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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 序言 代序 写给不做亡国奴的人们 这个价钱公道吗？他拿着计算器问我。 但是，他们终于打回来了。那些凯旋的老战士疯狂地亲吻这块土地，这是他们的祖国，这是他们的家。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69_1.jpg" /> 位于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北野营的烈士公墓 几乎所有的跟帖，都是一个声音—— 1945年7月，退入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官兵在周保中旅长的指挥下，先盟军一月突然对我国辽吉黑三省57个战略要地发动空降作战，建立桥头堡和电台，唤醒地下组织，成为光复这片黑土地的先驱。战斗是残酷的，教导旅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王一知中尉（女）在日记中记述这些与日军苦斗了14年的中国战士们，东北抗日联军最后的老底子打得极为英勇——“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我们牺牲了一半以上的人员。” 萌生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是从一年前开始的。那天，接到一个日本旧书商的电话。因为我经常从他那里购买旧图书，所以他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旧书，常先和我联系。这一次，他告诉我有人愿意出让一部其先人留下的照片集，问我有没有兴趣。 也就在此时我发现，这一天是中秋节。 因为刚刚做了一次考察回来，十分疲倦，我有些犹豫。那位书商大概感到了，于是提醒我这部集子中有很多当时战斗的照片，知道我对军事历史感兴趣。他认为这可能是我想要的东西。 战斗？1937年，东北应该已经沦陷了六年，那里的日军在和谁战斗？ 感谢卖书人的宽厚。感谢家人的理解。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感谢冥冥之中抗联的英烈们让这本带着我们的历史的孤本照片集，无巧不巧地落入我们自己人的手中。821张照片，它，已经是我们的了。 因为条件太艰苦，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历史，极少有照片佐证，假如这部照片集与他们相关，其历史价值难以估量。我告诉他自己会立即前去。 就这样，我一面心神不宁地做着工作，一面在我的博客里提了这件事。 我迫不及待要看，但又不能表现得太急切，于是，上茶，谈天，然后，才是看货。 例如，在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新闻中，提到日军讨伐队员面对杨将军的遗体忍不住发出“男儿之泣”。而顽固的武士道徒，在最后时刻劝降杨将军不遂的日酋岸谷隆一郎也在采访中感叹：“设若自己身处和他同样的位置，必要做出与他同样的选择。” 这是一场史诗般的抗战，整整14年，暂时离去的战士始终眺望着这片土地，如受伤的虎，舔着伤口等待着打回来的日子，没有离去的抵抗者前仆后继地守护着这片土地。杨靖宇、赵尚志，两位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先后战死沙场。但中国人的战斗仍在这块土地上继续。抗联第十军一部，扼守九十五顶子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军在作战地图上始终将他们标为“双龙（即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的报号）残部”。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仍在就地据守，直到被周保中的交通员田仲樵（后来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馆员）带人接应出山。 你知道，抗联的照片只留下了17张，多少战死在白山黑水的烈士，包括军长师长级别的高级指挥员，都没有照片留下。把它们带回来吧，让那些奋战到最后一刻的英雄回来吧——哪怕是在敌人的照片中。 这位书商和我算是老打交道了，人品不错，他开了一个如此的价格——第一，要买必须全本，不能分着买；第二，小号照片——（我看在2寸以上）一张100日元，中号照片一张200日元，大号照片一张500日元，相册本身和铃木的照片说明白送。 萨苏 公道？我心中觉得他的价钱，确实很公道了。要知道，这不是印刷品，而是照片，底片也大概早就毁掉了，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1938年的老照片，100日元，也就是8元人民币一张，这实在不能算贵。不过，我还是没法接受这个价钱。因为这本相册的照片太多了，共计八百余张，里面很多与抗联无关，是在华日军的生活照、和苏军的对峙、当地风景人物等，如果都是小号的，要八万日元，里面还有中号和大号的，书商算下来，共计要十万六千多日元。这样，就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元。 何不从当时敌人的镜头，来诠叙我们当年的抗战呢？ 我可以想象，在百倍敌军的重围中，这名抗联战士边打边退，直到在这片松林中被敌弹击中，他卧倒，用手枪继续抵抗，又接连被命中，终于牺牲。但直到战死，依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日军小心翼翼地接近，一名日兵用脚踢开他的枪，把抗联战士的面孔翻过来，证明他确已死亡（他的腿依然保持着军人射击的姿态，却面孔后仰，右手甩在一边，故我如此推测）。这时，携带着相机的铃木走过来，拍了这张照片。 你去把它拿回来，只要在网上发一句话——“它是我们的了”，我们在线上等待…… 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说你开个价吧。 甚至，在有些照片和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敌人对我方抵抗战士的敬佩之意。 不料，仅仅几个小时，将近两百条网友的留言就像雪片一样跟在了我的博客后面。 这就是那场民族抵抗战争中东北军民的缩影。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一个要写一本书的念头。 这14年中，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有绿林武装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被我的同胞深深地震动了。 钱，不用你付，你只要给个账户。 从扉页来看，这是日军军官铃木在“满洲国”的个人留影，题名为《在满纪念》。粗粗看来，其内容颇为丰富，例如，有日军的慰安所和满洲慰安妇（即强迫中国女性担任的慰安妇）。 1935年抗联成了一支孤军，1941年第十军军长汪雅臣战死，这些第十军的战士成了孤军中的孤军，但他们却苦苦坚持了五年之久。这支部队共约两百人，五年，合起来正好是一千年的抵抗。 我忽然意识到——那是东北抗日联军啊！ 根据描述，这部照片集的主人原是一名日本二战时期的下级军官，名叫“铃木”。此人1937年被征召从军，到达中国东北，故此，拍摄了很多当时当地的照片。此人死后，其照片集被作为遗物送回日本。其遗族将这部集子捐赠给一个老兵会组织。现在，这个老兵会因为人员死亡殆尽，仅有第二代成员不能维持已经解散，这部照片集遂为书商所收集。他问我是不是去他店里看一看。 铃木的《在满纪念》到手了。 这不是一本全面诠叙东北抗战的书，所以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并不包括在这本书中，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物未被提及或重点描述。这本书的意图是通过一个个中国抵抗者、一个个抗击的战场在敌方资料中映射出的片段，如同多棱镜一样，立体地反映出那段艰苦而不屈的历史。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69_2.jpg" /> 就是这一部了，镂制的封面显示其质地颇为不菲 1938年，东北沦陷已经七年了，他们是怎样战斗过来的？他们可知道在南面，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已经开始？不知道这些照片背后承载了多少历史。这一天都让我不安。如果这部影集被别人买去，我会怎样后悔呢？算了，今晚再去，哪怕他不肯让价钱，我也要把它买下来。希望，不要太晚。 今天，世界越来越小，小到48小时以内，你可以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赶回家；我们的家却越来越大，大到我们的家人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中秋是哪一天并不重要。从书商那里出来，我只觉得这一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不过，第二天上午，在公司里的我却总有点儿神不守舍。总觉得那些照片在呼唤，特别是下面这张我看到的照片： 中秋只在我心中，而不是在日历牌上，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天作为中秋节，日期并不重要。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69_3.jpg" /> 一名牺牲在雪原林海的抗联战士死不瞑目的面孔 于是，这个中秋就不再平常了。从网吧出来，抬头看到一轮明月在云中穿行，有无限感慨。天虽然黑，但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但是，很快，就发现了一张又一张与战斗有关的照片。 日本没有中秋节，我已经基本忘掉了中秋节的感觉。但我也不甚在意，前几天，上海文广电视台拍摄中秋专辑，找了我做嘉宾。问到我对中秋节的感受，我的回答是： 13名烈士长眠在黑龙江对岸弗雅斯克营地的绿草丛中。他们在敌军的重兵压迫下宁死不降，过江休整，却再也没能回去。他们在归国之战的准备中牺牲，并被埋葬在了这里。黑色的碑文仿佛一只忧伤而不甘的眼睛，眺望着并不遥远的祖国，让我们耳边仿佛响起了赵尚志将军在牺牲前的呐喊——“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死我也要死在东北！” 他们出山后大多选择了解甲归田，没有人成为高级干部，所以他们的业绩不被人们记得。然而，他们却用这十四年的抵抗宣布，中国的东北在那次战争中从来没有全境沦陷。 把它带回家吧！ 东北，是我国抗战史中，自然环境最恶劣，敌我力量对比最悬殊，拼杀最惨烈的战场，连抗联两任总司令都战死沙场，所以，我国对这段历史的记录显得破碎不全，特别是一些口述回忆，往往得不到史料的证实。 那一天，我提前下了班，没有再谈价钱，直接买下了这本相册。那名日本书商诧异地听我说了原委，沉默片刻，给了我一个相当好的折扣。 粗粗翻阅一下，包含的照片主要反映了1938年前后日军在汤河、依兰、桦川、萝北、林口等地的作战活动，拍摄者铃木还曾被调到宝清和公主岭集训，专门研究对抗联的作战。在此期间，他又随其他部队“实习”，在长白山和抗联部队进行了战斗。 铃木的驻地在杨荣围子，是日军在黑龙江省东部和抗联作战的一个前进据点。已经在标注中发现了“赵尚志”的名字，这部照片集，有可能对研究抗联和东北抗日战争史提供新的参考。 于是，在将近一年的劳作之后，就有了这本书。 大多数是东北的同胞，也有来自云南、山东，还有西北的，都是和我一样普通的中国人。 然后，在最近的网吧，我立刻发出了一个简短的消息—— 2012年3月 序言 东北十四年抗战情况概略说明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 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最初，东北的民众寄希望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官方能够承担起守土有责的责任。但东北军却采取了全面的不抵抗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则一味依赖国际调停，结果尽管东北军官兵不乏奋起抵抗者，仍难以避免东北各要点在短时间内沦陷。此后，不甘屈服的东北民众在关内抵抗力量的支持下，以自发的形式组建义勇军进行抗战。由于被日军割断了和关内的联系，同时义勇军内部也缺乏统一指挥，矛盾重重，最终义勇军大部在1933年解体，其残部和东北抗日联军合作，有的一直抵抗到上世纪40年代。至此东北各地基本已经陷入日军和其扶植的伪满洲国控制。 此时，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东北各地号召民众，英勇抗敌。日军将“满洲”视为其生命线派出重兵据守，残酷镇压我国抵抗军民。1940年，损失惨重的东北抗日联军主力退入苏联，但仍留部分部队在东北境内作战，并建立地下组织，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民众自发的抵抗也从未停歇，而入关的东北军也成为全面抗战的重要力量之一。 1945年，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先盟军突入国境，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14年的抵抗，始告胜利结束。 第一部 地陷 引子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北大营，开始了全面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 根据日军记录，中国方面的黑龙江省政府，一直到1933年初才撤入苏联境内，“九一八”事变后于国境内足足坚持抵抗了一年零四个月。1933年初日军公布在东三省的作战中，共计伤亡将近七千官兵。在东三省沦陷的过程中，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主力守土有责，却在“不抵抗政策”的主导下轻弃故土，从此走上了流落异乡的路程。但仍有部分东北军官兵和日军进行了无畏的拼杀。 在吉林，李杜一夜之间驰援300里，突入哈尔滨，人称“飞将军”。 “东北军”这个名字，在西安事变之前，一直与“九一八”的耻辱连在一起。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支军队是“一枪未放”就全军逃入了山海关。然而，随着抗日史料的发掘，我们渐渐发现，在“九一八”事变中，尽管确实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部分东北军官兵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如被隔断在北方的马占山将军、李杜将军所组织的顽强抗击，都给日军造成相当杀伤。在长春，南岭的炮兵让日军损失了第一个佐官。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1_1.jpg" /> 地陷，讲的就是这些以东北军旧部为主体的中国正规军，或主动，或被动在沦陷中奋起抵抗的内容。 在黑龙江，马占山奉命代理省主席，与苏炳文等东北军将领共同阻击日军于江桥和呼海。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抗议日军侵占东北，她们身后有一张饱含深情的横幅，上面写着：“Daughters of a”——中国的女儿们。 第一部 地陷 一、东北军正规军抵抗概略 与一般认为东北军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同，实际上，在日军侵占东北过程中，东北军各部并不乏奋起抵抗者，他们和日军的战斗几乎持续了一年之久，特别是黑龙江省政府，曾一直在东北境内存在到1933年。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境内的国民政府正规军为张学良所部“东北边防军”，主力在辽宁，约有兵力二十万，他们在猝不及防丢失北大营和奉天（沈阳）城后退守锦州，和日军曾在锦州前线的白旗堡等地展开激烈战斗，并一度击退日军进攻。但由于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东北军最终确定不抵抗方针，辽宁各部正规军在1932年初退入关内。日军并经过激战占领山海关，控制了入关的锁钥。吉林守军兵力约五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于南岭等地曾积极抵抗日军入侵，但由于守将熙洽投敌，部队分裂，以省政府警卫团长冯占海（张作相外甥）为首的抵抗力量退到哈尔滨附近，与依兰守将李杜等合兵抗战，哈尔滨失守后退向吉东，逐次抵抗日军的东进攻击。 黑龙江省有兵力约两万，人员最少，装备最差，但因为马占山誓师抗战，指挥省防军在江桥至省会齐齐哈尔之间与日军迭次苦战，所以黑省抗战声势最大，与敌重大杀伤并一度守住嫩江防线。但日军增兵再次进攻后，齐齐哈尔终于失守。此后，马占山带省政府退往海伦，呼伦贝尔守将苏炳文则退往扎兰屯。此时，日军已扶植伪满洲国，1932年中，马占山一度表示与日军合作，但很快重新起事。 虽然东北军不乏勇于抗战的官兵，但因为指导思想混乱，缺乏关内支援，也有很多大员如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等选择投靠日军，成为日军攻占东北各地的得力帮凶。至1932年底苏炳文在呼伦贝尔战败退入苏联，东北全境东北军正规军的抵抗已经告一段落，马占山等虽然仍在坚持抗战，但已经脱离东北军指挥系统，而呈现义勇军化的状况。 第一部 地陷 二、枪响北大营 只有六二〇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这绝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规模冲突。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在日军炮击下伤亡很大的六二〇团才接到撤退命令，但出营的道路已被日军封锁，无可选择之下，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十人（日军自称仅伤亡24人）后冲出北大营。 这个看似荒唐的命令，其实暴露了两大问题：第一，直到“九一八”，东北军毫无日军进攻沈阳时的应对预案。其上层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无视日军吞并东北的决心和准备，只是一味回避和日军的作战，在战略指导上有着重大失误。第二，东北军的一切决定，都依赖于张学良。这是军阀部队的一大特点。然而，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对沈阳的情况显然难有直接准确的认识，因此把日军的全面进攻依然判断为小规模的冲突，酿成大错。这种单一的决策模式，决定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一旦被扣押，东北军很快全面解体的命运。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3_1.jpg" /> 战斗后的北大营，中国军队兵营的屋顶大多被掀掉 在抗日战争中，王铁汉将军曾率部参加长城、淞沪、徐州、上高等会战，苦战日寇，官至第四十七军军长。抗日战争后的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说着说着，王铁汉突然哭了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马占山等人也跟着失声痛哭。 回顾当时情景，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击北大营并炸开围墙开始攻入东北军营地。第七旅直接指挥官王以哲旅长当时并不在营中，因为此前奉严命力避与日方冲突，坐镇指挥的参谋长赵镇藩和三个团长在遭到日军攻击后急电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总部请求指示，边防军总部在请示北平张学良后，下令第七旅不准抵抗，武器入库，“大家挺着死，为国成仁”，“谁惹事，谁负责”，对日军的攻击“静待国联解决”。 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我们可会轻易丢了北大营？ 然而，在日军不断紧逼之下，午夜过后，终有一部爱国官兵激于义愤，奋起抗击，曾与日军展开激战。战后，关东军在北大营原址修建了纪念战斗中被击毙日本军人的“忠魂塔”，并创作了《北大营之歌》纪念这次战斗。 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建成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也是日军攻占沈阳战斗中的首要目标。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把“九一八”之夜北大营的战斗视为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一批在日本发现的历史照片，恰好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这次战斗的真实情况。 第七旅所辖三个团，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3_2.jpg" /> 抵抗最激烈的北大营旅部大门 对于北大营的官兵来说，这一命令是致命的。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北大营官兵平时颇受爱国主义教育，也有抵抗的决心。但这条不抵抗的命令，让不了解全盘情况的官兵们深感困惑——如果反击日军，自己牺牲事小，说不定还会误了国家的全盘大计，以一腔热血换一个“爱国贼”的结果。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腰を没する水壕に落ち，弾丸に斃るる戦友を踏み越え進むつわものは堅固を誇る敵城の十重を囲む鉄壁に，苦戦惨憺修羅の極。敵の撃ち出す弾丸に痛手負う者続出す……”［意思是：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奉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根据记载，北大营真正进行了抵抗的，只有王铁汉六二〇团和赵镇藩指挥的旅部分官兵。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按捺不住的不仅仅是王铁汉团，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己方阵亡一名连长。 第一部 地陷 三、“九一八”，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 苟吉堂被投入东京宪兵监狱。日方威逼利诱，说只要写悔过书，就可继续学习，遭到严词拒绝。他将其在日本宪兵监狱的经历写在当时用的洗脸毛巾上，以志不忘。全文为： 在日本，不仅是士官学校的中国军人归国抗战，“九一八”事变初起，一百多名东三省留日学生当即收拾行装回国；19日，在日中国留学生全体停课以示抗议；23日，东京工业大学全体中国学生一致决定回国；26日，东京17所学校的中国学生开会，决定一致行动，全体归国发动民众抗日。很快，大量学生纷纷踏上归国途，仅10月份留日归国学生就达2300人，仍留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不过数百人，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准备在日本开展地下活动的爱国者。 退学的中国学员共有72人，在日本留学军事的中国学生几乎为之一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退学的中国军人中包括了郭汝瑰、李存任、蔡文治等后来的抗日名将，在东北战火连天之际，面对迫害乃至生命的危险，于日本的本土抗议其侵略暴行，并表明归国抗战之决心，这些年轻的中国军事人才们可谓不失军人气节。而日方报道中的照片，正为这一历史的瞬间写下了注脚。 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也刊登了另外一些人在海外的中国人此时此刻的行动。 这是一场国难的开始，也是一场14年神圣抗战的开始。 “九一八”，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屈辱的象征，也是一个觉醒的象征——正是这场国难，给这个古国带来了空前的团结。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从这一刻开始，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让不同的党派捐弃前嫌，连绵的内战走向终结，整个世界都开始听到中国人怒吼的声音。 据当时担任士官生退学代表的苟吉堂（后曾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职务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回忆，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日方一直歧视中国学员，在他们的宿舍门上贴有“支那学生住屋”字样。他认为有辱国格，多次抗议后，方才改为“中国学生住屋”。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要求退学的抗议中，大使馆曾派出参赞丁某阻拦，但无法抵挡学员们血脉贲张的爱国热情。此时有摄影记者前来，丁亦以自己被摄入镜头为耻，乃以袖掩面大喊一声“回去吧！”而去。日本宪兵随即发动镇压，苟吉堂等被捕。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晚日军强占我东北实施种种破坏与屠杀和劫掠并怂恿宵小谋叛藉口满洲独立其罪恶施于朝鲜复加于我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且吾侪尽在暴日陆军校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为军人最大耻辱惟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作总退学图揭露日虚唱亲善之假名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荆棘期他日国有所救在总退学的当中日人加我代表等为煽动退学风潮之祸首拉我等拘禁冤狱三十小时此为在狱时所用之纪念面巾也时十月二日晚于东京若松町出狱后吉堂志 而从我们的目光看来，这场发生在东京的事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义。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4_2.jpg" /> 柏林留学生在研究地图，为抗战出谋划策 原来，他们就是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成城预备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士官留学生。他们大多原来在部队即为军官，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为祖国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防，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基础。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群情激愤，联合起来推举代表，在东京街头举行公开抗议并前往日本陆军省。这些中国军人身着便衣（因在士官学校入学后，即发日军军服，身着便衣表示不再承认和日本军队的关系），不顾日本宪兵阻拦，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要求退学并将入学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军刀掷还。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也报道了这一被称为“退还军刀”的事件。日本记者描述，中国士官生们的举动表示与日方割袍断义，此后战场相见决不容情。 然而，就在这种万马齐喑之中，却有一批中国军人在日本的心脏东京，发出了一声不甘受辱的怒吼。在当时的东京，怎么会有中国军人呢？ “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秉承“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三千万同胞未经积极抗战即沦陷于敌手。一时“国将不国”之悲愤溢于华夏，而对外退让、专事内战的军人们，更成为众矢之的。连蒋介石的嫡系爱将宋希濂都哀叹一个不抵抗，带兵是越来越难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4_3.jpg" /> 芝加哥青年华侨为抗日纷纷寻机学习军事飞行 此文，或恰可表达当时这些在日中国士官生们的心声。 第一部 地陷 外篇（一）：在日本陆军省前昂起头的小个子中国军官是谁 写过《“九一八”，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老萨看着《满蒙事变大写真帖》杂志里面那张中国士官生举行抗议的图片，总觉得有点儿异样。 经过仔细观察，萨认为照片中后排左起二、三、四人均有可能是他，排除掉年龄因素后，后排左起第三人可能性最大。 这种佩刀老萨也收了一口，有着镂空的护手和牛角雕刻的握柄，造型颇为优美，但并不开刃，属于一种仪仗刀，没有杀伤力。难怪那个日本官员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 同样弯弯上挑的眉毛，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角度，向下抿的嘴角，鼓出的颧骨，样样都酷似。特别是耳朵的轮廓也几乎一样——对比耳朵的轮廓常常是公安机关确认犯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呢。 让我觉得异样的，是画面中那名身材矮小，却怒目直视日本官员的中国士官生，此人虽然个子不高，但腰板笔直，气宇轩昂，看来便不似笼中之辈。他的这张面孔，总让我感到有些似曾相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5_1.jpg" /> 不像？ 父亲病重期间，我回到北京陪伴他。一次，他病情稍缓，我扶着他在医院附近散步，走过一个路口，父亲凝望半晌，叹口气，说王老就是在这儿出的车祸。 也许，这就是中国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仍然不会亡国的原因。 就是他。 刘子奇，湖南人，出国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参谋处少校参谋。退学回国后到钱大钧部下担任军官训练班中校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在陈大庆部下处理参谋业务，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但在河南战役的失利中也不无责任。1947年在米脂战役中被俘，从此为解放军从事敌工工作。曾担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后勤军牧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病逝。红军中也有一个刘子奇。两人一个是国民党少将，一个是共产党少将，不能不说十分凑巧。 其实，这批日方描述华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反应的照片中，还有一个人让萨留意。不过，这次不是看照片找人，而是先想到这个人，然后到照片中去找他了。 傅秉勋，郭汝瑰的老战友，黄埔军校五期生，也和郭汝瑰一样，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脱离组织关系，回国后任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七十六旅一五一团团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48年叙任陆军少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与郭汝瑰却完全相反，先是因为“贪污”被蒋介石通缉，随后又拉队伍对抗解放军，在大陆打游击直到1952年9月26日才在四川黑水兵败自杀身亡，是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极少数“忠臣”之一。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八十多年过去，当萨试图追寻那些和郭汝瑰将军一起回国的中国军人的名字时，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堪称各种各样。 跑题了。 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测了，要是以后有机会见到王炳南部长的熟人，可以辨认一下，没准儿根本就是张冠李戴。 总共几十个留学生，照片上就出现了十三个，当时积极组织救亡运动的王炳南若不在其中，那倒有些奇怪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5_2.jpg" />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5_3.jpg" /> 搜索记忆之下，一个模糊的人影从记忆里浮现了出来。 海竞强，广西桂林人，白崇禧的外甥。回国后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深造。抗战期间曾任桂林行营少将高参，曾参加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和桂柳追击作战，其军事才能被白崇禧看重，视为接班人。对日作战颇有才气的海竞强打内战却完全外行，1946年在莱芜战役中被俘，此战，电影《红日》中张军长有话：“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这么快。”一八八师少将师长海竞强就是“六万只鸭子”中的一只。1949年4月，因国共和谈，中共为表诚意释放了海竞强，他可算是国共和谈中唯一的国民党方受益者。但海不久赴台湾经商，终止了军事生涯。 无论从长相还是照片中的位置都几乎可以肯定，这张照片上的小个子中国军官，便是此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后来的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又被国民党方面称为“最大共谍”的郭汝瑰。 蔡文治，湖北人，祖父为清末举人，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回国后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又因机缘选送大本营工作。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作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上级重视，后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电影《开国大典》中曾有他和汤恩伯就长江防线争吵的镜头，此是实情，蔡因此愤恨辞职去了美国。1980年受叶剑英邀请多次回国，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国家统一，曾专心帮助解放军研讨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个献策之说。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郭汝瑰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四期工兵科学习，于第三师团工兵大队实习中得知国变，立即联合同学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郭汝瑰是这批退学士官生中和日方交涉的代表之一，以态度坚决著称，正符合照片中那名小个子军官在照片中的位置和表情。当时的士官生对日交涉代表不过四人，其中除了郭汝瑰之外若还有一个眉弯个小，嘴角下抿，还长一双大耳朵的代表，这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这里面有几分臆测，比如，萨初时对郭老的身高无从得知，要是出生于四川的郭汝瑰将军身材不似邓小平而仿佛毛泽东，那这番推测就完全错误了。后来，得知郭汝瑰将军有个郭矮子的外号，才觉得这个推测的可信性又增加了几分。 中国人中，胆小怯懦者有之，内斗成性者有之，但每逢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这个国家待自己如何，总不曾忘却自己是——Daughters of a（中国的女儿们）。 王老，就是这位当时在柏林的王淦昌，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勋，晚年在北京因为车祸重伤，一年后去世，很多人都觉得惋惜。 对比一下1934年合家欢照片中的王炳南，长脸，宽额，棱眉，细眼，是不是很相似？ 胡景通，陕西人，国民二军军长，是绰号“不要命”的名将胡景翼的弟弟。去日本前已经是团长，退学回国后任国民党陆军师新兵训练总队总队长等职务，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任邓宝珊部骑兵第六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随董其武将军在包头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副军长兼师长。“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蒙冤入狱，“文革”后平反。1998年病逝。 当时在柏林还有一个姓王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他似乎不在这张照片上。但后来却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援抗战。这个人叫作王淦昌。 要找他的原因是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登出了前面那张柏林中国留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对着地图研究中日战况的照片。当时，中德之间虽然关系不错，但到德国的留学生很多是学习军事的，不穿军服而又在柏林的，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已。偏巧王炳南当时正在柏林大学，受杨虎城的资助攻读政治学，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在当地组织中国留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李昊，湖南人，1924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30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二十四期步科班。回国后任国民党第十师上尉连长，随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十四期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主任教官兼情报室主任，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商定合作训练突击队，后任突击队第六营上校营长，在邵阳一带和日军进行游击战。1944年其调任国民党暂编三十三师一团上校团长，驻守温州，率部参加了丽温战役。后追随程潜举行湖南和平起义，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后平反。1995年去世。 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他们在那场卫护国家生存的国战中，都尽到了一名中国军人的职责。 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多半几代之后都能得个“各为其主”的评价，要是投降当了汉奸，那可真是进不得祖坟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披露一下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缘起——那就是在《历史写真》中，哥伦比亚的中国留学生们在“九一八”之后抗议的一张照片（参见《地陷》题图）——照片上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国学生背后，横幅上是一句饱含深情的词句——Daughters of a（中国的女儿们）。 这个人，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之一——王炳南。 画面上，一边是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官员，另一边是表情严肃的中国士官生们。可以看到士官生们有人手里提着佩刀，显然是准备“掷还”给日本人的。 第一部 地陷 四、第一个牺牲的是警察 很少有人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中，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是一名警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6_1.jpg" /> 警察目光中的怒火显示着他们心中的不甘 9月18日夜，在沈阳的日军一面围攻北大营，一面进攻沈阳城。北大营守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但市区的警察人员，却在担任警察局局长的黄显声将军指挥下主动进行抗击，和入城的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展开巷战。战斗进行到午夜，黄显声见沈阳周围各处要点均为日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才率队向锦州方向撤退。战斗中双方互有伤亡，警察部队颇有损失。但因预有准备，撤出沈阳的警察部队败而不乱，很快退向锦州方向，与当地驻军共同布防。 其实，东北军方面预先早已得到大量日军可能发动事变的情报。如此说来，这种毫无戒备似乎很奇怪，仔细想来，事变前后东北当局高级官员的心态颇值得玩味。他们不但没有加强戒备，反而纷纷在关键时刻“脱岗”，比如讲武堂校长周濂中将、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中将、帅府卫队负责人荣子恒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都不在岗位上。这或许是巧合，但更大的可能是，一边是不抵抗的命令，一边是日军不断寻衅，东北军留在沈阳的指挥官们都知道要发生事情，但都没有对策，只好以这种方式逃避责任——得不到上级支持，他们对独立抵抗日军毫无信心，不欲作无谓牺牲。而一旦出事，缺乏警惕疏于防范和明知日军入侵却临阵脱逃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前者显然更容易得到从长官到舆论的原谅。在得到张学良“避免冲突”指示后，事变当夜，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北大营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看似荒唐，却说明了当时这些东北军将领极端尴尬的处境。 日军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兵力调动频繁，但整个东北军系统，在面对巨变之时普遍毫无准备，只有黄显声的警察系统进退有序。是日方的行动太过隐蔽吗？ 只有黄显声不顾不抵抗的命令，积极备战，反而以最小的代价把部队带了出来。他领导的警察部队后来成为义勇军的最初骨干力量。 东北的警察中，组织抗日的不在少数，有的虽然不如黄显声将军那样坚定，但最后以死殉国的结局仍然值得记忆——比如，这位原桓仁公安局长徐文海，曾经在抗战中一度叛降日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重新举旗抗日，在战败后被日军从飞机上丢下摔死。 1931年10月下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活动。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组成八个团，曾夺取凤山县城，在辽南三角地带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1934年5月，邓铁梅由于身患重病，在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亲属家中养病时不幸被捕。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因坚贞不屈，被杀害于伪奉天陆军监狱，时年43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6_2.jpg" /> 第一个牺牲的人（高曙光） 第一部 地陷 五、苦战南岭 根据《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9月20日报道，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该报以《出乎意料之多的伤亡》为标题，报道了日军在进攻南岭和宽城子时遭到的抵抗，文中提到，不计后来到达参战的骑兵部队损失，日军在此战中共阵亡63人，负伤119人，另有两人失踪。在该报当天的报道中，并提到这一天的战斗中还有从哈尔滨赶到长春参战的39名预备役官兵下落不明，虽未提及是否损失于南岭战斗中，但颇有可能。此战中，日军伤亡人员中军阶最高的是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小河原浦治，这名出身茨城县的步兵中佐，似乎是因误以为中国军队会在战斗中轻易投降，而大意出现在第一线被击伤的。另一名日军大队长，即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代理大队长鹿野新一郞少佐（大队长黑石少佐当时不在军中）也在战斗中被击成重伤。日军中阵亡的军衔最高人员为独立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长仓本茂少佐（死后特进一级）。根据日本军方后来制作的军歌《啊，南岭》所述，仓本是在进攻中遭到中国军队手榴弹的袭击负伤，停留在两军火线内时又被炮弹击中而死的。 这一仗，日军不但付出了约两百名人员伤亡，而且参战的两个大队大队长均被击伤，一名佐官阵亡。 根据中方记载，南岭一战“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基层军官，不顾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后投敌）不准抵抗的命令，打开军火仓库取出弹药，即以营区阵地进行英勇抵抗。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炮兵团第三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队，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用榴霰弹进行近距离的杀伤射击”。上午，进攻日军增加到两个大队，但仍然无法拿下南岭兵营，反而损兵折将。中午，日军驻公主岭的骑兵第二大队又赶来增援，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从旅顺开来的步兵第三十联队，海城开来的野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均以火车直送长春，加入对南岭的攻击。下午4时，南岭守军见后援无望，乃焚毁弹药库后突围，日军始攻占已成一片废墟的南岭兵营。 尽管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在最后时刻奋起抵抗，但由于当时大势已去，这种抵抗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九一八”事变中，第一次让日军受到重大损失的战斗，发生在9月19日。在日军试图攻占被称作“南大营”的长春南岭兵营时，守军英勇迎战，和日军苦斗十个小时，让骄横的关东军在黑土地上付出了“第一滴血”的代价。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7_1.jpg" /> 南岭中国守军曾顽强抵抗的炮兵阵地 日方报道中并提到鹿野出身宫城县，其叔父阵亡于日俄战争，自己参加过1919年在海参崴和1928年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战斗；而仓本之父死于日俄战争，本人是陆军士官学校三十一期生，体重两百磅，在周围人中被视为沉默寡言的武士典型，却不料被中国军队击毙于南岭阵前。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7_2.jpg" /> 南岭兵营的累累弹痕 南岭的抵抗虽然最后归于失利，但一战就给日军造成如此损失，说明东北军并非不堪一击。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下撤出关外或叛变投敌的部队清单，不禁让人感叹假如东三省处处皆是南岭，日军又怎能肆虐于这块土地呢？ 应该说，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的反应并不慢，他们很快就让日军尝到了苦战的味道。 南岭，位于长春以南1.5公里。1907年，清政府调北洋陆军第三镇出关在此处修筑兵营，统称为南岭大营。东北军时期，这座大营的占地规模约为30万平方米，其火炮可直接覆盖关东军控制的铁路，堪称东北防务的军事要地。张作霖曾多次派人来此视察。1923年，张学良也曾在此检阅过南岭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夕，此处驻防的部队包括张作舟二十五旅所属任玉山上校的六七一步兵团和穆纯昌上校的东北炮兵第十团，总兵力近4000人（任玉山团2350人，穆纯昌团1370人，另有一个辎重营）。其中炮兵团拥有野炮36门，实力雄厚，颇为日军所忌。 第一部 地陷 六、血斗宽城子 而日军自己统计，此战伤亡57人，东北军阵亡70人，尽管一方仓促应战，给日军造成的杀伤并不小。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8_1.jpg" /> 宽城子守军在突遭袭击的情况下，利用棉被等急造掩体与日军交火 但是，日军的进攻，也的确有真正令守军措手不及的时候。9月19日凌晨4点30分，日军第四联队（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主力，含第一大队，机关枪中队，步兵炮和山炮小队，对吉林长春城外宽城子兵营发起进攻的时候，守军就被日军打了个冷不防。从日方留下来的照片来看，宽城子守军在遭到攻击时只能将棉被淋上水堵在窗口充当掩体仓促应战。的确是够猝不及防的。宽城子兵营守军为东北军第二十三旅六六三团第二营，共六百余人。当大岛联队已经开始破门而入，该营营长傅冠军还在努力和日军交涉呢。对于日军要求守军投降的要求，其实傅冠军营长和大多数早已接到“力避冲突”命令的东北军军官一样，并没有敢于硬顶，只是想守住最后一条底线。傅营长表示地可以撤，枪不能缴——枪支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傅营长可能认为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会卖东北军这样一个面子。 连军服都不及穿就投入了战斗，可见抵抗之仓促。 宽城子守军打到这个程度，第一是因为同仇敌忾，战前因为日军在东北横行霸道，已经在很多东北军官兵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从现在得到的资料看，东北军内部民族主义教育也颇有气候，加上营长被杀，守军有坚决抵抗的决心。第二是因为东北军装备当时还是不错的，一个团有六门平射炮，六门迫击炮，轻重机枪配备合理，有一定的战斗力。第三，则是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初起时虽然训练装备都不错，但依然处在从和平时期向战争时期的转型中，其指挥能力、作战水准还没有达到巅峰状态。 把棉被淋上水来防弹的做法，中日双方在战斗中都使用过。用的最好的算是冀中的土八路，他们在攻打日军据点时把棉被浇上水，盖在大车上，由战士在下面推，靠近日军炮楼后放置炸药，人称土坦克，战果不俗。但是，宽城子守军对抗的日军，却不是仅有轻机枪装备的日军守备队，而是装备了大炮的关东军。靠棉被抵挡大炮，效果不过是聊胜于无。战斗结束后，可见宽城子兵营的房屋大多在日军炮击下房倒屋塌，守军伤亡惨重。 “九一八”初起，拥有兵力优势，又有兵工体系的东北军未能进行有效抵抗，丧失了遏制日本侵华狂潮的最好时机，而宽城子之战也让人感到不由扼腕。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8_2.jpg" /> 宽城子兵营全景，左侧上方可见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官兵 然而，就是这样仓促的抵抗，宽城子守军竟然将日军一个联队硬生生挡在了门外。 谈到“九一八”事变，日军轻松获胜的原因，“突然袭击”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词句。其实这个说法有些片面，因为北大营遭到攻击之前，东北军上层对日军的动向并非一无所知。战斗打响的时候，官兵们明知情况不对，却在“不抵抗”命令下束手无策。 估计此时日军指挥官大岛一定非常后悔，因为宽城子兵营扼长春大门，日军急于占领此地，若当初如傅营长所要求的那样撤离而不缴械，恐怕宽城子早就拿下来了（或许因为这个原因，长春城内孙锡麟营最终未缴械而撤出）。现在日军攻占长春的进展很不顺利，攻击南岭的守备第一大队也被守军顶住无法攻克。假如东北军上层了解情况后改变政策，以长春为契机坚决抵抗，东北各地尚有十几万东北军，而日军加上越境增援的驻朝鲜日军也不过四万人，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有胎死腹中的危险。 战斗开始后，日军以三中队为最右翼，二中队一部居中，一中队为左翼，同时向东北军据守的三个建筑物发起冲击。早晨6时半左右，日军占领东侧营房一角，但后续部队在通过营房以南的开阔地时，遭到东北军官兵猛烈火力的阻击，进展缓慢。又经过两小时激战到8时半，日军第一、二大队方才突破了兵营的东南一角。但是因为入口狭窄，被东北军火力封锁，伤亡不断却无法深入。此时，日军呆板的指挥才稍有变通，派出一个小队向营房后迂回，结果被守军识破，遭到猛烈射击，迂回部队指挥官熊川少尉也被打死。 看到营长中弹，守军群情激奋，立即开枪抵抗（推测傅营长交涉前还是做了些战斗部署）。因为措手不及，宽城子守军在营区既没有战壕，也没有堡垒，只有兵营是坚固的俄式建筑，事变骤起时只好凭借还算坚固的营房和日军对抗。 本月20日早7时20分。见我军营之围墙，已化为焦土，而东西南北各兵士宿舍，亦被炮击崩塌。营内我军之死尸，有裸体者，有半裸者，有穿上衣而未系纽者，有只着下衣而未系带者……见左右岗楼内有尸两具，横卧地下，血迹淋漓遍地。知是日军偷入我营时，被以刺刀扎死于岗楼内。观营门傍，有青呢服尸一具，身体胖大，秃头大耳，下着马靴马裤，倒卧墙下。当即近前细看，乃生前相识之傅营长也…… 日军的回答是当即开枪射击。傅营长身材高大，当即中弹重伤，不久死去。 突然袭击，兵员数量占上风，关东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担任指挥的大岛陆太郎大佐原为日本天皇侍从武官，在日本军官中属于佼佼者，这种情况下，战斗似乎应该是一边倒。 第一部 地陷 七、日本“军犬部队之父”折戟锦州 1931年11月27日，占领沈阳的日军向锦州发动第一次进攻，在饶阳河附近与东北军发生激战。根据《东京日日新闻》前线记者报道，当天上午十点，在饶阳河以东两公里处，乘坐军列进攻锦州的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当先和中国守军发生战斗。这次，东北军没有再采取不抵抗政策，顽强抗击沿铁道开来的日军。 然而，实战中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了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那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9_1.jpg" /> 击毙板仓的中国装甲列车中山号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在战斗中日军再次使用了军犬，板仓在日本曾饲养过的一条叫作“英智”的军犬也参加了战斗，但仍然徒劳无功。军犬并不适用于在大规模战场上使用，它是一个适于警备，治安，低烈度冲突的兵种，用在进攻战中，属于文不对题。日军此后总结经验，其军犬部队，在追缴抗日联军，镇压民间反抗等行动中，给中国军民造成了重大威胁。 板仓大尉参加了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并随身携带了三条军犬。这三条军犬分别名为“那智”、“金刚”和“玛丽”，为板仓亲手训练的四条种犬之一，因为考虑到此战有一定危险性，故此留下了另一条“朱莉”没有参战。虽然觉得有一定危险性，但日军普遍认为东北军将一触即溃，故此才有意在战场上测试军犬的使用。 开句玩笑话，装甲列车状同一条龙，板仓一个养狗的去招惹龙，不是找死吗？ 或许为了促进军犬在战场上的实用，板仓于1931年调往东北关东军中任职，在他所居住的沈阳日本人居住区稻叶町饲养了若干军犬。“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所用军犬开始进入实战水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79_2.jpg" /> 败回绕阳河的日军装甲列车，可见其上多处中弹 不敢杀你的人，杀你的狗总不算违反不抵抗政策吧。老萨暗中揣摩当时东北军官兵的心理。至于那条玛丽的去向，如果想到当时东北人对狗肉的偏好，会不会是跑到了外面，被某个老乡…… 这，大概是“九一八”事变中国人少有的一点黑色幽默吧。 正是他从欧洲引进犬种，改良了日本军犬品种，使其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日本军犬饲养起自1914年，并设有研究班。但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研究班长吉田中佐偏重采用日本本地犬种，甚至专心研究用军犬拉车一类不切实际的科目，因此导致日本军犬事业前期发展不快。板仓接任军用犬课主任后，在千叶建立了军犬育成所，专门为关东军培育军犬。 也许，这个结果也出乎板仓的意料，然而，这位“日本军犬之父”显然来不及作什么改进工作了。日军虽然进展顺利，但偶有东北军顽强抵抗，仍会受到较大伤亡。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大队长在长春战斗中负伤，算是戎武经验丰富的板仓大尉临时被任命为该大队代理大队长，结果在锦州城下“玉碎”。 板仓死后，日军将他饲养的“朱莉”赠给其未亡人板仓镇子，此犬第二年病死。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作战中，日方记载十九路军便衣队也使用了军犬，他们利用军犬背负炸药袭击日军据点，这种奇怪的战法令日军大吃一惊。 这，或许是中国军犬部队第一次投入战斗呢。 上图即为击毙板仓的中国装甲列车中山号，这是日军从飞机上航拍的照片，也是中国装甲列车至今可见唯一一张全车照片，从最前方的器材车到带有两个炮塔的炮车、机关车、装甲指挥车、煤车，到后方的第二节炮车、运兵车、尾车，第一次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装甲列车的作战全貌，堪称珍贵。气势汹汹的日军装甲列车扑向锦州，却在中国同行手里吃了个大亏。 激战中，中国军队罕见地出动了重型装备，以装甲列车向日军发起反攻。日军装甲列车与中国装甲列车“中山”号发生对射，结果日军装甲列车中弹不支，在其上指挥战斗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代理大队长板仓繁大尉负重伤，负责驾驶列车的两名满铁司机（日军后备役人员）也被击毙。日军被迫后撤，败回新民屯，对锦州的第一次攻击失败。板仓大尉在返回途中死亡。日军后将其葬于白旗堡附近铁路边，算是对这位“英雄人物”的纪念。日军军史记载第一次进攻锦州失利，板仓大尉阵亡，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官兵被迫乘列车退回（1931年11月27日）。 第一部 地陷 八、击落关东军的空中明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0_2.jpg" /> 日军空袭锦州造成的破坏 报道并引用了花泽大尉生前照片，状甚庄重。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0_1.jpg" /> 花泽大尉飞机被击落的报道 打虎山特派员二十四日讯独立第某中队中队长花泽大尉驾驶的战斗机当日下午三点，在打虎山西北方新家屯方向，与僚机配合地面部队猛烈攻击了当地的兵贼（日军对抗日的东北军和民众武装的蔑称——译者注），经过空中和地面的联合打击，给敌军造成重大损坏。但在乘兴而返的途中，被敌弹击中，发动机失灵，坠落于打虎山外三里处，就此失去联络。在航空部队返回机场数小时后仍无音信，故此判断其已被击落，于是发动村井部队和王殿忠部（日军扶植的伪军——译者注）进行搜索，并派出便衣人员深入侦查，发现在西安堡上空被击落战死的花泽大尉和田中曹长遗体及保定号（应为保贞号，即原东北军包特兹型双翼双座战斗机，在沈阳落入日军手中，并为其使用——译者注）飞机残骸已经被东北军控制。判明情况后，打虎山守备队出动大队人马展开行动，二十四日（应为二十五日——译者注）已将两勇士遗骸夺还。 回到花泽大尉被击落的报道，忽然发现，就在这则报道侧面，描述的是大凌河日军守备队中队长被击毙的消息，并惊呼该地日军形势危殆。 1月24日，敌向锦州外围地区进行扫荡时，其独立飞行第10中队长花泽友男大尉率4架“甲式四型”、两架法国“包特兹”战斗机进行配合，攻击在黑山县以北的尖山子郑桂林的辽西义勇军，他们组成圆圈航线，依次对地面目标进行俯冲射击。义勇军知敌机已发现了他们，则一面疏散，一面组织对空射击。当花泽的飞机在俯冲瞄准时，地面的机枪子弹击中他的飞机，因损坏严重无法继续飞行，在北镇县城东北约15公里的正安堡坠毁。花泽及飞行员田中铁太郎曹长均毙命。 1931年1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一则带照片的新闻，标题为《我战斗机坠落，花泽大尉战死》，内容如下—— 如果仅仅看当时中方上层的文件，日军的飞机简直如同空中霸王一样不可战胜。而看日方文献，才能感到，日军的飞机也并非无敌，实在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毕竟，“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也没有做好万全的战争准备，大量装备还在研发之中。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在沈阳几乎没有航空兵力，空中支援主要依靠驻平壤美林机场的长岭龟助大佐指挥的第六飞行联队（日本当时共有八个飞行联队，其他七个联队分驻日本国内和台湾）。战斗打响后，驻平壤的飞行第六联队，于9月19日晨5时接到二十师团“沈阳已发生军事行动，应派出两个飞行中队飞抵沈阳归关东军指挥”的命令后，该联队指挥官长岭龟助大佐，很快即指定侦察第八、战斗第十中队做好起飞前的准备，然后飞抵沈阳东塔机场。这两个中队中，平田辰男少佐之飞行侦察第八中队一部分已经在东北活动，另一部分随即从平壤飞沈阳参战，另一个战斗第十中队，正是由花泽友男大尉所率，他指挥八架“甲式四型”双翼、单发、不收起落架的战斗机经新义州着陆加油，于20日上午11点全部飞抵沈阳，并随即加油挂弹，起飞轰炸了新民、白旗堡、彰武、法库、抚顺、清原等地。此后，平田的飞行第八中队部署于长春，而花泽的第十战斗机中队仍住沈阳。这两个中队连日对沈阳，长春周围的东北军驻地进行多次侦察，空投传单、轰炸、扫射等行动，并攻击开向山海关方向的火车。 在抗日战争中，一提起日军的强大，就是飞机大炮，那么，日军的这等军事优势，真的是坚不可摧的吗？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似乎在锦州的东北军官兵，就曾试着“摧”了一下。 花泽大尉何许人也，他的死为何在日本方面引起如此重视呢？查询资料，才发现，这个花泽在关东军中地位十分重要。花泽友男，1917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九期，毕业后随即转学飞行，1922年2月，又毕业于陆军飞行学校的第十二期，是日军中的航空先驱之一。在“九一八”事变后，是关东军航空兵的两名主要指挥官之一，他的被击落，等于断去了关东军空中力量的一臂，难怪日军会如此痛惜了。 在他被击落一个月前，1931年12月19日，东京《朝日新闻》曾对花泽等日军明星飞行员进行了采访，当时花泽面部带有冻伤，但谈起战斗来似乎信心十足。只是，从这些日军明星飞行员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到当时已经丧失了自己空中力量的东北军部队，曾对日军飞机进行过顽强而有效的抵抗——花泽提到，自己的部队飞机曾多次被东北军和义勇军击中，不得不选择靠近日军控制的铁路线迫降，他的僚机曾被击中十余弹勉强返回；他部下的中林曹长机发动机中弹，被中国军队击落，本人阵亡。 这一阶段，花泽友男十分活跃，他提出建议，于9月24日、29日、30日依次在郑家屯，大石桥等处整备建立了多处前线机场，使关东军战斗机的作战活动半径大大增加，利于配合地面部队远距离的战斗行动。10月8日，花泽率队轰炸锦州。同时，他还考察了在东塔机场缴获原从法国进口的“包特兹”（POtEZ）等战斗机，并主持将其经东北军招聘的白俄机务人员维修，涂上日本国徽而进行使用，花泽最后一战中驾驶的，就是这样一架原属于东北军的飞机。花泽一时成为了关东军的空中明星。 对此，中方资料记载击落花泽的是义勇军郑桂林部—— 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后，锦州周围有东北军19万人，假如当时东北军能够全力投入反击，似乎拥有空中优势，又是精兵强将组成的关东军，真的那样不可战胜吗？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第一部 地陷 外篇（二）轰炸锦州的法国飞机 日军攻占沈阳后，东北军主力退到锦州一线布防，但日军并未因此止步。9月24日，日军飞机对锦州进行侦察，并进行了第一次轰炸。10月8日，日军再次轰炸锦州。特别是第二次轰炸。第一次“轰炸”，其实是日军侦察之余的顺手之作。这次侦察的参加者竟然是日军智囊，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这个“九一八”的策划者登上一架法制“包特兹”飞机的后座，并带上了数枚炮弹改装的炸弹，侦察完东北军的阵地顺手投掷下去，就完成了这次轰炸；而第二次轰炸，是本庄繁下令进行的，8日晨，日军独立飞行第八中队长平田辰男少佐，率“八八式”侦察机四架飞抵沈阳，在长春以西宋家洼子机场与花泽友男大尉率领的独立飞行第十中队会合，该队出动五架“包特兹”战斗机和二架“八八式”侦察机，两个中队日机共载25公斤类型的炸弹计75枚。这批敌机飞行高度为1300公尺。飞行了约240公里之后，于13点40分到达了锦州，他们先后对锦州的东部和西北部进行轰炸，均遭到东北军部队的对空射击。 轰炸完之后，平田率队直接飞回沈阳，而花泽的五架“包特兹”战斗机因载油量少，航程短，中途至大石桥机场落地加油，18时飞回沈阳东塔机场。此战炸死居民16人，重伤12人，这就是著名的“锦州轰炸”。 日军对锦州的轰炸一时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和谴责。10月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第一次向内阁会议通报了日军轰炸锦州的事件，并召见了日本驻美大使，指出日本在锦州的做法违背了国联决议的精神。英国外交大臣里丁在给英国驻日大使的指示中表示自己“被轰炸锦州的报道搅得心烦意乱”。国联理事会也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将原订10月14日召开的会议提前召开。面对因轰炸锦州引发的国际关注，日本方面自己也承认“日军轰炸锦州，使国联空气恶化，对日本非常不利”。 一时，仿佛牵一发而动全身，日军的轰炸成了国际重大事件。而如果查看当时中方档案，也会发现日军的空中优势和飞机助战，是中方将领解释战斗失利的重要理由，他们普遍对日军的制空权谈虎色变。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日军两次轰炸锦州的行动中，都有一批法国飞机参加战斗。这批法国“包特兹”飞机，日军根据谐音称为“保贞式”飞机，是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广泛使用的机种。 日军怎么会有法国飞机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飞机正是东北军的装备，东北军的“包特兹”飞机至少有15架在“九一八”之夜于沈阳落入日军手中。 在“九一八”事变前夜，日军狡猾地在沈阳举行了多台由艺妓主持的酒会，将许多不明事态的东北军军官诱入局中，造成许多东北军部队在事变发生时群龙无首。东北军航空部队也有很多军官被请到日本租界浪速通大街参加聚会，而适逢周末，在沈阳机场的东北军各型飞机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加上战斗开始后东北军上层下令禁止飞机升空，不准抵抗，结果东北空军主力被日军轻易全部缴获（国民党空军少将，当时的东北航空大队中队长金恩心回忆“九一八”事变时自己曾率12架飞机从沈阳飞回北平，但并无其他佐证，存疑）。 根据日方统计，东北军在沈阳东塔机场被俘的各型飞机，有英制“维梅”720马力轰炸机；法制“包特兹”450马力战斗轰炸机，“高德隆式”水陆两用轰炸机；德制“容克”310马力的侦察轰炸机；日制“八八式”侦察机和“甲式”战斗机，共计约两百架，其中可以即刻使用的就有六十余架，最多的是法国“包特兹”机，这是中东事件后张学良刚从法国进口的新飞机。日军在使用东北军原来雇佣的俄籍工员检查试飞后，将这些飞机涂上了日本的国徽，将其改名为“保贞式”，广泛用于东北战场，有些则用于第二年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一·二八”作战。 东北军飞机之所以受到如此集中而重大的损失，原因在于此前张学良指挥部队在北平勘定石友三叛乱，曾将大批飞机调到关内，石友三被平定后，张曾令在北平的飞机返回沈阳，却并未分散到东北各个机场，结果全被日军缴获。具有更强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飞机不过12架而已，制空权，本来应该属于东北军的。 被自己的飞机轰炸实在是件窝囊的事情。但幸而东北空军的官兵们是有血性的汉子。他们在沈阳失陷后纷纷用各种方法返回关内，并加入国民党中央空军，“七七”事变后大多数人参加对日军的空战。他们中间，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空军的“天神”高志航，这名中国优秀的王牌飞行员和指挥官，就是原东北空军的成员。 有这样一批汉子，东北空军总算可以一出沈阳丢飞机的窝囊气。 第一部 地陷 九、燃烧的江桥 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日方材料中，有大量江桥之战中拍摄下来的照片，其中，又有相当部分展示的是日军在战斗中的损失。 然而，日方的资料中，对江桥抗战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而面对敌军如此攻势，马占山军的作战方式依然沿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模式——堑壕战。这显然已经有些落后于时代，只能靠战士的勇气补足了。 其实，江桥抗战还要加上一个前奏——早在10月16日，江桥就已经打起来了。不过，此时日方参战的是伪军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部，已被关东军委任为黑龙江省省长的张海鹏意图武力逼迫黑龙江守军让出江桥要隘，进而夺取省会齐齐哈尔。 日方记录也承认在第一次嫩江桥战斗中，日军的最大成果是成功从马占山军的阻截中摆脱出来，退回出发阵地。 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马占山将省会迁至海伦。江桥抗战历时半个月，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次有力抵抗，马占山虽败犹荣，获得国人赞誉。 也许，他们从此才能够明白，这块土地上，并非哪里都是北大营。 而且，日军照片中还出现了一名阵亡的马占山军骑兵，根据日方记载，此人与普通抵抗战士不同，具有典型的少数民族风格——日方称其为俄罗斯人，并怀疑苏联曾经派人参战。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2_2.jpg" /> 中日两军江桥对峙势态图 给日军造成了较大伤亡，顶住了日军的进攻，迫使其后退，这在东三省战场上似乎还是第一次。因此，江桥抗战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并不奇怪。 对于这次战斗，我方记录如下—— 这应该是对江桥战斗最好的纪念。 由于黑龙江孤悬敌后，江桥抗战的真实情况难以为我方掌握，一手史料甚为稀缺。然而去实地考察之前，我在日本却找到了一册由日军随军画家虎藤夜舟1936年所绘的《满洲事变绘卷》，里面多幅作品展示的正是江桥之战的画面。 如果说东北沦陷期间，为人所知最多的抵抗作战，大概非江桥抗战莫属了。今天，在齐齐哈尔的江桥抗战纪念馆，用一面墙的长度写着：“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江桥抗战的确具有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意义。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2_1.jpg" /> 我国《良友画报》刊登的“马占山大战嫩江桥” 也许，这名俄罗斯族战士，只是在诠叙一个概念——抗日战争是我们的国战。马占山军中的少数民族战士，代表的是一种几年后才被表达出来的词句——“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 实际上，苏联人此时已表示严格采取中立态度，这对马占山等期望苏联支持的政界要员，无疑是冷水浇头。 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作品，自然应该反映的是日本侵略者的赫赫武功。然而，这名日本画家却不由自主地在画面中记录了大量中国军人奋勇抵抗的形象。从这些画卷中，我们能够感到真实的江桥战场上，无畏的中国战士曾给了日军怎样的震惊。且让我们用虎藤夜舟在自己画卷《浜本支队的战斗之一》下方的一段记述，来重温这段历史吧—— 刚刚受任的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指挥马占山，指挥黑龙江省防军果断切断桥梁并不顾上层的不抵抗命令，以约三个旅的兵力布防于嫩江北岸，扼守嫩江桥。11月4日，日军以满铁守备队进攻，被击退。6日，关东军以主力第二师团投入作战。 从日军拍摄的照片还可以看到，双方拥有的兵力火力是不对等的。日军有飞机拍摄的轰炸嫩江桥副桥的照片，说明其动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空中力量。马占山军并无飞机，我方记录江桥阵地曾遭到日军疯狂轰炸，气急的马占山命令士兵躺倒后对空射击，结果击落一架日机。虽然马占山没有上过军校，但是这样的动作恰好是防空射击的姿势。日方也承认有一名叫作大针的飞行员被击伤，却没有提到飞机是否被击落。 结果，黑龙江守军果断还击，大败张海鹏。只是，这一仗并非后来大名远扬的马占山所打，而是由黑龙江省军署参谋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谢珂指挥的。当事变爆发时，黑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在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尚未到任、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谢珂将军亲率部队在江桥迎击，战斗中张海鹏所部前敌总指挥徐景隆触雷身亡，全军被迫后撤。见此情景，日军遂借口修桥直接参战，才有此后的战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省进犯。那时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日军要占领齐市，必须经过洮（洮南）昂（昂昂溪）铁路上的嫩江桥。 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与敌鏖战，日军以优势炮火和飞机、坦克掩护，轮番猛攻，阵地失而复得，形成拉锯。12日，日军又从朝鲜调来援兵，加强进攻。马占山孤军奋战，因部队伤亡过大，后援无继而撤退。 十一月五日早朝，（浜本大佐率领的嫩江）支队开始攻击前进。但敌炮火配满战场，我方无协力之炮兵，因此死伤续出。加之，敌优势骑兵数团由我侧背近迫，支队完全陷于敌之重围，战况无乐观。各队忽进忽止，虽尽死力奋斗，战况终不如意进展。不久包围之战场暮色苍然。弹药缺乏，在酷寒饥饿之中疲劳亦忘。唯有在军旗之下官兵一致，以期全灭。死守阵地，仅有待增援队到来一线之望。 第一部 地陷 十、寒冬是中国人的朋友——“冻都”齐齐哈尔城下的死战？ 由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无论东北军主力还是苏联，都未能给马占山足够的支持。东北军在南线仓促布防，而张学良在不能获得中央支持的情况下缺乏反攻的勇气，力求“静待国联解决”，苏联则正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不想在东方轻易开启战端。因此，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伤亡惨重的黑省部队只好撤出战斗，向海伦方向转移。11月19日，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沦于敌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3_1.jpg" /> 守卫在齐齐哈尔附近富拉尔基的马占山部黑龙江省防军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3_5.jpg" /> 谢珂将军（资料图片） 根据照片说明，这支中国军队，布防迎击日军的地点在齐齐哈尔附近的富拉尔基。 程德全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只有为显示“革命必有破坏”，从大清巡抚摇身变为民国都督的他让人拿着竹竿，捅掉了巡抚衙门屋顶上的几片瓦片这样一个记载，一副滑稽形象。其实历史上的程德全是个胆量很大的四川人，从1898年到1908年曾在黑龙江为国戍边十年之久，历任营务处总办，齐齐哈尔副都统，黑龙江将军等职，任上抵抗俄国入侵，主持黑龙江土地开禁，颇有贡献。1900年，俄国入侵我国东北，黑龙江将军寿山战败自杀殉国，为其下属的程德全曾单骑入俄军兵营谈判，试图阻止俄军烧杀抢掠的暴行。被扣留后拒绝当汉奸，甚至在齐齐哈尔面对烧杀的俄军曾以身堵枪口，深受地方父老爱戴。至今，在龙沙公园中仍有一块“清云阳程公以身御难碑”，纪念这位临难不苟的地方官。 龙沙公园始建于1904年，为当时的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所建。“龙沙”两字最早见于《后汉书·班固传》的“坦步葱雪，咫尺龙沙”。 那个时代的东北爱国军人，多是孤军苦战，报国无门，谢珂将军，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3_3.jpg" /> 马占山部与日军在齐齐哈尔周围作战的态势图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3_2.jpg" /> 马占山抵抗军在齐齐哈尔的总部 11月7日，黑龙江门户江桥落入敌手，刚刚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的马占山将军发表宣言，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土，沦于异族”。11月12日日军专门用于寒地作战的精锐部队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调至齐齐哈尔前线，其前线部队含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兵、空军等多兵种，不计伪军已经达到了两万多人，随即开始进攻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1931年11月12日开始，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外围三间房、大兴、富拉尔基、昂昂溪等地，为了保卫黑龙江省府，展开了激烈的齐齐哈尔保卫战。 应该说，黑省部队进行的齐齐哈尔保卫战开战前形势已经很不乐观。这是因为在江桥保卫战中，马占山部已经付出了重大牺牲，此时在齐齐哈尔外围兵力仅有五千余人，无飞机坦克等重武器。东北军在黑龙江本来兵力就少，主力两个旅都随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入关讨伐石友三叛乱，马占山仓促就任代省主席，此前不过是驻守黑河的第三省防旅的旅长，黑省内与其资历、声望相同的旅长就有四个，所以他对自己嫡系以外的部队调动能力有限。同时军阀出身的马占山亦不懂得动员群众为何物，仅仅依靠所辖兵员与日军死打硬拼。 由于日军不大可能深入到马占山将军所部背后拍摄照片，推测为从西方报刊获得的图片。 然而，马占山部的抵抗作战中，有一个意外的朋友却给了中国军队巨大的帮助，这就是1931年奇寒的冬天。齐齐哈尔被称作“鹤城”，但在日军进攻的时候，这座城市气温达到了零下20度，却是名副其实的“冻都”。 