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 - xp1024.com
《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


第一章 穿青布长衫的日子 第一节

没有人注意他。

他叫叶鸿眷，是叶家的第三子。

1907年秋天，上海县官立敬业高等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叶鸿眷身着黑衣布褂默不做声地从层层叠叠的石库门楼群里走出，来到小学堂。

从他的家蓬莱路东首到敬业学堂，约有几百米的路程，然而叶鸿眷却走出了一身汗。事情坏就坏在他这套新“行头”上。

这套黑布褂是从二哥鸿基身上强行“扒”下来的。

临近开学了，叶鸿眷一连几天愁眉不展。他是个文静内向的人，平时话就少，高兴时也只是会对人咧嘴笑笑。但他的愁绪还是被家人发现了。

父亲叶景沄是第一个发现儿子反常的人。

叶景沄是敬业学堂的第一任校长。

敬业学堂的前身为敬业书院。书院和学堂虽是两字之易，但却是两个时代的标志。敬业书院1748年创办，当时担任江苏按察使的翁藻奉旨办学，以经书举业为主旨，建起了这所著名的书院。道光年间，林则徐出任江苏封疆大吏时，曾在这里小住，因此，他留下了一道至今仍令敬业学人激赞不已的历史印记：“海滨邹鲁”。后又有近世维新思想家冯桂芬出任书院山长，更使书院声名鹊起，“在沪诸生，多求肄业”，“他邑亦有负笈而来者，海上文风骎骎乎日上矣”。

叶景沄就读时，书院仍兼作考棚，岁科两届县试仍在这里进行。叶景沄曾在光绪年间被书院厘定为超等第八名。不久，又于甲午科江南乡试取中第十五名举人。这等成绩，在当时的上海县邑已算是学界名人了。

1902年，清廷正式颁布“癸卯学制”，西学东渐的趋势开始显现。这一年，许多书院改称学堂，于是敬业书院也急急改换门庭，对外自称敬业学堂。上海知县力主叶景沄先生为学堂董事，并委派他与当时名流黄炎培等一同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叶景沄便致力于创建新式学校。1905年，学堂改制，采用校长制，他就顺风顺水出任校长，敬业学堂也更名为“上海县官立敬业高等小学”。

当了两年校长，而今自己的老幺儿子也要进学堂念书了，叶景沄不禁有些欣然。他的续弦顾氏，为他生了3个儿子、3个女儿。大儿子鸿绩，上海龙门师范学校就学，学成自有出路；二儿子鸿基，自幼显露艺术天赋，现在师从画家张东绅先生，若能持之以恒，日后想必也能成器。3个儿子当中，最惹他怜爱的当数老三。叶景沄出身世家，亦属簪缨望族，祖上有人曾加国子监典簿衔，后封典海运，“一时亦颇煊赫”。叶景沄自幼饱读诗书，研习经文，实有济世凌云之志，又有光大门庭之愿。然而，眼看年过半百，除了儿女绕膝、人丁兴旺之外，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还遥不可及，这使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心愿寄托在3个孩子身上。然而，老大初学时，时事维艰，自己又当壮年，对前程仍有念想，根本无暇顾及鸿绩的学业。待到老二上学的年龄，自己虽有了这方面的准备，谁知孩子却没有这方面的心性。鸿基是爱蹦爱跳打打闹闹的性情，除了喜欢画画，倘若让他坐下读书，他就像屁股扎了刺一样，一分钟都难以安生。可是，同样的情形，到了鸿眷身上，立时就显出了他非同一般的禀赋。他从小沉静，几乎生下来就呈现出思想者的模样。他独自一人时，即使还是两三岁，也会令厅堂静穆无声，等你走到他跟前，发现他总是瞪着眼睛向远方凝视，目光穿过厅院，跌落在对面看不见的地方。初时，叶景沄看到他如此模样，便有些慌乱，以为这孩子有些傻，或是有些痴，但试过之后，就有些欣喜若狂了。

一天，佣妈从街上提来两只鹅，孩子们立时围拢上来。

“鹅，鹅，鹅……”

二儿子鸿基手拿小竹竿，拨弄着鹅们雪白的颈项，欢快地嚷叫着。孩子的喧闹引起了叶景沄的注意，他放下手中的书，走出屋子。见鸿基正跺着脚往鹅身上溅水，三儿子鸿眷倚着佣妈静静地望着鹅出神。叶景沄制止住鸿基，指着鹅问他：

“阿囝，还记得骆宾王的诗吗？”

鸿基局促起来，脸一下红了。

“记得……”

他嗫嚅着，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

“背背看。”

“鹅，鹅，鹅……”

“不要着急，想想看。”

说着，叶景沄从鸿基手中拿过小竹竿，在鹅的身上比画着。他是教国文的，阳光下的鹅，平和宁静的生活，这不就是诗吗？他的心里柔软起来，想着骆宾王创造的意境，他很职业地在鹅的身上画出优美的曲线。

“侬看，侬看。”

然而鸿基却平白紧张起来。他并没有顺着父亲的启发找出鹅的诗意，他只是更留心父亲手上的竹竿。从戒尺到教鞭，从私塾到洋学堂，调皮捣蛋的学生总是对惩罚的工具格外敏感。在那一刻，他真后悔自己不该得意忘形，不该找出竹竿来惹是生非，竹竿太像教鞭了，它身上凝聚的沉重信息足以控制自己的思维，眼下自己的脑筋已经锈成一团，就像冬天里冻僵的蛇一样。他突然想起无数次在学堂受罚的情景，到了末尾，他总是把双手伸出来，迎接那痛彻骨髓的一击。

鹅，鹅，鹅……

鸿基被竹竿分散了精力，陷入迷乱状态。本来这首诗他是会的，不久前他甚至教过三弟鸿眷，那时他甚至还为三弟画出了鹅在水中优游的画面。可是，可是那些鹅呢，好像还有鹅的颈项，还有鹅们拨动池水的状态，这些画面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就是无法组成优美的诗句。他的心绪完全被这根竹竿破坏了，精力无法集中，只能悲愤地放弃努力了。

他不再思考了，心里大喊冤枉，而手却不由自主伸了出来。

叶景沄仍然在那些柔软的意境中畅想着。他不明白二儿子伸出手来是索要什么，是要回玩耍的竹竿，还是……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而且着实愤怒了！

“侬！”

他把竹竿扬起来。

“不要，不要！”

小鸿眷哭着跑过来，抱住叶景沄的腿。

“我替二哥背……”

当3岁的小鸿眷一字不差地背出骆宾王那首咏鹅诗后，全家人被这戏剧性的一幕惊呆了。

仅仅是一首诗，叶景沄从此认定他的三儿子是个异数。

进敬业学堂之前，叶鸿眷的启蒙是以家学形式完成的。老师就是叶景沄。

鸿眷虽然生得聪慧异常，但因性格文静，3岁之前，叶景沄几乎没有过多地留意过他。多子女的家庭，整日价鸡飞狗跳大哭小叫的，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爱闹事的孩子身上，比如老大、老二、长女常桂、三女鸿桢。倒是二女儿常德和三儿子鸿眷整天价不哼不哈，既省力又省心。一个家庭的管理和部门的管理多少有些相似，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就是这个道理。

自从那天发现了鸿眷的超人禀赋之后，叶景沄大喜过望。他不但宽宥了鸿基，还夸奖他教弟有方，借着高兴劲儿，叶景沄又问鸿基还教了弟弟什么，鸿基说了几首诗。再问鸿眷，依然一一背出，弄得鸿基也拍额称奇道：

“阿拉都忘了，侬倒记得清爽，真是天才哟！”

现在，叶景沄的目光开始往三儿子身上聚焦了。身为老师的他知道孩提时期启蒙的重要性，于是，一个近乎现代的“学前班”的小课堂在叶家正式“挂牌”开课了。

当小鸿眷稚嫩的诵读声从叶家庭院里飞扬而出的时候，叶景沄总觉得有清清溪流在他心间淙淙而过，他每每会因这读书声而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

从叶景沄记事起，他就在父亲的讲述中知晓了自己的责任。

叶家原本姓夏，明嘉靖年间族居上海附近的青浦。在夏家传至九代时，历史已经从明嘉靖年代走到清乾隆时期，就在这个时期，夏家开始姓叶。这其间是何原因不得而知。从叶氏的后人口中得知的唯一解释是叶姓是当时的母姓。同叶姓一同流传下来的还有诗书继世的耕读传统。从《叶氏家谱》上得知，叶家数代都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叶景沄的父亲学问最大，竟做到国子监的典簿厅办公主事，在兼具行政机关和最高学府两种职能的国子监里，在这个类似今天文书和财会专业的领域，他有着最权威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他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受到了朝廷和各省官员的赏识，特别是漕运和海运发达的南方各省更是极力保奏，这使他有机会由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进入到大清王朝的官场中。叶景沄的父亲生于1828年，卒于1897年。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段耻辱的年代，一个凄风苦雨愁煞人的多事之秋。12岁那年，鸦片战争爆发，那时他少不更事，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印象，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却正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在奋发有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却无端要去品味丧国辱家之痛，用学富五车换来低眉折腰之耻，可以想见他的愤怒和痛苦是多么强烈。

那是1857年的冬天，叶景沄的父亲为了一桩海运的公案到广州出差。他们刚在总督府附近的一家客栈住下不久，就听到了城外隆隆的炮声。急问店家，方知海上已经泊满洋人的舰队。

翌日，叶景沄的父亲一行急到总督府办理公务，然却大门紧闭。询问良久，门人才告知战事吃紧，总督大人已到前线视察。

于是他们一行只能在客栈滞留下来。

叶景沄的父亲就是这样亲历了一场战争。

有人说时间如白驹过隙，一切都匆匆而过，而叶景沄的父亲却在这次的经历中体验到了有关时间的最早的相对论。英法联军于1857年12月28日清晨开始攻城，战事仅仅持续了一天多，广州城便失陷了。当时叶景沄的父亲一行都换上了老百姓的服装，他们蜷伏在床榻之下，任呼啸的炮弹切割着自己的神经。仅仅一天多的时间，不到30岁的他，双鬓已经出现丝丝白发。

他终于见到了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不过不是在总督府内，而是在广州的大街上。

叶景沄的父亲混在人群中，见到了他本要以公务身份晋见的总督大人，而这时，叶名琛却以英法联军俘虏的身份正被游街示众。

广州城失陷后，叶名琛躲进了粤华书院，他在巨大的悲痛中度过了洋人入城的第一天。第二天，他被部下转移到了左都统署。就在洋人入城的第五天，一队洋人来到左都统署的后花园八角亭，用来复枪对准了他——叶名琛被俘虏了。

一个叫柏贵的官员出卖了他。

英法联军获得叶名琛藏身之所的情报后，立即派一百名快枪手前去粤华书院搜寻。结果人去楼空，只剩一个看门人。看门人被押回去严刑拷打，却宁死不招。正在这时，一个投降英法联军的官员柏贵说出了叶名琛的下落。

在左都统署，洋人的枪队对准了大堂。一个清朝官员端坐着说，我就是叶名琛。

然而，洋人的军官是见过叶名琛的，这人原是左都统双龄。

快枪队继续搜查，终于在后花园找到了叶名琛。

叶名琛被洋人押解着走回英军指挥部。他顶戴花翎，身着朝服，脚穿朝靴。他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庄严地走着，像是视察战后的广州城。肩扛来复枪的洋人两旁列队，高筒皮靴踏出陌生的西洋鼓点。叶名琛走得缓慢而又滞重，像背负着一个沉重的王朝。无疑，他艰涩的步伐和洋人们很不合拍。但他仍以自己坚强的定力很有韵味地走着，以空前的执拗不屈地走着，终于使整个队伍走得心烦意乱，洋人们不得不时走时停来迁就他的步履。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快步走到叶名琛跟前，小声催促他快些走，叶名琛勃然大怒，圆睁环眼叱骂：你是什么官阶，竟敢催促天朝命官？下边站去，让你们的公使过来跟我说话！

大街上拥挤着沉默的广州市民。人们都为叶名琛威严的仪表和这番字正腔圆的叱骂声所振奋，有人激动地鼓起掌来，更有不少妇女老人流下了眼泪。

叶景沄的父亲躲在人群里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

弱国强臣，一个孤傲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形象定格在他的心里。

叶名琛，曾是多少读书人的榜样。书读得多，读到金榜题名；官做得也大，官拜两广总督。他是忠臣良相孝子贤人传统士大夫的完美典型，也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塑造出来的成功范例。但是，如果这等成功和完美就是为了在被洋人俘虏时做一个不屈名节的精彩亮相，这个结果难道不显得滑稽和古怪吗？

叶景沄的父亲心头被人狠狠刺中，不禁万念俱灰。

他们是趁着夜幕从水上逃出合围的广州城的。一艘打鱼船，辛酸逃亡路。路过零丁洋时，吟诵着文天祥的诗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叶景沄的父亲不禁悲从中来，跪在船舷边无声地哭泣起来……

多年之后，叶景沄的父亲看到洋人的报纸，才得知叶名琛被洋人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囚禁在威廉炮台。随行的有仆人许庆、胡福，厨师刘喜，理发师刘四和巡捕兰宾，且带着衣服、饰物、银钱等物。他们一行成了19世纪的“海上苏武”。最后，叶名琛移至大恩寺花园楼上居住，当从中国带去的食物告罄之后，仆人要求到加尔各答购买一些，以免冻饿而死，然叶公却坚决不允准。他说，我身为天国大臣，之所以不怕羞辱含恨前来这里，不是我怕死，而是要见识一下洋人的文明，见识一下英人的国君如何明理。我想见见英国女王，和她当面探讨一下国家是非，不想英人竟如此野蛮，让我滞留于此。似这等不可理喻之人，我已对他们失去信心。我既不能当面斥责这个野蛮的国家和它的君主，苟生何为？

1859年4月9日，叶名琛“不食周粟”而亡。

叶景沄清楚记得，那时他已入私塾念书，父亲看完报纸后号啕大哭，在厅堂设下叶公的牌位，令家人焚香祭拜三日……

父亲从那时起就对仕途了无兴致了。

他从叶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山河破碎，国难频仍，国之不存，家何以堪？本来他被叶家看做家道中兴的领军人物，从青浦到龙华，继而又汇入南市新区，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上攀越的步伐。尽管叶家住地大都是石库门类的楼群，但叶家新建的宅楼却非其他石库门所能比，三进布局，偌大的天井和客堂，东西厢房互为映照，厅堂后还有偌大的后院。楼上卧房装饰得富丽堂皇，上上下下透出殷实人家的富贵气。可是，家再兴，国将亡，可奈何？

真正给叶家蒙上巨大阴影的是帮助小刀会的“政治事件”。

从广州逃回不久，叶景沄的父亲就被上海道传唤，说是小刀会起事期间，他和小刀会有所勾连。本来似他这等官阶，上海道无权羁押，但因“通匪”事大，刑部特上折奏请朝廷后，密告上海就地询审，若通匪罪成，就地正法。

1853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上海小刀会趁全城举行祭孔活动，突然起兵，占领了当时上海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文庙。文庙又称县学和孔庙，是当时上海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和祭祀孔子的场所。

文庙之前原是一个破烂小庙。南宋末年上海设镇之后，就建有镇学，文庙遂立。在庙内供有孔子神像，另有桌椅纸砚，让学子在孔子目光的注视下孜孜不倦地学习。元代之后，上海升镇为县，镇学也升为县学。但庙还是那座庙。自清一代，上海逐渐繁华，文庙渐渐显得破旧不堪，于是，在两浙盐运使瞿霆发捐助下，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建起一座颇具规模的大型庙宇，前有棂星门，左有兴贤堂，右有育才坊，庙内有大成殿、崇圣殿、名宦祠、乡贤祠等等。这里不仅是当时上海的教育中心，同时也是上海读书人心目中的圣地，因为它是乡试科考的地方。叶景沄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和科考中举的。到了叶景沄这一代，文庙旧址划归敬业书院，他也是在此完成学业的。可见，叶家对文庙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

正因如此，当叶景沄的父亲听说文庙又要重新扩建的消息后，第一个以五品官的身份捐赠了为数可观的一笔银两。而主持修建工程的地方官告知他说，等文庙修缮完毕，第一个“丁日”，也就是祭孔活动的第一天，一定会通知他参加盛大的庆典活动。

叶景沄的父亲果然接到了邀请。

然而，他却因此而被裹挟到这场影响他前程的旋涡之中。

当小刀会的首领刘丽川占领文庙后，叶景沄的父亲是少数被挟持的官员之一，而大部分民众却一哄而散。刘丽川把文庙当成了小刀会的指挥部，他要在这里安营扎寨，要把这读书的场所变成吃喝拉撒睡的营盘，因此，他需要银两。他挟持这些官员大体基于这样的用意。通俗点说，小刀会把这些官吏当成了人质，他们要从这些人质身上敲出一笔令他们满意的钱财。

叶景沄的父亲曾和小刀会首领刘丽川零距离接触过，甚至交谈过。从外表上看，刘丽川更像个读书人，他得知叶景沄父亲的身份后，很专业地和他商量，倘若筹措不来银两，那么，把新修缮的文庙房梁木椽木器用具一应烧掉，该维持几多辰光？寥寥几句话，经验丰富的刘丽川就使这位前国子监专管财会的权威惊出了一身大汗，他的眼前立时晃动着燃烧的火焰，文庙——仅仅光鲜了几天，人们甚至还能嗅到油漆味道的新文庙，将慢慢在火光中訇然坍塌……他妥协了。

他让家里送来了一笔银两，把自己赎出来了。

第二年，清军向小东门发动攻击，刘丽川所在的文庙成了主要的进攻目标。文庙又一次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比刘丽川描绘的图景要惨好多倍！

几年过去了，每忆至此，叶景沄的父亲总是长吁短叹。

原想事情已经了结，谁知这桩公案却在几年后被人告发。

当叶景沄的父亲出现在上海道公堂时，才知道被审问的并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当年被小刀会挟持的一干人等。事后他才得知，小刀会被剿灭时，一个负责粮秣的头目混乱中得以逃脱，他随身带有大批银票和账簿。几年后，他在江西被捕，而被查获的账簿上，赫然写着这一干官人的名字……

叶景沄的父亲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几个月。

尽管他据理力争，尽管主审官审案时也发现了他们这一干人等是被挟持而非通匪，尽管有许多乡亲邻里作证，但负责审案的官员仍不放人。

他们面临着和当年被小刀会挟持时一样的处境。

当他们终于明白现实的黑幕之后，不得不再一次让家人拿出银两，将自己赎出去……

出狱之后，叶景沄的父亲像换了一个人。

他很少说话，三十多岁的人，已经呈现出未老先衰的样子。

等叶景沄长大读书后，才知道由于父亲的这一段“政治问题”，族上的几个叔叔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连累，科考时一律不准参加应试。再后来，因为年代久远，再加上叶家在当地颇有名望，县府方格外开恩，允许地方保奏，许叶景沄参加科考。在光绪元年县试时他考取了第一名，后又考中甲午科江南乡试第十五名举人。

考中举人后，叶景沄再无心科举。父亲并不希望他再走读书做官这条路，只希望他认认真真读书，本本分分做人，用自己的学问挣口饭吃。于是叶景沄就选择了教书这条路。

叶景沄现在把目光聚焦到三儿子鸿眷身上，实际上也是把几代人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

他对三儿子的启蒙先从背诵古诗开始。《唐诗三百首》背得差不多后，开始习写、和《千家文》。叶鸿眷每天闻鸡而起，在晓风残月里吟诵一通古诗，然后再挥臂磨墨，在如豆灯火下默写昨天的作业。作业自然是父亲在书上圈点好的，他要求鸿眷不仅要会背诵，还要会写，更要知道其中意蕴。白天，父亲因在学堂教课或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儿子，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为鸿眷补课，有时回来很晚了，洋泾浜桥上的更声已经传过来了，父亲仍会叫醒睡着的儿子。一般人家的孩子7岁始去读书，而叶鸿眷6岁之前已经粗通文墨了。6岁之后，父亲又开始让他读和《孟子》，每天背诵默写3行以上，后来加至10行以上，六万余字最后背得滚瓜烂熟。之后，父亲又让读《大学》、《中庸》、等等，虽不能全部背诵，凡父亲圈点文章，鸿眷竟能一一诵出。天资聪慧的鸿眷给叶家带来了莫大的欣慰，只要有全家聚会的时候，叶景沄总会让三儿子挑战大哥、二哥，或背诗词，或背诵古文，不消说二哥背不过他，就是大哥也渐渐不是对手。每每此时，叶景沄就会哈哈大笑，笑声像蛱蝶一样从宅院里飞出来。

从6岁起，父亲就让鸿眷习字，这是和背诵诗文并行的一道教育。先学执笔，悬腕，然后学习研墨。用清水注入砚间，将墨在砚中磨擦，姿势要端正，用力要均匀，手腕要灵动，更重要的是要心平气和。研墨就像佛家参拜的仪式，有庄严的神圣感。倘若你心浮气躁，通过这个仪式，心绪就会慢慢平复，棱角突兀的性情就会被一点点打磨，消蚀在水墨人生里。再是临帖，先是颜柳大楷，再练晋唐行书。古老的汉字经过书法大家的圣手，会传达出丰富的人文信息，甚至包含着书者的人生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汁液会在书写的过程中渐渐滋养着身心，在血液里结晶沉淀。只要有闲暇，叶景沄还会带着鸿眷去张园或别的地方听演说。

1902年，上海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挂起了“中国教育会”的牌子，发起人是蔡元培、章太炎、叶瀚等。蔡元培、章太炎都是叶景沄敬重的学者，叶瀚还是自己的本家同姓。因此，他对教育会颇有好感。而教育会更令他心仪的还是黄炎培。他们曾一道赴日考察教育。在此之前，叶景沄早就知道黄炎培的大名。黄是上海川沙人，1901年入南洋公学求学。南洋公学是清末重臣盛宣怀于1896年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洋务人才的学校，因经费充足、设备现代、师资雄厚和出路优越而闻名遐迩。当时发起创办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等人多在这里任职。该校有六个普通班和一个培养高材生的特班，黄炎培初时就在特班学习。因为是洋务学校，学生大都推重民主与自由，崇尚科学与进步，于是和校方因循守旧的管理层时有冲突。终于有一天，一件小事酿成了一场震动全上海教育界的“墨水瓶风波”。普通班五班教习郭镇瀛原本是个学识浅陋的人，他常以钳压学生思想为能事，给学生种种约束和规定——不许读新书报刊，不许议论时政，只能看《大清会典》、《圣武记》等等，引起五班学生的普遍反感。

此时的中国，“反清排满”的呼声已经遍及各地，特别是留日学生吴稚晖、孙揆均等人不满清廷压制革命迫害学生而愤然回国，受到中国教育会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张园欢迎会上公开声讨清廷，使学生们受到很大的触动。五班学生决定恶搞一下郭镇瀛，以表达他们的不满。一个学生趁郭训话的时候，悄悄地把一瓶墨水塞到他的座椅上，待训完话的郭镇瀛坐下时，顿觉异样，站起时，洁净的长衫已是一片黑污，学生见状，不禁哄堂大笑。受到羞辱的郭镇瀛气急败坏，便报告总办，并对学生严词诘问。校方应郭之请，开除学生伍正钧。五班学生集体向校方请愿，求其收回成命，校方不允，于是五班学生决定集体退学，并举行告别演说会。

五班行动引起了全校同情，次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向总办汪凤交涉，仍不获允，学生们决定全校退学。此时校方才慌了手脚，只得请深受学生爱戴的蔡元培教习等出面调解。全校学生二百余人一大早检点行装，列队操场，等候交涉的最后消息。谁知蔡元培去见督办盛宣怀欲转达学生的意愿时，盛宣怀竟一直高卧不起。到了10点钟，忍无可忍的学生只得愤然离校。在这次“墨水瓶风波”中，黄炎培一直走在学生队伍前列，代表学生向校方交涉，因此深得蔡元培赏识。南洋公学集体退学后，大部分学生无学可依，中国教育会遂筹款成立爱国学社，蔡元培被推举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章炳麟、黄炎培、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师。因师资不够，作为特班学生的黄炎培被蔡元培聘为教普通班的老师。这次经历使黄炎培从学生一下子变成了老师，才有了他日后被上海方面以老师身份委派赴日考察教育的机遇，叶景沄也因此与黄炎培做了短暂一段时间的同学。

叶景沄是1856年生人，黄炎培是1878年生人，论年龄，二人行状如同父子，论地位，叶景沄当时是敬业学堂的总教习，而黄炎培却只是初入师道的新生代，二人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叶景沄仍然非常看重黄炎培。

黄炎培身上散发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感染着叶景沄。在日本考察期间，适逢俄国拒不按照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撤军的事件，由留日学生率先发起抗议，纷纷在日本街头集市发表演说。黄炎培每每出现在反俄的集会中，并报名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拒俄义勇队。回到国内，他又在张园发表演说，向国人报告留日学生的爱国壮举，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

近距离观察黄炎培，叶景沄发现这个年轻人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东西，他的激情和活力，总能给人深刻的震荡。他显然与自己不同。但正是这不同，才吸引了习惯四平八稳生活的自己。

这一天，叶景沄又带着小鸿眷来到南汇永宁寺，适逢黄炎培演讲。黄炎培就最近慈禧下令杖杀北京报馆记者沈荩及清廷下令撤销《苏报》一事发表评论，言词直指慈禧和清廷。他大声援引章士钊的话“不有死者，谁申民气；不有生者，谁复九世”，公开号召民众推翻清廷。此等话语，对叶景沄来说真如一道雷霆。他是个生性胆小的人，这等直指皇上惑众造反言论是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他惦记着黄炎培的安全，急忙挤到戏台前想趁别人演说时把黄炎培扯到一边，示意他赶快撤离此地。然而，还没等和黄炎培搭上话，就见南汇知县戴运寅带领一队清兵赶来。黄炎培已经看到了叶景沄，看见眼前的情势，他忙对叶景沄说，去找总牧师步惠廉来救我！

步惠廉是英国人，是叶景沄和黄炎培赴日回国时在轮船上认识的。他是外国传教士中少有的崇尚中国文化的人，对叶黄这样的读书人更是尊敬有加。因此，回国后，一来二去步竟成了他们共同的朋友。

叶景沄不敢耽搁，连送小鸿眷也没来得及，急忙租了一辆马车，赶到上海总教堂总牧师步惠廉家中，向他说明了原委，希望他出面说情，以总牧师的身份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以解救危难之中的黄炎培。

步惠廉星夜赶到南汇知县府上，经多方斡旋，连夜将黄炎培等4人从大牢里救出。紧接着，中国教育会一行又直接把黄炎培等人送到浦江码头，登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斯时，由于南汇知县已经向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电告了黄炎培等人的罪状，江苏巡抚电令“解省查办”，而两江总督却电令“就地正法”，南汇知县不知所以，只得再请两府合议。就在等待上峰合议之时，步惠廉将黄炎培救了出去。半个小时之后，知县收到了督、抚双方会商后的电令：“就地正法”。

而这时，黄炎培已经离开了上海。

叶鸿眷虽然年纪尚小，却亲眼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爱国志士的形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父亲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归纳为“读书救国”，只有把书读好，才会明义明理明事明耻。小孩子家，读书为了谁？不仅仅是为了光宗耀祖，还得为了国家振兴，这样的启蒙，而今看来似乎还没有过时。

叶鸿眷以私学的形式完成了那个时期一个书香门第所寄望的启蒙教育后，便顺风顺水地进入父亲主持的敬业高等小学。

马上要上学了，小鸿眷却愁眉不展。叶景沄叫住他，问是不是书没有找全。因为学校新设外文课，这是叶景沄所不曾教过的，因此，鸿眷书箱里就少了这本书。鸿眷摇摇头说不是的，外文书二哥已经答应借给他。叶景沄问，那你为何还不高兴？鸿眷看看父亲，低头拧着自己的衣角说，我想借他的衣服他不给。

叶景沄这才注意到鸿眷的穿着，青布小褂又瘦又小罩在身上，下身袍子上破了两个洞，露着棉花套子。叶景沄心一酸，眼圈红了。

鸿眷7岁那年，母亲得了急病，撒手而去。如今几年过去，叶景沄竟没有注意过，儿子竟还穿着他母亲在世时为他置备的衣服。他已经长高了，眉目清爽，让人怜爱，而且爱打扮，爱整洁。这些当然都是好习性。只是明天就要入学，来不及请人做衣裳。佣妈只会干粗活，针线活是不成的。眼下只能把老二的衣服借给老三穿几天，等天气转暖再为他添购新衣吧。于是他便亲自当说客，答应了老二许多条件后，才在吵吵嚷嚷中把老二的衣服拿来换在老三身上。

老二的这黑布褂是黑绸布做的，领子处还镶了一圈羊羔毛，非常时尚。只是穿在身上有些肥大。但叶鸿眷说不要紧，把扣子往里缝一下就是了，于是又让佣妈在灯下忙活儿，又把二哥的青布袍子拿来，穿在身上，把袍子使劲往上提好，连叫合身合身，就在屋里走来走去，竟至夜半方得歇息。

第二天，叶鸿眷穿着昨晚得来的“战利品”兴冲冲地出现在蓬莱路的街区上，正是阳春三月，太阳公公明晃晃地贴着他照，不一会儿他就走出了汗。里弄庭院里还有些偏冷，大天光下，一切都是那样温暖，看看自己肥大的衣服，叶鸿眷觉得自己有些不合时宜。好在没人注意他，他快步走进庙宇一样的学堂里，找到自己的班级，在报到簿上端端正正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第一章 穿青布长衫的日子 第二节

在新式学堂里，除了要学他所熟悉的国文、经史之外，还要学习舆地、时务、博物、西算、理化、外文、体育等课程。学堂之所以命名“敬业”，是取朱熹句“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这与家父教导他的“读书救国”的理论不谋而合，特别是学堂的校训“勤学敬业，笃行慎思”更是深得他心。于是他一头扎在书海里畅游起来。

在敬业学堂就学的几年，按叶鸿眷本来的兴趣，如果在国学上继续研习，或许能成为未来的国学大师。但是，他像一颗星辰偏离了原来运行的轨道一样，偏离了原来既定的发展方向，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庭栽栖凤竹，池养化龙鱼”，按照叶景沄的设计和叶家的家世传承，天资聪慧的鸿眷该是走“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的道路。但是，父亲晚年的际遇深深影响了叶家的判断。爷爷在鸿眷降生的前一年去世，在父亲的讲述中，供在厅堂正中身着官服正襟端坐的爷爷，目光由生硬渐渐变得温和。爷爷的故事他已经耳熟能详。但是，父亲的每一次讲述，都会添加一些新的内容，而这些常讲常新的故事，总能使鸿眷激动不已。父亲又一次讲起爷爷的广州之行，讲洋人攻陷炮台时守军肉搏的情景，清兵无一例外前赴后继，没有人后退半步，但洋人手持来复枪，3人一组，还没等清兵扑上来，便像射击猎物一样，不慌不忙地一扣扳机，“呼”的一声就把清兵击倒在地。敌我双方的火力对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兵力虽然多出洋人好几倍，但我们火炮和快枪的射程却比洋人差好多。即使洋人列队冲锋时我们枪炮齐发，敌兵却毛发无损。待敌人还击，仅仅一个冲锋，我们的工事就会被炸飞上天，守军损失十之八九。随着战斗的进展，毫无例外地就会出现类似英国人“围猎”那样的场景，其行状已不是战斗，而是杀戮。但没有人否认中国士兵的勇敢，即使洋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者充满蔑视，但谈论到中国士兵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他们无一例外会伸出大拇指来。

这是为什么？

爷爷曾经捶胸顿足地说，利器也，利器也。老子云：国之利器不可示人，我们大清缺少国之利器，奈何！奈何！！奈何！！！

叶名琛的面容也曾在父亲的叙述中浮现出来。他读的“四书”、“五经”和爷爷父亲读的毫无二致，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角度看，这种教化的纹路细致而清晰，它有效地控制着一个帝国的思想。但是，它却产生不了利器。

叶名琛虽然以“海上苏武”的姿态保全了名节，但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仍然是一个悲剧，一个深深的悲剧。

叶景沄从父亲的扼腕叹息中解读出一个深刻的命题：熟读经书无用，要另辟蹊径，寻求新的救国之路。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科学。

他的这种转变影响了一个学校。

当然，受其影响最深的当数他的三儿子叶鸿眷。

正是因了叶景沄的影响，叶鸿眷才能在那样一个嘈杂和纷乱的世象中沉静下来潜心读书。

进入敬业学堂读书之后，从家学的深幽和孤独中走出的叶鸿眷，一度被明媚的自由和宽广的环境所陶醉，着实亢奋了好多天。他结交了好几个朋友，如敏而好学的郑心吉，多才多艺的潘伟堉，冰雪聪明的李景彭，还有学识渊博的苏民等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有好几次，他们还结伴去大哥叶鸿绩的龙山师范学校去“显摆”，因大哥常给同学说自己的弟弟国文如何了得。那时各学校风行文社，也即现今的文学社，文社多有以文会友之习，其中赋诗作词成了文社成员的例行科目，于是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就邀来鸿眷和他们“对决”，用意是试试鸿眷的深浅。鸿眷一行四五人，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便你一首我一阕地回敬起来，哪知一来二去，文社的人竟占不了多大便宜。比如以《题随园〈子不语〉》为题赋诗一首，限五言律体，叶鸿眷便朗朗诵道：“子不语成谶，炎凉心自衍。书原同季节，义显有天解。志怪忧可谌，搜奇不了篇。若教品诗茗，终究奈何天。”鸿眷的诗清奇俊逸，疏朗飘扬，虽是即兴作赋，却颇见文字功力，一时间倒是让这些兄长们汗颜起来。而郑心吉、苏民和李景彭也都出手不凡。到了兴处，潘伟堉手痒起来，让人找来纸张笔墨，也即兴挥毫，不多时，一幅泼墨雨荷图跃然纸上，文社人一看鸿眷一行这等了得，便都啧啧称奇，当下就把准备笑闹小兄弟们的话头压下，改成由衷地赞扬了。

不打不相识，他们成了文友，相互间便经常走动来往起来。多年后，在叶的书信中，他还兴致勃勃地与同学们谈论他们共同在龙山学校吟诗弄文的经历。

除了龙山学校，还有一个地方叶鸿眷们经常光顾，就是张园。

张园原是一个叫格农的洋人所有，他以经营园林花卉为业，上海外商的庭院多是他规划设计，因此园中多有从海外购来的奇花异草。1882年，无锡人张叔和重金购下此园，作为奉养老母的场所，遂名“张园”。其母辞世之后，张又仿苏州狮子林等著名园林之制，拓展扩建，精心雕琢，遂成沪上胜境。清末民初，这里被辟为上海的游乐场所，时常举行游览、纪念大会。中国教育会成立之后，凡有集会演讲，亦多在此举行。一时张园成为上海学人的活动中心。

倘若从词语的意义上解读20世纪，有一个词几乎响彻了一个世纪，那就是“革命”。从史料上看，将马克思第一次介绍给国人的是梁启超。清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10月，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提到马克思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从此，“革命”二字不胫而走，成为当时人们最善使用的时髦辞令。同年5月，邹容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大声疾呼反清革命，在社会上引起极强震撼。鲁迅就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虽早于邹容，但同一年又一次在沪上再版，引起世人大哗，他在文中驳斥康有为“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说，文中倡言“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章太炎原是著名国学大师俞樾的学生，因参加反清活动而疏离书斋，当他再一次被清廷通缉潜回苏州东吴大学时，曾拜见了自己的老师俞樾。此时的俞樾已是风烛残年。他见到弟子后十分震怒。因章太炎是他最为器重的学生，天性聪慧，资质超人，然而他却难以静心，终日颠沛流离，不事学问。俞樾骂他“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并且让他的学生“鸣鼓而攻之”。然而章太炎却据理力争，他说，先生是经学大师，然经从何来，还不是说文解字汉字立言？然明朝崇祯帝自缢之日就是中国亡国之日。先生所言忠孝据从何来，还不是出自圣人之口？然孔孟是我中国人，而非清人。先生经学师宗顾炎武，然顾宁人不正是终生反满入清不仕吗？我以顾师为宗游学考据反清驱满心怀天下有何不可？遂作《谢本师》与师绝。之后章太炎浪迹天涯，鼓吹革命，虽多次被清廷缉拿仍矢志不渝。

中国教育会成立时，章太炎正在日本。就在教育会成立的前一天，他与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横滨举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国人“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共同缅怀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孙中山、梁启超均是纪念会的支持者和赞成者。爱国学社成立之后，章太炎已从日本归国，蔡元培找到章太炎，请他为学社教授国文。章太炎第一次给学生布置的作文题就是让每个学生各作自己的“本纪”一篇。所谓“本纪”，是中国古文中专门记载帝王生平和国家大事的一种体例，章氏此举实属离经叛道，表示他对君主专制的蔑视。学生们纷纷在自己的“本纪”里抒发由保皇到革命的情怀，引起章氏的激赞，他在课堂上大讲自己摆脱“纪孔保皇”的束缚，并援引自己家族的遗民秘事教育学生。章氏一族乃浙江余杭巨富，曾创建苕南书院、章氏义庄等。尽管父亲等人曾入清仕，但凡死后下葬，必着明人衣冠，以示不忘家国之耻。章太炎说，他儿时即看过家中秘藏的《东华录》，书中所记多是清廷文字狱案，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萌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不仅如此，爱国学社听从章太炎、吴稚晖的建议，把反清革命的思想推广到社会上，决定每月到张园公开演说一次。爱国学社的教师大都在张园演讲过，其中以吴稚晖演讲次数最多，而轮到章太炎演讲时，他的举止最出人意料，上台后逡视学生众人良久，突然顿足暴喊：“革命，革命，只有革命！”寥寥几字，却能赢得满场掌声。

以后张园就成了学生们常去光顾的地方。

除此之外，张园还是学生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俄国拒不按照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撤军，反而又向清政府提出七项不合理要求之后，爱国学社和上海民众千余人在张园集会表示抗议，一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叶鸿眷们每每从张园回来，情绪总要波动许久。章太炎的演讲学生们记得最为真切。虽然这时章太炎已入狱几年，但学生们仍能学着他的样子，在课堂上跳着脚喊：革命！革命……

革命的话题因此也就走进了叶鸿眷的家庭内部。

但是，叶景沄并没有让“革命”在自己家庭徘徊太久。虽然从一些材料中得知，他的家族曾因同情革命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仍成功地引导叶鸿眷回到了自己的书桌旁，并且从此心如止水。叶鸿眷在回忆自己的这一段学习时光时说：“吾从十几岁起，读了相当多的古书……这些古书使吾有点正统思想……”

第一章 穿青布长衫的日子 第三节

1911年2月，叶鸿眷考取了北京清华学堂，成为“游美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之后走进清华园的第一批学生。

所谓游美肄业馆，也叫游美预备学校，是旧中国学界通向当时美利坚合众国的唯一出口。

1901年，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威逼下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各国列强获得了高达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美国人也分得了一杯羹，然而，这杯羹委实太肥美了，清政府的慷慨让美国人有些不好意思，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当着中国驻美公使的面承认“庚子赔款实属过分”，于是表示余下部分可以退还中国。这个“多余”的部分本金约合1100万美元，以当时的情形，这该是一笔天大的数额。为了不使这笔款项流失，当时的清政府和美国人几经磋商，终于定出以今人眼光看也颇具先进性的决策：将退款作为“兴学育才”之用。

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之后，国人的记忆层面往往聚焦在器物上，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运而生，实用主义成为当时洋务运动的核心思潮，不久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学习西方科学似乎在知识界和权力阶层达成了共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人把西方科学的作用降低到了实用和工具的层面上，不惜斥巨资购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和火炮，以为奇货可居就能包治百病。哪知道甲午海战一开，北洋水师顷刻间灰飞烟灭，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证实了所谓“体”、“用”之辨的褊狭。正是在这失败的废墟上，国人痛定思痛，才意识到要想强国安邦，必须要“开民智，强国基，乃急务也”，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清朝政府才把目光放到教育上，并且因着战争赔款的关系，一开始就把目光锁定在强大而先进的美国。

按照中美协议，中国政府从接受“退款”之日（1909年1月1日）起，须连续三年，每年选送不少于100名学生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称之为“直接留美生”。同时还在京城“清旷地方”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制8年，毕业后全部派送到美国留学。这些学生赴美后，须“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地点就在今天东四附近的史家胡同。

从1909年到1911年，游美学务处共招送了4批直接留美生。另外，又紧锣密鼓筹办起留美预备学校，当时被清政府命名为“游美肄业馆”。该馆的办学方针是：“沿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后，可无格。”肄业馆招收的学生分高等科和中等科，以当时的叫法曰“第一格”和“第二格”，招收学生必须符合“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等条件。1910年3月，清政府学部制定了《考选学生及考送游美学生办法》，其中规定：肄业馆的学生，除由学务处在北京直接招收一部分外，大部分由各省“提学使”分别在各省招考，经过各省初试后保送来京复试，合格者入肄业馆学习。各省保送的名额，则是根据各省所摊缴的庚子赔款额的多少而定。当时江苏省所摊赔款最多，因此保送名额多达26名，而云南贵州等省因摊款甚少，每省只有两个名额。

1909年8月，清廷允准外务部、学部所奏，将地处西郊荒芜的“小五爷园”修葺一新，始建成清华皇家学堂。

小五爷园原是熙春园东半部的一部分。熙春园原是康熙的行宫，传至道光时，该园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西为后来的咸丰皇帝所得，东为咸丰的一个弟弟所有。咸丰即位后，将“小五爷园”更名为“清华园”，并亲书匾额悬于宫门之上，至今我们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大门上还可以看到咸丰皇帝的手迹。

13岁的叶鸿眷迈进工字厅大门时，也曾认真端详过这3个端庄而工整的大字。那时的清华园外墙多用虎皮石砌成，新抹的石粉还亮得晃眼。墙内多有新植的松槐桧柏，更宽阔处也有花圃点缀。清华园起伏在苍茫而辽阔的韵致里和帝国晚照的余晖里，给向学的人以难以言状的感动。

1911年3月30日，“游美肄业馆”举行开学典礼。礼堂正中悬挂宣统皇帝的圣像，每个学生三跪九叩谒见礼毕，再谒见本校师长。行礼之后，当时的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及游美肄业馆监督（校长）范源濂先后发表演说，把何以游美的曲折一一讲述给全体师生，其爱国情怀和对学子们的殷殷期望溢于言表，学生中时有欷之声。就在这次开学典礼上，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宣布经清廷议准，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皇家学堂”。后因辛亥革命爆发，故把“皇家”二字革去，始称为清华学校。

叶鸿眷被感动着。以他13岁的心智，他并没注意到帝国大厦已岌岌可危。此时辛亥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广州起义的枪声已经响起。清人曾以“剔发令”的威势立国，如今却不得不对各地的剪辫子风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些颓败景况似乎并未影响到清华园。相反，这里的一切却显得生机勃勃，犹如一棵龙钟老树新发的嫩芽，在1911年春天的阳光里，枝脉挺拔，叶片油亮油亮地生长着。叶鸿眷被挟裹在这春天的好心情里，他在学堂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摸底测试时成绩优异，教习鼓励他参加第一格（高等班）考试，叶鸿眷的英文水平在第一格中仍属上乘，他的聪慧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

吴宓大叶鸿眷4岁，他是占着陕西的名额考入清华学堂的。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今日与试学生，多系小孩，老大甚少。类皆鲜衣美服，欢呼喜跃，纷呶喧逐，不计在校部考棚内也。吾辈年岁已长，与若辈相竞，实增惭怍。且与试诸生中，颇不乏聪俊之士，考试交卷皆非常之快……余曩在宏道蹉跎数年，虽获毕业，曾亦何幸，乃今入此校，目睹他省学生，有年龄幼稚而英文程度极深者颇不乏人。余班次之分，英文列在2b，极为低微。乃上课数日，终朝温理读本，殊觉费力。又惧陨越人后，则当如何……”（《吴宓日记》1910-1915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页）

叶鸿眷正是吴宓笔下的那种“年龄幼稚而英文程度极深”的“聪俊之士”，他此时虽和吴宓都属第二格同学，但互相之间还并不认识。此时前来清华学堂就学的学生共有468名，其中有各省招送的学生184名，以及历年在北京招考正取、备取的学生248名。近500名学生济济一堂，在京西一隅，很快就展开了学习上的角逐。按照清华校制，学生不定班级，只是将所学各科分为若干等级，按学生对于各科掌握程度的高低而分班次。每人必须按校方规定修完所学各科，因此，每个人的修业时间表都不一样。比如吴宓，他的国文程度可在五六年级，但英语水平却在一二年级。清华学堂学制8年，如果修完高等科，可直接送至美国大学学习。吴宓须将在国文学习上省下来的时间再补到英文学习上，相对于国文、英文兼优的叶鸿眷这样的学生，吴宓自觉“吃亏亦已甚矣”。

入学不久，被激情和感动所笼罩的叶鸿眷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要想洗刷民族耻辱，要祖国强盛，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正当他弓满弩张专志学业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清华学堂被迫解散，叶鸿眷不得已又回到了家乡上海，为了不荒废学业，在征得家人同意后，叶鸿眷又报考了上海兵工学校并被录取。这样，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叶鸿眷再次选择了平静的书桌。在兵工学校期间，化学老师吴蕴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天，吴蕴初把一首杜牧的诗写在黑板上：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吴蕴初问：这是一首什么诗？同学们回答各异，有人说是绝句，有人说是咏史诗，更有人说是叙事诗。叶鸿眷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这是一首哲理诗。吴蕴初眼睛一亮，问，为什么是哲理诗？

老师问得突兀，叶鸿眷一时语塞。但他没有放弃，认真想了想回答说，因为这首诗容纳了过多的东西，涵盖自然过程和物理过程，让人联想丰富，并且给人以启示。

吴蕴初鼓起掌来。

很好，吴蕴初说，这首诗之所以说是哲理诗，就因为它通过一件器物，使我们看到了诸多关系，又从诸多关系中求证出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某种线索。比如杜牧诗中的这支铁戟，经过战事的淬炼，以战戟的身份跌落在滔滔江水之中，从人之手进入自然之手，回复到它纯粹的物性和物化阶段。从它沉入江水之中的锈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的印痕；而它自身物性的变化，从一件闪亮锋利的兵器变成锈迹斑斑的铁器，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化学过程；而江水川流不息推动着泥沙，不断地冲刷磨洗它的过程则是一个物理过程；如今这件器物被打捞上来，人们又从它的身上联想到三国的战争风云，感叹倘若失去一个小小的偶然因素，美丽青春妩媚动人的大乔小乔的命运或许就会被改写，因此，从这首诗里我们会认识到物理、情理与哲理等诸多层次，这就是杜牧这首诗赋予我们的意义……

多年过去了，叶鸿眷还记着吴蕴初先生的这堂课。这堂课后，他把杜甫的诗句抄到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这是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所作《曲江二首》里的两句诗。这恐怕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物理”这个词，虽然它的含义与后来并不相同。世间万物，盖由物质构成，物不仅有质且有理，研究一切物质的基本原理，就是“物理”。

从那时起，心事浩渺的叶鸿眷就开始了他的“细推物理”之路。他开始偏爱“理学”。理学的玄妙和变幻莫测，使他怦然心动，他的心灵被曲径通幽般的逻辑迷宫深深吸引了，在这个丝丝入扣的理性世界里，他仿佛找到了生命的节拍，那些神秘而充满诱惑的解就是他的欲望，而每一个答案都会给他惊喜。他在意志力和判断力的双重牵引下，不断升高，升高，渐渐达到非同寻常的高度……

1913年5月的一天，叶鸿眷听闻清华学堂重新开办之后，立即邀来沪上同学去豫园游玩，意为祭别过去，给自己一个交代。

豫园原是私人花园，主人为明末四川右布政使潘允端，潘氏建造此园，原是让父母在这里颐养天年，故取名“豫园”。“豫”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卦，含有平安健康之意。后来潘家家道中落，几度将此园分割售人，使这家著名园林支离破碎。到了清同治六年，这里更被21家工所分租，几经辗转之后，产权渐移为私人所有，那些人就在此地辟建酒肆茶楼或商号店铺，到晚清时，这里已是上海的商业娱乐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了。

叶鸿眷和同学们来到豫园的一家照相馆。两年前，为了报考游美肄业馆，他们几个曾在这里照过一张合影。那时的叶鸿眷身着黑衣马褂，领子上缀有羊毛翻领，稚气写在脸上，表情却还自然。许是这张合影给他们带来了好运气，到了北京后他们竟然全被录取。对于前程身怀希冀的他们，仍想延续以前的好运气，于是他们几个又在老地方照了一张合影，在聚光灯前又对往事重温怀想了一回。

照完合影之后，叶鸿眷又照了一张单人照。那天他特意打扮了一番，身着白色长袍，脚穿尖口黑色布鞋、白色布袜，还戴了一顶当时上海很流行的颇像礼帽的平顶草帽。这样的装束对他有些陌生，因此他的行止就有些古怪。他一向只埋头书斋，而这样的扮相是那些上海滩上的“白相人”所为，一向衣着朴素的他不知道如何自然而熟练地戴这顶帽子。起初他把帽子摘下来，但在周边同学们的鼓动下，他又戴了上去。在内心深处他也想让自己“洋”一回，算是对自己寂寞青春的一个补偿。

叶鸿眷在众人的笑声中站在了镜头前。那么多目光射向自己，他有些紧张。照相师傅不停地调节着灯光，似乎没有工夫注意眼前这个腼腆的年轻人，而叶鸿眷则利用眼下的空当不停地调整着自己的身体，以适应这个陌生的环境。他的身旁有个花架，架上有一盆正在怒放的牡丹花，他的身后是布景，画的是公园一角，近景是玉树临风，幽深处有翠绿掩映着亭台。叶鸿眷突然想起自己和这个画面的关系，怎样才能让人看着更像是融入其间而不是一个匆匆过客呢？他觉得最好是和身旁的花架发生联系，于是他把手伸出来，抖抖索索地攀扶了一回，竟不得要领，而照相师傅这时已把诸事准备完毕，突然命他注意向前看，无奈间，他只得把手垂下，摸着花架的底部，局促不安地抬起了头……

照片洗出来了，照片中的叶鸿眷显得拘谨而又滑稽。那顶时髦的草帽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效果，反而成了让人发笑的道具。叶鸿眷有些伤感地看着自己青春期的尊容，在照片背后来了一段自我评价：

（一）戴平顶草帽则照片形式不佳

（二）右手置花架上置法尚未得宜

（三）二足如此摆列不雅观

（四）长衫多皱处

我们从这些检点上看到了15岁的叶鸿眷已经萌生的内省机制。他的内敛和谦逊是在自我观照的基础上点点积累而成。一个懵懂少年，往往会很粗心地对待青春期的自己和他人，然而叶鸿眷却不，他已经有了理性的目光，并且不失时机地用这种审慎的目光检查自己、训导自己。他已经长大了，有了自我意识，而这些素养和他的年龄不太相符，因此，有人说他是少年老成。

第一章 穿青布长衫的日子 第四节

1913年夏天，叶鸿眷以叶企孙之名再考清华，再被录取，经“甄试”编入戊午级，从此开始了他为时5年的清华学习生活。

斯时已是民国二年。经过辛亥革命后的清华园，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仿佛一场普通的雷雨，经过短暂的倾注之后，这里的物象仅有些淋漓水泡而已。还是令人遐想的“水木清华”，还是藤影荷声交织的厅堂，只是荷花池间的蛙鸣唱得更响，月光之下荷花开得正盛而已。叶企孙以旧地重游的心绪徜徉在对往事的怀想中，仅仅一年多工夫，帝国已去，民国已来，然在天地自然里，全然看不出一丝印痕。

然而，这个曾经寄托着帝国梦想的学校，现在仅仅沿着惯性向前行进而已。民国政府仅仅对学校人事上进行了调整，对于它的未来，并没有清晰的设计。一个巨大的空白留待填补。

在庚子赔款的使用上，在中国虽有兴智办学的美谈，但缘起却是因了西人的算计。美国人早就知道中国的赔偿已经超索，只是对外缄默不语。在商议中国政府赔偿是付金还是付银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坚持付银，声言倘若付金，势必增加租税，加剧仇洋心理。美国前不久刚发生虐待华人事件，国内群情愤慨，掀起抵制美货浪潮。如果再因赔偿事引起时局动摇，将不符合美国在华的利益。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见梁态度恳切，闻言为之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梁诚获得美方关于庚子赔款超索的信息后，遂不再商谈如何付款的话题，转而索要超额款项，并在很短时间内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口头协议。

美国对决定归还这笔款项虽然有了明确的态度，但如何归还，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归还，美国人还没有想好。

这一想就想了若干年。

一天，总统罗斯福在教堂里见到了从遥远的中国回来的两个传教士。这两个传教士传教的地点在长江之滨的武昌。大概是被那里的历历晴川和萋萋芳草深深吸引的缘故，他们对当地的山川名胜人文景观赞不绝口，顺便也提了提他们愉快的传教生活，并不失时机地予以了夸大。这本来是一件寻常小事，然而罗斯福却从中捕捉到了非比寻常的信号。

凭借坚船利炮从战败的文明古国手中夺人财富，不管多么巧言辩饰，终不免有强盗之嫌。发起战争，是上一届总统任期内的事，罗斯福觉得他们的行止有些愚蠢。罗斯福是一个文化扩张主义者，他一直想寻找一条有别于前人的路径，来达成坚船利炮所无法完成的预期。罗斯福还注意到了日本对华策略的变化。日本也是参战国，但是，自中国洋务派张之洞提出劝学留日之后，日本人却多有迎合之意。仅几年的时间，日本就有中国留学生五万余人。1904年，中国政府还模仿日本教育制度，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并且聘请日本教习千余人到中国任教。日本人何以如此行事？当时的驻华大使柔克义就说，日本企图以精神层面影响和支配中国，进而达到商业上的利益。另一个在华美国教会教育会长史密斯的看法更深得罗斯福之心。他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军旗更为可靠。

罗斯福眼前晃动的旗帜虽说比军旗更可靠，但却不甚清晰。美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对中国文化的优势究竟有多大，他心里没有底数。但是，来自中国武昌的两个传教士给了他信心，他从他们的谈话中获得了一个清晰的判断，这就是“基督教的教育可以同化中国”。这个判断让他有些喜不自胜。他浑身上下充斥着莫名的激动，就像圣徒顿时被灵光笼罩。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他看到了“中国的觉醒”，只要强调正义与教育，从此不再诉诸武力，中国人就会转变仇洋心理。罗斯福大声疾呼，倘若要想在根本上捍卫美国的利益，必须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教育，“鼓励一种正义的生活”，“如果我们止足不前……那么，勇猛的、强大的人民将超越我们而过，胜利地控制这个世界”。

罗斯福总统不再犹豫了，他说要做此事的机会是今天，而非明天。他很快发表了国情咨文，说明了美国退还超索赔款的善意，明确表态想把这笔钱用在协助中国教育上，使中国人尽快地适应现代化环境。而要完成这一构想最好的方式就是促进中国派遣留学生来美国大学读书，并且呼吁美国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者们采取一致行动，完成此项工作。

罗斯福总统成功地将个人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他也期望中国能给予他相应的回应。然而，关于如何使用这笔钱，在清廷内部却存在着诸多分歧。梁诚是主张把这笔钱用在教育上的。虽然美国人在确定退款时曾经讨他的口风，问他中国政府如何使用这笔款项时他故作外交辞令说：“这是我们中国内政，无可奉告。”但他的心里却早已有了小九九。身为外交官，他对美国何以崛起而中国何以衰败看得真切，悠悠万事，当以教育为大，这样既抓住了根本，也顺合了美国的心意。不过，他只是一个外交官，权力有限，他只能在外交的罅隙间发挥有限的作用，还不能代表国家意志，所以他才如此委婉地对美国说那些莫衷一是的外交辞令。梁诚一方面将与美国周旋超款事向外交部报告，另一方面将自己的看法向国内的权臣进行渗透，在外交部和别的机构里都获得了一定的支持。

然而，北洋大臣袁世凯获悉梁诚来自美国的报告后，却想把这笔钱用在东北三省的经济建设上。他致函外交部和总理大臣，希望将这笔钱“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诚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袁世凯不说不兴办教育，而是要把这笔钱先倒一下手，然后再用开办路矿的利润去办学。袁世凯此时的用意是为对付日俄对东三省的觊觎，他想打经济牌来振兴东北经济。但袁世凯的主张在总理大臣庆亲王和主管外交部的会办大臣瞿鸿那里受到了冷遇。他们不软不硬地对袁世凯说，你的想法或许不错，但人家美国人未必能同意。袁世凯欲罢不能，他不断给外交部施压，并让外交部给梁诚训令，务必把超索款项要回。外交部对袁世凯采取既不得罪又不热切的策略，指示梁诚说，你要“揆度情形”，如果不妨碍的话，你再提出袁的要求。而梁诚则对袁的话干脆来个束之高阁，在与美交涉过程中，全然不提路矿事，很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概，使袁世凯毫无办法。

不久，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外交部尚书兼会办大臣。他命奉天巡抚唐绍仪游说美驻沈阳总领事史催得，请他代为活动美国国务院，将退款作为开发银行资金。唐还向当时美驻京公使柔克义和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等提出此议。

1908年夏，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外交部特使去美游说，结果无功而返。

就在同年7月14日，外交部照会美国公使柔克义，同意中国学生去美国“分授高等教育”，“……前四年每年遣送百人至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必遣送五十人赴美留学，一直至该项退赔款用毕为止”。

从超索之事的提出到最后用以教育的协议达成，梁诚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这个有些执拗的南方人，冒着得罪顶头上司的危险，以自己的顶戴花翎为赌注，终于智慧地完成了游美办学的心愿。若从历史的角度看，梁诚真应该算是清华办学的第一个幕后功臣。

游美之路已经打开，到叶企孙这一届，前面已送走4批“直接留美生”。这4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顶尖人物，如梅贻琦、胡适、胡刚复、张子高、金邦正、金涛、竺可桢、赵元任等等，可谓云蒸霞蔚，光彩四射。

这些留美学子学成后大都选择了回国服务。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海归”。

关于对留美学子的考选与管理权限，当时的清廷曾多次与美方交涉。张之洞就多次主张应以中国人为留学生监督，主张由学部负责留学生的考选工作，并且提出考选时应中西学并重，不宜偏重西学，给当时的清华学堂注入了一缕民族气息，这些都对清华学子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民国之后的清华，路该怎样走？

美国人不会放弃对清华的期望。他们幻想着把清华人培养成未来的领袖，培养成商界或经济精英，这样，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就会通过这些政界或商界明星来实现。为了实现美国梦想，他们就必须向清华学子灌输强势的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反之，此举就是养虎为患。

民国之后的清华的未来却缺少规划。

变动只是人事方面的调整：游美学务处撤销，总办周自齐出任山东都督，会办范源濂升任教育部部长，教务长张伯苓辞职。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学堂监督唐国安改称清华校长，周诒春为教务长。

1914年，也就是叶企孙再入清华的第二年，著名学者梁启超来到清华讲演，他演讲的题目是《君子》，并以《周易》的“乾”、“坤”二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据，给清华题写了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正是梁任公的激情填补，使学子们在迷惘时看到了自己身为中国学子的责任。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而厘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化民易俗等育人理趣则全在学校完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特别是国之大学，通常是存放一个国家文化精魂和道德良知的地方。梁启超、章太炎，包括后来入清华任教的王国维、陈寅恪，都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都以自己的不同风格影响着清华，使清华在中国化方面一直有着清醒的记忆。

叶企孙含着眼泪听完了梁任公的演讲。因为年纪小，个子矮，他集合站队时总排在前头。台上台下，他与梁任公只隔着几米远的距离，能清楚地看见花白的头发缠绕着梁任公的那颗硕大的奇特的头颅。梁任公眼睛很亮，前额特别宽阔，因为秃顶的关系，汗珠如泉汇聚，不一会儿就奔流而下。讲话时正值冬天，即使如此，也挡不住他热气腾腾大汗淋漓。他不时掏出一块毛巾来擦脸擦脑袋，然而话语却不曾停歇，如珠妙语不断地从他口中迸射出来。他讲的是广东官话，声音铿锵，情感丰富，激越时捶胸顿足涕泪滂沱。他深情地嘱告大家：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砥柱，则民国幸甚矣！

就在这次演讲会上，叶企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梁任公的一段话：

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

叶企孙大概对此心有所契，因此才特意抄录下来。

第一章 穿青布长衫的日子 第五节

清华学校当时被人称之为“国耻纪念碑”。除了原有的中国风格的厅堂之外，美方办学之初便在校内大肆铺陈自己的意志，因此，清华最早的大礼堂、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和教学楼大都按美式风格建立，大哲学家罗素来访清华时就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外观如此，而内里则洋化更甚。当时校内的主流意识强调，清华造就的学生应当是“感受美化最深”，“未出而先洋”的“非中非西的人”。

我们从当年清华的各项约束和措施中可以推想西方文化所占的主流位置：

一、入学考试时，除国文及中国史地外，一律用英文作答。

二、入学后在各年级用英文直接教学的西文学科课程，一律安排在上午；而用中文教学的中文学科，则全排在下午。

三、西文学科算成绩和学分，有必修及选修的规定；中文学科皆非必修，评定成绩时不算学分。

四、毕业成绩一律以西文学科为准，不考虑中文学科成绩之优劣。

不仅课业方面如此“西化”，在教授待遇上也严重“倾西”，依1918年清华学校全年俸给的分配标准来看，有下列4个特点：

一、美籍教员的最低薪，高于中国籍教员的最高薪。

二、校长月薪低于美籍讲座教授，副校长月薪低于6名美籍教员。

三、华籍教员中，西文部月薪最高者，比中文部最高者多40元……

四、美籍教员的平均薪酬是中国教员的3.1倍，此外，还享受外汇上的优待……

1921年以前，学校只顾兴建教研大楼，而不顾及教员的住宿问题，使得清华教职员工的居住环境出现下列悬殊差异：

一、美籍教员可以免费居住美观、宽敞和配备现代卫生设备的新式洋房。

二、唯校长和副校长获得学校赠与的新式住宅。

三、数十位中国教职员工中，仅少数人分配到中式住所。

四、15位教员和家眷租赁成府村民房，另有六七户住茅房。

五、在配有宿舍者当中，有的须付租金，租金多少因人而异；有的得到家具，有的则无。

六、美教员迁入新居后，空出之旧房，只能租给少数担任西文课程的中国教员。

（以上资料见《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苏云峰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8-155页）

对于学校的崇洋媚外，学生们更多的是愤愤不平。一位同学在其日记里这样记述道：

……今日午，美国公使来校参观，总办、监督等皆陪侍之。先是昨夕诸管理人即预备一切，扫除地板、清理什物云，以求洁净而壮观瞻，忙忙碌碌如办差然。临时又告诫同学：凡寝室、自修室均须整理洁净，即在教师亦宜端正姿势，勿妄吐痰。诸君他日赴美，一切皆当如是，美公使今日便要看个榜样云云。呜呼，中国人之学堂不惧外部、学部之考察，而惧美公使之参观。岂真欲修饰表面以壮外观欤，抑国权堕落，以赔款之余建立学校，则事事必得受外人干涉耶？

而叶企孙则以文化反抗态度来应付滚滚“西”流。

他采用超强吸纳中学精粹的学习方式，来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侵扰。

翻阅叶企孙早年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他大量阅读的痕迹。

1915-1916年，他曾深研过、《左传》、、《史记》、《礼记》、《尚书》等书，并作了大量的摘记和读书心得——

1915年1月8日

阅《通鉴纪事本末·汉通西夷》一卷，兹摘要如下：

建议者：唐蒙、司马相如、朱买臣、张骞。

反对者：公孙弘、淮南王安。

建威者：郭昌、卫广。

西南夷中以夜郎为最大；夜郎之西以滇为最大；滇之北以卬都为最大。

又阅《通鉴纪事本末》第十四卷四页（通西域）。

摘要：张骞初次循北山而行，为匈奴所得，后因内乱亡归。共外出十七年。骞于大夏见蜀布，问其国人，云自身毒来，身毒去大夏东南数千里，骞由是知身毒与蜀相通，而大夏与身毒相通，故自蜀能至身毒，自身毒能至大夏。此蜀国通西域至程也。后匈奴浑邪王归汉，众东徙，汉因欲迁乌孙于浑邪王故地，以断匈奴右臂，故又遣骞由北道至乌孙，谕乌孙王东迁，王不从，骞乃历至诸国。诸国王及乌孙王均遣其臣下从骞来汉，汉与西域由是通矣。

读《左传》摘记年谱

隐公：

元年：五月，郑庄公克段于鄢。段奔共，段子公孙滑奔卫，卫人为之伐郑，郑人以王师虢师邾人鲁人伐卫。

二年：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三年：三月，周平王崩（桓王立）。四月，郑祭足率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八月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公子冯出奔于郑。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卫始乱）。夏，州吁以宋卫陈蔡之师伐郑。九月，卫人杀州吁及石厚。十二月，宣公（公子晋）即位。

五年：曲沃庄伯（成师子）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读《左传》评曰）

自公子彭生弑鲁桓公至公孙无知弑鲁襄公。凡诗与《左传》于有关系极要者，如晋曲沃之乱，卫宣姜之乱等是。鲁文姜与齐襄之事见南山之诗。

（读《左传·桓公入齐始末》，记曰）

长勺之战，乘丘之战，宋南宫长万弑闵公，齐桓公王师及诸侯之师盟于宋。郑厉公复国及楚灭息蔡等事。

在他的日记里，还显现出他自1916年暑假末开始研读的细微末节。在9月至10月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天天手不释卷，将305首悉数收入囊中。

叶企孙用母语陶冶和整理着内心的诗意。那些葱茏的水样的情感总在柔软处栖居，只有在阅读和品味中才能安抚它们。由中国语言组成的凹凸不平读来抑扬顿挫的诗句，总像高空飘散的飞雪密密麻麻撒满他的心灵，塞得满满的，美得让人窒息，冷艳得让人心痛。当回味一点一点消融，被美丽扩充过后的心灵便显得空旷和辽远。只有祖国的语言才会有这样壮美的景观。叶企孙会4国语言，世界各国的语言就像天上飘飞的云朵，唯有中国语言这朵云彩才七彩斑斓美不胜收……

在这段时间里，叶企孙创作了不少旧体诗，或律诗，或绝句，表面看是诗意兴发，而在特定的时局和环境下，应该是他对祖国文化表露出的一份挚爱和珍视。

1915年9月3日，叶企孙由沪返京，斯时他刚休完暑假，17岁的翩翩少年，正是感时伤怀的年纪，他在途中创作了多首旧体诗并记在日记中——

沿途古迹甚多，足资谈助。如滁州为欧文忠谪居之所，醉翁、丰乐二亭，颓然尚在也。二亭碑本欧公所书，苏文忠见之以为不善，乃取己书易之（有正书局有二记石印本）。古人之直道而行，于此可见。又闻竹以滁州为界，州以北无竹。滁州为南唐名胜，自来题咏甚多，唯以王渔洋四绝句最有情致。予有诗云：

车出绕滁州，云阴特地愁。

传闻今年熟，家家酿美酒。

放鹤亭在今徐州，为宋云龙山人放鹤处。苏轼有记。予有诗云：

宋代有畸人，放鹤以娱神。

人鹤今已杳，惟有一亭存。

徐州为古刘邦起兵发祥地。府治下有桃源县。并因放鹤亭典共作一诗。兴怀所及，不求工也。诗曰：

汉时刘邦起斯州，宋代云龙挟鹤游。

按图东北有桃源，未卜渊明曾往不。

德州、沧州为夏中兴时二国之地。当时遗臣兴复之苦心，车中每为道及。因赋诗以怀之：

寒浞弒君夏道休，谁知兴复在斯州。

师徒一旅且兴国，莫笑文王百里侯。

符离集为宋张浚大败处。浚有志恢复，性刚愎而才疏阔，陕西之役，因微衅而诛曲端，以致失地千里。败归与金人战于符离，又大败。传闻张浚大度，闻败后犹高卧云。予诗曰：

恢复感皇恩，将军仗一人。

奈何兵败日，鼾鼻犹闻声。

（按：此诗连用倒句，故健）

五日晨过黄河铁桥，启窗凝望，不胜今昔之感，因为诗曰：

晨曦日出过青州，河水汤汤日夜流。

空际悬梁飞铁架，谁忆当年古渡头。

我们除了在日记上能获得叶企孙当年读书情况的信息外，还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他的古文功底。1915-1916年两年内，他曾用古体文写过《弱固不可以敌强说》、《钟仪论》、《节用而爱人说》、《范宣子数驹支论》、《孔子言仁、孟子言义说》、《读〈史记·张仪列传〉书后》、《富兰克林之少年》、《中国古代之天文》、《驳吕相绝秦》、《慈禧传》等等。

一个年仅17岁的青年，便能写下此等文字，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1915年12月起，他开始阅读培根与赫胥黎的著作，并且以他特有的读书方法，即做札记和写读书笔记的形式对其进行研究：

12月27日：读培根《论伪》、《论父母与子女之关系》、《论不婚之利害》、《论妒》。

12月28日：读培根《论爱》，曰钟情一切，性之弱点；若扩大之而为博爱，则古圣贤不是过也；论“在上之职”，曰在上有三役：役于国、役于名、役于事；“论勇”，曰去愚就智，勇也，山不能行，人必就之，心向往善者须有勇。

12月29日：读培根《论善》。曰善莫大于爱人，爱人之德，可以配天，唯人性不同，可亲者亲之，可敬者敬之，余则泛爱之，此爱人而又兼慎择者也；论“贵”，曰贵族足以减暴君之焰。然共和则以职论，安所用贵哉。

1月6日：读赫胥黎《粉笔之历史》，赫氏演说之目的在证明，粉笔（即碳酸石灰）由海中古介壳生物构成。

1月7日：读赫氏文。句云：天地之构造，较希腊之神话为尤奇。生物之竞存，较海析丁之大战为尤剧。儒者之史，不过五六千年，若就海底底层而考之，则数百万年之事可知也。

1月10日：读赫胥黎《发酵论》曰，糖液变而为酒，必有大力焉。孰知施此大力者，为至渺之微生，非显镜不足以见之，非巴士端之智不足以明之耶？

1月11日：读赫胥黎《发酵论》曰，近今学者，好为“万物源于一”之说。不知物之繁杂，决不可以哲学之见解观之，而以为同源。吾党之事，就实验以观其同异，同固可喜，异亦自然。源生质岂必同哉！

1月18日：读赫胥黎《动物学大义》曰，天下之生物，迹其大者则皆同，察其微者则互异……

1915年3月7日，叶企孙与同学郑思聪、洪深等在宿舍进行一番学生式的高谈阔论之后，似有所悟，便写下了这篇颇具哲理的日记——

今日予语郑君思聪曰，凡劳力之人，必寡情欲，因情欲等事，脑之作用，非肉体之作用，常人做事，心力不能并用。劳力时心常清静；劳心时每懒于用力。今既劳力，则心虑必去；心虑去则情欲自去。今日学校盛行体育，虽大效在于练成强有力之身体，以适于生存之竞争，然于德育上能消除情欲，亦未必无间接之效也。近世监狱制度，多使囚人多苦工，亦即此意。予又谓，人生无聊之时，每冥然而思，涉于情欲；试观夜不成眠及醒而不起之人，其脑中必百虑交至，而涉于情欲者为多。故卫生家寝后求速眠，醒后即起床，盖其用意，毋使此身有怠惰之时而涉于恶念也。予语时洪深君适在侧，遽尔曰：“子何以知他人之思念？意者足下于夜不成眠及醒而未起之时，未尝不‘悠悠吾思’乎？”予答之曰：“噫！此言而实也。则吾之思虑，君亦何由知之？假而不实，则吾亦安能自辨？吾不知尔之思，尔亦不知吾之思。人生于世，如此而已耳，如此而已耳！”

试想一个懵懂少年，本是青春萌动之时，竟有此冷静深邃之思想，我们不能不为叶企孙独特而又深刻的领悟力而深深折服。而另一方面，我们从他颇具理性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思维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学习效果。从叶企孙的个案中，我们还解读出另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该校创立之初就倡导的中西会通的清华精神。

清华老校歌里有一句歌词“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即使是用现在的眼光来观照，它也当属颇具现代意义的一种学术理念。

清华学校一开始就奉行“全人格”教育，这很有些像时下提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路。但是，清华斯时所说的“全人格”，是建构在该校奉行“三通-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基础上的，是因其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它绝不是一句口号。“三通”中，中西会通首当其冲，有提纲挈领之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课程设置等如今人所说的硬件和软件上分别下工夫。清华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从教学设施来讲，它从建校之日算起，不到10年工夫，即建成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新校区，有着众多实验室的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等，可谓一应俱全，十全十美。在师资力量方面，中文部教习有马季立、饶麓樵、钱基博、钱玄同、吴在等，叶企孙之父叶景沄此时也被聘来教国文，这些人大都是有过“功名”的晚清儒士，可谓当时的学术重镇。而教授西学的教习有马国骥、林语堂、孟宪承、巢堃霖以及美籍教习miss bader，miss clemens，mr.smith等，就国内来说，他们应该是当时西语教学的最强阵容。就课程设置来讲，以高等科（实验）课程为例，除前4年（中等科）已修过22门必修课程之外，高等科4年中还要修习修身，国文，英文学，修辞作文，德、法文，通史，上古史，中古近代史，美国史，地理，生理，物理，高等物理，化学，高等化学，高等算数，平面几何，三角，立体几何，高等代数，经济，政治，手工，国器画，体操等24门必修课。从以上环节对比我们今天之大学教育，即使在国内排序靠前的几所大学，也不敢保证就比一个世纪以前的清华学校在教育理念的“中西会通”上，先进多少或“现代”多少。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言里谈到中学和西学的关系时写道：“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寥寥八字颇具超前意识。梁启超在王国维自沉后所送挽联上有一句话“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通方知类”，就是王国维先生学术精进的全部秘密。它的通神处既有会通之意，又有对话精神。

刘半农和叶企孙大致是同一时代的人，虽然刘比叶大六七岁，但刘在常州府中学堂和钱穆同窗学习时，也是辛亥革命期间，从这一史料推断，他们当时受教育的大氛围是相同的。刘半农死后，他的书法作品曾流于市。一天，他的学生张中行逛街，曾在一小摊上发现老师的书法，上写“中和”二字，张中行觉得意义不大，因此与之失之交臂。实际上这应该是张老先生的失算。张中行是193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听刘半农先生的课，从年龄上推断，他要比刘、叶晚生一二十年，因此他对师辈们受教时的主体氛围不甚了了，因此便对刘半农先生何以对“中和”二字记挂在心以致念念不忘难免漠然。实际上，“中和”二字正是叶企孙和刘半农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最强音。

“会通”一词最早见诸《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所谓“会通”即“会合变通”之意。在20世纪之初，清华园的知识分子提出“中西会通”这个口号，并非心血来潮一时所兴，而是以“中庸”为哲学基础的。

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他的特殊贡献在于对当下的对话时代提供了理论上的阐释：他发现了以对话方式存在的文化主体，不仅强调人的主体性，同时又注重“主体间性”。这种既我又他的身份角色认定，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中和”这两个字眼。

在巴赫金之前，西方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否定和斗争，并通过否定之否定来促进或实现事物的转化。然而，巴赫金则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就像每个人都有缺陷那样，人实际上是依据他人而存在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就像王国维先生谈中西关系所说，“盛则俱盛，衰则俱衰”，这里边讲述的更多的是相同，是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和斗争。而会通讲述的也正是对立面之间的“同”和“通”。徐葆耕先生言：“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会通就是需要兼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并且找出各个侧面之间的内部联系。”而巴赫金所说的“主体间性”之间各种张力的顾盼与之何其相似乃尔！我们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能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上可以看出“中西会通”的现代性和超前性。“会通”强调“中和”，《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天地位焉。”可见，“中和”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哲学观，既是一种和谐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目标。可以这样说，“中和”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承载和寄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与愿望，它理所应当成为那个时代最重的字眼。

既然“中和”是一个方法，正像张其昀在《中国与中道》中说，中国人“其处世接物守中而不超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恪守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的理念，就会出现那个时代所期盼的“全人格”的人才。

第一章 穿青布长衫的日子 第六节

从资料上显示的情况看，叶企孙从进入敬业学堂起就沉湎于数理，只是入了清华学校之后，他的这一爱好愈加明显，在精进上当是更上一层楼了。

叶企孙步入科学之门，数学似乎是他启蒙的“钥匙”。我们无法描述出在一个抽象、逻辑的世界里，那些枯燥数字为什么会给一个少年那样的快乐。即使是在黑板上随意涂抹，他也竟能灵光一现，“忽思出有两个中线及顶角求作出三角形一题之解法”。他在1915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予年来沉湎于数学，计今年一年中，校程之外，所作之数学杂著，多散见于日记，随作随忘……

叶企孙把自己做过的数学难题一一罗列在日记里，那些算题并不是老师布置的，而是自己刻意搜寻得来的。勤奋和执著使叶企孙如终日荷锄劳作的农人，耕作和浇灌之后，还要记得体会要领及方法。清华园里相关资料丰富，叶企孙贪婪地在数学王国里恣意驰骋，借助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两只翅膀时而遨游在远古，时而飘飞在现在。

1915年10月2日，他演算《秦鲁郡数书九章·田域类》第五问“蕉叶求积”后在日记中写道：

馆按云此题中广甚少，故得数较古法多七百余，较密法少二千七百余。若设长为七百零七，广为二百九十三，亦以秦氏法求之，得三万零四百二十六步余为田积。依密法求之，实十四万四千九百余步，所差甚远，其数之不合显然矣。盖数必三乘而后，可以平方求之，今再乘之后，仅以十进之，宜其不可用也。

在演算《秦鲁郡数书九章·天时类》第七问“圆罂测雨”时，他演算出来的结果又与原来不符，他在日记中记道：

按此数与原来答数不符，予屡次复算，结果皆得三尺五寸余，与原答一尺八寸全不合。自问算法合理，不能有误。姑存之，当世君子或能见予误也。不然则俟诸后世。

过了不久，在另外的阅读中他又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又追记道：

予作此草数日后，偶检《宋氏札记》，乃知予答无误也。沈氏引馆按云：“此问‘平地雨深无关圆法密率’句赘，若求罂中雨积数，则当加此语。”又云“答数误，当为三尺五寸又一千三百二十三分之九百二十”（即三万三千零七十五分之二万三千，与予所得者合）。

熟悉近代文化史的人都知晓钱玄同由“信古”到“疑古”进而到“释古”的心路历程，而与此同时，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以及鲁迅、周作人等等，都有过相似的经历。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依赖于异质的文化或者说外来文化的引进和浸润，并借助这“第三只眼”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而吸收或者扬弃。受过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大都具有这种与众不同的文化身份，并且借助这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观察过往的历史和文化，该追寻的追寻，该探究的探究，该质疑的质疑。在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之后，再把祖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收入囊中以期慢慢享用。辜鸿铭是这样，陈寅恪是这样，鲁迅和胡适也是这样。他们并没因留洋数年而不知今夕何夕，也没有因熟读洋文而数典忘祖，知识因了他们留洋经年的这一经历，使他们成了“第三种”人，即中国和洋人之外的又一种人，他们既是中国人，但又是受过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叶企孙则是会通文理，成为这一时期叩问远古数理之门的先行者。

有了数理坚实的基础，叶企孙的视野更加开阔。父亲对西洋科学的推崇，深深影响着他，他的目光不断在科学领域搜寻和探究，并且真正爱上了它。

1915年1月10日，清华学校大礼堂内放映了一部科教片，讲的是地质构造的发现。叶企孙看得有滋有味，然而邻座却传来鼾声一片，叶企孙有感而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这样的话：

晚电影，讲地质学，高等科去听者寥寥，中等科虽甚多，而不能理解，趣味索然，不觉倦而鼾睡矣。我国学生之无科学常识，于此可见。其演讲之序，先讲地球上面之种类，及其生成，卒归于火成岩。然则火成岩自何处来乎？乃讲地球由太阳分裂而成及地球与八行星关系，即哥白尼之太阳系说，侯勒约失之日气团说也。末讲古代生物，递经天演，变成今形，大概变迁之方向，日趋乎智育之发达，而爪牙等日渐淘汰。由是观之，则某国只专重军备，合乎天则，其意则有微词于德意志也。又谓尔等学生当注意于科学之理解，以探天地之奥窍，以谋人群之幸福，庶几国家日进于无强而种族得免淘汰矣。

记得鲁迅在日本求学时期，也是在电影里看到外人凌辱华人而华人同学却麻木不仁的情状，遂弃医，就此走上救治民众灵魂的文学之路。而叶企孙则在相同的境遇中看到我们民族另外的缺陷，并且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尔等学生当注意于科学之理解，以探天地之奥窍，以谋人群之幸福，庶几国家日进于无强而种族得免淘汰矣。”如此清醒的认知，对一个弱冠少年来说实在难能可贵。

1914年暑假过后，叶企孙从上海返校不久，就和同学们一起筹措成立了“科学会”。当时的清华，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可谓精彩纷呈，显示出其内在的活力。从1911年始，校内就已相继出现“英文文学会”、“基督教青年会”、“达德学会”、“唱歌团”、“摄影团”、“美术社”、“科学会”、“文友社”、“物理研究会”、“农社”、“实社”、“辞社”、“游艺社”、“孔教会”、“国际考察会”、“明德社”、“自行车会”和“╩社”等等。

学生们参加社团的动机多多，有的是平生所愿，有的是追风赶潮，也有的则是青年特有的意气使性所致。比如“╩社”的成立，就是潘光旦、吴泽霖、闻一多等几个好友，因为不满意学校连续放映恐怖吓人的惊悚片，就给校方提意见，说似这等既没有教育意义，又徒浪费时间的影片，应该少放为宜。而别的学生则对他们此举持有异议，并放言他们是一批怪物。于是，闻一多、潘光旦就对几个好友说，既然他们称我们是怪人，我们就组织一“╩社”好了。“╩”即古字，就是“上”字，并与“尚”通；纯朴的水木清华，不应该被颓唐萎靡的风气侵蚀。“……这个社什么都管，电影不好，我们提出批评，有人上厕所不守秩序，屎尿撒在外边，我们也管。”（潘光旦《留美生活》，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200页）这个“╩社”，起初只有4人，后来又有几个同学加入，也仅七八人而已。

相比而言，叶企孙所创立的“科学会”要人多势众许多。究其原因，在清华学子心中，“科学”二字已经深入人心，众人心向往之，因此趋之若鹜。叶企孙从小就对科学救国的家训了然于心，况且他又喜欢看史料典籍，对有关科技方面的文章更是特别关注。当他以学子的身份来到清华后，随着视野的开阔，世界发展的趋势和科技之间的联系已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而科学的兴起与传播，不再是个人单枪匹马的事情，它有赖于群体和团队的冲击。因此，叶企孙提出“仆以为首宜设立学会”，并呼吁大家“聚数百英俊之士，如同一之目的，平日浸渍熏染，切磋琢磨；专科学者，从事研究……积之既久，必有出类拔萃者出乎其间”。叶企孙的这些见解日后便成了“科学会”的理论依据和建会的纲领性意见。也可以说，叶企孙的见解代表了清华学子顺应时世发展的方向，因此，“科学社”得以百年流布，连绵不绝，到后来发展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社团。再到后来，当叶企孙把目光转向科学史研究时，我们才蓦然发觉科学史和科学会二者之间的联系。科学史往往不仅仅考察研究个案，而常常对时代条件下的团队现象更感兴趣。

叶企孙一直倾心于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在他的早期论文里，比如《考证商功》（《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中国算学史略》（《清华学报》第2卷第6期）等，可以说是最早运用科学方法与现代数学知识介绍探讨中国数学史的史学著作。之后，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探询始终记挂在他的心头，至死不渝。

说叶企孙一生钟情于科学史的研究，一个很好的佐证就是他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友谊。李约瑟生于1900年，比叶企孙小两岁。他原是生化学家，曾靠胚胎学研究而跻身英国院士行列。1936年，他因偶然的机缘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并且完全靠自修学会了汉语和阅读古文。1942年，英国政府派遣科学使节团到中国访问，以鼓舞抗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李约瑟被皇家学院提名并担任了该团的团长。当时叶企孙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主持研究院的日常事务，因此二人得以相识。此时李约瑟的兴趣已经完全转移到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上来，为了专注于这项研究，他向英国政府申请在使团任务结束后留在了重庆，成了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科学参赞。在重庆期间，李约瑟和叶企孙有过多次接触，两人并且曾多次结伴到重庆周边地区作科学考察。李约瑟此时代表的是西方的现代科学理念，在经过牛顿、哥白尼和爱因斯坦一系列学说的洗礼之后，他将思索的目光聚焦在古老的中国，期待能在四大发明的故乡寻找到更多的科学发现。他的这一努力得到了回报，在四大发明之外，他还开出了更多更长的名单，比如弩、马镫、水钟、纵舵、节块施工拱桥、防漏水的舱壁、纵帆式的航海技术、生铁、鼓风炉等等。但是，比这些发现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中国的伟大。

在重庆码头，在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在清浊相汇的遐想中，叶企孙向李约瑟讲起了中国的河洛文化。那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中原，当夕阳西下，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一水如金，一水如银，在天地间融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神秘画面。这就是太极图最初的渊薮。叶企孙为李约瑟讲起了，在汤水之阴的羑里城，“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从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用蓍草的长短推演出人类与时间、空间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自然神秘的归档系统来比附日光流年和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运用类型化的象征手段，借长短、正负、阴阳组合衍生出归类方法，呈现出一种普遍力量随周期变移的态势，从而构思出一套接近完整的宇宙体系进行监测。而这些东西诞生的背后，是中华民族令人惊赞的想象力和诗意的心灵。这就是古代中国科学发展的特征。尽管一些发现缺少科学证明，但在滔滔不绝的诗意想象中，这些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合。李约瑟缺少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诸多典籍如恒河沙数，即使穷其一生来研究也难得其详。而在这方面，叶企孙给了他很多帮助。李约瑟惊异于叶企孙的学问，叶企孙是一个科学家，但他同时又拥有那么多专业之外的知识，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专业以外的知识却往往决定事业成败。因此，每每出行，李约瑟总爱与叶企孙结伴，在他们共同乘坐的卡车上放着他们在乡间收集的类似木牛流马的历史残片以及当地能工巧匠的精巧发明。长长的旅途成了二人探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科学史的研讨会，他们谈论朱熹和爱因斯坦，谈论《天工开物》和《水经注》。在山路剧烈的颠簸中，东西文化也会随之碰撞。李约瑟会从叶企孙沉稳的叙述中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李约瑟精辟地指出，中国在对待历史和科学的评判上，往往存在着伦理和物理两相混淆的状态，比如宋代蔡京的书法，因为此人大节有亏，书法虽好也无人喝彩。中国没有一套严格的学术标准来对待历史和科学，往往因人而异，因此很难呈现历史和科学的本来面貌，科学的脚步因此仍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在这样的交流中，叶企孙也得益匪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完美目标也因此而渐渐建立起来。

许多年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在该书物理卷的扉页上，李约瑟满怀深情地写道：献给叶企孙教授。

《清华学报》创刊于1915年秋，“……以学名取名，所以选择稿件极为严厉，凡不关于‘学者’如小说等都不登载，因此每次出版，内容都很可观，大受外界欢迎，传扬远近，销路极广”。当时主抓该刊的是校长周诒春先生，学报的编辑、经理、顾问均由周先生亲自聘定，在其任内，先后受聘的师生有叶企孙、李济、陈长桐、梁思成、王文显、唐悦良、陈桢等。而叶企孙，在清华学子中首当钦点，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早在1914年，年仅16岁的叶企孙完成了学术论文《考证商功》，两年后发表在《清华学报》。叶企孙在文中这样写道：

此篇系两年前旧作，近日展读，自愧肤浅。学算与时皆进，固无限量。然《商功》为《九章》之一，神州国粹，不可不知。原文古意盎然，后世注释者，其文亦雅驯。此篇之作，题术仍旧，说理力求明雅。使读者知我国数学文字自有佳者。同学中习立体几何者，读之可知中西一贯之理。算式敬遵海宁李氏之例，以见六十年来变迁之迹。至于辨语之处，反复引申，唯恐不尽，有裨于学者之精思云。

梅贻琦先生读后欣然评点道：“叶君疑问之作，皆由于原书中‘雏童盘池冪谷皆为长方底之皆为截锥体’一语之误。然叶君能反复推测，揭破其误点，且说理之圆足，布置之精密，俱见深心独到之处，至可喜也……”

1916年10月11日，叶企孙在《清华周刊》第82期发表学术论文《革挂解》，当时的国文老师饶麓樵先生阅后点评道：“不袭传注家一语，独摅精宜，戛戛其难，自非学有渊源，曷能臻此。”

1916年10月25日，《清华周刊》连载叶企孙的长篇论文《天学述略》，全文分3章，至1917年4月12日共15次刊完。在这篇长文里，叶企孙把思考的目光洒向浩瀚的太空，从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赫胥黎的天演论，到《史记》之天官书、《汉书》之天文志，对其地圆、地动学说进行了理性的探究，应该是现代意义上的一次科学天问。不知何故，从我国文学史角度看，凡是天问者，总有悲悯忧愤事。屈原是这样，叶企孙是这样，若干年后，深受他影响的弟子赵九章，这个一生从事天问的大气和地球物理学家也是这样。他在“文革”中含冤而死，竟连遗体也没有找到，此是后话。

1916年12月，叶企孙在《清华学报》第2卷第6期发表《中国算学史略》，文中论及算学渊源，从上古到唐宋元明清，从西学东渐到古学复兴，至海宁李氏之后，总结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商高、刘徽、祖冲之、王孝通、秦九韶、李冶、李善兰、华蘅芳等人的数学成就，并在结论里说道：“善读史者，观以往之得失，谋将来之进步。”他建议设立算学会，一是系统之研究，二是留意世界各国教学之动态，以中西之比较，急起直追算学先进国家。正是因了叶企孙这样的眼界和胸襟，后来在他任清华理学院院长之时，才得以破格批准来自浙江金坛的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先生留校，并多方提携，终使他成为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当叶企孙仍是学子身份时，他的学术著作已有多篇发表在颇负盛名的国外杂志上了。他与美国的《科学》杂志很早就建立了固定的学术联系。国内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也常常请他翻译国外学术文章，在一些编辑心目中，都以为他是当时《清华学报》一名资深编辑，或是从事治学的一位学者。

叶企孙创立了清华学校科学会，并任科学会社长。入社时，他向科学会捐赠数学书49卷，另有其他书籍，供同社学友学习研究。在大家的心目中，叶企孙走的完全是学者化的道路。清华人曾把学生分为若干派，其中之一曰“学者派”，读来特别像叶企孙的行止，这里不妨一读：

学者的特点，就是不但用功读书，不但成绩要好，并且能求真正的学问。他们的快乐，一半是在书本里或者实验室找到的。他们间几乎没有恋爱的生活或友谊的生活，他们也偶尔做其他的活动，但是他们认定了求学问为终身的事业。图书馆的书，他们知道得最熟悉了。他们时常借了许多同学的借书证用。图书馆里、寝室里，时常看见他们抱着一厚本课外书低着头看，还带着笔作笔记。一厚本一厚本的笔记装订了起来，这是他们最大的珍宝。他们也学得了“学者”的态度。什么问题发生，讨论之前就要先去找一个定义。有人谈到恋爱生活了，他们也要很呆板地提出爱的定义来。他们有时候不肯轻易发表意见，要等查参考书再下断语。这种读书人确乎有他们的快乐，只要今天有工夫多读些书籍，多得了些学问知识，他们便心满意足了。每逢读完了一本书，站起来伸一伸懒腰，匆匆到图书馆还了，觉得异常的愉快。即使他们又要找别家的书来参证。偶尔他自己自出心裁地有了什么好的意见，马上又要记下来……有的研究心理学，特别对于“变态生活”、“精神分析”有兴趣。有的读政治学，居然自己要拟定宪法的主张。有的研究教育，读书之外还教了许多小孩实行“实验主义”。也有的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的“数学哲理”的。他们看到爱因斯坦驳倒牛顿学说的地方，十分高兴；他们费了好几天看懂了一个公式，也是满意。还有的同实验有浓厚感情的。实验室还没开门的时候就去了，下了课还不肯就走。吃饭是小事，他们情愿牺牲，有时候也有带巧克力糖进实验室的，上午进去了，傍晚才出来。他们在学问里找到了非常的愉快。

当然，这是清华学者型学人的共同画像，不独属于叶企孙。但叶企孙的确是那种在学问中寻找愉快的人。

叶企孙在清华学校期间，除了参加“科学会”之外，还参加了另外一个社团“明德社”，成员有曹明銮、凌其峻、张可治、瞿国眷、许震宙、唐崇慈、吴宓、陈器、余泽兰、王善佺、刘庄、董修甲、查良钊等。《吴宓日记》1910-1915卷中有一张该社成立时的照片，18岁的叶企孙身穿青布长衫坐在同人们中间，在他身后左侧第一位有一个瘦削的戴着眼镜的人，就是吴宓。

所谓明德社，取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句，意思是彰显美德，以达到一个完美的思想境界。

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儒家经典之所以能被尊重和信任，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树大自然直”。教化在一个人的幼年和青少年阶段，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方面，儒家经典赢得了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服膺。它的伦理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乃至每一个家庭。国家和民族被这种文化统一规范和训诫，引领和诲劝。从文化史意义上看，世界上也许再也没有像儒家文化这样成功的文化。叶企孙就被这种文化引领着，一心一意去做全人格的学生，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1915年暑期，叶企孙放假回到上海家中，由于其父亲此时已到清华任教，家中只剩长兄次兄，家兄们诸事杂多，无心操持家务，家中一片狼藉，有些家将不家的意思。叶企孙是三子，按说家有长子，又有次兄，诸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可叶企孙偏偏具有家国之心，觉得既是学子，就要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意识，一个人连家都不爱，谈何爱人爱国乎？于是他放下手中的学业，一个假期忙于打理家政，直到把家中琐事处理完毕才又拾起学业。我们从他1915年7月24日给同学苏民的信中可以获知这一细节：

苏民兄大鉴：前日接读手书，悉京中连日霖沛，竟成泽国。弟虽在沪，此心未尝不代为闷闷也。此间炎暑略减，想无去年苦况，虽曰夏日晷长，而弟则当日碌碌，惜所忙者非学业之学，乃一家之政耳。盖近年来家人尽属旅客，是以乏清理之人。弟既归家，责自难贷。旬日以来，整理书记旧物，可藏者藏之，可弃者弃之，破者完之，蠹者曝之。即以书籍论，分部编目，已需多日，况且余者，此所以终日孳孳而无暇晷也。虽曰家庭琐事何足介怀，实亦鄙夫硁硁，云何能已……

叶企孙常说：子弟出门，不遗父兄以忧虞。他还将方孝孺的话抄录下来律己：兄须爱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纤毫利，伤此骨肉情。可见，叶企孙之所以能严己宽人，是因其严格遵从儒家准则的结果。

叶企孙自幼天赋厚重，聪慧非常人可比。一般说来，这等冰雪聪明之人，大抵不太合群，然而叶企孙却不是这样，在他少年和青年阶段，总有朋友环绕。他本人并没有领袖欲望，也不想做什么中心。他总是那样谦和有礼，正直诚实，因此很受朋友爱戴。

在他的日记里，有许多篇谈论的是与昔日同学往来的情状。与他交往的同学有的出身豪富，有的出身贫寒，他均以诚相待。他将同学之情看得颇重，心怀想之，并在日记中述以记之，言语间透出对同学的关切之情。

同学周云阶来访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周云阶来。君为养正毕业生，升入松江中学、苏州高等学堂。辛亥秋辍学归。历任养正、务本、浦东中学英文、化学教习。然君问学之心犹未衰。去夏考入北京大学理科。君尝亲执教鞭，故其讲、听、授时，心愈专而学亦愈进。奈家境不裕，不克竟学。下学期又将就教职矣！

当他得知敬业同学潘仲偕病逝的消息后，心甚悲痛，念及往事，感慨系之：

潘君仲偕讳伟堉，三周起座（厝），予往行礼。潘君为敬业毕业生，自予由敬业三年级考取清华，遂与君分襟，不意于民国一年，君以时疫殁，年止十九。君貌蔼然可亲，善书画，盖得家学之深，故亦不见其孳孳于书画也。君文清雅可诵。惜君眼凸而颔短，非福寿器，而卒未竟其学以终。呜呼痛哉！

另一同学李景彭，出身富贵人家，因系独子，从小娇生惯养。因怕上学费心费脑，父母竟让其在家中闲置。谁想李同学就此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染上种种恶习，竟发展到纳妾的地步。看到昔日好友自甘堕落，叶企孙非常痛心，曾与另一同学郑心吉结伴前去劝说。他在日记中讲述道：

与郑君心吉同访李君景彭，欲规戒之，惜不遇。君敬业毕业生，转入民立中学，不一年，母氏以君无昆仲，恐好学而不寿，特令辍学，今已居家两年矣。不意恶念生于怠惰。君既闲居无事，其友人某诱之作北里游，一堕溷中，不能自振，今则一日不往，一日不乐；虽积久成习，罪在己身，而损友之害，亦可畏哉。近闻君将纳妾，母不许，而无力以阻止，拟请父执干涉。予家与君之父祖数世清交，友谊所在，安得辞规戒之意，因与郑君心吉往返，惜乎其不遇也。归途茫茫，心有未安，爰志于此，聊以自镜也。

因为访李同学不遇，叶企孙觉得未尽到同学加好友的责任，心中不安。虽回清华，仍心中记挂，于是他又致函郑心吉，拜托他探访规劝李同学，使李早日醒悟，同时也解自己心忧：

心吉兄足下：在沪晤后，匆匆就道，不及走辞，曾有邮片寄足下处，谅已达览。弟五号到京，八号进校，明日上课。李君寿耆事，足下曾否往劝？朋友规过，为至难为之事，亦为至当之事，望足下勉为之，非独足下一人之德，亦李君无穷之幸也……

叶企孙关心人，如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沁人心脾，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感动。有时给一位朋友写信，却能情牵数友，心怀遥远。我们从他与苏民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细腻的情感：

苏民兄雅览：前接来片，悉已离京。弟本意回京时与足下再晤，而今不能。人生聚散固有定也。清校明日开课，弟到校已五日，未开课时反觉无味。下学期功课甚轻，只有英文、德文、西史、立体几何、生物学、国文六种。生物学未读过，开卷当别有趣味也。幼华今日约可到校，大学诸君亦可陆续来，地质诸君出京尚未返，未知足下悉其通信处否？沈君义已考取北京大学文科。弟前晤君，君扬言曰：前两次考清华不取，今已取大学矣。味其言颇有白昼骄人之态。君读吾书当想起宣三在松江馆之趣事，而沈君之态今犹未改也。

吾辈相识之在美者，范君既殇于前，兹又闻甘君纯启之噩耗，甘君虽有奔走之嫌，然不似夭折者。世事本如梦，不独甘君之忽而诞生，忽而游学，忽而得病，忽而归冥，如在梦中，即吾辈闻君之凶报，亦如在梦中也……

就这样，叶企孙在清华就学的5年中，既丰富了学识，又丰满了双翼，成了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全人格”式的学生，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影响他一生的清华园学生时代。

1918年6月的一天，清华园举行1913年级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在新落成的体育馆内举行。学校军乐队和铜乐队前来助兴，外交总长亲致训辞，校长赵国材发表讲话，称道叶企孙所在的年级“历年三育并进，屡得锦标”。该级毕业生共58人，他们被“金榜题名”后，逐人列于队前，从校长手中接过印有清华校徽的毕业证书……

两个月后，叶企孙和同学们在上海乘中国邮船公司新“南京号”船赴美。临行前，全体学生拍照留念，叶企孙立在第四排左起第一的位置，身穿灰色西装，白色衬衣，衣领扎有深色领结。他神情严肃，淡定从容，倚靠在船舷边上，自信的目光凝视着镜头。此时的叶企孙刚刚过完20岁生日，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儿时羞怯内向的性格已经随风飘逝，他的目光也随之变得深沉而坚毅。

第二章 以科学为根本 第一节

1918年9月4日，在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后，“南京号”到了美国的旧金山。一个月后，叶企孙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

为何要报物理学专业？

孔子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科学救国理念充塞于胸的叶企孙很早就用先贤的理性目光编织过自己未来的学业了。早在1915年1月，叶企孙就在日记中透露了自己的心迹：

徐志诚先生云，吾国青年之留学美国者，其不似鲁滨逊之造船者几希。当其在清华中等科时，毫不计及文实二科，于己何者为宜。一旦升入高等，则随声附和，任入一科，甚至当入于文者，反入于实，当入于实者反入于文，既至高等亦然，毫不计及他日留美，何种学问，于己最宜。光阴如矢，转瞬四年，高等又毕业矣，将送往美国矣，乃始于一月之中决定终身大事，欲其无误，得耶？况至美国后，投考学校，一科不取，即改他科，其宗旨之无定，更有甚于以上所云者耶？夫一人有一人最长之能力，唯此种能力不易发见，欲他人发见之尚易，予自己发见之更难。古人云，知己较知人更难，即此意也。故欲决定自己于何种学问专长，以为将来专究之目的，极不容易，古来大学问家有废十余年以决终身之行止者矣，而今于极短之时间中，遽定终身之大事，无论其遗误终身，则幸而获中，亦非坚定之宗旨，欲其专心于学问，得乎，呜呼！留学生之费，美国退还之赔款也，既退还矣，谓之我国之财，而亦不可。祖国以巨万金钱，供给留学生，当如何艰难困苦，谋祖国之福，而乃敷衍从事，不亦悲乎。

己之体气最合宜于何种科学？

己之志竟最倾向于何种科学？

己之能力最优长于何种科学？

日记中所谓鲁滨逊造船一事，在该篇日记正文旁，叶企孙写一小注：“上午读本课，读至鲁滨逊造船一节，鲁滨逊造船时，未预计造船后能否下水，最后虽造成，卒无下水之法。不免徒劳无功矣。孔子曰，凡事预则立，吾观于此事信然。”

叶企孙在“凡事预则立”几字下面标了着重号，将这一西洋故事进行了中国化的理解。我们从叶企孙的这篇日记中读出几个关键词，他把所学专业之事称之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又把这终身大事与“谋祖国之福”联系起来，其深谋远虑，非一般人可比。

无独有偶，几年后，同在哈佛大学的陈寅恪也有一段评论留学生的话，和叶企孙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吴宓日记》1917-1924卷，1919年12月14日）

这是陈寅恪从12岁起即游学日、德、法、英多国后的识见，此时的陈寅恪，已经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他能以相当客观和清醒的学术态度分析中国文化的优弊。他永远是中国心，眼界却是“三只眼”。因此对世界景观看得那样清晰和真切。他这段话也有关键词，那就是“以科学为根本”——“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他和叶企孙过去虽天涯各别，识见却殊途同归。而吴宓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正是因为有着相同的根基和价值观，有着相近的对于那个时代的真知灼见，有着相似的沉甸甸的人生重量，所以他们才成为挚友，以后虽经半世磨难，却至死不渝。

所不同的是，陈、吴选择的是“精神之学问”，而叶企孙却是“以科学为根本”，在当时的中国，这正是促成中华腾飞的双翼。

正如陈寅恪所言，在留学生中，“其希慕富贵”者大有人在。翻看史料，始知留洋热非自今日始。中国留学史上，第一个留洋生乃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以后又有120名公费幼童生赴美留学。从1901年到1908年，去日本留学的就有37850人，按“庚子赔款”派送到美国留学者有869人。另有途径去德、英、法诸欧洲国家留学的也大有人在。因此，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留洋热。

然而，几万人的留学大军中，如陈寅恪所言，不计个人富贵，在学问上精进，在“科学为根本”上努力者，确实少而又少。

正因如此，叶企孙的好友任鸿隽先生才在《科学》创刊号上这样呼吁：“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叶企孙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着长长的思想准备的。我们从他的一则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科学于理想及实用的关系早就了然于心：

……洋货广销之结果，则各国皆争利于中国，中国者，中国人之地也，中国人之地，而与他人为争利之无演场，而己犹鼾睡，毫无自振之精神，亦可哀也。唯厥原因皆由实业之不振，实业之不振，则由于科学不发达。

又曰科学虽种类繁殊，要而言之，约分二类，一为理想的，一为实用的。理想科学及实用科学之分古矣，唯至今日，学者日广见闻，日辟新奇。昔之所谓理想者，今已成实事，学者乃知理想实用，本无定限，不过因时为变迁耳。二者实二而一，理想为实用之母，实用为理想之成，此理想科学所以与实用科学平行而相成也……

叶企孙之所以在诸科学中独选物理学，也是作好了调查研究的结果。

20世纪之初，现代物理学的太阳最先从欧洲升起。最早显现绚丽光芒的是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他在1900年12月14日召开的德国物理学会议上报告了他的革命性发现——基本作用量子h，因此，这一天被物理史上一致公认是自然科学新纪元的开始。h是自然界最重要的普适常数之一。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现，它被神圣地命名为“普朗克常数”。紧接着，又一道夺目的光芒出现了。1905年，爱因斯坦第一个把量子扩大应用到一般辐射上，建立了新的光量子论，他成功地揭示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就像上帝之手拂去了遮蔽太阳的云层一样，物理学界的春天随之诞生。第三道光是丹麦人尼尔斯·玻尔（1885-1962），他于1913年把量子论普遍化到任何原子的结构和原子的光波，牵引着人类的思索游走在物理和光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在原子的内部唱响了物理和化学春意融融的颂歌。随后，法国的路易·德布罗意发现了实物粒子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奥地利的欧文·薛定谔也据此创立了波动力学。还有创立了矩阵力学的德国人维尔纳·海森堡以及完善矩阵力学的犹太人马克思·玻恩等等，在20世纪上半叶间，以不同的发现和相同的辉煌托起了现代物理学的太阳。他们全部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现在物理学的太阳光芒万丈，凡是被它光照的地方，物质世界不再是原本意义的世界，而被精确地告知，它们是由分子、原子、电子、中子、质子等微观粒子组成。

