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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亮的十米》 福兮祸兮 爸妈常说我是家里的福星！因为自我诞生后，困扰姐姐多年的顽症，终于好了。爸爸被称为“田满意：。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在重庆市南岸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诞生了。 我的父亲田期福是从部队转业到南岸区马铁厂当了一名司机。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总是 习惯了在长途旅行中对着机器喃喃自语，但在家里，他总是沉默寡言。这种性格，在２０００年调到《当代党员》杂志社后，依旧没有明显改变。母亲林昌珍以前在重庆市劳保厂车工，由于工作特别积极，一天能完成一天半的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在厂里的大广播里受到表扬。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她调到了收发室收货（清点），又到了凤凰服装商场当营业员。母亲很好强，当年做车工的时候长期用“火眼金精”来检验货物标准，加上回家后舍不得用煤油灯，总是借着月光看书，落下了高达２０００多度的近视：她看书，几乎是吃书。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２日，我的姐姐田林降生了。从这个小生命降临的第一天起，父母就下了决心：只要这一个孩子，努力将她拉扯成人。父母作出如此决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家庭并不宽裕，多一张嘴就多一分负担，而对孩子的未来投资，是需要本钱的。 也正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姐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先是头疼脑热，扁桃体炎，气管炎引起的发烧、后来发展到肺炎，基本上每次都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每次都把大人折腾得心惊胆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为了这个小生命，父母三天两头跑到重庆儿科医院看病，折腾得精疲力尽，一星期检查一次，一个月住院一次。从民间偏方到知名中医，可惜总是效果甚微。两人泄气了。 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多要一个孩子好。 “老田，咱们再要一个小孩吧。这样，林林也不至于太孤单！”当时才２９岁的母亲几乎是哽咽着说这话的。坚韧而好强的她，这些年一直盼望着工作和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但由于姐姐，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那就再要一个吧！”爸爸想了半天，终于开口，“这样，孩子也不至于太孤单！” 实际上，让他们如此难以下定决心。主要是当时正值１９７８年，计划生育刚刚被定为国策没多久。提倡“晚稀少”。独生子女可以得到一个月５块钱的补贴。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全年的独生子女补贴足够他俩的半年工资了。如果在这个关头上非要生出第二个小孩，无疑是往枪口上撞，领导可能会因此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而普通工人将失去晋级、涨工资的良机。 果然，因为生我，母亲想当小组长的愿望泡汤，因为生第二胎厂里给了指标，但不给产假，休息了些天等于是旷工，没能挣到规定的工分，她特别委屈：没赶上涨工资，少加一级工资，再加上两个月的产假算旷工，６００工分。当时一级工资是５块，一年损失６０块，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津贴６０元。对于我们这个四口之家、居住面积不到１２平米的窘迫家庭而言，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损失。 不过，我也有骄傲的理由，被众人看成是一个奇迹：自从母亲怀孕以来，我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闹腾，而是很老实，没有让妈妈难受。她唯一的反应就想吃东西，可是家里太穷了，吃不到肉，就买许多便宜的烂苹果。而且自从有了我，姐姐的病就少了，而当我呱呱坠地后，姐姐就再也没有病过。现在想来，也许，冥冥之中，有一只命运之手，在牵引着我们姐弟。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在厂里被尊称为“田满意”，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满意了。 “巴依老爷” －－存钱、集邮、看电子游戏 在经济拮据的年代，一个贫寒子弟如果想拥有自己的爱好，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想让自己与只知道玩泥巴、沙坑的伙伴们，有些不一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打小就对家庭的境遇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使得我对节约有了比 较特殊的情感。 上幼儿园及学前班时，学校都会发作业本。我会将压岁钱，及从牙缝里省下的零花钱，夹在作业本里，既存了钱，还可以当书签用。集到一定程度，我会让妈妈将其换成新的，比如十块钱的大团结。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存钱罐。小时候，由于没钱买玩具，妈妈给买的存钱罐就是我心爱的宝贝了，每年她都会买一个存钱罐送给我，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代表陕西队在北京四块玉代训期间。 记得第一次拥有存钱罐后，我游说家人：“爸妈，您们往里面丢个硬币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声音！”知子莫若母，妈妈一眼便戳穿了我的鬼把戏：“扔进去，你就不会给我们了。”我嘴硬地解释：“我又不乱花，只不过在帮你们收集零钱嘛。”这倒是实话，我从来不乱花钱，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后来在北京代训的时候，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个特高级的电子存钱罐。这个小东西在宿舍里大受欢迎：只要投一个硬币进去，背景马上会出现一个大红心，随后还有两个亲嘴的小人，连续亲三次。我对围观的小伙伴说：“你们投吧，可以看亲嘴呢！”小伙伴们都挺聪明，看够了热闹之后便一撇嘴：“我们才不要看呢。”随后各自散去。 看来，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我只得把存钱罐里的硬币都倒出来，一个个地再向罐里投。好景不长，那些漂亮的图案不出现了，小人也不动了，因为电池耗光了。从节俭的角度，我认定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因为我还得为它买电池，这无疑又得让我另外投资。 我曾向家里保证说，绝对不会乱花存钱罐里的钱。我做到了！尽管经常手头“吃紧”，但我从来舍不得花里面的钱，哪怕是一分钱。就那么一分、两分、五分，一点点地存着。每次买东西找钱，我都希望别人能给我硬币；而哪个小朋友要是有硬币，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拿纸币和他们兑换。过年时，我缠着妈妈把给我的压岁钱也换成硬币。 离开家住宿舍之后，我早上通常比队友们醒得早，于是我就呆在上床、趁他们酣睡的时候，把存钱罐里的钱全部倒出，按各种方式分类，例如面值、发行年限、新旧版本等，一遍又一遍地数。 可是奇怪，每次我数出来的钱数都不一样。 但是当硬币“哗”的倒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音乐！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点像动画片《阿凡提》里面，总爱在家偷着数金子的守财奴巴依老爷吧？！ 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当年队友们从来都没发觉，那个一清早就在上床铺数钱的田亮。你能想到吗？在艰苦而单调的训练之余，数硬币曾经是我仅有的一点生活乐趣。 喜欢集邮纯属偶然。小时候，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对我的影响最大，而她的爱好、行为方式以及审美标准，都直接左右着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姐姐成了集邮发烧友。每天放学后，她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摆弄自己的邮票集，向我炫耀这些邮票的来历，及其背后蕴藏的典故。 在我心目中，第一次有了邮票这个概念。我羡慕得不得了，于是下定决心：我也要集邮。 然而，我遇到的第一阻力就是钱。当时为一日三餐操劳的父母，是断然不会容忍家里两个孩子都有如此“劳民伤财”的爱好。于是，我一次次缠着妈妈要钱，经不住软磨硬泡，妈妈想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集邮可以，但必须用自己的钱买。那时候，他们每周给我一块钱的零用钱，而我其他的收入全靠过年时大人给的压岁钱，平时根本舍不得花。妈妈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渐渐转移爱好。 不过，她低估了我的意志力和理财能力。当时，离我们学校两三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集邮市场。一有空闲，我就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比较，然后通过挑选邮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财观念：第一，我会很谨慎地把每个礼拜的这一块零用钱用在“刀刃”上；第二，我会仔细推敲如何支配这一块钱、怎样买到漂亮、便宜而且数量多的邮票。 我一般会买一套四五张的套票，或者一套两张的，有些邮票很贵，我顶多买一张。那时 十二生肖中的猴票（1980年）比较贵，根本买不起，那我就买当年８分钱票面价值的鸡票（１９８１年）。等有钱后，再买狗、猪之类不太贵的邮票。从那会儿起我就养成了追求完美的个性，我向往的东西，一定要买下来，如果钱暂时不够，就先攒钱，等够了之后再买回来。 当然，我买回去的邮票，基本不会出现在姐姐邮册中的范围。因为那时候我岁数小，不知道互相交换邮票的说法。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宝贝”，我会满大街捡烟盒，小心翼翼地剥下塑料皮，用来包邮票，起到保鲜膜的作用。一个烟盒的塑料皮顶多包两张邮票。后来，我慢慢有了自己的集邮册，一本装满了，再装第二册。谁知等我迷上了集邮这个爱好时，姐姐又玩起了别的花样。 我坚持不懈的爱好感动了爸爸。他后来调工作，到《当代党员》杂志社，还加入了集邮爱好者协会，目的就是帮我收集邮票。可惜进入国家队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集邮了。 但我永远会记得自己的集邮岁月。它给我的乐趣，并不是最后的结果－－集邮册，而是专注积累研究、反复比较这个过程。 我还是电子游戏机的忠实追随者，当然不是亲自参与，而是旁观。原因是－－没钱。 无论是当时新出的《雷龙》加油飞机游戏，还是后来流行的《任天堂》、《三国》游戏，我对里面的程序步骤都烂熟于胸。比如最先出的《雷龙》，哪里会有流弹、炸弹、哪里该加油等等我知道得门儿清。 那时候从学校到我家，中间有一个大的批发市场，那里的游戏厅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每次到了游戏厅之后，由于没钱，加上性格内向有些“认生”，我只能静静地在一边等着、看着。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会执着地等待下一个参与者的到来。 经常看到某些人因为水平不高，投进硬币后立码就GAME OVER了，我的心里就非常着急，但又不爱说话、不想乱支招。那时候，总希望能有一个高手出现，这样我就可以在别人的游戏中找到胜利的喜悦和满足。 别看我不亲自上阵，但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全心投入，哪怕是旁观游戏。小学一年级那会儿，每天早晨，我都是早早起来，给家人买了面条、匆匆吃过早饭后，就撒腿就往外跑，每天放学后，我也会飞快地跑。目标只有一个：看游戏。 跑得飞快是因为要赶时间！我必须在上学和放学回家之前，争取到尽量多的时间，看别人玩游戏。没想到，我的跑步功夫后来在国家队无人能敌。 现在看来，我小时候的三个爱好：存钱、集邮、看别人玩游戏，基本上都与节俭有关。虽然我现在不再为了买邮票或发愁，但我现在依然会认真计划着每一分钱，哪个该花，哪个不该花。很多人都在笑话我当年是个守财奴，“小葛朗台”。他们没有经历过贫困生活的磨难，不知道一分钱对我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些爱好里，寄托着我的生活理想。他们不会知道，在那些重复而单一的游戏背后，对我意味着什么。 神奇一跳 没想到，我的跳水生涯竟然从小学一年级时的开始。 1986年９月，我成了新华路小学一年级的一名学生。我的学前班是在周容路小学完成的，爸爸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在那个学校就读，因为那是名校，而且离家近。但由于我的户口所在地是新华路，而以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选择学校的能力。 新华路小学离我们家，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 对于自己有限的（六个月）小学时光，我的记忆总是支离破碎。（在四川队集训的时候，我还在四川省游泳馆旁边的成都市金陵路小学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我当时属于插班生，上的是三年级。但一年后，随着我被打回重庆，那段美好的日子也很快过去。） 很多运动员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对基础性很强的数学头疼，不过我却恰恰相反，每次我的数学都是班上第一名。现在想来，我数学成绩好，可能是从小“节俭成性”的缘故。从玩游戏时的火柴棍、存零钱到购买邮票的各种计算方法，众多实用性强的动手能力教育，给了我提高数学成绩的广阔空间。当然，与当时那些成绩拔尖的孩子相比，我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外，由于我性格内向，我在学校始终是不被人重视的“丑小鸭”，直到那次学校挑人。 在开学两个月后，重庆市青少年第一业余体校跳水队教练徐贵禄来校挑苗子。当时我们刚上完第一节音乐课，老师刚教了简单的五线谱，还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我还沉浸在歌曲的美妙旋律中时，班主任走上讲台：“同学们，一会儿去操场集合，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呼啦，大家都像沙丁鱼似地冲向操场，发现一年级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当时一年级有三个班，我们是二班，一个班大概有４０多人。“玩什么游戏需要这么多人啊！”我心里嘀咕。 轮到我们班了，一个很精干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班主任介绍说他就是徐教练。徐教练有着体育人特有的爽快：“同学们，今天给大家测一下立定跳远。”随后，他在水泥地上划出两根线，距离是１米６０。 徐教练随后让队员排队一个个地跳，很显然，没有一个人越过那条线。 轮到我了，猛一发力，在落地时小伙伴中出现了骚动，我超过了那条线！吃惊的徐教练随后让我再跳三次，次次过线。其实，跳远对我来说，只是小CASE。重庆多山，和大人出去时，我从来不喜欢走直路，而是选择斜坡蹦来蹦去。在院里和伙伴们比赛跳远，我也总是比他们远很多。 三个班同学都跳完了，最后被徐教练留下的，只有我一个。 徐教练随后把我叫到班主任办公室。当时在调皮的小孩眼里，办公室就是“鬼门关”。胆战心惊地来到办公室，徐教练命令我站在桌子上面，把鞋和外衣脱了。当时是１１月，天气有些冷了，但我不敢违背教练的话，脱得只剩下小背心。徐教练拿了根“绳子”在胳臂、腿和臀部比划了半天。随后，他对班主任说，“这个孩子，手臂较长，肩关节灵活，协调性和弹跳力好，我们收了！” 随后，徐教练写了张纸条，是在学校传真复印纸上写的，有很重的油墨的味道。老师叮嘱我说：“把这个条带回去给你家长，别千万别丢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另眼看待，因此，这个纸条在我心目中，就像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那么神圣。不过，那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依旧在放学路上后看了半天电子游戏，然后飞奔回家。到了家里，我眉飞色舞地向父母描述白天的每个细节，最后告诉他们，全年级，“只有我一个被选中了。” 不过，他们看了纸条之后，却给我泼冷水：“去体校训练？！我们上班这么忙这么累，哪有时间送你去？别给我们找事了。” 我抢着回答：“不要你们送，我自己去。老师说，机会难得，我一定要去试试。” 爱哭的少年 我的小时候就喜欢哭，主要是受不得委屈，接受训练之后我变得更爱哭了－－距离目标总是遥遥无期。可每次擦干眼泪后，我都会坚持练下去。 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我并未意识到那张薄薄的纸片对我意味着什么。在“纸条”后的第二天，我依然继续着正常的轨迹，看游戏、上学、放学后回家吃饭。只不过饭后，妈妈领着我去重庆业余体校报到。从家里出发走10-15分钟就可以到车站，然后坐电车到两路口终 点站下，那里离大田湾体育场不远。 我紧抓住妈妈的手，向未知的世界行进。未来会怎么样，我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找跳水队？我是体操队的，我带你去！”一进体校大门，一个穿格子裙、扎辫子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显然，她很热情，对于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的我们来说，她的出现不亚于“及时雨”。 交谈后得知，由于跳水班和体操班比邻而居，恰好，那几天跳水队开始招生，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跳水队的学生。看着我由家长领着，拿着纸条东张西望，就知道是跳水班新生。她本来是训练中途去厕所的，正好把我们领到了准确地点。 一个偶然，她竟成了我跳水事业上的“引路人”。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位热心肠的姑娘叫什么？要是没有你，我们母子真不知道要在那迷宫似的体校里徘徊多久。 不管怎样，1986年，也就是我7岁那年，成为徐贵禄教练麾下的一名弟子，开始了每周三次的业余跳水训练。 爸爸妈妈对我从事跳水事业是有条件的。他们说，要跳可以，但必须跳水先试几个月，而且一定要保证学习。如果不行，还可以做普通学生。 开始阶段总是很苦。每天放学后，大约四点左右，我一个人直奔重庆体校（在带我去业余体校几天后，妈妈就让我自己独自乘车去训练），训练的时间往往是一两个小时。每天晚上回家时已是八九点，而我还没有吃晚饭！等我完成作业、爬上床时通常是晚上11点，周围大半邻居家的灯火都已经熄灭。 由于中晚餐间隔时间过长，加上中间有剧烈运动和长途奔波，每次我回家的时候，都会饿得两眼冒金星。挨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练就出了“橡皮胃”，一顿中饭，恨不能往肚子里塞上半斤。晚饭再猛补。 不过，通过几个月在小学和体校之间的奔波，我发现自己迷上了这项运动，或者是这种生活，而爸妈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让我继续边学习、边去体校训练。这意味着：我十八年的漫长跳水生涯从那个时刻开始拉开了序幕。尽管在当时，我根本就没沾过水，更别提去感受从空中跳入水中的滋味了。 由于当时重庆市没有一个室内游泳馆，只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和一个水泥跳台。我们重庆体校跳水“黄埔一期”学员共十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竟不知道游泳为何物，更不知道跳水的滋味。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在陆地上做一些简单的压关节等陆上动作。 1987年3、4月份，老天保佑，鱼儿终于遇到水了——我们全队被拉到重庆市著名的南温泉，封闭训练一星期，学习游泳。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在度过了短暂的不适应后，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也学会了游泳。那时，班上一个队员，比我小一岁，是我们这群旱鸭子中唯一会游泳的人，我特别羡慕他。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就是体校的游泳教练。 那年夏天，我们终于可以跳水了，地点在重庆市第三钢铁厂。这是全市唯一拥有跳台的跳水池，三钢也成为所有重庆跳水孩子心中的圣地。 三钢离家不算远，坐5路电车，过一个大桥，就到了。而5路车的始发站就在我家不远。 不过，真正训练起来，绝对不像我们在陆上训练那么简单。可以说，我们开始领略到了训练的艰苦。首先是变幻无常的天气。三钢泳池是露天的，水温随天气变化，冷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热的时候上岸连站在地上都要跳起来。 乡愁，乡愁！ 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１９８７年底至１９８９年夏天，四川省队教练邓平来重庆选苗子，我幸运地成为省队集训的一员。 当年走西口的汉子，在离开故乡后感受到了人生的苦辣酸甜，而我，则在日出乡关后，遭受到了跳水生涯的第一次打击。 最先深切感受到的，是乡愁。思乡是一种病，“病”得最深的台湾文学家余光中，将所有的思乡情绪都寄托在一方小小的邮票之间。我没有那么强的领悟力与控制力，在成都这个陌生的都市面前，我险些迷失了自己。 儿行千里母担忧。离开重庆前，妈妈一遍一遍地为我收拾东西，“亮亮，妈这次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因为妈妈还要工作。一个星期后，妈妈会来看你。答应妈妈，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妈妈摸着我的头，心事重重地说。少不经事的我，是无法领会到这种情绪的，“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您记得早点来看我就成了！” 于是，我一个人，一只旧木箱，几件简单的衣服，就这样踏上了只身闯荡天涯的道路。 坐了１２个小时的火车，我来到了四川省跳水队，先到一个叫杜辉英的教练那里报到，领了一个碗和盘子，我去了宿舍。 我过上了集体生活。感觉自己进入到了全新的世界，周围的每张面孔都是陌生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舞者，因此，我将自己早早地投入到黑暗中。 离家的日子，好难熬啊！我离家的那天是礼拜天，但仅仅过了三天，我就感觉到自己难受极了。做什么事情都没精打采的，甚至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我心里发狂，险些有些忍不住，叫嚷出来。我知道，自己是想妈妈，想家了。 但在那种环境下，这种情绪不能轻易表达出来，同龄人肯定会冷落甚至耻笑我。说你这孩子真没出息，才离开家就受不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无法容忍小伙伴们的轻视。 勉强支撑到第4天，礼拜四。白天在省队旁边的小学上课，下午训练，晚饭后，大家在宿舍里写作业，写着写着，我哭了。小伙伴们都很奇怪，没人欺负你啊。我好面子，只好抽噎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难受，一会就好了。” 