而齐齐哈尔保卫战虽然失败，却应该让我们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东北三省的沦陷过程中，至少黑龙江省的省会，并非轻易放弃，而是经过激烈战斗才最终陷落的，面对装备、数量远胜于我的敌军，黑龙江省的中国军队在被隔绝于敌后的情况下，仍然让日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所谓不抵抗就丢掉了东三省这样的说法，是不十分贴切的。 即便对喜欢抗战史的人们来说，龙沙公园也是个很冷僻的名字。然而，我却记得一个与它有关的情节。 齐齐哈尔在今天只是黑龙江的一个较大城市而已，但1931年，它是东三省最后一个陷落的省会。与沈阳和长春的不战而下不同，中国军队在日军紧逼黑龙江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负责黑省军政的马占山和参谋长谢轲，决定在齐齐哈尔设防抵抗。于是，齐齐哈尔，就成为一座枪口下的城市。在旧日本陆军恤兵部1933年出版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意外地出现了一张马占山将军所部黑龙江省防军阻击日军的照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局势一片混乱。黑龙江省上下关于和与战不定，参谋长谢珂力排众议，压制投降派，组织部队奋起抵抗，有力阻击了张海鹏伪军进犯省城齐齐哈尔，一直坚持到代省长马占山接任，从而打出了江桥抗战的光荣，使黑龙江成为东三省中唯一未奉“不抵抗”命令的省。 尽管日军多门师团曾经有过寒带作战训练，但面对零下20度的低温仍然无所措手足。在齐齐哈尔保卫战中，日军出现大批冻伤人员，特别是其钢盔设计不合理，常把士兵的头皮和盔帽冻成一体，造成“钢盔头”病例。日军战史承认进攻齐齐哈尔的战斗中共损失382名官兵，但此外冻伤失去作战能力乃至致残者多达996名。尽管为了保持士气，日军在对内对外报道中对这样大的非战斗损失轻描淡写，但也心有余悸地将齐齐哈尔的战斗称为“冻都之战”。此战后，日军有较长时间无法对马占山部主动发起进攻，而日军后勤部门则对防寒设备的开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保障其在寒区作战不再重蹈覆辙。 顺便说一下，我曾经询问过居住在齐齐哈尔的老人，他们说当年齐齐哈尔能让人记住的，无非龙沙公园，它体现着齐齐哈尔作为省城的文化底蕴。 我无法想象那时里无弹药外无援兵的谢珂将军，走在龙沙公园中是怎样的心情。是寻找“清云阳程公以身御难”的铮骨，还是不忍心这大好河山沦落于异国铁蹄。 第一部 地陷 十一、黑省骑兵的回马枪——歼灭高田联队经理部之战？ 这支战斗力不俗的部队，即马占山部下的原东北军黑省骑兵部队。 1931年11月19日，经过激烈战斗，东北军马占山部终于不敌日军的猛攻，被迫放弃黑龙江省府所在地齐齐哈尔，向海伦方向撤退。日军志得意满，在齐齐哈尔举行了骄横的入城式，自觉平定黑省已经不成问题，消灭遭受重创的马占山残部，不过是“铠袖一触”的问题。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4_1.jpg" /> 日本报纸号外，哀叹高田联队的覆灭 发起这次进攻的中国军队作战凶悍，迅若奔雷，虽然日军闻报迅速赶来支援，但增援的机械化部队也只来得及为被击毙的日军收尸，中国袭击部队早已在取胜后迅速撤离。 东北军黑省骑兵部队，为原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组建。黑龙江民风犷悍，这些骑兵大多在作战中悍不畏死，凶猛矫健。其兵员不乏接受整编的“胡子”“山林队”“保险队”，马占山早年就是从绿林投入这支部队，从而在东北军中起家的。张作霖时期，这支部队曾参加了消灭巴布扎布匪军的战斗。巴布扎布为日军支持的蒙古马匪首领，拥兵北疆，进犯东北，试图造成“满蒙独立”，为当时的东北军击败，是役巴布扎布本人战死军中，东北军方面的指挥官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也身负重伤。值得一提的是，巴布扎布是川岛芳子的老丈人，她的丈夫甘珠尔扎布就是巴布扎布的儿子；在郭松龄反奉战斗中，黑省骑兵在张作霖一方的参战成为压垮郭军的最后一根稻草，郭松龄本人也是被黑省骑兵穆春骑兵旅俘获的。因此，在善用骑兵的马占山手中，这支部队在和日军的战斗中打出如此不俗的成绩，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就在此时，后撤中的中国军队，却打出了一记漂亮的回马枪——11月20日，即齐齐哈尔陷落的第二天，日军独立山炮第一联队（高田）经理部与一部大行李（即日军联队级单位所属的辎重部队，大多数为运输兵，战斗力较差）在向前线移动之中，突遭中国迂回部队袭击。在这场仓促的混战中，中国军队连续对日军发起猛攻，日军招架不住，大行李辎重部队率先烧毁物资逃走，而高田联队经理部在突围中被死死粘住无法脱离战场。经理部部长高渊中佐一面向主力求援，一面指挥部队匆匆退入附近的乌诺头镇占据民房试图死守。中国军队看到以自身兵力全歼两路日军较为勉强，当即集中兵力突袭乌诺头镇。由于日军来不及构筑工事，双方迅速陷入近距离战斗。结果，日军高渊经理部长以下42人除一人逃走外全部被歼，高田联队经理部全军覆没。 尽管这一战斗仅仅是一场局部小战，但已经显示出机动性好，突击力强的骑兵部队，在辽阔的东北平原和森林草甸地带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退向海伦方向的马占山迅速扩编了两个骑兵旅，继续与日军作战，而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和日军的战斗中，也极为强调骑兵的建设。 只是那些参加了这次战斗的中国骑兵，大概没有一人知道自己居然打出了这样引人瞩目的一个战果，否则他们一定会为此自豪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4_2.jpg" /> 日军资料中凶悍的黑省抗日骑兵 第一部 地陷 十二、冰锁艨艟——“九一八”事变中的东北海军？ 另一方面沈积极安排江防舰队的出路。东北海军除了在外海舰队之外，另外还有一支活动在黑龙江上的内河舰队——江防舰队。江防舰队的出海口是在苏联的国境上，所以东三省沦陷这支舰队天生没有地方可以退却。加上天气寒冷，江面都开始冰冻。所以江防舰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处于一种内部矛盾重重，十分窘迫的地步。 此战，江防舰队的主力舰“江亨”号炮舰自沉同江，而几艘较有战斗力的战舰，包括“江清”“江同”“江平”，还有“东乙”，都在战斗中沉没，人员遭到很大损失。所以“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其势力已遭到很大削弱。 事变爆发的时候海军根本没有防范，甚至是爆发之后的两天，东北海军总司令沈鸿烈还在沈阳无法出城。沈鸿烈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9月20日匆匆化妆从沈阳突围出去的，在沈阳的海军机关被日方横扫一空。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5_2.jpg" /> 戎装的沈鸿烈将军 但是，沈鸿烈不愧是在庙街舌战过土肥原的海军宿将，立即对事件作出反应——1919年，中国海军陈士英部协助苏联红军消灭伯力日军，中日双方军舰在黑龙江上生火亮械，战斗一触即发，沈鸿烈临危受命和日方负责调查的土肥原反复交手，最终取得较为满意的外交成果。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5_3.jpg" /> 在营口被日军掠去的“靖海”号炮舰 在东北水上力量之中有一支是属于营口市管辖的商保局水上警察部队。有一批属于水上警察的炮舰停在营口。这批舰只全部被日军扣留。在日军扣留之后，由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义勇军不断骚扰营口等地，商保局员工和警察在爱国热情驱使下，趁日军军事稍有松懈之际发动了暴动，夺取了较好的炮舰四艘、巡逻艇三艘，逃到大沽和烟台。只有两艘残破等待修理的炮舰“靖海”和“快马”，以及数艘机帆船落入日军之手。 1938年1月26日，在依兰镇守使李杜和中东路护路司令丁超发动哈尔滨抗战（按照张学良的命令取消了正规军的番号，以自卫军民间武装的形势参战）的时候，江防舰队组成海军炮队参加抗战。自卫军的陆海军从1932年1月26日至2月5日进行了十天的哈尔滨防御作战。失败之后，残存的炮队人员一部分转入东北义勇军，坚持抗战，是为海军在东北抗战中做的一点贡献。 得知“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沈鸿烈指挥东北海军立即作了两个部署： 一方面他部署东北海军所有的在外海军舰迅速离开东北海口，向山东青岛集结。同时命令东北海军总司令部在沈阳所有人员迁移到青岛，以保全与日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的东北海军舰艇。 东北海军的主力当时是以青岛为基地，所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鞭长莫及。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由于当时东北当局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抗击措施，宣布不抵抗，因此远在青岛的东北海军舰队，也没有对日军作出反击和攻击的态势，只是把东北港口的少数舰艇紧急撤回青岛。 由于与苏联的恩怨，江防舰队显然无法撤往苏联。其指挥官尹祖荫收到沈鸿烈的命令，要求把军舰自沉，人员撤离。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在日寇的进军之下江防舰队内部大多持观望态度，在军舰封冻于船坞无法使用的情况下，他们把军舰上主要的火炮拆卸上岸，编成了海军炮队，参加到了哈尔滨保卫战中。 算起来，江防舰队是一支有抵抗外侮光荣经历的舰队，它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如此窘迫，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时黑龙江冰冻，各只舰船在船坞之中无法出动，所以难以参战；第二个原因当时受到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造成官兵思想混乱；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江防舰队刚刚参加了“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中东路之战。在这次战争中，江防舰队在同江与苏联远东红旗阿穆尔河舰队展开了一场苦战。战斗中江防舰队虽然寡不敌众，在苏联海军舰艇和飞机的夹攻之下遭到重大损失，但采取了在芦苇丛中暗藏架设大炮的驳船，突然袭击的战术，击毁击伤苏军战舰多艘，从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 谈论“九一八”事变的资料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涉及“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海军的动向。“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海陆空三军都没有任何的戒备。不过，在东三省沦陷这种大的事变中，中国的海陆空军里，海军算是损失最小的。 但是，处境艰难的海军官兵仍有很多人不愿附逆，江防舰队被迫降旗的时候，有一百多名官兵上岸组织义勇军参加抗日。当时舰队的全部舰炮和枪炮也已经按计划运到江北交给马占山抗日部队。即便是留下的官兵，也多持待机应变的想法，后来，就是这支舰队的人员，组织了震惊中外的“利济”号炮舰起义，万里转战，归国抗日。 哈尔滨失陷后，由于海军炮队上岸抗战，大批主张抗日的将士离开了舰队，倾向投降的尹祚乾势力在舰队中占据了优势。而日本海军在事变爆发后成立了“满洲海军特设机关”，频频与江防舰队接触，派出日本海军驻东北特务机关长小林省三郎少将，极力拉拢尹祚乾，妄图吞并江防舰队。1932年2月15日，“满洲海军特设机关”的佐佐木高信少佐在哈尔滨马迭尔饭店与江防舰队签订协议，江防舰队正式“归顺”伪满洲国。同日，江防舰队的全部舰艇引渡给了伪满当局，东北海军江防舰队终陷敌手。 从沈阳撤退以来，东北的海军弟兄们已经为这一天等了七年。 第一部 地陷 外篇（三） “利济”号的万里长征 当时有一些军队被迫归降日军，实际内部蕴藏不满的抗日怒火，“利济”号就是典型事例。当时“利济”派有日本的电信官，督察官，但是“利济”舰从范杰舰长以下，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跋扈行为十分不满，对伪满洲国政权也深恶痛绝。“利济”号在江防舰队投日过程中是反日的，但最终同意了整个舰队的做法，是因为范杰船长认为可以在日军的面前行韬晦之计，但是不久日本方面违反了原来的约定，向每艘军舰派指导官一名，官兵们觉得这样子很容易被日本人控制。过了不久，日本向每艘军舰加派无线电员一名，“利济”号无线电官姓张，属铁杆汉奸。这种情况下，“利济”号官兵决定发动起义，他们利用一次军舰出巡的机会，将舰上日本军官击毙，投入江中。因为“利济”号本来就在这个地方和抗日军对峙。所以，他们上岸以后很容易找到抗日军路永才部，也就是李杜将军领导的义勇军，被编入李杜所属部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6_1.jpg" /> 溥仪视察江防舰队改编的江上军，这支舰队降敌后待遇优厚，但优厚的待遇没有绊住“利济”号上爱国者的脚步。 1932年底，抗日环境越发严峻，路永才旅整体变节。 “利济”号是江防舰队的一艘小型炮舰，本来是东清铁路所属巡逻船，后改装成浅水炮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将这艘军舰购买，编入中国海军。 范杰则率领“利济”的官兵脱离伪军，进入了苏联境内。他们入苏之后，立刻被苏联方面全部缴械，进行监禁审查，因为苏联人无法判断他们属于“满洲国”的军队还是抗日军。“利济”号所有人员一度属于囚犯的地位。几经周折，苏方终于审查清楚了他们的身份。范杰等提出要求，坚决要回国继续参加抗战，但苏联方面不允许他们从伪满洲国入境，因为这样的举动会造成日本与苏联的摩擦。苏联决定把范杰和这些官兵们送往新疆，于是他们穿梭了大半个苏联又从新疆入境，进入军阀盛世才的管区。 北洋政府向东北派出江防舰队，到达东北后，接收这艘军舰列编，被改为“利济”号。这艘军舰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因为当时黑龙江封冻滞留在松花江内。日军控制江防舰队的时候，这艘船编在降舰之内。 但“利济”舰官兵坚决离开了新疆，继续向内地进发。他们要求回到自己的部队，恢复海军身份，又从新疆辗转到长江中游，终于追上了第三舰队残余的部队。“利济”舰官兵抗战如此坚决，与海军的国家观念很有关系。当时的中国海军军人基本上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编制比较正规。从现存的史料可以看到，海军牺牲的人员几乎都能够找到他们的照片，而陆军缺少这种条件。由于海军受到的教育比较高，对国家的信念比较强烈，因此在整个作战之中海军表现比较坚决。 当时中国的海军已经是主力舰只基本打光，正在长江中游组织炮队进行抗战，这支部队到了长江中游立即作为东北海军参加战斗，结果大部分牺牲在了马当要塞的保卫战中。从这个漫长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海军心中抗日的决心，和对国家的忠诚。 第一部 地陷 十三、是谁干掉了日军的装甲列车 怎样评价这位陈德才团长呢？英雄还是汉奸？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7_1.jpg" /> 在三岔河站被摧毁的日军装甲列车（1932年1月29日） 在日本收集抗战史料之时，曾经收到一张电子版的老照片，显示的是一列被摧毁的日军装甲列车，横躺在轨道上，景象凄惨。 在非洲，动物学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成群活动的狮子中，通常只有一头成年公狮子，却有成群的母狮。真正负责狩猎的，是母狮子，它们用集群追击的方式攻击斑马和羚羊，公狮子却很少出动。从身体结构而言，公狮子身材笨重，跑动不快，也不适合参加这种狩猎。 答案，可能要涉及一桩公案。双城可称哈尔滨的北部门户，而三岔河则位于双城以南，属于扶余县，又堪称双城的锁钥。标注中提到的三十日日军在双城堡被袭击，是原东北军步兵第二十二旅赵毅率领第六六四团打的一场突然袭击，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电视剧曾描述过这一战。但六六四团团长吴永和也在战斗中阵亡。在双城以南负责阻击日军的，是一个不甚光彩的人物——六六三团团长陈德才。说陈德才不甚光彩，往远了说是他在两个月后率部投敌，成为伪满吉林警备第八旅的旅长，成了叛徒，往近了说，关于他在双城以南的阻击，多年之后，赵毅在文史资料中，还指责陈德才六六三团没有执行他的命令，没有阻击日军，甚至没有破坏铁路。 我们无从得知陈德才团长用了怎样的办法来倾覆日军的列车，是炸铁路，扳道岔，还是直接攻击敌军列车，反正哪一样都很不容易。在同一本书中，日军刊登了一张被击伤的装甲巡道车照片，2月2日，双城失守后，日军继续向哈尔滨推进，在哈市与双城之间的五家遭到义勇军的阻击，这辆车被击伤后并未丧失战斗力。可以看到该车中弹累累，中弹的标记几如蟾蜍身上的疣，但只有轻武器的义勇军却无法打穿它的装甲。因此，陈德才摧毁日军装甲列车，实在是一个辉煌的战绩。 在哈尔滨战役中，马占山曾派出装甲列车参战，但因顾虑重重并未直接投入战斗。所以，似乎也没有双方装甲列车交火的可能。 就在萨认为此案无可定论的时候，却在一册日军写真集中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公狮子与母狮子交手，则母狮子必然吃亏。其原因就在于，虽然都是猛兽，但公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肉食兽的，而母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草食兽的，双方交手，公狮子自然会占上风。 然而，这位曾勇毁日军装甲列车的好汉，却在此后的战争中消极失望，于1932年4月选择了投降。 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装甲列车遭遇了中国装甲列车，在历次战斗中，都显示中国的装甲列车性能优于日军，这与双方战车的设计与历史渊源大有关系。可以说，中国装甲列车，是按照公狮子的模式设计的，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是按照母狮子的模式设计的。 如此，这次日军军列倾覆事件，应该与赵尚志无关，那么，是谁在三岔河倾覆了进攻哈尔滨的日军列车呢？ 那么，是哪支部队有这样的勇气和手段，可以干掉日军如此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呢？根据这一信息，萨找到了一份资料，从我方记录来看，1932年春，赵尚志将军曾指挥中国抵抗战士在哈尔滨近郊成功颠覆过一列属于日军第二师团的军用列车。然而，追寻具体的时间、地点，却发现这并不是同一次战斗，因为赵尚志将军颠覆日军装甲列车的时间在4月，当时哈尔滨已经沦陷。 以我们看到的倾覆日军装甲列车照片和其中的标注来看，陈德才部不但在双城以南对日军进行了阻击，而且通过摧毁日军的列车，至少把四分之一的敌军留在了三岔河，无论从战绩还是从对后来战局的影响来说，可算是去积极地完成任务了。而且，按照日方记载，陈部在日军攻占双城以后，还曾在日军后方截断铁路，以至于日军从双城出发的列车无法按时到达长春，难以接运下一批援军。 控制南满铁路的日本关东军，拥有并改造有一批既有重炮火力又有钢板防护的装甲列车，在侵占我东北三省的过程中，曾广泛使用这些装甲列车作为攻击利器，如进攻江桥马占山部队的时候，日军派出四列装甲列车投入战斗，给缺乏重武器的义勇军造成极大威胁。根据照片的标注，我们得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2年，地点在哈尔滨近郊，遭到袭击的日军属于多门二郎中将指挥的第二师团，他们正在进攻哈尔滨。 第一，火力不及中方。尽管日军装甲列车装备有比中方口径更大的105毫米重炮，但这种重炮是固定的，只能向列车正前方射击。中方列车上的火炮，装备在旋转炮塔之中，整列车有四座炮塔，都可以转向任一方向射击，火力强度远大于日军。 人们发现，其实公狮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它要负责与进入自己地盘的任何其他公狮子或大型猛兽搏斗，将其驱逐。如果没有公狮子，狮群就没有自己的猎场。 这就和中日两国的装甲列车的情况有点儿相似了。当时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和敌方装甲列车作战的，而日本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支援步兵的。对比双方的设计，可以发现日军装甲列车的缺点：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7_2.jpg" /> 东北军装甲列车 在日本陆军恤兵部编印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也收集了这张照片，萨很快发现，这竟是三张系列照片中的一张！从这三张照片来看，倾覆的日军列车属于“满铁”临时在普通机车上加装护甲制成的简易装甲列车，其被摧毁的情况清晰可见。而日军摄影师的标注却更加详细。根据标注，这列列车被倾覆的地点并非成高子，而是在三岔河，这可以确定的确与赵尚志颠覆日军列车不是同一战斗。标注中称，1932年1月28日，因为熙洽所部吉林伪军战斗失利，而在哈尔滨的中国守军忽得援兵（依兰镇守使李杜星夜驰援），士气大涨。日军第二师团紧急以四列装甲列车运送第四联队两个大队为基干的增援部队赶往哈尔滨，试图一举攻占该城。28日下午4点15分，第一列军列从长春开出，紧随其后的第二、第三列车随行，第四列车则在次日下午发出。在日军前进途中，不但管理铁路的俄方雇员表现冷淡，而且有七八百名中国官兵曾对日军进行阻击，使日军前进迟缓。 “陈德才团不但进行了抵抗，还确实破坏了松花江铁桥一带的铁轨。这点在日军的报告中都有提及，只是，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日本人出来两列火车，头一列就是装着抢修材料的。陈德才团挡了一下，但却没能彻底挡住。”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纪实》的作者却有另一个说法，他认为陈德才是冤枉的。 而且，仅仅一个月后，1932年5月29日，吉林抗日自卫军马宪章、邢占清、杨子斌等部及宫长海骑兵支队共三千余人，会攻阿城，一举包围驻守阿城的伪军第八旅，经过激战，敌大部被歼，伪旅长陈德才逃往哈尔滨，伪县长魏福锡被俘，伪警察局局长被击毙……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7_3.jpg" /> 刊载了日军装甲列车颠覆经过的日本写真集《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扉页 公狮子和母狮子有怎样的区别呢？ 那么，公狮子平时做什么呢？ “二十九日在三岔河第二列列车被倾覆，三十日夜在双城堡遭到袭击”，标注中这样写道。 第二，防御不及中方。日军列车装甲设计上主要针对步兵武器，机车只有两侧装置部分装甲，首车的重炮舱是向前开放的，发现这样容易遭受伤亡的日军只能在重炮两侧垒置沙袋作为辅助防卫措施，聊胜于无，其75毫米轻炮是半敞开炮塔，只有正面有装甲。 只能说，历史是复杂。 第一部 地陷 十四、东北沦陷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哈尔滨保卫战 哈尔滨，今天提起来我们第一印象是黑龙江省的省会，在上世纪30年代，此地却和黑龙江无关，属于东省特别区，算是吉林和黑龙江之间的一个缓冲。 战难取胜，但非战即降，艰难之下这些中国旧军人毅然选择了守城抗敌，这是萨把他们称作好汉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很快在哈尔滨制造多起事件，贼喊抓贼，试图寻找理由进占哈尔滨。但由于日军战略决定先打齐齐哈尔的马占山部，直到1932年1月下旬，哈尔滨仍无战情，只有日方寻找到的傀儡，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在哈尔滨活动，竭力拉拢驻军政界人士投靠日本。 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们抗日，有的出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有的是因为受敌伪压力而决心保护自己利益。但无论如何，在已经被抛弃的情况下选择抗日作战而不是投敌叛变，这些将领们都可称好汉。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部队已经被割断敌后，完全不可能撤回关内，而北面的苏联刚刚和东北军打了一场中东路战争，就算前去托庇也很难想象布尔什维克会善待他们这些“中国白匪”。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8_2.jpg" /> 1931年9月22日，日本特工机构制造的哈尔滨领事馆炸案现场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8_3.jpg" /> 被击落的清水大尉机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8_1.jpg" /> 哈尔滨前线的东北军战士 日军进攻哈尔滨的部队，主力为仙台第二师团，长谷部照俉少将的第三旅团为右翼，天野六郎的第十五旅团为左翼，此外还有收编的伪军六个旅。驻扎在齐齐哈尔的铃木美通混成第四旅团也奉命参战，但因为抗日部队阻断其交通线，列车多次受阻无法通过而未能按时到达，实际上没有参加哈尔滨作战。 “九一八”事变时吉林地方驻军共计七个旅，除两个旅投敌，张作舟二十五旅在此前的战斗中战败溃散，其余的部队，差不多都在这里了，所以，哈尔滨保卫战可以说是吉林东北军抗日部队的决死之战。 但是，由于东北军主力放弃锦州，张学良又取消了辽吉黑三省原东北军部队的正规军番号，以表示东北无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作战，便于国联干涉，所以这些部队都可以说是东北军中的弃儿。他们既丧失了武器弹药的补充，也没有后援可以期待，而日军的增援部队正从本土和朝鲜不断调入东三省，所以，此战的胜败，并没有太大悬念。 东北军入关之后，国民政府对其进行改编时，东北军一个旅都是原封不动编成一个师的。因此，集中在哈尔滨的中国军队，即使冯占海部只算吉林省政府卫队团的正规番号，要在全面抗战时期，也有四个师又一个团之众，对决日军一个师团外加伪军六个旅，还是很有一拼。 中国方面守卫哈尔滨的部队，以东北军吉林驻军为主，包括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步兵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步兵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步兵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由吉林省政府警卫团及部分绿林武装组成的自卫军冯占海部，此外黑省马占山部也到达战场附近提供声援。 第二阶段从1月29日到1月30日，日军长谷部旅团进犯哈尔滨门户双城。守将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先发制人，首先夜袭于琛澂留下监视哈尔滨方面的刘宝麟混成旅。由于当时局势复杂，刘宝麟误以为哈尔滨守军即将妥协，猝不及防，4000人的一个旅被打得全军溃散。29日夜，赵毅重演夜袭一幕，突袭了攻占双城正在休息的长谷部旅团。虽然日方记载伤亡不到百人，但也称长谷部旅团长几乎被俘看来所受损失不小。不过，30日天亮后，日军飞机掩护援军攻击赵毅部，赵毅抵挡不住，败回哈尔滨。 哈尔滨保卫战从1月25日开始，到2月5日弃守，共打了11天，前后三次大战： 同时，经过外围几次战斗，赵毅的二十二旅伤亡惨重，李杜仅仅带来一个团，也和冯占海部一样受到较大损失，1月3日，日军集中兵力攻击李赵两部，战斗中邢占清旅又因军心不稳溃散，最终，哈市于1月5日弃守，李杜、丁超、赵毅等率军退往依兰，哈尔滨保卫战结束。 一般我们印象中东北的沦陷“一枪未发”，这当然是有些夸张，但若要说双方都出动上万人的战役，那要是在欧洲中世纪几乎是灭国之战的规模了，似乎有些不可能。 我们可以看看参战双方的番号—— 这场战斗虽然规模不小，但中方记录中始终没有这次战斗的影像材料，在日本发现的这些照片，或许正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这次战斗的风貌。 由于在哈中国军政官员大多不肯附逆，1932年1月至2月间，日军进攻哈尔滨，中日两军在此爆发了激烈的战斗。题图照片拍摄于1932年2月初的战斗中，这一仗双方都动用了上万名军队，使用了重武器，在市区周围展开炮战，是为日军攻占东三省中规模最大的战役。 第一部 地陷 十五、东北军有一支“波兰骑兵” 在日本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画册中，日军侵占我国东北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这部画册中，引用了一张当时日军前线记者拍摄的照片，内容是两名被俘的东北军士兵。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9_1.jpg" /> 盘山阻击战中被俘的两名中国士兵，却引出了东北军骑兵一次鲜为人知的血战。（选自《一亿人的昭和史》） 时隔半个多世纪，那种不驯和不甘，依然在这两名一年长一年轻的战士眼神中依稀可见。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两名战士的姓名，也无法知道他们被俘的经历，但是，仅仅从照片的说明可以看到，他们是在盘山的战斗中，和日军交手后被俘的。日军记载1931年12月28日，在盘山日军装甲部队与约三百名中国骑兵交手，中国军队在遭受较大损失后撤离，这两名战士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 查看资料，在《辽宁历史事件》中1931年12月条中记载：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9_4.jpg" /> 山黄家屯战斗中，战死的中国骑兵、战马和停在一边的日军装甲部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89_2.jpg" /> 两名在盘山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士兵（选自《满洲事变写真史》） 人们常常会忘记，在东北也有一个盘山。辽宁省盘山县位于沟营线上，是警戒日军从营口进袭锦州的前哨阵地。1931年秋冬，东北军在锦州设防，与侵占沈阳的日军对峙于此，这个盘山，也曾是抗日的最前线。 29日上午10时，日军反扑渡过辽河中心占领田庄台，日军300余人，坦克车4辆，飞机4架向大洼、盘山进犯，我东北军19旅655团2个连在营长李济民的指挥下，英勇阻击日军，日军不断增兵在日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东北军阵地被炸毁，战士顽强抵抗，致死不退，飞机投弹数十枚，2连士兵全部壮烈牺牲，午后1时盘山县城沦陷。 第十九旅即北军陆军独立第十九旅（旅长孙德荃），原为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所部，在沈阳失守后从关内驰援锦州，在锦州外围曾和日军进行过多次战斗。锦州撤退后，该旅曾参加热河抗战，后编为六十八军一一九师，在九江防卫，黄梅反击战役中屡立战功。 但是，细读日本方面的战史，却发现这支东北军骑兵的战斗，打得异常悲壮——他们是在试图袭击日军嘉村旅团司令部时遭到日军装甲部队的反击，而全军覆没的。根据日方号外，这支中国骑兵差一点就成功了，日军旅团长嘉村少将已经亲自持枪投入了战斗。但日军战车的加入使战斗变成了一边倒，中国骑兵或许不了解战车的战斗性能，他们挥舞马刀，勇敢地冲向日军装甲车，最终在漫天的弹雨中纷纷倒下。 无独有偶，在1934年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史》上，也有两名被俘的中国战士，仔细看来，我们会发现，这两张照片，居然拍摄的是同样两名中国士兵。 文字的描述多少有些苍白，但当时日本摄影师留下的历史图片真实地记录下了这次发生在盘山黄家屯附近，中国骑兵以血肉之躯冲击日军坦克的战斗场面。 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提起盘山，更多的时候被提到的是蓟县盘山，这里是冀东最早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包森等率领游击队和一批地方干部到达盘山，1940年秋，冀东西部地委、冀东专署也在盘山成立，田野任书记，焦若愚任专员。此后，盘山根据地在战斗中日益巩固，成为河北东部抗战的重要据点，而它的两位开创者田野和包森，也先后在惨烈的战斗中牺牲。 然而这两名被俘战士，似乎并不是义勇军所部。这是因为，他们的军服整齐，显示其为正规军，特别是标示军衔的领章，说明其属于东北军的正规部队（辽西义勇军也有穿着东北军军服的，但没有军衔）。 李济民部，正是一个东北军视为骄傲的骑兵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据说波兰骑兵曾经在骑士的荣誉感和对现代化兵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用长矛向德国坦克发起过冲击，结果全军覆没，并因此成为其他国家的笑柄。 经过张学良的中学同学，讲武堂中校教官李纯华苦心经营，于1931年冬成立的辽南义勇军，九路司令三个支队中，有三个司令一个支队（第二路项青山、第三路司令张海天、第六路司令王全一、第二支队王金龙部）都活动于盘山境内。由于辽南义勇军正是名震天下的东北义勇军前身之一，因此，也可以说义勇军的建立与盘山有很深的渊源。在日军1931年年底进攻锦州的过程中，义勇军也曾在盘山与日军多次展开激战。 然而，面对这支勇敢地冲向日本坦克的中国骑兵，我却没有感到任何可笑，所能感到的只有尊敬，因为，那是一个弱国的子民在展现祖先沉淀于他们血液中的刚勇。 不过，李济民营的抵抗，只能算是东北军在辽南抗战中的一曲绝唱。因为就在他们于盘山与日军激战之时，上层已经决定弃守锦州，东北军官兵纷纷撤回关内。为了尽量减少对日军的刺激，张学良还取消了尚在敌后的东北军各部之正规军番号。从此，在东北战场上，东北军正规军变得难寻踪影。 盘山之战，可算整个东北战局的缩影，1931年年底，在东北战场上，抵抗力量的主力，从正规军逐渐变成了义勇军，东北抗战，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部 地陷 十六、提前打掉了“山本特工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0_3.jpg" /> 在福克机到达齐齐哈尔时，可以看到来观摩的日军高级军官中，还杂有一个东方特工史上的神秘人物——川岛芳子。这也是川岛芳子流传下来很少的笑容照片，她的出现，让渡边等人的使命又增加了一重迷雾。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0_1.jpg" /> 既然日方资料表明，渡边等人并非去“侦察”，而是去“营救”，日军在呼伦贝尔被俘者达到一百多人，渡边等区区八人，这个营救如何救法有些匪夷所思。 福克F3/7运输机有三个发动机，可以保证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安全返航。从这个角度而言，普通的事故很难摧毁这种飞机，倒是日方记录被中方击落更有可能些。 9月27日，关东军派一架运输机对富拉尔基至海拉尔沿线进行侦察，这架敌机到达罐子山附近时突然发生故障而被迫降落，机上8名侦察人员全被击毙。苏炳文的部队将这架飞机拆开，以火车运至海拉尔。10月8日，日军的侦察机飞至海拉尔，发现这架运输机已在该地机场组装完毕。为此关东军决定，派轰炸机第12大队的重轰炸机第1中队从齐齐哈尔出动，飞至海拉尔炸毁这架运输机。10月15日，重轰炸第1中队飞至海拉尔将运输机炸毁后返航。 苏炳文，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后，担任哈满路护路司令的苏炳文率呼伦贝尔军民支援马占山在江桥的抗战。马占山战败东撤后，苏炳文率军退回海拉尔，因呼伦贝尔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遂一面组织救国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一面以割据势力的名义与日军虚与委蛇，但多次拒绝了日方召其到占领区会议的要求。1932年秋，在东北各地的原东北军控制区相继沦陷，仅剩呼伦贝尔一隅，日军紧逼日益深重。忍无可忍之下，苏炳文率部于9月27日举起义旗，10月1日正式宣布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通电中外，誓师抗日。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0_2.jpg" /> 中国呼伦贝尔守将苏炳文 对此战，中方也有记载，称这是日军与驻扎海拉尔的所谓“国际警察队”（由日、朝、中三国人员组成，实际受日军控制）联络的一架飞机，1932年9月27日，该机因不知爱国将领苏炳文军已经在当日誓师抗日，在海拉尔机场即将着陆时，遭到苏炳文、张殿九部队猛烈射击。驾驶员慌忙改飞满洲里，在满洲里机场又遭到起义部队的射击，该机辗转飞到碾子山附近时，由于缺油而降于甘南境内王大骡屯北五道梁子山上。飞机上的日军与当地倾向抗日的自卫队交火，于焚烧文件后被打死。 这应该就是渡边等人毙命的经过，不过，中方记录中该部日军是飞机故障迫降（飞机没有太大损毁），遭到中方围攻全歼，日方的记录与此不同，称这几名日军军官是在试图营救被苏炳文所部俘虏的日军时，因乘坐的飞机被苏炳文军击落而毙命的，全机共有八名日军官兵身亡，其中指挥官是渡边中佐，胜目、井上两少佐担任分队指挥官。飞行员坂仓功郎一等飞行士官同时死亡，其他死亡的人员包括关东军特务部员户山四郎、岩村佐治等。 前些年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中，曾有一个经历与加藤颇为相似，也曾到欧洲学习的山本特工队长。也许苏炳文无意中打掉的这伙日军，便是日军特种部队的鼻祖。如果真的是这样，也许东北军民的抗战，让日军的特种部队都推迟出现了。 这种场景并不新鲜，因为据统计日军攻占东北后，由于东北军民的顽强抵抗，关东军几乎每个月都要运送五十名左右日军战死官兵的遗骸回国。新鲜的是这三个日军军衔都不低，胜日真良和井上辰龙是少佐，军衔最高的渡边秀人干脆是中佐，三人都在同时同地阵亡。在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轻松干掉几个日军大佐或者将军的镜头，但真实的抗战中，击毙一名日军佐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平型关那样的大战，结果也不过击毙日军两名中佐而已。所以，在东北战场上一次击毙一个中佐、两个少佐，这样的战斗，是很值得跟踪一下的。 渡边等人要营救的，就是这伙日军。 苏炳文在起事之前，做了较充分的准备。日军原曾压迫苏部，迫其接受在满洲里驻扎一支“国际警察队”的要求。9月27日，苏炳文起事同时，解除了日军控制的国际警察队等武装，击毙抗拒的日军，控制日本领事馆和特务机构，活捉日军住满洲里的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大尉、国际警察队长宇野。 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1933年出版的战地照片集《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出现了下面这张照片，几名日本僧人守护在车站，迎接三名在东北战死日军的骨灰盒。 第一部 地陷 十七、苏炳文的拖刀计 其实，日军的铁甲车并未被撞翻，只是吓得倒退回去。这中间，荒木起了极大作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1_1.jpg" /> 苏炳文施展拖刀计得地点——大兴安岭隧洞险隘 甚至，日本《工兵之歌》里面还专门有一节，介绍这个荒木大尉，其内容如下： 轰然而降的“放车” 鉄路確保の先駆に 轟き降る放車をば 其の身と共に葬りし 能够取得这样的战绩，似乎应该归功于荒木大尉指挥的装甲巡道车。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车辆，在日军中此时也属极为先进的装备。 其の名輝く荒木山 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1_3.jpg" /> 当先开道的荒木大尉（日本绘画） 作保障铁路的先锋 原来，由于中国军队撤退时顽强阻击，日军派出铁道第一联队的装甲巡道车一边开路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一面对被破坏的道路进行修复。这位荒木大尉（战死前为中尉），就是装甲巡道车部队的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中方的阻击部队损失惨重，阻击线一再被突破。 迎着兴安岭的朝阳 获得名书竹帛的荣誉 在日本千叶县千叶公园里，有一座荒木山，然而，在1933年以前，这座小山包根本就没有名字，只是日军铁道第一联队喇叭手练习乐器的一处所在而已。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日军在这里修了一座纪念碑，纪念他们的一个“战斗英雄”荒木克已大尉。 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使救国军总部获得了撤离的时间。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率余部及商民眷属、铁路员工计四千余人在苏联战斗机的掩护下安全地撤至苏联境内。他们中的很多人辗转回国，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暂时的战败，只是凤凰的涅槃。 孙麟后退入关内，因他本是西北军出身，遂投入二十九军，后来参加了“七七”事变，抗战中担任一七七师参谋长等职，在中条山战役等战斗中积极抗日，屡立战功。博克图阻滞作战，在孙麟部下负责阻击作战的是新组建的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在激战中损失很大，营长张国政阵亡。 应该说，苏炳文部能够坚持到1932年底，是十分不容易的。这是因为呼伦贝尔的面积虽然和意大利相比仅仅差一个西西里岛，但地广人稀，基本没有工业，苏部仅仅二旅四团，装备一般，而当地地域辽阔平坦，无险可守，正适合日军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和重炮部队活动。苏炳文采取的方略是一面利用嫩江西岸的沼泽地带严密布防，阻止日军西进，一面做出态度暧昧的样子与日军周旋，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部队，以防不测。日军因此对苏炳文抱有幻想，此时也有兵力不足之忧，因此没有匆忙进攻苏部。 然而，到了1932年9月，各路义军大多遭到重创，而苏炳文“假合作，真抗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日军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解决呼伦贝尔守军。同时，日军要求撤销苏炳文军主要将领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旅长和哈满护路军副司令职务，改派汉奸冯广有接任。苏炳文感到无法继续与日军周旋下去，遂将部队更名为“救国军”，举旗起义。 興安嶺の朝ぼらけ 起义后，苏炳文本有应付日军攻击的预案，即联合马占山、邓文、李海清等各路抗日武装共同行动，以攻为守。10月，各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反攻齐齐哈尔，这也是黑龙江义勇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省城的战斗。 到1932年底，原驻扎在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各部，除了苏炳文部，或战败，或投降，即便还在抵抗的，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重编。他的这支部队，成了旧东北军在东三省境内最后一支较为完整的成建制部队。苏炳文据守的呼伦贝尔，也是最后一块尚未被日军控制的地区。因此，他的抵抗，可算是东北原正规军部队在东三省战场上最后的挽歌。 苏炳文部一度攻取齐齐哈尔郊外的富拉尔基，并步步为营，寸土必争地与优势日军鏖战，试图争取国内国际支援，一时日军前进不得。但随着嫩江封冻，原来可以阻碍日军前进的沼泽地带通行无阻。11月24日日军发动总攻，11月30日午后1时，由混成第十四旅团和骑兵第一旅团组成的日军服部支队从甘南迂回到救国军前敌司令部扎兰屯近郊，在装甲部队掩护下攻占这一救国军后方重镇。至此，海拉尔、满洲里等后方地区已经门户洞开。 前面提到的荒木大尉，就是这时上了日军阵亡者的花名册。 这个日军的“英雄”荒木克已，死在1932年12月3日，日军进攻苏炳文抗日救国军的战斗中。 面对日军的汹汹攻势，在辽阔而冰封的呼伦贝尔平原上与其交手，苏炳文早已感到凶多吉少，因此在扎兰屯失陷后，立即部署将抗日武装和装备退入苏联境内，但日军前进太快，他与张殿九商议，决定在博克图跨越大兴安岭的山口和隧道地段阻击日军，迟滞其行动，以保证各部队顺利撤出。 反攻省城的作战最初较为顺利，但由于马占山等部队已经与日军辗转苦战一年多，装备、人员素质大大下降，日军又迅速出动重兵北上，攻打齐齐哈尔的作战终于陷入失利，马占山战败也退到呼伦贝尔。 与之同归于尽牺牲 根据记载，对日军杀出这一招拖刀计的，并不是苏炳文本人，而是苏炳文军的参谋处长孙麟。1932年11月30日，由于战局不利，苏炳文和谢珂派孙麟为“兴安防守司令”断后，扼守兴安岭山洞一带，实际指挥的兵力只有新编的一个营。此时日军飞机在博克图、兴安、海拉尔等处轰炸，孙麟带兵两连在兴安，实感兵力不足。12月1日上午10时许，博克图的路警已退到兴安车站，日军进展迅速，苏炳文原命人在兴安备有地雷炸药等可供防守之用。但经孙检查，才知仅有地雷空壳，内无炸药。此时，东北军本可破坏大兴安岭隧洞阻挡日军前进，但由于该处铁路属于苏联所有，苏方坚决拒绝中方破坏铁路，所以这一方案只能搁浅。无奈之下孙情急智生，破坏盘山路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藏塞洞内，待日寇铁甲车前来时，放下冲向日军，阻止其前进。据孙麟的回忆录中称，他“一面派人将通博克图的电话破坏，一面堵塞山洞。31日，敌军先头的铁甲车到达博克图站，并向兴安岭盘道上行驶。率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由高处向下急放，正在修复铁路的敌军工兵数人，忽见放下的列车飞奔而下。这车石子恰好把日寇铁甲车翻在山坡上，日寇铁甲车和工兵官兵颇有伤亡。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追击，给苏炳文部队和家属安全撤退到苏联提供了保证”。 燦たり名誉竹帛に 眼看无法阻止日军，博克图中国守军动用了一种“秘密武器”，就是日军歌中描述的“放车”——利用己方地势较高的优势，将一节满载岩石的列车滑向日军，撞击日军的装甲巡道车。 而铁路线一时也因此不能通行，日军行动被迫推迟。 突然看到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迎面而来，日军士兵几乎都被吓傻，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然而，就在此时，这个荒木大尉却跳了出来，冒死在铁轨上安装让来车脱轨的“脱线器”。结果，滑来的车厢脱轨，没能撞上日军。只是这位荒木大尉也没来得及跑掉，当即被撞死，就这样，荒木成了日军中的英雄。 这种战车的车轮外形怪异，拆掉橡胶轮胎就可以在铁道上走，装上轮胎就可以下公路甚至越野，灵活的机动性加上厚实的装甲，强大的火力，使其能够在摆开线形防御态势的中国阻击部队阵地上寻找最薄弱的部分进行突破。“九一式”两用装甲巡道车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让抗日军民印象深刻。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曾在《烈火丹心》中描述过一种神秘的“神风”号装甲列车，就是“九一式”装甲巡道车的改型（增加了一节假机车），书中描述其利用随时可下铁道的功能给抗日武装带来过不少损失。 而荒木大尉的死，或许只能算作给这次涅槃提供的一支火把而已。 第一部 地陷 十八、苦斗雄关——山海关之战 山海关之战，让东北军上下彻底明白，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退入关内，仍难免遭到敌军的追杀。敌军贪得无厌，为免亡国，只有抵抗一条路好走。 根据我国文献记载，此战经过如下—— 3日晨10时，铃木美通以第五联队担任正面、山海关守备队为左翼、第十七联队为右翼、伪满国境警备队担任预备队，在铁甲列车和火炮支援下，向山海关南门到六角堂一线发起总攻。 事发当时，何柱国正在北平向顶头上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委员长由蒋介石自兼）汇报近期来日军不断挑衅的情况，部队由参谋长喻建章（号仲书，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参谋处长何镜华（1908年生，辽宁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第二十期步兵科毕业）负责。在枪声响起之后，驻军派出外事科主任秘书陈瑞明前往日方交涉，带回的消息是日军宪兵队长称系中国士兵向日军开枪，并望城内居民避难，限五十分钟内给予答复。喻建章等人明白日军是在蓄意挑衅，用电话通知各部并布防保证榆关城的对外交通联系。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2_2.jpg" /> 守军重点设防的六角堂阵地 1月2日上午10时50分（一说9时），日军中尉儿玉利雄见谈判仍无结果，急不可耐，指挥部下架起长梯强行登城。城上的中国士兵奉有不得先开火的命令，只好用石头向下砸，这时有日军士兵向城上投掷手榴弹，守军将手榴弹掷回，一下将儿玉中尉炸死，并炸伤士兵两人。日军架设在民房之上的机枪、迫击炮当即开火，城上守军也放枪还击，双方爆发武力冲突，后世将由此而开始的事件称为“榆关事变”或“山海关事变”。 面对冲入的日军，一营营长安德馨高呼“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本人要过去，只能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率身边仅有的两个班预备队反击。激战中，安德馨营长头部腹部两处中弹，当场阵亡。安德馨是回民，附近清真寺中的回民念及情谊，冒险将他的忠骸收殓，战后护送出城交给独九旅，在北平公祭后运回原籍河北清苑安葬。 中国守军主力为第六二六团，共有官兵2257人，机枪12挺、平射炮4门、迫击炮6门。受辛丑条约限制，山海关没有修建永久工事，只能依靠13尺高的城墙进行防御。 事变发生当天，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向张学良递交通牒，要求驻山海关的中国军队撤退。张学良回复称中国方面“绝无扩大事态之意图”，但拒绝将军队撤走。中方当即回复日本方面决定停止谈判。何柱国在北平接到开火消息后，派秘书陈宏一赶往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质问，得到的答案是“不详知”，随后便登上一辆临时调拨的火车返回防地。途中，何柱国向第六二六团发出抵抗的命令，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 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2_3.jpg" /> 被炮毁的山海关箭楼 午后2时，日军增加兵力，在战车掩护下突击南门。第四连连长王宏元战死于南关，阵地被日军占领。 日方战史记载了山海关守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记录在安营长发动的最后反击中日军阵亡了一名中队长，这名中队长和挑衅中被击毙的落合甚九郎大尉是日军在山海关之战中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军官。 今天，到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旅游，已经很难感到战火的痕迹，但1933年元旦刚过，中日两军就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大战。保留在日本军人相册中炮毁的山海关城楼照片，显示着战斗的激烈。山海关之战，是东北军面对面和日军打的第一场硬仗。 1月1日夜21时20分左右，日军山海关宪兵派遣分队营房和山海关火车站派出所相继传来爆炸声和枪响。同时有人向榆关南门外的中国军队哨位放枪，哨兵为避免冲突，退入门内并紧闭城门。随后，日军营房内传出整队集合的声响。 “九一八”没有抵抗，锦州打了个虎头蛇尾，国民政府提出的方略是静待国联解决问题，东北军的大部队进了关。但是，这样屈辱的后退，并没有换来和平。1933年1月2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守军何柱国部六二六团奋起抵抗，因日军蓄谋已久，东北军主力亦没有出动支援，经过一天战斗，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落入日军之手。但这次战斗中，东北军参战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在全国舆论的一片骂声中，终于为自己赢得了同情的声音。 石世安团长见阵地全线动摇，通讯线路遭轰炸全告中断，士兵伤亡惨重，无法再战，于是下令全团由西水门撤退。日军自南面追来，掩护撤退的第5连连长谢镇藩战死在西门南面阵地上。1933年1月3日下午3时15分，天下第一关落入日本人之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2_1.jpg" /> 我山海关守军（原《良友画报》图片） 驻守在榆关城内的中国军队为东北军系统的独立步兵第九旅旅部和第六二六团。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是何柱国。 第一部 地陷 十九、力战长山将壮志应未酬——记王以哲将军 其中，“强邻之压迫”正是指的日本，可见王以哲与一般东北军上层大员的醉生梦死很是不同。 如果说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灵魂，在日本人眼里王以哲就是东北军的拳头，他是张学良在军事上最为倚重的一员大将。而且，王以哲一贯坚持抗日主张，被日本人直接称为“反日派首脑”，称他的房间里都挂着警惕日本的条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版的东北军“反日首领”明信片，上面共有三人，正中的是张学良，属于东北军的象征；右侧的是活埋了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的关玉衡，代表反日的下级军官，而左侧，就是王以哲。 此后，王以哲将军一直是东北军中最积极于收复故土的将领之一，在西安事变前后积极协助张学良将军促成国共合作，但自己也由于被过激派官兵误解，于1937年2月2日被刺杀于西安，再也没能打回东北去。 “敌人是一万二千人以上的东北军精锐，和以勇猛著称的王以哲，进攻的岛本大队仅仅有六百名官兵，忠勇无比地冲上前。” 在原东北军出身的抗日将领中，最能打的大约要算日军八次讨伐都打不垮的马占山，最文武双全的大约要算在穆棱留下过“去思碑”的李杜，最能和日军周旋的大约要算一口气抓上百俘虏的苏炳文，最能打开局面的大约要算以团附之身收复了几乎整个东边道的唐聚五，最有远见的大约要算义勇军之父黄显声。可是，在“九一八”前最让日军忌惮的，却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而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七旅中将旅长王以哲。 王以哲，到底是猛将还是徒有虚名呢？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3_3.jpg" /> 王以哲将军亲自填词的旅歌和下级官兵所书“打小日本”字样 甚至，在日本国内上演关于“九一八”的话剧，里面也有一个坚决反日的“王以哲旅团长”的角色，扮演他的竟然是日本著名演员近藤英太郎。 在日本军歌《北大营》中有这样的一段——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3_1.jpg" /> 王以哲将军像 然而，一纸不抵抗命令，让一代名将饮恨北大营。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王以哲“九一八”当日不在营中，推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避免自己“反日”意味强烈的形象在敏感的时刻惹出麻烦。 日本关于“满洲事变”的图书中，也有大量这名东北军将领的照片。 翻译过来应该是——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3_4.jpg" /> 王以哲将军颁布的边防第七旅旅训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3_2.jpg" /> 日本明信片中东北军“反日首领” 说起来王以哲的真正起家，却是在与张学良好友郭松龄的交战中。郭松龄反奉之战中，王以哲担任补充旅第三团上校团长，临战镇定，献计智取郭军，终于导致郭松龄败亡。此后在南口战役中，王率军力战冯玉祥，击败其部下大将张之江，为奉军攻入北京建下汗马功劳。因此，王深受张学良的信任，成为其军事上的左右手。 关于王以哲将军在长城抗战中的抵抗，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杜聿明等曾有描述。日军则这样记载——进攻热河以来，“在长山峪才遇到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正规的抵抗”，并刊登了日军川原旅团长亲自在长山峪背阵亡日军士兵下阵地等照片，证实了长山峪之战，东北军的确打出了一定水平，让一路骄横而来的日军碰了钉子。 虽然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自己却没能提兵北上与日寇一战，似乎，将军的一生中有着极大的遗憾。 在这次不甚为人所知的长城抗战中，王以哲将军曾经率部大战过日军。因为承德轻易失陷，日军直逼古北口的前沿阵地长山峪，王以哲率领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即北大营的第七旅）再次顽强阻击，从3月7日打到3月9日，顶住了日军川原十六旅团和铃木第八旅团的联合进攻，为中国军队在长城线稳定战局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多少抵消了“九一八”之夜的遗憾。 王以哲，原名王海山，别号鼎方，黑龙江省宾县人，1896年生，是郭松龄死后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东北军少壮派将领。他1912年考入吉林省陆军小学，1920年秋，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因为是东北人，不愿在直军工作，遂请假返回奉天，投效于张作霖。经同学王瑞华的引荐，在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工作。王以哲在教导队一、二、三期的教学中成绩显著，博得上级的信任和学兵的好感。在课余之暇，著《步兵操典详解》，颇为当时各部队初级军官所喜读，几乎人手一册，王以哲乃初露头角。当时教导队队长由张学良兼任，遂从此重视起这名有一双三角眼但极有军人风范的青年军官。 在担任第七旅旅长期间，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旅训”为：“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第二部 焚江 引子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在1931年的最后一天，黄显声指挥警察总队在锦州外围打了最后一仗后，炸毁女儿河大桥阻敌，撤入关内。至此，东北军主力彻底撤出东三省。 但是，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正在东北的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这就是曾发展到数十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尽管没有足够的训练，装备也极差，但义勇军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不甘故土沦亡的精神，因此，他们在付出极大牺牲的同时，给予了日军比正规军还要大的打击。日军在这场侵华战争中被击毙的第一个联队长、第一个将军，都是义勇军的战果。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4_2.jpg" /> 大刀会和红枪会是日军在东北重点防范的对象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它包括黄显声将军组织的辽南抗日义勇军、王德林组织的吉林自卫军、唐聚五的辽宁人民自卫军等，还包括马占山等在原正规军部队损失殆尽，并被东北军取消番号后重新组建的部队，甚至包括曾经纵横山林的绿林武装。这些武装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抗日救国”。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4_1.jpg" /> 义勇军的旗帜五花八门，充分体现其民间性的特点 第二部 焚江 一、义勇军抵抗概略 义勇军的名义起源于东北军名将黄显声，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利用其负责辽宁省警务的优势在东北公安系统内做了一定的应变准备。在正规军抗战不受支持的情况下，黄显声在锦州陷落前于当地组织义勇军抵抗日军进攻，并鼓励东北官民自发以此名义发起抗日。东北军正规军撤离后，义勇军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并在东北各地遍地开花，形成不同系统的数十万部队。这些部队里面有辽南邓铁梅、苗可秀等组织的铁血军，通化唐聚五等组织的辽宁民众自卫抗日军，辽西张海天、高振鹏等组织的辽西义勇军，吉林王德林的救国军这些新出现的抵抗武装，还包括义勇军化的马占山、李杜等原东北军部队。 义勇军不但在各地组织对日军的抵抗，并曾经多次策划实施对东北各战略要点，如沈阳、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反攻。局势一度如火如荼。 1933年后，随着日军兵力加强，并着意切断义勇军与关内的联系，造成义勇军粮弹两缺，处境艰难。各路义勇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被各个击破，逐渐招架不住日军的进攻，其组织松散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部分人员投降或解散，部分人员退入关内。1933年以后，其在抵抗力量中的地位逐渐让位于东北抗日联军。 第二部 焚江 二、差点儿绑了溥仪的“土匪” 首先可以排除普通土匪的活动，即便是张作霖时代汤岗子这地方也是他老爷子的别墅所在地，老张本人就是东三省绿林的总瓢把子，谁敢在他家门口开山立柜呢？而且，这里是和千山、首山、立山同为鞍山境内日本南满铁路四个附属地之一，驻有日军守备队，戒备森严。中国人靠近一点都会被开枪打，所以这一带根本就没土匪。 2011年9月，萨路过沈阳，看看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钟头，问司机能不能带我去趟汤岗子温泉。洗温泉这点儿工夫可不够，您去那儿干吗呢？同车的朋友疑惑地问。那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汤岗子是沈阳附近一处风景胜地，描写东北的小说中有不少风花雪月的事情都和这里有关，特别是溥仪来东北组建伪满洲国，进入沈阳前和皇后婉容就住在这里，和日本人讨价还价，最后作茧自缚。 溥仪在日本人策划下从天津出走的经过，已有不少人写过，倒也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婉容并不是同时走的，就像刘邦逃跑的时候扔下吕后一样，皇帝们都很有先国后家的自觉。据说婉容出逃是在溥仪到达东北之后，由川岛芳子策划的。当时婉容已经受到监视，川岛芳子是汉奸不假，但干起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其手段你不能不佩服，她以大管家出殡为契机把婉容塞进出殡的队伍，硬是混了出来。 这件事的考证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但离开东北不久，在沈阳的朋友给我来信，说那张照片找到当地老人看过，竟有意外的收获——第一，这地方很可能是往原日本满铁附属地去的路上一个警察阁子，那个塌了顶的房子原是个炮楼，后来又修好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扒掉。沿着它前面的路一直往里走，就是当地人叫“老毛子馆”的原苏联铁路员工休假宾馆外面一处车场。这地方离溥仪住的对翠阁比较远，隔了一山一湖，除非放大炮，否则溥仪那边应该是听不到的。第二，当地的确有一支义勇军武装打过日本满铁附属地。这个义勇军首领姓张，事变前是个绿林好汉，手下有一帮弟兄，他打的是千山而不是汤岗子，目的倒不仅仅是出气，而是去绑日本人的票。他抓了一个叫山本抑或杉本的日本经理，向日本人勒索了四万金票，然后拿这笔钱买武器改善装备。第二年老北风还在营口山寨了一把这个桥段，绑了个英国人，换来一千支枪，就是有名的“波利绑架案”。这个打千山绑架日本经理的事情，据说还登载在前几年的当地报纸历史版上，不仅仅是传闻。 要真是这位张大侠骚扰了汤岗子但面对日军守备知难而退，那他实在要太郁闷了。试想，反正是绑票，要是一咬牙打进去，把溥仪抓住，那能换多少条枪啊！ 老萨也不知道，但在日本收集到的一张照片，或许可做作个佐证，说明川岛芳子的确在婉容出逃的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张照片登载于《一亿人的昭和史》中，其中的川岛芳子身着男装，只有一个正在向后拱手的背影。下方的日文注解译成中文是：“‘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右）曾伴同溥仪夫人从天津出逃。在上海事变（即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译者注）中活跃于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1948年被枪决。”照片拍摄的地点是“2月上海杨树浦路公大纱厂工人宿舍附近”。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6_3.jpg" /> 日军第九师团大队长空闲升少佐 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始于1932年1月28日，2月正是两军在蕴藻浜、江湾等地殊死奋战之际。这一个月里，十九路军和中央军第五军联手，打得日军两易主帅，阵亡了一个联队长林大八少将，还被捉去一个大队长空闲少佐。日军自承伤亡三千多人。从川岛芳子的装束和面对镜头人低头回避露面的样子判断，这是她在此时协助日军进行谍报活动时拍摄的。 溥仪跟日本人的误会，就是第一次在汤岗子的时候结下的。他在中回忆，日本人很不地道，他一到汤岗子就被软禁，不能出门，只能住在宾馆的楼上。他把陪同的日本人上角利一叫来问，对方说是出于安全原因不让他出门。不久，又告诉他汤岗子闹“土匪”，还是出于安全原因让他移驾日本人从1905年就开始控制的旅顺。 十九路军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总兵力不过东北军的十分之一，人们突然发现，抵抗和不抵抗，区别就是这么大。 不管怎样，溥仪和婉容后来都到了汤岗子，并在那里等待伪满洲国的出台。所以，这地方就算不洗温泉，从怀古的角度似乎也值得一去。 然而，当地朋友最终证明了老萨的无知——汤岗子还在鞍山那嘎达南边呢，快到海城了，要不我们送你去那儿看完了咱直接到大连，从大连坐船回去好了。 负责指挥的是日本“南满洲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 看到老萨怅然若失，朋友们宽慰我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我说再来倒不着急，有张照片，麻烦你帮我找当地老人瞅瞅，看是什么地方。 关于这件事，文献记载很多，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司机转头看我，眼睛瞪得跟牛似的，想不通好好的一个人干吗要给鬼子兵找回公道。 淞沪之战虽然双方最终签订的《淞沪协定》颇有些屈辱的条款，但无割地，无赔款，日军并未达到占领上海的目标，反而证明了日本兵也不是铁打的，甚至在战斗中还会出现误剪导火索，把自己的突击队员炸成“军神”的爆弹三勇士事件。 如果看历史记载，会发现溥仪从天津溜到东北，在即位之前，曾经两次入住汤岗子。第一次是1931年11月13日，也就是到达东北的同一天；第二次是1932年3月6日，已经是准备就任伪满“执政”的前夕了。 这支神秘的部队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打汤岗子呢？这个恐怕就只能推测了。 在《满蒙事变大写真帖》的相关说明文字中，日方称这支部队为东北军流散在汤岗子以西的残军。东北军从沈阳撤下来的部队都是往南走的，汤岗子在南边，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而且根据日军恤兵部编制的《荣光》图册中描述，敌人攻入鞍山时东北军好歹还是抵抗了一下，给日军造成了一定损失。所以，有部分东北军撤退到汤岗子打游击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一带东北军驻军和讲武堂学员主要是步兵，从日军形容这支游击队均为骑兵来看，不大相符。而且当时东北军主力大多集中锦州，张学良还没有下定彻底退到关内的决心，东北军残部应该向那边靠拢才是，11月份仍然滞留汤岗子的可能性不大。 原来如此，老萨还以为汤岗子就在沈阳近郊呢。 然而，几十年后在日本发现的照片证明，日本人未必是在吓唬溥仪，而是当时汤岗子真的有抗日抵抗部队在活动，而且作战十分积极。这支部队在1931年11月上旬袭击了汤岗子，猝不及防的日军吃了亏，只能退守核心地域，刚才的照片就是被抵抗部队摧毁的汤岗子外围建筑。 说来话长，我说，在日本找到几张照片，证明有件事儿溥仪可能冤枉了关东军好几十年，咱得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人家讨回个公道啊。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6_1.jpg" /> 在汤岗子等待伪满“建国”的清废帝溥仪 从《满蒙写真大全集》里的记录来看，日本人对这伙“土匪”恨之入骨，随即抽调部队来对之进行清剿，指挥官竟然是一个中将。 老萨在日本《外务省警察档案》中看到义勇军击毙过一个“森将军”，一直琢磨会不会是他，最后弄明白那是另一个森——被原国家计量研究院鞠抗捷院长亲自拿刀砍了脑袋的森秀树少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当时的兵力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以大连为基地，本庄繁中将指挥的关东军本部；从朝鲜越境前来增援，林铳十郎中将指挥的朝鲜军；还有一个就是按照《南满洲铁路协定》驻防在日控南满铁路沿线的“南满洲铁道守备队”。森连中将是日军在东北的三巨头之一，他亲自督战汤岗子，可以看出对此事的重视——那当然，要是这支游击队目标是溥仪，日本炮制满洲国的苦心，只怕要翻成画饼。 在去东北之前，婉容就曾担心那里不安全，而溥仪觉得有那么多日本兵，几十万东北军都被吓跑了，安全根本不是问题。所以，几十年后对于关东军拿“土匪”吓唬自己仍然不以为然，把它写成了日军对其威逼利诱的伎俩之一——当时关东军还不确定怎样使用溥仪这张牌，而溥仪非做皇帝不可，连执政都不愿意干，双方正在顶牛呢。 不过，作为手里没牌的一方，溥仪被日方欺诈的时候更多，比如其妃子谭玉玲的死，护军遭到清洗等，都让他徒呼奈何。所以，他对日本人这些阴谋诡计表现得恨之入骨。 溥仪和日本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可说贯穿伪满政权建立的始终。在电影《末代皇帝》里面曾有一段镜头，描述溥仪访日回来，发现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郑孝胥被换掉，总理大臣变成了奉系旧将张景惠。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日方记载，溥仪到日本访问期间暗中设计，试图通过和日本皇室拉关系，以摆脱关东军的控制，掌握实权。此举惹恼了关东军，差点儿将他杀掉。这也是关东军到伪满后期对溥仪控制越发严格，到了近乎变态的原因之一。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6_2.jpg" /> 在上海活动的川岛芳子（男装转身者） 因此，可以肯定这是抗日武装专门对日军发动攻击而来——抗日武装就是抗日的，既然汤岗子是日本人的附属地，不打你打谁？汤岗子到沈阳不足一百公里，“九一八”事变之后敢在这里和日军开仗，应该说汤岗子的中国抵抗战士个个是条汉子。 日军讨伐的作战持续到11月21日，也就是溥仪离开三天以后才告结束，终于没来得及让溥仪看到一个安生的汤岗子。其间多次和“匪”发生战斗，从日军运伤员到沈阳的照片看，这支游击队战斗力似乎甚强。 也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中共辽中县委派出朱世超打入地方武装毛长山部，对其改造后，以其连续奇袭海城、汤岗子、千山、首山等处。这支队伍对日军发起攻击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辽中县委是1932年才成立的，所以，也不可能在1931年对汤岗子发动进攻。 那么，只能是义勇军了。据当地《近代鞍山大事记》记载，11月9日，有四百余义勇军在汤岗子活动，把溥仪堵在屋里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杰作。只是，这支部队的具体番号不详。辽南义勇军的主力老北风、项青山正在锦州方面配合黄显声将军“活捉凌印清，枪崩日本兵”，在这一带作战的应该是海城本地的义勇军，他们有可能依靠熟悉地形和日军周旋，而一旦遭到攻击，又可以安然散入民间，令日军摸不着头脑。 在写完此文的时候，忽然再次接到沈阳来的邮件，告诉我那个可能差点儿绑了溥仪的“土匪”确有其人，此人大号张文良，虽然和张学良只有一个字的区别，却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张文良，字志斌，海城县老虎屯人。本是当地小学教员，因受欺压拉了杆子，报号“绿林好”，抗战爆发后看不惯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率部参加了义勇军，活动在鞍山郊区。1931年冬季，他率部突袭千山旧堡，将福源海株式会社日本经理山本治福绑架作“人质”，向日方索要赎金，驻鞍山的日本守备队和警察连续追缴，出动大批军警试图夺回人质都没能成功，最后不得不通过当地官绅谈判，付出4万日元，将肉票赎回。“绿林好”用这笔钱买进大批弹药，改善装备继续和日军作战，所部加入辽南义勇军第十二路军。这是记录在鞍山大事记里面的事情，不是传说。 应该说，把溥仪放在楼上不让下来，也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时候溥仪是个要利用的幌子，兵荒马乱之中除了日本人，也不会有谁来汤岗子旅游，或者有记者来采访。让他在周围散散步，溜达溜达正好廉价地显示“日满亲善”，难道还怕他飞了不成？若是被溥仪看明白关东军连楼上楼下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他还能铁了心跟着日本人走吗？ 老张估计也得喊冤——我怎么知道那个澡堂子里能藏着一个皇帝呢？！ 历史，就是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中行进。 不过，这支部队在经过几次战斗后就奇怪地消失了，没有继续和日军在汤岗子纠缠，似乎对泡温泉兴趣不大。这样，森连中将才把兵力专用到昌图、法库等地作战。 第二部 焚江 外篇（四） 傀儡王的伪满建国？ 1932年3月9日下午，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典礼在长春举行，象征着伪满洲国的出台。为了粉饰太平，日本关东军安排下，伪满各地纷纷施放烟火，游行庆祝。然而，游行的队伍除了军警之外，就是在压力下被组织上街的学生、商人等，普通百姓关门闭户，以这种消极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反抗。于是，连日本方面的杂志上，也不得不在伪满建国游行的照片标注中感叹——参加游行的队伍显得冷冷清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7_1.jpg" /> 目前发现溥仪唯一在伪满时期大笑的照片 这些人虽然出来游行，心中对日本人的态度却大多十分抵触。李顿调查团到伪满调查的时候，日本人也曾组织各种各样的请愿团，结果，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乘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向调查团表态：别看那请愿书，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 人可以出错，按说，标语不该出错了吧。然而，就在策动伪满建国的时刻，连标语都和日本人开了个国际玩笑——关东军为了“庆祝满洲国成立”，在沈阳城头所挂标语，“满蒙独立”的“蒙”字却无端掉了下来，并被日本记者拍摄，留在了《一亿人的昭和史》中。这对做事细致的日本人来说，恐怕是一个极罕见的失误。 不过，由于关东军是日本军队中最著名的“下克上”部队，东北又是其最重要的禁脔，而日本皇室对溥仪的好感并没有达到牺牲陆军利益的地步，所以，溥仪的挣扎最终陷入无效，其得力助手郑孝胥被病死，亲信凌升等被杀，溥仪自己也差一点被关东军换马。溥仪后期对日本人几乎变态的畏惧，大约就源于这次不成功的努力。 实际上伪满洲国的确是蒙不了人的。尽管日方进行了各种粉饰，但无法掩饰的是，日方官员和军人公开占据着“满洲国”的各个实权部门，并通过规章确定了其主宰地位。“满洲国”，其傀儡的性质，是直接写进了白纸黑字的文件中的。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方面的记载中，溥仪这个伪满皇帝，竟然也有“抗日”行为。原来，溥仪尽管是关东军扶植的傀儡，但曾经满腹复兴大清王朝思想的他也曾想过摆脱关东军控制，加强其在伪满洲国的发言权。如同很多朝代傀儡皇帝的计谋一样，溥仪也策划采用驱虎吞狼的方式，引发日方内部斗争从中取利。对此，日方其实也有警惕。作为陆军精锐的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天然的对手，那就是日本海军。日本的政界无法制约军界，军界一直是陆海军争斗的局面。因此，为了避免在伪满出现海陆军矛盾，关东军从最初就很小心防止海军进入伪满系统。尽管日方可以为汪精卫政权建立一支海军，却一直不肯为伪满洲国建立“帝国海军”，而将其水上力量整合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江上军”，意为隶属陆军的江防部队。如此，伪满根本不具备利用这个矛盾做大的可能。然而，溥仪的聪明让日本人也颇为吃惊，他在日本寻找的支持者是关东军真正十分忌惮的——溥仪极力拉拢日本皇室，与日本皇太后建立良好的关系，试图通过日本皇室压迫关东军让步。这种活动在1935年溥仪访问日本前后达到高潮。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7_2.jpg" /> 沈阳城头掉下的标语，似乎预示着这个傀儡国的命运 这种说法是日本人的一家之言，虽然在历史上有一定依据，但未必可靠。可是，当我们看溥仪在建立伪满前后的照片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伪满时代，溥仪几乎没有笑的照片。 而此前，溥仪的照片大多表情轻松，甚至还颇有一些和皇后婉容的私密照。 这个伪满洲国皇帝，当的舒服吗？这样的对比，让人忍不住一声长叹。 第二部 焚江 三、第一次反攻——营口 值得一提的是，反攻营口的项青山，可称一个传奇人物。 从他的这个死法，可以推断这条关东好汉活着时候也肯定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 营口为辽南重镇，也是重要港口，战略地位重要，若中国军队据有此地，等于为东三省的抗战保留了一条可以直入腹地的海上补给线，因此早为日军重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立即有计划解除各战略要点东北军警武装，营口即为其重点攻击目标之一。事变第二天，即9月19日，日关东军一部占领营口税关与盐务署，营口即告沦陷。守军李振福海防营猝不及防，部分被缴械，部分从海上撤向南方。 根据日方照片拍摄时间来看，这反映的是项青山部第三次反攻营口的战斗。 根据孙辉宇先生的《新市街见闻》记载，项青山这次反攻打得有声有色，战斗到激烈的时候，营口的日军兵力不够，连警察马队都就地掘壕固守，如临大敌。战后日军还特意请来了“本愿寺”的和尚与高级军警官员七八十人，在营口“大衙门”后院给被打死的日本警察念经开吊。 第二次，10月11日，部分东北军部队和地方武装袭击了营口的日军守备中队。 可惜这样一员猛将，后来的结局却是窝囊得不能再窝囊。入关后不久，在一次部队乘火车调动时，项旅的列车出发以后，项违反铁路安全规定，站在车门口的踏板上，一手抓着车厢侧面的扶手，身体倾出车外向后眺望（目的不明）。不料路边突然出现一块标牌，列车高速行驶中项与这块标牌相撞当即身亡。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8_2.jpg" /> 日军在街角布设机枪阵地 其实，项青山兵力并不多，而且缺乏重武器，打营口并没有足够实力（不足三千，而且由几支队伍临时组成）。他只是当久了“胡子”，自有一套打仗的招数，用他不多的马队绕着营口快速游走，造成浩大声势，不时突进去捞一把，使留守日军顾此失彼。这时候日军还真没和东北“胡子”怎么交过手，被打得被动万分，竟认为项部有“四五万人”。第二师团被迫抽调北上的佐藤支队回援保护营口，项青山却已经率部回盘山了。 反攻营口，只是当时义勇军对日本占领军发动的进攻之一。此前此后，他们还曾经多次对长春、田庄台、新民、法库等重镇发起攻击，特别是1932年8月29日和9月1日，东北义勇军曾两次反攻沈阳，攻占飞机场，烧毁日军飞机27架，给日军造成了重大震慑。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和马占山在黑龙江省的再举义旗，1932年中，东北军民的抵抗曾掀起一个高潮，以至于日军将征讨不利，未能完成既定目标的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撤职。 