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猛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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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猛犬》

序言主要人物表

卡洛·艾尔弗雷德·托马斯·香农：北爱尔兰人，雇佣兵少校。外号“猫儿”，化名基思·布朗。

詹尼·杜普里：南非人，雇佣兵。

马克·弗拉明克：比利时人，雇佣兵。

让·金巴：赞格罗共和国总统。

安托万·博比：流亡上校，前赞格罗陆军司令官。

朱尔斯·戈梅斯：赞格罗首都克拉伦斯市“独立饭店”经理，法国人。

列奥尼德·多布罗沃尔斯基：苏联驻赞格罗大使。

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即伊万诺夫，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研究院博士。

约翰·施林克尔：德国军火商。

艾伦·贝克：走私贩子兼黑市军火商。

伯努瓦·本尼·朗贝尔：法国人，黑社会小人物。

序言序幕

发出屠杀的号令，让战争的猛犬四出蹂躏。

莫报告我的死讯，或者为我的死哀悼，莫将我葬在供人献祭的墓地，也用不着祭司把丧钟敲，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的尸体，也别为我出殡送葬。莫在我坟头上栽花植草，我平生的心愿，便是让世人把我忘掉。

这是一个丛林简易机场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也不见一丝月光，只有非洲西部的黑暗，像温暖而潮润的天鹅绒一样包裹着一群七零八落的士兵。云层几乎压到了伊洛何树的树梢。等待中的士兵祈求云层再停留得久一些，好遮住他们免受轰炸。

在机场跑道的尽头，一架被打坏的老式DC-4飞机发出咳嗽般的声音，左折右转，摸索着向那些棕榈树叶铺成的茅屋滑去。跑道指示灯引着它悄悄降落，那些指示灯为最后一次降落只亮了最后的15秒钟。

一架联邦的米格-17夜间战斗机呻吟着穿过夜空向西飞去。这架飞机可能是一个东德飞行员驾驶的；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东德派了六个飞行员来代替害怕在夜间飞行的埃及人。它在云层之上，从地面上是看不见的，就像机上的驾驶员也看不见地面的跑道一样。它正在搜寻闪烁的着陆指示灯，可是指示灯灭了。

滑行着的DC-4上的驾驶员是无法听到他头顶上喷气机的呜呜声的，他打开机灯，想看看自己正往哪儿滑行。这时，黑暗中一个没精打采的声音喊道：“关上灯！”当驾驶员确定了自己的方位后，就熄灭了机灯，那架在他头顶上的战斗机离它有几英里远。南边传来一阵大炮的隆隆声，前线的士兵终于溃败下来，因为他们弹尽粮绝已经两个月了，都纷纷扔下枪炮，跑进能躲藏的丛林中去。

停机坪上，一架“超级星座”运输机已经降落在那儿，DC-4的驾驶员把飞机停在离它20码远的地方，关上发动机，爬出机舱，走上机坪的水泥地。一个非洲人向他跑了过去，他们轻声地谈着。两人穿过黑暗，向一群士兵走去，那群土兵黑乎乎的一团，正背对着那片黑暗的棕榈林。当他们从机坪向士兵们走近时，那些士兵还一直三三两两的，等到那个驾驶DC-4的白人和一个士兵面对面地站着，他们才围了上来。那个白人没有见过这个士兵，却知道有这么个人，甚至在黑暗里，仅借着几支香烟暗淡的微光，也能辨认出他想见而终于见着了的这个人。

那个驾驶员没有戴军帽，因此没有行军礼，而只微微颔首。以前他从未像这样对一个黑人点过头，他也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我是范·克里夫上尉。”他操着带南非白人口音的英语说。

那个非洲人点头答礼，点头时一簇浓密的黑胡子刷着条纹伪装的军服前胸。

“在这样的夜里飞行很危险，范·克里夫上尉，”他冷淡地说，“再运给养来可有点儿迟啦。”

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说话的腔调与其说像一个非洲人，倒不如说更像他曾经当过的英国公学的学生。范·克里夫觉得很不舒服，就像他许多次从海岸起飞穿过云层飞行时那样，心里总是自问干嘛要上这儿来。

“我不是运给养来的，先生。再也不运了。”

这一下又破了先例，因为他曾经发誓不喊这个人“先生”的，也不对任何一个“卡菲尔”人称先生。不过，他在利伯维尔④一家饭店酒吧里遇见的雇佣兵说得对，眼前的这个非洲人是不同寻常的。

“那你来干吗？”那个非洲将军轻声地问，“也许是为了孩子？这儿的修女们想让一些孩子坐飞机到安全地区去，可是慈善机关的飞机今晚不会再来了。”

范·克里夫摇了摇头，他感到谁也不会看到他的动作。他觉得有些尴尬，幸亏黑暗遮掩了他的窘态。他四周的卫兵们捏紧了冲锋枪，眼睛都盯住他。

“不，我是来搭你走的，如果你想要离开的话。”

沉默了好一会儿。克里夫能感到这个非洲人透过黑暗正凝视着自己，当旁边的人偶尔扬起香烟时，他看到对方一瞥时露出的眼白。

“我懂了，今晚是你的政府命令你上这儿来的？”

“不，”范·克里夫说，“是我自个儿的主意。”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那个满面胡子的脑袋，离着克里夫几英尺向他点着头，可能表示理解，也可能表示迷惑。

“我非常感谢，”那声音说，“这一定是十足的旅行了。其实我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超级星座’运输机，我希望这架飞机能带我离开这儿去流亡。”

范·克里夫觉得松了口气。但他心中无底，如果由他陪着一个非洲将军飞回利伯维尔，会产生什么政治影响。

“我等着你离开地面飞走。”他说，又点了点头。他想伸出手去握对方的手，却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做。他并不知道此时这个非洲将军也和他一样发窘。于是他转过身，向自己的飞机走去。

他走了以后，这群黑人士兵又沉默了一会儿。

“干嘛一个南非人，一个南非的白人要干这样的事呢？”其中一位阁员问那个将军。当这群士兵的头儿微微一笑时，他的牙齿闪着光。

“我想咱们是弄不明白的。”他说。

离停机坪远一点的地方，也是在一丛棕榈树的遮蔽之下，有五个人坐在“流浪者牌”汽车里，瞅着那个朦胧的人影从树丛向DC-4飞机走去。五个人都不停地抽着烟。

“那一定是南非的飞机。”他们中的头儿说，然后转向身后蜷缩在汽车里的一个白人说：“詹尼，去问问那个机长，能不能给咱们留个空儿。”

一个精瘦得像麻杆儿似的高个子男人从汽车后座下了车。和别的人一样，他从头到脚也穿着以绿色为主的丛林伪装军服，其上有棕色条纹。脚上穿着士兵穿的长统靴，裤管塞在靴子里，裤带上挂着一个水壶和一柄长猎刀，一支FAL卡宾枪和三盘子弹夹背在肩上，子弹夹里都是空的。当他绕到汽车前面时，那个头儿又把他喊住了。

“把卡宾枪留下，”他说，伸出一条胳膊去接枪，“詹尼，办利索点，嗯？因为咱们要是不坐那架破飞机离开这儿，过几天就会被砍死的。”

那个名叫詹尼的人点点头，扶正了头上的贝雷帽，从容地向DC-4走去。范·克里夫甚至没有听见身后有胶底鞋走来的声音。

“你好，先生。”

范·克里夫听见这南非的荷兰语，寻声转过身子，注意到了身后那个人的外形和高矮。甚至在黑暗中他也能看出那人左肩上的标记——黑白两色的骷髅图形。他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你好，你是南非人？”

高个子男人点点头。

“我叫詹尼·杜普里。”说着他伸出了手。

“我叫柯巴斯·范·克里夫。”飞行员说，和他握了握手。

“你上哪儿？”

“到利伯维尔。他们一上飞机我就走了。你呢？”

詹尼·杜普里露齿一笑。

“我有点儿难处，我和我的伙伴们有点儿难处。要是联邦分子们发现了我们，我们就非被砍死不可。你能帮助我们离开这儿吗？”

“你们有多少人？”范·克里夫问。

“总共五个。”

范·克里夫虽然是个空军的雇佣兵，可对方也是个雇佣兵，因此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亡命之徒有时是声气相通的。

“好吧，上飞机。不过要快。那架‘康尼’一离开我们就起飞。”

詹尼点头道谢，缓缓走回“流浪者”牌汽车，另外四个白人在车身周围站成了一圈。

“好啦，不过咱们现在就得上飞机。”那个南非人说。

“好，把武器扔在后面，咱们去。”头儿说道。于是，步枪和子弹夹都被乒乒乓乓地扔进了汽车后座里。头儿向坐在方向盘前的佩戴着少尉军衔领章的黑人军官弯过身去。

“再见啦，帕特里克，”他说，“恐怕现在就算结束了。把车开走，丢下它。埋好枪支，在埋的地方做上记号。脱下你的军服，到丛林里去，懂吗？”

这个少尉一年以前还是个才应征入伍的小兵，他是凭着作战能力，而不是平步青云坐吃俸禄被提升的。他忧郁地点点头，接受了指示。

“再见，先生。”

四个雇佣兵一起说了声再见，就向DC-4走去。

那个头儿正要尾随他们一起走，两个修女焦急不安地从停机坪后面幽暗的丛林出来，向他走去。

“少校！”

雇佣兵回过头来，认出了走在头里的修女。他第一次遇见她是在几个月前，那会儿这地区的仗打得很激烈，她主管一家医院，而他当时被迫把整个医院都撤走了。

“是玛丽·约瑟夫姐姐？你在这儿干吗？”

年长的爱尔兰修女拽住他那污秽的上装袖子，急切地说开了。他点了点头。

“我尽力而为，我能做的还不止这些。”等她说完了他说。

他穿过停机坪向站在DC-4机翼下的南非飞行员走去，旁观者看得见这两个雇佣兵商量了几分钟。说完后，那个穿军服的人又返身向等候着的两个修女走去。

“他说行，不过你们要快，姐姐。他想尽快把飞机开走。”

“上帝保佑你。”穿白色修女衣的说，并且对她的同伴连忙吩咐几句。那同伴向机尾跑去，开始登上通往舱门的短梯。年长的修女匆匆地跑回停机坪后一片棕榈树林的黑暗中，从那儿很快出现一排男人，每一个的手臂里都抱着一包东西。走到了DC-4，他们就把那些包递给守候在最高一级舷梯上的那个修女。她身后的副驾驶看见她把第一批的三个包一个靠一个地沿机身开始平放成排，便急急地去帮忙，接过从机尾下伸过来的那些手里的包，传到舱内去。

“上帝保佑你。”爱尔兰女人悄声说。从一个包里流出的几盎司绿色的排泄物粘到了副驾驶的袖子上。

“他妈的。”他骂道，可还是不停地干着。

雇佣兵的头儿一个人留在那儿，向“超级星座”瞥了一眼。一队难民，主要是战败者头儿们的亲属，正爬上机后的舷梯。借着从舱门里散射出来的朦胧的光，他看见了他想见的人。当他向飞机走近时，那个人正要上梯子，而别的被指定留下来躲进丛林的人正等着抽走梯子。其中一个对那个正要上飞机的人喊道：“先生，香农少校来了。”

当香农走近时，那个将军转过身来，甚至此时此刻他仍佯装笑脸。

“香农，你也想上来吗？”

香农走到他跟前，敬了个礼。那个将军也举手答和。

“不是的，谢谢，先生，到利伯维尔我们有别的交通工具。我只是想说声再见。”

“是呀，仗打得够长的。如今算是打完啦。恐怕是打完了，无论如何几年内是不打了。我很难相信我的人民会永远被奴役下去。顺便问一句，你和你的同事根据合同拿到钱了吗？”

“拿到了，谢谢您，先生。我们都是才拿到的。”那个雇佣兵回答。这个非洲将军忧郁地点点头。

“好吧，那么再见了。你已经尽力而为了，谢谢你。”

他伸出手去，两人握了握手。

“先生，还有一件事，”香农说，“我和我的伙伴坐在吉普车里商议过了，如果什么时候有……哪，如果您需要我们，只要打个招呼，我们都会来的。您只要招呼一下。我的伙伴们希望您明白这一点。”

将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今天夜里可实在叫人吃惊，”他慢悠悠地说，“也许你还不知道哩，今天夜里我的高级顾问和所有有钱的人都穿过火线巴结敌人去了。一个月内其余的人大多也会学着这么干。谢谢你出了力，香农先生，我会记住的。再见了，祝你幸运。”

他转过身去，走上梯子，向“超级星座”灯光昏暗的机舱内走去，这时，恰好四个发动机里的第一个发动起来了。香农往后退了一步，向那个曾雇他服务一年半的人最后敬了个礼。

“祝您幸运，”他说，一半是对着自己说的，“您需要运气。”

然后他返身向等候着的DC-4走去。

舱门关上了，发动机转动起来，范·克里夫坐在这架停在机坪上的飞机里等着。这时，他透过黑暗望见机头冲下的“超级星座”轰隆隆地滑上跑道，从他眼前经过，终于飞了起来。两架飞机上都没有一点儿灯光，可是这个南非白人从道格拉斯式的飞机驾驶舱里能分辨出“超级星座”的三个直尾翅。那架飞机突然消失在棕榈树林上空，向南飞去，进入迎来的云层。这时，他才把载着一片哭泣呜咽声的DC-4慢慢滑向前方的起飞点。

当范·克里夫命令副驾驶打开机舱灯时，这架飞机已经飞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在这一个小时里，飞机从一个云堆躲进另一个云堆，时而飞出藏身的云堆，时而又迅速穿过低垂的高层云，找到另一个更稠密的云堆躲起来。它总是寻找云堆藏身，不让盘旋着的米格飞机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发现自己。而当范·克里夫知道自己的飞机已经在海湾上空飞出很远，机尾后的海岸离着它已有不少路了，他这才准许打开机灯。

机灯的灯光在他身后照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景象，这种景象仿佛是多雷的一幅基调比较阴郁的画。机舱的地上铺着湿渍渍。污秽难闻的毯子。一个小时以前，这些毯子是用来裹那些包的。那些包里是40个小孩，他们畏缩着，一个个形容枯槁，由于营养不良都脱了形，在机舱两侧一排排地扭动着身子。蹲着的玛丽·约瑟夫修女从舱门边站起身，开始在这些挨饿的孩子群里走来走去。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前额上都贴上了一块胶布，正好在头发下面一点。由于贫血，头发早就变成赭色了。胶布上都用圆珠笔给利伯维尔城外的孤儿院写清了有关情况，如果身份不明的话，就写一个姓名和号码。他们不给战败者记载身份。

机舱后部，那五名雇佣兵在灯光下眨着眼睛，向他们同行的乘客瞥了一眼。以前他们也见过这种情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见过多次了。每一个雇佣兵都觉得有些恶心，不过谁也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事最终都是会适应的。在刚果、也门、加丹加和苏丹，他们总是见到这样的一副情景，也总是见到这样的孩子们，并且对这种情景也总是无可奈何。这会儿他们思索着，掏出香烟抽了起来。

机舱的灯光使他们从昨晚日落后第一次互相看个清楚。他们的军服汗迹斑斑，沾上了红土，面孔疲劳得拉长了。雇佣兵的头儿背靠厕所的门坐着，伸直了腿，面对着驾驶舱的机身。卡洛·艾尔弗雷德·托马斯·香农，今年33岁，他的淡黄色头发剪成参差不齐的平头。在热带，头发剪得很短是非常舒服的，因为这样汗比较容易散发出来，而虫子又不会跑进去。他的浑名叫“猫儿”香农，这是因为他的姓名打头的几个字母是“CAt”（猫）。他出生在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的蒂龙郡。父亲送他到英国的一所大学预科里去受过教育，所以他就不再有北爱尔兰的乡音了。在皇家海军陆战队里待了五年之后，他离开了军队，想过平民的生活。六年以前，他替一家伦敦贸易公司的乌干达分公司工作。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悄悄合上分类账本，坐进“流浪者”牌汽车，向西开往刚果边界。一个星期以后他签了合同，在斯坦利维尔的迈克·霍尔的第五突击队当上了一名雇佣兵。

他目睹霍尔离任而由约翰·彼得斯接替。和彼得斯吵翻以后，他被迫北去，加入了在保利斯的德纳特的军队。两年后他参加了斯坦利维尔的一场兵变。在法国人撤到罗得西亚后，他头部负伤，加入了比利时种植园主的殖民者雇佣军布莱克·雅克·施拉姆的部队。他长途行军到过布卡武，又从那儿到了基加利。被红十字会遣返回国后，他又很快志愿去打另一场非洲战争，终于领导起自己的一个营。然而，他去得太晚以致吃了败仗，他总是去得太晚才吃了败仗的。

离他最近坐着的是大个子詹尼·杜普里，无可争辩是赞比夕北部最出色的一名迫击炮手。杜普里今年28岁，出生在南非开普省的帕尔，是个穷困的雨格诺血统之家的儿子，他的祖先由于马赞林的愤怒，在法国宗教自由破灭之后逃亡到好望角来的。他的一张瘦削的脸上高耸着鹰钩鼻，鼻下是两片薄嘴唇。他看上去比往常显得更加形容枯槁了。由于精疲力尽，他的两颊上起了深深的皱纹，淡蓝色眼珠上的眼皮低垂着，茶色的眉毛和头发被尘土弄脏了。他低头瞥了一眼躺在机舱通道里的孩子，对占有财富和享受特权的世界咕哝了一句“Bliksems”（这些杂种）：他自己对世上的艰难也负有责任。这时他极力想睡着。

坐在他身边的是手足伸开的马克·弗拉明克。别人唤他小马克，其实倒是因为他是个大块头。他是从比利时奥斯坦德来的佛兰芒人，身高6.3英尺，穿上衣服他有250磅，有些人以为他很胖，其实不然。奥斯坦德的警方对他很怵惕，大部分老百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都很怕他。不过，那个城市的玻璃工和木匠倒挺欣赏他，因为他给他们找了活儿。他们说，你能认出小马克打闹过的酒吧，那儿需要几个工匠去修复。

他是个孤儿，在一个神父经办的孤儿院里长大。那儿的神父尽量给这个长得过大的孩子灌输对尊长毕恭毕敬的思想，由于教诲重复得太多，马克竟至失去了耐心，在13岁那年就一拳把一个拄杖的神父打倒在石板地上。

自此以后，他就一连进了几个少年罪犯管教所，然后又被送入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青少年罪犯监狱也曾被关押过一次。而当他应征加入伞兵时，社会上才几乎松了一口气。那时，斯坦利维尔的西姆巴族土人的酋长克里斯托弗·格本耶威胁雇佣兵要把他们在大广场里活活烤死。于是劳伦特上校就和500名伞兵一起空降到那儿去救那些雇佣兵，马克就是其中的一名伞兵。

在袭击机场的40分钟里，小马克找到了他一生的职业。一个星期以后，他开了小差，为了逃避被送回比利时的兵营，加入了雇佣兵。除了拳头大，肩膀宽，这时的小马克已经成了使用火箭筒的极其能干的雇佣兵了。他喜欢使用这种武器，摆弄起来就和一个孩子摆弄玩具手枪那样轻松自在。

在逃出飞地到利伯维尔去的这个夜里，他才满30岁。

这个倚着舱壁坐的比利时人对面是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此刻正习惯地在干着什么来打发等候的时光。他矮小、敦实、精瘦，皮肤呈橄榄色。他是个科西嘉人，在卡尔维出生长大。18岁那年他在法国应征人伍去打仗，是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时10万法国军队中的一员。过了18个月他就中途被编入正规部队，然后就转入第10殖民地伞兵部队，这些头戴令人敬畏的红色贝雷帽的伞兵是由马素将军率领的，被人称作“Les paras”（法语“伞兵”）。他21岁时出现了危机，一些职业法国殖民军为了永恒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事业重整旗鼓，当时这是由OAS组织来体现的。朗加拉蒂是和OAS组织一起去的，后来OAS组织逃亡了，在1961年4月的暴动失败后，又转入了地下。三年后他在法国被捕，那时他用了一个化名。他坐了四年牢，在巴黎桑戴第一监狱的黑暗、终日不见阳光的单人牢房里苦度光阴，后来转到图尔，最后到了雷岛。他是个桀骛不驯的犯人，有两个看守，死前一直带着被他袭击后留下的伤痕就可证实这一点。

由于袭击看守，他多次被打得半死，直到刑满没有被减过刑。1968年出狱后，他只怕一件事，那就是被关在窄小的空间里，关在牢里，或者洞穴里。他早就发誓不再回去坐牢，即使在狱外丢了命也不去，万一重新被抓回去也要杀半打人才算够本。释放三个月后，他自费到了非洲，决心参战，加入了香农的队伍当上一名职业雇佣兵。到这个逃亡的夜里，他31岁。自从出狱以后，他不停地练习他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自他还是科西嘉的一个孩子时就开始学会使用了，他也因为这种武器在阿尔及尔的背巷小街里出了名。这种武器是一根宽皮带，和旧时剃头匠磨剃刀的皮条一模一样，拣合适的地方钉上两个锁钉。他把皮带缠在左手腕上。闲逛时他就带上它，把没有锁钉的一面缠在左手腕上。这时，他在消磨去利伯维尔的时光，左手上缠着那根皮带，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6英寸宽，一刀就能刺入骨头。他使用这个武器动作相当快，匕首藏在袖套里，对手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死于刀卞了。他在拉紧的磨刀皮条上来回磨着匕首，不断发出霍霍的有节奏的声音，匕首越磨越快。这个动作使他的情绪安定，也使别的人心烦，不过他们从不发怨言。熟悉他的人也从不和这个小个子拌嘴，因为他总是那么轻声轻气，不然就是面带那种苦巴巴的似笑非笑的神情。

坐在朗加拉蒂和香农中间的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他是个德国人，名叫库尔特·塞姆勒，今年40岁。在回到那个飞地的初期，正是他设计了用骷髅作标记，佩戴在雇佣兵和他们的非洲受训者的肩上；也正是他曾经用木桩圈出一道前线，每个木桩上挂一个头天被击毙的联邦士兵的脑袋，以此辟出一个5英里的扇形防区来抵御联邦分子。打这以后一个月，他所在的防区是最安静的。他生于1930年，长在德国，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父亲是慕尼黑的一名工程师，后来和托特一起死在俄国前线。15岁那年，塞姆勒作为一个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毕业生，当然也像那些经过希特勒统治差不多12年的德国青年一样，他领导一个小部队，由比自己年幼的青年和年逾七旬的老人组成。他的任务是阻止乔治·巴顿将军的坦克纵队，而他的武器是一支反坦克火箭筒和三支马枪。毫不奇怪，他失败了，因而整个青年时期他是在他所痛恨的美军占领下的巴伐利亚度过的。他也很少有工夫去侍奉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宗教狂，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个神父。17岁那年他离家逃亡，穿过斯特拉斯堡的法国边界，在斯特拉斯堡的征兵站签约受雇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这个征兵站是专门招收逃亡的德国人和比利时人的。一年之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西迪贝勒阿巴斯随同远征军到印度支那。他在那儿待了8年，后来到了奠边府，由于在现港时外科医生给他切除了一叶肺，所以他很幸运未能看到在河内大败的耻辱就飞回了法国。他养好了伤，1958年他又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成了法国殖民军第一外籍伞兵团里的一名顶好的中士。这个伞兵团在印度支那曾两次全军覆灭，那时先是一个营的编制，后来发展成一个团，他是活下来的少数人之一。他只崇敬两个人，一个是罗杰·福尔奎斯上校，曾经在初期的外籍伞兵连里待过，后来一连人马全军覆灭；另一个是勒·布拉斯司令，也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如今执掌加蓬共和国的保密局，替法国维护那个国家的安全。此外，连曾经领导过他的马克·罗丁上校，在OAS组织最终溃败时也失去了他的尊敬。

塞姆勒在第一外籍伞兵团时，这个团的每个人都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的暴动。后来，这个团被夏尔·戴高乐永久解散了。他一直跟随法国军官，服从他们的领导。1962年9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后，他在法国马赛被捕了。他在牢里服了两年刑。由于他有四排战斗勋章的缓带，使他不致遭到更惨的结局。1964年，他20年来第一次过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带着自己的打算去和以前在狱中同牢房的难友碰头，准备和他一起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走私。三年里，不算有一年他被送进意大利监狱，他从地中海这一头到那一头经营过酒类、黄金，偶尔是武器走私。后来，他终于在香烟走私中发了财。不料，这时他的合伙人既欺骗了买家，也欺骗了卖主，却把责任推给塞姆勒，并且卷包逃走。因为有许多找他算账的人，所以他只好渡海到西班牙，又坐了一连串的汽车到达里斯本，一走了之。到那儿以后，他和一个军火商朋友挂上钩，就投身到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非洲战争中去了。香农把他当做可操胜券的赌注接纳了他。塞姆勒凭着打过16年的仗，比他们所有的人在丛林战上都有经验。现在，他在飞往利伯维尔的途中睡着了。

当DC-4开始飞近机场的时候，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在孩子们的呜呜啼哭声里，人们还能辨出另一种声音，这是一个男人吹口哨的声音。香农在吹口哨。他的同伴知道，快要打仗前，或者打完了仗，他都要吹口哨。他们也知道他吹的那个曲调的名字，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们。那个曲调叫牺班牙的哈莱姆》。

在范·克里夫和地面控制站通话时，DC-4在利伯维尔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圈。这架老式运输机左右颠簸着在一条跑道的终点降落了。这时，一辆坐着两名法国军官的军用吉普车在飞机的机头前突然拐弯，车上的军官向范·克里夫招手，让飞机跟随他们沿着滑行道滑行。

他们把DC-4从机场主楼带往机场的另一头，那儿有一些小屋，随后指示飞机就在那儿停下，但让发动机继续转动着。几秒钟后，一个梯子架在机尾，副驾驶从舱内出来，使劲拉开了门。一顶法国军帽伸了进去，巡视了一下机舱，军帽底下的鼻子因舱内难闻的气味而皱了起来。那个法国军官的眼光停落在五名雇佣兵身上。他向他们招手，让他们跟随他上停机坪。当他们踏上陆地时，那个军官对副驾驶做个手势关上门，旋即，DC-4又向前左右颠簸着绕着机场开往机场主楼。一队法国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正在那儿等候接收飞机上的孩子们，好把他们带往儿童医院。当飞机摇摇摆摆地经过五个雇佣兵身边时，他们一齐向站在舱板上的范·克里夫挥手致谢，随后转身尾随那个法国军官走了。

他们必须在那些小屋里等上一个小时。他们不安地坐在直背的木头椅子上，这时，几个年轻的法国军人从门缝里窥视他们，看一眼那几个“Lesaffreux”——他们用这个法国俚语来称呼那些形容可怕的人。雇佣兵们终于听到一辆吉普车发出长而尖的声音在门外停住了，接着是在过道上立正的劈劈啪啪的脚步声。最后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晒得乌黑、面容冷酷的高级军官，身穿热带的浅黄褐色军服，头戴顶上缀着金镶边的法国军帽。香农留神到他那双睿智的、飞快瞥来的眼睛，军帽下的铁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伞兵的翼形徽章别在胸口五排勋章绶带上。塞姆勒一见就迅速立正，站得笔直，下巴朝上，五指也笔直地放在裤子裤线的地方。香农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来者是谁，因为来的正是传奇式的勒·布拉斯。

这位身经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牌军人和每个雇佣兵都握了握手，在塞姆勒面前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AIDRS（哦），是塞姆勒吗？”他温和地说，脸上慢慢漾起笑意，“还在打仗。不过，不再是副官，我想，现在该是上尉了。”

塞姆勒不安。

“Out mon andant（是的，司令官先生），不过，我是上校了——只是临时的。”

勒·布拉斯沉思地点了几下头。随后他向他们大伙儿说：“我会让你们住得很舒服的。不用说，你们需要洗澡、刮脸，吃点东西。你们显然是没有换洗衣服啦，衣服会供给你们的。恐怕你们暂时只好待在你们的住处不能出去，这只是预防措施罢了。城里有许多新闻记者，同他们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接触。一旦办妥，我们就安排你们坐飞机回欧洲去。”

他要说的都说了，于是就打住话头。他把右手的五个僵硬的指头伸向帽檐，然后就走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坐上四周遮严的货车，从后门进了他们的住所。他们住在甘巴大饭店顶楼的五间卧室里。这是一家新建的饭店，离路对过的机场主楼才1000码，因此离市中心还很远。陪他们同来的年轻军官告诉他们就在这层楼吃饭，并且待在那儿听候通知。1个小时以后他又回来了，带着毛巾、刮脸刀、牙膏、牙刷、肥皂和海绵。一托盘煮好的咖啡也送来了。每个人都快快活活地泡在冒着热气、发出肥皂香味的大浴缸里洗澡，这是六个月来第一次洗澡。

中午，一个军队里的理发师来了，还有一个下土捧来一堆长裤、衬衫、背心、短裤、袜子、睡衣和帆布鞋，他们把这些衣服鞋袜都试穿了一遍，各人拣了合适的留下，然后那个下士就把拣剩下的拿走了。那个军官和四个侍者一起端来午餐，并且关照他们不要走近阳台。万一他们想活动一下身体，也只能足不出户。他说，虽然不能答应拿英国或南非的书和杂志，却还可以带些经过选择的书和杂志来。

自从上一次战后休假以来，他们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还从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吃完饭，这五个人就钻进被窝睡着了。当他们睡在还不习惯的褥垫和难以置信的被单上打呼噜时，范·克里夫在薄暮中把DC-4离停机坪，飞出了一英里，经过甘巴大饭店的窗口，又向南往纳米比亚的卡普里维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飞去了。他的任务也完成了。

实际上，这五名雇佣兵在那家饭店的顶楼住了四个星期。同时，报界对他们的兴趣也消退了。记者们被编辑叫回他们的总社，因为编辑们觉得，把记者留在一个没有新闻可采访的城市里毫无意义。

一天晚上，勒·布拉斯司令官总部的一名法军上尉没有预先通知就来找他们。他笑容满面地说：“先生们，我给诸位带来了好消息。诸位今晚将飞往巴黎。诸位将坐23点30分的非洲航空公司的班机。”

这五个对漫长的禁闭厌烦得发狂的人听罢都欢呼起来。

飞往巴黎需要10个小时，在喀麦隆的杜阿拉和法国的尼斯要停两站。次日早晨快到10点的时候，他们到了布尔歇机场。时值9月中旬，机场上寒冷的晨风呼呼地刮着。在机场的咖啡室里，他们互相道别。杜普里选择坐长途汽车先到奥利，然后买一张单程票坐下一班的南非航空公司的飞机到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去。塞姆勒愿意和他同行，不过他至少要先回慕尼黑去看看家。弗拉明克说他想到诺尔车站去，坐直达布鲁塞尔的头班车，然后到奥斯坦德去。朗加拉蒂打算到里昂，搭火车去马赛。

“让我们保持联系吧。”他们说，眼睛全盯着香农。他是他们的头儿，全靠他去找活儿，签订下次的合同，打下一次战争。同样的，如果他们当中有谁听说和这一伙人有关的事而要和某个人联系，那么他首先想到的也就是香农。

“我在巴黎待几天，”香农说，“在这儿找临时活儿的机会比伦敦多。”

接着他们交换了地址，邮局待领邮件地址，或者是一个酒吧的地址，酒吧的侍者可代传信函，也可以保存信件，等收信人来喝酒时取走。然后他们分道扬镰了。

由于他们从非洲回来的消息很保密，因此没有记者在等着他们。可是，有一个人却听说他们回来了，他一直在等着香农。这时，在别的雇佣兵都走了之后，他们的头儿才步出终点站的大楼。

“香农。”

喊名字的声音是法国腔，语气也不客气。香农转过身来，看见离他10码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于是他把眼睛眯缝起一点儿。那个人长得很粗壮，唇上长着下垂的胡须。他穿着抵御寒风的厚外套，走上前来，直到两人离着大约两英尺面对面地站着。从两人互相打量的神态看，他们谁也不喜欢谁。

“鲁。”香农说。

“哦，是你们回来了。”

“不错，我们回来了。”

那个法国人轻蔑地笑了，说：“你失败了。”

“我们没有办法。”香农说。

“我的朋友，我有一言相劝，”鲁忿忿地说，“回到你自己的国家里去吧，别在这儿待着。待在这儿是不明智的。这是我的城市。要是这儿有什么合同可订，我头一个会听到信儿，我就包下来，然后去挑合伙人。”

香农没有作答，只是走向等在街边的第一辆出租汽车，他把手提包放进车里。鲁尾随着过来了，脸都气青了。

“听我说，香农，我警告你……”

那个爱尔兰人又转过脸来对着他。“不，鲁，你听着。我想在巴黎待多久就待多久。在刚果时我从来也没有被你说动过，现在也不会被你说动。拿出你的本领来吧！”

当出租汽车开走后，鲁在后面忿然地盯着那辆车。他喃喃自言着大步走向停车场里自己的汽车。

他点上火，挂上档，在车上坐了好几分钟，两眼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

“有朝一日我把这狗杂种宰了。”他喃喃自语。不过，这个念头似乎并不能使他的心情变得更好些。

第一部水晶宝山第一章

在支着蚊帐的帆布木架吊床上，杰克·马尔罗尼搬动着一大堆自己的东西。他看见东边的树林上空有一道闪电停留了一下。那儿有一道模糊不清的围篱足以勾勒出遮蔽着那一片空地的树林子。他抽着香烟，嘴里诅咒着他周围的原始森林。他像所有久居非洲的人那样，又自问干嘛要回到这个讨厌的大陆来。

如果他认真分析，就得承认他在别的地方也住不下去。不用说，他不能住在伦敦，甚至在英国，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住得下去。他不能过城市生活，因为那儿的清规戒律、各种捐税，还有寒冷的气候都使他感到不快。像所有久居非洲的人那样，他对非洲有时爱，有时恨。不过他承认，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已经喜欢上了非洲。在这么多年里，他离不开疟疾、威士忌和数不清的昆虫的叮咬。

他是1945年从英格兰来的，那一年他25岁。在这之前，他在英国皇家空军里当过五年钳工。那时有一部分空军在加纳的塔科拉迪，他就在那儿装配过被打坏的“喷火”战斗机，让那些飞机到东非和中东作长途飞行。那是他初次见到非洲。1945年9月他退伍了，领取了一笔退伍金，告别了天寒地冻、粮食配给的伦敦，搭上了开往西非的轮船。有人对他说，到非洲能交上财运。

他并没有发财，倒是在周游了这块大陆之后，在贝努埃高原获得了一项小小的采锡矿特许权，那儿离尼日利亚的乔斯8英里。当时，马来亚仍然处于紧急状态，所以锡很贵，价格看涨。他和尼日利亚的土著工人并肩干活。因此，一些殖民者的太太们在英国俱乐部里闲聊时说这证明了大英帝国末日将临，说他“采取土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表现”。这倒是真的，马尔罗尼确实喜欢非洲生活方式。他喜欢丛林，也喜欢那些非洲人。那些非洲工人似乎不必去考虑会遭到他的吼骂，或者被他打耳光、被迫去干更多的活计。他也和他们一起坐着喝棕榈酒，他不但没有蔑视那些部落的戒律，而且还遵守那些戒律。1960年，在尼日利亚独立前后，他的采锡矿特许权期满了，于是他给一家公司当管理人员，那家公司在附近拥有更实惠的采矿特许权，名叫曼森矿业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到了1962年，那项特许权也到期了，他就被雇作曼森公司的职员。

他已年到半百，却依然身材魁梧，臂力过人，身强力壮就像一头牛。他的手很大，因为成年累月在矿里工作，手上都被划破结成了疤。这会儿，他用一只手划拉着卷曲的灰发，另一只手把香烟在吊床底下潮湿的红土上捻灭。现在天亮了一点，快要到黎明了。他能听到他的厨子在空地的另一头生火。

尽管马尔罗尼在采矿学和工程学上都没有学位，可他把自个儿叫做采矿工程师。其实，这两门学科的课程他倒是都学过，并且还学过大学里不会教授的学问——25年艰苦工作的经验。他在南非的兰德掘过金子，在赞比亚的恩多拉城外采过铜矿，在索马里兰钻探过珍贵的水，还在塞拉利昂搜寻过钻石。他能凭直觉辨认出不安全的矿井，靠鼻子闻就能识别哪儿有矿石。至少，他自己这么说；并且等到傍晚他照例从贫民窟里取走20瓶啤酒后，没有人会为他下的这一断言而去和他争论。事实上，他是那儿最后一个老勘探人员了。他心里明白，“曼联”——这家公司的缩写——给了他一份微贱的工作，这份工作要到离开文明社会很远的幽深的丛林和荒僻的腹地去，并且必须一一勘探清楚。不过，他喜欢那样的生活。他喜欢独自一人工作；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他最近的工作当然是称心的。三个月来他一直在一个山麓小丘探查矿藏，那条山脉叫“水晶山”，位于西非海岸的一个小飞地，赞格罗共和国的腹地。

他被告知到水晶山周围的什么地方去集中勘探。那儿有连绵的较高的山丘和起伏的圆丘，高达二三千英尺，纵贯这个国家，与海岸平行，离海边40英里。这条丘陵带把沿海平原和腹地分隔开来。它只有一个山隘，有一条路通过这个山隘到达腹地。那是一条土路，夏天被烤得如同水泥地，冬天则泥泞得像沼泽地。山巅那边的土著是文杜族人，除了他们的工具是木制的以外，这个部落差不多进入铁器时代了。马尔罗尼在不少荒野之地待过，不过他发誓说，他还从未见过像赞格罗的腹地那样落后的地方。

在这条丘陵带的一头是一座大山，这儿的丘陵以此山得名。这座山甚至还不算那儿最高的山。40年前，有一个传教士只身一人穿过丘陵进入腹地，然后又循着山隘改朝南走，走了20英里，只见一座卓立不群的山隐约闪现在眼前。头天夜里这儿下过雨，那是一场骤雨，在五个月的雨季里，这样的骤雨很多，给这个地区带来300英寸的年降雨量。当传教士看见那座山时，它正在晨光里生辉，于是他把此山叫做“水晶山”，并把这个名字记在日记里。两天后，他被人用棍棒打死后吃掉了。又过了一年，这本日记才被一个殖民军的巡逻兵发现，它被一个土人村落当成一本符咒来用了。殖民军士兵奉命执行任务，扫荡了这个村落，然后回到海岸，把这本日记递交给教会。这样，那个传教士给这座山起的名字就流传下来了，虽然他为忘恩负义的世界做过的其余的事情都被忘却了。后来，整个丘陵带也就以此山命名了。

那个传教士在晨光中看到的并不是水晶，而是许许多多头天夜里从山上泻下来的雨水汇成的水流。雨水也从别的山上泻下来，可是这种景象被稠密的丛林遮住了，丛林覆盖在那些山上，从远处看就像一条有许多裂缝的绿色毯子，如果从那儿穿过，就可以看到那是一片又阴又潮的丛林。而那座有许多水流泻下而生辉的山所以会有这番景象，是因为山坡上的植被实际上比较稀疏。那个传教士不曾想到这一点，许多别的白人也没有见过，因此对此都很奇怪，不知是什么缘故。

在这片又阴又潮的环绕着水晶山的丛林里生活了三个月之后，马尔罗尼懂得这是什么缘故了。

他开始绕着整座山走，发现在向海的山坡和别的丘陵之间有一条山隘。水晶山也由此离开这条丘陵的主体东向，卓立不群。因为它比向海的最高的山峰低，所以从海这边望去是看不见的。除了每一英里山坡流下的水流比南北走向的山多以外，这座山就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地方了。

马尔罗尼把那些山都计算了一下，既算了水晶山，也算了周围的丘陵。疑团释然。原来雨后水也从别的山上流下来，只是许多水都被土壤吸收了。在丘陵的主体地带，山上都有一层20英尺厚的浮土，惟独水晶山差不多没有。他让招募来的当地文杜族土著工人用他随身带着的钻头在山上钻了一个又一个孔，确定了二十多处浮土的不同深度。他由此就能解答其中的原因了。

几百万年以来，这儿的土壤是由风化的岩石和风带来的尘土形成的。尽管每次下雨把一些土冲下山坡入了溪流，又从溪流汇入河里，由此流入浅水滩，淤塞了河口，但还是有一些残留下来。它们贮存在小裂缝里，或者顺流而下，那些水流在柔软的岩石上注成了许多孔，这些孔又成了排水沟，一部分雨水从山上流下来，顺沟而下，并且把水沟越冲越深，有些已经陷进山石里去，这两种情况都起了把浮土存留下来的作用。因而土层也越来越厚，每一百年、一千年就积厚一点。鸟类和风带来了种籽，种籽在土层的低洼处落下，从那儿生发出来，植物的根又能保住山坡上的土壤。当马尔罗尼看到那些山时，山上已有肥沃的士壤，足以养活覆盖在山坡和所有那些山顶上的大树和纠结缠绕的葡萄藤。只有一座山与众不同。

在那座山上，流水无法冲刷出形成溪流的水沟，也无法陷进岩石的表面，尤其在向东对着腹地那一面最陡的坡上更是如此。在那儿，土存留在小洞里，从这些小洞里长出矮树丛、草和蕨类植物。这些植物从一个小洞到另一个小洞蔓延开去，藤蔓相连，在一片光秃秃的岩石上形成一层薄薄的帐幔，而在雨季就完全被水冲刷一光。于是，一片片水在绿色之中发出微光来，这就是那个传教士临死前见到的景象。那座山与众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它孤立在群丘之外，岩石也和丘陵的主体不同，古老的岩石和丘陵主体较为近期的柔软的岩石相比坚硬得多。

马尔罗尼在山上巡视完毕，对此已经确信无疑。他花去了两个星期的时光，才确定了至少有70条水流从水晶山上流下去，那些水流大部分又汇成三条主流，向东流去，从山麓小丘注人更深的河谷。他还注意到了别的情况：这座山水流两边的土壤颜色和别的山不同，植物也不同，有些植物尽管在别的山的水流两边长得很茂密，可是在这座山上却不长。一般说来，水晶山水流两边的植物长得比别的山上的要瘦弱，而由于水流两边的土壤很多，所以也就不能用缺乏土壤来解释了。

因此，这座山的土壤必有特点，有某种遏止那些水流两边植物生长的东西。

马尔罗尼着手画了引起他兴趣的70条水流，一边走一边画。他还从水流两边取了砂砾和石子的样品，起先是取面上的砂砾，后来就挖两边的石子了。

每一回他都弄来满满的两桶石子，把石子倒在一块防水油布上，堆成圆锥形，然后分成四份。这是取样的方法。把石子堆成圆锥形，用铁锨分成四份，取两份对角的，重新和在一起，再堆成一个圆锥形，然后把这一堆又分成四份，就这样一直分下去，直到每堆样品重2至3磅。等这些石子晒干以后就装进一个聚乙烯线编的口袋里，然后封好口袋，仔细贴上标签。一个月里，他从70条水流的两边取了1500磅的砂石样品，分装600个口袋。接着他就开始去研究这座山本身了。

通过化验室的分析，他已经相信，可以证明他的那些口袋里的石子含有大量的锡，这些数万年里的雨水从这座山上冲积下来的细微颗粒，表明水晶山里埋藏着锡石矿，或称锡矿。

他把山的表面划分成许多块，寻找水流的源头和在雨季形成水流的岩面。经过一个星期，他终于懂得岩石里并没有锡矿的主矿体，而且怀疑这就是地质学家所谓的“浸染矿”。山上到处都有成矿的迹象。在植物伸展的藤蔓底下，他发现有矿脉伸入岩面，那矿脉半英寸宽，犹如酒鬼鼻子上的毛细血管。这是乳白色的乳石英矿，在光秃秃的岩面上成带状绕了一道又一道。

他所见到的周围的一切都表明有“锡”，他又上山巡视了三次，他的观察使他确定这儿是浸染矿。在深灰色的岩石里存在着白色的矿脉。他用锤子和凿子在岩石上凿出深洞，结果还是这样。他有时觉得在乳石英矿石里看到了黑乎乎、模糊不清的东西，就确定这是“锡”。

于是，他开始劲头十足地凿起山来，上一次山就向前凿一段。他采集了纯白的乳石英矿脉的样品，还在安全的地方采集了母岩，即矿脉之间的岩石。三个月以后，他凿遍了这座山，就走进了丘陵以东的原始森林里。他又采集了1500磅岩石，随身带回海边去，这整整一吨半岩石和矿砂样品，每隔三天分批从他工作的营地运回主管地，然后堆成圆锥形，用防水油布盖上。这会儿，他正在主营地里，躺着等待天明。

等到喝完咖啡，吃罢早饭，头天已经谈妥条件的劳力们就会从村子里来，把他的战利品运回连接着腹地和海岸的山间小路。说是路，其实也并不像路。在路旁的村子里，停着他的两吨载重卡车，由于汽车钥匙和打火头在他的背包里，所以车是开不走的。只要土人不把它砸烂，就还能开着跑。他已经付给村落的头人足够的钱，让头人照看好这辆车。他的样品一装上卡车，20个劳力就将在前边拉着卡车，东倒西歪地上斜坡，离开山沟，他要在三天之内回到首都去。给伦敦发一封电报以后，他还必须在那儿待几天，等公司租包的船来把他带走。他倒愿意朝北走海边公路，多开100英里到邻近的一个共和国去，因为那儿有一个大机场，能把他的样品空运回国。可是，曼森公司和赞格罗政府签订的协议指定必须把样品带回赞格罗的首都去。

杰克·马尔罗尼费力地从吊床上坐了起来，把蚊帐挂到一边去，对他的厨子吼道：“喂，笨蛋，我的咖啡在哪儿？”

那个文杜族的厨子除了“咖啡”别的字一个也听不懂，他在火堆旁咧开嘴笑着，快活地挥挥手。马尔罗尼大步走过空地，向帆布水桶走去。蚊子落在他汗淋淋的身上，他动手搔起痒来。

“这鬼非洲。”他把脸浸进水里时喃喃地说。今天早晨他真是心满意足，他确信自己既发现了锡砂，又发现了含锡的岩石。眼下惟一的问题是每吨岩石里含多少锡。由于锡价总是稳定在每吨3300美元左右，所以这就要看化验员和采矿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了，每吨铝矿石的含量是否值得建一个采矿的营地，配备复杂的机器和几个小队的工人，还不考虑用窄轨铁路改善通往海岸的交通，而这是必须从无到有的。不用说，这儿是一个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像通常那样，这一切都必须用英镑、先令和便士计算出来，然后决定取舍。世界上都是这么计算的。他又拍打着一个从他上臂飞走的蚊子，套上了短袖汗衫。

六天以后，杰克·马尔罗尼倚在一艘公司租包的小型沿海货轮的栏杆上，当赞格罗的海岸向身后退去时，他朝船舱外啐了一口。

“这帮狗杂种！”他忿恨地喃喃着。他的胸口和背部带着一条条乌青的伤痕，擦破的一面脸颊针扎似地疼痛，这是在军从突然搜捕饭店时，他被当兵的用枪托打的。

他花了两天时间把样品从深深的丛林里运上了小路，然后又是日日夜夜地劳累流汗，拖着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路从腹地走向海边。如果在雨季就决不会这样，可是旱季还得过一个月，路上一道道土埂硬得如同水泥一般，把这辆“梅塞德斯”险些颠散了架子。三天以前他付了钱，打发了文杜族劳力，于是这辆叽叽嘎嘎的车开了最后一段土路，上了柏油路，这条柏油路以赞格罗首都为起点，只有14英里长。从那儿到城里饭店用了一个小时。

说是饭店，其实并不确切。自从赞格罗独立以来，城里的这家大饭店已经降为低级旅馆，不过那儿还有停车场，于是马尔罗尼停好卡车，上了锁，随后就去发电报。他去得可真是及时，两个小时以后就出了大事了，海港、机场和所有的交通都被总统下令封闭了。

对于这个情况，他首先了解到的是一群穿得像乞丐的士兵舞动着步枪冲进了饭店，动手在房间里大搜查。问他们想找什么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只会用他听不懂的土话嚷嚷着回答他，虽然他觉得自己能分辨出这是文杜族方言，这是他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常听工人们说的话。

马尔罗尼在挨了两枪托以后才忍不住挥拳回击。这一拳打在离得最近的一个士兵身上，那个士兵站在他身后的走廊中间。接着一群士兵上来把他乱揍了一通。老天有眼，他们还没有开枪，这是因为他们与其去摸索像扳机和保险这样复杂的机械，还不如把步枪当做棍子用来得干脆。

他被拖到最近的一个警察兵营里，遭到轮流的吼骂，并且在地下室的牢房里关了两天无人问津。他不知道他还算是很运气的：在到这个国家来的稀少的外国客人中，是一个瑞士商人目睹他被拖走，很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这个商人把马尔罗尼的行李挨个儿翻了一遍，找到了他所属公司的名称，然后就和瑞士大使馆联系。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六个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大使馆，瑞士使馆是其中之一，他们就和曼森公司取得联系。

两天以后，来接人的沿海货轮从远一点的海岸到达这儿的港口。瑞士领事去交涉释放马尔罗尼。他毫无疑问进行了贿赂，曼森公司也毫无疑问要付这笔账，可马尔罗尼还是受了虐待。释放之后他发现卡车已经被人捅开，砂石样品在停车场上撒了一地。岩石样品是做过记号的，所以还能够归拢，可是砂石和碎石片就混在一起了。幸好总共50条装了石子的口袋，每一条里面还有一半样品，因此他就重新封好，送到船上去。就是在船上，海关人员、警察和士兵们也从船头查到船尾，对水手们吼叫着，可是谁也不说他们找的是什么。

那个把马尔罗尼从兵营送回饭店去的瑞士领事吓得要命，他告诉马尔罗尼，说谣传有人要刺杀总统，军队正在寻找一个失踪的高级军官，人们猜想那是个担任要职的军官。

离开克拉伦斯港后，杰克·马尔罗尼一路上照看着他的样品，过了四天，他搭乘一架租用的飞机到了英国的卢顿。一辆卡车把他的样品带到沃特福德去化验。经过曼森公司的医生检查，马尔罗尼获准休假三个星期。于是他到杜尔维契的姐姐那儿去，不过，不到一个星期他就闷得发慌了。

整整过了三个星期，这一天，在曼森公司伦敦总公司11层楼的楼顶办公室里，大英帝国的高级爵士、曼森矿业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及常务董事詹姆斯·曼森坐在一把皮扶手椅上，他又瞥了一下眼前的报告，轻声说：“我的天！”没有人答应他。

他从一张大桌子旁站起身，穿过房间，走到南墙的花窗跟前，两眼凝视着楼下伦敦中心商业区里蠕动的人和车辆。伦敦中心商业区是这个古老首都的内城，是金融帝国的心脏，不管贬抑它的人如何说，它仍然是世界性的。对于一些头戴黑色圆顶礼帽，身穿深灰色衣裳，来去匆匆的笨人来说，它也许只是一个谋职受雇的地方，使人厌烦气闷。在这儿，一个人从少年到成年、中年，直到最后退休，始终受到强征暴敛；对于另外一些年轻有为的人来说，它是个机会的殿堂，在这儿，只要有特长，再加上勤奋，就会得到提升和保障的奖赏；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它无疑是大投机商的证券交易所的渊蔽；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对于左翼工会主义者来说，它又是富人奢侈淫逸的所在，那些富人吊儿郎当，寡廉鲜耻，生来就有财有势。詹姆斯·曼森既是一个白眼看世界的人，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懂得伦敦中心商业区是什么地方：它纯粹是一个丛林，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丛林里的一头黑豹。

虽说他是一个生性喜欢掠夺的人，但他早就认识到对某些标准必须当面表示尊重，背后将它撕毁，就像在政治上那样，只有一条戒律，那就是第十一诫：“别让人看破你。”他满足了自己的第一需要，那就是一个月前他在新岁荣誉册上荣膺爵士。这是由保守党提议的（表面上是为工业尽力，实际上是为该党大选能得到秘密捐助），并且得到威尔逊政府的承认，因为他支持他们对尼日利亚的政策。他也满足了自己的第二需要：他发了财，因为他在自己的矿业公司里占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占据了楼顶办公室，他比百万富翁阔上好多倍。

曼森61岁，矮个子，敢做敢为，体格壮得像一辆坦克。有一种盛气凌人和海盗般粗鲁的神态，这种神态使女人为之倾心而使对手感到恐惧。他十分狡猾，对已经确立的伦敦中心商业区和这个王国，对商业生活和政治生活，他都假装表示尊敬，虽然他明白，两者都被道貌岸然而几乎丧尽天良的人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他吸收了几个那样的人进自己的董事会，其中包括前保守党行政当局的两名部长。那两个人也都情愿除了一个董事的薪水以外，再得到额外的津贴，好在开曼群岛和大巴哈马群岛上挥霍。就曼森所知，其中有一个的嗜好是头戴女招待的帽子、穿着围裙、嬉皮笑脸地在桌旁伺候三四个穿皮衣的妖冶女郎。曼森把这两个人都看作有用的人材，认为他们具有相当的影响和极广的交际，而没有碍手碍脚的自命清高。一般人都把这两个人当做卓越的人民公仆。因此，用伦敦中心商业区的一套标准来衡量，詹姆斯·曼森是可尊敬的人，而这套标准和一般人毫无关系。

不过也并不总是这样，许多探听他底细的好事者一次又一次地碰壁就是明证。关于他最初发家的事情很少为人所知，他很懂得怎样来保守秘密。他愿意让人知道的，是他是罗得西亚铁路上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在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恩多拉的不规则地伸展开的铜矿附近长大。他也愿意让人知道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就开始在矿里的水平巷道于活儿。后来他在铜矿上发了第一次财，可究竟是怎么发的财，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

实际上，曼森很早就离开了矿山，不到20岁，他就领悟到，在地下轰隆隆的机器堆里拼着性命干的人是永远也赚不到钱的。要赚大钱必须在地面上，连矿山的管理人员也是赚不到大钱的。他少年时学习过金融，学过怎样使用和摆布金钱。天天夜读使他懂得，一个星期里做铜的股票生意所赚到的钱，比一个矿工干一辈子赚的还多。

起初曼森在南非的兰德做股票贩子，也贩运一些那个时代禁运的钻石，编造出一些谣言，让那些做股票投机生意的人中他的圈套，把一些过期的所有权卖给轻信的人，由此他发了第一批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35岁，在伦敦交际得不错。由于缺铜的英国当时极力重新振兴工业，他就在1948年创办了自己的矿业公司。在50年代中期这家公司就人人皆知了。15年里他把股份扩大到世界范围。当黑非洲的国家即将纷纷独立时，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变向风吹遍了非洲，曼森是第一个理解这种变化的人。当时多数伦敦中心商业区的商人仍然在为过去的殖民地独立而叹息，可是他却不辞辛劳地去会见和结识大部分渴望权力的非洲新政治家。

曼森会见那些新政治家，就是一场激烈的竞赛。他们能看穿他成功的谎言，而他也能看穿他们对他们的黑人兄弟假惺惺的关心。他们知道他需要什么，而他也明白他们需要什么。因此，他给他们的瑞士银行提供款项，他们就给曼森公司采矿特许权，价格也为此而低于平价。曼森公司繁荣起来了。

曼森此外又发了几宗财。最近的一次是发在澳大利亚的一家名叫“海神”的镍矿公司的股票上。1969年夏末，当“海神”股票在4先令上下时，他听到谣传说，有一个勘探队在澳大利亚中部可能在采矿权属于“海神”公司的一片土地上发现什么矿。于是，他押了宝，付了一笔巨款，暗中抢先获得来自澳大利亚中部的最新报告。这些报告证明那个矿是镍矿，并且藏量很丰富。其实，镍在世界市场上并不短缺，不过，这决不会吓住做股票投机生意的人，因为他们是使股票价格螺旋上升的人，而不是投资者。

他和他的瑞士银行进行联系。这家位于苏黎世的一条小街上的银行是那么谨慎小心，只把一块不比名片大的金字招牌嵌进坚固的橡木大门旁的墙里，这是它让世界知道它存在的惟一办法了。瑞士没有证券经纪人，银行办理一切投资业务。曼森指示兹温格利银行投资部主任马丁·斯坦霍弗博士，以他的名义去买5000张海神公司股票，那个瑞士银行家于是就和伦敦一家名叫约瑟夫·塞巴格的颇有名望的公司接洽，以兹温格利银行的名义定下股票。当这个交易结束时，海神股票在5先令上下浮动。

一场风暴在9月末猛刮了起来，因为那个澳大利亚镍矿开始出名了。于是股票开始上涨，靠着起作用的谣言相助，螺旋上升变成了抢购热潮。詹姆斯·曼森打算在一股50英镑时抛出去，可是股票涨得这么快，使他忍住了。最后，他估计最高价格将是115英镑，就指示斯坦霍弗博士开始以每股100英镑抛出去。那个谨慎的瑞士银行家照此办理，以每股平均103英镑抛出了许多。事实上，最后价格达到每股120英镑，而当人们头脑里的常识开始占了上风，股票的价格就随之回跌到100英镑。曼森是不在乎少这20英镑的，因为他懂得，抛出的时机应该是在即将涨到最高价格的时候，乘那时买主还相当多。除了付去所有的费用，他净赚了50万英镑，这笔款子仍然藏在兹温格利银行里。

一个居住在英国的英国公民在外国银行里有款项而不申报财政部，并且在60天里获得50万英镑的利润，而不纳资本利益税，这对一个居住在英国的英国公民是非法的。然而，斯坦霍弗博士是瑞士居民，他会守口如瓶的。这就是瑞士银行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这个2月中旬的下午，詹姆斯·曼森大步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又坐在桌旁那张豪华的皮椅上，对着摊在记录簿上的那份报告瞥了一眼。那份报告是塞在用腊封口的一只大信封里送来的，上边的记号只有他才能看懂。报告下面是戈登·查默斯博士的签名。查默斯博士是曼森公司的调查研究、地图绘制及样品分析部主任，这个部位于伦敦市外。送来的是一个化验员的样品分析报告，那些样品是一个名叫马尔罗尼的人显然是在三个星期前，从一个叫赞格罗的地方带回来的。

查默斯博士在报告里没有一句废话。报告的摘要是简短而切中要害的。马尔罗尼发现了一座山，或者是一座小山，离地平面约1800码高，山麓长将近1000码。那座山位于赞格罗的腹地，稍稍离开那儿的丘陵群。山上蕴藏着分布很广的浸染矿，显然是均匀地分布在岩石中的。那种岩石是火成岩，比周围群山上的砂岩和坚硬石灰岩要早数百万年。

马尔罗尼发现了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乳石英矿，断定里面含锡。他随身带回了样品，有乳石英矿的样品以及周围的母岩，此外还有从丘陵周围的河床里弄来的圆卵石。乳石英矿里当然含有少量的锡。不过，倒是那些母岩令人感兴趣。反复做了各种试验以后，表明这些母岩和石子样品含有少量低品位的镍，此外还含有白金。所有的样品里都含有白金，并且分布得相当均匀。世界上以含量最大的白金矿闻名的是南非的吕斯腾堡矿，那个矿的含量，或者说“品位”，高达每吨矿石含0.25金密制盎司的白金，而在马尔罗尼的样品里却平均达0.81。报告的结尾是“XX敬上”以及诸如此类的套语。

詹姆斯·曼森爵士像任何一个搞矿业的人那样，深知白金是世界上第三种最贵重的金属。当他坐在椅子上的时候，白金的市场价格在每金衡制盎司130美元上下浮动。他还知道随着世界对这种金属的渴求，今后三年它至少将上涨到每盎司150美元，很可能在五年之内涨到200美元，但不可能重新涨到1968年的最高价300美元，因为那是荒谬可笑的。

他在便笺簿上算了一下。25亿立方码的岩石按每立方码两吨计算，共是50亿吨的岩石。每吨岩石含白金即使按半盎司计算，那也有25亿盎司。即使因世界上发现了一个新的白金产地而使价格跌到每盎司90美元，即使由于那个产地很难出入而需要耗资每盎司50美元把白金运出来提炼，那也仍然有……

詹姆斯·曼森爵士又仰身靠着椅子，并且轻轻吹起了口哨。

“我的天，那是一座值百亿美元的山。”

第一部水晶宝山第二章

白金是一种金属，像所有的金属一样有自己的价格。这种价格基本上受两种因素控制：其一是在世界工业完善的某些过程中，这种金属的必须性；其二则是这种金属的稀有性。白金是非常稀有的金属。世界年总产量除去由生产者保密的储备产量外，是150万金衡制盎司略多一点。

绝大部分白金，也许超过百分之九十，产自三个地方：南非。加拿大和俄国。通常俄国是这一群里不合作的成员。生产者希望世界的白金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市场的白金不骤然跌到最低价，大量储备的白金也不会骤然抛入市场。基于这种信心，他们才能作长期投资计划来更新矿山设备和发展新矿。可是俄国人拥有不知数量的储备白金，能随心所欲地抛出大量储备白金，随时都能使市场为之动荡不已。

世界市场上每年进入150万金衡制盎司白金，而俄国抛出大约35万。这使俄国的白金在世界市场上占百分之二十三至百分之二十四，足以保证它的相当大的影响。它的白金都是通过“苏联工业进出口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的。加拿大则每年大约是20万盎司，所有的白金都是“环球镍公司”的镍矿生产的，并且每年都由美国的“恩格尔哈特工业公司”经销。可是，如果美国对白金的需求量激增的话，那么加拿大可能供不应求。

第三个产白金国是南非，年产量将近95万盎司，支配着世界白金市场。不算因帕拉矿——这个白金矿在詹姆斯·曼森坐到考虑白金的世界地位时才开始采掘，而现在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矿了——白金矿之首是吕斯滕堡矿，因为它的产量大大超过世界白金总产量的半数。这个矿由“约翰内斯堡联合公司”经营，那家公司足够多的股份是属于这个矿的独家经营者的。吕斯胜堡矿在国外的提炼公司和销售商过去和现在都是“约翰·马太伦敦总公司”。

詹姆斯·曼森对此和别人一样熟悉。尽管当查默斯的报告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时，他还没有做过白金生意，可是他很熟悉白金的地位，就像脑外科医生也熟悉心脏是怎么跳动的一样。他还知道为什么美国“恩格尔哈特工业公司”的老板，那个花哨的查利·恩格尔哈特——他是一匹惊人的赛马“尼金斯基”的马主，因而更加闻名于世——买进南非白金矿的股份。这是因为到70年代中期，美国会需要更多的白金而使加拿大供不应求。曼森对此很有把握。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白金消耗必定会增加，甚至从70年代中期到末期会增加三倍呢？原因就在一块被称为汽车排气装置的金属片上。

到了60年代末期，美国的烟雾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诸如“空气污染”、“生态学”、“环境”这些10年前未曾耳闻过的字眼，现在已经跳上了每一位政治家的嘴唇，成了人人关心的赶潮流的时髦词儿。社会压力不断要求立法限制、控制，从而减轻污染。由于拉尔夫·纳德先生的提议，汽车就成为头号目标。曼森确信整个70年代初期这个提议都会产生效果，而到1975年或者1976年，至少每辆美国汽车将根据法律安上清除排放的有害烟气的装置。他还推测像东京、马德里和罗马这样的城市也迟早会仿效的。不过，使用最多的是加利福尼亚州。

汽车排出的烟气由三种成份组成，每种都可以变为无害气体。其中有两种气体可使用一种叫“氧化”的化学方法变为无害气体，而第三种气体可使用一种叫“还原”的化学方法。还原法需要一种叫“催化剂”的物质。氧化法既能在过量空气中高温燃烧那些气体，也能低温燃烧。低温燃烧也需要催化剂，和还原法使用的是同一种，惟一可用的有名催化剂是白金。

詹姆斯·曼森自己能算出两笔账。虽然对使用非贵重金属做催化剂的汽车排气控制装置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并且会在整个70年代一直进行着，可是没有一种非贵重金属在1980年前能赶上实际使用着的金属。因此，用白金做催化剂的排气控制装置，在10年内将仍是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法，而每个这样的装置需要十分之一盎司的纯白金。这是第一笔账。

第二笔账是当美国通过了法案之后。正如他所想的那样，这项法案到1975年必须执行，并且从这一年起，以后所有的汽车都要求安上一个经过严格试验的控制装置。这样，每年就将再需要150万盎司的白金。这个数目相当于世界白金产量的两倍，而美国人将不知道从哪儿得到那些白金。

詹姆斯·曼森认为他知道从哪儿能得到——他们将能一直从他那儿得到。由于10年之内白金在现在使用的每一个排气控制装置中是绝对必需的，世界上产的白金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因此，白金的价格就会很高，不错，会非常的高。

只是有一个问题，他必须完全有把握，将是他，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控制所有水晶山的矿产权。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去干。

正常的途径是，去访问那座山所属的国家，寻机和那个国家的总统面谈，给他看勘探报告，向他提出很多建议，由此曼森公司就获得采矿特许权，而那个政府就得到分利优先条款来充实财政部的国库，总统也将得到优厚的定期报酬，存入他的瑞士银行。这是正常途径。

如果世界上别的矿业公司得知在水晶山里蕴藏着什么，那么他们对同一项采矿特许权就会出价竞争，这样就使政府的股份增加，而曼森公司的股份下降。此外，还有三方比任何人更想取得控制权：开采也罢，不开采也罢，都得听他的。这三方是南非人、加拿大人和俄国人，而主要是俄国人。由于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新的大量的白金来源，势必使苏联在市场上的那一部分恢复到不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们在白金市场上的势力、影响和赚钱的能力也将被削弱了。

曼森依稀记得他听说过赞格罗这个地名，可那是个穷乡僻壤，他对它仍是一无所知。显然，首先是需要了解得多一些。他俯身向前，按了一下对讲机的开关。

“库克小姐，请你来一下。”

他叫她库克小姐已经有整整7个年头了，她给他当了7年的私人秘书，而甚至在这之前的10年里，她从打字间升到11层楼当一个普通的公司秘书，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她应该有一个名字。其实她是有名字的，叫马乔里。可她只是不像那种名叫马乔里的人。

不用说，35年前，在战前很久，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女郎时，男人们曾经叫过她马乔里，也许那时他们还会想法去跟她调情，捏她的屁股。可那是过去的事了。她经过了5年的战争，开过救护车，在燃烧着的瓦砾遍地的大街上穿行。她极力去忘掉一个再没有从敦刻尔克回来的国民警卫军官。她又服侍了她的残废的母亲20年，她的母亲是一个哭哭啼啼，把床当坐骑，以眼泪做武器的暴君。她的青春年华和诱人风韵就这样被夺去了。她现在已经54岁，衣着考究，办事能干，神情严肃。她在曼森公司干了差不多一辈子了，进入11层就算达到了最高愿望。她养了一条狗，和那条狗一起住在郊外奇格威尔的一套整洁的公寓里，那狗睡在她的床上，是她的孩子和情人。

就这样，谁也不叫她马乔里。年轻的董事们管她叫“皱皮儿苹果”，秘书姑娘们则叫她“那个老蝙蝠”。别的人，包括她的雇主詹姆斯·曼森爵士，都叫她库克小姐。她很了解曼森爵士的事情，却不大向曼森爵士或别的人多说什么。这会儿，她走进房门，那道门安在木板镶嵌的墙壁上，当门关上时，看上去就是墙的一部分。

“库克小姐，过去的几个月我们在赞格罗共和国进行了小规模的勘探——我相信只有一个人去，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詹姆斯爵士，是这样。”

“哦，你知道这件事？”

她当然知道这件事，凡是经过办公桌的东西，她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是的，詹姆斯爵士。”

“很好。那么，请你替我查一下，是谁替我们得到那个政府的准许去进行这项勘探的？”

“有案可查，詹姆斯爵士，我去查一下。”

10分钟后她回来了。她已经初步审核了她的每日来客登记簿，登记簿分成纵横两栏，一栏是“来客姓名”，另一栏是“事由”，最后由公司职员证实。

“是布赖恩特先生，詹姆斯爵士。”她看了一下自己手中的卡片，说：“理查德·布赖恩特，海外合同部的。”

“我想，是他提供过一个报告？”詹姆斯爵士问。

“他一定提供过，是按照公司正常手续的。”

“请你把他的报告拿来给我看，好吗，库克小姐？”

她又走了。这位曼森公司的首脑人物透过他办公桌对过的厚玻璃板窗户向外望着，这时，伦敦中心商业区里暮色四合。大楼中间的几层里亮着电灯——在最下面的几层电灯是全天亮着的——而在楼顶的几层却仍然有充足的冬日阳光。不过，要读书可不够亮。詹姆斯·曼森轻轻打开了办公桌上的台灯。这时，库克小姐回来了，把他需要的报告放在他的记录簿上，然后退回到墙边。

理查德·布赖恩特提供的报告注明是六个月以前写的，用的是这家公司爱用的简洁文体。报刊里说，根据海外合同部主任的指示，他飞赴赞格罗首都克拉伦斯，在一家旅馆里空泡了一个星期后，才获得自然资源部部长的接见。六天里分别进行了三次晤商，好容易才达成协议，可由一名曼森公司的代表进入该国，在水晶山外的腹地进行矿藏勘探。经过公司考虑之后，定下的勘探地区是很含糊的，所以勘探队或多或少能到他们希望去的地方。经过进一步讨价还价，布赖恩特和那个部长谈妥了一笔款项。在此期间，那个部长也弄清楚了，他不必去想这家公司准备付给他似乎能得到的那种费用了，并且也没有采矿的迹象。不可避免地，合同上的款项只超过已经交割的总额的半数，其余的钱就入了部长私人的账上了。

报告到此结束了。那个地方的特征只表现在那个腐化的部长身上。结果如何呢？詹姆斯爵士心想，眼下布赖恩特可能还在华盛顿，反正他还是搞那些名堂。

他俯身向前，又去按对讲机的开关。

“请告诉海外合同部的布赖思特先生来见我，库克小姐。”

他松开手又去按另一个开关。

“马丁，请你马上来。”

马丁·索普两分钟就从10层的办公室上来了。他的模样不像是一个第一流的年轻金融家，也不像在一个传统冷酷而发大财的工业里给一个最冷酷的发财者当心腹，他看上去倒更像一所名牌大学运动队的队长。他的长相漂亮动人，略带稚气，轮廓分明，一头卷曲的黑发，一双深陷的蓝眼睛。秘书们把他叫得很动听；而那些董事们眼看到手的股票附特权买卖从鼻子尖底下被搞走时，或者发现他们的公司渐渐地被支持马丁·索普的股东所控制时，就把他叫得不怎么好听了。

别看他的外表，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大学上过学，也没有当过运动员，当然更不是运动队的队长了。他不能区分棒球击球手平均得分数和周围空气的温度，却能记得一天之中在曼森公司的子公司里每小时股票价格的涨跌。29岁时他就雄心勃勃，想施展自己的抱负。曼森公司和詹姆斯·曼森爵士能提供给他实现抱负的机会，至于他自己，他的忠诚是由特别优厚的薪水决定的。在曼森手下的工作能使他交际遍及伦敦中心商业区，加上他有适应环境的本事，这就使他具有看出他所谓的“好机会”的特长。

当他走进房间时，詹姆斯已经把有关赞格罗的报告塞进一只抽屉里去了，记录簿上只放着布赖恩特的报告。

他对他的心腹和蔼地微笑了一下。

“马丁，我有一件事需要斟酌一下。我急着要决断，这可能要半夜的功夫。”

詹姆斯爵士问索普今晚是否有事要办，这不是他通常的方式。索普明白，高薪跟着来了。

“没事儿，詹姆斯爵士。什么电话我都可以回掉的。”

“那好，你瞧，我刚才在仔细看几份旧报告，无意中发现了这一份。6个月前，我们公司的海外合同部派人到一个叫赞格罗的地方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挺爱看。那个人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准许，可以从这儿派一个勘探小队到那个在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地方去寻找可能存在的矿，那个地方在一个叫‘水晶山’的丘陵地带外。现在我想了解的是：这件事是否在董事会里提起过，是谁先提的？是当时提的，还是在6个月以前的那次访问之后？”

“在董事会提起这件事？”

“对，是否对董事会提起我们做过这样的勘探？这是我想知道的。这可能是不必列入议事日程的，你必须去查看一下记录。如果这件事在会上提起过，列入‘其他事项’，那么就查对一下过去12个月里所有董事会会议的文件。其次，你要找出是谁主管布赖恩特在6个月前的访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又是谁派那个勘探工程师到那儿去，为什么。那个勘探的人名叫马尔罗尼，我还想了解一下有关他的情况，你能从他的档案里找到关于他的情况的。懂啦？”

索普觉得很诧异，干这个他并不内行。

“是，詹姆斯爵士，不过，库克小姐只要花一半时间就能办了，要不找别人去干也行……”

“不错，她能办。不过我要你去办。如果你去看雇员档案或者董事会的文件，人们就会想到是和金融有关了。因此，这仍然要谨慎。”

马丁·索普这才醒悟过来。

“您是说……他们在那儿发现了什么，詹姆斯爵士？”

曼森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和楼下辉煌的灯海。这时，掮客和生意人、职员和商贾、银行家和估税员、承包人和股票经纪人、顾客和店主、律师、在某些办公室里无疑还有犯法的人，他们都在忙碌着，度过这个冬日的下午，等待那迷人的5点半到来。

“没关系，”他生硬地对他身后的年轻人说，“去干吧。”

马丁·索普悄悄穿过办公室的后门，下楼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一路上他咧开嘴笑着。

“狡猾的家伙。”他在楼梯上自言自语。

当对讲机打破了有双层玻璃的隔音密室里的宁静时，詹姆斯·曼森转过身来。

“布赖恩特先生来了，詹姆斯爵士。”是库克小姐的声音。

曼森穿过房间，走近墙上的开关，拧亮了房间里的主灯，然后走到桌旁把对讲机的开关按了下去。

“让他进来，库克小姐。”

中层雇员有机会被召到11层楼的这间密室里来一般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来听詹姆斯爵士下达指示，或者作詹姆斯爵士亲自要听的汇报，这时是谈事务；第二是被他没完没了地数落，这时这儿是地狱；第三是这个董事长决定对他一手栽培的下属勉励一番，这时就可以放心了。

理查德·布赖恩特走到了门口。他是一个39岁的中层雇员，胜任自己的工作，并且很能干，而他也很需要这份工作。他很清楚不可能是那三种原因中的第一种原因让他上这儿来的。他怀疑是第二种原因，可是当他想到这一定是第三种原因时，心里着实宽慰不少。

詹姆斯爵士从办公室中央微笑着上前迎他。

“啊，进来，布赖恩特，请进。”

布赖恩特定近房间，库克小姐在他身后关上门，回到她的办公桌旁坐下。

詹姆斯·曼森爵士对这个雇员做了个手势，让他坐到一把安乐椅上，离着这间宽敞的办公室开会的地方很远。布赖恩特坐到那张椅子上，陷在经常拂拭的鹿皮坐垫里。曼森向墙边走去，打开两扇门，露出了一个酒柜。

“喝点儿吧，布赖恩特？我想，太阳已经下山了。”

“谢谢，先生，哪——来点儿苏格兰威士忌？”

“老弟，我也爱喝这种酒。我陪你一起喝。”

布赖恩特瞟了一眼他的手表，这时是5点差一刻。“太阳下山后喝酒”这个热带的格言，并非为伦敦的冬日下午杜撰的吧。不过，他记起了一次公司的宴会，在宴会上詹姆斯爵士对喝雪梨酒的那些人嗤之以鼻，并且整个晚上他都喝苏格兰威士忌。像这样从旁观察是很有好处的，布赖恩特心里这样想。这时，他的上司在精致考究的老式玻璃杯里斟上了特制的格莱利维特酒，当然他完全不用冰桶。

“要水吗？掺点儿汽水？”他在酒柜那儿问。布赖恩特伸长脖子四下里寻找，他找到了一瓶。

“喝一小杯吗，詹姆斯爵士？不，谢谢，不掺水。”

曼森连连点头赞同，把酒杯拿了过来。他们互相敬酒，品着威士忌，布赖恩特依然等着谈话开始，曼森注意到了这一点，就用长辈的严厉眼光朝他望了一眼。

“我这样让你来，你就不必担心啦，”他开口说，“刚才我看了一大堆我抽屉里的旧报告，偶然看到你的一份，或者说其中的一份。一定是那时读了忘记交还给库克小姐人档啦。”

“我的报告？”布赖恩特说。

“哪？是呀，是呀，你从那个地方回来后写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赞格罗？是那个地方吧？”

“哦，先生，是叫赞格罗。那是6个月前的事了。”

“对，对啦。当然是6个月以前。我读这份报告时注意到，你和那个部长打交道有点不好办吧？”

布赖恩特这才松了口气。房间里很暖和，椅子非常舒适，而威士忌就像一个老朋友似的。他微笑着沉浸在回忆里。

“可是，我订了一份准许勘探的合同。”

“你干得太对了。”詹姆斯爵士庆贺说，“你知道，过去我也常常这么干，圆满完成一件棘手的任务。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西非。那年代没有那儿的生意。当然，晚了一点，不过，毕竟算是开了个头。”

在说“毕竟”这两个字的时候，在豪华的办公室里，他挥动着手加重语气。

“现在我在这儿埋头批阅文件的时候就太多了。”詹姆斯爵士接着说，“我甚至羡慕你们年轻人用老办法去敲定买卖。跟我谈谈你的赞格罗之行吧。”

“好，那的确是用老方法去干的。在那个地方待了几个小时以后，我就很想找到在周围奔跑的鼻子上穿着骨头的人。”布赖恩特说。

“真的？我的天！那个赞格罗是个荒野的地方？”

詹姆斯爵士的脑袋向后偏向阴影里，这使布赖恩特觉得相当舒服，可以不受对方眼光的逼视，那种眼光显示出詹姆斯爵士鼓励的语气是假的。

“说得太对了，詹姆斯爵士。那儿简直是个血淋淋的屠场，自从五年前独立以来，在不断向中世纪倒退。”

他还记起了他的上司在对雇员的一次随便的谈话中说过的话。

“现在大部分非洲国家匆匆拥立一个权力集团，从他们行使权力的行为看，简直证明他们没有资格去管公司的一个垃圾堆。赞格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结果是平民百姓受苦。”

詹姆斯爵士和这个坐得很近的人一样有能耐，当他听到这番话时，就觉察到这是他自己的话被对方重复了一遍。他微笑着，站起身，走向窗口，俯视楼下拥挤的街道。

“那么是谁在那儿领导呢？”他平静地说。

“总统。还不如说是独裁者。”布赖恩特坐在椅子上说，他的杯中空了。“一个叫让·金巴的人。五年前即将独立的时候，他在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选举中获胜，这是违背当地殖民势力的意愿的。有人说他是借用了恐怖主义和巫毒教的力量。你知道，他们非常落后，多数人不懂选举是什么，现在他们也不需要去懂了。”

“这个金巴是个很粗暴的人吗？”詹姆斯爵士问。

“先生，岂止粗暴，他简直是个疯子，一个精神错乱的夸大狂，还是个偏执狂。他完全是独断专行，周围是一个小集团，都是些在政治上唯唯诺诺的人。要是他们和他发生争吵或者不论引起他什么怀疑，就会被打入旧时殖民地警察兵营的牢房里。谣传说金巴亲自到牢里去监督对那些人用苦刑。没有人能从那儿活着出去。”

“哼，这是什么世道，布赖恩特。他们在联合国的选票和英国美国一样多哩。在政府里他听谁的劝告？”

“谁的也不听。当然，他有他的声音。我听几个坚持留下来的白人这样说。”

“他的声音？”詹姆斯爵士问。

“是的，先生。他对人民声称他受神的声音指导。他说他能和上帝谈话。这样的话他对人民和聚集在一起的外交使团说得太多了。”

“天哪，居然是上帝。”曼森沉思冥想着，两眼仍然盯着楼下的大街。“有时我觉得把非洲人介绍给上帝是犯了错误。现在他们的领袖仿佛有一半在和上帝称兄道弟哩！”

“此外，他还靠一种催眠术的恐怖来统治。人民以为他有一种法力无边的符咒，‘巫毒’、巫术或者别的什么。他使人民过着对他个人十分恐惧的最悲惨的日子。”

“那么外国使馆怎么样呢？”站在窗口的曼森问。

“哦，先生，他们都足不出户，仿佛也像当地土著人一样对那个狂人的暴行心怀恐惧。他有点像桑给巴尔的谢克·艾贝德·卡鲁姆，海地的帕帕·道克·杜瓦里尔和几内亚的塞古·杜尔这几个人的混血儿。”

詹姆斯爵士文雅地从窗前转过身来，假装柔和地问：“干嘛是塞古·杜尔？”

布赖恩特此时如鱼得水，于是他详细地叙述了他用心从事工作得来的有关非洲政治的知识，他很高兴能给他的雇主显示一下他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

“哪，金巴是共产党国家下一个最合适的目标，詹姆斯爵士。在他的一生政治生涯中，他真正崇拜的是卢蒙巴。这是俄国人在那儿势力强的原因、俄国人有一个规模很大的使馆，在那个地方算是够大的。由于管理不善，种植园都破产了，为了挣外汇，他们把大部分农产品卖给到那儿去的俄国拖网渔船。当然，那些拖网渔船都是装备着电子仪器的间谍船，或者是给潜艇装贮粮食的运粮船，它们和潜艇在海面相遇，把新鲜的农产品送到潜艇上去。他们卖农产品得来的钱到不了老百姓手里，最后还是落入金巴的腰包里。”

