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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2·烽火大地》 正文 第一章 从巷战到野战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素称比陆军都强，可是却屡战屡败。下元亲自上阵，他的运气会比海军陆战队更好吗？在淞沪会战中，实力强悍的“两师一总队”属中央军精锐，却划归作为地方军的19路军指挥，其中到底有何玄妙？ 在下元眼里，吴淞要塞似乎完全不值一提，但实际上海军陆战队已经在这里吃过苦头了。 佐世保特别陆战队提前一天登陆。他们上岸后想起久留米旅团马上要来，就打算给后者开一条宽敞一点的道——倒不是双方一下子变得亲密无间了，而纯粹是面子问题，要证明自己在上海滩是吃得开的。 他们本来一度也占领了张华浜，可是占领之后虚荣心膨胀，又准备把吴淞给顺势拿下来。 现在把守吴淞的，是19路军勇将翁照垣和他的156旅。 老翁原来是守闸北的，自从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后，他就奉令带着人马来到了吴淞和宝山。 佐世保陆战队得知对手是在闸北一战成名的翁照垣，自然不敢小觑。 先打炮，吓吓他们。 陆战队集中40门火炮，“咣当咣当”地朝守军阵地就是一顿乱轰。 这招叫做杀威棒。 炮击之后，前方浓烟滚滚，为进攻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条件。可就这样，他们还是觉得不牢靠。 坦克车呢？快上来，我们跟着你走。 陆战队一共3000人，派出2000，跟在坦克车后面，一步步地前进。 阵势这么隆重，你猜最前沿阵地上的守军有多少？ 一共才一个连（赵金声连）。 虽然才一个连，可这是翁照垣带出来的连，猛得很。 当然，再猛，也不是变形金刚做的，都是血肉之躯。经过一个小时的苦战，赵金声连伤亡过半，不得不向后转移。 按理说，陆战队以众敌寡，尽管胜之不武，但也可以见好就收了。未料这帮家伙大概以前就没怎么赢过，竟然还想“扩大战果”，在后面一个劲儿地穷追不舍。 连长赵金声跑着跑着，火了。 给你三分颜色，就要蹬鼻子上脸，准备开染房了是吧。 不撤了，回去！ 赵金声从剩下的40个人中抽出几个人，迎着日军又回来了。 去拼命？ 才没那么傻呢。 他们借助于对地形的熟悉，绕了一个圈，转到陆战队的旁边来了。 到了那里，赵金声二话不说，端起一挺轻机枪，眼睛眨都不眨，朝着日军就扫了过去。 要不怎么说是翁照垣带出来的呢，骨子里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劲头儿。 就是这一梭子，打倒了一排鬼子兵不算，还把陆战队给打成了两截，前后分离开来。 中埋伏了！ 这是佐世保陆战队的本能反应，队伍乱成了一锅粥。 说起来，这群小子真是给海军丢脸，2000人，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跟我们印象中的武士道精神完全对不上号。前半段的尚未完全反应过来，后半段的已经脚底抹油，拼着命逃了。 被他们“追击”的战士一看，还等什么，配合着“伏兵”一起追啊。 陆战队一路狂奔，把到手的张华浜又丢了。 40个人，打退了以坦克车开道的2000人陆战队，特大新闻啊。当天，上海的英美报纸就用醒目标题进行了报道，英雄赵金声一时名扬海内外。 这就是久留米旅团上岸后，连陆战队的影子都没看到一个的原因。 可以说，在下元还没来之前，野村已经兜头挨了一棒，也难怪他会在“不服管”的陆军面前变得低声下气了。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棒其实还不算重，前面还有更大的棒在等着他哩。 <h3>陆战队的命门</h3> 日本海军之所以在陆军面前说话一直硬不起来，或者换一种说法，野村为什么始终指挥不动下元，归根结底还是自身太软的缘故——别的不说，由海军陆战队担纲的闸北一线就始终打不开局面。 陆战队本应该比陆军更有料嘛，可真打起来就是不济事，怎么回事呢？ 但是野村并无多少选择，所谓“作为决定地位”，要想不被陆军看扁，还得继续打呀。 一朝天子一朝臣，原先直接指挥陆战队的是鲛岛具重大佐，野村一上来就把他给换掉了，继任者为植松练磨少将。 大佐不行，少将怎么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8日，闸北守军压力陡然增大。 在植松的指挥下，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大炮都搬了出来，数一数，有20多门，瞅准19路军阵地就是一顿猛轰。 轰完了，坦克掩护，步兵冲锋。 战法还是老一套，但双方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 此时由于老蒋以近卫师守卫南京，19路军在上海以外的另外两个师终于被置换出来，并全部被部署到了上海战场。其中，原驻苏州的第60师（沈光汉师）直接进入闸北，与区寿年师一部协同防守。 对手更强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却仍无多大起色。 从博恭到野村，都太看得起他们的陆战队了，以为此辈平时看上去威风凛凛，很像那么回事，其实大谬不然。 这个世上，没有谁是生下来就会打仗的，都是打来打去才学会的。海军陆战队外表是很漂亮，枪法也不赖，但他们常年住在船上，陆地作战的实战经验很少。 那时候打仗，都是要拼命的，所谓“野蛮生长”是也。可是陆战队这帮家伙自从套上海军军服后，也染上了其他海军的毛病，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坐在椅子上喝咖啡的，怎么能和那些吃大蒜的陆军一样，龇牙咧嘴地端着刺刀往前冲呢？形象太难看了，成何体统，又能体现什么技术含量？ 陆战队，就应该由坦克车“呵护”着，慢慢地向前运动，或者端着枪像平常训练一样找目标射击。 经过前面的交锋，几乎由清一色老兵组成的19路军倒是越打越顺，已经把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模式和弱点所在都摸透了。 看到坦克车过来，没一个怕的。 不管是维克斯，还是那种英国坦克，只要掌握了攻其命门的诀窍，它们跟玩具车又有什么区别。 区寿年师的官兵这时候还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派人从周围农村背来一捆捆稻草。 不是用来睡觉，而是去“喂”坦克。 晚上，只要你把这些稻草铺在马路上，等到白天就有好戏看了。 坦克车不是大街上的清扫车，轮子或者引擎很容易就会被稻草缠住，马上就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事先埋伏好的敢死队乘势杀出，把一捆捆集束手榴弹塞入车内，好好一辆坦克车眼看着就这样报销了。 那坦克车后面不是还跟着陆战队吗，他们就干看着？ 没错。 不光干看，这些没胆的家伙竟然还掉转屁股跑了。因为手榴弹不光炸坦克车，也炸他们。 按照19路军的回忆，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表现得可不像他们的陆军兄弟那么有种。作战时，“极怕我军之肉搏”，隔远了打打枪没事，等到前面作为遮挡的坦克车中了招，立刻就慌了神。 守军就看准了陆战队这一缺陷，你不是枪法准吗，我偏不和你比枪法。 在进攻日军一个劲射击的时候，他们都钻到工事下面去了。等到日军逼近防守阵地（“俟其较近”），兜头就是手榴弹，炸完了，上刺刀，肉搏。 陆战队怕的就是肉搏，光吓就能把他们给吓回去。 如是者三，尽管日军当天攻势很猛，“反复冲锋，前仆后继，”但总是光开花不结果，闸北这边愣是没有被敲开过一个口子。 不管怎样，这时候他们毕竟还是攻的一方，等到这一天一过，竟然只有守的份儿了。 <h3>折戟蕴藻浜</h3> 2月9日。 沈光汉师忽然抽调兵力，迂回到了闸北以北的江湾。 在那里，19路军打出了一记华丽的勾拳。他们从北往南，猛击陆战队的右翼。 其动作之迅速，攻势之猛烈，完全出乎植松少将的意料之外。 原先陆战队虽然进攻无法，但还能保持起码的队形，遭此痛击，又是他们最怕的集团式肉搏打法，短时间内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哪里还支持得住，只得仓皇后退。 蔡廷锴打出这一记铁拳，可不光是为闸北守军解围那么简单。在19路军的对日作战计划上写得很清楚，是要“乘机将敌压迫于黄浦江衅而歼灭之”的。 你们不是喜欢玩火吗，现在我一个都不落，统统灭了你们。 野村也是懂战术的，植松一告急，他就知道大事不妙。赶快把佐世保特别陆战队调过来。 本来大家说好，这个宝贝是留给下元打吴淞要塞的，可是如今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野村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再催促对方赶快到闸北进行增援。 一秒钟都不要耽搁，急速赶到。 佐世保陆战队乘着汽车来了，总算挽救了闸北陆战队的“悲运”，使后者没有被“歼灭之”，可经此重创，海军陆战队整体已成强弩之末。 再进攻已变为不可能，连坦克车都快被炸完了，还怎么冲锋？ 幸好大炮还在，还可以向闸北方向打打炮弹。 于是，原先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陆战队便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就拿这个混日子，交差事。至于火炮发射的效果怎样，谁也顾不得再去理会了。 如此没有上进心，把个一旁的下元看得嘿嘿冷笑。 我早就说过，江湾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要是江湾已在我手，19路军又如何能够顺利完成迂回？ 野村哑口无言。 其实他不是认为江湾不重要，而是担心久留米旅团兵力太少，恐怕不能成事，想等金泽师团到沪后一道打。 让下元攻吴淞要塞，实际上也是希望先拣软柿子捏，以免大部队到来之前就先伤了元气。 人家真的是为你好啊。 可惜下元并不理解他的这番“苦心”。 陆军和海军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使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除了瞎指挥，恐怕还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夺了你的功劳吧。 既然给脸不要脸，下元就决定抛开领导闹革命，带着自己的久留米旅团直奔成功之路而去了。 巷战逐渐转向了野战，作战双方都将经历更大的考验。 等到真正打起来，下元才发现野村确实是个好人，至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因为人家真的一点都没忽悠他。 久留米旅团的对手是驻守江湾的19路军第61师（毛维寿师），此前一直戍守南京。 这个师不强。 不强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的强。 19路军有三个师，能把它单独挑出来去拱卫都城南京，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19路军的头块牌子，第一主力师，部队里清一色都是广东老兵。有的人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究竟打了多少仗恐怕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作战经验那是相当丰富。 前面的78师（区寿年师）算已经见识过了吧，跟61师还差那么一点。 与此相对应，久留米旅团的运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一开场就遇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也真够它受的。 再回头跑到吴淞去打炮台？或者等第9师团来帮忙？ 还不得让海军的那帮家伙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 闭着眼睛打吧，打到哪里算哪里。 和19路军官兵大多数为粤籍不同，61师师长毛维寿是江西人。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两下子的，否则凭他一个外地人也不能在极重乡情的粤军部队里混得顺风顺水。 不过他当时正好生病，不得不由所属122旅旅长张炎代替指挥。 在连战四天都无法取得一点进展的情况下，下元决定强渡蕴藻浜。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兄弟我自己动手，画了张《日本久留米旅团折戟蕴藻浜》图。 在这张手绘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久留米旅团在江湾的正面一直打不开缺口，他就不得不从北边想办法，但北边有蕴藻浜拦着呢。 浜是南方对江河湖泊的一种称呼，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闻名遐迩的沙家浜，而蕴藻浜则是上海除黄埔江、苏州河之外的第三大河，与沪宁铁路、淞沪铁路正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蕴藻浜上本来是有桥的，比如从淞沪铁路上的蕴藻浜站到吴淞桥，中间横跨一座蕴藻浜大桥，佐世保陆战队开始就是通过这座桥向翁照垣发起进攻的，可陆战队不是不济事吗，他们被打退了。 翁照垣不傻，还能让你们日本人第二次过河啊，炸药包往桥下一堆，轰隆隆一声响，索性把桥给炸了，这下，就算下元自己想通，愿意按照野村的部署直接攻吴淞也不行了，因为无桥可过。 你看看这个倒霉的家伙，早点听野村的话不好吗，那样还有一座桥可资凭借，现在就得游过去了。 不过即使要游，下元也不打算从吴淞那里游，他看中的是张炎防守的纪家桥。 当然，名为纪家桥，那里也早就没桥了，所以非得强渡不行。 按照下元的设想，这次如果能够强渡成功，虽然仍然不能拿江湾正面怎么样，但可以在通过张炎的防区后，从侧面包夹吴淞炮台——退而求其次，江湾拿不下，还是攻吴淞吧。 至于怎么从野村那里重新找脸，自然有的是办法。比如可以这样说，你以为我真的是去打江湾吗，嘿嘿，才不是呢，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江湾是假，攻吴淞是真，这不是帮你把吴淞炮台给一举拿下了吗。 这种说法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野战在前面就留了埋伏，他说他进攻江湾，是为了给第九师团开辟登陆点，当时这个借口让野村听得云里雾罩，你直接拿下吴淞炮台不就得了，那是多好的一个登陆点啊。现在绕了一圈，下元又可以理直气壮了，你们海军就知道直来直去，我要开辟的登陆点其实就是吴淞炮台，但要用迂回战术知道吧。 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下元一个人心里明白，他选择强渡蕴藻浜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已经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了。 就在发起行动的前一天，下元向正在海中航行的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 在这份给自己人的电报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上海方面告急！” 在发出电报后，这位陆军少将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 渡河，特别是在敌方部队已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渡，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 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指挥官，张炎也很清楚蕴藻浜的得失在江湾防守体系中的分量，因此特地在蕴藻浜北岸放置了一个连（人太多了也挤不下），同时在其后进行了多层设防。 但是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非常好。 那两天忽然起了大雾，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 这时候，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都有了一些松懈：好天鬼子都渡不过来，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 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 利用夜晚和大雾的交相掩护，他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在河面进行架桥。 到凌晨4点，浮桥架成了。 2月13日清晨，久留米旅团先锋部队越桥渡河。 为了更好地困扰守军，在强渡的过程中，日军又施放了大量烟幕弹。 等到守卫部队发现时，对方已经到了面前。 最有利的阻击时机一错即过。 等到短兵相接，守军并不占优势。原因是在蕴藻浜岸边建工事，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河边又湿又潮，由于地面无足够支撑，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 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强渡成功后的鬼子们好像子弹打在身上不会透眼一样，一个个亢奋得不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没有肯轻易退却的（“势如摧山排海，呼声动天地，数里之内，血肉横飞”）。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据守蕴藻浜的那个连就全部阵亡了。不久之后，纪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几道阵地也先后被日军突破。19路军前沿部队伤亡很大，形势岌岌可危（“势濒危”）。 眼看阵地将要不保，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亲自督战，整师压上，拼着老命才夺回了钟家宅。 为了一个钟家宅，双方肉搏达七八次之多，从手榴弹互甩一直发展到直接拿刺刀互捅，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过去的冷兵器时代。 入暮，下元鸣金收兵，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地驻扎于姚家湾。 从发起强渡到现在，日军一路狂飙，也需要喘口气了。 作为指挥官的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 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不仅能击败张炎，而且离包抄吴淞也不远了。有什么必要再急吼吼地往前赶呢？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当然没事，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 张炎睡不着觉，全师官兵也都睡不着。 白天折了一个营长，伤了一个团长，蒙受很大损失，但仍无法完全击退敌军。怎么办？ 看来只有采用19路军的镇宅之宝了：夜袭。 这是当时中国军队在战力明显弱于对方的情况下，经常使用的一招——乘你不备，咬也要咬死你。 扭转战局，只在今晚。 随后成立敢死队，有60个人自愿加入（“慷慨请决死”）。 我曾经看到过有的描述上，把敢死队说成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大把撒袁大头起的作用。 我独不信。 捧一堆钱在你面前，买你的命，让你立刻去死，你愿意不？ 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谁无妻儿老小，谁无活着的渴望。蝼蚁尚且贪生，而况人乎？ 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他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抉择。 敢死队员在出发前全部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他们是一群无畏的勇士。 晚上7点半。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个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蒙眬的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到处都在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以为大军袭至，遂大溃”）。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桥面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后来描述，说当天的蕴藻浜战场，“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豪的九州子弟兵。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h3>以强对强</h3>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第9师团（金泽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但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再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陆大21期）接替指挥，成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在陆大毕业生中，植田谦吉比下元要高两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劲儿劲儿的，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豪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威风八面地视察了一番阵地。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不接受该项条件，日军将有自由行动之事实”）。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军长蔡廷锴拿着通牒去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大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我们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第9师团（金泽师团）虽不属于一等老牌师团，战史却也很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因此，该师团的到来，算是给已陷入困境的沪上日军打了一针强心剂。 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达到1.7万人。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几乎在久留米混成旅团来沪的同时，获悉日军将大批增援的消息后，老蒋也做好了孤注一掷的打算。 南京政府既已迁到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师（张治中兼师长）、88师（俞济时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3万多人，作为总预备队尽数调往南翔、昆山附近。 如果说19路军是地方军中的老大（老西北军已瓦解，东北军此时不提也罢），那么这“两师一总队”则是当时中央军中的绝对王牌。 里面部队的来头大得吓人。 两个师的前身是中央警卫部队，曾经作为政府的保镖卫队重点培养，此时已成为国内最早的德械师。 教导总队虽然只是团级建制，论战斗力却能抵得上一个师。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教导队，而是黄埔军校教导队，里面都是黄埔军校的优秀生。 当然作为一支学生军，开始也是不怎么太会打仗的。据参加过中原大战的人说，那时的教导总队穿的衣服跟其他中央军不一样，结果受到了老西北军的“重点照顾”，被这些老兵们打得哇哇直叫，连老蒋看了都只有摇头叹气。 可是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到这时候，教导总队已经从“一年级新生”转到“老生”了，在战场上，不是别人“照顾”他们，而是他们“照顾”别人。 按老蒋和何应钦的意思，光这些部队当然不够，所以还要调兵。 何应钦致电江西，要把第9师（蒋鼎文师）调到上海附近，以增强中方纵深实力，但是这个命令却遭到了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的拒绝。 他复电何应钦，希望对方重新考虑调兵决定。 理由是何部长明显在为难他。 你们既然让我跟红军作战，那我就得一门心思地干好这个活儿，现在把部队都调走了，让我怎么打？ 谁都知道上海那边缺兵少将，可我的部队也不多呀（“江苏兵力对倭固属不足，江西部队何尝有余？”）。 因此他说何应钦的这个命令纯属剜肉补疮，最后只能落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何应钦是个有名的好脾气，也没跟他计较，只是在几天后再次发去电报：意见保留，但第9师仍须调出。 熊式辉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天，何应钦还是不依不饶，拿调兵的事来烦他，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就你们会唱高调，就你们爱国，熊某人不爱。干脆，你们把我也调到上海去，另派他人到江西来干这个窝囊差事吧（“辉亦拟请缨抗日赴沪效力，地方之事将请中央另简贤能”）。 这样的话，也免得你们以后再说我是落后分子了（“今日而言抗日乃最光荣，不敢后人也”）。 情绪激烈到这个份儿上，就差没甩乌纱帽了，但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仍然只好剜自己的“肉”，同意在陈诚部队接替后，蒋鼎文师可从江西抽出（“公既屡电，亦自不容攀辕再留，已令其迅速开拔”）。 与此同时，驻杭州的第47师（上官云相师）、河南的第1师（胡宗南师）也都接到了电令，随时准备赴援大上海参战。 除这些老蒋可一手掌握的中央军外，实际还有一支很少为外人知晓的“隐性”预备队。不过这个我们可以留到后面再讲。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张治中（保定军校第3期）此前是中央陆大，也即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无论资历，还是级别，都不在蒋、蔡之下。 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地方军的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但却称得上是老蒋的得意之笔。 因为此时他仍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能冒跟日本全面开战的风险。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像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掺和到一块儿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可以让蒋、蔡高兴一下，又能在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按照蔡廷锴的部署，中国军队兵分两翼。 其中，第5军张治中位于左翼，在江湾以北(不含江湾)经庙行至吴淞一线作战。 19路军位于右翼，负责江湾(含江湾)至闸北一带的防守。 正文 第二章 最激烈的战斗 植田替换了下元，带来了新的作战思路。在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中，张治中陷入了困境，他是怎样带着他的黄埔弟子转危为安的？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头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右翼19路军据守的江湾。与之相应，包括闸北、吴淞就都成了“非中央”，暂时不是“重点照顾”的对象。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挽回来。 日本人磨刀霍霍，19路军将士也没有闲着，在日本人发通牒的那两天，他们已经起早贪黑地在前线构筑起了坚固防线。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h3>坦克车的滑铁卢</h3> 植田这趟到上海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摆阔的。随身带着的家伙可谓浩浩荡荡。 除了步兵的2个旅团外，另有1个山炮联队，野战重炮兵联队1个大队，攻城重炮兵联队1个中队（可惜没城墙给他们攻），野战高炮队2个（可惜没飞机给他们打），当然最牛的就数独立战车第2中队了。 因为这个战车中队拥有硬通货——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和日本自制的89式中型坦克。 现在日本人再也不想提那个英制维克斯坦克车了。 闸北成了这种类型战车的坟场。 先前用手榴弹袭击轮胎，到第5军参战的时候，连这些程序也省了。19路军向宋希濂旅借来了重迫击炮，几炮过去，当场就能把坦克给炸瘫了。 你也不能怪维克斯坦克差劲，本来就是给警察街头巡逻时壮胆用的，连设计者本人也没想到这可怜的小家伙还得承受野战部队的重炮打击。 当年日本一共也就从英国进口了10辆坦克，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与维克斯坦克不一样，法制雷诺坦克和日制89式坦克是标准的陆军野战专用坦克车。 不过，在实际使用当中，法制雷诺的效果并不好，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法国人拿来甩卖的清仓货。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国家是英国，接下来就是法国了。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Ft-17雷诺坦克。那会儿在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可是地球是在不停旋转的。隔了十来年后，武器技术已经突发猛进，要再说它有多么了得可就要被人笑话了。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家伙生产了3000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国家越来越多，不止英法这两家，德国、美国、苏联，甚至日本，大家都会。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上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500辆雷诺Ft-17呢。 来淘便宜货的大娘大嫂当中，自然少不了以勤俭著称的日本人的身影。 但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在淞沪战场上，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儿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要知道19路军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武器，但轻迫击炮还是有几门的，手榴弹也不会闲着，纵使炸不了坦克，炸炸坦克后面的“活靶子”还绰绰有余。 真正对中方阵地起到了一点威胁作用的，倒是日本人自制的89式坦克。这是他们仿照英国坦克设计制造的第一款主力铁甲战车。 如果把维克斯坦克比作一只铁牛的话，那么日制89式坦克就是一头大象。 这种坦克不光重量和厚度大大超过维克斯，在火力配备上也是后者所无法向背的，除机枪外，竟然还配有火炮。 对于阵地工事来说，炮的威力往往比枪要大得多，机枪可能打半天没有效果，只要守军把脑袋埋下去，躲着就是了。炮不一样，一个炮弹打过去，就能把整个工事给摧垮。 显然，闸北的经验已经很难用上了，因为起码你打不穿它的铁甲。 但也正因为皮糙肉厚，分量足了，机动性相对就差了，加上江湾一带到处都是水塘，处于这种地理环境之下，89式坦克很自然地就从大象蜕变成了乌龟，而且还是不会水的乌龟，它们不但不能给部队帮什么大忙，渐渐地还成了累赘，迟滞了步兵的行动。 实际上，在整个淞沪战场上，无论是前期轻型的维克斯，还是后期重型的89式，都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 植田带着宝贝乘兴而来，结果却是让他相当失望。不管如何努力，19路军的阵地依旧岿然不动。 <h3>改弦易辙</h3> 在指挥上，植田也是昏招迭出。 这位“长老”的指挥部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公大纱厂移到复旦大学），可都是在家里面修行，进行遥控指挥，战场的实际情况根本看不到。 所谓遥控指挥，实际上就是听听汇报，拍拍脑袋，不误人子弟才怪。 2月21日，飞行员向他汇报：防守江湾的19路军撤退了。 “长老”如释重负，看来支那军终于顶不住了。他立即下令前线日军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全力追击。 接到电令的是第6旅团（前原旅团），因为阵地前面没占到什么便宜，这时候正在家里生闷气。一听19路军退了，顿时来了劲。 二话不说，大摇大摆地就准备来接收工事了。 刚刚走到近前，19路军的阵地上忽然枪炮声大作，日军毫无防备，死的死，伤的伤，那个惨。 旅团长前原宏行少将气坏了。八格牙鲁，空军传的这是什么情报，飞行员是不是支那奸细的干活。 植田也纳闷了，一查，飞行员倒不是奸细，19路军部队移动也是实情。只不过，缺少了对实情的分析。 19路军这是在进行换防，人家连撤退的念头都没有过好吧。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从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琢磨，竟然给他琢磨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防守的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这个地方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无论雷诺还是89式，都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19路军巧妙地利用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桥梁和河口，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指挥作战的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儿，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杀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当然并不是说类似的事情一定没有。就我所知，后来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开展平原游击战时，确实用过这一招。不过那可不是挖的掩体，而是为了破坏日军交通挖的坑，你还别说，上他当、倒他霉的鬼子还真不是一个两个。 话说到这里，咱们就先不要拿他们的生理缺陷（如果个矮也算的话）来开玩笑了，单说江湾战场。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第5军防守的左翼防区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右边的江湾，而应该是左边的庙行。 <h3>浴血麦家宅</h3>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一开始，战局的发展确实是朝着植田的愿望去的。日军充分发挥了其机械化优势，集中炮火攻击，专以摧毁第5军防御工事为乐。天还没亮，就一口气不歇地连续发炮，一两个小时之内炮弹轰出竟有三四千发之多。等到天蒙蒙亮，飞机也能看清目标了，便也来凑份子，进行俯冲轰炸。就这么反复刷过多遍后，等到正式进攻，第5军的前面别说工事，连泥巴都快被炸熟了。 炮轰机炸后，步兵开始进攻。同时，炮兵仍然在做配合，但为了不误伤自己的进攻部队，他们调整射距，转而轰击阵地侧后，阻断援军进入。 这套花活儿，估计植田在陆大时不知演练了多少遍，确实十分的熟练。 上午7时，庙行以南的麦家宅阵地被日军首先突破。 见此情景，日军随军记者们特激动。 一连打了两天，战局方面却毫无进展，就算作为指挥官的植田还能强作镇定，这些兄弟可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跟植田不一样，作为记者，虽然用不着到战场上去送死，可是得赶稿子，采写“振奋民心”、“扬我军威”的报道啊！ 植田战无建树，最多就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可他们得面临被报社老板炒鱿鱼扣奖金的危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报社天天来催要胜利消息，可是战场上却没料，这不是逼人上吊吗？ 到底是玩笔杆子的，最后总算想通了：眼下维护皇军形象比什么都重要，有料要写，没有料制造点料也得写。 在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像“忠勇三肉弹”这样声情并茂的通讯报道便新鲜出炉了。 说中国部队在庙行阵地前拉了一道铁丝网，大家过不去，怎么办？于是便有三个上等兵主动要求承担爆破任务。 爆破就爆破吧，这三个小子还正经八百地演了一段感情戏，而且过程啰唆得很（当然，这也是通常情节铺垫的需要）。 先是眼泪鼻涕一大把，当众嘱托了后事，然后又把身上剩下的香烟和物品分发给其他人（便宜你们这些孙子了）。 走到门口，想想不甘心，又喝了几杯断头酒。 你可能有点想不明白，又不是上刑场，搞这么隆重干什么？中国19路军的那60名勇士可是眉头都不皱一下就上去了。 读到下面你就明白了。 既然是爆破，把炸药包放在铁丝网前面，拉开导火索，再往后爬（有胆的还可以跑两步），进入安全距离后等着爆炸不就行了？ 可是他们不，三个“英勇”的爆破手认为以上程序比较麻烦，不像演感情戏那么过瘾，干脆就抱着炸药包，高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直接冲了过去。 结果铁丝网炸开了，而他们自己也飞上了天。 记者们用“含泪”的笔调说，这三个“英雄”（或者说三个傻子）体现了大和魂的真谛。 真实情况是，为了那一小段铁丝网，日军在此之前已经折腾了大半天，又是放烟幕弹，又是用重炮轰击，可就这样，还是冲不过去，人倒是在地上躺了一堆。 后来调来了工兵，要搞爆破。中国守军来得正好，看这帮爆破手爬过来，一枪一个，予以痛快了结。在这3个死鬼前面，已经有4个被毙，4个受伤，他们也不是跟铁丝网同归于尽的，而是在跑动过程中被打死的。 “英雄”们只是运气不错，大概是有一个炸药包正好扔在了铁丝网附近，引起了爆炸而已。 我就纳闷了，不就是段铁丝网吗，至于弄得这么惊天动地吗？把你们的倭刀抽出来，可着劲砍两下不就得了。 怎么砍铁丝网，连游击队都会，要不要教教你们先？ 负责防守庙行前线的，是第88师（俞济时师）。见日军突破了麦家宅阵地，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均为黄埔1期）立即把预备队拉上去进行反击，同时亲赴一线督战。 战况已进入极其惨烈的阶段。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据说在部队出征前，他还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 “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啊。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在砍死2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肖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9个，连排长一家伙倒下去20多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终于重新夺回麦家宅阵地，稳住了庙行以南的局面。 <h3>中国黄埔</h3> 见南面不行，日军又立刻增兵杀向北面，企图对庙行形成合围之势。 这是一个带有致命杀伤力的狠招。 收到报告，担任左翼指挥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立刻明白了眼前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庙行倘若有失，植田的“中央突破计划”就真的奏效了，日军一路裹挟南下，19路军和第5军将双双陷入困境。 果然是一场生死大战。 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迅速做出调整，命令俞济时率部去庙行以北堵住进犯之敌，由第87师259旅（孙元良旅）驰援庙行以南，填补该处力量真空，同时让教导总队在后面做好准备，随时策应。 中方援军杀到，日军眼看到嘴的鸭子要飞，哪里肯松口，也拼命把部队往这里送。双方都不断加薪添柴，谁也不愿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像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他们倒拽过去。 压力再次传递到了张治中身上。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直觉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张治中这个师一共有两个主力旅布防在附近，除了孙元良旅外，还有一个第261旅（宋希濂旅）。 那就从宋希濂那里抽调一个团过来。 宋希濂可以说是张教育长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黄埔军校。 日本有陆大，中国有黄埔。 其实，就纯粹军事院校的办学水平而言，当时的黄埔军校只能算是一般。 这倒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只要看看这所军校的最初定位和办学条件就知道了。 孙文他老人家闹了多年革命，特别是经历陈炯明叛乱之后，终于明白了枪杆子还是自己的好这个道理。招兵买马是绝对必要的，但招来兵后得有人带，也就是说，光有小兵没有连排长还是不行。 黄埔军校干的就是培养连排长的活儿。 在中国，与日本陆军大学校定位差不多且名气很大的，也有一个，那就是保定军校，它才是以培养中高层军官为宗旨的。 既然培养的是最基层干部，要的人多，自然就不可能百里挑一了。就拿把关还算是比较严的第1期来说吧，1200人报名，最后正式录取350人，备用120人（实际也是录取了），加起来接近500人，录取比例在40%左右，也就是说，两三个人里面就能录取一个。 兄弟是扩招前参加的高考，那时据说是10∶1，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了。但我敢肯定，单从比例而言，肯定低于当年的黄埔入学考试。 正因为要求不是很高，入选标准也就随行就市，既不会查你是否根正苗红，也不会把你考得抓耳挠腮、满头大汗。简单点说，只要你是年满18岁的男青年（后来也招过一期女兵，赵一曼就是那一期的），不是文盲，基本貌端，又没误了考期，一般都能OK。 在黄埔1期生里面有几个人差点没被录取，但问题都不是出在考试成绩本身： 胡宗南是人家嫌他个儿矮，杜聿明是报考时间过了，宋希濂是年龄不到（只有17岁）。 所以我比较难理解里面，轮到“孙红雷”参加考试时，怎么搞得那么隆重，看上去就跟选秀一样。要不是孙同志在个人才艺表演中露了一手绘图的绝活，似乎连入选都难了。 导演啊，英雄出世前来个“晴天霹雳一声响”有时确实也是必要的，可这真的跟黄埔资格考试无关。 由于学校主要培养的是连排长，教的课自然也是连排长应知应会ABC，都是步兵训练作战中要用到的一些常识性东西。比如如何整队、怎么抬腿（《步兵操典》）；如何持枪、怎么瞄准（《兵器学》）；如何画图、怎么看天（《地形学》）；如何进攻、怎么演练（《战术学》）。 当然了，你要真把这些东西琢磨深、领会透，倒也不错，问题是一是没那么多的时间，二是找不到合适的教员。 先行者当初建这所军校，就是要准备马上拿去派用场的，所以实际上办的是速成班。 本来3年的课程，硬被像压缩饼干一样挤成了6个月，中间还得去掉学政治的时间，碰上前线吃紧，临时拉上去顶杠是常事，所以满打满算，能有3个月学军事就不错了。 3个月是什么概念？ 现在的新兵训练差不多就是3个月。 第一期学生更好，上场打仗时连毕业证都没来得及拿，打到第二年开春才想起来要补发。 当然，这样对学生而言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永远不会有“毕业等于失业”的情况发生了。 大家都知道，学校成绩好不好，师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老蒋做校长时就很为此而头疼，因为学生好招，老师难找。 你找武秀才武举人吧，这些人大多只会纸上谈兵，就连出过国上过军校的那拨人里面，老实说，也没多少有真材实料的，回国后从没上过战场的大有人在。 丘八大老粗里面倒有些会打仗的，但这些人又大多识不了几个字，别说教学生了，囫囵话都说不全。 早先还有个苏联军事顾问团，可以顾问教老师，老师再教学生，后来国共闹分裂，就只好纯靠本土教官们自己努力了。 看看黄埔老师的名单：总教官何应钦，教育长张治中，以及下面那些大大小小的军事教官，从他们本身的军事造诣和成就来说，也不是很高。但是没办法，矮子里面拔将军，这就算当时能挑出来的最佳组合了。 在黄埔军校举办首期开学典礼时，党内大佬胡汉民曾有八个字的喷饭讲话，叫做：三味煮鸡，萝卜大葱。 下面的学生都以为胡老是在介绍广东菜谱（粤菜在国内菜谱中算是自成一派），其实是他的广东味普通话把《总理训词》给弄偏了。 原文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就这么些教官，就这么短的时间，大家就凑合着吃吧，反正“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能吃得进嘴就行。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如此，黄埔军校后来又凭什么那么牛呢？ 跟它的老校长蒋介石当然脱不开干系。师父发达了，一般来说没有不拉徒弟们一把的。但是反过来也一样，徒弟们不推上一把，师父也没发达得这么快的。 打铁还须自身硬，老蒋再有势力，他也不会蠢到去用一帮废物。 对黄埔学生而言，政治教育的影响力恐怕远胜于纯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有一个著名的《革命军人连坐法》，从它的条文上，你就可以看出它培养的军人跟北洋军队有什么不一样： 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 连长同全连退，则杀连长； …… 以此类推，军长亦如是。 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皆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 师长不退，而全师官兵皆退，以致师长阵亡，则杀师长所属之团长（刚制定时未含旅长级别）； …… 以此类推，排长亦如是。 这就是老蒋后来老喜欢挂在嘴边的“黄埔精神”。 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的“弟兄们，给我上”，至少早期的黄埔学生是绝不敢如此做的，他只会喊“弟兄们，跟我上”，然后操着枪自己带头冲。 当时北伐军与军校生的比例，曾经达到过触目惊心的8∶1，也就是说，8个兵里面就有1个是黄埔出来的，而黄埔的这个还得带着头冲锋陷阵。 黄埔军校，进去不难，出也容易——都死在战场上了。 没有死的，凭着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点东西，开始有所领悟，然后继续打仗，接着再悟，死了算逑，没死的终于就悟出了道，成了所谓的名将。 这正是黄埔军校得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时势造英雄。 黄埔学生以前7期出道最早，也最为耀眼，此后无可超越者。 第5军的俞济时、李延年、宋希濂、孙元良以及时任第1师师长的胡宗南都是第1期的，他们除了运气比较好，子弹在他们身上找眼时总是偏了那么一点以外，战场上的悟性也多多少少起到了一点作用。其中，胡宗南更是被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做到了主力师的师长。 宋希濂是虚报年龄混进黄埔的，这还得多亏那时候技术手段不先进，要是像现在这样查骨龄，有多少也得给退回来。不过，他后来的表现也说明，对于有潜质的人来说，年龄大小实在无关紧要。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第261旅（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致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正是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才只要求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在表示可以遵令执行的同时，仍然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h3>庙行大战（第一次庙行之战）</h3> 不妨来看看这张《庙行大战（第一次庙行之战）》图（见25页），此时作战环境与久留米旅团强渡时的情况并无不同，在纪家桥一带，下元无桥可过，我们其实也一样。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从塘桥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得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得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拍案叫绝。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久留米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过去都行不通，只能架桥过来。我们那天乘着下大雾，早上4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就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啼啼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过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制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做准备，没了大雾和烟幕弹作掩护，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团四营，近2000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00多艘。 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说过了嘛，这河就是深一些急一些罢了，又不宽。 如此快的速度和效果，连刚从旅部赶来的宋希濂本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从旅部驻地到河边，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本以为，在这半个小时里面，能让先头小股部队抢渡过去就算不错了。没有想到的是，两团人马，除留下一小部分在北岸阵地作为戒备外，其他人早已一个不剩地到达了对岸，而且已向敌人纵深杀去！ 想想看，自从黄埔毕业后，一路领兵打仗过来，从来也没见这帮小子这么亢奋过啊。 <h3>庙行大捷</h3> 就在宋希濂准备登上一只小木船过河指挥的时候，突然从北岸阵地跑过来一名连长。 敬礼，报告。 什么事？ 请旅长允许我们这个连也过河去打鬼子。 宋希濂笑了笑：这恐怕不行，北岸这里也得有部队守着啊。 连长急了。 我们这个连已经到这里十多天了，却一直没机会和小鬼子好好干上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又不派给我们。全连弟兄一个个难受得不行，纷纷来问我，很难应付啊。 连长带着一种心有不甘又有所希冀的表情望着自己的长官，那神态，仿佛蕴藻浜南岸等待他们的不是流血牺牲的战场，而是鲜花满地的乐园。 宋希濂能够理解，但还是不能答应连长的请求。 站在船上，望着青年军官怅然若失的身影，他忽然得到一个启发。 为什么弟兄们打仗这么拼命，为什么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实现闪电强渡？ 原因，找到了。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军人懂得为何而战之后。 因为我们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有此一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宋希濂过了河，映入眼帘的除了岸边日军的尸体，还有抢运我方伤员的担架队，就是看不见大部队在哪里，举着望远镜也看不到。 这帮小子，不像是在打仗，倒像是在赛跑。 宋希濂迅速赶到齐家宅，建立临时指挥所。 刚与团指挥所架起电话，两团就送来战报：上岸后一路猛进，击毙了约一个小队的日军，缴获了大量迫击炮弹、机枪弹药以及各种各样的东洋罐头。 看来鬼子是真没设防啊，那就继续往前捅，捅到鬼子喊疼为止。 这一捅，果然听得一声大叫。 是植田的声音。 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庙行，放在麦家宅，哪里能料到有人会突然攻其后侧背，而且冷不丁冒出的这股奇兵还打得又快又急，一转眼的工夫，一个大队长又被对方干翻在地。 死些人就算了，关键是两个战略要点也同时丢失，在进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炮兵阵地几乎无所遮蔽。 是劲敌啊，弄不好退路都没了。 植田只得从进攻部队中抽出两个大队来救火，同时命令部分火炮后转，向宋希濂旅进攻的方向轰击。 他要把宋希濂重新赶过河去。 这是一场生死较量，中国军队犹如破釜沉舟，既然来了，就没有想过要回头。 两个大队和两个团，旗鼓相当，各不相让，一时间，喊杀声、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一遍遍地冲击着人们的耳膜。 打到后来，当然又是刺刀见红的肉搏战。 宋希濂身为旅长，虽然不用亲自上场拼刺刀，但他看到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兵中，有很多是刺刀伤。其中有个班长，左腿和左臂分别被刺入一寸多深——双方都玩了命，受伤的这位还活着，剌他的那位主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倘若不是腿上伤口太深，流着血无法前进，估计这位勇猛之士还不会下来呢。 日军从下午5点打到日落黄昏，均无法使“憋着一口气”的中国军队退却，他们只好自己退了下去。 宋希濂传令两团勿再追赶，只需在已占领范围内“构筑阵地，彻夜警戒”即可。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着战场的风云变化，日军正面进攻力量陡然减弱，使他心里一动：有戏。 一个消息传来，宋希濂强渡蕴藻浜并站稳了脚。 臭小子还真有一手。 好消息接踵而至—— 在蕴藻浜中曾经重创久留米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太好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张治中立即率领教导总队驰援麦家宅，指挥88师和87师孙元良旅跌出阵地，向对手发起猛击。 看一下《庙行大战（第一次庙行之战）》图，孙元良从正面，张炎自南，宋希濂由北，“三夹一”，可不就把植田给夹在麦家宅了吗。 在中方三面夹攻下，植田战阵大乱，至晚上10时，大部分阵地被我军收复，日军不得不向淞沪线以东仓皇溃退。 麦家宅前的一股敌军大概是打得时间太久，有点神经麻痹了，没来得及跑脱，结果被孙元良旅一板斧砍过去，给削了脑门。 庙行之战堪称“一.二八”会战以来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也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此役，日方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中方的第5军“两师一总队”、19路军张炎旅几乎全部投入战场，双方抵死相拼，肉搏厮杀的惨烈场面随处可见。 在累累战果背后，是巨大的牺牲。全军包括正副旅长在内，伤亡将官近90员，士兵死伤1000余人。 指挥这场战役的张治中后来很动情地说，庙行一役的胜利，是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 正文 第三章 鹿死谁手 中国要把上海争端提交国联大会讨论，遭到日本的阻挠，面临着搁浅的危险，中国外交官颜惠庆力挽狂澜。日本战事不利，只得重新更换主帅，在新的主帅到来之前，植田发起了最后一击。 植田长老很没脾气。 要怪，就只能怪他那个同门师弟下元少将给他带来的晦气。就那么一条并不怎么宽的河，当初为什么就渡不过去呢，乃至于给今天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看来倒霉这东西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这一对活宝师兄弟，追根溯源，全倒霉在一条小小的蕴藻浜上面了。 不过，对日军来说，好消息也不是一点没有。 当天，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在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上发布嘉奖令，受奖人是“攻击机编队与战斗机编队”。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英雄集体，可实际上表彰的是一个人。 生田乃木次，第一个有击落记录的日本海军航空兵。 他击落的飞机非常有型，是波音战斗机。飞行员叫罗伯特？肖特。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不是一个中国人。 对，他是一个老美，一个临时客串的志愿军。 和许多朋友一样，兄弟在上学的时候，对国足也曾有过那么一丝丝、一点点不切实际的奢望，老是幻想他们在比赛中突然荷尔蒙大爆发，把球不是往自家门口而是对方门口踢。 当然，这个梦想很快就宣告破灭了。 以后，我开始解放思想，想到为什么代表我们国家队的一定要是纯正国人呢？ 找两个球技不俗的老外（这里推荐物美价廉的非洲兄弟），做点思想工作，让他们改个国籍，然后上场为中华争光，岂不是好？ 我看，至少比咱们那些牛哄哄的豆腐脚强吧。 你还别说我胡扯，日本队就这么干过，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巴西球员整成了日本人，照样帮着他们攻城陷地。 其实，几十年前，老美也这样帮过我们，而且连思想工作都没有做。 我们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民族，人家如果对咱好过，这笔人情一定得记着。 <h3>波音大侠</h3> 肖特是个退伍军官，当时的工作是推销员——飞机推销员。 推销的产品就是他所驾驶的波音218单座双翼战斗机。 美国货的特点是价格高，但一般都很先进，技术上绝对没得话讲。这种波音218就是个典型例子，其性能连日机都不能望其项背。曾经有日本飞行员试飞波音，下来后连声感叹，说这才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战斗机。 言下之意，日本的那些都不是真的。 波音好，谁都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傻瓜，无奈好东西太贵了，自己又太穷，所以不得不考虑来考虑去。 肖特是《没有任何借口》里的那种推销员，非常有职业精神。一回打动不了你，就两回，两回不行就三回。反正他退伍了也没有什么事做，就整天在南京上海这一带飞来飞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聊，一副做不成生意绝不回头的劲儿。 波音还没推销出去，日本人来了，天空成了涂着膏药旗的日机横来竖去的场所。 在那场中日真如空战中，虽然双方打成了一个平手，但另一艘航母“加贺号”上的一架舰载机却被地面高炮击落，实际上日本方面还是吃了亏。 这以后日军就消停了两天。 第三天，他们在上海弄出了一个简易机场——公大机场。 这个机场就在植田用作临时指挥所的那个公大纺织厂内，据说当时是把一个高尔夫球场推掉后搞出来的。 有了公大机场，航母上的舰载机可以在这里起停，空袭更方便了。 日机空袭，往往对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不加区分。中国人的地面，他们是想怎么炸就怎么炸，想炸谁就炸谁，路上闲着没事，也会从飞机上随便扔颗炸弹下去玩玩。 只要是正直的人，都会感到气愤。 肖特只是个推销员，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干脆溜之大吉，先回到美国老家去躲上两天。 可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实在看不下去。 空战不是这样打滴，飞行员不是这样当滴。别说中国人是我的潜在客户，就是普通人，也不能任你们这样欺负。 教训他们。 从此，中央航空队的飞机编队里便多了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志愿军”。 不为主义，不为信仰，更不为利益，只为了两个字：正直。 此真英雄也。 肖特的飞机实在太高级了（尽管只是样品），仅马力就比航空队里的其他同伴大上一倍，别的飞机根本赶不上它。在中国飞机普遍缺乏通信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波音经常会与大部队失去联系。 美国人的性格，天生就对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这一套有特别嗜好。肖特有时找不到队伍，索性单枪匹马闯江湖，做起了大侠（在美国应该叫西部牛仔）。 我们得承认，如果他不是肖特，座机不是波音，这样做其实相当危险。对战机飞行员来说，脱离大部队单飞，往往就意味着死路一条。 而肖大侠偏偏来了个碧海青天任我行，不仅单飞，还常演出以一敌三的好戏。 这可不是吹牛，他曾经在南翔上空与所茂八郎大尉率队的3架日机（均为“3式”舰载战斗机）遭遇过。 当时双方简直就像在进行登高比赛。 刚刚碰面时，日机还占据着上风，他们在1500米高度居高临下，似乎3个人一围，就可以把波音困在中间给踩死捏碎。 然而，指挥官所茂很快就傻眼了。因为一眨眼的工夫，肖特的波音218已经爬升到他们上面去了。 从后面俯冲、扫射。 日机只有抱着脑袋挨打的份儿。 只好继续往上飞。可是等他们拼了老命，好不容易上升到3000米的时候，回头一看，波音仍然在朝他们眯眯直笑。 不管怎样努力，波音终究高过一头。 自己升个3000米就吃不消了，人家轻而易举就上升了3500米！ 就像孙悟空总是逃不出如来佛手掌一样。 然后，继续对你俯冲、扫射。 在这次遭遇战中，所茂座机的螺旋桨被打中，机翼也被打穿，受伤严重，只得率队仓皇逃离。 一场小型空战，5分钟内就胜负立判，宣布OK了。 肖特的飞机显然给日本航空兵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他们在驾机出发前都不得不互相提醒：美制的，波音，厉害厉害的。 弟兄们，谁看到了这号猛人，能躲就尽量躲躲吧。 还是没能躲得过去。 我说的是小谷进大尉。 2月22日，也就是植田最感垂头丧气的那一天，中日飞行员在天空再次遭遇上了。 当时，肖特正随航空编队从南京飞往杭州笕桥。没有任何意外，这次他又“掉队”了——速度太快，飞过了。 肖大侠毫不介意，一个人继续往杭州方向飞。飞到苏州火车站上空时，他发现下面有情况。 一列满载妇孺老幼的难民列车正要发车出站。 而在不远处，有6架日机，分为两组编队，正不怀好意地向这一目标飞去。 小谷进大尉就是这个6机编队的总指挥。 包括他的座机在内，3架“13式”舰载攻击机组成了攻击机编队。 那个生田乃木次大尉驾驶的是“3式”单座舰载战斗机，他和另外两架战斗机组成战斗机编队。 他们此行接受的正式命令是对苏州进行侦察，但实际上，“顺便”轰炸一下无辜的中国百姓，向来也是日机的老习惯。 这种事情，肖特见多了，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攻击机编队已降低至900米高度，看样子即将对列车发起攻击。 此刻，站在肖特面前的对手不是3个，而是6个，比先前多出了一倍，而他只有1个。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肖特一推机头，朝攻击机编队杀了过去。 由于此前已经得到警告，波音的出现，也早就引起了日机编队的注意。 按照平时的演练阵形，攻击机队迅速向左进行闪避，而战斗机队则在1500米高度右旋，向肖特的波音飞机俯冲下来。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肖特应变极为快捷，同第一次遭遇战时一样，他充分利用波音的良好性能向上攀升，一下子从高度上拉开了与战斗机队的距离。 绝不能和战斗机过多纠缠，目标是攻击机队，只有遏制住他们，才能防止一场人间惨剧的发生！ 肖特开始向攻击机队俯冲，射击。 小谷的座机被他紧紧咬住了。 3架攻击机惊慌失措，赶紧用尾巴上的机枪对着波音进行扫射。 肖特非常冷静，面对敌方的子弹，他在400米距离内竟始终未予以还击。 敌众我寡之下，需要逼近了打，要么不击，一击即中。 这已不纯粹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勇气和意志力的对决。 距离越来越近。 100米，50米，30米，射击！而且是一口气不歇的连射。 直到距离20米，眼看要相撞的时候，波音才停止射击，拉升避开。 小谷当场死亡，座机射手被打成重伤。 幸亏这架日机是三座的，还有一个前座飞行员能够驾驶，否则就算天照大神附体都救不了他们了。 波音也被机枪子弹打中多处，机身受损，但并不影响飞行。 就在肖特专注于对付攻击机时，一直隐伏在后面的生田乃木次忽然从150米处打出了一个致命的长射，子弹全部倾泻在驾驶舱里。 我们可敬的肖大侠当场战死，飞机随后坠毁。 兄弟以前没少看史瓦辛格、史泰龙一类“史字辈”的肌肉猛片，总以为上面那些火爆情节纯属杜撰。现在我信了，也许肌肉有些夸张，但在大洋彼岸，确实有这样一些超级猛人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美国人身上一直具有的一种精神——侠义和勇敢。 肖特的英勇行为，使当时的国人大受感动。国民政府特授他以“英雄”称号和上校军衔，并在战后为其举行了隆重葬礼。 作为老美版的空军志愿军，肖特是第一个，却不是最后一个。几年之后，我们还将迎来更多的肖特式异国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飞虎队。 消息传来，海军如获至宝。 上海开战以来，从盐泽到野村，从少将到中将，一个比一个点儿背，似乎都抢着在给陆军制造海军无能的口实。 现在海军航空兵终于打下了1架中国战斗机，还是一架美制机，真让他们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海军（海军航空兵）是好样的。 野村当即就兴冲冲地准备对空战“英雄”进行嘉奖，可是确定不了人。 究竟为谁立头功，日军飞行员们自己内部已大吵了起来。 战斗机说：那是我们打下的。 攻击机则认为，要不是他们当了诱饵（这个说法很形象），肖特的波音飞机也不会追过来。正是他们尾部机枪的射击，才导致波音飞机受伤并最终坠毁。 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屁股后面端着机枪一家伙打过去，是亲眼看着波音冒白烟落地的。 言下之意，根本就没你们战斗机什么事。 两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且越闹越凶，差点就要动手打起来了。这让野村十分为难，他又不可能把当时的录像带找出来，倒个带给大家重放一下。 最后，考虑到攻击机的人毕竟一死一伤，已经够惨的了，野村便做出了一个两不得罪的决定：除了那个去阎王殿报到的小谷进，凡参加这次空战的，一个不少，全部受奖。 其实，我就是做给他们陆军看看的，你们这么较真干吗。 吵是为了拿奖。奖到手后，众人就不吵了。 都是干这个的，到底是谁打下了波音，自己还不清楚？ 是生田乃木次。 这位兄弟真是走了狗屎运，当时日本国内正眼巴巴地等待着英雄的出现，好不容易冒出一个，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到锅里就是菜，马上狂炒起来。 各种帽子，只要是高的，就闭着眼睛往他头上戴，甚至还有人大言不惭地称其为“日本的冯？里奇特霍芬”。 真受不了这帮日本人，把肉麻当有趣你也得有个限度。 里奇特霍芬那是一战德国的王牌飞行员，大名鼎鼎的“红男爵”（因其飞机涂成血红色而得名），空中的绝对王者，3年时间打下了80架飞机，有时一天打个四五架都是小菜一碟。你跟人家比？ 倘若“红男爵”地下有知，知道有人这么玩盗版，非得笑醒不可。 当然，对于生田乃木次本人来说，最实惠的还是回国后成了大众情人，那些无知少女少妇的情书相片收了满满一屋子，看都看不过来。 日本海军还没有无知到这个份儿上，事实上他们肚子里是拎得清的：这场空战实际上是败了。 6个打1个，还打得这么趔趔趄趄，最后连带队的指挥官都被打死了，你说这叫胜仗？骗鬼的吧。 这导致了日本军方内部对战斗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产生了普遍怀疑。 当时，无论是“13式”还是“3式”，都是英国技术，本来就让“国粹派”们看不顺眼。 既然不好用，那就干脆别用了。于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机就不用战斗机了，由轰炸机一专多能，来个轰炸进攻一肩挑。 这个很长，不是一般的长，至少五六年。 勇于把婴儿和汤一块儿倒掉的鬼子们，就等着倒霉吧你们。 <h3>国联会场上的奇迹</h3> 海军可以随便找点事情表扬一下自己，放松放松心情，陆军却不可以。 上海战报天天传往国内的参谋本部，上面披露的情况一天比一天让人寒心。 毕竟战报这东西不是写通讯报道，玩不得花活儿，更吹不得牛。 作为参谋总长的载仁亲王照例是不管这些杂活的，操心的事都落在了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陆大19期）身上。 以前仗打不好，还可以把责任推在海军身上，骂他们是笨蛋，可现在陆军唱主角了，你还能再怪谁？ 眼下日军的处境比较尴尬，进又进不去，退也退不得。 股票如果不幸被套住，解套的办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咬牙割肉，另一种是继续买进。 日本人的脾气，打死也不愿割肉。 那就只好继续买进。 真崎次长决定把砝码加上去，无论如何再赌上一把。 报告打到陆军省，提交内阁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参谋本部肯如此尊重政府内阁，把这个橡皮橡章真当回事，都只出自于一个原因，那就是连他们自己都有点搞不定了，得拉一个人进来陪绑。 没想到内阁也快被上海这码子事给逼疯了。 现在的外相换成了我们熟悉的老朋友芳泽谦吉。 犬养组阁的时候，什么官位都安排了，就是外相空缺，由他一个人兼着。大家开始还以为老头子风格高尚，这么大年纪还要身兼两职，为国家省钱。可没过多长时间，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原来这个位置是他专门给自己女婿留着的！ 的确，芳泽的业务水平够烂，在国联的工作表现也只能用“差强人意”四个字来形容，但这些都架不住他有一个好丈人。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看来，有水平不如有背景，这句话到哪里都适用——日本人把这段时期的日本外交，形象地称之为父子外交。 不过芳泽的高升倒也不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国联代表可以换一个稍为像样点的人物了。 原驻比利时代表佐藤尚武披挂上阵。 跟芳泽比起来，佐藤无论是外语还是应对能力都要强上一些。 自从中国代表颜惠庆提出要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将上海问题提交大会后，这位新任日本代表就紧张起来。 他并非蠢人，也发现了这个提议的要害所在。 可是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颜惠庆的要求都很正当，很难辩驳。 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理由。 在理事会讨论中国代表提议时，代表日本一方的佐藤表示坚决反对。 理由竟然是：中国太乱（“无组织国家”）。 这也能成为理由？ 回答是能。 因为下面还有一系列推理——既然乱，所以就无组织无纪律；无组织无纪律，所以不能保护日侨；不能保护日侨，所以我们才打了起来。 最后引出结论：这事都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跟国联大会无关。 为了这个理由，佐藤先生是很费了点劲的，绕完这段口令后，再看与会者的表情，他放心了。 事实上，佐藤的话确实点中了西方国家的一个要穴。 那就是害怕中国乱。 如果佐藤说的是实话，日本遇到的麻烦，他们也可能遇到，毕竟在中国谁都有侨民。 那么，上海争端还是在理事会里面议论一下算了。 会议风向突变，中国的提议一下子面临着搁浅的可能。 现在摆在即将发言的颜惠庆面前的，还有一次机会，有且仅有一次。 这位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能完成此重任吗？ 除非奇迹发生。 颜惠庆一直在静静地聆听佐藤的发言。 佐藤使用的是法语，这对颜惠庆来说没有任何障碍。他完全是用法语的思维在判断和分析着对方的每一字、每一句。 颜惠庆走上讲台，他用的是英语。 他承认中国的确还很乱。 佐藤笑了，这不是在不打自招吗？ 可惜他笑得太早了，因为中国外交官的精彩演说才刚刚开始。 颜惠庆说：其实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不希望乱，我们要统一，要和平，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我们一直在为此不断努力。 但是有一个国家却希望中国越乱越好，以便浑水摸鱼。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颜惠庆可以拿来佐证这一观点的例子太多了，几乎信手拈来。 坐在席位上的佐藤渐渐不安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些例子都是铁的事实。 各国外交官们已经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佐藤君，后脊背已经在出汗了吧，不要紧张，因为接下来，你还将大开眼界，被对手更厉害的杀手锏所击倒。 颜惠庆忽然话锋一转，说到了“无组织无纪律国家”，这正是此次佐藤拿来攻击中国的一颗大炮弹。 现在，这颗炮弹被颜惠庆捡起来，塞到炮膛里，又打了回来。 谁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国家？ 我告诉大家，日本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典型！ 请问日本代表，你们在国联理事会上究竟表了多少无用的态，做了多少虚假的承诺？ 你们一会儿说不扩大事态，一会儿说要撤兵，可什么时候真正实行过？ 在座各位是不是还记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代表曾在这里亲口承诺，他们会从东北撤兵，并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可结果如何呢？ 结果不仅没撤兵，就连东北的其他地方也被日军完全占领！ 现在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事端，请问：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颜惠庆打回去的这发重磅炮弹顿时就把佐藤掀翻在地。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会议大厅里回荡着颜惠庆那激越的声音：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正是这句愤怒的诘问引起了在场几乎所有外交官（除日本）的共鸣。 是啊，这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所有日本代表在国联出尔反尔、耍赖放刁的表现此刻都被翻了出来。 第一次大家认为你顽皮，第二次大家认为你不小心，第三次大家认为你可能会痛改前非，第四次…… 吃饱了没事干撑的吧你！有这么玩人的吗？ 日本“无赖国家”的形象就在这一刻定了格。 各国代表们这回再不能允许有第四次了。因为这是在上海。 就捡两个大点的说吧。英国，在华投资的77％，在这里；美国，在华投资的65％，也在这里。 你自己不想在上海滩好好做生意，就滚一边去，别在这里瞎捣乱，搅了大家的好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18日，国联理事会做出决定，中日上海案移送大会，并于3月3日(因时差关系，上海时间应为3月4日)举行特别大会进行讨论。 奇迹果然发生了。 理事会决议通过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 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h3>走马换将</h3> 外相芳泽不是没在国联待过，国联理事会的这条决定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 一定要在3月4日前解决问题！ 只要能够在这一天以前彻底打败中国军队，上海的事由我们说了算，国联就是开大会也白搭。 内阁马上通过了参谋本部的增兵报告。 真崎次长开始考虑新的指挥官人选。 比较难。 比植田谦吉中将的资格还要老，能力还要高，上阵了还要确保能赢，一时半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神人？ 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是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此人堪称是老鬼子里的老鬼子。到他这个年龄，还在军队高层里服役的陆大毕业生已经寥寥无几，能做到大将的更是凤毛麟角，同期生中，除了他，就只有一个铃木庄六。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的事。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至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3日，日军抽调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白川义则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前往上海参加作战。 加上原先的部队，到时日军总数将达到7万（号称10万），而19路军和第5军加一块儿6万还不到，不光是武器装备，连人数都处于劣势。 为了避免把白川的牌子也砸掉，真崎还通情达理地另外拉了一个老家伙菱刈隆大将（陆大16期）出来，由他担任名义上的上海战事总指挥。 这个菱刈隆在打仗方面虽然看不出来有过人之处，但额头高，运气好，属于“福将”类型的。他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先后两次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人，就是因为“碰上了”。 早先菱刈隆在台湾做司令官，那地方悠哉是悠哉，但出不了什么成绩。偏巧时任关东军司令的畑英太郎（陆大17期）招呼也不打一下，突然就生病“隔屁”了，没人补，然后就把他喊去了。 没多长时间，轮到“九.一八”事变要爆发了。然而在事变发生的前一个月，他却又被鬼使神差地调回国去当了军事参议官，关东军司令换成了本庄繁（陆大19期）。当时看看好像很遗憾，菱刈隆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但实际上是救了他一命。日后东京大审判时，本庄繁就因立的这个“功”而被指定为甲级战犯，最后自杀了才算没被押到法庭上去丢人现眼。 过了两年，由于东北义勇军闹得实在太厉害，本庄繁压不住，被撤回国内，由武藤信义接任，这才把局面稳定下来。偏偏这个武藤是一劳碌命，江山打下来了，却无福消受，很快就生了黄疸病，也“隔屁”了。 顶替他的，又是菱刈隆！ 你看看，好事来了都有他的份儿，坏事来了自动隐身，这种运气简直就是前世修来的。真崎把他抬出来，估计也是前面打得太糟糕，很有点冲冲喜的意思。 另外，在“上海派遣军”里面，还有一个“名人”。 这位就是冈村宁次少将（陆大25期），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不过那时的冈村初出茅庐，实在无足轻重，也就属于一个挂职锻炼的性质，甚至连锻炼都谈不上，因为他是直到3月6日，也就是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后才到上海去的。 <h3>声东击西</h3> 植田马上就要面临着下岗了，可这位陆军长老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使了这么大劲，就是啃不下对方的防线？ 左翼也试过，右翼也试过，全面也打，重点也攻，什么脑筋都动了，什么力气都花了——这里添一句，为了打赢那场庙行之战，植田甚至把指挥所都搬到前线的天乐寺来了，心诚到如此地步，怎么天照大神它就不能开开眼呢？ 白川一行一天不到上海，植田这边就还得继续折腾下去。可他手上兵力已经不足了，中方阵地看上去又那么难以突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越失败的人往往思路越狭窄。据说日本有句谚语：愚蠢的人只会走一条路。现在被一连串失败搞得昏头昏脑的植田也只会走一条跑，那就是依旧祭起他的“中央突破理论”。不过这会儿由于兵太少，铺开来打“中央”已经不太现实，只能打“中央”的一个面，或者说“小中央”了。 植田自我安慰：先打一个面，再打一个面，就跟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最后都烙熟了，“中央”还是我的。哦，Yeah。 重点是庙行以南。 就是他当初想拿下庙行这个“大中央”时却怎么也过不去的那道坎。 看来，人有了心结，真是一辈子的事。 不过总的来说，植田这次采取的打法，还是相当刁钻的，证明这位陆军中将并非浪得虚名。 他玩了一招声东击西，把金泽师团的主力雪藏，头两天先放着不动，只抽出少数部队进攻19路军镇守的江湾。 派去打江湾的是金泽师团的两个联队，实际是一个半，因为除第35联队（德野联队）外，第7联队（林大八联队）只出了一个大队，带队军官是空闲升少佐。 声东击西这东西，玄妙就玄妙在假作真时真亦假，也就是说不能让对方看出你的真实意图。植田让这两支队伍打江湾，可没对他们交代说要假打，而是要让他们玩真格的。 这就有些难为人了。前些天金泽师团全部扑上都没用，现在要一个半联队去建功立业，听上去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空闲升少佐和第35联队队长德野外次郎大佐却有些受宠若惊之感。师团长能委以重任，那是信得过咱兄弟，所以有条件要完成任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任务。 给领导办事，不光要卖力，还得多用心。 两人一合计，手下的兵太少，如果从正面进攻肯定是无法奏效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江湾镇的西北面偷偷绕过去，然后从19路军阵地后方来发动突然袭击。 善用迂回战术是日军的一个特长，这俩小子就用到这里了。 主意是真的不错，如果成功，19路军必将阵脚大乱。 为了不被守军发现，深更半夜的，人家睡觉，他们不睡觉，跟个夜猫子一样地悄悄溜了过去。 <h3>第二次庙行之战</h3> 在《第二次庙行之战》图（见40页）中，两支部队偷袭的方向还不一样，是分开的，大概还想弄个包抄什么的玩玩。 德野往西面去，空闲升就朝北边来。 都是偷袭，但数这位空闲升点儿最背，没走多远就被守军发现了。双方你一枪我一枪地打了起来。 按说，人家都看到你了，你就老实一点夹着尾巴溜回去算了。可空闲升不这样想，他大概是最近读“忠勇三肉弹”的故事读痴了，竟然要带兵硬闯过去。 煽情报道真是害人不浅啊。 守军一看，怎么着，还来真的了？ 想做肉弹是不是？成全你。 听到这边率先打了起来，分布于江湾各处的机动部队都立刻赶过来增援，人越聚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一道出来捡便宜的德野一看大事不好，同伴陷里面了，赶紧出手相助，但是已经晚了。 包围圈被封住了。 圈内喊杀声一片。 