在20世纪之初，美国还不是物理学的重镇。但是，却有一道炫目的光芒闪耀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这就是19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迈克尔逊（alberta braham michelson，1852-1931）。迈克尔逊时任该系主任。他以创造精密光学仪器和一系列极为精确的测量实验而著称于世。爱因斯坦以钦佩的口吻称他是“科学中的艺术家”，赞扬他“最大的乐趣似乎来自实验本身的优美和所使用的方法的精湛”。迈克尔逊将欧洲的物理学光环摘走了一部分，让它在美国曾经的冻土带上照耀，竟然为全美迎来了物理科学的阳春。自他之后，美国第二个、第三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都是在他的麾下完成了自己的发现。而迈克尔逊从1892年至1930年，一直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主任，并一度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和担任美国科学院院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了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大国，绝对和迈克尔逊这个名字有关。

当然也离不开物理系那些精密的仪器和实验室。正是在这有着迈克尔逊灵魂的实验室里，密立根（robert andreon，1892-1962）来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此前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作x射线研究，发现被散射的x射线中多出一种频率比入射x线频率低的成分。他把这一现象定名为“康普顿效应”，并用光量子学说加以解释。他后来荣获了192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叶企孙显然注意到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和迈克尔逊本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虽然当时物理学的研究中心在欧洲，但他没有选择，只能在美国就学。可是学子们都有选择专业的自由。于是叶企孙选择了芝加哥大学最值得夸耀的专业——物理学。

没有人确切知悉叶企孙此时最隐秘的心理，但是，从他一生的努力，从他之后曾一度掌握和支配着我国留学生出国专业深造大权时的表现，从他历尽磨难，在屈辱中走完一生的经历，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叶企孙的这一选择，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选择的隐秘动机叫“科学救国”。

中国如大厦将倾，国势危殆，灾难重重，如不拯救，真真是“国将不国”了。当叶企孙把目标锁定在“科学救国”时，那是怎样的一种血泪情怀呀！

既然身怀“救国”使命，这就使叶企孙的选择非同寻常，甚至有些“怪异”。叶企孙是以三年级插班生的名义入校学习的。在选择宿舍室友时，叶企孙没有选择清华同学，也没有选择英美同学，却选择了一位法国同学。当问及原委时，叶企孙说，英语他已基本掌握，借此机会他可以向法国同学学习法语。把每个细节都与学习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叶企孙。

每年暑假，他总和几个昔日清华学友去到一所农业大学避暑，因这里免费提供住宿、供应酸奶及一些瓜果蔬菜，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可以节省下来用到学习上。叶企孙说：“祖国以巨万金钱供给吾等，当刻苦以读，不可挥而费之，唯求他日归国以报也。”与之相反的是另一种生活态度和学习态度，一些留学生“商女不知亡国恨”，摆阔摆到了美国，吴宓在日记中记述：

富者如洪某、朱某某（均清华熟人，并讳其名）则家本富有，父兄由中国汇来巨资，俾其一掷千金。洪购汽车一辆，在街衢中为人拐去，遂再购一辆（每辆值美金千五百元以上，两千或三千元以下，贵贱不等）。有富商某（中国商人）其女颇美艳，群蚁趋之。洪、朱则以财相炫，互争此女……

吴宓对留洋之怪现象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中国学生情形，殊堪短气。一言以蔽之，大率皆逐利求财，领有官费，而不事读书，而在银行、商店等处执事服役。所得薪资，厚薄不等。其得资多者，则众羡之尊之；其得资少者，则众贱之鄙之。而学问人品不问焉，虽有潜心为学、成绩优美，众亦莫知之……

而“叶企孙在此，严其高尚人格，精其鉴别之卓识，采其优而弃其劣。择彼所长，补己之短”，在留学生中有口皆碑，可谓楷模。

叶企孙除了继续担任科学会海外分社的会长职务，经常组织开展科学讲座等活动外，鉴于留学生不问国事只图个人富贵的倾向，他找几个好友商议之后，又搞了一个“谈话会”。他本不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但此事关系重大，虽然他个人学业日进，但科学救国之梦岂能一人完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如果能有一个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形式，经常用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示人，用新鲜事物和新的思维激发人，留学生就会联想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不会在美国这个花花世界的温柔乡里沉沦和迷失。叶企孙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他们决定每星期日上午开谈话会，主要内容为讨论学问和国际动态、国内时局。

叶企孙发起的谈话会在吴宓的日记里有着详细的记述：

1920年11月21日

星期日。雪。叶君企孙发起，开设谈话会，聚本校中国学生约十余人，每星期日上午开会，讨论学问见闻及中国时事等。其意非不善，唯宓现时杂事担负已属过多，虽星期日，亦患忙碌。再添此项，实属疲于奔命，且深知此类之会，其名虽美，然普通之中国学生，无学无识，粗疏偏谬，我等何从受益？唯此事既经叶君提起，宓迫于情面，只得允从。是日上午十一时，在宓室中，开第一次会，会议研究加利福尼亚州排斥日人之事，十二时半后散会。

叶企孙是比较理性的人，而吴宓则是冲动、感性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挚友。在陈、吴、叶3人中，陈寅恪比吴宓大4岁，吴宓比叶企孙大4岁。这样3人中叶企孙实际上处于一个小弟弟的位置上。不知何故，吴宓上对陈寅恪尊敬如师，下对叶企孙也迁就礼让，即使他不愿意参加叶企孙的谈话会，也不好明说，有时只得假言有事，跑到别处避之。想来还是叶企孙做事太过严谨的缘故，竟能使大学者吴宓如此悚然，真是趣事。

在11月21日之后的吴宓日记里，每及谈话会，吴均一笔带过。然而，这毕竟是叶企孙主持的谈话会，他的严谨、严格甚至有些严厉的行事作风使谈话会变得有些“政治化”，有些“官方”的意味，一个多月下来，吴宓实在忍受不了，便在日记中发泄不满：

……叶君来。叶君自喜其热心，凡事拘执操切，责人綦严，实则旨义非高，宓极苦之。

在吴宓的眼里，叶企孙是怪异的，他搞谈话会这样的劳什子，简直是瞎子点灯，徒劳无益。然而叶企孙偏偏乐此不疲，而且他认准的事情又“拘执操切，责人綦严”，还因为他是正人君子，做这些事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还不能说他什么，所以散漫惯了的吴宓只得大叫：苦哇……

1920年6月，叶企孙以优异成绩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

同年9月，叶企孙转入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博士学位，师从后来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叶企孙选择实验物理这个方向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历史指出，实验是近代物理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师们几乎都是从事实验物理的。在这一点上，迈克尔逊实验室的炫目光芒给了他神奇的指引。

按照常规，此时的叶企孙只要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就可以拿到博士学衔了，许多人也是这样干的。但是叶企孙却不是为这一纸文凭来的，他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步骤。

半年之后，叶企孙选择了一个在当时极为前沿的科研选题——“用x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来做他的第一个实验。

普朗克，一个欧洲物理界的神话，即使是伟大的爱因斯坦，面对这个神话般的人物，他内心最能表达的情感也只能是“儿子想说给父亲的话”。1947年10月4日，当普朗克走完他的人生旅途后，在美国科学院的一个追悼会上，爱因斯坦充满感情地说：“我十分荣幸，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永远难忘、大有收获的。他一直追求永恒的事物，同时也积极参与人类日常的任何事情……我在他家里度过的那段时光，以及与这个伟人面对面地多次谈话，在我的余生中，将一直是最美好的回忆，这永远不会变，悲惨的命运并没有把我们彼此分开。”普朗克和爱因斯坦虽然都是物理科学界两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但在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高峰还在隆起，而普朗克的高峰已经筑就。选择了普朗克，就是选择了物理科学的最高峰。

普朗克所发现的基本作用量子h，敲开了20世纪的物理学之门，所有的近代物理学的重要内容都要与之发生关系，因此，精确测定普朗克常数值，就等于为量子h这座物理科学的山峰测量出精确的高度，就像我们今天采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测量珠峰高度那样，会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普朗克常数数值的第一个测定者是普朗克本人。他以研究黑体辐射的实验测量出所得的试验公式，发现了基本作用量子h，于1900年依据黑体辐射实验数据导出了黑体辐射公式。爱因斯坦也曾意识到量子概念的普遍意义，但却是在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若干年之后的事情。在普朗克发表基本作用量子h时，爱因斯坦正在谦恭地寻找工作，即使是一年后，他的父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给一位颇负盛名的物理学教授写信，请求他为爱因斯坦找一份助手的工作。他说：“我们并不富裕，特别是我的儿子因为得不到工作，因而认为他是我们的负担，因此感到更加沮丧……不论现在或明年秋天，如果你能为他提供一个助手的位置，我将无限感激你。”

这时的物理天空是为普朗克准备的。在他之前，英国物理学家瑞利根据经典统计力学和电磁理论实验，推出了黑体辐射的能量分布公式。该理论在长波部分与实验比较符合，但在短波部分却出现了无穷值，而实验结果是趋于零。这种严重的背离，被学术界称之为“紫外灾难”。而这时，普朗克的伟大身影加入了黑体辐射实验的队伍中，他采用拼凑的办法，得出了一个长波和短波部分都能与实验相吻合的公式。他发现，只要假定物体的辐射能不连续变化，而是以一定的整数跳跃式地变化，就可以对该公式作出合理的解释。普朗克将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能量单元称做“量子”或“能量子”，并将这一假说报告了德国物理学会，从而宣告了量子的诞生。

但是，量子假说与物理界数百年来信奉的“自然界无跳跃”产生尖锐对抗，大多数物理学家不接受这一理论。由于众怒难犯，连普朗克本人也动摇起来，甚至放弃了量子论，继续用能量的变化来解决辐射问题。

就在量子假说就要销声匿迹的时候，16年后，又一个伟大的身影加入到量子理论的研究队伍，他就是爱因斯坦。这时，景况好转的爱因斯坦将兴趣转移到量子假说，并成功地挽救了这个伟大的发现。

从相对论角度来讲，爱因斯坦再次关心量子理论，很可能是认为广义相对论可以深入理解原子的微观结构。6年前，他曾经放弃过量子问题，而对丹麦科学家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发生了兴趣。玻尔认为电子只在一些特定的圆轨道上绕核运行，在这些特定的轨道上运行时并不发射能量，只在它从较高能量的轨道上向一个较低能量轨道跃迁时才发出辐射能，反过来再吸收辐射能。玻尔解决了原子的稳定性问题，成功解释了氢原子的光谱规律。爱因斯坦认为这是一次重大发现，既然辐射的吸收和发射是缘于电子从一个静止轨道跃迁到另一个静止轨道，上帝在二者之间究竟给它施加了什么压力，这个问题探究起来将是充满刺激和妙不可言的。爱因斯坦智慧的双翼在玻尔的领地盘旋飞翔了一段时日后，觉得许多问题不能立即解决，于是他又把思索的目光聚焦在普朗克的量子假说上。

当时爱因斯坦已经开始考虑认同量子理论引力理论。同时，爱因斯坦提出了普朗克公式与新原子理论之间的新联系。他向贝索介绍他的新论文时说：“关于辐射的吸收和发射，我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从普朗克公式得到了非常简单的推论，所有的事情都是代数形式的。”

爱因斯坦称赞普朗克1900年的推导是大胆的推导，但爱因斯坦所采用的方法具有普遍性。爱因斯坦从已经得到广泛验证的玻尔的基本假设开始推演：电子在原子中具有许多不同的离散能量状态，通过辐射的吸收和发射，可以从一种状态变到另一种状态。结合辐射和原子间的热平衡假设，就可以得到普朗克公式。这个只有两页纸的概要性论述还包括辐射的受刺激辐射，所以这些公式已经暗含了50年后才出现的激光理论。对爱因斯坦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假设的简单性和产生这个假设的方法的普遍性。他认为这很可能成为未来理论发展的基线。

在另一篇文章中，爱因斯坦指出光线不是以球形波的形式发射的，而是具有一定方向的针状发射，由于这种发射辐射，导致分子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一个确定的距离。这种观点很像爱因斯坦1905年的“启发性观点”——光线是一串粒子。

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基本上推导出了光子的所有性质：辐射量子或光子粒子。虽然爱因斯坦尽量使这个术语符合当时的习惯，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他一个人坚持辐射的量子假设。6年后，美国物理学家A·康普顿通过实验验证了爱因斯坦提出的公式，不久整个科技界都在谈论“量子”。

以爱因斯坦的巨大影响，世界的目光正在向量子学说聚焦。这说明，一个伟大的量子时代即将来临。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常数，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其精确的值，尽管第一个数值是普朗克本人提出的，但那也只是他依据他的黑体辐射实验数据估算出来的。第二个想要挑战这一测量实验的是密立根，1923年度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他用的方法是利用光电效应。从1914年起他就对爱因斯坦光电效应定律作过精密的实验校核，1916年，密立根在芝加哥大学那个著名的实验室里进行了著名的“油滴实验”，在精确测得电子电荷e的值后，即可以从er和f.g.black，他们分别于1916年和1917年公布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和理论依据，显然他们利用的杜安-亨脱（duane-）定律比密立根利用的光电效应所得到的数值要精确。此时又有一些学者纷纷效仿，但却没有一个能够精确符合。叶企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仔细研究了前人的论文，看出了其中的缺陷。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从他的心中萌生。

《荀子》上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叶企孙深得这句古训之精髓。科学之所以发展，就是一代一代科学家不断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的结果。密立根就说：“一种科学的发达好像一种植物，由步步增添极小部分的方法而生长。每个研究常修改前面的研究，每个新学说，好像一个大会堂，由许多建筑家用多种材料建筑而成。”因此，叶企孙谨记恩师的教导，在开始他的计划之前，他认真仔细地研究了大师们以前的所有实验测量，发现1917年w.duane和f.g.black的实验有其相当的可取之处，只要在几个环节上再加改进，就可以得出更为精确的实验数据。于是，叶企孙请w.duane来做他的指导老师，与h.h.palmer合作，于1921年3月开始了他们的寻梦之旅。

叶企孙对1917年的测定首先进行了重温，在w.duane指导下，这项测定的先期工作犹如中国书法练习第一阶段的描红和临摹。导师对这个肯定自己测定思路的中国留学生非常欣赏，他从中看到了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年轻人的智慧和谦逊的美德。在重温和“临摹”中，叶企孙很快就找到了以往测试的优长和不足，并且大胆地提出了自己改进的意见。叶企孙首先改进的是电压测量的环节，因为这个数值直接关系到h值的确定。他采用了电位计原理。为了提高电位计的精确度，他特别设计绕制了一个高电阻锰铜线圈，总电阻高达6039504欧，这样可以保证在实验全过程中其阻值不会变化，从而大大提高电压分辨率。这将使电压测量所带来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使电压测量环节达到完美境地。

另一项改进是短波极限的精确测定。叶企孙利用最新的x射线分光计，在旋转分光计以测定偏转角时，分光计几乎观察不到偏心率。而过去的测试者们往往达不到这项要求，他们的分光计在旋转时都存在着偏心率，这就使测出的x射线的偏转角读数有不规则的误差，因此，计算所得的数值就不够准确。

叶企孙是个极其精细的人，他考虑到进入分光计的x射线本身不是一束平行的x射线，因此测定这条x射线的方向角，需要修正，计入这个修正值后求出的测定值就精确许多。

在采取了一系列大胆而又别出心裁的改进之后，叶企孙们获得精度很高的v和短波限布拉格反射角的数据，其相对误差比标准电波电动势的相对误差还小。用这些实验数据和国际上当时采用的电子量（e）、（c）和方解晶格常数（d）的数值，他们得出的h=（6.556±0.009）x10-34js。

当1921年的春天即将从马萨诸塞州的怀抱里抽身而去的时候，在美国物理学会华盛顿会议上，叶企孙和他的合作者用激昂的声音宣读了一份惊世之作——《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

世界为之哗然。

20世纪之初是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物理科学担纲主角的科技的天空常常是风云际会，瞬息万变，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味。但是，这主要是西方科学家们的天空，而东方还是浑然一片。在多数西方人眼里，东方人还在沉睡，完全与近代科学无缘，虽然中国是文明古国，有过四大发明，但她现在尚未苏醒。

然而，叶企孙却给西方科学家们上了一课。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留学生，一个年仅23岁的中国小伙子，竟能如此精准地测定普朗克常数，这本身比普朗克常数被精测更具轰动效应。一个几乎昨天还梳着长辫、身穿长袍马褂的人，怎么一夜醒来就能和西方科学家比肩呢？须知测定普朗克常数的人大都是世界物理学的重镇，他们都是数一数二的大科学家，而今天在会议上宣布比往日更精确的普朗克常数的人，却是来自遥远东方的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们不能不惊叹，科学大概和中国人有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

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争相发表了叶企孙他们的论文，盛赞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国际科学界很快表态，认为叶企孙们的测定是当时最精确的h值。

叶企孙的名字被铭刻在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史上，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大洋彼岸为祖国获得荣誉的人。

直到1935年，a.on在自己的著作中还称赞叶氏的测试“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的最为可靠的测定”。

正是由于这一数值的精确，在正处于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16年之内，无人再敢问津。

1922年，叶企孙又把他的触角伸向了磁学研究，他在高压物理学家p.w.bridgman（194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实验室中研究液体静压对磁导率的影响。在这个研究中，叶企孙运用自己学得的知识，大胆地采用了系统的研究，得到磁感应强度变化百分比与压强、磁场强度之间的定量关系。另外，他还认为前人在实验室中考虑不周是没有得出明确结论的又一原因，他认为，要获得正确的结果，必须使样品彻底退磁，前人所述“反常效应”实际上是退磁不完全造成的。叶企孙还对高压磁性进行了理论分析，结论与实验结果相符。这项研究由叶企孙独立进行，是高压磁学的重要进展，因此他的这篇《流体静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的博士论文再一次受到了世人的瞩目，成为欧美科学家争相议论的焦点。他的导师p.w.bridgman教授也在他1931年所著的peinberger先生用类似装置对一系列铁镍合金作了类似测量。”可见，叶企孙的研究已经影响到了欧美物理学界。

但是，叶企孙最重要的影响还是给了中国留学生以极大的信心。他的成功使中国科学会驻美分社的会员看到了科学救国的曙光。这一年，叶企孙和会员们又重新制定了驻美分社的有关章程，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叶企孙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

实际上，叶企孙并不是第一个选择物理专业的。在他之前，有留美生李跃邦、颜任光、饶毓泰，在他之后又有吴有训、周培源等等。他们都用自己的优秀证明了自己无愧于那个时代。

吴有训几乎是循着师哥叶企孙的脚印来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从那时起，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虽经半世风雨，却能始终不渝。

1923年底开始，吴有训与自己的导师康普顿着手检验“康普顿效应”。在此之前，“康普顿效应”一直是康普顿教授的心病。在调入芝加哥大学之前，康普顿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作x射线的散射研究时，发现被散射的x射线中多出一种频率比入射x射线频率低的成分。到了芝大后，他把这一现象定名为“康普顿效应”，并用光量子学说加以解释，认为是x射线光子与电子相碰撞，运用粒子间碰撞遵守能量守恒和动量守恒原理来阐述x射线频率的改变，但他的理论却受到了阻击。

康普顿的实验仅用了碳这一元素进行散射实验，而有人再重复这一实验时，却得不到相同的结果。这个人就是曾为居里夫人助手的杜安尼。这位x射线权威在哈佛大学做了相同的实验，结果却让康普顿沮丧。不仅如此，杜安尼又做了一项新实验，竟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三次辐射”的假设，从而使“康普顿效应”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康普顿本人亲自去杜安尼的实验室察访，也没有看出对方的实验有什么漏洞，只得抽身而退。

显然，“康普顿效应”受到了严重挑战。

就在这时，吴有训加入到支持“康普顿效应”的行列中。他决定对“康普顿效应”进行精密测量。在导师的指导下，他选用7种不同的材料做实验，结果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广泛适用性。之后，吴有训又独立完成了一系列精密实验测量，使这项研究更加完整。

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上，吴有训在大会上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宣读他和导师康普顿的一系列实验结果的论文。他们的论文令全体与会者大开眼界，而盘旋在“康普顿效应”之上的疑云也随之烟消云散。1927年，康普顿因“康普顿效应”的成功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还称这一效应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受叶企孙首战告捷为国争光的影响，除了科研方面有吴有训这样的后续捷报外，别的学科领域，中国留学生也不负众望，获得了骄人的业绩。

陈岱孙就得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

当陈岱孙还是一个哈佛新生的时候，叶企孙早已蜚声于哈佛内外了。

他是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生，我是清华1920年毕业生。但我是1918年秋季才作为一个插班生，考入清华的，而他已于是年夏季毕业赴美留学；所以在清华学习期间，我对他并无识荆的机会。我们的相识开始于1922年，这是他在美国哈佛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最后一年，而是我刚入哈大攻读经济学研究生的第一学年。

虽然专业不同，但当时在哈大的中国学生人数甚少，我们住处又相近，所以时有过从。（陈岱孙《中国科技发展的开拓者，真诚的爱国者（代序）》，见《一代师表叶企孙》，钱伟长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叶企孙是那种慢热和持久型的朋友类型。“我们在星期日也常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比方说对国内的情况，他一直很关心。由于出国多年，对国内的情况除了从美国报纸和家信中了解少许外，其他的只有通过来美的留学生、来美人员中了解到。接触时间久了，他那善良的天性才渐渐显现出来。”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乍一接触，觉得热情似火，时间一长，友谊反而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另一种人，则像陈年老酒，时间越长久，酒就越醇香，更能感到他的可敬可亲可爱。叶企孙就是后一种人。

叶企孙对待学问很有中国古代士子的风骨，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不虚美、不隐恶，既有持之以恒之毅力，又有壮士断腕之果敢，和他相处，点滴交融耳濡目染，使陈岱孙获益颇大。陈岱孙以叶企孙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荣，叶企孙也热情鼓励这个学业上刻苦努力的小兄弟。陈岱孙确也有绝不服输的性格，“那时，我是个小伙子，班上有五十多岁出过著作的学者，他们不把我们当回事，我要和他们比试比试”。整整4年，陈岱孙从不外出游玩，在图书馆中专用的小房间发奋读书。“竞争十分激烈，我是连滚带爬地读完了书。”终于到毕业之际，陈岱孙因学习成绩杰出，荣获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1927年，当陈岱孙从国外返回清华任教时，叶企孙已经在清华多时了。

由于时局关系，我自沪北上交通受阻，到校时晚。住处未定，他让我搬进他所租赁的校内教职员住宅区宿舍，和他同住。是后，除我们分别休假离校的两年外，我们在这宿舍中一直同住了五年。又是后，除了他于1941年-1943年期间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和我于1952年-1953年期间在北京中央经济学院任职外，我们一直是清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的同事。时间久了我们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我对于他的方正品德、学术造诣、学者风度，深为钦仰。（陈岱孙《中国科技发展的开拓者，真诚的爱国者（代序）》，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页）

患难之中见真情。这对“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的老朋友，在晚年的时候还在谱写着可歌可泣的友谊之歌。叶企孙蒙冤入狱，出狱后病体羸弱，当时“文革”正盛，人人自危。陈岱孙却不畏人言，顶着政治压力，多次去叶企孙住所看望，馈赠礼品，谈笑如初。这一切都给正值霜雪之中的叶企孙以莫大的安慰。1994年，“叶企孙奖”基金设立并《一代师表叶企孙》出版之际，陈老欣然题词：“哲人往矣，风范长存”，以此遥寄自己对老友的一腔深切怀念。

继叶企孙、吴有训、陈岱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他们是王淦昌、施士元、王竹溪、赵九章、彭桓武、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等等，但若溯本寻源，追索谁是第一个在近现代科学界为中华民族赢得荣誉的人，非叶企孙先生莫属。

值得回味的是之后的那些人大都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而叶企孙们更大的贡献则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和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

这也是叶企孙的一生可以用“伟大”两个字概括的原因。

第二章 以科学为根本 第二节

吴健雄没有受教于叶企孙先生，可是，她的老师却是叶企孙的大弟子施士元。吴健雄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当时的系主任就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施士元。吴健雄的毕业论文就是施士元亲自指导的，所以，若论资排辈，吴健雄该是叶企孙的学生的学生。

1936年，吴健雄自费出国留学，因在原子核物理实验方面成就斐然而为国际科学界瞩目。后来，她参加了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可以说，她亲眼目睹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就是原子弹的诞生。

原子核分裂现象被发现之前，在世界范围内，大概有3个地方的科学家正从事这项研究。这3个地方都在欧洲：罗马，巴黎，柏林。罗马是科学家费米担纲，巴黎是居里夫人及其女儿和女婿，而柏林从事这项研究的则是哈恩和女科学家麦特勒。

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奥地利籍的麦特勒先期逃离柏林，经荷兰、丹麦逃到瑞典。这位女科学家是犹太人，她不仅有着智慧的头脑，还有着女性敏感的直觉。正是靠了非凡的直觉，她才逃离了希特勒的屠杀。只是她远离了屠杀，却也远离了这项研究。而另一位合作者哈恩却仍在德国本土，并和一个叫史卓斯的化学家继续着这项工作。不过，每每在他们的研究结果出来之前，他们总是会先寄给麦特勒，征求她的意见再去发表。

1938年圣诞假期，麦特勒的侄子、物理学家费许到瑞典看望麦特勒，正巧收到来自德国的研究报告。两个人看后大吃一惊，从那份研究中显示出铀原子核已一分为二，发生了核分裂反应。姑侄俩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在这之后的若干时间里，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或许是半年，核分裂反应的尽头就是那朵可怕的蘑菇云的腾起。而更为可怕的是希特勒将有可能会成为蘑菇云的主人。姑侄俩预感着人类社会将面临巨大的威胁，他们怀着恐惧和不安，将讨论原子核分裂的文章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等于在世界科学的峰峦上放倒了一棵消息树……

似乎是为了印证麦特勒姑侄俩的判断，不久，又有一位德国科学家傅吉在德文科学期刊上公开发表了一些本国核分裂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全世界的科学家来说，这个信息已不是消息树，而如烽火台上的狼烟了，说明巨大的危险正步步逼近。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和一位叫沙克斯的银行家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他在美国进行原子弹计划。罗斯福答应了。于是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正式开始，由于计划总部设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因此就叫“曼哈顿工程区域计划”。

这个计划的科学主持人，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正是这个脾气古怪的科学家点名吴健雄参加了这个最高机密的计划。

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一片沙漠中，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吴健雄传记的第七章详细叙述了吴健雄当年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始末，作者这样写道：“如果观察科学进展的历史，可以发觉许多科学上的大发现，固然有其历史渊源上的必然性，但也往往有其因缘际会上的偶然性，原子核分裂的发现也不例外。”

倘若没有麦特勒和她的侄子费许传递的“消息树”，或者没有德国科学家傅吉放的那把“冲天狼烟”（实际情况也如此，傅吉的真正目的是向全世界传递德国正在加快研制原子弹的信息），倘若那封敦请罗斯福加快研制原子弹的信件爱因斯坦没有参与，就不会有1942年6月的“曼哈顿工程区域计划”，也就不会有美国人1945年7月16日的那朵蘑菇云。

当然，也不会有一个叫吴健雄的中国人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历史事实。

所有的历史就有可能重新书写。

吴健雄在这里是一个符号，一个中国符号。尽管她此时已在美国多年，但她物理学的所有基础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她毕业后曾到浙江大学当了一年助教，而后又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原子内部的奥秘”，这些经历证明她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能力。她在美国被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科学家认为不可或缺，这一切都证明了她的物理研究水准。在当时世界科学的前沿，就这样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她的导师施士元，此时早已从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那里学成回国多年。当时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原子核分裂现象的三个源头之一。施士元师从居里夫人，而吴健雄又师从施士元先生，而施士元正是叶企孙安排到居里夫人那里去就读的。从这种传承之间，我们或许会发现历史的某些线索。在居里夫人实验室读博士生的施士元，还曾受叶企孙之托，向居里夫人购买了0.5克镭。1933年8月，施士元从欧洲回到上海时，适逢叶企孙在上海召开中国物理学会年会，在会上，叶企孙还邀请施士元介绍了他的研究情况。

而被中国科学界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此时也从欧洲学成回国。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王淦昌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欧洲研究原子核分裂现象三个源头之一的麦特勒女士。

施士元、王淦昌都是叶企孙的大弟子，他们毕业之后都留学欧洲，一是师从居里夫人，一是师从麦特勒女士，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而王淦昌、施士元之后，又有赵忠尧、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龚祖同、陈芳允、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等从叶企孙、吴有训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基本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已是大部学成。从叶企孙学成归国到这批科技人才队伍育成，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叶企孙以他一以贯之的科学救国的思想和科教兴国的战略目光，运筹帷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完成了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的储备。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20世纪之初飞速发展的物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志的学科。在物理学中，原子核分裂现象研究是这个学科的前沿，谁能成功地进行这项研究，或者说谁拥有这项研究的能力，谁拥有这项研究的人才队伍，谁将拥有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原子时代。

倘若历史是棵大树，我们探寻的目光深入到它的根部，就会发现实际上它的走向在20世纪之初就已经分布好了。谁在那个时代能洞察未来，谁对物理科学研究最注重，谁最注意培养科技人才，谁就将在21世纪获得最蓬勃的发展。历史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这就是叶企孙先生馈赠这个时代最丰富的遗产。

当叶企孙们身处异国的时候，当西方世界在物质生活和前途事业方面诱惑他们的时候，叶企孙平时显露的科学救国思想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皈依祖国。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师从麦特勒教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回国时，一位德籍教授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密斯特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实验设备都不齐全，你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发展潜力，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将会影响你的前程……”而这时王淦昌头脑里闪现出来的就是叶企孙先生的教导：“但是，七年来叶师的话——‘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始终伴随着我，科学与爱国是不可分离的。我对他说：‘先生，你说的对！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科学也是没国界的，但我们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儿女，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回去！我的国家需要我……’”

赵忠尧、赵九章、王大珩、钱三强等人都遇到过相似的经历，但他们始终牢记着叶师对他们说的话，毅然回国与恩师叶企孙同赴科学救国之路。

顾毓琇是叶企孙的同学和好友，当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第一任理学院院长时，就受叶热情相邀，受聘为电机系第一任系主任。他在1934年12月1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文章结尾这样写道：

科学不一定要救国，但是中国是可以要科学的。

科学家只要肯救中国，科学是可以救中国的。

科学是怎样可以救中国的答案，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中国的科学家。

这是一条多么完整而清晰的科学救国的思路，而叶企孙和其他先贤们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坚定地走向他们的人生道路的。

第二章 以科学为根本 第三节

在哈佛的日子里，另两个不能不说的人物就是吴宓和陈寅恪。

陈寅恪乃江西修水（义宁）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五月十七）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父三立，字伯严，又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四大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陶宝廉、吴保初齐名，有《散原精舍诗》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领。

1902年起，12岁的陈寅恪便随兄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后，又考取留日官费。1907年，在家养病的陈寅恪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秋赴欧洲留学，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并先后游挪威、瑞士等国，在瑞士时，曾入苏黎世大学研读。1912年秋，自瑞士回国，居上海。1913年春，再赴欧入巴黎大学。是年秋，江西省教育司电召他回江西阅留德考生考卷，连阅考卷3年，故一直在国内留居，5年后再出国。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完全结束，赴欧不成，改赴美国入哈佛大学，随兰曼（lanman）学习梵文、巴利文两年。

在这个时候，吴宓与陈寅恪方得相识。吴宓曾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和陈寅恪相识的经过：“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进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吴宓先生这样崇敬陈寅恪绝非奉承之词，请看下面一段话，我们便会对陈寅恪的学术造诣可窥一二：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有所谓“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处处隔靴搔痒，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但是这两类学者对于陈寅恪先生，却是几乎一致地推崇，因为陈先生一方面对于旧学有家传的渊源，而且下过深湛的工夫，深深地了解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陈先生同样有很深的造诣。单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些语言帮助他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在国学方面，那时一般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先生却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校内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誉。他来清华后，即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稍后，他又是清华大学唯一的一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西南联大时期，他曾是部聘教授。他还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籍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于牛津城，以亲聆陈之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估计，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黄延复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0页）

而叶企孙与陈寅恪相熟，则是在1919年春天的事情。从吴宓的日记中得知，这年春天，吴宓在哈佛中国留学生会上发表了关于的演说，大概就是在这次演讲会上，3人不期而遇。陈寅恪对吴宓很欣赏，在听完吴宓的演讲后，他诗赠吴宓：

<small class="ter">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small>

<small class="ter">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small>

<small class="ter">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small>

<small class="ter">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small>

而吴宓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陈寅恪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而叶企孙和吴宓早在清华学校的时候，就同是明德社的成员。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如今，他乡遇故知，还有什么样的缘分比这更值得让人珍惜呢？

在吴宓的日记里，叶企孙的名字曾频繁地出现：

上课如恒。

晨以二十元美金，邮汇尹任先，请其代交北省旱灾赈捐收款处。闻被灾而死者，已数千万。涓滴何能有济？兹惟求私心之稍安而已。晚，汪影潭约宓及陈寅恪赴imperial restaurant吃饭……复初及企孙亦来。

从当天所写的日记看，那时候，吴宓、叶企孙和陈寅恪三人关系已相当密切。

陈寅恪严肃深沉，吴宓机敏活泼，而叶企孙则文静坚毅，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走到一起的，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吴宓的缘故。因与叶企孙早为挚友，如今又同在哈佛，叶经常去吴宓处，这样就可能在吴宓处碰到来访的陈寅恪。尽管这仅是臆测，但却有大量的资料和照片显示三人非同寻常的友谊。

陈、吴交好，已成文坛佳话。而两位大师同为叶企孙的好友却很少为外人知。想来一是隔行如隔山，二是陈、吴虽命运多舛，至少文名犹在，而叶企孙后来被打成国民党cc特务，是被社会彻底抛弃的人，叶企孙的名字更是被彻底封杀，谁还会记挂他的这些陈年旧事？举例为证，清华著名教授浦江清爱记日记，依浦先生之文章道德，日记当是有事必录有感则发，况他和叶企孙交往甚多交情也厚，但同一天在吴宓日记中显示三人在一起或叶企孙为当事人的情况，在浦先生日记中就没有叶名。以浦先生之风这是不可能的事。笔者臆测，大概是后人在整理先人日记时因考虑叶为“敌我矛盾”故删其名吧。因此，我们称叶企孙为“最后的大师”，除了他的伟大人格和卓绝的贡献外，还在于他是世人“最后”知道的大师，更确切地说，他是大师中的大师。

实际上，依当年情势，三人走到一起，大概有多重原因，一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依史而论，当时有名的应是叶企孙。陈寅恪、吴宓、汤用彤虽说被称为“哈佛三杰”，也只是当时哈佛学生的定评，而叶企孙则是测定普朗克常数的人，名垂自然科学史，分量自然不同。叶企孙与吴宓算是旧遇，而与陈寅恪当算新知。陈寅恪的性格该是孤傲寡合的，他自己也说“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因此，在他的交友录上，至近的理科朋友也仅仅叶企孙一人而已。

文理会通是清华学人的至高目标，同时也是国内学子的努力方向。陈寅恪当然知道20世纪的科学会给文学带来什么，他在国外留学多年，对西方的科学成就当是感同身受，要比他人的体会来得深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刚发表，欧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反应似乎比科学界更热烈。在柏林就有一个“文学会”定期邀请爱因斯坦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让爱因斯坦为他们讲解“势、不变因子、反变式、能量张力”，“哲学家们也开始对相对论原理感兴趣，并且打算写一本包括新物理各个方面的书。心理学家、大学讲师以及形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m.沃斯米尔打算从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发现‘创造性思维’的秘密”。爱因斯坦的“创造性思维”倾倒的不仅仅是科学界，我们从毕加索和达利的画作中也会窥见相对论的影子，在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可以看到时间与时间的交叉点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闪动着爱因斯坦式的灵光……20世纪同样也是科技和人文相互推动、互为动力的时代。但就大的格局而言，物理科学似乎成了改变这个世界的魔法师。

科学家们给这个世界带来深刻而又具体的变化，它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全部，包括意识形态、宗教、文学艺术。即使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也足以引起我们思维的延伸和某项学科的发展。每一种科学或发明的诞生，都会发明新的工具和材料，而伴随着这些新工具、新材料，我们对过往的历史和某项研究就更接近真实和进步，比如历史学和考古学等。

陈寅恪不是科学家，但他尊重科学。他知道在叶企孙的身上蕴藏着什么，他以一个哲人的目光看出了这个人身上的分量。因此，他尊重他。

在陈寅恪和吴宓身上，叶企孙也找到了他久久期盼的东西。

陈寅恪和吴宓，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风标。他们是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异质文化营养的长着“第三只眼睛”的新型学人，对国际时事、政治经济、宗教种族、个人前途、民族命运甚至婚姻家庭、男欢女爱都有着深刻的见解，而且卓尔不群。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审美判断和欣赏趣味像云雾缭绕的山峰耸立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寻常人是看不出真谛的。只有叶企孙这样的人才能听到那被寻常遮蔽的山谷中金石般的啸响。因此，叶企孙将他们引为挚友。直到数年之后，叶企孙已是清华大学的领军人物，他对陈、吴二位的恭敬态度，还深深影响到他的学生们，我们从钱伟长等人回忆先生的文章里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具体信息。

就整体而言，陈吴二人都是有古典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虽然他们和王国维是那样的不同，和章太炎也难合辙。科学猛醒的20世纪，为他们的理想重建添加了新的理论支持。罗素谈到科学对文化的影响时就说：“牛顿的宇宙井然有序，各行星沿着合乎定则的轨道一成不变地绕日旋转，这成了贤良政治的富于想象力的象征，表现热情要有克制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上流社会最确实的标记。”在他们理想的政治图景里，“井然有序”与“合乎定则”，“热情”而又“克制”，“一成不变地绕日旋转”绝对是颇得心神的关键词语。

因此，当中国的时局发生动荡时，排斥最力、反应最强者当数陈吴诸人。

1919年3月27日，吴宓在其日记里这样写道：

近闻我国工人，在俄京者六万人，均入过激派，闻之心胆俱落。夫以我国之穷之乱，如此火上加油，后来者更何堪设想……

此时，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成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宣告成立。这个巨大的精神炸弹，立时深刻震撼了西方列强，美国当然也在波及之列。西方政权和上层人士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就像躲闪袭来的一场夺命瘟疫那样避之不及，这对正在美国求学的吴宓、叶企孙和陈寅恪们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隔岸观火，陈吴及他的同胞同学们的担心多少也带有忧国忧民的成分，即使是杞人忧天，也透着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挚爱。

陈寅恪对当时时局的判断，与吴宓不谋而合，这一点有史为证。以陈寅恪的人文价值而论，他实际上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中国文人的最高学术成就，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一身的体现者，也是人类文化的体现者。在吴宓的日记里，他常常以规劝者和提醒者的身份出现：

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岂若今之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举世风靡，茫茫一概。吾国固然，欧美各国亦不异。且其中为恶者，操术尤工。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横攫财之本领而已。”（《吴宓日记》1917-1924卷，第66-67页）

陈寅恪在3人中年岁最长，见识最博，思想也最深邃。在他的“人生宣言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乱世求存的座右铭。

一个读书人，遭遇乱世是谓“穷”。“穷”是一种境况一种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命运。身处逆境的读书人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先贤们已经说得很明白：独善其身。这就是说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正在求学的年轻人，首要任务得把学业搞好，要学有所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只有做好双重准备的年轻人，才算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陈寅恪、吴宓、叶企孙都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选择了学习，而放弃了对政治活动的参与。

1912年秋之后，陈寅恪曾在上海小住半年之久，此时的上海正是党派丛生、政旗蔽天时节，仅上海就有“统一党”（原中华民族联合会）、中华民国公民急进党、民公党（中国共和研究会）、宪政党（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国社会党、中华平民党、上海公民会、民社、中华民国工党、中华自由党、工商勇进党、国民党、统一共和党等等，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真有好主义，也不乏鱼龙混杂者。基于党派林立的情形，章士钊就干脆主张“毁党”，呼吁中国现有的各政党一律解散，然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大会，再造两大政党，代表两个相反的政见。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一出，社会上就又出现“不党”论，即反对成立政党，以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为理论根据，认为真正为大众谋利益者，不一定非建党才有所为。而孙中山的同乡刘思复（师复）则创立了“无政府主义同志社”，主张建立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另一无政府主义者张继还到法国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体验了半年的耕读生活，归国后在报刊上撰文大谈无政府的幸福生活，一时颇受世人瞩目。

从各种史料和资料中可以得知，身处这一时段的陈寅恪、吴宓、叶企孙们实际上成了最关心政治的人，然而又无一例外地从政治的喧声中抽身而出，选择了平淡如水的读书生活。他们从那时起就似乎立下平生志愿，绝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专心致志，多读佳书”，学成后报效国家：“故若论吾生之责任，则无论国之亡，应不贰其志，竭诚奔救。”

我们从吴宓的日记可以寻觅出一条相当完整的线索，基本上佐证了陈寅恪们“独善其身”或曰“明哲保身”思路的终端，实际上是要“办大事”的。

我留学生又尝以“自私自利”讥独善其身者流；岂知入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此非绝大志愿、绝大才力、绝大作用tact不能，尤非绝大牺牲不能致。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动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如苏格拉底之受戮是也），而况鸿飞冥冥，恣意高翔，不被网罗。古今东西，能得此者几人？得之，诚幸之尤幸者矣……

……此后志向，当直追圣哲，决不以“热心人”或粗浅之“爱国者”及“改良社会者”ent、patriot、reformer自命。学问道理，专为自己受用；而另为谋生之计。至于事功一方，但随机遇，竭诚尽智，而不计成效之如何。在尘世中之生灭离合，波澜起伏，苍狗白云，蝇头蜗角，万千迹象，皆当视为身外之事，不为吾扰。吾惟自企于寂静澄明之境，先求独善，宁效郭林宗、申屠蟠之明哲保身，而不为李膺、范滂之标榜忮求，徒召株累……

知忧患之必不能逃，则当奋力学道，以求内心之安乐，是谓精神上自救之术。欲救人者，须先自救；未能自救，焉能救人？使人人各能自救，则人人皆得救，而更无需救人矣。故古今之大宗教，若佛若耶，（孔子之教亦然），其本旨皆重自救而非为救人者也。忧患之来，如病袭身，不就医服药，则己身将死尚何有于人？故宓现今亦惟当力行自救之术……

“无所附丽”，又即“君子群而不党”之义。记云“君子不凝滞于物”。吾自抱定宗旨，无论何人，皆可与周旋共事，然吾决不能为一党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牵绊。彼一党之人，其得失非吾之得失，其恩仇非吾之恩仇，故可望游泳自如，脱然绝累。此就行事言之也。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

有人将陈寅恪和吴宓归纳为“世界主义者”也许是有几分道理的。但了解陈吴的人，也都知道他们的另一面，那就又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以不同凡响的理性精神辨析着所处的时局，并站在世界的峰峦上回望喧哗与躁动的祖国，终于明了自己肩上的责任，那就是先自救，再救人，用精神来救中国，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重建中国的本土文化。

这是一个多么清晰的学者救国的思路。

而在精神救国的另一端，就是叶企孙推荐的科学救国。记得叶企孙当年办科学会时，曾在章程的训言部分，第一条写了“不谈宗教”，第二条就是“不谈政治”。我们不厌其烦地追忆这三位哲人在哈佛大学就学期间的点点滴滴，并且从叶企孙与吴宓、陈寅恪的深厚友谊说起，就是回答读者的提问：我们的传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叶企孙当年读书的时代距今凡近百年之遥，以今天之情势，去度前人之胸襟，不免有几多感时伤怀之想。这是一些多么纯粹的人，他们几乎弱冠之年已定下平生志愿，并为循着这些理想和信念，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路径。痛苦屈辱、轻蔑、沉重等字眼注定要相伴他们终生，让人拍案惊奇的是三人命运的一致性。自从他们选择了“君子不党”的约定后，三人一直坚定地“笃行”之，即使以后穿行于中国社会生活风雨凡50年，默默终老，不改初衷。

第二章 以科学为根本 第四节

叶企孙没有像吴宓那样用清晰的语言记录他这一段与陈吴交友后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关于“君子不党”的只言片语。但无疑他和陈吴是气味相投并且从内心深处引以为同道的，不然就没有他之后即使在清华主政时也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事实。当然，解放军占领北平后，他作为清华大学的负责人，也同样没能加入共产党。然而，当他的大弟子王淦昌因当年参加运动差点被军警枪弹所伤时，他流着眼泪诘问：“谁让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我们从这声诘问里读出了他对“独善其身”的深刻理解，并且在几十年后，我国因有王淦昌等而在大西北腾起那朵蘑菇云后，再回看这支小小的插曲，一个相当完整的人生规划就像远古时期的河洛出图那样显露出来。我们不能不赞叹这些无冕的圣哲们，正是他们的圣哲之思才使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有了扬眉吐气的今天。

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知道独善其身的哲理的。笔者每每看到电视里有某国的青少年手拿石块与风驰电掣的外军坦克对峙的时候，或者每每看到美丽的某国少女做人体炸弹袭击军队的时候，心都会莫名的疼痛。

钱学森也有过类似选择“石块救国”的经历。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教导，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独善其身，专心读书，并且于1934年考上了清华的留美公费生。因专门科目考试中的数学成绩不太好及补留学专业所需课程而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年，直接受业于叶企孙先生。后来钱学森留学美国，在火箭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学成后的钱学森欲回国却受到美国当局的阻挠，美国人说：钱学森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他知道的也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

一个科学家的价值相当于美式装备的5个师，美国人的思路给我们以提醒，那就是战争如经济活动一样，必须要计算成本。没有学成的钱学森充其量只是一块坚硬的石头，而学成的钱学森在美国人眼里却抵得上5个师。就钱学森归国之后的发展来看，说他值5个师仍然轻估了其价值。但不管如何，一个国家真正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尊重，绝不是拥有众多的石头，而是要拥有像老子讲的“国之利器”和众多的科技人才。

1923年，叶企孙继获得1922届科学硕士之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婉言谢绝了恩师对他的挽留，决意回国。

归国前，他利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了一趟欧洲。欧洲是现代物理学的故乡，他要去拜望那些他心仪已久的大师和他们的实验室。

1923年10月，他先后参观了英、法、德、荷、比5国的物理研究机构，在那里拜会了许多物理界同行，向他们学习并与之交流了对前沿科学的研究和看法，并对中国的科学现状给予了客观的评估。

1924年3月，叶企孙从欧洲取道上海，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祖国，开始了他曾魂牵梦萦的报国之路。

1924年3月，叶企孙被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东南大学聘为物理系副教授，这一年他26岁。

东南大学此时极尽天时地利，当时中国诸多最早的“海归派”，都把它当做自己工作的首选地点。在叶企孙之前，已有杨杏佛、胡刚复、吴宓、温德、任鸿隽、张子高、熊庆来、秉志、胡先骕、陈桢、陆志韦、查谦、赵承嘏等陆续加盟，东南大学一时云蒸霞蔚，四海归附，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学术重镇。

东南大学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院，1921年7月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曾倡言东南大学是“自由讲学”的讲坛，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说：“这是德谟克拉西民主精神，是美利坚民主的讲学自由风气。”即使是暑期，也有数千学生从全国各地来这里听讲。学校规定，凡大学生来暑期就学的，每人可选8个学分的课程，由东南大学发给修业证明。仅仅是暑期讲学，就有美国的杜威博士讲授《实验教育哲学》、孟禄博士讲授《教育学》、推士博士教授《学制改革》、吴卫士博士教授《昆虫学》、巴斯德斐尔德博士讲授《农业推广》、德国的杜里舒博士讲授《生机哲学》、胡适博士讲授《实用主义》、梁启超先生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学生来自全国除西藏、青海、蒙古之外各个省份，连朝鲜也有学生前来听讲，这些学生学业结满后又成了东南大学的宣传员，加上当时国内只有两所国立大学，一是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另一所就是东南大学。因此，东南大学名重一时，甚至超过当时的北京大学。该校大会堂有一金字匾额写有“美尽东南”4个大字，概括了东南大学当时的盛景。

叶企孙的加盟使东南大学校方欣喜不已。就国内物理学界来讲，还没有哪个科学家能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如此瞩目的成绩，因此，叶企孙的荣誉是校方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本人也如英雄凯旋般受到大家的欢迎。

如今，叶企孙在东南大学遗存的历史印痕中有一张他和众人的合影。1924年3月，东南大学举行第十届数理化研究常会，特别邀请叶企孙和任鸿隽为新指导员，之后又合影留念。叶企孙、任鸿隽居中，周围有张子高、熊庆来、秉志、陈桢等环坐，还有学生赵忠尧、施汝为、柳大纲等簇拥。这些成员大都是中国科学会的早期成员，如今他们再一次聚首东南大学，显示出一幅中国科教丛林的早春图景，它同时也是一个宣言——在中国，一种新的力量正在诞生和成长。

叶企孙在东南大学物理系教了3个学期的课。该系系主任胡刚复对叶企孙的教学给予很好的支持。叶企孙先后讲授了力学、电子论和近代物理。虽然时间不长，叶企孙却获益匪浅。晚年回忆起这段“教之初”，他深有体会地说：“对所开课程，我尽力讲透。同时，也使自己获益良多。短短的3个学期，虽只有教育工作的初次尝试，但却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叶企孙之所以“愉快”，以他的内敛性格，必定是有着很大的欣喜才会说此番话的。从科学家到教育家，虽说有相通处，但到底还是有不同。叶企孙天赋异禀，但在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上却有缺陷——他说话口吃，虽不太严重，但对于一个以口头语言为基础工具进行传道授业的教育者来说，毕竟是个不小的障碍。叶企孙知道自己的毛病，在没有上讲台前心里并没有底数，但由于他学问扎实，备课充分，竟然了无痕迹地越过了这个障碍，使听课的人并不在意他的口吃，反而因重点突出、逻辑性强，而大受学生称道。关于他这段教学实践获得成功的最有力证明，就是后来成为化学家的柳大纲和地球物理学家李善邦，因为深得叶企孙真传而学业大进，“他们二人因功课学得好，给叶企孙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一届本科毕业生赵忠尧、施汝为更是对叶企孙敬佩有加，以至于叶企孙被聘清华后，两人竟心甘情愿跟随而去。

而叶企孙的另一种变化是看不见的，那就是心灵归属问题：是做科学家还是做教育家？从天赋来讲，叶企孙更像是做大科学家的料：他不善于交际，可以专事研究；不善表达，可以专事学问。做教育家的种种不足都会在科学领域里得到补偿，缺陷将会成为优长，劣势将会成为强势。再说，因为口吃的关系，执鞭教学从来不是他的梦想，他少年梦里做的全是科学家的内容。

据说“科学家”（stist）一词相对于雕塑家、画家、音乐家等都要来得迟。183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一次有关科学的会议上，一个叫威廉·休厄尔的学者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家”这个称谓。他说他是模仿人们称谓“艺术家”的方式来命名像法拉第那样一些在实验室里观察自然奥秘的人。这些人以前曾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但是现在，威廉·休厄尔认为，该是重新命名他们的时候了，因为19世纪和20世纪，将是“科学家们”的时代。

科学似乎有一万年的生长期。实际上它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存活动，只是人们并未注意它。人类五千年的文明河流奔流而去，多少生动活泼的画面永不再来，对于人类来说，知识往抽象处发展就是哲学，往优美处表现就是艺术，往理性处演绎就是科学。但是更多的时候，人们总是把科学和哲学与艺术混淆在一起，甚至和别的门类夹杂在一起，似乎从没有将其独立过。但是，不管人们怎么认识，科学自诞生那天起就是坚硬的，它像一种令人称奇的晶体，在日光流年中沉淀下来，以其特有的品性记录着自己的历史。乔治·萨顿说，科学的历史虽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但却是本质的部分，是唯一能解释人类社会进步的部分。

叶企孙相信自己的灵性，也相信以自己的坚忍和韧性会在物理科学上有所贡献。它们就像看得见的城堡，尽管通向它们的路径泥泞而又艰险，但总有一天他会入住。既然世界对科学家的命名还只是晚近的事情，那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离世界并不太远，已经受过科学训练的叶企孙们已经看到西方科学舰船的桅杆，只要奋力追赶，中国的舰船早晚会融入其中。而自己也会因成为第一代科学的拓荒者而名垂史册。

相对于教育家来说，科学家显而易见在更高处。

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这正是叶企孙科学救国总目标的重要环节，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正是缘于这层考量，叶企孙才毅然决然放弃似乎已近在咫尺的科学家桂冠，而选择了当时不可预知而之后证明是一条不归路的沉重人生。

东南大学3个学期的教学实践，给了当年的叶企孙如何当好老师的信心。这信心的获得使他非常“愉快”，牵引着他一步步向着理想的目标迈进。

吴宓对东南大学也有很愉快的回忆。他很快就以激进姿态办起了被称之为“现代保护主义”的《学衡》杂志。他在杂志上打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像火焰一样燃烧在东南的天际。他的身边因为有天人学会旧雨汤用彤、梅光迪等人的支撑，又有新知柳诒徵、胡先骕、陈寅恪等援文相助，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滔滔巨流，吴宓以其无所畏惧的战士姿态吟唱着自己的文化主张，真有“边走边唱，何其快哉”的豪迈之气。

对于吴宓的《学衡》派，叶企孙此时已是纯粹的旁观者了。对于国学的热爱，就像江浙人喜欢听越剧，亦像绍兴人喜爱黄酒，那是骨子里透出的爱，而眼前的吴宓，就是一出经典剧目，抑或是一杯花雕老酒，在他的身上，有许多现成的东西可以直接滋养叶企孙，这就是身为理科教授的叶企孙多年来总是和文人相近相亲的原委之一。自叶企孙和吴宓相识以来，自清华，又哈佛，又东南，二人如影随形，互相跟进，也算是“文理会通”的一则佳话吧。

1924年，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部主任刘伯明去世，校长郭秉文虽倡言民主却难得民主，并排斥异己，使学校气氛陡然紧张。吴宓先期出走，到东北大学就职不久就为清华所聘。此时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1925年8月，叶企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于是，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日思夜想的清华园。

第三章 小荷初露时节 第一节

叶企孙再进清华园，正是水木清华小荷初露时节。经过晚清霜雪和民国风雨的洗涤，有着多重基因和奇特背景的水木清华越发姣美，爆发出超强的生命异彩。从清末到民初，也算是易代之变，但具体到它身上，却似乎几无影响。校内的外籍老师多数渐行渐远，一些国学名流也相继离去，但它仍能扶摇直上。学校上升的势头和跃进的姿态成为那个年代学人的谈资，当然，也是多种报刊争相登载的猛料。学校历经周自齐、颜惠庆、唐国安、赵国林、周诒春、张煜全、严鹤龄、金邦正等人长校治理，虽然人事沧桑，但终归能保持它的纯粹、纯正、纯洁和纯美。在权力和腐败浸染面前，他们这些长校者最终选择了学人、学者、学术和学校。在他们中间，历史应该重重地记下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周诒春。清华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是唐国安，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因操劳过度而死在任期上，临终前，他力荐周诒春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二任校长。

周诒春祖籍安徽，生于汉口。其父是一位富有新潮思想的茶商，他对周诒春的教育可谓独辟蹊径，很有些新锐的意味。从周诒春孩提时期起，父亲便为其雇了一位英文教师，平时对话交流全是英语。1895年，周诒春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就读，他的灵性禀赋立时吸引了众多师生的注意，尽管还是学生，仍然被校长卜航济聘为数理科助教和英文教员。后来，周诒春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文学，又转威斯康星大学，得硕士学位。周诒春在留学期间，曾是3个学会的会员，并在耶鲁大学主办的演说辩论获得最优金牌奖，加上他俊秀英武，潇洒飘逸，成为当时留美学生特别是一些华人女性的追慕目标。归国后，周诒春先任上海公学英文和历史教员，1911年又获进士出身，成为中国科举制度末班车的乘坐者。这一年，周诒春又转进上海复旦公学任心理学和哲学教员，并在该期协助原来在圣约翰书院的恩师颜惠庆编撰《标准英汉双解大辞典》。也正是由于颜的推荐，辛亥革命后，周诒春曾任职于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并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颜惠庆到了清华后，又力荐周诒春出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周诒春长校后，励精图治，使清华呈现出勃勃生机。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就是他任内确定的。他也是我国第一个提倡“三育并进”的教育家，他说：“今日之学生，宜着重德智体三育固矣。”清华的“全人格”教育也是由他提出的。他的建设清华5个阶段的构想，穿越20世纪浓重的雾霭，充满着极其超前的现代意味：第一步为物质建设，添造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及大礼堂等。第二步改革招生办法，直接招考高等科各年级插班生，逐渐减少中等科学生，最后取消中等科。第三步为公开留美机会，每年考选国内大专毕业男生，隔年考选女生，直接送美深造。第四步为取消高等科，改设大学。最后一项是改革留学生制度，即使是清华学生，也要与国内大学毕业生同等接受留美考试，优秀者方能赴美深造。但是，这个深受清华师生爱戴且又对中国教育“建树极众”的人，却在1918年被亲日派设局陷害，诬以“妄靡巨款，营私害公”之名，被迫辞职，据说周诒春抱恨离校时，“全体员生拍照留念，各生均着制服，攀抢致敬”。当时正是叶企孙将离校赴美之时，周诒春离校的场景，想必叶企孙得以亲历。7年之后，当叶企孙以教授身份走进清华园时，当年周诒春梦想之事已由曹云祥逐步实现。

曹云祥（1881-1937），字庆五，浙江嘉兴人，幼随父居苏州，颖慧过人，与诸兄入上海圣约翰学堂，深为师长器重。1900年毕业后留校助教三年。1904年任常州武阳中学校长，翌年任宁波益智中学教务长及上海《南方报》编辑等职。1907年春，考取两江总督端方留美公费，1911年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在校期间，极具演说才能，曾多次获得演讲第一名。1914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1914年起任中国驻英使馆秘书，之后又曾代理总领事。1921年返国后任外交部顾问兼清华学校董事会会长。1922年4月就任清华学堂校长。

曹云祥是一位接受西方先进理念并有报国之志的人才，上任之后第一个举措便是制订“清华十八年发展计划”：要在“五至十年内完成大学”，于是，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运作之后，清华先于1923年停办中等科，1924年停招高等科，1925年开办“大学部”，分设文、理、法3个学院12个系，并设研究院国学门，聘请教授，招考大学部和研究院第一届新生，规定毕业后不直接出洋留学。为了对尚在校的旧制学生负责，学校仍维持部分留美旧制，直到1929年最后一届毕业生为止。叶企孙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到清华的。实际上，他是清华学校大学部刚刚开办聘请的第一批教授。

然而，待叶企孙来到清华，身在此山时，才知道清华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此间的气象，并不全是风和日丽，而是一个危机和生机并存的所在。

1925年10月14日的一天，曹云祥走进教务长张彭春的办公室，他首先闻到了一室菊香，在秋阳的提示下，他找到了在充足光线下盛开的那盆菊花。曹云祥胖胖的圆脸上绽放出笑容，他轻拂菊花瓣，笑吟吟地问张彭春：“仲述兄，是不是老大送的？”

老大即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彭春的胞兄。张伯苓大这位弟弟16岁之多，平时对弟弟要求甚严。张彭春南开中学毕业，与胡适同届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生，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回国后，与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组成教育改进社，张专司中等教育之课程改革。可以说，在教育学的课程改革方面，他是不可多得的专家。曹云祥擅长教育学的宏观设计，精于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尤其是擅长社交和人际关系，而缺乏教务和专业层面上的知识，在这种情势下，他接受天津方面严修等人的推介，将张彭春引来当了教务长，成了他的一只臂膀。

然而，这只臂膀能靠得住吗？

综合各种史料得来的信息，张彭春并不是曹云祥最信任的人，而且他似乎也从未真正进入过曹的核心圈子。曹是个学者型的管理者，一身兼二事，左右皆逢源。在当时的政府内，他有很硬的关系，在各大学圈子里，他也颇有声望，在学校内部，他关心教师福利，特别注意依靠学生，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处事干练且又灵活机敏，奉行中庸之道，以和为贵，以不得罪人为原则，因此，就其全面来讲，在他长校期间，还真没有能与其匹敌者。说张彭春没有进入过他的核心圈子，这是一句实话。因为曹云祥的核心圈子只有他一个人。而在曹云祥的心目中，张彭春就是一个拾遗补缺干杂活的帮手而已，他并不太看重他。

因此，张彭春在清华园的日子里，他是孤独的。

那么，曹云祥何故要离开清华园呢？

有句话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华也是这样。曹云祥是何等样人？他能萌生退意，足见清华有难事。难事之一，虽说清华经费充足，但断奶有日，按照庚款协定，到1940年为限，依照当下旧制，颇有坐吃山空之虑。断奶之际，也是清华大限来临之日。曹云祥不想被人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其二，此时国内大学蜂起，清华自周诒春始，就计划改革校制，使其跟上时代，成为一所新型大学，但是，若真要推行，何其难哉。比如张彭春一来就提出学校与游学完全分开，停招旧制留美预备社，游美学额完全公开透明，并对全国大学开放，公开考试，公开录取，不再为清华学子所独有。像这样激进但却颇为现代的举措，真要实施，曹云祥却勉为其难。因为这要触动在校学生的根本利益，他们本来可以搭上旧制列车直通欧美，突兀告知要取消这种特权，其憎怨情势可以想见。作为一校之长，曹云祥必然是首当其冲，而张彭春不过是他身后人物。一想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而张彭春却成了观看靶子的人，曹云祥就不高兴。他的中庸之道告诉他，此事行不得也。其三，曹云祥在清华后期，已经成长为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他对于清华的关注，不再是专注的，而是漂移的，不再是专情的，而是心不在焉的。苏云峰先生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一书中就这样写道：“由于外务太多，难免影响校务，如他当时还兼任长沙雅礼大学副董事长，并于1924年11月赴长沙主持校长就职典礼。清华英语演说班教员罗伯森（arnold roham），素仰曹善于演说，特邀之在礼堂向各班学生讲‘辞令之价值及其练习’。他在校务百忙之余，1925年还到北京作了五次演讲……”其四，他在清华有一个隐身人一样的对手，这个人使他不快，但又无可奈何，于是萌生退意。这个隐身人就是后来长校清华17年的梅贻琦。

曹云祥对张彭春或许不是从一开始就不信任的。张彭春在业务方面的精到和工作上的认真尽力，他是都看到了的。但曹云祥更愿意把偌大的清华园比做一个家，而自己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以一个主人的眼光看，张彭春的角色只能是一个管家而已。即便是这样，也有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但一个微小的发现，使他终止了自己打算信任张彭春的想法。

在清华园里，梅贻琦比曹云祥、张彭春都先到。在曹张出现在清华园之前，他的名望已经远播京津，曹云祥必然早有耳闻。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其祖上乃“津门巨族”，只是到其父一代才家道中落。梅贻琦6岁上学，以世交关系入天津南开学堂读书。南开学堂原为家族私塾，塾主严修（字范孙），光绪九年进士，曾任清学部左侍郎。袁世凯时期，曾几度任命严修担任政府要职，严均不就。严家子女甚多，遂成立私人家馆，聘来津门名师张伯苓执教，后在此基础上创办“敬业中学堂”，就设在严家后院的3间房子里，有教师4人，学生73人，每月经费200银元，由严家和一王姓富商家分摊。1907年有人捐赠一块地皮，地点就在南开一片低洼区，兴建校舍后，便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为校长。

梅贻琦就是南开学校第一班的学生，毕业时，因品学兼优被刻在学校门前纪念牌的第一名位置上。1909年，从南开毕业后的梅贻琦抓住游美学务处在京招考首批庚款留学生的机会，成为630名考生中的幸运者。据有关资料显示，首批录取学生共47人，梅贻琦名列第六。梅贻琦之后游美学务处又分别招录了两批133名游美学生，加上另有12名幼童生送美，共192人，这些学生在清华校史上统称为“史前生”或“直接留美生”。梅贻琦是第一批“史前生”，自此便与清华结缘。

梅贻琦在美期间，入伍斯特工业学院（er polytecitute）学习电机工程，获工学士学位。按学历和章程，本可以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但因家庭经济困顿，只得提前归国。1915年9月，梅贻琦被清华聘任为数学和物理课教员，因这层关系，他又是叶企孙、吴宓等人的老师。从现存的资料和史料上可以看出，梅贻琦是一名非常敬业、受人爱戴的好老师。著名教育家吴泽霖先生曾这样回忆他：“在清华教学的头几年里，梅先生住在工字厅的一间侧室里，每当深夜万籁俱静，人们总是能从窗帘透出的灯光中，看到他专心致志埋头备课的身影……他一周要上3门枯燥乏味又难以用一般词汇讲述清楚的数学课，还要批阅成堆的学生作业，其繁忙、紧张，凡是初试教学的人都能深切体会的……在梅先生执教初期，中学部学生每晚7时至9时，照例在自修室内集中自习功课，校方派教师巡视督察，解答学生们的疑难问题，这是一般教师最不乐意于承担的额外负担，而梅先生年复一年地在轮值的夜晚里，踏遍这些自修室的外廊，耐心地辅导学生，为其他教师节省了大量的备课时间……”梅贻琦在清华园里的好名声，是从他踏入校门的那一天就开始累积的，日久天长，从那些陈年往事中流溢出来的美好汁液已经凝聚成了琥珀一般的固体，在清华园里，梅贻琦已成为一道人格魅力的风景。而这样的口碑，即使是一些名人如梁启超也难与之匹敌的。有句话叫“不与君子争名”，守着梅贻琦这样一个君子，你要与他争夺名声，乃是断然争不过的。我们从他担任过的各样职务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926年之前，他被选为清华学生创办的校外成府贫民小学董事，担任过校童子军第一团团长兼参决处秘书、教员学术研究会书记、校社会服务团团长、校售品所总经理、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高等科英文文学辩论会裁判、西文部编订课程委员会委员、校科学会顾问、《清华学报》国文编辑、童子军名誉军长、大一课程工业部主席、改革学校调查委员会委员、校庆纪念讨论委员会委员、《清华周刊》特载栏编辑、华籍教员大学会召集组主任、中国科学教员促进研究会管理书记、德育委员会委员、大学委员会委员、大学校务会委员、新校务会议教员代表、课程委员会委员、大学教育方针委员会委员、校改组委员会委员等等。这些职务权限琐碎细小到从孩子王到柴米油盐乃至引车贩夫，从师生利益到公益事业，从院校建设到学术研究等等，梅贻琦几乎无处不在。有些琐事别人不为他为，有些亏事别人不干他干，他的屈伸俯仰没有刻意而为的痕迹，一切都是那样水到渠成自然贴切。以清华园那样的环境，该是峰峦叠嶂乔木深郁，生长出梅贻琦这样的倚天大树，按说应是长校人曹云祥的慰藉，殊不知，事情的发展却偏偏不是这样。

初到清华园，在曹云祥事先设计的人际关系图纸上，是应该有梅贻琦的位置的。他早知梅的慧名，而且依照他的习惯，他也想在教员队伍中寻找一位德高望重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为他的权力坐标上一个可资掌控又可相援的支点。曹云祥是一个新学旧学、西学国学混杂并用的人，他在美国熟知自由和民主为何物，但在国内，他又熟知中国国情，即使是一个教学单位，他也使用权力场上的古老套路。而民主和自由，却在他的权力推进过程中，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与梅贻琦的几番接触后，曹却发现，盛名之下的梅贻琦，实在是一个点拨不透的人。

梅贻琦个子高高，长长脸，宽阔的额头，鼻子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因为度数太高，使人很难看清镜片后的眼睛。曹云祥和他独处的时候，因为看得久了，总觉得梅贻琦被云雾一样的东西缭绕着，模糊而柔和，有时干脆就隐入其中，是一团雾了。人总是有缺陷的，或者总是有欲望的，最起码得知道他心有所图，有所希冀，这样曹云祥就把握了。而为了洞悉梅的内心，他故意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就是说，完全和公共场合判若两人，就像今日官场上人物，在私下里突然与交谈的人说些落后话、牢骚话，这样使人感觉距离蓦然拉近，于是就能使对方说出推心置腹的话。

但是，这一切，在木讷而少言的梅贻琦面前，却起不了作用。和他谈教学，谈学校建设，他都能口若悬河，一套一套的，但曹云祥对这个不感兴趣。在校务会上，这样的议题已谈得够多的了，而在私下里，他要谈的是私人话题，潜台词就是要弄明白梅贻琦的心思归属，能不能上得自家的船板。几番投石问路之后，梅贻琦不是答非所问，就是言辞闪烁，根本不往正题上靠拢。

起初，曹云祥以为这是一般学人的通病，只埋头读书学问，不去看政治经济，既然梅是木头，他也就不再对牛弹琴，反正在清华园里，机巧聪明的教员有的是。于是，曹云祥就把梅贻琦的名字在自己的关系图上画掉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能由他去。

然而，等张彭春踏进清华园后，曹云祥才慢慢看出端倪，他才意识到自己对梅贻琦的看法大错特错了。

张彭春来清华，两手空空，形单影只，就像是曹云祥聘来的管家或账房先生，曹云祥看中的就是他这身世清白的背景，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人际纠葛，这样才好掌控，就像一个提线木偶，除了他手中的线绳外，倘若其身再有许多丝丝缕缕，那还怎么能指挥得动？张彭春刚来学校的日子里，他确实是孤独的，这让曹云祥好高兴。但过了一些日子，他发现了一个人总往张彭春那里跑，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他认为是木头人的梅贻琦。

张彭春初来乍到，对清华的了解限于时日肯定有限。但是，从史料上得知，他7月初到职，仅仅9个月的工夫，便草拟出课程改革的若干意见，并于1923年11月1日在曹云祥主持的教职员会议上获得通过。张彭春能干，曹云祥没理由不高兴。但是，张彭春太能干，以及他身上陡长的骄横之气，曹云祥却在张与梅的关联中找到了内在的因由。这就是，张迅速进入情况和底气十足，皆由梅而来。早有他的眼线报告，一向内敛与人疏远的梅贻琦，近日异常活跃，他经常去张彭春寓处，久久不出，甚至待到三更灯火五更鸡，非常反常。又，从张彭春的课程改革设计看，虽然有一个9人的“课程委员会”做后盾，但其主要操刀手应该是梅贻琦。另外，张彭春对清华几有全盘否定的看法，一次，他竟然在会上当着曹云祥本人的面奚落道：“一般学生的心理是愈早出去愈妙，眼里没有清华教育的价值，而教职员中意见不一致，董事会不能主事，校长唯敷衍。如果实情是这样，清华可以产出哪样的人才？”他还说，“教员中只有混饭吃的留下，稍有志气的都要求去职”等等，弄得曹云祥下不了台。而这些话，曹云祥觉得话虽由张彭春说，而支配他情绪的却是梅贻琦。张初来乍到，何故对学校有这样大的成见呢？想来想去，曹云祥最后把审视的目光投射到了梅贻琦身上。所谓煽风点火挑起事端者，所谓哑巴蚊子咬人最痛者，所谓阴险狡猾工于心计者，非梅贻琦莫属也！

等把焦点集中到梅贻琦身上，格物穷理一番后，曹云祥这才知道，原先对梅贻琦的种种设计和猜测，实在是根本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

梅贻琦压根就没喜欢过自己。

这说明他压根就看不起自己。

曹云祥总算看清楚梅贻琦镜片后的那双眼睛了，这是一双冷冷的眼睛，像千年凝固的冰嵌在里边。当然，这双眼睛也不是敌人的眼睛。然而，曹云祥宁愿他是敌人的眼睛！因为仇视总会爆出火花，能量会在顷刻间弥散，轮回速度就会加快，其生命周期就不会持久。而对付这些，他曹云祥是不怕的，他是校长，既拥有权力又拥有智慧，倘若真刀真枪地干，他不怕！

但是，晃动在他眼前的却是石头一样坚硬的冰。

这是由思想观念、性格爱好、脾气秉性、因缘巧合、人际关系凝聚纠结、复合杂糅到一起的冰，就像所谓八字不合命相相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都是无奈之事，尽管曹云祥有火一样的胸怀，依然焐热不了它！

不仅如此，事态愈来愈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

曹云祥初时发现梅张相近，以为是偶尔为之，再一琢磨，便想到了二人共同的南开身世。二人都是南开学校毕业，又都是清华“史前生”，张彭春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亲胞弟，而梅贻琦又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当年，梅贻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张伯苓亲笔手书，将梅贻琦的名字刻在了学校大门口，师生之谊，对梅来说，恩同再造。似这等情意，无人能比。两人联手，可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谁能比得了同出一门的他们？

于是，曹云祥就深深地警惕了。

这就是他一直没有把张彭春放到核心圈子里培养的深层原因。

非但如此，在清华园里，曹云祥最警惕的也是这一股“新势力”。

1925年10月14日那天，当他看到染了一身菊香的张彭春，告诉他要离开清华园去外交部任职时，虽然是事出有因，但更深的谋划则是一次“以退为进”的反击。

他一向与外交部过从甚密，特别是与时任外交总长的颜惠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颜惠庆的确给他透露过口风，要他赴英国公使馆任职。但是，曹云祥与颜惠庆商谈这件事的时候，有些心意彷徨，彳亍犹豫，见他这样，颜惠庆也就明白他并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于是就仅仅限于二人的口头约定，并未形成什么文字上的东西，这样就有很大的伸缩性。对颜来说，愿去愿留莫谓言之不预，潜台词是我够朋友，公请自便；而对曹来说，则是不把话说死，进退有据，可攻可守，以便辗转腾挪。

在曹云祥的内心深处，他还是不愿意走的。既然留了外交部的后手，曹云祥有了依靠，于是就有了搏一下的欲望。你张彭春不是气焰嚣张吗？你在公开场合三番五次儿子老子一块骂，不就是想全盘否定清华、否定我曹校长吗？你放马过来吧，“若欲夺之，必先予之”，我先退一步，然后再用拖刀计斩你，让你不知深浅！

曹云祥知道这些菊花是张伯苓专门托人送给弟弟的。哥哥知道弟弟的秉性，外露、冲动，给他若许菊花，是想让他学学“菊花的品性”。“菊者，花之隐逸者也”，张伯苓的意思是让弟弟学学陶渊明，把清华园当成养菊花的地方，顺便也养养自己的隐忍之性。

但是，哪料想，就在浓烈的菊香中，曹云祥不露声色地把他久蓄于心的计划实施了。阳光里，曹云祥看到对面的一张脸像花一样开放了。

张彭春回答着曹云祥的话，说着菊花的种种品名，也说着哥哥张伯苓关于养花的种种趣事，不过，曹云祥都没听进去。他只不过记得那张隐在菊花里的脸在笑，特别是告诉他自己要去职的消息后，那张脸笑得如风中的雏菊，有些变形。

第三章 小荷初露时节 第二节

叶企孙进得清华园，只和一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梅贻琦。二人的秉性脾气，竟是那样的相合。放眼清华，一见如故者，在梅贻琦的私家相簿里，叶企孙怕是寥寥无几的一个。梅贻琦大叶企孙9岁，成为叶企孙的老师时，又教他数学与物理，这两门功课又偏偏是叶的最爱，以他的资质与勤奋，梅贻琦没法不喜欢他。梅的君子品性和精深学问当然也是叶的楷模。在清华园学习的时候，叶企孙是梅贻琦最得意的学生，这情形已然如在南开时的他与张伯苓。师生如父子，是中国最为独特的文化伦理景观之一。因此，当清华改制组建大学时，身为物理系“首席教授”的梅贻琦为校方提供延聘名单时，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叶企孙。

叶企孙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在教学上已能独当一面。清华改制后的大学部开始全力推进张彭春的课程改革，其特点之一就是不设系，将全部课程分为“普通”和“专门”两个阶段。学生在2-3年内修完规定课程后，获得考试“修业文凭”，然后再选择是否继续攻读或转学就业。倘若继续学习，就要再参加考试，获得资格后再升入“专门”课程，这就是所说的“专门”阶段。后来，张的这项改革计划被攻讦，大部分学生认为考入清华就已颇费工夫，而辛苦3年只得修业文凭，还不能出国进修，这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群起而攻之，而一些教授也持反对态度，使这项改革仅仅推行半年就宣告失败。叶企孙的大弟子王淦昌、施士元是1925年9月入学的，正好赶上这一改革实验。一开始，他们选修的是化学而不是物理，但是，他们上了叶企孙的课后，便改变了初衷。叶企孙的课叫“普通物理课”，之所以冠以“普通”，大概就是应合张彭春的“普通阶段”。在谈到如何由学化学而转学物理时，王淦昌回忆道：

至于在科学中我选择了核物理这门学科，又是叶师为我铺的路。1925年，我和浦东中学同学施士元一起考取清华大学时，都是选的化学系。在第一年的课程中，最使我入迷的是化学课，化学实验设备很好，引人入胜，我做起化学实验来忘了一切，常常要有人提醒我或赶我离开实验室，我才会感到肚子饿了，赶快到食堂去找点什么充饥。二年级时，我和施士元都转到物理系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叶师的为人品德，他对学生的厚爱，他的教学，像磁石吸铁那样把我吸引到物理科学事业中去了。有一次上普通物理课，叶师在大课堂上给我们演示伯努利原理，他拿着一个带有管子的小漏斗，另一手把豌豆从漏斗上放下去，同时用嘴在管子的另一端吹气，豌豆飘在漏斗中间，既掉不下来，也没有被吹的气冲走。这现象非常有趣，又耐人思索。叶师站在讲台上问：“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有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我想了想，就站起来解释了这个问题，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理解问题清晰准确，自这以后，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在叶师的循循善诱下，我逐渐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那时物理系创建伊始，全系教师、职工和学生总共才10人。只有叶师一名教授，他一个人讲各门主课，一年级时他教我们普通物理，二年级时他教我们电磁学，我们升到三年级，他给我们讲光学。他除了讲课外，还要带领3位助教建立各种物理实验室，开出各类实验课。我们升到四年级时情况才有了变化，叶师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1928年请来了吴有训、萨本栋两位很有学问的年轻教授，由吴有训老师教我们近代物理，为我日后从事核物理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从事实验物理学的研究本领方面给我极好的培养。（王淦昌《见物理系之筚路蓝缕，思叶老师之春风化雨》，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9-50页）

且不说叶企孙初入清华教学上就已堪称主力，但真正给他考验的却不是教学，而是清华内部复杂的人际环境。

尽管曹云祥和张彭春之间的矛盾已接近公开化，但二人在清华改制的大方向上还是所见略同的。二人都知道，清华改革则生，不改则亡。但是要改办大学，必须要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由清华培养的留美生们纷纷回校任聘，成为继张彭春、梅贻琦“新势力”之后的又一“新生代”。

曹云祥放出的去职消息传到下边，已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而且，他的以退为进的计划至少获得了局部的胜利。张彭春因不知隐忍，过早暴露出他想取而代之的企图，因此受到众多师生的抵制。从吴宓1925年11月18日日记及此后数月日记记述中，可以看到曹云祥反击计划的清晰印记：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三

晨，庄泽宣来，谈及曹校长将赴英国，似荐张彭春自代，而张继任，恐校内发生冲突，难以和衷共济。故拟设法抵制……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四

……

夕，与叶企孙、钱端升谈校事。在其处晚饭。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五

晨，庄泽宣来，谈校长继任问题。同人之不赞成张者，有（一）范源廉（二）周诒春（三）郭秉文诸说。宓以（一）为宜，（三）决不可。

………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

次至东华饭店，童锡祥请宴。袁同礼、叶企孙亦在。毕，偕童至清华同学会谈，述校事……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晨九时，至南池子汤宅，晤汤用彤。旋童锡祥、叶企孙来，共谈……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9-10上《翻译》课。

11-12在北院六号，与张（歆海）、庄（泽宣）、陈（达）、钱（端升）、叶（企孙）协议校长事，拟由同人表示，推（一）范（二）梁（三）周（四）王文显（五）马寅初等为校长。即起草中英文宣言。在其处午饭。

我们从吴宓近一周的日记中得知，曹云祥已经成功地将张彭春放逐了。他把张放在炉子上大火烤之，而心浮气躁的张彭春不知是计，非常配合地自愿跳到炉台上，等引来清华园一片反对之声，他才知道，不仅仅是校长当不成，而且连教务长也怕难以为之了。

我们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在拒张长校的活动中，叶企孙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与张彭春关系极近的梅贻琦则很少被提及。

这是个极为费解的情状。吴宓是逢事必录，有感必发，只要与此事扯上干系，他肯定会有所记述。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拒张时段，有关梅贻琦的信息在吴宓日记里几乎是零。

曹云祥使用拖刀计，要斩的并非是张彭春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打张而意在梅公。从曹多年的从政经验和阅人判断看，在清华园，真正能对自己构成威胁或称其为对手的也仅有梅贻琦而已。张彭春，一介书生，自恃才高，实则缺少历练，既不懂人情世故，又骄娇浮躁，在他眼中，不过是一黄口小儿而已，倘若把他身后的依靠除掉，不日便尽现窘态。但张身后的梅贻琦是何等样人物，曹云祥竟无法捕捉他的完整意象。在辅助张的过程中，他为张提供的种种设计，或是办学思路，或是课程改革，细细想起来，竟全是为了清华之未来！除此之外，举凡关涉个人恩怨或狗偷鼠窃伎俩，他均坦荡拒之避之，以金刚不坏之身使人难以诟病。

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促使曹云祥下此狠手。打梅不得，打张总可以吧。反正不能坐等新势力上台，他竟无还手之力。把张彭春斩于马下，也好让尔等看看，特别是让梅贻琦看看，权力场上，岂容书生抖擞？

尽管曹云祥也是读书人出身，尽管他也出国留洋在西方学了若干自由和民主，尽管他使用拖刀计时微微觉得自己有些卑微，特别是对付梅贻琦这样的人，与之相比，会陡然觉得有些萎琐，但他全然顾不得了。既然已拍马回头，既然那只隐在暗影里捉刀的手已亮出利刃，而尘埃里已现出朦胧的头颅，他就只能举起刀来……

从现在的资料和有关书籍中证实，曹云祥这个秘而不宣的计划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首先反对张彭春的人中竟有跟他搞课程改革的人，比如课程委员庄泽宣等。由此可见，若不是梅贻琦倾力支持，或许计划伊始就会流产。另外，有关张彭春继任校长反对最甚者竟是清华的少壮派。苏云峰先生《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据张彭春自己的分析，反对他的是清华校内一个.l.（不知其名）的野心家，除了王文显，都是清华的少壮派。”

从吴宓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叶企孙在拒张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与他的恩师梅贻琦完全不同的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双峰并峙的情况呢？苏云峰先生在其著作中似乎回答了这个疑问：

由于教育界一直视清华为“肥肉”，有势力的社会团体或个人都想插手清华，遂与清华师生产生冲突。根据张彭春的日记，我们发现觊觎清华者，在北方，除了南开以外，有北京大学留法派的李石曾、留英派的“现代评论”陶孟和等人。在南方，为东南大学集团，包括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和黄炎培、陶行知所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保卫清华者为外交部、美国大使馆和清华师生。在清华教师中，亦有派系倾轧问题，受清华长期教养出身者为主流派，直接考选留美、短期插班生和留美津贴生等均为非主流派。主流派“怕北大人或南开人得势，控制了清华每年六七十万元的经费”，处处提高警觉。张彭春和梅贻琦均为南开出身，且是第一、二批清华公费留美生，唯此时均属非主流派。

在北方，南开比北大捷足先登，梅贻琦是最早进入清华的南开人，第二位是金邦正，金之能于1920年出任清华校长，是南开的严修和张伯苓打出的另一张“王牌”。金被逼辞职后，南开受挫。张彭春是第三位。张于1923年7月出长清华教务，南开寄予厚望。张对清华之人和事处处不满，力图改革，以拓展南开在清华势力，但遭遇清华主流派反对，仅得梅贻琦等少数人支持。钱端升（1900-1990）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唯此时尚未发芽。

在南方是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所领导的东南集团。也为改进社重要成员的张彭春就露骨地说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三人是“教育督军”，陶想当吴佩孚。陶除了推展平教运动外，对清华也极感兴趣，1923年元月他说清华停派留美女生，是忽视女子教育的证明，草拟“清华建议书”，有意介入清华。3月5日张彭春就指出，改进社“这一群自号为大教育家的，对于清华一定要设法干涉，要他们的人在里面拈一部分势力……现在恐怕清华也要落在他们手里”。不出张之所言，陶5月便在他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以“梁达”的笔名，说在外交部管辖下，清华几无成就可言，主张应先“聘请全国知名的教育家，研究董事会组织法和改革纲要”，然后再由“全国领袖人物”，“组成独立的董事会”去管理清华。8月，陶利用到清华谈改进社召开年会的机会，向清华学生演讲，要他们“做全国的领袖”。后又用平教会的名义，建议曹云祥与张彭春改组董事会的办法。陶明白地表示，教育改进社之黄炎培、郭秉文都有意参加清华董事与校长人选，并谓外交部之聘请张彭春任清华学校教务长，目的就在以南开来抵制东南大学集团。但陶的活动没有发生作用，因为1922年以后，纷纷返校任教的清华留美同学，不仅逐渐取代了美国教员的地位，而且已成为清华的中流砥柱，足以抵抗外来势力，巩固清华江山。张彭春就深感这种压力，他说清华毕业生，尤其是近两三年回国的“有野心（合力）来占据清华地盘”，张和梅贻琦及常接近朱君毅、杨光弼等少数旧人，被视为“南开系”，“是他们的眼中钉”。而梁启超也于1925年时指出，“今日之清华渐已为本校毕业生回国同学所支配，今后此种趋势当益加强烈，此无庸为讳者”。

在张彭春的猜测中，那个反对他的所谓“清华校内一个h.h.教员社团”，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许就是被少壮派们戏称的“北院七号饭团”。

第三章 小荷初露时节 第三节

北院七号，正是传主叶企孙的寓所。

清华北院，原为外国教授们的住所，其建筑样式完全仿照西式建筑，虽然不是楼房，却格外高大。其显著特点就是朝南一侧有着漂亮的落地式窗户，挨着房檐的上部是细细密密的中国式格状窗棂，下面就是一通到底的玻璃窗。窗台很宽，可以摆放很多花卉。叶企孙少有时间，所养的花以草居多，比如兰草、绿萝之类。房檐伸出许多，形成一个外廊。廊外通常搭有藤架，种有葡萄紫藤。春夏之际，这些藤本植物就攀援架上，于是就有藤影花形印在窗上。室内客厅很大，里边备有沙发茶几。因是单身，叶企孙便雇了一个厨师自己起伙。厨师的手艺颇高，常做一些精美的小菜，于是就吸引了一些年轻的留学归国教授在此小聚。他们以房主叶企孙为核心，常借吃饭机会，少不了像中国传统学人那样，除了感时伤怀风花雪月外，还常谈国事或聚议校政，以图清华改革，时日既久，这些年轻人就戏称自己为“北院七号饭团”。

多年之后，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谈起“北院七号饭团”这个清华园里独特的景观时回忆说：

“北院七号饭团”最常见的风景仍然是少壮派们在此聚餐议教。常来此就餐的除叶企孙、陈岱孙外，还有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物理系的萨本栋，化学系的萨本铁，哲学系的金岳霖，政治学系的张奚若、钱端升和西洋文系的叶公超，国学院的吴宓、陈寅恪、赵元任等等。这些都是名声赫赫的教授和清华的中坚。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施嘉炀是工学院院长。陈岱孙是法学院院长。金岳霖曾任哲学系主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张奚若曾应蔡元培之邀请担任过高教处处长、清华政治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7年教育部部长。萨本栋在叶企孙之后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厦门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任清华、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钱端升解放后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吴宓是国学院主任、陈寅恪和赵元任是“教授中的教授”，这个“北院七号饭团”实际上成了清华园年轻的灵魂。

不过，叶铭汉所描述的此“饭团”是鼎盛时期的“饭团”，而年轻时期的“饭团”，其成员果然如张彭春所料，不过仅钱端升、吴宓、庄泽宣、陈达、王文显、叶企孙等数人而已。那时陈寅恪、陈岱孙们还没来，而萨本栋、吴有训等人则更是以后的事情了，何况新成立的“饭团”内部也在升降沉浮扬清去浊。仅就拒张成员，其动机也不尽相同。心直口快的吴宓早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

（二）与张作对之人，乃教职员中之大多数。至其何以作对，则用心各不相同。有因个人私仇，争权夺利者；亦有因办理公事，主张不同、意见不合者；有暗向校长谗谮，各方挑拨者；亦有于会议场中，明示反对，而初非有中伤之心者。若宓则后者之例也。对于张氏，宓亦有两层之批评：（甲）张氏喜为矫情之过举（如自请减薪，以杜绝他人之加薪事），故使人常疑其虚伪，而不敢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相合作。若宓即此类中之一人也。（乙）张氏乃一极精明强干之能办事之人，绝非优柔巽懦、立道行德之君子，亦非和平退让、不谙世务之书生也云云。宓所言者，皆系实情……（《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146页）

清华园内曾经发生过的短暂的拒张活动，犹如一声叹息早已随风而逝，它之所以还不时被人提起，其深意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少壮派们在清华园里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作为一种潜形势力，它原来只存在于曹云祥们的推测和遐想中，但是，正是曹本人的拖刀计，才给它以异军突起的机会。曹云祥原是个和事老，下此狠心，也是不得已为之。但即便如此，他要“斩”张彭春，仍然讲究兵不血刃：一不能让外人（包括张彭春）看见自己的刀，二不能让自己的手上沾有血。这样，假借他人之手除掉张彭春就是最完美的计划。

曹云祥的目的达到了。

那天，当他将自己的去意以私人谈话的方式向张彭春表达过后，张彭春竟无半点挽留之意。他掩饰不住的得意溢于言表。在之后的若干时段里，张彭春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清华园里新主人的角色，尤其是两人独处的时候，张彭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提醒曹云祥要尽快完成自己的计划。

曹云祥的计划实施得有条不紊，隐秘而有章法。首先，他兵分三路，一路招来心腹曹霖生，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搅乱一池春水；二是找来少壮派成员庄泽宣，虚与委蛇，说去张之后则让其代教务主任，以此为筹码，让庄发动少壮派们作为倒张主力突起于清华园；三是去外交部历数张之恶行，让其明确表态不用张彭春，这样，即使张彭春在清华园得手也功亏一篑。三箭齐发，箭箭中的，足见曹云祥功夫了得，同时也显露出他已是用官僚政客之手段经营清华。

书生对书生，学人对学人，即使自以为剑拔弩张，实际上也不免书卷气。拒张活动中，少壮派虽有被曹利用之嫌，但总体看，他们还是师出有名，举止有节的，而且这些年轻教授们其用意在“拒”而不在“倒”，就是拒绝张彭春继任校长，但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曹用心却在“倒”，就是恨不得立斩张于马下，使其离开清华。少壮派中，诸如钱端升、张歆海等，为了拒张，曾开出一些继任校长的名单，这种很像民主选举的行为让现代人想来颇为好笑，但它确实曾在清华园内发生过。当时的诸多名人，如胡适、梁启超、马寅初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少壮派们手握名单，曾很诚意地去找张彭春，劝其放弃自己的初衷，倘若答应，只要不当校长，许诺张继续留任教务长。吴宓曾征得叶企孙同意后，专门找到梁启超先生，商谈之后达成共识，由梁出任校长，只要张彭春同意，由梁出面宣布三不变政策：“（一）维持现状，（二）不改政策（出洋），（三）尊重张仲述（即张彭春）地位。”吴宓认为这样既维持了张彭春的地位，又避免了清华园的风潮，算是为学校的稳定做了一件事情。这些书生之念和书生之举，比起曹云祥来，显得既正派又幼稚。

张彭春也是书生，不知江湖险恶，对少壮派们提出的建议深恶痛绝。倘若这个时候他能审时度势，放弃自己长校的念头，事情或许会向着有利于他的形势发展。因少壮派知道他并无长校意图，就会反过来兑现自己的承诺，有这样一股势力支撑，谅曹云祥也奈何不得。

但是，张彭春却失去了机会。

非但如此，他却把矛头直接对准少壮派，特别是对吴宓心存隙端，凡事总与其纠缠。从清华遗存的史料、资料及有关著作上得知，吴宓应该是这次事件中最无兴趣加入的人。他和叶企孙一样，似乎都是被少壮派们挟裹进来的。吴宓不止一次在日记里记述自己对此事的敷衍态度。当庄泽宣联络其拒张继任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宓以张继任，苟能捐弃嫌怨，礼贤下士，开诚布公，则亦幸事。如其不能，则外方继任之人，似范源廉为宜。宓本不喜卷入世网，故此事亦似不参与。惟静待自然之变迁。即张任校长，如竟不能相容，则亦只有另求枝栖，自行所志而已……”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吴宓不仅被卷入其中，而且成了事件的中心人物。

吴宓时任清华园国学研究院主任，因正在筹办之际，尤需身管教务的张彭春在经费、教学及选调人才上予以支持。对于一个学于斯又教于斯的清华人来说，吴宓对现在清华的利弊看得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在内心深处是排斥以曹云祥为首的保守派的。他之所以与叶企孙、陈寅恪等少壮派形同结党，是有深层原因的。他在1926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本校最可伤心之事，厥为靡费耗财，而不能聘得优良教员。有学有识之士，如张孟劬、柳翼谋先生及汤用彤、楼光来诸君，不获受聘。而纨绔流氓式之留美学生、毫无学问者，则来者日众。而校内各方又皆横生意见，各殖势力。对于高士，则妄加阻碍，而不使其来前；对于庸碌之小人，则不厌其成全，俾其人到此为吾私党。于是清华之人才，遂成江河日下之局矣。

这些话可谓一剑封喉，直击清华旧学之痼疾。而张彭春似乎很难与曹云祥归为一路，虽然曹张二人都声言改革，但毕竟曹身陷此山，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宁肯自保。而张对改革的态度似乎要强烈些，这也是后人常把张彭春与清华的少壮派们扯在一起的关系。但是，由于张彭春性格上的原因，或者说由于他的诸多缺陷，导致了他并没有与少壮派们结为同盟，反而渐生仇隙，终于众叛亲离，墙倒众人推，圆满了曹云祥的计划。

1925年1月27日晚7时，曹云祥在校工字厅宴请诸校务委员。庄泽宣、吴宓、孟宪承、张彭春等人悉数参加。席间，吴宓喝了一些酒。宴闭，曹云祥让人撤去酒杯饭具，换上杭州龙井茶，让大家畅所欲言，将各部门的困境、压力以及对校方有何建议、意见和盘托出。曹云祥态度诚恳，执笔以记。张彭春表情暗淡，眉头紧蹙。此时，拒张活动已近过半，四面烽烟已把张彭春弄得狼狈不堪。曹云祥此刻征询诸位委员意见，醉翁之意大家心知肚明。但是到了公开场合，且直面相接，原来私下激烈之人也“隐约含蓄，无所表示”。吴宓有些喝高了，红着脸，低头听大家的敷衍之词。为了研究院的诸多事体，比如引进人才、经费支出、学生管理、教授协调等等，他曾多次找过曹云祥，曹推说已是要走之人难以决断，采取推诿政策；他去找张彭春，而张彭春更甚，多有釜底抽薪使其散伙之举，这使吴宓倍感伤心。他私下里多次找过叶企孙等友，将研究院的困境和校领导的态度如实告知，请他们帮助分析，以把握进退。

有许多史料证明，吴宓实际上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很情绪化，很文人化。因此他的身边该有一个沉稳理智的朋友常常给以提示才行。在这方面，叶企孙就成了他的最佳选择。我们从吴宓日记中得知，凡有大事，无论公私，吴宓总要找叶企孙商议。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在外人看似风光无限，几位教授都是国宝级，正常情况下，吴宓的地位也会凸显出尊贵和荣耀。但是，吴宓不是官场中人，他热情、本真、率直而又谦逊，久而久之，他把领导的位子置换了，成了服务者和被支配者。

按说，这样的领导意识具有超前性和先进性，但在那个时代，则会让人侧目而视。吴宓成了两头受气的人：在研究院内部，赵元任住的房子漏了，他得边受埋怨边找人修缮；学生打架斗殴留宿女客，他得按校籍管理条例去处理，婆婆妈妈的姿态让学生好生厌烦；许多友人都慕清华国学院之盛名，尽管他们确属专业之翘楚，但他本人却没有决定引进的权力，因而引起友人之攻讦；研究院开办伊始，设备、资料等等均需经费支持，伸手向校方要钱如在行乞……这些事，件件关涉张彭春，但张一次也没有给过吴宓好脸色。前几天，校务会上，校方让各部门谈谈明年计划。吴宓谈了若干，但是，谈一条，张驳一条，谈两条，驳一双，弄得吴宓好生没有面子。特别是吴宓提出研究院各导师乃国之瑰宝，应该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使普通班的学生也能受惠，张彭春则极力反对，言研究院导师只作高深之研究，别的一概不允。至于说引进人才，张也说只限现在规模，扩展之事日后再作决定云云。吴宓认为张彭春是别有用心，烦闷之余就找叶企孙诉说。叶企孙说，你是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别人弄权抓权，你退让一步就是了，还当你的教授去！吴宓想想在理，于是就草拟了一个意见书，表明自己的意向，也流露出对校方的不满。拿去让叶企孙看过，叶企孙主张将对校方的过激言辞去掉，嘱告现正非常时期，倘以语词之误而授人以柄有违初衷。他是一个庄重自守的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目下情势，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一场政治博弈，对此，他和吴宓都了无兴趣。但起事者中有昔日同学，起哄架秧子般寻找支持，叶吴均属虚与委蛇罢了。吴宓的事情偏这时又纠结了进来。由于事关好友的前程和切身利益，叶企孙当然要密切关注，而他的北院七号，是青年教授之家，是大家常去的地方，一来二去，张彭春自然把他和吴宓算在对立面一边。鉴于此，叶企孙和吴宓也不想表白和辩解。即使是对自己的恩师梅贻琦，叶企孙也没有特意去说些什么，而梅贻琦也如是。

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像两股并不同穴的泉水，从不知处冒出，各自绕过草地和竹林，清澈明镜的水面印有不同的内容，既不相扰，亦不过问。或许有时相遇，或许有时并肩徐行，但一律是清浅干净历历可数，一望便知，一切自然而然。活在这样境界里的两个人，我们可以从清风明月中想象他们的行止。吴宓也是君子，但他却没有那样强的内力，他有时管束不了自己的嘴。他总在出其不意的时候断送自己，将自己放置在不可救援处。为此，叶企孙在会前还告诫他，一定要慎言，不可与之言而言，失言也，切记！吴宓记着好友的话，一言不发。虽然他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是全方位的，一切就像计算好的，大家都在期待着什么。比如说曹云祥，吃了饭喝了酒，且明明知道酒喝得有些高，但却让大家提意见；比如一些对张彭春视若仇敌的人现在却闪烁其词，平时要害辞句一句不说，但却往别人身上铺设关节，且欲言又止，好像与己无关；比如与张彭春相近的人，现在齐齐地出来为张解释，不看别人，专门冲吴宓辨析之前为何与之冲突，好像整个拒张事件因吴宓引起；而张彭春之发言尤为可恼，他竟把吴宓和庄泽宣放在一起，好像对他不利的局面都是因此而生成。张彭春说，校长去职，本人实无继任之心。有人私下里说我排挤庄泽宣、吴宓二位先生，是为了兼并专门科和研究院，合二为一归我统治，我在此向二位先生声明，本人绝无此意。我希望自此以后，大家同心协力，不要再疑神疑鬼，暗地散布流言飞语，破坏团结……张彭春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把别人说成别有用心者。这番话语如一粒火星点燃了吴宓充满怨气的胸膛。吴宓的心火开始燃烧：宓对工作，完全是出于公心，你张彭春若不是私欲熏心，何以对我阻三阻四？就连梁启超先生看了我的意见书，也极力赞同研究院为普通科学生开课，如不允，他将辞职罢教，这难道是我疑神疑鬼？你张彭春今日四面楚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还不是你一叶障目小肚鸡肠？你才是真正的疑神疑鬼、分不清孰优孰劣……罢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既如此，索性不忍了，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宓是夕本拟不发言，因微醉不能自持。张君词毕，宓乃起言：宓已于日前提出辞呈于校长，下学年决不继任研究院主任一职。实以此职似甚清简，而所处地位异常困难。教授非由宓荐，校中各方，如国文教员等，种种揣测仇怨。而尤苦者，则校中体制未立，权限不明，时来越俎干涉之事（此指张仲述）。自去年筹备时初订章程，以迄最近否决提案，无时不受别部分之压迫。且宓以诚心待人，而人以权术对我。如近今之事，虽云否决议案，乃校务会议所为，然该会议中人，如陆懋德，则以欲为研究院教授而不得，乃怨宓。如赵元任，则不谅宓待之诚心厚意，而横生疑忌，而转反对宓。其他在校务会议与宓作对之人，殆亦皆如陆、赵二人，各挟私心，以破坏为能事（凡此均指张仲述）。校务会议其名虽设，其实则如此，故宓所处地位至为困难。虽欲长此支持，甘为傀儡，且有不容之势，与校无益，于己甚苦，故决于下年辞去此职云云。

此时电灯已熄，秉烛续谈。宓言攻诋张仲述甚烈，故宓甫闭论，张君即起为答辩。略谓吴君所言多有误会，如近顷校务会议否决研究院议案，并非我操纵其间。梁任公招我往谈，赵元任招我共议，我并未游说梁，也未命令赵也。近顷流言者孔多，如此类者，不一而足，我心甚苦。此与我之道德名誉有关，往彼流言者，速将确实证据来源指出；否则，我不甘休。我来清华，提倡俭朴，以教育与平民接近，今所志不行，局势如此，去之亦无所顾惜。但污我令名，则所不能受云云。张君言时，以足击地，颇极激昂慷慨之意。宓亦为之肃然动容。

时已十二时一刻，即散会。既出，宓复与全绍文君立月下谈片时。知张仲述曾于本日下午招全君往谈，并向全君刺探宓之意见及举动云云。

寝后，久不成寐。念宓初无与人为仇之意，惟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辞职，用为导火线，作为张氏大罪状之一，则宓所不及料，而亦无术洗清者也。平心而论，张君仲述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但其对宓亦无诚意，往事封殖兼并，不免自私，又学问匪深，疑忌贤明绩学之士，实其所短。宓本无推倒张氏之意，且亦不愿见校中有此风波。然自去年到此以来，局势所驱，事情所职，宓之卷入与张为敌之党，实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宓庸碌，愧未能。直至此时，则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与敌张氏者敷衍。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盖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则局势复杂，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其结果，不得不负结党之名，亦不得不为违心之事。近一年中，在清华办事，所得之经验，殆如此而已。

世上果有吴宓者，吵架中，见对方激昂慷慨，还心生恻隐之心“为之肃然动容”，事后则懊恼不已，并且在日记中客观地评价对方“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且能检点自己的错处。君子哉，吴宓也。但吴宓不是圣人，仅就见辱便拍案而起来判断，他的确是那种点火就着的性情中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上很不成熟”。

吴宓和张彭春的这次公开对决在客观上帮了曹云祥的忙。曹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找张谈话了。他以校长的身份批评他心胸狭窄，难以和众。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颇有怒其不争的意思，他说本来我是想把校长的位子交给你的，谁知你这样不容人！别人也就罢了，吴宓是全清华公认的正直无私之人，你何故设局挤对他？你连吴宓都团结不了，你能容得谁……张彭春连叫冤枉，向校长辩解若干，说自己所做诸事，也完全是为清华未来，推行改革，不是约定好由我唱黑脸吗？如今恶人我当了，人我得罪了，校长我也不继任了，这还不行吗？见校长仍冷眼相对，又补充了一句：教务主任我也不当了，我下去当教授去，行不行？

张彭春就打了辞职报告，但却泥牛入海。

张彭春催问校长何意，曹云祥冷冷地说，你给董事会去说吧！

吴宓真正知道校长心机是在第二天午宴上。

在六部口香满园酒馆，酒后的曹云祥不无得意地宣布了去张的决定。这次吴宓没有喝酒，因此他特别清醒。他看到了觥筹交错间平时难以捕捉的真相。吴宓没有感到快乐。相反，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兔死狐悲”这样的感言。

回去找到叶企孙，把这两天的事情过了一遍电影，在回放中，他们发现了诸多忽略的细节。“我们被人利用了”，或者说“被人耍了”，这样的想法在回放中不断闪现出来。究竟是谁耍了谁？是庄泽宣？是王祖廉？是曹霖生？是陈达？还是张彭春……想来想去，似乎都是套中人，而胜利者似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曹云祥。

至此，二人始觉如梦方醒。

因是多事之秋又更著风和雨，当1926年到来的时候，清华人多数竟浑然不觉。曹公从去岁秋天发动去张之役，经过三个多月的纵横捭阖，终于将张彭春送回了天津老家，据说他在南开大学当起了教授。这是个跨年度的战事。到了来年春天，刚感觉筋疲力尽的人们又陡然获得了一个消息：学生们要闹事了！

张彭春走的时候，留给清华人，特别是那些青年学生们一个殉道者的背影。据说他曾召来学生若干，痛陈学校腐败内幕，详述清华人负他、校长害他之内幕，说到动情处，不禁声泪俱下。一个为清华改革牺牲者之形象在学生们中间以传说的形式流布开来，经过学生们的二度创作，大家似乎都看到了踏雪而去的张彭春头上顶着若隐若现的“毫光”。那么，是谁造成了这幕悲剧？按照张彭春的临别赠言，学生们开出了一个恶人名单：其中（一）元凶三人，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二）次凶五人，全绍文、曹霖生、虞振镰、陈达、蔡正；（三）陪凶三人，张歆海、钱端升、吴宓。

吴宓以陪凶罪名列其中，而叶企孙则幸免。

1926年2月5日晚上，清华学生召开拥张大会，公布了恶人名单，彰显张之功绩。会后，同学们纷纷围住校长住宅，并迫使其同意学生们的3个条件：一、迎张彭春回清华；二、辞退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人；三、改革学校，裁员减政。曹云祥惊恐下悉数答应。当夜，学生从校长处回后又到去张派教师住宅闹事，依次将王、庄、徐及曹霖生住宅包围，呼口号，骂其名，要求他们辞职，竟至凌晨。

第二天，北平城中各媒体便登载了清华园中闹学潮的新闻，有报纸称张彭春去职事件是改革派“出师未捷身先去，长使英雄泪沾襟”云云，一时对清华的讥讽恶评之声顿起。社会舆论既然把张彭春描绘成悲情故事中的主角，那就一定有其对立面，于是，那些曾被张仇恨过的人一律被刷上白鼻子以丑类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