“依我看，这不像是马克思主义。”曼森开玩笑地说。

布赖恩特咧开嘴哈哈大笑起来。

“凡是推行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有用金钱贿赂的事，”他回答说，“通常是这样。”

“可俄国人在那儿力量很强，是吗？势力很大？布赖恩特，再来一杯威士忌怎么样？”

当布赖恩特回答时，这个曼森公司的头儿又倒了两杯格莱利维特酒。

“是的，詹姆斯爵士。其实除了他的直觉经验以外，其余的事情他一概不懂，这种直觉经验是闭关锁国的，也许他到邻近的非洲国家也出访过二三次。所以，有时他要处理国外事务就要找人商量，找三个顾问里的一个来商量，他们都是来自他那个部落的黑人，其中两个是俄国人训练的。要不然他就直接和俄国人磋商。有一天夜里，我和旅馆酒吧间里的一个法国生意人聊天，他说俄国大使或者他们的一个参赞差不多每天都在总统府里。”

布赖恩特又待了10分钟，可是曼森已经了解到他需要了解的大部分内容了。到了5点20分，他彬彬有礼地引着布赖恩特出去，就像迎他进来时一样。等那个年轻人一走，曼森就招手让库克小姐过来。

“我们雇了一个探矿工程师名叫杰克·马尔罗尼，”他说，“他在非洲长途跋涉了三个月后回来了。三个月前他一直在荒野的丛林里生活，所以他现在可能仍然在休假。想法在他家里找到他。我想在明天早晨10点钟见他。还有，我要见那个分析部主任戈登·查默斯博士。你可以乘他没有离开实验室时在沃特福德找到他。如果不在，就上他家里去。我想明天中午12点钟见他。把明天早晨别的约会都取消，让我有工夫和查默斯一起到外边去吃一点午饭。你最好在贝利街的威尔顿餐厅给我订好位，就这些，谢谢。几分钟后我回去，10分钟之内在门前备好车。”

库克小姐退了出去。曼森在对讲机上按了一下开关，又喃喃地说：“西蒙，马上到这儿来。”

西蒙·恩丁像马丁·索普一样虚伪，只是方式各异罢了。他出身清白，在虚饰的外表后面具有伦敦东区恶棍的品行。除了文雅和冷酷之外，他还有某种机敏。他需要去替詹姆斯·曼森服务，恰如曼森为了迟早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爬上顶峰，或者努力留在第一流的资本家的行列里，同样也需要西蒙·恩丁的服务一样。

恩丁是伦敦西区最漂亮、最文雅的赌场中常见的那种人物，他就像一个口齿伶俐的打手，对百万富翁无不低头哈腰，而对歌舞女郎无不欺负凌辱。不同的是，恩丁的机智使他爬上了经理的宝座，就像给一个非常高级的赌场老板当打手一样。

和索普不同，他没有当亿万富翁的野心，他认为能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就不错了，而在此以前，他只想分享点曼森的残汤剩饭。现在他有一座六个房间的别墅，一辆柯维蒂跑车和几个情妇。这会儿他从10层楼上来，由秘密的楼梯井，穿过那道木板镶的门，走了进去，库克小姐走出了门外的办公室。

“詹姆斯爵士，有什么吩咐。”

“西蒙，明天我和一个叫戈登·查默斯的人吃午饭。他是一个参与机密的科学家，科学家的头儿，沃特福德实验室主任，他明天中午12点到这儿来。在此以前，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根底。当然，去查一下雇员档案，还有你能找到的任何材料。去了解一下他的私生活，家庭生活如何，有什么弱点，最重要的是在薪水之外，是否还迫切需要钱花。如果他有政见的话，是什么政见。那些研究科学的人里多数是左倾的，虽说不是全部。你可以在档案室的埃林顿下班之前去找他谈谈。今天夜里把他的档案看一遍，留着我明天早晨来看。明天准时着手了解他的家庭环境。11点45分前一定要给我挂电话。懂啦？我知道这是被人忽视的工作，不过这可能很重要。”

恩丁一动不动地站着，接受了指示，把要点全部记下来。他明白其中的缘故，詹姆斯·曼森爵士经常需要情报。因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手，不亲自对那个人作包括私生活在内的调查，他是不见那个人的。有好几次他是依靠充分的准备才击败对手使之屈服的。恩丁点点头去了。他直奔档案室，碰巧马丁·索普也才从那儿离开，可是他们没有遇上。

詹姆斯·曼森爵士坐着他的司机开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驶离曼森公司的前门，回到里兹大饭店后面的阿林顿大厦4层楼的公寓去。他准备去痛痛快快地洗上一个热水澡，吃一顿卡普里斯餐厅送来的晚饭。这时，他坐在车上，身子向后仰着，点燃了今晚的第一根雪茄。当汽车开到“查林十字”车站时，司机递给他一份晚到的《旗帜晚报》。报上最新消息栏里有一则消息进入了他的眼帘。那则消息是刊登在“马赛揭晓”中间的。他回过头去看它，接着又一连读了几遍。他望着车窗外纷乱的交通和挤成一团的行人，有的人拖着脚向车站走去，有的人冒着2月里的毛毛雨，脚步沉重而缓慢地向公共汽车走去，准备在伦敦中心商业区又度过了紧张的一天后，回到他们在“伊甸桥”和“七棵橡树”附近的家里去。

就在他望着窗外的当儿，一个念头开始形成了。换了别人；对那则消息就会一笑了之，可詹姆斯·曼森爵士并非那样的人。他是20世纪的海盗，而且以此为荣。那则晚报上的消息看不太分明，上面的标题是九点铅字印的，内容说的是一个非洲国家。那个国家不是赞格罗，而是另外一个。他也几乎没有听说过那个国家。那个国家没有闻名于世的矿藏。消息的标题是：

非洲国家新政变。

第一部水晶宝山第三章

马丁·索普在他上司的外间办公室里等候着。早晨9点5分，詹姆斯·曼森爵士来到办公室，索普就尾随着走了进去。

“你得到了什么情况？”詹姆斯·曼森爵士甚至在他脱下骆驼绒薄大衣，把它挂在连着墙壁的衣橱里的时候，就开口问了。索普轻轻地弹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的笔记本，把它打开，讲述他昨夜调查的结果。

“一年以前，我们有一个勘探队在赞格罗西北的一个国家勘探。这个队由从法国公司租来的空中勘探队陪同。勘探的地区离赞格罗很近，有一部分就在赞格罗边界上。令人遗憾的是，那个地区的地形图非常少，而且根本没有空中摄影地图，也没有德卡式或其他形式的灯标来确定交叉方位，飞行员依靠飞行速度和飞行时间来确定他飞临的陆地。

“有一天是顺风，风力比预报的要强。飞行员在整个进行空中勘探的陆地上空来回飞行，直到自以为满意了才返回基地去。他并不知道在每一段顺风的航程中，他都飞越了边界，进入赞格罗40英里了。那些航空摄影的负片冲洗出来以后，显示出他已经大幅度地超越了勘探地区。”

“是谁首先察觉的？法国公司？”曼森问。

“不，先生。他们把胶卷冲洗出来，不加审查就交给我们了，我们每一次跟他们订合同都是这样定的。然后就由我们自己的空中勘探科的人员来确定印出的那些照片上显示的陆上地区了。他们辨认出在每一次航程最后都有一段不在勘探地区内的土地。因此，他们就把那些照片丢弃了，或者说，反正是把它们搁在一边了。他们看出照片上有一部分显示出的丘陵地带不可能在我们勘探的区域内，因为那个区域没有丘陵。

“后来，有一个长得很帅的聪明小伙子把照片的多余部分又看了一遍，留神到丘陵地带中有一座山是稍稍离开那条丘陵带的东头的。那座山上植被的密度和类型都与别的山不同。在地面上是看不见这种景象的，可是空中摄影在离地面3英里就能显示出来，好像弹子盘上放了一块啤酒杯垫子那样。”

“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詹姆斯爵士吼道，“往下说。”

“对不起，先生，我不明白这个。这对我是新鲜事。反正半打照片送到地质摄影科的某人手里，从放大的照片看，他确信，那儿的植被形式即使在一个相当小的地区内都不一样。那个地区包括一座大约1800英尺高的山，形状大致是圆锥形的。两个科合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地形测量科科长。他确定那个丘陵地带是水晶山丘陵，而那座山可能就是水晶山。他把那份卷宗交给海外合同部，于是合同部主任威洛比就派布赖恩特到那儿去搞勘探许可。”

“他没有告诉过我。”曼森说，这时他坐在桌旁。

“他送交过一份备忘录，詹姆斯爵士，我带来了。您那时在加拿大，没能在一个月里如期返回。他写得很直率，说他认为在那个地区勘探是寄希望于万一，不过既然我们可以自由地进行空中勘探，并且地质摄影科也觉得植被不同必有原因，那么展开勘探也是可行的。威洛比还提出这可以让布赖恩特积累第一次独立工作的一点经验，在那以前他一直是威洛比的下手。”

“是那么办的吗？”

“差不多。布赖恩特取得护照签证后就在六个月以前到那儿去了，三个星期后他获得勘探许可回国。四个月以前，地面勘探科同意，如果费用能一直保持得很低的话，他们就派一名没有资格的矿藏勘探员兼测量员去，那人名叫杰克·马尔罗尼，是才从加纳的金矿矿区回来的。于是就这么办了。马尔罗尼在三个星期前带回一吨半样品，那些样品运回后就一直在沃特福德的实验室里。”

“相当充分。”詹姆斯·曼森爵士稍停片刻说：“那么，董事会听说过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吗？”

“没有，先生，”索普坚定地说，“这件事被认为是太微不足道了。12个月里，每次董事会议我都参加，每一份提出的文件我也都看过，其中包括每一份备忘录，以及12个月来写给董事会成员的每一封信。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反正整个勘探过程花的钱也不多，而且与公司的日常预算无关。因为空中摄影照片是那个法国公司和他们的强壮的老驾驶员赠送的。这完全是一件专门的事情，决不会提到董事会这一级的。”

詹姆斯·曼森显然很满意，点了点头。

“对。现在我们来谈那个马尔罗尼。他人机灵吗？”

为了回答问题，索普已经从档案室里把杰克·马尔罗尼的档案拿在手里了。

“没有资历，可是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先生。是个干苦差事的老头儿，出色的非洲通。”

曼森轻快地把杰克·马尔罗尼的档案翻了一下，匆匆看了一下履历说明和自从此人加入公司以来的工作经历表。

“他的经历很好，”曼森咧开嘴笑了，“可别小看这个老非洲通。我就是在兰德的矿区帐篷里开始干的。可马尔罗尼还停留在那个地位。所以，小伙子，别见笑，这样的人非常有用，他们可能感觉很灵敏。”

他让马丁·索普退下，然后喃喃自语道：“现在让我们瞧马尔罗尼先生能有多灵敏吧。”

他按了一下对讲机的开关，对库克小姐说：“库克小姐，马尔罗尼先生已经来了吗？”

“来了，詹姆斯爵士，他在这儿等着哩。”

“请让他进来。”

当他的雇员被陪着进来时，他已经向门口走了一半了。他热情地欢迎那个雇员，引着他走向昨晚他和布赖恩特坐过的两把椅子。他在库克小姐离开前，请她给他们端两杯咖啡来。马尔罗尼爱喝咖啡的习惯是记载在他的档案里的。

杰克·马尔罗尼在一个伦敦公司街区的顶楼办公室里，就和马丁·索普在丛林里干活一样不相称。他的两手在不够长的衣袖里垂着，仿佛不知道把手往哪儿搁才好。他的灰头发水淋淋地紧贴着脑袋，胡子也才刮过。这是他头一回和他称为“工头”的人见面。詹姆斯爵士想方设法，使这个人感到自如一些。

库克小姐走进房间，手里端着一托盘瓷杯，以及和杯子配套的咖啡壶、牛奶壶、糖钵，还有许多“福图纳姆及梅森公司”饼干，她听见她的雇主对这个爱尔兰人说：“……说的正是要害，伙计，我或者别人无法教会那些才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的东西，你已经得到了。25年苦干得来的经验，使那么多的矿从地底下开采出来，上了箕斗。”

受到夸奖心里总是喜滋滋的，杰克·马尔罗尼也不例外。他微笑着点点头。当库克小姐走后，詹姆斯·曼森爵士对着杯子做了个手势。

“瞧瞧这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我以前用大杯喝，可如今他们给我一丁点儿大的杯子。我想起30年代末我在兰德那会儿，那是在你去之前啦，连……”

马尔罗尼待了一个小时。当他走时，他觉得不管大伙儿怎么说，这个工头实在是个好人；詹姆斯·曼森爵士觉得马尔罗尼也实在是个好人——无论如何，活儿干得可真不错，他过去从山上凿下石块来，以后还会永远凿下去，并且从不提出问题来。

就在临走前，马尔罗尼还反复地说着自己的观点。

“那儿有锡，詹姆斯爵士。用我的脑袋担保。惟一的问题是能不能很经济地开采出来。”

詹姆斯爵士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为那个发愁。报告从沃特福德送来以后我们就会明白的。别发愁。只要那儿有一盎司锡，我就能用低于市场价格把它运到海边，我们会把它弄到手的。现在你打算干吗？下一次的冒险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先生。我还有三天多的假期，到时候我来公司报到。”

“还想出国去吗？”詹姆斯爵士微笑着问。

“去，先生。坦白地说，这座城市里我住不惯，不习惯这儿的气候和一切。”

“回到太阳底下去，嗯？我听说你喜欢荒野的地方。”

“是的，我很喜欢。一到那儿就行动自由了。”

“当然，是自由啦，”曼森笑吟吟地说，“我几乎嫉妒你，不，不对，我实在嫉妒你。无论如何，我们会看到我们能干些什么。”

两分钟后，杰克·马尔罗尼走了。曼森指示库克小姐把马尔罗尼的档案送回档案室，然后打电话给会计处，指示他们给马尔罗尼寄去1000英镑的奖金，并且务必让他在下个星期一之前收到，接着他给地面勘探科科长打电话。

“过几天你们到哪儿去勘探？还是才开始？”他开门见山地问。

准备勘探的地方有三处，其中一处在肯尼亚最北面的荒凉地带，紧靠索马里兰的边界，在那儿，午间的毒日头炙着脑袋犹如在锅上摊鸡蛋，夜间又冷得寒入骨髓，而且盗匪时常出没。这是一件长期的工作，需要将近一年光景。地面勘探科科长为了要找一个愿去那儿工作那么长时间的人伤透脑筋，几乎两次提出辞呈。

“派马尔罗尼到那儿去。”詹姆斯爵士说，挂断了电话。

他瞥了一眼钟，时间是11点。他拿起了戈登·查默斯的档案，那是恩丁昨夜留在他办公桌上的。

查默斯是以优等成绩从伦敦矿业学院毕业的，那个学院可能是这门学科里的名牌大学，连维瓦特斯兰金矿也争着从那儿要人。他先是在地质学上得到学位，而后得了化学学位，接着，大约25岁时他就得了博士学位。在矿业学院做了五年合作研究后，他加入了里奥廷托锡公司，在那儿的科学部任职。早在六年前，曼森公司显然以更加优厚的薪水把他从里奥廷托锡公司挖走了。最近四年中，他担任了曼森公司科学部主任，那个科学部位于哈福德郡的沃特福德郊外。那份档案上有一张护照大小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双目凝视着照相机镜头，长着乱蓬蓬的淡黄色胡须，穿着花呢外套和紫色衬衫，毛织物的领带歪斜着。

到了11点35分，私人电话响了，詹姆斯·曼森爵士听到了线路另一端公用电话硬币箱通常的那种短促的锐声。一枚硬币“哨”地一声塞进了放钱孔。从线路那头传来恩丁的声音。他是从沃特福德车站打来的，简单扼要地说了两分钟。等他说完，曼森露齿一笑表示赞同。

“这个情况很有用，”他说，“现在你回伦敦来，我还有一件事要你做。我需要赞格罗共和国的一个完整的概要。我需要全部情况。对，赞格罗。”他吃力地读着那个名字。

“一了解到整个情况你就在几天内动身回来，再做下一步的工作。我需要了解那个国家的历史、地形、地势、经济、军队，如果有矿的话要了解矿物学特征，还有政治和发展情况。集中在独立前10年，以及自那以后的整个阶段。我想了解总统的全部情况，他的内阁，如果有议会的话还有议会，以及行政、管理、司法和政党这些方面的情况。有三件事是比什么都重要的：首先是注意俄国人卷入和影响的问题，或者当地共产党对总统的影响。第二是不让一个和那个地方稍有联系的人了解到你询问的问题，因此你不要亲自到那儿去。第三是无论如何你不能说出你是曼森公司的人，所以要多用几个化名。懂啦？那好，你觉得可以了就来汇报。可别超过20天。凭我的签字单独从会计处提取现金，做事要小心，至于出勤记录嘛，可以算休假，我以后补给你。”

曼森挂断电话，对楼下的索普又发了指示。3分钟内索普就上了11层楼，把一张他上司需要的纸放在办公桌上，这是一封信的复写副本。

在11层楼的楼下，戈登·查默斯博士从停在穆尔门街角上的出租汽车里走出来，付了车钱。他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和薄大衣，觉得很不舒服。可是，他的妻子佩吉对他说，会见董事长并且同他共进午餐必须穿上这一身。

当他朝着曼森公司大厦的台阶和门道走最后几码的时候，他的目光和一张海报碰上了。那张海报贴在卖（新闻晚报）和（旗帜晚报）的报亭前面，海报上写的内容使他苦笑着撇了一下嘴唇，不过他还是各买了一份。海报上写的并非那两份报纸的重要新闻，而是报纸内页里的内容。上面简要地写道：“父母们力陈对使胎儿发生畸形的镇静剂要清算。”

标题下写了事情的始末，虽然不很长，却颇为详细。这则新闻报道了在10年前，由于人们服用使胎儿发生畸形的镇静剂，致使400余名英国儿童天生畸形。这些儿童的家长们又经过了一轮马拉松式的讨论，而使销售那种药物的公司再一次面临绝境。因此，讨论将在“以后”继续进行。

戈登·查默斯的思绪又回到沃特福德郊外的一所房子里，他是在这天早晨很早就离开那儿的。他想起了妻子佩吉，30岁出头却看上去有40岁的光景；他想起了玛格丽特，那个没有大腿，只有一条胳膊的玛格丽特快9岁了，她需要一双假腿。而那所他们好容易才住上的专门建造的房子，他为抵押那所房子花了一大笔钱。

“以后！”他对没有一点新鲜内容的报纸高声说，把它塞进墙边的篓子里。他难得读晚报，他爱读《卫报》、《民之喉利和左翼的《论坛报》。在将近10年里，一群穷得几乎不名一文的畸形儿童的父母们严词叱责一家大制药厂，极力要求赔偿损失，戈登·查默斯目睹此种情况，心里藏匿着对大资本家的痛恨。可是10分钟后他就要去见最大的老板之一了。

詹姆斯·曼森无法像找布赖恩特和马尔罗尼谈话那样使查默斯解除警戒。这位科学家坚定地紧抓住啤酒杯，回瞪着对方。曼森很快就理解了这种情势，所以在库克小姐递给他威士忌转身退下去以后，他单刀直入地说：“我想你可能会猜我干嘛要请你来，并且可能还会问我，查默斯博士。”

“我能猜到，詹姆斯爵士。是那份关于水晶山的报告。”

“说得对。顺便提一下，你把它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交给我本人，这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

查默斯耸了耸肩膀。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明白，根据公司的方针，一切重要的分析报告必须直接呈报董事长。在他得知样品中含着何种成份后，他是按例行公事这样做的。

“我问你两件事，需要你作明确答复，”詹姆斯爵士说，“你对那些分析结果有绝对把握吗？对那些样品的分析实验不会有别种解释吧？”

查默斯既不觉得震惊，也不觉得受到了侮辱。科学家的工作远非妖术，他懂得，这一点是不容易被门外汉接受的，因此也就说不清道不明。他早已不想去解释他的技术的精确性了。

“绝对有把握。首先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来确定有白金存在，每一块样品都经过所有的常规试验，并且所有这些已知的试验不是只做一遍，而是做了两遍。在理论上，对这种冲积形成的样品可能有人做过解释，然而对岩石本身的内部结构却还没有。我在报告上写的结论是准确的，在科学上没有疑义。”

詹姆斯·曼森爵士含着敬意低头听了这番讲演，赞赏地点点头。

“第二件事是，在你的实验室里还有多少人了解水晶山样品的分析结果呢？”

“一个也没有。”查默斯一口咬定。

“一个也没有？”曼森反问，“说吧，我想一定有一个你的助手在……”

查默斯大口地喝着啤酒，摇了摇头。

“詹姆斯爵士，那些样品运来之后，像往常一样被装入大板条箱里贮存起来。马尔罗尼附上的报告预言这些岩石有含量不明的锡。由于那是一次非常小的勘探，所以我就让一个年轻的助手去做分析。他没有经验，所以他假定其中含有锡，要不就什么也不含。他做了一些相应的试验。当样品不能显示含矿时，那个年轻的助手喊我过去说明了这个问题。我给他做示范，告诉他怎么做，可结果还是和预期的相反。于是我就给他讲不能被那个矿藏勘探员的意见迷了心窍，并且又给他示范了一些试验，结果还是那样。夜间实验室关门了，可我在那儿待到很晚，所以，当第一批证实含矿的试验结果出来时，我是独自一人在那儿的。到了半夜我才了解到，我用的不足半磅的从河床里取来的圆卵石样品里含有少量白金。然后我就锁上门走了。

“第二天，我把那个年轻人支开去干别的工作。然后我就一人继续做试验。总共有600包圆卵石和石子，重1500磅的岩石，300多块岩石是从那座山不同的地方取来的。从马尔罗尼拍下的照片看，我能想像出那座山来。岩层所有的部分都有浸染矿，就像我在分析报告中所写的那样。”

他略带蔑视地喝干了杯中的啤酒。

詹姆斯·曼森连连点头，两眼盯着这个科学家，假装很敬畏的样子。

“这叫人难以相信，”他终于说，“我知道你们科学家是喜欢保持超然的态度，不偏不倚，不过我觉得现在连你也一定很激动。那个矿能构成整个世界白金的新来源。你知道稀有金属多久才能发生那样的事？10年一次，也许一辈子就一次哩……”

其实，查默斯也的确被自己的发现激动了，三个星期里他天天干到深更半夜，把从水晶山运来的每一个口袋，每一块岩石都分析了，可是他不愿意承认他为之激动了，他反而耸耸肩膀说：“是呀，当然，这对曼森公司是十分有利可图的。”

“不一定。”詹姆斯·曼森平静地说。这是第一次使查默斯感到很吃惊。

“不一定？”这个分析科学家问，“可是，您不认为这的的确确是一笔财富？”

“对，是一笔地下的财富。”詹姆斯爵士回答，一边站起身，向窗户走去。“不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得到它，如果真有其人的话。你知道，它可能多年一直无法开采，或者开采了被贮备起来，这个危险是存在的。我亲爱的博士，我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你吧。”他花了30分钟对查默斯博士讲述了来龙去脉，讲了金融和政治，可是哪一方面都非这位科学家之所长。

“你这就该明白啦，”末了他说，“如果我们马上把这件事说出去，那么就会奉送给俄国政府，这是可能的。”

查默斯博士对俄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对立情绪，所以他听了，微微耸了耸肩说：“我无法改变事实，詹姆斯爵士。”

曼森一时间恐慌得猛然扬起了眉毛。

“啊，博士，你当然是无法改变的。”他吃惊地瞥了一下手表。“快1点了，”他大声说，“你一定饿了，我也觉得饿了。我们去吃点儿午饭吧。”

他本想坐“罗尔斯”汽车的，可是这天早晨恩丁从沃特福德打来了电话，并且他又从报纸经销人那儿了解到查默斯定期订阅《论坛报》的情况，所以他就选择坐一辆普通的出租汽车。

这一餐午饭其实是葡萄酒蛋糕、“帕代”、香草味煎蛋卷、红汁炖兔肉。正如曼森猜测的那样，查默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好处，不过同时他的食欲又很正常。甚至连他也无法扭转这个简单的自然规律，那就是一顿美餐能使人狼吞虎咽、心满意足和产生异常欣快的感觉，并且道德的抵抗力也减弱了。曼森还考虑到一个爱喝啤酒的人是不习惯喝比较强烈的红酒的。于是，两瓶“罗纳河畔”洒落肚就催出了查默斯的话题：他的工作、家庭以及对世界的看法，这些都是使曼森感兴趣的。

查默斯提到了自己的家庭和他们的新房子。就在这节骨眼上，詹姆斯·曼森爵士瞅着他，流露出恰如其分的悲哀，说记得一年以前在电视的街头采访节目中见过他。

“请原谅我，”他说，“我以前并不了解……我是说，关于你的小女儿……可真是个悲剧呀！”

查默斯点了点头，两眼凝视着台布。他先是吞吞吐吐，后来增强了信心，就对上司说起了玛格丽特。

“您是不会理解的。”说到关键的地方他这样说。

“我会理解的，”詹姆斯爵士平静地回答，“你知道我也有一个女儿，当然她大了。”

过了10分钟，谈话停顿了一下。詹姆斯·曼森爵士从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

“我确实不知道怎样来估量，”他有些尴尬地说，“不过……哪，我和别人一样知道你为公司花了不少时间，遇到了不少困难。我知道你的工作时间很长，而私事的压力一定对你有影响，毫无疑问对你太太也有影响。因此，今天早晨我给我的私人银行发了指示。”

他把那封指示信的副本递给查默斯看。信是简单扼要的，指示库茨银行的经理在每月的第一天按家庭住址电汇15张钞票给戈登·查默斯博士，每张钞票是10英镑。没有得到新的指示就一直寄10年。

查默斯抬头望着。他的雇主的脸上充满了关怀，还有点尴尬的样子。

“谢谢！”查默斯轻轻地说。

詹姆斯爵士的手搁在他的前臂上，摇动着他的手。

“好吧，这件事就说到这里。喝一杯白兰地。”

在出租汽车返回办公室的途中，曼森提出把查默斯送到能搭火车到沃特福德去的车站。

“我必须回办公室去继续处理有关赞格罗的事和你的报告。”他说。

查默斯两眼盯着汽车窗外，盯着星期五下午从伦敦出去的行人和车辆。

“您打算怎么处理？”他问。

“的确还不知道。当然，我不想把那份分析报告送走。眼看所有这一切都落入外国人的手中是怪可惜的。而你的报告一送到赞格罗就一定会发生那样的事，可是我迟早得送出一些去。”

当出租汽车绕道驶进车站前院时，他俩又沉默了半晌。

“我能干些什么呢？”科学家问。

詹姆斯·曼森爵士长长地叹了口气。

“好吧，”他用有韵律的声调说，“用你扔掉别的岩石和砂袋的那种方法，把马尔罗尼的样品扔掉。完全毁掉你的分析记录。把你的报告准确无误地抄一份，只是有一个地方改一下——让抄件显示试验的最后结果，表明那儿存在着最低数量低品位的锡矿，无法经济地去开采。烧毁分析报告的原件。往后就决不再提起一个字。”

当出租汽车停下时，两个乘客谁也没有动，司机把头伸向隔开前后的玻璃板，对后座说：“喂，到啦。”

“我刚才郑重其事说的话你可要记住，”詹姆斯·曼森爵士喃喃地说，“政治形势迟早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那时，曼森公司就将投标争取矿产开采权，完全像以往一样，按照正常的商业程序办。”

查默斯博士从出租汽车上下来，回头瞅着坐在车座角落里的雇主。

“我不能肯定我会这样做，先生，”他说，“我必须好好想一想。”

曼森点点头。

“你当然要好好想一想。我知道这是需要反复考虑的。干嘛不和你大大商量商量？我肯定她会理解的。”

随后他拉上车门，让司机带他到伦敦中心商业区去。

这天晚上，詹姆斯爵士和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共进晚餐，并且带他前往他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伦敦的高级俱乐部之一，因为曼森不打算去参加一个资格很老的俱乐部，他自知要去参加是会碰钉子的。再说，他也没有工夫去攀龙附凤，没有耐心去和装腔作势的浅薄之徒周旋。他让他的妻子去应付社交。爵位是有用的，然而，那是社交活动的终结。

他瞧不起那个艾德里安·古尔，他认为那个人是个迂腐的傻瓜，这就是他请他一起吃饭的原因，请他来其实只因为他在外交部经济情报司供职。

几年以前，当他的公司在加纳和尼日利亚的生意做到了一定程度，他在伦敦商业区的西非委员会里就得到了一席之地。这个组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些总部设在伦敦的大公司的一种工会，开展西非贸易。它在生意上、因而也在金钱上涉及的面比别的委员会。比如东非委员会要大得多。所以，它每隔一个阶段就对西非的商业和政治两方面进行检讨，而通常这两方面在长时期内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委员会对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提出意见，然后事务部就根据他们的看法制定出符合英国利益的合理的政策。

詹姆斯·曼森爵士不是那样提出意见来的。他常常说他们目前应该建议政府如何在世界那个地区提高利润。他也时常是正确的。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他在这个委员会里听到银行、矿业、石油业和贸易各界代表主张尽快结束战争，这就等于说联邦方面很快就能取胜。

可以想见，当时这个委员会向政府提出，假如联邦方面能显示出他们将打赢战争，或者很快打赢，假如确切的英国消息来源立即证实这一点，那么联邦方面将得到支持。随后他们就眼看政府根据外交部的意见又犯了一个非洲问题上的大错误。仗不是打了3个月，而是打了30个月。哈罗德·威尔逊曾经被一种政策所束缚，要承认他的僚属可能以他的名义犯了错误，那真好比登月一样难。

由于曼森在矿业上的利益受到破坏，在整个战争期间铁路管理混乱，以致矿石不可能运到海岸，曼森损失得很惨。可是，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麦克兹恩迪在石油生产上比他损失得还惨。

艾德里安·古尔那时大部分时间曾任外交部驻这个委员会的联络官。这会儿他在一个回室餐间里和詹姆斯·曼森相对而坐，脸上流露出热望。

曼森对他说了些真情，可是绝日不提白金的事。他老是盯住锡谈，不过把含锡量夸大了。他说那当然是可以开采的锡矿。但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由于那儿的总统依靠那些俄国顾问，所以他就被吓退了。赞格罗政府分享采矿的利润确实能使他们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因此就会更加强大。可是，既然那个专制魔王几乎是俄国佬的一个傀儡，谁愿意用财富去使那个国家强盛呢？古尔全懂了，他那神情严肃的脸上充满了关切。

“实在是很难下决断呀，”他同情地说，“不过，我不得不钦佩你的政治嗅觉。眼下赞格罗破产了，那儿一片黑暗。可是它要是变富了……对，你说得相当有道理，的确是进退两难呀。你必须在什么时候把勘探报告和分析结果给他们？”

“只是迟早的事，”曼森咧开嘴笑了，“问题是，我怎么办？如果他们把这些东西交给大使馆里的俄国人的话，那么商务参赞就一定会察觉到这个锡矿是可以开采的。然后他们就会拼命地去投标。这样一来，实际上将是帮助了那个独裁者致富，以后天晓得会给西方制造什么麻烦。”

古尔思索了一会儿。

“我的确认为应当让你们几位知道。”曼森说。

“对，对，谢谢你。”古尔被吸引住了。“告诉我，”他终于说，“如果在报告里把表示每吨岩石中锡含量的数字减半会怎么样？”

“减半？”

“对，如果把数字减半，把你的样品显示出来的每吨岩石含锡量的百分之五十来表示纯度会怎么样？”

“哪，这个含锡量就显示出不能经济地开采。”

“那些岩石样品能从比方说一英里外的别的地区采到吗？”

“能，我想是能采到的，不过，我的勘探工作者发现了含量最丰富的岩石样品。”

“可是，如果他并没有发现，”古尔缠住不放，“如果他是从实际勘探的地方一英里外采到样品的，含量会低于百分之五十左右吗？”

“不错，会的。那样的样品可能会显示出甚至低于百分之五十的含量。不过，他是在勘探的地方采的。”

“在监督之下？”古尔问。

“不，就他一个人。”

“那儿没有他干过的真正的痕迹吧？”

“没有。”曼森回答，“只有一些在岩石上凿过的痕迹，早就长满草木啦。再说那里地处偏僻，音无人迹。”

他停了片刻去点燃一根雪茄。

“嘿，古尔，你真是个聪明的家伙呀。侍者，再来一杯白兰地。”

他们俩在俱乐部的台阶上相互打趣。门房给古尔叫一辆出租汽车送他回到“荷兰公园”街的古尔太太那儿去。

“最后有一言相告，”那个外交部官员在出租汽车车门旁说，“别把这件事泄露给任何人，我必须把这件事在司里归档，保密起来，只有你和我们外交部的人知道。”

“当然。”曼森说。

“我十分感谢你适时地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你不知道这给我们在了解经济动态方面的工作带来多大方便。我将始终冷静地观察赞格罗，一旦那儿发生了政治上的变化，你就是头一个得到消息的。再见！”

詹姆斯·曼森爵士目送着出租车开上了马路，就向停着的“罗尔斯——罗伊斯”车招了招手。

“你就是头一个得到消息的。”他重复着古尔的话。“我于得太对了，我该动手啦！”

他俯身透过乘客座位旁的车窗对坐在方向盘前的司机克拉多克说：“如果是那些不中用的家伙来创建我们的帝国，我们恐怕至今还只在怀特岛建立殖民地哩！”

“您说得完全正确，詹姆斯爵士。”克拉多克说。

当雇主上车后，司机把交通仪表盘滑动着打开了。

“到格洛斯特郡，詹姆斯爵士？”

“到格洛斯特郡，克拉多克。”

天上又下起毛毛雨来，此时，这辆豪华的大型高级轿车沙沙地驶过皮开迪利街和公园路，向A40号街和西区驶去，载着詹姆斯·曼森爵士到他的十个房间一套的公馆去。那个公馆是在三年前由一个公司花了25万英镑替他买下表示谢意的。公馆里还有他的妻子和19岁的女儿，不过，那是他自个儿赢得的。

一个小时以后，戈登·查默斯躺在妻子的身旁，由于争吵了两个钟头，感到又累又气。佩吉仰面躺着，两眼瞅着天花板。

“我不能那样干，”这句话查默斯已经说了许多遍了，“我就是不能伪造分析报告，去帮助那个可恶的詹姆斯·曼森赚更多的钱。”

沉默良久。从佩吉读了曼森写给他的银行的信，以及从她丈夫那儿听说将来经济得到保障，他们已经争执了多次。

“那有什么关系？”她在他身边的黑暗中低声说，“要是大家都这么说，这么干，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他得到采矿权，是俄国人得到采矿权，还是谁也得不到，管它呢！价格是涨是跌，管它呢！那有什么关系，那不过是些石块和金属粒儿罢了！”

佩吉在丈夫身边扭动着身子，两眼盯住丈夫模糊不清的面部轮廓。屋外，夜风吹动着老榆树的枝桠，发出嘎嘎的声响。那棵树紧挨着屋子，这所新盖的房子带有为残废女儿特制的设备。

当佩吉又开口说话的时候，她的语气变得十分热切了。

“可是，玛格丽特不是一块石头，我也不是几颗金属粒儿。我们需要那笔钱，戈登。我们现在需要，今后10年也需要，亲爱的。请你这一回别给《论坛报》或《民主喉舌》写那种倒霉信，还是照他的意图去做吧！”

戈登·查默斯依然凝视着在窗帘缝里露出的窗户，为了流通空气，窗户半开着。

“好吧！”他终于说，“你干啦？”她问。

“对，我就那样干吧。”

“亲爱的，你发誓，你答应我啦？”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答应你。”他俯视着她的脸，低声说。她把头枕在他毛茸茸的胸脯上。

“谢谢，亲爱的。别为那件事发愁，请你别发愁。过一个月你就会忘掉的。你会明白的。”

10分钟后她呼呼人睡了。这一夜她给玛格丽特洗澡，哄她上床，又和丈夫异乎寻常地吵了一架，已经使她累得精疲力尽了。戈登·查默斯依然凝视着黑暗。

“他们总是赢，”隔了一会儿他痛苦地悄声说，“那些狗杂种，他们总是赢。”

第二天是星期六，他驱车到5英里外的实验室去，给赞格罗共和国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分析报告。随后他又烧毁了分析笔记和分析报告的原件。把最重要的样品用车推进废物堆里，当地的建筑商会把它们运去搅和水泥，铺花园的小径。他把那份重写的报告挂号寄给董事长办公室的詹姆斯·曼森爵士，然后回家去，极力把这件事抛诸脑后。

这份报告星期一到了伦敦，而给查默斯支付款子的指示也同时寄给了银行经理。报告发到海外合同部，给威洛比和布赖恩特看，并且通知布赖恩特阅后第二天就离开伦敦，到克拉伦斯把报告送交给赞格罗的那个自然资源部部长。报告里还必须附上一封信，恰如其分地表示惋惜。

星期二晚上，理查德·布赖恩特就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1号候机厅里，等候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巴黎，他在那儿能获得正式签证，再换乘非洲航空公司的班机。离他100码的2号候机厅里，杰克·马尔罗尼拎着手提包，通过护照检查，搭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夜班“巨无霸”式喷气客机到肯尼亚的内罗毕去。他并没有忧愁的神色，在伦敦他也待腻了。在他的面前将是肯尼亚、太阳。丛林，有时还会巧遇狮子。

到了这个星期的周末，只有两个人心里明白水晶山里埋藏着的究竟是什么。一个答应他的妻子永远保持沉默，另一个正在筹划他下一步的行动。

第一部水晶宝山第四章

西蒙·恩丁踏进了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办公室，手里捧着一大堆卷宗，其中包括一份他写的100页长的关于赞格罗共和国的报告，还有一叠大幅照片和几张地图。他告诉上司带来了什么。曼森点头赞同。

“你搜集这些资料时，有人知道你是谁，在替谁工作吗？”他问。

“没有，詹姆斯爵士。我用了化名，谁也没有对此发生疑问。”

“在赞格罗有人知道搜集这些资料与他们有关吗？”

“不会。我使用现成的档案材料，虽然它们是十分稀少的。我到了几个本地和欧洲大陆的大学图书馆去，做标准的参阅工作，还读了一本赞格罗本国出版的旅行指南；尽管事实上那已经是五年前殖民时期的遗物了。我始终对他们说我寻找资料是写毕业论文，题目是《非洲殖民时期以及殖民时期以后的形势》，这不会有人不同意。”

“很好，”曼森说，“待会儿我再读这份报告，现在你先给我说个概况吧。”

恩丁答应着，从卷宗里取出一张地图，在办公桌上展平。这张地图显示了标着赞格罗的一部分非洲海岸。

“你瞧，詹姆斯爵士，它就像在这儿海岸上的一个飞地，北部和东部与这个国家接壤，南部边界很短，与这个国家交界。还有一面就是海了，在这儿。

“它的形状好似一只火柴盒，短的一条边沿海，长的几条边伸进内陆。在旧殖民时代争夺非洲时，边界完全是任意扩展的，在地图上只是标上几条线罢了。其实，那儿并没有生效的边界，由于几乎完全没有纵横的公路，所以只有一个关卡，这儿，在向北通往邻国去的公路上，所有陆上交通出入都从这条公路走。”

詹姆斯·曼森爵士琢磨了一下地图上的这块飞地，咧开嘴笑了。

“那么东部和南部边界怎么样呢？”

“没有路，先生。完全没有道路可以出入，除非你从丛林直穿过去，而大部分地方都是不可穿越的丛林。

“哪，从国土大小来说，它有7000平方英里，70英里沿海，100英里深入腹地。首都是克拉伦斯。200年前有一个船长首次到那儿去取淡水，从此那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在这儿——海岸的中点，离北部边界和南部边界都是35英里。

“首都后面是狭窄的沿海平原，除了丛林里土人的小块林间空地外，这是该国惟一的耕作区域。平原后面是赞格罗河，水晶山山麓小丘，然后是丘陵本身。此外，就是连绵不断的丛林，一直伸向东部边界。”

“别的交通情况？”曼森问。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公路了，”恩丁说，“从离海边相当近的北部边界发源的赞格罗河，流经除了南部边界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流入大海。在人海口，有几条防波堤和一二间棚屋，构成了一个小港口，供出口木材用。那儿没有码头，而木材生意自从独立以来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由于赞格罗河几乎与海岸平行，在60英里的流程中倾斜着入海，所以事实上它把这个国家划成两半，河岸向海的一面有一块沿海平原，海岸边是一片红树沼泽地，大小船只在整个海岸都无法靠岸；另一面河岸向着内陆。河东是丘陵，丘陵以外就是腹地了。这条河可以供驳船航运用，可是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它北边的邻国在海边有一个现代化的首都，那儿有一个深水港；赞格罗河就在一个淤泥堵塞的人海口终止了。”

“木材出口生意情况如何？木材是怎么运出去的？”

恩丁从卷宗里取出一张大尺寸的地图，把它放在桌上。他用铅笔轻轻敲着地图上赞格罗南部的出海口。

“木材是在内地采伐的，有河岸上的，也有西部山麓丘陵里的。那儿仍然有相当好的木材。可是自从独立以来，谁也对它不感兴趣了。伐下的圆木顺流而下到达海口，堆积在那儿。大船到了，可以停泊在近海处，用装上发动机的小船把木筏拖到大船旁，然后大船再用自己的摇臂吊杆把圆木吊上船。始终是小笔生意的。”

曼森神情专注地盯着那张大尺寸地图，上面包括了70英里的海岸，那条河流几乎和海岸平行，20英里的内陆，在海岸和大海之间有一条不可穿越的红树沼泽地，还有河后面的丘陵。他能认出水晶山来，不过他却闭口不提它。

“主要的公路呢？一定有几条路。”

恩丁越解释越起劲。

“首都在这短而宽的半岛向海的一端，面对公海。这儿有一个小港口，是这个国家惟一真正的港口。在这座城市后面，半岛就和主要的内陆连成一片。有一条公路通过半岛的中心，向内陆伸去6英里，一直向东。然后有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儿。右边有条岔路，那是7英里的一段红土路，接下去是20英里的黑土路，在赞格罗河出海口岸边终止。

“左边另有条岔路，向北去，经过河西平原，一直伸向北部边界。这儿的一个关卡由十来个睡眼朦胧的吊儿郎当的士兵守卫。有几个游客告诉我说，反正他们看不懂护照，所以也就不知道上面是否有签证。只要贿赂他们一二个英镑就能过去。”

“通往腹地的路怎么样？”詹姆斯爵士问。

恩丁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甚至还没有标出来，因为它太小了。其实，如果你顺着向北去的那条路走10英里，就有一条岔道向右拐，通往腹地。那是条土路，它穿过其余的平原，然后到达赞格罗河边，河上有一座摇摇晃晃的木桥……”

“这么说，那座桥是联结河两岸的这个国家两部分的惟一通道了？”曼森好奇地问。

恩丁耸了耸肩膀。“这是车辆交通惟一的通道。不过，那儿几乎没有车辆交通。土人靠独木舟渡过赞格罗河。”

曼森换了个话题，虽然他的眼光从未离开过地图。

“生活在那儿的部落情况如何？”他问。

“有两个部落，”恩丁说，“河东一直到腹地的尽头是文杜族人地区。其实，更多的文杜族人居住在东部边界上。我说过那儿的边界是不定的。文杜族实际上还处在石器时代。他们甚至很少渡河离开他们的丛林家乡。河西平原一直到海边，包括首都所在的半岛，是卡耶族人地区。他们仇视文杜族人，文杜族人也仇视他们。”

“人口呢？”

“在腹地的人口几乎无法统计。官方公布全国是22万人，也就是有3万卡耶族人和估计有19万文杜族人。不过，除了卡耶族人的人口数字可能是准确的以外，其他完全是猜测。”

“那么他们进行过选举吗？”曼森问。

“这仍然是世界上的秘密之一，”恩丁说，“反正那儿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他们有半数人不懂选举是什么意思，或者不知道他们选什么。”

“经济呢？”

“所剩无几啦，”恩丁回答，“文杜族地区什么也不生产。许多人仍靠在甘薯和木薯地里种点作物生活，那些地是由文杜族妇女在丛林中开辟的。妇女们什么活儿都干，活儿都非常轻。除非你付的钱多，她们才肯搬东西。男人打猎。儿童中流行疟疾、沙眼、血吸虫病，并且都营养不良。

“沿海平原地区有殖民时代的种植园，种着低品级的可可、咖啡、棉花和香蕉。那些种植园由白人管理，归白人所有，使用土人劳动。那些作物都不是高质量的，不过也足够满足一些定居在此地的欧洲客商和殖民当局了，并能换回一点硬通货币来支付最低限度的进口。自从独立以后，那些种植园都被总统国有化了，总统赶走了白人，把种植园给了他的党徒。现在那些种植园濒临绝境，到处蒿草丛生。”

“有数字吗？”

“有，先生。在独立前的最后一年，主要作物可可的总产量是3万吨。去年是1000吨，没有客商去买，那些可可仍然烂在地里。”

“那么其他作物呢，咖啡、棉花、香蕉怎么样？”

“香蕉和咖啡由于缺乏管理实际上已经不生产了。棉花遭到虫害袭击，那儿没有杀虫剂。”

“目前经济形势如何？”

“完全是灾难。破产，钱成了毫无价值的纸，出口降低到几乎没有，也无从进口。联合国、俄国和前宗主国政府给他们救济物资，可是这个政府总是到处去卖救济物资来捞取现金，因此，连那三个来源也断了路。”

“它是个名副其实的香蕉国吧，嗯？”詹姆斯爵士前哺地说。

“不折不扣的香蕉国。腐败、邪恶、野蛮。近海有丰富的鱼产，可是他们不会捕鱼。他们的两条渔船是由白人驾驶的，其中的一条被军队里的恶棍砸烂了，两条都不能用了。后来，船尾的发动机也锈坏了，就被扔了。因此，当地人患缺乏蛋白症，而山羊和鸡又不够分。”

“医疗方面呢？”

“克拉伦斯有一所联合国开办的医院。那是这个国家惟一的一所医院了。”

“医生呢？”

“有两名赞格罗人是有资历的医生。一个被捕死在牢里，另一个逃亡了。传教士被总统当做帝国主义势力赶跑了。他们多数是专门治病的传教士，还有牧师和神父。修女被训练当护士，可是她们也被赶走了。”

“那儿有多少欧洲人？”

“在腹地可能一个也没有。在沿海平原有两三名联合国派去的农学家和牧师。在首都大约有40名外交官，其中20名是俄国大使馆的，其余分散在法国、瑞士、美国、西德、东德和捷克使馆。此外还有5名联合国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5名技师、管理着发电机。机场塔台、自来水厂等等。那儿想必还有另外50名贸易商。经理、实业家，他们坚持下来希望情况能有所改变。

“事实上，6个星期前有过一场争吵，有一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被打得半死。5名非医疗人员的技师被胁迫离开那儿，他们都在各自的大使馆内避难。现在他们可能走光了，在这种情况下，水。电、机场将很快不能使用。”

“机场在哪儿？”

“在这儿，在首都后面半岛底部。那个机场没有国际标准，所以你想坐飞机去，就先得搭乘非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这儿——北部的一个国家，然后换乘小型双引擎飞机，那种飞机一星期三班到克拉伦斯去，法国公司获得了这项特许，尽管目前几乎是不经济的。”

“从外交的角度来说，谁是这个国家的朋友？”

恩丁摇了摇头。

“他们没有朋友。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因为那儿太混乱了，甚至非洲统一组织也被这个地区弄得十分尴尬。它是那么默默无闻，谁也不曾提起过它，新闻记者也不上那儿去，因为它从不引人注目。这个政府狂热地反对白人，所以谁也不愿意派工作人员到那儿去管理什么，并且也没有人去投资，因为有被戴党徽的阿猫阿狗没收的危险。那儿有一个党的青年组织，他们想揍谁就揍谁，因此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俄国人怎么样？”

“他们有最大的外交使团，在总统一窍不通的外交政策上，可能对总统影响最大。总统的顾问主要是莫斯科训练的赞格罗人，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在莫斯科上过学。”

“那儿有什么潜在的自然资源吗？”詹姆斯爵士问。恩丁缓缓地点点头。

“有的，只要好好管理这个国家，把自然资源开发出来，就完全可以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那儿人口少，需求也就较小，他们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此外，他们还需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建立起自己的地方工业，以出口一些产品换回少量的外汇，来支付一定的进口需要。其实，一些国际援助和开发机构是愿意帮助他们的，问题是这些机构派去的人员不断受到袭击，装备被捣毁，物资也全部落入政府官员们的腰包。”

“你说文杜族人干活不出力，卡耶人怎么样？”

“都一样，”恩丁说，“他们整日无事可做，如果发现似乎有人威胁他们，就逃进丛林去。肥沃的平原总会生长出足够的东西来养活他们，所以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很满足。”

“那么在殖民时代谁在种植园里干活呢？”

“哦，殖民当局从别的地方带进将近2万名黑人工人。现在那些人仍旧定居在那儿。算上他们的家庭，就大约有5万人了。可是，殖民当局从不给他们公民权，因此独立前他们没有参加过选举。如果有活儿干，他们仍要去干的。”

“他们住在哪儿？”曼森问。

“大约15000人仍然住在种植园的茅屋里，虽然由于机械全部被破坏，那儿再没有值得去干的活儿。其余的人都往克拉伦斯迁移，尽力做苦工维持生活。他们住在首都背后分散在公路上的贫民窟里，那条公路通往机场。”

詹姆斯·曼森对面前的这张地图凝视了5分钟，他苦苦地思索着一座山，一个疯子总统，一伙莫斯科训练的顾问和俄国大使馆。他叹7口气。

“一个多么混乱的地方呀！”

“这还是说得轻的，”恩丁说，“他们至今还在大广场聚集的百姓面前执行宗教性的处决哩。他们用大砍刀把犯人乱砍乱剁杀死，这真是一伙恶人。”

“确切地说，是谁在世界上造出了这么个天堂？”

恩丁答应着取出一张照片搁在地图上。

詹姆斯·曼森爵士瞧着照片上的一个中年非洲男人，头戴高顶丝质礼帽，身穿礼服大衣和方格子花纹的裤子。这张照片显然是在总统就职日拍的，因为有几个殖民当局的官员靠近一个庞大的公馆的台阶，站在背后。在闪闪发光的丝质礼帽下面不是一张圆脸，而是瘦削的马脸，鼻子两边有些深深的皱纹。嘴角向两边耷拉下来，使人瞧着像是对什么事情很不赞成。不过，那双眼睛却引人注目，眼神是呆滞的，就像在宗教狂的眼里看到的那种神态。

“就是这个人，”恩丁说，“一个狂人，手段恶劣得就像一条响尾蛇。它是西非的帕帕·道克。他耽于空想，和精灵相通，他就是挣脱白人奴役的解放者、他的人民的救世主、骗子、警察头子。猜疑的虐待狂、严刑逼供者、倾听上帝声音的人。梦幻预言家、至尊的总统阁下——让·金巴。”

詹姆斯·曼森爵士对那个人的脸凝视得更久些，他不认识这个人，可就是这个人控制着价值百亿美元的白金。

“我不知道世界是否真的注意到了他的所作所为。”他兀自想着。

他没有说出口，可是听了恩丁的叙述，早已存在心头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六年前，殖民势力统治着这块如今叫赞格罗的飞地。他们渐渐认识到世界的舆论，决定准许这块飞地独立。他们在对建立自己的政府毫无经验的人民中间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做得过于仓促，并且确定在第二年进行大选，实行独立。

当时有五个政党吵成一团糟。其中两个完全是部落性质的，一个声称要照顾文杜族人的利益，一个则要求照顾卡耶族人的利益。另外三个政党各自确定了自己的政纲，都假装要援助部落人民。其中有一个是保守党，由一个在殖民主义者手下做过官，并且得到宠爱的人领导，他保证将继续和宗主国保持密切关系，不说别的，地方上发的纸币就靠宗主国维持，可供出口的土产也是由宗主国保证购买的。第二个政党是中间派，人少而且很软弱，由一个知识分子领导，他是在欧洲得过学位的教授。第三个党是一个激进党，由一个根据治安条例在监狱里关了几次的人领导，这个人就是让·金巴。

在大选前很久，他的两个助手就秘密离开赞格罗飞往欧洲了。他们在欧洲上学期间就和俄国人有过接触。俄国人在反殖民主义的街头示威游行中发现了他们，于是他们就领受奖学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帕特里克·卢蒙巴大学里完成了学业。飞赴欧洲后，他们和从莫斯科来的间谍会面，谈话完毕，他们收下一笔钱，听取了非常实际的重要的意见。

金巴及其党徒用这笔钱组成了一个文杜族人政治恶棍的班子，完全不理睬占少数的卡耶族人。这个政治班子到无人监督的腹地去开展工作。他们杀了几个敌对党的领导人，然后走访了文杜族所有部落的头人。

经过几次纵火焚烧和挖眼珠子，部落的头人得到了教训。当大选来临时，头人就命令他的族人投票选金巴。他们遵照一种简单而实际的逻辑，那就是用武力进行惨痛报复的人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而对软弱无力的政党不予理睬或者加以嘲弄。

就这样，金巴赢得了文杜族的绝大多数，因此他得到的选票总数超过了敌对党和卡耶族人的总和。由于他劝说头人们按他的要求多报村里的人数，所以文杜族人几乎增加了一倍，这帮了他的忙。殖民政府的官员所作的初步的人口普查是根据各村头人的誓词来统计各村人数的。

殖民当局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没有仿效法国，去保证一个殖民当局的亲信在首次重要的大选中获胜，然后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保证一个白人伞兵连永远去支持一个执政的亲西方总统，他们没有那样做，反而让他们最凶恶的敌人赢了。大选之后一个月，让·金巴宣誓就任赞格罗首任总统。

这以后就沿着传统的道路走了。那四个政党以“分裂主义势力”的罪名被查禁了，接着那四个党的领袖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下狱。在把党的经费转交给这个解放者金巴以后，他们都死于监狱的酷刑之下。排外的文杜族军队一露面，殖民军队和警察里的军官就被遣散了。殖民政府的宪兵原来大多是卡耶族士兵，也同时被遣返回乡。他们坐着六辆卡车离开首都后，就朝着赞格罗河边一个僻静的地方开去。这时，机枪一起向那六辆卡车开火。那些受过训练的卡耶人就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在首都，警察和海关人员主要是卡耶人，他们被准予留下来，不过，他们的枪没有子弹，子弹都拿走了。文杜族军队得了势，一个恐怖王朝开始了。达到这样的局面用了18个月的时间。没收种植园以及殖民者的财产买卖开始后，那儿的经济持续下降。没有一个受过训练的文杜人去接管，哪怕以有限的效率来经管几个企业。可是，不管怎么说，财产都分给了金巴的党徒。殖民者才离开的时候，从联合国来了几名技师去经管必需的基本企业。然而，在目睹那儿的暴行之后，他们多数人或迟或早都给各自的政府写了信，坚决要求调离。

经过几次短促而凌厉的恐怖活动的警告，胆小的卡耶人完全臣服了，连河对岸的文杜人村落的头人也因为对大选前许下的诺言稍有微词而受到野蛮的警告。从此，文杜人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到丛林中去。反正，在他们的记忆里，首都发生的事情从来对他们就是毫无影响的，所以他们也能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境遇。依仗文杜族军队和情绪不稳定的极其危险的十几岁的毛孩子——这些孩子组成了党的青年运动，金巴及其一伙党徒继续了自从克拉伦斯时代以来的统治，完完全全是为了营私谋利。

有些营私谋利的方法是骇人听闻的。在西蒙·恩丁的报告里有一个例子。有一次，金巴由于没有拿到一笔买卖中他的一份利润而感到很失望，就把那个当事的欧洲贸易商打入牢里。然后，他派一个使者到商人的妻子那儿去，告诉她除非付出赎金，不然就给她邮寄来她丈夫的脚趾、手指和耳朵，还出示她丈夫的一封亲笔信证实这一点。于是这个妇女从丈夫的贸易合伙人那儿筹集了50万美元付赎金。那个商人被释放了，不过他的政府慑于联合国中黑人的舆论，敦促他保持沉默。报社也从未听说过此事。另外还有一次，有个原殖民政府的侨民被抓到前殖民地的警察兵营里殴打，那个兵营已变成军队营房了。他们给司法部长付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贿赂金后才获释。显然，一部分是交给金巴的。他们的罪名是当金巴的汽车驶过时没有鞠躬。

独立后的五年里，所有可以想像为金巴的对手的，不是被翦除，就是被迫逃亡，而逃亡还算是很幸运的。结果弄得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也没有别种具有资历的人留在那个国家里了。这首先是因为对那些人的需求很小，再说金巴对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都怀疑，认为他们可能是敌人。

这些年来，他形成一种精神恐惧症，越来越害怕被暗杀，所以他从不出国门一步。他很少离开他的宫殿，一旦离开必定扈从如云。那儿各种各样的火器都集中起来被没收了，其中包括猎枪鸟枪，可以用这些火器来补充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子弹和火药也不准进口了。因此，内陆的文杜族猎户到海边去购买他们打猎需用的火药，往往空手而回，只得把无用的土枪挂在茅屋里。在城市里连带大砍刀也是禁止的。如果携带任何一种武器就会被处以死刑。

当詹姆斯·曼森爵士终于弄通了这份冗长的报告，琢磨了那个首都、总统府和金巴的照片，研究了那些地图之后，他又把西蒙·恩丁召来。西蒙·恩丁十分奇怪，不知道他的上司干嘛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国家那么感兴趣，于是他就去问10楼隔壁办公室里的马丁·索普。索普只是咧开嘴笑了笑，用僵直的食指在鼻翅上轻轻碰了一下。

索普也不能完全肯定，可是恩丁疑心他是清楚的。他们俩都很懂得，当他们的雇主在想主意和需要情报时是不能去发间的。

第二天，当恩丁向曼森汇报时，曼森站在楼顶办公室厚玻璃板窗旁他喜欢站的地方，俯视着大街，街上一个个矮小的人正在忙着各自的生计。

“西蒙，有两件事我需要进一步了解。”詹姆斯·曼森爵士直截了当地说，走回他的办公桌旁，桌上摊着恩丁的报告。

“你在这儿提到过发生在那个首都的一场争吵，大约是发生在六七个星期之前。我从当时在场的一个人那儿得到一份报告，也说起那场争吵。他提到谣传有人企图刺杀金巴。那件事的详情如何？”

恩丁松了口气。他从自己的消息来源也听说过同样的事，不过他认为此事太小，不值得写进报告里去。

“每回总统做噩梦，就会发生大搜捕，流传有人企图刺杀他的谣言。”恩丁说，“一般说来，那只是他想逮捕和处决某人的正当理由罢了。这一次是在1月下旬，轮到了军队的司令官博比上校。有人私下里告诉我，两人发生争吵是因为博比做成了一笔交易，金巴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扣引起的。当时，联合国医院有一批运到的药品，被军队在码头旁没收了，并且盗走了一半。博比是负责的，被盗走的一部分药品在黑市上到处出售。卖掉后所得的钱想必是给了金巴的。然而，当联合国医院的院长向金巴提出抗议并且要求辞职时，无论如何他会提到盗走的那批药品的真实价格，那个数字比博比向金巴承认的大得多。

“这样一来，总统就发了疯，派出几个自己的警卫去找博比。他们彻底搜查了这个城市抓捕他，乱捕乱抓了一气。”

“那么博比呢？”曼森问。

“他逃走了。他坐上一辆吉普车到了边界，然后扔掉吉普，步行穿过边界哨卡周围的丛林。”

“他是属于哪个部族的？”

“说也奇怪，是混合种。一半文杜族，一半卡耶族，可能是40年前一个文杜族人袭击一个卡耶族人村庄的结果。”

“他是金巴新军队的呢，还是旧殖民军队的呢？”曼森问。

“他曾是殖民政府宪兵队的一名下士，所以他可能受过某种形式的基本训练。后来，在独立前他由于酗酒和不顺从被降级了。金巴掌了权，一开张就把他找回来，因为他至少需要一个能认得枪口和枪托的人。在旧殖民时代，博比自称是卡耶族人，可是金巴一掌权，他就发誓自己是一个纯种文杜族人了。

“既然博比看到了当时刮着什么风，就跑到金巴那儿去，并且发誓效忠于他。那么，他比殖民地的总督要精明一点，那个总督在票数证实之前是不相信金巴会在大选中获胜的。金巴留用了博比，甚至还晋升他当军队的司令，因为让半个卡耶人去对金巴的卡耶人政敌进行报复，看来比较好。”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曼森沉思着问。

“大恶棍，”恩丁说，“人形猩猩。像真猩猩一样没有头脑，倒有一些低等动物的狡猾。这两人的争吵只是两个贼分赃不均的问题。”

“他是西方训练的？不是共产党吗？”曼森强调地问。

“不，先生，不是共产党，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可以收买吗？愿意为钱而合作吗？”

“当然。他现在的日子一定过得很穷。他不可能在赞格罗国外有许多钱。只有总统才能捞到大把的钱。”

“他如今在哪儿？”曼森问。

“我不知道，先生。总在什么地方过着流亡生活。”

“好，”曼森说，“不管他在哪儿都要找到他。”

恩丁点点头。“要我去拜访他吗？”

“还不必。”曼森说，“还有另外一件事。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包罗万象，可就差一个细节——军事方面没有写。我想要一个对总统府内外以及首都军事保卫情况的完整分析。有多少军队，多少警察，多少总统的私人保缥，他们驻扎在哪儿，是否尽职，训练水平和经验如何，一旦遭到进攻他们能拿出多少作战力量，使用什么武器，是否会使用武器，有什么后备部队，兵工厂在哪儿，是否到处都有卫兵站岗，有没有装甲车或者大炮，是否由俄国人训练这支军队，克拉伦斯是否有出击力量，实际上，我要的是全部情况。”

恩丁惊愕地盯着他的上司。“一旦遭到进攻”这句话索绕在他的脑际。这个老家伙到底在转什么念头，他很想知道；不过脸上却依然不动声色。

“这就是说，要亲自去一趟，詹姆斯爵士。”

“对，我认为是这样。你有化名的护照吗？”

“没有，先生。无论如何我无法提供那样的情报。这需要对军事方面有正确的判断，以及有关非洲军队方面的知识。我服国民义务兵役已经太晚了。我不懂军队或者武器方面的知识。”

曼森又回到窗前，凝视着伦敦中心商业区。

“我明白，”他轻声说，“这需要一个士兵去写这样的报告。”

“詹姆斯爵士，你几乎不能找到一个军人到那儿去完成这种使命，花多少钱也不成。再说，一个军人的护照上一定要写上他的职业。我上哪儿去找一个军人到克拉伦斯去搜集这种情报呢？”

“有这种军人，”曼森说，“他们叫雇佣兵。谁花钱，花大钱雇他们，他们就替谁打仗。我准备那样干。因此，你去给我找一个既有头脑又有主动精神的雇佣兵来。最好的雇佣兵在欧洲大陆。”

“猫儿”香农躺在蒙马特尔一家小旅馆的床上，瞅着嘴里的烟卷向天花板冒出的袅袅青烟。他厌倦了。自从他从非洲归来以后，几个星期里，他把积蓄的钱大部分都耗费在周游欧洲，谋求再订一份雇佣合同。

在罗马，他见到他认识的天主教神父的招募广告，希望以他们的名义到南苏丹去建立一个内陆的简易机场，使医药供应物资和食品能运进内陆去。他知道有三股单独的雇佣兵在南苏丹打仗，帮助黑人在内战中打北部阿拉伯人。在加勒扎河省，有另外一支英国雇佣兵队伍，为首的是隆·格雷戈里和里普·柯尔比，他们领导一支丁卡的部落土人打仗，在苏丹军队使用的公路沿途布下地雷，企图炸毁英国萨拉丁式装甲车。在南方赤道省，罗尔夫·斯坦纳建了一个兵营，想必是在训练当地人学习军事。不过，有好几个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在东部的上尼罗省，有一支强大得多的军队，那儿有四个以色列人在训练部族人，并且用在1967年埃以战争中以色列从埃及手里夺来的大批武器存货来武装他们。南苏丹三省的战争使大批苏丹的陆军和空军驻扎在那儿，脱不开身，因此有五个埃及空军中队驻扎在喀士穆周围的空军基地，而不能用来对付苏伊士运河岸上的以色列人。

香农走访了驻巴黎的以色列大使馆，并且和武官谈了40分钟话。那个武官斯文地听完了，然后斯文地谢过他，末了只是斯文地送他出去。那个官员反复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南苏丹叛军方面没有以色列顾问，因此他帮不上忙。香农毫不怀疑这次谈话会被录下来送往特拉维夫，可是他怀疑他还会再听到。他承认以色列人打仗是第一流的，在情报工作上也屈指可数，然而，他认为他们对黑非洲一无所知。他们在乌干达面临失败，并且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惨遭败北。

除了苏丹以外，别处的生意就很少了。一时谣传四起，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招雇佣兵去训练柬埔寨反共的苗人，还有人说，一些波斯湾的酋长国的酋长们很信赖英国军事顾问，正在寻找将完全成为他们随从的雇佣兵。这个谣传一说是准备在酋长国腹地替酋长打仗，一说是负责保卫王宫。香农对所有这些谣传都很怀疑。首先他压根儿就不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而阿拉伯人在决策的时候也不比中央情报局强多少。

在波斯湾、柬埔寨和苏丹之外，机会就更少了，并且也没有像样的仗可打。其实，他预见十分恼人的和平即将出现了。剩下的一个工作机会是去给一个欧洲军火商当保嫖。有这样一个巴黎的军火商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因而需要有人对他妥加保护，香农从那个人身上找到了工作的门路。

那个军火商听说香农住在城里，并且知道他本领高强，动作敏捷，于是就派了一个密使和他商议。“猫儿”香农并没有真的拒绝，却又不很热心。那个军火商由于干了蠢事而正陷入困境：这是一件小事，他运了一批武器给爱尔兰共和军，然后又向英国人通风报信，泄露武器在哪儿上岸，于是就引起了一些人被捕，这使那些颠覆分子发怒了。后来他又到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向保安机关道歉。此事又泄露出去，颠覆分子因此大为震怒。他聘请保缥的目的主要是想把仇敌吓跑，直到他们消了气，把这件事忘记。有了香农做保缥，就可以把大部分职业枪手乘还活着的时候都赶走。可是爱尔兰共和分子是极端好战的，他们可能不肯善罢甘休，因此就会发生一场枪战，法国警方对那些血泊之中的芬尼亚运动分子躺在他们的一条街上是很不赞成的。再说，由于香农是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他们也决不会相信正是香农在尽他的职责。不过，到底干不干，香农还没有定。

3月已经过去了10天，可是天气依然阴湿寒冷，由于连日霍雨，巴黎变得令人讨厌。在巴黎，出门得拣好天气，待在室内又要花费很多钱。香农尽量省着用积蓄下来的一点美元。所以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十几个人，他认为从他们那儿能听到引起他兴趣的消息，然后就时常待在旅馆的房间里读几本平装本小说。

他躺着，两眼瞅着天花板，思念着家。这并非说他当真还有一个家，因为缺少一个更合适的字眼，他还是思念起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来，在那儿，连绵不绝的野草丛和矮树蔓延在蒂龙和多尼戈尔的边界上。

他在靠近卡塞尔德格小村的一个地方出生长大，这个小村属蒂龙郡，而在和多尼戈尔接壤的边界上。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离那个村子一英里外的山坡上，向西能眺望多尼戈尔。

人们把多尼戈尔叫做“上帝忘记完成的一个郡”，那儿只有几棵树，都向东弯着腰，不断吹来的北大西洋的风把它们吹弯了。

他的父亲开了一家亚麻厂，生产优质的爱尔兰亚麻。在那个小地方，他算是当地的乡绅了。他是个新教徒，而几乎他所有的工人和当地的农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这两种教徒从不交往，所以小卡洛不和别的孩子玩耍，却在马群里和马交上了朋友；那儿是一个多马的乡村。他还不会骑自行车就会骑马了。5岁时，他自个儿就有一头小马驹。他还记得他骑上那头小马驹到那个村子的老萨姆·盖利先生开的糖果铺去买半便上水果粉。

8岁时，他在母亲的催促下，被送往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他的母亲是出身富家的英格兰人。因此，在以后的10年里他学做一个英格兰人。实际上，无论是说话还是姿态，北爱尔兰人的痕迹在他身上已经消失了。假期里他回家去，又跑进荒野，走向马群，可是卡塞尔德格小村附近和他同岁的人他却都不认识，所以假期里虽然他很健康，却觉得十分孤单，他时常久久地在风中策马飞奔。

22岁那年，他在皇家海军陆战队里当一名中士。正在这时，他的父母在贝尔法斯特的公路上因撞车身亡。他回家奔丧，那时他腰系黑皮带，打着绑腿，头戴突击队员的绿色贝雷帽，出落得十分英俊。丧事过后，他把衰败得行将破产的亚麻厂卖掉，封上家门，又回到扑茨芬斯去了。

那是11年以前的事了。他在海军陆战队服满了5年兵役后，又回去过平民的生活。他混过好几个差事，直到后来被一家影响遍及非洲的伦敦贸易公司录用当职员。在伦敦见习期间，他懂得了公司的组成，懂得了做交易和积累利润，懂得了建立控股公司和在一家谨慎的瑞士银行开户头的价值，他懂得了这些事情的复杂性。在伦敦待了一年以后，他升任该公司乌干达分公司的副经理，他就是从那儿悄然离去，开车进入刚果的。就这样，最近6年他过着一个雇佣兵的生活，时常是一个亡命之徒。他充其量也不过被看做是一个受雇的士兵；说得最难听的，是一个雇佣的刽子手。麻烦在于一旦他以雇佣兵闻名，就休想再回头了。在公司里谋一个职位并不是问题，可以办到的，必要时甚至化个名就能行。再说，即使处境每况愈下，他也可以去当卡车司机、警卫，或者干别的体力活儿。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坐在办公室听候一个身穿深灰西服的小个子男人的吩咐；眼望着窗外，却回想起丛林地区。那摇曳的棕榈树、汗味儿和火药味，把吉普车拉过桥时人们发出的抗议声，在进攻前令人毛骨惊然的枪炮声，仗打过后因还活着而发出的粗野残忍的欢笑声。回想着这一切，再回头去理账和赶上下班的火车，这样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他明白，一旦去干这样的工作，他会苦恼至极。因为非洲就像一只采采蝇一样咬人，一旦毒汁进入血液，就永远也不能除去。

就这样，他躺在床上，又抽了几支烟，非常想知道下一次的生意在哪儿。

第一部水晶宝山第五章

西蒙·恩丁懂得，任何人间信息，包括第一流的雇佣兵的姓名地址，在伦敦是必定可以设法了解到的。惟一的问题是要知道从哪儿开始找，向谁打听。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沉恩丁一个钟头，然后出去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舰队街”。通过在伦敦最大的一家日报社采访部做事的一位朋友，他得以走进剪报图书馆，请档案保管员替他找他想研究的剪报册。他花了两个小时研读那些代办处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过去10年英国各报有关雇佣兵的剪报。其中有涉及加丹加、刚果、也门、越南、柬埔寨、老挝、苏丹、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的文章，包括新闻、评论、社论、特写和照片。他把它们都看了一遍，并且对作者的名字特别留意。

在这个阶段，他没有去寻找某个雇佣兵的名字。因为反正他们的真名、假名、化名、绰号实在太多，他有点怀疑其中有些是假的。他在寻找一个研究雇佣兵的专家的名字，一个作者或者是一个记者，他们的文章似乎使人足以相信作者本人对他的研究题目是精通的。这样的作者能引导他走出迷宫，不被对手的自诩或者尚未证实的功绩所迷惑，而能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来。看了两个小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寻求的名字，尽管以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人。

在过去的三年中，有三篇文章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他显然是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作者似乎对他所写的内容很了解，并且提到出生在十几个不同国家的雇佣兵。他既不对他们加以溢美之辞，也不过分渲染他们的经历来耸人听闻。恩丁记下了这个作者的姓名和登载那些文章的三份报纸。看来这个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他又挂了一个电话给那位报界的朋友，终于打听到那个作家的住址——在伦敦北区一套小公寓里。

当恩丁离开曼森大厦，从地下停车场找到自己的“柯维蒂”车时，已夜幕四垂。他驾车向北开去，寻找那个作家的公寓。到那儿时，他看见公寓的灯已经熄灭了，按门铃也不见有人答应。恩丁希望这个人别出国去，而住在地下室的一个女人证实他并没有出国去。他看见这所房子既不宽敞也不漂亮，心里很是高兴。他希望这个记者就像任何一个自由撰稿人那样手头桔据而希望捞点外快。他拿定主意明天再来。

第二天早晨8点刚过，西蒙·恩丁就又去按那个作家的电铃。半分钟后，从装在木框上的铁格子窗传来叮当一声。

“你好，”恩丁对铁格子窗说，“我叫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我是一个商人。不知道是否能和您谈谈？”

门打开了，他上了四楼，那儿有一扇门向着楼梯口的走廊开着。站在门里的是他昨天来找过的那个人。当他们在起居室里坐定时，恩丁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我是中心商业区的商人，”他撒起谎来倒口齿伶俐，“我来这儿从某些方面说来是代表一个国际财团的朋友们，这些朋友所共有的，就是我们在西非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

作家谨慎地点点头，呷了一口咖啡。

“目前，不断传来那儿可能发生政变的报告。那个总统是个温和派，是一个相当好的人，政绩不错，深得民心。我的一个生意朋友听他的一个工人说，如果发生政变，很可能是共产党支持的。听懂我的话了吗？”

“懂，往下说。”

“好，人们认为军队中只有一小部分会支持政变，除非政变发生得太快，使他们不知怎么才好，军队里群龙无首。换句话说，一旦政变发生，如果大部分军队看到政变会成功，无论如何，他们是会去支持政变的，可是，如果发生政变而成败参半，那么军队里的大部分人——我们可以肯定——是会支持总统的。正如你所知道的，经验表明政变之后的20小时是成败的关键。”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作家问。

“听我解释下去，”恩丁说，“一般的看法是，为了要使政变成功，阴谋家就必须刺杀总统。如果总统健在，那么政变就会遭到失败，或者连企图政变都不可能，这样，一切就都会平静了。因此，总统府的安全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并且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和外交部的几位朋友联系过，他们认为调派一个职业英国军官去做总统府内外的安全顾问是办不到的。”

“是这样？”作家又呷了几口咖啡，燃上一支香烟。他认为这个来访者大圆滑了，圆滑过头了。

“因此，总统准备根据合同，接受一个职业军人来做顾问，对有关总统个人的一切安全事务提出建议。他寻找的对象是能到那儿去，并对总统府和总统府的一切安全方面的布置作完全彻底的检查，堵塞总统周围现有一切安全措施上的漏洞。我相信这样一种人，一种无需在自己国家的旗帜下打仗的称职的军人，他们的名字叫雇佣兵。”

这个自由撰稿人连连点头。他有点怀疑这个自称哈里斯的人说的话，觉得不免失实。首先，如果总统府的安全果真那么重要，英国政府是不会反对提供一个专家去当加强安全事务的顾问的。其次，在伦敦斯隆街22号还有一个完全专门化的公司，叫“环球表链公司”，它的专门业务恰如它的名称所示。

他三言两语就把这些疑点给这个哈里斯指了出来，但这丝毫也没有使哈里斯觉得狼狈。

“啊，”恩丁说，“显然我只好直言相告了。”

“那才有用哩。”作家说。

“问题的要害是，你知道，英国政府可能会同意派一个专家只是去做顾问，不过，要建议总统府的保安部队普遍进行重新训练，以及对此提出应急措施，从政治上说，这个由政府派去的英国人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总统希望给这个人在幕僚中委任一个长期职务，恐怕也不行。至于说‘表链公司’，一个退伍的特种空军勤务处的军人固然很好，不过，即使他身居总统府卫队之中，政变还是照样会策划，仗还是照样会打起来。你知道非洲别的地方会怎么看‘表链公司’去的人员？那些黑人多数认为‘表链公司’和英国外交部有某种方面的联系才派人去的。然而，一个纯粹的局外人，虽说没有相当的身份，却至少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不会使总统被人讥笑为卑劣的老牌帝国主义的走狗。”

“那么你需要什么呢？”作家问。

“一份称职的雇佣兵的名单，”恩丁说，“一个有头脑和有主动性的雇佣兵，为了挣钱而去干一件熟练的活儿。”

“可是找我干吗？”

“我们当中有一位从你几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记起了你的名字。那篇文章是信得过的。”

“我是卖文度日的。”自由撰稿人说。

恩丁轻轻从口袋里抽出20张10英镑一张的钞票，放在桌上。

“那么，给我写吧。”他说。

“写什么？写一篇文章？”

“不，写一个摘要。一张名单以及那些人的行踪。你也可以口述。”

“我写吧。”自由撰稿人说。他走到一个墙角里，那儿放着一张写字台，上面是一台打字机和一堆白纸。在这个隔墙很少的公寓里，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工作的地方。他把一页纸夹进打字机里，不停地打了50分钟，有时查阅一下桌旁的一叠卷宗。他打完后站起身，手里拿着三页四开的纸，走向等候着的恩丁，把纸递了过去。

“这些人是眼下最棒的，有6年前在刚果的比较老的一代，也有后起之秀。他们能胜任指挥一个排，这个我不担心。光个子大而没有头脑对你毫无用处。”

恩丁接了过来，神情专注地研究起那几页纸。

上面写的内容如下：

拉莫林上校。比利时人，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1964年在莫伊斯·冲伯领导下进入刚果。可能是得到比利时政府完全同意的。第一流的军人，按照“雇佣兵”这个词的真实意义来说，他算不上是真正的雇佣兵。建立过第六突击队（说法语士兵），指挥该队直至1965年，他移交给德纳特，然后离开那儿。

罗伯特·德纳特。法国人。警察出身，并非行伍中人。1961年至1962年在加丹加省脱离刚果时，可能当过宪兵队的顾问。在脱离刚果的行动失败、冲伯流亡之后，他也离开了。替雅克·福卡特指挥过法国雇佣军在也门打仗。1964年返回刚果，加入拉莫林的部队。在拉莫林离职后，接任指挥第六突击队至1967年，他半心半意地参加了1967年第二次斯坦利维尔反叛（雇佣军的哗变），被自己军队的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受了重伤。飞往罗得西亚去治伤。1967年雇佣军从迪洛洛侵入刚果时，试图返回部队。战事拖了很久，终于大败，有些人说是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贿赂。自此以后，他住在巴黎。

雅克·施拉姆。比利时人，由种植园主转为雇佣兵，外号“黑雅克”。早在1961年就在加丹加省组成自己的部队，在加丹加企图脱离刚果时，他显得出类拔萃。此次行动失败后他是最后一个飞往安哥拉去的人之一。他和加丹加入部下在安哥拉等待着，直至冲伯返回，然后重又开入加丹加。经过1964至1965年的平定西姆巴叛乱，他的第十突击队多少得到了独立。没有参加1966年首次斯坦利维尔的叛乱（加丹加入的哗变），把雇佣军和加丹加入合为一体。发动1967年斯坦利维尔哗变，后来德纳特也参加了进去。在德纳特负伤后担任联合指挥之职，领导向布卡武进军。1968年被遣返回国，自此尚未获得任何雇佣兵的工作。

罗杰·福尔奎斯。是一个得过许多勋章的法国职业军人。在加丹加脱离刚果行动中，他可能是由法国政府派往加丹加的。后来指挥曾在也门替法国打过仗的德纳特。他没有卷进雇佣兵在刚果的战役。在尼日利亚内战中，他接受过法国的命令，发动过小规模的战役。作战勇猛异常，不过，由于负伤，目前几乎残废了。

迈克·霍尔。英国人，后为南非人。在加丹加脱离刚果行动中任雇佣军顾问，与冲伯结为密友。当冲伯恢复力量，组成说英语的第五突击队时，他被邀请回到刚果。指挥大部分平定西姆巴叛乱的战役。1965年退休，把指挥权交付彼得斯。相当富有，半退休了。

约翰·彼得斯。1944年在首次雇佣军进行的战争中加入霍尔的部队。晋升为副指挥。作战勇敢，残忍至极。几名在霍尔手下的军官不愿意受彼得斯领导，纷纷调职或离开第五突击队。1966年末退休，很有钱。

注意：上述六名算作“老一代”，由于他们系参加加丹加与刚果人的战争的最早的几名雇佣兵，并且由此出名。下列五名除了鲁现年45岁以外，其余年龄均较轻，而被视作“年轻一代”，可能因为他们在刚果时是青年指挥官，或者由于刚果而出了名。

罗尔夫·斯坦纳。德国人。初次开始雇佣兵生涯是福尔奎斯组织的参加尼日利亚内战的军队里。他坚持留了下来，并且领导这支军队的残部达9个月。后被解雇。签约替南苏丹打仗。

乔治·施罗德。南非人。在刚果第五突击队的霍尔及彼得斯手下服务。在那个部队的南非小分队里是很有名的。他们选择他继承彼得斯做头儿。彼得斯勉强同意，把指挥权交付他。第五突击队解散后几个月被遣送归国。自此音讯杳然。现住在南非。