看到黑漆漆的打起来不好玩，19路军还点起篝火，并朝天放出信号弹。 附近中方的迫击炮阵地离得很近，炮膛里的炮弹也早已装填好了。 等的就是天空中的信号弹，因为知道那下面就是空闲升部队所在位置。 接下来就不用我多说了。 空闲升部队被连炸带打，几乎全军覆没，空闲升少佐本人也做了俘虏。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兄弟还很有骨气，战后虽被很快释放，但对于自己被俘一事怎么也想不开（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一气之下，索性跑回原被俘地自杀了。 <h3>顶级杀手</h3> 近乎损失一个大队，少佐被擒，你要说作为师团长的植田不肉疼那就是假的了。但人家既然被封长老，那是很能忍的。 牙一咬，眼一闭。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反正是做戏，现在损失以后补，有的是让支那军付出代价的时候。 战机往往既需要捕捉，又需要等待。 在庙行之役中，正中据守的俞济时师损失最大。指挥部开始考虑把该师拉下去休整。 2月23日晚，俞济时奉命移师后撤。 统筹淞沪战局的蔡廷锴不是不知道庙行阵地的重要性，但他确实没得选择。因为他手上就那几张牌，要想坚持到底的话，就必须轮换着来。 从种种迹象上看，这两天日军的攻击重点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江湾。如果这时候再不让俞济时师好好休息一下，等到庙行前线再打得火星直冒的时候，就算想歇都歇不下来了。 没有谁知道这场战争到底还将持续多久，抓紧时间养精蓄锐是绝对有必要的。 作为日军主帅，植田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虽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都显示，对方第5军的主力师已经换防休整，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当一个猎手看到猎物已经进入自己的狩猎范围之内时，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一种情况可能是，紧张到手足无措、气喘心跳、满身是汗，仿佛不是自己打猎物，而是猎物要来叼自己。 相反的情况则是，虽然不紧张，但却狂激动，枪还没提起来，“乌拉”二字已经恨不得要喊出口了。 显然，这些都是新手，或者说是玩票者的表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常业余。 你可能要说，正常的情况，无非是看到猎物出现后，不惊不乍，不声不响，迅速持枪瞄准，然后击发。 说得不错。 可是我仍然只能给你亮出一个勉强及格的举分牌。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杀手范儿呢？还是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吧。 有一次，我跟着一帮“色友”到深山里去玩——我们把周围喜欢搞摄影的哥们儿都一律称为色友，缘于色“摄”同音也。 由于本人对色友们背着的那些大炮筒知之甚少，同时对摄影这门子艺术也缺乏兴趣，自然就不好意思跟着他们外出“采风”（拍风景照），只得留下来跟房东吹大牛。 这房东是个护林员兼猎手。他有一支枪，他家梁上每天都挂着他从山里打来的各种野味。 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指只剩了一节。据他说，是在抓五步蛇（一种剧毒蛇）的时候，被咬了一口，然后就拿了一把锯刀，把被咬的那部分指关节都给锯掉了！ 他若无其事地说，锯手指是“有那么一点点疼的，当时半边肩膀都又酸又麻”。 至此，我不得不称他为猛人了。 与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的是，猛人兄打猎不是在白天，而是在晚上。 就在黑咕隆咚的山里面，他一个人背一支枪，拿一支手电筒，出去找野兔。看到野兔后，他并不急于开枪——不是怕打不准，而是不到时候。 野兔胆最小，给手电筒光一照扭头就要跑。 这时候他还是不开枪。 他告诉我，野兔有个特点，那就是跑之前有一个固定动作，一定要先回过头来看你一眼。 这个人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国足的一个痼疾。 据说，他们每次传球或是射门前，都要习惯性地停顿一下，用职业术语讲，叫做控一控，然后再做下面的动作。 这个习惯在不同个体身上的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对于国足们来说，无非是球传不出来或是门射不进去，对野兔来说，则是致命的。 那一瞥简直就是投向地狱之门的一瞥。 因为猎人等待的就是这一瞬间。 电光火石之间，一抬手，嘭，目标倒地。 断了一指的这位猛人带我看他打的野兔，子弹无一例外都是从颈项处穿过的。这个颈项还不是指颈项的任何地方，它特指脖子上一处特别松软的部位。 猛人指点着垂头耷脑的死兔子，告诉我，只有用这种打法，猎获的兔子才值钱，因为可以确保它的完整性，同时最松软的也往往是最致命的，子弹穿过，即便不死，也会立刻使其因中枢神经麻痹而晕倒在地。 旁边有一些别人送来让他代售的野鸡山兔，可以明显地看到身上都留有弹洞。他叹息着摇了摇头：“本来是可以更值钱的，可惜了。” 我讲这些，只是想说明，要成为一个顶级杀手，绝不仅仅是枪法准、动作快那么简单。 上海不是日本陆军中将植田的福地，因为这里没有给他一个证明自己高明的机会。但至少在这一回合中，他显示出了高手某一方面的潜质。 那就是在机会面前，有时必须冷静到残酷的地步。 <h3>隐性预备队</h3> 23日，白天，空闲升部队在江湾“遭了罪”。 植田没有在庙行发起攻击。 晚上，俞济时师撤防。 他仍然坐视不见。 24日，从表面上看，金泽师团好像在睡大觉，但其实内部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和动员工作。 25日凌晨，是时候了。 金泽师团主力倾巢而出。 目标：庙行以南。 如果用猎物来形容，这个地方正是那处“最松软的部位”。 俞济时师撤离后，接防的是该师新换上来的一个团和19路军张炎旅的3个团。 参照《第二次庙行之战》图，由于植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手法，其它守军此时大多还集结在江湾一带，短时间内根本抽不出来。 首先说张炎旅。这个旅从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与下元的久留米旅团遭遇的那一次）开始，就一直在上海周边打到东打到西，属于劳模级别的部队。相信要不是兵力上捉襟见肘，估计这些兄弟也早该撤下来喘口气了。 且不论体力如何，仅从武器装备上来看，他们与原驻防的俞济时师就不是一星半点差距，这3个团跟德械师的3个团也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虽然参与了庙行战役，但主角和配角毕竟不一样。广东造的79式步枪，能否在一马平川的庙行前线独挑大梁，也是要打上许多问号的。 再说俞济时师的那个团。如果查一下户口，你就会明白，他们其实根本算不上俞济时的手下，实际是个“黑户头”。 淞沪开战后，他们原本是在袖子上套个红箍箍，协助做些类似于街头大妈一样活儿的地方警备部队。之所以跑到前线，还打上了德械师的旗号，用蔡廷锴后来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处于包围之中，“撤退无路”才加入战团的。 看上去，一个是疲惫之师，一个是业余选手，无论谁都会为这一对组合感到担心和后怕。要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将是机械化的日军正规师团的全力冲击。 身经百战如蔡廷锴，恐怕也想不到植田的动作会如此隐蔽和突然。 转眼间，金泽师团已杀到眼前。 植田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他可以举杯庆贺生日了（日子不一定要那么准，主要是图个高兴），可是这时候前线出现了两个意外。 一个意外是，他严重低估了19路军将官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和广东仔们敢于拼命的狠劲。 一开始，植田的“钢铁三板斧”依旧有着如今大片中才有的效果，上有飞机炸，下有大炮轰，一阵又一阵弹雨飙过后，守军的工事已被砸得七零八落。 指挥作战的是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中崭露头角的张炎。他见势不妙，非常聪明地选择了退避三舍——惹不起，我还躲得起。 反正工事都被炸掉了，再隐蔽在那后面就等于是一群二傻子。 张炎旅自动退后一里地，给日军炮弹和步兵腾出地方。 日军高兴了，打完炮，上步兵。 这套程序我们今后还将经常遇到。在我看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乏味的战术了，连我们讲的人都觉得特没劲。 就算你有飞机大炮助阵，也可以玩点别的招呀。日本人之无趣和做事模式化，由此可见一斑。 步兵上来，大炮当然得收住一些，要不然就要打到自己人了。毕竟炮步兵不是海陆军的关系，不存在谁要故意给谁找别扭的事。 一看阵地上无人，日军目空一切的劲儿又上来了，他们认为刚才那顿炮弹准是把守军的胆都给吓破了。 事实上19路军都端着枪在工事后面蹲着呢。 日军的“钢铁攻势”领教多了，原驻防这里的第5军早就留了心眼，在这里布置出大纵深的防御阵地。 庙行前沿的工事那是一层又一层，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日本人反正炮弹多，那你就可着劲炸吧，炸完一层还有一层，到处都是我们的窝。 在日军步兵进入100米的有效射程范围后，埋伏在工事后面的守军一跃而出，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上，把刚刚有了点感觉的日军打得措手不及。 植田一看不行，没别的办法，那就加量加价，增加兵力，增加炮弹，增加飞机，无论如何得把这局给扳回来。 与此同时，俞济时师的那个“黑户团”也正陷入苦战。 不过这个苦战的意思是双向的，守军苦，日军更苦。 一般来说，中日作战，死一个鬼子，都要陪上若干中国兵的性命，所不同的只是比例不一样而已。可是在攻击“黑户团”防守阵地时，这个比例却意外地倒了过来，日军伤亡人数竟然超过了守军人数！ 要知道日本兵可一点不傻，他们的攻击方式在当年是很先进的。 第一，不能出声。长官发令后，就要打枪的不要打，悄悄地进村。 第二，分散行动。电影上常见的一窝蜂往上冲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标准的欠揍举动。这种战术日军也是绝对不会采用的。 第三，卧式射击。通常情况下，日军士兵都是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寻找机会鸣枪射击。 拥有了这样熟练的自我保护动作，就算你是防守的一方，要想扫倒他一大片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对面的大炮和头顶的飞机，都不会让你那么从容不迫地趴在阵地上练瞄准。 所以这支守军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街头大妈忽然变成了超级猛男，这一点估计连大卫？科波菲尔来了都要感到惊讶，没准还要忍不住跑到幕后去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不是魔术师，不靠这个混饭吃，所以完全可以告诉你奥妙所在。 我们在前面介绍中国守军的预备队时，曾提到过有一支“隐性预备队”。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确实称得上是一支非常神秘的部队，可谓来无踪、去无影，会战的时候突然出现，会战完了又突然消失。别说日军弄不清它的真实身份，连有些兄弟部队也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请教民国理财高手宋子文，他会自豪地告诉你：这就是我的部队——税警总团。 话说老蒋在政治舞台上重见天日后，作为大舅爷的宋子文也再次粉墨登场，不仅坐回了财政部长的老位置，还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 在老蒋那一帮子亲朋里面，这个小宋是个比较特殊的亲戚。 从家庭关系上来看，两人是实在亲戚，一个妹夫，一个阿舅，如假包换，应该是亲近得不得了。 但从工作关系上来看，双方是既合作又敌视，每遇政见不合，动辄就要拍桌子砸板凳，甚至你一拳我一脚，不给对方身上留点mark誓不罢休。 当然，由于老蒋是军人出身，年轻时候估计也练过几招王八拳，所以在这方面，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宋同志还是很吃亏的。 可是老蒋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到家，自有老婆和岳母等着给他算总账：妹夫打阿舅，太过分了。 枕边风的威力估计诸位拖家带口的都是领教过的。老蒋不堪重压，每次都不得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打人是不对的，并做出相应承诺和补偿。 总体而言，小宋虽然偶尔会吃点皮肉之苦，但还是赚的。 在合起来整治孙科和汪精卫方面，两人确实能做到同仇敌忾、同进共退，但在对日态度上，宋子文明显要激烈得多，属于“愤青”一个类别的。 除了小宋年轻，又不担当主责，在赶潮流方面毫无负担外（用熊式辉的话来说，抗日是当时最时髦的一件事，至少是之一），还和他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有关。 都是少年得志，宋张二人曾经好得能穿一条裤衩。 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有家难回，作为哥儿们的宋子文帮兄弟一把的心情那是相当急切。 可小宋是个文官，本质上与孙科、汪精卫他们没什么两样，手上都不掌兵，如何帮忙？ 自然有办法。 要知道，文官与文官可不一样，诀窍就在于宋子文是个管钱的文官。那年头，只要你手上有钱，什么事不能办？又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当然现在可能也是如此） 宋子文之所以能被封为“财神爷”，并非徒有虚名，攒钱那是很有一套的。 钱从何来？其实就是收税，重点抓的是盐税。 盐的利润大啊。早在清代，就有天下盐商最富的说法，可以说，整整一座扬州城的繁华，都是用盐商的钱堆起来的。 但正因为利润大，漏洞也就大，官商勾结、偷税漏税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至于一网撒下去，国家收不到几个钱，全被各个食物链上的大小虾米和私盐贩子捞去了。 针对这种情况，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得不下狠心进行制度改革，搞“大部制”，把原有的三个管理机构并成一个，并开始着手建立直属财政部的税警部队。 这就是税警总团的由来。 本来只是一个缉查大队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它后来竟然发展到与黄埔军校教导队一个档次了。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财政部长，有钱。 税警总团的军费，是财政部出的，财政部的这笔钱，又是从盐税里拨的。 盐税收上来，不管多少，当然得由国家统一调拨，不是财政部一家所能做主的。 问题是这笔钱，却是洋人让给的，连老蒋都管不了。 当初孙科之所以下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钱，而之所以缺钱，又是因为宋子文不肯帮忙。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不得了，估计要三百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外，作为长子的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 小宋不仅会收税，还善于向洋人借钱。 人家老外不是傻瓜，可不是凭你点个头、哈个腰，就肯把钱借给你用的。 第一要看身份，第二要看素质，第三要看你跟他们说不说得到一起去。 显然，这些条件宋子书完全具备。所以，他能从外国银行借到钱，别人就没这个本事。 借了钱自然要还。政府收上来的盐税，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偿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猫腻。 因为要还的借款不是一点半点，和你交情不好，可以要求限期还清，而如果跟你交情不错，他也可以缓一缓，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或者今年少还一点，明年多还一点。 全在老外一句话。 还老外的少了，多出来的部分就顺理成章地拨给税警总团做军费。 没多久，税警总团便成了全国最阔的一支部队。 起初只有两个团，不过它的团编制很大，一个团相当于别人的两个团。 按说招的人不算少了，可你很难进得去。 那会儿不是现在，想参个军没准还得开后门。那时候如果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是没多少人愿意主动去干这份高风险工作的。 正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有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骂人话，叫做“丘八子”。丘八子者，上丘，下八，即为兵。 这与我们当时的夙敌日本有较大差距。 在日本，当兵可是个热门专业，称得上是理想与现实的最佳结合体，不仅富家子弟要借此光耀门庭，穷人家更把它作为一个理想出路。所以，我们看日本军队里面，不光是军官，甚至连很多士兵都有一定文化（至于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表现得极其野蛮和无教养，那就是另外一个关于战争如何把人变成兽的话题了）。 等到“二战”结束，这些人甚至都可以回去当导演或者作家。比如那个著名的，如果刨去其中对于残暴和罪行的记述，文笔还是蛮流畅的（原谅我用这个词），而东史郎也只不过是日军中的一个上等兵而已。 文化素质有不小差距，这也是造成中日军队战斗力不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须知，打仗不光是勇敢就行，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脑子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兵呢？ 很简单，没好处。 岂止没好处，坏处多了去了。 首先一个，当兵的没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这个大概是有些历史传统的，打宋朝时就开始了。想当初，狄青那么巨猛的一个人，为反击异族入侵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因为人家是当兵的出身，后来再怎么使劲补文化课都不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就是看他不起，结果郁郁而终。自此以后，三百六十行，不管怎么排，当兵的总是垫底，差不多要跟乞丐坐一块儿了。 而在民间，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良民，说难听点，就是在性格上比较胆小怕事，平时杀只鸡还没问题，说到杀人脸色就变了。 这位可能要问，那你前面不是提到过东北锦西的民风很强悍吗（就是日本兵拿了他一捆草，他就准备把一群日本兵全给宰掉的那个），这种地方有（同类例子还有后来的广西湖南），但不算太多，多数还是像江南人这种性格的，有一些懦弱，有一些胆小，说来说去都不是敢闹事的料。 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军队扰民过甚，有时剿匪的比土匪还土匪，导致在老百姓心目中，“当兵的人”名声越来越差，渐渐就成了“丘八子”这样不招人待见的货色。 当然了，如果待遇足够好，还是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人乐于去当兵的。问题是当兵的待遇实在不咋的，本来就拿不到几个饷银，还老拖欠工资（这点连中央军都不能幸免），如果碰上个不厚道的长官再从中克扣点什么的，你基本上就只能等着去喝西北风了。 就算饷银很少或基本没有，对一些人来说，当兵这份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至少它可以让你吃上两口饱饭。 我们得想想那是什么时候，万恶的旧社会嘛，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 但是且慢，如果我告诉你，这可能要以送命为代价，你还干吗？ 无论何时何地，性命二字，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顶顶要紧的，脑袋掉了那是既要不回来，也安不上去。至于什么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砍头只是留个mark之类的话，纯属宣传口号，大家跟着喊喊不要紧，可千万不能相信。 每个人都会算一笔细账，一边是自己的小命，一边是恶劣的待遇和名声，究竟孰轻孰重？ 这就是大家都不想当兵的缘故。 不过，税警总团绝对是一个例外。 在当时，那绝对是个好单位，想进去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要进税警总团，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而且卷子还不会比黄埔的那张容易，你得有接受折腾的心理准备。 就算进去了，也不等于万事大吉。里面采用的是美式教学法，技术性术语特别多，你要是跟不上趟，别等人来催你，自己就卷铺盖out吧。 都是招人当兵的，税警总团凭什么这么牛？ 条件好啊。 你不是嫌当兵的名声不好听吗？那你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人家，兄弟可是标准的国家公务员，直属中央财政部。 谁能说不是？ 至于待遇，听了都让你心痒痒。最高的总团长级别月薪300多元，每月特支费1万元（就是你签了字可以拿来用的公款），团长月薪200多元，每月特支费2000元。团长以上都配有小汽车。 最低的是一等兵，每月11元。就这也不错了，放到别处去，11块钱可以用上一年。另外注意了，这11元你都可以寄回家给老婆孩子作开销。宋部长充分体恤到了手下的不容易，另外还每月补助士兵伙食费4元5角。 列位要问，这都能抵上月薪的一半了，为什么伙食费这么高？ 别忘了，打仗可是个地道的体力活儿，不吃饱喝足，长好身体，如何能行。 这么高的工资，还不带拖欠的。每月的第一天准点发放，从不打白条。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财政困难，连中央军都面临着揭不开锅的窘境，不知哪位聪明人出了个主意，所有薪饷均改为国难薪，即只能发原来的八成。 这下当兵的更惨。本来就领不到几个钱，还打八折，连饭都吃不饱了。 宋子文可不管这些，你们要打折是你们的事，税警总团是我的，再穷不能穷他们。 工资照发不误，一文不少。 如此一来，连广告都不用做，大家挤破了头往税警总团里钻。 归根结底，理想主义是要的，思想工作也很有用，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才是永远的硬道理。 除了报名当兵，想来当官的也有不少。 毕竟那待遇也太诱人了，基本上就和大学教授差不多（不是现在的有些教授，彼时的教授大多数货真价实，工资高也很正常）。 不过宋子文对军官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当年的黄埔军校由于东征和北伐的原因，已经是声名鹊起，国内部队均以有黄埔子弟加盟为荣，不过他们要是想去税警总团就要吃闭门羹了。 因为宋子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黄埔出来的，再好也不要！（不知他的妹夫蒋校长知道后，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那他们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西北军和粤军中出来的“实践派”有一些，但很少。 其实主要就两种，一种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 这类人才之所以被看中，倒不是学校的牌子有多响亮，说穿了就是因为张学良的关系，爱屋及乌，而且他们本身也只能担任些基层的连排级职务。 想当大一些，那就得有几把刷子了—— 第二种人才：美国海龟。 简单点来说，除了第一种人才，税警总团的排以上军官，直至总团长，一般都是由这类海归把持和垄断着。 这跟宋子文本身的经历和出身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位仁兄就是拿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凭，接受的也是欧美文化，据说他的外语水平跟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语说得比母语还溜。 又据说，此君批公文既不画圈，也不写“已阅”，而是用“OK”！ 他这样的人，自然就认为美利坚的产品独一无二，像他一样，都是顶呱呱的。 因此之故，税警总团第一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赓，均为宋一手挑选出来的海归派。 他们的名头到现在都非常响亮：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 其中，温应星还是中国最早的西点军校生（1905级），而王赓（1918级）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同学，他就是后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 什么样的军官带什么样的兵。温应星、王赓练兵自然也都是用的美国陆军那一套，平时官兵问答，“yes or no”之类的口头禅那是张口就来。 有趣的是，税警总团虽然采用美式教育，但武器却是完全德国正规军装备。看来，德国货质量过硬从那时候起就深入人心了。 名为税警队，但这支部队实际上名不符实，平时对缉私、护场这类专业活儿既不钻也不研，倒是对野战攻守、先进武器非常热衷，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 这一点和他们的老板宋子文倒很相像。 宋老板本人就对与日本人干仗这件事，比在办公室里划拉算盘要有兴趣得多。早在日军迫近锦州之前，这位兄弟就给张学良发了电报，使劲儿给少帅打气，要他一定在锦州“顶住”—— 如果实在不行，哥们儿愿意两肋插刀，把税警总团的人都拨过来给你用。 无奈，皇帝不急太监急，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在锦州抵抗的决心和想法，宋子文再起劲也没用，只好把一腔热血化成了一声叹息。 宋部长，不要着急，家里藏着这么好的家伙，拿出来派用场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中日在闸北一开火，新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马上激动起来。现在他的身份变了，身为国家副总理，爱国那是当仁不让的。 他本人属于坚决的主战派（还属于比较激烈的那一种），不仅捐钱捐物，甚至连人都要捐——驻上海的税警总团的两个团被他一个不剩地派上战场，交由19路军指挥。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洋人知道了可能会不高兴。 作为债权方的八国财团愿意把税警总团养肥，那是为了确保中国人能收齐盐税，从而给他们还本付息。这跟让他们掏钱替别人组建军队，完全是两码事。 在这方面，老外一向丁是丁，卯是卯，分得十分清楚。 为了防止他们知道后啰里啰唆，税警总团对外一直以俞济时师独立旅（王赓独立旅）的番号出现。当然他们并不归俞济时管，而是由蔡廷锴直接掌控，算是19路军的临时直属部队。 起先，税警总团只是分别在闸北和南翔担任警戒工作。等到前线越来越紧张，第5军进入庙行前线后，他们便也顺理成章地从预备队转向了战斗队。这次在庙行和张炎旅一道坚守阵地的，就是税警总团第2团（古鼎华团）。 一般部队和粤军搭档多少都有些疙瘩，主要是广东话听不太懂（最典型的就是胡汉民胡老的“三味煮鸡，萝卜大葱”）。对于两广以外的人来说，听他们讲话有时就如同听老外讲外语一样，而要求广仔们都改说普通话也有些勉为其难。 不过古鼎华团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团的团长古鼎华是广西人，属于税警总团中比较少见的粤军出身的军官。他的队伍里很多官兵也都是两广子弟，彼此说着话就感觉分外亲近，一起配合自然融洽得很。 公平地说，税警总团参加抗战，完全属于自觉自愿，并没有半点被迫或无奈的意思。实际上，从当时上海战局的整个态势来看，主战场已转移到庙行和江湾一带，城里并无大的战斗，只要想跑，谁都跑得掉，更别说税警总团这种有两把刷子的“特种部队”了。 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和参战意愿如何，作为总指挥的蔡廷锴不可能不清楚，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要把税警总团说得如此不堪呢（“该团撤退无路，经宋子文要求拨归19路军指挥”）？ 无它，所谓时移事易是也。税警总团是宋子文的人马，而宋子文的妹夫又是老蒋，虽然小宋和老蒋也拍桌子打板凳，有很多矛盾，但在19路军将帅眼中，那毕竟是他们的家事，对外，他们就是一伙子的人。洪洞县里无好人，老蒋是坏人，小宋也概莫能外。就立场而言，坏人手下的人，怎么可能帮它论功摆好呢？ 这都属于后话了。当时当地，税警总队的参战，可帮了蔡总指挥的大忙。 税警总团属于典型的“三高”部队：官兵素质高、技术高、士气高，迥异于当时常见的一般国内部队。让他们戴着红袖套在街上巡逻，对他们来说，岂止是人才浪费，简直算得上是一种侮辱。 现在终于被真刀真枪地派上了阵，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得哇哇大叫，全不把眼前的鬼子兵放在眼里。 你有头脑，我也不傻，你有好枪，我手里拿着的也不是烧火棍，双方互不相让，来了个火星撞地球。 日本兵在武器方面占不到什么便宜，干脆也不装深沉了，端着刺刀就蜂拥着冲了过来。 要论飙血，税警官兵没有怯场的。 就是互捅是吧，这技术我们也天天练呢，还会怕你。 没有亲眼看见过肉搏战的，恐怕是很难想象这一残酷场面的。我也没见过，但我知道这是当时最能动摇对方精神和意志的终极打法。 是软蛋还是硬汉，是生存还是死亡，就看那锋尖的刀光一闪。据说有的新兵初见双方拼刺刀，当场吓得尿裤子的都有。 古鼎华团坚守的阵地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 并不是因为部队怯弱而退却，而是顶在最前面的第1营已经全部倒下了。战后统计，该团可查证的仅排以上军官阵亡者就达16名之多。 义无反顾，战死方休，他们没有玷污中国美式军团的名声。 庙行战斗持续6个小时后，到中午12点，送呈蔡廷锴的战报如下：张炎旅拉到前沿的两个团，5团损失了三分之二，4团已陷入肉搏苦战，税警总团古鼎华团也好不了多少——一半人已经没了，剩下的一半人继续在阵地上和鬼子拼刺刀。 阵地危在旦夕。 援兵，只有援兵，才能缓解刻不容缓的危急。 在其他部队还未到达的情况下，能救急的，除了张炎旅，还是张炎旅。 可张炎手上也没多少人了。 他总共就带了3个团过来，两个已经拉上去了，现在还剩1个。 就这个宝贝，前面倒有三张嘴在等着。 平均分配肯定不行，考虑到古鼎华团和4团都在拼刺刀，而这种集体性的大规模干仗一向最缺人手，张炎决定把这个团带上去增援他们。 半小时后，援军赶到目的地。其中，古鼎华团那里来了两个营，4团盼来了1个营。 双方在阵地上本已杀到强弩之末的阶段，这批人端着刺刀上来猛地一冲，日军再也坚持不住，顿时就哗啦啦地溃退了下去。 这边的阵地倒是稳住了。可是那边没有等到援兵的第5团就苦了，看日军全都拥了上来，干脆咱也来鱼死网破的最后一招吧——拼刺刀。 至此，第5团的阵地算是悬了，因为张炎已两手空空，无兵可派。 然而胜利的天平又悄悄地转向了守军一方。因为附近的19路军援兵经过急行军，终于赴援到位。 6个多小时的坚持，为蔡廷锴赢得了时间，使其可以从容调度。到26日凌晨，被日军突破的几个阵地先后恢复，至此，庙行得以巩固。 经两日血战，双方伤亡数字再次刷新，中国军队方面，仅张炎旅的伤亡就达到了2000余人。 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植田再次落得一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实际上，25日上午久攻不下时，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这一次可能又要失败。因为对庙行的第二次进攻，只有做到迅速、突然、有力，才能取得效果。但在守军出人意料的抵抗和反击下，“迅速”和“突然”或者是有，“有力”就根本谈不上了。 张炎旅的死打硬拼，独立旅（税警总团）的一鸣惊人，让之前植田的所有精心设计和妙想都成了笑话。 战场的意外因素实在太多了，即使是像植田这样的“军中长老”也只能仰天长叹。他曾经告诉自己要学会忍耐，他曾经告诉自己只需要闪电一击，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现实却再次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痛，何如哉。 但是他也不用太伤心，因为他很快就好像做梦一样得到了一件礼物。 这份大礼，叫做江湾。 送礼的人就是他的对手——蔡廷锴。 对于蔡廷锴来说，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次庙行之战后，19路军伤亡实在太大，兵员不敷使用，蔡廷锴感到江湾已难以固守，只好传令把该处部队撤出。 对于蔡廷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对于淞沪之战的全局，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败仗。 作为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江湾一直令植田头疼不已，实在搞不定，最后才跑到庙行来碰运气的。因此，对于19路军退出江湾的消息，他怎么也不肯轻易相信，认为一定是蔡廷锴玩的花招、设的陷阱。直到经过一天的侦察，确信江湾守军已经撤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糊里糊涂地抽到了一次大奖。 打不赢就得靠运气，如此说来，时常念念经还是有点用的。至少这一次，神仙大姐还是主动出手，在最倒霉的时候拉了植田一把。 <h3>王赓事件</h3> 在这一回合中，所有人都看到了税警总团的能量。古鼎华一个团，表现不比张炎旅的3个团差，实在是很给他们的老板宋子文长脸。 宋子文高兴了。但是兴奋之余，他应该记住另外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有人就要给他闯祸了。 19路军放弃江湾的第三天，税警总团发生了一件大事。 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也即宋子文最为犄重的总团长王赓，竟然被日本人抓住了。 要是在战场上被俘的倒也算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是在租界区内被人家活逮的。 具体经过据说是这样的：傍晚时分，双方都不打仗了。这位王兄却不打算上床睡觉，而是骑上一辆摩托车进了租界。 他要去的地方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那年头不是现在，有摩托车的人很少，加上他西装笔挺（当然不能穿军装），打着领带，在大街上也是比较扎人眼球的。 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馆紧挨着，王赓的行踪遂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从美国领事馆一出来，这些人就冲了上来。 王赓是个高度近视眼，等看到日本警察时已经迟了。掉转头再往美国领事馆里钻吧，警察又堵住了回头路。 没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骑上摩托车，想从租界内硬闯出去。 日本警察立即通知海军陆战队。 自从野村灰溜溜地从淞沪战场总指挥的位置上滚下去后，上海就变成了陆军的市面，海军只能靠边站，一向郁闷得很。听警察说租界区内来了一个行踪可疑，而且来头似乎也很大的人（能在美国领事馆随意出入，当然不是普通人），立即来了劲，开着汽车就追了过来。 大片中常见的街头追逐场面开始了。 日本海军陆战队常在这一带巡逻，对路面相当熟悉，加之上海街道非常狭窄，摩托车开不快，王赓本人又没有成龙、007那样的好身手，所以被追得很苦，尾巴怎么甩也甩不掉。眼看要追到了，他抬头一瞧，发现路边有一家英国人所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便把摩托车停在门口，然后跑进去避难。 看着人进去的，车子都还在外面，陆战队士兵哪肯善罢甘休，立即把饭店包围起来，在派人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巡捕进入饭店将王赓抓获，并带回审讯。 王赓被捕事件在民国前后轰动一时，成为一时之悬案。 关于王赓在战事如此紧张的阶段，何以要一个人进入租界区，当时就存在着很多种版本。 版本之一，忙里偷闲说。这主要是从19路军内部传出来的说法，他们认为王赓是去租界舞厅跳舞，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后才被捕的。 这个版本算是比较客气的，毕竟战时长官搞点吃喝玩乐，又是在大上海，这种现象在旧军队中也并不鲜见，可以勉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下面这个就厉害了，相当于敌我矛盾。 版本之二，主动投靠说。按照这种说法，王赓平时挥金如土，是因为实在无钱可花，才带着地图去投奔了日本人…… 这就等于是把王赓押上了汉奸兼间谍的审判台。 我曾经说过，那是一个比现在还八卦的年代，所以第三个版本也就应运而生了。 版本之三，外出探妻说。 这里的妻，指的是王赓的前妻。讲到这里，很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王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死后，他的美国母校西点军校对这个中国学生有一句评价——“西点以他为荣！” 民国七年（1918年），在西点军校毕业的同年级137名学生中，王赓名列第12名。如果套用日本陆军大学的做法，按此比例，那是可以进入军刀组的。在学业上，王同学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 王赓也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只会纸上谈兵。事实上，他回国后，便被孙传芳委任为参谋长，领过兵，打过仗，称得上是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军事干才。 他的专长之一，是指挥炮兵。这也是当时陆军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像王赓这样的美国海龟正好能派上用场。在淞沪战役中，他就曾多次指挥19路军的炮兵进行射击。 难得的是，王赓还能文能武。除了打仗，文采也很好，与当时的许多大文人，例如胡适等人都交情不浅。 在进税警总团之前，王赓经人介绍，到哈尔滨去谋职。夫妻分居两地，他怕老婆寂寞，便拜托自己的一位兄弟予以关照——同志们千万记住了，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以托给兄弟，就是老婆不能托，历史教训啊。 王赓就是吃了这个亏，托来托去，老婆就真的被托出去了。 这位受托兄弟是写诗的出身，又是在国外求的学，读的书，对他来说，情感冲破理智那是家常便饭，想挡也挡不住。脑子一发热，根本就不管什么“朋友妻，不可欺”，王赓前脚刚走，他后脚马上就“轻轻地来了”，一来二去，竟然跟王赓的老婆好上了。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了。我所说的诗人就是《再别康桥》的作者徐志摩，而王赓的前妻就是同样很出名的陆小曼。 徐诗人才高八斗，情商甚高，对很多老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这一句：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他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不穿衣服上街的还很少能够看到。 黄磊版的《人间四月天》中，王赓在得知自己老婆和徐志摩有了一腿后，反应是气急败坏，对两人又威胁又恐吓，就差拔出枪来崩了这二位了。 其实这是拿通常中国男人的态度来想象和形容王赓。 出国留学的人，受什么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想法。比如在日本士官系毕业的，肯定要求老婆要三从四德，至于自己娶几个妻、纳几个妾，那是另外一码事。而在美国留学的，耳濡目染的就是自由、平等、一夫一妻这些新潮东东，对很多事情比较想得开。 在这方面，王赓同学就是个典型。在得知徐诗人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后，他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用美国人的方式对事情进行了处理。在具体了解徐陆二人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后，他选择了与陆小曼离婚，以成全对方。临走时，他还留给徐志摩一句话：“请好好对待小曼，若对不起她，我不会饶过你的。” 徐陆结婚时，发了喜帖给他。王赓虽未参加婚宴（当然不会去），但仍然很绅士地送了贺礼。 坊间舆论对此感慨有加：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 在下从来都佩服磊落豁达之人。王赓算一个。 应该说，王赓虽能称得上是半个文人，但并没有徐志摩那样不计后果的疯狂浪漫，同时他又是一个办事认真、不爱花天酒地的人，也就是说花花公子这个称号与他无缘。而他的前妻陆小曼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交际花一样的女人，如果不是徐志摩，相信其他人也可能会乘虚而入。徐诗人后来就是经不住这女人折腾，为了多赚点银子供其挥霍，蹭了一架不要钱的飞机去北平上课，结果路上出了事，才误了卿卿性命。 正是：不要迷恋哥，哥也会冲动，不要羡慕姐，姐是非主流。 依王赓的个性，第一、二种版本可以首先予以排除，所谓“经常去舞厅跳舞”、“花钱如流水”，如果用在他的前妻身上倒是比较合适。 当年王赓既能看开一切，洒脱地选择走开，自不会与陆小曼再藕断丝连。 有人或许会说，当时徐志摩刚刚出事，作为前丈夫，去看望一下前妻也是有可能的。 此话对，也不对。“一.二八”会战的时候，离徐志摩身亡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王赓本人也一直随税警总团驻在上海，就是要看也早就看了，干吗非要等到这个打仗的节骨眼？ 况且，他被捕的地点离陆小曼居所甚远。 如此看来，第三个版本也多半是民间炒作，属于小报记者臆想出来的花边新闻。 那么，王赓为什么要去美国驻沪领事馆呢？ 有一种解释，认为王赓是奉宋子文之命，去请求美国帮助调解的。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宋子文是个坚决主战派，一直嚷嚷着要跟日本人干到底，立场比蒋介石还要激进，他又怎么可能拉下脸来找老美办这种事呢？退一步说，就算他有这个想法，也用不着自己出面，而只要在报告上画个圈圈，让外交部或者上海市政府去一体办理就行了（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中）。 我倒觉得王赓本人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版本之四，请教专家说。 按照王赓自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指导19路军的炮兵发炮，但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炮弹老是打不准目标。为此，他相当苦恼。想找人一道研究吧，19路军里面大多是泥腿子，打仗不怕死，但论技术一个个都是白丁，跟他们商量也是白搭。 正着急，忽然想起来，美国领事馆有一个参赞，是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为什么不去找他探讨一下呢？ 于是就去了。 他大概认为，自己和同学说两句话，马上就能回来，所以也没及时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告个假，导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踪所在。 从王赓的人品来看，我相信，最后一种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但不管怎样，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急之下的“不请假”、“擅离职守”、“冒险进入租界”，将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 被捕后，日本方面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喜，认为总算活捉了一个支那军的高官。他们随即指责王赓是间谍，威胁说要枪毙他，最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才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 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 在王赓被捕前，他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赓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过莫大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信的密电码。 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辩。 19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但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 正文 第五章 遍地英雄 关东军继续向黑龙江推进。随着江桥抗战的打响，东北大地上固有的血气之勇和阳刚之气渐渐苏醒，英雄纷纷诞生，他们或用正规战，或用游击战，与日军拼死搏杀。后“9.18”时代，实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江桥之战后，在日军的软硬兼施下，“抵抗将军”马占山意外地动摇了。现在哈尔滨（哈市）成了日本在满洲要到达的“最后一站”。 进攻齐齐哈尔，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苏联的一个试探，看它会不会有所反应。 苏联反应了，那就是向日本再次重申不干涉政策。 那样子倒像在鼓励日本人：你专心干吧，我决不会打扰你的。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群滚刀肉，眼前的情形令他们更加急不可耐——国内，从陆相到参谋长（应该是参谋次长，因为那个亲王参谋长不怎么管事）都是战争的支持者，国外，苏联人知情识趣地躲到一边去了，加上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上海一点火，国际舆论再也顾不上关注东北。 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但在具体策略上，其内部又分成两派。 当然了，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以华制华”仍然是他们的首要策略。这两派也一样，都首先强调发挥汉奸或者伪军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一派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陆大33期）为代表。这一派主张用软的一手，即通过张景惠来进行“内部策反”。 另一派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陆大35期）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硬的一手，即通过吉林熙洽掌握的伪军直接攻占哈市。 百武晴吉这派首先碰了壁。 张景惠虽然早就暗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并曾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宣布哈尔滨独立，但他与吉林的熙洽不一样，后者多少是有点兵权的，而他却是个软脚蟹，名符其实的“豆腐王子”，手上既无枪也无炮。 没有枪杆子，说话就不硬气。也难怪日本人扔了一个“黑龙江省主席”的官帽过来，马占山一瞪眼，就吓得他连就职仪式都不敢去参加了。 哈尔滨的实际兵权掌握在滨江镇守使兼第28旅旅长丁超手上。丁超是东北军中的“士官系”代表，至少军队里的人对他不得不服。 当时丁超的态度实际上模棱两可。作为一个老牌军人，他投降不甘心，抵抗又无把握，就在那里晃过来晃过去，反正不轻易表态。 丁超不发话，你就是借张景惠两个胆，他也不敢明着把哈市给卖了。 张景惠不争气，连累了他的后台老板。百武晴吉没多久就走人了，顶替他的是那个无事也要生非的土肥原。 在不想派关东军直接上场的情况下，土肥原自然赞成大迫通贞的主意。 两个特务机关联手，逼着熙洽这个奴才赶快对哈市动刀子。然而此时熙洽却自顾不暇，别说动哈市的心思了，连吉林都有些搞不定。 <h3>二马占海</h3> 让他如此不安的人叫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他带的这个卫队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编制相当整齐，除了有3个步兵营外，还像模像样地配有骑兵营、重机枪连、通信连等配合兵种。这种规模，当时只有日军联队里才有，连老蒋的德械师都不完全具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熙洽就投他在日本的老师多门做了汉奸。他知道卫队团的实力，很想把冯占海拉下水，便对其以“吉林省警备司令”的官衔相诱。 冯占海不吃这一套。 什么东西，我姨父让你守着吉林，是要你帮他保家卫国，没想到你却卖国求荣去了。 当即率领卫队团打起了抗日的旗帜。 这个旗号一打起来，可不得了，找上门要打鬼子的人海了去。 来的人里面有三种人打鬼子的热情特别高： 第一种是原东北军官兵。这里面大部分是被堵在吉黑两省，无法顺利撤回关内的部队，其中却也不乏既不想撤退，也不愿投敌，就打算在东北战斗到底，与鬼子死嗑的仁人志士。 第二种是青年学生。除了东北各大学校外，还有特意从关内赶来要求参军抗日的学子（那时候日军对关卡的控制还不严密，一般老百姓走得出去，也跑得进来）。 第三种——胡子。 要不是“九.一八”事变，他们基本上属于被官军剿的那一类。但如今不一样了，打鬼子这一共同目标把他们也召集了过来。 冯占海的姨父、“辅帅”张作相对错用熙洽这件事又悔又恨。他派人到吉林另建了临时政府（建于哈尔滨下宾县境内），同时正式委任冯占海为吉林边防军司令。 此时，冯占海的部队已由3000人发展到了2万人。到江桥抗战爆发时，他和马占山一南一北，成了日伪军头痛不已的两把利剑。当时的东北百姓称他们为：“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排山倒海”，可见人心所向。 对这样的刺头，熙洽当然必欲拔之而后快。 现在他需要人才，帮助他对付冯占海这样的抗日武装的人才。 很快就找到一位。 于琛澄，绰号于大头，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马科，做过东北军骑兵师的师长。据说他对马很有感情（可能跟专业有关），但凡死匹好马，不仅要淌几滴眼泪，情到深处还要立个碑哩。 当年由于他涉嫌跟郭松龄一道反对张作霖，结果早早地就被罢了官职，只好回乡办厂做生意去了。 收到熙洽的邀请后，于大头起先犹豫了一下——我估计他是在盘算办厂和当汉奸，这两桩生意哪个更划算。 到底脑袋大，犹豫了那么一下，马上就整明白了：做汉奸划算。 熙洽随即任命于琛澄为日伪吉林“剿匪”司令，纠集了5个旅的伪军向吉林抗日力量发动进攻。 当时，于大头主要针对的是两个人。 一个当然就是冯占海，驻在吉林舒兰县。 另一个是吉林东北军的张作舟，他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交界处的榆树县布防。 <h3>哈尔滨保卫战</h3> 大家可以参看《哈尔滨保卫战》图（见107页），舒兰和榆树的这两支驻军不仅对吉林的熙洽伪政权有威胁，也实际等于伪军杀向哈尔滨的两面屏障。 应该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时间仓促，撤往锦州和关内的主要是辽宁一带的东北军，吉黑两省的东北军大多留在了东北境内，想撤也撤不了。这批留下来的部队，从第22旅到28旅，计有7个旅，已经有2个旅先后投敌了，剩下还有5个旅。 张作舟率领的是这5个旅中的第25旅。 奔冯占海去的那一路开始很顺手，几乎是轻轻松松地就攻下了舒兰城。 除了这次来犯伪军数量较多外，与日本人在幕后蹿来蹿去也有很大关系。 一般情况下，关东军对东北伪军部队并不放心，认为缺乏战斗力，必须进行“内部改造”。负责对于琛澄伪军“改造”的是两位日军少佐：东宫铁男和小野正雄。 别看他们似乎名不见经传，其实在东北早就“战功赫赫”了，而且都跟策划爆破有关。前者在皇姑屯事件中亲自按下了爆破开关，后者则在炸柳条湖铁路时担任奉天独立守备队第1中队长。这俩小子平时对伪军进行训练，战时负责督阵，逼着士兵们往前冲。 此外日军的飞机也给抗日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冯占海部队包括后来的各类东北义勇军中，除了原东北军官兵外，很多人此前在军事训练上甚至一片空白。在经过短暂教习后，让他们趴在阵地上对着射击还能凑合，一旦遇到日军飞机轰炸，就不知道怎样利用地形进行疏散隐蔽了，结果打仗时特别容易慌乱。 拿下舒兰城，等于是一炮打响，于大头这个得意，真以为自己神功盖世，手指头动一下，别人就得望风而逃了。 他没有意识到，冯占海之所以能与马占山的大名沾上边，手上是有牌的，除了卫队团老底子不错外，帐下两员猛将相当不赖。 这是两位胡子出身的战将，一名是宫长海，一名是姚秉乾。 要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类似于座山雕那样的，都得有诨名。比如宫长海叫做宫傻子，姚秉乾唤做姚双山。 前面说过，冯占海的部队，数三种人的抗战热情最高，三种人里面，以原东北军官兵和胡子这两种人为战斗骨干，而胡子在其中又最为悍勇，日伪军见了没有不怕的。 胡子最厉害，这个结果既意外又不意外。 据我分析，这大概跟胡子本身的“职业要求”有关。因为那是要靠自己的本事搞饭吃的。官军打不赢仗，粮饷总不能少他们的，吃的是“大锅饭”，而胡子就不一样了，你今天打了败仗，明天又打败仗，后天还打不赢，那大后天就得饿死。 没办法，形势逼着你提高水平啊。 却说冯占海部队退到一个叫水曲柳的地方就不再退了，因为守水曲柳的正是胡子猛将姚双山。 任凭于大头怎么发着狠把脑袋往上使劲顶，对面的姚胡子就是动也不动，他这才发现遇到更狠的了。 水曲柳是舒兰县的一个镇。名字起得倒不错，不知道是不是跟此地盛产这种珍贵树木有关。 水曲柳，水曲柳，那是制作家具的上等木材，韧性大着呢，怎肯随便弯腰低头？于大头选这个地方进攻，那眼力也真够可以的。 果不其然，没多大一会儿，另一位宫胡子便从后面摸上来了——虽然被人叫做傻子，打起仗来可一点不傻，还很“刁”。 姚双山见状，趁机从正面鼓噪而进，不失时机地发动反击。 于大头此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溃逃。督阵的那两个日本少佐怎么拦都拦不住，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一块儿跑掉了。 水曲柳一战，不仅收复舒兰，还大挫伪军之锐气。 但与此同时，张作舟那里却亮起了警报。 遇上这种要命的时候，官军的战斗力往往还比不上胡子，吉林东北军就是如此。他们也想拼命，但平时不做功课，临时想抱佛祖的大脚丫还是比较困难的。 张作舟在慌乱之中给冯占海写了封告急信，要他过来帮忙。但等到宫长海奉命赶来增援时，张作舟已经败退，榆树县也丢了。 榆树县比舒兰还靠后，这个地方一丢，舒兰侧背受敌，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冯占海无奈，只得下令撤退。这一退，就退到哈尔滨周边去了。 熙洽高兴了。在他看来，日本主子交代的任务就快要完成了。 于琛澄尾随在冯占海后面，穷追不舍。不仅是要消灭冯占海及张作相设置的那个吉林省临时政府，更大的目标还在于搂草打兔子，顺带把哈市也拿下来。 冯占海退到了哈市以南的阿城。这里离吉林省临时政府的驻地不远，可以对后者起到军事掩护的作用。 但是不久，他就出了点状况。 部队没粮了。 照理，部队军粮是不用军事负责人发愁的，那应该是地方政府该干的事，但现在不比往昔了。 找熙洽？这个汉奸政府巴不得你找他呢。 吉林省临时政府倒是东北军政当局正式委任的抗日政府，但那是个流亡政府，空架子，加上张作相委派的负责人能力一般，基本上只能混混事，起个象征作用，要靠他来给冯占海的部队筹粮办饷显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哈尔滨城里也有政府，但已经宣布独立了，而且这帮人各怀心思，有的想做汉奸，有的想逃跑，有的还拿不定主意，总之都不肯出头帮忙。 冯占海只好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幸好在阿城不远就有一个好所在。 这个地方叫拉林，是个镇，但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拉林仓，以其清代开始，官府就在这里建立官仓，储备军粮而得名。 后来连日本人都惊叹拉林镇产粮之丰富，甚至不惜拿哈市来做对比：大大的拉林仓，小小的哈尔滨。 守着这么一个大粮仓不可能找不到饭吃。 看过《哈尔滨保卫战》图就知道了，阿城和拉林实在相距不远。 理所当然，冯占海要带人去拉林筹粮，结果就在那里遭到了于琛澄的伏击。 当年能蒙一向为人清高的郭鬼子看得起，大头当然还是有两下子的，最起码符合老奸巨猾这一特征。 他跟着冯占海追过来后，吸取水曲柳一战的教训，并没有贸然发动攻击，而是一直蹲在拉林候着。 你不可能肚子不饿，饿了一定会到拉林来碰碰运气。 冯占海这次出来，带了1个支队（相当于1个营），在被于大头包围后只得拼着死命往外冲。在支队长受了重伤后，才勉强冲了出来。 这时伪军已经发现冯占海本人就在这个支队里，当然紧盯不放。在阿城的部队听到拉林传来枪声后，也匆忙赶来增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冯占海始终无法脱身。 这时有人出手相助了。 从此，冯占海的名字将和他紧密相连。 这个人叫李杜。 <h3>英雄聚首</h3> 现在这个名字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不过如果我告诉你，当年国共曾一致同意，让他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就是杨靖宇、赵尚志他们那支部队的总司令，后因故未能实际赴任），你可能就会对他另眼相看了。 如果说东北军后期还有较为优秀的军政人才的话，李杜绝对可以排到前几名。 还记得那个帮宗社党搞“满蒙独立运动”的蒙古叛匪巴布扎布吗？他被张作霖打死后，其残部阴魂不散，仗着马快，仍然时常跑过来进行骚扰。 那时候，李杜已经是吴俊升吴大舌头下面的一个团长。他看出蒙古残匪外表嚣张，其实已经是黔驴技穷、力不从心，便毅然单骑闯关，在敌营里一待就是大半个月，愣是把这帮人给说到了投降。 此人长于治军，在前面的中苏同江之战中，我们曾看到过他的身影。经过那场堪称惨败的战役，有的人从此对与外寇作战噤若寒蝉，轻易不敢再提“抵抗”二字，有的人则继续过着那种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生活，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混上一天是一天，当然还有人会卧薪尝胆，每天想着要从头再来，一雪前耻。 最后一种人在东北军中很少，但并不是没有。 李杜就是一个。 别人无法改变，只能改变自己。回到依兰后，李杜开始对所部进行军事改革，并特别注重基本动作、战术意识和官兵关系这三条。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对李杜来说，同苏联部队作战那是有血的教训的。同江一役之所以惨败，并不完全是输在武器不如人上面，技不如人，斗志也不如人，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自此以后，他对士兵的基本动作练习格外重视。在枪械使用和白刃拼剌等基本训练方面，当时的一般东北军军官都懒得去管，只有李杜每次都要亲自督练，决不肯有所马虎。 士兵知道怎么打仗了，指挥的人不行也照样完蛋。李杜在其旅部开办军官轮训班，就是专门抓排以上军官的战术意识。他不仅开班，还亲自上去当老师，给各级军官讲授兵法，分析战例，一点一点地提高他们的实战指挥能力。 官和兵都会打仗了，还需要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李杜在这方面同样做得不错，很注意得兵之心，平时再忙，也要过问官兵的起居伙食问题。 实践证明，抓与不抓就是不一样。所谓“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经过这番整顿，李杜所部向称纪律严明，拉得出，打得响，是东北军中战斗力比较突出的一支部队。 更为人称道的是，李杜还能文能武，在地方治理上很得民望。老百姓甚至在其门口献上“名垂东北”、“政绩斐然”的金匾以及万民伞、万民旗，以示敬意。 要知道，在少帅时代，东北吏治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只要想一想万宝山事件的起因以及处理过程就知道了。出淤泥而不染，军人出身的李杜能把清官好官做到这个份儿上，确实不易。 这一点，就连日本人也看到了，并且一直为之头疼不已，认为由于李杜“实施了相当好的善政”，（其所治理地区）“对于日本势力的急剧渗透有强烈的反感”。 “九.一八”事变前后，李杜担任依兰镇守使（依兰县在哈尔滨以东）兼吉林东北军第24旅旅长。 这个镇守使和旅长职务都是张作霖给的，打那以后，他就再没获得过任何升迁。 东北军后期老是说选不出能将，可就这样比万福麟之辈不知要强上多少倍的人才，却不知为何愣是不入少帅法眼。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选人的。 不客气地说一句，在这方面，就连人家熙洽都比他强。 当初，日本人极力怂恿熙洽谋取哈尔滨，这位过气阿哥（熙洽为清朝皇族之后）还是很有些顾虑的。除了像张景惠一样摸不清丁超的底牌外，他最忌惮的人就是李杜。 在他看来，李杜的态度如何对他进攻哈市的战略举足轻重。如其归降，将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如其不降，则是一个可怕的劲敌。 从行政区划上，依兰属吉林管——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张景惠所管辖的东三省特别行政区有多小了，他就管一个哈尔滨市，以下的地方全归吉林范围。 熙洽担任吉林省伪省长后，一面宣布与南京中央政府脱离关系，一面给李杜发了个函，要求他服从“新政府”节制。 李杜的回复，就是八个字：拒不附道，坚持抗日。 随后他便把手下跟这位原来的顶头上司有点瓜葛的人都革了职，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既然做了汉奸，一般来说，脸皮那都不是一般的厚，熙洽也是如此。李杜干得这么“绝情”，他还继续腆着脸上前“招纳”。 先封官许愿。 李杜毫不动心。 再遣说客。 李杜干脆拿出了里周瑜对付蒋干的法子，酒照喝，话照谈，但是宝剑就悬在那里，你要敢涉及投日那档子事，就别怪我不客气（“幸无及其他，否则足资烦恼”）。 说客脸都吓白了，酒也没喝舒服，没坐一会儿就闪人了。 熙洽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并且拿出了黑社会的那一套——直接找家属。 一边送上古玩珍稀，一边递来赤裸裸的威胁：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惹怒了日本人，有你们一家好看的。 看到这一大家子被吓得唯唯诺诺，礼物也收下来了，熙洽认为这回事情该办妥了。 谁知李杜“强人身旁无弱妻”，他老婆也是个厉害角色。据说不仅拳脚硬邦，而且善使双枪，要不是看着家里有老有小，怕他们遭遇什么不测，估计这熙洽当时性命就得丢那儿了。 当下，她带上家人便去依兰投奔李杜，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咱们宁死不做汉奸，我们一家人支持你！ 李杜也是这样想的。为了防止日本人报复，他把家属都化装成难民，送到关内藏了起来。 现在我单枪匹马，你们还有什么空子可钻？！ 至于古玩珍稀，您就别想再要回去了，因为我正用得上呢。 李杜把这些东西都一股脑卖了，用这些钱抵了抗日的军饷。 熙洽亏大了，心疼之余，这才对李杜彻底死了心。 就在冯占海危难之际，李杜听到消息，立即拔刀相助，派了一个团过来帮忙，这才使冯部脱离险境。 东北人重义气，何况都是要保家卫国的热血男儿，自此，东北双雄便走到了一起。 哈市此时已经大乱。 于琛澄伪军兵临城下，临时“负责”的大佬们各个像丢了魂似的，既不欲战，又不敢公开言降，把城里的气氛搞得古古怪怪、神秘兮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5日，李杜、冯占海各率所部会于哈市东郊。此举立即得到响应，除张作舟第25旅以外，吉林东北军第22旅（赵毅旅）、第26旅（邢占清旅）先后宣布起兵跟随。 看情形，再不出头就晚了。先前一再犹豫的丁超停止了犹豫，也率领自己的第28旅加入了阵营。这样，5个东北旅就在抗战这一主题上暂时达成了一致。 当天召开抗日军政大会，成立吉林自卫军，李杜为总司令。自卫军决心联合打击日伪军，保卫哈尔滨。 城内外军民之心一时大定，哈市地方和银行界争相支援粮饷，使哈尔滨成为继江桥后的又一个抗日救国中心。 第二天早上，李冯联军分4路进入市区。 李杜一进哈尔滨，日本方面马上就知道味道不对了。 用飞机撒传单的、喊话的、发通告的，都来了，而且口气都差不多，就是对自卫军“重重抗议”（等于抗议的平方），并威胁要以武力“保护侨民”。 李杜没理，只是赶紧部署哈市防守。 要来你就来，反正你总是要来，还装什么装。 日本人发火，李杜没当一回事，城外的于琛澄可吓坏了。 要知道做汉奸也不容易，那是要整天看主子脸色过日子的。 1月27日，大头开始对哈市发动进攻。 哈市的处女保卫战开始了，一打就是两天。 第一天是防御。 顶住了。扛鼎的是李杜的第24旅和冯占海的新编第1旅（由自卫团骨干组成）。这是自卫军中最能打仗的两个旅，伪军头破血流，也没能找到半点破绽。 第二天便进入了反攻。 一直以来，只要伪军出动，天上一定跟着日军的飞机。这次也不例外。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自卫军也多了一项优势武器，那就是大炮。 我们在前面讲“九.一八”事变的长春战斗时，不是有撤下来的吉林军炮兵团吗，现在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 伪军惨了，这下轮到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 在旁边看着干着急的日本人同样倒了血霉。他们派到哈市上空进行侦察兼轰炸的一架飞机被炮兵团给打中了，晃晃悠悠地落了下来，迫降于距哈市西北8里的松花江南岸。防守这一地区的是丁超的骑兵，他们随即打马过去看新鲜。 本来想抓活的，没想到飞机上的两名日本飞行员一个劲地顽抗，甚至还想干掉两个骑兵给他们垫背。真是找死，结果都被当场击毙了。 伪军本来还能再抵挡一阵，但他们又碰上了那个令他们心悸的时刻——最喜欢玩心跳的胡子大哥宫长海骑兵旅忽然从侧后闪了出来。 宫长海平时大概对这类游戏早已司空见惯：劫官府粮草，就得呼哨一声，然后从不知哪个角落里杀将出来，不然那还叫胡子？ 伪军对这一阵势的反应，和那些被打劫的官军一样，惊骇万状，扔下财物（枪）后，撒腿就跑。 宫胡子带的都是骑兵，仗着马快，在后面拼命追，而且一追就是30里，沿途俘虏了大把的伪军。 哈尔滨保住了。从行将陷落到转危为安，哈市人经历了一场过山车似的经历。 李杜首次担当总指挥，举重若轻，出击神速，此间誉之：飞将军。 虽然首战告捷，但李杜本人的心情却并不轻松。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手上这些部队，真正能拉出来遛遛的只有冯占海部和由他兼任旅长的第24旅，其他吉林东北军看上去装备倒还行，却因为长期乏于训练，在实战能力和军事素质上都差强人意。 这种情况下，就得约人帮忙。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给少帅发电，请他出兵山海关，南北夹击。 大家都知道这个希望很渺茫，可总要一试。 电报发出去后石沉大海。 北平的张少帅对此保持了可怕的缄默，不仅没有支援，连江桥抗战时的口头鼓励也不见了。大概自马占山撤至海伦后，他对黑龙江局势已经感到意冷心灰：齐齐哈尔打成那样，还不是被日本人给占了，哈尔滨再怎么折腾，估计也难逃厄运。 兄弟啊，人都是有血性的，宁可站着死，绝不躺着亡，虽然结果看似一样，但却有着本质区别。 无奈，李杜只得另想他法。 和日本人斗到现在，若论东北豪杰，非北面的马占山莫属，虽然他已经退到了海伦小城，却仍然是抗战的众望所归。 李杜怕自己一个人没有说服力，拉上丁超一道去面见马占山，希望双方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军事机构，共同抗击日伪进攻。 在李杜看来，海伦有马占山的边防军，哈市有自卫军，如连成一体，定能在北满形成一个铁拳头，整个东北抗战形势将为之一变。 毫无疑问，这确实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战略建议。 但是一方面，马占山已不是江桥抗战期间的那个马占山，思想上正处于急剧动摇之中；另一方面，东北将帅的一个痼疾也在此时暴露无遗，那就是不团结，喜欢各打各的算盘。 江桥抗战，马占山在最危难的时候，他没见李杜、冯占海过来帮忙。反过来，看到哈尔滨这里危机重重，马占山也准备坐视不管。 对李杜的建议，他口头应允，实际上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他主动向李杜、丁超提出，说必要时要派部队前去增援，并补助50万发子弹给他们云云，其实也是空头支票一张——看着李杜他们远途赶来，不好意思不说点好听的，敷衍敷衍而已。 这样一来，什么好建议都白搭。 哈尔滨危险了。 <h3>保卫哈尔滨</h3> 于大头前面一失败，关东军企图一文不花，净夺哈市的奇思妙想也就落空了。 伪军烂，那只好和江桥时一样，我们自己上。 借口是现成的。 吉林打哈尔滨，中国人打中国人，纯属你们的内政，我们本不想管，问题是我们在哈尔滨的侨民太多了，被流弹打死了怎么办，得出兵保护啊。 真是欲加之由，何患无辞。 关东军随此向参谋本部打报告，表示要出兵到哈市“护侨”。 报告交到真崎次长手里。 真崎在发动战争方面也是个激进派，而且原先金谷参谋长的教训就摆在那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干不成大事”，这说的都是谁？ 既然理由“充分”，苏联人又不敢吱声，那还等什么？ 同意，完全同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凌晨4点，参谋本部有关同意的复电发出。 10分钟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便向第2师团（仙台师团）发出了向哈市进军的命令。 同时鉴于马占山“归降”一事已日趋明朗，原驻齐齐哈尔市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也乘火车南下，从哈市北面策应仙台师团的进攻。 仙台师团中首批出发的是在长春驻扎的长谷旅团。旅团长长谷急不可耐地准备上车，一抬头却发现走不了——苏联铁老大不让走。 按照日俄战争的约定，中东铁路一分为二，长春以南至旅顺归日本人管，长春以北至哈尔滨归中苏共管（其实就是苏联人管）。 苏联铁路站的站长拿出当年的文件给长谷看，说你看上面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着：北满铁路仅限于工商业经营。 这是民用铁路，做生意用的，不能用于军事目的。所以我不同意你们日军使用我的铁路。 长谷理都不理，一扬手把那些文件拨到老远。 想在这里混，就得听我的，拿这些破玩意儿来蒙皇军，门儿都没有。 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站长从头凉到了脚。 其实关东军开始还是对苏联有所忌惮的，要不当初也不会决定“避嫌”先打齐齐哈尔了。 可是，日本人的性格有时就像小孩子，起初他去拿烤肉，怕被上面的火苗烫着，不敢伸手，后来尝试着从旁边摸了一下，没事！于是大快朵颐的同时，他连火苗也不放在眼里了。 现在长谷就不把苏联放在眼里：以为是强人，不过是个缩头乌龟，跟我们斗，还差得远呢。 知道狠不过这些日本军人，站长只好甩开条约谈现实，把事先想好的几条理由拿出来说事： 没有足够多的工人，铁路职员都罢工了； 没有足够长的铁路，部分路段被破坏了； 没有足够量的车厢，窄轨车厢又用不了。 长谷不相信，但是查证后，发现人家一条条、一道道，说的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事实是事实，那部队也不能不运，而且要快点运，只好逐一交涉： 缺少工人？把民用的停掉，司机调过来，如果还不行，我们满铁可以借人； 铁路坏了？赶紧修啊，拜托，你们能不能学一学我们日本人，搞点加班加点什么的，不要干一点活就去喝你的伏特加； 车厢不够用？ 长谷真恨不得抽出刀来把眼前这个烦人的老毛子给活劈了。 如果说其他两条都是客观情况，临时发生外，最后一条实在是苏联蓄意为之。 中东铁路兴建时，按照俄国的技术标准，采用的是宽轨铁路，跟日本国内和朝鲜的窄轨铁路不一样。日本控制南满铁路后，就又进行了改建，把轨距改了过来，所以满铁使用的机车和车厢在北满铁路上就不能用，也就是说，你要往哈尔滨运人，就必须使用苏联的宽轨机车和车厢。 可是苏联人说他没这么多车厢。其实是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把长春站的大部分宽轨机车和车厢都向北调到哈尔滨去了。 其他的好解决，就这一条解决不了。长谷就算再到恶人谷修炼两年，人家还是这个答复。 好吧，那就一趟趟运吧。大家排队。 就这样，也一直拖到晚上，长谷才带着一部分官兵先登上了火车。 这是晚上9点的长春，几个小时后，南方的大上海将被日本海军燃起一片大火。 只是为了争风吃醋，看谁更能欺负中国人。 本来长谷旅团的这批人花个大半天时间也能到达哈市了，但路不好——不是说了吗，得修。弄到第二天拂晓，他们才到达松花江南岸，而此时中日双方在闸北都打半天了。 急死人了，能不能再快点。 不能快，因为这时候沿路的东北军骑兵过来骚扰了。这一下又乒乒乓乓打了好一会儿，列车才重新开起来。 继续走。 已经是晚上，日军被骚扰怕了，天又黑，人又少（车厢不够用啊），只能原地宿营。 在《哈尔滨保卫战》图中，我们沿着长春至哈尔滨的铁路，可以找到一个叫双城的地方。长谷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1月30日傍晚，而双城离哈尔滨还有100里路哩。 天黑了，长谷由于手上兵少，照例还是不敢走夜路，看来人的凶恶和胆量主要还是靠实力撑着的。 糟糕的是，双城附近住着一个东北军的赵毅旅！ 赵毅在这条路旁边守着，就是为了等日本人，连炮都给准备好了。 晚上长谷在车站刚刚宿营，他马上把炮搬了过来，对着车站就轰，而且一轰两小时不带停的。天一亮，大炮又原样搬走，闪人。 又因为兵少，长谷不敢带人去追，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赵毅旅怎么来的，怎么走掉。 等到中国兵在眼前消失，长谷才敢站起来察看现场情况。一看，这个遭罪，被炮弹轰死，轰倒的房子砸死的日军满地都是。由于又冷又饿又受惊吓，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的士兵也不在少数。 这个样子，就是爬也难爬到哈尔滨了。 长谷只好请示多门。当然，他没好意思把自己的窘境讲出来，只说前方危险，东北军大大的有，再往前走就要被吃掉了。 多门不知道情况，以为真的有不得了的中国正规军在为难他的长谷，便表示同意他们原地等待后续大部队。 长谷还没来得及高兴，多门又添了一句：反正你们在那里也没什么事做，白白休息也是浪费，这样吧，你们到附近去修一个机场出来，以后有用！ 长谷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 冰天雪地你让我修机场，这是我们野战部队干的活吗？这是工兵干的。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继续往哈尔滨赶了。 多门一修行多年的老狐狸，那多精啊，想在我这里偷懒，下辈子吧。 长谷毫无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向上司求情：机场您让我修我就修吧，可是您真得赶快把大部队派过来，这个地方房子都被炸坏了，冷得不行，晚上东北军还要来放炮，大部队再不来我们就要完蛋了。 完蛋了我也没法子去给你们弄车皮！ 说这话的是那个苏联铁路站的站长。 这下，长谷你该知道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了吧，你可以不怕苏联政府和军队，但一个小小的站长就能轻而易举地玩死你。 为车皮的事，多门自己都恨不得要给这位铁面站长下跪了。 那边长谷又一个劲地打电话、发电报来催，说再不来怎样怎样，又是恐吓又是威胁的，把个老多门急得就差拿根绳子上吊了。 看他可怜，有人献了一计，说是实在不行，干脆我们就用卡车运吧。反正时间已经耽误了，甭管怎么着，能运多少算多少。 事到如今，多门还能怎么办，只能依计而行。最后在长春调集了50多辆军用卡车，每辆车都塞得满满的，先往北面开了再说。 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到2月3日，长谷才搭上顺风车到达哈尔滨西南的苇塘沟。此时离本庄繁发出命令，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 也就是说本来不到一天的车程，这厮足足用了一周时间！ 不要问哈尔滨究竟有多远，sorry，它只是一个传说。 服了you。 2月3日这一天，仙台师团主力集结于苇塘沟，但原计划南下的齐齐哈尔铃木混成旅团却因为铁路被破坏而未能如期而至。 时间被浪费了这么多，没法跟本庄繁和参谋本部交代啊，不等了，我们先上。 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打响了。 很多人知道此战是通过李幼斌版的，但当时战况其实比艺术创作更为惨烈。 与江桥抗战相比，日军对马占山起初是相当轻视的，投入兵力也未一步到位，直到发现对手不比寻常时才逐次增加，相当于用兵家最为弊病的“添油战术”在打仗，这也是马占山一开始能打胜仗和占到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尔滨保卫战却不一样，一方面，在江桥抗战后，即使骄横如关东军也意识到，东北军并不都是“豆腐军”和“太监军”，能战之将、能搏之士大有人在；另一方面，关东军进攻哈市是有一个前提目标的，那就是尽量避免进入城市打巷战，以便确保他们“猎获”的哈尔滨能够完整无损。因此仙台师团一上来就用了全力，一点没有藏着掖着的意思。而从部队实力和数量上来看，日伪军要远超自卫军，除精锐的仙台师团倾力以战外，还有于大头的5个旅伪军一直在给日本人鞍前马后地卖命。 前面是黑压压的日伪军，身后是哈市的乡亲父老，李杜像“朱传武”一样，面临着一场生死大捿。 他的答卷是：知其难为而为之，决不放弃哈尔滨。 在哈市外围，自卫军事先设置了两道防线。 第一道，前哨阵地。 长谷旅团与5个旅的伪军组成右翼纵队，天野旅团组成左翼纵队，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 李杜考虑，因时间仓促，在前哨阵地上，有的地方连简易工事都未来得及构筑，如果硬拼，伤亡太大，于是命令部队退出该阵地，转入主阵地。 到此为止，多门还算是心情舒畅的。但是第二天他的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一天最关键。 为了打好这一仗，李杜把手里几乎所有的牌都用了上去，包括那个宝贝一样的炮兵团，他自己也亲赴一线督战，以振奋官兵士气。 来的还是昨天那几位，连摆的造型都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是以铁路为基准线的，长谷在东，天野在西，两个自认的悍马组合蹦跶着就冲了过来。 这次李杜让他们见识了自己的待客之道：兜头就是一顿开花弹。 日军连自卫军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就纷纷哭着喊着飞上了天。 炮火掩护历来是日军的强项，没想到对面的自卫军也用上了。 大炮发威的时候，守军趴在民房土墙后不露面，进攻的日军只能干着急。 步炮配合的战术，大家都会玩，并不是你们日本人的专利。 双方于是形成了拉锯战，你打炮，我也打炮，你开枪，我也开枪。守军损失很大，日军伤亡也不小，战斗之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日军进犯哈长线以来，尝以此役战争为最猛烈”）。 这种时候，拼的就是意志，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者。 不幸的是李杜成为失败者。 他自己可以意志如铁，誓死不退，但临时拼凑起来没几天的自卫军团体却难以做到这一点。 几个小时的厮杀后，意志薄弱的都现了原形。军官里面投敌的、脱逃的、溃散的，不一而足，这样一来，别说正常指挥，部队军心就已经稳不住了，原先尚可一看的防线变得千疮百孔。 眼看兵败如山倒，大厦即将倾于一刻。在最危急的关头，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李杜挺身而出，带着卫队在市区边缘临时拉出了第三防线，这才硬生生地把日军挡在外面。 直到天黑，仙台师团始终未能再向哈市逾越一步。 最后一天终于来了。2月5日，已被逼至绝境的李杜下令反击。 经过昨天的苦战，全面反击已没有能力了。李杜把目标对准了铁路东面的长谷旅团。 既然我的全部打不过你的全部，那我就拿我的全部打你一个局部。 长谷要倒霉了。 这个时候，哈尔滨能不能守住，李杜其实比谁都清楚。他要做的只是维护中国军人的尊严，完成那拼死一击（“务期一举歼灭暴逆”）。就像甲午海战中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一样，明知必败，仍不惜与敌同归于尽。 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他抓住自己手上还有炮兵这一优势，如法炮制了日军的打法，先以大炮猛轰，继之以步兵出击。 中日双方仿佛调了一个个儿，长谷旅团被紧紧咬住不放，进不得，退不能，苦不堪言。 李杜激动不已，哈尔滨保卫战似乎要翻盘重来了。 但无情的现实告诉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这最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果然，多门很快发现其东路陷入被动，赶快调动炮兵对自卫军进行拦阻射击，同时把预备队也调上来组织进攻。 与之相比，李杜却没有预备队。他自己，他的卫队，都已进入一线搏杀，哪还有什么预备队。 预备队是要在军力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才能配备的。现在自卫军中连丁超都带着人跑了，把他们一去掉，还能剩下多少人马？ 在这种状况下谈预备队，只能是一个可怜的奢望。 长谷怀着一肚子牢骚在双城修建的那个飞机场也在这时候救了他的命。先前在哈尔滨上空耀武扬威的日机都是“长跑”，好不容易来一趟，没转几个圈就得气喘吁吁地跑回长春去加油。在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中，被打下来的日军侦察机就是因为这么急急匆匆，最后才着了炮兵团的道。 这次有了双城飞机场，关东军飞行队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是全军出动——一共5个飞行中队，一家伙来了4个，由长岭龟助率领，对自卫军进行轮番轰炸和扫射。 那一天，天上的飞机根本就没断过，炸弹扔得像下雨一样，自卫军防空能力很弱，因此受到了很大损失。 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日军不仅解了东路长谷之围，而且全军压上，把李杜和赵毅旅围了起来。 李杜焦急万分，一边亲自开枪射击，一边指挥部属抵抗，到最后竟然把嗓子都喊哑了，说不出话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城内又出了问题。负责维持治安的警察总队在重压和利诱下忽然反戈相向，从背后对自卫军动起了刀子。 弹尽援绝，腹背受敌，李杜知道无力回天了。 他要赵毅率部突围，自己则留下做掩护，实际是要举枪自杀，以一死报国，幸而被卫士及时拦下。 虽说当自己的领导没多久，赵毅却已对李杜心悦诚服。这位在双城让长谷吃尽苦头的东北军旅长，也是位不错的军人。见此情景，热血上涌，他集中最后的力量，突然向日伪军发起一阵猛攻。 攻是假的，撤是真的。趁敌军出现短暂慌乱之机，赵毅拼死打开一个缺口，迅速护卫着李杜撤出了重围。 2月5日下午，仙台师团进入哈尔滨。 等待这座远东大都市的，将是10多年日人铁蹄下的沉沉夜幕。 从表面上看，关东军似乎已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他们应该为之哈哈大笑才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随着江桥和哈尔滨的枪声响过，东北大地固有的血气之勇和阳刚之气似乎已完全苏醒过来。 如果在“九.一八”时期，我们还在为世无英雄而扼腕叹息的话，那让我告诉你，后“九.一八”时代，实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h3>克“本庄”的老北风</h3> 这边本庄繁刚刚准备为拿下哈尔滨庆功，一回头，却惊恐地发现，整个满洲，义勇军竟然已经遍地开花。 