这个理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于是，室友们开始列举种种理由，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但他们越是热情想帮我解决问题，我就越难过。 这时，一个小孩用尖尖的声音喊道：“他想妈妈了！”话音未落，我几天以来积攒起来的情绪，立刻土崩瓦解。我再也忍受不住，冲出门去，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是我记忆里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我也不明白，自己以前也离开过家，何以这一次哭得如此肝肠寸断？ 这一个周日，妈妈如约而来，终于被我盼来了。看着我憔悴的面容、焦虑的眼神、还有床上堆积如山的脏衣服，妈妈明白了。她心里一酸，将头扭到一边。 那一次，妈妈破天荒地多待了几天，陪着我，还带我到商场去买好吃的食品。临行前，她帮我洗了一上午的衣服。在火车站，她对我说，“儿子，别怪妈妈狠心，你已经长大了。既然你这么喜欢跳水，就必须自己经历风雨！” 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回到宿舍，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 我无法想像，没有妈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自己不会任何跳水动作，在强手如林的四川队怎么立足？我又该怎样面对各种人情世故。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次次离开重庆、离开陕西、出国比赛。但就是再忙，我也会往家里挂个电话，道一声平安。那份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故土之情，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也就是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兵败漳州 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在省队试训了半年，我没能留下，又回到了重庆体校。但面对体校队友们，总是神吹自己在省队的经历，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神态。 1988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幼芽杯”全国跳水锦标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地 点在福建漳州。 漳州和郴州是中国女排的集训基地，也是中国女排的福地。２０年前，中国女排从这里走向世界，奠定了“五连冠”的伟业。２０年后，一位操浓厚闽南口音的福建汉子陈忠和，带领困境中的中国女排再次实现了“两连冠”。不过，这两个福地却与我无缘。尴尬与失败，才是我对这个地方最深刻的记忆。 １９８８年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省比赛。从四川路过湖南郴州市，第二天转车去福建，我们必须在郴州待一个晚上。 当时，教练只订了两个房间，而我们有５名男队员，３名女队员。每个房间只有四张床，结果我被不幸地分到了女孩房间去，而且是教练指定的。 和女孩子住一屋？这多难为情啊，队员们该会取笑我了，但教练的安排就是命令。于是，我像犯人似的，低着头、踮着脚轻轻进了女队员房间。还好，天气很热，大家都用蚊帐，谁也看不见谁；而且教练规定，队员睡觉时一律不许关门，他会随时检查。我一钻进蚊帐里，就一动不动地躺下，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但很快就睡着了。 就这样，我在女生寝室里挨了一夜。很庆幸，结果没有人发现我，事后也没人笑话我。 到了漳州后，我把这个福地好好地游览了一圈，可惜没为自己带来好运。 “幼芽杯”不允许专业队员参加，在省队集训的我，虽然摸到了专业队的门槛但还是业余选手。因此，被列为夺标热门人选。而且，与众多业余体校的孩子相比，我确实有太多值得骄傲的理由：我能跳１０米台的１０３动作，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是奥运会规定动作，他们则只会跳５米台，只会简单的入水。 但到了正式比赛中，我才发现自己的那点儿功底是多么微不足道。身体完全不受大脑控制指挥，动作完全变形走样，而且我关心的不是比赛胜负，而是在练习时不能让别人插我的队！ 结果，跳板比赛，我第三轮便被淘汰下来。而跳台比赛（当时只跳５米台），我排在前８名之外，可是我在重庆体校的队友竟然跳了个第６。重庆队的教练冲到我面前大吼：“哼！你还在省队练过呢，什么臭水平啊，吹的吧！” 这句话，让我难过了半天。 更郁闷的是，由于省队本次只考虑比赛前８名的选手，我就这样再次与省队擦肩而过。 应该说，这场比赛也差点葬送了我的跳水生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正值四川跳水最强盛的时候。“跳水皇后”高敏一辈的四川健儿在国际上争金夺银，其后备力量也人才济济。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没有太多优势的我，在跳水事业上亮起了红灯。 在业余组阶段，跳水比赛特别强调选手的基本功，动作虽然简单，但要体现出动作的美感和规范。我的特点是翻腾有力，水花效果好，但动作漂亮不是我的特长。这就注定了，我不会得高分，不会在业余比赛中脱颖而出，不符合“有发展前途”之类的评价，省队的大门不会为我开启。 １９８９年，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漳州，今夜请将我遗忘。 我伤感地对这个城市说拜拜，在夜色中潜回重庆，回到我的家。 在白眼的注视下 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家结束了一个月的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开始了训练，不过这次，训练地点改在了北京。这也是短时间内，我们换的第三个训练场地。 火车将我们甩到北京站，然后的士又将我们拉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如今的体育总局附近一个破旧的地方，昏黄的灯光下印着四个大字－－惠龙旅馆。 这是我们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驿站。除了能记起早饭油饼的味道还不错外，这个又贵又吃不饱饭的地方，实在没能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不久，我们搬到了北京队四块玉训练基地的平房里。别看附近胡同深深，但却是人才辈出，聂卫平的围棋道场就驻扎在这里。陕西队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张练夫妇一间，４名男队员一间，３名女队员一间。 四块玉，成了我们“张家军”的根据地，而张练夫妇，也是“革命工作一肩挑”，身兼教练、厨师、保姆等多项职务。 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从驻地到体育总局后面的跳水馆，走路需１５分钟，而骑车则只要５分钟。对我们来说，１０分钟非常可贵。 张练他们到附近的旧车市场买了旧自行车，大约１００块左右。但对于每周生活费只有５块钱的我来说（当时我们名义上虽然有工资了，但没有及时兑现，每周从张练那里领５块钱生活费），二手自行车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于是，我跑到隔壁修理工叔叔家里，问他是否能给我弄到便宜的自行车。 两天后，他居然弄来一辆锈迹斑斑的２６自行车，要价２０元。真奇怪，他从哪里找来的这辆破车，只有车的轮。一个主架、一根链条和两个轱辘，当场根本没法骑。但这个价格很有诱惑力，于是我为车配置了把手、铃铛、脚蹬、锁、内外胎，又花了２０元。 这辆４０元的组合车，也是我人生的第二辆自行车。第一辆是陪伴我多年的儿童自行车，它曾激活了我的运动细胞。如今，这辆成人自行车，载着我驶向事业的起点。 我喜欢上了这辆车。每天清早，我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巾擦拭我的宝贝车。我还从修理工叔叔那里借来机油，将铁锈去掉。然后，我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训练时一个车队骑过去，浩浩荡荡，场面煞为壮观。 这时候，我已经真正意识到，跳水已经成为我的事业，而不是求生的手段。但是真正练起来，可不像骑车这么轻松，有的时候，跳水甚至让我们感觉卑微。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时候，我们借用国家队的训练馆，但必须错开国家队的训练时间，如果国家队是早上训练，不用器械，我们就得赶紧用器械。而如果国家队上午练陆上，我们就练习水上。等国家队进行水上训练时，我们就进行压腿等陆上训练。而如果国家队哪个队员提前练完了水上课，我们会顾不上热身，赶紧往前冲。 由于是借用的别人的场地，遭受冷落、刁难在所难免。馆里的照明灯没有经过改造，一开灯特别费电。国家队训练当然要保证光线，轮到我们训练时，人家为了节约用电就关灯，这对跳水运动员来说是个忌讳：无法在空中寻找目标，眼睛也容易出问题。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危险，没有安全防范意识，再说也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 如果说客观环境还可以克服的话，那么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２年上半年，正值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熊倪、孙淑伟、伏明霞等明星也在跳水馆里进行着最后的冲刺，紧张的气氛让人感觉到压抑。能近距离观摩明星的训练，让我们又兴奋又激动。以前，小朋友只要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谁谁了，”感觉特神奇，这次，我可是见到真人了。 见到这些明星后，我从来不敢向前靠近他们，只能偷偷地观看。人家走过来的时候，我赶紧低头，不敢和他们对望。当然，这些国家队大腕们，从来不会将高傲的眼睛投向在角落里张望着的我们。最糟糕的是，有时候，明明还是你的训练时间，但由于他们来早了，出现了“撞车”的情况，他们用责怪、埋怨的眼神望着你，好像你犯下了天大的错误似的。 那种不屑一顾、藐视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我。 那时候，教练也给我们看洛加尼斯、熊倪等的比赛录像，但我们也仅仅认为是技术录像，不知道崇拜谁。或许，明星们离我们太远了，即使是天天在一个馆里训练，但他们却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高不可攀。 这就是技不如人、低人一等啊！ 生活在这种刺激的环境里，坚定乐我的决心：一定要好好训练，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悲壮２０７ 练２０７（向后翻腾三周半）的时候，队友晏辉被烫伤，一直躺在床上。临出发训练前，我悲壮地对他说，今晚我要是能站着回来，就证明我成功了。否则，我就躺着回来，陪在你身边。他举起拳头，认真地说：加油！ 在北京，在国家队队员异样眼光的注视下，我们训练得很压抑。在这种状态下，我常常产生“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担忧。那时候，我开始学习新动作，但心里总想：没准今天 学动作的时候被摔伤了，明天就待在医院里了。 这时候，春节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情加重了我的担忧心理：一是女生宿舍起火，一是队友晏辉被烫。 １９９２年２月，大年三十，北京还没有禁放鞭炮，我们都用过年发的钱买了鞭炮。当时，李锐总喜欢和我们开玩笑，女孩都挺怕他。于是，她们在买了鞭炮后，藏在被子里，这样不至于被李锐发现。 女生宿舍与我们隔了几个房间。吃完饭后，她们反锁了房门，跑到我们这边房间玩。到了傍晚，任佳、王璇和刘倩觉得是时候可以放鞭炮了，就回房间去拿。 一开门，发现房里面黑烟滚滚。她们吓得哇哇叫，我们赶紧跑过去看，发现床上的东西都被烧没了，房顶和墙壁也被熏黑了－－不知怎么回事，她们藏在被子里的鞭炮可能是受热“自行爆炸”。万幸的是在被子里放炮，没有起明火，要不然，女生宿舍的隔壁就是四块玉训练基地的仓库，后果不堪设想。 鞭炮玩不成了，我们又惊又吓没了心情，女生们还到我们宿舍借住一夜。由于房子是租的，又没钱粉刷墙壁和屋顶，整个春节假期，我们都忙乎着用小刀等各种工具，将墙壁熏黑的部分刮干净，全然忘记了想念家人。 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三天后，我们几个小孩恢复了顽皮的本性，在早饭时耍嘴皮子，张练听得火冒三丈：“你们闲了，都给我打水去！”结果，我们在锅炉房打水时还在嬉戏，无意中晏辉的水瓶砸了，造成腿部大面积烧伤。去医院简单开了药，没钱住院治疗，只能躺在宿舍里，天天换药，他这一躺，足足躺了一个月。 这两件虽然是偶发事件，却搞坏了我的心情。因为春节过后，我要上难度动作了，而且是高难度－－207（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和407（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４０７的难度稍微低一些，容易点，很快我就学会了。接下来，我的任务是攻克更难一些的２０７。 准备学207的那天，晏辉还是裹着绷带躺在床上不能动。出发前，我表情严肃地对他说：“今天，我要上207了，这是张练早就定好的。如果今晚我能站着进来，就证明我跳成功了，你得为我高兴；否则，我就是躺着回来，陪你躺在一起。” 我都奇怪，竟然能说出这么悲壮的话，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感？当时年纪还小，不知道什么叫开玩笑。这些话，都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晏辉举起了拳头，同样认真地说：“加油！你一定要站着回来！我相信你！” 到现在，我都忘了那天是怎么学的新动作，什么过程，只记得学成功了。到了晚上，我从外面大喊大叫着回到宿舍：“晏辉，我回来了！” “学会新动作没有？” “拿下了！没问题！” 简单而有力的对话后，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顺利地攻克难度，让我一扫笼罩在头上的阴霾，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要知道，２０７和４０７这两个动作至今都是世界顶级选手用的动作，掌握了这两个动作就意味着拿到了冲击顶尖高手的钥匙。 不光我高兴，队里上下都很兴奋。在我完成２０７的晚上，惠天明领队拍板：奖励田亮李宁牌运动包一个。 这是我们陕西队至高无上的荣耀。要知道，当时只有国家队一线选手才有资格领李宁牌运动服，二线选手发的是佳B（佳地）牌服装（当时的一个品牌，现在可能已经不生产了）。省队的品牌就更没有档次了。奖励我的包在王府井李宁专卖店标价４２元，这成了我最值钱的家当，提前享受到了“准国家队队员”的待遇。 我本来舍不得用这个包，光是挂在宿舍里都觉得神气。可是我又没有其他像样的运动包，于是我每天都雄赳赳地斜跨着“战利品”，骑着车在伙伴中穿行。 感觉从来没这么好过！ 随后，我开始将目标瞄准更高难度－－３０７C（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当时的顶尖高 手，除了１０９C（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以外，３０７就算难度到头了。 不过，攻克这个动作是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后，１９９３年３月。 巧合的是，４０７、２０７这两个动作，都是我在礼拜五学会的。而冲击３０７，也是在礼拜五。礼拜五，成了我冲击难度的幸运日。 ３月的那一天，张练刺激我：“今天的诱导（全套动作的分解）已经跳得很好，想不想尝试一下３０７？要是你能完成这个动作，你下午都不用再训练了，我奖励你。” 要照往常，冲击高难度动作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可当时，我们下午的训练刚刚开始，才两点多一点。听了教练的话后，我觉得全身都是劲，想都没想就嗖嗖地上了１０米台。接连跳了三四个动作，不但没有挨摔，而且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动作的难度不言而喻，第一次练习就很漂亮很难。我没有失败，已经算是成功了。 张练兑现了自己的话：“你换游泳裤去吧，今天下午就歇着吧。” 跳水馆是４点半才供应热水，但我管不了那么多，等不及冲热水就换好了平常衣服。但接下来做什么，成了困扰我的一大难题。记忆中，除了礼拜天，我从来没有因为伤病和个人原因请假，这次在大家训练的时候独自休息，总觉得心理空荡荡的，手足无措。 或许，这就是一种职业惯性，或许，是自己对跳水的这份热爱。反正，我背着自己的李宁包，坐到了二楼的看台上，傻傻地看队友们训练，从３点一直看到了７点。整个过程中，我根本就没动过先回宿舍，或者到外面溜达一下的念头。 坐在看台上，我很欣慰，也很得意：自己无意中完成了最后一个难度动作的冲击，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奥运初体验 １９９２年的夏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奥运会带来的震撼。什么时候，我才能从国内脱颖而出，成为像孙淑伟那样的冠军，接受观众热情的欢呼？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一样，用右手兴奋地挥动拳头，向世人证明自己？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在学会了407、207等高难度动作之后，我的自信心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我开始寻找机会，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像众多刻苦练就武功秘籍的新人一样，寻找与高手对决的华山论剑场所。 在内心层次上，我希望能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一举成名。1992年7月，全国跳水锦标赛在辽宁辽阳举行，我的机会来了。 如果说以前我参加全国比赛，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和自信心的话，那么这次，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我已经拥有顶尖高手的难度动作。除了407和207这两个难度动作，我还攻克自己以前最棘手的倒立动作６３４。在当时，６３４可以说是倒立动作中的极限，孙淑伟、熊倪他们参加奥运会，用的都是这个动作。 可以说，除了将要学的３０７，在难度上，我和这些奥运名将平起平坐的了。 这次全国锦标赛，由于伏明霞、孙淑伟、熊倪等名将全力备战奥运会，而变得乏人问津。不过，它的含金量丝毫没有受到减损。中国跳水能够在世界体坛长生不衰，靠的是无以伦比的集团优势，在当时，肖海亮、徐浩这些选手，都国内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在国际上，也有冲金摘银的实力。 这是我第一次与７６、７７、７８年这个年龄段的高手进行比赛，我对这场比赛看得很重。 预赛，我的各项动作都发挥稳定，拿手的套路基本上没有出现失误，以第六名的身份进入决赛。张练也非常激动，他推了我一把：“看不出，你小子还行啊。好好地把你学到的动作发挥出来，我们就有希望，稳定在国内一流选手这个层次。” 但张练和我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比赛经验。那时候，自己虽然有了去年全国锦标赛的经历，但在如何把握比赛节奏及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还是一个新手。张练兴奋的话音还在耳旁回荡，我就在决赛劈里啪啦地乱砸一通，有几个动作，干脆是横着入水。 最后，我获得了第12名（决赛资格就只有12个人）。那次失利，让我彻底认清楚了自己的斤两与不足。要成为高手，还需要磨练。 巧合的是，肖海亮因为赛前突然发高烧，发挥失常，预赛仅名列第13位，连决赛都没进。不过，四年之后的１９９６年奥运会，我和肖海亮成了参赛队员。我俩经常自嘲：“９２年全国比赛的第１２名和第１３名成了奥运选手，命运真是神奇。” 但那一年的夏天，我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奥运会给我带来的震撼。 1992年8月，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在以前自己的懵懂记忆里，奥运会并没有占有多大的意义。虽然自己从事的是竞技体育运动，但由于收看条件以及认知程度所限，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奥运会这样的比赛。 这一年，在教练房间里守着那台半新不旧的16英寸彩色电视机，我见识了这个新奇的世界，并开始了与奥运会的缘分。可以说，我的辉煌与失败，荣辱和悲欢，都与奥运会有关。 8月4日，我和伙伴们早早来到张练房间，一字排开，坐在地上，准备观看奥运会10米台决赛。 光是对比赛场地的镜头，就让我们唏嘘不已：巴塞罗那是一座多么漂亮的城市啊。奥运会跳水比赛竟然被安排在室外进行，宽敞而漂亮的看台，远处的教堂塔尖清晰可见。这个地方太美妙，太干净了。要是自己有幸置身其中，就算是作为一名匆匆游客，也不枉此生。 那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一名叫孙淑伟的16岁少年。他纤细的眉眼下，不太协调地长着一张又厚又阔的大嘴。之前无数次在训练场上听过他蹩脚的普通话，但这次，我从他宽厚的大嘴中读出了福气，读出了气定神闲，读出了冠军气质。 他晒得够黑！但那一刻，我认定：“是高手，就应该这么黑！”只要皮肤晒黑了，无论是在海南三亚，还是非洲赤道训练出来的，一定是高手。 那是怎样的惊心动魄！怎样的王者气质啊！前有数亿双目光的注视，后有熊倪等一干天才选手追赶，孙淑伟在第四跳奠定了胜局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一次失误。何止没有出现失误，最后一跳，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选择的动作是难度系数3.4的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当 他干净地完成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动作后，四名裁判不约而同地亮出了10分，他的得分是99.960分。 我们在电视机前炸开了锅。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完美！ 我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渺小。本来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总觉得自己能徘徊在国内前12名，就已经很厉害了。但现在，我看到了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看到了自己的浅薄。 什么时候，我才能从国内脱颖而出，成为像孙淑伟那样的冠军可以平静地扫视欢呼的观众？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一样，用右手兴奋地挥动拳头？ 我试图说服自己：这是在看戏，看别人的精彩好戏。当时，我想都没敢想过自己也会站上奥运冠军领奖台。那个时候的我不敢奢望胜利，“别做梦了，早点休息吧……” 那一夜，我失眠了！ 国家队之路 １９９３年2月的某一天，张练走到我跟前，告诉我：“明天，我要带你去国家队”。我至今仍记得他平静的声调，平静得就像交代某次小测验一样。这么多年来，无论是碰到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他总是能平静地对待一切，有他在，我觉得踏实。 １９９２年奥运会后，我们从四块玉训练基地搬家到亚运村去了。在这里，陕西跳水队请了专职保姆负责我们的日常起居。 我们住在游泳馆里的房间。由于没有窗户，不开灯，屋里一片漆黑；房间小，就把床架子去掉，直接睡在垫子上，有点像日本人用的“塌塌米”，暖气很足，但没有换风口，屋里特闷。为了节约电，少些交电费，我们总是不开灯，这样无论什么时候进屋，我都可以马上睡过去，而且睡得昏天黑地，根本不知道时间。 但我对自己说，这一切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那时候，队里买了一套录像机、录音机等音响设备，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卡拉OK。