第三次，12月25日，为了缓解日军进攻锦州的压力，已经改编为义勇军的项青山部再次攻击营口。迫使日军第二师团回援，使锦州战况稍得缓解。 日军攻占沈阳后，分掠东北各地，而东北军主力却持不抵抗态度，步步后退。一时全国报刊不断出现此处“沦陷”彼处“失守”的信息，抗战形势显得十分严峻。然而，日本《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却刊出了数张日军在中国抵抗力量打击下被动防守的照片。根据日方在照片下的记载，这是1931年底日军在营口的守备队遭中国军队攻击时拍摄的照片。在这次攻击中，营口守敌被迫放弃市区大部，退守商会和警备队司令部，经激战才坚持到援军到来。在一片败退的大潮中，是谁打出了这样一次凶猛的反攻？ 然而，根据我方史料记载，营口沦陷后，仅1931年内，中国抵抗力量曾至少三次反攻营口。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8_1.jpg" /> 日军退守商务总会楼 第二部 焚江 四、击毙古贺联队长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9_1.jpg" /> 被击毙的日军联队长古贺传太郎戎装像 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曾对各自的军事实力进行过分析，有一个公认的看法，即由于装备和训练的差别，在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军的一个精锐师，勉强可以抵挡日军一个联队的进攻。因此，在战场上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或击毙其一名联队长，都会被视作重大胜利。十九路军抗战的战果中，最值得夸耀的就是击毙了日军联队长林大八大佐。而“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三个月，日军在东北，也出现了第一个被击毙的联队长。此人，就是1932年1月9日，在锦西战死的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大佐。 与此同时，和古贺同时出城的松尾辎重队也成了倒霉的殉葬品，被全部歼灭，松尾少尉阵亡。事后，日军在沈阳为古贺和松尾等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 应该说，此图颇为写实，因为日方随后公布的古贺阵亡地照片上，正有这样一座碉楼，古贺就是被埋伏在这里的中国战士击毙的。 古贺传太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五期，曾经参加过日俄战争，并在化装侦查中被俘，但他却设法脱逃，并积功升至大佐联队长。然而，到了1932年，当他奉命率部进攻锦西的时候，这种好运气终于到了头。 锦西一战，是东北民众抗敌的一次典范战斗，此战的胜利，得益于精确地情报和全民皆兵的作战方式。从游击战角度，这也是一次颇为精彩的教范式战斗。日军一名资深的联队长毙命于民团枪下，显示日军并非铜筋铁骨，大大鼓舞了因东北军撤离锦州受损的抗日士气。 锦西地方民风剽悍，“九一八”事变后统计，当地民间有枪一千多支，因此，当地的民团，战斗力比正规军一点儿都不差。不过，即便如此，击毙日军联队长，几乎全歼一个日军联队，这种战斗力也令人太惊讶了。 然而，锦西不是北大营，没有正规军番号的民团，却让日军认识了中国人真正的血性。 只有一点和事实有些不太一样——日本人的画图上，参战的中方将士都是身穿东北军制服的正规军，而实际上，参战的中方军队只是当地的民团——确切地说，就是刚刚扔下锄头拿起枪的锦西老百姓。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9_3.jpg" /> 日军绘画，描述松尾辎重队的覆灭 激战进行了几个小时，附近村屯有枪的民众，看到日军并未有什么进展，纷纷赶来参加战斗，打击日军的火力更加密集，古贺开始惊恐，决定撤退。一部日军从上坡子撤退到锦西西门外时，由于突遭民团埋伏在碉楼上人员的袭击，难以回城。慌乱中，古贺被民团一枪击中翻身落马。古贺的副官米井三郎大尉、警卫兵上原英则将古贺抬向附近的民房时，米井也被击成重伤，上原当场毙命。古贺虽然被背进民房，但终于伤重不治，死前向米井三郎交代：必须守护好军旗，必须彻底“讨伐匪贼”……不久，米井三郎也因重伤而毙命。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899_2.jpg" /> 古贺联队长的阵亡（日军宣传画） 残存日军在野口茂三中尉指挥下，力攻碉楼。但在接近炮楼时，密集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当场倒毙。残存日军勉强逃入锦西，和攻入城中的民团发生巷战，只是由于第二天日军援兵赶到，民团才退出锦西县城，使日军未被全歼。 1月6日，古贺联队攻占锦西，由于当时锦州已经弃守，锦西县长张国栋不战而降。但周围义勇军此起彼伏，古贺对此十分恼火，决定9日出发对城西的龙王庙地区进行扫荡。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掌握了日军进城的情况，随即与附近的张恩远、刘春山、刘存启等民团首领组织兵力，试图消灭这批日军。 也许由于轻取沈阳的经历，日军此时异常骄横，古贺并不觉得自己兵力不足，出发扫荡前还命令松尾秀治少尉率一部辎重兵从锦西返回沈阳。 第二部 焚江 五、义勇军的神秘“巨铳” 长达两米五以上，重三十斤。尽管在东北的战场上日军占据重武器的绝对优势，但这支得自锦州附近义勇军的“巨铳”，实在让日本兵开了眼界。要知道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因为强调白刃战功能，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制式步枪中已经算是特别长大的，也不过才七斤半重。这是义勇军从哪儿淘换来的神秘武器呢？ 推测日军就是在报复歼灭古贺联队的义勇军部队时，缴获的这支抬枪。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0_2.jpg" /> 日军声称遭到中国抵抗战士“特殊武器”的攻击才捉襟见肘，而这些特殊武器被冠以“化学兵器”等名号，见之不免令人摇头——义勇军只是没有足够的枪支，才不得不采用这些简陋的武器进行战斗。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0_1.jpg" /> 在锦州发现的义勇军神秘武器“巨铳” 抬枪不是笨重不灵活吗？不是打不准吗？怎么还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呢？ 那么，这种武器怎么又出现在义勇军中了呢？两个原因： 第一，随着东北军的撤退，在东北的抵抗部队，比如义勇军的装备补充极为困难，所以他们不得不没有选择地使用各种已经被淘汰的武器和日军作战。装备上的巨大差异，使义勇军人数的优势变得微不足道。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0_3.jpg" /> 日军缴获义勇军的武器，可见很多中国抵抗者使用的不过是冷兵器 这就是运气问题了。抬枪虽然抬着打很费劲，但不要忘了它在英文中还有一个名字——“ALLGUN”（墙上的枪）。据守碉楼的抵抗者把抬枪架在墙上射击，就没有笨重的问题了，而抬枪经过多年使用，逐渐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改型——霰弹型抬枪。这种抬枪近距离杀伤力极大。1858年时，在广州的街上，有人对准了一队14人的英国巡逻兵发射抬枪，当场打死一个，打伤八个，其中两人须接受截肢手术。猎户使用的“大抬杆”都是使用霰弹（铁砂）的，所以打古贺的这两枪，即便瞄得不太准也足以致命。这两枪中，一枪的弹丸打穿了古贺的肩部，从后背穿出，另一枪正中其腰部，造成很多伤口，血流如注。古贺身边有一名一等军医立花中尉，但对这样的伤也爱莫能助，当天下午古贺死去。 尽管抬枪属于很落后的武器，但日军发现的这杆抬枪和它的伙伴，还真有值得骄傲的战绩。1932年1月9日，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就是死在这种武器的枪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0_4.jpg" /> 这是讨伐义勇军时被击毙日军的照片 好考据的日本人没写这东西的出身最后考证出来没有，估计是觉得这玩意儿太古怪了，实在是没处下手。 即便是抗日战争中，该进博物馆的抬枪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华北的八路军游击队缺乏武器，同样有使用抬枪的战例。活动在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就曾经用抬枪消灭过日军的汽艇。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早被淘汰的装备了。连抬枪这种清朝的兵器都用上了，应该说，武器装备是东北义勇军抗日行动的瓶颈，大大限制了他们的作战能力。不过，也有一些义勇军首领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辽东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原在海城一带活动的绿林豪杰张海天（报号“老北风”），曾经拆卸日俄战争中搁浅在辽东湾的俄国军舰废炮，重新改装成前膛炮使用，竟然成了义勇军的重武器。他还曾经请来从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工人技师，在所部建立修械所。他们捡空弹壳，然后用碎铅生产铅弹头，压上引火帽后做成翻新的子弹，并用玻璃瓶装上硫磺制作简易手榴弹。 甚至，有的义勇军部队还能自己设计生产手枪…… 其实，这东西要是早上50年，有很多人都会认得的，这就是当年清军中普遍使用的半制式火器——抬枪。抬枪是中国独创，世界各国都没有列装过的武器。抬枪的样子活像一支放大的单发步枪——实际上它也的确是一支放大的老式步枪。这种古怪的兵器操作至少两人，多则五个人不等，根据记载，“抬枪成式，长七尺五寸……木鞘长五尺，距鞘梢尺余，凿通一孔，上穿皮带，一人将枪安于肩上，双手勒定皮带，又一人将枪尾托定，看准钩发，可发三百余步，吃药三两五钱，铅子重五钱，可装五发”。大型的抬枪，多是置于三脚架或两脚架上使用。实际上抬枪的制造一直没有标准，长度由1.8公尺到5公尺，口径由25毫米到发射两磅弹头的庞然巨物都有。在锦州日军发现的这支抬枪，只能算是中等型号。从口径角度来说，抬枪不应该叫枪，而应该叫炮。抬枪英文中称抬枪为Jingall或Gingall。其字源据Ian ani）Jangal。原是泛指大口径的火绳枪，19世纪后，成为专指中国抬枪的名词。抬枪在19世纪的清军各级部队中使用非常广泛，曾用于鸦片战争，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广泛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算是一种告别了大刀长矛的“先进武器”。 第二部 焚江 六、新民——“中山炮队”连长之死 在日本1932年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帖》中，展示了一名中国军官使用的手枪。照片下的说明表明，使用这只枪的是一名中国义勇军部队的连长（中队长），这名担任“中山炮队队长”的中国军官，1931年10月14日，在兴隆甸与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的战斗中英勇战死。日军在收敛其遗体时，获得了他的手枪和附属弹盒，子弹等物品。 根据日军记载，这支手枪是德国毛瑟手枪。这种德国设计的驳壳枪是当时中国下层军官的标准武器。日军也使用少量驳壳枪，但因为不了解中国军人用这种枪的诀窍，使用效果不佳。日军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中使用了罕见的钦佩的语言来形容他的牺牲。“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以警卫满铁铁路为名，以独立守备大队的形式将部队派驻各地，事变发生后随即抢占周围各军事要点。推测这名中国军官就是在与这些日军的战斗中牺牲的。兴隆甸，位于辽宁省新民县，又称“老兴隆甸”，距沈阳仅60公里，这张照片表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将近一个月，仍有中国抵抗部队在沈阳周围进行战斗，他们也应该是义勇军的前身。 驳壳枪在东北抗战中曾是各路抗日部队的重要武器。杨靖宇将军殉国时，身上携带了三把驳壳枪，一把9厘米长身管长苗驳壳枪，一把9厘米标准身管大号驳壳枪，一把7.63厘米短身管小号驳壳枪。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1_3.jpg" /> 中国中山炮队讨日义勇军军旗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1_1.jpg" /> 出于钦佩，日方为这位战死的连长修造了墓碑 因为驳壳枪轻便而不亚于冲锋枪的火力，中国在抗战前曾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向德国大量采购这种武器，而且全部采用20发的大型弹夹。但是，由于这种20发弹夹的驳壳枪定型于1931年5月，“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尚不及装备。可见图中这名军官所用手枪，是采用6-10发装弹，固定式弹匣的老式枪型。作为炮兵军官，这应该是他的自卫武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1_4.jpg" /> 所谓中山炮队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部队，至今仍有争议，基本可以肯定是东北军残部转成的义勇军早期部队。但这支部队不一定是炮兵。从这张图片上看，当时还有自称铁甲军的抗日队伍，显然也不是装甲部队。 尽管这支“中山炮队”部队与日军作战的记录在中方档案中不见踪迹，但根据我方记载，推测这名东北军军官，很可能是当时在新民组织抗战的耿继周将军所部。 值得一提的是，从照片中看到，这名军官使用的手枪很有特色。在中国被称作驳壳枪的毛瑟手枪，是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的一种手枪。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动手枪之一。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的这种手枪由于有一个木制枪盒，又被称作盒子炮。其实，这种枪盒可以与毛瑟手枪组合，变成枪托，使其变成一支冲锋枪。 驳壳枪虽然设计出色，并可以安装20发子弹的大型弹夹，火力凶猛，在其故乡德国却并不被重视，欧洲也没有任何一国采用其作为制式装备。原因在于该枪连发射击时枪口会自动上跳，几枪之后子弹会打到天上去。然而，西方不亮东方亮，在中国这种手枪非常受宠。毛瑟厂共生产驳壳枪大约一百万支，中国大约使用了五十万支（含仿造），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中国人用了个脑筋急转弯，轻易解决了驳壳枪开枪时枪口上跳的难题——只需要射击时手腕一转，把枪放平，变成手心向上即可。此时扣动扳机，枪口的上跳作用使驳壳枪形成从左到右的扫射效果，充分发挥其全自动速射的优势。因为很多军官出身绿林，盛产神枪手的东北军对这种武器也十分青睐。 耿继周出身于东北军炮兵，1931年10月正在新民组织抗战，因此，这名属于“中山炮队”的军官，或许正是耿的部下。但进一步的考证，还需要等待更加充分的史料。 第二部 焚江 七、辽南——铁血夫妻 辽南的中国抵抗者，一直战斗了八年，最后一个指挥官白君实牺牲在1939年1月。无论是赵庆吉、白君实，还是他们曾经的上级邓铁梅、苗可秀，都几乎是被忘却的名字。在他们牺牲二十多年后的这次发现，仿佛在唤起着我们的记忆。白君实殉国前的话似乎就回响在我们耳边——“我活一天就当一天中国人，当一天鬼奴也不干。” 日本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中，在描述抵抗力量在东北活动的部分，引用了一张照片。说明是一名被关东军俘虏的所谓“匪首”，题图说明——“三角地带枭雄匪首赵庆吉”，“昭和十三年（1938年）一月二十四日福本讨伐队逮捕”。在照片周围，写满了所谓“凶状大要”，说此赵庆吉抢劫绑票，杀人越货，故此十恶不赦云云。 《一亿人的昭和史》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放置这张照片的日本编辑，很可能只是出于其拍摄质量和典型性将其采用，却未加任何标注。因此，估计看到这张照片的日本读者，几乎无人会注意到“赵庆吉”这个名字。 实际上，赵庆吉是义勇军中一名优秀的指挥官，曾长期率部转战于辽南三角地带，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曾是令日军夜间惊梦的人物。 谈到在东北的抗战，被认为最艰苦的地区，莫过于南满，由于这里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是日军兵力最为集中，控制最严格的地区，而南满的大部分地区，从地理和气候来说，亦不适合游击战的实施。杨靖宇的抗联第一军兵力始终在一千人上下，而赵尚志的第三军却能发展到六七千人，原因并非两人能力差距，而是因为在日军开始重点准备对苏作战前，杨靖宇活动的南满比赵尚志活动的北满形势要更为险恶。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2_2.jpg" /> “讨伐”辽南义勇军的日军部队，注意画面中在日军追击下牺牲的辽南义勇军战士 关世英，岫岩县大营子镇关家堡人，满族。1915年出生，排行第三，自幼许配赵庆吉，1933年成亲。关家并全力支持赵庆吉的抗日斗争。关世英本为传统女性，但在随丈夫行军作战中，学会骑马，善使双枪，在抗日队伍中以“双枪女将”闻名，成为一位传奇式女指挥官。杨靖宇和赵庆吉之间的联络，就是关世英牵的线。 在东北抗日群雄中，赵庆吉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妻子，这就是担任他所部第二路军参谋长的关世英。 由于在日本发现了这张照片而搜索其后的往事时，萨意外发现，赵庆吉的故事，1938年并不是尾声。 赵庆吉，辽宁省岫岩县人，满族，生于私塾先生之家。1927年考入凤城县警察局，担任巡官，“九一八”事变后愤而辞职。1932年1月25日，赵聚众宣布举旗抗日，1932年率部参加邓铁梅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任十二团团长。在岫岩、凤城、大孤山等城乡不断袭扰日伪军。1933年初，部队扩编为旅，他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一旅旅长，指挥该旅在罗锅圈、九沟峪、汤沟沈家堡子等地同日伪军作战六次，曾一度攻入凤凰城，先后消灭日督导官，伪警巡长、巡监等敌伪官员多人。9月底，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被叛徒出卖被害。12月初，由同在辽南活动的少年铁血军指挥官赵侗、白君实出面，约定三角地带各部抗日义勇军首领在葛藤峪聚会。会上，各路抗日武装决定统一组织，成立辽南临时政府和新的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部，下分四路军，赵庆吉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举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继续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甚至有资料表明，赵庆吉在后期和日军作战中，还与杨靖宇将军取得了联系，建立了合作关系。 似乎赵庆吉没有在妻子战死后留下纪念的文字。其实，这时离他的生命终点，也只剩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辽南的抗日武装，于日军全力镇压下苦苦支撑，坚持到1937年，已经是个奇迹。这一年冬天，他率军隐蔽在山中，粮弹竭尽，但仍多次出击。1938年到来的时候，辽南三角地带的抗日武装，只剩了赵庆吉和铁血军第三任总指挥白君实两路，总计竟然还不到五十人。1938年1月15日，他被叛徒偷袭负伤，在治伤时不幸被敌人包围捕去。3月，在凤城镇西沟刑场被日军杀害，以身殉国，享年38岁。推测，那张日军拍摄的照片，就是他临刑前的遗影，也是赵庆吉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张照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2_1.jpg" /> 赵庆吉遇难前的照片 赵庆吉的队伍，最多时不过数百人，到1937年，他所部的直属战斗兵员，已经不足百人。他和关世英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死的危机。1937年10月，他和关世英带四十余名官兵在四方砬子宿营，因为生火暴露目标，突然被凤城岫岩的日伪讨伐队包围。激战中赵庆吉先负伤，关世英在抢救他时被日军用机枪击伤双腿，无法行动，大呼：“我死了算什么，你带队冲出去……报国仇家恨！”遂留下掩护，命令卫士背赵庆吉突围。日伪军蜂拥而至，呼喊“抓住关世英，抓住铁血军参谋长！”关世英开枪自毙，终年22岁。 1963年，岫岩县大营子乡关家堡子——也就是关世英家乡的一位农民在挖獾子时，在头道岭山腰的石砬子中发现一洞，内有一块石板，下面似有物件。他用力掀开石板后，发现下面是一个布包，里面整齐地叠着一面三角形标有令字的红旗和上黑下红的三个袖标。这正是赵庆吉担任团长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十七团的团旗和官兵们佩戴的臂章。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2_3.jpg" /> 日伪军用铡刀屠杀被俘的辽南义勇军全胜部战士 也许就是这样的信念，让赵庆吉们在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八年里，一直坚持了下来。 第二部 焚江 八、通化——“忠魂依旧保辽东”的唐聚五 发现敌军进攻后，唐聚五立即布置各方面部队加强防御，坚决阻击敌人。王凤阁、孙秀岩、李春润等各部自卫军在日军进兵的险要关隘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都因抵挡不住敌人的重武器攻击而先后溃败。龙岗阻击战就发生在这个阶段。从照片上看，这名中国战士牺牲于10月27日，当时山口阵地已经失守十余日。因此，他这可能属于被打散后坚持于当地游击的义勇军小部队。从照片还可以看到，战斗还在进行，抵御战士已经被搜身。按说日本军队当时还没有打着仗还要搜敌人腰包的习惯，打完仗毁坏对手尸体的事情在东北战场上倒比比皆是。由此推测，这个战士曾经给关东军们造成了极大地麻烦，挑开他的衣服是为了避免里面有爆炸物等可能给日军造成威胁的东西。日军也在作战中慢慢变得狡猾，我家河北老乡回忆当地日军扫荡，和八路军交战时，对于八路军官兵尸体都会用刺刀挑开棉衣和腰带，一来判定人是否真的死了，二来检查是不是身上还有武器。 1932年4月，唐聚五等在桓仁举义，建立辽宁民众自卫军，矢志抗日，得到东边道广大军民的群起拥戴。1932年夏，辽宁民众自卫军发展到全盛时期，占据桓仁、通化、新宾、金川、抚松、安图六县全境，而集安、临江、长白、柳河、辉南、海龙、清原、抚顺、宽甸九县大部也皆为自卫军所光复。自卫军重设辽宁省政府，多次打败日军和伪军于芷山，廖弼臣等部，临江、长白、抚松等地掀起捐资、献枪支援自卫军的运动。一时东边道的抗日救国局势风起云涌。为此，日军从1932年9月开始秘密集结兵力，先后调集了日军高波骑兵第一旅团，服部骑兵第四旅团，茂木混成第十四旅团，并第二、第八、第十师团各一部，朝鲜军一部，铁道独立守备队和空中飞行大队，伪军若干相配合，总计三万余人，于10月11日起对东边道地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可以看到这名战士打着当时中国兵典型的绑腿，遗体已经被搜过身，而战斗还在继续。这应该是唐聚五所部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武装。我想，由于当时的政局混乱，他们既没有可能被追认为烈士，也不会出现在任何政府的花名册上，他们的家属，也不可能享受到抚恤的待遇吧。他们可以算是真正的无名战士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3_2.jpg" /> 唐聚五将军及其发行的文告、臂章、纸币等 明朝蓟辽督师袁崇焕被冤杀的时候曾经口占一诗，内有“忠魂依旧保辽东”之语，唐聚五将军与此差相仿佛。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3_1.jpg" /> 日本“陆军恤兵部”昭和九年印刷发行的《满洲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中的一张照片，题为“龙岗山脉隘口附近战斗中，抵抗到最后一刻的敌军士兵遗体”。 尽管唐聚五在这次战斗中失利，但他以区区团附之身，有力地发动当地军民抗日救国，在辽左控制十余县，并使中国的辽宁省政府在辖区内一直坚持到1932年11月，仍可说功不可没。唐聚五在退入关内后仍坚持抗战，最终战死在华北战场上。 宋部战斗力不错，是义勇军中较能打仗的部队，他甚至曾与杨靖宇取得过联系，策划过协同抗日。也许，龙岗隘口的战斗，是宋部为摆脱日军打的一场后卫战。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1932年农历八月中旬义勇军宋国荣部曾攻打磐石县城。日军以骑兵快速部队增援磐石后追击宋部时发生后卫战。宋国荣从磐石撤退在农历八月十四日，可能已经进了公历10月。宋国荣部原为正规军，所以他部队将士的服装也较为整齐，比较符合照片上战士的风貌。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3_3.jpg" /> 唐聚五部官兵构筑的工事，以此和日军抗衡 实际上这是一批照片而不是单独一张。 第二部 焚江 九、庄河——被国家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砍死的日军少将 这个日本将军，还真是个倒霉的家伙。 首先说说鞠抗捷院长在那次战斗中的身份。说起来鞠院长出身很不错，他是奉天（今沈阳）高等警官学校的毕业生，不过，在庄河战斗的时候，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即便算成不那么正儿八经的义勇军都十分勉强。担任“联庄自卫团”参谋长的鞠抗捷，手下是一支十分古怪的武装，那就是常常被我们归为反动会道门的大刀会。 20世纪的战争中使用铠甲，未免匪夷所思，实际上，这大约是日军使用的第一代“防弹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的“满铁株式会社”曾经制造过一批这种类似乌龟壳的钢制装具，给参战的公司职员使用，后来也供给日军。这种“防弹服”其实并不能防弹，但能抗冷兵器和弹片，日军曾在东北战场和淞沪战场上使用过，我军在战斗中，对日军这种奇怪的装备也曾多有记载。 在一本谈抗战的图书中，出现这样一段描述，肯定会让读者感到怪异。这跟抗日战争联系得上吗？ 值得一提的是，森秀树被杀死的过程有些怪异，他的军服被砍坏多处却毫发未伤，在想翻墙逃跑的时候，被大刀会员从后面赶上用扎枪刺穿臀部才倒下，被鞠抗捷砍头。事后发现他的衣服里居然穿了一层“铠甲”。 森秀树应该算是日军“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阵亡的第一个将级军官。 然而，计量科学研究院真的有一位院长干过这样的事情。1932年12月16日，日军一名叫森秀树的联队长，在辽宁庄河的一次战斗中，被一名叫作鞠仁卿的中国人一刀砍掉了脑袋。这位鞠仁卿，后来改名叫鞠抗捷，1975年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后来还担任过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的理事长呢。 根据日本旧军人数据库提供的资料，森秀树，190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0年晋升为骑兵大佐，担任伪满洲国军靖安军游击第十三联队联队长，战死后特晋一级为陆军少将。 让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回答吧。 结果，战斗打响后，伪军纷纷上马逃跑，大刀会攻进日军西路讨伐队靖安游击队联队长森秀树大佐的指挥部——寇福昌大院，消灭敌军数十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及战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森秀树本人原住在村民田中忱家中，仓促中边打边试图突围，被大刀会会员与逃敌分隔，身边四名日军都被击毙。森秀树在试图越墙逃走时被大刀会会员郑义用长矛刺中臀部，随后被亲自上前的鞠抗捷枭首示众。 似乎是联系不上，但要是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是个抗日英雄呢？比如，砍过一个日本少将的脑袋，那又如何？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1年9月从安东经大孤山向庄河进攻，占领了庄河县城。1932年庄河大刀会纷纷举旗抗日，得到民众支持。至同年底，大刀会发展到了三千余人，控制了全县一半的地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鞠抗捷几经周折，回到庄河，组织创办了大刀会邱家沟团。他捐出家中几十石粮食和上千元钱用作大刀会活动经费，从大连请来十余名山东武师，教练部众武术，威望渐渐提高。当年秋季，庄河各村大刀会成立总团“联庄自卫团”，他被推举为参谋长。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4_5.jpg" /> 身穿森秀树同样式样防弹装甲的日本兵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4_1.jpg" /> 国家计量科学院领导与外国专家合影 此言一出，估计会招来炮轰一片——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院长砍日本将军的脑袋？这可能吗？专业也不对口啊。 对森秀树来说，更要命的是他行军途中居然分兵，犯了兵家大忌。其联队主力直插庄河县城，而他自己这一路，仅有一百六十余名骑兵，大部分为伪军，战斗意志不强。 既然森秀树是来打大刀会的，怎么会打猎的反而被猎物给干掉了呢？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4_4.jpg" /> 日军资料中的大刀会和红枪会成员 正是因为鞠抗捷他们的大刀会闹得如火如荼，招来了那位倒霉的日本将军森秀树。1932年12月中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派靖安军前去庄河“围剿”大刀会，带队的就是这个森秀树。 这次战斗后，日军曾对庄河大刀会进行血腥报复，到1933年二三月间，大刀会部众逐渐星散，娄子敬等阵亡。鞠抗捷被迫入关，一度担任河北省警官学校教育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太行山太岳根据地工作。题图的旗帜与武器从被日军缴获的时间来看，<u>.９９liｂ?</u>应是日军报复作战中从庄河大刀会会众手中获得，说不定曾在攻击森秀树所部那一战中使用过呢。 原来，森秀树带队前往庄河途中，12月15日夜宿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土城子屯。这个情报被鞠抗捷的心腹，大刀会邱家沟团团长娄子敬截获，鞠抗捷闻讯立即传令各团迅速赶到土城子将其包围，大刀会会众都是当地人，熟悉地理，几千人携带大刀长矛，神不知鬼不觉就包围了土城子屯，夜间突然对已经睡熟的森秀树部发动了袭击。 说起来，森秀树因为穿了这种防弹服所以最初没有被大刀会砍倒，似乎证明了其作用，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是身穿这么个沉重的东西，可能森秀树也能跟上他的那些靖安军部下一道逃走呢。 看到这里，估计很多人都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鞠院长，当时是国军呢，还是共军呢？第二个，这个森秀树，怎么会跑到庄河来让鞠院长砍了脑袋呢？ 大刀会，是白莲教始创的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因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也有一说其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而得名），某种程度上义和团可算是大刀会的一个分支，大刀会最初的口号居然是“反清复明”！不过，清朝灭亡以后，大刀会基本变成了民间自卫性质的武装。特别是东北沦陷期间，当地的大刀会和红枪会等武装，在朴素的爱国感情和保境安民的思想支持下，很多成为了抗日力量。庄河的大刀会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 中国国家计量科学研究院，成立于1955年，隶属国家质检总局，是社会公益型科研单位、国家最高的计量科学研究中心和国家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承担着研究、建立、维护和保存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研究相关的精密测量技术的任务。 建院以来已建立国家计量基准和标准302项，形成了国家基、标准体系的主体和核心，为保证全国量值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部 焚江 十、宽甸——太平哨的回马枪 在日本保留下来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一场中国抵抗力量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串联起来，整个战斗的情景都可以被勾勒出来。 从这张照片上日军手持的缴获武器来看，令人很怀疑这次战斗是当地民众抵抗组织红枪会、大刀会或者联庄会实施的，这些地方武装在东北沦陷前后很多投入抗日斗争，辽宁民众自卫军、辽西义勇军都有一部分是由他们改编的。 这场战斗发生在日军据守的辽宁东部太平哨据点。日军的作战记录表明，1932年9月8日，约900名中国抵抗战士主动突袭了日军这个据点。从日军保留的照片来看，这次战斗是分成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日军守备部队在夜间遭到袭击后，由于中国抵抗军攻击猛烈并乘风放火，日军丢失了部分村落。但是残余日军仍依托既有阵地抵抗，利用工事顶住了没有重武器的中国进攻者，直到天亮援军到来。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5_2.jpg" /> 正在和义勇军交战的日军部队，使用缴获自我正规军的ZB-26机枪 由于日军毕竟有坚固工事，整夜的战斗始终呈现胶着状态。激战到第二天天亮，日军由樋口少佐指挥的增援部队到达后，中国抵抗战士被迫退却，但有部分人员被俘。 张宗周，原桓仁县公安局长，1932年3月，唐聚五在桓仁举义，张宗周是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其部下的公安部队随即扩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五路，并曾率部参加6月6日的永甸之战，7月16日的坎川岭之战。8月，自卫军发动反攻，攻打太平哨的战斗就是这时发生的。根据我方记载，此战还有更多细节。 战斗到此，似乎日军取得了胜利。虽然没有记载日军是否审查出了进攻者的身份，但为太平哨解围的日军停留一天后仍洋洋得意而去。 根据照片上提供的时间和进攻的中国抵抗部队作战特点，基本可以确定，这支袭击了太平哨的中国抵抗军，属于义勇军系统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其指挥官为辽宁民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第五路司令张宗周。 一批慷慨赴义的志士，一场精彩经典的回马枪，少帅跑了，军队跑了，可这些点滴的历史痕迹，证明那个时代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并没有低下他们的头。 佐藤是个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在6月日军攻击抵抗组织时，曾写血书要求上前线，深受其上级赏识。这个日军中的“劳模”也在太平哨之战中奔赴靖国神社了。 经过调查，太平哨据点位于辽宁省宽甸县，从丹东到辑安的公路经过此地，是所谓“东边道”的重要门户。1931年冬，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投敌，当地陷入敌手。但这一带地区抗日活动风起云涌，一直十分激烈。1935年11月26日，杨靖宇曾指挥抗联第一军前身直属部队教导团和一师一部，并联合宽甸抗日义勇军左子元部，突袭过这里，与伪警察交战两小时，毙伤敌25人，俘虏26人。1932年时杨靖宇还没有到太平哨活动。当时，这里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五和王仁斋海龙工农义勇军交叠的游击区，究竟是谁打了这漂亮的一仗呢？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5_1.jpg" /> 中国抵抗军放火焚烧该据点所在村落的部分建筑，发动火攻 原来，太平哨据点对于日伪军来说十分重要，当时是伪“鸭绿江地区剿匪司令”姜全我的驻地，守军数百人。来援日军的离去并非出自骄横，而是因为当时张宗周正组织民众自卫军一路唐玉振部，七路郭景珊部攻打距离太平哨三十余里的日伪军基地牛毛坞。这是一个有一千多人据守的日伪军大据点，自卫军一时不能将其攻占。但守敌十分惊恐，连连向周围日伪军呼救。于是日军援军樋口部队二百余人急忙赶去解围，姜全我也调动三个连数百部队，携带轻重机枪，迫击炮出动，太平哨只留了四十多名守军。侦察到这一情况的张宗周部随即于11日出动部分部队二次奇袭太平哨，拿下了这个据点，毙伤敌二十余人，其余敌军全部做了俘虏，并缴获大批物资。自卫军将不能带走的物资全部烧毁，以免资敌。 看来，日军的照片，描述的就是张宗周部攻打太平哨的过程了。 第二部 焚江 十一、双城——是谁打了日伪的国际列车 从《朝日画报》的报道不甚容易看出究竟，但查阅《满洲国警察小史》和《满洲事变忠勇录》等日文资料后，我们发现，这次被袭击的11次列车，有点儿特别。 对于双城这次战斗，伪满《大同报》报道，内有“8月30日晚11时，由哈开往新京之小票车，于11时20分驶至五家子南10余里地点，列车突然出轨，是时附近田地中‘胡匪’70名蜂拥而上与车上警备兵交战。其详情因电线割断至31日午刻尚未明白”。并称其为“有计划之行事，袭击手段极有组织，所用武器极精巧，猛烈无比，只袭日人，满俄人未受害，并无掠夺行为”。 结果还是没能顶住，这些外国乘客和来自日本的考察团员共计八十余人，全部被中国抵抗力量俘虏抓走。 但两年以前另一起倾覆日军军列事件的破坏手法与其几乎如出一辙。这就是赵尚志1932年4月组织的成高子袭击战。在那次行动中，第一次袭击曾试图用炸药炸毁铁路，由于信管失灵而失败。赵尚志接手后，采用了破坏铁轨固定道钉的方式，使日军征讨义勇军的“凯旋列车”翻覆爆炸，日方报道造成“日本军五十余人惨死”，比打哈尔滨损失还大。 “照你所说，倘若你真是个美国人，那么你不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壮健的华人这样的说。他年约三十左右，好像就是六十名光景的便衣队的领袖。他正截劫了中东铁路火车，带了96名旅客而去，在这些旅客中，有十一个是俄国人，有一个是美国人，便是在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6_1.jpg" /> 《朝日画报》1934年10月上刊登的双城列车袭击现场照片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后，驻哈尔滨的日伪军紧急出动，搜寻袭击了列车的抗日抵抗部队——这本身并不奇怪，问题是日伪军出动的部队不但有普通军警，而且包括了驻哈尔滨的飞行队，甚至还动用了“广庆”和“江宁”两艘军舰。 日本《朝日画报》杂志在1934年10月号上用整整一页，以照片新闻的方式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标题为《“匪贼”袭击列车——北铁南部线上的大难》。文中这样描述此次事件—— 其破坏铁路的手段，根据日方报道，是采取拆掉固定铁轨的道钉，使列车开来时由于铁轨松脱而出轨倾覆的方式，这种方法由于被破坏的铁轨外观毫无异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而且由于破坏的工程量小，比在铁轨下放置炸药，在铁轨上放置岩石，大树等做法更为简捷有效。 “爷爷生来不信邪，敢把天地扯半截，松花江是咱娘家的客，兴安岭是咱亲生的爹，头上顶着关东冒烟雪，一嗓子吼出个十三省，一嗓子吼出十三个爷。” 这个时候，是谁这样胆大包天，竟敢在这两个伪满统治的中心之间干出这样一次震惊中外的行动呢？ 萨曾在日本发现多枚抗日武装袭击日军列车的照片，但有的很容易就能判明是哪支部队打的。 这种国际影响，是抗战的东北军民极为需要的。日军可以拿回人质，却无法消除这样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外界在重重封锁之下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中国人在不屈地战斗。 打了这场胜仗的部队很容易就被查出，那是辽西义勇军高振鹏部的杰作。 八月三十日夜晚九点五十分从哈尔滨发前往新京的北铁南部线特快旅客列车，在同夜零时四十五分左右，于五家和双城壁之间的“安西店”紧急停车站附近行进之时，由于“匪贼”破坏轨道，导致车辆出轨倾覆。火车机车和其后的四节四等客车被毁。与此同时，预先设伏的“匪贼”立即向停止的列车发起了猛烈攻击，与押车的日本警乘兵发生激战，双方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在这次袭击中，日方当场有十人死亡，十数名重伤。日本资源调查局的专员藤泽技师，事务官内田，（伪）吉林省公署驻哈尔滨官员村上条太郎等被“匪贼”作为人质抓去。 对于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并无定论。呼兰学者王泽生考证耿殿君确曾参加过抗联的西征，但李兆麟负责西征工作在1938年以后，所以，若耿殿君确曾为西征打前站，其时间不可能早于1938年。而抗联历史专家史义军考证耿殿君在1939年就牺牲于克山县张信屯，并曾亲自到他的牺牲地考察。以此看来，“十三省”的报号若是出现在1938年，则其活跃期不过一年多，似乎不大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同时，“十三省”中包括多名地下工作者，有的开店，有的担任伪警察，有的是走方郎中，明显都在敌占区扎了根，这似乎也不是可以仓促间实现的。因此，“十三省”的报号出现在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似乎更符合逻辑。 对日伪军来说，哈尔滨周围的铁路沿线实在是个不安稳的地方，日军进攻哈尔滨时，其军列在双城遇袭，长谷部旅团长险些被摔死。在和一面坡方向义勇军交战的时候，运兵车又在成高子被颠覆，人员死伤惨重。1934年8月30日夜，平地一声雷，哈尔滨以南42公里的铁道线上，日伪11次快速列车行进间又突遭袭击。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6_3.jpg" /> 在柳河沟西侧两公里处被袭击颠覆的日军军列 当时在这一带坚持抗日的若是笼统来算，都是义勇军，然而，这支“义勇军”在作战的时候却颇有些古怪，若是仔细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让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 电视连续剧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但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据说真的有一伙被称作“十三省”的抗日武装，在黑龙江颇有名气。其中，“五省”就是十三人中排行第五的耿殿臣，而他们的领袖，则是报号“三省”的耿殿君。两人都是从山东到东北汤原县黑金河矿淘金的工人，1932年受爱国热情感染参加了共产党人宋学文主持的肇源抗日救国会，后来都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干部，“三省”耿殿君最后的职务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十二团团长，“五省”耿殿臣的职务，据说是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参谋长（未见正史记载），两人都在和日军的作战中牺牲。 “你说这样的苦战可以继续到若干时，这是谁也不能答复的。我个人觉得在北满，因了山岭的阻隔与广大的森林，这苦战至少可以继续数年，五年或者十年以上。我们全国已都起来反对倭寇及他们背后的汉奸了。这里的人民，大都是移入者，来自河北、山东、河南及关内诸省，他们决定不使满洲成为倭寇的领土。这决心，甚至我们的小孩已都有了。诚然我们这样的战争，这样在山林间驰骋着，确是件艰难困苦的事！” 抢劫沿路乡村的事，都是加入义勇军的真正土匪干的，在他们，抢劫已是第二天性了。诚然，他们免不了有这样的事，但我们的结合为时很短暂，我们一定要用力去驯服他们。我们须知这是战争，为了使我们能从强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对的。根本，战争便是血泪交流的惨事啊！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6_4.jpg" /> 《朝日画报》中日伪军在金亮子找到的外国人质在广庆号炮舰上的合影 日伪档案也对这一说法比较有利。在《满洲国警察小史》中属于“十三省”系列报号的抗日武装，1936年前被记录和日军作战的就包括了“三省”、“五省”和“九省”，若说是巧合则多少有些难以置信。 在哈东支队时期，赵尚志顶着上级错误的极“左”指示，实际上已经有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雏形。他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义勇军和山林队，不但其队伍含有大量地方武装，而且经常和义勇军联合组织作战。 无论如何，“十三省”都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甚深的抗日武装，而且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坚定，大部分后来牺牲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时隔60年后，“十三省”中耿殿君，耿殿臣等牺牲的十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们决不伤害你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以后就要释放你们，这里便是你们的行李。”那个首领说着手指茅屋角上堆在一起的我们的行李。 但是，义勇军部队袭击列车的记录中也有非常准确的，其中提到了日本的考察团，虽然把爱媛县地名写错，但提到的人数恰好和日军提到被抓人数相符。这些，是《东北抗战实录》中不曾有的。 双城11次列车倾覆袭击发生的时候，赵尚志本人似应不在现场。哈东支队共分三个总队，赵尚志当时带第一总队、第二总队一部、总部和炮队、骑兵队等在宾县活动，第二总队政委马宏力则率该总队一部分人员到双城等道南地区活动，第三总队活动于道北延寿方正一带。这次战斗从活动区域看更像是第二总队所为。由于哈东支队总兵力不过450人，每个总队的人数不过百人，马宏力率领的又并不是第二总队全部，仅几十名官兵试图袭击一列国际列车似乎有些兵力单薄。所以，以赵尚志部一贯的作战习惯而言，联合“五省”、长海两支义勇军共同行动是合理的——更何况以“五省”耿殿臣而言，他的部队要么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半红半白的队伍，要么干脆就是他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领导的，在战斗中能够和哈东支队有效配合是正常的。 所谓锣鼓听音，其实，一个“全部人质”都被救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若是双方发生交火，人质是不可能毫发无伤的，就是今天的特种部队也做不到。 难道是铁道游击队出了关？ 文中的“北铁南部线”，实际指的是原俄属中长铁路哈尔滨至长春段。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军控制了长春以南的铁路系统，称为“南满铁路”。但长春以北的铁路仍为俄罗斯（一战后为苏联）所控制。日军侵占东北后，苏联同意与伪满共同经营这段铁路，日伪将其称为“北满铁路”，这部分铁路的主干状似“丁”字，一横从满洲里横贯东北至绥芬河，以哈尔滨为界，东侧被称为“北铁东部线”，西侧被称为“北铁西部线”，一竖从哈尔滨至长春，被称为“北铁南部线”。这列11次列车从哈尔滨发车，其第六节以后的车厢，是从自满洲里入境的104次国际列车直接转挂的，因此其车上有大量外国乘客，这列全线在伪满内部的列车也有了国际列车的性质。同时，还有一个来自日本的“爱媛县北满考察团”从哈尔滨上车，正准备到新京——也就是长春去谒见伪满皇帝溥仪。正是因为有这个考察团的警卫人员，日军押车的警乘部队实力大涨，才能和抵抗部队交战一小时之久。 不知道？单独提“五省”，其名气还不是很大，但是，“十三省”呢？ 在东北战场，袭击日军列车是抗日抵抗力量的一种重要作战方式，但是，得以明确在现场留下影像的并不太多——所幸，日本的摄影记者给其国内刊物提供的照片，如今成了中国军民抗击入侵者的证据。 萨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是——“十三省”是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出现的报号，由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还在萌芽，因此这个抗日团体的性质仍属于义勇军。13名成员此后可能走了不同的道路，其中至少耿殿君、耿殿臣等率领的部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赵尚志部抗联第三军的一部分，他们两人也最终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党员干部。1936年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前往汤原与夏云阶的部队会合，并开辟下江游击根据地，推测“十三省”中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成员如耿氏兄弟此时也随军前往。而耿殿君为西征打前站很可能也确有其事，但并非带着扮装成土匪的“十三省”去三肇地区开展工作，而是率领十二团前出三肇，在留在当地的“十三省”兄弟的支持下打开局面。 当时袭击日伪列车事件颇为频繁。伪《大同报》曾报道：铁路沿线1934年3—9月遇“匪”180次，10月，增加到534次，受影响者61350人，其中哈尔滨附近竟达127次，受影响者16900人。甚至就在这起事件之前一个月，还有义勇军在哈尔滨和一面坡之间打了一列火车。根据1934年7月30日伪满《大同报》报道：“28日上午8时40分，北铁东部线由一面坡开往哈尔滨之第三旅客列车，行至乌吉密河东方一公里附近，线路被‘匪’破坏，机车、行李车、邮车、三等客车各颠履一辆，二等车幸免……” 唯一的解释就是抗日武装释放了这些外国人质——也包括了日方的非战斗人员。抓到外国人后，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抵抗，然后将他们释放，是当时东北抗日武装的一种惯例。 关于“十三省”的形成，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在东北抗日联军于下江地区遇到极大困难时，由李兆麟派到三肇地区为西征打前站的一批干部，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都是肇源救国会的成员，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当天，一起在“九省”孙玉亭家举行了磕头仪式。 有一个描述东北抗联的电视剧十分火爆，名叫《十三省》，讲的是十三名抗联干部奉命以“结绺子”的方式，装扮成土匪开展抗日的传奇故事，情节颇为紧张激烈，尤其是其中一首主题曲确实有点儿荡气回肠的感觉。 有一个细节可以确认这次袭击应是赵尚志所属的哈东支队所为——《朝日画报》虽然提到袭击发生在五家和双城（双城壁、双城堡都是当时对双城的称呼）之间，但战斗的具体地点并无汉字标注，只有日文假名拼写“アンシデン（发音‘安西店’）”并说明这是个紧急情况下才停车的小站，看来，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记者也搞不清战斗的具体发生地点，只能根据采访所得进行音译。而我方明确记录破坏铁轨的地点在“安西站”附近——看地图，今天双城和五家之间确有安西镇其地，在铁道的东侧。如此，日文报道中的アンシデン，实际上应该就是“安西镇”。中日描述的战斗中不约而同提到“安西”这个地方，这一袭击的时间，地点就都吻合了。考虑到双方不可能互相参照，这不可能是巧合。而中方资料中还有日伪军出动部队的序列，这是日方报道中没有的。 也许，两个记载都是正确的，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在记载中袭击了日军列车的义勇军指挥官——“五省”的身上。 赵尚志此时，正好率领哈东支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前身）在哈尔滨以东地区活动，其作战范围包括了双城。根据黑龙江文化网资料，在我方战史记载（据称出自《东北抗战实录》，但查其文未见对此战的描述，当是其他资料）中，哈东支队这期间的一次战斗与这次袭击十分相似。 组织严密，而且除了打日本人以外秋毫无犯，这样具有严格纪律的“胡匪”实在不多见，打票车先掐电话线，倒有几分老八路的风范。 两名提到的义勇军指挥官中，“长海”很可能是孙长海，并不是一个有名的首领，而“五省”的名气就大多了。 用我河北老家的话说，这是猴嘴里掏枣的活计啊。 不管是谁打的日伪国际列车，也许他们所要的，就是要传出这样的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日方对这次国际列车袭击事件结局的报道——日军出动海陆空军百般搜寻，直到三天后的9月2日，才在金亮子（地点不详）救回了全部人质，据说还和抗日武装打了一仗，却又似乎双方均无损伤…… 袭击日军列车的到底是赵尚志的部队，还是义勇军呢？ “讲到援助，我们是很多。记住俄国，走过境去，就有万千的华人韩人都愿意援助我们这正当的战争。他们一定会援助我们的。并且，我们知道世界的同情也在我们。” 大约因为这次战斗并非发生在全面抗战之后，在我国，知道这次袭击的人不多。但是，当萨翻阅当年的日方记载时，才发现这一事件在日本舆论中引发的震动，其报道宛若一个东北版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可惜的是，我们知道此战的重大影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海陆空一起上阵，日伪军根本没有足够兵力应付义勇军对列车的袭击。 ——选自《闸北的苦战》（上海新生命书局） 同样的手法，同样选择哈尔滨周边的铁道线做文章，同样打的目标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只是成高子袭击战没有预先埋伏的部队扩大战果。看到这样多的相似，不懂得打仗的人都会问——这一仗，会不会又是赵尚志干的呢？ 根据黑龙江文化网的资料，1934年8月30日晚0时许，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袭击日军列车。在赵尚志司令的率领下，哈东支队破坏了中东铁路双城堡至五家子车站之间安西站附近的一段铁轨。当时从哈尔滨开往长春的第十一次旅客列车路经此处时脱轨，造成蒸汽机车和后面四节车厢侧翻。埋伏在附近高粱地里的哈东支队游击队员，对列车上日军乘坐的警备车和卧辅车发动进攻。给敌造成较大伤亡。当双城伪满军第二十三团第二营和五家子驻屯军等日伪军赶来增援时，哈东支队已经撤离。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别说后来活跃在鲁南铁路上的铁道游击队，连八路军此时都还没有建立呢。 海陆空三军一齐出动，这样的阵仗可谓如临大敌，出动如此豪华的阵容应对一起袭击列车事件，其中是否有些特别的原因？ 就用一个曾被抗日武装抓获又释放的美国人质的话，来做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但是，在孔令波先生《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及作用研究》中，也有一条记载，认为是两支义勇军部队合作，完成了这次袭击——“8月30日晚11时，11次列车在距哈尔滨42公里处，突然遭义勇军五省、长海等百人袭击，火车脱轨，日伪军死10人、伤35人，车内有日本瑷瑷县北满考察团80余人，无一幸免。” 第二部 焚江 十二、第二次反攻沈阳 此时，距“九一八”事变已经将近一年，沈阳又是日军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的军事、政治中心，是什么人仍在这里坚持着抵抗呢？可惜，照片的标注没有清晰地交代拍摄的时间、事件背景。从战斗中遗弃的军帽来看，这很像是一支东北军正规军发动的攻击。然而，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沈阳驻军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连撤退到锦州地区的东北军部队也在1932年新年之际完全地退回了关里。此时，在沈阳周围已经不可能存在成建制的东北军正规部队了。 然而，在日方却一下发现了反攻沈阳中多枚迫击炮厂周围战斗的照片，不由得让我们感慨，那场抗战中，还有不知多少好汉子的奋战被历史埋没。 对这次反攻，我方有这样的记载： 义勇军反攻沈阳攻打迫击炮厂，只查到1932年初的这一个记录： 因为内应叛变，此次战斗没有成功。 几个月间两次反攻省城，义勇军斗志可嘉。如果想到这时东北全境都已经沦陷，义勇军是仓促成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成分构成十分复杂，居然在内外交困之下仍敢攻打日军在东三省的大本营沈阳，而且连攻数日，可见关东汉子在亡国之恨面前有着怎样的血性和刚勇。 从时间上看，这次发现的照片，应该就是日军在1932年8月底义勇军反攻沈阳的战斗中拍摄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7_3.jpg" /> 义勇军试图攀越兵工厂围墙的工具 当时的确还有抵抗战士战斗在这片大地上。敌我双方档案均记载，1932年，活跃在东北沦陷区的抗日义勇军曾至少两次反攻沈阳，其中4月一次曾占领部分市街，8月底一次战斗进攻沈阳持续了五天之久，日方档案记载义勇军攻入飞机场并焚毁日军来不及起飞的飞机。参战的义勇军部队有“燕子队”等绿林武装，也有东北军失散部队（他们有可能仍穿着东北军军服）和警察，甚至还有李兆麟将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数年之前，不同政治力量领导的武装已经在黑土地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作战。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7_1.jpg" /> 沈阳迫击炮厂厂长办公室被义勇军打出的弹痕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7_2.jpg" /> 义勇军反攻沈阳时曾发生激战的兵工厂侧门，仍可看到当时的弹痕 日前，在日本收购到一批共14张原日军内部所存历史照片，根据其内容判读，1932年9月前后中日两军在沈阳周围仍有激烈战斗。 第二部 焚江 十三、义勇军还是八路军 ？ 所谓“八伐马占山”，其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8_2.jpg" /> 安奉线义勇军破坏铁道并切割电线 大青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不比平原，日军的飞机大炮很难发挥应有效力。因此马占山死死守在大青山内，史料记载，在这次大青山之战中，双方经历四次血战，从7月14日开始，一直打到7月20日结束，一连六个昼夜，不眠不休，而战事激烈程度，“较去年江桥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用“周旋”而不用“作战”，是因为日军的照片集中，对张玉廷的记录不是他消灭了多少日军，而是1932年秋，他切断了富拉尔基到昂昂溪之间的铁路——如果看地图就会发现，张玉廷这一击，直接把黑龙江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和南面的辽吉两省切割开来，而此时马占山、苏炳文等正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反攻这座省城。 第二次，日军参谋本部为了加强作战上的机动性调近卫师团高波佑治少将的骑兵第一旅团参战，17日到达齐齐哈尔，配合第十四师团作战。同日，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报告：马占山与其部队仍在呼海铁路以西地区，应对其作彻底的扫荡。第十四师团于6月19日以骑兵第一旅团，在依安以东的泰东车站附近集结，并于6月26日在克山以南和通肯河以西的拜泉、明水与东面的呼海铁路平行，构成一条南北的西线隔离线。第二十八旅团主力由海伦向西，渡过通肯河到达拜泉东南的三道镇，构成中线隔离线。以其余部队沿通北、海伦、绥棱至绥化的铁路构成东部的隔离线，三条线一起向中央挤压，另以一个旅团集中于战场拜泉为预备队，并出动空军四架“八七”式重轰炸机掩护地面作战。战斗开始后，最初骑兵旅团同马占山军遭遇并进行了战斗，但马占山看穿日军企图，也发现了其各部之间间隙过大的问题，于6月26日从东北部越出日军包围圈兵力薄弱处跳出，撤往北安，日军全部扑空。6月26日下午6时，日军指挥官松木直亮少将令骑兵第一旅团及伪军向北安方向追击，其他部队均返回原驻地。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8_4.jpg" /> 五伐马占山战斗中，在大荒台战斗中被击毙的日军 扒铁路，修地道，依靠群众，游击战争……这怎么看怎么像是八路军的动作，然而，早在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中，这些战术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 问题是这个战术建立在马占山在原地等待日军的基础上。这一次，马占山又是依托准确的情报，跳出了日军的夹击。日军远程奔袭了据说马占山据守的长山堡，但未发现抗日部队，25日，徒劳无功的日军被迫返回原防。 第六次，本庄繁几次亲自指挥，都不能包围歼灭马占山。此时，北满地区已经进入夏季，昼间酷热，夜间低温，日军已呈疲于奔命的状态。7月12日，本庄繁只好由哈尔滨返回沈阳。这让一向感到束手束脚的松木直亮大感轻松，于是总结经验，归纳情报，认为马占山的部队7月12日已从木兰县以北的东兴镇向铁山屯和庆安方向移动。因此，他安排部队分路截击，务必留下马占山。然而，日军每到一地，都会发现马占山已经率部队离去。倔强的松木紧紧追赶，最后将马占山追进了山区，正中下怀的马占山立即依托大青山竭力阻击。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8_3.jpg" /> 义勇军的密营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8_1.jpg" /> 张玉廷率义勇军摧毁的富拉尔基-昂昂溪之间铁路 第三次，7月初，松木直亮判断马占山部队已到达呼海铁路以东，而后绕至日军兵力薄弱的后方庆安一带。于是决定以骑兵第一旅团、十四师团一部于7月5日对庆安进行突然袭击。结果，马占山散布自己突然在绥棱东南附近地区出现的假情报，吸引日军前往侦察搜索，自己于7月4日下午从庆安南约20公里的丁家桥一带钻出日军包围圈，向巴彦、木兰撤退。同日日军占领庆安，但未能捕捉到马占山主力。 第七次，7月22日，松木直亮收到驻庆安部队的报告称：马占山率部21日从绥棱东南附近北去。松木随即部署：骑兵第一旅团长一井指挥骑兵第十八联队与黑龙江伪军部队，由庆安向北进行追击。在海伦的骑兵第十四联队22日正午在兴农镇下车后向四合城方向前进，试图一路为锤，一路为锭夹击马占山。 第五次，关东军经反复搜集情报后，判断马占山仍在巴彦，于是分兵搜索攻击。7月7日，日军步兵第五十九联队第二大队在两角业作少佐指挥下，乘汽车向巴彦以南追击，在巴彦西部的大荒（方）台与马占山后卫部队展开激烈战斗，日军出动飞机掩护，战斗最激烈时，马占山新提拔的旅长才鸿猷率部由呼海铁路赶到，由背后猛烈袭击，日军大乱。被迫原地停留等待援军。日军援军到达之后，才于7月10日再乘汽车追击，混乱中日军骑兵第十四联队与十四师团的骑兵第十八联队已因通讯联络不畅，漏出空挡，马占山乘机甩开日军。 第四次，松木连连被马占山戏耍，迫使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从坐镇的哈尔滨飞抵前线进行“战术指导”，得知马占山向进行围堵巴彦方向前进，断定其目标在于渡过松花江与吉林义勇军回合。于是调动第十师团、十四师团、骑兵第一旅团、海军派遣队分头围堵，并禁止巴彦、木兰之间江上的一般航行。 然而，马占山仍然使用老办法，散布假情报，使日军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对他的位置判断全不相同，乘日军各不相让，吵成一团的时机，他再次从日军缝隙里脱钩而去。 最终，日军这次讨伐，又是虎头蛇尾。 扒铁路，是义勇军常见的作战方式之一，义勇军早期战斗中最出风头的一次，大约就是1931年冬天在白旗堡破坏铁路，颠覆了一列日军装甲列车，照片都上了日本的杂志。 第八次，也是唯一一次给马占山构成真正威胁的攻击。担任海伦地区警备的第二十八旅团旅团长平贺英雄，于7月24日下午接到报告：当天约有一千名中国骑兵由正黄旗十六井到达正白旗二井，中午在此停留，估计夜间可能由此地过河继续北上。平贺断定马占山在其中，不和其他部队联系，自行出击。由于马占山此时部下十分复杂，命令不能绝对贯彻，有些部队暴露目标，遭日军突袭伤亡惨重，随后又遭日军追击，马占山的幕僚长韩述彭战死，马占山也用了四十多天才从原始森林走出来，继续抗战。 比如说打游击战，绿林出身的马占山大约是最拿手的了。为了消灭马占山的部队，关东军集中第十四师团、高波骑兵旅团、黑龙江伪军、关东军航空队等部队，从1932年6月开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对马占山发动了八次攻击，称为“八伐马占山”。尽管当时黑省义勇军部队由于主要是各地保卫团、红枪会和大刀会等成员，不复江桥抗战时黑省精兵的风采，但马占山如同狡狐一样的军事谋略和黑龙江军民对日军同仇敌忾的顽强抵抗，让日军连连扑空。 善于机动作战的马占山倒是没有使用地道战，在东北抗日战争中使用地道的另有其人，就是辽南义勇军、“抗日铁血军”第三任司令官白君实。这位出身沈阳高中学生的抗日将领，是辽南三角地带最后被打垮的。他使用的战术已经很近似八路军的地道战，而且颇有特色。他指挥部队把地道挖好，要到第二年才进驻，这样地道周围自然生长的草木就天衣无缝，使敌人无法发现。他的地道甚至一直挖到敌军警察署的后山上，可以直接监视敌军动静。依靠这样的手段，白君实在最严酷的辽南地区一直坚持到了1939年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当然，此后抗联的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就和八路军更相似了——双方本来就来自同一个渊源。 八路军的战术在东北抗战中的出现，只能让人想起某个巨人的一句话——“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第二部 焚江 十四、“荒野的英雄”马占山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9_1.jpg" /> 马占山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签名照片 辽宁，北大营被轻易占领；吉林，参谋长熙洽积极投敌。东三省三个省政府中，唯一不肯竖起降旗的，就是黑龙江省代省主席马占山。1931年11月4日，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他下令抵抗，史称“江桥抗战”，打响了黑龙江抗敌的第一枪。他既是东北军重要的爱国将领，又是北方义勇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如果说在日军在入侵东北的过程中，中国的抵抗者们有一面旗帜，那就是马占山将军了。 在日本的史料中，有一张马占山的照片（参见前文《燃烧的江桥》）。这张照片正是拍摄于江桥前线，马占山正以省主席的身份，到前线视察。确切地说，照片上的马占山只是一个面目不清的侧影，而且还有情报照片常有的标记。从拍摄角度和光线使用来看，不似马占山部下所摄，推测为当时在黑龙江的外国记者或日方间谍留下的影像。但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马占山身手颇为矫健，不似普通国府大员。 然而，近年史料显示，程志远不响应马占山约其起义的要求，主要原因是因为马从齐齐哈尔出走之后，程作为马的亲信已被日军控制，失去了对本部人马的主导权和行动自由，连齐齐哈尔都不能出，根本不可能带兵起义了。1933年程在长春遇到诱降马占山的关键人物，大汉奸赵仲仁。程志远对赵恨之入骨，故此在一次饮宴之后，派人将赵暗杀。此后，程被软禁，第二年神秘死去，终年56岁，至今不明详情。 在抗日英雄的光环之外，马占山的经历中，有一段被认为不甚光彩的历史，那就是1932年3月马占山曾一度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对此，有的意见认为马是诈降，有的意见认为马是投降。但当时马占山此举引发了极大的震动，以至于关内一片骂声，关外马占山的卫队抢了其黑河老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方史料中，马占山军的图片和文字介绍都较为丰富。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9_3.jpg" /> 面对日寇利用，表情尴尬的马占山（1932年） 马占山要是假投降，大约是天下赚得最多的假投降了。要知道，江桥抗战出兵的经费，不过才三十万银元。 由于遭到了这等“讹诈”，日军对马占山可谓恨之入骨。从1932年6月10日到7月27日，关东军连续组织了八次对马占山的攻击，都被马占山巧妙地摆脱或打退。此间，马占山针锋相对，多次发动对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反攻。 程志远是一名毁誉参半的原东北军将领。作为黑龙江省骑兵指挥官，他配合马占山在江桥顽强抗击日军进攻，作战颇为英勇。此后也曾多次与日军作战，堪称早期抗日将领中较为善战者。但是，1932年2月马占山接受伪满职务时程也随马返回齐齐哈尔，与日军合作。在马占山再举义旗的时候，程志远没能与其一起离开齐齐哈尔，日方任命其为代理黑龙江省警备司令。事后马占山约其内应抗日，被程拒绝，他的部队参加了其后与马占山军的交战。因此，人们大多将其视为晚节不保。 尽管被隔绝在敌后，但马占山在黑龙江召集各部，作为义勇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对比仅仅两三个月就基本攻占了辽吉两省，马占山在黑龙江省以省政府身份领导的抵抗从1931年底一直持续1933年初。在江桥和齐齐哈尔，经迭次激战马占山被迫放弃省府，但仍指挥所部东撤，在海伦等地多次重建省政府坚持抗战。直到马从满洲里退入苏联，黑龙江省官方有组织的抵抗才告中止。在他领导江桥抗战期间，被全国目为抗日英雄，上海甚至生产“马占山”牌香烟，深受欢迎。与大多数东三省抵抗部队装备低劣不同，出身于正规军的马占山部队装备有大炮甚至少量装甲部队，并有大量精锐的黑省骑兵，与日军作战经常能够针锋相对，不落下风。所以，谈东北三省的抗战，马占山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人物。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09_2.jpg" /> 马占山在齐齐哈尔誓师抗日，训练武装的军士教导队地址 马占山，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生于今吉林省公主岭市，满族，幼年家境贫寒，上山落草，因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绿林头领。后招安投靠奉军，跟随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因屡立战功做到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等职。“九一八”事变时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任命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程志远在国内史料中至今未见留下照片，这张在日本发现的照片可能多少填补了历史的一个空白。 马占山抗日坚决，他顽强的抵抗也赢得了敌人的尊敬。在日方的文献中，将马占山称作“荒野中的英雄”，日本当时的文献将其与张学良、王以哲、唐聚五并列为伪满建国初期对伪满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四大寇”。 由此看来，程志远虽然晚节不保，但或许墨写的历史背后，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第二部 焚江 十五、阵亡在东北战场的第一个中国将军 那么，这出闹剧是怎么回事儿呢？ 韩家麟，字述彭，因此资料中多称为韩述彭。祖籍山东，生于吉林省梨树县。16岁开始追随当时担任骑兵连连长的马占山将军。后到沈阳东北军官养成所学习，毕业后任马占山的副官长。1930年，韩考入沈阳东北高等军官研究班深造。“九一八”时冒死逃入关内，辗转找到黑龙江省省主席，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万福麟欲留韩家麟在五十三军任上校副官长，韩家麟却坚持要回东北敌占区参加抗日战斗。此时，张学良虽然对抗日作战仍持消极态度，但已有所转变，开始暗中资助支持在东北的抵抗力量。1931年10月下旬，韩受张学良、万福麟委派，经历重重风险穿越日占区，回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从此跟随马占山将军转战黑省各地，并多次冒险往返于内地和黑龙江之间，可算是马占山和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员。他还曾安排马占山等将领家属秘密转移到天津。1932年2月，韩述彭任少将参议，在马占山总部参与军机并负责保管印信、重要机密文件等。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0_3.jpg" /> 东北烈士纪念馆义勇军的领导人展区，右上方即韩述彭将军 这时候，富冈鸟松上等兵愤然对左右战友道：“让我来吧，今天就当个肉弹勇士好了！”说着提起四枚手榴弹，冒着纷飞的敌弹，一步步冲向那所房子，到达投掷距离的富冈猛然投出了手榴弹。 之所以日军对此如此欢欣，是因为马占山这个名字已经让他们头疼了太多时间。且不论江桥抗战和其后马的“诈降”和重举义旗，马占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号召，让黑土地上的抵抗者忘身景从，前仆后继。眼看黑龙江占领在即，却闹出一个反攻齐齐哈尔的围城大战，眼看抵抗力量日渐削弱，却忽然闹出数万义勇军。一切的源头似乎都指向这个马占山。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0_2.jpg" /> 日军上下对这个战绩大感得意洋洋 但日军一直坚持马占山未死是中方的造谣，直到1933年4月，撤退到苏联的马占山辗转到达德国柏林，这出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关东军只得承认出错，并被指欺骗天皇，“九一八”事变中的“功臣”，日本陆军中将多门二郎为此被转入了预备役。 马占山在罗圈甸子遇伏时，韩述彭正跟随在其身边，共同指挥部队突围成功。不料日军利用马蹄印追击，三天后再次突袭马占山总部。激战中总部被冲散，韩述彭率总部部分人员向北冲出重围。因其人数较多且携带部分辎重，被日军误认为马占山的“本阵”，遭到重点追袭。韩率军经过连续急行军，认为已把日军甩掉，却不知日军正在其后蹑足紧随。28日晚，韩述彭部行至庆城县东山罗圈甸子时，因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乃行宿营。不意29日拂晓追兵即到。部队正在民房内宿营酣睡之际，被日寇重重包围，遭到突然袭击。被惊醒后，韩述彭等全体官兵凭据村落房屋围墙奋起战斗，全体官兵拒不投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几乎悉数战死或被杀害——这并非文学修饰，而是当时战场情况的写实。正是由于中国官兵几乎全部为国捐躯，日军根本无法找到活着的中国兵确认马占山是否在其中。韩述彭将军身负重伤数处，犹裹伤再战，最后面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5岁。是为抗战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个中国将级军官。 马占山将军当然没有死，全面抗战之后他还要指挥东北挺进军反攻大青山，驻守哈拉寨，抗战胜利后还是他促成了北平和平起义呢。 和韩述彭同时阵亡的还有中校秘书李继渊、少校参谋佟玉衡、少校副官刘景芳、连长于俊海等，其中李继渊是韩述彭介绍到马占山部队的共产党员。这支部队只有少数官兵躲过日军搜索，后归队带回了韩述彭阵亡的消息。 尽管文中尽是对日军的溢美之词，但已经从字里行间体现出了韩述彭将军所部在此战中的英勇顽强，他们在最后一刻仍为自己的生命向日军索取了高昂的代价。 然而，就在日军欢欣鼓舞的时候，中国方面忽然传出消息——马占山出现在龙江、讷河，再次调集兵力，和李杜合作反攻哈尔滨。 由于马占山的号召力和他“黑龙江省代省主席”的头衔，马成为日军攻占黑龙江过程中的头号对手。马占山善于用兵，熟悉当地情况，从齐齐哈尔打到海伦，从海伦打到巴彦，一直到1932年夏天，日军始终不能奈何这个“马小个子”。现在终于毕其功于一役，日军上下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占山将军在陕西省府谷县哈拉寨驻防，曾专门修建了一座忠烈祠，供奉部下抗日牺牲的烈士。其中放在最前面的即为韩述彭将军和刘桂五将军的牌位。傅作义将军为该祠题了“浩气长存”碑文。这座祠堂至今仍然保留在清水川的岸边山脚下。 这一战，根据战后的航拍照片，可见韩述彭将军据守的房屋位置孤立，因此难以突围，可能是参战官兵大多牺牲的原因之一。 当时曾有很多人因马占山在1932年春曾接受伪满的官职而怀疑他的抗战态度，尽管一个月后马即重新举旗抗日，仍难以洗清自己。但这次九死一生的血战之后，马占山依然在万分艰难中坚定不移地领导黑省抗战，为他赢得了大多数国人的重新信赖。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0_1.jpg" /> 安固罗圈甸子，据日军声称，马占山就战死在那座独立房子里 韩述彭向北冲杀的同时，马占山于混乱之中向东突围，因遭遇日军阻截，在最危险时马匹也被打死，身边仅剩一名卫士，并遭到四名日军的追击。马占山施展在绿林中练出的手段，在一片树林中静静等待日军搜索人员松懈，而后和卫兵突然出手，将四名日军全部击毙，夺其战马撤入深山，幸遇也突围入山的部将邰斌山、参谋处长容聿群以及随从卫队的部分人员，合兵共计42人，他们进入深山古林，从无人区行军四十多天，千辛万苦，死里逃生，最后终于到达尚未沦陷的龙门县，收集部队，继续抗日。 其说明翻译如下：“拼死周旋试图突出重围的马占山军遭到连续围击，已如袋中之鼠。”对其最后一击是1932年7月上旬从海伦出发的步兵第十五联队发出的。该部队跋涉旷野，搜索敌军。第六中队于25日与大约八百名敌军遭遇，对其发动奇袭后，迫其退入东北方面的森林之中。继而跟踪敌之足迹，一次一次发动追袭29日拂晓，对敌军占据的独立房子发起攻击。但敌军的抵抗意外顽强，如穷鼠噬猫之势。中队官兵死伤累累。 下面这张图让人看得有些茫然，若不知其主题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其内容为何。 然而，在攻击作战中，马占山军一如既往的凶狠，围住日军松北重镇拉哈一困就是半个月！这架势在当时的义勇军中又非马占山本人不能为也。嘴硬之下，不免有些日本人也要暗中狐疑。 原来，战死在罗圈甸子的，是另一名原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的重要幕僚韩述彭（家麟）将军。 “神一样的这名上等兵全身浴血，又投出杀敌的第三弹，但勇士自己也连中三四弹，终于像大树一样倒下了，遂成光荣的战死。” 这一弹正中独立房屋，剧烈的爆炸声中，一直令我军苦苦难制的敌机枪被炸得冲天而起。就在这一瞬间，富冈上等兵的脚部中了一弹，但他仍无惧色，继续投出第二弹，数名敌军被炸死，但自己胸部也中了敌军的第二弹。 对于这个战果，关东军感到万分高兴，连续举行庆祝活动并迅即上报，认为“北满”的平定指日可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0_4.jpg" /> 日方报道中马占山身边的重要幕僚，左侧很可能就是韩述彭将军 第二部 焚江 十六、刺杀关东军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前夕，沈阳形势日趋紧张，根据黄显声指示，张凤岐在沈阳城北组织了骑兵队，时刻准备抗击日寇。事变当夜，张凤岐向沈阳各公安局和公安部队传达命令：“原地坚守，不准撤退，拒击日军。”他自己亲自率队杀敌，同日军一直血战到9月21日下午，终因力量悬殊撤出城外。此后，在黄显声的安排下，张凤岐回到沈阳，担任警务局长，成为义勇军在沈阳城中的重要地下力量领导者，密谋里应外合，在1932年8月接应义勇军反攻沈阳。此时，张凤岐秘密将家人送出沈阳，并对两个弟弟说：“国难当头之日，大哥我是以身殉国了。我们都不能畏缩，应各尽其责。我和二弟一起打鬼子，三弟在家好好照顾母亲。”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1_1.jpg" /> 1932年9月8日刺杀关东军总司令和郑孝胥未遂的志士 不幸，就在此时，他的警卫员孟献臣在饭店喝酒闹事被日本宪兵队拘捕，日本宪兵打了孟献臣几个耳光，这让他大为光火，口出醉话：“你们日本人等着吧，咱局长说了，你们长不了……”这句醉话引起日本人的警觉。突审完孟献臣之后，日本宪兵立即投入侦办，最终将张凤岐等悉数抓获。 张凤歧的牺牲是壮烈的，他被日军绑在沈阳故宫后荒地的树上活活烧死。人云“故宫浴火天下知”。 在这张照片上，一名身穿便装的中国抵抗者神情镇定，盘膝而坐。根据说明，这名抵抗者是受马占山将军委派，刺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因为事机不密不幸失败被俘，时在1932年9月8日。