这是曹云祥始料未及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没想到张走的时候也给他来了个拖刀计，虽是无形刀，却刀刀见血，手法娴熟。曹有些招架不住了，不得不丢卒保车，使王祖廉、徐然去职，免去庄泽宣专门科主任等等，并不得不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将校长继任之风波告诉大家，当然，不免检讨内省一番，但要害处，自然不与外人道。

谁知学生风波刚息，另一场风波又起。

张彭春虽然走了，但却给清华人留下一道沉甸甸的思考题。尽管张氏个人有诸多毛病，但随着他的离去，那些毛病的分量却像脱水的物体，顿时轻盈飘飞，而那些他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却因失去了毛皮而显得沉重，一下子赤裸在公众的视野里，于是清华园内部的改造运动开始了。

学生们曾经集会游行，提出过除去张问题之外的诸多问题，比如公布经费及公开账目，减去冗员，“精兵简政”，反对少数行政寡头治校、欢迎教授治校等等，使清华园内民主和自由的空气陡然高涨了许多，由于这一切都是在去张之后以反弹的形式出现的，加上国内形势正值动荡不安，不是奉系军队开进北平，就是南方诸省战火频燃，谁也无暇顾及清华园内这场自下而上的变革运动，以往左右逢源的曹云祥，因为缺少权力支持和政治依靠，变得举止无措，一筹莫展。

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一次是他和梅贻琦的交锋。

在去张活动普遍展开的时候，曹云祥的眼睛始终也没离开过梅贻琦。然而，不管这一厢的战争多么激烈，但见张彭春往来冲突，杀声震天，有时甚至是单骑陷阵，也没见梅贻琦以盟友的姿态出现过。他一直按兵不动。尽管曹云祥的眼线多多，即使全程监控，也难觅蛛丝马迹。这样情况令人费解，也最惹指挥者心烦意乱。但事情却真以曹云祥不解的方式进展着，使曹陷入无物之阵，他虽然知道对手真实地存在着，却看不到对手究竟在干什么。

然而，当张彭春消失在清华人的视野外之后，梅贻琦却以一个战士的姿态说出了哲人般的话语。他指出拒张事出有因，但倒张和去张实乃别有用心。他甚至在1926年2月的《清华周刊》上公开发表文章说：“校中组织上似有不妥之处，即使任何人处于张先生的地位，与别人冲突之事，亦所难免，张先生个人可以去，但去后，必为清华之大损失。”

梅贻琦说“组织上”，等于公开点了曹云祥的名。

梅贻琦终于把剑亮了出来。

然而，剑锋指处，轮到曹云祥接招的时候，他已自知不敌了。

第三章 小荷初露时节 第四节

梅贻琦的剑谱就是“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应该算是上个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教授治校”公认的创始者是蔡元培。1912年10月24日，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颁布了《大学令》22条，其中明文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审议全校各科教学和其他重要事件。蔡氏的贡献就在于用法令政策的形式将教授的主体作用凸显出来，使之更加贴近教学规律。后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有机会在实践中推行这一主张。1920年，北大设立评议会、行政会议和教授会议等组织。评议会负责立法，行政会议负责行政，教授会议负责学术，均采取民主议事。三会成员多由各科学长（系主任）和各科教授组成，参与校内重大校务活动，审议各系课程和学术评定等等。但北大的“教授治校”因蔡元培的离去而搁浅，它的贡献是为中国教育史奠定了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教授治校”的真正集大成者是清华大学。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用平静而客观的心态去追寻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将这一粒火种引入清华的人却是曹云祥。

曹云祥是1922年4月来到清华的。较之以往的长校者，他初始是以改革家的面目亮相的。和前任金邦正的保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刚入校，就接受师生建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在清华园作了一次相当广泛而又深入的调查，并根据调查得来的意见逐项落实，颇得广大师生激赞。他先组织了一个“协作委员会”，专司讨论全校应兴应革事务，委员会成员包括华人教员代表、职员代表、美国教员代表、中文部代表和学生会代表等，在这个协作委员会里，教师的份额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教授治校”的热情曾一度点燃。

继北大之后，“教授治校”在南开大学率先得到响应，张伯苓也搞了评议会，将“教授治校”的精神援引其间。紧接着就是清华，曹云祥的“协作委员会”，就是“教授治校”精神的火星，而且这颗火星饱满而富有能量，它一旦被点燃，就无法被熄灭。

事实上，这颗火星有些烫手。在某些时候，它还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或许是长校者的敏感，当张伯苓发现评议会有尾大不掉之感时，很机巧地将教授的人数缩减，而使别的人员激增，这样这颗火星就只有些许温暖而不至于烫手了。但曹云祥忽略了这一点。清华园的教授权力渐渐做大，终于隆起一座具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峰峦，当它真切地矗立在清华园里的时候，当曹云祥要贯彻自己意志，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又觉得它委实有些碍眼了。

曹云祥在美国学习7年，在欧洲又当过外交官，他知道“教授治校”的母本来自德国，这个洋人的玩意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因素。而在中国，突兀而起的一道“教授治校”风景，和周围的背景却难以谐调了。

因此，在后来的时段里，曹云祥很少提协作委员会，他只开校务委员会议，通过校务委员会来决断学校的重要事务。

但是，那颗火星又燃烧起来了，特别是去张之后，清华园里的师生联手掀起改造清华运动，明确提出要真正实行“教授治校”等一系列改革要求，曹云祥心里清楚，这颗火星到底还是烧了自己的手。

如果认真翻阅中国的近代史，就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不过它的范围只限于中国的高教界，存在时间也如白驹过隙，瞬间而已。1925年3月12日，当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时，一些学生自发地去中山公园参加追悼大会，却无端受到校方的阻挠，校长杨荫榆更是引来军警弹压，因此激起师生公愤，学潮一时爆发。鲁迅、钱玄同、马衡、沈尹默等发表支持学生的宣言，以后又相继掀起驱逐杨荫榆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活动，竟然全部奏效。那时驱逐校长、罢免校长、抵制校长之风屡屡兴起，又屡屡奏效，因此可见民主自由之风乃一时之盛。

在这样的背景下，曹云祥也不敢敷衍塞责。

当他与教授们直接相对的时候，他才切实看清了梅贻琦身后原来有那么多的拥戴者，而其中坚力量，就是以叶企孙为首的清华少壮派。

如果说，在曹云祥隐秘发动去张之役中，参加战争的教授队伍分三等，而叶企孙、吴宓就是没有个人私欲的那一等，有些被挟裹加入的意味。但是，当去张的大幕落下，幕后的各色人等露出本真的面目之后，叶企孙和吴宓同时又觉有被人利用之感。特别是叶企孙，通过这次事件，他显然成熟许多。梅贻琦在《清华周刊》上公开自己的观点后，叶企孙明白了梅师何以一反常态。因为它事关清华的未来。对一个学人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就像一个农民的政治就是他每年的收成一样。而一个学校亦如是。叶企孙原来散淡政治疏离政治的想法得到了矫正，于是，在他的“七号饭团”的饭桌上，有关清华的改革与设计便就着饭菜让人咀嚼起来。常常是辨析与筋肉相扯，激愤与吞咽相连，激烈时，那更是唾液与菜屑齐飞，面红与耳赤一色了。有时争论累了，有人便拿着碗碟击打，唱起昔日在清华学堂时的吃饭歌：

铲子镪镪铃儿铛铛，全体学生来到食堂。

鸡鸭鱼肉烩炒一盘，大家举箸杯盘尽光。

嗷嗷饭桶来远方，嗷嗷饭桶来远方。

饭菜未剩口尚张，因为要饱必须抢。

你抢，我抢，因为要饱必须抢……

后来这支歌被改为“七号饭团歌”，而且唱时花样翻新，有时一人领唱，众人应和，或者变个花样，众人合唱，待到高音时，由赵元任独唱，给他一个出风头的机会。等到曲终人散，那就是争论的结束，饭菜进了肚里，意义留在心里。

就是在“七号饭团”的饭桌上，大家清晰地看到了清华的未来，若要建设一个干净的学术的清华，就必须吹来民主和自由的空气。不要官僚，不要学阀，不要党人，要真正做到教授治校，这就是他们内心的主张。在这样不断咀嚼和消化的时光里，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生长出一种坚硬的价值判断。在对清华园内一遍遍睿智的巡视后，他们终于把目光锁定到梅贻琦身上……

1926年3月，清华园制订出《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真正实施“教授治校”。

而“教授治校”的第一项成果就是，教务长不再由校长指派，而改由教授会公选。

1926年4月19日，改制后的教授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公选教务长和评议员，在47张有效选票中，梅贻琦获得了33张，当选为教务长。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例由教授行使权力选上的教务长。

这样，梅贻琦就从无物之阵中翩然走出，来到曹云祥的面前。

而这个结果，自然是曹云祥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它到底还是来了。

在梅贻琦当上教务长之后的日子里，曹云祥内心深处的失败感一直深深地存在着，就像人体内的结石，平时看不出来，但会突然发作。那种痛感尖锐而持久。这是无法治愈的痼疾，一直到曹云祥离开清华园，他和梅贻琦的关系也没好过。

梅贻琦任教务长之后，便把工作重心放在课程和教学改革上，在评议会和教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废止张彭春的不分系计划，大学部建立学系制度，分设国文、西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及工程11个学系，采用美国流行的初级大学办法，第一年不分文实，各系学生，一律实施通才教育，第二年起进入专业领域。

梅贻琦在解释这一课程安排时说：

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连贯的，吾人虽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连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学生第二年以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盖求学面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清华周刊》，第426期，1927年12月23日，第667-670页）

梅贻琦任教务长之后，筹建物理系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叶企孙身上。

物理系此时共开21种课目，包括高中物理学（不计学分）和大学部的普通物理学、力学、电磁学、光学、理论物理学大纲、热力学、微子运动的物质论、力学声学热学分子物理实验、电振动及电波、物理学史、中学物理之教材、电动学、电子论、相对论、近代物理、近代物理实验、物理仪器制造、物理问题讨论、特别实验问题、理论物理学自习、特别理论问题。这些课程山一般压在叶企孙身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必须在教室和实验室工作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当日的工作量。

开办之初，物理系仅有两个教授、一个讲师和两个助教。梅贻琦任教务长之后，系里的教授仅叶企孙一人而已。而一些课讲师和助教上起来有些勉为其难，于是，大量的课程便压在了叶企孙身上。回忆这段初创时期，第一届毕业生施士元先生说：

旧中国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凝聚着叶先生的心血，这个系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1925年秋，我进入清华物理系时，物理系刚建立起来。当时，物理系是在清华园中的大礼堂西南几十米处的科学馆里。科学馆墙上爬山虎，叶色青葱，有几处露出红砖青瓦。二楼有几间办公室，叶先生的系主任办公室是在东边，我第一次见到叶先生时，他正好坐在一张转椅上。他道貌安详，一望而知是一位忠厚长者。我本来在化学系想转到物理系来。他看了我，知道我早已做完了一年级物理的习题。他莞尔点头，这样，我就进了物理系。当时系中有教授一人，助教三人，讲师一人，工友一人，教职工学生正好十人。助教是赵忠尧、施汝为、何增禄，讲师是郑衍芬。

叶先生亲自上课。他担任的课与学生同步升级。我在一年级，他教一年级的普通物理。我升到二年级，他教二年级的电磁学。我升到三年级，他教三年级的光学。我升到四年级，他带我的毕业论文。他给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证明空间量子化的实验。当时用的教材是美国大学里的通用教材。叶先生教课很认真。遇到难度较大的地方，他进行重点解释，有时提问启发学生思考。他有点口吃，但这不影响他的教学效果。他强调多做练习题，书上习题有答案时，学生可以自己校核。我们做练习题一般都是独立进行，没有教师辅导，即便遇到难题，苦思长久不得其解，但当求得其解时，恍然大悟，理解就更为深入……（施士元《叶企孙先生二三事》，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57-58页）

事过累年，沧海桑田。已进入暮年的施士元先生在回忆受教叶师门下的往昔情景时，仍激动不已。多少年过去了，那苍绿的青黛间偶露细节的科学馆，那些响彻着叶师上海口音的一间间教室和实验室，那些被叶师沉静目光注视过的大学生活，还有年轻的叶师青涩的爱情故事等等，都被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珍藏起来。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受叶师的指引，施士元远赴法国进了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并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施士元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受叶师之托，为清华园同时也是为中国购买了第一克镭。归国之后，施士元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教出了后来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吴健雄。吴健雄无疑是知道叶企孙故事最多的人。施士元的珍藏方式是以口头流布的形式把叶师的故事传承给后学，吴健雄就是他最忠实的倾听者。

叶企孙非常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重视实验室工作。建系之初，他曾高薪聘来一位德国的技术工人，用于配合实验室的工作。后来他在师资尚缺的情况下又在本院找来一位工人放在实验室，并将其破格提拔为学校职员。叶企孙上课时，常常是他在讲台上讲，职员在一边为大家做实验演示，相互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这位职员叫阎裕昌，后来，他由叶企孙送上抗日前线，是清华园里教职员工中第一个直接牺牲在敌人刺刀下的烈士。

王大珩，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三届学生。所谓“珩”，乃大器也，是一种颇像古之乐器磬的玉佩；另一种解释就是“珩磨”，一种精密的加工方法。不管哪种解释，都会让人产生“玉不琢，不成器”的联想。既然是大号的玉器，必然和别具一格的打磨有关。或许正是因了他名字的关系，王大珩投师叶企孙门下，对叶先生的打磨方法自然印象深刻：“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叶企孙先生常这样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的。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现在，即使给我一堆废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成个像样的东西来！”

王大珩后来被科技界称之为中国的“光学之父”，被称之为中国精密机械事业、仪器仪表事业、现代计量事业的奠基人，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打磨自己的恩师叶企孙先生——

王大珩很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叶企孙先生，由于父亲对叶企孙先生十分推崇，王大珩也一直在心里对叶企孙先生怀着敬仰之情。到清华报到的那天，王大珩看到一位先生很认真地逐一对准备入物理系的同学进行面试、核查，很多想进物理系的同学都被他劝阻了。他总是先查看分数，分数高的只简单地问几句就办手续了。看到分数不合适的，他就很和蔼地告诉面前的同学学物理会面临许多的困难，不仅修完全部课程很难，毕业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很多人听他这样说过后就自动放弃了，有个别的不愿意放弃的同学怀疑问题出在自己的分数上后，就死活要求先生据实相告自己的考试得分，但那位先生却从不说出分数来，只是一再劝说，很明显，那位先生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学生的自尊心。当有人悄悄告诉王大珩，那位先生就是叶企孙的时候，王大珩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叶先生。叶先生一副文质彬彬的学者模样，说起话来有些口吃，但眼睛里显然有一种聪明的灵动在不停地闪烁着。轮到王大珩的时候，王大珩的心里紧张极了，他生怕叶先生会拒绝自己，不同意自己进物理系。待到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叶先生面前时，紧张得简直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没想到叶先生查看过分数后，只深深地看王大珩一眼，什么也没问就让王大珩办手续了……（《光魂》，马晓丽著，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在王大珩的传记《光魂》里，还有一段答问。有记者问王大珩——

在您一生中，哪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最大？

王大珩：叶企孙，叶先生。

他对您的影响是否主要是在治学方面？

王大珩：不！不仅是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做人？

王大珩：对，做人！叶先生做人真诚正直，不瘟不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从不哗众取宠，也绝不趋炎附势。

您最钦佩叶先生的是什么？

王大珩：他有一颗诚挚的爱国之心。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做，而且无怨无悔……

历史无法复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初创时期的一幅幅画面，但我们会借助王大珩先生的话把追寻的目光定格在一张凝重专注的面容上。这是叶企孙惯常的表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古朴厚重的民族责任，一种纯粹的爱国情怀，构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羽化成蝶、生命寄之的图腾。那时的叶企孙仅仅二十七八岁，却拥有了目光深邃的眼睛。在这双目光的巡视下，物理系建起了一个个试验室，买来了一件件精密仪器，完善了各种教学设施，使教学工作进入了正规阶段。

贾连亨是1927年4月到清华物理系任实验员的，1931年2月被叶企孙和吴有训先生推荐到北平鹫峰山地震台，成为我国地震事业的创始者之一李善邦先生的唯一助手。他在回忆初创时期实验室工作时说：

那时讲大课的课堂是个阶梯教室，紧挨着科学馆北墙，有6层阶梯，每排好像是16个座位，讲堂上的讲桌很长，约8-9米，讲课时要做演示实验，演示仪器很多，摆满讲桌，是由阎裕昌操作、演示的，他原先是梅先生的勤杂工，旧社会称为“听差”，他很勤劳、聪明，肯学习钻研，叶先生把他安排到实验室培养他，他很快就掌握了技术，叶先生就破格提拔他为实验员，辅助讲课。学生在堂上弄不懂的常在下课后围到讲桌旁的仪器旁问他，他都能帮助学生弄明白，所以学生们都很尊敬他，叶先生教导学生尊敬他，不许叫他“听差”，所以学生们都尊称他为阎先生。我刚到科里时，梅先生叫我跟他学，我就跟他学，较快地熟悉了演示教学辅助工作……（贾连亨《关于叶先生的往事回忆》，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72页）

王淦昌先生对叶师特别重视动手能力感受颇深，他说：“叶师非常重视实验室的建设，我们三四年级的实验仪器设备都是我们进校后才逐步制作、购置的。他很重视学生们的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既动手又动脑，形成一种风气。他在系里设立工厂，要求学生必须学木工、金工和机械制图课，他在教我们热力学时，要求我们学生每人做一个温度计，他既讲测温度原理，又讲制作温度仪器的技术关键。系里的仪器设备很缺，由教师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制造，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学理论与动手实践紧密结合的办学作风，对我们青年学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日后担任教学工作和系主任时，也沿用了这一套作风。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人才培养的效果，感到这种作风是值得倡导的。”

大概是为了纪念物理系初创时期这段不平常的日子，1926年初夏时节，在叶企孙的提议下，物理系全体教职工在科学馆门口合了一张影。叶企孙身着白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面带微笑地看着镜头。照片上共10人，前排5人，后排5人，他在前排居中，在周围清一色长袍穿戴中间，他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惯常谦和的面容上第一次有了踌躇满志的神色。梅贻琦站在他的身旁，同样微笑着凝视前方。他这时已经离开了物理系，已是领导身份的他，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

梅贻琦和叶企孙并肩站在1926年的春天里，向着眼前的清华园，脸上绽露出共同的笑靥。他们联手创造了清华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对中国显得至关重要。吴有训先生在1940年4月13日写了一篇文章，回顾旧中国四十余年的高等教育事业时指出，理科教育的发展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称为妄读时期，国内各校均处于草创；第二个时期可称为空谈时期，开出了各种课程，“中国的大学程度，似较世界任何大学为高……这种高调的课程，对具有谈玄传统习尚的中国人，非常适合口味，结果学生对于实验常识几无训练，唯日谈自由研究不知研究为何事，以为科学工作空谈便算了结”；第三个时期“可称为实在工作时期，这时期包括抗战前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国内才真有了科学工作……重要的实验，均可举行，实验科学意义，学生得以了解。其应用仪器较多的物理学，且由系中设立工厂……自国内有了研究工作后……英国剑桥大学已可承认国内大学研究部所给的学分，法国巴黎大学已承认由中国的学士学位可直接进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论文工作”。

吴有训先生所说的“第三个时期”，在清华校史上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而在中国的近代科学史上，它或许就是一片高空流云，倏忽飘过，了无印痕。只有像吴有训这样的大家才能读懂它的深意，并且以智者的姿态描绘出它存在过的大致形状、呈现的状态、蕴涵的重量和质量，还有它实际影响中国的非凡意义。而叶企孙先生的贡献就在这里。他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忱，打造出了清华物理系一个硕果累累的“第三个时期”，尽管这个非凡的时期在中国实际上几乎没人提起过。但它确实存在过，并且实际影响着中国科学史的运行。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才能渐渐体会到它深刻的存在。

第三章 小荷初露时节 第五节

身为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原先奉行的人生理念不时受到考验和冲击。过去他奉行“群而不党”和“独善其身”，用儒家信条建构的天地人的空间概念，横向与纵向的人际关系和积极进取的用世态度，对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叶企孙这个人，熟悉他的人都会同意这句话：他是一个拥有科学知识的正人君子。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系的主任，上下左右的空间位置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清华园也如江湖，于是就有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和“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诸多感怀。

1926年间，北京各高校间最时髦的一件事莫过于加入革命党。叶企孙经历过这些事情。在他求学年代，上海和北京可谓党林丛起，旧党和新党，五色斑斓，不一而足，但他从来不为所动。但是，现在轮到他的学生心动了。清华园里学生们最崇拜的人是那些慷慨激昂的国民党左派，他们已经秘密渗透到学生会里，其忧国忧民悲歌呼号的姿态特别容易令一些青年学生怦然心动。当时的中国，内受军阀混战之苦，外遭强敌蹂躏，为祖国命运深深忧虑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会被反帝反封的潮流所吸引，这是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非常正常的反应。叶企孙从没以隔岸观火的冷漠态度看待过学生运动。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问题是要弄明白自己的责任。大难临头，临阵脱逃无疑是丑类，但不分青红，逞一时之勇，亦非智者所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其抗争的样式有多种，以制敌致命为原则。叶企孙从来不主张自己的弟子尚未学成就快意恩仇，特别是国难当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世，必须以深远的目光来谋划国家的未来，这是那个时代诸多名学者的共识。蔡元培先生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校外问题结伴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蔡元培先生可谓一代哲人，他认为学生最大的“责”在学习，应该以学为第一原则，学成之后，大可为国家利器，小可为锋矛利箭，于国于民均可便宜行事，这是一种深刻而成熟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联想当今世界，只见勇敢而不见智慧，只见石块而不见书桌，只见少年赴死而不见科技实力，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不能不感谢叶企孙这样的智者，当年是以怎样的眼光和胸怀引领着学生们绕过可能导致他们夭折或倾覆的急流和险滩，终于使这些国家的栋梁之才平安渡过危险期，在共和国最需要的时候被派上了用场。

王淦昌就是其中一例。

学生时代的王淦昌是一个热血青年。

他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书中回忆这段时期时说：

我参加过两次30年代的爱国运动，六十多年来很难忘怀。1925年6月，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我和中学同学们在上海南京路上游行，并抱着传单沿途散发，英租界的一个巡捕抓住了我，我质问他：“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散发传单，你凭什么抓我？”他愣愣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才用英语咕噜道：“你自己的国土？可这里是英租界！”我用英语冷冷地驳斥他：“正因为这里是英租界，我才来散发传单。你和我还不是一个样，我的祖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你的祖国则已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当了亡国奴。可惜的是，我还为祖国的命运而拼搏，而你却为侵略者效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的国土上，你能抓自己的兄弟同胞吗？”他无言以对，把我带到一个僻静处悄悄放了，临走还握着我的手说：“小兄弟，你说得对！我理解你。”

另一次是在我已考进清华大学之后，1926年3月12日，日寇军舰侵入我国内河，遭到我大沽口驻军的阻击，英、美、日等8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我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为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受外国随意践踏，清华、燕大和女师大等高校约四五千人集会游行，抗议八国政府的“最后通牒”。我拉汪如峰同学参加这个活动，先在天安门开会，然后游行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没有料到全副武装的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开枪，我身旁的同学随着枪声倒下了，血溅到我的衣服上，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也倒下了一片，这时人群全乱了。我的同班同学韦杰三牺牲了，我既气愤又感到茫然，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做？一腔热血应洒向何处？

当晚，我和几名同学到北院七号叶师家，向老师讲述了白天亲眼见的天安门血案。他听后神色激动地盯着我说：“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下如雨。叶师的爱国激情，他对科学救国这种远见卓识，他对青年学生所寄托的厚望深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从此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了我毕生的道路。

王淦昌等人所参加的这次学生运动，事后有证据证实，这是国民党策动的结果。“国民军封锁了天津大沽口海港，北京外交团受日本运动，提出最后通牒，限44小时内撤去封锁。国民党于是发动反对外交团的运动。17日晚10时半，清华‘学生会’评议部主席黄仕俊接到翠花胡同8号国民党部通知的电话，当即摇铃召集评议会，通过参加国民大会，次日发动同学四五十人赴北京参加国民大会，反对‘八国通牒’，然后转往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请愿……惨案发生后，校内同学检讨，认系共产党派学生煽动所致（实际是国民党），群起指责彼等的清华的‘恶势力’。”（《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228页）

有资料显示，共产党在清华成立第一个支部的时间是此次运动后约8个月的事情，据说有党员7人。梁启超对在学校内成立政治组织不感兴趣，他说：“清华研究院里便有共产党二人和国民党七八人。他们人数虽然少，声音却很大。清华园不安应该是他们所制造的……”梁启超的发言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学者对在校建立政治组织的不满态度。显然，叶企孙是赞成梁启超的观点的。不仅如此，而且他的目光已经聚焦在科学救国和科教救国目标的具体实施上，他的这些学生，就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一旦失却永远也难接续的环节。在之后的岁月里，叶企孙之所以坚韧地活着，就是为了心中这个目标。他生活的意义就是一天天接近目标。因此，当他看到一些学生目光有所漂移，志趣有所浮动，置学习于不顾时，其心情可想而知。

实际上，对于“强烈的校外政治活动”和学潮竞起的局势，倘若进行客观的分析，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苏云峰先生说：“学生运动之原因很多，爱国情操只是其中之一，但也很可能是一种借口，如学生总喜欢在考试时借爱国之名罢课和罢考，尤以功课较差者、行为不检者和有政治狂热者然。”而罗家伦曾是一个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人，他的声名在五四运动中远播四海，“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也是他第一个提出的，但是，这位学生领袖出身的人在谈及学生运动的兴衰时也分析道：

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

第二，做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思动，所以他们的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到后来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

第三，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着出风头来做这些活动的。因为最初几个人声名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捷径，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法，于是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

第四，政治力量的掺入。“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到了后来，各种政治的成分都参加进去了，所以往往起内部的破裂，于是学生行动也就不能一致……（《百年国士》1卷《蔡元培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1页）

或许是基于清华园内部制订的严格纪律，抑或是诸多学者教授对学生运动达成了共识，清华园终于没有像北京大学或其他高校那样成为学潮圣地。学校仍然强调学习纪律，管理依然严格，违规犯纪或成绩不良照样会被开除，在局势动荡不安学潮汹涌不断的年代，清华园内已然一派安静的学习氛围，而且这样的环境一直保持了整个“第三时期”，这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

犹如冬天里出了个小阳春，清华园里由于拥有了这个“第三时期”，才显得与众不同。而这个时期培养的人才在近半个世纪后的横空出世，又给我们出了一个巨大的题目：该怎样评价当年科学救国的丰功伟绩？

大量的材料和资料显示，叶企孙不仅同情革命，而且还保护过许多进步青年。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方面寻找出他的真正动机。

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他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侄。入学考试时，历史和国文以满分为全校师生瞩目，陈寅恪先生就说：从中国史的根底看，钱伟长在中国史上很有前途。但钱伟长却要求进物理系。他受室友兼乡友何凤元、殷大钧影响，这两个人是物理系学生，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向他介绍物理系的情况，特别是介绍大名鼎鼎的叶企孙先生和吴有训先生，说他们都是具有国际学术地位的师长，因此给钱伟长以深深的吸引。另外的深层原因是，钱伟长是1931年9月16日来到清华的，3天后，就得知了“九一八”日军占领东三省的消息。以钱伟长在国学方面的资质，以叔父钱穆对他的期望，他原本要读历史或文学的。考试后，陈寅恪先生和杨树达先生都对他期许甚高，杨树达先生逢人便说，中文系进来一个少见的高才生，除了英语稍差一些外，中文可以和外语系的钱钟书相比。然而，钱伟长当时满脑袋都是火光熊熊的国恨家仇场面，那些柔软湿润的文学已如江南轻飏的柳絮缺少力度。他那时想的是“学文史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便下了弃文学工学理的决心：“清华那时还只有初设的土木系，在殷大钧等的影响下就决心要进物理系，当时并不晓得有原子能，只大概知道物理系是制造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的基础。”

但是，钱伟长的愿望却在吴有训那里受到了阻击：“吴教授好像很有成见，说物理系每年只收几个学生，都要有较好的数学物理基础，还说我的数理化和英文考得不好，如果你要进物理系，新生将有四五十人都可以进物理系，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没有办法，钱伟长只得找一些年长的同学求助，让他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通过疏通来达成心愿。

这时大家把目光锁定在叶企孙先生身上。

之所以这样选择，钱伟长说：“殷大钧建议，由他约同物理系三年级同学赵九章、王竹溪以及何凤元一起向叶企孙求援。殷大钧他们认为，叶老师平常和年青同学关系很好，在五四运动以后十几年的动乱中，他热爱祖国，同情和支持青年同学的爱国活动，他思想开明，每一班同学中都有几个人和他不仅思想上能沟通，在生活上也很接近，像1925年进校的物理系第一级学生王淦昌，就和叶老师很接近……”

钱伟长所说的殷大钧，此时是清华园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后来，他曾担任过共和国元勋董必武的秘书。而何凤元也曾继任清华园地下党委书记，建国后任国家民航局局长。在他们的心目中，叶企孙是积极进步的爱国人士，且一贯同情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晚年，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先生曾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中回忆叶企孙先生多次掩护救助校内的进步青年的故事——

叶老师和青年学生关系密切，叶老师长期居住北院七号，晚间经常是年轻学生造访和论谈的场所，叶老师一辈子独身，身边只有一位能干的周师傅，既是司机又是管家。叶老师经常和各班的一些青年建立了友谊，熊大缜就是我们那几班中与叶老师关系比较密切的一员，从四年级起到毕业后留在学校当助教，到1937年卢沟桥抗日战争开始为止，一直和叶老师住在北院。从五四运动以后，清华的学生运动接连不断，叶老师的家中，也是年青人议论这些事情的场所，叶老师总是抱着同情的心情参加议论。

尤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有几次反动军警包围搜捕清华学生时，有不少学生领袖就曾躲藏在叶老师的北院七号家中，殷大钧和何凤元和叶老师就很熟悉。在喜峰口1932年刘汝明抗击日寇后，清华学生曾分三批去喜峰口慰劳前线将士，就是由何凤元去叶老师家请求学校支持交通工具，那次我也在场，当叶老师听说物理系有好些学生参加时，不仅即时和梅校长交涉，学校每次出大客车三辆，而且叶老师主动让他的司机周师傅，驾着叶老师的私人车给慰劳团使用，叶老师还要亲自参加慰劳团。后经大家劝阻才同意不去的，但在第三批出发时，他还是参加了，而且一直到了喜峰口外潵河桥前线（现在河北省迁西县境内）。在1936年，傅作义部下在绥远百灵庙（现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之间）击败日本侵略军大捷，清华师生曾发起慰问前线将士，叶老师发起教师捐款，家属把自用缝纫机组织起来制造棉衣和伤病员的卫生疗养用品，送往百灵庙前线，这些活动也是在叶老师的家中聚会时谈出来的。

1936年2月，北京反动军警曾在某日早晨，包围学生宿舍，按告密名单搜捕地下党的领导成员，该时地下党书记牛佩琮（解放后曾任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供销社主任）和我住一屋，当反动军警推开新斋405房门时，牛佩琮已起床在盥洗室洗脸，不在室内，由我缠着军警，牛则闻声逃出新斋，到附近北院叶老师住宅中换了周师傅的衣服，由北院后边牛奶场溜出了学校，从此再未返校。在“一二·九”运动开始后不久，清华学生抗日救国会曾组织自行车南下宣传队，一行大约22人（其中有历史系女同学吴翰一人），自1935年12月24日清晨6时离校，经过天津、济南、徐州、蚌埠，而于1月13日抵南京，在1月15日在南京中央大旅社和中央大学等散发反蒋传单，全体被捕，押解郑州，放逐北返。在出发前当叶老师知道我参加这一队伍，而且还有6名物理系学生（其中有戴振铎，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4名化学系学生参加后，即派熊大缜来补充我的行装，动员1936级物理系同学杨龙生把他的加强的新自行车借给我，换下了我的破车，把熊自己的皮夹克借给了我御寒，而且给我们从学校所存军毯中每人配备一条。出发的早晨他和梅校长都在大礼堂前送行。后来我们知道，他还派青年体育教师张龄佳在天津、济南、徐州等地为我们打前站，疏通当地当局，给我们放行，在南京被捕后，也是他动员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等出面交涉，才得以押解至郑州，放逐北返了事。

清华园里，北院七号实际成了当时进步学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和庇护所。葛庭燧先生是清华物理系第八级学生，他就得到过叶企孙的多次救助，他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书中这样回忆——

1933年我读完大学三年级以后，得了肺病，休学两年，在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卧床疗养。叶先生曾来看过我两次，使我深受感动。1935年9月，我返校复学，不久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有一次北平当局派军警在夜间包围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当晚我躲在清华北院叶先生家里，叶先生未结婚，当时物理系助教熊大缜与他同住。熊到外面打听，果然捕人的黑名单里有我。清华学生当时分成两派：在大礼堂开会的叫大礼堂派（救国会派），在同方部小礼堂开会的叫同方部派。有一次，救国会派“选举”了5名“汉奸学生”，有三百多名学生签名贴了大字报公布。这5名学生向北平法院控告了10名同学侮辱他们的名誉，其中有8位是救国会的委员，另外两人是钱伟长同志和我。当时正在大搜捕之后不久，这些人都躲避了，我也躲进了北平城内医院。后来我看到报纸上登载了开庭日期，我想，如果不出庭，就会缺席判决；如果出庭，则肯定有军警在外面等着拘捕。在这种情况十分紧急之际，我连夜赶回清华园向叶先生求救，得到了叶先生的大力帮助，他说服了当时的教务长出面干预，才把这件诉讼案压了下来。

“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情绪十分高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清华的大队长先后是凌松如同志（已牺牲）和雷骏随同志（即李昌同志）。我参加了这个组织，担任了一个中队长，并与何玉珍同志（已故）、武衡同志、章宏道同志（即章文晋同志）、戴中扆同志（即黄葳同志）等组织了外围群众团体“实用科学研究会”，很多同学申请参加。为扩大影响，我们举行了一次民众招待会，目的是向民众宣传科普知识和国防科学。这项倡议遭到了当时学校当局和物理系领导的坚决反对。后来还是通过叶先生的反复斡旋，物理系才同意借给仪器（由叶先生担保），在同方部小礼堂请熊大缜、阎裕昌两位先生做“太阳、空气和水”的科普演讲，由熊大缜讲，阎裕昌做表演。阎是老工人出身的物理系仪器管理员，并担任普通物理学课堂表演助手。这次讲演会的听众十分踊跃，清华园附近的民众扶老携幼而来。当天晚上还放映了一场科技电影。本来希望在清华大礼堂放映，但是学校当局坚决不肯（也许是怕民众把礼堂弄脏），后来还是通过叶先生的大力协助，由学校在礼堂前面的草地上临时搭了一个架子，挂上了大屏幕，在大礼堂二楼上向外放映，上千名的民众席地而坐看电影……

解放后曾担任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名叫姚克广，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就多次受到过叶师的帮助并利用北院七号进行过革命活动。戴振铎先生是物理系第九级学生，他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中回忆叶师对学运的态度时说：

1936年底，我又参加了绥远大青山抗敌前线服务团，慰劳傅作义将军领导的队伍英勇抵抗日军的侵略，运送军需物资（医疗及防毒面具等），领队是级友高本乐，团员18人内有物理系十级的王天眷、陈芳允和李正武。回来后见到叶先生，他对我笑笑说，物理系参加劳军的同学不少，真想不到，并问了一些劳军的经过和内蒙人民生活情况。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叶先生对学生运动支持的态度。

钱三强是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周光召是物理系第十二级毕业生，他们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书中谈起叶师的爱国情怀时都谈到了在西南联大的一段经历——

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叶先生担任代理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他主祭“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四烈士，为保护学生，他亲自出面与当时云南省主席、昆明卫戍司令交涉，要求允许学生抬棺游行，还主持组织法律委员会处理与惨案有关的控诉事件，伸张正义。叶先生同情爱国的学生运动是一贯的，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时曾暗中捐款资助学生运动，在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时，他曾到人群中去送别。

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其后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也相继被害，叶先生却不畏白色恐怖，公开站在广场上主祭“一二·一”四烈士，并亲自出面与昆明当局交涉，要求允许学生抬棺游行。

戴振铎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还谈到他们那次从大青山慰问归来后，请示老师是否免补因此行而缺的课程，老师回答：不可免！

这就是清华的校风。

在叶企孙先生身上存在着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是主张学生以学为主的，不愿自己的学生过多地涉猎政治活动而分心，不愿学生被功名利禄诱惑而学业夭折；另一方面，当国难当头，学生为国为民奋起呼号时，他又激赞有加，暗中支持。这两种看似不同向度的东西，如果深入分析，就会触及叶企孙身上最本质的部分，这就是“爱国”。爱国主义是叶企孙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质地坚硬，晶莹璀璨。虽然他也同岳飞、辛弃疾那样有着壮怀之思和冲冠之怒，但不同的是叶企孙走的却是前人未曾走过的科学救国之路。这条道路比之别的道路，要有更加艰辛的预设，卓尔不群的表现形式，更长时段的奋斗周期，还要有苛刻的外在环境要求。

第四章 点燃火种照耀中国 第一节

1927年冬天的晚些时候，曹云祥终于不支，向外交部递交了自己的辞呈。导致他难以为继的事件缘起，竟和叶企孙有关。

这是一件历史“遗存”。针对清华当时的现状，学校宣布旧制课程不变，从1926年起，仍分为高等科3年和大学一年级，各生除和以前一样强调英文必修和中国历史选修之外，大一和高三学生可以到大学部各系去选修课程，念完大一后一律赴美留学，至1929年停办为止。改制之后，一些旧制学生担心结业时出国受阻，便要求提前放洋。改制是由新当选的教务长梅贻琦和少壮派为主的评议会、教授会提出的。这无疑是事关清华同时也事关国家的一项改革，当然会在清华园里掀起波澜。

清华初建时，世人统称之为“贵族学校”，之所以有此称谓，也并非空穴来风。到了袁世凯时期，甚至有《项城袁氏亲支子孙游美暨入清华学校简章》出台，更是创下权贵侵校的恶例。之后黎元洪、冯国璋也拟袁氏故事，让其子弟免试入学，后被留美生和在校学生反对，不得已才求其次，要求“黎冯子弟请求自费免考入学”。据说黎元洪为拉拢清华人，还专门搞了一次主题游园活动，“1922年10月9日（星期一）邀请清华同学325人和教职员眷20余人到‘中海’和‘南海’二处参加他的总统游园会”。（《清华周刊》，第255期，1922年10月21日，《新闻》第17-18页）

由此可见，清华确有贵族气。那些纨绔子弟入学更是靡费国家钱财，给清华招来负面影响。因此，此种现象当在亟须革除之例，这也是清华改革派对此下手的原因。旧制学生染此风气者比新制学生比重要大许多。而改革呼声和追求民主、自由的风潮一天紧似一天，他们突然担心学校会把他们扫地出门，由于关涉个人利益，他们也搞起学生运动来，一些人上下一串联，左右一活动，便在清华园里生成出一股势力来。更让这些人备受鼓舞的是曹云祥校长暗中表示支持，同意这批学生提前放洋，而评议会的教授们则表示反对，于是风生青之末，一场波澜由此发动开来。

吴宓先生在1927年7月13日的日记里记述了这件事的缘起——

阴。雨。上午阅书。下午，寝息。

叶企孙招往，谈校中各事。

大学部学生曾炳钧、傅举丰来见。旋陈铨来谈。本校留美预备部（旧制）高三高二班密谋今年提前游美，已将成功。而大学部学生则群起而反对，必欲阻尼其事。两方各欲藉教职员以为重，高三高二级则请严守局外中立，勿加干涉。大学部则请加入反对之举。宓等处此两难。甚矣，学校风潮之多，而平安之日少也……

从日记上看，吴宓初时对此事并不怎么看重，双方学生互找老师寻求支持，吴宓只觉势同骑墙，颇感中立之难。而叶企孙则旗帜鲜明，不要说有大学部学生支持，就是势单力孤，也要倾力改革。因为放洋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在他心目中是天大的事体。因此他的态度就会明朗一些，行动就会果断一些，言语就会激烈一些。本来一向儒雅温良的他竟一反常态，把清华园内想提前放洋学生的视线一下子吸引到了他的身上。

我们从以下的叙述中就会看到当时事态有多么严重——

1927年7月16日中午，梅贻琦在西长安街长安春菜馆宴请少壮派们，席间谈起“清华近日争闹之事，已登载各报。风潮恐不可免”。于是诸友“谓宜表示态度，以免同流合污及袖手旁观、但保饭碗之嫌”。大家推举吴宓当场草拟一份《宣言》如下：

此次本校留美预备部高三高二级学生，未届毕业期限，竟欲提前出洋。此种办法，实属有违校章，且挪用巨额基金，妨碍全校发展。某等对此举，极不赞成。除向当局陈说，力图取消此案外，特此宣言。

北京清华学校教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讲师）、梅贻琦、吴宓、唐钺、叶企孙等同启。

诸位教授拟完《宣言》，觉得还应该多些教授支持，便让吴宓将宣言稿带回学校，再联络联络。

吴宓日记中透露，第二天，他又特意找到叶企孙商量此事。叶企孙认为所出宣言书，不仅仅是个态度，更重要的是要达成目的。如果按前所议，只在京津报界发表一纸声明完事，似对目前局势无所裨益，不如先将宣言书密示校长，令其更改态度，站在教授会和评议会一边，回头再做提前出洋学生的工作，使学潮归于平息。吴宓同意叶的意见。二人又结伴来到赵元任先生寓所，正好昨天一干人都在，清一色都是少壮派，于是吴宓便把刚才相商的意见说与大家。吴宓说，这有些像古人兵谏之法，迫使校长接受城下之盟，取消提前放洋之事。

陈寅恪此时已从国外回来就任，他反对这种中国式的曲里拐弯儿策略。他说，不要找许多人签字凑热闹，也不要去找校长逼其就范，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只找三四铁意反对者登报表明态度就是，不可中庸，不可敷衍。他让吴宓将宣言拿出来，补上更加激烈的措辞。这个名震中外的大学问家此时亲自干起刀笔吏的事，研墨展纸，在宣言书上圈圈点点，又加上诸多文字，然后又逐句念给大家。

但是，众人商议后，还是觉得叶企孙的意见比较可行，“后卒议定（一）由宓即发快函与《大公报》，暂勿登载昨发之《宣言》。（二）由评议会催请校长回校，质询详情，并商请取消此案”。

清华改制之后，校里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原来的校务会移交到了评议会手中。评议会成员由教授会成员推选。所谓教授会，顾名思义，凡是清华园内的教授均是教授会成员。清华改制后的第一次教授会1926年4月19日晚上8时至12时在科学馆212教室举行，全体会员60人，到会者47人，出席率78%，曹云祥为主席。会上有两个重要议题，一是选举教务长，二是选举评议会成员。这次会议上，梅贻琦以33票当选为教务长。而评议会则选出7人为评议员：“第二次选举结果为陈通夫（达）君40票，孟宪承君37票，戴志骞君33票，杨梦赉（光弼）君32票，吴雨僧（宓）君32票，赵元任君27票，陈福田君24票，麻伦君20票，钱端升君19票，叶企孙君16票，陆咏沂君16票，王力山君14票，虞谨庸君13票，朱汇臣君9票。票数最多之前七人为陈通夫（达）君、孟宪承君，戴志骞君、杨梦赉（光弼）君、吴雨僧（宓）君、赵元任君、陈福田君，当选为评议员。”

叶企孙此时仅得16票，还不是评议会成员。从这次选举结果可以看出，当时他在清华仍属“人微言轻”辈，虽然已崭露头角，但一个仅仅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虽已是教授和系主任，但人气还并不太旺，名望也并不太高。

但是，这个连评议会成员也不是的人，为什么竟会成为提前出洋学潮中的一线人物，备受大家关注呢？

1927年7月17日晚8点30分至11点，学校于后工字厅召开教授谈话会。曹云祥参加了会议。会上，曹云祥第一次面对清华少壮派诸多质问而“言多支吾矛盾”。他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从国内到国际，屡屡在辩场多有斩获，但现在竟语屈辞穷百口莫辩，足见其心虚理短。“尤以其出洋经费，两级提前一二年，连治装经费及川资，只须四十二万元便足。而其向外部呈请之款，则多至一百二十万元。”教授中多是留洋归国者，熟详个中关节，有人立即把其中的谬误矛盾处详列出来，曹云祥窘迫至极，“无辞自解，诡云计算错误”。

正在这时，会场上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

不知是事先预谋还是偶然发生，意欲提前出洋的学生竟三三两两出现在会场内，主持者几番请其退场，然却愈演愈烈，眼看大有包围会场之势。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些不愿惹火上身的人开始语辞闪烁，骑墙之人趋多，曹云祥的尴尬顿时消解，他做出为学生请命的姿态，词雄语健，竟引来围观学生的感激涕零之声。

会上的逆转之势谁也没有想到。如果任其下去，教授会就会先期作出决断，将提前出洋的议题决定下来。

吴宓愤怒至极，见状不由连提抗议。但他是诗人本色，言语虽烈却虚无缥缈，难以击中要害。曹云祥几个噱头下来，使吴宓露出破绽，本来一腔正义，却引来一片嘘声。形势似乎对曹云祥更加有利。

就在这时，叶企孙站了出来。

叶企孙平时话语不多，加上有些口吃，因此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他的突然出现，吃惊的不是曹云祥，而是熟悉他的少壮派朋友们。

叶企孙的声音不高，带有南方软语的底色，在一片嘈杂的背景中，几乎让人听不清楚。曹云祥看见叶企孙的嘴在动，但场内的嘈杂声一点也没止息的意思，心里立时就平静下来。与一个口吃的人在这样的场合过招，他曹云祥捂上半边嘴都能赢，于是紧张的神经一下子落了下来。他像是个局外人似的打趣道：

“叶先生，您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题？问题是什么？”

曹云祥倒有些语塞了，他结巴了一下，马上说声对不起，因为这有些攻讦对方缺陷的嫌疑。这个小小的技术性噱头，使围观的学生爆笑起来，而场内的教授对曹云祥的宵小行为非常不齿，就像两股冷暖对流空气的相遇，场上蓄满两极相斥的能量对撞，原来嘈杂的声浪此时蓦然退却，大厅里顿时静了下来。

“我说的是，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叶企孙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如前，平静如初。

“请说。”

曹云祥摘下眼镜，撩起汗衫一角边擦边向叶企孙颔首示意，态度诚恳许多。

“您是评议会主席，您能给诸位讲一下评议会的职责吗？”

曹云祥没有想到叶企孙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简单到他从来也没有想过它的存在。也许正是因为它简单，才有可能是个陷阱。他原本放下的心又立时提悬起来，脑子飞速地转动，答案竟是一片空白。

他有些慌乱，问：“是它的条款……还是……”

他真的是有些语无伦次了，但场外学生却不知其详，“轰”的一声又笑了起来。

叶企孙目光有些严厉了，“那就把条文说一下吧！”

曹云祥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刚才所有的上风，实际上都是一个铺垫，或者实为一个代价，答这个看似简单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即使全部回答上来，主动权仍是在对方手里，因为一个校长，又身兼评议会主席，回答这个问题，应犹如囊中探物，实属正常。倘若回答不出，笑话就大了。

然而，曹云祥正向着这个笑话走去。

或许是家长制惯了，他与清华现在实行的评议会总有些貌合神离。这个由众多教授民主选举的评议会，在制定章程的时候，他多心不在焉。对那些条款的制定，他内心有一种隐隐的抵制。当然，他不会让大家看出自己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他表面上是热忱的，回应是积极的，但内心却因为排斥而不过心。权力欲甚重的他竟然把评议会的条款忘得一干二净。

他稀里糊涂说了一两条。

叶企孙平静地纠正了他，说：“您说的是教授会的条文。”

曹云祥光秃秃的脑袋上沁出了汗珠，他掏出手帕，开始揩汗。

“意思差不多吧。”他小声嘟囔了一句，又做凝神思考状。

会场上的气氛开始转向。至此，教授们才知道叶企孙的用意：一个连评议会条文都说不出的人，如何能保证大家最基本的民主权利？

吴宓兀自鼓起掌来，引来少壮派们的一片响应。

曹云祥实在想不出来，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

叶企孙并没给他多少难堪，说：“或许您诸事操劳，我替您说吧。我先说教授会的5项条文，再说评议会的9项条文，如果不对，您再指教。”

曹云祥此时全然没了主张，只得听之任之。

叶企孙竟然将教授会和评议会的诸多条文依次说出，清晰、准确，好像在批讲学生的一件随堂作业，陈述之时偶尔也介绍一下条文的承接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结构缜密，法度森严。这些抽象条文他似乎早烂熟于心，绝非临时发难弄巧而作。奇怪的是，叶企孙叙述的过程中全然没有了口吃，尽管语速仍有些迟缓，但吐字如珠，在悉心倾听的环境中显得句句入心，具有绕梁不绝的特殊效果。

会场上静极了。

谁也没有想到枯燥条文的答问会演变为精彩的演说。支撑它内在张力的是一位物理、数学大师，是一位精通国学、哲学的人，更可敬佩的是他对教育事业的严谨态度。会场上都是何样人物呀，他们是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金岳霖、冯友兰、朱自清、熊庆来、顾毓琇、陈岱孙等等大家，他们无一例外地从叶企孙看似平淡如水的寻常话语中掂出了他的令人尊崇的内在力度，这是一个既有肝胆又有深度的人！

曹云祥突然想起了叶企孙深厚的背景。他有些后悔自己对他的轻视……

叶企孙说，在评议会职责条文里第四、第六、第九款里说得很明确，目前高中部欲提前出洋之事任何个人无权专断，必须由评议会集体作出决议。不过，他在这里申明他个人的基本态度，他坚决反对提前出洋的做法！他希望这些学生多考虑考虑国家，不要一味打自家的小算盘……

叶企孙的讲话被教授们雷鸣般的掌声所淹没。场上出现一边倒的趋势，大家都同意此事递交评议会决议……

或许就是这天晚上的直面对决，叶企孙一下子被提前出洋的学生视为最大障碍。因此才导致了他3天之后的一次遇险。

第二天，学校评议会做出决议，并在全校张榜公布——

评议会通告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此次因旧制高三、高二级提前出洋问题，引起纠纷。七月十七日晚，在校教授在后工字厅开谈话会，请校长说明此事详情。诸教授当场表示意见毕，又公推评议会速即开会，审议此事之是非利害，代表在校全体教授表示态度，拟定处置之办法。议定后应即公布，并正式函达董事会。本会即于七月十七日晚十一时至一时，在曹校长宅开会。讨论之际，有旧制高三、高二级代表二人，来会陈述意见。嗣又请本会暂勿议决，俟该级将详细理由函达本会，再资考虑。本会照允，遂定次日上午十时开会，复又详细讨论，结果通过议案三条，并即公布如下：

（一）按照校章及为学校前途计，旧制高三、高二级不应提前于今年出洋。

（二）校章所定旧制高三、高二级毕业留美之权利应积极保障。

（三）旧制及新大学学生，应互相爱敬，融和无间。不宜以此事故而稍存芥蒂。

与此同时，《大公报》也登载了几位教授反对提前出洋的消息——

清华风潮中之一封书信

金岳霖等请校董事会表明态度

（京讯）清华学校教授会金岳霖等因该校留美预备部学生宣言，颇有涉及董事会处，特致函董事会请为否认。其函云：董事先生公鉴。敬启者，顷阅本校留美预备部全校学生宣言，谓“迩者清华学校董事会为欲注全力以谋大学部及研究院之发展计，决及早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将该部现余两级八十余人，提前遣派出洋”。又谓“吾侪尤有不惮郑重诘问者，此次提前出洋，全出董事会发展清华之计划”等语。按此项提议，迹近童，所述理由，显系巧饰。想必非贵董事诸公之意，应请即日正式否认，以祛误会，而息浮言，实为公便。专此敬请公安，并希见复为荷。

清华学校教授

金岳霖唐钺陈寅恪叶企孙等仝启

欲提前出洋的学生因有校长的允许，又有学潮势力作倚恃，几有成功的迹象，哪知因了清华少壮派的反对，本来势在必得的事情陡然间鸡飞蛋打，他们不免心生怨恨。他们采用很古典的校园恐怖主义手段欲先打击领军人物，恐吓之、威逼之、暴力胁迫之，逼其就范，各个击破。而叶企孙、吴宓就是这个名单上的一号二号人物。

对付吴宓，他们是采用恐吓手段：

1927年7月18日

……

饭时，高三级代表谌志远、张鸿德二人来，对宓等作种种议讥骂，并警告。（谓该二级必报仇。如事终败，则将伤害宓等以泄忿云云。）历一时之久，始去。）

1927年7月19日

……

下午1-2时，曹希文来室中，怒气汹汹，觅物未获。宓强之座谈。彼对于宓等大肆辱骂，谓系不共戴天之仇。彼一身已死不自惜。今愿牺牲此身，效荆轲遗事，为同级报仇雪恨云云。

从吴宓先生的日记中显示，这个曹学生在吴宓处“拍桌顿足，设誓怒骂”之后，“欲往寻觅叶企孙质问云云”。

所谓“觅物未获”，估计并不是找物，而是找人，想找叶企孙，以为二人为密友，当在吴宓处。没有找到，先拿吴宓出出气，于是就上演一出“击鼓骂曹”。完事，再去找叶氏，而对付叶，似乎是用了更狠的手段，很可能要“打渔杀家”了。

吴宓很为叶企孙担心，于是“宓急遣仆走告北院巡警，保护叶君。宓则自赴招考处避难”。

7月20日，即教授会议后的第三天，叶企孙被高三、高二级学生曹希文、梁矩章二人以武力相威胁，逼迫其收回成命，改弦易辙，如不答应，即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曹希文是山东济南人，梁矩章是广东南海人，二人学习尚可，只是脾性躁急。吴宓说曹希文“其人深抱悲观，颇类疯癫”，是那种自控能力较差的人。曹希文后来留美，学习文科，获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梁矩章留美后学习工商，获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他们于当日上午就已经探知叶企孙的形迹，待大学部学生散去，物理系研究室只有叶一人在时，怀揣利刃闯了进去。

即使是刀子架到了脖子上，叶企孙仍没有屈服。

这桩清华园内的挟持人质案秘密进行了六个小时之久，虽然惊险至极，但由于叶企孙不事声张，沉着应对，并没有惊动警方介入，事情一直在清华园内部进行。因此事态并未扩大，矛盾也无升级，最后两位偏激的学生终被叶企孙说服，化干戈为玉帛。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述道：

晚……而陈寅恪招往，告以今日午11-5时，叶企孙在物理研究室为高三、高二级曹希文、梁矩章持刀剪相逼，势将行凶，亘六小时之久……

这次事件，终以少壮派教授们的胜利而告终。或许是这次受挫，使曹云祥在当年12月28日向外交部递交了辞呈，于1928年1月16日离开清华。

通过这次事件，一位原本不为人注意的年轻教授从清华园重重帷幕后走出，进入大家的视野。用陈寅恪、吴宓等人的话说，“这是一个可以担当的人”。从此，在关涉清华的公共事务及大政方针上，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和声音。

在清华建校史上，1928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由于北伐胜利，北平被南京国民政府控制，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清华园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年春天晚些时候，南京势力还未渗透清华之前，5月31日，学校召开了一次教授会，就在这次会议上，叶企孙当选为评议员，进入清华的最高行政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入主清华时，表现了少有的谨慎态度。较之过去的封建买办官僚政客，南京方面显示出新的姿态。因此，它未急于派人赴任，而是未雨绸缪，添加了一些时尚的元素，比如调查研究，倾听意见等等。这些元素的注入，事后证实带有罗家伦的个人色彩。他此时已是蒋介石的幕僚，许多有关国家政府的政治宣传尺度拿捏大都出自他的手笔。在实际历练中，那个当年的学运领袖，站在五四运动前列为之呼号的罗家伦早无长啸之态，在羽扇纶巾的背景中，他成长为学者型的政客。

在清华诸多长校者中，罗家伦不算才华出众，但绝对极富个性。在与清华师生初次见面的欢迎会上，他是穿着一身军服亮相的：肩佩少将军衔，足踏长筒马靴，雪亮的马刺，手拿棕红色的马鞭，胸前挂着不知出处的勋章，新烫过的军服裤线如刀，一头油亮油亮的中分发式，一副厚得如烧酒瓶底似的眼镜，还有那张有些发胖的娃娃脸，故作深沉时不经意间流露出少年得志之态。这些都给清华师生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显然这样的亮相是罗家伦精心设计过的，也是他在心里彩排过无数遍的。它集中代表了他个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他是学生出身，学运起家，学者型的党人，但本质上仍是一个文人，因此他才有如此强烈的衣锦还乡的情结。

但是，事实证明，清华园并没有接纳这位党人校长。他的这个风格化十足的亮相后来成为清华园内的笑谈，即使两年后他被“驱罗运动”赶走之后，仍是清华人茶余饭后固定上演的即兴小品。

罗家伦尚在南京时，国民政府曾托人打听过清华的内部情况。这样，叶企孙便浮上水面。为了使罗家伦免遭被逐命运，南京方面“不得不通过赵元任邀叶企孙南下与罗会面，听取他的意见，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才宣布罗家伦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国科技的基石》，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在南京与罗家伦零距离接触的日子里，一向去政治化的叶企孙曾一度被感染过，感动过。罗家伦比叶企孙大1岁，浙江绍兴人。其父罗传珍在江西进贤做官时颇有政声，曾自捐俸购麻种5万斤供农民种植。去官多年后，仍有乡民以麻布寄赠，怀其造福之德。罗家伦少时入上海复旦公学，曾师从于右任。于右任非常欣赏罗家伦，曾为其写过一副流布全国的书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对他冀望甚高。1917年罗家伦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罗家伦与江绍原、张延济3人被13所学校学生推为“总代表”，到英、美、法等国使馆递交意见书。五四当天所发的唯一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由罗家伦起草。宣言主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断然表明“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仅百余字，可谓气势如虹，字字铿锵，极富号召力。1920年起又先后入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1926年归国任东南大学教授。

北伐战争打响，罗家伦投笔从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会委员长，并任蒋介石秘书。战争期间，罗家伦曾经历过诸多生死考验，在济南与日军交涉时，曾被日军手枪直抵胸口而凛然不屈，颇受世人称颂。

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又将走进清华园，叶企孙想想罗家伦毕竟是学人出身，还是给予了很好的配合。他倾其所知把清华园内的派系情况、教育情况、教革情况和旧制中官僚办学与董事会主张难以融合的诸多弊端和盘托出，为罗家伦的顺利入主起到了领路人的作用，也为日后罗家伦强力促成清华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做了先期铺垫。

1928年11月2日，新任校长罗家伦主持教授会，叶企孙再次当选评议员。之后，罗家伦又聘叶企孙为奖学金委员会委员、招考委员会委员、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等等，叶企孙在清华园的声望日隆，渐渐成为学校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罗家伦对清华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其任内使学校成功地摆脱了外交部的辖制，使其进入教育部序列，并且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尽管清华人对这个少将校长不以为然，但国民政府却频频给以眷顾。于是，1929年6月12日，教育部呈行政院批准，正式颁布《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规定清华大学设立文、理、法3院共15个系。陈寅恪曾这样评价罗家伦：“志希（罗家伦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建成为一座国内大学，公德是很高的。”

1929年7月6日，叶企孙被教授会、评议会推荐任命为清华大学理学院首任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时年31岁。

这是水木清华黄金时代的开始。

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一下子点明了大学办学的奥秘，唯有一流的师资，才能教育出一流的人才。此可谓高校办学的独门秘笈。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

实际上，早在东南大学，从接到清华学校聘书的那一刻起，叶企孙就已开始为清华物色人才了。赵忠尧就是他发现的人才之一。

赵忠尧个子不高，圆圆脸，皮肤白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总是笑意盈盈，在温良和善的波光中间闪动着睿智的光芒。他原是学化学的，叶企孙被东南大学聘为副教授时，他刚刚大学毕业，在东南大学当助教。或许是同为年轻人的关系，他们和另一个助教施汝为经常以单身汉的生活方式打发教书之外的闲暇时光。相处久了，相互看得清爽，因此，当叶企孙接到清华学校的聘书，动员二人北上时，赵忠尧和施汝为毫不犹豫地跟随叶企孙而来。

赵忠尧跟随叶企孙来到清华园，从此，精彩的人生在他的面前呈现。1927年，赵忠尧接受叶企孙建议去美国专攻核物理研究。或许这一切都由一连串的巧合和偶然组成，在送第一期学生施士元去法国居里夫人研究室深造的时候，叶企孙曾托付他为清华同时也为中国购买过放射源——镭。笔者曾使用过“第一克镭”这样的字样，实际上，施士元买的并不是1克镭，而是0.5克镭。笔者之所以那样称之，盖因有这样一篇文章——《居里夫人和一克镭》，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者问居里夫人：“若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任你挑选，你最愿意要什么？”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1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高了。”

谁都知道，镭是居里夫人发现的，然而，她又放弃了镭的专利。正因为她放弃专利，才导致了她的困窘和买不起镭。

由此可见，镭是当时世界上多么贵重又多么稀有的一种研究材料！

然而，卓有远见的叶企孙却派清华学子远涉重洋，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捷足先登拥有了中国的“第一克镭”，以此迎接学成归来亟须研究材料的赵忠尧——

1932年初，我应企孙先生之聘重返清华时，看到企孙先生于1929年创建的清华大学理学院和理科研究所，此时已呈现中国科学事业的曙光，各系教授正继续他们在国外曾从事过的课题和研究，并带了研究生。物理系更有成就，已建成7个实验室，有修理和制造仪器所必需的金工、木工场，还有从德国聘来和自己培养的技术高明的青年技工，为科研制作仪器。正因为企孙先生不遗余力苦心经营，为大家创造了条件，我回国后很快就可以进行核物理实验研究工作。物理系三二级毕业生龚祖同留系做助教，此时就转到理科研究所物理部做研究生，与我合作，于1933年完成了有关电子对的产生与湮灭的实验，这是继我在美国和德国所完成的这方面的3个实验之后的第四个实验，论文发表在nature132（1933）709。（赵忠尧《企孙先生的精神应该永存》，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30-31页）

赵忠尧在英国访问卡文迪许实验室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卢瑟福曾对他说：“从前你们中国人在我们这儿念书的很多，成绩不错，但是一回去就听不到声音了，希望你回去继续搞科研。”然而，要想“回去”搞科研谈何容易！当时的中国，科学的空气还相当淡薄。对于科学研究，还大多停留在“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阶段。叶企孙显然深谙其中弊端，因此，建系之初，他在建设各种实验室的同时，也着力营造一派全新的学风。从玄谈到实证，从纸上谈兵到刀刀见血，从坐而论道到凸镜下原子世界里的关山飞渡，叶企孙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并将清华这种优良学风传播给了当时中国的科技界。

赵忠尧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于1932年初回到清华，1933年就与龚祖同合作完成了一项新的实验。这是他在美国和德国所完成的同类项目的3个实验之后的第四个实验，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他几乎没有停顿，就好像从这个实验室走进另一个实验室那样，很好地保持了思维的连贯性和科研的持续性，由此可见，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实验室在当时应该具有世界水准。

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叶企孙先生。

奇迹的发生，或许还因居里夫人的镭。

众所周知，在科学界，镭的发现，等于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

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一些物理学家就发现，真空管内的金属电极在通电时其阴极会发出某种射线，这种射线受磁场影响，具有一定的能量，因之它被称之为阴极射线。对此射线终生进行不懈追踪的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1895年11月8日晚，当他再一次做阴极射线实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射线，这种射线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它甚至可以穿透皮肉透视骨骼。由于对此了解甚少，伦琴暂时将其命名为x射线。正是x射线的发现，使伦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法国物理学家贝勒尔在伦琴的启发下继续对x射线进行研究，他用一种叫铀盐的荧光物质做实验，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新射线是由铀原子本身发出的。

将放射线研究推向高峰的是居里夫人。1898年4月12日，居里夫人宣布钍像铀一样具有放射性，证明放射性绝不是某个元素独有的现象。那么在众多金属元素中，什么样的元素拥有最强的放射性呢？经过数年的寻找，居里夫妇终于相继找到了0.12克纯镭，测定出镭的原子量为225，比铀的放射性强200多万倍。正是因为这个发现，1903年，居里夫妇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x射线不仅导致了放射性物质的发现，也促进了电子的发现。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实验证明，阴极射线是一种带负电的粒子流，其质量只有氢离子的千分之一，汤姆逊将之命名为“微粒”，后来又称之为“电子”，意即它是电荷的最小单位，比原子更小。由于射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发现，就像一场接力赛事，而之后的量子力学，就是在原子物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居里夫人的镭为20世纪的科学创造了一个高度，一个全新的世界将以多姿多彩的方式呈现出来。谁拥有居里夫人的1克镭，谁将会站在当时科研的制高点上。

就像从普罗米修斯手中借来火种一样，叶企孙就是那个点燃火种照耀中国科技界的人。

赵忠尧和龚祖同合作的论文在国际核物理界是否引起强烈反响，因为缺少这方面的资料，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当时至少引起了一位后生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先生。事隔近60年后，1991年杨振宁与李炳安曾在《大学物理》第三期上撰文，还再次提到这篇论文。杨振宁与邓稼先、黄祖洽等人都是清华南迁并入西南联大时物理系的学生。赵忠尧90岁生日的祝寿会上，老人拿出了一封50年前的推荐信，此信是他与当年杨振宁读研时的导师王竹溪合写给梅贻琦建议杨留美后改变研究方向的。我们或许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清华物理学人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和甘为人梯的精神——

……前奉函嘱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经与杨君数次商谈，以目前美国情形，高电压实验较难进行，可否略予变通以应时宜。查高电压实验之目的在研究原子核物理，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研究此门学问以普林斯登大学（prion uy）较宜。专此奉达，以备参考。敬候。（《清华校友通讯丛书》第26册，第72页）

或许正是叶企孙手中高擎的不熄的火焰，才使赵忠尧和龚祖同的原子核物理研究再次不同凡响。这正是卢瑟福所期许的中国声音。而杨振宁则是有心倾听者。因此，当他循着老师的声音向前走去时，特别是到了大洋彼岸，那些原来储存心间的中国声音便物化成一块块铺路石，承载着他坚实地向着原子核物理研究的高峰追寻。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美国联手发现了原子核内部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被科学界认为大大深化了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在摘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漫长征程中，他们凝望星空时，想必会看到隐于历史深处的老师们的点点星光。

杨振宁论及的那篇论文提到作者时将龚误译成了“孔”，作为同一山门出来的师兄弟，倘若有谁进行核物理研究，杨应该是如数家珍不会遗漏的。但是，他还是错了。只是这错似乎并不怪他。

这与叶企孙先生有关。

1932年后，清华大学开始向全国招考公费留学生。叶企孙先生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要求出发，广泛征求有识之士意见之后，专门找龚祖同谈了一次话。叶企孙说：“应用光学在军事上非常重要，现在世界上各个强国都在研究它，而这个领域在我国还是空白。我想选派一名学生到国外去学应用光学，希望你能考取这个名额。”龚祖同当即对老师说：“是空白我就去补它！”于是他很快从核物理研究专业中退出，改变专业方向，并在很短时间内考取了当时世界上代表该领域最高水平的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应用光学。

就这样，仅仅是叶先生的一句话，中国少了一个核物理学家，却建立了一个新的应用光学领域。龚祖同成了中国光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杨振宁当然不知个中款曲，他一直以为龚祖同是搞光学的，根本不知他曾先于自己搞过核物理研究，因此才有“龚”、“孔”之误。

第四章 点燃火种照耀中国 第二节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后，吴有训是第一个被叶企孙聘请的教授。

吴有训，江西省高安县人，1897年4月2日出生。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没有资料显示是何种原因使叶企孙与吴有训竟如此投缘。在上大学之前，两个人素未谋面，一个在北国，一个在江南，就像两个沿不同圆心旋转的陀螺，虽然勤奋和努力相同，天才的印迹相像，但却各自画着自己的圆圈，很难在某个点上交汇或相遇。

但从吴有训出国留学的路径判断，要说二人对面不相识，也很让人生疑。因为吴有训求学的路线和当年叶企孙的选择如出一辙，真可谓亦步亦趋。叶企孙前面走，吴有训后面跟，这种跟进的结果就是二人双双创造出了各自的传奇。

从年龄上讲，吴有训比叶企孙大1岁，但在学业上，叶企孙却比吴有训早两年。

或许我们会在这一点上找到吴有训何以跟进叶企孙的理由。当叶企孙在美国芝加哥物理系留学时，吴有训正在国内翘首以望。或许是叶企孙从大洋彼岸传来的第一道捷报叩响了吴有训的心扉，或许是叶企孙在清华园里已经成为传说，于是心性沉稳独具灵性的吴有训就悄悄地记住了他成功的路标。这或许就是二人留美经历何以如此相像的解释。

叶企孙知道吴有训的大名，当是他要攻读哈佛博士学位时的事情。吴有训在留美学生中声名鹊起的缘起，是他玩命于实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竟用坏二十多个x射线管。后来，他又和老师康普顿连续发表了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系列论文，成功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康普顿效应的发现是现代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它使物理学界最终确认了光量子的实在性，从而对后来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25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上，吴有训被安排在大会第一名的位置宣读了他们的论文。为此，康普顿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清华留美生中，在当时物理学界，赢得世界声誉的，当数叶企孙和吴有训。他们像一朵并蒂莲花开在大洋彼岸，之后，又相继回国，仍然选择了共同的道路。

吴有训在康普顿效应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康普顿先生是心中有数的。康普顿效应发表之后，因为难以证明，几年间，物理学界各种说法纷至沓来，一时使他陷入十分窘迫的地步。在科学界，科学家最看重的是科学精神，倘若一项发现得不到证明，就像史学家引用史料没有出处一样，作伪的帽子就会扣在头上，就会贻笑大方，为人诟病。康普顿先生身为大学教授，在以严谨治学著称的芝加哥大学，倘若每天生活在异样的目光中，他迟早会委顿枯干的。所幸的是，自己的学生吴有训以自己的勇敢和坚韧解救了他。虽然他只是一名学生，名不见经传；虽然他很年轻，才二十多岁，但是他却一次次果敢地向难题冲刺，有多少次，康普顿不敢看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更难能可贵的是，上帝还给了这位年轻人一副智慧的头脑。他并不蛮干，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每次的退却都像是一次进攻的序幕。康普顿的自我感觉犹如身陷重围者突然听到援兵的喊杀声，而正是这道声音，给了康普顿以信心和重整旗鼓的决心，终于，他们师徒联手取得了实验的胜利。

康普顿的学生很多，为什么偏偏是吴有训？

在经过多方面考察后，康普顿得出了结论：此人是物理科学领域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特别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后，他心里明白，这个奖项，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个奖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生吴有训送给自己的。

当得知吴有训要返回中国时，康普顿几次劝说他留下来，或者由他为其寻找更好的工作。康普顿是动了感情的。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由他联络的用人单位就像彩云追月那样时时缠绕着吴有训。但是，吴有训都一一谢绝了。他要回祖国去，去完成一项毕其一生才能完成的使命。

这就是科学救国之路。

正是这个伟大的使命，使叶企孙与吴有训走到了一起。

吴有训回到中国后，先后在大同大学、江西大学、南京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任教。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几易其校，有些仓皇的味道。为什么？有句话叫“良禽择枝而栖”，他是在寻找，在选择。

他不是选择薪水高低，不是寻找待遇丰厚。他是要找一个能搞科研的环境，找一个令他满意的实验室。

同时他也在等待。等待生命中的知音出现，就像当年的俞伯牙期待着钟子期。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

当叶企孙先生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欣然应邀。1928年深秋时节，吴有训走进了清华园。

为了表示对吴有训先生的敬重，在研究他的薪水时，叶企孙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吴有训的月薪在物理系最高，比他这个系主任还高！

我们从吴宓、陈寅恪、浦江清等人的书信日记中可以了解当年清华园内教授生活的一些细节，约略知道一些他们日常生活的概况。即便是高古名士，仍然是要理会柴米油盐的。薪金定多少，一是体现学者本身的价值，二是体现他在这个专业圈子里的地位，三是体现校方对聘任者的重视程度。总之，薪金本身所附加的另外意义历来被学者们看重。《吴宓日记》中，就有张彭春因定薪金不公而引起教授反感的例证。但是，把属下的月薪定得比自己还高，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无论如何是件稀罕事。

多年之后，清华园里，每每谈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例证，人们援引最多的就是叶企孙的举动。

吴有训来到清华园，特别是重新回到科研位置上以后，曾对叶企孙先生领导的实验室有过如下评价——

1929年初，在清华科学会15周年纪念大会上，吴有训在会上说：“中国现在有物理实验室可以讲述者唯中央大学、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然此三校则以清华大学为第一，此排非特吹，乃系事实。盖叶先生素来不好宣传，但求实际。以后我们希望在本校得几位大物理学家，同时还希望出无数其他大科学家。”（《叶企孙先生年谱》，《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6页）

正是在叶企孙的实验室里，在外已荒废两年时光的吴有训又一次焕发了斗志，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连连报捷，再次吸引了世界物理学界的眼球。当年在北平研究院作研究的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在《东方杂志》第32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说：“在国内做研究，最早而最有成绩者，要推吴有训，他于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曾把一篇关于x线散射的研究论文，寄往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研究，寄往国外杂志刊布，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确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他做了一项统计，从1930年至1933年四年内国内重要论文共有16篇，清华物理系9篇，清华化学系2篇，余之为燕京大学物理系所撰。而吴有训一人就撰写了8篇。

如今，当年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室早已不见踪影。倘若有人抱着探幽访古的心情来到清华，唯一能找到的与其相近的就是诸国桢先生创设的超声实验室。1952年，叶企孙先生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被撤销，实验室如烟云般消散。诸国桢先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后一届毕业生，他是这趟末班车的最后一名乘员。之所以冠之以“最后”两字，是因他留校当了助教，这趟车他是最后一个下来的。院系调整后，连叶企孙老先生也离开了清华，而诸国桢则留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当年清华物理系的一支余脉。

诸国桢犹如叶氏作坊的最后一名传人。尽管年龄上他与叶企孙差了许多，但无论精神气质还是思想作风，都和叶师极其相似。他凭着在物理系学来的动手能力，自己动手制作研究设备，竟然创建起了一个超声波实验室。在这个表面看似家庭手工作坊的小天地里，每台仪器看似土头土脑，实则充满了灵性。在已经转变为工科大学性质的清华人眼中，这间破旧的平房里聚集了太多的传奇故事，任何一台不起眼的仪器，都有可能就是一项尖端科研项目的坚固支撑。正是在这方天地里，诸国桢发现了一种新的机械波——液晶中的指向矢波，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许多外国专家用先进的仪器设备企图寻找到只在液晶理论中预设存在的波，但都一一失败了。幸运似乎不眷顾这些豪华设备的拥有者。

诸国桢的论文发表于1981年第四期的《清华大学学报》，后被外国权威学术刊物发表，几经转载，誉满海外，一时观者如织。许多外国著名学者专家，包括清华老校友林家翘也慕名来诸国桢的超声实验室参观。林家翘先生现已定居美国，已是蜚声世界的大物理学家，当他在诸国桢土法上马自创为主的实验室里徜徉时，若干年前他所熟悉的叶式作坊又回到了眼前。就像一个农人在他耕耘料理了一辈子的土地上流连那样，这片土地的气味、色彩、形状，无不烙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即使闭上眼睛，也能从气息上判定出它蕴涵其中的生命密码。林家翘激动地向陪同他参观的人们说，这就是清华老物理系的传统，是叶企孙实验室的风格！

一些外国专家说：“我们就是要参观这样的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创造性。这种发现新物理现象的仪器设备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看不到、买不到的。我们应该向这样的实验室致敬。清华大学有许多大的科研实验室，很漂亮，设备仪器很贵重，但这些东西是买来的，是舶来品，我们大学里有的是，用不着来这里参观……”

在叶企孙创设的实验室里，吴有训一待就是17年。王淦昌回忆吴师时说：

他在教学上尤其重视物理实验，他给我们介绍和剖析了近代物理学的重要实验及其结论，如密立根的油滴实验、汤姆生的抛物线离子谱、汤生的气体放电研究、卢瑟福的粒子散射实验等等。他特别注意训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使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的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精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事实之上。吴有训教授还手把手地教我做实验，那是1929年冬天，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他给我确定了一个研究课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为了完成这个课题，吴教授和我一起到图书馆找参考书，到学校甚至到市场上挑选仪器设备，教我做实验的方法。于是从1929年11月开始，我每天上午9时前将6米长、直径0.5毫米的裸铜线水平地架到实验室外5米高的空中。用蜡杆使它绝缘，用静电机使导线具有负3000伏的电势，由于静电机一般给出更高的电势，所以用变电阻漏电法使它保持在所要求的电势。裸铜线架立空中，直到上午11时，然后仔细地把它绕在一个线框上。在静电机停止工作2分钟后，把线框放入金叶验电器的绝缘箱内，通过显微镜读出金叶的放电率，同时记录下该天上午的大气压、风速与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气温。

这个实验如果是在夏天做倒没有什么困难，最多出点汗，遇到雨天挨点浇罢了；可这是冬天，整个实验都是在冬天做的，那时候北京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要冷，我要在冰天雪地的室外每天重复进行架线、绕线、观测气象的劳动，遇上恶劣天气更是糟糕。记得有一次刮大风，裸铜线刚刚架上就给大风刮倒了，但实验还是要做呀！我又重架，反复与大风搏斗了3次才算架牢，弄得我筋疲力尽，双手都冻僵了，回到室内像针刺一样疼痛。

就这样持续做了6个月，收集到了完整的数据和大气放射性的平均值与最高值的按月的变化，得出了结论，写出了论文。过了若干年，我自己当了教授时，才深刻理解到原来吴有训教授让我做这个题目的目的，除了要透彻研究北平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要锻炼和培养他的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和耐心，即使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实验也不能间断。（《世纪清华》，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225页）

在王淦昌的叙述中，我们对这些科技先贤们所说的动手能力有了形象和直观的感知。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坐在仪表前的专注凝视，不仅是温室中的纤云弄巧，有时还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据说居里夫妇在寻找镭的过程中，将奥地利政府提供的几吨废铀渣进行反复的化学分离和物理测定，3年下来，其举堪比愚公移山。叶企孙先生在测试清华大礼堂听音情况时，多是在夜深人静时进行，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他常常带领老师们在星期六晚上加班。不要以为这是偶然为之的事情，它是国内首创的有关建筑声学的研究，是一项开创性的科研课题，当时的物理系老师几乎倾巢出动，赵忠尧、施汝为、郑衍清、阎裕昌等悉数参与了进来，竟然一干就是两年。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大礼堂听音困难及其改正》论文里这样写道：“自此问题开始以来，已将两年。美国方面调查需时，材料到后，又每无暇整理，以致搁置多时。实验则须在熄灯后做，每星期平常至多做一次，大多在星期六夜半，以便次晨晏起；然则有风声时，又不能做；盖此问题之本性，实需要长久时间也。”而吴有训在实验室里的时间堪称物理系之最，他终日默默耕耘在物理世界里，就像农人侍弄着庄稼，用自己的辛劳和汗水换来一季季丰饶的收成。在清华园，在科研领域干出中国农民味道的当数吴有训，最具有农民质朴气质的也是吴有训。

叶企孙礼贤下士的佳话仍在继续。

1934年，叶企孙将物理系主任的位置揖让给吴有训。

1937年，叶企孙又把理学院院长的位置再次揖让给吴有训。

第四章 点燃火种照耀中国 第三节

萨本栋和萨本铁弟兄俩环立在叶企孙两旁，背景是叶企孙的住宅，北院七号。这是一张以人为主的合影，北院七号仅见局部的玻璃窗和一簇夹竹桃。在萨本栋的右侧依次是金岳霖、施嘉炀、陈岱孙，其左是萧蘧。萨本铁的左侧是周培源。大多西服革履，个个英姿勃勃。照片摄于1929年左右。这张生活照由于质量极佳而复活了一组极具个性的人物，他们像当年竹林七贤优游山野那样，个个表情生动，举手投足俱见精神。

笔者把目光聚焦在萨本栋身上。

萨本栋一身蓝色西装，白色衬衣，灰色马夹，绘有几何图案的领带，马夹第一个纽扣上挂着老式怀表的银链。皮鞋锃亮，背头梳得一丝不苟，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特别注意细节的人。与众不同的是，别人都看着前方，唯有他看着下方，谦和的脸上堆满笑意。

这是笔者所见到的萨本栋本人最清晰的一张照片，同时也清晰地传达出这个历史人物独特的个人信息。

萨本栋是福建闽侯人，比叶企孙小4岁。1921年从清华学校毕业，1922年留学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及伍斯特工业学院学习电机工程和物理学，1927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先在美国一家电机公司做了一年研究工作，第二年秋天接受叶企孙的邀聘，来到清华大学物理系。

相对于别的老师，萨本栋更适合在三尺讲台上过日月。由于在北方历练日久，他的客家话已经消融在北方语调之中，在并不妨碍交流的情况下，有时还是一层很好的装饰。他善于言辞，表达生动，加上基础厚实，话题总像江水滔滔，不管学生在教室的哪个方位，萨本栋的知识流都会连绵不断浩荡而来，一直到大河小河沟满渠平，全部覆盖。他喜欢上课，喜欢书写板书，喜欢身上沾上薄薄一层雪白的粉笔屑，喜欢提问学生，喜欢给学生在课堂上设置悬疑，然后又一层层把它打开，创造出一个突兀的惊奇，喜欢大声说话，底气十足，饱满而又热情。他的喜欢和他的职业选择有关，和他的人生信念有关，同时也和叶企孙对他的看重和倚重有关。

在经过一些“喜欢”的时日之后，叶企孙却找他谈话，批评了他。

谈话的具体细节已无从考证，但核心要点却被清华人口传下来，这就是建议他压缩上课时间，多出一些科研成果。因为对才华横溢的他来说，在课桌前的过多耽溺是对国家的浪费。中国当时需要教育，但更需要科研突破，需要尖端科学，需要在科研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而萨本栋是清华园中最具创造潜质的人，叶企孙不想让他平分兵力，从而丢失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为了让萨本栋有更多的时间去搞科研，叶企孙承担起他的部分课程，给他减负，使萨本栋从一地鸡毛的琐碎中走出来，回到实验室里。

萨本栋听从了叶企孙的话，并且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叶企孙在回顾萨本栋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段日子时曾这样写道：

萨先生回国后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叙述。第一个时期是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在这九年中他担任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他曾经讲授过的主要课程是大学普通物理、电磁学和无线电原理。他讲授普通物理时，准备充分，声音洪亮，尽力于做表演，考试多而严，平时给予学生充分的发问机会。根据他的教授经验，他写了一部《普通物理学》（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又写了一部《普通物理实验》（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这两部书在国内甚为通行，内中有15篇是在这个时期写的。他研究了两类问题，第一类是双矢量（dyadic）方法解决电路问题（10篇），第二类是关于各种真空管的性质和效能（4篇）。1935年萨本栋先生利用了休假的机会，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去讲学，所讲的材料就是第一类问题。以后他又汇集了关于第一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用英文写成了一本专著，1939年在美国出版。萨先生在第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树立了他的学术地位；他在师生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清华物理学系创造了值得纪念的功绩。他离开了清华以后，对于这个大学的重要事件，常在关心着，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萨本栋先生事略》，《物理学报》1950年第7卷第5期，第301页）

1937年，在叶企孙的支持下，“羽毛已丰”的萨本栋孔雀东南飞，去厦门大学担任校长一职。萨本栋长校7年，把清华大学的学术风气带到那里，把厦门大学办成了一所世人瞩目的名牌大学。叶企孙对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这样评价道：

1937年6月南京政府任命萨本栋先生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他对于教学及研究的热忱与成就无疑地使当时的教育部决定了这个最适当的人选。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他离开了北平，去就他的新职。他的第二个时期（1937年夏至1945年夏）就紧张开始了。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八年，实际在校七年，刚刚遇到了一个很困难的并且在迁徙中的时期，他为厦大尽了十二分的力，解决了许多困难，设法聘请到几位好教师。但是厦大的教师还是不够的，因此他需要自己担任一班一年级的微积分。因为教本缺乏，他还编了一种微积分讲义，以后他拿讲义整理成了一本书，这就是商务印书馆在1948年所出版的《实用微积分》。萨先生对于厦大真是做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以致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在抗战期中厦大虽没有大量发展，却有了重要的改进，树立了良好的校风。1949年秋天萨先生的骨灰归葬在厦大的校址内，在他所用尽心力的地方永留纪念，这是最适当不过的。（《萨本栋先生事略》，第301页）

萨本栋的第三个时期是在重庆度过的。1945年初夏，萨本栋去美国讲学之后没有回厦门，而是先到了重庆。此时，叶企孙尚在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两位老朋友相聚在山色空濛的重庆，不知是二人有过商议还是巧合，就在这段时间，叶企孙辞去了总干事的职务，接替他职务的正是萨本栋。在叶企孙写的《萨本栋先生事略》一文中，关于这一点，叶企孙只说：“当时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刚要选聘一位总干事，院内院外的科学家都认为萨先生是一位很合适的人选，他就应允了中研院的聘请而开始了他的第三个时期的工作。”以叶企孙的缜密和严谨，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样事关重大的职务接力般传递到旧雨故交手上，显然不是偶然的。多年之后，在冯友兰的一份“揭发”材料中，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切当是叶努力的结果。

萨本栋刚上任，就遇到了一件大事。

萨本栋所遇到的大事是以极其平淡的方式开端的。

一天，萨本栋接到国防部一位部门长官的电话，此公大概系福建人氏，听说中央研究院新来的总干事是刚卸任的厦门大学校长，不免动了桑梓之念，便主动打电话来“拜”码头。萨本栋本身也是极热情之人，两人相谈甚欢。寒暄期间，谈起战争形势，该长官不经意透露出一条消息，说是美国最近要有震惊世界的杀伤性武器出现，演习的地点在美国比基尼岛附近的海域。美国已给同盟国英法苏中四国发了邀请函，但国防部研究后，认为美方此举实属炫耀，对战争并无多大裨益，对中方似也没有实际意义，故不准备派员观赏。

萨本栋一听犹如电击一般，所谓杀伤性武器，是不是传说中的原子弹？

他刚在美国逗留数月，虽然对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难知其详，但作为一位物理科学家，他对美德等国都在研制原子弹的情况是心里有数的。从叶企孙托施士元向居里夫人买镭开始，这粒火种就在物理系每个老师的心头燃烧起来。施士元也是萨本栋的学生。虽说萨本栋到物理系任教时施士元已临近毕业，但师生之间的往来从未间断。他知道施士元的学生吴健雄此时正在美国很神秘地参与一项保密性极强的研究工作，在美国参加同学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有关原子弹的种种可能性是与会人员谈论的主要话题，自然有人不断提起吴健雄。因为美国报纸曾这样报道：“在一个进行原子弹撞击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中，一位娇小的中国女孩和美国一些最高水准的科学家并肩工作。”报道上还描述这位年轻而漂亮的中国女孩在众多大物理学家面前讲述原子弹核分裂的新近发展时，在黑板上推演公式时是“由后往前倒着写出的”，令人拍案称奇。萨本栋在美国没有见到传说中的吴健雄，但知道有中国人在参与这件事情，而且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孩竟是自己学生的学生，不禁心中溢满了成就感。吴健雄的事例证明，倘有条件，我们中国人已经有能力来“谈原论核”了。

因此，这个在官方看来不起眼的信息，在萨本栋这里却是振聋发聩。他立即给国防部打报告，申请派员跟踪美国将要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的新武器“爆炸实验”。消息果然得到证实，美国要在一个月后进行原子弹爆炸实验，具体时间是1945年6月30日。

萨本栋在申请派员的报告上，写的是核物理专家赵忠尧的名字。

在几经游说后，萨本栋终于拿到了那份闲置在国防部机要室里的邀请函。

赵忠尧此时是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突然接到老友萨本栋的电话，赵忠尧立时兴奋得大叫起来。

如果当年叶先生从居里夫人那里买镭是借来火种的话，那么这次赴美则是看火种怎样燃烧成太阳。但他更重要的任务还是要以一双核物理学家的眼睛去观察这道冲天巨焰的生成过程，观测它的细枝末节，计算出种种数据。因此，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赏，而更像完成科研项目。当赵忠尧与萨本栋相见在重庆中央大学时，还未待萨本栋把此次赴美的意义一一说明，赵忠尧便已悉数将此番旨意和盘托出。英雄所见略同，二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在彼此相握中，他们都感到了异常的分量。

他们同时都想到了叶企孙先生。虽然叶先生不在，但他们却都能感觉到先生正深情地注视着他们。

如果是叶先生，他会怎样做？正是这句简单的问话，成了他们的行动指南。与叶企孙心心相印的他们，知道叶先生对他们的期望是多么的大。就像一幕幕的戏剧在上演，朝花夕拾寒雨清樽，无数场景换过，无数人物走过，现在终于轮到他们上场了。在看似平常的对白和简短的戏文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知道它承载着多么巨大的重量。

而他们都清楚，这场看似没有导演的演出，尽管场景散布在万水千山间，时空转换若干年，每幕的主角不断变换，演唱的风格和形式不断更新，但每到一定的时候，就像潮汐退回大海，树叶飘进森林，雨水落进江河，这些演出者便会回到原点，回到当年的出发地，品味和思索当年的主题，以及重温历史赋予他们的职责。每到这个原点时刻，他们就会真切地想起一个人，一个从来不说自己是导演的人，而正是这个人，在冥冥中牵动看不见的红丝线，就像牵动历史演进的经纬，总体遥控着一段段华彩乐章……

这个人就是叶企孙。

谈起叶企孙的行事风格，有人曾当面问施士元，说当年物理系第一批去欧留美的3个人，你本人去了居里夫人的实验室，王淦昌去了德国师从麦特勒教授，周同庆去美国师从康普顿的哥哥，这些导师在世界物理学界都是最顶尖的人物，你们的选择是不是叶先生本人的安排？施士元回答说，叶先生从来不会直接替学生包办，他留给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在选择的时段里，他会根据学生的情况，为你介绍不同的国外导师。因此，他的行事风格是循循善诱的，是民主的，但是有极强的感召力。比如我去法国之前，是叶先生经常给我们讲居里夫人的故事，他还为我借来居里夫人的传记，并嘱咐我应该学习居里夫人什么，比如她的爱国情怀，她的科学精神，她的高尚情操，叶先生记得她的所有细节。实际上，叶先生已经替我做好了重大的人生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的结合，是深谋远虑的考量，具有深厚的内在力量和强大的逻辑力量……但是，叶先生从来不会说出来，他只把这些东西铺设到你面前，让你自己说。当你说出他心中希望的选择，他会默然点头，眼睛里含着笑看着你，向你表示嘉许，赞赏致意，而且完全是表示感激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出国留学的选择，和叶先生有着极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他的具体安排……

现在，萨本栋和赵忠尧就像施士元所说的那样，在叶企孙不在场的情况下，想得更多的是当年物理系主任会如何处理当下事件。依他的习惯，他或许仍不表态，但他绝对会神色凝重地暗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二位要珍惜呀……

倘若老主任在，依他的行事风格，他绝对会把这次隔岸观火处理成如西方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行动，因为这是真正的宙斯之火，谁拥有它，谁就拥有天神之怒，就会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萨本栋、赵忠尧心里孕育出来了……

1945年6月30日，赵忠尧与同盟国的参观人员一起从美国大陆登上美军“潘敏娜”号驱逐舰，秘密驶向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北端北纬11°、东经165°海域，停在离比基尼岛约15海里的海面上。

凭着职业敏感，赵忠尧可以断定，前来参观的人大都是核物理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和他们相比，自己属于小字辈。在军舰将要出发的时候，几架军用直升机呼啸而至，从里面鱼贯而出一些美国方面的军政要人。站在赵忠尧身旁的一位英国科学家指着一个戴着墨镜的人说，喏，那个总爱和太阳打招呼的家伙就是奥本海默！

比基尼岛之行因为有了奥本海默的加入而变得充满刺激，至少对赵忠尧来说是这样。那时奥本海默的名字外界还鲜为人知，但在核物理研究领域，这个人的神话正在建立。而事后许多资料证实，这一次的比基尼岛观看原子弹试验计划始作俑者正是奥本海默。

1945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叫洛斯阿拉莫斯的荒凉高地上，蛰伏许久的美国科学家在奥本海默的带领下，就像抱窝的母鸡，一连下了3个“金蛋”。原子弹从计划到完成，美国政府动员了五十多万人力（其中科研人员15万），耗费22亿美元，占用了全国近1/3的电力。其中为分离纯度铀，美国人采用了3种方法：电磁分离法、气体扩散法和热扩散法，每种方法各建一个大型工厂。仅电磁分离工厂建造费用就达3亿多元，人员多达两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研制计划成为20世纪科学大合作的经典范例。但就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已经有3颗原子弹问世的时候，德国人却于1945年5月宣告投降，这个消息使美国政府心有不甘。耗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还没见识原子弹的威力就已没有了对手，就像国有利器还没示人就已胜利，似乎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然而，一些科学家却意识到，原子武器一旦被政治家所掌握，科学家就难以改变它被使用的命运。奥本海默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他的坏脾气同他的天才一样有名，即使是杜鲁门总统也不得不让他三分。奥本海默主张给敌人以震慑，可以向世人展示它的威力。但在胜负态势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他个人反对向敌国使用原子弹。很可能是为了迁就奥本海默的坏脾气，也可能是为以后在日本使用原子弹不致招来奥本海默的骂声，美国政府才同意了奥本海默先在比基尼岛附近海域举行爆炸原子弹实验的计划。这之后，据说杜鲁门总统曾发誓说再不愿见到这个傲慢的家伙。因为奥本海默曾当面对他说：“总统先生，我的手上沾了鲜血。”

演习开始了。

第一阶段展现的是为实验效果准备的“小白鼠”——

映入赵忠尧眼帘的是一支庞大的海军编队。它们是5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8艘潜水艇以及商船共七十余艘，它们宛若一座钢铁城池蹈海而来，在赵忠尧的视野里连绵起伏，呈现出一个强力国家的时代特质。

就在这时，一架重型轰炸机从远处飞来，就像一块移动的云。不多久，一股黑色的会生长的风就刮了过来，并迅速笼罩了整个舰队。在它暗黑色的背景下，一道比太阳还明亮的光斑出现在钢铁城池的上方。顿时，这个威猛的充满力量的舰队像人一样一下子被击中了，它剧烈颤抖着，开始坍塌和变形……“在离爆炸中心270米内，一艘商船在1分钟内沉没，690米处一艘驱逐舰燃起大火，并在8分钟内下沉，一艘日本巡洋舰佐川号第二天早晨下沉。920米处的轻型航空母舰独立号遭到了严重破坏，甲板燃起大火……”（《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59页）

赵忠尧在现场飞速测算着这颗原子弹所透露出的各种信息，并且逐项把它们装进脑子里。因为关涉国家机密，美国人显得格外警惕，特别是对同盟国派来的科研人员，他们似乎都有明确的分工，就像球场上优秀球员对方总有人专司看守一样，几乎寸步不离左右。但是，赵忠尧仍然躲过了他们的眼睛，将诸多细节一一存入大脑。在当天的日记里，赵忠尧这样写道：“原子弹在海面上对战舰的破坏力半径远比在陆地上对建筑物的破坏威力小。这是因为军舰本身就具有对冲击波较强的抗力……”

凭着多年对核物理的研究，他当时就推测出这颗原子弹，当量为2万吨。多年后，当年的核心机密得以解密，被公布的有关资料显示，它竟与赵忠尧当年的测算丝毫不差。

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当年曾有幸观摩美国政府的这次原子弹爆炸的苏英法中四国，若干年后，都相继搞出了自己的原子弹。

这是不是都与这次观摩有关呢，人们不得而知。

但对中国来说，历史将郑重宣布，它绝对与这次比基尼岛之行有关，与赵忠尧有关。

演习结束后，各国代表相继离开了美国。

但是，离美名单上，却没有发现那个叫赵忠尧的中国科学家。

赵忠尧失踪了。

就在美国人寻找赵忠尧之时，赵忠尧已经踏上了普罗米修斯盗火之旅。

他在执行萨本栋委托的任务。借这次美国之行，萨本栋向赵忠尧秘密汇来12万元美金，让他为中央研究院购买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这是一次真正的“盗火”之旅，因当时美国政府严禁高科技设备出口，因此，一切都要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当年订购一台200万电伏静电加速器最低价格是40万美元。萨本栋汇来的12万美元，可谓杯水车薪。但是，若买整台设备，美方又会禁止出关，根据这一情况，赵忠尧决定，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只买关键部位，其他零部件可回国后自己选配。这样，既可以掩人耳目，又能大大节省费用。

然而，即便是买关键零部件，12万美元仍是不够的。为了能凑足买零部件的钱，这位堂堂正正的中国核物理专家，竟然托人介绍悄悄到几所著名大学里去打工，靠微薄的收入一点点积攒起来，一个零部件一个零部件地购置。古有苏武牧羊不辱使命的故事，今有海上苏武式的人物赵忠尧，他为了祖国的使命，不惜辱没自己的身份，漂泊海外，含辛茹苦，终于成就一段动人的佳话。

加州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回旋加速器发明人劳伦斯先生曾与康普顿和尤里一起，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所用的钚。当劳伦斯先生知道赵忠尧的实际处境后，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喜欢这个热爱祖国的小个子科学家，当即将他聘为辐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月薪500美金。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劳伦斯之所以这样做，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还可以让他学到有关加速器方面的新知识，回国后好报效国家。

不久，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下令任何外籍科学家均不能到核物理实验室工作，否则将以“危害美国利益”罪名遭到起诉。

这一纸决定改变了赵忠尧的命运。赵忠尧必须以普通劳工的身份完成他的使命。

他不得不到处流浪，就像当年的华工一样，漂泊四方，游遍美国。他每天的工作都在16个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吃的是面包加咸菜，并且经常居无定所，甚至生命安全也难以保证。当时清华无线电研究所的毕德显先生留美学业结束，正欲回国，为了加速器，特意推迟半年，帮助赵忠尧。就这样，一直到第五个年头，赵忠尧终于将所需零部件装上了“威尔逊总统”号客轮。闻讯而来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像警犬一样把所有箱子嗅了一遍，始终没弄明白个中玄机，最后不得不放行。职业敏感告诉他们，将这样一堆破铜烂铁似的东西花钱运到万里之遥的东方，肯定不是作为垃圾回收的。他们怀着深深的疑虑把监视赵忠尧的任务传到了下一站——日本横滨的驻日美军。

赵忠尧是以去欧亚等国旅行的名义去香港的，而横滨则是旅游线上的必经之路。赵忠尧一到横滨即被美军扣留下来，关进了秘密监狱。赵忠尧被关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国、美国一些科学家立刻拍案而起，纷纷谴责美军的暴行。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驻日美军不得不将赵忠尧放了出来，并将他送上去香港的海轮。

至此，萨本栋和赵忠尧的普罗米修斯之旅终于胜利结束。

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早有筹算，就在萨本栋和赵忠尧为加速器谋划的时候，在另一端，叶企孙与梅贻琦也在相商在清华大学成立核物理研究所。叶企孙亲自写信给正在法国从事核物理研究的学生钱三强，动员他回国后来清华筹建核物理研究所。这件事在叶企孙1947年4月11日的日记里有所提及：

月涵（梅贻琦）电钱三强，允拨美金5万元为原子核物理之设备。

在6月7日的日记里记述说：

偕培源、重衡进城访树人，谈北大清华及北研关于设备原子核物理实验室之合作可能。发现树人与慕光、润章间颇有暌隔，三机关合作恐不易也。

1948年夏，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同学成返国，一方面在清华物理系任教，另一方面以清华提供的资金在北平研究院与何泽慧一起筹建原子学研究所。他们就住在叶企孙先生的家里。

而为了加强核物理理论方面的力量，叶企孙又把学成归国的彭桓武从云南大学挖来，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讲量子力学，并带研究生。1948级毕业生黄祖洽和1951级毕业生周光召先后成为他的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吴有训任首任所长。叶企孙全力支持祖国的核物理研究事业，尽遣主力驰援吴有训，一时彭桓武、钱三强悉归吴师麾下。不久，王淦昌又从浙江闻讯而至。这个以清华大学物理系老班底为主的新中国原子能研究机构，此时已经伴随着新中国黎明的第一缕朝霞，吟唱着“天将晓莫道君行早”的诗句，开始向着核原武器研发的高峰冲击……

几年之后，中国开始实施“596工程”时，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问彭桓武，中国受外界隔绝且受美苏等国的科技信息封锁，倘若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有没有把握？彭桓武回答说：有。

这是一个科学家的庄严承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把握，是因为中国的核原研究实际上是从清华物理系成立之日就开始的，而且人才济济，阵容强大。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它有着深深的历史根系……

1955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用赵忠尧带回的零部件聚零为整，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向原子弹研制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而此时，这项计划的发起者萨本栋先生，已离开人世6年之久。

1949年1月31日，萨本栋先生因病逝世于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医院。

周培源先生是1929年来到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他和萨本栋同岁，当时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周培源的成长道路似乎与众不同。17岁那年，他因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如果不是清华学校在这个时期来南方招插班生，他很可能就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19年秋，因祸得福的周培源考上了清华学校中等科。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很可能是沾了清华园的地气，周培源的灵性被意外开发出来，直到1924年去美留学，他一直是清华园里的佼佼者。

在美国，周培源延续了自己的神话，他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读完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最高荣誉奖。之后，周培源又来到欧洲，在德国和瑞士读博士后，师从海森堡和泡利教授。

海森堡仅比周培源大1岁。1925年，年仅24岁的他发表了题为《关于运动学和力学关系的量子论的重新解释》的论文，创立了解决量子波动理论的矩阵方法。量子力学起源于原子结构的研究。元素的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促使人们去探寻原子的内部结构，就像今天的雪山探险一样。因为探险者所走的路径不同，沿途所见风光迥异，于是探访归来，他们的描述也大相径庭。当时物理界有不少有关原子结构的模型，著名的有布丁模式，即电子就像面包之中夹杂着的葡萄粒一样。但这种理论预设很快就被一些实验者指出与观测到的状态不符。1911年，卢瑟福提出了原子的有核模式，经过一系列实验，完全证实了他的理论预言，他因此而获19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卢瑟福对此奖颇有不甘，他一直认为他的发现应该是一项物理学上的成就。

按卢瑟福的假定，原子的质量基本集中于核上，绕核旋转的电子所带负电正好与核所带的正电相等量，原子表现出电中性。根据经典的电磁理论，旋转的电子会向外发射电磁波从而使电子最终落入原子核中，使能量丧失。因此，卢瑟福所提供的模型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模式。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后来提出了一种量子化的原子结构理论。他认为，电子只在一些特定的圆轨道上绕核运行。在这些特定的圆轨道上运行时并不发射能量。但当它从一个较高能量的轨道向一个较低能量的轨道跃迁时才发出辐射，反过来则吸收辐射能。该理论不仅在卢瑟福模式基础上解决了原子的稳定性问题，而且用于氢原子时，与光谱分析所得实验结果完全符合。

1923年，法国物理学家路易·德布罗意又提出物质波理论，将量子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意识到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应该推广到一切物质原子，特别是电子。后来他又提出电子也是一种波的理论。后来，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沿着物质波概念继续推进，又创立了波动力学。

就像一场规模浩大历时持久的接力赛事一样，围绕着原子结构内部探幽的活动，物理学家们各显身手，创造了一个个精彩奇观。而到了周培源导师海森堡这一棒时，这场赛事正接近高潮。海森堡完全抛弃了古典量子理论中的电子轨道、运行周期这种古老概念，代之以全新的思维方法和观察角度。后来他的老师玻恩与另一位物理学家约丹合作，将海森堡的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矩阵力学理论。

站在众多巨人的肩上，师从海森堡，周培源接触到的完全是20世纪物理科学最前沿的理论成就，这就给他以后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宽广和辽远的视野，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周培源一直是学校新锐的代表。如果说，整个物理系像是物理海洋里的一条船，叶企孙就是这艘船的船长，而周培源就是船上的瞭望哨，他总能敏锐捕捉物理世界新的科技信息，为大家指示学术前进的方向。

周培源曾经参加过爱因斯坦创办的相对论研讨班，有幸与爱因斯坦零距离接触，面对面研讨相对论。在这次研讨班上，他还结识了英斐尔德·霍夫曼等著名科学家，并和他们成为朋友，与他们终生保持着友谊。这次研讨班使周培源获益匪浅，对他后来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何祚庥先生早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听物理老师说，全世界只有半个学者能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人就是周培源。“1947年9月，我以敬慕清华大学的民主风尚和学术空气的心情而转到该校物理系二年级。在清华大学所上的第一课，就是被称为‘半个懂得相对论’的周培源开设的理论力学。”（《世纪清华》第206页）我们从中可以想见，周培源在研究相对论方面，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名声远播。

1943年，周培源利用年假的机会再次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他的第二个专业——湍流模式理论的研究。这项研究始于西南联大期间，当时正值炮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岁月，但周培源从未停止过他的探索步伐。利用母校的科研条件，他在该项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当时世界公认的湍流模式理论奠基人。

周培源虽然是中国近代理论物理学的鼻祖，但他却常常对学生说：“要和实验物理学家密切配合起来，指导实验工作的发展。”而作为实验室里的大师，吴有训则常常对学生说要重视理论物理学的学习。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们犹如古老的太极图式，阴阳相依，天地交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生生不息，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科学人才，像林家翘、胡宁、钱伟长、王竹溪、钱三强、彭桓武、段学复、于光远、郭永怀等等都师从过周培源。

然而，那个用看不见的手绘制这张太极图的人，就是物理系的老主任叶企孙先生。周培源与叶企孙保持了终生的朋友关系。年轻时，他是叶企孙七号饭团的主要成员。我们从他和萨本栋他们与叶企孙在北院七号房前的合影中可以看到他当年的模样，那时的他是那样年轻、英俊，可以说是风流倜傥。

