民间故事和人民语言,常用讽刺和说理的手法,既通俗易懂,易为民众所接受,又具有战斗性和说服力,以鼓舞人民进行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的斗争;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创造了哲理小说、教育小说、书信体小说、游记体讽刺小说、哲理悲剧、正剧等各种新的文学形式。启蒙主义文学为后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了一个先河。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英国的笛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和博马舍;德国的莱辛、歌德和席勒等。启蒙文学作为一种潮流已是明日黄花,但是文学启蒙的信念却被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家接受,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启蒙主义文学在遥远东方的回响。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的颓废主义

颓废是一种生活习气,也是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流派。颓废一词源自拉丁文Detia,本义是堕落、颓废。颓废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所产生的苦闷彷徨情绪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象征主义者马拉梅等人被认为是颓废派的急先锋。

非理性主义是颓废主义的思想基点。颓废主义者这个名称最先在1880年用来称呼一群放浪的法国青年诗人。魏尔兰于1886年创办《颓废者》杂志,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号。颓废主义者不满文艺对现实生活作自然主义的描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文学艺术是超越功利性的,它不应受生活目的和道德的约束,他们习惯从病态的或变态的人类情感中以及与死亡、恐怖有关的主题中去寻求创作灵感。

接颓废主义之续的是稍后的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王尔德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中的主人公烦躁不安,精神混乱,道德败坏,就是一个典型的世纪末颓废主义者。19世纪末欧洲各文艺流派的艺术家和作家普遍有一种世纪末的颓废情绪,他们的作品也透露出颓废的气息,所以颓废派文艺又称世纪末文艺。

颓废主义倾向也深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派文学中,许多现代派作品都以颓废为底色。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19世纪末欧洲的唯美主义

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与定罪仿佛使英国的唯美运动停顿下来。它起到了给文学和社会进行全面消毒的作用,结果之一就是成全了一种过分强调筋肉体魄的生活态度。诗人们不再戴天鹅绒领子,不再喝苦艾酒了。如今他们成了一群胃纳极佳、膂力强健的家伙,穿粗花呢,抽烟斗,狂饮啤酒,到苏塞克斯草场远足。他们骤然放声歌唱,压根不管歌曲的优雅与精妙,还大言不惭:法利赛人也会唱歌。

——威廉·岗特

高举艺术超功利大旗的是19世纪末流行于欧洲的唯美主义。这种思潮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超然于生活的所谓纯粹的美,反对艺术描写现实的功利思想,一味追求艺术技巧和形式美。唯美主义的兴起不是凭空的,它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功利哲学、市侩习气和庸俗作风的反抗,18世纪康德强调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利害感为唯美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参照。

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最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他强调艺术的永久性,声称艺术本身就是目的,任何艺术以外的观点对于艺术创作都是有害的;标榜文艺脱离社会,文艺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提倡纯粹美,追求抽象的艺术效果。将这种艺术观点付诸实践的是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作品以及画家比亚兹莱为《黄色杂志》所作的插图。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现实社会是丑恶的,只有“美”才有永恒的价值。艺术家应该超越道德的约束而进入那个纯美的视域。唯美主义的绘画以抽象的形式美着称,在其中可以隐微地辨出画家精细的艺术敏感性。

唯美主义为美的领域带来很多异彩,他们善于在怪诞、颓废、丑恶、乖戾等现象中提取艺术之美。然而唯美主义片面宣扬“艺术至上”、纯粹形式主义,容易走上耽乐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道路。因此,唯美主义的文学艺术就不免带有颓废倾向,成为颓废主义文艺的同道。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20世纪初以来的意识流

如果作家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而不是个奴役,如果他能随心所欲地写作,而不是替人捉刀,如果他作品的基础是他自己的情感而不是习俗传统,那么,哪里还会有这种约定俗成的情节、喜剧、悲剧、爱情或灾难,或许也不会学庞德街的裁缝那样缝钮扣。生活不是一副副整齐匀称地排着的眼镜,生活是一片明亮的光晕,是从意识的萌生到终结一直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闻所未闻、无从界定的精神世界——不管它会显得何等的反常与复杂——传达描述出来,并且尽可能避免搀入异己之物与外在杂质,难道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我们所呼吁的并不仅仅是勇气和真诚,我们是在启发大家:小说的适当材料与习俗是有所不同的。

——弗吉尼亚·伍尔芙

喜欢电影的朋友,对“意识流”这个词一定不陌生。它指的是电影导演在影片中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一种手法,在影片中导演常常利用画外音传达人物的心声,用画面的切换“再现”人物自由联想、疾驰飞奔的意识活动;用声音和画面的对列等形式表现人物身心分离的神态——身居现实,而思绪却不由自主地溜回往昔,或者沉入幻觉中的未来……运用这些手法创作的电影就叫作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其实首先是在西方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它是一种直接再现精神生活过程的现代主义文学。英国女作家恰瑞生的《尖尖的屋顶》、法国普鲁斯特的、爱尔兰乔伊斯的、英国吴尔芙的《达罗威夫人》、美国福克纳的等撑开了意识流文学的灿烂星空。

意识流小说不是定于一尊的那种严格流派。作家各使用自己的意识流手法:有的作家整部作品都用这种手法,有的则在部分章节或某些片断使用;有的作家使用这种方法重点在于再现外部世界,有的则侧重对问题的思索或表达一种感情状态;有些作品既有回忆也有对未来的憧憬和遐想……总的说来,这些作品的结构与传统的写实主义作品的结构截然不同。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以情节为中心的、单一的、直线发展的结构,故事的叙述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意识流小说中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空间上不断地变换,时间上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但意识流作品不是毫无组织的一片混乱,自由联想也不是漫无边际的绝对自由。这种小说常常是以一件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件为中心,通过触发物的引发,人的意识活动不断地向四面八方发散又收回,经过不断循环往复,形成一种枝蔓式的立体结构。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尔·布陶的作品《变化》可视为意识流小说的结构典范。长达300多页的小说的全部故事是写主人公从巴黎乘火车去罗马时在车厢中所度过的20多个小时。但作品不叙述20多个小时在火车上发生的事,进入作者视野的是这段时间内在主人公内心、在他的意识活动中所经历的事,往事通过主人公的意识一一闪现。主人公坐在车厢内,他的意识却飞到了巴黎、罗马,他的事业和他的家庭、私人生活;而他的意识活动所构成的场景又始终在火车车厢中。于是在这20个小时的叙述时间内展现了主人公20余年的生活以及他对未来生活的设想和憧憬。

意识流小说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小说流派;不但此一作家与彼一作家不同,此一国意识流往往和彼一国也不同;就是同一作家也不断变化。而其他的现代各种文学流派(例如新小说派、荒诞派戏剧)的一些作家也纷纷借用意识流的手法,结果使这种手法更为纷杂,变幻无穷。

第六篇 散落的文学之星——其他西方国家 20世纪欧洲的荒诞派戏剧

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个熟悉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照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关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分离,演员同舞台分离的状况真正构成了荒诞感。