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手枪等所谓的“证据”。 按照礼仪，当时伪满总理郑孝胥到大连去参加迎接李顿的活动。他因此也成为这次刺杀的对象之一，是合理的推测。所以，最初萨曾经怀疑这名照片上的抵抗者就是柳相根等四人中的一人。但是此后的调查推翻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柳相根等和马占山将军并无关系。同时日军破案后迅速进行了审判和镇压，在题图照片拍摄的9月8日，四名行刺的朝鲜爱国团员都早已被杀，不可能出现在照片上了。 不过，从当时的历史线索搜寻，这名“刺客”很有可能和马占山关系不深，而是与黄显声将军相交莫逆的原沈阳县公安局长张凤歧。 同时谋刺伪满国务总理和关东军总司令，照片上的刺客可谓胆大包天，他又是什么人呢？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1_5.jpg" /> 张风歧烈士与家人合影 1932年对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实施刺杀的记录还真是有的，而且目标包括了关东军总司令及其他多名高官。策划这次暗杀的，是与中国抗日力量结盟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关于刺杀的目的，从现在留下的文献来看，是对“破坏东方和平者严厉之惩戒，并使国联明了韩国民族反抗强日”。带着这样的决心，金九于1932年4月派遣韩国爱国团团员柳相根、崔兴植、李盛文和李盛发四人趁国联调查团自上海抵达大连之机，暗杀到车站迎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新任外相内田康哉。可惜的是，由于日方重视警戒，这次行动由于事机不密而失败。 仅仅几个月之后，1933年2月3日，抗日决死队成员朴敏杭、李昌国又在长春发动了一次暗杀，这次他们的目标直指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在他们制造的这次爆炸事件中，郑孝胥负重伤，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也险被击毙。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大公报》发表专题评议，称：“安昌浩之炸重光、植田（1932年4月29日，中朝联手在上海实施暗杀行动，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炸伤重光魁，植田谦吉等重臣），朴敏杭、李昌国炸武藤、郑孝胥，皆足以被褫仇雠之魄，而抒亡国之痛，朝鲜尚犹有人（朴，李均为朝鲜族，故有此说），日人自不能安枕。” 郑孝胥，福建闽侯人，少有才名，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是支持溥仪复辟的“股肱之臣”。同时，由于他在清朝就与日本人过从甚密而成为伪满建立过程中的牵线人物。因此，他在1932年就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他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他在伪满任职后，被视为大汉奸，其旧时朋辈大多绝交。说起来郑比后来接替他的张景惠还有些骨气，曾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满洲国”获得更多自主权。因此为日本方面所不容，于1935年5月21日“因病”辞职，1938年死去。一说郑之死为日本人毒杀，此说是否可靠存疑，但郑死前存款被冻结，家中被日本宪兵监视并限制出行，显然这汉奸的生涯也不是很愉快。 1932年8月前，关东军总司令是本庄繁，此后接任的是日本陆军大将武藤信义。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1_3.jpg" /> 被破获后金九组织的暗杀团成员 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曾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与张学良亦相交甚厚。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积极策划侵略中国东北，提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满蒙自由国家方案》。1931年9月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因侵华“功劳”受勋一等旭日大绶勋章，受封男爵。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11月20日自杀。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1_4.jpg" /> 张风歧烈士（资料照片） 无论刺杀的目标是哪个，都是足以震动整个东北的。 历史上，抗日志士刺杀关东军总司令的事件曾有多次，最著名的是1943年发生在黑龙江富锦，著名的“五顶山”事件，当时，隐藏在伪满军中的爱国志士常隆基孤胆刺杀伪满最高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将楠木实隆和伪满军事部大臣上将刑士廉，但由于子弹打中楠木口袋中的钢笔而失败（曾有常隆基战友回忆当时楠木实隆被击毙，应该是误传，楠木实隆战败时被俘，后返回日本，1979年病逝）。 在日本《一亿人的昭和史》中，保留了一张当年抵抗战士的照片。 张凤歧，祖籍山东昌邑，曾就读奉天高等警察学校，毕业后结识了后来的义勇军创始人黄显声将军，很快成为莫逆。1930年春，黄显声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随即调张凤岐任沈阳县公安局长兼公安大队长。 作为主谋，张凤岐在拘留所里被整日轮番用刑，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却仍然不肯屈服。据曾出入日本宪兵团的人员胡某回忆，“有一次我去刑讯室给行动科长山野武夫送热水，正赶上他们在审讯张凤岐，这时张凤岐已是伤痕累累、满脸血污，他艰难但有力地说：‘我张某人身为一个县警察局长，有责任保护百姓安全。你们日本人侵占沈阳，我组织警察抗击你们那是我的责任。’又说：‘投降这个词在我身上不存在，暗杀本庄繁是自然的，只是我没找到机会。’” 第二部 焚江 十七、第三次反攻大战拉哈 李敖写东西激情澎湃，有时难免夸张，这段文字说得模糊，但提到了马占山率领的义勇军，曾经在拉哈和日军打过一场大仗。此事是真是假？如果是真，是何时发生的？战果真的有这样大吗？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2_2.jpg" /> 我国杂志上的义勇军战士（资料照片） 此时，日军却完成了调度，开始反攻。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鉴于北满形势严峻，于10月27日决定：将骑兵第一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急开北满，将关东军飞行队的轰炸第十二大队和侦察第三中队亦转场至齐齐哈尔，均归第十四师团长松木直亮指挥，以加强北满的作战力量。日军逐次集中于齐齐哈尔地区后，武藤信义决定先肃清嫩江以东地区的义勇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转移兵力至嫩江以西。松木直亮以第十四师团主力和两个骑兵旅团、三个飞行中队率先向拉哈等地的义勇军发起反击。 中方记载中，果然有拉哈之战的记载。这一战，发生于马占山将军在1932年10月发起的反攻齐齐哈尔之战中，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整整一年。此时，这个绿林出身的中国将军不但依旧在黑土地上战斗，而且在完全没有饷弹接济的情况下竟然发动了对黑龙江省会的反攻，实属不可思议！ 正当马占山军仍在拉哈与守敌纠缠之时，由日军四千余人和伪军一旅组成的援军赶到，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此时，义勇军官兵已鏖战良久，伤亡疲劳过甚，遂被迫撤离拉哈，整个战斗歼敌六百余人。 1932年9月23日，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海满路（海拉尔至满洲里）护路军司令苏炳文在海拉尔召集主要军官集会，10月1日举行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正式举旗抗日。日军当地调集重兵前往镇压，双方在大兴安岭隘口展开战斗。 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满地区的抗战，吸引了大批日伪军，使远在龙门的马占山有了充分的休整时间，他重新组织兵力，对日军发起了新的攻势。他重整兵力，组成四路大军围攻省城齐齐哈尔：东路，以邓文领导的第一军为主，攻占安达镇；西路，由苏炳文、张殿九部进攻富拉尔基；南路，由第三军李海青部攻打昂昂溪；北路，为主攻部队，由马占山亲自督率第四军徐海亭和南廷芳、韩玉禄等各路义勇军攻打拉哈站。计划拿下拉哈后沿齐克路南下，会同东、西、南各路围攻省城齐齐哈尔。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2_1.jpg" /> 别摧毁的日军拉哈守备队旧址 为切断敌人的后路，义勇军21日将杨大屯以西30华里长的铁路破坏，并包围了拉哈站，向日军发起猛烈的攻击。由于敌人火力甚强，义勇军无重武器，激战至28日未克。31日义勇军用大车木轴自制“木炮”轰垮了车站外侧楼房，又往地窖内注入煤油点火焚烧。激战至29日，义勇军攻占了拉哈街区，日军退缩至车站坚守。由于车站结构坚固，而马占山军此时已经没有攻坚用的武器弹药，因此双方打成僵持。 萨在写抗战的文章时，忽然发现一个有点特别的事实——黑省抗战的名将马占山将军，抗联名将陈翰章，都是满族；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是朝鲜族，据称奇袭长门舰战死的中国空军英雄全正熹，是苗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所谓大战拉哈，只是1932年后半年义勇军发动的一连串进攻之一，泰安、穆棱、敦化处处都是义勇军奋力反攻的战场。 根据以上记载，拉哈之战虽未获全功，但在被敌反复追剿，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仍能奋勇反攻，包围日军重镇达十余日，进逼省城。马占山和黑龙江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只能用“壮哉”来形容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2_3.jpg" /> 遭到义勇军严重破坏的马船口火车站和机车 日方并在其国内刊物登出多张照片，反映了此战的真实情景。 拉哈镇，属于黑龙江省讷河县，位于两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三江（嫩江、龙门江、博荣江）交汇处，今天共有总人口五万人。域内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濒于嫩江，故水域辽阔，砂石资源极其丰富，素有“砂城”之美誉。 中华民族，真的只是一个制造出来的词汇？ 在《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等文献中这样记载此战—— 总的来说，拉哈小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并不起眼。然而，在东北的抗战史上，地处冲要的拉哈，却曾经是一场大战的战场。1932年11月，马占山和苏炳文东西呼应，发起了对齐齐哈尔的大反攻，也是义勇军历史上对东北省会的最后一次反攻，主战场就在拉哈。现代作家中较早提到拉哈的，可能是李敖。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张学良背黑锅”一节，提到江桥抗战后“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率长谷旅团、矢野旅团、弦前部队、朝鲜军、演松第七飞行联队、太刀洗第四飞行联队、平壤第六飞行联队，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十一月十九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 第二部 焚江 十八、神秘的义勇军装甲列车 在这册写真集中，日军用了一页的篇幅，描述这场战斗的前因后果。其内容如下—— 日军进攻唐聚五时，拍摄的缴获装备照片，主题不是大刀就是长矛——据统计，义勇军人数最多时达到20多万，但枪支最多也没有超过13万，其他的只能靠大刀长矛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3_1.jpg" /> 东北战场上的义勇军装甲列车部队 海林，即今天海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属山区和丘陵浅山区，距省会哈尔滨290公里，距牡丹江市仅12公里，“九一八”事变时属宁安县。其地为黑龙江东出海参葳南下图们江的咽喉，今天森林覆盖率仍达71.3%，民风剽悍。剿匪英雄杨子荣就牺牲在这里。日方对于海林沦陷的背景，与中方记载大体相同。1932年4月，由于马占山二次举义，在依兰的李杜等义勇军将领深受鼓舞，遂尽起精锐，分三路反攻哈尔滨。其中，左路军马载舟部即沿海林、铁岭河路线进军。在作战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日军以第十师团村井旅团和依田旅团乘轮船由松花江顺流而下，绕袭义勇军侧背，于五月十七日突然出现在依兰城外，在依兰坐镇的李杜和丁超猝不及防，只来得及带少数人员退出。攻占海林和与义勇军装甲列车的交锋，应该就是这次日军绕袭作战中的一次战斗。 这只是一个推测，历史的真相如何，还需要更多史料的支持。但是，从昔日敌人的照片中看到义勇军居然曾经使用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日军作战，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如果说义勇军还有装甲部队，这未免有些骇人听闻。 村井支队在敌军的逐次抵抗中最终于四月二十八日步武堂堂地攻占了海林。但是，在进军途中，作为前卫的舟桥大佐所部，在二十七日下午于海林西方的奥头遭到敌军装甲列车的阻击，战线陷入僵持。当天夜间对装甲列车发动了夜袭，双方的格斗一直持续到列车之内。直到二十八日凌晨四点，才终于将这列装甲列车俘获，其战斗过程十分惨烈。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的装甲部队尚在起步阶段，因此，曾在苏波战争中大显威风的装甲列车，是东北军装甲兵部队中最主要的兵器之一，并曾在锦州等地给予日军重大打击。东北义勇军进行抗日作战时期，部分原东北军将领带部队参战，其所属的装甲列车，大约也就是义勇军最重型的武器装备了。如资料所述，身披铁甲，装备大炮的装甲列车也的确给日军带来了重大威胁——大佐在日军中是联队长级别，一列装甲列车挡住一个联队的日军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想想一直和使用大刀长矛的对手交锋，突然发现这样一个大家伙迎面而来，日军恐怕一时间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根据记载，马占山、苏炳文部队也曾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作战。可惜，这种武器太少，而且必须依托铁道才能使用，因此，不能完全左右战局。同时，从海林装甲列车的战斗结局，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抵抗部队中，不同兵种之间缺乏配合，因此装甲部队不能得到步兵的有力支持。这种问题，直到1937年淞沪抗战时，仍未能解决。 由于义勇军档案史料的不足，在海林抵抗日军的装甲列车，到底属于哪支义勇军部队，在中方史料中并无记载。但从当时作战态势看，这列列车很可能属于当时在该地区活动的第二十八旅丁超部队。丁超在1929年曾担任中东铁路护路司令，据记载，护路军部队曾装备从白俄军队中获得的装甲列车，并曾在支援马占山军作战中使用过。因此，丁超的部队携带其从哈尔滨撤退，并将其一直使用到依兰，是有可能的。 根据日军的记录，这列装甲列车曾有力地阻击了日军对海林的进犯，甚至一度打退第十师团村井旅团的进攻。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3_2.jpg" /> 在海林被日军夺取的义勇军装甲列车 第二部 焚江 十九、“马匪殿臣”投降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4_2.jpg" /> 土匪中抗日首领的典范——“老梯子”高振鹏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4_1.jpg" /> 日方报道——马匪殿臣投降了 杨靖宇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到磐石、海龙地区巡视工作，将磐石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并代理政委。杨靖宇采取写信、发传单、派人主动联系等办法，对活动在磐石一带的地方抗日武装做团结争取工作，共同抗日。1933年7月下旬，在桦甸县八道河子附近，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七十多位反日武装领导人，一致选举杨靖宇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殿臣”首领傅殿臣为军需长。这可以算是中共最早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之一了。 不过，更重要的是，“殿臣”的活动记载中，出现了一个后来在黑土地上响彻四方的名字——杨靖宇。 如此扑朔迷离，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考虑到抗日战争中，拉队伍时为了增强号召力，经常有人会冒充比较有名的豪杰，真实的历史上也许存在两个“殿臣”——一个是牺牲于1932年12月的傅永祥，另一个则是被日军压迫投诚后杀死的傅学文，前者很明显是要借助后者的声望。在《一亿人的昭和史》中出现的照片，应该是后者被杀前拍摄的。 根据记载，日军攻占东三省后，“老殿臣”也率军抗日，曾试图率部与“三江好”合兵策应冯占海攻打吉林和长春的战斗。他与宋国荣、毛作彬抗日军有合作关系。1932年9月联合军曾攻占过磐石、东丰、伊通等县城。1932年9月9日，殿臣部山林队配合义勇军包围磐石县城。9月10日拂晓，攻城战斗打响。义勇军宋国荣部官兵首先夺取东门，殿臣部随后冲进北门，其余各门随之一一被攻破。9月21日殿臣部和宋部联合攻克双阳县城，击毙伪公安局长刘振范。1932年11月初，殿臣部山林队又曾与宋国荣部、大刀会、“老二哥”等部会攻桦甸。这是一支十分活跃而且令日军十分头疼的抗日武装，日军多次清剿，都因为殿臣熟悉当地地理气候，又广有人脉而无法奏效。 其中收录有一张照片，标题是“马匪殿臣头目来降”。照片正中留有八字胡的，按照说明即应该是所谓的“殿臣头目”，日军称其为归顺的土匪头子。恰巧，在电视剧《关东大侠》中，也有一个大土匪傅殿臣，为关云天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所动，和关结下生死之交，毅然加入了抗日行列，联合游击队和大刀会共同抗击日军。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吗？ 仔细算来，恐怕，前者正是后者的原型。因为，在东北沦陷期间，确曾有一支报号“殿臣”的土匪山林队武装，曾纵横吉林南部八县，给日军带来重大威胁。这支武装的领导人正是姓傅，人称“傅殿臣”。 但是，“殿臣”的最后下落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殿臣”傅永祥在1932年12月4日，在磐石县烟筒山与日军作战失利被俘，押送至伪吉林省城后被害。这似乎是有充分证据的。但历史上的确也有1933年4月，“殿臣”率部进攻敦化县城的记载。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4_3.jpg" /> 土匪出身的义勇军中，包括高振鹏在内不乏在抗日作战里以身殉国的，这是在战斗中阵亡的义勇军指挥官“全胜”，其出身即为所谓“胡子”。 在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中，有一部分谈及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与抗日武装的交战情况。 第一种说法是1936年，由于抗日形势日益艰难，日军不断派人打入“殿臣”所部，并计划突袭其司令部，“殿臣”恐慌之下终于选择了接受日军“招抚”（一说诈降）。《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提到，这支抗日队伍由于殿臣的投降而瓦解。而傅殿臣的命运也很悲惨，日军为防其反复而将其杀害，又加以厚葬掩人耳目。 第二部 焚江 二十、小浜大佐为何没当上将军 但土肥原和胜岛角芳策动德王进行的“满蒙独立运动”遭到傅作义等爱国将领的坚决抵制，战斗一触即发，绥远前方急需熟悉中国情况而且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于是小浜大佐被派到绥远，担任前线的实际指挥官。或许由于认为其预备役身份更有迷惑性，利于日方背后对德王等的操纵，小浜到绥远前日军并没有恢复其现役身份，结果这个倒霉的大佐死后也就没有机会晋升少将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5_1.jpg" /> 在实习期间的小浜氏善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小浜，会不会是一个人呢？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5_2.jpg" /> 百灵庙抗战时的义勇军，小浜在该战斗中被击毙 看来，在宝清被击伤的，还真是这个后来死在锡拉木伦的小浜大佐了。 无巧不成书，萨在日本收集到的一本日军旧相册中，有一名驻宝清杨荣围子的日本军官铃木，曾拍摄了一张照片，注明是“七星河，昭和七年小浜中佐负伤处”。 这件事，直到查阅日本作家船田繁所著的《蒙尘：小浜大佐传》，才揭开这个谜底。原来，小浜氏善没有得到追晋，原因是他在1936年8月，已经被日本陆军转为预备役，按照日军条例，非现役军官阵亡是得不到追晋的。而小浜之所以转为预备役，原因在于他曾在和义勇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一条腿屡治不愈，最终日军决定将其提升为大佐后退役。这种做法类似于中国目前有些大学评教授的“评退”政策，本来小浜是不应该重上战场的。 有一段时间，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究竟击毙过多少日本侵华将领，曾有一些争议。其中有一名叫作小浜氏善的日本军官，就是争议的一个焦点。 1932年底，日军再次进攻三江平原，此时，李杜和丁超的部队在这里仍有一定兵力，控制着密山、宝清、勃利、富锦等地。李杜在梨树设立指挥部，力图恢复。但由于马占山、苏炳文等义勇军先后失利，当日军集中三个师团进攻三江时，丁超、李杜虽竭力抵抗，但终因孤掌难鸣，战斗失利，节节败退。 击毙小浜的起义伪蒙军中，有一个直接参与的将领值得一提，就是被傅作义称为“勇猛沉着”“临事不惊”“练兵有方”的金宪章。金宪章，河南宝丰人，26岁参加土匪，是著名的河南悍匪“趟匠”中的一员，后投孙殿英，又到伪蒙军中，任“大汉义军”王英部旅长，起义后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因作战英勇，先后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新编第二师师长，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中将参谋，1949年病死。锡拉木伦事件中，金宪章作为伪蒙军旅长主持起义，但他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 文中并记载，小浜氏善是日军内重要的法西斯组织“樱会”的最早成员之一，与他同为“樱会”成员的包括牟田口廉也、河辺虎四郎、桥本欣五郎、和知鹰二、影佐祯昭、武藤章等，这批少壮军官后来很多成为了掌握日本陆军大权的将军。 这一过程中，宝清县于12月9日失陷，小浜在七星河被击伤，应该是义勇军保卫宝清的战斗中取得的战绩。由于此后不久丁超即投敌，李杜退往苏联。这或许可以称为黑龙江地区义勇军主力覆灭前的最后战绩了。 然而，遍寻日方史料，却找不到小浜追晋的档案。小浜死后，其墓地在埋葬了阿部规秀和多门二郎的多摩陵园，他的墓碑上也只记录其为“陆军大佐”。似乎此人是个特例，并没有在死后得到晋升。 小浜大佐的死原本和东北抗战无关，但他此前的经历却值得探寻——和义勇军作战中身负重伤？小浜是何时何地，和哪支义勇军交手负伤的呢？ 日军资料战时新闻发表第九二零号（1932年12月6日陆军省）记录在一次战斗中，“战死伤者各一。11月30日七星河（宝清西南方约20公里处）附近的战斗中，松江部队（即63联队）步兵军曹西村末雄战死，步兵中佐小浜氏善重伤。” 不过，按照照片标注，小浜中佐是在昭和七年，即1932年在此负伤的，当时东北抗日联军还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被义勇军击伤，似乎比较可信。 小浜氏善，日本陆军大佐，1936年在绥远策动伪蒙德王独立行动中，指挥所部与傅作义三十五军作战。傅部英勇善战，12月2日经过激烈战斗收复绥东要地百灵庙，随后进军伪蒙军在绥远的最后据点大庙（锡拉木伦）。12月9日，小浜指挥日伪军迎战途中，伪军金宪章，石玉山两个旅长率部四千余人阵前倒戈起义，将小浜大佐与其部下26个日军全部击毙。起义部队并将驻大庙的伪蒙骑七师残部两千余人悉数解决，师长穆克登宝只身逃脱，史称锡拉木伦事件。傅作义乘胜收复大庙。按照日本陆军的习惯做法，以大佐身份阵亡的军官，会被追晋一级为少将。中国在统计被击毙的日军军官时，通常按照其追晋军衔为准（例如被击毙于大别山的冢田攻大将，死时本是陆军中将，大将是追晋的军衔）。所以，在计算被击毙的日军将领时，小浜也被一些资料“顺理成章”地列为其中之一了。 在中方记载中，没有击伤小浜的记录，但可以推算出击伤他的部队。1932年3月，从哈尔滨撤出的李杜将军率军退回依兰后，出兵收复三江平原重镇宝清，经过激烈战斗，以牺牲三百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该县的势力。此后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宝清一直作为李杜将军所部活动的大本营（总部所在地），尽管日伪军先后六次向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都在抗日军民有力的抗击下，一直未能如愿。 七星河，即当地人所称的“七星泡子”，位于黑龙江省宝清县，由七个连续的湖泊组成，这里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区。日军因此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军用机场，用于对抵抗力量的镇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5_3.jpg" /> 义勇军骑兵 第二部 焚江 二十一、苦斗白山黑水之间——李杜将军在黑龙江 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真正的张素贞是辽宁著名的女匪，虽出身可泯，其作为并不那么值得同情。1924年，“驮龙”率领匪伙攻打乱石山镇，“驮龙”骑着高头大马，披着紫呢大氅，斜挎双抢，站在镇左的坟地林子里，给手下打气：“弟兄们！压啊（冲锋）！打开镇子，各人找各人的老丈人家！”激得众匪嗷嗷乱叫。镇子被打开后，财物被掠一空，妇女惨遭奸淫。因此，她被抓到后一般老百姓对其并无好感，曾有歌谣称：“哈哈笑，哈哈笑，官兵来了胡子跑。你买鞭，我买炮，驮龙绺子被拔掉。”最重要的是，李杜抓获并枪决“驮龙”，时在1925年，其时连北伐战争都还没有开始呢，所谓驮龙参加抗日纯属小说家的杜撰。 到1933年初，李杜部终于再无力支撑，于1月9日从虎林率部退入苏联，此后再未能重返沙场带兵。但是，李杜将军对于抗战依然继续做出贡献——张学良和中共最早的联系，就是通过李杜实现的，对促进西安事变的爆发，李杜可说功不可没。 李杜，原名李荫培，字植初，又名玄存，黎苏。1880年生于辽宁省义县。与经常自称不识字的马占山不同，李杜是学生出身，投笔从戎，后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因屡立战功深受张作霖信任。“九一八”事变时，李杜任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闻讯后拒绝汉奸熙洽的拉拢，率领部下三个团联合丁超，赵毅等东北军将领起兵抗日，是义勇军的重要将领。 在日军的大规模攻势之下，义勇军开始陷入困境。随着1932年12月马占山，苏炳文从满洲里退入苏联，当时间走进1933年的时候，原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仍然在黑土地上奋战的，只剩了退到三江平原梨树镇的原依兰镇守使李杜。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6_1.jpg" /> 日军飞机在旷野中发现的李杜部抗日军 枪毙“抗日女英雄”，李杜的立场何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6_2.jpg" /> 历史上真正的“女匪驮龙” 在日军所描绘的“北满”大地上，最活跃的两支义勇军，其一是马占山，其二就是李杜和滨江镇守使兼二十一旅旅长丁超的联军。 经过激烈战斗后，哈尔滨最终陷落，李杜返回依兰，继续组织抵抗。在方正、依兰、密山等地抗击日本侵略者，2月3日，日军重兵逼近哈尔滨，为保卫哈尔滨，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持续到2月5日凌晨，在敌军强攻下，自卫军损失严重，防地相继失守，他痛心疾首，已无力挽救残局，于2月5日撤离哈尔滨，率军退守依兰。 李杜颇善用兵。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在凡尔登战役中曾有一次绝妙的部队调动。当时，前线急需援军，巴黎全城的出租车一起出动，运送法军一个师迅速到达阵地，稳定了战局。李杜在开赴哈尔滨途中，托其好友，哈尔滨警政负责人王之佑同样调动了大批民用车辆，接李杜部入哈。李杜部队的突然到达，令准备投降的张景惠等目瞪口呆，稳定了军心人心。一时李杜获绰号“飞将军”。 1932年是中国抵抗力量在东北全境最为活跃的一年，日军侦察机常可看到大队义勇军毫无顾忌地行军前进，连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都因为对义勇军作战不利而被撤职。李杜等义勇军将领指挥部队顽强地抵抗着日军的进攻，试图在这片黑土地上保留一片国土。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到1932年底，日军在东北投入了五个师团又四个旅团，扶植了伪军31个旅，并调来大批航空兵力支援，新任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指挥关东军集中兵力，先马占山，再丁超、李杜，再唐聚五，再苏炳文，充分利用抵抗力量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且装备训练不足的弱点，将其各个击破。 历史上，电视剧中的“女匪驮龙”张素贞，的确是存在的，日前，在日本发现了她被枪毙前的留影，神色镇静，美丽动人。与此同时发现的还有辽南抗日英雄赵庆吉的遗照。然而，“驮龙”张素贞，就是被李杜下令枪决的。 1932年1月，日军驱使熙洽派伪军进逼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暗中勾结日军，伺机投降。哈尔滨一时岌岌可危，李杜毅然率领主力西进，于１月16日突然抵达哈尔滨，联络部分爱国将领组织吉林自卫军，组织了两次哈尔滨保卫战。 1932年冬，日军集中三个师团，进攻在梨树一带的李杜残军，经两个多月战斗，李杜部据守的宁安、密山、下城子等地先后失守，其搭档丁超绝望降敌。李杜率残部节节抵抗，退入三江平原深处。 这两路部队，作为黑龙江省代省主席，马占山军多次围绕黑省省城齐齐哈尔展开攻势，而李杜的目光更注目于哈尔滨。 退守依兰的李杜召集下江十三县绅商，带头毁家纾难，将银行存款和个人经营的面粉公司统统捐献出来，以充军备。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士绅、商人们积极协助抗战，李杜的部队迅速恢复。 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的一架侦察机在三江平原的寒风中飞行，执拗地寻找着目标，终于，飞行员发现冰封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而且正在迅速分散。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照片。在收录了这张照片的日军内部资料《满洲方面陆军航空作战》（1934）中，日本人给这张照片加了一个标注：“李杜所部抗日军”，这可能也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这位义勇军名将主力部队最后的踪影。 有一部叫作《烟花女驮龙》的19集电视连续剧曾颇受观众关注。该剧的内容是美丽的马戏艺女张淑贞被商会会长迫害，卖入妓院。虽受尽苦难、惨遭摧残，后逃离虎口入伙绿林，嫁给土匪头目大龙为妻。“九一八”事变，大龙与日寇血战兵败阵亡。张淑贞誓接义旗报号“驮龙”，驰骋江湖，抗日救国，在一次奇袭日本军火的战斗中，不幸被日伪围捕，壮烈牺牲。 不过，若是看李杜的履历，也有读者可能会误认为他是一个大汉奸。 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建立的时候并没有设总司令，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这个位置，就是为李杜将军保留的。 第三部 踏雪 引子 1933年之后，随着义勇军主力在和日军的作战中溃败，东北抵抗力量的核心，转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7_1.jpg" /> 将军的头颅，幻化为一头白色的猛虎，头向右，爪、牙、耳、背清晰 于是，再现这支踏着冰雪战斗的队伍的形象，就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另一方面，抗联是损失最大的部队，全盛时数万人的部队，在撤退到苏联编成八十八旅的时候，硬是连一个旅的编制都填不满。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战死，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战死，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战死，第四军军长李延平战死……长长的阵亡名单诠叙着这支部队对国家和信仰的忠诚。 陈翰章，有“翩翩美少年”之称，干过记者和教师，却是抗联第一路军最能打的悍将。曾在面对面的恶战中击毙了日军敦化警备司令助川启尔大佐，在杨靖宇牺牲后仍在当地坚持了十个月，于1940年12月8日壮烈殉国，战死在镜泊湖畔，成为抗联殉国将领长长名单中的一员。日军割下了他的头颅，并围绕合影。照片放大冲洗出来的时候，看到的东西几乎让人眩晕！只见，陈翰章将军的头颅化作了一片白光，而且形状十分诡异，俨然一头白色的猛虎！这头猛虎耳、鼻、口、须、爪、身躯俱全，形象生动，正上身探起，伏在桌面上，瞪视着最右侧的那名日本军官！在日军的作战计划中，给陈翰章的代号就是“虎”，并出动一个中队，带着无线电台，专门追踪袭杀这头中国虎。 一方面，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人中不但有赵尚志这样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事人才，还有华罗庚的学长冯仲云，清华经济系出身的于天放。战死黑龙江的张甲洲更是党让考北大就考上北大，党让考清华就考上清华的一代“考霸”。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仅余一万余人的时候，抗联已经发展到三万余人。抗联有国际电台、电信训练班，甚至还制订了军衔条例。 他们被切断了与中央的联系，到延安的路比到莫斯科还要遥远。缴获一本《论持久战》，是被从中文翻译成俄文，又从俄文翻译成日文的，早已词句不通，但依然如获至宝。建国前战斗得最艰难的红色军队，公认是南方八省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 在红色抗日武装中，东北抗日联军可能是我们了解最少的一支了。 1945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刘玉泉小队对其进行了强行侦察，并引导盟军彻底摧毁了这一日本关东军号称最强大的“国境防御工事”，该小队人员大部在战斗中战死，作为这场漫长的抗战中最后一批牺牲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向世界宣示着中国人14年中守护这片国土的决心。 猛虎虽死，抗敌不休——也许，这是将军的灵魂在诠叙着自己的信念，也是抗联的信念。 第三部 踏雪 一、东北抗日联军抵抗概略 在“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已经拥有一定的力量。事变突起又迅速派遣北平市委代书记张甲洲等出关参加抗战，态度颇为积极。但依照当时的指导思想，最初其主要工作在于推动上层抗战，所以武装斗争开展得稍晚。 1932年，眼看东北各地相次沦陷，中共开始注重武装斗争，其部队主要起源于三支力量，即杨靖宇领导的磐石游击队，赵尚志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周保中、李延禄等从王德林救国军中吸收的力量。同时，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当时的朝鲜共产党并入中国共产党，其武装力量也接受中共领导，使东北抗联前身武装得到了一定补充。杨、赵、周等也成为抗联最主要的领导人。尽管抗联及其前身各部起兵时日军已经攻占东北大部，但共产党人当时肯于吃苦牺牲和善于动员群众的优势，仍使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名义提出较晚，这里泛指中共领导的东北各路抵抗力量）各部获得长足的发展。东北抗日联军最终发展成十一个军，总兵力数万人。后又编为三个路军，以骑兵为主，活动地区主要为长白山、小兴安岭山区和三江平原、松嫩平原等地。 1938年开始，日本关东军启动对苏作战准备工作，数十万关东军压向中苏边界，挤压抗联生存空间，并在长白山区发起浩大漫长的“野副大讨伐”，抗联各部面临极大困难。1940年，杨靖宇牺牲，抗联残部很多撤退到苏联境内。这支部队后来组建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军后勤序列中称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 抗联的失利，一方面是敌军力量过于强大，另一方面，日军采取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移民开拓团进入东北地区，也使抗联与人民的鱼水关系遭到破坏。而极“左”倾向带来的内部斗争影响，也削弱了抗联的战斗力。 但仍有一部分抗联部队在境内坚持，出境部队也不断突入国境实施袭扰和地下组织建设，到1945年抗联为东北光复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有了很多成效。 1945年，经与苏军协调，抗联境外主力抢先突入东北，以重大牺牲为盟军开辟通道，提供情报并扰乱日军的后方，使东北的光复得以顺利进行，并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战后，这些部队大多归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 第三部 踏雪 二、红色的第一滴血——赵尚志颠覆日军“凯旋列车”始末 这张照片来自于日本1933年出品的《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大写真全集》，描述的同样是成高子倾覆的日军列车，只是角度不同。从新发现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日军列车爆炸后燃烧的浓烟，出轨的列车车厢已被烧成框架状，车顶板被爆炸的冲击波掀到一边。其拍摄位置较《满洲事件写真集》靠后，应在成高子据分析，这张照片拍摄于日军正在进行救火的过程中，而新照片侧面也有批注，日军在其中表明这次事故共造成“我军五十余人惨死”。 然而，就在考察期间，萨再次收到一批从日本寄来的资料，并在其中发现了关于成高子颠覆日军军列的另一张照片（本章开始那张照片)。 成高子，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郊，至今是哈埠与外界连接的一个重要铁路枢纽。1932年初，爱国将领李杜等率东北军四个旅坚守哈尔滨，与日军迭次血战，终因力量悬殊，后援不继，被迫向依兰方向撤退。2月1日，哈尔滨沦陷。此后，日军即以哈埠为其控制东三省北部的一大重要据点，不但驻有大量军队，而且经常从这里出发对中国抵抗武装发动讨伐。4月12日下午，赵尚志与范廷桂化装来到成高子车站附近观察地形，而后选定了离成高子车站五百米远的一段铁路。据萨实地考察，他们选择的地点十分科学。这里的道路视野开阔，但正处在列车下坡的地点，不易刹车，而且路基比较高，下面是涵洞，如果军列在此脱轨颠覆，很容易落入涵洞下方，其巨大的冲击力会给日军带来更大伤亡。赵尚志与范廷桂选择了破坏铁轨的方式，制造了这起列车倾覆事件。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9_3.jpg" /> 范廷桂烈士 英语中，把复仇的开始称作“第一滴血”，著名影星史泰龙还主演过同名的电影，深受欢迎。从这个角度说，成高子的爆炸声，或许就应该算是中国共产党反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滴血吧。 有意思的是，这张照片上还有一段说明，标题是“军用列车爆破大惨事”。经仔细辨认，其内容为“四月十几日晚十时四十分，北满东支东线成高子隧道附近，从长春归来的我军用列车，因俄罗斯兵悄悄挂上炸弹而爆炸起火，出轨后，最终造成五十四名当场死亡，九十三人获轻重伤，照片上即为列车被爆破后的情景”。根据这段说明，日军完成对方正、延寿的扫荡后，曾前往长春，此后才返回哈尔滨，这也就解释了从方正乘火车到哈尔滨，应该从北面进城，而实际上其军列却从南面的成高子经过这一奇怪之处，也反映了当时中方情报的准确。日方说明中并误将成高子的地名写为“城高子”，这也可能是我国后来研究此次战例不时误用的源头。 此次行动成功之后，赵尚志的军事才能受到当时满洲省委的认可，并转而负军事方面的责任，从此开启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时代。 范廷桂，原是后来的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的学生，在成高子列车倾覆案后不久被日军搜捕，不幸牺牲。 萨曾在北京遇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研究专家史义军先生。谈话中说起了成高子之战，萨忽然想起来，在日本曾经见到过一册1932年出版的照片集，名为《满洲事件写真集》，里面正有一张成高子列车被倾覆的照片。 1932年4月12日夜晚，一列满载的日军军列风驰电掣般行驶在通往哈尔滨的铁路线上。军列上不但装载了大量物资，而且乘坐有大量日军官兵。根据日方史料，这些日军官兵属于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推测其番号包括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第三大队、炮兵第三中队、第二师团通讯队等。他们从4月2日开始，对延寿、方正等地的抗日武装发起进攻，4月4日击败冯占海等指挥的吉林自卫军部队，占领了方正城。日军将方正交给伪军据守，正在“凯旋”哈尔滨。晚10点，当列车通过哈尔滨郊区成高子站所属丁家桥涵洞上方处时，一声巨响，该车脱轨颠覆，机车后面的客车从六米高的路基上全部翻坠下去。一时浓烟四起，爆炸如雷，大批日军死伤。由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在成高子倾覆日军军列的作战取得胜利。 这次对日军列车的颠覆，最初赵尚志等策划用爆破的方式完成，由于此前发生过一次试图爆破日军铁路设施但起爆失灵的问题，最后改为拆卸道钉破坏铁轨的行动方案。此一变更仅在此后我方文件中得以体现，日军无从知晓。而这三名被捕者手中的工具与赵尚志的破坏工作十分吻合。因此，他们三人有很大可能是真的曾参与这次袭击，而不是日军滥捕的替罪羊。 在赵尚志的报告中，并未提及苏俄人员参加袭击。但是，能够如此准确地捕捉到日方军列的到达时间，使袭击取得最大成果，其情报工作十分重要。当时这条铁路仍属苏联管理，而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关系密切，“九一八”事变前，周恩来、瞿秋白等出入国境，就是通过苏联控制的绥芬河秘密交通线，周恩来在绥芬河的住处，就是原中东铁路员工大楼。所以，认为赵尚志的袭击得到了苏联或者共产国际在中东铁路职工中的谍报人员配合，并不是不合理的。也许，日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追捕这两名苏俄铁路职工。 从此描述看，赵尚志这一次行动就使54名日军被击毙，而不是伪报纸上说的11名。要知道，日军打整个洛阳战役，与守军两个集团军激烈战斗前后将近二十日，自己宣称的损失不过阵亡55名，如果单从公布的数字看，赵尚志的这一次行动，几乎等同于两个集团军的战果了。看来，这又是一起日军典型的隐瞒战损的例子，只是不知道被瞒掉的四十余名日军是否进了靖国神社，还是日本军部连天照大神也一起骗。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9_2.jpg" /> 赵尚志将军 2011年8月24日，在当地赵尚志纪念馆担任馆长的魏云生先生带萨和相关研究人员等前往成高子，踏勘了爆炸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经多名在场专家认定，照片拍摄位置准确，确实是在同一地点摄于日军列车倾覆后不久的时间。只是当年的木制涵洞，今天已经被水泥代替，而赵尚志等藏身的树林，也被建筑楼群覆盖。 日方标注中并注明了为何损失如此惨重，其原因在于列车脱轨后，其装载的汽油发生爆炸燃烧。成高子颠覆事件发生后，日伪军警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捕杀了范廷桂烈士，也曾截获我方计划爆破松花江铁路桥的炸药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此前在东北抗战活动中主要采取上层路线，从宣传、后勤等方面支持马占山等地方爱国将领的抗战，而几乎没有对日伪军直接的武装抗击（此前，中共满洲省委曾组织过一次对日军运兵车的爆破，但由于起爆装置失灵，未能成功），因此日军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组织如此“外科手术”式的行动，他们始终固执地认为此事是当时混在中东铁路俄罗斯员工中的共产国际特工所为，并大肆逮捕俄罗斯铁路工人中的所谓“嫌疑犯”，严刑拷打逼供，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 4月初，中共满洲省委获得情报，方正县城沦陷，多门师团将于4月12日夜，乘客货混编军用专车通过成高子火车站。省委当即作出决定，派遣赵尚志和范廷桂设法倾覆这列日军军列。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9_5.jpg" /> 成高子事件发生后，被捕的三名铁路工人 所谓孤证不立，看来，这一新发现的史料正好给第一张照片做了注解。赵尚志和日军的第一战，杀敌数量确实比我们原来认为的还要多出数倍。 事后，我和史义军借此探讨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将军的生平。史先生认为，成高子事件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第一战，从卢沟桥事变以后计算当属平型关，但从整个抗战历史来说，1932年4月12日，赵尚志在成高子颠覆日军军列的这一行动比平型关之战还早了六年时间。从目前资料来看，尚无比此战更早的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抗战的记录。这或许可算是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的第一枪，因此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价值。 由于整理上面资料，又注意到日军拍摄的另一张老照片，下方是日方用英文描述的与中国抵抗者交锋情况，内有这样一行关于成高子事件的注释——“……near their live……”（4月12日，发生在接近哈尔滨的地方，约有五十名士兵丧命。） 与此同时，日方还刊登了两名苏俄嫌疑人的照片，均为中东铁路职工，分别是巴萨诺夫和丹斯凯维斯基。 经过与史义军先生共同考证，此照片的确是成高子袭击后日军所摄，照片中出轨的列车仍在熊熊燃烧。 根据我方资料，实施这次行动的，正是时任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时年24岁的赵尚志与东北商船学校的进步学生范廷桂。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19_4.jpg" /> 袭击现场 “我们不应该忘记卢沟桥事变之前，东北抵抗力量已经在白山黑水中苦斗了多年。”史先生开玩笑道，“赵尚志可不是因为和日本人有私仇才打鬼子的哦。” 第三部 踏雪 三、出身清华的抗联将领们 经营救出狱后，组织上把学运重点放在了清华大学，工作重心转到文科学生头上。所以，张甲洲奉命改考清华大学。 但就是这样一个最会考试的才子，却在“九一八”之后，于1932年初率领六名和他同样出身东北的大学生，在周恩来的直接委派下，携带两支手枪回到故乡巴彦，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他领导的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是中共在“九一八”后掌握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在短短几个月中发展成由4500名骑兵，四个团组成的红三十六军，先后攻占巴彦、东山两座县城。该军由张甲洲担任军长，赵尚志担任参谋长，于天放担任情报处长。 更传奇的大约是下面照片中这个一副学者样的年轻人。 考得上吗？ 值得一提的是该军因为大学生很多（其中多人在战斗中牺牲），刚刚起事的时候被称作“大学生队”。而由于当时伪满统治区从上到下对日本占领军都反感乃至痛恨，他们起义的时候，伪巴彦县长并没有积极镇压，但有个条件——张甲洲不能留，他在，必打！ 好在当时世风对文化人还比较尊重，张甲洲出狱后，最终还是在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对这个文凭，张甲洲却似乎不怎么在乎，他到了北平，在北大预科学习，并在1929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学运工作甚重，张甲洲当然要考上北大才好活动。 他和张甲洲共同创建了红三十六军，并担任该军情报处长，该军战败瓦解后，又和张甲洲一起在富锦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他和张甲洲一同调任抗联十一军，张甲洲牺牲后，于天放担任该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转战于富锦、绥滨、七星砬子等地。该军军长祁致中被错杀后，第十一军部队编入第三路军。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与全国高涨的抗日呼声相契合，共产党曾从全国抽调精干人员进入东北投入抗日作战，因此抗联的高级将领中，颇有许多文化层次甚高。张甲洲并不是抗联中唯一的清华学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0_2.jpg" /> 巴彦游击队领导人，后排正中为张甲洲，前排正中为赵尚志 一代天骄，以身许国，除此无法评价。 照片中她的丈夫，抗联名将张甲洲在前往十一军军部途中，就战死在这次遭遇战中——由于敌军是预先设伏，率先以乱枪发动袭击，在战斗开始的时候，走在队伍中间的张甲洲不幸腹部中弹。负伤后，十一军独立师参谋长李景荫探寻其伤势，他依然冷静地微笑着告诉李自己的皮带被打断了，表示无大碍。但在战斗结束后，因伤势过重张甲洲终于不幸牺牲。 然而，于天放的传奇还没有完结。在他被敌人抓捕之后，这名曾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老游击队员，竟然在1945年7月经过精心筹划，击毙日本看守，越狱出逃！于天放越狱的过程，经过在战后黑龙江省公安厅预审处处长康曾对日本战犯中西正枝等的审问，而得到确切的证实，并证实被击毙的日本看守名叫石丸兼政。 但这个张甲洲第一个特点是能考试，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别能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他在校期间组织学生罢课事发被捕。教育界人士对此人才十分珍惜，上书求情。但执政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自有其独到的逻辑。这位粗鲁不文的老军官深知秀才造反并非仅仅是三年不成，“明智”地不但取消了张甲洲的留学资格，而且坚持将其逮捕入狱。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闹学生运动了，张甲洲1923年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学，他因为参加反对奉军在学生中征兵的游行等行动，已经被学校除名过两次了。 于天放，黑龙江人，原名于九公，和张甲洲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一对好搭档。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时就是同学。而后一起闹学潮，一起南下北平。与张甲洲不同的是，于天放倒没有先北大后清华地辗转经历，他是1929年直接考上清华的，成绩是所有黑龙江考生中的第一名——也可算是一个袖珍考霸也。在清华，于天放经张甲洲介绍入党，赴东北前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在“考霸”面前，是不分文理的，据说张甲洲其间还有多次代革命或非革命同志高考的经历，结果不分课目，无一不中。 张甲洲从北平北上抗日时，在哈尔滨等待他的是他的清华校友冯仲云，这位当时在东北商船学校担任教授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是熊庆来先生的大弟子，正儿八经可算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的学长。 张甲洲并没有获得两校任何一家的文凭，为何在两所我国第一流大学的名录中会同时出现他的名字呢？用我一位笔名黄河故人的朋友说法，张甲洲是我国应试教育中罕见的“考霸”。 原来，1930年张甲洲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暑假回家，曾策动当地百姓向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告状请愿，罢免了贪赃枉法、欺诈群众的原巴彦县县长。一个暑假就搞掉一个县长，伪巴彦县长打张甲洲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因为这个家伙惦记自己的乌纱帽。 难以想象的是，这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在战斗中经常跃马扬刀，身先士卒，给敌我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张大个子”“张大坦克”的外号。从张甲洲和刘向书的结婚照上可以看到，张甲洲身材高大。人们回忆他当时的形象是“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一匹带白花的黄骒马”。 从书生转为将军，已经是个奇迹，但于天放更奇的是他创造了一个历史。到1941年，抗联主力由于受损太重，敌人压力过甚不得不撤入苏联，休整后以小分队的方式回国对敌发动攻击。留守在东北境内的抗联部队在日军残酷扫荡下大多失利。在东北境内坚持时间最长的抗联留守部队，就是于天放率领的抗联三路军六支队。于天放的秘诀是把部队藏在山上，强调灵活地战斗或转移。自己伪装隐藏在日伪控制的宋万金屯，在周边地区大力发展反日救国会，随时获得最及时的情报以便部队可以应对敌人的讨伐扫荡。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斗方法，使该部在东北一直坚持到1944年12月，于天放才因为汉奸告密被捕。此时东北已经沦陷13年了。 张甲洲在清华期间，担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并一度代理市委书记。但他更多地时候还是活跃在第一线，与胡乔木搭档搞学运，成绩斐然，被人称为“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于天放是越狱成功的抗联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人。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0_1.jpg" /> 张甲洲河夫人刘向书的结婚照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冯仲云后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和下文提到的于天放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昭雪。 不就是清华吗？后来的红军军长（张甲洲曾任红三十六军军长）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政治系。 一名战死在抗日第一线的红色高级将领，却留下了这张西服眼镜的照片，让人不禁对张甲洲的身份产生了疑问——此人似乎更像个书生。 慢来，政治系可是文科，张甲洲原来是个理科生啊！ 张甲洲的妻子刘向文在他牺牲后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即便“文革”中因为被诬蔑为叛徒，土匪老婆被毒打致残，也不曾改变过自己的信念。有记者曾问她为什么没重新开始生活，她的回答是：“他太出类拔萃了，我这一生不曾再见过他那样的人。” 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江省富锦县董老茂屯附近，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一支小部队和当地伪满军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各有数人伤亡的双方很快脱离接触。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一个半月，从华北到华中，上万人规模的战役在各个战场上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次战斗在中日双方的战史上几乎无人注意。 此人，上中学的时候轻松考取东北第一流的齐齐哈尔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成绩为黑龙江省第一名。这个省状元在校期间因为成绩优秀深为当时的校长所赏识，以至于将其列入公费留学名单。 战后，劫后余生的两人重逢，而分离时仅仅四个月的女儿，已经12岁了。中国少了一个数学家，却多了一个浴血沙场的儒将。 北大是那样好考的吗？对张甲洲来说如履平地，1929年他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北大物理系就学。由此，北大认其为校友。不过，1930年，张甲洲“故态复萌”，在一次学运中被捕入狱。 可惜的是，红三十六军后来在王明康生极“左”路线的折腾下，失去了地方支持而最终失败。反对极“左”路线的张甲洲，赵尚志反而被“开除党籍”——实际上，由于张甲洲关系在华北，这种处分根本无法生效。张继续抗日工作，奉满洲省委的安排，秘密打入伪三江省教育厅，后升任伪富锦教育局长，其属下的富锦两级学校都成为抗联的地下机关和人员输送地。他甚至在当地想方设法，协助抗联第十一军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该厂拥有机床，甚至能够制造冲锋枪。后因形势变化，组织抽调他和同样在富锦进行地下活动的于天放前往抗联第十一军任职。在前往军部的途中，张甲洲在前面提到的遭遇战中不幸牺牲，但他带出来的一万发子弹、一百支枪、一部电台，却得以安然送达部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0_4.jpg" /> 于天放（右）和家人 然而，这一次战斗，或许会永久地深刻在照片中这位文静的妻子刘向书的心中。 不错，张甲洲的确是书生出身，在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同时刻有这名殉国黑水的校友的名字。 第三部 踏雪 四、击毙伪满“建国之础”金东汉——抗联十一军的战绩 昭和十五年（1940年）2月11日的日本《朝日新闻》（满洲版）用头版头条做了一篇报道，题为《沐辉耀皇恩热血多彩的传奇一生——记半岛出身的“建国之础”金氏》。这篇追悼文章不惜笔墨描绘了死于东北抗日联军之手的伪满“英雄人物”——伪三江省协和会省本部部长金东汉——就是标题中提到的所谓金氏。按照文章中的说明，金东汉在1937年12月7日，以关东军顾问官和协和会中央指导部顾问官的身份，在佳木斯宪兵队支持下，率领五名部下在依兰县境内执行瓦解抗日武装的任务时，遭遇“共匪百名”的奇袭包围，“壮烈战死”。文章还配有金东汉的戎装半身照。 此人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根据我方记录，第十一军在和六军联合突袭富锦县聚宝山伪警察署后，祁致中所部曾设计了一次伏击战，并在战斗中击毙了“伪三江省协和会特别工作部部长金东汉”。 可惜，这位传奇英雄一生连一张照片也未曾留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1_1.jpg" /> 《朝日新闻》1940年2月11日关于金东汉被击毙的报道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1_2.jpg" /> 祁致中画像 让我们回到《朝日新闻》的报道，看看其对金东汉阵亡前后经历的描述吧，全文翻译后内容如下： 那么，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又是怎样从人间消失的？而日军为何在两年多之后才公布其死讯呢？ 这个金东汉到底何许人也，何以经历如此之奇？一个人在十几年里先后给性质完全不同的几支军队服务，而且还属于不同国家，是不是日方提供的履历有假？ 追记此深受皇恩的一门，金东汉，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生于庆南道，四十四年（1901年）于俄国尼克尔斯克语言学校毕业，大正二年（1913年）从伊尔库斯克士官学校毕业，大正五年（1916年）接受苏联国际共产党政治科教育，同年调入伊尔库斯克步兵第二十七团担任队附副官，并出征明斯克前线。之后，他在莫斯科创建朝鲜军人会，大正八年（1919年），担任苏联沿海州第二区布尔什维克指挥官，成为远东共产党中活跃的干部。 他参加了大正十年（1921年）乌苏里红军白军之战，指挥过中俄边境的警戒部队。但大正十一年（1922年），因反犹太运动被投入监狱。十二年（1923年）作为革命的功勋者被释放。此后，他与吴佩孚通过秘电联络，被任命为第三次直奉战争中的东方军第一路司令官。由于这些事情，大正十二年（1923年），格伯乌将金东汉再次逮捕，十四年（1925年）被日本总领事搭救出狱。因此，金感受皇恩，思想上发生极大转变，回到朝鲜后转而前往间岛，1934年担任间岛协和会省本部部长，投身于协和运动。他担任协和会特别工作队队长，参加了几十次对共产匪的讨伐，为满洲国建设做出巨大功绩，实为热血而多彩的传奇一生。 其生平，除宣传性吹嘘之外，倒也点出了此人经历的复杂性。而我方资料记载，金东汉在对抗联的作战中实为日军最得力的鹰犬之一，仅他组织的间岛协助会成立后九个月中，就破坏了中共地下党基层组织和地下联络站170处。而金东汉主导的“民生团”事件，就造成东满共产党组织内部残酷的相互斗争乃至杀戮，引发巨大损失。张正隆先生在他的新作中称其为日军在东北“最成功的反间计”。他指挥的“间岛协助会”人员达数万，自成立起，先后逮捕诱降了中共东满特委代理书记朱明，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金在洙，抗联第二军一师师长安凤学等。到1936年3月末，其部属共记录逮捕、诱降者2284名，其中共产党员196名，反日会、农民协会、革命互济会会员1041名，工会、学生会、妇女会会员487名；收缴我步枪250支、手枪82支、子弹7568发、文件300余册。 其妻子安媛夫人居住于间岛省延吉，其弟金东骏在延吉公署任职，其子金熙全年24岁，继承父君遗志，为大满洲国腾飞而努力，担任满洲国产业部开拓局第二种痘课职务，目前正在北满出差。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金东汉，应该是死在了东北抗日联军一位鲜为人知的传奇英雄手中。 祁致中同时也善于建设，他指挥的第十一军在七星砬子等地设立的兵工厂，其主要技术人员来自张学良在奉天所办兵工厂，并拥有机床，利用水力作为动力，能生产包括冲锋枪、手枪在内的各种武器。第十一军装备好，也和自己能制造武器有很大关系。冯仲云曾写了一篇名为“祁老虎”的文章，上世纪50年代发表在《星火燎原》上，就是写祁致中的。 东北抗日联军中，祁致中领导的第十一军兵力较少，而且由于其指挥官牺牲过早，军史记录不够详细，连这位“祁老虎”的生平，大多数人也不甚了了。这份《朝日新闻》关于金东汉的报道，正好成了对祁致中、金正国等抗联英烈最好的纪念。 为了表达对这名日军得力鹰犬的看重，《朝日新闻》将其溢美为伪满的“建国之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中也提到，金东汉在为日军服务之前，曾经先后在苏联红军和吴佩孚军中任职，甚至曾是在苏联伊尔库斯克军区第二十七团担任过相当级别的红军军官。 日方派遣的特务五花八门，比如上页照片上的白井ミツ女就是一名当时被称为“女杰密侦”的女特务，也曾深入抗联活动区，执行对抵抗力量进行分化瓦解的任务，可惜抗联未能掌握其活动规律，使其逃脱了金东汉的命运。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祁致中是最年轻的军长，也可以说是死得最可惜的一名将领。1939年初，祁致中随赵尚志从苏联回国作战，在乌拉噶金矿攻坚战胜利后不幸被错杀，年仅26岁。他的死，是抗联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 说起来，这个金东汉还真非寻常人物。金日成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称“金东汉的政治生涯是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的。他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在俄罗斯加入了共产党，曾任高丽共产党军事部委员和军官团团长，充分发挥了他军官学校毕业的才干。可是，20年代，他在沿海自治州被日本帝国主义逮捕，当即叛变，当上了反共第一线的亲日特务”。“金东汉得到关东军批准、组织了‘民生团’的后身‘间岛协助会’，还收罗一百多个反动分子组成义勇自卫队，对革命军进行疯狂的‘讨伐’。他是个彻底被日本同化的人，甚至他本人也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朝鲜出生的日本人。他也是叛国叛族劣根性渗透到骨脆的特级叛徒，他甚至大肆鼓吹朝鲜民族应该把日本当做祖国，尽心尽意为日本效劳。仅据《满鲜日报》刊登的资料，在他的策划下‘归顺’的共产主义叛徒达三千八百人之多。” 不过，能得到如此评价和重视，看来金东汉还真可算个人物，日方报道中对他的描述也确实有据，如果说土肥原贤二可称远东的劳伦斯，那么这个活动于中日朝三国的金东汉就大有些小劳伦斯的意味。 抗联军史记载“（1937年）11月，独立师改编为抗联十一军后，针对敌特从事收买、暗杀等破坏活动，处决了妄图诱降、瓦解抗联十一军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务、伪三江省协和会特别工作部长金东汉，使敌人的诱降阴谋破产”。同时，在回忆第十一军政治部金正国主任（1938年在桦南被叛徒刺杀）的文章中，也记录在12月下旬，抗联十一军所部利用金东汉试图诱降抗联人员的机会，将计就计，设伏击毙了他。由于行动迅速果断，计划周密，紧跟在金东汉等背后的关东军和宪兵队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当他们试图展开营救和报复行动的时候，第十一军的部队早已经撤出战斗了。此战的具体指挥官，就是金正国。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1_3.jpg" /> 日谍白井ミツ女 话题回到金东汉，他能够给当时的东北抗日活动造成巨大危害，也是事出有因的。金本人很早就参加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对其纪律、组织了解甚深（祁致中大概也没想到消灭的这个敌人大特务竟是个资格比抗联总司令赵尚志还深的“老革命”）。同时，金也亲身经历过苏联的肃反，亲眼看到苏联因为极“左”思潮带来近乎疯狂的内部斗争。因此，他能够结合抗联的活动特点，有针对性地制造所谓“民生团”事件——民生团事件因其极“左”特点，也被称作“东北的AB团事件”。这一事件给抗联内部带来混乱，造成自相残杀的严重损失。所以，除掉金东汉，可说是拔除了对东满地区抗联活动威胁极大的一根钉子，也是对协助日军作恶的汉奸们的一个严重警告。这也就难怪日军要两年以后，在对抗联作战态势渐渐稳定后，才肯宣布金东汉的死亡了。 祁致中，原名祁宝堂（祁致中是冯仲云为其起的名字，意为“致力于中华”），1913年生于山东省曹县常乐集祁庄村，为人精干正直。他原为驼腰子金矿当采金子工人。1933年6月间，祁组织领导了金矿暴动，成立了“东北山林义勇军”，报字号“明山”，群众称为“明山队”。1935年，由夏云阶介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所部一千五百余人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下辖一个师三个旅，军长祁致中，在富锦、宝清、桦川和同江等地开展游击战斗，曾经多次给日军重大打击。祁致中的部队作战携带火炮机枪，与敌交手经常以大炮开路，所穿制服酷似日伪的学生装（实际正是利用地下党员，伪富锦县教育局长张甲洲订制的大号学生装改造的），是抗联中极有特色的一支队伍。祁本人也特别善战，有在马背上打机枪命中率极高的绝活，并曾以此收服自诩枪法出众的伪警察队长李文斌，促使其参加抗日。 第三部 踏雪 五、消灭“吃洋面包的日本警察官” 1937年2月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军曾合兵攻打萝北，重创日军第三十七联队，并一度攻入县城。抗联对这次战斗的记录内容翔实，相当可观，包括击毙日军的人数，都与日方记载相符，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把“萝北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岩崎”归到了被击毙人员名单中。按照日军记录，被击毙的其他日军，都属于第三十七联队，并不包括这个岩崎。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2_1.jpg" /> 日本为被击毙的外务省警察官建立的纪念碑 既然如此，这个岩崎是怎么回事儿呢？记错了？ 在日本存在一批上世纪40年代后期整理的警察档案，在其中寻找，确有岩崎其人，而且确实被抗联击毙。 从记录上可以看到，这名“日本指导官岩崎”大名岩崎铁五郎，职衔是警尉补，死于2月4日之役，是被击毙于距当时的萝北县县城约十公里的头道林子。岩崎是新潟人，是在指挥伪警察参加作战时因“阵头指挥”暴露目标被击毙的，并非死在萝北县城内或战斗最激烈的上街基。推测，这是日军在县城告急时紧急征调周围日伪军警部队增援，却遭抗联阻击而发生的战斗。 日本方面并在4月6日为他和桦川县警务局指导官铃木正（茨城人，警尉）、富锦县警务局指导官井上信雄（高知人，警尉）向伪满三江省警务处申请抚恤，这三名日本警察指导官都是在1938年初“殉职”的。 看来抗联方面是把这两次战斗的战果混淆了。 值得注意的是，记载岩崎死亡的日方档案，说明他并非属于在伪满警察部门服役的日方人员，而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 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是一支在东北活动猖獗，但很少被我方记载的日方武装。按照日方资料的说法，这支警察部队最初的设置目的类似美国在世界各地大使馆站岗的海军陆战队。他们学习西洋礼仪，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的责任是保护在外使领馆的安全。由于他们报酬优厚，连服装都是西洋式的，所以被称为“吃洋面包的警察官”。 这支日方武装在中国从事军事活动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庚子事变，当时曾在北京参加了同义和团的战斗。随着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侵略不断加剧，他们又随着在东北各处增加的领事馆进入到东三省的腹地。此时，这支部队已经不仅是一支警卫队，它的成员大多接受了谍报、突击、反游击战等训练，成为日军在中国实施侵略行动的得力帮凶。伪满建立后，日本外务省更抽调装备精良的外务省警察借调到伪满警察队中，充当各地的“指导官”，实际监督伪满警察的行动，督促其与抗联等抵抗力量作战，并防止其与抵抗力量发生联系。 这种外务省派出的警察官权力很大，被称作各地伪满警署的“太上皇”。直到1942年，由于对伪满的控制已经更加直接，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这支力量才渐渐淡出。 由于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了解反游击战战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的指导官等作战人员作为伪警察的骨干，曾在作战中给抗联造成很大损失，但也因此成为抗联重点打击目标。 根据岩崎的死亡继续挖掘，会发现另一个让人吃惊的事情——萝北县在1938年先后换了四任来自日本外务省的警察指导官，全被抗联打死。第一任是这位岩崎铁五郎，接替他的是长野人，警尉补西泽隆三，4月25日“殉职”，在没有派员接替之前，三江省警察厅派警佐、静冈人铃木英一临时代理（因为级别比较高，所以只是代理），结果这个倒霉的铃木上任途中就在4月27日被击毙。此后，日军派出青森县人，警尉竹内庆吉接手，竹内算是干得比较长，结果，11月27日，又战死，这次，日本人派出了警尉补坪井竣治（北海道）、警尉补佐渡德太郎（北海道）一起上任，意思是来个双保险，总算平安干到了1939年。 仅仅一年，在萝北这个小小的县城，抗联就打得日军四换指导官，不知道日军内部提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些胆寒。 事实上，坪井和佐渡也没干长，1939年10月9日，在和抗联作战中一个被击毙，一个被手下警察绑了票，在投奔抗联时作为投名状砍了脑袋。 据日方《外务省警察史》统计，仅1938年一年，就有1047名外务省警察伤亡，大多应是抗联武装造成的损失。为此，1939年，日本外务省在天津专门为这些阵亡的外务省警察建立了纪念碑，在东北各地也多建有神社祭祀。由此可见，抗联对这支敌人的打击力度。 在研究抗战历史时，由于这支部队并不隶属于关东军，也不属于伪满警察，所以日方在统计伤亡时常常将其忽略，我方亦有很多研究人员不知其存在。在统计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果时，有些双方数字难以对上的现象，就源于是否将这支部队的损失计入在内。1996年，日本外务省解密了其手中的相关档案，出版了53卷本的《外务省警察史》（狄野富士夫解读），其中对于这支武装在东北地区的活动和损失情况多有记录。也许，今后对这支日伪武装的研究，可以在考证抗联作战活动的研究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讶呢。 第三部 踏雪 六、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3_1.jpg" /> 日本医学院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照片上的“日本兵”有些异样，他们中有的戴着眼镜，有的举止中带着一种“文气”，殊不似沙场武夫。原来，这是1941年，日本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在进行军事训练。这批学员预订前往“满洲拓殖公司”，为开拓团的日本移民服务，也有部分成员或进入日军服役。当医生并不需要上战场，为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呢？原来，这是因为当时在“满洲”经常有抗联活动，这些医学院学生不得不有备无患。实际上，别说是一般的日军和移民点，连类似七三一部队，防卫森严的细菌战基地，都曾经遭到过抗联的攻击。1934年9月，一支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就曾攻打过位于双城的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是七三一部队的前身，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县拉林昌东背阴河畔，由于其警备严密，一度被抗联部队误认为是日军的兵工厂。 刘海涛是山东人，原名刘保仁，高小毕业，年轻时候闯关东去了东北，成为伐木工人。后来因为好打抱不平得罪了警察被抓进监狱关押半年，出来后就上山落草。“九一八”后刘率部投奔孙朝阳部抗日武装义勇队。这支武装中有一个马夫，就是打入进来试图拉队伍的赵尚志。不久，赵尚志显露他的军事才能之后，被提拔成参谋长，随后带队脱离孙朝阳，建立独立的游击队，成为抗联第三军最早的源头。不久，刘海涛便率部携枪来投，1933年7月，珠河县游击队成立，刘海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珠河县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4年6月29日，刘海涛被任命为哈东支队骑兵队指导员。哈东支队1934年秋天整编后，赵尚志任司令，政治部主任韩光，下设五个大队，刘海涛是第七大队大队长。在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前后，还曾经指挥部队攻打双城的梨树沟，歼敌百余人，缴获短枪五十支，壮大了哈东支队声威。1935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即后来的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师长，率部队在方正、延寿、牡丹江地区开展游击战。 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时，由于发现日军兵力雄厚，抗联未占领整个基地就相机撤出战斗，所以只能算攻入，不能算歼灭和占领。但战斗打响后，在基地内被充做实验对象的中国人（即七三一部队中著名的“马路他”）发动了暴动，共有16人在抗联队伍的接应下逃出魔窟。考虑到至今没有被送进七三一基地后生还的可靠案例，这大概也是从日军细菌战实验中侥幸逃出的极少数幸运者了。 正是这批幸存者，提供了日军细菌战基地内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幕。“七七”事变后，党组织派刘海涛赴苏联入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学习，他在到达列宁格勒后曾根据营救出来的幸运者的供述，为共产国际提供了一份报告，或许可以算作世界范围内对日本进行细菌战实验和人体实验的第一次公开揭露。 刘海涛的报告保留了大量口语特征，其内容如下—— 修了数百间房子，窗户是铁的，犯人在内里向外看不出去，在房子里使铁条修了无数的铁笼子，将犯人装在铁笼以内，一人占一个铁笼，在铁笼内能看见别的犯人，允许说话，亦许小声唱着玩。到这里的犯人不准是犯了该处死的罪，连两个打吵子或耍钱的，还有面生可疑的，胡子，反日分子，日本都送这个杀人场里来。这个杀人场不光杀双城县的及双城县附近的，由奉天、长春、哈尔滨、三姓、佳木斯等地抓的都送到这来。在外边听里边的机器声音，外边人们认为这是日本新设立的兵工厂，谁都不知道是杀人场，但是因为日本对这个建设特别严密，不说百姓，就是满洲的官在日本那里有多大信用，亦不许知道，连日本普通的人亦是不知道的。犯人到这里边吃的还算不坏，一天三次粳米饭和白面馒头，盐不与吃。犯人得一天有次大便，如没有大便，日本决不允许，大便以后日本很详细验看大便的成分。三天一次使玻璃管子吸血，每次吸一茶碗血。日本几天一次使小刀刮耳朵唇，刮完以后很细心地看，还有一个胶皮管子，日本使手拿之，叫犯人向肚子里吞，将胶皮管子头吞在肚内心的左右为止。在这时间日本使胶皮管向回抽气，由皮管带出肚内白的东西为止，也很细心看这个白的东西。由犯人吸的血，由耳朵刮的东西，肚内抽的东西，日本都拿去。犯人身体好的，抽血十五六次，身体不好的抽血八九次就不抽啦。叫犯人洗澡，得洗的身上很干净，日本又说啦，说犯人你的病的有了，打药针吧。日本拿来很大药针，不论头、脚、身的前后，恶恨地就是一下子，打上药针不过几点钟舌头说话不好使，浑身难受，日本又说他的病不行啦，赶快拉出去，以后不知这个去向。但是他们犯人出去大便时，看见很多男子鞋，还有女子鞋在机器房子周围……在去年将珠河游击区群众使大车载去三百多，不知去向，在这个杀人场杀多少人，是谁也不知道，连他们在里头出来的（指暴动越狱的16位人）也是不知道，他们知道经常向里边送人，一回三百、二百的，这不像大狱，官司打好了就能出去，是到这里头日本就按一律处置，日本抽的血和犯人身体不知有何用处，有说作毒气的，因为化学不明白，哪能知道作何用？像这等事应当研究一下。 可惜，由于当时国内国际对于日本准备细菌战的情况了解尚不充足，这份报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次袭击引发了日方的恐惧。因此，1941年11月七三一部队成立时选择了哈尔滨近郊更加安全的平房区而不是双城子。