夏尔·鲁。法国人。在加丹加脱离行动中，他还非常年轻。很早就离开那儿经由安哥拉到南非去。一直待在那儿，1964年才随同南非人回刚果，在霍尔手下服务。和霍尔吵翻后，加入德纳特的部队。晋升后调至第六突击队辅助部队，在第十四突击队任副指挥。参加1966年在斯坦利维尔的加丹加入叛乱。在此次叛乱中他的部队险些全军覆没。后来由彼得斯偷偷送出刚果。1967年5月和几个南非人一起飞回刚果，加入施拉姆的部队。也参加了1967年斯坦利维尔的叛乱。在德纳特负伤后，被提议担任第十及第六突击队的全盘领导，那时两队已经合并了。战败，在布卡武的一次出击中负伤，经过基加利逃回国去。自此没有参加过战争。现住在巴黎。

卡洛·香农。英国人。1964年在霍尔的第五突击队服务。不愿在彼得斯手下干。1966年调至德纳特部队，加入第六突击队。在向布卡武的进军中由施拉姆领导，杀出重围。1968年4月随同最后一批雇佣兵回国。志愿参加尼日利亚内战，在斯坦纳手下服务。1968年在斯坦纳免职后接管残部。领导这支部队直至失败。据信正待在巴黎。

卢西恩·布鲁恩。别名保罗·勒鲁瓦，法国人。说一口流利英语。在法军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是应征入伍的军官。正常退伍。1964年在南非，志愿赴刚果。随同南非分队到刚果，参加霍尔的第五突击队。有战功，1964年末负伤。1965年回刚果。不愿在彼得斯手下干，1966年初调至德纳特部队的第六突击队。1966年5月因察觉到即将发生的反叛离开刚果。尼日利亚内战中在福尔奎斯手下服务。负伤后回国。重回刚果，谋取军队指挥权。这一企图失败后，1968年回国。现住在巴黎。聪明过人，并且非常有政治头脑。

恩丁看完后仰起头。

“这些人都能找来去干这份差事？”他说。

作家摇摇头。

“我很怀疑，”他说，“我把所有能干这份工作的人统统写了进去，至于他们是否愿意，那自当别论。这取决于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他们将指挥的人数，因为老一代的雇佣兵有一个声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迫切需要干这份工作。老一代的，有些大概都退休了，日子过得很富裕。”

“请把这些人指出来。”恩丁请求道。

作家弯下腰，在名单上寻找着。

“首先是老一代。拉莫林你别想找到了。其实，他一直是比利时警方的外围，他是坚强的老手，受到部下的尊敬。如今他已经退休了。另一个比利时人黑雅克·施拉姆，现已退休，在葡萄牙经营养鸡场。至于法国人罗杰·福尔奎斯，也许是法军退伍军官里获得勋章最多的一个。他也受到在他指挥下作战的外籍军团内外的尊敬，被别的雇佣兵看作君子。可是他也负伤致残，最后一次签约去打仗以失败告终，因为他委派一名部属去指挥作战，结果吃了败仗。如果这位上校当时亲自在那儿，可能不会被打败的。

“德纳特在刚果战绩不错，不过，他在斯坦利维尔头部受了重伤。现在也不行了。法国雇佣兵仍然和他保持联系，想找一口饭吃。不过，自从在迪洛洛惨败之后，他没有领导或者执行过一项雇佣军的行动。这有点奇怪。

“至于那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迈克·霍尔，已经退休了，生活相当富裕。也许他会被100万英镑的计划所引诱，不过，即使有那么多他也未必肯去。他最后一次入侵是到尼日利亚，在那儿他给内战双方都提出一个方案，开口就要50万英镑，而内战双方都拒绝了他。约翰·彼得斯也退休了，现在新加坡开办工厂。这六个人在全盛时期挣过不少钱，可是对于那种在今天可能被称为比较小的。技术性也较强的任务，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适合的，其中有些原因是他们不愿去，或者干不了！”

“那么其余五个呢？”恩丁问。

“斯坦纳曾经混得很不错，可是后来情况变坏了。报纸披露了他，对一个雇佣兵来说，这永远是件糟糕的事。人们开始认为他们就像星期日的报纸上所说的那样胆怯。夏尔·鲁在德纳特负伤后想夺取斯坦利维尔的指挥权，并且要求领导全法国雇佣军，这个企图失败后他一直很痛苦。不过，自从在布卡武被打败后，他一直还没有受雇。后面两个比较好一些，他们都是三十几岁，聪明，受过教育，打仗有足够的勇气，能够领导别的雇佣兵。顺便提一句，雇佣兵只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领导之下去打仗。因此，雇一个蹩脚的雇佣兵去征募别的雇佣兵就达不到目的，因为他们一听说是在曾经山穷水尽的人手下干，就不会来。由此可见，一个雇佣兵的战绩是很重要的。

“卢西恩·布鲁恩，别名保罗·勒鲁瓦，他能干这份差事。问题是，你无法十分肯定他是否给法国情报机构——法国保安总局递送过情报。这有关系吗？”

“有，很有关系。”恩丁简捷地说，“你说漏了那个南非人施罗德。他怎么样？你说他在刚果指挥过第五突击队？”

“对，”作家说，“最后，在最后阶段。在他领导下的那个队分崩离析啦。他是个第一流的雇佣兵，但有局限性。比方说，如果一个营有一个旅的编制，并且装备精良的话，那么他就能出色地领导那个营。他打仗很有办法，不过很保守。他的想像力很贫乏，不是那种能白手起家的角色。他需要参谋们来管理军务。”

“那么香农呢？他是英国人？”

“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混合种。他是后起之秀；一年以前他才初次指挥打仗，不过干得很不错。他思考问题不保守，非常大胆。他能有条不紊地组织起一支队伍。”

恩丁起身要走。

“请你告诉我，”他走到门边说，“如果你要进行一项……要去寻找一个人去完成任务，那么估计一下，你将选择哪一个？”

作家拿起早餐桌上的笔记本。

“猫儿香农，”他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我干那件事，或者完成一次任务，我就会选择香农。”

“他住在哪儿？”恩丁问。

作家说了巴黎一家旅馆和一家酒吧的名字。

“你可以在那两个地方去找找看。”他说。

“如果找不到那个香农，或者因为某些别的缘故他不能受雇，名单上还有谁能递补？”

作家思索了一会儿。

“如果不是卢西恩·布鲁恩，那么就只有夏尔·鲁啦，当然，他差不多总能找到，并且很有经验。”他说。

“你有他的地址吗？”恩丁问。

作家轻轻地翻动着一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笔记本。

“鲁在巴黎有一套公寓。”说着他递给恩丁一张地址。几秒钟后他听见恩丁下楼梯时沉重的脚步声。他拿起了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是卡里吗？喂，是我。我们今晚出去，到一个阔气的地方。我写了一篇新闻特写，才拿到稿费。”

“猫儿”香农沉思着缓缓走到布兰斯街上，又向克里希街走去。大街两旁的小酒吧间已经开门纳客了，一伙妓女从门道里走出来，要拉他进去见见巴黎最漂亮的姑娘。他们不论漂亮与否——不消说，多数是不漂亮的——都透过花边窗帘凝视着昏黑的大街。这当儿正是3月中旬下午5点刚过，冷风袭人。这个天气和香农的心情很合拍。

他穿过广场，又迅速走进另一条小巷，向他住的旅馆走去。住这家旅馆很不便利，可是由于它离蒙马特尔高地很近，可以从楼顶眺望景致。他想起了邓奥依斯大夫。一个星期前他来给他做过全身体检。邓奥依斯是一个退伍的伞兵和军医。他是一个登山家，曾经作为医疗人员参加过法国登山队攀登喜玛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的两次探险。后来，他志愿参加过好几次赴非的艰苦的医疗任务。在整个紧急时期，他临时给法国红十字会工作。他在那儿遇见了那些雇佣兵，替他们从战场下来后包扎伤口。他已经以雇佣兵医生的身份闻名于世了。甚至在巴黎，他还给雇佣兵缝过许多子弹打穿的伤口，从他们的身体里取出许多迫击炮弹片。如果他们有病求医，或者需要体检，他们通常就到他在巴黎的诊所去。如果他们混得不错，腰包里鼓胀起来，就当场付美元。如果不付，他也不像那些法国医生似地去要账。

香农转身走进他住的那家旅馆的大门，走到柜台去要钥匙。一个老头儿在柜台里值班。

“啊，先生，有人从伦敦来电话找你，整整一天。他留下了一封信。”

老头儿把一张塞在钥匙孔里的纸条儿递给香农。纸条上是那个老头儿潦草的笔迹，显然是一个字一个字笔录下来的。上面只写着“小心哈里斯”，下面是那个作家的签名。他在非洲战争中结识了那个作家，知道他现在住在伦敦。

“先生，还有一个人。他在客厅里等你。”

老头儿对门廊旁的一间小屋做了个手势。香农从拱廊看去，瞧见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那人身穿伦敦商人常穿的淡灰色衣服。当他站在柜台旁的时候，那人一直盯着他看。香农走进客厅，那个来客以伦敦商人少见的悠然姿态起身向他迎了上去，并没有上下打量他。香农以前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们总是代表着年纪更大、也更富有的人。

“是香农先生吧？”

“是的。”

“我叫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

“是你找我？”

“正是要找你我才等了两三个钟头呀！我们在这儿谈，还是上你的屋里去谈？”

“这儿也行，那个老头儿不懂英语。”

两人面对面坐了下来。恩丁放松了一下，两条腿交叉在一起。他伸手去拿一盒香烟，并且对香农指指那盒烟。香农摇摇头，伸手从自己的外套口袋里掏另一种牌子的香烟，随即又不掏了。

“我听说你是一个雇佣兵，是吗，香农先生？”

“不错。”

“事实上有人已经把你介绍给我了。我代表一些伦敦商人。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做。一项任务。这项任务需要一个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的人，并且能到外国去而不会引来任何猜疑。还得能提供很有见地的报告，写出他在那儿的见闻，分析军事形势，然后保守秘密。”

“我是不会违反合同的。”香农毫不隐讳地说。

“我希望你不会。”恩丁说。

“那好，是什么任务？出个什么价？”香农问。他觉得不必多说废话。坐在他面前的不是那种对直言不讳感到惊异的人。恩丁微笑了一下。

“首先，你必须到伦敦去听简单的情况介绍，即使你不收，我们也要付给你路上的花销。”

“干嘛到伦敦？干嘛不在这儿？”香农问。

恩丁吐出了一长缕青烟。

“因为有一些有关的地图和文件，”他说，“我不想随身带着。再说，我必须问一下我的合伙人，像通常那样，向他们汇报你是否同意。”

当恩丁从口袋里掏出100法郎一张的一叠钞票时，两人都默默无语。

“1500法郎，”他说，“将近120英镑。这是给你买到伦敦的飞机票的，买单程票还是来回票随你的便。你在伦敦过夜。如果你听了介绍之后拒绝接受，你还能得到100英镑补偿你旅途的辛苦。如果你接受，我们再谈以后的薪水。”

香农点点头。

“那好。我听你们的介绍——在伦敦。什么时候？”

“明天吧。”恩丁说，起身要走。“明天什么时候都成。你住在哈佛斯托克山上的驿栈饭店。我今晚一回去就给你在那儿订一个房间。后天早晨9点我打电话到你的房间，约定那天早晨碰头的地点，听清楚了？”

香农点点头，拿起了法郎。

“在饭店里登记时用布朗这个名字，基思·布朗。”他说。这个自称哈里斯的人离开旅馆，向山下走去找出租汽车。

这天下午早些时候，他和另一个名叫夏尔·鲁的雇佣兵谈了三个小时，可是他觉得不必要对香农提起这个。他也没有提起尽管那个法国人显得很迫切，但他断定鲁不是干此事的合适人选，他含含糊糊地答应鲁下次碰头再定，然后就离开了鲁的公寓。

24小时以后，香农站在驿栈饭店的卧室窗口，闲眺窗外的雨意和上下班的汽车，那些汽车上了哈佛斯托克山，从坝登镇朝汉普斯特德和郊区沙沙地驶去。

他是用一张化名基思·布朗的护照坐头班飞机在这天早晨到达的。他早就通过在雇佣兵中使用的正常方法弄到了一张假护照。1967年底，他和黑雅克·施拉姆在布卡武被刚果军队包围了好几个月。最后，雇佣军撤离这个刚果的湖畔城市，不是被击溃，而是子弹打光了。他们走过桥，到达邻国卢旺达，由红十字会保证缴了械，这种保证可能是红十字会无法履行的。

打那以后，在将近6个月里，红十字会和卢旺达政府为遣返他们回欧洲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期间他们就闲待在基加利的拘留营里。刚果的蒙博托总统要求把他们送回到他那儿去处死。可是，雇佣兵们威胁说，如果决定送他们回那儿去，他们就会赤手空拳去打卢旺达的军队，夺回枪支，杀出一条血路回国去。卢旺达政府深信他们果真会干得出来的。

当最后决定把他们送回欧洲去时，英国领事来到拘留营，严肃地告诉在场的六名雇佣兵，说要没收他们的护照，可是他们也一本正经地告诉领事，说他们在布卡武湖时把什么都丢了。飞回伦敦以后，外交部就告知香农和其他雇佣兵每人付350英镑的飞机票钱，并且再也别想签到新的护照了。

在离开拘留营前，这些人被照了相，留下了指纹、记下了姓名。他们还在一项文件上签字，保证永不再踏上非洲大陆。这些文件将印成拷贝分送非洲各国政府。

雇佣兵的反应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是胡子拉碴的，在拘留营里好几个月没有理发，为了防备雇佣兵反抗，在那儿不许有剪子。因此，在照片上，他们的面容是不好辨认的。他们又交换指纹，改姓易名。结果在一张身份证上有这个人的姓名，另一个人的指纹和第三个人的照片。最后，他们用了像塞巴斯蒂恩，威特比克斯和内迪·西古恩那样的名字保证永远离开非洲。

香农对外交部的要求也是置若罔闻的，他仍保有他“丢失的”那张护照，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一直到护照期满无效为至。然后，他又采取必要的步骤去重新搞一张，由护照局根据出生证签发。那张出生证是从萨默塞特大厦的出生登记处花5个先令通过正当手续取得的，出生证上是一个在亚茅斯得脑膜炎死亡的婴儿，和香农的出生年月相差无几。

到伦敦的那天早晨，他和那个在非洲初次相识的作家碰了头，得知沃尔特·哈里斯是怎样和他联系的。他感谢他的推荐，并且问他哪一家私家侦探代办处效率高。傍晚时分，他拜访了那个代办处，付了20英镑的押金，约定第二天早晨打电话给他们，再作指不。

第二天早晨9点，恩丁如约准时打电话给布朗先生的房间。

“斯龙大街有一幢名叫切尔西·克洛依斯特的公寓，”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订了317号房间供我们谈话用。请在门点准时到达那儿，在门廊里等着我，因为我有钥匙。”

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香农从床头柜下的电话号簿上记下那个公寓的地址，然后给私家侦探代办处拨了个电话。

“我需要你们的人在10点15分到达斯龙大街切尔西·克洛依斯特公寓的门廊，”他说，“他最好有自己的车。”

“他骑轻便摩托去。”代办处的头儿说。

一个小时以后，香农在那幢公寓的门廊里遇到了从侦探代办处来的人。使他惊讶的是，来者竟是个蓄着长发的小青年。香农疑惑地打量了他一番。

“明白你干什么吗？”他问。那个小青年点点头，仿佛干劲十足似的，而香农但愿他有点才能来和这种干劲相配。

“唔，把安全帽放在外面的摩托上，”他说，“到这儿来的人不带安全帽。坐在那儿读报。”

那个小青年手里没有报纸，于是香农把自己的一份递给他。

“我坐在门廊的另一头。11点钟左右有一个人会进来朝我点点头，然后我和他一起上电梯。你要注意那个人，这样以后你就能再认出他来。他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后出去。到那时，你必须穿过马路，戴上安全帽，骑在摩托上，假装由于发生了故障而忙得不可开交。明白了？”

“明白了。”

“那个人会从附近开自己的车走，这时你要记下他的汽车号码。他也可能雇出租汽车走，不管是哪种情况，你都要盯住他，注意他的去向，尾随着他，直到他到达似乎是他的最后目的地。”

小青年听从他的指示，在门廊一边的角落里拣个地方坐下，用报纸遮住面孔。

那个在门廊看门的人皱起了眉头，不过也只好随他去。他很少见到在他的接待柜台前碰头的。

50分钟后，西蒙·恩丁走了进来。香农注意到他在门口付了出租车的车钱，他希望那个小青年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站起身，向新来的人点点头，可是恩丁慢吞吞地经过他的身旁，按了一下传唤电钮上了电梯。香农也和他一起上了电梯，并且注意到那个小青年越过报纸上方在窥视。

“我的天！”香农说，于是他谈起了恶劣的天气，生怕这个自称哈里斯的人对门廊里东张西望。

在317号房间的安乐椅上坐定后，恩丁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张地图，在床上展开，让香农来看。香农看了3分钟，把地图上必须提供的细部都记了下来。随后恩丁开始作情况的简单介绍。他的介绍是事实和虚构的巧妙混合。他还是声称他代表一个英国商团。这个商团的商人都跟赞格罗做生意，而他们所有的生意，包括实际上不属生意范围的事务，都由于金巴总统而受到了损害。

接着，他进一步讲述了这个国家自从独立以来的背景，他说得令人信服，而大部分内容在他给詹姆斯·曼森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他以最有力的几句话作了总结。

“一群军官和当地的商人们建立了联系，附带说一句，那些商人已经濒临绝灭了。他们提到发动政变推翻金巴的企图。其中一个当地商人对我们的商团提起了这件事，并且对我提出了问题。主要是说他们虽然名为军官，其实对军事并不内行，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去推翻那个总统，因为总统总是躲在总统府的高墙里，四周有卫兵把守，深居简出。

“说实话，我们何尝不愿意让这个金巴下台，他的人民也是这样。建立新的政府会有利于当地的经济，有利于那个国家。我们需要一个人到那儿去，对总统府以及要害部门周围的军事和安全情况作一个全面的估计。我们需要一份有关金巴的军事力量的报告。”

“这样你就可以给你们的军官送去那种报告？”香农问。

“不是我们的军官，是赞格罗的军官。事实上，如果他们打算这么干，最好知道怎么干。”

香农对情况简介半信半疑。如果当地的军官无法对情况做出估计，那么他们也就无法发动政变。然而，他没有说出口。

“我必须装作游客进去，”他说，“别的伪装都不行。”

“很对。”

“到那儿去的游客想必是非常少的。我干嘛不能作为公司的一个客人到你朋友们的贸易公司里去呢？”

“那不行，”恩丁说，“万一出了岔子，那就全完蛋啦。”

“你是说万一我被捕？”香农心想，但没有说出来。他是受雇的，所以就该去冒险。能冒险，再加上他的知识，这就是他受雇的资本。

“现在是给钱的问题了。”他简短地说。

“那么你同意干啦？”

“如果价钱合适，我干。”

恩丁赞同地点点头。“从伦敦到赞格罗邻国首都的来回机票明天早晨送到你住的饭店去，”他说，“你必须飞回巴黎，弄到去那个国家的签证。赞格罗穷得在欧洲只有一个大使馆，那就是在巴黎。可是，要搞一张去赞格罗的签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赞格罗的邻国首都有一个赞格罗领事馆。在那儿你可以花现钱买到一张签证，如果你给领事一点小费，一个小时准能办妥。你是懂得这些手续的。”

香农点点头。他对此道是很通晓的。

“因此，你到巴黎搞到签证，然后坐非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到那个赞格罗的邻国去搞到一张进入赞格罗的签证，换乘飞机到克拉伦斯去，都付现钱。明天早晨和回程票一起送去的还有值300英镑的法郎当旅费。”

“我需要500英镑，”香农说，“这起码要10天工夫，也许还要看联系情况和多长时间才能搞到签证。万一临时要打通关节，或者事情发生拖延，300英镑不够。”

“行，就给合500英镑的法郎，另外加上500英镑归你自己。”恩丁说。

“1000英镑？”香农说。

“是美元，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用美元作交易的。”

“用英镑，”香农说，“那就合2500美元，或者说，是我正常签订合同的两个月的固定工资。”

“可是你只干10天。”恩丁争辩道。

“10天冒极大的风险，”香农反驳说，“如果那个地方只像你说的一半那样，那么谁干这份差事而被抓住，就死定了，并且会死得很惨。你给那么点钱，让我去冒这个险，还不如你自个儿去。”

“好吧，就1000英镑。500先付，另外500回来付。”

“我回来时怎么知道你会和我接头呢？”香农问。

“那么，我怎么知道你的确上那儿去了呢？”恩丁反驳说。

香农认为言之有理，于是点了点头。

“行，一半现在给，一半以后给。”

10分钟后恩丁走了。临走前他指示香农必须在他走后再等5分钟才能离开。

下午3点，侦探代办处的头儿吃完饭回来了。香农在3点15分打去一个电话。

“啊，对，布朗先生，”电话里的声音说，“我已经和我的人谈过了。他照你的指示等了，当那个人离开饭店，他认准了就盯了上去。那个人在街边上雇了一辆出租车，我的人就一直盯着他到了伦敦中心商业区。他在那儿付了车钱，下车后走进了一幢大楼。”

“什么大楼？”

“曼森大厦。那是曼森矿业联合公司的总部。”

“他是否在那儿工作？”香农问。

“看来是的，”侦探代办处的头儿说，“我的人不能跟他走进那幢大楼，不过他注意到，穿制服的守门人把手碰在帽檐上，向那个人敬了个礼，然后替他开了门。对那些陆续出去吃午饭的秘书和显然很年轻的雇员，那个守门人并没有这样做。”

“他比他的外貌聪明。”香农承认。那个小年轻干得很漂亮。香农又给侦探代办处下了一些指示。那天下午他给代办处汇去50英镑。他还在一家银行开了个户头，存了10英镑，第二天早晨他又存入500英镑，到了晚上他就飞往巴黎了。

戈登·查默斯博士不是个酒鬼，比啤酒劲儿大的酒从不沾唇，可是一喝上啤酒，话就多了起来，正如他的雇主詹姆斯·曼森在威尔顿餐厅和他一起吃午饭时亲自发现的那样。这天晚上，“猫儿”香农在布尔歇换乘非洲航空公司的DC-8客机到西非去，而查默斯博士正在和大学里的一个同学一起吃饭，这个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科学家，从事工业方面的科研。

他们在一起吃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几天前他在街上巧遇上这个过去的同学，就像在街上经常有的偶然相遇一样，他们约好一起吃饭。

15年前，他们都是尚未取得学位的年轻大学生，都是单身，刻苦攻读各自的学位。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很关心，也很热心，就像许许多多青年科学工作者一样，认为是必须这样做的。扣年代中期，他们关心的是核武器和殖民主义。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参加核裁军运动和各种别的运动，希望能立即控制核武器，寻找当今世界的自由。他们俩同仇敌汽，态度严肃，勇于献身，毫不动摇。由于对世界现状的义愤，他们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有过联系。后来查默斯断绝了和那个组织的来往，结了婚，过上了家庭生活，又立下契据弄了一所房子，渐渐就混人中等薪水阶层里去了。

两周来，他胸中郁闷，酒量也就大增，平时每顿只喝一杯，现在就不然了。他的朋友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他那双温柔的棕色眼睛，看出了查默斯的心事，就问是否可以替他解忧。

一杯白兰地落肚，查默斯觉得必须向一个人吐露心曲了——一个和妻子不同的人，一个会理解这个问题的科学家同行。当然，这件事是高度机密的，但他的朋友对他很关心，很同情。

当这位朋友听说查默斯有一个残废的女儿，并且需要钱去支付价格昂贵的残废人用的器具，他的眼中顿时充满了同情。他从桌子的另一头向他伸过手去，抓住了查默斯的前臂。

“别为那件事发愁，戈登，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谁都会这样干的。”他对查默斯说。查默斯在离开餐厅时，心里觉得舒坦多了，他们各自回家去。他感到头脑里轻松了些，因为别人分担了他的忧愁。

虽然他问过他的老友，自从一起肄业后这么多年是怎么度过的，可是那位朋友却有些闪烁其词。查默斯由于忧愁弄得垂头丧气，并且多喝了两杯，观察力也变得迟钝了，所以就不再细问下去。再说，即便他追问，那位朋友看来也不会告诉他，说自己并没有混人资产阶级里，而仍然是一个十分忠诚的共产党员。

第一部水晶宝山第六章

飞往克拉伦斯的“康韦”小440飞机在海湾上空倾斜得很厉害，它开始向机场降落。香农有意坐在机舱的左侧，这样就可以在飞机飞临克拉伦斯时俯视这座城市。从10000英尺的空中他能看见赞格罗的首都。它位于一个半岛的前端，这个半岛又短又宽，长只有8英里，三面是棕榈树环抱的海湾，一面是内陆，和主要的海岸线连在一起。

这个伸入大海的陆地底部宽3英里，都是海岸的红树沼泽地，前端宽1英里，那个城市就坐落在那儿。半岛的两侧也都长满了红树，而只有在红树丛的尽头，才是铺满圆卵石的海滩。

那个城市横跨半岛的前端，长约1英里，城市的边缘有一条公路，经过一片耕地，向海岸的主要部分又延伸了7英里。

很显然，所有最好的房屋都是建造在半岛前端临海的一面，那儿微风吹拂；从空中往下看，可以看见那些房屋都有自己的花园，每个花园占地1英亩。向内陆的一面则显然是比较贫穷的地区，那儿有数以千计的铁皮房顶的破房子，在那些破房子之间贯穿着狭窄的泥路。香农凝神细看殖民者老爷们居住过的克拉伦斯的富裕地区，因为那儿会有重要的建筑物，从飞机上他对那些建筑物只能看几秒钟。

在半岛的尾端是一个小港回，那儿有两条狭长的陆地伸入海里，弯弯曲曲，铺满了圆卵石，宛若一只牡鹿头上的两只角，或者一条小蜈蚣头部的两只钳子。在这儿形成港口，从地理上说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港口是沿着海湾近内陆的一面建造的。在港湾外面，香农能看到微风吹皱的海水，在港湾里却水波不兴。这儿无疑是一个泊船的地方，是后来自然形成的，它吸引过第一批到这儿来的水手。

那儿有一个水泥码头俯临着港口中央，正对着海面，但没有一艘船系泊于此。码头上有一个破败的仓库。码头左边显然是一个土著人的渔场，在铺满圆卵石的海滩上到处都是长长的独木舟和撒开晾晒的渔网，码头的右边是一个老港，一排朽坏的木制防波堤伸进海里。

在那个仓库后面也许有200码的乱草丛，乱草丛的尽头是沿海的一条公路，路的后面就开始有房屋了。香农瞥了一眼殖民地式样的一座白色教堂，以及一座可能过去是殖民地总督居住的公馆，四周有围墙，墙内除了主楼外，还有一个宽敞的院子，周围是些临时营房，显然是后来添造的。

这时，“康韦”直升了上去，那个城市看不见了，他们准备降落了。

香农在前一天去申请游客签证时就已经对赞格罗有了初步了解。赞格罗驻邻国首都的领事接待了他，有些吃惊，因为那个领事不习惯于这种申请事务。香农只好填了5页纸的表格，表格里一应俱全，从他父母亲的名字（由于他没有想到要用基思·布朗父母亲的名字，因而编造了两个）一直到所有表格上可以想见的项目。

他把护照递了过去，那张护照的头两页中间夹着一张票面很大的钞票。这张钞票就入了领事的腰包了。随后，那个领事从各方面来检查护照。他把每一页都看了，又把它放在灯光下，翻转来看，核对反面的允许带入的金额。这样过了5分钟，香农开始奇怪起来，不知哪儿出了差错。难道英国外交部在这张特别护照上写错了？后来，那个领事瞅着他说：“你是一个美国人。”

香农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看出这个人原来目不识丁。

5分多钟以后他获得了签证。不过在克拉伦斯机场上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他在机舱里没有行李，只带着一只手提包。候机大楼里（惟一的一个）闷热得叫人受不了，并且到处是嗡嗡叫着的苍蝇。约摸有十来个士兵在周围闲逛，还有十来个警察。他们显然来自不同的部落，那帮警察样子很谦卑，靠着墙，几乎不互相说话，倒是士兵们引起了香农的注意。他在填写另一份十分冗长的登记表时（和前一天在领事馆里填的那份一样），半闭着眼，留神着那些兵。他通过了健康及护照检查，这两项都由像是警察的官员来执行的，他认为他们是卡耶人。

当他走进海关，麻烦就开始了。一个文职人员等着他，用粗率无礼的手势让他进旁边的一间屋子里。香农提着手提包走了进去，四个士兵昂首阔步跟在后面。这时，他觉得在他们身上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

很久以前，他在刚果见过这种姿态，这种透出威胁来的茫然眼神，这种姿态和眼神差不多只有原始文化水准的非洲人才有。他们手持武器，一副生杀予夺的派头，根本没法预料会干出什么来。他们对情形的反应是毫无逻辑可言的，就像一枚活动的定量炸弹正在滴答作响。他目睹过刚果人打加丹加入，西姆巴人打雇佣军和刚果军队打西姆巴人这些大屠杀惨况，在此之前不久，他就注意到了那些士兵们混合着威胁的迷芒神态和莫名其妙的权力感，他们二话不说就会突然乱砍乱杀。金巴总统的文杜族士兵就是这样。

那个海关的文职官员命令香农把手提包放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然后动手检查起来。看来检查是很彻底的，仿佛在找隐藏的武器，直到他认出了一把电动剃刀。他把剃刀从盒子里取出来检查，试着摁开关。这种“雷明顿·莱克特洛尼”牌的电动剃刀是充了电的，所以一开就吱吱乱响起来。那个海关人员不作任何说明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检查完了手提包，他又做个手势让香农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来放在桌上。钥匙、手帕、硬币、钱包和护照都掏了出来。海关人员把手伸进钱包，抽出几张旅行支票，看了看，嘴里咕哝了一声又放了回去。钱包里的钞票有两张5000非洲法郎和几张100非洲法郎。士兵们手里抓着枪就像抓着一根棍子，他们越凑越近，耳边只闻他们在灼热空气里的呼吸声，他们一个个都好奇极了。那个桌旁的文职官员把两张5000非洲法郎的钞票塞进口袋，而士兵中有一个拿走了小额的零钱。

香农瞪了海关人员一眼，那人也回瞪了他一眼，旋即撩起背心，露出9毫米白朗宁手枪，或者也许是一支765型手枪的枪把，那支枪插在他的裤带里。他拍了拍枪。

“警察局的。”他说，一直瞪着眼睛。香农手痒痒地想照准那人的脸猛打过去，可是他心里却不住地对自己说：“保持冷静，伙计，要绝对冷静。”

他对桌上剩下的东西慢慢地、非常慢地做了个手势，扬起了眉毛。那个文职人员点点头。香农收起那些东西放回包里。他觉得身后的士兵退下去了，虽然他们仍然双手握着枪，一不顺心就会挥舞起枪来，或者用枪托捅入。

仿佛过了很长时间，那个海关人员才向门口点了点头，于是香农走出了房门。他能感到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到裤带上。

在房间外面的候机大楼里，坐这班飞机来的还有一个惟一的白人游客，那是一个美国姑娘，由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来接她。那个神父用他的一口洋土语向那些士兵滔滔不绝地解释着，麻烦才少了些。神父抬起头，和香农四目相接。香农微微扬起一条眉毛。神父向香农出来的房间望去，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

机场前的热烘烘的小广场里没有车辆。香农等待着。隔了5分钟，他听到身后说爱尔兰腔美国话的声音。

“我的孩子，我带你进城去好吗？”

于是他们坐上神父的汽车，这是一辆“大众”牌的德国小型汽车，为了安全，神父把它藏在机场大门外几码远的棕榈树丛的树荫底下。那个美国姑娘不停地抱怨着，怒气冲冲，因为有人打开她的手提包检查了。香农一言不发，他明白他们都险些挨打。这个神父是联合国医院的，他既是神父，又兼做教会救济分发员和医生。他用理解的眼光瞥了香农一眼。

“他们搜查你啦？”

“都搜查了。”香农说。损失15英镑算不得什么，他们两个都了解这些士兵的脾气。

“在这儿一个人必须非常小心，当然，要非常小心才好。”神父轻声说，“你找到旅馆啦？”

香农告诉他没有，于是神父就开车送他到克拉伦斯惟一允许欧洲人投宿的旅馆——“独立饭店”。

“戈梅斯是那家饭店的经理，他是个很好的人。”神父说。

通常当一个新面孔在非洲某城市出现时，住在那儿的其他欧洲人就会邀请新来的人去逛俱乐部，回到他们的平房去饮酒，当天晚上还会有宴会。那个神父虽然尽量帮助，却没有来这一套。这使香农很快了解到赞格罗的另一个情况，当地人的脾气也影响到白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知道得就更多了，有许多是从戈梅斯那儿听来的。

就在当天晚上，他认识了朱尔斯·戈梅斯。戈梅斯过去是“独立饭店”前身的旅馆老板，现在他仍是这家饭店的经理。他50岁了，是一个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是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10年前，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最后的日子里，他乘殖民地还没有垮台，就把生意兴隆的农业机器商店卖掉了。因为一垮台就脱不了手了。就在殖民地垮台前不久，他带着变卖所得的钱回到了法国。可是一年后，他发觉他无法在欧洲的空气里继续生活下去，于是他就寻找另一个去处。在赞格罗独立前五年，他就在那儿住了下来。那时，独立甚至已经在酝酿了。他用积蓄下来的钱买下一家饭店，几年的光景，他使这家饭店不断得到改善。

独立以后情况就变了。在香农来这儿的前三年，戈梅斯被粗暴地通知说，这家饭店国有化了，会付给他当地的钞票收买这家饭店。他从未收到过钱，反正那种纸币也不值什么。不过他仍然留下来当经理，抱着侥幸的念头，盼着总有一天时来运转，他在这世界上惟一的财产，会留下一些保证他晚年的生活。他作为一个经理，管理着接待柜台和酒吧，香农就是在酒吧里找到他的。

香农只消提起OAS组织的旧友和老关系，那些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和伞兵，那些在刚果出现过的人，就会轻易地赢得戈梅斯的友谊。可是，那样就会把一个普通的英国游客的伪装抛弃了，而他应该是一个花了五天的时间从北方飞到这儿的游客，完全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想看一看幽僻的赞格罗共和国。想到这儿，他决定一直把游客的角色扮演下去。

不过，等到酒吧关了门，他就请戈梅斯到他的房间去喝两杯。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机场上的那伙士兵在他随身携带的一只箱子里还留了一瓶威士忌。戈梅斯一见到酒，两眼瞪得老大。威士忌又是一种这个国家买不起的舶来品。香农吃准戈梅斯比自己能喝。当他说起他到赞格罗来是出于好奇时，戈梅斯哼了一下鼻子。

“好奇？嘿，不错，这儿真够古怪的，这是个古怪透顶的地方。”

尽管他们说的是法语，并且只有他们俩在这个房间里，可戈梅斯还是压低了嗓门，说话时身子向前倾着。香农又一次产生了一种印象，除了那些横行霸道的兵痞和装扮成机场上海关人员的秘密警察，他看到的每个人，心里都存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感。戈梅斯喝到半瓶光景，就有些唠叨了，香农慢慢试探着摸情况。戈梅斯证实了许多香农认识的那个叫沃尔特·哈里斯的人所介绍的简况，并且还增加了更多的戈梅斯自己了解到的奇闻轶事。有些事使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证实了金巴总统住在城里，除了偶然到河对岸文杜地区的老家去，这些日子几乎不离开城。金巴住在总统府里，那座四周有围墙的巨大建筑物，是香农从飞机上见过的。

等到清晨2点，戈梅斯才向香农告辞，东倒西歪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这时，香农已经搜集到更多的情报了。戈梅斯发誓说，通称国民警察队、宪兵队和海关卫队的三部分军队虽然都随身带着枪，却并没有子弹。由于他们是卡耶人，金巴对他们有子弹是不放心的，他对叛乱有妄想狂。因此，他们所有的人连一发子弹也没有。金巴懂得，他们决不会为他而战，所以也必须不让他们有机会来打他。那些随身武器只是摆摆样子的。

戈梅斯还告诉他，城里的军队清一色都由金巴的文杜族人掌握，那些可怕的秘密警察通常穿便衣，携带自动手枪，军队的士兵则持马枪，就像香农在机场上见到的那样。而总统的警卫队有机枪，他们无一例外都住在总统府的大院里，是绝对忠于金巴的。没有至少一个班的卫队前呼后拥，金巴是决不出门的。

第二天早晨，香农出去散步。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10岁上下的男孩在他身边跑来跑去，这个小男孩是戈梅斯派来跟着他的。后来他才弄清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时认为戈梅斯一定是派这个男孩来做向导，但言语不通，并没有什么用。其实，真正的目的却并非如此，不管顾客是否要求，戈梅斯都提供这种服务。万一某个游客不知何故被抓上车带走，那么小男孩就会穿过丛林，飞奔回去报告戈梅斯。戈梅斯就会把消息报告瑞士或西德大使馆，让使馆人员乘那个游客还没有被揍得半死之前就去谈判，要求释放。这个男孩名叫博尼费斯。

香农溜达了一早晨，走了一程又一程，那个男孩紧跟在他身后小跑着。谁也没有阻拦过他们。车辆几乎看不见，住宅区的街道多半空无一人。香农从戈梅斯那儿弄到一张该城的小幅地图，是殖民时代留下来的。他按图索骥，找到了克拉伦斯的主要建筑物。在惟一的银行、惟一的邮局和政府六个部的大楼，港口和联合国办的医院里，都有六七个士兵在台阶周围溜达。他去兑换旅行支票时，在银行里留神到门厅里的铺盖卷，并且两次看到吃午饭时，一个士兵给他的同事带来几盒饭。香农断定在每一所房子里都有这些特遣卫队吃住在那儿。当天晚上，戈梅斯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走过六个大使馆，注意到每一个使馆门前站着一个兵，其中有三个倒在泥地上睡着了。到了午饭时间，他估计在这座城市的主要地区的周围分散着100名士兵，分成12个小队。他也注意到他们的武装情况。每个士兵手持7.92的老式毛瑟枪，大部分看来又锈又脏。士兵们穿着深草绿色的裤子和衬衫，长统靴，系着宽皮带，头戴很像是美国棒球帽的一种有檐帽。一个个都是那么邋遢，衣服不熨不洗，叫人望而生厌。他估计他们的军训水准、对武器的熟悉程度、指挥及作战能力还是零。他们是一帮粗鲁、没有纪律的恶棍，只会用武器凶残地去吓唬胆小的卡耶人，不过，也许他们从未动怒开过一枪，不用说，了解他们底细的人也没有向他们开过一枪。他们执行警卫任务的目的似乎是预防老百姓暴乱，但香农估计，倘若真的开起火来，他们就会溜之大吉。

最有趣的是他们子弹盒的状况。那些子弹盒被压扁了，里面空空如也。每一支毛瑟枪当然配有子弹盒，不过所有的毛瑟枪只有5发子弹。

这天下午，香农巡视了港口。从陆地上看，这个港口就不一样了。那两个沙洲伸入海里，形成了一个天然港口，底部约有20英尺高，前端有6英尺露在水面上。他从底部走到前端，一直到沙洲的尽头。沙洲上都覆盖着齐膝或齐腰高的矮树丛，经过漫长的旱季曝晒，已经都枯黄了；这从飞机上是看不见的。每一个沙洲的前端约40英尺宽，底部40码宽，就是一段海岸线。从每一个沙洲的前端反顾港区，就能看到滨海地区的全景。

港口正中是水泥地，后面就是一个仓库。仓库北面是几道木头的防波堤，有些早就崩落了，一根根支柱犹如零碎的牙齿露出水面或没入水中。仓库南面是铺满圆卵石的海滩，有几条捕鱼的独木舟漂在那儿。从其中的一个洲头是望不见总统府的，它隐没在仓库后头，可是从另一个沙洲看，总统府的最高一层历历在目。香农踱回港口，仔细看着海滩，无意中想到，这儿一个通往海边的缓坡是登陆的好地方。

仓库后面就没有水泥地了。倾斜的坡岸长满齐腰深的矮树丛，被许多小路划成一块一块的，其中有一条红土路是供卡车用的，往前通总统府的。香农走上了这条路。当他走到坡顶齐胸的地方，那座旧殖民地总督官邸的正面就映入眼帘，离他200码远。他往前又走了100码，到了旁边的一条沿海公路。在两条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伙士兵守在那儿。他们一共四个，模样比军队的士兵帅气，穿的也好一些，手持苏式卡拉什尼柯夫AK47冲锋枪。当他沿着公路向投宿的旅馆走去时，他们默默地瞅着他。他点头跟他们打招呼，但他们只是回瞪着他。这些人就是总统的卫兵。

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朝左边看，这一回就看得仔细了。总统府30码宽，底层的窗子现在都用砖砌死，并且涂上和楼房其余部分一样的灰白色。楼前一道又高又宽的木门，上了门栓，控制着楼下的出入。不用说，这又是后来添造的。在被砖砌死的窗户前有一个大平台，由于和楼里不通，现在是毫无用处了。二楼上有一排窗子，一共七扇，从总统府正面的一头排到另一头，三扇在左，三扇在右，还有一扇在门的上头。最高的一层有十扇窗子，比楼下的小得多。顶楼窗户上方是导水沟，倾斜的红瓦顶上有一个尖顶。

他注意到前门有更多的卫兵在溜达，还看到二楼的窗子有百叶窗，可能是钢制的（他离得太远难以识别），已经拉上了。显然，如果没有公事，就只能走到那个路口，想再靠近通往总统府的地方是不准的。

下午剩下的时间他用来远远地巡视了一番总统府，这时，太阳快偏西了。他能看到总统府三面都有新砌的墙。墙高8英尺，从主楼到外面80码，房后还有一道墙和其余的墙连在一起。有趣的是，整个大院没有别的门。墙一律都是8英尺高——他看见士兵们挨着墙溜达，能从他们的身高估计出墙的高度来——墙上扎着碎瓶子片儿。他知道他决不可能看到总统府的内部，不过他还记得从飞机上看到的样子，这使他险些笑出声来。

他对博尼费斯露齿一笑，说：“小家伙，你瞧，那个傻瓜以为可以用扎上碎玻璃片儿的高墙来保卫自己呢。其实，他只是把自个儿困在一个砖砌的陷阱里，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可笑的陷阱里。”

那个小孩也冲着他咧开嘴大笑起来，其实他一句也没有听懂，他比划着表示要回家去吃饭。香农点点头。他们一起走回饭店去。香农只觉得脚底发热，大腿酸疼。

香农既没有做记录，也没有画地图，但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脑子里。他把地图还给戈梅斯。吃过晚饭，他就和那个法国人坐在酒吧里。

酒吧紧里头的桌子上坐着两个大使馆来的他国人，正静静地喝着啤酒，所以这两个欧洲人不好说什么。再说，窗子又都敞开着。可是后来，戈梅斯很想找个伴儿谈谈，于是他拿了一打啤酒，请香农到顶楼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他们坐在那儿的阳台上，透过黑暗，向外眺望着沉睡中的城市；由于停电，这个城市大部分都隐没在黑暗中。

香农迟疑不决是否要对戈梅斯说心里话，不过，最后他打定主意还是不露真言。他只提到他找到了一家银行，在那儿兑换50英镑的一张支票，很惹人注意。戈梅斯听罢哼了一下。

“老是这样，”他说，“在这儿，他们不懂什么是旅行支票，长期以来也不认识许多外国的钞票。”

“银行里当然应该懂得。”

“也才懂得不久。金巴把这个国家的财富都锁在总统府里。”

这立即引起了香农的兴趣。他听了两个小时才了解到详情。原来金巴还把全国的武器弹药都放在旧总督官郧的老酒窖里，上了自己的锁，并且把国家广播电台也迁入府里，使他能从通讯室里直接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别人是无法从总统府外面去控制这个电台的。国家广播电台总是在政变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香农还了解到金巴没有装甲车和高射炮，除了分散在首都周围的100名士兵，还有100名士兵在城外。20名在机场沿途土人的小镇上，其余则分散在半岛朝赞格罗河桥那一边卡耶人的村落里。这200名士兵就是全国军队的半数。另一半在兵营，其实也算不上兵营，只是殖民时期警察的临时工事罢了。那是一排低矮的白铁皮棚屋，离总统府400码，外面围着一道芦苇编的篱笆。全部军队就是这400名士兵，总统府的卫队有40到60名，住在总统府院内单坡屋顶的棚屋里。

到赞格罗的第三天，香农仔细去看了一下那些警察的工事。那儿住着200名军人，没有人站岗。正如戈梅斯所说，那排棚屋周围有一道芦苇篱笆，不过，香农到附近一个教堂去的时候没有忘记上钟楼。他登上环状的砌梯，从钟楼偷偷地俯瞰了下面的景象。警察的棚屋共有两排，外面晾着一些衣服。在棚屋的一头又有一排低矮的砖砌的灶，灶上炖着肉，发出扑扑的响声。40名土兵在周围溜达，多少都有些倦态，并且都没有枪。枪支也许放在这些临时营房里了，可是香农猜想可能是在军械库里，也就是在一个棚屋旁边的石砌的小碉堡里。在这个兵营里，别的设备是极其原始的。

当天晚上，他杀了一个士兵。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独自一人出去，没有博尼费斯跟着。花了一个小时绕着黑暗的街道走，当他向总统府走近时，街上看不见灯光。

他在总统府后面和两旁仔细看了一下，确信这三面没有巡逻的卫兵。正当他试图去看正面时，两名总统府的卫兵上前拦住了他，粗暴地命令他往回走。不过，这时他已经证实了，在港口坡顶和总统府之间的路上有个路口，那儿坐着三个卫兵。更重要的是，他还证实了他们即使站着也看不到港口。士兵们的视线从那个路口越过坡顶，就会接触到沙洲外面的海。但如果没有皎洁的月光，那么连500码以外的水也不可能看见，虽然他们无疑会看到那儿的灯光，如果有灯光的话。

黑暗中，香农无法看到高路口100码的总统府的前门，可是他确信，通常那儿还有两个卫兵。他把几盒香烟递给喝住他的士兵，就脱身走了。

回独立饭店的路上，他经过了几家酒吧，里面点着煤油灯。随后他又上了漆黑的大路，往前走了100码。这时，一个士兵把他拦住了。那个兵显然喝醉了，在路边的一个水沟里撒尿。他一手抓着毛瑟枪的枪把，一手抓着枪身，朝香农挥舞着。月亮升上来了，借着月光，香农十分清楚地看见他正朝自己走来。那个兵嘴里咕哝着什么，香农听不懂，可是他肯定这是向他要钱。

他听见那个兵嘟哝了好几回“啤酒”，还说了一些更加听不懂的话，接着，还没等香农掏钱，也许掏出来还没有递过去，那个兵就吼了起来，用枪往香农身上捅去。打这以后，事情就发展得既迅速又悄无声息了。香农抬起一只手抓住枪，从士兵的腹部前把枪拽过来，旋即猛然使劲一抽，把那个兵拽得失去了平衡。那个兵显然对这种反应觉得很奇怪，这不是他习惯的那种反应。等他醒悟过来，才气得尖声大叫，把枪倒着拿，抓住枪当做棍子舞动着。香农趋前一步，用两臂抓住那个兵，叫他挥舞不成，随后用膝盖撞击对方的要害。

这时，那个士兵要想往回溜也晚了，枪从他手中落下来，香农又突然扭住他的右手，拧成90度，然后伸出一条胳膊，用掌边照准他的下巴骨下面猛砸。他听到颈骨折裂的声音，同时也觉得自己的手臂和肩膀一阵剧痛，后来他才发觉用力时扭伤了肩膀的肌肉。那个赞格罗兵像一只麻包似地倒在地上。

香农四下里张望一下，没有人走过来。他把尸首滚进水沟，然后检查起枪来。他从子弹带里往外抽子弹，抽到第三颗就没有了。枪膛里也没有子弹。他拉开枪栓，把枪对着月光，往下看枪管。他看见里面积了好几个月的粗砂石、垃圾、尘土、污垢、铁锈和小土粒。他把枪栓滑回原来的位置，三颗子弹也塞了回去，然后把枪向尸首扔去，就走回去了。

“越来越妙了。”当他悄没声儿地进了黑乎乎的饭店，上了床，他喃喃自语道。他几乎可以肯定警方的侦查是不得力的。那个被折断颈骨的士兵一准被推下了坡，落进水沟里了，至于验指纹嘛，他肯定这儿从未听说过。

不管怎么说，第二天他还是托称头疼，留在饭店里和戈梅斯聊天。第三天早晨他就动身到机场，搭乘“康韦”440飞机北去。他坐在机舱里，望着这个国家在左边机翼下消失了，这时候，戈梅斯说过的话像一股水流似地流过他的脑际。

在赞格罗没有采过矿，从未采过矿。

四个小时以后，他返回了伦敦。

苏联大使列奥尼德·多布罗沃尔斯基每周一次和金巴总统会晤，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像许多和这个独裁者会面的人那样，他也几乎肯定此人是个疯子。但和大多数别的人不同，列奥尼德·多布罗沃尔斯基是奉莫斯科上司之命，尽最大努力去和这个喜怒无常的非洲人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这会儿，他坐在总统府二楼总统书房里宽大的红木桌前，等待金巴做出某种反应。

离近了看，金巴总统并不像标准像上那么魁梧和漂亮。他坐在宽大的桌子后面，看上去简直像个侏儒。而当他完全呆坐不动，弯腰曲背地坐在椅子里就显得更矮小了。多布罗沃尔斯基等待这种呆坐不动结束。他明白只有两种情况才会结束这种呆坐不动。一种情况是在这个赞格罗的统治者谨慎而神志清醒地说话时，不管怎么说，这时他像个神志完全清醒的人；另一种情况是在这种几乎可以说是紧张性神经分裂症的呆坐不动一变而为狂怒，这时他就像着了魔似地狂吼起来。反正他也自以为是个着了魔的人。

金巴微微点点头。

“请往下说。”他说。

多布罗沃尔斯基松了口气，显然这位总统准备倾听了。不过，他知道坏消息就会来临，他是不能不说的。那个消息会使情况发生变化。

“我国政府通知我，总统先生，他们接到的情报说，英国一家公司最近送交赞格罗的勘探报告可能有漏洞。我查阅了伦敦一家公司几个星期前所作的勘探报告，那家公司叫曼森联合公司。”

金巴总统的两眼稍稍鼓了出来，依然盯着苏联大使，而没有丝毫表情。他也没有说一句话，表示他记起了多布罗沃尔斯基曾经把此事报告给总统府。

大使继续详述了曼森公司的勘探报告，这份报告是由一个名叫布赖恩特的人交给自然资源部部长的。

“阁下，其实我是奉命来通知您，我国政府认为，这不是当时被勘探地区所发现的矿产情况的真实描绘，准确地说，是在水晶山丘陵地带。”

他等待着，知道他会说一点儿。后来，金巴终于开口了，他的话语是平静而有力的，这使多布罗沃尔斯基又松了一口气。

“这份报告在哪方面有漏洞？”金巴轻声说。

“详细的情况我们不能肯定，阁下，不过，可以确信，既然这家英国公司显然不争取从您这儿获得采矿许可，他们提出的报告，应该指出在那个地区没有值得开采的矿藏。如果说这份报告有漏洞，就在这儿。换句话说，不管那个采矿工程师的样品里含有什么，事实都会表明，那里矿物的含量比英国人通知您的要多。”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在沉默中，苏联大使期待着对方会勃然大怒，然而金巴并没有这样。

“他们骗了我。”金巴轻声说。

“当然，阁下，”多布罗沃尔斯基急忙插嘴道，“惟一有十二分把握的办法，是再派一个勘探队到那个地区去采集岩石和土壤的样品。为此目的，我国政府指示我向阁下恳请准许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研究院的一个勘探队来赞格罗，对那个英国工程师勘探过的地区再进行勘探。”

过了好一会儿金巴才领会了这个提议。他终于点了点头。

“我批准。”他说。多布罗沃尔斯基躬了躬身，他身边的沃尔柯夫膘了他一眼。沃尔柯夫名义上是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其实，确切地说是克格勃派驻使馆的代表。

“第二件事是关于您个人的安全。”多布罗沃尔斯基说。他总算使这个独裁者做出了反应。这是金巴最认真对待的事。他的脖子伸长了，用狐疑的眼光向四周扫了一圈。三个站在俄国人背后的赞格罗侍卫官浑身战栗。

“我的安全？”金巴像惯常一样低声说。

“我们以尊敬的心情，重申苏联政府的观点：阁下为促进赞格罗的和平和进步立下了如此丰功伟绩，并且能领导赞格罗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这一番倾盆大雨式的阿谀奉承之词，说得正是恰到好处，这是金巴天生爱听的，也是在对他说话的内容里必须有的一部分。

“为了保证阁下今后不可估量的人身安全，鉴于最近发生的您的一名军官的最危险的叛变，我们再次建议允许我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常驻总统府，协助阁下的保安部队。”

一提到博比上校的叛变，就使金巴从神思恍惚中清醒过来，他浑身不住地打战，不过两个俄国人弄不清这究竟是恐惧呢，还是愤怒。接着他开始说话了，起初是慢吞吞的，像他惯常那样低语，后来说得快了；而当他凝视着对面的赞格罗人侍卫时，嗓门也提高了。他没说几句话就恢复说文杜族方言，这只有赞格罗人才能听得懂，可是两个俄国人也已经能听懂一个大概。金巴知道自己身在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永远存在的。他从神灵那儿得到警告，说四面八方都有反叛的阴谋。他清楚地知道所有那些不忠于他的人的共同特点，那些人的头脑里都藏着邪恶的念头。他想把他们清除掉，把他们统统清除掉，但不知这么干他们会怎么样。他怀着这种心情说了半个钟头，最后他又平静下来，用俄国人能听懂的欧洲语言说话了。

当两个俄国人走进阳光里，钻入使馆的汽车时，他们都出了一身汗。一部分是因为热的缘故，总统府里的空调又坏了；一部分原因是金巴像往常一样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我很高兴总算谈完了，”在驶回大使馆的途中，沃尔柯夫对他的同事喃喃地说，“无论如何，我们得到批准了。我明天就安排我的人去。”

“我要让矿山工程师们尽快到这儿来，”多布罗沃尔斯基说，“但愿在英国人的勘探报告里真的有些可疑之处，否则，我可不知道怎么去向那个总统作解释。”

沃尔柯夫咧开嘴笑了。

“你去解释比我合适。”他说。

香农住进了骑士桥外的朗兹饭店，这是他在离开伦敦前和“沃尔特·哈里斯”约好的。他们约定，香农大约走10天，而订了房间后，每天早晨9点哈里斯就给饭店打电话，找基思·布朗先生。香农中午到达那儿，他发现三小时以前哈里斯已经给他打来了第一个电话。这样一来，明天之前他还有空。

他慢慢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吃了午饭，然后先给侦探代办处打了个电话。代办处的头儿思索了一会儿就想起了基思·布朗的名字，香农听到他正在挑拣桌上的卷宗。他终于找到了需要的一份。

“对，布朗先生，我这儿有一份，寄给你吗？”

“还是别寄，”香农说，“长吗？”

“不长，大约一页纸。我在电话里读给你听好吗？”

“好吧。”

那人清了清嗓子，读了起来：“这天早晨，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我的一名探员在离曼森大厦地下停车场入口处很近的地方等候。他很走运，他的目标昨天和委托人在斯龙大街谈话后坐出租汽车曾回到这儿。这时，那个目标又来到汽车旁。探员清楚地看到他摇摇摆摆地走进隧道式停车场的入口。毫无疑问就是这个人。他站在‘柯维蒂’车旁。探员在当汽车开下坡道时记下了车号。然后，本代办处即与郡政厅的执照局联系，查得该车系由一个名叫西蒙·约翰·恩丁的人登记，此人住在南肯辛顿。”侦探代办处的头儿停了一下。“布朗先生，你需要那个人的地址吗？”

“不需要，”香农说，“你知道这个叫恩丁的人在曼森大厦里干什么？”

“知道，”这个私家侦探代理人说，“我问过一个在中心商业区当记者的朋友。那个叫恩丁的人是曼森联合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詹姆斯·曼森爵士的私人助理和心腹。”

“谢谢。”香农说，挂断了电话。

“越来越奇怪了。”他喃喃着离开了饭店的门厅，溜达到杰明街去兑换一张支票，买几件衬衫。这天正是4月1日愚人节，太阳明晃晃的，海德公园角周围的草地上缀满了水仙花。

香农走后，西蒙·恩丁也一直很忙。这天下午，他在穆尔门上的顶楼办公室里，向詹姆斯·曼森爵士汇报调查结果。

“博比上校。”他走进办公室对他的上司说。这个矿业公司的头儿听了皱起眉头。

“谁？”

“博比上校。赞格罗前军事领袖。现在流亡在外，被让·金巴总统永远驱逐出境了。顺便说一句，那个总统已经下令以滔天的叛乱罪判处他死刑。您需要知道他在哪儿吗？”

这时，曼森坐在桌旁，点点头，沉入回忆中，他依然没有忘记那座水晶山。

“对，他在哪儿？”他问。

“流亡在达荷美。”恩丁说，“要不露痕迹地去找他可真费了不少气力。他现在住在达荷美首都科托努的一所房子里。他一定有些钱，但可能不多，否则，他就会和别的有钱的流亡者一起，住在日内瓦市外四周有高墙的别墅里了。他在达荷美有一幢租来的别墅，日子过得很安定，也许这是保证使达荷美政府不让他离境的最安全的办法，因为据信金巴要求把他引渡回国。再说，由于他离得很远，足以使金巴确信他永远也不会造成威胁。”

“那么香农呢？那个雇佣兵怎么样了？”曼森问。

“今明两天他应该到了。”恩丁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从昨天开始给他在朗兹饭店订了房间。今天早晨9点他还没到。明天我应该还在那个时间给他打电话，看他在不在。”

“现在就打。”曼森说。

那家饭店向恩丁证实布朗先生确实到了，不过他出去了。詹姆斯·曼森爵士在分线电话里听着。

“留个口信，”他对恩丁吼道，“今晚7点打电话给他。”

恩丁留了个口信，两个人都挂断了电话。

“我想尽快得到他的报告，”曼森说，“他应该在明天中午完成这份报告。你先和他碰头，读一遍报告，要查对里面所包括的我对你说过的我要问的一切细节，然后把报告交给我。这两天把香农撇在一边，给我时间去消化这份报告。”

下午5点刚过，香农就得到了恩丁的口信，7点他在房间里接到打来的电话。晚饭后到上床睡觉这一段时间里，他把从赞格罗带回来的笔记和备忘录整理一番。这是一组草稿，是在一叠巴黎机场上买的蹩脚画纸上随手写了消磨时间的，其中有些是他在克拉伦斯散步时，取固定两点用脚步量出的比例尺图。他带回一本《旅游画删，内有各处“名胜风景”，惟一使人发生兴趣的是一页题为《殖民地总督阁下的官邸》的图，标的日期是1959年。此外，他还有一张经过百般美化的金巴标准像，这是那个国家不短缺的少数几种东西之一。

第二天他漫步到骑士桥时，店门才开，他就进去买了一台打字机和一叠纸，花了一早晨的时间写他的报告。报告里包括三个题目：简述访问经过，首都的详细描绘（一幢建筑物一幢建筑物地作了说明，并且附了图），对军事情况同样详细的描绘。他提到他没有见过空军和海军的影子，戈梅斯证实了这两个军种是不存在的。他不提他溜达到半岛上的土人贫民窟里去过。他在那儿见过穷困的卡耶族人挤在一起的小木屋，对面则是移民工人家庭居住的许许多多简陋的小屋，那些移民用从遥远的地方带来的家乡话聊天。最后他在报告上作了小结：推翻金巴的根本问题被金巴本人简化了。无论从哪一点看，该国大部分内陆、河东的文杜族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毫无价值可言。由于该国少数几项资源多半产自海岸平原地区，故一旦金巴失去对平原地区的控制，就必然失去这个国家。更进一步说，一旦他失去半岛，他和党徒就无法控制平原，因为整个卡耶族人都敌视他们。卡耶人虽然敢怒不敢言，心里却埋藏着仇恨。而一旦丢失克拉伦斯，则依靠文杜族军队断难守住半岛。最后，一旦他丢失总统府，他在克拉伦斯城里就丝毫没有力量了。简言之，他的龟缩政策使目标减少到只剩一个——总统府大院，包括他本人、卫队、武器、财产和电台，而这是夺取政权者所需要的。

至于攻打和夺取总统府和大院，必须用猛攻的方法，这是因为总统府和大院已经减少为惟一目标，整个大院是用高墙围住的。

大门也许可以用重型卡车或推土机撞开，这样，开车的人必须准备一死。我看不出那儿的老百姓和军队有这样一种精神，再说也没有合适的卡车。或者由几百名勇于自我牺牲的人爬云梯翻过高墙，占领总统府，但我也看不到有这样的精神。说得更实际一点，如要攻下总统府和大院，同时伤亡又很小，就必须一打起来就用迫击炮轰击。围墙是不能防御这种武器的，相反倒成了墙内人丧命的陷阱。那道门可以用反坦克火箭筒炸开。这两种武器那儿都没有，也看不出有人会使用这些武器。上述诸项的必然结论是：该国各党各派，凡是想推翻金巴取而代之者，都必须杀死金巴，歼灭总统府大院内的卫队。欲达此目的，他们亟须专家协助，这些专家具有当地人尚未达到的技术水准，这种协助就是必须完全由国外运进的一切必备武器来装备。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那么不出一小时，就能在炮火中推翻金巴，杀死金巴。

“香农知道在赞格罗内部没有一个党派表示要推翻金巴吗？”詹姆斯·曼森爵士在第二天读到这份报告后问。

“这个我没有告诉过他，”恩丁说，“遵照您的吩咐我给他作了简况介绍。我只说在那个国家里有一个军人集团，我把它说得就像一个有利害关系的商人，准备付钱让人作一个对当地军事形势的估计，看看他们是否有成功的希望。不过，香农可不是傻瓜。无论如何，他一定亲眼看到在那儿谁也胜任不了这种任务。”

“我很喜欢香农写的报告，”曼森说，合上了这份军事报告，“他显然很有胆量，用和士兵打交道的方式来作判断。他写得相当好，报告虽短却击中要害。问题是，他本人能完成这全部任务吗？”

“他提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东西，”恩丁插嘴说，“我提出了问题，他就说赞格罗军队的水平很低，因而任何一个军事技术援助部队实际上都必须完成全部任务。任务完成之后就让新人当政。”

“他现在这样说？他这样说过？”曼森沉思地说，“那么他已经怀疑让他去那儿的原因不是事先说好的那个？”

当恩丁发问时，他依然在沉思。

“我可以提问题吗，詹姆斯爵士？”

“什么问题？”曼森问。

“他上那儿去干吗？您干嘛需要一份研究如何才能推翻金巴，杀死金巴的军事报告呢？就这些。”

詹姆斯·曼森爵士两眼盯着窗外，隔了好一会儿才说：“请让马丁·索普上这儿来。”在恩丁去叫索普的当儿，曼森踱到窗前，凝视着楼下，当他苦思冥想时，通常都这样。

他明白，恩丁和索普年轻时就由他一手破格提拔加薪，不只是因为他们聪明能干，尽管他们相当聪明能干，还因为他们俩寡廉鲜耻，和自己珠联壁合，在追求成功的目标时，对所谓的道德原则都不予理睬。他们和香农一样，也和他自己一样，都是雇佣兵。只是四个人成功的程度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已。他已经把他们组成了他的小队、他的随从，由公司付钱，却一切都为他个人服务。问题是：他能信任他们于这件事？干这件大事？当索普走进办公室时，他已经拿定主意必须信任他们。他认为他懂得如何去保证他们对他的忠心。

他招呼他们坐下，自己却仍然背对着窗子站着，他对他们说：“如果保证你们每人在瑞士银行里有500万英镑的私人财产，那么你们能干些什么呢？我需要你们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再回答我。”

11层楼下的车辆行人发出蜜蜂似的嗡嗡声，这使房间里更显得寂静。恩丁盯着上司的两眼，缓缓地点点头。

“干什么都行。”他轻声说。

索普没有回答。他知道，他来到伦敦中心商业区，加入曼森公司，专心研究百科全书般的公司业务，就是为了这个。这可是个好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大满贯呀！他点头同意。

“那么怎么干？”恩丁问。

曼森答应着踱到墙边的保险柜，从里面抽出两份报告，然后坐回桌旁，桌上放着香农的报告。

曼森不停地说了一个钟头。他从头说起，很快就读到查默斯博士的水晶山样品分析报告里最后的六段。索普轻轻地吹了声口哨，嘴里还咕哝着：“我的天！”

恩丁请求对白金的问题再讲10分钟以便弄懂，他听罢也长长地叹了口气。

接着，曼森又说到把马尔罗尼放逐到北肯尼亚，收买查默斯，布赖恩特第二次到克拉伦斯，以及金巴的部长接受那份假报告。他强调了俄国人对金巴的影响，博比上校最近的流亡，还说到如果让博比上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就能使他回国去，说不定能去掌权。

为了使索普产生预期的反应，他读了许多恩丁写的赞格罗概况，最后以香农的报告结尾。

“如果要真干，就必须双管齐下，要绝对保密，”曼森最后说，“一方面，香农自始至终由西蒙领导，攻下总统府，消灭总统府的人，博比也由西蒙陪同在次日清晨接受政权，成为新总统；另一方面，马丁将去买下一个‘空壳公司’，不能泄露是谁控制了它，以及干嘛要控制它。”

恩丁蹙紧了眉头。

“我能懂得第一个任务，可是干嘛要有第二个？”他问。

“马丁，你告诉他吧。”曼森说。索普咧开嘴笑了，因为他机灵的脑袋瓜已经理解了曼森的意图。

“西蒙，所谓‘空壳公司’，是一种通常很老，而又不值一提的公司，事实上它已经停止了贸易，股票是十分便宜的，比方说，每股1先令。”

“那么干嘛要买一个这样的公司？”恩丁问，仍然迷惑不解。

“比方说，詹姆斯爵士控制了一家公司，是秘密地通过一个不知名的股东买下来的，藏在一家瑞士银行里，一切都合理合法。这家公司有100万每股1先令的股票。董事会的其他股东对此一无所知，证券交易所也不知道。詹姆斯爵士通过瑞士银行，在这100万股票里占了60万。然后上校——哦，对不起——博比总统把赞格罗腹地的10年采矿特许卖给那家公司。一家有很高声誉的专营矿业的公司又派出一个勘探队，发现了水晶山。当这个消息传到股票市场，那家未知的‘空壳公司’的股票会如何呢？”

恩丁领会了。“股票就会上涨。”他咧开嘴笑着说。

“会大大上涨，”索音说，“稍出一点力就能使那些股票从每股1先令涨到每股100英镑还要多。你自己算一算，60万股，每股1先令，要花3万英镑。把这60万股按每股100英镑抛出——那是至少能得到的——你能赚回多少？在瑞士银行里净得6000万英镑。对吧，詹姆斯爵士？”

“很对，”曼森冷酷地说，“当然，如果你把半数股票卖给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拥有采矿特许的那家公司仍然控制在你手里。不过，一家大一点的公司可能会出价一次买下这60万股。”

索普深思地点点头。

“对，买下这样一个值6000万英镑的公司倒是一笔大交易。不过您会接受谁的出价呢？”

“我自己的。”曼森说。

索普张大了嘴。“你自己的？”

“曼森公司的出价将是惟一能被接受的。那样，采矿特许就将稳定地留在英国人手里，而曼森公司将得到大笔财产。”

“可是，”恩丁问，“您一定是付给您自己6000万英镑？”

“不，”索普平静地说，“是曼森公司的股东付给詹姆斯爵士6000万英镑，可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叫什么？当然是金融术语？”恩丁问。

“有这么个词儿，在证券交易所里有，我记不起来了。”索普承认。

詹姆斯·曼森爵士给他们每人递过一杯威士忌，然后又回头拿起自己的一杯。

“先生们，同意吗？”他语气温和地问。两个比较年轻的人互相对看了一眼，点点头。

“那么为水晶山干杯。”

他们饮了酒。

“明天早晨9点整到这儿向我汇报。”曼森对他们说。他们起身走了。索普在通往后楼梯的门边转过身来，说：“你知道，詹姆斯爵士，如果泄露了机密将十分危险。”

詹姆斯·曼森又背对窗口站着，西沉的太阳斜射在他身边的地毯上。他两腿叉开，两手搁在屁股上，他说：“抢劫一家银行或者一辆满载的卡车只是一种粗鲁的行为，但抢劫一个国家，我觉得倒挺有点儿风度哩！”

第一部水晶宝山第七章

“你不是说过，据你所知，军队里有人想推翻金巴总统？可实际上，你现在又说那儿没有不满分子。”

恩丁如约在9点钟打电话给“猫儿”香农，让他等着第二个电话。他在接到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命令后，又打电话给香农，约定11点见面。这会儿，两个人正坐在香农的房间里，喝着上午休息时间的咖啡。

恩丁点点头。“对。有一个细节的情报变更了。我看不出会有什么差别。你自己说那儿的军队水平很低，因此，军事技术援助人员无论如何必须自己完成全部任务。”

“会有很大的差别，”香农说，“攻打和夺取总统府是一回事，守住它又是一回事。摧毁总统府，杀死金巴只是造成权力宝座上的空白，必须有人进去接管权力才行，雇佣军甚至天一亮就不能露面，因此谁去接管呢？”

恩丁又点了点头。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一个雇佣兵会有政治头脑。

“我们正在考虑一个人。”他谨慎地说。

“他在国内，还是流亡在外？”

“流亡在外。”

“哦，攻打总统府是在夜里，到第二天中午就必须把他安置在总统府里，让他在电台上广播说是他领导了宫廷政变，接管了这个国家。”

“这个好安排。”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恩丁问。

“必须有忠于新集团的军队，假装是他们发动了夜间的政变。在攻下总统府后，太阳一出来他们就得露面，并且担任警卫。如果他们不露面，我们就会很尴尬——一群白人雇佣军藏在总统府里。这样，也就不能表示他们自己是为了政治原因而打的，并且在遭到反击时没有退路。那么，你们的人，那个流亡者，在政变发生后他能带领这样一个支援部队进去吗？或者说，他能立即在首都集合起他们吗？”

“我想，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恩丁执拗地说，“我们问你要的是一份用军事术语写的发动和完成攻打总统府的计划。”

“这我可以办到，”香农毫不迟疑地说，“不过，准备工作，制订计划、招兵、武器弹药，这些事情怎么办？”

“你也必须把这些事情考虑在内，白手起家，然后去夺取总统府，杀死金巴。”

“必须杀死金巴吗？”

“那自然，”恩丁说，“幸亏他早就把能成为对手的人都除掉了，那些人有足够的独创精神，或者很有头脑。因此，现在他是惟一能重新集结军队，组织反攻的人了。他一死，就再不能向老百姓施催眠术，使他们屈服了。”

“对，他一死，那个符咒也就一块儿完了。”

“那个什么？”

“没什么，你听不懂的。”

“我听听看。”恩丁冷冷地说。

“这个人有一种符咒，”香农说，“或者至少老百姓相信他有。那是一种强有力的防身术，是神灵赋予他的，使他免受敌人的伤害，保证他战无不胜，保护他不受攻击，确保他长生不死。刚果的西姆巴人相信他们的头人皮埃尔·穆雷雷也有这种符咒。他对他们说能把符咒传给他的支持者，也使他们长生不死。他们相信他，认为子弹会像水一样从他们身边流过。他们成群地向我们拥来，那些对大麻叶和威士忌上瘾的人没有想到会发生爆炸，他们像苍蝇一般死去，可是依然拥过来。金巴也有这样的符咒，只要老百姓认为他是长生不死的，他就是长生不死的了，因为谁也不敢动他一个指头。可是一旦他们看见他的尸体，那个杀死他的人就成了他们的领袖，因为那个人的符咒更厉害。”

恩丁惊奇地凝视着他。“真是那么落后吗？”

“这并不算怎么落后，为了自己特殊的目的，我们不也一样有护身符、圣灵遗物，装模作样地去求神保佑吗？不过我们把这叫做我们的宗教，而把他们的那一套叫做野蛮人的迷信。”

“那没什么，”恩丁高声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必须杀死金巴的理由就更充分了。”

“这就是说，当我攻打总统府时，他必须在里面，万一他到腹地去就不行了。如果他仍然活着，那么谁也不会支持你扶植的人。”

“他通常是在总统府里的，有人告诉过我。”

“不错，”香农说，“不过，我们必须要吃准。只有一天他绝不会外出，那就是独立日，在独立日前夜他睡在总统府里，这是毫无疑问的。”

“什么时候是独立日？”

“三个半月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能制定一个方案吗？”恩丁问。

“能，如果运气好的话。我想起码可以剩一二个星期。”

“可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案哩。”恩丁说。

“是的，不过，如果你们想在总统府里换一个新人，那么从外面打进去是惟一的办法。你是否想让我拟一个从头至尾的完整方案，包括估计经费和时间表？”

“对，价钱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哪……我的伙伴想了解他们得付多少钱。”

“好吧，”香农说，“这份方案值500英镑。”

“已经付给你500英镑了。”恩丁冷冷地说。

“我拿的是到赞格罗去执行任务和写一份该国军事情况报告的钱，”香农回答，“你要的是一份新的报告，完全超出了你原先告诉我的那些简况。”

“写一份几页纸的东西要500英镑，未免过分了。”

“废话。你很明白，如果你的公司去请一个律师、建筑师、会计师，或者任何别的技术专家，你都要付给他们钱的。我是一个战争问题的技术专家，你付的是知识和经验的钱——到哪儿去招到最棒的兵，弄到最好的武器，又如何运进去，诸如此类。这就是为什么值500英镑。如果你自个儿要在12个月内设法去请别人来得到同样的知识，你就得花两倍的钱；但你自己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因为你没有那些关系。”

恩丁站起身。“好吧，那笔钱今天下午由专人送到这儿。明天是星期五。我的伙伴们想在整个周末读你的报告。请你在明天下午3点准备好。我来这儿取。”

他走了。当他关上门后，香农举起咖啡杯，做出干杯的样子。“再见，沃尔特·哈里斯先生或者西蒙·恩丁先生。”他小声说。

他不止一次庆幸福星高照，因为他遇到了那个和蔼可亲又唠唠叨叨的旅馆经理戈梅斯。在一次通宵长谈中，戈梅斯谈起了流亡在外的博比上校的事。他还谈到，如果没有金巴，博比就没事儿的，因为他的军队是奉金巴之命，才对卡耶人惨无人道，因而他才遭到卡耶人的痛恨，而他也不能领导文杜族军队。眼下，香农所要考虑的问题，就只有黑面孔的支援部队在攻下总统府后的第二天早晨如何接管。

恩丁的棕色马尼拉纸袋里装着50张10英镑的钞票。这笔钱在下午3点刚过就由一辆出租车送到，交给朗兹饭店的接待柜。香农点了点钱，塞进外套衬里口袋，就开始写报告了。他花了下午剩下的时间和大半夜。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伏案工作，熟读了他自己画的图和克拉伦斯的地图，研究了克拉伦斯的港口、港区、住宅区，包括总统府和军队的临时营房。

传统的作战方式是：一支部队在半岛一侧，靠近连着主海岸线的底部登陆，然后向内陆作短距离进军，占据从克拉伦斯到腹地的公路，用炮火封锁十字路口。这样就可以封锁半岛和首都，不让援军打进来。这种打法失去了奇袭的因素。

香农的才能是了解非洲和非洲士兵，他的思想是不保守的，而同样类型的思想却使霍尔得了个“疯子迈克”的绰号，尽管在刚果的雇佣军所使用的战术，完全适合与欧洲几乎截然不同的非洲地形和情况。

如果香农的计划是给一个思考问题很保守的欧洲军人看，那么这些计划是卤莽而毫无胜利希望的。基于詹姆斯·曼森爵士没有在英国军队里待过，香农才做出了这样的计划，因为《名人录）表明曼森并没有在军队里待过。香农知道这种计划是行之有效的，也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这份报告是根据非洲战争的三个特点来写的，他吃尽辛苦才懂得了这些。第一，欧洲士兵善战，在黑暗中也能打得很准，因为他们事先听过对预料中地形的情况简介。然而，非洲士兵即使身在本国，有时也会由于害怕四周黑暗里隐藏着敌人，而使地形降到一无用处。第二，非洲士兵的反应速度比欧洲士兵慢；这是指被完全打散以后，他们的恢复、重新集结和反攻的能力。这使奇袭的效果特别好。第三，火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声音会使非洲士兵恐惧、惊慌，乱打一气，从而也就不会想到敌军的人数实际上是很少的。

因此，香农就把方案放在完全出其不意的夜袭上，并且要火力集中，使炮声震耳欲聋。

他工作得很慢，有条不紊。他不大会用打字机写作，于是就用两根指头打出字来。深夜两点，隔壁房间的客人再也忍受不了这劈劈啪啪的声音，就敲打墙壁，哀求香农放轻一点，好让他睡着。5分钟后，香农结束了工作，这一夜就干到这儿。除了打字机的劈啪声，还有另一种声音干扰了隔壁的客人。那就是这个写作者打字时，以及打完后躺在床上，都一直在哼一首哀怨的小曲。如果隔壁那个失眠者对音乐懂得多一些的话，那么就会辨出这是一首《西班牙的哈莱姆》。

这一夜，马丁·索普也是睁着眼躺着。他知道这个周末将有干不完的事，并且要花两天的时间去细读那些卡片，单调而又费时。每张那样的卡片上有一家公开公司的基本情况，这种公司在中心商业区商业公会登记注册的有4500家。

在伦敦，有两家代办处给预约者提供这种关于英国公司的情报服务。这两家是“穆迪斯代办处”和“交换通讯社”，人称EXtel①。索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有一套“交换通讯社”提供的卡片；曼森公司把这家代办处的服务当做自己进行商业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过，为了去寻找一家“空壳公司”，索普决定去购买“穆迪斯代办处”的情报，然后送到自己家里去。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认为对在联合王国注册的较小的公司，“穆迪斯代办处”搜集的情报比较完善；二是为了安全。

这个星期四，他听了詹姆斯·曼森爵士的简况介绍，就径自去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那儿的律师不泄露他的姓名而代他在“穆迪斯代办处”订了一整套情报卡片。他给那个律师260英镑去买卡片，50英镑去买三只灰色文件柜来装卡片，另外又付给律师办事的津贴。然后他又雇了一家小搬运公司的一辆货车，等星期五下午他得知整套卡片准备出来以后，让那辆车到“穆迪斯”去取。

在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一所幽雅而孤零零的房子里，索普躺在床上，心里正在计划他的战役。虽然由于他的情报还太少，没有像香农计划得那样详细。不过，从广义来说，他利用提名股东和一部分有资格股票的股东，就好比香农使用机枪和迫击炮。

星期五下午3点，香农把一份完整的计划交给恩丁。这份计划共有14页，其中有4页是图，两页是装备表。这天吃完早饭，他确信隔壁房间里那个一夜未眠的人已经走了，于是他把那份计划写完，夹在一只棕色硬纸夹里。他心里痒痒地想要在封面上写“詹姆斯·曼森爵士亲启”，不过，他忍住了，因为没有必要去无谓地把事情捅开。他能觉察到，如果那个矿业大亨把这份差事交给他干，想必不久就是一笔大交易。

因此，他还是把恩丁叫做“哈里斯”，也还是称“你的合伙人”，而不称“你的老板”。恩丁拿过硬纸夹，并且告诉他周末要整天待在城里，从星期日半夜起，随时都要找他。

下午剩下的时间香农去买东西。不过，心里却依然在琢磨着他在《名人录》里看到的对那个人的介绍。正是那个人雇佣了他，那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和实业界大亨，名叫詹姆斯·曼森爵士。

香农有强烈的欲望去了解更多的有关詹姆斯·曼森的情况，去了解他本人，以及他干嘛要出头雇一名雇佣兵去打一场赞格罗战争。香农想了解这些情况，一是出于好奇，二是他觉得有朝一日可能需要这样的情报。

《名人录》里对曼森的介绍提到他有一个女儿，现年十七八岁，或者二十出头，这一点始终萦绕在香农的脑际。下午二三点钟，他走进杰明街的一个电话间，给那个私家侦探拨了个电话。那个代办处从他和恩丁在切尔西公寓初次见面后就跟踪恩丁，并且已经确认恩丁是曼森的助手。

当那个侦探代办处的头儿在电话里听到老主顾的声音，态度很是客气。他明白，布朗先生一向付钱迅速，并且是给现金。这样的主顾是很有价值的。他巴不得老是接到电话，这是他的业务。

“你能进内容相当广泛的剪报图书馆吗？”香农问。

“我能去。”代办处的头儿回答。

“我想搞到一份有关一位年轻小姐的简况，在伦敦报纸的那个街谈巷议栏里曾经介绍过她。我需要了解的情况很少，只要知道她的职业和地址就行啦。不过，我需要很快就知道。”

电话线的另一头停顿了一下。

“如果有这样的介绍，我会打电话通知你的。”侦探代办处的头儿说，“她叫什么名字？”