从辽东到辽西，从江省（黑龙江）到吉林，抗日烽火到处都是。本庄繁不得不充当起消防大队长的角色，天天不是奔这头就是赶那头，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 可人不是光敬业就行的。本庄繁弄到这副模样，火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燃越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都快蹿到他屁股上来了。 东北义勇军的迅猛发展，当然离不开关内民众的支持，而其中有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则更为复杂和重要。这个人就是少帅张学良。 从沈阳到锦州，不到半年，他已经把老爸给的关外三省一区都丢光了。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可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招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他曾经很瞧不起那个末代皇帝（老了以后好像还是如此），但一连串的事实却恰恰表明，如果从性格上来说，他们根本属于同一类人，估计连星座都差不多。 缺乏魄力，行事迟疑，当断不断，断了更乱，结果把事情搞到一团糟。溥仪如此，少帅在东北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是你要说他没有家国之辱，不想打回东北老家去，那又错了。 想还是想的，不过这事最好由别人帮他干。 明里他盼着国联能帮他洗冤昭雪，把东北给要回来，暗里就指着仍然留在东北的那帮兄弟能从内部举义，直接把日本鬼子赶走，然后奉迎他圣驾回归。 当然这两个愿望后来一个也没有实现。但是他在支持和推动东北义勇军这方面，还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这种支持必须是“默默的”，张学良想到要借助一个外壳，这个壳就是北平救国会。 北平救国会，“九.一八”事变后没几天就在北平成立了。看起来是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能量非常之大，很多具有相当规模的义勇军都隶属于它或受其援助。 你要说这里面没有作为当时北平最高军政长官的少帅的影子，打死我也不信。 受北平救国会直接领导的，是辽南义勇军，总部在辽宁鞍山的海城。这支义勇军在领导层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学生多，军队高层里很多都是一扔下书本就拿起枪杆子的白面书生。当然和东北其他义勇军一样，他们也不排斥此地特产——绺子的加入。 这个跟前面介绍过的辽西溜子其实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胡子。 若论爱国大道理，绺子们肯定讲不过雄论滔滔、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但他们有自己的看家绝活儿，那就是打砸抢。 以前干这个，那是为了混碗饭吃。偷偷摸摸，还要受人指责，十分不爽。现在不同了，对日本人打砸抢，这是爱国行为，百姓支持，国家认可，少帅奖励，在驾轻就熟的同时，各个干得荡气回肠、意气风发。 辽南鲁宾汉，以4个人最让日本人头疼，可谓之“四大天王”。当地人至今还都能叫得出他们当年的“字号”：老北风、项青山、盖中华、蔡宝山。 字号是为了名头响亮。毕竟原来的名字是爹妈给的，谁生儿子时也没想到他不当科学家，不做企业家，以后会去占山为王。 不过后来这也成了一种遮掩真实身份的好办法。日本人对付抗日游击队，历来是找得到你本人就找，找不到本人就找家属。这些好汉都是当地人，在附近没有家小还有亲戚，没有亲戚还有族人。他们最怕牵连旁人。有了字号，日军搞不清他们到底姓甚名谁，也就很难株连九族了。 他们当然都是有名有姓的，但请允许我喊他们的字号吧。因为我觉得这样更加顺口。 “四大天王”里面，领头的就是老北风。 我看到有史料中把老北风叫做张海天，以为这是他的真实名字，但其实姓张是对的，海天却是他的另外一个号，这跟现在一个人有好几个QQ号或网名差不多。 海天者，意谓在海城，他就是天。 没办法，绺子嘛，就算是唬人也得往死里唬，要不然谁怕你。 能位列“四大天王”之首，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只要看看他的另一个字号老北风的由头就知道了。 关于这个字号，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他能够蹲着跑，而且跑起来一阵风。 蹲着跑应该怎么跑，我一时也没想明白，反正就是说他跑得特别快，大概相当于全运会短跑选手那样的速度吧，只是跑步的姿势确实古怪了一些。不过这我也想得通，中国地大物博，能跑善跳的多了，你不搞点异于常人的造型，如何能让人记得住。 另一种是说这兄弟天赋异禀，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也可以不戴帽子，光着脑袋去顶北风。 在下是南方人，不知道在东北的大冬天，如果不戴帽子在外面狂奔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既然他身边的人都认为此举不同凡响，那肯定是不同凡响，至少属于暴强一类的举动。 这两种说法可以解释老北风为什么可以做绺子，而且可以做“炮头”（专业术语，和“大当家的”相同)。 能够表现此人抗日意志的是最后一种说法。 说是东北麻将有个规则（我不会打麻将，不知道这个规则是不是在麻将桌上能通用），“本庄”最怕“北风”，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北风克本庄，老北风克本庄繁，“老北风”就这样被拿来用，并顶替了原先的“海天”旗号。 如果要归纳之最的话，老北风堪称国内抗日第一人，抗日旗号也是他第一个竖起来的（说大了去，也可以说是他主动打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5天，老北风等“四大天王”便率领手下400名兄弟，突袭营口的发电所和水厂，并将水电厂都炸掉了。 这招真够毒的，也不跟你硬拼，就断你电断你水，看你怎么办。 结果是整个日军占领下的营口立即陷于瘫痪。 饶是这样，关东军一开始也并没把老北风当回事，就以为是个普通土匪。汉奸头目凌印清在日本顾问的撺掇下，甚至还要来对他进行“招安”。 那时候关东军还未进入锦州，他们出钱出人（日本顾问），帮凌印清组建了一支伪军，让他肃清辽南辽西“匪患”，以便为日军长驱直入锦州铺平道路。 凌印清也是海城人，对老北风的厉害，他早有耳闻。这家伙大概看过一点水浒，以为不管多么厉害的绿林豪杰，只要“朝廷”有足够的“诚意”，最后都要乖乖地跟着走。于是他也采用这种方法，在老北风的山寨之下摆了大量的军械、被服等物资，然后带着200个荷枪实弹的亲兵（怕不小心被“做”了），亲自过来劝降这位传说中的“黑老大”。 看见没，只要你随了我，帮日本人做事，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带来的那一堆堆好东西都是你的。 这诱惑大啊。 如果是正规爱国军人，我估计他一定会正气凛然地对凌印清骂道：呸，你个汉奸，卖国贼，给我滚出去！ 凌印清狼狈而去——当然要想把他拖出去斩首也不太容易，毕竟这厮有备而来，还带着200个马仔呢。 形象是不错，场面很动人，但山下那些好东东就没有了。凌印清不是傻瓜，他带来的东西，你收了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跟着他做汉奸，当然什么也不会给你。 老北风不是正规爱国军人，确切一点说，他是个爱国绺子，也就是国要爱，好东东他也想要。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对凌印清的要求满口答应。 招安？那是好事啊，给“皇军”当差，多有面子的事。弟兄们早就盼着“归顺”的这一天了。 他还怕凌印清不相信，把山寨里的花名册都搬了出来，对凌印清说：你看，人全在这里，择日就可以等你老人家来改编了。 花名册都缴上来了，凌印清不由得不相信老北风的“诚意”。双方定了个好日子，然后他就喜滋滋地回家张罗去了。 晚上，老北风带人悄悄地把凌印清的住地包围起来。凌印清和他那200个伪军，甚至连枪都没摸到就被当场逮住了。 凌印清带来的好东东当然一个不少地都落入了老北风囊中。 这一仗漂亮还漂亮在，除了没费一枪一弹就活逮大把的汉奸和伪军，使关东军利用汉奸为他们攻取锦州“地雷”的企图落空外，还抓住了日军顾问3人、翻译1人、日本兵12人，堪称东北游击队在与日军较量中所取得的首次胜利。 在获悉此消息后，张学良特赏老北风、项青山（四天王第二位）金怀表各1枚、战刀各1把，部队军费5万大洋。不久，老北风正式加入了辽南义勇军的行列。 关东军自此不得不对这个“巨匪”引起高度重视。 民国二十年（1931年）冬天，关东军发动“剿匪”行动，200人的一支部队一路跟踪而至，突然对义勇军驻地发动袭击。此时老北风身边把他自己加起来，不超过10个人。10个人打200个关东军，谁都认为这回跑不脱了。 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每当我在影院里看到类似场景的时候（特指主角被包围了），我都明白，这是导演准备让自己的主角尽情耍酷的开始。 作为观众，我们一定要保持镇静，要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作为主角的英雄是决不会轻易倒下的，被剐掉的只是周围作为陪衬的那些坏蛋们（俗称龙套）。否则，这片子没法演下去啊。 老北风上演的是英雄大片之现实版。 他跑得快，不怕冷（前面都交代过了），地形又熟，带着9个弟兄跑到了辽河堤岸上对日军进行阻击。 辽河上结了冰，日本兵可以踩着冰跑过来，但一到河中央就没戏了。 因为进入老北风他们的射程了。 不是就10个人吗，老北风把大家疏散开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竟然拉出了一条长达300米的防线，看上去300个人都不止。 既然是“炮头”，又是我们的英雄主角，那枪法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老北风使的是双枪（《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常爱摆的那种造型）——只要在他射程以内的，一人一颗花生米，公平合理，绝不赊账。 在这一射击游戏中（感觉应该是这样），他一个人就干掉了十几个关东军，堪称鬼魅型杀手。 就在日军人人自危，再也不敢随便跑到河中间来玩儿的时候，他带着9个弟兄，吹着口哨，从容离去。 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闲庭信步，有此经历者，当可为之列传，名曰：传奇。 其实，老北风本身，就是一个如何从骚扰民间的绺子转变为一代良将的传奇故事。 加入辽南义勇军后，他是有变，也有不变。 变者，土匪之习气也。 老北风部队有四不准：不准抢劫，不准奸淫，不准扰民，不准投日。对这四不准，他亲自监督，且毫不含糊。 有手下兄弟不理解。后面三个好说，前面一个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我们以前可都是做绺子出来的，抢劫，这是咱的专业啊，怎么能说丢就丢呢。 老北风的回答是：我说的是不准抢劫老百姓，你有本事，可以去抢日本人嘛。 有人不信邪，旧病复发，偏要去干绑老百姓票的勾当，结果被老北风一枪给崩了。 来真格的，大家全信了。 这么说吧，你要说老北风的部队变得和后来的老八路一样，那就吹过头了，但至少已能做到严守纪律（“四不准”），像一支拉出来就能打鬼子的队伍了。 不变者，绺子之务实也。 绺子这行当，最重实际，向来是抢一把就跑，绝不拖泥带水。用在对付日本人上面，就形成了老北风作战的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很少主动跟日军进行正面交锋，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破坏铁路，可以说是一支东北版本的铁道游击队。 如后来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这也是当年辽南义勇军的真实写照。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像枣庄的微山湖游击队那样，扒个火车就跟玩似的，但骑着马破袭铁路，拦个货车，甚至攻击沿途车站，也是抬手就来的事。 面对着长长的铁路线和对方变幻莫测的游击打法，南满铁路守备队无能为力，根本不知道应该朝哪边去堵缺口。 另一桩事情也能说明老北风的“绺子式”办事风格。 在《铁道游击队》中，微山湖游击队的武器，似乎主要来源于打票车或者劫军列——那些装满枪支弹药的日本军列。我小时候看这部电影时，就最爱看刘洪大队长飞身上车后，把机枪一挺一挺往下面扔的段子，那感觉就是狠狠赚了日本人一把，心情实在爽歪歪。 这样的好事，老北风不可能每天遇到，而像凌印清那样带着大包小包军火来自投罗网的笨蛋汉奸也不多见。 缴鬼子的枪和子弹来用吧，也比较难，这帮孙子有个特点，就是死都不好好地死，往往咽气前都要把枪毁掉（八路军新四军建的兵工厂，其工作之一就是修这些缴获的破枪）。 作为辽南义勇军的主力部队（辽南第3路），其武器供应主要来自于它的上级机构——北平救国会。这样做一开始还没有问题，来援的军火可以从北平经锦州，从陆路通过秘密渠道运达。但后来随着锦州沦陷，此路渐渐就不通了。 怎么办，打仗多了，弹药就有穷尽的时候，总不能用木棍子去捅鬼子，砸铁轨吧。 在这方面，老北风自有办法。 我概括了一下，在“四不准”之外，他还有“四准”；准因陋就简，准废物利用，准自给自足，准绑票勒索。 老北风有个武器作坊，里面的师傅都是原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工人技师。这些人在一无机器、二无原料的情况下，把中国人的民间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不是没子弹吗，那就去捡空弹壳，然后用碎铅生产铅弹头，压上引火帽后照样使。手榴弹也好办，直接收集一些玻璃瓶子做成燃烧弹来代替就行了。 后面这一种，我还专门查询了制作方法，据说是在空瓶子里面装上用硫黄做成的火药，插上导火线，用黄泥封好口，投掷前用火点一下就行了——连现在中国货轮遇上索马里海盗都用这一招，只是由于没有火药，可能炸起来没那么猛而已。 令人惊异的是，老北风的作坊也造枪。这种枪有一个名称，叫“铁公鸡”步枪。史料上又把这种枪叫做单打一、撅把子、独角牛。 这个不解释可能会有点搞不明白。所谓单打一，是指这种枪只能装一颗，打一颗（这一点比较像铁公鸡）。撅把子，是说每次发射后，一定要将握的枪把向下撅开，才能退壳上子弹。独角牛，则是由于射击前，必须将枪上的一个击锤扳开，因击锤酷似牛角，故此得名。 土，那是相当的土，但你还不要看不起它，抗战期间的游击队基本上都用过。也没别的好处，但造起来简单啊。再说有聊胜于无，总比扛个木棍子上战场强吧。 以上“枪支弹药”，威力当然谈不上有多少，不过用来吓吓人某些时候还是可以胜任的。这个就叫因陋就简，人穷也有穷的过法。 以下是废物利用。 话说日俄战争时，日军采用“封闭战术”，想把老毛子的远东舰队都一家伙堵在旅顺港给憋死。没想到连封四次都没封严实，反而让俄舰炸了窝一样地四处乱跑。其中有几艘顾头不顾腚，慌不择路之下，一头钻进海城的三岔河，搁浅在河滩上了。 这些东西，日本人不一定知道，在海城土生土长的老北风再清楚不过，没准小时候还天天爬上去玩呢。 船是早就不能开了。舰炮也锈得不成样子，但架子还在那里。老北风就让人把它们拆下来，让作坊的师傅们拾掇拾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只要能发射就行。然后他在炮里面填上十几斤铁片、碎屑和火药，便把老舰炮改造成了新土炮。 别瞧土炮外表锈迹斑斑，颇不起眼，却生猛得很，射程可达5里之远，多了不行，一间房子总可以覆盖得过来。 老北风的部队，下了山后说穿了就是一支农民部队，不发工资，没有粮饷，除了抢日本人能分到一点东西，其他一穷二白。那就只好八仙过海，自给自足了。 简单来说，就是不打仗的时候可以回家种地搞生产，要打仗了，一声招呼，拿上自己买的刀枪，骑上自己养的战马，背上自己种的粮食，找到大部队一道干。 最后一条听上去比较雷人：准绑票勒索。 你不是说老北风“四不准”里面不准抢劫（包括绑票）的吗？ 那说的是不准绑中国老百姓。如果你不是，那就悬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是一直保留解释权的。 老北风要绑的票不是一般的票，而是英国票，还不是一般的英国票，而是两张很金贵的英国票——英国普济医院大夫的女儿和亚细亚火油公司（英国壳牌石油子公司，当时实力超过美孚石油）营口公司老板的公子。 人质到了手上，好吃好喝好招待（“按照英国习惯供给饮食”），然后给这两家单位一家寄一封信去，要他们负责给义勇军提供军饷。 老北风知道这两家都得找日本人算账，所以开出的单子一点客气的没有：步枪1000支、子弹15万发、手枪5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言明“全要新的”，别拿二手货来糊弄我）、大洋1000块。 收到信后，两家果然都拿着信件到领事馆告状去了。英国领事把事情通报给了本国大使。 英国大使得到报告，马上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交涉： 就你们会瞎搞，弄一个什么满洲国出来，结果治安越来越糟。现在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总之得赶紧把人给我完好无损地捞出来。 当时伪满洲国已经建立了，可英国从来不承认，只要出事，一榔头就直接敲到日本人脑门上。 日满坐下来商量，觉得如果照老北风开出的单子给，威胁太大。那是抗日武装，拿了枪摆明是要回过头来打你的。 所以他们就派人跟老北风谈判，表示可以把军火折成钱，哪怕多给点也行。 老北风坚决不答应，表示不给军火不给人。 有种你就派兵来打好了，老子奉赔。撕完票再打（这一点比较狠），反正豁出去了，砸锅卖铁就这一回，打赢打输都一样（“胜败一概不顾”）。 事情拖了一个月，还是毫无结果。英国人问起来，日本就装无辜：这事是满洲国弄的，跟我们国家无关啊，而且土匪开的条件太高了，你得让我考虑一下。 英国火了，我的人质在那里受苦受难呢，还考虑个屁。难弄？那是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少在我面前装无辜，姥姥。 有实力的人办事就是不一样，英国马上派南洋舰队3艘巡洋舰从新加坡直接开到营口。 不干什么，就是示威，那意思，你不把这事给我摆平了，我就打你。 大佬生气了，日本人哪里还敢再有所怠慢。 他狂，那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弱国面前狂，见了这些欧美列强也就跟小弟见到大哥一样，只有跪下来舔皮鞋的份儿。何况那时候英国虽然内囊已经有些空了，但日不落帝国的架子还在。别的不说，就日俄战争前，它赏脸肯跟日本签了一个日英同盟条约，就差点没把后者给乐晕过去。 有身份的人，咱得罪不起啊。 不管心里多么憋屈，到这个地步，日本人也只好照单抓药，把军火装箱打包，乖乖地送到老北风手里，然后领回人质交差。 老北风如愿以偿：拿着日本人给的武器再去打日本人，天下还有比这更爽的事吗？ 这个段子，在以提出“潜规则”著称的吴思的中也曾出现过，不过他是把这桩往事列入土匪绑票之“血酬”例证的。尽管吴先生一直是我深为敬重的学者，但可能是由于角度和切入点不一样，在这里，我仍然要不揣浅薄地说上一句：老北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国土匪，这件事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土匪的行径。 民国时代，土匪绑洋票其实并不鲜见，但这回为赎票买单的却既不是人质家属，也不是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军阀，而是侵占东北的日本人。 在老北风给英国人的那两封信中，其实已经开宗明义地道出了这件事的性质所在：如果日本能在一周内撤出满洲，我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树大招风，随着辽南义勇军和老北风的名声越来越大，除了招兵买马不用贴广告外，关东军也常常跑来做客。 驻海城的河野基英大尉就是一个。 这兄弟估计是个倒霉鬼（我查过，反正陆大名单里没他），辽宁那么大，什么地方不好去，偏偏被派到海城这么凶险的地方来了。 要知道，这里可是辽南义勇军的总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四周围都是“匪”，扑都扑不灭。在这里面，尤其让河野不省心的，当然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北风。 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有一天，河野实在受不了了，下决心要找老北风干上一架。 他打听到老北风经常在盘锦的沙岭镇一带活动，就选了个好日子，带上200日军，300伪军，坐着车浩浩荡荡地往那里开去。 到了沙岭，却没找到老北风。河野判断老北风可能不敢正面跟他交锋，不过这个人的脑子倒是转得挺快，想想这里是老北风部队的根据地，说不定出去转了几圈还要再转回来。 哼哼，这回我偏偏不走了，等你。 傻劲一上来，河野晚上连觉都不睡，就带着日军在沙岭埋头苦干，修筑工事，摆出了一个守株待兔的阵势。 他猜得不错，老北风过了一会儿真的回来了。 不过是来取他小命的。 既然是游击队，选择的当然都是占便宜的打法。 还记得东北军放弃锦州前打的那个铁甲车遭遇战吗？当时跟19旅携手杀敌的就是老北风率领的辽南义勇军。在那次战斗中，义勇军就屡屡采用伏击方式打击日军，其战果不比作为职业军队的19旅差多少。 现在，老北风又想用什么法子来逗逗这个自以为是的河野呢？ 他手里有3000多人，人是不少，但论武器和实际战斗力，却还是要比河野带来的日伪军差上不止一截。 要打赢，那就得看变戏法的本事了。 论变戏法，没人能强得过老北风。 人还不够是不是，变啊。当初辽河边“闲庭信步”时，能把10个人当300个人来用，如今也一样，而且更不得了。 他把3000人分成四路，从东西南北同时向沙岭镇的日军发动突然进攻。 这位要说了，兵宜集中不宜分散，你把他们拆开来，不是显得人更少了吗？ 那得看什么时候。白天你要是这样干，那就是标准找抽型的，非得给人家各个击破不可。 老北风选的时间是晚上9点钟的时候。那时候天黑了，日军也没有夜视镜，根本看不清义勇军来了多少人，只知道四面八方密密麻麻，全是人。再一鼓噪，3000人，河野准以为是3万呢。 这人的心先慌了，哪里还能打得好仗？ 如果嫌武器不行，那也能变。 干游击队的，都是民间的点子大王。老北风让人事先把爆竹放在水桶里，部队一发动进攻，就噼噼啪啪地燃放起来，再用那个舰炮改装的土炮轰一下，音响效果比美国大片还逼真。 这么老土却有效的打法，河野根本连见都没见过，怎能大脑不缺氧。 进攻发起后，项青山从西路打得最急，这一边的日伪军见对方来势凶猛，就想往沙岭镇内躲一躲，以便稳住阵脚。没想到由于指挥系统出现混乱（河野已经晕场了），其他日军根本就不知道退过来的是自己人，还以为是义勇军突破防线冲过来了，赶紧予以还击。 这下好了，义勇军反正子弹也不够用，干脆就不打了，蹲一旁看热闹。只是偶尔放两个鞭炮，给双方助助兴。 日伪军到底战斗力强啊，一直打到天亮才歇手。 不歇手不行了，因为指挥官河野大尉已经被打死了。最冤的是，这兄弟临死都不知道射死自己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是役，日伪军伤亡100余人，两卡车都没拉得过来，这里面一大半都是“误伤”的。 这趟属于日军来惹老北风。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回敬一下，总觉得过意不去。 老北风准备到海城去逛上一逛。 照例，首选目标是海城火车站。 想抄老北风底的河野属于闭着眼睛来抄底，对手的虚实都没搞清楚，结果反被人家抄了底。老北风则不同，他在出手前一定要把这些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以我的小人之心揣度，大概是做绺子做出的习惯，不搞清楚目标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决不轻易下手，贼不走空嘛——开个玩笑。 第一天，老北风派出了几支部队对海城及其附近满铁所属区域发动攻击，但这其实是佯攻。派出来的也并不是什么战斗部队，而是侦察小分队。他们打海城是假，进行火力侦察是真。火车站里有多少鬼子，武器怎样，战斗力如何，卧底便衣都不用派，一打全知道。 通过这次佯攻，老北风不仅摸到了海城火车站的底，而且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离此3里，有一个大矢兵站，里面存放了大量军用物资及军草垛（喂东洋战马的）。 得到这个情报，他两眼放光，连海城火车站都暂时不打了，一门心思地盯上了兵站。 三天后的晚上，还是9点（这算是一个吉祥时间了），辽南义勇军突袭大矢兵站，并点燃了军草垛。守卫兵站的是南满铁路守备队，他们惊慌失措，没能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当天，军草被烧掉30余垛，大批军用物资化为一道青烟。 大矢兵站是当时日军在辽南的一个大兵站，此处被袭，南满日军后勤补充受到很大影响，连关东军司令部都对此大为震惊。 对海城火车站，老北风采取的则是疲劳战术，也就是隔三岔五地就要去骚扰一下。那种骚扰还不是一般的骚扰，声势往往很大，每次都要以2000到3000人进行包围，包围了也不往里面死冲（那样倒便宜日本人了），而是在外面吓人，反正不把驻守车站的日军吓到口吐白沫，决不退兵。 人是最不经吓的，日军也不例外。次数多了，这帮人犹如惊弓之鸟，稍有个风吹草动，就得找地方先躲上一躲。据说有一天晚上，海城附近有个村子里面请神汉驱鬼，放了一会儿爆竹，当时就把城里的“日本鬼”吓得够戗，还以为老北风又来拿他们寻开心了。 最后一次进攻海城，老北风索性一把火把车站全给烧了，这下大家都别惦记了。 <h3>义勇军进行曲</h3> 好了，说过风格较为鲜明的辽南义勇军后，我们再来说说另一支义勇军。 我有一个体会（完全是个人的）：我们对自己身边非常熟悉的东西往往容易淡漠或不予深究，比如说国歌。 几年前，我随一个团队在昆明的一座山上玩，看到路牌上有写“聂耳墓”，很激动，便想去探访一下。无奈那是一个扬旗排队的旅游团，同伴中文人基本没有，“骚客”估计也就只有我一个。对看一个死人墓，没人提得起兴趣（尽管他是无人不晓的聂耳）。我这人集体观念还是很强的，于是只好作罢。 我对聂耳墓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两点，其一，我这人爱假充斯文，比较喜欢文人的那套东西，比如说这里如果有一个划船项目，又有一个名人故居，给我选，我肯定选后者；其二，我从小就听说聂耳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后来知道并没这回事，人家日本还很欣赏他的才华，专门在他溺死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觉得这事很离奇，或者说蛮有故事性。 请原谅，从头至尾，我就没当他是国歌的作者看。 因为那首歌真的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根本就不想了解它的起源，知道它的历史，体察它的精神。 我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把歌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在心里默念几遍，也许我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是饱含深情的。因为歌中描写的其实就是一支真实存在过的义勇军：他们曾在东北“发出最后的吼声”，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惟其真实，惟其感愤，惟其激越，才能传之久远，打动人心（“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否则，不能解释“红歌”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代表歌曲。 这支义勇军，就是辽东义勇军。 在那个时代，辽东义勇军发展最快，风头最健，为各路义勇军之翘楚。 吉辽地区的义勇军，都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辽南义勇军，上层知识分子多，但中流砥柱却是绿林出身的老北风等人；辽西义勇军（黄显声等组织），以警察为骨干，有部分绿林加入；而辽东义勇军，领头的则大部分是军人，绿林人物很少。 辽东义勇军的诞生，与两个人有很大的关联，或者可以说，是这两个人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成就了它。一个是于芷山，原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便带着家当投了日本人。日军在攻占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差不多全集结过去了，帮着他们看家的伪军，除了张海鹏，就是这个于芷山。 另一个人是于芷山部队的一个团副，叫唐聚五。 唐聚五是东北讲武学堂第6期步兵科的，比黄显声低3届。他是那一期的保送生，也就是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去读书了，而保送人，就是张学良。有了这层关系，他跟黄显声一样，都属于铁了心准备跟着少帅干的东北军少壮派。 刚开始，于芷山因为把不准时局方向，没有贸然投敌。但当唐聚五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投降了日军，他主动请求带兵予以讨伐时，于芷山却不同意。 人微不一定言轻，匹夫亦能救国。一气之下，唐聚五便跑到北平去找张学良告状（那时关内关外来往还很方便）。张学良当然支持他，马上升其为团长，要他回去见机行事。 可这个团长当得实在是晚了一点，因为等唐聚五回来就职时，他发现于芷山已经带着省防第1旅降敌了。他紧赶慢赶，只追回来两个营。 但就是这区区两个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了37个师（当时称为“路”），有24万人之多，成为义勇军中数量最多的一支部队。 由此可知，如果东北军缺一个组织部长的话，唐兄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人多，不一定都能打仗，何况也没有这么多的武器可以供他们使用，所以辽东义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拿大刀长矛的比拿步枪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也和辽南义勇军差不多，即围着铁路打游击，拦拦火车，炸炸桥梁，那是家常便饭。 由于辽沈铁路被过于“关照”，南满线上曾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关东军甚至一度不得不考虑停止列车的晚间运行。 除了进行铁路破袭外，辽东义勇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火烧沈阳东塔飞机场（原属东北军）的飞机仓库，一晚上烧掉了14架日机，把日军飞行员心疼得直掉眼泪。 对义勇军这种在自己家门口大闹天宫的做法，关东军当然不能不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能让于芷山的伪军先出马，给他打头阵。后者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势跟日本人要了一批上好的军火。 让于芷山和关东军都没想到的是，这批武器拿到伪军手上没几天，就换了主人。 如同辽南的老北风爱把爆竹放在水桶里跟日本人玩恶作剧一样，唐聚五的辽东义勇军在对付于芷山伪军时也用上了这一招，而且更有创意。 一是不用水桶了，用煤油桶，铁家伙一碰到炮仗炸得还要响还要欢。 二是如果在一个固定地方放爆竹，效果还不够逼真，要逼真，就得搞成动作片。辽东的这些人脑子真够好使的，他们找来了驴子，把铁桶系在驴背上。鞭炮一点，驴子马上吓得四处乱跑，听起来就好像很多人端着机枪在冲锋扫射一样。 三是大打“神经战”。辽东义勇军人多子弹少，舍不得用，晚上就拿爆竹在伪军耳朵边放，而且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弄得跟义勇军打交道的伪军各个精神衰弱、委靡不振，晚上不打仗的时候硬挺着，白天真打仗的时候却一个劲地要打瞌睡，结果当然不经揍。 拜运输大队长于芷山所赐，辽东义勇军有好几支部队都鸟枪换炮，扛上了日本原产的“三八式”。 这样的送法，关东军再有钱也受不了，于是便挤出一股兵力前去督战。 伪军“贱”，日军“贵”，从日伪军的排兵阵容上也能看出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 枪弹无情，一般来说，先死的总是前面的人。谁知道这些伪军打仗虽然无能，保命却很有一套。义勇军的枪声一响，他们马上呼啦一声闪到了两边，就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默契。这可把后面的日军给害苦了，连找掩体都来不及，全都直挺挺地暴露在枪口之下。 仅通化一战，日伪军就被打死1000多人，义勇军挖了一个超级巨坑才收拾干净。 面对义勇军的燎原之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头大如斗。 如果克他这个“本庄”的就一个“北风”那还好说，问题是现在不止一个老北风，东西南北风，都一个劲地从门窗里刮进来，把他冻得牙齿咯咯作响。 满洲真不好待啊。 刚刚解决马占山、李杜这些大牯牛，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却不知从哪里又跑出来这么多义勇军，赶也赶不尽，扑也不扑灭，这可怎么是好。 当时关东军能调配的部队应该说也不算少，除铃木旅团（驻齐齐哈尔）、村井旅团（驻辽阳）以及吉辽两省的铁路守备队外，还有一个很能拿得出手的仙台师团（驻哈尔滨）以及临时客串的朝鲜龙山师团（驻锦州）。 但把这些主力的非主力的部队加一块儿，往东北一撒，马上就不见影了，根本就不够用，依靠他们，只能勉强控制一些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稍微偏远一点的，就只能采取补窟窿办法。这边发现义勇军了，派部队到这边去，那边又有了，再派部队到那边去，赶场子一样地到处乱跑。 等到占领哈尔滨，连赶场子都来不及了。哈市周围，除了李杜、冯占海余部外，也冒出了义勇军。 看到关东军在守备上已经捉襟见肘，参谋本部决定增兵东北，实际当家的真崎次长为此大开了绿灯。 在此期间，虽然朝鲜龙山师团已打道回府，返回朝鲜，但来了第8师团（弘前师团）和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一进一出，反而多出了1个师团。等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日本又迫不及待地把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调过来，这样关东军就破纪录地达到了4个师团。 此外，关东军飞行队也得到了国内增派的4个中队，加上原有的5个中队，麾下共掌握9个飞行中队。 给的人多，要求自然也水涨船高：不仅要打大的，也要打小的，不仅要完全控制北满，也要确保吉辽的“治安稳定”。 正文 第六章 东北调查 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调查，日本为这次调查添设障碍，增加难题，调查团与之斗智斗勇，最终揭开了“9.18”与伪满真相。投靠伪满的马占山迷途知返，在日本人那里狂捞一票后，从容“越狱”而走。 那段日子，重压之下的本庄繁确实比较烦（繁），比较烦，比较烦。 更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有人告诉他：李顿调查团驾到。 和原来预期的相比，调查团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李顿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车，几天后就能出关。 事实是，直到月底，他们也没能到东北。 游山玩水去了？ 确实绕了一下，去过湖北、四川、山东、天津，但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按照国联的要求进行中国国内情况的调查。 那关内调查完了，总该在东北现身了吧？ 又过了大半个月，还是没到。 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训》中，曾国藩从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没有火车汽车出租车，半个月也到家了。怎么这个调查团如此之慢？ 调查团的先生们，再心不在焉，也不能这么应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着你们呢（那时候的所谓全世界，主要是指欧美和亚洲的几个小国家）。 事实上，调查团早就到了华北，并会见了“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之一——张学良。 可是到了山海关却被一个东西卡住了，出不去。 这就是所谓的顾维钧的“入满问题”。 <h3>入满问题</h3> 按照国联决议，调查团委员以李顿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国代表各一人组成。除此之外，为协助调查团工作，中日双方还要各派一人出任顾问。 这个顾问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员，也就是公务员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济私。二是必须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则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两个条件，有外交奇才之称、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的顾维钧全都符合，中国方面当然就选他了。 谁知正要入“满”出关时，伪“满洲国”却意外地提出来，说别人都可以来满洲，只有顾维钧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日伪其实纯属没事找茬。 到现在为止，满洲国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热闹过后却发现无人捧场，也就是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 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来的国联调查团好好说说“满洲国那些事儿”，可人家没好气地来了一句：满洲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此时的“满洲国”就像那个戴顶帽子就想装人样的猢狲一般，只好涨红着脸，躲一边去了。 郁闷啊，一定得想点办法才行。 事情交给了伪满“外交部”。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叫谢介石。 他是台湾新竹人。 当年跑到满洲来碰运气，除了日本人、朝鲜人，还有台湾人。 那时候的中国台湾人其实也就是日本人。 这个好像有些不对，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或思维模式来看问题。中国台湾割让那么多年，总督都换了好几个，而且客观地说，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治理还是不错的，也很注意收买民心。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聪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后，在中原仍然是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则不同，属于拨着算盘过日子、平时买个萝卜青菜都要记明细账的那一类。 虽然他一到中国内地就会失心疯一样地乱打乱杀，可那是因为明知都不是自己的东西，糟蹋了也无所谓。台湾你试试看，锅碗瓢盆哪一样弄坏了，最后还得自己买单。这种傻事他可不干。 我看到过一则回忆材料，说抗战胜利，中国台湾回归后，当地人发现来接收的民国政府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好，很多人甚至都怀念起了日据时代。 这恐怕是事实，虽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会很不是滋味。 谢介石为了出来混，还把他的日本国籍改成了中国国籍——抗战胜利后，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汉奸抓了起来，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彼时的谢介石却是台湾人的偶像。因为台湾是个小地方，像他这样能在外面做到这么大官的，还是第一个。据说，当时沿着他的“成功足迹”，跑到满洲来求“发展”的台湾人有成千上万。 有着中国国籍，却有着日本和中国台湾情结的谢介石，当然不会向着中国说话。不过一般情况下，外交部还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下属比他还牛。 一般情况下，他得听他下属的——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 在伪满洲国，只要总长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次长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摆设，后者才掌握实权。 大桥认为，既然李顿调查团不把我们当棵菜，那就找借口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满洲国”是个人物，也才能引起国际的关注。 可是怎么给颜色呢？ 李顿调查团里的那几个“鬼畜”所代表的国家都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就只能找中国人的麻烦了，而且顾维钧早在巴黎和会时就出名了，日本人对他也相当忌惮。 为了不让顾维钧入“满”，大桥找了一个纯属莫须有的理由，说中国顾问一来，就会干扰公正调查，对“新政权”（伪满）不利。 真是笑话，那日本顾问不还一路跟着去了上海吗？ 大桥的说法是：你说的是日本顾问，我这里是满洲国，跟我们不是一家的。 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调查团知道一下，我们“满洲国”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摆着看看的，我们是有力道的，是独立国家，想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 如果这事办成了，李顿调查团再回去一宣扬，伪满自然就会倍儿有面子，不怕其他国家不承认。 调查团团长李顿生气了。 堂堂调查团的顾问竟然不能一道进满洲，哪有这种规矩？ 他马上找芳泽外相：搞什么名堂你们？ 芳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副很吃惊很无辜的样子：我们这是两个国家唉，他们不一定能听我的（“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不过您老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他装模作样地发了份电报给日本驻长春领事（伪“满洲国”的“首都”在长春），让领事通过外交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斡旋（指伪“满洲国”和中国政府）。 其实他与大桥在这件事上一直有电文往来，后者想怎么做、目的是什么，都要一一向他汇报。 你们就做戏吧。 顾维钧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调查团的人，随团出关入“满”那是我的正当权利，决无动摇。 对此，李顿代表调查团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既然日本顾问可以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那顾先生同样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们也不去。 这下子大桥没话可说了，毕竟他不敢把调查团的人都得罪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进入东北的路线上挑起了剌。 调查团本来是要走陆路，即从北平直接前往东北。大桥提出来，走陆路不行，你们得走水路，乘船从大连进入东北。 在伪满成立以前，大桥干的一直是领事，因此对许多外交细节都很注意。他提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走陆路，必然要出山海关，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让调查团看到什么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如果走水路，这些顾虑就没有了。因为大连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被日本占领着，“九.一八”事变时也没打过仗，比较“经得起看”。 对这个提议，李顿起初不同意，但当调查团一行乘坐专列要出关时，却被驻在山海关的关东军给拦住了，说只要顾维钧在火车上，他们就坚决不会让车开过去。 眼看时间越拖越久，实在耽搁不起了，调查团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过“努力做工作”而达成的妥协方案，即由李顿率调查团经山海关走陆路，顾维钧随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国方面派军舰护送至大连。 <h3>制造民意</h3>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调查团终于到达沈阳。 看到顾维钧跟着调查团一齐出现在面前，大桥没皮没脸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可是让姓顾的进来了，你们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让他进调查团过把瘾。 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李顿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别人屋檐下，有时低低头也是必要的，就应承了下来。 来到东北后，一开始调查团并没打算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但关东军马上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起了绊子。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你知道，在这块地面上如果不跟伪满打交道，绝对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在这种情况下，李顿才感到如果坚持不跟伪满打交道，这趟调查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他首先登门拜访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说希望通过他与“新政府”（伪满）取得联系。 看到调查团已经知情识趣，改弦更张，本庄繁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就帮他去找人了。 接下来，调查团逐一会见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方主要当事人以及伪满包括溥仪在内的部分高官。 在会见过程中，李顿始终只认真聆听而不轻易表态。 几天之后，他基本理清了头绪——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共两个。 第一，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第二，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第一个是责任问题，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不是有一个柳条湖吗，去看看现场就知道了。 第二个才是关键，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决定着满洲问题该如何对待、怎样处理。 如果建立满洲国是东北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当地人拥护它，那这就是中国的内政，国联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设后面还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黑幕和猫腻，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围绕满洲国问题的调查，一场看不见的暗斗已经悄悄布局。 在这场斗争中，为了揭露事实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在哈尔滨，就有5名中国人、2名俄罗斯人、1名朝鲜人因向调查团递交请愿书而惨遭毒手。至于被逮捕、关押并受到迫害的则更是不计其数。 睿智如李顿，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会如此疯狂地掩盖事实真相。 为了演好这场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戏，板垣和土肥原，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哈尔滨，可都是机关算尽，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有一阵，甚至连最善此道的老特务土肥原都忙得晕头转向，经常神经过敏。 那个身为伪满外交次长的大桥没羞没臊，厚着脸皮硬是要挤进调查团，当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和阻挠调查团的行动。 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关东军还派来了大批警察为调查团提供“保护”。一夜之间，调查团的周围几乎都变成了警察的世界。 在所住宾馆里，除了调查团的人，其实都是警察。旅客是警察，服务生是警察，连来收垃圾的都是警察。 不爽，想上街？ 告诉你，街上也一样，凡调查团能接触到的，无论是商店老板，还是饭馆小二，甚至一个剧场卖票的，他们的秘密身份都可能是：警察。 实在受不了你们，钻厕所吧，这样你们总没办法了吧。 别做梦，没准旁边蹲坑的正在给你做记录呢。 这些警察除了要“保护”调查团兼客串群众演员外，还得去那些“可疑人士”的家门口站岗望风，以防止他们跟调查团接触。 所谓的“可疑人士”那也不是一点半点，凡是有俩钱的中国商人大都划在此列（原因后面还要说到），所以到后来，警察都不够用，无奈之下，土肥原只好把一些土匪出身的人都找出来，扔件“满洲国”军装往他们身上一套：去，别闲着，给我放哨去。 有人怕这些有“案底”的人乱来。土肥原的说法是，从现在开始，这些人就是满洲国士兵了，他们就算犯了罪，也跟我们日本无关！ 令人发噱的是，这帮土匪还真以为“皇军”老人家要重用他们，因此表现得十分敬业，让他们站岗就站岗，让他们盯梢就盯梢，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就在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后，他们还缠着土肥原给他们转正，说是再也不想当土匪了，要长期吃“公家饭”，干警察，把个土肥原弄得哭笑不得。 满洲调查的焦点在哪里，李顿清楚，关东军也清楚。因此，一方是要尽力了解民意，另一方却是要拼命“制造”民意。 民意也能“制造”？ 怎么不能？ 先是要去掉关东军痕迹，让调查团认为满洲已经是真正的“华人治华”。 调查团没到沈阳之前，日本人就忙开了。原先满大街宣示“皇军军威”的标语都被刷了个干净，连日本宪兵队门口挂的木牌子都先摘下来，准备等调查团走后再挂。 李顿一行无论是到沈阳还是哈尔滨，能够看到最多的人，除了警察，还是警察，而且清一色的不是中国警察，就是白俄警察（俄国人干这职业就跟印度人适合做巡捕和门卫一样），愣没一个日本人掺和在里面。至于当兵的，也都是伪满的中国兵，那什么日本关东军和宪兵队，就跟稀有动物一样，一般情况下绝难见到。 他们都回日本去了？ 没有，哪能呢，都还在街上站着哩。只不过换了个马甲，披上了伪满洲国的军装。 皇军变成了伪军，尽管很委屈，但暂时也只能这么受着。 就这样，还是出了娄子。 在调查团刚刚抵达哈尔滨时，一个负责警戒的日本宪兵（当然是穿着伪军马甲的）忽然向调查团冲了过来，手里还举着一封请愿信。旁边的日本军警顿时都傻了眼，赶紧一拥而上，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一边。 一审讯，原来这个日本宪兵是朝鲜人。他见国联来调查东北，就想到自己国家的惨状，便打算趁这机会找调查团鸣冤叫屈。 用他信中的话来说，满洲才不过被日本占领了几个月，国联就这么重视。我们朝鲜被日本吞并20多年了，你们怎么连管都不管？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都能出这种事，真是防不胜防，可把老特务土肥原给累坏了。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他干脆也组建起了“请愿团”。 当然，“请愿书”都是事先编好的，去的人只要签个名就行。除此之外，在见到李顿调查团后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也都规定好了。简单说来，就是只准讲“满洲国”好，不准讲“满洲国”坏，如果现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或者干脆不说的话，回来后枪毙！ 土肥原想想这样还不保险，声势不够大啊，于是又琢磨出了一个群众游行的点子。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管他是华人还是白俄，只要名义上跟日本人没牵连的，都被他赶到街上去游行。在日军的枪口下，大家迫于无奈，只好左手举“满洲国”旗，右手拿“执政”画像（溥仪的），一边走一边高喊“满洲国万岁”。 此举就是要让调查团看看：这里的群众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国家——满洲国啊。 到这里，关东军认为应该万无一失了。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还怕个甚？！ 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号“聪明人”。 <h3>大漏勺</h3> 在所有“措施”里面，土肥原们最自鸣得意的，大概就是把调查团所住宾馆围得犹如铁桶一般的警察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漏勺。 这些警察当然不敢用日本人。离调查团这么近，要是谁急了，一不小心来上一句“八格牙鲁”，那就全露馅了。只能用中国人，至多也是白俄或者朝鲜人。 在派他们前去执勤时，土肥原们可是都交代过“纪律”了。这些人当面答应得很好，一转身就都变成了东北版的“余则成”。 身为基层警察，他们平时没少受日本人的气，而且都清楚地知道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实际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不仅他们本人成了揭露东北真相的活证人，而且主动张罗，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巧妙地帮助调查团秘密会见了许多相关人士。 在东北调查期间，李顿调查团共收到各方来信1500多封，其中多数都是通过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警察们转交的。 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趁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给调查团递话：别看那信，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 在所有调查团成员中，被关东军“关照”备至的自然是中国顾问顾维钧。他是享受“星级待遇”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被警察看得死死的，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其他人可以出门，他则哪儿也不能去，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旅馆里。至于想见见东北的中国人，那更是连想都不要想、提都不用提的事情。 但顾维钧是什么人，那是老江湖了。这点小伎俩，在他看来，简直有些弱智。 你们不是不让我出去吗？行，出去我还嫌不安全呢，有你们在这里保护我最好不过。 不能走路，不是还有张嘴吗，搞外交的靠什么，就靠一张嘴。 只能做住家男人的顾维钧充分发挥了他名嘴的作用。李顿告诉他，很多受调查的中国人不敢讲实话。他就向这位调查团团长面授机宜：有人是肯，也敢讲真话的。 谁？ 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的那些中国经理啊，虽说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属于英美雇佣并保护的高级职员。日本人轻易不怎么敢动他们。阁下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 李顿一下子茅塞顿开。 搞调查这个东西，怎么提问非常关键，那是有很多道道的。 对顾维钧十分欣赏的李顿采纳了他建议的很多调查问题。 比如：当初到底是谁陪同溥仪到长春的？（可得出结论：土肥原） 满洲国是谁发起的？（可得出结论：关东军） 满洲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可得出结论：前者就是后者鼓捣出来的） 这些问题，虽然看上去都是一些细节，却都是最能够揭露伪满实质的一把把利剑。 <h3>伪满真相</h3> 在满洲的这些日子里，李顿拨开云雾，逐渐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这个“满洲国”来历不明，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弄出来的一个怪物。不仅如此，它在满洲还得不到当地中国人的支持，相当的不招待见。 让李顿惊讶的是，在满洲，不仅基层老百姓不认可这个“满洲国”，就连“满洲国”自己政权里的中国官员也是一肚子牢骚，说自己就是日本人威逼和监视下的一个傀儡而已。 对现状不满的，还有东北当地的企业家、银行家等中国富商（白俄商人也一样）。 他们苦啊。自从“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侵占东北并建立“满洲国”后，这些人就成了被绑票勒索的重点对象，而热衷此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土肥原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军警。 东北的日本军警机构之多，已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其中有直接向东京负责的日本特务机关，有关东军和他所掌握的宪兵队，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警察：“满洲国”国家警察、市警察、日本领事馆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 这帮人各管一摊，谁都不鸟谁，而且又都要搞“创收”，在东北的中国富人便成了他们眼里的唐僧肉。 有的富人今天被这个以“中国奸细”的命义招呼，明天被那个以“抗日分子”的理由传讯，大牢简直变成了他的另一个家。弄到后来，钱都被掏空了，还有不知道的部门急吼吼地把他列入敲诈名单呢。 这类好事儿，一向善于帮关东军敛财的土肥原当然没少干，而且还干得十分“漂亮”。 那会儿，来满洲混的，不光有中朝日，还有五湖四海的各种老外。 一次，宪兵队两个日本大尉串通了两个老外——一个是宪兵队的老外（俄国人），一个是在特务机关供职的老外（没查到是哪国人），几个人联起手来出去敲竹杠。 不幸被他们敲诈的“唐僧”是位洋行经理，拿的是洋钱，所以这回大发了，几个人一下子就拿到了18万（单位：美元）。 完事后，按说大家都出了力，起码要五五分账的，然而两个大尉却独吞了其中的16万，只给了俄国佬和特务老外各1万，而且名义还是“封口费”。老外知道这是日本人控制的地盘，再有想法也没辙，只好鼻子一捏，认栽了。 毕竟多少也还到手了1万美元，不是个小数字，特务老外回去后还是很高兴的。 可他没料到的自己到手的那点钱，很快就有人惦记上了。 没过几天，日本领事馆警察找到他，让他拿8000美元出来，否则就要下令逮捕。 老外当天就跑了。 人家也不是傻瓜，这不分明是一副鸟尽弓藏、赶尽杀绝的架势吗？ 老外上头还有老外。日本特务机关是属机关长土肥原管的。这上级老外查明原委后，就来找土肥原，让他管管这种随意敲诈、无法无天的事。 土肥原一听，果然大为光火：这两个笨蛋大尉，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谁给他们权力把钱分给老外的，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美元啊，我们关东军正缺经费呢，2万美元，啧啧…… 彻底无语。 逃路的老外没法子再追回来了。他就下令把俄国佬抓起来，花了一个月时间，逼着这个倒霉蛋把花剩下的9600美金又全吐了出来。 宪兵队的两个大尉见状吓坏了，以为土肥原肯定饶不了他俩。还好，对于自己人，这位机关长心里是有数的。在他们被迫将自己的16万美元交出后，土肥原竟然如法炮制，也给了他们俩一人1万，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带着余下的那14万走人了。 至于那个被关进局子的俄国佬，交出钱后还回宪兵队干活——白俄的工资不高，劳动力成本低啊。 一旁的上级老外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都叫“原”，但论眼光和头脑，这个土肥原还真的不能和石原相比，只可以用鼠目寸光来形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在关东军统治下的东北是多么混乱和不得人心。别说那些真正的抗日分子了，就是本来想息事宁人，过过太平日子的商人和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也得被逼着造反。 对于有注重民意传统的西方人来说，东北民众提供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至此，调查团已对伪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接下来，李顿他们还想再约见一个人。 对于李顿调查团来说，如果不能见到他，伪满问题还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这个人不仅和日本人干过仗，弄得世人皆知，还曾参与过“筹建”伪满，这样重要的一个见证人，调查团怎么能不见呢？ 这个人，当然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传奇人物、“抵抗将军”马占山。 哈尔滨失陷后，马占山在震惊之余，终于下定决心，同日本人正式“合作”。谢珂等人一走，他就独自离开海伦，前往沈阳。 此时离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仅3个多月。 日本人对待别人的态度与众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弱者，即使你对他三跪九叩，他也不会拿正眼多瞧你一下，还会在心里计算着，怎样在你身上再多占点便宜；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强者，并打痛过他，他反而会对你低眉顺眼、毕恭毕敬。 在日本人心目中，马占山是一个强者。 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出门，那是连“执政”溥仪都要亲自去车站迎接的（“令溥仪必须恭往车站迎迓”）。这可不是你高兴不高兴的事情，人家摆的就是这谱，谁让你是他的傀儡呢，须知，再大的傀儡也还是傀儡。 马占山坐飞机到沈阳，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架子比谁都大的本庄繁。 所谓的东北伪政权“四巨头”：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打日本人最狠，排名却仅在与张作霖一同出道的张景惠之后，那个摇着尾巴的张海鹏张麻子忙了半天，连椅子边都没摸到。 这么高的礼遇，要放在一般汉奸身上，非得做梦笑醒不可，但马占山却不一样。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人并不是做汉奸的材料，即使进了伪政权，仍然本色不改。 一样是对日“合作”，他和另外三个“头”的想法和目的就有差异。那三个是标准的“狗头”，就会冲着日本人摇尾乞怜，本庄繁和板垣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根骨头啃啃便知足矣。 作为和张作霖性格才能极为相似的枭雄类人物，马占山想要的，“狗头”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那就是至少要统治一方（黑龙江），也即在日本承诺“一无两不”（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实行江省完全自治。 试想一下，如果可能（实力允许的条件下），他是完全会把日本人从东北统统赶走，然后自称“东北王”的。 但他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欲望、野心和无信。 前两点比较明显和直露，一个“九.一八”事变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最后一点却极具隐蔽性，可以说欺骗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后来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大亏的美国人）。 当时不要说一般中国人，就连资深外交官都普遍不愿与日本政府打交道，原因就在于日本人说话做事心口不一，对他有利的他认，对他不利的，前脚答应得好好的，后脚就会矢口否认，缺乏最起码的诚信守信精神。 土肥原不是亲口答应溥仪，让他做皇帝的吗？结果呢，把人家骗来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说过的话跟放屁一样。板垣也一样，他对马占山承诺“一无两不”、江省自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先把你忽悠进来再说。 江省自治？怎么可能呢。 照本庄繁、板垣他们的想法：那样的话，我们关东军不是白忙活了，帝国军人的血岂不是白流了？ 被授以伪江省主席的马占山有几件事想不到。 一是想不到会建立“满洲国”。 马占山本来是想拉张景惠等三人一道宣布“联省自治”的，没想到日本要搞“满洲国”，并要求四人在“建立满洲国计划”上签字认可。那三个自然乖乖照办。 “满洲国”与江省自治相去甚远，马占山大失所望，但人家拿枪指着，你敢不签？ 马占山没说他不签，他说自己病了。 关东军当然没这么好骗，马上让日本医生过来看。马占山又是头痛，又是呕吐，可医生愣是没查出什么毛病，只好诊断为劳累所致，需要休息，没什么大病。 没大病，当然还得来签字。 马占山就是不签。 签字笔都快塞到手上了，马占山说：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以人格保证，绝对认可。 “人格”都拿出来说事了，没人能硬逼他了。 其实马占山心里亮堂，白纸黑字这么一弄，以后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这字怎么能签？ 人格？那得看和谁在一起。这里除了强盗一样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点头哈腰的本地软蛋，还跟我讲什么人格。 转身就跑齐齐哈尔去了。 二是想不到江省自治犹如画饼。 马占山的如意算盘是至少先在江省称王，待机再起。这是他的生存智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占山后来声称他搞的其实是“假投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到齐齐哈尔一看，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他能说得了话，做得了主，当得了家的了。 本庄繁给他派了一个顾问，但凡江省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得通过这个顾问，马占山并不能擅自做主。更让他郁闷的是，这日本人各个都是地道的工作狂，八小时以内上班，八小时以后还上班，而且不管不顾别人是否需要私人空间，一有空就往马占山的家里钻，来了以后也不走，问这问那，把个马占山弄得不胜其烦。 没有拍板的权力，“一无两不”和江省自治就等于空谈，马占山感觉自己被日本人实实在在地耍了一把。 不久之后的一个任命，又差点把老马逼向绝境。 3月10日，伪满洲国任命马占山为军政部长。 事实上，这个任命事前并未征得马占山的同意。 军政部长相当于伪满的国防部长，听起来是个有实权的官，可日本人在后面操纵着，连“执政”都是摆设，一个国防部长又顶什么用。在马占山看来，这个任命最具威胁之处还在于必须去伪满“首都”长春去上班。 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当年老蒋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委任老冯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这二位当时就吓得要跑，其实原因都一样，并不是嫌工资少待遇低，而是怕这样一来，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这些江湖老手们各个心里透亮：手里有枪杆子，才可能这好那好，没了枪杆子，一切都白搭。 放到马占山身上，道理也一样。在齐齐哈尔，毕竟天高皇帝远，自己的亲兵就在眼前，如果单枪匹马去了长春，不但从此更成笼中之鸟，而且能否再控制得住军队就很难说了。果然，没多久关东军就下发命令，动起了“编遣”马占山部队的心思。 其实这问题对张景惠等三个“狗头”来说，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那三位本来就唯唯诺诺、不思作为，只要有高官厚薪就可以什么都不管。马占山何等样人，是根本不可能甘心给日本人当木偶差来使去的。 怎么办？ 只有装傻充愣了。 好在装傻这件事，对马占山来说，是先天有禀赋，后天很努力，早成精了。 他把黑龙江军署参谋长王静修推出来，安排他担任军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到长春的伪满军政部代行部长一职，这样他本人短时期内就不用离开齐市了。 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在如何和日伪打交道方面，马占山使的两招几乎和当年的冯玉祥如出一辙。 其实这也不奇怪。兵法三十六计，说起来不少，连篇累牍，真正实用的却没有几个，有一定的重复率实在不用太过惊讶。 当然，计都是好计，具体使用效果就要看各人本事了。 躺床上装病这招，老冯用过，老马也用过，老冯灵了，老马不灵。除了马占山装病的功力可能不够（也许是需要一点内功的），只能怪日本医生太专业了。 而在弄个次长上去顶杠这一招上，结果却倒了过来：老冯不灵，老马灵了。 老冯之所以不灵，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有规定，次长不能代理部务。 老马之所以灵，则是由于伪满洲国的台子才刚刚搭起来，一切乱糟糟，没什么规定不规定的，次长代行部长职务，顺理成章，没人能提出异议。 这一关总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但马占山已经意识到：关东军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如果自己不是或不肯就范，他们迟早会对你动刀子。 三是想不到自己的处境会如此尴尬。 马占山离开海伦降敌，这消息对枕戈待旦的三军将士来说，犹如一声晴天霹雳。 那年月，当汉奸的多了，今天一撮，明天一撮，大家司空见惯，都不当回事了，反正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色，退一步说，要是他们不当汉奸都奇了怪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有一杆大旗，那就是马占山，他是永远不会倒的。 江桥抗战，名动天下，马占山初到海伦，其声誉曾如日中天。不仅周围各路武装皆以能听其指挥为荣，就连江省的蒙古王公都愿意受他调遣：您老人家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您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 部队要招兵买马，第一天贴出章程，第二天全国各地要来投军的学生（当时称为“援马团”）、义勇军就挤破了街，把个小小的海伦城弄得热闹非凡。 要人有人，要粮饷有粮饷（后者仅捐助就源源不断），这声势连关东军一时都不敢轻易上来叫阵，然而众人万料不及的事还是发生了：主帅一声招呼不打，就去降敌了。 谁降也轮不到马老爷子这样的盖世英雄啊。 众人惊诧莫名，面面相觑。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得实在是太快。 长久以来一直支撑大家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所部顿时分崩离析。 谢珂黯然离去，苑崇谷愤然进关，徐宝珍不辞而别，谋臣勇将一时星散。 老马的近卫部队其时正驻守于黑河。在获悉他投敌的消息后，这支亲兵卫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激怒之下，竟然把马占山的老家都给抄了，此即所谓“黑河兵变”。 人心散易聚难，自此以后，那个曾在江桥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英雄集体再未能真正恢复昔日元气和风采。 这是件最让人痛心的事。 海内外舆论为之大哗。“马占山牌”香烟再也没人抽了，好好的牌子一下子就臭到了家。捐钱捐物的则各个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俺们省吃俭用，捐出来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给你抗日用的，你现在这样做不是拿我们当猴耍着玩吗。更有那不依不饶的，甚至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老马把他们捐的钱物一个不少地全吐出来，还给他们！ 遭人白眼闲话多了，连家属也受不了。马占山的儿子从上海寄了封信过来，开头还说得很是温馨，说老爸您在前线打仗给家里扬了名，沾您的光，那些日子，儿子我在街上走路都是飘着的，然后话锋一转——可是听说您最近投降了日本人，真的假的，不会吧？！ 要是真的，咱啥话也别说了，一刀两断：你没资格做我老爸，我也不想再做你的儿子。 对马占山这样的“老派人”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这么一个儿子，宝贝得不能再宝贝，要不然也不会想到要送到大上海来给养着了。现在儿子说不要他这个老爸了，可想而知，这个打击有多大。 老马接到信，当时就哭了。 众叛亲离，名誉扫地，还让日本人给钳制着，里外不是人，心里这个苦啊。 其实，怪不得别人，都是自找的。 大家以前烧香上供，那是因为你抗日，现在你不抗日了，有什么理由再宠着你？ 大兄弟，还是听听这句话吧：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及早悔悟，还来得及。 幸运的是，马占山听进去了，在名誉地位权力都即将付诸东流之际，他决定“反正”，重执抗日义旗。 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即将赴满调查。精明的马占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机会。如果能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完成“反正”，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舆论对日伪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影响，洗刷自己的“汉奸”罪名。 可身处敌营，“反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别的不说，光在齐市驻守的铃木旅团就不是好对付的。这个旅团实际上就担负着对马占山监视和军事威慑的双重作用，与之相比，马占山带进齐市的只有步骑卫队各1个营。再狠，你能干得过关东军一个旅团？别说占领齐市了，想跑出去都难如登天。 可再难也得出去。 <h3>越狱</h3> 中国版的“越狱”开始上演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大片的制片人、监制、策划、剧本、导演、主演都是老马一个人。 强人就是不一样啊。 “越狱”是个很复杂的技术活，包括事前准备、方式路线等多项环节，疏忽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说起准备工作，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得想一想，出“狱”后怎么办。 有的人跑是跑出去了，结果一文不名，连吃个饭都没钱，那你老人家还不如继续在牢里乖乖待着——这里起码还有人管饭。 所以，钱是重要的，相当重要。 按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理，身为“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理所当然地瞄上了日本人的口袋。 没错，他准备搞“贪污”了。 马占山一向是大手笔，这回他要发扬要么不“贪”，要“贪”就“大贪”的精神，做省主席没几天，一家伙就“贪”了800万。 记得华仔曾在港片中出演了一个“五亿探长雷诺”，那人是真正的大贪，小钞票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要贪起来都一扎一扎、一箱一箱的。 老马可谓直追其后，不让斯人。 不过大帅，你是好样的，我们支持你。 日本人的钱，不贪白不贪。少贪了，你都不好意思出去跟别人说。 当然了，像日本人这样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分花的主，想贪他的钱并不容易。发现江省财政开支很大，花钱跟流水一样，关东军司令部坐不住了，便派人暗中调查，并放出风来，要马占山讲清楚这么多资金的详细用途。 总不能跟日本人实话实说，是准备拿去当军饷打你们的吧？ 马占山直接去找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和铃木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陆大23期），跟这两个日军的实权人物当面鼓，对面锣，“讲清楚”。 他“伤心”地先说了一通自己的不易：这也要花钱，那也要花钱，结果花了700多万（还是没说实话），就有人出来说三道四，弄得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这工作没法干啊。 那意思无非就是：不要追着哥，哥使的这不是钱，纯粹是寂寞和委屈。 从一个日本特务的角度来说，林义秀虽然也不舍得马占山“乱花皇军的钱”，但他更怕把这个土匪省长给逼急了，反而弄得不可收拾。 他赶紧拍胸脯打包票，让马占山完全不用有什么顾虑，此事由他一力承担：“满洲国”新建，百废俱兴，花钱完全正常。别说700万，1000万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还告诉马占山，不需要费劲跟那些背后闲言碎语的家伙解释什么，因为——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见林义秀这么豁得出去，铃木愣住了。 一般日本人的性格，内心都极为吝啬，公开场合却一个比一个更在意面子问题。 轮到铃木，这兄弟也索性装得很无所谓的样子，关照马占山其他不用多想，一定要注意身体，如果确实睡不着觉，可以找日本医生给看看（还找日本医生？！） 两个大佬发了话，一时间也没人再敢拿钱的事来找马占山麻烦了。 按照通常规律，“贪污”之后，不搞搞“腐化”似乎也有点对不起自己。 一直以来，林义秀和铃木其实从没放松过对马占山的监视。 江桥抗战对日军的震慑实在太大了。毕竟落魄的英雄那也是英雄，如果有一天让他东山再起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二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死死看住马占山。 不过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密报，说马占山逛妓院去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妓院，是满铁公所也就是日本人开的妓院。 报告的人绘声绘色，连马占山在妓院里怎么喝酒召妓打麻将，整日整夜乐不思蜀，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本来就是日资企业嘛，就差装一针孔了，还有什么打探不出来。 林义秀和铃木将信将疑，都觉得以马占山这样的英雄人物，尚不致如此堕落吧。 有什么不至于的，一连多少天，马占山以他的实际行动表明：老子就这么堕落了，怎么着吧？ 别人问起来，他还有一个理由：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但现在不打仗，也用不上了，既然战场上用不着，那就只好到女人堆里去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特以醇酒妇人终志”）。 林义秀和铃木都放心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还有些疑心的话，在马占山摆出“英雄无用论”后，就全信了。 这话实在，所以是真话。 至于马占山拿着高薪不干活，只知道整天喝酒逛妓院，他们不仅不着急，还很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对马占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他们没料到，马占山说的话其实是一半真一半假，“英雄无用武之地”是真，“特以醇酒妇人终志”是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够，最好是让这俩小子把眼睛全给闭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另一个坏了，那就是“行贿”。 听说“太上皇”本庄繁生日到了，大小汉奸们都计划着要好好“孝敬”一下自己的主子。其中，马占山比谁都积极，反正是“公款”，不花白不花，于是划划两笔，提出钱来，买好礼物，亲自去送礼。 不是说日本军官一般是不收礼的吗？ 那是指敌国之间。如果是在内部，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是一样的，军人政客皆是如此。 在准备正式“越狱”之前，马占山把所准备的生日贺礼摆在客厅里，然后把铃木请来“参观”。见到这些好东西，铃木自然啧啧称好，艳羡之色溢于言表。 马占山看在眼里，马上把他事先给铃木备好的礼物也拿出来，这套东东甚至比本庄繁的那套还要上档次，把个铃木愣给乐晕了。 趁这机会，马占山提出来，说自己作为一省之长，不能老待在机关里，这两天想到下面去巡视巡视，体察一下民情。 要在平时，铃木肯定要把眼睛瞪圆了，再翻个白眼珠：出去干吗，这里待着不是挺好（万一让你跑掉怎么办）？ 可是人一高兴，就特别容易放松警惕。对十分“懂事”的马占山的这个提议，铃木竟然没有半点怀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股东风是从海伦、拜泉刮来的。从那里传来消息，当地部队似有“异动”，士兵可能有哗变迹象，而这些部队都是马占山所能控制的，如果不想动用武力的话，就需要他本人去做工作。 马占山跟包括日本顾问在内的一众人等都打好招呼：本来也想“外出巡视”，这次正好过去看看，以确保底下人不造“皇军”的反。 作为“一省主席”，能这么不辞劳苦、兢兢业业，除了感动，你还能再说什么？ 自然，“异动”、“哗变”云云都是马占山一手策划的，为的是给他这个主演提供表演的更大空间。 “越狱”进入了倒计时。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31日。夜。 在此前已将“贪”到的部分款子秘密送至黑河后，“胆大包天”的马占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江省的金库搬了个空，刚收上来的盐税1400万、其他款项1000万，总计2400万金票悉数提出，用8辆车和300匹驮马悄悄拉走——这已经不是贪污，而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能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做到这一点，不谓空前，也算绝后。 4月1日。 马占山找到林义秀，托他把贺礼转交本庄繁，同时也把想“外出巡视”的想法告诉了他。 