并加强了对七三一兵员和文职人员的军事训练。 刘海涛进入抗联干部学校学习，后又转入列宁格勒步兵学校。1938年回到延安后，刘海涛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亲切接见，同年被派往山东工作。时毛泽东曾亲往送行。刘海涛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九支队司令员，后任第二旅副旅长，次年升任鲁中军区司令员，转战日照、莒县、赣榆一带，收复蒙阴、东阿，名声大振。1941年11月，刘海涛率部参加反“扫荡”中被日军包围于岸堤以北王山一带。为了保存实力，他命警卫排和青年营分头突出重围，自己和与妻子苏珍及社会部长朱玉干等八人吸引敌人任务完成后，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钻出了日军包围圈，但至蒙阴县官庄以东杜家林时，被汉奸王立庆，石绍武伪装抗日联防大队诱捕。11月25日，八人被杀害于苏家村，壮烈牺牲。 打了日军细菌战基地的，是哈东支队第七大队（第二年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团），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刘海涛是赵尚志部下一员悍将。 1945年3月八路军攻克蒙阴，活捉负隅顽抗的伪大队长石绍武；同年打垮时任旅长的王立庆部。王立庆逃走，在新中国成立后，先逃到天津，后又逃到东北。但天津公安部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其妻子无端怀孕，据此认定王并未远离。王立庆终于被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后绳之以法。 作为可能是唯一能够打进日军细菌武器试验场的抗联将领，能够将敌人的这份罪恶告知世人，刘海涛或许可以含笑九泉了。 第三部 踏雪 七、忠骨留香——一张照片记录下的牺牲与战斗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4_1.jpg" /> 22名牺牲的抗联战士被日伪军斩首示众 李敏焕，又名韩敏焕、金敏焕，朝鲜族，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幼时全家因贫迁居吉林省延吉县。1928年入龙井大成中学，并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少年连政委、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 这是一张令人感到压抑和悲伤的照片，在这张照片的标注上，日伪军留下了这样的说明：“红军匪首程司令率羽党三百余人袭击双山子警察署，当经局长率警出剿，当场射杀匪人二十二名首级之留影。康德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经向相关工作人员询问，得知这张照片原夹在敌伪档案之中，似为邀功之用，上面尚有当时与其他档案一起装订留下的钉孔。 张泉山，1933年初，在吉林盘石山参加南满抗日游击总队，开始曾担任杨靖宇将军的侦察员、警卫员。在哑巴梁子战斗中，张泉山跟随杨靖宇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成为杨靖宇手下一员得力的助手。当南满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时，杨靖宇军长任命张泉山为少年连连长，少年连扩编为少年营后，担任一连连长。1936年7月下旬，少年营一连回撤本溪、宽甸、桓仁老游击区时，在海城北交界碑与敌人遭遇，经殊死战斗后，全连只剩下连长张泉山和两名战士。为了不当俘虏，他们毅然毁坏枪支，纵身跳下悬崖。 事后，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听取了战斗汇报，批评了程斌的蛮干行为。当杨靖宇获知敌人将牺牲的战士头颅铡下示众，并挖了一个大坑，准备将烈士们尸体一起掩埋时，亲自给双山子伪警察署写了一封警告信。慑于杨靖宇的威望，敌人制作了22口棺材，较为尊重地埋葬了这些抗联烈士。血战崔家大院是抗联一军在宽桓地区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不但有这22名战士牺牲，还有不少伤员，留在当地农民李庆顺等人家中养伤。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是抗联对敌重兵驻守的警察署发动攻击，仍对日伪军产生了一定震慑作用。 抗战胜利后，程斌率部投靠国民党军，解放战争末期隐瞒历史，混入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1951年被其部下举报，经北京市公安局报请国家公安部并经部长罗瑞卿批准将其逮捕。同年5月21日判处死刑。 一师参谋长李敏焕是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因敌军增援部队赶到不得不率部撤离。 康德三年，即1936年，这张照片展示的，正是当时一场真实战斗的结果。其中所提到的“红军匪首程司令”，即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照片中所述的“袭击双山子警察署”，指的是1936年4月26—27日他和第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共同指挥的攻打宽甸崔家大院之战。 崔家大院，是当时双山子警察署所在地，位于双山子村平坨屯（今平坨小学校址）。此前，程斌曾写信给其代理署长邹兴波，试探是否可以取得他的合作。为邹拒绝后，第一师乃决定对其发起攻击。26日清晨，程斌率抗联一军一师三团和少年营冒雨分三路包围了崔家大院，发现它四周设有围墙、炮台，对缺乏重武器的抗联来说易守难攻。且部队在白天到达失去了进攻的突然性。但是，程斌未能及时调整部署，而是在对敌进行劝降未果后发动了强攻。尽管抗联战士十分英勇，两个主攻连连长一死一伤，经一日一夜战斗仍未能拿下该地。第二天，宽甸县属日伪军警来援，抗联部队被迫撤离，但有22名官兵的遗体未能抢回。推测，这张照片中遭到日伪军展示的阵亡者首级，就是他们的。 程斌是杨靖宇颇为看重的指挥员之一，曾着力培养，在一师期间作战也颇为勇敢，他和日军的作战，曾多次在日本《朝日新闻》等报刊上被报道，有“小杨靖宇”之称。但是，1938年6月，因斗争日益残酷，日军又以其老母性命要挟，程斌发生动摇，于6月29日率一百余名部下向日军投降。此后，所部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程斌任副大队长，成为日军进攻抗联的忠实爪牙，给抗联第一路军造成极大困难，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杨靖宇将军的牺牲。 1936年6月，李敏焕率领一师三团在四、六两团配合下发动西征之战。7月15日，在回师途中行军至摩天岭时，伏击尾随的连山关日军守备队第二中队，歼灭日军中队长今田大尉及所率日军48人。李敏焕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3岁。 少年营一连连长张泉山是两名伤亡连长中的一名，在战斗开始后，从山上冲下来时被敌军击中腿部负伤。 一师师长程斌是整个战斗的指挥者。 张泉山此后获救，是抗联第一军少数幸存者之一，成为此战的历史见证人。“八一五”光复后，张于东北参加剿匪作战，后担任黑河军分区后勤部部长，副师级，1997年病逝。 老抗联战士们对程斌的感情，仇恨中还有一丝惋惜——即便是坚持不下去，脱离了队伍，只要不投敌，抗战胜利之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他当年打鬼子的事情的…… 有人牺牲，有人幸存，有人投敌叛变，残酷的战争恰似一江激流，大浪淘沙，展现出真正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牺牲在宽甸的22名抗联英烈，如同牺牲在那片土地上的无数抵抗者一样，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忠骨留香，1968年，当地政府在其烈士墓前建立了抗联英雄纪念塔，现已成为该地青少年爱国教育的重点史迹，使其永受后人祭奠和敬仰。 值得探寻的，是这次战斗的参加者们此后的人生轨迹，恰似抗联整体的一个缩影。 第三部 踏雪 八、戴布琼尼帽的抗联 早年曾经读过一本描写东北抗日联军的文学作品《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里面讲到一位刚参军的小战士对足蹬大马靴的抗联指挥员曾充满恐惧，因为这种装束和日本鬼子一模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在战斗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 军服用料：当时所用布料都是山外运进来的，有灰色、草绿色、藏青色……军服款式：……帽子是带五角星的红疙瘩帽。我的工作：……主要负责做军帽。军帽因前面有红色五角星，上面有一红疙瘩，大伙都称为红军帽。军帽为六片瓦。前面有帽遮，后三片是双层布外翻，天冷时可放下取暖，顶部是一红布疙瘩…… 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图书馆一位看门的朱先生，竟是《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作者颜一烟女士的丈夫。也因此得知，这位红色女作家，竟是清朝贵族的叛逆，留学东京的反日分子。当年在北师大就读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图书馆搬新馆后，这位红鼻子，总是穿西服的白发老先生。因为这个，结识了颜一烟女士。当时颜女士的腿已经不大灵便，抽烟抽得厉害。但说起她的早期作品《盐丁儿》，她的好朋友王莹依然一往情深，记忆清晰。问起《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颜女士说，那是在采访抗联老战士的基础上写成，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颜女士有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抗联的军服不是八路军式样的，是和苏联红军一样的。”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在德（在被服厂工作），提到过—— 可惜由于铃木所用相机质量不佳，对焦技术有欠缺，而且照片年代久远，这些战士的影子显得十分模糊，无法完全确认。对此我也十分遗憾，但限于材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才知道，抗联的战斗绝非如此浪漫，他们是一支在敌人后方英勇作战的孤军，没有粮秣，弹药依靠缴获，经常要在零下20度的酷寒中露营。历史上所有军队的艰苦，在他们的面前，都不得不投下一份敬重。 1935年，北满省委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来到被服厂，和裴大姐（裴成春，被服厂厂长）商定给部队做军服的事情，其中关于军帽的式样是根据有人提出的红军帽的式样做的。当时我们试做了一顶给领导看，做得对不对，领导看过后说，“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做吧！”以后我们就给部队做这种帽子。 然而，有朋友提供材料，提到正如颜一烟女士所言，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确实曾经拥有苏联红军式的军服。据说，这是一些在苏联生活和战斗过的抗联领导人提出的建议，这样的服装也比较适合东北寒冷的气候。目前可确认使用过这种军服的部队，主要是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第六军。这一点，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特别是曾经在被服厂工作过的女战士多次提到过。 35年前后抗联不仅有统一的制服，其军帽还是学的苏联的布琼尼帽。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5_1.jpg" /> 抗联所戴的军帽类似苏联布琼尼式骑兵军帽 对这些抗联战士后来的命运，铃木没有描述。三江正是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的活动区域，或许，这些战士的军服上，就留有裴成春等抗联女战士的细密针线。 这件事于是被渐渐淡忘。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桂兰，原被服厂主任说： 右边位于焦点的这位抗联战士，帽子似乎就不是布琼尼式的（也有点像布琼尼帽被日军歪戴在这名战士头上）。 2010年，萨在日本收集到一册老相片集《在满纪念》，原拥有者是一名相叫铃木的日军军官，此人曾参加过多次对抗联的讨伐作战。这册相集里面有大量与抗联作战的照片。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显示几名被俘抗联战士正是戴的布琼尼帽。 这种式样的帽子，我后来到三军后也看见赵尚志、陈雷、于保和等很多同志戴过。 也有一些被俘的抗联人员并非如此装束，这正符合了当时条件艰苦，军服制作数量不多的说法。同时，在东北各地不同的抗联部队，服装也不统一。 从战事情况推测，日军打掉的是抗联的掩护部队，其主力已经撤离。日军继续追踪，几天以后在“三道河子”找到了这支抗联部队的密营，双方再次发生战斗，那一战中，铃木的战马也被打死。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5_2.jpg" /> 另一张战斗结束后的照片，显示出日军讨伐队和部分抗联被俘人员 苏联红军，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保尔·柯察金或者夏伯阳式，身披军大氅，头戴布琼尼帽，跃马扬刀。抗联，会是这样的吗？ 颜女士这段话，让我当时对抗联的形象充满憧憬。 由于遭到日军迂回包抄，据林中阵地而守的抗联部队腹背受敌，除牺牲人员外，尚有多名战士不及撤离，被日军俘虏，铃木在此时拍摄下了这张照片。 上面照片拍摄于1938年深秋。那一年10月15日到10月30日，日军对三江（黑龙江东部）地区的抗联武装发动了秋季大讨伐。照片的拍摄者，日本军官铃木随讨伐队在宝清桦川之间捕捉到一支转移中抗日联军部队的踪迹，在使用军犬的情况下，经两天一夜的追击，第二天下午双方发生战斗。 第三部 踏雪 九、日军老照片惊现东北抗日联军战旗 在中国的抗战史料中，活跃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是颇为独立且被很多人忽略的抗日力量，他们的抵抗由于环境艰苦，敌我实力悬殊而异常艰难。抗战全面爆发后，抗联几次试图突破日军在热河方向的封锁线与关内部队取得联系，都没有成功。抗联战斗后期，其主要将领大部牺牲，文件保存极少。所以，其作战经过和情况，很多已经难以考证。 （三）1938年10月三军警卫团是否留守宝清桦川？ 这一次发现的照片，使我们第一次可以从历史照片上看到具体的抗联军旗样式。照片上的旗帜的样式，旗帜一角可以辨认出有三颗五角星；旗帜的一侧有与旗面颜色不同的窄边长条，应是竖着标出番号的地方；旗面则写有三个大字，前两个字无法辨认，只可以看出两个字都是笔画较多，字形也较复杂，最后的一个字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是“团”。这和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样式几乎一致。 （二）这一面旗帜会是属于以上各军的哪一个团？ 左侧，有三名日军士兵在检视抗联战士遗留的物品，后方正中还有一名日兵在用通条处理枪膛。可以看到一部分日军已经更换了冬季军服，而另一部分还穿着夏秋制服。由于永野讨伐队是日军不同部队混编而成，所以这可能反映了日军部队不同的补给情况。 于是，1938年10月，这一带的抗联部队中各团，其番号不是第几团的，就只有第三军警卫团这一个团。 （一）1938年10月，宝清桦川交界有哪些抗联的部队？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张照片右侧中间站立的两名日兵，两人伸展开一张旗帜，显然是从抗联的营地中缴获的。 这张照片，按照说明应该拍摄于1938年10月中下旬到11月之间，地点在黑龙江东部佳木斯周围地区。从图片上看，植被尚未落光，显示那一年东北地区似乎是暖冬。这一点我曾有所怀疑，但是，在相册中的确还有铃木当年11月份仅穿一件毛衣在户外的照片，说明那一年的暖冬可能确实存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6_4.jpg" /> 抗联人员遗体 这就确认了：警卫团改“留守团”后，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军旗照片上，在桦川宝清交界一带的密营，就是留守团的团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6_1.jpg" /> 位于伊春的第六军被服厂为日军攻占时的照片 第一眼看到这面旗帜的时候，我怀疑自己的眼花了——这简直是今天五星红旗的样式啊！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6_2.jpg" /> 日军展示的一面奇怪的旗帜 能够在敌方的照片中找到抗联的战旗，可算意料之外。但是，抗联的这种旗帜，究竟是谁设计的，是不是所有抗联部队，都使用一样的旗帜，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又会是哪支部队的官兵呢？ 东北抗日联军的军旗，国内至今以来没有发现任何一张抗联的历史照片，记录下其具体的样式。而实物形式保存下的抗联军旗，只有一面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旗帜的具体图式是：军旗上一角三颗五角星，一侧竖着写出番号——“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三军第二师师部”，旗帜的中间另有三个斜的大字——司令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6_5.jpg" /> 放大的带有军旗的照片 查抗联的军史，第三军西征各部队的番号，没有警卫团。团长姜立新也不在西征指挥员名单中。而该团政治部主任朴吉松参加了西征（他实际以军部宣传科长的身份参加的西征，见王明贵回忆录），多种史料都有记载。 据此，1938年10月，宝清和桦川交界一带的这个团，只会是上述这几个军的某一部队。 根据已有的线索，萨就这一面军旗所属部队的番号，进行了如下的一番考证：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6_3.jpg" /> 攻占抗联密营的日军部队 在仔细察看照片和日军军官铃木的记载后，我们发现在留守团和日军的最后战斗中，照片上的无名烈士仍为自己的生命索取了代价，他们在阻击中用准确的射击击毙了日军冲在前面的樋口少尉。 随赵尚志回国的陈雷，在他的《露营集·过老白山遇战友》一诗的注解之中记载，他随赵尚志返回国内，是在查巴气河边见到的姜立新。 但是，细看之下可以发现，这面旗帜上只有一颗大五角星，而不是一大四小的格局。旗帜上还有三处深色的印记，似乎是有字。一位学美工的朋友依靠分光判定，这面旗帜确实是红底，只是五角星的颜色无法确定。此外，他还提醒我旗帜靠近旗杆处有一条与其他部分颜色不同的窄边，他认为这可能是书写部队番号的地方。 照片的说明“1938年10月15日—30日，宝清桦川交界之处”和旗面之上书写的“某某团”的番号字样（且前两个字的笔画不少，字形复杂）。 从《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黑龙江省境内的抗联各军组织序列》（《黑龙江党史资料》第2辑）等史料之中查询到抗联以上各军序列，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1938年的时候，以上各军建制中不是以数字编号作为番号的团，实际上只有两个团：第三军有“警卫团”的编制，另有第六军有一个“军部保安团”编制。但根据第六军军部保安团政治部主任王钧的回忆，第六军军部保安团部队在此次西征前，“上级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别的各团了，王钧也是以第六军二师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的西征。 铃木在这张特写照片的说明中称其身着便衣，在营门用手枪向外射击，被击中左胸倒地。日军试图对其注射强心针进行抢救。但此人因伤重而死，至死一言未发，没有任何口供。 但是，照片没有什么标注，只用一张纸签标出了“讨伐作战”的时间和地点，显示这面旗帜是日军讨伐队在1938年10月15日至30日的作战中，于宝清和桦川边境从中国抵抗力量营地中夺取的。 也就是说，这就是当年抗联使用的旗帜。 可见，警卫团团长姜立新肯定没有随主力出发。 另《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也是有记载，1939年6月赵尚志率领小部队从苏联归国开展游击战时候，提到了第三军警卫团团长姜立新，明确说他们是遇上了“原三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这两个证据显示：姜立新担任团长的三军警卫团一部，作为留守团坚持斗争。 查巴旗河（查巴气河，中国河流代码是AB5755）位于鹤岗与伊春交界一带，就在桦川的西北边，据此也可以判断姜立新没有参加西征，是留守在下江地区了。 带有抗联旗帜的照片中，另一名烈士在画面内只见双腿。还有一名烈士在画面中看不到，可能是哨兵，牺牲在木屋前数十米处。后方是抗联著名的密营，显然是用木料就地取材搭建而成，抗联就是依靠这样的秘密基地在深山老林中顽强与日军周旋。 这样情况就明确了，应该是团部被袭击，留守部队被打散后，姜立新脱险，从桦川宝清交界一带，转移到桦川的西北边，继续坚持斗争。他后来作为警卫人员亲历了赵尚志牺牲的战斗，但幸而又一次脱险，撤入苏联境内。新中国成立后，姜因身体较差，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不幸去世，当时他的老战友，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和李敏夫妇曾前往看望。 比如，抗联当时使用怎样的旗帜，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抗联照片中，似乎尚无发现。但是，在日军私人旧相册（铃木《在满纪念》）中，却发现了一组连续的照片，表现了日军讨伐队与抗联一次战斗的经过，其中一张照片或许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那么这一面写有“某某团”番号的军旗，究竟属于抗联的哪一个团呢？照片可以提供的线索只有： 铃木的照片中有一张，展示了抗联的战旗，就拍摄于战斗结束之后。 宝清桦川当时都属于伪满三江省。1936年以后，东北抗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军和后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的独立师等部队主力，陆续集中到伪满的三江省地区展开抗日斗争。根据抗联的军史，1938年4月之后，抗联第四、第五军开始西征，第七、第八军与之一起行动；1938年6月之后，抗联第三军开始西征，与之一起行动的有六军、九军和十一军。主力西征后，各部队都有留守部队在伪满三江省。 如果真是这样，那抗联的创造力实在令人惊叹。 第三部 踏雪 十、击毙教育长饿疯日本兵——日本人眼里的镜泊学园围攻战 《啊，满洲》一书，是一本日本开拓团团员的回忆文集，其内容主要为其生活经历。但其中不时可见“土龙山暴动”“虏囚的二十二日”等文字，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等中国抵抗者的影子始终贯穿其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7_1.jpg" /> 镜泊学园教育长山田悌一被击毙地点的地图 在《镜泊学园山田总务的绝笔》提到，山田为日本宫崎县出身，毕业于善邻书院，是日本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是日本国士馆的创始人之一，从1917年开始一直担任其理事。所谓镜泊学园的学员大多就是通过国士馆招收的“精英”，经过半年训练后送到中国。在1942年出版的《兴亚运动与头山满翁》中，列出了11名“興亜運動の功労者”，第一名是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大特务荒尾精，山田悌一名列第四，由此可见其在日本的影响，难怪他的死会引发日本和伪满异常的冲击了。 我方说法是山田发现了陷阱，依然被消灭，日方说法是山田的汽车掉进了陷阱。为何我方和日方描述的不同呢？看来，挖陷阱是真的了，推测描述不同的原因是山田所部被全歼，没有留下活口，增援的日军只能看到陷阱，所以他们对于战斗过程是推论得出的。 五月十七日晨，山田总务为首的官员二，学员五，守备兵五，计十三名，从宁安携带粮食，杂货等乘卡车返回途中，遭到约五十名“匪”预设伏击，经过奋战力斗最后全员悲壮战死。此一悲报于二十一日在报纸和电台同时报道后，给日满两国带来了异常的冲击。 此战，我方也有记载，称此战是1933年5月17日，由周保中部下独立游击连连长张祥指挥所部进行的一场伏击战，在这次伏击中击毁日军汽车一辆，消灭了山田悌一和他的护兵14人，缴获步枪十二支、机枪两挺、匣枪一支，还有大量的粮食、衣物和现金。最后战士们把没有拿走的物资连同汽车一起烧掉，我军无一人伤亡。 在其中一篇由伪满时期“兴安北省呼伦贝尔开拓组合长”古贺新作所写《镜泊学园山田总务的绝笔》里面，提到我军在镜泊湖畔击毙的镜泊学园教育长山田悌一。 根据我方资料，称山田是“退役中将”，建立镜泊学园的目的是设立一个进行殖民的机关，而日方当时的报道则称镜泊学园为以农业拓殖为主的学校，山田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农业学家、地质学家，还是个教育家，完全不提其与军方的关系。 在我方记录这场战斗的过程中，描述山田“手按军刀”，并提前发现了我军在路面上设置的陷阱，但在下车查看时被猎人出身的张祥用“连珠枪”一枪击毙。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可能张祥击毙山田用的就是这种枪。 结成记录：“在七、八、九三个月中，赤痢盛行，整个学园中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做了，在房间里辗转哀号，血便，望之令人心悸的人员比比皆是，一切只能靠田中宇一中尉军医一人，而军医自己终于也染上了赤痢……” 如果看日方的人员配置，这个镜泊学园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地方。它的校长是日本陆军中将小泉六一，名誉校长是前面提到的日本陆军中将筑紫熊七，驻校的警卫队兵力雄厚，并组建有“学园军”，指挥官是一名叫作小池的中佐。而古贺的文章更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他不无炫耀地在文中写道：“（1932年）我和山田教育长以下二十余名学员，随骑兵集团高波部队参加了‘匪贼’讨伐，我们对镜泊湖周围进行了强行侦察。” 8月19日，上杉虎寺少尉冒险率领十名学员去接运补给，又遭痛击而失败，学员小野田正三等阵亡。 日本人里面明白人挺多的嘛。 那么，所谓张祥挖陷阱伏击之说是真的吗？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抗联有两个张祥：一个是五军系统这位击毙山田的张祥，1935年在东宁附近的东京城战死；另一个是三军稽查处的神枪手张祥，后来成为东海舰队海航副司令员，是抗联出身的极少数海军将领之一。 那么，山田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古贺在文中写道：“这期间指导员，学员共同经历着饥饿的恐怖，其中精神分裂发疯者有之，自杀者有之，病死者有之。”古贺提到，只是由于关东军及时发现情况不妙，由军务局长山下奉文，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亲自过问，调兵来援，并派出关东军顾问吉田新七郎博士带领医疗队前来救护，才让这批日本“精英”活着撤了出来。同书中田岛梧郎的《镜泊学园秘录》记载，镜泊学园因此被解散，放弃了好几年，直到1936年才恢复。 山田的确有从军经历，军衔不详，但其被击毙时年42岁，而且曾多年在政界活动，不大可能在退役时已经攀到中将军衔，我方将其归为“退役中将”，可能是因为日方镜泊学园的职员序列表中有一部分不够明确。在这部分不明确的文字中，有“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一句，如果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固然可以，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也不无道理。 该文存于《啊，满洲》第152页，记载此战经过—— 比如，那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古贺新作的文中没有提到，但据查山田的副手结成吉之助的回忆，确有此人，而且查到其名叫任茂林。该文并记录此战中日方被击毙的包括干事今井，指导官树下，学员武田、龟泽、菅原、后藤、室田，日军椎名伍长以下5人，共计15人，和我方记载相符（不过数来数去只有14，看来结成的算术不太好）。不管怎样，产生双方战绩误差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统计汉奸翻译任茂林，看来在古贺等眼里，汉奸是不算人的。 在陈翰章等抗联将领和日军的作战中，也曾多次消灭随日军行动的镜泊学园特工部队。从历史来看，镜泊学园的毕业生除了为日军提供侦察等活动外，大多是后来日军搞集团部落、拓殖屯垦、粮谷出荷的各地负责人，这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特工学校。 不过，从日方的记载中，却可以看到这批从日本精挑细选来学习的“精英”们，在镜泊学园的痛苦遭遇——这里是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军活跃的地区，虽然日方把这个学校放在这里肯定有借此加强当地镇压抗日武装力量的意图，但没想到“匪势猖獗”，这个特工学校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结成写道，继山田被击毙之后，6月5日，该校补给车队再次遭到袭击，岩见伍长等五名官兵战死。抗日武装一千多人包围了镜泊学园，虽然未能攻下，但基本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 在这种围攻之下，镜泊学园的守敌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以至于数百名日本“精英”饿得吃草（原文是“野草”），结果大批人员消化不良引发赤痢。 这个镜泊学园到底是怎样性质的一个机关呢？山田悌一又是何许人也，为何他的死会引起给“日满两国带来异常的冲击”呢？ 在同一篇文章中，结成描述此战道：“在通过大庙岭山口的地方，路面上暗藏了一个陷阱，等待汽车前轮陷入之后，‘匪贼’立即从两侧的棱线开始攻击……” 由于地形不熟悉，古贺记载日军和学员只能在堑壕和望楼上打着晃看周围山岭上出没的“匪贼”，不敢出去。 我方记载击毙敌15人，而日方则称死13人，谁说的是真的？还有一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在被俘后乞命，被张祥当场枪决的说法。这种近乎戏剧性的描述，到底是真是假？ 日本“精英”在二战中剖腹自杀的不少，被饿疯的，似乎还未见第二例。假如不是日方自己在文章中提到，颇为难以置信。冲这个，围攻镜泊学园之战，也值得记入史册了。 山田和古贺进行“强行侦察”的时间，和抗联四军前身李延禄部队的“镜泊湖连环战”差相仿佛——懂得军事的朋友可能很容易就会想到，什么人才能作“强行侦察”。 第三部 踏雪 十一、日伪档案中真假赵尚志的17次作战 短评：这一记录比较靠谱。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8_1.jpg" /> 赵尚志将军使用过的手枪 双方伤亡情况：五常县警佐随田三次郎以下被击毙至少15人，未发现我军伤亡。 双方伤亡情况：不详 短评：当时赵已率部前往汤原一带会合夏云阶，直接指挥的未必是赵尚志本人。或许是义勇军“九龙”和“德胜”的部队借赵尚志的威名来吓唬鬼子。奇怪的是“九龙”和“德胜”都是虎林那边的“杆子”，跑到宾县来似乎距离有些远，其中有何奥秘可就不得而知了。 第十一战 战斗情况：就在13日前一天，“九红”部队一百人马袭击了木兰县西部的伪警察署，活捉五名警察。13日的后一天，“九江”和“东来”部队四百人在木兰县东杨河与日伪混合部队爆发激战。而13日这一天，抗联袭击了大平河的日占村屯，切断电信线路，炸毁桥梁，进行宣传活动。 短评：从这一系列地名可以看出赵尚志西征部队的路线。这支部队为赵尚志亲自指挥的骑兵，在老道店曾消灭伪军一个山林队。但是，日军在这里放上赵尚志的名字，我推测既不是他们所记录的阵亡几人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赵尚志打了伪军的山林队，实在是因为赵尚志在这里打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一仗——发生在1937年初的冰趟子战斗（显然《满洲国警察小史》没有记入这次战斗日军伤亡），给日军竹内部队带来重大损失，成为赵尚志的经典一仗。 中方部队：赵尚志指挥，兵力200 中方部队：赵尚志、夏云阶指挥，兵力700 日伪部队：阿城县警察队 中方部队：赵尚志等指挥，兵力150 战斗情况：抗联部队在通北、北安、庆城、海林、绥化各地和日军发生连续战斗。3月20日，通北县警佐福田正雄阵亡，8月3日，德都警佐本多利秋阵亡，11月6日，通北县警佐铃木末一，警长宫田房男、岩崎博爱等阵亡。 第十五战 中方部队：赵尚志，夏云阶，张殿福，兵力400 时间：1936年4月26日—5月11日 日伪部队：清谷、永田等部队，伪满第二军管区国境地区讨伐队，伪满国军游击队，汤原县锦乐镇警察署、治安队、自卫团等 短评：赵尚志年谱中有“6月12日，攻袭木兰县太平桥‘集团部落’，解除自卫团武装”的记录，因此这次战斗应该是赵尚志指挥无疑。值得一提的是从《满洲国警察小史》来看，很可能随后赵尚志部队遭到了日军针对性的讨伐，时间在6月14日到27日之间，并在木兰县摆渡河和日军发生激战。日军不但出动了陆军，而且出动了海军的炮舰广宁号、炮艇小鹰号，以及伪满江防舰队的江平号及其陆战队。战斗中日方统计我军损失20人，而日军仅有两人阵亡。有趣的是，日方的记录显示，战斗中伪满炮舰江平号似乎和赵尚志部队有默契或合作关系，有反正迹象！而有资料记载，抗联和义勇军合作，1936年曾在木兰夺取舰炮两门，机枪两挺，与江平舰有没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不详，我军牺牲23人。 实际上赵尚志将军前往三江省对日伪来说绝非佳音，他是因为看到日伪在当地统治薄弱，故此率抗联第三军一部前往开辟新区，很快其部队就发展到八千精兵，成为日伪在北满地区更加头疼的抵抗力量。然而，面对能征惯战的赵尚志，这位日本厅长大人显然顾不得以邻为壑、唇亡齿寒之类的古话，反而在报告中隐约可见其暗中庆幸和幸灾乐祸之感。由此可见，赵尚志将军在日伪军心目中的地位。 中方部队：赵尚志兵力不详 日伪部队：关东军昌图县驻屯军山本队，日伪县警察队 时间：1936年4月19日—4月25日 战斗情况：双方发生战斗 战斗情况：攻击了一个有警察队驻防的村镇（集团部落），占领后将其烧毁。 双方伤亡情况：日伪军阵亡人数不详，警察被解除武装释放者20人，俘虏80人，我军阵亡25人，日伪军反扑中夺回俘虏15人和部分武器弹药。 说这一仗比较靠谱，因为当时赵已担任抗联第三军军长，在哈东地区指挥第三军开展反对日伪军春季“大讨伐”斗争，取得胜利。6月中旬赵尚志曾在二道河子南部主持召开义勇军首领会议，研究部署作战计划。这里的确是他的活动区域。不过实际上可能战斗最激烈的应该是珠河，这里才是赵尚志的活动中心区。日军尽管总指挥在战斗中被打死，毕竟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赵尚志遂率主力前去会合夏云阶，开辟松花江下游根据地。留守在哈东地区的部队在年底损失殆尽，赵一曼就是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被俘的。 地点：伪三江省汤原韩岚屯、锦乐镇、依兰县土龙山等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死三人，我军无伤亡记录。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死一人，我军无伤亡记录。 日伪部队：关东军，日伪警察队和伪满军混合部队 除档案不全以外，由于情报不准确，日军在很多战斗中无法考证抗日部队的指挥官。例如日方记载孙朝阳部1933年12月20日在双阳与日军交火，击毙双阳警察巡逻队队长古贺喜与一，实际上，指挥孙朝阳部的就是其参谋长赵尚志。所以，这些记录肯定不能全面体现赵尚志将军与日伪军作战的全貌。 地点：伪三江省佳木斯市西南高丽帽子—宝清阁一线，依兰县西方等地 短评：这依然是一系列抗联对日军的攻击和日军的反攻击。显示赵尚志的部队在汤原已经站住脚，而且成为当地抗战的主力军。这一阶段赵尚志实际负责着汤原根据地的建设和战斗指挥，把这些战斗归于他的领导应该不算过分。但是，锦乐、韩岚这些地方都无从考证，所以也无法得知日军举的战例具体是哪里发生的。 日伪部队：日军北岛讨伐队、佐藤工作队、泽野部队等，伪满军，宝清警察队、凤山警察队等 时间：1936年6月2日 地点：伪浜江省宾县大白石研 战斗情况：5月14日日军结束了在木兰县东杨河和“九江”“东来”的战斗后，抗日联军以携带机枪的部队袭击了西河镇的日占村屯。5月26日又袭击了下乡视察的日军木兰县参事官一行。 日伪部队：日军、伪满军各一部 中方部队：赵尚志，李学万，张团中，太山，海红等，兵力1750（其中赵尚志部1000人） 战斗情况：双方发生战斗 战斗情况：抗日联军袭击了该处的伪自警团 战斗情况：此前，1933年日军曾以伪满警察队讨伐海龙县内的抵抗武装（对手不详），在海龙县小杨树河子、东丰等地发生激烈战斗，日军记录东兴县警察队长横山贞三（警佐）等14人战死。此后，抗日联军在当地组织武装（日军称为“集结”），对敌进行骚扰作战（日军称为“不稳”），似因此日军发动了这一次讨伐作战。 短评：李化民（史义军先生怀疑他就是经常在赵尚志身边报号“一抹脸”的首领），义勇军出身的抗联将领，曾担任道北联军副总指挥（总指挥为许亨植）。《满洲国警察小史》提到7月26日到7月29日李化民率部200人在木兰、巴彦等地活动，29日袭击了日军的一座集团部落，击毙日伪军警8人，击伤8人，活捉15人。史料记载“8月3日，东北抗联赵尚志与李化民部500余人在黑龙江木兰县南利马屯（或为广利屯之误）与日伪军激战”。赵尚志年表中也有“8月上旬率队在木兰县广利屯与日伪军交战”。此战为赵尚志指挥无疑。推测，赵尚志是在接应李化民的时候和日军发生了小规模战斗。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阵亡至少两人，未发现我军伤亡 战斗情况：交战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死一人，我军无伤亡记录。 萨曾见到一册日本学者加藤丰隆1968年完成的《满洲国警察小史》（日本原在外公务员援护会发行），其中有一张“日满侧讨伐被害”的统计表，依据部分日伪“讨伐作战”请功档案列出了1932—1940年间若干我国东北抵抗力量与日军交战的情况，其中至少有17次战斗，日方记载是赵尚志将军指挥的。但是，仔细研究一下，这17次战斗中，也颇有张冠李戴者，否则很多相连的战斗相隔千里，赵尚志将军若完成连续的指挥，恐怕需要一架飞机，还得是喷气式的。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死亡33人，我军牺牲35人。短评：这也不是一次战斗，而是一系列抗联对日军的攻击。毫无疑问赵尚志的部队在此期间十分活跃，但他本人这一期间正忙着部署在小兴安岭建立后方军事基地和开辟汤原抗日根据地，并在伊春河谷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估计不会有时间直接指挥战斗。不过，这段日伪档案却为抗联战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史料——李兆麟将军的得意之作老钱柜战斗，以前一直没有清晰的时间，现在可以断定了——此战发生在1936年3月20日，因为森山德治郎就是被李兆麟和戴鸿斌击毙于老钱柜的一个日本指导官——近藤和老后两个警长的名字也可以补充老钱柜战斗的战绩了。 短评：此前的一个星期，日军也是以奇袭的方式奔袭了五常哈蟥塘、宾县王姑站、宾县白圈沟等抵抗力量据守的营地，给“双龙”（即后来的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金德”（怀疑为金策）、“占山红”、“吉奉”、“四海”等部队带来较大损失，共造成抵抗部队46人阵亡。这一次连赵尚志也着了道，看来是日军在实验新战法，而抵抗部队在适应的过程中难免付出代价。 第八战 日伪部队：关东军尾山部队，日伪海龙警察队 短评：大平河屯应为太平河，这一战没有问题，的确是赵尚志指挥的。赵尚志的年谱中记载“5月13日袭击木兰县太平河屯‘集团部落’破坏附近的通讯线路和桥梁”。而根据赵在各路抗日武装中的威望和作战习惯，九江、九红、东来等部队，应该是与其结盟，配合行动的山林队或义勇军，这是赵尚志打开新区局面的一系列战斗中一场。 双方伤亡情况：不详 时间：1936年1月1日—3月31日 第二战 战斗情况：日方记载昌图是辽北遭到抵抗的重灾区，早年在这里活动的是报号“老三省”的部队，1932年有两千之众，1934年日军曾在昌图永乐村与抵抗军爆发激战，阵亡七人。1935年此地有报号的抗日武装还有“中占元”“青山”“福字”“交的宽”，曾与日军铃木、宫崎等部队在杨家窝等地交战，日军记录阵亡三人，抗日武装方面阵亡者达130人，虽似有夸大，但也说明这些部队战斗力不佳。本次讨伐日方记载抗日联军在当地组织武装（日军称为“集结”），日军似接到报告故发起讨伐。 中方部队：赵尚志，兵力250 地点：伪浜江省木兰县广利屯附近 短评：当时赵已率部前往汤原会合夏云阶，有记载这段时间他曾在通河歼灭日伪军一百余人，但通河与阿城之间还隔着一个木兰，赵尚志这个时候出现在阿城比较诡异。特别是阿城已经到了哈尔滨近郊，连缴械带活捉一百多敌人，这个仗无论谁打的，都足以给日军带来巨大震动。从伪警察的表现看，这也可能这是抗联策应伪警察的一次起义？无论怎样，看来此战抗联起初进展顺利，但在撤退途中被日军追击遭到了一定损失。 地点：伪浜江省木兰县太平桥附近 时间：1936年5月16日—5月25日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在讨伐中至少阵亡八人，未发现我军伤亡。 日伪部队：关东军，伪满军日伪警察队，还有一部分自卫团 地点：伪浜江省木兰县大平河屯附近 短评：很不幸，这一次日本人肯定搞错了。奉天省属于南满，而赵尚志主要在北满活动。1934年5月，赵尚志刚刚率部在黑龙江攻破五常县城，不大可能一个月内就跑到辽宁省来，和日军作战的应该是王仁斋的海龙游击队，隶属于杨靖宇的独立师。推测日军发现抗联活动，因此前来讨伐，抗联不断以袭扰的方式打击日军，自己却毫发无伤，还顺利完成了扩编部队的任务。对于王仁斋，《满洲国警察小史》中记载他1936年1月曾率部约150人在昌图和铁岭、兴京、梨树等地活动，与日军小田、高山、和田、木村各部队发生战斗，毙敌至少25人，自己只损失了十名官兵。 第十六战 第九战 中方部队：赵尚志，兵力400 地点：伪北安省通北县老道店等地 地点：伪奉天省昌图县第六区 时间（此处时间为发生战斗与日伪军针对这支抗日武装前后讨伐的总时间）：1934年6月7日—8月9日 第十四战 第六战 第五战 短评：估计又搞错了。昌图属于辽北，虽然和赵尚志活动区近了一点儿，还是有距离的，1935年秋赵尚志正在和李延禄的第四军讨论分合问题，不大可能跑到这里来。昌图似乎当时没有抗日联军的队伍，和日军作战的部队不可考。 中方部队：赵尚志，兵力200 时间：1935年1月1日—4月7日 地点：伪浜江省东兴县西河镇附近 中方部队：赵尚志，兵力200 中方部队：赵尚志等指挥，兵力600 第四战 时间：1936年5月13日 日伪部队：涩谷部队小谷队 中方部队：赵尚志，“占山好”，张连科，兵力100 战斗情况：抵抗武装攻击了一个有警察队驻防的村镇（集团部落），并带走九名俘虏（其中之一是当地的日本小学校长）。 不过，所谓人的名，树的影。赵尚志将军的善战出了名，也有不少部队自称“赵尚志”与敌人交战，在日伪记录当年的文档中，经常可以看到赵尚志将军与日军交手的痕迹，至于这是真的赵尚志还是假的赵尚志，可就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了。 中方部队：赵尚志指挥，兵力700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自称阵亡一人，我军牺牲42人，损失马匹10匹，另有10名被俘敌军逃脱。 短评：地点有错误，三轩屯应为三千吊屯，赵尚志年谱中有“7月30日指挥远征部队在木兰县三千吊屯与日军涩谷部队小谷队交战”的记录，这次战斗也是赵尚志指挥无疑。这次战斗推测是双方周旋中一次遭遇战。 17场战斗整理完毕，一个威震敌胆、勇名赫赫的赵尚志的形象，也许，就在这一次次战斗中，铭刻在了东北抗战史册中。 第十战 日伪部队：涩谷部队桑原队 时间：1936年8月14日 地点：伪浜江省巴彦县张家岗 中方部队：赵尚志和“九龙”“德胜”共同指挥，兵力100 时间：1936年7月30日—8月2日 时间：1936年8月3日—8月13日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在讨伐中至少阵亡五人，未发现我军伤亡。 时间：1935年8月25日—9月9日 中方部队：赵尚志，夏云阶，张殿福，阁重新，李化（华）堂兵力800 地点：伪三江省汤原县亮子河等地 日伪部队：日军山田部队，伪军一部 短评：这不是一次战斗，而是日军把一年的拉锯作战都放在了一起，说明当时抗日武装在汤原十分活跃，无法连篇累牍报道其作战情况。不过赵尚志要到10月中旬才抵达汤原，因此这些战斗很可能主要以后来的第六军夏云阶部为主，但是12月1日的战斗很可能是他或三军其他指挥员指挥的。 地点：伪浜江省宾县以东地区 在东北14年抗战的过程中，日伪军中有一句口头禅，叫作“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这句话并非虚言。萨在阅读保存在日本的《外务省警察档案》时，曾经看到伪滨江省警视厅厅长写出的年度治安报告，其中竟有“因赵尚志终于往三江省而去，全省治安可望大为好转”之句。 双方伤亡情况：不详 地点：伪浜江省木兰县三轩屯附近 第十三战 战斗情况：抗联袭击韩岚屯集团部落，锦乐镇警察署，三江省内到处发生战斗。7月4日，日军联合讨伐队中伏，勃利县警长富永光雄、富锦县警长长村上清等战死，8月15日，桦川县警长杉元富雄阵亡。 短评：赵尚志年谱中有记载“8月14日—17日率远征部队西向巴彦前进，在张家岗与日军涩谷部队桑原队激战，击毙伪滨江省警务厅长常磐嘉三郎”。此战是赵尚志指挥，但常磐的职位没有厅长那样高，他是神奈川县出身，级别是警长，不过，因为常磐属于警务厅派来督战的直辖官员，属于上面派来的钦差大臣，所以他被击毙肯定给日伪军士气带来较大打击。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至少死亡2人，日本警察官5人，我军无伤亡记录。 地点：伪浜江省五常县二道河子 战斗情况：双方发生战斗，8月17日，浜江省警务厅警官常磐嘉三郎被击毙。 地点：伪浜江省阿城县第三区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至少死亡37人，日本警察官3人，我军牺牲74人。 第三战 时间：1935年1月1日—12月31日 战斗情况：此前一年五常的战斗不断，日军自报这一年在五常阵亡61人。抗日联军连续在五常、巴彦与日军展开战斗。日方并记录这次讨伐后日军关东军野目崎部队在五常、一面坡等赵尚志根据地地区继续发动新的进攻，和使用“四海”“北东”“东洋”“滚地雷”“根山”等报号的部队连续交火，战斗中日军总指挥野目崎部队长战死，部下阵亡至少29人，被俘的伪政权人员（朝鲜人）超过150人。 这张表格记载的战斗和战损情况都来源于日伪请功档案的残存部分，但1945年日军战败的时候曾销毁大量档案，此后残存档案也有很大一部分在此后的国共拉锯战中不知所终，因此其统计很不完整。比如，同一本书中记载1934年4月，继秦文元部红军，赵尚志部也攻占延寿县城，并在5月再攻克宾县。1935年赵尚志联合谢文东、李华堂部攻克方正县城，并曾占据较长时间。对这些战例，由于萨未见当时的详细档案，所以无法列出当时日伪方的损失和具体战斗经过。《满洲国警察小史》并记录赵尚志还掌控了若干外围部队，与他们保持联络，协同作战和交换情报，这些赵尚志的盟军主要为义勇军，包括报号“德林”、“西来好”和“创江南”（一说创红南）的地方武装等，在拉浜铁路等处不断袭扰日伪军。其中“创江南”曾攻占五常，“西来好”曾攻占舒兰，但也没有详细战斗经过的记录。 第七战 日伪部队：日军蒲田部队、佐藤工作队等 地点：伪浜江省庆城县东方和东兴县新民镇 日伪部队：不详 时间：1936年6月5日—6月13日 两回，都不大靠谱，还有没靠谱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但看一看这17次战斗的日方记载，查考一下这些战斗前后的相关事情，仍然可称对当时东北抗战一个侧面的巡礼。故此，老萨特将这份资料整理出来，并略作考证，以备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短评：赵尚志年谱中有“联合义勇军袭击了大河沿伪警察署”，时间为6月1日，考虑到日军可能第二天才得到消息，赵尚志袭击的村镇应该就是大河沿。这一战，可能是为了报复日军5月29日的一次攻击。那次，宾县警察队在宾县朝阳河与报号“九胜”、“四海”和“告文”的义勇军发生战斗，“九胜”和“四海”在战斗中阵亡。奇怪的是“九胜”和“四海”都应该是辽宁的义勇军，怎么会战死在吉林呢？另外，此处的“长连科”，推测实际是后来的东北抗联三军三师师长张连科。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8_2.jpg" /> 日军内部档案中记载赵尚志率部歼灭日军一支测量队的经过 日伪部队：宾县治安队 日伪部队：不明 时间：1936年10月1日—10月27日 第一战 战斗情况：2月12日，抗日联军袭击长野运输公司的大型汽车，活捉两名伪官员；3月19日森林警察队遭到袭击，3月6日勃利县警察队被袭击，警佐千叶孝阵亡，3月20日，汤原县警察队被袭击，警佐森山德治郎，警长近藤忠二、老后三郎等阵亡。 第十七战 第十二战 时间：1936年4月1日—12月31日 双方伤亡情况：日军不详，我军牺牲10人，有若干负伤者。 战斗情况：在通化、方正、汤原、抚远、绥滨等地各县发生激战。比如12月1日敌通化县讨伐队遭到抗联打击，通化县警佐岩本章，警长镰田佐市以下五名警察官战死。 日伪部队：竹内部队，伪满军警若干 日伪部队：日伪宾县警察队 短评：东兴即今天木兰县东兴镇，其东部青峰岭为抗联重要据点，也是赵尚志第三军的活动区域，1936年李兆麟将军曾率部从青峰岭向西进攻木兰、东兴、巴彦等。西河镇这一战斗是赵尚志指挥，其年谱中提到“5月20日左右袭击东兴西河镇伪警察与自卫团武装”。 地点：伪奉天省海龙县第二区 中方部队：赵尚志，李化民，兵力500 时间：1937年1月1日到12月31日 中方部队：赵尚志指挥，兵力300 第三部 踏雪 十二、黑龙江畔的战斗 在苏联的赵尚志，怎能批准抗联此后进攻萝北的战斗呢？ 表面上，右边这张照片的画面上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但如果翻译一下图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就会发现它和抗联的联系。这段说明翻译过来是——“昭和十三年2月4日，萝北县城上街基附近，第7中队长板坂大尉（所部）与赵尚志匪（骑马匪）交战。队长以下18名壮烈战死。”图上还有“死去”的手书标记。 忽然想到老萨曾采访牡丹江二团出身的董仁棠老，董老回忆抗战后他们乘船前往东北，在海上遇到苏联炮艇，热烈欢呼的八路，也被苏联人缴了械。 我们从这张照片中可以回溯的第一段历史，是日本关东军步兵第三十七联队第七中队中队长板坂等官兵，这一天在和赵尚志所部抗联的作战中阵亡。 这支五百多人的精锐骑兵，被苏联方面粗暴缴械，随即送往新疆，大多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北战场。这批战斗骨干的丧失，给东北抗日联军此后在三江一带的战局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然而，如果对此战作一分析，那所得却绝不仅此。对照中方史料，我们会发现，这一仗其实并非赵尚志所为。1938年1月4日，因过境归还的抗联六军某师师长陈绍滨带来苏方将领的口信，赵尚志过江进入苏联境内，却莫名其妙地被扣留达一年半之久，这一疑案，至今没有定论。这场战斗发生在赵尚志离境一个月以后。所以，已经在苏联的赵尚志，是不可能指挥部队消灭板坂大尉所部的。 第三类，一定是第三类——我猜跑回去的日军一定这样认为。 赵尚志，黑土地上最优秀的抗日将领之一，仅仅是敌方文献中出现他的名字，就足以说明这批照片的价值（不过，如果看日方保留的伪满警察档案，会发现赵尚志的名字在那里面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这是因为，根据抗联史料记载，1938年1月4日，赵尚志赴苏之前，曾与冯仲云等商定，一个月后，由抗联部队攻打萝北县城，迎接军长回国（赵尚志曾长期担任抗联第三军军长，在三江一带活动的六、七、八、九、十、十一各军都与三军有密切的关系）。这次战斗还有打开通道，方便赵尚志争取到的苏援物资顺利过境，以及向苏联红军展示抗联战斗力的多重任务。 2月4日，抗联三军、六军联合行动，由六军军长戴鸿宾、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九师师长李振东等指挥抗联部队突袭萝北。但是，此时敌情已经发生变化，日军布防严密——为了切断抗联与苏联的联系，日军三十七联队调重兵驻扎萝北。而且抗联部队主力为骑兵，不适合攻坚，因此部队一度攻入萝北县城，但最终撤出。 根据抗联史料记载，上街基战斗，就是这次攻打萝北作战后撤中的一个插曲。对比中日双方的分别记载，或正可重现这一战的经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9_2.jpg" /> 被击毙板坂等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和装备 可以看到被抗联子弹打凹陷的钢盔。注意，这支日军携带有11年式机枪（俗称歪把子）。在和骑兵作战中，机枪属于杀伤力较强的武器，但双方此战后的回忆中，对日军机枪的作用都未作描述，其原因何在呢？ 不过……还有一层发现颇为令人唏嘘。 大概，这张照片可以说明问题。 遇到如此对手，这一打起来，日军机枪手的命运可想而知。 其实，仔细对比双方记录，这次战斗中日军的战斗作风大可考究。根据文中提到，板坂等被歼灭的日军是在追击抗联的一辆汽车上，除了司机共计19人。板坂的职务是第七中队中队长，而日军编制一个中队部，正好是19人（有一人逃回）。所以，戴鸿宾等在上街基消灭的，可能正好是日军第七中队的中队部！ 而根据记载，日军从富锦出动的部队共有三辆汽车，第一辆是板坂的座车，直奔上街基，另外两辆先开向萝北县城（即肇兴镇），而后压向上街基。根据日军的作战习惯，第二、三辆车上可能是随中队部赶来增援的一个小队（54名官兵）。但是，这两辆汽车的日军却只和抗联进行了远距离对射就丢下指挥官“知难而退”了。 这个习惯，与武士道精神有点儿不同，仔细看来，这个日军步兵第三十七联队恰好属于日军中赫赫有名的大阪第四师团，这可就耐人寻味了。 被称作“第一窝囊废师团”的第四师团有着著名的三不打原则——“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和“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 不知道上街基战斗时的抗联属于哪一类？ 仗着人多势众，在萝北县城顶住了抗联的大阪兵团，一到野战，还是体现了其独到的军事文化。 这或许是从这一张照片引出的又一层历史发现吧。 一个张自忠，一个赵尚志，都是为了求死而上战场。 那就是，这一仗，戴鸿宾等并未能接到赵尚志。经过紧急会议，战斗之后戴等率部进入苏联境内，意图找到赵尚志和进行休整，却被苏军全部缴械。直到戴被和赵尚志关在一起，他才明白赵尚志居然被苏联扣押了。 堂堂的抗日联军总指挥，一扣就被扣了一年半，至今，这件事背后的真相，依然不明所以。 但是，根据时间、地点，我们很快就有第二个发现——这支歼灭板坂所部的抗联武装，又确实是赵尚志所部。而且，这一战和赵尚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正是赵尚志批准了他们攻打萝北的作战计划。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29_1.jpg" /> 上街基战斗地点日军照片 这种悲剧不胜枚举。同样令人唏嘘的，是随同戴鸿宾进入苏联的抗联部队。 面对局面已经完全恶化的情况，他曾经说过：“我死也要死在东北。” 500名精锐骑兵，都是战斗骨干，无论赵尚志还是杨靖宇，从没有在关东军手中一次损失过这样多的兵力。而苏联人轻轻松松就把这支同样信仰布尔什维克的部队缴械了。 一年半以后，赵尚志重返东北，最终战死梧桐河。 说到底，就算主义相同，瞧不起就是瞧不起。所以，你再热情也不会把你当回事。 轻而易举就给了抗联无法恢复的重创，假如当时赵尚志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苏联人能这么干吗？ 也许，这已经和这张照片本身，没有关系了。 第三部 踏雪 外篇（五） 对提供萝北战斗照片的考证 从收集到的这张历史照片的日文介绍上，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关键词： 萝北县城、2月4日、赵尚志、骑兵、板坂大尉。 那么，什么叫中日史料印证？和以下的中方史料比照一下，马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王明贵的回忆录《踏破兴安万重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可以摘录出一段话： 张寿篯决定攻打两处边境据点，以胜利的军事行动迎接赵尚志回国。根据分工：戴鸿宾率领六军保安团，四师二十八团和三军一、九师500余名队伍攻打肇兴镇（萝北县城），张寿篯政委率领六军二师、三军十师200余名队伍攻打鸭蛋河镇，我率领六军三师独立营和六军二十九团百余名骑兵队伍，埋伏在宝泉岭附近阻击鹤岗方面来的敌人援兵。2月4日夜，戴鸿宾指挥进攻肇兴镇的战斗打响了，攻入城内的三、六军部队遭日本关东军援兵的攻击迅速撤出城外。2月5日拂晓，我军在肇兴城外与乘汽车追击的日军板坂部队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日本关东军板坂大尉以下三四十名。 照片的日文解说上这几个关键词，在这段话之中，一个都不少！ 具体比照内容，虽有细节上的区别，但日军的记载和王明贵的回忆，在战斗事实方面，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上街基战斗消灭板坂大尉等18个日军具体经过，军史书籍《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有更详细的叙述，照片解说上提到的战斗发生地“上街基”、日军被消灭“十八名”都有明确记载： 戴鸿宾得知日军部队乘汽车赶来解围的消息，便立即下令往城西撤退。我军在上街基抢占了炮台，向日军板坂部队的三辆汽车猛烈射击，击毙板坂大尉等十八名，伤六名，日军处于危急状态。随后虽有日本警尉森岛、日军中尉伊藤以下二十余名前来助阵，但仍受我军强大火力压制，毫无反攻之力，直到下午三时，驻绥滨县福兴屯的伪军乘汽车前来应援，并在公路两侧与我军发生了激烈战斗。在激战中，戴鸿宾察觉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如再战下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便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 蔡近葵在这次紧急会议上提议退入苏联，其理由是：（1）我三、六军部队在肇兴镇战斗中消耗子弹过多，如不及时补充难以继续战斗；（2）在突围过程中，我三、六军部队负伤三十余名，如不及时治疗势必造成重大减员；（3）入苏境与赵尚志军长会见，并接他回国领导抗战。与会的全体干部一致赞成蔡近葵的意见。 这段记载之中很多描述的原始出处，是上街基战斗的亲历者王海珍、乔占江的一篇回忆文章《夜袭肇兴镇，激战上街基》（《萝北文史资料》第1辑）： 哨兵报告，从东南富锦方面开来两辆载满日寇的汽车，已进入肇兴镇内，戴军长一寻思，这是敌人增援部队，我军得赶快作新的战斗准备，于是，命令部队西撤。在我军撤退时，日军一辆汽车，拉着十九个日本兵追了上来，眼看要插到我们的队伍中间，战士们立即散开，车上的日军不开枪不开炮，我军打枪，他们也不太还击，汽车拼命朝前开。戴鸿宾军长一看，觉得事情奇怪，眼看快到上街基了，戴鸿宾军长明白了：日军是去上街基占领炮台的，要是他们占领了上街基炮台，和肇兴的敌人两面夹攻，那时我们就将处于极端不利境地，于是，戴军长拉开了雷鸣般的嗓门大声下着命令：“快占领炮台！前面的部队占领上街基炮台！” 同时，他又命令身边的战士向敌人的汽车猛烈射击，最好是把汽车轮子打爆。这时，跑在最前面的是六军二十八团郭团长和一名老机枪射手。他们听到命令，飞也似的跑向上街基东南炮台，这位机枪射手，奋不顾身，跑向炮台的第二层，刚刚架上机枪的时候，日军的汽车刚停下，日本军官板坂少佐在车上横握战刀，叽哩呱啦，挥军督战。日军冻僵了手脚，刚欲跳下车，机枪子弹像一阵暴雨扫射过来，板坂少佐当场毙命，车上的萝北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岩崎才刚刚结婚，也抛下他的蜜月新娘和板坂少佐一同归天，其余的日本兵车上车下横七竖八倒成一片，呜呼哀哉，其中只有一个命“大”，他下车太猛，皮带在丰后边，身子还未着地，就活像一个吊着的油瓶被不要命的汽车拖回肇兴去了……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上街基村东附近立一石碑，无耻地称“板坂少佐”等侵略者为“十八勇士战殁之地”。此碑文“文革”期间已佚，尚在残碣只有原碑的四分之一了。 根据这个石碑的记载可知，军衔为大尉的板坂是被追晋为了少佐。 这篇回忆文章《夜袭肇兴镇，激战上街基》的作者王海珍，当时是六军迫击炮连二班班长、乔占江则是六军司令部通讯员。 文中其实还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 其一，消灭板坂等18个日军的我军确实是骑兵部队，和日军记载的“骑马匪”一致： （凌晨）一点来钟，戴鸿宾军长与蔡近葵师长首先率五百人的马队出发了。马队在夜幕中，只能凭着雪光摸索前进。由于道路不熟，雪大辨路困难，马队只能缓慢前进……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肇兴。 马队到了肇兴西南门外，戴军长下令，每班留一个人打好马桩子，看好马，其余准备战斗。 其二，攻打萝北县城的战斗功败垂成，其原因令人扼腕长叹： 攻城战斗初战告捷，残敌龟缩到了萝北县公署。 戴鸿宾军长“马上命令攻击伪县公署，并命令向县公署院内开炮。谁知炮弹返潮，四十发迫击炮弹，打了三十八发都不响”。于是，“县公署的敌人凭着碉堡、岗楼顽抗”，随后日军开始增援，攻打萝北县城的战斗功败垂成。 38发若是都响了，一口气砸到伪县公署上，这次战斗的战果会增加多少啊…… 其三，戴鸿宾军长以这样的方法，才得到了苏军这样的“支援”： 余下的两发迫击炮弹，一发扔向了增援的日军，“这一炮真没想到打响了，只听‘咣’的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开了花？这是关键的一炮啊！日军被炸得晕头转向，不知虚实，连忙龟缩回去了”。 另一发……“戴军长一看，天已大亮，望望北面，江面很窄，就命令将最后这一发炮弹向江北苏联打去，很幸运，这一发炮弹又打响了，巨大的响声，把积雪炸飞了起来。戴军长为什么命令将这一发炮弹向苏方打？其目的是：一是鸣炮通知江北赵尚志军长，六军已执行北满省委会议决定；二是让苏联误认为是日军打的，惹起苏方不满，放炮打日本鬼子。果然，不大一会儿，苏联就向肇兴方向打炮，牵制住了南大营日军的暂时行动”（不过可以看出，苏军的炮击，显然也只是警示炮击）。 上街基消灭板坂后，我军的战斗和撤退过程中，“苏联炮兵不断向日军炮击，震慑日军，迫使日军不敢冒险妄动，给了我军很大支援。” 翻开尘封的史料，有多少这样的历史细节，让人心潮澎湃或扼腕长叹。 这次战斗的发生地是萝北县上街基，这个地名不为人熟知。于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地名“上街基”。 萝北县城的“上街基”，应是根据一片“街基地”的方位而取的一个地名。东北有不少地方“街基”为地名，距萝北不是很远的富锦县城也有“上街基”的地名，其原名为“南街基”，民国元年改称上街基。 那么什么是“街基地”呢？这个词语的理解，首先可以比照一下“宅基地”。 《抚顺市志》的记载： 1936年，伪满抚顺县的土地摊款分三种税率：街基地、园辅地（注：应是园圃地）、农村土地。 通过这种分类，也就可以明白“街基”大体上是什么概念了。 《黑龙江土地资源》有具体的记载： 街基地出现在清末，是各地在丈放荒地过程中“留适中之地，水陆冲要处所，划出地段，以为设置基础，是为街基”……“除划留官道及官署基地以外各视地方之街僻，分别等次，酌定价目，招户承领”，征收押租（街基价）与年租，并通过清丈发给印照，以凭管业。 这段文言文若是不好理解，也可看明清史专家刘秀生的介绍： 晚清东北解除封禁令以后，地方官员在交通要道，军队驻防区和居民稠密地区建立以工商业为主的规范化聚落，名为“放街基”，即规划出街区的方圆四至及街道布局图，以丈尺为单位招商购买建屋。一般以长宽三点三里为准．面积呈九九之数，中央以街为主干，街两侧为工商铺户，街四周为巷（居民区）。街形成以店铺为主、集市为辅的商业区。晚清至民国初年东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街区，以后逐渐形成街镇，初放的街基大多成为县治。 第三部 踏雪 十三、敌军围困千万重——一张抗联相关老照片的注解 那时候，为了诱使抗联人员动摇，日军推出了条件优厚的投降政策，只要出山缴枪，就不杀。为了更好地诱降，日军至少是表面上遵守了这一政策，即便是曾经击毙日军大佐的谢文东，也轻轻松松地放出去做了矿上的把头，还用飞机带他到东京观光。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1_1.jpg" /> 日军在试图活抓密营中的抗联战士 这一次，铃木他们就是在军犬的协助下，找到了这座密营。 铃木这张照片发现于其《在满纪念》照片集，拍摄于这次讨伐后期，他们的所属部队（永野讨伐队）讨伐一开始就在“三道河子”与抗日联军发生战斗，随即和友邻部队以拉网形式进山，穷追不舍。中间抗日联军被围人员显然已经意识到被包围，几次试图突围。因日军讨伐战线绵长，兵力火力占据绝对优势，均在和日军激烈战斗后失败。到11月下旬，抗联部队已被打散，退却入宝清、依兰、富锦、桦川等处山区。 在作战中用密集队形冲向敌军据点，是一种荒唐的打法。 它诠叙的是在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日联军真实的战斗生活。 可以看到，这已经不再是战斗，因为日军摆开的队形如同追猎，甚至有两名日军还手持着绳网，明显是为了活捉抗联人员。他们的态度显然不觉得这样的战斗有多么危险。 根据铃木的记录，第二次讨伐对抗联部队是致命的。由于普降大雪，抗联残军的行动失去了隐蔽性，而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们的伤员得不到救治，粮食得不到补充，特别是抵抗日军第一次讨伐的战斗中，抗联部队的装备弹药消耗很大，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困，战斗力锐减，因此承受了重大的损失。 杨靖宇的牺牲，是因为被他遇到的四个村民所出卖。当时，他们还劝过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杨靖宇平静地说：“我是中国人哪，不能作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杨靖宇将军的名字，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两名牺牲在宝清密营里的战士，在死去72年之后，用一张敌人的照片，向我们传达了他们最后的消息。 尽管没有标明日期，但铃木所拍摄的照片，正是在这段时间中。这期间，抗日联军部队的抵抗明显减弱，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枪膛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子弹，他们甚至不能举火，因为天上有日军的飞机，烟会引来敌人。日军在山中踏雪追击，搜寻残存的抗日联军成员。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抗日联军留下的密营，日军发现抗联的密营，必将其捣毁，以破坏抗联的后勤储备和可能的后方。 大约是料到日军必然以密营为攻击目标，在大多数抗联的密营中，都已经没有了人迹。但是，在大雪中无衣无食的抗联战士，有的时候万般无奈中仍然试图返回自己曾经的营地寻找食物，维持生存。 在我们看到的电影、电视剧中，有一些典型的穿帮镜头。其中之一就是近现代战争影片之中，蜂拥冲锋的场面，这种场面看起来气势雄壮，但却不符合史实。实际上，在热兵器为主的近现代战场上，以密集队形冲向敌方，其行为近乎自杀。因此，真正的冲锋队形，通常都是队形稀疏而且非常重视冲击过程中的隐蔽性，并不容易让人感到冲锋的迫力。老山之战，越军因为急于求成，曾发动中古式的密集阵形集团冲锋，结果在中国守将张友侠所部及炮兵凶猛的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六个团败在了一个团的手下。叶剑英元帅看过战场录像惊叹：“淮海大战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敌人尸体。” 但是，并没有战斗。 1940年2月23日，六天六夜粒米未进、拖垮了跟踪讨伐的几百名敌人后，打剩最后一人的杨靖宇在伪通化省濛江县三道崴子林中壮烈战死。死后，日军将其遗体解剖，进行化验的公医诊疗所医生洪宝源回忆：“胃里面竟然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还没变样呢。” 日军显示的不是愚蠢，而是骄横和绝对的优势。 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铃木记录，在这座密营中，有两名抗联人员。 然而，在我的面前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日军，队形比电影中还要密集。他们中有的人状甚悠闲，甚至连步枪也不拿，摆成的警戒队形多少显得漫不经心。 没有功勋，也许，连他们的名字也无人知晓。 从中方的资料可以考证出，1938年秋冬，三江地区抗日联军的力量也正处在一个低谷的时期——这一年早些时候，他们的领袖，东北抗日联军司令赵尚志被苏联扣留，此时，当地抗联主力又出击实施第二次西征，留守部队兵力不足，是难以和日军讨伐部队对抗的重要原因。经查，抗联第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就是这一时期在宝清县张家窑与敌作战中牺牲的。 即便是东北抗日联军这样顽强的部队，也不乏人员被俘或投敌，但，有人就是选择了牺牲。 我重看这张照片。 外面，是敌人围困万千重；腹里，是空空如也；枪膛中，已经没有了子弹。 前几次，日军都是扑空。 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最后能献给这个苦难国家的，只有自己的生命。 这并不是拍电影，而是真实的战斗，这支日军已经完成了一个环形的包围，团团将一座抗联的密营围在正中。但对着这张照片，却没法让人产生荒唐的感觉。 上页照片拍摄于1938年冬季，当时，照片的主人，日军驻宝清杨荣围子的一名军官铃木，正随同讨伐队在宝清县境内进行“第二次秋冬大讨伐”。根据铃木的记载，就在当年10月15日至10月30日，日军刚刚结束了跨越宝清、桦川等地，针对活动于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的“第一次秋冬大讨伐”。这次讨伐并未能彻底打垮抗联在这一地区的抵抗，他们顽强地跳出了日军的合围，继续在山岭丛林中与敌战斗。日军虽然在宝清桦川交接地带破坏了抗联的多处据点，但未能给抗联以致命打击。于是，自11月15日至12月11日，日军在伪满洲国军的协力下再次打动了第二次秋冬大讨伐，这一次，铃木的部队依然作为永野讨伐队的一部分参加了战斗。 铃木写道，两人，一男一女，已经冻饿而死在这座空无一物的密营之中。 在黑龙江的寒冬里，两名抗联战士，最后的时刻，他们会想什么。 只有敌人围困万千重。 第三部 踏雪 十四、杨靖宇将军在生命最后一刻的话 虽然铿锵有力，但这毕竟是艺术创作。 翻译过来，意思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被黑崎游击队（注：敌本溪讨伐队黑崎中尉指挥的机动讨伐队）和与其配合行动的长岛工作队（注：敌通化宪兵队长西田中佐属下，由长岛玉次郎曹长指挥的特务部队）所逮捕，或向其归顺的有程斌以下一百五十人（注：与中方统计稍有出入，可能含有其他抗联叛徒）。关于对他们的处理，支持‘全部枪毙，悬首示众’意见的人很多，这也是当时经常采用的处理方法。” 《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则记录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判断无法劝降，于是下令攻击，战斗中杨靖宇牺牲。 关于杨靖宇战死的经过，曾有“战死”和“自尽”两个不同的版本。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深入，证明杨靖宇是在孤身和日伪军对射20分钟后，被抗联叛徒张奚若用机枪击中后牺牲的。根据日伪档案，特别是加藤丰隆《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对相关史料的整理，现在我国历史学家对于杨靖宇殉国的经过已经十分详尽。 然而，杨靖宇殉国之前，最后的遗言是什么，至今未见准确记载。 在《杨靖宇牺牲前后的历史谜团》中，如是描述——“极度疲劳的杨靖宇最后躲到了一棵大树下，敌人劝降，得到的回答是一颗颗子弹。鬼子下了命令，一串罪恶的子弹射向杨靖宇。” 一名受我托付寻找这份文件的日本友人来电话，告诉我这份文件已经找到，并在电话里约略叙述了杨靖宇与西谷喜代人最后的对话。由于这份文献做成于杨靖宇牺牲后不久，其可靠性应该比较大。还有一些与杨靖宇牺牲相关的内容，如叛徒安光勋在杨靖宇死后曾抚尸痛哭等，应该也是此前我方资料中所不存在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挪威、希腊亡了国，他们的总司令没有一个死在战场上。被日本征服的朝鲜，被废黜的王太子李垠不但没有殉了社稷，反而去给日本人当了旅团长，成了终生的亲日派。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由于汉奸出卖，在和日军野副讨伐队连续55次交火后，于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殉国。 而关于杨靖宇的最后一战，伪《协和杂志》1940年第933期曾经刊载“杨靖宇讨伐座谈会”的报道，其中日本警官益子理雄（注：伪通化警察队讨伐本部因为总指挥为警备科长富森熊次郎，故此称为富森工作队，益子理雄是该部队本部部附，警长警衔，也是杨靖宇牺牲时在现场的日本警官之一）。在座谈会上说，“敌我距离是50米。‘你是怎样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吧！’我们再次向他劝降，但代替回答的是手枪的子弹。‘打！干掉他！’更进击到30米，他已经是进退维谷了。这时我们分成两伙。从两方面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大约交战了10分钟，不知哪一方面射击的子弹命中了敌人。‘叭嗒’一下倒下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比如，他在描述伪通化省警察队组成时，提到了抗联最著名的叛徒程斌投敌时险些被日军枪毙。 为了确定这段文字的准确性，老萨专门对富永义雄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日军甚至记录下了双方的对答，可惜是以日语的方式保留下来的。 “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君之同志的程（斌）、崔（胄峰），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注：指叛变的原抗联第一路军参谋长安光勋，此时在通化警务厅讨伐队总部下属政治工作班担任班长）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 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第八十八旅）研究会的帮助下，萨终于在日本获得了一条线索——日军有一份记录，记下了追击杨靖宇最后一战中的情景。在战斗中，双方的确有一段对话，与杨靖宇相互喊话的，便是日军讨伐队指挥官西谷喜代人。 2011年3月31日下午，当我从日本友人家中走出来的时候，大雨如注，这场雨从早晨开始下，断断续续，加上有风，让人不由得觉到寒冷。 3月下旬，大阪应该是开始回暖的季节了，这样冰冷的雨是很少见的。走到车前还有些距离，我把包抱在胸前，尽量不让它被雨淋湿，因为里面有一份记录文字，是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殉国时在场的日军军官，所记录下将军生命的最后一刻。 提笔来写这篇文章，心情依然十分沉重。 杨靖宇的死，对抗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们的战斗仍在继续。抗联第十军一部，扼守九十五顶子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军在作战地图上始终将他们标为“双龙（即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的报号）残部”。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仍在就地据守，直到被周保中的交通员田仲樵（后来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馆员）带人接应出山。 那是一个令人伤痛的日子。在白山黑水之间孤军苦斗的中国人，苦战了八年以后，几乎已经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一天，在东北这块土地上，连我们的总司令都拼杀到最后一人，战死沙场。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2_1.jpg" /> 吉林靖宇县三道崴子杨靖宇将军殉国处 当时杨靖宇已经断粮五日，患重感冒且双脚严重冻伤，但仍携带着一支一号驳壳枪，两支小号手枪，230发子弹，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这些武器。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打得这样惨烈，即使是被视为因为不抵抗失去的东三省。 杨靖宇将军的死，我认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又让每一个中国人不愿意回顾将军牺牲的那一刻。 那是一个我们民族的李陵碑。 所以，我在翻开这份日文写成的将军殉国记录时，有一种要咬紧牙关的感受。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段文字翻译过来，因为里面的信息，相当详细地记录了杨靖宇将军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状况，这段记录虽然也许并没有惊人之处，但却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察看我国现存对于杨靖宇将军殉国经过的记录，并询之史义军等抗联历史研究专家，尚未见这段材料曾被披露。我不知道自己有幸先看到它，是否意味着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记录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日方文件名为《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第222号，原件存于（社）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我拿到的是一份复制件。这份文件的编纂者名叫富永义雄。 富永义雄在1940年的身份为伪通化省警务厅高级警官。该警务厅的厅长即最后追杀杨靖宇的主要负责人岸谷隆一郎。岸谷的厅本部直辖警务、警备、特务、教养、保安五个科，以及专事对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的讨伐作战本部，抗联叛徒程斌指挥的“程斌警察大队”和崔胄峰指挥的“崔贤警察大队”均为该讨伐作战本部所属，该本部下尚辖有该地区九县的九个警察大队、兵站部、卫生班、配车系等，总兵力两千八百余人，富永义雄时任本部直属警务科科长。（以上信息来自幕内满雄所著《满洲国警察外史》） 我决定第二天下午去拜访一下，取回这份资料，并希望能在尽快将其翻译过来，让将军可能被隐藏了70年的最后遗言能够重见天日。希望不负使命。 在这份文件中，收录了与杨靖宇将军最后一战的情况，从文字来看，富永不是当时的在场者，但是采访和收集了在场日军警所叙述的内容。由于这份文件本身属于日军内部使用的不公开文档，而且其内容与日方公开的资料的确有些差异，个人倾向于其具备一定史料价值。 应该说，富永义雄的这部文档，披露了日军和抗联作战的过程中很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内容。 那一刻，天地或许都会为将军垂泪。 我很不愿意触动这段历史，仿佛撕开一个封存的伤口。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忙碌的国度，我想这种历史深处的悲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然而，《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中却记录程斌等人到达通化后，“前述のように黒崎遊擊隊とこれに呼応した長島工作隊に逮捕或いは帰順した程斌以下一五零名の措置については「全員射殺して，晒し首にせよ」という意見も多く、これも当時としては通常の処分でもあった。” 「そうだ、わたしが楊司令だ。」 但是，最终关东军参谋神崎和敌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召集相关的警备科长富森熊次郎、警备股长鹈池等在通化市内的日本餐厅“菊水”吃饭，在餐桌上确定了将这批抗联叛徒全部归入警务厅使用的协议。富永在手记中记录当晚程斌等人住在通化南门外的师范学校，第二天在警务厅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接纳这些抗联叛徒，岸谷隆一郎并当场将自己的军刀赠送给程斌。 如果不是日方文献中有此记载，实难相信岸谷在运用程斌所部上下了这样大的本钱。但这支随后编成的“程斌警察大队”的确成为日军最凶恶的鹰犬之一。 这份手记中也记载程斌所部1939年春天被迫进入辉南县的兵营进行训练和休整，只是原因有些啼笑皆非，竟然是：“一つのエピソードとして隊員間に性病が蔓延し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た。程部隊の隊員には年少者が多い（一八―二四、五歳），性病が蔓延していたため、休養期間にはこの性病の治療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である。”