自叶企孙就任清华大学物理系首任主任以来，他聘请的4位教授就像4根擎天巨柱，为中国的物理科学撑起了一片天空。4位大师虽说之后大都离开了清华，但他们都把清华大学物理系当作他们精神的渊薮，灵魂相依的去处。因为这里曾有一个人让他们牵挂。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为有他而圣洁，因为有他而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中流砥柱。

他就是叶企孙先生。

前苏联著名科学家卡皮尔查先生说：“大科学家是由大科学家挑选和培养出来的。”借用他的这句名言，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评价叶企孙和他当年聘请的物理系教授们：“大师是由大师挑选和培养出来的。”

1934年6月1日，叶企孙亲自撰写《物理学系概况》一文，为开创阶段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进行了评定——

物理学系概况

本系成立于民国十五年，十七年秋吴正之、萨本栋两教授先后到校，十八年秋周培源教授到校。数年来赖全系教师及研究院诸生努力于研究工作，本系幸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之一。

在教课方面，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使能于毕业后，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应用，或从事于中等教育，各得门径，以求上进。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践并重，重质而不重量。每班专修物理学者，其人数务求限制之，使不超过约十四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徒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此重质不重量之方针，数年来颇著成效。民国十八年本系毕业生施士元先生现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学系主任，周同庆先生现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王淦昌先生现任国立山东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数年来国内物理学之渐臻于隆盛，实与本系对于青年所施之训育，有密切关系。

在研究方面，则有吴正之先生担任x放射，赵忠尧先生担任伽马（y）放射，萨本栋先生担任无线电，周培源先生担任理论物理学，叶企孙先生担任磁学及光学。

本系所有仪器，约值国币十一万元，书籍及杂志足敷参考之用。本系设有工厂，可自制精密仪器。

主任叶企孙

教授吴有训（本学年休假）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

讲师周同庆

教员沙玉彦

助教余瑞璜朱应铣王谟显张景廉

助理韩弗烈章玉林

仪器管理员阎裕昌

（原载《清华周刊》1934年6月1日向导专号，第41页）

第五章 扬帆于滔滔学海 第一节

如果说物理系是一条船，叶企孙就是这条船的船长。不仅如此，叶企孙还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首任院长。理学院下辖除物理系外，还有算学系、化学系、地理系、生物系、心理系及土木工程系共7个系，是清华大学当时3个学院中阵容最大的一个学院。如此看来，如果每个系都可以看做一条船的话，理学院就是一支声势浩大的船队，而这支扬帆于滔滔学海、后来世人称奇的“船队”，指挥者就是叶企孙先生。

在叶企孙任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他聘请的各系主任是：算学系熊庆来、化学系张子高、生物系陈桢、地理系翁文灏、心理系沈有乾、土木工程系卢恩绪。而各系聘请的教授如吴正之、杨武之、郑之蕃、萨本铁、陈省身、任之恭、吴韫珍、黄子卿、高崇熙、孙光远、施嘉炀等等，皆一时之选。

清华大学理学院可谓群贤毕至。我们从各系主任的名单上可以看出他们大都称得上国宝级人物。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沿着这份名单从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依次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算学系聘请师资的名单末尾，赫然写着助教华罗庚的名字。

我们从华罗庚的故事里或许会得到叶企孙长理学院的一些信息。

清华园第一次关注华罗庚的名字，是在算学系的图书馆里。

算学系、物理系都有相当不错的图书馆。算学系有中外数学书籍1800余册，期刊67种，包括与清华理科交换之国外数学期刊20种。来清华访问的外国学者认为，算学系和物理系的图书馆甚至比哈佛大学同系图书馆还完善。

这一天，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先生来到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在《科学》杂志里，有一篇论文吸引了他的注意。这篇论文的题目是《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作者署名：华罗庚。

苏家驹乃当时数学名家。不久前，他发表在《学艺》杂志第7卷第10号上的论文曾引起熊庆来的注意。熊庆来曾按论文中的思想向前摸索过一两次，但都因琐事纠缠，就把这件事情淡忘了。

没想到，这个叫华罗庚的人又把这个话题拾了起来，熊庆来的思绪再度飞扬起来。

熊庆来并不是清华“土著”。这个操着一口云南土话的人，虽然很明白北方语音的特点，并且曾教导过子女念“黑板”的“板”字要用第三声，示范时还将“板”字拖出悠长婉转的韵味，却终生不改乡音。他的乡音一如他的为人，纯正质朴，有着本色的纹理，原始而又讲究。

熊庆来是云南弥勒县人。15岁之前，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他的村子，村子甚小，大概不到50户人家。村名很怪，叫息宰村，村子距县城很远，大概要走两天的山路。这里盛产甘蔗和玉米，很少种稻谷。然而，吃着玉米饼子长到15岁的熊庆来却考进了省城的学校，专修洋文。18岁那年，他考取了去欧洲留学的名额，先在比利时学矿业，后又去法国学数学。

熊庆来在欧洲求学8年，回来后在东南大学数学系供职。他和叶企孙的友谊就是从东南大学开始的。

熊庆来比叶企孙大5岁，叶企孙到东南大学当物理系副教授时，熊庆来是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有确切的材料证实他们的交往至少始于1924年3月，因为我们在该校数理化研究会为欢迎叶企孙、任鸿隽而合影留念的照片上，发现了叶企孙和熊庆来的身影。熊庆来长方脸，鼻子上架着眼镜，着中式长袍，显得有些憔悴。而张子高和任鸿隽则坐在叶企孙的右侧，身前身后都是正襟端坐的学生。他们被簇拥着，脸上有初为人师的矜持表情。

几年之后，我们会在清华大学理学院叶企孙延聘的教授名单上发现他们的名字。

熊庆来木讷寡言，叶企孙不善辞令，这两个不爱说话的人能成为朋友，让人颇费思量。最可靠的推测仍然来自留存于世的有关文本，这些材料证明，二人从相互吸引到终成知己，大概缘于共同的爱好。

叶企孙少小即有数学天赋，在清华学校时即发表《中国算数史略》。他在结语部分曾这样分析道：

读史徒知事实，无补也。善读史者观已往之得失，谋将来之进步。我国算学，如商高刘徽祖冲之王孝通秦九韶李冶李善兰华蘅芳辈，其将卓绝千古固无可疑。而观其全局，其进步卒远逊欧西者。其故有四：（一）乏统系之研究。历观古算书，大多一题一法，而不会通其理。后世习而不久，既无公理，自难发达。欧洲则受希腊之影响。希腊人研究数学，极有统系者也。（二）传习不广。古史难稽，自宋以后，习者极少，此线将绝，故称算学曰绝学。一人特起，继续研究，则曰继绝学。欧洲中古，虽称黑暗，然习几何学者尚多，此其效卒影响于后日。（三）囿于旧习。古算式难言，而十三世纪之四元算式，载籍具在，其不便不待言。而清乾嘉之际，学者犹用之。虽知不便，以为元人成法，不思改也。而代数学卒以此不进。欧洲之代数式，十七世纪中尚极不便，二百年中，积极改良，至于今况。即此一端，其影响于算学全局，已不浅矣。（四）自然科学不发达。苟无天体力学，奈端未必深研微积。苟无电学，虚数永为无用。苟观测不求精，概率学必不发达。自然科学，非用数不精，而数学进步，尤待自然科学之需用而激起。欧洲自十六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逐渐发达，我国至今方萌芽，此亦数学不进之一故也……（《中国算学史略》，叶企孙著，《清华学报》第2卷第6期）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得知，叶企孙对中国数学的历史与现状曾有过多么深入的思考。以他这样的专业水准，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倘若与熊庆来这样的数学名家相遇，由于内在质量的吸引，肯定会有惺惺相惜的表现。无独有偶，在熊庆来的儿子熊秉明写的纪念其父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讲起全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查会是很有趣的。时间大概是1923年。要讨论的是一些“函数”、“积分”等最基本的译名。有陈建功、姜立夫等先生在杭州西湖上雇了一条船泛舟讨论。以上的细节我的日记可能有误，但我要说的是：他们那一代的中国数学工作者，就是一条西湖的小游艇可以载得起的。（《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宗璞、熊秉明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或许正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成就了二人的知音之谊。

还有一条可资凭证的线索。翻阅二人的有关资料，二人都常常以充满激情的口吻讲述法国大科学家巴斯德的故事。叶企孙《物理学及其应用》演讲稿中这样写道：

巴斯德想大家都知道。《life of pasteur》一书应该人人都看看。首先，他研究“有生命之物可否自无生命之物中生出”这问题。结果，以可靠的实验方法证明不能，这个研究似乎为纯粹的研究，似与实用无关，然这是“微生物学”之始，为近代医学重要基础之一，其实用价值何其重大！

而熊庆来则更多的是给自己的孩子们讲巴斯德的故事：

关于巴斯德，他还讲过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不能在这里多记。总之，在乡村私塾里吸收的传统精神和在西方接受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都融为他人格中活泼有生命的成分。他讲巴斯德的故事，阿基米得、伽利略、牛顿的故事，一如他讲《左传》、《战国策》，给我们幼小的心惊讶和启发，似乎在未来生命的海洋上看到隐约的航线。（《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第125页）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东南大学的日子里，那本《life of pasteur》或许是二人友情的红丝带。而使二人成为挚友的根本原因还是共同的志向：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而这正是巴斯德故事蕴涵的真正主题。

第五章 扬帆于滔滔学海 第二节

清华校史专家苏云峰先生在其专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曾这样写道：

在非清华出身的教授名单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日后闪烁的明星……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熊庆来（1893-1969）民国初考取云南留欧公费，在法国多年，得蒙柏理大学理科硕士，由叶企孙推荐，于1926年来清华，筹办数学系，开微积分、微分方程、分析函数等高难度的课程，后代理理学院院长，曾破格荐拔和栽培华罗庚。

苏云峰先生在行文开头冠之“非清华出身”这样的字眼，是事出有因的。据他考证，清华园内实际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族群观念：“小团体意识，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清华自不例外，尤其是分布在各地的清华毕业同学，8年同窗与5年留学，有共同的经验和深厚的感情，产生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利害关系。他们有理由珍惜与维护这些价值，但过度保护的结果，必然产生对外的排斥作用。”我们从吴宓等人的日记中可以清晰地触摸到清华族群隐秘的浩渺心事，以及这个族群秘而不宣的行事风格及价值观念。客观讲，清华人的族群意识含有合理的成分。就清华人来说，因中西会通、文理会通之故，会当凌绝顶，因此就一览众山小了。即使是当时的北大、南开，抑或是中大、复旦，清华人从内心深处也是不很看得起的，特别表现在若是这样出身的人来入主清华，不自主的排斥感就会油然而生。受西方大学规范教育的影响，清华人特别讲规矩、讲秩序、讲出身、讲来历。即使是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大家，来清华也还是颇费周章，要由梁任公这样的名士作保，由曹云祥亲自拍板才行。

我们从苏云峰先生列出的非清华出身的教授名单中，被冠之“日后闪烁的明星”的，除周诒春、金邦正时期延聘的几位教授和赵元任外，其余的，大都是叶企孙先生所聘。

熊庆来便是其中之一。

熊庆来在图书馆见到华罗庚的论文时，正是1931年的初春。学校刚放完寒假，熊庆来是假后第一次走进图书馆。图书馆里静悄悄的，只有系里的几位老师在翻阅报刊。熊庆来看了一会儿，发现新一期的报刊尚未到，只得将去年12月号的《科学》杂志再次捡起来。就在这时，华罗庚的名字映入他的眼帘。

这次他看得出神。

顺着华罗庚指引的路径，一路下去，竟有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观感，看他析题，宛如飞车夺关，刀法新奇，又透出灵秀与厚重并存的意蕴。

熊庆来看得亢奋，便不觉赞叹有声，一时引来室内同仁驻足。

“这个人身手不凡，是不是哪个大学的教授？”

“此公功底深厚，方法独特，肯定受过西洋训练……”

大家议论甚烈，都觉得此人非同寻常。恰在这时，助教唐培经来到，听大家如此评判，不禁哈哈大笑：

“这人是我同乡，只念过初中，在我家乡浙江金坛县中学当庶务员呢。”

庶务员就是杂工。大家听后都不做声了。

唯有熊庆来反倒兴奋起来：“这样说来，这个人可是个奇才了。唐先生，你能不能从中牵个线，把华罗庚请到清华园来让我们看一看？”

一个月后，唐培经在工字厅碰到叶企孙，叶企孙突然问他：“你本人见过华罗庚吗？熊先生让你联系华罗庚，联系上了吗？”

唐培经并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熊先生当时那么一说，众人也就那么一听。熊先生说，把华罗庚请到清华园来让大家“看一看”，唐培经认为这只不过是客套戏言。唐培经是个耕读子弟，他知道从浙江到北京，关山阻隔江河迢迢，农人子弟的华罗庚光盘缠就得花一大堆。若是让他来这里仅是让大家“看看”，证明一下他的能力，又没啥实际用处，唐培经心里就有些淡漠了。但是，听叶企孙先生这么一问，他才知道，熊先生所说的“看看”，大概不是自己所想的“看看”。

唐培经没有直接回答叶先生的话，却问他：

“您知道华罗庚的事？”

“是的，熊先生已给我讲过这个人。我看了他写的3篇论文，很好。你什么时候把他请来？”

唐培经从叶先生的语气中感觉到他对此事的看重。他忙回答说：已给家中的弟弟写信委托他与华罗庚联系。只是校方对此事似乎颇有争议，我怕中间发生变故，就把此事缓了下来……

唐培经想对叶先生说，如果仅是为了“看看”，最好别让人家来。但不为“看看”，若是来清华工作，他却未敢往深处想。他本人是大学毕业，才捞到助教，而华罗庚仅初中毕业，清华该怎样安排？唐培经知道这是个颇费思量的事，而熊先生是个外来人，要想把没有名分的华罗庚弄来清华，他的影响力还是不够的。此事若叶先生插手，以他理学院院长的权力，加上他的清华少壮派的影响力，或许能成功。

叶企孙好像看透了唐培经的心事，忙说：“此事要加紧进行。华罗庚的事已议决过了，回头熊先生会告知你的。华罗庚先安排在你们系里工作，别的事情以后再说……”

回到系里，熊先生果然找了他，把华罗庚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如果不是叶先生力挺此事，先前让他请华罗庚来清华的事怕成一句戏言了。

唐培经心中突然涌出许多感动。这位未曾谋面的乡下老弟，果真是遇到了两个大好人，自古以来文人相轻，他们却是“文人相重”，别人是壁垒，门户窄窄，他们却是门路广开，不拘一格。如此说来华罗庚此番真应验了“命里有贵人相助”这句话，你看他在千里之外，不知不觉间这里就有人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为他安排，小老弟真是个有福之人啊！

于是，就急忙修书一封，将这里的情况给华罗庚进行了一一介绍，请他务必近期择日来京……

1931年8月，当华罗庚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时，在大学内部，特别是在教授会上，有关他的身份和生理问题，引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

华罗庚不仅是个初中生，还是个残疾人。

18岁那年，华罗庚得了一场重病，命是保住了，左腿却因长期发炎，骨膜粘连，变得僵硬弯曲，再也无法伸直。倘若走路，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向前迈出，左脚要在空中画上一个圆圈才能落地。现在，华罗庚以这样的特立独行的身影每天信步在科学馆或工字厅，在众多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清华人心目中，未免有些有碍观瞻。加上他仅仅是个初中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与漂洋过海觅得硕士博士学历回来就教的大多数教授相比，名不正言不顺。对于他们来说，华罗庚所发表的几篇有价值的论文仅仅是灵光一现，而他们则是用一生的能力来实践大学教育的现代秩序，孰轻孰重，关系到是否尊重办学规律的问题。反对者的立论似乎很难驳倒。

关键时刻，叶企孙再次力排众议。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

华罗庚在叶企孙和熊庆来的倾力关注下，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工作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每月工资40元，相当于助教的一半，但比金坛中学的薪水还是高了许多。华罗庚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因此干得尽心尽力，不久就赢得了很好的名声。除了本职工作之外，他利用工作之便，一有空闲就博览群书，看了许多中外数学书籍。叶企孙特批他跟算学本科班的课程学习，一年半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课程。另外，他还在这段时间里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为他日后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算学系图书馆工作期间，华罗庚仍然坚持研习数学，又连续在中外数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次，叶企孙发现了他的论文被日本一家学术杂志刊用，欣喜之余，立即找来熊庆来、杨武之等算学系领导们商议，最后决定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教员。

不仅如此，叶企孙还“打破常规，送华罗庚到英国深造，这才使他接触到世界数学领域的前沿，追踪顶尖的数学大师，跃上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队伍之中”。（《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53页）

1936年夏日的一天，华罗庚和周培源结伴去欧洲。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周培源去休年假。这些均是叶企孙先生的安排，考虑到华罗庚的腿疾，心思细密的叶企孙便让周培源一路护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才分开。至此，华罗庚才真正走向国际数学界的大舞台。

新中国成立之后，华罗庚可谓名扬四海，许多人只知道华罗庚，不知道熊庆来，或者是只知道熊庆来，不知道叶企孙。而对于华罗庚来说，他没齿难忘叶企孙和熊庆来的提携之恩。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叶企孙和熊庆来，就不会有日后的数学家华罗庚。

1983年12月，华罗庚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清华校友聚会上以《说旧话》为题，讲了如下一番话，他讲了清华大学的旧事，给大家讲了4个值得他永远怀念的人，他们依次是梅贻琦、叶企孙、熊庆来和梁思成。在谈到叶企孙和熊庆来先生时，他说道：叶企孙是我在清华时理工学院院长，批准我从助理到助教、教员等。不幸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记得有人曾经说，他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不少。

熊庆来对我来讲，当然是知遇之恩，是说不尽的。他对我的影响，至少是这一点，就是他工作到老，工作到死，工作到最后一息。我今年73岁，还能在理论、应用方面坚持工作，这都是他的榜样的作用。本来我应写一篇文章纪念他，结果没时间，写首诗纪念他也未写完。现在声明一下。

记得熊老70岁生日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会主要主持人是吴晗，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也是我们清华校友。在那次大会上，叶企孙先生告诉我：“老年人怕激动，你今天的责任是让熊老舒舒服服在这里祝寿，不要让他讲话，你替他讲就可。”那次我既代表学生向熊老祝寿，又代表熊老讲话。

我要讲的太多，是因为这许多老前辈给我的帮助太大。只要我有空，我总去找他们请教。但是我在理论及应用两条战线上工作，经常在外，虽然有心要多去看看他们，但还是不够……

1984年，此时叶企孙先生已故去多年，但华罗庚先生仍从心底里怀念着这位令他敬仰的老前辈。他在复叶企孙侄女叶铭英的信中说：

<small>昨夜刚归来，得四月十二日来信，非避复也，远行也。</small>

<small>道及叶企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而他的千古奇冤我竟不能设法寻根究底，殊难为人。</small>

<small>他生前对我的赞语，当铭志不忘，但如果公开，又恐有人妄加评论了。</small>

数学家眼中的世界大都呈现出优美的数学状态，它们是可以计算的，也是有答案的。凡是人类思维照耀到的地方，一切都显示出理性的轮廓。这就是数学的力量，它的表达准确而又生动。但是，身为数学家的华罗庚面对叶企孙这样一位对清华大学对中华民族具有伟大贡献的人，对他日后何以有如此遭际却百思不得其解，且爱莫能助。他不得不把这道难解遗留给后人……

从1929年到1937年止，叶企孙担任了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这期间，正是清华大学步入正轨蓬勃上升的时候。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苏云峰先生评价这个时期的理学院，“在校园西部兴建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及有关特种技术研究，使理学院成为校园中面积最广、建筑最宏伟、设备最精良的部门。生物学馆获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半数捐助，是此时校园内最大的系馆”。而这个时期的另外两个文、法学院，还一直借图书馆楼下办公，尚没有自己的系馆。1931年后，理学院又“在校西南兴建化学馆、水利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改建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4座及教职员新住宅40所”。1934年以后，理学院“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大多安置最优良的仪器设备”。在图书和仪器设备方面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无人可与之匹敌。

陈岱孙先生谈到叶企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时说：

由于我对物理学是一门外汉，企孙先生的学术具体成就我是无从置喙的。我所知道一事是，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同时又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者。他为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作出了贡献……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中的排头兵。企孙先生，在这一方面作了重要贡献。他，为创建清华的物理学系和理学院，罗致了一批造诣较深的学者，如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萨本铁、李继侗、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任之恭等人，充实了理学院的师资队伍；为物理系积极筹备、组建了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实验室，配备了各种仪器设备。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十多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惨淡经营的过程是没什么档案可查的。时间一久，就容易为后人所不了解，或者忘记。（陈岱孙《中国科技发展的开拓者，真诚的爱国者》，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3页）

用现代人的话来概括叶企孙长院的业绩，那就是，他为清华大学配制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硬件设备，延聘了当时国内超一流的师资力量，又培养了良好的学风。而这些又深深影响着清华大学，奠定了清华大学的基本格局和基本办学理念，自此之后，一脉相承，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第五章 扬帆于滔滔学海 第三节

自二进清华园以后的几十年间，叶企孙除了扮演诸多社会角色外，更多的时间还是以传道授业为主，以教师为本职工作，且深为学生所爱戴。

请听听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中他的学生们对他的赞语——

钱三强（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

叶先生在1933年给我们班讲热力学。热力学是一门比较不容易懂的课程，加之他有上海口音，而且有点口吃，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把热力学这门课讲好。他把基本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在那些重要而关键的地方，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解，直到学生弄清为止。他上课时有参考用书，但从来不按书上的内容宣读，他在两三年之间给不同班次讲热力学，每年所举的例子几乎不重复，因此有时叫我们借看前一班同学的笔记。1948年我回国在清华任教，借住在叶先生家中，我才发现他备课非常认真，几乎都是用热力学最近发展方面的例子来作讲课内容的，有点与国外高水平的教授讲学相类似。虽然他回国后发表的研究论文不多，但他教课的过程，就是他吸收国外最近研究成果并发挥他自己见解的过程。至今我们这些老学生们谈起来，仍觉得叶先生的独创性的教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王大珩（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

听叶企孙先生亲自授课是在三四年级。他为我们讲热力学、气体分子运动论和统计物理。叶先生因患口吃讲话很慢，但言辞简练，重在引导学生理解物理概念，循序而进，真是循循善诱。他学问渊博，讲课内容从容选择，同一课程，同一原理，前后年级所讲内容及例证皆不同，但异曲同工，都能使学生对物理规律有正确的理解，并在应用上有所启发。从学习物理概念，辩证地理解物理规律，我从叶师处得益殊多，以至我后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内涵地在效法叶师的思想方法，也使我在新中国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及矛盾论作为科学观点和方法易于贯通，并联系实际。

钱伟长（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

叶老师口才不好，而且口吃，还带有上海口音，但讲课的逻辑性很强，层次分明，讲物理概念的发展和形成过程特别深入，引人入胜。叶老师不论在学校的行政工作多么繁忙，但每学期都要讲一门课，我在4年中就听过叶老师讲的热学和热力学、光学、声学和近代物理。他在其他班次还讲过物理学、量子论、原子光谱学等课。在1939年春季我从北京到达昆明西南联大时，叶老师因为要到重庆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把物理系二年级的热力学讲课任务交给了我，我在1933年听过叶老师的热力学的课，自以为学得不错，满口应承了下来，他同时也交给我有关五堂课的讲课（叶已讲过两堂）笔记，以便接课方便。但在叶师离滇后，我仔细按叶师的笔记备课时，发现讲的基本原理虽然还是熟知的热力学的第一第二定律，但所引实例完全是有关金属学的热力学性质，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我在1933年学热力学时，所有的实例都是气体定律方面的，如理想气体定律、范德瓦耳斯方程、临界状态和气体的热力学函数等，这是反映了30年代前期，气体状态问题、蒸汽动力问题是当时工业中的热点问题，所以，不论在物理系的热力学、机械系的热工学，还是化学系物理化学等中，都重点讲气体问题。但在30年代后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金属学发展很快，金属的热力学性质有了长足的进展，虽然热力学作为基本物理定理，没有太大变化，但其应用重点业已转到金属学方面去了。叶老师博览群书，他把金属学学术期刊上的最新发展中利用热力学定律的富有成效的部分，吸收入了讲课。叶师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使我体会到做好一个大学教授很不容易，每年虽讲同一门课，但应该随着时代改变基本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一门基础课一定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经常阅读大量有关科技的国际期刊，消化吸收到教材中去，才算尽了教授的讲课责任。这使我一辈子有了讲课的指导原则……

胡宁（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十级毕业生）：

我于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他讲热力学课，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带讲稿，在黑板上写的字和公式也不多，他话说得很慢，部分原因是他稍有些口吃。他慢慢地讲解课的内容，斟酌着每一句话里每一个字，在讲课的同时不断地对他所讲的物理问题仔细地分析和推敲，就像他也是和我们一样初次接触到这个问题，听课的同学也自然地受到他的感染而跟着他一起思考。当叶先生每次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或导出一个重要的公式时，我们都有像是首次共同发现这些结果那样的新鲜感，他的讲解总是非常清楚并且重点突出，有时他站在窗前无言地思考一段时间，同学们也都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叶先生为我们“十级”同学开的课程特别多，按先后次序这些课是中级热学、热力学、理论力学和气体分子运动理论，偏微分方程是热力学课所用的最多的数学，但听叶先生讲热力学并不使人觉得讲了很多数学，相反，我关于偏微分方程的主要概念却是从叶先生的热力学讲课中得来的，现在过去了40年，叶先生所讲授的热学和热力学课程内容仍深刻地留在我脑子里。在理论力学课上，叶先生曾经谈到怎样对待做习题的问题，他说拿到习题看了后想一下，先理解解决的问题，再经过考虑知道怎样去解就行了，不必做很多的习题。我的理解也是如此，习题的作用只是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课的内容，听课并不是为了做习题，做难题更不必要。在生活中真正遇到的难题是实际科研中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一个月或半年才能获得解决。相比之下，通常教科书中的所谓难题，只不过是一种计算游戏而已。一个会考试或会做习题的人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物理学家，这是我在大学读书时听到叶先生和其他老师经常强调的话。实践也证明这话完全是正确的。叶先生所讲授的“分子运动论”是牛顿力学应用于气体内分子运动的重要成果，英国人在这方面作出很多贡献，他们自豪地称气体分子运动论为19世纪英国上空的彩云。这类课，现在一般都是由理论物理教师讲授的，而叶先生作为一个实验物理教师，却在讲课中显示出对理论有很深的修养，讲得既生动又有启发。他在讲完一个课题后总是指给我们有关的参考，使我们感到像是被叶先生引进一个胜境之中，看到里面很多美的东西，但是更美的东西还在更里面。叶先生只是指点一下，要让我们自己进去探求，这种启发我们进一步追求真理的身教和引导，是叶先生教学思想中最宝贵的部分。

唐正寅（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十二级毕业生）：

1936年秋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时叶老师的大名已如雷贯耳，听人说他坚持原则，不讲情面，不徇私情，厉害得很。1936年上热力学第一课时，终于见到了这位伟大的人物了，中等身材，长方脸，口齿伶俐，偶尔有点口吃，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看样子却是挺和气的。他讲课有几个特点：1.难以理解的地方着重讲，反复讨论或写出有关参考材料；易懂的地方一提而过或让学生们自习；2.讲解艺术高超，深入浅出，比喻恰当；3.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比如讲到温度计，他就提到温度计的玻璃管，事先一定要进行老化过程，以及怎样进行老化；4.批改作业及试卷时特别仔细，若学生证明某些公式不采用通常的方法而运算又简洁时，就多加分，并记下这个学生的姓名，日后常约见谈话鼓励，进行个别指导。

胡玉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十二级毕业生）：

叶先生讲课有经验，对于一些抽象概念，深入浅出，细致讲解，务使学生正确理解。他精选教材，有条不紊，两个学期的课程把内容颇繁的热学及热力学课程全部讲完。他的板书工整，易作笔记。叶先生重视启发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他给的习题或试题不一定非常难，但需要用心思考，概念正确，计算敏捷，才能获得满意结果。

黄祖洽（清华大学1948级毕业生）：

叶先生在我大二时教我们电磁学，大三时教过物理理论和气体分子运动论。他讲课注意讲清基本的物理观念，启发学生自己思考，对学生的提问常常能够因势利导地使问题深入和变得更有意义，同时总是介绍合适的参考书给学生阅读，记得在讲气体分子运动论时，他因我常常提出一些问题，就介绍我仔细阅读boltzman的原著，他的这些指导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得益匪浅。

龙期威（清华大学1949级毕业生）：

我们班非常幸运，在学期间，曾经有3次机会聆听叶老师的授课。第一次是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一年级下学期。由于当时郑华炽教授北上筹备复校，他留下的普通物理课便由叶先生代授。他真是什么课缺人教，他就教什么。叶先生讲课经验丰富，采用启发式，不断在讲课中把问题提给我们，启发我们思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释，使我们印象深刻。后面两次授课就是二三年级时分别给我们讲授了“物性论”和“分子运动论”。

连续介质力学本来应该属于物理学的范围，与材料技术和工程能很好地衔接。朗道和粟弗席兹著的《理论物理教程》的第五卷便是这个内容。在我们当时物理系的正规课程计划中没有这一门课程。我们物理系的学生要在后来的工作中涉及弹性理论或流体力学，必须从头学起。叶先生给我们开的“物性论”正好补充了上述不足，使我们后来在金属的位错和断裂等力学性质的工作中有了起步的知识。譬如叶先生当时给我们讲了臂梁的问题。我们在1976年便应用位错理论计算了悬臂梁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后来更发展到探讨位错在裂纹顶端范性区的分布。

旧制的物理系不设统计物理课程。这门课当时是研究生的课题。叶先生考虑到长远的需要给我们开了“分子运动论”课程。这门课也给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学习统计物理打下基础。统计物理的知识对我们搞金属这一行的人很有用，无论是合金、相变、缺陷、扩散和力学及物理性质，均需用到它。

刘广均（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级毕业生）：

我在大学时读的热力学课是叶先生教的，叶先生讲课深入浅出，非常精辟，使我终生受益。叶先生平易近人，慈祥可亲，关心同学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使我们终生难忘。下面几件事使我印象特别深。

当时各门课用的参考书，大部分是外文的，书中不提我国在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热力学第一堂课，叶先生讲的内容就是中国在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我第一次听到张衡、沈括等古代科学家的名字，知道了有《梦溪笔谈》等古代科学著作。这使我眼界大开，感到自己对祖国科学知道得太少了，后来我还专门去买了一本《天工开物》。叶先生讲课深入浅出。热力学是比较抽象的，特别是熵的概念，很不容易掌握。那时是1950年，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的概念刚刚出现，因此把熵的变化分为系统内部的熵产生和与周围环境的熵交换两部分这种讲法还没有普及。但是，叶先生当时的讲课就使我们明确认识到，一定要分清“系统内部”和“周围环境”，这样对熵的理解就深入了。我记得这一问题当时引起同学们很大兴趣，很多同学在班上学习园地墙报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纪英楠（195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入校生）：

我是1950年考入清华物理系的，由于院系调整，1952年转入北大物理系，虽然在1953年有幸听过叶先生的课，但此外接触甚少，也许是和叶先生接触最少的学生之一。但尽管如此，先生严谨的学风，对学生严格而又亲切的态度，是我终生铭记难忘的。

……

三年级时才有幸聆听先生的讲课。记得那一年，长袍忽然在学生和一般人中绝迹，大家开始穿短装，但叶先生还是身穿长袍，加上总是面带笑容，更增加了恂恂儒雅的风度。对学生，他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讲课、答题都是那么亲切和蔼，使大家如沐春风。当时，先生担任的是几何光学，每周只2学时，用drude的书，内容精练，薄薄的一本，先生讲起来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但先生每次总是认真准备，讲起来既突出主要内容，又旁征博引，有时还介绍一些有关的物理学史，大家因为平时消化得好，都觉得这门课没有什么困难。当时我有一种想法，觉得物理不同于工程，主要是掌握“物”之“理”，对计算不太重视，恐怕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人。这次考试觉得所有的题都会做，最多这里那里有点计算错误，无伤大雅，因此自己比较满意。结果考卷一发下来，大吃一惊，成绩比自己估计的低了二十多分，全班成绩也都不高。一看改得很仔细的考卷，才知道计算错误被扣了许多分。这时叶先生告诉大家几何光学的内容是光学系统设计的原理和计算公式，光学系统的要求是很精密的，如果计算错误，岂不是设计全都白费？如果是实际工作，就会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对于数字计算也要认真对待。又进一步指出，要能分析什么地方误差影响大，例如有的公式，分母是两个相近的数目相减得到的有效数字位数很少的数，如果这里计算有误，就可能给分式造成很大的误差，因此对运算过程、有效数字等都应特别慎重。大家对此注意不够，所以才对计算错误狠一点扣分，使你们对此有个深刻印象。这件事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毕业后几年的教学及其他工作中，无论是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对学生的要求，我都常常想起叶先生的教诲。所以这件事使我受益远远超过对待几何光学本身，实际上是教育我们对待工作、学习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又教会我们有用的学习方法，对我说来，是觉得终生受益的。

陈佩云（北京大学物理系1964级毕业生）：

先生学识渊博。除物理学，尤其是磁学知识极为精深外，其他方面的知识也相当广博。他的英语水平很高，在我们接触他的过程中，他看英文文献从未查阅过字典。他说话有点结巴，可念英文却非常流利，从不打结。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英文生词，翻遍了系里的图书馆的辞典也未查到，就求教于他。他说：“这是物理学的新名词，字典上是没有的。”说着就指指桌子上那本一尺厚的《英汉大词典》：“这是最全的词典了，也没有。”接着他从上下文猜到了那词的含义，鼓励我找有关资料探讨。当我们问他会几国文字时，他谦虚地说：“不多，三种。俄文还不会，可是俄文文献很多，以后要学。”他的德、法语是自学的。他说：“我的法文是向一位法语系同学学的。我们上大学时可以自由选同室同学，我和那位法语系同学住一室。你们也应当交一些文科的朋友。”

钱伟长（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

第一次见叶老师是在叶家。出乎意料，叶老师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位西装革履的教授，而是一位身穿灰色长袍，脚上穿一双布鞋，身材不高的和蔼长者。说话有些口吃，一听见我的诉说，就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这点要求可以慢慢研究，当听说我的数学、物理考得不好时，就鼓励我说，听说你的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学好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数学、物理。他还举例说学《史记》就要弄清为什么司马迁要用“志”、“本纪”、“列传”这样的体系框架来描写这一段社会历史的发展，司马迁用了叙述代表人物的方式来反映这一时期的社会兴衰盛亡的内涵，用“太史公曰”来总结评论某一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心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倍增，而且也是从此以后，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

这是一份长达半个世纪的赞语。从1924年起，到1965年止，叶企孙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完成了他与祖国签立的科教救国的承诺，而且自始至终从不懈怠。在这五十多年中，不管是身居要职，还是一介布衣，面对学生，面对讲台，他总是兢兢业业，没有因权力而销蚀过志向，也没有因苦难而磨损过斗志。凡是他教过的学生，不管是共和国的科技元勋，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技术员，内心深处都会回响着叶师留传给他们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呼喊声，并且终生都会像叶师那样为祖国服务，为祖国科学春天的早日到来尽心尽力。

第五章 扬帆于滔滔学海 第四节

叶企孙先生教育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重质不重量”的思想，这个思想见诸文字的时间是他于1934年6月1日撰写的《物理系概况》，文中写道：“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每班专修物理学者，其人数务求限制之，使不超过约十四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颓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此重质不重量之方针，数年来颇著成效……”

叶企孙先生是个惜字如金的人，在数百字的本系概况中，关于“重质不重量”的阐述竟构成了该文的主体，从立论到实证，相当完整地勾勒出了这一思想的轮廓，简洁而又厚重。我们从这一文本透露的信息中可以判读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重质不重量”大概是叶企孙先生从建系伊始就实行的一种教育思想，并且经过实践证明，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乃至理学院的一条成功经验。

“重质不重量”教育思想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的中国，关于如何进行大学教育，还是一片混沌。大学的教育目标是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大都还在摸索之中。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提出了大学的教育目标，但亦属一个虚拟的大学理想，而非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1929年4月26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颁布，7月26日颁行《大学组织法》，提出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既对当时社会状况缺乏了解，又对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只是生吞活剥式地照搬西方大学教育的理念，一般性地提出口号而已。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仅仅是表面地提提政策原则，而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状缺乏宏观认识，对本国科学实况的种种问题缺乏具体认知，对目标的达成缺少方法和步骤，有时提出目标不但难以达成，反倒会对科学与教育造成戕害。

由于缺乏完整而又正确的办学思路，社会上各样办学理念可谓五花八门。蔡元培与黄炎培根据青年普遍失业的情形，认定社会需要职业教育，于是提出教育内容务必重视职业教育，一切均应养成职业化。而朱家骅则主张模仿苏俄，提倡依国家需要，大学应培养专门人才。陈果夫则更加激进，主张10年内依国家建设计划所需农、工、医等专门人才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培养训练，而文、法、艺术等学科则10年内不许招生。梅贻琦则认为大学不适合培养专门人才，只适于通才教育，大学4年其志在通，在博，不在深，而从事高深之学术研究者在研究院。

与他们相比，叶企孙的办学理念是在现实中去实践，在实践中去完成知行结合。与梅贻琦的着眼点一样，叶企孙提出“重质不重量”，他的思想的根须扎根于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政治理想，同时，又审时度势，根据中国国情，作出准确的“战略预案”和“战术判断”，不拘一格育英才。

培养高科技人才，需要资金投入，需要人力物力，在国势贫弱的情况下，不可能走“普及型”的全民教育，而只能“重质不重量”，培养科技精英，让他们像“火种”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的学生如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王竹溪、王大珩、赵九章、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彭桓武等等，无一不是先去高校教学，先实践叶师的教育理念。

搞社会革命，或许需要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需要打人民战争，需要得道多助，人多势众。但在科学研究领域，它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人山人海，它或许只需要小众化，精英化，甚至是单兵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和民族若拥有一颗像爱因斯坦那样的脑袋就够了。这或许就是科学的奥秘。

而叶企孙是一个懂得科学奥秘的人，更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

叶企孙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在构建这个理论的同时，更多考虑它的可操作性、系统性、完整性。同时他又是实干家，因此他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总是努力地去实践它，精细地打磨它，不断地去丰富它。

在引进师资的环节上，他的指导思想是“重质不重量”。在招生环节上，他的指导思想是“重质不重量”。在日常教学中，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重质不重量”。

他并不主张学生多做习题，特别是难题怪题；他从不搞平均主义，对程度好的学生可以免去一般性课程；他常说学习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创造性……

在“重质不重量”的指导思想下，清华大学物理系从1929年至1938年10年间毕业生仅73人，整个理学院也才有361人。据资料显示，因尺度严苛，要求极高，清华大学从1928年到1931年，每年淘汰率都在19%以上，而理学院则是其中淘汰率最高的……

但是，凡是从清华大学理学院这个窄门走出的人，成才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由于“重质不重量”，叶企孙的教学总是显得与众不同。考试时，他几乎没有出过统一的试题，常常是因人而异，每人领到的考题都不相同。一次，考统计物理学时，叶企孙给王大珩出了一道题，他先给了王大珩一本德文版的统计物理学专著，让王大珩先看完这本专著，然后让他根据这本专著中的论点写出自己的见解。王大珩领受了叶师的任务后有点犯憷，他在中学时仅仅接触过一星半点德文，平时用得最多的是英文。但叶师让他看德文版的专著，自有他的深意，况且这是考试，和学分联系在一起，自然不能去跟老师讨价还价，只得硬着头皮看下去。他那些天就像着了魔似的，每天抱着德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就像战士消灭敌人火力点似的，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去攻克，竟然把专著从头到尾啃了下来，并且给了叶师一份令他满意的答卷。通过这次考试，王大珩不仅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自己的德语水平。当时世界光学研究的中心在德国，这对日后搞光学研究的王大珩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年后，王大珩对叶师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考试仍记忆犹新。

同样对叶师的考试风格记忆犹新的，还有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出生于上海书香门第。其父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其母系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生。李政道少小聪慧，4岁识字，竟能背诵诗文、演算数学题。

李政道从中学起就遇战乱，一路颠沛流离，竟全是为了读书，从上海逃至浙江嘉兴，又从嘉兴转入江西联合中学，之后又从江西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此时王淦昌已从山东大学转来，李政道正好投在他的门下。就像吴健雄投在施士元门下一样，李政道一踏入大学门槛就遇到名师，这是这位少年才俊的一大幸事。当时浙江大学物理系有两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教授，一位是王淦昌，另一位是束星北。李政道在他们的影响下，学业大进，不久就成了人人皆知的优秀生。王淦昌之于李政道，就如当年叶企孙之于王淦昌。李政道活脱一个当年的王淦昌，灵动，聪明，而且是一个热血青年。刚入学不久，正是日寇发动“一号作战”之时，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南北以联结东南亚战场，自春季开始，长驱直入诸多未曾占领过的地区，致使大西南民心惊悸。为了遏制日寇的进攻态势，国民政府鉴于兵力不足的情状，决定招募新军，号称“青年军”，号召广大爱国青年，特别是正在上学的大中学生踊跃报名。此时的李政道被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所鼓动，决定投笔从戎，报名参加青年军。消息传回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想起“莫斯莱事件”，想起当年叶师的教诲，急忙找来束星北教授，遂开始了抢救“中国的莫斯莱”之旅。

莫斯莱是物理学界非常有名的人物，核物理中极为重要的定律“莫斯莱定律”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个英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应征入伍，战死在土耳其苏拉湾战场上，年仅27岁。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颅。他本来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许多美好的东西，他的奇思妙想本来可以照亮我们的夜空，但这一切全都无法实现了。莫斯莱的死亡之所以成为一个事件，就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开始以此为训，对那些卓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从此采取了保护政策。毫无疑问，李政道是一个天才型的科学人才，他身上显露出的才华绝对不亚于莫斯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中国的莫斯莱”。因此，王淦昌一定要像当年叶师对待自己那样劝阻李政道，使其免于莫斯莱那样的悲剧。

几经劝阻，李政道终于被说服了。

为了转移李政道的注意力，更多的时候，王淦昌去找李政道聊天。浙江大学因避战乱，从杭州一路走来，钻进广西、贵州的大山里，历经宜山、贵阳、遵义、湄潭、永兴、花溪等地。王淦昌经常给李政道讲自己的母校，讲起物理系的趣闻轶事，讲起自己的恩师叶企孙、吴有训等等，他们如今就在这山水相连的云南昆明。李政道明白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决定走出十万大山，转学西南联大，去寻找“天外”的新天地。

于是他就来到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于是就见到了曾被自己恩师称之为恩师的叶企孙、吴有训们。

李政道终于有幸听大师讲课了。然而一开课，李政道才知这一课程在浙大时已听王淦昌讲过。但是，碍于面子，他只得跟全班的课程走，谁让自己是转学生呢？

叶企孙先生教的是电磁学。叶先生讲得固然好，但李政道已经了然。他不想浪费宝贵的时间，只好把电磁学高年级的教材借来看。

时间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一天，叶企孙发现班上有一个学生总是低头看书，似乎并未听他讲课。然而，若提问题，他却总有出色表现。于是就对这个学生格外留意。拿来他看的参考书，分明是毕业年级的课程。但观察他的实验课，却发现明显薄弱。

叶企孙知道了这个学生的来历，他是从十万大山走出来的，是王淦昌的学生。从他的学习程度上可以清晰看出自己学生的教学成果。但这个学生的薄弱处是，理论高于实验，数理能力优于动手能力，或许这正是他要转学的原因。因为在颠沛流离中，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各种实验室形同虚设，而缺乏实验室的大学，就像折断一只翅膀的鹰，无论如何也难展翅高飞。

叶企孙洞察到这一点后，就找李政道谈话。

叶企孙问：“你能看懂这本教材吗？”李政道一时有些慌乱，但立刻又镇静下来：“能。快看完了。”“你能看懂这本书，还来听我的课，不纯粹是浪费时间吗？”

李政道没想到老师竟这样说话，不禁有些语塞：“这……这……”

叶企孙看见李政道有些紧张，兀自笑了：“以后再有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听了，我批准你免课。但是，实验你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李政道原以为叶师是批评他。以叶师在中国磁学界开山鼻祖的地位，他的课谁能略听一二就言称已经掌握要义，那不真正是班门弄斧吗？但看看先生的表情，似乎没有任何戏谑、玩笑的成分。

李政道一下子被感动了。

这就是大师。大师没有任何巧饰的虚伪，他们最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最真实，既不会巧言令色，也不会夸夸其谈。不管对上还是对下，他们总是表里如一，磊磊落落。因为他们懂得科学，尊重科学，一生都按科学规律办事。

一天，李政道所在班级进行电磁学考试。考题是叶先生所出。

李政道很快做完了考卷。他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末了，他把题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又把考题抄到草纸上，回去逐题查对了一番。这次，李政道认为十拿九稳能得100分，最差也能得95分以上。李政道早有耳闻，叶先生是要求极严的人，他的考试，很少有人得高分，更不要说满分了。据说有个叫汪德熙的学兄，一次考试时因粗心写错了一个符号，这或许在别人看来是极平常的事，扣去几分就是了，但在叶先生这里，不仅把这位学兄整道题分数全部扣掉，还把他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之后，又在班上点名批评，让大家引以为戒。因此，要想在叶师这里得到高分，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李政道就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加上他又是一个转校生，叶先生又特许免课，这样的事清华大学物理系史上可谓少之又少，许多学生或许都在热切旁观呢。李政道本人更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因而，他才格外期待考试成绩。

考试成绩公布了，李政道仅得了83分！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李政道有点摸不着头脑，就找叶先生询问。

叶企孙知道李政道要来问卷，早已展卷等候。

“你看，你的理论成绩我给了58分，它的满分是60分。这个分数在你们年级应是最高的。但你的实验不行。如果实验分数总分是40分的话，你仅得了25分。把理论成绩和实验成绩两项加起来，因此你的考试成绩为83分。”

李政道听叶师这样一说，立时心服口服。

叶先生又接着说：“你的实验不行。如果实验不行，则理论分数绝对不可能得满分。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李政道连连点头。平生第一次遇到像叶先生这样的考试计算方法，而在这种计算方法的背后，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于一个物理科学家，缺失实验这个环节，就像一只断翅的鹰，永远飞不高。这就是叶师考李政道的深意。

一次考试，牢记终生。

多年之后，毛泽东接见李政道时，李政道已是闻名世界的大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当毛泽东问李政道所得奖项是不是一项发明创造时，李政道回答说：我们没有什么发明，就是通过实验得出结果，通过结果求得了解，又想能不能另外做一些新的实验来校正原来的想法。实验的结果又修改想法，反复不断地进行。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中国科技的基石》，第349页）

在李政道的叙述中，实验解释了他一生的成功。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正是实验把他送上了物理科学的顶峰。

极目处，他是否看到了已隐入历史烟云中的恩师叶企孙？

关于叶企孙与李政道的故事还没有完结。

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其中物理系有两个名额。吴大猷当时推荐了已留校任助教的朱光亚，还有一个名额没有定下来，就去找叶企孙先生商议。此时的吴有训已去中央大学任校长，叶企孙再度出任理学院院长，因此，吴大猷去找叶企孙定夺。

叶企孙推荐的正是李政道。

去美深造，所学乃博士生课程，因此，政府明文要求必须是“优秀研究生”才有资格去读。而此时的李政道，一个19岁的大二学生，连本科也没毕业，竟被叶师和吴大猷破格推荐为留美博士生，一时成为西南联大的重大新闻。

但是，叶企孙并没有看走眼。仅仅11年后，李政道就在美国与自己的师兄杨振宁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

李政道、杨振宁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叶企孙。

1998年6月12日，李政道特意从美国专程回到上海，参加了敬业中学纪念叶企孙百岁诞辰大会。在会上，李政道发表了《恩师典范永存》的讲话。笔者认为，李政道先生这篇讲话，正是叶企孙“重质不重量”教育思想最好的注脚——叶师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他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尤其是关于磁学和金属物理学，是我国近代物理的开创者。在教育上，他创办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不到10年就成为全国一流，清华大学今日的成就是与当年叶企孙老师的贡献分不开的。

叶师去世留下几本日记，很有价值，兹从中举出两件小事：1915年7月26日他在清华学校读完两年（相当于今天的高中二年级）年方17岁，利用暑假到上海求新机器厂及同昌纱厂参观。他在日记中叙述了两厂的情况后，评论道：“噫！海通以来吾国人屡受巨创，振兴实业以富国之说，固人人能言之，而确有事功者不数数觏。如朱君伯仲者，诚实业界中之鸿毛麟爪也。惜朱君有志有为而无识，经济一门，更少有研究，故两厂虽历10余年，而盈余颇少，推源其端，厥有二端：（一）厂基不广而分工太细，故费用多而利息少；（二）各种机械求新厂均能仿造而不能专精于一种，故材料人工不免滥用。此二端虽于言利，实于工业之盛衰有深系焉。盖百工所以厚生，而厚生非利不可，苟无余利，国家何必岁费巨金以建工厂哉。予参观毕，心有所感，爰泚笔以记之，俾后人之欲建工厂者，可以览于斯文。”

当时叶师只是高二学生，就如此关心国家之发展，且能注意到办厂的经济效益问题，可见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师，绝非偶然。

再说另一件事。当时清华学校很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但要求学生功课必须及格，体育也必须及格，具体说如游泳，学校的游泳池长25米，每个学生都须游过去。

另外清华学校还重视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自己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如科学讨论会，一般会员每学期1分，主持者可得3分。

叶师1915年8月2日这页日记上写有他所拟定的关于“科学会”的章程，其中如：“（四）科学种类甚多，兹制定以下8种为本会研究之范围：算数、物理、化学、生理、生物学、地文、应用工业、科学史。前6种本校所有，余如天文、地质、重力等本校所无，不便列入，盖本会用意于已有科学加以课外之参考，非欲躐等以求高深也……（六）每星期六开会一次，会员轮流讲……”

该章程草案是他附在7月31日写给同学刘树墉的信后，与刘君商议组织“科学会”一事。

秋季开学后，叶师邀集1918级同学10人于9月18日成立一社团，定名为“科学会（sce club of 1918）”，选刘树墉为社长，通过了章程。1916年1月15日，改选叶企孙为社长。从叶师日记可看到，从1915年10月至1916年3月，共举行了讨论会11次，社员演讲的题目有：几何学之基础，何谓力，天演学说之证据，关于森林卫生，苹果之接种，生物与其环境之关系，废物利用，中国造纸法及历史，江西之磁业，湖南水口山之铅锌矿……

由此可看出这些高中生的思想境界和知识面，他们查阅文献、进行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这些社会活动，得到全面发展，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

作为“科学会”主要组织者的叶企孙老师，则从此以后一直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志在科教兴国的社会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我们的模范。

我于1945年到西南联大，听叶师的电磁学课。他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验。记得大考时他出了好几道题，我写了好几张考试纸，得99分。他对我说，你实验不行（实验另打分），若实验不行，则理论分数绝不给100分。叶师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极深。

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其中物理两名。吴大猷从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尚缺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当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老师，叶企孙老师破格地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做博士生。当时叶师侄子叶铭汉住在其叔父的隔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所以没有叶师和吴大猷教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今天我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在叶师少年时期的母校——上海敬业中学参加叶师百岁诞辰纪念会暨铜像落成典礼，怀念叶老师。叶老师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典范将永存！

李政道不愧为叶企孙的得意弟子。当年叶师慧眼识金，使其成就凌云志，而今，李政道又最懂老师，寥寥数语，概而括之，道出叶师思想的渊薮。叶企孙“重质不重量”

思想的根须深扎在中国社会土壤的深处，绝不是一时之兴，偶尔所得。这一思想很早就与他科学救国的报国之志紧密关联，两相连理，枝叶相交，两相映照，彼此生辉……

第五章 扬帆于滔滔学海 第五节

叶企孙先生之所以被昔日清华师生爱戴，除了上述种种因由外，还在于他高尚的师德和磊落人品、他的君子之风和至善至美的奉献精神。

据唐正寅先生回忆，有一天上物理课，快到下课时间的时候，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向叶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当时叶先生正准备下课，拿着参考书正欲往包里放，还没等叶先生说话下课铃声就骤然响起。叶先生对那位同学说：我回去想想再来解释你的问题。

等到下次上课的时候，叶先生因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就托林家翘先生代课，叶企孙是个细心的人，他将那个学生所提问题也托付给了林家翘，让他代为解释。

林家翘是叶师的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九级毕业生，此时刚留校任教。林先生快人快语，上来就讲：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接着寥寥数语，犹风吹云雾，立时天地澄明。

这似乎是教学中的一件寻常的小事，但对林家翘先生来说，实是犯了学人的大忌。身为小辈后生，所解之题乃老师所遗，如果简单，就不可能让叶先生那样的大师说“我回去想想”，能让他“想想”的题，可见绝对有难度。说：对长辈，莫显能。林家翘此举难免有恃才自傲之嫌了。

但林家翘很幸运，他遇到的是至高境界的人。叶企孙听说问题迎刃而解，上课时开口便说：“林先生天资聪颖过人，又努力钻研，来日必有辉煌成就。”

谦谦君子，唯我叶公。

在别人眼里认为不恭的事件，在叶企孙心里竟了无波澜。相反，他却认为学生聪颖，超过老师，本应是件高兴的事情。因此他才会脱口夸赞学生，自自然然，不假思索，不仅“忘我”，而且已入“无我”之境。

这段发生在20世纪清华园内鼓瑟相和的佳话，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

之后林家翘先生果如叶师所料，成为蜚声世界的力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权威，定居美国后，是第一位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人。他历任美国应用数学委员会主席、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主席，还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中美恢复往来后，他与任之恭、戴振铎率华裔学者代表团访华，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外籍院士。

冯秉铨先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二级学生。冯秉铨少小聪慧，爱好广泛，入学时年仅16岁。他喜欢文学，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经典段落，能指出林语堂译文中的疏漏之处；他喜欢京剧，是马连良的铁杆戏迷，为看马连良的《四进士》竟跑步进城，省下4角5分车钱去买15块钱一张的好票，为的是能看清一点马连良顾盼的眼神；他还爱好运动，田径场和球场上经常看到他的身影；他爱好无线电，常常拿着自制的收音机在校园四处游荡……他的活动场景不断变换，注意力不断转移，学习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一年终了时，因数学成绩不好而被通知转学。

在清华，入了大学门，未必都能毕业。特别是物理系，是清华大学淘汰率最高的系。据资料显示，1929年考入物理系的学生共有11人，学成毕业者仅5人，淘汰率为54.6%，1930年考入学生有13人，淘汰率为69.4%，到1932年，入学28人，淘汰率升至82.8%……这里所说的“淘汰”也含有“关停并转”的意思，也并不全是一棍子打死，如果发现学生尚有别科才华，学校会很负责任地劝其转学他门，比如物理系可以转到化学系，也可以去文学系、政治系等等。清华大学物理系13名学生中有一个叫胡乔木的学生（当时叫鼎新，参加革命后改名），入学后，吴有训找学生谈心时，发现他文史功底深厚，谈吐极富哲理，所读书籍大都是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及历史著作。吴有训就劝其转到历史系就读。胡乔木参加革命后曾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25年，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可见物理系的淘汰也有柳暗花明、别开生面的效果。

但冯秉铨却不想转学。让他转学的不是别人，正是叶企孙先生。

他看着叶先生，想起了他在物理学上建立的种种神话。虽然他有诸多爱好，但让他从此割舍物理学，却有心痛的感觉。

他的眼圈红了。

叶先生笑着对他说，你的文科基础好，英语也不错，如果转到文科上去，会有大成就的，我看你还是转了吧。

冯秉铨眼圈更红了：“我喜欢物理学。”

“你的数学成绩不好，这是物理学的基础课程。你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物理学怎么能学好呢？”

冯秉铨的眼泪下来了，嘟嘟囔囔地说：“我的数学成绩并不是一直不好，读高中时还经常受老师表扬呢。”

叶先生低着头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了一会儿步，复又来到冯秉铨面前，问：“转学你不愿，学物理又很艰难，你说该怎么办？”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下次考试数学还那样，我自动转到文科去！”

“一个学期行吗？不行就两个学期为限吧。”

冯秉铨口气非常决绝，他打断叶先生的话：

“不，就一个学期，不行，我自己到别的系去。”

叶先生拍拍冯秉铨的肩头，信任地看着他，点了点头。

冯秉铨开始了对数学的冲击。一个学期下来，他竟做了千余道数学习题。过去是他怕数学，现在是数学怕他。常见的习题做完了，他就到阅览室去寻找。报纸杂志上的习题做完了，他又找算数系的题……冯秉铨就像京剧《长坂坡》中的赵子龙，每每陷入数学的万军阵中，一杆枪杀得天昏地暗，常常是星月与红日相连，晓风与夜露相染，不知朝夕，不知冷暖，但却未曾忘了与老师的约定。老师信任的目光始终在他眼前闪耀，那音调低缓的话语，总像遒劲的鼓点在他意志消沉的时候击响。

有了数学基础垫底，物理世界的大门终于随之洞开……

冯秉铨终生都记得叶老师与他的这次谈话。老师的话语不多，但却有神奇的功效，它们像阿里巴巴的咒语，记住它，实践它，面前那扇大门就会洞开……

那扇门打开了，冯秉铨看见叶先生笑了。

有一天，冯秉铨和龚祖同几个学生结伴去看叶先生。

天气有些冷，叶先生吃饭时多喝了几口酒，脸红红的，在工字厅藤萝的影子里边纳凉边说话。叶先生那天很高兴，话就说得多。

你说我说，大家都说，说着说着，就扯到了系里其他老师的身上。

这时，微醉的叶先生说话了。他说，我课上得不好，对不住你们……但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的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叶师的教学成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堪称大师的人，竟这样虚怀若谷，此情此景，不能不让在场的学生为之动容。有句话叫酒醉吐真言，叶师在内心深处总是珍藏他人之美，毫无鄙薄之心，谁能不由衷敬佩他呢？

冯秉铨后来给叶师写信时曾经提起这件事。他在信中说道：“……这些话成了我自从清华毕业之后四十多年的工作指南。四十多年来，我可能犯过不少错误，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您，那就是，我从来不搞文人相轻，从来不嫉妒比我强的人。此外，对年轻一代也比较关心和爱护。这些，我认为是受您的影响的。”

冯秉铨毕业后来到岭南大学，做物理系主任聂雅德教授的助教。聂雅德先生是美国人，严谨严厉，一丝不苟。当他零距离接触冯秉铨之后，对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育质量赞佩不已。聂雅德极其看重冯秉铨的才俊，破格让他给大一学生主讲普通物理，这通常是一个教授才能担任的课程，而此时的冯秉铨才是助教身份。冯秉铨在全校师生惊疑目光下登上讲坛，果然一鸣惊人。从此之后，冯秉铨顺风顺水踏上了传道授业的教育之路。不管是风正一帆悬抑或是烟波浩渺时，冯秉铨眼前每每浮现叶师慈爱的面容，叶师的教诲总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回响，护佑他一路向前。

叶企孙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和他的学生、青年教师在家中聚餐或吃茶点。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被撤并。这个习惯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从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级起似乎就有记录，我们可以从王淦昌、施士元等人的回忆中找到出处。戴道生是1951年考入清华物理系的，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他在纪念叶企孙的文章里写道：“他常常对我说，要每周或定期邀一些人进行座谈，相当于茶话会，让大家随便谈谈自己工作中遇到和解决的问题，以及当前研究动态，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同时他总是谦虚地说，这对他也是一种学习。”到了北京大学之后，叶企孙仍延续着这个习惯。陈佩云是北京大学物理系1964级毕业生，他在纪念叶师的文章里写道：“1963年至1965年间，我们曾多次去镜春园76号——叶先生的家。”多年之后，他对叶师的客厅仍记忆犹新：“一进他的客厅，就走进了书的世界，客厅四壁放满了书架，中间一张桌子除了那本《大英汉词典》外，还高高地摞了几堆书，桌旁的几个凳子也叫书占满了，有些书甚至堆在地板上；一张旧单人沙发和两把老藤椅放在壁炉旁边，沙发前的小茶几上除了几个茶杯还是书，壁炉架上也堆满了书。有时我们不免要翻翻他的书架，只见物理学经典著作、各种期刊、数理化史地丛书、文学作品、唐诗宋词，应有尽有……”他还对叶师爱惜书籍的事记忆殊深：“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请教文献上一个问题时，用左手很重地翻着书页，先生见了颇为生气地说：‘像你这样翻书，用不了多久图书馆的书就全烂了！国家花钱买一本原文书不容易。’接着他用右手四指轻柔地翻书页的右上角，果然既不卷角，又翻得快。这一方法我至今不忘，后来还传授给了我的孩子。”（陈佩云《奉上我的怀念》，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16页）

叶企孙的这一习惯成了他教学工作的一部分。每每这个时候，叶师便让他的司机兼管家周师傅做出一桌好菜点，以给这些少小离家的学生们打牙祭。周师傅做一手淮扬菜，忠厚善良，脾气又好。他崇拜叶先生，尽管他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敬佩读书人，特别是对叶先生的人品学问，赞佩至极。他和叶企孙的关系很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与桑乔的关系，他诚心实意侍奉着叶企孙，喜欢着他的喜欢，憎恶着他的憎恶，从北院七号到镜春园76号，叶企孙对学生的爱心有许多是通过他的手艺展示出来的，周师傅知道他自己的位置有多么重要，于是他做起这些事情就格外精心。烧烤烹炸油煎水煮，功夫全在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之中，岁月就在这其乐融融中浸染着，散发着无边的爱意。老师书屋的芬芳熏陶着一届届的学生，他们将这种芬芳珍藏在记忆深处，一生不会忘怀。在这里，除了精致小炒之外，还有上好的茶点，品赏一杯晶莹的龙井，舒缓一下紧张的情绪，谈笑风生间学生和老师就拉近了距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谈，但话题最多的仍然是教和学，只是换了一种场合。

在每届学生中，都有少数或家遭变故，生活困难，或患病，体质羸弱的，叶师均给予无私援助。给患病和体质不佳的学生订牛奶，几十年来，一直是叶师固定的习惯，更令人感动的是，有时学生没有时间或是忘记了，叶师就差周师傅把热乎乎的牛奶送到学生手里，其情状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学生患了浮肿病，叶师时常将自己的特供牛奶省下，接济他们。张之翔先生回忆叶师的文章中写道：“1961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我患浮肿，叶先生见我脸色不好，曾让我到他家喝牛奶。我去时，还有他的研究生萧国屏等也在，他还切了面包给我们吃。叶先生很爱学生。我们毕业时，他分批请我们到他家，拿糖果点心给我们吃，一面聊天，一面让我们写下姓名和通信处，以便以后联系。他教过的学生中，不少与他有联系。他关怀他们，爱护他们。他没有结婚，住房比较宽裕，有时就让他的学生住到他家的空房里。如在清华时，让孙良方住到他家；在北大时，让杨海寿住到他家，院系调整后，北大住房很困难，叶先生主动把房子让给梁宝洪住。”

郭殿邦先生是叶企孙先生的好朋友，他俩曾是清华学校、哈佛大学的先后同学。“叶先生文质彬彬不爱运动，而殿邦业余从事骑马、打球等各项运动。而能导致两人亲密交往的，想必是他俩同时未交女朋友（叶先生终生未婚）、不嗜烟酒、洁身自好。”（郭会邦《叶企孙先生与郭氏兄弟交往片断的回忆》，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65页）

1928年，郭殿邦的两个兄弟郭济邦、郭会邦同时考入清华大学，因家道贫寒，郭殿邦就把两个兄弟托付给叶企孙照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郭氏兄弟入学第一天起，叶企孙就担负起监护人的责任，直到两兄弟完成学业。

西南联大时期，生活极为困难，许多教授夫人不得不在街头摆摊维持生计。在这样的情况下，叶企孙仍坚持以北院七号的方式对学生表达自己的爱护之意。唐正寅先生回忆说：“一天，讲气体动力论课后，他约我们学生去昆明的圆通公园茶社举行茶话会，我们都去了，其中清华大学8人，北京大学5人，南开大学1人，还有一位研究生洪晶参加。那是星期六下午，叶师先到了等着我们，他让我们坐下喝茶，说他暂时出去一下，半个多钟点后他夹着两大包糖果糕点慢慢地走进来了。那时昆明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常靠变卖旧物和制作一些东西出售以补贴工资的不足。大家没料想到他会买这么多东西，而且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还不让我们年轻人跑腿呀，那时日寇肆虐，狂轰滥炸，大家忧心忡忡，而他依旧泰然自若，笑嘻嘻地说：‘目前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不时问问各人家庭、学习、生活等情况，问大家目前有什么困难，这是我们来昆明求学时期一次最欢乐的聚会。茶话会结束了，他送我们，我们走了，他也走了。我回头看到他的背影，就想起大学一年级时的国文老师朱自清写的一文，那是他父亲的背影。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忘不了我们这位慈父般老师的背影，啊！叶老师，你把我们这些离家远出求学的学生当成您的儿女了。”（唐正寅《叶企孙老师在我们心中》，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44-145页）

正像张之翔所说，北院七号院还是物理系学生们的临时客房。叶企孙没有家室之累，因此，他的住所就成了住房困难或公务来京学生们的招待所。具体有多少人住过北院七号很难准确道出，仅在各种资料上显示的大概就有几十人之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房客就有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界号称“三钱”的钱三强和钱学森夫妇。

钱三强从海外学成归来，与新婚妻子何泽慧就借住在北院七号。无独有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完婚，也住在北院七号。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12岁那年，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6年后，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4年后，他再次以全校理科第一名的成绩完成学业，接过校长授予他的金质奖章，并于同年参加了清华大学公费出国留学考试。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考试却有些意外。

这一年，清华大学录取了20名留美公费生，钱学森因数学不及格而被排在最后一名。

我们可以从《清华大学1934年录取公费生一览表》中寻找到他的有关信息：

考号：637姓名：钱学森年龄：24籍贯：浙江杭县毕业学校：交通大学院别：机械工程学院系别：铁道工程系毕业年度：二十三年（1934年）

学位：机械工程学士。在专科成绩栏目里，钱学森的微积分及微分方程仅考了41分。不及格的还有上海交大学土木工程的张光斗，该门考了44分，比他多了3分。

而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留美生的王竹溪和赵九章，该门成绩分别是94分和71分，数学成绩高出钱学森等人许多。

从有关资料及史料中得知，钱学森得以考取留美生与叶企孙的慧眼识珠有很大关系。因为数学不及格，达不到留学的规定标准，钱学森于是就在清华留了下来，因为变更留学方向需补专业基础，专门补习专业和数学，而负责为他“吃小灶”的老师正是叶企孙。因为钱学森是外校生，无法插入别的年级学习，考虑到这个实际情况，叶企孙就决定让钱学森住到自己的家里，这样，钱学森就成了北院七号的又一个房客。

我们从史料中发现，在1934年的公费留美生中，与所学专业变动最大的也是钱学森。我们从当年的考生情况一览表上可以看到，钱学森在上海交大学的是铁道工程，但是，他去美国之后学的专业却是航空制造。一个是地上跑，一个是天上飞，这天上地下的变动绝非钱学森所能办到，他那时仅仅是一个学生，不光是人微言轻，且正在补考阶段。而促使钱学森专业变更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叶企孙。关于这一点，虞昊、黄延复所著《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里曾这样写道——钱学森是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的世界一流专家，是保证卫星上天的必需，他本是学习一般铁道机械工程的，是叶企孙的引导和安排，转到新科技的前沿领域，在这个科研方向上，他终于成为冯·卡门的博士生，这里冯·卡门与清华大学梅、叶、顾之间建立的特殊交情，是否影响到他与钱学森的师生情谊，那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有一个特殊现象却可以说明，1942年底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钱伟长、第九级毕业生林家翘和西南联大物理系研究生郭永怀3人一起到加州理工大学师从冯·卡门，和钱学森一起跟随冯·卡门从事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研究，冯·卡门对这4名中国留学生的聪明才智和勤奋，非常赞赏，并且从这些人的学识和作风上看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们的高超的学术水平，很为他当年在访问清华大学时没有访问物理系感到遗憾。这一时间，清华物理系教授周培源和第五级毕业生傅承义也到加州理工大学作研究，这一时期这6位学者在美国作研究时所发表的论文，全都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震惊，成为经典论著，从而都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

钱学森于1947年2月经冯·卡门推荐，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并回国探亲和结婚。从叶企孙的日记和钱学森1992年7月13日给虞昊的信中都可以看到，钱学森于1947年8月17日抵北平拜访叶企孙老师，就住在叶企孙家北院七号，叶企孙安排他向清华大学作了两次报告，一为“工程科学”，另一为“稀薄气体动力学”……

是年8月17日到9月1日，钱学森在北院七号一共住了14天。这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为了挽留钱学森，提出请他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一职，电报就打到叶企孙的北院七号。钱学森对朱家骅的邀请不感兴趣，但却对北院七号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情愫。许是北院七号的芝兰之气，让他在西国的疲惫之心得以舒缓；许是此地的书风菊影，让他重温了当年寒窗苦读的旧事；许是师恩的丝丝缕缕，让他难以割舍，因此他才在叶企孙的北院七号住了这么多时日。

北院七号还住过革命烈士熊大缜，关于他的故事，因为牵涉叶企孙后半生的命运，后面有专章叙述，且略。

第五章 扬帆于滔滔学海 第六节

对待学生，叶企孙是严师，也是父兄。他对待学生的习惯与方式，使他成为昔日清华大学大师如林的背景中兀然突出的独特风景。许多人在回忆叶师这些习惯时，都会提到一个重要的因由，那就是，叶企孙一直过着单身生活，按照中国人的观念看，这是一个没有“家”的人。因此，他把清华大学，把理学院，把物理系当成了自己的家。而这里的学生和老师，教职员工，每个人，都是他的亲人。

关于叶企孙的个人问题，因为年代久远，有关材料大都散佚。但是，仅就笔者所掌握的少量的资料，仍可证明叶企孙本该拥有自己的爱情，本该拥有一个圆满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在清华园里，吴宓、陈寅恪与他过从甚密。我们从吴宓的日记里，可以约略找到关于叶企孙感情生活的蛛丝马迹。

在一次闲谈中，扯到清华园里谁有可能成为“疯狂”之人，陈寅恪经过精密量化一番后，得出如下结论：陈达的可能性在95%，吴宓的可能性在70%，而陈寅恪自己则是50%。陈氏的依据大概缘于“性格决定”之说。的确，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也可在此照搬，性格也决定婚姻和爱情。

陈寅恪没有测算叶企孙的“疯狂值”，如果按性格决定说，估计叶当在陈之下，最多不过30%。

婚姻和爱情这样的专题讨论早在几个人的留学时期就已开始。陈寅恪是高古缥缈型，常常有一些高论，令吴宓、叶企孙等人颂谈不已。譬如他轻看婚姻，认为男子当以事业为重，男婚女嫁是诸事中最小一件事，就其功能来讲，无非传宗接代打发剩余精力而已。对于女人，他似乎也有精到的研究，并且经常按照他的一套估算方法给人打分。比如对吴宓心仪的女人，他总是很理性地评判，常给予“不及格”或“中等”之分数，弄得吴宓非常不高兴，甚至说陈氏太缺乏“道德感情”。

叶、吴、陈三人，唯吴宓结婚最早。相对叶、陈来说，吴宓是过来人。在吴宓的日记里，给好友介绍对象的事情至少有两次——给陈寅恪介绍：

1927年11月5日星期六

阴。风。上午11时，钟令瑜女士率其侄衍钧来。陈寅恪旋亦自清华来。即在宅中设宴，（四如春，四元。）置酒款待。一时半，各散去。今日之宴为介绍钟、陈二人相见。宓曾以其意告陈，钟则初不知也……

给叶企孙介绍：

1928年10月10日星期三

晴。是日为国庆节。宓在室中作文。

下午颛来，电招其家人来此游乐。四时，陈老姨太及芝润、芝颉、一讷、汪玉堂来。6-7在室中设便宴款之（2.50）（编注：吴宓经常在日记中用此方法记录花费开销，2.50即花费两元半）。又招叶企孙来此小坐，盖拟介绍叶与汪玉堂为友。

晚7-9与叶企孙谈。诸女客宿西客厅。宓则至er宅中宿……

对于这次相亲，叶企孙的态度在吴宓的日记里没有记述。那个叫做汪玉堂的女子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若干次。

1928年4月5日星期四

半阴晴。是日清明节，校中始放春假。

自今日起，在清华举行华北地区运动大会球类比赛。来观者极多，士女如云，一时称盛。女生运动，在中国吾尚系初见，在清华亦为首次。故尤为热闹而多兴趣。加以天气晴和，园林花放，春景如浓酒，中人欲醉，与会者均极欢乐。校中公私各地，宾客殆满，车马喧阗。而校内到处鬓影衣香，剪发长衣或西服之女生，络绎成群，争妍斗媚。

男生追随围绕之，语笑相闻。大似dante所著vitanuova中所记florence春日士女艳服盛饰，出游市中之情形。宓亦忘却一己，随众欢乐周旋。四日中未尝读书治事也。

是日上午九时半，陈老姨太、君衍夫人、芝润表妹及芝润之同学（京师大学女二部中学）万志弘、万志贤、王延伦来。10-11陪之赴运动场观赛球，遇朱彬元。11-12归室中，为诸人正备夜间在西客厅住宿事。

正午，宴请人（如上）。于小桥食社。

下午1-2遇芝润之同学杨开秀，甚美丽，并其弟，又某某等，均其同学女伴，导观校中各处。四时，陈老姨太等别去。宓送至大门口，归室中休息，并晚餐。

晚七时，至er处，谈，并宿其宅中。芝润及其女同学王保和（甚可爱）、汪玉堂则住宿西客厅云。

1928年4月6日星期五

晴。上午在er宅中，进西式晨餐后，于九时半回西客厅。遇黄钰生，立谈片刻。少顷，心一、学淑、令瑜、衍钧回来。10-12陪诸人观赛球。遇赵元任夫人及潘令华女士。

正午，宴心一等诸人及芝润于小桥食社。回室中休息。次导之游观校中各处。2-5观赛球（队球）。

下午五时，送令瑜、衍钧回城中。时运动已毕，众方散。宓遂宴心一、学淑、芝润、王保和、汪玉堂于小桥食社……晚，叶企孙来……

1928年4月7日星期六

晴。晨仍在er宅中早餐。

八时半回西客厅。导心一、学淑、芝润、王保和、汪玉堂共游观鸡鸭厂、成志小学、电灯场、售品公社等地。并扑蝶、打秋千为戏。10-12观赛球（女生赛篮球）遇杨光弼……

1928年4月8日星期日

晴。上午风。晨起，进茶。八时半回室中一行。即至图书馆研究室，读samuel butler之notebook。10-12观赛球，遇东北大学学生王德生等二人。

正午，导芝润等游观体育馆、图书馆。宴芝润、王保和、汪玉堂、康锡志（亦其女同学）于小桥食社。遇胡光麃偕眷。

下午1-3与芝润等四人骑驴至燕京大学游观，步行归。邀诸人至售品公社，进冰点（连日饮食招待车资等，共费十五元）。独归西客厅假寝。四时，芝润及王、汪来，整装别去……

7-8访叶企孙……

从吴宓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知悉，叶企孙和汪玉堂相识于1928年的春天。一连4天，汪玉堂随着芝润住在吴宓在清华的寓所。她的身份是京师大附属女中的学生，年龄大约和吴宓的表妹芝润相当，约在18岁至20岁之间的样子。这4天里，叶企孙就在吴宓的日记里出现了两次，特别是4月6日晚，叶企孙夤夜来访，想必是在西客厅见过汪玉堂的。按照吴宓的行事风格，倘若汪玉堂条件不好，他是不会给好友介绍的，况且从汪、叶初见到吴宓给人牵线，时间已过了半年之久，这段时间怎么一步步发展到牵线搭桥的地步，需要想象去填充。叶企孙的独身主义虽然在美留学时就已露出端倪，但那主要是环境使然，身在异国，学习任务繁重，况且他的目标远大，直叫他没有停歇的空间。因此他一次次错过谈情说爱的时机。

但是，叶企孙此时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正是解决终身大事的最佳时机。

不知何故，叶企孙与汪玉堂的这门亲事却没有结果。

是汪玉堂不同意？这种猜测似不成立。汪玉堂与吴宓的表妹芝润乃闺中密友，吴宓既要给叶、汪说亲，此时不可能不与表妹芝润商议，而芝润不可能不向汪玉堂透露。或许汪玉堂在春季运动会初识叶君，对叶君的儒雅心有所动，在介绍对象的问题上采取主动姿态也未可知。

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叶企孙身上。

根据掌握的史料和资料，类似像汪玉堂这样的提亲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采访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先生时，他透露，他上大学时，还有人给他叔叔介绍对象，并且很多他叔叔的朋友及学生们还去看热闹，开着善意的玩笑等等。对于介绍对象，叶企孙似乎并不排斥。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似乎越来越把它看轻，只是它来时，也并不拒绝，只把它当做一个理由和借口，邀来三两知己吃顿饭，热闹热闹乐和乐和，借此体现自己对此事的尊重。但是，随着仪式越来越重，而离婚姻的实质部分却越来越远，到了后来，声渐不闻人渐杳，关于成家的事情更永久地被搁置了。

清华园里，金岳霖（字龙荪）、陈总（字岱孙）和叶企孙，人称“清华三孙”，此时“三孙”都是未婚青年。金岳霖因爱慕林徽因而终生未娶，陈岱孙心性高远而未成家，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叶企孙也是孤身终老呢？

虞昊先生在其《我对一代师表叶企孙的认识》一文里曾经这样写道：“第一件事是叶师终身不娶，以国为家，以学生为子女的事。叶师和一般人完全相似，也曾有过钟爱的女性，何尝不希望有个美满的充满爱情的家，他没有封建思想的流毒，尊重女性，同情女性；但他对旧社会的封建礼教传统势力对女性造成的压力深知其厉害，所以在青年时代为了女方终身处境着想，终止了爱情的最后一步，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与成家。壮年和老年时，困难和工作使他再也无暇顾及自己的婚姻和成家，真正把心中的一切爱奉献给国家、给人民、给学生、给一切爱国事业了。”（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330页）

虞昊先生基本勾勒出了叶企孙何以这样独身的“内”“外”因由。需要补充的还有两点：一是叶企孙先生是个生性羞涩的人。此种性格使他对女性的了解基本上处于蒙昧混沌状态，始终在远远地观望这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土地。另外一个原因是深受周遭好友的影响，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他本人内心对一些同学沉溺于声色犬马不问国事持排斥态度，还有吴宓为在婚姻围城之中的窘态和狼狈对叶来说就像一面镜子，这一切都让他对婚姻感到恐惧和可怕，足以让他在婚姻和爱情面前止步不前。

然而，2009年第10期《读库》杂志上，一位署名萨苏的作者以《叶企孙：半生功名，半生坎坷》为题，披露了叶企孙一则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对上述判断提供了截然相反的佐证。

文章这样写道：但另一则有关叶企孙的传闻就让我有些真伪难辨了。

那就是叶企孙先生终生未娶，缘于在一次恋爱中的失利。据说他和一名同僚同时钟情于一个女孩子，于是做了个君子协定，结果女孩子的红绣球抛给了他的对手。先生就此淡泊于感情，专心治学一生。

这件事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因为叶先生是如此优秀——书香门第，哈佛大学的博士，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卓越的成就，崇高的气节，英俊脱俗的外表，如此人中之杰，有谁做得起叶先生的情敌？有哪个女孩子舍得放弃叶先生呢？

据说，这个女子就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花——王蒂澂。而叶先生的情敌，就是被称做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帅气排名第三的周培源先生。这个说法我最初不相信，然而，和我讲起这件事的老先生，却是和周先生、叶先生一起工作过的，今年已经75岁高龄，在我国今天的物理学家中可以排名前10位，说话一向十分可靠。

更为可靠的是，老先生说起了叶先生败北的原因，看来竟然很合逻辑。

据说叶、周之间有了君子协定之后，就等王蒂澂女士自己选择了。结果虽然叶先生是系主任，薪水也比当教授的周先生高，然而王蒂澂女士最终选择了周先生。其原因，知情者说有两条：一条是叶先生略带口吃，因此交往的时候惜字如金，表达不那么清楚明白。叶先生不是教授吗？口吃怎么当教授？这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我见过的好几位科学工作者生活中都有一点儿口吃，但是在讲台上却侃侃而谈，看来无非是“不紧张”这三个字。

谈恋爱的时候，很少有人不紧张，教授也同样如此。

另一条是王蒂澂女士一直倾向找一位身材比较高大的伴侣。周培源恰好是又高又大又英俊，叶企孙先生虽然英俊却不够高大，于是……

这件事的真伪依然不得而知，然而，周先生夫妇确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模范夫妻，假如叶先生有灵，应该也会为他们而感到欣慰吧。

萨苏先生披露的故事令叶企孙原本平淡无奇的情感传闻顿时陡峭曲折起来。文中言之凿凿，说系一位年已75岁高龄，“在我国今天的物理学家中可以排名前10位”的人所说，让人不由得不信。但“清华三孙”中，已经有金岳霖、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林徽因选择了梁思成，致使金岳霖终生未娶；而陈岱孙步其后尘，与周培源同时爱上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花——王蒂澂，王蒂澂选择了周培源，陈岱孙于是也终生未娶。哪承想这凄美的爱情故事的当事人非岱孙而是企孙，如果是这样，叶企孙的婚姻爱情章节就要重写。

于是笔者便委托熟悉清华的张克澄先生打听，如果此说当真，便即刻着手采访。张克澄先生乃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陆士嘉女士之子，是一个热心清华公益事业的人。他回话说，他不久前曾与周培源小女儿周如苹谈过此事，周如苹对此说断然否认。张克澄说，此说的主人公是陈岱孙，不知何故几十年后传成了叶企孙。张克澄还特意传来一张10年前他与父亲拜访王蒂澂时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王蒂澂已年逾古稀，但依然清容可辨，证明她当年确实是个美人。张克澄说她当年被称为女师大“八美”之一，而非文中所称“校花”。更让人扼腕不已的是，就在本人询问这段历史公案的时候，当事人王蒂澂老人刚刚于3天前仙逝，使笔者的疑问再也无法查询。笔者对来自几方面的信息梳理了一下，认为不管是谁都缺少认定的权威性，唯有当事人王蒂澂老人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从《吴宓日记》里透露的信息看，那个叫汪玉堂的女学生也是女师大的学生，而且汪与王有时仅凭口传所记很容易混淆，再者，当时有许多女学生除了自己的名外还有字与号——但这些问题是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人也回答不了的。因此这段公案只能继续存疑，留待他人破解了……

第六章 助推专家治校 第一节

1930年5月20日晚上，清华园里突然喧闹起来，大礼堂里走出的学生们呼喊着口号，在摇曳的灯光中呈现出剪影的效果来。自此，驱逐罗家伦的活动拉开了序幕。两天后，罗家伦宣布辞职。

清华园一时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自周诒春后，清华园里的长校之争就以愈演愈烈的方式引人注目。水木清华，清人殷兆镰形容它“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这样一个诗意的所在，如果深入它的内部，也可说它同样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之前，清华园陆续有过官僚政客党人治校，那么，长校者能不能真正出现专家学者的身影呢？

叶企孙为此不遗余力地奋争着。

早在1927年，还是曹云祥长校时，叶企孙就主张去曹助梅，由梅贻琦长校——

11月8日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上午9-10唐得源来。又杨汝金来。而叶企孙函招，乃于11-12往其宅中相见。叶主不助曹，而推梅为校长，以梁为董事长。姑静待之。（《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2页）

在清华园，叶企孙大概是第一个也是最早推举梅贻琦长校的。但彼时叶企孙人微言轻，他的这声呼喊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倘若没有《吴宓日记》记载，这道最早的痕迹几乎不为人知。

清华早期，据说觊觎清华校长宝座者大有人在。世人曾约略分之为北大派、南开派、东南派、外交部派、教育部派、北洋派、直隶派、清华派等等，等曹云祥去后，诸多派系里除少了北洋直隶外交派外，国民党欲控制清华的力度加大，各高校想染指清华的欲望也在增加，即使清华园少壮派里，也因为出身不同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

钱端升被人称之为“北大派”。虽然他曾是清华生，却不如叶企孙那样正宗，他是插班生，且留美回国后第一任职单位是北大而非清华，因此他带有浓厚的北大味道：“钱端升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唯此时尚未发芽。”（《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79页）钱端升力主胡适来清华长校，他曾向胡适说：“我们决不能让郭（秉文）来，想来想去，最妥当的办法是劳你的驾。”他向胡适表示，倘若能来，他可充当内应，击鼓为号：“我们的人数不多，但亦有三分潜势力。你尽管开刀整顿，我们一起人一定竭力地帮助。”但是，胡适却在他的信上眉批道：“我愿意考虑你的提议，却十分不愿意你去设法宣传。”胡适是愿意来清华长校的。但他不想击鼓为号，不想通过私下运作的手段入主清华，他想堂而皇之“明媒正娶”式地来到清华，可惜曹云祥此次没有走成，胡适入主清华的事情也就耽搁下来。

朱君毅、杨光弼被人称之为“南开派”。杨光弼因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对南开出身的人总是怀有深深的乡情；而朱君毅却是浙江人，也没有在南开学习工作的经历，大概是其与张彭春私交甚好，走动较多，故被人称之为“南开派”。“南开派”在清华初期是“外交部派”的一张牌，因南方的黄炎培、陶行知、郭秉文都对清华充满兴趣。陶行知曾以“梁达”笔名，在其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攻讦清华，说在外交部管辖下，清华几无成就可言。他发动全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集体为清华号脉，然后开出药方，来管理清华。陶行知甚至利用到清华开会的机会，在学生中进行演讲，指出清华何以屡屡揖让南开，主要原因是外交部一些官僚想以此来消弭“东南大学集团”的声音。但是，朱、杨等人并没有太大的作为，不管是“驱张运动”时还是排挤梅贻琦时，均无多少建树。

而陈寅恪曾力推梁启超长校。

梁启超早在曹云祥第一次辞职时就已表示愿意出任清华校长。《吴宓日记》中曾有3次类似表述：

1925年11月23日星期一

晚，赴庄宅。又偕张访梁任公、王文显，梁愿任校长，王谓此事全系于外部当局之意思云。

1925年11月24日星期二

晚8-9得柬招，谒梁任公。梁甚愿就校长，询校中内情甚悉，但拟以余绍宋任机要主任。又云此事如决办，宜得仲述同意。又云，胡适可聘来研究院云云……

1925年12月16日星期三

5-6以梁任公招，往。谈校长问题。梁愿出任校长，以（一）维持现状，（二）不改政策（出洋等），（三）尊重张仲述地位，为方针。宓拟即以调人自居劝逼张仲述加入，一致推戴梁任公……

1927年岁末，当清华园再次出现校长问题时，陈寅恪主张梁启超长校：“晚7-8，访陈寅恪，谈校事，寅恪力主梁任公长校，远胜于曹；并谓他日可望设编译部，以宓总其事云。宓则坚抱悲观，恐梁来而党徒遍布，趋奉者成群。而我辈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于当局耳……”（《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0页）

或许是洞悉了梁启超欲长校的内心，曹云祥表现出了不甚情愿的态度。曹本人并非纯粹的官僚，但也非真正的学者。办学非名师不成，因此，他聘请了名重一时的梁启超，又破格聘用了陈寅恪。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梁启超表现出对长校怀有超常的热情之后，他的另外的特质就显露出来。中国官场的陋习之一就是以术驭人。术者之患在僭越，凡是伸手要者统统给予惩戒。曹云祥请你梁启超是来教书的，不是让你觊觎校长宝座的。我当得不耐烦了，可以予人，这叫赏赐，你无端伸手，这叫僭越，该打！这或许就是当时曹梁之争的深层原因。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曹云祥不同意梁接手的理由似乎是深谙教学规律的结果。梁是著名学者、名流、名士，但梁的社会活动委实太多，他的心思能否全用在办学上？另外，他的身体欠佳，常年生病，能否应付大学繁忙的政务？须知办大学非昔日办私塾，仅靠名气就能撑得门面，内中有许多切实琐碎的工作需要做，而曹云祥的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吴宓实际上也对梁启超能否当好校长存有顾虑。由此看来，曹云祥反对梁启超长校，在清华园内并不是孤掌难鸣。

或许是以上因由，当外交部再次改组清华董事会时，曹、梁二人都有些图穷匕见的意思，用吴宓的话说就是“曹、梁相斗之局，愈益暴露”。因外交部规定，校长由董事互选，而梁启超当时在董事会排序是为首位。但梁启超却在改组会前宣称：“除了校长决不担任外，董事一职，以历史关系，总不能恝然也。”他的宣誓在曹云祥这里引起更大的猜疑。曹分析，梁对清华校长一职是势在必得，而今突然放出风来，怕是欲擒故纵之计。既如此，不如借故把梁逐出董事会，让他彻底断了长校的念想。于是授意朱君毅布局，在梁启超任职的研究院寻找到一个叫王省的新生上书评议会，说梁长期病假，误人子弟，又上书外交部，说“院中教员旷职，请求易人”。曹云祥故意将此函油印寄给梁启超，以激其自动辞职。梁果然大怒，决计拂袖而去。不料研究院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到外交部为梁申诉挽留，并且要求撤换校长。

曹云祥玩火自焚。

1927年岁末，他向外交部提出辞呈。

曹梁之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操既去职，梁亦不得长校”。

曹之后，继任者一个个真如你方唱罢我登场，悠忽闪过。

到了罗家伦任上，清华始成为真正的国立大学。但罗身后的政治背景，使他很难与学人通力合作。吴宓就说，罗并不信任梅贻琦、叶企孙等人，他因此也不必趋前，以采取观望态度云云。

罗家伦虽说“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但在任上，还是倚重北大出身的教授。比如他任用杨振声取代梅贻琦教务长职，用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等等，尽管也是一时之选，但清华人仍不免侧目。尽管他也尊重接受评议会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又用《国立清华大学条例》来限制它，制约它。他虽然宣称“我个人在党内不参加任何派别”，但谁都清楚，若没有国民党的背景，仅凭罗家伦一己努力，无论如何不会30出头就来清华园长校。他文史不如当时的梁任公、陈寅恪，数理不如叶企孙、熊庆来，哲学研究上比不过金岳霖，以他的资质，能在清华大学当上一名货真价实的教授足矣。正因如此，在清华园里，他的党人意识和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清华传统发生了深刻的对抗。每所学校，不管大小与否，只要数十年上百年延续下来，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传统。传统是一种气味，是用来区别族群的一种东西；它同时又是一种习惯，一种思维方法日积月累后所形成的定式；它更是一种审美观念和一种价值判断。凡属传统，都和历史有关，你可以改变当下，很难改变历史。自国民党始，就着手对清华的传统进行改造，尽管有其合理部分，却因主旨在驯服，因此收效甚微。罗家伦用“党国新仪”，对清华实施“纪律化、军事化、学术化、廉洁化”的“四化”改造（也有说是“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结果却遭到清华学生的普遍反感。冯友兰总结说，“‘四化’中以学术化最成功，纪律化成绩平常，军事化则彻底失败”。

罗家伦败走清华园前曾“召集智囊冯友兰和郭廷以等人商量”，冯友兰和郭廷以主张他辞职以保全面子。罗接受了。“所以罗的辞职理由除政治因素外，对清华的学风也很失望，这是阎锡山失败后，他一再坚持不回清华的理由。”（《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31-32页）

罗家伦深恶痛绝的“清华学风”，实际就是清华的学术传统。罗家伦虽然大权在握，威风八面，但面对清华传统，也只能有“撼山易，撼清华传统难”这样的哀叹。

罗氏出走，虽由学生驱逐引起，另一原因还源于时局。

1930年1月9日，阎锡山公开与南京政府决裂，4月初阎、冯陈师中原，5月初蒋介石誓师讨伐，中原大战拉开序幕。阎、冯很快控制华北，北平亦在其掌控之下，曾为蒋介石幕僚的罗家伦焉有不走之理？

有史料证明，驱逐罗家伦的学生不全是为了“清华学风”，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受了煽动：“蒋廷黻亦说当阎、冯反对中央时，某些阎氏左右的学生煽动一次学潮，反对罗校长。蒋没有指明何人，《大公报》就公开指明系北平清华校友会代表鲍明钤所鼓动。学生会领袖张人杰（1931级经济系）说，起初没什么背景，等到罗校长走后，才有两位清华学长，任北大教授（的）来找我讲话，‘问这次运动是否希望请清华学长回来主持母校，我答是’。于是这两位学长才提出乔万选。”（《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3页）

乔万选于是进入清华人的视野。

乔万选，清华1919级毕业生，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毕业，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博士学位。返国后任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山西党政学院主任等。从他任职履历上可以看出，他最后的落脚点已经复归政界，他的真实身份是阎锡山的幕僚兼乡党。

罗家伦走了。他的戎装马靴腾起的尘埃还没落尽，又一个党政大员翩翩而来。清华园，难道这就是你的宿命？

叶企孙就生活在这样的宿命里。

自曹云祥始，叶企孙就把校长人选锁定在梅贻琦身上。叶企孙并不是圣贤，也不是先知先觉，他的这种选择来自那个时代读书人的良知和价值判断。陈寅恪选择的是梁启超，钱端升选择的是胡适，和叶企孙一样，他们锁定的校长人选都是学者而非其他。他们选择的标准，实际上寄托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愿景。但就三个人来说，似乎还略有不同。陈寅恪选择梁启超，除了真心服膺任公的学识人品之外，还掺杂着率性斗狠的成分。时值曹云祥发难梁任公和国学研究院，曹唆使朱君毅指挥新生王省投书诬告梁，企图挤走老先生，不料被众人识破，于是在校务会和评议会上遭到大家的攻讦，曹、朱、王三人其状极窘，无奈之下，曹只能金蝉脱壳，而朱君毅也只能丢卒保车，王省最惨，只能表演壮士断腕，牺牲自己，保全师长的面子。在这种对方完全瓦解的态势下，陈寅恪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他主张学生王省干脆到校务会和评议会上把老底全揭出来，不要顾及朱、曹的面子，让大家快意恩仇一回。面对他的这种态度，作为好朋友的吴宓就说他“以摧恶助贤自豪，而意气感情，实嫌纵恣，非其平日冷静之态”。（《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4页）

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主张拥梁长校，难免有意气用事的成分，至少可以说并非深思熟虑。而钱端升提出的胡适，从他自己的言行可以看出，是脱离不了小群意识的。相对来说，叶企孙提出梅贻琦，则是深思熟虑而又目光长远的。

曹梁结怨，两败俱伤。最后曹黯然离开清华园，梁启超也住进了医院里。这段时间里，陈寅恪、吴宓和少壮派教授们似乎一下子统一在叶企孙的主张下，提出让梅贻琦代理校长职务，如果不允，由评议会推选教授轮流长校。我们缺少叶企孙何以“统一”众教授的资料，唯一留下痕迹的是吴宓对这件事情的记述：“晚7-8陈寅恪招往。谈次，知曹校长即将去职。现在进行举荐梅贻琦以教务长暂代理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已由寅恪函梁任公转荐梅于外交总长王荫泰。如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面谒梁劝说云云。近顷之事，寅恪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云……”

这篇日记的时间是1927年11月12日。就在10天前，陈还主张推梁启超：“寅恪力主梁公来长校，云胜于曹。”（《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0页）仅仅过了10天，陈寅恪就改弦更张，并且还十分热忱地给梁写信，让他转荐梅贻琦，如果拿不定主意，便让吴宓亲到天津游说。其态度较前，可谓判若两人。清华园里首推梅贻琦者，当是叶企孙。显然，能让陈寅恪改变主意，并能如此深刻施以影响的，在少壮派教授里，也唯有叶企孙。此中详情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历史尚未留下任何史料供我们佐证，但凭着叶企孙与陈寅恪、吴宓之间的挚友关系，凭着叶企孙在清华少壮派中的统领作用，陈寅恪身上所发生的变化，不管作何推断，都会与叶企孙有关。我们可以从吴宓本人对清华校事的应对态度上看出诸友对叶企孙是多么倚重。

吴宓初来清华，因年龄资历名望的关系，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国学院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而且还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校务会的成员。而此时，叶企孙还只是物理系一普通副教授。但是，由于吴宓太过书生气、情绪化，同时敏感而多疑，难免在校务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为人诟病。而叶企孙却以自己的坚毅和隐忍换来同事们的尊敬，一年之后就跻身校系领导阶层，和吴宓平起平坐了。特别是对校事，在几经挫折和浮沉之后，吴宓内心已对叶企孙彻底信服。他曾说：“盖宓对于校局，决随叶企孙、陈总为进退。”吴宓是何等挑剔的人呀，就连陈寅恪为人处世稍有不慎他都悉数挑点，竟对叶企孙唯命是从，可见他对叶何等钦佩。

吴宓在校事方面倚重叶企孙，是不是也影响着好友陈寅恪呢？

总之，在罗家伦入主清华之前，少壮派选择校长的标准似乎已经统一到如下几点共识上：

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

这个标准，活脱脱是按梅贻琦的画像临摹的。

这种手笔不能不让人想到叶企孙，想到他身后的少壮派教授群体。

但是，罗家伦入主清华，给清华园内关于未来理想的校长标准提供了反向的例证，他的被逐，反映了一个现实，这就是，清华园拒绝任何党派色彩的长校者！

现在，罗刚走，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清华园。

乔万选与叶企孙、吴宓等人均有同学之谊，他是1919级清华学校毕业生，算是吴、叶的师弟。既然是清华园出来的，当然了解这个学校特有的秉性。他利用清华同学会的关系，派人向清华渗透，在师生中密织党羽，罗家伦的被逐实际上也是他们密谋的一部分。罗氏既走，其重心又移至对教授们的拉拢引诱上，或许之官职，或允之好处，极尽未雨绸缪之事。吴宓就被许以教务长一职，交换条件是在乔来清华时给予“援助”。因有同学之谊，吴宓不好得罪同学，但让其作伪，随波逐流，吴宓也心有不甘。在乔氏的攻势下，清华园的形势岌岌可危，即使是评议会成员们似乎也都一筹莫展：“晚8-10赴评议会。诸人对于校事毫无主张，惟议决请教务长吴之椿返校事。而诸人各怀私见，谬为恭敬，尔诈我虞，此隐彼忌。此等心理及形态遍于中国。万事之坏，即由于此。宓虱身其间，恒多不满，而己亦莫能振奋自拔，故是夕尤觉郁郁云。”（《吴宓日记》1930-1933卷，第79页）

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的吴宓虽“恒多不满”，但又“莫能振奋自拔”，在这样的情状下，他只好找老朋友叶企孙拿主意。听完叶企孙的对校事国事的分析判断后，吴宓认为有理，因此才有“盖宓对于校局，决随叶企孙、陈总为进退”这样的决定。

此时的叶企孙，在罗家伦离去的日子里，被清华大学推举为代理校务会议主席，兼代理校长。

这是叶企孙第一次担任代理校长。

吴宓先生对他的服膺，当然不是因为他的代校长的缘故，而是缘于他崇高人格魅力的吸引。关于这一段拒乔事件的始末，几十年后在他的“交代材料”里透露过具体的信息——

不久，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扩展至北平，阎尚未到北平，但已派楚溪春（现在北京，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为北平卫戍司令。约在7月中，吾收到罗隆基从上海来电，电文吾记不清了，实际内容是：上海清华同学会支持乔万选长清华，乔已与有关方面（指阎锡山，乔为山西人）有接洽，希校内员生予以支持。此电文由文书科拆阅后方到吾手，吾阅后才知道乔有长校阴谋。吾不得不即将此电文在校刊上公布，否则校中员工以为吾是参与乔之阴谋的。吾并在电文后加了几句按语，实质是说：管理清华之权在南京教育部，上海清华同学会无权过问。此电文公布后，全校员生知道了乔之长校阴谋，可以做些准备了。乔为清华1919级毕业生，留美后专习法律；回国后曾做过律师，也曾做过法官；就学问、见解和人品论，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久，乔即来校到任，结果是被全体学生拒绝于大门之外……

第六章 助推专家治校 第二节

1930年6月25日上午9时许，一辆辆满载武装士兵的汽车风驰电掣驶来，在清华园门前逶迤如阵。士兵跳下车，在军鼓声中列队成行，整装待发，雪亮的马靴，闪亮的枪刺，与升腾的尘埃形成一个巨大的帷幕。背景深处，乔万选被一干人前呼后拥款款而至，他身穿长袖白色衬衣，红色领带，头戴美国西部牛仔礼帽，足蹬“老人头”皮鞋。除了他那张扁平的黄色脸外，完全是西洋人的装扮。此时太阳正迎面射来，晃得人眼睛疼。他摘下礼帽，遮住太阳看了看清华逆光中的门楣，然后扬手命令开始行动。

一队士兵冲向清华园。

然而，忽听校门内一声呼喊，校门两侧立时涌出数百名学生纠察队队员，一排排城墙般立着，阻拦着士兵们的冲击。

奉命护卫乔万选的是冯玉祥的军队，一个个剽悍无比。几番冲击未果，领头的军官红了眼，在民众的围观之下，觉得面子掉在地上被人当了泡踩。他请示乔万选，提议鸣枪开道。

“娘的，不给他们来真的，还以为老子手里拿的是棉花糖呢！”他骂骂咧咧地说。

乔万选严厉制止了他。毕竟是清华园里走出的人，他不想为后人留下骂名。虽然有句话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武力会解决眼前的尴尬局面，但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而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那样的话，他不仅不能长校，还会留下羞辱和笑柄。

他终于知难而退了。他单人独马在学生纠察队的引领下来到小礼堂，签署了“永不任清华校长”的保证书，然后离校。

乔万选掩兵退却至城里之后，清华园里沸腾一片。校铜乐队吹吹打打，文艺社演剧唱戏歌舞翩翩，全校师生们都沉浸在亢奋与欢乐之中。

在崇尚自由与民主的清华园，尽管只是与当政者一次小小的角力胜利，也足以引来人们持久的激动。

叶企孙也被这种场面感染着和感动着。

师生们发自内心的反感和排斥政治场和权力场的入侵，实际上有力地呼应了他内心的坚持：这就是他很早就形成的“君子不党”的思想。这是他的信念，同时也是他的缺陷，这种思想既可以成为种子，在某个适合的领域生根开花长成福荫之地，又可以成为他身上的结石，在某个时期凶险地断送他自己。

为了不激怒阎锡山，他致电表示：“1.本日乔来校接任为学生劝阻，于学生纯出于爱校之心，其心无他。2.校务已由校务委员会维持，学生学业照常，不受影响。3.经费来源稳定，基金已巩固，现有计划‘均能照常进行’。4.清华并非行政机关，若以非常手段处理，则校务及经费，并生困难。”

这封电报充满叶企孙的风格：理直气壮，不卑不亢。虽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叶企孙偏偏要晓之以理。我们清华本来好好的，校务会长校，教授治校，经费充足，学生稳定，你们干吗横插一杠子？学校不是行政机关，不是军队民团，岂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命令？你阎老西既然敢和老蒋比肩，肯定要给天下人一个印象，看谁更爱国，看谁更爱民。你总不能比着看谁更浑，看谁更不讲理，看谁的刀更快，下手更狠吧？既然你们都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根本，你们不会也来焚书坑儒毁掉国家的前程吧？

为了对阎锡山持续施加影响，在叶企孙、冯友兰的主持下，清华大学教授会不畏强权，也发布宣言，除支持校务委员会上述电文前3点外，强调尊重体制，坚持学术独立：

一、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皆可以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

二、愿学校行政，亦能走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

正是这种有理有节的坚守，使得“阎锡山及其手下，谅知清华由来及其传统，对乔万选被拒之事，不再追问，也不再派人来校。校务由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冯友兰与叶企孙负责处理例行公事”。（《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35页）

从1930年5月下旬罗家伦离校到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长校，将近一年半时间里，在清华大学无校长的巨大真空里，叶企孙以自己非凡的胆识和才能应对越刮越猛的政潮袭击，甚至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直到寻找到理想的长校者为止。在这一点上，叶企孙功不可没。

1931年初，蒋介石兼教育部长。清华大学的校长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3月17日，蒋介石亲自主持第16次国务会议，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吴南轩，江苏仪征人，复旦大学毕业，后留美获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一度在美国政府任职，并兼林肯大学教授。回国后，先后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副主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留学生管理委员、河南大学校长等职。从吴的履历看，也应该算是一个学者型的教育者。但是，由于他背后的政治背景，他与国民政府特别是与国民党上层陈果夫、蒋介石的深层关系，他的学者立场就大打折扣。很有可能，他会把清华变成第二所中央政治学校，在党化教育的思想笼罩下，清华的学术精神和独立品格就会丧失殆尽。

正是看出了这种危险，清华人才奋起抗争。

第六章 助推专家治校 第三节

任命案公布不久，清华学生代表刘汉文、林文奎、汪镳便赴南京请愿。蒋介石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接见了3位请愿者，他与3人扯了一会儿闲篇，几乎没听3人的申述，便说你们的意见我已知道，吴南轩先生已经告诉了我。希望你们回去转告一下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校政，我们保障好你们的学习，也请你们不要妨碍我们的决定……

3位南下请愿的学生又见了吴南轩，显然，由于蒋介石定了调，吴南轩除了“谢主隆恩”外，还要强化“党化教育”的理念。他谈了如下几点意见：

（一）将遵照蒋主席的整饬学风的意旨及教育部所核定的长期发展计划，以大无畏精神、稳健步伐去执行。

（二）在认识方面，将本着大公无私态度，推诚相见，绝不玩手段：“用人只重品学才能，无派别门户之见”，不带私人，也不轻易更动现职人员。

（三）治事方面，将严守法治精神，不徇私情破坏法制，欢迎师生积极建议，将以公开态度，择善而从。

（四）注意学校的均衡发展，绝不偏颇。

（五）对清大的最大希望是，提高学科程度，养成浓厚的研究风气，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格，“务使清大成为现代式重智的大学之外，兼备吾国古代尚德教育的美风”，使人才辈出，完成为党国培养人才的使命。