“朱莉哑·曼森，是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女儿。”

侦探代办处的头儿考虑了一下。他想起了这个主顾上次指定侦查的人已经判明是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助手。他还明白，一小时之内他就能找到布朗先生想了解的事情。

两个人还说定了一个适中的价钱。香农答应一小时内挂号寄出现金，侦探代办处的头儿也决定接受允诺，让主顾下午5点左右再打电话来问。

香农买完东西，5点钟准时打去了电话，只几秒钟就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情况。走回饭店时，他陷入了沉思。他给原先把他介绍给“哈里斯先生”的那位自由作家挂了个电话。

“喂，”他声音沙哑地对着电话说，“是我，猫儿香农。”

“哦，喂，猫儿，”传来惊奇的回答声，“你在哪儿？”

“就在附近，”香农说，“我非常感谢你把我介绍给那个哈里斯。”

“不用谢。他给你找了活儿啦？”

香农很谨慎。“对，只有几天的活儿，现已经干完啦。我手头有点儿钱，去吃一顿怎么样？”

“干嘛不呢？”作家说。

“告诉我，”香农说，“你还是跟那个我们上次见面时的那个姑娘在一起吗？”

“不错，还是那个。怎么啦？”

“她是个模特儿，是吗？”

“对。”

“你瞧，”香农说，“你可能以为这是发了疯，我非常想结识一个也是当模特儿的姑娘，但没有人给我介绍。她叫朱莉姬·曼森。请你问一下你的那个姑娘是否在模特儿界里见过她。”

那个作家思索了一会儿。

“行。我给卡里打个电话，问问她。你现在在哪儿？”

“在一个电话亭，半小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香农很运气，他的朋友告诉他这两个姑娘互相认识，一起在模特儿学校待过，同属一个代办处管。香农直接和作家的女友通了话，又过了一个小时，他得知朱莉娅·曼森同意赴约来吃饭，因为加上卡里和她的男友这就成了两对。他们约好晚上8点一过就在卡里住的公寓里会面，让卡里去把朱莉娅·曼森请来。

香农和作家前后差几分钟到达“迈达谷”外卡里住的公寓里，他们四个一起去吃晚饭。作家在马里列波恩街的一家名叫“炉灶”的地下餐厅里订了一桌。饭菜很丰富，是香农爱吃的英国式烤肉和蔬菜，他喝了两瓶“博约莱”酒，把菜吃了个精光。

朱莉娅长得很矮，5英尺才过一点，为了使自己显得高一点，她穿上了高跟鞋，走起路来婀娜多姿。她说她19岁。她有一张漂亮的圆脸，当她引人注目时，那张脸显得像天使一般纯洁；而当她觉得无人看她时，却又显得十分性感。

她显然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做事随心所欲，香农估计这可能是从小过分溺爱所致。不过她很有趣，很可爱，而香农对一个姑娘是从不多问的。她披着深棕色的头发，任其垂到腰部，她的衣裳里显然是一个富于曲线美的躯体。她对自己糊里糊涂地赴约也仿佛很好奇。

尽管香农不让他的朋友提起他过去以什么为生，可是卡里还是把他是个雇佣兵的事说漏了嘴。不过，吃饭时，他们避免谈这个问题。香农像以往一样，话比别人少，这也不难做到，因为朱莉娅和高个子、赭色头发的卡里话很多，足以抵得四个人。

当他们走出餐厅，又走入街上夜晚凉爽的空气里，作家说他和女友坐车回他的寓所去，并且给香农雇了一辆出租车，问他是否可以在回饭店之前送朱莉妞回家。当这个雇佣兵坐进汽车时，作家对他懒洋洋地眨眼示意。“我想你是同意的。”他悄声说。香农咧开嘴笑了。

在伦敦西区高级住宅区朱莉娅的公寓外面，朱莉娅问香农是否愿意进去喝一杯咖啡。于是香农付了车钱，就陪她上了一层显然很奢华的公寓。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喝着朱莉娅煮的味道很差的咖啡。只有在这时，朱莉娅才启口问香农是以什么为生的。

香农坐在长沙发的一角里，身子向后仰着，朱莉娅坐在沙发的边上，脸朝着他。

“你杀过人吗？”她问。

“杀过。”

“在战斗中？”

“往往是在战斗中。大多数。”

“杀过多少？”

“不知道，从没数过。”

她对这些事听得很入神，咽了好几回口水。

“我可从没结识过一个杀过人的人。”

“你不懂那种事，”他反驳说，“任何人打仗都可能杀过人。”

“你有伤疤吗？”这又是一个平常的问题。事实上，香农的背上和胸口都有许多疤，那是枪弹、迫击炮弹片和手榴弹弹片留下的。他点点头。

“有一些疤。”

“给我瞧瞧。”她说。

“不行。”

“我才不信哩，给我瞧瞧，证实你有疤。”

她站起身。

他冲她露齿一笑。

“如果你给我看你的疤，我就给你看我的。”他嘲弄她，学着幼儿园里孩子们惯常的那种挑战。

“我一个疤也没有。”朱莉娅忿忿地说。

“证实一下。”香农唐突地说，转身把空咖啡杯放在沙发后的桌子上。他听到一阵衣服声。当他回过头来，险些被最后一口咖啡噎住了。朱莉娅不到1秒钟就拉开背上的拉链，让衣服整个儿滑落下来，皱巴巴地缠在脚踝骨周围。她穿着有吊袜带的长统袜，腰际系一条细的金链子。

“瞧，”她柔声说，“哪儿都没有疤。”

她说得不错。从地板往上一直看到她那垂在肩上、几乎碰到腰际金链的浓密的深棕色头发，她小巧而成熟的妙龄少女的身体，像牛奶一样白，真是洁白无瑕。香农不禁咽了咽口水。

“我想你准是你爸爸的宝贝女儿。”他说。

她吃吃地笑了。“他们都这么想来着，特别是我爸爸，”她说，“现在轮到你了。”

这时，在离起伏不平的格洛斯特郡乡下诺特格鲁村不远的乡间别墅，詹姆斯·曼森正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香农的那份计划搁在膝头，手边是一杯白兰地和苏打水。已经快午夜了，曼森太太早就上床睡觉了。曼森把香农的计划留着，独自一人在书房里读。在回家途中，坐在汽车里他就心里痒痒地想打开看；吃完饭后又想早早溜出去看，可是他都忍住了。当他想聚精会神地干什么，他总喜欢放到晚上。这个文件是他想聚精会神地去看的。

他轻轻拍了拍封面就翻开了报告，把地图和草图放在一边。随后开始看叙述部分。报告里写道：

前言下述计划基于沃尔特·哈里斯先生所写的关于赞格罗共和国的报告，我个人的赞格罗之行，我对此行所写的报告，以及哈里斯先生对欲达到的要求所作的简介。该项计划不考虑为哈里斯先生所知而未透露给我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进攻的后果，以及安置政变成功者的政府。虽然对进攻的后果可能急需有所准备，并应包括在进攻计划内，但这显然是我无法做出的。

作战对象准备、发动和进行对赞格罗首都克拉伦斯总统府的攻击，用猛攻占领总统府，杀死总统以及驻在府内的卫队。夺取该国大批武器装备，占据国库和电台，以及总统府内部。最后，创造条件把任何残余武装卫队或军队打散在城外，使之无法进行有效的反攻。

进攻的方法我对克拉伦斯的军事形势进行研究以后，认为无疑应从海上进攻，直接从海上对总统府本身发动进攻。首先，我曾研究过空降该港的计划，认为是行不通的。起飞机场当局不会对作战的性质毫不猜疑就准许必需数量的武器和士兵上飞机。即使其中有一个机场准许起飞，他们也是冒着被逮捕的极大风险，或者是违反治安的。

其次，陆上进攻没有特别的好处，而有许多弊端。派一个武装的纵队到达北部边界，就必须把人和武器偷运进赞格罗的邻国，而那个邻国有干练的警察和治安系统，轻举妄动则极可能被发现而遭到逮捕，因此不可采用。在赞格罗海岸的任何地方登陆，再向克拉伦斯进军就更加不切实际。第一，赞格罗大部分海岸由纠结交错的红树沼泽地组成，船只无法通过，并且在黑暗中也无法找到这么小的海湾。第二，没有汽车运输，进攻部队必须长途行军到首都去，因而守军会事先得到警告。第三，白天守军会发现进攻部队人数很少，因而会振作精神进行顽抗。

最后，把武器和士兵偷运进该国，一直隐藏到袭击的前夜，此种想法也不现实，原因有三：一，按重量规定，武器的数量就太大了；二，武器和不速之客如此之多，不可避免会被发现和被出卖；三，这样的计划要求在该国内部有内线接应，而此种组织并不存在。

因此，看来惟一切合实际的计划，应该是采用小船进攻。这些小船离开停泊在海面上的较大的船后，直接进入克拉伦斯港口，登陆后立即进攻总统府。

对进攻的要求进攻部队不应少于12人，由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筒和手榴弹武装起来，每人手持卡宾枪，以备在封闭的住处里使用。进攻部队应在夜里二三点钟离海上岸，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让克拉伦斯城里的人都沉入梦乡，有足够的时间去攻打总统府，并且天一亮又看不见白人雇佣军的踪迹。

接下去这份报告有6页多精确地描述了实行此项计划的办法：

雇佣必要的人员，他们所需要的武器弹药、辅助的电台装置、进攻用的船只、船尾引擎、信号弹、制服、网索、食物，每一项的价格是多少，又如何杀进总统府，把赞格罗军队打散。

关于用船只运送进攻部队的问题，他写道：

除了武器，船只将是最难弄到的。再三考虑，我觉得不能去租一艘大船，因为这牵涉到船上水手的问题，他们也许会很不可靠，船长也随时都会改变主意。由于那些合适的可以租用的大船，也许对地中海沿岸国家当局来说是臭名远扬的，所以也很危险。我提议干脆多花一点钱去买一艘小货船，付钱雇人驾船，他们忠于主顾，在航运界也有合法的名声。反正这样的一艘船是可以转卖的，归根结底是比较便宜的。

香农还强调了自始至终保密的必要性。他指出：

除了哈里斯先生以外，我不认识主顾们，因此，如果该项计划被采纳，据推荐，哈里斯先生仍是我与主顾之间的惟一联系。由哈里斯先生把必须使用的钱付给我，我的开支账单也在同一天寄给哈里斯先生。同样，虽然我需要四个助手，但那些人谁也不清楚该项计划的实质，不用说，直到出了海，他们也还不知道去哪儿。连海岸图也只在开船后才交给船长。还有，无论在哪儿，购买可能都在公开市场上合法进行，而购买武器是非法的，因此，对上述计划必须考虑到安全。也就是在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一个保险盒，使调查者对此束手无策，并且在每一个阶段，武器是分别由各个助手从不同的国家购买的。只有我本人。哈里斯先生和主顾们了解全部计划。即使遇到最坏的情况，我也不会说出主顾们，可能也不会说出哈里斯先生。

詹姆斯·曼森爵士一边读，一边连连点头，咧开嘴笑着，表示赞同。到了凌晨1点钟，他又给自己斟上一杯白兰地酒，然后翻到报告里的价格及时间表，这是单独打在几页纸上的。

附表上写着：

赴赞格罗侦查、两份报告（已完成）　2，500英镑

执行本计划的指挥官薪金　10，000英镑

雇佣所有别的人员及薪金　10，000英镑

付给指挥官及所有属员的行政总开支、差旅费等　10，000英镑

第二页是时间估计表：

准备阶段：招募及组织人员。在银行开账户。购买总公司在国外的公司。　20天

购买阶段：分批购买所有货物。　40天

组织阶段：组织武器及人员上船，到开船之日为止。　20天

运输阶段：海运全部计划中的武器人员，从装船港运往克拉伦斯海岸外。　20天

詹姆斯·曼森爵士把这份报告读了两遍，他长时间不停地吸着他的厄普曼长雪茄，两眼盯着排列在墙上的华贵的镶板和摩洛哥皮面装的书。最后，他把报告锁在墙边的保险柜里，就上楼睡去了。

“猫儿”香农仰卧在昏暗的卧室里，一只手慢慢地在侧身对着他的姑娘的身上抚摩着。就像他在刚才一个小时里发现的那样，这是个瘦小而淫欲炽烈的身体，不管朱莉娅在离开学校后学过什么，反正和速记是关系不大的。她渴望变换花样的淫欲，就像她精力旺盛，在席间滔滔不绝的谈话一样。

他轻轻地用手抚摩她，激起了她的情欲，又开始和他纵欲狂欢起来。

“真有意思，”他沉思地说，“这一定是时代的特点，我们已经狂欢了半夜啦，可我还不知道你的事。”

她停了一会儿，说：“爱听什么？”说完又去享受床第之乐。

“你家住在哪儿？”他问，“不算这套房子。”

“格洛斯特郡。”她喃喃地说。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小声问。没有回答。他拿起她的一缕头发，把她的脸拉向自己。

“哎哟，你把人给弄疼啦。他在伦敦中心商业区。干吗？”

“是股票经纪人？”

“不是，他经营和矿有关的公司。而那是他的专长，还是我的专长，唁，当心。”

半小时后，她翻了个身离开了他，问：“亲爱的，你爱听这个？”

香农笑了起来，她看见当他咧开嘴笑的时候那牙齿的闪光。

“哦，对，”他悄声说，“我非常爱听这个。给我讲讲你爸爸。”

“爸爸？他是个乏味的老生意人，整天待在中心商业区闷气的办公室里。”

“有些生意人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你给我讲讲他是什么样的人……”

星期六上午10时左右，詹姆斯·曼森爵士正在乡间别墅朝南向阳的客厅里喝咖啡，这时外交官艾德里安·古尔从肯特郡的家里打来电话。

“我周末给您打电话，希望您别介意。”他说。

“没关系，我亲爱的朋友，”曼森假惺惺地说，“什么时候打来都行。”

“我本想昨天夜里给您打电话，但开会脱不了身。我想起前些时候我们谈起你的勘探队在非洲那个地方的勘探结果。你记得吗？”

曼森猜想，古尔是不得已才在公用电话里来说一通提请注意安全的废话的。

“是呀，当然记得，”他说，“我采纳了那天吃饭时你提出的建议。含量略作更动，因此，从生意观点来看是不值得去开采的。分析报告送去了，那边也收到了，那件事就再也没有听说了。”

古尔下面的一番话却使詹姆斯·曼森周末的轻松心情一扫而光。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遇到的确叫人伤脑筋的事，”电话线那头的声音说，“不过，总觉得有些奇怪。正如你所知，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大使虽然受到那个国家以及其他三个小国的信任，但并不在那儿居住。不过，他照常送来关于那个地区的报告，是从各种消息来源搜集到的，其中包括和别的友好的外交官的正常往来。他最近的一份报告有部分内容涉及到那儿的经济，是昨天才送到我办公桌上来的。那儿似乎谣传说苏联政府获准派一个他们的勘探队到那儿去。当然，他们可能和你的勘探人员到过的那个地区无关……”

在古尔用紧张的声音说着的时候，詹姆斯·曼森爵士两眼紧盯着电话，脸上左太阳穴开始突突地猛跳起来。

“詹姆斯爵士，我是想，那些俄国佬会不会也到你的勘探人员去过的那个地方，他们的发现可能有些不同。幸好，这只是少量锡的问题。不过，我觉得你应当知道。喂，你在……”

曼森赶紧停止沉思，费了好大劲才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和平时一样。

“是的，当然。对不起，我正在考虑哩。古尔，多谢你打电话给我。我想他们不会去我的勘探人员到过的地方。不过，了解这个情况还是很有用呀！”

他又像平时那样说了几句玩笑话后才挂断电话，然后慢慢踱回到向阳的平台。他的思绪纷乱如麻。是巧合？可能是的，这只能是巧合。如果那个苏联勘探队到离水晶山丘陵几英里的地方去，那么这就纯粹是巧合了。反之，如果他们直接开进水晶山，而又没有作任何空中勘探就注意到那个地区植被的差异，那么这就不是巧合。这将会有一场大破坏。但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显露自己对那个地区不断增强的兴趣，没有一个办法是绝对有把握的。这将是命中注定的了。

他想起了查默斯，他确信此人已经被封住了嘴。他气得咬牙。难道是查默斯泄露的？是有意的，还是无意之中走漏的？他曾经想让恩丁，或者恩丁的朋友去注意查默斯。不过，那也没什么用。没有证据说明秘密泄露了。

他能马上把他的计划搁在一边，不再去想它们。他考虑到了泄密的问题，然后又想到那个“海市蜃楼里的金饭碗”。曼森不是傻瓜，他不会一成不变，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当一个危险因素，主要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危险因素增长时，他就打退堂鼓了。

他坐在一把轻便折叠椅里，身旁的一壶咖啡已经凉了。他苦思冥想。他打算照原计划干下去，可又不得不假定苏联勘探队会到马尔罗尼去过的地区，并且也不得不假定他们会注意到植被的变化。因此，眼下有一个新的因素，即时间的限制。他心算了一下，算出了三个月这么个数字。如果俄国人得知水晶山里埋藏着什么，那么就很快会派一个“技术援助队”去，主要目标是在水晶山。他知道，那个队里半数以上是从克格勃来的冷酷无情的人。

香农拟定的最短的期限是100天，曼森原来告诉过恩丁在时间表上再加两个星期，使整个计划更切实可行。现在他们就不能加这两个星期了。事实上，如果俄国人行动异乎寻常地迅速，那么，也许连100天都嫌长了。

他又去打电话给恩丁。他自己的周末已经被扰乱了，因此恩丁也没有理由不开始干点儿工作。

星期一早晨，西蒙·恩丁打电话给在饭店里的香农，约定下午2点在圣约翰森林路的一套小公寓里碰头。星期日下午，他在乡间别墅里听了曼森冗长的介绍。根据曼森的指示，这天早晨他租下了这层公寓。他用哈里斯这个名字租一个月，付现钱，写了一个无人查对的假保证人的名字。租下这层公寓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有一只不通过电话总机的电话。

香农准时到了那儿，发现这个仍然叫哈里斯的人已经住下了。电话是放在一种桌式扩音器装置上的，这种装置可以使一人或几个人与外面通话，电话线另一端不会占线。

“商团的头头已经读过你的报告了，”他对香农说，“他有话要和你说。”

2点30分，电话铃响了。恩丁移动扩音器上的“讲话”开关，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声音就从电话线那一头传来。香农已经知道这是谁，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

“是你吗，香农先生？”那个声音问。

“是的，先生。”

“哦，我读了你的报告，我同意你的判断和结论。如果以此立一个合同，你准备去完成吗？”

“先生，我准备去完成。”香农说。

“有一两个地方我想和你讨论一下。我注意到在预算中你给自己的数目是10000英镑。”

“不错，先生。坦白地说，我想任何人干这件事都不会少于这个数，多数人还会多要一点。即使这个预算让另一个要价低一点的人去做，我想那个人也至少要把百分之十塞进自己的腰包，只需把这点钱混在购买的钱数里就不会被查出来。”

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下又说：“好吧，我同意，这份薪水给我买了什么呢？”

“给你买下了我的知识，我的关系，我同军火商、走私商、私运军火者和雇佣兵的联系。这份薪水还给你买下了出事后我会严守秘密。这笔钱是付给我干三个月苦差事，并且随时都有被捕下狱危险的报酬。最后，这笔钱是付给我去冒在进攻时被打死的险。”

电话里一阵咕哝声。

“够啦，够啦，现在考虑财务上的问题。这10万英镑将转入一家瑞士银行的账上，哈里斯先生本星期去开个户头。你在以后两个月里需要钱的时候，由他分批付给你必需的钱。为此目的，你和他必须建立你们自己的联系。花钱时，哈里斯先生将必须在场，或拿到收据。”

“这并不总是可能的，先生。军火生意没有收据可言，黑市生意尤其如此，并且和我做生意的人多数不愿意哈里斯先生在场。他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我建议多用旅行支票和由银行电汇存款。同时，如果哈里斯先生必须在场签每一张1000英镑的银行汇票或支票，那么他就必须跟着我到处跑，那种地方我连自身的安全都很难保证，这样的话，100天之内做完所有的事是决不可能的。”

又沉默了半晌。

“你说你自身的安全是什么意思？”那个声音问。

“先生，我是说我不了解哈里斯先生。让人充分了解我，会使我在一个欧洲城市里被捕。我不能让哈里斯先生充分了解我。你们有保护自身安全的办法，我也不得不有自己的。这就是说，我必须单独旅行和工作，而不受人监督。”

“香农先生，你是个谨慎的人。”

“只得如此。所以我还活着。”

一阵格格的狞笑。

“那么，由你独自去支配大笔的钱，我怎么知道你是可以信任的呢？”

“先生，你是不会信任的。说到点子上，哈里斯先生可能在每个阶段把钱压低。不过，付武器的钱必须是现金，由买主单独付钱。你要么请哈里斯先生去亲自完成这项任务，要么另雇一个专家。而你也不会知道你是否能信任他。”

“够啦，香农先生。哈里斯先生……”

“有什么指教？”恩丁立即答复。

“离开你现在待的地方后请马上回来见我。香农先生，你干吧！你用100天，香农先生，去偷一个国家。100天！”

第一部水晶宝山第八章

接完詹姆斯·曼森爵士打来的电话后，西蒙·恩丁和“猫儿”香农都怔住了，两人呆若木鸡，大眼瞪小眼地对望了好一会儿。香农首先缓过劲儿来。

“既然我们将在一起共事，”香农对恩丁说，“那就得先说清楚。假如有人，不管谁，听说了这项计划，迟早总要传到某个大国的情报机关。也许是中央情报局，或者至少不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就是法国保安总局。他们只要听到风声，定会千方百计地摸清底细的。到那时，你我二人就谁也无法阻挡他们制止这项行动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绝对保密。”

“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恩丁反唇相讥道，“我与此事的利害关系要比你大得多。”

“好吧。头等大事还是要谈钱。我明天就飞往布鲁塞尔，在比利时随便哪家银行开个新户头。明晚我赶回后，你和我联系一下，我具体告诉你银行在哪儿、叫什么名字、我用的是什么户名。然后，我至少需要向那个账户汇进10000英镑。到明晚为止，我将列好一份费用清单，这笔钱主要是用来开支我助手们的工资、预支款项，等等。”

“我上哪儿和你接头？”恩丁问。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香农说，“我需要一个长期据点，确保和外界的电话及信件联系。这套房间怎么样？会不会牵连到你？”

恩丁没想过此事，因而沉思了一阵。

“房间是用我的名字租下的，我已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他答道。

“如果凭单上仍是哈里斯这个名字，是否要紧？”香农问。

“没事。”

“那么我就把房子接过来。你既然房租已付，我可以白住上一个月了——不住岂不是浪费？租期满后，再由我付钱。你有钥匙吗？”

“那还用说，我就靠它进进出出。”

“一共几把？”

恩丁没答话，伸手进口袋掏出个钥匙圈，上面有四把钥匙。其中两把肯定是这幢大楼入口的钥匙，另外两把是这套房间门上的。香农伸手把钥匙拿过来。

“现在再说通讯联系的事。”他开口道，“你随时都可以向这儿打电话。我也许在家，也许不在，也可能去了国外。我相信你是不愿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的，因此，你干脆在伦敦你的办公室或者住所附近的哪个邮局里租上个存局待领信箱，每天检查两次，看看有无我的电报。如果我急需和你联系，我会告诉你电话号码及通话时间的。明白吗？”

“唔，明晚以前我就把租信箱的事办妥，还有什么吗？”

“最后一点：在全部行动过程中，我都化名为基思·布朗。任何以基思签名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给我住的旅馆打电话时，切记要找基思·布朗。假若我回答说：‘我是布朗先生’，这就意味着出了麻烦，你要立刻停止通话，对总机解释说你打错了号码，碰上了另一位姓布朗的先生。暂时就这些。你最好回办公室去，晚上8点来个电话，我要告诉你进展情况。”

几分钟后，恩丁已来到圣约翰森林路的人行道上，招呼出租汽车了。

香农还算有预见，没有把上个周末前恩丁给他制订计划用的500英镑存进银行，因而现在手边还有450英镑现钱。他在骑士桥朗兹饭店的住宿账虽未结算，但那笔账可以先欠着。

他给英国欧洲航空公司打了个电话，订好明天飞往布鲁塞尔经济座的来回票。去是明天一早，回来是明天下午4点。这样，晚上6点他就可以回到这套房间了。接着他又挂电话到邮局，发了四封国际电报。一封发往南非开普省帕尔市，一封发往奥斯坦德，一封发往马塞，最后一封发往慕尼黑。四封电文都一样，简单明了：“速在今后三天内任何一天午夜时和我通话电话号码507-0041香农”。然后他要了辆出租汽车赶回朗兹饭店，办好结账手续。像来时一样，他未留姓名，悄然离去。

当晚8点，恩丁按约来了电话。香农向他汇报了到目前为止的全部活动，然后约好恩丁明晚10点再来电话。

香农花了两小时仔细查看了一遍公寓房间所在的这幢大楼及其周围地区。他发现了几家小饭店，其中有两家就在圣约翰森林路附近。他在其中一家悠闲自在地吃了顿晚餐，回来时已有11点了。

他数了一遍剩下的钱，还有400多英镑。然后他点出300英镑放在一边，算是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钱和明天一天所需的费用。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随身行李。身边衣服虽很普通，但都还只穿了不到三个月，其中大部分是最近10天里在伦敦买的。他没有枪，因而无须为此操心。为保险起见，他毁掉了打字机上那条打报告用过的打字带，换上一条备用的。

尽管那晚伦敦早就天黑了，可是南非开普省太阳还未西斜，四周热烘烘的，亮如白昼，一派美好的夏日傍晚景象。詹尼·杜普里驾车疾驶过海角，奔向开普敦。这辆车和恩丁那辆一样，也是“柯维蒂”牌，虽然旧点，但却大一些，型号也新一点。这是他用四周前从巴黎回来后剩下的美元买的二手货。他在西蒙兹城一个朋友的船上游泳、钓鱼，整整玩了一天，这会儿正开足马力赶回帕尔市的家里。每当完成一次合同后，他都喜欢回帕尔市家中过上一阵，但是很快就又不可避免地厌烦起来，简直就和他10年前离家出走时的情景一个样。

他儿时是在帕尔山谷长大的。学龄前的童年时代，他是在贫瘠、瘦弱的葡萄园里无忧无虑地度过的。那些葡萄园都是和他父母家境相仿的人家的。他和他的小伙伴皮特整天厮混在一起，学会了如何蹑手蹑脚地捕捉小鸟，在幽谷深处开枪射击。这儿的人们一般允许白人男孩子与有色人种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直到他们渐渐长大，懂得肤色在这个国度里意味着什么为止。

皮特比他长两岁，红皮肤，大大的褐色眼睛，长着一头又浓又密的黑色卷发。按理说，他的任务是照看他，可是实际上由于詹尼发育很早，他俩长得一般高，结果詹尼倒很快成了他俩的头头。20年前像这样的夏日里，两个孩子常喜欢光脚搭上公共汽车，沿海岸来到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结合处——阿古哈斯角，就在海角外尽情地嬉戏、垂钓。

从帕尔男子中学毕业后，詹尼就成了问题。他长得又高又大，暴躁好斗，常常挥舞着那双犹如长柄镰刀似的巨拳和人厮打，结果两次被送上当地法庭。他那时完全可以走上与如今大相径庭的道路——接过他家的小农场，和父亲一道照看那些低矮、破败，只能制作最蹩脚葡萄酒的小葡萄园，终日忙忙碌碌直到皓首之年，终生就和他家的四个有色工人一起，在这不到50英亩的小农场上含辛茹苦地挣扎着。这种前景使他不寒而栗，因而他选择了另一条生活之路。18岁那年，他自愿从军，在波切夫斯特鲁姆接受了新兵训练后，转到布隆方丹的空降部队。正是在这儿以及在彼得斯堡四周茂密的丛林中进行的反游击战训练，使他找到了生平最后的归宿。在军队中人们公认他是个出色的士兵，非议只在一点：他太好斗，精力常常发挥得不是地方。在一次以寡敌众的拳斗中，身为下士的他，把一个中士打得人事不省，气得指挥官一怒之下把他降成了列丘他对这次处罚耿耿于怀，终于开了小差。不久，又在东伦敦的一家酒吧间里，把两个试图抓住他的宪兵痛打了一顿，结果被关进军事监狱坐了6个月。出狱时，他在一家晚报上读到一则广告，于是去德班市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报了到。两天后，他离开南非，飞到了位于刚果加丹加省的卡米纳基地，当上了一名雇佣兵。这一切都是6年前他年仅22岁时发生的事。

他这时驾车沿着碗蜒曲折的公路穿过弗朗肖克驶回帕尔山谷，心里老是在揣摸，是否会有香农的来信或哪个伙伴捎来的新合同的消息？然而，当他赶回帕尔奔到邮局时，却一无所获。此刻，乌云正从海上气势汹汹地扑来，狂风阵阵，空中隐隐传来雷声。

今夜准会下雨，下上一场凉爽宜人的阵雨。他不由得抬头望了一眼高高的帕尔岩。很久很久以前，他的祖先们迁居来此，成了山谷中的首批移民，他们就根据这块岩石，将山谷和城镇命名为帕尔。童年时，出于好奇，他曾多次细心地注视这块岩石，发现岩石干燥时表面呈暗灰色，而一场大雨过后，岩石就立刻变了样，在月光下像一棵硕大无朋的珍珠，熠熠发光。每逢这时，帕尔岩仿佛就成了一颗瑰丽无比、晶莹夺目的大宝石，辉映着脚下的小巧城镇，虽然童年时代这座小城从未带来他所憧憬的那种生活，可她毕竟是故乡啊。每当他抬头看见这块闪闪发光的帕尔岩时，一种欣慰之感便从心底油然而起：他又回到故乡了。不过，那天晚上，他却梦想眼下能身居异乡，正准备奔赴战场。

可他还不知道，明天一早，香农召唤他参加战争的电报就将到达帕尔邮局了。

小马克·弗拉明克斜依在酒吧柜台上，灌下了又一大杯泡沫四溢的弗来密西牌淡啤酒。在他女友开的这家酒吧大门橱窗外，奥斯坦德风化区空旷的大街上空无人迹。阵阵微风从海上吹来，寒意料峭。夏季游客还未开始光临，他就已感到厌倦了。

从热带归来的第一个月，他觉得能重返家园真是太好了，又能享受令人心舒神爽的热水浴，和那些前来探望的老友们海阔天空地闲聊；甚至连一家当地报纸也对他颇感兴趣，但他三言两语就把来访的记者给打发走了。他可不愿为了那点稿费招来当局的非难。他清楚，只要他不大肆宣扬，弄得当局在与驻布鲁塞尔的非洲使节们打交道时感到难堪，他尽可以逍遥自在地生活。

然而，才不过几周光景，他就觉得百无聊赖了。几天前，他把一个想摸摸安娜屁股的水手狠揍了一顿，因为那可是他向来不能容许别人染指的地方。他因此而稍稍快活了一点，但却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这时他能听见安娜整理酒吧间楼上他俩同居的那一小套房间发出的低低声响。他从柜台前的圆凳上欠起身来，一口气又干了一大杯啤酒，然后朝楼上喊道：“要是再有人进来，你自己招待吧。”

就在他踉踉跄跄地转身向楼上爬去时，店门大开，闯进一个电报生。

这是个爽朗的春夜，空气中微微有点凉意，马赛旧港的一湾碧波平滑如镜，水面上映出了港口四周林立的酒吧、咖啡馆的倒影。不一会儿，一条返航的拖轮孤零零地穿过港湾的中心，划破了镜面，留下一道宽阔的水波，浪花向四面荡漾着，拍打着泊在港湾内渔轮的舵叶，响起一阵轻微的咯咯声，随后又平息下去。沿着卡尼贝尔大街，停满了一辆辆汽车。千家万户的窗口传出阵阵烧鱼的香味，年迈的老人坐在家中慢慢地啜饮着杯中的首香酒。而那些毒品贩子们此刻却正借着夜色的掩护，匆匆跑过街头巷尾，为获取巨额利润而四下奔波着。这是个普普通通的春天的夜晚。

在市内一个自称“色拉篮子”的民族混居区里，人声鼎沸、拥挤不堪。在这儿惟有警察才是正人君子。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这会儿正坐在一家小酒吧的角落里，喝着一大瓶冰镇雷卡德酒。

他不像詹尼·杜普里或马克·弗拉明克，并不觉闲得难受。在监狱里挨过的那些年月，教会了他对哪怕是最索然无味的小事也能兴趣盎然，漫长的无所事事的生涯，使他比起绝大多数人来都更会打发时光。

此外，他已经找到了一项足以糊口的工作，所以他的存款至今分文未动。他稳稳当当地存着钱，在一家无人知晓的瑞士银行里，他的存款不断增多。总有一天，这笔钱将足够他买下卡尔维市那间他瞩目已久的小酒吧。

一个月前，他早年在阿尔及利亚结识的一个好友，由于一件区区小事——私藏一只装着一打前法国陆军0.45柯尔特手枪的提箱——而下狱。他从牢房里给朗加拉蒂捎了封信，委托他“照看”一下平时和自己同居的一位姑娘。他深信这个科西嘉人决不会有负他的拜托。这是个身材高大、生性调皮的好姑娘，原名玛丽·克莱尔，现在自称若拉，在图巴洛区一家酒吧间当夜班女招待。也许是看上了他那矮小的身材吧，她对朗加拉蒂很感兴趣。惟一使她抱屈的是，朗加拉蒂对待她的方法与她那位身陷囹圄的男友大不相同。其实身材矮小毫不妨碍他充当若拉的保护人。那些黑社会中对这个姑娘垂涎已久的好汉们，一听说朗加拉蒂这个大名，便都退避三舍了。他们无须再多领教他的厉害。

这样一来，若拉便洋洋自得地成了拥有马赛城内最好的保护人的姑娘了。朗加拉蒂倒也满足于就此打发时光，静候下一个合同找上门来。虽说他和雇佣兵中少数几个老相识还时有联系，但由于毕竟是重操旧业，他还得靠香农多帮帮忙给他找份合同。不过，他心里有数，他正是雇主们急于寻找的那种角色。

刚回法国不久，巴黎的夏尔·鲁就曾找上门来，建议和他签订一个独家合同。作为交换，一俟有活干，他可以自由挑选，鲁在他面前吹嘘说自己正在酝酿着六七项合同，朗加拉蒂信以为真，因此也就未与他人挂钩。后来，他觉得事有蹊跷，经过一番调查，才弄清鲁原来是个牛皮大王。这家伙自从1976年因为胳膊上中了一枪而从刚果布卡武回国后，至今一事无成。

朗加拉蒂想到这里，叹了口气，瞟了一眼手表，一口喝干酒起身离去。已是若拉上班的时候了，他该回去护送她前往酒吧，再顺路光顾一下那家通宵邮局，看看是否会有香农来邀他前去参加一场新战争的电报。

慕尼黑现在的气温比起马克·弗拉明克居住的奥斯坦德还要冷。在远东、阿尔及利亚以及非洲度过的漫长岁月，使得库尔特·塞姆勒的身体变得单薄多了。这时他正打着寒噤，紧裹着齐膝长的黑皮大衣，向通宵邮局走去。他每天早晚都要来打听一番，暗自希望会收到来信或电报，给他带来消息或请他前去赴约，签订上一项新的雇佣兵合同。

从非洲归来后，他觉得这儿的生活既无聊又枯燥。和绝大多数从军多年的老兵一样，他讨厌平民生活，痛恨身着便衣，藐视政治，心中无时不在渴望能再过那种早已习惯了的冒险生涯。重归故里丝毫未给他增添什么激奋心情。举目四看，到处都是长发披肩。衣冠不整、懒懒散散、手中挥舞着小旗、尖声怪气地呼喊口号的青年。在这些年轻人心中，他童年和青年时代曾如此神往过的那种为祖国、为领袖而奋斗献身的伟大思想，早已荡然无存，至于那种军队生活所带来的纪律严明的特色，更是杳无踪迹。

和眼下的日子相比，即使是在地中海上混过的那段走私生涯，也要强似百倍。那种行当虽说也过于轻松、懒散，但至少还有事可做，在策划、执行，完成各种行动，还有一种神秘的冒险感。当他座下的快艇载上两吨美国香烟，疾驰向意大利海岸时，至少可以想像着自己又回到了湄公河三角洲，正和外籍军团的土兵们一起，扫荡着帅明河上的盗匪。慕尼黑给他带来的只是愁闷。他整天沉溺于烟、酒之中，间或也逛逛妓院，意志消沉到了极点。

那晚去邮局又白跑一趟。但翌日凌晨等他再来时，情景将会完全不同。因为此时香农的电报正穿过黑沉沉的欧洲上空，飞向慕尼黑。

当天下午，马克·弗拉明克便从奥斯坦德来了电话。比利时的电报传递真是优秀绝伦，一直要持续到夜间10点。香农在电话中简单地告诉弗拉明克，次日上午开车到布鲁塞尔国际机场迎候他，并且说明了他的班机航次。

假如有谁想要开个保密但又合法的银行账户，与大肆宣扬、家喻户晓的瑞士银行系统相比，比利时银行的优越性还要大得多。虽说它们远非德国银行资本雄厚，实力强大；也不如瑞士银行中立；但是比利时银行却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保证顾客能无限额地将金钱转进、提出而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而且它们在保密方面也毫不比瑞士银行逊色。这就是为什么比利时、卢森堡以及利希腾施泰因的银行能不断吃掉瑞士银行的地盘，稳步扩大业务的秘诀。

次日上午，香农坐着马克·弗拉明克开的车驰向一家比利时银行——克雷迪特银行。这家银行位于布鲁日市，距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有70分钟的汽车行程。

显而易见，大个子比利时人心里好奇极了，但他丝毫不动声色。当他们驱车赶向布鲁日时，香农只是简要提了一下，他已搞到一项合同，尚需一些人手帮忙，不知弗拉明克是否有兴趣？

小马克示意说，他当然对此很感兴趣。香农又进一步向他解释，现在还不能多说这究竟是项什么性质的合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项行动不仅仅只是冲冲杀杀，而一切都需要他们新砌炉灶，自己动手。他除了按正常标准给每个参加入员每月发1250美元的工资外，另加今后三个月内的一切开支。参加入员在头两个月不必离家，只需在欧洲范围内冒上几小时的风险。当然，严格说来，这趟冒险不应属于雇佣兵份内的事，可他们不得不干啊。马克一听此话，咕哝起来：“我可不愿去砸银行，”他说，“那种钱我向来不要。”

“根本不是那码事，而是把几支枪私运上船。这件事只能由我们自己干。船一开，剩下的事就全在非洲干了，是去过过枪瘾。”

马克咧嘴笑了。

“是一场长期战争呢，还是一次突然袭击？”

“一次奇袭。”香农答道，“听着：事情一旦最后确定，马上就会签订一项长期合同。我现在还不能许诺，但看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而且任务完成后，报酬一定非常优厚。”

“那好，我干。”马克同意了。这时，他们驶进了布鲁日的中心广场。

克雷迪特银行的总行设在弗拉曼街50号。这条街很窄，路两侧挤满了一幢幢18世纪弗兰芒式风格的房屋，一派异国情调。房子都维修得完好如新，绝大部分都已把临街的底楼改成了商店。然而，上面几层却还多少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檐上的彩色绘画像是出自某位古代艺术大师的手笔。

走进办公室后，香农向银行国外部的负责人古桑先生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基思·布朗，并随即递上护照，以作证明。他用了不到40分钟时间开好一个活期存款账户，存进了100英镑现款。他对古桑先生说，随时将会从瑞士转汇来10000英镑现款。此外，他还交代说，一俟那笔钱汇来，应立即从中提出5000英镑汇往他在伦敦的银行账户。接着，他留下了几个各种写法的基思·布朗的签名，还和银行方面协商出一种用电话证明自己身份的方法：在电话上流利地倒报出他的12位数的存款账号，紧接着再说出前一天的日期。以这种办法为证，他可以不必亲临布鲁日，仅凭口说便能汇款或提出存款。最后，他与银行签订了一项书面保证，说明银行不必为使用这种联系方式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生差错，概由本人负责。他们并且谈妥，香农给银行寄来的一切文件，都应在他的签名下面再用红墨水写上账号，以防被人假冒。

12点30分左右时，他办完全部手续，走出银行，来到正在外面等待着的弗拉明克身边。他俩在市政厅前中心广场上的“艺术”咖啡馆吃了一顿普普通通的午餐，照例是油煎土豆片之类的食物。然后弗拉明克开车送他返回布鲁塞尔机场。分手前，香农给了弗拉明克50英镑现钱，嘱咐他次日搭上往返于奥斯坦德和英国多佛之间的海峡轮渡，晚上6点到达香农在伦敦的那套公寓。然后，香农又在候机厅里等了一小时班机，在下午吃茶点的时候回到了伦敦。

西蒙·恩丁那天也同样乱得不可开交。他乘上最早一趟班机飞往苏黎世，刚好在10点过几分抵达克劳顿机场，然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来到了泰尔斯大街58号汉德尔兹银行苏黎世总行的柜台前，用真名实姓开列了一个活期存款账户。他和香农一样，也留下了几种不同式样的签名，并与那个和他交涉的银行官员商量好，他所有写往银行的书信一律须在末尾写上银行账号，再在账号下面用绿墨水注明是星期几写的。账号则用普通的黑墨水写。接着他把随身带来的500英镑现款存入账户，并通知银行，一周内将会有10万英镑的巨款汇入他的账户。最后，他嘱咐银行，一旦收到那笔10万英镑的汇款，就应立即从中取出10000英镑转汇给开在一家比利时银行内的账户。至于那家银行的名称和账户号码，他将很快写信告诉他们。他还与银行签订了一项冗长的条约。条约规定银行不承担任何后果，其中包括确属银行方面应受处罚的疏忽行为。条约还写明，恩丁在此事上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保护。其实他很明白，由于瑞士法庭在处理银行与主顾问的纠纷时总是偏袒瑞士银行，他本来就没指望会享有法律保护。

他要了辆出租汽车离开泰尔斯大街，来到兹温格利银行，进门转交了一封蜡封的信件后，便直奔机场。30分钟后，詹姆斯·曼森爵士写的这封信送到了马丁·斯坦霍弗博士手中。信末尾的签名方式正是曼森与这家瑞士银行早就协商好的那种。信上要求斯坦霍弗博士即刻向西蒙·恩丁在汉德尔兹银行开立的账户汇款10万英镑，并且说明曼森爵士翌日，也就是星期三，将给博士先生的办公室打来电话。

恩丁赶在6点前回到了伦敦机场。

那个星期二的下午，马丁·索普回到办公室时已是精疲力竭了。从上周末到现在，他一直忙着仔细地依次检查“穆迪斯代办处”从伦敦证券交易所公布的资料中整理出来的4500张企业状况卡片。

他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期望能找到一家合适的“空壳公司”。他首先挑选出一批小公司。这些公司都已成立多年，如今每况愈下，资本几乎消耗殆尽；近三年来更是亏损严重，濒临破产边缘；或者年利少得不到10000英镑。对于那些全部资本低于20万英镑的公司，他也颇感兴趣。

马丁·索普共找出了24家与上述情况相符的公司，准备把这些公司的资料卡片呈送给詹姆斯·曼森爵士过目。他把这些公司暂时按符合他们标准的程度从互到24顺序排列好。

他仍有不少事要做。下午刚过一半，他来到设在商业区大街上的商业公会。

他给资料管理员递上他打算查看的第一批8家公司的名单，按规定支付了查阅资料所需的手续费。这样，他就有权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翻阅这些公司的全部文件了。在等待资料员把8本厚厚的卷宗拿进阅览室时，他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正式公布的证券交易最新价目表，满意地注意到这8家公司中没有一家的股票超过每股3先令。

文件送来后，他首先开始仔细查阅名单上第一家公司的全部资料。他要查找的是卡片上没有登记的三点情况：一，股票所有权的分布；二，确保他选中的这家公司不是由董事会集体负责；三，摸清最近是否有人大量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倘若有此情况出现，那便表明有某个大亨已在准备吞掉这个弱小的牺牲品了。

待到商业公会傍晚下班时，他已看完7家公司的资料了。他打算明天一天将24家公司剩下的17家全部查完。眼下尽管离结束工作为时还早，但他已看中了第三家公司，并微微感到一种喜悦之情在胸中搏动不安。从文件上看，这家公司气派不凡，依他看甚至是好过了头，这就显出漏洞：既然它看上去是如此兴旺，那么其股票为何多年来就已无人问津呢？他对此暗生疑虑，一定是哪方面出了毛病。在足智多谋的马丁·索普看来，这也就意味着有了下手吃掉它的地方。果真如此……那可是太妙了。

当晚10点，西蒙·恩丁给“猫儿”香农的公寓挂了电话。香农向他汇报了一天来的活动情况，恩丁同时也扼要地对香农谈了谈他当天的所作所为。他告诉香农，那笔急需的10万英镑肯定已在当天下午下班前就汇进了他在一家瑞士银行新开立的账户。香农叮嘱恩丁尽快把第一笔10000英镑转汇往他在比利时布鲁日克雷迪特银行用基思·布朗名字开立的账户上。

打完电话后，恩丁几分钟内就写好了寄给汉德尔兹银行的信。他在信中吩咐银行立即提出10000英镑现款汇往布鲁日的克雷迪特银行。但他强调无论如何不得让那家比利时银行得悉汇款人在瑞士银行中的账户名；汇款单上只准填账户号码，用传真电报发走。午夜前不久，他在特拉法格广场通宵邮局以快件邮走了这封信。

11点45分时，香农寓所里的电话铃再次响了起来。这是塞姆勒从慕尼黑打来的。香农在电话中说，如果他们感兴趣，那他这儿有项合同。但他没空去慕尼黑，因而塞姆勒应该去买上一张明天飞来伦敦的单程机票，下午6点准时到达他在伦敦的公寓。接着，他告诉了塞姆勒他的地址，并且答应，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偿付这个德国人来伦敦的一切开支；万一他不愿参加这项合同，保证再给他一笔回慕尼黑的机票钱。塞姆勒同意前来，香农挂上了电话。

紧接着是朗加拉蒂从马赛打来的电话。他已检查了他的存局待领信箱，发现了香农拍来的电报。他答应明晚6点前一定赶到香农在伦敦的住所报到。

詹尼·杜普里的电话来得最迟，约摸晚上12点30分才打来。他也同意尽快收拾行装飞往8000英里外的伦敦，不过，此行至少需两天时间。所以，他要到星期五晚上才能抵达香农的寓所。

接完这最后一个电话后，香农看了一小时书，然后关灯就寝，结束了第一天的工作。

詹姆斯·曼森爵士在那个星期三上午乘“三叉戟”客机飞往苏黎世。当然，他坐的是头等舱；还在飞机上吃了顿丰盛的早餐。正午前不久，他被毕恭毕敬地引进了马丁·斯坦霍弗博士那间精工细嵌的办公室。

他和博士的交往已有10年历史了。10年来，在曼森爵士需要由代理人出面买下某些股票时，这家银行曾数次作为他的全权代表替他效劳。因为，在这些股票交易中如果是由曼森出面购买，立刻就会引起股票价格暴涨。斯坦霍弗博士向来尊重他的主顾，一见是詹姆斯爵士光临，立刻起身迎接，握手言欢，并亲自把这位英国爵士引进一张舒服的安乐椅中坐下。

接着，递上雪茄，命人送上咖啡及几小杯基思瓦塞尔酒，待到博士先生的男秘书离开后，詹姆斯爵士谈起了正事。

“在未来几天内，鄙人将寻求接过一家英国小公司、一家公开营业的公司股份控制权。此刻我还无法奉告该公司的名称，因为我手下的工作班子尚未开始行动。不过，我期望近日内能有所闻。”

斯坦霍弗博士静静地呷着咖啡，颔首作答。

“本计划开始之初，仅需采取一些小小的行动，投入的资金相对来说也不多；至于后期，鄙人有理由相信，一旦风声走漏，证券市场上必然出现轩然大波，并将引起该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他补充说。

他知道，根本无需在斯坦霍弗博士面前多谈作用于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买卖的各项规律，这位瑞士银行家不仅和他一样诸熟此中奥妙，而且对于世界上所有主要股票市场和交易所的各项行情也都了如指掌。

英国企业经营法规定：任何人如想买下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一家公司股票的百分之十，或者超过此数，都必须在两周内向这家公司董事会证明自己的身份。这条法律的目的在于能使公众了解买主的身份、买了多少股票、买自哪家公司。

由于这一原因，一个信誉可靠的伦敦证券掮客如果想替他的顾客代购一家公司百分之十以上的股票，他就必须按这项法律的规定，把买主的真实身份告诉那家公司的董事。只有当所买股票少于百分之十时，买主才可匿名。

当然，一位想隐姓埋名、悄悄买下一家公司大部分股票的工业界巨头，可以分别委托几个代理人出面行事，以绕开此项法律。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会被交易所中的老手们识破，而到头来迫于法律，这些代理人也只好交代出幕后真正的买主。

然而，一家不受英国法律限制、只须遵守本国秘密经商法的瑞士银行，则完全可以拒绝答复谁是他幕后真正的买主，也不必透露其他细节，即使有时银行家们自己也私下怀疑其中是否有诈。

眼下在斯坦霍弗博士的办公室里相对而坐的两位绅士，都是精通此道的。

“为了买下控制一家公司所必需的股票，”詹姆斯爵士继续说道，“鄙人已与六位同仁订好合同，让他们代我办理这一事宜；而他们则一致赞同在阁下经营的银行里开立一个小小的账户，并恳求阁下能俯尊就屈、大发善心，替他们出面买下这些股票。”

斯坦霍弗博士放下手中的咖啡杯，点了点头。作为一个奉公守法的瑞士人，他一贯认为不应违犯应当遵守的法律。不过，眼前涉及到的显然并非瑞士法律。再说，他向来不愿看见做生意时股票价格随意上涨，即使这只是一次零敲碎打的小买卖。他平生笃信“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这一真理。

“没问题。”他小心翼翼地回答道，“这些先生们何时来此开立账户？”

詹姆斯爵士昂首喷出一缕芬芳的蓝烟。

“那几位先生很可能因公务繁忙不能有幸光临。所以，鄙人已亲自任命我的财务助手替我经办此事。我想阁下完全明白，此举纯属节省时间，免去麻烦。另外，很可能那六位同仁也都极其愿意委托我的助手作为他们的全权代表。我想阁下对此不会持有异议吧？”

“当然，当然，”斯坦霍弗博士说，“请问您财务助手的尊姓大名？”

“马丁·索普先生。”说着，詹姆斯·曼森爵士从衣袋里摸出一个薄薄的信封，递给坐在对面的银行家。

“这是我在公证人正式参与下亲自签署的全权委托书，当然您也可以参照对比一下我过去存在您那里的签名。您将在这份委托书中看到索普先生的全名以及他用来证明身份的护照号码。他本人将于下周或10天之后光临苏黎世经办金融事务。从那时起，他将全权代表我行事。无须多言，索普先生的签字将与鄙人的一样有效。阁下对此有何见教？”

斯坦霍弗博士浏览了一遍信封里的那张薄纸，点了点下颌。

“当然，詹姆斯爵士，我看没问题。”

曼森起身捻熄手中的雪茄。

“既然如此，斯坦霍弗博士，我就告辞了，今后的事宜将由索普先生代为处理。自然，事无巨细，他都将与我磋商。”

两人握手告别后，詹姆斯·曼森爵士被引出大门，上了街。当那扇结实的橡木门在他身后悄悄关上时，曼森竖起了大衣领，挡住这座瑞士北方城市里袭人的冷风。他跨进正在等候他的一辆高级出租轿车，命令司机开往鲍尔·奥·拉克大饭店去就午餐。在车上，他暗自思忖道，苏黎世虽说吃得还不错，但却是个死气沉沉的市镇，竟然连个高级妓院都没有。

那天上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助理舍盖·戈伦心境不佳。早餐时收到的来信通知他儿子未能通过文官学院的人学考试，由此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使他消化不良、胃酸过多的老毛病又复发了。他明白，这一来他得难受一整天。偏偏祸不单行，他的秘书又病倒了。

从外交部大厦的西非司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向外看去，凛冽的寒风沿着莫斯科市内一条条形如沟壑的大道怒吼着，覆盖着路面的污雪浊泥在暗淡的晨曦中显得分外肮脏，默默地静候着珊珊来迟的春天。

“没一件顺心事儿。”当他在外交部大厦地下停车场停好自己的那辆“莫斯科人”牌轿车时，他嘴里嘟哝着。

他跨进电梯，去9楼的办公室上班。一路上，这位副部长助理不时含糊不清地和同僚们打着招呼。由于秘书没来，他只好亲自动手整理着大楼里各个部门给他送来审阅的文件，开始过目，在口中慢慢地嚅动着一片解酸药。

第三份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有副部长办公室作的标记。卷宗内首页文件上，有人用与封面上相同的笔迹批示道：“判明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戈伦闷闷不乐地细看着，注意到这份文件是根据外交部情报司编写的情况通报起草的，经外交部考虑后，业已给多布罗沃尔斯基大使下达了相应的指令。大使最近的回电表明，他已执行了这些指令。据大使报告，赞格罗政府已接受苏方提出的要求，因而他敦促尽快采取下一步行动。

戈伦轻蔑地哼了一声。他出任大使时获得的经验使他深信，驻外使节们总是倾向于过分自信惟有他们驻在国的事务才是最重要的。

他嘴里嘟哝着说：“哼，就好像我们再无其他事情需要操心似的。”事实上他的视线已经被下一份文件吸引住了。他知道那是份关于几内亚问题的情况汇编。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那份文件，心想一定又是出了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与苏联在几内亚面临的挑战相比，赞格罗共和国遥远荒僻的内地是否蕴藏具有开采价值的锡矿，真是大无足轻重了，苏联国内的锡矿绰绰有余。

虽然如此，既然上司命令采取必要的行动，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员，他准备一丝不苟地予以照办。他从打字室借来一个女秘书，让她打下自己口述的一封公函。公函是发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研究院院长的，命令他着手组织一支由地质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精悍小分队，准备前往西非对一个矿点进行一次地质普查。待到勘探人员装备配齐可以出发时，应按正常渠道向他汇报。

私下里他估计，到时候为了解决这支勘探队前往西非的交通工具问题，他免不了又要与有关单位纠缠不休。但他随即又把这个问题抛到脑后，眼下他只觉得早先不时涌向喉头的火辣辣的胃酸已少得多了，因而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正在打字的女秘书那双漂亮的小腿，真是妙不可言。

“猫儿”香农度过了平静的一天。他起床很晚，然后前往伦敦西区的一家银行提出了他1000英镑存款的绝大部分。他完全相信，只要比利时的汇款一到，账户上的钱定会大大超过此数。午饭后，他给那位当作家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对方听见是他的声音，似乎吃了一惊。

“我还以为你早就离开伦敦了呢！”作家说。

“为什么我要走？”香农问。

“唔，小朱莉娅一直在找你，你一定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里说她总是不断地提到你。她曾给朗兹饭店打过电话，他们说你已走了，没有留地址。”

香农答应一定给朱莉姬打电话，并且告诉了作家他的电话号码，但没有说出地址。在这场短短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提出了自己需要打听的问题。

“我想我大概能行吧。”话筒里传出了他的朋友犹豫不决的答话声。“不过说实话，我得先打电话给他，看看究竟行不行。”

“好吧，就这么办。”香农说，“告诉他是我，我需要见见他，打算上他那儿待上几小时。对他讲明，如果我的事不重要，我是不会轻易打扰他的。”

作家同意替他把话传过去。假使那个人愿和香农见面，他再打电话告诉香农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下午他给克雷迪特银行的古桑先生写了封信，告诉对方说，他打算用银行作为他与两三个生意合伙人之间书信往来的通讯地址。他本人将与银行保持电话联系，以便查询是否有寄给他的信件。他还打算委托克雷迪特银行替他向一些同仁代寄信件。届时他无论在哪里，都会给古桑先生寄来一个信封，内有一封写好地址但未贴邮票的信。他请古桑先生代他贴上邮票，把信寄走，然后再从他的存款中扣去邮资和其他费用。

下午5点，恩丁打来电话。香农向他汇报了工作进度，但只字未提他与那位作家朋友联系的事，他也从未对恩丁提过有这么个朋友。他告诉恩丁说，他选好的四个伙伴中将有三人今晚前来听他介绍简况，第四个人至迟将于星期五晚上抵达伦敦。

马丁·索普度过了忙累的第五天，所幸他的工作总算大功告成。他已在商业公会将剩下的17家公司的资料全部细阅了一遍，然后又重列了一张短的名单，上面仅有5家公司，为首的就是昨天引起他注意的那一家。下午3点左右他查完资料后寻思，既然詹姆斯·曼森爵士还在苏黎世未归，他不妨就此休息休息，等到明天上午再去向詹姆斯爵士汇报，然后开始私下探访他选中的那家公司的底细，权衡吃掉这个目标是否值得，以便最后下定决心。黄昏前不久，他已回到位于伦敦郊区汉普斯特德花园的家中，修整起草坪来。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九章

首先到达伦敦哈罗思机场的雇佣兵是库尔特·塞姆勒。他乘坐的是从慕尼黑飞来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办完海关手续后，他就给香农打了电话，但那边没人接。由于他打电话比约定的时间要早一些，所以他决定干脆还是在机场再等一会儿。他在机场餐厅拣了张靠窗口的桌子坐下，俯瞰着2号候机楼的侧翼。他坐在那儿焦虑不安地等待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注视着飞往欧洲各国的喷气式客机不断冲上蓝天。

5点刚过，马克·弗拉明克来电话向香农报到。“猫儿”膘了一眼手边附近三家旅馆的名单，对他说了一个名字，这个比利时人在维多利亚车站电话间里逐字把它记在纸上。几分钟后，他叫了辆出租汽车，上车后把这张纸递给司机看了看。

10分钟后，塞姆勒又来了电话。他也从香农那儿得到一家旅馆的名称并记了下来，然后在机场大楼前上了一辆出租汽车。

6点差几分，朗加拉蒂最后一个挂来电话，他已到了克伦威尔路的航空集散站。和弗拉明克、塞姆勒一样，他也要了辆出租汽车直奔旅馆。

7点整，香农分别给他们三人打了电话，让他们在30分钟内到他的住所。

当他们三人聚集到一起时，才发现原来香农是同时向他们三人发出的邀请。大家互致问候，脸上都露出了明显的笑意。这既是老友重逢时的喜悦，也是因为他们明白，香农既然有钱支付他们来伦敦的机票，那他眼下一定是财运亨通。如果他们当初曾揣摸过这项合同的后台老板是否有钱，那么现在已毋须多言了。

当香农谈到他已出钱让社普里飞来伦敦时，他们更加肯定了这个初步估计的正确性。从南非来此，单程机票就需500英镑，可不是闹着玩的。三人各自找好位置坐下来，静听香农介绍情况。

“我接受的这项差事，”香农对他们说，“是一项必须从零开始组织的行动。没有现成的计划，惟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考虑拿出方案来。目的是准备进行一次袭击，一次短促的突击队式的奇袭，进攻目标是位于非洲沿海的一座城镇。我们必须将住在一幢大楼里的乌龟王八蛋全部消灭掉，进攻、拿下这座大楼，干掉里面所有的家伙，然后撤出。”

这三人的反应在他的意料之中。只见他们互相交换着赞同的眼色。弗拉明克脸上笑开了花，手指不断搔着前胸。塞姆勒嘀咕了一声“好啊”，便在手中的烟屁股上又接了一支香烟。接着他又掏出一支递给香农，香农摇摇头谢绝了。朗加拉蒂脸上虽然无动于衷，目光却转向香农，右手在缠在左手腕的宽皮带上熟练地磨刮着他那把匕首。

香农在他们中间的地板上摊开一张图纸，大家全都急不可待地俯身观看。这是张手绘的地图，画的是一段沿海的地形以及海岸上的一组建筑。地图绘得并不精确，连克拉伦斯港醒目的标志——两条各从两端伸向大海、环抱港湾的狭长沙洲都未画上。但作为供进行一次突袭使用的地图，倒也绰绰有余了。

雇佣兵首领对着地图谈了约摸20分钟。他提纲挚领地讲解了他已向后台老板建议过的那种惟一可行的进攻方案。三人一致赞同。大家谁也没问目标究竟是在哪个国家，因为他们深知香农眼下肯定不会松口，而且他们也无了解的必要。这倒不是彼此间缺乏信任，而完全是为了保险起见。万一这项秘密走漏了风声，他们谁也不想成为怀疑的对象。

香农用英语腔的法语讲解着，他的法语还是在刚果第六突击队时学会的。他知道弗拉明克的英语还不错，这是在奥斯坦德开酒吧的必要条件。塞姆勒懂得两百来个英语单词，而朗加拉蒂则几乎对此一窍不通。所以，法语是眼下大家都能听懂的惟一语言。不过，要是杜普里在场，那又另当别论了，到那时只有靠逐字逐句地译给他听了。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香农结束了他的情况介绍。“给你们的待遇是每月工资1250美元，从明天早晨开始算起。外加在欧洲期间所有的旅费及生活开支。这项合同的经费预算非常宽裕。在行动的准备阶段，我们只需要干两件违法的事，因为我打算尽力使准备工作合法。这两件非法任务，一件是从比利时偷越边界进入法国；另一件是把一些东西偷偷弄上停在南欧某地的一条轮船。这两件事需要我们一齐动手。

“你们保证可以拿到三个月的薪金，一旦袭击成功，每人还有5000美元嘉奖。你们看怎么样？”

三人六日对视，弗拉明克首先点点头。

“我参加，”他开口说道，“正如我昨天对你说的，看样子蛮不错。”

朗加拉蒂手里还磨着刀。

“这项合同是否违背法国利益？”他问，“我可不想事后回不了祖国，去过离乡背井的流亡生活。”

“我可以向你担保，这项合同绝对无损法国在非洲的利益。”

这个科西嘉人简单说了声：“那我干。”

“库尔特呢？”香农问。

“保险金是怎么算的？”德国人问，“我倒无所谓，反正是了然一身，但马克呢？”

小马克连连点头道：“对，我可不愿到那时两手空空地归天，什么也没给安娜留下。”

一般来说，合同老板都在契约中写明，雇佣兵们如果有谁在战斗中丧生，其亲友可得20000美元的保险金；损失一条胳膊或一条腿可拿6000美元。

“保险金须各人自己去办，但可以要订多高，就订多高。你们去办妥搭乘一条小货船自欧洲驶向南非的海上航行保险，万一我们之中有谁身遭不幸，其余的人都得发誓证明他是不慎从甲板上掉人海里丧生的；如果有谁负重伤，但大难不死，我们都得作证说，他是被船上装载的机器滑动时撞伤的。怎么样？”

这一回三人一齐点了点头。

“我干。”塞姆勒答道。

他们握手为定，此事便拍板了。然后香农开始给各人分派任务。

“库尔特，你星期五可以拿到头一个月的工资支票和1000英镑现金。你的工作是去地中海找条船，我需要一条履历清白的小货船。听清楚，一定要覆历清白，而且是证件齐备、准备出售的船。船要在一二百吨之间，最好是沿海货轮或者拖网渔船改装的货轮；实在不行，海军舰艇改装的也可以，但看上去可不能像条鱼雷快艇。船速毋须很快，但机器性能一定要可靠。这条船要能在地中海的某个港口装上一批货而不引人注意，即使装上的是军用物资。船必须是作为通用货轮登记注册的，属一家小轮船公司或船长个人所有，价格不超过25000英镑，包括维修、保养等一切费用在内。船要能最近就起航，备足远航到南非开普敦所需的燃料及食物。从现在起60天之内完成这件事，明白了吗？”

塞姆勒点点头，立刻开始回忆他在船舶界认识的所有老关系了。

“让·巴普蒂斯特，你对地中海地区哪座城市最熟悉？”

“马赛。”朗加拉蒂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好吧。星期五领上一个月的薪金和500英镑的经费，回马赛去，住进一家小旅馆，开始着手工作。替我买下三艘半硬式大型橡皮艇，类似佐迪亚克公司制造的那种。这种艇最初是设计用来作为海军陆战队登陆用的袭击艇，以后改进成了水上运动使用的快艇。你分别到三家商店去买，然后存放在一家信誉可靠、专做向摩洛哥出口生意的海运代理商的出口关栈里，注明是供在海滨休假的旅游者滑水和潜水用的。小艇要黑色的，同时还要买三台功率强大、直流起动的舷外发动机。小艇应能载重一吨，而发动机必须能带动这样的载重量并以每小时至少达10海里的速度航行，发动机功率同时还得有很大余地。这样，发动机就需要60马力左右的。有一点很重要：发动机上一定要配有无声运行所需的水下排气管。如果上面没有这种装置，去找一个机匠制造三节附有通风活门的排气管道装在发动机上。把这三台发动机存在同一家出口商的关栈里，注明用途和小艇相同，供在摩洛哥进行水上运动之用。那500英镑肯定不够买这些东西，去开好一个银行账户，把银行地址和账户号码给我寄来，邮到这个地址。我会给你汇钱去的。东西要分别购买，把价格表寄给我，邮到这儿来。怎么样？”

朗加拉蒂点头作答，又继续磨起刀来。

“马克，你还记得有一次曾对我说过你在比利时认识一个家伙吗？此人搞到了1000支德国人在1945年藏起来的崭新的施迈塞尔型自动枪，至今手中还有一半。星期五拿到工资和500英镑后，你得赶回奥斯坦德去，找到那个家伙，看看他肯不肯卖给我那些枪。我打算买上100支，枪要保养得很好，我准备每支枪付100美元，这已经高于一般价格了。你找到那个家伙后，安排我和他会一次面，只准写信和我联系，信就寄到这所房子来。清楚了吗？”

到9点30分时，香农已交代完毕。三个人都熟记了香农的指示，写下了要点，领会了精神。

“好吧，就这样。现在出去吃顿晚餐怎么样？”香农询问道。他的提议立刻引起了一片大声的赞同。他们三个除了在飞机上吃了点午餐和小吃外，几乎再也没吃过东西，这会儿早已饥肠辘辘了。香农领着他们出门，转了个弯来到帕普内克饭店就餐。虽然他们仍在说着法语，但其他人们对此根本没在意，惟有当他们四个爆发出一阵阵哄堂大笑时，才有人瞥上一眼。显然，他们是遇上了什么高兴事儿，不过，局外人谁也不会猜到，坐在角落里的这群人是为了能即将在“猫儿”香农的指挥下重赴战场而如此兴高采烈。

当天晚上，英吉利海峡彼岸另有一个人正在冥思苦想着卡洛·艾尔弗雷德·托马斯·香农，只是他的念头令人咋舌。他在公寓房间内的客厅里踱来踱去。这幢公寓坐落在巴黎巴士底广场附近一条满是住宅的大街上。眼下他正在凝神思考着上周收集来的情报，以及数小时前从马赛传来的最新消息。

假如当初曾将夏尔·鲁作为二号候选人推荐给西蒙·恩丁的那位作家，果真深知这个法国佬的为人，那他就决不会在恩丁面前把这个雇佣兵说得头头是道了。遗憾的是，作家仅仅了解此人的一些基本背景，而对他的性格却几乎一无所知。自然作家也不会获悉，更不可能告诉恩丁，鲁心里对他所推荐的另一个人——“猫儿”香农怀着妒忌和仇恨。

当初恩丁离开鲁时，他曾满怀希望地整整等了两个星期，期待着恩丁第二次来访。当希望最终成为泡影时，他不得不推断，不是这个自称沃尔特·哈里斯的来访者已放弃了正在酝酿着的方案，便是其他人夺走了他即将到嘴的肥肉。

根据第二种估计，他着手寻找那个英国商人可能选择的其他任何人选。正是在他到处打探风声、委托别人替他查找时，他得悉“猫儿”香农曾在巴黎逗留过，用真名实姓住在蒙马特尔的一家小旅馆里。这使他深为震惊。因为自从与香农在布尔歇机场分手后，他便失去了香农的行踪，他还认为香农早已离开巴黎了呢。

正是由于这个消息，使得他在一周前通知手下的一个心腹去详细调查一下香农的情况。那人名叫亨利·阿兰，早先也是个雇佣兵。

阿兰在24小时内便来汇报说，香农自从离开蒙马特尔的那家旅馆后，再也没有露过面。他同时还告诉了鲁其他两件事：一是香农是在鲁与那位伦敦商人在他的公寓房间里会晤后的第二天上午消失的；二是前一天下午香农在旅馆里也接待了一位来访者。在一小笔钞票的利诱下，那个旅馆职员仔细地描绘了一番香农的来访者的模样。鲁本人深信去那家旅馆拜访香农的人与他接待的那个家伙其实就是一个人。

这么说来，伦敦来的哈里斯先生虽然只需要一个人，但却在巴黎会晤了两个雇佣兵首领。其结果是，香农就此杳无音信；而他——夏尔·鲁，却被人搁在一边。在所有的人之中，惟有香农得到这项合同，更使得他怒火万丈。因为这位住在巴黎第十一区一套公寓房间里的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莫过于香农了。

鲁布置亨利·阿兰监视那家旅馆为时整整四天，可香农再也没回来。接着，他试图采取迂回战术。他回忆起新闻报道中曾提及香农与科西嘉人朗加拉蒂在刚果作战时最后曾并肩战斗过，那么假使香农再次出面活动，他是决不会忘记朗加拉蒂的。于是他让亨利·阿兰前往马赛打听这个科西嘉人，再顺藤摸瓜找到香农。阿兰刚刚返回巴黎，报告说朗加拉蒂已在当天下午离开马赛，飞往伦敦了。

鲁转向他的心腹说：“好吧，亨利，暂时就这样，等我需要时再和你联系。还有一点，如果香农再回蒙马特尔那家旅馆住下，那个职员会不会通知你？”

“肯定的。”说着，阿兰站起身来。

“那么，一有风声立刻给我来电话。”

阿兰走后，鲁把全部情况仔细地考虑了一遍。在他看来，朗加拉蒂偏在此时离开马赛前往伦敦，意味着这个科西嘉人是投奔香农去了。这就从反面证明了香农正在招兵买马，意味着他已得到了一项合同。鲁完全相信，那就是沃尔特·哈里斯的合同，就是那项他曾自认为非他莫属的合同。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不仅如此，香农这小子居然还从法国领土上招募走了一个法国人，鲁向来把这里看成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之所以急于要得到哈里斯的这项合同，其中还有一个原因：自从布卡武战斗以来，他一事无成。除非他现在就能为法国的雇佣兵们找点事做，否则他对他们的控制将崩溃。假使香农无法将工作继续下去，比如说，倘若香农就此永远销声匿迹，哈里斯先生定会理所当然地回到鲁这儿来，像他第一次就应该做的那样把合同交给他。

他没有耽搁，立刻拨了巴黎市内的一个电话号码。

回过头再看伦敦，此时晚餐已接近尾声了，四个人已灌下不少酒。和绝大多数雇佣兵一样，他们也觉得酒性越烈越过瘾。小马克起身举起酒杯，喊起了当年在刚果到处可闻的祝酒词：“死神万岁，战神万岁，英勇的雇佣兵万万岁！”

四人之中，独有“猫儿”香农此时还未醉。他靠在椅背上浮想联翩，心中暗自揣测，当他放出这群战争的猛犬直扑金巴的总统府时，总统府里的那帮家伙不知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他悄悄地端起酒杯，独自为这群战争的猛犬于了一杯。

夏尔·鲁今年48岁，看上去有些疯疯癫癫，虽说这一情况与他的年龄毫无关系。迄今为止，尽管从未有人证实他患有神经错乱，但绝大多数精神病医生至少会偏向于认为他精神不正常。做出这种诊断的基本依据在于，他是个相当程度的妄自尊大狂。大概由于世上有不少生活在精神病院和疯人收容所之外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此症，因而人人都尽力把它说得委婉些，称之为“自我中心狂”，至少阔佬和社会名流们患有此病时是如此。

那些精神病医生也许还会发现，这个法国雇佣兵多少还患有偏执狂。严格的学者甚至会断定此人是个变态精神病患者。可惜，鲁从未有幸受过任何名医的检查，加之他这种神经质又完全被表面上的某种精明和狡诈深深地隐藏起来，所以，从未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惟一使他露出马脚的，是一种深深渗透他全身的错幻感和惟我独尊的意识。他总是固执地认为惟他正确，别人皆错，而且对那些他觉得是挑他岔子的人更是恨得要死。

一般说来，他对之怀恨在心的人，往往除了以事实使他丢丑现形外，几乎并无得罪他的地方。但是，在香农的事上还另有原因。

鲁曾在法国陆军中当过上土，年近40岁时因卷入某项贪污事件而被开除军籍。

1961年，他由于闹着没事，便自费来到刚果加丹加省，在当时的加丹加分离运动领袖莫伊斯·冲伯面前自吹自擂，说他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事顾问。那一年，年轻的刚果联邦境内战火四起，一片混乱，矿产富饶的加丹加省反抗中央政府、争取独立的战争进入了高潮，一些后来的雇佣兵首领，都是在这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中开始他们冒险生涯的。霍尔、德纳特、施拉姆等人都在其中。说来使鲁伤心，尽管他雄心勃勃，但仅在加丹加军队中混上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衔。后来，当强大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用政治手腕最终解决掉这群化整为零、无法在战场上消灭的加丹加匪徒时，鲁和其他雇佣兵们一起溜出了这个国度。

那是发生在1962年的事。两年之后，当刚果各省像九柱戏中的木柱那样接二连三地倒入共产党集团支持的西姆巴人手中时，西方国家把正在流亡中的冲伯重新招回来。这一次，他不仅接管了加丹加，而且俨然成了刚果全国的领袖。冲伯刚一登台，马上请回了霍尔，夏尔·鲁与其他雇佣兵一道，作为霍尔的部下也乘飞机返回了刚果。作为法国人，鲁本应加入由说法语的雇佣兵组成的第六突击队，然而因为那时他是从南非直接来到刚果的，结果他进了说英语的第五突击队，并在其中混上了个连长。半年之后，也就是在他指挥的这个连队中，来了一个年轻的盎格鲁－爱尔兰人当排长，此人名叫香农。

鲁与霍尔之间关系的破裂，发生在香农来后三个月。深信自己是个军事天才的鲁，此时受命率部攻打一个西姆巴人设置的路障。他一手制订了进攻方案，结果全连大败而归。他手下有四个白人雇佣兵在战斗中丧生，二十来个加丹加兵做了枪下鬼。至于失败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作战方案制订不周，部分是由于鲁在进攻发起前喝得酪配大醉——他在借酒壮胆。别看他平时总是装腔作势，其实却是个一上战场就吓掉魂的胆小鬼。

霍尔上校命令鲁交上战况汇报，结果发现汇报中有些地方与已知的情况不符。于是他喊来这个连仅剩下的一位排长——卡洛·香农，从他口中追问出了事情的全部经过。随后，霍尔根据掌握到的事实下令把鲁撵出了第五突击队。

鲁接着溜到北方，参加了驻扎在保利斯的德纳特手下的第六突击队。他对德纳特解释说，他离开第五突击队是由于他作为一个法国指挥官招来了手下英国军官们的种族歧视。德纳特毫不怀疑这是谎言，很快就任命他为第十四突击队司令塔韦尼埃的副手。这支突击队人员较少，驻扎在瓦察，虽说名义上附属于第六突击队，实际上却几乎完全是独立行动。

转眼到了1966年，霍尔这时已告老还乡，塔韦尼埃也已离开了部队。第十四突击队眼下归沃泰尔司令指挥。与他的前任塔韦尼埃一样，他也是个比利时人。仍然身居副职的鲁把他视为眼中钉，这倒并非这个比利时人曾干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而是因为鲁早就在垂涎三尺地期待着塔韦尼埃走后指挥大权能落入他手中。岂料一切都成泡影，因而他对沃泰尔恨之入骨。

绝大部分是由加丹加士兵组成的第十四突击队，在1966年反抗刚果中央政府的兵变中成了叛军的主力。沃泰尔亲自精心拟定了进攻方案，看样子满有成功的希望。当时身任第十突击队司令的布莱克·雅克·施拉姆率领的那支也是加丹加士兵占多数的部队并未卷入兵变，仅在一边静观战局发展。其实，假使进攻真能由沃泰尔亲自指挥，也许会大获全胜；而如果进攻真能得手，施拉姆很可能立刻率领部下投入兵变；果真如此，刚果政府势必早已垮台。为了发起这场兵变，沃泰尔带着第十四突击队来到了位于刚果河右岸的斯坦利维尔，与左岸规模巨大的军火库隔河相望，储存在那座军火库里的武器弹药，足够任何控制它的军队用来统治刚果中部和北部多年。

就在进攻发起前两小时，沃泰尔司令被人打死，死因至今未能完全查清。实际上此事是鲁干的。他出其不意地对着沃泰尔的后脑开了一枪，将其击毙。沃泰尔死后，稍有头脑的人也许都会取消这次袭击，但鲁却坚持、接过指挥权，发动了进攻，结果一败涂地。事实上，他的部队根本就没能打过河去。刚果军队在得知军火库仍在他们手中后，重新集结在一起，将鲁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施拉姆暗中庆幸自己没有率队贸然行动，从而躲过了这场惨败。鲁吓得屁滚尿流地逃到了也未参加兵变的第五突击队里藏身，第五突击队新上任不久的司令约翰·波得斯把吓破了胆的鲁用绷带包扎起来，假装成英国伤兵偷偷地送出了境。

这时惟一飞出刚果境内的飞机是前往南非的，夏尔·鲁便去了那儿。10个月后，鲁听到风声，谣传说1967年7月刚果将再一次发生兵变，于是他便带了五个南非人飞回刚果，来到驻扎在金社附近施拉姆的第十突击队司令部。兵变发生时，他又回到斯坦利维尔了。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是在德纳特和施拉姆手下。进攻刚刚开始，德纳特不幸被手下一个士兵走火打伤了头部，这一来，身为第六和第十突击队总指挥的德纳特不得不在战斗的紧急关头退下了战场。鲁立刻乘机跳出来，坚持宣称，由于他是在场最好的指挥官，又是惟一有资格统率全体雇佣兵的首领，再加之又是法国人，所以应当由他而不是比利时人施拉姆来接替德纳特全权指挥战斗。

然而，大权却落到了施拉姆手中。这倒并不是因为白人士兵公认施拉姆是他们之中的最佳人选，而是由于他是惟一能够指挥加丹加土兵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加丹加士兵参加，一小撮白人雇佣兵要想和对方较量，简直是以卵击石。

鲁的美梦是在两面夹击下破产的。首先是那些加丹加士兵们厌恶并且由衷地不信任他；因为他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去年正是在这个家伙的指挥下，他们的加丹加兄弟部队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另外，在德纳特躺在飞机内的担架上飞往罗德西亚的当天晚上，白人雇佣兵们开会讨论了夏尔·鲁的毛遂自荐。在许多发言反对鲁的人当中，有一位便是香农。一年半前，由于他不满彼得斯的领导离开了第五突击队，如今已是德纳特手上第六突击队里的一个连长了。

谁知这一次雇佣兵们又未能攻下河对岸的军火库。施拉姆率队撤出斯坦利维尔，长途跋涉前往布卡武——位于布卡武湖畔的一个风景如画的游览城镇，和邻近的卢旺达共和国毗连，一旦形势变糟，可从此处退往邻国。

鲁这一回把枪口指向了香农。为了将这两人隔开，施拉姆命令香农率领他的连队承担危险的尖兵任务，突破刚果军队的堵击，为雇佣兵部队、加丹加士兵、以及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们辟出一条通向湖边的道路。鲁被安插在大队人马的后面，因而两人再也没碰上面。

部队到达布卡武不久，他俩终于又见了面。当时刚果军队已从除城后的布卡武湖外三面紧紧地围住了他们。1967年9月的一天，鲁由于喝得烂醉如泥，在一场牌局中神志不清，一败涂地。他输急了眼，指责香农打牌作弊。香农则讥讽他打起牌来就像当年进攻西姆巴人的路障似的糊里糊涂，原因也都一样——根本就没有头脑。香农的话刚一脱口，牌桌四周立刻一片寂静，其他的雇佣兵都悄悄地向墙根退去。鲁在两人的对峙中坚持不住，垮了下来，他干瞪着眼，瞧着对面。这个年轻的对手起身向门口扬长而去，直等到这个爱尔兰人走到门口时，他才敢伸手摸出他那支0.45口径的柯尔特手枪瞄准香农的后背。香农反应更快，在飞转回身的同时，顺手抽出自己的自动手枪，对着长长的大厅另一端开了火。子弹打中了鲁的右上臂，在二头肌上穿了个洞，使得他右臂无力地垂下来，鲜血顺着手指尖滴落在掉在地上的柯尔特手枪上。

“有一件事我还记得，”香农对着整个大厅高喊着，“我还记得沃泰尔当时是怎么死的！”

这一枪算是结束了夏尔·鲁的雇佣兵生涯。他被送过界桥，进入卢旺达，然后乘车前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再从那儿飞回法国。就这样，那年11月布卡武因弹尽粮绝而宣告失守时，他不在场，自然也就逃开了雇佣兵们其后在基加利一座拘留营里度过的五个月战俘生活以及和香农再一次摊牌的机会。