最开始的时候，我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或是照着歌曲唱。终于有一天，我被大伙簇拥到麦克风前。听到自己的声音怪怪的，很陌生，跟想像得完全不一样，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里传出的。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我自己唱的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在悲伤的旋律中，我觉得自己真的到了该结束梦游的日子，该醒醒了。 经历了黎明前的黑暗，从一个长长的梦里醒来，我发现世界变得与以往不同。 因为，我要进国家队了。 那是1993年2月的某一天，张练走到我跟前，告诉我：“明天，我要带你去国家队”。 我至今仍记得他平静的声调，平静得就像交代某次小测验一样。这么多年来，无论是碰到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他总是能平静地对待一切，有他在，我觉得踏实。 但这句话在我心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涛。我高兴得发狂！ 进入国家队，这是真的吗？自从我跳水的那一天起，我就无数次在梦中设想着这一镜头，梦想着和孙淑伟等高手比肩切磋，接受徐益明等权威教练的指点。但自己被四川省队退回，加入了陕西队后在全国比赛屡战屡败，在北京集训遭遇白眼，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会孙淑伟他们的挥洒仿佛还在昨天。 如果这是梦想，请让我在美梦里多停留一些时间，让我这个出身贫寒的丑小鸭，多一份王子的感觉。 但这是真的！感谢上天！我可以在更高水平的殿堂里继续梦想飞翔了！ 确切地说，那时候，我还只是国家队集训队员的身份。1992年底，国家队在广西南宁组织了一次大的集训，当时各省尖子选手都在其中，陕西队除了我，还有王璇、冯钦、晏辉。 那次集训，国家队将所有男女跳水队员分成两个大组，分别由吴国村和于芬带领，总教练是徐益明。我和张练属于吴国村一组。 吴教练的训练非常严格、严厉，因此，我们组的训练量特别大。每次水上训练结束后，还要到田径场进行素质训练。这时，我的跑步才能得到彻底体现，这都是我小学时跑步看电子游戏的结果。不过，吴练对我要求特高，规定我每次跑步必须进入前几名。 田径场跑道是煤渣铺的，５００米一圈，一两次拿前几名没问题，但每次都名列前茅，那就是“超人”了。我想，就是现在号称魔鬼训练的队伍，也无法达到我们当年的那种运动量。好在我年纪小，练得辛苦，体力恢复起来也快。晚上8点训练归来，反正不管看到什么，就胡乱吃些什么。广西特色菜田鼠肉，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香甜无比，后来一听是田鼠，恶心得差点吐出来…… 那次集训，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奥运会冠军孙淑伟。 大腕孙淑伟 这就是大腕吗？训练量少、幽默、憨厚、敏锐、细腻…… 训练量少是这位黑马王子给我的第一印象。孙淑伟在训练中非常善于偷懒，无论是白天的陆地、水上的动作练习，还是晚上的素质训练，他总是能省则省。我们要求跑５圈的，他就基本上不跑。实在万不得已，才在最后一圈时冲刺一下。 我心里想，这就是奥运会冠军的标准。什么时候练就了他那样的水平，自己也就不愁进行这种痛苦的专项训练了。现在想来，这多少有些冤枉孙淑伟。对于不同水平和层次的选手确实应该区别对待。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上升阶段、打基础的孩子来说，魔鬼训练是必须的手段。但对于那些已经掌握了先进技术的世界名将而言，让他们适当“偷点懒”，好钢用在刀刃上，的确不是一个明智的方法。 孙淑伟给我的第二印象是幽默而憨厚。那个时候，我、晏辉、冯钦（当时我们都不是国家队的），以及孙淑伟、余卓成5个人住一个房间。我们仨是一个队的，平常自然唧唧喳喳个没完。不过我们和孙淑伟、余卓成是一个大组的，平常接触机会也很多。和他熟了之后，发现他不像想像中那么可怕，没架子、而且不耍大牌，特好接触。 我那时候大概是“讨人嫌”的年龄阶段，熟悉了，就有点没大没小，甚至会欺负孙淑伟这个“大腕”。 孙淑伟的思想非常敏锐而细腻，时不时来几句妙语，幽默一把。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说话不利索，那口粤式普通话总是成为我嘲笑的对象。虽然我的川式普通话也不太标准，但毕竟口齿清楚，足以笑话他了。他老喜欢用“介、介（这）”当做口头禅，说个半天也没进入下文，我就调皮地学他说话，跟他一起“介、介”。 很多时候，他会跑来作势“揍”我。等我一求饶、住嘴了，他就不吓唬我了，一切和好如初。可是等他刚回到自己床上的时候，我这边“介介”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于是，他又作势气冲冲地过来…… 在这种追逐嬉戏中，总是以他最后威胁说“行，你就这样啊，等明天我再收拾你”而告终。这句话倒说得干脆利索，我见好就收，偃旗息鼓。 孙淑伟给我的第三印象是豪爽。那个时候，他总会买许多我们见都没有见到过的零食，还有许多人送给他的食品。当时我们都住下铺，上铺基本上都是空的，他就把所有吃的东西往上铺放，训练回来后“打牙祭”。 他有一盒别人从香港带回来的饼干，巧克力味，条状的，像棍子一样，用铁盒子装的，分量很少，但包装特别精美，而且味道特别香。当时他拿回来后，曾礼节性地让我们品尝过一块，我吃过之后，感觉真是人间美味！从此总惦记着什么时能再吃上一口。因为他的存货太多了，孙淑伟并不特别在意这盒饼干，我却每天都在计划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吃美味。 我曾厚着脸皮找他要过，他装作生气的样子不给，因为我老是“介、介”地逗他。明的不行，我只好来暗的了。找机会偷吃一根，不能贪多，否则本来东西就少，他一定会发现的。我当着晏辉他们的面吹牛说：“你们别怕，看我的。”我就拿一根“棍子”饼干吃。可是越吃，越害怕他发现；越怕他发现，就越馋。不知有意无意，他从来没有当场“抓获”过我。可惜的是，我后来再也没重温过那种饼干的味道。 世界冠军余卓成比孙淑伟大一岁，也特富有。南宁小吃特别多，总有小贩沿街叫卖，他基本上都会买回来，比如红薯片之类的东西，象征性地给大家尝过之后就放在上铺，自己慢慢吃。我们没钱，买不起零食，又特别眼馋。只好趁他们串门的时候偷来品尝，真是巧了，我们好几次刚摸向上铺的食品袋，他就会突然进屋来，看到我们吃惊而紧张的表情，他就明白了。顶多吓唬我们几句，就大方地拿出零食，和我们共享。 不过有时候，他拿我们开心、找乐，大喊着：“到底是哪个在偷吃我的红薯片啊？！”看到我们不好意思地抓耳挠腮、互相傻笑的样子，他特开心。 快乐的小跑腿 进了国家队，我用近乎玩命的态度来对待训练。为大家提供服务，尤其是为孙淑伟和伏明霞“跑腿“，成了我最快乐的时候。 １９９３年全运会后，我们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冬训。这时的我，也结束了“临时工”身份，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不过，我暂时离开了张练，投在国家队副总教练吴国村门下。 吴教练手下拥有最顶尖的男队高手，如孙淑伟、熊倪、兰卫、余卓成、王天凌等大批超一流选手。而女队主力，包括伏明霞、池斌、郭晶晶、熊敏等，都是另外一位副总教练于芬的弟子。 如果说中国跳水是梦之队的话，那这两个组，就是梦幻阵容中金字塔尖。他们全都是征战奥运会等大赛的主力班底。 可以想像，此前没有获得过一项冠军头衔的我，能置身于这样的冠军群体，该是何等的幸运。 不过幸运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孤独感。在没有教练张挺的这段日子里，我就像没了“主心骨”，极其渴望认同感。 每天，我都用近乎玩命的态度来对待训练。而在训练之余，我也希望能为大家多做点什么。 在吴国村组，我和女队员谭舒萍最小。当时，国家队每周都要评出先进集体、先进宿舍，每个组都要评出先进个人。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在宿舍墙上，贴着一张奖罚计算表，有好多个项目，如陆地运动和强度最大，加５０分；水上运动和强度最大，加多少分；早操、训练全勤、按时完成训练日记、个人卫生等等。 我们组的先进个人，不用争，基本上都是我。在南宁集训时，先进个人的奖励是肥皂、洗衣粉；到北京后，奖品升级了，变成了一双李宁牌袜子。 这种奖励对那些大腕队员来说，也许是不值一提，但对我来说却弥足珍贵。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出风头的机会，每周得奖后，我都会在宿舍里得意地轻轻嗓子，又不好意思太声张，打来温水，洗脚，擦干，然后换上“战利品”新袜子。 进行这一活动的时候，我的动作都会很慢，也很专注，一丝不苟，好像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仪式，一种得到认可，又能鞭策自己前进的仪式。 那时候，袜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当年那个李宁书包，是等同的。 敏感而脆弱的少年心啊。 当然，为大家提供服务，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和孙淑伟、王天凌一个房间。孙淑伟由于是奥运会冠军，住的是单人床，我和王住的是上下铺。有段时间，王住院治疗腰伤去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和孙淑伟两个人住。 这时的孙淑伟已褪去了身上神奇的光环，但话依然不多，偶尔也给我讲讲他的辉煌过去，但这种机会不多。的确，对１７岁的他与１４岁的我而言，两者之间的距离绝不止三岁这么简单。这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代沟，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代沟，是成熟的人与心志发育未完成人的代沟，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少不经事的新人之间的代沟，这个代沟，需要众多国际比赛、成功和失意来添平。 更何况，他本不是一个善于交流、善于主动表达的人。 但我最喜欢的事情是为孙淑伟买东西，充当“跑腿”的角色。我们住在二楼，小卖部在一楼。每天训练累了，人都不愿意动了，而我岁数小、精力旺盛，他会打发我去买小吃。我总是乐呵呵地去完成任务，因为每次帮他买东西，我都“有份”和他一起享用。 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为孙淑伟煮方便面。每到周末，作为奥运会冠军，他有很多活动，出去见朋友。我不可能有什么社会活动，正好负责为他买、煮方便面，然后顺便“享用”他的音响、电视和游戏机等。 对不住孙淑伟的是，当年很多的煮面“工程“都是在厕所里完成的。宿舍那时候熄灯很早，我就在厕所，一边在电炉上煮面，一边看书、玩电子游戏。等晚上１０点熄灯他回来时，热腾腾的方便面也大功告成。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有成就感。 那时候，我的服务对象不止孙淑伟一个大腕，还有后来的跳水女皇伏明霞。 伏明霞才大我两岁，但成名很早，像姐姐一样地照顾我。对于买东西这种事情，她最放心交给我。一是因为我的跑步速度神速，二是我的口风很紧，不会打小报告。要知道她们的教练于芬管得比较严厉，女孩子吃零食是被坚决禁止的：吃多了，会影响体形，也会影响动作质量。 尽管如此，伏明霞还是忍不住嘴馋。在让我买冰棍、冰激凌等东西时，她总是特别大方，一出手就是５０元，还与同宿舍的池斌、熊敏、郭晶晶共享。出发前，她会细心地叮嘱一句：“记得帮自己也买点啊。” 每次，我给自己买的都不多，大概一两块钱的小零食。 我跑得快，她也吃得快，生怕被教练撞上。你能否想像，如今美丽恬静的跳水皇后，也曾有过因为嘴馋而把零食风卷残云的时候。 每次进伏明霞的房间，我都会记得将房门关好。但有一次，我刚拎着一袋子冰激凌进屋，敲门声遽然响起。大家全都慌了神。还是池斌反映快，一把将冰激凌塞进被窝。 开门一看，果然是于芬教练。照例训了大家半天，说这个怎么行，那个不能这样。当时我特紧张，像作了错事一样，还好，于芬对我很客气，一挥手，放行！ 过了不久，我溜了回来，发现伏明霞她们四个人沮丧地靠在床上：冰激凌没吃着，早就被捂化了，床上只留下湿乎乎的一滩水。 我很过意不去：“霞姐，都怪我把教练招来了，我以后一定小心。” “咳，没关系，碰巧而已。再给你５０块去买！不过这次路上要注意，别让于教练看到！” 我是冠军！ 这就是自己魂牵梦萦的冠军吗？奇怪，之前自己曾设计过各种庆祝动作，像孙淑伟在奥运会上那样用力地挥一挥拳头，但当金牌到来的时候，我只感觉到胜利的战栗，只会一个劲地傻乐。 自打我从事跳水事业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憧憬着拿到冠军的那一天。那是所有从事职业体育选手的梦想，也是个人价值的最高体现。 不过，一次次残酷的现实告诉我，要想成就大事业，就必须等待。 于是，我就等着，在苦了累了失败了受白眼的时候，我会在没有人的角落，执著地守候自己的冠军梦想。 这个梦，我等了四年！ 之前，我拿过全国乙级赛区的冠军，是在江苏的南京。记得自己在比赛完了后，还看别人的比赛。直到张练提醒我：“田亮，你的那个什么金牌，别忘了到组委会哪里去领。”我才猛然想起，自己也算是成功了。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闪亮的奖杯，甚至没有在大广播中宣告我的名字和单位，那不过是乙级比赛，不是我想要的冠军！ １９９４年加拿大、美国站比赛回来后，我回归到了张练手下，接下来准备９月份的全国锦标赛。由于全国比赛与９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撞车，再加上国家队以前的规定：参加世界大赛的选手不参加全国比赛。就连在奥运会上风光无限收获四金的“女皇”伏明霞也只拿过 一次全国冠军，是在福州的全国比赛；９３年全运会时她第二，输给王睿。 当参加世锦赛的熊倪、孙淑伟两大高手缺席，和我势均力敌的对手肖海亮也因故弃权全国比赛之后。我的机会来了。 比赛安排在湖北武汉进行，采取淘汰赛赛制。要想获得最后的冠军，选手必须闯过三轮：第一轮，进入１２强；第二轮，分两组，每组淘汰后四位；第三轮，剩下的四个人中再逐轮淘汰，最后决出冠军。这有些类似现在的“死亡对决”，只不过当时自己年纪小，没有体会到比赛的残酷。 我就这样一轮轮地跳下去，对手越来越少，而我的水花也越压越漂亮。当自己身体接触水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觉那么美妙过。 我知道自己有实力，但不敢想太多，因为很多对手的实力都比我强，也比我岁数大，经验丰富。但随着对手越来越少，我告诉自己：离胜利又前进了一步。 等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冠军了！ 这就是自己魂牵梦萦的冠军吗？奇怪，之前自己曾设计过各种庆祝动作，像孙淑伟在奥运会上那样用力地挥一挥拳头，但当金牌到来的时候，我只感觉到胜利的战栗，只会一个劲地傻乐。 这个时候，张练走了过来，好似平常那样给我分析总结刚才的表现，我乖乖地准备低头聆听。谁知他猛然一发力，把我推到了水池里。 我的第一反映是，我拿了冠军，张练怎么不高兴了？再一想，原来他是和我开玩笑的。这种庆祝方式比我想像得还特别！ 我笑呵呵地爬出水面。终于，我的脖子上也挂上了沉甸甸的金牌，手里捧着鲜花，还得到了大奖杯。不记得是怎么走上领奖台的，只知道站在上面，看到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在鼓掌，张练也在接受大家的祝贺，到处张罗着“今天我请客！” 不过，我没有参加张练和其他教练的狂欢。回到宾馆，先给家里爸妈打了一个电话报喜，然后用张教练奖励给我的６００元钱，拉晏辉出去溜达，买了一大堆好吃的零食回来大吃特吃。湖北的土特产闻名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张练还说，拿了冠军之后，你可以买金项链啦。但我舍不得买项链，后来正好有人送了我一个金项链。那是我拥有的第一个贵重物品。不过，我一年都戴不了几回金项链。 后来，张练走进我的房间，破天荒地畅谈“我们”的未来和目标，“我们”的下一步。“你现在是全国冠军了，应该树立更高的起点。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争取参加明年的世界杯。” 当时的世界杯有团体赛，只要能够入选中国队的参赛阵容，肯定就是世界冠军。 从全国冠军到世界冠军，这可是以前我没有想过的高度，如今列为我的下一个目标。“能行吗？”我不停反问自己，又听到坚定的回答：“肯定行，就算孙淑伟参加全国比赛，我也不怕！” 从那以后，我开始变得自信起来，敢于编织冠军梦想了。 这个“小疯子” 冲难度、攻克难度，是国家队总教练徐益明在１９９４年底冬训时提出的新思路。这个提议仿佛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这小子，如果好好练，一定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 做出如此论断的，是跳水界有泰斗之称的总教头徐益明，而且是在９３年全运会后。老 实说，比赛结果挺丢脸的，本想进入前八、为陕西贡献一分的，自己却“连滚带爬”地名列了倒数第几名。但这位老帅力排众议，把以前没有任何成绩的我调入国家队，并在他的得意弟子吴国村手下练了半年。 那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动作就是３０７。１９９３年比赛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动作，当时，肖海亮、徐浩等国内高手完成都很吃力，没想到我在训练中刚学，就ChUA了（跳水术语，指的是跳下去没有一点水花。）徐益明当时就指着我对张练说，在冲击难度方面，这小子有股冲劲。 冲难度、攻克难度，是徐益明在１９９４年底冬训时提出的新思路。这个提议仿佛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有了世界冠军梦想的我，训练起来更加玩命，接连攻克了两个动作：１０９C（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和６３６（倒立反身翻腾?）。 不过，学习这两个动作却是竞争使然。我要感谢我的陕西队队友冯钦，要是没有他，我学这两个动作至少要慢好几个月。冯钦一直在跟我较劲，明争暗斗。他最好的成绩是１９９４年全国锦标赛第８，我已经拿冠军，但他并不认为比我差。我俩的竞争，从训练、比赛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训练中，除了比质比量、比难度、还有速度。 冯钦以前练过杂技，臂力惊人，倒立功夫好（要知道，在四块玉训练时，我可是苦练了好几个月的倒立。）因此他先创造了６２６倒立动作。就是反身倒立提上来后，随后顺势下去。有了冯钦这么好的参照，我觉得他的动作缺乏挑战，太容易学，因此，就自学６３６，倒立背对着跳水台，反身向内翻腾。 这两个动作我们几乎是同时学的，但我的６３６脚和头很容易磕着跳板，有点冒险，冯钦学不来。另外，我的难度系数比他高出０·１。在这一动作的竞争上，我先拔头筹。 学习１０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一次冬训结束后，晚上７点半，我的跳台训练计划已经完成，就去练习跳板。冯钦的动作稍慢，训练计划还没完成。但他认为自己状态很好，翻腾效果也不错，因此走上台去，开始“抢跳”１０９。 “他也学１０９，有没有搞错？！我可是全国冠军，千万不能落在他后面！”我在跳板这边“运气”。老实说，冯钦的举动对我刺激很大，内心酸溜溜的。 不过他跳了好几个，质量都很低，几乎是躺着入水。 我不服气，也走上了１０米台。第一个，我跳的效果竟然还可以，就是水花大了点，但基本上算是成功。我又一口气又完成了几个，没有一个跳砸，还越来越好。 看到我的表现，张练高兴坏了，向来情绪不外露的他，带头在下面鼓起掌来，为我主动挑战难度、尝试新动作的勇气喝彩。 后来，他还对我们组其他队员总结说：你们知道田亮为什么会一步步上去吗？就因为他没有受过伤、系统训练，还什么都不怕。他这么一表扬，我的积极性更高了，有点小伤小病，我一般不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而徐益明总教练，也总会在每次威严地走进跳水馆后，将意味深长的目光在我身上多驻足一会。 那时候，我心里暖洋洋的。 我明白他目光背后的含义！领跑顶尖难度的我、挑战极限的我，在跳水队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我学会１０９、６３６后，引起了孙淑伟、熊倪等其他顶尖高手冲击难度的高潮。他们要想继续确定队里的“老大”地位，就只能选择去学习、掌握新动作，要不然就会被我们这批小孩所淘汰。 熊倪好像就是“倒在”６３６的，因为在练习中受了伤，最终只能放弃跳台，转攻跳板。孙淑伟，我的这位天才室友也学习起了６３６，由于他本来的基础就好，而且倒立技术规范，因此很快就学会了。还有肖海亮等人。 当然，他们学习仅限于６３６，至于１０９，他们是断然不肯跟我学的。 １０９是吃力不讨好的动作。对于我们而言，它的难度悉数绝对不止３．５，真实难度，应该是３·７或者３·８。国际游联在进行难度值认定的时候，标准是每多一周增加多少分来计算的，但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从３周半到４周半的时候，这是挑战人类极限。因此，选手各方面的要求也得相应增加，你必须拥有完善的高度、充沛的体能、清醒 的头脑。 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是个疯子，冲击难度的疯子。１０９在他们看来，只有傻子才会跳。成功与否就完全靠蒙，ChUA的几率非常低。 很多时候我也在怀疑是否要跳这个动作，太危险，又不值得；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像傻子。但既然只有我一个人能跳，敢跳，我就会跳下去！ 不知道高手们是怎么看待我的。不过，我不在乎他们的反应。跳水队也没有什么论资排辈的概念，你有多大能耐，你就使出多少劲。 我只知道，他们比我的大赛经验丰富，比我发挥稳定，而我的优势在于难度系数。 我还知道，我很快乐。如果是傻子、疯子，那也是快乐的傻子、执着的疯子。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种治疗恢复仪器，叫力王。我的队友们经常开玩笑说：“你小子，不是疯子，就是力王！” 郁闷的世界冠军 以前我什么都不是，连省队都进不了，现在我是全国冠军，成了国际级健将，还一不小心成了世界冠军。可张练的夫人谭敏却说：你这个世界冠军，根本上不了台面！ 在成为全国冠军后，我开始憧憬起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 1995年9月，第9届世界杯将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这是1996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张练鼓励我说，我们去不了1996年奥运会，能去趟奥运会的场地也好啊。努力一把，我们一定要争取参加这个世界杯。 虽然在3月的莫斯科国际跳水邀请赛，我只得到了第三，但我那时候已经确立了继孙淑伟、肖海亮之后的男台三号人物的位置，加上我冲击难度的劲头给跳水队教练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得以参加这届世界杯。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级大赛。这种感觉真是奇妙，所有熟悉的不熟悉的国外顶尖高手都来了。而且，这里又是奥运会比赛场所，在抵达亚特兰大的前几天，我好好地把比赛场地以及周围转了转，还留了几张“来此一游”的照片。方便我回家后向人家炫耀：“那个奥运会场地，我去过了，真是……” 那时候，出国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不过，之前我参加的国际游联的大奖赛以及一些邀请赛，都具有很浓厚的商业性质，因此在住的方面要求都非常随便，是酒店都行。 这次，我们来的可是奥运会场地啊。奥运会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它属于顶尖选手的PARtY。作为门外汉的我，能从世界杯门缝里窥见一些光怪陆离的色彩就好了。 那个时候，我没有妒忌甚至心理不平衡，经过了那么多打击之后，我学会了认清自己。 世界杯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有免费的冰激凌吃。这种待遇，让我觉得很爽！ 这次比赛，是双人项目第一次被纳入世界性大赛，国外选手无论从单人实力还是同步性方面，都无法与强大的中国队抗衡。尽管如此，我毕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只参加双人１０米台一个项目的角逐，和肖海亮配合，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 9月6日，双人比赛决赛的前四个动作，我虽然出现了不少的失误，但还是领先对手好几十分。 第五个动作，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是207抱膝。