（六）对于学生，强调“同学应注重自身学德的修养，少分心注意学校行政方面，盖学校行政之事，应完全由校长负责”。

吴南轩的6条意见中，最后一条最后一句是关键中的关键：“盖学校行政之事，应完全由校长负责。”一句话，使当时的大学教育倒退了许多年。

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建议引进德国大学教育模式，并于1919年在北大率先设立“评议会”、“教育会”之后，这种教授参与大学决策与管理的观念便深深植根于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心中。这项制度之所以在清华大学得以坚持和完善，和清华大学的教授族群多数来自欧美大学的背景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清华的“少壮派”，他们多数在美国完成了高等教育，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等社会价值观不知不觉成为他们对社会和单位的判断尺度和审美标准。他们尊崇的是学术之独立，自由之思想，他们排斥的是独断专制，党同伐异。他们在社会的坐标上往往只呈现一个隐形的轮廓，甚至像气体般柔软，像液体般流动，但有时候却比刀刃更锋利，比钢铁更坚硬。他们可能被挤压，或许会变形，甚至会服从，却不会从心底服膺。因此，当蒋介石委任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在第一时间内考虑的并不是拥护不拥护，服从不服从，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吴南轩，看他适合不适合，符合不符合清华园的传统和思想。

在清华人看来，吴南轩资质平平，并无学术地位，并非如蒋介石所说“学识极优”，让这样一个平庸却拥有极大政治权力的人长校，对清华无疑是一大戕害。而他的校长治校方略，则是推行专制的信号，校长一人说了算，和过去封建社会皇帝一人说了算有什么两样？

尖锐的对立再次浮出水面。

上次与乔万选的对决，其身后是国民革命军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这一次与吴南轩的对决，其身后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靠山一个比一个硬，一个比一个大。

但清华园并不屈服。

从罗家伦辞职起，叶企孙便以代理校长的身份出现，虽然委任为代理校务的还有冯友兰，但罗家伦一走，一些学生因冯友兰的北大背景，屡屡与冯和郭廷以纠缠，冯氏便不得不退而辞之。这样，在这段特殊时期里，叶企孙不得不站在清华大学这艘夜航船的最前端，接受着风口浪尖的考验。

1931年4月16日，吴南轩在清华就职。其仪式一如罗家伦就职典礼，北平党政军警代表悉数光临，放气球，奏军乐，热闹非凡。吴南轩在会上致辞，公开宣布自己的使命是“为党国培养人才”，给人的感觉比罗家伦更罗家伦。

此时的叶企孙，正在欧洲休假，就在吴南轩粉墨登场时，他和吴宓正在湖上泛舟游览。

四月十六日（thursday）

晨，阴雨。由el

ver（territet）窗中外望，湖山水天，浑沦一片，作深青色，而雪山为云所断，云更由山顶出，绚丽如吐烟，色皆青白，比昨夕更饶幽韵。得诗一句，足成昨稿。

晨餐后，仍微雨。与企孙出，乘电车（0.30franc）西行，沿湖滨，约十分钟至一刻，抵clarens（译音克拉朗）……（《吴宓日记》1930-1931卷，第252-253页）

吴宓此时正在法国巴黎休假，叶企孙的学术休假地是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按照学校规定，他将要在这里进修一年。二人相约来日内瓦湖游玩，于是方有吴宓日记中记述的4月16日之行。

一个多月前，吴南轩尚在南京时，曾给远在德国休假的叶企孙拍了一封电报。电报里，吴用温婉的口气请求叶企孙能否暂缓休假，回国与其“共襄校务，援以助力”。吴南轩知道叶企孙的学术地位和崇高人望，若能获得他的支持，清华的诸多问题或许迎刃而解。吴南轩本是个狂傲的人，中央政治学校副主任的经历和蒋介石的后台使他有些飘飘然。但在叶企孙面前，他还是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了一些。他耐住性子在电报里说了一些软软的话，甚至有些低声下气。他想这样会更保险，叶企孙本是个谦和的人，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我这样礼贤下士，况且还有蒋总司令的依仗，这个面子他总得给吧？

哪料想，叶企孙还真狠狠地驳了他的面子。

叶企孙回复说，正在课题之中，实难从命，冷冷地回绝了他。

叶企孙的不合作态度在清华大学里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许多持观望态度的教授和学生，他们纷纷加入到不合作的阵营里，向吴南轩公开叫阵。

吴南轩上任伊始，就秉承蒋介石的意志，独揽大权，实行校长专制，取消“教务会”和“评议会”的诸多权力，擅自任用私人亲信，将各系、科室主任全部撤换等等，一时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

叶企孙又给了吴南轩第二次打击。

就在吴上台不久，他和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相商后，突然集体宣布辞职，并在京津媒体予以发布，一时成为驱吴运动的导火索。

5月28日，清华大学教授会通过决议，公推萨本栋等7人组成呈教育部电文起草委员会，谴责吴南轩“唯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并致电蒋介石本人，要求他“另荐贤能”，若问题不解决，“全体教授定于下学年与清华脱离关系”。

5月29日，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教授决议，要求撤换吴南轩。学生会干部还组织学生整队环列到校长住宅，高呼驱逐口号，命令其即时离校。

吴南轩在四面楚歌中离开了清华，他带着校印逃到了市内东交民巷利通饭店里，一想遥控办公；二想切断清华的经济来源，迫使就范；三想逃躲过风头，等来政府出面弹压；四想制造舆论，反诬教授会“唆使学生，胁迫校长”等罪名，以寻求社会的支持。

清华师生对此针锋相对。学生会召开紧急大会，决定组织护校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倘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教授会也成立校务维持会，并选派代表去南京教育部请愿。

吴南轩终于不敌，他身后的国民党政府也无可奈何。6月25日，吴南轩带着悲凉郁怨的心情离开了北平，行前发表宣言，表示对清华人的极度失望——

教授治校，原有可采，不过其精义在集中于治学方面，养成纯粹研究学术之精神，不在领导学生干预校政，以为推倒他人之工具，造成“学生治校”、“校长不治校”、“教授不治学”之风气。

吴南轩走后，南京政府再也不敢随意染指清华。蒋介石似乎正忙于戡乱南方“匪事”，也无暇顾及陡然生变的北国清华。教育部在驱吴风潮平息之后，只是草草传来一纸任命，委派清华教授翁文灏“暂代校务”。翁文灏曾是叶企孙任理学院院长时聘来的地学系教授，当时鉴于校内问题棘手，以忙于南京地质调查所的事务为由，不久就辞去了任命。教育部又急招叶企孙回国，委任他为清华代校长，主持清华校务。

这是叶企孙第二次任清华代理校长。

叶企孙再次主持校务，这使他企盼梅贻琦长校的心情又强烈起来。要想有一个好的教书育人环境，群龙无首的局面显然是不行的。尽管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党化教育的力度将会逐渐加大，但在某些特殊区域，恪守学人的信念，真正推行学术独立，专家治校的理想图景还是能局部实现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迭递辞呈，给教育部施加压力。他在一封电文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孙从十月起，决不再负兼代校长职务”，给梅贻琦顺利长校创造条件。

在清华大学教授队伍里，经过几多风雨洗礼和多方比照，大家对叶企孙先生提名梅贻琦长校的意见表现了空前的一致。国学研究院里的吴宓、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法学院的陈岱孙，文学院的冯友兰，哲学系的金岳霖等等，都站出来为梅贻琦说话。有史料显示，在这一时期，李济先生曾向教育部政务次长钱昌照推荐梅贻琦，而时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也深受清华园内部声音的影响，最后决定起用梅贻琦。他在台湾纪念梅贻琦逝世一周年时在文章里写道：“民国二十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征其同意后，于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提出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我旋即电促月涵从速回国……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和叶企孙做过的许多事情一样，史料上也未显示过他在梅贻琦长校一事上的丁点印痕。要不是快嘴快舌的吴宓在日记上记述叶企孙曾在五年前就呼吁梅贻琦长校，我们也绝不会把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

他是一个总让历史记不住自己的人。

事实上，梅贻琦对于长校一事是心存顾虑的。就在叶企孙代理校长期间，他为此事特意给梅贻琦去函做过工作。他在函中为其介绍校中情况，疏解他的顾虑，促请他早日回国就职。在此之前，梅贻琦是坚辞不受的，据他夫人回忆，当他长校的消息传到美国，“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差事”，说他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美国。梅本人也“一再请辞”，从某种意义上说，叶企孙的支持使梅贻琦获得了信心，成为他决心回国效力清华的一个重要因由。

尽管是一任代理校长，但也是历史的记录。事实上，梅贻琦是从叶企孙的手中接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权杖的。

为了准确无误地把权杖交给一个深得信任的人，叶企孙和他的“少壮派”同人们不遗余力地奋争着，努力着，坚持着，终于达成了目的，取得了胜利。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孑然一身回到清华任职。没有军警保卫，没有军政大员捧场，也没有隆重的仪式，但他却受到了清华师生最热烈的欢迎。

梅贻琦果然不负众望。他的长校，使清华大学步入了一个稳固发展的大好时期，从1931年底到1948年冬，17年里，清华大学再也没因校长问题起过波澜。

梅贻琦贡献颇多。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制度上、体制上巩固和发展了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理念，把南京政府教育当局认为的“土制度”、“非主流”做得合理合法。梅贻琦的诸多名言，都和他的这种尊师重教思想有关。就在就职大会上，他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地留意延揽而已。”对于赞美和颂扬，梅贻琦总表现出他惯常的谦谦君子的风度，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决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才对这台戏叫好的，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清华校友通讯》，6卷9期，1940年9月）

刘文典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天性怪僻，高古清正，让他看上眼的人不多。1927年他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曾“击鼓骂曹”，当面骂过蒋介石，惹得蒋介石让卫士把刘文典抓起来，非要枪毙他。鲁迅曾在《知难行难》一文中说他：“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几天，好容易才交保出来。”章太炎知道自己的弟子刘文典不畏强权，疾恶如仇的文人风骨后，激赞有加，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以赠学生。刘文典是一个惜墨如金的人，却对梅贻琦治校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梅校长任职25周年时作文纪念——

盖闻辟雍有事，粤称师道之尊，庠序宏开，式标教泽之远，是以饮酒养老，亲奉国叟之觞，享燕训恭，独拜大宾之驾。清华大学梅月涵校长，珪璋特达，擢秀南开，利用宾王，升学北美。于是栖心玄理，无弃寸阴，毕究微言，妙穷幽赜，既蜚声于绝域，遂聿归乎宗邦。初开讲席，阐物理之精微，继长上庠，作人伦之师表，负书之士，持经之徒，望仪型而景附，慕芳声而响臻者，若百川之朝宗于海也。教臻三善，化洽四斋，惠泽滂流，高风遐被，朝野钦其文采，中外仰其声施，诚一代之典型，邦家之宗匠者矣。既而遭时屯诐，戎马生郊，倭寇凭凌，中原板荡，虽博士倚席，横舍屡迁，而才秀之士，焕乎俱集，弦诵不辍，著录如市，自非贞固足以干事，明德足以服人，孰能使多士忘犬吠之惊，边境息狼顾之忧若斯也哉。缅维校长，讲学莅事，廿有五稔。百年树人，既四分而有一，六爻系易，亦两贯而兼三。功既伟矣，德莫大焉，不有题名，曷光盛事。同人等俱沾凯泽，咸邑风猷，于是署兹放册，昭宣仰止，庶显令问，播芳蕤于无穷，济济英贤，被熏风于有截。谨序。

梅贻琦长校的意义还在于在他治下成就了清华大学历史上的黄金期。由于他的职掌，给了他的得力助手叶企孙一个从容不迫实现胸中夙愿的机会。在梅贻琦长校的十七年间，叶企孙数度易职，进进出出，但若回校，总是处在清华大学领导层面的中心位置，梅给了他足够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彼此的馈答和应和。当年，由于叶企孙等的默默支持，使梅贻琦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因此他创造了一个时代；而叶企孙则为时代打造了一个新的中国物理学界。而正是因有他们固守清华传统，清华大学才没有陷入党化教育的旋涡，这艘担负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使命的超级航母才有安全驶入新中国港湾的可能。而这一点，是梅贻琦和叶企孙都没有想到的……

第七章 刻刻不忘救国 第一节

就在清华大学因校长问题风生水起的时候，国际形势也以类似物理学中核裂变的方式变化着。叶企孙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邪恶，人类世界的一场凄风苦雨已不可避免。叶企孙和梅贻琦似乎都听到了灾难临近的脚步声，他们知道时不我待，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安危，当务之急是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救国人才。梅贻琦在任职仪式上就说：“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要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国家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然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叶企孙的年谱里，九一八事变后，有关抗日爱国活动的记述也渐渐频繁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在鲸吞东三省、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后，1933年初又派兵侵占了热河，直逼平津。南京政府一再屈膝妥协，于5月31日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

1935年夏，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华北事变。日方以天津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县长支持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为借口，于5月29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于6月11日送来“觉书”，详细列出了各项要求，提出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代表蒋介石，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分别在“觉书”上签字。在日本武力的恫吓下，蒋介石又一次妥协退让，何应钦于7月6日复信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日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均承诺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何梅协定》。11月，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又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冀、察、晋、绥、鲁5省正式脱离中国版图，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消息传到清华大学后，大家先是震惊，旋即纷纷掩面而泣，为自己将要失去祖国，沦为亡国奴而恸哭不已。叶企孙得知这个消息后，更是忧心忡忡，马上找梅贻琦商议对策。他激动地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沉默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梅贻琦也激动了：“我们不能做亡国奴！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我们要表明态度。”

于是叶企孙、梅贻琦又联系了陶孟和、胡适、张奚若等教授，由叶企孙起草通电稿，几经修改后，大家在电文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立即通告全国。通电全文如下：

连日报载通电，有谓河北时局紧迫，要求“自治”。甚且有谓“危机四伏”，提议“自保”者。同人等生长河北，深知各县并无此种情形。所谓“自治”之要求全系奸人所播弄，雇员所制造，绝非民意，当此国难严重之际，用全国统一力量，尚虞不能挽救，欲求一省之自保，岂可得乎？深望乡人，切勿轻听谰言，受人愚弄。迫切陈词，敬希公鉴！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身处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们感到“华北之大，已不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1936年11月3日，日本侵略军为了震慑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城郊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之后竟列队入城炫耀自己的武力和阵容。全城的市民都看到了日本人的嘴脸，更加痛恨这些侵略者。清华的同学们也被悲愤的情绪所笼罩，当天中午在大礼堂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大会，并举行降半旗仪式，以表明因祖国的沦陷而悲痛欲绝的心声。大会决议组织一次“灾区慰问团”深入演习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罪恶意图。

为了打击日本军队的嚣张气焰，11月7日至12日，宋哲元将军统率的第二十九军也在红山口和固安举行了两次军事演习。清华大学的同学们组成了三百五十多人的慰问团，先后奔赴红山口和固安向士兵们作宣传，并赠送了大批的慰问品。许多同学还亲自参加了士兵们的冲锋演习军事活动，并赠送给第二十九军一面写着“国之干城”的锦旗。叶企孙和吴有训是这次慰问活动的领导者，他们积极称赞士兵们勇敢杀敌的勇气和精神，鼓励大家团结一致，树立信心，保卫家园。叶企孙还对士兵们说：“你们知道吗？那里面有一个不屈不挠的英雄，他叫刑天，他与强大的黄帝作拼死抗争，黄帝砍了他的头，他仍以脐为口，以两乳为眼，双手提着板斧，找黄帝拼命。只要中国人有刑天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中国绝对有希望。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爱国将领像刑天一样同日本人顽强战斗！”

叶企孙的话给了前线将士极大的鼓舞。

不久，日寇又指使蒙奸发动“绥东战争”，爱国将士傅作义率领当地军民奋起抗战，在绥远地区大败日军，一举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等地。消息传到了北平，清华园里群情振奋。叶企孙也非常激动，竟然喜极而泣。当他知道前方将士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和蜂拥而上的日寇殊死搏斗，不惜用石头砸用牙咬的时候，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他号召清华师生捐款捐物，再次慰问前方将士。有十几位同学组成了“绥远前线服务团”，逆风前往战地服务，许多平时从不做针线活的女同学和教授夫人也参加了缝纫，为前线战士赶制军衣。

第七章 刻刻不忘救国 第二节

走出书斋，叶企孙感受到了民众朴素爱国主义浪潮的伟力，这对他原本的精英爱国思想多少有些冲击。毫无疑问，梅贻琦、叶企孙、陈寅恪、吴宓等人都是爱国者，在他们心中，祖国的位置高于一切，甚至超越他们的生命。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文化和知识高度，对时局的分析、判断和着眼处自然与众不同。陈寅恪对蒋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充满怀疑，因此，他的结论是悲观的。他认为以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军备及经济实力，目前无法与日本人对抗，再者，“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如果贸然开战，结论则是战必败、败必亡，不如暂且“屈服”，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而教授中对国人的表现亦多有不满：“……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吴宓虽不同意陈寅恪的看法，但其情绪的基调也是悲观的，“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吴宓日记》1936-1937卷，第169-170页）

梅贻琦对南京政府的表现同样是忧虑和失望的。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对蒋政权的“不抵抗”政策提出质疑和批评。在政府首鼠两端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所呈现的战争态式将变得极其复杂，因此，梅先生曾在就职仪式上说，“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以他的识见，战争将会长期开展下去，在持久战的前提下，科学技术往往会成为两国角力对决的制胜因素。而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全赖当今的大学，特别是清华大学这样的学府翘楚，应该负起重大的责任。在这样的思路下，梅贻琦是不主张学生分散精力的，在他看来，让学生们丢掉书本的主张更是目光短浅。学潮学运固然有理，但他认为是小道理，这些对“东洋鬼子”来说只是毛毛雨，小打小闹，顶多是个皮外伤，而培养出科技人才，拥有国之利器，对敌人才是致命的，才是大道理。或许是因为身为校长，在对待学生直接参与抗日活动的事情上，与叶企孙比，他表现出严格的原则性。

在自由思想氛围下的清华教授们，在抗日爱国这个问题上，多数是倾向“知”大于“行”的。但是，唯有叶企孙除外。事实证明，叶企孙是清华教授里的独行侠。

叶企孙的思想有别于陈、吴，与梅也不尽相同。书斋里产生的思想多少是有些书卷气的，尽管梅、陈等均是一代哲人，识见远大，但终与民众隔得太远，少有叶企孙这样与社会和民众的接触，看问题有时难免会失之偏颇。陈寅恪对战争时局的悲观主义，对民众愚昧和麻木的成见，对科技经济的倚重和对国人的士气和精神力量的忽略等等，连吴宓也认为他“徒有退让屈辱”。实际上，这些偏颇之思多生于象牙塔内，倘若投身社会，亲身体验民众的情绪，很可能就会得到修正。梅贻琦主张老师学生“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但在“华北之大，已不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国难时期，平心静气去读书是很难做到的。倘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结果就是吴宓所担心的，书读成了，但独缺少“中国精神”，缺少爱国的担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叶企孙才主张青年学生应该有组织地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但前提必须是以学习为主，不能让活动误了学习。他的这些做法，很有些当今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意思。因此，相对梅贻琦来说，他多了些灵活；在学生那里，他多了些通融；相对吴宓和陈寅恪来说，他少了些书卷气，多了些“人民性”。由于他接触社会较多，常结交下层民众，思想感情渐渐发生变化，比起深居大学校园不外出走动的教授们更懂得人情世故。吴宓也说“感情即是真理”，他在日记里写道：“近由经验，盖明古来书史小说中所记叙之人物，其情与事，极真而非假。但必我有类似之境遇及经验，然后方能感觉到，而信其真。如、《左传》中所载爱国爱君，以及同情于农民兵士之疾苦者，纵出自贵族或闺阁，然必其绝非虚假，亦非矫情，实由身临其境，而发乎衷情者……”在这里，“身临其境”是个关键词，叶企孙正是比别的教授多了些“身临其境”，因此才有了他与众不同的思想境界。

这或许是他日后能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不凡功勋的思想脉络。

从史料里得知，1937年7月7日晚上，本应是个美丽的夜晚。这天傍晚，叶企孙和吴宓，熊大缜，张景廉、张景和兄弟在古月堂共进晚餐之后，又在操场上散步观霞，看夜色一点一点洇透漫天红霞之后，叶企孙在大操场上看熊大缜教吴宓骑自行车，一直玩到10点方休。

这是清华园宁静而平常的夜晚，因为平常和平淡，善感多思的吴宓在当晚作诗写道：“今年七夕竟无诗，旧恨深愁只自知。”哪知就是在当天晚上，几十里外的日军攻占了卢沟桥，与驻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从此，平静的清华园开始了动荡不安的生活。

七七事变之前，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每晚必定上演的节目，是熊大缜教吴宓骑自行车。叶企孙会不会骑，我们不得而知，再说这对他已不重要，因为他是清华园里最早拥有私家汽车的人。叶家兄弟除他之外都已成家另过，父亲和他均在大学教书，而且叶父已在去年辞世，从人均收入来讲，他应该是清华园中最富有的人之一，因此，他拥有自己的小汽车，在当时也是情理中事。而吴宓与他相比要差许多，他的工资要拿出一半给离婚的妻子，还要不时补贴城内的姑妈，老家的父母还要兼顾，而更重要的是，吴宓是个多情之人，离婚给了他许多自由（尽管事实证明他并没有从中获得多么大的快乐）他过着“怜香惜玉”（在外人看来却是“拈花惹草”）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总得有钱做底子，因此吴宓的生活就显得窘迫。每周他还要进城去看孩子和姑妈，交通费每月就不少子儿，于是他就盘算着买一辆自行车，虽说买不起小卧车，但外国货“菲利浦”自行车还是买得起的。

由于不会骑，他就让叶企孙给他找陪练，于是熊大缜就成了吴宓的自行车教练。

熊大缜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1932年秋分入物理系。

也许是同操沪语的原因，抑或是同乡怜惜的关系，叶企孙对他的这个小老乡异常喜爱，熊大缜不仅长相俊朗，学习也堪称一流，被一向爱才如命的叶企孙视若天才。熊大缜也对治学严谨、学识广博且又慈眉善目的同乡教授钦佩有加。熊大缜在叶企孙心中不仅是学生，也像自己的孩子。

熊大缜喜爱运动，是清华大学足球队的成员，他阳光一般的笑容和矫健的身姿曾倾倒过无数同学的心。虞佩曹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水木清华——童年的回忆》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熊大缜和汤佩松，因为他们都获得过honour wear的荣誉，品学兼优，体育运动超群，他们身穿白色毛线织的厚运动服，左胸前有紫色校徽，在印刷精美的清华年刊里各占一大页……”（《世纪清华》，第23页）

在叶企孙的相册里，收藏着许多他和熊大缜在1933年到1936年间暑期游历山水所拍下的照片。熊大缜喜欢摄影，于是叶企孙就鼓励他钻研照相术，并亲自指导他完成《红外光照相技术》作为毕业论文。那时红外线敏感的胶卷还是国际上一项先进的保密技术，在工业落后的国内，这方面更是无人问津。但熊大缜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条件下，经叶企孙的鼓励和指导，两年之内就把这一技术搞了出来。有一张照片，是熊大缜深夜站在清华气象台上拍下的北平西山的夜景。草场树木，道路良田，即使山上的房屋和山峦的天际线，都看得一清二楚。在20世纪30年代普通照相底片都要进口的条件下，一个正上大四的大学生能靠一己之力拍出如此清晰的夜间照片，不能不说是人才难得。

思想活跃的熊大缜曾向物理系借了一架莱卡照相机和一些洗印放大器械作为基础设备，在清华大学机械馆东南角跨过小桥的学校侧门开过一个照相铺，叫做“清华照相馆”，戏称自己“老板”。由于这在当时还属新生事物，所以清华大学里的许多学生都去那里照相和冲洗照片，“清华照相馆”生意相当兴隆。熊大缜用挣来的钱不但还清了借款，而且还买了更新的设备，并且在不断的摸索中掌握了国内照相行业中最先进的洗印技术。1936年，他还为吴有训和余瑞璜的x光实验室设计了当年在国内少见的大型连续冲洗暗室。有了这些设备，熊大缜更是如虎添翼，他从物理系光谱实验室、x射线衍射照相胶卷中摸索出了国外红外敏感的胶卷涂层化学材料，天资聪颖的熊大缜就用国内的化学试剂复制了这种材料，并在京西香山鬼见愁顶上用他亲手制成的胶卷试拍了清华大学的深夜俯视全景，大礼堂、气象台这些建筑物竟清晰如昼。这大大激励了熊大缜，后来他又在鬼见愁顶上照过北平城的夜景，也是异常清晰。红外线技术在国防工业和军事侦察等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这个时候，熊大缜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探索和研究竟是这般的重要，中国的红外线摄影技术已在他的手中诞生！而这对于正遭受外敌入侵的中国是何等的及时！羸弱的中国国防将在他的手中变个模样！

1935年夏，熊大缜毕业，在叶企孙的安排下留校当助教，教普通物理实验，并继续研究光学问题和红外光照相技术。熊大缜自毕业后就住在叶企孙家，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离开北平。叶企孙科学救国的思想就在这一朝一夕中渐渐融入了熊大缜的心魂。后来，熊大缜在短暂的生命中放射出炫目的光华，与叶企孙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这些都是后话。

吴宓断断续续跟熊大缜学了一个多月的自行车，竟然仍不会骑。这个结果颇使两人意外，一是熊大缜没想到自己教得这么差，二是吴宓没想到自己这么笨。直到七七事变来了，吴宓仍然不能“单飞”。一次，熊大缜偷偷从后面放了手，吴宓以为他还在后面保驾护航，竟兀自骑出去百十米远，等在一旁观看的叶企孙喊起来，吴宓才知道熊大缜没在身后，心一慌，一头栽倒在大操场旁边的深沟里，脸上蹭破了一块皮，两个膝盖乌紫青黑，瘸了好几天。

吴宓想着自己的腿好了，再找熊大缜继续练，然而，七七事变之后，形势一天紧似一天，清华大学刚开始仅关门停课了事，看看停战无期，便决定南迁长沙，这样，原在北平的教授们都纷纷离开清华向南迁徙了。

学骑自行车的计划也就此搁浅。

第七章 刻刻不忘救国 第三节

七七事变后的两个多月里，叶企孙、吴宓、熊大缜等都搬出了清华，叶企孙、熊大缜住进了欧美同学会，吴宓住在其姑妈家，陈寅恪也在城中为其父办理丧事，张奚若、汤用彤、赵元任等诸多教授也都在城中，于是清华大学就在天津设立了临时办事处，以支应师生南下和负责保管清华校产，办事处由叶企孙主持，周培源、熊大缜协助。

谁知这个时候，叶企孙却得了一场大病。

从《吴宓日记》里可以得知，搬出清华后的若干天，吴宓、叶企孙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到8月中旬，吴宓先是“喉痛”，到了月底，也就是8月27日，吴宓在日记里记述道：“夜2：00即醒，病矣。自是平均约二小时，腹泻一次，发寒。”这是典型的伤寒病症。

而叶企孙得的正是伤寒。

吴宓的病到9月初才好，而叶企孙9月初到了天津，不几天就病倒了，这一病，竟病了两个月，严重到曾危及生命的地步。关于叶企孙得病的信息，在《吴宓日记》里均有记载，比如9月12日：“……又悉叶企孙在天津住state el race-course rd（英租界，维多利亚路191a，第3号套房）。在津患病甚重。”到了10月26日，亦有“见叶企孙，病已大愈，惟须休养”的字样。

清华南迁长沙，其前期工作系叶企孙所完成，他是筹建委员会主任，一应事务均是他张罗定夺。待分校建好，他又负责殿后，任务是将散落在京津地区的清华师生有组织地转送到南方，因为秋季开学日期已过，梅校长三番五次催促，这边叶企孙自然心急如焚，或许是操劳过度，或许是因吴宓传染，等到了天津，待锣鼓家伙备好，正要开张，他却一下子病倒了。叶企孙身体原本不错，也颇懂养生之道，平时不得病，但这样的人，一旦被病魔击倒，往往比常有病的人厉害得多。

即使得了重病，叶企孙仍念念不忘“转送”工作。吴宓就是他的转送任务之一。

战争来了，吴宓原本厌世的思想上又增加了一层悲凉。想想一介书生，遭际国难，却没有报效国家的实际本领。他认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婚姻不幸，爱情不幸，事业不幸。在诸种不幸中最不幸的还是爱情。他对爱情的希冀是那样强烈，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他抛弃了正常的家庭和婚姻，追来追去，竟是镜中花水中月，剩下的是憔悴的心和枯槁的身。感情的世界行将崩溃，现实世界的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国家危亡的剧痛也因此而麻木许多。吴宓决计不再南下，他要留下来，看看能不能挽救一场无望的爱情，对那个学生辈的女友“k”发动一下最后的攻势，不成功则自杀。他知道留下来意味着苟且偷生，但他的隐忍是为了爱，如果无爱，他宁可死。一个将死之人，还遑论爱国乎！

因此，他曾在日记里赋诗一首：

<small class="ter">奉酬陈柱尊题《吴宓诗集》，依韵</small>

<small class="ter">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small>

<small class="ter">巢覆更愁天欲压，身存未许口能歌。</small>

<small class="ter">眼前危境同骑虎，梦里韶华悔掷梭。</small>

<small class="ter">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耐予何。</small>

对于老朋友的内心世界，叶企孙一向是有所洞察的。吴宓如此，也并非一日所致，对此，叶企孙是心知肚明的，不然，他也不会把吴宓引为知己。知道吴宓决计留京，终日以拍乒乓球为戏，寄情粉黛之间，颓废失落，发展下去前途堪危，叶企孙决心动员他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去长沙执教，在国家危难之时承担起教育者的责任。

此时叶企孙每日腹泻数次，高烧不退，发如乱草，眼窝深陷，从外貌看已经失形。熊大缜趁叶师不注意时拍了一张照片，极其清晰地传达了当时叶企孙重病情形。

正是在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叶企孙拖着病体给老友写信，劝其爱惜自己，以免被日本人所用。此时日本人已经对北平的各界名流发动“亲善共荣”的怀柔攻势，或邀其入伙，或迫其就范，齐白石、梅兰芳、周作人、陈寅恪等都收到了各样的邀请。要想保持名节，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寅恪就遇到了日本人“函邀赴宴于使馆”的事情，于是陈、吴商量，“倘若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吴宓日记》1936-1938卷，第219页）文人不比艺术家，齐白石可以休笔拒绝，梅兰芳可以蓄须明志，而文人则不然，即使断手，或可口述，即使不写，或可模仿，因此陈、吴“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叶企孙希望老朋友把目光放远一些，多投身社会，心情或可改变一些。他希望吴宓尽快来津，和他共同赴湘。

叶企孙的信似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寅恪是赞成吴宓在北平读书一年的，吴宓留北平的理由是“读书”，陈寅恪自然信以为真，而唯有叶企孙心里明晰，吴宓留北平多半是为感情所困，倘若依照这种状态发展下去，吴宓将会非常危险。他不是在感情的泥淖里溺毙，就将被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垮。

因此他不仅亲自去函，还三番五次托人传口信，嘱其一定来津面谈。

吴宓终于被说动，是年11月7日，他同陈寅恪、汤用彤、贺麟等人相继来津，并于三天后坐船踏上南去之路。

叶企孙、熊大缜并未和吴宓一起走。原因一是叶企孙的身体尚未康复，二是清华大学的校产事宜尚未完结，三是还有不少滞留京津的师生尚未安排。

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清华园里驻进了日本军队。昔日中国的皇家学府，存放中国五千年文明魂魄的地方，被日军的马队践踏着，凌辱着。教职员工的宿舍住进了日本兵，荷声藤影里闪动着慰安妇的朱唇，柳浪莺啼间不再是琅琅书声而是菊与刀。原来的体育馆，现在成了马厩，刺鼻的马尿和粪便的臊臭味充斥着整个体育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肆无忌惮地在清华园里横冲直撞，驱赶着清华园内的中国人。许多守校的校工在保护校产时被日本人驱赶、毒打，甚至杀害。

物理系实验室技师阎裕昌就被日本兵打伤了双腿。

物理系的家当在整个清华大学来说是最多的，在搬迁过程中，由于处于战争状态，加上学校已经放假，人手不够，全部任务就落在阎裕昌身上。

清华大学的校产大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流动资金，一部分是固定资产。资金该提取的提取，提取不成日后再作计议；而固定资产却大部分都是硬件设备，比如校内的楼堂馆所、实验室、体育场等等，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叶企孙给留守人员下令，房子可以留下，房内的东西要悉数处理，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秘密转移，或藏或移，都要有所交代。叶企孙的指令很有些“坚壁清野”的意思，其宗旨就是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不能让日本人破坏，因为这些都是清华人的心血。

在诸多系里，物理系的仪器设备最多，最全，最好。这些都是叶企孙任内惨淡经营的，每台仪器设备上似乎都有他的掌纹和气息。

因此，物理系的转运工作比别的系更繁重。

但叶企孙偏偏不担心物理系，因为物理系有阎裕昌。

阎裕昌原是一工友，叶企孙看他心灵手巧，破格提拔他成了技师。在实验室里，叶企孙当着诸多同学的面称其为“老师”，这一称谓从王淦昌先生的第一届开始，便一直延续下来。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阎裕昌由工人被提拔为干部，全赖叶企孙的提携。因此，在阎裕昌的内心深处，叶先生对他恩同再造，不仅如此，叶先生对他及其全家还有着再生之德。阎裕昌被提拔为技师不久，积劳成疾，患了当时称之为绝症的“痨病”，就是现在所说的肺结核。在那个年代，但凡得了这个病，大多只能在家等死。危急时刻，还是叶企孙先生一句话，让阎裕昌住进了校医院，叶企孙还自己出资包下了所有花销。肺结核人称“富贵病”，贫穷人家是得不起这个病的。在外人眼里，这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无法填满且听不到回声。阎氏系清贫之家，子女又多，平常生计堪忧，哪有多余的钱财看病？但叶企孙义无反顾，倾其所有保全了阎裕昌的性命，又在阎裕昌休养的数年中，承担了他所有的生活费用。

祸不单行，阎裕昌在家休养时又将痨病传染给了大儿子阎魁元。这时还是叶企孙先生站出来，使阎裕昌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叶企孙给父子二人订了双份牛奶，并经常送来鸡蛋、鱼肉等营养品，直到父子二人康复。

阎裕昌性格木讷，不爱说话，但内心却是古道热肠之人。叶企孙对他阎家恩重如山，他却很少在叶先生面前流露言谢的话语。但在家庭内部，叶企孙却是他们阎家顶礼膜拜的神，阎裕昌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叶先生对他们阎家的大恩大德他永世不能忘怀。在清华园，只要叶先生说一句话，他阎裕昌随时都会为他献出生命！

有这样的情谊在，叶企孙当然欣慰。

阎裕昌率领着系里的工友张瑞清等人，日夜苦战，终于在日本人进来之前将大部分设备妥善安置下来。

就在转送最后一批设备时，日本人已经进驻校内。

日本人不允许睡榻旁有中国人存在，在清华园里四处驱赶中国人。一次，阎裕昌不小心被日本人发现，两条腿被日本兵的枪托打得皮开肉绽，躺在家里好些天。

等稍微好些的时候，阎裕昌领着另一个工友又一次来到清华园。他们要完成叶先生委托的重任。

实验室里有一只木箱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上面标有“剧毒”的英文字样。转移前，叶先生曾告诉过他，这只箱子先不要动，何时搬迁，到时候再告知他。

听说阎裕昌被日本兵打伤了，叶企孙亲自登门看望，还让工友送来大米、白面、豆油等营养品。

伤得重吗？叶企孙问。

不碍事，没有伤筋动骨，过几天兴许就好。阎裕昌回答。

如果好了……如果……说到这里，叶先生有些踌躇。

这似乎不是叶先生的风格。阎裕昌心里想，叶先生说话虽然少，但从不躲躲闪闪的，一定是有什么心事。

叶先生，有什么话您就吩咐吧。您也知道，我和孩子的命都是您给的，再难的事，您能说出来，我就能办到。

好吧，这事也只有你办我才放心……

就说了“镭”的事。

原来箱子里放着叶企孙托施士元从欧洲居里夫人实验室里购买回来的镭。在物理学家眼里，这是比生命还贵重的东西。在战争时期，倘若镭落在日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临走，叶企孙双手抱拳说：这件事就拜托您了。弄出清华园后，先将东西放在您家，以后我再想办法运到长沙……

阎裕昌身为技师，是在物理实验室过日月的人，他当然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就目前来说，如果拥有这些镭，清华大学的科研脚步就不会停止，而整个中华民族就拥有一份希望。倘若这些东西被日本人攫取，中华民族就将面临更大的灾难。

镭带有极强的辐射性，如果不小心受到辐射，将会为家庭和个人带来不幸。阎裕昌虽然知道镭在木箱里特制的金属盒内，但仍然有些担心。这要算清华大学顶级的秘密了，叶先生嘱咐他严格保密。但要完成这项任务，非要两个人配合才成，于是他想起了理学院工友张瑞清。

张瑞清本分老实，口风极严，私下里和熊大缜关系极好，常到叶先生家里玩，对叶先生特别崇敬。阎裕昌找到张瑞清，说是叶先生交办的事，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这就来到了清华园。

到了科学馆，看看四下无人，阎裕昌闪身溜了进去。打开物理学实验室的门，还好，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光顾。把门关好，径直来到木箱前，打开，果然见一金属盒子卧在里边，他来不及多想，两手像抱着一个婴儿端出来。听听门外没有动静，便走到后窗敲了一下，这时就听到窗外也回应了一声。打开窗户，见张瑞清正背着满满的草篮子装成打草的农民冲他笑呢。

阎裕昌从铁栏杆里将那个盒子递过去，张瑞清麻利地将它塞进草篮里，回头又冲他眨眨眼，便低头钻进灌木丛里去了……

他们一路小跑将盒子送回了家中。

阎裕昌一直没跟家里人说盒子里装了什么东西，也没说这东西多危险，只是叮嘱说这东西很重要，谁也不要给外人说。

直到几个月后，转交给叶先生派来的人，知道它安全抵达长沙分校，他也没告诉家里人盒子里装着什么东西。

若干年后，当回来的清华校友提起这件事，他的孩子们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镭，是他老爹阎裕昌和工友们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宝贵校产。

多年之后，有关史料中才透露，为了护送宝贝，叶企孙委托他的外国朋友温德，利用他的美国身份才将镭安全送到了长沙。温德是清华大学的英语教师，当年，他和叶企孙一道从东南大学来到清华，之后二人又是北院七号的邻居，交情甚笃。温德和另一个外国朋友在火车上为避日本人检查，竟在卧铺被子里与镭同睡，那位外国友人因此而被射线所伤，不久就患病死去。

叶企孙原本要亲自带走镭，与熊大缜一行人共同赴湘，但这时，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使他改变了计划。而正是这个变化，引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爱国故事，同时也引出一出旷世奇冤，并且之后一直伴随着叶企孙的人生，直到主人公完全被它吞噬。

是谓风触有声。将近年底的时候，熊大缜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告别，席间谈起种种抗战故事，有同学就提出眼下最重要的是上马击贼，并且有人已经成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况味。这些话一下子说动了熊大缜。

说这话的人叫孙鲁。

孙鲁是天津人，原是辅仁大学学生，后转学到清华，和熊大缜同住一个宿舍楼里，遂成好友。孙鲁有个朋友叫张珍，原是辅仁大学他的同窗。张珍是中共地下党员，七七事变后，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冀中老家，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与当时活跃在此地的吕正操的冀中军区建立了联系。随着抗日工作的开展，冀中军区急需科技、医疗等人才，正像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里所说：“因为打仗就要死伤人，没有医药不行；通信也要收发报机；打仗还需要造手榴弹、地雷、炮弹、子弹。城市工作很重要。”正是因了这样的缘故，张珍受命回北平，目的是从城市动员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抗日根据地来，并秘密建立地下通道，大量运送药品、医疗器械、收发报机零部件、制造武器弹药的机器设备等。回北平后，张珍第一个争取的目标就是孙鲁，“我就找到孙鲁，他学化学，在辅仁大学和我同过宿舍。我找到他时，他正患病，住医院疗养，不能去冀中。我说你有病不能去也没关系，可以帮助动员其他有爱国心的青年去，他同意了。”

孙鲁抱病回到天津，在清华同学会与熊大缜不期而遇，于是便有了之前的一幕。

孙鲁与熊大缜究竟是偶然相遇，还是他有备而来，从现存的史料看，似乎更倾向于“有备”。孙鲁先生曾回忆道：“我原在辅仁大学，后来转学到了清华，与熊大缜住一个宿舍楼，很熟，他比我高一级。七七事变时，我正患气胸病，须定期去协和医院治疗。张珍找到我，对我说回来建立交通站，再找些人去。因我自己不能去，他就问能不能帮忙找些人，我答应试试。几天后我找到黄浩，接上了头，他在西城，离辅仁大学不远。我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人，带到黄浩家交给他就完了。”（胡升华《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63页）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知这样的信息：一是熊大缜去冀中完全是被“统战”过去的，是被中共地下党“动员”和“发动”而去的，二是熊大缜是被抗日武装斗争吸引去的，这是他内心涌动的爱国情怀的必然驱使。

孙鲁要完成“找到合适的人”这个任务，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熊大缜。熊大缜在清华师生中颇有人缘，不但学习好，且体格也好，平时又极关心国事，在第二十九军与日寇激战时，他充当义务联络员，每天冒险往返战区与学校之间，向师生传达战事进展情况，是一个具有爱国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此时的孙鲁是怀着对祖国的忠诚之心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优秀人才的，他当然不能敷衍了事。他是经过多方观察和深入了解才锁定熊大缜的。

孙鲁说，我本来是要去吕正操的部队打日本人，但气胸病把我缠住了，眼下一时半会儿还走不成，但我终归是要走的。熊大缜说，我也要走了，但究竟是去德国留学，还是去长沙任教，现在还说不准，我得听叶先生的。叶先生说了，等他身体康复就择日启程，不管是去德国还是任教，都要到长沙才能定夺……孙鲁说：你能不能选择第三条路——直接去打日本人！叶先生常教导咱们走科技救国的道路，眼下冀中正需要科技人才，这不正是叶先生说的科技救国吗？

熊大缜有些心动了。过去，他是谨遵师命的，即在未学成之前，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谓地抛洒热血和生命。祖国不需要残缺和贫瘠去拯救，而是要靠饱满和富饶去捍卫。他心无旁顾一路读完大学本科，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孙鲁的一番话让熊大缜心中骤起波澜。

孙鲁说读书读书，为的是国家兴旺个人幸福，可而今，人家来亡我国灭我种，你想想，国都没有了，家在哪里？家都没有了，幸福在哪里？书读到哪儿是个头？国内读完国外读，读来读去连国家都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孙鲁的话击中了熊大缜。这些话，叶先生从没和他探讨过。二人交往的内容除了学习和科研，就是游历山水，或是结朋交友，别的话题绝少涉及。特别是政治，叶先生本无兴趣，也从不提起，他以过来人的口吻非常简洁地告诉熊大缜，一心不可二用，作为一个学人，不懂政治就是最懂政治，因此，孙鲁的话，熊大缜觉得既有道理又新鲜刺激。

他的心思活泛了。熊大缜说：是啊，不管是去长沙，还是去德国，学来学去不还是报效国家吗？如果国家都没有了，学得再好，有何用处？

孙鲁说：如果你去冀中，以你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肯定能吸引一大批同学投笔从戎，这是对抗日工作绝大的贡献！

熊大缜说：还没给叶先生说呢，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呢？

孙鲁说：冀中抗日根据地不是过去的红枪会，长枪大刀对付不了日本鬼子的装甲车机关枪，因此，军区领导指示要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参与进来，运用科技力量加大打击敌人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冀中就是咱们清华大学的又一个科研活动基地，倘若叶先生知道这些情况，我想他会同意的……熊大缜有些兴奋了，他的思维跟着孙鲁的话语，宛如翩飞的大鸟凌云而去。

怎么去冀中呢？他问。

如果确定下来，我可以带你去北平长老会黄长老家。他自有办法护送你到冀中根据地。

孙鲁说着，把盛满的酒杯端到熊大缜面前：大缜兄若亲赴冀中，则必有一番大作为，我代表咱清华同学敬您一杯！

熊大缜忙站起来，把端着的酒杯碰了过去：我还不一定去呢，这事需叶先生点头才能成行哩！

第七章 刻刻不忘救国 第四节

春节后的一天，憋了许久的熊大缜把要去冀中的打算说给了叶企孙。

叶企孙已然康复，苍白的面容已开始泛红。正是午后小憩时，他斜躺在床上，翻看着学生们弄来的各地报纸。

听熊大缜这么一说，他翻身坐起，放下报纸，趿拉着鞋走到端坐在茶几后的熊大缜面前。

你说的是真的吗？

熊大缜点点头。

看见学生一脸凝重，叶企孙知道他所言非虚了。

这些天，叶企孙就觉得熊大缜有些异样。他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多，在办事处待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眼睛里还传达出欲言又止的意味。而这些表现，在叶企孙心里则像电光石火一样倏然闪过，却并没有往深处想。他偶尔会有感觉，认为熊大缜风华正盛，许是有妙龄少女追慕弄出点风花雪月的故事吧。哪料想，意外之事竟以如此方式袭来。

叶企孙颓然坐回，两手撑住床沿，眼睛盯着地板，许久没有言声。

室内一时陷入沉寂。

熊大缜知道老师的态度。这些年来，叶师对他不仅是良师益友，在情感世界里，还如同父子。叶师一直教导他在物理科学的道路上要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右边是权力，左边是金钱，伸手可得，却令人沉沦。在他的心目中，唯有科学才能救国，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记得自己在叶师指导下，运用红外光技术进行夜间拍摄获得成功后，叶师兴奋地对他说，这种技术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如果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军事侦察测绘等方面，对国防力量则是很大的加强。目前这种研究以德国为先，希望你去德国留学，学成归国后，我相信你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奠基者……如今，老师的话犹在耳边回响，但自己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老师，我该怎么说服您呢？

熊大缜就说了种种理由。

叶企孙也不插话，静静地听着学生的话，就像听一场论文答辩。对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熊大缜选择的道路犹如一道最难解的论题。这道题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叶企孙进行了n次选择，他自认为都答对了。但是今天，他却为难了。

若干年后，当他身陷囹圄，在回忆当初熊大缜决意跟共产党走武装抗日道路那段情景时，他如实地写出了自己当初踌躇莫展的心情：

1938年春节后，有一天，熊突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是一位姓黄的（住北京西单附近某教会学校）介绍他去的；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中国科技的基石》，第563-564页）

“吾是不赞成他去的”，这就是当时叶企孙的真实态度。

但是，熊大缜的选择题委实太难了，叶企孙一时也很难判断出它是否有正确答案。如果他不滞留天津，或许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或许命运看他经历委实太过顺畅，故意生出这样的波澜让他承受。总之，1938年3月的某一天里，叶企孙这个孩童时期就能推演算数九章的人，经历了他一生最难演算的一道题目，演算这道题让他以后的人生结结实实挨了一记无法躲闪的重拳。

193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评议会第127次会议议决，批准叶企孙在国内休假。这就是说，该年是他的轮休年。按照计划，他可以带助手在国内休假或搞科研。即使是七七事变爆发，似乎也没有挡住他的学术脚步。据钱伟长等人回忆，在日本人已经侵占北平之后，叶企孙在使馆区六国饭店居住的时候，仍在指导学生搞课题研究。8月底，他从北平撤出，准备带熊大缜南下休假，只因天津以南铁路交通中断，又加上他突患伤寒，只得滞留天津。大病初愈之后，不料又得了严重的膀胱炎，只得从原来的李大夫医院移住清华同学会。造化弄人，叶企孙是一步步走到他人生的沼泽地的，似有一股不可知的力量牵引着他的决定。

在询问了熊大缜若干问题之后，思索许久，叶企孙决计同意爱徒前往冀中。但是，即使是在熊大缜走后许久，叶企孙的内心风暴仍然难以平息：“熊到冀中去后，约十余天，我神思郁郁，心思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写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中国科技的基石》，第564页）

有史料证明，因熊大缜引出的这个故事，后来竟演绎成一幕动人的科技抗日救国的壮举。而叶企孙竟成了这支学生军的实际负责者和组织者。

在熊大缜提出去冀中后，心思缜密的叶企孙开始关注冀中，开始关注共产党和八路军，开始关注抗战局势。这些关注的结果，使他对当时的冀中乃至河北及周边地区的抗日情况了如指掌，他曾在1939年1月1日出版的《今日评论》里介绍该地区的抗战情况——河北省沿铁路的城市，约一年以前，已经被敌军完全侵占了，不近铁路的内地区域，虽有时受日军的短期蹂躏，在这一年内，却是在逐渐组织起来，到现在可算是已具规模。河北省内有三个区域，一个可称为冀西区，它包括平汉路以西的山地，阜平是这个区的政治及军事中心，也就是第八军所组织的冀察绥边区政府的所在地，边区政府约在去年年底成立。冀西区拥有西通五台的路线，形势非常险要。今年十月内阜平曾一度被敌军侵入，但在十月底左右又被吾军克复了。

第二个内地区域可称为冀中区。它的领土在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平津路以南，沧石路线以北，约二十五个县。这个区域的领袖吕正操将军原是万福麟部下的一个团长。万氏率领他的部属总退却时，这位将军没有退，仍旧带了他的部下与敌人周旋于冀中平原。几个月后，他的原部下只剩了五六百人，但那时敌人已疲乏了，不得不退出冀中，于是吕将军得了机会，将冀中区域重新组织起来，那里原有张萌梧所训练的民团，就应召出来，组成抗日部队。又加以民众训练，于是抗日实力益增。结果是冀中区的现有部队已到约十万人之数。冀中区政治组织的完成约在今年二三月间。至约六月底时，吕将军受命为第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官。至九月底时，中央所任命的河北省新主席鹿钟麟方到冀中。鹿主席带到冀中的部队听说约有一万余人。作者于十月初离开平津，以后的情形还没有知道。九月底左右作者曾听说鹿主席希望吕氏到冀东去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吕氏让出他所艰苦创造出来的局面。大约到十月底左右吕氏还没有照这个意思去办。鹿氏是中央任命的主席，他的意思是应当尊重的，但太不考虑到实在情形的办法，恐怕在事上头难以实行。已成的政治局面，鹿主席终得予以现实的考虑。在全国抗战时期，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及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河北省内的抗战情况》，唐士（叶企孙化名）著，《今日评论》1939年1月1日）

叶企孙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中国各党派情况也少有研究。以他学人的基本政治常识，在那个时期，他对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担当的主角身份还是无从怀疑的，但是，熊大缜去冀中的突发事件，引发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冀中军区的关注，同时，也因为他的一批学生的介入，使他原本的某些理念得到了修正。从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叶企孙的某些微妙的变化。

叶企孙身上的变化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时的中国，正是风云激荡的整合与重组期。一切的变化都源于七七事变，源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七七事变之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国共合作宣言。8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红军和游击队，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同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政府进行谈判，改变番号或编制，取得合法地位后即赴前线抗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行动，国民党两个月后才作出回应。9月22日，国民党在全国各大媒体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从此实现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行全面抗战，共产党是年8月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决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下令新改编的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吕正操的冀中抗日武装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学人多是不问时事不入党派的人，他们对于党派纷争的事情少有过问，因此，对于共产党及其武装的情况鲜有所知，正因如此，他们在潜意识里认为只有国民党政府才能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大任。叶企孙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由于熊大缜引起的突发事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当他相对深入了解和观察一些时日后，原有的认识和看法便渐渐改变，其中，包括思想感情的改变。我们从他这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军区的“偏向”。

或许正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担任重大角色的认同，以及思想感情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在熊大缜走后，叶企孙毅然走上了与别的专家学者全然不同的道路——亲自参加抗日活动，并秘密组织了一支以清华师生和京津大学生为主的“叶家军”，以冀中为主战场，开始了他的另一种方式的科学救国实践。

这支叶家军的主要成员有：熊大缜、阎裕昌、汪德熙、林风、葛庭燧、胡大佛、李广信、钱伟长、张瑞清、张方等。

汪德熙先生上叶企孙先生的热力学课时，曾在大考中因一道题写错了加减号而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哪承想，师生因此而结下情谊。在谈起叶企孙亲自参与冀中抗日一事时，汪德熙先生回忆道：

1938年5月，叶企孙先生专程从天津到北平找我，动员我去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协助当时在冀中八路军任供给部长的熊大缜研制烈性炸药。熊是我中学和大学同学，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毕业后留校做叶先生的助教。我念过叶先生的热力学，大考时一道难题我虽会做，但因写错了一个加减号使答案荒谬可笑，没想到叶先生批评了我，并把这道难题的分数都给扣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和叶先生反而因此熟悉了。叶先生对我说，八路军在河北坚持抗战，缴获了一批氯酸钾，用它代替土硝制黑炸药，不料在屋顶翻晒时连人带屋子都炸飞了。叶先生知道清华化学系发生过氯酸钾爆炸事故，就想到我可能知道稳定氯酸钾的方法，因而找到了我。当时北京图书馆开门，我去翻阅了有关文献，对这个问题心里有了底就去了冀中。我是扮作传教士进入冀中，为了顺利通过敌人盘问，叶先生教我说一句日语“瓦踏枯希哇克里斯特得斯卡（我是基督徒）”。

叶先生还教我留下一些寄往北京的家信，由他按月给我双亲寄生活费，对他们说我是到天津去教书的。熊在我到冀中后成立了技术研究社，技术人员只有我和当地一位教师张奎元同志，另外有几位八路军战士，我用铁砧和锤子检验制成的炸药是否稳定，很快就找到了制备安全稳定的氯酸钾炸药的方法。但是，由于引爆炸药使用的是黑炸药所用的点火式的信管，氯酸钾炸药的威力未能充分发挥，我就想试制雷汞雷管。后来，又发现掺入少量硝基化合物，特别是tnt能够大大提高炸药性能。为此，熊先后两次派我去天津找叶先生求援。他不但先后给冀中输入制雷管用的药品，铜壳、铂丝和起爆器，还为冀中动员平津大学生张方、李广信等人到技研社工作，后来为了解决铂丝焊接问题，还找到清华物理系手艺超群的实验员去冀中。此外，由于运输制tnt的化学原料较困难，他又动员在燕大借读的清华研究生林风来天津，在租界中秘密制备tnt，并制成条块状与肥皂混在一起运至冀中。技研社有了这批生力军加入，又得到所需的材料，不久就研制成功用电雷管在远处控制起爆的威力强大的地雷，并在9月间在保定南炸翻了敌人一列火车。在这列火车到来之前，敌人先在公路上开过一辆卡车探路，然后又开押道车通过铁路以检查铁轨是否正常。

这两辆车我们都放过去，而当那列火车开到时，正当车头经过埋地雷的地点时就立即引爆，当即把火车头炸翻了。这个举动直接威胁京汉路的畅通，使敌人十分震惊。从我到冀中至制成遥控地雷炸敌人火车成功，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要是没有叶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眼皮底下向冀中支援这些人员和物资，这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除了这些，叶先生还千方百计为冀中购置医药及无线电通讯器材。他在得知冀中部队作战缺少子弹后，又曾介绍一位制造子弹的人员去冀中工作，并设法把有关制造子弹的图纸偷运给冀中八路军。叶先生和林风在天津租界为抗日工作，冒的风险比在冀中的我们要大得多。有一次林风就被英工部局逮捕。10月份叶先生在日本人要在租界采取行动的风声日紧情况下，奉清华当局要求离开天津到了昆明。在昆明，他继续为冀中募捐召开座谈会，写文章介绍八路军在河北坚持抗战的情况，使大后方人民知道中国有一支人民的队伍在河北腹地与敌人浴血奋战的事实。我是不想提这些往事的，但为了纪念叶先生，我必须说。（汪德熙《叶企孙先生支援冀中抗日》，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96-98页）

葛庭燧先生在校期间因参加爱国运动而多次受到叶企孙先生的保护，在他患重病时又得到先生的看护。或许因了这样的深厚情谊，在冀中军区供给部技术研究社发展的关键时刻，叶企孙又想到了葛庭燧——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阎裕昌同志忽然来到我的宿舍（我一个人一屋）。我曾与阎裕昌一起养过肺病，所以很熟悉，彼此也比较了解。我问他这一年以来到哪里去了，他说他参加了游击队，叶先生知道这件事，他是奉命而来，要求我利用燕京大学的掩护，为游击队做一些事：1.搞一些关键器材，如雷管和无线电元件；2.查阅一些资料，提供一些科技书刊；3.介绍科技人员去游击区工作。这些要求我当然义不容辞，于是彼此约定了电话联系的办法。他说希望我去游击区看看，了解游击区的情况和要求。当时他只告诉我这个游击区是在保定以东天津以西，并说去的时候有人带路。不久，阎裕昌与清华大学生物系的一位练习生张瑞清同志一起来找我，说张瑞清是带路人。他们来来往往都是装扮成农民和商人，先到保定，然后去保定东关，在十几里路以外就是游击区了。我当时病未痊愈，是地道的白面书生的样子，如果装扮成农民和商人，敌人一下子就会认出来。他又说在保定的东门有日本宪兵把守，有一次一位游击队员进保定城办事，把游击区的通行证塞在帽檐里，被日本宪兵搜了出来，当场就被刺刀捅死了！

因此，我要通过保定东门这一关是不容易的。阎裕昌暗示让我找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想想办法。我当时担任燕大研究生同学会会刊的总编辑，曾同司徒雷登有联系，但是像这样有生命危险的事，怎能随便告诉人呢？几天以后，我对班威廉说我要请假去办一些事，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他问我是否要去游击区，我以为他是开玩笑。我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很想去的，但是怎样去呢？我并没有对他吐露真情。当时我除了在物理系听课以外，还在哲学系选了一门课，其中有哲学系的葛力同志、姚克荫同志和社会学系的杜含英同志（即杜若同志）等参加听课。有一次，社会学系的赵承信副教授对我说，听说你要去解放区，我支吾其词未作正面回答。忽然有一天，班威廉找我，说司徒校务长要见我。他同我一起去临湖轩，司徒介绍了由保定来的两位传教士。他们会说中国话，是山东口音。他们说我可以到保定教堂去找他们，随后同阎裕昌商量的结果，决定我干脆装扮成一位牧师，我可以在保定下火车以后，即雇洋车去保定城内的教堂，与这两位传教士坐一会儿，再另雇洋车去保定东关的公理会。在经过保定东门的时候，如日本宪兵查问，就说是由保定教堂去公理会办事，如不信，可以打电话到教堂去问。据说，在保定东关公理会有我们自己的人，能够预先给雇了大车，到了公理会以后赶快坐大车向东跑十几里路，就到了安全地带了。为了做好一切准备，我借了一本《圣经》，学会了背诵祈祷词，并由司徒雷登给办了一份北平市护国寺教堂的牧师证。证上写的是舒xx（现在忘了名字）。我还专到这教堂一次，记住了它的地理位置，并了解了它的历史情况。

在11月的一天，下着小雪，我穿着藏青色西装，戴着礼帽，怀里揣着《圣经》和牧师证由北平乘火车去保定，按照预定的计划，居然顺利地通过了保定东门日本宪兵的检查，到了东关公理会，远远望见阎裕昌和张瑞清已经等在那里，大家坐上大车就飞快地向东奔跑，记得是当天晚上到达了任丘县的一个乡村，是冀中军区的供给部所在地，见到了供给部部长熊大缜。我当时很奇怪。熊在学校时并不怎样参与学生的进步活动，他又不是共产党员，怎么就一下子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这个重要的职务呢？我这次到游击区肯定是叶先生的主意，但我迄今仍然不清楚是谁叫阎裕昌先生到燕京找我的。当时我并没有细问，也不便于细问，为了抗日救亡，一切也就不去管了。至于为什么班威廉、赵承信也知道这事，为什么司徒雷登也大力帮忙，实在不易理解。现在只知道社会学系有一位外国教授（泰勒尔）曾经去过解放区，住在司徒家里的一位外国人（赛勒尔）也去过解放区。1941年12月发生珍珠港事变，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后，班威廉也去了解放区，并写了《龙爪》一书（英文），介绍解放区情况。1947年班威廉与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相遇时，他曾送我这本书。

1987年2月26日，沈克琦、孙佶、汪永铨三位同志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的《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的文章里说，叶先生通过当时设在天津大学的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向根据地推荐输送了一些清华大学学生，其中有熊大缜同志。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才体会到叶先生对于支援冀中军区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而我这次去冀中也是叶先生精心安排的。

当时我见了熊大缜，受到他的热烈欢迎。他已留了一脸胡子。奇怪的是，他还向供给部王政委介绍我是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同志的同窗好友。他怎么知道我同孙志远同志的关系呢？我到了冀中区后，化名为何普（“普”是代表普罗里塔利亚，指的是无产阶级），穿上了军装。得知军区的政委是王平，司令员是吕正操，政治部主任是孙志远，孙是我在北平师范大学读预科时的同班同学，曾一起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据周围的同志说，熊大缜对工作非常努力，积极负责，很得人心。（葛庭燧《回忆我在青年时期的一段往事》，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23-125页）

阎裕昌先生的次子阎魁恒谈起其父参加抗日活动的往事时说：

1937年，日寇铁蹄侵入清华园，父亲身为物理系设备保管人员，为保护国家财产，曾遭受日军毒打，腿部受伤，心中埋下了仇恨日寇的种子。1938年春，叶先生因铁路中断南行受阻，滞留天津处理清华南迁工作。父亲也曾决定随校撤往南方，并已提前运走部分衣物书籍。然而冀中抗日游击战的广泛展开，使父亲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并由此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他每次从外地归来，行踪保密，而且衣服里经常夹带着很多小纸条，上面有一些人的住址及机要事项。有时夜里还悄悄去找人议事，他一再告诫家人严守秘密，不要对外人乱说。母亲问他今后去哪里，他说去南方，从未说过自己要到冀中参加抗日打游击。1938年7月，父亲最后一次从外地归来，交给母亲三百多元，说是安家费用，自此以后，父亲就和家中永远断绝了联系。后来听说叶先生在天津曾将清华大笔经费和个人存贮资助抗日，购买军火弹药运往抗日根据地，并安抚抗日人员家属。想起当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父亲能留下安家费用，使家庭得到照顾，这在当时抗日艰难条件来说已是尽到最大努力了。

1945年秋天，日寇投降，有人从南方回来告诉我们说父亲根本就没去南方，而是改道去冀中抗日根据地了，这才使我们迫切地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1946年8月，在已经解放的张家口，才打听到父亲当年的上级就是当时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封涌顺同志。通过封部长的介绍我们才知道父亲已于1942年5月8日在冀中“五一”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6年8月2日在封涌顺同志给当时张家口市市长杨春圃同志的信中写道：“阎裕昌同志于1938年8月参加部队，在冀中军区制药厂工作，功绩卓著。他不幸在1942年被敌俘去，经过严刑拷打、引诱，阎裕昌同志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意志非常坚决，敌人用各种方法未获得半点效果。阎裕昌同志未吐露半点秘密，堪称民族英雄，革命军人的模范。”

父亲的英勇牺牲，给我家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同时对父亲的过去更加怀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想知道的问题是：父亲是怎样走上抗日道路的？直到最近几年，通过原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同志错案昭雪的报道资料，才搞清父亲没去西南联大而挺身投入抗日队伍的详细经过。得知对父亲影响最大的，除本人主观上对日寇的仇恨外，叶先生的教育指引、积极保荐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阎魁恒《叶企孙先生是如何培养我父亲——阎裕昌烈士，并积极支持他走上抗日道路的》，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69-170页）

林风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级的研究生。他因酷爱物理学，而和叶企孙先生多有接触。熊大缜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后，天津就成了冀中军区的地下补充线。所谓供给部，大概和今日的后勤部的职能差不多，也就是钱粮筹措、衣被发放、军火制造、武器研制等等，它决定着冀中抗日部队的生存和战斗的质量和能量。在冀中急需高级炸药的时候，叶企孙想起了自己的这个学化工的学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局势混乱，清华大学南迁。我借燕京大学化学系之地继续做毕业论文实验，意欲完成研究生的学习。清华同学钱伟长偶尔来燕京看书，告诉我叶先生仍在天津，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那时日寇侵略节节逼近，国家存亡日益危殆。燕大地下党员陈絜见我一个人仍在实验室里工作，常进来谈些大局形势。1938年放暑假前几天，陈进来告诉我，他很快要离开燕大，拟带我去见一个重要人物，嘱我等他来信，并按他信上说的时间地点前去。过几天我收到他的信说，要我7月初（7月4日或5日）去天津英租信里还再三嘱咐千万不要错过。我按时去到天津清华同学会，并在那里住下了。我白天到，先去见叶企孙先生。叶先生见我来，好像有些兴奋，问我的情况和打算。我向他报告说，我把毕业论文的实验做完了，论文也写完了，已把一份寄给了昆明的导师黄子卿先生，现在在北方已没事，想到昆明去，请教叶先生意见怎样。叶先生说，“昆明可以去，但现在那里是一片混乱，你去到那里同样不能做什么事，不如留下来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然后他告诉我，熊大缜等几个人已经到冀中吕正操部队那里参加抗日去了，熊捎信来说，游击队需要知识分子和物资。叶先生还说，他这里正找人，想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筹集一些物资运到游击区去，希望我也参加进来一块儿干。听叶先生的话，根据在学校时知道的虽是很少一点关于叶先生为人的印象，我倾向于相信叶先生的出发点是真诚爱国的，但参加进去的决心马上还下不了。我对叶先生说，容我想一想。我要想一想，因为先已对陈絜说了，我准备参加八路军去，所以他才介绍我去会见一位重要人物，我不想背离初衷。

当天晚上，我住在一间小屋里，天黑以后果然有人来找。一看，原来是清华化学系的学生姚克广。姚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和怎样离开学校的，等等，并问我的打算。我把叶企孙先生对我说的话告诉他，并问他知不知道叶先生做这样的工作，这事该不该干，姚说，他知道叶先生等在干这样的事，并认为应该干。第二天，我回答叶先生，我决定参加他们的工作，同他们一起干。

随后我见到了同班同学汪德熙，他比我早一天参加叶先生的工作。汪见我来很高兴，并告诉我他正着手筹备在天津制造炸药，地方有了，但他自己想到游击区去，要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未多思索就同意了。在汪德熙来之前还有北平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刘维，在我之后又有清华地学系毕业的李琳（后来听说改名李广信）先后参加叶先生的工作。

做炸药的地方，是一位夏威夷美籍华人杨锦魁在英租界尽头开的一个很小的宝华油漆厂。杨经理只同意我一个人来做炸药，还特别关照不让别人来，原料、药品、用具全由他厂子代买，买来之后我把钱交给他。这小厂总共只有3名工人，看门、收发、送货、生产都在内，杨本人包揽其他一切事情。工人听经理指挥，其他一切不知道。杨经理要求我不要跟工人多说话，工人当然不问我干什么。杨经理自己下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也叫我停止工作回家，看门人就把工厂门关闭上了。礼拜天经理自己不工作，当然叫我也不要去工作。我一个人用大搪瓷锅做炸药，工作时间有限，又要随时预防发生事故，自然做不出很大量。我分批把做成的tnt炸药制成肥皂条状物，混装在肥皂箱里，由刘维、李琳设法秘密运到游击区。我眼看一个人做成的炸药量有限，乃建议大量购买硝酸铵、硝酸钾、氯酸钾等当做化肥运到游击区去，同tnt混在一起增加炸药量。

我在天津工作开始后，每隔一两个星期，在晚上时间姚克广就来看我一次，谈谈抗战形势，问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我总是把我们工作进展情况详细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我这样做一是因为我的初衷是既投身抗战就去参加八路军，二是因为我不愿我参加的这个工作有朝一日会被误解。姚对我们的工作总是赞同。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是姚先告诉我，天津有个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头头叫王若僖，叶先生和他有来往，大约两个月后，姚克广不再来了。那年冬天，我见到他的弟弟、地下党员姚克因，克因告诉我姚克广已经离开天津到晋察冀边区去了，改名姚依林。（林风《深切怀念叶企孙先生（忆抗日）》，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87-89页）

我们从以上几个人的回忆中证实了一个事实：叶企孙先生是他们走上抗日道路的引领者和组织者。他们以科技救国为宗旨，以科学知识为武器，以冀中根据地为大舞台，上演了一出惊天大戏。这本来是一曲高亢入云的爱国主义颂歌，一部科技救国的英雄篇章，但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但不为人知，反而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尘埃，在无人问津的阴影里埋没了许多年……

这是为什么？！

似乎一切都与“熊案”有关。

那么，“熊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八章 “熊案”始末 第一节

1938年春天的一天，在黄浩的安排下，熊大缜身穿白色西服，脖子上围一条真丝围巾，从天津坐汽车到达北平，然后搭火车到达保定。长老会的黄浩是个广东人，他的京腔里夹杂着岭南音乐的余韵，有好几次，熊大缜不得不把他的话有意重复，待弄准确后，心里头才算踏实。黄浩的话语是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包括告诉他到达保定城后如何应付日本哨兵的盘查。熊大缜一丝不苟地照着说了一遍，站岗的日本兵嘴里咕哝了一声就放他出了城。

城东五里地，有一座土地庙，一棵白杨树下，有个茶水摊。

对上暗号后，土地庙里呼啦出来几个头戴白肚巾的人，簇拥着他，风似的来到一条河边。一声口哨响过，芦苇深处便闪出一条小船。

这就坐上了船。船向东南划去。

等在船上坐定，风一吹，熊大缜觉得脖子有点凉，扯下围巾，才知道汗水已经把围巾浸透了。想想刚才情景，熊大缜觉得像是在演电影，整个过程惊险而又刺激。

撑船的壮汉回头看看他，笑笑说，穿多了。

熊大缜看看自己一身西装，蓦然觉得似有不妥。在北平城里和黄长老商议以什么身份去冀中时，想来想去还是以生意人为宜，若有日本兵盘问，就说向客户催账去。而今一看乡下环境，多是破衣烂衫草舍茅房，这身西服便显得有些刺眼，想到这里，熊大缜立马把上衣脱了下来。

咱们怎么不走旱路？我看过地图，若是走旱路，天黑前就能赶到。熊大缜抹把汗问。

那是。这不正挖交通壕嘛，各县镇的官路全部挖成壕沟，防止日本鬼子的汽车通行。咱们要是这时候坐上马车，两三天也赶不到任丘。撑船的汉子用撑船的竹竿指指岸上说，去年水大，保定一带沟满壕平，正好可以当水路。官路地图上都有显示，水路可没有。咱把路毁了，日本鬼子的汽车就开不进来，水路他们又摸不着门道。你尽可放心，我建议你抓紧时间小睡一觉，等你到了军区，可没有时间睡觉了。

船工很健谈，一问，方知是天津卫船厂的工人。天津沦陷后，他回到老家，跟吕正操打老日。他现在的身份是情报员兼交通员，刚才庙里那几个都是他手下的人。

熊大缜果然有了困意。仰头看看蓝天白云，两耳灌满风声水声，想想自己如今以一条鱼的姿态游进了冀中，煞是可笑。这些感受与见闻是清华园里难以经见的。临行前，叶先生叮嘱了许多交通上的注意事项，竟一条也没用上。可见，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他想着，眼皮便沉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等到他醒来时，已是星月朗朗。

船在一个村子前靠了岸。两个人摸着黑往村子里走，船工帮他拿着行李，说前面就是楼堤村。小路曲曲弯弯，庄稼已经半人多高，虽说是四月天，晒了一天的田野却往上蒸腾着暑气，仅仅一里多路的光景，熊大缜已是满身大汗了。

刚到村口，在一团幽暗中，突然传出一声吆喝：站住！干什么的！

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

船工鼻子哼了一声，冲黑影喊道：铁蛋，恁大嗓门干什么？快来接我一把！

一前一后跑过来两个小伙子，手里都拎着枪。

那个叫铁蛋的小伙子接过船工手里的行李，嘿嘿笑道：吓唬你呢，军区的人都在老憨家等你们哩！

这一行人就七拐八拐来到一家有门有脸的庄户人家，叫铁蛋的小伙子拍拍门上的铁环，就听见院子里传出咚咚的脚步声。一个身背盒子枪的八路军战士开开门，把他们迎了进去。

屋里煤油灯下，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张珍等人急忙围上来，拉着熊大缜的手热情地问长问短。

张珍身穿草木灰染的粗布军衣，赤脚穿着草鞋。他打量着熊大缜说：老家在哪儿？怕不是庄户出身吧？

熊大缜笑笑：老家在江西，从小在上海长大。

噢，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你能吃苦吗？

熊大缜这才意识到自己和张珍的反差。一个是西装革履，一个是粗衣草鞋；一个是白面书生，一个是胡须丛生。他立即脱下西装，扯下领带说：你能穿粗衣我也能穿，你能吃小米南瓜我也能吃！

你的身体咋样？这里是游击区，三天两头转移，条件艰苦，缺医少药，身体有病可不行。

熊大缜听张珍说到身体，两眼放光：你别看我瘦，我可是清华大学的运动健将。短跑百米速度能达到12秒5，清华大学足球队前锋，参加京津高校足球比赛三次获得冠军。怎么样？这样的身体参加革命没有问题吧？

张珍听他这样一说，高兴地走过去捏捏熊大缜的胳膊说：你还别说，肌肉鼓鼓的。好，干革命不仅要知识，还要有一副好身体，你的专业情况我早就清楚了，这两天我就把你的情况汇报给军区，很快就会给你分配工作的！

没几天，冀中军区政治部任命熊大缜为军区印刷所所长。

到了冀中，熊大缜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大正。

叶企孙得到熊大缜的准确消息已是一个月后的事情。

一天，一个叫刘维的人来到天津清华同学会，把一封信交给了叶企孙。仅看信封，叶企孙就激动起来——这是熊大缜的字体！上边龙飞凤舞地写着“叶企孙先生亲启”。

信封里实际上只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行小字：“兹是刘维先生，请接洽，详情容刘面叙。大正。”

刘维体形壮硕，外表看颇像劳工，哪想此人也是学生出身。因为熊大缜的缘故，叶企孙待他如亲如友，非常隆重地款待了他一番。刘维是个乖巧之人，他看出了熊大缜在这个教授心目中的地位，在介绍熊大缜的情况时，便着意说了许多。他说熊大缜初到冀中被任命为印刷所所长，很快就把老旧的印刷机械进行了修复和改造。为了宣传抗日，他请来当地搞木刻年画的画工刻画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和我八路军英勇杀敌的内容，把印刷品贴到了保定城里头，引起了日寇极大的恐慌。军区领导对熊大缜的工作能力十分欣赏，特别是吕正操司令非常喜欢熊大缜，经常找他聊天谈话，对他十分信任。这不，他当所长才刚两三个月，就又被任命为军区供给部的部长，这可是比所长大好几级的官呢，如果是一般人，从所长到部长，得干个十年八年才能熬上来。

叶企孙很高兴学生的长进。但他并不希望学生当什么官，参加什么党，这在他心目中并不重要。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学生们以科学救国为宗旨，以科技知识为武器，在冀中军区这个大课堂实践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是熊大缜事件突发后给他带来的重要的思想收获。过去他和一些专家学者都有成见，认为学业未成就去投身战争，是在重复莫斯莱的悲剧。但是，熊大缜的投身冀中，使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对一个知识者来说，学成与否只是相对的。莫斯莱的悲剧固然要尽量避免，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作为英国人的莫斯莱死在土耳其加利波利半岛，科学界痛失才俊，认为是一个重大教训，但是，要是战火烧到英伦三岛，莫斯莱战死在家门口会怎样呢？现在熊大缜实际上就在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面对杀到家门口的侵略者，有时应该尝试一下超常规的极端方式，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赶回老家去！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当然包括喋血和牺牲，包括夭折和毁灭。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即使不计血本不讲代价也是值得的，也是有意义的！

叶企孙的思想变化使他能够换一种眼光看待自己滞津期间的工作。

刘维介绍完此行的主要目的后，一个新的任务摆在了叶企孙面前。

刘维说：熊大缜任军区供给部部长一职，其使命有三。一、供给部即后勤部，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职有军需之意，凡穿衣吃饭，饷银筹放，皆属其管。二、武器装备、军火供给也属其职。冀中军区正在迅速扩大，但军火武器的供给主要靠其属内的兵工厂。兵工厂仅能制造普通枪支弹药和手榴弹及燃烧弹。三、供给部设有研究社，为兵工技术、军火制造及通信专业等等提供科学支持。综合这三方面的情况，熊部长特意让我找您寻求支援，请您想方设法为军区找来急需的物资设备，物色一批科技人才……

熊大缜走后，叶企孙不止一次找来河北省的地图认真查看，想象冀中军区的生活战斗情形，但他总是想象不出它的真切轮廓。现在，在刘维的叙述中，冀中军区以立体方式呈现了出来，自己的学生就活跃在这个活动的图画之中，并且成为一个部分的主角。技术研究社，仅从名称看，就像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一个分属机构。这使他更有一种亲近感和职责感。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走，技术研究社面对的课题则是怎样制造出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和弹药，而它涉及的学科无非是物理和化学以及机械制造等等，仔细想想，这些项目竟和自己所教授的专业那么贴近。想得久了，他甚至有天意造化的感觉。在清华大学众多教授学者中，为什么偏偏是他滞留天津，众多学生中，为什么偏偏是熊大缜去了冀中？看来这一切都有关联。老天安排他一步步走到今天，就是让他有所作为的。

熟悉了冀中的情况，以科学家和教育家的身份去考虑它的未来发展，叶企孙很快就有了一个全盘的规划。

冀中军区当务之急有四：一缺烈性炸药。烈性炸药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高级炸药”。这绝不是电影《地雷战》中所说的“一硝二硫三木炭”这样简单的配方就能制造的。在过去的宣传中，为了突出人民战争中的“人民”，而把科技人员的贡献排除在外，这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试想，如果仅按那样的简单配方制造地雷，除了能有演戏那样的烟火声光效果和制造紧张气氛外，要想给敌人以大量的杀伤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科学常识的。而冀中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叶家军”的科技人才未去之前，也用传统的火药执行过爆炸任务，但收效甚微。冀中军区的地理位置犹如围棋盘的一枚棋子，它的四周被铁路线框定，而铁路线主要由日军控制。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铁路的民运功能已经丧失，而主要为日军适时机动运送兵力所用，它成了冀中军区抗日军民的极大威胁。正像冀中军区挖交通壕那样，军区首长命令熊大缜的技术研究社尽快研究出能炸毁敌人火车、桥梁和铁轨的烈性炸药，把四周的铁路线一段段炸毁，把敌人的装甲车和火车头炸翻，把捆在根据地人民身上的铁链炸断，使敌人围剿冀中根据地的企图落空。正是因了这样的缘由，烈性炸药的作用一下子凸显出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甚至成为冀中军区能否站稳脚跟的重要因素。二缺对外联络的无线电收发设备。冀中军区犹如一叶孤岛，四周皆敌占区。在这样的情势下，它聆听党的声音，接收军事斗争的信息，甚至窃听敌人的动静行止，传达自己坚定而有力的声音的技术和能力，显得无比重要。三缺制造武器弹药的科技人才。火药制造需要设备，需要人才。土法上马的实践型人才固然可资利用，但冀中军区更需要学有所成的专家，比如化学、物理、机械制造等学科的专门人才。四缺资金。当时冀中军区有中交三行、河北省银行、冀察绥边区银行各自发行的三种货币流通，日伪政府的准备银行钞票不得使用。这样一来，倘用军区票和河北票，在河北境内很难买到急需的物资和设备，若要买，必须到平津等大城市，这样就必须使用中交三行的银票。而这些钱，在冀中是难以筹到的。

叶企孙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拾遗补缺”计划。

叶企孙带刘维先找到一个叫王崇植的人。王时任开滦矿物公司副经理，是叶企孙在清华上学时的同学。因为是同学关系，叶便直言不讳地将来意说明，王表示支持。王崇植在开滦矿物公司负责矿山开采技术工作，他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向冀中区提供制造烈性炸药的原料。王崇植与叶企孙虽说是清华同学，但他却是国民党党员。因此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时期，对冀中区的抗日爱国行动，他是非常支持的。

为了弄到无线电台，在王崇植的介绍下，他们又认识了当时活动在日伪占领区的“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负责人王绥青。所谓“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王绥青可能是国民党在这个机构的代表，而中共方面显然也有代表参加，据史料显示，原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就知道此事。而另一位知道此事的领导人朱其文还曾担任过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在该办事处工作过。王绥青也答应给予解决。

钱伟长先生此时也没有南下，他暂时住在北平其叔父钱穆家中。他回忆道：“到12月，叶师和熊大缜忽然到我家，要求在我家存放一批干电池和电阻电容，并由熊告我，他现在已正式在任丘的吕正操部下建立冀中区，这是该区急需的后勤用品，不多日又在家商议如何购买西什库大街一家干电池厂的全部器材问题，后来发现该厂仅有的两个工人都是任丘人，他们也正想回家，好容易花了两千多元就买了下来，运到西四北大街，存在一家古玩店里。后来有人和这两个任丘人一起偷运到了冀中。那年年底，又用叶老师的钱买了一台手动的台式压床……”（钱伟长《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9页）

后来，叶企孙又托钱伟长找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军区指导制造烈性炸药，“汪德熙知道这是叶老师的意见，当即表示去冀中，估计半年可以完成，约好后在津会合，同去南方”。在天津，从王崇植那里弄来制造炸药的原料后，再制成炸药秘密运送到冀中区，这个制造炸药的工作，叶企孙就交给学化学的研究生林风去完成。而为了加强冀中军区的技术力量，叶企孙又将葛庭燧、阎裕昌等人派遣到冀中，使技术研究社在极短的时间内初具规模，很快投入工作。

实际上，天津的清华同学会和林风工作的地点，此时已成了冀中区的秘密联络点和地下采购站，而叶企孙就是总负责人。张方先生在自己撰写的《敌后军工生活回忆》中曾说：“我已经听说，冀中军区供给部在天津有一个‘采购站’，那里表面上是个煤铺，实际上是为采买和运输冀中军区所需物资作掩护用的。”此言不虚。我们在不少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看到的日伪时期活跃在地下的秘密联络点、交通站等称谓，在叶企孙这里，虽然没来得及命名，实际上都存在着。张瑞清就是叶企孙的秘密交通员：“1938年3月间，物理系仪器保管员阎裕昌忽然来我家，向我介绍了冀中军区的情况，并约我去那里工作，我完全同意并约定时间，他带我到天津与叶企孙先生见面谈话，然后我俩就通过保定市的日寇封锁线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了。沿途我少说多看，注意环境情况。到了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没想到我的上司竟是清华大学足球场上的球友熊大缜。我俩商谈之后，派我的工作是：往返平津，出入冀中，进行带人出入冀中军区和购物等工作，也就是当交通员，我高兴地应承了。”交通员的工作危险而又辛苦，许多年过去了，张瑞清老人仍清晰地记得他曾完成过一次特殊的任务：“岁月太久，当年做的交通工作都难以记起，只记得有一次要我从北平带一团直径约十公分以上的紫铜线球，我感到这东西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于是就把铜线弄直，从裤腰处往下穿到裤腿尽头，再折回裤腰，反复多次，终于把整团铜线串进了一条绒灯笼裤里，这才顺利地通过敌人的重要岗哨，平安到达冀中根据地。”（张瑞清《我做叶先生的秘密交通员》，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77页）

不管是购买设备、原料，还是后勤用品，都需要大量资金，这笔钱从哪里支出？刚开始，叶企孙动用的是自己的积蓄。然而，对潮水般的需求来说，自己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怎么办？斯时清华留守的账簿上尚有一笔筹建清华子弟小学——成府学校的款项没有划走，在请示了梅贻琦校长之后，叶企孙毅然决定将这笔钱挪用！

刚开始仅几千元，这是梅贻琦首肯的。以后就断了联系。但需要一发而不可收，怎么办？

叶企孙咬牙，将建校的款项全部投到冀中去！

这一投，前后竟花了三万余元！

这笔钱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冀中区供给部有了这笔钱的投入，顿时底气十足，各项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

是年端午节这天，熊大缜潜回天津，专程与叶企孙先生会面。仅仅几个月不见，熊大缜已经今非昔比。原来那个白面书生不见了，出现在叶企孙眼前的是一个谈吐沉稳动作干练的人。他一身白府绸裤褂，脚穿平底布鞋，晒得红红的脸庞上蓄着寸长的胡须，只是浓眉下那双明亮的眼睛顾盼依旧。叶企孙带着熊大缜跑遍了天津的所有关系，王崇植、王绥青等都与他见了面。王绥青原是天津电报局局长，他当即为熊大缜找了两个装配无线电台的技术员，为冀中区安装了一台无线电收发设备。熊大缜说，冀中区需要大量的烈性炸药，依靠林风一人制药量太小，希望通过王崇植的关系多买一些原料运送到冀中，再派一些技术员到他的技术研究社，在那里制造炸药。这些意见在叶企孙的安排下一一得到了落实。

闲暇时，叶企孙最爱听熊大缜讲冀中区的抗日情况。他发现熊大缜思想上有了显著的变化，在许多问题上，他是按照共产党的主张去做的，分析问题时，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角度去思考的。熊大缜说，自己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冀中区的部门首长，他和那些共产党员干部同样要参加政治学习。

你们都学什么？叶企孙好奇地问。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怎么样？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好，很精辟，很深刻，很有智慧……熊大缜一连说了三个“很”，佩服之情溢于言表。我观察过，以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理想的政党……

叶企孙听出了学生的弦外之音。自己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且一直坚守着这个信念。因此，自己的思想观点也深深影响着学生们，包括钱伟长、汪德熙、葛庭燧，当然也包括熊大缜。虽然他们也爱国，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但就是不加入任何党派，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像自己的老师叶企孙、陈寅恪、吴宓、金岳霖那样，在政治上保持自由思想，在学术上保持独立精神。

但是，听熊大缜这样一说，叶企孙也觉得心有所动。有这样一个为国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政党，不是很好吗？

或许在这个时刻，他对中国共产党渐渐有了几许了解……

熊大缜返回冀中之前，叶企孙又特意找他谈了一次话。他建议熊大缜还是要以抗日为头等大事。他之所以允许他放弃学业去冀中，不是希望他去做官，也不希望他入什么党，而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分，去打日本鬼子！因此，一切都要围绕着抗日这个大目标去进行，他希望熊大缜在那里发挥自己的所长，以科技知识为武器，在冀中干出更大的成绩。鉴于冀中的形势，他希望熊大缜以自己自由人的身份，在两党之间做做牵线搭桥的工作，让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吕正操真正像共产党号召的那样联合起来，同心协力，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日寇！

叶企孙觉得自己的主意是符合中国人的心意的。他想得很纯粹，很洁净，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正因为这样，他把这个主意说给熊大缜的时候，其口吻很神圣，很庄严，也很悲壮。

或许是老师的神情感染了熊大缜，他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话。

因天津是敌占区，两人商定，再写信回来的时候，就用隐语写，比如若写两党联合，就写“鹿吕完婚”云云……

还有一些话，叶企孙想了想，又憋了回去。熊大缜在冀中区的发展委实太顺太快，他隐隐约约觉得似有些不妥。熊大缜是个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富家子弟，风调雨顺，一切皆眷顾于他。他又是性情中人，喜怒形于色，内心坦荡，几无遮拦。加上他爱争强好胜，平时为人龃龉，毫无私利，竟都因运动场上的鸡零狗碎，其状如长不大的小男孩。争执斗闹，常常是瞬间爆发，和好如初也是眨眼之间。然而他是天资聪慧且能实干之人，是科技界难得的人才。依他的情况，当领导未必合适，而成为一个科学家则是早晚的事。这些话，他想对熊大缜唠叨几句，哪怕是提醒也好，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学生毕竟是在抗日前线，现又重任在肩，自己的这些顾虑，多是一种假设和预想，未曾求证，焉能服人？科学家的严谨又让他止住了话头。不管是成为领导者还是科学家，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环境。也许熊大缜遇到了非常适合他发展的好环境，冀中军区的首长知他信他，因之用他……这不也很好吗？

时代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有些观念是不是也得变变了？叶企孙想。

第八章 “熊案”始末 第二节

熊大缜回到冀中后，创造了一个属于技术研究社的春天。整整一个夏天，他所领导的技术研究社捷报频传。

熊大缜去津后的一天，冀中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刚刚打了一个小仗，投入兵力不少，浪费弹药颇多，歼敌却有限。会上有人抱怨说供给部修械所制造的迫击炮弹不好使，关键时刻净瞎火，眼看敌人的汽车就要炸翻了，哪承想，敌人头上接二连三却下起了“冰雹”，就是不爆炸，把小日本吓得半死，却死不了，眼睁睁看着他们又把车开回去了。

这是点名批评供给部的工作。

李猛此时担任供给部秘书，他是个搂不住火的人，虽说熊部长不在，但事关集体荣誉，他焉能坐视不管？

于是他也来了一个段子反击。

他说：有时候给你好枪好炮未必能打好仗。都知道二团警卫连装备好吧，有一个排清一水的三八大盖。一次我去办事，路过他们驻地，正好赶上这个排执行任务，有情报说有日本鬼子的汽艇在这一带出没，似乎在执行侦察任务。情报人员把鬼子的路线、时间、地点整得挺明白。我想这次可赶上看西洋景了，还没见过真刀真枪打鬼子呢，就死缠活缠随队伍一起去了。结果，人家汽艇真来了，仗也确实打响了，可是哩哩啦啦打了三四十分钟，就是愣打不下来。你猜什么原因？这个排大部分是新兵，连靶子都没见过。枪一响，心一慌，每人发的10发子弹大部分往天上放了。我身边一个新兵手颤抖得像打摆子似的，他连三点成一线都忘了，怎么能打得准？人家汽艇上的日本鬼子才5个人，枪打得那个准，一枪一枪往你脑袋上咬，压得你头都抬不起来。后来，鬼子的汽艇绞进了芦草，被我们团团围住，最后是用大刀解决的。你们说，仗打不好，光怪我们供给部公平吗？

吕司令听完哈哈大笑，说：李大知识分子，你说的是真事还是假事？

李猛说：谁诓你谁是水里捞出来的。说着，一只手做爬行状。

众人轰的一声笑起来。

有人笑骂道：李猛，你小子没大没小的，你敢跟司令员这样讲话！

李猛赶快给吕正操敬礼，说：对不起，小的给您老人家赔礼了。

吕正操挥挥手：大知识分子，你反映的还真是个问题。你说怎样解决枪打不准的问题？

我建议组织新兵打靶训练，训练后搞实弹射击！

李猛的话音未落，众人又一次哄笑起来。这次比上一次笑得更响。

开什么玩笑？你李猛是不是包米吃多了？！你知道一颗子弹多宝贵吗？咱们兵工厂又不能造，打一颗就少一颗，哪能让你随便打着玩呢，瞎胡闹！大家七嘴八舌攻击李猛。

李猛不服，站起来，两手把腰一叉说：你还别说，我刚学过辩证唯物主义，这就叫辩证法，与其打仗时浪费子弹，又误战机又失利，不如平时训练消耗少量子弹换来打枪的经验，等在战场上准确有力地杀伤敌人！

李猛扯着嗓子一喊，换来了大家的思考。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

有个分区的参谋长一拍大腿说：李猛这主意不错，是这个理儿。可是，我们的子弹是有数的，训练用了，战时怎么办？总不能提着空枪和鬼子干吧？

李猛用手一挥，示意大家安静。他故作神秘地说：我们熊部长过两天就从天津回来了，他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我可以先给大家透个信，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技术研究社就能研制出“冀中造”的子弹和炮弹，我们还会制造出比老式炸药威力大几倍十几倍的烈性炸药，不但能炸敌人的军车，也能炸毁铁路和桥梁，还能炸翻狗日的火车和装甲车……

李猛的话给大家提了神，众人的情绪呼一下被点燃了。

那还说啥呀，只要让咱们的枪炮吃好喝好，还愁打不了胜仗？

你们供给部不是吹牛吧？我们可等着你们的“冀中造”呢！

会议结束了，李猛的嘴皮子磨得像纸片那样薄了。他带着全区的希望和使命回到供给部，将会上军区首长给供给部下达的任务向刚归来的熊大缜进行了汇报。

于是，一场我军历史上最早的科技练兵活动在冀中军区拉开序幕……

制造炸药的任务主要由汪德熙、阎裕昌、张方、葛庭燧、张奎元等人完成。汪德熙是该“项目组”的负责人。

汪德熙到冀中后改名为汪怀常，阎裕昌改名为门本中，葛庭燧改名为何晋。汪德熙个子不高，清秀儒雅，风流倜傥。他多才多艺，虽然专业是化学，却极具音乐才能。他能拉一手好琴，小提琴之好已达到专业演奏水平。平时含一片芦叶，能呜呜咽咽吹完凄婉动人的《江河水》，听者无不动容。闲下来，他最爱端详夕阳下的芦苇荡，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让他着迷。他说他与此地结缘，一是恩师所遣，师命难违，二就是因为这片芦苇了。白洋淀的芦苇天下有名，他的研究生论文内容就是“用芦苇造纸”。若战争结束，他一定还来这里，建议国家在这里办个造纸厂，就用芦苇作原料，一定能造出世界上最优质的纸来。他打趣道，若真开厂，他一定以主人公的身份邀请大家重游，吃白洋淀的鱼，喝任丘的烧酒，做一回高阳酒徒……

当然，汪德熙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他的专业能力。他制造出一种氯酸钾混合炸药，这种“冀中造”的烈性炸药，几乎伴随冀中区整个抗日战争全过程。炸药制作时将定量的植物油放在水套锅里加热，加上tnt炸药，然后将其融化，最后加上氯酸钾粉，混合成均匀的粉状物，新的烈性炸药就制成了。将做好的炸药装在铁皮桶中，用雷管引爆，就会爆发巨大的威力。过去的老式炸药爆炸速度每秒仅300米，汪德熙的“冀中造”爆炸速度竟高达每秒两千多米，这样的爆炸力，对付京汉线上穿梭飞驰的日本人的火车已足够了。

“冀中造”的炸药制成了，还需要检验它的威力。汪德熙提议炸日本人的火车头。这个提议得到了熊大缜的首肯，因为冀中军区四周绵延的铁路线，犹如致命的绳索，炸翻敌人的火车头和铁路，使敌人的交通中断瘫痪，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试验工作开始了。

熊大缜就此向军区首长作了汇报，并请示司令部从各分区调工兵前来培训。培训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学会用水套锅制造“冀中造”炸药，二是学会“电发火地雷”的操作使用。一旦全军区都学会使用新式的爆炸技术，就会给京津地区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阎裕昌在“电发火地雷”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常用的地雷爆破多是用火引燃的办法，将导火索直接卡在雷管的管口，火到雷响。但这种方法有许多弊病，对付风驰电掣的火车，变数太多，手段过于原始，既不准确，又容易被发现。后来，又采取将手电灯泡打碎，把它的灯丝架装在雷管内，将雷管改成电雷管，用电池做电源，把正负两极相碰，起火爆炸。但这种办法也容易失误，又不好操作。阎裕昌从清华大学带来一些极细的白色金属线，把它焊在用胶布固定好的两根电线铜丝顶端，再将它安装在雷管内，这样就将普通的雷管改为电雷管了。起爆之前，还可以用弱电流测试电路是否畅通，以保证爆炸的成功率。

阎裕昌身材高大，清瘦柔弱。他属于天生的能工巧匠类型，什么物件经他手一摆弄，立马服服帖帖。在技术研究社，如果说汪德熙等是创意者和设计者，那阎裕昌就是动手者和实践者。他的性情也和汪德熙不一样，汪德熙爱说爱闹，他却沉默寡言；汪德熙如林中的百灵，而他却沉静如林中露珠。他还有一种忧伤的气质。在你接近他的时候，你会感到沉重。

在抒情和忧伤并存的气息里，在白洋淀的芦苇深处，一项计划悄悄接近完成。

为了使爆炸发挥更大的效力，需要在装药的密度上进行试验。《高级炸药学》教材上显示：装炸药密度过大或过小，都会对爆炸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密度合适，才会出现最好的爆炸效果。张方是学物理学的，他见汪德熙装药时总是压了又压，挤了又挤，唯恐药量太小而影响爆炸效果，于是就他的做法提出质疑。汪德熙接受了张方的建议，找来两个一样大却药量不一的铁桶来做试验。他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此也常开玩笑。试验之前，汪对张说：打个赌，我还是认为药越多威力越大。咱把丑话说前边，谁输了谁光着屁股去邻村跑一圈，你敢不敢和我打这个赌？汪德熙说着拉阎裕昌当证人。张方的女同学刘云在邻村的军区医院工作，二人正向恋爱方向发展，张方有事没事总爱往邻村跑。但他此时一点也不示弱：赌就赌，还说不定是谁光屁股跑圈呢！熊大缜见状笑得前仰后合：这个创意很好嘛，不管是谁光屁股，都有惊人的演出效果，阿拉支持你们！

“轰隆隆”爆炸声盖过了笑声。众人向爆炸点跑去。

汪德熙输了。装药多的铁桶炸出的坑比装药少的铁桶炸的坑小很多，里边还残留着不少余药。

汪德熙高兴地把张方抱起来，连声用英语说：你对了，你对了！

两人忙着计算数据，早把打赌的事忘到了一边。

午饭时，阎裕昌吃着吃着突然对汪德熙说：你找我当证人干吗？输了也不兑现，吃得比我还多，好意思！话由老实人说出口，倒有惊人的效果。大伙轰的一声笑塌了天。

各项试验都达到了理想指标后，一个月黑天，汪德熙率领着工兵们出发了。

白天，他们早已踩好了点。趁着暗夜，他们把装有炸药的12只大铁桶埋在了铁轨下面，插好电雷管，将电线扯出几百米远，全面检查一番后，才在电线的终端埋伏下来，静静等待日本鬼子的火车出现。

午夜时分，远方一点亮光闪动，像萤火虫飞来。

担任警戒任务的哨兵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告：来了，来了！

火车呜呜开过来了，雪亮的灯柱切割着黑夜。在实施爆炸前的一刻，汪德熙竟然有了作诗的念头，他看看火车头接近了炸点，便将电线的正负极碰在一起。

“刺啦”一声，一粒灿烂的小火花从他手心里跳跃出来，紧接着就看到几百米外一团光焰冲天而起，在巨大的爆炸声中，敌人的火车头飞到了半空中……

这次炸火车事件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侵华日军在铁路沿线虽遭受过各样的袭击，但从未遇到这样猛烈的爆炸：火车头炸翻之后，造成后面车体脱轨，车上装载的物资在碰撞中爆炸起火，损失极其惨重。日本陆军部在一份通报中称：“相信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爆炸。”

这可能是华北抗战以来第一次成功炸翻火车的战例。

这也是清华人在抗战中创造的第一声巨响。

更重要的是，熊大缜所领导的技术研究社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斗样式，那就是对敌军占领区内的公路、铁路、桥梁、车站、港口等实施爆炸，能极大地削弱敌军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使其恐惧不安，军心动摇。这种战法后来被晋察冀的抗日部队普遍接受，特别是“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在其“大本营陆军部”战史中谈起“铁路破坏情况”时这样写道：

铁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彻底摧毁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等重要技术性设施。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极为巧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日本防卫厅编，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2-583页）

对冀中区来说，用威力巨大的炸药连续不断地破坏敌人的交通，实际上为根据地的生存提供了一份保障，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冀中区的东西南北各大城市相继沦陷，如果铁路公路畅通无阻，不管是从平津还是石家庄，兵力半天即能到达，倘若敌军东西合围或南北夹击，此地可谓危若累卵。正是熊大缜挖来的科技人才运用专业知识制造出的高级炸药，不断给敌人以袭击，才有力地干扰和遏制了日军进攻冀中根据地的意图和决心。关于这一点，冀中区的军事领导们心知肚明，因此，吕正操司令员对熊大缜的工作非常赏识，而供给部的大名在冀中区也越来越响。

由于不断实施爆炸，炸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考虑到氯酸钾的来源有限，汪德熙又想制造硝酸铵混合炸药。

制造之前，汪德熙和阎裕昌分别去了一趟北平和天津。汪德熙在天津找到叶先生，捎去了熊大缜写给他的信和采购急需物资的清单。叶企孙很快把物品备好，使他满载而归。阎裕昌从北平回来时，几乎把清华物理系实验室搬了过来。他化装成难民逃荒的样子，背着铺盖卷儿，背囊里塞满了雷管、化学药品、玻璃器皿，被子里还缝着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们试验过的制造硝酸铵的配方。正是大家群策群力，硝酸铵混合炸药很快就制造出来了。

野外环境下搞实验别有风情。他们在芦苇深处支一口大锅，然后将火硝和肥田粉放到铁锅里加热熔化，利用二者溶解度的不同，不断加注，使之发生反应，同时用铁笊篱将硝捞出，将锅内的溶液放到别的容器中放凉，硝酸铵的结晶体就出来了。用硝酸铵代替氯酸钾，加上植物油和tnt，所谓的“硝酸铵混合炸药”就制成了，经过试爆，它的爆炸速度和氯酸钾混合炸药相同。

由于需要大量的硝酸铵，他们就要整天待在铁锅旁，一项具有科技含量的实验就演变成了艰苦的体力劳动。这时候干活的主角仍然是阎裕昌，而汪德熙、张方他们则承担着观察员的任务。但汪德熙是片刻也安静不下来的，他会逼迫大伙以铁锅为题吟诗作词，这样，太阳、月亮、星星、晨曦、晚霞就都落在了锅里，在有着些许诗意的搅拌中，被这些临时诗人热乎乎、水淋淋地从锅里捞出来，和溶液一起凝固成永久的记忆。这几个人当中，汪德熙诗风婉约，张方风格豪放，而阎裕昌则属于民间诗人，他在汪德熙的威逼下也会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第八章 “熊案”始末 第三节

阎裕昌从北平带回来的新式雷管是白色的铝雷管，经过试验，比原来的铜雷管威力更大。除此之外，他还带来空管壳，自己试造雷管。他用硝酸将水银溶解成蓝色的硝酸汞溶液，再将它加到装酒精的烧瓶内，等烧瓶里腾起带甜味的白色浓烟后，银灰色的雷汞细粉就沉淀出来了。用清水将雷汞洗净，装在雷管壳中压好，再低温烘干，一只雷管就制造出来了。

有了不断生产烈性炸药的能力，学会了自制雷管，供给部就有了足够的能量储备，用熊大缜的话说就是：“手中有药，心里不慌，喂饱枪炮，专打胜仗……”

任丘地处白洋淀之滨，河坑水泊沟沟汊汊纵横交错，史料载，七七事变之后的几年夏季，豪雨如注，大雨倾盆，这里几成泽国。一天，熊大缜去司令部开会，吕正操司令员对与会人员说，据情报部门透露，日军正从天津、秦皇岛甚至大连一带收集船只，有迹象表明，秋后由水路向冀中进攻的可能性增大。上级命令冀中区未雨绸缪，及早作好准备。基于以上情况，各部门应尽快拟好水上防御的作战计划……

熊大缜回部里后立即进行了传达，他提出制作水雷来遏制日军进攻的设想，大家认为切实可行，于是很快又情绪高涨地转向了水雷的研制工作。

水雷不同于地雷，它是浮在水中的。浮在水面还是半浮水中抑或是沉在水底，炸药距离目标多远才能给敌军以重创，这些技术难点都需要一一攻克。

阎裕昌用白铁皮做了个炸药筒，在这个炸药筒的上部，加焊一个密闭的空气室以减轻炸药筒的整体比重，使它可以半浮在水里。但是，效果如何呢？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采用模拟试验的方法去检验。

供给部所在的楼堤村，西边的河堤上有一排排高大的枫杨树。汪德熙他们从老乡手里借来大锯，把树锯倒后做成木筏，用它模拟敌人的汽艇，然后把水雷放置在下边，用电雷管将其引爆……

许多年后，楼堤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还都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每次试验，几乎成了全村人的盛大节日，当高大的水柱一跃而起的时候，剧烈的爆炸声拍着河堤迅疾而过，河面上浮着树木的碎块，更有爆炸的副产品——被炸晕的叫不出名的鱼白花花地漂在水面。每当这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纷纷出动跳到河里争先捞捡。有时，汪德熙和张方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加入他们中间，到了晚上，研究社的餐桌上，必定会有满满一桌鱼的盛筵……

有时，试验的水雷会放置在水面，这样便会出现另外的效果。随着一声爆响，空中水花飞舞，雾气弥漫，一道河堤盛满流动的彩云，碧空中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当地人免费参观之余，还称他们放的是水烟火……

水雷就这样研制出来了。

这是楼堤村人在抗战岁月里难得的抒情与浪漫的记忆。

冀中军区还有一个修械所，它是供给部的直属单位，也是技术研究社联系最紧密的单位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社是它的大脑，修械所则是研究社的手臂。任丘附近各县原是棉花生产区，因了这样的关系，各县都有棉花加工厂甚至棉纺厂，这些以加工农产品为主的机械在抗战初期被紧急征用起来，它们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成为修械所的固定资产。它或许能在生产军需装备上发挥一些作用，但真要去做枪炮子弹，能用的机器寥寥无几。但是，修械所又是供给部最大的直属单位，仅职工就有五百多人，其来源多是平津、河北等地沦陷后一些铁工厂、机械厂的回乡工人，其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仅是手工业者的水准。修械所下设有各个股，比如炮弹股、枪械股、军服股等等，其中虽也有技术人员，但大都属师傅带学徒性质，真正科班出身的科技人员如凤毛麟角。

以这样的情状，修械所很难给部队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服务。之前有关供给部的笑谈，比如说迫击炮像冰雹的故事，实际上就是针对修械所的。在熊大缜任职之前，修械所为部队配制的迫击炮炸药，多半用“一硝二硫三木炭”的传统配制方法，仅用装一般黑火药的引火管引火，这样装配出来的迫击炮弹，往往只能打一二百米，炸弹的威力有时真比冰雹强不了多少。

熊大缜任职后，利用技术研究社的科技人才和研究成果，率先对修械所实行科技练兵和充实加强。他请研究社的成员轮流为所里的技术人员上课，为其培训小教员；采用轮训的方法抽调所技术人员到研究社参与项目的研制活动；他还从平津高校引进技术人员充实所里各股，使修械所在极短时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研究社的指导下，修械所不仅学会了高级炸药制作方法，还学会了自制雷管、水雷，学会用新式方法装配炮弹，使炮弹的杀伤力大大增强。之后，他们还学会了复装子弹和改进手榴弹的技术，在晋察冀率先制造无烟火药，最后能自己制造枪炮子弹，使修械所的各项工作走到了前列，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熊大缜没有辜负叶先生的期望。