——阿尔贝·加缪

在存在主义文学用小说演绎人生的荒诞之时,荒诞派戏剧的剧作家们也在用戏剧为他们眼中看到的荒诞世界留影。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法国作家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椅子》,阿达莫夫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日奈的《女仆》、《阳台》,英国作家品特《一间屋》、《看管人》,美国作家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美国之梦》等构成了荒诞派戏剧的主力阵容。荒诞派戏剧主要通过荒诞的手法表现关于人类状况和人类生存条件的荒诞性,给人以思想上的震动。荒诞派戏剧往往出人意料地把人降到“非人”的最低度,接着峰回路转从另一面提出恢复人的价值的问题。

法国的荒诞派戏剧的几个重要剧作家,几乎全是青年时期来到法国从事文学活动的外国人,后来他们加入了法国国籍。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剧作的主题,是面对人的生存条件的荒诞不经所引起的抽象的恐惧不安之感。他们故意不用合乎逻辑的结构和明智的理性去阐明人的生存处境的不合理性、荒诞性,而是在貌似荒诞不经中展示对理性的怀疑和否定。他们要表现的是“原子时代的失去理性的宇宙”。这些剧作不再像传统戏剧那样波澜起伏,它们没有戏剧性事件,没有剧情转折跌宕,没有结局。典型的人物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代之以抽象的、还原到人的原型的形象。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没有固定的姓名,而是用教授、女生、房客、女仆来命名,即使有名字也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性格特征的符号。他们的语言通常都是以既不联贯又毫无意义的语言、词句的多次重复或语音的反复再现,去夸大语言的机械表象,用滑稽可笑、荒谬绝伦的语言体现人生的荒诞性。

荒诞派剧作中塑造的人物都是些病态的人物:流浪汉、瘪三、残废者、老人。贝克特的剧作可为代表,从《等待戈多》中百无聊赖的流浪汉,呆头呆脑、甘为奴仆的幸运儿,《最后一局》中的4个残废人,汉姆和他的缩在垃圾桶里不时探头出来觅食的双亲,到《美好的日子》里埋在沙土中的老妇温尼,都是些丧失“自我”、徒具人形的人。一方面呼号“自我”的不存在,一方面又在探索寻找“自我”。剧作的基本命题总脱不开,人在死亡面前的束手无策,人生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向死亡。荒诞派戏剧的另一个作家阿达莫夫剧作中的人物几乎全是还原为人的原型的人,旨在揭示物质文明的残酷而又冷漠无情。

荒诞派戏剧是战后西方社会的一面哈哈镜,它曲折地反映了战后一代的人们从内心深处对于西方现实生活感到的荒诞和绝望。由于这一戏剧流派所反映的精神空虚在西方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因此,继法国荒诞派戏剧之后,西方各国在50、60年代陆续有许多荒诞派作家与作品出现,法国荒诞派戏剧也成为超越国界的文学潮流。

第七篇 别开生面的东方和拉美 东方史诗的双子星座——《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

在西方,提起史诗,人们的眼前会闪过那个伟大的游吟诗人和他的《荷马史诗》;在东方,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则照亮了史诗的另一半天空。《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在述说古代社会的英雄业绩,古王国的兴衰、上层人物的冲突斗争、王公勇士的伟业、英雄美人的爱情离合是两大史诗的核心内容。两大史诗的世界是古典的原始的美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读者会不觉神往于那悠远的古印度:茫茫无际的广袤森林,形形色色的动物繁衍其间,各种奇异的花布满了山间森林,巍峨壮丽的雪山世界,充满神秘气息的宽广的恒河,印度传说中的众神,金壁辉煌的城市,美丽神奇的传说……

《罗摩衍那》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在人们的口头传颂,公元前2世纪的蚁垤把它整理成今天的样子。罗摩是书的主人公,“衍那”是梵语中的传奇、传说,故事从神话传说到社会生活展现了一幅绚丽的画卷。它描绘了罗摩与妻子悉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武艺超群的罗摩是十车王的长子,他娶邻国公主悉多为妻。年老的十车王要立罗摩为太子,受到十车王的小王妃的胁迫,十车王不得不流放罗摩14年,而立小王妃的儿子婆罗多为王。罗摩夫妇与另一个弟弟罗什曼那被流放到了森林。悉多不幸被十首魔王罗波那抢去,罗摩兄弟到处寻找悉多,都没有结果。后来,在罗摩的帮助下,猴王夺回王位,成了罗摩的联盟。神猴哈奴曼侦察到悉多被囚禁魔宫,得到猴子们的帮助,罗摩打败了十首魔王罗波那,接回自己的妻子并回国做了国王,在罗摩的治下,国家出现了太平盛世。但是罗摩却听信小人的谗言,怀疑悉多居魔宫时不贞,将她遗弃。悉多在漫长的日子里无法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走投无路她求救于地母,这时大地裂开,她奋然跳入开裂的大地。最后,全家人在天堂相聚。《罗摩衍那》形象地反映了宫廷内部争夺王位的阴谋和罗摩等英雄人物抗暴的斗争,表达了一系列进步的和顺应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主张,宣扬了作者的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种姓制度的思想。史诗为印度文学贡献了许多典型形象:悉多是贤淑、忠贞的象征,机智、巧变的神猴哈奴曼可以与中那个神通广大、足智多谋的孙猴子媲美……《罗摩衍那》作为“最初的诗”,对印度文学文体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一样一直在人们的口中流动,经由历代宫廷歌手和民间吟游诗人不断的努力,它成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它大约诞生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经过漫长的800年,《摩诃婆罗多》从最初是8800颂的《胜利之歌》,一变变成24000颂的《婆罗多》,再变才成为今天100000颂的《摩诃婆罗多》。《摩诃婆罗多》的书名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它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作品用倒叙手法,先让歌人唱出原诗的内容,中间插入“蛇祭缘起”作楔子,然后正式开篇。婆罗多的后裔中有一对兄弟,哥哥叫持国,是个瞎子,生有百子,族名叫俱卢族;弟名般度,生有五子,族名般度。持国和般度的父亲死后,般度继承了王位,但不久死去,由其兄持国继任国王。持国百子和般度五子从小就产生了竞争和矛盾,长大后又开始争夺王位。后来,般度的长子坚战长大了,王位应由他来继承,但持国的长子难敌企图霸占王位。难敌为了独占江山,经常想谋杀坚战兄弟。有一次他建造了一个涂满树胶的房子,让坚战五兄弟去住,当他们一住进去的时候,难敌便派人去放火,树胶房子一下子就烧得精光。幸好有人报信,坚战兄弟从事先挖好的地道跑走了。坚战兄弟们逃过了森林。在一次邻国公主招亲大会上,坚战兄弟中的一个人,一箭射中远处旋转的鱼的眼睛,他可以娶美丽的黑公主为妻了。但遵从母亲的旨意,他们五兄弟共同娶了这位妻子。般度五子通过婚娶,有了共同的妻子黑公主,并拥有自己的盟国。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开拓国土、扩展势力。在这种情况下,难敌只得同意让般度族在西部荒凉地区称王。难敌见般度族日趋强盛,就用假骰子与坚战赌博,使坚战输得一无所有,兄弟五人连同妻子都沦为奴隶,被流放森林12年。流放期满后,般度族五兄弟坚持索还国土,他们先派黑天为使者去与难敌谈判。但是,难敌一意孤行,致使和谈破裂。此后,难敌和坚战都联络了许多国家在俱卢展开了一场大战,死伤无数,难敌和他的99个兄弟都被杀死了。难敌的战士们决心为难敌报仇,他们夜袭坚战五兄弟的军营,把酣睡的战士都杀死了。幸好五兄弟当时不在,得以逃生。坚战回国做了国王,想到兄弟家族间的残杀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他们心里感到很愧疚。不久,他们把王位交给了孙子,带着妻子黑公主去修道了。最后他们都升入了天堂。