这是五个动作中最难，但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动作，因此我们放在了最后。 我的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肖海亮喊：1、2、3，跳！ 空中动作倒没什么问题，可是入水的时候，肖海亮ChUA了，但我却在翻腾的时候角度有点过，水花特别大。 “唉，我都ChUA了，还想听观众的喝彩声和掌声呢。结果回头一看，发现四周水波纹翻起来了。我一想，完了，你小子砸了！幸好显示牌上的分数告诉我，我们还赢了十几分。要是你把这个冠军给丢了，我一定‘揍’你！”上了岸，肖海亮兴冲冲地捶了我一拳，表示既往不咎，我挺不好意思的，差点把到手的金牌弄丢了。 其实，这也是肖海亮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比赛。但他出道比我早，状态非常好。除了双人比赛，他还要参加单人跳台的比赛，他拥有与孙淑伟一决高下、争夺冠军的实力，但是没有绝对把握。因此，要是这个几乎白得的双人世界冠军丢了，他确实有理由海扁我一顿。 不过，肖海亮扁我的还有一个理由：他的手臂肌肉拉伤了，而且是被我连累的。由于我是第一次参加双人比赛，心里没有底，总是缠着他练习双人。结果，他单、双人比赛都要兼顾，练得过多，手臂拉伤了。 我们跳水选手最忌讳手臂受伤了。即便你开局阶段做得完美无缺，起跳、空中翻腾、入水也很漂亮，但一入水，问题就来了：受伤的手臂会被巨大的水冲击，打肿了是小事，最关键的是压不住水花。一入水，激起千层浪。 后来的单人比赛，状态不佳的孙淑伟“果然”战胜了受伤的肖海亮。“都怪你，没事老缠着我练双人，这下好了，单人冠军丢了！”赛后，肖海亮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听他这么抱怨，我觉得很内疚：幸亏我俩拿下了双人比赛的金牌，否则我还真的“罪大恶极”、成“罪人”了。 当时选拔赛的积分标准是：第一名算50分，第二名48分，第三名47分，第四名45分。两场比赛后总分前两名的选手获得奥运会资格。 听说等我离开后，张练特别激动，瞪着眼睛冲到裁判面前大声理论，要求他们重视我的存在，别送国手们人情分。 第二场比赛隔了一天后进行。中间训练的那天我开始练习抱膝，张练要求我改过来，理由是屈体太不稳定。抱膝感觉太好了，简直是百发百中，找不到理由跳坏这个动作，翻腾一周还是两周打开入水，全都由我控制。就像是正常人上楼梯，怎么也不可能在上的时候被摔着一样。 第二场比赛到了晚上10点多开始比，我们四个人，坐成一排等待最后的较量。 我还是想法不多，或者可以说没有想法，和大腕“抢食”吃，自问还不够水平，但感觉孙淑伟有点紧张。肖海亮还好，他已经有第一场的冠军做积累了。徐浩最放得开了，因为他第一场名次垫底，这场即使跳个第一，积分也不可能列前两位，已经和奥运会提前BYEBYE了。他起哄式地喊着：“你们赶快跳，别罗里罗嗦、磨磨蹭蹭的！快点比，或者猜拳决定谁先上场吧，回头我还得接家人的电话呢。” 一场关系到个人前景的血拼，被徐浩演绎成了“无厘头”的大无畏精神，让我很是佩服。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他的话只能使本来就有些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喘不上来气。 我是最先完成动作的，全部ChUA平！尤其是最后一跳我跳得完美无缺，得到了9分的高分。 随即，孙淑伟出现了重大失误，肖海亮也出现失误。最终，我拿了第一，孙淑伟第二，肖海亮第三。 两场比赛下来，我和肖海亮并列第一，而拿到两个第二的奥运会名将孙淑伟，只能遗憾地和奥运会擦肩而过。 对不起了，大师兄！珍重，老朋友！ 抱憾亚特兰大 奥运会，就这样被我恍惚过去了！我，就这样被奥运会抛弃了！就这样我一个人枯坐在水池边，思绪万千。很洒脱，也很苍凉。 在我大获全胜的当天，张练高举着回家的火车票，退了！晚上，他和几位陕西省体育局 官员一起，围坐在水池边聊了一宿。没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没有奢华的庆祝仪式，只有几张火红的脸，和几颗跳动的心，在勾画我的奥运蓝图，以及未来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晚，张练破天荒地允许我可以玩通宵游戏。但或许是白天兴奋过度，到了凌晨1点，我便甜甜地睡去。我希望，在梦里，我能留住一切美好的东西，最好永远都不要醒。 爸爸妈妈，您们知道了吗？当年那个让您头疼的调皮的亮亮，当年那个怕冷的丑小鸭，竟然也有成为王子，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机会！ 张练，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难以自持！没有您的苦心经营，哪里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像一张白纸，让您在上面书写最美丽的图画。 感谢……感谢……要感谢的太多太多。 但在为自己感到庆幸的同时，我还不敢肆意挥洒自己的快感。虽然印有我名字的跳水队名单已经上报国家体育总局，但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敢打保票说，你肯定可以进。在奥运会前临时换人，中国队不是没有先例，尤其在人才济济的跳水队。 另外，在奥运会选拔综合评定这一项上，我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论成绩，我只得过全国冠军，世界杯双人冠军；论资历，我是年纪最小的。无论肖海亮还是孙淑伟，头上都罩有一系列的光环。 虽然我和肖海亮在淘汰赛中并列第一，但奥运冠军孙淑伟都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以将我炸得粉身碎骨，面目全非。 等待宣判的滋味，真的好漫长！ 奇迹终于没有出现！6月份，在最终上报给国际奥委会的名单里，田亮的名字还在。 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到了地上！ 好好准备吧，傻小子，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在登泰山的时候，我许下了夺冠的誓言。 7月底，我又来到了世界杯比赛地亚特兰大。出发前，徐益明总教练自信满满地对媒体预言：东方不亮西方亮，“二亮”出场，必有一亮战胜萨乌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名将洛加尼斯的退役，俄罗斯选手萨乌丁在男子跳台项目上一直向中国“挑衅”，几乎包揽了所有世界大赛的桂冠。萨乌丁的出现对于中国跳水界来说绝对是一场恶梦，他使中国跳水运动在世界上失去了半壁江山，无论是板，还是台，萨乌丁都像一堵厚厚的墙，挡住了中国队员通往冠军的路。 历史，将这么重要的机会交给了我。想想，如果能我当时能完成这一任务，田亮的辉煌篇章可能要另外改写了。 但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当时，我甚至不知道萨乌丁是谁，就匆匆参加了比赛。 我为自己制订了夺冠计划。很显然，这是一种极度膨胀的自信。我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不经意间，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我甚至想到：即使不能拿冠军，也绝不能丢人，我可是代表千万中国人来参加比赛啊。如果出现重大失误，大砸下来，我有何脸面面对国人？ 8天后，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奥运会比赛。 预赛第三，半决赛第二，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半决赛时，我甚至有意压了压状态，避免自己提前兴奋。 等到了8月3日，男子10米台决赛前夜，我却发现自己睡不着了。按以往经验和节奏，到了晚上10点我必须熄灯睡觉。但这次，我第一次有了失眠的感觉。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要不知道，睡不着就意味着没有精力比赛，明天可是四年一度、自己为之魂牵梦绕的奥运会啊。 我越想越急，手心和脚心都开始冒汗。我将手在床单上擦了一下，水却越来越多。于是，我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仍然收效不大。我一直想着明天的比赛，脑子里如胶片般地一遍一遍放映着明天可能出现的各种场景，包括可能的失败。 我越想越兴奋，感觉自己已经进入到了战斗状态。说实话，这个时候，如果让我从被窝里爬起，我一样可能完成决赛动作。 我就这么想着，感觉轻飘飘的。这个时候，一个床单，一支笔头，都可能将我给压住。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光年，一世纪？我终于在朦胧中睡着了。 第二天，盛大PARtY开始了！ 到底是美国人，他们将看台修得比跳台还高。走上台去，只见闪光灯齐放，台下还有黑压压的人头。 我就像一个初次走向舞台的演员，已经忘记了任何人的叮嘱，以及教练提醒的技术动作。我现在只下我自己，轻飘飘地完成着一个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肖海亮砸了，我也受到了影响，入水水花不干净。 随后，我平淡地跳完5个动作，没丢人，也没有质量特别好的。倒是破釜沉舟的肖海亮在最后几个动作显示了很高的水准，最终名列第三。 而我，只收获了一个第四。 短短半个小时后，我一下醒悟过来：但一切已经太迟了。我掐了掐大腿，还知道疼。我等了那么多年，机会给我了，我也参加了，但正绻适吕锼档模焊湛罚从稚妨宋病?br>奥运会，就这样把我给丢了！ 我，就这样被奥运会给丢了！ 丢得这么彻底，这么了无牵挂，现在，到了该考虑退役的时候了！ 就这样一个人枯坐在水池边，思绪万千。很洒脱，也很苍凉。 我又想到，我能来这里，实力并非绝对性因素，只是运气比较好一点而已。那些比我大的名将，本来实力就比我强，他们很快就会来找我复仇的；而那些80一代，也在虎视眈眈着我的位置！ 我这么想着，自言自语着，在宿舍，在奥运村公共区，在缺席了的奥运会闭幕式上。 不过，这种梦游状态只持续了一天，在一天后代表团回去的飞机上，我接受的这个事实。我对张练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体格健全，年龄也不大，如果再打拼４年，或许还有再创奇迹的可能。 现在，到了自己正视各种困难的时候了。从今天起，运气靠边站，我要扎实地练好本领，从头再来！ 让我感动的是，等我回国，回到重庆老家后，处处可以感受到了温情的包围。 “第四名已经不错了。你还这么小，应该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经常会有认识不认识的人这么鼓励我。 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阳光。 无数次失败与成功的教训都告诉我，稳定比什么都重要，稳定也是高手与准高手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你可以战胜他，但绝对不能超过他！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人萨乌丁。 对一代巨星萨乌丁，我实在没有太直观的记忆。1994年我第一次出国比赛，就与萨乌丁 同台竞技过，但那时我还是懵懂少年。不知道这位长相酷似农民般憨厚的大哥竟然有如此精深的功力。他的比赛经验，技术稳定性，尤其是入水等方面的技巧，都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1996年奥运会，是我记忆最深的一次。但由于自己一直处于梦游状态，还没有来得及欣赏到他独特的俄罗斯舞步，演出就谢幕了。 这两年，我一直排在他的后面，就像当年熊倪始终被洛加尼斯压着一样。无疑，萨乌丁是我通往世界冠军道路上最后的一道屏障。 但或许是少不经事，从内心来说，还从来没有惧怕过他。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孙淑伟，我还没有服过谁。 下半年的国际游联奥地利公开赛，我和萨乌丁在奥运会后又一次重逢了。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次比赛，我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并最终战胜了萨乌丁拿到冠军，萨乌丁和胡佳分列二三位。 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战胜萨乌丁，但国外记者的态度还是深深地刺激了我。 印象中，战胜了奥运会冠军，我才应该是真正的男一号。但现实却和我开了个玩笑：领奖台上，所有的镜头都忽略了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欢呼的我，而是对准了这个获得第二名的俄罗斯人；走下台来，老记们又呼啦一下全围着老萨，又是采访又是签名。只留下我一个人，尴尬地站在一旁，不知道是该笑呢，还是抽身离开。 那种情况，就好像是在拳击台上，你明明击倒了对手，但裁判最后宣布获胜的却是对手，接受全场的祝贺。我有些遗憾，又有些不解。 我不是特别刻意看重观众的掌声，毕竟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中，但我更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对我努力工作后的价值认同。后来听伏明霞说，她也曾经遭遇到这样的尴尬：当年她刚刚出道，一个记者约好了要采访她，但等比赛结果出来，那位记者就再也没有找她。因为这场比赛她第二。 不过，那次我应该是误会了。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一个时代的产生，必须需要重复无数次的成功，甚至一些失败的累积。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老萨才是真正的英雄，田亮不过是一颗流星而已。这就像现在，也许某个新人会在某次比赛中战胜了我，但人们最先追寻的，还是田亮。 要想让所有人都竖起大拇指，我只有不断前进，不断累积第一，并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我很有自信，我已经上路了，尽管在随后两次的世界性大赛中我依然输给了老萨。 9月的墨西哥世界杯，队里派我和徐浩参赛。预赛、半决赛，我领先萨乌丁30多分，要知道，自选动作一直是他的强项啊。 但决赛时，我却没有OK，而是被萨乌丁KO了。或许是大赛前想法太多（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世界性大赛，而且希望一举战胜萨乌丁而天下闻名），我没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最拿手的207C抱膝动作上出现重大失误，最终只得了三十来分。 这一跳，让唾手可得的金牌旁落，我只获得了第四。 赛后，萨乌丁的教练特地跑到张练旁边，夸张地表示：“没办法，田领先这么多，还是赢不了我们！”说这话时，他耸了耸肩，摊了摊手，意思是：田亮这小孩是有实力，但没夺冠这个命！ 这简直就是当面挑衅！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如此富有挑衅意义的举止，将让我铭记一生！ 1998年1月，澳大利亚珀斯游泳世锦赛。 我和孙淑伟参加了那次比赛，先是波澜不惊地拿到了双人金牌。10米台单人，我跳了700多分。这个成绩要放在平时，绝对可以保证你拥有一枚金牌。 但很不幸，我们的对手是萨乌丁。这位老将竟然以高出我５０多分的成绩折桂。 更让人惊讶的，是3米板决赛中，萨乌丁同样以50多分的巨大优势，赢了队友周义霖。 赛后，我一次次观看比赛录像，和教练反复探讨我们的每个技术细节，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他是不可能战胜的！我顶多在某个动作上和他打平，但其他方面，我必输无疑； 可能我会在某个动作上出现失误，但他不会。 我翻来覆去地想，但还是没有答案，能给出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家伙疯了！ 在其他奥运项目中，男队几乎全部失守，女队在最有把握的１０米台双人上也宣告沦落。一时间，中国跳水界，到处喊狼来了！ 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填补这一空白再说。管他什么萨乌丁，又不是我不要让他来的。即便他来了，我照样有灭他的勇气和信心。 去年开始苦练的626屈体开始派上用场了。预赛的时候，我在完成这个动作时出现了失误，决赛中，我吸取了预赛中的教训，６２６屈体完成得非常出色。最终，我以488．13分夺取了第一个单人世界冠军。 事实证明，我在世界杯前的预言并不是年少的轻狂。在9月墨西哥的国际游联大奖赛总决赛上，我又和萨乌丁狭路相逢了。从决赛第三个动作起，我就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并最终夺冠。最终，我赢萨乌丁的分数是近１００分。 这次酣畅淋漓的完胜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2000年，国际泳联对世界杯赛制进行改革，规定世界杯比赛在偶数年分举行，世锦赛逢单数年举行，都是两年一届。２０００年１月的世界杯，我又再次战胜萨乌丁 在全国人民正在全力迎接新春佳节之计，我在遥远的奥运会举办地悉尼，让那尊人人畏惧、所有跳水人挂在嘴边的名叫萨乌丁的俄罗斯神，轰然倒地！ 我以10分多的优势战胜萨乌丁。他在第三轮中出现严重失误，一度被挤出前４。尽管在第五轮中跳出98．94分的全场最高分，但回天乏术，最终仅列第二。 那次比赛，我一举拿下男子10米台双人、单人，男子团体、混合团体4枚金牌。堪称队伍的“大赢家”。 这次奥运会前的“模拟考”，让低迷的中国跳水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因为在奥运会前战胜不可一世的萨乌丁，将意味着中国男子有重新崛起的希望，也意味着强大的中国跳水队有在奥运会上再次称霸世界的可能。 这种美好前景让国人对跳水又重新充满信心了。 这时候，最受人关注的奥运会选拔开始了。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每个跳水项目中每个国家限报两人（雅典奥运会时可报三人）。这也就意味着，这两个人，必须兼跳单、双人。 我当队伍中当然的男一号：在国家跳水队进行的５站选拔中，我拿了４个冠军１个亚军；而综合评定上，我也是绝对的第一。唯一输的那次，是在５月２６日的跳水大奖赛西安站。那次比赛，我和黄强赢得了双人冠军，但在单人赛中大意失荆州输给了小将胡佳。 但这一点不影响我参加奥运会。而奥运会二号人物也没有太多的悬念，那就是黄强。年仅18岁的小将黄强一度被视为男子跳台的二号人物，在国际大赛中的成绩仅次于我，而田亮/黄强的双人组合也是蜚声国际。但或许是天妒英才，3月份在一次训练中，黄强的舟状骨骨折。虽然黄强一直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的原则，积极进行奥运备战。但7月的复查结果出来，还是可能影响比赛，跳水队不得已做出了换人的决定。 而咫尺之差与理想擦肩而过，黄强始终没有摆脱这件事的阴影，一颗跳水新星就此陨落。 机遇砸在了正在国家队代训的１７岁小将胡佳头上。当天大的运气到自己面前，胡佳的那份激动之情可以想像，其训练水平和态度飞快地上了一个台阶。 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以前都是我和黄强搭档，这次突然让我和胡佳组合，我们凭什么叫板世界列强？要知道，距悉尼奥运会已不足两个月，留给我们磨合的时间已经不多。 复仇王子 如果说四年前我还有借口的话，那么现在的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前面是悬崖、绝谷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必须跳下去。 当地时间９月１7日１０点５０分，中国跳水队一行数人乘坐ＭＵ５６１次航班，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 奥运会，我们来了！ 这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所有的激动都在这一刻绽放，所有的梦想也将在这里找寻。 不过，当我们豪情满怀地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一切与想像中有差距。当地的居住和气候环境，都在考验着我们的心智和承受力。 由于这次奥运会运动员人数严重超标，突破了原来的计划，中国代表团人员不得不住进临时搭建的简易木板房里。队员们把这些简易木房戏称为“集装箱”，因为它们方方正正，就像一个加大了的火柴盒。真担心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房子会被铲车给搬走。 集装箱里一般可以容纳４人，里面床铺、卫生间、水管等设施倒还齐全。我和胡佳一半，熊倪和肖海亮住另一半。 就这样，几十名未来的奥运冠军，拥挤在一小半集装箱里。 都说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此言不假。 如果说这些客观条件都可以克服的话，那么当地反复无常的气温，则让人头疼了。 悉尼昼夜温差特别大。这里的天气“白天是非洲，晚上是北极”。而电暖气则是“天冷不管用，天热热死人”。跳水队抵达的头一天，由于夜里冷得要命，第二天早上就有几个队员打起了喷嚏。 而每到中午，这里晴空万里，烈日高照，“集装箱”里则高温难耐。为了“避暑”，我经常一个人跑到室外的草坪上迷糊一小会。 午休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迎来了四年一届的大场面，迎来了奥运会“第一跳”：２３日的１０米台双人比赛。 为了这场盛典，我准备了四年。四年前，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有冲劲，但没有绝对的实力。但现在，我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连不可一世的萨乌丁，也是自己的手下败将。 奥运会前，我们制订的计划是：先集中精力比好双人，这个冠军把握最大。自１９９５年配对参加双人比赛以来，我还从未在国际大赛中失过手；随后一周，我可以从容备战单人。 对手中，澳大利亚的马修/罗伯特组合是我们的第一大对手。他们拥有主场之利，而且经过了中国教练王同祥的调教，在压水花等技术方面进步明显。但我们输给他们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我跟胡佳配对时间太短（两个月），二是我们自身出现重大失误。 但比赛就是这么捉弄人。双人比赛，半路上却杀出了萨乌丁／卢卡辛的组合。 在１月世界杯赛上，俄罗斯组合只得了第７，勉强进军悉尼。奥运会前关于他们的信息很少，只知道他们在秘密练习３０７。这更让我心里有底了。对双人选手而言，选择３０７无疑是慢性自杀。这时一组挑战人类极限的动作，一个人跳好这个动作都难，更何况两人？看来，俄罗斯人是玩命了。 但正是这两人，玩出了心跳，将不可能变为了现实。在比赛中，他们完美演绎了３０７。你不能不叹服他们的胆识，及破釜沉舟的魄力。 在进行最后一个动作后，我们落后了对手1０分。 这可是我在双人比赛中从未经历过的困难局面。结果，在现场观众的一片叹息声中，我们输了。输得那么窝囊，那么意外，那么让人沮丧，那么无奈。 我们正常地完成了全套动作，但对手却有超水平发挥。你可以将其归结为意外，但我认为这是命运。 是命运女神，让中国代表团最稳的一块金牌，套在了一对俄罗斯人的脖子上。其中的一名俄罗斯人萨乌丁，还是我以及我们跳水队的第一“公敌”。 四年了！ 这四年，我已经淡忘了这个俄罗斯给我带来的郁闷和难过，但这次失利，则让那一切都从心底泛起。有一种酸痛在心动涌动。 看着萨乌丁赛后欢呼雀跃的样子，我心里憋足了一口气！我冲到了张练面前，看了他几 分钟，对他说：“教练，放心吧，打俄罗斯人不用动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我也是对媒体这么说的。赛后，有记者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想也没想就回答：“我丢掉了自己本不该丢掉的金牌。没关系！一星期后，我会拿回来的。” 多么狂妄而轻浮的言辞，但却是我内心最真实的表达。说完这些，我觉得特别解气。 实际上，对于１０米台单人，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我必须要拿下这块金牌。 这７天，过得比想像中要快。偶尔，我会去奥运村换换纪念章、看看电脑（那时候我有电脑了）、看碟、故事片之类，我还会去食堂走走。我通过这些事情来打发时间，但这些事情都没法影响到我。 不过，到了奥运会１０米台预赛的当晚，我再次失眠了。 ９月２８日当地时间晚上１１点，快到了熄灯的时候，我对室友胡佳说，我们赶快休息吧。 本来正在用电脑看碟的胡佳，听了我的话后，马上悉悉索索地行动起来，关掉电脑，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整个过程用了不到３分钟。 又过了不到１分钟，他竟然睡着了，天哪，他竟然打起了呼噜。 