1938年，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份，这一年，是属于熊大缜的。

叶企孙在《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在冀中区军队约有十万，据说枪支亦有此数，区内有一小工厂（修械所），能修理及制造普通的枪，能做手榴弹。区内最感缺乏的是猛烈的炸药。为阻碍敌人进攻起见，区内与区外的公路交通已割断。九月中旬，敌人有进攻冀中区的模样，所以区中央决定了拆城的政策。城墙拆除后可以免除敌人据守不得已而沦陷的城。在游击战术上，进退得失是常有的事。倘若失去的城尚有城墙在，敌人就轻易用少数兵队去据守它，吾军就不易恢复这地方了。九月下旬，高阳的城墙在拆下来时，敌人的飞机曾到高阳去投弹两次。损失虽不大，这是敌人进攻高阳的预兆。以后的详情虽不得而知，但据十月底区中友人来信，敌人进攻高阳的计划已失败了。天津附近的胜芳、霸县地方是第一条进攻冀中的路。据报载十一月中旬敌人在胜芳附近进攻。平津铁路廊房车站附近的安次县是第三条进攻冀中的路线。这个县城在本年内已经遭遇到几度的沦陷与恢复了……

叶企孙文章的信息与情况，绝大部分是熊大缜提供的。这段文字是叶企孙离开天津后在昆明写的。回校以后，有人询问偌大款项何以竟至耗尽，梅贻琦虽知此事，但却不知详情，需要叶作出解释。叶企孙便在校评议会上向评议员们作了详尽陈述，之后，根据所写材料又写了这篇文章，以“唐士”之名予以发表。叶企孙离开天津的准确时间是10月5日，离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经费业已山穷水尽。“据统计，叶先生为冀中所筹款项有下列几笔：从清华大学留守基金内拨出一万元；与清华大学成府小学董事长傅任敢先生商量捐得一万八千元；另有他的个人捐款和他人的捐款，仅购买电池一项，就花去叶企孙数千元之多……”（胡升华《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66页）经叶企孙手为冀中军区筹资约三四万元，后来，可筹资金已彻底断绝。他准备到南方为冀中区筹款。二是清华已到昆明，几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物理系开课在即。三是清华同学会已被日本特务盯上，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综合以上情况，叶企孙把诸事安排妥当后，秘密启程南下，辗转青岛、香港，最后回到昆明西南联大。

从叶企孙的这段文字里，我们还可以了解熊大缜工作的环境和大致情况。熊大缜以对祖国的忠诚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获得了冀中军区上上下下的认可，叶企孙认为，他已经在冀中站稳了脚跟，即使没有他的护佑，也完全可以单飞了。因此，这篇文章还有对以往工作总结的意味，不管是对熊大缜还是对自己，都像是一个年终总结，同时又是一个新年的开始。

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放心不下熊大缜，内心深处似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南下的舟车劳顿中，他写过一首很长的五言诗，以寄思念之情——

径庐钟灵秀，望族生豪俊。吾入清华年，君生黄浦滨。孰知廿载后，学园方聚首（方结鱼水缘）。相善已六载，亲密如骨肉。喜君貌英俊，心正言爽直。急公好行义，待人心赤诚。每逢吾有过，君必直言规。有过吾不改，感君不遗弃。至今思吾过，有时涕泪垂。回溯六年事，脑中印象深。初识讲课逢，继以燕居聚。待君毕业后，同居北院中。春秋休假日，相偕游名胜。暑季更同乐，名山或海滨。君有壮健魄，犹善足网球。才艺佩多能，演剧与摄影。戏台饰丑角，彩声时不绝。西山诸远峰，赤外照无遗。师生千五口，无人不识君。塘沽协定后，相偕游浙鲁。孰知五年中，国难日日深。卢沟事变起，避难到津沽。吾病医院中，获愈幸有君。同居又半载，国土更日蹙。逃责非丈夫，积愤气难抑。一朝君奋起，投军易水东。壮志规收复，创业万难中。从军有志士，熙维与琳风［按应指汪德熙、刘维、李琳（广信）、林风等人］。吾孙不能为，津沽勉相助。悠忽已半载，成绩渐显露。本应续助君，聊以慰私衷。但念西南业，诸友亦望殷。遂定暂分道，乘舟向南行。良朋设宴饯，好友江干送。外表虽如常，内心忧忡忡。此行回异者，身行心仍留。舟中虽安逸，心乱难言状。时艰戒言语，孤行更寂寥。终日何所思，思在易沧间。（《中国科技的基石》，第539页）

在香港期间，叶企孙通过蔡元培的关系，想访问一下在港居住的宋庆龄先生，以求支持。这件事在高平叔所编《蔡元培年谱》中专有记录：“叶企孙到香港，谈及平津理科大学生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之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大学备用之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需别筹。拟往访宋庆龄先生，请作函介绍。当即写一致孙夫人函，由叶企孙携去。”

叶企孙果然找了宋庆龄先生。这件事后来由钱伟长得到了证实：“我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蔡元培百岁周年纪念会上收到一本高平叔同志编的《蔡元培年谱》上，见到有关叶师自津南下在港停留期间曾访问蔡元培，并为支援冀中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事请蔡转求宋庆龄副主席帮助。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熊大缜通过叶老师得到的资助绝不会来自反动派。为得到更明确的证明，我曾写信给曾和宋庆龄副主席熟悉的廖梦醒同志，请她查明在港期间，宋副主席是否曾见过叶老师的信，是否谈过对冀中区的问题，后由廖梦醒同志转来宋副主席正式来函证明此事属实。”（钱伟长《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0页）不过，以当时的情形，叶企孙即使找了宋庆龄，因香港不久即沦陷，孙夫人想帮冀中，也是爱莫能助了。

在香港逗留期间，叶企孙还遇到老同学杜光祖，杜斯时在资源委员会工作，主任是好友翁文灏。资源委员会原是蒋介石亲自设立的秘密智囊组织，成员多是各学科的顶尖人才，但本人必须要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即拥护国民党）。翁文灏是叶企孙当首任理学院院长时聘用的地质学教授，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翁文灏后来是被蒋介石软磨硬泡给弄进国民党内的。（见《中国科技的基石》，第571页）翁文灏“收罗许多人为蒋介石的部下”，想必翁文灏肯定找过叶邀其入伙，因叶企孙当时是中国物理学会的主席，是中国物理界的头把交椅，翁不可能不知道叶的学术地位。但叶终没成为其成员。想来只有一种可能，他不想走翁文灏的路，被人硬拉进国民党内，因此，“叶企孙不是委员”。但在香港遇到杜光祖，还是有他乡遇故交的欣喜。资源委员会因避战乱而迁到香港，其办公设置与内地相同。听杜光祖说他们还有电台与内地保持联系，叶企孙突然想起了冀中刚配好的无线电台，在那一端，有他牵挂着的学生熊大缜，或许熊大缜也正翘首以盼自己的消息，于是就让杜光祖给冀中拍去了一份电报，电文告知熊大缜，已安全抵港云云。滞港期间，叶企孙也接到了熊大缜从天津发来的信，信是用隐语写的：

<small>想必一路顺风安抵香港矣。生在外自知谨慎，康健如恒，请勿挂念。昨日来津，只见刘、李二兄，谈谈旧事而已。今日约林兄谈编辑科学书籍之事。林兄近日对学生等印象不佳，现经生详为解说，不快之感已去，并愿与生合作编辑书籍之事。聆说南方家中落弹，有相当伤亡。约翰先生家落一弹，居舍全毁，人幸未伤，心中挂念之至。鹿吕二家仍未成婚，一因鹿家过于固执己见，二因两家杂务忙碌，故久未能将婚期定好。但二家感情仍极融洽。生在外自知保重，请勿挂念。敬请</small>

<small class="right">生绍雄（熊大缜化名）十、三十一</small>

熊大缜信中谈及的几个问题，在此之前，叶企孙约略知晓。比如说林风“对学生等印象不佳”事，这是他尚未离津前就已知道的。林风的主要任务是在天津秘密制造炸药，但有时也搞一些装配弹药的事。因为火药缺乏，他们曾秘密购买过大量的猎枪子弹，将其弹头卸下后，把火药集中，然后再装到迫击炮的尾管中，但不是所有的猎枪子弹都适合做火药，如果型号不对，迫击炮弹有可能哑火。有一次，林风就弄错了型号。技术研究社的同志把这一情况反映给熊大缜，熊大缜回天津见到林风后，顺口就批评他说“你老兄太不负责任”。林风是无心之失，当然一时颇难接受，加上他一人长期在煤铺秘密制造炸药，很辛苦，很危险，也很寂寞，久而久之，便萌生退意。他曾暴露过自己对冀中的不满，叶企孙为此也曾开导过他。既然熊大缜又做了工作，想必林风的“林家铺子”更红火了吧。

叶企孙还没到昆明，对熊大缜所说的“南方家中”的事情尚不知情，但他知道约翰即马约翰，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体育家。他是清华大学体育教授，福建厦门鼓浪屿人。他们全家和熊大缜关系极为亲密，马约翰的几个姑娘都长得风姿绰约健康美丽，若不是战争误人，斯时熊大缜或许会向其中的一位姑娘送上表示爱情的玫瑰花。熊大缜担心“南方家中”，或许有这样一段儿女情长在其中。

熊大缜的信谈及的“鹿吕合婚”一事，是此信的重点。叶企孙单纯地盼望鹿钟麟和吕正操能真正联合起来，那将是河北人民的福音，也是对日寇最沉重的打击。叶企孙始终不明白，人家都打到家门口来了，屋内的自家兄弟为何还是要同室操戈。所谓党，不管是共产党抑或国民党，前头不都加“中国”两字吗？现在人家日本人要来亡你国家了，把你头上的“中国”去掉了，你没有国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党了，争斗还有本质区别吗？老天爷，收收手吧，赶快联合起来打鬼子吧。这是发自他内心的一个强烈的声音，也是当时中国人民强烈的声音。

这种两党联合的大事，在一个科学家的头脑里，被想像成一幅美妙的男女婚配的图景，让人忍俊不禁。但认真想想，也颇形象生动。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最好的办法不就是结婚吗？通过联姻达到合力同心的目的，这是多好的事情。叶企孙和熊大缜都没有结过婚，但此时却急着让别人结婚，并且想象着两党如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姓鹿，一个姓吕，他们不是自由恋爱，需要中间人为他们牵线搭桥。而他叶企孙和熊大缜都是自由人，没有党派背景，应该是最好的月老。

为了抗日，他们愿意从中做媒，认为这是为国做了一件建功立业的大事。

叶企孙的这个想法深深影响着熊大缜。

叶企孙离津之前，曾托人催问过熊大缜“鹿吕合婚”的事，熊大缜诸事繁忙，况且只是冀中军区的一个部门首长，似也没机会和“鹿家”联系，因此，老师交办的这门“亲事”就耽搁下来了。这件事对办事认真的熊大缜来说总觉得心有不甘，好像没有完成老师交办的作业，有点对不住老师的期望。他在信尾给老师的汇报，实际也传达着这方面的弦外之音。

此时的叶企孙，真是心事浩渺，思虑万端。他带着一半期许一半忧虑的心情离开了香港，于同年11月底抵达昆明。

第八章 “熊案”始末 第四节

入冬以来，诸事不顺。

在冀中，熊大缜一生中最寒冷的季节来到了。

先是技术研究社的张方出了事故，炸坏了右手。

叶企孙先生曾告诫熊大缜，科学救国不同于社会革命。科学救国形式、运行方式及困难程度，或许比社会革命还要来得复杂和艰苦，它的成功周期似乎比改朝换代所需时日还要漫长。在社会科学的范畴里，一项社会变革的具体目标之成败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其兴也勃，其败也忽，但要真正完成科学救国，没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是很难的。因此，叶企孙告诫他凡事要谨慎小心，要多考虑困难，要有吃苦准备。因为科学救国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仅充满艰辛，还充满血泪。

熊大缜现在理解了老师这些话的含意。

张方的手被雷管炸得鲜血淋淋。

冀中军区的自制雷管是手工装压的。因为手工装压，雷管的质量就难以保证，有时候便会出现“瞎火”现象，其情状就像过年时点燃爆竹，有时炮捻燃尽还没见爆炸。但也有这样的时候，看似瞎火，实则不然，待人把鞭炮拿在手里端详时，不料却突然爆响，张方在试验自制雷管时所遇情况就是这样。

虽然只是几根断指，一片血迹，却在研究社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抗日必须面对牺牲，这些挂在嘴边但内心却认为很遥远的口号，一下子以具体可感的方式演绎在眼前，断指之痛，给知识分子们的情绪以很大的影响。

继之而来的是汪德熙的离去。

在叶企孙的安排下，输送到冀中军区的清华师生是带着课题的，比如汪德熙和葛庭燧等。该课题完成的时间有长有短，多至一年半载，少至十天半月，倘若完成，便可以继续学业。汪德熙的课题很明确：制造高级炸药。在半年时间里，他相继制造出氯酸钾混合炸药和硝酸铵混合炸药，自制雷管，还炸毁了敌人的火车头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种子已经播下”，他的任务完成了。既然课题已经完成，他在冀中的使命也宣告结束，因此，他便提出返校继续学业。

葛庭燧按期返回了，汪德熙也按期返回了。

但是，汪德熙的离去，却给供给部带来不小的震荡。

此时，供给部的祝懿德也向熊大缜提出申请，想回北平去。祝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经熊大缜介绍，来到了冀中，在供给部二处担任主任职务。我们从祝的专业可以看出他来冀中的目的和汪德熙是不同的。祝去冀中并不是带着课题的，也没在叶企孙的计划之内。熊大缜把他介绍过来，是想和他一起完成或许是永久性的大课题。但是，祝却因熊大缜不同意他回北平而闹起情绪来——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供给部下面有三个处，二处的主任姓祝，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学经济的，是熊部长的同学。一天傍晚，不知怎的，他和熊部长闹翻了。李广信和我听到这消息时，熊部长已经将祝主任关了禁闭。关在老乡家的碾棚里。

李广信和我到碾棚去看望，才知道祝主任要回平津，熊部长不答应，越说越僵，最后，熊部长发了火，叫警卫员将祝主任禁闭起来。

在碾棚里，李广信和我对祝主任进行了劝解。祝主任靠在碾盘上，又流鼻涕，又流眼泪地讲述自己的理由，并强调：都是平津来的同学，为什么熊允许汪怀常（汪德熙）回平津，就不允许他走？对这，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劝他：有话慢慢和熊商量，不要这样闹僵。闹僵，对谁都不好。由于碾棚门前还有警卫战士站岗，我们全是用英语讲的。过去在研究社内，有时也讲一两句英语，那是顺口讲的。为了使人家不懂而讲英语，这还是头一次。

“劝慰”只能适可而止。其实，祝主任口头说的理由，也不一定是他的真正理由。真正的理由也可能是：日本兵“扫荡”日益残酷，“打游击”实在太辛苦，他坚持不下去了，想回平津过比较安逸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的“劝慰”也只能文不对题。我们劝慰了祝主任一会儿，就又回到技术研究社的住房休息。（《敌后军工生活回忆》，张方著，未正式出版）

或许祝想离开冀中的真正原因不是条件艰苦、环境险恶，但即使理由充足，此时的熊大缜也不可能随便放行了。熊大缜当然不好给祝懿德和张方等人解释汪德熙回平的真正原因，那样，会给别人一种印象，原来在冀中军区内部还有一个清华小圈子，而叶师教学的那一套，比如课题呀项目呀一类的说法，在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军事组织里，这种说辞苍白而又可笑，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军队之所以称之为军队，就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条令规定，有军规军法。所谓军纪严明，军令如山，军法从事等等，都凸显着它与众不同的特质。军队不是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这个特殊的军事组织里，只有服从它的意志，而不能让它迁就个人的意愿。

叶企孙和熊大缜纯属一介书生，他们哪里了解军队的这些特殊性？

等熊大缜到了冀中，才慢慢懂得了军队。

汪德熙的离去，虽经他首肯，但对军队来讲，这是非战斗减员，他要负责任的。而祝懿德又横生枝节，又哭又闹，有动摇军心之嫌，身为领导的他，当然知晓这意味着什么，因此他板起面孔六亲不认，将自己的同学关了禁闭。

这些不顺心的事，如灰色的云朵笼罩着他，使他的心情很差很差。

入冬以来，日军利用冀中失去青纱帐依托的机会，开始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冀中区的武装力量为了避免与日军正面接触，化整为零，在千里沃野间与敌人兜起了圈子。供给部系后勤机关，是非战斗单位，更是与鬼子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经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夜夜不得安生，部队从铁路东转到铁路西，从平原转到山区，来到保定西的唐县一带。

艰苦的斗争环境里，熊大缜表现得非常顽强。作为一个指挥员，他经常与同志们搞点苦中作乐的小玩闹，以调剂紧张郁闷的情绪——

我们搬到葛公村后，还是门本中（阎裕昌）和我在一起，住在一家老乡的院子里。还是每天无事可做。在熊部长的倡议下，我们模仿传奇小说《江湖奇侠传》中的叙述，买了两只鸡，摔死，涂上泥巴，架上柴火烧，想做“叫花鸡”吃。结果木柴烧完了，鸡还是没有“熟”的意思。只好重新煺去鸡毛，改做炖鸡。（《敌后军工生活回忆》）

童心未泯的熊大缜，脸上是不是夸张地抹了一把灶底的烟灰，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1938年冬天里的笑声，常常穿过历史厚重的帷幕，在笔者的耳边回响……

就这样，熊大缜在艰苦的战斗中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

1939年4月的一天，冀中军区锄奸部突然宣布逮捕熊大缜。

那天，熊大缜正和技术研究社的同志们研究如何自制硫酸的问题。为了实现子弹自给，他们决定制造无烟火药，而制造无烟火药，“硫酸制造是基础工业”。为了制造硫酸，阎裕昌正在忙活烧制玻璃管，因为受热不均匀，玻璃管子变了形，奇形怪状地撒满了一地，几个人的童心被激发出来，熊大缜拿起一把变形玻璃管，模仿吹小号的样子，别的人也模仿圆号等乐器滴滴答答演奏起来。正在这时，供给部的王政委出现了，他眉开眼笑地说：熊部长，军区让咱俩去开会，说是有重要任务！

他们各自带了自己的警卫员，连夜赶回了冀中。

所谓的重大任务就是密捕熊大缜。

迎接熊大缜的是脚镣手铐。

这一切完全没有预兆。在此之前，熊大缜一直是军区的正面典型，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他所遇到的是笑脸和掌声，是赞语和礼遇。但是，他现在成了阶下囚，成了冀中区成立以来最大案件的头号要犯。

也是这个王政委，在逮捕熊大缜之后，又亲自对张方等人实施了诱捕——

一天，带领冀中军区供给部队伍“路过”的供给部的王政委，通知我和胡大佛、门本中（阎裕昌）收拾好行李，到张阁庄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去报道，接受新的任务。我们就找了个驴子驮着行李，带着两个青年学徒，到张阁庄去报道。

到了张阁庄，一位姓罗的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见学徒背着“马步枪”，就和同来的干部说：“这枪怎么样？好使吗？”伸手就将枪拿到房外去看。随后就放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进来对我们说：“有个问题需要和你们查对一下。你们谁还带有枪？”我们当时莫名其妙。我说：“我有。”接着我就将衣襟撩开，请罗科长自己将我腰中的手枪拿走。罗科长将我们分开，把我独自一个人锁在一家老百姓的空房里。这使我非常震动。为什么呢？我坐不住，立不住，不断打击房门，要求对我说明。（《敌后军工生活回忆》）

张方是手负了伤的，对付他不需多大麻烦。而熊大缜就没有这样的优待。逮捕前似乎就已定性，有人说他身手矫健，肯定受过国民党特务的训练。因此，在逮捕前特意布置了一番，让几个有些功夫的战士藏在门后，待熊大缜进来，以武力胁迫就范。那天，熊大缜来到指定地点，刚进门，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这时便听院子里王政委喊了一声“熊部长”，待熊大缜一回头，门后的战士一拥而上，把他摁在了地上。

熊大缜是向后仰倒的，他的脖子被人勒着，面部被重重封了一拳，有人还用木棒猛击他的腿部。他以为受到鬼子汉奸的袭击，奋力挣扎时，才发现是被自己的战士打倒。他这才停止了反抗，乖乖地让他们戴上了脚镣和手铐。

熊大缜哪见过这阵势？他提出要见吕正操司令员，提出让军区首长出面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他的每次要求都招来更加严酷的毒打。

多年之后，当谈及熊案时，吕正操将军说，因为自己身份的特殊，他当时是无权过问熊大缜一案的，因为锄奸团属政治部门领导，是“党内的事情”，他本人初来乍到，甚至有自顾不暇的感觉。因此，熊案才得以在他眼皮底下发生。而他当初更没有想到，熊案这出大戏的真正意图，直到四十年后才暴露出来，他本人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

直到审讯时，熊大缜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1938年9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派人来冀中商谈合作事宜。最初牵线的人是冀南行署主任兼统战部部长的杨秀峰。来人叫邱立亭，曾是吕正操在东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与吕正操同系东北军一门，只是吕正操在讲武堂时训练刻苦、学业精进，很得张学良赏识，因此提拔极快，是邱立亭辈难以企及的。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拘，东北军被拆得七零八落，原属宵小的邱立亭另择门庭，攀附在鹿钟麟门下。如今，他是以政府军的名义来的，见吕正操土布粗衣，便有居高临下之态，因是老同学，又大有今非昔比之状，说话傲慢，举止失礼，使和谈一开始就处在一种不友好的气氛之中。他说，他奉晋察冀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之命来谈统一作战指挥事宜。吕正操何许人也，他当然不会买这个账。他当即不软不硬地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又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统归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指挥。至于你所说的统一指挥问题，只能听聂荣臻的。正式会谈卡了壳，邱立亭不死心，晚上又来到吕正操住处，以叙同窗之谊为由，力劝吕正操投靠蒋介石政府，并许诺说，只要把队伍拉过去，混个司令军长是没有问题的，到政府军里要枪有枪要钱有钱，比在此屈居人下要好得多……

吕正操拍案而起，厉声说：蒋介石什么东西！张学良少帅深明大义，护送他回南京，他却恩将仇报将其扣押，至今仍不释放。你我都是少帅的学生，怎么能背信弃义，认贼作父呢？说完便将邱立亭逐出门外。

11月，鹿钟麟又和吕正操在南京商谈“统一”问题，最终谈判破裂。之后，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率部进犯冀中，被吕正操全歼。张萌梧落荒而逃，逃跑途中袭击了深县我八路军后方机关和留守部队，残杀抗日军民四百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深县惨案”。

在这种情况下，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面对所谓“鹿吕合婚”，都会退避三舍，知道它是一项根本完成不了的任务。但是天真的熊大缜谨记师命，仍“拟渐谋两方之沟通”，在得知鹿派人来冀中之后，不仅喜形于色，而且主动派人接洽，这种轻率的举动，引起了冀中军区某些领导人的猜忌和怀疑。军队有各负其责一说，就是司、政、后的设立，各有明确的分工和权限，倘若超过了这个边界，便谓之“僭越”。现在熊大缜就“僭越”了。一个后勤部门的领导，却干起了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事。其实明眼人一看这就是没有从军从政经历者所犯的过失，而受过国民党特务训练的人，是不会犯此大忌的。但在冀中这个特殊的地域，又处在那样特殊的年代，这种怀疑还是产生了，而且因为形势的险恶，因为某些人为因素，被成倍地加以放大。

紧接着，汪德熙、祝懿德等人又相继离开。须知这是大战在即，日本人眼看着就要进攻冀中，需要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去面对生死考验。而随着汪、祝等人的离去，组织上对熊大缜来冀中的真实目的更产生进一步怀疑了。加上清华这帮学生，虽然都是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但家庭出身多是富家子弟，他们的举手投足与工农子弟们大不一样，个别有狭隘思想的农民干部早就对他们有成见，甚至闹得互为对立，眼见汪、祝等人相继离去，这种深藏内心的怀疑变得更为直接，有人更添油加醋地向上级反映，怀疑熊大缜是国民党特务，他来冀中的真实意图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统一”，是为了拉拢劝说吕正操将军！

而熊案真正的导火索则来自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一张纸条。

熊大缜曾在叶先生离津后，又因采购事宜到过天津一趟。他秘密约见了林风。林风这样回忆道：

过后不几天，熊大缜秘密来到天津，我和他在黎明前后在小花园里见面谈了一段时间。熊提出要我采集大批炸药原料。我说，原料全部是进口的，在天津已经买不到了，想法很难实现。熊谈了别的想法，如印制钞票的纸张、印机、油墨等等，其他事则由他另想办法。我们说了半天话，东方才开始发白，花园里只见三五个人，我们想坐着说话太久容易引人注意，天气又冷，乃起来边走边谈，最后走出花园到附近一家白俄咖啡馆里喝了一杯热咖啡，相约再联系，然后互道珍重分手了。熊去后不几天，刘维、李琳相继离开天津进入游击区去了。（林风《深切怀叶企孙先生（忆抗日）》，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9页）

这是熊大缜最后一次来天津。就在找林风的同时，熊大缜又见了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王绥青，希望他继续给冀中提供支持，并将所需物资的清单给了他。

也正是这一次，熊大缜回到冀中后，林风制造出最后一批炸药，并把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写给熊大缜的密信塞在炸药里，随后就撤离了。那封信没有任何暗语，信中说：你派来的人，我们已见到。你需要的东西，我们有办法，要用的物资也已准备好，不日将可起运。信的末尾署名：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此时，正是1938年末，国共合作走过了它的蜜月期，双方在合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摩擦加剧，二者的关系到了非常微妙的地步。在冀中军区内部，一个叫“锄奸部”的组织开始启动。所谓“锄奸”，顾名思义，就是打击钻到我革命队伍内部的汉奸特务。恰恰在这当儿，那封密信被人送到了锄奸部手里。

将信塞在肥皂样的炸药里，是熊大缜与叶企孙他们设定的联络方式，这是当时的秘密信息通道。在供给部内部，特别是技术研究社，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秘密，就像买方知道卖方，这边需要什么东西，投之以清单，那边购买齐全，报之以账目，日清月结，货款两清，有时纯粹是流水账一样。但有时也有些要紧的话，通常都是用隐语，不用隐语的话，都是不吃紧的事。这封不吃紧的信，却被人如获至宝，成为震惊陕北的熊案立案的直接凭证。

审讯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

熊大正。

以前叫什么名字？

熊大缜。

来冀中前是干什么的？

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

是谁派你来的？

是燕京大学学生孙鲁动员我来的。

你来冀中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打日本鬼子。

真的是打日本鬼子吗？

不是打日本鬼子我来这里干什么？

你与鹿钟麟没有任何关系？

我与鹿钟麟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不是国民党员？

不是。

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

还没来得及。

你是不是国民党的cc特务1？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怎么是国民党cc特务？

你和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什么关系？

没有隶属关系。为了给冀中购买军用物资，通过我的老师叶企孙先生向他们求助，这才有了联系。

你买东西的钱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国民党提供的活动经费？

我们与国民党概无来往，这些钱是我的老师叶先生筹措的。据我所知，一部分是挪用清华大学建成府小学的钱，一部分是爱国人士的捐款，还有一些是叶先生自己的钱……

叶企孙是什么人？他竟能弄来几万块钱？他是不是你们的特务头子？快从实招来！

审讯几乎是按图索骥。审问者手里有一份厚厚的材料，审问似乎就是为了印证它的判断，证实它的预设。而每次审问的高潮部分，都是混着棍棒皮鞭的交响来完成的。

几番审问下来，熊大缜终于明白了，尽管有些仅是常识性的问题，由于人为的因素，这些东西就成了猜想的依据。比如谁都知道为冀中军区筹钱是为了购买制造军火，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但在锄奸部这里，越简单的事情往往变得越复杂。他们会说你为冀中军区筹钱是假象，为冀中军区制造军火也是烟幕。说你的真正意图不是打鬼子，而是以此迷惑大家，骗取信任，好接近冀中军区领导，最后达到瓦解八路军的目的。而这样的判断往往又是由一件件事情组成的，这些事情巨细相交，密密麻麻，就像蜘蛛网一样清晰而具体。有一个词叫“罗织”，既然罗织成案，就得有人操刀。这是一双专注的眼睛，日夜窥视，偶有所得，便暗记心头，再抄录在案。熊大缜明白自己早已身陷罗网，只是由于一心抗日而不自知。他隐隐觉得，这是一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人，他就在自己身边，就像猎豹伏击羚羊。

究竟是谁制造了熊案？我们不得而知。

葛庭燧在回忆冀中生活时曾这样写道：“……几天以后，我与供给部的王政委一起到驻扎在另一村庄的政治部去看孙志远同志，并同在一个炕上住了一宿。当时我觉察到王政委与熊大缜之间似乎有团结问题，很可能是由于熊大缜太露锋芒。我还同熊大缜、王政委以及另一位领导同志骑马到司令部，参加一个由孙志远作的形势报告会，熊大缜把我们介绍给吕正操司令员，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吕正操很赏识熊大缜的活泼和能干……”（葛庭燧《回忆我在青年时期的一段往事》，选自《金属内耗研究大师：著名爱国物理学家葛庭燧》，单文钧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胡升华先生曾在钱临照先生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他在该文中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熊去冀中不久，便被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部长，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才能和战争的实际需要，当然也反映区中部分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重视，但是区中也有些领导成员认为这么快提拔熊不妥，并对他的来历有所怀疑，以致调一人去充任供给部政委，以便对他进行监察；熊任供给部部长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组织了不少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或长期或短期地来冀中开展工作，这些人来去比较自由，区中部分领导对他们产生怀疑，但无法审查；这些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与军人虽不能说格格不入，但各方面的差异是显然的，相互间自然有些隔阂，且供给部技术研究社成就突出，或有树大招风之虞。这些潜在的问题都有可能激化……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身为知识分子的熊大缜当时所处环境的危险指数是多么高。不管是冀中军区的“组织”还是个人，都对他的生存构成很大威胁。通常情况下，一个拥有防范意识的人，倘若发现生活中的危险因素，会有意避之或加以化解。但熊却全然没有防备。实际上叶企孙曾提醒过他，当他得知熊大缜很快提升为供给部部长时曾在日记中记述道：“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膺此重任，恐无好果。”但是，熊似乎没有留意老师的告诫，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在这样险恶的背景里越发活泼地跳动着，活跃着。但是，他也为自己的透明和纯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熊案既立，随之而来的便是悉数清洗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张方、李猛、李广信、胡大佛、阎裕昌、刘维、刘云等全部被抓，随着逼供的加剧，牵扯进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竟有一百五十余人之多。

在严刑拷打面前，一些人的灵魂被扭曲了。那个有着宽大身躯的刘维，为了少受一些皮肉之苦，他放纵了自己的想象力。“据李广信说，这个案件被扩大的罪魁之一是刘维。没有的事，他在瞎说。许多人都是由刘维的瞎说，被牵连上的。事情越闹越大，范围越搞越宽。”（《敌后军工生活回忆》）。刘维明明知道叶企孙的真实身份，知道王崇植和王绥青与他是多么不同，但他却把叶企孙与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搅在一起，说叶企孙是这个特务组织的头头，而熊大缜就是叶企孙派来冀中的cc特务。

刘维的“证词”应和了某些人的判断，“熊案”当立，铁证如山。要撬开熊大缜等人的嘴巴，打掉他的牙齿来换取坠在胸前的奖章——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对熊大缜的逼供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熊大缜终于忍受不住酷刑，承认自己是cc特务，承认叶企孙是特务头子，承认他来冀中的目的是分化瓦解八路军……

但熊大缜至死都保持了一定的底线，没有再牵连其他任何人。

在冀中被捕的平津知识分子，几乎全受到“逼、供、信”的折磨——

天渐渐明了。我们被押到一个村子里休息。我这时见到了李猛。他穿一件旧衬衣，也剃了光头。屋里不许讲话，我们只是对着看看。

隔了一会儿，我去厕所，正碰上李猛也在那里。他小声对我说：“我是在冀中被关押的，受过多次严酷的拷问，硬逼我承认是国民党。我只好承认了。”

“没有的事，你为什么瞎说？”我对他这种不符合李猛日常形象的态度很不满意，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我和李猛是中学同学。我去山东济南大学后，每次回北平总和他见几次面；我到燕京大学后，又和他同住一间宿舍里。他的喜、怒、哀、乐我是清楚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参加国民党为蒋介石卖命的。为什么现在在“逼、供、信”的情况下，他就胡说起来，将没有的事说成“有”呢？他虽然没有“胡攀别人”，但我对他这种不实事求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很不满意。

到了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又将我们关押起来。大概房屋太少，加之要审问的都审问过了吧，关押时将我和李猛、李广信、门本中（阎裕昌）、那个技术研究社里的姓毛的，和几个与“熊案”无关的人，一起关押在一个屋子里。这屋子一半是炕，可以睡四五个人；另一半是平地，铺上些茅草，也可以睡三四个人。屋角有个小便桶。此外什么也没有。

我通过和李猛、李广信等的小声交谈，知道这案子里的大部分人是在冀中被扣押的。和熊大缜接触过、有过来往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和技术研究社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被牵连上了。被关押以后，一般都受过“逼、供、信”性质的拷问。李猛和李广信：一个是平津来的学生，又担任过供给部的秘书长；一个是熊大缜的同校同学，又是技术研究社的工作人员，当然成为审问的重点……（《敌后军工生活回忆》）

冀中锄奸部似乎对“逼、供、信”的手段充满了迷恋。或许其中有些人受到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刑讯逼供，受过老虎凳、辣椒水、竹签插、铁板烧等非人的折磨，或许这些手段使他们害怕过恐惧过，因此才会对这些中世纪的刑狱手段充满信任和期待。而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畏惧皮肉之苦，也从来不会被征服。现在锄奸部的审讯者们将这种手段集中用在了熊大缜身上，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此时正值日军大扫荡，熊大缜已经不能走路，这给锄奸部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战士们轮流用门板抬着他，从冀中一直抬到冀西，最后又回到唐县。

躺在担架上的日子里，熊大缜以仰望苍天的姿势完成了自己的“天问”。这是一部永远发表不了的作品，它在熊大缜的腹内上下翻滚，像潮水撞击堤坝。想想自己放弃留学，推迟结婚，冒着生命危险来冀中抗日，一年来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创立技术研究社，改造修械所，为战士制造枪炮子弹，筹来钱财保障部队的衣食住行，出色地完成了军区交与的各项任务，谁料到头来却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棍棒交加苦苦相逼，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想不通。

他的眼眶里流淌的不是泪，而是血。

躺在担架上的日子里，熊大缜常常会想起自己的恩师。他觉得对不起叶先生，他是那样一位品德高尚的哲人，一位纯粹的爱国主义者，一位自己最敬重的人，但自己却把最污秽的脏水向他头上泼去。所幸他老人家远离冀中，锄奸部奈何他不得。学生如此行事，实属无奈。有朝一日冤案解除，若见到他老人家一定负荆请罪，求他宽宥……

他坚信自己是无罪的。躺在担架上，仰望苍穹，心里总回响“仰不愧于天”这句话。他渴望活着，只有活下去，才可能证明一切。生性乐观的他总心存希望。他生性爱美，即使为阶下囚，他也请求战士每天用技术社自制的肥皂把毛巾洗净让自己擦脸。他甚至要求找来理发师，剃掉自己的一大把胡子，这把胡子完全是为掩盖自己的年轻和稚气而留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实际年龄只有28岁。但现在似乎多余了。他想还自己本来面目，让一张英俊的面庞平静地面对春天的太阳。他更想医好自己的双腿，让自己的好脚力重新回来，即使不再当部长而去当交通员，就像叶先生的交通员张瑞清那样，以一个足球运动员奔跑的姿态跑遍冀中每一个角落。他还想还自己另一个心愿，就是劫难之后立即补习一下有关共产党员的基础知识，争取早日入党，以免再犯常识性的错误……人间四月天，厚德载物地，担架上的梦想，使本来凄风苦雨的行程有了几许亮色……

熊大缜在等待曙光的到来。

第八章 “熊案”始末 第五节

据说，冀中军区的“熊案”是以报功请赏的方式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冀中军区抓获平津知识分子180余人，这可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一宗大案。他们自认功莫大焉，便以书面的形式向陕北报告喜讯，以期得到党中央的嘉许。

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从寻找这些文字材料，但我们可以从另外的文本里推断出它近似荒唐的内容。

在张方的《敌后军工生活回忆》里，曾有他们几个劝解祝懿德使用英语的一段记述——5个月后，这段英语对话却成了张方等人从事阴谋活动的又一项凭证。

把张方抓起来之后，一位姓罗的科长审问张方：

“你们平津学生在技术研究社搞什么阴谋活动？”

“为什么你们常用外国话讲话？”

用外语讲话，在冀中军区是一宗罪。张方等人劝解祝懿德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初冬。而逮捕他的时间是来年5月前夕，这就是说，至少在5个月前，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就已开始在熊大缜他们的身上聚焦。监控者上至供给部王政委，下至警卫战士，都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这出预先设置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熊大缜等人却完全不知情。在这个时间段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向敌后运送军用物资、制造烈性炸药，轮流组成爆炸小组去炸日本火车、试制冀中造的各种武器炮弹……他们没有想到，即使是深夜，背后也会有人暗中窥视，这些人并不是担心知识分子的安全，而是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留心蛛丝马迹，一有异于常人的表现，就立刻记录在册，密报于上，罗织比附，深文周纳。

很显然，那个站岗的警卫战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将说英语的张方们向上报告的。他很年轻，没有文化，但他懂得服从命令。如果要让文化不高的战士执行秘密监控命令，甚至监控部长本人，通常情况下必须以组织的名义他们才会相信、执行。在组织的名义下，冀中军区的一些人改变了锄奸部的工作性质，将视线成功地聚集到了一批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身上，而对真正从事叛国投敌的汉奸特务却无暇顾及，这正是异常仇恨冀中军区科技人才的日本人殊为高兴的事情。

之所以成立锄奸部，盖因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4日的一篇讲话。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提出“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和“防止奸细混入”。他说：“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方针。但是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亲日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

毛泽东的讲话非常及时而又有针对性。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以来，确有一些军队望风附逆，或与敌国暗通款曲，或者干脆就成了皇协军、二狗子。还有一些叛国投降者成了汉奸特务，为日本人做事。其中就有一些人混到抗日根据地来，从事间谍活动，给抗日工作制造了诸多麻烦和损失。对这些真正的汉奸分子，必须予以坚决清除，这就是中央决定在各区部队成立锄奸部的初衷。

但是，冀中区的锄奸工作却没有按中央既定方针去落实。一些人仅仅是因为对知识分子的穿着打扮、生活习惯、言谈举止看不惯就产生异念，因工作矛盾、团结问题、职务待遇、学不及人就恶意相向，这种因私嫌而导致主观故意制造敌我矛盾的事件在革命队伍里绝不始于此也绝不止于此，但将180余名知识分子生拉硬扯为国民党特务案犯，绝对是震惊中外的一宗大案。因此，围绕这宗大案，国共高层引发了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和争夺人才的一场大角逐。

或许正是熊大缜从天津化缘得来的无线电台向延安报告了“破获熊案”的“喜讯”。当无线电波变成滚烫的电文，在某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时，洞察秋毫的毛泽东大为震怒，他把桌子拍得山响，腾起的尘埃在6月的阳光里像雪片般飘荡。他或许想起了窦娥冤，想起了六月雪，但他想得更多的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必须要吸收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加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但是，眼前的这个案件，竟一下子牵扯近200个学生，学生出身的毛泽东凭常识判断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立即找来保卫部门负责人，责成许建国同志和北方局的同志重新审查熊案。这段历史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张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有关的一些记载：

这件事，后来的情况是：张珍同志在案子结束后，就调到党校学习去了。他学习完毕，路过神南见到我们时，曾对我讲过：“熊案”的做法传到延安，传到党中央后，毛主席听后大为震怒，说：怎么能这种搞法！于是就派了许建国同志专门处理这件案子，这才发生后来出现的乌云散去、重见光明的局面。

毛泽东的震怒还因为“熊案”的制造者煞有介事地援引熊大缜接收的香港特务组织的电文，他们所谓的这个特务组织就是资源委员会。这封电报正是叶企孙滞留香港期间给熊拍的报平安的内容，但这封电报也成了熊大缜里通敌特的一项罪证，他们一口咬定这是一个特务组织，叶企孙是这个特务组织的负责人。

毛泽东实际上早就知晓这个所谓的“特务组织”。作为蒋介石的政治对手，当蒋秘密成立这个组织时，毛泽东即已通过白区工作的同志了解到了蒋的真正意图。

1932年5月，一份名曰《独立评论》的刊物在北平悄然面世。刊物的主要发起人为清华、北大的一些著名教授，如翁文灏、蒋廷黻、丁文江、任鸿隽、胡适、吴宓、傅斯年等。这些教授学者大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又有归国以来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均属领军人物。发起的清华教授多出自理学院，北大教授多是文史家。由于当时国难频仍，内忧外患，学者们一反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开始研讨中国的出路。这大概就是《独立评论》创刊的初衷。胡适率先在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建国问题引论》，因触及了学人们最为关心的国家问题，一石击起千层浪，立即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胡适的观点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提倡民主与自由。而丁文江、蒋廷黻却认为中国缺少民主土壤，外国的花在中国养不活。因此，他们主张“新式独裁”，即“科学的专制制度”，一种能使政府机关、工业和国家教育系统现代化的“专家政治”。丁文江说：“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了。”丁文江的话颇能代表那个年代一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建设怎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固然重要，但在这个预设下，谁都要考虑磨刀霍霍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危险的存在。形势不允许抒情和浪漫，拒绝空想主义和玄想主义，因此，常常挂在嘴边的民主与自由，突然失却了往昔的充盈和饱满，一下子苍白起来。遥不可及的民主政治制度仿佛天边的云彩，虽然炫目，但不真实。真实的现实和存在就是蒋介石的政权。在经历从幻想到幻灭的苦闷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更加实际的顺从态度，以委曲求全的代价期许蒋政权在拯救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取得成功。

他们说：好的政府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没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如果现在的权力中心轰然倒地，那结果只能使我们原本破碎的国家更加破碎，原本紊乱的局面更加紊乱。为了不让原本脆弱的政府更加脆弱，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们决定放下清高孤傲的架子，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只要蒋政权能在短时间内让国家强大起来，什么自由和民主，什么个人价值和理想追求都可以暂且不谈。于是他们希望通过参政的途径，以自身的努力给政府决策以积极的影响。他们提出“政治不能留给搞政治的人去搞，它需要经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在国家危难之际，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要与政府站在一个旗帜下”，同心同德对付凶恶的外来敌人。

知识分子们微妙的心理变化被蒋介石准确地捕捉到了。他原本是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他的眼里只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特别是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他奉行一党专制政策，对颇有微词的知识界采取打压政策，在大学院制存废问题上与学界泰斗蔡元培闹得翻了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以说与中国知识界宿怨颇深。他的政府中绝少专精的学术权威，也少有饱学的文化伟人，而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又成了反对政府反对他的发源地，这些都使他头疼光火。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倘若利用得好，就会一洗之前与文人交恶的坏名声，赢得他们新的尊重。作为一位国家元首，他渐渐知道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不只会在剑上镂刻花纹，还会改变剑的构造，使它更加犀利。

《独立评论》引起了他的注意。

丁文江等人的观点颇得他心。

“新式独裁”的理论在他的眼前像春夏的植物一样生长起来。学有专长的专家们讨论国事，在他们的辨析中，未来似乎清晰可见，它们一节一节呈现在他的眼前，几乎触手可及。他知道该要什么样的国家模式了。

他有些喜欢这帮知识分子了。

他把丁文江、蒋廷黻、翁文灏等人的文章捧诵再三，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一个一个约见他们，池月品茗，清风吟诗，有时小酌，有时玄谈，无拘无束，宛若亲朋。与文人为朋的姿态，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作为政治家，也作为国家元首，这样的身份需要周密的算计，以达到丰沛的预期，又有辗转的空间。因为他拥有君王般的无上权力，这样的约见，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交换”的实用规则。你给我出治国安邦之策，我给你封疆大吏；你给我江山美人，我给你金银财宝。可与这些知识分子交往下来，蒋介石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纯粹”二字。他们太纯粹了，透明而洁白，干净而温润，少有个人的私欲和要求。与他们在一起，蒋介石意识到自己的复杂和卑微。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要，他们只要祖国。他们唯念国家的富强和民族昌盛，别的几乎无所求。有些时候，蒋介石在不经意间给他们以暗示，希望将这种历史上的交换规则在他们身上延续下去，以求自己内心的满足。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不给自己这种机会的。翁文灏甚至说：“政府和制度会来来去去，而针对特定国家民族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比对任何有关政治形式的争论更为重要的事。”看看这些人把自己的位置摆放得有多高！这种穿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目光，倘若与之直面相对，是多么的令人不快，但它却如此犀利澄澈！想想这种傻傻的文人追求，有时不快会随风而逝。与他们交友，自己收获的是江山，而他们收获的是问题，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去吧！

中国的问题多多，但是最大最迫在眉睫的是国防薄弱问题。这是一项计划庞大的系统工程，解决起来需要扯动方方面面的人才。在与丁文江等人多次交换意见之后，蒋介石看问题的眼光终于有了改变，他的目光开始锁定在晚清政府当年庚款留学学成归来的那批“海归”身上……

这大概是清朝政府转赠给他的最丰厚的一笔财富。

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脑海里才有了“专家政治”的真切形象。

1932年11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了。除了蒋本人知道它成立的真实意图外，外人一概不知。蒋介石给予了它足够的神秘和足够的权力。它是属于他个人的秘密组织，一个由顶级科学家、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一个足以影响他同时又能由他掌控的灵魂团体。为了给这个私家组织打上他的蒋家印记，他要求凡是参加该组织者，必须赞同他的政治主张，最好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是他个人的朋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组织至少是他的好朋友俱乐部。蒋介石把这个组织看得很重，在他任三军总参谋长的时候，该机构就设在他的总长本部内，当他任总司令或总统时，这个组织一直跟随在他的左右。该机构的委员长当然由蒋介石担任，但他只是挂个名而已。它实行的是秘书长负责制。秘书长一职原准备让丁文江担任，但丁文江向蒋介石推荐了翁文灏，蒋的浙江老乡。翁文灏原不肯给老蒋面子，哪知他在一次车祸中差点丧命，靠蒋介石调来京沪医学名家全力抢救，才保全了性命，并且全部医疗费均由政府支出。经此事故，翁才改变初衷，来到蒋介石麾下。该组织约有40人左右，均为一时之选。譬如委员中的吴有训、竺可桢、李四光、曾昭抡、王崇植等等，这些人大都是各专业的领军人物。蒋介石亲自参加人才的遴选和甄别，凡入选委员，他必须亲自约见深谈。该组织设有军事组、国际组、经济组、原料及制造组、运输及交通组、人口土地及粮食组、文化组等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个隐身机构才得以显现。蒋介石拥有这些大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智囊团，他执政的“智慧指数”大幅度蹿升，仅就国防建设成果而言，正如陈诚所说：“1936年一年国防建设的成效，超过了1932年至1935年四年的总和；而1932年至1935年四年国防建设的成效，又相当于民国二十年以来的总和。”（申晓云《留学归国人才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这个国防设计委员会就是资源委员会的前身。

毛泽东吟哦着资源委员会会员的名字，咀嚼出“资源”二字的深深含义。资源，资源，除了自然资源、物质资源、社会资源之外，还应该有人才资源。现在，老蒋未雨绸缪，利用他的中央政府优势，已经先他一步，将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聚于麾下。有了这样的资源，既可抵御外侮，又可内攘天下，蒋公此棋，实为一着妙手。作为他的政敌，自己应该迅速作出反应，把众多的知识分子吸引到革命阵营来。

然而，“不谙风情”的冀中军区偏偏这时搞出什么“熊案”，竟将180余名知识分子抓进大牢，真是愚不可及。倘若传扬出去，国人该怎样看我毛泽东？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

他认为冀中军区传达了一个危险信号，应该立即制止这种排斥知识分子的做法。派去冀中军区复查熊案的许建国等同志也反馈回消息说，所谓“熊案”，除熊大正（缜）确有问题之外，余者纯属冤枉。这更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以冀中军区的错误做法，不仅180余人是无辜者，没准连熊大缜也是冤枉的。

于是，他又责成有关部门，立即通知冀中区将所谓的“熊案”主角熊大缜尽快送到延安，由中央亲自甄别之后再作结论……

如果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执行，延安至少会获得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或许还会以极快的速度聚集一批专家型的科技人才。

如果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执行，这个建党以来第一例以科技人才为主角的冤案或许不会发生，它的教训会被记取，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或许会少犯错误……

如果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执行，熊大缜或许会因此而获得生存的机会。

但是，不知何故，冀中军区却固执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将案件继续向着悲剧的方向推进。

许建国等听信了冀中军区对熊大缜的指控：一说他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指派来的cc特务，直接受特务头子叶企孙的领导；二说有国民党提供的大批经费和军用物资作为罪证……

许等的听信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冀中军区的人为干扰。倘若连熊大缜也是无辜的，这就说明所谓的“熊案”只是一次错误。如果是这样，中央会追查，办案人员会被追究，这些人会颜面无光，会威信扫地。加上冀中军区的另一种声音开始出现，办案者认为必须要痛下狠手。一些军事人员认为“熊案”是小题大做，甚至是项王舞剑，意在沛公，用土话说就是杀鸡给猴看，这种做法是对本来坚决抗日真心反蒋的吕正操的一个真正打击，是对他严重的不信任，是一个日本人完成不了却求之不得的离间计。这种说法在半个世纪后，“熊案”尚未平反时就得到了证实。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将军在《科教兴国》电视片里，面对全国观众，说出了他郁积半个世纪的愤怒。他说，熊大缜、张珍等人被捕时，他虽说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因过去是张学良的副官，是刚被吸收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因此他无权过问锄奸部的一切活动。他对熊大缜及平津知识分子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撰写的《冀中回忆录》中赫然将熊大缜列入有功人员名单之中，尽管冀中军区的组织把熊大缜定为“汉奸特务”，但他坚信熊大缜是冤枉的，他为熊大缜这样优秀的科技人才蒙冤屈死感到愤怒。在半个多世纪前，吕正操虽然在抗日战争中威名显赫，但在军区内部的组织系统里他却人微言轻。一些和他有同感的军事人员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在冤案制造者这里，他们往往具有政治上的强势地位，手段上总有超常之处，只要他们锁定了目标，善良的人们很难逃脱。

在他们的权力世界里，熊大缜只能被处决。他必须死。

1939年7月的一天深夜，在部队转移途中，熊大缜被押解人员秘密处死。

据史料显示，熊是押解人员自行处死的。此人在未得到组织指令的情况下，在机关转移途中，趁暗夜将熊大缜杀害，然后就地掩埋。熊大缜死得非常痛苦，他是被此人用石头活活砸死的，因为天黑石头不好找，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

据说那位私自将熊大缜处死的人为此曾受到过处分。笔者想，或许此人受到过某种暗示，至少在平日里，某些领导对熊大缜的态度给了他一个错觉——即使将熊干掉，也没什么。谁都知道，在军队里，由一个士兵擅自处决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更何况熊大缜是“熊案”的头号人物，是中央指令送到延安甄别的人，难道这些情况押解的人不知道？不可能。倘若知道还要擅杀，这就有悖常识，令人疑窦丛生。有时笔者甚至认为这是一场谋杀。这样重要的角色被擅杀，当时仅仅给个处分完事，这背后有着怎样曲折的算计？

3个月后，鉴于死无对证，冀中区将“熊案”盖棺论定：宣布熊大缜为汉奸、国民党特务，已被冀中军区锄奸部处决。

冀中“熊案”以熊大缜的死亡为终结，这件针对知识分子的大案在层层迷雾中落下帷幕，隐入历史深处。

熊大缜死后，阎裕昌也于3年后在五一大扫荡中壮烈牺牲。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里写了他英勇牺牲的经过：

……门本中（阎裕昌）是爆破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他原是清华大学的技术员，到根据地后有人叫他技师，有人叫他工程师。他胆子很大，整天穿着军装。他说鬼子来了就给他一枪，那么胆小干什么？一次敌人进了村，他把机器坚壁好，就钻进大街上的一条大船底下。敌人到处抓鸡，一只鸡钻到了船下，结果他被搜了出来。敌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小兵，不是小兵哪能穿军装呢？敌人对他用刑，他就大骂。他说顶多是死，毫不在乎。敌人用铁丝穿着他的锁骨在大街上转，问老百姓谁认识他。老乡都认识他，但没一个人揭发他是制造炸药、雷管的。没有一个人不哭的。他高呼：“日本鬼子一定会失败，日本鬼子是中国人的死敌！”最后敌人把他残杀了。门本中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冀中军区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阎裕昌是叶企孙亲自派往冀中的。去冀中前，为了使他无后顾之忧，叶企孙特把他和张瑞清列为清华大学“不遣散人员”名单。当时大学南迁，除应聘的教员外，原来的校工雇员多被遣散。叶企孙想方设法保留他俩未来的出路，使他安心抗日。虽然阎裕昌未在遣散之列，但叶企孙仍发给他家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并按月送去生活费，直到叶企孙离开天津。也正是这笔钱，使阎家在北平陷落后平安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叶企孙将阎裕昌列为不遣散名单，就是为他留了一扇门，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门，他是属于清华大学的，是清华人。叶企孙在给校方的报告上称不遣散者都是对学校有贡献有所帮助的人，他期望有朝一日阎裕昌还能回到清华物理系，回到实验室……阎裕昌永远留在了冀中，但他的名字却一直在清华大学的花名册上，直到现在……

熊大缜、阎裕昌以各自的忠烈形象为后人讲述了一个凄美壮烈的科学救国的故事……

第八章 “熊案”始末 第六节

不知冀中军区以怎样的理由搪塞了熊大缜被杀事件。但是，毛泽东似乎对冀中区的排斥知识分子事件耿耿于怀。

熊大缜死后不久，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

毛泽东在文章里这样写道：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吸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办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一连用了5个“不懂得”奉送给那些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人，其口吻是极其严厉和严肃的。他对冀中“熊案”是持怀疑态度的，对他们的做法是不满的。他号召“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当然，对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要加以清除，但开展清除工作必须“依靠真凭实据”。他特别提出“不要因此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毛泽东或许已经知道了熊案的真相，因此他才如此有的放矢，字字句句如子弹射中靶心。

每每捧读这篇文字，笔者都觉得这是一篇写给熊大缜的祭文。倘若熊公有知，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了。

然而，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对“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这样的事件往往疏于追查。有人因诬告而升迁，有人因构陷而高就，他们一律戴着“左”的面具，六亲不认，不讲人性，似乎只有“党性”，这些人就是康生一类的人。他们是康生们的社会基础。这类人和毛泽东批评的“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工农干部是不一样的，“恐惧”和“排斥”不会加害于人，不会让人死于非命。他们这类人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康生这类人利用革命队伍中五个“不懂得”的人，大售其奸，给革命带来严重的伤害。这些人实际上是什么都懂得的，正因为他们懂得，才会迷惑和蒙蔽许多“不懂得”的工农干部。也正是这个缘故，冀中军区1939年的“熊案”事件，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因为没有问责制度，没有追踪省察，在历次运动中，总是出现坏人整好人，反革命整革命者的怪现象。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叶企孙知道熊大缜被拘的消息大概在1940年初春左右。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公函”的形式发给叶企孙一份公函——

兹抄送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马电，函请查照为荷。此致

叶企孙先生

附抄原电乙件

其所附抄件如下：

据天津市执行委员会许惠东马电称，近据确报，熊大缜（熊大正）于九月被捕，手铐脚镣。与彼同解边区政府（者有）：罪名系日本特务汉奸（之）刘维（即楚x浦）、张方（化学系）、李琳（技术大队长），李猛（贸易总局长）及熊君所介绍留存一百八十青年，均同时被捕。有押于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其中张方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怪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情。据此，除分函军事委员会外，相应函请查照转饬为荷。此致

行政院部长朱家骅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此函写有三种签注或批语：

1.拟转电朱彭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并切实制止嗣后不得再有此类事情发生，以维法纪。荣，一、二五

2.拟存。x一、廿五xx东廿五

3.电朱彭。一x，廿五：明，廿九节

从这份函文的附件及批注看，这份文件是以抗议书的形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的渠道送达边区政府的，此件既给朱德、彭德怀，想必中共高层应该悉数全知了。冀中区的“熊案”事件此时早已平息，熊大缜已经死去半年有余，毛泽东的文章以决定的形式业已传达，面对这份迟到的抗议，中共只能沉默是金了。然而这种受人诟病的事实，连累党的名声并损害党的利益，不知制造“熊案”者作何感想，或许这正是他们的目的？

作为国民党政府上层人士的朱家骅，他的本意是否真心为熊大缜和平津学生解难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着意渲染甚至故意夸大其词这点来说，他却完全配合了蒋介石与毛泽东争夺知识分子的政策。毛泽东在他的文章里就说，“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在“争夺”这个词前面再加上形容词“拼命”，其情状之急迫就可想而知了。朱家骅此函所称张方受刑最惨，可谓捕风捉影，他的断手之祸缘起于一次雷管爆炸而非刑讯，说他“四肢全断”完全是无中生有。事实上他是被捕学生中唯一没有受“逼、供、信”的人，因为被捕前他的右手已被炸坏，锄奸团因此放了他一马。这些不太准确的信息也说明冀中学生中的确没有为国民政府做事的所谓特务人员。朱家骅所得的信息估计是从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而来，而办事处的信息来源估计是与此案有关半年后脱离冀中回津的某个人。总而言之，熊案传出后，被国民党政府很好地爆炒了一把，让蒋介石得意了一回；另一方面，却使中共的边区政府陷入了一时的被动。

叶企孙知道熊大缜被捕的消息后如五雷轰顶。他的心境与朱家骅全然不同。熊大缜、阎裕昌曾是他朝夕相处的学生和形同手足的兄弟，这种揪心之痛外人是很难体会的。他立即给朱家骅拍去一封电报，恳望朱家骅帮助调查并从中斡旋，以政府的名义给此事以帮助，好将熊大缜等解救出来。朱家骅于1940年5月2日回信称：“受刑甚重，生死未卜，当日以揽北平青年学生号召力强，工作亦佳，致延异常嫉妒……”云云。朱斯时对“熊案”似乎已没有了兴致，他并没有倾力继续追寻下去，他回信透露的信息还是熊未死之前的情况。但这个信息给了叶企孙一个错觉，那就是熊虽陷囹圄，但生存的机会仍然很大。于是，在尚未确切得到熊大缜死讯的那些年里，他从未停止过营救熊大缜的活动。

1940年3月16日，叶企孙去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五次评议员会议。临上飞机前，他特意找了梅贻琦，求他想想办法，看能否找到中共驻重庆的高层代表，将“熊案”的来龙去脉当面说个清楚，以期通过中共高层对冀中军区施以影响，将熊大缜予以释放。梅贻琦给予了全力配合。叶企孙所说的中共在渝的高层，实际上就是周恩来，梅和周恩来都是南开校友，也都是张伯苓的学生。现在，张伯苓因避战乱暂居重庆，和周恩来同在一城，从师生之谊中寻找营救的渠道，这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梅贻琦是否修书致意张伯苓，我们不得而知，但张伯苓确实很热情地接待了叶企孙，并同叶共进早餐，这些在叶的日记里均有记载。在会议期间，经过张的斡旋，叶企孙见了中共在渝的代表，并把有关熊大缜的一些证明材料给了他，希望他转交给延安中共中央。但叶企孙始终没有见到周恩来。或许周已知熊案结果，故不忍相见。总之，叶企孙此行自然是无功而返。

据载，直到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了城，叶企孙以清华代校长的身份还流着泪给前来视察清华的陈毅元帅讲述熊大缜的冤屈。虽然他那时已知熊死，但他仍不愿承认这个现实，他还心存侥幸，以为熊大缜会随着解放军的大队人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叶企孙知道熊大缜的死讯大约是在1941年春夏之间，一天，他在昆明的街上见到一位曾在冀中军区工作过的学生，闲谈中说到了冀中“熊案”，那人说，熊已被锄奸部处决，余者大都相安无事。或许此人不知熊与叶的关系，他可能是随口一说，但在叶企孙这里，却如天塌地陷一般。他坚信熊大缜是冤枉的，他的死是无辜的。他曾找到介绍熊大缜去冀中的孙鲁，质问他为什么陷熊大缜于死地而不顾。孙鲁并非共产党员，对冀中军区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他只是听信同学张珍的话，急于向冀中输送抗日人才。叶企孙原以为孙鲁是共产党员，待他说透才知他也是一个党外人士。但他并没有就此打住，反而更加恼怒，他怒不可遏地斥责孙鲁：你既啥也不是，不懂得共产党的规矩，不知道里边的曲直利害，你怎么就敢往里送人？孙鲁只好向叶师赔礼道歉。他在回忆冀中熊案时说：“当初完全是凭着一颗爱国心奔忙，无经费自己贴钱，叫敌人枪子打死了也无话说，怎么会想到出这种事情？我自己连国民党员也不是，却介绍一个特务进去，不是滑稽吗？！清华人问起我叫我怎么交代！……不过叶先生埋怨我理由也不足，熊大缜从冀中出来过，他对里边已了解了还回去，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就是叶先生自己不也曾想去吗？我们都是一样的，都只有爱国心，而没有其他什么！”

而更多的时候叶企孙是责备自己。他后悔当初没有劝住熊大缜，没有采取严厉一些的态度制止他去冀中，在他以往清晰明白的思路里，熊大缜的冀中之行完全是一盘盲棋。它的发生发展更多的时候就像一场梦魇，它的飘忽，它的模糊，它的诡异和神秘，都如做梦一般。几回梦里见到熊大缜，也如生前一样，悠然香炉峰，师生徐徐行，熊大缜挎着他在德国买的莱卡相机，在绿树浓荫中给自己照相。忽然就迷了路，只见峰回路转，却独不见熊大缜。在密林中听到熊大缜的呼救声，循声而去，果见熊脚镣手铐，一身血衣，见到叶企孙，大喊“老师救我”。叶企孙急忙上前解救，却被脚下草棵绊倒，如此三番，起来摔倒，竟咫尺不能相救。眼见熊大缜渐行渐远，细细一看，原来他站在一块会动的沼泽地上，逐水而去……

在这样的梦魇里，他是无助的，无奈的。

这样的情状就像人生。

什么都可以计算，唯有人生难以丈量。

确如孙鲁所说，在天津滞留期间，在熊大缜去冀中一些时日后，他曾流露过要亲自去冀中抗日的打算。冀中所去的大都是学生辈的人才，像他这种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的顶级人物尚少加盟。他的这些想法被孙鲁等人劝阻了，孙鲁和林风对他说：虽然您会在冀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您毕竟年纪大了，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扫荡，部队要跟鬼子捉迷藏，全靠两条腿跑来跑去，您这样的年纪会吃不消的，到时候反而要找人照管您，那样等于给冀中添了麻烦。叶企孙是不想给人家添麻烦的人，因此才断了去冀中的念想。熊大缜之死给他的伤害是巨大的。在他冷峻理性的一生中，唯有熊大缜一事让他变得暴烈和失控，倘若谁不小心触及熊大缜这件事，他会变得情绪激动。他的亲属曾回忆说：

1951年“思改”后，有一次叶说：有人出国开会路过苏联，看到苏联人民有许多穿棉衣的，不完全是穿皮衣的。叶就说，由此看来，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如欧美高。我说他的看法不对，苏联人民的生活是普遍提高，人人过得好；欧美只是少数人生活水平高，大多数人低。叶忽然大为生气地说：“你不要老是教训人，我不要你教训。你是团员，我是群众，思想当然不及你进步。”又说：“总理知道我。你懂什么？”又说：“要不是熊大缜，我早就去冀中了，那我现在就和杨秀峰差不多了。”（大意）因当时他很火，大发脾气，我没有问他后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科技的基石》，第494页）

叶企孙的大光其火缘于那段历史给予他的深刻创伤和难以抹平的不幸记忆。作为一位深爱祖国并为此奉献一生的科学家、教育家，他自有其深刻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在他面前，把党外人士视做落后阶层的想法立刻显出其片面和浅薄。

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太阳照常升起。但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叶企孙却在冀中“熊案”之后的岁月里一直品味着这杯苦酒。

他在1947年6月23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歌曲卷二：端午宿合路，调寄诉衷情。）”

在叶企孙的人生里，每年的五月端午，就是熊大缜的祭日。不知是纯属巧合还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屈原和熊大缜，两个本不相关的悲剧人物，却因为因缘际会，在叶企孙的心里走到了一起，成为他永远的痛。

第九章 特种研究事业 第一节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这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鉴于华北时局，命令清华、北大、南开3所大学合并为一所临时大学在湖南长沙复课。这首歌的上半阕，为我们提供了那段历史的大致线索。

1937年8月末的一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伫立在湘水一侧，仔细打量着面前有着尖顶教堂的圣经学校。他身后站着一排人，他们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等。就在这一天，这个以梅贻琦为主任的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完成了校址的勘定工作。

1937年10月25日，临时大学正式开学。典礼时，原来担心3校合并，学生济济一堂，教堂将会人满为患。岂料这天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3校加起来也不过百人。台上的校长们脸色凝重，教授们心急如焚。但是，这等惨淡困顿之态，联合大学也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12月13日，在联合大学刚刚开学一个月之后，南京沦陷，战火再一次逼近长沙，梅贻琦呈请学校迁往昆明的报告被批准，联合大学不得不又辗转西南，再次感受丧国失家之痛。

1938年春，一部分教授先行赴滇。同学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女生和体格不好的男生，经粤汉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滇；另一部分有200余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

说是旅行团，实际上是一次军事行动一样的长途拉练，在历时68天，徒步走完3500华里之后，他们于1938年4月26日抵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各路师生会合。

1938年5月4日，奉命改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自此，清华大学开始步入一段奇异的发展历程。

在这个非常时期，梅贻琦先生以一名“船长”的身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一次会议上曾这样说：“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承担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战时联大的教育非和平时期的大学教育，好在梅贻琦一变往日“无为而治”和“寡言君子”的面貌，以雷厉风行、务实果断的作风很快打开了局面，联大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一些停办多日的学术研究项目也很快发展起来，比如说清华的特种研究事业。

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始于1934年夏。

1934年，正是叶企孙推荐吴有训继任物理系主任这一年，由于少了具体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他的肩上有了些许轻松的感觉。就在这时，梅贻琦又把办特种研究所的担子压给了他。委以重任的理由很多，一是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与许多特种研究项目相关联；二是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对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反应敏捷；三是他有明确的科学救国目标，了解中国国情，能搔到痒处；四是他有极强的责任心和协调能力，能服众；当然，还有梅贻琦对叶企孙的个人情感，有类似“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信任。

在叶企孙的率领下，清华的特种研究事业在战前便已获得长足的发展。

当西南联大诸事尘埃落定之后，1938年9月，梅贻琦再次呈文教育部，请准许继续开办因战争中断的研究所的工作，考虑战争时期国防需要，特请求将原来的3个研究所扩充为5个，即再增加金属、国情普查两个研究所。

此时，清华大学的本科教学虽合并到联大，教学资源共享，但各大学的学术研究仍相对独立。特别是“特种研究事业”，是清华学术研究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是体现清华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梅贻琦长校之初就说：“凡一大学之使命有二：一曰学生之训练，一曰学术之研究。清华为完成此使命，其发展之途径不徒限于有效之教学，且当致力于研究事业之提倡。此在学术落后之吾国，盖为更不可绥之工作。”由此可见学术研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基于这样的情势，清华大学的特种研究事业就像梅贻琦手里的一支奇兵，而引领这支劲旅的人则定是不负众望的人。

梅贻琦再次想到了留守北方多时的叶企孙。

于是，叶企孙披挂上马，就任清华大学特种事业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委员有梅贻琦、陈岱孙、施嘉炀、李继侗、李辑祥、戴芳澜、庄前鼎、任之恭、吴有训、陈达等共11人。

1939年1月7日，叶企孙以研究所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清华第二十次校务会议，这是叶企孙到西南联大后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梅贻琦开会伊始便宣布：“加聘本校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先生出席校务会议。”当时参加校务会议者有梅贻琦（校长）、潘光旦（教务长）、冯友兰（文学院院长）、吴有训（理学院院长）、陈岱孙（法学院院长）、施嘉炀（工学院院长）、沈履（秘书长）、张子高（特约报告人），加上叶企孙共9人，他们可谓清华的灵魂人物，一直左右着战时清华这条船的航向。

叶企孙就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时，各研究所研究项目和规模如下：

航空研究所：与航空学校、航空机械学校合作，研究飞机构造、飞机材料实验、风洞实验、航空气象各问题。（民国）二十五年度曾在南昌经航委会之补助下，建造了一15英尺直径之风洞，最近拟在昆明再造一5英尺风洞，以资实验。

无线电研究所：与资源委员会合作，注重各种真空之制造与测量，短波无线电之设计，短波军用无线电机，秘密军用无线电话之研究，及专门电讯人才之训练等。

金属研究所：与资源委员会合作，注重以x光研究金属及合金之质性及微观结构，以辅助国家工业机关解决所用钢铁及其他金属质料各问题。

农业研究所：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其他农机机关合作，注重滇省及其临近区域农产品之病虫害问题及对植物生理之研究、以农产品制取国防所需原料问题。

国情普查研究所：国情普查，平时与战时同属切要之举。但其问题，至为复杂。该所拟先在滇省择一区域，作实际之研究，以期于普查之表格、统计之方法及各普查人才之训练各问题，于相当期间有所贡献。

从这些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便可以看出，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而且还与当时中国的战时情况密不可分。这正是叶企孙所期望的。从支援冀中抗日开始，他就对中国国防建设的薄弱深感忧虑。如果能培养出更多的国防人才，研究出更高更新的国之利器，那中国的希望岂不更大？所以叶企孙接手这个特种研究所后，马上把目光转移到了国防研究上面。他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国家做些事情。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年的特种研究所，可以这样说，它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军事科研基地，而叶企孙无疑是这个基地的创始人。

以无线电研究所为例。世界上最早体现出无线电实用价值的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匹兹堡广播电台。也许是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叶企孙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也许叶企孙真的是先知先觉，1933年，当叶企孙主持他的第一届留美招考的时候，他就毫不迟疑地开设了仪器和真空管制造门两个名额，以期有朝一日中国也能赶上世界的潮流。

这是叶企孙为中国打开的又一扇大门。

1933年9月，叶企孙利用吴有训去美国休假之机，托他在美国订购制造真空管的机器设备，以备我国研究制造电子管之用。

1935年，叶企孙主持临时大学筹委会的时候，他预见到抗日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便提早把沉重的真空管制造机运到了长沙，后来，南京沦陷，真空管又运到了昆明大普吉，无线电研究所也在那里重新筹建起来。即便是在战乱时期，清华特种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无线电方面，由于有较好的设备，其成绩还颇为令人瞩目：中国第一根电子管就是在这个研究所里研制出来的。在军事方面，曾与航空委员会空军军官学校合作研究长波定向问题，设计和制造出军用无线电通讯器、军用秘密无线电通话器、航空用无线电定向器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叶企孙先生的高瞻远瞩。

有人说当时的清华特种研究所是“为国效忠”和“为国储才”，其言甚是。还以无线电研究所为例，它不仅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如任之恭、孟昭英、范绪筠、叶楷、林家翘、戴振铎、张恩虬、陈芳允、王天眷、慈云桂等等，还为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无线电技术做出了贡献。1943年，孟昭英去美国学术休假，在这一年中，他选择了刚刚发明不久的金属波导中阻抗的精确测定作为他的研究课题。经过一年的努力，他获得了一项专利，并于次年受mit辐射实验室的邀请参加了雷达系统的创造性研究发展工作，研究出了一个在10厘米波段雷达系统使用的发送接收开关，为世界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打上了中国印记。

再以航空研究所为例。或许是因为摊上了野心勃勃的邻居，蒋介石对中国的领空设防相当关注。1930年前后，国民政府不仅从国外购买了一批飞机，还引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意大利飞机制造厂。当然，他的这种关注沿袭了旧中国官僚政体急功近利的特点，与中国科学家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当时军政界更多的人主张直接购买西方的飞机大炮，而梅贻琦和叶企孙们的目光则更加深远一些。他们认为如果想改变中国在天空上的劣势，仅仅靠购买外国利器来解决燃眉之急并非上策。要从根本上转变这一态势，就应该着眼于两点：一要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二要发展自己的航空科学。

如果追溯中国的航空史，人们会在一片苍茫的底色里，发现清华大学曾经以先行者的姿态突出在那一抹不易分辨的遗痕中。而设定这最初的底色的，当是以叶企孙、梅贻琦、顾毓琇等人为首的科学先驱们。

一切还要从清华大学的历史说起。

清华大学成立时，原本是没有工学院的。大学成立之初，只有一个土木工程学系，序列排在理学院各系之后，并且还有一括号，里边注明“附属”二字。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32年。也就是说，在这5年时间里，工程系一直在理学院麾下，身为院长的叶企孙先生一直与工程系的血脉紧密相连。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工业普遍萌动和发展的年代。鉴于时局和工业界的吁请，同时也为了配合政府发展理工学科的政策，梅贻琦在叶企孙等人的支持下，将土木工程系从理学院的序列里分出，另起炉灶，增加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成立了继文、理、法之后的又一学院——工学院，梅贻琦兼任工学院院长。

这一年，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受聘来到清华担任了电机工程系首任主任。顾毓琇，1902年生，1915年至1923年就读清华，是叶企孙的同学，两人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受业于同一导师。他在担任电机工程系主任的同时，又讲授物理系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与叶企孙又是同事。顾毓琇多才多艺，既是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是第一位在美获得电工博士的中国人，后入选美国电机学会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与叶企孙的这种“三同”（同学、同师、同事）关系，使他与叶企孙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即使叶企孙故去多年，即便他已是耄耋之年，当他闻听清华大学要设立“叶企孙奖”，便立即汇来500美元以示支持，他还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讲述他与叶企孙先生的“三同”关系，以致深深的怀念。在他98岁高龄的时候，他还为《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题词，称叶企孙为“物理宗师，典范永存”，表达他对叶企孙钦敬追思的浓厚情感。

1933年，顾毓琇就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在办学思路上，他与老学长叶企孙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工程学与物理学应该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一个工学院的学生，必须打好物理学的基础，同时又具备数学和化学的有关知识，再着重发展工程学专业，这样才能走得远，走得好，走出名堂。原来的工程系一直在理学院的序列里，叶企孙先生要求工程系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与其他学生一样学习公共基础课，数理化的要求都一样高，直到三年级时才分专业。工程系在理学院的这个大环境里不仅没有枯萎和变异，反而充满生机，左右逢源。在依托理学院优势开办工学院的实践中，顾毓琇不仅一直拥有理学院的传承，而且创造了诸多新的光荣。

清华大学先成立的机械工程系有两个专业，原动力工程和航空工程。这个航空工程就是为当时国防需要特别设立的。1936年6月，工学院第一级航空工程专业学生毕业，9名学生全部分到航空委员会工作。第二级航空工程专业10名学生于1937年6月毕业，大部分充实到空军和研究部门。西南联大时期，以清华航空工程组师生为主体，扩展为航空工程系，共培养两批学生，第一批毕业于1939年，仅两名学生；第二批于1940年毕业，共10人。这31名航空毕业生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影响着旧中国和新中国航空领域的发展格局。第一级毕业生宁榥，后来到了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后又回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任教。第二级毕业生梁守槃后去美国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后回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多种型号的导弹研究工作，作出杰出贡献，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第四级毕业生李华敏（女）曾任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和布鲁克林大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固体力学研究室主任、技术科学部院士。沈元后去英国伦敦大学深造，获哲学博士，1946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副教授，后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是该校的创始人之一。他同时还是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他的启发和诱导，才有了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的壮举。他的同学屠守锷毕业后考上航空门公费留学生，回国后对新中国的导弹和航天发射作出巨大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说到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叶企孙在航空航天领域所作的开创性贡献。

当年，就全国而言，“航空”这两个字对别的大学都是陌生的，仅有清华大学在1932年设立了航空工程专业。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已暴露无遗，中国领空安全问题顿时凸显出来，因此，当务之急是尽早、尽快培养中国的航空人才。就常识而言，航空人才的培养对象至少要学完4年本科，这样计算，要到1936年以后才会有我国的第一批航空毕业生。但形势不允许这种四平八稳的培养计划。

怎么办？

此时，叶企孙正主持清华大学第一届招考公费留学生工作。他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在第一届特设飞机制造门，招收3名学生。考虑到国内各大学都没有航空专业，因此考试时要求考生只具备一般的机械知识，待录取后，再到清华大学集中补学航空方面的专业课程。这是万不得已的急就章，但在当时，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搭上第一届留美的班车，不失时机地培养出我们自己的航空航天人才。

叶企孙的这一急就章多年后获得了一个连他也意想不到的回报——中国因此获得了一个自己的航空航天的时代。

从1933年之后，每年都有至少1名航空门公费留学生的名额。

1934年第二届公费留学生中，有钱学森和赵九章。他们的留美专业都和天空有关，一个是航空，一个是高空气象……

叶企孙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而他们给了中国一个时代。

由于清华大学的未雨绸缪，中国航空建设在初始阶段曾经获得过骄人的成绩。

南昌航空大风洞就是一例。

风洞是飞机实验和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设备。清华大学第一个风洞是王士倬教授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这个风洞仅5英尺口径，于1935年4月完成。尽管是个很小的风洞，但却为中国培养出许多有名的专家和学者。钱学森考取公费留学生后，遵照叶企孙的安排，在王士倬教授指导下补修专业，许多实验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的师资当时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任教的王士倬、冯桂连都是清华学校毕业生，又先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修航空工程，获硕士学位。1936年2月，美国航空专家华敦德由著名的航空界权威、有“超音速时代之父”之称的美国学者冯·卡门推荐到清华任教，使清华航空专业的师资力量大大加强。冯·卡门曾于1929年访问过清华大学，并建议罗家伦开设航空工程课程，但罗家伦没有听取这个美国大叔的意见。梅贻琦长校筹建工学院时曾致信冯·卡门，请他代聘航空方面的专家，于是，冯·卡门便热切地回应了梅贻琦的请求。

在华敦德的指导下，清华大学又相继建造了两个风洞，其中就有南昌大风洞。

南昌大风洞将要建成时，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邀请冯·卡门来检查指导。

关于南昌大风洞，多年之后冯·卡门在自己的传记里透露了与它有关的细节——

我在1937年夏天到南昌时，这座风洞已快完工了——正在灌浆，风叶已订购，平衡设备已完工了。这座风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学院的要大50%。

现在日本领先，中国落后了，中国人想以同样的方法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他们恭请我这个中国的荣誉顾问就中国航空研究的长程展望发表意见，我现在的任务变成如何说服蒋介石和蒋夫人怎么做最有效。当时蒋夫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这次任务执行得顺利愉快，7月6日我们到了北平，在北京饭店顶楼和军方高级将领及清华方面的主要人物开会。临走，他们告诉我将邀请我与空军将领会商，同时将安排晋谒蒋氏伉俪……

在北平住了一天，7日我们搭津浦路特别快车南下南京，应邀去了空军军官学校并参观了其他航空研究设施，这些设施十分隐秘，外面世界没人知道……最后我们到达浦口，乘渡船过江到南京，先休息了一晚，次晨见到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星期六会议后，我们飞到南昌，中国空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在这里，我们得以参观这个准备抗日的核心武器基地……我看到了意大利人为中国建的工厂，已开始生产意式飞机……

中国之行的高潮，是和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地点在扬子江畔的牯岭。饭后，话题谈到航空研究，蒋夫人以空军总戎的身份委婉地问我：“大师面前容我不耻下问，请解释一下风洞。”我用尽平生之力，为她解释，我提到飞机和气流间的相对运动，实验室的风洞如何模拟飞机在天上的实况，她很注意用心听讲。

我讲完之后，她笑道：“我并不完全懂您的意思，但由您阁下对风洞解释的热诚以及认真的态度来看，我想它十分重要，就这样办，我同意中国有个风洞。”

我感觉得出我的话她是不折不扣地全懂了，但她这样回答是多么聪明又得体，我是说我终于说服了蒋氏伉俪，中国空军的发展，不断地研究是迫不及待的……（《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85-186页）

我们从冯·卡门的回忆里可以解读到南昌大风洞的投建实际上存在着变数，倘若清华大学没有请来外援，或者说没有冯·卡门的游说，“我同意中国有个风洞”这样的权威话语或许就不会出现，于是也就没有先后353万元的拨款，而后续的中国航空研究的长程展望也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促使冯·卡门先生来华的背后推动力是清华的科学家们。为了使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急功近利中走出，进入可长远发展的结构中去，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

南昌大风洞是一个标志。它是当时的亚洲第一大风洞，是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建造这样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种学科和多个部门，同时也需要多种社会力量的凝聚，包括上层要人的倾力关注。在当时，除了清华大学之外，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影响力。

从另一方面看，南昌大风洞也是对清华大学理工学科成果以及协作能力的综合检验。可以说，顾毓琇、庄前鼎是南昌大风洞的策划者，投建时，不仅有华敦德、冯桂连及张捷迁等专家和全体航空专业学生的参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也特派第九级学生戴振铎全程跟进配合，并在任之恭教授和助教张景廉指导下研制出测量风洞波动变化的仪器，写出了质量颇高的毕业论文。这种理工合作的优良传统从叶企孙与顾毓琇开始，一直传承下来。多年之后，顾毓琇欣闻王淦昌荣膺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回忆清华大学理学院和工学院成绩斐然，不禁向王淦昌致函感慨道：

吾兄于1929年在清华毕业，时本人刚回浙江大学任教。1932年吾兄在柏林大学得博士学位，是年秋本人始返清华任教，清华拟办工学院，本人以北京（当时）条件甚差，觉得颇不容易，不知从北京迁赴昆明后，物理系人才突出（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周光召、朱光亚等），而工学院亦沾了物理、数学（陈省身、华罗庚等）的光，得以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清华工学院供给了国家许多建设人才，现在中央及各省市负责的人不少（如朱镕基、胡锦涛、吴邦国、黄菊等及许多省的省长）。（《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9页）

实际上，顾毓琇还曾当过江泽民同志的老师。他在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在此期间在上海交大兼教电机和运算微积分课程。身为交大学生的江泽民选修了他的运算微积分。多年之后，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去美国访问期间，还专程去探望在美国定居的顾毓琇先生，重叙师生之情。此时的顾毓琇已逾耄耋之年，但他仍在科学领域不懈地追求着和探索着。

有资料显示，在叶企孙任特种委员会主席期间，正是航空研究所大发展的时期。

梅贻琦在总结航空研究所抗战期间的成果时写道：

（一）完成设计直升飞机。

（二）完成设计三层板机器。

（三）利用国产材料设计制造模型。

（四）试验直升飞机控制模型。

（五）制造三层板机器。

（六）研制牛胳胶及豆类胶。

（七）研究紫胶。

（八）研究风洞扰乱表度。

（九）完成自制弹性力学设备。

（十）完成建设航空图书馆。

（十一）嵩明气象台迁建于联大校址内。

（十二）编辑航空书籍，完成（a）空气动力学，（b）飞机材料学，（c）航空材料学，（d）飞机模型制造，（e）理论气象学。（《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76页）

此外农业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及国情普查研究所在这期间都取得突出成果。值得一提的是，金属研究所所长是吴有训先生，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是陈达先生，而农业研究所所长则由叶企孙先生兼任。当时的农业研究所曾在育种、抗病、病理、昆虫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由一个物理学家兼任农业研究所所长，有些匪夷所思，但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由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开创的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在解放后发扬光大。笔者所在单位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仅一路之隔，走在农业科学院的大院里，每每想到叶企孙先生与农业科学院还有这样的一段因缘，想到这个大院里或许还有受过他影响的传人，就有了别样的感觉。

在叶企孙的引领下，清华大学的特种研究事业实际上已迈出了高校学术研究的范畴，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在诸多领域中，他们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开创性和发展性工作。

第九章 特种研究事业 第二节

特种研究事业除了科学和技术上的意义外，还有一层“为国储才”的深义。在这方面，叶企孙所作的贡献应该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和他同代的科学家或教育家里，或许有人比他名声显赫，或许有人比他学问高深，或许有人比他位高权重，但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提掖那么多方面的科技人才。他以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眼光，站在国家与民族的峰峦之上，默默无闻地甘当人梯。

叶企孙与任之恭、戴振铎、陈芳允等人的故事

20世纪，我国最早研究无线电技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叶企孙的弟子冯秉铨，一个是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清华的孟昭英，被当时的无线电学界称为“南冯北孟”。继之而起的是任之恭先生。

任之恭是清华学校1926年毕业生，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学习，后入哈佛大学物理系攻无线电专业，1931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之恭被山东大学聘去，讲授近代物理、光的电磁理论和初等量子化等课程。

叶企孙当然知道无线电学科对中国的意义。在他主持的第一阶段招考留学生时，就设立了“仪器及真空管制造门”专业。选送就学的蒋保增、吕保准、洪朝生学成回国后为新中国的无线电事业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叶企孙当然也知道任之恭的价值。为了给任之恭一个更大的舞台，让他发挥更大作用，以培养出更多的无线电人才，他力邀任之恭加盟清华物理系。他趁任之恭参加学术会议的当儿，专门约见他，并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任之恭也曾受过叶企孙先生很大影响，1925年秋季，任之恭曾经听过叶先生的一次演讲，叶先生当时预言，“波动力学”将是未来理论物理的主要动力。这是当时人们闻所未闻的一种假说，而叶先生在演说时已清晰地把波动力的特征和存在的理论依据画出了一个大致轮廓。之后，西方科学家薛定谔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时，已是1925年。任之恭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叶企孙能那么早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呢？”也正是叶企孙的这次讲演，启发任之恭作出了向无线电学攀登的决定。如今，他见恩师如此器重自己，便欣然应允。

谁知此事进展得并不顺利。

山东大学得知此事后，亮了红灯。

亮红灯的理由很充分，说任之恭先生讲授近代物理、电磁学等课，他一走，这些课就得停下来，学生停课对学校是天大的事，拥有这样的理由，山东大学就礼貌地挡回了清华大学发来的邀请信号。

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叶企孙的大弟子王淦昌从德国学成归来。看到王淦昌，叶企孙眼睛一亮。

王淦昌是回物理系复命的。想当年被恩师点拨，走到哪儿都怀揣着国家，唯觉科学救国事大，自己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这就是叶师深植于他脑海里的思想。现在，这种思想再次闪现光芒。当叶师把情况向他介绍之后，他明白了。清华物理系人才济济，有吴有训，有萨本栋，有周培源……却独没有任之恭，或者说没有任之恭这样具备最新理念的无线电学知识的人才。空缺和空白，这样的现象在清华大学几乎是不能出现的，就像是一支阵容强大的球队，在锋线上却出现缺位的状况，这情形太不可思议。叶师的眼光独到，他发现了这一点，马上调兵遣将，而自己正是他手中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

王淦昌神色凝重地对老师说：我去，我去山大把之恭兄换过来！

叶企孙点头赞许：委屈你了，请多保重！

没有什么思想工作，没有激情澎湃的话语，没有苦口婆心的劝导，一切都在平静的目光中完成。王淦昌在叶企孙的安排下，来到了山东大学，替换来了任之恭。

任之恭到清华物理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他与孟昭英先生等人一起，使清华的无线电教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声名鹊起。让任之恭永难忘怀的还有一件事。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平进入战争状态，而任之恭与陶葆柽女士的婚事正定在7月中旬的某一天。眼见得喜期临近，但战争的火药味却一日浓似一日，到了办喜事这一天，竟已演变成完完全全的战争态势。听着震耳欲聋的炮声，看着城中蔽天的浓烟，任之恭颓然坐在北院七号叶先生家的院子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叶企孙看着任之恭难过失落的样子，心里很着急。

能不能通知女方推迟几天再办喜事呢？他问。

任之恭看了看叶先生，又把头低了下去。

叶企孙猛然醒悟，道路已经封锁，电话已经中断，任之恭是无线电学大家，他当然会首先想到与女方的联络问题。现在的情势是咫尺天涯，倘新郎不到场，又没有音讯，那不活活急煞人也？

叶企孙突然想起通往城里还有一条小路，倘若用最快的速度把任之恭送到西直门，便会在半个小时内到达婚宴会场。

你就坐我的汽车，开车的小金技术很好，前两年打仗时，他在庄稼地间的土路上跑过两次，没问题的，你收拾收拾，让小金送你到西直门，只要进了城，就好办了。

任之恭听叶先生一说，顿时来了精神。

在叶先生的安排下，任之恭坐着叶先生的私车，在刚刚收割完麦子的田间小路上一路飞驰，顺利抵达西直门，赶上了自己的喜事。

而这天，正是日军占据北平的日子。

任之恭虽然是叶企孙当物理系主任时聘来的，但没多久，叶先生就辞去了主任职务，所以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西南联大叶企孙任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席时，任之恭作为无线电研究所主任，两人接触的时间才相对多起来。

对于叶企孙，任之恭这样评价说：“叶企孙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有广泛知识的科学家，又对人文科学有特殊的造诣。他对国家的理科教育及整体科学的发展，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作出了非常超卓的贡献。”（任之恭《怀念叶企孙老师》，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36页）

与别的科学家赞赏的话语不同的是，任之恭在这段评价后又追加了一个赞语，说叶企孙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任之恭现居美国，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终身顾问。当他获悉叶企孙头顶上的阴霾终因时代的进步一扫而光时，不禁感慨万千。为了寻找叶先生当年测定普朗克常数的论文，他不顾年迈体弱，在叶企孙当年就学的几所大学里多次调查，试图能寻找到这篇标志他学术地位的著名论文，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叶企孙的这篇论文，并影印回国，以彰示叶师当年的潇洒才俊，同时也献上自己对叶师的一份崇敬和怀念。

戴振铎是清华物理系第九级毕业生。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是在浙江大学读完一年级后才转学来的。他刚刚入学时是以备录取生第七名的资格进入浙大的，第二年能够成功转入清华，足见他是个可塑性极强又天资聪慧的人。

戴振铎活泼爱玩。初到清华，人生地不熟，既没同学又没朋友，于是他就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来排遣孤寂，他参加了军乐队、棒球队，还在音乐室管理唱片等，哪里人多哪里有他，哪里热闹哪里有他，他是一个坐不下来又闲不住的人。而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绩平庸，为同班老友所共知”。

使戴振铎发生变化的是叶企孙。

戴振铎和叶先生的交往是在清华物理系的课堂上。因为物理课程大部分是叶先生所上，而戴振铎又如此另类，他的表现引起了叶企孙的注意，为了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物理世界，叶企孙主动接近这个“孤独的舞者”。据戴振铎讲，在本科几年里，叶企孙是他在清华园里唯一结识的老师朋友。

大三那年暑假，叶企孙找到戴振铎，问他暑假有何安排，若没有安排，愿意不愿意跟他去西山度假。对于老师的邀请，戴振铎有些诚惶诚恐。他知道叶先生是清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与他交往的多是学界翘楚，自己才疏学浅，在学生中又不是出类拔萃，他为何这样赏识自己？

戴振铎在疑惑和亢奋的交织中上路了。事实证明，也正是这次和叶师的暑期接触，使戴振铎的人生和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多年之后，戴振铎仍能记得叶师对他施以影响的细枝末节：

1935年一个假期，叶先生邀我去西山附近的松堂度假，这是第一次同他接近。他带了许多书籍，其中有科学史，中国文学史，诗词等读物。他喜欢同我讲科学家的传记，他尤其崇拜居里夫人，有时候讲讲中国算学史及诗词等典故。他常提到物理系毕业生的专长和嗜好，如冯秉铨能跑，赵九章精中医，王竹溪能棋等等。他很少谈及他自己留美时的生活，他绝对不批评人之所短。这一个短短的假期，我获益殊多。（戴振铎《仁者民爱》，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30页）

在戴振铎的印象里，叶师似乎没批评过他什么。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你，偶尔送来一个会意的眼神，说上一两句关切的话语，便使人终生难忘。戴振铎曾参加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成员全骑自行车。梅校长带领潘光旦、叶企孙等学校领导前来劝阻，但叶先生却一言不发，临了，他来到戴振铎面前，仔仔细细打量他一番后，扶着他的车把说：沿途小心。这句话朴素平白，但却一直温暖着戴振铎的心。1936年冬天，戴振铎又参加了绥远大青山抗战前线服务团，慰劳傅作义在一线的抗日部队。物理系另有王天眷、陈芳允、李正武共4人参加。回来后见到叶先生，叶先生微笑致意说，物理系参加劳军的不少，真想不到哇。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前方战事和劳军的经过，还询问了内蒙古人民的生活情况，其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这让戴振铎深深感到叶先生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这样的人他才喜欢。他觉得叶先生内心是赏识自己的，能得到叶先生的认可，他认为是莫大的荣幸，又是一种深切的动力。

与叶先生又一次零距离接触是七七事变之后。此时戴振铎已本科毕业，在协和医院工作。战争一爆发，戴振铎就辞去了工作，追随着老师的足迹来到昆明。在叶企孙和任之恭的安排下，他成了无线电研究所的一名助教。叶先生此时是特种事业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任之恭是无线电研究所的主任，他们的接纳使戴振铎能在战乱的大背景下偏安一隅重续学业，这样的福分不是所有的学子都能享有的。对于戴振铎来说，幸运的事情不仅这一件，最幸运的是他又一次受邀和叶先生住在了一起。刚到昆明时，他和叶先生住在财神巷宿舍。后来为避日机轰炸，研究所集体搬迁到郊外，他们又来到了大普吉。

这一时期，正是戴振铎学业大进的时期，究其原委，除了他自身努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就是耳濡目染叶先生的品德言行——

在此期间，他同我讲了不少近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贡献，除清华学者外，他常提到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胡氏兄弟（敦复、明复、刚复三先生），竺可桢，李济，吴宪，王守竟，严济慈，饶毓泰，梁思成诸先生。他有一次同我讲守竟先生尊翁王季同先生的年谱，非常动人。王老先生是清代末期受传统教育之学者，后赴英修习数理，在电讯线路分析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代数来运算电流、电压分布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电讯界的鼻祖。叶师又提及他用的论说来解释量子力学。20世纪20年代，王守竟先生在量子力学上有极大的贡献。他是北大物理系的首创人。我在70年代发现王先生是早期《计算合流超几何函数》（fluent rical fun）的作者，如此复杂的函数当时能计算出来，这与德国大数学家高斯（gauss）计算天体运动的数据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了解叶先生对王氏父子的推崇。声学家丁樊林先生从桂林迁昆明，叶先生叫我去拜见他，因为丁先生创造了一支半阶音（cic scale）的箫，不用金属按键，只用手指操作，他要一人练习同他合奏，我就做了丁先生的徒弟。此箫除非有丁先生家属保存，恐已失传。只要与科技有关的工作，叶先生总是热心鼓励的。（戴振铎《仁者民爱》，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31页）

戴振铎的三级跳就是这样完成的。从本科生到无线电研究人员，又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学者，后来成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密执安大学电机学教授，他像一名潜力巨大的运动员，其精彩的人生令人惊赞不已。但戴振铎却十分清楚是谁给了他人生以决定性的影响。他是个感恩的人。

1972年，中美刚刚建交，作为第一个访华学者代表团秘书长的戴振铎，与老师任之恭夫妇、同学林家翘几次要求拜谒恩师叶企孙先生，但每次都不得要领，他们只得悻悻而回。后来他才知道叶先生的境况，知道他被“抛弃”了。1977年，叶企孙托友人寄给戴振铎一张晚年的照片，之后又让侄子叶铭汉带给他一册用红笔圈点的宋词，加上早年留学时叶先生送给他的一副象牙筷，这3件礼品一直被戴振铎珍藏到现在。

陈芳允是物理系第十级毕业生，1938年毕业时，叶企孙先生还在天津。有一天，任之恭先生找到陈芳允，说是传达叶先生的意思，有关他的毕业去向问题，叶先生早就考虑好了，想介绍他到测量部门去工作，在那里可以发挥他勤于动脑精细入微的特点，将来可以在该领域作出超凡贡献。叶先生的话让陈芳允既吃惊又倍感温暖。自战争爆发以来，一年多时间没有见到叶先生了，谁知他还记挂着自己，虽远隔千里仍关心学生的去向。而且叶先生是知人善任的人，经他说出口的事，必定是深思熟虑斟酌许久的。

陈芳允想着叶师建议自己干测量的话，不由得忆起大学4年叶师对自己的诸多教诲。记得大一那年刚上物理实验课时，第一课就是测量。在诸多学生中，陈芳允做得最认真最准确，或许是对这件事印象深刻的缘故，叶师便把这个学生的特点牢记在心。叶师总能记住学生们的特点和特长，并不断加以引导。陈芳允记得那时叶师常邀学生到他家里去玩，“无疑是他要借此了解学生，而我们则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物理学的意义、发展和作用，以及做学问之道。我最记得的是他不止一次说过，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可能样样都会，要在一个方向上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

然而，在叶企孙未来昆明之前的这段时日，陈芳允已经喜欢上无线电方向了，他想在这个方向上坚持下去，于是就跟从任之恭先生到了无线电研究所，后来他又去德国留学，学的还是无线电。叶企孙尊重学生的选择，他那时掌管着出国留学的权力，“无线电门”就是他设置的，既然都是国家需要的，于是他就一路绿灯，顺风顺水地送学生出了国。

但是，仿佛是命中注定似的，叶师当年曾说陈芳允适合干测量的话，竟如影随形般跟定了陈芳允的人生，即使他已成为无线电电子学专家，命运还总是拉着他往测绘方面漂移——

卫星测控部长王盛元从北京带回一颗新星的测量任务回到测量中心时，专家一个个靠边站了。而这颗叫“实验一号”的卫星是测量磁场、x射线和宇宙射线，实验太阳能电磁、温度控制等新技术的，明年年初就要发射，以便跳完“第一级”，为“第二级跳”作准备——谈何容易啊！正需要专家。

他在家里又急又气，见猫骂猫，见狗骂狗。一个人影闪进门来，向他报告：“部长，有一个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这里，他对第一颗卫星作过贡献，你看怎么样？”

“人在哪里？”他喜滋滋地问。

那人——刘副主任往一排土房一指。王盛元在膝盖上一拍帽子，霍地站起，粗门大嗓地笑道：“我看他去。”

可是，中国科学院发配下来的老九们，接受再教育上山打猪草去了，至夜未归。

树下，两匹毛驴哧哧的叫得山响，烦得他骂娘。“叫什么叫！”他一声吼，吓得毛驴垂下头，“风马牛不相及，打猪草和搞卫星能画等号吗？——蠢货！”

夜晚，他从鬼火般的一点灯亮里，看见一个人正佝偻着写写画画，近视眼镜的一角叫灯烟熏黑了。“陈芳允！”共和国为数不多的二级教授，曾留学德国，可眼下哪像是个科学家，旧中山服又脏又破，分明是一个农村的驼背老会计的模样。天哪！几个月不见面，教授已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王盛元一阵心酸，闯进屋去，摘下陈芳允的眼镜：“陈教授，别熬了。要干，也不能搭上老本拼啊，伙计，瞧您的眼镜。”他擦一擦眼镜，笑着又递给陈芳允。

陈教授一戴上眼镜，认出他来了：“啊，是卫星测控部长！”

“老陈，说实话，您对我们的卫星测控技术怎么看？”

“高超，高超！”陈教授却很拘谨，掏出笔记本，背诵似的念道，“同国外相比，日本的第一颗卫星只有9.4公斤，美国的8.22公斤，法国……都比我国的第一颗卫星小……”

“得。这些话匣子的话我耳朵都听出茧来了，老哥！”王盛元挥手打断他，拍拍帽子扣到脑门上，“走，到春来茶馆，喝杯凉茶清清热！”

教授一动不动，沉吟良久，才递过去一份《人民日报》，指了指我国卫星路过世界各国的预报表：“还聊什么？你自个看吧。”

“老陈，你还信不过我吗？”他恳求地定定望着教授，一边挪挪屁股，“你不说，我可走了。”

陈芳允终于红了脸，缓缓地说起来：“发射卫星前两个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他问得很仔细，又特别对卫星运行所经各国一些大城市的预报相当重视，一边听，一边加上也门、乌干达、桑给巴尔、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等国首都的地名。总理说，对这些国家的首都进行卫星越空预报，可以鼓舞第三世界。可是现在，我们只预报到分或零点几分，外国发达的可以预报到秒以下，轨道参数的预报，我们小数点后的位数也不多。按现在的测控水平，我们是不可能搞好‘实验一号’和回收型卫星的，特别是回收型卫星，要求很高的精确度。”说完，递过他刚才写的一份文稿。

王盛元看了文稿，心里暗暗佩服：老陈有两把刷子。在这种年代，卫星上的仪器和地面设备都以刻“最高指示”作为赶先进、超先进的标志，谁敢说我们的卫星半个不字？谁敢言我们的测控技术还不如外国？他敢想敢说，有头脑，这是真正的人才，不是奴才。有他这样的专家在，不愁二级跳，三级跳……

这是彭子强先生所著《中国“两弹一星”揭秘》里有关陈芳允的描写。此时，陈芳允已经参加过“东方红1号”卫星的测量控制工作，自此之后，他便在那个爱才如命的王盛元部长手下当了兵，名正言顺地投入了他的“宿命”——与测量有关的工作。

关于这一点，陈芳允回忆道：“虽然因为我后来跟任之恭先生到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而没考虑叶先生的建议，但是想起来仍然认为叶先生对于学生的特点是十分了解的，也许比我自己了解自己还清楚一些。同时也可看到他对于国家的基础建设是十分重视的。”

陈芳允在成为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专家之后，又成为“两弹一星”的功勋专家——卫星测控专家。

许多年后，叶企孙先生遗传给他精神世界的科学救国基因再次发挥作用。他瞄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准确地测量出我们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所处位置，他坐不住了。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说：“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可能的。”于是他找到师兄王大珩，之后又分别联系到大师兄王淦昌、杨嘉墀，联名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们沉甸甸的思考——《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这封由王大珩执笔的信写道：

<small>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对世界各国引发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该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small>

<small>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small>

<small>杨嘉墀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small>

就在这封亲笔信送达中南海邓小平同志案头的当天，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就以他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他当即批示道：

<small>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small>

（《中国863》，李鸣生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1页）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863计划”的由来。它是擎举中国科技界的“上帝之手”。随着它的实施与开展，中国科技界横空出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高科技领域的格局。而这一切都肇始于一封信，信的起草者是4位元老级的科学家，而这4位科学家均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说是他学生的学生。

不知是风云际会还是因缘巧合，每每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总有先知般的政治家与科学家联手出现，或力挽狂澜，或一锤定音。原子弹是这样造出来的，氢弹是这样造出来的，卫星是这样上天的。而这些科学家中的领衔人物大都是叶企孙的学生。如今，在中国改革大潮骤起之时，还是叶企孙的学生们，又发起了与社会变革同步的新一轮的科学攻略。“863计划”率先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领域获得革命性突破，它的成果将成为中国改革不断向前的强大推动力。

仿佛是一场以世纪为时间单位的接力赛，当我们追本溯源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苍茫的历史深处，有一双深情凝视的眼睛。那些科学家们手中的接力棒，就是从他的手里传下来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天，陈芳允看到叶企孙先生踽踽独行在他宿舍前的马路上。当时陈芳允正在自己的宿舍里，从窗户里向外乍一望，看到老师像梦一样飘然而过，那么突兀，他一瞬间愣住了，连推窗呼叫恩师的时机也错过了，更不消说跑下楼去追赶恩师。这是恩师留给他的最后一面。

多年来，陈芳允一直处在悔恨和懊丧之中，他一直为自己没有追下楼去向叶师问一声好而追悔，他说：“我至今心中常常觉得非常对不起叶师！”

第九章 特种研究事业 第三节

叶企孙与赵九章的故事

同样熟悉叶企孙和赵九章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在叶企孙众多弟子中，与他脾气秉性最像的人，大概公推赵九章。这种相像包括他们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中，赵九章比老师先死，并且尸骨未存。他惨烈的死亡曾极大地刺激了晚年的叶企孙，他一生奉行“宁被抛弃绝不放弃”的信念，而赵九章之死是唯一影响他这一信念的重大事件。

赵九章，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于河南开封，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五级毕业生。赵九章入物理系后深得叶企孙的赏识，他常在学生面前夸奖赵九章的博学多才：不仅精通中医，且精于书法，在众多学子中，是难得的领导型人才。1934年，清华留美公费生面向全国招考。赵九章和同学王竹溪跃跃欲试。叶企孙负责留美生专修方向的设置。这一年，他出人意料地减少了物理门的专修名额，增设了一门新的学科——高空气象学。

“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原为本校特种研究事业之一。”这是梅贻琦先生的话。正是因了这个缘故，身为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席的叶企孙，在招考留美公费生的事业中，可以说一言九鼎。特别是在设置专修学科方向上，梅贻琦给予了他足够的信任。

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但它却真切发生过。当时能代表国家选派留学生的仅清华一校，而这件关系国家、民族未来的重大之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实际上是叶企孙独自把握方向的。但是，叶企孙每次裁定的专业一宣布，不仅能使业内同人折服，还能博得满堂喝彩。即便是清华以外的科教界，那些目光如炬的大家们，也不能不佩服叶企孙的眼力。因此，每届留美生的学科宣布，就成了叶企孙的汇报演出，在一次次激情赞赏的掌声中，人们发现这些睿智选择的背后是他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德。

叶企孙掌舵的清华留美事业，从1933年到1949年，几乎都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即便如此，在这十多年中，选送的留美生其优秀率之高，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从以下这个名单中就可以窥其一斑：

钱学森、张光斗、戴世光、夏鼐、王竹溪、赵九章、殷宏章、龚祖同、顾功叙、黄文熙、张宗燧、杨遵仪、沈同、王岷源、王铁崖、马大猷、武迟、孙观汉、汪德熙、陈耕陶、胡宁、励润生、黄培云、陈梁生、朱宝复、叶玄、屠守锷、吕保维、梁治明、孟庆基、黄家驷、蒋明谦、张培刚、吴保安、陈新民、何炳棣、李志伟、黎禄生、樊星南、黄杲、王积涛、吴中伦、吴仲华、钟开莱、杨振宁、李政道、凌宁、方中达、张炳禧、郭晓岗、钱钟毅、张燮、白家祉、黄茂光、曹建猷、洪朝生、沈申甫、张建侯、夏翔、吴尊爵、朱宝、高振衡、陈光旭、王漠显，等等。