由于这部史诗描写了一场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宗族“内战”,故又称为大史诗。大史诗表达了古印度人民热爱和平,终止不义之战的强烈愿望。作者痛感这场亲族间的战争给交战双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指责那是一场“可怕的”、“该死的”、“无益的”战争,呼吁人们应该坚决制止这种“亲戚屠杀亲戚”的战争。

当然,大史诗也有很多局限性,史诗暴露出作者的宿命论观点、报应理论以及种姓思想等。如武士阶层打仗和杀人是不受报应的,死后反而可以赢得武士的天堂。

《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相传的各种材料和各类知识的百科全书,对印度人民来说,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更是一部诗体百科全书。

第七篇 别开生面的东方和拉美 神灯、飞毯、乌木马的奇幻世界——《一千零一夜》

我读了4遍之后,算是尝到故事体文艺的滋味了。

——伏尔泰

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

——高尔基

一代代君主如流星逝去,曾经强大的帝国也不复存在,只有文字能够超越一切而存在着,在历史长河中散发出永恒的魅力。18世纪初,法国人迦兰第一次将译成法文出版,以后在欧洲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转译本和新译本,一时在欧洲掀起了“东方热”。法国着名启蒙学者伏尔泰也说:“我读了4遍之后,算是尝到故事体文艺的滋味了。”着名作家司汤达希望上帝使他忘记的故事情节,以便再读一遍,重温书中的乐趣。

是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在西方被称为《阿拉伯之夜》,在我国被称为《天方夜谭》。它是世界上最具生命力、最负盛名,拥有最多读者和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的结构令人叫绝,这是一种将散珠用红线串起来的巧妙艺术构思:让山鲁佐德和山鲁亚尔的故事成为总体框架,然后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办法将二三百个故事嵌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英国作家乔叟和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都从这种结构中得到启发。

故事的主体是这样的。传说,古代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岛中,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继承王位20年,治国有方,国家繁荣昌盛,博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一天,他发现王后与仆人有淫恶行为,不由勃然大怒,一气之下杀死了他们;从此他讨厌妇女,并存心报复,每天都要娶一个女子来睡一夜,次日便杀掉再娶。国王残暴的行为引起了老百姓的极大恐慌,青年女子不是被他杀死就是逃往他乡。被迫为国王搜寻年轻女子的宰相虽对国王的暴虐行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一天,宰相正为没能给国王找来女子而发愁,他的大女儿山鲁佐德对父亲说:“把我嫁给国王好啦,我要牺牲自己,拯救千千万万的女子。”父亲不允,他给女儿讲了一个“水牛和毛驴的故事”,警告她固执冒险的后果,但女儿认为目前的事情人命攸关,所以她坚持原意,并恳请父亲送她进宫。父亲无奈,只好送女儿进宫。山鲁佐德进宫后,就哀求国王能让她和妹妹见上一面。国王派人接来了山鲁佐德的妹妹。姐妹见面,分外亲热,妹妹就按照姐姐事先的吩咐,要求姐姐给她讲个故事,好让大家快快活活地消遣一夜。姐姐故意说:“只要德高望重的国王许可,我自己是非常乐意讲的。”国王本无睡意,姐妹俩的谈话,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便欣然应许。于是在这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夜,山鲁佐德开始讲《商人和魔鬼的故事》。

当讲到故事关键的时候,天色已亮,不能再讲下去。这时妹妹叹道:“姐姐,你讲的这个故事多么美丽!多么甜蜜!多么有趣啊!”山鲁佐德说:“要是主上开恩,让我活下去,那么来夜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比这个更有趣呢。”国王想,我暂且不杀她,等讲完下面的故事再说。白天,国王忙于处理政务,晚上,山鲁佐德又继续讲老人和羚羊的故事。随后几夜,把三位老人挽救商人的故事也都讲完,但每到故事精彩的时候,也正是天亮的时候,这样,山鲁佐德得以继续讲下去。

山鲁佐德的故事神奇美丽,异彩纷呈,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大大小小共二三百个,最长的10夜20夜才能讲完。有些精彩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曲折离奇,扣人心弦。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便是其中的一个。

古时候,波斯国某城里住着俩兄弟,哥哥高西睦和弟弟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生活贫困,靠打柴为生。

一天,阿里巴巴上山打柴。在山中他偶然间遇到一伙打劫归来的强盗,在一块大石头前强盗头子说:“芝麻芝麻,开门吧!”,大石头就开了,原来里面是一个藏宝的大洞。阿里巴巴乘强盗出去时,模仿强盗开门的暗语开了门,发现里面有大量的金银财宝,便搬了几袋金币回家。阿里巴巴的老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金币,就去她嫂子那儿借量器量金币有多少,不料多心的嫂子在升子底贴了蜜蜡,由此,哥哥高西睦发现了金币,逼着阿里巴巴说出了金币的来源和开石门的方法。贪心的高西睦带着雇来的10匹骡子去山中强盗的藏宝洞,说了开门的暗语,进了洞,收集了够10匹骡子运回的金币准备回家,但由于被金币迷昏了头脑,竟忘了开门的暗语,强盗回来把他砍成碎尸。

阿里巴巴再次进山,从洞中运回哥哥的尸体,又搬了几袋金币回家,并在女仆马尔基娜的帮助下非常秘密地料理了哥哥的丧事。强盗们对有人再次撞入藏宝洞并搬走大量金币大为恐慌和震怒,派了一个匪徒入城打听,偶然地从给高西睦缝尸体做丧服的裁缝巴巴穆斯塔发那里得知了阿里巴巴的住处,于是在他门上划了记号,但被聪明机智的马尔基娜发现,她把附近所有住户的门上都划上了相同的记号,结果强盗们扑了个空。第二天强盗又按第一个方法找到阿里巴巴家,在他门上重新做了不同于第一次的记号,然而这次又被马尔基娜发觉,强盗们再次失望而归。强盗头子亲自出马,他不再去做什么记号,而是仔细地观察了阿里巴巴家的环境以后,乔装打扮,伪装成商人,用瓦瓮把37个强盗运进阿里巴巴家,准备夜里杀死阿里巴巴,但又被马尔基娜发觉。马尔基娜烧滚了强盗带来的一瓮菜油,烫死了除强盗头子以外的其他强盗。强盗头子越墙而逃。为了报仇,强盗头子真的干起了经商的行当,与阿里巴巴的侄子渐渐混熟了。一天,在阿里巴巴的侄子的邀请下,强盗头子装扮一番,乘机来到阿里巴巴家作客。然而不幸的是,聪明的马尔基娜再次识破了强盗头子的阴谋,她利用跳舞的机会。杀死了强盗头子……