在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战前夜，我这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的室友却能酣然入梦，声音一轻一重地宰割着黑夜。没有闲谈，没有对决赛的豪言壮语，只撇下我一个人，面对这漫漫长夜。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明天就要进行单人比赛了！我那天是不是话说得太过了，没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想起了１９９６年奥运会，想到了那个恐怖得手心冒汗的不眠之夜，想起了被悔恨的泪水浸泡过的奥运苦旅。 我起身，看了看表，躺下，又起身，再看了看表，来来回回折腾了N多次。我亲爱的瞌睡虫到底到哪里去了？它是被丢在了这漆黑的夜色里，还是被某个角落吞没？ 我尝试着用一切办法让自己睡着，数数，转移注意力，但结果却是越来越兴奋。 我该不会连决赛的门槛都进不了？难道命中注定我就是奥运会的弃儿？ 如果说四年前我还有借口的话，那么现在的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前面是悬崖、绝谷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必须跳下去。 这样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大概外面开始有亮光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早上7点醒来，头有点晕。但预赛开始，我发现每一跳，每一个环节，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最后，我顺利地拿到了预赛第一。 以前比复赛时，跳的是规定动作，规定动作我一般会落后萨乌丁很多。但这次在奥运会的预赛规定动作中，我竟然赢了他。 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兆头。 决赛前夜，我睡得很香很甜。 我坚信：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我一定是最后的胜者。 奇迹，你的名字叫田亮 如果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这一天，世界上还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一定与我有关。 那一天是男子１０米台决赛，紧张的气氛简直让人窒息。我的对手是整个跳水队的公敌萨乌丁，没想到，决赛却成了我和小师弟胡佳之间的“二人转”。 第一跳顺风顺水，我得了93．12分，有几名裁判甚至亮出了１０分的满分。从观众的掌 声和口哨声中，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王者气概。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第二跳，是107B动作，这一跳我没能压住水花，只得了７５．６分。但不要紧，这是我难度系数最小的动作，胡佳虽然首次超过我居第一，但他这个动作难度系数比我多０．２，好戏在后头！ 第三跳是６２６屈体，这个动作是我经常在比赛中一举定乾坤的。跳好了，９９％可以拿冠军；砸了，就可能丢掉比赛。 但那一跳我出现了失误，而之前的胡佳则让６个裁判同时打出了１０分的高分。这个回合下来，我输了胡佳近３０分。 ３０分啊！完蛋了！靠后面的三个动作追回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个动作之后，我坐在放松池，双目紧逼，面色凝重。 紧张的还有张练。每看到我跳完一个动作，他都会紧张地从兜里抽出一支烟。但我第三个动作后，他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打火机。于是，他使劲地折断手中的烟，走到我面前。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输了３０分了。最后要赢回来，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接下来的比赛，你就当表演时间吧。”张练声音很低沉，苍凉中透着继几许洒脱、几许无奈。这么多年了，我们师徒一起经历了不知道多少风和浪，但现在，我们却被十二级台风挂到了孤岛上。 想要活着回去，不是没有可能，但几率很小。 别想那么多了！熊倪能在落后３０分的时候追回来，我田亮，为什么不能还世界一个奇迹？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舞台，该有数亿双眼睛在注视着我吧。我已经２１岁，还剩三个动作，属于我的时间将结束。 什么紧张，什么冠军，统统见鬼去吧！从现在起，我要尽情地表演，我要表演给那些同行们看，给看那些爱热闹的老少爷们看，给那些关心我支持我爱护我的亿万国人看。 我感觉自己真的来到了t型台上，身上每个细胞都张扬着力的旋律。闪烁的镁光灯，因我的步伐而闪动，台下是黑压压的观众，因我的每个动作而感动。 我重新走向跳台，微笑地面对着高台下的观众。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跳不好。接下来的动作是２０７B（屈体向后翻滚三周半，难度系数3·6）。在所有参赛选手中，只有我一个人敢用这个动作，我练习这个动作１年多了。 我在空中美妙翻腾，微波不兴的入水及现场雷鸣的掌声都在提醒着我：成功了！ 我在水里暗暗为自己鼓了把劲，走向岸边，屏幕上亮出了101．52分。 这一跳，不但将我落后的３０分追了回来，还领先了胡佳２０分。 真是完美的一跳！ 这一轮的胜利又将我从表演拉回到现实，拉回到比赛。 我现在领先20分，还有两个动作没有结束，一个是最有把握的407B、一个是较有把握的307C。会不会出现意外？ 上一跳努力调整好的心理状态，一下被冲得烟消云散了。 我，又紧张起来！ 但我反问自己，平常跳１０个这个动作，不是成功9个半吗？不要想那么多，放开跳吧。就这样，我把失败的念头给挡了一下。 也仅仅是挡了一下。 由于４０７这个动作太稳了。我较正常地完成了动作，优势得以保持。 就剩最后一跳了！ 我几乎是流着口水去进行比赛的。我已经饿了三天，面包店就在眼前，拿还是不拿？别人给不给拿？ “最后一个动作，你只要正常跳就行。发挥你的水平，比出你的风格。”张练没提奥运会冠军。但他不提，我却比谁都清楚。每轮比赛，我都会密切地观察比分，以及对手的信息。最后一跳，所有对手都已跳完。我暗暗估算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自己跳７０多分，就能拿冠军。 这个动作，发挥好不在话下，发挥正常也能拿冠军，但如果发挥失误，金牌就会旁落。 我分析完成这个动作的概率：正常的可能性大些，发挥好排第二，但失误的可能性有，我跳１０个，有可能一两个失误。 我就这样像电脑一样高速运转着。 以前每个动作结束，我都会戴上耳机听音乐，穿上外套。这次因为紧张，自己戴着耳机，但没有打开开关。但这次临上场，我却发现自己连保暖的衣服都没披上。 真奇怪，以前那么怕冷，何以现在竟没有一点知觉？ 最后一跳了！起跳、翻腾、打开都很清晰。但越干净的动作，就越不能有杂念。或许自己这2秒内把自己一周能想到的都如胶片式的放映了一遍，入水时，感觉自己轻微地晃动了一下！ 我一惊：冠军会不会没了？ 随后我又安慰自己：肯定有70多分！ 但我会不会有错觉？按平常的感觉，我肯定是冠军了。但会不会我思想斗争太激烈，造成了腿断了还认为自能跑，或者身上某个部位磕了板，而自己没感觉到呢？ 那一刻，我开始怀疑自己！ 这些思想斗争，都是在水下完成。等到了水池边，我决定一切交给上天去裁决！ 我平静地出水，没有庆祝，没有兴奋的表示，只有等待。我在等待记分牌分数出来的那一刻，等待燃烧激情的时刻。 我相信，那一刻很多人一定和我一样，都在摒住呼吸、期待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屏幕猛地闪动，最后在田亮，724.53分，ChAMPION（冠军）！处停下，乖乖，比第二名胡佳多出１１分！ 我真的成了冠军？ 我的噩梦真的结束？ 当胜利插上翱翔的翅膀，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快虚脱了。 我是个很压抑自己冲动的人。不会像NBA选手，在胜利后可以作怒吼天尊状，或张扬地展示自己强健的胸大肌。我只是高举着拳头，向着教练的方向飞奔！ 而坐在教练席的张练，也激动地跨过前面的栏杆，那个动作比如今的刘翔完成得还要标准，随后向我冲来。 天地间，世界一切静止，只留下两颗幸福的生命，在奔跑。 平常短跑是我的强项，但那次，张练却显示了他在短跑方面的天赋，他跑了２／３，我只跑了１／３。 走到眼前，两个内向的男人相对一笑。张练抱了抱我，亲了我一口（他竟然也会这么洋气的动作？）随后，他命令我，“去，给观众道谢去！”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顺着小路往回走。泳池边比平地高出十几工分，我需要蹦上去，才能让世界看到我的笑。 但后面一双“黑手”伸向我！虽然力度不大，但我还是下意识地跳了一下。 这个连贯动作，我将它称为自己的第７跳，献给观众的第７跳。虽然没有难度系数，虽然是横着入水，但却博得了与我决赛中的第四跳获得１０１·５２分时同样热烈的掌声――张练兴奋地把我推入了水。这是他第二次在胜利之后推我下水，我已经熟悉了他表达喜悦的方式。我微笑着爬出水面。 很多人现在很奇怪，田亮为什么就知道平静地笑，没有尽情地宣泄自己？ 是的，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磨练之后，我确实想哭它个地老天荒。但我又觉得，老天实在待我不薄，它让我经受了所有的磨难与坎坷，最后让我带走了贵族盛宴上最大的蛋糕。 就算这一刻自己的生命结束，我也会含笑九泉的。 我相信，那一刻我的笑容，一定很阳光！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感激！ 快领奖时，工作人员递给我一面国旗。我就这样第一次拥裹着五星红旗，走向领奖台的。 让全世界都记住田亮！ 让全世界都在田亮的掌控中。 天使与魔鬼 荣誉是天使也是魔鬼，她会让你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也会在你抵挡不住诱惑的时候，将你毁灭。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有人说，荣誉是把双刃剑，他在向你描绘最美仑美奂的前景的同时，也在算计着什么时 候给你“温柔一剑”。 我说，荣誉是天使也是魔鬼，她会让你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也会在你抵挡不住诱惑的时候，将你毁灭。 在夺冠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幸运的光环总是在眷顾着我：2001年，我在世锦赛、大运会、友好运动会、九运会等一系列比赛中全部收金，跳台项目上已经打上了田亮的印记。这一年，我被选为大运会开幕式火炬手、全国十佳运动员之首，还获得了第21届杰西欧文斯奖国际奖的提名。 而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也开始确定我和郭晶晶为继伏明霞、熊倪之后的领军人物，而媒体也在不停地比较我和大师兄熊倪，在核心人物方面的素质差异。 从奥运会经历来看，雅典将是我的第三届奥运会，而熊倪在悉尼已是第四次了。而挫折教育方面，熊倪的前两次奥运之旅如同梦魇，后来又有先退役再复出的曲折经历。我虽然也有1996年的垂泪之夜，也有过一次次成功前的挣扎与无奈，但肯定比不上他那么跌宕起伏。更何况，他有从跳台转为跳板的独特经历。 但就我来说，是不在乎所谓领军人物称谓的。作为领军人物，不仅仅需要有过人的本领，还需要有关键比赛中挺身而出的魄力，以及生死对决中那种气定神闲的风度。也就平常所谓的精神力量———熊倪无疑就具有这种力量。但我，只希望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 现在的这支中国跳水队，拿金牌已经远远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也不可能动辄就超越外国选手几十分。在梦之队盛世华章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目前，国外一大批年轻选手正游走到难度的最前沿，加上他们关键时刻敢于发挥，每次夺冠，中国人都胜得非常艰难，如履薄冰。用周领队的话来说：“每次比赛都是心惊胆战，提心吊胆。中国跳水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我们不能被叫做梦之队，应该是拼之队。”因此，每次上场比赛，我都会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忽视对手，但要始终相信自己。中国队的对手不止是我们以前提到的萨乌丁一个人，每位对手都有威胁，都值得尊重。 而围绕着我身边的各种诱惑也开始多了起来。首先是市场的诱惑。越来越多的赞助商试图想挖掘我的商业潜质，他们或打电话，或通过各级领导，或者通过朋友等，邀请和我谈一谈，希望我能成为其产品的形象代言人。其次是娱乐圈的诱惑。形形色色的“星探”开始用三层不乱之舌展开艰苦的游说工作，描绘出的蓝图让人砰然心动，说成为什么什么样的道路，并力邀我加入某某公司，拍摄某某电影等。 想说放弃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毕竟，跳水运动的枯燥、单调和艰苦，外人是难以想像和理解的。平时没有赛事，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只能在跳水馆进行着日复一日的训练动作。要想坚持下来，意味着你将付出自己无数的心血、汗水。如果在最鼎盛的时候功成身退，可以在观众心目中留着一个美好的印象，也可以延续我的知名度。“这么辛苦打拼，何苦来着？你应该开创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外面有广阔的天地。”经常有人劝诫我。 我很清楚，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精彩，当然，外面也有很多压不住的“水花”。我更清楚，我田亮能从一个无名小卒到今天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全都是拜跳水所赐。我还年轻，还只有21岁，四年后也只有25岁，正处于一个运动员最黄金的年华，在我的专业上还有潜力可挖。更何况，在７月１３日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２００８年，如果我能坚守到那一天，或者能以一名体育人的身份参与这场在家门口举行的豪华盛会，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如果现在就让我离开，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至于挖掘其他方面的潜力，我觉得，现在还不到考虑的时候。一旦我经过考虑后而选择去做什么，我一定会像喜欢跳水一样，专注地去对待这一切。 事实上，那年在国家队的安排下，我只选择了锐步品牌代言人、某品牌巧克力及眼药水广告等有限的几个广告，这些广告能吸引我的唯一原因就是形象健康，而且与训练比赛不冲突。同样，这也是我对香港著名导演徐克说NO的理由。徐克导演一直非常有名，奥运会后他 曾盛邀我参加的拍摄，但由于演出时间和备战的游泳世锦赛的训练安排相冲突，加上这种武打路子我根本没有尝试过。因此，自己的第一次触电就这么夭折了。 最让我挂念的还是那一池碧水。在进行完一系列庆功活动后，2000年11月，我便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中。 2001年，由于前几站参加的高手不多，队伍派出的多是第二梯队的队伍，我把自己奥运会后的第一次亮相放在了5月的加、美站大奖赛上。 美国站，是我第一次以奥运会冠军的身份参赛。糟糕的是，虽然奥运会已经过去了7个月，但我还沉浸在荣誉的光环里。我像一个菜鸟一样，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对手，更害怕走上十米台的感觉。我可是奥运会冠军啊，要是万一输了，国内将会引起怎么样的震动？ 奥运会冠军，已在不自觉中成为我的沉重包袱，我已经无法承受这个头衔之重。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状态和发挥可想而知了：最终，我输了，只跳了个第三。 这次失利正入当头棒喝，让我很快清醒过来，也让我丢掉了自己的冠军架子。 接下来的墨西哥站比赛，我开始摆正自己的位置。虽然对手还是那帮人，但我很轻松地夺冠。我明白了，如果能正确对待荣誉7月的日本游泳锦标赛，上上下下都很紧张，这是跳水队狼来了的一次。而对我来说，拿得到奥运会单人冠军，却与世锦赛单人冠军无缘，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最为刺激。 我决心，不管为自己还是队伍，都一定要把冠军留下。 7月27日，最先进行的双人跳台决赛，我们把冠军给拿下了，成绩是361.41分。奥运会上，我丢掉了这个项目，这是个好的兆头，单人金牌在望。 两天后，男台决赛。两轮下来，我只排在第三，落后加拿大的德斯帕蒂和古巴的古尔瓦。 这让我很不是滋味。落后萨乌丁倒算了，没想到比这两个家伙少十几分，真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可能越急越发挥不好，随后的626B和207B动作，我还落后德斯帕蒂１０多分。 “大家都紧张，还有两个动作嘛！放开跳，后面还可以扳回来。你是最强的”说这话的是周领队。周领队此刻给我的鼓励无意就是一针强心针，奥运会中落后对手30多分不也挣回来了吗？现在对手只领先十几分，有什么好急的？这么一想，心跳就慢下来了。随后的407C和307C，我干净利索地完成，也拿下了自己第一个世锦赛冠军。 在接下来的全运会上我跳出了一套几乎完美的动作，以750多分拿到了冠军。到此为止，我完成了一个我做梦都没有想的成绩，拿到了跳水所有类型比赛的单人冠军 ２００２年，我的比赛也很顺，6月的西班牙世界杯跳水赛拿了两个冠军。世界杯由于和足球比赛相撞车，因此几乎没有报道，但我还是拿了两个冠军。11月的釜山亚运会，我也有惊无险地赢得冠军。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大代表，也是最年轻的代表。还是当年电视体育奖最佳男运动员的获得者。 记得当年在评价我的理由是：他是新一代的跳水王子，是中国男队的领军人物。从1996年亚特兰大的青涩少年，到2002年塞维利亚的孤独求败，田亮在十米高台和一池碧水间谱写了一段段动人的传奇。他完美的入水，令所有人惊叹；他灿烂的笑容，让无数人痴狂。他开启了中国跳水的阳光时代。 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时代。 郁闷本命年 2003年是我的本命年。有种说法，是说本命年的人不会很顺利，应该扎红绳、系红腰带之类的东西辟邪。我偏不信这个邪。结果这一年，我过得磕磕绊绊的。 ２００３年国际跳水大奖赛共进行９站，由于受非典影响，中国跳水队只参加了其中的４站。第一站是在２月中旬的澳大利亚大奖赛，我和胡佳同时参加了１０米台单双人比赛，最后双双不敌澳大利亚选手赫尔姆，我只得了第三。真是邪门了。 ５天后移师珠海，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我们虽然包揽了１０米台前四，我再次重返冠军宝座，但在双人比赛中，我和胡佳再次不敌澳大利亚人赫尔姆、纽伯里。澳大利亚人取胜的最大法宝是不惜一切地追求难度。尽管技术细节和发挥的稳定性上不如我们，但他们充分发挥了自身力量好、起跳后滞空时间长的优势，练就了３·８的顶尖难度动作。而当时我的难度中，还没有一个难度系数超过３·６。 当然，我们能屹立于世界前列，靠的不是难度系数，而是稳定性。因此，这两次失利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但接下来的两次意外，却彻底葬送了我的世界冠军梦。 在出征巴塞罗那世界锦标赛前，由于非典，我们一直在济南进行了封闭集训。但在快要出征的时候，意外找上了我。 在我们进行3米板、5米板或7米板等的训练前，都必须经过一级一级的台阶，然后纵身跃下。那天，我的训练积极性前所未有地高涨，因为自己又很干净利索地ChUA了一个动作。我吹着口哨拾阶而上，想像着训练后该如何打发空闲时间。 从空中翻腾而下，我的心情好极了。但没想到跳入水后会杀出个唐韶韵。我更没想到，我们两个人会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相撞。快游到池边的时候，我缓缓地伸出胳臂，浑身放松，唐韶韵则刚结束了动作、正从水底冒上来，头扬着嘴巴张着，正好咬到我的胳臂！他吓了一一跳，下意识的嘴巴狠狠地闭上！没有火星四溅，没有人仰马翻，但我的胳膊上，却清晰地留下他的一排牙齿印。如刀片划过般整齐。 我还没来得及欣赏他的杰作，小臂上便传来一阵尖锐的痛楚感。紧接着，牙印附近的皮翻了过来，血开始一个劲地往外冒。 “田亮哥，真是对不起，怎么办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小孩子一脸的诚惶诚恐，像犯了天大的错误，就差要哭出来了。 我有点恼火，又觉得不可思议，面对这个无助的小孩，也不好意思说他什么。毕竟他是无心之过。 “你小子可真有艺术细胞，往上冲的时候还能像拉小提琴般地横着给我留下道口子。”我开着玩笑。在出征大型比赛前伤害主力队员，这个罪名可不大好。我谨慎地斟酌词汇，生怕自己的一两句话，会让他难堪、生活在阴影里。“放心吧，没事的，咱们练跳水的谁不破点皮。” 伤病显然不如玩笑中那么轻松。虽然当天晚上伤口便结了疤，但只要一沾水，那块疤痕马上便像面纸一样被撕破，里面的血就奔流不息。出发前一天，伤口差不多完全愈合了，但只要一接触水，还是如被开水烫了一样剧痛。 兵马未动，粮草先丢，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我心里一沉。 7月10日，我随中国跳水队第二批成员一行8人，抵达了巴塞罗那。这里的跳水池还拥有一个梦幻般的名字：“梦追”（在蒙锥克山上）。 11年前的这个地方，我就是从电视上看到跳水王子孙淑伟加冕，并开始自己的奥运会梦想的。那一天，天很蓝，场馆很热，人们很疯狂。而关于冠军的所有瞬间，都封存在我的记忆里。11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我已经取代孙淑伟成为绝对的一号，但如果能在这里夺冠，还有什么比这更意味深长的呢？ 但这里，好像不太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由于这是SARS后的第一次国际大赛，我们又是第一支冲破非典重围的队伍，从组委会到运动员、裁判，从安检到住宿，从生活、训练、比赛各个方面，到处都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这种感觉，就像看到患了疯牛病的人一样。但这种举动也刺激了我们，张练对我说：对付这种有色眼镜的最好办法，就是击败他们！ 用他们时髦的词汇来说，你有表达傲慢的权利，我们也有让你接受教训的权利。 当然，为了缓解我们的紧张情绪，张练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在抵达的第二天，他就在训练后带着我、徐翔及郭晶晶去旁边的小公园里“游山玩水”。 那真是一个很美的公园，坐落在山顶上，全城美景尽收眼底，有花，有草，有大海，附 近有码头，船舶在附近穿梭。在下山途中，我们发现了一片仙人掌林。其中，一棵仙人掌巨大无比，以至于它看起来有一种参天古树般的巍峨感，上面还有文字牌介绍。 我们决定走到跟前去拜访一下这棵神奇的仙人掌。不过，过去看仙人掌之前必须要迈过一根露在地面上 水管似的东西。 他们三个最先迈过水管，围绕着仙人掌啧啧称奇，我也从水管边跨过。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刚一走过去，一大团蜜蜂从管中轰然飞出。巴塞罗那的天气炎热，我穿的是短袖短裤，很快，我就感觉到右大腿传来剧烈的疼痛，我“中弹”了。张练他们一下子围过来，帮我料理伤势，虽然我使劲地拍打着腿，想把毒液挤出来，但看来效果不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疼的地方逐渐隆起，最后形成一个大大的包，还带着黑色的针眼。 我有点沮丧，连蜜蜂都知道欺负我，可见我的运气之差。这个包对比赛没有直接影响，但它对我的心理暗示作用不言而喻。很快，细心的新华社记者就发现了我腿上的“大包”，并幽默地报道田亮在巴塞罗那“招蜂引蝶”。这一报道引起许多国内读者的关注，还有不少人电话给新华社，纷纷支招，告诉我如何化解蜜蜂的“毒吻”。虽然他们的秘诀我最终没能采纳，但还是很感激媒体和国内朋友对我的关心。 比赛如期进行。１９日，１０米台预赛开始了，我仅名列第六。但我对这个成绩并不介意。这仅仅是预赛而已，成绩并不带入决赛，从半决赛的规定动作开始之后，好戏才会上演。 预赛比完，队里订的中餐盒饭，虽然不太好吃，但也比运动员餐厅的冷菜冷饭强。为了能在12点之前赶上班车、回宿舍睡上半个小时的午觉，准备下午４点开始的半决赛。我拿了盒饭、拉着胡佳就赶紧往班车的地方跑，全然不顾自己只穿着拖鞋。 跳水池距离马路的直线距离不远，但要爬上高达二、三十米的看台台阶。我只顾着和胡佳说话，没有留意到台阶前面的一个小平台，这个疏忽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一脚睬了空，穿着拖鞋的脚趾探出了头，撞上了高一层的台阶。