翻译过来大意是：其中一个说法是队员间性病蔓延。程部队的队员们很多都是年少者（18—24或25岁），因为性病蔓延，在休整期间不得不对这性病进行治疗。 为此，1946年经政府决定，濛江县被改名为靖宇县，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这段描述中并无双方的对话，只是后来日军发现杨靖宇在对射中，利用短暂的缓冲时间把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烧掉了。 但《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中，却有着不同的记载，显示在交火中日军第一梯队指挥官西谷喜代人曾经试图劝降杨靖宇，双方曾有短暂的对话，以下是日文对这段对话的记载—— ……かくて右翼隊は遂に彼の前方三○メートルの地点まで接近した。西谷隊長は射擊を一時中止させて、次のような言葉のやりとりをした。 「君が楊司令か？」 我努力用自己的翻译去还原这段话—— 程斌于1938年7月率115人叛国投敌。此后，日军将其所部编入讨伐队，程斌迅速从抗联叛将变成了日军疯狂的帮凶，在把杨靖宇将军逼入绝境的战斗中，他和他手下的叛徒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今命を惜しても如何ともし難い。多数の部下を失って自分一人が今ここに在ると難も、まだ同志は各地転戦している（魏極民参謀，陳翰章第三師長、金日成第六師長，その他のことを指すのであろう）。必ず帝国主義の滅亡の日が来る。自分は最後まで抵抗するから遠慮なく射って吳れ」 というと共に二挺拳銃で射って来たので已もなく応戦し……西谷警佐は「よし、もう仕方はない。容赦はせねぞ、射てっ」と各隊に命じ猛攻を開始した。……味方の一弾は見事彼の胸板を貫いた。彼は両手を高く挙げてばったり地上に倒れ、二度と動かなかった…… 还有人说杨靖宇临牺牲时喊的是：“当过抗联的出来，我有话说！” 这段文字，也被日本公开出版的《满洲国警察外史》一书在第171页到172页全文引用，若有认真的朋友可以找一下这本书，如能对比一下，当会发现这段文字我是完全照录的，一字未改。 关于和杨靖宇将军的战斗，在此前发现的文献中，也曾记录将军和日军之间的对话。时间发生在2月15日，当时日军劝降，杨靖宇高声要日军派人来谈，日军讨伐队中的警官伊藤（程斌警察大队中担任“恩赏系”的日本警官，警尉补）应声起身，表示愿意来谈判，此时杨靖宇立即开枪，凭借其高超的枪法在300米外命中伊藤，可惜距离太远，子弹没有了威力，胸部中弹的伊藤仅仅负伤而没有毙命。随后，和程斌齐名的另一名叛徒，“崔贤警察大队”大队长崔胄峰也被杨靖宇击伤。杨靖宇乘机摆脱追兵，突围而去。 ……右翼队隐蔽地接近到了他（注：指杨靖宇将军）前方三十米的地点。西谷队长下令暂停射击，双方交换了下面的话语。 “君是杨司令吗？（注：日军文献和新闻中常称杨靖宇为杨司令，或杨司令匪，所以时人很多只知道杨司令，而不知杨司令的大名是杨靖宇。这应该是双方都采用杨司令这一称呼的原因）” “是的，我就是杨司令。” 「我々は通化の警察隊である。我々の部隊にはかつての君の同志であった程も、崔も、警察隊を指揮している。安参謀も本部に居る。岸谷庁長は君の帰順を温く迎えるであろう。今かしては遁れ得ねところだ。死を急がずとも帰順してはどうか」 “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我的）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原注：他指的或许是魏极民参谋、陈翰章第三师长、金日成第六师长及其他人），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 说着，（杨靖宇）开始用两支手枪朝我们射击，这边也随即开始迎战。……西谷警佐道：“好吧，没有办法了。这是你死我活，射击！”在他的命令下，各队开始了猛攻……我方致命的一弹击穿了他的胸部。他双手向上高举，随即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这段对话推测当时是用中文进行的，当西谷提到杨靖宇“同志”中的叛徒时，杨靖宇在随后的回答中便谈到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双方的对话逻辑清楚，而且记录时间就在杨靖宇牺牲后不久，可信性比较强。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杨靖宇将军正是利用这短暂的对话时间，完成了文件的销毁。击中杨靖宇致命的一弹，来自叛徒张奚若。 两年以后，另一位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也战死不归，他留下的话是：“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死我也要死在东北。” 在同样的一份文档里，日方记载杨靖宇的遗体被送到县城，为了确认日本人叫来了前面提到的叛徒安光勋。结果，确认是杨靖宇本人之后，安光勋竟毫不掩饰地失声痛哭。 1935年抗联成了一支孤军，1941年第十军军长汪雅臣战死，这些第十军的战士成了孤军中的孤军，但他们却苦苦坚持了五年之久。 总司令虽死，他的灵魂依然在这块大地上战斗。 杨靖宇殉国前，到底说过些什么呢？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2_2.jpg" /> 胜利后迁葬杨靖宇将军时的留影 安光勋叛变后在日军讨伐抗联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在最后追杀杨靖宇的过程中也不遗余力。然而，他的痛哭又让我们想起，安光勋是力战负伤被俘后才投降的，也许，他面对杨靖宇的时候，还有一丝太晚的惭愧和良心发现。 虽然，双方的对话看来十分短暂，而且将军在最后时刻并没有说出什么豪言壮语，仅仅如此前每一次面对日军时同样坚定刚强。但正是在这种平静中，让我们感到了将军那种面对必死之局时的决然。那一声“我将抵抗到底”，仿佛回荡在天地之间。 这段文字中，有一段日文的原注，是对杨靖宇所说仍在转战的“同志”含义的分析，其中“魏极民参谋”应该指的是第一路军政委魏拯民，1941年病死在密营中；陈翰章第三师长，应该指的是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1940年12月战死于镜泊湖南湖头；金日成第六师师长，应该指的是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金日成。 第三部 踏雪 十五、敌为之泣——杨靖宇之死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3_2.jpg" /> 日本军警发出了“男儿之泣” 就像李陵最后的长叹——假如再给我十万支箭。李陵，力尽被俘，杀敌辈之，无可指摘；杨将军，力尽不屈，杀身成仁，实李陵辈望尘莫及者。所谓民族英雄，正为此设！ ［新京特稿］被称作满洲国治安扰乱的第一大元凶，并受到以治安部大臣名义用一万元悬赏其首的共产匪巨头杨靖宇，在此前二十三日，因遭到我方日满联合讨伐队的攻击，于通化省瞢江县城西南方地区被发现。经过围攻作战，将其所部歼灭，该匪首杨靖宇被我讨伐队击毙…… 在日本的一个图书馆里，读到日军在追击杨靖宇将军的最后战斗中，因追击时间过长，冻毙二十余人，合书长叹，深有感慨。 第三，国民党系统王凤阁等友军先后覆灭，抗日联军孤掌难鸣。应该说在东北的抗日部队各有特色，复合的作战体系对日军的清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杨靖宇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国民党系统的军队对他并不友好，但是在作战中杨部总是尽力对他们进行救援，可惜力量太弱，不能成功。随着友军的覆灭，抗日力量的单一化使日军的清剿变得较为容易。 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对参与此战的日伪讨伐队成员，警部补益子的访问。益子讲到，他所属的西谷讨伐督索队在23日下午接到汉奸报告时刚刚吃完饭，他们立即乘汽车三公里到达三道崴子，接着踏没膝的冰雪追击。杨靖宇显然从山上看到了他们，立即脱离试图突围，但日军跟踪其足迹，尽管杨靖宇两次渡过礞江河都没能摆脱敌人的追击。尽管如此，日军判断，只是因为杨靖宇处于饥饿状态体力下降，才使他们能够追上他（其实杨靖宇还有一处致命伤——他的鞋子早已损坏，双脚严重冻伤）。尽管讨伐队一再招降，但回答他们的是杨靖宇用一号驳壳枪和二号驳壳枪的还击。战死的杨靖宇胸部中三弹，臂部中两弹。 第四，杨靖宇爱将程斌等的叛变，让日军了解了抗联的作战方式，并相应做出调整。与此同时日军对抗日联军从纯粹的剿灭转为软硬兼施，而且伪满洲国经济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软化了部分抗日军民的立场。抗联叛徒不断。但是程斌的叛变对杨将军所部是致命的。因为程本人曾经是坚定的抗联领导人，他在投降前夕还曾经枪击日军派来的内奸，但是对于形势的判断和其母被日军抓捕终于使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程斌原来是杨将军的得意门生，他的投降，不但严重动摇军心，而且使抗联许多游击战术为日军所掌握，抗联部队顿呈被动。 第二，伪军素质发生了改变，原来同情联军的廖弼臣等张学良旧部被日军新训练的兴安军、江上军、满洲海岸警备队等代替，尤其是伪满江上军，彻底切断了联军渴望的苏联外援路线。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3_3.jpg" /> 杨靖宇将军遗首和照片背后“怨敌杨靖宇射杀”字样 从军事角度，杨将军的失利真的无可指摘，在他最后的牺牲之前，抗联先后遭到了五个致命的打击： 第一，日军采用集团部落和在原始森林中开汽车道的办法断绝联军补给，缩小游击队可以活动的地域。这是知道今日对付山林游击队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益子的回忆中提到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当确认死者正是杨靖宇将军时，日军讨伐队员竟忍不住全体流泪。如这篇报道的题目所言：“真的是杨……”，认定真身后的一片男儿之泣。 下午4时30分，杨靖宇被抗联叛徒张奚若用机枪射中胸膛，壮烈殉国，年仅35岁。 《朝日新闻》1940年3月5日的报道中，对将军牺牲前后战斗的描述是这样的——杨氏讨伐战达到高潮 对于益子描述的战斗，在日军战场实录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讨伐队已经向他（杨靖宇将军）逼近到一百米、五十米，完全包围了他。讨伐队劝他投降。可是，他连答应的神色都没有，依然不停地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交战20分钟，有一弹命中其左腕，啪嗒一声，他的手枪落在地上。但是，他继续用右手的手枪应战。因此，讨伐队认为生擒困难，遂猛烈向他开火。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3_1.jpg" /> 1940年2月23日，一个令东北的中国人悲伤的日子，他们突然在日方的公告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牺牲了。 第三部 踏雪 十六、隐于九地之下——魏拯民将军为何能坚持到1941年 但是，也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魏拯民将军指挥一路军先后取得了安图伏击战、哈尔巴岭袭击战等胜利，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坚持了下来。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4_2.jpg" /> 怀疑为当年魏拯民将军住所的抗联密营 1940年2月23日，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战死溕江。日军一度以为东南满地区的治安可以“彻底明朗化”。然而，消耗了巨大人力物力的日军很快发现事情与他们想象的全不一样。抗联第一路军余部为了给总司令复仇发起了近乎疯狂的反击之战。大马鹿沟一战中，抗联将领金成柱指挥所部全歼日军一百余名，在战斗的最后，抗联向日军发出招降的号召，日军指挥官在自知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与部下互刺而死。第二天傍晚增援日军到达，目睹同类被歼灭惨景，大多恐惧不已，留下了“眼见此景，忍不住有归国之叹”的感慨。 1941年2月，日军邀《大阪日日新闻》记者前往辑安、通化等地访问，意在宣传杨靖宇战死后当地“恢复治安”的情况，但日本记者也不得不在报道中提到抗联仍在当地活动。其报道中有这样一段： 而文中的“魏参谋长”，指的便是接替杨靖宇具体负责第一路军指挥任务的魏拯民将军。 然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粮弹两缺的艰苦环境，只能靠桦树皮、蘑菇和橡子作为食物。而时时在头顶盘旋的日军飞机，又让抗联战士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连火也不能生。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使魏拯民将军的病情恶化，导致了他的早逝。 但是，在残存的匪贼（日军对抵抗力量的贬低之称——译者注）中，以魏参谋长为首，装备最为优良的共匪部队（即东北抗日联军——译者注）仍在执拗地对开发工作进行袭扰，他们不时攻击东边道公司的卡车，乃至数日前在八道沟北面还发生了这样造成损失的战斗。对于这些凶恶的匪贼，省警察署组织的讨伐队以及日，满挺进队在日夜进行勇敢的讨伐。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努力如能奏效，则在保障治安的前提下，前面所提到的诸般大规模开发建设均可不受阻滞地进行。不过，在将近一年持续不断的讨伐之后，这些顽强的匪贼也覆亡在即，我勇敢军警仍在不断出动，基于对他们的信赖，明日我们继续向内地深处行进…… 尽管日本记者对日伪军警进行了颇为美化的描述，但在杨靖宇已经牺牲一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仍在顽强地生存和抵抗着，不能不让日军感到狼狈。 兵法云，善隐者藏于九地之下，说的，大约就是魏拯民将军。 魏拯民将军殉难地也在桦甸东北，但在被袭击时就已被破坏，顶部荡然无存，因此与铃木拍摄的密营应并非一处。但据前往考察的人士记载，其营地，“东西长五十米，南北宽四十米，是由两个呈长方形的地戗子组成，戗子一面以山体为壁，其余三面用石块砌成，石壁上用原木刻成木墙，房顶平铺原木，原木之上覆盖泥土，泥土上长满了野鸡膀子（一种灌木），杂草和藤蔓等植物，伪装得如自然山体一样，不易被人发现。”这一点与铃木所见密营极为相似，因此，从时间和特点推测，铃木所见，亦为魏拯民部下一路军官兵在后期使用过的秘密抵抗基地。 魏拯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关有维，1909年生于山西屯留。早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大之前的老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魏拯民被派到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即抗联第二军的前身），同军长王德泰指挥所部北上牡丹江地区和远征南满地区，打通与吉东和南满的联系。他和杨靖宇指挥所部在辉南、抚松、濛江（今靖宇）、金川、桦甸等地打击伪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的“讨伐”。 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第一路军和省委的工作重担全部落在魏拯民肩上。从事军政工作出身的魏拯民这时表现出了出色军事才能，指挥一路军在敌人重围中继续战斗达一年之久，使日军不得不保留大量兵力对付其认为随着杨靖宇牺牲已经覆亡的第一路军，有力地支持了关内的抗日战争。 魏拯民在密营中撰写了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报告，详细分析了东北抗战的形势和抗联面临的艰难局面，要求中央派出五名有领导省级军区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到东北，加强指挥力量，开辟东北抗日联军的新局面。 1941年3月8日，魏拯民病逝于桦甸二道河子密营，在他生前，尽管日军在东南满地区部署重兵，始终无法搜寻到他的踪迹。直到他病逝后，因叛徒出卖，日军才索得其藏身之地，袭击并攻占了二道河子密营。由于对魏拯民恨之入骨，日军竟对其剖棺戮尸。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4_4.jpg" /> 铃木拍摄的二号密营 一路军在魏拯民将军指挥下能够长期在东南满敌军密集的环境下坚持，善于利用隐蔽的密营保存自己，是一个重要原因。 魏拯民在学生时代就身体较弱，曾因病休学。在指挥抗联作战期间，由于环境极为艰苦，他曾多次在转战中昏倒。1940年冬天，他病情加重，不能随军行动，只好到长白山区桦甸县牡丹岭抗联密营中休养。在这里，他不顾疾病的折磨，仍昼夜不停地起草文件、书写报告、总结经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在报告中写道：“敌人不能永远占领我们的祖国，我们总有一天要把鬼子从中国赶出去！” 这样的秘密基地，如果不是叛徒带路，日军要找到它果然不容易。 在1940年前后，日军为了扑灭东南满地区抗联的抵抗，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仅仅围捕杨靖宇的直属部队，所花费的资金，即达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日军不但在山区大修公路，归屯并户，而且不间断出动飞机在林区山区上空巡视，随时搜索抗联人员的活动。同时，由抗联叛徒组成的程斌挺进队等敌伪特种武装与日军讨伐队搭配，经常深入抗联活动地区进行讨伐。杨靖宇就是牺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之下。而魏拯民能够在杨靖宇牺牲后率部坚持一年之久，堪称奇迹。 从这些信息来看，当时一路军的密营已经与早期有了很大区别。东南满地区的密营，由杨靖宇将军首创，其最大特点是大量储备物资。由于考虑到日军会采用封锁的战术清剿抗联武装，杨靖宇将军曾要求密营要储备供400人食用七个月的粮食。这种一路军早期密营极大地支持了抗联在当地的斗争。但是，在程斌叛变后，先后摧毁了抗联200个这样的密营，使抗联一路军陷入缺粮少衣的境地，迫使抗联改变了行动的规律。在魏拯民将军领导一路军的日子里，抗联的密营更加注重隐蔽性，来生存下去，并继续抗日救国的事业。 翻译过来是：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4_1.jpg" /> 魏拯民将军 1941年4月，为了更有效率地与抗联作战，日军在公主岭组织讨伐作战培训班，训练山地和游击作战。在宝清驻守的日本军官铃木奉命参加，并拍摄了若干照片。其中，其在桦甸东北方参观被日军讨伐对攻占的抗联密营时，他拍摄的照片，似乎可以重现第一路军密营当年的风采。 今天早饭后李厂长带车陪我们去夹皮沟的抗联名将魏拯民的殉难地，路上拍了一些照片。近中午到夹皮沟黄泥河，先在小饭店吃饭，然后找一个向导，乘车到大山脚下，后徒步沿运木材的山路走到山顶，再就没有路了，只好踏着深深的积雪开路前行。山顶的雪齐腰深，有时会漫到胸部。虽然上山前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买了一些布条，做腿布，又用胶带将鞋和裤子缠裹在一起，但还是不断地往鞋里进雪。这段没有路的距离只有三百多米，却走了一个多小时，幸亏有向导，总算找到魏拯民的纪念碑和两间埋在雪中的秘营。一棵被烧死的树耸立在纪念碑的后侧，树干上还有当年被熏燃的痕迹。据说当年魏拯民同志病逝在此处，他的警卫和随从将遗体埋在秘营里。后来日兵收山找到遗体，立在这棵大树边焚烧，我们无法理解当年日本人是什么心理，可是我们今天却能看见这棵当年因为抗联勇士而“牺牲”的树的遗体，也许可以从中感受抗联的灵魂。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4_3.jpg" /> 铃木拍摄的一号密营 しかしながら残存するこれら匪賊こそ最も優秀な装備を有する魏参謀長を首班とする共匪団が大半で執拗にも開発工作の妨害を繰返そうとするのだ、しばしば東辺道会社のトラックを襲撃、この数日前にも八道溝北方方面でその被害があった、これら悪辣なる匪賊に対し省警の組織する討伐隊および日満軍挺身隊は日夜勇敢なる討伐に従事している、またこうした治安工作があればこそ前述せる如き大建設が何ら遅滞なく遂行されることをとくに強調したい、恐らくここ僅か一年足らずにしてこの頑強な匪賊もわが討伐によって清掃されるであろう、こうした勇敢なる軍警の不断の活動あればこそ私もまた一切を信頼して明日はさらに奥地に向わんとするのである 魏拯民为何可以坚持如此之久的时间，1996年画家袁武曾去拜谒魏拯民的最后藏身之地，他的记录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袁武写道： 第三部 踏雪 外篇（六） 魏拯民将军的六封信 魏拯民将军是极为善于依靠密营与敌作战的抗联将领，而密营更是抗联指挥的结晶。 但魏拯民将军留下的不仅仅是密营。在日本收集东北抗联相关史料的时候，于日本关东军独立步兵守备第八大队老兵会编制的部队战史《从创立到终焉》（内部文献，1978年出版）中，意外发现了六封魏拯民将军的信件。 魏拯民曾作为东北抗日游击武装的唯一党代表，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样一位坚贞勇敢的抗日将领，他的信件怎么会出现在日军的文献中呢？ 按照这部日军战史的记载，这六封信是抗联第三方面军第十五团团长李永云战死后，从其遗物中发现的。六封信件均已被译成日文，日军记载这是为了解抗联一路军的情况和分析抗联队伍优缺点而试图将其作为参考材料。其对这批文献的来历介绍如下—— 杨靖宇司令阵亡之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根据被捕和投降“匪”（日军文献中对抗日联军的称呼——译者注）情况和讨伐成果来看，当处于更加艰难的状况。（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安图县神撰讨伐队在安图县小柳树河子附近袭击了第一路军司令魏拯民指挥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缴获一批文件。九月六日，汪清县春阳特搜班部队、协和会宣化班自卫团、警察等合力之下，在汪清县屯磐沟与第三路军第十五团的战斗中射杀其团长李永云，亦缴获一批文件。由此，可了解中共南满省委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实态。 这六封信中，萨注意到此前已经有三封曾经作为伪满档案馆存件，在日军投降后被翻译回中文得以发表。包括—— 《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拯民同志致关内第八路军的联络关系信》，此信日方题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致共产第八路军的通信》（推定一九四○年）。 《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的报告》，此信日方题名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启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委员的状况报告书（一九四○年四月）》。 《中共党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拯民同志致康生同志》，此信日方题名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致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康生的信（一九四○年七月一日）》。 只是我方翻译此三封信的时候提到，这些信件是作为抗联文件，在魏拯民牺牲后，日军袭击其曾经居住的密营时缴获的。与史义军先生讨论后，推测如果此说为实，则在密营中的文件有可能是魏拯民留下的信件底稿。 以上三封信件由于其内容已经译出，此处不再赘述。但除此之外，还有三份文件，则似乎是此前国内学者不曾见过的，有可能是魏拯民将军殉国70年后的一批新发现。 新发现的第一封信，是《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为从优待遇部下干部、战士事，为派遣前往苏联者提供致远东红军总司令部相关干部的介绍信》，此信，魏拯民为抗联老弱伤员退往苏联准备的介绍信，原文为中文（日军写作“满文”）。其内容翻译如下—— 致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远东红军部司令部诸负责同志： 本人谨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全体将士，向各位在巩固我们共同的革命大本营——苏联的建设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和火热的革命精神表示敬意。 我等在此前的数年间，于东南满地区坚持与日满匪众作战的详细情况，想来你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在这里且容我做一些重复的说明。 由于中朝民众对日贼巨大的义愤和抗日联军大部队的活动，使日贼不断遭到打击。狼狈而恼羞成怒的日贼，多次进行野蛮的归屯并户（即将我等活动的森林周围地区小村庄毁坏，民众全部移入大村，并设有重兵驻扎），并对一切经济用品进行统一管理（民众一年艰苦劳作所得收获粮食尽数被没收，对其他一切物资则为防为我所用采用票证制度）。这一行动持续之下，使我方用品补给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时，狡猾的日贼一面使用这种经济手段，一面阴险地施展其诱降手段，结果，使我部队内若干意志薄弱、政治上幼稚的人员归顺日贼，落入其陷阱被杀者有之，也有一些为敌奸计所惑，在日贼的威逼利诱下专门针对一切革命事业实施破坏。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几年的工作中，为敌弹所伤的同志，因身体原因无法随武装部队行动的人员，以及老年的同志，目前虽隐藏在森林中休整，但敌人却在前面提到的所谓“狗”的带领下，不但捕捉和残害我同志，而且通过经济封锁、完成交通网等手段，对我方残留的同志构成重大威胁。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将他们送往贵方，希望（贵方）能站在中朝人民的朋友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接受。此处是对他们身份的证明。 特将他们参加革命的经过，以及加入部队的履历记录如下： 某某姓名 ×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魏 一九四〇年月日 杨靖宇牺牲后，鉴于第一路军面临的严峻处境，抗联上层已经在考虑将其残余人员撤入苏联境内，并曾派出人员入境专门寻找在当地坚持的魏拯民。但直到魏拯民的牺牲，双方一直没能接上头。从这篇文字来看，从1935年就失去了和上级联系的魏拯民，依据自己的判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身体力行予以实施，其才能和对指战员的爱护令人惊叹。 写的最晚的一篇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给第三方面军参谋长朴德范的指示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原文为朝鲜文，内容包括：1.杨司令的牺牲是第一路军的一大损失；2.第三方面军的活动区域和干部改选；3.越冬准备中的后勤工作手段；4.对影响革命工作的人员，拟秋天开始送入苏联。 这封签署日期为1940年6月29日的文件，似乎是目前所知魏拯民将军在1941年3月殉国之前完成而能将内容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封信件。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到抗联官兵在经过将近十年的苦战，特别是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仍在顽强而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不屈的抵抗。 这封信原为朝鲜语，由于并未见到魏拯民将军通晓朝鲜文的记录，推测这是魏拯民将军口述，由第一路军总部的参谋人员代为书写的。使用这种语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收信人朴德范是朝鲜族，如此更方便其阅读。日军将这封信译成日语，目的如这部战史中所述：“是为窥知匪团弱点的贵重资料，希望可对讨匪工作提供参考。”（日军称抗日联军为“匪”或“共产匪”） 全文如下： 朴参谋长同志： 这一阶段尽管敌人残酷的讨伐接连不断，但我们排除了困难，安全而且仍在不断展开行动。由于联系断绝，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担心。 现在，我们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面对去年的冬季讨伐，我军部队为了获得粮食和展开斗争工作而蒙受了相当的损失。其中，最令人悲愤难抑的是杨司令的牺牲。这实在是我第一路军的一大损失。 今年春天召开的南满省委会议上，对于各部队今年的行动问题和干部问题，做出了决议。 与第三方面军的活动地区和干部改选问题相关内容如下。 活动区域为汪清，以罗子沟为中心，根据当地情况和环境灵活掌握展开活动。 关于干部改选问题，警卫旅由于李参谋今年叛变，今后由韩参谋（推测为韩仁和——译者注）领导。但实际上由于作战经验等原因，韩参谋不可能独立指挥如此大部队的行动。故此要求同志（日军推断此处的同志即指朴德范）兼警卫旅旅长的责任。 第十三团的政治委员一向从第三方面军派干部担任，但考虑到其活动地区现为警卫旅活动区域，故决定委任警卫旅第三团崔政委（日军推断此处的崔政委为崔春国，崔后来率部推入苏联，编入周保中担任旅长的抗联教导旅。崔后成为朝鲜人民军少将，在1950年7月的安东战役中阵亡）前往担任。 目前已决定任命安政委（推测为后来担任抗联教导旅一营政委，1947年病逝的安吉，当时他担任第三方面军十四团政委）担任第三方面军参谋长。但是，同志在赴任警卫旅旅长之前，请务必与安参谋（安政委）将当前各问题的对应办法研究清楚，将工作完满交接，不留后患。 警卫旅面对的问题，领导上认为，在越冬准备工作紧迫的情况下，大部队的行动应绝对禁止。初步预定韩参谋随一团一起行动，同志随三团一起行动。 二、关于今年的越冬准备问题，请参照既往经验并在详查环境情况的基础上，传达将各部队分散成小队，各自解决粮食问题的命令。与此同时，应着眼于加强各小部队的责任性和推进积极的行动。 另外，对于目前队内政治上存在危险性者，因病或年老目前不能继续坚持革命工作者，请均利用本次秋季派往苏联，以期使准备工作的努力不受影响。关于将有关人员派往苏联的方法，同志等可直接指挥派送的责任人员，以小部队活动的方式前进越境。若有渡苏之可能，请从此前的派送人员中选择人选，尽速派送。本函另附介绍信一并送交于你。另外，如果人数较多，可分多次派送。 三、与陈指挥（日军分析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仍未能取得联系。 四、机关枪在携带困难的情况下，可于无危险的地点藏匿（但应在不影响攻击守备的范围之内）。 五、联络接关系时间为七月十五、十六日，八月十五、十六日，联络地点和详情由十五团通信员告知。 最后，祝同志们英勇奋斗！ 六月二十九日 魏指导员书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东北抗日联军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在承受了空前的野副大讨伐和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沉重打击，各部队之间联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魏拯民为首的一路军总部仍有全盘的工作考虑，仍在积极组织部队坚持抵抗斗争，而没有成为日军期待的“丧家之犬”。 可惜的是，魏拯民寄予厚望的这位朴德范参谋长，却未能坚持抗战到底。 应该说，朴德范在抗联中曾经是一员悍将，他1932年入党，1934年担任第二军独立师第一团连长、指导员。1936年3月任第二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参谋长。1939年7月任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参谋长。他是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最得力的部下和战友之一，因作战凶狠刁钻，被日军赋予“狼”的代号，与称为“虎”的陈翰章、“熊”的金日成并列，并在大讨伐中专门派遣第八守备队第四中队针对其本人穷追不舍（第一中队追陈翰章，第三中队追金日成）。魏拯民调他担任警卫旅的旅长，应该是看中了他的军事才干（抗联一路军编制中，警卫旅和第三方面军都是下辖三个团，但随总部行动的警卫旅显然更重要）。可惜的是，朴德范辜负了魏拯民的期待，他在1940年9月29日被俘叛变，后来成为伪间岛省特殊警察突击队队长。“八一五”东北光复后被苏军逮捕，其后下落不明。 朴德范被俘的地点和第十五团团长“李永云”战死的地点很接近，我们甚至推测，会不会这里是朴和他预定的接头地点，因“李永云”的牺牲暴露，而导致朴德范的被俘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篇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发给国际共产党中国代表委员的私人信件》，内容包括：1.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各项工作遇到很多困难，对内有思想不稳定者逃走；2.魏拯民心脏病恶化，日益衰弱，希望有生之日能够顺利向后任者移交工作。 仅仅是翻译完成的信件，已经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魏拯民冷静、细致和老练的工作风格。 最后有一点值得考证——似乎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中，并无“李永云”其人。经过查看，推测是日军对于第三路军第十五团团长李龙云名字的错误记录。 李龙云生于俄国远东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国内革命组织的送信、撒传单等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5月，参加哈尔巴岭袭击国际列车战斗。1936年3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师部警卫连机枪排排长。同年8月，升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方面军第十五团团长。1940年9月7日，率部在汪清县天桥岭东托盘沟与敌遭遇，激战中壮烈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李龙云携带的文件中有给朴德范的信，而朴德范正是几乎同时在这一带被俘变节。会不会是两人会合的消息被日军发现，故此突然袭击了东托盘沟，使抗联的部队遭到重大损失。 这些，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补充了。 第三部 踏雪 十七、抗日救国是中国每个人的神圣天职——曹亚范将军殉难地发现记 在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中，刊载了一些以前我们没有见过的历史照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方面指挥曹亚范将军遇难地就是其中之一。 而侧面的一行字则是： 可以看到的是，在树干上共有四行竖排的字迹，左右两行由于树干弧度的原因无法看清，但中间的两行依稀可辨。 曹亚范，是一个我们听来颇为陌生的名字。萨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记述杨靖宇将军最后一战的记录中，曾经提到抗联主力部队在最后时刻已经发现杨靖宇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活动在抚松地区的曹亚范率部紧急赶来救援，已经到了濛江境内的黄松甸子，可惜功亏一篑。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6_2.jpg" /> 日军在这里发现了曹亚范的遗体 那么，曹亚范应该算是什么级别的将领呢？ 为了壮大声势，东北抗日联军的编制比较大，有的一个军只有一两千兵力，所以常常让人觉得难以确定其级别。其实，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大多经受过正规军事教育，部队编制有序，这中间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和关内的八路军相比，除去统战队伍以外，东北抗日联军基层部队也按照连排班三级标准编制，一个连编制比关内部队略少，约60至80人。连以上按照骑兵编制不设营，直接设团，一个团含四到六个连，所以一个团的满编兵力大体在四百人左右，相当于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团以上设师（军部有直属警卫旅，兵力大约也相当于一个师），通常一个师辖二至四个团，千人左右，相当于八路军一个团。一个军则辖一个师（比如第十一军）到六七个师（比如谢文东的第八军就有六个师），从一千余人到八九千人不等，大体相当于八路军师旅之间。此外还有后勤部队，如被服厂等，尚不计算在内。 从目前新发现的资料看，无论是在魏拯民的信件中，还是日军的记录中都显示曹亚范确实死于内部人员的暗杀，这间接证实了曹亚范的死因。 然而，单从人数上计算抗联将领的级别又不够准确。一个原因是在东北这个特殊战场作战，抗联多为骑兵（杨靖宇部多为步兵，是因为他进入山区作战时把马都送给老百姓了），一个骑兵的价值远比步兵要高；另一个原因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兵力受制于后勤补给，由于王明、康生的瞎指挥，造成抗联根据地建设程度不高，后期更是几乎丧失了所有游击根据地，很多部队不是被打光的，而是在补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遣散人员。因此，留在主力部队的抗联战士往往都是战斗力特别出色的。 抗联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曾在日本发现记载，1939年11月2日，日军一个炮兵分队在金川县会头沟（我方记载为回头沟）被全歼。后来日军师团长亲往致祭的场面，藏于日本军官田村仕次郎的私人相册。 这一仗，据我方记载就是曹亚范和杨靖宇共同指挥的，也是两个老战友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虽然曹亚范牺牲地照片上没有标明这具体是哪支日军部队，但从作战地域来看，发现曹亚范营地的这支日军，是日本关东军独立第八守备大队绪方讨伐队所部。紧挨着这张照片，是日军世田小队在讨伐作战中的照片，而世田小队正是属于绪方讨伐队的，这可算是一个佐证。 曹亚范作战颇为骁勇，在杨靖宇陷入重围之时，仍冒险率部杀入营救，2月18日最后的两名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牺牲后，杨靖宇只剩孤身一人，日军《杨靖宇讨伐壮烈实记》（满铁杂志《协和》记者宫本旅人作）收录“阵中日记”却记录2月21日在濛江城北大沙河与大批抗联部队发生激战，双方战斗达一个小时，接着2月22日，在濛江大牛沟再次与抗联部队激战，日军出动了飞机才取得优势。杨靖宇在23日，也就是第二天牺牲于濛江西南三道崴子，双方的直线距离只有七公里！ 这支敢于突入日军重围中神出鬼没抢救杨靖宇的部队，据判断就是曹亚范所部。 在杨靖宇牺牲后，曹亚范仍然指挥所部顽强苦斗，联合其他抗日部队转战于临江、濛江、辉南、柳河、抚松等广大地区，继续在靠近日伪统治心脏的南满地区显示着抗联的存在。因此，曹亚范的牺牲，是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的一个重大损失，1940年4月，魏拯民在写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信件中，开列的第一路军现存干部中，曹亚范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朴德范、韩仁和与徐哲。而在7月魏拯民写给中共代表康生（魏拯民不知道康生已被撤换）的信件中，描述了曹亚范的牺牲，称“曹亚范同志为队内叛徒所杀害，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瓦解，目前只有一部干部率少数队员继续抗日救国的光荣事业，此时若再有一步之误有全部瓦解的危险”。 绪方讨伐队遭到的打击是在他们翻越哈尔巴岭朝沙河掌方向“讨伐”的过程中发生的，当时其部队共计三个步兵小队加一个指挥班、一个辎重队。其行军队列以世田第一小队为先锋，走在本队前约一百米处，随后为指挥班和第二小队构成的本队，再向后为行李辎重队和第三小队。整个队列共有日军120名，辎重队则并非日军，而主要由朝鲜人组成，也有当地少量苦力，共计一百余人，每人携带30公斤辎重。 这一点，也在发现曹亚范将军殉难地照片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新的证实。 根据《满洲国警察小史》（加藤丰隆著）第三部记载，日军是在金川、濛江交界处的九九九高地发现曹亚范遗骸并在附近留影的，称曹应该是死于1940年4月4日。虽然日军没有记录发现的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留影中的日军已经换上了夏装，日军讨伐部队是在六月更换夏季军服的，因此曹亚范殉难的地点应该是几个月后才被发现。由于日军有在这一带多次与原曹亚范余部交战，先后使抗联损失约百名官兵的记录，因此，曹亚范的牺牲经过和地点，很可能是被俘的抗联人员向其提供的。 抗日联军没有为难无武装的辎重队员，保留了他们的性命。但当绪方中队长不得不靠空投获得补给走出丛林的时候，也不得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这肯定大大增加了关东军飞行队的负担。绪方讨伐队有一周的时间无法投入战斗。不过，绪方讨伐队的日军自述此后搜寻抗联部队的时候多了一种方法——他们会寻找抗联战士吃完后丢弃的日本罐头盒，这显然是“从我军掠夺去的”。 该大队是关东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入伍兵一律从新兵检查的甲等甲级中挑选，新兵训练打靶距离450米），在1939年9月3日开始按照野副昌德中将指挥的“三省联合大讨伐”部署，作为讨伐机动主力之一投入作战。这是一场针对杨靖宇第一路军的空前大讨伐，其兵力、物资调集十分惊人。实际上，该部最后一支作战部队结束讨伐返回营地，已经到了1940年12月。 面对日军空前的进攻，抗联部队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将近15个月，直到1940年11月，已经弹尽粮绝的陈翰章，依靠最后一点弹药，还重创了紧跟追击的日军东宁警察讨伐队，击毙东宁县警察队副队长村上千代三郎，令苦苦追击的日军为之一滞。独立第八守备大队是野副昌德手中重要的机动兵力，但也在这次讨伐作战中屡遭抗联痛击，损失惨重。 独立第八守备大队辖有四个中队和直属队，本来计划以中队为单位编成四个讨伐队，但刚一出动，1939年9月24日第二中队就在寒葱岭为魏拯民、陈翰章等伏击，几乎全歼（仅二十余人逃出。抗联第五军也有部分部队参加战斗，牺牲一名姓任的团长），中队长松岛幸吉大尉阵亡，第四中队也遭到重创。由于第二中队基本干部损失殆尽，重建困难，所以实际该大队只编成三个讨伐队，发现曹亚范营地的是以第一中队（原驻蛟河，中队长绪方大尉）和“满洲四五一部队”为基干组成的绪方讨伐队。 这个绪方讨伐队，也遭遇了抗联顽强的抵抗，在这次扫荡作战中曾遭受过一次沉重打击。 实际上，曹亚范是抗联第一路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也许因为杨靖宇的光辉太盛，使一路军其他将领不甚为人所知。说起来曹亚范出身很怪，如果冯仲云和于天放算是抗联里面的“清华帮”，则他应该算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北洋派”——曹亚范早年出身于香山慈幼院，这是民国著名政治家，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一手创建的。和另一名抗联悍将陈翰章一样，曹亚范在投身军旅之前也干过小学教员，只是那时他是接受党组织委派到吉林来工作的，他是“九一八”事变前就到东北开展工作的老党员，在抗联序列中，他与金成柱搭档，分别担任第二军第三师的政委和师长，把部队从两个团打到四个团。后担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第一路军第一方面指挥，作战颇为骁勇，屡立战功。曹亚范在1940年4月牺牲，比杨靖宇略晚，在东北战场上坚持抵抗了将近十年之久。 对于曹亚范的牺牲，曾经有过战斗牺牲和被叛徒杀害两种说法，目前基本肯定曹是在1940年4月于濛江龙泉镇西瓮圈密营被叛徒暗害，时年29岁。 日军推测，这支发动袭击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总兵力在三百人左右，他们从两侧凶猛地切入日军队列，双方几乎立即陷入混战。负责掩护行李辎重队的桥本荣次郎少尉犯了个大错误，他把自己的三十几名部下分散开来随行李队行军，现在前后距离达千米之远，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只能“三三五五”地组成战斗小组和抗联部队苦斗。只有50米的视界让猬集在路面上的日军只能挨打无法还手，这样的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兵力分散的日军逐一被击毙，等绪方中尉率主力回头赶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战斗早已结束。行李监视小队被全歼，桥本少尉胸部被数发子弹打成了蜂窝状，他们护送的辎重都被抗日联军夺去。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科技可以做到很多前人无法做到的事情。经过采用It技术对这张照片进行处理，树干上的字迹终于如同从水下一样浮了出来。 这一仗，酷似一个袖珍的平型关，至今不知道是哪支抗联部队打的。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杨靖宇、魏拯民、曹亚范和陈翰章，他们就是这样和日军顽强搏斗的。 绪方讨伐队的损失展示了抗联在日军的重围中，怎样机智勇敢地和敌军周旋。这些英勇的战绩，由于抗联第一路军仅有极少官兵幸存下来而无法被记录下来，今天，我们只有从敌人的记录中才能了解了。另一个例子是，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将军牺牲的时候，日军开列的他身边遗物中，竟有“电话机一部”。抗联显然不可能使用电话进行通信，这部电话是干什么用的呢？日军最终解开了它的秘密——原来，陈翰章将军的幕僚会用这部电话寻机搭上日军的电话线，来窃听日伪军的通信，利用获得的情报经常给日军以神出鬼没的打击。 在1939年9月，抗联第一路军的兵力不过数千，面对八万日伪军经过精密设计，不惜代价近乎疯狂的围剿讨伐，在仅有几个县的回旋空间中，顽强抵抗了15个月。这样的战斗，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绝望，是中国人对民族独立自由的追求和信心。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6_1.jpg" /> 一路军一方面指挥曹亚范 曹亚范的遇难，应该说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悲剧。他是在夜晚宿营时，被部下的机枪班长全某暗杀的，他的警卫员杨有康同时遇难。说他是被叛徒所杀，其实有些勉强，因为暗杀他的几名杀手，后来依然从事抗日活动，并相继死于和日伪军的战斗。他们暗杀曹亚范的原因，可以从金日成的回忆录中找到痕迹。金日成提到，在日本特务金东汉（后被抗联十一军击毙）等制造的“民生团”事件发生时，曹正好担任东满特委书记，这次运动给很多同志造成了伤害。当时很多抗联官兵和地方干部被打成“民生团”，师长朱镇等被逼成叛徒，有人被枪毙时还在高喊“共产党万岁”，是一场类似苏区AB团，抗战时湖西肃反的极“左”悲剧。曹亚范在这起事件中立场比较客观，但他作为政治军官的身份，是他遇害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也为很多幸存下来的抗联战友所认可。 所以，看到这张他遇难地的照片时，心中不免会有一份叹息。 但是，照片上的那棵大树吸引了我的注意。按照日军的记录，曹亚范的遗骸就在这棵大树附近发现，而大树上书写的是抗联的标语。 根据史义军先生提供的信息，曹亚范牺牲的地方，是龙泉镇西瓮圈密营，是抗联的秘密营地之一。此处扼金川、濛江、敦化三县之交，曹亚范率部退到这里，是已经无力再战，还是要徐图再起呢？这块写在大树上的宣传标语，应该就是他最后的手笔吧。 这位抗日将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是什么呢？ 当然，这是在抗联发展比较稳定时期的数字，到后期抗联部队损失很大，周保中把所有撤到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集中到一起，死活也编不满一个旅，就不能按照这个公式计算了。 9月29日，经过两周的“讨伐”，该部行军到达四道沟地区，此处山势如同马背，十分险峻，日军在仅仅50厘米宽的道路上只能排成一列纵队行军，尽管中队长绪方理中尉很有战斗经验，尽量把战斗部队保持随时应战的队形，但是行李队不可避免地被拉成了长长的队列，而且行动迟缓，根据《独立第八大队队战史》记录，由于行李队行动迟缓，该讨伐队的行军队列竟然被拉到了四公里长。为了避免落后的行李队遭到攻击，绪方中尉特别命令桥本荣次郎少尉（战死后特进一级）指挥的第三小队充任“行李监视部队”，负责保护辎重。行进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行李队正走在最难行进的山路段上，突然遭到抗联游击队从侧翼的猛烈攻击。 正中间的一行字是： 推翻傀儡满洲伪国 以杨靖宇的部队为例，我方记载杨靖宇身边最后两个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冒险出去购粮，被汉奸出卖为日军包围牺牲。而在日本《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文献资料集成》（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中则记录，这两名战士仅靠两只驳壳枪和围攻过来的大批日伪军苦苦周旋，竟然鏖战了30分钟才中弹牺牲，而此前朱文范已经负了伤！ 抗日救国是中国每个人的神圣天职 我想，一切都已经清楚。 这就是曹亚范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关心的事业，这就是在白山黑水不屈抵抗的中国人的灵魂。 大树，在70年后为他们作证。 第三部 踏雪 十八、“千军万马中纵横”——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将军王明贵 这个噩梦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啊，满洲》中记载有日本人在战败后见到活着的王明贵时那种复杂的心态。 王明贵率部过江而去。 某次回国，偶然听抗联后人说起，王明贵将军在齐齐哈尔任上，曾遇到两个日本和尚来求助，请求援助快冻死的开拓团“妇女子”，他看着也觉得可怜，就发了一批棉衣给他们，有意思的是王明贵将军生前回忆这件事，还忆起出库时要在衣服上作标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印章，结果，每件衣服的里面都盖了“王明贵”的章。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7_2.jpg" /> 王明贵将军 北里1938年开始在诺敏河林区任职，当时周围还有马占山余部在活动。但是，到了1940年以后，当地就只有抗联在抵抗了。以少数兵力就牵制住三千森林警察队，对于这位“狞猛”的中国将军，尽管站在对立的立场，北里仍然表现出了由衷的钦佩。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残存的‘共匪’只有汤旺河的王明贵等少数，但这都是千军万马中纵横的强者，以其得意的游击战术令（日本）军无可奈何。” 没有对生活子孙的热爱，焉有誓死决绝的刚毅？ 王明贵当时担任该旅教导第三营营长。 然而，这并不是孤证，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忆，他们在撤退到苏联的时候，还曾在出境前埋了一台留声机，可惜新中国成立后再去找，却没有找到。这台留声机还颇有来历，是著名的“十三省”中的“三省”、六军十二团团长耿殿君从缴获敌人物资中发现的“破烂”。 无法证实之下老萨忽然灵机一动——当时老百姓是分不清抗联和八路的，但是至少说明这个副司令是中国人。齐齐哈尔当时有几个中国副司令呢？ 在王明贵将军心中，只怕，军人就是为打胜仗而生的。 但攻占克山只是王明贵的战绩之一，日军和日本侨民对“王明贵匪”到底是怎样的看法，让我们来看一看中他们写下的回忆，无疑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老子那一次西征兴安岭，大小十六仗，除了这一仗，哪一仗让狗操的占过便宜？ 很感谢一位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朋友提供了当时目击的情况——“1945年9月前后，抗联战士协助苏联红军痛歼日寇关东军后，进驻齐齐哈尔市，全副苏式装备，一看就是中国人，在苏联军队中十分显眼。他们精神抖擞，步履矫健，举行了简单入城仪式，旋即开拔，向南进发，收复祖国失地。” 还有，你干吗老缠着我问库楚河那一仗？ 记者说咱哪儿敢寒碜王司令呢，咱就是问抗联当年多艰苦，多顽强…… 之所以造成他们这样紧张，原因是“在诺敏河和汤旺河之间，是狞猛的‘匪贼’的巢窟，尽管在森林警察队警戒之外，在（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炼）作业期间也要求日军前来驻屯，但是‘匪贼’的行动‘神出鬼没’，仍不时发动夜袭，惨杀掠夺给我方带来巨大的损失”。“用狞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贵率领部下数十人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的，奉命到这里执行开发任务，我的感觉如同‘火中取栗’，这条生命随时可能像汤旺河畔的露珠般消逝。” 老爷子说了，你干吗老问我挨冻受饿，让鬼子追得有多惨呢？ 看来，就是他了。 在日本战败之后，中村贞成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他眼中的“可怖”的王明贵。 在发现的一路军陈翰章将军日记中，看到一段有趣的记录——1939年4月6日，陈翰章既听取返回的侯国忠副师长的汇报，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讨论和日军作战的问题，制订了发动奇袭以阻止日军向西方增援（似乎那边有友军在活动）的作战计划，下午还讲了两个小时“群众常识”的课，又参加了一个讨论会，本来疲劳已极，但是，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前后才能够就寝，自述“原因是他们放留声机放得太吵了”。 那时候鬼子吃啥老子吃啥，他仓库里有的，老子打关东军一个汽车要什么有什么。 中村贞成写文章的时候，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在齐齐哈尔应该也是知道这批棉衣的事情的，“匪贼”和“仁将”的形象放在一起，难怪他会如此纠结了。 这段经历还引出后来一段“王明贵被周总理批评”的趣事。有人这样描写这段事情——“那一年，周总理陪同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来访问，王明贵组织仪仗队在机场迎接，敬礼，报告，欢迎，一切组织的井然有序，完毕，上去搂住这位领导人的脖子，说，老金，可想死我了。在东北抗联过境部队改编的抗联教导旅，这位领导人是一营营长，王明贵是三营营长。后来，周总理批评了王明贵，因为这位领导人不再是当年的营长，而是国家元首。这位领导人回国后，给王明贵发来两车皮苹果，王明贵都分给部队了。” 那一仗，中国将军王明贵让日本人明白了什么叫“十三检点回马枪”。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7_3.jpg" /> 日本用“千军万马中纵横”描述王明贵 在《啊，满洲》一书542到543页，原日伪海伦—汤原营林署参事北里留写有一篇《官行采伐事业和匪贼》——这里面的“匪贼”，指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抵抗力量。北原在1943年（昭和十八年）曾带营林署的采伐队到汤旺河负责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炼。 多重的番号反映着这支部队在远东反法西斯战场上独特的地位。 那段采访的片段，很容易让人对王司令的形象产生误解，其实连日本人都知道，王明贵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而多年在苏联的生活，又让他精通俄语。这熟悉三国语言的优势，就是王司令员不想当兵了，进外交部跟陈毅元帅搭伙去也会是一把好手。 中村回忆：“八月底，作为被拘留日本人的代表，我们被命令到齐齐哈尔公会堂报到。军政府向我们传达施政方针。做演讲的是王明贵参谋长（注：王明贵实为卫戍副司令）。他本人精通日语，但这一天的演讲却是通过翻译的，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日本人的未来道路。他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从（伪满）建国以来一直颇为平静的大兴安岭，从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后大为改变，再三在满铁林管区内出没，令我等陷于惊恐之洪炉的，就是这位被称为王匪的首领啊。就是他用乱战法破坏了大东亚战争安稳的后方基地……和他居然在齐齐哈尔见面了……”（《啊，满洲》第888页） 结果，在王明贵等抗联部队的不断袭击下，最终北里虽然十分努力，“血枯，肉削，几度昏倒”，但是任务“到底完遂不可能”，“如此苦心生产的木材，在还没能供军队使用上的时候，就战败了”。在哈尔滨国立饭店听到天皇宣布战败的“玉音放送”，百感交集的北里等人忍不住趴在地上“号泣”起来。 一看这相貌就不是个善茬啊。 1939年，抗联的部队居然在听留声机，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一条刻在大树上的标语——“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打电话到北京去问抗联问题专家史义军先生，史先生说：“那还能有谁？就一个中国副司令啊，就是王明贵啊。” 我方记载此战俘虏一百多名伪军，缴获四门迫击炮、一千多支步枪和几万发子弹，击毁三台日本军车，从监狱解放出三百多人，有一百多人参军。 记者傻眼了。他也没办法，因为上头让他采访抗联，就俩主题：一个牺牲，就是要多惨有多惨；一个艰难，就是要多苦有多苦。他也是有组织的人，不能跟上级对着干不是？ 这是两名日军士兵的合影，在一名士兵的下方还注有“柳江义见”四字，令人注目的是照片侧面有一行铅笔标注，细细辨认，是“王明贵匪讨伐阵亡”字样。还可依稀看出“克山駅（即日语车站之意）”。在照片背面还有一些标注，说明照片是由右侧的日本士兵日比野纯（即相册的主人，原驻扎在东北的侵华日军成员）采用自拍功能拍摄，他与左侧的日本士兵柳江义见同属日军某部队第一中队。此外，还有柳江义见家“遗属”的地址，看来柳江应该是日本岐阜县人，推测其在克山和“王明贵匪”的作战中阵亡。 在今天的日语里，这是个通常用来形容史前怪兽的词儿啊。 你专追着我问老子吃败仗那一回，你什么意思？！ 当时滞留齐齐哈尔的日本人大约两千户，六百件棉袄解决了很大问题。在中国生活了40年，早已经不把自己当日本人的古川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一家子轮流着穿，还是咱们中国人仁义。” 看老爷子的照片，我想大家也能想明白这位眉毛一拧斜着眼瞪你那是什么感觉——王明贵几次负重伤愣活到九十五，那是阎王爷都头疼的煞气啊。 其实，记载王明贵部队作战的日方资料并非《啊，满洲》一部。比如加藤丰隆的《满洲国警察小史》第273页就记载了王明贵所部三支队乘黑龙江结冰插入伪满黑河省、北安省、龙江省、兴安西省“煽动住民，组建地下网络，不断进行游击”。伪满黑河省省长（兼警务厅长）长野为此下令“全力讨伐”，并且针对王明贵的部队搞出了一个《讨匪作战指挥官五要条》，包括“第一，讨伐队无论如何疲劳，均必须坚决不踌躇地投入作战；第二，在处置失措的情况下，仍必须不放弃地继续攻击……” 然而，也许中村的百感交集还有另一个原因。萨在采访居住于大阪的日本“归国者”（即战后滞留中国，后经两国政府协调返回日本的原开拓团成员）古川修时，听他讲起，1945年冬天，因为日本开拓团成员在战后还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引起苏军愤怒，切断了从哈尔滨向南的道路，造成正在南下逃难中的北满日本开拓团成员大批徘徊于延寿、方正等地，由于无衣无食，那年冬天仅仅方正周围，因为冻饿而死的日本人就有五千多人。 古川修所在的开拓团原址在扎兰屯附近，撤退到齐齐哈尔后也被迫滞留于此，由于在开战之后开拓团成员中的男性青壮年大多被补充进关东军作战，这批人多是老弱妇孺，而且路上被苏军乱兵洗劫一空。但是，他们这批到达齐齐哈尔的日本人比在延寿、方正的要幸运得多。 其实，王明贵将军要是活着，听到这个日本人的话恐怕要大呼冤枉。 王明贵将军所在的抗联教导旅在盟国对日的最后一战——苏联红军进攻东北之战中，共有三支部队参战：第一部，分成57个小组，以空降等方式携带电台于苏军之前率先攻入东北境内，作为突击队对敌后方发起大纵深袭扰（因为人员不足，连李敏这样的女战士都参加了这支部队）；第二部预先渗透入境，潜伏在日军阵地后方，在苏军对日军各要塞和部队布防情况进行侦察，攻击发起时实施炮兵引导，甚至直接渗透攻击日军要塞阵地；第三部担任向导和翻译，随苏军先头部队行动。王明贵将军在战斗打响时在海拉尔方面，攻占齐齐哈尔后，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卫戍副司令。 对王明贵部队这一阶段活动地描述，也见于其他日本官员的回忆。伪满林业部浜江区专员中村贞成在他的回忆文章《满铁林务区的足迹——大兴安岭》（《啊，满洲》第549页）中，也写道：“冬天的兴安岭，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斗都毫无惧色的山中男儿，最感恐惧的却是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开始，为扰乱我方经济在当地出没的王明贵匪贼之横行。有他们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为之倍增，令现场工作的人员万分紧张。” 照片中阵亡的日本兵柳江义见，很可能是在1940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攻占克山县城时被击毙的。克山县是日伪在平原地区重要据点之一，有“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大东亚共荣圈”之说。当时王明贵率三支队在松嫩平原活动，借日苏诺门坎事件发生后，北满日军主力大部西调的机会，与冯仲云、边凤祥等合三支队，九支队之力一举将其攻克（王明贵是此战的总指挥）。拿下县城后，城西驻扎的日军守备队乘汽车赶来疯狂反扑，遭在苏联更换了新式武器的三支队痛击，伤亡惨重而败退。柳江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阵亡的。 由于日本老兵日比野的所属部队不明，本来还想对这张照片进行进一步的考证，但是在一名日本友人家中看到一册当年“满蒙开拓团”成员的回忆文集《啊，满洲》（满洲回顾集刊行会，1965年），意外在其中发现多篇关于王明贵将军的文章，于是忍不住动笔了。毕竟，敌人的评价，无论“狞猛”还是“千军万马中纵横”，对于一名中国将军来说，都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敬畏。 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始终带着一只口琴。 那一仗，王明贵身边的24骑，战死13骑，撤回苏联境内基地的仅余11人，半数带伤。壮哉！ 曾听朋友讲起一次对王明贵将军的采访。据说那位记者跟王司令员聊了半天，忽然觉得老爷子瞅自己的眼神儿有点儿不对。 在这些小规模的入境作战中，王明贵、刘雁来、徐泽民等都十分活跃，但其具体行动至今尚无完整记述。汤旺河地区是王明贵将军早年战斗的地方，他率领小部队入境的时候，在这里建立秘密基地并活动不奇怪，但要对付的主要目标肯定不是日本人这个林业工作队，搂草打兔子地打几仗，干扰一下敌人的开发活动，顺便弄点儿给养恐怕是有的，把北里等人逼到这种地步大概王明贵自己也没想到。 关于攻打克山的具体时间没有查到，但大体应在1940年9月下旬，而柳江和日比野的合影拍摄于“九月三十日”，使我怀疑抗联攻打克山的日期其实要晚一点，或者，这是两名日本兵前一年的照片。 最后那次采访不了了之，好像连发稿都没发成。 忽然想起，有朋友提到王明贵将军在谈到不喜欢记者总采访抗联的败仗时，开口便是：“我是一个军人……” 其中，可以看得出中村的百感交集。 与中国人的光复之喜相对的，便是日本人的黯然失色。而中村就是这时候见到的王明贵将军。 按照萨的了解，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虽然艰苦卓绝，但这些刚强的中国人并不是整天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他们的坚韧同样体现在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上。 尽管如此，日军在作战中仍然不断遭受损失，《满洲国警察小史》在同一页便记载了1941年1月31日，日军锹田讨伐队在和王明贵交战中吃了大亏。 由于饥寒交迫，他们硬着头皮去找当地的政府机关帮助。当时苏军军纪不佳，日本开拓团内部甚至做好了牺牲多少女人来求得粮食的准备。可是，接待他们的一个“八路副司令”说“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不但拨了一批粮食给他们，还让人送给他们六百件棉袄。 王明贵，1955年开国少将，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代师长、第三支队支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可以看到当时抗联部队已经换穿苏式军装并佩带苏军军衔。他们同时拥有三个番号——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和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 入苏这段经历对王明贵影响应该不小，对苏联正规部队环境的熟悉，使王明贵一度担任解放军最早的步兵学校副校长，不过后来因为这个挨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其实，这一仗我方也有记载，而萨知道这一仗的契机还有一点特别。 北里在文中描述他们这些日伪林业官员的生活是“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但机枪手要彻夜不眠地全心警戒，而且全体人员都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才能入睡。事务所的外面是尽可能加厚的土墙，上面开有枪眼，无论昼夜，森林警察队的警戒都和在战地一样”。“进行森林采伐，单靠日本军队的讨伐是不够的，故此专门建立了三千人的专属森林警察队进行护卫……尽管有这样的护卫，对采伐队和我们来说，所谓‘安心’也是不可求的，一言一举手之间都可能发生让人神经紧张的事情。” 山上飞的水里游的，除了老虎没吃过，啥山珍野味老子没吃过？ 你也是当兵的，你说，整天挨饿，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仗，谁愿意给你当兵？我能扩军吗？ 这眼神儿当年吓毛了日本人，记者虽然是中国人估计也得一哆嗦。再三探问之下，老爷子终于翻着眼皮说实话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不是要采访我，是要寒碜我嘛。 一度作了校长，王明贵应该也可以算是“儒将”了，但是，这位将军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远没有那样温文尔雅，他们对他的评价竟然是——“狞猛”。 在我国公开文献中搜寻关于王明贵将军的描述，大多注重这名猛将在东北剿匪战场的战绩，似乎没有完全反映出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风采——在东三省特别是黑龙江的日军和移民中，王明贵的名字是地地道道的噩梦。在1938年黑龙江省境内东北抗日联军遭到极大挫折，残存部队大多在此后撤入苏联境内的时候，王明贵率领的部队却一直活跃在东北战场的白山黑水之间，虽然他的部队也会出境休整，但不久之后肯定又是一次刁钻凶猛的袭击。王明贵用兵善于长途奔袭，而且战术意图隐蔽，令日伪军防不胜防，时时显示着抗联的存在。 因为1942年抗联的作战方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赵尚志的牺牲和对最新敌情的了解，抗联逐渐意识到在日军将数十万关东军主力调集北满，又大搞开拓团和集团部落的情况下，重建较大规模的根据地已经不现实。因此，抗联教导旅主力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入以小部队入境袭扰和谍报活动，特别是实施对苏满边境日军阵地配置情况、兵力部署等的侦察，加强地下组织，以便配合盟军未来对关东军的作战。 然而，被日军称为“袋中之鼠”的王明贵却乘锹田分兵试图合围之际，果断率部直扑敌讨伐队指挥部，发起了主动的决死进攻。猝不及防的日伪步兵才发现机动中在雪地上和骑兵交手近乎自杀，打打不过，追追不上，逃逃不了。激战中七八倍于王明贵部的锹田讨伐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满洲国警察小史》记载，包括讨伐队队长锹田德次郎（警正，相当于日军中队长）、副队长井泽寿一（警佐）、伪警察队长刘霖（警尉）在内的三名指挥官一个也没能跑掉，全部被击毙在战场上。 当时听了觉得似曾相识，过后才想起会不会和古川修说的是一回事儿呢？返回日本以后去访问古川家，只见到了他的弟弟启一先生，也是从中国回来的“归国者”，但比他哥哥回国要早得多。启一先生在日本战败时只有六岁，所以，实在回忆不起来那位“八路副司令”的身份了，只说那是一个“仁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7_1.jpg" /> 一本日本老兵的相册中，发现的一张照片 而在齐齐哈尔面对饥寒交迫的日本妇孺，这位将军为何会说出“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这样的话呢？ 连克山这样平原上的县城都说攻克就攻克了，在各地的日本“开拓团”对“王明贵匪”没法不怕。加藤丰隆的《满洲警察小史》中提到，竟有被打毛了的日本人把“斯大林，毛泽东，杨（王）明贵”并列，这虽然听来哭笑不得，但想来也合理，与远在莫斯科、延安的斯大林、毛泽东相比，不断在其身边出现的王明贵显然是更直接的威胁。 很多人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在1940年杨靖宇将军殉国后便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认识。他们始终在敌后孤独而顽强地战斗着。说他们孤独，是因为抗联从1935年就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说他们顽强，是因为抗联在东北境内的抵抗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实际上从未停息。例如，在《啊，满洲》的第691页，日伪“满洲开拓研究所”所长中村孝二郎的回忆文章《通河县副县长尾原势一君的最后时光》中，就曾提到1945年春，抗联在通河县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当地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根据我方资料，这次起义的领导机关，便是赵尚志将军亲自部署潜伏，由杨春、杨振瀛父子两代经营的抗联北满（通凤）交通总站。起义部队一度占领通河县城，并放出被关押的义勇军首领“滚地雷”等，与日军周旋甚久。虽然起义遭到敌军镇压最终失败，但部分起义者一直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 第三部 踏雪 十九、六颗头颅背后的鄂伦春伪军起义 日前，在日本有一个老兵的后代出卖一批在东北期间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因为其血腥和残忍吸引了萨的注意。这张照片中，在一块日军放置的告示牌上方，码放了一排中国人的人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8_1.jpg" /> 混在日本老照片中的“斩首示众”照片 因事先联系安排不周，他们未能及时与抗联接上头，而索利连其他的官兵也受到日伪军控制，大部未能跟进。起义的十几名鄂伦春官兵只好在史文德率领下在凌云山附近活动。 但是，这名日军驻扎铁力的时间在1940年到1941年，因此，这次惨案发生的时间，应比前面描述的战斗要晚。 此时，铁力县的铁杆汉奸李秉恒、陈国英献上一条毒计，他们骗来了索利连的队长陈山关进监狱，其余官兵软禁，一边供酒供肉供大烟拉拢，一边劝诱其协助袭击史文德等。陈国英向陈山的弟弟陈有说：“你们私通抗联的事日本人已经知道了，所以把你们押了起来，说不准还会送到哈尔滨判刑。是我在日本人面前说情，给你们找了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地上山把史文德这伙人干掉，就能用他们的脑袋换下你们自己的脑袋。” 幸好，这张照片上可以轻易看到遇害者的名字，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堪破这起发生在70年前的事件真相。 3月28日，史文德招集索利连苏风山、赵明山、张海山、汤希山、许秉新、施广富、闫××等几个枪法极好的“炮手”，以捆木排为由住在其当所长的好友刘玉璞的南关门咀子警防所里，趁其不备抢走了所里枪支，上山去寻找抗联队伍。伪警察企图拦阻但不是他们的对手，其哨兵当场被击毙。 但是，从日方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所谓“罪状”。我们才知道，这支试图投奔抗联的武装，竟然在短短一个月中，给日军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抢夺了伪政府的粮食和马匹，还曾经解救被抓的劳工。 朴吉松，抗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当地被称作“朴高丽”，1918年8月出生于吉林省汪清县永昌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青年团，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因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后因年龄小，被敌人释放。出狱后，他参加了抗联队伍，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及支队长等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朴吉松带领抗联战士袭击了铁力二屯伪自卫团。1939年11月，他同三十多名抗联战士在铁骊城北的密林中与二百多名日本讨伐队相遇，经过几天周旋，将敌人引进了深山老林，敌人除一部分逃窜外，大部分被歼灭在密林中。在铁力当地极有威望，后担任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十二支队长。史文德等发动起义的时候，他的部队正在铁力南方活动。1943年1月4日，朴吉松率部队袭击了庆城伪警察署，在返回密营途中，与庆城日本讨伐队遭遇，战斗中为掩护部队转移，身负重伤，被敌人抓获。当年8月12日，他在北安伪满监狱中被杀害，年仅25岁。 但是，东北抗日联军也曾多次努力与其联络，争取鄂伦春族族众参加抗战。由于对日本殖民者的认识不足，一些鄂伦春部落曾对抗联抱有极深的敌意。例如，抗联曾派人联络一个鄂伦春部落，去一名联络员被杀害一名，当地部落首领将其头颅埋在一棵大树下，再派人去，仍被杀害埋头。抗联始终坚持对其进行争取，抗战胜利后，在那棵大树下，竟然挖出了43颗头骨…… 出身北海道的菅原朝喜，曾是“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力大训练所”的训练生，在他《幻之乐土，追忆铁力北斗义勇队开拓团》一书中回忆道：1932年“日军追击马占山到铁力时，恰逢雨期，道路泥泞难行，松本联队的追击队伍孤军无援，死者甚众，无奈撤退并作‘讨匪行’。我在铁力时，在五大营附近的十五中队（铁力干馏厂西南）至桃山一带的荒草中常常可以看到为战死的士兵树立的墓碑”。东北抗日联军的赵尚志、李兆麟、许亨植、张光迪、隋德胜、于天放、郭铁坚等都曾在此地活动。1938年曾有一日军小队六十余人去山上讨伐抗联，全部被歼，只有一只信鸽飞回。 这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呢？这名日本士兵曾在黑龙江铁力县驻扎过，给这张照片的标注中说明是“满洲国军内讧中被杀的匪贼”。如此模糊的描述不能说明真实发生的事件。这些牺牲者，究竟是抗联的战士，还是义勇军的残部，还是绿林好汉？或者真的是日伪军的内讧？铁力，曾经是义勇军和抗联都征战过的地区。 史文德夺枪投抗联之事很快被铁力警务科知道，日本特务股长中西正枝暴跳如雷但鉴于此前与抗联的战斗教训，又不敢轻易上山讨伐。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8_2.jpg" /> 史文德、赵明山、张海山等六人被杀后的悬首照片 陈有等人上当，带人上山找到了史文德，表示愿意入伙。史文德等未加怀疑，与他们住在一起。查明史文德等并未与抗联取得联系，孤立无援，日伪军在陈山、陈有带路下对隐藏在凌云山南20公里的史文德营地发动了袭击。4月30日，毫无戒备的史文德等人遭到日伪军围击，除警觉的苏凤山一人带伤突围外，其余八人全部遇害。敌军将八颗血淋淋的人头装进麻袋，用马驮回街里警察署。鬼子在伪县公署前的广场上（现邮局址）开群众大会，把人头先装进大筐箩游街又装进木笼，悬于警察署西南街口示众数日。 推测，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这段时间。此后，“索利连”的许多人虽暂时被放回，以后也被鬼子阴谋杀害。 尽管这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兵变事件，但是，背后却透出了抗联对鄂伦春人的争取效果。作为渔猎为生的古老民族，鄂伦春人酷爱自由，骁勇善战，日本殖民者通过提供鸦片等阴谋对鄂伦春人进行控制，并建立了由鄂伦春人为主组成的伪满武装索伦骑兵队、索利连等，作为其对抗抵抗力量的帮凶。 原来，这是一次以伪满军中鄂伦春族官兵为主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兵变，照片上就是兵变后由于未能按照计划找到抗联的队伍，遭日军杀害的牺牲者。 鄂伦春的猎人也曾被编入伪军警，并在和王明贵部队的交战中给抗联造成很大损失。与此同时，鄂伦春族在日伪的鸦片攻势下人民体质羸弱，医疗条件落后，人口渐渐减少，几乎被日本殖民者“自然灭族”。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悲剧情节。而索利连的这次起义，表明抗联对于争取少数民族抗战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也深入到了鄂伦春人的心中。实际上，在抗日联军中也确有大量英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官兵。他们的抗日功绩，也是应该被记得的。 第三部 踏雪 二十、追忆血的岁月——抗联第六军女战士李敏采访记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39_1.jpg" /> 李敏与抗联教导旅时代的教官彼得得罗夫·彼得罗维奇 在一位抗联史专家的帮助下，萨有幸采访了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女战士李敏老人。在见面的时候，我忍不住打量这位在周保中将军身边的“小鬼”。东北抗日联军全盛时达到数万兵力，但能够在1945年杀回黑土地，血祭军旗的，不足千人，连两任司令官杨靖宇、赵尚志都先后战死沙场，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李敏老人，1936年参加抗日联军时只有12岁，先后在第三路军第六军被服厂等部队工作，在抗联大部队陆续失败的情况下，与战友一起撤入苏联境内，编入抗联战士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军番号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于1945年随军杀回东北。她的丈夫陈雷，也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神枪手和英雄人物。 当年残酷的战斗与岁月的剥蚀，使今天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已经十分寥落，但87岁的李老和我握手的动作却敏捷得令我吃惊，假如一起爬山，我未必是老人的对手。事实上，去年，老人曾为了重访当年战斗的密营，自己登上一千余米高的山峰，不用人扶助。 据其他抗联老战士提到，李敏当年就是以动作灵活著称的，否则，也不可能在锅盔山战斗中突出日军的重围。 只能说，愿老人健康、长寿。 访问老人，一方面是请老人谈谈抗联当年的战斗生活，另一方面，我在日本找到一批日军拍摄的，与抗联有关的老照片，也是请老人鉴别一下。 看得出来，这批老照片吸引了老人的注意力，她一页一页翻看，不时流露出激动的情绪。 原来，老人隶属于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这批照片中反映的宝清等地，正是第六军和第六军的友军第三军活动的区域，其中1938年秋季大讨伐的时候，虽然三军、六军主力西征，老人却正是在留守的部队！ 也许因为这些因素，这批照片，让老人感到特别亲切吧。她指着照片中的密营告诉我们，那就是他们的营地，窗户下面的几根木头突出出来，他们当时把它叫作“木棱子”。