由于鲁是第一个从布卡武返回巴黎的雇佣兵，采访的人们纷至沓来，他的牛皮也越吹越大，忙不迭地向人们炫耀着他那“战场”上负的枪伤，吹嘘他如何渴望重返前线去指挥他的部下。恰在那时，伤愈不久的德纳特为了牵制住刚果军队替陷在布卡武的雇佣兵们解围，从安哥拉对刚果南方发动一场筹划失误的入侵，结果一败涂地。德纳特——这位第六突击队的前任指挥官，也因此永远退出了雇佣兵世界。消息传来，鲁从此更坚信不疑，如今法国雇佣兵首领的重任已当仁不让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在刚果时，他曾通过四处抢劫弄到一大笔钱财并及时储存了起来。靠着这笔钱，他颇能吸引住一帮终日在街头巷尾厮混、在酒吧间里闲逛、喜欢自命为雇佣兵的市井无赖们；直到现在这些家伙仍还在某种程度上俯首听命于他。毋庸置疑，这种忠诚完全是靠金钱买来的。

亨利·阿兰便是上述这种货色，鲁的下一位应召而来的客人也是其中之一，此人属于另一种类型的雇佣兵。

他名叫雷蒙·托马德，是个天生的职业刺客。虽也在刚果混过一阵，其实只不过为了逃过警察的追捕而已。夏尔·鲁曾雇佣此人作为杀人凶手行过事。在这个头脑中满是谬误的傻瓜眼里，鲁因为给过他几笔为数不多的钱财竟成了大施主，而他也对鲁尽了奴才对雇主的那种最大的忠诚。

“我这儿有桩美差，”鲁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可以捞到5000美元。你感兴趣吗？”

托马德咧嘴笑了起来。

“那还用问，老板，这一回你想敲掉哪个混蛋？”

“‘猫儿’香农。”

托马德的脸立刻耷拉下来，他还没来得及回话，鲁又开了口。

“我知道这家伙不好对付，不过你更高他一手。再说，他眼下还全蒙在鼓里，等他下一次再来巴黎，给你个他的地址，等他出门时，你看怎么方便就怎么下手。他认识你吗？”

托马德摇摇头，回答道：“我们从未见过面。”

鲁拍拍他的背。

“那你就根本不用担心了。和我保持联系，我会让你知道在何时何地恭候他的。”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章

西蒙·恩丁星期二晚上发出的信，星期四上午就送到了苏黎世的汉德尔兹银行。银行根据信中的指示，向基思·布朗先生在布鲁日克雷迪特银行的户头电汇了10000英镑。

正午时分，古桑先生收到了这笔汇款。他从中取出一半，电汇给了布朗先生在伦敦西区一家银行开设的户头。当天下午4点差几分，香农给西区那家银行挂了个电话，得知汇款已到。他私下请求银行经理能给他提供方便，让他次日上午就能提出3500英镑现金。经理答应了，让他明天上午11点半结账之前来取款。

同一天上午9点刚过，马丁·索普便带着他上周末的收获，来到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办公室。

他们一道先把那张短短的单子过了一遍，然后仔细地研究起索普星期二、三两天从商会搞来的影印资料。等他们看完后，曼森倒在椅子上凝视着顶上的天花板，说：“马丁，你对博马克公司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天晓得为什么至今还未有人打这家公司的主意呢？”

其实这也就是马丁·索普昨天以来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

博马克贸易有限股份公司成立于1904年，是一家经营上世纪末利用中国苦力在南洋开发的一系列大型橡胶种植园的贸易公司。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个名叫伊恩·麦卡利斯特的冷酷无情。富于冒险精神的苏格兰人，1921年被封为爵士。由于这家公司创建于婆罗洲，因而公司也由此得名为“博马克”。

麦卡利斯特深知自己天生适于创业而不善经营，所以早在1903年公司开张前，他便与一帮伦敦商人谈妥将来合伙经营这家公司。次年公司成立时，发行了50万股普通股票。麦卡利斯特刚于一年前娶了一位年方门的少女，他买下了其中15万股，就此在董事会中谋得一席之地，并终生执掌这家橡胶贸易公司的经理大权。

公司创立10年后，由于那帮伦敦商人从几家供应英国军用橡胶制品的大公司手里捞到了一系列油水惊人的合同，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也随之猛涨，从发行之初的每股4先令剧增到2英镑多。战争给股东们带来的暴利一直持续到1918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家公司也走开了下坡路。但因为20年代出现的汽车热急需大量橡胶制造轮胎，博马克公司的股票价格又猛涨上去。这一次公司新发行了50万股与过去股票比率相等的股票，于是博马克公司发行的全部股票就达到了100万股，伊恩爵士手中持有的股票也增加到30万股。不过从此以后，这家公司再未发行过任何新股西30年代初的大萧条带来的衰退，使得橡胶价格和公司股票一落千丈。到了1937年，公司又有了转机。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中国苦力在残酷的压迫下忍无可忍，乘伊恩爵士熟睡之机，举起一把沉重的马来大刀砍了他一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虽未因为那一刀毙命，却死于事后所得的毒血症。他手下的副经理接过了大权，但缺乏死去的上司所具备的那一套心狠手毒的管理方法，以致橡胶产量正当价格上涨之时却跌落了下来。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本应使这家公司交上好运，可惜随着1941年日本人的侵入，这也化为乌有。

1948年，当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最终从荷兰人手中收回荷属东印度群岛与婆罗洲的主权时，博马克公司的丧钟敲响了。印尼属婆罗洲与英属北婆罗洲之间终于划定了疆界，而博马克公司的全部橡胶园都在印度尼西亚那一侧，于是就被印度尼西亚政府收归国有，分文没有补偿。

20多年来，这家公司一谲不起，产业再也未能恢复，与印尼苏加诺政权无休止的打官司，耗尽了公司所有的现金，公司股票价格一跌再跌。到马丁·索普去查核资料时，股票价格仅每股1先令，去年曾达到的最高价格是每股1先令3便士。

博马克公司的董事会目前由五位董事组成。公司法律规定，只要五位董事中有两位赞同，就可通过一项提议。索普找到这家公司地址后，发现公司的办公室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商业法律事务所所在地，原来这家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同时身兼博马克公司秘书，也是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博马克公司当初的办公室早已因经费桔据而放弃了。公司董事会极少召开，即使开会，通常也只有董事长以及那位身兼公司秘书的商业律师两人参加。董事长已是老态龙钟了，家住苏塞克斯郡，是那位曾接替伊恩爵士职位的副经理的弟弟。副经理先生战时死于日本人之手，名下的股票都遗留给了这个弟弟。其他三位董事都住得远离伦敦，三人之中偶尔也会有一个光临一次董事会。董事会上几乎无生意可谈，公司的收入目前主要来源于现在治理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将军政府时而付给的一点赔偿费，但是就连这点可怜的赔偿，也总是姗姗来迟。

实际上，董事会的五个成员合在一起也仅仅控制了公司全部股票的百分之十八。另外百分之五十二的股票，分散在遍及英国各地的6500位大大小小的股东之手。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似乎都是已婚妇女或者寡妇。毫无疑问，这些早已无人问津的股票证券，都已躺在英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银行及商业法律事务所的契约箱内沉睡多年了。

不过，索普和曼森对此并无兴趣。要是他们果真想从市场上买下足够控制这家公司的股票，那么首先需要很长时间。其次，其他投机家们很快就会察觉出有人在打博马克公司的主意。所以，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孀居多年的麦卡利斯特夫人独自持有的那30万股股票上。

然而，令他俩迷惑不解的是，为何多年以来，居然无人想到要从她手中买下那些股票，从而控制住这个一度财源茂盛、如今已是徒有其名的橡胶公司？无论从哪方面权衡，这都是一家理想的“空壳公司”，因为它的业务活动范围极广，无论开发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它都可以插上一手。

“如果那个老寡妇还会喘气，该是85岁了。”索普终于开口道。

“眼下她住在肯辛顿一幢死气沉沉的大古宅内，由一个已服侍她多年的贴身女仆陪伴着，或许她对那种佣人还另有专门叫法。”

“肯定已有人打过她的主意了。”詹姆斯爵士沉思着说，“可她为什么仍死抓住那批股票不放呢？”

“也许只是因为她就是不想卖，或者是不喜欢那些想买下她股票的家伙，老年人常有些可笑的念头。”

其实例并非由于老年人对买卖股票证券抱有糊涂的看法。绝大部分证券经纪人都早已有过这种亲身体会，当他们主动提出以合理、优惠的价格购买某个顾客手中的股票时，对方会一口回绝，其原因仅仅是由于他们不喜欢前来洽谈生意的证券经纪人。

詹姆斯·曼森爵士在椅子里向前倾过身来，手肘搁在写字台上。

“马丁，你去打听一下那个老寡妇的情况，弄清楚她的身世，她想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喜欢吃什么，最重要的是查清她的弱点所在。一定会有些对她来说具有莫大诱惑力的小东西的，她会愿意为那些玩艺儿出售她的全部股票。这不一定是钱，很可能不是，因为肯定已有人先于我们用钱试探过她了。无论如何必定会有些合她胃口的东西的，你去给我摸清楚。”

索普刚准备离去，曼森挥手又让他坐了下来。他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式六份要求在苏黎世兹温格利银行开立编号账户的申请表格。

他扼要地讲解了一下他想要索普干什么，对方点点头。

“预订一张明天早晨的航班机票，明晚你就可以回来了。”曼森对他离去的助手说。

下午两点刚过，西蒙·恩丁就给香农来了电话。香农向他汇报了最新活动情况，对方显然很为香农明确而周密的报告感到高兴。他在一本崭新的便笺纸上摘要记下了细节，以便自己晚些时候向詹姆斯爵士汇报。

当他记录完毕后，香农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

“请你在下星期一正午前从瑞士银行直接向卢森堡银行总行基思·布朗的账户上电汇5000英镑。”他对恩丁说，“另外，下星期三上午前再直接向我在汉堡大陆银行的户头上电汇5000英镑。”

他简单谈了谈他转到伦敦的那笔5000英镑已按上次汇报所说派定了用场，其余的5000英镑他需要存在布鲁日银行里留作备用。他打算让恩丁汇往卢森堡和汉堡的这两笔数额相同的钱主要是想换成保付支票，在与有关人士谈判生意前用来证实一下他确有支付能力，然后再将这两笔钱大部分转汇到布鲁日银行以平衡支出。

“总之，我可以向你报上一份完整的支出账单，写明迄今为止钱都用在或准备用在哪里，可你至少一定得把通讯地址告诉我。”末了香农对恩丁说。

恩丁给了香农那天早晨他化名沃尔特·哈里斯在一家寄宿公寓租下的存局待领信箱的地址，并且答应尽快吩咐他在苏黎世的银行，分别向卢森堡和汉堡两家银行基思·布朗的户头上各汇500英镑。

5点左右，大个子詹尼·杜普里从伦敦机场打来了电话。几人之中数他的旅程最长：他前一天刚从开普敦飞到约翰内斯堡，在假日旅馆歇了一宿后，又搭乘南非航空公司的客机作了一次长途旅行。途中他们仅在葡属安哥拉首府罗安达的伊斯拉多塞尔机场作了短暂停留，以绕开途中所有黑人国家的领空直抵伦敦。香农接电话时，吩咐他立即要辆出租汽车尽快到这所公寓来。接着，香农又给其他三个雇佣兵挂了电话，让他们马上分别前来他的住所。6点钟时，雇佣兵们第二次相逢了。大家纷纷与远道前来的南非人握手寒喧，然后静听香农把前一天晚上对他们谈过的情况重向杜普里介绍一遍。杜普里听完后，脸上泛起了笑意。

“我们又要去打仗了吗？猫儿？那就把我给算上。”

“好小子，我就等着你这句话。你留在伦敦找上一个小套间住下，我明天可以帮你查一下《晚报》上的‘房屋出租栏’，至迟傍黑前就能把你给安排好。

“给你的任务是买下我们所需要的全部服装。我们需要50件短袖圆领紧身衫，50条短裤，50双薄尼龙袜；然后每人再配上一套换洗的，这样一共是100套。等会儿我给你开一张单子。把这些东西买来后，再去买50条军裤，最好是那种有丛林保护色的夹克裤及50件拉链开口的军用夹克，颜色要和裤子一样。

“这些东西你完全可以公开从出售野营用品、体育运动用品的商店和处理剩余军用物资的仓库买来。现在甚至连嬉皮士们都喜欢身穿军用夹克在城里招摇过市，更甭提那些去乡村狩猎的人了。

“你可以从同一家商店买齐所有的汗衫、袜子、短裤，但军衣和军裤要分开来买。还得再买上50顶绿色贝雷帽，50双靴子。军裤全买大号的，万一嫌长，我们以后可以把它们改短一些；军衣一半买大号，一半买中号。靴子到野营用品商店去买，不要买笨重的英国军靴，而要买那种用带子系紧、防水的绿色长统帆布靴。

“剩下要买的是背具。总共需要50副背包带，50个军用背包，50个野营用帆布背袋。背包、背袋都要有铝质支撑架的那种，这样稍加改装就可用来背火箭弹。另外还要买50条轻尼龙睡袋。怎么样？待会儿我给你列张完整的清单。”

杜普里点点头。

“没问题。这些东西总共得多少钱？”

“大概要1000英镑。这件事你应该这样去办：先去找一本商店电话号码簿，在专售这类物资的商店那一栏里，你能找到十多家商店和仓库。军衣、军裤、腰带、贝雷帽、背包带、背包、背袋、靴子等要到各家店铺去买，一家买一样。要付现钞，买好后把东西随身带走。万一有人询问时，不要说出真名实姓，也不要留下真实住址。

“东西买来后，存进一家普通货栈里，装箱后准备运往海外。再去找上四家专运出口物资的海运代理商，付款后让他们把全部东西分四批托运给马赛一家替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先生保管物资的出口关栈。”

“马赛的哪家商号？”杜普里问。

“我们现在还没有数。”说着香农转向科西嘉人。

“让，巴普蒂斯特，你联系好一家海运代理商后，把商号的全部名称和详细地址分两份寄到伦敦来，一份邮给我，另一份寄往特拉法格广场邮局詹尼·杜普里租的信箱。清楚了吗？”

朗加拉蒂记下地址时，香农将那段话译给杜普里听。接着他继续说：“詹尼，过几天你到那家邮局去办好存局待领手续，每周去检查一次，直至收到朗加拉蒂的来信为止。然后让海运代理商把东西运往马赛那家专事出口物资的海运代理商那里库存，注明物主是朗加拉蒂。现在来谈谈钱的问题。我刚刚得悉布鲁日银行的汇款已到。”

香农拿过杜普里手中的机票存根，其余三人也纷纷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账单。接着他从写字台内取出四个封信，全是写给克雷迪特银行古桑先生的，信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要求克雷迪特银行从基思·布朗的账户里提出一笔钱兑换成美元，汇往某某先生在一家银行的存款账户上。

在信上的空行里，香农分别填上金额相当于从奥斯坦德、马赛、慕尼黑和开普敦乘飞机往返伦敦一趟所需要的钱数，此外他还要求古桑先生收信后立即分别向四封信中四个人的银行户头汇去1250美元，5月5号再汇一次，6月5号最后汇一次，钱数均与前相同。四个雇佣兵依次告诉了香农他们各自开户的银行名称，基本上都是些瑞士银行，香农接着将它们填进四封信上的空行里。

当他全部完成后，四个雇佣兵各看了一遍自己的那封信，然后香农在信末签上名，把信分别装进四个写好地址的信封，让雇佣兵们各自寄走。

最后，他发给每个雇佣兵50英镑现金，算是支付他们在伦敦停留48小时的费用。他和他们约好次日上午11点在他存款的那家伦敦银行外会面。

雇佣兵们走后，香农坐下来给身居非洲某地的一个人写了封长信，接着又给那个作家挂了个电话。作家在弄清楚确实是他打来的电话后，告诉了他那个非洲人的通讯地址。当天晚上，香农快件寄走了那封信，独自一人吃了顿晚餐。

马丁·索普刚巧赶在午饭前拜访了苏黎世兹温格利银行的斯坦霍弗博士。由于詹姆斯·曼森爵士事前曾关照过银行，所以索普受到了与曼森相同的盛情接待。

他交给博士六份请求开立编号账户的申请表，都已按规定填好，签上了名。申请人还在附表上按要求写下了两种不同签名。这六位申请人是亚当斯、鲍尔、卡特、戴维斯、爱德华兹和弗罗斯特。

每份表格上另外还附有两封信，一封是申请人签名的全权委托书，分别证明亚当斯、鲍尔、卡特、戴维斯、爱德华兹和弗罗斯特授权马丁·索普先生处理一切与他们有关的账户事宜；另一封是詹姆斯·曼森爵士签名的信，信中要求斯坦霍弗博士向他这六位助手的账户上各转进50000英镑，全部金额均从他的户头上提取。

斯坦霍弗博士并非银行业的新手，更绝非那种轻易便可骗过的等闲之辈，然而却未能看出，曼森这六位“商业助手”，各人姓名开头的第一个字母按顺序排列起来，居然恰巧就是英语字母表上开头的六个字母。不过，他对这种玩弄空头人名的把戏早已司空见惯，根本不想多加理会。如果英国一个百万富翁挖空心思地设法绕开本国那项缚人手脚的《企业经营法》，那可与他无关。而且，他也明白英国商人们为了使本国商业部难以查明事实真相，常常是耍尽手腕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促使他接受了索普递上来的申请表。如果詹姆斯爵士目前正千方百计悄悄买下的这批公司股票有一天会从眼下的价格暴涨到天文数字水平，那他何不乘此机会也为自己捞上一些呢？真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我们看中的公司名叫‘博马克贸易公司’。”索普低声向博士先生介绍说。他接着扼要讲解了这家公司的现状，并着重说明那位已是垂暮之年的麦卡利斯特夫人，目前手中拥有30万份股票，占公司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三十。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人已捷足先登，前去劝说过这个老太太售出她手中的那批股票。”他继续道，“但看样子，他们未能如愿。我们想再去试一试。不过即便万一有失，我们仍还打算继续努力，另选一家‘空壳公司’。”

斯坦霍弗博士抽着香烟，静静地倾听着索普的叙述。

“如您所知，博士先生，任何人要想隐姓埋名地买下那批股票，实际上都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打算让亚当斯、鲍尔、卡特、戴维斯四位先生出面，每人各买百分之七点五的股票。我们期望您会很乐意地代表这四位先生行事。”

斯坦霍弗点点头。这是股票交易中的一种常见手法。

“当然可以，索音先生。”

“我将尽力劝说那位老姐签字，转让这批股票而不去计较谁是这批股票的买主。这仅仅是由于有些英国人，尤其是老妇人，觉得瑞士银行是种相当——哪，叫我怎么说好呢——是种相当神秘的机构。”

“我敢肯定您指的是阴险邪恶。”斯坦霍弗博士无动于衷地说出了这个字眼。“对此我完全理解。让我们暂时把这一点搁在一边，等您去拜访那位老妇后，再来看看此事最好该怎样安排。不过，您可以告诉詹姆斯爵士大可不必为此担心，股票最终一定会落在这四位先生名下，而且决不致冒犯《企业经营法》的。”

不出詹姆斯·曼森爵士所料，索普果然在夜幕降临前便已回到伦敦，开始欢度周末了。

中午12点，香农手中拿着四个棕色信封走出了他存款的那家银行。门外，四个雇佣兵正在人行道上静悄悄地等候着他。

“马克，这是你的，内有500英镑。因为你是住在家里，所以给你的活动经费最少。你用这笔钱去买一辆带车厢的大货车，再租下一间可以上锁的汽车房，还得买些其他零碎东西，你会在信封里找到一份购货单的。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那个出售施迈塞尔型自动枪的人，安排他和我见一次面，大约10天之后，我将用电话与你那间酒吧联系。”

这个身材高大的比利时人点点头，然后在马路边拦了辆出租汽车，直接驶往维多利亚车站搭乘火车，摆渡赶回奥斯坦德。

“库尔特，这是你的。由于你得东奔西跑，因此给你1000英镑。你要在40天之内找到那条轮船，通过电话和电报与我保持联系。但措词得简单、谨慎。如果是写信寄给我，尽可以直截了当地讲清楚。假使真的会有人检查我的邮件，不管我们怎么保密都得露马脚。

“让·巴普蒂斯特，这是你的500英镑。这笔钱就是你40天的生活费用。注意不要惹是生非，少在那些过去你常去的地方抛头露面，找到小艇和发动机后，来信通知我。别忘了去开个银行账户，告诉我银行地址。如果我认为你选的货的型号和价钱都还适宜，我会汇钱给你的。记住海运代理商的事儿，一切都要办得稳妥，完全合乎法律手续。”

他俩各自拿好钱，听完香农的嘱咐后便坐上出租汽车去伦敦机场，塞姆勒准备飞往意大利那不勒斯港，朗加拉蒂则打算回马赛。

香农挽起杜普里的手臂，两人一道在皮卡迪莉广场上慢慢地溜达着。他一边走，一边递给了杜普里最后一个信封。

“我在里面放了1500英镑。1000英镑足够买下全部物资，再加上储存、装箱和运往马赛的费用，还能剩下点钱。500英镑够你在伦敦生活一个月到六周。星期一早晨你就开始动手购买，这个周末就得利用商行电话号码簿和伦敦市区图把商店和货栈选择好。一定要在30天之内买齐全部物资，因为我需要这批东西45天后便能运抵马赛。”

他停下脚步买了份晚报，打开“房屋出租栏”，指着一行行出租配有家具或不带家具的公寓的广告对杜普里说：“天黑前找好一套小公寓，明天把地址告诉我。”

他们在距离海德公园仅有几步路的地方分手。

香农整个晚上都忙着给恩丁起草一份详细的经费开支表。他指出全部开支耗尽了布鲁日转来的5000英镑汇款，剩下的几百英镑，他已存进他在伦敦开户的银行留待备用。

最后，他提到应该支付给他本人的那笔10000英镑的工资还分文未得。他建议恩丁，或者把这笔钱直接转到香农在瑞士开立的银行账户上，或者汇往布鲁日克雷迪特银行基思·布朗的户头上。

当天晚上，他寄出这封信。

这个周末闲暇无事，香农于是挂了个电话给朱莉娅·曼森，请她一起去吃晚饭。朱莉娅原准备上她父母的乡村别墅去度周末，但立刻重打电话告诉他们，她不打算去了。等她打扮停当开车来接香农时，天色已晚了。她站在她那辆鲜红车身的豪华赛车旁，一副娇滴滴、水灵灵的样子。

“你预订好餐厅了吗？”她问。

“是的。怎么啦？”

“我们还是上我常去的一家饭店吃吧。”她提议道，“那样，我还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几位朋友呢。”

香农晃晃脑袋。

“别提这些了，对我来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啦。我可不想整个晚上都坐在那儿，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似地让人盯着，问些关于如何杀人的蠢话。那太倒胃口了。”

朱莉娅噘起小嘴。

“求求你，我亲爱的猫儿。”

“不行。”

“瞧，我不提你的身份和职业，一定注意保密。来吧，谁也不会从你脸上猜出你是谁的。”

香农软了下来。

“但得有个条件。”他说，“我是叫基思·布朗，明白吗？基思·布朗。就说这么多，其他一概不提，不准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是干吗的，懂吗？”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了不起，”她说，“真是个绝妙的主意，‘神秘人’驾到了。那么走吧，基思·布朗先生。”

她带着香农来到了特兰普斯饭店。显而易见，她是这家饭店的一位知名人士。当他们走进饭店大厅时，约翰尼·戈尔德从门边的柜台上欠起身来，热情地吻了吻她的双颊。她把香农介绍给他时，他握着香农的手说：“基思，见到您很高兴，祝您玩个痛快。”

他们在与酒吧柜台平行的一长排桌子中坐下来，首先点了一个家乡风味的茄汁龙虾，这是塞在掏空的菠萝里炮制的名菜。香农的位置正面向大厅，他扫了一眼就餐的人，大部分顾客都是些长发披肩、衣着随便、模样像是影星之类，或者至少与此行有关的人。其他顾客显然是些赶时髦的商界后起之秀，在向同来就餐的女模特儿或是名气不大的年轻女演员们大献殷勤。在那些商人中他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坐在饭厅对面，朱莉娅视线以外的那伙人之中。

吃完龙虾后，香农要了一道“香肠土豆泥”，然后他暂时离座，慢慢地踱出饭厅来到门厅中央，像是打算往厕所去。不多一会儿，一只手拍到他肩上，他转过身来，恰和西蒙·恩丁打了个照面。

“你头脑发昏了吗？”这位伦敦商界的硬汉子怒气冲冲地问。

香农圆睁双眼，假装吃了一惊，莫名其妙地望着他说：“没有啊，我觉得一切都很好嘛！怎么啦？”

恩丁欲言又止，气得脸色发白。他熟悉自己顶头上司的脾性，深知曼森多么溺爱这位他自以为是多么天真纯洁的宝贝女儿，并且还能大概想像出，一旦曼森听说香农竟会带他的女儿出来吃晚饭时会是怎样暴跳如雷，更别提万一香农和她一起睡觉的消息传到他那里了。

可是，恩丁眼下却有苦难言，他猜想香农目前还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更不用说了解曼森其人了。假如他此刻痛骂香农竟敢请一个叫朱莉娅曼森的姑娘出来吃饭，那势必会“泄漏”出他的用心、曼森的姓名，还得暴露曼森才是这项合同的大老板。他也难以启齿命令香农少和这姑娘啰嗦，因为他担心香农和姑娘磋商此事，而她将把他的老底揭给香农。他好不容易才把心中的怒火强压下去。

“你来这儿干吗？”他气呼呼地问。

“吃晚饭嘛！”香农装着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答道，“瞧，哈里斯，如果我想出来吃顿晚饭，那可是我的自由。这个周末没什么事，我非得等到下星期一才能飞到卢森堡去。”

恩丁越发光火了，但他又难以说出他此刻关心的并非是香农没抓紧工作。

“那姑娘是谁？”他终于忍不住问。

香农耸耸肩，满不在乎地说：“叫朱莉娅，两天前我在一家咖啡馆碰上的。”

“搞上手了吗？”恩丁简直吓掉了魂。

“不错，你可以这么说。怎么啦？”

“哦，没什么。不过对姑娘，对所有的姑娘都得留点神，你最好眼下还是甭和她们来往，我能说的就这些。”

“哈里斯，别为我担心，我决不会出洋相的，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床下。再说，我只告诉她我叫基思·布朗，是做石油生意的，正在伦敦度假。”

恩丁没答话，猛地转身叫住保罗，让他去告诉同桌就餐的人他已被人叫走了。接着，他抢在朱莉娅·曼森可能认出他之前，直向门口的台阶走去。香农在一旁盯着他。

“随你的便，”他悻悻地说，“看你拿老凶神詹姆斯·曼森爵士这口最大的油井怎么办。”

走上门外人行道后，恩丁还在悄声咒骂着。此外，他只能祈求香农没对这姑娘说基思·布朗究竟是干什么的，而朱莉娅·曼森也不会去把她新交上这个男朋友的事儿告诉她父亲。

香农和朱莉哑跳舞跳到将近凌晨3点，然后在驶回香农的住所途中，两人发生了第一次口角。他劝她最好别告诉她的父亲她是和一个雇佣兵一道出去的，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最好别提。

“从你谈到的有关你父亲的情况看，他似乎非常溺爱你。要是他知道了咱俩的事，也许会把你送得远远的，或者把你给关起来。”

她先是嘲笑他，接着沉下脸不断地说她能让她爸爸听她的，从来都是如此。而且她要是果真被爸爸关起来，倒也挺有意思，那她立刻可以名扬报界了。再说，她争辩道，到那时香农一定能想法子打进来，带着她逃出去远走他乡。

香农吃不准她究竟有几分正经话，思忖着他吃晚饭时故意那样惹怒恩丁是否有些太过分了，虽说他并不是有意去上那儿找恩丁麻烦的。他俩一路争执着，来到了他寓所里的客厅。

“不管怎样说，我是向来讨厌别人对我指手画脚的。”说着，朱莉娅脱下上衣，扔到安乐椅上。

“我会来管教你的。”香农咆哮着。“和你父亲在一起时，你给我少废话，就这么回事！”

姑娘答话前先朝他吐吐舌头。

“我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坚持道。为了强调语气，她还使劲跺了跺脚。香农发火了，他把她拎起来转了个圈，走向安乐椅，一屁股坐下，把她按在他双膝上。足有5分钟时间，客厅里回荡着两人的搏斗声，朱莉娅挣扎时的尖叫声和香农挥手揍她耳光时发出的啪声。当他最后放开她时，她大声呜咽着冲进卧室，“砰”地一声关上门。

香农耸耸肩。哭声总归要停下来的。他对此反正无能为力。他走进厨房，给自己煮了点咖啡，端到窗前，一面慢慢地呷着，一面打量着窗外花园对面的房屋。附近可敬的公民们此时已沉睡在梦乡之中，四周的房屋一片漆黑。

当他走进卧室时，里面黑乎乎的。在远远的双人床的角落里，有一块隆起的小包，但却寂静无声，仿佛她是屏住了呼吸。他的脚在地板中央踏到了她扔下的衣服，又走了两步，绊上了她丢在一边的一只鞋。然后，他坐在床沿上，等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后，发现她正枕着枕头，两眼紧盯着他。

“你是个坏蛋。”她耳语着说。

他斜过身去，一只手滑向她的脖子，缓慢而又有力地抚弄着她的下颌。

“从没有人敢动过我一根指头。”

“这就是为什么你才成了今天这种样子。”他嘟哝着。

“什么样子？”

“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姑娘。”

“你胡说。”停了一下她又说：“是的，我就是这样。”

他继续抚摩着她。

“猫儿。”

“唔？”

“你真的认为如果我把咱俩的事告诉爸爸，他会把我从你身边弄走吗？”

“不错，我还这么认为。”

“你看我真的会把这事讲给他听？”

“我刚才是这么想的。”

“你就是为这个才生气的吗？”

“对。”

“这么说，你打我是因为你爱我？”

“大概是如此。”

她扭过头来，香农感觉到她的舌头不停地舔着他的掌心。

“上床吧，猫儿，亲爱的。快点，我实在憋不住了。”

他衣服才脱了一半，她便掀掉身上的被单，跪在床上，双手抱住他的胸脯，边吻边喃喃地说：“快点，快点。”

“你真是个谎话连篇的坏东西。”香农躺在床上紧抱着朱莉娅时，心中暗想道。

当东方泛起一线灰白色的曙光时，他俩已在床上静静地睡了两个小时。此刻他真渴望能抽上支香烟，朱莉娅缩在他的臂弯里，这会儿她是心满意足了。

“给我讲点什么吧！”她央求道。

“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为什么要当雇佣兵，东奔西跑地到处去和人打仗？”

“我没有把战争强加于人。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自身在制造战争，因为领导、统治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是一伙假装诚实正直。道貌岸然，实际上谋取私利的狗杂种们，他们为了大发横财和争权夺利而制造战争。我只不过去打仗，因为我喜爱这种生活方式。”

“可你为什么要钱呢？雇佣兵们是为了钱才打仗的，不是吗？”

“不仅仅是为了钱。不少无赖才是为了钱打仗，但真正遇上摊牌时，那些平时自称雇佣兵的混蛋们常常也就不战而退，缩回狗头了。大多数最勇敢的雇佣兵参战的原因都和我一样，他们喜欢这种生活，严酷、战斗的生活。”

“可世界上为什么非得有战争呢？人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在和平之中呢？”

香农激动起来，在黑暗中怒视着天花板。

“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食人者和被食者。食人者总是能身居高位，因为他们时刻准备杀开一条血路，吃掉挡住他们去路的人和物以便爬上高位。而被食者们却没有这种胆量、勇气、胃口或者狠心。正因为如此，世界总是由食人者统治，他们也就成了权贵。不过，权贵们的欲望永远是难以满足的，他们贪得无厌，要无休止地争夺更多的受他们顶礼膜拜的金钱。

“对那些大亨们来说，金钱意味着货币，越多越好，石油、黄金、股票、证券，都是他们的目标。为了弄到这些东西，他们可以去撒谎、行窃、贿赂、欺骗，因为这些东西最终都能变成货币，而货币又可以买到权力，所以事实上归根结底，还是权欲在作怪。如果他们觉得某个地方有油水可捞，需要靠发动战争去掠夺，于是那儿就出现了战争。”

“不过，有人的确是为了理想而打仗的。”

“唔，是有人为理想而战，但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上了当，这也包括那些返回家园后还在为战争叫好的家伙。他们错了，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他们被人愚弄了。那些在越南打仗的美国大兵们，你以为他们当真是为生活、自由、追求幸福而献身吗？不，他们仅仅为了华尔街琼斯金融市场的老板们而死的，永远是如此。还有那些死在肯尼亚、塞浦路斯、南也门的英国士兵们，你真的以为他们是高呼着‘为了上帝、女王、祖国’的口号而冲锋陷阵吗？他们踏上那些陌生的土地是将校们命令他们去的，而那些将校是受命于国防部，国防部又是在内阁指挥下行事的；至于内阁，关心的则是如何使英国保持对这些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可那又怎么样呢？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总归要回到自己主人之手的。再说，权贵们中有谁会去真正关心英国士兵们留在异国他乡的尸首呢？所以，我说过是骗局。朱莉哑·曼森，这是一场大骗局。我与那些士兵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人指使我去打仗，或者上哪儿打，为谁打；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政客、大亨痛恨雇佣兵的原因。这并非由于我们比他们更精明，事实上我们看得远不如他们全面，而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我们，我们不听他们的调遣。我们可以不去开枪射击那些他们要我们打死的人；他们喊‘冲’，我们可以不冲；他们叫‘停’，我们可以不停，就这样我们成了非法的歹徒。因为我们是根据合同打仗的，而合同是由我们自己挑选的。”

朱莉娅坐了起来，双手抚摩着他胸膛、肩膀上坚实而伤痕累累的肌肉。她是个一帆风顺长大的姑娘，和她的许许多多同辈人一样，甚至连自己周围那个狭小的天地都无法理解。

“那么怎么去理解那些人们为之而献身的正义战争呢？”她问，“我指的是，譬如反对希特勒的战争，那可是正义的战争，不是吗？”

香农叹了口气，点点头。

“不错，那是正义的。希特勒那家伙的确是个兔崽子。但有一点，是他们，西方世界的那些权贵们，卖给了他那么多钢铁，才使他得以发动战争。然而，他们又生产了更多的钢铁，去打垮希特勒，从中赚取更大的利润。为了杀死希特勒，全世界付出了3000万条生命的代价，而一个雇佣兵只需花费一粒子弹就能办好这件事，代价还不到一个先令。”

“但我们到底还是胜利了，不是吗？这是一场值得为之献身的正义事业，我们终于赢了。”

“我们是赢了，我亲爱的小东西。这是因为与希特勒相比，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有更多的枪炮、坦克、飞机和军舰，这就是取胜的惟一原因。如果希特勒的东西更多，他也会赢的，历史将会写下他正确，而我们都错了。你明白吗？胜利者总是有理。我有一次听到过一条绝妙的小格言：‘上帝站在强大的军队这一边。’这便是富者和强者、多疑与盲从的人都接受的哲理。政客们笃信它，所谓‘严肃的报刊’鼓吹它。其实真相是：统治者们是站在强大的军队这一边，因为强大的军队首先是他们建立、武装起来的。那些千千万万向来轻信报刊杂志信口雌黄的读者们从未费神想过：上帝，假如冥冥之中确有上帝的话，也许是和真理、正义、怜悯站在一道，而不是和丧尽天良、残酷无情的武力同流合污；真理和正义也许在弱者这一边。然而即使那样，又有啥用？强大的军队总是要取胜的，‘正义的舆论’总是要表示赞同的，而被食者们总是会深信无疑的。”

“你是个叛逆者，猫儿。”朱莉娅喃喃地说。

“当然。我向来如此。不，不是向来如此，而是自从我亲手在塞浦路斯埋葬了六个战友之后。就打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起领袖们的智慧与正直了。”

“你既然要去杀人，也就可能被杀，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死于哪次荒唐的战争之中。”

“是的。当然我也可以像一只恋窝的家雀似地留在某座荒唐的城市里生活下去，过着荒唐的生活，缴着荒唐的租税，从而使荒唐的政客和领袖们能把金钱花费在选举能为他们服务的统治者身上。我可以坐在一个荒唐的办公室里工作，挣上一份荒唐的工资，早晚间坐着火车荒唐地奔波于办公室和家园之间，直到荒唐地退休。但是，我更愿意以我的方式行事，我的方式生活，我的方式去死。”

“你曾想到过死吗？”她又问。

“那还用说，常事。你难道不是吗？”

“是的。可我不想死，我也不愿意你去死。”

“死并不太坏。当你多次亲身经历过死亡而又活下来之后，你就会对死处之泰然了。我给你讲件事儿。有一天我在清理这套住所时发现了一张垫抽屉的报纸，是一年前的。上面有条新闻，我浏览了一遍，写的是发生在去年冬天的一件事。有这么一个老人，孤苦伶什地住在一间地下室内，听清了吗？一天，人们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是在他死去一周左右后才发现的。人们告诉验尸官说，从未有人来看望过他，他自己已无法常常出来转转了。病理学家说营养不良至少已有一年了。你能猜出人们在他喉咙里发现了些什么？硬纸板的碎屑！他死前一直在一口口地啃着一只食品包装箱，以填饥腹。喂，小东西，我是不会这样离开人世的，我有我的方式。我情愿胸膛上挨了颗子弹，口里含着鲜血，手中握着枪，满怀着挑战的心情，高呼‘给我一块五尺之地吧’！我情愿那样去死，而不是窝窝囊囊地躺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嘴里塞满硬纸板，咽下最后一口气。好了，现在快睡吧，我的小宝贝，天都快亮啦。”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一章

星期一下午1点刚过，香农抵达卢森堡。他从机场要了辆出租汽车，来到卢森堡信贷银行。他取出护照证明自己便是基思·布朗后，询问起此刻应正等待他来取的那笔5000英镑汇款。

银行职员花了几分钟检查了一下电传室，发现了这笔汇款是刚从苏黎世汇来的。香农没把它全部兑成现金提走，只换了相当于1000英镑的卢森堡法郎，然后签了张表格，把余下的4000英镑存在银行里，由银行给他开了一张数值相同的保付支票。

在前往乌格大街的兰一斯坦恩财会公司赴约之前，他抽空吃了顿快餐。

卢森堡与比利时、列支敦士登一样，在银行业和企业交易上为投资者们提供了一套高度隐蔽甚至秘密的服务制度、任何外国警方要想在此摸清某桩交易的来龙去脉，简直比登天还难。大体说来，除非确能表明一家在卢森堡登记的公司业已违犯了卢森堡大公陛下的法律，或者能证据确凿地说明该公司已卷入一项极其耸人听闻的国际丑闻之中，否则无论哪国警方前来调查该公司的情况，都将完全置之不理。这儿正是香农施展身手的理想场所。

他是三天前用电话和埃米尔·斯坦恩先生——这家名声显赫的公司合伙人之一——谈妥这次来访的。为了使自己与这种场合相适应，香农特地穿上一套新近订做的深灰色西装，内穿一件雪白的衬衫，打着一条气度不凡的领带。他手拎一只提箱，胳膊下夹着份《泰晤士报》。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欧洲人似乎普遍以为身带这种报纸的定是个体面的英国绅士。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香农对眼前这位灰白头发的卢森堡人说，“几位英国商界同人，鄙人也是其中之一，希望在地中海地区做点生意，也许是在西班牙，或是法国、意大利。为此目的，我们愿意在贵国创立一家控股公司。如您所料，我们这些住在英国境内的大不列颠公民，要在几个欧洲国家不同的金融法律下从事商业活动，将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务。因此，即使仅从税收的角度出发，把这家控股公司建立在贵国境内，也是可取的。”

斯坦恩先生点点头，这种情况并不陌生，许许多多类似的控股公司都是在他这小小的国度里登记注册的，他的公司每天都要收到不少与此类似的申请。

“布朗先生，这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他对来者说，“当然，您也明白，公司开张前必须办理完卢森堡大公国所有的法律手续。这些手续一旦就绪，您的控股公司便可掌握一批在别国登记注册的其他公司的多数股票了，但却完全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税务调查。”

“多谢您了。也许阁下愿意向我扼要介绍一下在贵国开设一家这样的公司所需要的基本程序？”香农问道。

这位财会专家便井井有条地讲清了有关程序。

“与英国不同，在卢森堡境内设立的任何有限股份公司都必须至少有七个股东，三个董事。然而，常见的做法是：由受人委托代为成立控股公司的卢森堡财会人员出面担任公司董事长，加上他自己的两个小合资人一起组成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再由他手下的三名职员担任公司股东，每人仅持有一份微不足道纯粹是凑数的股票。这样，想开设公司的投资人只是这家公司的第七个普普通通的股东。不过，由于他掌握了公司绝大多数股票，所以公司的实际命运是控制在他手中的。

“一般说来，股票总数和股东姓名都将登记在册，但按规定。持有多数股票的股东无须登记自己的身份。因此，各人身边的股票就成了决定性的东西，谁掌握了多数股票，谁就能控制这家公司。万一原先那位持有大多数股票的股东不小心遗失或是被窃，那么得到这些股票的人也就自动成了这家公司的主人，而不必证明这些股票是如何到他手中的。您能听懂吧，布朗先生？”

香农点点头。其实这种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样，塞姆勒买船时，便可利用一家谁也无法摸清底细的公司作身份掩护了。

“控股公司，”斯坦恩先生继续说，“正如其名称所示，可以不做任何形式的买卖，而只是控制其他公司的证券。您的同仁是否已握有能控制住其他公司的股票并打算将那些股票转到卢森堡来呢？”

“没有，目前还没有。”香农答道，“我们希望能买下选择好的地区内某些现有企业的股票，或者是创立另外一些企业，然后为了妥善保管起见，将其大部分股票转到卢森堡来。”

一小时后，双方达成协议。香农向斯坦思先生出示了他身上的那张4000英镑的银行支票，以证明他确有偿付能力，并且缴给斯坦恩先生300英镑现款作为押金。

斯坦恩先生同意立即着手筹措，建立一个控股公司。两人先翻阅了一遍厚厚的“现有企业一览表”，在确定没有重名后，把他们即将成立的这家公司起名为“蒂龙有限控股公司”。公司全部资本将为40000英镑，但暂时只发行1000股股票，每股价值1英镑。斯坦恩先生收下1股，担任公司董事长；他的合伙人兰和另一位小合资人将各拿1股，董事会就由他们三人组成。兰一斯坦恩财会公司的三名职员——事后得知是公司的三个秘书——每人拿1股，余下的994股全归布朗先生所有。这样，实际上是他在操纵这家控股公司，而董事会只不过是他的代言人而已。

公司筹资成立大会初步定于12天后或者打那以后的任何时间里召开，只要布朗先生事先能来信说明他何时将来卢森堡出席会议。等这一点谈妥后，香农离开了财会公司。

他赶在银行关门前回到那儿，归还了那张支票，再将这笔4000英镑转汇到他在布鲁日银行的账户上。然后他找好旅馆，当晚就在卢森堡过夜。虽说他已预订好明晨飞往汉堡的机票，但他还是请旅馆的职员再打电话到机场证实了一下。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汉堡，是去寻找武器的。

军火交易是当今世界上除毒品买卖外利润最大的生意。因此毫不稀奇，世界各国政府都深深卷入其中。自从1945年以来，是否拥有本国自己的军火工业，几乎已成了一个国家的威望所在。这一行业空前繁荣兴旺，产品到70年代初便已多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男女老少，每人平均都能分到一件武器。除了爆发战争，平时制造出的大量军火根本无法消耗。所以，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不是将多余的武装弹药推销出口就是发动战争，或者两者同时并行。可是，由于世上几乎没有哪国政府愿意使本国步入战火，但为了以防万一又不愿坐看自己的军火工业衰败下去，于是多年以来各国军火工业的重点一直放在出口上。为达此目的，列强们各自都豢养了大批薪金优厚的武器推销员，在世界各地到处奔波。他们巧舌如簧，想方设法地劝说所有那些担心自己的军火不够充足的当权者们前来购买他们国家生产的武器，或者挖空心思，诱惑那些忧虑手中的武器不够先进的统治者们尽快更新装备。

不过，列强们却从未关心过，他们售出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军火，那些买主们用来镇压本国人民以维持他们的独裁统治，而不是用来抵御外国侵略。合乎逻辑的是，军火交易的兴起正是西方国家相互激烈竞争、抢夺利润的产物，随着俄国开始大量制造武器，军火出口自然也就变成扩张霸权的重要手段。

渴望攫取更多的利润与妄图扩大政治影响二者相互作用着，交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计算网，世界各大强国都在日以继夜地对此加以精心盘算。假如一个列强向A国出口武器，但拒绝卖给B国，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将会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军火售予B，而不给A。这就叫做维持力量平衡，和平也就因此而得以维持。在军火生意中，赚取利润是始终如一的目标，这是条永恒的原则，惟一能与之分庭抗礼的是政治上的需要。出于扩大势力范围的需要，列强们往往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利润。因此赚钱的本能和政治上的野心相互牵扯着，把世界各国的国防部和外交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任何一个国家，假如仅仅打算建立起自己的初级军火工业，其实并不困难。制造步枪、自动武器及两者使用的弹药和手榴弹、手枪，相对来说都不复杂，对技术水平、工业基础及各种原料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小国由于自身的需求量甚少，不值得为此建立一套相应的工业设施，所以通常是从大国那里购买武器成品。此外，他们也明白，本国落后的工艺水平使得他们实在无法在军火出口市场上与他人抗衡。

虽然如此，在过去的20年里，相当数量的越来越多的二流强国大力发展并建立起本国的基础军火工业。一般说来，生产的武器越复杂，困难也就越多，能够制造的国家也就越少。制造小型武器很容易；生产大炮、装甲车、坦克却并非易事；要想建立一整套造船工业体系，生产现代化的战舰，更是难上加难，制造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则最为艰巨。因而，人们常以一个国家所能制造的最尖端的兵器和该国不得不进口那些它不能生产的武器来衡量其军火工业发达的程度。

在西方世界中，主要的军火生产与出口国家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1954年签订的巴黎条约禁止它制造某些武器）、瑞典、瑞士、西班牙、比利时、以色列和南非。瑞典和瑞士虽属中立国，但仍然生产并出口非常先进的武器。以色列和南非建立起本国的军火工业则是由于它们处境特殊，不愿在出现危险时过分依赖任何国家，这两国的军火都极少出口。余下的国家均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们之间有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由于军火出口牵涉到外交政策，这些国家还在一种不甚明确的程度上相互配合，共同行动。向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申请购买武器，都得经仔细审阅后方能决定是否同意，再最终售给武器。基于同样的理由，任何购买它们武器的小国都必须签订一项书面协定，保证不得在未经它们书面许可的情况下将买来的武器转交给第三方。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在同意出售武器前，总是要问上许多问题，而且通常是由外交部而不是军火出口部门最后拍板批准。这样，几乎所有的军火生意都难免成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

东方集团的武器是相当规范化的，主要来自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其军火工业水平如今已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共产党国家军火出口政策与西方根本不同，在那儿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影响，而不是利润。苏联常把数量惊人的武器作为礼物馈赠给他国，分文不取，以投其所好。由于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信条，所以共产党国家常常不仅只是向合法政府出售军火，而且还对它们在政治上赞赏的“解放组织”供应武器。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武器不是出售，而是馈赠。因而几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极左分子或者革命组织，都能保证得到相当数量的武器，不致使游击战争必需的军火短缺。

持中间立场的中立国家瑞士和瑞典，总是根据它们自己确立的原则，来决定该向谁出售武器。因此，它们的军火出口为道义所局限，这是其他国家均不采取的立场。

由于俄国人不仅向官方政府而且向民间组织出售、赠送武器装备，而西方国家想如法炮制却又畏首畏尾，于是私人军火商便应运而生了。俄国人根本无须私人军火商，这种人的出现，完全是为了适应西方的需要。他们是这样一些生意人：如果有谁想要购买武器，他们可代为效劳；但为了能使他们的买卖长久，他们必须与本国的国防部紧密合作，否则就会被视为进行非法交易。因此，这些人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遵照本国政府的意愿行事的。再说，他们出售的军火也许就是买自本国，所以如果他们引起本国政府不快，可能就会被切断武器来源，更不必说他们还担心万一引起政府更大的不满就会被撵出这一行业。

因此，这些合法的军火商们通常是自己国家的公民与居民，总是在与本国政府磋商、征得同意后，方才向买主出售武器。一般来说，这些军火商都是资本雄厚的大老板，他们居于私人军火交易的最高层。

在这一烂泥塘中，次于他们的是些小一点的鱼虾。再往下便是那种自己并不存有军火，但由某个属政府所有或归其控制的大型兵工厂特许供应武器的合法商人，他们代表顾客去和兵工厂洽谈，然后收取佣金。他们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俯首听命于政府的程度，因为正是由政府所属的兵工厂供给他们武器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偶尔也欺骗政府一下，大捞一把，尽管有两个颇有名望的商人在这样耍弄手腕后被他们的政府所察觉，从此丢掉了这个饭碗。

在烂泥塘底鬼混的则是黑市军火贩子。他们由于没有政府颁发的执照，因而总是自行其是。他们手头的军火也许都是非法的。他们之所以能在这一行业中站住脚，是因为军火交易中的秘密买主——某些个人或组织——离不开他们，这些买主既非某国政府，也不代表本国官方，因而不可能洽谈政府间的军火交易，也无法获得任何西方国家官方默许，从合法私人军火商那儿买到武器。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他们也无法说服任何共产党国家支持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却需要武器。

在军火交易中，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被称之为“最终使用人证书”。这份证明书表明，这一武器是直接卖给最终使用人或他们的代表的。在西方世界里，最终使用人都必须是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有当武器装备属于某个秘密机构赠送给一支非正规军队，或者纯粹是一笔黑市军火交易时，卖主才不过问“最终使用人证书”。前者可举出“猪湾战斗”中美国中央情报局无偿援助反卡斯特罗的军队以及装备刚果雇佣兵的例子，后者的典型是由支持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欧洲和美国各界人士私下运抵爱尔兰的大批军火。“最终使用人证书”作为国际性的文件，并无特定的规格、形状、大小或专门的措词用语。它由某国官方的代表或政府写下的书面证词，说明本国政府授权持证人或者军火商向供应国政府申请购买并出口一批武器。

有关这一证书的重要之点，在于有些军火出口国对此检查极严，以保证其真实可靠；另一些国家却对此奉行所谓“不可过问”的政策。毋庸置疑，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最终使用人证书”也可以伪造。当香农飞往汉堡时，正是小心翼翼地跨进这一天地。

他明白自己肯定不能指望任何欧洲国家直接售予武器，也不幻想哪个共产党国家会卖给军火。事实上，它们定会坚决反对推翻金巴政府的任何尝试。基于同一原因，任何直接购买武器的申请都将首先“泄露”计划，结果导致整个方案告吹。

同样，他也不可能和任何大型国营军火企业——如比利时国家兵工厂——打交道，因为向这些产销结合的国营军火企业提出的任何购买武器的申请，都势必转交给政府批准。此外，他也不可能前去拜会某个大军火商，像伦敦的科格斯韦尔、哈里森或者伯明翰的帕克·黑尔，以及同属这一类型的瑞典的博福斯，瑞士的厄利肯，西班牙的赛特姆公司，西德的维尔纳之流，捷克的奥默尼帕尔公司，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等等。

而且，他还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次购买武器情况特殊：所需数量太少，不足以引起那些惯做大宗卖卖的军火巨贾们的兴趣，更不能吊起前军火大王萨姆·康明斯的胃口。康明斯发迹于摩纳哥的一栋小阁楼内，战后整整20年里一直在那儿操纵着一个巨大的军火王国。如今他已隐退，去尽情享受他几十年来赚下的万贯家财。类似萨姆·康明斯这样的军火大商还有：维也纳的施特拉卡蒂博士——此人是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华盛顿大街门号的奥默尼帕尔军火公司的股东之一；慕尼黑的朗根施泰国博士；罗马的佩雷蒂博士；布鲁塞尔的卡梅门特先生等等。香农对他们根本未抱奢望。

他必须深入到这一行业的下层，寻找那些愿做小笔生意的军火商，比如：康明斯以前的同伴、德国人京特·莱因豪泽尔，巴黎的皮埃尔·洛雷，莫里斯·埃尔斯可，保罗·法维埃等。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还是去找汉堡的两个熟人。

他在要买的武器种类上还有一些麻烦。由于这些武器每种都有特定的用处，所以明眼人一见便知买主的用意，无须训练有素的军人，甚至门外汉也能意识到这些种类的武器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攻下一座建筑物。而且，因为购买的武器数量极少，行家们决不会相信这是某个国家——即使是个小国武器力量的订货。

于是香农决定把他的订货分得更散些，从同一个军火商那儿只买一种类型的武器，这样可以避免因购买一小批性能各不相同的武器而泄露天机。

他打算从现在前去拜会的那个人手中购买40万发通用于自动枪和卡宾枪的9毫米子弹。这批子弹由于数量太多、重量太大，所以无法从黑市上购买，也难以偷运出境，但却很像是某个小国警察部队所需的订货。而且，由于只买子弹不买枪，所以不致令人生疑。遇到盘问时，可以轻描淡写地把它说成是补充库存的订货。

为了买到这批弹药，香农需要找个合法军火商。此人应能通过正当手续，将这批子弹夹在大宗订货里一起从制造厂内买出。此外，这种人虽说领有官方颁发的执照，但只要有利可图，照样愿意帮助顾客伪造一份“最终使用人证书”。不过既然如此，这批弹药一定得从那些奉行“不加过问”政策的国家购买。

10年前，欧洲各地有不少人手中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军火，即所谓的“黑枪黑弹”。这些武器弹药一般都是在殖民地战争中——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比利时在刚果——遗弃下来流落到私人手中的。

但是，在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小型非正规战争，主要是在也门、尼日利亚战场上耗尽了这些军火，因此香农眼下只有去找人替他搞一份“最终使用人证书”，递交给某个“不加过问”的军火出口国。仅仅四年前，这类国家中最理想的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它虽说是个共产党国家，但却继承了捷克人的老传统，愿向所有的买主出售武器。那时，谁都可以提着一箱美元来到布拉格奥默尼帕尔公司总部，选购他需要的武器。然后，他很快便可带着这些武器，坐上预先订好票的班机飞离捷克。可是，自从苏联1968年入侵后，这一切便荡然无存了。克格勃开始对所有的买主进行严格审查，提的问题数不胜数。

另外还有两个国家对“最终使用人证书”究竟来自何方几乎不加过问，其中之一是西班牙。这是个自古以来一直对如何多挣外汇极感兴趣的国家，它的赛特姆军火公司下属的兵工厂，生产范围广泛的各型武器，由西班牙武装部队卖给几乎所有的买主。另一个国家便是军火出口业中的后起之秀——南斯拉夫。

不过几年前，南斯拉夫才开始制造本国所需的武器装备，并很快就使其军队全部装备上了国产武器。不久，生产过剩接踵而来。因为任何国家一旦耗费巨额资金建成工厂使之投产后，不可能再暂时关闭上一阵，由此就产生了出口问题。然而，作为军火市场上的新手，南斯拉夫生产的武器质量，对于顾客来说尚是个未知数。为了尽快打开销路、挣得外汇，南斯拉夫人于是对所有的购买申请都采取“不加过问”的态度。它所制造的轻型迫击炮质量优良，火箭筒用途广泛，不过，后者基本上是捷克RPGM型火箭筒的仿制品。

正因为它是军火市场上的新手，香农估计商人们能够说服卖方出售一点点这两种武器——两门60迫击炮，100发炮弹；两具火箭筒，40枚火箭弹。借口就说由于顾客是首次购买产品，所以很想先少买一些这两种刚投产不久的武器试用一下，然后再来大批订货。

香农打算清汉堡的一个合法军火商替他采买那批9毫米子弹。此人领有特许证，经营西班牙赛特姆公司的武器，他也常常帮买主伪造“最终使用人证书”。至于迫击炮和火箭筒，香农已准备让汉堡另外一个人助他一臂之力。此人当初曾为南斯拉夫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出过力，从而与南斯拉夫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尽管他并无从事这一行业的执照。

一般说来，去找一个黑市军火商毫无价值，除非他能在自己非法贮存的军火之外另想办法满足你的需要。因为，如果供货来自他的非法贮存，那就意味着没有出境执照。这种商人惟一的用途是替那些无法自己搞到“最终使用人证书”的买主弄上一份合乎规格的伪造证书，再去劝说一个合法军火商接受下来，然后由这个合法商人报经政府批准后，用他本人库存的军火来供应买主，并办妥出境执照；或者用他自己的名字和信誉作保证，将这份伪造证书递交给一家愿意接受的政府。但是，偶尔黑市军火商也有另一种用处，使得顾客有求于他——精通行情，深知在何时、何地购买何种武器最有把握。香农正是抱此目的前来拜访他汉堡之行名单上的第二位先生。

抵达汉堡后，香农直奔大陆银行去看5000英镑汇款是否到了。当查明钱已汇到后，他将这笔汇款兑换成注明由他提取的支票，接着前往他已预订好房间的大西洋饭店。由于太疲倦了，他再没外出，早早用完晚餐便上床休息了。

香农次日上午跨进了约翰·施林克尔那间陈设简陋的小办公室。他发现对方是个五短身材、皮笑肉不笑的胖子，乍一接触，使人感到好客热情，以致香农好一会儿才领悟到这小子其实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他俩说话用英语，谈价用美元——军火交易中形影不离的两种工具。

香农首先对这位军火商愿意接见他表示感谢，接着递上他那份化名基思·布朗的护照以证明其身份。这个德国佬轻轻翻阅了几页，还给了他。

“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他问。

“有人向我推荐说，阁下是军火行业中享有极高信誉的大亨。”

施林克尔微笑着点点头，但看来对这段奉承无动于衷。

“请问是谁向您推荐的？”

香农说出了一位巴黎熟人的名字，那是一个在法国秘密机构中专门从事非洲工作的特务，香农过去在非洲打仗时和他相识的。一个月前，香农在巴黎时曾去看望过他，共叙旧情。一周前，香农又给他挂了个电话，确实是他推荐香农来找施林克尔订货的。香农曾告诉过那个法国人，到时候他将化名布朗。

施林克尔扬了扬眉毛。

“请您稍候一下。”说着，他起身离开办公室。香农从与办公室紧连在一起的一个小房间里听见他使用直通电传机的哒哒声。30分钟后，这个德国伦笑嘻嘻地转回来。

“我刚才为了桩生意打电报给巴黎的一个朋友，”他眉开眼笑地解释说，“请继续谈吧。”

香农早已明白，这家伙是给巴黎的一个军火商发了封电报，让对方去和那个法国特务核实一下基思·布朗是否可靠。显而易见，他刚才收到了巴黎的回电，告诉他一切正常。

“我想购买一批9毫米子弹。”香农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这批订货数量不大，但是一伙非洲人请求我帮这个忙，他们需要这批弹药办几件事，我相信如果这些事能成功，您今后还会获得更多数量惊人的订货。”

“您要多少？”德国佬问。

“40万发。”

施林克尔作了一个鬼脸，简单地说了一声：“数量并不太大呀。”

“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现在手中的钱还不多。不过，我想阁下是听说过这句格言的：肯下小赌注，定会赢大钱。”

这个德国佬点点头，这种情况过去就曾有过，第一批订货通常都不大。

“他们为什么要请你呢？您既非武器商，也非弹药商。”

“他们碰巧聘请我担任一切有关军事问题的技术顾问，当他们需要新找一个军火供货人时，便让我来欧洲替他们跑跑腿。”香农回答道。

“你大概没有‘最终使用人证书’吧？”这个德国佬又问。

“没有，恐怕没有。我希望这种事情能有办法安排。”

“哦，是的，有办法安排，”施林克尔说，“这一点没问题。虽说时间要长一些，花钱要多一点，但完全可以解决。当然，我也可以把我的库存卖给你，东西就在维也纳的仓库里，那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省去办理‘最终使用人证书’的麻烦；再就是由我去搞一份证书，然后通过正常的合法途径去申请购买。”

“我宁愿采用后一种方法，”香农说，“因为货必然需要装船运走，把这么一批弹药从奥地利偷运进意大利再搞上船，未免太冒险了。我对这一套做法一窍不通。再说，万一偷运途中被截住，我可得为此蹲上很长时间的监狱。另外，警方也许会查出这批走私军火是买自您的库存。”

施林克尔笑了起来。他心里有数，最后那种危险并不存在，但对方提到国境检查的问题却是不无道理的。“黑九月”①极端分子最近进行的恐怖活动已使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国政府闻风丧胆、草木皆兵，对于任何进出国境的可疑物资都严加防范。

香农这样说也自有他的理由。他毫不怀疑施林克尔干得出今天私卖给他弹药、明天就把他出卖给警方这种事儿。假如迫使这个德国佬帮他伪造一份“最终使用人证书”，这家伙就不得不在这桩交易中站在他一边了。因为，毕竟最后向当局呈上伪造证书的将是施林克尔，而不是他香农。

“我想也许还是你说得对。”施林克尔终于开口道，“好吧，我愿以65美元1000发的价格向你提供这种9毫米标准子弹，另外还得为帮您搞份证书收百分之十的附加费，再为船上交货提取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香农迅速心算了一下，船上交货意思是替这批弹药办妥全部出境执照，顺利地通过海关检查装上船，保证船能平安无事地驶出港口。这样，子弹要花26000美元，附加费和手续费一共是5200美兀。

“钱怎么个村法？”他问。

“先预付5200美元，这是办理证书必须的，包括所有的差旅费和手续费在内。当我替你搞到‘最终使用人证书’后，你就得把剩下的钱付齐。但是，这一定要赶在我动手采买之前。作为一个合法商人，我将代表我的顾客——颁发‘最终使用人证书’的国家前去购货。一旦东西买到手，卖方政府就不可能反悔、退钱了。因此，我要求你提前付款，并及时通知我运载子弹出口的货船名称，以供替你申请出境执照之用。这条船必须是一家注册轮船公司所有的定期班船、货轮或客货混载轮。”

香农点点头。他明知这些条件很苛刻，但也只好咬咬牙接受下来。假使他果真代表的是某个国家官方政府，他根本就不会来求施林克尔了。

“从钱付齐到货装上船一共要多长时间？”他问。

“西班牙政府办这种事向来拖拉。不过，至多也只要40天左右。”

香农起身掏出那张银行支票给施林克尔看了看，以证明他是有钱的。他答应一小时后来交给对方5200美元的现金或者相当于这笔钱的西德马克作为预付费。施林克尔愿意要西德马克。一小时后香农把钱拿来时，他给香农开了一张标准收据。

当他写收据时，香农测览了一遍堆放在咖啡桌上的一叠小册子。小册子上印的是一家公司的经营项目，显然都是些非军用爆炸和燃烧品以及治安部队使用的各种器材，其中包括防暴棍、警棍。步话机、催泪瓦斯、发射器、照明弹、照明火箭等等。

施林克尔递过收据时，香农问他道：“请问您和这家公司有联系吗？”

施林克尔大笑起来。

“那也是我开的，我就是靠它在公众中赢得声誉的。”

香农心里暗自寻思：“真是只狡猾的老狐狸。打着这家公司的旗号，他就能明目张胆地存放那些一箱箱贴着‘谨防爆炸’标签的军火了。”不过，他对这些东西倒是挺感兴趣的。他飞快地写下一张清单，递给施林克尔。

“您能从库存中卖给我这些东西吗？也是准备出口的。”他问。

施林克尔扫了一眼清单，内有两座供海岸警卫队发射船舶遇难照明弹用的发射器，10枚能在空中短暂停留的强效镁光照明弹，两只利用压缩空气做动力的高音雾笛，4副夜用望远镜，3台有效通讯距离不少于5英里的袖珍无线电步话机，5只袖珍罗盘。

“当然可以。”他回答说，“所有这些我都有存货。”

“我想买下这批货物。这些东西既然不属军火范畴，我估计出境时不会遇上什么难题吧？”

“毫无问题，我愿把它们送到哪里都行，尤其是送往一条海船上。”

“太好了。这批货外加把它们运给马赛一家出口代理商的运费，一共得多少钱？”

施林克尔看了一遍价格表，算了一下说：“加上百分之十的运费，一共是4800美元。”

“12天后我和你联系。”香农答道，“请把这批货全部装箱待运，我将通知您马赛那家出口代理商的名字，并附上4800美元的银行支票。此外，我希望能在一个月之内告诉您那条船的名称，付清买子弹的26000美元。”

当晚，他在大西洋饭店招待他要找的第二个人吃饭。此人名叫艾伦·贝克，是个加拿大移民，二次大战后迁人西德，与一位当地姑娘结了婚。战时他是英国皇家陆军工兵，战后不久就涉人一系列进出苏联集团国家境内的走私活动，偷运尼龙制品、手表和难民。此后他逐步卷入替数十个小小的民族主义和反共游击队走私军火的活动。这些游击队是战时建立的，战后仍在中欧和东欧开展他们的抵抗运动。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战时他们打击德国人，战后在反抗俄国佬。

这些游击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提供的行动经费。贝克精通德语，善于运用化整为零的战术，成功地把军火分送到这些游击队员之手。为此，他倍受赏识，并从美国人那里直接领到巨额薪资。当这些游击队终于渐渐作鸟兽散后，他于50年代初来到了位于摩洛哥北海岸当时是国际自由商港的丹吉尔。他发挥了自己长期积累的走私妙术，从这里把香料和香烟偷运进西班牙和意大利。不料好景不长，他的走私船在一次黑社会匪帮的火并中被炸沉，结果他只好返回西德，重操陆上走私这一老行当。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有人想买，有人肯卖，他都愿从中出力。他最近的一项进账，是替西班牙北方巴斯克独立运动与南斯拉夫谈妥了一笔军火交易。

香农在贝克于1968年4月走私枪支进入埃塞俄比亚时认识他的。当时，香农刚离开布卡武，正是无所事事。贝克知道香农的真名实姓。

现在，这个瘦小但很结实的走私贩子兼黑市军火商，正静静地听着香农解释想要些什么。他的眼光不时从嘴边的饭菜溜到对面的雇佣兵脸上。

香农讲完后，他开口说：“行，完全可以。南斯拉夫人会觉得这种说法通情达理：一个新主顾想先买两门迫击炮、两具火箭筒作为样品试用一下，如果质量满意，再来大批订货。这是名正言顺。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和他们关系极好，而且他们办事速度也快。不过，实话告诉你，眼下有一个其他问题。”

“什么问题？”

“最终使用人证书。”贝克答道，“我过去在波恩有个熟人，是个东非国家的外交官。此人只要给他一笔钱，再为他弄上几个他喜欢的那种金发碧眼的德国美人儿，什么证书都愿意替你办。不巧他两周前调任回国了，我一时还没找到可以代替他的人。”

“南斯拉夫人是否特别注意买主是谁呢？”

贝克晃了晃脑袋。

“不，只要‘最终使用人证书’符合规格，他们从来不多加过问。但是不管怎么说，得有份证明，上面必须盖着地道的政府大印。总之，至少要说得过去才行。”

香农沉恩丁一会儿。他听说过，巴黎有个家伙有一回曾吹嘘说，他和某个国家使馆有关系，能从那儿弄到“最终使用人证书”。

“假如我从一个非洲国家替你弄上一份货真价实的证书，有用吗？”他问。

贝克吸了一口雪茄。

“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现在给你把货价报一下：60迫击炮每门1100美元，两门也就是2200美元，炮弹每发24美元。问题是你要的炮弹数量太少，能否将迫击炮弹订货从100发提高到300发呢？那样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谁也不会只买100发炮弹，即使仅仅是为了试射。”

“好吧，”香农说，“就买300发，不能再多了，否则超出预算，我的佣金就会减少了。”

实际上他的佣金根本不会少，因为预算中给他留了余地，他大可不必担心工资会出问题。不过，他知道这么一开口，贝克就不会再讨价还价了。

“行，”贝克说，“这样，炮弹一共是7200美元。火箭筒每具1000美元，两具就是2000，火箭弹每枚42.5美元，你要40枚……让我看看是……”

“1700美元，”香农说了出来，“全部订货总共为13100美元。”

“猫儿，还得再加百分之十，算是帮你搞份出境执照的手续费。这与‘最终使用人证书’无关。如果是我替你弄的证书，那就得加百分之二十的钱。我们还是实际一点吧，你要买的东西并不多，但我要花的跑腿钱多少都一样，其实我应该为这么一点订货收你百分之十五的手续费才对。所以总数是14400美元，就算14500吧，嗯？”

“不行，就是14400。”香农答道，“我把证书弄到后寄给你，同时附上百分之五十的押金。等我看到东西在南斯拉夫装箱待运后，再付百分之二十五的钱；船离码头时，把最后百分之二十五给你，怎么样？”

贝克内心渴望香农能将钱全部预付给他。但他不是合法商人，和施林克尔不同，他一没有办公室，二没有货栈，连个经商地址都没有，他只能作为掮客，借用一个他熟悉的合法商人的名字行事。作为黑市商人，他也就只好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了——佣金低和预算少。

在这行买卖中，掮客玩弄的一条最古老的诡计是：答应下一笔军火订货，假装信心十足，尽力让顾客相信他是绝对诚实可靠的，再争取多弄一些预付款，然后便逃之夭夭。不少黑人来欧洲购买军火时，都曾上过这种当。不过贝克清楚，香农是绝对不可能中此圈套的。再说，14400美元的百分之五十实在太少，不值得为此而永远销声匿迹。

“好吧，一收到你的‘最终使用人证书’，我就着手行动。”

两人起身离开餐厅。

“从你开始申请购买到装船得花多长时间？”香农问。

“大约30到35天。”贝克回答说，“顺便问一下，你搞到船了吗？”

“还没有，我估计你是需要船名的，到时候我随证书一起寄给你。”

“如果你还没有搞到船，我倒听说有一条非常好的船可以出租，2000西德马克一天，你啥也甭操心，船员、食品，应有尽有，你要上哪就上哪，要多保密都行。”

香农盘算了一下。船将在地中海停泊20天，驶向目的地需要20天，回来得20天，一共是60天时间；这样就是12万马克，折合1.5万英镑，比买条船便宜，划得来。问题是他不愿意让一个外人除了控制部分军火订货外，还掌握船，知道行动目的地。那样的话，势必要让贝克或者联系租船的那个人最终成为参与行动的同伙。

“可以考虑，”他试探着说，“那条船叫什么名字？”

“桑·安德烈亚号。”

香农立刻凉了半截，他曾听塞姆勒说过这条船。

“是在塞浦路斯登记注册的吗？”他又问。

“不错。”

“别提它了。”他干脆地说。

当他们走出餐厅时，香农摹地瞥见约翰·施林克尔正在一个单间餐室里吃饭。起先他疑心这家伙是在跟踪他，但很快发现还有一个人在和施林克尔一道吃饭，看样子像是他的大主顾。香农扭头大步走出餐厅。

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他和贝克握手告别。

“我会给你写信的，”他说，“可别叫我失望。”

“别担心，猫儿，相信我好啦。”贝克答道。接着，他转身匆匆走出大街。

“蠢猪才会信任你呢！”香农喃喃地说着走回旅馆里。

当他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时，那个和施林克尔一起就餐的客人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似曾在哪里见过那张脸，但又记不清究竟是在哪儿见过的。快睡着时，他终于回忆起，此人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参谋长。

第二天早晨，星期三，他飞回伦敦。这是第九天的开始。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二章

正当香农乘坐的班机从汉堡机场起飞时，马丁·索普跨入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办公室。

“麦卡利斯特夫人，”他刚开始介绍，詹姆斯爵士便挥手示意他先坐下来，“我已把她的底细全摸清了。”索普继续道，“不出我所料，曾两次有人前去找她，想买下她那批博马克贸易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票。看样子，那两人似乎谁也没找对门路，都被她拒绝了。这位夫人已是风烛残年，86岁了，非常神经质，至少她的名声如此。她还是个地道的苏格兰人，一切事务都委托给远在敦提的一个律师代理。这是我写的有关她的全部报告。”

他递给詹姆斯爵士一个浅黄色的牛皮文件夹。曼森矿业联合公司的头头接过来，几分钟便看完了，他烦恼地嘟哝了好几次，还在喉咙里含糊不清地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见鬼”。看过报告后，他抬起头来望着索普。

“我还是想搞到这30万股博马克公司的股票。”他说，“你刚才提到那两个家伙没找对门路，这是什么意思？”

“看样子，她进棺材前只对一件事感兴趣，但不是钞票。她有的是钱。这位夫人是个苏格兰大地主的女儿，陪嫁的地产超过现金。这桩婚事毫无疑问是两家父母做的主。其父死后，她继承了全部地产。当时那还是大片大片荒无人迹的沼泽地，可如今已成了渔猎场。过去20年里，前来捕鱼打猎的城里人缴给她的租费，使她发了一小笔财。她还把那片地一块块地售给工厂主们，赚了一笔更大的钱。当然，这些都是她的代理人替她张罗的。她目前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息足可维持生活。我怀疑那两个碰壁的家伙除了提出给她一大笔钱外，什么也没想到。其实，她对钞票根本不感兴趣。”

“那么她到底想要什么呢？”詹姆斯爵士问。

“请阁下细看一眼报告的第二页第二段，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每年逢丈夫的忌日，她都在《泰晤士报》上登载讣告；她曾打算替她丈夫立一座塑像，却遭伦敦郡议会拒绝；还想在她丈夫的家乡建一座纪念碑；我猜想她梦寐以求的是替她男人——那个当年的奴隶监工重振名望。”

“有道理，有道理，很可能被你猜中了。那你准备怎么办？”

索普把他的主意提纲挚领地讲了一遍，曼森认真地倾听着。

“也许能行，”他终于开口道，“更加稀奇古怪的事儿都曾有过。麻烦之处在于：假使你用这种办法还碰了钉子，那么就几乎不可能另打主意再退到她门上了。不过，我估计如果我们单单只提出给她钱，无论如何结果只会和前两个家伙一样，落得个空手而归。好吧，就按你的路子试试看，一定要让这个老东西把股票卖出来。”

索普带着这一指示辞别了詹姆斯爵士。

香农回到他在伦敦的住所时，中午12点刚过。门口的蹭鞋垫上放着份朗加拉蒂从马赛拍来的电报，下面仅签了一个“让”字。电报抬头称呼是“基思·布朗”，电文简单得只有一个地址，是这个科西嘉人化名拉瓦隆在离马赛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街上登记住下的旅馆。香农很赞赏朗加拉蒂这一谨慎的做法。在法国住旅馆要填一张表格，然后由警察统一取走。假使朗加拉蒂在旅馆登记是用的真名实姓，那么警察过后也许会揣摩，为什么他们的老冤家朗加拉蒂要住得离他常去的老巢那么远。

香农花了10分钟时间，才吃力地从《欧洲大陆电话簿》上找到了那家旅馆的电话号码，随即挂了个电话。当他告诉那家旅馆请拉瓦隆先生接电话时，对方回答说拉瓦隆出去了。香农留下口信，请旅馆通知拉瓦隆回来后给伦敦的布朗先生来个电话。他曾分别告诉过四个雇佣兵他的电话号码，并让他们一一记住。

接着，他用电话通知邮局给恩丁化名租的信箱发了封电报，告诉这位合同老板他已经回到伦敦，想和他面谈一下。他还往詹尼·杜普里的下榻处发了封电报，叫他接电后速来汇报。

最后他给他开户的那家瑞士银行打了个电话，获悉预定发给他的那笔10000英镑工资已有一半汇到了他的账户上。钱是由汉德尔兹银行一个匿名主顾寄来的，他明白这人一定是恩丁。对于只汇来一半工资这一点，他只是耸耸肩。合同还刚刚开始执行，只付给他一半工资是很正常的。他深知曼森公司野心勃勃的计划及其迫不及待地期望金巴总统倒台的心情，因而相信剩下的那一半工资将会随着行动的进展转到他名下。

整个下午，他都忙着写他卢森堡和汉堡之行的详细报告，但他没有把卢森堡那家财会公司的名称和那两个军火商的名字写进去。最后，他在报告上附了一份全部开支账单。

直到下午4点半钟才写完报告，此时他已饥肠辘辘了。自从上午9点在从汉堡飞往伦敦的客机上吃过一顿汉莎航空公司供应的点心外，他片食未进。他东翻西找，在冰箱里发现了半打鸡蛋，于是胡乱摊成一个大蛋饼，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上床小憩了一会儿。

6点刚过，他被詹尼·杜普里的敲门声惊醒了。5分钟后，电话铃响起来，这是恩丁无意中在邮局发现那封电报后打来的。

恩丁很快便注意到香农有些支支吾吾，似乎有话不便直说。

“你房间里有人吗？”他在电话中问。

“嗯。”

“是和合同有关的人吗？”

“对。”

“想和我面谈吗？”

“不错，”香农答道，“明天上午怎么样？”

“好吧。11点左右你看合适吗？”

“行。”香农说。

“上你那儿？”

“可以。”

“那我11点到。”说着恩丁挂上电话。

香农转过身来对着杜普里。

“大个子，进展怎么样？”

杜普里连续三天忙下来已经有了一点眉目。100双袜子、汗衫和短裤都已订好货，星期五就可去取。50件军上衣也已找到货主并已谈妥。这家商店还有配套的军裤。然而，按照香农的指示，杜普里必须另找一家店去买军裤，以避免有人会意识到他是在买成套军装。杜普里顺便提到，谁也没有对他买东西的事生疑，但香农仍决定按原定方案行事。

杜普里还说，他已跑了好几家卖靴子的商店，可始终没能找到他要买的那种帆布靴。本周余下的几天中，他打算再继续找找看，并准备下周开始采购贝雷帽、背袋、背包、各种背包带和睡袋。香农建议他立刻着手与他的第一个出口代理商联系，尽快把内衣和军上衣作为第一批货运往马赛。香农还答应，两天内一定从朗加拉蒂那儿要到马赛那家出口代理商的姓名和地址。

在这个南非人临走之前，香农写了一封信给朗加拉蒂，用的是朗加拉蒂的真名，寄往他在马赛中心邮局的信箱。在信中他提醒这个科西嘉人，是否还记得半年前他们在棕桐树下的一席谈话。当时谈到购买军火时，朗加拉蒂曾说他认识一个巴黎人，此人可以通过某非洲国家驻巴黎的外交官从大使馆里弄出“最终使用人证书”。香农现在急需知道这个人的姓名和住址。

信写完后，他递给杜普里，让他当晚就赶到特拉法格广场上的通宵邮局将信快件邮走。他对杜普里解释道，他本打算自己去寄，但现在必须留在家中等候朗加拉蒂本人从马赛打来的电话。

时钟敲响8点，正当他饿得难以支持时，朗加拉蒂终于挂来了电话。这个科西嘉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模模糊糊，这一定是法国那种老古董式的电话线路网造成的。

香农用隐语问他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在雇佣兵们离开伦敦前，他曾警告过他们，无论如何不准在电话上公开谈论他们正在干什么。

“我住进了一家旅馆，地址已电告你了。”朗加拉蒂说。

“我知道，电报收到啦。”香农在电话里高喊道。

“我租了一辆摩托，跑遍了所有出售我们需要的那种物资的商店，每种类型都有三家不同工厂的产品。我已查到这三家工厂的地址和名称，分别写信向他们索取产品介绍，一周左右肯定可以收到回信。然后，我可以根据从产品介绍上了解到的情况，选购最适合我们需要的产品。”

“好主意，”香农说，“第二种货怎么样？”

“这要根据我将选购的第一种东西而定了，因为两样是相互关连的。不过别担心，第二种货这儿沿海的商店里多得很，每一种类型的都有成千上万。随着春天到来，所有港口的商店都摆满了各种最新型号的产品。”

“好得很。”香农喊道，“现在听着：你立刻替我在当地找一家第一流的海运出口代理商，我需要比原先考虑的要早。这儿有几箱东西马上就要发运，从汉堡也要发去一批货物。”

“这个并不费事。”郎加拉蒂在电话里嚷道，“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选在土伦港，我想你是明白其中原因的。”

香农对此当然一清二楚。朗加拉蒂可以化名登记旅馆住宿，但是要登记出口物资，那他非得出示身份证才行。此外，大约从去年起，马赛的警察开始对港口大大加强了警戒，海关也上任了一名新首脑，据说此人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采取这两项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粉碎歹徒们妄图利用马赛港作为法国与纽约之间毒品运输网的起点站。然而，搜查船上是否装有毒品时，会轻而易举地导致查出武器。假使他们是因为一桩根本没有卷入的事而被捕，那可真是绝妙的讽刺。

“就按你说的办，你对那儿的情况最清楚。”香农回答说，“一旦找到合适的商行，马上把名称和地址电告给我。我刚给你邮去一封信，是今晚用快件寄往马赛中心邮局由你亲收的，见信后你就会明白是件什么事情。信应该在星期五上午到，收到信后立即将那人的姓名来电告诉我。”

“好的，”朗加拉蒂说，“就这些吗？”

“暂时就这些。你收到那些产品介绍后，迅速给我寄来，别忘了附上你自己的意见和商品价格，我们一定不能超出预算。”