身体像香蕉皮一样地在空中作了个抛物线栽在地上，手上的盒饭也脱了手，掉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鸡汤和青菜等开始流出。 紧接着，我觉得右脚拇指剧疼，一看，整个大脚趾的指甲被掀翻，血肉模糊。“太疼了！我可能回不去了！”我龇牙咧嘴地对胡佳说。“没事！我扶着你！”他回答道。 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要在台阶上休息一会。这个时候，血开始如水流般地往下滴。我看着表，已经过了１２点，离下午比赛不到四小时：接下来的半决赛和决赛，我还能吗行？ 坐在台阶上，我捏着脚腕，想帮助止血。但过了一会，血还没有要停止的意思，而我却感觉越来越疲惫，我快晕倒了。 闭着眼睛躺在靠在台阶上。那种疼痛的感觉告诉我，伤势挺严重，情况不太妙。这时，胡佳跑回去叫来了教练和队医，大家看到的我已经是斜躺在看台上，烈日炎炎，我却浑身出虚汗，面无人色。 他们将我抬起来，平放在看台顶层阴凉的楼道上。我感觉舒服多了。虽然睁开眼看不到东西，但我的思维活动一直没停止过，下午是继续比赛还是宣布弃权，这是个大问题。 我能进行思考，证明我还没有晕过去，伤势还不严重，应该能够比赛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过了几分钟后，他们将我送到了医务室，又是看脚、检查骨头、照片子，又是包扎什么的，忙乎了近一个小时。 午睡泡汤了，饭可是不能耽误的。我赶紧把东西给吃了，还是有点恶心，脚还是钻心的痛。 但当时我已经有了主意：就算断腿也要比。这倒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尚的荣誉感，而是因为，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体育总局的副局长段局长说：“对一个中国运动员来说，比赛不光比技术，更要比精神，比作风。” 下午比赛前，我在陆地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全套动作热身，还练了练407抱膝。但为了避免脚伤加剧，我选择了直接比赛。 虽然脚趾还在，但这时自己第一次赛前有了输的念头。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第一个动作，我虽然得了84.66分，但感觉不是很完美，自己的霸气，自己的优势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有一点不对劲！这几年，我从没有在大赛中失过手，这次，我是否要丢掉自己的又一个世界冠军？ 我有点接受不了没有领先的事实，六个动作下来，只有第四个和第六个发挥了水平，其他的一个比一个糟糕。感觉只是头朝下入水了。在进行反身翻腾的动作时，两个大脚趾必须需要抓台的动作。但我一点也用不上力。 如果自己在赛前试一下，效果肯定会好一点。我开始后悔起来。 决赛就这么进行着，其流程有点像１９９６年奥运会的时候，每一跳都是波澜不惊，每一跳都很平淡，当然每一次分都不是很高。 我就这样与冠军，与梦想擦肩而过，只得到了第三。赛后，连加拿大人德斯帕蒂都开始关心起我的伤来：“请大家看看他的脚趾。第６个动作，他得到了９６分的高分，不少裁判还打出来了满分１０分。他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连对手都这么说，我当时恨不得找得地洞钻下去。我不是一个喜欢找客观的人，输就是输了。明年的奥运会，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就这样，带着伤病，蜜蜂咬的痕迹和两块铜牌，还有被当地炙热阳光嗮黑了的脸庞，我回到了北京。2003年底，由于在北京跳水馆还没有翻修好，我们只能前往天津，进行奥运会前的最后一个冬训。 但就在我这个本命年快要收尾的时候，倒霉事还是没有放过我。 想想这一年，虽然拿了不少冠军，但最关键的世锦赛还是丢了，因此我练得挺辛苦的。我想用自己的努力训练，来冲一冲邪气，也为自己的本命年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一天早操后的跑步训练中，我没有像其他老队员一样选择放松跑，而是撒腿狂奔。 那天在田径场的200-300米拐弯处，突然冒出一个１米高的小球门。本来球门是在田径场里面的，但不知为什么被挪到了跑道上。 前几圈，我都顺利地避开球门，但到了最后一圈冲刺时，我正准备甩开队友，歪着头扫视一下其他人，疏忽了那个跑道上的障碍物。自己的两腿就这样撞在了横杆上，球门被撞飞老远。而我在巨大惯性的作用下，直接趴在了地上。 又是好半天动弹不得。起来后，大腿特别疼。我拍了拍自己，感觉还好，能走，就一瘸一拐地走回宿舍。 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该去吃早饭了，我想下去食堂打饭，可是双腿痛得难以忍受，根本没办法动弹，只好请张练帮我叫大夫。早上6点半，医务室的大夫本来还在休息，但被强行叫起，给我的腿上敷冰袋。 好在除了痛感，我还有饥饿的感觉，室友秦凯帮我从食堂带饭回来。早饭后，跳水队的领导以及其他教练都过来看望我，我成瘸子了。 第二天，大腿受伤的地方开始充血，按照我的经验，一个星期肯定好不了。12月24日和31日，国家跳水队进行两次很重要的全队测验，但我都没有赶上，连房门都没有迈出过。 在奥运会备战的关键时刻，就快要出征世界杯了，我受伤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从游泳中心到全队，还有陕西省体育局长都非常紧张。我对他们说：没事，虽然有点疼，但很快就没有事了。 果然，两个礼拜后，通过扎针、敷药、吃药，我很快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大家面前。2004年到了。 刺激２００４ 如果2003年注定是我生命中最大一个水花的话，那么2004年，我希望自己能有转机。不过，在最重要的机会面前，我失手了。 2003年，我没听从好友郭郭（郭晶晶）的忠告：系上红绳，结果遭遇了这一连串的倒霉事，以前训练得再苦再累，比赛竞争再激烈，也没出现过这么多的“离奇”伤病。进入新的奥运会年头，我决心改变形象。好运气从“头”开始，于是我将自己头发留起，蓄发明志。 2月份，队伍出征雅典世界杯，澳大利亚跳水队的中国籍总教练王同祥一看到我纳闷了半天，然后才如同往常般地开玩笑：“呵呵，小平头不见了，现在改走成熟男人的路线啦？！” 确实，成熟的不仅仅是外表，还有在过去一年中饱受磨难的心智。这次世界杯，中国跳水队获得了所有的双人项目金牌，但丢掉大多数的单项金牌。之所以没有加上“所有”这个前缀，是因为我在10米台中捍卫了中国跳水最后的尊严，而且是以特别大的优势获胜。要不，国内媒体又会给中国跳水队安上“中国双人队”的帽子了。 看来，该我时来运转了！ 四月的珠海大奖赛，我在家门口赢得非常漂亮。带着必胜的信念，我参加了5月份的加拿大和美国站大奖赛。在加拿大，我在5月1日的预赛中轻松拿到第一，决赛中拿下金牌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决赛将于3日进行，2日是休息日。但习惯了与训练为伴的我，闲下来就有点闹心。哎，谁叫咱这么刻苦呢，还是乖乖地训练吧！ 但在训练中由于走台的一个小疏忽，我在空中翻腾时手臂不慎碰到跳台，没有骨折，但还是蹭破了点皮。 本来这是训练中很容易发生的小事，但着实把老外们给吓坏了。医生、教练、队员一起出动，又是抓药又是包扎。起初我以为对我的伤，外国人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当时直感叹国内外对于伤病的观念上有差距。但张练告诉我：他们关心我，并不是因为我是奥运冠军，只是因为东道主选手克里斯蒂正好处于预赛第13名。如果我继续参赛，就意味着克里斯蒂肯定与决赛无缘。 果然，那两天，和我本来不熟悉的克里斯蒂都跑过来看我。那股殷勤劲，让人感觉到有些受不了。 对我来说，做个顺水人情、发扬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出于维护公平竞赛的观念，以及珍惜自己多年打拼积淀出来的荣誉感，我选择了参加比赛。 半决赛前，我来到了训练场，克里斯蒂也来了。由于没有决赛权，他只是无助地站在游泳池边。我不敢看他眼巴巴的表情，只是胡乱活动了几下身体，希望找到往日的感觉，可手臂确实无法承受从跳台跃下的冲击。于是，在快要比赛时，我向组委会提出：弃权比赛。 在得到我退出的消息后，克里斯蒂和他的教练飞一般地冲到台上，赶紧脱掉运动服，抓紧最后的时间进行热身。从他兴奋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那就是对这个项目近乎偏执的热爱。虽然他可能注定要徘徊在世界前12名之外，但对于跳水的热爱，让他坚持到最后。 无疑，他的坚持，让他最后等来了机会。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他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那一刻，我的心底泛起了一层温暖的东西，显然，我被这个举动感动了。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当初自己的影子！ 我没有观看那场田亮缺席的半决赛和决赛。但在赛后，克里斯蒂却来到了我的房间，扑向我，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还真诚地说了一句：thANK YOU。尽管他没有拿到什么好成绩。 直到现在，我都感觉到特别后悔，由于时间匆匆，我没留下这位可爱的仁兄的电话及E-MAIL，因此与他失去了联系。此时此刻，他一定在一边啃着汉堡包，一边在吃力地看书。或者在下班后夺命狂奔，为的是接受1小时的跳水训练。 我不知道，看了我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他该做何感想，也许会他说：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奥运会后的一系列风波，他是否有耳闻？要是他在，他一定会劝我：珍惜跳水吧，因为你热爱这项运动！ 怀着对克里斯蒂的感动，我来到了美国。伤口结了疤，对手还是那几杆“老枪”。但我想起了克里斯蒂那坚定的眼神，我觉得自己这么好的条件，应该取得胜利。在这里，尽管室外温度很高，但我依然很认真地准备着训练比赛，结果，我拿到了单双人冠军。 虽然在6月的墨西哥总决赛中，我重蹈了1997年的覆辙，在跳台上再次将单双人金牌拱手相让。但这个小插曲显然无法阻挡我对奥运会金牌的渴望。那段日子的欧洲足球锦标赛，“ 黑马”希腊队上演的夺冠神话让我们师徒二人深受启发。张练告诉我：“这是咱们在奥运会前的一次放松，旨在迷惑对手，把赛前夺标热门的压力留给对手。别把自己当冠军，而应该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上，去冲击别人。到了雅典，你就要做黑马，笑到最后！” 这之后在济南的封闭训练，我练习得非常辛苦，人瘦了一圈，肌肉也变得特别“有型”。记得之前在接受央视《新闻会客厅》的采访时，主持人拿着８块包装得金牌形状的金币巧克力问周领队：“奥运会跳水这８个项目中，您打算拿几块金牌？”周领队巧妙地回答：“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也拿不了金牌。我们八个项目都得做努力，做准备。有时候把自己指标订的高，没达到，人家说你吹牛，把自己的指标订得很低，人家说你缺乏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说一个具体的指标，我们就是坚定八块金牌我们都要力争，每块都不能说放弃。”不过，当主持人把同样的问题抛给我和郭郭时，我俩就不客气了，一人拿了两块巧克力。没错，我给自己设下的奥运目标就是单、双人两块金牌。 8月9日，我们抵达雅典。虽然在各种报道中，人们对希腊人拖拉懒散的办事风格颇有微词，但后者还是将奥运会办成了一届比较成功的赛事。 雅典，我来了！ 奥运会，我田亮又来了！ 在雅典，我给自己定下的首要目标是不要受伤。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赛后，我知道，避免受伤对一名选手的正常发挥是多么的重要。健壮的体魄，是取得一切好成绩的前提。 但我越不想受伤，麻烦偏偏找到我头上。到雅典后的一次训练中，我的左脚趾一不小心蹭到跳台。虽然不是周领队和张练他们担心的右脚踝旧伤复发，对比赛也没有大碍，但大赛前挂彩，总不是个好兆头。 我不想大家就这个问题太过关注，但还是有摄影记者从各个角度记录下了这次受伤的片段。一时间，媒体甚至担心，跳水王子会不会复制2003年世锦赛的悲剧？对于这种联想，我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但也很理解。在如此重要的大赛前，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触动大家敏感的神经，更何况作为领军人物的我？ 幸好！在休息一天后，我第二天就投入到训练中去。 8月14日，第一天就是双人比赛。我们的对手很多，澳大利亚组合赫尔姆/纽伯里已经战胜过我们几次，而且，他们的难度系数比我们高出0.6。而且，我们自己也面临不少困难。我的搭档是比我小四岁的杨景辉，从去年大运会开始搭档，这之后的比赛我俩都是一路见金，还在2月的世界杯获胜。但在奥运会前最后一站墨西哥总决赛中告负。过去的那些胜利不能等同于奥运会，谁也不能确保我俩到时候能正常发挥水平、默契配合。 但作为我来说，自从四年前双人金牌旁落后，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得到奥运会双人金牌。一方面是想复仇，另一方面，我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俩今年和澳洲这对选手6次过招，只输了墨西哥站那1次。 作为一名征战了三届奥运会的老将，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将所有的感悟与经验都灌输给小师弟。在宿舍里，从对手的风格、到走位的一致性，我都对杨景辉进行了详细地解释。 我从来没有这么自信过。赛前一天，游泳中心主任李桦曾笑着对我说：“好好跳，我们相信你能拿到金牌。”赛前，跳水队内定的目标是四块金牌，我和郭晶晶作为核心人物，立下了各夺两金的“军令状”。对于李主任的话，我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并指着远处布置一新的颁奖台说：“您放心吧，明天您在冠军领奖台上看我笑吧！”而在双人比赛的前一晚，我没有像两年前那么失眠了。我睡得特别塌实，特别安详。 比赛开始后， 但除了第一跳因为多少有点紧张，让澳大利亚对手赢了0.80分外，我俩的配合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后面4跳我们的发挥完全可以用完美来形容：第二跳我们反超3.6分，第三跳我们跳5253B将距离拉至8分多，第四跳对手难度系数3.6，我们的是3.2，但我们以出色稳定的发挥，获得了92.16的高分。前四跳实际上已经甩开了对手，领先近20分。最后一跳，澳洲组合不但没追上，居然还被英国人抢走了银牌。 有人说，配合半年的我们打败了配合6年的澳洲对手，有点冒险。不过，双人跳水本身就是具有表演的特征，不能只追求动作的难度，影响动作的稳定性和美感。悉尼奥运会上，临时组合的萨乌丁/卢卡辛能够战胜我，靠的就是动作的质量和稳定。 这一次，我当了一把当年的老萨。 一报四年之恨，我也终于出了没有奥运双人金牌的这口恶气。从冠军领奖下来，我和杨景辉边走边挥舞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有记者说，头戴橄榄桂冠，手举橄榄枝的我那时候真正像个王子。那时的我，兴奋全写在脸上，因为我的付出和喜悦成正比。走到观众席旁，特地前来观摩比赛的陕西体育局局长李明华一把拉住了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则是一脸幸福的微笑，这一时刻被张练用相机捕捉了下来。 世界其他大赛的双人金牌我都拿过好多次了，惟独缺这块。而这次比赛后，我可以丢掉一切的包袱，全心准备单人比赛了。赛后，一位香港女记者甩给我一个八卦问题：“你很适合当演员，今后有没有拍戏的打算？”我很高兴地回答：“现在最关键的是演好接下来那一出‘戏’——两个星期后的跳台单人比赛。” 由于电视转播和场馆的安排，雅典奥运会的跳水比赛被称作是“马拉松”赛程，我的双人跳台比赛是第一天，单人决赛则要等到奥运会闭幕式之前的一天，中间有两个礼拜的时候。在双人夺冠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每走一步路都要特别小心。我向来有疏忽大意的习惯，不时有点小意外，就像去年世锦赛和今年的加拿大站比赛时的情况。这１４天里，不能出现任何的伤病和意外；其次把心情平静下来，训练好。对于保护自己这一条来说，我做得特别好，一点伤也没有，训练水平也挺高，闲暇时就拉几个队友去国际区里溜达，去网吧排队玩电子游戏、打台球。奥运村虽然有亚洲餐馆，但却没有适合我们的可口食物，泰国菜、日本料理倒是常有，但中国菜却不多。我也只好碰上好吃的就当过年，其他大多数时候就凑合，整个奥运会期间，我瘦了不少。 ８月２7日男台决赛前一天是我25岁的生日，由于要准备热身，我是饿着肚子去训练的。上午，我刚坐上去比赛场馆的班车，和我并肩比赛的乌克兰选手诺曼和他的女教练就一起走向我，对我说；hDAY!还送给我一个手工编织的小花篮。诺曼３１岁的人了，是我的对手，又是老外，竟然知道我的生日，还送我生日礼物，那一刻，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但面对明天的硬仗，我是没有心情去吹生日蜡烛的。我希望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自然就是那块男台金牌。为此，这一天的女子３米板决赛我没有到场为参加女子３米板决赛的郭郭和吴敏霞加油。房间里没有电视，这样也好，我不用为队友们的过程起伏而激动、耗费能量。要知道观看队友比赛，比我亲自上场战斗还要投入和揪心。我只是在比赛结束后通过网络了解到成绩的。 预赛比赛中，我得了第三，主要对手澳大利亚的赫尔姆、加拿大的德斯帕蒂分列前两位。这个名次我基本上可以接受。我的优势并不是在规定动作，而且从以往奥运会比赛来看，预赛第一基本上无缘冠军。 但我也知道，单人竞争的激烈程度要比双人大多了。别看加拿大的德斯帕蒂今年只有19岁，但无论是技术实力、难度还是心理素质，他都不比我差多少。墨西哥总决赛，应该说我跳的还不错，但最后一跳他却如有神助，跳出了6个10分、1个9.5分的超高分赢了我。但我也谈不上怕他，毕竟我赢他的次数很多。 决战时刻来了！ 第一轮，胡佳倒数第四个出场，得到83.70分。我的出场动作是5253B，难度系数是3.4。这是我王者的动作，也是排在第一的动作，秘鲁裁判打出10分的满分，得到95.88分。加拿大的德斯帕蒂倒数第二个出场，他得到86.40分。 一开始，我领先了第二的德斯帕蒂10分。 第二轮，我用的是新学的难度系数高达3.5的109C动作。从我的比赛经验来看，这个动作的成功率是最低的，在昨天的预赛中，我就在这个动作中出现失误。如果这个动作跳好，金牌就像煮熟的鸭子，飞不出我的手掌心。但如果跳不好，金牌就比较悬了。 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越是遇到有难度的动作，我就越有信心去挑战它。 我不是盲目地要去突破。满脑子都在想技术要领。如果没有跳好，冠军可能就悬了！这个动作太关键了。我充分地准备好。跳下去。 成功！真想表露自己的兴奋：鸭子真是煮熟了，金牌近在咫尺。我领先第二名二十几分。后面几个动作都是十拿九稳的动作，跳不好的可能性非常小，只要正常发挥我的动作，表演给大家冠军就是我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瞬间的喜悦，我在第三条和第四跳，特别是第四跳出现了失误，不大，但足以让我的优势成为泡影，我又回到了起跑线。潜意识地告诉到，金牌有可能要飞走了，不一定属于我。前面那么大的分数优势给我输掉了，心理优势也没有了。后面两个动作至关重要。第五跳是我比较拿手的动作，但我的领先优势彻底没有了，还输给胡佳不到两分。 就拼最后一跳。 最后一跳，胡佳在我前面出场，获得了100.98的全场最高分。我的动作和他一样，可惜在入水时稍显不足，结果得到86.70分。按说这个成绩不算很差，但和胡佳的高分相比就显得太平淡了。我之后的赫尔姆也是跳这个动作，表现得不错，总成绩反超我一分。 爬出水面后，我知道金牌无望了，但胡佳肯定能保住冠军位置。我第一个向他表示祝贺。他站在跳台后面，等待着最后两位选手的动作。我是中国跳水队里第一个向他祝贺的人。自从悉尼奥运会后，他一直在玩命地训练，沉默地比赛，他付出了这么多，这是他应得的荣誉。 祝贺完胡佳，我就和自己展开了“对话”：竞技体育真是有魅力、充满悬念和戏剧性，煮熟的鸭子都能飞。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爱体育，喜欢观看的原因。我做好了最好的准备，最有实力，以往比赛的胜率最高，但就在奥运会这一场比赛中，我没能拿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是体育。 比赛结束了，我想明白了一点：这不过是一场被赋予了特殊意义、被无数人关注的比赛，无论前缀是什么，这终究是比赛，世上哪有常胜将军，失败并不可怕。更何况，我自己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失误，只是中间两个动作表现不够抢眼而已，我没有输给对手，是输给了自己。 有人问我：“落后老外一两分获得铜牌，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对中国跳水来说，第二名和第三名，没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的选手拿到了冠军，这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这场比赛我是一个失败者。” 不过，后来国内有一家媒体以《田亮输给心中的魔鬼》为题，说我欠缺风度，在胡佳获胜后，面对他伸过来的手，我扭头就走。看了这个报道，我心理很不是滋味。我估计当时的情况不是记者没有在场，或是根本没有看完整个比赛过程，只从当地电视的现场剪切画面中得出此结论。虽然我卫冕失败，但最终的获胜者是中国，是我的队友、小师弟，我为自己遗憾，但也为胡佳高兴。我在赛场上拼杀了这么多年，胜负乃兵家常事，这是运动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从来都不是那种妒忌别人成功的人。本来没能把握胜机，卫冕成功就已经让我很难过了，这种失实报道更是让我有口说不出。好在国内许多媒体的记者当时就在奥运会报道现场，纷纷为我澄清此事。胡佳也在日后的采访中证明，我是比赛后第一个祝贺他的人。 比赛后，张练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如既往的爽快，他大声说：“没事儿，你跳得不错，尽力了！人家胡佳确实跳得更好！”看到胡佳，他笑着张开双臂迎过去，以最热情的拥抱祝贺胡佳。 当我以复杂的心情接受完混合区的媒体采访和新闻发布会，当一切喧嚣归于平静，我回到了奥运村，许多国内亲戚、朋友纷纷短信给来安慰我。我没有答复，心里充满感激。不想 给家人电话了，想必他们一定在家看到了比赛直播。此刻的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走在这个已经呆了近２０天的奥运村里，脑子里闪现的始终都是刚才比赛中的镜头。如果这一切还可以再重来，我也许会表现得更谨慎小心、更加出色。各种类型的比赛还可以有很多，但雅典奥运会就这样过去了，一去不再来。 对于我的实力，我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对于雅典的失利，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一夜我唯一能总结出来的就是，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在准备和比赛的过程中，我努力了，付出了，也一度占据优势，结果还是输掉了比赛。我不想找任何借口！ 国家队风波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情，当那个消息变成人人议论中的事实，我被意外打懵了…… ×不说退役× “我一点都不想退役！偶尔我会闪过退役的想法，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既然是运动员 ，就要坦然面对失败：这就是比赛，这次我输了，下次我还会再赢回来。” ０５年１月３１日，俄罗斯泳坛巨星、有“沙皇”之称的波波夫在瑞士圣莫里茨宣布退役。在告别仪式上，这位３３岁的泳坛传奇人物两眼饱含热泪，当众宣布：“一切都结束了，对于是否退役，我在奥运会后经过了很久时间的挣扎，但是看到俄罗斯后起之秀们的精彩表现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退役。” 电视画面中，在场的荷兰名将德布鲁因泪光盈盈；澳大利亚的大脚鱼雷索普郑重地赠送给波波夫一块金表留念；美国神童菲尔普斯也称“能与伟大的波波夫同场竞技，是我的荣幸”。 看到波波夫平静的表情，我感慨万千：虽然我是跳水，他是游泳，我俩从没同场竞技过，但也有渊源：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会，作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代表，波波夫正是授予我１０米台金牌的那个人！当这位具有优雅气质和王者风范的泳坛巨人站在我面前，为我戴上金灿灿的金牌、我的第一枚奥运金牌时，我心中充满了敬意：他还是名在役运动员，还在参加悉尼奥运会的比赛，竟然可以为我颁奖！