林义秀听说“巡视”的事连铃木都答应了，而且此行还担负着解决部队稳定的特殊任务，自然没理由表示反对。 最后一个障碍得以消除。 4月2日。晨。 马占山和步骑兵各1营出走齐市。 路上的每一天，他都会向林秀义自觉地报告“行程”，让后者以为他始终在齐市周围溜达着呢。 5天后，他就“溜达”到老家黑河去了。 至此，“越狱”计划宣告取得圆满成功。 到黑河后，马占山给江省的“同僚”们发了个电报。电报中，他用很遗憾的口吻表示，自己在路上突然得了感冒（这种病在东北应该是很常见的，可经常作为上班迟到早退以及无故旷工的必备事由），必须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所以这就跑到黑河来疗养了。 至于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回来，老马的描述很富有诗情画意：俟春暖开江，再行回省。 快了，等明年春暖花开江水解冻再说吧。 这就叫幽默。 再笨的人都能看出马占山的电报不正常。得个感冒，就要到那么远的黑河去疗养，那我发个烧，是不是就得到莫斯科待着了。明年开春？你把这里当旅馆了吧。 明摆着是学关云长挂印而去了。 不一样的是，关二爷走的时候，封金存印，除了保护两个嫂嫂出走，什么都没拿，什么也没带；马老爷呢，能拿得动的，能扛得走的，一个都没剩，不仅一下子搬空了江省金库，连关防印信都没舍得留，一并“捎”走了（谁知道这个以后有没有用呢，不捎白不捎）。 铃木和林义秀又气又急，赶紧向本庄繁报告这一“意外”的紧急情况。 本庄繁也着了慌，第一时间亲自给马占山发来电文，变着法想哄他回来。 马占山曾经要求本庄繁实践当初“不驻军”的诺言，命令齐市的铃木旅团撤出江省。 本庄繁当着面满口答应，一转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他倒是想起来了，不过他把责任都推到铃木身上：我早就让铃木撤兵了，谁知道这小子一直拖着不走，真不像话，我已经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殊属非是，已令申斥”）。 接着他又对着马占山玩起了忽悠：你快回来吧。这次真不骗你，等你回来，我一准让铃木撤兵（“望回省，定撤退”）。 看着这份电报，马占山仿佛看到了本庄繁那张很傻很天真的脸，他笑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演这种把戏，很好玩是不是？ 老马当即也复一电，拆穿了对方的西洋镜。 他说本庄繁有三个行为最恶劣： 其一，先答应撤兵，后来又不肯了，是“毫无信义”。 其二，犯了错就拿别人顶杠，自己装老好人，太“丑”。 其三，说来说去，还不是想把我诱回去活逮，真是“狼子野心”。 最后他毫不客气地扇了这位关东军司令官一巴掌—— “誓必灭此丑类，复我疆土”！ 在打嘴仗这方面，被骂为“丑类”的本庄繁，向来不是老马的对手。 <h3>夜幕下的哈尔滨</h3> 等到李顿调查团来到他们在东北的最后一站——哈尔滨，中国顾问顾维钧提出，既然到了黑龙江，不应该不会晤一下对伪满问题很有发言权的马占山。这是一个活证人。 这些日子处下来，李顿团长对这个见识广博、举止得体的中国人已经是信任有加，对他的话也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因此老顾一提议，他马上就表示赞成。 “抵抗将军”马占山的名字，此前通过江桥一战的哄传，调查团成员没一个感到陌生，大家对见一下这个重要人物也都认为绝对有必要。但问题是怎么个见法，或者换个说法就是需不需要征得伪满的同意。 调查团内部就为此议论开了。 顾维钧站在中国的立场，当然希望能够绕开伪满，直接会晤马占山。这一提议除获得李顿的首肯外，来自美国的麦考益少将也予以支持。 但法国的克劳德中将提出不同意见，他要求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距离马占山反出朝歌城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马占山已不再是伪满的重臣，而是“叛将”！ 据说他现在还在策划进攻哈尔滨，如果调查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去见马占山，万一被伪满知晓，会不会因此刺激他们，反而把事情弄糟呢？ 经克劳德这么一说，众人都沉默了。这些天来调查团的处境大家都切身感受到了，不管怎样，表面上伪满和关东军还是装得客客气气。不过再怎么装客气也有一个底线，一旦无意中触碰了这个底线，导致他们不惜撕破脸皮，无论是对调查团本身的安全状况还是今后的调查过程，无疑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各种困难，毕竟这个地方实际被他们控制着。 最后还是调查团秘书长哈斯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双管齐下，一面与伪满交涉，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另一方面再找找机会，看是不是有其他可与马占山直接达成双方会晤的办法和途径。 也只好这么办了。 一听调查团说想和马占山见面，日本政府和伪满果然双双跳了起来：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芳泽外相当即指示日本驻哈尔滨领事，要求对调查团的这一要求不予协助。 那个来自台湾的政治暴发户，远在长春的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一改其原先对调查团的“百依百顺”，立马给李顿发来了一份态度相当激烈的电报。 在电文中，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哈尔滨周围要造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凶猛（“匪贼猖獗”），这都是调查团想和马占山见面引起的结果。 我估摸着，里面少不了那个顾维钧给你们出主意（倒猜对了），说不定还有张学良在背后让马占山这么做。你们再这么搞下去，为了维持“治安”，我们“满洲国”就得采取一点什么措施了。 调查团并没有被谢介石的电报吓住，仍以“委员会为完成其任务，有听取两方意见之必要”为由，继续向伪满提出交涉。 看再不出来不行了，名义上虽然是伪满外交次长，但实际掌握实权的大桥只好站出来摊了底牌：马占山是利用你们来满洲调查的机会来反对我们的，如果你们要见面，“必将影响满洲国的治安和利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殊难同意”）。 大桥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调查团自从提出要见马占山的交涉后，警察们便忙开了，除了中俄便衣外，连原先装模作样、犹伴琵琶半遮面的日本警察也跑了出来，他们以保护调查团人员安全为名，带着枪在旁边寸步不离左右，弄得空气十分紧张。 到这个地步，通过伪满公开会晤马占山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试试另一个渠道吧。 调查团准备绕道苏联，到海兰泡与马占山见面。海兰泡位于苏联边境，与黑河仅一江之隔。日本人闻悉后，立刻派其驻长春领事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发出警告，要求苏联不得向调查团提供任何方便。 苏联那阵儿本来就与中国断了交，“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而且斯大林那时候正忙着搞集体农庄和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无暇分身，在对外交涉上能装熊就装熊，能少一事绝不多一事，自然不会为了一个国联调查团给自己惹上麻烦（当时苏联还不是国联成员，至年底才加入），因此日本政府那边一发话，他们就找理由推脱，拒绝给调查团成员发放通行证。 随着苏联这条路线的断绝，调查团一时无计可施。但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这时候神通广大的马占山却自己派人找上门来了。 马占山一共派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姜松年，一个叫王子馨。但两人命运并不一样，王子馨不幸被日军抓住，在搜出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后旋被杀害，姜松年则顺利地潜入哈尔滨，并闯关成功，走进了调查团所居住的美国领事馆。 我曾经想过，在这些英雄闯关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我们这些后人尚不了解或没掌握的历史内幕。 比如马占山在哈市可能有内应，做过相当周密的布置和安排；又比如在双方未正式见面前，在如何更好地避开日伪耳目方面也一定达成过共识，并有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否则的话，很难相信姜松年能够顺利地穿过那么多关卡和盯梢，如愿以偿地见到调查团。 夜幕下的哈尔滨啊，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灵深处，曾潜藏着多少血泪凝成的英雄传奇。 姜松年此行向调查团说明了日本策划成立伪满的经过以及马占山抗日的前因后果，并接受了以麦考益少将为首的调查团成员的问询。 作为马占山委托的全权代表，姜松年给调查团留下了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的印象，在很多现在看来都极其困难的问题面前，他不仅没有被“绕”进去，还很高明地点出了问题实质，同时又做了符合事实的清晰回答。 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也跟着姜代表来解答其中的一个问题。 麦考益：有一种说法，马占山的部队所佩臂章均为红色，有这事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背景，肯定会以为调查团的同志因为一直被关在房间里不得出去，所以闷得慌，喜欢搞搞八卦。但其实这个问题相当敏感，如果回答得不好，马占山抗日不仅不会引起国联及英美国家的同情，还可能导致他们的反感。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红”字。 早在江桥抗战时，由于马占山指挥的部队有了那么一点好武器（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捷克式机枪），关东军在吃了亏后，就大呼小叫，说马占山一定得到了苏联的支援。 苏联要是掺杂在里面，问题就很复杂了，日本会否认它是对中国侵略，而可说成是像日俄战争时一样，在与苏联进行争夺。更何况，苏联当时打的是共产主义旗号，英美搞的却是资本主义，虽然两个主义的矛盾还不像后来那么激烈，但起码属于两个意识形态的阵营，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苏联革命，舞的是红旗，红是它的代表色，故麦考益有此一问。 姜松年怎么回答的呢？ 姜松年：日本兵也戴红帽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日军里面也流行过一种帽子，中间有一道红杠（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见“林志玲军帽”事件），所以姜代表有此妙答。 听到这里，参加问询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姜松年兴致也来了，便趁势给老外们摆开了山海经：红，在中国有铁血的意思，可用于表达誓死相拼的勇气。对了，咱这儿过年的时候还用红呢，比如说贴对联，发红包，喜庆吉祥啊…… 这回，连我都笑了。 姜松年的机智果敢，得到了与他会面的几乎所有调查团成员的好感。他们既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勇敢，又觉得很好奇：这里龙潭虎穴，危机四伏，你不怕吗？ 姜松年笑了笑，说：怕！——不过那是在未能见到你们之前，那时候我很害怕，害怕完不成马占山将军交托给我的使命。 现在，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遭遇毒手，也没有任何可遗憾的了。 一言已毕，掷地有声。在座众人均肃然起敬。 在结束这次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后，姜松年还按照马占山的嘱咐，盛邀调查团前往海伦晤谈。然而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李顿等人这样做，因为日伪早已放出话来，如果调查团敢贸然去见马占山，就将撤回所有警备和保护，而这就意味着调查团的人员将得不到应有的生命安全保障。 日本人的不择手段早已是尽人皆知。面对暴力，也许更有用的是智慧。 姜松年走后，李顿似乎完全把会晤马占山的事给忘了。但就在东北的调查即将结束，日本人的神经也已经松弛下来的时候，这位英国爵士终于显示出其高人一筹的办事能力，证明国联在挑选调查团团长这件事上还真没看走眼。 简单来说，他一共办了两件事。 一件是达成了与马占山会晤的愿望。 当然，李顿没有亲自去，调查团成员也没有去，被派去的是两个老外记者，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士人。 但这就足够了。李顿基本达成了他想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即见到了传说中的马占山本人；确认了作为特使的姜松年的身份；让当事人重现了日本制造伪满政权的事实过程。 <h3>柳条湖之谜</h3> 当初，李顿一共给自己设定了两个问题。现在，“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这个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九.一八”事变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我们说过，最好的办法是到现场去看一下。 为什么不早点去呢？ 因为李顿他们很清楚，柳条湖早已不是第一现场，那些要搞伪装的把这里翻腾收拾过NN遍都不止，所以早看晚看都一样，还不如把它放到最后。 调查团只是在回北平前，“顺路”去柳条湖看了一下。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是个福尔摩斯迷，就爱看那个英国神人破案，因此还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大发感慨：你说这老外是不是外星人潜伏在咱人类里面的，怎么那么难破的案子，他都能手到擒来？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算不算外星人，不过我敢断定，能够把他与我们这些普通人分割开的，无外乎他的两个超常能力：现场观察和逻辑推理。 柳条湖早已没有什么真实的现场可供观察了，那么我们只好把担子放在逻辑推理上。 严格地说来，逻辑推理应该算是一门哲学课。 我大学上的第一门哲学课，就是这玩意儿。当然，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还给我的母校了。但是授业老师当初像开玩笑一样说过的一句话，倒是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逻辑推理是什么，很简单，举个例子，A等于B，B等于C，那么一般来说A就等于C。反之亦然。 在柳条湖，调查团带来的一位专家也在进行逻辑推理，他是美国人道弗曼。 他手里拿着一份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这种东西在南满铁路沿途火车站到处都是，没有人会去注意。 正是这张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时刻表，却引起了道弗曼的莫大兴趣。他的眼光久久地停留在这几个字上面：“10点40分，柳条湖。” 也就是说在10点40分这个时间，一列火车将通过柳条湖。放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晚上，同样适用。 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道弗曼查到，当时有一辆快车通过柳条湖，时速50英里，后准时到达沈阳车站，一分钟都没耽搁。 寥寥几个字，却已经暴露了那个夜晚的全部真相！ 福神人（福尔摩斯）的发烧友们，让我们来沿着美国专家道弗曼的思路进行一番逻辑推理吧。 A：10点20分，柳条湖铁路发生大爆炸。 B：爆炸后铁路无法通行。 C：10点40分，一列火车高速且安全地通过爆炸点。 首先，看A（铁路大爆炸）和B（无法通行）。乍看它们似乎是可以相等的，由此还可以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此事必为北大营的东北军所为，所以须以“严惩”。 但是，B（无法通行）和C（高速安全通过）不相等。B（无法通行）无法导出C（高速安全通过），C（高速安全通过）也反过来否定了B（无法通行）。两者自相矛盾。 下面就有些类似于常见的多米诺骨牌了： C否定了B，B被否定后，马上也枪毙了A。 结论是：铁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爆炸，只是一个丝毫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营的小闹剧而已。 道弗曼随后查阅了有关铁路的毁损记录，上面明确记载：“仅东侧道轨接头处约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破损”。 这再次证明了当时爆炸的烈度有多低，简直可以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来形容了。 调查团还找到了那趟“幸运班车”的一名乘务员，这人作证说，在火车经过柳条湖该路段时，只是感觉到“轻微的震动”。 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这不全结了？ 人家东北军又不是有病，深更半夜，费力劳神，就为了来给你们日本人挠个小痒痒？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脑子烧坏了，这事真是他们干的，你们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 正文 第七章 东京血案 犬养内阁对东北还是持“保守”政策的，“5.15事件”却完全改变了这一轨迹。日本军人袭杀了犬养首相，准备以军人内阁取代政党内阁。东京一片血雨腥风。 6月4日，李顿调查团结束实地调查，离开东北。两天后，到达北平，准备着手起草报告书。 如果我们把这次调查看做是一场赛跑的话，现在到冲刺阶段了。然而，围绕即将出台的调查报告所展开的激烈争斗却才刚刚开始。 此前，日本内阁无论是对东北还是伪满的态度，都倾向于“保守”，犬养和芳泽这对“父子”在外交上也一直是扭扭捏捏，不敢也不好意思把事情做得太绝。 但是日本此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完全改变了这一轨迹。在这次事件中，犬养毅成为继前首相滨口之后，又一个倒于血泊之中的一国之相。 与滨口不同，这次跳出来杀人的，不是普通愤青，而是货真价实的军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h3>血盟团</h3> 此事最早发端于一个叫井上日召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和尚，信的教我们也不应该陌生：日莲宗。上海马玉山路事件中的那两个倒霉和尚信的就是这个教。 井上日召代表了日本由来已久的一种思潮，那就是“下反上”（此名词纯系本人归纳，版权所有）。这东西跟“下克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实质却大不一样。 这么说吧，“下克上”就是不听领导的，我行我素；而“下反上”却是看领导不顺眼，自己要当领导，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佛家不是讲求清静无为的吗，怎么这秃驴如此功利？ 电影《少林寺》里大反派“王仁则”带兵杀进少林寺，方丈双手合十，嘀嘀咕咕念了一通，大意无非就是让双方慈悲为怀，都不要轻易动武。 这个口子一开，仿佛是形成了一个定例，后来的电影电视上，在跳出一两个宣称“蛇蝎缠身应还招，我佛慈悲亦惩恶”的武僧或侠客之前，差不多都要让类似的住持方丈大德高僧们出来唠叨两句。 这类和尚，我们当然再熟悉不过，也最符合中国人心目中对佛教徒的定位。但日本产的日莲宗却不一样，这个教派的终极理想是来一场大战争，把其他教都一股脑毁掉，而它独存于世。 要论狂，日莲宗跟昭和军阀都有得一比，事实上也一向很受后者青睐。那个在满洲闹出大动静的石原莞尔就是信日莲宗的，算是个俗家弟子吧。 按照井上日召的想法，现在当官的都是一帮废物，属于典型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些人不淘汰，真是没天理了。 不过一开始，井上还确实有点像我们中国和尚，他主张的其实是非暴力的“无抵抗”，也就是俗称的你打我左脸，我伸右脸给你打，反正就是不还手。 井和尚的如意算盘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乡下讲经说法，先把处于贫困中的农民给忽悠进来，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把大家伙组织起来，占领东京，通过“无抵抗”方式把政党议会的那些家伙全都赶下台。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很难，人家官当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让位给你。估计这光头也因此受了一点挫折，颇为懊恼。此时，他正好碰到了以藤井齐中尉为首的几个海军军官，后者是“国家改造运动”的信奉者。 “国家改造运动”这个东东最初是在陆军的樱会里流行的，永田铁山、桥本欣五郎等参谋本部“名人”都是里面的发烧友。但后来随着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生效，海军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在海军基层官兵中也开始充斥着一种对“上面”的不满情绪，于是“国家改造”的思潮便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新市场，从“陆地”跑到“海洋”上去生根发芽了。 一个要改造国家，一个要赶跑领导，说法不一样，其实都是想抢别人的乌纱帽戴，所以双方很谈得来。井上把自己的“苦闷”一说，那几个军官就乐了，敢情这年头谁不知道当官好，你不来点棘手的，那人家肯自觉自愿地下来吗？ 宝贝儿，还是让我们来给你开开道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井上终于懂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那是要来点暴力才行的。 井上这个人在理论上没什么建树，除了念念经之外，在何为“国家改造”上说不出什么道道，但他是个实践派，说干就干。 他原本和海军中的这帮人一道策划了一个集体行动，那就是在2月11日纪元节这天，共同袭击前往皇宫祝贺的大臣。 当时大家兴致勃勃，颇有一股“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气魄，但还没等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一天到来，“一.二八”淞沪会战就打响了，包括藤井齐在内的一帮海军军官都赶到上海去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了，自然无法再参加集体行动。 你们不干我来干。事到如今，井上早已是箭在弦上，控制不住自己了。鉴于海军的“失信”，这次他决定不搞集体行动，而是单独暗杀，也就是说把大蛋糕切开来，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一人分一块，一人杀一个，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谓的“一人一刀”。 按照井上的计划，从大臣到元老，从党魁到议长，都有人分工负责，而且“血盟团”内部严格保密，除井上本人外，杀手们绝对不允许相互透露将被暗杀者的名单。 由于参与暗杀行动的成员大多沾亲带故，所以又称“血盟团”，而井上俨然就是这个“血盟团”的“教父”。 “教父”所指，血雨腥风。 2月。 民政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前藏相井上准之助（藏相是主管财政的大臣）在演说现场被杀。 3月。 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团琢磨直挺挺地倒在了自家银行门口，成为日本被刺身亡的第一个大资本家（估计这个“之最”没人会抢）。 井上准之助倒血霉，那是因为他是政客，团琢磨公开身份是一董事长，按说跟政治不沾边，怎么也被捅了呢？ 原因就在于外间盛传三井是政友会的经济后台。 其实那时候政党和大财团穿一条裤子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日本两大政党的另一个大党——民政党背后就站着一个三菱。 你还不能够怪日本的政客堕落，人家那是没办法。 日本的政治制度太耗钱了，而政府对公务员又太抠门，有资料显示，当时一个议员光参加选举往最低了算都要将近2万（单位：美元），而议员的年金才不过3000，4年一届，这一届做下来，你就是不吃不喝也得倒贴上老本。那谁干啊。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政客们囊中羞涩，就得靠资本家接济，资本家给了钱，政客就得帮他们说话，政客胡说八道，老百姓就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就会怨声载道。 最后，“血盟团”这样的杀人怪物就堂而皇之地跑了出来。 杀手，江湖，流血，这不是武侠小说，而是1932年的东京。 够了。 日本警察迅速出动，将两名冷血杀手分别抓获，并在审讯后，挖出萝卜带出泥，将“血盟团”一举破获，连同“教父”井上在内的一帮“壮志未酬”的家伙也都就此被送进了大牢。 “血盟团”行动失败了，但它决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h3>枪杀“非国民”</h3> 随着中日淞沪之战接近尾声，先前“背约”的那些海军兄弟又回来了。到中国的这趟“旅行”颇不顺，海军损兵折将，连井和尚的同道中人藤井齐都栽那儿了。 关键是忙了一场，什么有油水的东西也没捞到，心里这个不痛快就别提了。 回到国内一看，这帮垂头丧气的家伙立刻被“血盟团”搞出来的“成果”给震撼住了：好棒啊，原来民间人士也这么英勇，岂不愧杀我等带枪之人。 没说的，拿过接力棒，踏着血迹继续干。 军人当然还是习惯集体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首相和大臣官邸、政友会、三菱银行，同时准备破坏东京的6个变电所，以便制造混乱，在黑暗中浑水摸鱼。 这个行动模式后来被多次重复和拷贝，几乎成了一部军事政变者的必读宝典。 5月15日，想变天想疯了的这帮哥们儿兵分两路，一路是主力行动队，一路是别动队。前者的任务是杀人，后者的任务是放火——破坏变电所。 参加主力阵容的，是一部分青年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 陆军怎么也掺和进来了？ 其实，犬养毅的人缘在政军两界应该还算不错，任用的陆相又是陆军中的“万人迷”荒木贞夫，加上他本身属于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军队高层即使对他有看法，一般也不会当面提。 但那些还在军校读书的小毛孩子可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这老头上台后一直压缩军备开支，对关东军占领满洲和建立“满洲国”也不积极，只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和平解决问题，与中国搞好关系，不仅脑瘫，而且良心也大大的坏了。 除掉他，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那天是星期天，犬养毅正在家里当宅男。他这个内阁上来后就没怎么闲过，也算忙中偷闲吧。 但是他很快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有人希望他永远休息。 据记载，犬宅男当时正在接受医生的体检，身边除了大夫就没别人了。 体检情况不错，老头的心情也不错，为此还很风趣地开了个玩笑，说自己兴许再活个100年没问题。 别说100年，再活1天都有问题。 傍晚时分，一群不速之客闯了进来（门口没有卫兵，或者是被干掉了？），脸上杀气腾腾，不像是来跟首相汇报思想的。 到底经历过大风大浪，犬养毅并没慌张，而是很镇定地把这些人请到了接待室。 他大概还想跟愤青军人们好好说道说道，所以冒出了一句“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可这些早已丧失理智的狂徒们根本就不愿听可怜的老头子再唠叨了，指挥官一声令下：少废话，下手！ 随着两声枪响，犬养毅头腹部各中一枪。室外的侍女们急忙冲了进来，这时他还一息尚存，头脑也清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把刚才开枪打我的人叫来，我想好好和他们谈谈，听他们怎么讲……” 都这时候了，老头还没忘记“有话好好说”，哪怕那些是要他命的人。 惜哉，此古君子之风乎？ 虽然我本人一向对日本政客并无多少好感，但犬老无疑是个例外。 痛苦并没有马上完结，一直到半夜11点，受了重伤的犬养毅才一命呜呼。堂堂一国首相，元老重臣，就这样被一群宵小给干掉了。 对于杀手为什么对犬养毅如此痛恨，连句囫囵话都不让他讲完，是因为按照当时日本民间的舆论，犬养毅已荣幸地上升到“非国民”级别了。 何谓非国民？简单地说，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汉奸，或称之为日奸。这顶帽子着实非常吓人。犬老自己当然不想要，可不要还不行，这是全国人民奉送的。谁让你老人家犯了大家的忌呢？ 日本这样的国度和国民心理，属于典型的不占便宜就算吃亏的那种。别说大件物品了，就是路上有小零小碎，他看见没人也想捡，更何况一个面积远远超过其自身国土，拥有这么多矿产和森林资源的满洲呢？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日本人却是另一番心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爽啊。 可是政府却似乎不这样看，到了犬养毅这老糟头子那里，更是畏畏缩缩，到现在连个“满洲国”都不愿承认（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满洲国”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再把满洲还给中国？ 犬养毅你到底是哪国人，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的？！ 老贼不死，真乃国之大不幸。 一般来说，要把谁的形象彻底搞臭，最好再弄点花边出来。犬养毅这么大年纪，说他玩女人包二奶还真没什么人信，那就说行贿受贿吧，对，他接受了张学良的贿赂。 这种花边传闻实在太有杀伤力了，到愤青军人那里更不得了。 本来就对你有看法，老家伙你还真敢背地里收张学良的黑钱，当然是杀无赦。 其实呢，张学良的确给政友会塞过钱，而犬养毅也担任过政友会的总裁，但收贿赂的不是他，收的最多的是时任铁道相的床次竹二郎。 清清白白的一个老头子，冤哪。 杀完犬养毅，行动队忽然发现漏了一个重要人物，到处都找遍了，没有。 不管了，赶紧扑别的目标吧。 失败。 乱哄哄的，又没多少人，不失败才怪。 最糟的是别动队的行动也未成功。 别动队队员来自于日本一个极右翼的团体——爱乡塾，主要由农民组成。这帮土老帽儿没敢进变电所，只是远远地投了两颗手榴弹就以为完事了。结果东京没有陷入黑暗，自己倒先暗了。 <h3>奇怪的审判</h3> “五.一五事变”，参与刺杀事件的11个主犯都受到了军法审判。但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首相府中漏掉的那个重要人物，竟然是好莱坞喜剧大师——卓别林。 卓别林当时正带着一家子在进行环球旅行，5月15日那天正好到达东京。 卓大师那名气多大啊，整个日本万人空巷，大家都以一睹这位传说中的喜剧之王为幸。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也准备了相当高的接待规格，以国宾待之，传闻犬养毅要在家中亲自接见。 要是那天真接见了，卓别林也就只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演他的《大独裁者》了。 有一个人救了他。 这个人就是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是他当天拉着卓别林去观看相扑比赛，结果才使后者与死亡列车擦肩而过。 一个毫不相干的老外，怎么惹上这群疯子了，连他也要杀？ 都说了，疯子嘛，自然有疯子的思维。 卓别林是美国来的，名气大，杀掉他的话，可以激怒美国人，两国到时免不了要被迫一战，那样就可以趁势把他们比较讨厌的美帝给灭掉了。 真是做梦呢。 其实，他们要是真把卓别林给干掉，人家那才真叫冤大头。 要知道，卓大师对日本是相当有好感的，那感情不比娶日本老婆的小泉八云差，一生之中四赴东瀛，见谁都说日本好。 正夸着呢，却差点让被夸之人把性命给了结了，其情节之匪夷所思，连擅长演反讽喜剧的卓别林自己都缺乏这种想象力。 把法官弄得心惊肉跳的还在后面。 审判开始不久，法庭就收到了一封请愿书。 滨口被刺的时候，法官也收到过请愿书，那时候是一下子来了7万多封，拆都来不及拆。这回好，只有1封。 可是这1份立马就把那7万份都一口气比下去了。因为它不是一份普通的请愿书，而是一份血书，上面全是血——用鲜血署的名字。 有多少名字呢？ 35万。 差不多是日本一个大城市的总人口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不过估计肯定是厚厚一摞，翻也要翻好长时间。 请愿书上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要求法官念及罪犯“对天皇的忠诚”，予以全部赦免。 到这时为止，法庭里已充满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 法官宣布，审讯继续。 就算普通老百姓被杀了，也要一命低一命，现在死的是一国首相，你说要我们宣判凶手无罪释放，这也太搞笑了吧。 挺得住是吧，好，再给来个重磅的。 很快法庭又收到了一封请愿书。 还好，这封信里面没有几十万人刺破血指的行为艺术了，署名的只有11个，也没用血手印。 不过更吓人的是，从信封里面掉出11根手指出来！ 恶心加恐怖，大恶心加大恐怖，反正不从视觉和精神上尽情摧残你一下就不算完。 这11根血手指是有说法的，把自己手指切下来玩儿的这11位仁兄表示：受审的军官不用死。 为什么呢？ 有替死鬼啊。 你点一下，我们这缺了手指的，不正好11个吗？我们替他们死。 法官狂倒。 法律审判遇到了舆论审判，有点吃不住劲了。 一边是确凿的罪证，一边是汹汹的民意，听谁的？ 听军部的。 陆相荒木贞夫出来说话了。没说之前，他先流泪了。 不是为当初拉他上来的老大横遭不幸而悲伤，而是为杀人犯们的“赤诚之心”所感动。 下面的话跟写血书的断手指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就是说他被这些“革命青年”们的“爱国行动”彻底征服了（“纯真之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若想到其心情，实不能不让人流泪”）。 看那调调，要不是年岁不饶人，“荒含泪”自己也有要加入“纯真之青年”行列的意思。 本应运思缜密、老成持重的军政高官摇身一变，也成了“爱国愤青”，法庭的最后判决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多年前滨口被刺案的审判结果一样，所有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犯均得以“从宽发落”，不仅一个枪毙的没有，还都按轻微刑罚处理，几年后都被放了出来。 <h3>军人内阁</h3> 首相一死，整个内阁自然也只有关门歇业了。 正如滨口内阁的倒台，预示着“昭和恐慌”开始一样。犬养内阁的消失，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那就是政党内阁的终结。 内阁从此将真正成为军人的天下。 首相一再被暗杀，内阁一再被掀翻，让坐在皇宫里的裕仁也沉不住气了。一个滨口内阁，一个犬养内阁，当初大家都说班子不错，是“万年内阁”。一万年不指望，熬个几年总可以吧，谁知道都是一眨眼的工夫，全没了。 难不成让我这个天皇亲自组阁，给自个儿打工吧？ 左思右想，他召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日本政坛上非常重要，重要到他虽已不居要职，却依然没有谁敢忽视他的存在。 扛鼎元老西园寺公望。 其实在明治时代，西园寺还没有这么瞩目。那会儿的军政两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说话算数的顶级牛人，西园寺也就是在里面凑个数而已。但这人有个优点，就是跟个老油灯一样，比较经熬。 伊藤博文怎么样，权倾一时，真正的天皇底下他最大，但是一不小心，挂了。山县有朋倒没有碰上挨黑枪这种倒霉事，不过他岁数比西园寺大，早早地就到阎王殿去登了记。于是，明治元老，就剩下了一个西园寺。没办法，老天罩着他啊。 你就比如说暗杀吧，西园寺也不是没碰到，早在“血盟团”开始“一人一刀”时，他就上了黑名单。结果，还没轮到，“血盟团”就瓦解了，让他逃过一劫。又比如说养生吧，山县有朋其实寿也不算短，活到了80多岁，西园寺不仅比他小个十来岁，还一直撑到90多才咽气。 不服气？你来。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现在评“文化大师”一样，本来不过是个民国时候看看门的，等到一帮真正的巨擘都死的死，散的散，你还能撑到不死不散，那你就可以当“大师”。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当然，西园寺可不是看门的，人家是裕仁爷爷——明治天皇的同学，而且门第显赫得很，属于宫廷贵族，自己又组过阁，当过首相，加上三朝元老（明治、大正、昭和）的身份，自然很得裕仁的尊崇和器重。 首相人选必经西园寺推荐，然后天皇核准，已成为昭和时代的一个不成文规矩。 关于这次的首相人选，裕仁给西园寺罗列了几个条件，比如“具备出众的人格”、“绝对不能接近法西斯主义者”。 话都是好话，但实际上空洞得很，跟没说一样。 什么叫“出众的人格”，满朝文武，谁肯承认自己“人格低下”？吃政治这碗饭的，没出事以前人格都很出众，出了事背后一查都有一大堆屎。 还有那个“绝对不能接近法西斯主义者”，如果脸上不贴标签，你怎么知道别人心里究竟怎么想的，说不定他嘴上对法西斯的这一套不屑一顾，暗地里却焚香参拜呢。 估计西园寺也是听得云山雾罩、无所适从，不过有一点他还是感觉出来了，那就是裕仁对内阁倒得太快这桩事很上心。 对了，稳定压倒一切，这才是天皇真正想对他说的。 怎样才能确保稳定，想来想去，还是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以现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政局来看，这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西园寺本人并不喜欢军人，尤其不喜欢陆军。当年他与陆军大佬山县有朋同殿称臣时，就以自由派文臣的身份，跟对方对着干，从不买账，甚至取消过陆军的扩编计划。 但世易时移，“九.一八”事变后，军人一个比一个嚣张，舆论一个比一个狂热，群众一个比一个躁动，而老头子手上又没了实权，只能依靠天皇给面子倚老卖老，说句话别人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他也没办法，所以也就只能对军人低眉顺眼了。 西园寺回去就琢磨开了，推荐谁呢？ 当时的议会里面，政友会占了上风，是绝对多数党，远远压倒其竞选对手民政党。按照以往的习惯思路，首相人选如果从政党里面选的话，肯定是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 至于如何取得军队的支持，西园寺准备必要时做出一些妥协，拉几个军人过来充充门面。 但是他大大低估了军部的胃口。 犬养毅当初想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力，所以找来荒木做陆相，本意是多个帮手，没想到却找来了一只狼。犬老尸骨未寒，他就想变天了。 犬养毅在世时，曾提出要治一治军队中的浮躁风气，并拟定了一份名单，要把30名问题军官全部免职，此举让包括荒木在内的军部几个人大光其火，并留下了“心理阴影”，那就是政党出来的人跟我们军人就是不一条心，让他们组阁，一有机会还是要来干涉军队的“统帅权”。 荒木便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找来——这时候的军部，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日本宪兵司令秦真次（陆大21期）都是以荒木为首的皇道派分子。大家一商量，犬养不是死了吗，还不算完，这次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让政党内阁彻彻底底断了香火。 然后荒木（一说是秦真次）就来找西园寺，开口见山，传达了军部，实际上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的意见：绝对反对由政党来组阁，因为这些靠嘴皮子混饭吃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业绩”，人心难服，如果还让他们上台，国家迟早还得出事。 西园寺蒙了，他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人家这虽然只是意见，其实跟通牒差不多：嘿嘿，不听我们的，出了事你自己兜着。 首相不用政党里的人，那用谁呢？ 干脆，直接找个军人来做首相吧。大家都没话讲。 一个人浮出海面——退役的海军大将斋藤实。 斋藤出任首相，其实并不突兀，因为在这之前就有预兆。 在此之前，西园寺曾就首相人选与海军中的传奇人物东乡平八郎进行过会谈。 明治时代，日本有两位“军神”，一位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过的乃木希典，代表陆军系统，还有一位就是海军里面的东乡平八郎。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乡平八郎甚至比乃木希典更有资格获得“军神”的称号。这位常年挂着“一生伏首拜阳明（明朝研究心学的那位圣人）”腰牌的日本海军头头，在日俄战争中最为出彩，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蜉蚍撼大树的精神，一天之内，率日本联合舰队把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全给歼灭了，从而一举奠定了此战胜利的基础。 我们不知道他与西园寺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海军出来的，当然帮着海军讲话，可能他还得帮西园寺分析，你要是用陆军这些刺头的话，他们会怎么怎么给你找麻烦。我们海军就不一样了，素质高啊，在外面也比陆军有见识、会打交道，比如我那里就有一位叫斋藤实的很合适…… 这次谈话两年后，东乡就一命呜呼了。 临死之前，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海军比陆军提前一步，坐上了首相的交椅，也算可以瞑目了。 当然了，推荐后备干部嘛，要说一点私心都没有也不可能。事实上，斋藤与西园寺也是有过一点关系的，那就是早在西园寺组阁时，他就在内阁担任过海相，多多少少也算自己人。 可怜那个铃木喜三郎还在跷着二郎腿等西园寺推荐他的时候，人家斋藤早已把家搬进了首相官邸。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军人内阁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西园寺最初的设想是很有些不厚道的，他是要利用斋藤内阁过渡一下（即所谓“过渡内阁”），靠他们镇住小鬼，保证局势平静，也就是裕仁所期望的“稳定”后，再着手恢复政党内阁。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军人内阁这驾马车上了道就再也停不下来，从此政党内阁真的寿终正寝了。 正文 第八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围绕着调查团报告书，中日在国联展开了一场外交大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场谁都输不起的战争。此次，中国外交家演绎了属于自己的外交传奇，而日本最终选择了退出国联。 斋藤内阁一上台，日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风向突变。 原先对占领满洲以及建立“满洲国”，主要是军部和关东军起劲，犬养内阁实际上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甚至在国联的压力下做出让步的。 但现在反过来了，政府比军部还要强硬。 斋藤内阁的外相是内田康哉，此人出生于熊本（产野兽军团的那个地方），做过满铁总裁，那谈判起来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硬到底，一点给人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由于这种凶神恶煞搞外交的样子前所未有，十分雷人，所以大家给起了个名称，叫做“军服外交”，意即他是穿着军服做外交工作的，不是军人，胜似军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的明争暗斗更趋激烈，从而也使李顿调查报告的出台变得更加难产起来。 大家先是在报告起草地点上做文章。 李顿原来计划在北戴河起草报告。这地方好啊，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手写酸了写麻了，还可以到海滩上吹吹风、散散步哩。 但是日本不同意，凭什么要到北戴河，那是张学良的地盘儿，他要是想办法跟你们套个磁、玩个猫腻什么的，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行！ 那上哪儿去？ 青岛啊。你们不是想看海吗，那地方的海比北戴河还漂亮，是上上之选。 李顿他们一合计，那咱就上青岛吧。 张学良又不乐意了。 青岛？你们上日本人的当了，那里由他们控制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会套磁、玩猫腻吗？ 李顿左也不好，右也不是，弄了一头汗，最后咬了咬牙，干脆风景也不看了，分两个地方，一个东京，一个北平，同时写。 这回没话说了吧？ 没了。 <h3>超级恶人</h3> 调查团报告书形成雏形后，李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探双方的态度。 毕竟报告是给大家看的，要是一方看后，马上跳起来大叫：这不是事实，我不认可。那也不好办，所以在基调上最好能达到两国认同。 中国这方容易摆平。因为地方在人家手里，自己又缺乏夺回来的实力，全指着国联给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呢。 住持交涉的汪精卫（老蒋名义上主抓军事，未亲自参与）、张学良、罗文干（新任外交部长）等人在初步探知报告书的有关内容后，实际已做好让步的准备，即在国联插手干涉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要求恢复“九.一八”事变前原状，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把东北从日本人的手里给要回来（“唯求其在我而已”）。 日本那边最难办。 当年世界各国，只要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最烦最怕最恨的就是他们老换人。原来大家商量得好好的，没料到一会儿的工夫，转个身，又换了个人，而换上来的这个人居然可以对前任的承诺死不认账。 按照李顿原来跟犬养内阁交往的经验，犬养毅和芳泽这对“父子搭档”还是知道进退的。如果他们还当政，估计一般情况下会面对现实，最多是跟调查团多磨唧几句，你还一点，我让一点，最后达成一致。 连后来的日本史学家也承认，如果犬养毅能逃过“五？一五事件”劫难的话，犬养内阁“在报告书的基础上制定妥协方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李顿没想到，他面对的不再是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子（犬养毅）和唯唯诺诺的小个子（芳泽），而是一个超级大恶人——内田外相。 别说预先想好的讨价还价了，人家都懒得跟你们废话，就四个字：寸步不让。 犬养内阁本身慑于国际压力，对“满洲国”持暂缓承认的方针，到内田这里，则变成了两个原则：永久性和彻底性，也就是要调查团必须“永久彻底”地承认“满洲国”。 李顿费了半天口舌，带来的招全使上了，在内田面前却起不到半点作用。 这位敢情是开钢铁公司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李顿没奈何，只好怏怏然打道回府。 内田真不负其大恶人之名，调查团都回北平去了，他还不罢休。听李顿的话里话外，似乎报告书对日本不利，他这就连调查团都恨上了。过了些日子，见报告书还没出来，开始找调查团的麻烦了。 他公开声称，调查团之所以叫调查团，那就是搞调查的，既然是调查问题，就不准解决问题，如果要在解决问题上提意见，那就是越权，他就要攻击调查团“超越权限”了。 话说回来，调查团人家越不越权是你管的吗，那是国联管的！要你指手画脚。再说，问题光调查不解决，那还不如不调查呢。 内田，你真是个“脑白痴”，趁早跟你妈妈回家吃饭去吧。 朝调查团隔空放了一炮后，他还不过瘾，3天后，又在议会里给家里人上起了课。 内田当时是这样说的：“对于这个问题（满洲问题），要有举国一致的决心，即使化国家为焦土，也要贯彻这一主张（承认“满洲国”），决不让步。” 这就是所谓的“焦土外交”。 依日本当时国情，我们可以想象，在内田讲了这番话后，下面一定掌声雷动，欢欣鼓舞，于是第二天，此君又信口开河：热河是满洲的一部分…… 我敢断定，内田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管他脸朝着哪里，其实心里设想的听众就是国内的那些“纯真青年”和军人。 不知怎么，他老让我想起现在“当红”的一个政治人物——伊朗总统内贾德。我以前（大概现在也是）老是在电视上看到这哥们儿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唾沫横飞，在演说中把老美贬得狗屎不如、一钱不值，看那样子，似乎不久就要集合革命卫队，去北美大陆把该死的小布什给抓回来了。 结果他什么也没做。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伊朗变得更加封闭，人们天天聚一堆听他在上面胡吹海侃，外面呢，该制裁的还制裁，该得到的机会还是得不到。 人皆曰：疯子。 我以为，他绝不是疯子，他只是个戏子，唱戏的戏。 表演嘛，没本事的人都这样，不表演，他靠什么混饭吃，谁选他啊？！ 国内爽了，国外炸了。 我说的是对内田的态度。 其实原先调查团成员的意见是不统一的。 当初，在会晤马占山要不要经过伪满同意这个问题上，大家就存有分歧。你别看好像只是个人意见的不同，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因为各个国家派代表参加调查团，并不仅仅代表个人，他们实质上多多少少也代表着他们国家的利益和态度。李顿是英国派的，他代表的是英国，麦考益是美国派的，他就代表美国，而克劳德是法国派的，自然代表法国。 简单来说，在起草报告书时，李顿和麦考益一直是帮着中国说话的，克劳德却是替日本人说话的时候多。也就是在各国态度上，英美基本支持中国，法国基本支持日本。 内田的“焦土”演说在国内赢到一片叫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际舆论的反应却是正好相反。凡是有理智、头脑清醒的人都对这家伙歇斯底里的疯狂劲感到由衷的厌恶和痛恨：问题还没解决呢，你就摆出一副要搏命的架势，给谁看？ <h3>李顿报告书</h3> 本来调查团还有人帮着日本说话，这下可好，内田的这番狂言一出来，再没人敢帮或好意思帮它了。随着意见统一，调查报告完成的进度骤然加快，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2年9月4日，报告书画上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历史上把这份报告书称为“李顿报告书”，共分10章，计10余万字，从6月中旬开始写，到9月初结束，大约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虽说不一定有网络论坛发帖子快，但考虑到要征求双方意见，又要字斟句酌，能做到这样已经委实不错了。 应该说，调查报告书的内容是最敏感的，特别是其中到底倾向谁，帮谁说话，一直众说纷纭，到现在都有人在争论。 我以为，这个涉及我们对李顿报告书作用的界定。 它不是一个判决书（事实上国联也未赋予调查团此权力），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份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调解书也许更合适。 如果让你作为陌生人去调解一起打架的纠纷（纯属群众内部矛盾，不涉及进局子蹲大牢的那一种），你会采取什么方式？ 第一种，把没理的那一方痛骂一通，最好把他骂得无脸见人、体无完肤，以后一见你面就哆嗦。 第二种，把双方都数落一下，但轻重有缓急，责任有区分，使没理的既能保住面子，又能认识错误。 用第一种，对方可能会认为你不是在劝架，而是在帮架，两个打一个，好啊，大不了跟你们拼了。 调查团显然是用的第二种。 在报告书中，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就是它在说中国应该拥有什么什么权利的时候，一般就会带一句，日本也有什么什么权利。 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权益吗？ 有。不过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也是“根深蒂固”啊，这点是不容否认的。 东北有排日倾向吗？ 有。不过，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可不是东北军挑起来的，是关东军自己干的，还有计划有预谋，自己跟自己玩，当然“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满洲国”合法吗？ 这个东西就关键了，来不得半点含糊。 答案是：不合法。 东北历来是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这是关东军占领以后才有的。 以上是调查情况，下面是抓药方了——满洲自治。 你们都不要吵了。 中国呢，我告诉你，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是不可能了，但“满蒙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这个你放一百个心。 日本呢，你也不要指望我们会承认你瞎搞出来的“满洲国”，不过要是愿意往我们的“东三省自治政府”派顾问倒是非常欢迎。 所谓满洲自治，是说要在东北建立一个“东三省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这个“政府”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但所有行政官员均由包括国联在内的国际组织指定和委派。 在“政府”成立后，中日双方军队均应退出东北（当然主要说的是日本，中国在这里除了马占山，只有义勇军）。 有人说，这个“满洲自治”方案侵犯了中国主权。但问题是，在日本完全占领东三省的情况下，我们的主权早就没有了。如果能先把这个主权从日本手里夺过来，暂时交一点给国际组织又有何不可。至少以国联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承认东北属于中国的，而且“自治政府”还隶属中央。 还有的说，你别老口口声声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了，那还不全是英美法这些国家说了算，代表它们的利益。 这话就没法说了。如果这样想，我们就还是不要去找国联打抱不平为好。归根结底，利益总是要被代表掉一点的，但既然是国际组织，形式上它是不容许某一个国家单独染指东北的，这就对我们有利。 再者说了，英美法毕竟不像日俄那样望着中国的领土直流口水，当时久久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欧美大陆盛行的“和平主义”，让他们焦头烂额，自顾不睱。欧洲老家还搞不定呢，再在远东分一杯羹？就是有那心也没那力啊。 丑媳妇也要见公婆。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书的全部内容。 这实际上是个试探气球，就是先看看你们有什么反应，而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就意味着新一轮嘴仗又开始了。 <h3>不同的态度</h3> 10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表示，中国方面对《报告书》中有关“柳条湖事件”的调查和对伪满的揭露，都是认可的，但是有一点不满意。 不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满意就是指调查团最后开出的药方，因为它涉及主权问题。 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必须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 10月20日，中国政府就报告书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建立“东三省自治政府”可以，但要以中国为主导，外国不得干涉或介入。 还有，在报告书出台之前，国联就不止通过一个要日本撤兵的决议了，我们不管你报告书最后怎么改，这个不能变。 老蒋现在虽然在形式上和老汪分了工，一个主军，一个主政，但东北问题是国之大事，想不操心都不行，所以也三天两头来过问这边的情况。 第二天，他的指示也来了。 相对于政府公开的声明和宣言，老蒋的指示就实际和明白得多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和外交部的真实想法。 对《报告书》的态度，其实在起草过程中已有所显露。用顾维钧的话来说，就是虽然内容不尽如人意（解决问题部分），但“拖延愈久，收拾愈难”，不如有保留地予以接受。 因为考虑问题不能一相情愿，让小日本光着屁股从东北滚蛋，当然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但问题是像日本这样捡了便宜还卖乖的主，它是肯轻易把咽到嘴里的肉给吐出来的吗？ 同时，调查团对内田“焦土演说”的态度也说明，你来横的，人家也不一定买账，还心生厌恶，所以话还要好好地说，就像老蒋所指示的那样，为博同情（国联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对《报告书》“宜取温和态度”。 这么说吧，其实在国联还没开会审议报告书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判定，报告书大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听起来尽管不是很爽，但暂时还可以接受。 那中国为什么一直在嚷嚷说不能够接受呢？ 当然要嚷了。因为这是在国联审议前，你不多喊两声，别人一定认为你得了大便宜，偷着在家乐呢，到国联正式开会时要想讨价还价就难了。同时国内舆论也很厉害，如果政府看上去过于软弱，很容易引起各派势力的攻击。 中国说对“东三省自治政府”不满意，其实日本人更不满意。 在报告书送达日本政府之前，那个习惯做完事再考虑后果或基本不考虑后果的内田外相已经提前一步，突破了犬养内阁“不承认”的政策界限，于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 你不认我认，怎么样，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斋藤内阁讨论报告书时，简直就是一场作秀活闹剧。 内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陆相荒木就抢先发了一飙，而且语惊四座——“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 我就把它当旅游杂志看的，因为里面没什么正经的。 所谓东北自治方案，其实就是否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地位，一山不容二虎，请问以后这个不被承认的“满洲国”往哪儿摆，这是绝对不能认可、绝对不能容许的。 荒木此言一出，讨论会马上就变成了声讨会。 大家计议已定，要求内田在报告书上绝不能有丝毫让步。 已经铁人了是吧，不行，还得再加副钢甲装上去。 <h3>小球转动大球</h3> 对这场世人瞩目的外交大战，中日双方都不敢有半点松懈和马虎，因为谁都知道输不起。 内田表面装着一副老子什么都不怕的架势，但实际上也心虚得很。此前在国联的几番争斗，连日本人都看出自己的国联代表远非中国外交家的对手，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芳泽、佐藤、松平都像是来给施肇基、颜惠庆他们提鞋拎包的，而且在现场越说不过越急，越急越露拙，为此出尽了洋相。 一定得找个稍为厉害一些的。 翻来捡去，总算让内田找到了一位。此位仁兄就是淞沪战役中担任首相特使，在国内一向雄辩滔滔，看上去很有口才（注意，一定要注明是国内）的松冈洋右。 对，就他了。 见外相对自己如此器重，松冈的自我感觉也一下子膨胀起来，当下便摇头摆尾，拍马上阵，担任日本出席国联会议的首席代表。 由于吃了上次的苦头（“焦土”演说的那一次），内田这回也意识到找人帮腔的重要性了。 先是通过伪满之口，宣布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是拍美国人马屁，你不是就想到处做生意吗？欢迎。 接着又派人去各国游说。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撞大运，因为此时日本在国际上的人缘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除了它自己和国内狂热的民众，就没一个说它好、说它做得对的。内田的意思是，说不定哪个国家会被我们两三句好话一骗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呢。 大家不用感到奇怪，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一向都喜欢这么一相情愿，而且已经成了习惯，直到现在都改不了。比如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参拜的话，肯定中韩反对，日本与上述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注定会蒙上阴影，甚至还可能降至冰点。但知道是知道，还是有人照做不误。理由就是，没准中韩不会反对呢，或者它们已经理解我们的想法了吧。 你说他幼稚，好像也不是。 面对这次在国联的终极大战，中国方面同样精英尽出，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老将新锐，扛鼎的全都用上了，他们作为出席国联会议的中方代表，齐齐驻扎日内瓦。 原先中国常驻国联的工作人员只有二三十人，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一百多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都是志在必得。 在与列强拉关系套近乎方面，能人们各出各的招。顾维钧去探美国人的口风，颜惠庆则去完成一项当时对中国非常重要，但看上去似乎也是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苏联复交。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复杂。 老蒋一直把日苏看做是红白两大帝国，反正就是觉得它们对中国都没安什么好心，所以都得提防着。对此，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叫做“倭患急而俄患缓，俄患大而倭患小”，打个比方，就是在欺负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喜欢吃快餐而苏联爱细嚼慢咽，吃快餐的那个性子急但实际上是个没头苍蝇，相对来说危害还小一些；苏联则不一样，这是个有心计有城府的，他的胃口实际上大得很，轻易你根本玩不过他。 当年的清朝修补匠李鸿章搞联俄制日，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这条道走不通。那么我们走“革命外交”，既制俄又制日呢，“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就给你颜色看了。 遇到的倒霉事多了，老蒋渐渐琢磨出味道来了，以前一边倒的“联俄制日”固然不行，现在把两个恶邻居都一齐得罪光了其实也不对。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答曰：见风使舵，虚虚实实。 它还有一个很学术化的名词叫做机会主义。 就拿老蒋的那句名言来说吧，“倭患急”，但只要不急到一定的程度，尚在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就优先对付“俄患大”，也就是容忍日本人，对付俄国人。但如果“倭患”急得太过分，让人实在受不了了，也就只能在“俄患缓”方面让步，跟老毛子站一边儿，然后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人。 其实说穿了全是斗心眼，这就是政治，国内国外都一样。老实一点的人还真干不了这个。 “九.一八”事变后，“倭患”越来越急，如果能够用“俄”来牵制一下“倭”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为什么中国外交方面一直没什么动作呢？ “中东路事件”没处理完当然是一个原因，东北军政当局弄出来的那个《伯力协定》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不肯承认吗？斯大林不爽，这就成了大家心里的一个疙瘩。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个外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也是一直不断。 与之相比，国际因素更为重要。 李鸿章的那套联俄制日，其实还没出手，就被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最恨这个。 你不跟我好好谈还去找帮手，想阴我是不是？好，有你好看的。 那个时候的苏联尚处在恢复和上升期，共产主义运动也没像后来那样成功和火爆，在全球范围内，“反苏反共”甚至一度成为一句时髦口号。 日本人多精啊，它来得正好，就天天把这句口号放在嘴边念叨，作为自己在远东横冲直撞的一个绝佳理由。 跟苏联过于接近，必然会刺激日本，让这小个子更来劲。 到依靠国联打官司的时候，中国的顾虑又多了一层。 国联里面最大的就是英法，美国虽没进入国联，但实际影响力并不比前二位差，还有这么多欧美国家，大家都把苏联看成外星人，压根儿就不愿答理它。如果贸然跟苏联有了那么一点瓜葛，人家躲你还来不及，那国联的官司还要不要打了？ 这一点别说政府要员心知肚明，就连当时的一般公务员都了解。马占山的代表不是一听调查团提到“为什么你们部队的臂章是红色的”就紧张吗？他当场非得使足劲把与苏联的关系给撇清不可。 不过事情都是会变化的，国际外交尤其如此。 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经常读到这样的句子：小孩子的脸就像夏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 随着苏联的能力渐渐显山露水，有很多迹象表明，连美国这样的纯“自由主义国家”竟然也出现了承认苏联的苗头。 这大大消减了中国与苏联复交的心理障碍：你们都跟他抛媚眼了，我跟他拉拉手有什么不可以？ 让老蒋动心的还有李顿调查团在报告书上的几句话。 怎么说的呢？ 上面是这么说的：大家一定不能忘记满洲还有一个苏联，它在这里有一个中东路，还有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一些利益。要解决满洲问题，苏联不加入不行，否则就是解决了也等于一场空（“解决时倘忽略苏联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不能持久”）。 调查团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英美法这些国家在说话。他们都说了，满洲问题得把苏联拉进来，不然搞不定。那就得照着方子抓药啊。 按照这个趋势看，欧美列强那边是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 日本方面会不会受刺激？ 走到这一步，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上法院了，还顾及什么刺不刺激的。 再者说，你不理苏联也不行啊。你不理它，它连自己的“满洲权益”也可以不管，听任关东军打过来，就知道一个劲地装傻，结果弄得小日本在东北更加肆无忌惮，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如此发展下去，两个家伙合起来欺负中国人都有可能。 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但外交这个东西要成事，还需要一点特别的智慧和契机。 比如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据说事情非常偶然。当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日本举办，美国和中国都参加了。 与中国比起来，美国的乒乓球水平自然是不高，不过他们的娱乐精神向来出类拔萃，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一个美国队员要从训练馆去体育馆比赛，可是当时没班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大轿车开过来，他就上去搭了顺风车。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上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车，里面全是中国人。更令他诧异的是，这些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其中一个运动员不仅主动向他打招呼，还把一幅精美的杭州织锦送给他做礼物。 这个运动员就是中国乒乓坛的传奇人物——庄则栋。由此开始，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被称之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我没有接触过有关中美建交当事人的回忆录，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不过就这个“巧遇”的段子，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是纯粹的巧合。因为你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人人避美帝唯恐不及，出了国也一样，而且事情哪有这么巧，正好车子捎上了美国老外，又正好庄则栋身上藏着一块织锦——织锦并不是手帕，也不属于日本特产，他天天放兜里干吗？ 况且庄则栋再能耐，他也不会或者说不敢随随便便和一不认识的美国佬搭讪并且赠送礼物，要知道国家队也是有组织纪律的，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不怕回去被当成“里通外国”或者“涉外间谍”的活典型？ 倒是那老外运动员真是巧了。因为庄则栋送他礼物后，他摸遍了全身，找不出合适的东西来送。后来还是去商店买了件衣服才算还了这个人情。 所以在某些事情上，契机是一定有的，但要让小球真正具备转动大球的能量，没有一点智慧和必要的准备是肯定不行的。 中苏复交的契机出现在国联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上。 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热闹是足够热闹，一下子来了63个国家，连美国、苏联这样的非成员国也来了。来了之后各国提裁军方案，可提来提去都是要对别人动刀子，轮到自己就没一个痛快的。所以会开了5个月，争来争去，大家除提高了扯皮兼扯淡的水平外，还是一点结果没有。 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颜惠庆，鉴于本国差劲的武器装备，他也只有旁边听听的份儿，反正要裁也裁不到中国人头上——你总不能把汉阳造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予以销毁吧。 这课听得实在兴味索然，颜惠庆就跟旁边的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在下面说悄悄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两人找到了共同话题，那就是两国对复交都很感兴趣。 中国方面害怕苏联到最后索性跟日本人站一堆去，而苏联方面既抽不出精力来管远东的事，又不甘心它在东北的利益白白受损，所以双方都希望把距离拉得更近一点。 有了愿望，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一个小小的乒乓球都能支起两个大国的外交，那能想出来的办法岂不是太多？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之中。1932年12月12日，各国都听到了一个令他们吃惊的消息。 中苏复交了。 一天之内，复交手续全部办完，十分的麻利，效果也立竿见影。第二天，日本就作出反应，干脆利落地正式拒绝了此前苏联反复提出的一个建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还互不侵犯呢，原来你一直偷偷地跟中国搞在一起，想忽悠我。以后再不上你的当了。 日本国内舆论也忙开了，反苏这杆旗又被举了起来，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深深忧虑”。 看到日本“忧虑”，老蒋自然高兴了，亲者痛仇者快嘛，看来中苏复交这步棋是走对了。 在呼朋唤友方面，日本似乎又输了一把。 现在，让我们拿出更多勇气，随着报告书进入国联审议阶段，中日双方的加速赛跑已经开始了。 中国加油！ <h3>外交传奇</h3> 按照程序，报告书先在国联理事会进行审议。 这时候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日方首席代表松冈突然举起了手，说：慢！ 大家一齐望过去，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松冈：我还没准备好，报告书学习得不够深入扎实，需要时间“仔细研究”，所以希望理事会能在6个星期后再审议。 众人绝倒。 报告书发给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看？！ 中国代表当即表示不能同意。 这就跟发令枪已经打响，刘翔的屁股都撅起来了，然后却有个选手跑出来说：报告裁判，我裤子松了，回去换条新的先，咱6个星期后重赛吧。 找抽是不是？ 但彼时的中国代表不是后来的刘飞人。日本耍赖皮，国联还真拿他没办法。毕竟这是围绕着两个国家的事，少了谁这会也开不成啊。 所以只好浪费大家时间，让松冈一个人回去补习功课。 这可把松冈给得意坏了，他把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也搬到了国联，认为自己沾了光，无论如何算是大功一件。 他不知道人家一流外交家根本不屑于这种小伎俩。 别说6个星期，就是6个月，你不还是要回来吗？又能躲得到哪里去。 6个星期果然一转眼就过去了，见真仗的时候到了。 “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要先由日方代表介绍“学习成果”。 松冈说，报告书看过了，说的什么嘛，李顿这帮人到底有没有认真调查过（画外音：早知道他们这么不仗义，当初都不管他们饭）？ 日本为什么要出兵东北，大家知道吗？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 ——打住，松冈先生，你可以尽情发挥你“出众的口才”，但请务必注明，“无组织国家”是你的前任佐藤尚武的专利，而且早就被中国的颜惠庆驳倒过一次了，这种拾来的牙慧可不值钱哦。 算了，我们就不要对这位松冈先生要求太高了，他就这水平，下面再耐着性子听他说下去。 松冈：中国这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一贯排外，不守条约信义（这说的不就是你们日本吗？难怪特征抓得如此准确），不打怎么行。另外，“满洲国”的建立纯系“自发”，我们政府曾训令文武官员一律不得参与其中（至少关东军不在此列吧）。 当然，松冈是绝不能同意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建议的。不过他自己倒献了一“计”——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纯属老一套，那就是抛开国联，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 你倒是想得美，谁跟你谈啊。 等到中国代表顾维钧一站上讲台，各国代表都伸直了脖子，竖起了耳朵，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唯恐漏掉这位外交界传奇人物的只言片语。 看那样子，就是一个大明星跟一群粉丝的关系。 你还别说我夸张。当年老顾在巴黎和会上的确是风采照人，无能夺其右者，给西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认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30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尔不群的答辩能力。 巴黎和会讨论了山东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说日本有理也有理。除了早先的“二十一条”外，在一战前，英法意还曾背着中国，跟日本政府签了一个秘密协定，那就是只要日本答应对德宣战，一旦战胜就把后者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到这时候，日本人就把这笔账翻出来，说早知道山东没我们的份，那我们干吗来帮你们打德国兵。 更使人感到尴尬和难以辩驳的是，就在一战结束前，由于北洋政府先前向日本借了笔款，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跟日本搞了一个《山东问题换文》，“欣然同意”日本在山东扩张权益。 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日方全权代表就是西园寺公望。他不依不饶，紧抓住“换文问题”不放：咱们退一步，就算因为中国参战，一战前的条约可以作废，那“换文”怎么解释？这是中国参战以后亲口答应我们的，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向以公正自居，也在和会上这样质问中国代表：你们说日本跟你们签的条约都是强迫的，然而签“换文”的时候，一战都快结束了，日本也没逼你们，是你们自己“欣然同意”的，能怪谁？ 中国代表团在出席和会之前，并不知道还有“换文”这档子事，一下子就僵在当场。 说了半天，还是中国没理。但是轮到顾维钧上场，一切都改变了。 顾氏之演讲，可用声情并茂、讲究策略、有理有据、善抓要害来概括，堪称外交演说之绝版巨作。 声情并茂：一战期间，我们中国光劳工就向欧洲输送了14万（以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状况，容易吗我们），有万名华工死于残酷的战争，而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国山东。 要是山东问题不能得到公正解决，这些死去的灵魂是绝对不能得到安息的（当心各位半夜三更听到有人敲门称自己是姥爷哦）。 讲究策略：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日本，感谢什么呢，是你们帮助我们中国把德国鬼子给赶跑了，要不然哪来的一战胜利呢。但是你们要好人做到底嘛，总不能赶走了一个德国鬼子，又来一个日本鬼子吧。 不管是“二十一条”还是“换约问题”，都是对日本有利的，老顾提都没提，一个弯子就绕了过去。 有理有据：你们说日本离开山东会很难过，我们不光是难过，半条命都要没了好吧。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样都是骨肉相连。 这些数据老顾是信手拈来，都在肚子里存着呢，跟计算机数据库似的，一条都不会漏掉。 讲事情关键是能点到要害，到“有理有据”结束时，顾维钧用一句相当出彩的话画龙点睛，直击问题的要害——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不是还拎不清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想想看吧，有一天，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绝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祝贺和由衷的钦佩。连作为日本代表的西园寺，也主动走过去与之握手——虽然各为其主，但西园寺毕竟也是日本政坛难得的磊落坦荡之人，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好了，坐在国联理事会会场的人们，再好好听我们“发哥”给大家上一堂精彩的演说课吧，题目就叫：论日本代表松冈之胡说八道。 声情并茂：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这次做得不错，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大概这句话国联听得最舒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日本人太过分了，调查团在东北期间，我们几乎是被他们弄得寸步难行啊。我是调查团的中国顾问，这一点我本人完全可以作证（一个中国顾问身份拿来随手就用，老顾真牛）。 先夸调查团，肯定成绩，也就等于基本肯定了报告书的结论，同时把日本人在调查团调查期间的恶行揭发出来，先给与会代表留下一个印象：日本从一开始就想阻挠调查，当然不会同意报告书的调查结果和解决方案。 讲究策略：松冈说中国排外，事实上绝不可能，我有论据可说明一切——知道一帮老外最关心中国是否排外的问题，这个东西得咬死了，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有理有据”。 有理有据：我国现有外侨36万人以上，外国商店8200多家，还有7500多名传教士散居内地，他们的安全都得到了政府的保证。此外，我们政府机关里聘用的外国人也不少，几千人哪，仅中央各部委的外国顾问和专家就有40多人。 不服行吗，一条条论据就摆在你眼前，真材实料，比什么论点都更有说服力。 在直入要害这一点上，老顾这次仍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从头至尾，他没有一个字提到对报告书的褒贬或同意与否，但意思早就蕴涵其中。他公开表明态度的只是一点，那就是报告书中要求任何解决办法都要依据国际公法。依据这个原则，松冈说要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中国绝难接受。 最后，顾维钧提醒理事会，先前国联已经作出过多次决议，都是让日本从东北撤兵的，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还都在有效期内。要解决中日纠纷，撤军是首要的先决条件。 完工，收势，一气呵成。 各国代表大长见识，大家就是大家啊，愣是把个松冈活生生地给比了下去。 12月6日，转入国联大会讨论阶段。 到这一步时，中日双方都明白决定这次外交大战孰胜孰负的时刻快到了。 大家拼着命冲刺吧！ 松冈急啊，理事会碰到一个顾维钧，这人太厉害了，比传说中还要猛，根本说不过他。然后等到开大会，好不容易顾维钧坐到了后面，前面换上了首席代表颜惠庆，本想能喘口气了，没想到这姓颜的也是个老江湖，讲话滴水不漏、风雨不透，弄得日方代表这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本来嘛，中国人排兵布阵，压轴的都是高手，颜惠庆位列首席，你说能差到哪儿去。 不行了，得用绝招了。 说实话，国联的气氛，松冈很不适应，没什么拥趸和粉丝啊。要知道，他在日本国内，可是偶像明星级人物，那家伙，底下人山人海，他在台上就是放个屁，下面都是一片欢呼。 时人有言：自从有了松冈，日本就从无声电影过渡到了配音电影，意思是那些欢呼喝彩千篇一律，就像卡拉OK中的自动鼓掌操作按钮一样，你只要轻轻一按，聒噪声马上就都出来了。 知道星爷的无厘头吗，开始他还需要做两个招牌动作，后来据说只要一出场，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大家都笑，已经条件反射了。那时的松冈就享有这种待遇。 在最需要煽情也充满煽情的时代，这哥们儿用他那自以为生动的表情和动作时刻提示你：信冈哥，得永生！ 