山鲁佐德夜复一夜,讲啊讲,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当她讲完《补鞋匠马尔鲁夫的故事》后,起身对国王说:“英明的君主,我是你的奴婢,在一千零一个夜晚,我向你讲述了古人的美德和先贤的教训,现在能让我向您提出一个希望吗?”国王道:“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山鲁佐德便让人把她为国王所生的三个男孩带来,说道:“国王啊!这是您的亲骨肉。看在他们的份上请您将我赦免。你若杀了我,他们将变成没娘的孩子,也找不到能很好地抚养教育他们的妇人了。”国王听后,激动地哭了,他将孩子们搂在怀里,说道:“山鲁佐德,以安拉发誓,在这些孩子到来之前我已赦免了你,因为我早就看出你是位纯洁无瑕的女子。安拉保佑你,赐福你全家。”

喜迅传遍了京城,山鲁亚尔无比兴奋,他召集文武大臣,赏赐宰相,赞扬他把女儿嫁给自己,从而避免了自己更大的无辜杀戮。国王还一一封赐,下令装饰城郡,举国狂欢,开销全由国库支出。人们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那些孤苦无依者都领到了国王的特别恩赏。从此,国运亨通,人们又过上了幸福平安的日子。

有人说是阿拉伯社会一面一尘不染的镜子,镜中出现的是王子公主、魔法财宝、鬼怪精灵,折射的却是强大的帝国几个世纪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无论天真烂漫的孩童,还是涉世已深的成人,都会在其中流连忘返。

第七篇 别开生面的东方和拉美 日本的《红楼梦》——《源氏物语》

并非以道德的眼光看待和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而是意欲一次引发读者的兴叹、感动,产生“物哀”之情,让读者内心超越伦理的舒服,得到美的升华,将人世的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

——本居宣长

要在世界文学史上找到的影子大概不难,但是要找到一部可以跟它并驾齐驱的大作,也许只有日本古典作家紫式部的,这部日本的出现在成书的900年前,是长篇写实小说的老祖宗。

的作者是紫式部,但紫式部并非作者的真姓名。她的父亲姓滕原,由于当时日本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一般妇女的名字都是有姓无名。她的长兄任式部丞,同时宫中的女官多以父兄的官衔为名,她因此被称为藤氏部;因她所写中女主人公紫姬为世人传诵,遂改称紫式部。她跟她900年后的那位知音曹雪芹一样,生平留下了很多谜。紫式部生于书香门第,她的祖父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她父亲长于汉诗和歌,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作者因此与中国古典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她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到处飘荡着中国古典文化的印迹,当我们读时,恍若进入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小说也有作者紫式部自己的影子,她曾做过日本皇宫彰子皇后的女官,自己就置身于当时日本的贵族生活。这些现实生活的经历经了紫式部的慧心妙手终于成就了一部古典静雅而又美丽哀婉的“言情小说”。

紫式部亦有自己对文学的独到见解。在小说中,她借书中人表达了她对于物语写作的见解:“物语虽说是写某个人,但并非将那个人的事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好事也罢,坏事也罢,都是从世上实有的人的行动当中,将那些百看不厌、百听不烦的事,将那些希望传之于后世的情节,通过作者有动于衰、情不获己的感受,把它写出来的。”她心目中的物语,不是对生活的复写,而是要精选生活中最能引起作者感动的事件笔之于书,紫式部也在中留下了她的情与泪。

极尽写实之笔,洋洋百万言,历经四代天皇,跨70余年,登场人物数百,可称是日本中古贵族生活的百科全书。作品虽说是长篇,实际类似短篇集锦,以主人公作为贯穿全书的长线。全书两部分:前44回写源氏享尽荣华、曲尽感情波澜的一生。这是作品的中心内容。后10回写源氏之子薰与多个女子间的爱情纠葛。作品弥漫了一层悲凉的挽歌气氛,围绕在男主人公光源氏周围的有各色男女人物数百人,随着情节的展开到结局,不论他们当初何等的气焰,最终都归于毁灭的命运。这个挽歌式的故事是这样的:

光源氏的生父是桐壶帝,他的生母遭有权势的妃嫔的嫉妒与凌辱,平时郁郁寡欢,在生下源氏以后不久就郁郁而终。他深受父皇宠爱,被赐姓源氏。源氏不仅生得俊秀,而且多才多艺,于诗歌、音乐无不精通,人们都称他光源氏。

源氏在12岁举行了成人仪式后,娶左大臣的女儿葵上为妻。但他天性多情好色,17岁开始就放浪渔色于裙钗之间。他远远不像他的中国兄弟贾宝玉那样用情专一,终日寻花问柳,跟许多女子偷情。后来源氏喜欢上了一个流落的贵族幼女,在葵上死后,纳她为正妻,这就是紫上。

后来左大臣及源氏一派失势。源氏因与右大臣第六女胧夜月(朱雀帝的宫中女官)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激怒了权势派的右大臣及其女儿弘徽太后,他不得不退隐。两年后被赦免回京。不久源氏的私生之子冷泉帝继位,源氏一派重新把持朝政。源氏在40岁时到达他的荣华之巅,冷泉帝亲自为他祝寿。源氏修筑了两座府第,把他结识过的十多个妇女,收养在里边。源氏经常跟她们一起酬歌互答。此时,退位后的朱雀帝考虑到源氏的权势,把小女儿女三宫嫁给源氏。出身高贵的女三宫令源氏的正妻紫上十分不安,周旋于诸女,源氏苦恼不已;不料女三宫与内大臣之子柏木偷情生下一子。源氏由此想到自己的往事,内心困苦不安,女三宫也落发为尼。紫上经种种宫廷内斗身心劳瘁,萌生出家念头,源氏不许。源氏51岁时,紫上病死。源氏由紫上之死感到人生的虚幻,经常想离开繁杂的宫廷生活出家,这样没有几年,源氏也死了。

作品中最动人心弦的是那些命运悲惨的贵族妇女。在男权社会她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们或沦为政略结婚的工具;或在一夫多妻制下备受男性贵族的玩弄与凌辱;或一生寡欢,最后落发为尼。无法摆脱这种悲惨的处境,她们只好用佛教的“宿世罪业”来安慰自己。以源氏结识的妇女为例。空蝉的丈夫是一个年老的地方官,以她的青春妙龄根本没有幸福可言,而源氏对她钟情不过是贵公子的一时猎艳,却平白给她带来莫大痛苦。幸好她及时省悟,没有落入源氏圈套。可是丈夫死后,她又被丈夫的前妻之子所纠缠,最后不得不出家为尼。六条御息所本是个寡妇,她经不起源氏的诱惑以身相许,却因身份与年龄被人非议,因此围绕她产生了许多流言,竞相传说她出于嫉妒,生魂经常出现在源氏所结识的其他妇女面前。而源氏对她的态度日益冷淡。痛苦之余,她决心随同女儿去做斋宫,以避开源氏。夕颜出身低微,性情温顺。因为丈夫的正妻企图谋害夕颜,她被迫逃避。源氏与她结识后,由于源氏轻率举动,使她过早地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夕颜的惨剧控诉了一夫多妻制的不合理性。末摘花更为可怜。她虽然出身高贵,可是父母早亡,沦为孤女,容貌丑陋,又无才艺。源氏与她结识后尽管没有抛弃她,却在和歌赠答中不断嘲笑她的丑陋。当源氏谪居后,她失去靠山,饱尝世态的炎凉。后来虽被源氏接进府中,可是她不过是供源氏及其他妇女取笑的玩物。女三宫的遭遇,则是政治婚姻的悲剧。朱雀帝执意把十三四岁的女三宫嫁给年已40的源氏完全是出于源氏权势赫赫。女三宫嫁给源氏后,内大臣之子柏木爱慕女三宫,和女三宫生下一子。源氏发觉后,女三宫也痛苦万分,落发为尼。