有朝一日，我要是也能像他这样成功就好了。 从不言退的常青树波波夫退役了，不想退役的我却回到了省队……我不禁假设，要是雅典奥运会后，我也像波波夫这样痛快地宣布退役，如今会是什么情景。 我为什么不说退役？为什么不选择急流勇退？记得比赛结束后我面对媒体的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本来我准备这届奥运会上夺得两枚金牌后就功成身退。但是现在我只拿到了铜牌，我不甘心。我要继续努力，争取参加北京奥运会。”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本想以胜利作为２５岁生日礼物，用两块雅典奥运会的金牌为跳水生涯画上句号，那块铜牌确实让我不甘心，因为那天我是在前两个动作领先的情况下，在中间三个动作的技术处理上不够完美，虽然最后一跳发挥不错，但已经回天无力了。我告诉自己：那只是一场比赛，上百场比赛中的一场，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只要我在，金牌就会是我的！更重要的是我还热爱跳水，想继续为国争光，为陕西做贡献！毕竟，奥运会也只是一次比赛，一场被赋予了无限意义的比赛，其实质仍然是比赛。我赢了那么多场，输一次、两次不算什么，我的跳水生涯不能以失败告终。 现在经常有些人问我，什么时候有过想退役的念头？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想退役！偶尔我会闪过退役的想法，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既然是运动员，就要坦然面对失败：这就是比赛，这次我输了，下次我还会再赢回来。 一句话，继续跳水，并不在于我是否拿下了雅典奥运会这两块金牌，是否成就双冠王，不管怎样，我都想努力到２００８！参加能够在家门口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一点不想退役！即使自从０５年以来，我遇到了不少坎坷，还有来自各方面的误解，但丝毫没有磨灭我想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愿望，相反，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 ×致命打击× “和睦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大家庭，突然间把我扫地出门，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要我了！真是想不通……我被这个意外打懵了！这比以前比赛跳砸了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以前，我从来没有咳嗽超过三天，可是０５年的这一次咳嗽，症状竟然持续了近两个多月还没有好！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受到了致命打击吧。 ０５年１月２６日，游泳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田亮出现了过多参加商业活动等问题……田亮作为一个体育明星，为跳水项目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但越是名人，要求应该越严。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和队里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他的做法已经严重违反了总局的有关规定和队规队纪，对跳水项目和队伍的管理带来了不良影响，也对备战２００８产生了一些影响，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已不适宜作为国家队的队员。为了严肃队规队纪，加强国家队的管理，决定不再保留田亮国家队队员的资格，调整回省。” 于是，网络和媒体迅速说我被国家队除名、开除，并列出种种说法，我的手机开始疯狂地响动，本来还是满格的电量，这一天就没过完就没电了。在西安的诸多记者也火速赶到了跳水馆时刻守候，全都要我表态。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其实，被调整回省的这个事情我２５日晚上就知道了。我们陕西省体育局局长李明华在训练后找到了我，拉了半天家常后，委婉地转达给我游泳中心的意见，但她的用词不是“开除”，而是“调整”。她说，中心主任李桦特意打电话给她通气，说我最近的商业活动多了一些；此外，国家队要求集中管理、集中训练。因为我在休假期间是由国家队和陕西队共同管理，商业活动多了，不能够进行系统的训练，所以先把我的关系调整回陕西队，由陕西队来管理。李局说，李桦主任还特别强调一点：田亮不是开除，不是除名。当时，李局担心我想不开，陪了我一晚上，开导我：“不要紧，只要你抓紧训练、减少商业活动，我们体育局会创造一切条件帮助你回到国家队。你有这个能力，我们相信你……” 李局的话和态度让我特别感动，但是她越开导我，我的心里越不是滋味，伤心、难过……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这是个意外打击，我在国家队度过了１１年，和这个集体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就好像是和睦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大家庭，突然间把我扫地出门，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要我了！真是没想到：我竟然会被调整回省队，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个结果。我一直以为，只要不说出退役那两个字，只要能够保持水平，我始终都会是国家队的一员，始终都有为国争光的资格。看来我是错了。那个夜晚很难熬，我想了很多：以前在国家队里的趣事；和队友、教练之间的玩笑；出国比赛的情景等等。我一会儿觉得自己完了，以后再也不可能回到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能够就此放弃跳水，因为我还是喜欢跳水的，还想为陕西省打今年的全运会，还想参加北京奥运会。 同时，我有些想不通：奥运会后我请假要求休息半年，游泳中心答应了，还宣布我的管理权下放到陕西。那么，我参加的商业活动既然已经都向陕西体育局汇报过了，已经是在组织的同意下进行活动了，为什么还要获得游泳中心的批准？既然在休假期间，应该不存在影响训练和比赛，不存在对其他小队员有负面影响的问题阿？而且国家队始终也没有召唤我归队？…… 大家总喜欢拿我和郭晶晶比较，她在月初已经归队了，说是认错态度好。我的态度也是一直都很好，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的命运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差？是不是因为张练不在国家队，不了解队里的动向和中心的意思，所以才导致沟通不畅？张练并没有提出请假申请，为什么也和我一样只是国家队待命人员，没被召回国家队…… 太多的疑问了，我解释不清，想不明白，像以前参加奥运会那样辗转反侧、睁着眼睛折腾了一夜。 ２６日上午，我就像是等待宣判的犯人那样坐立不安，一边训练，一边悄悄打量着进出跳水馆的人，看他们的神情。到了中午，这个消息终于通过媒体传出来了，我受不了了。毕竟这是正式对媒体宣布的结果，影响比我预想的大得多。本来下午３点钟训练，中午是正常 的休息时间，可我没有休息，也无法休息，一方面是因为无数媒体记者打来电话，要求我表态；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我被这个意外打懵了！这比以前比赛跳砸了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我没想到会以这样的形式宣告媒体，公布天下。我虽然已经知道了国家队的决定，但是当真的面对这个消息时，脑子里还是乱极了，面对诸多媒体的问讯，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推脱：“我在酝酿一篇公开信，到时候请大家看这个吧，想说的都在信里面，其他的就别问我了。”说实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媒体。与其在床上辗转反侧，还不如打开电脑，一点点敲字，慢慢整理头绪。于是，我的公开信就这样酝酿出来了。这是我在当时状态下的真实想法，没有让张练过目，也没有经过陕西游泳中心、甚至是体育局领导的批准，也许有些冒失欠考虑，当时只想着怎么回答媒体的种种问题了…… ×雪上加霜× 我的情绪低落：自己的事情成了这样，我们从小叫外公的人又在这个时候去世了，难道我们师徒就这样同时遭受命运的打击？！ 随后的两天里，各地媒体、包括中央媒体陆续赶到了西安，其中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不是我常见到的体育记者，而是新闻栏目的记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比体育节目更重视我的事情。他们问的许多问题我一时回答不了，但我表达出了热爱跳水的态度。说实话，也 是在和众多媒体的轮番采访中，我慢慢理出了头绪，确定了目标：跳水是我的事业，其他都不能影响跳水！ 静下来的时候，我会回想以前的事情。悉尼奥运会后，我也参加了不少商业活动，不过那时候的明星是伏明霞和熊倪，我做了什么事情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而且每次短暂的活动之后，都给我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带来了活力和新意，训练质量反而特别高。雅典奥运会前我拒绝了不少广告的拍摄，一心备战。奥运会后放假期间，还是这么多活动，但因为我成名人了，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每次活动都获得了媒体的特别青睐。可能在无意之中，我过了那条“隐形”的界限：过多的商业活动。 我一直认为，按照个人的节奏去参加活动不会影响训练和比赛，例如索普、菲尔普斯等游泳明星、以及其他国外知名选手都是这么安排自己的训练和生活，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和影响训练质量。虽然我们所在的国家不同、体制不同、国情不同，但如何合理安排训练、比赛和社会活动的道理却是相通的！练了这么多年，我该怎么练、练到什么火候、成功经验和失利总结，只有我和张练最有发言权。如今的我早就过了苦练的初级阶段，而是升级到了巧练的高级阶段。所以我不再适合全天候、大运动量的训练，只要在教练的安排下，突出训练重点和强度就可以保证状态，并不像大家想像的运动员只有苦练这一条出路。可是，我即使说了，大家并不了解训练和比赛规律，也不见得明白。 ２７日晚１０点，另一个致命打击来了：谭教练的父亲、张练的岳父在自贡因肝癌去世，从发现病情到去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我的事情，张练就已经很难过了，噩耗传来，本来情绪就不高的张练更是如同霜打。张练的父母去世早，他一直把谭教练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人，张练在北京买了房子后也把两位老人接来同住，感情非常好。 谭教练２８日一早就回老家了，因为训练，张练还留守西安。但他告诉我，次日一早他也要回去料理老人的后事，这几天的训练要我自己掌握。 我的情绪也特别低落，自己的事情成了这样，我们从小叫外公的人又在这个时候去世了，难道我们师徒就这样同时遭受命运的打击？！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趁周六上午训练结束后，同几个队友一起于下午赶到自贡，为外公送行。我没有和张练说，担心他不同意，也没敢和谭教练电话，她比张练对我们的要求还严，要是直接请示他们，我们就彻底去不成了。不过，后来张练告诉我们，在四川有“下葬不过三天”的说法，我们就算周六下午赶回去，也赶不上外公的葬礼了，他于周六上午火化。 …… 突然间，我觉得很没有情绪，面对媒体几乎一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也成了套路，不想说话了，说得再多也不如把实际行动给大家看！李局也是这个意思，于是，我不再接受采访，只是埋头训练，记者们来了，也被要求只能看、拍照片，别和我对话。这就样，我保持沉默，一直到了３０日。 上海之行引争议 李局投下信任票 “田亮顶风作案 悄然抵沪拍广告”－－媒体议论纷纷。 “田亮有情有义，是个讲信誉的人”－－李局长 ０４年１０月，我和某企业签约，约定１月底要去上海拍广告。可在我被调整回省队的这个敏感时刻，我还要去履约吗？我很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向省游泳中心领导 和李局汇报，想放弃行程。不知道他们经过了怎样的讨论，最后李局通知我：“咱们是讲信誉的人，既然已经签约了，那就按原计划去嘛。这几天你练得也不错，挺辛苦，趁着周末去就当是调整休息吧。” 于是，我托队友帮我订去上海的机票，谁知记者很快就获悉了我要出行的消息，可能是问机场或航空公司查询我的姓名，或者有相关的朋友帮忙吧。 那几天，宿舍楼下、食堂门口和跳水馆门前，时刻都有敬业的记者守候，还有他们包的出租车。为了能够顺利出行，而且不引起任何误会，我不得不请队友们帮我做掩护：借穿他们的衣服，不坐常用的张练的“坐驾”而改用其他朋友的车。 １月３０日，我于中午前后到了咸阳机场，看到门口也有成群的记者，只好再次改签机票。一时间，媒体就我“顶风做案”上海之行大作文章。面对舆论的压力和大家的误会，我什么都没说，也不想说，我们省体育局领导会为我证明一切的。 果然，李局对媒体表示：“田亮此行是经过省游泳中心和我们省体育局的慎重考虑和研究决定的，获得了批准。虽然目前田亮被调整出国家队，但既然都答应人家、签了约，就不能说话不算数！我们是讲信誉的人，田亮应该兑现对企业的承诺。” “田亮是个出色的运动员，有情有义。他曾为中国夺得了30多个世界比赛的冠军，参加过3届奥运会。在雅典奥运会后，他本可以‘急流勇退’，但他没有。他希望能够为三秦人民再做贡献，也希望能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我们相信，田亮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成绩在全运会上表现出来，他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他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技术动作都是一流的，我们对他有百分百的信心！” 不知道年近６旬的女局长要顶住多么大的压力，才能在这个危机时刻为我投下“信任票”。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她“护犊子”，但在这个时候得到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热乎乎的：我只有认真训练、以实际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和期望。 我又开始玩命地训练，并参加了４月的全运会预赛，替受伤的秦凯出征，为队里节约了一个全运会“外卡”。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爱我师 长久以来，张练把我看做他大儿子，尊称“大少爷”，而他自己的儿子张磊被他们称做小儿子，“小少爷”。他总是开玩笑地说，他的任务就是“伺候”好了我们这两位“少爷”。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将他看做自己的亲身父亲？ 国家队除名风波发生后，我的一纸自白书，将教练张挺推向了前台。 “张挺对你影响有多大？”“在你的生命定位中，他究竟占有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我常常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 我不想对教练进行任何的评价，我想说的只是，除了父母，张挺和夫人谭敏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个人。他们视我为己出，在我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他们在各个方面对我进行着影响，无论是生活、训练还是做人。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田亮的今天！ 一句感谢，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和亲情。 这是怎样漫长的1４年啊！ 第一次见到张练是在1991年，那是我11岁，第一次进入陕西跳水队。在面对这个将对我生命有着重要影响的男人时，我有一种神秘而敬畏的感觉。神秘是因为这位调教出亚洲冠军饶琅等名将的教头，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在众多小选手中挑中不太出众的我？我哪点值得肯定？这些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我感激他，让我实现了进入专业队的梦想。敬畏是因为他所带领的四川自贡队队员个个水平了得，至少我从来没有赢过他们。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我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 由于陕西队自己没有训练场地，我们初期的训练只能在自贡业余体校进行。第一天上午训练，有这么一位大人物在身边注视着，心中的不自信被放大到了极点。自己哪个动作会没做好，他还会不会练我？罚我？ 越是这么想，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瑟瑟寒风中，我涨红着脸走到他的面前，眼里含着泪水，以为肯定要挨一顿训斥。但他的一句话让我所有的紧张和自卑烟消云散：“田亮不错嘛，这么小，胸脯够结实！” 在大家的哈哈大笑中，一天的训练结束了。 玩笑归玩笑，由于“先天性不良”，训练中我还是有很多基本的东西需要解决：由于基本动作不规范，自己是典型的“锄头脚”，脚尖绷不直，膝关节老是弯着。这对跳水是最要命的硬伤――意味着压不住水花。为了改掉我的这个毛病，从入队的第一个冬训开始，在张练的严格指导下，我每天除了数百次的动作训练外，还要坚持压关节、压脚背多达2个小时；每天临睡前，还要跪坐着，压脚腕 跳台选手必须要掌握良好的倒立技术，而我那会儿“一穷二白”，根本不会倒立。为此，张练给我下达命令：必须在两个星期内学会倒立，否则不能吃饭。每次早操后，他都会留下我去倒立三秒种，倒立个五组或十组。为了那香甜的饭菜，我一咬牙，居然很快学会了倒立技术。 在我拿回世锦赛、世界杯赛等１５个世界级冠军，很多人都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张练和夫人谭教练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紧迫感。他们研究了国际跳水最新动态后认为，根据我的特点，为我编排了６组倒立的创新动作。其中，６２６Ｂ和２０７Ｂ两个高难度动作，把难度系数提高了０．６分，超过了俄罗斯名将萨乌丁。在悉尼奥运会上，正是这个难度系数为３·６的２０７Ｂ，我得到了世界跳水比赛中相当罕见的高分——１０１．５２分，为夺冠奠定了胜局。 现在想来，没有他严厉的督促，我不会那么快就掌握“制胜武器”，也不会那么快就以最好的状态冲击高难度动作！ 细节决定成败，这话一点都没错。 在训练中，张练强调的最多的，就是细水长流。他说，一个队员的成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他的训练并不代表你一天练了多少，而是长期以来的坚持。为了坚持他这一理念，他总是以身作则，无论是在省队还是国家队，无论是早操还是晚练，他都坚持和我们一起训练。平常，我们最盼望的是希望他生病，这可不是在咒张练，而是我们希望能够让紧绷绷的神经和浑身酸疼的身体得到稍许的歇息，睡个懒觉。 但即便是他生病的时候，他都会按时敲门，叫我们出早操！ 有这么一位“完美先生”的参照物，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请假的理由的。 训练后，我从来没有因为个人伤病的缘故请过假。有时候，即使身体不太舒服，有一点毛病，我都想办法克服：练不了水上，练陆上，腿伤了就练腰。如果别人都在训练，而我一 个人留在宿舍里，我会感觉到空虚无聊，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内疚感。 在我和张练一起进入到国家队后，他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他是新教练，我是小队员。很快就融入了国家队的训练方式和节奏。有张练在，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能吃得消。我们的规划是，小到技术、分数，大到长远目标，我们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第一目标是尽快获得甲级赛区的参赛资格；然后是在难度方面向优秀运动员看齐。难度达到了，再提高动作质量和稳定性、一个个的攻克难度动作，一步步挖掘自己的潜力。 张练和谭教练虽然严厉，但他们总是根据队员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制订不同的目标。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张练也发现我喜欢说理，因此他总是将所有的情况都介绍给我，让我去判断。在我1994年获得第一个全国冠军后，他开始将和我沟通想法，为我制订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而我也会根据他这个目标前进，每一天都过得很完满、充实。 但我知道，当初他的这种坚持，是多么的不易。以前的我由于屡屡受挫，养成了“小富即安”的心态，有点成绩和进步就自我满足。张练夫妇二人像是一对理智的父母，总是在不停引导、刺激、推着我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谭教练还给我灌输了一个“台阶理论”：先拿全国冠军，然后争取参加世界杯，获得世界冠军。随后，我们再上一个台阶，争取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冠军，终极目标则是奥运会金牌。 我知道，自己生命中已经被跳水占得满满的。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枯燥训练，也许会换来好的成绩，有好的前程。但对他们来说，则意味着告别温馨和稳定，走上一种漂泊的不归路。如果这是一种赌注，他们倾心付出了，也得到了回报。 一聊起当年“创业初期”的贫困生活，我就特别佩服张练和谭练的勇气和决心。 １９９０年，张挺和他的妻子谭敏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从四川自贡市业余体校来到陕西。初到时，他们看到的是临潼游泳池破旧的平房，没有任何跳水设施，连陆上训练用的一块垫子也没有。周围都是田地。为了实现心中的世界冠军梦，他们走上了外出借训的生涯： 最初几年，虽然有关部门在各方面给予了支持，但由于经费有限，陕西跳水队的生活总是陷入困境。 在济南时，我们１２个人挤在租来的两间房内，房屋小得只能放下床。队员几个月没看过电视，吃饭搭别人的灶，去迟了就没饭吃。离开济南时，张练只剩下买火车票几百元钱，硬着头皮率领我们来了个“清晨大逃亡”，没敢及时和当地体委说明情况，欠下了３０００多元的旅馆住宿费和训练费。 到北京后，租不起条件好一些的房子，就住在几间油毡顶的平房；运动员伙食费每天只有１０元，他们只得又当教练、又做厨师。每次上午训练完，我们都会在路上买一些食品和半成品回家。下午继续训练，练完后，张挺买菜，谭练掌勺，我们这群孩子就拿碗、摆筷子，张练最拿手的菜是红烧鸡翅，我至今念念不忘。他们用有限的一点钱，把我们队员的伙食调剂好，还经常用自己的钱周转。 第一年在北京过春节，他们手头连一分钱也没有了，恰好师弟李宗泽的母亲来看望孩子；张练也顾不得难为情，向她借了点钱，带我们出去吃了一顿饺子。 住的房子条件也很艰苦。夏天老漏雨，我们只能将床搬到不漏雨的地方，其他地方用饭碗接。到了北京市二体校招待所五楼租房时，夏天热得睡不了觉，没钱买空调和风扇，又不让自己开伙，不得不另租民房当厨房。每天要从住处到训练的地方，再到吃饭的地方往返几趟。 那时候，我们小孩会为一包牛肉干而争吵，但很快会相安无事，也会为自行车是否打满气而争论1小时。有时聊天１小时，往往聊着聊着自己就兴奋地坐起来，而其他队员又已经睡着。那时候，我们有挥霍不完的精力，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训练。但对他们来说，这种创业的艰辛意味着付出，甚至有可能得不偿失。因为那时候他们也年轻，没有带小孩的经验，还要在各个方面照顾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他们在训练时也会遭受别人的冷眼，也会看不到前途。此外，他俩的儿子张磊还小，需要人照顾。 