这些人才大多是国宝级的人物，而学科专业也是五花八门，除了物理学之外，还有化学、冶金、采矿、农林、土木、水利、植物、制药、医学、船舶、农具制造、要塞工程、战车制造、政治、经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工商管理等等，许多专业并不是叶企孙所熟悉的，甚至是陌生的，但他却总是独具慧眼，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派人填补空白。

叶企孙为什么有这样精准的眼光和洞察世界科学发展的预见？我们或许能在一些学者的谈话中寻找到答案：

钱伟长：“叶企孙绝对无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物理系，为了国家，他动员了许多念物理的学生毕业后去搞国家需要的学科，如气象、地质等，如赵九章等人，这一点是很突出的，不是为了物理而搞物理，而是为国家搞物理。许多人不理解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是多方面的，不是一个专业所能搞的。”（《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37页）

钱临照：“我不是清华校友，也不是叶先生的学生，叶先生所关心和培养的不限于清华，而是全国青年，而且不仅是物理界的，有化学、冶金以及其他许多科学领域。叶先生经常翻阅各国杂志，一见到有中国人的名字，就要查问：这是哪所学校的？1933年清华招考留美研究生，他问我为什么不考，又问中央大学的某人为什么不考，在他的鼓励下，第二年我参加了留英考试，考试后他问我：应该有某人来考，为什么没有来……关于他的品德，我久思之后发现《孟子》上的一句话可以借用描写：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太纯洁了。”（《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30页）

钱伟长是叶企孙的弟子，而钱临照却不是，但他们却不约而同道出了这段奇迹背后叶企孙伟大的中国情结。他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一个有大目标的人，一个具有纯净精神和纯洁心灵的人。这样的人，总在国家最紧要的时刻现身，完成使命后又隐身而去，他们难得青史留名，他们只像基石一样沉默在共和国大厦的底部，与冰冷的泥土为伴，这几乎是他们的宿命。

除了爱国情怀和科学预见之外，留美学科设置的精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叶企孙和翁文灏的关系甚好，通过翁文灏的渠道，从而获得留美生的学科选项，这或许是叶企孙的又一种资源。

而这一次的学科变更，缩减物理门名额新增高空气象门，倘若细细追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叶企孙怎样充当了“上帝之手”，在当时中国的科学地图上谋略设计，惨淡经营，或拾遗补缺，或调兵遣将，完成了一份无人下达的任务，成就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储备科技人才的伟业。

叶企孙自幼迷恋天体星空，这是有据可查的。当年他学成回国后，曾在东南大学有过短暂的任职。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两人成为好友。在竺可桢那里，叶企孙对气象科学有了进一步认识。

竺可桢比叶企孙长8岁，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个米商之家。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成绩考取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在丹桂飘香时节远渡重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深造。在选择所学专业时，竺可桢想到了故乡宁绍平原辽阔的田野，想到了父亲开开停停的米行，想到了老百姓干瘪的米口袋，于是他便选择了到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去学习农业。1913年夏天，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他又选择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作为继续深造的专攻方向，这样，他又考入了哈佛大学地学系研读气象专业。竺可桢于1918年完成他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竺可桢于1920年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改校名为东南大学，在他的倡议下，东南大学设立了我国高校中第一个地学系，并设置了地理、气象、地质、矿物4个专业，其中气象专业也是我国大学的第一个气象专业。

竺可桢与叶企孙相遇是1924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竺可桢总是给叶企孙一个远远的背影，当叶企孙还在清华学校上学时，竺可桢已经加入庚款留美生的行列；当叶企孙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时，竺可桢已经毕业回到了国内。但他们终究还是相遇在1924年的东南大学了，因为同是哈佛校友的关系，二人的关系一开始便显得与众不同。

但是，真正使双方互相吸引的还是他们内在的品质。

东南大学校园东侧，另辟一处院落，因有蜡梅数株，故称梅庵。竺可桢在此安营扎寨，他的地学系气象专业的气象测候所就坐落此处。测候所购置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并聘请专人负责保管，竺可桢常常在这里指导学生进行观测训练，每周对观测结果进行分析，撰写气候报告，并定期与国内外其他气象台相互交流。茶余饭后，这里又是他会客交友的地方，叶企孙每次造访，会面的地点多是这里。

有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实际上，竺可桢和叶企孙都是不善辞令性格内向的人。两个木讷寡言的人在一起，要想畅所欲言，是相当不容易的。是什么因由使这样两个人发展出长久的友谊呢？唯一的答案就是共同爱好的吸引，这个爱好就是天文学。

对竺可桢来说，在天文气象学方面，他更职业，更专业。而叶企孙则更像是一个票友，就像现在的京剧戏迷一样，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但挡不住其热爱。

一天，竺可桢和叶企孙谈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说他刚读完一位欧洲气象学专家的一篇文章，说欧洲大陆在12世纪初到14世纪初的200年间，天气比其他各世纪都要冷。这个时间段，正是我国的南宋至元初时期。中国当时的面积和欧洲大陆差不多，气候状况也相当复杂，但我们当时的气候是个什么样子呢？

叶企孙觉得竺可桢的问题非常有价值，但若要进行研究，必须要有古代的气象资料，需要古人的观测记录，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些资料呢？

竺可桢说，即使找遍中国的大小图书馆和档案馆，也难找到南宋时期有关天气变化的资料。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观天测雨的国家，明代时就有测雨器传到朝鲜的记录，但由于战乱频仍朝代更迭，有关天文气象的资料早已散佚。若要研究古代的气候状况，从正常渠道寻找研究的路径怕是难以完成任务，因此，必须要另辟蹊径，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叶企孙说，陆放翁有诗曰：铁马冰河入梦来。一个南方人，对冰雪应该体认不深，但在他的诗中，为何多有冰雪入诗，是不是也与当时的气候有关，或许那时的绍兴冬天原本就非常寒冷？竺可桢说，陆游也是绍兴人，但同为绍兴人，由于年代不同，或许对气候的体认也不同。这些体认和感觉，如今只能凭着留存下来的诗文追寻。接着，竺可桢说，我已经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那就是从二十四史里查找有关天文气象的史料。听竺可桢这样一说，叶企孙顿觉豁然开朗。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囊括了从春秋战国到明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不仅如此，还杂记了农林六艺、铁工铸造、天文气象等等。有了这样的线索，智者就能以此为据，抓住跳过时光之河的那匹白驹，让它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叶企孙目睹了竺可桢征服这匹白驹的全过程。竺可桢查找到了有关天文气象的记载，但这似乎过于抽象，没有温度没有刻度的平面记录，还原不了完整的历史空间。需要寻找一个温度坐标，让它立在那里，就像海上的航标，凡是航船都向它致意。他终于寻找到了这个温度，这就是降雪的天气。降雪是寒冷的标志。雪降得早，天冷得就早；天冷的时间越长，最后一场雪就下得越晚。这样，从降雪次数的多少和降雪时间的早晚，就可推断那个时期的冷暖。竺可桢把二十四史各朝代关于降雪的记录都查阅并记载下来，他发现，宋代原来拥有那样多的多雪的冬天，漫长的冬季帮助了北方那个剽悍的民族。金兵入主中原之后，南宋至元初的二百多年间，冬天寒冷更甚，降雪次数最多，从1131年到1264年的133年间，仅杭州春天降雪就达41次之多。通过这些材料对比研究，证明南宋时期确比唐、明、清及现代都要寒冷。

叶企孙在梅庵里目睹了竺可桢“空手套白驹”后，他对竺可桢的敏捷才思和科学精神至为钦佩，竺可桢也从叶企孙那里得到诸多的启发，在他们经常推论古人典籍里的天气记录时，由于叶企孙的数理根底，往往会有让人惊服的巧思和缜密的逻辑考量。因此，他们比一般的校友都要来得亲近，这样的挚友关系，即便二人分开后，也从未中断过。

将赵九章引入高空气象领域，实际上也是叶企孙在竺可桢那里受到启发后的后续思考。竺可桢当年学气象的初衷，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气象为农业服务，解决中国农民看老天脸色种田的问题。而叶企孙考虑的则是气象学如何服务于国防建设，如何为中国的航空，特别是为国防空军建设服务，在这方面，叶企孙可以说是独具慧眼。另一方面，叶企孙想把物理和数学理论及物理方法引入气象领域，使原本只能停留在观测和定性解说阶段的气象学真正成为一门可以预测的科学，为我国气象领域开辟一条新路。完成这样的任务，赵九章是最合适的人选。

赵九章深谙叶师的用意。由物理转学高空气象，这对一个目光深远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容易的，这关乎他个人的爱好和人生设计。当叶先生在他选择专业前提出这个陌生方向时，赵九章并没有马上答应老师。但他很快就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叶企孙对赵九章说，这是一项有利于中国人的大事业，我相信你会很快领会其中的含义，你是一个热爱国家又有很强事业心的人，相信你会在高空气象学领域闯出属于中国人的新天地，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安全的蓝天。

赵九章记住了老师的话。点拨虽寥寥数语，但却使他的心呼呼燃烧起来。他是胸中燃着火去德国柏林大学的。在那里，他改读了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动力海洋学专业，正如叶企孙所冀望的那样，赵九章把数学、物理和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引进到了大气科学的研究中，从而引起国际气象界的震动和关注。他的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关于这篇论文的意义，多年之后，他的学生叶笃正这样说道：“……3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气象学基本上属于地理学范畴，描述性的工作占绝大多数，我国真正把数学和物理学引入到气象学，解决气象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当属赵先生的《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其后他就不断地在中国把数学和物理方法引入到气象学当中来。如在1943年他发表的讨论摩擦层中风随高度变化规律的论文，就是用求解数理方法进行的。他不仅自己把中国气象学引到数理的道路上去，而且不遗余力地引导他的后辈青年沿这个方向发展。譬如他和他的学生顾震潮合作的《蒸发方程及新解》，在他指导下朱岗民同志发表的《东亚的大型斡能运动》等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叶笃正、巢纪平《深切怀念赵九章先生，学习他的创业精神》，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若干年前，赵九章形单影只的转身，使得我国高空气象学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虽然这个意义要在许多年后才得以被人发现，但在他转身向学的年代，那时他多么年轻，多么富有才华，又多么幸运！他有幸踏在两位大师的肩上，竺可桢给了他气象学的专业启迪，而叶企孙则给了他一双慧眼——用物理学来观察气象世界的方法。用物理学诠释的气象世界，多么绮丽迷人，又多么辽远壮阔！物理学像是给了他一双足够长的手臂，再遥不可及的天体星宇都能触手可及，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赵九章把大气物理学视为气象学的基础，认为气象变化基本是大自然里的物理现象，他紧密联系地球环境，运用物理学和数学的工具来求证大气过程的本质，揭示大气运动与变化的物理规律与机制，使我国气象科学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竺可桢曾在日记中称赞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赵九章：“九章到所9个月，做事极精明，余喜托付得人”，“研究指挥有方，且物理为气象之基本训练，日后进步非从物理着手不行，故赵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限量。”

赵九章于1938年学成归国，任西南联大气象系主任，同时又兼航空研究所研究员，在叶企孙麾下为空军训练出5批气象员，并自己动手研制出急需的水银气压表，以解抗战的燃眉之急。在此期间，他编写出我国第一部《动力气象学》讲义，由此培养出一批气象学家。无独有偶，赵九章在教书育人方面与叶企孙非常相像。王宝根曾是赵九章的司机，但赵发现他聪颖好学，是可造之才，便送他到北京工学院就读，后来成了专业技术人才。陈建奎原来是一个普通工人，但他勤于动脑善于钻研，赵九章便在他没有学历的情况下送其到清华大学学习精密机械，毕业后当了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厂厂长……

赵九章常常吟诵这样一句话：“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生性达观豪迈的赵九章前世似是领军打仗的人，但却如汉将李广、宋将岳飞、明将袁崇焕一般，是那种生不逢时的将军。他一辈子都以冲锋陷阵的姿态为国效力，但是命运总将浓重的悲剧色彩泼洒在他的身上。他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季陶的亲外甥，这个在外人看来求之不得的依附之门，他却避之唯恐不及。弱冠之年，他曾当过舅舅的机要副官，也曾有过要走仕途的想法。但没过多久，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官场黑暗，政府丑恶。凭真才实学、平生本事齐家治国平天下已是一种臆想，更不用说拯救民众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了。他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向舅舅突然摊牌的，舅舅阴沉着脸听完他要离去的理由（他当然不能实话实说了），然后给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优惠”，准许他离开南京军政总部院内那座灰色的神秘小楼。赵九章挥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换上他的青布长衫，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了叶企孙的门生。与叶企孙众多弟子不同的是，赵九章实际上是堵上了自己荣华富贵之路而踏上另一条路。戴季陶在国民党内权倾一时，或许他不会让赵九章封侯拜相，但平步青云晋级加爵该是易如反掌。但赵九章不想仰人鼻息而觅一己私利，不想遭人白眼而被人指为纨绔子弟。他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因此他报考了物理系。没有人知道外表儒雅表面平和的赵九章经历了这样大的内心风暴，他将自己的退路统统断绝，终生没有归路。他的女儿撰文说：“记得理曾（赵的次女）刚出生之年，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爸爸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糊口。我们的内衣，烂成一缕一缕，真是‘衣衫褴褛’。爸爸的长裤变成了短裤，为了补破口，妈妈穿了一件奇怪的短袖棉袍，那两只失踪的袖子，大概也作了同样的用处。理曾的第一件衣服是用妈妈的几只袜筒拼起来的。”这样穷困的生活一直伴随着赵氏一家，但赵九章“脸上没有戚戚的愁容，有的只是坦荡的微笑”。

赵九章微笑着从竺可桢手里接过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担子。研究所在他任上一路迅跑，其后又发展成为上千人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气物理、空间物理研究所。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国民党下令迁台的压力下，赵九章不仅设法保存了气象设备，还竭尽全力保证气象所的科研人员不致流失，并和涂长望一起联名给在外国工作和学习的弟子、友人写信，动员他们回国工作。仅在赵九章鼓励下回国的著名学者就有：叶笃正、谢义炳、顾震潮、顾均禧、朱和周、谢光道、黄仕松、刘好治等等，使得新中国的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时人才济济，为我国地震和地球物理勘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赵九章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他把自己从事的科研事业与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全力投入工作。当时我国气象工作者手中掌握的只有国内几十个气象台站报告的东亚天气图，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研究我国的天气和天气过程，必须收集和分析具有整个北半球范围内上千个气象台站资料的北半球天气图。

于是，赵九章向政府提出了开展这一工作的建议，得到了大力支持。在赵九章的指导下，我国的数值天气预报开始起步了。不久，他们绘制出了我国第一张北半球天气图。赵九章兴奋极了，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回到家，竟对自己还不懂事的孩子说：“我们画出了一张北半球天气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只有72个设备极不齐全的气象台站，远远跟不上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气象工作要大发展，而发展则要配备必备的仪器。那时，有许多仪器，例如水银气压表，是从国外进口的，一时很难到货。时间不等人，赵九章就带领年轻人自己动手做。他还设想在国外气象资料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用近海海浪的性质和变化来预告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为了得到比较精确的中国波浪记录，他亲自指导制作了浮杆目测仪、测波望远镜、海浪波谱分析仪，并在青岛建立了海浪观测站。

长期以来，气象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预报天气。但人类渴望改造天气，从自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不少气象专家开始了人工造雨、人工造云、消云、消雾、消雹的研究。1958年8月，我国首次在吉林省成功进行人工造雨。为了更有效地开展人工降雨等工作，必须深入研究降水过程，赵九章和涂长望一起，不顾年高体弱，攀登黄山，进行实地考察。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工作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开展起来了。

1956年9月，当苏联代表团团长巴尔金院士在巴塞罗那国际地球物理年第四次筹备会上宣布苏联将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发射一枚人造地球卫星的时候，对我国国防事业极其关注的赵九章就预感到了这个事件对于全世界科学领域将造成的深远影响，从那时候起，赵九章就开始在他的科学研究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为我国的卫星研制工作积极准备。也许当初叶企孙把赵九章安排到高空气象领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弟子会在人造卫星方面有所贡献，就像他当初安排钱学森改学空气动力专业而没有料到他会制造火箭导弹那样，但以后在赵九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却真真切切印证了叶企孙超乎寻常的预见力。仅就科技领域预见力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人能与叶企孙相比。

叶企孙与施汝为的故事

1925年，叶企孙来清华的时候，从东南大学带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赵忠尧，另一个就是施汝为。来之前，叶企孙给校方作过说明，校方答应将聘二人为助教，但到了清华以后，因为入学学生很少，校方只给了一个助教名额，而施汝为又不能再回东南大学，叶企孙便自己出钱，给施汝为发了一年多的工资，让其留在物理系工作。这段佳话一直在北平高校间流传。也因了这样的原因，施汝为内心一直将叶企孙当做自己的兄长和最敬重的人。1930年，施汝为公费出国进修，在选择专业时，叶企孙又指引他选择了磁学。

叶企孙是中国近代磁学的鼻祖，这是有据可查的。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指南针便是其中之一。“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则常微偏东，不全南也”。不管是西汉王充的《论衡》，还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都谈到了指南针，由此可见，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磁学研究的。

然而，直到叶企孙出国留学的时候，中国的磁学研究还停留在宋代的水平上。而此时，欧洲对磁学的认识已经进展到了物理的微观理论阶段。工业化、电气化、无线电事业催生了现代磁学的迅速发展，而这几个方面都和物理学关系甚密，不管是电工、电器抑或无线电，它们都是物理学这棵树上盛开的花朵。而不管是电工、无线电还是物理学，又和磁学联系紧密，特别是无线电工程，更是需要磁性材料——不管是金属铁磁还是半导体磁性材料。而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磁带录音机的问世，又大大拓宽了磁的运用领域。在20世纪有资料显示，中国物理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的14项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就中，叶企孙是唯一一个独得两项成果的科学家。一项是物理学界都知晓的普朗克常数的精确测定，另一项则是很少有外人知的磁学研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吴水清先生在1994年《物理实验》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物理学家（1900-1959）的贡献》里这样写道：“叶企孙在1922年至1923年间，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他将前人实验的压力最高值3001000标准大气压提高到12000标准大气压，观测到前人未曾见到的复杂现象，他还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探讨了压力与某些典型铁磁性金属的压力系数、温度系数、剩磁和磁导率的关系。叶企孙有关高压强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磁性的影响，是本世纪初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工作。”

叶企孙的关于磁学的博士论文最早发表在《美国艺术科学院院报》。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叫胡升华的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在导师钱临照先生的指导下，以叶企孙为研究课题，开始关注叶企孙在物理学和科学史研究上的贡献。胡升华在撰写论文期间，委托任之恭先生帮助查找叶先生半个世纪之前写下的这篇磁学论文t of atic pressure on ty of iron,cobalt,and nickel。任之恭先生怀着对叶先生深厚的情谊找遍了美国有关的档案馆，终于将这篇论文找到并复印出来。

从以上资料中获知，在20世纪初，叶企孙在磁学研究水平上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是磁学的故乡，但它在宋代以后就停止了前进的步伐。是叶企孙怀着一份深深的情怀，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再次攀登上世界磁学的高峰，为中国争得了荣誉。20世纪30年代，量子力学诞生之后，国外把量子力学原理运用到铁磁性理论的研究中，使磁学领域大大拓展。叶企孙还利用去德国进修的机会，专门登门拜访在该方面卓有贡献的研究者r.becker，以期获得新的知识。谈话间，双方深入讨论了磁致伸缩等问题。在国外进修的日子里，叶企孙深觉西方磁学研究日新月异，而中国若要保持磁学方面的领先势头，不能仅靠自己单打独斗，应该着眼培养自己的磁学队伍。

于是，他选择了施汝为。

施汝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磁学。1930年秋，施汝为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硕士，获硕士学位，又转入耶鲁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铁钴单晶体的磁性》被磁学界称为“在铁磁学研究领域具有基础性的历史意义”。这是继叶企孙之后中国学者获得的又一殊荣。

有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科学研究重大成果里，施汝为个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他从老师手里接过了接力棒，将这场磁学研究的马拉松有声有色地进行了下去。

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施汝为回到国内，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开辟了我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室。施汝为的团队在这里开展了磁性合金样品的制备、物相与结构的分析、磁畴纹图的观察及磁性测量等方面的磁学实验研究工作，将叶企孙当年在磁学界保持的领先优势继续延续了下去。

无论在新、旧中国，施汝为将我国的铁磁体材料研究一直保持在国际前沿水准。施汝为的团队里，以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居多，他们自然组成一个承前启后的链条。比如1952年的毕业生蒲富恪、孟宪振，前者在磁学理论上卓有贡献，后者曾跟随施汝为翻译c.b.冯索夫斯基的《现代磁学》一书。195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创设磁学专业，叶企孙亲执教鞭，又为这个团队培养了一批新的接班人。多年之后，一个叫戴道生的磁学专业毕业生这样回忆道：1956年夏，领导决定派我去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要叶先生决定我所学的专业方向，叶先生要我去他家讨论此事。他作了多方面调研，认为当时微波铁氧体是非常重要的方向，是磁学中热门学科领域，而且有很重要的实用意义。叶先生在最后申报时还征求了吴有训先生的意见。记得当我到叶先生家时，见到在座的吴先生（当时并不认识），叶先我将去苏联学习的方向，吴先生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方向很好，有发展前途，也是国家重点之一，并对我作了亲切的勉励。以后十多年学科发展证明了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也说明叶先生在为国家培养人才方面真正达到了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境地。（戴道生《回忆叶企孙老师对我的培养》，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13-214页）

施汝为是中科院第一批当选院士。1957年后，他一直担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即使他退休后，仍是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如果说叶企孙是中国现代磁学的奠基人，那么施汝为就是第二代传人，也是后来中国磁学团队的主要核心。经过他的惨淡经营，也因老师的悉心辅佑，中国磁学研究队伍多年来一直保持完整的队形，并且一直保持着进取态势。队伍可谓老中青结合，年龄上互相承接，学术研究上环环相扣。他们冷静、团结、质朴、进取，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着相同的气质和风格，有着共同的愿望和理想，而这一切，都和叶企孙不无联系，他们身上都存留着他的遗传密码……

叶企孙除了以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继续参与领导清华大学之外，在西南联大还以资深教授的身份出现在联大物理系的讲台上，为当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平添了几多光彩。他担任的课程是“电磁学”、“热学”、“物理学”、“微子论”等。

此时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成功切断了日军的海上交通线。为了给远在东南亚的战场提供后勤保障，日本人开始集结重兵，向广西、云贵方向进攻，以建立通向东南亚的军事补给线。散布在南线的国民党军队没能阻止日军的疯狂进攻，随着缅甸、泰国的沦陷，昆明形势岌岌可危。

西南联大不得不再次做好转移的准备。

经研究决定，联大委派叶企孙亲赴四川勘察校址，一旦昆明陷落，联大便可直接迁入四川。

叶企孙带着一干技术人员上路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勘察，终于在成渝之间找到了一处校址。细心认真的叶企孙还绘制了详细的地图给联大校务会汇报。会上，张伯苓满意地称赞叶企孙说：“企孙弟探址资料之细之实，乃出乎意料。”

高尚的品德，切实的工作，使叶企孙在西南联大声誉日隆。

第十章 种桑长江边 第一节

1941年，叶企孙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就其体制来讲，中央研究院很像我们现在的中国科学院。而总干事就是院长之下的第二把手。院长由政府要员担任，并不实际参与管理日常事务，平时的运转，全凭总干事指挥与调度。

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出任第一任院长，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长的杨杏佛任第一任总干事。1938年蔡元培逝世，根据中研院拟定的章程，朱家骅被蒋介石选定为中研院第二任院长。1940年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因公赴渝期间，朱家骅曾向他表露过要请叶企孙出任总干事一职的想法，没有得到梅院长的同意。当时梅的回答是“可以是可以，不过清华的事业也离不开叶，最好是不完全脱离清华而两边兼顾”。1940年9月29日，朱家骅致函梅贻琦，再次要求他能够同意自己的请求。朱氏认为，总干事一职担负的是国家科学振兴的大任，非同小可，只有学术权威且能为国出力的人才能担任。同时，这个职务还需要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时为了这个职务，各个学派互不相让，各派势均力敌，争夺得好不热闹。但朱家骅只看好叶企孙。因为就学术成就而言，叶企孙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就人品来说，叶企孙为人正直，重才敬才，无派无系，心怀坦荡，是当然的最佳人选。

但清华大学确实离不开叶企孙，特别是特种事业研究所的事情，全指望叶企孙一手料理。梅贻琦很为难，他曾找叶反复商讨此事，终因研究所事务太多，叶无法脱身而一拖再拖。直到1941年6月，朱家骅再致函梅贻琦，表示愿意“让步”，此函全文如下：

<small>前者文旆莅渝，两次领教，快洽平生。复承允让企孙兄来渝襄助，尤深感谢，所谈一切，谅已详为转达矣。院务停顿已久，拟烦再劝企孙兄提前来渝。此事一再偏劳，心甚不安，实非获已，当蒙亮察。至贵校之研究事业，弟雅不愿置而不顾。故企孙兄如一时不能完全脱离，在贵校未得相当替人以前，尽可仍由企兄暂时遥领。如此办法，在院方本无先例可援，实为贵校计虑，委曲求全。务祈兄台从速物色继任人选，俾此事于十月底以前得以完全解决，感幸何如。临款神驰，不尽缕。敬颂</small>

同时，朱家骅也给叶企孙本人发过要他出任总干事的信，叶出于对清华的负责，曾与梅贻琦商量，梅最后权衡再三，决定暂时允许叶企孙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他在给叶企孙的信中这样写道：

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而本校特种研究所事务，三年以来足下之筹划、调节，工作进行实多顺利，则今后之须足下继续主持，非仅本校同人之所希冀，仰中央研究院方面在互助之原则上，在研究工作联系之观点上，当亦必予同意也。至研究所事务，除属于通常性质者另请代理外，其所工作计划与报告，及经费预算等问题，则尽可能于大驾因院务来昆之时编核审定，是于中研院无妨，于本校则有大益。惟于足下不免多劳。而爱校如君者，想必不固辞也。

当叶企孙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梅校长同意他出任总干事一职而心生轻松之感，对他来说，离开清华本身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多年来与清华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经历，使他对这所学校有太多的感情和牵挂，他舍不得它。但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又使他不得不作出抉择，因为研究院总干事是致力于全国的科学事业，如果真能为全国的科学振兴办一些实事，出一把力气，自己的那点感情和留恋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9月中旬，在丹桂飘香的日子里，叶企孙走马上任了，他是带着振兴中国科学事业的愿望去重庆的，也是带着一腔热血和真情去重庆的。

朱家骅在重庆繁华地段的“老四川酒家”为叶企孙接风。陪同他来的还有傅斯年等一干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朱家骅热情地向大家介绍叶企孙，分寸感拿捏得很好。他说他和叶先生当年同船赴美留学，那时就对他印象深刻，即使海上航旅，企孙兄仍每天定时温习课业。我和他邻床，见他如此谨严操切，心想此人日后必有作为，果然几年后就获悉叶兄的捷报。企孙兄现在一身二事，既是科学家又是教育家，且德高望重、忠直宽厚，今天由叶兄来襄助本院，实为研究院幸事，全国科学界幸事……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则当场朗诵了陶渊明的一首诗以助兴：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傅斯年的山东口音增添了戏剧化效果。多年前，他们同受栽植，但这些年过去，却有陌路之感。叶企孙的国文底子不比朱家骅、傅斯年差，他从中听出了诸多弦外之音，但每一层的意义都颇模糊，就像云雾中的山城，影影绰绰。

许是有些感伤了吧，想起昆明的西南联大，想起那些食不果腹的同人。梅贻琦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袁复礼的夫人已在街头摆起小食摊，靠赚来的细碎零钱贴补家用，她们自制一种名叫“定胜糕”的点心，形状像金元宝，通体粉红，由潘光旦的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加上粉芡，由梅贻琦夫人和袁复礼夫人制成糕，先是拿到食品店寄卖，最后干脆当街摆起食摊。在她们的带领下，许多教授夫人摆地摊叫卖各种日用品，用赚来的钱维持生计。

许是想起读书人在中国的诸多不易吧。不能说大家不爱国、不努力、不能干，但为什么中国仍这样贫弱，被外人欺侮，驱赶如同豕与鸡，一步步走到这般田地呢？

见大家思想走神，朱家骅立马出来打趣，说，你们知道孟真兄为何想起陶渊明的这首《拟古》诗吗？只因为他赴宴前刚从朝天门码头过来，同来的有3个人，先上来的是李济先生，抬滑竿的工人一看此人这么胖，都不愿抬，推来推去，好不容易把李济抬上了滑竿。剩下的滑竿工人说，不会再遇见这么胖的老爷子了吧？哪承想，第二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比李济还胖，余下的滑竿工人叫苦不迭，又推了好一阵子才把第二个胖子抬上码头。最后只剩下两个滑竿工人，看着两个胖子被相继抬走，心里有些喜不自胜，说无论如何不会遇到比他们两个还胖的人啦。等咱们的孟真兄从船舱走出来，那两个工人一看放下滑竿就跑了……因为孟真兄比他们两个都胖！因为没人抬孟真兄，他是自己走到酒店的，所以他有些不高兴。他由此想到，若是长江边上有桑树，做成滑竿多好啊……

此言一出，满堂喷饭，哄堂大笑中，气氛顿时好转。

叶企孙拱手称谢，说企孙不才，蒙朱院长抬爱，孟真兄抬举，企孙惶恐不已，本人愚笨，除勤勉努力之外，仍望诸位指点教导，大家合力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叶企孙口拙，相比雄辩滔滔的傅斯年和各种场面均应付裕如的朱家骅，更多的时间是默然不语，即使是说些场面上的客气话，他也是寥寥几句，说完便长长出一口气，然后兀自沉默在那里。

他平日里喜欢喝一点啤酒，但酒量不大。但今夜喝的酒却是朱家骅带来的绍兴黄酒，据说已放置多年。朱家骅说这是蔡孑民先生的酒。蔡先生爱酒，每饭必酒，绍兴人谓之“加饭酒”，中央研究院从内地迁渝，有朋友辗转送几罐家乡老酒留赠他，哪知先生却病港不归，驾鹤西去。朱家骅说先生公祭时，政府的褒奖通令就是他起草的，他那时还没有想到自己竟是老院长撒手之后的继任者。今日用先生家乡的陈酿，款待研究院同人，希望诸位谨记老院长“科学救国”之遗言，恪尽职守，为国效力。叶企孙便想起在港期间曾最后见过元培先生，那时他就一脸病容，为营救熊大缜一事竟拖着病体奔走协助，真是感人至深。还有朱家骅先生，自赴美南京号上相识，平素并无多少联系，但在熊大缜事件上却频施援手，他也颇为感动。总干事一职，他本人并无多少热情，但朱氏却不顾压力，虚位以待，将自己引为最佳人选，国士待我，国士报之，自己能来渝赴任，多少也有这层意思。但更多的因素还是为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大愿，这是就职的根本原因。诸多感怀，纷至沓来，就着蔡公遗酒，叶企孙不觉喝得有些过量，直到散席，他都没有再说什么话，只是看着众人微笑。熟悉叶先生的人都知道，这是他喝酒过量的招牌表情。

叶企孙上任后，以报效国家的热情和科学家的理性、谨严的风格，开始对中央研究院施以影响。中央研究院的机关在重庆市区，而下属各研究所却在郊县，有的甚至远离重庆数百公里。叶企孙向朱家骅提出的唯一请求是他不想去戒备森严的政府院内汇报工作（因朱家骅还是国民党组织部部长），而是请朱家骅定期到研究院下达指示。叶企孙凡事均亲历亲为，直接跑各研究所，这很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下基层”。在他任总干事的日子里，更多的时候是在基层度过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研究院在健全组织、理顺关系、资金投入、调整科研方向、重点扶植科研新人等方面都颇有起色。

叶企孙在中央研究院主管科研时的工作思路就是“一切为了抗战”，“科研为抗战服务”。直接作用于抗战杀敌的武器弹药研究，是他特别着力关注的方向。在重庆郊外的弹道研究所里，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是他的学生，他常常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多天。

兵工弹道学严格说来属于经典物理的范畴，或许是专业关系，叶企孙很早就对这门国防领域的基础学科给予了关注。1930年，叶企孙在德国进修期间，了解到欧洲特别是德国在兵工弹道学上的发展，便建议国民政府不仅派员去国外学习使用枪炮的方法，还要学习和引进兵工弹道学这门科学。他举例说，众所周知，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火器，在宋之前就将火药火器用于战争，但多是铁砂散弹之类，对发射机理和瞄准技术没有深入研究。而欧洲人欧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写下了《关于不久前的射击实验的随想》，从此揭开了现代兵工弹道学的序幕。叶企孙为此推荐了一个去德国学习兵工弹道学的人选，这就是葛庭燧。后因葛在学潮运动中被政府认定为思想偏激而没有成行。1933年庚款选送留美公费生时，叶企孙特别留出两个兵工名额，一个学枪炮制造，一个学弹道学，后者由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五级毕业生熊鸾翥考取。鉴于叶企孙的建议，国民政府于1936年在南京兵工署设立弹道研究所，购进一套设备，从瑞典请来一位弹道专家，并从清华、交大、浙大等高校选来8名学生予以培训，地点就在国民党的汤山炮校内。后来8名中的一半都相继离去，仅剩下清华大学选送的杨镇邦和陈亚伦及浙大、交大各1人。在德国学成的熊鸾翥在七七事变后以中国第一位兵工弹道专家的身份前来加盟，王大珩后来也分派到这里，这使清华大学学生在研究所的份额达到了2/3以上。

杨镇邦初搞弹道研究，心中惴惴不安。他认为此专业乃是an art of killing（杀人的艺术），每天手不释枪炮，与自己善良的性情相去甚远。他将自己的苦恼写信寄给了叶企孙和吴有训先生。叶师给了他很好的建议，并专程为他联系了另外的工作。叶师从不强加于人，虽然他认为兵工弹道学对国家不可或缺。杨镇邦后来被家兄训了一通：“你在校时高喊抗日，如今战争降临，你却要打退堂鼓。你应该听从老师的安排，将你所学的报效国家！”

亲友的劝说给了杨镇邦很大的震动。一次他亲眼看到弹道学在实战中的作用，从此定下心来。1937年8月14日，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南京，日本轰炸机从云层里飞出来，掠过市区，向飞机场俯冲投弹。机场附近的高射炮群向敌机猛烈射击，一串串炮弹在铅灰色的云幕里炸开，每隔5发炮弹，就会出现一个曳光弹，以校正正在射击的弹道。须臾，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从云层里飞来咬住了敌机，打出的机关炮里也间隔出现曳光弹。这些曳光弹就是弹道学直接作用于战争的现场演示。按照弹道学的说法，战场上，即使瞄准设备调整得很好，使用者具有丰富的射击经验，仍不能保证百发百中，因为作战环境千差万别，风力、空气湿度都会影响子弹的精确度。而用曳光弹就是弥补修正具体战斗环境带来误差的最有效手段，使用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击的弹道误差，从而及时修正。中国空军正是运用这一手段，在当年的“八一四”杭州空战中以6∶0的战绩大胜日本空军。可见弹道学之于战斗力的重要性。老师的教诲、亲友的嘱托以及这些亲身体验，深深触动了杨镇邦，从此他便安心于兵工弹道研究。

根据杨镇邦回忆，他在兵工弹道研究所的日子里，常常与叶企孙、吴有训先生书信往来。如果发现问题或遇到困难，他常常会给先生们去信求教，先生们也把这里当成了清华的又一个实验基地和函授学校。杨镇邦说：“1940年为一膛内弹道问题分析遇到困难，我函叶师请教求救。叶师回信指点错误并作分析，此函存我卷中随我走遍全球，时经半个世纪，视为珍贵。两年前曾将影印本寄奉任师转叶师纪念会……”

兵工弹道研究所搬到重庆后，王大珩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使研究力量大大加强。清华学生们已能独当一面，成为研究所的主力。一次，杨镇邦独立完成了一个重要实验，报告呈送兵工署的时候，因为实验结果高出预期许多而引起上司的质疑。即使杨镇邦当面说明也不能释疑。最后，杨镇邦请刚来的清华物理系同学方俊奎、沈洪涛协助计算，以瑞典、意大利和德国3家理论公式求证，再与实验结果比较，证明实验结果完全正确，最后受到上峰及参战部队的一致好评。

方俊奎还设计出一种稳定性强、命中率高的迫击炮，在杭州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后来，他又和同学们一同加入新中国的兵工弹道事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主持了反坦克火箭的设计工作，为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一名弹道学者的贡献，曾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和国防部的通令嘉奖。

从另一位从事我军弹道学研究并作出卓越贡献的兵工专家陆载德身上，我们更能看到叶企孙对他成长的深深影响。

陆载德父亲早年曾立志考取清华大学，因种种原因没能如愿。他便把这个心愿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为彰其志，他取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两个儿子命名，一个叫“载厚”，一个叫“载德”。后来两个儿子果然双双考入清华大学。

陆载德少年时因病被截去一条腿。上中学时，教他物理课的老师叫杨逢挺。杨乃清华物理系第三级毕业生，是叶企孙先生引荐他到上海中学的。叶企孙一贯重视基础教育，并非一味追求重视高尖端。他认为杨逢挺性格温和，便极力推荐了他。杨逢挺谨听师命，到了上海中学后，全身心投入教学，很快就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陆载德就是从这位老师口中得知叶企孙、吴有训等大师的名字的。如果说，陆载德父亲给儿子指出了奋斗的一个目标，而杨逢挺则是直接引他走入清华大学的人。在杨逢挺的教育鼓励下，陆载德硬是用一条腿走过千山万水，终于叩开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门扉，见到了传说中的叶企孙：“叶企孙先生是什么样的？我很想见到他，那时他不但是理学院的院长，还是清华大学校行政的一把手。一天在科学馆门前，见到了一位身穿长袍的老先生，中等个儿，五十多岁，向科学馆走来，因为以前听别人描述叶先生的模样，再加那时系里除叶先生外，已没有人穿长袍了，所以一看就认出是叶先生，他那朴素的打扮，和蔼和端重的面容，表露出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听说他一直未娶，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科学、教育和爱国事业上了。”（陆载德《回忆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06页）

陆载德毕业后一直珍藏着与叶企孙先生的合影。那是他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与叶师唯一的一次合影。叶先生站在学生们中间，依然一袭长袍，目光散淡平和。此时的叶先生已从清华行政一把手降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普通教授，但他并无怨怼之色，历史风雨似乎从没有在他身上留痕。这种平静的定力和持久的耐力并非常人所能拥有。仅仅是一张普通的合影照片，但在陆载德这里，他找到的是一生学习的榜样。陆载德后来也走上了兵工弹道研究之路，他拖着残缺的肢体，默默坚守着心中这份情怀，几十年如一日，在弹道学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多次被评为全军全国劳模，被指战员们誉为“独腿将军”。

毋庸置疑，新中国的兵工弹道事业是在旧中国的兵工弹道研究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陆载德到方俊奎，再到王大珩、陈亚伦和杨镇邦，这支由清华学生组成的生力军，一代代接力，生生不息，如常青藤一般生机勃勃枝叶葳蕤。但熟知它生长历史和生长环境的人都知道，它的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得益于一位前辈科学家的培育，这个人就是叶企孙。

第十章 种桑长江边 第二节

叶企孙在重庆的日子，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他多次接待了英国学者李约瑟，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约瑟当时是英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他告诉叶企孙说他想撰写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位外国人要为中国的科技作史，这使叶企孙内心又愧疚又佩服。因此他决计要帮助他，这是其一。其二，经过考察，他发现李约瑟是一位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深层动机是什么？经过多次交谈，叶企孙得知李约瑟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国创造了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这样的创造力缘何近代却陨落不见？借此线索，用一部科学史查找症结，就是李约瑟写作此书的初衷。英雄所见略同，这个问题叶企孙早年就提出过，并且曾经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经过与李约瑟接触，叶企孙认为李约瑟的科学精神体现在他的动机与出发点上，他不是褊狭的民族主义者，而是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去发现问题。他在发现问题之后，用来研究和探讨的方法具有丰富性、多元性的特点，其中包括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来指导丰富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又能从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中获取灵感等等。李约瑟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中国思想与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他热爱中国，却对当时的国民政府非常失望，认为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这一点上，叶企孙非常欣赏李约瑟，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因此叶企孙竭尽全力支持李约瑟，多方联系图书馆为其查找资料，还把自己收集的科学史资料送给他，并且配上英文以利李约瑟查找。他的这些支持，超过了李约瑟的预想，在叶企孙身上，李约瑟发现了在西方同行身上难以找寻的哲人般的光芒。

有一天，李约瑟打来电话，想了解中国地震学方面的研究情况。叶企孙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二人结伴来到位于重庆市郊几十公里外的北碚。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爬行，两位科学家的话语也像两株不同的藤本植物互相缠绕。

李约瑟谈起了艺术。他说，云雾缠绕的重庆经常让他想起他的童年居住地伦敦。同样是浓雾笼罩的城市，用艺术手法反映在画面上却那么不同。在西方画家看来，神似似乎远比形似高级。但这个问题中国人似乎很早就注意到了，比如中国画家的写意笔法。你看，若画窗外雾锁山岭……中国画就可以用泼墨对比留白想象来处理，这样灵动的思维不知对中国的科学家有没有启发？

叶企孙对李约瑟的妙想表示支持。他说，和西方科学家相比，中国科学家更注重生活的艺术化。在西方人看来，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但我们不这样看，有不一定是有，无也不一定是无。这或许就是老子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就像中国画里的空白，里边实际上充满想象。正因为有这样的思维，所以才培养了中国科学家对待生活的态度。等你到了我们的地震研究所，你就会看到什么叫“无中生有”了……

地震研究所的“无”确实超出李约瑟的想象。几间低矮的平房，几台破旧的仪器，还有四五个一脸菜色的人。北碚地区大多是丘陵，地震研究所建在一处地势稍高的山坡上，茂密的竹林环绕着它，让人联想到王羲之的兰亭之美。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李约瑟完全没有想到一个预测巨大危险信息的机构竟是这样的境况。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每次地震的袭扰，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发生，但是中国人却把这样的机构放在连英国的锅炉房也不如的房屋里。李约瑟唯一能想到的理由或许是战争。

接待他们的人叫李善邦。

他告诉李约瑟说，相比以前来说，北碚现在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李善邦原是叶企孙在东南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25年毕业后几度失业，最后不得不回到广东农村老家种田度日。叶企孙一直记挂着这名勤奋努力的学生，即使他离开了东南大学之后，师生之间仍保持着通信联系。这期间，叶企孙的好友翁文灏在北平香山鹫峰建了一座地震台，因翁本人此时既是地质调查所所长，又是北京大学地学系教授，分身乏术，需要一个能代替他进行有关地震观察测量的人才，于是，叶企孙便向翁文灏介绍了李善邦。

翁文灏是近代中国地震研究的开创者。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翁任副会长，之后连任四届会长。他曾多次率人去地震灾区考察，在一次考察途中，因车祸差点失去性命。但强烈的使命感一直推动着他走在地震研究的前列。鹫峰地震台是中国人自己建的第一座地震台，从筹资、选址、备料、施工直到建成，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地震台建成了，但比建台更重要的是从事地震研究的人选。他对此非常挑剔。

尽管如此，他仍一眼就看中了李善邦。

地震台建成时，翁文灏偕叶企孙、丁文江等人来参加竣工典礼。从北安河村一路攀登，到了鹫峰山顶，与一寺庙毗邻而建的就是地震台。

看着简陋的两间房子，丁文江说，这里风景绝佳，但生活会非常清苦。来这里工作的人的生活条件甚至比不上鹫峰寺里的僧尼。

叶企孙接过话茬，佛界冀望来世，而我们搞地震的则关注今生，这又像是道家所为。但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可我们却不能无为。来这里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天下苍生谋平安幸福这是我们的初衷，不为一己趋利享乐这是我们的操守。要来的人必须具备佛家的慈悲心怀，还要有道家的清静无为和儒家的心怀天下，对了，还要有专门知识，懂得地震学知识和物理学测量……现在想来，这个人才还真比选清华校长还难哩……

大家哄然笑出声来。

当李善邦出现在翁文灏面前时，寥寥数语，翁文灏就认定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为了让李善邦尽快掌握有关地震学的知识，翁文灏特意送他去上海徐家汇地震台学习。这是当时法国人办的国内唯一一家地震观测台，它是为在上海的外国人服务的。当有中国人走进地震台，即使是翁文灏这样有名的科学家介绍来的，那个叫龙相齐的意大利人仍对李善邦多方设防，把他当成了听差使唤，却不教他观测知识。翁文灏知道内情后，利用意大利人特别爱慕虚荣的弱点，去农商部为他弄来一个顾问的头衔送他。龙相齐喜出望外，马上就转变了对李善邦的态度。掌握了地震观测的入门知识之后，李善邦便回到了北平鹫峰地震台。

鹫峰地震台距北平40多公里，这里荒无人烟。一条羊肠小道，一只瘦弱的小毛驴，一架载人拉货的平板车，李善邦就像蚂蚁搬家那样不辞辛苦，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订购的德国维歇尔式机械地震仪送上了鹫峰，并完完整整地安装起来。蓄电池的灯泡亮了，窗外的月亮突然被电灯光吓跑了，对面的寺庙诵经的声音停了，山下有牧童在惊叫，但那个要命的仪器却对李善邦不理不睬，不管他怎样按说明书调试，指针纹丝不动。

李善邦赶回清华大学求助。此时翁文灏已被叶企孙聘为地学系教授，但他和地质调查所的人都没有见过这样复杂的仪器。李善邦找到叶企孙，叶此时正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主持校政，他只得将此事托付给吴有训先生。吴有训随李善邦来到鹫峰，仔细看过说明书后，对李善邦说，这不是太精密的仪器，也不必步步按说明书操作，可以反复调试，不会出现问题的。经过先生这样一说，李善邦的胆子大了起来，左摆弄右摆弄，仪器指针果真动起来了……

叶企孙看李善邦一个人忙不过来，便从物理系实验室调来贾连亨担任他的助手。贾连亨年轻能干，充满活力，来到地震台之后成了李善邦的好帮手。也正是这个贾连亨，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担任过叶企孙的秘密交通员，为抗日作出了贡献。

1930年9月20日13时02分02秒，鹫峰地震台第一次接收到地震的记录，自这一天起，一份叫做《鹫峰地震研究室地震专报》的资料便进入地震研究人员的视线。相对世界各地的地震学杂志来说，这是一道来自古老东方的新鲜音讯。虽然微弱简单，但却给研究者带来诸多信息。当然，除了专业的启示外，人们还会发现信息发送者的一份执著和坚忍。

中国鹫峰地震台渐渐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李善邦的名字也在中国渐渐响亮起来。

对于李善邦的表现，翁文灏大喜过望。他旋即将鹫峰地震台扩充为地震研究室，任命李善邦为主任，并将他的妻子从广东老家接来，将其妥善安排。就这样，中国地震事业开始从鹫峰艰难起步，逐渐发展起来……

自李善邦之后，叶企孙又相继把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六级毕业生翁文波和第九级毕业生秦馨菱吸收进地震研究室。翁文波是翁文灏的堂兄弟。准备毕业论文时，叶企孙建议他选择地震学领域的课题，并亲自任指导老师。他要求翁文波去鹫峰实地考察、观测、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动手写作。翁文波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到这里实习，半年之后写出了题为《天然地震预报》的一份高质量的毕业论文，他本人也从此与地震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秦馨菱是叶企孙、任之恭两位先生非常得意的学生。叶先生喜欢他有极强的动手能力，是实验室的一把好手，任之恭赏识他精通无线电技术。毕业时，叶企孙动员秦馨菱去鹫峰地震台协助李善邦工作，并提出给他优惠待遇。秦馨菱答应了。但任之恭先生却觉得秦学非所用，去地震所有些可惜。经过岁月之河的淘洗，人们渐渐明白了叶企孙的精心布局。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李善邦、秦馨菱去南京地质调查所，而贾连亨则留守鹫峰。此时北安河一带皆有日军驻守，为防不测，贾连亨在其父帮助下，又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硬是在日本人的眼皮下一点一点将仪器和珍贵的研究资料转移到了燕京大学物理系请其代为保存，因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日寇不能随意袭扰。一次，在通过日军岗哨时，差一点儿被发觉，贾父因受惊吓和劳累过度不久就去世了。抗战胜利后，鹫峰地震台很快又得到了恢复，世界各地震台又得到了它发送的消息，一些学者纷纷来信祝贺。殊不知在其屹立不屈的背后，不仅有从事地震事业人们的汗水和劳动，还有他们亲人的血汗和牺牲。

现在，站在李约瑟和叶企孙面前的是北碚地震台的四勇士：李善邦、秦馨菱、贾连亨、刘庆龄。刘是秦的同学，因战乱流亡到重庆，秦便把他推荐给李善邦，李把他安置下来，让他开展地磁测量工作。从此，刘庆龄的足迹踏遍了云、贵、川、湘地区，实地进行测量70余处。他是我国从事地磁测量工作最早、范围最大、测点最多的人。当这几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背靠茅屋竹林，口中却自然流泻出熟练的英语和地震学的专业术语的地震学者出现在眼前时，李约瑟被深深震撼了。

他无法不震撼。因为他还看到了一台即将完成的地震仪。这是完全靠土办法自制的地震仪。他们没有钱雇工人，就自己动手。没有电，就自制石头飞轮，一个人摇飞轮，另一个人做机加工。秦馨菱动手能力强的优势在这里得到充分发挥，整个地震仪就像他的一件雕塑作品，在他通灵般的双手下，即使是沙石土灰也能一点点活起来，就像有生命附在上边。别小看这个古朴的地震台，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大陆唯一的地震台。由它编成的观测信息发送至世界各地和国际地震中心（lsc）和古登堡等处交流，填补了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空白。然而，国际地震学界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几乎是石头上刻出来的奇迹。

在中国科学家们的创造面前。李约瑟深深地折服了。

这些都是您的学生？李约瑟愕然问叶企孙。

叶企孙颔首答道：是的。

李约瑟因此对叶企孙充满敬佩之情，为他的哲思，为他的识见，也为他的人品。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在他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扉页上，他用深情的口吻写道：献给叶企孙教授。

第十章 种桑长江边 第三节

这似乎是又一支叶家军。在中国地震事业起步之初，这支叶家军从鹫峰出发，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给正在南京水晶地震台的李善邦下达搬迁台湾的指令，李善邦久拖不往，直到南京解放，才将地震台全枝全叶地交到了人民手中。

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赵九章任所长，李善邦所在的地震研究室成了地球物理所的下属单位。李善邦在这段时间主持办了3期地震训练班，培养地震技术干部近百人。又派人去各地选台，在全国各地建设场地提供地震烈度鉴定；在中科院各所有关专家的帮助下，从8000余种文献里摘录有关地震记载15000余条，汇编成《中国地震资料表》。接着，他又从中选出一些地区破坏性地震加以研究、分析和近期观测参数综合判断，得出破坏性地震共1180次（公元前1177年至公元1955年），编成大地震目录，即《中国地震目录》（第一集），又汇编2000多个县的地震目录，提出地震危险的预测意见，即《中国地震目录》（第二集）。1957年又出版了我国第一幅1∶500万的《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等。另一方面，李善邦计划在全国布设地震台网，在地震多发地区，以当地基准为中心，设立区域观察台网，配制高灵敏度地震仪，配备地震考察队等。这些计划基本得以实现。

除李善邦之外，为新中国地震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秦馨菱、傅承义、顾功叙、翁文波、曾融生等人，他们不仅是中国地震事业的开创者，还是中国物理探矿事业的开拓者。

说起物理探矿，仍然是叶企孙的先见之明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早在1933年就设立了“应用地球物理门”，顾功叙就是我国第一个考取这门学科的公费留美生。顾功叙原是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报考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时，想考取兵工门学弹道学。谁知该门只有一个名额，让清华物理系第五级毕业生熊鸾翥捷足先登，他便考取了应用地球物理门。按规定，他必须到清华大学补习一年的地球物理学的课程，为他授课的是翁文灏、叶企孙和袁复礼3位教授。就这样，顾功叙拜在了叶企孙的名下，实际上，他人生道路的拐点，也正是从认识了叶企孙先生之后开始的。

顾功叙1934年8月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读地球物理勘探研究生，毕业后，又到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地球物理和地震学家古登堡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使他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双重提高，为他日后回国在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39年，回国不久的顾功叙从翁文灏手中接过一套英国的电法勘测仪，开始了他为期数年的探矿之旅。从1939年至1946年，他先后用磁法、电阻系数法和自然电流法在云贵川各地进行探矿，获得许多重要收获。

而李善邦和秦馨菱的探矿之旅也是在1939年开始的。说来像是无心插柳，因初迁重庆北碚，一无地震设备，二无地震资料，观测工作难以开展，为了支援抗战，他们决计暂时改行搞矿产勘探。李善邦曾在国外学过地球物理勘探，凭他对大西南山川地貌的直觉判断，他认为一网撒下去，说不定会捞一条大鱼，当时抗战形势正紧，如果发现大的矿藏，也是对抗日战争的直接贡献。抱着这样的想法，李善邦带着秦馨菱先后在四川綦江、西昌、会理、攀枝花等地进行勘探，果然在攀枝花地区发现了蕴藏量极大的含钛磁铁矿。现在，攀枝花已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有谁能想到在这里淘来第一桶金的竟是两位中国地震学的开山人。

1952年，顾功叙被地质部任命为地矿司副司长兼物探处处长，之后又任地球物理勘探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带领技术人员除对旧中国仅留下的18种矿产进行勘探外，又发现71种矿产，查出储量的有64种。例如内蒙古的白云鄂博铁矿就是这个时期发现的。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矿产勘探必须走在前头。为了培养勘探人员，地质部在南京举办了第一期地球物理勘探训练班，由傅承义、顾功叙、秦馨菱、曾融生任授课老师，学员由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和少数高中毕业生组成。第二期训练班在北京举办，由顾功叙主讲电法探矿，秦馨菱讲磁法探矿，并带领学员到矿区实地考察。内蒙古的白云鄂博和湖北大冶的铁矿，就是由秦最后确定的。我国许多物探科技人才就是从这两期训练班里走出来的，如夏国治、黄绪德、秦葆瑚等。傅承义后来一直从事物理探矿教学工作，先后在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

翁文波从当年的鹫峰出发，日后选择了地球物理探矿专业。1939年冬，获得博士学位的翁文波带着自己研制的重力探矿仪回到国内，被中央大学物理系聘为教授，并在国内首开地球物理勘探课程。1941年，他辞去教授一职，千里迢迢奔赴甘肃玉门油矿，成了矿上一名工程师。

从1941年到1946年，翁文波用了6年时间，运用现代物理学，对中国西部石油面貌进行了一次深入勘探。在他之前，似乎没有人这样做过，至少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深情地注视这片土地。翁文波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走进了新时代——他独创了一个可以计算油田储量预测的公式——旋回模型，由他的学生赵旭东作出论证，并以翁文波的姓命名为“weng-旋回模型”，他还在美国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从定碳比看中国含油远景》，这篇论文后来支撑了一个时代的信心。而他写出的《中国石油地质概论》、《中国石油资源》等著作，实际上已勾勒出中国石油蕴藏和勘探的丰富面貌和辉煌前景。

在此之前，似乎没有人这样用辨析入微的论据和科学的推论向世界大声说过话。

在此之前，有的只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中国石油面貌作出的结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而翁文波则在《从定碳比看中国含油远景》里明确列出含油地点，包括东北、华北、四川、中原及渤海湾等地。而在1953年编制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里，再次明确将松辽盆地列为重要的含油远景盆地。

而中国历史上第一口深层油井也是翁文波促成打出来的。1952年3月，翁文波找到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说根据他的勘探，延安一带很有可能有油有气。他请求部长特事特办，给予资金支持，他要打出一批3000米的深油井，抱出一个大个儿的金娃娃给新中国献礼。陈部长同意了他的请求。但由于资金短缺，决定先打一口。这口井位于陕西延安胡家村，被称为延深一号井。从1952年8月开钻到1955年2月23日完钻，历时3年，井深2646米，钻入5.5亿年前形成的奥陶季岩层，打出了第一口近3000米的深油井，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以后我国的石油开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它又对陕北大气田的发现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1956年3月，一个名为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的机构成立。该机构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翁文波早在《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里早就提出应该把找油的重点放在东北的松辽盆地，但不知何故，这个宝贵的建议一直被束之高阁。普查3年，组织了5个石油普查大队，分别在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方向寻找石油，结果无功而返，白白浪费了3年时间。在这个关键时刻，顾功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去东北松辽盆地进行物探勘察。或许他对翁文波的论著早已烂熟于心，或许他们经常交谈，总之，是顾功叙把一条偏离航道的大船引向了正确的方向。

1957年，顾功叙把队伍移师松辽，经过大规模勘察，终于找到成油构造，遂定名“大庆长坦”。1959年国庆前夕，一号井、二号井打出油砂，三号井发现有工业价值的油系，于是，著名的大庆石油大会战自此拉开序幕。

1992年元旦，原石油部部长康世恩与翁文波不期而遇。康世恩挥笔写下了“寿比奥陶更长”的条幅送给学长翁文波。说来也巧，康世恩也是叶企孙的学生。他于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一年后升入物理系第十二级。康世恩后来没有南下昆明而是参加了革命，离开了清华。

这又是一支叶家军。从原国家石油部部长，到功勋卓著的翁文波、顾功叙、傅承义、李善邦、秦馨菱，到战斗在石油科研战线的清华物理系校友黄树棠、顾振津、杨光庆、钱绍新、陈祖钧、熊光楚、张庚骥、邹光华、雷海如、赵文津、章家骥、聂馨五、钱宁、袁学诚、李庆忠等，这支深受叶企孙科学救国精神影响的队伍在建设新中国的年代里，用他们的忠诚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卓绝千古的正气之歌！

叶企孙在重庆的日子里，还办了一件家事。

有诗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天，叶企孙收到了来自上海家中大哥的来信。关山阻隔，河山破碎，可是这封信仍然执拗地穿过战争的硝烟，出现在叶企孙的办公桌上。大哥信中谈了家里的情况，尤其是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战争一来，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孩子上学困难。现在小儿子（叶铭汉）正上高中，他的两个姐姐已经上完高中，正准备报考大学，但现在这样的情势，去哪里上学呢？想来想去，只得求助三弟了。

叶企孙脑海里浮现出大哥的样子，这是一张温和而注重修饰的脸。与二哥不同，大哥知道努力，知道工作，知道养家。他的婚姻提升了他的生活质量，嫂嫂娘家经营着一支不大不小的江上船队，所以他们家的日子还算富足。但是战争来了，嫂嫂娘家的生意做不成了，哥哥在政府里担任的职务也停了，家庭的收入没有了，孩子的学也没地方上了，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差了。他眼前浮现出大哥着急的样子，心里隐隐刺痛了一下，他有些难过，为了家里，为了大哥，也为了无助的孩子们。

他很快修书一封，让大哥放宽心，说孩子上学的事情由他来办。他说让孩子们接信后即刻启程，并随信寄去一张路线图，告诫他们，必须按图上所标的路线走，要不就会发生问题，不是被日本兵抓走，就是被土匪绑票。

叶企孙的信是1942年春天的晚些时候到达上海的，不知什么原因，直到10月份叶铭汉姐弟仨才按照叔父的嘱咐踏上西行之路。

叶铭汉曾回忆道：

我们从上海坐船到了九江，然后又到了南昌。在南昌我们等了一些时候，主要是有人专门做护送去内地的生意，我们给钱，他们负责送我们通过南昌日本人的检疫站。等人多了，似乎这一票够本了，他们才送我们秘密通过封锁线。我们在南昌趁着暗夜上船，到了吉安。然后又坐汽车过井冈山，经过衡阳，到衡阳又坐火车到桂林。我们在一个叫金城江的小站下了车，又换上大黄鱼（烧木炭的汽车）去贵阳，从贵阳又到昆明，最后才算来到重庆。我们这一路走走停停，走了三个多月。一路上风餐露宿不说，还充满危险。我那时才十五六岁，因是男孩子，还得照顾两个姐姐，记忆最深的是通过南昌封锁线时，地下偷运的人要我们把家庭背景告诉他们，到重庆找谁，有什么背景，我没有如实告诉他们。记得和我们同行的一个女孩子去重庆找他父亲，她父亲在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这个女孩子如实告诉了他们，结果她随身携带的钱物都被勒索走了。因为有她这条大鱼，我们都沾了她的光，她破财免灾，我们也获得了偷运人的悉心安排，这样才得以通过封锁。我们在从桂林到贵州的途中，还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眼睁睁地看着炸飞的人胳膊肠子挂在树上……

我们到重庆时，已是第二年的一月份。我们像一群叫花子来到了日思夜想的重庆，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叔父。我们见到他之后才知道叔父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相当于现在中科院的常务副院长，下边有十几个研究所，有着很大的权力。叔父非常疼爱我们，对我们进行了妥善的安排，我在中央大学附中继续高中学业，两个姐姐复习考学。那时内地去的学生在教育部登记之后每月可以领取救济大米。我们每个月的零用钱都是叔父给的。后来两个姐姐都考上了大学，一个考取复旦大学，一个考取了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我后来考取了西南联大。我们的学费都是叔叔供给的。

我考大学时报了3个学校：中央大学水利系、上海医学院、西南联大土木系。没想到3个学校都录取了我。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这可能是西南联大名气大的原因，还有叔父在这个学校的原因。报考西南联大时，我曾问过叔父，哪个专业好些，叔父没有表态，说让我自己考虑。说实在话我在高中时物理挺好的，我内心很想报物理系，但我还是有些害怕，就报了土木系，当时想，进土木系最起码将来能解决饭碗问题……

我们上大学正提倡青年学生从军抗战，于是我于1945年1月参加了青年军，在部队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接着念书。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布解体，让大家自愿选择学校，我选择了清华大学，并且最终选择了我最中意的专业——物理系。这样，我终于成了叔父的学生。从1946年到1949年，我直接受教于叔父。

毕业后，我又考取了研究生，钱三强是我的导师，我又成了叔父学生的学生，我跟他一起研究加速器。再之后，我分到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1973年，从中又分出来高能物理研究所，我跟了出来，担任该所所长，一直干到退休……

叶企孙一生未娶，无儿无女。直系亲属中，离他最近的当数叶铭汉了。从叶铭汉的采访中得知，叔父对他是很亲的，他本人对叔父的感情似乎比对父亲的感情还要深些，叔父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一直供养姐弟3个上完大学参加工作，因此，两个姐姐对叔父的感情也很深。在他们心目中，叔父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但叔父对他们又是特别严肃、严格的。都说他有过人的眼力，但令叶铭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在他选择专业时，叔父却不置一词呢？

笔者采访叶铭汉先生时，他刚刚从所长位置退下来。他曾担纲主持过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可以说是卓有贡献的。侃侃而谈中，叶铭汉先生晃动着一头白发，回忆着弱冠之年的一处悬疑，仿佛是向历史发出追问……

在重庆的日子里，叶企孙创办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刊”——《学术汇刊》，1942年5月在重庆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叶企孙应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呼声办的又一件实事。他开设了一个既可内部展开学术交流，又可引来他山之石的窗口，使他赢得了众多科学家的信任。

在重庆的日子里，叶企孙还组织了科学家们赴甘肃观测日全食的活动。别看是一次普通的科研活动，但对往日一盘散沙的科学界来说，这次集体活动，犹如一次庄严的仪式，一次群体力量的展示。科学家们知道了中央研究院是一个家，是一个整体，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又是一种强大的信念，同时也知道了中央研究院有一个好当家——叶企孙。

这一年，叶企孙还在重庆出席了第一届国防科技促进会，并当选为理事。

从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叶企孙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工作了近两年，这两年他干了不少实事，但因身陷重庆政府的政治旋涡，加上浑浊腐败的空气日浓，与他理想的预期越来越远，因之萌生了退意。

叶企孙的突然辞职使当初举荐他的朱家骅也非常吃惊，他不明白叶企孙为什么会突然请辞，鉴于叶的强烈要求，朱家骅不得不予以批准。

关于叶企孙离开中研院的原因，一个中研院同事曾向叶企孙侄女透露过一二，大概有如下几点：

1.跟傅斯年合不来；

2.长期脱离教学，不合适；

3.当初离开昆明时是跟联大请的假，按当时的规定不能超过两年。

这些同事哪里明白当时叶企孙拂袖而去的真正原因。据说他的离去与朱家骅在中研院推行的政治化有关。他曾说，朱家骅这人不是真心想把中研院办好的，在那里干没意思！叶企孙从来对政治和党派不感兴趣。在中央研究院主编《学术汇刊》的时候，叶企孙曾举荐何成钧当自己的助手。叶企孙发现何成钧对政治非常热衷，经常阅读《新华日报》，一个星期天早上，报纸迟到了，何竟往返几次下楼看报纸来了没有。这使叶企孙有些不满，他对何成钧说：“你好像把天下事都放在心上一样。”

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若出国研究，必须先到国民党办的“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完毕方能出国学习。有一次，几个在训练团的清华校友来研究院看他，个个穿着训练团的军服，神气活现。等把他们送走之后，叶企孙对身边的何成钧说：“现在的科学家对政治的兴趣太大了。”

在叶企孙的心里，远离政治的最好办法是重执教鞭，但是，叶企孙的这个决定却使联大的师生们颇感惊讶。1943年，正是昆明最艰难的一年，许多教授吃不饱饭，穿不起衣，只能靠变卖家什度日。而叶企孙在重庆的生活至少可以衣食无忧，舒适安逸。在这个时候，他却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毅然返校，这非一般的人可比。黄子卿曾对林风说过这样的话：“企孙此人真不错。当年在昆明生活非常艰苦，我卖掉几乎一切东西还不够，一家子几乎饿死，那时企孙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在重庆不管怎样生活好一些吧，但企孙干了不久就不干了，回到昆明吃苦。”对于叶企孙的回归，梅贻琦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他的返校，对于他自己，对于清华，对于联合大学都是一件幸事。

第十章 种桑长江边 第四节

1943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叶企孙重又握起他心爱的教鞭。

他又回到了昆明北门街联大教职员工宿舍，一间约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与他比邻而居的是陈岱孙和金岳霖。著名的“清华三孙”重又聚首一起，虽然说在同一个屋檐下，但这里却不是北京的三重檐，而是山野的茅草屋。这是西南联大最艰苦的日子。

抗战时期，国家正处于极度艰困之际，哪里还有资金支持教育？连教授们也因养活不了家庭而不得不放下脸面去做些小生意。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女士在她的回忆文章《同甘共苦二十年——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中曾这样写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抗战时期，不仅学生生活很艰苦，教授们的生活也不宽裕。我们和潘光旦先生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年、1939年两年还能够维持3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的了。不足之外，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月涵一向忙于校务，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直到看见我这样狼狈，看到教授的太太们这样疲于奔命维持生活，他才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4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却不让领补助金。我当时参加了昆明女青年会的活动，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我备饭时，确实没有钱，就在大西门旁铺了一块油布摆个地摊，把孩子长大以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织的东西以及我自己的衣服等摆上卖，一早上卖了10元钱，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1937年9月份起，教师薪资以50元为基数，还要7折发给，再负担一些捐税，实领不过5成左右。1940年1月起，薪资改按十足发放，但从这一年开始了物价暴涨，战前每月实支350元的教授，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实值仅为13.6元。到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薪资如以战前月薪300元计，则只合战前8.3元了。一月薪资只够半月左右的开支，教师们吃不饱饭，有的甚至每天只能吃一干二稀，多数人不得不兼职谋生。政府虽也发给一点生活补助费，如“平价米贷金”、学术研究补助费、久任教员奖金、教员讲助金等等，但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教授们的生活尚且如此，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就更艰苦了。

昆明屡遭日寇飞机的轰炸袭扰，联大上课的时间，不得不改为上午7时至10时，下午3时至6时。学校还经常因空袭警报而中断上课，有时甚至使实验半途而废。校舍损坏，雨天无处不漏，学生在图书馆看书也要打伞。

西南联大学生虞佩曹在她的《回忆昆明西南联大》的文章里这样说：

想到当年的伙食，眼前又出现了女生食堂的伙房。墙上高高挂着熏黑了的松鼠脯，那当然是大师傅的，锅勺干干净净无一点油星，笸箩里是玻璃弹子大小的土豆，洗的时候搓一搓就算去了皮，盐水一煮就是“菜”，主食是掺了沙子、稗子、石子、老鼠屎、玻璃碴……的“八宝饭”。吃饱了照样上课。男同学食量大就更困难。记得他们曾注意到某位同学，总不见他同去食堂，后来才发现他没有钱交伙食费，待大家吃完了才匆匆赶去，扫尽桌上的残渣剩饭。这令人落泪的事情激发了大家的同情，钦佩他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学习的精神。生活如此艰苦，为抗日战士献血时联大同学却蜂拥而来，排成长队。相当多的人因血色素不及格而被淘汰，他们并不顾及自己的体质，却为未能给抗日战士献出一些血而满脸沮丧、遗憾……

同学们找机会兼差。课余当教师，给商店当会计，甚至打午炮放警炮。昆明广播电台距学校不远，那里的编辑、播音员乃至机务，几乎全为联大同学所包办。当时沦陷区禁止收听短波广播，昆明电台用的长波，每天凌晨2点广播速度很慢的“记录新闻”，曾收到过上海学生的来信，说他们半夜起来抄录，次日悄悄相互校对、传阅。在电台工作的多在电台包饭，记得有一次发薪，纸条上竟是红字，原来还倒欠电台若干元。

不仅经济上困难，还时常要跑警报。在坟头间上课、讨论，也是常有的。当看见吴晗先生或背或抱扶持他多病的夫人躲来郊外的坟地时，都默默地投以敬佩的目光……

在这种困难时期，要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就好比是在贫瘠的土地上期盼丰收一样不可思议。但叶企孙和他的同事们却做到了。祖国水深火热的现状激励了有着高度爱国心的联大师生们，大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在困难中奋发向上，在困难中与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赛跑。他们用简陋的仪器一遍又一遍地记录着中国人的勤奋和自尊，用粗糙的双手一次又一次地攀越着科学史上一座座难以逾越的山峰。没有仪器，学生就自己制作；没有教材，教授们就自己编，整个联大仿佛是一列超速行驶的科学快车，所有的师生都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祖国就会有光明的明天，只要大家共同奋斗，科学就会降临中国。科学，也只有科学，才是那个苦难时代的希望之光。

也许中国人天生就有愈挫愈勇的韧劲。联大的师生并没有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之下屈服，反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夹缝中求真知，在困境中立信念。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杨振宁、邓稼先和同学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那时候，学校条件差，日本的飞机又时时骚扰，晚饭后许多同学就会跑到昆明街头的茶馆里去，在那里边喝茶边讨论，许多科学的火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闪现出来的。有一次，杨振宁和他的同学根据哥本哈根对量子力学的诠释讨论测量的意义，从喝茶开始，一直讨论到茶馆打烊，回到联大，几个人还不尽兴，躺在床上又继续讨论，最后为了解决问题，几个人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伴着烛光查看了有关书籍，讨论才告一段落。

李政道在回忆他在联大的学习生活时曾这样说过：“在科学事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功是很不容易的，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除了付出极大的努力，要刻苦奋斗之外，必须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物质条件是次要的……我在国内学习的时候，国家正处于动乱时期。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条件很差，十几个人住一间草房子，每两个星期还要捉一次臭虫，不然睡觉也睡不成。学校的实验设备就更差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放松学习，相反，大家对学习抓得很紧。不少著名学者像黄昆、朱光亚、杨振宁和我都是西南联大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学习，也不因国内条件差，就低人一头。无非是一些仪器、设备国内没见过。没见过的，看见一次就知道了，用两次就掌握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茅草房、破衣衫、“八宝饭”、防空洞、烽烟里……这样的办学条件可谓世所罕见。但就是这样的简陋条件，却创造了令人拍案称奇的辉煌成果。在抗战的8年中，联大除为国家输送了7届本科毕业生之外，还输送了两届留美公费生（抗战前共输送4届），从这些闪光的名字里面，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为中国的科教事业尽心竭力、无私忘我的联大老师们山峦般的身影呢？

他们是：

第五届：汪德熙（化工）、陈耕陶（农化）、胡宁（金属）、励润生（采矿）、黄培云（冶金）、陈梁生（土力）、朱宝复（灌溉）、叶玄（汽车）、屠守锷（航空）、吕保维（无线电）、梁治明（要塞工程）、孟庆基（战车制造）、黄家驷（医学）、蒋明谦（制药）、张培刚（工商管理）、吴保安（经济史）、陈新民（炼钢）。

第六届：何炳棣（西洋史）、李志伟（造林）、黎禄生（会计）、樊星南（师范教育）、黄杲（医学）、王积涛（制药学）、吴中伦（造林）、吴仲华（家具制造）、钟开莱（数学）、杨振宁（物理学）、凌宁（动物学）、方中达（植物病理）、张炳禧（矿物学）、郭晓岗（气象学）、钱钟毅（道路工程）、张燮（造船工程）、白家祉（机械制造）、黄茂光（原动力工程）、曹建猷（电机工程）、洪朝生（无线电）、沈申甫（航空工程）、张建侯（化学工程）等等。

由于德国纳粹在欧洲战场上的失败，盟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了纳粹的老巢柏林。不可一世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地下室自杀身亡，日本军国主义也走到了它的尽头。1945年，美国把刚刚研制出来的两颗原子弹迫不及待地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苏军也相机出兵东北，最终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一片欢腾。陈寅恪这时虽已双目失明，但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欣然命笔——《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诗曰：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西南联大举行了盛大的欢庆游行，同学们纷纷走上街头，高举着胜利的彩旗，挥舞着手中的鲜花，每个人的脸都如阳光下盛开的花朵。叶企孙也被同学们簇拥着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看着载歌载舞的人群，看着这欢乐的海洋，看着无数张年轻的面孔，叶企孙竟不自觉地想起了熊大缜，那个本可以和他们一样庆祝胜利的年轻人。

叶企孙触景生情，心情诚如陈诗所言，“喜心题句又成悲”。

抗战已经胜利，解散联合大学势在必行。一些教授或请假回家省亲，或处理战后的遗留问题，纷纷告假。只有叶企孙一直在学校，并主动承担回家省亲的教师落下的课。1945年11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傅斯年离校回北平处理迁校事宜，委托叶企孙代理校长负责西南联大的行政工作，叶企孙再次担当起重任。

抗战的硝烟将散未散，多灾多难的中国人还来不及呼吸一口和平的空气，战争的阴霾又笼罩在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上。国民党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和战略要地，对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渴望和平、民主、安定、统一的中国人民再一次被推进了内战的深渊。11月25日，西南联大、云大等校的六千多名师生联合召开时事晚会，富于爱国传统的联大青年在晚会上勇敢地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专制，遭遇反动派镇压。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当局派遣反动军警、特务冲进学校，向赤手空拳的师生投掷手榴弹，学生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等4人当场牺牲，十余人受重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面对反对派的屠刀，联大的爱国学生并没有退却，而是联合全市三十多所大中学校集体罢课。昆明市十余万群众纷纷到校园祭悼烈士，延安、成都、重庆、上海等地人民群众也集会声援，省内楚雄、玉溪、墨江、宣威、昭通等各地学校相继响应，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为了扑灭学生的爱国火焰，国民党特务对西南联大师生实施暗杀、绑架等白色恐怖。

“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面对4具血淋淋的尸体，一些人偃旗息鼓了。叶企孙却站出来，立即召开教授会，着手惨案调查。他在教授会上沉痛地说，血不能白流，死者去了，但生者绝不能苛且过之。在他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组成法律委员会着手调查学生被杀事件的决定。但一些委员害怕报复，害怕国民党的黑枪指向自己，不敢出面。叶企孙大义凛然，甚至做好了被国民党枪杀的准备。他曾经愤愤地对戴振铎说：国民党不是要杀人吗？让他们来杀好了。

法律委员会成立后，叶企孙负责惨案申诉，找目击者了解情况，搜集证据，并亲自出面与李宗黄、关麟征交涉，要求严惩凶手。他似乎在进行一次实验。他相信，只要证据确凿，凶手无论如何也是抵赖不了的。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实验条件，那就是凶手的背景。他这个自然科学的忠实信徒，往往容易把复杂的政治斗争当成一次物理实验，其结果可想而知。

里有这么一则故事：一只恶贯满盈的梭鱼被送上法庭，法官当众宣布把这只罪大恶极的梭鱼投到水里淹死。

愤懑也罢，痛苦也罢，啼笑皆非也罢，这就是当时联大人的确切感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都说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殊不知旧中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也是那么的渺小！人类可以移山填海，围湖造田，而人之于强权呢？无可奈何！只能默默承受！

但事情总得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联大的同学们决定“抬棺游行”。

这是无奈之下的又一个无奈。

作为联大的负责人，叶企孙在这历史关头再一次担当了保护学生免受伤害的重任。他竭力与当局交涉，要求当局给予允准，不要弹压。迫于叶企孙的名望，西南联大的“抬棺游行”和4位烈士的入殓仪式得以顺利进行。叶企孙以主祭身份自始至终与学生们在一起。

一二·一惨案是继熊大缜惨案之后，对叶企孙的又一个重击。但他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一记重拳。

1946年，西南联大解体。当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之后，7月11日国民党特务枪杀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国民党特务又暗杀了闻一多先生。

听到诗人遇害的消息后，叶企孙扼腕痛惜。他对身边的学生们说过，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时代。

第十一章 重回清华园 第一节

经过8年的流离颠沛的逃亡生活，西南联大终于成为了历史。8年来，叶企孙经历过多少迷茫多少快乐多少痛苦，现在就要离它而去了。面对昆明的青山绿水、风物人情，叶企孙心里涌起无限依依惜别之情。

受梅贻琦校长之托，叶企孙仍负责清华的仪器图书搬运工作。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汗牛充栋，而且品种繁多，有许多还是国内外少有的孤本善本，如《法兰西科学院院报》、《德国物理学时报》、《英国皇家学会会刊》等等，都是非常少见的科技文献。为了这些宝贝，叶企孙在清华南撤时就曾亲自组织搬运。在日寇步步紧逼，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叶企孙和他的同事克服一切困难，将这些书籍装载四五百箱，运至重庆，为了防止落入日本鬼子魔掌，藏在重庆市内的一个山洞里。尽管经过了8年的战火洗礼，清华图书也不曾丢失一本。这些图书见证了中国8年来的硝烟烽火，见证了清华人为祖国的复兴勤奋苦读的日日夜夜，它们是清华人的魂啊！这里面包含着太多清华人的希望和艰辛！为了把这些书完好地运回去，叶企孙事必躬亲，小心谨慎，大到制订起运日程，小到装箱打包，连每个箱包的内容也必一一记录。有一个请来负责托运的小工，见这么一个面容清瘦，一身灰布衣衫的老人每天亲临现场，组织托运，甚是好奇。他悄悄地问旁边的人，此人是谁？当得知是大名鼎鼎的叶企孙时，不由得连连向叶企孙鞠躬致敬。

终于回到清华园了。

叶企孙站在清华大学门口，凝望着这熟悉的一切，禁不住心潮澎湃。自从他13岁走进清华，此生就注定要与清华相伴了。8年前，抗日战争爆发，全校南撤，有人悲观地认为这将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就像宋人南迁西湖畔，只有梦中忆中原了。但叶企孙却始终坚信，总有一天，一定能回清华园，就是在昆明的这些年，他意识里也从没离开过清华园。今天，多次的梦中情节终于变成了现实。叶企孙一步步感受着清华园的亲切和温情，感受着它独特的气味和芬芳。他有些激动，泪水湿润了双眼，8年了，清华园，别来无恙乎？

那是北院七号吧，是我的家吗？叶企孙站在自己当年的院落，看着已经显得有些破败的窗棂门廊，心中竟生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他不敢打开房门，不敢碰触这房间的一桌一椅，不敢抚摸门前的老树，不敢聆听来自风的声音……那是在他心底封存8年的风景啊，那里有学生大缜的影子！

那是叶企孙心中永远的痛！

1947年8月，叶企孙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长。由于吴有训调离清华，赴东南大学任校长，叶企孙接替吴有训续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1948年的春天，叶企孙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这并不能带给他任何喜悦。抗战胜利后，久盼的和平并没有如愿降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中国人民又经历了漫长的3年内战。面对白云苍狗般变化多端的时事，面对多灾多难的人民，叶企孙无可奈何，他把自己锁定在清华园这片土地上。他认定了一个死理，一个国家无论怎样变化，总是需要人才的。

1948年9月，叶企孙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员。这次会议不久，时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大势已去之后，不得不做好了逃往台湾的准备。他在抢运中国大陆黄金储备的同时，又制订了抢运大陆人才、轰炸大陆重要工业设施等计划……他要把一个千疮百孔、一贫如洗、人才凋零、百业俱废的大陆留给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的迁台名单中，叶企孙也赫然在列。

1948年12月，梅贻琦向叶企孙探询他的去留问题，叶企孙说，清华办学本来就置身于政局变迁之外，过去这样，以后也会保持这一传统。国民党的走与不走，与清华园无关。清华园应按自己的传统办下去，不应当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影响。叶企孙回绝了国民党，决意留在清华。

1948年12月14日，梅贻琦进城为学校事务奔波，被国民党阻于城内，同时受阻的还有陈寅恪等几位著名学者。南京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要他们飞往南方。这突然的事件让梅贻琦措手不及，他身为国民党大员，虽然也曾想过要离开清华，但没想到这么快，清华园里还有许多事务还没来得及处理。但是突然的变故已经容不得他多想，就这样，梅贻琦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北平，之后又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再到日内瓦，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大陆。陈寅恪也以“贪恋广州暖和”之由，没有再回北平。吴宓也离开了清华。好友的离去使叶企孙异常痛心。

梅贻琦的离去是整个清华的损失。叶企孙相信这一定不是梅贻琦所愿意的，他了解梅先生，梅先生一生为清华兢兢业业，鞠躬尽瘁。1941年梅先生上任10年、清华大学建校30年之际，在昆明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美国一所大学发来的贺电“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便是对此最好的佐证。梅先生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清华，把他的血肉都融入了清华的这片土地，他怎能舍弃自己的血肉轻松走开呢？

这时，清华园里已经能够清晰地听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枪炮声了。1949年春，傅作义将军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势下，为了保护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宣布起义。消息传出，清华园里有了学生们的读书声。由于梅贻琦的离去，清华学人的目光纷纷聚集到叶企孙的身上，如一群失序之雁，急盼叶企孙能给他们方向。1949年5月，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北京几所大学校长均改为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校务。

叶企孙此时的就任对于全国高校界的影响不可低估。当时国民党正在催促长江以南的大学迁校，众院校都正处于惶惶之中，没有航标、没有方向，正是叶企孙的就任和清华的正常复学，使大家看到了骇浪中的航标，也纷纷于5月之后恢复正常的秩序，使中国的大学教育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

9月，叶企孙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正在大家为迎接新中国而重新抖擞的时候，叶企孙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心痛欲裂的消息，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生不幸在美国病逝！

萨先生死了，带着他对祖国的留恋和对中国核物理研究的遗憾永远沉睡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一时谣言四起，一说萨本栋崇洋媚外，到美国不是讲学而是避乱，二说萨本栋投机钻营，投靠国民党……

叶企孙对这些中伤之语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已经很久疏于动笔的他毅然在1950年7月27日的《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萨本栋先生事略》，高度评价了萨本栋的一生。他在文章中写道：“他的死使中国物理学和电机工程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工作者，中国的学术机关失去了一个能干而且能尽力工作的行政工作者，中国的大学生失去了一位数理及工程方面的好教授。我们看他一生的工作，始终是不断地贡献他的全力。他的寿虽然不满47岁，他所做的事业和研究工作确实不少。”

文章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那时社会上已经刮起了“思想改造”的飓风。为一个曾经给南京国民党政府做事并且死在异邦的人写文章，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许多人认为叶企孙不识时务，为一个死去的人正名，不值得。可叶企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人生前只要为国家民族谋利，为科教救国出力，人们就不应该忘记他，更不能因政治需要无端向他身上泼脏水抹污泥，这不公平。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文化教育战线上的知识分子要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口号，自此，以高校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拉开序幕。

这次运动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首先发起的。作为全国的重点高校，北大、清华当然不能落后，随之也发起了听报告、学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改造运动，以达到改造思想，改革高校教育的目的。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应北大校长马寅初邀请在北大作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更加大了这一飓风的力度。叶企孙作为清华大学的负责人，也赶赴北京大学听了总理的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在首都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学习好周总理的指示精神，首都高校成立了京津高等教育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会”，由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委员有北大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1951年12月15日，中央教育部向全国高校发出了通知，介绍京、津两地高校教师学习情况和初步经验并推向全国。

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以燎原之势迅速遍及全国。

1951年底，清华、北大发出通知：该学期的期末考试暂停，学生配合教师做好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

这是新中国为知识分子准备的第一份“礼物”。在巨大的社会浪潮之下，连普通的学生、工人都领会到其中的意义，而作为“社会名流”的叶企孙竟保持着他孩童式的天真。他对萨本栋的仗义执言就是一例。他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号人物，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所以他说：“高校教育与科研，要‘自由、民主’”，“共产主义我赞成，最恨的是很多材料不让人看”，“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他还批评冯友兰发表的“美国法西斯化”太过分了……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校务委员会主席，不批他批谁？

1952年1月16日，叶企孙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讨，他概括地谈了自己的工作：“办公时间很少，每天只一点半到两点半”，“过去对政治学、经济学一向不感兴趣，解放后在政治学习上时间也花得很少，因此，水平不高，思想领导做得不够。”这确实是叶企孙的肺腑之言，天真的他以为这样就是检讨，就是所谓的思想改造，他还幻想着读完检讨赶紧回去做他的某项物理实验。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似乎整个清华大学都比他这个校务委员会主席对运动领会得深刻，比他更深地吃透了这个运动的精神。工学院的老师批评他“以理压工”，化学系教授张子高批评他“对新鲜事物感觉迟钝”，地质系张席褆批评他“对政治太不热情，在旁观”，连他的好朋友陈岱孙、张奚若也批评他“今天讲兴趣太无关了，每年毕业生都是统一分配，而你还讲个人兴趣。以后不应再认为政府就是政府，学校就是学校，两不相干”。最后张仙洲更是一语中的：“叶企孙应向教育部自请处分！”许多人还认为叶企孙的检讨过于空洞，没有发自肺腑，不能通过。群众也自由发言，纷纷对他的检讨表示不满，致使当晚的干部会议继续举行直到深夜一点多钟。

这种结果，叶企孙是缺少思想准备的，他没有想到他在清华人心目中的形象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但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本质；他赞成大家端正一下思想，却对于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批评心存疑惑。他原来只希望大家在这场运动中互相提一下意见，有所进步就算过关了，但他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叶企孙有些迷惘了。难道此身不换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难道过往坚持科学救国的信念已成罪孽？叶企孙好像一叶突然失去动力的小船，在风暴即将到来的海面上挣扎、旋转、调整，企图认清方向，划向海岸。但风暴已经来临，小船跃上了波峰，只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着向前走。

由于叶企孙的“严重问题”，校党委建议他多作自我批评，多找老朋友给自己提意见，准备作第二次检讨。为此，叶企孙特地找来好朋友陈岱孙，花了一个上午给自己写检讨。1952年1月22日，叶企孙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再作检讨。在这次检讨中，他按陈岱孙给他写出的大纲，给自己提出了9点错误、4点思想根源及3点改正的办法。这次他是用学术研究的精神来作这次检讨的，从根源到现象再到解决的办法，一步步紧紧相扣，内容深刻，言辞恳切。他在检讨中说自己“脱离群众，脱离政治”，“调查、检查及审查工作做得不好”，“不民主，搞本位主义，在院系调整时觉得清华应保持它的‘传统’的综合性大学的形式，主观地搞出一套调整清华院系的方案，不考虑这方案对全国各大学的影响，还影响了一些增设的系的开办”等等。会后群众反映这次检讨比上次进步，但仍不深刻，要求叶企孙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污秽和肮脏。许多人指出叶企孙是“以资产阶级观点办清华”，“他是继续梅贻琦的传统”，“北大马校长到任后，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为什么我们却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有的教授还批评叶企孙“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土改也不去，而且还推行天才教育论”等等，要求叶企孙再作第三次检讨。也有人干脆提出了“这样思想落后的人该不该留下”等问题。不过这个问题马上遭到了反对，大家都认为叶企孙是物理学界的元老，学术水平高，优秀门生多，而且物理离社会科学远，如果能好好帮助他，还是能起用的，特别是在一些具有旧道德观点的科学家教授中他还有其一定影响。此外，他的广博的物理（及一般自然科学）知识还是能起一定作用的。只要大家一起帮助他，触及他的精神，洗涤他的灵魂，他还是可以找到一条新的人生道路的。

1952年1月24日，叶企孙作第三次检讨。叶企孙态度诚恳地说：“我看清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正我的毛病的武器，今后一定要好好地改造自己……站稳人民立场……”直到大家热烈地鼓掌表示满意。运动似乎达到了它的目的。心理学系讨论时提出“我们以后互相提意见时，要向叶先生看齐”，并认为“清华园很少看到这样的民主气氛”。外文系杨周翰说：“对叶企孙与周培源的批评感动了我，这样的民主在外国连想也想不到。”

在关于叶企孙的情况报告中有一段文字：“他（指叶企孙）现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的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叶企孙能这样检讨是不容易的，应让他过关。”（《北大与清华》，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1951年4月，叶企孙再次让全校师生为他的政治迟钝蒙羞。那是在大礼堂接待班禅额尔德尼的大会上，叶企孙致辞，竟当着众师生和许多高官的面说了许多“不应该说的话”。这些不合时宜的话与他的领导身份相去甚远。第二天，物理系的一些同学就把对他讲话的意见写成材料交给了他，叶企孙看后，专门在课堂上向大家作了道歉，他虚心地向同学们说：“同意你们的意见，谢谢！”但是，自从那次会议以后，在重大的政治活动中校行政领导的名单里就再也找不到叶企孙的名字，而是由副主任委员周培源先生出面了。

第十一章 重回清华园 第二节

叶企孙渐渐感到他要被抛弃了。

他仿佛嗅到了那场即将到来的风暴的气息。

果然不出叶企孙所料，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了。为了学习苏联老大哥，中国高校教育进行了全国一盘棋式的改革，提出了“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调整方针，将北京工业学院、燕京大学工业科学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3个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凭着教育家的经验，叶企孙知道，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做法虽然对全国大环境来说有一定的好处，可以使一些地处边远的地域也能有发展教育的机会，但对于清华、北大这样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却是一次伤筋动骨的肢解，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华大学的理工结合在历史上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形成的，其中蕴涵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最好的例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就意识到了单纯的工科只能培养出一般的技师和工匠，及时将学校改造成理、工、文兼容的新型理工大学，这才有了现在誉满全球的麻省理工学院。把每一门专业过分具体化的做法势必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过于单一、缺乏创造性的弊端，对学生的成长极为不利，也必定为国家的发展埋下隐患。对于像清华这样的具有理、工、文、法、农、医等学院的基础较好的学校，如果采取添砖加瓦的做法，而不是用分、拆的办法，效果可能会更好。当时清华的许多教授建议叶企孙向中央反映一下情况，并写好了一个“大清华”的教改方案。叶企孙何尝不想保住众多教授合力共创的清华事业，但他那时已“人微言轻”了。“以大局为重”的思想使他忍痛割爱，将这个“大清华”的教改方案压了下来，他曾对当时和他一个办公室的樊恭杰说过，他“感情上很难过”，“不过政府既已决定，政府有政府的想法，我们应该尊重，应该按政府的决定去做”。

据叶铭汉先生的回忆，叶企孙内心是不同意这一套做法的。他认为这并不是改革，而是“革改”，就是用搞社会革命那一套来统领一切，完全不懂教学规律，是不科学的。但这时候的他已是壮士暮年。大家都认为他落伍了，跟不上时代列车了，他已经得不到信任了。一种彻骨的凉意滋生出来，经过运动，他也学会三缄其口了。

就这样，1952年的10月4日，清华大学的文、理、法3院在强制性的措施下被迫迁往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学院也并入清华。在清华大学第一次开学典礼上，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曾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我祝贺清华、北大结婚了。你们的教务长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教务长到你们那里去了；你们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工学院到你们那里去了，这不是结婚了吗？”全场为这般精彩的讲话而爆发出隆隆的笑声。但是没过多久，带有苏联基因的新清华便在这隆隆的笑声中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病。

1952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格外早。连日来的暴风骤雨使本来就很少说话的叶企孙变得更加沉默。除了每日必不可少的办公、开会之外，在北大镜春园里很少能看到他的影子。这些天，康生、陈伯达之流借苏联李森科的学说，在学术领域大搞阶级斗争；学生上课，不讨论与学习相关的事，而大谈政治；教授不搞教学研究，整天集合在一起开批判会，批判爱因斯坦、牛顿、麦克斯韦……没有什么人再注意他这个与政治脱轨的老学究了。有时候，叶企孙坐在他的那个有着大玻璃窗的书房里，看着窗外一天一天变黄的老树和日渐变少的小鸟会突然心生疑问，植物可以在冬天因寒冷而凋谢，鸟儿可以在冬天为饮食而南飞，为什么人类不能因环境的变化而冬眠呢？他经常穿着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衫，坐在那里望着窗外，一望就是一个时辰，一句话不说，一动也不动。本来，已过天命之年且无儿无女的他早已习惯了这种孤独，习惯了在空旷的房子里枯坐、冥想，但是最近这一段的时光却使他倍感生命的枯燥。他并不在乎大家对他的批评，但他不明白清华大学的治学思想为什么要受到批判！为什么一些人会因为一己好恶而不顾国家之前途？为什么众所周知的道理会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叶企孙不明白！

叶企孙到北京大学后，由于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已不可能再让他担任什么行政职务了。而这恰恰合了叶企孙的心愿。他在这一时期专心教学，只在1953年一年就教过光学、地理专业普通物理，气象专业普通物理、大气光学等等。能够把自己的所知传给后人，这对于那时候的叶企孙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

1954年9月，叶企孙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叶企孙当选为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并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委员，还任北大物理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

这些教学之外的光环，原本是他不愿接受的，然而对失去信任许久的他来说，它们的到来却为他平添了继续工作的动力。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磁学专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使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扎下根，叶企孙又一次开始了艰苦创业。叶企孙一生重视实验工作，从事磁学教学也不例外。他把当初创建清华物理系的经验和精神又一次投注到了北大的磁学工作中，并亲自指导磁学组的实验和教学。当时磁学实验室只有40平方米，由胡国璋先生具体负责，但叶企孙从实验设备、运转到工作情况事事亲临，关心备至。对于刚刚毕业的助教，叶企孙更是精心培养。在他的心里，一名教师的教学水平决定着他的学生的知识水平，而他的学生的知识水平又决定了下一代学生的知识水平，只有严格要求每一位教师，中国的教育才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所以当他的第一批磁学专业学生成为他的助教的时候，叶企孙再一次表现出了他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卓越和独到。这从他当时的学生、我国最早的磁学专业毕业生戴道生身上可见一斑：

我毕业后在磁学组任助教，叶企孙就要我负责建立一套sucksmith环称，用来测磁化强度，他亲自指导我和徐诚同学来完成这件工作，从原理到实际设计方案都认真问过，完成后还对应用效果进行考察。由于张之翔先生在1955年后调去教大学物理，除了实验室的工作外，叶先生还要我准备开“磁分析”课，这是对磁性材料基础和实验技术要求较高的一门课，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叶先生经常要我去他那里汇报准备情况，对我所遇到的问题和疑点，耐心讲解，具体帮助，亲自为我查阅参考书和资料，指出要注意的关键。在半年备课过程中，我在磁学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叶先生对年轻教师很严格，也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很重视，认为不搞科研只教书不能成为专门的好教师。因此，在我开始助教生涯的第一年，叶先生就要我去科学应用物理所（在东皇城根，现在物理所的前身）跟潘孝硕先生研究ni-au合金的脱溶和磁性问题，每周去两天。这样，我既要教实验（中级物理课三段），又要准备讲课，同时兼顾科研，工作量很大，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2点，连星期天也极少休息。记得当时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刚发表，要求青年人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我们都在下午进行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叶先生对此很拥护，认为年轻人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胜任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养生经验，他身体很好，极少有病。他很关心同学的健康，记得比我低一班的萧国屏同学身体不好，叶先生就为他订了牛奶（当时很难订到，市面上买不到），要他每天都去喝牛奶。（戴道生《回忆叶企孙老师对我的培养》，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12-213页）

其实到叶企孙家喝牛奶的岂止萧国屏一人，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处于极度困难时期，许多同学因为营养不良而体弱多病，影响学习，叶企孙就利用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补贴，每月购来少量特别供应食品，让他的学生到他家里去拿。林风就曾在一次拜访叶先生时碰巧看到了这一幕：叶先生把一包包白糖和奶粉分别分给他的学生们。等学生们走后，叶先生对林风说，这些年轻人很努力，学习工作都很好，但没有什么照顾，我这点东西很少，只够他们过几天日子，有点小补。

张之翔《回忆叶企孙先生》一文中这样说：“叶先生很爱学生。我们班毕业时，他分批请我们到他家，拿糖果点心给我们吃……他没有结婚，住房比较宽裕，有时就让他的学生住在他家的空房里。如在清华时让孙良方住到他家；在北大时让杨海涛住到他家。院系调整后，北大住房困难，叶先生主动把房子让给梁宝洪住。1961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我患浮肿。叶先生见我的脸色不好，曾让我到他家喝牛奶。我去时，还有他的研究生萧国屏等也在，他还切了些面包给我们吃。”

叶企孙就是这样从心底关心他的学生，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在他执教生涯的几十年时间里，他对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和工作情况都十分关心牵挂。1963年夏天，中国物理学会在北京开学术会议时，他的1949级毕业生龙期威也前来开会，在分组会上，龙期威见到了叶先生。由于自毕业以后第一次见到叶先生，相隔14年，龙期威怕桃李满天下的叶先生不认得自己，便主动上前自报家门。没想到已经65岁的叶企孙连声说道：“记得记得，你和叶铭汉同班，和陈篪一道去东北的。”

或许这个时代已不记得叶企孙是何许人，但叶企孙却永远记得自己的学生，记得他的教书育人的岗位，记得科学救国的使命。

第十一章 重回清华园 第三节

195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并在历史二所内设立科学史组，为建立独立的专业科学史研究机构作准备。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由当时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担任，负责全面工作。叶企孙先生和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为副主任，因侯先生忙于已往的研究，管事很少，这样一来，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就落在了叶企孙的身上。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叶企孙似并无不适。他每周有两天到历史所上班，上班的时候，他要比去学校上课时间提前一小时。他在北大校门口乘公共汽车，到了动物园后，再换乘去东城的公共汽车，有座无座，他倒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一定要按时走进历史研究所上班的人流中。他这时已经56岁。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私人小汽车，那时在清华应该算头一份，他那时的月薪400多元，在教职员中也是数一数二，折合现在的人民币该有四五万元，因为没有家室之累，手头就显得宽绰，即使是校长梅贻琦，因子女甚多，也没有他生活优越。七七事变之后，他把小汽车卖了，在天津的时候又把这些钱捐给了冀中。解放后他的工资也有四百多元，甚至比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工资还高。现在年纪大了，本来应该有车的时候却倒了个儿，但他似乎并没有在意这些，而且往深处想想，没车竟有诸多的好处。

这是个变化。

他认为这是改造思想的结果。

在没来北大之前，他认为清华的思想改造运动应该算是“波澜壮阔”了，但到了北大之后，才知道是井蛙之见。北大在思想改造运动时，马寅初曾给周总理写信，特聘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十人为北大政治学习的辅导老师，毛泽东还夸奖说“这种学习很好”，可见北大“洗澡”颇得要领。紧接着的“忠诚老实”运动，北大也搞得有声有色，连一些人曾“当过宪兵一个月”这样的历史问题都被挖了出来，可见运动之力度。不仅如此，因为“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北大开始聘请一批苏联专家教授，在教材上推大苏联教本，在全校232种教材中，苏联教本52种，占1/5还多。文学所已开始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中文系已开始批判俞平伯研究的错误观点。哲学系召开报告会，庆祝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校领导在会上这样说：“要促进科学的发展，必须在学术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保证科学在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在这样的环境里，叶企孙既释然又惑然。一方面，他真的认为自己确实有需要改造的地方，就像有人说的“洗澡”，之所以“洗”，是身上有灰，有泥，有新陈代谢的分泌物，洗一洗，搓一搓，水一冲，干干净净，清爽透亮，轻装上阵，没什么不好。抱着这样的心理，也抱着接受新生事物的态度，他真的是严于律己，真的认为自己是有“原罪”的，他是真的搞批评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

比如每天这样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从西郊到东城，松动一下筋骨，舒缓一下心情，换换背景，接近一下人民群众，体察一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改变一下思想感情，与新中国同心同德共同前进，这是他所乐意和希冀的，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适应性像春天的植物般一节节生长，他想他是能进步的。

让人惑然的是另一方面。为什么空气中总有一种紧张感和不安感？“洗澡”时为什么总喜欢搓泥搓出血？这他就不懂了。如果一个人有病，医生不是为了把他治愈，而是为了把他治死，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人群中有那么多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不平、冷漠、倾轧、逼仄、促狭、猜疑、嫉恨、仇视、诋毁、虐待，甚至戕害，为什么不能宽松、平静、温润、谦让、礼貌、相爱、安适、美好、诗意及和谐呢？如果说学习和改造是一辈子的事，为什么不能从长计议而非要搞疾风暴雨呢？一个个运动接踵而来，密密麻麻，无边无际，让人惶恐不安，人人自危，为了什么呢？人活着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有利于聚精会神搞科学吗？他是一个教育家，他过去并没有使用过苏联教材，不是也培养出诸多的人才吗？他并不一味排斥苏联教材，只是未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怎么就一股脑儿全部照搬呢？他是一个重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凡没有经实验的东西只能存疑，这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想不通的还有，搞科学为什么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扯上关系？科学发展非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吗？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终年累日与它作对，值得吗？为什么没人计算一下国家成本？就联系自己实际来讲，他这样一类知识分子，能算资产阶级吗？一无资产，二无资本，三无资金，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讲，将这“三无”之人硬扯进资产阶级队伍是不是最大的唯心主义？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就更难以捉摸。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列主义的一贯思想，既然自己是“三无”的，岂能产生资产阶级思想？若说自己的思想结构，既有资产阶级的又有无产阶级的，还有封建阶级的，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保守的又有进步的，它们杂糅交错纵横密织，很难剥离，并且时时刻刻受环境的影响，很难用非黑即白去概括，即使硬性扯进“资产阶级思想”里去，也失之简单和偏颇。自己如此，别人亦然。既如此，何以在大学里要无休止地引入政治运动思想斗争？

他想不通。

他之所以每周进城上班，除了自然科学史本身的吸引力，还有躲清静的意思。从史料上得知，此时的北大正迅速向“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迈进，从1952年到1958年，仅从语义学和词源学意义上去研究这段时期的北大语言，凡是“文革”中出现的词汇，若找出处的话，十有八九诞生在这里。正是这些新语言和新思维，新措施和新行动，像胚胎般在北大发育成长，长成了北大式的小“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经伟人之手推广到全国。都说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发明权却在北大。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和诞生地，北大第一个出现红卫兵组织、出现聂元梓之类的造反派，绝不是偶然的。

一个以“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为办学目标的大学，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发人深省。

一个有着众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清华大学却培养出了诸多新中国的栋梁之才，令人深思。

至今，经过院校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两所大学加起来的学术成果和优秀人才也难以与当年叶企孙的清华大学理学院成果相比。这里有台湾学者苏云峰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

<strong>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成就（1929年-1947年）</strong>

理学院毕业生共515人，有资料者381人，其中，在中国大陆者311人，中国台湾29人，美国35人，中国香港6人。其共同致力于科学基础研究，及工业国防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在国防科技方面，中国自清季自强运动以来所追求的“富国强兵”，“富国”一直落实，“强兵”至六七十年代才告落实，“两弹一星”就完成在这批清华理工两学院学生手里。在理化生物和地质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也比20世纪前半叶进步得多。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更加强了中国人的信心。

物理系毕业生在中国大陆者68人，美国3人，中国台湾2人，中国香港1人。在大陆者有18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氢弹之父”的王淦昌，“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即在其中。让我们进一步叙述他们的表现。

王淦昌（1929级）为当代中国实验原子核、宇宙射线和基本粒子研究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60年代初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与清华的一些科学家如彭桓武、邓稼先（1945级，甚得杨振宁之首肯）等人，完成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596工程”和至今影响大陆科学发展的“863计划”，其中包括核计划，王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钱学森（1934年清华留美公费）是美国著名航空工程专家，为爱国故，放弃在美崇高地位，回中国发展航空事业。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部副部长，从事飞弹研制和培养人才的工作，对中国发展火箭等新武器有极重要贡献。参与钱学森研究计划的清华理工学院毕业生甚多，其中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彭桓武（1936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主持中科院近代物理所。钱三强（1936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发现“核反应三裂变”，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创始人之一。另外，还参与筹建中科院及其下之各个学部，培养人才。何泽慧（1936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从事核子物理研究，参与核武器的研制。龚祖同（1930级），技术科学部院士，是中国最早光学仪器研究和设计人之一。傅承义（1933级），地学部院士，是中国地球物理科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翁文波（1934级），地学部院士，对中国石油勘探很有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张宗燧（1934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是一理论物理量子论物理学家。王大珩（1936级），技术科学院院士，著名应用光学家，为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秦馨菱（1937级），地学部院士，对确定中国钢铁基地及探空技术作出贡献。葛庭燧（1937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是著名金属学家。胡宁（1938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主要从事量子电动力学研究，对原子能之发展亦有帮助。张恩虬（1938级），技术科学部院士，是电子管及阴极电子学家。陈芳允（1938级），技术科学部院士，从事航天地面测量系统的研究和设计，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郁钟正（1936级），原名于光远（“一二·九”运动领袖之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院士。在学部委员中，赵九章（1933级），是中国地球科学物理化及新技术化的先驱，中国动力气象研究之奠基者，不幸死于“文革”斗争中。王竹溪（1933级），曾任北大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副校长，长于热力学。钱伟长（1935级），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波兰科学院院士，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等职。李正武（1938级）为中科院核工业部西南物理研究所所长。其他如：周同庆（1929级）为中央、复旦两大学教授，是中国光谱学研究之开拓者。冯秉铨（1930级）为岭南大学教务长，是一著名电子学家和教育家。王天眷（1938级）为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所长，长期研究微波谱学，亦为著名物理学家。何成钧（1938级）曾参加中科院的筹建工作，为清华教授。沈洪涛（1938级）为东北工学院教授、副院长，对弹道有深入研究，曾参加火箭之研制，屡有建树。孙湘（1938级）为四川乐山西南物理研究所所长，专长原子光谱和等离子物理学。汪月熙（1939级）为西北光学仪器厂总设计师及主任工程师。周国铨（1941级）为四川国光电子厂厂长，第四机械工厂第十四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应崇福（研1945级）为中科院声学研究员，超声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台湾，宾果（1932级）为高雄炼油厂厂长，不幸因爆炸死亡。顾柏岩（1938级）为台北专科学校校长，师大工教系主任，退辅会生产处处长，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研究教授。