源氏的正妻紫上是一个以忍从为美德的女性。紫上是源氏按照贵族阶级的“理想”教育出来的所谓“永远的理想女性”。紫上不但才貌出众,而且具备男贵族的忍从的“美德”。对于源氏跟许多贵族妇女的关系,她尽量忍让,不把内心的痛苦流露出来。即使如此,源氏还认为她唯一的缺点是嫉妒。对源氏的新欢,她只能背地里珠泪暗弹。处在这种压抑的心境中,紫上心力交瘁,在中年就去世了。她其实也没幸福可言,不过是贵族阶级纵欲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的牺牲品。

本书对于贵族政治的担当者、那些男贵族,主要是暴露、批判他们的淫糜的纵欲生活,写出了他们空虚、萎靡的内心世界。他们一方面拼命享乐;一方面又总想到人世无常,动辄想要出家。作者却把源氏大大美化了一番。源氏不但仪容、才艺俱佳,且被写成一个无边的博爱主义者。作者借他的一个侍女之口说源氏“他即便对那些不是他所深爱的妇女,也决不轻易遗弃,而总要给予照顾”。源氏兴建六条院,在里面广植奇花异树,筑成假山泉水,把他一生中结识的妇女都收养在里边。这是作者塑造的一个调和世界,但是实际其中仍然矛盾重重。

这部作品,不但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平安贵族华糜生活的长幅画卷,在艺术上也独放异彩。她不仅精心刻画出人物的性格,也尽情描绘出人物隐微的爱欲心理。作者用细微的心理描写,来刻画源氏思前想后的性格特征,甚至可以比肩近代心理小说。作者的精细笔触赋予笔下的每个人物以鲜明的性格特征。空蝉之明敏而富于自我克制,末摘花之古板及执一而终,明石上之稳重,紫上之贤淑,葵上之偏执等等,所有这些性格特征,都写得鲜明可信,都是与她们各自的不同身世、处境相吻合的。

作者也善于用情景交融的写法渲染每一个情节所需要的气氛。作者用废邸中阴森怪异的气氛来衬托夕颜的死亡;末摘花失去源氏这个经济来源后的凄凉景象,与末摘花所固守的祖业颓垣断瓦、草木雕零的冷落气氛恰恰相合。以酷苛的大自然的肆虐,来衬托源氏失意谪居的心情。所有这些渲染气氛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它在人事与自然交融中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可以说,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是日本王朝文化臻于烂熟阶段开出的一朵妖艳之花,它的艺术形式与它所要表达的主题水乳交融,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那种独特的物哀、幽情等审美意向。

第七篇 别开生面的东方和拉美 日本千年文学之星——夏目漱石

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人爵——天爵。荣枯——正邪。得失——盖恶。

——夏目漱石

在2000年,朝日新闻社和日本文学团体举办了一次日本“千年(1000—2000年)文学者”民意评选,两万多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选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千年文学之星,的作者夏目漱石名列榜首。

这位日本千年文学的第一人原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自“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他1867年生于江户城(现东京)一个街道小吏家庭。因为家道中落,两岁时送给别人当养子。10岁回到生父身边。在成名后,他的养父经常纠缠他,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他在1915年写的自传体小说《道草》就留有这种生活的阴影。他在中学时学习汉语,非常喜爱汉诗汉文,擅长写汉诗。后又改学英文,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青年时期汉文学所蕴含的道德观念、英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俳谐文学中的文人趣味和美学观点都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他还常与学友正冈子规谈诗论文、写作俳句。1889年在评论正冈子规《七草集》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笔名漱石。从1900年起在英国留学3年,这3年使他见识了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回到日本后,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从事业余创作,相继发表(1905年)、《哥儿》(1906年)和《旅宿》(1906年)等杰作。1907年,他辞掉了在东京大学的教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面对惊讶的大众,他说:“如果说报纸是商业,大学也是商业活动。我视文艺写作为生命,但名誉职业的价值荡然无存。辞掉大学讲师的第二天,我如释重负,肺活量迅速扩大,从未吸入过如此大量的空气。”他《朝日新闻》发表的第一部连载小说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以虞美人为名的浴衣、草戒指等纷纷上市,成为供不应求的走俏商品。此后夏目漱石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在《朝日新闻》推出《矿工》、《三四郎》、、、《到达彼岸》、《行人》、《心》和《道草》等名作。他的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成为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对日本后来的作家影响深远。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一颗痛苦而不安的灵魂;处在东西文化激荡的时代,他们不能不忍受在东方思维和西方文明、在虚幻理想与残酷现实、在迂腐守旧与拜金大潮之间的艰辛求探与惨痛折磨。他的作品很早就飘洋过海来到我国的土地,在鲁迅、丰子恺等人的作品里,细心的读者会辨出夏目漱石的影子。

作者把自然与人生当成一幅写生画来描绘,他想超脱莽莽红尘的污风俗雨,写“无我之境”的真实与美,反对自然主义在阴暗的现实中爬行。他早期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又不乏浓烈、绚丽、激情的烂漫色彩。中期,他力求行文的超俗空灵,但还是无法摆脱人世的浓愁、心灵的悲苦,因此,文风趋实,有了新的深度。晚期,他用“则天去私”批判物欲横流、私心膨胀的现实社会,可是“则天去私”不过是他自己也想像不出的乌托邦;他这一时期的文风苍凉、凝重,状物喻事精微得出神入化。

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之作,是日本的才子书,也是一部世界名着。所处的时代恰是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寻找个性、呼唤自由、自我意识和市场观念兴起;另一方面,东方固有的文化价值观还在日本社会广泛存在。一群穷酸潦倒的知识分子在新思潮面前不知所措,只靠插科打诨、玩世不恭来消磨时光。他们嘲笑和捉弄别人的同时却免不了受命运与时代的捉弄与嘲笑。

小说的主人公是猫,夏目漱石巧借猫眼来看现实世界,这种描写手法不同于当时的小说流俗。富哲理、精辞辩的猫,在小说中不断揭露人类的弱点。它看到:“世人褒贬,因时因地而不同,像我的眼珠一样变化多端。我的眼珠不过忽大忽小,而人间的评说却在颠倒黑白,颠倒黑白也无妨,因为事物本来就有两面和两头。只要抓住两头,对同一事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人类通权达变的拿手好戏。”而猫眼中的社会是互相残杀,互相争吵,互相叫骂,互相角逐疯人的群体;疯子们在里面沉沉浮浮、浮浮沉沉地生活,大疯子滥用金钱与权势,役使众多的小疯子,逞其淫威,却被尊为大人物,人类的社会真是太怪了!