我印象最深的，是谭教练经常在谈到当年的艰辛时，忍不住落泪。 但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快乐、积极的一面，特别注意培养我们乐观进取的精神。虽然没有钱，但他俩每次都把饭菜做得色香味俱全，还在训练往返的路上，由“大队员”骑着自行车列队而行，“小队员”们排队唱着歌，常引得路人驻足称奇。 作为教练，他身上还有着一种男子汉少有的大气。他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这是张练的做人准则，他在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直接影响到我。 而谭练则教导我如何遵守规矩、起好表率作用。２０００年悉尼 可以说没有张练和谭练的培养，就没有今天的田亮！而他俩现在最常对我说的话，就是：“你考虑好自己未来要走的路，不要顾虑我们。” 张挺： 我自己当过运动员，最好成绩是亚运会亚军，没有田亮的战绩辉煌。但从运动员生涯到执教生涯这３０年来，田亮绝对算得上是个天才！这不是我对自己的弟子自卖自夸，事实如此。 从当年一开始见到田亮，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好强、聪明、懂事、领悟能力强、自控力超群、身体素质不同一般。直到今天，他拿了这么多世界冠军，这些优秀品质依然没有改变。 １９８８年四川省少年比赛，是我第一次知道田亮。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除了会压水花、有点蛮力之外，技术上没有什么优势，远远不是我手下队员的对手。我之所以对这么一个平凡小孩有特殊印象，纯粹是因为他在赛前训练中的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和时间观念。 一群孩子在跳台上排队，等着从台上跳下来的那一刻。当别的孩子轮到自己后，总是还在台前磨蹭一下，东张西望地寻找教练。只有田亮在等待时明显看得出来，是在全神贯注地深思，默念技术要领，一旦轮到他时，动作特别迅速，快步走到台前，干脆利索地完成动作。我当时就想，这个小孩还挺有时间观念、讲究效率。 他的身体素质好我可以看得出来，动作的力度很大，水花压得还可以，但整体动作质量不高、不细腻。本来少年组比赛只是进行基本功的较量，田亮的优势根本没有施展出来，难怪他总是被拒之四川省队门外。等他成了我的弟子之后，我才弄清楚这一点：越是难度动作，他完成得越轻松、漂亮。 田亮的体能一直都是出奇的好。同样的运动量，别的小孩累了练不动了，他却没什么身体反应、可以继续保持高质量的训练。所以他的运动量总是比其他人大，刚进国家队那几年，优秀个人的奖品几乎被他一个人包了。直到今天，他的同龄人大都退役了，而他每天还在翻腾，不知疲倦。 如今他成了名人，社会活动多了，但他的自控能力很强：不抽烟不喝酒，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很少熬夜，一旦训练就全身心投入，还是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全然不受活动和外界的影响。即使是有伤病的时候，他也是主动配合医生，按时吃药、治疗，从来不推脱。 训练之余，我们师徒俩经常在一起聊天，以前是一起打电子游戏，现在是NBA、足球和社会上的新闻，和普通的父子没有什么区别。对于训练和比赛，他也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经常和我交流、沟通。很多时候，我会尊重他的感受，调整训练计划，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偷懒。 谭敏： 别看田亮现在成了大家眼中的名人、帅哥，但在我心目中，他小时候爱哭的样子更可爱！ 田亮现在总是笑眯眯的，可是他小时候特别爱哭，动不动就哭。只要是没训练好，或者 其他队员都挨批评了，他就会两眼泪光盈盈地看着你，小脸涨得通红，一副自责、惭愧的表情，弄得我和张挺本来很生气，但一看到他都那么难过了，就不忍心再批评他了。他爱哭其实也是因为好强。 他最后一次哭是１９９5年上半年，他临去加拿大和美国站大奖赛之前的一次训练中。他当时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怎么跳都达不到张挺的要求，于是就一屁股坐在池边生闷气，半天不起来。张挺问他怎么了，催他继续训练，他竟然头也不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沉默、“摆酷”。张挺一下子火冒三丈，冲过来边说边给了他一巴掌：“你小子还没当上世界冠军呢，就开始摆架子？！出国参加个加、美站比赛有什么了不起的，动不动就不练了你？！”当众挨了一巴掌，田亮愣住了，抬起头意外地看着张挺，眼里立刻泛出了泪花。旁边的教练们在一旁“帮腔”：“打得好！是该好好教训这小子了，没出成绩先长脾气了……” 不知道田亮是怎么想通的。那天晚上，田亮找到张挺郑重道歉，说他自己不是故意要摆架子，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会跳不好，在生自己的闷气。张挺也后悔在训练场上的一时冲动，他从来没有打过队员。师徒俩这么一沟通，立刻就没事了。不过，田亮后来承认，幸亏张挺及时制止住了他的“狂妄”苗头，否则他真有可能养成“耍大牌”的坏毛病。 悉尼奥运会前夕，陕西西安举办跳水大奖赛。那一年的大小比赛中，田亮几乎没有在单人跳台上失败过，可在西安家门口他第一次输给了胡佳。这让他很不服气。欢送晚会后，我让他按时回房间休息，准备次日去香港的表演。可当我抽查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不在房间，其他队员也都“失踪”了。我很生气，在奥运会前，田亮竟然承受不了这么一个小比赛的失利，不爱惜身体、不注意休息，怎么能成大器？！后来，我听说他是和其他队友到外面打台球去了。第二天他去了香港表演，我没有见他。不过，他知道自己错了，也知道我因为他不按时休息、不遵守纪律而生气。他没有手机（我和张挺一直没有同意让他买手机，怕他分心），就在香港住的饭店里、所有能够打长途的地方打我的手机和家里电话，想向我认错。他打了上百个电话，开始我故意不接，让他自己反省。到最后，我儿子都看不过去了，帮他求情：“妈妈，你就接田亮哥哥的电话吧，人家都知道错了，你给他一个机会吧。” 这两件事可能是我们夫妇对田亮仅有的两次特别“教育”，也可能是他青春期中仅有的两次“叛逆行为”，其他男孩子经历的抽烟、喝酒、熬夜玩电玩、顶撞长辈的事情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他非常懂事、要强、守规矩，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成名后的田亮也从来不“摆架子”，无论是对外人、队里的小孩还是当年一起成长的伙伴，始终都是彬彬有礼。 未来之路 “２６岁生日那晚，我许了个愿，愿自己回到熟悉的国家队，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和国歌声中，我再次站在国际比赛的最高领奖台上，目送着国旗冉冉升起……！” 在英国比赛和训练两周后。我们回到了西安进行全运会前的封闭训练。我还在陕西省体育局举办的全运会动员会上代表运动员表态：一定要刻苦训练，以实际行动为陕西争取荣誉！ 就在我个人状态恢复巅峰的时候，我的年轻队友赵巍的眼睛受伤了，而且是在出征加拿大蒙特利尔游泳世锦赛前一周！听说他自我感觉眼睛不舒服有一段时间了，好像是在练习３０７动作（反身翻腾）时入水角度大了，头仰着拍了眼睛一下，他以为过几天就好了，也没有在意，继续训练。谁知在宣布世锦赛阵容后，他在训练结束后觉得眼睛更不舒服了，就告诉了医生。去同仁医院检查眼睛之后的诊断是，视网膜出现了裂口，需要尽快做修复手术。一般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运动员需要休息半年左右。 我很为他惋惜，他才１６岁，就出现了视网膜的问题，要忍受多么大的压力和伤痛啊。他不但无缘自己的第一次世锦赛，连９月底举行的全运会也不可能参加了，我俩本来还要参加双人比赛呢。真希望他能够尽快痊愈，重新站上１０米台。 队里只好为我另外选择搭档，一个是冯钦，他是和我同时代的队友和竞争伙伴，前几年已经淡出“江湖”了，现在是西安交大法律专业的大四学生，已经毕业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上半年在国家队训练受伤、如今已经恢复了伤势的秦凯成了我的另一个搭档。 蒙特利尔世锦赛是奥运会后的第一次国际重大赛事，我很想观看比赛，看看国外老对手和国家队队员们的表现。可惜由于那边和北京时间有１２个小时，相当于是黑白颠倒，当我睡觉的时候他们在加拿大比赛，他们休息的时候又时逢我训练。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无缘世锦赛，连看电视的机会都没有。 ８月２７日，是我２６岁的生日。社会上的同龄人会在生日这天做什么？！我一如既往地训练，不过由于有了参加陕西少年儿童游泳比赛的孩子们的祝福，以及从北京赶到西安的父母相陪，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馨和开心。以前过生日，我几乎都是在比赛中度过的，难得和家人一起庆祝：去年是在雅典奥运会，不太愉快，没有收到最想要的礼物－－奥运金牌；前年是在韩国大邱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过…… ２６岁生日那晚，我许了个愿，愿自己回到熟悉的国家队，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和国歌声中，我再次站在国际比赛的最高领奖台上，目送着国旗冉冉升起…… 在现实生活中，我的理想也还是希望回到国家队，希望能够在国际比赛中为中国跳水增添新的荣誉，希望能够参加北京奥运会！我相信，以我的技术水平、多年积累的大赛经验以及没有伤病困扰的身躯，能够赢得金牌。 许多人猜测，我在全运会上的表现与能否回到国家队能够联系在一起。我愿意这么想，因为这半年来，我减少了一切不必要的商业和社会活动，严格履行了以前签订的合约，其余时间全都扑在了跳水训练上，我愿意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对跳水的热爱。至于全运会成绩，我的目标是个人和双人跳台的两块金牌，同以往一样那么“狂妄”。有些人喜欢低调，赛前不提金牌，给自己留有余地；但我却喜欢为自己设置明确的最高目标－－金牌。这就是我，当我认为有这个实力和信心时，我会勇敢地说出来。当实力不济时，我也有自知之明，不会说轻易狂妄。 END：终点？起点！ 当我站在全运会１０米跳台冠军领奖台、低头看看眼前的金牌和鲜花，又环顾四周望着远处挥舞着手臂的观众，听着从观众席传来的掌声， 很奇怪，我竟然没有丝毫陶醉的感觉，只是看到了通向北京奥运会的那一条路……那一刹那，我确定了今后几年的努力方向－－全运会不是终点，而是通往北京奥运会的一个起点。－－－田亮 全运会比赛后，我和队友们回到了西安，带着一枚个人金牌和一枚团体铜牌。离开不过１０天，这里草木依旧，领导、队友包括食堂的师傅的笑脸都是那么的熟悉，亲切；可是当我看到四个月来埋头训练的跳水馆，我那布置简单的小屋子时，突然间有一种陌生的感觉。难道这就是我备战全运会的地方？！我在这里熬过了那段至今为止生命中最艰难、最单调的日子。如果上天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我还会不会选择坚持？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包括人的心境。 几名小队友正在训练，老远见到我们，扑了过来，兴奋地喊着田亮哥，围着我问这问那，眼神里写满渴望和好奇。我理解他们此时的心境，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打心眼里服你。不是因为几场比赛，而是因为大家都在一个池子训练，彼此的斤两水平都心知肚明。大家对你的训练水平表示佩服和认可，那才是真正的认可。 看着他们，突然间我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这是只有在付出后才有的释然。 若干年前，诗人汪国真曾写到：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如今，我想起了中国女排姑娘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 在经历了那么多挫折以及风波后，９月２７日至１０月５日举行的全运会跳水决赛，成了我在２００５年的一道“彩虹”。 说实话，雅典奥运会后我虽然对媒体公开表示想跳到２００８，但我对怎样实现这个梦想、如何保持自己的状态还不得而知，对于未来的规划，我也是充满了疑问？我要何去何从？是不是该退役了？除了跳水我还能干什么？从现在到２００８年还有四年，我能坚持到那会儿吗？ 在左右摇摆、思想犹豫的那段日子里，我接触到了许多过去１０来年从来没有接触到的新鲜事情。我是个善于学习新东西的人，我享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放松假期，“外面的世界”的精彩与无奈。但就在我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现实帮助我做了选择。 后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虽然有点残酷，有点意外，但足以受用终生。我一下子意识到，人总要学会自己成熟、长大。不管你做出了什么，你都不喜欢坚强面对。 好像一夜之间，我变得成熟、清醒了。可以说，正是那些跟头串一样的打击，让我明白了：至少到现在，我的生命还离不开那一池清水，以及台上那凝聚了我一生精力与情绪的１·7秒。 我还是要继续跳下去！ 于是，在西安，在那种艰苦的环境和巨大的压力下，我玩命似地练着。还曾经蓄起过一段胡须，人们都以为我玩酷，但我知道，是自己没有时间去理。不过，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像上班族要去游玩的心态走在通往跳水馆的路上，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当年一心攻克难度的那个楞头小子。 据说，今年的流行词中有红遍中国的“超级女声”，还有一句经典台词“想唱就唱”。我不是娱乐明星，但我不介意在１０米台上尽兴“表演”；为了把精彩的几个瞬间，我已经用了１０多年的功夫练就现在的水平。我不介意再花上几年时间苦练，趁我有能力的时候，“想跳就跳”，只为圆了北京奥运会的那个梦。 不过，我不喜欢在伴随着“超女”而被广泛应用的PK这个词。尤其是许多人把全运会的男子１０米台比赛定义为我和胡佳两个人之间的PK。其实，这不过是一场比赛，和我以往参加过的任何一场比赛一样，没有那么多牵强附会的意义。 但我有自信！我相信近半年来的生活阅历和高效率的训练能够帮我赢得胜利！这不是指击败对手的那种胜利，而是战胜自我、跳得漂亮！我自信还因为，从１９９８年至今的全国比赛，只要我参加男子１０米台，金牌从来就没有丢过！１９９４年我第一次拿到全国冠军，１９９７年上海全运会是我最后一次没有夺金，当时孙淑伟是第一，我是第二。国内比赛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奥运会，拿冠军的难度非常大，就连传奇人物伏明霞在她的运动生涯中也只拿过一次全国冠军。全国比赛每年举办２次，除了偶尔赶上奥运会年前后，国家队队 员不参加比赛外，其他时候我都参加了，金牌从没有换过别人。 带着这种心态，我飞到了南京。当地媒体和观众的热度让我感到了惊讶。无论是我们入住的华江饭店，还是南京奥体中心的游泳跳水馆，到处都有记者和观众。尽管赛前我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但关于“亮晶晶重逢”、“亮晶晶同住一个宾馆”之类的文章还是照样满天飞。我不想交恶媒体，但毕竟完成采访是他们的任务，就像比赛是我的任务一样。真的希望在这次比赛前，自己的心绪能平静一些。而且，队伍有明确规定，不准接受记者采访。 此外，还有几批“亮粉”自发组织起来，从全国各地赶到南京给我助战，这让我特别感动！他们组成的方阵是我的动力，也给我带不小的压力，让我有些患得患失，生怕让他们失望。本来我只是想尽力跳好，但自从听说他们来了之后，上跳台前总是瞟他们一眼，跳完动作之后也很在意他们的反应。在经过了那么多波折之后，我明白了友谊的可贵！ 除了那些外在的压力，一些内在的情绪也在左右着我的思维。这些无时不在的情绪，让我不得不慎重起来。 首先，陕西作为西部大省，有能力在全运会上冲击金牌的项目并不多。陕西跳水队虽然整体水平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有些年轻选手没有大赛经验，作为老大哥的我，必须要在团体、双人及单人比赛中三线作战。陕西养育了我，我作为运动员回馈这里的机会已经不多。我不能因为自不经意的表现，让整个团队受损，更让陕西无金而归。第二，我的团体比赛双人搭档是冯钦，我俩已经多年没有配合过；双人比赛中又要和本来专攻跳板的秦凯联手，我和两位搭档的合作时间都不超过两个月，难免有些仓促。第三，媒体间充斥着各种有关比赛结果的预测和小道消息，虽然是子虚乌有，但它对人的心理暗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媒体盛传我和小师弟胡佳的国庆夜的“PK大战”，仿佛我和胡佳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复仇之战就要上演。 于是，我索性让自己患上了“自闭症”：到南京后，除了去赛场坐班车，我们即使住在新街口闹市区，我也没有迈出过宾馆的大门！如果有想吃的零食，可以点名，队里可以给大家买回来。每天在训练、比赛、吃饭和睡觉之余我和大家在一起聊天，打电子游戏，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看汽车类的杂志，但不上网不看报。虽然对记者“封口”，我的嘴巴也没闲着，有空时就和队友聊天，和同屋的秦凯海阔天空地侃大山，唯独不涉及比赛。 我并不是讨厌压力的人，相反，我喜欢在压力下向自己挑战、找到控制力的感觉。压力越大，我越有超水平的发挥。 在对比赛的掌握上，我承认比一些年轻选手强。多年比赛的经验，让我找到一些胜利的既定模式，我称其为“田式模式”：赛前一天怎么练，怎么坚持特长的难度动作。从第几个队员比赛时开始热身，领先时怎么办，落后时又该如何，动作打开晚了控制、动作打开早了怎么入水……我承认自己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神乎其神的地步，但我享受着这种感觉给我带来的快乐。 ９月２７日的团体赛，我和冯钦配合双人，在１０米台双人中以２·０４分的劣势输给了代表广东出战的胡佳和罗玉通，居第二，最终陕西队拿下了这枚团体比赛的铜牌。说实话，和队友们站上领奖台的感觉特别好，比个人获得金牌还要高兴，因为很多人为了这一跳准备了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的所有人生价值与追求都体现在这一次团体赛中。 完成了团体比赛任务的我心情放松了许多，因为毕竟将近一年我没有参加高水平的比赛了，我的那些宝贵经验竟然没有磨损，反而意识更强了。 接着，就是被无数媒体反复渲染与放大的１０月１日的１０米台单人决赛了。首先，我和胡佳不存在PK，要说也能说是自我PK。跳水是一名选手的个人秀，双方不存在任何身体接触，更不会有直接的对抗。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发挥出最好水平 。其次，这是全国比赛，有无数高手，名将和新秀都有可能问鼎的几率。竞技体育讲究胜负，但更强调谁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准。 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想法，可能大家也看不到田亮在十运会的经典表演了。 决赛前两跳我一帆风顺，缩小了与领头羊胡佳的差距。谁知，第三跳我的“臂立向后翻腾三周屈体”626B出现了失误，只得到了75.60。难道又要重蹈雅典奥运会的覆辙？！“不行！”我对自己摇头，张练也对我摇头：“这个动作不该失！咱们赛前不是说了，不管什么牌，你要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展示出来。后面三个动作你就放开跳吧，权当是为观众表演，这么多人在看着你呢。” 这话，张练在5年前的悉尼奥运会上跟我说过，这次再次提起，更有一种醍醐盖顶的效果。 我放下了所有的包袱，无所顾忌，第四个动作获得了101.52的全场最高分，有几位裁判亮出了１０分！这是我一年来久违的分数！裁判出示的满分10分是对运动员刹那间动作的肯定，不可能像在电视上慢镜头看得那么清晰。但这个高分，确实大大地鼓舞了我的士气。 没想到本来领先的胡佳在第五跳３０７ｃ“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时出现了较大失误，仅有76.50分进帐。后来，我听朋友说当时的电视转播特意将镜头对准了在场边的我和张练。镜头中的我们没有任何表情变化，没有任何肢体语言和交流，只是平静地看着远处大屏幕闪烁的前五轮动作后的排名情况。 “难道你没有因为胡佳的失误而觉得庆幸？因为他自动退出了冠军争夺的较量。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事后，有很多问我。 我可以坦白地讲，在那个时候，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谢幕动作，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顾及到。因为当时我只是暂时领先而不是获得冠军。最后一跳是一个很容易失误的动作，我用我的多年训练水平和比赛经验全神贯注的去思考我的最后一跳。 另外，在我们跳水运动员中，只会为对手和队友的动作漂亮而鼓掌，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失误而窃喜，那不是运动员的本色，没有体育人的职业风范。我当时并不知道电视镜头悄悄地对准了我们，但我相信：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比赛，中国跳水人一贯如此！ 第六跳前我预感能跳好。当我一气呵成地完成动作入水后，身体告诉我了，很完美！我迫不及待地冒到水面上，还没游到水池边，我就兴奋地向观众席举起了食指“我是第一！” 扭头看着大屏幕，９６·９０分。 虽然后面出场的林跃和胡佳还没有完成动作，但我知道，我在最后一跳跳96分以上，他们不可能超过我。就这场比赛而言，我的个人表演成功了！ 站在冠军领奖台上，陕西体育局局长李明华亲自为我颁奖，望着她那慈祥的面孔，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能够在这样的好领导手下当队员，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支持和鼓励！另外，作为一名老队员，还有这么多人在期待着我，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让他们失望。 低头看看眼前的金牌和鲜花，又环顾四周望着远处挥舞着手臂的观众，听着从观众席传来的掌声，很奇怪，我竟然丝毫没有陶醉的感觉，只是看到了通向北京奥运会的那一条路…… 那一刹那，我确定了今后几年的努力方向－－全运会不是终点，而是通往北京奥运会的一个起点。 一年前曾经让我犹豫不决的退役还是后路的问题，此刻都不存在了。毕竟在我的人生旅程里，跳水这一页仍然是“现在进行时”。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一直努力到２００８年。退役之后的事情，留到将来再去设想吧，最重要的是把握现在。 我才２６岁，还不老，我相信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在２００８年之前，我的每一天都将是为了北京奥运会而活，１０米跳台依然是我百跳不厌的舞台！ 田亮个人亮资料 奥运跳水冠军 身高： 174CM 学历：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管理系 重要经历： 1994年 全国锦标赛冠军 1995年 第三届城运会冠军 1995年 四国对抗赛冠军 1995年 世界杯双人，团体，混合团体冠军 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第四 1997年 国际跳水系列大奖赛维也纳站跳台冠军 1997年 八运会亚军 1998年 亚运会冠军 1999年 新西兰世界杯跳台，双人跳台冠军 1999年 墨西哥大奖赛总决赛冠军 2000年 1月世界杯单人与双人跳台冠军 2000年 4月全国冠军赛跳台，双人跳台冠军 2000年 9月悉尼奥运会跳台个人，双人冠军 2001年 大运会10米跳台冠军 2002年 九运会10米跳台冠军 2002年 第十四届亚运会十米跳台冠军 2003年 雅典奥运会选拔赛男子跳台冠军 2004年 世界杯跳水比赛男子10米台冠军 2004年 世界杯跳水比赛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 2004年 雅典奥运会跳水比赛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 2005年 十运会10米跳台冠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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