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的精彩复制到国外来呢？或者如果用星爷来打比方：为什么我在港台（后还包括大陆）一露面，不让观众笑观众都要笑，而到了国外，就算挠老外的痒痒，人家都不笑了呢？ 或曰：可能是水土不服吧。 松冈是强人，他不信这个邪。扒拉了半天，从他的国内演讲稿中翻出了一篇最叫座的，题目就唤做“十字架上的日本”。 很煽情啊，同志们。听听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欧美这些国家各个没安好心，都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可我们日本不怕，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以后必将“为世人所理解”。 这篇东西还特别长，讲起来要花一个半小时，真可谓是老太婆的裹脚布，但据说在日本国内极受欢迎，可用“好评如潮”来形容。 满怀憧憬的松冈便在国联大会上念起了他的这篇得意之作，还没读一半，他偷偷地往各国代表席位上一瞧，心里便凉了半截。 怎么着？ 没有欢呼，没有鼓掌也就算了，有的人昏昏欲睡也算了，毕竟你一口气讲完不觉得累，人家听的还觉得累呢，让松冈搞不懂的是，好些代表还面露气愤之色。 当然气愤了，你日本什么玩意儿，竟然把自己比作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们都是犹大、是罪人、是恶魔？！ 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平时把耶稣敬得比天都大，听松冈如此言语，真恨不得把他拖下来海扁一顿。 看来这个松冈真是个自以为是、徒有其表的货，你在美国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西方人最忌讳什么，最反感什么？ 毫不奇怪，除了日本人以外的“世人”都不“理解”这篇大作，松冈算是白激动了一把。 当然了，他对报告书的态度还是那句话：不同意，不认可。 大会在议而不决的情况下，决定将报告交由“十九国委员会”审议。 这个“十九国委员会”就是国联大会在处理“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成立的那个机构。 选手们紧张，“十九国委员会”也不自在。这工作棘手啊。 委员会在李顿报告书的基础上重新搞了一个裁决报告，然后分别送达中日两国过目。 除了要求日本撤兵，决定设立包括美苏在内的调停委员会等内容之外，裁决报告还规定了两个原则。 一是不能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原状，二是不能维持和承认“满洲国”。 拿到裁决报告后，两国的反应当然大不相同。 一看到“不承认满洲国”那几个字，日本就气炸了肺。满洲现在就在我手里，而且我自己都厚着脸皮先承认了“满洲国”，你们却还是不肯让我快活，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方面自然也对第一条原则不舒服，不过此时无论是最高决策层还是外交部都已达成共识，即裁决报告大致符合中方利益，可以接受。 一个大光其火，一个愿意接受，“十九国委员会”知道满洲不是上海，凭自己的本事难以摆平，只好把裁决报告提至国联大会，由大会来进行裁决。 <h3>日本也可以说不</h3>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4日，决胜负。 最后除述没有什么，无非是中日双方表明态度。和先前一样，对裁决报告，日本死也不认可，中国则表示无条件接受。 妙趣横生的是辩论部分，可以看出，日方代表不仅长篇论述不行，在现场应变方面也大大逊色于中国外交家。 当天中方出场的仍然是首席代表颜惠庆。 颜惠庆举“田中奏折”为例，来说明日本对东北早就抱有领土野心。 “田中奏折”上面的那两句话确实很有杀伤力，欲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如果这两句话属实，那就证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都是日本政府在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知道“田中奏折”极可能不是田中亲笔，“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关东军主谋，但当时“田中奏折”在民间流传很广，一时难辨真伪。 松冈当然也清楚这件事。不过他自己不可能是亲历者，田中当大臣做首相的时候，他还在满铁混饭吃呢，所以也是道听途说。 听颜惠庆一说，他倒来了机灵：“田中奏折”是给天皇看的，看完了就得收在皇宫档案里，不能外传，我们报纸也没登过，上级传达的文件里又没有，他们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小子以为抓到了把柄，马上反戈一击，说压根就没这回事，不能红口白牙诬赖好人，你得有证据。 颜惠庆有证据。 松冈愣住了，难道他们还有复印件？不可能啊。 颜惠庆拿出的是松冈本人的大作。 这兄弟估计没事做也喜欢编书混稿费，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制造噱头，他在书中提到了连自己也没见过的“田中奏折”，而且不久之后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人家拿着他的书问他，你说没有“田中奏折”，那你怎么把这事说得活灵活现的，难道你说的话都是假的？ 松冈当然不能说自己是胡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瞬间失去记忆。 颜惠庆哼了一声：你们日军在满洲的所作所为，就是按照“田中奏折”去做的。 冤哪，松冈有苦说不出，只好任对方发挥。 辩论结束，大会主席将裁决报告付诸表决。 最后结果完全没有超出大家的预想，除日本1票反对、泰国弃权外，包括中国在内的42票赞成。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中国赢了！ 但这时候日本做出了让所有人都诧异万分和始料未及的反应。 此时会议还没结束，松冈走上台读了一段声明，大意就是既然你们不帮我，老子不玩了（“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朗读完毕，又用日语咕嘟了一句“萨有哪啦！”——这句我懂，小鬼子经常说，就是再见嘛。 众目睽睽之下，他真带着日本代表团一行人拍拍屁股，走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史料上记载，松冈是“脸色铁青”地读声明，“微笑”着退场的。 这小子一定以为他很有种：日本也可以说不！ 与会代表面面相觑，都被日本人雷倒了，不就是没投你票吗，这算什么，耍大牌？ 暗自偷笑的只有中国代表：投票结果都出来了，难道还怕你不认账？ 其实松冈也是有苦说不出。 当初内田把松冈作为“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派出国那是寄予厚望的，要他巧为斡旋，改变不利提案，至少要让国联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 松冈一拍胸脯：没问题，你就瞧好吧。 谁知道结果会这么惨，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改变，讲，讲不赢，辩，辩不过，最后弄了个比分，还是42比1（要不是泰国人给了点面子，就是43比1了），简直就等于集体来丢丑的。 眼看败局已定，出来时又吹过老牛，这个样子回去岂不是声名扫地，爬都爬不起来了？ 怎么办？ 松冈用他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我相信，作为外交人员，松冈不会完全不考虑他此举的后果。表决失败，那是全世界不给日本面子，而选择退出，却是日本不想再给全世界面子。 日本跟全世界比，谁大？或者说，二者之间，谁更不敢得罪谁？ 看看我们自己与高山大川的对比就知道了。 这个世界上的超级牛人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中国的秦始皇，这哥们儿有一次渡湘水，被风挡着，过不去，他就发了性子，说是湘君女神在挡他的道，于是发3000囚徒上山砍树，把树砍得光光的，以此作为报复。 其实，他这也就是做给身边人看看的，小孩子把戏而已。 你敢真得罪湘君吗？女神要真跟你过不去，直接把船打到湘江里去淹死你，什么千古一帝，逃都逃不掉。 其实日本朝野还是有明白人的。 在日本代表团出发前，一位评论家就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代表团成员能够“牺牲个人一时之荣誉，为国家谋取百年之福，而不可牺牲国家前途，以谋个人之成功，博一般浅见者之喝彩”。 元老西园寺在给松冈饯行时也特别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不管结果如何，不要做退出国联这样的冲动之举。 当时，松冈满口答应。但临到头来，还是没有能遵守自己的诺言。 小我与大我之间，松冈最终选择了前者。 要成为一个一流的外交家，并不是光会煽情就行啊，在这方面，松冈君真是连培养的价值都没有。 如果往前倒数，日本的外交界也不是没出过识时务的，明治时代就有：陆奥宗光和小村寿太郎。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法俄忽然提出来，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当时日本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辽东半岛是“帝国军人流血得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放弃”，时任外相的陆奥在审时度势后，却表示可以接受，让清朝政府掏银子赎了回去。 日人皆称其为软弱无能。可是后来才知道，如果当时不软这么一下的话，不仅辽东可能保不住，连中国的银子也别想要。 10年以后，出了一个小村寿太郎。 那是在日俄战争的末期。日俄进行谈判，结果实际上是日本做出了让步，打了半天，死了那么多人，损失了白花花好多日洋，只讨得一个旅大和南铁，还不算它自个儿的，属于租房子用。 日本老百姓哪答应啊。谈判的家伙是白痴啊，我们都打赢了，为什么不把老毛子的中东路全夺过来，还有西伯利亚什么的也割让给我们，顺便再让他们赔钱？ 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反对讲和的呼声，大白天的，还有人提着灯在街上游行喊口号，那意思就是准备给外务省的人送终了。 主持谈判的小村外相一声不吭，坐着船回了国，到家后见到儿子，冒出一句：原来你还活着啊，我以为你早就被（示威的人群）打死了。 父子相对而泣，无语凝噎。 过了很长时间，日本人总算才整明白，原来这场战争不是人家俄国人撑不住，而是自己先撑不住了：参战日军其时已达极限，连弹药都快用完了，再打下去根本就没有一点取胜的希望。 于是，陆奥和小村便成了日本外交界“忍辱负重”的典型。 不过你也不能全怪松冈不学习前辈好榜样，关键是环境和气氛不一样了。 明治时代，日本政府还有个政府的样子，知道进退的道理，民众也没那么狂热，当然各种类型的愤青更没这么多，到了松冈这个年代，你再“忍辱负重”试试看，等着挨枪子吧你，犬养毅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更何况松冈本人就是靠“肌肉男”的形象混饭吃的。 玩造型归玩造型，你别看松冈退场的时候一副男子汉敢作敢当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挺虚的。毕竟是完败嘛，骗不了内行。所以他一路上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回国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心里也早就打了腹稿，编好了“自己的失败”、“向国家谢罪”这些话，时刻准备在国人报以老拳或扔臭鸡蛋过来时装一把孙子，讨一回饶。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国内早就一片欢腾，那调调就像是日本得了42张赞成票一样。 松冈的丑态表演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赞颂他的话，特别是松冈那几处比较拉风的动作和语言，都在媒体上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放大描述—— 就在各国“群魔乱舞”之际，我们的松冈勇敢地喊出一句“萨有哪啦”，真是帅呆了。 国联“不顾正义舆论的反对”，“悍然”通过裁决报告，我们的松冈毅然决然当场退出，没给这伙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我们的松冈…… 这么说吧，现在日本终于出现了两个民族英雄。 一个是石原。 另一个就是他：松冈洋右！ 请把聚光灯打亮一点，对，再亮一点，给我们的英雄一个完美的特写。 松冈君，请您谈谈，您在深入虎穴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出这种英雄壮举的？当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面对记者和鲜花（或许还有美女）的包围，“松冈君”彻底晕了。 原来我成了民族英雄？！真是活见大头鬼了。 松冈演说不行，表演功底却一直不错，马上就转忧为喜，又拿出了先前“肌肉男”的风采： 我只是按照我平时的做法去做罢了，当樱花散尽之刻才是最美丽的，那个时候正是发扬我日本精神的时候。 哇噻，下面一众粉丝听了立刻像丢了魂一样倒了过去。 简直是浪漫的抒情诗啊，真不愧是偶像派的。 你还不知道松冈当时有多火，想想后来的那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吧，一大把年纪了，据他自己透露，追他的女人至少两位数。 看到松冈如此“成功”，就连西园寺这样原先还算头脑清醒的人也动摇了：实在没有办法，看来只好退出国联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退出国联。 <h3>成功还是失败</h3> 难题也随之出来了。 日本退出，国联大会的决议找不到人执行了。 这就像是虽然千辛万苦打赢了法院官司，结果输了的一方不认账：我不归你那个地方管，法院判了也是白判。 中国当然不甘心，找到国联，要求继续主持公道，至少在日本履行大会决议以前，不能想退出就退出。如果日本拒不执行决议，也应该予以“集体制裁”。 国联手一摊：它要进来我还有办法，出去了你让我怎么管？ 集体制裁，怎么可能，请问谁来带这个头？英国？法国？美国？还是苏联？ 英法自己还在德国的日益崛起前战战兢兢呢，一战“凡尔登绞肉机”的残酷记忆早就在心理上压垮了他们，欧洲那边就够他们烦的了，如何愿意在远东为了一个跟自己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中国耗费精神。 美国倒是越来越强悍了，但那时候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国民都不愿意当出头椽子——不是现在，动不动就是国际警察，领着一帮小兄弟“先发制人”，看谁不顺眼就先灭了谁。 苏联，且不说斯大林愿意跟中国复交的目的，其实是要把中国当枪使，帮它挡着日本人（够阴暗吧），就算它愿意，又有几个国家肯听它的？ 这些国家当时的所作所为，后来被套上了一个统一的帽子，叫做绥靖政策，当然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又各有特色，比如英法叫“和平主义”，美国叫“孤立主义”，苏联一般不列进去，但其实做法上也差不了多少，反正一个意思，都不愿意出头，情愿去打酱油，做俯卧撑，也不肯管你们这些小国弱国的那点烂事。 没辙了，虽然赢了官司，但判决书等于一纸空文。东北，还被占着，“满洲国”依然堂而皇之地存在。 国联的这种态度对中国朝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所谓希望大，失望更大。之前中国几乎把所有能押的宝都押在国联和英美上面了，本来官司已经打赢，上上下下就准备搞庆祝活动了，万没料到随着日本的退出，一切竟都成了电光泡影。 刺激，强烈的刺激。伤害，巨大的伤害。 曾经坚定地认为“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的老蒋也大失所望，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说得好听，其实到头来也就是骂日本人两句罢了，对中国什么忙也没帮到（“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 国内舆论也一改先前对国联和英美的推崇，愤愤不平之声不绝于耳，更有人连李顿调查团都恨上了，说他们就是一旅行团，跑中国来旅游一趟，什么实事也没给我们办（这一点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倒有同感）。 一年后，文字辛辣的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对国人无比失落的心态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不仅丧失了自信力，连“他信力”都一并丢掉了，只能“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 这种沮丧的场面和心情，倘若硬要拿一个东西来作比方的话，就是离我们最近的90年代初北京申奥失败。当时还没什么网络啊论坛什么的，但我清楚地记得，身边的一哥们儿红着眼睛骂了一句：美帝真不是只好鸟！ 立刻引来应和声一片。 中国申奥不成功，是不是美帝在后面捣了鬼，抑或是别的什么“老外帝”们要挫咱们的蹩脚，这个我也不知道，但那种义愤填膺的表情到现在都忘不了。 《日本真相》的作者高宗武回忆，在日本退出国联以前，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英美会出来给自己主持公道，而像英美这样的强国，拿捏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肯定不在话下。 但现实给了人们狠狠的一击，至此依赖英美的梦破了一大半。 按高宗武的说法，当时中国外交以英美为中心，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大家都以为，只要把英美那一关打通了，就一通百通，日本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日本退出国联后，国联的决议没法执行，英美派就蔫了，这才知道西方大国也有搞不定或者说不肯搞不敢搞的时候。 高宗武本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也是学的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小高把次序弄错了），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也就在这时候，他发表在报刊上有关评述日本政坛的文章，先后得到了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兼外交部长）的重视和垂青。 老蒋甚至亲自把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一年后，他正式进入外交部，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跃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对日外交执牛耳的人物，这在民国前后的政坛上也是相当少见的。可见当时的“国联外交失败”，对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人事安排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这次外交大战似乎真的是“失败”了。但我们要知道，松冈的所谓“胜利”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装，那是假的，日本才是惨败。 同样一场战争，难道是两败俱伤？ 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看得更远（当然未必能站得更高），所以我愿意拿巴黎和会来作一个对比。 如果我要告诉你，巴黎和会其实是中国赢了，你很有可能会说我是胡扯。但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胜于雄辩。 在那次外交活动中，顾维钧们采用了拒签的办法，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中国外交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此举来维护国家的尊严。 难道仅此而已吗？或者说，他们此举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可以向列强说不吗？ 倘若是这样，那我们就等于是把顾维钧看成了又一个松冈，无形中降低了中国外交官的层次和分量。 是的，顾维钧是拒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日本在山东的统治权无法获得国际公法的承认。 但另一方面，拒签不是退场。 当时由于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住院，实际已由顾维钧主持全局，而顾维钧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他注意到和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只要参加和约签署，就能成为即将成立的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所有和约都要签，而之前中国已经签署了对奥和约。 老顾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我不签对德和约，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中国照样能进国联，参与国际事务。 退路，已经找好了，哪像松冈，跟个愣头青差不多，做的事那叫一个蠢，简直是自绝于世界人民啊。 结果第二年，国联成立，中国顺理成章地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进入（就像“二战”结束，同样以这个身份加入联合国一样）。这时的顾维钧已是名声大噪，国联里面没有不认识他的，在他的操持下，中国当年就被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个事情当时是被大书特书的。因为按照规定，国联理事会设4个常任理事国，4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小国家能抢的就是后4个，那真是要挤破头的。 结果给中国抢到一个，作为一个标准的小国（不是以面积大小而论的），能跟大国们并排坐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那感觉不要太好啊。 中国国内为之欢欣鼓舞，连当时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的南方政府都专门发来贺电，庆祝这一外交胜利。 可是有谁知道，这一机会其实早在一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就已经被中国牢牢捕捉到了。 好运还没有结束。 第三年，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顾维钧官运亨通，先是被任命为修改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理事会主席（这两个位置有多重要，同志们就自己想吧）。 老顾成了国联里面炙手可热的高官了。这就表示咱上面也有人了！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其实都差不多，有人就好办事。 正好那一年年底开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往里面一坐，中国代表的声音都高了好几个八度——在座人等，谁不卖国联理事会主席三分薄面。结果山东问题竟成了那次议题庞杂的大会的主题，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前面的，后面的，一道打包，同时解决。 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5年外，会议要求胶州、青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当然这里面还留了点尾巴，比如日本实际一直保持着对青岛的影响力，但已无碍大局。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假设，要没有顾主席亲自坐镇，以中国这样弱小的国力和微不足道的国际地位，要达成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是相当困难的；换一个位置思考，日本就真的是吃大亏了，毕竟它参加一战的很大一部分动因，就是指望着给它山东，现在出了钱（军费），死了人（伤亡），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等于什么都没捞到，你说它冤不冤。 民国老记者曹聚仁就在《采访本记》中记载，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回国的日本代表曾备受舆论的指责，而日本军界闻知消息，也一片沮丧，相当气馁。 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假设。假使山东仍牢牢掌握在日本手里，那到昭和军阀“崛起”时，这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满洲，而山东一旦出事，对中国的危害无疑是心脏上又插了一把利刃。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下棋要布大局，看事要看长远，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以为，国联交涉和巴黎和会一样，别看当时好像被“将”住了，但真正被“将”住的不是我们，而是对手。 我说过，松冈作秀和日本退出国联，是一种自绝于人民的愚蠢举动，后面还要跟一句，那就是绝没有好下场。 日本退出国联，就等于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此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而它自己，更加不知收敛，朝着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想收都收不住了。 这就跟个人一样，没人管，然后吸毒、抢劫、杀人，什么都干，越干越离谱，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不是说了吗，上帝欲教谁灭亡，必先教它疯狂，至理名言啊。 你杀人、放火，为所欲为，以为真没人管，这个世界我最大？ 错！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罢了。 先前英美法都只盯着一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就怕这孙子像一战前那样突然发狂，弄出乱子来。所谓绥靖政策，表面上都在让你，甚至不惜牺牲弱国小国的利益来迁就你，但这并不等于它们不防你。 为什么大家都堆着笑脸恭维你、讨好你？ 你一定会脱口而出：那还用说，怕我呗。 当然没错。可是怕你的同时，他们在家里可没闲着，都在准备呢，就准备等你发狂制不住的时候抽你。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是没来由的。 “二战”爆发，为什么最后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 抛开正义和非主义不谈，实力也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国家都不进行积极的备战，打不打得赢德国人还真得两说，至少得多拖两年吧。 现在日本退出国联，把自己的位置就搬到德国一道去了。从此，英美警惕的国家就多出了一个日本，把它也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 一个不遵守国际秩序、不尊重国际公法的国家，难道不是最危险的敌人吗？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对日开战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日本当然挑衅在先，但一个巴掌拍不响，英美要是对日本好点，还会弄到那个地步？ 这个道理，日本是直到水淹到脖子上的时候才清醒过来的。 据说，在鸦片之类的毒品还没大量面世之前，有人为了找刺激，就用砒霜来代替。 当然不能一次灌一大包，那是要立刻翘辫子的。它是“每天爱你多一点”，小剂量地服用，你还别说，吃下去也能找到一点飘飘欲仙的感觉（此处依据资料，请勿盲目尝试）。 时间一长，吃砒霜就上了瘾，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心里知道不能再吃了，可就是停不下来，直到最后中毒而亡，宣布game over。 如果把“砒霜客”换成国家，“二战”中的日本肯定能够入选。某种程度上，它后来就是这样被自己亲手毒死的。 正文 第九章 燃烧的黑土地 马占山二次复出后，很多旧部已难召回，军力大不如前，他再展名将风采，化解所处困境。作为东北抗战史上的经典战例，镜泊湖连环战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推后，看看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前后，民族英雄马占山的表现，因为他也一直在坚持着。 二次复出的马占山这次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要跟小日本死磕到底，为此，他把家里的几个老婆都给疏散掉了（那个时代的人有三四个老婆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你养得起），一人发个几千块钱，让她们自谋生路。女人们见此情景，抹眼泪的、擦鼻涕的、牵衣袖的，哪里肯走。 马占山把眼一瞪：老子是上前线拼命，可不是带你们去享福的，再这样就不客气了（“如不走者，当即死去”）。 真正的毁家纾难，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斩楼兰，誓不生还，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马占山迷途知返，不仅为自己正了名，而且使整个已趋于委靡的江省抗战形势重为之一振。 王者归来，英雄还是那个英雄，好汉仍是原来的好汉。 复出后，很多旧部已难以召回，马占山一开始能指挥调度的只有一个步兵第3旅（自兼旅长）和吴松林骑兵旅，仅相当于江桥抗战鼎盛时期人马的八分之一。但名将就是名将，他果断地使出两招，很快化解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第一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马占山敏锐地看到了东北义勇军所蕴涵的力量，不仅集中各县民团武装，还重点招纳了“胡匪”、大刀会等正规军一般不怎么待见的江湖人士，共集中11支义勇军，整编为9个旅，使所部在短时间内就接近5万余人。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虽然马占山并非东北义勇军首创之人，但能将正规军和义勇军结合起来，并使其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相得益彰者，马氏实为东北第一人。 第二招是在战术上见功夫。 事实证明，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的表现绝非浪得虚名。他重新出山后，仍然是东北抗日将领中最懂得打仗的Number one。 本来马占山还有两手棋，那就是在出走齐市时，留下了旧部程志远“代理省政”，这是准备里应外合时用的。同时，在嫩江驻扎的徐宝珍部也曾表示愿意响应配合，这支在江桥作战中以勇悍著称的部队已扩编为旅，如能得其相助，自然也是如虎添翼。 但这两手都落空了。程志远被日本人收买，转而以伪军的身份向马占山反戈一击，而徐宝珍口是心非，令人遗憾地选择了驻足观望，不愿再服从马占山的调遣。 只有靠自己了。 哈尔滨是当时日军重兵驻防的地区，从国内调来的第10师团（姬路师团）和从上海赶来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都在这个地方，关东军在东北4个主力师团，一个城市就占了两个，日本人认为肯定万无一失，除非吃了熊心豹子胆，否则任何抗日部队也不敢轻易来触这个霉头。 但有人就敢。 马占山找准的第一个目标，偏偏就是哈尔滨。 因为他发现，这座大都市虽然名义上驻有重兵，但内部兵力却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充裕。 <h3>伏击专家</h3> 姬路师团和宇都宫师团竟然都不在城里。 这两位老大干什么去了？ 忙啊，忙得不可开交，气都喘不过来。 南满北满刚刚平静了一会儿，东满又被抗日武装折腾得不行，连车都通不了。 说来说去，跟鬼子过不去的就是两条江：松花江和牡丹江。 于是姬路师团去了松花江下游。 吉林自卫军余部都等在那里：李杜、冯占海、丁超、邢占清，人家虽然退出了城市，但还有把力气，当然要继续斗下去。加上这里不是哈尔滨，沿江都是原始森林，自卫军往里面一躲，日军的那点兵力根本就不够撒的。 就这样，李杜他们还不让鬼子兵省心，一有空就从林子里面钻出来，搞点奇袭、暗袭、夜袭什么的，使得姬路师团大伤脑筋。 宇都宫师团则去了牡丹江。 这里情况更糟糕，因为有个硬钉子——王德林的救国军。 熙恰在吉林公开投敌后，原任延吉镇守使兼第27旅旅长的吉兴也跟了日本人。但他下面有个第3营，营长就是王德林，他不甘心就这么变节，便拉着部队到了东满，并以国民救国军的名义举旗抗日。 要说就这么一个营也没什么特别的，辽东义勇军的唐聚五起家还有两个营呢。何况东北军怎么说以前也是正规军，要粮有粮，要饷有饷，现在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只能天天过苦日子，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天长日久，连王德林自己也犯起了嘀咕：咱的大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有了答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惜王德林是旧军人，他不懂这个。 不懂就要教，教他的人懂。 此人是他的参谋长李延禄。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姓李的怎么会懂这么多革命道理，莫非他是—— 共产党？ 没错，答对了。 李延禄不仅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做活别人的思想方面也绝对是一把好手。 一番思想工作做下来，王德林果然被说动了，同意跟日本人干到底。正好当时自卫军的李杜送来1万军饷，意思是要他们加入自卫军序列，可王德林不想干：你是自卫军，我是救国军，大家一个等级嘛，凭什么你来领导我？ 李延禄啼笑皆非，他便劝这位王旅长，人家送来军饷是好事，如果你不想把这个3营给人家管，可以用这些钱再扩编一个团出来，名义上是自卫军的，其实还不是都由你老人家来指挥。 王德林一听，我这个参谋长没白请，真有头脑。 于是就接受了军饷，并从3营抽出一些老兵作为骨干，编了一个补充团，团长由李延禄兼任。原来的3营则被称为老3营。 有了一个自卫军，现在又出来了救国军，把当时负责东满防务的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搅得寝食不安，可他又实在抽不出这么多兵力来用于“剿匪”，只好把问题上交领导，让本庄繁想办法。 本庄繁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参谋本部正把精力集中于南方，暂时调不来部队——后来的两个师团：宇都宫师团正在往上海赶，姬路师团呢，此时猫在国内，一时半刻也来不了。 想来想去，只有看铁路的独立守备队能勉强一用。 就这么着，原驻哈尔滨周围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6大队被看中了。以他们为主力，编成了一个支队，由第6大队大队长上田利二郎中佐为指挥官，称为上田支队，总数有600多人。 日军进攻的消息一传过来，救国军指挥层的思想就乱了。 此前救国军风头正劲，已经连下敦化等三个县城（我估计这三个县城里都还没鬼子），很多人主张避开日军主力，撤出县城后分散进山。 理由是自卫军有好几个旅，还不是只能在林子里和鬼子兜圈子，咱们这点人手，干不过他们呀。 但救国军的老大王德林一直沉默着，因为他最看重的是李延禄的态度，王老大就听这个参谋长的。 李延禄在会上坚持：要打，坚决打，而且是正面迎敌。 当然了，我党的纪律，所有意见都不单纯代表个人，那是要集体讨论决定的。 李延禄当了补充团团长后，就把一些地下党员都安排了进来。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也在团里建立了秘密支部。支部讨论的结果，这仗非打不可，灭小鬼子还在其次，主要是得让王老大坚定信心，不然他又要念叨自己的那杆旗要不要继续打下去了。 当然了，主战是一回事，谁去打又是另外一回事。 救国军高层在谈到这个事的时候，没人应声，全哑了。 李延禄说我们补充团上。 真有种。要知道，补充团成立刚刚一个多月，虽说有700多人，但除了老3营过来几个老兵外，其他全是清一色的新兵蛋子，有的连枪都没放过。 到这时候，你要说这位李同志不是共产党，我都得跟你急。试问这种胆魄，谁有？ 王德林大为感动，当即表示可以让李延禄“打打试试”，并且把所有库存的手榴弹全都拨给补充团使用。 又一位英雄即将出世了。 与前面的诸位好汉不同的是，他还是党的人。 如果你要认为李延禄一番豪言，是准备和日军去死拼，那你就错了。要都这么蛮干，共产党的那点人马还能撑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家底薄，就得学会算计。 他首先命令部队撤出敦化县，给上田支队一个惊喜先，然后判断日军占领敦化后，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救国军的总部宁安县。 再然后，大家应该猜得出来了吧。 当然是打埋伏。 这是我们的看家绝活，到哪里都不能丢。 问题只是在哪里设伏。 最容易选的路径是从瓦房店到宁安县。 如果这条路径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倒用不着动什么脑筋了，可偏偏有两条，非左即右，非东即西。这要是弄错了，就是空欢喜一场，最后大家全得钻山沟。 说到伏击战，不翻地图是不行的，对照《镜泊湖连环战》图，我们来看看究竟是哪两条道。 一条道在牡丹江的北岸，这是一条大路，两旁杂树丛生，不过这条路绕远，而且需要过江。 另一条道在镜泊湖的南端。选择从这里走的话，必定要经过一个一面是江、一面是“墙缝”的狭长小道，即当地人说的西墙缝。 所谓“墙缝”是一个形象说法，是指山石好像墙壁断裂一样，听听这比喻，你闭着眼睛也能猜到这地势有多险要了。 更令人叫绝的是，西墙缝还挺长，蜿蜒竟有5里多路。 毫无疑问，这是一切伏击者的最爱。 那我们就选这条道吧。性急的兄弟肯定已经按捺不住了。 且慢。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想，别人也会这样想，上田更会这样想。 哦，人家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就为了“吃”你的埋伏啊。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大道路远，要过江—— 我愿意，我不怕麻烦，怎么着吧。 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选惊险一点的，意图看上去太明显，很容易被识破；选平实一点的吧，打起伏击来又无把握。 有人说，那咱不能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边埋伏一点，那边埋伏一点，这样不管日军走哪一边，都有着落不是。 我告诉你，要真这么做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哪边都没着没落。 700个人，都是新兵，本来战斗力就不强，还把他们拆开来，不打败仗才怪。 必须二选一。 李延禄选了西墙缝。 在我看来，他可能更多的是从利于埋伏这个角度考虑。 北岸大道很难设伏，别看有树木遮掩，藏几个人还凑合，要躲几百个小伙子着实困难，而且还很容易挡住进攻者的视线。 西墙缝则不然，一边是陡峭的山岩，一边是结冰的牡丹江，再往前面去就是封冻的镜泊湖，日军从小道中间经过，一遇意外袭击，除了拿脑袋撞“墙”（爬上去就别指望了，除非是攀岩高手，还得自带工具），就只能跳江上溜冰，更妙的是路上没有一点杂草树木，要扔手榴弹尽管扔，保准一炸一大片。 这种选法，你要说没有一点碰运气的成分，我也绝不相信。 反正押大押小，总得这么来一次。 从民国二十一年（1933年）3月18日这一天起，李延禄便带着补充团在西墙缝进行埋伏。 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 第二天，连鬼子的影子也没见着一个。 伏击这东西，其实就是等目标出现前的那段时间最折磨人，别的不说，让你等一个小时公共汽车试试，没准就得骂娘。 一二不过三，眼看第三天就要到了，不光普通官兵，就连李延禄本人都有些不自信起来：莫非我真看走了眼，选错了路？ 不用急，机会真是垂青于耐心者，很快它就要降临到我们身边了。 这是一个鬼使神差的机会。 事实上，在第二天的晚上，上田支队就已经到达了山下的瓦房店。 但这些人需要一个向导。 人生地不熟，深更半夜的，就算出钱，到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向导呢？ 幸运的是，瞎打误撞之中，总算让他们找着一位。 这人说他是当地猎户。 上田当然不敢贸然相信，但是经过盘问，对方对答如流，毫无破绽，最妙的是这人穿的棉衣上有血迹，一闻，还真是野兽血。 杀人杀多了，人血兽血，上田还是分得清的，所以他认为猎户说的是实话。 这下好了，有了向导明天上路不愁了（猎户总不大可能迷路），今天晚上抓紧时间睡觉吧。 当然不用愁，因为这个“好向导”明天将会告诉你们，阴间之路究竟往哪边走。 要是上田知道这个情况肯定得吓得做噩梦：“巧遇”的这位也在山上等了他们两天，实在等不及才下山来探情况的。 这人叫陈文起，猎户倒真是个猎户，在当地还很有名气。 他听说补充团要在山上打鬼子，便主动要来显摆一下自己的枪法——打枪那是猎人的老本行，只需要把鬼子当成虎狼熊豹处理就可以了（貌似《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顺溜”也是干这个出身）。 可是左等右等不见人。 怎么回事呢，那些“虎狼熊豹”怎么还不出来受我一枪？ 在日军久久不能“光临”的情况下，陈文起便趁着夜幕下了山，想看看究竟，没想到被上田迎面逮个正着。 陈文起要是想跑其实也能跑，因为鬼子赶路累了一天，没人盯着他。但他没跑。 怎么能跑，明天这些孙子走“错”路怎么办？ 他在村子里找到一个老汉，让他赶紧去给李延禄送信。 3月20日凌晨，上田支队睡好了觉，养足了精神，出发。 从瓦房店到宁安，上田同样遇到了李延禄那样的两难选择，两条路，走哪一条呢？ 有现成的向导，怎么不问他？ 一问，陈文起强烈建议走西墙缝。 这条路好啊，近，如果你们要想过江走大道也成，就是不知道天黑之前能不能到宁安了。 上田一听，权威都发话了，当然听他的。 于是一班人就奔着这条死亡之路来了。 补充团提前得到消息，早就在那里候着了。 来了，打啊！ 射击还没练好？不要紧。手有些哆嗦，也不要紧。因为大家的任务只有一个：把王德林从仓库里拿出来那批手榴弹往岩石下面扔！ 这比投弹训练都安全，岩石挡着呢，又炸不着自己，弹片飞来飞去，反正是鬼子倒霉，所以你就算闭着眼睛扔都没事。 有的兄弟投着投着，胆子越来越大，干劲越来越足，竟然不怕大冷天着凉，连棉衣帽子都脱掉了，就穿件短褂做这种最简单的投掷运动。 上田支队之惨状无以形容，整整5里长的路，根本没处躲，跑都跑不出去啊。 李延禄后来回忆，他当时听到日军指挥官发出歇斯底里的惊呼，声音非常之尖锐刺耳，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其中交织的恐怖和绝望。他坦言，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中，经历大小战斗无数，但这种疯狂而凄厉的叫喊，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故印象极为深刻。 战斗一直打到下午2点，共打了10多个小时，长达5里的阵地渐渐平静下来，这时李延禄得到一个情况，由于负责封口的一个独立营擅自撤退，导致没能把鬼子全部封住，后续日军在西墙缝路口之外已有所动作。 这个“有所动作”可以解释为多重含义，其中一个就是，日军可能会绕道从山后对补充团进行包抄。 李延禄意识到，既然已经占了大便宜，那就得见好就收，不然反被上田支队封住口倒打一耙就糟了。于是他立即命令部队撤退，只留下7个人负责掩护（一说是8个）。 整个西墙缝伏击战，补充团一方就战死了这7个人。 另外立下大功的猎户陈文起也同时遇难。本来他可以脱险，只是为了去战场上捡把好枪，结果反被日军发现后杀害了。 上田支队此役大伤元气，当场被打死的就堆成了三垛，同枪支一道烧毁（这个太混蛋了，知道我们缺枪，就是不给），伤员也有好多，按照级别不同，尉级的用飞机运，当兵的用卡车载（谁让你是兵，只能坐猪仔车了），连驮枪炮的马匹都卸下来拖伤员。 等日军一撤，李延禄带人又摸了回来，和牺牲的陈文起一样，舍不得战场上的那些好东西啊。 他们除找到被焚烧的武器残件1500余件外，还意外地搜出了完好的三八式步枪2000余支。当时救国军也有小型兵工厂，所以那1500个残件也没浪费，都拿到后面去修复了。 这个结果后来导致了一个颇有争议的推论，那就是这一仗，究竟打死了多少日军。 因为参战的大部分是新兵，又是在岩石后面扔手榴弹，你要让他们现场记住自己打死了多少敌人也不大现实。李延禄本人从武器缴获上推断，死伤日军当在3600人到4000人以上。 但是这个数字，我认为不太可能。要知道，上田支队总共才600多人，惨是惨极了，但哪里能变出这么多死尸出来。再说，扔手榴弹毕竟不是发射导弹，国产手榴弹的杀伤力又不是很强，能炸死炸伤百人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个我们还是实事求是一点为好。 有关缴获的武器，包括兵工厂修复的武器残件，当时都有明确记载。不过缴到枪支多少，恐怕还是不能和鬼子的伤亡数字完全画等号。 我们要注意到，当时上田支队来的时候是牵着马，拉着大车来的，枪支极可能是车上的，也许他们是想在占领区建立临时军火库，以便为“维护治安”做长久打算。 至于日军把2000余支好枪藏起来而没有带走，则说明在遭遇伏击后，上田支队一方面是极度惊恐不安，唯恐再遭打击，所以只有轻装撤退；另一方面，很多驮运武器的马匹和车辆都同时遭到了毁损，毕竟手榴弹不长眼，不是说你是匹东洋马，我就不炸你，如此一来，就缺少了搬运枪支的工具。 在这里，我采纳我能认同的一个观点：西墙缝伏击战确实打得漂亮，但杀伤日军绝无上千，实际数字应该是“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余名毙命”（《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如果把伤的也算在里面，大概接近200多人。 <h3>连环战</h3> 事实上，对于上田来说，西墙缝一战只是拉响了上课铃，他的噩梦还将继续，因为他碰到了一个伏击战方面的高手，后者创造了东北抗战中叹为观止的一个经典战例：镜泊湖连环战。 我以前想跟人学下象棋，摸了两天后，果断放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个料，不是说“当头炮，马来跳”这些规矩我不懂，是实在不会算棋。 有人告诉我，段位初级一点的，一般能算到两到三步，再好一点的，可以算到四步五步，更好的，那就是象棋大师了，整盘棋他都了然于胸。 如此说来，李延禄绝对是大师级别，不然我们也就没有连环战这场好戏看了。 西墙缝这里刚刚打完，李延禄已经在准备下一步棋了。 他很清楚，对于上田来说，不把脑袋撞到残，是绝不会回头的。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既然在西墙缝吃了苦头，你就别指望这兄弟上第二次当了。 那么，往宁安去的路径，除了镜泊湖这一条，还有吗？ 有。 而且跟西墙缝的情形酷似，那里也有两条道可供选择。 面对这道新的考题，李延禄和上田都立即拿起笔，填上了他们心目中所认为的A或者是B。 这不是多项选择题，是单项选择，所以标准答案只有一个。 史料看到这里，连我都觉得饶有兴味，简直是智力大冲浪啊，大家就一齐来跟着猜谜吧，看看它们背面写着的究竟是“生”还是“死”。 A阎王鼻子； B松乙沟。 光看这两个名字，可能你就只能闭着眼睛瞎猜了，那我给你提供一点背景资料。 我看到有一位高人把这两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形象的对比，阎王鼻子，相当于一张弓的弦，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近路；松乙沟呢，相当于弓的背，这是一条远路。 再具体一点，阎王鼻子非常之险，都是怪石峭壁什么的。松乙沟则是个大草甸子（东北平原上对成片草地的称呼），道路平坦，连个大点的石块都不容易见到。 怎么样，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阎王鼻子就是翻版的西墙缝，松乙沟就是换位的江北大道。 你选哪一个？ 选A，out，因为李延禄和上田都没选它，不过A的后面贴着一个“生”字。 选B，yes，你跟上田的选择是一样的，当然李延禄也选的它。 翻开来，B后面写的是一个“死”字。 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一下上田同学，他充分吸取上次的惨痛教训，没有轻信任何一位向导的话，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为指导，亲自到现场考察了一下，最终才选了B。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看到了那个“死”字，就责怪上田没脑子，瞎指挥，要知道，西墙缝之战的确是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不过这也不是上田一个人的错，好多人都会像他那样：上次在险路上吃了大亏，这次肯定要选条好路走走，况且阎王鼻子这个名字多不吉利，听上去简直像是在走黄泉路。 李延禄真是把上田的心思都摸透了。他自己战前有没有到松乙沟转一转不得而知，但就算他没去转，他对那地方也比去转过的上田要熟悉得多——因为他本人就是宁安人，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老家，一草一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上田留意的是路，李延禄关心的却是路上那些干枯的荒草。 此时此刻，他是不是想到了小时候跟伙伴们在原野上“放野火”的情景？ 至少我是想到了。 俗话说干柴烈火，但你要看过或亲身实践过“放野火”就会明白，其实干草烧起来的那才真叫烈火呢。 为什么想到放火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的两本书：和。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两本民间兵书。 这两本书告诉我们，打仗不光是用人的力量，还可以充分借用自然的威力。典型的就是两种，火和水。 和中的相关战例不胜枚举。 所以一般情况下，别说军队，就连一般中国老百姓，最容易想到的两大绝招，也不外乎是火攻和水淹。 设身处地地为李延禄想想，他采用火攻，也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在里面。 手榴弹差不多用光了，补充团疲惫不堪。 甩手榴弹其实是最累人的活儿，不相信的话你去甩几个小时试试，看自己的胳膊还能不能抬得起来。 李延禄只好把补充团撤下去休整。 能用的还有一个补充团后备队。这些哥们儿虽然有体力，但论打仗还不如补充团呢（不然怎么叫后备，那就是替补啊），而且就算他们能打，也没有多余手榴弹可用了。 至于对射，还是免了吧。陈文起那样猎户出身的毕竟没几个，大部分人连枪都端不稳，怎么跟日本职业军人玩射击。虽说上田支队属于铁路守备队性质，但人家在“九.一八”事变时还不是照样把东北正规军都赶得满场飞跑。 只能让他们做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活。 划火柴会吗？ 会。 那就行。 参与松乙沟伏击的后备队队员，除装备从西墙缝一战中缴来的三八式外（2000支呢，一人发一支还多余），每人都拿了一盒火柴。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凑巧，李延禄这次也足足等了两天，才把上田支队盼来了。 路口上有预先准备的树木，一路上枯草遍地，而上田竟然丝毫不察。 那烤你一下就没商量了。 上田支队这次没有淋到“榴弹雨”，这让他们的心情大为放松，但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四周围“莫名其妙”地燃起大火，而且越烧越旺，奔着脚下就来了，这让日军官兵大惊失色。 他们还没意识到这是人为放的火。 大火完全把日军包围住了。 有的兄弟说，他们不会跑？ 那你是没看过大兴安岭大火的纪录片，一个火一个水，你要真惹了它俩，借你两腿都跑不脱。 还有更惨的。火往鬼子身上蹿的时候可不找地方，除了往衣领里钻，放子弹和手榴弹的兜也想进去瞧个新鲜，结果惺惺相惜，一引燃后马上发生爆炸，眼看着人就飞上了天，那场面简直跟电影院里的灾难片差不了多少。 是役日军又折100多人，而补充后备队无伤亡纪录。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空手套白狼？ 诸葛亮他老人家要是在这里，其得意之作“火烧博望”恐怕也不过如此吧，何况那极可能只是出自小说家的杜撰。 这人真是越打越顺手，越打越神奇，连三国孔明都快赶不上了。有句老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延禄比巧妇还巧妇，划根火柴，放个底料，就给大家端上来一只大火锅，味道还不错。兄弟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松乙沟“意外”遭到火攻后，上田虽说还没到把脑袋完全撞残的地步，但起码已经头破血流。连着被对手伏击两次，死伤一半不止，而这一切仅仅是在往宁安的路上发生的事，到现在救国军的老巢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你说他怎么能不欲哭无泪。 不过都这个样子了，哭你也得继续干下去啊，东京和关东军司令部可都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捷报。 没法子，上田不得不发扬有进无退、有去无回的精神，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不从镜泊湖走了，什么阎王鼻子、松乙沟什么的，我连碰也不想再碰了。 嗨嗨，兄弟，告诉你，阎王鼻子其实是很安全的啊，你从那里走，保险没事的。 忽悠谁呢，嫌我还不够惨是不是？拒不上当。 正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还真让上田又找到一条道：东京城。 这东北的地名真的蛮有意思，一看到这个，我就忍不住想起了五鼠闹东京那个典故。 上田自然也心有余悸，害怕在这条道上又碰到什么蛇啊、虫啊什么的，所以两条小腿跑得飞快，一阵风就冲了过去。 过去了以后摸一摸胸口，小心肝还扑通扑通地在乱跳哩。 没事的，上田君，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吗，我可以给你打包票，从此处到宁安，一点事都不会有。 真的？ 真的。 这句话其实我是想这样表达的：从东京城到宁安，是不会有事的，从宁安出去，是肯定有事的。 对小鬼子，我们能把实话讲全了吗？ 果然，直到通过宁安，一点事都没发生。当然，上田也没进宁安城，更没去找那个救国军总部。人家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宁安城边上过了一下，这就算是已经“讨伐”过了，接下来他要赶紧跑路。 往哪儿跑？哈尔滨啊。那里多安全啊，回去后说不定还得找个心理医生给看看呢，因为已经有创伤了。 可是我已经说过了，从宁安出去，是肯定有事的。 上田啊，你就认栽吧，因为你真的跳不出李延禄的手掌心。 李延禄连他会从哪条道上走都已经提前估算好了。 日军坐车坐惯了，能坐车他绝不肯撒丫子跑。倒也不全是怕吃苦，试问一个归心似箭的人，如果有现成的动车组或城市高铁，他还会去乘普通列车吗？ 宁安往北的海林有直达哈尔滨的列车。 李延禄考虑下手的地方就在宁安至海林的路途中间。 这里有个地方叫关家小铺，距宁安30里，距海林20里，为必经之处。 到这里，我认为李兄肯定对一样东西已经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了，那就是伏击。你别看一个小小的伏击，能玩的花样太多了，怎么舍得随便放弃。 但接下来，李延禄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新的伏击地点既难以做到西墙缝那样天造地设，你可以打得到别人，别人打不着你，也不可能像松乙沟那么让人爽，想要多少枯叶就有多少枯叶，毕竟这不是拍电影，可以让你随便取景选场地。 取巧比较难了，得花点本钱。不过李延禄手上的本钱并不多，补充团和后备队全是新兵，真的跟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枪对枪、刀对刀，等于白给；而救国军主力部队（包括老3营）此时已转移至林口，一时也来不及赶过来设伏。 也就是说，厨房里已经没什么料了，但菜还得一盘盘上，怎么办？ 好说，借米下锅。 李延禄找了一个朋友帮忙，这个人叫张治邦。 张治邦是东北军第21旅下面一个团的团长。21旅驻扎于绥芬河，照理说宁安一带应该是他们防守的地界，但旅长赵芷香和其他两个团长都在观望，不愿意跟日本人交火，只有张治邦一个人抗日最积极，而且他也素以治军严谨、部队作战能力强著称。 李延禄连环战打出了正规军都难以达到的战绩和高度，深为张治邦所敬佩，所以前者一开口，他一口答应调拨一个营过来助阵。 要说这个张治邦真够朋友，也深明大义，别人都要留存实力，他却一下子就拿出了强力援兵：这个营共有3个连，其中8连尤称精兵，连长张宪霆更被张治邦称为“赵子龙”，是心腹爱将。 援兵一到就开始选伏击地形。 关家小铺两山夹一“沟”，这个“沟”就是公路，从打伏击来看，还算理想。在其前方不远处，有个叫狼窝圈的洼地（听这名字着实生猛），正在半山腰，放一个连进去正好，作为伏击主力的8连就埋伏在这里。公路的左右两边分别是东山和西山，可安排另外的两个连：9连和补充连。 万事俱备，只等急着要赶回家去的上田来报到了。 过来帮忙的东北军官兵一个个摩拳擦掌，想想前面的兄弟把鬼子打得哭爹喊娘，咱们这些正规军人要再不打漂亮一点，以后真得戴墨镜出门了，怕人在大街上认出来啊。 但是预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很多差距的。 在一次次挫折面前，极少有人会无动于衷，用一个术语来讲，就是至少得“反思”一下。上田中佐也是如此。 第一次没探路，很惨；第二次亲自探路，更惨；这一次他学精明了，懂得了投资才有产出的道理，所以咬咬牙，掏了点钱在当地找了一个人（只要舍得花银子，汉奸不愁没有），让他化装成走亲戚的模样，到关家小铺一带进行侦察。 由于正规部队从绥芬河远道而来，一看就风尘仆仆，所以阵地布防的情况很快就被这家伙发现了。 对于伏击部队来说，这是一个足以致命的变化。 凌晨，当李延禄看到正面公路上驶来数十辆日军大卡车时，他也同时接到报告，东、西山出现数股日军，已经对伏击阵地形成了三面包围。 显然，上田支队已完全掌握伏兵的作战部署，伏击战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阵地战。 设伏的东北军有300人，日军也有300人，数量上差不多，但日军有备而来，在战斗素质和火力配备上也要强于前者，这样一来，李延禄这边就被动了。 东山、西山危在旦夕，正面日军也已冲到狼窝圈面前，如果8连稍有畏惧或后退，伏兵无疑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好个张宪霆，不愧子龙之名，带领所部誓死不退。在身负三处重创、血染征袍，且手枪子弹已打光的情况下，他捡起战死者的长枪，与鬼子兵展开肉搏。 坚持带来了希望。就在官兵陷入苦战之时，原驻林口的救国军主力此时正好赶到，这才把不利的战局扭转过来。 眼见不妙，上田赶紧脚底抹油，率部沿公路向海林方向溜走了。 李延禄的设想落空了，本来他是要在关家小铺这里把上田支队给包圆的。虽然这一仗日军也被打死打伤百人之多，但伏军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共有107人阵亡。 这些部队可都是“借”来的，“借”之前也没跟人家张治邦说这仗会打得如此惨烈，只说是伏击。伏击嘛，总是自己占便宜，对方吃亏。 更让李延禄懊恼和惋惜的是，被张治邦称为“赵子龙”的爱将张宪霆也在这107人之中——这位张兄，我老是把他的名字想象成中张宪和岳霆的结合体，端的是员猛将。 虽然都是为国牺牲，张治邦本人也不会说什么，但这人情可欠大了。 不行，非得找人补一补不可。 找补的这位，当然还是老冤家上田。 上田不是已经跑到海林坐火车去了吗？ 别说坐火车，就是乘飞机也得把你给扒拉下来，谁让你惹我的呢。 跟在上田屁股后面追到海林当然不可能，不过李延禄自有办法。 你不是要从铁路上过吗，我找铁道游击队！ 那地方也有铁道游击队？ 有啊，比老北风的辽南义勇军还正宗呢，人家都清一色地当过铁路工人，而且也属我党武装，真正称得上是微山湖那一支的东北师兄。 铁道游击队接到命令后，连夜赶至一个叫高岭子的地方。 你还别说，搞火车这个活，还非得找这些人干不可。他们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路形熟，抄个近路跑火车前面去那是手到擒来，而且由于侍候过火车，对列车的行车特点和时刻表也了如指掌。 高岭子这地方，听听名字你就知道了，自然是山高林又密，火车在这里只能走盘山路。在其西侧，坡度更大，尤其拐弯的地方，就算发现下面的铁轨有什么不妥，火车也很难减速。 要给铁轨“动手术”，其实没特别复杂的，就是找一个拐弯处，把道钉全都拔掉，使铁轨错开，然后火车就会顺着错开的铁轨瞎开，一开就开到外面去了。 这就是专家啊，搞破坏都这么有水平。 一切办妥。上田支队来了。 不来不行，因为他们可是今晚大片“列车惊魂”的领衔主演之一，不允许随便耍大牌不来的。 现在的上田也耍不了大牌了，总共剩200来人，还一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蔫头耷脑，直打瞌睡，又能牛到什么地方去。 下面的情节跟所有车祸毫无二致：拐弯、出轨、翻身，然后鬼哭狼嚎。 当然，既然是大片，这些就都还不能算完。 另一个领衔主演铁道游击队开火了。 这通打，黑灯瞎火，密林深处，车祸现场，突然袭击，估计就算是捡了条命也得做半辈子噩梦了。 最后逃出去的已不足百人。 至此，镜泊湖连环战谢幕。14天，一口气不歇地打了4仗，基本全歼上田支队，而中方参战者不是新兵，就是游击队员，能取得如此佳绩，足以称奇。 李延禄一战成名，享誉东满，后来成为东北抗联的一员得力悍将。 <h3>马占山的新战术</h3> 有这么多天煞地煞在这里，可想而知，宇都宫师团在牡丹江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此时，真正担任哈尔滨守备任务的其实就只有一个小弟——宇都宫师团留下的第28旅团（干贺旅团）。 马占山突然命令主力向哈尔滨以北发动大规模出击，与此同时，调李海青由长春北上，从哈尔滨以西配合进攻。 就这一下，哈尔滨马上陷入了包围之中，虽然是半包围，那也危险啊。 负责防守的干贺旅团当时编制并不完整。他的第50联队跟着师团去了牡丹江，只剩下1个联队和两个大队。其中，第15联队防东西两侧，石川茂大队防北面，山利雄大队守城市周围。 吴松林骑兵旅狂飙突进，率先从北面撕开了石川茂大队的防区，并一直进至哈尔滨对岸的松浦镇。 双方隔江（松花江）对峙，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当时日军采取的是重点防御政策，从关东军分布在东北的总兵力来看，一共4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1个独立守备队，能有一个旅团在哈尔滨进行防守，已经算够意思了，而普通抗日部队轻易也不敢与旅团以上级别的日军硬碰硬。 但马占山非比常人，他用兵就一个字：奇。你认为他不敢的地方，他可能胆子特别大；而你认为他胆子特别大的时候，相反他倒又会表现得十分谨慎。 其实马占山非常清楚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 江桥抗战时，日军由于不明虚实，采用的其实是一种“添油”战术，只出动了一个步兵联队（滨本联队），一开始甚至仅仅是一个大队，后来才逐次增加兵力；而现在马占山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旅团，虽说另外两个师团都不在哈尔滨，但以日军的机动能力，短时间内驰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如果单看马占山所能掌控的部队，数量上要远高于江桥时期，然而质量上却已有天壤之别，真正有点实力的还是那时的老部队——步兵第3旅和吴松林骑兵旅。 凭这点力量，搞定干贺旅团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随时会闻讯赶来的两个师团。退一步说，就算在敌增援之前，成功地拿下哈尔滨，一旦遭敌重兵围困，无疑也等于自投罗网。 精明如马占山，当然不会这么傻。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对这个江省重镇发起全力一击？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姬路师团和宇都宫师团为什么要放着哈尔滨不守，那么着急慌忙地到东满去扫荡，其实干的活跟现在城管临时突击赶小贩差不多，都是为了迎接“贵宾”检查。 这个“贵宾”就是李顿调查团。 在沈阳，本庄繁早就当着李顿的面夸下了海口，说东北一片繁荣，“满洲人诚心愿意和日本帝国合作”。 结果李顿一行来了一看，怎么遍地都是抗日武装，到处都是驱日标语？原来人家最烦的就是你们啊！ 这脸没处搁还是小事，要写到李顿的那个报告书里面去事情就严重了。 马占山就是要让李顿他们看看：我们一直在战斗，同时也让本庄繁难受难受。 果然，在哈尔滨被围的第二天，本庄繁就像火烧着了屁股似的命令两个师团迅速返回哈尔滨“灭火”。 此时，姬路师团离哈尔滨约500里路，且身处僻远，沿途交通多被破坏，而宇都宫师团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本庄繁再急，这两位兄弟也没法变成天使马上飞回来。 最沉得住气的还是马占山，他似乎也没有要赶紧进城的打算，就是隔着江放放枪炮，让你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好。 不让人睡觉这滋味难受哇。睡不着觉办事就容易走神，一走神，李顿派出的记者特使就跑到马占山那里去搞采访了。 在本庄繁命令发布后的第六天，两师团终于心急火燎地赶了回来。姬路师团负责看家，宇都宫师团则上前准备与马占山干架。 宇都宫师团是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后期才奉命赶到上海的，去了以后就站了站岗，什么仗也没捞到打，然后又赶到东北，在牡丹江的山沟沟里面找游击队，弄了一身泥，结果却连只小鱼小虾都没捞着。 除了憋屈，还是憋屈。 这次总算碰上了名气很大的马占山，该好好打一仗了。 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马占山跑了。 而且跑得肆无忌惮，跑得热烈奔放，跑得神采飞扬。 宇都宫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陆大19期）日俄战争时就在“军神”乃木希典下面做中队长了，后来也混得不错，一直做到了大将。他对马占山的举动大为困惑。 乃木希典的作战之道，讲穿了其实就是一个字：拼，两个字：死拼。他的那个“军神”称号真是用部下的尸山血海堆积出来的。那时就为了打一个旅顺，6万人的部队一家伙赔进去3万，倒了一半，连俩儿子都填进去了。 这种疯狂到极点的表现把老毛子都给吓坏了，得，顺了你们还不行，再能玩，咱也玩不过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啊。 乃木的劲头无疑也影响到了他的小弟。松木认为马占山既然号称支那名将，怎么着也会在哈尔滨城下摆开阵势，痛痛快快地和他厮杀一场。可是马占山却让他深深地失望了。 世上名将从来都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惜亲自抡把宣花板斧猛砍的，以硬比硬，你硬不过他，你就倒霉，他就成了名将；另一种是喜欢拿根绣花针挑来拨去，看似漫不经心、不务正业，一低头，你的要害穴位上可不正插着一根吗。 马占山居于二者之间。 接下来，他要给榆木脑袋的松木好好上几课，告诉他：打仗，可不只有死拼这一种，那是一种百花齐放的艺术。 早在进攻哈尔滨时，马占山就已看出，步战和阵地战再非己方所长，只能依靠一个特殊兵种的优势。 骑兵。 除吴松林骑兵旅外，新加盟的李海青部也以骑兵为主，既然都是骑兵部队，那就要把骑兵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要选一个场地，这个场地马可以来去自如，人却举步维艰。 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这个条件，那就是松嫩平原。 马占山放弃海伦等城市，带着部队进入了平原。 松木紧跟着也来了：想跑，哪有这么容易。 一进去，就后悔了。 我说的是松木。 那时的松嫩平原，还没有怎么搞过生产建设，良田没有，沼泽倒是到处都是，草原更是一眼望不到边。 别看没有丛林高山，可是特别容易迷路，在里面转一会儿就晕。 松木晕，马占山可不会晕。东北骑兵，包括那些“胡子”骑兵就像是在自家门口转悠，别提多适应了。 宇都宫师团以步兵为主（仅有一个骑兵联队），大部分都靠两条人腿走路，哪里撵得上。刚刚看到马的影子，等到累死累活地跑过去一看，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 回去吧，四顾茫茫，北在哪边都不知道。 时值夏季，按说这种天气，在东北待着还是不错的。如果能到哈尔滨去避避暑什么的，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哥们儿，这是草原啊，你想开心，蚊虫牛虻能答应吗，要知道，这里可是它们的地盘。 你们这帮小子招呼不打一个，就乱哄哄地来这么多人，搅了我等的清静，是可忍孰不可忍，咬他！ 东北的蚊子俗称小咬，其实块头一点也不小，大的足有一寸多长，而且一咬就是一口血，没什么价好还。据说如果一齐上的话，连马都能给你咬死。 那滋味，啧啧。 不过受着吧，谁让你们是狗强盗呢。 要说不好受，松木这样级别的其实最不好受。当兵的还可以手舞足蹈赶两下，他可得正襟危坐，装出一副正宗武士的样子出来，否则何以服众。 可是时间一长，连他也顶不住了。 哇呀呀，着实可恼哇。 身上已经被叮了NN个包，被迫献了NN次血的松木要发飙了。 他得知马占山可能在克东附近，便指挥部队赶了过去。 第27旅团（平松旅团）从东，干贺旅团从西，一东一西进行夹击。 为了防止暴露目标，两个旅团都是黄昏行动，而且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但是包抄的过程异常痛苦。 在沼泽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咬咬牙倒还挺得住，问题是这时候小咬们开始向他们集体冲锋了。 天黑了，蚊子过夜生活的时候也到了，日军出动，它们也出动，大家集体狂欢嘛。 被咬痛了还不能吱声，连拍都不准拍一下，秘密行动，再苦再累，也得向你们的松木长官学习：咬牙挺住。 天亮了，两个旅团总算都到了克东。瞧这个狼狈劲，一个个丢盔卸甲，鼻青脸肿——不是被哪位莽汉揍的，而是被蚊子们亲过的。 让他们惊喜的是，果然看到了马占山的部队，证明苦头还没白吃。 那就抄家伙打吧。 口号还没喊出来，人家打马就走，没一袋烟的工夫跑没影了。 剩下东西两边冲过来的日军，只有大眼瞪小眼的分。 你们就自己拥抱一下对方吧。 千辛万苦的奇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笑话。 这仗没法打啊，再好的战术也只能落得个被马占山当众调戏的下场。松木想想不是个事，光人多不行，还要有马。 本庄繁立刻把前线作战的这一困难上报至参谋本部。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有真崎这样的人当着家，对关东军自然是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 真崎一激动，把近卫师团也派了过来。 当然不是整个师团，而是该师团所管辖的骑兵第1旅团（高波旅团），旅团长为高波佑治少将。 “二战”前的日本师团，一般都是按地方征兵，比如第2师团来自仙台，所以也叫仙台师团，第6师团来自九州的熊本，故又称熊本师团。唯独近卫师团是个例外，它是全国招生的。 近卫军嘛，理论上应该是最能打的部队，当然要广纳贤才，能者居之。 这个师团平时在国内被宠得跟个金宝宝似的，从来不舍得拿出来用，实在是前线缺骑兵部队了，才破例了这么一回。 有了骑兵，还是近卫师团的骑兵加盟，松木顿时胆气大壮。 瞧我的吧。 他把马占山可能活动的新区域分成三块，西面一块给高波骑兵旅团，中间一块给干贺旅团，东面一块交给除平松旅团外的其他部队负责。平松旅团则被放在该区域最北部的拜泉，随时机动，以防万一。 实行大包干，大家各包一块，按经济责任制分别考核。 松木认为这样一来，马占山就很难自由流动了。 想法是很好，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还是困难一大堆，因为根本“梳”不着马占山，缝隙仍然到处都是。 被松木寄予厚望的高波骑兵旅团虽然自己也是骑兵，却仍然被马占山的骑兵耍得团团转。 第一天，他们得知马占山部似乎正在东北移动，离此100里，赶紧前去搜索。 第二天，赶到，发现那里没人。有人说是看到马占山在东南活动，不是很远，40里。再赶过去吧。 第三天，东南这儿都搜遍了，只找到一支小部队。人家小归小，可马跑得比他们还快，放了两枪后转身就走，一会儿就没影了。 这是最后一次消息，自从小部队也“失踪”后，就算挖地三尺，马占山也不出现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马占山用了几支小部队，打了一通迷踪拳，然后挥挥手走了呗，也就是说早已从这个围好的圈子里面跳了出去。 对于这个牛得不得了的骑兵旅团，松木气得连劳务费都不愿给，什么嘛，马又不快，人还傻呆呆的，除了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简直一无是处。 说句公道话，你还真不能怪人家高波。如何追击骑兵，尤其是跑得飞快的那种，向来就是一个兵家难题。想当初，僧格林沁号称蒙古铁骑，以骑追骑，不但没跑过捻军，连自家脑壳都没能保住。 马占山么，连“镫里藏身”都会，你跟他玩马术，那不明着是白给吗？ 松木这种“大包干”的办法，以前也有人做过。当年曾国藩对付捻军的所谓“以静制动”之术，就与此类似。 结局都是两个字：失败。 再没心思搭架子了，松木扔掉失败了的“大包干”，开始采用新法子：轻装尾随，跟踪追击。 一般的步兵旅团都不用了，不光跑不快还是累赘。 就用两支人马。 高波骑兵旅团当然少不了，骂归骂，真正派用场还得靠他们。 另一支就是伪军。 这里面包括程志远骑兵旅，一来这里他们熟，二来也是骑兵，能跟得上。 但成效还是归零，总是兴致勃勃而去，两手空空而归，连对方的马屁股都没摸着过一把。 对关东军来说，知道马占山身藏何处，一度成了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我们对着大地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大地回了一个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方唱罢我登场，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我们对着沼泽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沼泽吐了一圈泡：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他的马背上，还驮着刚刚从你们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枪支和弹药。 我们对着草原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草原打了一个哈欠：他刚离去，他刚离去。这兄弟吃了你们日军两瓶肉罐头，觉得味道也不咋的，正准备找个地方好好睡它一觉。 …… <h3>好汉打法</h3> 马占山不光会兜圈子，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在日本人身上找便宜最合适。 瞧你一个不注意，冷不防嗖地一个老拳就罩过来，正打在你的面门上，又准又狠，不让你在牙缝里倒吸两口冷气，人家都不姓马。 等你回过神来，怒气冲冲地再找他的时候，马占山已经不见了。在背后？在左边？在右边？谁知道呢。也许他就坐在拳台一角啃鸡大腿也说不定。 表面上，马占山几乎放弃了所有重镇和要隘。呼海铁路（哈尔滨呼兰至海伦）、齐克铁路（三间房至克山），还有沿线城镇，能扔的都扔了。 你不是想要吗，给你。 只不过这是为了更好地修理你。 从此，日军到了明处，马占山到了暗处，什么时候要给养了，无枪无炮，无粮无食，简单：铁路上要去，城镇里找去。 反正马占山对哪一列火车上装着给养，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来，哪一座城镇里有粮仓和军火库，日军人多还是人少，都记在一本账上，清楚得很（后面要讲到，他连日军的总结报告都有，还是定期更新版，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好东西放自己身边都不牢靠，让日军给保管是最省心的事。就一大超市嘛，不用付钱，甭管拿多少都行。 美事啊。 马占山还特别喜欢得了便宜又卖乖。 人家奇怪，你这么东奔西跑的，又没有稳定的武器补给，枪支弹药怎么总不见少？ 瞧他怎么说的：到日本商人手里买去，还有，伪军不是现成的吗，临战时他们把枪扔地上，我们把钱搁那里，各取所需，大家都OK。 前面的说法听起来有些不着调，人家日商就算再不“爱国”，也不可能追在后面把枪卖给你吧（何况马占山还居无定所），不过第二种解释倒极有可能。 《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吴大疤癞不经常做这种事吗？ 不过也未必，马占山就这么随口一说而已。这位马大帅，你知道他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没准就是故意放出风来赖伪军的，要知道像程志远那样的，都是从马占山这里反戈一击后出来的，你要说他们会跟马占山做这种交易，似乎也不大可能。 但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松木听到这句话后，肯定不会再相信伪军的“良心”和“自律精神”了。一伪军上阵，他都得派俩“皇军”给看着，实在看不过来，只好让他们回家。 这里还是由我们自己来搞吧。 而这，也正是马占山想要的。 打游击战嘛，本地人总比外地人难缠，伪军也总是比日军更讨厌。 一方面，是难以找到马占山，另一方面，则是马占山自己常常主动现身。 一出现就杀机毕露。 马占山很懂得用人之长。此地并非江桥，义勇军也不是正规军，阵地上一枪一弹的硬性打法非其所长，他们所擅长的是打一枪就跑，捞一把就走的“好汉打法”。 马大帅交代了：我不管你们怎么打，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去。反正回来后拿鬼子脑袋跟我结账。 这跟里的李云龙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 于是大家就分头行动，各展其能。 其中表现最出众的是邓文和他手下的一群江湖好汉。 邓文是马占山的老部下，参加过江桥战役，属马家军中的后起之秀。能得到马占山的言传身教，那自然是懂点战术的。别人用围点打援，他用引蛇出洞。 先攻击日军据点。当然在这之前，切断电话线是很有必要的。日军没法喊援兵，人又少，顶不住，只好往外跑。 跑可以，邓文还主动让出了一条道。 路上，伏兵四起。 是役，日军伤亡150多人。 尽管是胜仗，但伏击也是要花点本钱的，子弹不长眼，自己也要损失一些弟兄，所以这个与马占山空手套白狼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那咱再玩儿一把绝的。 第二回，邓文选了70个人，规定：你们到海伦去打日本人，我要的也差不多是第一回的数字，不过别损失自己人，最好是子弹都不要放。 且慢，兄弟，那海伦城里鬼子可不老少了，你子弹都不舍得发，能搞定吗？没准走都走不脱啊。 或者换句话说，无本万利，世上有这种好事吗？ 有啊。 这个世界奇妙就奇妙在，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这70个人不是一般的人，那是70个武林高手，飞檐走壁跟在自家院里散步一样的那种。 他们到海伦不是在白天，而是晚上。 打探到一家商号里面住着一批日军，刚好100出点头，他们就摸了进去，然后一人一刀（有的一个管俩，要用两刀），就把这些鬼子都当菜一样给剁了。 剁完后，又没事人一样走了。 出城，到邓文那里交令。 虽然每次最多也就灭掉百来个，但积少成多，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据说关东军在“围剿”马占山期间，平均每月至少需往国内运50个尸袋回去，那些受伤的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包括邓文在内，跑出来袭击日军的，都打着一个统一的旗号：马占山。给松木的印象，就是马占山好像是一个千手观音，哪儿都看不到他，但又无处不在。 对此，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送一个字：牛，两个字：忒牛。 一时间，马占山究竟在哪里，成了这场“躲猫猫”游戏的关键所在。 大家开动脑筋竞猜一下吧。 高波认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因为一天到晚跟着马占山转嘛（自认为的）。他认为马占山是朝老家黑河去了。 松木刚想发表意见，本庄繁先说了，还不是在他的沈阳关东军司令部说的，而是在现场说的。 找不到马占山，不光松木急，本庄繁更急。 江桥之战和包围哈尔滨，已经把这个关东军司令官给彻底弄毛了，因为他知道马占山不是一般的义勇军头领，有他存在，就等于一杆大旗在黑龙江乃至全东北插着，即便不主动出击，对关东军来说也是心腹大患。 本庄繁这厮属于水平不是太高，但却特喜欢自己上场踢两脚的那类人。松木在前面，你在后面遥控指挥一下不就行了，他不这样，没现场感觉嘛。为了找感觉，屁颠屁颠地就坐飞机赶来了。 作为最高领导，当然要体现层次和水平，所以本庄繁一来就背着手，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像煞有介事地作了一番分析判断。 高波说马占山可能往北去了，本庄繁竖个手指摆了一摆，那意思：NO，NO。 中国话翻译是：非也，非也。 事情明摆着嘛，马占山穷途末路，他会一直往北去吗？不可能。 黑河一个小城，他是防不住的，只能钻到大小兴安岭里面去，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如何生存？ 这就把高波先给毙了。 那你说马占山会往哪里去呢？ 本庄繁往地图上的吉林省一指：这里。 hy？ 不懂了吧，吉林那边有义勇军嘛，马占山肯定是要往西去找他们的，一旦两支部队会师，我们就麻烦了哦。 所以，当务之急是进行堵截，防其西窜。 高，实在是高。 松木言不由衷地拍了两句马屁。 下属这么识趣，本庄繁的兴致更加高涨，进一步指出，马占山目前所处实际位置，应在绥化以北，部队只要顺着这个方向，西面一堵死，东北南三个方向一合围，真是瓮中捉鳖啊。 接下来，一般程序应该是：高波服从松木的指挥，松木听本庄繁的话，堵住马占山“西进之路”。 但实际操作过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高波是什么人，朝廷派来的近卫部队，官品虽然不高（少将旅团长），但地位高啊，怎么能听你们两个瞎指挥呢。 当下，他招呼也不跟松木打一声，就点起本部骑兵往北去了。 日军的指挥官各个有个性。松木自己也有主意，认为马占山往绥化以东的可能性更大，但他对高波和本庄繁这两个牛人都不愿得罪，毕竟一个是有路子的，一个位居老大。 那怎么办呢？ 这兄弟脑子倒也活络，他来了个三全其美，把部队拆三份，朝三个方向去，一样也不少。 恭喜三位，贺喜三位，都猜错了。 马占山压根就没回黑河，更没往吉林去，他是准备沿松花江东进和李杜的吉林自卫军会合的。 一个吉林，一个吉林自卫军，虽然只差三个字，但一个往西，一个往东，南辕北辙，两个概念好吧。 真够丢脸的。 <h3>关东军追击马占山</h3> 就像观看一部连续剧一样，我已经看到了结尾，所以我能够清楚地知道马占山行军的轨迹，而且用白箭头都标了出来（见218页《关东军追击马占山》图），从一到五，大致是五步，可是如果我不说，这五步确实是犹如穿花蝴蝶，没有任何规律可寻，属于指到哪打哪，也难怪关东军上上下下都摸不着方向了。 事实上，就在三个小子胡蒙瞎掰的时候，马占山早已穿过他们想象的“活动区域”，正走在东行路上。 但这条东行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就在通过呼海铁路（哈尔滨呼兰区至海伦）时，大部队终于被日军发现。 松木得到情报，马上意识到定位的错误，急令附近的平松旅团第59联队第2大队（两角大队）进行追击。 日军胡乱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却仍然一无所获，这次总算找到一点马占山的影子了，当然是紧咬住不放。 两角大队没有马，不过他们有汽车，四个轮子跑起来倒也不慢，终于在巴彦西部的大荒台追上了马占山。 当面锣，对面鼓，咱们交一下手吧。 从数量上来看，早期日军的一个大队如果满额的话，大致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团（后来可能就只有一个营了），而且还配以山炮和重炮。随马占山左右的仅几百骑兵，且因一路轻装前进，除了几门迫击炮，没有什么重武器，一时被缠住脱身不得。