“行，再见！”朗加拉蒂喊道。与此同时，香农也挂上了电话。随后他在圣琼·博伊斯酒家独自吃了一顿晚餐，很早便就寝了。

第二天上午11点，恩丁准时光临。他花了一个小时边看香农的报告和账单，边与香农商讨着这两个问题。

“好吧，”他终于开口说，“情况现在怎么样？”

“唔，当然，一切还在筹备阶段，我才开始干了10天。但已初见成效了。我打算到第20天时把所有的货都订好，这样就有40天时间把这些东西买来。然后再花20天时间把所有的物资都集中起来，平平安安地悄悄弄上船。如果一切都能按部就班，那么第80天船就可以扬帆起航了。顺便说一下，我很快就需要大笔款项了。”

“你在伦敦还有3500英镑存款，比利时还有7000英镑。”恩丁反驳道。

“是的，这我知道，可马上就得大量花钱了。”香农分辩道。

他解释说，必须在12天内付清欠汉堡军火商“约翰”的26000美元，这样，对方将有40天时间通过正式手续从马德里买到子弹，再装箱待运。另外，还要再付给约翰4800美元购买进攻所需的辅助装备。等他从巴黎搞到“最终使用人证书”后，他还得随证书寄给“艾伦”7200美元，那是用来购买南斯拉夫武器所需费用的一半。

“这些钱加在一起数目就可观了。”他说，“当然，主要的开支就是军火和货船，这两笔钱占了全部预算的一大半。”

“好吧，”恩丁答道，“我回去磋商一下，再给你在比利时银行的账户汇去20000英镑，这笔汇款可以由我打电话通知瑞士银行照办。这样，你一旦要钱用，几小时之内就能给你汇到。”

他站起身来。“还有事吗？”

“没有了。本周末我还要再出门一趟，下星期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我想看看船找得怎么样了，装备在马赛选购的小艇和舷外发动机情况如何，比利时的自动枪有无消息。”

“你外出和返回时都要给我那个地址发封电报。”恩丁嘱咐说。

距肯辛顿高街不远的科茨莫尔公园附近，有一座爬满青藤的古宅。客厅里，密不透风的帷慢遮住了窗外明媚的春光，给整个房间笼罩上一种昏暗、郁闷的气氛。室内阴沉沉的，惟有厚厚的窗帘之间露出的几寸宽的缝隙才透进一缕阳光。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四张又厚又软的维多利亚朝代末年的椅子。椅子之间雅致的小茶几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古玩。其中有早已化为乌有的军装上留下来的扣子，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异教徒部落在漫长的岁月前发生的小冲突中赢得的奖章，德累斯顿制作的娃娃形玻璃镇纸，镶有一度以娴静著称的苏格兰美女像的小徽章，以及当年在舞会的热烈气氛中给人带来舒适凉意的小扇子，那种舞会演奏的乐曲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

客厅四周的墙上悬挂着已失去昔日辉泽的壁毯，上面挂满了祖先们的画像：有蒙特罗斯氏和蒙蒂格尔氏、法夸尔氏和法雷泽氏。默里氏和默托氏。毋庸置疑，如此之多的名人，肯定不会同是一位老妪的祖先。不过，苏格兰人的事儿你永远也搞不清楚。

壁炉很干净，显然从未烧过。上方挂着一个巨大的画框，里面是个男人身穿苏格兰短裙的全身像。与其他那些早已发黑褪色成为老古董的肖像相比，这幅画不仅最大，而且作笔的年代也要近得多；虽说时光的流逝，已使当年的风采荡然无存了。画中人满脸淡黄色的络绸胡子，正站在那儿凶狠地向下瞪着客厅，神情恍如他当年在遥远的东南亚橡胶种植园里，俯身察看一个刚刚由于劳累过度气衰力竭而倒下的中国苦力。画像下面是一行题字：“伊恩·麦卡利斯特爵士。”

马丁·索普收回视线，转向深陷在安乐椅中的麦卡利斯特夫人。她正和往常一样，不停地摆弄着悬挂在胸前的助听器。她用一口难懂的苏格兰方言，含糊不清地低声嘟哝着，索普吃力地听着，试图从她那杂乱无章的话语中理出个头绪来。

“过去就有人来过，马丁先生。”她正在唠叨着。尽管他曾两次声明他姓索普，可她仍然称他“马丁”先生。“但我还是不懂我为什么非得出售这些股票，这是我丈夫的公司，你难道没听说过吗？是他挣下的这份产业，使得他们如今能从中发财。这就是我丈夫的功劳。可现在人们纷纷跑来说，他们想接过这家公司，另干其他生意……盖房子啦、搞点别的什么名堂啦，我根本弄不懂，弄不懂，我不会出售……”

“可是，麦卡利斯特夫人……”

她继续滔滔不绝地啰嗦着，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不过，她确实也没听见，因为她不停地摆弄着的助听器又出了毛病。索普这时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他之先的那两位说客最终都不得不扫兴而去，另打其他公司的主意去了。

“你要知道，马丁先生，我那亲爱的丈夫——愿上帝安息他可怜的灵魂——没能给我留下多少东西。当那些可怕的中国苦力杀死他时，我正在苏格兰度假。我再也没能回去过。大家劝我别去那儿了。可我听说过，全部产业都归公司所有，而我丈夫给我留下了这家公司的一大批股票，所以股票就是他给我的遗产。你懂吗？我不能把他留给我的遗产卖给……”

索普正打算告诉她，博马克公司如今已不名一文了，随即又意识到这不是此时此刻应该讲的话。

“麦卡利斯特夫人……”他重又开口道。

“您一定要紧对着她的助听器大声喊才行，她聋得就像根柱子。”在一旁陪着这位老太太的女外对他说。

索普向她点头致谢，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注意到这位女仆。她约莫60多岁，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容，看上去是那种一度也曾有过小康之家的人，但后来由于命运奇怪的捉弄，生活每况愈下，终于沦为仆人。她们伺候的主人虽说是些富翁，但大都性格乖戾，惹是生非，常把人折磨得筋疲力竭。

索普欠起身，凑近眼前这位蜷缩在安乐椅中已是垂暮之年的老妪，对准她的助听器大声说：“麦卡利斯特夫人，我们不想搞垮这家公司，而是打算投进一大笔钱，使它再次变得兴旺闻名起来。我们想重振麦卡利斯特的家业，就像您丈夫当年管理时那样……”

从一小时前这场谈话开始以来，老夫人眼中头一次闪现出一星火花。

“就像我丈夫当年管理时那样？”她喃喃自问道。

“是的，麦卡利斯特夫人。”索普手指着壁炉上方那幅凶神恶煞的画像，高声应道，“我们将重建他挣下的产业，采用他肯定喜欢的那种办法，使您丈夫当年创立的公司成为对他本人和事业的最好纪念。”

可惜她的思路重又高远了。

“他们从未想到过要纪念他。”她颤巍巍地说，“你知道我曾努力过，我给当局写过信，说明建塑像的钱由我出，可他们却回答说没有放塑像的地方，没有地方了。他们建立了那么多塑像，却不肯为我的伊恩建一个。”

“一旦他的产业重振，公司变富，当局就一定会纪念他的。”索普继续对着助听器大喊道，“到那时，他们将不得不那样做。假如公司发了大财，就可以坚持为他建立塑像，还可设立一笔奖学金或者成立个基金会，命名为‘伊恩·麦卡利斯特爵士基金’。这样，人们就会永远记住他……”

他已试着说过这番话了。但毫无疑问，当时她不是根本未听见，就是压根儿没弄懂。不过，这一回她确实是听明白了。

“哟，这得花上许许多多钱啊，”她疑问道，“我可不是个阔太太……”

实际上，她是家财万贯，也许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麦卡利斯特夫人，这些不必由您付钱，”他说，“公司会出这笔钱的。但首先公司一定要再次兴旺起来，这就意味着需要新的投资。我的朋友们将会投进大量的……”

“我弄不懂，我弄不懂。”她呜咽着，大声拧着鼻涕，接着从衣袖里摸出块麻纱手帕。“我搞不清这些事。要是我亲爱的伊恩在这儿就好了，或者达格利什先生也行，我总是请教他该怎么办才好。我的事情向来都是由他做主。巴顿太太，我想回寝室了。”

“是时候了。”这位管家兼女仆粗鲁地说，“过来，你去吃药。午休。”

她帮助老太太站起身来，挽着她出了客厅，走向里屋。客厅门口开着，索普听得见女仆吩咐她的主人上床时冷冰冰的口吻，以及老夫人吃药时发出的埋怨声。

过了一会儿，巴顿太太回到客厅。

“她躺在床上了，得睡上一阵。”她告诉索普。

索普无可奈何地苦笑着，愁容满面地说：“看来我好像是失败了。不过您知道，她手中的股票几乎分文不值，除非公司能在一个新的管理班子经营下东山再起。那样的话，就需要投资大量的钞票，而这正是我的伙伴准备投进去的。”

他打算告辞了，说：“对不起，我给您带来这么多麻烦。”

“我早就无所谓啦！”巴顿太太回答说。可她脸上的表情变得温和起来，这是她多年来头一次听见有人为给她带来不便而表示歉意。“请喝一杯茶好吗？我通常在这个时间煮上点茶。”

索普头脑深处的直觉使他立刻接受了这一邀请。当他们坐在客厅后面的厨房里——这位管家兼女仆的天下——对饮着一壶茶时，马丁·索普觉得好似回到了家中。他母亲在故乡巴特赛的厨房和这儿没有两样。巴顿太太谈起了麦卡利斯特夫人，谈到她那种哀怨嘀咕，脾气古怪、执拗，耳聋后更是神经紧张得要命。

“她根本就不明白您的好主意，索普先生，甚至一点儿没弄懂您提出的建议——要为客厅墙上挂着的那个老妖怪设立塑像。”

索普吃了一惊，真想不到这位尖刻的巴顿太太比她那个昏庸的主人更有心计。

“她总是听您的吩咐。”他试探着说。

“您愿意再喝杯茶吗？”她问。接着，她一面倒茶，一边平静地说：“哦，是的，她总是按我告诉她的去做。她得依靠我，她知道这一点。假使我离开这儿，她就再也找不到人侍候了。如今这种世道没人愿干这种活，谁也难以忍受和这种老东西混一辈子。”

“巴顿太太，这对您来说可算不上是什么生活。”

“算不上。”她简短地答道，“但是，我至少得有个立足之地，不愁衣食，可以活下去。一个人总得为这些付出点代价呀！”

“就因为您是寡妇吗？”索普温和地问。

“不错。”

厨房里座钟旁的金属板上斜靠着一张相片，照的是一个身着皇家空军飞行员制服的小伙子。他面带笑容，穿着羊皮夹克，脖子上系着一条带花纹的围巾。从侧面看去，他的样子颇像马丁·索普。

“您的儿子吗？”索普朝着相片摆首问道。

巴顿太太点点头，注视着相片。

“是的，1942年在法国上空被打落了。”

“真是大令人难过了。”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啦，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

“这么说，老夫人死后，您便无人抚养？”

“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过得下去，她肯定会在遗嘱里给我留点东西的。我照料她已有16个年头了。”

“是的，她当然会这么做，她将给您留下东西的，一定会如此。”

他在厨房里又消磨了一小时。他离开时兴高采烈。此刻已快到商店关门、办公室下班的时间了，但他仍然从一个街角的电话亭给曼森公司总部打了个电话。10分钟不到，恩丁就已按照他的要求做出了安排。

伦敦西区的一个保险业经纪人同意当晚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并且答应翌日上午10点接待索普先生。

那个星期四晚上，约翰·施林克尔乘飞机从汉堡来到伦敦。他是当天早晨在汉堡通过电话和这个老关系约好今晚会面的，电话是挂到这个熟人家中而不是办公室。

晚上9点，他请这位伊拉克大使馆的外交官吃了顿昂贵的晚餐。当这个德国军火商递过一个内装价值1000英镑的西德马克的信封时，晚餐的费用就显得更大了。作为交换，他也从对方手中接过一个信封，并且看了看里面的东西。这是一张伊拉克大使馆公用笺，写给任何可能与信中内容有关的人。信中宣称，写信人作为伊拉克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员，奉本国内务治安部之命，授权委托约翰·施林克尔先生前去洽谈购买40万发9毫米标准子弹运回伊拉克，以补足国内警察部队的库存。信由外交官本人签名，盖着带有伊拉克国徽的大印，这枚大印一般是放在大使私人写字台上的。

信中还进一步声明这批订货将完全仅供伊拉克共和国使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国。这是一份“最终使用人证书”。

他们分手时已是深夜了。这个德国佬来不及赶回汉堡，于是就在伦敦下榻，次日清晨才离去。

星期五上午11点，“猫儿”香农给马克·费拉明克在奥斯坦德酒吧楼上的住所打了个电话。

“你找到我让你查寻的那个人了吗？”他在说明身份后询问道。他曾告诫过弗拉明克，通话时一定要非常谨慎。

“是的，找到了。”小马克回答说。他坐在床上，安娜在他身边轻轻地打着鼾。酒吧通常在凌晨三四点才停止营业，所以他们习惯睡到正午起床。

“他愿意商谈这笔生意吗？”香农问。

“我想是的，”弗拉明克答道，“我还没向他提过这桩买卖，但这儿我们一位生意上的朋友说，只要有个双方都熟悉的中间人作一番适当的介绍，他一般是会愿意的。”

“他手边是否还有我们上次会面时我对你提到的那种货？”

“有，”比利时那一端传来的声音说，“他还有。”

“好的。你先去和他见个面，认识一下，告诉他有个顾客拜托过你和他谈一笔生意，请他赏光与这个顾客下周末会晤一次。对他说明这个顾客诚实可靠，是个名叫布朗的英国人。你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要让他对这笔交易感兴趣就行。关照他，这个顾客想在会晤时检查一件这批货的样品，如果符合要求，就将定下价格和交货细节。周末以前我再用电话通知你我在哪里，何时能来看看你和他。清楚了吗？”

“没问题，”马克说，“我过两天就去办这件事，约好一个有待今后确定的会晤时间，但一定放在下周末。”

他们在互致问候后结束了通话。

下午2点半时，马赛来的电报到了香农的住所，电报上有一个法国人的姓名和住址。朗加拉蒂说，他将给那人通个电话，以私人的名义向他推荐一下香农。电文结尾时说，关于联系海运出口代理商一事正在着手进行，他希望五天内能将姓名和地址通知香农。

香农拿起话筒要通了皮卡迪利广场法国联合航空运输公司驻伦敦办事处的电话，预订了一张星期日午夜从巴黎布尔歇机场飞往非洲的班机票。另外，他还预订了一张英国欧洲航空公司明天，也就是星期六早晨飞往巴黎的头班机票。将近黄昏时，他用现金支付了这两张机票的钱。

他把从汉堡带回来的2000英镑现金装进一个信封，塞入手提箱底部的衬垫里。因为大体说来，英国财政部驻伦敦机场的代表们，不赞成英国公民携带超出规定的25英镑现金、300英镑旅行支票的钱出国游玩。

午饭刚过，詹姆斯·曼森爵士便把西蒙·恩丁召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已看完香农的报告，并且欣然为香农执行计划的速度感到惊奇，香农提出的这个计划已经比原定方案提前12天了。他已看过账单，对所有的开支都表示同意。更令他高兴的是马丁·索普打来的长途电话，后者昨晚花了半夜时间和今天几乎一个上午与一个保险业经纪人一道办事。

“你说香农下周大部分时间都将在海外吗？”当恩丁走进办公室时他问。

“是的，詹姆斯爵士。”

“好。有一件事迟早总是要办，也许还是该现在就办好。去找上一份我们公司标准的雇佣合同，就是我们用来雇佣非洲代理人的那种，把曼森公司的名字贴盖上纸条，在上面填好博马克公司的名字，然后为公司驻西非代表安托万·博比签订一个为期一年、每月薪金500英镑的雇佣合同。搞好后拿来给我看看。”

“博比？”恩丁疑问道，“您说博比上校？”

“正是此人。我可不愿让赞格罗未来的总统从我手里滑掉。你下周就动身，去科托努拜访一下这位上校，对他说你就是博马克贸易公司的全权代表，由于公司对他的才智和办事能力印象极深，因而愿意聘请他作为公司的西非顾问。别担心，他决不会过问博马克公司是怎么回事，更不可能理会你是不是这家公司的代表。如果我对这种家伙没有看错，那他肯定会对这笔可观的工资垂涎欲滴，假使他眼下手头拮据，更会欣喜若狂。

“你要对他说清楚，以后会把他的职责告诉他的。目前对他惟一的要求是：今后三个月内，或者直到你再次登门拜访前，他都必须一直待在达荷美的家中，不许外出。告诉他，如果他能遵守这一条件，将来还会再给他一笔奖金。对他说明，给他的工资将会兑换成达荷美法郎直接汇往他在当地银行的账户。决不能给他任何硬通货，以防他利用这些钱溜之大吉。最后一点，合同弄好后影印一下，你去见他时只带影印件，这样也就看不出原件上剪贴公司名称留下的痕迹。至于合同上的日期，一定要设法使年份的最后一个阿拉伯字看上去模模糊糊，你亲自动手把它搞上个污点。”

恩丁领悟了这番指示后，走出了上司的办公室，着手去搞一份伪造的、供安托万·博比上校在场情况下签订的雇佣合同。

那个星期五下午4点刚过，索普从肯辛顿那座阴暗的古宅里走了出来，带着四份由麦卡利斯特夫人亲笔签名、巴顿太太连署的股票转让契约和一封信。这位老太太在信中指示她在敦提的事务代理人达格利什先生，在索普拿出这封信证实了自己的身份并缴上相应的银行支票后，把股票证券转交给他。

四份股票转让契约上接受人的姓名都空着未填，但麦卡利斯特夫人没有注意到此事，她当时正为巴顿太太可能会收拾行装离她而去紧张得心绪不宁。索普打算马上就在空白处填上代表亚当斯、鲍尔、卡特、戴维斯行事的兹温格利银行。他准备下星期一去苏黎世，等到盖上银行大印、有了斯坦霍弗博士的连署签名后，一切就算大功告成了。然后，他再从这四位股票接受人的账户上各提取一张可买博马克公司百分之七点五股票的保付支票带回伦敦。

詹姆斯·曼森爵士以每股2先令的价格购进了这30万股票，总共是30000英镑，虽说当时这些股票在交易所的报价只值每股1先令1便士。他另外还花费了30000英镑，是那天上午一下子从三个银行账户里提取的现金，这笔钱一小时后又存进了一个新账户，买下了一笔终身养老金。这些养老金足够巴顿太太无忧无虑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了。

无论怎么说，索普认为这在价格上还是便宜的。更重要的是，全部交易办得神不知鬼不觉，任何文件上都没有索普的大名。养老金是由一位律师出面购买的，事后又分明给了有关的律师们一笔钱，以封住他们的嘴巴。至于巴顿太太，索普坚信她决不会走漏半个字的风声，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事儿办得甚至完全合法。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三章

伯努瓦·朗贝尔，朋友们和警察都称他为本尼，是个黑社会中自命为雇佣兵的小人物。其实，他惟一的一段雇佣兵生涯，只是在刚果德纳特指挥下的第六突击队里混过几天。当时他是迫于巴黎警察的追捕乘飞机逃到那儿的。

说来莫名其妙，这个胆小如鼠的小个子却颇得德纳特的青睐，居然能在司令部里混了份差事，一天也没上过战场。这份差事他到干得蛮出色，淋漓尽致地发挥出了他那一技之长。他是个偷鸡摸狗的大师，仿佛自有妙术，能从没有鸡的地方奇迹般地变出鸡蛋，没有酒的地方弄出威士忌。像他这种人，无论在哪个部队的司令部里，都能大显身手，并且是大多数司令部里必备的天才。就这样，他在第六突击队里混了将近一年，直到1967年5月，他察觉出施拉姆的第十突击队正在密谋策划一次迫在眉睫的反对刚果政府的兵变，他本能地预料到——后来果真如此——德纳特的第六突击队可能会被拖进这场叛乱。届时所有的官兵，包括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内，都将卷入战斗。对本尼·朗贝尔来说，这便是他立即脱身另谋出路的时候了。

使他大为惊讶的是，他竟被允许离开了。

回法国后，他到处招摇撞骗，以雇佣兵自居，不久又自称是军火商。虽然当个雇佣兵他自然远非够格，但做军火生意却又另当别论了。就凭他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这一本事，他不时也能弄到点武器，通常是为黑社会的歹徒搞些短枪，偶尔也做一点长枪生意。在这一行业中，他渐渐地结识了一个愿意出售“最终使用人证书”的非洲外交官。此人手中的证书是信件形式，来自大使私人写字台上，盖着使馆大印，可以用它来购买一批数量适中的军火。一年半前，本尼在一家酒吧间喝酒时，曾对一个名叫朗加拉蒂的科西嘉人吹嘘过此事。

然而，星期五晚上当这个科西嘉人打来长途电话，告诉他次日或者星期天“猫儿”香农将来他家拜访时，他还是大吃一惊。他听说过香农，但更加清楚夏尔·鲁对这个爱尔兰雇佣兵的刻骨仇恨。而且，他早就从巴黎雇佣兵圈子里流传的小道新闻中获悉，一旦香农在巴黎露面，鲁愿出钱收买任何有关他的具体行踪的情报。可是，经过一番盘算后，本尼还是同意在家中会见香农。

“好吧，我有把握弄到那份‘最终使用人证书’。”当香农谈完此行的目的后，本尼开口道，“我的老关系还在巴黎，你瞧，我和他是常来常往。”

他这是在撒谎，实际上他与那个外交官极少来往。不过，他觉得自己有把握办成此事。

“要多少钱？”香农直截了当地问。

“15000法郎。”

“敲竹杠。”香农用法语说道。这是他在刚果时学到的许多法文俚语之一，虽说即使是在最高级的《拉鲁斯法语大词典》中，也未必能查到这个词。“我出1000英镑，这已经高于行情了。”

本尼计算了一下，按目前的兑换价格，这笔钱刚好超过11000法郎。

“行。”他应允道。

“你要是对这笔交易走漏一星半点风声，我就像宰小鸡那样扒出你的五脏六腑。或者更痛快些，我会叫朗加拉蒂动手的，他准会剥掉你的皮。”香农吓唬说。

“我一定闭口不提，真的。”本尼辩护道，“你拿出1000英镑，四天后我把证书交给你，对谁都不说。”

香农放下500英镑。

“给你现金，”他说，“先拿一半，另一半等你交出证书时再给。”

朗贝尔正准备提出异议，随即意识到那样并无用处，香农根本就不信任他。

“星期三我来这儿找你，”香农继续说道，“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香农走后，本尼·朗贝尔考虑了一会儿他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还是先搞到证书，把剩下的钱拿到手，再去向夏尔·鲁报告。

第二天晚上，香农坐上午夜的班机前往非洲。星期一破晓时分，飞机降落在目的地。

这是个狭长的内陆国家。香农坐在又问又热吱吱作响的出租汽车里，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前进。眼下还是旱季高峰，万里无云的晴空，蓝得犹如知更鸟的蛋清；连绵不断的油棕种植园，绿得好像万顷碧波。他根本不在乎热，只觉得能重返非洲待上一天半，真是太美了，哪怕为此要坐上6个小时的飞机，睡不成党。

比起西欧那些繁华的都市，他对非洲要熟悉得多。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和气味，沿着路边慢悠悠地逛向市场的村民，一行行头顶着葫芦和装满杂物的包袱的鱼贯而行的妇女们。

路边的村庄，都已在那些东倒西歪的棕桐树叶小亭子下摆开了通常的早市。村民们有买有卖，边聊天边讨价还价。一般都由妇女照看摊子，男人们则坐在树荫下谈论着只有他们才明白的要事。肤色黝黑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大人们胯下和小亭子之间漫天飞扬的尘土里钻来钻去。

香农摇下两侧的车窗，靠在座位上。他用力嗅着潮湿的空气和棕榈树的芳香，欣赏着袅袅升起的炊烟和条条士褐色的缓缓流动的小河。还在机场时，他已按作家给他的号码打了个电话，得知那个人正在等候他。正午前不久，汽车驶下公路，来到一座乡村小别墅的后院。

在他付清出租汽车费跨入别墅前，门卫从头到脚仔细地搜查了他的全身。走进院内后，他认出了一张熟悉的脸庞，这是他将拜会的那个人的贴身随从之一。

对方看见他后，朝他点点头，脸上泛起了一丝明显的笑意。然后，他领着香农走到院子里三栋房屋中的一栋，把他引进一间空荡荡的客厅。香农在里面独自等待了约莫半小时。

正当他注视着窗外的景色，感到空调器散发出的丝丝凉气已慢慢地吹干了身上汗湿的衣衫时，忽然听见房门轻轻推开，背后传来凉鞋走在地上发出的微响。他转过身来。

和上次在黑乎乎的简易机场上见面时相比，将军几乎没变样，还是留着那把漂亮的胡子，发出那种深沉的男低音。

“好啊，香农少校，又见面啦。你难道就离不开我吗？”他和过去一样开着玩笑。他俩握手时，香农笑了笑。

“阁下，我来找您是因为需要点东西，另外，还有些事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商谈一下，是我头脑深处的一个主意。”

“一个流亡在外穷途潦倒的人，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你的。”将军答道，“不过，我还是愿意听听你的主意。如果我记得不错，你过去倒是有过不少妙主意的。”

香农说：“即便是在流亡之中，您还是有一样我能借用的东西：您的人民仍然忠实于您，而我需要的正是人。”

两人从午饭一直谈到黄昏。夜幕降临时，他俩还在讨论着，桌上铺着香农刚刚画好的图。他随身啥也没带，只装着白纸和一把各种颜色的铅笔，以防通过海关时碰上贴身检查。

还在太阳落山时，他们就已定下了基本方案。接着又连夜修改计划，直到凌晨3点时才最后完成。将军随后召来汽车，送香农赶回海边的机场，搭乘黎明时分的班机返回巴黎。

两人在房前台阶上离别时，再次握了握手。然后香农走下台阶，来到正在等待的汽车和熟睡的司机旁。

“我会和您联系的，阁下。”香农说。

“我一定立即派出我的秘密特使。”将军答道，“10天后，你需要的人肯定在那儿。”

香农真是累极了。一连串紧张的旅行所带来的疲劳，昼夜不眠，无休止地在机场和旅馆之间的奔波，各种各样的谈判和会晤，使他耗尽了精力。在乘车驶向机场的途中，他两天来第一次合上眼。在飞回巴黎的班机上，他也昏昏沉沉地打着盹儿。不过，由于飞机一路上停得太多——在上沃尔特的瓦加杜古停了一小时，毛里塔里亚一小时，马赛又停了一小时——他根本没能睡好。回到巴黎布尔歇机场时，已近下午6点了。第15天过去了。

就在他坐的飞机在巴黎降落时，马丁·索普刚刚坐上开往格拉斯哥、斯特林和拍斯方向的火车卧铺。他到珀斯后再换车去敦提，达格利什律师及其创立多年的事务所就坐落在那个城市里。索普随身所带的手提箱里放着上周末由麦卡利斯特夫人签名、巴顿太太连署的契约，还有苏黎世兹温格利银行签发的四张支票。每张支票金额7500英镑，可买75000股麦卡利斯特夫人在博马克公司的股票。

“24小时。”他一面想，一面拉起一等包厢卧铺的窗帘，遮住了窗外皇家十字车站月台上的景色。24小后事情就能办好了，可以顺顺当当地把股票带回伦敦。三周后博马克公司董事会里将会出现一个新成员，一个事事听从他和詹姆斯·曼森爵士旨意的代理人。马丁·索普把手提箱压在他的枕头下面，舒舒服服地在铺位上躺好，注视着天花板，心情舒畅极了。

那一天晚上，香农投宿在距巴黎市中心第八区马德莱娜大街不远的一家旅馆里。以往来巴黎时，他总是下榻在蒙马特尔旅馆，但由于那儿的人都知道他叫卡洛·香农，而如今他的护照上却写着基思·布朗，所以他只好放弃了那家住宿地点。不过，现在这家普拉札——絮里伦旅馆条件也不错。他住下后，洗了个热水澡，刮了胡子，打算出去吃顿晚饭。他已打电话给附近一家他最欣赏的马扎格兰餐厅，预订了席位，餐厅老板娘米歇尔太太答应一定照他喜欢的那种方法替他做一个木犀肉片，配上一盘凉拌菜和一碗下饭的美味浓汤。

他预约的两个指定受话人的长途电话几乎同时接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马赛的某位拉瓦隆先生的，不言而喻，此人就是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

他们互相问好后，香农问：“你是否联系好海运代理商？”

“办好了。”科西嘉人答道，“是土伦一家首屈一指效率极高的代理商，他们在港口有自己的存放物资的关栈。”

“把名称告诉我。”说着，香农准备好了纸和铅笔。

“迪福特海运出口代理行。”朗加拉蒂逐字报了出来，然后又讲了地址。“叫他们把货直接发往代理行，注明是朗加拉蒂先生的财产。”

香农刚挂上电话，旅馆接线员立即又通知他伦敦一位名叫杜普里的先生来了电话。

“我刚刚收到你的电报。”詹尼·杜普里在话筒里高声嚷道。

香农将土伦那家代理行的名称和地址报给他听，杜普里记了下来。

“太好了，”他最后叫道，“第一批四箱货我已准备好了，现在存在出口关栈里，我这就去让他们把货发走。哦，顺便说一下，我已找到那种靴子了。”

“好，干得漂亮。”香农赞许道。

他又挂了个电话，这次是打给奥斯坦德一家酒吧的。约莫15分钟后，电话接通了。

“我在巴黎，”香农说，“那个我打算看样品的商人……”

“唔，我已和他联系上了，他准备和你碰个头，当面商谈价格和条件。”马克·弗拉明克答道。

“行，我星期四夜间或者星期五早晨到达比利时。告诉他一下，我建议星期五上午早饭后，在机场附近我住宿的假日旅馆里和他会晤。”

“明白了，就这样吧。我和他约定后再给你回话。”

“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给我来个电话。”香农说完后放下了听筒。

他匆匆披上夹克，赶去吃那顿早已安排好的晚餐，准备回来后再好好睡上一个盼望已久的痛快党。

当香农进入梦乡时，西蒙·恩丁正坐在飞往非洲的客机上。他星期一早晨搭头班机来到巴黎后，立即坐上出租汽车直奔位于维克托·雨果大街的达荷美驻法国大使馆。他在那里填了份冗长的表格，申请领取为期六天的旅游签证。星期二下午大使馆领事办公室下班前，他拿到签证，赶上了取道尼亚美飞往科托努的夜航班机。假使香农知道恩丁此刻正飞往非洲，他决不会特别惊奇。他猜测流亡上校博比肯定将在詹姆斯·曼森爵士的这场闹剧中扮演某个角色，这位前赞格罗陆军司令，早就在那儿等候已久了。但是，假如恩丁听到香农刚刚去非洲同一个地区秘密拜访过那位将军，那他当夜在法航公司这架DC-8型客机上就甭想睡成觉了，尽管他为了能在飞机上做个好梦已吞下了好几颗安眠药片。

第二天上午10点15分，香农的房间里响起了马克·弗拉明克打来的电话铃声。

“他同意了你的约会并且准备带上样品。”比利时人说，“你需要我也参加吗？”

“当然。你们到旅馆后，先问一下服务台布朗先生的房问号码。还有一件事，你已买到我让你买的那种大货车了吗？”

“买了。什么事？”

“那位先生是否见过那辆车？”

弗拉明克停了一会儿，仿佛在回忆。

“没有。”

“那么不要开这辆车上布鲁塞尔，另租一辆车，你自己来驾驶，在半路接上他。听清了吗？”

“清楚了。”弗拉明克应声道。不过看样子，他还没有弄懂香农的意图。“都明白了。”

香农这时还没起床，一夜好觉使他舒服了不少。他按铃要侍者送来早饭，然后按老习惯洗5分钟的淋浴。4分钟是热水，最后60秒用冷水冲。当他洗完澡走进寝室时，看见咖啡和香肠卷饼已经放在墙边的桌上了。他拿起床头的听筒挂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打给巴黎的本尼·朗贝尔，另一个是卢森堡的兰——斯坦恩公司的斯坦恩先生。

“您替我搞到那份证书了吗？”他问朗贝尔。

这个小无赖的声音显得有些紧张。

“是的，我昨天就到手了。真走运，我的那个熟人星期一值班，那天晚上我和他碰了面，昨天傍晚他把证书办好给了我。你什么时候要？”

“今天下午。”香农答道。

“行。欠我的钱带来了吗？”

“别担心，就在我身上。”

“那你下午3点上我家来。”朗贝尔说。

香农考虑了一会儿。

“不，我就在这儿见你。”他说。然后他给了朗贝尔这家旅馆的名称，他宁愿在公共场所会见这小子。但令他惊讶的是，朗贝尔不但一口答应了，而且话音中还夹有几分兴奋。看来这笔交易似乎有点什么地方不大对头，不过他却吃不准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当然，他根本没料到，这个巴黎小无赖高兴的是弄到了一件日后可以卖给夏尔·鲁的情报。

总机接通卢森堡后，斯坦恩先生的电话正占着线。香农没有等，干脆告诉总机，他过一会儿再打。一小时后，他又要了斯坦恩先生的电话。

“蒂龙控股公司的成立会筹备得怎么样啦？”他开门见山地问。

“啊，是布朗先生哇，一切都安排好了。你看放在什么时候开会？”听筒里传来了斯坦恩先生的声音。

“明天下午吧！”香农答道。两人商定会议明天下午3点在斯坦恩先生的办公室里召开。香农让旅馆替他为明天上午9点左右从巴黎开往卢森堡的快车订张票。

“坦白地说，我觉得这很奇怪，确实非常奇怪。”

邓肯·达格利什·西尼尔先生的模样与举止和他这间办公室简直相称极了，而他这间办公室看上去仿佛就像当年宣读沃尔特·司各脱爵士遗嘱的地方。

他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着四份由麦卡利斯特夫人签字、巴顿太太连署的股票转让契约，并已啧啧作情地低声叹息了好几声“唉”！至于他投向对面这位比他年轻一些的伦敦人的目光，则更是显得满腹狐疑。显而易见，他很少见过一家苏黎世银行的保付支票。他用食指和拇指捏着这些支票仔细地看来看去。当他终于开口说话时，却又重新看起了那四份契约。

“您知道，从前就有人找到麦卡利斯特夫人，也是为了买下这些股票。她过去总认为这种事应当与鄙人的事务所商量一下，而我也总认为应当劝告她不要出售这些证券。”

索普暗中轻蔑地想到，毋须多言，邓肯·达格利什的其他主顾，也正是根据他这种混账建议才死抓住那些一钱不值的证券不肯出售。然而，他脸上仍保持着彬彬有礼的神态。

“达格利什先生，您一定会以赞赏的心情注意到，我所代表的那些绅士们是以近两倍于市场行情的价格从麦卡利斯特夫人手中买下这些证券的。至于夫人，她完全是自己做主签署了这些契约，并且授权我在呈交30000英镑支票的同时取走股票。我冒昧地提醒您一下，这些支票正在您手上。”

老律师又叹了口气。

“真是太奇怪了，她事前居然没和我商量。”他郁郁寡欢地说，“通常都是由我负责她所有的金融事务，我是她财务方面的全权代理人。”

“不过，达格利什先生，这可是她亲笔签署的呀！”索普坚持道。

“不错，不错，我的委托权当然无力约束她行使自己的权利。”

“那么，如果您能就此交出这些股票以使我能及时赶回伦敦，鄙人将不胜感激。”

老律师缓缓站起身来。

“请稍候一下，索普先生。”他庄严地说。接着他便退进内室。索普揣测，律师一定是去和麦卡利斯特夫人通电话了。他心中暗暗祷求那个老太婆会因为助听器失灵而不得不依靠巴顿太太替她传话。半小时后，老律师才回来，手里拿着一大叠褪尽颜色的旧股票。

“索普先生，麦卡利斯特夫人已经证实了您的话。当然，这并非因为我对您的话有所怀疑，而是觉得在转让一些数量如此之大的原始股票前，有义务与我的主顾亲自交谈一下。”

“自然，自然。”索普说着便站起身来伸出手去。达格利什忍痛把股票递给了他，那副神情，好像这些股票是属于他的。

一小时后，索普乘上了返回伦敦的火车。车轮滚滚，疾驰在一片春意盎然的苏格兰大地上。

在离覆盖着石南草的苏格兰丘陵地带6000英里之外，科托努住宅区一幢租来的小洋房里，西蒙·恩丁此时正和又高又胖的博比上校坐在一起。他是上午坐飞机来到的，就住在机场饭店。饭店的犹太人经理帮他查到了这位处境窘困的前赞格罗上校的住宅。

博比是个笨重的巨人，看上去凶狠、残忍，一双手又粗又大。恩丁对此很欣赏。至于此人上台后，带给赞格罗人民的肯定将是和金巴统治时期同样深重的灾难，他并不放在心上。他千里迢迢来到这儿，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愿将水晶山的采矿权拱手交给博马克公司以换取一笔巨款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博比是他理想中的人物。

在月薪500英镑的诱惑下，上校先生笑嘻嘻地接受了博马克公司西非顾问这一职称。他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态，端详着恩丁带来的合同。然而，他对面的英国客人早已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当博比翻到合同中他故意倒着装订的第二页时，脸上竟没有丝毫惊讶的神情。看来这家伙不是个“睁眼瞎”，便是个基本上目不识丁的文盲。

恩丁操着一口这个地区通行的语言慢慢地向博比讲解着合同里的几项条款，这种语言是在法语的基础上加进一些洋经滨英语构成的。博比边听边神色庄重地点着头，布满血丝的小眼睛贪婪地紧盯着合同。恩丁强调了，今后两三个月内博比只准待在家中或在住处附近活动，直到他下次前来拜访。

他设法打听出博比还有一份尚未过期的赞格罗外交护照，这是赞格罗国防部长——金巴的表兄一次出访时赐给博比的礼物。

日落前不久，上校鬼画桃符似地在合同末尾草涂了几笔，权作签名。其实眼下他这个签名意义并不太大，只有等以后时机适当时方会告诉他，博马克公司努力把他弄上台是为了换取采矿权。恩丁估计，今后只要价格适宜，博比是不会吹毛求疵的。

第二天破晓，恩丁已经坐上另一架飞机，取道巴黎返回伦敦了。

香农和本尼·朗贝尔按约定时间在旅馆里见了面。这次会晤时间不长，却富有成效。朗贝尔递过来一个信封，香农拆开后从中抽出两张格式相同的多哥共和国驻法国大使私人专用信笺。

两张纸中有一张是空白的，落款处有签名及使馆的印章。另一张是封信，写信人声称多哥政府授权……正式向……政府提出申请，购买列于附表上的全部军火。信末照例是老一套的保证，写着诸如“所购武器仅限本国军队使用，决不转让他方”之类的老生常谈。信的落款处也有个签名，并盖有多哥共和国政府的大印。

香农满意地点点头。他深信艾伦·贝克完全可以不露马脚地在头一处空白填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多哥政府授权的买主；而在另一处填上南斯拉夫，作为拟议中的卖方。他掏出500英镑欠款交给朗贝尔后，便扬长而去。

和大多数懦夫一样，朗贝尔也是生性优柔寡断。三天来他一直坐立不安，犹豫着是否该向夏尔·鲁报告香农眼下正在巴黎张罗“最终使用人证书”。他知道这个法国雇佣兵头头正急待有关香农动向的情报，但并不明白香农是在何事上惹恼了这位“土霸王”。他猜想这也许是由于鲁一贯视巴黎及其雇佣兵为自己的地盘和人马，所以决不允许任何外人在未让他平分秋色、或者把他尊为“老板”的情况下就想染指其中。其实，鲁从来就未们心自问过人们为何不肯出钱雇他。正是他那些臭名昭著的劣迹——谎话连篇、见钱眼开、骗人成性——使得所有潜在的雇主们都退避三舍。

朗贝尔虽说犹豫不决，但由于惧怕鲁，因此最终还是决定前去报告。岂知就在他拿定主意、准备行动的那天下午，他获悉香农随身带来了那笔500英镑欠款。这一消息使他打消了去向鲁告密的念头。因为这个小瘪三清楚，假如在此种情况下让鲁得知香农的行踪，那他就别指望还能捞到这笔钞票了，而告密所得的赏金肯定远不及这笔钱多。他还蒙在鼓里，不了解鲁早就订下了除掉香农的方案。正由于他毫不知情，于是干下了一件蠢事。

这家伙算不上聪明，更谈不上工于心计，却居然自以为想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妙计。他决定先把香农的钱拿到手，然后去对鲁说香农曾请他帮忙弄一份“最终使用人证书”，被他当场拒绝了。惟一使他踌躇的是，他听说过香农这人很厉害，因而也有几分害怕。他担心万一自己刚与香农在旅馆碰过头，鲁马上就采取行动，香农肯定会猜到是谁把风声透了出去。所以，他决定等到明天早晨再说。

当他终于把消息告诉鲁时，已是时过境迁了。鲁随即化名打电话给旅馆，询问是否有个香农先生还住在那儿。旅馆服务台领班很干脆地答复说，宿客中并无此人。

当鲁再去盘问朗贝尔时，他吓得魂不附体，声称他实际上没有去过那家旅馆，而是从香农打来的电话中获悉他住在那儿了。

9点刚过，鲁手下的亨利·阿兰赶到普拉札——絮里伦旅馆服务台，证实了昨夜住在这家旅馆的惟一的英国或爱尔兰客人与“猫儿”香农长得完全一样，虽说那人登记和护照用名都写的是基思·布朗。他还得知此人曾请服务台预订了一张今天上午9点去卢森堡的快车票。此外，亨利·阿兰还打听到了另一个情况：布朗先生昨天下午曾在旅馆客厅会晤过一个法国人。根据旅馆职员的描叙，他断定那个法国人就是本尼·朗贝尔。中午回来后，他把这一切全都向鲁作了汇报。

在这个法国雇佣兵的寓所里，鲁、亨利·阿兰以及雷蒙·托马德一起商议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鲁最后作了决定。

“亨利，我们这次又错过了他。不过，只要他仍然毫不知情，我们就有成功的希望。他下次投宿在巴黎时，很可能还会再上那家旅馆。你去和那家旅馆里的某个职员交个朋友，安插好内线。这样，等那家伙下次一住到那儿，我就能立刻接到报告，明白了吗？”

阿兰点点头。“老板，保证做到。我去买通一个职员，这样，以后即便香农只是打电话预订房间，我们也会知道。”

鲁转向托马德。

“等他再来时，雷蒙，你就干掉这个狗杂种。另外，还有件小事你顺便办一下。朗贝尔这个小兔崽子竟敢骗我，他要是昨天晚上就来向我报告，我们现在肯定已大功告成了。这小子说不定是先拿了香农的钱，然后想用过时的情报从我这儿再捞上一笔钞票。你去给他点厉害看看，叫他半年之内甭想下床。”

蒂龙控股公司筹资开张会议比香农所能预料的还要短。会开得迅如闪电，仿佛还未开始就已完结。当他走进斯坦恩先生的私人办公室时，兰先生和一个小合资人已就坐了。沿墙还坐着另外三个人，香农后来才清楚他们原来就是在场的三位财会公司股东各自的秘书。既然成立控股公司所需的七个股东都有了，斯坦恩先生5分钟内就把公司成立起来。香农递过上次欠下的500英镑，斯坦恩先生于是便分发了1000股股票。除香农外，在场的其他六人各拿了1股，签过名后又全部转交给了斯坦恩先生，由其保管在公司的保险柜里。香农收下了余下印在一张纸上的994股，并签了字。他把这张股票塞进衣袋。公司章程和备忘录是由董事长与公司秘书签名发出的，副本以后将呈交给卢森堡大公国企业登记所存档备案。接着，三个秘书各自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工作去了。董事会的三位董事留下开会。他们一致赞同公司经营方向，全部会议记录只有一张薄纸。公司秘书宣读了一遍，董事长签上名，就此，万事大吉，蒂龙有限控股公司便算正式宣告成立。

两位董事和香农打了招呼，握握手，便先告辞了。只有斯坦恩先生将他陪送到门边。

“如果你和你的同事打算买下一家看中了的企业，并打算将它归蒂龙控股公司所有，请你来此把与购款相符的支票交给我们，再将那家企业的全部资产分成若干每股为1英镑的股票，其余手续由我们来办。”

香农非常清楚这些话的含意。今后无论有谁对蒂龙公司提出疑问，都将被身为公司董事长的斯坦恩先生挡回去。两小时后，他乘上了飞往布鲁塞尔的晚班客机，不到8点就住进了那儿的假日旅馆。

第二天上午10点刚过，小马克·弗拉明克陪着一位自称为布歇先生的人敲响了香农的房门。当他打开房门时，发现他眼前的这两个人活像是一对喜剧演员。马克是个巨人，高出身旁的同伴整整一个头，肌肉发达，强健有力；布歇先生则胖得离奇，一身肥肉，不由得使人联想起马戏团的小丑和游艺场的杂耍演员。此人好似个皮球，四周匀称得犹如孩子们玩的那种上下左右不分的圆形玩具，只有靠近细看，才会发现在一大团脂肪下面还有两只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的小脚，那堆肉的下部，像是有两根粗粗的柱子。假如这家伙站着不动，准会被人当成是一大块整肉。

布歇先生全身上下惟一与这堆融为一体的肉团有点不协调的是他的脑袋。这脑袋头顶尖，下端粗，深深陷进衣领里，消失在视线之外。令人欣慰的是，他面颊两侧垂下来的肥肉总算稳稳地被两肩托住了。过了好半天，香农才相信此人确实有两条胳膊，其中一条还拎着个约有5英寸厚的样式时髦的皮箱。

香农退后一步，说了声：“请进。”

布歇首先跨进房内。他稍稍侧过身来，像个裹着灰色海狸皮外套的大圆球似地滚过房门。马克紧跟着他，对香农挤挤眼做了个鬼脸。随后大家握握手，互作了介绍。香农伸手示意请布歇坐在那张圈椅内，但对方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看来他倒是挺明智，准是从过去的教训中得知，若是坐进一张周围有扶手的圈椅内，就再也甭想抬起身来。

香农给大家倒上咖啡后便单刀直入地谈开了交易。小马克坐在旁边静听着，一言不发。

“布歇先生，也许我的同仁业已向您提过我叫布朗，是个英国人。我此行是受一些朋友之托，想来购买一批半自动卡宾枪或者自动枪。多谢弗拉明克先生主动告诉我，他可以为我介绍一个愿意出售一些自动武器的人。我从他那儿获悉，这是一批战时制造但从未使用过的施迈塞尔型9毫米口径的自动枪。我同时也明白并且理解，卖主是无法为这批武器弄到出境执照的。但是，我的朋友们对此并不介意，他们愿意承担这方面的全部责任。您觉得我们方面的条件是否合理？”

布歇缓慢地点了点头。由于脖子太粗，他没法把头点得更快些。

“我可以做出安排，向你们提供一批这种类型的武器。”他小心翼翼地说，“确实不假，我们无法为这批枪支搞到出境执照。有鉴于此，我手下的人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交易都必须是现金买卖，并且要确保我手下人的生命安全。”

“他在扯谎，”香农想到，“他手下根本就没有人。他就是货主，完全是独行其事。”

原来，二次大战时布歇先生是个比利时党卫军队员，在那慕尔党卫军兵营里当厨师。与如今相比，他年轻时要瘦得多。由于天性好吃，见到食物便垂涎三尺，布歇很早就毅然投身于厨师这一行业。然布，命运却偏偏和他作对：因为他做菜时自己尝进肚里的比留给大家吃的还多，结果弄得他在二次大战前三番五次地丢掉工作。大战给比利时带来的饥荒，使得他跑到了驻扎在那慕尔的比利时党卫军部队伙房里工作。年轻的布歇当时盘算，只要进了党卫军，他准保能吃个痛快。1944年的一天，当德国军队匆匆从那慕尔兵营撤回本国边境时，他们的一辆满载着崭新的施迈塞尔型自动枪的卡车开出军火库后突然抛了锚。当时情况一片混乱，德军根本无暇修理，他们忙把枪卸下，藏进附近一个地堡，临走时炸毁了出入口。躲在一边的布歇，亲眼看到了这一切。若干年后，他重回那儿，用铁锹铲走了堵住地堡出入口的碎石块，悄悄地运走这上千支枪。

他把枪弄回到他父母于50年代中期逝世后留给他的一座乡下别墅里，藏进汽车库的地板下。此后，他不断见机行事，售出了一批批枪支，就这样“出空了”他的一半藏货。

“如果这些枪现在仍还保护得很好，我愿意买下100支。”香农说，“不用说我肯定将用现金付款，无论您要哪种钱都行。所有您提出的与交货有关的合理条件我们都将接受，我们还希望您能对此事绝对保密。”

“至于说这些枪的保养状况，先生，它们全是崭新的，枪身上仍涂着出厂时的润滑油，一支支分别密封在油纸包里。不错，这些枪的确是30年前的产品，但尽管岁月流逝，也许它们今天依然当之无愧为有史以来最好的自动武器。”

香农无需布歇来对他啰嗦这种枪的知识。就他自己的观点而言，他觉得以色列制造的Uzi型卡宾枪性能更好些，可那种枪太重了。施迈塞尔型自动枪比起斯坦式冲锋枪要好得多，完全可以与刚问世不久的英国斯特林式冲锋枪媲美，任何一种美国卡宾枪，苏联、中国的冲锋枪与之相比都要大为逊色。而且，眼下Uzi型卡宾枪或者斯特林式冲锋枪几乎无法弄到手，即使能搞到，也不过是已经用过的转手货。

“我能看一着枪吗？”他问。

布歇喘着粗气把带来的黑色手提皮箱拎上膝盖，掏出钥匙打开锁，扳开锁扣。他揭起箱盖，坐在那儿把箱子向前推了推。

香农起身穿过房间，从布歇膝盖上拿起箱子。他把皮箱搁在床边桌子上，取出放在里面的一支施迈塞尔型自动枪。

这真是一件精致的武器。香农的手轻轻地滑过蓝光闪闪、光滑的金属枪身，握住手柄，觉得正合手。他放下折叠枪托，固定好后连拉了几下枪闩。然后掉过枪口，眯着眼看了一会儿枪膛，枪管内毫无使用过的痕迹。

“这是支样品。”布歇气喘吁吁地说，“当然，我擦净了枪上出厂时涂的油脂，只抹上一层薄薄的枪油。其余的枪全一样，根本没人碰过。”

香农放下了枪。

“这种枪用的是9毫米子弹，很容易搞到。”布歇满怀希望地补充道。

“谢谢，这我知道。”香农回答说，“弹匣怎么样？您有数，那可不是随随便便搞得到的。”

“每支枪我可以提供5只弹匣。”

“才5只？”香农佯作吃惊地问，“太少了，至少10只。”

就这样，双方开始了讨价还价。香农埋怨布歇给的弹匣太少，后者则反驳说，每支枪配给5只弹匣已经是让他费大事了；香农建议道，既然他是一次买下100支枪，那么价格上应该优惠些，每支75美元；布歇却声称只有一批买下不少于250支枪时，他才能同意那个价格，如果一次只买100支，每支售价一定要125美元。两小时后，双方终于同意以每支11美元的价格成交100支枪，并且定好下星期三夜里取货，谈妥了交货地点和方法。当所有的细节都落实后，香农邀请布歇乘坐弗拉明克的车回去，这个胖家伙谢绝了。他宁愿自己要上一辆出租汽车去布鲁塞尔市中心，再从那儿独自回家。因为他担心这个他断定为爱尔兰共和军的买主会用车把他载到一个偏僻去处，然后从他嘴里撬出这批秘密存货的藏匿地点。布歇如此谨慎是不无道理的，在黑市武器交易中，轻信从来就是祸根。

弗拉明克把这个拎着皮箱的胖子送到楼下旅馆大厅，看着他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开走了。他回到房间里，见香农正在收拾行装。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准你开着买来的那辆货车上这儿来吗？”香农问。

“不知道。”

“下星期三晚上我们得开着那辆车去装货，”香农指点道，“我不想让布歇现在看见货车的真牌照。你下次事先找好一副备用的牌照，只要到时候能应付个把小时就行了，这样万一布歇真的去告密，警察扣下的只会是别的货车。”

“好的，猫儿，我一定照办。可以上锁的汽车房我两天前就找好了，其他东西也已一应齐备，现在需要我开车送你上哪儿去吗？这辆汽车我租下了一整天。”

香农让弗拉明克开车将他送到布鲁日。然后他留下弗拉明克在一家咖啡馆里等着，自己去了银行。古桑先生吃午饭去了，因而香农转回来和弗拉明克一起在中央广场上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一顿午餐。2点30分，香农又走向那家银行。

基思·布朗的账户上还有7000英镑，但九天后就得为四个雇佣兵的工资付出2000英镑。香农让银行开了一张写着约翰·施林克尔为提款人的支票，接着把支票放进他昨天深夜在旅馆房间里给施林克尔写的一封信里。信中通知施林克尔说，他随信附上的4800美元支票，是用来支付他一周前订货的那批海上航行和救生装置器材的。他还在信中告诉了对方士伦那家海运代理行的名称和地址，让对方将货物写上“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收”的字样，全部发往土伦出口。香农在信中最后说，他下周内将给这个德国人去电话，核实购买那批9毫米子弹所需的“最终使用人证书”是否已办好。

另一封信是寄给艾伦·贝克的，发往汉堡他的家中，信封内放着一张注明提款人为贝克的7200美元支票。香农在信中讲明，这笔钱算是一周前他俩在大西洋饭店吃晚餐时商定下的预付款。信中还附了一份多哥政府签署的“最终使用人证书”及一张盖有印记的空白信笺。最后，他要求贝克立即动手购货，并声称将定期去电话检查事情的进展。

两封信都是从布鲁日邮局用挂号快件寄走的。

寄完信后，弗拉明克开车带着香农来到奥斯坦德。他俩在港口附近的一家酒吧喝了两杯啤酒，香农给自己买了一张当天晚上到英国多佛的单程火车轮渡票。

午夜时分，火车载着他回到伦敦维多利亚车站。星期六凌晨1点，他已躺在床上昏昏欲睡了。临睡前他办的最后一件事是给恩丁发了份电报，告诉对方他已返回，有必要尽快和他见面。

星期六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西班牙南方马拉加的急件。这封信信封上虽写着“基思·布朗收”，但信首的称呼却是“亲爱的猫儿”，原来这是库尔特·塞姆勒的来信。他扼要地说明已找到了一条船，是条由20年前在英国出厂的渔轮改装的游艇，船主是英国人，船是在伦敦登记注册的，挂着英国旗，全长70英尺，载重80吨，船中央有个大舱，腹部还有个小舱。虽说这是条私人游艇，但可以重新登记为沿海货船。

塞姆勒还提到这条船目前正以20000英镑的价格拍卖，船上有两个船员可以留用。至于另外两个船员，他相信完全能够找到有经验的老水手代替。

他在信末说明他正住在马拉加的帕拉西旅馆，让香农把前来看船的具体日期通知他。

这条船名叫“摩·伊·奥巴特洛斯号”。

香农和英国欧洲航空公司联系了一下，给自己预订了一张下星期一早晨飞往马拉加的机票和一张未订具体时间暂不付款的回程票。然后他给塞姆勒拍了份电报，将自己到达马拉加的时间和班机航次告诉了对方。

当天下午恩丁在信箱内发现了香农的电报后打来了电话，大约在晚餐前后两人在香农的公寓里见了面，香农向恩丁递上了第三份长长的情况汇报和支出账目表。

“要想在今后几周内见到很大成效，你就必须再拿出一大笔钱来，”他对恩丁说，“我们已到了开支主要款项的阶段了——购买武器和船只。”

“你现在急需多少钱？”恩丁问。

“支付工资需2000英镑，买橡皮小艇和发动机需4000英镑，买枪要4000英镑，子弹要10000多英镑，总数超过了20000英镑。你最好一次给我30000英镑，否则我下周还得来找你。”

恩丁摇摇头。

“我只给你20000英镑，”他说，“如果钱不够，你随时可以和我联系。顺便说一下，我想看一看你买的东西，全部加起来你一个月内将花我50000英镑了。”

“不行，你现在看不到，弹药、小艇、发动机等等都还没买，火箭筒、迫击炮、自动枪也都在订货阶段。全部东西都得用现金预付，我在第一份报告里就向你的同事解释过此点。”

恩丁冷冷地看着他。

“既然你已花了这么多钱，最好还是多少拿回来点东西吧！”他暴躁地说。

香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

“少跟我来这一套，哈里斯，想和我较量的人倒不少，可没有一个占过便宜。喂，买船的事儿到底怎么说？”

恩丁站起身来。

“先得让我知道要买什么船，船主是谁，我会从瑞士银行直接汇款给你的。”

“随你的便。”香农说。

他那一晚独自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早早休息了。明天是星期日，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他听说朱莉娅·曼森已和她父亲一起去格洛斯特郡乡下的别墅了。他坐在那儿喝着白兰地和咖啡，陷入了沉思，心中暗暗计划着下几周的任务，盘算着进攻赞格罗总统府的情景。

星期日上午9点左右，朱莉娅·曼森决定给香农的公寓挂个电话，看看她这位情人是否在家。屋外，连绵不断的春雨像是一层细细密密的薄幕，罩住了格洛斯特乡间的景色。她原希望能骑上父亲一个月前送给她的那匹骏马，在别墅四周她家辽阔的领地上尽情地驰骋，借以抒发她怀念心上的人儿时胸中奔腾荡漾的激情。不幸，这场绵绵春雨使她的计划成了泡影，她只好在这幢宽敞的古宅内逛来荡去，听母亲唠叨为慈善事业捐款的义卖市场和孤儿救济会的事情。再不，她就干脆静静站在那儿，呆望着花园里渐渐沥沥地落个不停的雨水。她父亲刚才一直在书房里工作着，但几分钟前到马厩那边和马夫谈话去了。她估计这时如果用过道里的那部分机打电话，准会被母亲听见。于是便溜进空无一人的书房，打算用安装在那里的分机给香农挂个电话。

她刚拿起写字台旁的电话听筒，无意中瞥见写字台吸墨纸上散放着一叠文件，最上面压着文件夹。她膘了一眼封面上的题名，忍不住信手翻开看了看，谁知第一页上赫然跳入她眼帘的竟是香农的大名。她不由得一怔，握着手中仍在嗡嗡作响的电话听筒陷入了沉思。

和绝大部分天真稚气的女孩子一样，朱莉娅在中学时代也曾做过不少迷人的美梦。那时，她晚上躺在寄宿学校的床上，暗中想像着，自己如何成为创下无数惊心动魄的业绩的巾帼英雄；如何在惊险绝伦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救出了那个她所爱慕的男子，使之脱险，从此博得了对方坚贞不渝的爱情。但是和大多数女孩子不同，朱莉娅从未真正成熟起来。由于香农不断从她口中打听有关她父亲的情况，她早已想人非非，充当起女间谍的角色来，尽力为情人刺探父亲的情报。遗憾的是，她所了解的父亲，要么是个溺爱女儿的慈父，要么便是个枯燥无味的老人，对于他的事业和工作她全然不知。然而，此时此地，就在这细雨纷霏的星期日上午，她的机会来了。

她迅速俯身细看了一遍第一页纸上的情况，可根本没弄懂上面是些什么东西：尽是数字、费用，又一次出现香农的名字，几家银行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两次出现的一个名叫“克拉伦斯”的人。还没等她再往下看，门把手的转动声打断了她。

她吃了一惊，丢下手中文件夹的封面，一步跨回3英尺外的电话机旁，对着根本没有声音的话筒喋喋不休地聊开了。这时，她父亲就站在门外。

“好吧，克里斯廷，我亲爱的，那简直是妙极了。行，我星期一和你会面，再见。”她对着话筒讲完这几句后挂上了电话。

当她父亲看清书房里的人是他女儿时，板着的面容立刻松弛下来。他走过室内铺着的地毯，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

“那你现在准备干什么呢？”他严厉地椰榆着问。

她没有立刻答话，而是伸出两条柔软的胳膊从他身后抱住他的脖子，亲吻着他的两颊。

“爸爸，我刚给伦敦的朋友挂了个电话。”她娇柔地嗲声说，“妈在客厅里唠叨个没完，我就上这儿来打了。”

“喂，你自己房间里不是有只分机吗？今后有什么私事用那个分机打。”

“好吧，爸爸。”她又向写字台上的文件瞥了一眼，可惜字太小，看不清楚，隐隐约约地只能辨出是一行行的数字，惟有标题倒还能认出，是关于采矿价格的。就在这时，她父亲扭过头来看着她。

“您干嘛不肯扔下这些讨厌的例行公事，去帮我驯驯那匹坦帕莱恩呢？”她问父亲道，“雨马上就会停的，我想出去骑骑马。”

詹姆斯爵士朝着自己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微笑起来。

“因为这些讨厌的例行公事恰恰就是我们的衣食所在。”他回答说，“不过，无论如何我总是要帮你去摆弄一下那匹马的。你稍等一会儿，我过几分钟就到马厩去找你。”

朱莉娅·曼森走出了书房门。她在门外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敢肯定，即便是马特·哈内在此，也不见得比她表现得更内行了。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四章

对于来访的游客实行的例行海关检查，西班牙政府比起人们所能期望的还要宽容得多。考虑到每年春夏两季都有几千万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德、法、英等国的游客蜂拥入境，意识到如此多的来人中，难免会夹有一定数量的不法分子，当局索性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听之任之了。如果有谁在入境时违背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例，比如带进了两箱而不是规定所允许的一箱香烟，西班牙当局通常是置之不理。这种事假如是发生在伦敦机场，立刻会被海关扣住不放的。

西班牙政府采取的立场是，除非一个游客真的犯下了必须处理的过失，否则他们决不过问。但是，一旦有谁真的触犯了西班牙法律，当局采取的措施却严厉得惊人。他们严格禁止游客带入西班牙境内的四种东西是：军火或爆炸物、毒品、色情照片和共产党宣传品。其他国家也许会抓住游客偷税入境的两瓶白兰地酒不放，而对（阁楼）杂志不闻不问；西班牙却正好相反。各国处理问题自有其不同的标准。西班牙，正如他们自己坦率承认的那样，也有他们自己的轻重缓急。

那个明朗的星期一下午，当香农走下飞机进入马拉加机场海关时，在场的那个海关官员，只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在香农旅行袋中发现的一捆每张20英镑、共1000英镑的现金，就耸耸肩若无其事地让他过去了。也许他明知香农带着这么一笔现金离开英国是违背英国法律的，可他仍无动于衷，反正那是伦敦的问题，与他无关。他在行李中没有发现什么诸如《性感女郎》或《苏维埃新闻》一类的杂志，便挥挥手让香农入内了。

三个星期来环绕地中海沿岸买船的旅程，使库尔特·塞姆勒晒得黝黑，看上去变得健康起来，虽然他还是那样瘦瘦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令人难以看出他执行任务时的铁石心肠，但那身古铜色的皮肤却给他增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神色，与他那一头短短的白发和湛蓝的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俩乘上塞姆勒预先找好的出租汽车驶向马拉加市区。一路上，塞姆勒告诉香农说，他已跑遍了那不勒斯。热那亚、瓦莱塔。马赛、巴塞罗那、直布罗陀等地中海港口，忙着找那些昔日的老关系替他物色小型货轮，与声誉良好的船舶掮客和经纪人联系，看看他们是否有船只出售，并且到各个港口亲自挑选了一些船只。他已看了约有20条船，但没有一条中意。他听说其他几个还没去过的港口还有十来条船，可他不准备再去了。因为，他从那些船主的姓名上了解到那些船的背景都很可疑。到目前为止，他从所有打听到的船中选择了7条船，“奥巴特洛斯号”是其中第三条。从各方面情况来看，他认为这条船似乎都还合适。

他已替香农在帕拉西旅馆用布朗的名字预订好了房间，香农首先去旅馆办理了手续。下午4点左右，他们慢步踱出市中心马里兰广场南面宽阔的大门，向码头逛去。

“奥巴特洛斯号”系在港口最远端的一个码头上，船看上去就和塞姆勒形容的一个样，船身上的白漆在灼热的阳光照射下放着耀眼的银光。他俩登上船后，塞姆勒把既是船主也是船长的乔治·艾伦介绍给香农，然后由他领着香农参观了全船。香农很快就得出结论：此船太小，不符合要求。船上的主舱房只能睡两人，还有两个单人舱，一个铺上床垫或睡袋后可睡人的客厅。

船尾的货舱必要时可以改成能住下六个人的睡舱。但即便这样，香农他们五人再加上四个船员就已把船上所有的舱房都挤满了。他心里在诅咒自己临走前没有向塞姆勒交代清楚，届时除他们五个雇佣兵外，还有六个参加行动的人员。

香农翻阅了一遍这条船的证件，看来一切都符合规定。船是在英国注册的，有商务部的证明。香农花了一小时和艾伦船长讨论付款方式，查看了可以证明“奥巴特洛斯号”保养和修理情况的发票、收据，还阅读了船上的航海日志。

6点不到，他们离开“奥巴特洛斯号”，慢慢地踱回旅馆。香农一边走，一边沉思着。

“怎么啦？”塞姆勒急不可待地问，“船的背景确实毫无问题。”

“不是因为这点。”香农答道，“船大小了，而且是作为私人游艇登记的，不属轮船公司所有，因而我担心有关当局也许不会允许用这条船运载武器出口。”

他原想回旅馆后挂几个电话，但现在已太晚了，只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说。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香农给伦敦“劳埃德”挂了个电话，请求替他查阅一下游艇登记册。对方回答说“奥巴特洛斯号”手续齐全，是作为一艘净重74吨的双桅辅助船登记的，基地港和常泊港分别是英国的米尔福和霍市。

“那么这条船究竟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他暗自揣测道，并且回想着船主要求的付款方式。他的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汉堡的，结果促使他坚定了原先的想法。

“不行，请你别打私人游艇的主意，”电话另一端的约翰·施林克尔说，“当局几乎肯定不会同意让私人游艇作为商船运载物资。”

“好吧。那你何时需要知道运载物资的船名？”香农问。

“越快越好。顺便告诉你，我已收到了你几天前寄来的支票。现在就准备将你需要的器材装箱运往你提供的那家法国海运代理行。还有件事，我已搞到购买另一批货必需的证件了，待我一收到你的欠款就动手购货。”

“那条船的名字你最晚可以放宽到什么时候？”香农对着电话大声嚷道。

施林克尔顿了一下，似乎在稍加考虑。

“如果5天之内我能收到你的支票，我想随后就提出购货申请，出境执照上需要填船名。最迟在我收到支票15天后。”

“没问题。”香农说着挂上了电话。他转身对塞姆勒解释目前的情况。

“对不起，库尔特，我们需要的船必须是属海运业一家注册轮船公司所有、手续合法的货轮，而不是私人的游艇。你只好再去四下寻找，我需要你在12天内就把事情办成，不得迟于这个时间。我必须在20天后或者之内就把船名通知给汉堡的那个商人。”

当晚两人在机场分手告别。香农回伦敦；塞姆勒飞往马德里，然后换机去罗马再到热那亚——他计划中的下一个港口。

香农回到公寓时已是半夜了。他睡觉前先给英国欧洲航空公司打了电话，预订了一张明天中午飞往布鲁塞尔的机票。接着，他又挂电话给马克·弗拉明克，让他明天开车到机场接他，先送他到布鲁日银行，再到约定的地点找布歇把那批货买下来。

这是第22天的结束。

哈罗德·罗伯茨先生是个很能干的人，62年前出生于一个英国父亲、瑞士母亲的家庭。由于父亲早逝，他实际上是由母亲在瑞士抚养大的，并且保留了双重国籍。他早就进入了银行界，曾在瑞士最大的一家银行苏黎世总行工作了20年，然后作为这家银行伦敦分行的副经理来到英国。

那是大战刚结束不久的事了。在他第二个20年的银行生涯内，先是升任投资部门的经理，后来又当上了伦敦分行的总经理。他在60岁那年退休，并且决定作为一个领取瑞士养老金的人留居英国。

自从退休后，他不仅为他以前工作过的那家银行，而且也代表其他一些瑞士银行干过几桩微妙的差事。这个星期三的下午，他便是在执行一项诸如此类的任务。

为把罗伯茨先生介绍给博马克公司的董事长和秘书，兹温格利银行特地为他写了一封正式介绍信。此外，罗伯茨先生还同时呈上了其他一些有关信件，以证实他确是这家银行驻伦敦的代理人。

罗伯茨先生和博马克公司的秘书以后又进一步举行了两次会谈。公司董事长卢顿少校——伊恩·麦卡利斯特爵士手下那位在远东死去的副经理的弟弟——参加了第二次会谈。

他们最后赞同召开一次董事会特别会议，地点就安排在公司秘书在伦敦商业区的办公室里。除了那位身兼秘书的律师和董事长外，还有一个董事也同意来伦敦出席会议。他果真也来了。虽然按公司规定两个董事便可举行工作会议，但绝对多数却至少非三人不可。会上他们考虑了公司秘书起草的决议，以及他拿出来的有关文件。从这些文件看，兹温格利银行代表的那四位从未露过面的股东手中的股票加在一起，确实掌握了公司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三十。当然，他们委托兹温格利银行全权代表他们行事，而那位罗伯茨先生的确又是银行指定的全权代理人。

会议据此得出一个简单结论：既然几位实业家一致同意合伙买下博马克公司这么一大批股票，而且他们授权的银行代理人声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向博马克公司重新投资以恢复其活力，那么公司是完全可以信任他们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一举动只会使大大小小的股票持有人受益匪浅，而在座的三位董事先生又恰好全都身兼股东，因此决议毫不费事就一致通过了。罗伯茨先生作为兹温格利银行的代理人被提名成为董事会的一员。除此之外，三位董事谁也愿费神修改一下公司的“两位董事即可有权通过决议”这一现行条例；尽管如今董事会再也不像昔日那样只有五位成员，而是六位了。

基思·布朗先生现在成了布鲁日相当准时的定期来客和克雷迪特银行一位很有价值的主顾。他受到古桑先生通常给予的那种友好接待。后者向他证实了当天上午曾收到瑞士方面汇来的一笔20000对英镑的汇款。香农当即从中取出10000美元的现金，另开了一张注明由约翰·施林克尔提款的26000美元的保付支票。

香农在附近的邮局挂号给施林克尔邮去了这张支票，并且附上了一封他写的信，要求这位军火商立即着手向西班牙政府申请购买那批子弹。

此时与布歇约定的会面时间还差将近四个小时，所以，他和马克·弗拉明克一起坐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壶茶，悠闲自在地消磨了两小时。快到黄昏时，他俩才驾车上路。

在布鲁日与根特市之间、布鲁日东面44公里处，有一段人迹罕至的道路。这儿路面蜿蜒曲折，狂风终日怒号着，从四周地势平坦的农田上刮来，横扫而过，绝大多数车辆都宁愿取道新建成的奥斯坦德－布鲁塞尔“ES号”高速公路往返于布鲁日和根特之间。他俩驾车沿着这条几乎已被人遗弃不用的公路走到一半时，发现了布歇描述过的那座荒废了的农场，或者不如说是找到了那块标志着一条通向农场的小径的木头路牌。木牌久经风吹雨淋，业已褪色，安置在几颗树木的后面，避开了人们的视线。

香农把车开过路牌停了下来，让弗拉明克下车去查看一遍农场的情况。20分钟后弗拉明克回来向香农证实道，农场确实废弃已久，长期无人居住。此外，他并未发现任何可能对他俩发动一次预谋伏击的可疑迹象。

“屋内屋外有人吗？”香农问。

“住宅前、后门都锁着，看不出曾有人动过。我搜查了谷仓和马厩，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香农瞟了一眼手腕上的表，离约定时间还有一小时。天已完全黑了。

“你回农场去埋伏好监视动静，”他命令道，“我在这里观察前门入口。”

马克走后，香农又检查了一下货车。车虽陈旧不堪，但开起来还顺手，因为发动机刚刚请行家维修过。他从驾驶室仪表板后面取出一副假牌照，匆匆把它们分别用绝缘胶布粘贴在车前车后两个真牌照上。到时候等货车远离农场，便可轻而易举地将假牌照揭下扔掉，但这会儿无论如何不能让布歇看见货车真牌照。此外，现在车身两侧还各贴着一幅大广告，这也是一种醒目的伪装，届时一旦需要，立刻可以撕掉。货车车厢里堆放着他让弗拉明克带来的六大袋土豆和一块准备用来盖住枪支的宽木板。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于是重又回到路边开始瞭望起来。

8点差5分时，那辆货车来了。当它摇晃着车身慢慢地驶上通向农场的小路时，他看清了驾驶室内伏在方向盘上的司机身影，以及司机旁边布歇先生特有的那堆臃肿的肥肉和一颗隆起的小脑袋。渐渐地，车尾的红灯消失在小路远端，货车驶进树丛后面看不见了。显然，布歇先生没有耍什么花招。

香农继续等了3分钟，才把车开出坚实的公路，驶上小径。当他来到农场住宅前面时，布歇的车正亮着车头小灯停在院子正中。香农关上马达，爬出驾驶室，留下车头的小灯开着未关。他把车停在布歇车后约10英尺处，车头正对着布歇的车尾。

他隐身站在远离自己车灯的地方，对着暗处喊了一声“布歇先生”。

布歇喘着粗气答了一声“布朗先生”，然后摇摇摆摆地滚到亮处，身后紧跟着一个又高又笨的“助手”。香农估计此人干起力气活定是把好手，但动起武来肯定不如动作矫健敏捷的马克。因此万一出了乱子，自己这方面笃定不会吃亏。

“钱带来了吗？”布歇走上前来问。香农对着货车驾驶室内的座位做了个手势。

“在那儿，枪带了吗？”

布歇朝那辆车挥了挥一只胖手。

“在车厢里。”

“我建议双方都把货拿到两车之间的空地上。”香农说。布歇转身对自己的助手说了几名香农听不懂的佛兰芒语，那个助手便回到他们那辆货车后面打开了车厢门。香农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假如布歇这家伙真的会给他来个突然袭击，那么随着车厢门打开，里面的伏兵就会冲出。还好，一切正常。借着自己车头昏黄的小灯，香农看见布歇的车厢里放着10只扁扁的方木箱和一只没有盖子的大木箱。

“你的朋友没来吗？”布歇问。香农打了个唬哨，小马克从靠近他们身后的一个谷仓里闪出身来。此时，万籁俱寂。香农清了清嗓子。

“我们来交货吧。”他走进自己的驾驶室，拿出那只鼓鼓的棕色信封。“都是现金，和你要求的完全一样。钱是20美元一张，每捆50张，共计10捆。”

他紧挨着布歇站着，看着这个胖家伙一张张地数着每捆钞票。想不到布欧那双又短又粗的肥手，点起钞票来速度却快得惊人。只见他每数好一捆，便塞进一侧的衣袋里。等全部数完后，他又把钱重掏出来，每捆中随意抽出一张，凑到他带来的一支钢笔手电的亮光下仔细审视，看看抽出来的10张钞票中有无伪币。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终于点点头。

“可以。”说着，他回身对助手嘀咕了几句，那人从车厢门旁移到一边。香农对马克点点头，马克于是走上去，用力把第一只扁木箱挪到草地上。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截轮箍扳手撬开箱盖，借着自己手中的手电筒光细看了一遍箱内排列着的10支施迈塞尔型自动枪。他拿出其中一支，检查了枪的击发装置、撞针和枪机，然后把枪放回原处，钉紧撬松了的箱盖。

他花了20分钟检查完所有10只箱子。当他俯身查看时，布歇先生的大个子助手紧靠在他身旁。香农则站在离布歇的手肘后约12英尺的地方。最后马克又看看那只开了口的箱子，里面放着500只施迈塞尔型自动枪用的弹匣。他拿出一只装在枪上试了试，看看是否合适，以防万一这是另外一种枪上的弹匣。然后，他转过身来对香农点点头说了声“可以”。

“请你的朋友过来一同帮我们装车好吗？”香农问布歇道。胖家伙把香农的话译给了他的助手。5分钟后，10只扁木箱和那个装弹匣的木箱都已放进了马克的货车。装车前，马克和布歇的那个助手先把车厢里的儿麻袋土豆搬到一边。香农听见他俩用佛兰芒语交谈了几句，布歇的助手哈哈大笑起来。

抢装进车厢后，马克把那块宽木板盖在盛枪的木箱上。然后他掏出一把小刀，在第一袋土豆上割开一个大口，再把麻袋扛起，将里面盛的土豆倒在车厢里平铺着的那块木板上。麻袋里的土豆直往下滚，塞满了车厢里所有的缝隙，在木板上高高堆起来。布歇的助手呵呵笑着和他一道干。

几麻袋土豆将枪支和弹匣遮盖得毫无痕迹，无论谁看一眼车厢，都会相信里面装的全是土豆。最后，他们把麻袋扔进院子周围的树篱里。

任务完成后，两人一齐从车后面走过来。

“好了，我们走吧！”马克说。

“别见怪，我们就先走了。”香农对布歇说，“不管怎么说，现在罪证是在我们车上了。”

他在一旁等着，直到马克发动引擎把车掉过头转向公路时，才离开布歇跳上车。通向公路的这条小径上有一个特别深的大坑，车开过时需要极其小心缓慢。他们的车路过时，香农对马克耳语了几句，然后接过对方的刀子，跳下车藏在路旁的灌木丛里。

两分钟后，布歇的车出现了。车到大坑旁边时，只见他们降低速度，几乎停了下来，以便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个深坑。香农看准机会，迅速从灌木丛里窜出来，跃上车，俯身对准后外轮狠戳一刀。只听见轮胎丝丝作响，立刻瘪了下去。他赶紧跳下车溜回灌木丛，跑上公路。弗拉明克此时刚刚撕下车厢两侧的广告，揭掉了车头和车尾的假牌照，其实，香农并不是真的打算刁难布歇，只不过是想抢在布歇他们之先半小时离开这儿。

他俩在10点半钟赶到奥斯坦德。两人把这辆满载着土豆的货车开进弗拉明克按照香农指示租下的那间汽车库里，锁上车库大门。然后，他们来到克莱恩大街上马克的酒吧间里，开怀畅饮着一杯杯泡沫四溅的淡啤酒，安娜在一旁忙着给他们做饭。香农还是头一次与弗拉明克的这位身材高大的情妇相遇。遵照雇佣兵们对待彼此女伴的传统，他显得极为彬彬有礼。

弗拉明克已经替他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预订了房间，但他们一直痛饮到深夜。两人一起谈论着过去共同参加过的战斗，回想往事和熟人，追溯胜利和失败。他们时而为以往的趣事而放声大笑，时而又为记忆中至今还隐隐作痛的憾事而摇头叹息。酒吧一直到他们喝罢酒才关门，此时顾客们早已走光了。

最后当他们上床睡觉时，天已快亮了。

次日上午9点，小马克给香农住的旅馆挂了个电话，两人在一起吃了一顿为时已晚的早餐。香农对马克解释，如何把那些枪藏好，偷运出比利时，送到法国南方的一个港口装船。

“我看可以把枪藏进装满土豆的箱子里偷运出境。”马克建议说。香农摇摇头。

“土豆应该装在麻袋内而不是箱子里。”他答道，“我们最担心的是，在运输途中或者装船时，装枪的木箱会碰上兜底搜查，那可就全都漏馅了。我倒有个好主意。”

他花了半小时，告诉弗拉明克应该怎样处理这批枪。弗拉明克听了连连点头。

“行，”当他完全明白后应声道，“我可以利用上午酒吧不营业的时间在汽车库里干。枪什么时候运走？”

“大概在5月15号。”香农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下那条走私香摈酒的小道。到时候我把让·巴普蒂斯特带过来帮忙。武器运到巴黎后，我们换上一辆在法国登记的货车，我只需要你一切就绪，准备在5月15号起运。”

马克要了辆出租汽车送香农到港口，因为他那辆货车现在正锁在车库里，等将来把这批非法武器从奥斯坦德偷运到巴黎时，它还得再出最后一次力。尽管香农没有汽车，但他还是很容易就买到一张去英国多佛的单程汽车轮渡票。黄昏刚刚降临，他已回到伦敦了。

他把当天剩下的时间用来起草一份准备交给恩丁的详细汇报。不过，他在报告中略去了枪是来自谁手里，目前储存在何处。报告附了一份开支表，并写明他在布鲁日银行中还剩下多少余款。报告寄给了恩丁和他联系时使用的那个存局待领信箱。

星期五早班邮差送来一个让·已普蒂斯特·朗加拉蒂寄来的大包裹。包裹里放着一捆小册子，是三家制造那种半硬式充气橡皮艇的欧洲厂商发行的产品介绍。小册子详细介绍了这种橡皮艇的各种用途：可以用作海上救生艇、汽艇、拖带滑水板前进的快艇、游艇、近海潜水供应船、轻便快艇、游船上的交通艇等等。但是，有一项最基本的用途这些小册子却无一提到，那就是：这种小艇最初是设计用来作为海军陆战队登陆突袭用的高速机动艇。