这只猫还博学多识,熟悉中外古今各门各类的知识,荷马、毕达哥拉斯、笛卡儿、克莱尔、尼采、贝多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孔子、老子、宋玉、韩愈、鲍照、晏殊、陶渊明,以及、、《淮南子》、《左传》、《史记》等等数不清的中外名人名言从猫的口里随口而出。此猫公针砭时弊,出语耐人寻味:“咱家不清楚使地球旋转的究竟是什么力量,但是知道使社会动转的确实是金钱……连太阳能够平安地从东方升起,又平安地落在西方,也完全托了实业家的福。”它还是日本国民精神“大和魂”的批判者:“因为是魂,才常常恍恍惚惚。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鱼贩子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拐子、杀人犯也都有大和魂。‘大和魂!’日本人喊罢,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起来,百米之外,吭的一声。”夏目漱石笔下的猫可谓喜怒笑骂,皆成文章。

猫既然如此神通广大,才高识卓,自然是一只非凡的神猫。可它又是个俗猫,它自以为是、冒称圣贤,误事不少,吃尽苦头,最后糊里糊涂地在酒桶里送了性命。

小说在结构上以猫的视觉为座轴,猫的视觉所及,没有构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也没有一般小说的情节进展,没有通篇的完整构思,但作者却能以他的生花妙笔信手拈来、随心所欲。的语言风格也是自成一体的,它既有江户文学的幽默与风趣,又可见汉学的典实与铿锵,亦不乏西方文学的酣畅与机智;作者把握语言的功力出神入化,笔墨忽而精烁隽永,针针见血,富于哲理;忽而九曲十回,浩浩大波,长于思辨。当你面对这样的佳句:“给红松林装点过二三株红的枫叶已经凋零,宛如逝去的梦……这声音毫不留情地震撼着初春恬静的空气,把个风软树静的太平盛世彻底庸俗化了。”你自会感到夏目漱石文学语言那跃动的色彩、声韵。

第七篇 别开生面的东方和拉美 印度诗圣——泰戈尔

他们嫉妒,他们残杀,人反而称赞他们。

然而上帝却害了羞,匆匆地把他的记忆埋藏在绿草下面。

——泰戈尔《飞鸟集·186》

静静地坐着吧,我的心,不要扬起你的尘土。

让世界自己寻路向你走来。

——泰戈尔《飞鸟集·190》

泰戈尔的诗流传了整个世界。他的质朴的风格,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充满了简朴的日常的生活气息。在诗中有小职员的离愁,也有旅人的叹息,有蒙面纱的怨女,也有撑破伞的教师……诗人所表现的平凡的景象和普通的男女,毫无渲染,让人读来有一种朴实的生活的真实感。

印度近代着名作家、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年)少年时代即开始文学创作,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涉足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且均获得杰出成就;其中,最能体现他的风格特征的是他的诗。泰戈尔因诗集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歌创作长达72年之久,他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洋溢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建立了自己的文学圣殿。在印度,及世界许多国家,泰戈尔都被尊为“诗圣”。

1910年发表的哲理诗集最早显示了泰戈尔的独特风格。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献给神的颂歌,“吉檀迦利”就是“献诗”的意思。但泰戈尔歌颂的并不是“一神教”拥有绝对权威、巍然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神,而是万物化成一体的泛神,是人人可以亲近且具有浓厚平民色彩的存在。诗人劝告那些盲目的顶礼膜拜者们:“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罢!”因神并不在那幽暗的神殿里,“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人们应该脱下圣袍,到泥土里去迎接神,“在劳动里,流汗里/和他站在一起罢”(第11节)。

泰戈尔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如果只是搬弄华丽词藻或炫耀文字技巧,同样是无法通向神的。那些浮华的装饰将成为阻障。他崇尚纯真和简朴,期望自己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神“来吹出音乐”,从而达到人梵(神)合一的境界。(第7节)所表现出的泛神论思想,无疑与印度古代的典籍如《奥义书》等息息相通。但泰戈尔在发扬本民族传统的时候,并无意营造一个封闭的世界,他渴望长期隔绝的东西方能够不断接近、沟通。1912年泰戈尔自己把译成英文,次年便以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创作,特别是他通过文学创作“调和人类文明两极化”的努力。(参见诺贝尔奖委员会1913年文学奖颁奖辞)

继《古檀迦利》之后的(1913年)仍然是一部“生命之歌”,但较多地融进了诗人青春时代的体验,细腻地描叙了爱情的幸福、烦恼与忧伤,其实可以视为一部青春恋歌。不过,诗人是在回首往事时吟唱出这些恋歌的;在回味青春心灵的悸动时,他无疑又与自己的青春经验保有一定距离,可以相对地进行理性审视和思考,从而使这部恋歌不时闪烁出哲理的光彩。

是诗人历经人世沧桑之后,从睿智洁净的心灵中唱出的天真的儿歌,诗人熔铸儿时的经验,借助儿童的目光,营造了一个晶莹的童话世界。而深达的哲理,则时时从童稚的话语和天真的画面中流露出来。可以说,智者的心灵与纯真的童心在里达到了最好的融合。

自20年代起,泰戈尔的作品便由着名作家谢冰心、郑振铎等译成中文,受到我国众多读者的喜爱,至今仍传诵不息。特别是冰心,不仅翻译他的诗歌,她受泰戈尔启发而创作的诗集《繁星》、《春水》等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启迪和滋润了数代读者的心。这也堪称文学交流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第七篇 别开生面的东方和拉美 20世纪的东方神韵——川端康成和他的《雪国》

在我看来,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卡夫卡是内心的地狱。我们的文学接受了这样两份截然不同的遗嘱,同时也暗示了文学的广阔有时候也存在于某些隐藏的一致性之中。

——余华

并无较多的情节,着重表现的是在雪国那独有的地方风光中,岛村和驹子相互间的萍浮湖面般的感情交流和性爱生活。

主人公岛村虽然研究一些欧洲舞蹈,但基本上是个坐食祖产、无所事事的纨袴子弟。他从东京来到多雪的上越温泉旅馆,结识了在那里出卖声色的驹子,驹子年轻貌美,不单能弹一手好三弦,还努力记日记,他们之间虽说是买卖关系,但驹子对岛村表现了比较真挚的感情;岛村则认为二人无非是露水姻缘,人生的一切均属徒劳。驹子对岛村表示理解,嘱咐他“一年来一次就成,带夫人来也欢迎,这样可以持久”。岛村一共来雪国3次,同驹子厮混,驹子伺候他饮食,陪他游玩,二人之间狎昵猥亵无所不至。尽管这一切都按艺妓制度计时收费,但岛村追求驹子的美貌,驹子赏识岛村的大度和学识;俩人之间也流露了互相爱慕之情,最后挥手而别。

岛村第二次前来雪国时,在火车上看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在精心照料一位患病的男青年。姑娘名叫叶子,青年名叫行男。当时,已是黄昏时分,车窗外夜幕降临在皑皑雪原之上。在这个富有诗情的衬景上,叶子的明眸不时在闪映,望去十分美丽动人。岛村凝视,不禁神驰。后来岛村得知叶子原来是驹子三弦师傅家的人,行男则是三弦师傅之子。岛村风闻三弦师傅活着的时候,曾有意叫驹子和行男订婚,驹子也是为给行男治病才当了艺妓的。但驹子对此表示否认,实际上对行男也毫无感情,甚至岛村二次离开雪国,驹子送到车站时,叶子跑来报告行男咽气,哀求驹子前去看看,驹子也未予理睬。岛村虽然欣赏叶子年轻貌美,但在第二次来雪国后的几次接触中,并未对她有爱的表示。直到在他离开雪国之前,剧场失火,发现叶子从二楼上掉下来死去,也只是略表同情而已,一切都是在心灵的瞬息颤动中嘎然而止。