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延续，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谁也灭不了谁。但马占山很清楚，这场遭遇战拖得越长，对己方越不利。松木的援兵随时可以赶到。 正如他所预料的，此时此刻，在接到松木的命令后，高波骑兵旅团已拨转马头，正打马扬鞭，拼着命往大荒台赶。 要不是他们自作聪明地往北边去，这时候早就该到了。 如果他们赶到，马占山的处境将变得更加困难。 松木交给日军大队长两角业作少佐的任务也是这样：你只要给我拖住马占山，胜利就是我们的。 有了这句话，两角大队就发了狠，一定要建此首功，所以一直跟只苍蝇一样盯在后面，怎么赶都不走。 我们还记得，在江桥战役时，每遇危急关头，或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马占山总有奇兵，或埋伏，或包抄，或堵截，往往会使战局发生重大扭转。 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战斗进入白热化之际，一支700人的骑兵部队突然从呼海路杀了过来，从两角大队侧背。 两角一阵惊喜，一定是高波骑兵旅团。 兄弟撑到现在，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 敬礼。 对方回的礼是劈头一刀。 是马占山的部队！ 日军大乱。 能不乱吗，千盼万盼，望眼欲穿，来的却是对手的援军。没点心理承受力，根本接受不了啊。 马占山趁势率部进入巴彦。 虽然暂时转危为安，但并未完全脱离险境。 松木后来能做到大将，当然并非笨蛋一个，他终于发现了马占山的意图：既不是往北，也不是往西，而是往东（当然也不是他猜的那个东）。 再次拉网，围追堵截。 在调高波旅团之后，又加派宇都宫师团本身所属的那个骑兵联队（骑兵第18联队）迅速前往助阵。 与松木相比，高波就更不傻了，他都不用松木指挥，给个方位就行，其他我自己搞定。 在从北往南赶的时候，他已经分出骑兵第14联队绕远路追击，准备对马占山进行包抄。 第二天，骑兵第14联队果然已跑到马占山前面去了，马占山还没从巴彦出来，他们已在巴彦南部现身。 巴彦南部有条河，它叫乌河。要包抄马占山，必须渡过这条河。 那就快渡吧，时不我待，让马占山再溜掉就不好了。 马占山没溜，等他们渡河。 在前面，我们曾见识过半渡而击的打法。 这种打法，好是好，但不能重复，实际上，真正善战之人，也从不重复。 说到底，打仗这东西，如果你光会看看兵书，背背理论，套套公式，那就只能学习赵括好榜样了。 所谓用法之妙，存乎一心是也。 半渡而击，毕竟不等于空手套白狼，那也是要有点资本的，起码得有点火力配备吧，马占山现在全是轻装上阵，没有重武器，想“击”缺乏条件。 不过他有替代品：骑兵的冲击力。 第14联队的前锋刚刚离舟登岸，还没来得及跨上马背，马占山已指挥骑兵，挥舞着马刀，旋风一样地冲了过来。 狠着劲砍啊。 日军被打蒙了。 我说，都是近卫师团的一流部队，别哭丧着个脸，拿出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来嘛。long long ago，我们中国有位将军叫项羽的，就这么干过，还成功了呢。 日兵甲：你倒说得轻巧，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项羽有多少人马，而且他是有备而来，砸个烂锅、毁条破船都在计划之内，不一样。 日兵乙：马占山没打招呼，我们也没准备，马鞍还没摸着呢，怎么打啊。 日兵丙：快给我一条船，让我划回去，准备好了再来…… 马占山的骑兵告诉他们：不要想了，有本事游回去吧。 日军除了江岸上被砍死的之外，乌河里淹死的也有不少。 真该在家好好学习一下游泳技术再来的。 对岸的日军骑兵很多，可是只能看着干着急。等他们咋咋呼呼地划着船赶过来，马占山和他的骑兵们又跑得没影了，剩下的工作就只能是给自己人收尸。 吃了亏以后，人的心情难受哇。 第14联队一个劲地找马占山的踪迹，赶上来的高波骑兵旅团和骑兵第18联队也帮着找。 几天之后，马占山终于又在东兴附近出现了。 他必须要过江去和吉林自卫军会合，在沿江这么狭小的范围和地域内，没有办法藏得天衣无缝。 日军大队人马蜂拥而上。 马占山依托大青山竭力殂击。 这一次自然条件帮了他大忙。大青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不比平原，日军的飞机大炮很难发挥应有效力。 马占山深知这一点，所以日军来得再多，他也蹲在山上不挪窝。你来你的，我打我的，反正我哪里也不去，这里最安全。 史料记载，在这次大青山之战中，双方经历四次血战，从7月14日开始，一直打到7月20日结束，一连6个昼夜，不眠不休，而战事激烈程度，“较去年江桥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种说法，认为日军在此战中死伤千余人，“遗尸遍野”。这个我倒不是很相信，毕竟这时候马家军的阵地作战能力与江桥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确证的是，马占山带来的枪弹肯定打得差不多了，否则不能与“去年江桥之战”相提并论。 <h3>超级情报网</h3> 如果在过呼海路时不被松木察觉，马占山完全有机会渡过松花江。 但意图一旦为敌掌握，机会就成了过去时。 马占山得到情报，整个松花江江面都被姬路师团封锁住了。这就是说，东行已不可能。 赶快北撤。 善于机变一向符合马占山的思维特点。 部队随后移出大青山，从东兴向绥化附近地区北上。 绥化周边是日军重点布防的地区，刚脱狼嘴，又入虎口，你不怕？ 不怕。 顺顺当当北进，好像路都是他们家修的一样。 围攻大青山的日军无功而返，原先负责看管呼海路的还是看管呼海路，负责追击的仍然糊里糊涂地乱跑。 敢情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我们现在需要探讨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日军在拥有一个步兵师团（含一个骑兵联队）、一个骑兵旅团之后，马占山仍然能够这样“自由而随便”呢？ 这就好像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有一位调皮的同学，老是走进走出，偶尔还翻翻老师课本、拿拿小朋友作业什么的，但其他人就愣是看不见，也没人举报。 教室就这么大，人这么多，可能吗？ 要知道马占山可不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小鸟，随他一起行动的骑兵部队也动辄就是几百甚至几千，论人数不可谓不多，论规模不可谓不大。 怎么也想不明白啊。 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问问。 这位老兄早就红着个脸跑回沈阳去了。 论大道理，没有比他更会讲的。 没办法，领导嘛，冒号： “恢复黑龙江稳定，靠什么，就是抓住马占山！” “搞好治安，没有别的捷径，就一条，全力捕捉马占山！” “活捉马占山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如今压倒一切的大事！” 知道了，不就是要搞定马占山吗，那你老人家倒说说怎么搞定呢？ 本庄繁在前面分析了一把，结果错到天边外国去了。 后来又分析了若干把，把把错，没一个对的。 真可怜，老天你就让他对一个吧，算是小小安慰一下。 如果不是踢足球的贝利晚生了那么几年，他那大嘴乌鸦的光荣称号估计就可以让给本庄繁将军了。 对于松木和高波来说，不照着领导说的做，当然不对，属于咎由自取，但改弦更张以后，照着做了，也次次扑空，疲于奔命。 基层官兵怨声载道。 大哥，你错一次，差不多也就是脸红一下，我们不一样，领导动动嘴，我们要跑断腿的好吧。 再说这又不是普通的田径赛跑，是越野障碍跑。难度实在太大了，遇到的不是沼泽，就是荒山，气候偏偏还古怪的很，白天狂热，晚上狂冷，想把我们当野兽整是吧。 本庄繁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能听他的，松木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系统，但他这个系统有相当大的问题。 给他提供情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 有的兄弟可能会认为我这个称呼不太恰当，侵略者能称老朋友吗？他有什么资格？ 除了我那爱拿小鬼子开开心的老习惯外，我认为，至少林义秀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表现，还是够得上“朋友”二字的。 林义秀这小子，江桥之战前也假模假式，和齐齐哈尔领事清水一起扮过负责“调解”的角色，看起来活像个和平使者，其实他本人也是个好战分子。在来满洲之前，他的身份说起来吓你一跳——跟高波是战友，近卫师团步兵大队长。 和任何一个日本特务一样，林义秀平时的兴趣和爱好就是收集满洲的各种资料情报，尤其是对北满的军事经济人物，简直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北满通”。不让他来弄情报，那真是有点屈才了。 但林义秀不知道的是，一直以来，有一个人对情报比他更感兴趣，而且更精于此道。 此人就是马占山。 喜欢搞情报与指挥打仗矛盾吗？一点不矛盾。 古往今来，会打仗的一般对情报都很重视。 中说诸葛亮能掐会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此总能打胜仗。这孔明先生也不是火星上派下来的，更没有“百度”和“狗狗”帮忙，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跟他平时善于收集和分析情报有关。 马占山搞情报，和他“搬”日军在齐市的金库差不多，属于老少不管，大小通吃。 关东军在江省各部队的作战资料，他那里全都有，不客气地说，有可能比松木本人的都全。 宇都宫师团到了哈尔滨，马占山有“实力统计”，多少人，多少枪，多少人是走路的，多少人是骑马的，全都一清二楚。 本庄繁、松木、高波他们是怎么进行形势分析，又是怎么下达作战命令，包括一场作战后，如何在总结中大吹其牛，并隐瞒日军伤亡数目，这些马占山统统都有。 他自己看过研究之后，又装订成册，发给各部队。 所以宇都宫师团和高波骑兵旅团的一举一动，马占山都了如指掌，有时还扼腕叹息哩：应该走这条路线嘛，你从那边走就错了，真是好笨的人啊。 对马占山而言，日军就是一透明人，他能看到其五脏六腑。 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 至于马占山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也有点捉摸不透，不过我们可以从当初他何以能在守卫森严的情况下，派人成功潜入哈尔滨，并与李顿调查团达成会晤这一点上看出些端倪来。 路子广，池子深，是为牛人。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啧啧称奇，我劝你没有必要，太早了点。 知道宇都宫师团的松木对林义秀和他掌管的特务机关的评价吗：他会不会是马占山派来打入我们心脏的？ 我想，林义秀要是亲耳听到这句话，不剖腹自杀，也非得气得吐血不可。 我千辛万苦弄点情报容易吗我，怎么能这样污蔑好人。 但是，小林兄弟（或曰小林同学、小林朋友），你先别激动，也不要惊慌，咱们这里毕竟不是在上演《风声》之现实版。 事实上，松木这样说不是平白无故的。不要怪别人有看法，先瞧瞧你那些情报的成色吧。 远的咱就不说了，反正已经糊里糊涂那么多回了，就说最近的。 例一： 7月12日，林义秀情报：马占山率部从东兴向绥化转移。 这个情报连我也吃了一惊。 松木那是不了解内情，我是知道的呀，马占山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往北跑呢，两天之后，他就要指挥部队在大青山跟小鬼子干了。 林义秀还说得斩钉截铁、有鼻子有眼：具体位置我都可以告诉你，是绥化东北部的庆安县铁山屯。 这架势，像是亲自用望远镜看见的，你说不信他都要跟你急。 松木哪敢不信，即刻命令驻防于庆安县的平松旅团第2联队第1大队出击。 7月15日晚上10点，第1大队出发。 7月17日下午，抵达铁山屯。 没有马占山的影子。据当地人说，马占山的确在这里待过，不过他们早在7月16日晚上就离开此地北上了。 如果“当地人”所说为真的话，那么这里就存在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马占山会分身法吗，还是本来就有两个马占山？ 因为我的情报是这样的：7月16日，马占山正在大青山打得热火朝天，还准备找个机会渡过松花江，去和李杜他们会合呢。 出现在铁山屯的这个“马占山”，大概只有林义秀才会鉴定他为正品。 第二个疑问，可能也是松木最想问的，为什么这么巧，马占山前脚走，我后脚来？ 这个我没法跟松木解释，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7月15日到铁山屯，请教“当地人”，他们必定会告诉你：“马占山”曾在这里待过，不过呢，7月14日晚上就已经走掉了。 就气气你，怎么的。 例二： 7月22日，林义秀情报，并根据庆安的第1大队现场报告（这次不能光听林义秀的了）：马占山在绥化以北的绥棱东南出现了。 我的情报：这是真的，此马占山如假包换，确实已经北上。 由于这次是综合消息，所以松木格外重视，想想第1大队这样的步兵跑起路来实在太慢，索性也不要他们出力了，转而把骑兵部队集中起来，全部打马赶了过去。 已到海伦的高波骑兵旅团自北而南，位于庆安的第18骑兵联队和伪军骑兵部队则自南而北，企图形成夹击之势。 这次的气势和规模都很大，但结果和第一次没什么分别，也是他们后脚来，马占山前脚走，就好像已经计算好的一样，分秒不差。 步兵跑得慢，赶不上马占山的脚步，这个松木可以理解，所以也不派他们了，可是第二次，全是跑得快的骑兵，结局竟然一模一样，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几次三番，虽然松木还不至于真的疑心林义秀是马占山安插的“日奸”，但已经不敢再相信后者情报的可信度了。 在这里，我要帮“老朋友”林义秀说句公道话：这哥们儿确实是马占山的人！ 不过是被迫的。 见过木偶表演吗，马占山就是老艺人，林义秀就是那提线木偶，当然木偶不止他一个，他只是离松木最近也最重要的那个。 要搞马占山的情报，林义秀不可能自己去装乞丐、扮路人，他只能以机关长的身份，要求下面的一群大特务，大特务再派活给中特务，中特务再联系小特务，小特务则去找“线人”。 问题就出在“线人”上面。 很多“重要线人”先去听取马占山的指示，然后去特务那里领赏钱。马占山给“线人”的情报有真有假，真的不太重要，假的非常重要，有实有虚，实的是真有其事，虚的是子虚乌有。 其实这木偶里面，还得把松木，甚至本庄繁一块儿搭上，因为就连本庄司令瞎掰出来的“时事分析”，很多也是来源于林义秀提供的“情报”。 松木不敢再相信林义秀的情报了，那信谁呢？ 信自己，信手下们的眼睛。 人少看不过来，松木要求本庄繁再给他调兵，调骑兵。只要有匹马的，全给我拉过来。 正文 第十章 欲别故乡难 在重兵围困之下，马占山陷入绝境。东北的各路英豪在抗日大旗下向日军发起反击。英雄们在东北的浴血生涯，将注定成为他们人生史册上最动人、最闪亮的一页。 本庄繁在黑龙江丢了面子，知道围捕马占山的难度有多大，所以对派援的要求满口答应。这次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向参谋本部的真崎次长开口了，要不然后者没准会惊得跳起来。 给你一个近卫师团的骑兵旅团都不够？搞什么你们！ 只好自己挖潜。 每个师团里面不都有1个骑兵联队吗？就挖他们。 从驻锦州的第8师团（弘前师团）中调出骑兵第8联队，从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中调出骑兵第10联队，这一下子就使江省的日军骑兵骤增至5个联队（另有高波旅团2个，宇都宫师团1个），大大提高了其机动和防守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已部署至哈尔滨以东松花江沿岸的姬路师团（怕马占山再来渡江啊），重点在北满嫩江平原一带布防的宇都宫师团，在天空助战的关东军飞行队，人马可谓浩浩荡荡，差不多可以用人海战术来形容了。 人多了，耳目就多，马占山被发现的几率自然大大增加。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马占山部队中本身出现的漏洞。 <h3>虎口脱险</h3> 我们前面说过，马占山二次复出时，由于力量薄弱，不得不收编了相当数量的“胡匪”。 这些“胡匪”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确实勇猛善战，来去如飞，就像宫傻子、老北风他们那样，逐步成为部队的生力军；但有的说到底就是一群混混，没有什么战斗力，属乌合之众，真打起来很容易溃散，偏偏军纪又很差。 比如李海青手下的一些部队，原先在吉林时“名声”就很大，什么掠人财物，强抢民女，反正胡匪能干的坏事一样也没少干过。来到黑龙江后，受马占山制约，为害乡里的事是不干或少干了，然而要求他们与正规部队一样做到整齐划一也不可能。 从马占山这方面来看，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当然知道部队要精，可是如果数量都无法保证，怎么个精法？想进行整训吧，成天与日军“躲猫猫”，根本挤不出时间，况且，打仗不是坐在教室里上课，在那样紧张激烈、东游西走的形势下，倘若真把“胡匪”出身的官兵管得过严，反而可能过犹不及，生出乱子。 担心不是多余的，几天后，果然出事了。 由于南下与李杜会合事实上已不可能，马占山决定先北上，待从日军的包围圈突出后，再进行二次东进，到东兴安岭里面去与鬼子继续捉迷藏。 但马占山一支骑兵队的行踪，被在海伦地区警备的干贺旅团察觉，旅团长干贺贞藏少将来不及向松木汇报，便自己做出了判断和决定。 当时这支骑兵队只在一条河边徘徊了一下，马上就撤走了，并没有过河。 时间是中午。 干贺经过分析，判断该骑兵队一定会过河北上，而且后面还跟着大部队。 理由是：由于马占山的部队要避开白天飞机的跟踪和轰炸，一般都是晚间行动。白天出现的骑兵队只是侦察兵，任务是到河边来观察动静，搞侦察的。同时，他们还有诱敌作用，一旦发现对手有所行动，主力部队会马上改道前进。 好个马占山，真是狡猾狡猾的。 干贺随后作出部署，命令所部日军不得在马占山过河前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什么时候行动呢？ 在他们渡过河后失去戒备的时候。 干贺的判断和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军很多基层将官如果单指挥一个联队或一个师旅团的话，往往能体现出较高的能力和水平。 正如干贺所预料到的，见日军未有任何举动，马家军果然晚间涉渡，过河后向西北前进，慢慢进入了干贺旅团设伏区域。 不过这时候，马占山仍然有机会摆脱噩运。 因为按照马占山的活动规律，白天他不仅不渡河，一般也不随意行动。如果是晚上进入日军伏击区，伏兵的能见度比较差，攻击效率不高，己方又以骑兵为主，加上大部队集团式冲锋，即使会蒙受一点损失，短时间内迅速突出重围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但如前所述，由于部队成分复杂，马占山此时已不可能使部队保持统一的战斗纪律。其中一支800人的骑兵队脱离主力，打马扬鞭，竟然大白天就穿行在青纱帐中向前奔去。 在他们看来，过了河后，就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把后者远远地抛在了河对岸，即使被发现，日军也追不上来，至于天空的飞机，不是有青纱帐做掩护吗，没事的。 错觉，足以致命的错觉。 日军突然从正侧面开火，骑兵队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显然，干贺并不想予以全歼，他特意留下口子，让其残部向后撤退。 因为他在意的不是这支骑兵队，而是骑兵队后面的那条大鱼——马占山。 别的都不用做，只要顺着马蹄印一直追下去就可以了。我相信，这次一定能抓住马占山。 对于马占山来说，骑兵队遭袭，人员损失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暴露了主力部队所在位置以及情报资料。 干贺从战死的骑兵队将官身上意外地发现了马占山编订的那一本本册子，然后上报给松木。 面对那些熟悉的作战命令和通报总结，松木震惊了，他这才意识到，马占山不仅在跟他打一场追逐战，还在暗中进行情报战的较量，不仅比体力，更比智力。 太厉害了，本庄司令说得没错，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今后关东军和日本帝国在满洲的大敌，此患不除，永无宁日。 松木迅速对部队进行整顿，所有口令、次序以及部队作战规律都重新过滤了一遍，确保不被马占山再钻任何空子。 位置暴露，情报失灵，使马占山这次在日军围追堵截中再也无法顺利脱身。屋漏偏逢连夜雨，关键时候，指挥作战的电台又坏了，马占山难以进行协同指挥，只能带一部分人马且战且退，重回绥棱。 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罗圈甸子。 所谓甸子，是东北对湿草地的称谓，此处环境相当恶劣。在经历三昼夜的血战后，马占山始终突不出去，所部已不足百人。 此时，日军8个联队已把外面围得铁桶一般，插翅难飞。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已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罗圈甸子，它将成为马占山最后的葬身之地吗？ 坐镇大本营的松木虽未亲自到罗圈甸子，但他比谁都紧张和激动。两个多月的苦追，眼看马上就要有眉目了。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几天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个让他心花怒放的消息。前线部队报告，“马占山”已被击毙，并已摄影存照，同时从尸体上搜出了关防印信、随身烟具以及名章。 照片送上来，松木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 看不出来。 原因是死者生前受多处枪伤，已面目全非。不过其人身形瘦小，与马占山倒是很像。 松木把照片一扔，还看什么看，向关东军司令部写请功报告。 兄弟们累死累活这么多天，不能白忙活。 收到报告，本庄繁比松木还乐，“九.一八”事变以来，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他赶紧向军部和天皇报捷——连裕仁都知道北满的马占山厉害厉害的。 日本国内报纸欣喜若狂，皆认为是关东军在满洲取得的一次大捷。为了增加视觉冲击力，他们还把“马占山”被“击毙”的照片要了过去，作为重点猛料登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红眼病的发作率总是同感冒一样频繁。 看你立了大功，有人就不乐意了，说这种相片算怎么回事，又看不清楚，谁知道究竟是不是马占山。 风言风语传到松木耳朵里，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又不可能进行DNA检验，没法辩白啊。 把“马占山”的脑袋割了，让他们去认。 结果还是有人说不像。 不就是不想让我爽吗，松木再不管那么多了，一口咬定，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马占山。 一个多月后，他被结结实实地扇了一记大耳刮子。 真的马占山现身了。 松木和本庄繁都从头凉到脚，感觉又被马占山给摆了一道。 其实这一次倒不是马占山又用了什么计谋，一切纯属巧合。罗圈甸子突围时，倒在日军枪下的是参议韩述彭少将。 韩少将身材跟马占山差不多，身上又携带着马大帅的随身物品，所以才会被日本人误认为是马占山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韩述彭是东北抗战中第一个战死疆场的将军，被日军包围后，宁死不降，以身殉国。 马占山本人则经历千难万险，令人难以想象地突破重围，在讷河再举义旗。 <h3>关东军大改组</h3> 本庄繁要准备下课了，不仅是因为谎报马占山已被打死的军情，在天皇面前犯了“欺君之罪”，更由于此时整个东北的形势已变得不可收拾。 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季，东北已集中日军4个主力师团，2个旅团，对包括马占山在内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使尽各种办法，动足各种脑筋，却仍旧徒劳无功。这样一来，整个东北的铁路运输和经济运作都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断电断水断交通，成了家常便饭。 好不容易从邻居那里抢了一只老母鸡过来，是要靠它下蛋的，现在适得其反，鸡蛋没拿着，还被吵得寝食不安，这不白干了嘛。 此外，李顿调查团当时还在东京和北平赶写报告书。他们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满洲这种局面不仅是对日本的一个莫大讽刺，还有可能被写到报告书里面去，这更让日本人感到心烦意乱。 既然关东军的成绩如此糟糕，那就只好来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换班。 本庄繁自然是第一个回家。不过由于一年前在“九.一八”中的表现，回国后待遇倒是不赖，还得到了一份很有面子的工作——伺从武官长。后来同样是因为“九.一八”事变有“特殊贡献”，又升大将又封男爵，很是风光了几年。 其他人员也撤换的撤换，调走的调走，但很多人还是趁此机会捡到了皮夹子。比如石原莞尔，先是调回国任仙台步兵第4联队联队长，两年后又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 都是“九.一八”事变的“功臣”嘛，怎么能埋没。 关东军所辖部队也重新进行了调整。 第6师团（熊本师团）和第14混成旅团（服部旅团）、骑兵第4旅团（茂木骑兵旅团）调入满洲，而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至年底，才一个奉调回国，一个返回朝鲜。 也就是说，关东军曾一度达到5个师团加4个旅团的数量，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国外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驻军行动。 军部这次下决心改组，其实质是对关东军在满洲的战绩不满意，但这是不便对外人言的。能对人言的，必须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关东军最有名的“下克上”第一个被拎出来数落：目无尊长，无法无天，我行我素，想搞独立王国。 其实从“九.一八”到江桥、到锦州，关东军一路都是这么“克”过来的，军部视而不见，只知道捏着着鼻子不吱声，甚至连原来的金谷参谋总长都被“克”掉了。 那时候怎么不处理？ 无它，只因为最后关东军都达到了作战目的。 不是不计较，而是你赢了。 现在能把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拿出来翻炒一遍，也没其他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你败了。 赢了就是英雄，你最拽，输了就是狗熊，你最烂。 日本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思维，能把你雷到焦。 关东军司令官大位空缺，谁能担此大任？ 武藤信义元帅（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此时仍为大将）粉墨登场。 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元帅应该是最高等级的军衔，比如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但在日本军人中，元帅并非军衔，而是一种荣誉称号。 要想得到这个荣誉称号，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如果你以皇族身份参军，不管你有无能力，也不管你是否真正指挥过任何战役，只要点子正，当元帅就是轻而易举的事。陆军里的载仁亲王、海军里的博恭王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倘若你跟裕仁他们家搭不上什么亲戚关系，那就比较难了。通常来说，功劳大都没有用，得very very大。海军中，前有东乡平八郎，后有山本五十六，都是如此。 陆军里面更加复杂，一般而言，除了有功劳外，还得会当官，不是当一个官，要把三个官都当完了才算。 哪三个官呢，就是陆军里的三个顶级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陆相）、教育总监。 参谋总长不用说了，陆军大臣是陆军派驻政府的代表，教育总监是主管陆军教育训练的，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圈逛下来，不认你是老大都不行。 太难了，难道连“军神”乃木希典都轮不上。 在武藤之前，被称为日本工兵之父的上原勇作被授为元帅，一时成为众望所归的陆军领袖，不过那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12年中，硬是无人能获此殊荣。 本来武藤也不够资格，论功劳倒是早就够了。大正时代，最后一个被晋升为大将的，就是这位老兄，但他的官位缺了一项：陆相没做过。 必要条件哪怕是小小的一项都能要人命啊，时年已经60多岁的武藤眼巴巴地看着元帅头衔却只能暗自淌口水。 机会说来就来了，当关东军一把手的交椅向他招手的时候。 在这次大规模改组中，还有一个人也开始崭露头角。 这个人就是被委任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在“一.二八”会战后期，曾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不过那是一个虚职，等他到上海时，中日双方也已偃旗息鼓，没捞到什么仗打。 此次到满洲，他还是没能脱得了一个“副”字，不过此副非彼副，武藤对他相当信任，而他自己也忙前忙后，非常活跃，俨然一对师生，直把正职的参谋长都比了下去。 <h3>义勇军的危机</h3> 武藤和冈村面对的是本庄繁留下的一堆“烂摊子”。 义勇军久“剿”不灭，而且越来越多，真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时东北义勇军数量之多，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对外公布有30多万，49个，但实际数量可能还远远不止。 冈村后来记述，他刚到满洲时，大白天坐在飞机上就能看到一支支义勇军在行军，而这已经成了当时东北风景之一种，没有人感到意外和惊讶。 但义勇军真有那么可怕吗？似乎又并非如此。 如果分开来看，每支义勇军的正规作战能力都不是很强，个顶个均不是关东军的对手，可他们熟悉地形，善于利用青纱帐为掩护，常常在丛林山地中钻来钻去，十分难以捕捉。同时，义勇军的分布区域较广，东北地方又大，如果套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凡有乡村处，皆有义勇军”。 武藤不愧元帅之资，很快就发现了本庄繁兵败之因。 本庄繁为什么会败呢，其实就是有三样东西做得过了火。 敝人不才，帮他概括为“三太”：太霸道、太自信、太滥情。 “太霸道”。你只要看看他手下的土肥原在哈尔滨的表现就知道了，那几乎是雁过拔毛。人家明明不通“匪”，他非要指控为“匪”，然后就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这样一来，原本不通“匪”的都被他搞得想通“匪”了。 反正钱迟早不是我的，那我还不如拿去资助义勇军呢，还能换来一个精忠报国的好名声。 看看好像捞了点钱，筹了些军费，其实是在推民为“匪”，帮义勇军的忙，真正的得不偿失。 “太自信”。简单来说，就是本庄繁太把自己人当回事，过度地倚重关东军的力量来进行作战。 在一些战役中，伪军虽然也有参战，但由于战斗力较弱，一向被“皇军”所看不起，永远只能沦为配角中的配角。 另一方面，关东军能战倒是能战，问题是他们并非满洲本地部队，同时也不固定，均为从国内或朝鲜临时抽调而来，在地理知识上比较抓瞎，很容易就会被义勇军用游击作战的方式牵着鼻子走。 “太滥情”。平心而论，本庄繁在维护“满洲治安”方面还是全力以赴的，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所有义勇军都摆平搞定。可世上的事，过犹不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急，义勇军又不急，逗你玩有的是时间。偏偏他还采取了全面开花的战术，即同时要与几乎所有义勇军发生亲密“接触”，这样一来就犯了兵力分散的兵家大忌。 人家义勇军再不行，几千个打你几十个总还可以吧。 本庄时期，关东军不停地从国内调兵，一个个师团走马灯似的登陆，但一撒到东北战场上，立刻就没影了。 这地方太大，你撒多少是个数啊。撒吧，还撒不均匀，有的地方人太多，闹哄哄的，大家都把屁股撅得老高在找义勇军，可半天也找不到一个；而有的区域呢，人又太少，打起仗来根本占不了便宜，甚至常常出现这样的奇怪场面：几个日本兵拔足狂奔，跟在后面的不过是一群拿着土枪的农民。 显然，武藤要想超越本庄繁，就必须在“三太”上做出改进。 武藤确定，军事进攻很重要，但政治怀柔更不可少，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满洲国政府及其良民，应求大同舍小异”）。 你把人家都逼到梁山上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自己，所以一边要拿大棒吓人，一边还要拿根胡萝卜出来逗引逗引。 日军对伪军开始由“看不起”、“不当人”，到至少表面上“当人看”，平时加强训练，并逐步放到正面战场上去大胆使用，有计划地把他们变成“谋略部队”，利用其地理和语言优势，在给关东军当向导的同时，还可以拿来地雷、做炮灰。 在武藤执掌关东军大印后，东北伪军已发展到19个步兵旅，12个骑兵旅，总数达到31个，另外还有6个支队（相当于团）。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东北军在鼎盛时期才有多少人马？ 一共27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总数为33个。 加上日军“招纳”的其他七七八八的部队，如不比战斗力的话，仅就数量而言，现在的伪军已基本接近于当年的东北军。 以华制华，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确实是一记毒到骨子里的毒招。 问题又回到了怎样与义勇军作战上。 全面开花，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扔垃圾堆去。现在我要把它改为重点进攻，饭一口口吃，仗一个个打。 武藤主张“专一”。 顺序上，从辽宁开始，经过吉林，最后到黑龙江（即北满），像扫地一样一路扫过去，“剿”掉一个算一个。 大政已定，但武藤并没有马上行动。 他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 深秋，庄稼地里该收的都收了，青纱帐不复存在，树叶片片凋零。 出击。 10月，辽东义勇军在关东军的连续攻击下，已无法在原地坚持，主力被迫“西征”，实际上就是往热河、关内一线撤退。 11月，在沈阳、长春、吉林之间的三角带地区，辽吉义勇军遭“梳篦”式扫荡，损失殆尽。 12月，辽南义勇军处境艰难，老北风传奇即将面临终结。 看起来，战果辉煌，可是武藤不仅未敢有丝毫懈怠，反而变得越来越紧张，这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本庄繁的下课，关东军司令部的重组，固然是被满洲义勇军久“剿”不灭给闹的，但某种程度上，更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不过一胡子出身，然而却堪称东北战神，打正规战，他创造了江桥之战的经典，打游击战，他攀上了这一领域的巅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挪窝时你翻遍黑龙江都找不到他，一旦出来又可以打得你浑身难受。 这个人就是马占山。 你说本庄繁对马占山不重视吧，本庄繁自己都要急得哭起来了：冤枉啊！ 他手上一共4个师团，两个在这里和马家军打，几乎用上了关东军的一半力量，还不行，又厚着脸皮，从国内“走后门”，调来近卫师团骑兵旅，就这样，仍然徒然无功。 本庄到这里，也真是急了眼，关东军里面只要被他看见是根葱的，都要拨过来，插到黑龙江去对付马家军。驻辽吉的两个师团本来追义勇军就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还要从中调最能跑的骑兵联队出来。 对这两个可怜的师团来说，这哪里是在调他们兵，分明是在抽他们的血。干脆，大家都别玩了，我们也躺着睡觉，门外面的义勇军吵翻了也随他去，反正出来了也追他们不上。 能押的赌注这回全押上了，总算，下面报捷，说马占山被打死了。本庄繁还为此难得地露了一回笑脸，以为这下子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有想到，所谓“马占山被击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笑话。真相被揭露后，一堆人都表情尴尬，除了松木、本庄繁，竟然还包括天皇裕仁。 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本庄繁再不下课，就没天理了。 同样的考题，也摆在作为继任者的武藤身上。 本庄繁已经倒在了马占山面前，他绝不能成为第二个本庄繁。 论声望，论能力，没有一个东北将领能超越马占山。即使满洲的义勇军全给消灭或者赶走，只要马占山还在这里，死灰可以复燃，卷土可以重来，一切所谓成果都将无从谈起。 对于武藤来说，马占山是一道坎，一道必须逾越，也非常难以逾越的坎。 这场对决，维系胜负，更关乎荣誉，他放到了最后。 在他之前，本庄繁曾把对决提前，结果自己倒先出了局，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不过，当武藤把目光转向北满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情况远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糟糕。 因为这里除了马占山之外，又跳出一个拦道的：苏炳文。 <h3>喋血双雄</h3> 江桥抗战时的参谋长谢珂的眼光真不简单，他当时向张学良推荐了两个人，作为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候补人选。 一个是马占山，另一个就是苏炳文，均为后来领导江省抗战的超重量级人物。谢珂自己，后来也转投了苏炳文，仍然当的是参谋长。 能与马大帅并列，本身就可以说明苏炳文在当时江省军政两界的地位。与马占山不同的是，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正规的军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中国碰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举国上下对国家命运进行了重新反思。当时的反思结果之一，就是认为之所以被老外变着法欺负，缘于宗文不重武，也就是光会念四书五经，不会耍枪弄棒，如此便只有挨揍的份儿了。 想通了以后，国人便都为之忙开了。从派留学生远赴东洋学军事开始，国内的军事学校犹如雨后春笋，渐呈遍地开花之势。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鲁迅年青时代拍的那张帅哥照就知道了，当时就连一般学堂的学生，都一水儿军校学生的装扮，特拉风的那种。 苏炳文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他的军事受教过程甚至可与日本军人相媲美：小学上的是沈阳陆军小学，中学上的是北京陆军中学，最后从河北保定军校毕业。 “九.一八”事变后，苏炳文曾作诗一首，中有“正气有歌文宋瑞，鞠躬报国武乡侯”云云，“文宋瑞”是写正气歌的文天祥，“武乡侯”指的当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 其人其志可想而知，所以他这样一个举动就比较好理解——把自己全家都送往了北平。 当时苏炳文掌握着海满地区（海拉尔和满洲里）军政大权，家人在东北并无安全之忧。如此苦心孤诣，其用意就是和李杜一样，表明一个信号，一个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随时准备和日本人死磕到底的信号。 在张学良任命马占山担当江省抗敌大任后，他毫无怨言地予以支持，将麾下程志远骑兵旅，步兵第1旅、第2旅各1个团派至嫩江参战，自己只留下一半兵力驻守，并为马占山提供了部分后援物资。 江桥抗战结束后，除程志远投敌未归外，其他两个团都已归制。 苏炳文的声望和价值，日本人是很清楚的。可以说在北满地区，仅次于靠江桥一战出名的马占山。因此，几乎在说降马占山的同时，日伪方面就开始积极地做苏炳文的“工作”，但效果甚微。 在这一点上，苏炳文比马占山更早认识到日人之狡诈与不可信，因此对任何有可能陷自己于牢笼的举动和安排，他都保持着相当的清醒和警惕。 参加伪满建国仪式的邀请函发过来了，谢绝。 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邀他“到省城一晤”，谢绝。 马占山反正后，本庄繁有些急了，怕苏炳文那里再有异动，便派人找到苏炳文，拿出3个职位：中东铁路护路司令、“满洲国”军政部部长、黑龙江省省长，放在他面前，让他任选一项。 这对一般人而言，大概是很难抵挡的诱惑。 谢绝！ 理由是：“才力威望不足，难以胜任”。 在坚决不上套的同时，苏炳文又非常聪明地保持着与日伪若即若离的一种关系，名义上他服从“满洲国”，但“江省政府”必须给他提供军饷。 不硬顶日本人，但日军也无法涉足海满。 背地里，他则与参谋长谢珂一起，争分夺秒地加紧备战。 缺兵源。把从东北占领区逃出的爱国学生集中起来，经过挑选编成学生连，并以此为骨干招募新兵，组建新的步兵团。 缺武器。他和老北风一样，都打起了从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技术工人的主意，把他们召过来，办了一个秘密兵工厂，可以批量生产手榴弹和地雷。 缺物资。苏炳文通过各种渠道，预先储存了一个月的军粮。此外，他还借护路之机，从“满洲国”货车上扣留货物，以备作战使用。 尽管如此，他仍然一直处于蛰伏状态，静待时变。 这时候他看到马占山元气尚未恢复，而武藤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后，各地义勇军纷纷失败，知道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北满就危险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9月27日，他忽然发作，一声号令，义军群起响应。 这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行动，日本方面毫无防备。 事发前，苏炳文发了一个请帖，邀请当地日本军政要员与会，说是要请他们来纪念孔子诞辰。 这些日本人对给孔子过生日当然并不上心，他们即使有偶像，也轮不到孔子，那是天皇。但想想也不能不去，毕竟苏炳文是一地头蛇，得罪了他以后大家不好办事，便一个不少，全来了。 会上，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伪国境警察队队长宇野乖乖就缚，被一网打尽。 抓他们干什么？ 做人质。 打仗的时候可以让对方投鼠忌器，最起码，宇野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他的警察队被包围后，还挺拽，歪着个脑袋拒不投降。 苏炳文就把宇野带到前面来，后面再架上一大炮。让宇野喊话劝降，要是不听，后面就要来上一炮。 警察队立刻缴械投降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正式宣布起事。所部官兵，每人胳膊上套一袖标：铁血救国。 苏炳文的异军突起，使大难不死的马占山精神为之一振。此时后者已利用本庄繁拿他“人头”冒功的机会，在齐齐哈尔东北部的讷河再招旧部，在短时间内又聚集起新的人马。 苏马二人共商后，都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地方—— 齐齐哈尔。 在这里，我们要重铸江桥之战的辉煌，打出东北军人的血性，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喋血双雄，再战江湖。 <h3>黑龙江义勇军围攻齐齐哈尔</h3> 这次会攻，部署相当周密，从四面八方形成了对齐市的包围（参见237页《黑龙江义勇军围攻齐齐哈尔》）。 东路，由马占山部邓文出击，攻打齐市东南的安达镇。 西路，由苏炳文亲率，直取齐市西南的富拉尔基。 南路，由马占山部李海青攻打昂昂溪。 北路，由马占山亲率，直逼讷河的拉哈站。 为防日军从哈尔滨增援，马占山部才洪猷沿呼海线进行截击，作为策应。 富拉尔基离齐市很近，只要通过嫩江大桥，就可进入城区。 巧合的是，当年参与江桥之战的仙台师团就在嫩江对岸，防守部队是长谷旅团，而他们的对手，则由马占山换成了苏炳文。 同时，双方的作战位置也调了个个儿，过桥的变成了苏炳文，守桥的变成了长谷。 长谷守桥的办法很干脆：直接把富拉尔基江桥给炸了。 他又不怕中国政府提交涉，当然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桥过不去，江面上也很难渡过去，原因是关东军的飞机一刻不停地在上空嗡嗡叫，看见渡船有一只炸一只。 苏炳文也不傻，不是不让过吗，与其白白牺牲，那我索性不过了。 他站着不动。 这就像两个武林高手在擂台上对峙，虽然眼光都一样凶狠，杀气都一样浓重，但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出招。 谁先出招，谁的破绽就暴露得最快。 二位，沉住气。 长谷先沉不住气了。这个笨蛋。 他这次不用满江岸找船了，所用工具非常现代：橡皮艇。 划着就过来了。 早就预伏在岸边的中国守军来得正好，枪弹齐下，立刻就打沉了好几艘。 长谷开始以为用200个人就能搞定，看看不济事，只好又翻两倍，渡江日军达到700人。 地上机枪掩护，天上飞机轰鸣，给守军造成了很大压力。 这么想过来，那就让你们过来吧。 激战4个小时后，守军撤离江岸，退守海满门户富拉尔基。 富拉尔基战役打响了。 第一天，苏炳文用了一个团，日军700人，一较劲，长谷这边倒下50多个，阵地纹丝不动。 长谷这小子自从打完哈尔滨保卫战后，没怎么见过东北正规军，整天就是找义勇军和游击队开练，一家伙伤亡50多个还从来没有过，一时间都愣住了：没这么玩的吧，还来真的了？ 第二天，他把兵员增加到1000，像老鼠拱洞一样拼命打。 还是老样子：伤亡依旧，对方的阵地则连个边都没摸着。 长谷这才知道苏炳文没跟他开玩笑，人家来的就是真的，货真价实的正规部队，阵地战不是白给的。 关东军的各路援兵仍然在不断过江。 迂回进攻这道固定菜谱自然是什么时候都少不了。 就在长谷加强正面突破的同时，宇都宫师团所属步兵第2联队、骑兵第18联队由中山建大佐率领，组成中山支队，从桦木港偷渡嫩江，并于次日包抄富拉尔基。 苏炳文很快处于劣势，因为他面对的不光是日军骑步兵的轮番冲锋，还有“钢铁部队”的打击：大炮猛轰，飞机掷弹。更有甚者，连毒气弹都用上了。 在蒙受较大人员伤亡后，苏炳文决定后撤。 富拉尔基也不守了，给你们。 在诸如这样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面的经典场面： 二将照面，不到两个回合，其中一位兄弟卖个破绽，虚晃一枪，然后拨马便走，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嘟囔着：有种的你就来追。 我怎么会没种呢？另外一位当然得追。 追不到几步，前面逃的那位突然回转身，猛地一枪刺过来，追的这位没防备，扑通一声离鞍下马，完蛋了。 还是没种。 这招名叫：回马枪。 苏炳文使的也是这招。 在出城后没多久，他又回来了。 10天后。晚上。 城外郊区的鬼子先被消灭，接着进入市区，双方打起了巷战。 日军担任指挥的是原加少雄少佐，看这军衔，基本就是带的大队，也就是一个团。 苏炳文却把能拉上来的部队全拉上来了。 原加当即中弹倒了下去。 重伤。 换一个，斋藤实（不是当首相的那个）。 被击毙。 再换一个，中岛花。 下场一样：被击毙。 没人敢做指挥官了。你可以想象当时战况有多么激烈，反正在这座城里，得有一个最后站在那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没人指挥的日军跑了，富拉尔基被苏炳文控制。 第二天，日军炮兵骑兵，呼啦啦地又开到了城下。 苏炳文这次都熟练了，打了几枪，转身就走。 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养足精神，气喘匀了，再杀回马枪。 于是，再偷袭，再巷战，富拉尔基失而复得。 有时间我们就兜兜圈子：你来了我就走，走了再来。 玩死你。 长谷呢？仙台师团呢？ 答案是：都走了。在齐齐哈尔的只有宇都宫师团留下的一部分人马。 难道是他们以为苏炳文肯定溃不成军，正躲哪旮旯里哭，所以才拍拍屁股走路的吗？ 都不是。他们另有任用，是被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调走的。 苏炳文“叛乱”后，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帮参谋们乱成了一团，先前一个马占山就够受了，现在又冒出了一个姓苏的，不由得他们不手忙脚乱。更棘手的是，苏炳文手里还抓着一把人质，那可都是如假包换的日本军政官员啊。 原先，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派飞机去轰炸，这下子没人敢提了。真要把自己人炸死怎么办？ 不派轰炸机，侦察机总得派，去看看动静。 去了一架，没想到出故障了，紧急迫降。 机上一共8个日本人，在被苏炳文的部队发现包围后，负隅顽抗，全给击毙了。 没办法了，情况不明，人质的生死也不知道。参谋们便鼓噪起来，提出在占领富拉尔基后，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派大部队去海满解救人质。 武藤一律否决。 这可不是在本庄繁时代，司令官还得看一帮参谋的脸色，底下人让怎么办，他就怎么办。 武藤强势得很：按既定方针，决不动摇。 所谓既定方针，就是指他的“重点进攻，层层推进”的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他这个战略，在富拉尔基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他却把仙台师团撤了下来，让这个师团去辽南“剿”义勇军（年底奉调回国）。 混成第14旅团（服部旅团）、高波骑兵旅团和刚从国内调来的骑兵第4旅团（茂木骑兵旅团）则负责到南满去作战。 北满并非他的重点，只让宇都宫师团自己去想办法。 武藤的计划是，只有当南满作战结束，才有可能集中力量扫荡北满乃至海满地区。 对于中国人，武藤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可不像自己的国人那样凶残和不讲信义，人质在他们手上，说不杀自然不会轻易落下刀子。 这一下可苦了宇都宫师团的松木了。苏炳文和马占山四面围攻，他的兵穷于招架。 武藤让松木自己想办法。后者只好把一堆创可贴拿出来，哪里破了往哪里贴。 苏炳文比较难缠，老是用那个回马枪的招数，结果，一个好好的富拉尔基，吃在嘴里却咽不下去，明明都吞到喉咙里了，他还能硬给你扒拉下来。 其实更难缠的还算是马占山。 仗打到现在，你要说马占山还有多少实力，真的谈不上了。能打的老骨干基本已丧失殆尽，但人家就是挺得住，一棵苍松始终不倒。 马大帅这次出师，找准的目标是讷河的拉哈火车站。 拉哈车站是位于齐克线（齐齐哈尔至克山）的一个重要站点。攻下这个车站，就等于把日军在齐齐哈尔北部的血脉生生卡断了。 松木深知这一点，因此在此处布有重兵。 马占山面对的是干贺旅团第50联队（冈原联队）下属部队，火力很强。对于关东军来说，固守一个小小的车站本来应该没多大问题，但无论是松木还是干贺，都不敢掉以轻心。 有人说大材小用。可“小用”不“小用”，你得看是谁来了。马占山来了，那就是大用了。 马家军没有什么重武器，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而且都骑着匹马，下来强攻的话，有多少都得被日本人的机枪大炮给填进去。 马占山说：我为什么要强攻呢？挺着胸膛挨你子弹吗？我又不傻。 困死你。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截断拉哈往齐市的铁路，你不是要守吗，我把你后路截了，让你想跑都跑不脱。 这就是乱对方阵脚的第一招。还没开打，驻站日军就先怯了三分。 接下来，他天天打。 打也不是一拥而上，实行“三班倒”工作制，今天你打，明天我打，大家轮着值班。 这个就叫疲劳战术，打的时候大呼小叫，听上去像是个搞大冲锋的样子，但没人傻到直挺挺地去当“肉弹”。反正说白了，就是不让你睡觉。 马占山还有个规矩，白天不打，晚上打。 从傍晚开始，一直打到天亮不带停的，天亮了，又不打了，一个呼哨退到附近。 日军看看白天没甚动静，以为马占山退了，便想出来活动活动。 对不起，这回要真打了。一个呼哨过来，骑兵集团式冲锋，挥着马刀使劲砍，马蹄猛力蹬，结果又把这些只能靠两条腿跑路的日本兵赶回了车站。 就这么循环往复，日军睡又睡不着，跑又跑不脱，别提多痛苦了。 什么，你还说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这个样子围了多少天吗？ 20多天，整整大半个月。 不眠不休，胖的拖瘦，瘦的拖得没了人形。 拉哈车站的日军如坠阿鼻地狱，其实松木那里也好受不了。他连连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请示电，要求派兵增援，至少把两个骑兵旅团调一个过来。 武藤的答复是：绝不可能。 你再坚持一下，南满作战很快就要结束了。 20多天过后，马占山决定要下手了。 他自己设计了一种木炮。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但据说是用大车的木轴做出来的，估计可能是和古代攻城用的冲撞车差不多的东东。 然后义勇军就用这种木炮撞车站的楼房，轰一下就倒了。 楼房都倒了，日军没了遮掩，急得没法，只能钻地窖，结果更加难受：马占山让人找来煤油往里倒，然后点火焚烧——车站里煤油还会找不到吗，这叫就地取材。 就在即将全歼拉哈日军的当口，敌方援兵却突然杀到，反过来对马家军形成包围之势。眼见不对劲，马占山好汉不吃眼前亏，立即带领人马撤离。 日本援军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因为此时南满作战已经结束，武藤说过，南满以后，就是北满。 于是，重兵压境。 在这之前，日军已在齐齐哈尔被困得动弹不得。 东北部，马占山旧部朴炳珊把齐克线的终点城市克山一举拿下，与马占山形成呼应之势。 东南部，邓文沿中东路由下而上，先取安达县，并策反一路伪军，诛杀了一名日军少佐，在攻克安达车站后进而逼近齐市。 南路李海青，则于11月初占领了昂昂溪车站。 昂昂溪与齐齐哈尔能隔多远，大家也清楚了。 西路苏炳文夺取富拉尔基后，亦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向齐市挺进。 但是关键时候，随着南满作战画上休止符，服部旅团、高波骑兵旅团、茂木骑兵旅团全都过来了，并集中于齐齐哈尔附近，统归松木指挥。 北满形势急转直下。 在马占山打拉哈车站的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老马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他只是凭着最后的意志力在坚持。 让英雄们格外寒心的是，这次由武藤直接策动的“重点进攻”，除了关东军大队人马外，还有一支规模较大的伪军部队，后者与自己同胞作战甚至比日本人还起劲。 领头的就是程志远。 这个败类现在是黑龙江省“省长”兼“警备司令”，手下有10个旅的步骑兵，一时狐假虎威，嚣张得不得了。 苏炳文和马占山都曾是他的老长官，但姓程的打他们最狠。无它，一来为向主子表忠心，献“投名状”，二来想用别人的血来染自己的红顶子。 古来奸佞莫不如此。 在日伪军的强大攻势下，进攻齐齐哈尔的各路部队都遭到了挫折，不得不解围后撤。 武藤忍耐到现在，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 他要斩草除根。 11月28日，宇都宫师团师团长松木发出总攻击命令。 4个旅团（干贺旅团、依田旅团、高波旅团、茂木旅团）、关东军飞行大队3个飞行中队、程志远伪军10个旅倾巢出动，发誓要把北满抗日力量捏得粉碎。 到这时候，日军在中东路上作战已经是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及苏联人的感受。 但他们发现，这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面，因为北满抗日武装已经集中起来，由苏炳文和马占山统领，向苏联边境撤退。 其实松木的这次总攻击，事前也做足了保密工作，以确保万无一失。可是相关情况仍然被马占山侦察到了，他的情报一向很快也很准。 江湖险恶，没这点本事怎能称得上是老江湖。 马占山立即赶至海满，在与苏炳文商量后，两人做出决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弹尽粮绝、无险可守的情况下，只能先把部队撤往苏联境内。 不过他们仍有顾虑，生怕不能取得国人谅解，遂在撤退前向全国发出通电，告知面临形势之危急，饮痛撤退之不得已，并再次表明了自己“共赴国难，不辱国格”的决心。 有什么不能谅解呢？ “孤军朔漠、重创难复、呼援不至”，虽未竟全功，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不失为堂堂东北热血男儿。 快走，因为松木已经察知了你们可能的去向，正命令各军加紧追击呢。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快的话，可脱离险境；慢的话，亦会全军覆没。 12月4日，夜。 苏炳文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起事时截留的6列从哈尔滨开来的客货列车。 他和马占山一起，带领剩下的几千名官兵及武器辎重，取道兴安岭，乘着火车向苏联境内驶去。 临行前，他们把扣押的日俘全都一个不少地留了下来。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野蛮，只是野蛮者才持有的通行证。 紧随其后的是服部旅团。 无论人马，显然都跑不过火车。服部旅团先头部队就弄了一辆装甲列车，拼着命往前追。 他们不知道的是，马占山在跑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不留后手的，即使在最危急最紧张的时刻。 进入兴安岭山区后，坡道越来越陡，日军的装甲列车不得不放慢速度。 就在这一瞬间的工夫，突然从山上开来一辆货车。 铁道线上嘛，车来车往非常正常。 但这辆货车不正常，不正常在哪里呢？ 首先，驾驶室里没有人——灵异。 其次，车厢里装满了石头——奇异。 最后，它是从同一个轨道上迎着面开过来的——诡异。 这不是“货车肉弹”又是什么？ 装甲列车里的鬼子都惊呆了。 千钧一发之际，日军里面跳出了一个“欧阳海”，这厮抱了一个脱轨器，放在铁道上，使对面开来的货车脱轨后翻转，避免了一场惨祸的发生。 而“欧阳海”自己当场就被货车给撞死了。 一车日本人屎尿都吓出来了，哭的笑的，念佛的下跪的，全都有。 追马占山，竟然差点追进鬼门关去了。 此时，马占山和苏炳文已经离中苏边境越来越近。那个“货车肉弹”（或曰幽灵货车）自然就是他俩给安排的。 日军追到边境线上就没法再追下去了。 再追，就能看到苏联边防军同样寒光闪闪的刺刀了。 在这之后，已移师牡丹江地区作战的李杜吉林自卫军、王德林救国军也先后进入苏联境内。 他们那里离边境更近，最短的只有20里路不到，早上想走，下午踩着乌苏里江的冰面就能滑过去。 日本政府要求对这些抗日武装人员进行引渡，结果“意外”地遭到了苏联方面的拒绝，理由是苏联宪法有规定，凡从事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的外国公民，都允许留住苏联。 事实是什么呢？ 马占山和苏炳文是12月5日到苏联的，那时颜惠庆已经在跟李维诺夫就中苏复交的事咬耳朵了。 苏联虽然还是不愿意在东北与日本正面交锋，但它已经留了一个心眼，那就是保护入境的中国抗日武装，这样，一方面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利用这些武装对抗日军的打算。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复交。紧接着，日本拒绝了苏联关于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两边都结下了梁子。 李杜和王德林都是第二年1月份去的苏联，就在那个月，苏联索性向日本政府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告诉对方，以后你就别再跟我烦引渡的事了。 来了就是我的人，一律不引渡！ 打这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抗日武装在中国境内打一阵，看看苗头不对，日军来势凶猛，或者已经打得筋疲力尽，需要休整了，便紧跑两步，哧溜一下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关东军好不容易追到这里，却不敢过去。 中苏国境线犹如孙行者用金箍棒画下的禁区，别说过界，就是脚踩在那条线上，也是要引起国际纠纷的。 关东军不能过，抗日武装却来去自由。歇一阵以后，他们还是照旧能再打回来。 这便有了后来的东北抗联。 随马占山他们去苏联的，前前后后有1万多人，这批人当然都得吃饭，而俄罗斯人在小气方面又一向不输给日本人，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跟你伸手要钱，哪怕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这让马占山等人处境非常尴尬。 正好此时颜惠庆已就任驻苏大使，他赶紧与国内联系，等国内政府把钱汇来后，才算解了抗日英雄们的燃眉之急。 按照中苏两国商定的办法，这批爱国官兵分多批从新疆转道回国。马占山等高级将领在回国前，还由中国政府安排，去波兰、德国等地转了一圈，沿途皆人山人海，仰慕者众。 只要是英雄，在哪里都会得到尊崇。 再以后呢，他们各有各的命运，或沉或浮，或升或降，但东北的浴血生涯将注定成为他们人生史册上最动人、最闪亮的一页。 正文 第十一章 山海关外的枪声 日本在占领东北三省后，尤嫌不足，向山海关继续推进。大敌当前，国民党高层内部却存在着不可为外人道的矛盾纠葛，蒋介石给张学良提出的上中下三策，究竟有何含义？ 就在马占山回国的时候，国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京国民政府正为此陷入一片忙乱之中。 继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南方的上海挑起事端后，陆军也当仁不让，像搞竞赛一样，又在北方热河点了一把火。 热河这个叫法，现在已经没有了，民国时候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么说吧，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就这么一大块地方，就都是属热河省的。 不是说到东北为止吗？ 谁说的。 日本人翻开一本地图册，你瞧，这上面，热河就划在我们界内呢。 再一看地图册，“满洲国”的。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热河是新成立的“满洲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外相内田不早就说过了嘛，热河属于满洲的一部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完全不用有任何置疑（“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 可就算是这样，那是“满洲国”要理会的，干卿何事？ 怎么没关系，裕仁天皇说过，关东军要保护“满洲国”，日满一家，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反正道理都是自己说说的，管它圆得过来圆不过来。 其实，日本想打热河的歪主意，老蒋也不是不知道，说实话，这个世界上，谁又能比谁更精明多少。 不过他开始不便直接插手，因为热河从势力范围来说，毕竟是张学良的地面，而后者可是东北军的老大，响当当的地方实力派。 一般人都认为老蒋薄情寡义，对少帅这个老实孩子挺不厚道的。说起来，这都是后来人们的印象。当初，你只要扳开手指头数一下就知道了，老蒋几个盟兄弟，都是斗得死去活来，他真待一个人好过的，那还就是小张。 这个原因如果探究起来也并不复杂。老阎、老冯、老李，哪一个不是玩计谋、斗心眼的高手，跟他们在一起，老蒋都觉得自个儿脑细胞不够用。 与这些“老甲鱼”相比，小张就显得“单纯”多了，起码不用费那么多脑子，而且老蒋在他升沉荣辱的重要历史关头，小张也每每都站在了他这一边，远的改旗易帜不说，近的就有中原大战时的入关拥蒋，那都不啻是在政坛上狠狠推了老蒋一把——往上。 这位要说了，小张忙是帮了，可也不是无代价的，不是给了那么多钱吗？ 你要这么说就抬杠了，那还有给了钱不帮忙的呢，又找谁说理去。归根结底，钱总是要出的，但出了钱也不是万事大吉，那得看情分。再者，小张要钱也不是说他自个儿缺零花钱，不是“军饷”就是“开拔费”，取之于公用之于公，都是有名目的。 不要钱，仗义过的，也有。锦州失陷之前，老蒋被逼下野，陆海空总司令自然没得当了，而小张也把副司令给辞了，同进共退。这些老蒋都是心中有数的。 相对于马占山“抵抗将军”的赫赫大名，东北少帅当时的处境很糟糕，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就给他冠名曰：不抵抗将军。 其实这个称号不是“九.一八”事变后拿到的，是在锦州丢失后才有的。可知当时朝野舆论多么尖锐。 这种情况下，重新出山后的老蒋，不仅未多加指责，反而还任命张学良为刚刚设立的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护短。 不仅一般政客，军人都对此议论纷纷。老蒋的中央黄埔系不用说，肯定是有意见，就连19路军的翁照垣，也曾在背地里对东北军和张学良说长道短。 我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懂政治啊。 难道老蒋就为了那么一点哥们儿义气，所以才刻意护着张学良？ 否，你得看看他背后站的那一群人。 东北军，几十万呢，都以少帅马首是瞻，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真把小张给撸撸了，他们能不跟你急？这种馊主意，你说给刚上台的孙科听听还差不多，老蒋可没这么幼稚。 保卫热河，还是要看我这位盟弟弟的。 但实际上，热河虽然说是小张的地盘儿，但真正在那里称霸一方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h3>苛政猛于虎</h3> 黄显声黄铁汉当奉天警察局长的时候，不是要打老虎吗？当时就碰到过一只特大的老虎——汤玉麟。 汤玉麟其时任热河省主席。 你还别说，汤玉麟跟老虎还真有缘分，因为他自己就有一个外号，叫做汤二虎。这人要放到现在，就是一老虎发烧友。只要是跟虎有关系的，他都当成是喊他呢。墙上挂着的是虎画，屁股下面坐着的是虎皮，桌上放着的是虎标本，连星座也是黑虎星座。 有人在他家里还看到过一张照片，上面是汤玉麟骑在虎背上，手里端一挺机关枪，酷劲十足。你要说当初也没什么PS技术，很难像华南虎那样作假，我估计是找了一个民间马戏团给弄出来的。 当然了，汤玉麟要跟老虎攀亲戚也是有缘故的。别人是仗势欺人，他是仗虎吓人。 想出这个主意的，也并不止他一个，在奉军的老派人物中，几乎比比皆是。 吴俊升吴大舌头便自称是黑熊投胎，平时家里养好几只熊，他本人则连走路也模仿熊瞎子的动作，一摇一摆，很像那么回事。轮到张海鹏，他不说自己是黑熊精了，他说是张飞转世。为此，张麻子还把关云长拉来作为证人。每到一个地方，这厮只要见到有关羽庙，就要进去磕个头，大言不惭地直呼关羽像为二哥（人家真的关羽知道了都得活活给气死）。 与他们相比，汤玉麟也有个人独创的招牌动作。他跟别人坐着谈话的时候，两只手都要作握拳状，然后伏在桌上，这叫“虎威”。 这家伙，我只有两个字拿来形容他：混账。 整个热河，就被他这么一个虎大王给管治着。所有要害部门的要害位置，都是他的儿子孙子七大姑八大姨在那里混事。等到这些重要位置安插完以后，汤玉麟又把下面的县长、税捐局局长、警察局局长全部打包，按照缺肥缺瘦，收效多少，一律论价出售。 这些贪官污吏上任后，自然各个疯了一样地狠榨老百姓的油水——根据经济学原理，有投入就得有回报嘛，结果把好好的热河省弄得像黑社会一样，为此还曾多次激起民变。 要知道当年的汤玉麟有多恶，他治下的老百姓有多惨，只要翻翻吴思老先生的就全明白了。 真是苛政猛于虎啊。 就这，汤二虎还觉得钱来得太慢。他走私。 当年黄显声打老虎，查的就是汤玉麟的私货。要说铁汉后面毕竟还有少帅撑腰，要是换了一般人，别说查他货，就是多看他两眼，没准第二天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所以对他来说，铁汉的举止，也无非就是给他挠个痒痒而已，伤不得他分毫。 光走私还觉得不过瘾。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号召禁烟，汤二虎也当仁不让，在热河正儿八经地设了一个禁烟局，并由他的大儿子任禁烟局长。 你以为他真的热衷于禁烟？当然不是。 所谓禁烟局，其实就是种烟局，把种大烟的任务承包下去，每个县都要包缴鸦片，为此，还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称为“寓禁于征”。 在热河境内，卖鸦片的，运鸦片的，吸鸦片的，都要照章纳税，而这竟然还成了这个国中之国的最大经济增长点。 汤玉麟本人横征暴敛，一个劲捞钱，捞到钱后却对他手下的兵极为苛刻。他的部队常常几个月都拿不到一分钱军饷。对此，他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雄兵百万，发饷就散”，十足一个悭吝小人的嘴脸。 当兵的也不傻，你不给我发工资，老子就搞“潜规则”，到下面要去，自己给自己开工资。结果老百姓愈加深受其毒，苦不堪言。 如此一来，部队的纪律和士气自然一塌糊涂。5个步骑兵旅，3万人马，一向不怎么训练，连操场都不去。干什么呢？ 吸毒。 从当官的到当兵的，都好这一口。 所以他们有两把枪，除了步枪之外，还有烟枪，人送外号“双枪兵”。说有3万，真正能拿出来打仗的，300个也没有。印象当中，能与之相媲美的，也只有贵州王家烈的黔军了。 老蒋也是常年带兵打仗之人，热河让这样的宝贝来守，你让他如何能放得下心。 所以早在“一.二八”淞沪会战时，老蒋怕关东军乘势南下，就打算把中原大战后留在山西的西北军旧部宋哲元、孙殿英调至热河，增强当地军事实力。 西北军的战斗力，那是人人称道的，中原大战后的这几年，他们也算慢慢缓过劲来了，尤其宋哲元的29军，更是能战之师。 但老蒋未料到他的好意无人心领。 张学良和汤玉麟都能拖则拖，不愿理这个茬，结果别人死活进不去。 老蒋马上就明白了，这二位敢情都是对他存着戒心，怕他安插部队，夺取地盘。 要说这后一种事，老蒋确实没少干过，要不然王家烈也不会倒那血霉，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贵州也被中央给控制了。可这一回老蒋真的是够冤的。他还就怕别人怀疑他居心叵测，所以才让其他华北地方军而不是中央军进驻热河，没想到还是得不到信任。 等到东北义勇军闹得正欢，本庄繁手忙脚乱的时候，热河更显其重要性。蒋汪两个军政巨头一商量，认为这正是通过热河对义勇军进行策应的绝佳机会，但是汤二虎在那里碍着事，怎么办？ 于是他们便把张学良喊过去，意思是要他来个釜底抽薪，索性把汤二虎给换掉，由他自己到热河去主持，同时也乘此机会表明东北军抗战之决心，消减舆论压力（“复何惧他人狂言哉”）。 张学良却不愿意，而且当场抢白了汪精卫一顿。 意思和他当年跟孙科说的差不多，就是你们为什么都不去，让我去，去也不是不可以，给钱先（“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 人家老汪好歹也是老革命，跟先行者一道混出来的，在国民党内比蒋介石的资历都老，而且名义上还是一国政府首脑，你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就这么不给面子？ 老汪气得眼珠子都差点冒出来。 这位是个情绪派，很容易激动。他并不知道，东北少帅在国内就给一个人面子，那就是老蒋，其他人你就是被他埋汰了也只好自认倒霉。 你不去就不去吧，这位少帅还真是“纯真”得过了头，竟然一转身又把消息透漏给了汤二虎。透谁你也不能透他啊，这混账一听就急了。本来就是一混饭吃的极品大草包，你现在要砸他饭碗，不是要他命吗？ 汤二虎自此破罐子破摔，原先还假装正经，现在干脆撕破脸皮，不仅拒绝任何部队进入他的领地，而且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更加乱来，弄得热河一片乌烟瘴气。此地百姓甚至一度出现了因痛恨汤二虎而怨恨东北军，宁愿“暂时投入仇敌怀抱”，以求“避免暴政”的奇怪现象。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竟然还暗中与关东军取得了联系，打算脚踏两条船。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关东军司令部情报科、政务科都早已通过伪军上层，在汤玉麟部队中建立了相当的“工作基础”。 当然日本人招汉奸也是有标准的，汤玉麟名声实在太臭，那是连做汉奸都没资格了。说穿了，武藤对他也就止于利用而已，用完后随手就会扔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连老蒋的面子都搁不住了，而且内心十分恼火。 本来，如果张学良这一步走不成，他还可以再想别的办法，一句话，就是不能让汤二虎这个饭桶把热河乃至东北的整个局面给弄糟了。结果，被少帅这么一搅和，倒越弄越糟、越弄越僵了。 老蒋是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通过这件事，他还看出一点，那就是张学良向汤二虎透露这些“私房话”，表明前者甚至有讨好后者之意，也就是说对方即使明知汤二虎该撤，也不敢撤，而这个在关键时候就相当麻烦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第一次对自己盟弟弟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愚鲁怯懦，匪夷所思”），对张学良能否贯彻他的意图也开始失去信心（“犹豫依违，不敢前进，是诚不足与共事”）。 其实，张学良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h3>上中下三策</h3> 东北军的派系之争由来已久。汤玉麟是老派将领，自己父亲一辈的人，加上久居热河，手上掌握着军权，岂是别人想动就一定能动得了的。 对老蒋来说，张学良是诸侯，而对于张学良来说，汤玉麟就是诸侯。 一般情况下，蒋很难奈何得了张，同样道理，张又能拿汤如何？ 这就是民国时代的怪圈，大家一环套一环，跟三角债一样，谁都想解脱，可谁又都解脱不了。 张学良拿不下汤玉麟，只好寄托于侥幸：国联还在开着会，关东军还不致如此快就动手吧。 他之所以“讨好”汤二虎，迟迟不愿进热河，还有另外一个盘算，那就是将汤作为自己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 实际上他这个想法却正好为日本人所用，后者借此屡屡“以汤制张”，即利用张、汤之间的矛盾，往热河和汤二虎的部队中安插“第五纵队”。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老汪被抢白后，感觉颜面大失，同时对张学良的“漫天要价”也接受不了。 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很不理想，筹点钱不容易。汪精卫再次上台后没想到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干脆一跺脚，也学着孙科的样，辞职跑上海去了。 临走时，他没忘记借助媒体的力量，对小张来一番血泪控诉。 其一，你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且热河还在你的防区之内，却一个兵都没派上去，钱倒要得起劲，天理何在（“未闻出一兵一卒，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其二，我现在不是不干了吗，你也不要干了，别再在那个位置上丢人现眼（“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这还不算，老汪到底是玩笔杆子出身，夹枪带棒很有一套，临到结尾又冒出一句：“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这个……太过分了吧，不是揭人伤疤吗？ 果然，张学良一听就跳了起来。 好，你不是让我辞职吗，那我就辞给你看。 立刻要求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一职。 这下热闹了，大家都嚷着要辞职，好像辞一下职，就可以要挟住对方什么似的。 老蒋作为中间人，真是哭笑不得，你们一老一小，都是吃政治这碗饭的，有点城府好不好。又不是下里巴人，一个闹着要上吊，另外一个也说要上吊，你们都死给谁看啊，这样子丢不丢人。 还不能说重话，因为吵架的这二位虽然身份不一样，但都很容易激动。 老蒋一面劝老汪，你这么高的身份，干吗要跟一愣头青去计较，没必要嘛。 另外一方面又去跟小张说，汪院长那也是为国为民，话说得过了点头也可以理解，你就以大局为重，隐忍一下吧。 这次谈话，老蒋实际上是带有目的性的，如果说有倾向的话，他肯定是倾向于老汪。本来嘛，东北是你发家的地方，你不关心谁关心，现在还要我们出了钱你才肯关心一下，世上有这个道理吗？ 当然，老蒋还是始终没忘记一件心事，那就是让汤二虎滚蛋，他认为自己这也是为张学良着想，万一热河真出了事，你捶胸顿足都没用（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 他也明白，少帅的这次辞职，其实跟他先前辞掉海陆空军副司令一职没什么两样，对本人的实权并无太大影响，就是拿来当众撒撒娇的——有本事，你把东北军老大这个身份也辞掉试试。 顺着这个思路，他为张学良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供其选择： 上策：不辞职，带部队到热河去抗日。 中策：辞职，带部队到热河去抗日。 下策：辞职，不到热河去。 老蒋出这三个策是为了给对方台阶下。如按一般人的心理，能接受的都是上中策，什么叫下策，那就是拿来衬托上中策之英明的，谁会选它；而无论是上策还是中策，最后的归结点，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张学良带部队去热河，把汤二虎赶走，从而一门心思备战。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不管你辞不辞职，最好都能去热河。 这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 让老蒋万没想到的是，小张听到上中策都愁眉不展，偏偏听到下策则喜上眉梢，说我想要的正是这个。 趁着高兴劲，他还提了个建议，要求按照中央军委会的模式，设立军委会北平分会（北平军分会），以替代原来的北平绥靖公署，这样他就靠兄长更近了。老蒋是委员长，他以委员长全权代表的身份，代理北平一切军政要务。 真会说话啊你，老蒋这下真是给郁闷坏了。 劝架的结果，老汪犟驴似的，劝不动，坚持不肯复职，只好让大舅哥宋子文代理他的职务。这边小张呢，老蒋只好用下策来摆平一下，也算是撤了他的职务。 然而这时候，老蒋显而易见对张学良是相当失望的，用他的话来说，自己这么做，大部分还是在顾念彼此过往的兄弟交情而已（“非仅为国，实兼为友”）。 等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年底，虽然国联那边还没有什么消息，老蒋却有些觉得不对劲了。 为什么？ 马占山跑苏联去了，义勇军全哑了火。那意思就是说，关东军可以腾出手来了。 日本人不是天天叫嚷着热河是属于“满洲国”的吗，他们一旦吃饱了饭没事干，还不是会跑过来找茬。 事情有点严重。 他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一个电文，提醒他“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 为了给对方增加一点胆气，他又真真假假地给了一些暗示：“（我）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 反正一句话，你要是和日本人打的话，我这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我还会跟你一起“共存亡”。 对要不要抵抗日本人这一点，现在的老蒋体会比谁都深。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认为如贸然与日军直接发生对抗，由于实力悬殊，只能落得亡国灭种的下场，因此曾经一味主张忍让，结果棋错一着，连东北都没能保得住，而自己也随即跌入了人生和事业的谷底。 然后的“一.二八”虽没打赢，却让他在政府和民众中重新获得了声誉。两相对照之下，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光交涉，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的汪精卫观点一致，并无分歧。 他几乎是在拿自己作比方，来开导张学良：打吧，不打老百姓不买你账啊，即使你打败了都不要紧，也不至于天马上就塌了下来（“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 老蒋的话并非虚言，因为山海关那里已经出现了危机。 <h3>山海关遇袭</h3> 这时候的山海关，驻扎着中日两国军队。 怎么这个地方也有鬼子？ 都是当年《辛丑条约》惹的祸。清末的不平等条约多了去，但要说到对中国内地最具安全威胁的，恐怕还就数它了。 这个条约对中国有多大害处，多了不敢说，起码殆害50年。 《辛丑条约》明确规定，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应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各国”中当然包括日本。 不过，所谓的驻兵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且几十年过去，清国也没了，加上国际风云变幻，到民国的时候，已经没几个国家有兴趣再派兵守在这里了，就日本非常“执著”，从来没有说过要撤。 当时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是中村孝太郎中将（陆大21期）。他跟前任香椎浩平、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都是同学。不过同学不同命，多门在满洲那边搞得风生水起，中村却只有隔得老远看热闹的份儿。 建功立业，谁不想啊，可手上的兵实在是太少了。 天津驻屯军共有10个步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不足2000人，还不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多处，每个地方都只有几百人。 香椎不甘心这样“碌碌无为”，所以跟着土肥原弄出了一个“天津事变”，但雷声大雨点小，没能鼓捣出什么成绩来。究其原因，也在于力量不够。要知道，天津驻军算多的了，满打满算，也只有500人不到。难成事啊。 条件简陋，那就创造条件，反正不能就这么窝窝囊囊地白到中国来一回。中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从哪里着手呢？他把目光放到了山海关，因为那里他够得着。 山海关有一个天津驻屯军守备队，几百人。同驻山海关的东北军则有一个团——东北军第9旅第626团（石世安团），2000人。 硬来，中村觉得把握不大，还是先用“和平”的办法试试吧。 具体执行这个“和平”使命的是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少佐，由他负责去找第9旅旅长何柱国谈。 跟东北军将官大多数为东北本地人不一样，何柱国是广西人，还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双料生。按说这样的人才，桂系是肯定要的，但麻烦在于他在日本念的是骑兵科，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里全是清一色的步兵，没这个专业。 搞别的吧，也不是不会，不过总觉得不甘心：如此，东瀛留学的那几年不是全荒废了吗？这时正好有个保定军校的同学来看他，这兄弟是东北人，一听，这还不好办吗，我推荐你去东北军，那里骑兵有的是，一定能让你发挥所长。这么着，何柱国就进了东北军。 按照落合的意思，是希望何柱国在滦东（滦河以东）地区建立一个自治政府。 话说得还合情合理：关东军恨的是谁，不是整个东北军，而是张学良。有了这个不属张学良管辖的自治政府作为缓冲区，关东军自然不会过来找麻烦，大家都得利啊。 末了还不忘添一句：我可是为你，为你们整个东北军好啊。 何柱国不言语，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拖着。 两三句话就把一个东北军旅长给搞定，落合倒没这个妄想。他只是认为，既然何柱国没否决，双方就还有商量的余地。思想工作嘛，哪有这么容易做的，慢慢来吧。 他有这耐性，关东军可等不及了。 此时，第8师团（弘前师团）正在辽西“清剿”义勇军，有意无意地就想往山海关这里“蹭”。铃木第4旅团第5联队（谷义联队）开着铁甲车，一口气向山海关发射了38发炮弹。 打炮总要有原因的吧，谷义提供的“原因”是：看到义勇军在山海关前一闪而过，所以炮轰没商量。 说到底，这帮人就是来找茬打架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搞摩擦”。打炮只是一个前奏，下面就是要进攻山海关了。 可这却急坏了一个人。 谁啊？ 落合。 眼看思想工作就要做成了，被你们关东军这么一弄，不全泡汤了吗？ 不行不行。 他赶快做和事佬，介绍何柱国与第5联队联队长谷义一大佐见面，要双方和解。 谷义一不买账，怎么了，老子高兴就放几炮玩玩，和什么解。 落合急得暗地里直跺脚，当着何柱国的面，他又不能明说：我是准备忽悠他们支那人的，你别来搅局呀。 见谷义一不给面子，落合只好再去请人，一块儿做工作。 吉冈安直少佐（陆大37期）先前也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做过高级参谋，此时为弘前师团参谋。 落合把利害关系一挑明，吉冈便明白了，于是他就和另外一个天津驻屯军的参谋一道，找到谷义一，如此这番一讲，后者也不是全无心眼，当下就明白了。 哦，原来是我们的地下同志在搞“潜伏”工作，一场误会，走人。 谷义联队撤走了。 山海关内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商户们本来紧张万分，认为这次双方肯定要刀兵相见，山海关免不了要蒙受一场血光之灾，现在落合这个“热心肠的人”仅靠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就说退了来犯之敌，好事啊。请客。 这一请客不要紧，把个落合真送上火山口了。 “潜伏”这东西，最重要的是保密，落合当然不可能把事情的真相泄露给下面的那些基层官兵。