香农兴致勃勃地将所有的小册子都浏览了一遍。这三家工厂分别设在意大利、英国和法国。那家意大利工厂在法国科特达祖尔沿岸共开设了六家销售商店，看来这家工厂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交货方式，都挺合香农的胃口。其产品中最大的型号是一种长达5米半的小艇，有两家商店可以立即交货，一家在马赛，另一家在戛纳。那家法国工厂介绍产品的小册子里。附有一张它生产的最大型号小艇照片。照片上一艘5米长的小艇正昂首疾驶在蓝色的大海上。

朗加拉蒂在信中提到尼斯港有一家商店随时可以提供这种法国艇。他并且补充说，那家英国工厂的所有产品都需要特别订货。此外，虽然鲜黄色的小艇每种都有几艘立刻可取，但他仅仅准备在黑色的小艇中打主意。他最后谈到，任何功率大于50马力的舷外发动机都可以安装在这两种艇上，而当地随时都可买到七种不同商标的完全适用的发动机。

香农写了一封长信，指示朗加拉蒂买下两艘意大利制造的那种立刻可以提货的小艇，再买一艘法国艇。他再三提醒朗加拉蒂，一收到他的信后就必须立刻与那几家商店电话联系，落实好订货，给每个店主挂号邮去百分之十的预付金。他还嘱咐朗加拉蒂，马上分别从三家不同的商店买下三台质量最好的发动机。他计算了一下，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刚好超过4000英镑，再加上原先从施林克尔那里购买照明弹、无线电步话机等物资花去的钱，他当初计划采购全部辅助装备的5000英镑就根本不够用。他现在只有希望买军火和轮船的钱别再高于预算了。他告诉朗加拉蒂，将给他的银行户头上汇去一笔相当于4500英镑的钱；并关照这个科西嘉人，用余下的钱去买一辆性能良好载重一吨的旧货车，车子一定要有执照，并交过保险费。

车买回后，朗加拉蒂应该自己开着车，沿海岸去买回那三艘橡皮艇和三台发动机，亲手把它们运到土伦，交给那家代理商行存放好，准备出口。所有的货都必须在5月15日之前运进货栈，准备好装船。朗加拉蒂本人应于5月15日早晨开着货车去巴黎香农常住的那家旅馆和他会面。

香农当天还寄走了另一封信，是寄给布鲁日克雷迪特银行的。他在信中要求他们立刻给马赛社会银行总行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先生的户头汇去相当于4500英镑的法郎。当天下午他快件寄走了这两封信。

回到公寓房间后，“猫儿”香农躺在床上，两眼盯着天花板，觉得疲惫不堪。过去30天来，他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现在从好的一面看，一切仿佛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艾伦·贝克眼下应该正在和南斯拉夫洽谈订购迫击炮和火箭筒，以便6月初交货；施林克尔此时应该正在马德里，忙着采买足够那批施迈塞尔型自动枪使用一年的9毫米子弹——其实，香农之所以订购这么一批数量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弹药，惟一的原因只是为了让西班牙政府觉得这笔生意有利可图。假如他能赶在5月中旬前把运载弹药的轮船名称告诉施林克尔，倘使这条船以及它所属的轮船公司能被马德里当局接受，那么最迟6月中下旬，这批弹药的出境执照就应到手了。

至于弗拉明克，他必须在6月1号前就把那批自动枪从比利时偷运到法国，准备和其他一些东西如小艇、发动机以及从施林克尔那里买来的辅助器材等等，一道在土伦港装船。

除了那批自动枪要非法偷运外，其他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方案因此也就万无一失。说不定南斯拉夫或西班牙政府会对那些申请购买军火的“最终使用人证书”的来源提出疑问，甚至拖延批准或者干脆拒绝出售。

还有军装问题。估计杜普里这时还在伦敦为此奔忙着。这些军装至迟也应在5月底前就送进了土伦的货栈。

然而，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轮船。一定要敦促塞姆勒尽快找到合适的船，他几乎是忙了一个月。

香农翻身下床操起电话，通过邮局，给杜普里在贝斯沃特大街上的住所发了封电报，让他立刻来个电话。香农刚刚放下话筒，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嗨，是我呀！”

“你好，朱莉娅。”他应声道。

“这几天你上哪儿啦，猫儿？”

“出去了，国外。”

“这个周末你在伦敦吗？”她问。

“在，肯定在。”事实上，在塞姆勒买到船之前，他都无事可做，无处可去，而眼下他连塞姆勒究竟在哪里都不清楚。

“那太好了，”姑娘在电话里嚷道，“周末我们在一起干点事儿吧！”

肯定是由于太疲劳了，他一下子未能反应过来，好半晌才发问：“什么事呀？”

她开始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说起来，没等她讲完，他就打断她的话头让她赶快过来。

虽然朱莉娅一周前就为这个消息激动不已，但和情人重逢时的喜悦，还是使她把早已准备好的话儿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午夜时分，她才重新想起。她把头紧偎在已快进入梦乡的香农的脸上，说：“哦，差点忘了，有一天我曾看到你的名字。”

香农轻声打着鼾。

“是在一张纸上。”她继续道。可香农仍无动静，头深陷在枕头里，两手交叉着垫在头下。

“要我告诉你是在哪里见到的吗？”

他的反应真令她失望，居然还是鼾声不断。

“是在我爸爸写字台上的一个文件夹里。”

如果她是想让他大吃一惊，那么这一回算是达到目的了。他像是被针戳了一下似的猛地弹起，面对着她，双手紧紧地抓住她的两只手臂，眼里流露出紧张的神色，不禁使她害怕起来。

“你把我捏痛了。”她文不对题地说。

“什么样的文件夹？”

“就是个普通的文件夹。”她抽噎着，眼眶里含着委屈的泪水。“我只不过是想帮你偷看点消息。”

他马上软了下来，神色也温和了不少。

“你为什么要去偷看呢？”他问。

“嗯，你老是要问我爸爸的事，所以我一见那个文件夹就想看一看，于是我就发现了你的名字。”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头谈起。”他柔声细气地说。

她讲完全部经过后，向前伸出手臂搂住他的脖子。

“我爱你，猫儿先生，”她悄声道，“我完全是为了你才这样干的，难道我做错了吗？”

香农考虑了一阵。她知道的已经太多了，现在只有两种方法才能保证使她不走漏消息。

“你真的爱我吗？”他问。

“真的。”

“你是否愿意因为你说了或者干了些什么而使我身遭不测吗？”

她离开他的怀抱，深情地看着他的脸，眼前正在发生的事，简直就像她少女时代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的情景。

“决不。”她真诚地回答道，“我永远不会开口，无论他们怎样折磨我。”

香农惊讶地直眨眼睛。

“不会有人来折磨你的，只是记住，不要对你父亲说你认识我或者再去看他的文件。瞧，我是他雇佣来搜集非洲矿产前景的情报的，如果让他知道咱俩互相熟悉，他准会解雇我。那样，我就只好另谋职业了。还有个地方可以找到工作，但那是在遥远的非洲。所以，你要是让你父亲听说咱俩的事，我就只好丢下你远走他乡了。”

这一点正打中了她的要害，她最担心的就是香农会离开她的身边。香农心里明白，要不了多久他就非得和她分手不可，但现在尚无告诉她的必要。

“我决不会开口。”她终于许诺。

“还有两件事，”香农说，“你刚才提到看见那种矿产品的名称，到底是叫什么？”

她皱起眉头，努力回忆着那几个字。

“是用在钢笔上的那种材料，广告上说这是一种非常贵重的矿产品。”

“是墨水吗？”香农戏弄地问。

“叫什么‘金’？”

“是‘白金’。”他若有所思地纠正了她。“最后一点，文件夹封面上的标题是什么？”

“哦，那我记得很清楚，”她高兴地说，“标题有点童话色彩，叫‘水晶山’。”

香农深深叹了日气。“亲爱的，去给我煮杯咖啡。”

当他听见她在厨房里摆弄着杯盘时，他靠在床头爿向远处眺望着。

“你这个老奸巨猾的狗东西，”他深呼了一口气道，“别想得太美，詹姆斯爵士，绝不会便宜你的。”

说完，他独自在黑暗中大笑起来。

就在那个星期六的夜里，本尼·朗贝尔和几个朋友在一间他最喜欢的咖啡馆里一道喝了几杯酒，现在正兴高采烈地朝家走去。他已把香农付给他的那些英镑兑换成了法郎，买下一大批军火，准备转手卖给一些老关系。刚才在咖啡馆里，他洋洋得意地向他的老友们吹嘘了一番他最近如何赚了一大笔钱，并且还为几个对他频送秋波的酒吧女郎买了点香摈。这会儿，他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之中。大概是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酒喝多了，远远超过了他的酒量，所以竟未注意到，此刻有一辆汽车正在他身后200码开外慢慢地跟踪他。当然更没料到走到离家仅有半英里的一块废屋基旁时，那辆车会突然向他冲来。

等他注意到情况不妙开始高声呼救时，那个从汽车里跳出来的彪形大汉，已经一把将他揪到废墟那边离马路约10码的一座旧仓库后面了。

他头上狠狠地挨了一拳，被打得晕头转向，呼救声立即哑了下去。接着那汉子揪着他的后领不放，对准他的太阳穴又猛击一拳，他立刻歪向一边，那人刚一松开他的衣领，他便颓然倒下。汉子站在他身旁，脸在仓库的阴影里显得模糊难辨。只见他从腰间抽出一根两英尺长的铁棍，俯身按住正在地上打滚的朗贝尔的左腿，对准特别容易碎的膝关节，用尽全身力气狠砸了一棍。只听“啪”地响起沉闷的一声，朗贝尔的膝盖骨立刻粉碎了。他像只一下子被钢丝钳夹住的老鼠似地惨叫了一声，随即昏了过去，自然再也不会感到另一只膝盖骨被敲碎时的剧痛了。

20分钟后，托马德从一英里外一家深夜营业的咖啡馆里给他的雇主打了个电话，夏尔·鲁在电话另一端一边听着，一边连连点头。

“干得好。”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个消息。亨利·阿兰刚刚通知我，香农常去的那家旅馆收到了基思·布朗先生的来信，要求替他在15号晚上留一个房间。听清了吗？”

“听清了，”他说，“香农15号到那家旅馆。”

“到时候你也去。”鲁在电话里说，“亨利将和他在旅馆里的内线不断保持联系，从那天中午起你就得待在旅馆附近等着。”

“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托马德问。

“一直等到他独自一人走出旅馆。然后你就敲掉他，报酬是5000美元。”

托马德微笑着走出了电话间。当他站在柜台旁呷着啤酒时，他能感觉出左腋下那支沉甸甸的手枪给他带来的快意。他笑得更欢了。要不了几天，这支枪就会给他挣下一笔小小的财富。他胸有成竹，寻思要干掉个把人，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即便这次的目标是“猫儿”香农。因为他知道香农根本就不认识他，更不会料到他会在此专程恭候。

星期天上午9点左右，库尔特·塞姆勒来了电话。香农此时还光着身体躺在床上，朱莉娅在厨房里懒懒散散地准备着早饭。

“是基思·布朗先生吗？”电话接线员问。

“是的，请讲。”

“有一位叫塞姆勒的先生从热那亚给你打来了电话。”

香农偏向床边，侧着身体撑在床沿上，拿好话筒。

“请把电话接过来。”他说。

塞姆勒的声音虽显得遥远微弱，但还算相当清楚。

“卡洛？”

“是的。库尔特吗？”

“是的。我正在热那亚。”

“我知道。有什么新闻吗？”

“我已找到船啦。这一回我敢肯定就是你要的那种。不过，此地还有人也想买这条船。如果我们真想把船弄到手，就非得抬高价钱。但船确实是不错，对我们来说非常合适。你能过来看一看吗？”

“你有把握吗，库尔特？”

“有，相当有把握。这是一条注册货轮，属一家热那亚轮船公司所有，一切情况正常。”

香农考虑了一会儿。

“我明天就来。你住在哪家旅馆？”

塞姆勒告诉了他旅馆的名字。

“我尽量乘头班客机赶来，但我不清楚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你明天下午待在旅馆里别出去，我一下飞机就和你联系。替我预订一个房间。”

几分钟后，他给英国欧洲航空公司订票处挂了个电话，得悉明天上午飞往热那亚方向的头班客机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上午9点零5分起飞，途经米兰，下午1点抵达热那亚。他给自己预订了一张单程机票。

当朱莉娅端着咖啡回到寝室时，香农正兴奋地笑着。假如这条船适合，那他12天后就可办完这件事，15号那天准能赶到巴黎和朗加拉蒂会面。他深信塞姆勒一定能配齐船上的水手，加足燃料，装上食物，准备好6月1号启航。

“谁打来的电话？”姑娘问。

“朋友。”

“什么朋友？”

“一个同事。”

“他想干吗？”

“让我和他见面。”

“什么时候？”

“明天上午，到意大利去。”

“得多长时间？”

“不清楚，估计要两周或者更长一些。”

“那么这段时间里我干什么呢？”

香农微笑了一下。

“你会有活儿干的，要做的事情多着呢！”

“你真是个坏蛋。”她撒娇地说，“不过如果你真要去，我是拦不住你的。这样咱俩只能在一起待到明天早晨了，因此，我亲爱的猫儿，我一定要好好享受一下。”

香农的咖啡被她碰翻在枕头上。他想道，攻打金巴总统府的战斗与如何才能使眼前这位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娇小姐满足相比，简直就像是一次儿戏。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五章

傍晚，热那亚港沉浸在一片夕阳西下、金光耀眼的余晖之中。“猫儿”香农和库尔特·塞姆勒付过出租汽车费后，信步沿着码头走向“托斯卡那号”。这条陈旧的近海货轮，停泊在两艘3000吨级的大船之间，越发显得矮小简陋。不过，这倒没什么，在香农看来，它已大得足以用来完成任务了。

“托斯卡那号”上有一个小小的艄尖舱，它的船头高出主甲板4英尺，甲板中央有个四方形的大舱口，下面是全船惟一的大货舱。船尾有一个不大的桥楼，桥楼下显然是水手舱和船长室。船上还有个又矮又粗的桅杆，上面几乎是垂直地装着一个起重吊杆。船尾上方吊着全船仅有的一只救生艇。

这条船锈迹斑斑，不少地方的油漆都已被灼热的阳光晒起了泡，又在海水的浸蚀下脱落了漆皮。然而尽管它既小又旧又丑，却正具备了香农最需要的特点——貌不惊人。在世界各国的沿海贸易中，有成千上万条与此相类似的小型货轮，往返于海法和直布罗陀、丹吉尔和达喀尔、蒙罗维亚与西蒙斯敦之间。它们看上去都一样，毫不惹人注目，很少有人会怀疑，它们除了运载一些货物奔波于各个港口外，还有其他什么作用。

塞姆勒把香农引上甲板，慢慢地向船尾走去，来到通向水手舱的升降口，下面一片漆黑。塞姆勒对着舱口喊了一声，然后他们沿着梯子拾级而下。来到舱底时，一个40来岁、肌肉发达、饱经海上风霜的汉子迎上前来，对塞姆勒点了点头，瞪眼打量着香农。

塞姆勒和他握手，对香农介绍说：“大副卡尔·沃尔登伯格。”

沃尔登伯格生硬地点点头，然后与香农握了握手，问：“你是来看我们这条老‘托斯卡那号’的吗？”

香农高兴地注意到，此人的英语虽然带点儿外国口音，但说得蛮不错；而且看样子像是那种只要价钱合适，根本不在乎运送的物资是否合法的冒险家。他还看出这个德国海员对他也颇感兴趣。塞姆勒已把这条船的背景扼要地对他作过介绍，并且也已告诉过这条船的水手，他的上司将前来具体看看船的情况，准备买下它。对这位大副来说，新船主是个重要人物，别的甭说，至少沃尔登伯格的前途是和他有关的。

船上南斯拉夫轮机师上岸闲逛去了，他们只见到甲板水手。这是一个十来岁的意大利小伙子，正躺在铺位上翻阅一本色情画报。意大利籍船长也不在船上。他们没等他回来就由大副领着参观了一遍全船。

香农感兴趣的是三件事：一，船上是否还能再住12个人，即便是露天睡在甲板上也行；二，有无可能在货舱的地板下面藏上几只箱子；三，船上的轮机状况如何，能否平安无事地航行到去南非那么远的距离。

沃尔登伯格微微眯上双眼，彬彬有礼地回答着香农的这些问题。他能从中推测出香农的用心。其实，不言而喻，不会有哪个乘客心甘情愿地花钱坐上“托斯卡那号”享受身披毛毯、头顶夏日繁星、睡在篷布下面的乐趣；更不会有谁出钱买下“托斯卡那号”，只是为了装上一点货物运往大洋彼岸的非洲，因为那通常是远洋货轮的事。沿海小货船的优点是装货速度快，适用于航程两三天的近距离运输。与之相比，大吨位的货轮由于在港口装卸货的时间都要长得多，所以宜于远洋航行，例如从地中海到南非。这样，它可以通过在远航途中加快速度，来弥补上在港口损失掉的时间。一般说来，像“托斯卡那号”这样的船在海上航行的距离通常不超过500海里。

看完船后，他们走上甲板，坐在桥楼后面的帆布篷下，喝着沃尔登伯格拿来的啤酒，开始了正式谈判。两个德国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激烈地争执着。很明显，是沃尔登伯格提问题，塞姆勒作答。终于沃尔登伯格停止了发问，用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香农，然后回首看看塞姆勒，慢慢地点了点头。

“可能吧。”他用英语说。

塞姆勒转向香农解释道：“沃尔登伯格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像你这样一个显然对租船运输业一窍不通的人，想要买一条船跑运输。我告诉他这是出于经商需要。他觉得作为一个富商，把钱下赌押在运输上，未免有些太冒险了，除非他心中另有所图。”

香农点点头。

“猜得不错。库尔特，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话。”

他们来到船尾，靠在船舷上，留下沃尔登伯格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喝啤酒。

“你看这家伙怎么样？”香农悄声问。

“是条好汉子。”塞姆勒毫不犹豫地说。他又继续道：“这条船的船长也就是船主，已年老体衰，准备退休。他打算把船卖了，靠卖船得来的钱安度晚年。这样，船长的位置就空下来了。我估计沃尔登伯格会喜欢这个职务的，我也赞成由他担任，他自己就有了船长执照。他对这条船的状况滚瓜烂熟，海上情况也很摸底。惟一的问题是不知他愿不愿跑一趟非法运输，我认为只要价钱合适他是愿干的。”

“他已看出点什么名堂了吗？”香农问。

“当然。事实上他怀疑你是从事偷运非法移民进入英国这一行业，他不愿因此而被捕入狱。但如果价钱合适，我估计他是甘冒这个险的。”

“现在别把底漏给他。先把船买下来，然后让他决定是否留下来干。要是他想辞职，我想可以另找一个船长。”

塞姆勒摇头反对。

“不行，我们现在就非得告诉他大概是怎么回事。不过，这样的话万一他辞职，准会走漏风声。”

“假如他了解内情后想辞职不干，那他只有一个下场。”说着，香农指了指船尾下漂着一层油污的浊水。

“还有一点，猫儿，让他参加进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他了解船况，并且如果他决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他就会尽力劝说船长把船卖给我们，而不是卖给当地那家也在打这条船主意的轮船公司。他的意见船长一定会听，因为那个老头希望买下这条船的人会爱惜它。船长对他很信任。”

香农考虑了一阵塞姆勒的逻辑，不禁有点动心。手中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需要现在就把“托斯卡那号”弄到手，这个大副也许能在买船这件事情上助他一臂之力，而且肯定能当个好船长，还会找个与他沾亲带故的人来当他的大副。想到这里，香农回忆起一条关于招兵买马的至理名言：“无须去收买所有的人，只要去收买能左右下属的人，让他去控制其他的人。”香农终于下定决心，尽力把沃尔登伯格拉进这项合同。他俩慢慢地踱回桥楼后面的帆布篷。

“我想毫不隐瞒地告诉你，先生，”香农对沃尔登伯格说，“你猜得确实不错，假如我能买下‘托斯卡那号’，当然不是准备用它去运花生之类的货物。正如你们所料，我运的货多少是有些风险的。不过，船卸货时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到时候它将泊在公海上。我需要一个好船长，库尔特·塞姆勒推荐说，你正合适。所以，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我能买到‘托斯卡那号’，我就请你当船长，我保证连续半年给你两倍于现在的工资。10周后起运的第一船货到后，另给你5000美元奖金。”

沃尔登伯格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微笑着慢慢地立起身来，伸出一只手：“先生，你已经有了一位船长啦。”

“太好了！”香农答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船买下来。”

“没问题。你准备出多少钱？”

“它值多少？”香农反问道。

“要看在什么地方卖了。这儿与你们竞争的那家公司愿出25000英镑，一个子儿也不肯再添了。”

“那我出26000英镑。”香农说，“船长愿接受这个价吗？”

“肯定的。你会说意大利语吗？”

“不会。”

“斯皮奈蒂船长不懂英语，干脆由我给你当翻译，我会和那老头把事情安排妥当的。就凭你刚才说的那个价钱，加上由我来当船长，他一定会把船卖给你。你准备什么时候和他见面？”

“明天上午怎么样？”香农问。

“行，明天上午10点，就在这儿。”

他们又握了握手，两个雇佣兵便下船走了。

小马克·弗拉明克在这间租来的车库里干得很是得心应手。他把那辆货车锁好后停在门外的小街上，然后把车库的门反锁上，以防万一他工作时有人闯进来。这是他独自在车库里度过的第二个下午，他已基本上完成了这项工作的头一部分。

他沿着车库内的后墙用几根结实的大木头搭了个工作台，在上面摆好了所需要的工具，都是用香农给他买货车和其他必需物资的那笔500英镑中剩下的钱买的。靠另一面墙，放着五只绿色的大油桶，桶身上漆着“卡斯特罗尔石油公司”的商标。油桶都是空的，当初里面装的是沉重的润滑油，如今这些字样还清清楚楚地标在桶身上。它们是马克以很便宜的价格专门从港口一家大轮船公司买下来的。

马克从第一只油桶桶底切割下来一个圆块，然后他把这只没有底的油桶倒竖着，开着口的桶底朝上，带有一个螺旋盖的桶顶向下。桶底切割掉一块后，圆口四周留下了一圈一寸半的突沿。

马克事先已从货车上卸下了两箱枪，取出了箱内的20支自动枪，准备把它们放进新的藏匿之处。他先把这些枪每支连同5只弹匣一起，从头到尾仔细地紧紧绑上绝缘胶布，再塞进一个个结实的塑料袋内，排尽里面的空气后，再用细麻绳紧紧地将袋口扎在枪颈上，接着在上面又套上一个塑料袋，再用细麻绳绑好。他估计这样一来，枪一定会保护得非常干燥，到拿出来使用时，决不会有任何问题。

最后，他用两根很牢固的皮带把这20个粗粗的长包绑成一个大长捆，慢慢地塞进没有底的油桶。这些桶平时能装44加仑或200公升的油，完全能放进20支施迈塞尔型自动枪以及与之配套的所有弹匣。不过，枪和弹匣放进后，桶内也没有多少空隙了。

枪和弹匣塞进桶内后，马克开始动手将开了口的桶底重新封好。他事先曾在港口机修车间里准备好了5块崭新的镀锡铁皮桶底。此时，他拿起其中的一块安在这只开了口的油桶的底部，花了半个小时，仔细地挫光周围的毛边，再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油桶底部，恰好紧贴在原来桶底剩下来的那一圈一寸半的突沿上，使人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然后，他转身拿起氧气焊枪，取过一支软焊条，开始准备把新桶底用锡焊在油桶上。

一般说来，烧焊是使两块金属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最好方法。但是，一只盛过油或燃料的铁桶，通常会在桶内金属面上残留着一层油膜。这样，当给这只油桶加热进行焊接时，油桶表面温度一定能高达使金属熔化的程度，所以常会引起残留下来的油膜起火爆炸。这是非常危险的。锡焊虽然不像电弧焊那样牢固，但锡焊所需的温度要低些，不致引起那种危险。将来挪动这些装枪的油桶时，只要小心一些不把它颠来倒去地乱滚动，避免让枪支在桶内产生巨大的冲撞力，焊锡完全足以使新桶底牢牢固定在桶身上。

马克将桶底焊好后，又把所有残留的裂缝都用焊锡焊平。待焊接部冷却后，他在上面喷上一层与卡斯特罗牌油桶原来一模一样的那种绿漆。油漆干后，他轻轻将油桶翻过来变成桶顶朝上，拧开了顶上的螺旋盖。墙角还放着几个大油罐，他拎过其中一个，把里面盛的润滑油小心地倒进桶内。

又厚又粘的绿色的油液慢慢地从桶顶的螺旋孔内流入桶内，汩汩地流向桶底。油液渐渐地填满了枪支与桶壁之间的空隙，无声无息地渗进装着枪的塑料袋内，注满了绑着胶布的枪支与塑料袋之间的每一角落与缝隙。尽管马克在把一个个塑料袋口扎紧前都曾排尽了其中的空气，但袋内仍有一些空气残留在弹匣、枪管、枪闩处。这些空气带着枪支浮了起来，几乎使得那一大捆枪失去了重量，像被海潮席卷着的尸体似地，在沉重的润滑油里上下浮动，最后又慢慢地沉了下去。

马克倒完两罐油才完全灌满油桶。他估计，那捆枪占了油桶内空间的十分之七，润滑油占了十分之三，这个能盛200公升的油桶里，现在大概有60公升油。最后，他掏出钢笔手电照了照桶里的油液。平滑如镜的油层表面，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好像一块晶莹的碧玛瑙，发出夹杂着点点金星的绿光。至于桶底藏着的枪支，则根本看不出一星半点的痕迹。他等候了一小时，仔细检查了一下桶底的焊接处是否有油渗出，结果发现没有任何问题，焊得非常出色。

他心情舒畅地推开车库大门，把货车重新开进来放好。现在只剩下两个印有德文字样的装枪的扁木箱没有销毁，还有那个从油桶上切割下来的废桶底没有扔掉。他打算把木箱烧掉，桶底抛进海里。他现在已经明白，这种把枪藏进空油桶内的偷梁换柱之计，的确切实可行。按目前的速度，他预计每两天便可处理完20支枪。这样，到和香农约定的5月15号那天为止，他完全可以一切准备就绪。他觉得，能重新有活干，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伊万诺夫博士既不是第一次，而且也决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对官方的种种做法感到怒不可遏。

“我们国家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他在早餐桌上愤愤不平地对妻子说，“这种愚蠢透顶、毫无效率的官僚体制，简直是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

“你说得完全正确，米哈伊尔·米哈伊尔诺维奇。”他妻子安慰道。接着，她又给他倒了两杯他爱喝的那种又苦又涩的浓茶。她是个温和、容易满足的女人，一心希望这位脾气暴躁的科学家丈夫能够克制自己一些，或者至少只在家中发怒。

“要是西方世界的那些资本家们，听说在这个国家里要想弄到一对螺栓、螺帽，得花上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准会笑得前仰后翻。”

“嘘，亲爱的，你得耐心点儿。”说着，她慢慢地搅动着自己茶杯里的糖。

博士所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研究院，位于新西伯利亚中心，是一个由众多实验室、宿舍区组成的巨大的建筑群。几周前，院长把他召进了那间位于研究院中心、四周镶着松木板的院长办公室里，通知说，将由他率领一支地质队赴西非勘探，具体的准备工作均由他负责安排。

这并不是个美差。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对他深感兴趣的一项专题研究置之不顾，而去和两个资历比他低得多的同僚从事相同的工作。他早已为订购在非洲气候下进行工作所必需的装备写了报告，分别送交给了12个与物资供应有关的不同部门，尽可能温文尔雅地回答了无数鸡毛蒜皮大小的问题。等待着，无限期地盼望着有关部门会送来设备，装箱待运。在恩克鲁玛执掌加纳大权期间，他曾在苏联派赴那个国家的一支地质队干过，因此深知在非洲茂密的丛林里工作究竟是个什么滋味。

“只要给我雪就行，”他当时告诉勘探队长说，“我是个寒带人。”

谢天谢地，他总算及时按需凑齐了器材装备，他的队伍也已组成。如今，全部物资，从净水器到行军床，都已装箱完毕。他曾梦想过，如果幸运，说不定可以赶在短暂美好的西伯利亚夏天被凄凉的秋季吞没之前，就已完成勘探任务，带着岩石标本赶回家来。然而，刚刚收到的这封信，却彻底粉碎了他的美梦。

信是研究院院长亲自写给他的。不过，他对院长本人并无怨言，因为他知道对方也只不过是个莫斯科的传声筒而已。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莫斯科的交通运输部门认为，他们承担的任务既属保密性质，就应严禁乘坐国际民航。但是，外交部却又无力命令民航部门专为他们派出一架飞机；加之鉴于确保对中东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需要，也不可能特为他们动用一架空军的安东诺夫式运输机。

最后，从莫斯科传来指示说，他们的勘探设备大多，将来从西非回来时，携带的岩石标本数量更大，所以他们这支队伍应该乘船出发。莫斯科决定让他们乘坐一条驶向远东、途经西非海岸的苏联商船前去，并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至于回国时，地质队只须告诉一声苏联驻赞格罗大使多布罗沃尔斯基他们已完成任务，他就会命令一条回国的远洋货轮转向那儿，把这支仅有三个人的队伍及几箱岩石标本带上船。有关他们出发的具体时间和港口，莫斯科会在适当的时候通知下来，并保证为他们安排好前往港口的交通工具。

当妻子帮他穿上毛领皮大衣戴上皮帽时，伊万诺夫博士怒吼道：“整个夏天啊，整个宝贵的夏季全给错过了！等我赶到那该死的地方时，却正好是雨季！”

“猫儿”香农和库尔特·塞姆勒次日上午回到船上，和亚历山德罗·斯皮奈蒂船长首次见了面。这是个身材佝偻的老人，满脸的皱纹，看上去活像胡桃的外壳。与身高宽得不成比例的胸脯，套着件圆领衫，头上歪戴着一顶白色的大檐帽。

在一起动身去找船长的律师之前，他们几个先在船上商谈了一阵。船长的律师是个名叫伽里略·庞提的先生，其律师生涯起源于和那条喧闹放荡的格赖姆斯基大街相接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为了使绅士们乐于光临，他特地将事务所开设在格顿姆斯基大街更加纸醉金迷的一端。越接近他的办公室，街两旁酒吧里的妓女也就越多，身价也更高。

在意大利，凡涉及到法律手续的商业事务，办起来决不会快于蜗牛爬行，而且那只蜗牛关节肯定还有点儿毛病。

双方早已把价钱和条件谈妥。卡尔·沃尔登伯格充当翻译，斯皮奈蒂船长接受了香农提出的一揽子交易：船价26000英镑现金，可以按船长的要求付给任何一种货币或在任何一国付款；留用船上的大副担任新船长，为期不得少于半年，每月工资增至目前的两倍；其他两个船员——轮机师和甲板水手则按现在的工资留用半年，或发给一笔解雇费，让他们自谋出路。解雇费为轮机师100英镑，水手500英镑。

香农已暗自决定打发甲板水手开路，但尽可能劝说轮机师——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塞尔维亚人——留任。据沃尔登伯格介绍，此人对船上轮机状况了如指掌，技术精湛。另外，最为有利的是，他的证件可能不合法。因而，他总是努力工作以保住这个饭碗。

出于税务方面的原因，船长早年曾投资100英镑创立了一个小小的私人公司——斯皮奈蒂海上运输公司。公司共发行了100股股票，船长本人持有99股，他的律师庞提先生拿了1股，同时身兼公司秘书。这样一来，买下这家公司仅有的资产“托斯卡那号”，就必然要买下斯皮奈蒂海运公司，这正中香农下怀。

惟一使他伤透脑筋的是，仅仅为了商定这笔交易的具体细节，就和律师啰嗦了五天、而这才是第一步。

在庞提律师动笔起草有关契约之前，香农度过了5月的第一周和那份他私下制订的百天日历上的第31天。由于这笔生意是在意大利成交的，加之“托斯卡那号”又是一条在意大利登记注册、属意大利公民所有的财产，因此契约必须完全按照繁杂冗长的意大利法律来制订。总共起草了三份契约：一份是关于向卢森堡蒂龙控股公司出售斯皮奈蒂海运公司及其所有资产的契约；另一份是，蒂龙控股公司按双方同意的工资，聘请卡尔·沃尔登伯格担任半年船长的契约；最后一份是，保证按现有工资，留用其他两名船员或给予解雇费的契约。虽然与这笔买卖有关的各方人士都急不可待地期望能尽快完事，但是制订所有这些契约，还是又花去了整整四天时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庞提律师居然还自以为这已是创纪录的速度了。

那个晴朗的5月上午，大个子詹尼·杜普里满面春风地走出了他进行采购的最后一家野营物资商店。他在这家店里买的是背袋和睡袋，已交了钱，只等明天提货。下午他准备到伦敦东区的一家货栈，去把满满两大纸箱军用背包和贝雷帽拿回来。

三批各式被服已经发往土伦了。他估计第一批应该已到，其他两批大概仍在途中。第四批货明天下午就可以包装好，交给轮船运输商了。这样，他事实上是提前一周完成了任务。前天他收到香农的来信，命令他退掉租来的房屋，5月15号飞往马赛，然后在这座法国港口城市里，住进一家信上指定的旅馆，等待和他接头。他向来喜欢措词准确的指示，这样会很少有犯错误的余地，而且万一出了差错，也绝非他的过失。他已预订好机票，迫不及待地期望这一周能快点过去，他好动身前往马赛。一想到马上就能重返战场，他不禁心花怒放。

当庞提先生终于完成了全部文字工作后，“猫儿”香农从热那亚他住的那家旅馆里寄出了一系列信件。第一封信是给约翰·施林克尔的，告诉他将前去西班牙装载弹药的货船名叫“托斯卡那号”，属热那亚斯皮奈蒂海上运输公司所有。同时他也要求施林克尔，把出境申请报告上船最后将到达的目的港来信告诉他，以供船长填写与此一致的运货单之用。

他在信中还详谈了“托斯卡那号”的具体情况。他自己曾亲赴英国驻热那亚副领事的办公室，仔细对照过那里的“劳埃德船舶登记簿”，查明上面确有“托斯卡那号”其名。最后对施林克尔说，他将于半月之内再次和他联系。

第二封信是给艾伦·贝克的，通知了他这条货船的名称和全部细节，使他能及时向南斯拉夫申请出境执照。至于到南斯拉夫装载军火的运货单该如何填写，香农已心中有数。不用说，那上面应该说明，此船是装载物资从南斯拉夫港口启航，前往目的港多哥首都洛美。

他还给身兼蒂龙控股公司董事长的斯坦恩先生写了封长信，请他预先准备好四天后召开一次董事会需要的有关文件。会议在斯坦恩先生的办公室里召开，主要是为了通过两项决定：一是公司以26000英镑的价格，买下斯皮奈蒂海运公司及其所有资产；二是再发给基思·布朗先生26000股每股1英镑的股票，来换取他拿出的26000英镑保付支票。

他给马克·弗拉明克草草涂了一封信，说明他前去奥斯坦德取货的时间将不得不推迟到5月20号。他给朗加拉蒂也写了一封信，通知他们在巴黎会面的时间将顺延到19号。

他最后邮走的那封信是寄给伦敦的西蒙·恩丁的。他要求恩丁四天后在卢森堡和他会面，随身携带26000英镑现金，以购买整个行动必不可少的货船。

5月13号晚上，海风习习，凉爽宜人。就在同一条海岸线上，距热那亚数百英里之外，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正开着他的货车，行驶在从耶尔向西通向土伦的最后一段公路上。他摇下了驾驶窗。公路右侧是连绵起伏的小山包，他畅吸着从针叶树和灌木丛里飘来的阵阵芳香。此刻，杜普里正准备离别伦敦飞往马赛；弗拉明克在奥斯坦德，即将完成改装第五只也是最后一只油桶。三个人都正喜气洋洋。

货车车厢里，装载着他用现金买下的最后两台配有无声水下排气管的舷外发动机。他这会儿正返回土伦，把发动机交给那家出口关栈，在这家迪福特海运代理行的关栈里，他已存放了三艘分别装箱的黑色橡皮艇，一台舷外发动机和装着各种被服的四只大木箱。

这是过去两周内从伦敦寄来的，上面都写着他的名字。屈指算来，他也按时完成任务了。

美中不足的是，他不得已搬出了原来住的那家旅馆。三天前当他走出那家旅馆时，碰巧在门口遇见了一个黑社会里的老朋友。他只好赶紧找了个借口，第二天一早便搬走了。他现在住在一家新的旅馆里，因为不知道香农眼下的具体地址，所以他无法将此事通知香农。不过，这也没什么，48小时后就是15号了，到那时，他就要和他的这位上司在巴黎普拉扎——絮里伦旅馆会面了。

5月14号在卢森堡开的那次会，速度快得惊人。香农没有出席，他事前已在办公室里和斯坦恩先生碰过头，交给了对方购买斯皮奈蒂海运公司和“托斯卡那号”的契约，还有一张由蒂龙控股公司转手的26000对英镑保付支票。

30分钟后，斯坦恩先生开完董事会回来，递给香农26000股蒂龙控股公司的普通股票，同时还给香农看了封信，里面装的是蒂龙公司买下“托斯卡那号”及其轮船公司的决定，还有一张蒂龙公司给亚历山德罗·斯皮奈蒂先生的保付支票。他封好信封，写上“伽里略·庞提先生收”的字样，交给香农。他最后拿给香农的，是一份董事会关于任命库尔特·塞姆勒先生为斯皮奈蒂海上运输公司总经理的决定。

两天后在庞提律师的办公室里，这笔交易最后完成。香农带来的那张保付支票已兑成现款，蒂龙控股公司就此完全合法地掌握了斯皮奈蒂海运公司的全部产业。既然手续已完，庞提先生正式给卢森堡蒂龙公司挂号寄去了斯皮奈蒂海运公司的100股普通股票。另外，他还承担了一项与这笔交易无关的事务——收下了香农托他保管的一个包裹。为安全起见，他把包裹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并让香农留下了两个各不相同的签名样本，以便今后接到香农关于处理包裹的来信时，能据此判断信件的真伪。但庞提先生有所不知的是，包裹里装的其实是蒂龙公司的26944股股票。

卡尔·沃尔登伯格接受了船长职位和为期半年的合同，那个塞尔维亚轮机师也一样。他俩各拿到一个月工资的现金，其他五个月的工资，暂时保存在庞提先生那儿。

那个意大利水手，很快便同意收下500英镑解雇费外加100英镑津贴而辞职了。塞姆勒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

香农曾指示布鲁日银行给他往热那亚汇来5000英镑现款。他用这笔钱支付了沃尔登伯格和那个轮机师的工资，余下的交给了塞姆勒。在18号离开热那亚之前，他最后对塞姆勒扼要交代了几句。

“船上还差两个人的事儿你准备怎么办？”

“沃尔登伯格已在开始考虑这件事了。”塞姆勒回答说，“他估计这个港口挤满了待聘的船员。他对这儿非常熟悉，加之还明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硬汉子，凡事不闻不间只管执行命令的人，尤其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亡命之徒。别担心，到不了周末，他准能找到两个好小子。”

“行，太好了，这正是我的打算。另外，要把‘托斯卡那号’准备就绪，特别是要把轮机很彻底地检修保养一番；缴齐港口停泊费；在证件上填好新船长的名字；填写好开往土伦港装载运往摩洛哥的普通物资运货单；燃料与食物一定要备足。记住，除了船员的，还要再加上12个人所需的食物、淡水、啤酒、葡萄酒、香烟等等。一切准备停当后，把船开往土伦港。最迟要在7月1号前到，届时我将与马克、让·巴普蒂斯特、詹尼在那儿等你。有事通过迪福特海运代理行和我联系，这家商行就在港口，再见，祝你走运。”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六章

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能活到今天，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应归功于他具备的那种能感到危险逼近的直觉感。那天到达巴黎后，他便在约定时间，静坐在香农指定的那家旅馆的客厅内看着杂志。整整等了两小时，香农仍未露面。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走过去问了一下旅馆服务台，看看香农是否来得过早，先要了个房间住下来了；虽然朗加拉蒂明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服务台的职员查了一遍顾客登记簿，然后告诉朗加拉蒂，旅馆里没有伦敦来的基思·布朗先生。朗加拉蒂猜想香农是耽误了，可能于明天这时到达。

因此，在16号的同一时间里，这个科西嘉人又来到这家旅馆，坐在客厅里静候着。这一回他虽仍未等到香农，却发现情况有些异常。有一个旅馆职员两次偷偷地把头探进大厅，窥视一番。可每当朗加拉蒂一抬头，那家伙便随即缩回脑袋。他继续等了两个小时，香农还是没出现，于是他再次离开旅馆。当他走进门前那条街时，一眼瞥见一个汉子站在旅馆门旁的拐角处，似乎对眼前的商店橱窗表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只见他圆睁双眼，死盯着橱窗玻璃看个不停，可那里面摆的却净是些女用紧身胸衣。朗加拉蒂凭他的直觉感到有点儿不对劲，这汉子与四周明媚的春光、僻静的后街太不协调，未免有些大煞风景。

在下一个24小时里，朗加拉蒂利用他在巴黎黑社会科西嘉人联盟中的老关系，开始在雇佣兵们常常聚会的那些酒吧间里打探起风声来。同时，他每天上午仍然去那家旅馆等待，终于在第五天，也就是19号上午遇见了香农。

香农是在前一天晚上乘飞机从热那亚取道米兰抵达巴黎的，当夜就住在这家旅馆里。看来他情绪高昂，坐在旅馆客厅里呷着咖啡，告诉他的同伴说，他终于买到了一条船。

“没问题了吗？”朗加拉蒂问。

“没问题。”

“可我们在巴黎这儿倒有个问题。”

由于在大庭广众下，这小个子科西嘉人无法掏出他那把刀来磨刮，只好于坐着，两只手百般无聊地搁在大腿上。香农放下咖啡，他明白，如果朗加拉蒂说有了问题，那就意味着遇上了麻烦。

“比如说？”他平心静气地问。

“有人准备干掉你。”朗加拉蒂直截了当地说。

他俩谁也没再开口，默默地坐了一会儿。香农在迅速判断着这个消息。朗加拉蒂没有插话，因为他这个人向来是人家不问决不开口的。

“你知道是谁策划的吗？”香农问。

“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刺客是谁。不过，幕后人出的价钱倒挺高，大概有5000美元。”

“是最近的事吗？”

“听说计划是在大约六周前制订的。现在还无法肯定，究竟订计划的人——这家伙的老巢一定是在巴黎——是主谋呢，还是受人指使？事情很清楚，刺客不是第一流的暗杀好手，就是个傻小子。不过，毕竟有人接下了这笔生意，而且已经在注意你的行踪了。”

香农暗自诅咒着。他对身边这位科西嘉人的判断深信不疑，因为朗加拉蒂一贯小心谨慎，刚才说的这番话必定是有根有据。他开始努力回忆任何可能致使别人对他的脑袋下赌注的事情。讨厌的是，各种可能的因素太多了，有些简直就无从猜测。

他一步步井井有条地分析起此刻所有能够想到的因素。这个暗杀计划要不是与目前他从事的活动有关，就是由于某件事所致。他首先开始分析前者。

是因为走漏风声了吗？是不是某个国家情报机构得到消息，获悉他预谋在非洲发动一次政变，因此决定通过干掉这场行动的首领而一劳永逸地止住这场政变？他甚至怀疑幕后策划人是詹姆斯·曼森爵士，原因是他居然胆敢践踏爵士心上的那朵“纯洁的鲜花”——天晓得，那位情场老手洛丽莎怎么还会有这么个称呼。但他很快排除了所有这些因素。也许，是不是因为他触犯了黑市军火业这个鬼域中的某个家伙，所以对方决定借刀杀人干掉他？然而果真如此，那么此事必定有个前提：他和某人为生意闹翻了脸，为钱吵过架，或者是因为他耍手腕骗了人，威胁了对方等等。可这些都与他无关。

他开始把思路转向遥远的往事，回忆起他参加过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战斗。麻烦之处在于：一个人说不定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曾在某个时候无意中激怒过一个强敌。也许他在某次战斗中干掉的一个对手，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苏联克格勃的特务。这两家机构都是惯于对人报旧仇的，而且成员中不乏世界上最凶狠残暴的打手。这些家伙解决宿怨从来不考虑现实，仅仅只是为了雪恨。他知道中央情报局仍在执行一项杀死布鲁斯·罗西特的决定。此人曾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一家酒吧，开枪干掉了一个瞪眼看他的美国人。后来才明白，那名枪下鬼竟是个中央情报局驻当地的工作人员。虽然罗西特事前对此一无所知，但根本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仍然做出了一定要杀死他的决定，弄得罗西特至今还在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克格勃也是一丘之貉。他们到处派出刺客，四下追踪，杀死那些叛国者和使他们吃过亏的外国特务。对于后者，他们不但从不放过，而且总是予以公开惩戒，以达到杀鸡吓猴这一目的，并让世人皆知，他们是不好惹的。总之，俄国伦杀人无需合理的动机，常常只是为了报复。

接下来的是法国保安行动总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不过，如果法国人真的想杀他，过去两年里他们起码有过上百次机会，而且完全可以在非洲丛林里就悄悄干掉他，大可不必冒走漏风声的危险，让巴黎黑社会的一个刺客来干此事。他们有的是自己的行动人员，于这种活的行家里手。英国人似乎更不可能，他们墨守成规到了极点，要想进行一次暗杀，几乎非经内阁批准不可。他们只有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才动手行刺，或者是为了制止重大泄密，或者是为了杀一儆百以树起本组织的威望，偶尔也为自己的成员被某个刺客故意杀死而去复仇。香农敢保证，他从未打死过任何身份公开的英国特工人员而使对方处境尴尬。不过即使如此，英国人也不会像俄国佬和法国人那样一定要报复。他们曾留下斯蒂芬·沃德的性命，让他活着受审，结果弄得当时的麦克米伦内阁几乎垮台；在菲尔比以及布莱克叛逃后，他们并未杀人灭口，而无论法国人或俄国佬，总是要让自己的叛徒成为车祸之类的牺牲品。

现在只剩下黑社会团体了。是科西嘉人联盟吗？不可能，否则朗加拉蒂不会给他通风报信的。迄今为止据他所知，他从未惹恼过意大利的黑手党或者美国的犯罪集团。除此之外，最后只剩下某人出于私怨而想报仇这一可能性了。因为，假如这个暗杀计划既非某国情报机构，也非哪一黑社会团体的所作所为，那就只会出自私人之手了。然而，天知道究竟是谁？

朗加拉蒂还在注视着他，等他问话。香农脸上毫无表情，似乎凝固于沉思之中。

“他们知道我目前在巴黎吗？”

“我想是这样。我相信他们也知道你在这家旅馆。你总是住在这儿，这是个不当之处。我是四天前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如你所说。”

“你难道没收到我那封通知你把会晤推迟到今天的信吗？”

“没有，我一周前被迫搬出了我原先住的那家旅馆。”

“哦，继续说吧。”

“我第二次来这儿等你时，发现有人在监视这家旅馆，这大概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时曾打听过布朗这个名字。我认为消息是从旅馆内部泄露出去的，那家伙昨天今天都在监视着。”

“那我转移一下旅馆怎样？”

“你也许能甩掉他，也许不行。他们知道你化名为基思·布朗，因此也会在其他地方找到你的。今后几周内你要来巴黎几次？”

“次数还不少呢！”香农承认道，“我得打这几路过几次，两天后我们还要把马克的东西从比利时取道巴黎运到土伦。”

朗加拉蒂耸耸肩。

“他们也许发现不了你，可我们不清楚他们的本事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少人，是些干什么的。他们很可能再一次把你找到，那样就会带来问题，可能要闹到警察那儿去。”

“那我可陪不起。无论是现在还是两天后，装着马克的那批东西待在货车里都不行。”香农说。

他是个讲究现实的人，当然愿意与此事幕后策划者坐下来谈判解决。不过眼下情况既然如此，不管对手是谁，他都只好横下心来和那家伙拼一场了。

然而，他仍未完全放弃和对手谈判的希望，只是他首先得查明对手究竟是谁。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他弄清——就是那个刺客。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科西嘉人，对方阴沉着脸点点头。

“不错，朋友，我想你是对的，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刺客，但首先得引蛇出洞。”

“你愿帮我的忙吗，让·巴普蒂斯特？”

“当然。不管对方是谁，可以肯定这事与科西嘉人联盟无关，只要不涉及到我的同胞，我都站在你这一边。”

他们花了将近一小时，仔细研究了一遍面前小桌上的巴黎市区图。然后，朗加拉蒂离开了。

他把那辆在马赛登记的货车，白天开到了一个预定地点停好。天快黑时，香农来到服务台，询问去一英里外一家很有名气的饭店该怎么走。他故意站在朗加拉蒂对他提过的那个旅馆职员所能听见的地方大声发问，服务台领班告诉了他饭店的具体地点。

“走着去不远吗？”香农问。

“不远，先生。大概只要一二十分钟。”

香农道谢后，在服务台大声打了个电话给那家饭店，请他们当晚10点给他留下座位。然后，他一直待在旅馆里没有出门。

9点40分整，他一手拎着内装盥洗用具的手提包，另一条胳膊上搭着件淡颜色的雨衣，跨出旅馆大门，转向通往饭店方向的那条街。他走的这条路线并不直达饭店，而是通向两条比旅馆所在的这条路还要窄一点的小街。他迈开大步，把路上的行人都远远地甩在身后，很快便来到了第一区。这儿街灯暗淡，杳无人迹。他就在此流连倘佯，打量着路旁商店橱窗里的灯消磨时光，直到早已超过他应去饭店就餐的时间为止。他虽从未回头去看，但却不时感到身后某处黑暗寂静的街道上，有个人脚穿软底鞋在徘徊着。此人决不可能是朗加拉蒂，因为这个科西嘉人走起路来轻巧得无声无息。

11点过，他来到事先安排定的那条漆黑幽深的小巷。小巷向左延伸而去，里面没有一丝光亮，两侧都是滑溜溜的高墙。小巷尽头虽然连接着大街，但却被一排拦在马路边上的那种人行护柱与街道完全隔开了，使它实际上成了一条死胡同。巷底护柱前停着一辆法国货车，高大的车厢恰好严严实实地堵住了任何可能从大街上透过来的光亮。车厢门洞开，里面空空如也。香农朝车厢走去，来到跟前时猛地转过身来。

和大多数斗士一样，他也总是情愿面对着敌人而不是将危险置于身后。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他，哪怕是在不得已后退时，也一定要和敌人面对着面；因为那样，至少可以看到对方的一举一动。刚才，当他不顾背后的刺客，径直走向小巷深处时，不由紧张得周身汗毛直竖。假如他当时没有把握住跟着他的那个刺客的心理，恐怕他这时早已一命呜呼了。幸亏他估计对了，那个刺客只远远地在他身后空荡荡的街道上跟着，等待着会出现眼前这样一个下手的绝好机会。

香农扔下手中的提包和雨衣，紧盯着小巷入口处。渐渐地，一个高大的背影出现在从大街上洒进巷口的一片路灯光中。他耐心等待着，只希望不要现在就出现枪响。忽然，黑影停了下来，显然是在估摸情况，分析香农是否带着枪准备在这儿伏击他。但是，当他看清前方只是孤零零地停着一辆货车时，便放下心来。他揣测香农把车停在这儿完全是出于审慎的缘故，这会儿只不过是回来取车罢了。

巷口的黑影又轻轻向里移动起来，香农此刻已能看清黑影的右手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对着前方。虽然这人的脸笼罩在暗处，身体也只显出了轮廓，但肯定是个身高体壮的彪形大汉。这时黑影再次站住了，立在小巷中间鹅卵石的路面上，举起手枪对着香农瞄准了几秒钟。但顷刻间，只见他握枪的手臂慢慢地低了下去，垂到身体的一侧，仿佛改变了主意。

他那张阴影遮盖住的脸仍盯着香农，可身体却缓缓地倒向前方，双膝跪了下来。有些射手觉得这样射击更加稳当点，香农思忖着。但紧接着，此人惨叫了一声，身体倾倒了下去，双手撑住鹅卵石路面，手中握着的那支0.45柯尔特手枪，咕嘟一声掉到地上。慢慢地，他就像个祈祷时面对着麦加圣地的穆斯林似地低下了头，视线在这20秒钟内头一次从香农身上移开，转向鹅卵石路面。从他身边传来一阵血流涌到石子路上发出的轻微而急促的汩汩声。他终于松开四肢颓然趴下，像个孩子似地安静地睡着了。从他身上动脉血管里流出来的鲜血，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积成了一个小洼塘。

香农仍然倚车门而立。对面刺客高大的身影倒下后，从巷口倾泻进来的路灯光，照亮了插在刺客背部的一把匕首的4寸长黑色骨质刀柄，匕首的刀刃斜刺进他的第四与第五肋骨之间，在正中稍稍偏左的位置上。

“猫儿”香农抬起头来，看见灯光下另有一个又瘦又小的身影，还静静地站在距死者约有15码外他掷出那把匕首的地方。香农“嘘”了一声，他悄没声地踩着脚下的鹅卵石走上前来，此人正是朗加拉蒂。

“我真担心你会下手太迟。”香农埋怨道。

“不会，绝对不会。自从你走出旅馆大门后，我压根儿就没让他有扣动扳机的机会。”朗加拉蒂回答说。

货车车厢里铺着一大张塑料雨布，下面垫着一块四周有不少绳孔的防水帆布，可以很容易地穿进绳子捆成一长条，车厢里面还堆放着不少绳子和砖块。香农和朗加拉蒂各抓着尸首的一侧，把它扔进了车厢。接着，朗加拉蒂爬进车厢，从尸首上拔出他那把匕首。香农关好车厢门，朗加拉蒂从里面牢牢地反锁上。

然后，朗加拉蒂从车厢爬进驾驶室，发动了引擎。他慢慢把车沿着小巷向后倒去，上了大街。当他还在起动马达时，香农走近驾驶富问：“你看清他没有？”

“当然。”

“认识吗？”

“认识。这家伙叫雷蒙·托马德。曾在刚果待过很短一段时间，是个典型的地痞、职业刺客。不过，他技术不精，不是大头目们愿意雇佣的那种打手，倒更像是为他们自己的老板行事的。”

“谁是他的老板？”香农问。

朗加拉蒂说：“夏尔·鲁。”

香农暗中恶狠狠地骂道：“这个狗杂种，白痴，头脑发昏的笨蛋！居然因为没有让他参加就想毁掉整个计划。”

他息下火来冷静地思索了一阵。得给鲁一点厉害看看，而且要让这小子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过问赞格罗这桩事，他想。

“快上车吧。”科西嘉人催促道，汽车马达还在低鸣着。“我想趁现在四下无人把这家伙扔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香农拿定主意后，急促地交代了几秒钟，朗加拉蒂点点头。

“可以，事实上我很喜欢那么办。那样，可以让那个王八羔子好好安分守己上一阵子。但你得为此破费了，5000法郎怎么样？”

“行，”香农答道，“去干吧，三小时后到夏佩尔车站外面见我。”

他俩在预定时间内来到比利时南方一个叫做南特的小镇，和马克·弗拉明克见了面，三人在一起吃了午饭。前一天香农曾给弗拉明克打过电话，对他作了一些指示并告诉了他碰头时间和地点。当天早晨，小马克吻别了安娜，带上她亲手替他准备的那只心爱的衣箱和一个饭盒上路了。饭盒里装着半条面包、一些黄油和一大块奶酪，是给他上午休息时吃的。分别时，安娜和以往一样，嘱咐他自己多加保重。

他开着那辆货车，载着五个容量200公升的卡斯特罗尔牌润滑油油桶，顺利地穿过比利时全境。一路上，谁也没有阻拦他。不过，确实也毫无找他麻烦的理由。他的驾驶执照完备，货车证件与保险书也都符合规定。

当他们三个坐在小镇中心大街上一家咖啡馆里吃午饭时，香农问这个比利时人：“我们什么时候出境最好？”

“明天早晨，要刚巧赶在日出之前，那时候最安静。你俩昨晚睡觉了吗？”

“没有。”

“那你们最好还是休息一下，”马克说，“我来照看这辆车。你们可以一直睡到午夜。”

那一天，夏尔·鲁是另一个疲惫不堪的人。自从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亨利·阿兰的电话，说香农已去那家饭店就餐了，他就一直在守候着“捷报”。到了午夜，本应是托马德来电话报告已大功告成的时候，却音信全无。等到凌晨3点还是没有消息，一直到日出，仍然毫无动静。

鲁顾不上修面，百思不得其解。他深知一对一地干，托马德肯定不是香农的对手；但他相信托马德一定会乘香农路过某个僻街背巷去吃晚饭时，从背后干掉他。

到了半晌午，正当朗加拉蒂和香农开着那辆此时已空了的货车，顺利地从法国北方瓦朗西安驶进比利时境内时，鲁终于憋不住了，套上裤子衬衫，乘电梯从6楼下到他住的这幢公寓大楼的门厅，看看他的信箱。

从外表上看，信箱和平时毫无两样。这是个大约12×9×9英寸的长方形木箱，用螺丝钉固定在门厅墙上，旁边还有二十来个其他住户的信箱。

信箱丝毫没有留下被人开过的痕迹，否则小偷准会顺手牵羊把锁带走了。但是，他感到肯定有人开过他的信箱。

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锁，拉开信箱门。

他僵在那儿足足有10秒钟，一动不动，平时那红润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灰白。10秒钟后，他双眼仍像着了魔似地盯着信箱，嘴里开始一遍遍喃喃地自言自语：“天啊，哦，我的天啊……”活像中了邪。接着他的胃翻动起来，自己觉得就和当年在刚果遇到的情景一个样：当约翰·彼得斯把他裹在绷带里，放在担架上偷偷地弄出境时，他亲耳听见身旁的那些刚果士兵大声质问着他究竟是个什么货色，要和他算清账。他感到自己已吓得屁滚尿流。他想转身逃走，可又抬不动腿，浑身上下直冒冷汗。原来，信箱里摆着的是雷蒙·托马德的头。这颗血淋淋的脑袋正面带着一种可怜的倦容，眼睛半睁半闭，嘴唇粘在一起，在信箱里凝视着他。

鲁虽不是个胆小鬼，但也并非勇夫。他关上信箱，三步并作两步逃回自己的房间，立刻抱住白兰地酒瓶，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他在用酒当药，而且需要的量还不会少。

艾伦·贝克兴高采烈地钻出军人公司的大门，走上洒满阳光的大街。他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事情办得顺心如意。在收到香农的7200美元和“最终使用人证书”后，他便去找过去偶尔与他订过转手合同的一个合法军火商。和施林克尔当时的想法一样，那人觉得这笔生意油水不大，不屑一顾。但是贝克把他说服了。他振振有词地争辩说，如果买主对第一批货满意，他们很可能会回来再多买一些，大批订货。

此人终于同意贝克作为他指定的全权代表飞往南斯拉夫申请购买军火。贝克随身带了这位合法军火商写的授权信和那份早已填上合适的姓名、来自多哥大使馆的“最终使用人证书”。

虽然这意味着贝克将不得不把他的佣金分给这位合法军火商一部分，但这是他能够与之打交道的惟一办法。再说，与以往做这种小笔交易时耍的手腕一样，他在香农面前已经把武器标价抬高了整整一倍。

五天来，他与帕夫洛维奇先生进行的会谈卓有成效。他还抽空参观了一座国家军火库，在那儿选定了两门迫击炮和两具火箭筒。这两种武器的弹药都是标准的，按火箭弹20枚、迫击炮弹10发一箱供货。

南斯拉夫人未提任何异议，便接受了那份“最终使用人证书”，虽说贝克、那个合法军火商、也许还包括帕夫洛维奇先生一定都心照不宣，那份证书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会谈中，自始至终保持着多哥政府正急待买回南斯拉夫武器进行试用的气氛。帕夫洛维奇先生提出全部武器都得预先付款，贝克只好不但把香农寄来的7200美元，除用来作旅费的以外全部交上，另外还垫上了自己的1000美元，不过，他深信香农今后必定会付给他另外7200美元，使他完全不吃亏，即使扣去需要分给那个合法军火商的佣金外，他腰包里还能净落4000美元。

在这天上午的会谈中，他进一步落实了这批军火出境的执照，并谈妥全部物资将用军车运往西北部普洛切港的一座出口关栈里。普洛切港就在休假胜地杜布罗夫尼克和斯普利特附近。

“托斯卡那号”应该在6月10号以后来到这里装载军火，贝克轻松愉快地想着，登上了经慕尼黑到汉堡的下一班客机。

5月20号那天上午，约翰·施林克尔是在马德里度过的。早在一个月前，他就把这批9毫米子弹生意的全部细节，都电传给了一位西班牙公民——他在马德里的合伙人。后来，他一收到香农26000美元的全部付款，便带上那份伊拉克的“最终使用人证书”，亲自飞抵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与艾伦·贝克在其他地方打交道的情况相比，西班牙的手续要复杂些。在这儿，需要写两份申请：一份用来购买军火，另一份是申请出境的。购货申请必须先于出境申请三周前交上去，然后由西班牙政府与此有关的三个部门在20天内逐一过目。首先须经财政部核实，申请人是否已把这笔交易所需的18000美元，以硬通货形式付给了一家有关银行。几年前，西班牙政府还只接受美元，但如今他们更欢迎西德马克。

第二个有关部门是外交部，他们的任务是审查购买国是否是西班牙的敌国。伊拉克在这一点上决无问题。阿拉伯国家一向与西班牙交往甚密，而且传统上就一直是西班牙出口军火的对象。所以，外交部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批订货。

最后出面的是国防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订货中不得包括西班牙生产的秘密先进武器，或者其他严禁出口的军火。由于9毫米子弹只属于极普通的军火，因而他们很快便同意了。

尽管购买这批子弹的申请在上述三个部门均未遇到问题，但这一趟公文旅行却整整耗时18天。此外，随着这份申请的周转，附在上面的各种文字材料也越来越多，待到得到最后批准时，申请也已从原先的一张薄纸变成厚厚的一本卷宗了。就这样，一箱箱的子弹从赛特姆兵工厂取出来，存进了马德里郊区的一座陆军仓库里。到这时，事情便转交给了西班牙陆军部，由军火出口处主任安东尼奥·萨拉泽上校全权负责。

施林克尔本人是为了申请出境执照亲自来到马德里的。他随身携带了有关“托斯卡那号”全部详细情况的材料。到达后，很快就填好了那份厚达7页的出境执照申请表，交给了西班牙当局。返回他下榻的明诺德旅馆后，这个德国军火商自信此行已万事大吉。他预先查阅过“劳埃德船舶登记簿”，证实“托斯卡那号”背景清楚，是属一家注册轮船公司——“斯皮奈蒂”海运公司所有的小货轮。出境申请上写着，这条船希望能于6月16号到20号之间驶入西班牙巴伦西亚港，装上弹药后，直驶叙利亚沿海的拉塔基亚港。在那儿，把弹药卸给守候在码头上的伊拉克人，再由他们用卡车运往巴格达。施林克尔自己估计，出境执照肯定会在两周内批复下来，届时他将请求陆军部派遣一名军官、10名士兵押运这批弹药，前往巴伦西亚港码头。这是近三年来才开始采取的谨慎措施，目的在于制止巴斯克恐怖主义分子劫持军火的企图。马德里当局当然极不愿意看到自己制造的子弹竟会落入恐怖分子手中，打在西班牙民防军官兵身上。

当施林克尔最后准备返回西德时，他深信，在马德里的合伙人，定能运用其与陆军部的友谊，准时将弹药运往巴伦西亚港装船。

此时在伦敦，有几位先生正在召开一个似乎与上述两项军火交易毫无关联的会议。过去三周里，控制着博马克贸易公司百分之三十股票的新董事哈罗德·罗伯茨先生，一直在努力与公司董事长卢顿少校建立友情。他三番五次邀请卢顿少校共进午餐，并亲自去拜访过一次少校位于吉尔福德的私邸。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快便日趋密切。

在他们平时的谈话中，罗伯茨先生多次对卢顿少校明确指出，公司要想摆脱目前的窘境，重新从事橡胶贸易或其他生意，必然需要大量新投资。渐渐地，卢顿少校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待到时机成熟时，罗伯茨先生向这位董事长建议，公司应再发行一批总数为50万股的新股票。

少校开始被这一大胆的提议惊得目瞪口呆，然而，罗伯茨先生以银行代理人的身份向他担保，银行一定能为公司筹措到新的资金。他补充说，万一这批新股票卖不出去，兹温格利银行愿代表它的主顾们，将这些新股票全部买进。

这一提议的引人之处在于，一旦博马克公司发行新股票的消息在交易所里传开，公司的老股票肯定也将随之涨价，也许会比现有每股1先令3便士的价格上涨一倍。当卢顿少校想到他手中现有10万股票时，也就欣然同意了罗伯茨先生的提议。他和那些一旦被人说服便再也不三心二意的人一样，从此就成了罗伯茨先生这一提议的附和者，再也未动摇过。

罗伯茨先生接着指出，既然公司现行条例规定，两位董事即可有权通过一项提案，他俩不妨召开一次董事会，就此正式通过这项事关重大的提案算了。但少校仍坚持发函通知其他四位董事前来参加会议，尽管信中只是简单地声称公司打算召开一次董事会，讨论日常事务，其中包括发行一批新股票的可能性。

结果，只有那位身兼公司秘书的董事——商业律师前来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了罗伯茨先生的提案，并且公布了发行新股票的声明。鉴于很久以前，博马克公司的股东们曾授权董事会采取行动招来新的投资，但从未能实现，因而此时再无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征求意见的必要了。

董事会通过的提案规定，公司现有股东有权优先购买这批新股票，至于每个股东可以优先购买多少，则按他们手中老股票的数量而定。此外，他们仍可申请购买一些不属他们优先购买的股票。

不到一周时间，公司秘书就收到了兹温格利银行寄来的由亚当斯、鲍尔、卡特、戴维斯签字的信件和支票。四位先生每人要求买进5万新股票。这5万新股票中自然包括了他们有权优先购买的那一部分。

新股票的市场价格按规定必须和当年公司老股票初次发行时一样，每股4先令。由于目前老股票的价格仅为每股1先令3便士，因而这个价格也就显得太贵，根本无人愿意问津。不过有两个股票投机商事前注意到了博马克公司在报上发表的声明，推测其中定有文章，所以要求买进全部剩下的新股票。要不是因为罗伯茨先生抢先一步，他们也就成功了。他已先于他们宣称，他所代表的兹温格利银行，希望在股票报价收盘时买下博马克公司股东们不愿认购的全部新股票。博马克公司的股东中，有一个住在威尔士的傻瓜蛋居然同意以这种不合算的高价买下了1000股新股票。此外，另有3000股被公司分布在各地的其他18位股东购进。这些家伙显然都是些毫无头脑的蠢货，连基本的算术都不懂。罗伯茨先生本人，由于只是个代表他人行事的董事，自己并非公司股东，因此无权优先购买新股票；但等到5月20号下午3点股票报价结盘时，他代表兹温格利银行买下了公司股东们不愿认购的全部新股票，一共为296000股。兹温格利银行此举则是替它的两位主顾行事，而这两位主顾恰恰就是爱德华兹和福劳斯特。银行这次又是用某个账户中的存款付的钱。

无可指责的是，甚至谁也没有违反（企业经营法）。虽然亚当斯、鲍尔、卡特和戴维斯上一次每人从麦卡利斯特夫人手中买了75000股票，这一次又买了50000新股票，但由于目前公司的全部股票已从原来的100万股增加到150万股，所以他们每人实际持有的股票，仍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十，因此可以不必公开身份。而爱德华兹与福劳斯特则各自持有148000股票，刚好在百分之十这一限制之下。

然而，公众乃至博马克公司的董事们都被蒙在鼓里，实际上是詹姆斯·曼森爵士买下了博马克公司占压倒多数的796000股股票。他本人是通过马丁·索普来操纵那六个实际上并无其人的股东，买下了这些数量惊人的股票。马丁·索普则是指挥兹温格利银行去和博马克公司打交道，银行再由罗伯茨先生出面做全权代理人。就这样，通过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詹姆斯·曼森爵士，这位兹温格利银行背后的隐身人，现在能够通过哈罗德·罗伯茨，使博马克公司俯首听命了。

上次从麦卡利斯特夫人手中买下了30万股票。花去了詹姆斯·曼森爵士60000英镑。这一回购进的近50万股新股票，又耗费了他近10万英镑。不过，等到今后博马克公司在赞格罗腹地水晶山租下的采矿区域内“碰巧”发现宝藏的消息传出时，他深信，股票定会涨到他当初预计的每股100英镑这个价格。在那时，他将白白捞进将近800万英镑。

罗伯茨先生在听说他代表的六个“瑞士股东”总共到手了多少股票后，心满意足地走出了博马克公司的办公室。他知道，当他把这些股票放入斯坦霍弗博士手中时，将会有一大笔奖金在等待着他。虽说眼下他的日子就已经相当舒服，但有了那一大笔钱，他的退休生活必将锦上添花。

苍茫的暮色刚刚笼罩了迪南特镇，马克就摇醒了还在熟睡之中的香农和朗加拉蒂。他俩伸腿舒腰，懒懒地从睡觉的那辆法国货车的车厢里钻出来。

“是动身的时候了。”马克说。

香农看看表。

“你不是说要等到明天天亮前才动身吗？”他抱怨道。

“那是指出城之后。我们一定要赶在过分惹人注目之前就把这两辆车开出小镇，再停在路边休息一会儿。”

尽管他们开出小镇后果真在路边停下来，可三人中谁也没有再睡觉。他们先是抽着烟，聚在一起玩了一会儿弗拉明克从他那辆车仪表板上的小柜子里取出的扑克牌，然后便各自坐在路旁树下，静候着黎明的降临。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微风习习，轻抚着他们的脸颊，令人仿佛觉得，此刻不是置身于比利时国土上，而是重新回到了非洲的丛林里，正准备投入战斗。惟有树影中摇曳着的光亮，才把他们又拉回到现实之中。那是一辆辆沿着公路向南驶往法国的汽车闪现的灯光。

拂晓前的那一段，正是他们早已玩厌了扑克牌可又紧张得难以人睡之时。三人都不由自主地恢复了各自的老习惯。小马克大声咀嚼着安娜为他准备的那些面包和奶酪所剩下的一点点残屑；朗加拉蒂在他左手腕的宽皮带上磨刮着匕首；香农则凝视着天上的星星，小声吹起了口哨。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七章

无论从比法边境哪一侧偷运非法物资过境，都不太困难；即便车上装的是黑市武器。

在法国潘尼沿海和卢森堡附近的隆维交汇路口之间，横亘着一段漫无规则的比法边境。这段国境线的东南角，绝大部分设置在林深草密的乡间猎场上。就在这儿，在那茂密的树林深处，数十条的道路和小径横越边境，其中相当一部分根本无人把守。

比法两国政府为了对这些道路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都采用了一种叫做“飞行关卡”的方法。就是由一些边防官员随意选择一条无人守卫的道路，临时赶去设置关卡。一般说来，在那些设有固定边防哨卡的大路上，穿越边境的车辆每10辆中只会检查一辆；而在那些无人把守的道路上，如果恰巧这一天哪一侧设起了“飞行关卡”，那么所有过往车辆都得一律检查。一个人要是想开着车躲开检查越境，可以在这两种方法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三种方法是选择一条肯定没有设置“飞行关卡”的偏僻小路，直接驶过国境。这是那些走私法国香按酒的贩子们特别喜欢采取的一种偷运物资过境的方法。他们觉得，如果这种给人带来无限欢乐的饮料进入比利时要被抽上一笔重税，那可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儿，作为一个酒吧掌柜，马克是熟知这类被人称之为“香摈道”的偏僻小路的。

从比利时古老的要塞城镇那慕尔出发，沿默兹河南行，首先到达的是迪南特。从这里，公路几乎是一直向南延伸去，通到边境那一侧的法国城镇吉维特。沿着这条公路，有一块窄而长的法国领土伸进了比利时境内，三面被比利时国土包围着。这也是一片森林猎场，四周散布着数十条横跨边境两侧的道路和小径。从迪南特到吉维特的大路，在国境线上设有固定关卡——比利时、法国各一个。两个关卡隔开约有400码，遥遥相望。

黎明前不久，马克取出地图，对香农和朗加拉蒂简要讲解了一番应该如何行动才能顺利地偷越边境。当他俩都已确实明白具体方案后，两辆车一前一后出发了。马克开着他那辆比利时货车在前，香农和朗加拉蒂在他车后相距约200码，跟随前进。

从迪南特向南，公路质量很好。沿途村庄一个个首尾衔接，几乎连成一片。此刻这些村庄都沉睡在黎明前朦胧的夜色中。在迪南特南面60公里处，马克的车驶上了一条拐向右边的窄路。就在这儿，他们与默兹河分了手，沿着狭窄的小路向前开了4公里半。这是一片高低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带，四周满是树林，路面上铺着厚厚一层暮春的落叶。这条小路的走向与边境平行，通向猎场深处。弗拉明克没吭声便把车向左拐去，驶向国境线。又开了三四百码后，他在路边停下车，跳出驾驶室，向后边香农他们这辆车走来。

“马上就行动，”他说，“在这儿不能待得太久，别人一看就明白我这辆挂着奥斯坦德牌照的车子究竟打算上哪儿去。”

他朝前指了指又说：“国境线距此还有整整1公里半，我假装换轮胎，给你们20分钟时间去摸清情况。要是20分钟后你们还没有回来，我就把车先开回迪南特，然后我们还是在那家咖啡馆会面。”

朗加拉蒂点点头，一脚踩下离合器向前开去。他们的行动方案是这样的：假如朗加拉蒂这辆车在前方遇上了比利时或法国边防人员设置的“飞行关卡”，那么就停车接受检查。由于他们开的是辆空车，所以肯定能顺利通过。然后，他们向南驶上通往吉维特的公路，再掉过头向北穿过边境上的固定边防关卡回到迪南特。倘若他们在前方没有发现“飞行关卡”，那就在20分钟内赶回来告诉弗拉明克迅速通过边境。

车行1公里半后，香农和朗加拉蒂看见了前面的比利时边防岗亭。路两侧各有一个混凝土底座的钢技，右边那个钢柱旁有一个小小的木头亭子，四周都是玻璃窗户。设置“飞行关卡”的边防人员，就是在这个小亭子里检查司机们从窗口递进的证件。每逢设置起“飞行关卡”时，两根钢柱间便会架起一根红白条纹的横杆拦住小路。但此时他们在这儿啥也没见到。

朗加拉蒂慢慢地开着车通过了国境线。香农探出头来看看岗亭，里面没有半个人影。前面法国那一侧的地形要复杂得多。他们在小山坡上绕来绕去，行驶了约500米后，身后的比利时岗亭已经看不见了，这儿便是法国国境线。与比利时那一侧不同，这里既无岗亭，又无钢柱，只在路的左侧辟有一处场地，供设置“飞行关卡”的法国边防人员停车之用。停车场上空空如也。他俩继续向前行驶了5分钟，香农做手势让朗加拉蒂又开过两个弯道，四周还是杳无人迹。这时东方晨曦微露，一线曙光透过树叶射进森林。

“掉过车头，”香农急促地说，“快！”

朗加拉蒂把着方向盘迅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汽车犹如离弦之箭，飞向比利时境内。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候了。他们疾驶过法国国境线上的法国停车场，比利时的岗亭，以及剩下的1500米路程，看见了马克那辆正在等候的货车。朗加拉蒂闪了闪车灯，两短一长。马克随即发动马达，一秒钟后与他们擦车而过，冲向法国境内。

让·巴普蒂斯特这时不慌不忙地掉过车头，慢慢地跟了上去。马克车上虽然载着一吨重的货，但他高速行驶4分钟便能越过这段危险地带。万一在这关键的几分钟内出现了边防人员，那只有自认倒霉。到时马克将撒谎说，他是迷失方向才开到这儿的。至于车上的那些油桶，只好碰运气看看能否通过检查了。

所幸他们这一趟也没碰上“飞行关卡”。过了法国边境后，是一段5公里长、笔直的道路。法国宪兵巡逻队有时也来这儿，但那天早晨没有人来。朗加拉蒂的车在这儿追上马克，跟在他车后200米外，驶过这5公里的路程后，马克又在一处停车场旁边拐向右。车继续行驶了大约6公里，终于上了一条大公路。路边上竖着一块路牌，香农望见弗拉明克从驾驶室内伸出手臂，挥舞着指指路牌。只见那上面在他们开来的那个方向写着“吉维特”，朝着前方写着“兰斯”。弗拉明克的车上传来一声微弱的欢呼。

他们在苏瓦松南面一间流动咖啡馆旁边的混凝土停车场上歇下来。两辆货车都大开着车厢门，车尾紧对着车尾。马克把车上的那五只油桶小心地移向朗加拉蒂的车。由于马克这辆车是重载，车厢下面的弹簧钢板被紧紧压迫着，因而车厢平面大约要比朗加拉蒂的车低6英寸。香农和朗加拉蒂在他们车上用尽全身力气将油桶一个一个地往上拉，马克用他那双巨手慢慢地在下面把稳油桶向上推。

油桶全部移过来后，让·巴普蒂斯特跳下车，去咖啡馆买了几条刚烤好的新鲜面包和一些奶酪、水果、咖啡回来当早饭。他们三人合用马克的刀吃着早餐。香农没带刀，朗加拉蒂则向来不肯用他那把匕首当餐刀。他对自己的匕首怀有一种崇高的感情，认为拿它来干削水果皮这一类事儿，简直是一种亵渎。

10点刚过，他们重新上路。这一次他们换了花样。马克很快就把他那辆速度较慢的比利时旧货车遗弃在一个大石坑里不要了。他取下车上的牌照及挡风玻璃上的张贴物，抛进一条小溪。这辆车也是法国造的，因而扔在这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们三人坐进一辆车出发了。一路上都由朗加拉蒂驾驶，因为这是他的车，而且他也带上了执照。准备万一遇上检查时，就说是替土伦郊区他的一个朋友运回了五桶润滑油。那位朋友有一个农场和三台拖拉机，所以需要油用。其他两人是他半路上顺便捎上车的。

他们驶出“A1号”高速公路，沿着环城马路绕过巴黎，接着开上了“A6号”高速公路，这路是向南经过里昂、阿维尼翁、埃克斯通向土伦的。

在巴黎南郊，他们看见了指向右翼通往奥利机场的路牌。

香农跳下车，和他们握手告别。

“你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问。

他俩一齐点点头。

“我知道，在你到达土伦前要一直把这批东西藏好。你放心，我藏的东西决不会被人发现的。”朗加拉蒂说。

“‘托斯卡那号’至迟将于6月1号到，也许能提早，我会在那之前就赶去见你们的。你们知道和我接头的方法吗？那么，祝你们一路顺风。”

他扬手打了个招呼，然后扭头走了。朗加拉蒂把车继续向南开去。香农在附近车库用电话从机场要来一辆出租汽车，一小时后赶到机场。他用现金买了张去伦敦的单程机票，日落时回到了位于圣约翰森林路的公寓，在他自己订的那份百天日历上，他用去了第46天。

虽然香农一到家便给恩丁发了电报，但由于是星期日，24小时后对方才打来电话。两人同意星期二上午会面。

香农花了一个小时，向恩丁讲解了他们上次会晤后他的全部活动情况。他还告诉恩丁说，他已用光了放在伦敦的全部现金和比利时银行的所有存款。

“下一步干什么？”恩丁问。

“我最迟要在五天内赶回法国，亲自监督把第一批货装上‘托斯卡那号’。除了藏在油桶里的那东西外，其他物资全部合法。即便碰上海关检查，那四箱服装、背包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从汉堡买来的那批非军用物资更不会出漏子，那全是轮船出海时需要带上的东西，比如在海上出事时发射的照明弹，夜用望远镜等等。

“橡皮艇和舷外发动机是运往摩洛哥的——至少在运货单上将这么写。它们也完全合法。那五只油桶，到时候就说是轮船备用的润滑油装上船的。虽说它们作为备用油数量有些过多，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出了问题呢？”恩丁问，“假如土伦海关的官员们极其仔细地检查这些油桶呢？”

“那我们就完蛋了。”香农干脆地说，“除非船长能证明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否则船肯定会被扣下。货主得被逮捕，整个计划都得毁于一旦。”

“代价太大了。”恩丁评论道。

“那你看该怎么办？枪反正是一定得弄上船的，藏在油桶里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这点风险总是要冒的。”

“你当初可以在西班牙合法地买上一批自动枪嘛！”恩丁说。

“是可以。”香农承认。“可那样一来，这批订货很可能就会被西班牙政府拒绝。因为枪和子弹正好配上套，看上去就像是专为一连人准备的；换句话说，像是为一次小规模的行动准备的。马德里当局也许就会据此而不予出售，或者对‘最终使用人证书’进行严格检查。当然，我也可以从西班牙订购枪，从黑市上买子弹；但那样我就必须把弹药偷运上船。与枪相比，弹药的数量要大得多。无论是枪或者子弹，反正有一样要偷运上船，冒一些风险。再说，万一出了问题，是我和我手下的人倒霉而不是你，你反正躲在幕后的。”

“我还是不赞成你们这样做。”恩丁怒冲冲地说。

“你怎么啦？”香农嘲弄道，“神经不正常了吗？”

“没有。”

“那你就冷静点，你要损失的不过是几个钱。”