作者川端康成——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幼失怙恃,历尽人世沧桑和炎凉世态,养成了一种孤独沉默的性格,对于世事采取漠然的态度。为此,他的早期作品,如《伊豆舞女》和《招魂祭典一景》等,还蕴含着对下层妇女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社会现象。但是,由于他后来受日本古典文学和禅宗思想影响很重,逐渐脱离现实,以致原来残留于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不但未能减弱,而已有所发展。这部名着,基本上可以说是他这种前后期思想变化的分水岭。

起笔于1935年,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阴云密布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加强了统治,轰动一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被镇压下去,与之对立的新感觉派文学,包括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从另外一面受到影响。这部作品的发表,足以说明这一严酷的现实。开始是以描写各个章节内容的短篇形式分别发表于各种刊物上的,后来随着形势更加险恶,从1937年以后即基本上停止发表。直至战后才又略加修改补充,出版最后完成本。主要原因大致是,它既未追随日本帝国侵略政策,歌颂侵略战争,也未像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那样,正面批判和反对侵略战争,描写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它把背景设置在远远离开东京的雪国及其温泉旅馆,并以那里的“五等艺妓”(实际上是妓女)驹子和游客岛村的邂逅为题材,表现了他们的性爱生活和游览活动。作家以富于抒情色彩的优美笔致,描绘年轻艺妓的身姿体态和音容笑貌,并巧妙地用雪国独特的景致加以烘托,创造出美不胜收的情趣和境界,使人受到强烈的感染。诸如,列车行驶在皑皑雪原,夜幕开始降落,然而尚未将雪原全部覆盖起来,大地还留着一片模糊的白色。坐在火车上前往雪国去会驹子的岛村正从车窗欣赏这蕴含着一种神秘感的黄昏美景,忽然一张同这衬景非常调和的影影绰绰的面孔和一双明亮而不十分清晰的眸子引起他无上的美感,他仿佛被一种无法形容的魅力征服了。驹子陪岛村一夜温存之后,清晨时对镜梳妆,红颜黑发,受到窗外白雪的烘托。岛村欣赏着,未免感到心旷神怡,精神恍惚。

本来,一个作家,既然生活在现实社会,即便是唯美主义的美的追求,也不可能是世外的梦呓。有时他们也会在现实社会中发现比较接近真正的美的东西,如川端笔下的“伊豆舞女”同高中学生之间的纯洁的感情;然而,很多时候,由于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他们又会以丑为美。摆脱那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的现实,美化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卖淫制度——雪国温泉旅馆“五等艺妓”同嫖客之间的厮混,这就不能令读者感到满意。即使是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所表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男女关系会消磨所谓的“国民的战斗意志”,他们对之也不表示欢迎。

第七篇 别开生面的东方和拉美 建造文学巴比伦塔的人——博尔赫斯和他的迷宫小说

中国小说界和诗歌界对博尔赫斯有不同的看法,小说家们关注他的方法,而诗人们更热爱他的精神。每一个眼前的东西都被他放大,神话般地放大,从而获得了过去和历史。人们对博尔赫斯的创新评价很高,约翰·巴思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我认为博尔赫斯重新唤醒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它让人惊异不已,从到最现代的科学理念,纵横交错,博尔赫斯内置其中。有此唤醒,博尔赫斯对传统文学,包括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看法。当想像力越广阔时,他越显精确,而其他人往往流于泛滥。博尔赫斯说:“我是一个计算音节的人。”这种大师的态度,是我创作中的一个平衡方向。

——西川

古希腊的神话里有一个神奇的迷宫,里面的路千曲百折、错综复杂,这是一个传说。然而在20世纪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博尔赫斯,他沉迷于在自己的作品里建造一个又一个迷宫,读他的很多小说、诗歌……就像走入了一个个扑朔迷离的迷宫。

这个建造文学迷宫的作家1899年生于当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首先是读者,其次是诗人,最后才是作家。当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受到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教育,遍阅英、西文书籍,后来又自学了法语和拉丁语、德语,年近六旬时又自学了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有这种语言优势,博尔赫斯博览了世界各国的文学和哲学,从中汲取营养和灵感,当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如鱼得水、驰骋纵横时,你会想到他那个毁誉交加的称号“图书馆作家”。的确博尔赫斯一生创作的历程就是游弋于过往书海的过程,在他的创作中,现实只是一小部分。他昭示了:现实并非是作家唯一的源泉,过往的书籍同样可以产生一个伟大的作家。

也许作为小说家的博尔赫斯才是最为人熟知的,可是在他自己的眼里,他固执地认定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短篇小说家。他最早的创作就是诗歌,当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他钦佩惠特曼的自由诗,在他这时写作的《海的颂歌》里,你可以看到惠特曼的影子。不久,他出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面前的月亮》和《圣马丁札记》三部诗集,他成了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此后,博尔赫斯转向散文和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了那个为世人熟知的小说家博尔赫斯。到了晚年,当他就任国立图书馆馆长时,他失明了,他说:“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失明带给他不幸,也使他重返诗坛,他由前期的自由诗转到古色古香的十四行诗。

博尔赫斯是一个充满了奇思异想的作家,他的头脑中有自己的一部“沙之书”般的百科辞典,它由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历史、哲学……组成,他从中任意取几片就可以点染成一篇小说或诗歌,中国的、冰岛的、或其他的异域东西经他之手变形为博尔赫斯的文学世界,他甚至也把他自己编织进了他的小说中,在他那个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里,有永远也翻不到尽头的《沙之书》、有那个来自遥远的中国文学迷宫《小径分叉的花园》、有来自冰岛古国的“镜面世界”(《镜子与面具》)。读者不难从中觉出其中虽然不同但是通于一点:时间、空间是无限的,而我们只不过是站在其中的一点或者一线。这一博尔赫斯的小说哲学,随着博尔赫斯的大名而走遍世界,成了许多人模仿的对象,差不多在世界上到处可以看到博尔赫斯的印记,在八九十年代前后博尔赫斯也在中国风靡一时,博尔赫斯的精魂常常飘荡在先锋小说家的作品里。

当在培根的年代,他说:“知识就是力量。”他相信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长,人类终将认识世界。可是文学家有自己的独特世界,博尔赫斯的笔下,世界是个难以索解的谜,人在它面前束手无策:“我对我的未来一无所知。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贝尔格拉诺街发表如此规格的讲话。对此,我不清楚。”“人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路是什么?”“哪一张弓会射出我这支箭?目标又是哪一座高山之巅?”这也是古今许多文学家、哲学家曾经提出的问题,然而世界到底怎样,这是文人作家们喜爱的智力游戏,还是作家眼中的世界真相,不过博尔赫斯在这个传统上又增加了许多耀眼的文学之星。