在美国，杨振宁（研1944级）为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兼物理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与李政道为诺贝尔物理奖共同得主，中研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林家翘（1937级）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对星系螺旋结构密度波理论和不稳定性问题进行研究，有杰出成就，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戴振铎（1937级）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密西根大学教授，kms industries公司高级研究工程师，阿拉伯大学教授。

化学系毕业166人（女生15人），是理学院毕业人数最多的一系，有资料者119人，其中在中国大陆88人，中国香港1人，中国台湾15人，美国15人。

在大陆者，几乎都在国家重要研究部门工作，对中国石化、冶金、医药等基础研究开发都有重大贡献。其中，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者16人。下列12人在化学部：袁翰青（1929级）是首先发现联苯化合物变旋作用者。张大煜（1929级）为对中国最早建立石油、煤炭化学研究基地有卓越贡献者。时钧（1934级）长期从事化工教育和研究。高振衡（1934级）为著名有机化学家。汪德熙（1935级）专长于原子能之研究，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xy小球，并亲自到试爆场安装。陈冠荣（1936级）是石化部第一设计院总工程师。武迟（1936级）是石油化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和总工程师。冯新德（1937级）从事高分子化学研究，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曹本熹（1938级）长期从事石化研究，对中国核子武器方面有贡献。萧伦（1939级）是中国人工放射性同位素事业的奠基者。朱亚杰（1938级）长期从事石化科学教授，为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石油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张青莲（研1934级）为北大化学系主任，中国质谱学会理事长。王世真（1938级）为物理部院士，从事核子医学研究。孙德和（1934级）为技术科学部院士，冶金专家，主持中国第一个特殊钢厂。陈新民（1935级）为技术科学部院士，专长于热力学和动力学，是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黄培云（1938级）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粉末冶金科学的创始人。其他如：熊尚元（1933级）为玉门油矿炼油厂厂长，玉门石油矿务局总工程师。杨廉平（1937级）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雷兴翰（1930级）为上海医药工业院主任，名誉院长，因研制抗血吸虫新药呋喃丙胺口服剂，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刘维勤（1938级）为北京医科大学药物化学教授，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郭鸿运（1940级）为北京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总工程师。张龙翔（1937级）为北大生物化学教授、副校长、校长。曹光锐（1938级）长于造纸，为吉林一屯纸厂总工程师。陈四箴（1938级）为地质部北京化验室主任，对中国地质系统岩矿分析有重要贡献。李恂（1940级）长于耐火材料研究，为太原钢铁公司高级工程师。其余诸多从事类似工作。

在台湾者，钱四亮（1931级）为台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院长。张光世（1935级）为中油经理、董事，“经济部”部长。张明哲（1935级）为中油高雄厂厂长、“清华大学”校长、国科会主任委员。费自圻（1939级）为中油总经理、成功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朱树恭（1936级）为中油新竹研究所副所长，经济部联合工农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余昌梧（1935级）为台糖厂长。黄达河（1939级）为台肥总工程师。陈瑞格（1935级）为台糖彰化厂厂长，台糖公司顾问。韩维邦（1936级）为台肥尿素厂工程处副主任。马师尹（1929级）为台肥公司协理。赵熙雍（1929级）为台湾纸业公司总经理及常务董事。他们对台湾早期学术和经济建设都各有重要贡献。

在美国的朱汝瑾（1940级）为brooklyn工业学院教授，著名化工和火箭专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马祖圣（1931级）、苏国祯（1931级）、罗建本（1935级）等均为大学教授。孙增爵（1933级）为一家塑胶公司研究部主任。夏勤铎（1933级）为纽约森美公司创办人。此外，方恩绶（1929级）为驻菲律宾大使馆顾问、菲律宾总医院医师和菲律宾大东大学医学院教授。

地学系在大陆者65人，中国台湾和美国各5人，中国香港2人。地学系近似地质系，翁文灏为他们的教师。他们在中国地质勘探、石油、煤炭开发、气象和古生物研究等方面的成绩，比丁文江时代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在大陆者，下列7人被选为中科院地学部院士：程裕祺（1933级）长期从事铁矿研究和勘察，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杨遵仪（1933级）精通英、德、法、俄语，对脊椎古生物许多部门均有深入研究。程纯枢（1936级），中央气象台等处总工程师，国家气象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是引进外国气象科技，开创中国近代气象工作者。宋淑和（1938级）为西北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是区域岩石及有色金属矿床专家。叶笃正（1940级）是国际著名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谢义炳（1940级）为英国皇家学会国外荣誉会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及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池际尚（1941级）为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等校教授、副院长，提出中国金伯利岩汗矿性的岩石化学指标。其他如：夏湘蓉（1934级）为地质部全国地质资料局总工程师。李式金（1938级）为河南大学教授，对西南和西北自然及人文地理调查研究，有专门著作，是名地理教育家。王乃梁（1939级）为北大地质系教授、副主任及地貌教研室主任。范金台（1939级）为重工业及冶金工业部等单位高级工程师。高文泰（1939级）是中国矿业学院地质系主任，鞍山钢铁公司等单位工程师。高崇照（1939级）为北京矿业学院煤田地质系教授，对煤田地质教育有贡献。许衍敦（1939级）在冶金部属下之搽、选、冶等企业单位任总工程师。陈贲（1939级）曾任石油勘探司副总工程师，死于“文革”。邹新垓（1939级）出版《地学集刊》、《气象丛刊》等地球科学书刊，贡献于学术。朱和周（1940级）为南京气象学院气象系主任。宋励吾（1940级）为空军司令部天气教研室主任，出版《气象学教程》和《天气学教程》。王大纯（1943级）为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系主任，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任泽雨（1946级）为地质部技术司总工程师。在香港之彭琪瑞（1938级）为香港大学地理地质系教授，香港博物馆顾问。

在美国，李庆远（1934级）为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矿业处处长。高仕功（1939级）为犹他大学教授，气象学系主任，美国科学促进会执行委员，美国大学联合大气研究会会员。张其仁（1946级）为康涅狄卡州中央大学地理教授。

生物系学生在大陆者41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各2人，美国6人。在大陆者6人为院士。他们是：徐仁（1933级）为地学部院士，是世界古植物学及孢粉学权威之一。吴征镒（1937级）是生物学部院士，植物分类学及区系学权威，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陆宝麟（研1941级）为生物学部院士，对中国蚊类分类区系、媒介蚊虫生态和防治均有研究。娄成后（1932级）为北大副校长、研究院副院长、中科院学部委员。王伏雄（1936级）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是首创近代中国植物花粉形态研究者。王志均（1936级）长期从事消化生理学研究，为生理医学培养人才，学部委员。潘夐婧（1938级）为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员，对食道癌基础理论及实验治疗有卓越贡献。但亦有若干人受政治迫害，无法贡献所长。

在台湾，刘发煊（1931级）为“经济部”顾问兼台湾省水产公司总经理，台大教授兼训导长，退休后任香港新亚书院理学院院长。

在美国的王启无（1933级）为艾德和（idaho）大学生物教授。林从敏（1938级）为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医学院顾问教授，首创胃酸细胞的组织胺受体特异学说，得英国专家证明。姜淮章（1938级）专长昆虫生态学，教学外兼任美国农业部顾问。汤佩劝（1942级）为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生理教授。

算学系毕业生在大陆者31人，中国台湾3人，美国2人。算学系有名师熊庆来、华罗庚、陈省身、杨武之和郑之番等人教导，学生青出于蓝，成就卓著。

在美国，最著名者为陈省身（研1934级），为加州柏克莱大学分校名誉教授、数学所所长及名誉所长，美、法、意等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级数学大师。钟开莱（1940级）是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康奈尔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亦是世界级数学大师。王宪钟（1941级）是西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教授。

在大陆当选中科院院士者3人：柯召（1933级）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及名誉校长，对线性、不定方程式研究，有非凡成绩，建立“柯氏定理”，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段学复（1936级）是北大数学系、所教授，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严志达（1942级）是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为中国最早从事微分与积分几何研究者之一。其他如许宝（1933级）为统计学大师，北大教授，是中国最早从事数理统计及概率论之研究者。郑曾同（1937级）为中山大学教授兼概率统计教研室主任。田方增（1938级）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朱德祥（1938级）为云南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及副院长。

在台湾的徐贤修（1935级）曾任麻理工学院及普渡大学教授，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国科会主任委员。

心理系毕业生在大陆16人，中国台湾2人，美国4人。在大陆者缺乏发展机会，仅李家治（1940级）一人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从事劳动心理学及工程心理学研究，后改攻人工智能，证明计算机可以理解汉语。在美国的张民觉（1933级）先后于英美两国取得哲学及科学博士学位，成为著名实验生物学家，是英国首位试管婴儿剖腹生产功臣之一，也是避孕药的发明鼻祖之一。在台湾的两人无甚表现。看起来，心理系毕业生成就较不突出。（《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221-228页）

以上资料是苏先生的不完全统计。苏先生在书中这样解释道：“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毕业生名录的年限问题。1929年是旧制清华结束，亦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离校的一年。本书研究虽以1937年为下限，但希望能看到清华大学后来毕业生的表现，所以将评估时间延长至1947年。或问为什么停止于1947年，理由是1948年间，国共内战激烈，学校扰攘不安，清华大学可能就没有将这两届毕业生名册呈报教育部，所以在现存的教育部档案中，就缺少了这两届毕业生名册。”在这不完全统计中，清华大学近20年中共培养本科毕业生2264人，其中理学院515人，工学院640人，没有资料者占总人数的66%。“在大陆，理工学院学生受到重用，其最大贡献在基础工业和国防科技建设，1955年至1980年间，这批清华毕业生、旧清华校友部分教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者194人，占全部中科院院士人数的41%。1955年至1957年间，被选为社会科学院院士者有18人，占28%，在大陆以外地区，亦有10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人被选为欧美国家科学院院士……”

有这样的成果问世，叶企孙当然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受。若要让他这样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心悦诚服，仅靠行政命令强行灌输生搬硬套等手段让他学习政治转变思想，而没有更大的成果证明其正确性，让他怎样转变？正是这样的缘故，叶企孙又一次采取了躲避政治的老办法，每周两天进城，就像鲁迅诗中所言“躲进小楼成一统”，他而今是躲进城中成一统，两耳不闻城外事，一心只为科学史了。

从1954年秋天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大约有12年时间，叶企孙每周至少有3天是在城里度过的。在《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我们从他亲属的一份“揭发”材料中可以窥得叶企孙这段岁月的一些行止和他的有关科学史方面研究的一些状况——

“文化大革命”前，xxx分子叶企孙经常在外面吃饭。叶跟工友老周约好，每月给老周一定的菜金，约定每月在家吃二十顿饭，其余都在外面吃，每周一般进城三次，两次是去科学史委员会（星期二、五），另一次一般为星期天。叶有一习惯，谁去看他，往往就请吃饭。星期天常约请别人在城里吃饭。叶常去王府井，在王府井常去的地方有：和平餐厅（东安市场内，吃饭或下午去喝咖啡并休息一会儿，去的次数最多），吉斯林（东安市场内），森隆（东安市场内，比上述两处去得少。大约在解放初期，在和平餐厅开设以前，去森隆次数较多），华宫（在东华门大街上，大约在60年代以前，去得较多。后来此店好像停业了，或是改变营业项目了，原为西餐），文化俱乐部（原欧美同学会旧址，1961年前后此处对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照顾，去得较多。后来不大听说去了），义利（东华门大街上。他说有时去休息，喝一杯牛奶），广东餐厅（在华侨大厦楼下，有时也去）。

除了上述王府井一带的饭店外，还经常去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与服务员很熟，1961年叶可以不拿号，有时还曾在特设的招待外宾的地方用餐），叶常去，叶说地点近，方便。

叶一般喜欢吃西餐，喜欢找一个座位比较舒服的地方吃饭，例如和平、莫斯科餐厅。进城时一般坐公共汽车，回来时一般坐公共汽车到动物园，换坐小汽车回家。

每天睡得很晚，常过12点。起得也晚，常在8点才起。听叶说，晚上就坐在沙发上看书，看到深夜。叶写讲义等，也都是在晚上坐沙发上写的。

叶看书很杂（主要围绕科技史）。对于科学杂志，好像从不有系统地看，也不做卡片。往往看到一点，就跟别人谈。往往使人产生一种假象，以为叶知道的东西很多，很广泛……有客人去，叶往往不看对象，大谈他最近看到的东西（例如：白薯何时从菲律宾传到福建，明朝时天主教会教士带来了什么科学技术，清朝最有名的医生，《齐民要术》是什么人在哪一年代写的，沈括在军事上有什么贡献，北方种水稻何时开始等等）。

解放前曾听他说过，他有一个很好的照相机。他还说缺钱用时可以把它卖掉。后来没有听他提过此事，也没有见过他用过这照相机。

没有收音机。我曾向他提议过买一电视机。我说人老了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他说他不感兴趣，而且要招待别人来看，不胜其烦。

没有手表，他说不需要。

看戏、看电影，都是招待票，自己从未买过票。一般有招待看戏，他都去。

叶大约在1956年（以）前，他尚未满60岁时，曾经说过，他想到了60岁就退休，想到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去看看。叶又说，年纪再大时，身体就差了，要游览也走不动了。但后来满60岁时，他就没有再提此事了。

叶曾多次说过，他没有去过黄山，很想去。还说，北戴河好久没有去了，也想去。我有印象，叶经常在口头上说要去游览，实际上从未实现。叶有时也看一些旧诗，好像兴趣在于发现旧诗中有关科学史的材料。

有时也看一些“古典”，今年揪出后，他曾一度看歌德的原著，并把德文本跟英文本对照，并曾要我设法给他借一本郭沫若的中译本。

对于书法似乎有兴趣，也买一些讲书法的书。

有时还在外文书店买一些外文杂志、报纸，在1962年（以）前曾买过《新时代》、《真理报》等，1962年后好像不大买了。

大约在1961年、1963年，叶曾两度去上海一带，是作为人大代表去的。听叶讲，他曾去过新安江水电站、杭州等处参观。

叶的工资差不多月月用完，不储蓄。叶说不用储蓄，退休后还有工资。他说他退休后想到杭州或宁波天一阁去管《四库全书》，事情清闲，又可以天天看古书。

我姊叶铭淇长期住在叶铭新家，叶铭新家中人口多，叶每月寄去30元补助家用（有一段时间叶铭新的女儿生肺病，曾增加10元）。我的女儿出生后，叶很喜欢此女儿，从1963年开始，一定要每月给20元，我不要，叶说是给女儿的。有时叶指定给我女儿买一些东西，如小儿坐车、小自行车等。

在1964年初，我曾劝叶储蓄一些钱。因我老劝说，他说那就每月存一些钱在你那里吧。从1964年初到1967年初，开始每月25元，后改为20元。1967年初以后没有再存，1967年和今年初叶取用了一些，现在还有550.35元在我手上（已向组织交代）。叶给我钱，我就锁在抽屉里，没有存银行。

叶企孙每周两次进城去中科院上班，加上星期天，这样他在北京大学的时间就相对减少了。由于工作一分为二，单位有所不同，这之间就产生某种“缝隙”，特别是政治运动的缝隙，尽管这种缝隙窄小而狭浅，很难容得人辗转腾挪，但叶企孙还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个罅隙，有限度地自由游走于二者之间，竟在北大这样政治风景独好的环境中相安无事了好多年。

第十一章 重回清华园 第四节

叶企孙名为科学史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却承担着整个科学史机构的筹备工作。他永远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工作者和一个目光如炬的战略家的形象。在“搭台唱戏”的时候，他认为机构不宜大，人员要精干。他非常反感人浮于事，反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在创办之初，想来科学史研究室不乏当时社会上名气很大的学者，但叶企孙不管他们来头多大，名声多响，坚持认真考察，绝不马虎。他因此挡驾了一个当红学者。一位从日本回国的学者想到研究室当翻译，叶先生坚持对其考试才录用。1957年1月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挂牌，所有人员加起来仅有8人，可谓精简干练，以一当十。他之所以严格把关，是因为他对科学史格外看重，修史立言，国之大事，既然是科学史，当是科学家的大事，它会对整个中国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慎之又慎。研究科学史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职业选择，但对叶企孙来说却是当事业看待。

叶企孙少小就喜读史书典籍，尤爱钻研数工理类书籍，并能从中寻觅出丝丝缕缕的线索，以求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的早期数学论文《考证商功》和《中国算学史略》就是他深研这些古代典籍后的结果。对于古代物理方面的书籍，他更是烂熟于心，他到研究所之后给所里人员上课，所讲《墨经》、《考工记》、《梦溪笔谈》、《镜镜聆痴》，也是他早年的读书积累。在所有的科学史准备中，他最钟爱的方向是天文学史。他虽是大物理学家，但他认为中国古代并未形成物理学这门独立的科学，而文学却异常丰厚，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挖掘。他在天文学方面的兴趣和研究方法给了当时刚入道不久的年轻学者席泽宗以深刻影响，耳濡目染，席泽宗成了叶企孙不折不扣的入室弟子。后来席泽宗在古代遗留下的史料中，寻找到了有关太阳黑子的踪迹，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席泽宗是科学史领域唯一的中科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谈到与叶老在一起的日子，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席泽宗回答说是叶先生如何治史的思想——

如何研究科学史？叶先生认为，把一个科学家作出的成就，说成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把同一个科学家的失败又说成是受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影响，这种简单的划分不解决任何问题，等于没有研究。科学史是一门科学，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过程，受着生产力水平、实验条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必须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要说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完全是阻碍科学发展的，恐怕得读一读桑代克（t.tory of magid experimental sce），将其中所举例子一一驳倒，然后才能下结论。

叶老主张，研究科学史知识面要广。他很赞成乔治·萨顿（g.sarton，1884-1956）。此人学过化学和结晶学，受过数学和物理学的严格训练，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内的14种语言。他为研究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以前的科学史，将所收集的背景材料，写成了一部书，取名为《科学史导论》（introdu to tory of sce），共有三卷五册，其中包括不少中国科学成就。他在《研究科学史的四条指导思想》一文中，又把要注意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列为第三条，认为“直到14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时共同工作的。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并加以运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能领悟它”。（g.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公正科学家，我们却要把他当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肆意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叶老觉得这种做法只能是无知和偏见。

叶企孙对唯物史观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从来就认为一个物理科学家，特别是注重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和唯物论有着天然的关系。他还知道，若用唯物论观点指导科学史研究，必定会结出灿烂绚丽的学术之花，并且会顺风顺水皆大欢喜。但在中国漫长的社会里，科技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唯物论的推动。唯心论作为唯物论生长的必要条件，二者是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失去了任何一方，作为对立的一方就会枯萎和蜕变。唯物论和唯心论各有其认识与方法之用，用于揭示某种事物生成的秘密，完全可以互为条件解决无法自足的印证。特别是科学发明，它的生成因素很多，绝不可以生拉硬扯进唯物或唯心两分法的简单归类里，否则它会陷入反对一种倾向而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偏颇之中。在研究科学史中，如果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完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家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就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简单化和片面化，都会影响我们接近历史真实，这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

研究科学史首先要有科学态度。

当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背景下，叶企孙的声音显得执拗而又清朗。生活水准可以下降，政治待遇可以不要，但涉及祖国科学史的书写大事，他还是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1964年8月，北京举行科学讨论会。这是一次世界级的科学讨论会，许多国家都派出了代表团前来参加会议，叶企孙被排除在外。

与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各国科学家，特别是见到日本代表团团长坂田昌一时，毛泽东握住日本客人的手说：“我看过你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同意你说的话，‘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毛泽东对科学的倚重和敏捷的思维立时活跃了现场气氛，也拉近了主客间的距离。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原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告诉大家说，毛主席早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等等。自然，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样也成了讨论会上的中心议题，并且由此衍生出科学范围以外的诸多话题。后来，这个原本相当学术的科学话题被政治所用，一些人甚至将这些争论看做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

为了配合政治形势，一些原本埋头于专业的科学家不得已出来对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批判，在社会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朱洪元先生就是一例。

朱洪元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高能粒子物理领域取得多项重要成果，他与叶企孙的高足胡宁先生一起引领开辟了粒子内部结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其学术贡献受人嘉许。但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却于1965年7月3日在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上对普朗克、瑞利·金斯、爱因斯坦等世界超一流物理大家冠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加以挞伐，并将全文在当年第九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一时引得学术界哗然。

这时候沉默既久的叶企孙再次站了出来，以具真名真姓的果决，在1965年第四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了他在世的最后一篇文章，表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坦诚襟怀——

几点意见

一、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地分析，给予正确的评价，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一）最近朱洪元同志说，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量子的假设后，用了15年时间企图消除量子假设同经典理论间的矛盾，阻碍了科学的进展。这个说法可能有问题。普朗克当时采取的一些做法，是为了尽量考验经典理论可能做到什么地步，这是有必要的。而且他在这15年中的成就为经典统计理论过渡到量子统计理论准备了条件，在物理学上也是有贡献的。

（二）朱洪元同志还说，由于形而上学的束缚，从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说到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理论，时间长达19年之久。这不能单纯归结为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以致发展迟了。例如实验条件也需要发展的过程，如果电子衍射的实验早些做出来，粒子的波动性也可能早些被发现。科学史上有不少这类的例子。如阴极射线的最后发现，引导到这发现的开端工作可从法拉第说起，而从法拉第到汤姆生，中间经过了约50年。在这50年中，物理学工作者在努力于提高真空度。只有真空度提高了，阴极射线的效应才能被观察到，阴极射线才能为人们所发现。把实验条件尚未具备而未能更早发现的东西都称为是形而上学影响的结果，这未免有些简单化了。

（三）朱洪元同志提到瑞利·金斯企图“掩盖”矛盾，这种说法恐怕有问题。瑞利·金斯同普朗克一样，也是在企图探索经典理论究竟能说明现象到哪种地步。他们所提出的公式直到今天还有其适用的地方，而且它的提出，在考验经典理论的适用性上还是有好处的，便于暴露经典理论同新的实验事实之间的矛盾。

（四）对于爱丁顿的估价问题。爱丁顿一生在天文学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如关于恒星演化的学说，关于光的压力（扩散）与星质的重力（聚缩）之间在恒星演化时所起的矛盾作用的学说。但他确是发表了许多错误的哲学见解，这些见解使他在若干物理学著作中走了错误的路。例如关于光谱的精细结构的常数，他用错误的理论导出它应该是1/137（分母是一整数）。他的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也推动了物理学工作者去重新准确测定这个常数和与它有关的几个基本常数。精细结构常数的实验值现在大家公认为是1/137.1……否定了爱丁顿的理论。

二、科学史上确是有些例子，表明一个有唯心观点的或有形而上学观点的科学家也作出些重要的科学贡献，为什么是这样？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

叶企孙当时已渐渐被遮挡在社会主流之外，是被打入另册的人。当整个社会集体失语，更多的清醒者是怀着幽怨去看断桥的风景，看大厦坍塌的过程。他们悲愤的过往在这一刻得到了补偿，甚至有隐隐的快感。但是，叶企孙不会这样做。他的伟大魅力也表现在这样的时刻：一个被时代放逐的人，当他发现国家民族的进步、科学事业的发展出现问题，他仍然会挺身而出，发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警世恒言。

1965年第四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里，叶企孙的这篇千字文成为一个科学家求索真理的最后绝唱。正是有了这篇文章，当我们检索那段历史时，我们才能深切感受到一位大师在一个特殊年代的内在质量。这是一个高度，一个检验大师的最后刻度。一个人或许在某个领域堪称翘楚独领风骚，但在关键时刻权衡个人得失，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以谋个人名利，就很难称之为大师。这是一个相当苛刻的高度。不管怎样苛刻，总是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陈寅恪可以做到，赵九章可以做到，但与他们同时代的一些人却没有做到，因此，我们很难称他们为大师。

叶企孙，堪称中国最后一位大师，一位完美的大师。他如高山令人仰止。陈岱孙先生称其“哲人往矣，风范长存”。顾毓琇先生赞说“物理泰斗，风范永存”。李政道先生更是敬仰有加，激颂叶企孙先生为“万世师表”。这些伟大人物的祝词是在叶企孙先生魂随黄鹤数十年之后才由衷而发，发句句含情，字字泣血。面对叶企孙这样一笔曾被湮灭的精神宝藏，我们不该认真追寻他的风骨，以裨益当下的时代吗？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是一份在科学、哲学界颇有影响的杂志。由中科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主办。主办人之一的于光远，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兼该组组长。于光远原名郁钟正，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与钱三强、王大珩、戴中扆（黄葳）等系同班同学。于光远改行之后，仍与清华大学理学院的学友们保持着紧密联系，也正是他的这种在科学、哲学两条战线都有专长的角色，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了微妙的“平衡”作用。叶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在思想领域内维持“平衡”的结果。

这同样是需要胆识的。

当时社会上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高教部也转发了《毛主席谈话纪要》，毛泽东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在中央，更是因有了康生、陈伯达这样的“阶级斗争专家”而鸡犬不宁。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对“大跃进”、“共产风”等做法表示异议，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产物，而对任何东西强调过头就会违反对立统一规律和自然规律，因此他提出“对立统一，合二而一”这个概念。康生将杨献珍的这些本属思想理论上的争论定性为“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主席”，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将其囚禁8年之久，仅在中央党校受到株连的就多达154人，自杀2人，社会上受株连的则不计其数。这些惨剧就发生在于光远的身边，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是很容易被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像他发表自己老师的这篇文章，在那个年代，毫无疑问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就会出现“株连九族”的危险。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是毛泽东常放案侧的一本杂志，因为这个缘故，备受世人瞩目。毛泽东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讲过这份杂志，讲过他在这份杂志上看到的各种文章。他是一位思想家，他喜欢思想探险，大概他游历过太多太多思想的峰峦，有时也喜欢到自然科学的领域去探访一番。这个领域对他是陌生的，神秘的，而且是极富挑战性的。他曾给在苏联学习的儿子这样说道：“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89页）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钟情跃然纸上。但也正是这种看重，使他对《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格外留意，并且常常从中引出诸多联想。这种联想不仅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灵感，比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样的神来之笔，更多的时候还是用在了他的关于社会革命的尝试中。他发表关于原子论猜想文章时，正是他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推行的时候。1965年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科学界、哲学界围绕毛泽东谈话讨论专辑之后，文艺界紧接着就开展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它们相互映照，成为呼应“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序曲。

这样一份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杂志，叶企孙先生能在其上以一位真正科学家的姿态完美谢幕，应该感谢他的学生们——据说除于光远之外，还有编务龚育之、许良英、范岱年以及后来的何祚庥、罗劲栢等，他们均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或是叶先生学生的学生。

叶企孙晚年治史，与画家齐白石“衰年变法”时正好同岁。然而，齐白石余年重新抖擞，成就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崇高的地位。而叶企孙的余年，终究是出师未捷，以悲剧收场，这似乎是他晚年最大的不幸。

早年写《中国算学史略》时叶企孙就说过，“精译之作，俟诸异日”，为中国写一部高质量的科学史，是他多年的心愿。英国人李约瑟来中国收集有关中国科技史的资料时，他尽心尽力协助。但毕竟是外国人为中国人修书，叶企孙终究意难平。他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外国人尚且如此，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我们在古汉语上的优势要比他们大许多，在全面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方面要优于外国人。他因此表示要写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科学史。他一直作着这方面的准备。从抗战开始，每到一地，他就注意收集有关科学史方面的资料，诸如善本绘事，图影典籍，甚至实物遗存。解放后，他每个星期天不变的规律就是进城到古玩行书店、旧货市场去淘宝，寻找有关科学史的蛛丝马迹。成立科学史组之后，他煞费苦心，购来许多参考书籍，李约瑟来访时看到这些藏书后大加赞扬。另外，他还认真培养科学史研究者们的专业素养和治学态度，为日后修史作准备。他主张一定要把中国科学史放在世界范围内去考察和研究，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是不对的。书写科学史是一份严肃神圣的工作，不是抄抄写写，人云亦云，罗列编织，错了也不负责任，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席泽宗回忆道：

叶老对国内报刊上出现的大吹中国第一和首创的做法不满。他认为古人由直观和猜测得到了一些东西，有些虽与现代科学的发现有吻合之处，但二者不能等同，不能一下子就说我们早了多少年。因为古人在说到正确的同时，也说到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而且，这种原始的东西，如果在外国古书中去找，也不一定没有。因此“世界第一”不能随便说，必须把中国科学史放在世界范围内仔细研究才行。

1956年3月李约瑟和王玲、普拉斯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天文钟》（见《科学通报》1956年6月，第100-101页），其后又将它扩大成为一本专著，轰动一时。此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近代钟表的关键部件（卡子）起源于宋代苏颂于元祐七年（1092年）制成的水运仪象台中的锚状擒纵器。此文发表后，我国研究机械史的一位专家立即说他在文章中也注意到过苏颂的贡献。叶老看了他的文章以后说，这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并没有把它的重要意义说出来，李约瑟之所以能抓住要害，是因为他与熟悉西方钟表史的专家普拉斯合作。因此更加强了他搞中国科学史必须了解外国的观点。1966年春天，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开讲世界天文史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可惜只讲了埃及、巴比伦和阿拉伯部分，“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文革”后期，他从狱中出来以后，又在家中给个别人讲过近代物理学史。

叶老认为，一个研究单位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上。1955年冬，我要到紫金山天文台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拿通知给他看。他看见日程上多是学习和介绍苏联天体演化学，很不以为然。他说不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漫无边际地学习别人，流于空谈，没有意思。紫金山天文台应该结合自己的条件，多作些观测和研究才是最重要的。我到南京把叶老的意见传达给他们，台领导都认为很对，其后他们在工作中也确实有贯彻。对于科学史的工作，他认为不能只是抄抄写写，罗列一大堆资料而没有自己的见解；也不能人云亦云，错了也不负责任。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文章30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硬。任何时代都会写出很多东西，但能作为珍品流传下来的只是极少数。叶老确实是严格要求，我每写好一篇文章请他看时，他先要问是科普文章还是学术论文。科普文章一概不负责修改，并且劝我少写，他认为天文界搞的科普太多。若是学术文章，则要逐字逐句斟酌，往往连其中数字都要重新算过。他对数字非常注意，有时告诉我，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数字消息，我去查时并不能直接得到，发现是经过他推算后得到的。（席泽宗《叶企孙先生的科学思想》，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87-189页）

经过一系列准备，科学史组马上进入收获的季节了。然而，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叶企孙才发现自己颗粒无收，空手而归。

他曾经参与主编《中国天文学史》，斯时已流行集体合作，参与者每人撰写一章。他是主持者，又负责定调搭架子，因此他负责写第一章，好为后面的人铺路架桥。他写得很着力，铺陈有序，功力深厚，他提出促进天文学发展除生产经济等5个因素外，还有人类的好奇心、星占术等等，并没有着意突出唯物史观。尽管这是一章令人称道的好文章，却屡屡得不到通过，并且因形势需要不断被要求更改增删，一来二去，完全失去了一位科学家的独立见解和学术判断。他的撰写热情大大减退，到后来，连他写的第一稿也不知所终，他也不再过问此事。

1956年，意大利召开国际科学史讨论会，我国有两位学者受到邀请，一位是竺可桢，另一位就是叶企孙。有关方面已经通知了叶企孙本人，并要他在规定时间内作好出访的准备。但在即将成行的最后一刻，有关方面取消了叶企孙的出访，仅让竺可桢一人参加了会议。

有关方面没有任何解释。

身处这样一个环境，叶企孙一直到终了也没有完成他的治史夙愿。

第十二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 第一节

叶企孙是在1967年6月的一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反革命特务头子”的。那天刚刚从梦里醒来，觉得脑袋里好像还留有什么事，他坐在床上，努力地想。也许是年纪大了，这些天脑袋里总有似是而非的印象，是以前的记忆，还是梦里的情景？叶企孙拿不准。毕竟近70岁的人了！他想从床上下来，可是他的腿却似石条一样沉重，这些天，由于前列腺炎的加重，两条腿肿得抬不动了。哎！真是老了，人老了真是没用啊！叶企孙叹口气，想叫他的工友老周来帮帮他，他还惦记着给大缜做粽子呢，今天是端午节。

没有听到老周的声音，叶企孙也就不再叫了，自己这个样子已经给老周添了不少麻烦，还是自己克服一下好，也许老周现在正忙着做粽子呢，他知道他的习惯。叶企孙使劲从床上下来，趿拉着鞋，紧挪两步，坐在窗前那把藤椅上，窗外此时已是繁花似锦，盛开的石榴花在清晨的微风中惬意地摇摆，一只小鸟轻轻地落在叶企孙的面前，叽咕着梳理着羽毛。叶企孙看着它，眼睛里露出了一丝笑意。又是一年了，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随手从旁边的桌子上拿了一本书。他有这个习惯，每天早晨他都是这样度过的，他已经对这些线装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没有它们，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一分一秒的时光。

突然，窗外的小鸟倏地飞走，撞落了一朵石榴花。叶企孙有些遗憾，他仔细地寻找惊动小鸟的声音，没有，院子依然很静。他重新把目光集中到了他手上的线装书上。可是叶企孙还没来得及仔细回味书中的意思，他的院门便“哐”的一声被什么东西砸开了。紧接着便有一帮臂缠红袖标、胸戴主席像、头顶红五星的年轻人蜂拥而至，每人手上拿着一本红宝书，号叫着冲进来。

在叶企孙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被几个红卫兵揪着拖出了房门。出去的时候，他的一只鞋子丢在了镜春园的门口。

直到被审问，叶企孙也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被红卫兵揪斗。他哪里知道，这一切的伏笔早在30年前就已经埋好了！

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近一年，在这一年里，北大作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高等学府，已经接待了数以千万计的政治朝圣者，不知多少红卫兵为能在首都北京一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源地的芳容而欣喜若狂，也不知有多少专家教授在这种极度狂热的惊涛骇浪中惨遭批斗。叶企孙自恃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所以他并不担心自己会遭到批斗。可是他哪里想到，就在今天早晨他刚刚从梦中醒来的那一刻，批斗他的大字报就已经贴满了北大校园。

事情的缘起是有人旧事重提，想借红卫兵这股力量将当年冀中的领导人吕正操打倒，于是他们想起了熊大缜一案。熊大缜一案就此从历史的泥沼中浮出水面。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在抄查熊大缜的交代材料时，无意间看到了叶企孙的名字，于是他们连夜写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字报，并于翌日冲进镜春园揪出了刚刚起床的叶企孙。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叶企孙难以应对，他脑子一片空白。一个学生分开众人走到他面前，眼睛盯着他的脸：叶企孙，你这个阴险的狗特务，长期以来潜伏在北大，今天终于把你挖了出来，你这个狗特务！还不赶快交代！

叶企孙看着那张稚气的脸，脑子里似乎有一万个空转的车轮在嗡嗡作响。他张了张嘴，刚要说什么，一个耳光便劈面而来，紧接着叶企孙就感到鼻腔里有液体流出，他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下，是血！他抬起头，那个年轻的脸正在对着他笑！他已是快70岁的人了，历经沧桑，见过北洋军阀屠杀进步学生，见过日军占领中国，见过国民党制造血案，却从未见过学生殴打自己的先生！呜呼！呜呼！叶企孙似乎被这个学生的耳光打醒了，他努力站稳，让自己站成平常授课时的模样，他怒目而视来者：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还问干什么？你被打倒了！快交代你的罪行吧！你这个国民党cc特务。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后，叶企孙已经是满脸鲜血。他喘息着蜷伏在地上，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落下。

看叶企孙瘫倒在地，小将们收工了。他们一声口哨，旋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企孙被揪走之后，另一个造反组织闻讯也赶来叶家抄家。老周不敢过问，只能听任他们将家中什物席卷一空。

抄家后，叶企孙被关进了牛棚。每天除了提审，就是趴在牛棚里写交代材料。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叶企孙频繁地被抓去游街批斗，一生注重仪表的叶企孙被打得鼻青脸肿，衣衫褴褛，脖子上还挂着一块写有“打倒大特务头子叶企孙”的牌子，头上戴着红卫兵小将们给他做的尖顶帽。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些疯癫和狂躁究竟是从何而来？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判断力去思考这些，他又常常找不到路径。但有一点他很清醒，他过去以为自己被这个社会抛弃了，但现在看来，是这个社会在自我抛弃。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自己现在的处境，他虽然很痛心，但并不觉得自己可怜，因为病人比自己更可怜。

过了几天，造反派们也许是觉得每天批斗太优待叶企孙了，决定把他送往“北大劳改队”，也叫“黑帮劳改队”，让他在那里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黑帮劳改队的人很多，根据犯罪程度分成不同等级。叶企孙属于最严厉专政的一类，形同囚犯。除了频繁地批斗游街外，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与外界隔绝一切信息。叶企孙一生有读书看报的习惯，现在突然不让看了，成了一个“瞎子”、“聋子”，这他怎能忍受？为了能够获得任何一点外界的信息，了解新情况，叶企孙想尽一切办法。一次，叶企孙在北大物理系打扫楼道，当时楼道里没有人，只有几个接受一般专政的物理系教师在各自的房间里闭门思过。叶企孙从门外看到那些被丢弃在一边的报纸，极想拿来看一看。于是，他斗胆敲了敲一位教师的房门，说明用意。那位教师便将一摞旧报纸送给了他。

第十二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 第二节

叶铭汉得知叔父被关后，赶到“黑帮劳改队”里去看他。见到叶铭汉后，叶企孙责怪他说，你怎么来了？你不要来看我。不等叶铭汉开口说话，叶企孙就挥手示意让叶铭汉赶快离去。他是不想让叶铭汉受到牵连啊！看到侄子消失在夜色之中，叶企孙禁不住仰天长叹，他多么希望此刻有人能帮帮他，给他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想到了他的好友陈寅恪和吴宓。他想起他们三人20世纪20年代在哈佛曾经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当时陈寅恪就曾说过：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也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吴宓和他也有同感。陈寅恪说这话的时候，已经29岁。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形成，并且一生再无变更。他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当他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受到蒋介石宴请时，曾亲见此公，“深觉此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归来赋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中有“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一句。但是，他同样不买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账，拒绝出任中科院有关职务。

1957年，67岁初度，陈寅恪诗云：“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1958年，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中，他受到批判。1961年秋，老友吴宓来穗探望，曾赋诗云：“五羊生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吴宓后于日记中记叙说：“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版）1965年赠蒋天枢文中云：“寅恪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以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曾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

这样一位刚正不阿、浊世独清的学者，可以想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重创。因为惨遭批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又添残疾。即使这样，也没能躲过红卫兵暴风骤雨式的揭批，凌辱备尝，且被指为“走资派”陶铸所庇护之“反动学术权威”，横遭批斗、抄家，藏书及珍贵文稿被洗劫一空，至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寓所忧愤以终。

而吴宓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个风流倜傥、博雅淹通的学者终生不改自己的判断，一直在沉寂中坚持，坚持。吴宓一直坚持到了暮年去广州探望陈寅恪，仍不“从时俗为转移”。就在那次会面临别时，陈寅恪像当年初识吴宓时那样又一次诗赠吴宓：

<small class="ter">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small>

<small class="ter">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small>

<small class="ter">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栽桑事已迟。</small>

<small class="ter">幸有人间佳耦在，杜兰香去未移时。</small>

果然是生离死别。1978年1月，吴宓含冤去世。至死，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

相比陈寅恪和吴宓，叶企孙虽然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几近相同，但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在处理专业和政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是不尽相同。或许是社会角色不同的原因，他与目光深邃的陈寅恪相比多了些激情和单纯，比儒雅风流的吴宓又多了些稳重和理性。吴宓在留学期间流露出懈怠和悲观时，叶企孙总是以锐意进取和卧薪尝胆的精神去影响他，当陈寅恪、吴宓对政治和时局发表看法时，他又是一位倾听者和学习者。在道德操守的高峰上，他们是凌云绝顶的3块奇石，只不过陈寅恪是嶙峋的那一块，吴宓的那一块身披绿苔、给人以浪漫的想象，而叶企孙则是貌不惊人却博得人们的惊赞。用平常心做非常事，成大事情做平凡人，这就是叶企孙一生的做人原则。像他这样身份的科学家，在抗日战争中亲率学生去抗日前线，又在日寇的眼皮底下运筹帷幄的，中国能有几人？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身为代理校长，却情愿为学生拍案而起，为烈士扶棺怒斥国民党歹徒。他一心向往光明向往进步，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信任和热情，他原本对政治一无热情二无兴趣，但为了适应新时代，他努力学习政治，渐渐关心政治和时局，在他的日记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新中国的国际形势、外交和军事情况。他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并主动疏远政治，这是他与陈寅恪大同小异的地方。陈寅恪明确表示：“我决不反对政权，在宣统三年（1911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著作，并不学习政治’”。叶企孙与陈寅恪一样，求学时就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系列著作。他主张学以致用，而不是形式化、表面化，更不是去赶时髦。他曾问过一个学生，读过几部马列方面的书，学生答只读过《大众哲学》。叶企孙说，只读过一本书怎能进行选择和判断？陈寅恪正因为认真学习过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才作出他一生的选择：“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有关俄国的东西太多太多，比如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建立和形成。

一些学者曾这样说：“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同时，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位有着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大知识分子，平生最快意的事情大概就是能自由“选择”了。

据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词语是俄国人最早启用的，当它传入英国之后，英语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便植入了“疏离者”与“审视者”这样的词意。在“知识分子”的诞生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遭遇对后来使用这个名字的群体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作用。如果你以此为荣，你在使用这个名字时就要承担它的全部历史，承担它的光荣和屈辱，痛苦和责任。你命里注定不会从一而终，你永远是以疏离者和审视者的身份完成你的一生。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陈寅恪正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清醒地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自己的学术判断，选择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陈寅恪与叶企孙虽为好友，如一对并蒂莲花开放在那个时代，但花朵的朝向却不尽相同。叶企孙的理想是科学救国，而陈寅恪却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展开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一株奇异的植物。这是一株刚刚萌芽即遭冰冻霜打的植物。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全貌。毛泽东最早施以批判的自由主义，虽然包括11种表现，但就实质来讲，所指的也只是这株植物上的部分枝叶，显然与自由主义的完整面貌相去甚远。

“自由主义”一词源于19世纪初西班牙一个政党的名称，后来它在西方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当下自由主义已是西方社会的一面思想旗帜和主流思想，它不仅是许多人的政治信念，也是一种哲学思潮和社会运动。对政府而言，在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方面，在达成社会预期目标的考量时，它应是当权者首要考虑的一种思维方法和重要元素。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叫斯皮兹的自由主义者也像毛泽东一样为自由主义者归纳了10条原则，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必须：（1）尊崇自由甚于其他价值，即使是平等及正义也不例外；（2）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但是不要忽视财产在促进人类福祉方面的积极作用；（3）勿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亦然；（4）不要相信权威；（5）要宽容；（6）坚信民主政治；（7）尊重真理与理性；（8）承认社会必然发生变迁的事实；（<strike>rike>9）勿耻于妥协；（10）最重要的是保持批判精神。这大概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由上可知，自由主义的真实面貌，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视阈下的那种自由主义。尽管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但却不是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而是一个中性的指称，它以个人作为其立论和论证的基点，其他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原则都由此推导出来。有理论家称此种论证方法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也因这种理论将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最小和最基本的单位，其他一切组织、团体、社群甚至国家都可归结为个人，如同科学和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原子论一样，于是一些理论家将这种个人主义称之为原子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并不排斥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价值，个人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从个人主义并不必然得出排斥一切集体取向和选择的结论。它只是说，判断一种社会政策和价值观的最终标准只能是个人；个人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所有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由个人而构成人群和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都具有优先性。自由主义者坚信判定社会政策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立足点，这便是个人。”（《自由主义基本理念》，顾肃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陈寅恪在王国维碑文上的绝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就是他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旗帜，也是他内心寂寞的轰鸣。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独立”、“君子不党”的观念塑造了他内心的独立意识，而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又给了他深度的浸染。从古代希腊的自由思想到罗马的平等观念，从宪政主义到多元民主，从斯宾诺莎到汉密尔顿，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当代自由主义，他都用心一一触摸过和探究过。在缺失“思想不自由毋宁死”的中国文化传统里，陈寅恪与王国维或许正是因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润泽，才在20世纪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这一声遗世长啸。

陈寅恪、吴宓就是抱着这样的思想情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与陈寅恪、吴宓相比，叶企孙在政治方面的诉求相对少些，作为自然科学家，相对人文学者，也单纯许多。

也正是这单纯，才让叶企孙在历次事件中均以“入世”的姿态居多。

也正是这份单纯，使得他心灵上的创伤更加痛楚。这种痛楚，直入他的骨髓……

我们摘录一段《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叶企孙的一位亲属当时受株连后被迫写的“揭发”材料，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叶企孙在那个年代精神上所受到的巨大伤害：

今年（按：指1967年）11月，某某某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我看了大字报后觉得，案情是十分严重的。我应当很好地和他划清界限。对于案情本身，根据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看来，领导认为不宜公布，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不该知道的。叶在1月中旬曾来我家，叶说被井冈山揪去几天，他写了交代材料。叶说：“你不知道我（19）38年那段历史，我跟你讲一讲。”我说：“不要讲，你应该向领导交代，我是不应该知道的。”叶听了以后就没讲。我问他，过去有没有交代过，为什么不早早坦白交代。叶说他也是这样认识的，一定坦白交代。叶说，他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过去没有很好交代，只是在为别人写证实材料时讲过一些。过去对于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有顾虑，因为牵涉到很多人，其中有吕正操，怕受打击报复。叶又说，他不是cc特务，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叶又说，过去在重庆，曾设法营救过某某某分子熊大缜，当时曾通过陶孟和向周总理说过。

在3月底，他曾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应该坐牢，也许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辩论。一开始时我觉得所说的内容不合情理，后来愈来愈感到他的神经不正常。到3月中，我为了证实他所说的是错误的，特地去找过周培源，问他井冈山有没有这种广播。我跟周培源的交谈内容如下：我说明来意后，周说他没有听说过井冈山有这种广播，周问我，叶是什么问题。我说我也不清楚，我只是从大字报上看到了一些。接着我就把我看到的大字报的内容谈了一下，并说叶过去在昆明曾讲过为“游击队”送信等。周说，过去在联大时，大家略知道一些。（19）38年叶到昆明后，曾在当时钱端升所办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介绍冀中游击区”（大意），当时很使大家惊异。周还说，汪德熙也去过冀中，后来又出来，去英国留学，这是大家知道的。熊大缜的事也是大家知道的。我向周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给他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此外，周还问了问叶在井冈山总部被揪的情况。

3月中，叶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我跟他讲，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不过土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根本不信我的话。叶说你到我家来听听就知道了。叶还说，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我为了打破叶的幻觉，曾在3月下旬到叶家去了一次，叶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儿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儿，我说，根本没有。叶说：“有，是你耳朵聋，因此听不见。”叶说他的耳朵灵敏度高，所以听到了。我去的那天，他的工友老周不在家，过几天，老周来找我，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周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说广播不让他去。老周说，是否劝叶去看看病。我说，我已向叶提议过多次，叶不愿去。3月30日一清早，叶来我家，叶说，昨晚非常紧张，井冈山几次敲锣打鼓来找他，要结合他，幸好解放军保护了他。叶还说，听说科学院有人受伤了，听广播说吴有训受伤了，不知有无此事。我说：“根本是你神经有毛病，吴有训好好的。”叶说他不信，他想问问别人，问问赵忠尧。叶说：“你替我约一下赵忠尧。”我说可以。当时我的想法是，我先去跟赵忠尧打一个招呼，让赵知道叶的神经不正常，也劝劝叶去就医。我先去找了赵忠尧，把来意说了，大约在上午9时，我陪叶去赵家。赵说：“吴是好好的，恐怕是你听错了。”叶说，没有听错，恐怕是电台的广播讲错了。后来我和赵一直劝说，叶才同意上医院。当天上午我陪叶上北医三院神经科，诊断为“幻觉症”，给了些药（内服冬眠灵）。下午叶就在我家休息。晚上老周来接他回去。

过了三四天，我因为知道叶一向不好好吃药，所以又去看他一次，看看他吃药的情况。老周说：“吃了两天就不吃了，你快劝劝他吧。”我劝叶继续吃药。叶说，这种药有问题，吃了一天到晚想睡觉。叶又说，他就是不愿吃药：“你不要再讲了！”我看无法劝说，也无办法。我又上了一次北医，问了问医生。医生说，这种药一开始吃了是老想睡，但过几天就好了，现在病刚刚开始不久，一定要按药方吃药，如果病人实在不肯吃药，可以改为每天晚上吃一次。以后在叶来我家时，我又劝他吃，他始终不同意，叶说他已经好了，现在不大听广播了，不用吃药。实际上，他又说他还听到广播，但不是一举一动都有反应了。以后他一直不肯吃药和再去看病。到了5月初，他还是（说）听说有专为他的广播。

从2月初到5月初这一段时间，叶总是翻来覆去谈他“听”到的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的广播（实际上全是叶的幻觉）。叶常说，井冈山办学习班，要他去参加。每天早上广播一次要他去，因他不去，隔一会儿就广播批判他，叶还说，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两个电台时常辩论他和崔雄昆的问题，谁是更大的特务。

看到年逾古稀的叶企孙精神上受到如此非人的折磨，对叶企孙处境非常同情的周培源出于保护的目的，就叶企孙一案向有关方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果叶企孙是特务，应该交公安机关处理。虽然这是保护策略中的下下策，但面对全国一片混乱的形势，周培源也只能这么做。至少，这可以使叶企孙暂时摆脱红卫兵的纠缠，免去皮肉之苦和性命之虞。

第十二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 第三节

1968年6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下达逮捕叶企孙的命令。当来人给他戴上手铐，不由分说把他推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的时候，叶企孙漠然无语，他紧闭着眼睛，任其随意摆布。这一天终于到来。在他失去爱徒熊大缜时，他似乎就预感到这一天终会到来。这是他命里注定的劫难，就像盘旋在他头顶上的一朵乌云，它在自己的头顶上郁结了几十年，今天终于像盛大的帷幕一样落下来，将他团团罩住。

不知走了多久，吉普车在一间漆黑的小屋前停了下来。当天下午，叶企孙便开始了他关押期间8次提审中的第一次审问。基于对历史的负责，为了再现叶企孙在特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品格和风范，特摘录《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所记8次提审如下：

第一次提审（1968年9月3日，开始：14点35分，结束：18点。审讯人：云某某、李某某、孙某某、刘某）

问：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交代你和熊大缜的往来关系！！

叶：熊大缜去冀中是由北京教会中一个姓黄的送往冀中的。这段话是熊大缜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和我讲的。我反对熊大缜去冀中，熊大缜在1938年端午节从冀中来到天津。刘维来天津交给我一张纸条，是熊大缜亲笔写的，信上说，介绍刘维与你接头（刘维是代表熊大缜到天津办事，是熊大缜派来的，与我接头）。在冀中吕正操是领导，也可以讲刘维是代表冀中的。很快我代（带）刘维去王崇植那里去了，见到了王。我知道王是cc特务，我的态度是支持南京政府的。

问：你们找王干什么？

叶：我同刘维去看王崇植是为了搞炸药原料问题，刘维到天津不久约几天后，我就带他到王崇植那去了，地点是王崇植的家，我把刘维介绍给王崇植，我和王崇植讲，刘维是冀中来的，是代表熊大缜来的，也是吕正操领导下，刘维见到我之后说，（1）冀中需要炸药、无线电、雷汞……

问：我们看问题不看现象，交代本质问题。

叶：我的立场是站在蒋介石那方面，支持南京政府，这是明确的立场。

问：你带刘维找王崇植干什么？什么关系？

叶：我带刘维找王崇植谈炸药问题，请王在原料上帮帮忙。王说他想办法帮助。无线电问题他说他找王玉青（王若熙），可以帮助，后来在王崇植家见到王玉青，王玉青说无线电零件可以帮助解决，装配电台需要另找人装配。王玉青给找了两个人，一个叫金永贵，一个叫顾宗植。这次是第二次在王崇植家，有王玉青、刘维、熊大缜、我（叶企孙），可能王崇植或熊大缜找的王玉青。

问：王玉青将顾宗植和金永贵（李雪）派给谁了？

叶：说不清。做无线电是在清华同学会，是我安排在三楼一间房子里做电台，我是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负责人，他们两人来也是找我。不久，熊大缜来了，时间是端午节，从冀中到天津的，住在清华同学会。熊大缜来了之后，和我讲了一些冀中情况：（1）货币情况；（2）经济商业情况；（3）交通情况；（4）军队情况没谈多少。我和熊大缜讲过吕正操应该同鹿钟麟取得联系，这是我的意见，熊大缜赞成我的意见，并说这件事还得看情况。我们当时在吕鹿问题上定了暗号，用“吕鹿合婚”的暗语与熊大缜互通情报。

问：目的是什么？吕鹿合婚的目的？

叶：我的目的是支持蒋介石。

问：吕正操当时受谁领导？

叶：是共产党领导。

问：鹿钟麟当时受谁领导？

叶：是蒋介石领导。

问：“吕鹿合婚”后你主张由谁领导？

叶：我支持蒋介石，由蒋介石领导。

问：交代以后如何搞吕鹿合婚及通情报的问题。

叶：我是1938年10月5日离开天津到上海，10月底到香港，11月10日在香港收到熊大缜的来信，熊大缜是从天津发到香港。信中谈到“吕鹿合婚”等情况，信中说：“林兄今日对生等印象不佳，现为生详为解说，不快之感已去，并愿与生合作编辑科学书籍之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林风对参加冀中工作不满，“编辑科学书籍”，此话是指参加冀中工作的问题。

问：熊大缜在冀中工作与林风合作搞“编辑科学书籍”之事，你必须交代实质问题！

叶：说不清……

问：南方家中指什么？

叶：是指西南联大。我给熊回了2-3封信，内容记不清了。我是从1938年11月底由香港回到昆明，1939年3月朱家骅从重庆给我来电报，电文是“生死未卜”，生死是指熊大缜在冀中被捕生死不知。朱家骅怎知熊大缜被捕之事？朱是从天津党政军办事处那知道的。天津党政军办事处知道我与熊大缜很熟，所以他们叫朱家骅给我打电报，我接到朱家骅电报后，给朱家骅回信，叫朱家骅营救熊大缜。

问：还采取什么行动营救熊大缜？

叶：我在1939年4月-5月到昆明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叫陶孟和（社会科学所所长，在叶企孙领导下）帮忙，请他们再托人帮助营救熊大缜，但不久在昆明路上听说熊大缜死了。谁说的记不清了。

叶企孙（签字，手印）

1968年9月7日

第二次提审（1968年9月4日，开始：8点40分，结束：11点5分。审讯人：云某某、李某某、孙某某、刘某）

问：你在重庆都有哪些活动？

叶：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在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我在1924年3月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论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头子，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做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要求朱家骅每周来研究院一次。孙中山纪念周，我因担任总干事因此也去了，开会地点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会场中我认识的人有翁文灏、顾毓琇（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陈立夫（教育部长）、段锡朋（训练团的人，和陈立夫是一伙的）。

我在中央训练团作过两次报告。中央训练团是培养训练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参加受训的都是（国民党）党员。我讲课两次，中央训练团负责人是陈立夫、段锡朋、朱家骅。

我去中央训练团所作的两次报告是应中央训练团的聘书而去的，所报告的内容是“科学问题”、“数理化”、科学的重要性等。

在重庆的时间是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约两年，1942年时，我应邀在重庆广播电台用英文讲过物质的利用。

在1941年9月以前，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董事会所办的地理研究所、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4个单位成立了一个西北考察团，朱家骅是负责人，我看过西北考察团的报告。

我在重庆参加过国民党国防科研委员会，是教育部组织的。这个委员会负责人是陈立夫和顾毓琇，我是委员。这个委员会是1942年成立的，是教育部邀请我去的。

我在这个会上作过报告，内容是无线电、光学、航空等科学研究问题。

我在重庆还参加过同李约瑟的往来，他是英国派来中国的，是英国大不列颠学术评议会的。我去机场欢迎过他，朱家骅、陈立夫都召见过他，我也去过他的办公处，我并将中国科学和大学情况介绍给他，又将中央研究院的情况用英文写出给李约瑟。

问：在（国民党）党内你还干过什么？

叶：关于收缴国民党学费盖我的章问题，因朱家骅是党员，我是研究院的负责人之一——总干事，我的图章放在总务主任王毅侯那，所以盖我的章。

问：你既然不是党员，为什么党内收费盖你的章？

叶：应该盖朱家骅的章，为什么盖我的章，我也搞不清楚。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三次审讯（1968年9月4日，开始：14点30分；结束：18点15分。审讯人：云某某、孙某某、刘某）

问：熊大缜到天津以后，交代你们的活动和往来关系。

叶：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和我讲，在福建建立一个清华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没办成此事。

清华的资金问题，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贻琦自己留一本资金账，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时一同同他到南京。

问：交代和熊大缜的往来关系。

叶：我与熊大缜是1932年认识的，1933年我带他到处游览，每年夏天，暑假我同他游览。熊在1935年毕业后住我家。

问：如果我们拿出证据，证明你不但知道，而且你是他的后台，你还承认知道不？

叶：……我不写保证和任何文字上的东西。我只能说我不清楚。

1937年10月初我在清华同学会住宿，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负责人是我，经王崇植介绍到天津党政军办事处见到王玉青、许惠东，我们头一次谈话地点是党政军办事处，时间约在端午节，在场的人有王玉青、许惠东、熊大缜、我。谈话的内容是冀中需要炸药、无线电、做电台问题。我希望他们帮助解决，装配另找人解决。许惠东同意王玉青的意见。

我们第二次见面仍在党政军办事处，是端午节后，参加人有王玉青、许惠东、熊大缜、我。这次谈话内容仍谈电台、炸药问题。

问：你的经费来源及去向？

叶：在天津的张瑞清每月30元至40元，林风约60元至70元。我们18000元，可能是清华资金，我对这个经济来源不清楚，张瑞清比我年纪轻，记性好，他交代的，我承认，但我记不清了。熊大缜回冀中给我来过两封信，内容记不清了。

问：你态度老实不老实！！

叶：我是老实的，我是科学家，我……我是老实的。

问：刘维从冀中熊大缜那带来的电台、密码、呼号、波长……你交代了吗？

叶：我没交代……忘了。（欲交代，审讯人没叫交代）

问：先交代，你用哪个电台与熊通电？

叶：我到香港后，曾请香港资源委员会办事处的主任杜光祖用资源委员会电台给冀中熊大缜打过电报，内容讲我已到香港，时间是1938年11月初，发报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

问：用哪个密码？

叶：用资源委员会密码。

问：你用香港资源委员会密码，熊大缜电台在冀中，他的电台怎么收到香港资源委员会的密码？你老实交代密码问题！

叶：……这……这个密码应该是天津党政军办事处将香港资源委员会密码给熊的，因为熊大缜常去天津党政军办事处。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四次审讯（1968年9月4日，开始：19点10分，结束：22点10分。审讯人：刘某、云某某、孙某某）

问：继续交代使用电台问题经过！

叶：在1938年端午节后，熊大缜来天津，在清华同学会告诉我，到香港后给他们打电报可以用香港资源委员会电台的密码。

问：你说反对共产党，不摆事实过不去……

叶：是的，我叫熊大缜搞“吕鹿合婚”就是表明我反对共产党；我过去反对苏联和斯大林。关于列宁我还没来得及研究，因此没公开反对列宁。

问：交代你在天津与刘维的往来关系。

叶：我将刘维带到王崇植家与王谈了冀中需要物资问题，我首先向王说刘维是冀中来的人，是熊大缜派来的。王崇植说可以帮助。刘维说什么我记不清了。第二次去cc王家，也是我带刘维去的。王玉青在王崇植家，我们谈话的内容还是炸药、电台及装配等材料问题。王玉青说，电台自己找人装配。

常到清华同学会的人有张瑞清、李广信、安国教会（可能是伯录兄）、天主教会的一位牧师。

我和熊大缜在1938年端午节后，到过北京温特那里，我和温特谈一些冀中情形，有经济、交通、货币，军事情况没谈多少。在温特那里我看到了一些共产党的报告材料。我请温特到天津来带一份详细地图。熊大缜和温特谈了一些经济、货币，军事情况没谈多少。我住北京饭店，熊大缜住哪我不知道。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五次审讯（1968年9月5日，开始：14点35分，结束：18点。审讯人：云某某、孙某某、刘某）

叶：关于黄钟寄给我的5000元问题，刘维讲的可能性大。我年纪大了，相隔30年了，可能记不清了。所以这件事可能有的。

问：熊大缜到天津后你们的往来、谈话内容？

叶：熊去冀中我是不赞成的。他从冀中来到天津，我曾对熊讲跟我到昆明去，是指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如果不随我去南，我叫熊大缜在冀中做吕鹿合婚工作，吕正操的抗日计划应与鹿钟麟联系，吕鹿合婚，理应归鹿领导。

问：你叫熊大缜策反吕正操归鹿，目的何在？

叶：支持蒋介石。

问：既然你支持蒋介石，为何又（把）在天津的一些人送往冀中？给他们发工资？这不是极大的矛盾吗？

叶：这……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是有矛盾的……当时我没看出来。是的，有矛盾，我承认。

问：你承认有矛盾，那你就必须交代矛盾的实质问题。

叶：我同熊大缜讲，到冀中要扩大河北省国民党的领导区域，叫熊大缜搞好吕鹿合婚，加强联系和协商。我的这个主张和意见使熊大缜走错了路。我有错误。

问：什么性质错误？

叶：损害了八路军。

问：是损害还是瓦解了八路军？

叶：八路军人多，只一个吕正操瓦解不了。

问：这种做法的实质是什么？

叶：扩大蒋匪力量和河北省国民党政府领导区域，减少八路军的领导区域和力量。我有罪。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头脑中反对共产党，支持蒋介石政权。

问：你写请罪书。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六次审讯（1968年9月6日，开始：8点30分，结束：11点15分。审讯人：刘某、云某某、孙某某）

叶：在1938年11月初从香港给冀中熊大缜发过电报。我第一次去香港有两种意思，第二次1939年7月，希望问到从天津去冀中的人的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怎样。

问：你向谁打听这些情况？

叶：我给祝懿德去电报及信的，内容我忘记了，可能是叫他回来，电告内容，西南联大开课，无法去港，只能暑假去。希望他来昆明，以便问问他的情况，主要问问从天津到冀中去工作的人员情况，我的电报是发到香港的，详细地点忘了，我给他信的内容记不清了。信是从昆明发到香港的。祝懿德思想反动。孙鲁和熊大缜关系很好，孙鲁的反动思想比较多，孙鲁和熊大缜他们是有反动组织关系和联系的，是地下特务组织的联系关系，是国民党的反动组织。熊大缜和我说，孙鲁和他说他（熊）到北京，找姓黄的。孙鲁和我说姓黄的知道冀中情况。熊到冀中之事可以找黄，后来黄介绍熊到冀中去了。

孙鲁和我在1938年6月-7月碰到过一次，地点是天津清华同学会。他和我谈了一些有关忠义救国军的事。孙鲁谈话比较明显的是他和忠义救国军联系密切，支持忠义救国军，对忠义救国军的情况、地址都了解。孙鲁又和我说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一部分军队。据我所知，忠义救国军是大地主的武装，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

问：孙鲁为什么找你谈这些问题？

叶：因为我反共，思想反动，他才找我。熊大缜和我很好，熊大缜和孙鲁也很好，因此孙鲁才找我。我到昆明写过一篇反动文章公开发表了，支持蒋介石政权，又提到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关于忠义救国军情况是孙鲁提供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又提到冀中的一些抗日情况。以上说明我的文章是反动的，错误的。

（文章发表在《今日评论》1939年1月第一期）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七次审讯（1968年9月6日，开始：14点50分，结束18点。审讯人：云某某、孙某某、刘某某、米某某）

叶：我在1947年在清华时，孙鲁从天津到北京清华大学找我，我介绍孙鲁到南开担任化学系助教。我的介绍信是开给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杨石先（他又是校委员会主席，解放后）。

问：你和杜光祖什么关系？

叶：同学关系。

问：电台是机密的东西，同学关系就能叫你用电台吗？

叶：可能是天津党政军办事处给香港办事处去电了。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八次审讯（1968年9月7日，开始：8点40分，结束：11点。审讯人：李某某、云某某、孙某某）

问：继续交代吕鹿合婚问题。

叶：我在1938年端午节后约10天的时候，在清华同学会，我和熊大缜讲吕正操的抗日计划应和鹿钟麟取得“联系”，联系之后受鹿的领导，我的意思是通过熊大缜和吕正操谈，叫吕正操和鹿钟麟直接谈，我不主张武力解决吕正操问题，而主张用协商的办法归鹿钟麟领导，从而扩大河北省国民党政府的领导的区域。

问：吕正操当时受谁领导？

叶：受毛主席领导。

问：鹿钟麟当时受谁领导？

叶：受蒋介石领导。

问：你搞吕鹿合婚受鹿领导是什么问题？

叶：我支持蒋政权。

问：交代具体问题。

叶：可能是天津党政军办事处叫熊大缜做吕正操工作，通过搞电台等物资把吕正操拉到鹿钟麟一边，我的“可能”还是有根据的。我们向党政军办事处要电台、炸药等物。我和熊大缜谈吕鹿合婚之前，我们在党政军办事处也谈过这件事，时间是1938年端午节后，这次参加开会的人有王若熙、许惠东、熊大缜、我（刘维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熊大缜在场的可能性大。

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王若熙、许惠东在吕鹿问题上的意见是：吕鹿要联系，要扩大河北省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区域，将吕归鹿领导，扩大方法是协商、联系，这是许惠东说的。这个意见也是许惠东提出来的，我也有这个意见，我也赞成这个意见。我赞成这个意见是因为蒋介石政权已派人到河北省，有省政府主席了，所以我主张冀中方面的抗日计划应联合起来有总的计划，就是吕正操的部队归鹿钟麟领导。许惠东在会上先发表的意见，王若熙同意许惠东的意见，许惠东是倡导人，我同意，我也有这个意见，熊大缜也同意许惠东意见。

我这次去党政军办事处开会，可能是熊大缜通知我去的。参加这次会的5-6个人，有王若熙、许惠东、我本人、熊大缜，其他人记不清了。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就像熊大缜当年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cc特务一样，在同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叶企孙和自己的学生“交代”了同样的答案。

第十三章 最后的大师 第一节

对叶企孙的审讯，犹如一场场智力测验，有时干脆就是脑筋急转弯。在一个个证据的关节处，叶企孙的回答都带有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即使是再缺乏历史常识的人也会觉得叶企孙这个所谓的“大特务头子”，太名不副实了。有时在具体的环节里，审讯者甚至会在他的叙述里突然“失重”，会发生对自己身份的自我质疑：眼前的这个70岁的老叟，何罪之有？自己审问的是一位“反革命”还是革命者？

这样就使审讯陷入了僵局。

于是专案组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外调查上，以期获得大的突破。

请看《中国科技的基石》书中的一组揭发材料——

翁文灏的“揭发”（他人代笔，本人阅后签字）：

叶在清华大学，做物理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吴有训也在那儿教书。解放以后，清华大学把学理的归为（于）北大，叶到北大做教授。叶没有干过多大事情。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的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

清华罗加论（家伦）当校长时，我（是）教书的，地质调查所经费困难，我是一个教授，想找个地方工作养家。美国退还国际庚子赔款资金，外交部管，罗家伦认为不对，不应归外交部管，南京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此会早已有，那时和清华有关。1927年-1929年，董事会董事长蔡源（元）培，还有我当董事，颜徽（惠）庆（死）。后来，汪靖（精）卫当头，阎西（锡）山出头打蒋介石。阎与冯联合打蒋，罗家伦是蒋介石的一派，罗家伦好像就是那个时候走的。后来，cc派的吴南轩（当清华校长），清华拒绝。南京叫我代理校长，叫我找个人。我想出个人是梅毓（贻）琦。我建议姓梅的人当校长，当时是九一八事变时。

清华有一个校务委员会（按：应为校务会议或评议会），很有力量，当时叶在内，还有冯友兰。他们权力很大，我那时期可以做的事情很少，他们是做决定的事情的。当时罗家伦不当校长，出了一张布告：“士可杀不可辱”。叶代理校长是经过我同意的，当时有个教育部次长，叫钱昌照（在北京民革）；还有个部长：王世杰（在台湾）是cc。当时派校长很受派系影响的。

梅贻琦很看重胡适，后来梅参加了国民党。解放时，我到法国去，梅在巴黎，他家在香港。等了好久，他得到了什么劝告，到美国去了。

朱家骅做过交通部（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南（央）研究院当总干事。

我与丁文江认识，丁文江做总干事设了个评议会，中研究蔡元培商量出来的，评议会推举我做秘书，院长死了，要由评议会推举3个人，蔡死了，评议会推举3个人叫蒋（介石）挑选，当时有3个人：我、朱家骅，还有胡适。后来朱家骅当了院长。南京开会，叫各校校长开会推举的评议员。总干事由院长决定，总干事权很大。头一个总干事是杨铨。杨被蒋介石的特务打死。接下来是丁文江（死）。杨是给孙中山当秘书。当时我不是党员。1937年下半年当经济部（部）长，当时通知我是国民党党（员）。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北京。1932年蒋介石他的手下人来了，联络好几个人，派钱昌照来了，联系有我，叫我们分批地去蒋那儿谈话。1932年蒋设了一个资源会，钱做副秘书长，我做秘书长，没就职。想叫我们收罗许多人为蒋的部下。1936年蒋介石做行政院长，叫我（做）行政院秘书长。做了秘书长后，西安事变（发生了），蒋被迫抗日，蒋讲：叫我参加英王的加冕典礼，实际上是叫我访问各国当权的人，问他们对中国同情否。我到英国、德国、苏联，和苏定了条约，那时中国已经打起来。回到南京，请我做经济部（部）长。“我不管了，实际你管。”蒋讲。资源会公开了，原来是秘密的。叶企孙不是委员。

翁文灏 1968年5月8日

北京大跃进路第八条51号

交道口菊尔（儿）胡同24号

冯友兰的“揭发”（亲笔）：

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

我没有听说他加入过国民党，也没有听说他加入过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组织。不过他同朱家骅的关系相当密切。在抗日战争初期，叶企孙离开清华，到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当时的院长是朱家骅。照当时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总干事是实际负责院务的。抗战时期后期，叶回清华到昆明加入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又请清华物理系教授萨本栋继任。萨同朱家骅原本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萨本栋所以能任此要职，也是由叶企孙的推荐。我不知道事情的经过，这是我的推断。

叶企孙在科学界资格相当老，在清华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有相当的能力。朱家骅是仅因此而找叶企孙当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呢，或是还有什么组织上的关系，这一点我不知道。

冯友兰

1972年12月9日

戴世光的“揭发”（亲笔）：

1938年以前，在清华，叶企孙是教授（物理系）。我是学生（清华经济系）。我不认识叶。1938年夏起，在昆明清华（也即西南联大），由于在清华是同事，我开始认识叶企孙。一直到清华园解放（1948年底）都在清华一起教书（叶在物理系，我在经济系），但不熟悉，没有个人往来。我对于有关叶企孙情况调查提纲中的问题，我都不清楚。下面，我就提纲中的4个问题，综合说明如下。

1、2、3：我不知道，我也没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4：关于叶企孙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只知道在昆明清华时期（1938年夏至1946年夏，具体年代记不清了），叶企孙曾去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叶大概担任该院的总干事约一年，后仍回昆明清华任教。叶企孙在重庆中央研究院任职的情况，我不了解。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北平清华大学的情况我不了解，当时我正在国外念书。1948年清华园解放前夕，我不知道清华有什么“应变委员会”。1948年清华解放前夕，我知道清华由梅贻琦聘任组织成立的保卫委员会（名称大概是这样，记不准确），负责人是陈福田（外语系主任），委员成员很多，有教授、教员、职员及校警负责人，我也被聘任参加该保卫委员会。记得该保卫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北平城外有战争时，组织教职员工保卫清华园，防止盗窃、抢劫破坏等（如在国民党退入北平城内，解放军尚未进驻清华附近时，清华处于“真空”地带，该委员会曾组织人巡逻、守夜等）。我记得该保卫委员会中没有叶企孙参加；记得该委员会有现在清华大学的钱伟长。

我在1943年冬在西南联大经人介绍参加过国民党，但我一直没有参加国民党的组织活动，没参加昆明西南联大、北平清华或其他任何单位的国民党组织活动，我不知道，我也没听说过叶企孙参加过国民党。我一直以为叶企孙是无党派的教授。

除了知道叶企孙在抗战时期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以外，我不了解叶企孙还有其他哪些政治方面的历史问题。

（附：1938年至1946年夏，我知道，昆明西南联大有国民党党支部；1946年夏至1948年底，清华园解放，我一直不知道清华园有无国民党组织及组织活动。）

关于叶企孙的情况问题，我提供不出什么知情人或线索，我只能提出一些与叶企孙较为熟悉的人及了解（或可能了解）昆明联大、北平清华的国民党情况的人，如下：

1.周培源（联大、清华物理系教授），现在清华。

2.陈岱孙（联大、清华经济系教授，在昆明时期陈与叶同屋），现在北大。

3.钱伟长（清华物理系教授），现在清华。

4.霍秉权（联大、清华物理系教授，可能是国民党党员），在河南大学（1956年前）。

5.郑华炽（联大、北大物理系教授，兼教务长，在昆明联大时期担任过联大国民党部的负责职务），现在师范大学。

6.褚士荃（联大、清华工学院教授，清华训导长，可能了解清华有无国民党组织。褚与叶参与清华的校务会议），现在清华。

7.吴泽霖（联大、清华社会系教授，清华教务长），现在中央民族学院。

xxx（一位中层行政干部）的“揭发交代”：

1……关于中统的领导核心和经费管理：中统在清华的领导核心是梅贻琦、沈履、吴泽霖、叶企孙、戴世光等人。这个组织的活动经费由谁管理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财务，有些费用如给工警弄点福利等，即巧立名目由行政开支，因行政开支的规定是：在100元以下的我签字有效；在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除我签名外，要沈履加签；在500元以上的还要梅贻琦加签。

xxx

1969年9月5日

2关于我所提的在清华的中统分子：在谈话中，沈履谈到当时的教育机关和科学研究机关都是陈家的天下，各院校的重要负责人要参加到他这个组织中来。因此，我的理解是，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荪（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施嘉炀于日本投降后即去了美国，解放前不久他才回学校，没有什么活动，所以我没有提到他……关于汪健君、李健秋、何汝楫等，在1946年-1948年都是在校比较活动（跃）的，而且吴泽霖、沈履等人接触比较密切，常在一起嘀咕，因此我认为这几个人也是在这一段中发展的成员。我想我自己的情况，也想到他们也是这样，但我提不出证据。

xxx

1969年9月12日

3关于中统在清华的组织：中统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内情报组（中统系统）直接领导。他们有什么黑“指示”或布置什么反动活动都是经过这个组来执行。有事请示汇报也是和情报组联系。清华方面是由沈履和戴世光到市党部去请示汇报。在南京中统的机构中，也有分歧和争夺。1946年底起，伪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极力扩充他自己的势力，他通过北平市伪教育局（局）长王xx抓北平市的各大中学校，有些黑“指示”是通过这个王局长联系和布置的。因此北平市的中统组织在清华方面无形中成了双重领导。北平市伪教育局要清华的中统组织推荐教授和教员到大中学校去，扩张这一派在大中学校的反动势力。他们虽有派系分歧，主要目的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监视和镇压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学生革命运动。

xxx

1969年10月6日

4关于叶企孙

1.叶是否中统分子问题：1946年-1948年，“中统”在清华的主要负责人是校长梅贻琦，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字（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企孙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至于叶是否确系中统分子，我不了解。

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上，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的，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

2.在清华的“应变委员会”：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迫近北京西郊时，“中统”反动组织见蒋匪帮的大势已去，曾召集它的成员组织“应变委员会”，先后召开过两次会。第一次是计划迁校。当时曾打算派李继侗去昆明，沈履去成都分别联系校址问题。拟派吴景超去南京找伪行政院秘书长蒋孟（梦）麟联系迁校经费问题等。同时还通知学校订购仪器、设备的外国厂商，暂缓将物资发运北京等活动。后因解放战争进展神速，他们的迁校幻想破灭，即召开第二次会布置潜伏下来，由各院、系于解放后仍抓住领导权不放，企图帮蒋匪卷土重来，实现他们继续统治清华的罪恶阴谋。第一次会是由梅贻琦主持的；第二次会是梅贻琦逃跑前在城内骑河楼清华同学会由梅贻琦召集叶企孙、吴泽霖、沈履等3人共同策划后，由叶、吴、沈三人回校在工字厅召集、由沈履传达的。

根据上述情况，所以我认为叶是中统反动组织中的一员，而且是比较重要的。

至于沈履与我所谈叶在校内监视教师进步活动的情况，是当时在谈到有些教师拒绝接受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粮时，沈说，叶企孙正在注视着这些教师们的行动。

xxx

1971年12月21日

这是一组令人啼笑皆非的揭发材料。翁文灏、冯友兰等皆名重一时，如果他们揭发出叶企孙在国民党时期的“特务行为”，哪怕是一星半点，对专案组也是突破性的收获。但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并没有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做人的良知，尽管他们自己或许也正陷囹圄，朝不保夕，但他们仍屹立在自己的道德壕堑里，为后人留下了一世清明的身影。而后一种人，尽管信口雌黄，为叶企孙戴上了“中统”特务的帽子，但专案组办案人员明白，以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是难知叶企孙这样高端人物的端底的。令人笑翻的是戴世光先生，他的笔锋一转，将“中国统计学会”与“中统”“混”为一谈，真有侯宝林先生“关公战秦琼”的相声效果，让人忍俊不禁。这些从苍茫历史中飞出的笑声，舒缓了阅读这些历史资料时的悲凉与沉郁，一代清华人的魂灵由此浮现，清晰可辨……

清华是有灵魂的。

第十三章 最后的大师 第二节

鉴于内查外调均无确凿的证据，吕正操专案组只得将叶企孙释放。但因之前就有“国民党cc特务”的罪名扣在叶企孙头上，他也曾因此锒铛入狱，如今反倒无罪释放，似乎不好向北大交代，于是和当年熊大缜案的相似情景重现，“悬案”的命运也同样降临在叶企孙头上。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份材料中读出那个时代的况味——即使是叶企孙这样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同样会被这样的一纸疑罪搁置起来，从而完成一个从抛弃到再抛弃直至完全被抛弃的过程。

关于叶企孙专案交接上的几个问题

叶企孙，原北大物理系教授。于1968年因审查吕正操专案被捕，最近，吕正操专案组几次来人，持周总理的批件，要将叶交回北大，我们表示坚决照办。

在交接中尚有几个具体问题：

一、叶是作为cc特务被捕的，并在中央专案组写的逮捕报告上肯定了叶是熊大缜加入cc的介绍人，在天津亲自领导熊大缜参与“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策反吕正操的活动等。经过一年多的关押审查，据吕正操专案组的同志说，叶是否cc特务，至今还不能落实定案，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接手审查后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则与原逮捕报告相违背，不好交代。为便于日后查考起见，应有吕正操专案组就现在审查叶的情况写出简单文字材料留存为宜。

二、叶自逮捕后就是一个在押犯，回来后问题不算清，是按继续服刑监外审查还是按“查无实据”释放审查？其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应如何解决？在交接时也应定下来。

这些问题，在几次接谈中我们都已向吕正操专案组来的同志当面提出过。答复是：

材料不好写，可在交接时当面介绍些情况，待遇问题由北大按实际情况解决。不知这样做行不行？

1969年11月10日

叶企孙再回北大时，由于交接时的悬疑，致使他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和扑朔迷离。北大有关方面对叶企孙作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决定。这样，虽然专案审查结束了，无边的刑期却开始了。在北大，“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之类的话始终挂在某些人的嘴边上，它成了一堵墙，横亘在叶企孙的周围，屏蔽隔绝着人们与他的正常交往。

一个完全可以称为抗日英雄的人，却被那个时代成功地诬陷为历史的罪人。而且不仅如此，人们还怀疑他，唾弃他。叶企孙多年学人楷模和道德榜样的形象在这炭墨样的谎言流布中渐渐消退、淹没直至完全消失……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当我们的原子热核武器研制成功，卫星上天，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领域突飞猛进时，我们只知高点而不知起始，只知高潮而不知起源，只知成功而不知成因，只知学生而不知老师的原因。因为历史遗忘了一个名字。

在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都离不开叶企孙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当笔者初见钱伟长先生，表示不知叶企孙先生为何人时，他拍案而起的原因。在一个有着悠久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度里，仅知闪闪发光的学生，而不知学生的老师为何人，就像没有根须的大树，没有源头的河流，没有来历的民族，没有历史的国度。这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他能不着急吗？

然而，这一切都是那段历史造成的。

余下来的日子，叶企孙被监视。他原来在镜春园的教授房子被没收了，教授待遇取消了，每月只有50元的工资，工友也被遣返了，他住进了一间又黑又破的房子。在北大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再次失去了自由，每天过着囚犯般的生活。

这时的叶铭汉已经去了“五七干校”，从叔父被抓到释放，他都不在身边。他唯一知道的是叔父被抓后，工友曾去干校向他报信，他只能劝慰工友，并让工友将叔父换洗的衣服准备好，送到学校有关部门，然后再转交给叔父。等他再见到叔父，已是1972年春天的事了。

尽管被限制自由，还是会有人造访。

不久，叶企孙就听到了陈寅恪在广州去世的消息，还有饶毓泰、翦伯赞、沈廼璋等人因不堪批斗羞辱而自杀的传闻。在一连串噩耗的最后，是他寄望最大的学生赵九章自杀的消息。

1967年，赵九章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开始揪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首当其冲。揪斗当天，赵九章还在办公室准备卫星轨道研究会议的有关材料，不想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不由分说便把他五花大绑，戴上3尺高的纸帽子。他刚欲分辩，还未张口，一记耳光劈面而来，瞬间，赵九章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和老师叶企孙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耳朵失聪的。

赵九章是将新中国引入“空间时代”的第一人。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赵九章立即指出“这是空间探测的里程碑”，并向领导积极建议筹组这项巨大的科研项目。1958年1月一个名为“518”的科研集体在中科院诞生了，组长是钱学森，常务副组长就是赵九章。尽管“518”后来因故下马，赵九章却不失时机地将自己领导的地球物理所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空间探测上来，他让所内的第一研究室专门负责该项工作，并调来钱骥担任该室的领导，后来又在第一研究室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二部，共有一、四、六、八、十共5个研究室，这样就从根本上加强了空间研究技术的力量。在赵九章的领导下，这个研究集体研制出诸多火箭和卫星腔体中的各种仪器设备，进行了宇宙线、电离层的探测，解决了真空、低温、高温条件下卫星环境模拟实验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项目就是火箭、卫星的五脏六腑，缺失一个哪怕是顶不起眼的小零件，也会导致卫星上不了天、火箭飞不远这样的后果。

在“大跃进”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头脑发热，热盼中国卫星上天时，赵九章却保持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冷静，他向有关部门建议说：“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尚未成熟，建议从探空火箭搞起……”

1964年12月27日，当他看到我国火箭技术已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时，又第一个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研制人造卫星。他说：“……由于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有密切关系，它的发射可以配合洲际导弹的发展，本身可以为国防服务，并带动我国尖端科学技术。我特向中央领导提出这个建议……”

3个月后，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了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决定。

正当他呕心沥血“日夜兼程”向心中的卫星接近时，“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来了。

赵九章初时并不以为然，只要让搞卫星，“文化大革命”又能怎样？

直到绳索在身，高帽压头，赵九章才算长了见识。

接下来便是无休止的游街、批斗。造反派将一块重达二十多公斤的“特制”牌子强行挂在赵九章的脖子上，让他在中科院的房前屋后到处游走。可怜花甲之年的赵九章，脖子上被勒出了一道道深可见肉的血槽，每走一步都痛彻心腑。更可恨的是，每次批斗造反派都让赵九章低头认罪，并让其将腰弯至90度。赵九章由于长年伏案，腰疾严重，实在达不到要求，造反派便用脚踢，用烟头烫，逼其就范。但是脚踢疼了，烟头灭了，赵九章的腰依然没有弯下去。

批斗、游街，赵九章都不怕，他怕的是以后再也不能搞人造卫星了。他想起了他的老朋友乔冠华，他想给他打个电话问个究竟，但找遍家里，那个电话号码始终没有出现。造反派早已将他家翻了个底朝天。给乔冠华打电话无望，赵九章又想起了他的助手钱骥，他担心钱骥也会遭受和他一样的命运，如果那样，人造卫星的事怎么办？

赵九章失眠了。

为了了解人造卫星的进展情况，赵九章想尽一切办法与钱骥联络。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赵九章托人将早已写好的一张字条带给钱骥。怕钱骥因此受牵连，赵九章不得不使用德文。

字条带出后，期盼成了赵九章每天最重要的功课。除了被造反派揪斗没有选择的权利外，他天天守在自己的家里，等啊，盼啊，希望能得到一些关于人造卫星的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消息。不久，他又被关进牛棚。强制性劳动改造的强度很快将赵九章残存的一点幻想打碎了。那是怎样一种改造啊，一位60岁的老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接受批斗。红卫兵批累了，就让赵九章写交代材料。

长期的体力消耗和营养不良，使赵九章的身体极度虚弱。每天晚上，他的腰因为极度疼痛，不能平躺在床上，更不用说翻一下身了。看着被折磨得几乎脱了相的丈夫，赵九章的妻子心如刀割。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每晚等丈夫接受批斗回来，想办法给他按摩、推拿，或者用药草为他熏炙，每次都是泪水和着汗水流。尽管如此，赵九章对于科学的痴迷还没有停止。1968年的一天，当他获悉中国将有日全食出现时，竟拖着自己的病体跑到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建议尽快组织有关专家前去进行观测。可以想见当时赵九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对于科学，赵九章是绝对的圣徒；但对于政治，他却茫然不知所措。这一点，像极了他的老师叶企孙。

生性乐观的赵九章具有九死不悔的生命意志，更何况还有他心爱的卫星事业，按理他是绝不会走轻生的道路的。但是，1968年6月8日这一天，因为一个人的死亡，他的生命意志被摧毁，他的人生之路陡然变窄！这个人是姚桐斌。

姚桐斌，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中共党员，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

记得姚桐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回国不是为了名誉地位，而是要和大家为中国的火箭上天贡献力量。”的确，姚桐斌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对我国的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黏性、流动性的研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1962年，他组织制订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在此前后的4年中，他除向国内各兄弟单位提出大量研究课题外，在所内开展的研究课题竟达五百多项。他还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钎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1968年的6月8日，却遭到了造反派令人发指的残害！

那天，姚桐斌本来是可以不去上班的。这些天，研究所里造反派闹得很厉害。但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姚桐斌还是去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听说他家住的那片地方形势紧张，许多造反派到处打砸抢闹事。姚桐斌惦记着家里小女儿，不听同事们的劝告便兀自回家去了。

刚一到家，还未等和女儿说上话，几个造反派便跟着姚桐斌的脚步闯了进来，架着他就往外拖。姚桐斌不服，说他们这是私闯民宅、侵犯人权。这下激怒了几个冲上来的红卫兵，其中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把就把姚桐斌的眼镜扯下来，接着就是一脚，恰好踢在姚桐斌的阴部。姚桐斌当即跪在地上，疼痛难忍。鼻子里也血流如注。但这并没有为姚桐斌减轻半点灾难，这些人见状说他装蒜，便更肆无忌惮毒打姚桐斌，拳打脚踢好像在殴打一个橡皮人！最后，两个家伙竟举起铁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作为这次行动的小结！

已经人事不省的姚桐斌被这帮人拖着来到所谓的“左派”总部，沿途鲜血滴了一路。有人认出了姚桐斌，想上前拦住他们，可看看那些人凶神恶煞的样子，又吓得缩了回去。

来到总部，几个人将姚桐斌像麻袋一样丢在地上，请他们的头头“验货”。只见那人踱着方步走过来，用脚拨拉一下姚桐斌贴在地上的脸，嘴角轻轻一翘，说：“怎么不说话了？不说话弄过来干什么？弄回去弄回去！”

就这样，几个人把脸色惨白的姚桐斌原路拖回去，扔在姚桐斌家的人行道上，仿佛扔的是一袋垃圾。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跑去请求别人帮助把姚桐斌送去医院抢救，但没人敢冒这个险，大家纷纷避之不及。邻居没有办法，只好将姚桐斌拖回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下午3时，姚桐斌终因头部严重创伤，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终年46岁！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也震惊了赵九章！

在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赵九章的头发陡然变白。他突然失去了判断力，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姚桐斌，一个多么优秀的航天材料专家，一个研制人造卫星过程中多么重要的关键人物，竟然……竟然……从前，他总以为，上天要眷顾一个人，不是给他想要的，而是给他磨难和挫折，让他在痛苦中经受教训，在痛苦中获得成长，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那一飞冲天的时刻。所以，在他受苦受难的日子里，赵九章没有倒下，他要等到那一刻，他还想让他的梦想重飞蓝天，他还想用自己的所学让中国的人造卫星早些飞出地球！那是他一生的夙愿啊！他是那么痴迷这片天空，站在那幽深的星空之下，赵九章曾无数次地梦想着那个凝结着自己半生心血的人造卫星会从他的头顶飞过，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可是如今，那迷人的星空竟成了一个可怕的黑洞，布满了陷阱，充满了迷惘。一种深刻的绝望缠绕着他，巨大的困惑像毒气一样使赵九章窒息，使他无法呼吸，无法超越。

1968年10月26日，赵九章以一种永不回头的姿势走完了他人生的沼泽地。那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国庆刚刚过去。按照以前的惯例，他作为一名始终被政府重视的科学家，在10月1日这一天是要接到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并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国庆的。这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对于赵九章这样对祖国科学事业赤胆忠心的科学家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和认同，那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但是这次，那张鲜红的请柬却没有来到。其实，在国庆的前一周，赵九章就在盼了，他怀着一线希望企盼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能想起他这个人，想起他这个年年和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站在一起的人。可他一直盼到国庆之夜，那张请柬也没有出现！

事实上，那张请柬在国庆节的前3天就发到了中科院，只是被造反派们悄悄扣下了。

于是，赵九章心中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那天晚上，他熄灯坐在床上，看着漆黑一团的前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余生。

接下来的几天，赵九章显得异常的平静。他开始收拾自己家中的书籍和物品，把多年来没有动过的东西都细心地归置好，还把没有被抄走的书一本一本地擦拭一遍，仔细地放在一个大木箱里。赵九章还在书柜的背后发现了一块黑板，那还是1958年他在家中给专家们讲解卫星知识的时候，从单位拿回来的，已经整整10年了，若不是这次清理物品，他差点就忘了，那是他家里唯一的一样公家的东西。为了这块黑板，赵九章特意给跟了他多年的邓增昆捎信，让他来家里帮忙将黑板抬回办公室。

很难想象在送还这块黑板时赵九章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情。他多么想上天突然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自己的决定，让他重新有一个活下去的信念，但是没有！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切仍是一片黑暗。

当天晚上，洗漱完毕的赵九章平静地躺在床上，像往常一样，他想看一会儿书。可是所有的书他都已经装进木箱了。赵九章意识到这一点，抑制住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从枕头底下拿出他积攒了很久的安眠药，一粒一粒地在手掌中拨动。突然，一滴眼泪“啪”地掉落在这些药片上，接着又是一滴，两滴，三滴……最后，赵九章将这些已被自己泪水濡湿的药片一下倒在了嘴里，静静地睡着了……

就这样，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对地球的眷恋，带着他对人造卫星的遗憾，永远地走了，没有遗书，没有遗嘱！

第十三章 最后的大师 第三节

赵九章的死讯同样击溃了叶企孙的生命意志。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这是赵九章最爱吟诵的句子，现在，衰老如一团枯草的叶企孙从学生口中传接下来，晨诵昏吟，成为他悼念亡灵的祭文。

之前，叶企孙一直以守望者的姿态屹立着。在他晚年的时候，当教书时光一去不返的时候，如灯塔般的守望，就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

灯塔的品质就是向归航的船舶投射平静的灯光，准确、安全、温暖。但归航是为了下一次的远行，老师的平静就是学生征途上的阳光。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就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身为众多大师级学生的老师，他知道他的平静意味着什么。“他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向学生发牢骚。”一位“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这样说。

他知道王淦昌化名王军隐身大山深处为什么。作为一代物理宗师，徒弟出山，何样作为岂能不知？普天之下，谁人拥有制造原子弹核武器的能力？但叶企孙即使见到王淦昌，也从不提工作内容，更不会以牢骚满怀的姿态向学生诉说时代对他的不公。这是爱国情怀的另一种深刻表达。作为他的学生，他们还是从老师的平静中感受到了一种炽热的情感。当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作为“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首先想到的是叶企孙老师：

在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光彩夺目的大蘑菇云的时候，沙滩上的人群是那样的激动，又是跳，又是叫，又是笑，欢庆中国人民自己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人民从此真正站起来了！聂荣殝元帅说：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师长叶企孙教授。只要细看看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科技骨干的名单，就会看出这些人大都是叶师创建的物理系培养的学生，或者是叶师的学生的学生。中国有句古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叶师就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兴旺发达的“种树人”！（王淦昌《见物理系之筚缕蓝缕，思叶老师之春风化雨》，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54页）

黄祖洽是清华物理系1948年毕业生，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说：

1950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我在核物理、反应堆和核武器等有关原子能学科方面的理论工作，和叶先生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了面他都要亲切地询问我情况。不过，60年代初，当他从其他方面知道我已经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后，见面时就不再过问我的工作详情了。记得有一年冬天在王府井大街上遇到他，穿着厚厚的皮大衣，有些老态龙钟，用他特有的口气对我说：“我……我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你……身体好吗？”想不到这就是我和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最后一次见面。唉！（黄祖洽《怀念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80-181页）

叶企孙的好友钱临照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

1969年12月，叶先生被释放出狱，但无行动自由，而且只发给十分菲薄的生活费，这对于他那样体弱多病的孤独老人，维持生活极为困难。当时人们可以在中关村附近见到一位衣衫褴褛、步履艰难、踯躅街头的老人，他就是我们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对中国物理学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叶先生……（钱临照《纪念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3页）

困难时期，曾经常得到叶企孙帮助，到叶先生家喝牛奶的张之翔听说叶先生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想方设法终于见了恩师一面，他回忆道：

我找到系里的宣传队领导，请求让我去看望叶先生。得到允许后，我才去叶先生家，这时他已从镜春园搬到校园外的一个公寓二楼的一间屋里。他坐在椅子上，多年不见，乍见之下，竟认不出来了。他的气色比过去差多了。他告诉我，他的腿走路很困难，是被红卫兵打的。他拉起裤管给我看，他的小腿仍然肿着。我看了心里很难过，他问我的情况……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叶先生。（张之翔《回忆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03页）

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党委对叶企孙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撤销其专案审查，去掉监视控制手段，不再限制人身自由，准其搬回北大公寓，恢复其原工资。不久，叶企孙又请回了跟随他多年的周师傅。

从1968年4月到1972年6月，长达4年的囚徒生活宣告结束，叶企孙恢复了自由。

但是，因是“敌我矛盾”性质，当他的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归国后向北大提出要看望叶企孙的请求，均遭拒绝。

在一些人眼里，叶企孙仍然是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敌人。

戴振铎因没见到恩师，怅然而归，回去后托人给先生带了一册他刚刚出版的书籍，以感谢叶师对他一生的教诲。叶企孙收到后，回送了一册他亲自用红笔圈点眉批过的宋词和他的近照。戴振铎说，1943年他出国留学时叶师曾送他一双象牙筷子，现在这3件礼物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1974年夏季，曾与叶企孙在清华和哈佛先后同学的郭殿邦听说他的弟弟郭会邦要到北京出差，从美国来函一再叮嘱郭会邦一定代他找到叶企孙，以致深切思念之情。郭会邦是1932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上学期间曾受到叶师的接济和多方关照，他理解大哥的心愿。

郭会邦来到北大。站在偌大的北大校园，却有“烟波江上使人愁”之感。他在北大校园多方打听，竟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这让郭会邦深感吃惊，以叶企孙那样的大名，那样一位桃李满园的教育家，怎么可能没有人认得呢？郭会邦心中隐隐感到了不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忙上前打问，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竟惊愕地查问他与叶企孙是什么关系，还以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为了找到叶企孙，郭会邦只得以实相告：“我是从南京来的，想看看久未谋面的老师。您知不知道他住哪里？”那个年轻人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郭会邦：“你不知道他是国家的罪人？”说完便摆手而去。郭会邦站在原地，似乎经历着“游园惊梦”。所幸又遇见了一位老人，上前试问，得到老人指点，来到叶先生所住的院落。但郭会邦仍然不能确定叶师的具体住所，便在楼下徘徊。这时候一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郭会邦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这里有一位叫叶先生的？”“不知道。”那孩子边玩边看着郭会邦。看到郭会邦失望的表情，那孩子天真地补充道：“不过这里经常有一位老人在院子里散步，走路一瘸一拐的。”郭会邦听到这些，立刻来了精神，连忙说道：“我要找的可能就是他，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住在哪儿？”

在孩子的带领下，郭会邦终于找到了叶企孙。

眼前的情景使郭会邦十分惊愕。空荡荡的屋子里，叶企孙独卧床上，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有人进来，叶企孙吃力地把头扭转过来，迷茫地看着郭会邦。当听到郭会邦自报家门，并说出他的大哥是郭殿邦的时候，叶企孙苍老僵硬的脸上出现了微微的笑意，似有所记忆。郭会邦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清华人物此时竟是这般境遇，心中似被谁揪了一把，很是心酸。叶企孙看着郭会邦，吃力地想从床上下来，由于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单鞋，竟穿了一双老棉鞋！他艰难地移步，摇摇摆摆地走到郭会邦跟前，由于双脚不能支撑，叶企孙重重地坐在了郭会邦旁边的椅子上。郭会邦忙上前帮他，叶企孙摆摆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一会儿就会好的。”

叶企孙对郭会邦的来访非常高兴，他让工友老周给郭会邦上茶，并忆起了当年他和郭会邦大哥郭殿邦在一起的情景，想起了郭殿邦是怎样一个热情和爱好运动的青年，想起了郭殿邦在清华时的一些趣事，还问及郭殿邦在美国是否结婚，是否已有子女……郭会邦没想到一个76岁的老人，在遭受摧残之后还能保持如此冷静的头脑，如此乐观健谈，对多年以前的老友还会如此地关心。于是，他把大哥在美国的一些成绩告诉了叶企孙。叶企孙听了很高兴，说清华的毕业生都是了不起的，也希望郭会邦工作顺利，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郭会邦问及叶老所受的遭遇的时候，叶企孙只是一笑而过，没有过多地说明。由于担心叶先生的身体，郭会邦在与叶企孙交谈半日之后起身告辞。叶企孙似有不舍，让工友老周出门相送，自己则倚在窗口一直目送郭会邦远去……

叶企孙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他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他遭到抛弃，受到敌视，已经被确定为“敌人”之后，仍然挺立着身躯，顽强维护着自己的信念。唯有科学救国的信念才是他活下去的理由，而点点滴滴滋养这信念的是他伟大的爱国情怀。

他明白，即使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到九霄云外，在他的学生心目中，一切已有定论。他对学生的影响已经渗入他们的血脉，他们不会因时局的褊狭和某些政治原因改变对老师的判断。他不叫苦，不发牢骚，不诉说委屈，不流露怨怼之色，在那一代堪称大师的诸多学人中，像他这样的生命境界似不多见。这些独特的生命风景或许在别人看来是迂腐之气，但叶企孙却以超越凡尘的生命绝唱给了他那些同属大师级的学生群体最后的影响——为了祖国，为了科学救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将自己制成了完美的生命标本，供后辈惊叹。

戕害无言，摧残不泪，是有大爱。

只要学生们不分心、不迟疑、不松懈，他们一定能代他完成夙愿，中国科学的春天一定会到来，科学救国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这就是叶企孙当时的内心独白。

但是，赵九章之死还是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1970年4月24日晚，“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那年的五一，北京万人空巷，人民群众自发组织游行庆贺卫星发射成功，潮水般的人群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在探照灯的指引下，追寻着翱翔在夜空的卫星。而在北大一处僻静的角落，叶企孙静静聆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从遥远的太空传来的“东方红，太阳升”的音乐。黑暗中，传来他撕心裂肺的哭声……

九章，九章，你在哪里？

外人很难知道赵九章之死对叶企孙意味着什么，但他的亲属知道，从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如小桶，脚肿得穿不上鞋袜……

唯一一次，他似乎向这个时代提出了质问。当时钱临照先生来访，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宋书》，找出南朝史学家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给他看：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是叶企孙在世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而且是借古人之口，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疑问。

1975年，有关方面解除对叶企孙的隔离。

1976年春节，清华同仁挚友陈岱孙、吴有训、钱临照、王竹溪、钱伟长登门造访，给了叶企孙生前最温暖的一天。

但叶企孙仍拒绝治疗。

1977年初，叶企孙病情迅速恶化。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陷入昏迷状态，呼吸发生困难，被送至北京医学院附属三院抢救。住院时，因身份问题，在医院走廊停了近半天不让入住，后来靠叶铭汉碰到一位亲戚“走后门”才得以住下。医院诊断叶为尿毒症晚期。叶企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偶尔醒来，便口中喃喃：回清华……

清华是有灵魂的。

陈寅恪生前，曾嘱其女流球一定要考回清华大学；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诗曰：“教育原来在清华”；杨武之先生弥留之际说，他好像又回到了清华园西院十一号；陈岱孙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1954年梅祖彦先生从海外归来后，决定到清华大学任教，梅贻琦得知儿子的选择后“心甚欣慰”；吴宓以清华园“藤影荷声”吟诵终老，几多梦回清华园……

清华是有灵魂的！

第十三章 最后的大师 第第四节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医院因抢救无效，平静辞世，终年79岁。

按有关方面要求，叶企孙逝世的消息，所有报刊均不予刊登。即使是今天，若查阅叶企孙的生平，也只寥寥几字而已：“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男，汉族，物理学家，教育家，上海人。”

即使是这样几个字的评价，也已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因为叶企孙原本是被社会抛弃的人，遗忘是这个时代对他的馈赠。

但是，叶企孙无怨无悔。他以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救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在完全忘掉生死荣辱的情况下，科学救国的思想会放射出奇异的绚丽光华。这条道路是漫长的。以尖端科学中的标志性成果原子弹爆炸成功和卫星上天为例，其主创人员王淦昌、邓稼先、姚桐斌、钱三强、郭永怀、于敏、王大珩、王希季、程开甲、彭桓武等23位“两弹一星”功臣，他们大部分都是叶企孙的弟子。从叶企孙1925年开创清华物理系培养科技人才始，到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其间共走过45年历程。1986年叶企孙逝世9年之后，由他的弟子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上书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我国著名“863计划”，它对我国的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我国直接从事“863计划”的科学家已达两万人，一大批青年科学家也从中脱颖而出，它标志着我国在高科技领域拥有了相当可观的后备力量……叶企孙先生终于借助自己的学生完成了他科学救国的夙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当下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我国这棵科学大树生长的每圈年轮里，都会发现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从叶企孙当年的希冀到今天愿望的蔚然达成，从完成时间上计算，真可谓百年大业，称得上是一个世纪的接力长跑。“科学救国”的实现，不是靠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有赖于一个前仆后继的集体。这个集体排斥个人化，私人化，这个集体里的成员血管里始终流淌着沸腾的血。他们目光远大，能穿透一个世纪的迷雾，目标一旦确定就坚定不移。他们吃苦耐劳，勇于接受命运的挑战，艰辛备尝却无怨无悔。他们从不知奢华为何物，视富贵如浮云，粪土人间万户侯。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终极服务目标，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叶企孙先生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叶企孙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为我们贡献了一套完整的科学救国的思路和方法。记得毛泽东说过，取得革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就是说，取得革命政权并不是革命的全部，它只是一个阶段目标的达成。而以后的路程则更长，还包括建设一个新国家，包括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包括使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等。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也是一项辉煌壮丽的事业。正是由于叶企孙的远见卓识，一支科技新军在他的麾下雪藏多年，直到革命政权尘埃落定，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时期，这个团队才尽数登场展露才华。而正是这股科技力量的介入，中国才真正改写了自己的历史……

有人说，叶企孙是一条大河，一条流淌着纯净人性又澎湃着激情热血的大河，一条默默滋润万物而又丝毫不图索取的大河。他的一生平静而不乏传奇，雄浑而不失旖旎。他在风刀霜剑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并且无怨无悔！面对自己79年走过的路，他是平静的；面对自己无比热爱的中华民族，他是无愧的。

1977年1月19日，八宝山公墓举行了叶企孙先生追悼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上，悼词只字未提叶企孙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更未洗刷叶企孙先生生前所蒙受的屈辱，作为叶企孙挚友的吴有训先生愤而退场，以示抗议。

一代大师，乘风而去，阴阳两隔，黯然神伤。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因动脉血管瘤突然破裂猝然去世，遥追他的挚友而去！

有人说，那些堪称大师的人，才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在中国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前人不可追，后人不堪说。叶企孙——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师，一位我们知道得最晚、被时代抛弃得最远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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