我们推测其中一名牺牲的抗联军官，极似她的老上级，第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他们是一个村里面出来的（日军笔记中记为“第六师参谋长×海 ×”），而且回忆后来敌人把徐光海主任的头砍下来，后来挂到了县城里。李敏老人参加了那一次战斗，她称为1938年冬的锅盔山战斗。在那次战斗中，她回忆有三名男战士、四名女战士被日军俘虏（根据后来的记载，均被残酷杀害）。不过，这名牺牲的抗联军官应该不是徐光海，而是刘昌有排长，他在去夺敌人机枪时被击中倒地。 李敏是那次战斗中的幸存者，她从重围中突出去，好像只有13岁（也有材料认为14岁）。 李敏回忆，这一战短兵相接，抗联突围很艰难，敌人用刺刀，我们用枪托，因为抗联的捷克和俄国造步枪上大多没有刺刀，有一种扁的，刺冬装的敌人也扎不进去（他们还用过德国造的步枪，四种枪四种子弹，都不通用，以至于有的时候一个抗联战士背几杆枪，为的是能把所有子弹用上）。直到后来缴获了一些日本步枪，才有些刺刀，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打制不了。 突围后，她靠抓老鼠吃活了下来，找到部队。她回忆后来曾重新回到锅盔山战地，在雪地中发现了徐主任的遗体，只有身体，没有头。于是，他们火葬了战友，继续前进。有些说法认为他们没有回到原来的战斗地点，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包括八女投江的部分战士遗体，抗联部队后来都曾发现并收敛。 关于抗联的军装，她回忆抗联不但穿苏式军服，而且有晋衔条例，颇为正规。今天还有两名制作军服的抗联女兵在世。 上世纪30年代画报上的抗联画像，就是那样的服饰。 我们曾在一张日军照片上发现了一面抗联军旗，并认为是抗联第三军警卫团的团旗，李老看后辨认出来，这不是“警卫团”团旗，而是第三军“留守团”的团旗，1938年第三军第六军主力西征，留下一个“留守团”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就是这个部队。姜立新，赵尚志的警卫团长，老抗联叫他的外号“姜秃爪子”，表面上不雅，听的时候才明白何等亲切。估计留守人员都是警卫团这些人，只是旗子上的字是“留守团”，而不是“警卫团”。 李敏老人还回忆了当时子弹奇缺的情况下，抗日联军怎样侦察和袭击日军的汽车，夺取子弹的战斗。 时间不觉晚了，正要告辞的时候，进来一位老爷子，见了李敏就敬礼，是原来教导旅的，1941年（或1942年）伪满军反正后参加抗联，名叫路保国。现在住在湖北，已经不能说话和听了，但用笔还可以交谈。 老兵不死，抗联不死。 第四部 清浊 引子 在东北沦陷和抗战的14年里，有仁人志士慷慨赴义，也有权奸巨蠢巧取豪夺；有疾风劲草中流砥柱，也有随波逐流一失足成千古恨，抑或做了叛徒骂名千载。国难，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除了战场上的决战，还有秘密战线的暗战，可能想象，满铁调查部负责人原来是日籍中共党员，我们甚至在日本本土曾建立卓有成效的地下情报网。 日军和伪满之间的矛盾，可以强烈到暗杀溥仪的地步。 这一章，虽然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但是，或许可以让我们能把那个时代看得更加立体和清晰。 撤退到关内的东北军和流亡的人们，有没有为了收复故土而拼死奋战？ 东北的巨头们，到底当时抱着怎样的想法？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0_2.jpg" /> 溥杰和嵯峨浩，曾被日本军方视为体现“日满亲善”的宣传标本，但嵯峨浩回忆私下里溥杰说话永远是“我们中国，你们日本”。 还有，“九一八”，东北军在沈阳，都丢掉了什么？ 第四部 清浊 一、围绕东北的博弈概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方围绕东北始终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博弈。日军侵占东北本为关东军自行发动，但巨大的利益诱使日本政府对其命令给予追认。为了更好地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组建伪满洲国，并试图将其纳入日本的殖民地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试图依靠国际联盟主持公道，驱逐日本出东北。但是，国联派出的李顿代表团自有想法，试图将东北问题国际化，以使各方得以插手，这一点同时不为中方和日方接受。国联的干涉最终不了了之，中国又一度寄希望苏联对中国抵抗运动的支持。但由于苏联忙于“肃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无心插手，始终对中国抵抗力量表现冷淡，直到“诺门坎之战”后才开始有了积极的支持，但为时已晚。 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实力和决心方面的双重软弱，日军步步南侵，而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反攻东北的计划和机会。入关的东北军官兵激愤之下促成了西安事变，为全面抗战吹响了号角。东北军各部大多在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有的部队甚至参加了南方的远征军。 在没有军事支持的条件下，各方在东北地区纷纷开展谍报工作，使东北的地下组织始终十分活跃，日军的反谍报行动也十分积极。于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各界的博弈就呈现出一种万花筒般的魅力。 第四部 清浊 二、日方档案中的无名中国英雄——战斗在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让我们回到《写真周刊》的这篇文章。 由于我军警防范监视甚严，为了能够实施爆破、放火等行动，商林森在组织中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小组，由三名部下项德秀、同容良、刘希远（均为化名）组成，设法就地研制制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药。其攻击目标，锁定为我国实施战争至为重要的本土军事设施，以及资源储藏仓库。其研发过程颇为顺利。 第一个让萨注意到中国间谍组织在日本本土活动这个课题的，是在日本政府的报告中。 从1941年年底这一地下组织试图发放抗日传单，已经印刷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来看，该组织的破获时间应就在1941年12月中。 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盟国方面的谍报渗透警戒森严。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七七”事变后，戴笠曾部署沈醉带领一个潜伏组潜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区。潜伏组共14人，为了便于掩护，沈让家在上海的组员们全家一起搬进虹口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刺探日本人的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并试图组织针对日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仓促上马，很难打入敌人内部，只能在咖啡馆、酒吧偷听一些日本浪人或汉奸的谈话，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情报。总的来说，除了引导炮兵摧毁日军一座弹药库外收效不大。很快在日军组织的大搜捕中，这个小组就无法立足，被迫全员撤出。 不过，其中还是有机会的，如果肯下工夫，也许能有所收获。 尽管如此，说起来，国民党方面曾策反多名汪伪汉奸，包括脚踩两条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访日机会获取情报，而共产党方面的尾崎秀实担任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应该说，中国在抗战时期确实把谍报活动扩展到了日本本土。但是，周佛海等对日本来说只能算是过客，而尾崎秀实虽然为中国提供情报，实际上却隶属于共产国际，不能算是中国间谍。 那么，中国在抗战期间，是否真的曾在日本派有自己的特工人员呢？似乎至今尚未见到有特别可靠的证据。 可惜的是，以老萨糟糕的历史功底，还无法查清这部纪录片中日方的几次行动中，和日伪军警斗智斗法的中方特工人员的身份，只能判断出几乎所有行动，都涉及“检举”——即叛徒的出卖。 贾桂林在1940年夏天被捕，此后情况不明，我们只是知道他肯定没有出卖组织。所以，才有1940年9月伊作衡到日本接替他，继续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的情况。1940年底在横滨散发抗日传单的行动，应该就是伊作衡组织的。值得注意的是，伊作衡被捕的时间，正是在日“中华救国团”被破获的时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似乎可以这样推断——出卖伊作衡的叛徒属于中统内部人员，同时出卖了在日本的“反日救国团”。 前面提到共产党在日本的确有不小的组织。但是，根据菊池一隆和曲晓范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表明，因为发展组织过于急切，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年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叔子及36名成员被捕。而“重庆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双方存在活动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这时，一个名字偶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那就是——伊作衡。 然而，近来萨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却显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的确曾在日本本土发展出了自己的谍报组织，而且其覆盖范围极广，甚至连偏远的北海道都有人员分布，并给日方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和恐慌。 今年秋天，在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访问的时候，看到了伊作衡的遗照和对他事迹的介绍。 虽然日本战时的档案已经公开，但由于部分档案在美军轰炸东京、广岛等地时被毁，而日本方面在战争结束时也曾大量销毁档案材料，所以，寻找这样的信息机会似乎颇为渺茫。 他的一段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民国人物志》中记载，1940年9月，伊作衡接受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宁省专员罗庆春（罗大愚）的派遣，去日本东京，以留学生身份，化名富衡，担任国民党在日本的抗日团体总负责人。为与各地留学生联系，他先后到过京都、大阪、神户、长崎等地开展活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日对峙前线的东北地位顿时重要起来。国民党中统东北调查室、东北党务办事处合并为“东北现地动员委员会”。伊作衡被从日本召回，任命为该会哈尔滨地区负责人。 老萨查找有关此事的史料，采用了简单的情报学逻辑—— 第一，日本政府方面在《周报》第301期中提到这一事件，因此，破获中国特工组织这一案件，应该发生在1942年7月之前。 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发行的《周报》第301期中，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特设了两个专题：其一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紧急建造战时标准运输船的相关事务；其二为防范盟军方面的谍报渗透。在第二项专题下，《スパイ事件の実例（间谍活动的实例）》中提到，在一起破获的案件中，中国间谍试图使用燃烧弹和高性能炸药对日本本土实施“恐怖袭击”，并将组织这一行动的中国特工人员称为“重庆谋略团”。 在中国的日本租界活动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打入日本本土呢？ 根据这一逻辑，萨开始了一次颇不容易的查找，这个神秘的中国特工案却始终一无所获。难道几十年前的中国谍报员，还想继续保持沉默？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2_1.jpg" /> 《写真周刊》上疑为在日本活动的中国地下工作人员照片 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负责人。该谍报团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国各大重要城市设立地下组织，为（中国的）对日抗战服务。 伊作衡在日本的活动时间与内容，正好与“重庆谋略团”不谋而合，所以，我推测，这个日本本土的地下抗日组织，很可能是在伊作衡领导下的，按照我方记载，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作“中华救国团”。我甚至怀疑，伊作衡，就是日本人提到的“商林森”。 “写真”即日语照片之意。日本在战前既有大量图文杂志，但大多印刷精美，有大量彩图插页，属于贵族刊物，随着中国对日持久战的展开，日本的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民生资源日益匮乏。而军国主义政府又急需一种面向大众的刊物，来达到其宣传目的。《写真周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本杂志是由日本情报局编辑，内阁印刷局监制的，创刊于1938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内容主要是通过图文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报源，审查部门又不敢对其过于放肆，不经意间，也会透露出一些本来被日军封锁的消息。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早一些完成，但是通过在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工作的朋友，萨试图获得一些更丰富的资料，对方也同意给我提供其珍藏的历史影片。但是，可能由于没有说清，对方提供的材料多少有些文不对题，但依然颇为吸引人——那是一部日本摄影师在上海拍摄的日伪军警与中国特工（也包括在沪的盟国谍报组织）交手的纪录片，虽然立场相反，但其镜头却记录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历史瞬间。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每一个镜头的背后不是导演，而是——牺牲。 那么，这个地下组织是隶属于我国哪个谍报部门的呢？既然日方提供的资料表明该组织属于“重庆”系统，第一个可疑的目标，便是当时曾十分活跃的军统特工。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2_3.jpg" /> 不幸被俘的我地下工作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2_2.jpg" /> 日本特工起获的电台 伊作衡，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他和萨有一点香火之缘——伊作衡是辅仁大学学生出身，而辅仁大学正是萨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在抗战中主要以记者身份活动于东北地区，真正的职务是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奔走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四平、大连、营口等地，收集情报，宣传反满抗日，发展组织。1941年12月15日，正在做动员伪军工作的伊作衡因叛徒出卖被捕。就在此前不久，伊作衡刚刚会见了中共代表，推心置腹地表示：大敌当前，要万众一心团结抗日。他在狱中受尽酷刑而不屈服，仍坚持组织抗日活动并传递情报，还曾试图组织越狱（不幸失败）。伊作衡1943年被日伪当局杀害，年仅31岁。 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级机关发行被称作《周报》的政府报告，并在其中向日本公务人员布置相关工作和解释近期工作要点。 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翔实的资料呢？ 伊作衡将自己的儿子一个起名“忠汉”，一个起名“忠义”。其子伊忠义曾担任齐齐哈尔市民革主任委员。 根据另一份日方文献《昭和十六年度外务警察概况》记载，这支正式名称为“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的地下组织被破获后，曾有成员述称于“七七”事变之后“激于义愤”，在了解到某日本政府大员前来视察消息时，与同学设法于关西地区寻机破坏其铁路道岔转向功能，造成其列车相撞倾覆事件。 该组织的结构图，如附图所示。他们在帝国本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动，第二为开展宣传活动。 究竟这些日本政府公报中提到的中国特工是何许人也？007只存在于电影之中，大多数特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生都会隐藏在黑暗之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会让你看到他们的影子。尽管详情还不得而知，但这些曾经活跃在敌后最深处，却无声消失的身影，的确引来了老萨特别的兴趣。 实际上，根据历史记载，曾有多个中国地下组织试图在日本发起袭击。例如，中共党史记载，1938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主要负责人汪叔子，东北讲武堂出身），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队。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伪满要员；其破坏目标为日本的军工厂和京滨工业中心地带。 但是，这些袭击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原因何在呢？ 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这些中国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在日留学生，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在日学生不过数百人，伪满建立后，也不过增加到3000人。因为人数较少，所以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日方特别的监控，而且由于周围日本人的警惕不易开展袭击行动。第二，由于中日之间的地理原因，在日的中国地下组织无从得到实施武装袭击的装备和武器，只能立足于自力更生。这恐怕是“重庆谋略团”专门设立研究小组的原因，但即便技术上可以实现，要想得到足够发起一次爆破所需的炸药，也不是实验室里可以轻易产生的。第三，考虑到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和宣传方面有更高的价值，若直接实施武装行动，易于被对方破获而丧失在敌内地的重要情报源，其上级部门不鼓励其进行袭击、爆破等行动。 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 萨另外推测，关于此案的报道应该就在《周报》出版之前，因为《周报》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案件，都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公开的。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该组织负责情报的参谋陈钟乔为首，与另一名成员李国仁组成无线电班，他们主要致力于情报用无线电设备的制作，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无线电通信装置，而且都成功地制作完成了。只用这些设备，他们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接收重庆方面各种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向他们传播抗日思想。 尽管他们实施活动甚多，且有进一步的计划，但在我××部门的积极侦破之下，上述人员终于全部被破获逮捕。 该组织以制作散发宣传品和无线电系统为主要宣传手段，多次发起行动。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下旬，商林森指挥在横滨地区，针对留日满洲国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华侨居住区制作“反满抗日贺年卡”达数千张之多，并全部切实秘密送达发放对象手中。而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月底，他们又大量制作抗日传单，准备散发而未成。 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宣传等方面的确做出了较大成果。且继续看《写真周报》中对于中国地下组织的描述—— 梅乐斯的话肯定是夸张，否则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个天皇谋杀案来他就不是戴雨农了。 “贾”，是“商贾”中的一字，“桂林”与“林森”含义相似。因此，贾桂林，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 不过，由于供述的所谓同谋同学据称已回国无法调查，基于技术分析日警方上层认定这是一起铁路设施技术故障造成的事故，地下组织成员的供述是为了扩大影响。即便真有此事，也属个人行为。实际上，尽管该组织的武装破坏行动不但有技术上的准备，而且已经通过对日方军事和资源设施的调查做出了实施攻击的计划书。但是，直到被破获，该组织并没有真正在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由于《周报》属于公报性质，对于“重庆谋略团”的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表明这些中国特工人员就在日本本土，并要求日本公务人员遇到中国特工发起袭击这样的事件要“職場を厳守せよ（坚守岗位）”。 从这起案件中可以看出，军统在日本，肯定有根深蒂固的地下关系，而且一直到战后仍在利用，故此不予公开也是一种保护。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大陆这边的“红色死间”程一鸣老爷子的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还在发挥作用，也是至今不能公开呢！ 这批在日本活动的中国特工是不是军统的人员呢？ 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日方所说的“重庆谋略团”之真面目，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根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且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 中国方面，无论国共都十分重视对日谍报战和特工的运用。国民党特工系统除了多次暗杀敌伪要员，还曾对日发动积极的经济作战，以惟妙惟肖的伪钞造成日伪的经济混乱；共产党方面建立的中西功—西里龙夫小组则一直战斗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心脏之中，令日军防不胜防。 有朋友评价：“那是军统杀手们的余晖在落日中最后的闪烁了。时代已经不同，他们必将走进历史，这种手段对于今天已经不再适合，但那份豪气和传奇，依然是让人缅怀的。” 此外，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部下也有在日本的组织，但规模很小，似也与此无关。 耐人寻味的是军统在日本的地下组织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是军统档案中除台湾地区外，唯一没有解密的部分。至于其原因，似可参看廖文毅案。 这本杂志就是发行于1942年7月15日的日本《写真周刊》第二百二十九号，在该期杂志中“大日本防谍周”（1942年7月13日—7月19日）活动的专辑中，于第13页有一篇专文，谈日军破获的一起中国特工组织在日本本土的活动。 这似乎确有其事。1937年7月29日夜二时三十分，从东京发车的“特急富士号”列车于冈山车站莫名其妙被另一辆列车追尾，原因不明。“特急富士号”尾部加挂的“要员展望车”被撞毁，只是由于停车时专车人员均已下车没有造成伤亡，而追尾的“广岛23号”列车车内人员死伤甚多。 牺牲于1943年5月7日的伊作衡的名字，曾出现在多名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回忆之中。东北党外围组织成员刘丹华、高方被捕后，伊作衡就押在对面一侧牢房内，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帮助他们串供，终于使他们得以脱险。在入狱前，他也曾舍身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并节衣缩食资助同学去延安。 然而，伊作衡，却是一名国民党人。 抗日战争前后，是军统特工组织活动的高峰期。根据杨者圣先生考证，当时军统海外特工机构包括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及其他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献中显示，在日本本土，军统局设有至少一个情报组，其负责人为上海站站长庄心田（后来到了台湾依然是大特务，吴石案就是他经手的），而和军统合作密切的美国海军少校梅乐斯更感慨地描述军统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宫之中。 第二，《周报》中对这一事件语焉不详，最初我推测可能是保密。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举了这个例子又没有说清，怎能让看到《周报》的人理解这一案件呢？所以，有很大可能是这一案件已有公开报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况。 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在抗战时期，我国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 本来已经准备放弃，在一家旧书店翻看古旧书籍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抱着随意的态度打开，却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题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 然而，继续查看历史资料的结果，让我修改了自己的判断——所谓“商林森”，更像是伊作衡的前任——贾桂林。 《写真周报》上在关于破获谍报组织的报道中，使用了一张模糊而且没有标注的照片，推测是在跟踪中国地下工作者时拍摄的。 无论党派或者出身，人们所敬重的，是他们共同为这片土地的牺牲。 等我真的找到了关于他们的资料，才恍然大悟——1942年7月之前的公开文档中看不到这起案件的消息，或许因为那之前只有日本的公务人员被传达了相关情况，而正是因为《周报》中提到了此案，日本的报刊才得到授权公开这起案件！ 上个世纪60年代，廖文毅等在日本建立所谓“台湾国”，开台独之先河，甚至派人到台北暗杀蒋介石。军统局的后身，国民党“军情局”负责人沈之岳（据说给毛主席当过收发员）派了人去报复，凡是“台湾国”部长正职的，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宰一双，直杀得台独分子无人敢当老廖的正部长。廖文毅无法发展，在台湾的家人又被军统逼迫，终于跑回宣誓效忠中国，这台独政府，也就烟消云散了。 在东北抗战中，有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双料”烈士——战死于黑龙江，同时被北大和清华立碑作为校友纪念的抗联名将张甲洲；牺牲于齐齐哈尔，死后同时进了国民党的忠烈祠和共产党的烈士陵园的伊作衡。 也许，我已经猜出了你是谁，但你却不曾给我们留下了哪怕一张小小的照片。那个被称作商林森的中国人，请你接受后来的我们一杯水酒的祭奠。只因为温泉关下三百勇士的墓地上有着这样的碑文——“旅人啊，去告诉我们的斯巴达人，我们矢忠死守，在这里粉身碎骨”。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谍报之争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悬疑的战场。双方的特工人员在从东北到南洋的广阔地域中斗智斗勇，演绎出今天无数谍战影片中那些扑朔迷离的情节。 第四部 清浊 外篇（七）可以查证的“中华救国团”成员名录 刘世恒（组织干事） 赵允卫（情报干事） 杨顺有（宣传干事） 张鼎卫（新生活运动实践负责人） 阮守兰（女生干事） 刘扼赢（文化干事） 杜部（北海道区负责人） 高士嘉（京都区负责人） 贾桂林（东京区负责人，兼） 张英责（广岛区负责人） 李金生（东京大学文学部学生） 关奎述（福井高等工业学校） 陈国桢（京都大学农学部） 富德淳（京都大学农学部） 费殿寿（京都大学法学部） 褚惠贤（广岛高师） 殷明春（东京大学） 乔钟洲（第一高等文科学校） 他们被捕后的情况，我们尚无从得知，他们的名字，宛如清晨的朝露，在阳光中涅槃。 第四部 清浊 三、哈尔滨真的有个王一民 伪满洲国协和会，是由日本关东军的“智囊”石原莞尔一手缔造的伪组织。这一组织由日本关东军在幕后操纵，吸收伪满高级军政官员，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日军稳固在东北的占领地区，限制和消灭抵抗力量。说来协和会的成立还有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轶事。基于“以华制华”的思想，石原提出了在伪满建立伪组织的主张，受到日军上下一致的支持，不料迂延日久，却不见动静。奇怪的石原询问是怎么回事儿，负责的官员告诉他因为溥仪不同意，所以不好成立。石原觉得莫名其妙，说溥仪算什么，他怎么敢反对关东军的决定呢？对方说溥仪不是反对，是拼命反对。原因是你提出的这个伪组织叫作“协和党”，清王朝当初就是革命党人推翻的，他一听“党”这个字就反感得不得了，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肯妥协。石原听说原来如此，道，协和党不合适，改成协和会如何？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4_1.jpg" /> 中共满洲省委1933年干部名单 难道在那个夜幕下的哈尔滨，真的曾有一个传奇的王一民存在？ 再看这册已经发黄的敌伪文档，一时，那些勇敢、机智又坚定的中国人，仿佛就在从这夜幕下的哈尔滨中走出来，一直走到今天的我们面前。 在这册资料中，日方根据其特务机关掌握的情报，在多处以图表的方式罗列了东北共产党的组织情况。 “王一民”确曾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并曾在哈尔滨长期潜伏工作。只不过，他的身份在1933年并非满洲省委组织部长，而是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书记，并兼管满洲省委宣传发行工作，正是如《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王一民那样，以家庭教师为职业掩护，奔走于吉林和哈尔滨，领导当地的工运学运工作。 伙计一听，喜在心头，忙请来掌柜。掌柜拿起药单，边看边点头。可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双眉紧锁地说：“哎呀，你怎么买这么多氯酸钾呢？这可不太好办！” “我是大批买货，别的药也不少嘛！我们那边就缺这种货，多买一点也是怕以后缺货呀！”李维民说的句句在理。 “可是，这种药品……”掌柜将嘴凑到李维民耳旁小声说：“您从外县来，大概还不知情，日本宪兵队有指令，不许多卖呀！”接着又压低声音说，“这个能做炸药！” 答案是完全正确。 不一会儿，掌柜满脸堆笑着拿着药单向李维民走来：“氯酸钾如数卖给您，可是不能明来，发票上不能写明……” 李维民是杨靖宇的亲密战友，在吉林和哈尔滨工作期间曾向抗联输送过大批优秀成员。1935年春，他奉命离开哈尔滨去汤原县负责反日会工作，后转入关内，“七七”事变后曾在山西从事武装斗争工作。1942年1月11日，李维民受组织派遣回到吉林，长期埋伏，以开估衣铺和纺织作坊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参加了苏军保卫局工作，并组建了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10月和陈云接上联系。同年11月。中共吉林市委成立，他任市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鞍山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和市长等职。著有《地下烽火》一书。1976年3月25日逝世。 《歼灭共匪》并不是一份公开出版物，而是伪满洲国协和会1933年5月发行的机密文件，作为介绍共产党在伪满活动情况的参考资料，供伪满高级军政官员使用。 评书中的王一民，是一名以家庭教师为职业掩护，在日寇占领的哈尔滨纵横驰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不但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成熟干练的斗争技巧，而且机智倜傥，武艺高强。不但评书中的塞上箫、卢淑娟等深受他的影响，连收音机前的年轻人，也把他视为偶像。这应该是描写东北抗战文学作品中刻画极成功的一个人物。不过，评书毕竟是评书，属于文学创作。所以，当萨在伪满洲国1933年编制的《歼灭共匪》中看到在“共匪大头目”的清单中“王一民”的名字赫然在列，心中的惊诧大约不亚于有人在八路军序列中找到有一个名叫李云龙的团长。 真实的“王一民”虽然并非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但其经历一样十分传奇。曾有文章这样描述过一次他在敌后工作的经历—— “王一民”的名字，出现在其描述中共满洲“省委”干部的一页，说明其为满洲省委“组织部长”。 “我是榆树县云星医院的，这次到哈尔滨，想先试买一些药品，如果东西好，价格便宜，以后就经常来。”李维民说的话很入耳。 这样溥仪才算接受。大约，这件事是这个傀儡皇帝极少几次跟日本主子叫板的举动之一了。 掌柜往后退一步，赔着笑脸说：“您别多心，本店在哈尔滨是有名声的。既然主顾来了，哪能往外推呢？” 一个多月以后，张石匠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日军一列满载军火和军用物资的列车，被游击队在帽儿山附近给炸翻了。 李维民一听，也把话往回一拉：“是呀，我在榆树县就听说贵号的名声，所以一下火车就直奔贵号，贵号总不能让我失望啊！” 其实，《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人物，并不仅仅王一民有原型，例如书中提到的王一民的战友李汉超，原型便是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李世超，今天“满洲省委旧址”就是当年他的家。和李维民能够坚持到抗战胜利不同，这名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1936年8月，在负责安东地区对敌工作时不幸被捕，因坚定不屈壮烈牺牲。和“王一民”一同出现在满洲省委“重要干部”清单中的“小李”，或许就是他。 李维民立马板起面孔说：“你怎么这么说，咱们都是正经买卖人，以本求利，既然如此，咱们这单买卖就不好做了！”他边说边站起来，伸手想取回药单。 “老客在哪儿发财？” 在《刘罗锅传奇》中饰演和绅的王刚老师，其大头、圆眼、常带一丝诡异微笑的形象早已家喻户晓。不过，让公众知道这位艺术家的存在，最初却不是从银幕上。早年由王刚老师播讲的两部长篇评书，曾经给很多听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部是凡尔纳的；另一部，则是描述东北抵抗运动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后一部评书，塑造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王一民。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4_3.jpg" /> 李世超烈士 此前满洲省委交给李维民一项任务，给珠河抗日游击队买五磅氯酸钾，准备做炸药用。这种化学品可用于医疗消毒，只能从西药房买，但是单买这一样，数量又这么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药房也决不肯卖。于是，他便根据游击队对于其他药品的需要，开了个大药单，把氯酸钾夹在当中。 李维民到哈尔滨以后，顺利地接上了关系。有一天，李维民身穿西服，头戴礼帽，阔步走进道外正阳街协天西药店。据地下党密报，这家药店经营有方，没有敌特背景。 “那当然……这事好商量，您先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他的真名叫作李维民，祖籍河北人，1906年生于吉林，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吉林党的创始人。“王一民”是他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伙计先看看李维民开出的大药单子，再看买主来头不小，赶紧将他让到柜台里面的账房坐下，点烟，敬茶，招待哪敢马虎。 药品很快备齐了，氯酸钾混在其他药品里，装进了箱子。掌柜吩咐伙计雇辆斗车，李维民付了钱，又和掌柜寒暄了一阵，离开药店。 李维民望着掌柜的背影，心里有些紧张。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下，使他的神经特别敏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掌柜去里间是去找管事的老板商量呢？还是去向日伪特务机关报告呢？他回头看看伙计和顾客，并无异常迹象，但他还是准备着随时应付可能到来的变故。 回到住所以后，李维民又把氯酸钾重新包装了一番。第二天，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地点，他把这批“药品”交给游击队交通员张石匠。 《歼灭共匪》是一本约30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了中共武装和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从苏联渗透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东北的分布情况等。其封面带有“机密”二字，加盖收存者的印章，并注明“以印刷代誊写”，说明了它的发行面之狭小。此文件目前在日本自卫队史料馆和大阪府立图书馆各有一册收藏。 第四部 清浊 四、莫斯科城下的中国女机枪手 2010年11月17日，老萨在北京参加了由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和在华苏军老战士共同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座谈会。 这应该不是传说，在权延赤中描述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您是……”萨忍不住问道。 李敏老人回忆，1938年的冬天，日伪军趁着大雪，进山对抗联第六军一师进行围剿。她所在的密营被服厂，医院遭到日军包围，指导员裴成春大姐在阻击中身负重伤，她对李敏等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没等李敏和战友们冲出包围圈，身后便传来了裴大姐高呼“救国万岁”的声音…… 这段身世，让我忍不住重新打量这位老人。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5_2.jpg" /> 李特特和她的勋章 这部相册中的一部分照片，记录了日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1937年到1941年间的多次战斗，内容包括与抗联作战的战场实地照片、抗联的密营、牺牲和被俘的抗联战士等。到会的抗联第三军、第六军老战士恰好是在他拍摄照片的地区作战的，一部分照片被他们识别出来，包括第六军被服厂、东北抗日联军无线电培训班旧址、锅盔山战斗后的现场……这名随身携带相机的日本军官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了一段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艰苦战斗的史料。 我向老人询问起抗联的作战历史，不料，这名爱笑的老人摇摇头，说，我不是抗联的啊。 李富春和蔡畅这对红色夫妻，是在法国结婚的（邓小平证婚），关于他们有这样一段回忆，因为他们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较长，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久别重逢总要拥抱亲吻。很多留法的老同事都知道他们的这个习惯。一次，李富春出访归来，蔡畅去机场迎接。李富春刚走出机舱，陈毅就打趣道：“大姐，快！行个洋礼节！”蔡畅满面春风地迎上去，与李富春热烈拥抱亲吻。令在场不明所以的众人惊叹不已。 每一个她们身影背后，都是中国人为了这场神圣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 老人看过来，点点头，脸上竟然有两分不好意思的样子。 一旁有人介绍——这位，是我们苏联红军的老战士，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她是机枪手啊，扑过德国鬼子燃烧弹的。 这时，我才想起，这支一直回荡在会场中的苏联红军军歌的名字。 “您当年是机枪手？” 然而，这却是事实，这位老人，不但是苏联红军的机枪手，甚至还有一个苏联名字——萝莎。 1941年德国纳粹对莫斯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为了保卫苏联的首都，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参加阅兵式的苏联红军战士高呼“乌拉”，直接开赴前线，壮烈的莫斯科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当时在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的萝莎参加了红军后备军，通过了机枪手的训练，年仅17岁。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她投入到长达四年之久的反法西斯战斗行列。她，大名李特特，是李富春和蔡畅的独生爱女。 这是一次在雄壮的俄罗斯军歌中召开的聚会。而其中，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几名曾在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中作战的女战士。这是一个拥抱的世界，和老战友、老领导见面，无一例外，都是热烈的拥抱。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5_3.jpg" /> 李富春和蔡畅 但是，实在难以把这名举止典雅、眼神灵动的老人和苏联红军机枪手联系起来。 那是《神圣的战争》中的一曲。 定睛一看，才发现老人胸前的勋章，竟然都是苏军的勋章，其中，一枚卫国战争老战士纪念章赫然在目！ 看着老人的笑颜，忽然想起，老人的前半生，忙于工作的父母难以给自己的子女如普通家庭的爱；后半生，因为政治的翻覆也有很多艰难时刻。 但是，她却依然那样爱笑。 一时，老人的影子，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些女兵们的身影忽然混为一体。 原来，这位穿红色裙子的老人，卫国战争中的苏联红军女机枪手，就是这对红色浪漫的结晶啊。 不过，老人自己回忆的父母，并不是这样西方。她回忆道“文革”中李富春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罪名，横加陷害。但他始终拒绝检查。蔡畅在妇联也被夺了权，并逼她表态和李富春“划清界限”。在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每当父亲出去接受批判，母亲总是守候在客厅里等待他归来，送上一杯浓茶，默默地陪伴着他，为他分担心灵的伤痛”。 向那场神圣的战争中牺牲和幸存下来的中国老战士们，致敬。 第四部 清浊 五、满铁调查部负责人是个共产党——《智者无敌》在真实抗战中的影子 不过，当我询问稻川先生对中西功的看法时，他认为中西是个爱国者。原因是尽管他与法西斯政府作对，但他在传出日军进攻日期为1942年12月7日后，美国方面坐等日军来袭，不做战斗准备令他十分恼火。竟至于对妻子和女儿大打出手。原因呢？中西在日本法庭上描述，他希望自己送去的情报，能让美国加强戒备，避免和日本陷入全面战争，保护日本民族的总体利益。 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可能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并不明朗的判断。 奇怪的是，与每次尾崎会亲自接电话不同，电话接通后，是个女人接听，问道：“你是谁？”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中西功保持镇静，没有说出尾崎秀实的名字，而是道：“请找水野成（尾崎秀实的助手，同文书院肄业生，因佐尔格案被捕，1945年3月死于狱中）。”过了一会儿，有个男人问道：“你是哪位？”中西功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对方答道：“因为我有点儿感冒（所以分辨不清），请问您是哪位？”中西功立即明白了对方不是水野成——他是在试探。水野成和中西功是老朋友，每次通电话中西总是说：“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然后水野会诙谐地学他的语调重复一遍：“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两人这样说话如同暗号。但中西功并没有急于放下听筒，而是回答道：“我是你的叔叔彦三郎啊，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是吗？哦，多多保重……唉，你是哪个彦三郎？”不等对方继续追问，中西已经装糊涂地答道：“好的，再见。” 满铁，是日本侵略东北的急先锋，它的调查部正是其对华的主要特务机关，其负责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不过，这并不是中西功第一次被搬上银屏，在电影《东风雨》中，已经对这位红色特工进行了贴近真实的描述。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6_2.jpg" /> 满铁调查部负责人中西功 在佐尔格被捕后，他的情报组曾经用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功发出了警报——中西功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他自己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他东京已经发生了可能导致他暴露的问题，中西功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然而，此时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9月，苏联已经损失数百万军队；9月30日，德军发动“台风”攻势，兵锋直指莫斯科，当天撕开苏军防线左翼；到10月8日打垮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10日，斯大林命令突围出来的西方方面军与预备方面军残部组成新西方方面军，交朱可夫上将指挥，保卫莫斯科；但13日防线又被德军突破；18日，德军突进到距离莫斯科40公里处，并歼灭苏军66万多人，苏联政府机构开始撤离莫斯科。尽管佐尔格被捕前曾经发出了日军即将南进的情报，但对苏德战争爆发产生过错误判断的苏联统帅部再也不敢完全依靠来自单一途径的情报。此时，苏联方面急需了解日军确切动向，以决定是否能从远东抽调部队参加莫斯科保卫战。为此，潘汉年不得不与中西功商量，让其冒险执行这一任务。 “关特演”是日本陆军1941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普遍被认为是针对苏联开展的前奏。然而，受尾崎秀实委托到大连观看演习的中西功，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看出了一些异样的端倪——“关特演”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 已经得到警报却不能撤退，这对任何地下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 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功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核对满铁内部机要文献《编内参考》《帝国作战纲要》等，并综合西里龙夫的情报后得出结论，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而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即美国时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 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的严酷情况下，为了完成确认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重大任务，已经得到报警的中西功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由于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还被封锁，他首先向尾崎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证明他的安危并希望担任原首相近卫秘书的尾崎给他提供需要的情报。 实际上，电视剧里中村功确有原型，那就是曾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准确提供了日军南进情报的红色传奇特工——满铁调查部负责人中西功。剧中的西里龙夫也是现实存在的人物，也是日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西功在秘密战线上的亲密战友。 “中西功是想唤醒这个民族，看来，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稻川最后说。 2011年7月19日，在“马鞍”台风袭击日本的时刻，萨采访了日本共产党池田支部的稻川秀树先生，稻川的祖父曾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与中西功共同参与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运动。稻川家至今存有中西功当年的藏书，上面还有中西功亲手盖的印章。通过向稻川先生的采访，我们得知了中西功在被捕之后的情况。 在学期间，中西功曾参加向到沪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以及抵制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行动。由于当时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被同文书院中秘密活动的特高课特务福田信一（1937年晋升大尉，被军统暗藏在同文书院的女间谍安占江、吴仪梅引诱到南市活捉）侦破，他和西里龙夫并曾因此被捕，后因无实据而释放，随全体学生返回日本。这次被捕大大增加了中西功的对敌经验，同时也种下了他十年后不幸暴露的隐患。 对比电视剧中提到的中村功简历和真实的中西功生活经历，可以找到导演留给我们的一处处线索。 由陈宝国主演的中村功，随着电视连续剧《智者无敌》的热播，成为无数观众议论的焦点。在影评中，有人评价，“他是日本间谍？他是中共特工？在重重身份的隐藏之下，真的会让人忘了他究竟是谁，只有他自己才真正清楚自己是谁……这个身在敌营、孤军奋战、身陷险境、敌暗我明的中共特工，也许是史上最令人纠结的角色。” 不过，死刑没有执行，据说是中西功在被判刑的同时开始写《中国共产党史》，其翔实和严格的逻辑分析让特高课十分感兴趣，于是准备让他写完了再兴行处决。中西功越写越多，并提出要同判死刑的西里龙夫协作，两人写到1945年8月15日，书还没有写完。因为发现自己上了当，恼羞成怒的狱方和官方在日本投降后仍蛮横地判处他无期徒刑，然而中西功很快就被作为政治犯释放。 东亚同文书院，是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针对中国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中西功就读之时，校长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特工组织中，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代军界的地位。其毕业生，凭借严格的训练和已经在日本各特工机构中占有优越地位的同窗学长协助提拔，往往可以找到飞黄腾达的道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都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高材生，这给了他们在日本特工机关如鱼得水般发展的有利条件。 您听我慢慢道来。 他们都曾经为了探听日本南进计划，冒险潜回东京。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6_1.jpg" /> 抓捕抗日地下工作者的日伪特工 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功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否则任何一人的离去，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然而，留下来，就意味着特高课已经伸出的魔爪随时会落在自己头上。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6_3.jpg" /> 无名谍王王学文 从中西功提供判断日军南进、珍珠港事变发生时间情报的过程，可以看出其胆大心细的工作特点。 但，中西功和他的战友们，无论是日本人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还是中国人李得森、程和光（中西功的单线联络员，被捕时跳楼自尽，电视剧《智者无敌》中老郭的原型）都一直坚持工作到被逮捕的最后一刻。 中西功被捕后，曾遭受酷刑，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反而成为法官和警察佩服的对象，并以能听他和西里龙夫在审讯中的发言为幸。但他仍在1943年被判处死刑。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西功性格中，与其说他是一名“智者”，更应该说他是一名“勇者”。 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转重庆，发给美国大使詹森。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功在回旅馆的路上意外遇到了那个去了台湾的记者武藤癸二，才知道他已经回到东京。中西功见到武藤，立即开门见山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武藤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原是“满铁”的大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自己在前方采访的情况，包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谈判的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等。 1934年，西里龙夫返回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不久加入中共。同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即南满洲铁道公司，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急先锋，相当于日本的“东印度公司”，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因为中西功工作能力强，提供了被认为极有价值的一系列描述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中西功在王学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西里龙夫，在北平的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同文书院毕业生，战后曾将《毛泽东选集》翻译成日文版），太原的“商人”白井行幸共同构成了一个红色间谍网。中西功在上海借“满铁”名义建立的“特别调查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是这个网络的核心机关。 由此可见，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他们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日籍党员，向“红色小开”潘汉年负责，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领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和以佐尔格—尾崎秀雄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方面的核心情报。 在1941年10月尾崎秀实被捕后，已经供出了在同文书院曾经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假如日本特高课根据这一线索追查，几乎可以立刻找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当初被捕的记录（后来正是这个记录证实了中西功的嫌疑）。但由于中西功利用自己在满铁中的关系给特高课的调查设置了种种障碍，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中西功小组直到1942年6月才被破获。 不过，由于日本全国当时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民间所谓“防谍”意识十分强烈，以至于中西功在各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还远不如从那些记者的大嘴巴里掏出来的多。 他们都和佐尔格小组有密切的关系，都是在上海被捕，都被日本军部判为死刑，却幸免于难。都曾经在战后为中日的关系改善，做了很多工作。 真实的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出生于该县多气郡一家贫苦人家。幼年的中西功学习勤奋，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尽管电视剧中的中村功已经令人惊叹，但真实的中西功，其活动比电视剧中更加神奇。 的确，身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重要干部，却为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出生入死，无怨无悔。人们从电视剧惊险的情节中清醒过来，恐怕忍不住要问——这样的人物，是否有真实的历史原型呢？ 但是，这里也是他们最初接触反法西斯阵营的地方。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并通过在学院教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与西里龙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担任了同文书院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他们都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命运轨迹都是从东北到日本再到上海。 出狱后的中西功，一度成为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权威。但一方面觉得年轻一代党员感性倾向太强，缺乏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专心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坚持其理想主义，不愿与战后日趋现实主义的日本共产党高层打交道，中西功1950年曾被开除党籍五年之久。他的个人生活也不太顺心，中西功的女儿中西准子在横滨国际大学任教，专业环境保护。提起其父，中西准子表示她无法接受父亲每天在家中和政敌争吵的声音。所以，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原来一直偏爱文科的准子选择了理科，以避开令她恐惧的政治争论。 在中西功的红色特工生涯中，的确经常扮演“智者”的形象。老萨和老拙合作的《东方特工在行动》一书中，记录了中西功一次冒险获得情报的经历。 从得到警报开始，他们足足坚持了八个月的时间。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中西功说：“我们是个整体，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以组织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来衡量行动方案，他们的理想主义不得不令人感到钦佩。 以中西功为首的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三年半之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正是发生在中西功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功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本来想找与他熟悉的报道部记者武藤癸二了解情况，却没有找到。迫不得已，中西功使用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坐在记者中听他们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收获颇丰，得知日军参加“关特演”演习的部队，已经南下到小笠原群岛，武藤就是到台湾去采访前线部队的。这显然说明日军即将南进进攻南洋，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 值得一提的是，王学文不仅发展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个对日情报战的王牌间谍，还发展了另一个潜伏在国民党政权心脏内的重要红色特工，这就是曾打入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从这个角度说，这位中西功的导师也可称是“谍中教父”了。 再通过试探另一名地下工作者浜津良胜时，也同样碰壁，并证实了他已被送往警视厅的消息。 第四部 清浊 六、虚构的谍王——武田毅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7_1.jpg" /> 舒伦堡真有，武田毅雄呢？ 1945年12月又神秘出现，以舒密特的身份进入美军驻日本司令部担任东亚情报研究室主任。1950年—1953年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那么，真的文档在哪里呢？我们希望是有关人员因为它的珍贵而不使它公开。但我更担心的是发现武田毅雄事迹的许文龙先生可能是被骗子糊弄了。从谍报工作的原则来说，一个重要的间谍也不能不断使用，那几乎可以轻易断送掉他的性命，刘连昆就是一个例子，而佐尔格，也只是因为稍微冒险，发出重要的日本在远东军事布局情报，立刻遭到暴露的命运。真实的特工不可能像这位传说的武田一样，几乎每个重要的事件都要插一腿，那样，武田不要说14年，14个月也潜伏不了。 其实，无论参谋本部、关东军司令部，还是士官学校，日方的资料都十分完整，看不出来修改的痕迹——我手中收集有大量那个时代的日本关东军资料原件，从1931年到1945年之间，从未见过武田的名字——难道这人一进关东军就是个神秘人物？那他怎么当旅团长，怎么当课长？整天戴着面具吗？日本关东军干吗养这么一个怪物呢？ 就这一个截屏，类似的错误还可以找出好几个——老萨的日语自己也知道糟糕得很，但这里面的错还不至于犯。 他确曾献计关东军派人进入苏联境内刺杀斯大林，但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这次刺杀，派出的人员来自流亡白俄，因为其中含有苏联情报部门的渗透人员，在苏土边境地区被苏方俘获。 关于武田毅雄的事情，还是有些事实作背景的，比如据说他曾阻止了日本方面以叛逃苏联中将留西科夫等刺杀斯大林的努力。 留西科夫，原名eнрихСамойловичЛюшков，的确是叛逃到日控伪满洲国的苏联高级将领，他实际上是苏联远东秘密警察机关的负责人。1938年6月13日，由于斯大林的清洗已经到达顶峰，留西科夫奉到调回莫斯科的命令十分恐惧（他的两名前任均被调回后枪毙），故此叛逃到日方。此后他一直与日方合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日军击毙灭口，死在大连。值得一提的是，留西科夫在叛逃前，曾主持了对25万人的审判清洗，其中七千人被枪毙，在远东的20万朝鲜族人被他主持流放到中亚。 实际上日文档案制作严谨，而且由于该国向我国学习汉文化不遗余力，至今保留下来的档案文件往往让人感叹其文字的流畅与强调书法美，这样的伪劣年表，实在令人耳目一新也。 推测是因为今天日本是采用双重血亲认定的，也就是说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是日本国籍，子女就可以拥有日本国籍。可能有人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儿也会出问题。 1954年冬，又再次失踪…… 中央电视台曾经展示了一份带有照片的“武田毅雄”日文简历文件，但仔细看来令人疑窦丛生： 首先，这份文件的文字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而且文字均为电脑标准字体，显示肯定是一份最近用电子计算机制作的文献，而不是一份历史文献。 英语和日语都是有时态的，而中文没有，所以，这句话的错误，错在是一句典型的中式日语。不信？不信您拿“病死します”当关键词上谷歌或者雅虎搜去，看有没有日本人这么说话的？ 后面还有“支那の奉天の督軍の府の顧問”这样的句子，一句日本话里面见到这样多的“の”也是奇观。 武田毅雄，这是一个近来经常见诸报端的传奇性的间谍人物，据说，他是我方打入关东军内部的一个红色特工，一个东方的舒伦堡。据说，很遗憾依然是据说——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中提到过武田毅雄，但我注意到聪明的导演一直在用“据说”这两个字，于是，节目怎么拍都不会有错误——武田毅雄是中日混血儿，本名王毅雄。他的经历十分曲折，1922年10月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十二期毕业，从此进入日本军界，历任参谋本部高级参谋、班长、“支那派遣军”课长、总参谋副长、十七师团三十八旅团旅团长、关东军课长、总参谋副长。在粉碎德国和日本纳粹企图两次针对苏联精神领袖斯大林的刺杀行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恢复组织关系，后参加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工作，代号捷列金，同年转为联共（布）。他领导的“捷列金”小组，是二战中与“拉姆扎”齐名的著名情报小组，他在日军核心部门战斗了十四个春秋，先后参与了十九项重大间谍事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1945年2月7日在视察关东军第一国境阵地（东宁要塞）边境防务时失踪…… 其次，其中日文文法颇成问题——“3月，王纯仁は病死します。”是典型的病句，原因是这件事发生在过去，按照日语，应该使用“3月，王纯仁は病死した。”或者“3月，王纯仁は病死になった。”这样的过去式。 因为“制造”武田毅雄的人或许不知道，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是采用单纯父系血亲认定子女国籍的，假如是中国男性与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孩子，是不允许加入日本国籍的。 答案是没有一个日本人会这么说话——哪怕说错，也没有错得这样离谱的。 实际上，从单纯父系血亲认定转为双重血亲认定，日本这条法律还和中国有很大关系呢。其原因是二战后大批日本遗孤滞留中国，很多孩子是追随母亲的，不知其父，也有的母亲改嫁了中国人。这批日本遗孤回国时遇到认定问题，因为他们的缘故，日本才修改了相关的法令。 因此，这份文件基本可以断定是伪造的，否则这个写文档的日本人小学都不会毕业。 这些证据够充分吗？ 当然，还有一些虽然不入流，但却很致命的证据——如果武田真的生在那个时代而且还是个父亲是中国人的混血儿，他根本就入不了日本籍。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7_2.jpg" /> 留西科夫 为什么会在“制造”中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然而，关于武田毅雄存在的其他材料却似是而非—— 1964年，11月7日，在武田毅雄失踪十年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苏军上校安德烈（武田毅雄）“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表彰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做出的杰出贡献。 当然，武田也没准走“归化”的路入日本籍，那他根本不可能在几年内就去上军校，然后还火箭般地升得那样快。 也许，认定武田毅雄存在的朋友手中有更过硬的证据，那当然是好事。不过，有这些破绽和漏洞暴露出来，至少说明他们可能某种程度上受了欺骗，对待新的证据，我建议采取更加严格科学的方法进行审查——如果武田毅雄真的存在的话。 不过，我至今的看法，这仍然是一个虚构的谍王。 第四部 清浊 七、神秘的“中国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及其帮凶？ 令人吃惊的是，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日军头目，几乎都有穿中国服装照相的经历，而且看来几乎天衣无缝。不了解我们的对手，就无法明白这场战争中我们在面对怎样狡诈的敌人。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8_1.jpg" />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8_6.jpg" /> 河本大作 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兵库县人。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曾任驻华副武官、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步兵第十一团团长，并如土肥原贤二一样，曾为张作霖担任过军事顾问，1926年曾调动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间接导致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1931年8月任关东军司令，主持并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参加了炮制伪满洲国的行动，被日本国民目为“满洲英雄”。1933年任天皇侍从武官长，晋大将。1935年受封男爵，但因其女婿卷入二二六兵变而被迫在次年退役。日本战败后本庄被控为甲级战犯，畏罪自杀。 就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土肥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闲居在天津的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从故宫赶走溥仪时，正是土肥原将走投无路的溥仪接到了天津，保护了起来。此时，溥仪正住在天津日租界，一个叫静园的公馆里。1931年11月4日，土肥原于深夜，踏进静园公馆，不久，溥仪在他的策动下到达大连，伪满洲国正式出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臧式毅等中国官员，或随军撤离，或以各种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反抗着日军的占领。当时的奉天市已呈无政府状态，同时，关东军根本没有准备资金和人员来维持治安，管理市面。此时，这个土肥原竟自掏腰包干起市长来。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石原被视为日本军界尚属理智的典型，连战争末期缪斌到日本讨论中日单独议和的可能性时，都会先拜访石原。 这样一个激进的石原，在“七七”事变时却变得如同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力主日军撤出长城以北，至少是不恶化冲突事态，这种变色龙一样的主张难免令人疑惑。 我们来看看土肥原，他是唯一我没有找到穿便服的日本“中国通”。 喜欢不断变更形象的张自忠，似乎暗喻着自己一生从西北军猛将到被冤为汉奸，再到杀身成仁，以鲜血还自己以清白的曲折历程，有着同样癖好的石原莞尔，这种多变的形象，又暗喻着什么呢？ 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顾问，他借助关东军的势力，巩固了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他希望张知恩图报，满足日本人对东北的领土要求。张作霖借直奉战争之际，占领了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但张作霖虽出身绿林却颇明民族大义，一直力图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土肥原对他十分不满。1928年北伐军剑指北京，张作霖无奈中退回东北。此时，土肥原与河本大作等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只是由于东北军方面应对得当，张学良出关继承奉系领袖地位，日军才没能立即占领东北。 日本有个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他的名字，据说即取自其父崇拜的两个人——“坂垣征四郎”的“征”和“石原莞尔”的“尔”。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土肥原其人自己没有存款，当了市长以后他以个人名义去借了一笔钱，贷款来维持日本占领下沈阳市政府的运作，一直运转到日军对沈阳的占领稳定下来，才转交给伪政府。他做这件事情，由于没有得到上级的授权，所以这笔钱自然也就无处报销。此时土肥原是怎么样做呢？他没有去到处找人核报这笔钱，而是默默无闻地把这笔钱从自己的工资里一个月一个月地偿还出来。结果土肥原贤二在很长时间里全家只能住在一所仅两间的租来的小房子里。 从陆军大学毕业，土肥原进入参谋本部的第二年，以陆军上尉的身份来华，他进入了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在坂西机关工作过五年，从此成为日军中最有名的中国通之一。土肥原在北京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他熟读，会说多种方言。当时，日本人对陆军大学毕业的精英，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错误，一般十年内可升至大佐。但因为土肥原在日本参谋本部和中国大陆之间来回调动数次，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影响了升迁，用了15年，才达到这个职位，但他对此从无怨言。 所以说他“人品好”这些都算依据。从为国家牺牲自己利益而毫无怨言这个角度，土肥原贤二可以算一个品格高尚的“模范国民”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8_5.jpg" /> 田中隆吉 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曾经这样描述土肥原贤二，他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当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蹿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 此外，土肥原与人打交道时形象通常和蔼可亲，带有冈山人特殊的乡土气，甚至，在一些与之接触的中国政客中，还流传着“土肥原不说谎”的说法。 据推测，这是因为石原真实地经历了日军占领东北的过程，在面对中国军民在最艰难条件下的顽强抵抗之后，石原认识到欲仅仅靠武力征服这样一个民族是无望的冒险，所以虽然其征服中国的主张不变，却建议采取更加稳健的做法，慢火煮鱼，而尽量避免激发中国的全面抗战。石原认为，中日一旦展开全面战争，战和的主动权将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必然以持久战拖垮日本。这一点，倒是和中国战略大家蒋百里对中日之战的看法——中国对日本，“不怕鲸吞，只怕蚕食”，颇为暗合。石原莞尔的思想变化是符合逻辑的。 侵占东北之后，怎么进行统治，日方最初并无定论。石原莞尔提出统治东北要用日本陆军大将或中将，组织一个总督府。像对台湾和朝鲜一样，建立一个殖民地。板垣征四郎则提出过，直接把东北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 但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尽管“九一八”的始作俑者已经认识到和中国的战争是一场不智之战，而新一代日军将领却依然热衷于在中国冒险。甲级战犯武藤章在讨论对华战争时曾一度嘲讽石原——“我只不过是模仿石原阁下当时在满洲事变中的做法而已”。要知道，“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立即晋为大佐，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晋少将。他违背上级命令擅自发动侵略，不但未受惩罚，反加官晋爵怎能不让野心勃勃的日本中下级军官纷纷仿效呢？ 1935年6月，土肥原苦心经营，策动阴谋，逼迫国民政府签署《秦土协定》，取得了察哈尔大部主权。造成中国丧失察哈尔省80%的领土。 1935年10月，土肥原策划华北自治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率日军第十四师团入侵中国，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多次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但因孤军深入，1938年在兰封险些被中国名将薛岳的第一兵团围歼。 土肥原所谓的“出乱子”，对中国人来说，伴随的总是屠杀、劫掠、丧失家园和无穷尽的灾难。他可以牺牲五年时光等待升迁，只是因为深信自己的努力，对帝国征服“支那”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守信用”只因为这样更能网罗汉奸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为此，给无辜的人们带来怎样的苦难，“好人”土肥原是不会在意的。 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日本“中国通”有这样的照片吧，这几个人，都和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东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38年6月后，土肥原专心于特务工作，“土肥原机关”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因这些中国旧军阀多仍有民族气节，土肥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间，土肥原被指暗杀了不肯与日方合作的吴佩孚。 