守备队的人只看到谷义联队不战而退，关东军进攻山海关的行动破产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上级——落合。 现在他又收中国老百姓的礼，赴他们的局，这种行为，不是“日奸”所为又是什么。 我们人虽然少，可是志气高啊。领导卖国，我们不能卖国，抛开落合自己干！ 可要直接朝东北军开火，毕竟还有点心虚，怎么办呢？ 看到街上巡逻的中国警察，突然来了灵感：先在他们身上试试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1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在儿玉中尉的率领下，发动突袭，把中国南关警察的枪都给缴掉了，顺势还扣押了公安局长。 这次“成功”，让儿玉等人大为惊喜。原来关东军能做的我们也能做，那还等什么，立功的机会到了。 深夜11点，守备队借口在其居住地附近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于是“自动自发”地向山海关发动了进攻。 因山海关又名榆关，所以历史上称此事件为榆关事件。 看来河本、石原的后辈们真是越玩越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了，这回道具和准备都不需要，只要胡诌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就能开打了。 山海关外枪声四起，何柱国向张学良请示怎么办。少帅这回倒没犹豫，因为他也知道如果山海关丢失，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自入关后第一次发出了豪言：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你一定要给我顶住。 有了少帅这句话，何旅长不敢怠慢，迅速指挥石世安团进行抗击。 怎么说东北军也有一个团，2000人，认真对待了，日本守备队当然不是对手。 都到这时候了，眼看事情就要成功，却忽然面临夭折，儿玉想想怎么也不甘心，一咬牙就带着几个人去爬南门城墙，一边爬还一边不停地往里面甩手榴弹。 城墙上的东北军士兵也往下扔手榴弹，不多，就一颗，儿玉就报销了。 领头的完蛋了，剩下的只好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 可这帮家伙哪有吃眼前亏的道理。 很快，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弘前师团指挥部都收到了山海关守备队发来的电文：呜呜，兄弟们无缘无故被东北军打了，好惨，快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9点，弘前师团就杀到了山海关下，并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守军撤出山海关，被何柱国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一个小时后，日军开始对山海关进行攻击。 铃木旅团是这次攻城的主力，攻击方式为：火炮轰炸和日机投弹交替掩护，冲锋队用云梯攀登城墙。 祖先修建的古老城墙，尽管已满面皱纹，一身沧桑，然而在这一非常时刻，仍然不得不挺身为后辈儿孙遮挡枪弹，身上创伤累累。 到第三天下午，山海关东南关墙被炸开一个巨大缺口，日军坦克和步兵蜂拥而入，石世安团拼死封堵缺口，但由于按照《辛丑条约》，中国不能在山海关城内构筑工事（还真遵守条约，不能想些其他办法），导致部队在缺乏掩体的情况下，尽管伤亡惨重，仍无法阻敌入城。 石世安眼看不敌，只得率余部撤出。 仅仅3天（攻城战只进行了2天），山海关便陷于敌手，热河防线一下子侧翼洞开。一时举国震惊，舆论哗然。 正文 第十二章 保卫热河 热河之战一触即发，日本参谋本部却一反常态地谨慎起来。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需要使尽手段，改变参谋本部的意见。张学良调兵遣将，连从东北撤回的东北义勇军都尽数参战，为什么还是失败了？ 袭击山海关，就是进攻热河的前奏，而东北军的指挥和协调防守能力却委实令人忧虑。 仅何柱国手下就能指挥和控制4个旅，为什么到头来却只有一个团负责守关呢？ 战斗打响时，为什么东北军其他援兵不能迅速赶到？如能在第一时间增援，局面不致如此糟糕。 山海关素称天下第一关，为长城之要隘，倘若战备充裕，怎么可能两天时间就顶不住？ 最让人放心不下的还是当时少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时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的黄绍竑曾对人言，榆关事件前后，少帅几乎已成为一位十足的病人，其人“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了，就是谈一会儿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要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华北作战如由他来掌控，岂不危矣？！ 东北军自家的人马自然不会说什么，但东北军以外的各派系，均通过各种渠道，要求老蒋亲自北上督战，并表示如果不这样做，“（华北）前途不堪设想”，说着说着还都动了感情（“言时声泪俱下，意极恳切”）。 不过这时候的老蒋仍对少帅抱有期望，他认为只要后者下了决心，能够到热河去指挥作战，以东北军的力量，若能全力以赴，局面绝不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经过这番考虑后，老蒋可谓是力排众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5日，正式任命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常委，代理委员长职权，统筹负责华北军事指挥。 <h3>到前线去</h3> 真心为少帅着急担忧的人还有一个宋子文。 一般人对宋子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一种认为他纯粹是靠亲戚关系才混上高位的，蒋宋孔陈嘛；另一种认为他就只会帮着老蒋理理财，算算账。 其实大谬不然。说起来，宋子文那可是民国时人尽皆知的政治家，要不然，光凭老蒋的面子，他也不可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接着又在老汪负气出走后主持政务。 宋子文一向是个坚决主战派，同时他和张学良又是铁哥们儿，华北的空气紧张到这种程度，他在南京就闻到了，急啊。 他当然是支持老蒋的意见的，而且也在后者跟前拍了胸脯，打了包票：你别看我哥们儿身体不好，真下了决心还是有办法的。 可是话说出来就是泼出去的水，到了2月初，少帅那里还是没什么动静，宋子文可真坐不住了。不行，我得去看看。 2月11日，这位行政院代院长赶到北平，找到少帅后，便要拉他一起去热河，以便进行战前准备和部署。 没想到，自己哥们儿一句话差点没让他晕过去——打仗要钱啊，我现在没钱，这样吧，每月你给个300万，部队作战就有保证了（“即筹500万，每月筹助热河300万”）。 其实小张倒也不是故意要敲小宋的竹杠，那回地方跟中央打交道，都形成习惯了，还没打仗先要钱，有了“开拔费”，部队才行军，都是这样的。在张学良看来，这算少了，想当年不管是易帜还是入关，哪一个不是千儿八百万的，这市情已经够低迷了。 当然了，小宋是财神爷，这个小张也知道，所以才要开这个口。 宋子文一时都有些不知东南西北了：热河是你的地盘，我是来帮你的，还问我要钱，有没有搞错？ 但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咬了咬牙：300万我没有，100万吧。 成交。 有人可能要巨愤怒了：国难当头，火都要烧到屁股上了，你还死要钱，有没有病？！ 如果毒瘾不算病的话，那小张就没病，公正地说，他实在也是被逼的。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他失去了一个大财源，不光不能收钱，还要花钱，更让他吃不消的是，那花的钱不是流水，而是潮水。 需要喂的嘴太多了，除了东北军、流亡大学生、部属外，北平救国会领导或暗中支持的东北义勇军，其中很大一部分军费和开支也主要得从他自己兜里掏。 不容易啊。 我说兄弟们都快点吧，关东军已经快进家门了。 5天后，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发表谈话，表示进攻热河已成为政府即定计划和目标。 这就算定了调：热河这块肉，无论如何我要吃下去。 此时，国联已经进入了对“十九国委员会”裁决报告进行表决的倒计时阶段，松冈那边的情况十分不妙。正好关东军已基本结束满洲作战计划，在这个时候进攻热河，跟承认“满洲国”一样，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向国际社会示威。 因此，国联一提出劝告，要求日本不要在热河制造麻烦，后者反而更加来劲：老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管不着！ 斋藤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坚决主战，直把国联的声音当成了一个屁。但这时候的参谋本部却一反常态地谨慎起来。 <h3>武藤押宝</h3> 真崎次长特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军刀组首席）大佐前往东北，要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慎重考虑：不是不打，而是现在打似乎早了一点，要不要再准备准备？ 武藤的回答是：用兵贵在出奇制胜，现在打正是最佳时机，还需要准备什么。 在日本人里面，就是看谁的力气大，谁的嗓门就高。 刚刚在“满洲作战行动”中取得“显赫战绩”的武藤，甫一放话，立刻就把梅津连同参谋本部的一帮人都给镇住了。 名将啊，我们都听您的。 武藤认为，拿下热河，好处至少有三： 团圆了——按日本人的说法，东北三省再加上一个热河，才是完整的满洲。 安全了——关内外交通自此完全截断，东北“治安作战”可保长效。 今后更有奔头了——热河就是一个战略基地，占领了它，等于在华北插入了一个楔子，再往前捅一捅只是举手之劳的事。 武藤本人对在热河战役中取胜抱有相当大的把握，甚至可以说，比前一年奉命对付马占山和义勇军的信心还要足、还要大。 因为他判断，在江西和红军作战的中央军不可能大规模向华北调动，他的主要对手，只不过是华北这些零散的各路地方军队。 为什么这样说呢？ 除了作战需要无法抽身外，最重要的就是：地方势力不希望中央派军队过来！ 武藤可以说把中国地方诸侯们的那点小心眼看得透透的。他们的一致意见大概如是：老蒋，你一个人来我们欢迎，但如果带大部队来，那大家就要黑脸了（谁知道你是不是奔兄弟们的这点地盘而来的？）。 另外，这位关东军司令官还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汤二虎。 关东军情报部门的“地下工作人员”早就在汤部打开了局面，跟关东军达成私下协议的中高级军官都不老少，战斗一旦打响，汤二虎这里就是再好不过的突破口。 尽管信心很足，但在作战之前，一个富有经验的指挥官是从来不敢有丝毫马虎的。武藤也是如此。 用咱们的话说，这个就叫做：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 武藤对此战有可能遇到的艰苦程度做了充分估计。 以往，关东军都是在东北作战，遇到的最强的敌手是马占山，但马占山掌握的部队并不多，与华北这些部队从数量上更是比也不能比。他二次复出后还要惨，连正规部队都没有了，就靠一些义勇军和游击队在兜圈子。对付他和那些东北义勇军，关东军是以大欺小，说句实话，就算赢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胜不足喜。 可是在华北就不一样了。 打个比方，一个人想坐车回家去，如果他有两块钱，被小偷偷走一块，最多心疼一下，毕竟他还有一块可以坐公交，胆小点的话，甚至完全可以不予理会，继续赶他的路。但如果小偷胆大妄为，又接着把他的另一块钱也抢走了，那他可能就要抓狂了。 路费你总得给我留下来吧！ 从心理上分析，这个人情急之下，极有可能会与小偷拼命。 东北军也是如此，华北就是他们最后的那一块钱，如果热河也守不住的话，日子就难过了。 武藤估计，东北军会和他拼命，而这个世界上，拼命三郎总是最让人头疼的。 除此之外，一旦攻击热河，中国关内其他重兵势必也要加入战团，到时面对的就不止一个东北军，还有晋绥军和29军。 与义勇军相比，这些都算是既有装备又经过训练的正规军，战斗力肯定不能与义勇军同日而语。尤其是晋绥军和29军，这两支部队的前身都参加过中原大战，当时与中央军都差点打成平手，甚至还略占优势。 现在的部队虽说不是原版了，但在未正式交手之前也不容小觑。 得好好准备，做最坏的打算。 在武藤的指挥下，热河之战成为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共动用2个师团（弘前师团、熊本师团）、3个旅团（服部混成旅团、中柯混成旅团、茂木骑兵旅团）。 关东军飞行队9个中队，这次一下来了7个，加上伪军的3万，关东军这次先后出动8万人马，超过了整个东北日伪军数量的一半。 热河作战计划则由参谋本部上报天皇。 这时候的裕仁由于满洲的“平定”，正沉浸在帝国版图扩大以及皇军“神威无敌”的喜悦之中，见马上又要给他送来蛋糕，自然乐得跟什么似的，二话不说，“朕准奏”。 “九.一八”事变以来，由天皇亲自发布的第一个侵华作战敕令就这样诞生了。 <h3>热河的失陷</h3> 无论如何，少帅这回需要认认真真地对待一回了，他也知道这次不比以往，所以调兵遣将，在热河附近做了一番部署。 战前，东北军共准备了14个军20多万人马。引人注目的是，从东北后撤的吉辽黑义勇军尽数参战（冯占海、唐聚五、邓文、李海青等），有近2万人，而在锦西山区，尚有6000义勇军进行敌后策应。 此外，晋绥军和29军亦均领命配合。 但少帅安排的这次布防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兵力分布不合理，部队数量多，却捏不成一个拳头，且主要停留在平津一带，并不在热河区域的核心地带。 热河那里，他也派了一个人：“辅帅”张作相。 这老头子人倒不坏，但打仗实在不是块材料，堪称一不五无。 一不，不学无术。 五无者，无威制人，无智服人，无信心，无决心，无准备。 他自己也不太情愿担当这个差事，是少帅硬拉上去的。你说这样的仗，怎么可能打赢？ 本来应该成为主角的热河，现在反而倒过来成了陪衬，基本上还是留给汤二虎一个人打理，这个混账大家也知道了，他能守得住吗？ 即使你没有剌，武藤这样的打仗老手也能给你挑出来，更何况漏洞这么大。 直捣心脏，攻取热河，是为上计。 当然，在此之前，如果不玩点花招出来，那也不叫武藤。 像白川指挥上海淞沪会战时那样，武藤也使出了声东击西、指南打北这一招。 东北军不是数量多吗，那我分散你的兵力。 他首先制造种种假象，在攻陷山海关后，索性让东北军误以为他会在山海关一侧的渤海湾登陆，如此一来，东北军的两大主力——何柱国、于学忠都被牵制在了滦东。 接着又让满蒙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招摇，这样又至少吸引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 好了，算算也差不多了，正面攻击。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3日，以弘前师团为主，其他部队做南北迂回包抄掩护，五路并进，杀向热河。 战役一开始，中方就陷入了被动。 少帅委派的热河主将张作相此时连原计划配备的一半兵力都还未拉上来，所谓的防御体系更是乱七八糟。 汤玉麟的部队则像事前预料的那样，在关东军“地下工作者”的策动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投降潮。虽然只是一部分军队，但他们的投敌立刻对前线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 打仗的时候，各支部队都不是单打独斗，那是要依靠协同保护的。旁边是友军，你打得就安心，可是如果他们两分钟以前还是友军，两分钟以后一转眼就变成了敌军，你还能打得安心吗？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军心一乱，队伍就难带，队伍难带，就得往后面撤。这一撤可就乱了套，大家你推我，我挤你，用不着关东军开枪，自己就能把自己人给踩死。 其实你们怕什么呢，关东军还离得好远呢，而且他们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困难，那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 气势汹汹的熊本师团第一个遭到打击。这个师团来自日本最南部的九州，不经冻，也没想到过临行前要多带厚衣服，结果一出场就傻了。因为他们的任务是从北部内蒙发动进攻，以策应弘前师团进入热河中心地带。但此时的内蒙古草原冷得跟个冰窟窿一样。 我们记得，仙台师团在江桥之战时也碰到过这种鬼天气，立马就被冻趴下一大片。不过内蒙比齐齐哈尔还要厉害，两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江桥的时候，齐齐哈尔是零下20度。 这里多少？ 零下30度！ 真是没有最冷，只有更冷啊。 还没打仗，熊本师团就哆嗦得不能动弹了，出现了大面积冻死冻伤的情况。 天气有时比一切军队都要来得凶猛，拿破仑当年够嚣张了吧，还不是被莫斯科的一场暴风雪给整得一蹶不振。 让严寒来得更猛烈些吧。 关东军司令部闻讯，赶紧通知飞行队：炸弹先搁一边去，快装防寒装备。 飞机当然不能去执行轰炸任务了，于是飞往内蒙，卸下防寒装备，然后再把冻伤的日军搬上去，运往后方医院。 你说这多费事啊，早干什么去了你们都。 其实很简单，跟江桥作战时一样，辎重后勤的事在日军里面属于下贱活儿，就算有人想到也没人愿意去干。 熊本师团被冻住了，中路突进的弘前师团也是举步维艰。 此时北方积雪尚未融化，以机械化作战见长的弘前师团深一脚、浅一脚，推进极为艰难和缓慢。 弘前师团原本在日本国内并不突出，尽管参加过日俄战争，但却是在战争后期才进入的，没经历过什么实战，充其量只能算是打扫战场的清洁工角色。 它和仙台师团说起来是“北方老乡”，老家都在日本东北部，可后者一度成了关东军的主力师团，那家伙，红得发紫，而它就只能在旁边眼巴巴地干看着——连中国的东北，不也是老晚才派它去的吗？ 真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啊。 弘前师团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自强不息。 怎么自强不息呢？ 苦练啊。 找的地方是日本北部的一片山区，叫做八甲田山。去的时候是大冬天，冷得要命。 越冷越好，要的就是这效果。大家一块儿咬着牙练挨冻。 这功夫要真练成了倒也不错，那样的话，弘前师团就可能要成为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神龟师团”了。忍者神龟嘛。 可是太倒霉了，大概是练挨冻把脑子给冻坏了，在此进行训练的第5联队部分官兵竟然在雪中迷了路，又正好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找上了他们，结果歪打正着，一家伙被埋进去210个人，等挖出来的时候，只找到一个活的。 这个事件在日本很有名，高仓健后来演了部电影《八甲田山》，讲述的就是这段往事。 弘前师团欲练“神功”，却差点“自宫”了自己，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 但是热河之战给这个倒霉的师团提供了翻身的机会。 如前所述，关东军未到，热河北部防区却已乱成一锅粥。 投降的投降，溃退的溃退，根本不把少帅的命令当一回事。 此外，关东军还碰到一个主动上前“帮忙的”。 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 我告诉你，是热河的百姓。 你还不能怪老百姓不爱国，纯粹是汤二虎太混账了，不给治下的臣民以活路，才弄得物极必反，导致了这种令人惊诧的现象。 等到脸蛋冻得发青发紫的关东军“冒风雪逾艰险”赶到时，很多守军阵地上已空无一人，就等他们来“接收”了。 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一中将（陆大第21期）迅速捕捉到了战场上的这一变化，并重新调整了部署。 大部队不是走得慢吗，那我就派小部队。 他从第16旅团（川原旅团）中抽出了1个半大队，由100多辆汽车运送，再配以少量骑兵，组成快速挺进队。队长由旅团长川原侃少将担任。 西义给这支小部队的任务就是，你们别管师团主力，只记得一个劲地往前跑，朝前钻就行。 这是一支真正的精兵：堂堂旅团长当了大队长，联队长当了中队长。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有人想到如此用兵。但这只是说的一般，现在的情况非常特殊，对手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此时，精干的小部队往往能起到大部队也难以起到的作用，而热河，正是陷在这支小部队手中。 兵贵奇而不宜平，不出奇招焉能制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4日，日本在国联的外交出现大败局，“十九国委员会”的裁决报告获得绝大多数通过。但是第二天，日军在华北就打开了局面。 热河东大门开鲁失陷。 关东军认为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向国际社会发泄不满和愤懑：不把票投给我们又能怎样，我们自己用枪炮来投。 2月26日，眼见热河情况危急，老蒋不得不向指挥作战的各将帅（包括少帅）发出手令，要求死保热河（“时至今日，惟有牺牲一切”），同时命令驻扎于徐州、蚌埠一带的中央军第25师（关麟征师）于当天即刻北上。 然而此时的局面已经难以控制。 前线的失败几乎是摧枯拉朽式的，开鲁门户洞开后，整个热河的失陷正以一天一个重镇的速度持续蔓延，日军也离省会承德越来越近。 位于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素称险要，然而其主要阵地均自动放弃，被对方兵不血刃地予以占领。这样一来，承德前方顿时一无屏障，城内陷入一片慌乱。 面对上级的责问，汤二虎倒也很沉得住气，说这不是溃退，而是他的战略，所谓“诱敌深入，决一死战”是也。 再诱，人家就被你诱到承德来了。 汤二虎说大家不要怕，脑袋砍了碗大个疤，我这就去前线督战。 这混账基因突变了？ 不是。他另有打算。 汤二虎当天就调集了200辆大卡车，但不是往前线方向开的，而是往天津租界去的。卡车上装的也不是武器弹药和援兵，而是金银财宝和鸦片。 第二天早上，他自己也骑一辆三轮摩托溜掉了。 从热河开战到现在，你要问他日本鬼子究竟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从没见过嘛。 顶头上司一走，底下人也不是傻瓜。大家撒开丫子跑吧。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4日，弘前师团川原挺进队128名骑兵信马由缰地进入了承德。此时，别说师团大部队，就是挺进队的后续人马也还离得很远。 不到10天，一个半大队的关东军狂飙突进，最后靠100多个骑兵把偌大的热河省给终结掉了，东北军也就此完成了他们继“九.一八”之后的又一“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战例。 经此一战，关东军特别是弘前师团在日本国内的地位迅速得以提升，西义也开始跻身于“名将”之列。 正文 第十三章 棋逢对手 热河失陷，蒋介石不得不调军北上，开始了长城抗战。在这场战役中，担任防守的东北军，是曾在北大营被日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部队，替换张学良上场指挥的何应钦能做得更好吗？ 热河沦陷，这回不光是举国震惊，而是全国都跳了起来。 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光汤二虎手下就可指挥8万人马，8万人打不过128个日本兵，天晓得！ 可以评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遭到舆论一致指责的除了一个汤二虎，当然还有负总责的少帅。 当时的胡适虽然不是什么军政要人，却堪称舆论领袖。他就说，热河失败，少帅“应负绝大的责任”，其能力无法“担负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所属东北军更是难当大任，很多军官居然不会看地图，那还打什么仗。 胡适一向是个厚道人，绝少与人争到青筋暴突的程度，不过由于受到前线失利的刺激，此刻也变得尖刻起来，甚至直接喊出了“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这样伤人感情的话。 专家都发话了，但对热河失守也深感“义愤填膺”的老蒋，却仍然准备再给他的盟弟弟一次机会。 “128骑进承德”后，连着两天，他都发电报给少帅，要求他振作精神，指挥部队反攻承德——哪儿丢的你再从哪儿给我夺回来。 少帅这次也知道把事情搞砸了，表示愿意亲自带兵去打。 可是已经晚了。 大家不需要他再去了。 3月7日，南京政府监察院提出弹劾案，要求军法惩办张学良、汤玉麟二人。你还别小看这个监察院，明清以前，那就是御史台啊，里面的人被称为御史都老爷，他们不是只会参参一般的王公大臣，皇帝老子怎么样，当着面照骂。 迫于舆论压力，张学良不得不于当日主动致电中央要求辞职。 这下子老蒋感到情况严重，不能也不敢再掉以轻心了，当下从南昌飞赴武汉，随后乘车北上，直抵石家庄。 屁股还没坐热，华北军政大员纷纷闻讯赶来。 黄绍竑、徐永昌（山西省政府主席），这些人各个带着一副苦瓜脸，争着要向老蒋汇报工作，其实意思都是一个：让少帅下课吧！ 黄绍竑怕老蒋关键时候心软，还苦心孤诣地做了一番推论。 怎么说的呢？ 委员长你想过没有，如果让他（指张学良）继续干下去，不光全国舆论不会罢休，华北其他非东北军系统的部队也不会干啊。 经过当年中原大战，29军和晋绥军对东北军至今都隔阂难消，而且这些人都是老兵油子，刀山火海里杀出来的，他们只服比他们更狠更有能耐的，你派一个打仗不行的，怎么指挥得动他们？而且别忘了，在中央军无法大批调动过来的情况下，打日本人，还得靠他们。 再者说了，张即使有这种勇气，肯率部与日军死拼，可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瞧瞧他的身体，他的精神状态，都难以支撑。 老蒋不动声色地听着黄绍竑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宏论，只是默不作声。事实上，即使在到华北以后，对于是否要撤换前线主帅，他仍然没有最后打定主意。但是黄绍竑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不得不动容了。 黄绍竑：即便现在你准许张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大的动静和反响。 为什么？ 热河新败，全国各地喷来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正是需要人出来担责任的时候。 不此时斩马谡，更待何时。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对老蒋来说，他最看重也最有顾虑的其实就是这一点。此惑一解，豁然开朗。 他不再犹豫不决。 之后便有了老蒋、宋子文与少帅的那次著名会谈。会谈内容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说法。但结果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张学良这回是真要下课了。 3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准许张学良辞职，由原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接替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一职。 少帅通电下野，老蒋安排他“出国考察军事”。 这次经历对他来说，可算是一次人生的滑铁卢。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分文不剩。 1933年的第一场雪，是否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了一些？ 此时此刻，他可能会想起多年前的改旗易帜和中原大战，那都是他人生中经历过的一个个辉煌顶点。 然而，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命运像早已设置和安排好的一样，它会让你感觉拥有一切，同样又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切都从你手中夺走。 唐朝的刘禹锡对此早已看破，所以他在虎踞龙盘的石头城，才会由衷感慨：把“千寻铁锁”沉到江底又有什么用啊，这些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他说的是晋朝之统一中国。当时那么轰轰烈烈，然而没有多长时间便直如昙花之一现，很快中华大地就出现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分裂（黄仁宇称之为失去的三个世纪）。 其实人之命运与江山之命运是多么类似，一样的无常，一样的残酷，一样的令人心碎。 痛苦和绝望，在那一刻，几乎压垮了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 东北丢了，热河丢了，等到他再回国的时候，山西、河北、平津也不再归他统制。他和所有的东北军部属一样，真正地成了一个天涯浪子。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失去后才更知道拥有的可贵，从此东北军和少帅都以“打回东北老家去”为念，寄望于返回故里——那个梦中长满大豆和高粱的地方。 其间，英雄亦辈出矣。 在少帅下野后，老蒋在与包括胡适在内的华北各界名人见面时，也自掌了一嘴巴，承认反应慢了一点，让日本人有机可乘（“不料日本进攻热河及汤玉麟张学良败溃如此之速”）。 既然做了自我批评，当然要拿点行动出来。 老蒋命令中央军加速北上赴援。 有多少？ 3个主力师。 嗨嗨，不对吧。怎么这么少，在去年年底，不是还说可以“密备6个师”的吗，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其实说起这件事，老蒋也是有苦难言：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 再往前面去，更多的师也估计过，不要说6个师了。 按照老蒋原来的想法，这些中央军部队都只能从“剿匪区”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谁去跟红军作战呢？ 关键时候，有人拍了胸脯。 两广驻沪代表表示，只要中央有决心跟日本人干到底，江西抽出多少部队，他们两广就补进去多少部队。 人都有着急慌忙的时候，被热河局势搅得整天茶饭不思，连个安心觉都睡不好的老蒋顿时被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难得同志们这么识大体、顾大局，还有什么事不能办好？ 可是天真害死人啊，哪怕是对搞政治阴谋这一套很有心得的老蒋，一不小心，也着了它的道。 这边眼看热河之战就要打响，那边两广方面却还悄无声息，好像没事人一样。 他们一个兵也没往江西派。 老蒋的部队抽不出来，一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h3>艰难的考题</h3> 在这要命的当口，政府命令、中央指示都是不济事的，再说当初两广承诺出兵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算签了也没用，那年头搞政治的谁信这个。 给钱吧，自己现在还穷得要当裤子呢，哪有钱？况且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这都是精得跟猴子一样的人物，就算你借来高利贷给他们，也保不准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给地盘？南京政府一共也没控制几个地盘，给少了不行，给多了自家就不用过了。 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 感情。 奉命去“谈感情”的是黄绍竑。 之所以让他去完成这一“大任”，自然是因为黄绍竑本就是两广那边出来的人，宾主交谈都不用说普通话，距离容易拉近。 结果嘛，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 老乡归老乡，情谊归情谊，兵，一个没有。 理由多了：枪弹不足，军费不够…… 反正都是很客观很现实的困难，没人说自己主观上是不愿意去。 跟他们一比，你就很能明白当初老蒋为什么会习惯性地护着少帅了：条件也不是没提过，可人家单纯啊，哪像这些人这么“老奸巨猾”。 看到黄绍竑两手空空地回来，老蒋又生气又郁闷。 事已至此，也只有直面惨淡的人生了，临时想别的招吧。 再怎么排来排去，也只能先抽1个出来，这就是早先已从徐州出发的第25师（关麟征师）。其他的，还能凑两个，1个是在湖北孝感的第83师（刘戡师），1个是在陕西潼关的第2师（黄杰师）。这两个师此前也在和红军作战，前者是和红四方面军，后者是和陕南红军。 6个师变成了3个师，打了个对折，可如果我们站在老蒋的立场上帮他想想，能做到如此地步，确实也不容易了。 这3个中央军主力师组成第17军，从各自驻地分别开赴华北战场。 好了，形势紧迫，也不要再怪你怪他了。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不是都聚齐了吗，那咱就痛痛快快地打它一家伙吧。 但是痛快不了，因为何应钦面对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除了早已沦陷的热河，还有溃散的人心士气以及本来尚可一战的战略态势。 20万东北军已如惊弓之鸟，如潮水一般向关内涌来。他们带来的恐惧则有如瘟疫一样地到处传播，连旁边的晋绥军和29军都被感染上了，一时间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这关东军究竟是哪里跑出来的凶神恶煞，竟如此生猛。 军队都抖成这样，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更不用说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往南面逃。 未战先怯，兵家大忌。 此外，最让何应钦感到棘手的事，就是他甚至没有一块完完整整的场地可用来排兵布阵。 热河倒是足够大，仅从辽西的朝阳到承德，就有600多里路，而且主要是山地高原，路面极其崎岖不平，那是要纵深有纵深，要高度有高度，日军机械化优势根本无从发挥。 可惜，丢了。 现在关东军只要一过长城东段，马上就能进入华北平原。这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日军的大炮坦克不要太欢畅哦。 显然，华北平原决不是合适的战场，而且距离平津太近，稍有差池，则平津难保。 能用来凭险据守的，只剩下了一个长城。 但是长城也不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地方。 你想想，这时的长城还是几百年前明朝传下来的遗物，老胳膊老腿的，有的地方都早已坍塌掉了，过去防防大漠草原上游牧部落的骑兵尚显吃力，又哪里抵挡得住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攻击。 大敌当前，却无多少可施展的空间，如此重担，也只有让当时在军中居于翘楚地位的何应钦来挑了。 我们可以想象，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里，这位总教官一定给自己的学生出过各种各样的考题，有时甚至还会尝试增加难度，以测验学生的能力和水平。他那时候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也要坐在教室里，咬着铅笔，一脸凝重地答题。 这不是ABCD的单项选择题，连瞎猜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思考题，还是得转几个弯的那种。 兄弟我天资愚钝，以前对数学物理这些东西很是发憷，考试时心惊胆战的往往就是最后那几道思考题。抓耳挠腮，汗如雨下，就是答不出来啊，这还成了一个心病。后来隔了很多年，我还是会老做这种答不出题的噩梦。这是真的。 现在的小朋友估计是更惨了，因为据说把奥林匹克竞赛的概念都引进来了。还让不让人活了？ 当然了，何教官既能当上80万禁军总教头，那是状元之才，岂是我辈可比。很快，他就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他的答案，如果用我们熟悉的校园行话来做个点评，那就是工工整整，清清楚楚，重点抓得住，层次很分明。 先稳定人心。 张学良辞职下野后，东北军被改编为4个军，由于学忠（51军）、万福麟（53军）、何柱国（57军）、王以哲（67军）分任军长。 少帅下台，这些人在不敢为其鸣冤叫屈的同时，也生怕自己的人马受到肢解。但何应钦明确地告诉他们，好好打仗，我不会动你们的（“一切照旧，望各安心”）。这就先把长城一线多多少少给稳住了。最起码，在其他军队接防之前，东北军还不至于马上弃长城而逃。 再部署防守。 长城，在何应钦眼里，是必须守的。但守长城，并不是说要在那1000多公里的城墙上均匀布兵，而只要卡住几个重点关隘即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几个关隘沟通南北，沿公路正好可以把热河和华北连接起来。如果关东军不攻破这些关隘的话，他们连汽车都开不进来，更别说大批大批地往华北平原涌了。 那么，这些砖砌石筑的老城墙能挡得住他们吗？ 单靠它自个儿当然很难，不过只要再加上一个东西，就能强强联手，多上一把力气。 这就是它所处的地形——燕山山脉。 想当年，秦始皇、朱家父子都把修筑长城的地点选在这里，不是没有眼光的。此地关山险峻，巨势强形，确是兵家扼要之所。 高大城墙，再配上奇伟山势，方能成就天下雄关。从西往东，构成了后来长城抗战的三个标志：古北口、喜峰口、冷口。 在中央军调至前线后，何应钦名义上所能指挥的部队重新达到了26万。其实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征惯战的上来了。 手上有了棋子，怎么排也是一门学问。 少帅在这方面就差远了，估计跟你我一样是个臭棋篓子。乱哄哄的这么多部队，却不知道往哪里摆好，最后都缩到自己的大本营来了，把个楚河汉界愣是白白丢给了对手。结果人家“车”、“马”、“炮”还没出动，只过来了两个“卒”，就把一切都摆平了。 在布阵上，何应钦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弄出一个大概来。不说别的，内战都打了这么多年，同类配方那是信手拈来。 第一防区为长城要隘。要求停留在该地的东北军至少坚持到友军换防，之后，最重要的西线古北口交中央军第17军，中线喜峰口交宋哲元第29军，东线冷口交商震第32军。 三个长城关隘的末端也得有人驻守：古北口再往西的独石口由绥远的傅作义负责；冷口再往东，则由从长城上撤下来的东北军担任防御。 同时，在内蒙的多伦，安插一个孙殿英。这基本上是在日军身背后了，为的就是使日军在向长城大步推进的时候，也能有点后顾之忧。 第二防区为平津重地。由东北军于学忠守天津，自热河败退的张作相守北平。 第三防区为华北侧后。继续调集中央军各部向此集结，以防止日军在取胜后继续南下。 长城抗战之一 正所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棋坪上轻轻的几步推移，先前杂乱无章的布局很快就被理清了，一个以长城和燕山为依托的纵深防御体系跃然于眼前（见上图）。 应该说，何应钦的战术与他这个人的性格很有相契之处，就是虽然不以奇见长，但“处之厚”，一招一式均有板有眼、中规中矩，符合军事教科书上的任何一条原理和准则。 <h3>收复冷口</h3> 事实上，在何部长正式履职之前，战机已有所转机，甚至比大家一致期望的还要早：西线冷口关被商震的晋绥军收复。 对于长城抗战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局。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收复，那就是失而复得。可按照军分会原来的意思，不是说让东北军坚持到友军接防的吗？ 对啊，没错。不过老实说，能不能“坚持”到“接防”，那就不是指挥部说的算了。 且说商震按照总体部署，把他的139师派到冷口去做交接。 这个139师的师长叫黄光华（保定军校第2期）。 黄光华在军校学的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工兵科。这个专业毕业了比较好分配，因为哪一支部队都缺不了干这个活的，但要再往前发展就比较难了。一般能出将入相的，不是步兵科，就是骑兵科，再不济也是炮科，很少有看到工兵科出身的。在这方面，黄光华算是一个特例，也证明了行行出状元在军队系统中一样适用。 黄师长带着部队赶到滦县时（还没过滦河），却意外得知，冷口早已有人接防了，而且正在筑工事哩。 再一打探就更不对劲了，接防的竟然不是自己人，是关东军！ 原来这是服部旅团米山先遣支队。他们本来是和万福麟军缪澄流师作战的。万福麟属下的部队水平有多高，也不用我多说了。打了两下就跑，日军在后面狂追，直把好端端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变成了追逐比赛。 追到后来，米山就追到冷口来了。缪澄流逃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守，二话没说就把关口拱手交到了关东军手里。 米山别提多乐了，无心插柳，给他白捡了一个这么好的皮夹子，当下连东北军也顾不上追了，安营扎寨，准备坐等后面的大部队。 黄光华远道而来，没想到住冷口关的却不是友军，而是敌军。 只好赶紧把这一“意外”军情上报北平军分会。 军分会没想到作为滦东要隘的冷口这么快就丢掉了，当然很是着急，迅即通过商震向黄光华发出了收复的相关命令。 接到命令后，黄光华师立即从滦县出发，90里路急行军，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赶到了冷口以南的建昌营。 对收复营口，黄光华也并非真的信心十足。 从热河沦陷，到进入长城抗战，关东军几乎是在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打仗。他们最大的敌人似乎已经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恶劣的天气。 中国军队在他们眼里简直不值一提，跟赶个鸡啊、驱个鸭什么的完全没有两样。要不然，也就没有“128骑进承德”，以及米山支队这样脱离自己的大部队，追着对方的大部队猛跑的“壮举”了。要知道，如此薄弱的小股部队，敢于明目张胆地单师突进，跟一般的军事常识是背道而驰的。 可他们就这么干了，而且都干成了——先是承德，如今轮到了冷口。 不符合常识，然而又成功了，我们只能称它们为军事奇迹。 让你没脾气啊。 关东军真有那么厉害吗，他们长三头，生六臂？ 不知道。反正到现在为止，没听说过哪支中方部队是敢于主动出击跳出来跟关东军叫板的。 黄光华继续派人侦察。 这回得到的情报让他松了一口气，信心大增。 关东军也是人，同样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最重要的是米山支队不足千人，大概只相当于139师的两个营。这是其一。 其二，米山支队来到冷口关后，本来是要修战壕、筑工事的，可敲打了两下就不干了。原因是老天太不够意思，冷得出奇，把山上的石头都冻住了，根本搬不动，而先遣支队既称先遣，都是轻装前进，没带重家伙，更没有什么铲子榔头钉耙。搬不动，也撬不了，那就只好等别人来想办法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米山支队防守松懈，甚至未做防止中国军队反击的任何战前准备。这也难怪，他们一路上基本没打什么仗，只要往前一冲，轰地一下，所谓中国军队就全逃光了。 100多个骑兵就能打承德，灭热河，你说说，还有什么做不到，有什么需要特别防一下的？ 兵少人骄，无工事无防备，这就是黄光华对米山支队的印象。 此战，必胜。 说起来，商震所谓的师很可怜，没有旅。按照正式编制，他只有两个师计6个团的编制，可他不甘心这么“委屈”自己，就偷偷地弄了3个师，每个师除有两个正式编制的团外，还各加塞了一个补充团进去。 这样一来，僧倒是多了，但粥却还是那么一点。我们知道，编制内的才有工资有福利有劳保，彼时的军队也是如此，说6个团的军饷就是6个团的军饷，多一个子也没有。 掺水的部分，留着你自己搞定吧。 商震搞不定，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6个团的军饷分给9个团用，所以他的官兵在薪饷待遇上普遍比中央军低三分之一。 这样做的当然不止商震一个，一直以来，大家都这么干。无形中也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看看工资单，地方军队的小日子似乎过得还凑合，但实质与表象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所以黄光华说有一个师，其实根本不满员，实打实的只有3个团：2个主力团加1个补充团。不过好在米山支队人更少，3个团对2个营也算绰绰有余了。 建昌营到冷口关10里路不到，这对一向靠光脚板走路的139师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他们进攻的时机抓得很好，正是日军开晚饭的时候。 这边正准备端着碗吃饭呢，那边已经冲了过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为杀着。 一直以来，关东军都是进攻别人，很少有被别人攻击的，所以支队长米山米鹿少佐大大吃了一惊，但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 等到要组织火力发动反击时，才发现无法奏效。因为双方已经只有几步距离，只能亮起刺刀打白刃战。 拼刺刀本来应该是日军的强项，无论在枪的长度还是拼刺技术上，日本兵都占有一定优势，但139师除了上刺刀以外，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米山很是“走运”，终于第一次见识到了后来闻名华夏的夺命利器——大刀。 华北诸军，以29军玩大刀最酷，但事实上这招其他人也用。商震亦如是。 原因说起来并不复杂，商震虽号称晋绥军系列，此前却已与山西军政当局闹翻了，自己跑出来单干，成了一个真正的地方杂牌，没什么钱配好武器，又得不到太原兵工厂的接济，所以只能把老祖宗的法宝拿出来再用。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白刃战中，勇气决定胜负：隔远了或许我得听你的，靠近了你却得听我的。139师官兵各个如狼似虎，逮着就砍，碰着就劈，立刻就把米山支队打得变了形。 米山崩溃了。 就在几天前，支那军队还被我赶得像兔子一样乱跑，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一群凶神？ 现在轮到他们像兔子一样逃命了。 两个小时，干净利落，冷口失而复得。 冷口关一战，虽然只击溃了关东军一个先遣支队，但对进入长城一线防守的各部队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一时军心大振。 这人，顿时有了精神。 <h3>找到了真正的对手</h3> 中央军第17军和29军都在加速往长城一线靠拢。 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年前的南方，想起当年的中央军第5军和粤军19路军。 也许绝大多数人都会做这种对比，包括作为关东军最高指挥官的武藤。 满洲初亮相，便陷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于绝境，再战华北，10天之内，轻取热河。这些都为武藤在军内外赢得了满堂喝彩。连裕仁天皇也按捺不住欣喜，称赞其“以寡破众，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 但是武藤本人却并不为此而感到满足。他很清楚，前方进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乃至于势如破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遇到的对手都不是最强的。 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一则无法完全凝成一体，二则里面的正规军很少，大多数为游击性质，而热河的汤玉麟那是连给自己端茶倒水都不够资格的混蛋加笨蛋，至于东北军的作战能力，武藤也已经见识过了。 “九.一八”事变后，连裕仁都曾讥笑东北军为“太监军”，现在武藤终于体会到了天皇在说这番话时的那种不屑口气。 他需要寻找的是真正的对手：你们在哪里？ 冷口的得而复失，使他为之一动。 米山先遣支队隶属于服部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陆大第27期）的分析是，中国的这支进攻部队无论是作战指挥还是精神面貌，都要迥异于先前的东北军万福麟等“弱旅”，不能不引起相当重视。 发起热河战役以来，武藤从没有看到自己的部下对一支中国军队这么看重，而当他了解到中方即将配置于三线的部队中，论实力，商震部其实还只排在老末的位置时，他的反应是相当的兴奋。 这样的仗打得才有劲，我要找的对手就是他们。 武藤命令关东军马不停蹄继续向长城沿线猛扑，名义上是巩固热河边防，实质却是要创建属于他自己的不世战功，特别是要通过击败中央军，挽回一年前日军在上海屡战不利的“坏名声”。 显然，这是与天皇作战敕令相违背的。 裕仁的意思只是要关东军拿下热河，实现“满洲统一”即可，并没让他们继续进军华北。而关东军自从改组后，那种根本不通过参谋本部和天皇授令，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类似于“叛军”的举动已大大收敛。 武藤不愿停战，可是又不敢公开“抗旨不遵”，也就只能打打“巩固边防”这样的擦边球了。 长城三线，以古北口最为险要。这里离北平仅200里路程，如按日军机械化运动的效率，不消半天时间就能兵临城下。何应钦把力量最强的中央军配置于此，自然是深晓其中利害的。 可他们一下子赶不过来啊。 前线的这帮兄弟实在太菜，本来以为先抵挡个个把月没问题，没想到一个星期就瘫掉了。大家一时间都没怎么反应过来。 动员令一到，行李一扎，肩上一扛，即刻上路。 就这样还是来不及。 关麟征师接到北上动员令最早，但此时也尚未能到达古北口。 按照命令，他们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6日从徐州出发，3月5日以前在北京东郊的通州集结完毕。 你可能会认为他们走得很慢。 事实上这算快的了。 当年的关麟征师算得上是中央军里面最能跑的部队，被称为“千里马师”。 这大概跟他们长年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军为敌有关。对手特别能跑，而你却不能跑，一般情况下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同理，红军善于长途奔袭，这个特点关麟征师也具备。 可是两条腿再能跑，还是赶不上四个轮子的汽车不是。说起来是中央军，其实条件跟一向不怎么注重后勤的日本兵都没法比。很多官兵都是穿着草鞋，有的人甚至赤着脚。卡车不是完全没有，但那是用来装武器弹药的，别说人，连军粮都没资格上去。 那怎么运军粮呢？用驴子，或者是用牛车拉！ 就这样，白天还不敢走，原因跟“一.二八”会战时增援上海的部队差不多——自己没有制空权，所以得防空。 行军得在下午5点天快擦黑以后，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就找片林子躲起来，一边休息，一边等日本人的飞机下班。 这样的机动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每天走不了80里，最后能按照调令在3月5日之前到达通州，已经算是急急匆匆了。 此时通州已经有关麟征师的部队了，不过只是少部分先头部队，大部队和辎重还在等待集结当中，Loading…… 更糟糕的是，本来应该负责把守古北口的东北军112师（张廷枢师）到现在还不见踪影。 有人缺位，总得有人补防啊，要不然又得被关东军捡漏了。 找离古北口最近的。 最近的是东北军67军107师（张政枋师）。 提起这个师，我还真觉得有点难以启齿。 还记得那个曾经在北大营被105个日本兵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第7旅吗？ 现在他们的编号叫做107师。 人家名字都换了，你还追着不放，太不厚道了吧？ 说老实话，不是我故意要揭人伤疤，归根结底，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实在是被当年那幕不堪回首的场景给刺激坏了。 那一仗（如果能算作仗的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的？ 不需要我发问，发问的人太多了，从沈阳到锦州，再到华北，这个旅的官兵就几乎要被人们的唾沫星子给淹没了。 此时虽然已号称为“师”，但早已是人穷志短。 原来有1万人，现在剧降至4000，步枪则仅有2000，也就是说只有一半人能拿到枪，师以下则像商震的部队那样，直接跳过了旅，只有3个团，其实力在东北军各师中垫底，再也算不上什么精锐了。 倒是他们的老旅长王以哲升了官，任67军军长。 不过老话说得好：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经过这么惨重的打击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刺激后，张政枋师反而知耻后勇，有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 据华北民间的老人们回忆，当年有些东北军的军纪很坏，往往见到老百姓就先打骂，然后再抢东西，跟土匪比起来没什么两样。当地人为此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奉军（一般老百姓仍称东北军为奉军）一到，心惊肉跳，小孩遛马，大人铡草，首饰现钱，一律抢跑。 但对于驻扎当地的张政枋师，人们的印象却完全不同。按照老人们的说法，该师军纪很好，当兵的比较“守本分”，从上到下对老百姓也都很和气。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执法队在街上巡逻，以维持部队风纪。 训练也抓得很紧，天一亮，官兵就要起床，一边唱着《满江红》，一边进行军事科目的操练和战斗演习。 岳飞的《满江红》已经被他们改了词，歌中唱道：我国耻，犹未雪，男儿恨，何时灭…… 对，只要你们记得“耻”和“恨”这两个字就好。 在长城抗战中，如果让我来打分的话，东北军整体上都过不了及格线，但张政枋师却是一个例外，高了不敢说，超过及格线的70分是当之无愧的。 毋庸讳言，一个人要是能在吃痛后多长点记性，今后十有八九是能有点出息的。军队亦如是。 防守古北口的命令下发到张政枋师师部时，张政枋（东北讲武堂第4期）正在北平医院里养病。 得令后他从病床上一骨碌爬起来，一边往前线赶，一边向所属的3个团下达作战命令。 第一个出发的是621团。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在古北口外50里的青石梁建立前沿阵地，以掩护古北口主阵地。 我们看《长城抗战之一》图，青石梁属于长山峪的地界，在它后面，还有几层防线，可是如果第一层见面就被冲得稀里哗啦，按照通常规律，后面那几层一般就只能倒贴给人家了。 在“九一八”的那个夜晚，大家都很晦气，可是如果评晦气之最的话，还就得说是防守青石梁的这个621团了。 因为这个团的营房在北大营前面，等听到枪声，还没从床上爬起来，就被日本兵杀了个稀里哗啦，连团长王志军本人（东北讲武堂第5期，当时还是副团长）最后都跑得顾头不顾腚，别提多狼狈了。 败军之将，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不用讳言，虽然一年多过去了，但在王团长的心底深处，除了耻辱，挥之不去的还有心理上的阴影和多多少少的恐惧。 不过这一回他干得还不错，从事后来看，甚至是超水平发挥了。 防守青石梁，王志军有清楚的地方，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清楚的地方就是，这里是从承德到古北口最近的一条路，日军去古北口，必定要经过这里，而且青石梁近百里山地，就防守而言，属于不错的地形。鉴于这个认识，他在长山峪镇西南的黄土岭设置了一线阵地。 不清楚的地方是，他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不知道日军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来。 如果是关东军，后面这个问题比较好办，派个侦察机到天上转一圈，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样好的条件，中国军队想都别想。 王志军能做的，只能是尽量把阵地工事修得牢一些，别两炮就给轰到天上去。可就做到这一点，看起来也比较难。 大路两边的高地上泥土只有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全是坚硬的石块（青石梁这个名字还真没起错），621团（王志军团）不是工兵部队，加上时间紧，任务急，随身仅带了一些小铁锹和十字镐，挖不动。 这个难题，关东军米山先遣支队先前也碰到过，他们的选择是干脆躺倒不干。东北军可不敢这么做。 有了工事还不是日军的对手，何况没有工事。 王志军没办法，只好找领导。 很快，张政枋就让人运来了大铁锹。 不愧是当领导的，脑子就是转得快：小的不行，那就用大的。 就这么忙了两天，工事也建得差不多了，往大路上一瞧，日军还是没有影子。 来是肯定要来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 不下雨，那就出点太阳吧。 北平军分会又派了十几名工兵过来。这十几个兄弟不知道是不是在热河保卫战中被吓破了胆，不愿意过来，是被“强迫登车”硬送到青石梁阵地来的。 他们来也不是为了建工事，而是另有活儿，那就是在路上埋地雷。 其实热河作战时，东北军也曾经准备在日军来的方向上打打地雷战，但结果很不幸，还没着手准备，一个大溃退过来，工兵们也被裹挟着退到了关内。 人都跑了，自然也谈不上埋雷了。 现在工兵和地雷总算都派上了用场。 直到3月6日拂晓，日军才姗姗来迟。 能给东北军这么充裕的时间来打造工事和埋地雷，不是没有缘故的。 原因就在于那个好像打了激素一样的川原挺进队没办法再狂奔下去了。因为在他们进入承德时，弘前师团主力尚在300里外，即使是最接近承德，被作为先锋的第一先遣队也离承德有200里路远。 这个距离拉得实在过长。川原不敢再率队往前急进了。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方突然发动大规模反击，或者也拥有一支同样的“挺进队”的话，完全有可能将承德前沿拦腰切断，这样的话，不仅承德这个“胜利果实”会得而复失，川原挺进队也将面临覆没的危险。 川原决定留下来，全力守住这个热河省的省会。当然，追还是要追的，不然还叫什么挺进队。 他派第17联队联队长长濑武平大佐（陆大第30期）去追。 本来川原挺进队除少数骑兵外，步兵都是坐汽车前进的——不然哪有那么快啊。不过汽车队这时候另有任务，都被川原派去接后续部队了。 这个川原不愧是“名将”西义的部下，挺有责任心的，由于害怕发生意外，除了把汽车派出去外，还另外抽调了1个中队负责随车护送。 总不能剩他一个光杆司令来守承德吧，所以又得抽至少3个中队下来。这时候你再想想，他手上一共就只有1个半大队（约有6个中队），抽过来抽过去，就剩不下多少了。所以他给长濑的家当就可想而知了：2个中队和1个山炮小队。 好在长濑如今就是一中队长的角色，也不算太委屈。比较不爽的是，没有代步工具。 汽车队不是接人去了吗？川原就给他们派了1辆装甲汽车。 1辆汽车，你就是拿它当猪仔车用，能塞下的人也极其有限。于是大部分官兵都只能像中国部队那样，靠两条腿赶路。 一走就是40里。 看来尖兵就是尖兵，暴走也是很有一套的。 到3月5日中午，长濑率部进入滦平县。 那汤玉麟连承德都主动放弃了，这里自然也是空无一人。 还继续追吗？ 反正前面平路已经没有了，只有弯弯曲曲的山路可走。从这里到长山峪也不是很长——不超过100里。 当时这些哥们儿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打死都不起来了，就算是头牲口也没这么玩命的啊。 长濑没办法，只好停下来休息。 人是再也跑不动了，不是还有辆汽车吗，派几个前哨，开着车先到前面去探探路，摸一摸支那军的虚实。 所以，3月6日早上，王志军团看到的其实只是日军前哨，长濑的人马还在滦平县里坐着没动呢。 如果是像平型关那样的，慢慢放这辆汽车进来，然后把它干掉，从力量对比来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惜东北军不是老八路，他们打的也不是伏击，而是阻击。 还隔着老远就按捺不住，乒乒乓乓地放起了枪，等于提前就告知了日本人：我们在这里呢，不要过来！ 几个日本鬼子本来就是来探路的，任务不是要打仗，知道这里有守军，开着车一溜烟就跑了。 此时，张政枋师的其他两个团在哪里呢？ 620团（王铁汉团，名字倒很生猛）在古北口以北的小镇巴克什营扎寨，顺便还要防一防承德的日军从西面的十八盘过来。 619团（赵镇藩团）则跑到长城东面的隘口去设卡了，承德的日军也有可能从这一面突破不是。 张政枋自己则带了1个山炮营，前进至更靠近长山峪的两间房。 王志军团并不是孤立的，后方的师部和各兄弟团随时可予以支援。 可是时间的延续对防守一方很不利。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6日下午，弘前师团司令部到达承德，随后入驻避暑山庄。 随着大部队的陆续到来，川原松了口气，立即向驻滦平的长濑发出命令，要求其立即向长山峪进发。 这边的长濑也已经歇够了。 接到命令，马上出发。 前哨说，前方有中国守军。 那你们就几个人端着枪把他们吓走算了，还要再跑回来招呼帮手干什么，真是可笑。 但是日军指挥部却并不觉得可笑。 长濑部队还在半路上行军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陆大22期）就通过航空侦察，发现了张政枋师向关外移动的迹象，随后立即向承德的弘前师团司令部进行通报。 说起来，弘前师团的师团长西义还是小矶的师兄，打仗也有一套，所以虽是上级，也不能用领导的口气，只能用“通报”。不过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眼前的敌人，已不再是汤玉麟那样的混账加脓包，至少是准备抵抗一下的，所以你们一定得多用点心。 在打仗方面，西义从来都不是马虎之人。小矶认真了，他也不敢轻视。 种种军事情报都预示着，自己的无本生意快要结束了。狂飙突进的小部队战略将告一段落，代之而起的必须是大部队的重压。 川原亲自出发了。他和第32联队联队长田中清一大佐（陆大第26期）一起，把能带的部队都带上了，再加上野炮、山炮、骑兵等配合兵种，直接向长山峪的正面进发。 到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日军能战之将，大多擅长于一个看家绝活：迂回包抄。 西义自不例外。 在把川原派出来的同时，他给还没有赶到承德的三宅骑兵第8联队提前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求该联队马不停蹄，直接从滦平县的右首绕到十八盘（见《长城抗战之一》图），从那里进行包抄，以断王志军团和师部的后路。 日军的进攻一向具有较高水准，由此可见一斑。 王志军团的弟兄们，得加油了。在关麟征师接防之前，你们无论如何得再顶两下。 知耻而后勇，用在这个团的官兵身上还真是恰如其分的。他们先前虽然没有能把日军那个探路的汽车给搞掉，但日军前哨的出现和开溜，却一下子使他们释放了长久以来的那种恐惧感。 恐惧没有了，留下来的是深埋在心底的羞辱和悲伤。 这种情绪需要发泄。 小矶和西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此时日军的到来正好撞在枪口上。 王志军团在黄土梁足足坚持了3天。 第一天：3月7日。 长濑是在这天下午到达长山峪的。徒步跑了一天，近百里山路，自然不是好受的。不过他们的情绪都很高涨：进入热河以来，就没怎么跟中国军队打过仗，手痒的很。 于是稍微喘了口气，两个中队的鬼子兵便向黄土梁守军阵地杀来。 按照“热河经验”，长濑认为，只消他这么挥师一冲，中国军队立刻就会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结果很让他意外，打了半天，阵地愣是没拿下来。不仅如此，由于进攻时踩上地雷（终于发挥作用了），还出现了死伤。 一般来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可是长濑接受不了。 原因很简单，弘前师团一路过来，就从来没有过伤亡纪录。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快成后来的美国大兵了，对方死个千儿八百的眉头都不皱一下，而他们自己死个把两个，就要大呼小叫，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 阵地攻不下来不去说它了，零伤亡纪录竟然也在自己手上打破了。郁闷，真是郁闷。 这个世界上，郁闷的人从来有多无少。没过多久，有人给他做伴儿来了。 晚上9点半，顶头上司川原到了。 川原没从滦平县绕，他是直接往长山峪方向来的，自然要快得多。 看到这么晚了，长濑还在山脚下徘徊，他也很觉吃惊。 干脆，两人都不睡觉了，上夜班，继续攻。 虽然是坐着车来的，但也不能说一点不累。 黑咕隆咚的，还惦记着干活，这种精神也不能说不可贵。 川原自己从左，长濑从右，一左一右，分别攻击公路两侧山地。这时候，日军进攻部队加起来已经有两个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两个团了，从数量上就超过王志军团的一倍。 但所有这些加起来，效果仍然归零。 半个小时过后，阵地仍然被守军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川原有些发急了，他命令居中的1个中队也投入作战，向黄土梁发起全线进攻。 你急，王志军团更急。你还以为这里是北大营吗？再给你们羞辱一次？ 鬼上了你们的身了。 这些东北军官兵几乎都是在咬着牙坚持，就是不肯把阵地让出来。 加上居高临下，山地崎岖，打到第二天天蒙蒙亮，日军一方仍然是战绩寥寥。左侧由于有1个半大队，好歹还小有进展，右侧长濑那边则是毫无起色，被压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第二天：3月8日。 毫无疑问，王志军团以寡敌众，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小。 张政枋师长急调王铁汉团出巴克什营，经二间房增援黄土梁，同时从山炮营中拨出1个连给王志军团，以加强他们的火力。 这边川原当然也没闲着，他也赶紧向承德方面呼叫援兵。 西义知道川原的难处，一等到后续部队，马上就把原来警备承德的人马派了过来。 这次一共来了2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另外还有1个野炮大队及1个骑兵小队，现在进攻日军的规模差不多是4个大队了（含1个野炮大队）。 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了。极富敬业精神的川原索性把加班进行到底：晚上怎么了，就是点着灯也要把山地给攻下来。 右侧长濑不长进，川原也不管他了，他把攻击重点放在左侧，准备继续扩大“成果”。 这一家伙投进去的成本很大，日军很快就攻上了左侧山地，离制高点已是近在咫尺。 但要缩短这个咫尺看上去却似乎比登天还难。自此以后，便怎么也过不去了。 就一步，只差一步，可就是够不着。 对于张政枋来说，东北讲武堂的课到底没白上，明着他派王铁汉团增援，暗着他让赵镇藩团搞偷袭。 赵镇藩团的1个营，不知什么时候也摸了过来，并且深更半夜地主动向日军营地发动了一次袭击。 我说，仗就得这么打嘛。上半身咱打不着，就冷不防朝他下半身踹一脚试试。反正就是打不过，咱占点便宜也好哇。 这次夜袭虽然未能奏效——鬼子们加班加点，晚上都不睡觉，防备严着呢，但也让他们吓了一跳，不敢再摸黑作业了。 不加班了（加班也没用），天亮了我们再较量。 第三天：3月9日。 凌晨，川原再次策动了一次进攻，仍然颗粒无收。 接下来，他当然还要再发动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但对能否成功已经毫无把握。 在这之前，他向弘前师团司令部说了实话：攻击异常困难。 司令部的人差点没惊得跳起来。 怎么可能？！ 特别是在他们了解到守军就是那个被蔑称为“太监军”的东北军，还是北大营的那支部队时，更是要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那支部队，那些人，都吃大力丸了？ 西义即刻下令，昨天晚上刚刚赶到承德的1个步兵大队（相原大队）立刻坐汽车到前线去参战。 他自己也准备第二天亲自到长山峪进行指挥。 原来西义只安排三宅骑兵联队完成包抄任务，想想守军不弱，这样做似乎不保险，又通知也在路上的铃木旅团，到达以后别的先不要做，要紧的是和三宅骑兵联队会合，一起进行后路包抄。 如果正面攻不下来，包抄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这厮现在就是恨后续部队怎么跑得这么慢：你们能不能快点！ 黄土梁的守军看来很难搞，必须花大力、使重拳（“集中最大限度的兵力进行最彻底的打击”）。 然而王志军团其实并不如对手想象的那么难搞。 在援军到达之前，川原决定把他的野炮大队调上来试试看。 从早上7点开始，全部火炮被集中起来，对黄土梁阵地进行猛轰。与此同时，日机也在空中进行配合轰炸。 数个小时的钢铁立体打击终于收到了效果。除了造成伤亡，更重要的是，守军的精神和意志力支撑不住了。 这个东西一垮，就什么都垮了。 一些外围主阵地很快失陷，在部分地段，东北军反而被压到了山脚下。 就在这天下午，67军军长王以哲来到二间房。他认为，张政枋师阻击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让中央军顶上了，遂下令当晚全线撤退。 撤退不是不可以，但是太快也太急了，这就犹如接力赛跑，你就是感觉到交棒的队友上来了，也不能太急于把手里的接力棒扔过去。否则，要么就是后来者可能接不住你的棒，要么就是对手趁你们手忙脚乱之际，进一步拉开了双方差距。 从长山峪到古北口，差不多有50里路，又是晚上，黑灯瞎火地末路狂奔，日机当然是炸不到了，但拥来挤去，你推我搡，这路必定也不是那么好走的。 依我看，要么早走，要么晚走。 早走，就是在长濑或者川原一筹莫展的时候走。这时候日军还不是很多，而且士气受到挫伤，我们就是撤退，也完全可以退得从容不迫，不至于遭遇到很大的非战斗伤亡。 晚走，就是索性咬咬牙，老子死也就死在这里了，就当北大营那会儿当场战死算逑。有的阵地不是被你夺去了吗？正好，反正这时候你也不敢再发炮了，我就接着反攻，直到把阵地打下来为止。 宁可前进死，绝不后退亡。 有的仁兄说了，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后路不是要被他们截断了吗？ 西义采用了迂回战术是不错，但断人后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三宅骑兵联队这天确实已绕到了十八盘，不过遭到了王铁汉团一个营的阻击，一直到晚上都没法过来。 其实这时候东北军张廷枢师已经到达了古北口，关麟征师也已抵古北口以南的石匣，只要双方衔接好，这两个师往巴克什营一插，与王铁汉团合兵一处，再建好阵地工事，那样的话，就算铃木旅团一块儿来，日军的迂回也不一定就能轻易得逞。 所以你们着急慌忙地往后面跑什么呢，急着下班？ 关东军可不理会你的什么下班时间。 在王以哲下达撤退命令时，一方面是前线本身处于被动之中，正面日军可以一鼓作气进行追击；另一方面，相原大队已经赶到，他们仗都不用打，直接坐着车，就跟撵兔子一样在后面撵。 于是，在我们面前，北大营的那一幕似乎又重现了：日军站在汽车上，端着机枪狂扫，路上的东北军官兵只是依靠两条腿没命地往后方狂奔，其间，饮弹而亡者、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 而子弹，大多打在了后面。 真是看不下去。早知如此，我们在山地上跟他们拼到死，不也比这个强。 还好，总算大部分还是退进了古北口。门一关，大伙儿喘口气吧，毕竟是捡了条命。 一清点，光王志军团就损失了500多人，而且一多半是非战斗伤亡，都是在路上中招的。 你说晦气不晦气。 正文 第十四章 血战古北口 在日军即将兵临古北口之前，守军内部发生了争执。作为中央军守将，关麟征和杜聿明在性格和战术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古北口七勇士听不到“集结号”，至死不退，让日军都为之折服。 进得关口，气还没喘匀呢，两个东北军大佬就吵开了。 大佬谓谁？ 67军军长王以哲和112师师长张廷枢。 不是检讨此次撤退得失，也不是在研究下一步如何防守，两人是在争着谁先下场。 112师其实在辖制上归属第57军（何柱国军），不过在古北口这块，当然要服从王以哲的指挥。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 真打仗的时候，张廷枢根本就不听王以哲的，别说他了，顶头上司何柱国怎么样，照样不听。 <h3>窝里斗</h3> 要问张廷枢为什么这么牛，查了背景才知道。 “辅帅”张作相的二公子，跟张学良是东北讲武堂的同期同学。 怎么样，服不服？ 因为这个无人能及的裙带关系，112师在东北军中也是牛气冲天、炙手可热。无论是装备还是待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待遇好就是硬道理，为此之故，大家挤破头都想进来。文凭学历也是水涨船高，军官里面，东北讲武堂、日本士官系，那是一抓一大把。据说有一团长还是东北讲武堂第1期的，资历能赶上少帅了，可人家就愿意窝在这里当个高薪的团长，也不愿意到别的部队去当低薪的师长旅长。 不过，有句流行语是怎么说的来着：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了钱却也不是万能的。 人家税警总团有钱，也能打仗，而东北军112师则验证了后一个例子，那就是有钱了也不一定就能打仗。 抱着这么个宝贝疙瘩，少帅和“辅帅”平时根本就不舍得拿出来真刀实枪地开练，所以112师一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谓养在深闺人不识是也。 干什么呢？在家学阅兵式，走正步。 结果，三军仪仗队那套花活倒是玩得漂亮了，实际作战经验却是一片空白。有好事者，便送了一个绰号：少爷师。 少爷者，口气很大，脾气很大，架子很大，但你要问他有没有什么真本事。对不起，无可奉告。因为大多数时候，实力和牛气并不都是互相匹配的。 按照王以哲的意思，张政枋师以一支弱旅能在关外坚持3天，已经不错了，再要顶在前面打，实在强人所难，而且说来说去，守古北口本来就是你张廷枢的活儿，别人是来替你受过的，现在你人也上来了，这个地方自然也应该交到你手上。 这话当然没有错，而且与张政枋师比起来，张廷枢的112师确实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也是由旅升为的师，但它的3个团可不是张政枋的那3个团，兵员几乎为后者的一倍，而且武器弹药非常充足。 可是等上司传递完命令后，张廷枢对此的反应却是“非常气愤”。 难道我家底好就非得帮你们顶杠，凭什么？ 你姓王的说得倒好听，弱旅顶了3天，似乎很了不起，那你倒是看看前面有多少鬼子，现在有多少鬼子。眼下关东军在城外都聚成堆了，让我1个师（实际上是1个旅）打他1个师团，有没有搞错！ 张政枋师是你的老部队，那112师还是我的命根子呢。 他毫不客气地对王以哲说：如果你带着107师撤下去，那我也不会留在古北口做“炮灰”。 见此情景，王以哲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拿出他军长的身份，声称对方如再不服从命令，即以抗令论处。 如果换成是普通属下，纵然再不把领导当领导，看领导拿杀手锏出来了，一般也得乖乖服软，可这位张廷枢并非普通属下。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让我听你的命令也可以，把少帅或者蒋委员长的手令放到我面前，我一个折扣不打就给你留下来。 什么？没有手令？那就别怪兄弟不给面子了，月亮走我也走。 摊上这么一个下级，这做领导的大概也只有跳楼撞墙的份儿了。 闹到后来，两个人剑拔弩张，连双方卫队都把枪拔了出来。 说实话，我对你们二位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成见，可日本人已经快逼到墙根底下了，你们还在这里扯这些没完没了的淡，也太有点那个了吧。 平时内部为争个地盘儿什么的，我相信你们眼珠子都得争通红，现在这是怎么了？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现场还有两位重要观众，一时间也尴尬莫名，都不知道怎么上去解劝才好。 与王张相比，这二位都是后来叱咤风云的著名战将，其中之一就是第25师副师长兼第73旅旅长杜聿明(黄埔1期)。 另一位是该师师长关麟征(黄埔1期)。 杜聿明想来大家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不用我多介绍了，但其实那时候论声名，他的上级要远远盖过他。 孙立人号称中国的隆美尔，与此相对应，美国人也送了一个绰号给关麟征：中国的巴顿。 几年前，有人搞了个噱头，说香港影星关之琳的爷爷是黄埔将领关麟征，所谓将门才女是也，为此还很喧闹了一阵。不过最近又有著文旁征博引，追根溯源，提出关大美女跟关老将军其实八竿子打不着，连实在亲戚都不是，更遑论爷爷孙女了。 真假且不论，如我者，心中也会油然生起一丝伤感。 一个声名卓著的抗日战将，如今却要靠过气影星才能勉强牵连起人们对他的记忆，其间，真不知要透露出多少人事的无常和无奈。 在当年的黄埔军校，关麟征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成绩绝对是前几名，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律甚严，从不违反校纪校规。自古以来，这做老师的总是更喜欢相对听话一些的学生，因此之故，关麟征就被教官列为了模范生，平时受表扬最多的就是他。 但是世上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有乖的，就必然有调皮捣蛋的。最典型不过的例子就是他的同班同学陈赓。 这位陈兄向来就以爱开玩笑著称，就是看见个阎王爷，也恨不得上去抓把胡子试试。 关麟征这么一本正经，反而弄得他心里痒痒的：不行，非得玩玩你不可。 班上出操，一排人面对面站着。关麟征身姿笔挺，不苟言笑，好一副“模范”的样子。这时候对面的陈赓开始做戏了，他朝关麟征挤眉弄眼，一个劲地做出各种滑稽的表情。 关麟征刚刚被教官着实夸了几句，正美得很，心理上也就失去了防范，他不知道陈赓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又不能问，只好呆呆地盯着看。 这让我想起一个游戏，估计大家也都玩过：一不许哭，二不许笑，三不许露出小白牙。 不知道各位忍耐力如何，反正我是支持不了多久的。哭虽然不会，“扑哧”一声笑出来却是难免的。 很不幸，关兄也没能支持得住，他也开口笑了（可能还露出了他的“小白牙”）。 但随后就哭了。 教官把他喊出来，抬手就给了俩耳光，把这倒霉的兄弟打得眼冒金星。 接下来，模范学生或者是有，但已不是你关麟征了，是这一位同学——陈赓。 陈同学一脸严肃，站姿看上去比谁都标准。 如果把这些场面都放到回忆的时光隧道之中，无论是打、是闹、是哭、是笑，仍然不失其温馨和亲切。 因为没过几年，所谓的黄埔同学就真的打了起来，他们成了各为其主的生死冤家。 别了，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校园时光。 他们后来的经历也进一步验证了“钢刀是钢刀，同学是同学”这句“名言”：在鄂豫皖战场上，关麟征和陈赓这两位昔日同学拔刀相见，打得难分难解，直至抵死相拼。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有的剧情它总要上演。 好在真正使关麟征扬名海内外的，还是抗日战场。 关麟征领衔的这个25师，一个月前还只是一个旅（第4师独立旅）。扩编后，人倒是多了，但武器却没有相应多出来，重武器方面，除了迫击炮外一无所有，什么山炮野炮更是没影的事。 此次出征，更是作孽。 就在领命出发的那一天，部队还面临着即将揭不开锅的局面，部队下个月的伙食费仍然没有着落。 你可以要求当兵的不怕死，可你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去打仗吧。 中央政府也没有钱拨下来，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地方借，一共凑了10万元，这一颗心才算是暂时落了地。 想到前路茫茫，还不知道有多少困难，关麟征便让杜聿明一个人坐上快车，先到北平去熟悉一下前方的情况，以免部队到后两眼一抹黑。 有了轮子，那就大不一样了，杜聿明3月1日就赶到北平，去了以后马上要求面见少帅。 此时热河的局势已经相当危急，杜聿明认为少帅肯定会对他的到来十分重视，至少是很高兴吧，毕竟是援军嘛。 然而他想错了。 高兴不高兴不知道，反正少帅不想见他（“不会客”）。 杜聿明虽然是个军人，但脑子转得倒也挺快，马上就打电话到少帅住的顺承王府。这次他给自己头上套了个光环，说自己是奉老蒋之命来的。 一个小旅长你可以不见，钦差大臣总不能不见吧。 那边回了一声：明天给答复。 杜聿明急得在屋子里一个劲地转圈，可是又毫无办法。 什么叫大牌，这回他算是领教了。 天可怜见，第二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少帅。 既然是来参战的，杜聿明最关心的当然是热河开战以来双方的作战情况、我方的战略战术以及经验教训这些东西，这也是他执意要拜见少帅的主因。 可是聊了半天，却没能从少帅嘴里得到一星半点相关信息。 对方似乎只对25师究竟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感兴趣。 杜聿明心里这个别扭。我有多少人枪都放在那里，既多不出来，也少不到哪儿去，现在要紧的是研究如何对日作战不是。 这样谈话毫无意义啊，干脆直接问吧。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问：热河的情况怎么样？ 答：没收到电报（这个回答让我也顿觉无语，有这样指挥打仗的吗？）。 又说：不过日军并不多，不用担心（我都要晕过去了，还不担心？热河马上就要归别人了）。 问：25师马上就要赶来了，怎样使用？ 答：休息，休息一下再说吧（敢情你们根本不需要援军是吧？）。 问：对日作战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日机有些厉害……具体嘛，可以找王以哲研究研究（你自己也不清楚还是搞官僚主义？巨汗一个）。 杜聿明的问话步步紧要，没一句废话，这就是一懂行的。 少帅支支吾吾，没一个答到点子上，也不知道他是不懂呢，还是不愿意跟人说。 杜聿明后来几乎是被人轰出来的，因为少帅已经被他问得有些急了（“连喊副官倒茶”）。 出得门来，这位日后被称为“昆仑雄狮”的名将不得不仰天长叹一声。 小事（日常事务）聪明，大事（抗日战事）糊涂。可乎？ 看来，有时候所谓名将也就对打仗那点事拥有发言权。 杜兄，如果有一天你也坐到那个位置，你就会明白，在你看来的小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大事；在你看来的大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小事。有什么“可”不“可”的？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才会豁然开朗，而不至于耿耿于怀。 可是军人偏偏喜欢穷追到底，杜聿明尤其如此。 少帅这里摸不到什么，他就想到军分会去打听一下。 这个想法，我认为不错。 因为一般说来，要求领导对具体东西很熟也的确很难，而且越大的领导越可能是这样，毕竟人家管的是宏观嘛。 军分会的参谋们应该更有发言权。 去了以后，杜聿明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参谋处的负责人都不在，旁边的人说是有私事需料理（这倒符合东北军政长官们在大敌当前时的习惯）。 那些旁边的人，也就是留守办公室的小参谋们，则问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不能责怪他们，这种情况下还能待在办公室，已经够意思了，起码比出去处理私事好吧。 杜聿明后来再一打听，原来所谓料理私事，就是准备逃命。 这就让人简直要对小参谋们由生敬意了。 比之于自己的领导，他们的表现真的算是很不错。 杜聿明这趟提前来北平，也不是全无收获，至少他让北平民众知道中央军马上要来了，人心因此安定了不少。 关麟征师是单衣薄衫、赤足草鞋进入北平的。日本人是有条件提供辎重，他们不重视，而我们即使重视了也没用，因为所谓的防寒装备，我们根本就没有。 此时的华北大地上仍然是冰天雪地，古北口一带更是一片苍茫。 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这是一群要去流血拼命的好汉，于是北平各界就发动人们搞捐助。谁家有件棉大衣、皮大衣什么的，就拿出来给他们。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总好过一点没有。 捐了衣服，还得捐工具。 长城周边的山地上，不都是很难挖动的岩石吗？ 不可能让关麟征师的官兵们拿双手去挖吧。 大家又捐。 堂堂中央军，上阵打仗前还不得不接受老百姓的捐助，举世恐怕也是少有。 接下来还没轮上打仗，就是走路，而且走得又累又不痛快。 由通州前进至密云。看看我那张《长城抗战之一》图，好象一个指头的距离，可那不是示意图吗，两地其实还相距很远，足足140里路哩，这么多路，少说点，2天总要走吧。走在路上，就听到消息，说是承德已经丢了，心里这个郁闷。 到了密云，觉还没睡踏实，半夜三更又接到命令：古北口外围阵地打起来了，得赶紧去增援。 二话不说，爬起来就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9日上午8点，终于到达石匣镇。 此时，长山峪黄土梁的王志军团已经快顶不住了。 这时候就没法再往古北口开了，原因无它：日机上班了，得错开该时间段。 经过商量，部队暂时交由75旅旅长张耀明（黄埔1期）指挥，关麟征和杜聿明先乘汽车到古北口与王以哲联络。 这一路上，两人都皱起了眉头。 此时东北军正在大批向南撤退，大白天的，也不管日机是否会来轰炸，反正乱糟糟的都是人，步兵、骑兵、炮兵、行李辎重队，没有次序，没有队列，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把路都给堵死了（“道路为之阻塞”）。 这哪里是军队，难民团大概都要比他们好看一点。 给这股人潮一弄，汽车自然也开不快（“车行如牛”），一直到深夜12点才到达古北口。 古北口街上也是一片混乱，到处是张皇失措的人马。一打听，全是张政枋师的部队，他们接到王以哲下达的撤退令，已经退进古北口，正不知道该从哪条街道往南撤呢。 眼前的情景，让人看了，除了沉重，就是失望，别提多难受了。 接着他们就走进了王以哲的指挥部，于是“有幸”看到了更让他们难受的一幕。 劝吧，不然今天晚上扯皮的这二位就没法收工了。 关麟征对张廷枢说：你想走是不是，好，那你就等关东军打到北平来吧。也就几天后的事，大家一起等着上军事法庭！ 