《小径分叉的花园》是博尔赫斯最有名的一个短篇,是一篇典型的博尔赫斯风格的迷宫小说。在这篇小说中,博尔赫斯像往常一样沉浸在不可知论的思想中,他眼中的世界是一个谜,他从过往的书籍里寻找谜底的蛛丝马迹,书籍提供了博尔赫斯的创作世界,在那里,文学不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它是对世界之谜的追踪和破译。写《欧洲战争史》的利得尔·哈特、青岛大学前英文教师余准博士、他的有迷宫癖好的祖先、斯蒂芬·艾波特博士……不同时空的人物构成一个奇幻的迷宫世界。《小径交叉的花园》从表面上看来是一部侦探小说。二战时期,一个德国的间谍——中国人余准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为了准确地把情报报告给上司,他要杀一个与敌人阵地同名的汉学家,在敌人的追踪下,他拼命奔逃,赶到汉学家的住处,这个汉学家沉迷于古代中国的文化中,他最感兴趣的恰是余准的祖先所留下的问题——一本迷宫般的永无止境的小说,这个汉学家向余准讲述那种不同时空的迷宫式的哲学。这时追踪者到了,余准从历史的迷宫中回过神来,向汉学家发射了最后一颗子弹,而他最后也被追踪而来的对手所杀。它最初也是作为侦探小说发表的。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它,并不是因为它是侦探小说,而是因为他显示了一种小说风格,中心是小说与迷宫,小说创造了语言的迷宫,一个人可以同时跨进两条河流的文学迷宫。

第七篇 别开生面的东方和拉美 魔幻现实主义第一人——马尔克斯

中国有着无数的马尔克斯的崇拜者,他的长篇小说影响了无数作家的写作。

——格非

多年之后,面对枪决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开篇语

前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开篇——“多年以后,面对枪决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竟成为许多中国作家竞相仿效的小说开头。人们惊叹于作者惊人的想像力和信手拈来却惊世骇俗的小说表现技巧;而作者加尔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则说:这都来源于我的现实生活。于是,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美这块神奇的土地,希望找到灵感的来源。

作品(1967年)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其作者加尔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出生于加勒比海岸哥伦比亚的热带小镇阿拉卡塔卡。小说内容复杂,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手法新颖。马尔克斯在书中融汇了南美洲特有的五彩缤纷的文化。他通过描写小镇马孔多的产生、兴盛到衰落、消亡,表现了拉丁美洲令人惊异的疯狂历史。小说以“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无可争议地荣获了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叙事结构不同一般,马尔克斯采用了连环、环环相套、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来展现小镇马孔多的历史。这种环环相套的结构,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小说的一个主题:人的孤独、封闭以及由孤独封闭而造成的落后、消亡。作者对“孤独”这一具有民族特性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揭示。小镇的创始人何·阿·布恩蒂亚最初为了逃避家族的责备逃离家乡,他率领20来户人家走到海边,无路可走,于是在那里居住下来,把那个地方取名“马孔多”。布恩蒂亚为全村人合理地设计村镇的布局,带领大家共同建设马孔多。后来,随着吉普赛人、阿拉伯人、欧洲各地的人以及美国人不断涌进这个世外桃源,各种各样的“新奇”东西也随之进入这个新开发的小镇。布恩蒂亚为那些新奇的东西而兴奋着迷,他不断地接受新事物。后来竟然在不断地“发明”和“探索”中变得神魂颠倒,最后发疯,被家人捆在大树下,成了个活死人。他的二儿子奥雷良诺曾身经百战,可到头来他和战友们的流血奋斗丝毫没有意义。闹了半天,一切依旧,暴君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政府公然背信弃义,而他的党内的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对前政敌唯唯诺诺。奥雷良诺上校绝望地把自己关在作坊里制作小金鱼,再也不关心国内局势,最终无声无息地死去。他的妹妹阿玛兰塔,因为妒忌雷贝卡——她母亲的养女,先是与雷贝卡明争暗夺意大利商人皮埃特罗的爱情,之后在他向阿玛主塔求婚时,她又断然拒绝了他。皮埃特罗不堪连续打击,愤而自尽。不久阿玛兰塔又成了格林列尔的未婚妻,可是,在他准备同她结婚时,她又坚决地拒绝了他。她整天织她的裹尸布,日织夜拆,打发日子。雷贝卡和布恩蒂亚的大儿子结婚后,他们的生活方式被村人憎恨。在她丈夫被人杀死后,雷贝卡把自己倒锁在屋内,完全与世隔绝地度过了后半生。布恩蒂亚家族一代一代,“他们尽管相貌各异,肤色不同,脾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从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认出那种这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眼神。”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那些由于愚昧、落后、保守以及情欲所造成的孤独,表现了一种因为不能掌握自身命运而产生的绝望、冷漠和疏远感。这种孤独的民族性成为阻碍民族或国家进步的一大障碍。

小说采用的环环相套的封闭式结构,造成时空的交错和重合。小镇马孔多对于人物来说是现实,对于叙述者来说是过去,而对于小说中的预言者梅尔加德斯来说又是将来。因而小说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形成了一个完全自在的、形而上的世界。小说的结尾是梅尔加德斯的手稿被布恩蒂亚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破译。读者看到,全书的故事不过是对羊皮纸手稿的印证和再现。这一寓意深刻地描写揭示出历史与虚幻交织、现实与神奇相连的道理,点出魔幻现实主义的真谛。

第七篇 别开生面的东方和拉美 20世实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试图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小说中的人物、事物和事件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作者为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怪诞的感觉,便故意把它们写得不可认识,不合情理,不给以合理的解释,像魔术师那样变换或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于是,现实就在作者的虚幻的想像中消失了……在现实消失和表现现实之间,魔幻现实主义所产生的效果就像观赏一出新式的剧目一般令人赞叹,也像在一个新的早晨的阳光下用新的阳光观察世界,这个世界的景象即使不是神奇的,至少也是光怪陆离的。

——恩里克·安徒生·因贝特

20世纪是神话复归的世纪,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则是这一复归的高潮。这个流派群星璀璨: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秘鲁作家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委内瑞拉作家阿尔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巴西作家吉马朗埃斯·罗萨、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他们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共同锻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神奇)现实。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出现于1925年,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发表一本评论后期表现派绘画的专着——《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派,当前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很快魔幻现实主义越过了绘画界,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的代称,魔幻现实主义的第一篇大作是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虚构的小镇马孔多以及居住在马孔多的布恩迪亚一家100年间的变迁,反映哥伦比亚以至拉美的百年历史。其中充满离奇怪诞的情节和人物,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和象征意味。读书界因此借用美术上与此近似的新流派的名词,名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大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表现拉美人民苦难的历史和现实,揭露社会的黑暗现实,寻求拉美社会走向未来的出路。艺术上引入大量的超自然现象,奇迹、幻觉、梦境乃至鬼魂经常游荡于他们的小说中,小说常常打破时空,具拉美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风格。可以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世界文坛所贡献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古代印第安文学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神话和传说的资源,作品由此带上了神奇和魔幻的色彩。例如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1946年)、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1955年)都糅合了创新的技巧和印第安的古代神话传统,以渲染作品浓烈的民族气氛。

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魔幻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小说作家那里蔚为时尚,拉美作家也因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而成为当代世界文坛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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