1929年3月，因皇姑屯事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打入冷宫的土肥原转任高田第三十步兵联队联队长，失意地回到了日本，不久，他又等来了一个机会，1930年中国爆发了军阀混战，土肥原曾是阎锡山在陆大的同学，他穿梭于军阀之间，拼凑了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和张学良。1930年他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此时，张学良的十一万东北军被调入关内。土肥原遂与关东军的少壮派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趁东北兵力空虚，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坂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虽然臭名昭著也算闻名遐迩，这个和他齐名的石原莞尔，又是何许人也，许多中国人对其可能会深感茫然。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8_4.jpg" /> 坂西利八郎 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陆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大脑”，是日本杰出的战略理论家，他曾经预言了东条英机上台即意味日本覆亡，战争将以原子弹的爆炸结束，甚至在二战刚结束就坚称日本将以发展经济再度复兴，苏联集团将在冷战中自行崩溃消亡。 1937年9月27日，被日本军政两界均视为天才，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因力主不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与当时军界主流发生冲突，被左迁为“关东军参谋副长”。一年以后，因就满洲国的统治方式跟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发生矛盾，他主张将“满洲国”扶植为日本的盟国而不是完全的占领地，被东条取消了在“满洲”问题上的发言权。三年后干脆被免职，编入预备役。1944年，这名中将甚至卷入了暗杀东条英机未遂的事件。 也许，背后有着同样的含义。 这样一个在疯狂的日本军界独自清醒的人物，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检看当时照片，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在他自己的影集中，此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变身，忽而身着西服，忽而身着和服，忽而身着军装，甚至——会和太太一起穿着中式大褂照相。 在那个军人执掌一切的时代，大多数军人留下的照片都是身着戎装，仿佛脱了军服就不知道穿什么好一样，石原这样不断变换形象的癖好，可算颇为异类——似乎只有中国名将张自忠与其有类似的爱好。 再看看石原莞尔，这个“九一八”的策划者被称作“关东军的大脑”。 在日本保存的老照片中，会意外发现作出一副“中国通”样子的日本人比比皆是。比如日本关东军智囊石原莞尔，被蒋介石骂为“土匪源”的土肥原贤二，这些人，和本庄繁都有着同样的特点，确切地说，这是日军中的“中国通”共同的特点。 被视为理性战略家的石原莞尔，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和直接责任人。1929年7月，石原莞尔发布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提出“满洲土地无主论”，认为只有占领满蒙，才能满足日本发展的需要。这三篇论文，成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战略指导，在日本深受重视。在中国曾被反复提起的田中奏折，日本学界认为并非事实，但又多认为并非全然是伪造，而是石原莞尔等人的作品，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扩张的蓝图。 1931年，正担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架空司令官本庄繁，和坂垣征四郎合作，直接策动了“九一八”事变，整个事变的作战计划完全由石原起草。事后，石原又亲临锦州前线，无视日本政府的态度发动了对锦州的进攻。“九一八”事变打开了日本扩张侵略的潘多拉盒子，给亚洲各国带来极大痛苦，也最终把日本带入深渊，石原可谓其中的最直接责任者。对此，石原一直承认不讳，并自称“满洲国之父”。其在对中国的侵略中，起到了急先锋和幕后军师的作用。 坂西利八郎，这个名字今天的中国人多少有些陌生。然而，在北洋军阀时代，他却堪称名重一时。当1927年坂西奉调回国时，北洋政府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曾赋诗惜别曰：“二十五年海外交，一杯离洒长春亭。销魂今日幽燕别，把臂他年沧海盟。”由此可见坂西在北洋军政要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段祺瑞执政期间，坂西牵线促成“西原借款”。从袁世凯开始，经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第二次担任总统，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坂西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策划，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而受到重用，故日本公众舆论称坂西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实际上，坂西堪称日本在民国时期对华间谍活动的鼻祖，不但取得了中国的大量情报，而且大大促进了日本势力对中国内部的渗透。他在北京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成为培养日本高级特务人员的重要机构，“九一八”事变的几名关键人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其门下。其养子坂西一良1935年曾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课长，是镇压义勇军和抗联的日军重要将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8_7.jpg" /> 冈村宁次 于是，就有了下页这张照片。 头戴瓜皮帽，貌似土地主的田中隆吉，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六期毕业，陆大三十四期（1921年）毕业，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是日本最著名的大特务之一，曾和川岛芳子共同导演了“一·二八”淞沪事变的开场，并策划蒙古德王独立，在百灵庙被傅作义将军打得惨败。田中没有直接参与“九一八”事变，表面上他仅仅在1935年任职于关东军，在东北期间主要的活动也集中在张鼓峰事件，似乎和日军侵略东北关系不那么密切。但他确是查清“九一八”事变真相的重要人物。战后，田中依靠常年当特务的出色记忆力，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大举指证上司和同僚“将功补过”而名声远扬，甚至被称为“日本的犹大”。关于“九一八”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是：“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勇大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并详细描述了事变前后日军上层的动向。他的证词中虽有夸张和狡辩，但最主要的部分大体可信，成为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历史的最重要证据之一。 因为他深通中国文化，张学良曾将本庄繁视为密友，“九一八”事变时采不抵抗政策，被认为也有张学良幻想通过和本庄繁的沟通摆平局面的因素在里面。然而，张学良没有意识到，本庄繁之深通中国文化，其目的并非为了和中国友好相处，而正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掠夺和征服。所以，事变中本庄繁丝毫不否认和张学良的私人友谊，但在侵占东北问题上，却没有任何让步，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日本帝国的利益。 土肥原的现象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东北的抗战之所以打得艰苦卓绝，不仅仅因为敌人的残暴，还因为敌人中有大批像土肥原这样，把侵略当作理想，并全身心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的所谓“志士”。 然而，战后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战犯名单当中第一个就是土肥原。这样一个“克己奉公”的人，怎么成了万夫所指的战犯呢？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8_3.jpg" /> 穿中国服装的石原莞尔 其实，土肥原为国“吃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河本大作，日本兵库县人，1883年生，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日本军队中著名的中国通。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身为陆军中尉的河本大作就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到中国湖北、四川等地从事特务活动，并在中国军阀之间挑拨离间，以唆使他们互相冲突，进行内战。令其名声大噪的是河本在1928年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可说为“九一八”事变拉开了远景的序幕。皇姑屯事件，由于东北当局对应得当，日军未能顺利夺取东北，河本因此被解职，但他仍然积极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前的9月初，河本受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大佐所托，将5万日元秘密乘飞机送到奉天，交给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正少佐，此时花谷正少佐正苦于发动事变经费拮据，大有“雪中送炭”之感。事变发生后，他不但担任了关东军嘱托的职务，而且完成了对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劝降。战后，河本大作在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时被解放军俘虏，病死狱中。 第四部 清浊 八、“和平使者”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即国际联盟为日军侵占东北问题派出的国际调查团。这支调查团代表了当时欧美列强的意见，因此曾被中方赋予极大的期望。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49_1.jpg" /> 去东北调查前先去奈良喂鹿的李顿调查团 又拖了一个多月，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才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李顿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曾出任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等职务。美国代表为麦考益将军，曾任菲律宾总督。法国代表为亨利·克劳德将军，曾任法属西非军司令。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属东非总督。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中国派出前外长顾维钧为代表与李顿调查团人员共同工作，日方派出的“参加委员”为吉田伊三郎，曾任驻沈阳总领事。 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仍然想方设法向李顿调查团成员表达了其爱国立场。萧红前未婚夫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因叛徒出卖被日本特务抓住，装在麻袋里从高楼上推下，以身殉国；仍然战斗在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并想方设法投书李顿，约其在自己的控制区见面。他们的努力，使调查团不得不承认东北民众“几乎都无疑问地认定日本在实施侵略行为”。 然而，这只被寄予厚望的李顿调查团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到日本，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等，甚至到奈良喂鹿消遣，似乎已经预示了其使命的绥靖性质。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抵达中国上海，仍不急于前往东北，只是安排与蒋介石、宋子文等中国政要会面，然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东北抵抗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已经沦陷。显然，此时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吐出已经落入其虎口的东北，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课题。 李顿调查团到达东北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等先后与其会晤，并将其途经的所有地方粉饰一新，制造出其所需的气氛。 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根本不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活动说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了期待他人主持正义的幻想，而投身抗日救国的事业。 李顿调查团最终在1932年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其内容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其报告书认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张学良等中国高层奉行不抵抗政策，将收复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列强干涉上。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表态虽然是原则问题，但更关键的还是解决方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主张既不承认“满洲国”的现状，要日本撤军，但此后东北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从善意的角度说，这是把东北置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管辖下，从恶意的角度说，西方列强可不费一枪一弹染指中国东北。 究其本意，李顿报告书的提案，未必没有把东北作为中日俄的缓冲区，隔离各方的意图。 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案。首先，明明原来东北是在中国管辖之下，一眨眼就成了中国没有发言权的地方。中国绝不可能就此放弃对于东北的实际治权，容忍这样一个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决议；其次，日本侵华势力垂涎东北的资源已久，一旦得手，根本不可能放弃。尤其国联用了一年多才得出决议，此时日本已经巩固了其占领，更不会因为没有制裁手段的一纸空文撤军。 牺牲弱国利益，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东西方的绥靖政策、问题如出一辙。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李顿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对此，中国和日本没有一家满意，都是骂声一片。中国人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觉得李顿调查团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没有起码的正义性；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己早已跻身列强之列，李顿调查团强调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是“矮化”和“打压”日本。 第四部 清浊 九、少帅有疾 都说在侵华过程中日军善于做情报，土肥原贤二、南本隆实等大特务在中国活动极为频繁。然而，看到1933年日本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居然出现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将军在协和医院养病的照片，还是令人感到惊讶。要知道这样的照片，即便是中方报刊上，也不曾经出现过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0_1.jpg" /> “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将军 可见，尽管张学良将军在丢失东北的问题上负有相当的责任，但是，知耻而后勇，仍不愧为一名不失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 这张照片也反映了当时张学良将军在“九一八”事变时的状态——张学良在郭松龄事件时由于过于苦闷开始接触鸦片，接任东北军领袖后又发展为吗啡瘾，其精神和身体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这大概也是他在“九一八”事变中做出错误决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毒瘾的折磨让一个少年有为的将领几乎沦为废人，无论在处理东北问题还是后来的长城抗战，萎靡的精神状态都大大影响了张学良，使很多人对之十分失望。后来张学良将军因此痛下决心，冒死戒毒，终于走出了阴影，励精图治于收复故土，乃至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值得钦佩。 此事原只有文献记载，这两张照片算是给出了更直接的证据。 拒绝了日军的拉拢，张学良将军在被免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处分下，在北平组织后援会，给被隔绝在敌后的东北军将领写信并设法派人联络，运送补给物资，积极组织义勇军，一度成为东北敌后战场最有力的支持者。日军也因此对张学良将军恨之入骨，认为他和他的部下是威胁“满洲国”的头号敌人，必除之而后快。 可见，“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将军的确在协和医院养病，日方的情报是准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报刊上却在刊登“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对张学良口诛笔伐——也许舆论的初衷是好的，但文章虽然骂得痛快，却和事实相去甚远。真实的情况是“九一八”之前胡蝶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一个人犯了错，所有他做过没做过的黑锅都可以往他的头上扣，当时中国的所谓舆论监督，其心态很值得思索。而在对情报的掌握上，也可看出日方做得更为准确。 这两张照片来自于日本恤兵部1933年发行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事实上，关东军真的曾经安排将张学良的私人财物运往北平归还，借以拉拢张学良并进行宣传。这件事，1989年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郭冠英曾当面向张学良问起，张学良回答：“我不要啊，我们没要啊，我让他们整个拿回去了。”“我跟本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跟本庄说，你要不拿回去，我在火车站都烧了，与你脸很不好看啊。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要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送，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东北三省你还给我啊！你还我私人东西做什么？！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比你还富庶，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们也不够。” 在日军攻占沈阳的过程中，张的总部、住所、边业银行等都被占领，留在东北的巨额财富皆被日军夺占。 然而，从日方资料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件历史事件的影子。 第四部 清浊 外篇（八）老帅少帅——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1_2.jpg" /> 张作霖，原件为赠送德富苏峰照片 黄显声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可惜。 另，刚才翻笔记，张作霖原话比我记得的厉害多了。抄录郑景山原话于下： 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声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了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三）皇姑屯 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一）我不怕日本子 有些文章认为张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二张说话的时候不避讳卫士在场，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反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的召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的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那是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温说张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日前回国见到老萨的一个长辈，他是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曾作过张学良父子的研究，为此我把在日本收集到的皇姑屯事变珍贵照片二十余张送给他。他很喜欢，说研究张作霖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张学良的卫士，叫作郑景山。郑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辽宁朝阳人。张学良有一个骑兵卫队（郭松龄事变以后扩编为一个营），他一直在其中，西安事变后郑因为不满东北军上层妥协接受南京条件，辞官回家务农。他口中的张学良父子，颇有些特别的味道。 这样到下午，张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能比得了。到了晚上，张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郑景山晚上扈从张返回，张笑对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有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点。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并表示日内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臧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代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郑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1_1.jpg" /> “九一八”前日本杂志上登载的便装养病的张学良照片 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抱着张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第四部 清浊 十、东京溥仪暗杀计划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2_1.jpg" /> 1935年，在东京访问的溥仪（同车的是日本天皇裕仁） 1935年，已经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三万五千吨的“比睿号”战列舰访问日本。此时，作为合作的标本，溥仪在日本政界视野里如日中天，日方为了这次访问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出一副“日满和谐”的姿态来。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让溥仪甚至动起了利用日本皇室摆脱关东军控制的主意。然而，溥仪不知道的是，他这次访问却是暗藏杀机，根据日本最新披露的档案，在溥仪访日前夕，日本警方刚刚破获了一起针对溥仪的刺杀计划。 1935年4月14日晚上，在东京新宿三丁目执勤的日本警察发现一名行人形迹可疑，携有武器，当即上前询问，对方支支吾吾之下夺路逃走。对这样的可疑人员日本警方十分警惕，因为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动荡之中，经常有崇尚“一人一枪解决问题”的危险人物出现。“正行社”“血盟团”等团体抓之不尽，日本首相犬养毅、浜口雄幸等先后倒在暗杀者的枪下，过几个月这个名单还要加上永田铁山这样的军务局长，甚至连设计一个东京火葬场，也能导致设计师枪杀同行，所谓军国主义，把一些日本人骨子里不安分的因子充分调动了起来。因此，这名掉头就跑的可疑人员立刻引发了警方的全力追捕，生怕又是哪个要刺杀要人的疯子。 在警方的全力追缉下，这名犯人不久落网，此人名叫小见山登，22岁，正式职业是日活映画电影公司的演员。随后的审问让警方大吃一惊，这个貌不惊人的演员，竟然真的是一个暗杀组织的成员，他们的目标，则是即将访问日本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小见山登，1913年生于冈山，根据其供述，他曾经在东京读过大学，中途辍学到神户，靠拉洋片（日本的“拉洋片”和中国天桥的把式有点儿不一样，但性质相同，也曾风靡一时）度日，后来被日活映画公司看中，在几部影片中担任过角色。不过，这个对艺术满有追求的小见山并不把演员这个行业当成自己职业的全部。他同时主持一个叫作“示心塾”的诗歌协会，并且开办了一个教室，专门无偿教授附近无钱读书的少年。 这种官方说法宛然将小见山登放在了亲华派的立场上，但理由似是而非，且不说杀了一个溥仪是否可以瓦解“满洲国”，从小见山登此前持刀冲击中国大使馆的行为来看，此人会有如此强烈的中日友好信念，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因此，小见山登曾经一度被特高课列入危险人物监视。 然而，此后的一件事让日本警方对小见山登放了心——“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冲突不断，小见山登曾经强闯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并拔刀进行威胁，气焰十分嚣张。（这一事件中方当即奋起反击，并引用国际公法，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小见山登等为首恶徒判处惩役）。 认识到小见山登的立场没有问题，同时调查到小见山登开办教室的钱来自于他作艺妓的情人，日本警方对他不免放松了警惕，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右翼罢了。然而，没脑子的日本警方却没有想到，小见山登这种“有社会责任感”的右翼，往往因为其狂热更容易出问题！ 小见山登被捕后供认，他开办的“示心塾”实际是一个政治结社。在他和嫡系弟子冈岛等人的策划下，他们正准备在溥仪到东京访问时对其实施暗杀。暗杀使用的武器为冈岛搞到的手枪，这次小见山登到新宿就是去踩点的，因为溥仪访日期间预定乘坐敞篷车通过那里。 小见山登并供认，他们还计划火烧苏联和英国的大使馆。 根据日本宝岛社《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记述，在官方记录中，小见山暗杀溥仪的目的是，他认为东亚的和平系于中国和日本的友好，而“满洲国”的存在，无疑将严重影响这种关系。所以，他筹划刺杀溥仪，以瓦解“满洲国”，平息东亚的战乱。因此，小见山登被轻松放过，并成为“亲华派都是麻烦制造者”的典型。战后，小见山登曾组织过十万人签名的活动，要求释放日本战犯，颇为活跃。其为侵华日军将领畑俊六撰写的图书至今还在日本Amazon上销售。 倒是《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评论颇有些见地。对这次事件，该书举出了一个令人生疑的事实——小见山登要实施对溥仪的刺杀，必须要有武器。搜查获得的手枪，是冈岛从偕行社获得的，而偕行社则称该手枪为展览品，被冈岛所盗窃。 这种事情，溥仪也只能捏着鼻子，“兴高采烈”地接受了。 似乎说得通。只是，同时“被盗”的还有这支枪的所用的子弹数十发。展品怎么可能带着实弹？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 而了解偕行社背景的人，对此不会觉得很费解——偕行社，是日本陆军士官的俱乐部。 当时日本陆军中，正有一批狂热的年轻军官认为目前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控制不够强势。其理由之一就是溥仪这个纯粹的中国人当“满洲国皇帝”，难以保障对日本的忠诚。他们的策划是利用溥仪无子，迫使其退位，让位于其弟溥杰。 溥杰也是地道的中国人，这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溥仪一直拒绝与日本方面的联姻，日本方面正在为还没有结婚的溥杰安排一名日本“王妃”。后来，在1938年溥杰终于娶日本皇室中被称作“第一美女”的嵯峨浩为妻，日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改变“满洲国”皇家的血统。 无论溥仪还是溥杰，对日本人强塞过来的婚姻，都是十分戒惧警惕的。日本方面曾经多次要给溥仪配日本王妃，都被溥仪婉言拒绝。溥杰后来接受日方的婚姻安排，也颇为无奈。 也正是因为这个教室，引发了日本警方对小见山登的注意。他们认为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此人大有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党的嫌疑，而且对他一个演员如何有钱办教室很是怀疑。 于是，暗杀掉碍事的溥仪，就成为这些头脑简单的军官们最直接的想法。不过，他们也不想给日本帝国惹下麻烦，所以，如果案子由小见山登这样的“亲华派”来做，无疑是最理想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别说是一支枪，就是飞机大炮，只怕冈岛也能给小见山登“偷”出来。 其实，从家庭而言，溥杰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的温和与修养，让一度试图以死抗婚的嵯峨浩深受感动，即便在战后多年不通音信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对他的等待。然而，政治是政治，脑子遗留在封建时代的日军军官们，因此觉得娶日本王妃的溥杰会更让人放心一些。 小见山登的暗杀计划，并不符合日本当时的国策。由于东北抗日力量此起彼伏，日军上层并不愿意轻易在伪满政权内部做大的调整，以免引发不稳局势。所以，这次流产的暗杀，就被轻易甩到了历史的背后。 只是，并不知道这次暗杀的溥仪，不久后就得到关东军新的“建议”——建议溥仪认天照大神为祖先，以便进一步体现日满合作的精神。 因为后代引来暗杀也就罢了，连祖宗也被人家琢磨，溥仪心中怎样想的，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第四部 清浊 十一、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军 虽然抗日战争的全面开战被定格在1937年7月7日，但是双方对这场战争的准备，却一直在紧锣密鼓。1935年，日本出版了一本专门描述中国军事力量情况的图书——《支那国防》，其中披露了若干中国从中央军到各路军阀部队的兵力、装备、训练等信息。 十九路军宣传材料中的冯庸大学女兵，实际拍摄于战斗结束之后。淞沪事变后，上海的抗战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著名电影制片人张石川因此派出摄影师，以重现当时情景的方式拍摄了大批电影胶片和照片，因此，这批照片属于摆拍。 然而，怀国恨家仇，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到战场并非镀金或摆姿势，根据历史记载，他们确曾深入前线，参加直接的战斗。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海军行动。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安全一些的任务。但是，3月1日，日军以一个师团在十九路军侧背的七丫口登陆，直扑其后方咽喉浏河。此时，十九路军在浏河没有驻军，守在那里的就是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幸而增援上来的中央军第五军军长宋希濂率五二一团第一营及时赶到，否则这些学生可能全部要在浏河打光。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3_2.jpg" /> 1931年10月冯庸驾驶飞机逃出日军魔掌 我方历史文献记载，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杨淑真等人大约就是此时开赴前线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的衣着也是大盖帽，打绑腿。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3_4.jpg" /> 上海前线女兵，被拍摄的就是冯庸夫人龙文彬 于是，就有了战场上和摆拍中两种不同的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 由此可见，冯庸大学，乃至当时东北各地的男女学生们，并没有因为自己书生的身份远离战火，他们曾为了自己的故土投笔从戎，在这一页历史上留下了自己血与火的记忆。 由于其校教育一向以爱国独立自由为宗旨，日军早已对其不满。“九一八”事变中，冯庸被软禁，日军将冯庸大学洗劫一空。后冯庸被劫持到日本东京，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逃离虎口。到达北平的冯庸很快将撤离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师生组织起来，一面继续教学，一面筹建学生军抗日。1931年11月1日，在张学良支持下，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由于冯庸办学时主张兼容并包，男女平等，学生军中有十余名女学生兵，被称为“抗日花木兰”。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3_3.jpg" /> 上海前线女兵 而其中一张题为“支那娘子军”的照片颇为引人注目，照片中中国女兵背靠军列，捆扎绑腿，一派战时气息。根据日方图注，这是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在“一·二八”事变中所留下的照片。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中曾有大批女战士，比如“七七”事变后广西组织的广西女子学生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组织的广东女兵，都曾在抗日战场上颇有名气。抗战文献中最早出现女战士的身影，是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上面提到的照片，应该就是此时留下的。 首先，十九路军的宣传照片中，冯庸大学女兵皆戴式样优雅的船形帽，而且服装剪裁颇为合体。其次，这些女兵在做射击动作时并不标准，而且表情上带有战场上不应该有的轻松。 与之相比，题图照片中的女兵，头戴大盖帽，表情更为严肃。 冯庸大学之名来自校长冯庸，是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私立大学。冯庸与张学良同年生，两人结拜兄弟，感情深厚，至死不渝。冯的父亲冯德麟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至交，绿林出身，曾任民初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 第一批出现在近代沙场的中国女兵，居然是大学生，冯庸大学是何出身，竟然有如此举动？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在十九路军的宣传材料中，曾有一批冯庸大学女兵照片被刊载出来，当时十分鼓舞士气。不过，这批女兵照片如果和题图照片相比，可以发现有两处不同： 这其实是拍摄背景不同造成的。 幸好，在同为海城老乡的翻译帮助下，这名女生后来脱离险境。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3_1.jpg" /> 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军 第四部 清浊 十二、铁甲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坦克去向之谜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4_1.jpg" /> 北大营库房中的东北军雷诺Ft-17型坦克 其实，日军在沈阳投入的战车，多为轮式装甲车，从战斗力对比而言，雷诺NC-17战车还要胜之一筹。因此，有战斗经验的东北军战车部队未经抵抗就束手被擒，实在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雷诺Ft-17轻型坦克，1917年，制造出第一辆样车。同年9月，批量生产。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轻型坦克，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可旋转炮塔的坦克。战斗全重七吨，最大时速十公里，乘员两人。这是一种早期较为优秀的坦克，曾被大批制造，供多国使用，直到日军进驻印度支那，驻越南的法军仍在使用这种坦克。 但是，在北大营被攻占的过程中，却只有日军战车进攻东北军的记录，而没有东北军用坦克迎战的记载。根据东北军老人的回忆，这批坦克共计12辆。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坦克既没有加油也没有装弹，以免构成日方指责东北军“启衅”的借口。待局势发展到无法控制，战车已经既来不及投入作战也来不及逃离了，只得放弃，导致这些坦克被日军俘虏。这批坦克在北大营被俘后，有资料表明日军将其用于进攻黑龙江马占山部，后将一部分车辆运回国内研究，一部分车辆转交伪满洲国军。 1926年在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战斗中，东北军曾使用这批雷诺坦克，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使用近代化坦克车辆进行战斗的记录。此后东北军曾在多次内战中使用装甲部队，雷诺战车是其主力。 这名战死上海的坦克车长，应该就是从东北撤出的装甲兵之一吧。 不过，东北军装甲部队的雷诺Ft-17型战车并未在“九一八”事变中完全覆灭，部分车辆被带入关内。1933年春，张学良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赠送了雷诺Ft-17战车两辆和沈阳兵工厂自行装配的装甲汽车四辆，这些车辆后来成为装甲兵学校的重要装备。训练出一批在抗战中英勇无畏的装甲兵学员，总算是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各路军阀中，东北军是最早使用战车的一支。张作霖时代的东北军曾装备过一批雷诺Ft-17坦克，大部分配装捷克造ZB-26式机枪。东北军拥有的雷诺Ft-17坦克，大多采购自法国，也有部分来自波兰和西伯利亚俄国白军。张学良将军似乎对法国武器情有独钟，还曾多次从法国采购高德隆式飞机，可惜也在“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缴获。 根据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沈阳的东北军是有坦克部队的，那么，这支当时中国少见的机械化部队在事变中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日本《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展示了其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后缴获武器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的是日军在北大营缴获的东北军坦克。从上图中可见，北大营驻军至少有六辆坦克。这些坦克，分析判定当为张学良部东北军装备的雷诺Ft-17型法制轻型坦克。 在“九一八”事变前，驻防沈阳的第七旅是东北军精锐，根据记载，该部辖三个步兵团驻守北大营，是张学良的看家部队。该部装备有迫击炮、平射炮、轻重机枪、车辆骡马，甚至还配属一批雷诺坦克，是东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一个旅。日军这张照片证明了北大营守军装备坦克一事并非子虚乌有。 第四部 清浊 十三、从毒气弹到冲锋舟——惊心老照片重现“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丢弃武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5_3.jpg" /> 被日军夺取的东北军空军机群 由于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弥漫着武器至上的观点，除兵工厂自造装备外，还大量从国外采购先进装备，因此，有些装备在“九一八”事变中被缴获后，连日军也大吃一惊。例如，日军在东北军仓库中发现过航空毒气弹。根据史料记载，东北军的确有储存和使用毒气弹这类化学武器的记录。1927年10月3日，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率军轻取重镇涿州，奉军反攻，展开了三个月的围城战。或许出于对国际法的无知，奉军竟然公然使用毒气弹攻城，并请记者观摩。可惜，由于对风向的掌握不足，这次攻击偷鸡不成蚀把米，没能拿下涿州不说，反而给奉军自己造成一定损失。“九一八”以后，未闻东北军再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推测其全部储备都在沈阳陷落时为日军所获。“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最终抱不抵抗主义退入关内。大好河山，三千万同胞沦陷敌手。那么，在东北的部队，真的没有一战之力吗？ 在“九一八”事变中，由于飞行员都在休假，来不及将飞机启动撤离或组织抵抗，东北空军全军覆没，两百架飞机全部落入敌手。实际上，日军后来大量使用缴获东北空军的飞机与义勇军和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作战，这些飞机在当时世界处于先进水平而且种类齐全，颇成系列。 为了取得“九一八”事变的主动权，日军在谋划过程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从日本本土调来了两门240毫米重榴弹炮，参加对北大营的攻击。而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最大口径的重炮不过150毫米。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5_6.jpg" /> 被日军缴获先进的折叠式冲锋舟 所以，当萨在日军留下的资料中目睹少帅丢下的武器装备时，简直有扼腕之痛——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5_5.jpg" /> 被俘大型轰炸、运输机 除了大炮，东北军还有一支坦克部队被日军完整俘获。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外，大多开门揖盗，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十六联队，已前出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有“远东克虏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是，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遗弃的武器，还远远不止兵工厂所丢失的这些。看一看日军留下的照片，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占领该兵工厂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火炮生产车间为背景摄影留念。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5_2.jpg" /> 东北军仓库中的大型毒气炸弹 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少帅迟迟未予批复，所以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这种结果，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彭德怀元帅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不心疼”。 看到这些精良的装备，未经抵抗就落入日军之手，令后人不禁浩叹——尽管1931年中日在战略对比上差距甚大，但于东北局部，无论装备还是兵力，可见中方都不落下风。在锦州、江桥等地的战斗中，还曾经占过上风。这种情况下，却被吓得全面采取“不抵抗”政策，实在是令人深感耻辱的事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5_4.jpg" /> 被俘重型轰炸机 东北军奉天兵工厂，堪称当时中国最先进和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这一工厂的建立，凝聚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1922年4月，张作霖在直奉大战中败北，痛定思痛，决心大办兵工企业，改善部队装备。张作霖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将原奉天军械厂改为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市大东边门外重新规划，设立枪、炮弹、炮等三厂，由丹麦商家文德（inther）公司承建，并派技师克力敦尔弥驻厂指导安装，于库房西侧，修筑站台，铺设铁轨，火车可直通厂内。此后，1926年至1928年再次扩充，增建枪厂及轻机枪厂，有机器八千余部。由于其几任督办杨宇霆、韩麟春、臧式毅等均用人得当，该厂发展很快，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之兵工厂。“九一八”事变前已经能够量产17式65轻机枪，13式79重机枪（均系仿造自日式机枪）。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第四部 清浊 十四、汉奸中的异类——臧式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6_1.jpg" /> 被称为伪满四巨头的熙洽、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 东北沦陷之时，文武官员纷纷降敌，其中四名高级官员，被称作伪满高官的“四巨头”。这四个人是曾经任张学良讲武堂老师的熙洽，张作霖的把兄弟、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黑省警备司令代省长马占山，还有一人就是臧式毅。他们进入伪满政权的经历各不相同。张景惠因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低劣，在“九一八”前已被东北军集团半弃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拉拢欣喜若狂，成为最早的铁杆汉奸之一；熙洽奉命镇守吉林，由于其一贯亲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亲到吉林说服，使其欣然投敌；马占山是著名抗日将领，1932年2月在日军压迫下试图“假投降”保存实力，但为日军识破，于是骗取一批物资后4月再举义旗，成为黑省早期抵抗的中流砥柱。 在这些汉奸中，臧式毅应该算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投敌大有不得已之处。 臧式毅（1885—1956），字奉久，原籍山东诸城，生于辽宁沈阳。早年追随孙烈臣。后受张作霖及张学良赏识，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等职。臧式毅是中国旧官僚中罕见的出色人物，东北易帜后，他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任上大刀阔斧进行财政、金融改革，对此后东北的稳定贡献良多；尤可贵者，臧一生经手钱财无数，自己却两袖清风，在奉系集团中堪称异类，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家徒四壁，后来张学良实在看不过去，觉得堂堂一省之长，如此寒酸，实在是“有辱奉系威名”，便自掏腰包为臧式毅购置了一套房子。“九一八”事变中，臧被俘后成为伪满洲国四巨头之一。日本战败后被苏联红军关押，后引渡回国，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9月21日《盛京时报》大篇幅报道一消息，捏造说：“森冈领事往访臧式毅氏。臧氏颇示赞成。”意指奉张学良令留守沈阳的臧式毅赞成日军攻占奉天的行动。实际上，臧对日本人态度十分坚决。就在第二天，即9月22日，日本宪兵拘禁了臧式毅、教育厅长金毓敝和冯庸大学校长冯庸。 臧为人深沉练达，在张作霖被炸死的时候，他是东北军在关外的实际军事负责人。紧张局势之下，臧为主谋，瞒天过海诈称张作霖仅仅负伤，哄骗日本方面，等待张学良入沈。并暗中整军待旦准备在日军有所行动时坚决迎击。当时，老萨的祖父在小河沿医院一带住，东北军就有军官便衣到那里视察地形，显然是准备必要时不惜和日军一战。在这种双管齐下的措施下，张学良才平安出关，完成易帜，中国得以统一。“九一八”事变前，臧准确判断日军即将启衅，曾多次向张学良告警，所获回答为张学良于9月6日给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出的“鱼电”，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切实注意为要”。有鉴于此，才有1931年9月18日荣臻对北大营不抵抗的指示。“九一八”事变发生，臧式毅眼看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一面流泪令荣臻等离开奉天南下，以图反攻，一面表示自己守土有责，不肯离去，试图与日方周旋，争取保住东北。臧随即被日军挟持，成为第一个被俘的中国省级大员。面对日军臧曾经冒死不屈，与日寇周旋四十余日。臧母也为深明大义之人，为他送物品时暗藏鸦片，意为劝子自尽。 但臧最终没有吃下母亲送来的鸦片，选择了屈服出任伪职。 这一举动被视为变节，遭到万人唾骂。但张学良晚年提到，臧出任伪职既非本心，也暗怀心事。他一方面以“联省自治”相抗日本人的“满洲国”计划，一方面秘密派人给张学良送信，进陈收复东北的方略和自己为内应的决心。但此时张学良身心两病，无心规复，臧之苦心遂翻成画饼。后来溥仪看出臧的用心，为了增强和日本人争夺权力的基础，在日人压力下放弃郑孝胥同时要求任命臧为国务总理。而日本方面对臧也早有警觉，遂强行推出亲日的张景惠。自此，臧被排斥出东北伪政权核心，并受到监视。他选择随波逐流，直到日本投降，自己作为伪满战犯被捕，亦无辩解之意。 前半生清正廉洁，一心为国；后半生被判汉奸，辩无可辩。或许，臧式毅的心里，惭愧与寒冷已经无可复加。 臧式毅的汉奸之名此生难洗，但是从他身上或许也会引发一声感慨——国家做得好些，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张学良将军亲口说过：“是我负了臧式毅。” 第四部 清浊 十五、战死在反攻东北的路上——记刘桂五将军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7_1.jpg" /> 刘桂五将军 起于草莽，殉于国家，大概就是说的刘桂五这样的军人吧。 这段史实其实颇为值得玩味，因为张学良引见白、刘给蒋介石的名义，恰恰是因为要派他们两人深入热河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想来若蒋对抗日完全没有信心或者兴趣，是不会召见这两个军官的。可能蒋对张学良来说，不是不抗日，而是抗日的招法太缓，太犹豫吧。 西安事变解决后，白凤翔被免职，但蒋方对团级军官表示既往不咎，因此刘桂五升任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下辖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 这个将军，就是本文的主角，白凤翔的部下，骑六师骑兵十八团团长刘桂五。 刘桂五，河北建昌人，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活动，西安事变时，因为他和白凤翔都出身绿林，善于“掏老窑”，因此命令他所带的团，在西安事变中直接负责攻击蒋介石侍卫警戒的二道门和五间厅。为此，张还曾特别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去见过蒋介石，目的是熟悉路径，认清人，对于当时官阶仅为上校的刘桂五，倒也是难得的“殊荣”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7_2.jpg" /> 刘桂五和蒋介石合影 说起来，西安事变因为抗日而起，但令人气闷的是，因为抗战中东北军被分割使用，颇受歧视，特别是参加捉蒋行动的军官对蒋的报复心存疑虑，参与此役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被迫投日的颇不少。比如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就是其中典型，此外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曾降日。包括负责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后因试图反正被日军毒死）。 在几次穿越大青山的作战中，刘桂五利用绥远地广人稀的特点，充分运用骑兵快速、凶狠的优点，打了就走，屡立战功。1938年3月，为了配合傅作义部反攻绥远的作战，马占山部再次翻越大青山，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势，乘虚攻占凉城、河口、托克托等地，生擒伪蒙古军骑四团团长门树槐，刘桂五并率骑六师攻占萨拉齐火车站，活捉伪蒙康王（后作为俘虏送归重庆）切断平绥铁路。 然而，在这些将领中，最直接的捉蒋部队指挥官，却在此后的抗战中战死沙场，而且死得相当刚烈。 蒋介石被捉处，为捉蒋亭，萨曾经在游览西安的时候攀爬到此处，二十几岁还累得喘吁吁，遥想当年蒋介石年过半百，带伤而走，深夜中还能跑这样远，这份功夫硬是了得。旁边有铁索两条，通一石缝，据说就是蒋介石藏身所在。亭子的样式中西合璧，又名“兵谏亭”。当时下面有一算命人，倒是卦法奇准。 东北军骑兵部队在敌后的作战一度有声有色，马占山之外，白凤翔的热河挺进军也曾威胁多伦，辗转转战，1939年才在日军重兵攻击下于固阳兵败，地点和刘桂五战死处仅距离几十公里。 傅的反攻和日军酒井师团在晋北发动的攻势恰好撞车，损失较大，但日军因为平绥铁路被切断深感震惊，主力掉头攻击马占山挺进军。由于日军吸取了和马部骑兵作战的教训，组建了大编制的摩托化部队，并在飞机配合下攻击马占山部，使主力是传统骑兵的挺进军陷入被动。此时，马占山为胜利所激动，一时贪攻试图收复整个绥北，还在继续向东方百灵庙和武川方向攻击，发现情况危急后回撤不及。4月20日，后退中的挺进军被日军截击战败。刘桂五率部断后，奋力阻击，激战两天两夜，22日，部队在黄油干子（今包头附近）渡河时，马占山司令部突遭日军战车袭击，刘师长率部就地抵抗，掩护军部撤离，不幸中弹殉国。 突围的马占山听说刘桂五战死，不顾危险返回后队，抚尸大哭（马与刘是东北军时代的老友，袍泽情深）。因为战况紧急，只能着部下暂时将其遗体仓促掩埋在河岸附近的乱石中。 当时的中国政府追赠刘桂五为陆军中将。一年后马占山率部再出大青山，为刘桂五重建陵墓，穿石为忠烈祠，并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作纪念。 尽管有“掏老窑”的经验，由于天黑地险，蒋方卫士训练有素，攻打五间厅的战斗还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指挥抵抗的侍卫长钱大钧被弹穿胸部（后被部下扶到一个窑洞中抢救，被东北军俘获），才停止抵抗。这时，蒋介石已经逃入骊山，刘桂五没能将其生擒，后被刘多荃、孙铭九派人搜出（孙铭九对西安事变的描述多所闪烁，史家有疑）。 第四部 清浊 十六、击毙“满洲开拓团之父”——东宫铁男大佐死亡之谜 然而，东宫铁男到底是怎样阵亡的，死于哪支部队，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发现，在东北的中国军民尽管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仍然顽强抵抗，无论是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旧军官，还是地主，都有大量爱国者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奋起反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铁血军和抗日联军，如野火烧不尽一般此起彼伏，而且因为得到民众的支持，日军要想彻底消灭他们极为困难。例如1932年夏季关东军进行的八伐马占山之战，尽管使用了两个师团又两个旅团的兵力，并出动大部分航空兵配合，却始终无法捕捉到情报准确，如鱼入水的马占山。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都因为义勇军的越打越多而被迫去职。为了稳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伪满吉林军训练顾问的东宫铁男大尉提出《垦拓意见书》，建议大规模向东北移民。这一提案得到日本国会支持，决定以在乡军人为主，在中国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广泛建立由日本移民组成的“开拓团”和移民点。依靠这些武装移民团形成对抗抗日武装的据点。同时，由于开拓团成员通过掠夺获得东北农民的大量土地（最早的移民一家可无偿获地一千五百亩），大批当地农民沦为日本移民的雇农，在防止他们支持抗日武装方面加强了控制。 1936年，东宫铁男提议的大规模移民东北，被列为日本的国策，而身体力行的东宫铁男则被尊为“开拓团之父”。在日本战败前，共向我国东北移民十万户，约33万人，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对外移民。 其实，东宫铁男在日本侵华史上还曾经参与另一个重要事件——1928年关东军部分激进分子在皇姑屯制造爆炸案，炸死了奉系领袖张作霖。在现场具体指挥爆破的，就是时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的东宫铁男。战败后，日军曾急令其家属销毁有关文件，但残存的日记等文档仍能证明当时发生的事情。 东宫铁男的阵亡，对日军是一个影响重大的打击。尽管追晋一级为陆军大佐，但东宫仍然只能算中级军官。但是，在他葬礼上送花圈的却尽是名流，其中包括了东京国际法庭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七三一部队的司令官石井四郎、战后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这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职衔，而是缘于他在开拓团建立过程中的“功勋”。直到今天，在日本研究者仍把东宫铁男视为其殖民主义时代的一面旗帜。 1932年10月，在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在伪满的第一个开拓团。此后，感到成年人顾虑太多，东宫又建议吸收移民对象转入“纯洁”的年轻人，并积极做出动员。这些因东宫的动员而到达东北的狂热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了所谓的“日本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而东宫又进一步推动殖民开拓，于1933年亲自作词，完成了后来在日本传唱颇多的歌曲——《新日本女性要嫁到大陆去》，鼓励日本女子参加开拓团，平衡其性别比例。 根据维基百科对“东宫铁男”的日文词条说明，东宫死于上海之役，在登陆时阵亡。但是，一一四师团并未进入上海参战，且其死亡时间与登陆时间相差了九天，此说当有不确。根据《东宫铁男传》，他是在11月5日随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的，随后该联队开始包抄淞沪中国军队的后路。11月14日，东宫铁男在日军进攻杭州的路上阵亡于平湖。日方并记载他阵亡时“部下の先頭に起って前進中、浙江省平湖県の草原でクリークから上がる際に左胸に被弾。部下に鉛筆とノートを出させ「うれしさや秋晴れの野に部下と共」と辞世の句をしたためて絶命した”。（翻译为：身先士卒向前挺进中，在浙江省平湖县的草原横渡一个池塘时左胸中弹，他只是利用部下提供的铅笔和留言本，作辞世歌道“原野秋高气爽，与部下共之，甚快”，而后即死去。）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8_2.jpg" /> 东条英机接见东宫铁男，讨论开拓团问题 而东宫铁男率部登陆的金山卫全公亭一带，也名平湖，第六十二师一部曾在此对日军进行了阻击。若是日方记录其死亡时间不确，东宫铁男也可能死于此役。 还有记录他和普通士兵一起在一线持枪向前冲锋，被击中毙命，这些不知道是真实的情况还是日军习惯性的宣传手法。 那么，东宫铁男到底是死于何处，死于何人之手，就只有期待我方更多史料和对这段历史熟悉的朋友了。 1937年，年已45岁的东宫铁男被调回国内，本来，这意味着他可以享受“开拓团之父”的荣誉，过一个荣耀的后半辈子。但是，“七七”事变后，因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损失惨重，不得不在国内征召预备役师团去华参战。由于急需有经验的军官，东宫铁男被征入一一四师团水户联队（日本陆军步兵第一○二联队）担任中佐大队长，开赴华东战场。在战斗中，东宫铁男被中国军队击毙，结束了其独特的一生。 在我方的记载中，平湖县城就是这一天陷落的，可是11月14日时该地留守的县政府正在撤离中，只有遭到日军空袭的说法，当天平湖周围似无激烈战斗，并没有击毙东宫铁男的记录。 事实证明，大规模移民东北，使大批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补偿地失去土地，受到极深的痛苦；在日本战败时也直接造成八万名移民的死亡，其后代的归国问题至今困扰日本政府。但在当时看来，这对日本建立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十分有利。首先，它改变了东北的人口比例，增加了日系人口数量，有利于日方所谓的“五族共和”；其次，开拓团数量不断增加，并占据大量土地，增加了日本殖民东北的重要人力资源；再次，这些开拓团都具备一定军事性质，对限制抗日武装活动，协助日军控制东北起到巨大作用；最后，开拓团不断扩大，减轻了日本国内的就业压力，促使日本国民更加支持军部的侵略政策。 东宫铁男也因此被提升为陆军少佐，担任第二联队副官。 第四部 清浊 十七、一个日本人的中国式忏悔——李香兰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9_1.jpg" /> 李香兰早年签名照 说日语，用日本名字的最终原来是中国人；说中文，用中国名字的却是日本人，时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此后，李香兰回到东北，回到所谓的“满洲国”，加入新建的“满映”电影公司，这一年她17岁。就此开始了她长达七年的演员生涯。 我的日语老师三宅梢女士（现在居住在新伊丹梅木，虽然已经年过九旬，依然十分康健），当时全家寄寓中国东北，同为满铁职员家庭。她的年龄比李香兰稍大，小学上的同一学校，而年级高一些。两家还有些往来，可以称为李（山口）的同窗了。三宅先生曾借给我一本《满映的木偶——李香兰》日文版，而她所描述的李香兰，更显示一个不太为人知的侧面。也许，李香兰的这另外一面，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着中日的历史宿怨。我把她的描述记录下来，至于对李香兰的看法，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战后的李香兰，受到了中国法庭的审判，由于她本人属于日本人，而且认为没有个人罪行，法庭宣判她释放。 高木敬一，中国名高敬一，也是满铁职员子弟，比李香兰年龄要大一些，从小和李香兰的交往就很密切，关于两人的关系，满铁内部颇有些人了解，亦有说曾经有过婚嫁之约。只是后来李香兰的地位日高，而高木却被认为是“危险分子”，因此没能进一步发展。 李香兰，抗战时期是日本控制的满铁映画电影公司的头牌女演员，并且以歌声甜美而著称，曾经翻唱周璇的大量唱片，风靡一时。李香兰的歌声的确很有魅力，而且在当时的日本人中影响很大。到日本后，关西中日友好后援会副理事长松原东先生曾开车带我去办理电话手续，当时他汽车里面播放的《夜来香》极有韵味，问起来，就是李香兰的。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出生在中国的沈阳，其父是满铁的高级职员，说起来，当时的满铁和关东军都势力极大，这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家庭。然而，山口淑子虽然从血统上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却是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女子，她能够讲流利的中文，不是训练的结果，而是因为她就是曾经把中文作为母语来使用的。直到日本战败李香兰好像也只很少回过几次日本，还是作为满映艺人返回的，其中第一次还受到了日本警察的侮辱，这件事后面还会提到。 日本警察官要李香兰脱掉旗袍，立刻换上“日本人”的衣服。这时，“满映”负责的人员赶来，说明李香兰的身份是为了宣传日本在中国“亲善”的演员，才得作罢。 高木的死，满铁的旧人回忆，是当地警察的一次“误会”。因为高木一次出门，身穿中国式的长衫，却按照日本居留民的习惯携带手枪作为自卫武器，途中遇到的日本警察发现他携带手枪，误认为他是中国的游击队员，就把他打死了。 据说是甘粕正彦从中干预，起到了一定作用。甘粕是宪兵军官出身，在东京供职期间，就因为曾经残忍虐杀左翼人士受到过舆论的谴责，满映上下对他都是畏若虎狼，他出面干预，李香兰自然不敢继续和高木交往。 当时的李香兰，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女生，说出这样的话，我能够感到她的早熟，和处于那个时代的无奈。 但是此时高木已经死了，所以两人再没能见面。 （四）李香兰的恋情 （五）法庭的歌声 回到日本的李香兰恢复了自己的日本姓氏，后来继续演过一些电影，并且参政，后来做到参议员，官房次官。在李香兰此后的生涯里，她始终不变的表达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厌恶，并期望中日能够友好。 然而，根据三宅先生所说，李香兰有一段感情生活，是很少为外人所知的。那就是李香兰有过一个青梅竹马的伴侣，这个人就是日本满洲开拓团的调查员高木敬一。 这件事对李香兰刺激很深，她在《满映的木偶李香兰》一书中就感叹道：日本人对亚洲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不平等，是多么的露骨啊，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民族。（アジアに対しては露骨な優越感、差別感を持つ日本人って、なんて嫌な民族だろう） “李香兰”的名气越来越大，这时候三宅先生小学毕业，转到大连上中学，而山口淑子是到当时的北平上中学的。此后她没有再见过李香兰，直到日本战败后回到日本。 高木的所谓“危险分子”罪名，源于他从事日本满洲开拓团调查员期间，反对日本政府巧取豪夺当地中国人的土地。他和李香兰的父亲关系较好，李香兰的父亲也是比较亲华的，并因此失去了满铁中的优越职位，只能作中文教师。所谓“开拓团”，就是日本将无地和少地的日本贫民，运送到中国东北，开垦农场，形成日本对东北统治的民族基础。按照日本政府的所谓政策，这种开拓团的土地要利用荒地开垦，或者从中国人手中按价赎买。高木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实际上开拓团所作的就是把当地的中国人赶走，抢占其土地而已。这样的行为，连身为日本人的高木也不能接受，因此在报告中加以披露。 这是因为，在审判她的时候，最终裁定所谓“李香兰”根本不是中国人，她的真名叫作山口淑子，是日本人，所以“危害母国”的罪名没有成立，鉴于她演员生涯以外没有参与政界活动，乃将其释放。这件事，同日本著名女谍川岛芳子最终被认定为中国人金璧辉（川岛芳子），而以汉奸罪枪决都成为一时的新闻。 1944年，李香兰参加满映与上海文化汉奸合拍歪曲林则徐事迹的电影《万世流芳》，自觉用中国人的名字做演员的生活虚伪而心力交瘁，决心退出满映，她当时曾经写信给高木，希望到东北后和高木见面。 李香兰所在的学校是中日合校，由于娴熟的中文和她的歌声，她在学校中的中国朋友并不少。这一阶段，也是日本吞并东三省，引发中国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的时刻。 她作为“文化汉奸”被起诉是有理由的，因为李香兰在中日战争期间扮演了大量对日本侵华富有好感，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女性形象。以中国人身份扮演这样的角色，造成怎样的影响可想而知。 真实的李香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很快，日军入侵热河，中国军队穿着草鞋从南方开来，奋勇抵抗，这就是当时著名的长城抗战。中国同学纷纷参加到抗日运动中去。有同学询问山口淑子的看法，李香兰的回答也许是真正的反映了她当时的心态：我希望站到北平的城墙上去，死在中国和日本双方的枪弹之下。 就在第二年，李香兰作为“满洲国”的女演员，乘船随同满映的其他演员一起到日本“访问”，很少有人知道她其实是日本人。这也是她第一次“回国”。这次回国，李香兰因为和东宝映画合作演出，《夜来香》一歌红透日本。 由于中国民众对李香兰扮演的一系列美化和献媚日本人的银幕形象深恶痛绝，当时法庭大哗，纷纷要求重新审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59_2.jpg" /> 90岁的李香兰，今天还在为中日友好而努力 2005年，她发表长文，劝诫日本首相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这也是她至今为止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章。 李香兰上小学时就开始进入演艺生涯，最初是在广播电台。三宅先生回忆有一次全校学生都被要求到操场上听电台的唱歌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李香兰以中国人的身份作的，内容好像是飞到空中的鱼，歌声很好听，歌词也很有趣。唱完以后大家一起鼓掌。学校让大家都来听电台里李香兰的节目，有炫耀自己学校出了这样优秀的学生的含义。李香兰也就这样出名了。 可是，李香兰回忆的第一次故国之行，却是让她相当难堪和不堪回首的。 我们的确不知道李香兰对中国和日本，到底是怎样的心态，然而，也许真的如一些评论所说，她，是一个被命运翻弄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普通女性而已。 1972年，周恩来和田中角荣握手，中日重新建交的时刻，李香兰以泪洗面，道：“本当に嬉しかった日です。あの日こそ『わが生涯最良の時』だった。”（译文：真是让人快乐的一天啊，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天”啊。） （三）受辱国门 （二）让我死在中国和日本的枪弹下 高木的上级严令其将这部分内容删除，因为开拓团的时间要求很紧，强占中国人的土地是最“便利快捷”的做法。高木拒绝，于是成为了“危险分子”。 李香兰内心中对中国的感想究竟怎样，我们没有人知道，然而，一个人对于自己出生乃至小时候成长的土地，多少应该是有一份感情才是。 然而，三宅先生讲让李香兰从事演艺生涯，她的父亲并不是很情愿。李香兰的父亲是一个亲华派的日本人，对满铁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并不支持，因此，他在元宝山事件中“私通张作霖”，被撤销了职务（这件事应该是有史实佐证的）。因此，他对让女儿去满铁控制的广播电台播音是不愿意的。他一度以山口淑子需要进修学业为名停止了她的唱歌生涯。他曾经到三宅先生家拜访，很高兴地说：“可算是把那件事情（让女儿去电台唱歌）摆脱了。” 这时，李香兰在法庭开始唱歌，唱的是她一贯流行的歌曲，一边唱，一边流泪，一边向中国听审的群众鞠躬致歉。法庭上的中国人最终为她所感动，同意饶恕放她回国。想想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国人的善良，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难以寻找的了。 李香兰作为一个影星，其婚姻以及感情生活，都是很为当时及以后的人们所关注，关于她的种种传闻也广为流传。 原因在于李香兰所持的是日本护照，但她却身着中国的旗袍。在经过海关的时候，日本负责“再入国”的警察官把李香兰叫出来，严加训斥。不知道自己犯了怎样错误的李香兰非常惶恐，良久，才明白这个警察官认为她身为“上等”的日本国民，却甘心穿着“下等”的中国服装，侮辱了日本国民。这让相当了解中国文化，并且心底单纯的山口淑子极为震惊，这才理解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已经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 可是好景不长，后来李香兰还是继续为广播电台录节目。这是因为满铁当局当时认为她的歌很有听众，而“李香兰”这个中国女艺员的身份，又很有利于改善日本在东北的形象，要知道这个“李香兰”是不可能背叛日本的，而要是培养一个中国女演员，那可说不准。最后，后来的满映巨头，满铁株式会社大员甘粕正彦亲自上门，山口家不敢拒绝这样的“邀请”。 代后记 “土匪”老老关 “我把枪埋了，往大林子里头走。” 早年，我的两个姑姑在黑龙江萝北县莲花泡子插队，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却见过一个从那儿来的“土匪”。 这样对老关很好奇。有一星期天早上，一家人要去公园，老关看见了，眯缝着眼睛说——别出去了，今天下午暴雨。 大人看看天色，碧空如洗，看看报纸，天气预报上什么都没有，于是说出去看看，不行再回来。 大家都是空枪，他怎么有实弹呢？！ 中午到公园，开始起风，忽然乌云四合，一点钟，大雨倾盆而下。那一次我们只好在中山公园卖冬菜包的饭馆躲了俩多钟头。这事儿被我也在那儿当知青的姑夫知道，随口道：“老关啊，他会看天。” “就在林子里搭个马架子，那口袋高粱米吃了一冬。” 老关其实跟诸葛亮一点儿都不像。上世纪70年代，他一个月挣六十多块，单身一人，绝对是富户。可是一发工资先去买酒，一块五一斤的地瓜烧三十斤。一天得喝一斤酒，剩下，每个月吃七斤粮食，熬粥，想喝了，就来一碗。其他的，喜欢食堂的下水之类，他也不挑，加点菜帮子，加点酱油盐，炖炖吃的就满香。 那时候老闹苏联特务，萝北在中苏边境上，一班子知青被当武装民兵训练。不时地，团部派他们跟着一个武装部的干部去江边巡逻——其实就是趴在那儿看有没有越境特务。有时候还有演习。老关不知道啥关系，团部也让他去，还有一支短枪。 知青们偷偷说，越到半夜，老关的眼睛越贼亮贼亮的，这人，邪。 有一次，正趴着，忽然“砰”的一声枪响。惊惶中有人发现，老关正在吹枪口上的烟。 老关是知青点的编外人员，形象憨厚，个子矮锉，双手平时喜欢塞在袖子里，小眯缝眼，好斜眼看人。我见着他的时候自己还小，是他跟着技术员来北京采购机器，就借宿在我们家。听见家里大人说，这老关人挺好，就是喜欢半夜起来遛弯，喝酒。姑姑捎信提到过这事儿，让大伙儿别奇怪，他就这毛病。 事后，有人说老关原来干过抗联，问到团部，团部说什么抗联？老关哪儿干过抗联？他说过他是土匪啊！ 老关说的军长，大号汪雅臣，报号“双龙”，1941年战死在五常县。老关在林子里，种了六年的地。 老关的正式工作是看场院，零下三四十度，别人形容撒尿得拿棍子随尿随敲，他呢，裹一大棉袄能在野地里睡觉，安生得很。 那一天，所有在场的人，一夜未眠，都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42960_1.jpg" /> 不屈的证明——东北抗日联军使用过的密营，一旁，日军讨伐队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他们难免奇怪这些中国人如何能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下来。 “鬼子飞机在上头飞，不能点火，你一有烟讨伐队就跟上来。没子弹了，打不起。” “快冻死的时候，会觉着特别热，就开始扒衣裳，抱树，嘴里嚷嚷热，那个时候，怎么地都没救了。” “一个连十六个，死剩我一个。走到蘑菇头，有老乡给我一口袋生高粱米，告诉我军长死了。” 以后谈到诸葛亮呼风唤雨，老萨就忍不住想起老关来。 老关半晌不说话，板了脸转过身去，看着天说：“我没当叛徒，可我怕死，我把枪埋了。抗联没我这一号。军长说了，怕死不当抗联。” “我种地，自己种自己吃。有人来我就往深山里走，越走越深。军长说了，打死不能当叛徒。” “我问他们，今年是哪年啊。他们说，1947年啦。我说鬼子走了吗？他们说鬼子都投降两年了啊我的老哥，我的老哥啊。说完了他们抱着我，那个哭哦。” 武装部的干部很客气地跑过去，正要问话，另一翼的女民兵班有人惊呼。细看，就在女民兵们旁边的榛子林里，摇摇晃晃站起一只豹子来。那豹子步履僵硬，如同打摆子一样哆嗦着往前走，倒腾了不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 老关说的，应该是真的，他当过通信员，认识于天放。早年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于天放视察农场，他一个敬礼就让于天放认了出来。那一天，看场院的老关和原来的抗联六支队政委愣是谈了半宿，酒瓶子喝空了又去打。第二天，于天放走的时候，老关没出来送，听说，是让他跟着走，老关不干。 第二天，外调的人走的时候，红着眼睛的姑夫试着问：“你不是抗联吗？干吗跟人家说你是土匪？” 此时，对面的苏联边防站已经警铃大作，探照灯四射，闪光中，隐约看见豹子的一只眼窝已经成了个黑窟窿，正往外淌血。 姑夫说，他没敢看老关的脸。 刚进上世纪80年代，老关就死了。因为这个原因，老关到底是抗联还是土匪，再也没人去弄清。 老关是脑出血，刚刚六旬，人说是喝死的。没留下半句遗言，只是早几年跟人说过，说他活到这个岁数，就是白饶的了。 可是忽然就有人来外调，听那意思是让老关证明一个大干部的历史问题。我那姑夫是保卫干事，旁听。历史问题如何已经不记得了，就记得老关说，抗联的战士，好多不是战死的，是冻死的。 东北沦陷十四年，老关没当过一天的亡国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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