张廷枢不怕王以哲（其实他也未必就真的怕少帅或者老蒋），但一想到可能会因此“上军事法庭”，那还是有点怕的。 怎么办呢？ 这位仁兄朝面前的两位“不速之客”看了两眼，忽然冒出一句：对啊，王军长要走，我也守不住，你们中央军够强，你们来守嘛！ 王以哲此时正有骑虎难下之感，张少爷他压不住，自己其实也急于脱身，以便交防撤退，这个“建议”正好帮他解了围。因此，他也借驴下坡，说可以由关麟征来接防张廷枢，代替后者防守古北口。 劝劝架竟然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关麟征马上来了火：中央军不是不能上来防守，但我上来了，不等于你们就得下去。人多力量大不是。 见关麟征动了怒，王以哲又犹豫了。 他同样不敢得罪中央军的这些人，生怕他们一生气，也撂挑子走路，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没办法，当着“外人”的面，他只好又捡起长官的威势，转过头来压张廷枢：25师刚刚到前线，状态也没调整好，古北口还是由你先来防守比较好。如果你还叫唤着要撤，提头来见！ 后一句话听起来挺有气魄，颇有“杀无赦，斩立决”的果敢。 可惜色厉内荏。张廷枢一句话就把他顶到老远：张政枋师要撤下去，可以，让我守古北口，也没问题，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王军长得留在北古口前线主持大局。 王以哲顿时哑口无言，做声不得。 一旁的关麟征看这不是办法，于是提出可以按照这一模式来布阵：张廷枢师在古北口第一线，25师在南关第二线。 南关是紧靠古北口的一个小市镇，地形低于古北口长城，历史上就是古北口守军后方所在地。 反正两师靠得很近，就算张廷枢师阵地被突破，25师一个反攻就能把阵地给重新夺回来。 同时，他要求在张政枋师撤离的情况下，作为主帅的王以哲不能走，必须坐镇古北口指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折中的意见。在我看来，也合情合理。 张政枋师打成这个样子了，撤下去歇歇也说得过去，而张廷枢师你一枪未放，总不好意思到后面去躺着吧，何况还有中央军的主力师背贴背陪着你，怎么着也应该有胆撑两下的。 至于王军长，不期待你发挥什么惊人的指挥艺术了。留在古北口，对张廷枢是一个交代，对东北军官兵，也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想吵架的这两位应该能答应了。 很遗憾，我们大家都错了。 张廷枢和王以哲仍然不同意。 张廷枢对两线据守方案倒也不敢明着推托，但要求关麟征师守一线，他守南关二线。 一线多危险啊，万一日本人的子弹打过来，正好穿心过怎么办？ 王以哲则就想甩包袱，最好指挥权什么的都一股脑儿地交掉，哪里肯再留在古北口。 这下好，原来是两个人吵，现在是三个人在吵了。 吵架就跟打拳击擂台赛一样，也有累的时候。中场休息，三方边休息边商量。 吵了这么长时间，杜聿明一直都没有发话。 他没想法？ 当然有想法。他的想法是：索性依了他们，我们25师顶到古北口一线去算了。 理由很简单，既然东北军都没心思也没斗志继续守下去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算留下来也未必肯真卖力气。 不如这时候我们直接上去，在古北口以西留一段地方给他们象征性地守一下，他们不用守正面，也就愿意多留两天，然后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无碍大局，用不着去多管。到那时候，他们面子也有了，彼此不用撕破脸皮，下回见面也好看一些。 这理由说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关麟征理解不了。 关猛就是一耿直脾气，巴顿将军类型的，考虑问题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属于直线型，不会绕弯。 就防守古北口而言，两支部队肯定是要比一支部队好，分两线有纵深，一线被突破还有二线，如果像杜聿明所说的，一线中的任何一点被突破，就等于全线被突破了，傻啊。 杜聿明不傻。他是从综合角度考虑的，说俗一点，就是脑子里绕了很多个弯在想问题。 这时候第17军军部还在安徽蚌埠，包括关麟征师在内的古北口各军都要归属北平军分会，也就是张学良指挥，而这时候少帅并未正式下野，总指挥职权当然也没被免掉，你让王以哲为难，让张廷枢没面子，不就等于让少帅和东北军下不了台吗？ 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何苦呢。 王以哲和张廷枢要是能帮上大忙也就罢了，可又帮不上什么大忙，这种情况下就更没必要拖住他们不放了。 说到底，杜聿明和关麟征是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说杜聿明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可是一个太纯粹的军人，似乎在哪里都有点吃不开，无论是中国的关麟征还是美国的老巴顿。 为什么日后我们怎么看，杜聿明都要混得比他的老上司关麟征强，并不是说前者比后者更会打仗，其实功夫在诗外啊。 关麟征既然不同意妥协，这场争执就还得继续下去。 你不让，我不让，吵到天亮也不会吵出什么结果来。 杜聿明只好当起了居中人的角色，劝似乎是没用了，那就骗。 他对张廷枢说，你以为守古北口一线阵地很吃亏吗？否！ 首先你得吃准一点，想立马走人肯定是行不通了，那就得留下来。既然留下来，就要选一个好阵地。哪个阵地最好呢？ 当然是第一线了。这里的位置多高啊，南关比都不能比，打起仗来感觉不要太好哦，而且你不要以为会让你在这里守十天半个月的，其实也就几天，等25师的所有辎重装备都上来，一准把你换下来。 如果不这样干呢？ 后果很严重。 你现在就急于换到二线去，那城外的日军也要让啊。他们会趁势爬上来，追着你的屁股打，到时候别说退到二线了，就算想跑回北平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政枋师一路上是怎么撤回来的，你不是不知道吧？ 杜聿明骗人有一套，吓人也不外行。 张廷枢的脸色变了。 见似乎有门了，杜聿明赶紧又跟上一句：这样吧，25师除了在第二线，再加一条——协助你防右翼。 关麟征也知道这样僵持着对大家都不利，便对杜聿明的这个“擅自让价”点了头。 这样一来，张廷枢就没什么退路了，无奈之下，答应在一线顶两天试试。 一个先搞定。 几个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王以哲身上。 王以哲也吃不住劲了，同意亲自坐镇古北口。 3月10日早上4点，这场让人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闹剧总算结束了。 此时的古北口城下，一个日军也没有。 <h3>失陷将军楼</h3> 两个小时后，一路尾追不放的关东军相原大队赶到了一个叫二里塞的地方。此地离古北口城门尚有6里路远。 大队长相原少佐下了车，从这里，他能够清晰地看到古北口所在的蟠龙山。 长城就在眼前。它的上面有一座烽火台，名叫将军楼。 相原面对的其实就是一片古战场。 千百年以来，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一个异族被打退了，另一个蛮邦又接踵而至。 所以，烽火不熄，警钟长鸣。 卫护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尊严、安全和生存的权利。 相原命令部队下车，迅速占领附近高地。 汽车则开回去继续接送后续部队。 7点，日军在高地建立起了炮兵阵地，开始向城内的守军进行试探性炮击。 7点半，从十八盘迂回而至的三宅骑兵联队到达二里塞。 9点，川原旅团主力基本到达二里塞。 3个小时之内，部队集结、阵地构筑、进攻准备一气呵成，如同流水线作业一般精确，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这说明什么？ 高度职业化的军队素养。 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差距恐怕不只在武器上。 不过，川原旅团的实际情形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妙。 由于推进速度过快，再加上无线电通信出现故障，他们此时已与师团本部失去了联系，而且弹药也有些紧张。 川原此时可以选择留下来等待，但他显然并不愿意这样做。 除了“建功立业”的野心驱使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他不愿意停下来。 3月10日这一天，在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日本陆军建军节。 他要用攻克长城这一“胜举”，来为自己的军队庆贺。 如果说这时候中国守军的第一反应都是怎样夺路而逃，让自己的伙伴或者战友去顶杠的话，那么他们的对手第一个想到的却是从不同位置、不同角度，不遗余力地发起攻击。 日本人的集体意志和凝聚力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 相原不需要等待任何命令，就知道占领高地，掩护主力跟进。 三宅不需要打任何招呼，就会毫不犹豫地听从指挥，让包抄就包抄，让进攻就进攻，哪怕是跳下马来当步兵用也没有半句怨言。 同样，关东军飞行队在与地面部队毫无联络的情况下，也照样主动配合，每小时1次，每次5架，对地面中国守军进行轮番轰炸。 一线的东北军是一路被飞机炸着过来的，还稍为好些，二线的25师此前一直在南方作战，飞机都没怎么见到过，更别说有什么防空经验了，自然更惨。 连日本兵究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官兵就已经倒下去了一大片，这让关麟征和杜聿明真正见识到了日军立体化作战的威力。 告诉你们，这只是小儿科，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一线的张廷枢心一直悬着，但既然当众表了态，不硬着头皮坚持一下，面子上也真说不过去。 杜聿明说得没错。古北口易守难攻，对于防守而言，地形确实是很有利的。 别的不说，就东西这两座山，左卧虎，右蟠龙，居高临下，谅关东军一时半会儿也突不进来。 现在张廷枢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题，是川原会把进攻重点放在左中右哪个方向，或者换句话说，哪个方向才是他需要格外留神防御的。 这个题目，自古打仗之人无一能够回避，因为它决定着即将开始的战局走向。在一线指挥的张廷枢也概莫能外（王以哲待在古北口也就是摆设）。 有一类天才，他们仅凭嗅觉就能知道正确答案。 接下来的是人才，他们依靠经验和才能也可以做出理智判断。 张少爷两类都不是，他是跟着感觉走，想到哪里，把棋子摆到哪里。 右翼，这里他不想费心。 因为按照“三方协议”，关麟征师145团（戴安澜团）负责防守这里的龙峪沟阵地。 他需要考虑一下的是左翼和古北口正面。 前者他安排了635团（白玉麟团）驻守。 白玉麟就是那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1期，但哪儿也不想去，就愿在这儿混的团长。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张公子对这个团多多少少是很看重的，这也是他唯一舍得下点本钱的地方。 至于古北口正面，不知他作何考虑，或者根本就没想到日军会来此光顾，应景似的安排了一个634团（贺奎团）一部据守这里的蟠龙山制高点和将军楼。 一切搞定，这样守两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不管有没有问题，安全第一，我还是不能离第一线太近。 别说第一线了，张廷枢甚至连第二线也不愿意多待，他带着师部和其他直属部队跑到相对更安全的石匣去了，而不久之前，关麟征师刚刚从这里开赴南关。 下午2点半，川原一声令下，日军展开全线进攻。 他也把部队分成了左中右三路。 不过右翼显然并非其攻击重点，因为在那里川原只派了一个三宅骑兵联队。 骑兵联队跑起来倒是快，抄个后路也合适，但如果让他们下马进攻敌方阵地，那还不如一个步兵大队更有力道呢。 当然了，川原也没光派骑兵，步兵他也派了。 多少？ 两个步兵小队。 右翼不是重点，难道左翼是重点？ 也不是。 川原仅仅派了第32联队（田中联队）第2大队上阵。 到这里，我想傻瓜都知道川原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古北口关门正面，这才是真正的攻击重心，川原旅团三分之二的兵力都集中于此处！ 我可以站在很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说一句，在进攻方面，日本人的能力的确是数一数二的。 没办法，人家在国内天天练的就是这个。 面对长城要塞，川原并没有采用通常的正面强攻手段，而是雇用了一个当地人，从一条隐蔽小道绕过长城，从背后向蟠龙山制高点发起了攻击。 这个“当地人”自然要归属到汉奸一列，不过我想知道而不知道的是，“当地人”如此热衷于当汉奸，帮着日军来打东北军，是否也跟汤二虎在热河当政时搞得民怨沸腾有关。 面对日军大半个旅团的全力攻击，贺奎团就算整团开上来也不一定顶得住，何况只是“一部”。 毫不意外，守军马上就呈崩溃之势。 仅用半个小时，第17联队（长濑联队）就攻占了蟠龙山制高点。 本来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挽救的。 其时，只要张廷枢主动跟关麟征联系一下，让自己的主力和南关的25师合力发起反攻，同时右翼的戴安澜团注意向中间靠拢，还是有希望扳回局面的。 遗憾的是，张廷枢并不在一线指挥，对前线情况知之了了，而东北军似乎也没有跟友军密切配合共同御敌的打算。 大家各打各的，互不相干。 在当天的右翼龙峪沟战场，与戴安澜团对阵的是三宅骑兵联队，面对戴安澜团这样的强力步兵团，日军要把骑兵当步兵用，自然难以见到效果，所以阵地一直纹丝不动。 但由于不知道其他两个方面，尤其是古北口正面发生的情况，在遭到日军攻击后，关麟征和杜聿明很自然地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日军攻击重点在右翼。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从长山峪过来的大道呈“Z”字形，先经这里，再至关口，而根据日军一贯使用的战术来看，他们最喜欢也最擅长运用包抄迂回。 从右翼突破后形成包抄，可以看成是这一战术的实际运用。 关麟征和杜聿明都不是第一天打仗，于战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属于职业军人才具有的那种灵敏和本能的嗅觉。另外，中日双方也并非首次交手，特别是经过此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国军人对日军的战略战术已有所了解。 然而，在对情报不能有效掌握的前提下，你所做的一切判断仍然可能是在打哑谜。 别的谜语猜错不要紧，这个猜不对却是致命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据此，关麟征不仅没有让戴安澜团向中间靠拢，反而命令该部主力向右翼集中，并将阵地继续向东延伸至龙峪沟以东500米，从而使其与东北军的结合部更加薄弱。 除杜聿明旅坚守南关二线外，关麟征又急调作为师预备队的149团（王润波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关，进行策应，并从中抽出1个营，警戒司马台长城一线，以防日军从这里抄袭后背。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右翼。 中间没有人补位，亦无人增援，空档越来越大，直至不可收拾。 从古北口正面退却的东北军，既未向右翼和南关二线的25师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亦未要求友军“向我靠拢”或予以增援。 退就退了，丢就丢了，有什么了不起。 到下午5点半，日军已完全占领了古北口正面制高点，并将战线推进至长城以南。 晚上，日军把大炮运上了制高点，在其两侧都布置了炮兵阵地。 一招定胜负。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被日军牢牢握在手中。虽然此时日军在两翼都未能取得大的突破，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而后战场的基调将朝着日军希望的方向走。 这一天是日军的节日，川原的节日，不是我们的。 3月11日拂晓，川原一声令下，日军总攻开始。 在步兵冲击前，重炮再次扮演了东北军克星的角色。 左翼白玉麟团在高强度炮击下乱成一团，团长白玉麟当场战死，部分阵地被日军第32联队第2大队趁机攻取。 正面，贺奎团更是完全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 上午10点，将军楼亦告失陷。 将军楼的失陷，使右翼的戴安澜团立刻陷入困境。日军可以依托附近的高地，居高临下，完全切断他们与二线主力的联系。 不过关键时候，日军方面也掉了一下链子。 川原旅团走得太急，本来就没带多少弹药在身上。昨天下午，今天早上，可着劲这么一使，已经所剩不多了。 前面进攻一缓，被日军打得苦不堪言的东北军总算捞到了喘口气的机会。如果此时张廷枢能及时调整部署，把除白玉麟团的两个团也整师压上，或者干脆点，就跟关麟征讲清楚：我顶不住了，你快过来帮忙。 这样的话，仍有反败为胜，甚至夺回关口的机会。 但张廷枢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他只是心痛白玉麟团的损失，然后让副团长代替了团长的职务。 关麟征和杜聿明当然还是被蒙在鼓里，一门心思只关注着日军是否会从右翼包抄过来。 机会稍纵即逝。 下午2点。 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赶到前线。 从川原手上接过战场指挥权后，西义根据战场变化，着手调整进攻部署，命令把有限的武器弹药和人员集中起来，一路压向南关二线，一路对右翼龙峪沟阵地发动包围攻击。 <h3>援救戴安澜</h3> 直到日军前锋进逼南关，关麟征和杜聿明才如梦初醒，发觉大事不好。 此时，二线部队与一线龙峪沟阵地的联系已被阻断，别说走过去了，连电话线都被炸断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戴安澜团可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惨遭覆灭的命运。 一个军事主官的决心和意志究竟如何，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 关麟征霍然跃起。 夺回将军楼，援救戴安澜，主将亲征！ 自古战场上无必胜之兵，却定有必胜之将，赫赫关猛，名不虚传。 在把防守南关的任务交给杜聿明后，关麟征带着一个特务连，指挥作为预备队的王润波团，从古北口东关杀出，向将军楼发起凌厉攻势。 指挥作战的西义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股突然杀出的劲敌，立即指挥部队向此集结。 将军楼已被日军牢牢地握在手中，虎口拔牙，难度很大，但关麟征很快发现，只要占领毗邻的一块叫北山的高地，即可直抵将军楼，同时打通和戴安澜师的联系。 看起来，日军似乎还未完全控制住北山。那还等什么，快上。 不料对手的反应更快，事实上已经有部分日军提前占领了北山。 进攻部队刚刚爬到山腰那块，再也上不去了。 这里日军虽然不多，但火力集中，十几挺机关枪一架，就把你硬生生地挡那儿了。 由于伤亡太大，王润波团一度被赶下山腰，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时间早已不在关麟征这一边，他知道久攻不下的后果。 这块高地，必须以性命相争。 得之，戴安澜团得生；失之，后者可能再也无法南归，也就没有日后那个名震异域的海鸥将军了。 于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关麟征挥舞着手枪，一马当先，亲自向山上冲去。 卫士们紧随其后。 领导都这么玩命，下面的一干官兵更不能干坐着看风景了，大家一齐嗷嗷叫着蜂拥而上。 黄埔精神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它无可替代的力量：什么叫身先士卒，这就是。 山腰，冲过了。 山头，越来越近。 有3个日本兵发现了关麟征，断定这是支那军的高官。 不管站在哪个位置，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与周边官兵有所不同。 他们立即准备朝这个方向投掷手雷。 不过晚了一步，关麟征身边的一名卫士也看到了这3个敌人，一愣神之际，不假思索地摸出一颗手榴弹，率先投了过去。 手榴弹互掷，向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怎么回事？投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 本来已经惊慌大叫的3个鬼子回过神来，一扬手，把自己的手雷甩了过来。 大家都靠得这么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关麟征旁边的几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卫士扑上去，用身体掩护了长官。 但关麟征仍然受伤不轻，身上共被炸伤四处，浑身是血。 事后才知道，情急之下，那名卫士竟没有把手榴弹引线拉掉就投了出去，当然不会爆炸。 关麟征一直以此为憾事，以后他训练25师官兵，别的先别说，投手榴弹这一关无论如何不敢马虎。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师长倒了下去，作为先锋官的王润波（黄埔第3期）急了，赶紧组织人员上前抢救包扎。 躺在地上的关麟征对王润波说出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别管我，快占领山头要紧！ 王润波当即也和师长一样，带头冲在了最前面。 3名鬼子被干掉了，山头的大部分日军在王润波团玩命的冲锋中也死伤殆尽。 北山的主人终于换成了中国军队。 这块高地的得失果然相当关键。虽然最终仍无法攻克将军楼，但有了北山这一地利优势，随后赶来增援的几千名日军都被阻于山下，无法再前进一步。 最重要的是，它挽救了戴安澜团，使其摆脱了被包围聚歼的厄运。 为此，关麟征师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关麟征本人负重伤外，团长王润波也在冲锋过程中以身殉职。 王润波的名字现在听来有些陌生，但当年却很知名。 他进黄埔的推荐人是刘伯承，毕业后因成绩优异，曾连任三期黄埔教官。在他的诸多学生中，日后涌现出了一颗无比耀眼的将星，这就是黄埔第4期的林彪。 直到几年后的“一？二九”运动，还有很多学生记得王润波的名字，把他作为当仁不让的抗战英雄来颂扬。 战前，王团长曾给老母修书一封，信中谓：“儿率部北上，誓与古北口共存亡”。不料一语成谶，直叫人扼腕痛惜。 关于他阵亡的经过，有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他丧生于日军武士刀下。我认为并不可信。 倒不是觉得这有损于英雄形象。本来嘛，肉搏厮杀，你砍了我，我宰了你，都属正常，不然就不叫肉搏了，这跟中子弹其实是一码事。 我主要是觉得此说与史实有一定出入。 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军备军制基本照搬照套西方的那一套。明朝时在倭寇中盛行的倭刀（即所谓的武士刀）这时候已被扔到了一边，军队中流行的佩刀是法国式的“P”型指挥刀，样子很拉风，但实际作战时全不济事，而且一般士兵并无资格佩备。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战后没有能找到王润波的完整尸骨。这么大的一个团级军官，即便真的被日军砍死，遗体总还是有的。 根据推测，王润波很有可能牺牲于日军的手雷。 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中国军队喜欢集中使用手榴弹，无论是中央军地方军，还是新四军老八路，莫不如此。 不是因为我们的手榴弹太好，而是因为太糟。如果单个甩出去的话，通常炸开来也只能分成两三瓣，杀伤力极其有限，所以一定要抱团才有威力。 与之相比，日军的手雷就要厉害得多，两颗以上便足以令人粉身碎骨。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冲在最前面的王润波是被日军掷弹筒发出的炮弹打中的。 不管怎样，战场最高指挥官非死即伤，足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关麟征伤情严重，不得不送至北平疗伤，师长一职交由杜聿明代理。 此时我不知道，出师未捷身先伤的“巴顿”会不会为他的固执而后悔，如果早点听杜聿明的话，提前接防古北口一线阵地，战局应不致如此被动。 <h3>大溃退</h3> 本来想借张廷枢一把力，不料力没借到，结果不仅丢了古北口，一个主力团也差点陷进去拔不出来。 事情不止于此，接下来，这位张少爷还有更绝的放在后面。 就在这天晚上，张廷枢一个招呼没打，带着他的部队撤往北平！ 在决定撤离之前，当然是犹豫过的。 他向北平军分会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前线惨烈的战况。 北平军分会随后复电，表扬他“奋勇作战，迭挫敌锋”。 但对张廷枢来说，这封电报做的只是表面文章，重要的是下面这则电文。 老爸张作相电，中有“相机行事”数语。 这是什么意思？ 别问我，我不知道，各人去猜吧。 张廷枢正是看了这则电文后，下定决心：撤！ 晚上，悄悄地进行。 他还知道不搞一窝蜂，大家一个个来。先是贺奎团，再是白玉麟团，最后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的636团（李德明团）。 跟他一起撤下去的，还有早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总指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张廷枢以为他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还是被杜聿明察觉到了。 前面有了教训，再不多留个心眼就如同等死了。 张廷枢这一撤，令杜聿明禁不住倒吸几口凉气。 此时，关麟征师的两个主力团仍在一线与日军处于胶着状态，并非想撤就能撤，一时也无法把防线收缩回来。 右翼不能缩，就得想办法再把空空如也的左翼再撑起来，否则房梁非得塌掉不可。 杜聿明扳着指头数了一下，现在唯一建制还算完整的就只有150团（张汉初团），只有派他们去填补真空了。 最后的一个团是146团（梁恺团），该团随杜聿明防守正面。 虽然看上去似乎暂时还能应付，但杜聿明自己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漏洞和危险性一样大的布局。 第二天日军如果不增兵，或可暂时维持平衡，一旦增兵，必将危矣。 突破阵地，迂回包抄，哪一样都足以制守军于死地，因为现在他手上再无多余兵力可派，既堵不住漏，也解不了围。 的确非常痛苦。可如果你不想同东北军张廷枢师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还有比以上更好一点的办法吗？ 唯今之计，只能存如下侥幸之念：正好日军已无兵可援，又正好我部援军适时上来。 杜聿明也知道，这个念头实现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他又硬是挤出了两个连的预备队，加上师部特务连，放在古北口以南到南天门一带的高地上，并在此设立预备阵地。 不为别的，就为了如果全军溃败，这3个宝贝连能起到掩护作用。 其实，发现张廷枢撤退的，不止一个杜聿明，还有他们的对手。 在得到张廷枢师撤退的情报后，深谙战阵的日军高层指挥官均意识到古北口一战已胜券在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即离开锦州回到长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东北军突然撤走，中央军独木难支，取胜只是早晚的事了，还需要他天天守在指挥部等战报吗？ 西义、川原，你们自己去搞定吧。 与当年“一.二八”会战时，植田、白川几乎一刻不停地紧盯着军事地图，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的场面，已有天壤之别。 3月12日。 对于长城抗战的指挥系统来说，这是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少帅张学良黯然下野，何应钦走马上任。 在得知前线情况险恶之后，黄杰师的先头部队已朝古北口急进。 还有一天，只要一天，他们即能赶到古北口，到那时，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然而这次幸运之神没有选择和杜聿明站一边儿。 中国援军未至，西义却如愿等到了包括野炮兵第8联队（广野炮兵联队）在内的援兵。随着后援辎重的到来，部队紧缺的武器弹药得以全面补充。 对川原旅团来说，久旱之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甘露了。 他们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800发炮弹，一度因缺乏弹药而只能干瞪眼的日军炮兵阵地，遂得以重新开动杀人机器。 倒霉的事总是聚着堆来的。 同一时间，日军轰炸机群也开始对地面的中国守军进行狂轰滥炸。 前两天，它们不是一个小时一批次地搞过一下吗？那算小来来、挠痒痒的那种，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出动的是关东军飞行队第12大队（轰炸机大队），由它们在空中配合步兵发动总攻击。 如事先所预料的那样，重磅援兵加以立体化的进攻阵形，在短时间内就击穿了杜聿明部署的一线防区。 由于工事阵地几乎全被日军炮火炸毁，正面的梁恺团、连接右翼的王润波团防线均遭强行突破。 日军直逼二线南关城墙之下。 守军既要防上面（飞机轰炸），又要防前面（野炮远射），还要防下面（步兵攻城），难度可想而知。 但每个人都知道南关失守，对留在左右翼的兄弟团意味着什么。 拼却一死，以尽天职。 战斗进入白热化。 日军为加强进攻，组织了数支敢死队进行冲锋，然而多被打残，其中有些年头的常建制“骷髅敢死队”更是被打得所剩无几。 进攻部队三度欲图进城，但三度都被击退，场面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前两天的总和，乃至西义在战后的报告中，也慨叹此战确为整个长城战役“激战中的激战”。 然而，再强的精神和意志，也无法完全抵消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终究有支持不住的时候。 早上11点半，在经历两个小时的进攻后，南关北侧制高点终于落入敌手。 更险的事发生了。在进入南关后，日军大炮竟然直接对着杜聿明所在的指挥部就开了火。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也许就像里那样，屋里伸出来一根天线，或者是参谋们进进出出，正好被他们发现了。 炮弹打得还真准，无线电台、电话总机和通信设备一个不留，全被炸得稀巴烂。 但是总指挥杜聿明却安然无恙。 只能说老天也惜才，它执意要给我们这个多难之邦留下一个能战之将。 可是屋里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烂后，与前后方的联络已经完全中断，自然也没法再进行指挥了。 指挥中枢再不能起到调度全局的作用，如此一来，大家也就只有各安天命，自求多福吧。 前方指挥部被炸翻，杜聿明不得不带领警卫退至关帝庙师部所在地。 日军似乎在他身上安了追踪器，马上也跟了过来。 追兵离师部仅有100米的距离。 杜聿明急忙组织火力进行阻击。 据说当时他身边实际只有几个带短枪的参谋、警卫和传令兵，所谓还击也只是虚张声势，如果日军硬往里面冲，是绝对挡不住的。 但巧的是日军此时却又谨慎起来，他们为避免伤亡，不再强行靠近，而是用重机枪把师部大门的正面封死。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就是日军不进来，杜聿明怕是也出不去了。 我说过，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最后时刻，上苍肯定发现小杜是个材料，以后将派大用场，所以处处留情，不仅没让子弹在他身上找眼，还在指挥部都被轰掉的情况下，愣让其君毫发无损。 这享受的就是英雄大片中绝对主角的待遇和地位啊。 有如此导演，“意外”当然无处不在。 接下来的“意外”更加离奇和及时。 日军炮弹“准确”地落在墙角边上，把墙壁炸了个洞，非常“体贴”地给屋里的人打开了一条生之通道。 “准”要“准”在点子上，一直以来，剧本可不都是这么规定的。 杜聿明和75旅旅长张耀明（连他也沾了小杜的光）一起从洞口钻了出去（或许也可能是爬），撤往古北口以南的预备阵地。 别人就没他这么幸运了。 下午2点，日军完全占领南关，并推进到南关以南高地，将预备阵地和一线、二线守军阵地拦腰斩断。 大厦将倾之下，军心大动，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崩盘。 继杜聿明失去对全局的掌控后，各基层长官也先后丧失了对各自部队的有效掌握。 不需要发出命令，大家都知道要往后跑了。 其实就是溃退。 从日军一时还来不及堵住的左右两翼空隙向后溃退。 日军在中间的高地上架起机枪和大炮，疯狂地朝两翼扫射轰击。 后撤部队尸横遍野，从而在两边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死亡走廊”。 此时，站在预备阵地指挥所里的杜聿明已束手无策。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局一步步继续恶化，部属在越过“死亡走廊”时成片倒下。 在这次大溃退中，官兵死伤人数占整个古北口战役的三分之二，以团长身份代73旅旅长的梁恺也受了重伤。 我不能设想杜聿明这时的心情，毕竟这种设想同样很残酷。 但我要告诉你，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常胜将军，某种意义上，胜利之路就是用过往的失败铺垫而成的。 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将，残酷和失败都是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道关卡。 闯过去，熬过来，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赢！ 兄弟，挺住！ 在几乎慌不择路的溃退过程中，仍然不乏勇毅到底的铁血战士。 很多人都知道老八路有一个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但可能未必知晓，在这之前，燕赵大地上就出现过相似的悲壮一幕。 稍微不同的是，壮士不是五个，而是七个。 他们属于戴安澜团的一个班，处于与日军对抗的最前沿。当时前后左右，大家都撤了，但是他们没有撤。 原因很简单：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这是七个死心眼的人，却也是七个真正的军人。 既然听不到集结号，就必须继续坚守下去。 他们在一个叫做帽儿山的高地上架起一挺机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硬是挡住了百余日军的进攻。 日军的目标是追击溃退的大部队，当然不想在这里“纠缠”过久，问题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力，就是攻不过去。 人在舍生忘死的情况下，所能发挥出来的潜力是无限的。 日本人据此判断，帽儿山上起码应有一个战斗力极其强悍的连队在把守，在步兵无法顺利攻克的情况下，只好劝降说好话：哥们儿，让个道吧，给你们活路。 “七壮士”用手中的枪做了回答。 最终，日军调用了5架飞机和10门重炮，进行轮番轰炸，这才解决了“挡道”问题。 他们冲上山顶，翻来覆去地搜寻，找到的却只有7具尸体。 巨大的震惊。 日本人一向看不起弱者，但他们对真正的强者还是由衷折服的。战后，他们将这七名士兵的遗体埋葬一处，还立碑修墓以为纪念，碑云：支那七勇士之墓。 在古北口战役中，戴安澜团承受压力应属最重之列，然其损失却并非最巨，应该说，与七勇士在关键时候顽强阻敌，拖住了一部分追敌不无关系。 唯有强团才出强兵，能培养出如此彪悍勇猛之士，戴安澜（黄埔第3期）日后能叱咤滇缅战场应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此时杜聿明面临着自己从军生涯以来从未有过的绝境。 部队已完全掌控不住，大多数溃退官兵成惊弓之鸟，有的甚至经过南天门时也不敢停留，一头就往后面的石匣跑去。 在预备阵地上，杜聿明手上只有师部特务连和两个连的预备队，拿这一个营的兵力来阻击旅团建制的关东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古北口一败，官兵已经胆寒，如何能战。 南天门，甚至石匣失守，都还是小事，背后的北平危在旦夕才是真正的大事。 明知无济于事，但杜聿明接下来要做的，也就只有硬碰硬了。 能挡得一时是一时吧。 不要担心，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当命运垂青你的时候，怎么着都是好。 西义在占领南关后竟然就鸣金收兵了。 眼看中央军被彻底打败，作为热河边境（也是日本臆想中的“满洲国”边境）的古北口长城也得到了完全巩固，对武藤有了交代，自然可以放心回家睡觉了。 正文 十第十五章 中国武士 又一个“小孟尝”何成浚那样的人物即将出现，就是他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纵横术，推出了一支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部队，并与他的兄弟们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情仇故事。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些人。 关东军的心思，杜聿明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不过敌人不追，那就是大好事一件，赶快抓紧时间稳住阵脚收容部队吧。 同一时间，西线古北口虽败，中线喜峰口却出人意料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 中国武士们出场了。 这就是即将红透中国半边天的29军。 说起来，这帮哥们儿当初活下来都不容易，犹能取得如许佳绩，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起身给他们鼓个掌先。 在我们追踪29军长城抗战的壮举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支实力快赶上老西北军的劲旅，究竟是如何在中原大战后迅速崛起的。 还记得“一.二八”淞沪会战后，章太炎章老的那段酷评吗——“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 想当年，在老西北军全盛时期，它跟中央军都能分庭抗礼，老冯麾下能战之将，能搏之士，犹如过江之鲫，单挑的话，“长技相似”的19路军能不能干得过对方都得两说。 可惜，一场中原大战，曾经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老西北军，自此被永远从英雄谱上彻底抹去了。 巨厦訇然倒塌，剩下的只是昨日的残梦，或者是连梦都没有。 当然了，一片废墟之上，除了碎为齑粉的混凝土，碗口粗的钢筋也随处可见。 宋哲元无疑就是其中比较粗的那一根。 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异姓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3条小船，靠着这3条救命船，他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山西南部。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 <h3>奇人萧大哥</h3> “谈一谈”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到了一家山西饭店的时候，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家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 在中原大战时，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个杂牌军的天才领袖——“小孟尝”何成浚。在这之后，又蹦出一个更厉害的，也就是宋哲元在绝望之中非见不可的那个人。 他叫萧振瀛。 何成浚善于交朋友，什么人见了都能混个脸熟，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平很多人事。 这种本事，萧振瀛至少能和他平分秋色。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无党无派的萧振瀛被委任为西安市长兼宋哲元部队的军法处长。由于其在西北军高层中人缘颇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老冯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反共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仅西安一地就逮捕了千余青年（一说是三千），准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共产党，后来甚至有成为国民党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待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绕室竟夜”）。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都放！ 这帮小年轻里面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老冯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堂下忽然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老牌的有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新锐的有冯治安、张自忠，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老冯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命令执行不下去了，而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 不放！ 老冯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说项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加倍重责之”）。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否则，难以想象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老冯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二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老冯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从此以后，冯萧二人就为此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老冯的信任和重用，不过这倒推动了另一个圈子的牢不可破：萧振瀛先后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八拜结交，成为兄弟。 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是后来29军高层的雏形。 <h3>重建西北军</h3>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定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不好听些，就是一丧家之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蹦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起程到天津去（“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000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耿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大家在一块儿，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儿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h3>跑项目</h3> 编一个军，那都是自己关在门里想想的，还得让别人承认。别人不承认，你就是想编成一个师一个旅也是痴人说梦，前面说的做的都不过是自己关着门过家家。 名分这个东西很重要。 萧振瀛决定跑到京城去搞项目。 这个京城当然指的是南京。 跑项目就得花钱。萧振瀛一摸口袋，一个子都没有。 宋哲元他们可怜巴巴的，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怎么办？ 只能借。 萧振瀛跑到太原，找银号借钱。 山西那时候不是现在，当时号称全国最富。太原的银号到处都是，只要你想借，就有银子。 要聚义当然得名号吉利。萧振瀛找的这家银号就叫聚义银号，一共贷了2000块钱，旅费、打点费就都在里面了。 到了南京，他想见到的人自然是权倾一时的老蒋。可堂堂元首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得有人引见才行。 这个帮萧振瀛引见的人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他是陕西人氏，曾担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与冯玉祥和西北军都颇有渊源。 于右任引荐的人，老蒋自然没有不见之理。 在老蒋面前，萧振瀛细说原委，表示希望能对宋哲元部进行改编。 老蒋表示同意，让他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具体落实相关事宜。 萧振瀛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当，不由喜不自禁。 且慢，萧大哥，按照一般的人生经验，如果一件事情太过顺利的话，往往就值得怀疑了。 我们永远不要相信，成功会从天而降。很多时候，它恰恰意味着磨难的开始。 果然，何部长的回答犹如给萧振瀛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何应钦说，编制原来是有一个的，那就是第27路军，不过现在已经取消了。 那还有没有新的编制？ 有。不过需要等。 等了几天，萧振瀛仍然什么回话也没能等到，倒是遇到了一位“故人”。 这时候也住在京城的韩复榘。 韩复榘过去因为叛冯，被一众同仁骂得狗血喷头。现在看到萧振瀛也来了，而且寄人篱下，他就嘿嘿地乐了。 你们以前不都骂我和石友三是那个有“反骨”的魏延吗？现在怎么着，你和宋哲元也哭着喊着要来当魏延啦。 萧振瀛正没好气呢，就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我们是黄忠，不是魏延！ 韩复榘哭笑不得，都是来投蒋的，到你们嘴里，怎么还变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了。 萧振瀛不理他，继续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对萧振瀛来说比两年还长。京城米贵，房租迫人，钱囊眼看一点点瘪下去，可是没把事情办好，他又不能回去。 一想到流落山西的弟兄们吃穿无着，不知道在受着什么样的罪，心里就跟刀绞一般，实在是不好受（“情味甚为郁愁”）。 坐下来细细一想，明白了。 老蒋口头答应，实际上是敷衍之辞，内心并不同意。 什么叫没有编制？纯属扯淡。只要他愿意改编你，根本不在乎多给你一个编制。 老蒋和何应钦这一主一仆，说穿了就是在踢皮球。答应要传经给你，传的却是无字真经，让你空欢喜一场。 照这个样子，别说两个月，就是再等两年，也不一定能等来自己想要的好消息。 这样不行，得重新想法子。 有一天，萧振瀛翻报纸，忽然看到一则消息：“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眼前一亮，机会来了。 天不亮，萧振瀛就站在老蒋的办公楼下面苦等。 因为老蒋的秘书给他打来电话，当天早上老蒋要出门给一帮文武讲话。 人家秘书也忙得很，不去给领导写报告，管这闲事干吗？ 嘿嘿，关系呗。 高手就是高手，经过一番七弯八绕，萧振瀛这回把关系通到老蒋的秘书那里去了。 老蒋出门就看到了萧振瀛，因为要去讲话，所以想避也避不开了。 赶紧打发了事吧。 萧振瀛知道老蒋的心思，马上主动表示：这一回我只跟您谈三分钟，三分钟谈完，我即刻走人。 老蒋给对方这么一说，倒变得不好意思了。 不忙不忙，坐下来谈。 在准备这个三分钟陈述之前，萧振瀛很是花费了一番心思，动了一点脑筋。 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关键还在于没有把老蒋的心理研究透，没有从他的角度想问题。 那么老蒋现在在想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中原大战后，他万事无忧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老蒋整天想的就是要“削藩”，将东北、华北这些地方都合并同类项，归入中央的囊中。中原大战，他虽然斗倒了老冯和老阎，使自己在南京政府的权威一时无二，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北可以真正归其统制了。 东北军的入关，一方面使老蒋最终奠定了胜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华北局势更趋复杂化，那就是前者可能因此坐大。 东北从形式上虽说是易帜了，其实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难以插足，如果整个华北也由东北军一手掌控，那就又变成了另一个东北。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想老蒋之所想，急老蒋之所急，谈话才有效果。 重要的是如何使华北不由东北军一家说了算。 萧振瀛先从报上那个话题说起：听说东北军可能要接收太原兵工厂了。 老蒋的耳朵果真竖了起来。 萧振瀛分析说，别看一个小小的兵工厂，今天接收兵工厂，明天就能接收整个山西，而山西一向都是华北的核心（“得太原者得天下，得太原而尽得地利矣”），如果这个地方被东北军控制住，张学良的势力那就不得了了啊，对于中央来说，以后就可能会尾大不掉。 老蒋看着萧振瀛。 那么，你有什么妙计吗？ 有。 萧振瀛的计策就是，以晋制奉。 我认识一个叫温寿泉的人，这人现在住在上海，跟我是铁哥们儿。他原来在山西当过副都督兼军政部长，跟山西将领很熟，我让他到太原去做工作，一定不让东北军进山西。 老蒋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 吃早饭没有？ 萧振瀛摸摸脑袋，一早就来了，还没呢。 那跟我共进早餐吧。 萧振瀛今天算是撞大运了，能够跟老蒋在一个桌上吃饭，那可不是普通待遇啊。 为了跟萧振瀛深谈，老蒋甚至把当天的讲话安排都临时取消掉了。 因为萧振瀛所涉及的东西，实在是他最关心的。 吃了早饭，又谈了半天时间，老蒋把孔祥熙叫来：呶，事情是这样的，你看着办一下吧。 孔祥熙是多么玲珑的一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老蒋的意思。他让人交给萧振瀛两样东西：两万块钱和一张军委会中将参议的任命书。 真是雪中送炭啊。不愧是大人物，出手就是不一样。 萧振瀛随即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去找了温寿泉，后者果然就把事情给办成了。 由于山西将领的阻挠和反对，东北军愣是没能进入太原。 萧振瀛当然不会白干，老蒋很快再次召见了他。 当着老蒋的面，萧振瀛表示：只要中央收纳我们，我们今后将坚决脱离西北，为您所用，从而代表中央扎根华北。 至此，对由宋哲元在山西重组新军的事，老蒋终于点了头。 老蒋这关算是过了。可这事还不是他一人能说了算。 当着萧振瀛的面，老蒋很实在地告诉对方，你得再去找一个人。 谁？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少帅张学良。 华北地面上，只有他点了头（“请派令”），这事才算成。 从老蒋这里拿到路条，萧振瀛就去天津找张学良。 可是天津的事并不比南京那边更乐观，因为有人跑过来插队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老西北军中的知名人物——孙良诚。中原大战溃败后，这位老兄也变成了光杆司令，跑到天津来做寓公了。 做寓公虽然不愁吃穿，可哪有带百万兵风光，孙良诚便也想通过关系到少帅这里来报个名，由自己负责改编晋南西北军。 替孙良诚操办这件事的人叫郑道儒。此君也是能人一个，在老西北军时就办过对外交涉，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还当过“经济部部长”。但能则能矣，碰到另外一个更能的，郑君就没辙了。 在这之前，郑道儒本想先取得张自忠和赵登禹的支持，但事与愿违，这两人都被萧振瀛说服了。他便索性赶回天津，准备直接走张学良的门子。 忙了个昏天黑地，肯定不能为别人做嫁衣裳。萧振瀛抖擞精神，赶紧行动开了。 论名气和地位，孙良诚属于“韩石二孙”四猛中的一员，宋哲元位列老西北军“五虎上将”，可算各有千秋，如今两人境遇又差不多，在编制问题已经通过的情况下，究竟选择谁，全在张学良一念之间。 萧振瀛铆足劲，把他所有能用的关系都给用上了。 我忘记提一句了，萧振瀛本人就是地道的东北人，他的祖上也是从山东逃荒出来闯关东的。 在进入西北军之前，萧振瀛曾在东北军政里面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进关谋出路的。 他利用这种关系，先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张学良手下做承启官。所谓承启官，其实干的就是看门老大爷的活，有客人来见，负责给里面通报一声。 别看人家官不大，能量可大得很，甚至连高官都得拍他的马屁。此中秘诀，有兴趣的同志不妨翻翻或者明清笔记。 萧振瀛陪着他吃吃喝喝，把原先的关系又给拉近了一步。最后塞了一千块钱给这位仁兄，要求就是让他重新调整一下会客次序。 那时节，少帅在华北炙手可热，权倾一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着的。实在要见也可以，得排队。 郑道儒本来是排在萧振瀛之前的，承启官随手一拉，就把萧振瀛的位次拉到前面去了。 萧振瀛排在最后，结果却最先受到了张学良的接见。这种中国人排队的规矩，估计傻呆呆的老外是永远弄不懂也学不会的。 这次与张学良见面，萧振瀛充分吸取了京城跑项目的经验教训，他知道这次绝无退路，所以非得先摸准心思再和对方说话不可。 关键是你得换位思考，现在最让少帅烦心的是什么。 他最烦山西的那些事。 本来中原大战结束后，论功行赏，山西就是东北军的地盘了。可山西是阎老西的，别人动也动不得。 人倒是下野了，然而阴魂不散，山西地方政府和晋绥军归根结底还是听他阎某人的。 那时候的山西，可不比平津差多少，风光好得很，富得流油的一个地儿，你要说少帅不动心，那是假的。 可怎么进得去呢？ 我给你想办法啊。 萧振瀛说，晋南不是有西北军吗？当初阎老西不念旧情，不肯收容宋哲元，于是宋哲元就恨透了这个势利的老家伙。现在你只要让宋哲元负责收编这部分晋南的西北军，都不用自己出面，就可以达到制晋的作用和效果。 虽然不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会忽悠，但经过本山大叔的经常性提示，我们知道，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东北人是擅长这一绝技的。 听萧振瀛这么一撺掇，少帅果然颇为动容。 和在南京时一样，旁边仍然少不了敲边鼓的，而且还都是东北军里面的要人，这些人以前也知道和认识萧振瀛。一套近乎，就都跑到少帅那里帮他说话了，其中，就有堪称位高权重的万福麟。 你们既然都说宋哲元好，那还犹豫什么，就他了。 可怜在这过程中，孙良诚派出的那位郑道儒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怎么少帅还不接见我，就跑去问，却被承启官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给挡了回去。最后，眼看大局已定，郑道儒才被允许去拜见张学良，然而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有关任命早已下达。 人家红头文件都出来了，哪里还能再收得回去。 这里面本来还横生出一个枝节，那就是老冯下野时，可能是考虑到要在人家地盘上暂住的原因，曾冒出过一句，说是要把西北军残部交晋绥军的商震统领。 老冯其实也就那么客气一下，没想到商震却当了真，一看宋哲元要自行整编，马上就派人来责问。 萧振瀛此时已稳操胜券，哪里会再理这茬，当场就把那人骂了回去：商震是什么东西（“何物商震”），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他来充什么老大。就凭他的那点资历，难道还能来给我们当领导不成？！ 一看萧振瀛不是好惹的，商震赶紧缩回头去，再不敢提一句“统领”的事了。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在中原大战结束仅仅一个月后，晋南西北军就正式统编为第3军，宋哲元为军长。 两个月后，第3军改番号为东北边防第3军。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驻晋部队重编番号，才正式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 缔造29军，萧振瀛实为首功。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个孟尝君一样的人物都跟西北军有脱不开的干系——何成浚打垮了一个老西北军，而萧振瀛却只手重建了一个新西北军。 聚义亭建起来了，“宋公明”也正式坐上了头把交椅，下面就轮到给各位兄弟排座次了。 萧振瀛被授以总参议，还和过去那样兼管军法。 宋哲元原先的参谋长张维藩仍任29军参谋长。 29军下辖两个师，张自忠是部队改编中的主力，又是“二头儿”，自然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必须让他担任。另外一个师的师长，则由张自忠推荐，安排冯治安就职。 冯治安本人当时已无一兵一卒，但他过去于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加上又是宋哲元曾经的嫡系人马，居师长之位，大家都无话说。冯治安和赵登禹的关系很好，赵登禹也就到他下面做了旅长。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副军长。 副军长这个职位是原先计划里没有的，但兄弟们的座次摆不平，只好临时插了两个板凳进来。 其中之一是小名叫“呆子”的刘汝明。他原先在老西北军中的地位是和宋哲元差不多的，中原大战后手下的兵也折腾得没剩下几个，便来投了宋哲元。按照宋哲元一开始的想法，29军准备编3个师，也让刘汝明当师长。 一个军编三个师，这在陆军里并不逾越常规，但这个方案在少帅那里通不过。宋哲元只好让他做了副军长。 另一个副军长是秦德纯（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 29军高层基本上都是武将，唯萧振瀛和秦德纯在宋哲元身边一左一右，运谋筹划，可划入谋臣之列。 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但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的模式。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由这“八巨头”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尺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经过这么一运作，29军成为老西北军旧部中相对最巩固也最团结的一支部队，外人轻易很难拆分得开，自然也不用提什么倒戈和离间了。 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他们还面临着时时揭不开锅的难题。虽然有了编制，但29军的军饷却少得可怜，毕竟是杂牌军，能让你们凑合着一块儿吃就不错了，再要想吃饱和吃好，实在是很不现实。 萧大哥，为了大伙，你还是再去南京跑一趟吧。 又得走门路，找关系了。 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 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老蒋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老蒋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 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但是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 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洋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老蒋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 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 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老蒋的连襟孔祥熙。 这一敲真的敲开了。 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革命，就把孔祥熙派到了老冯身边。后来，老冯就真的干起了革命，通过发动北京政变，把老东家直系政府给掀了个底朝天。 北伐以后，老冯成了“四巨头”，孔祥熙和老蒋又是那种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虽然萧振瀛上次来京，彼此又照过一面，但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霄云外去了。 对于孔祥熙来说，每天找老蒋托关系的人不知凡几，而萧振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 29军穷得叮当响，最缺的就是钱，然而正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银凤凰”，为了把门路走通，大家想方设法，又东挪西借了两万块钱，买了厚礼送给孔祥熙。 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赚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 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 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 不过俗人就有俗人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 见面以后，看着对方笑眯眯地收下好东西，萧振瀛的好话也跟着递了过来。话里话外，他都透着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的。 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就是大不一样，孔祥熙听到这里，大受触动。 民国时代，与过往的大宋王朝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很多武人虽然从根子上说是个大老粗，却极爱附庸风雅，死皮白脸地都要往“儒将”上面凑，在穿戴上盛行不爱武装爱红装，平时军装是根本不穿的，长袍马褂兼瓜皮小帽儿是其惯常打扮。 不同之处则是与宋代士大夫多不屑与武人为伍不同，民国的文人是非常向往和带兵打仗的人有上一腿的（典型的比如汪精卫）。 对于孔祥熙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毕竟他不可能像宋子文那样自己拉起一支税警总团来，要想在老蒋这个连襟前面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武将们拉上关系。 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啊。再说，这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跺脚。 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拉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 然后他就去跟老蒋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是让老蒋相信，这个宋哲元虽然在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多次担当反蒋急先锋，但其实是因为身处老冯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 从这时候开始，老蒋对宋哲元的印象越来越好，而且时不时地就会给29军拨来补助费。 印象好是件大好事，可是经济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得以完全解决。 因为那补助费不仅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而且也太少了一点，每次只有区区几万元。 萧振瀛一算账，此次赴京，虽不能说亏本，却也没赚多少。 只好再想办法。 这次准备算计的对象换成了阎锡山。 阎老西又回来了。 其实这个著名的铁算盘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当初，中原大战失败下野时，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准备“出洋考察”，趁大家一不留神，却跑到大连躲了起来。 老阎那多精明的一个人。真的出了国，我还能回得来吗？ 人在大连，山西的一举一动却仍然在他掌握之中，而山西军政当局也对他唯命是从，所以东北军不管怎么努力，始终都无法对山西进行渗透。 过了大半年，觉得风头过了，老阎又偷偷地坐上飞机，回到了山西老家。 按老阎的说法，他是思念故乡，特地回来“隐居”的：你们都不要来看我，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都来看我吧，让我给你们说一说。 山西军政巨头徐永昌、杨爱源立刻前来拜见，这一下等于广而告知，从山西到华北乃至全国，都知道老西回来了。 老阎的这一手确实很高明。到这一步，你们杀也不能杀我，赶也不能赶我，我就赖在这里了。 老蒋知道后立刻就急了，不是说好要“出洋”的吗，怎么还耍上赖皮了？马上致电徐永昌，让后者催老阎出国。接着，老蒋、张学良又双双派出代表，去做老冯（此时也在太原）、老阎的工作。 甭管你们用什么手段，硬的也好，软的也罢，二老不为所动，哪儿也不去，更别说出国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快了老阎复出的步伐。 在当年的国民党四大上，老蒋当众做了检讨。作为“痛改前非”的表态之一，便是与以前的“反对派”重归于好，老冯、老阎又重获政治生命，不仅取消了对他们的通缉令，还成了响当当的中央委员。 这回老阎变乖了，他自己搞了一个“中的哲学”，认为以前之所以倒霉都是不够“中庸”所致。 本来好端端的，去惹人家老蒋干什么，弄得自己惨不忍睹。 明摆着，老阎这是真的服软了，对老蒋。 对舆论，他顺应潮流，赶了一回抗日的时髦，向中央积极献计献策，要求政府拨出10万劲旅死守锦州。 至于10万劲旅怎么个拨法，那可不是他的事。你们只要知道我老阎是个积极要求抗战的好人就行了。 如他本人所愿，老阎的声誉立刻焕然一新。 可是，最关键的那个人——老蒋依然不表态。 看来还是自己诚心不够，那来更猛的。 老阎使尽吃奶的力气，拿出了一份东西，这就是有名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要说这份草案还真算得上是老阎呕心沥血之作，它的主旨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山西建成抗战的前沿基地。 我再也不跟你调皮了，就给你当小弟，在前面替你老人家出力流汗，挡着日本人，这总可以了吧（“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 老阎认为，他心诚到如此地步，老蒋看了一定会感动得流泪的。 可是偷眼一看老蒋那样子，老阎顿时心凉了半截。 这位看上去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老蒋心里门儿清。以前每次华北这边反蒋，后面都有这个阎老西在后面捣鬼。趁着这次中原大战的机会，好不容易才把他赶了下去，怎么能再做放虎归山的事呢。 老蒋始终不松口，老阎再也按捺不住了。 嘴一撇，太原那边心领神会。 学生上街搞抗日示威游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了枪，杨爱源马上以此为由，封闭了国民党党部，连负责人也被抓了起来。 老蒋得知消息，连忙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谈话。 徐永昌摊开手，说自己毫无办法，因为山西境内没人听他的。 那他们都听谁的？ 当然是听阎锡山阎先生的了。 我徐永昌办不好这些事，只有阎锡山能办好（“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 据说徐永昌还曾经推心置腹地跟老蒋摊过牌。 中原大战后山西政治经济一落千丈，大家都怨声载道（“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说明阎锡山当家还是有一套的，他不出山，山西没准得玩儿完。 知道中原大战蒋阎有积怨，又干脆把话给挑明了。 阎锡山最大限度不过是你的政敌，而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估计老蒋对这一点也是深表赞同，搞政治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嘛）。 接着辟谣。 人都说老阎抠，其实抠来抠去，也没往自己兜里抠，都花到“公家”上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最称职的公务员！ 最后一点，徐永昌说得很不客气，却也可能最能打动老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徐永昌靠嘴，其他人就靠行动。老蒋的脸色一缓和，山西省党部那个负责人立马就被放了。 既不跟我争（权），又说要帮我（忙），老蒋终于被说动了。正好那时候“一.二八”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庙行大战的阶段，山西这里确实也不容再有闪失，老蒋一伸手，就把老阎捞了上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阎锡山被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爬上了山西土皇帝的宝座。 等到阎锡山位置坐稳当，又轮到老蒋犯愁了。 虽然老阎看上去已无多少再次造反的胆量，但你也别想轻易摸到他的窝里面去。 山西不通车（路轨跟全国其他地方不同），不配合，不鸟你，像个剌猬一样，让你无处下嘴。 萧振瀛给老蒋带来了开心药丸。 他第三次拜见老蒋。一见面，也不再说什么西北军、29军了，口口声声都是“咱们的部队”。 有“咱们的部队”在山西，准帮您看好那个不安分的阎老西。 萧振瀛还表示，29军有意找机会北上，开进晋东的阳泉，对西北军的“世仇”阎锡山负起监视的任务。 这帖药正治老蒋的心病，立刻转忧为喜。 既然笑了，下面这个口就比较好开了。 29军恨阎入骨，非常愿意为您效忠，不过他们现在遇到了点小困难，缺乏经费。 这个容易。 老蒋当即刷刷两笔，拨特别费每月30万，并承诺追加每月军饷。 这趟回来，萧振瀛一次就先带回了两个月的特别费：60万（一说为50万）！ 随银子在一起的还有清单，就像现在的工资单一样，给你详细标明每月增加的各种军饷收入，对此，那些苦惯了的西北兄弟都觉得非常稀奇，他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兵是可以拿这么多工资的，而且可以拿全。 原先在老西北军的时候，基本就只能管个饱饭，每月只能发几块钱“鞋袜费”，就连这也从来没有发全过。 经过萧振瀛的上下打点，这支寄人篱下的部队也开始过上了像模像样的生活。 可是，好日子总是不能长久，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赶他们了。 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阎摆起一副臭脸，对29军下了逐客令。 当然，他如果公开这么做，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早先徐永昌临时当家的时候，这人还算是厚道，出于当年同室操戈之谊，已经答应29军可以驻留了。现在反悔，感觉上会很没面子。 不过这个难不倒老阎。他别的没有，鬼点子倒多的是，其中一个就叫做借刀杀人。 很快29军就接到老蒋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把部队调到江西战场上去。 接到电报，29军高层都炸了窝。 江西那是个大火坑啊。对地方部队来说，跟发配充军没什么两样。 当初19路军在参加淞沪战役前，就是这么被不情不愿地调到江西去的，除了损兵折将，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要不是运气好，被调回京师，又正好赶上跟日本人作战，没准就要弄得“尔曹身与名俱灭”了。 共产党的部队（红军）战力了得，能征善战，在那个时候就是人尽皆知的事。跟红军作战，除了中央军属于职分所在，没有办法，几乎再没人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了。 可是不愿意归不愿意，中央来的电令，看上去谁也没辙。 编制给你，饷银给你，你说不去打仗，难道想反叛不成？ 但是29军有一个萧振瀛，他似乎什么时候都有办法。 中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要把我们从山西调走？ 不用问，肯定是阎老西出的馊主意。 你让我们走，我们偏不走。 萧振瀛不找中央，不找老蒋，他去找东北军。 做这种事，得有帮手。萧振瀛的帮手，就是秦德纯。 秦德纯四处放风，说老阎回太原后要坐大了，根本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而且他还记着当年中原大战时东北军从背后捅他的一箭之仇，一个不留神，没准他会如法炮制，从背后反过来也捅你们一下。 少帅本来对老阎回到太原就心存疑虑，这一下更是又惊又怕。 这时候萧振瀛就找上门来，并且毛遂自荐，说29军愿意进驻晋东的榆次和阳泉，以扼制太原咽喉，如此，“阎之行动可予控制矣”。 有人肯帮我们挡子弹，这种好事谁不愿意。 少帅马上点了头：那就把你们调过去吧。 这边老阎为了“恭送”29军出晋，专门派了代表过来，指定线路，沿途还安排各县进行接待，什么大鱼大肉，甚至毛巾香皂应有尽有，就准备打发这帮人尽快离开，越早越好，越远越爽。 当着太原代表的面，萧振瀛对29军官兵讲话，让他们吃了喝了拿了以后，千万不能忘记“阎司令”的恩情，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 太原代表很满意，走了。 第二天，29军忽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张自忠进驻阳泉，赵登禹占领榆次，冯治安、刘汝明则在附近遥相呼应。 此时，老阎却还坐在家里想美事呢，听到消息，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让他们滚蛋，怎么还离我更近了？！ 一打听，明白了，真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着了一个叫萧振瀛的小子的道了。 转弯抹角不行，只能直来直去了。 老阎派人找到萧振瀛，明白着告诉他，这是山西的地界，其他部队不准任意驻扎。 萧振瀛的回答是：山西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中国的部队，所以愿意驻哪里就可以驻哪里。 听上去正气昂然，其实也蛮有点耍赖的味道在里面。 中国地方这么大，哪里不好去，你们怎么就愿意驻我们这地儿。 可是在下无寸土、上无片瓦的情况下，不耍赖皮，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应对办法？ 老阎自以为脸皮已经很厚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强，一时也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他急忙给张学良打报告，可人家愣没答理他，这才知道29军的行动，竟然就是张学良默许的。 再到老蒋那里告御状，老蒋却再也不提让29军南下的事了。原因是萧振瀛已经提前给老蒋送去了“独家解释”，说是29军如果留驻不走，可以起到稳定华北、牵制晋奉的作用。 多贴心的一个解释啊，老蒋没有理由反对，再看张学良本人也没有要调29军南下的意思，也就作罢了。 留驻晋东，为29军后来走上成功之路创造了条件。倘若当初他们被调往江西，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h3>晋东大练兵</h3> 在晋东的那些日子里，29军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苦。如果换其他部队，也许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可是，宋哲元和他的弟兄们必须坚持。 衣服破了，再凑合着缝一缝，鞋子烂了，索性扔掉，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枪支旧了，那就当烧火棍继续在肩上扛着走。 反正已沦为宅男，哪儿也去不了，不用怕在外面丢脸。 这时候，还是缺不了那句提精神的老俗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对于地方上真正有实力的同志们来说，“大任”是一定会来的，而且也不用等得太久。 这个“大任”就是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29军发出通电，请缨抗日。在电文中，萧振瀛特地加了一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9军晋东练兵，从头至尾都以“枪口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其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 日人侵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双刃剑，既标志着民族危机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军人崭露头角的机遇接踵而至。 不过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的，它需要实力。 让我们认真准备吧。 先从吃饭开始。 吃饭前，大家先唱个《吃饭歌》，受点教育。 小时候我吃饭时在桌上掉了个米粒，便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课堂上老师说的：我们碗里的每一颗米粒，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绝不能浪费。 为了不浪费，我捡起来，把它吃掉。 这个道理，29军也要讲。不过他们更进一步，要官兵吃完米粒，记住向农民伯伯报恩——打屠杀和侵略他们的日本鬼子（“日本军阀，国民之敌”）。 很深刻，也很形象。 吃完饭，要开早会，官兵必须高声问答。 还记得中“钢七连”点名时的那个经典经面吗？形式上差不多。 列兵许三多。 到！ 东三省是谁的？ 是我们中国的！ 可它现在被日本占去了，你不恨吗？ 我十分痛恨。 那怎么办呢？ 奋斗！奋斗！奋斗！ 怎么样，很励志吧。这是教一般士兵的，至于军官，他们层次还得高点。 29军军官的必读书，说起来吓你一跳。 “四书五经”里面的“四书”。 他们另外又编了一本《义勇小史》，里面讲的都是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史可法这些人的事，也是必读书。 看起来，“四书”跟这本通俗小书一高一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宋哲元他们看来，都是一码事。 读“四书”，不是为了上京赶考，而是要从中读出忠义二字：忠于朋友，忠于国家，然后可以救国救民。 你还不要说他们陈腐，都是故国传统文化，里面鸦片鱼翅都有，拿来主义，就看你是想吸鸦片还是吃鱼翅了。 在29军中，军官们经常就“四书”展开答辩，获胜者能得到宋哲元的亲自奖励。 思想工作要做，军事训练也不能丢，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张扒皮”的张自忠。 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多干点活，他得天不亮就钻鸡窝，这至少说明一点，你要让别人卖力，自己就得先掉一层皮。 张扒皮也是如此。 这名字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有一回下大雪，大家都迟迟缩缩躲在营房里，不愿出操。 张自忠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皮”——棉衣先给扒了，然后光着个膀子在操场上跑起了圈。 还看什么，都扒了“皮”，一块儿跟着跑吧。 张扒皮虽然狠，但没人敢不服。堂堂师长，和士兵剃一样的光头，穿一样的衣服，扒在一口大锅上吃饭，同吃同睡同劳动。 看了38师的训练你就知道了，人家这个师长可是实打实的。 找一两个兵在旁边，你们大家就看着我给你们做示范，什么时候能做到我这个样子，就OK。 那是要射击就射击，要白刃就白刃，单兵技术，百里挑一。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孔祥熙以实业部部长的身份考察华北政务，公务之余，到山西老家去扫墓。不过，为外人所不知的是，他此行还担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受老蒋之托，来打探一下29军的动静。 孔祥熙曾帮宋哲元在老蒋面前说过好话，因此宋哲元对他招待备至，还特请其检阅军队。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在孔祥熙眼里的这支部队，已经是步伐整齐，风纪肃然，官兵则各个精神饱满，毫无倦怠神色（“卒伍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只有自身过硬，机遇来了才能一抓一个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关东军大改组，武藤上任，对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华北局势骤然紧张。 这个时候，说少帅真的不急是假的。义勇军在东北的情形，问一下北平救国会就知道了。 如果东北义勇军顶不住，隔着河北平津的还有一个热河。在这之后呢？ 在这之后就是察哈尔，那里同样需要有人顶上一把。 可是派谁去呢？ 没人愿意去。 当年全国的穷省里面，要是弄个排名榜的话，察哈尔省绝对在三甲之列。 这就想到了当年拾荒一样收来的那根大钢筋，听说现在发展得很不错。 29军一直“赖”在山西不走，而以前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阎老西竟然只能选择装聋作哑。 问他们愿不愿意去。 不过事先说好，这次去是没有“开拔费”的。 宋哲元一听，满口答应。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心里除了惊喜，还是惊喜。 这就意味着，29军从此有自己的窝了，哪怕那是穷得冒泡的察哈尔，哪怕没有一分“开拔费”。 “赖”在山西那是无处可去，你当谁真的心甘情愿。 我想要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 估计那几晚，29军的官兵做梦都是含着泪花的。 收拾好行装（其实也没什么行装好收拾），立刻开拔。 阎老西你还别瞧不起人，爷爷只要有地方待，就是睡草堆，也比蹲在你大门口遭你白眼强。 这一路，29军走的都是夜路，白天根本不敢走动，倒不是怕日军的飞机空袭，而是担心被剿匪部队认做是土匪。 其时，他们在衣着装备上跟土匪相比确实也没多大区别。 穷且益坚不坠凌云之志，这句话放在29军身上还是很贴切的。 随着他们的实力一天天在增长，谁也不敢再不把29军放在眼里了，当初谁也不要的小乞丐渐渐变成了如今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到长城抗战前后，29军军容之盛已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 宋哲元曾经苦求不得的那个师也有了着落，少帅这回爽快地点了头，29军暂编第2师（暂2师）成立，刘汝明从那个不尴不尬的副军长职位解脱出来，去当了师长。 事实上，29军的奇遇不止于此。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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