恩丁差点儿就要告诉香农，假如发生问题，他以及他的老板会吃多大的亏。但他到底还是忍住了。经验告诉他，既然眼前这个雇佣兵有可能被捕，那他还是少说为妙。

他们又花了一小时讨论经费问题。香农解释说，付清约翰·施林克尔的账，付给艾伦·贝克一半的钱，雇佣兵们第二个月的工资，寄往热那亚支付“托斯卡那号”船员及其他费用的那500英镑以及他本人的旅费，加在一起，用完了他在布鲁日银行的全部存款。

“还有，”他补充道，“我想拿到我的另一半工资。”

“为什么你现在就要？”

“因为从下星期一开始，我就面临被捕的危险。而且，打那以后我就不会再回伦敦了。如果船在土伦装货时没遇上麻烦，那么它将驶向意大利的布林迪西港。等我先去南斯拉夫安排妥当后再到那儿装上武器，然后去西班牙巴伦西亚港装那批弹药，此后我们便向目的地出发。假如我能提前完成这些事儿，我情愿在大海上多漂泊几天而不愿在港口闲待着。从轮船装上枪支那一刻起，我就希望它在港口的时间越短越好。”

恩丁同意了香农的看法。

“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我的同事的。”他说。

“我要求你们把欠我的工资周末前就转入我在瑞士银行的户头，”香农继续道，“把我们预定的经费中还剩下的钱转到布鲁日。”

他俩计算了一下，除去香农的全部工资，原来存在瑞士银行的经费还剩下20000英镑。

香农对恩丁解释他为何需要这笔钱。

“从现在起，我需要一直随身带着一大笔美元的旅行支票。从今以后，假使碰上任何意外，那就只有靠当场大笔贿赂才能解决问题。另外，我想扫清所有留下的痕迹。这样，万一出了岔子，就不会让人发现线索。还有，我也需要当场发给船员们一些钞票作为奖赏。以说服他们在获悉真情后仍然跟着我们干下去。只要一到海上，他们肯定会得知真实情况的。所有这些，再加上必须付清的购买南斯拉夫武器的另一半钱，我总共需要20000英镑。”

恩丁同意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他的“同事”后，再把结果转达给香农。

他第二天打来电话说，香农的工资和所需的经费都已得到批准，写给瑞士银行指示他们汇款的信已寄出。

香农预订了星期五伦敦飞往布鲁塞尔的机票，以及星期六上午从布鲁塞尔取道巴黎抵达马赛的机票。

那天夜里他是和朱莉娅一起度过的。星期四白天和夜间也是如此。然后他收拾好行装，把房间钥匙附在一封说明情况的信里一并寄给了这幢公寓的主人。朱莉娅开着她那辆红色的豪华赛车送他去机场。

当他们站在2号楼标有“送客止步”字样的海关入口处时，朱莉娅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吻了吻她说。

“那么让我和你一道去。”

“不行。”

“你会回来的。我虽然没有问过你到底上哪儿去，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个危险的地方。你不可能仅仅是去出趟差，不会是桩普普通通的差事。但你会回来的，你一定得回来。”

“我永远不会回来了。”他平静地说，“重新去找个男人吧，朱莉娅。”

她开始抽泣起来。

“我谁也不要。我爱你，可你却并不喜欢我，这就是为什么你说再不和我见面的原因。你已另有情妇了，要不然你不会这样。你是去和另一个女人相会……”

“根本没有什么女人在等待我。”他抚弄着她的头发说。一个机场警察若无其事地在一旁观望着。无论是在什么送行处，眼泪都是司空见惯的。香农明白，从此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躺在他的怀抱里了，有的只会是枪，一支夜间靠在他胸口、泛着冰冷的蓝光、给他带来莫大安慰的钢枪。当他最后在她前额上吻别时，她还在哭泣着。随后，他便向护照检查处走去。

半小时后，这架“萨贝那”喷气客机在伦敦南部上空盘旋了最后一圈，开始飞回布鲁塞尔了。机翼下，肯特郡的土地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英伦三岛的5月，正是春光明媚。从舷窗向下望去，大片大片盛开着的苹果花、梨花和樱花，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粉红问白色的艳装。

通向森林深处的小径两旁，山楂已开始结果。绿白相间的七叶树，郁郁葱葱，高大的橡树上，到处都是成群成群的野鸽。香农多年前就已对这个国家非常熟悉了。当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查塔姆，他骑着一辆买来的旧摩托车，逛遍了兰博霍斯特和斯马敦之间那些古老的乡村酒家。如果你是那种喜欢扎下根来的人，这是一个美妙的国家，一块适于安居乐业的国土。

10分钟后，机舱里坐在后排的一位旅客对空中小姐抱怨说，前面有人在吹着一支单调的曲子，搅得他六神不安。

星期五下午，“猫儿”香农花了两小时才取完瑞士寄来的全部汇款，结清他在布鲁日银行的账户。他开了两张5000英镑的银行保付支票，这种支票可转入其他地方的银行账户，再从那儿兑换成若干旅行支票。他把另外10000英镑全部换成500美元一张的支票，这种支票只需签上名便可作为现金使用。

当晚，香农住在布鲁塞尔。次日晨，他搭上那架预订好票的飞机经巴黎去马赛。

到马赛后，他在机场坐出租汽车前往市郊一家小旅馆。朗加拉蒂曾化名拉瓦隆一度在此住过，如今詹尼·杜普里仍遵命住在这儿。他没能见到杜普里，因为他上街去了，直到傍晚才回来。他俩一道开着香农租来的一辆车，驶向土伦。第52天即将过去了，落日的余辉洒满了眼前这座形状不规则的马赛军港。

迪福特海运代理行星期日休息。不过，这也无妨，因为他们会面的地点是在这家商行门前的人行道上。当时钟敲响9点，香农和杜普里在这儿见到了马克·弗拉明克以及朗加拉蒂。这是几周来他们第一次团聚在一起，惟有塞姆勒不在场。他现在应该在大约100英里外的大海上，坐着“托斯卡那号”向土伦驶来。

在香农的建议下，朗加拉蒂从附近一家咖啡馆给港务长办公室挂了个电话，证实了“托斯卡那号”在热那亚的代理人的确已经打来电报，通知土伦港，这条船将于星期一上午抵达，港口已替它留好了泊位。

他们当天再也无事可做，于是一起坐上香农的车，沿着海岸公路驶向马赛。他们在萨纳里镇那座圆石砌成的渔港里游泳，消磨了这一天余下的时光。虽然小镇风景如画，气温宜人，满是休假的人群，但香农却无法使自己轻松起来。四人中只有杜普里买来了游泳裤，跃进港口防波堤顶端的海水里嬉戏着。他后来说，水依然冰冷刺骨。事实上，要等6、7月份，大批游客开始从巴黎向南蜂拥而来时，海水才会真正暖和起来。不过，到那时，他们都已在忙着准备袭击另一座港城了。那座港口也不见得比眼前这座大多少，但却坐落在遥远的大洋彼岸。

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香农都是和弗拉明克、朗加拉蒂一起，坐在店主夏利开的德塔顿酒吧的平台上度过的。他身体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脑子里却在紧张地盘算着明天上午将面临的考验。他想到在南斯拉夫和西班牙购买的那些军火也许会发生意外，推迟交货，或者因为某种不得而知的官僚体制的弊病而被卡住不放，但他们无论如何决不可能在南斯拉夫或者西班牙被捕。或许在检查船只时他们会被扣留几天，但仅此而已。可是，明天上午却完全不同了。万一有人坚持要严格检查那几只油桶的话，他们就将在鲍姆特斯——就是星期六他从马赛开车向土伦途中见到的那座高大的、警卫森严的要塞监狱里度过几周，甚至会是几年难挨的时光。

“等待总是最糟糕的事情。”当他付清账招呼他的三个伙伴走向汽车时，他情不自禁地想道。

然而，结果竟比他们设想的要顺利得多。

土伦是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海军基地而遐尔闻名的。远远望去，军港中泊满了法国海军的各类战舰。那个星期一上午，军港中最吸引游客和岸边行人注意的，是战列巡洋舰“让一巴尔号”。这条军舰才从法属加勒比海群岛巡航归来，舰上挤满了成群的刚刚关响、正迫不及待准备上岸去寻欢作乐的海军官兵。

紧连着海军基地的是游港。游港正面是宽广漂亮的海滨广场。广场上，一长排漆得光彩夺目的露天咖啡座上挤满了人群，他们正乐不可支地沉浸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人民最心爱的娱乐之中——静观着生活以惯常的步伐从身旁轻轻地踱过。大家坐在一把把大遮阳伞下，悠闲自在地注视着港湾里四处随波逐浪的游艇。游艇从舷外发动机推进的小橡皮船到漂亮豪华的远洋快轮，应有尽有。

东边码头上，停着十多条未出海的渔轮。堤岸上有一长排房屋，海关、货栈和港口办公室都在那儿。

再往远处去，是小小的、几乎难以引人注目的商港。“托斯卡那号”就在正午前不久赶到这儿的。

香农坐在50米外的一个缆柱上，等待着它系好缆。他能清楚地看见塞姆勒和沃尔登伯格一起正站在甲板上。那个塞尔维亚人轮机师没露面，也许仍然缩在他那心爱的轮机舱里。甲板上另外还有两个人影在晃动，忙碌着放下一圈圈的缆绳。他们一定是沃尔登伯格招募来的新船员。

沿码头驶来一辆小汽车，在“托斯卡那号”舷梯旁停下，从中钻出一个穿着一身黑西装的胖胖的法国人，登上了船的甲板。此人便是海运代理行的代表。没过多久，他下了船，沃尔登伯格跟着他一起慢慢地踱向海关。他们在那儿待了将近一小时，然后胖子开车回城里去了，沃尔登伯格则返回船上。

香农又等了20分钟，接着也慢吞吞地走向“托斯卡那号”，爬上了甲板。塞姆勒招呼他走下通往船上客厅的舱口。

“喂，情况怎么样？”当他俩在客厅里坐定后，香农问。塞姆勒高兴地笑了起来。

“一帆风顺。”他说，“我已办理好了新船长证书，彻底检修了轮机，买了许多毛毯和12个泡沫塑料床垫。船员们谁也没啰嗦什么，沃尔登伯格船长仍以为我们是在准备偷运非法移民进入英国境内。

“我通过‘托斯卡那号’在热那亚的代理人，替我们在这儿预订了泊位。填写的运货单，是说我们将装载一批各式运动器材和旅游野营装备前往摩洛哥沿海港口。”

“机器润滑油呢？”

塞姆勒脸上又泛起了微笑。

“在船长订好货后，我悄悄地打电话把订货给取消了。当润滑油没能按期运到时，船长打算推迟一天出发。我没同意，对他说，我们一定要及时赶到土伦。”

“好极了。别让沃尔登伯格再去订货，告诉他你自己已经预订了。这样，他自然就会等润滑油运来。刚才上船的那个人……”

“是海运行的代表。所有的货虽还在关栈里，但他已办好一切手续，打算下午派两辆车把东西全部运来。装货的木箱体积不大，船上的起重吊杆就能把它们吊上船。”

“行。让他和沃尔登伯格去忙那些证件和运单。货全部装完一小时后，油料公司装油的货车就会到达，是朗加拉蒂开的车。你身上剩的钱够不够付油款？”

“够了。”

“那么用现金付清油款，开上一张签字发票。油桶装船时，千万不能重掉重掼；我们最担心的是，万一哪只桶底脱落，藏在里面的枪会滚得到处都是。”

“人什么时候上船？”

“天黑以后。一个一个地上船。其实就只有马克和詹尼两人，我把朗加拉蒂暂时留了下来，一是因为那辆车是他的，二是最后还有件工作需要他去完成。船什么时候能起航？”

“今晚任何时候都行。我能安排好。实际上，经理这工作倒真是个美差。”

“可别太忘乎所以，这仅仅是工作需要。”

“没问题，猫儿。暧，船得准备向哪儿开？”

“布林迪西。知道这个港吗？”

“那还用说。我从南斯拉夫偷运到意大利境内的香烟，比你吃过的面包还多呢！我们在那儿装什么？”

“啥也不装，你就在那儿等我的电报。我将在西德把你们的下一个目的港和应该到达的时间通过布林迪西港办公室电告给你。然后你必须在当地找个轮船代理人，让他发电报给那个南斯拉夫港口，询问一下情况，再预订个泊位。你到南斯拉夫境内不会有问题吧？”

“我想可以的。不管怎么说，到时候我不下船就是了。我们还得再装武器吗？”

“不错，至少计划是如此。不过，目前我还只能希望我的军火商和南斯拉夫官员没把事情给弄糟。你们准备好所有的需要的航海图了吗？”

“准备好了，我按你说的在热那亚港全部买齐了。你明白，到南斯拉夫后，沃尔登伯格一定会获悉我们究竟装的是什么货，到时候他就会清楚我们干的不是偷运移民。那些小艇、发动机、步话机和衣服等等都没什么，但军火可就是另一码事儿了。”

“我知道。”香农说，“得准备花上点钱。可我相信他会深知其中利害关系的。因为到那时，船上有你、我、詹尼和马克。此外，我们还可以公开告诉他油桶里装的是什么。届时他将发现自己已陷得太深，欲罢不能了。那两个新招来的船员情况怎么样？”

塞姆勒点点头，捻熄了他的第五根香烟，小小的客厅里早已是烟雾腾腾的了。

“很好。是两个意大利人，都是硬汉子，但很听话。我估计，他俩都是警方追捕的罪犯，能到这么一条船上藏身，他们真该谢天谢地了。这两个家伙恨不得船现在就能出海。”

“好极了，这么说，他俩不愿在别国上岸，因为他们没有证件，会被扣下遣返回国，直接送交本国警察。”

沃尔登伯格这一件事儿干得不坏。香农和那两个新船员见了面，互致问候。塞姆勒只是简单地介绍说，香农是总公司的人。沃尔登伯格把他的话译给那两个人听，两人中诺比阿托是大副，西帕内亚尼是甲板水手。他俩对来客显得毫无兴趣。香农对沃尔登伯格交代了几句便告辞了。

3点左右，迪福特海运代理行的两辆货车，由上午来过的那个胖子跟着，开到“托斯卡那号”旁停下来。一个法国海关官员手中拿着活页书写板，从海关办公室来到现场。他站在一边，注视着船上的起重吊杆把一箱箱的货吊上船。首先是四箱为在休假地工作的摩洛哥工人准备的各式服装、背包、靴子和贝雷帽；接着是三艘装在箱内的大型橡皮艇，以及配套的三台舷外发动机——这些是供游客进行海上运动使用的；最后是两箱各种照明弹、夜用望远镜、压缩空气作动力的船用雾笛、无线电步话机和罗盘，这是给轮船出海准备的。

海关官员对全部货物逐项作了记录。他从海运行的代表那儿了解到，这些货不是从西德或英国运来存在关栈内准备转口的，就是在当地买来无需出口执照的一些普通物资。海关官员甚至都不屑开箱亲眼看看里面的东西，他与这位海运行的代表很熟悉，天天打交道。

货装完后，海关官员在运货单上盖了个印。沃尔登伯格用德语对塞姆勒嘀咕了一些什么，后者把这几句话译成法文。他对海运行代表解释道，沃尔登伯格需要为船上的轮机准备一些润滑油，他们在热那亚时曾订了货，但商店未能及时送到。

商行代表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需要多少？”

“五桶。”塞姆勒回答说。站在他身边的沃尔登伯格听不懂这几句法文。

“要这么多吗？”海运行代表问。

塞姆勒大笑起来。“这条老掉牙的破船，用起润滑油和烧的柴油一样多。再说，我们打算在这儿多买上一些，免得以后再麻烦。”

“你们什么时候要？”

“今天下午5点行吗？”塞姆勒问。

“6点吧。”胖子答应道。接着他把润滑油的数量、种类、交货时间都记在本子上。他抬头望望海关官员，后者点头表示同意，而且显然是由于对此兴味索然，干脆转身先走了。没过多久，胖子也坐上自己的车离去，那两辆货车跟在他后边。

5点时，塞姆勒走下“托斯卡那号”，来到堤岸上一间咖啡馆里，给那家代理行打了个电话，通知他们润滑油不要了。他告诉对方，这是由于船长在船上锁着的后仓里发现了满满一桶润滑油，足够用好几周。那个胖子对此很恼火，但也只好同意取消订货。

6点钟时，沿着码头小心翼翼地驶来一辆货车，在“托斯卡那号”对面停下来。开车的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身穿一套鲜绿的工作服，背后印着“卡斯特罗尔”几个大字。

他打开车厢门，在后踏板上铺了一块长木板，然后轻手轻脚地从车厢里沿着斜板依次滚下五只油桶，正在值班的海关官员从办公室的窗口里探出头望了望。

沃尔登伯格注意到了他的视线，便挥挥手，指指油桶，又指指身后的轮船，高喊道：“OK？”接着，他又用带着浓厚的外国口音的法语补充道：“行吗？”

海关官员在窗口点点头，然后缩回身去在书写板上作了记录。沃尔登怕格命令那两个意大利船员把油桶放进挂篮，接着用船上的绞车逐一把它们吊上了甲板，塞姆勒显得异乎寻常地积极，主动前来帮忙。当油桶吊过船舷时，他紧紧地扶稳，用德语对绞车上的沃尔登伯格高声嚷道，放下油桶时要轻一点。油桶被移进了黑暗通风的底舱，舱口盖上了舱盖。

朗加拉蒂从码头上回来后，离开了那辆车。几分钟后，那套绿色工作服被扔进了市中心的一个垃圾罐里。香农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坐在码头另一端的系缆柱上，注视着油桶吊上船的全过程。他紧张得屏住呼吸，真恨不得能像塞姆勒那样去干。对他来说，闲在一旁目睹这扣人心弦的一幕，比亲自动手参加不知要难受多少倍。

当一切完成后，“托斯卡那号”上平静了下来，船长和其他三人都回到甲板下面的舱房里。轮机师把船缓缓地在潮湿、充满盐味的空气中转了个向，然后回到他那间柴油机舱里。过了半个小时，塞姆勒偷偷地溜上码头来找香农。他们走过三个拐角后，在远离港口视野之外的地方见了面。

塞姆勒笑嘻嘻地说：“我说过吧，没问题。”

香农点点头，高兴地舒了口气。他虽说比塞姆勒更清楚这场赌注的利害关系，但却对码头装货的种种过程一窍不通。

“你什么时候能把人弄上船？”

“海关办公室9点关门，让他们在夜里12点到1点之间来，我们已安排好明晨5点起航。”

“好的，”香农说，“我们现在一起去找他们喝点酒，然后你得赶紧回船上，以防还会遇上什么盘查。”

“不会再有了。”

“无论有没有，还是小心为妙。我希望你能像母鸡带小鸡似地照料好那批货。在我允许之前，别让任何人靠近那些油桶。到南斯拉夫港口后，我们再打开天窗说亮话，告诉沃尔登伯格船上究竟装的什么。”

在事先约好的一家咖啡馆里，他们见到了另外三个雇佣兵。大家一起喝了几杯啤酒散散热。此时正夕阳西下，土伦港就像一只盛满海水的巨碗，阵阵微风吹皱了水面，轻拂着喧闹的大街。远处有几只游艇，不断随风转动着白帆，好像舞台深处踮起脚尖急速旋转的芭蕾舞演员。塞姆勒8点时离开了他们，独自先回“托斯卡那号”去了。

詹尼·杜普里和马克·弗拉明克午夜后悄悄地溜上了轮船。5点正，香农和朗加拉蒂在码头上盯着“托斯卡那号”渐渐滑向大海深处。

第二天上午9点，朗加拉蒂开车送香农去机场。吃早饭时，香农已经对他作过一番最后的指示，并且给了他足够的行动经费。

“我真想和你待在一起，或者跟船一道走。”朗加拉蒂说。

“我知道。但我需要一个精干的人去完成这项任务。这件事非常重要，办不好我们就不可能在战斗中取胜，因此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去干。再说，你还具备了另一有利条件，你是个法国人。你在那些人中有两个熟人，其中一个会说一点法语。杜普里带着他的南非护照根本就进不了那个国家，我得把弗拉明克留在船上，船员中有人闹事时，他可以出面压住阵。当然，干那种事，你凭着身上的刀远远胜过弗拉明克的两只拳头，但我并不希望真的大打一场，只不过是想让那些船员明白，最好还是放乖点为好。塞姆勒必须照看航行，这样，万一沃尔登伯格胆小溜掉，他可以顶上去。事实上，一旦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沃尔登伯格临阵逃脱，那就非得塞姆勒接替船长不可。所以，这项任务只有你承担了。”

朗加拉蒂终于答应下来，显得比刚才稍稍热情一些。

“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他说，“能和他们重逢，真是件令人快慰的事儿。”

当他们在机场分手时，香农又提醒他道：“如果我们到了那里没有后援，就全部完蛋了。所以，一切都得看你于得怎么样了。事情都已就绪，你只要照我讲的去做就行，妥善处理好出现的小问题，一个月后再见。”

他离开朗加拉蒂，走过海关，登上了那架取道巴黎去汉堡的飞机。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八章

“据我所知，你可以在6月10号后的任何时间里取走迫击炮和火箭筒。昨天我打电话又证实了一遍这个消息。”艾伦·贝克告诉香农道。

这是香农抵达汉堡后的第二天。他们在上午9点左右，打电话约好在一家饭店吃午餐。

“在哪个港口？”香农问。

“普洛切。”

“哪里？”

“普——洛——切。这是个小港，几乎恰巧就在斯普列特和杜布罗夫尼克之间。”

香农沉思起来。在热那亚时，他虽说让塞姆勒买齐整了南斯拉夫沿海必要的海图，但他当时估计，大概会在一个大一些的港口装船；现在他只有希望塞姆勒已备好普洛切一带海域的航海图，或者可以在布林迪西港搞到一张。

“港口有多大？”

“相当小，非常偏僻，只有六七个泊位和两个货栈，南斯拉夫人常用此港出口武器。上一次我从南斯拉夫买的军火，是用飞机运走的。但那时我就知道，如果用船运，就是在普洛切港。其实港小好处更多，那儿随便什么时候都有泊位空着，装船速度也快得多。此外，那儿的海关肯定很小，也许仅由一个小官员负责。如果给他点儿礼品，要不了几个小时，他就会把货都弄上船。”

“好吧，就在普洛切港。船6月11号到。”香农回答说。贝克记下了日期。

“‘托斯卡那号’没问题吗？”他问，心里仍然期望，能替他那驾驶“圣·安德鲁号”的朋友捞住这笔生意。不过，他同时也拿定主意，记住“托斯卡那号”这条船，以便日后派用场。他坚信，不管香农目前是在准备什么行动，一旦大功告成，就很少会再用这条船了。然而，船对他来说却总是必不可少的，他需要一条可靠的船，随时把他的货送进荒僻的海湾去藏匿。

“船很好。”香农说，“眼下它正开往一个意大利港口，我必须打电报或者写信到那个港口，通知它该驶向哪里。你那一头有没有问题？”

贝克稍稍变换了一下姿态说：“有点儿麻烦，是钱的问题。”

“怎么回事？”

“我记得上次曾对你提过价格，总计是14400美元。可是南斯拉夫那一边的情况半年来有了变化。为了及时办好手续，我不得不找了个南斯拉夫合伙人，或者至少得这么称呼他，虽说他实际上也只是个中间人。”

“所以……”香农问。

“所以，要想使手续能顺利地得到批准，就一定得给他一笔酬金作为交换，你可以按时把货装上船，不会因官僚体制上的种种弊端而耽搁下来。我估计，你是愿意为此花上一笔钱的，因此也就同意雇佣了他。此人是外贸部那个主管官员的妹夫。当然，这样一来，你实际上又得支付一笔额外的佣金了。但这年头你还能指望什么？巴尔干人虽说还是老模样，但一个个都变得精明起来。”

“他要多少钱？”

“1000英镑。”

“要南斯拉夫币，还是要美元？”

“美元。”

香农想，这也许是真的，也许只是贝克想在他身上多敲点竹杠。此事如果属实，不给贝克这笔钱，就等于逼他从自己的佣金中拿出钱来付给那个南斯拉夫人。那样的话，贝克本人势必所剩无几，说不定因此就会对这笔生意失去兴趣，根本不再去关心是否能及时交货。但目前贝克仍然有用，在亲眼目睹“托斯卡那号”拖着银色的浪花驶出普洛切港直奔西班牙之前，都离不开他。

“好吧！”他同意道，“这人是谁？”

“是一个名叫齐尔亚克的家伙。他正在那边忙着呢，照看着把武器运往普洛切，存进货栈。船进港后，由他负责把武器提出货栈，通过海关检查，装上船。”

“我还以为那都是你的事情。”

“是我的工作，可现在我不得不雇了个南斯拉夫人做帮手。实话对你说，猫儿，是他们要挟我这样做的。”

“那么，钱由我当面付给他，给他旅行支票。”

“我不赞成。”贝克说。

“为什么？”

“这些武器的买主，按理说应该是多哥政府，对吗？是黑人。结果却出了个白人，而且是白人付的钱。南斯拉夫人也许会从中嗅出点味儿来。倘若你愿意，我们可以一道去普洛切，或者由我一个人去。但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同行，就得假装成我的助手。此外，旅行支票非得要到银行才能兑成现款，在南斯拉夫这就意味着银行将记下兑换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如果兑换人是南斯拉夫人，还要回答一连串的问题。所以，最好还是照齐尔亚克要求的那样，付给他现金。”

“好吧，那我就在汉堡这儿兑换一些美元给他。不过，给你的那一份只能是支票。我决不随身带着大量美元到处乱转，至少不是去南斯拉夫。他们对这种事情可敏感呢，保安当局将立刻对你严加防范，他们会怀疑你是在为间谍行动提供资金。所以，我打算带着旅行支票作为游客去。”

“我同意。”贝克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香农瞟了一眼腕上的日历表，明天就是6月1号了。

“后天。”他答道，“我们乘飞机去杜布罗夫尼克，到那儿的海滨浴场晒上一个星期的日光浴，这样我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你也可以8号或9号再到那儿找我，但不得迟于那个时间。我想在10号租一部汽车前往普洛切。我打算让‘托斯卡那号’10号夜里或者11号早晨驶进普洛切港。”

“你自个儿先去吧，”贝克对他说，“我在汉堡还有些事，8号我去找你。”

“可别失约，”香农警告道，“到时候你要是不露面，我就回汉堡找你。果真那样，我是不会客气的。”

“我一定去。我还想要你欠我的那一半钱呢！迄今为止，我已把自己的老本都掏出来贴在这笔交易上了。我和你一样，也巴不得事情能顺利办完。”

香农正需要他有这种认识。

“我想，你大概不至于到时候拿不出钱来吧？”贝克手中玩弄着一匙砂糖问。

香农抽出一大叠钱，其中大多数是美元支票，轻轻地在贝克的鼻尖下抖了抖。贝克脸上泛起了笑容。

他俩一同离开了饭桌。临走前他们在饭店给汉堡一家旅行社挂了个电话。这家旅行社专为德国人前往亚得里亚海滨休假办理团体旅游。他们从这家旅行社打听到了杜布罗夫尼克三家第一流旅馆的名称。香农对贝克说，届时他将化名基思·布朗住在其中一家旅馆。

约翰·施林克尔和贝克一样，对按期交货信心十足，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后者也在和香农做生意。毫无疑问，这两个军火商彼此都认识，甚至可能还非常熟悉。但是，要想让他俩凑在一起做买卖，简直是难上加难。

“装船是在巴伦西亚港，虽说这尚未最后确定，而且毕竟最后的决定权是在西班牙政府手中。”施林克尔告诉香农。“马德里方面对我说，装船必须在6月16号到20号之间。”

“那就放在20号吧！”香农答道，“一定要允许‘托斯卡那号’事先停泊在那儿，或者19号夜间进港，次日清晨装船。”

“可以，我把你的要求转达给我的西班牙合伙人；因为向来都是由他负责处理运输和装船事宜的。他在巴伦西亚港雇一位首屈一指的海运代理商，此人与当地所有的海关官员关系都很好，决不会出什么问题。”

“再有问题就不像话了。”香农悻悻地说，“装船日期已被你拖了下来，现在推迟到20号装船，尽管在海上航行的时间是够了，但并没有给我留下余地。”

这不是真话，不过香农估计施林克尔对此不会生疑。

“我还打算亲眼看看装船。”香农继续说道。

施林克尔不以为然地说：“当然，你可以在远处看看，这我拦不住你。但既然说货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买的，你总不能宣称你就是这批货的买主吧？”

“我还准备在巴伦西亚上船呢。”

“那就更困难了。整个港区都用铁栅栏围了起来，非经官方批准，无法人内。你要是想上船，就必须通过护照检查处。此外，由于这条船装的是军火，在跳板旁边还有一名民防军的士兵站岗守卫。”

“假设船长需要一名船员，他能否从当地招募？”

施林克尔考虑了一会儿，说：“大概可以。你与这条船所属的轮船公司有关系吗？”

“有，但没有书面证明。”香农答道。

“如果船一进港，船长就通知代理人说，他们在上一个港口停泊时，有一个水手接到家中电话，乘飞机赶回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准备在巴伦西亚港重新上船。我估计这样一说，西班牙当局就不会有异议了。但是你得搞一个商船海员证来证明你的海员身份，海员证上的名字还必须和你的大名一致，布朗先生。”

香农沉恩丁几分钟，然后开口说：“行，我就照这样安排。”

施林克尔翻阅着他的记事本道：“巧得很，我19号和20号碰巧也在马德里，是去处理别的生意的。我住蒙德纳罗旅馆，你要找我，可以去那家旅馆。如果准备20号装船，那么，西班牙陆军可能于19号夜间押运弹药出发，黎明时到港口。要是你真想上船，我认为，你一定得赶在运弹药的军车抵达码头之前。”

“我大概19号到马德里，”香农说，“再去你那儿核实一下弹药车是否确实已按时出发。然后我迅速驾车抢在弹药车之先赶到巴伦西亚港，作为探家归来的海员登上‘托斯卡那号’。”

“那就全靠你自己了。我的责任是指示我的代理人根据正常程序安排弹药装车，及时运往港口，准备在20号拂晓装船。我这是按合同行事。如果你在港口上船遇到麻烦，那可是你的事，我对此不负责任。我仅能向你指出，装载军火运出西班牙的船，是受到陆军和海关当局严密监视的。如果由于你的原因使得船在装货和离港方面出了问题，本人概不负责。还有一件事，船装上军火后，必须在六小时内离开西班牙港口，在军火未卸下前，不得重新进入西班牙领海。再有，运货单必须完全符合规定。”

“保证做到。”香农应声说，“19号上午我到马德里找你。”

库尔特·塞姆勒在离开土伦港之前，曾请香农替他寄走一封写给“托斯卡那号”在热那亚港的代理人的信。信中说，船的航行计划略有变动，“托斯卡那号”不是从土伦直接前往摩洛哥，而是先到布林迪西港再装一批货。塞姆勒告诉代理人说，这笔有利可图的生意是他在土伦港搞到手的，是批紧急订货。与此相比，从土伦运往摩洛哥的杂货则不必着忙。身为斯皮奈蒂海运公司总经理，塞姆勒是以上司身份在下达批示。他要求代理人立刻电告布林迪西港，替他们在7月7号和8号两天留好泊位，且请港口当局替他们收存好任何寄给“托斯卡那号”的邮件，留待船进港后前来领取。

香农正是根据这一安排从汉堡给塞姆勒邮去一封信，请意大利布林迪西港口当局转交给“托斯卡那号”塞姆勒先生收。

他在信中通知塞姆勒，下一个目的港是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普洛切，如果他目前手边没有在科尔丘拉岛以北海域中航行所必需的海图，他应立即在当地准备好。“托斯卡那号”一定要在6月10号傍晚前赶到那儿，船的泊位将事先替他留好，从布林迪西到普洛切这一段航行，不必通知船在热那亚的代理人。

信末尾有几句话很重要，他指示这个前德国走私贩子，替他弄一张由意大利当局最近颁发、盖有印章的商船海员证，姓名填写基思·布朗，身份为甲板水手。此外，必须准备好一张运货单，证明“托斯卡那号”是直接从布林迪西驶向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途中没有在任何港口停留，船然后将从巴伦西亚港直接开往叙利亚的拉塔基亚。他嘱咐塞姆勒，务必通过他在布林迪西港的老关系弄到这些证件。

香农在离开汉堡飞赴南斯拉夫前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寄给伦敦的西蒙·恩丁的。他在信中要求恩丁随身带上某些海图，于6月18号赶到罗马和他见面。

大约在同一时间里，“托斯卡那号”缓缓驶过碧波荡漾的博尼法乔海峡，正是这条平静狭窄的蓝色水道，将科西嘉岛的南端和撒丁岛的北侧分隔开来，海风轻拂，给当空高照的骄阳，披上一层柔和的面纱。马克·弗拉明克正在舱房上面的甲板上舒展着四肢，他赤裸着上身，搭着条湿毛巾，强健的身躯，看上去活像匹涂了层黑油的粉红色河马。詹尼·杜普里这时正在遮阳篷下倚着后舱房的板墙，开怀畅饮着他一上午来喝的第10瓶啤酒，身上的皮肤晒得黑红。甲板水手西帕内亚尼，忙着把船首的舷栏漆成白色。刚刚值完夜班的大副诺比阿托，则在甲板下他的舱室里蒙头呼呼大睡。

轮机师格鲁比克，此刻正在闷热的、散发着强烈柴油气味的轮机舱里，忙着往一些机件上加油。惟有他才知道这到底是些什么机件。不过，毫无疑问，它们对“托斯卡那号”能保持每小时8海里的速度航行在地中海上，是至关重要的。库尔特·塞姆勒和卡尔·沃尔登伯格正坐在舵房里，一面呷着冰啤酒，一面漫谈着各自过去的经历。

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一定极其渴望能在这条船上，此时，如果他能站在船舷旁，就会看见，仅仅4英里外，有一片灰蒙蒙的陆地和白得耀眼的沙滩；随着船慢慢地远去，它们也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了。那便是他的家乡科西嘉岛。可惜他这时远在万里之外的西非，那儿雨季已经来临，尽管气温高得使人窒息，天空却照旧阴云密布。

6月8号那天晚上，香农刚从海滨回到杜布罗夫尼克他住的那家旅馆，就遇上了艾伦·贝克。只见他风尘仆仆，劳累不堪。

与贝克正相反，“猫儿”香农看上去干净利落，精力旺盛。一周来，他和其他游客一样，在这南斯拉夫海滨休假胜地每天游泳，晒日光浴。如今他人虽瘦了些，但却健康得多，精神面貌也随之一变，显得乐观、开朗。

他来到这里住下后，立即给塞姆勒去了封电报，询问“托斯卡那号”何时才能到达普洛切港，以及塞姆勒是否收到他从汉堡寄去的信。那天上午，他接到塞姆勒的回电，从中得知船已安全抵达布林迪西港，他的去信也已收到并正在照办。“托斯卡那号”定于9号上午出发，预计将在10号午夜时分到达普洛切。

香农事先已替贝克在这家旅馆订好了房间。这会儿，他俩正坐在旅馆平台上对着饮酒。香农把有关情况告诉了这位汉堡商人，对方边听边点头微笑着。

“巧得很，我也刚刚在两天前收到一份电报，是齐尔亚克从贝尔格莱德拍来的。电报说那批货已到普洛切港，存放在码头附近一座有卫兵看守的官方货栈里。”

当晚他们就住在杜布罗夫尼克。翌日晨，两人坐着出租汽车沿海滨公路去100公里外的普洛切。这是辆老掉牙的旧车，颠得人几乎浑身骨头散架，就好像车轮不是圆的而是方的；车轮上的防震弹簧板不是钢的而是铸铁的。不过沿途的景色倒是漂亮极了，连绵不断的海滨风光美不胜收。

途中，他们在一座名叫斯拉诺的小镇停下车，喝了杯咖啡，歇歇脚。

他们在午饭时赶到普洛切，住进了旅馆。饭后，两人坐在旅馆平台的遮阳棚下休息着，一直等到下午4点港口办公室上班。

普洛切港坐落在浩瀚的深海上，狭长的佩斯加利半岛伸出陆地后，从南向北弯过来，成了港口天然的海上屏障；在海湾与大海的联接处，横堵着赫瓦尔岛，只留下一条狭窄的水道通向大海，使得整个港口几乎成了一个咸水湖，港口长将近30英里，四周十分之九被陆地包围着，是人们游泳、垂钓、划船玩乐的天堂。

就在他俩走向港口办公室时，一辆小小的“伏克斯”牌旧轿车疾驰到他的身边，戛然刹住，大声地鸣着喇叭。香农猛地僵住了，他本能地预感到说不定是大难临头。顿时，种种可能发生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一直担心着的某种事情出了差错；“最终使用人证书”露了马脚；当局突然下令禁止出售这批武器；他将被带往警察局接受讯问。

眼前这个家伙钻出车来便高兴地挥着手，莫非是个便衣警察？惟一不像的是此人面带微笑，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绝大多数极权国家都严禁警察这样做。香农瞟了贝克一眼，发现他宽慰地耸了耸肩。

“是齐尔亚克。”贝克从紧闭着的嘴唇里吐出了这几个字，接着便迎上前去。这是个身材高大、不修边幅的汉子，活像一头温和的黑熊。只见他张开双臂，深深地拥抱住了贝克。当香农从贝克口中得知他的名字叫凯姆尔时，猜想他大概是个土耳其人的后裔。这倒挺合香农的胃口。他喜欢这种类型的人，他们通常都是可靠的战士和伙伴，办事干脆利落。

“这是我的助手。”贝克把香农介绍给了齐尔亚克。他与香农握了握手，估计是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嘟哝了几个字，随后便操着不少南斯拉夫人都会说一些的德语与贝克交谈起来。他不懂英语。

在齐尔亚克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海关负责官员，一起前去察看货栈。来到货栈门口时，海关官员对卫兵急促地说了几句话，他们便走了进去。这批武器存放在库房内的一个角落里，分装在13只木箱内，一只木箱里显然放着两具火箭筒；另有两只各装着一门迫击炮及其底盘和瞄准器具；其余的都是弹药箱，4只弹药箱里各盛着10枚火箭弹，另外6只总共装着300发迫击炮弹。箱子都是用新木板做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记，只是按顺序印着号码和“托斯卡那号”的字样。

齐尔亚克和海关负责官员操着他们自己的方言，喋喋不休地谈开了，看样子他们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这倒不错，因为南斯拉夫有几十种不同语言，其中主要的就有七种，这常给人们的交往带来困难。

齐尔亚克终于转过身来，用他那结结巴巴的德语对贝克说了几句。贝克回答后，齐尔亚克译给了海关官员听，后者脸上浮起了微笑。接着，大家相互握了握手便彼此告别了。屋外，明亮的阳光刺人眼目。

“刚才他们说了些什么？”香农问。

“海关官员问齐尔亚克，能否送他一点点礼物。”贝克解释道，“齐尔亚克说，如果能在办理手续上给予方便以及保证及时地在明晨装好船，那么一定会重谢他的。”

香农已经把齐尔亚克的那1000英镑付了一半给贝克，算是酬劳他在这桩买卖上出的力。贝克现在将这个南斯拉夫人拉到一边，塞给了他这笔钱。这汉子张开双臂给他俩来了一次更为热烈的拥抱，然后三人一起来到旅馆，要了一点点烈酒来预祝一下他们此番合作能一帆风顺。“一点点”是贝克刚才提到礼物时所用的字眼，可能齐尔亚克当时也就是这么说的，不过，他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南斯拉夫人遇上了高兴事儿从来不是只喝上一点点。齐尔亚克腰间装着500英镑，兴奋地要了一瓶烈性葡萄酒，一碗一碗地就着杏仁和橄榄下酒。夕阳渐渐西下，亚得里亚海滨凉爽的夜晚已不知不觉地溜上了大街，可齐尔亚克还是坐在那儿，不停地高谈阔论着他在二次大战中度过的岁月。

他们没吃晚饭，午夜时分一起东倒西歪地逛回码头去看“托斯卡那号”进港。这条船正缓缓地向岸边靠来，一小时后在那个独处一隅的码头上系了缆。塞姆勒站在船头，俯视着在港口若明若暗的灯光照耀下的堤岸，和他们相互点了点头。沃尔登伯格站在跳板的顶端，正和大副商量着什么。香农在信中吩咐过他，让他将一切交涉事宜均交给塞姆勒去办。

当贝克和齐尔亚克一起返回旅馆后，香农溜上跳板，钻进了小小的船长室。码头上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塞姆勒把沃尔登伯格领进来，然后他们反锁上舱门。

香农慢慢地措词谨慎地告诉沃尔登伯格，他把“托斯卡那号”弄到普洛切来究竟打算装什么。这个德国船长镇静地听着，脸上毫无表情，直到香农讲完为止。

“我从未运过军火。”他说，“你说这批货是合法的，怎么个合法？”

“完全合法。”香农答道，“这是买下的，用卡车运到了这儿。政府当局自然知道这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否则，他们是不会颁发出境执照的。执照并非伪造，也不是来自贿赂，这是完全符合法律的一批物资。”

“也符合我们将要前往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吗？”沃尔登伯格问。

“‘托斯卡那号’永远不会进入预定使用这批军火的那个国家领海。离开普洛切后，船还要再去两个港口，都是装货去的。你明白，船在港口如果只装不卸，决不会有人来搜查这条船上还装着些什么货，除非当地政府事先已听到风声。”

“但这种事毕竟还是有的。”沃尔登伯格反驳道，“如果我载上这批运货单上没有提到的军火，一旦被当局前来搜查时发现了，船就会被扣下，我也要去坐牢。我当时同意的不是军火。在如今这种‘黑九月’分子及爱尔兰共和军到处活动的年头，各国政府都在搜寻着军火运输。”

“可那是在卸货的地方，而不是在装货的港口。”香农说。

“我当时同意的不是军火。”沃尔登伯格重复道。

“你同意的是向英国偷运非法移民。”香农一针见血地给他指了出来。

“那些人只要脚未踏上英国土地就不能算是非法的。”船长针锋相对地反击道，“‘托斯卡那号’到时候只要停在英国海外就行了，那些人可以坐快艇上岸。军火却是大相径庭，只要运货单上未提到，它们在这条船上就是非法的。为什么不把它们登记在这货单上呢？就照直写上这些军火由普洛切合法运往多哥好了，谁也不能证明我们以后并没有把军火运到那个国家。”

“这是因为，假如船上已经载有军火。西班牙政府就不会准许船停泊在巴伦西亚或者任何一个西班牙港口，哪怕仅仅只是过境。更不用说再去装弹药了。所以，运货单上必须对此只字不提。”

“那么我们应该说是从哪里驶往西班牙的呢？”

“从布林迪西。我们名义上是到那儿去装货的，可是由于货没能及时准备好，于是船主命令你到巴伦西亚装载一批运往拉塔基亚的新货，你理所当然地服从了命令。”

“假如西班牙警察上船搜查呢？”

“根本不会有任何一点引起他们前来搜查的原因。但为了以防万一，一定要把这批武器藏在舱底。”

“假如他们在那儿发现了这些‘宝贝’，我们可就完蛋了。”沃尔登伯格点明了要害所在。“他们将认为我们是在为巴斯克恐怖分子偷运军火，那我们就永远也别想脱开身。”

双方讨价还价，一直争执到凌晨3点。最后，香农同意拿出500英镑作为额外酬劳，才告结束。这笔钱一半现在付，一半驶离巴伦西亚后给。至于将来路过那个非洲港口时，则不再另给钱了，在那个港口不会有任何问题。

“船员的事都包在你身上？”香农问。

“由我负责。”沃尔登伯格用肯定的口吻说，香农知道他是会照办的。

回旅馆后，香农给了贝克3600美元——剩下未付的军火钱的一半。然后他想努力睡上一会儿，可这并不容易。夜里，他热得大汗直流，脑海中总是不断出现停在港口的“托斯卡那号”和放在海关货栈里的武器。他暗自祈求千万别出问题。现在他离开成功已是那样地近——只要再跨小小的三步，他便可到达谁也对他无可奈何的地方了。

装船是在早晨7点开始的。太阳已爬上了半空，一个肩背步枪的海关人员在木箱旁踱来踱去。这些木箱是用小推车送上码头的，再由“托斯卡那号”上的大型起重吊杆吊上船。木箱都不太大，因此，弗拉明克和西帕内亚尼没等它们吊到舱底，就轻而易举地在半空中将它们拉到位置上。到上午9点，一切都已完毕，盖上了舱口。

沃尔登伯格曾命令轮机师努力工作，后者没说二话。香农后来才获悉：当这位轮机师在船离开布林迪西港三小时后，得知他们是在驶向他的祖国时，他突然分外听话。显然，他是个南斯拉夫正在缉捕的逃犯。船停泊在普洛切港期间，他深深躲藏在甲板下的轮机舱里，从不敢露面，谁也没来看望过他。

当香农看着“托斯卡那号”轰鸣着驶出港口时，他把剩下未付的那3600美元和齐尔亚克的500英镑塞给了贝克。这两人谁也不知道，在货上船后，他曾暗地里让弗拉明克悄悄地从中随意挑选五只木箱，分别撬开箱盖看一看。弗拉明克在看清里面的货毫无差错后，对站在他头顶甲板上的塞姆勒挥挥手，后者拧了把鼻涕；这正是香农翘首以待的信号。他这样做，是防备箱子里万一装的是一堆废铁，这在军火交易中是司空见惯的花样。

贝克收下钱后，给了齐尔亚克500英镑，仿佛就像这笔钱是出自他自己的腰包似的。齐尔亚克随后便拉着海关负责官员一起吃晚饭去了，贝克和他的“英国助手”香农则悄悄地离开了普洛切。

在詹姆斯·曼森爵士替香农制订的那份准备发动政变的百天日历上，这是第67天。

“托斯卡那号”刚一驶上大海，船长沃尔登伯格便开始整顿起他手下的人马来。他把三个船员一个接一个地叫进他的住舱，分别进行了三次不事声张的谈话。其实三个船员都不知道，如果他们之中有谁拒绝继续在这条船上工作，等待着他们的只会是发生在甲板上的不幸事故；再没有什么地方比一条在夜海上航行的轮船更适于安排一次天衣无缝的失踪事故了。在那间小小的船长室里，各站一侧的弗拉明克和杜普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拎起他们中任何一人走上甲板，扔进大海。也许正因为有这两人在场，沃尔登伯格才得以顺利地说服了他的船员，总之，谁也没有对船长的话提出异议。

沃尔登伯格从香农先付给他的2500英镑旅行支票中拿出1000来分成三份。那个正在为重新离开祖国而暗自庆幸的南斯拉夫轮机师，拿了250英镑塞进腰包，回机舱去了，他对此事一声没吭。大副诺比阿托，虽然一想起可能会在西班牙身陷囹圄就心惊肉跳，但是当600英镑装进了腰包，并且想到，如此下去有朝一日说不定能买上一条自己的船时，便又喜滋滋的了。甲板水手西帕内亚尼似乎对于这么一条装满非法物资的船上工作倒是兴高采烈，他一把抓起他那150英镑，欣喜若狂地说了一声“谢谢”便离去了。走开时，他口中嘀咕着“这才是生活啊”。此人对于西班牙的牢狱根本一无所知，也几乎想像不出那是个什么模样。

谈话完毕后，大家一起拆开木箱，整个下午都在忙着检查武器弹药，把它们用塑料布裹上后，藏在货舱地板下面船壳的弯曲部分里。接着，他们再把那些拆开的地板重新拼放好，在上面堆上装那些衣服、橡皮艇和舷外发动机一类无关紧要的物资的木箱。此事办完后，塞姆勒劝沃尔登伯格，最好还是把那五桶“卡斯特罗尔”牌润滑油放进船舱后部的小贮藏室里。当他向他的这位同胞解释其中的奥秘时，沃尔登伯格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大发雷霆，说他简直是悔之莫及。

塞姆勒设法使他冷静下来。他俩一起坐下对饮着啤酒，看着“托斯卡那号”船首犁开白浪，朝南驶向奥特朗多海峡和爱奥尼亚海。沃尔登伯格终于大笑起来。

“施迈塞尔型自动枪，”他说，“该死的施迈塞尔，你已哑了多少年啦！”

“不错，可它们马上就要重新响起来了。”塞姆勒说。沃尔登伯格看上去若有所思。

“你知道，”他沉默了半晌后开口说，“我真希望能和你们一起登陆战斗。”

第二部百日行动第十九章

香农进来时，西蒙·恩丁正看一份那天早晨他飞赴罗马前在伦敦买的《泰晤士报》。爱克赛西亚旅馆的客厅里几乎空空荡荡，绝大多数近晌午时才喝咖啡的旅客，都到平台上欣赏近在飓尺的罗马混乱的交通，人们大声喊叫着，以使对方能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听见自己的话音。

香农选择罗马作为与恩丁会晤的地点，完全是因为它东近杜布罗夫尼克，西临马德里。他从未有幸光临于此，因而不禁对那本把罗马吹得天花乱坠的导游小册子感到纳闷不已。眼下这座城市里至少有七起不同的罢工，其中之一是清洁工人组织的，大街小巷满是果皮和其他垃圾，整个城市在骄阳的照耀下散发着阵阵恶臭。

他在恩丁身边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愉快地享受着在苦熬了一小时出租汽车的闷热之后大厅里迎面扑来的冷气。恩丁在一旁翻着白眼看他。

“你失去联系的时间够长了，”他冷冷地说，“我的同事已在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溜之大吉了，那可不是聪明人的举动。”

“在我有事要汇报前，没有和你接头的必要。那条船肯定不可能在海上飞来飞去，它得花上不少时间才能从土伦赶到南斯拉夫，在这段时间内毫无汇报的必要。顺便问一下，你把那些海图带来了吗？”香农说。

“少不了你的。”

恩丁指指身边椅子上胀鼓鼓的手提箱。

接到香农从汉堡的来信后，他一连跑了几天伦敦利登霍尔大街上三家第一流的海图公司，分批买下了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到南非开普敦的非洲沿海全部海图。

“你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海图？”他恼火地问，“其实只要一两张就足够了。”

“为了保险起见。”香农简单地答道，“如果你或我在过海关时遇上检查，或者假使船停在港口时遇上了登船搜查，单独一张海图就可能把航行目的地给暴露出来。有了这么多海图，包括船长和船员们在内，谁也不可能发现我究竟对非洲海岸上哪一部分感兴趣，我一直要到最后关头非说不可的时候才会告诉他们。到时，他们再想要什么花招就已太晚了。你还带了幻灯片吗？”

“带了，当然带了。”

恩丁的另一件工作是将香农在赞格罗时弄到的所有画片、克拉伦斯的地图和草图、以及赞格罗沿海的其余部分都制成幻灯片。

在土伦时，香农已亲自把他在伦敦机场免税商店买的一架幻灯机送上了“托斯卡那号”。

他向恩丁汇报了离开伦敦后的全部活动，其中包括他在布鲁塞尔的停留，在土伦把自动枪和其他物资装上“托斯卡那号”的情况，在汉堡和施林克尔、贝克分别商谈的结果，以及几天前在南斯拉夫的普洛切港把军火弄上船的经过。

恩丁静静地听着，不时对香农汇报的要点作下笔记，以供他自己以后向詹姆斯·曼森爵士汇报之用。

“‘托斯卡那号’目前在哪里？”他终于发问道。

“现在应该在撒了岛南面略偏西一点的海面上，正在驶往巴伦西亚的途中。”

香农继续谈了他今后三天的计划：在巴伦西亚装上40万发9毫米子弹后就驶向目的地。不过他只字未提他手下的一个人已经在非洲了。

“现在该轮到我向你打听几件事了，”他对恩丁说，“进攻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黎明时分会怎么样？我们肯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某个新政权应该尽快接过大权，在总统府建立起来，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和新政府成立的消息。”

“这些都已想到了，”恩丁轻描淡写地说，“实际上，新政府是整个行动的关键。”

他从手提箱里取出三大张打满了字的纸。

“这些是给你的指示，从你攻下总统府、消灭或者击溃军队和卫兵时候起的行动计划。读一遍，记住它，然后在我们分手离开罗马前烧掉这些纸。你得把全部东西都装在脑袋里。”

香农的目光飞快地扫过了第一页纸，上面毫无使他惊讶之处，他早已估计到曼森想推上总统宝座的那个人一定是博比上校。显然，这上面提到新总统时只是简单地用“X”来代替，但他深信此人一定就是博比上校。计划的其余部分，据他看来简单得不值一提。

他抬起头来瞥了恩丁一眼。

“你到时候在哪里？”他问。

“在你的北方100英里处。”恩丁答道。

香农明白恩丁是指将在赞格罗北方邻国的首都等待，从那儿，有一条公路沿海岸直达两国边境，再通向克拉伦斯。

“你保证能收到我的电讯吗？”他问。

“我将带上一台功率强大、收听范围极广的手提式半导体收音机，我打算买上一台‘布朗牌’质量最好的收音机。假如发射波的频道和频率对头，它肯定能收到那个范围内所有的广播。一部船用电台的功率非常强大，发射的信号即便在两倍于此的距离上也能清楚地收到。”

香农点点头，继续读了下去。全部阅完后，他把纸放在桌上。

“看上去倒头头是道，”他说，“不过有件事得先讲清楚：我将在规定的时间里，用指定的频率从‘托斯卡那号’上的电台进行播音，届时船将在距岸边的五六英里的海面上漂泊，如果你听不见我的呼叫或者空间静电干扰太大，那可不是我的责任，一切都得看你能否收到我的信号。”

“一切都得看你是否广播。”恩丁反驳道，“决不会出问题的，我们已进行过实际试验，我的收音机肯定能收到‘托斯卡那号’上的电台在100英里外发射的电波。也有可能你的第一遍呼叫我没收到，但如果你重复30分钟，我决不会收不到。”

“那就这样吧。”香农说，“最后一点：克拉伦斯城里发生的事不可能很快就传到边境哨所。换句话说，到那时守卫边境的还是文杜族哨兵，怎样才能通过他们的盘查可是你的事儿了。此外，你们过了边境后，尤其是在快到克拉伦斯时，说不定会在路上碰到被我们击溃的残兵败将，虽说那都是些逃向丛林的惊弓之鸟；但仍然有一定的威胁性，假定你们无法对付呢？”

“没问题，我们会带上帮手的。”恩丁答道。

香农对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估计：为了将来在赞格罗采矿的需要，曼森会替恩丁配上帮手的。作为公司的一名高级负责人，他们会给他提供一辆卡车或者吉普，也许还会给他装备两支大口径连发猎枪。香农第一次这样想，恩丁说不定会随身带上几个打手来保护他那条狗命。

香农记住了密语和电台频率后和恩丁一起在男厕所里把这几张纸烧了。一小时后，他们分手，彼此再也没啥可谈的了。

马德里市区一幢大厦的六层楼上，坐落着西班牙陆军部军火出口处的办公室。花白头发的出口处主任安东尼奥·萨拉泽上校，此时正端坐在写字台前，逐字逐句地细阅着文件。上校生来头脑简单，只知奉公守法，尽忠职守，献身于自己的祖国——他心爱的西班牙。他心目中的西班牙便是佛朗哥，在他看来，这位身材矮小。老态龙钟、正襟危坐在马德里市郊豹宫内的大元帅，就是民族的象征，正义的代表，真理的化身。安东尼奥·萨拉泽是个铁杆佛朗哥分子。

他已年逾58岁了，距退休只有24个月的光景。当年佛朗西斯科·佛朗哥率领部下在富恩希罗拉海滩登陆时，他是其中成员之一。那时的佛朗哥——如今的西班牙元首——是被共和政府作为叛乱者驱逐出境的，他带着人马打回来，发动了一场反对马德里共和政府的内战。当时追随他的人寥寥无几，都被共和政府缺席判处了死刑，而且也确曾濒临过绝境。

那时，年轻的萨拉泽中士是个地道的好兵，他对一切都从来不闻不问，只管坚决执行上司所有的命令，冲杀在战场和刑场上。他虔诚地笃信上帝、圣母玛丽亚、西班牙和佛朗哥。

在另一支军队，另一个时代时，他至多只能在退休前混到上士。然而，命运驱使他走进了内战时期的佛朗哥军队，使他在战争结束时就获得了上尉军衔——当时的最高军阶之一，并且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他出身于货真价实的工农家庭，受过的文化教育几乎等于零，但今天终究晋升到了上校，对此他感激涕零。目前他担负的工作在西班牙国内纯属绝密，无论何时何地，从没有哪个普普通通的西班牙公民会听说他们的祖国竟向几乎所有的买主大量出售武器。在大庭广众，西班牙总是对国际军火交易深表遗憾，谴责这是违反人道的行径，是给如今已被战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这个世界雪上加霜。但是暗地里，西班牙政府却从军火交易中大发横财。安东尼奥·萨拉泽便是西班牙政府能够委以如此重任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受命执掌审核大权，最终决定是否颁发出境执照，并对这一切守口如瓶。

面前的这份公文已在他手里停留四周了，这份卷宗里的各类文件，分别由国防部、外交部和财政部审查过。国防部证实9毫米子弹并非秘密武器，虽然他们不明白当局何以要提这一问题；外交部肯定，伊拉克共和国拥有9毫米子弹，将丝毫无损于西班牙的现行外交政策，尽管他们也不知这一问题的用意；至于财政部，只是简单地去查看了一下西班牙大众银行的某个账户上是否已收到并结清了一笔美元。

这份公文最上面一页是张申请报告，请求将一些木箱从马德里运往巴伦西亚，装上一条名叫“托斯卡那号”的货船出口。压在这张申请下面的，便是他亲笔签发的出境执照。

他扫了一眼坐在对面的一个文职官员。

“为什么要变动？”他问。

“上校先生，这只是因为在未来两周内巴伦西亚港实在无法提供一个泊位，港区已挤满了船。”

萨拉泽上校在喉咙里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巴伦西亚港每到夏季总是拥挤不堪，附近甘西亚地区无数柑桔要从这里装船出口。可他仍然厌烦这个变动，他喜欢照章行事。他也厌烦这笔生意，这批订货对于一个国家的全部警察部队来说，是太小了，实在微不足道，仅够1000名警察打上一小时的靶。他也不信任施林克尔，他对这个老滑头是了如指掌。有一次这家伙同陆军部洽谈一笔交易时，私自加进了一批订货，其中包括替叙利亚买的10000多发炮弹。

他又翻阅了一遍眼前的公文。窗外，教堂的大钟敲了一下。1点了，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他还是没能看出什么差错，连那份“最终使用人证书”都毫无问题，所有文件上都有与之相符的大印。他只希望能从哪里挑出一星半点毛病，无论是从“最终使用人证书”上或者是从那条货轮所属的轮船公司中。可惜一切都无懈可击。他无可奈何，终于做出了批准的决定，在申请报告上胡乱涂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卷宗塞回到那个文职官员手中。

“行了，行了，”他咆哮道，“改在卡斯特利翁。”

“我们只好把装船的港口从巴伦西亚改在卡斯特利翁了。”两天后的一个晚上，约翰·施林克尔对香农说，“如果你坚持要把装船安排在20号，那就别无选择，只好如此。几周来，巴伦西亚港一直拥挤不堪。”

“猫儿”香农坐在蒙得纳罗旅馆这位德国军火商房间里的床上。

“卡斯特利翁在哪儿？”他问。

“沿海岸向北走40英里。它比巴伦西亚港小一些，但要清闲得多。对你来说，它也许要胜于巴伦西亚港，因为装货的速度大概会更快些。巴伦西亚港的那位船运代理人已得到通知，他将亲自北上去卡斯特利翁监督装船。只要‘托斯卡那号’用无线电和巴伦西亚港一联系，有关方面就会把变换港口的事告诉它。假如船得知消息后迅速改变航向，只需多花两小时便能抵达卡斯特利翁港。”

“那我上船的事怎么办？”

“唔，那可是你自己的事了。”施林克尔说，“不过我还是已经告诉那个代理人说，有个10天前在布林迪西港离开‘托斯卡那号’的水手正准备在此重新上船。我也已经通知他，水手名叫基思·布朗。你的证件办得怎么样啦？”

“好了，完全符合手续，包括护照和商船海员证。”

“卡斯特利翁港海关办公室20号早晨一开门，你就会发现那个船运代理人的，”施林克尔对香农说，“他叫莫兹尔先生。”

“马德里这一边的情况怎么样？”

“弹药将于明天，也就是19号晚上8点到午夜之间由陆军来人监督装车。午夜装车完毕后在军队押运下出发，次日清晨6点港口上班时到达卡斯特利翁港区大门。如果‘托斯卡那号’没有误点，那它应该在夜里就已进入港口停泊好。运弹药的是辆民用卡车，是我常打交道的那家运输公司的车，他们办这种事很有经验，效率很高。我己吩咐过那家运输公司的经理，要他亲眼看着押运车队离开仓库，然后立刻给我来电话。”

香农同意了，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能会失误的地方。

“到时候我再来。”说完，他告辞了。

那天下午，他从一家著名的国际租车公司马德里办事处租了一辆奔驰高速汽车。

第二天夜里10点半，他来到蒙得纳罗旅馆和施林克尔一起静候电话。两人都有些坐立不安，这是人们在一项精心安排的计划胜利在望时必然面临的心境；因为他们时刻担心，就在最后一瞬间会出现某个意外而使全局功亏一篑。施林克尔对此事的关心程度决不亚于香农，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他明白，万一出了大问题，当局很可能会下令全面审查他搞来的“最终使用人证书”，而那份证书绝对经不起如此审查。西班牙政府只要和伊拉克内务部一联系，一切都得完蛋。假如他在此事上露出马脚，那么他和西班牙政府商定的其他一些相比之下利润远为可观的合同肯定就会告吹。想到这里，他再次为当初没有回绝这笔生意而懊恼不已。可是和绝大多数军火商一样，他也极其贪婪，见钱眼开，从不肯放过任何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对他来说，见钱不赚，宛如刀割他的心头肉。

已是午夜时分了，仍然没有电话。又过了半小时，还是音信全无。香农焦躁不安地在室内来回踱步，向坐在他身边喝着威士忌的这个大腹便便的德国佬咆哮着，发泄胸中的怒火。12点40分，电话铃响了，施林克尔扑上去抓起话筒，用西班牙语说了几个字，然后等待着。

“是谁？”香农急促地问。

“停一下。”施林克尔挥挥手叫他别吭声。接着，电话另一端换了个人，双方开始用香农听不懂的西班牙语交谈起来。最后，施林克尔眉开眼笑，对着话筒连说了几遍“谢谢”。

“货已上路了。”他放下话筒后说，“押运车队15分钟前离开仓库，驶向卡斯特利翁。”

他话未说完，香农已冲出了房门。

虽然在马德里通往巴伦西亚的这段高速公路上押运车队时速可达100公里，但它仍然远非奔驰轿车的对手。香农花了40分钟，驶出道路纷繁杂乱的马德里郊区，他估计车队由于熟悉路，花在这儿的时间要比他少得多。但是驶上高速公路后，他就把奔驰的速度加快到每小时180公里。一路上，当他超过成百上千辆隆隆驶向海边的卡车时，他都逐一仔细端详着，终于在距巴伦西亚40公里处，雷奎那镇稍过一点的地方发现了自己要找的车队。

他的车灯照亮了一辆盖着篷布的8吨载重卡车和紧跟在后面的军用吉普。当他疾驶过卡车时，注意到了车身一侧的名字和施林克尔说的那家运输公司完全相符。卡车前面还有一辆军车，这是一辆四个门的大轿车，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车后边坐着个军官。香农一脚踏下加速器，奔驰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前方。

到达巴伦西亚后，他绕过这座正在熟睡的城市，按照路标，开上了通向巴塞罗那的“E26号”公路。高速公路就在巴伦西亚北面结束了，他只好跟在运柑桔的卡车和赶早的农场车辆后面缓缓行进，驶过了萨贡特附近古罗马军队用巨石建成的威武、神奇的堡垒，这堡垒后来又被摩尔人改建成伊斯兰教的要塞。4点刚过，他来到卡斯特利翁城，沿着写有“港口”字样的路标向前驶去。

卡斯特利翁港距市区5公里，有一条狭窄然而笔直的公路通到那儿，公路尽头便是港口和码头，其他一无所有。

和别的地中海港口一样，卡斯特利翁也分隔成三个部分：商港、游港和渔港。商港在左边，面临大海。如同所有的西班牙商港，它也围有一圈栅栏，大门口日夜守卫着全副武装的民防士兵。港区中央坐落着港务长办公室，旁边是附设餐厅的游艇俱乐部。从办公室向外望去，一侧是商港，一侧是游港和渔港，后边的堤岸上是一排货栈。

香农转向左面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他钻出汽车步行前去，在环绕着商港的栅栏中间找到了大门。大门紧锁着，门内的岗亭里有一个正在打瞌睡的哨兵。他透过铁栅向里望去，发现了停泊在港口最边缘的“托斯卡那号”，不由宽慰地长舒了一口气，一屁股坐下来等待6点钟开门。

6点差一刻时，他又来到了大门边，冲着里面那个民防军哨兵微笑着点点头，可对方只是冷眼回望着他。在朝阳的照耀下，他已能看见正向港口驶来的军用大轿车、卡车和吉普。车队在百码之外停了下来，跳下七八个士兵，围着车乱转。6点10分时，开来一辆小轿车，在大门边刹住，鸣着喇叭。接着，车中钻出一个身材矮小、衣冠楚楚的西班牙人，香农迎上前去。

“是莫兹卡先生吗？”他问。

“是的。”

“我叫布朗，是准备在这儿上船的那个海员。”

西班牙人皱起眉头。“什么？你说什么？”

“布朗，”香农坚持道，“托斯卡那号。”

西班牙人舒展开眉头。

“啊，不错，是海员吧，请。”

此时大门已开，莫兹卡掏出证件，然后指指香农，叽哩咕噜地对哨兵和开门的那个海关人员嘀咕了一会儿，香农几次听到了“海员”这个西班牙字眼。他们检查了他的护照和海员证，让他跟随莫兹卡来到海关办公室。一小时后，他上了“托斯卡那号”。

9点钟时，海关当局事先未打招呼便对船上进行了一次搜查。他们把船长的运货单拿去进行检查，结果未发现漏洞。从马德里开来的车队停在码头边上，为首的是个瘦长身材的上尉。此人薄嘴唇、黄脸膛，长得就像个摩尔人。只见他和两个海关官员商谈了一阵，后者便登上船来，莫兹卡跟在后面。他首先核实了一下船上的物资是否与运货单相符，然后检查了船上所有的旮旮旯旯，但没有查看主货舱的地板下面。他们还到贮藏室看了看，打量了一会儿里面放着的一堆铁链、油桶、油漆罐，关上了门。搜查进行了一小时，引起他们生疑的是，为何沃尔登伯格船长在这么一条小小的船上雇了七个人。船长解释说，杜普里和弗拉明克是轮船公司的职员，由于在布林迪港错过了船，所以顺便搭上了前往叙利亚拉塔基亚的“托斯卡那号”，准备中途在马耳他下船。他俩都没有海员证，因为他们把身边所有的东西都丢在原来乘的那条船上了。当问起那条船叫什么名字时，沃尔登伯格随口说了一条他曾在布林迪西港见过的船。几个西班牙人听了后都没吭声，只是抬头望着他们的负责人，听候指示。那人瞟了一眼上尉，耸耸肩，然后下了船。20分钟后，开始装货。

中午12点半，“托斯卡那号”慢慢地滑出卡斯特利翁港，转舵向南，驶往圣安东尼奥角。“猫儿”香农斜倚着艉栏，看着岸上一望无际碧绿的柑桔园，缓缓地向船后走去，心里百感交集。他想到，如今一切终于都已完结，从现在起，谁也无法再阻拦他了。卡尔·沃尔登伯格从他身后走来。

“这是最后一个要停的地方了吗？”他问。

“这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得不打开货舱的地方。”香农答道，“我们还得在非洲沿海载上几个人，但到时候只须停在航道上就行，那些人将乘小艇上来，都是些专在甲板上装卸货物的当地工人，至少他们是作为这些人上船来的。”

“我身边带的海图最远只够用到直布罗陀海峡。”沃尔登伯格提出异议。香农拉开身上防风外套的拉链，掏出一卷海图，大约占恩丁在罗马交给他的一半。

“这些，”说着他将图纸送了过去，“将够你最远用到塞拉利昂的佛里敦，那儿就是我们停下来搭乘几个当地工人的地方。请你于7月2号正午前把船开到那儿，那是约好的时间。”

船长转身回舱房计算航程和速度去了，香农独自站在艉舷旁。成群结队的海鸥，轮番在船尾追逐着，寻找正在厨房内准备午饭的西帕内亚尼扔下的零星食物。它们呱呱尖叫着，扑下来抢夺漂浮在浪花上的面包和蔬菜残屑。

无论是谁，此刻只要侧耳细听，准会听见在海鸥刺耳的尖叫声中有人在吹着口哨，那是一支小调，名叫《西班牙的哈莱姆》。

这时，在遥远的北方，另有一条轮船收起锚链，在领港员的指引下慢慢地驶出了阿尔汉格尔港。这是一条仅有10年船龄的5000吨货轮“科马洛夫号”。

岸边的码头和货栈渐渐朝后退去，船长和领港员并肩站在船首温暖、舒适的桥楼里，各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注视着通向公海的航道。舵手不断根据领港员的指令把握着航向。在他的左侧，雷达荧光屏上绿光闪闪，扫描波跳跃着，显示出前方的海洋和更远处即便是在盛夏也永不消融的冰山。

船尾镰刀斧头国旗下站着两个人，他们斜倚着栏杆，看着这个俄国港口缓缓退向身后。伊万诺夫博士紧咬着口中黑色香烟上的纸质过滤嘴，用力嗅着海上清新、盐渍的空气。两人都穿着厚厚的衣衫，尽管时令方才6月，但白海上刮着的冷风，仍然使人无法只穿衬衫。博士身边的是位年轻的技术员，此刻他正满怀激情，憧憬着他的首次海外之行。

“博士同志。”他扭过头来对伊万诺夫说。

伊万诺夫拿下嘴上的烟蒂，扔进了浮动着泡沫的海浪里。

“我的朋友，”他答道，“我想既然我们现在到了船上，你可以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叫我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好了。”

“但是在研究院……”

“我们现在不是在研究院，是在一条船上。不管是在这儿，还是未来几个月在丛林中，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相当紧密的小圈子里。”

“我明白了。”年轻人应声道，但这丝毫未打消他的热情。“您曾去过赞格罗吗？”

“没有。”他的上司回答说。

“可您去过非洲呀！”年轻人坚持道。

“是的，到过加纳。”

“那里是个什么样？”

“到处都是丛林、沼泽、蚊子、毒蛇，以及那些连你说的半个字都听不懂的土人。”

“可他们说英语，我们两边都会讲英语。”

“在赞格罗不行，那儿的人不说英语。”

“哦。”这个低级技术员曾从研究院巨大的图书馆里借过一本百科全书，读遍了书上全部有关赞格罗的词条。

“船长告诉过我，假如我们抓紧时间，可以在22天后赶到那儿，那正是他们的独立日。”

“他们干得好啊。”说完，伊万诺夫转身走开了。

过了斯巴泰尔角，从地中海驶进大西洋后，“托斯卡那号”给直布罗陀港发了一封电报，请他们转发给伦敦的沃尔特·哈里斯先生。电文只是简单地说：“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令兄病已痊愈。”这是暗语，意思是“托斯卡那号”已准时出发。假如电报上是说“令兄身体略有不适”，便指船虽已起航但误了时间，或者遇上了麻烦。如果不发电报，则意味着船未能从西班牙水域脱身。

那天下午，在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会议。

当恩丁报告了这一消息后，这位大亨开口说：“干得好。香农现在还剩多少时间？”

“还有22天，詹姆斯爵士。现在是时间表上的第78天，香农原定第80天从欧洲出发，那样的话，他剩有20天时间。他预计海上航行大约需16到18天，这当中包括因气候不好或发生故障引起的耽搁。即使是按他自己保守的估计，他眼下也还有4天余地。”

“他会提前发起进攻吗？”

“不会的，先生。进攻仍然是放在第100天上。如果有必要，他将把多余的时间用来在海上漂泊。”

詹姆斯·曼森爵士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那套租下的公寓房间怎么办？”他问。

“已安排好了，詹姆斯爵士。”

“那么，我看你就没有必要在伦敦再待下去了。上巴黎去办一张到科托努的签证，然后飞到那儿找上我们的新雇员博比上校，陪你到赞格罗的邻国去等待。假如看上去有些动摇，就再给他些钱。

“你先到那儿住下，备好汽车和猎枪。当你收到香农准备在那天晚上发动进攻的信号时，把消息告诉博比，让他以博比总统的身份在那份采矿租约上签字，签字日期要弄得比真实时间迟一个月，然后把所有三份文本分别用三封挂号信寄给我。

“在收到香农成功的信号前，你一定要把博比牢牢地控制在手上，然后你们就可以动身了。暧，你打算随身带上的那个保缥的情况怎么样？他准备好了吗？”

“好了，詹姆斯爵士。他对到手的钱心满意足，已准备就绪。”

“此人是副什么尊容？”

“与他的职业正相称，就是我要找的那种人。”

“要知道你还可能会碰到问题的。香农手下所有的人都会和他抱成一团，至少那些在战斗中没有丧生的人。他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恩丁得意地笑了。

“香农的人将跟着香农走，而我却可以牵着他。和所有的雇佣兵一样，他也有他的价钱。我会痛痛快快地把那笔钱给他的，但不是在赞格罗，而是在瑞士。”

恩丁走后，詹姆斯·曼森爵士俯视着窗外市中心商业区的景色，揣摩着这个世界上是否真有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他还从未遇过这样的人。一位老前辈当年曾这样对他说过：“在金钱和武力并用之下，世上决无不动心之人。”自从他飞黄腾达后，他曾与政客、将军、记者、编辑、商贾、教士、企业家和大贵族、普通工人和工会官员、黑人和白人、幕前和幕后的打过多少次交道，又有哪一次未能证实这一信条？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西班牙航海家从此经过，他由海上打量时，发现陆地上这座遮住了东升旭日的大山，形状颇像一只狮子头，他于是便把这片陆地称为“狮子山”，并将这一名称传了下去。从此，这个国度便以“塞拉利昂”著称于世。后来，另有一个看见这座山的人，大概因为光线不同或者眼光不一，觉得它像是一个巨大的光环，因而把它叫做“光环山”，这个名字也传开了。又过了若干年，有一个白人异想天开，心血来潮，把建在这座大山影子下的城市命名为“自由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7月2号，也就是香农计划中的第80天，刚过正午，“托斯卡那号”便来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海岸外的三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抛锚停了下来。

从西班牙出发后，一路上香农命令所有的物资都原封不动地放着，以防万一在弗里敦会遇上搜查。虽然他们在这个港口既不装货也不卸货。他们已把弹药箱上的西班牙文全部擦掉，用细砂纸将木箱表面打磨干净，再用模板在上面重新印上字，说明箱内装的是供喀麦隆海上油井钻机使用的配件。

香农在途中仅仅吩咐大家做了一件事——把混装在一起的服装分类整理好，并且打开了那只盛着帆布背袋和背包带的木箱。西帕内亚尼、弗拉明克和杜普里动手把帆布背袋裁成一块块的布片，再用精针把它们缝制成20只又长又窄的小口袋，每只可放一枚火箭弹。这些奇形怪状、令人费解的长口袋和碎抹布一起，堆在小小的储藏室里。

他们还把比帆布背袋小一些的军用背包也做了改动，剪去了上面的背包，只留下肩带、胸带和腰带。然后他们在肩带和腰带之间缝上交叉形的托带，大小可放进一只迫击炮弹箱，最多可装20发炮弹。

他们在距岸边还有6英里时，把“托斯卡那号”即将抵达的消息电告给了弗里敦港港务长办公室，港口当局准许他们人内，但只让他们停泊在码头区外。这是因为“托斯卡那号”在此无货装卸，仅仅是来搭载甲板工人的，所以无需占用港口宝贵的码头设施。

弗里敦是西非沿海输出甲板装卸工最多的港口之一，这些肌肉结实的工人精通索具和绞车的使用技术，是常年累月往返于这一带沿海小港口装运木材的货轮离不开的帮手。他们在弗里敦乘船外出工作，干完活后带着工资返回家园。由于这一带有上百个港口全都缺少相应的码头设施，因此船到这儿来装货只好使用自己船上的大型起重吊杆和绞车。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热带的高温令人汗如雨下，船上的白人水手根本不愿承担这种苦差，而当地的土著劳动力不是难以招募就是对这种活计一窍不通，因而来此装货的船总是随船带上塞拉利昂装卸工人。途中，他们露宿在甲板上，吃饭自己动手烧，洗澡在船尾简单地用水冲一冲，无须船上为他们提供任何生活方便。正因为如此，当“托斯卡那号”声称是来搭载甲板工人时，港口当局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

船抛锚停稳后，香农浏览了一遍沿岸的景色，发现满目皆是东倒西歪的小屋，看来港湾四周就是这个国家首都的贫民窟。

天空沉云密布，但未下雨，闷热的空气使人觉得仿佛置身于暖房之中。香农浑身上下汗得湿透，他明白，从这里开始衣服就甭想有干的时候了。他的目光最后停留在海滨中心一座俯瞰港湾的大型旅馆上。如果朗加拉蒂现在已到了这座城市，那么这幢面临大海的建筑物，定是他栖身等候的地方。不过，也许他尚未到达，那就糟了，因为他们总不能在此永远等着。假使日落后他并没有按预定方案那样出现，他们就只好想办法找个借口继续待下去；比如说船上的冰箱坏了，不能想像哪条船能在冷藏系统失灵的情况下出航。香农将视线从旅馆转向停在码头的一条远洋货轮上，几条补给船正围着它团团转。

其实，朗加拉蒂早在“托斯卡那号”停稳前便已发现了它。这时，他正从堤岸上往城里走去。他来此已有一周，找到了香农交代给他的全部人员。与一般的塞拉利昂人不同，这些人不是来自同一个部落；但这并不会惹人生疑，不同部落的人一起外出干甲板装卸工，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儿。

2点刚过，从海关驶来一艘小艇，艇尾站着个身穿制服的官员，此人便是海关助理主任。他脚着耀眼的白色长统袜，身穿咔叽短裤和紧身束腰上衣，肩章闪闪发光，笔挺的大沿帽下露出一张乌油油的脸，咔叽短裤和白长统袜之间可以看见两只黝黑的膝盖。香农迎上前去，自称是船主的代表，与他彬彬有礼地握手后，把他请进了船长室。

三瓶威士忌和两条香烟早摆在桌上等着他了。海关官员扇了两下，在冷气机前舒服地喘了口气，惬意地呷着啤酒，漫不经心地扫了眼那张崭新的运货单，那上面写着，“托斯卡那号”是在布林迪西港装上机器零件前往海湾石油公司在喀麦隆近海的油田的，不过只字未提南斯拉夫或西班牙。开列在运货单上的其他物资是橡皮艇、舷外发动机和各类热带服装，都是供应钻井工人所需的；船返航时打算在象牙海岸装上一些可可、咖啡带回欧洲。海关官员未提任何异议，他取出官印，用嘴对着哈了口气，使劲地盖在运货单上。一小时后，他食品袋内装着那些作为礼品的香烟和酒，扬长而去。

傍晚，天渐渐地转凉了。6点刚过，香农辨别出有一条大舢板正从岸边向海上划来，两个本地人坐在舢板中部用力划着桨，他们是专干送客上船这一生意的。舢板尾部坐着另外七个非洲人，各自紧抓着膝盖上的行李卷，船首单独坐着一个白人。当舢板轻巧地靠上“托斯卡那号”船身后，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敏捷地沿着放下来的绳梯爬上船来。

舢板随海浪上下浮动着，行李卷一个个被提上船来，然后七个非洲人也鱼贯爬上。弗拉明克、杜普里、塞姆勒不顾可能会被岸上的人看见，亲热地和这些非洲人打着招呼，这些人也是笑容满面，看上去和雇佣兵们一样兴高采烈。沃尔登伯格和他手下的船员们在一旁惊讶地注视着。香农做手势叫船长赶紧把船开向大海。

夜幕降临后，“托斯卡那号”劈波斩浪向南驶去。七个非洲人在主甲板上坐在一起，尽情地享受着海上吹来的阵阵凉风。香农一一对沃尔登伯格介绍了这几个新上船的人。雇佣兵们和他们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之中有六个是年轻人：约翰尼、帕特里克、金贾（绰号“生姜”）、森迪、巴塞络梁和蒂莫西。

这六个人过去都曾和雇佣兵们一起战斗过，一个个都是欧洲士兵们亲手训练出来的。他们久经战阵，无论战斗多么激烈也决不畏缩，对上级绝对忠诚。与他们相比，第七个非洲人笑得要少些，年龄也大得多，举止中带着一股自信的尊严。香农称他为“博士”，他也忠实于自己的领袖和人民。

“国内情况如何？”香农问他道。

奥凯博士悲戚地摇摇头。“不妙啊。”他回答说。

“明天我们就开始工作，”香农告诉他，“我们将开始准备明天。”

第三部灰飞烟灭第二十章

在余下的这一段海上航程中，“猫儿”香农迅速抓紧时间，着手将全船人员组织好。除了那个他称为“博士”的中年非洲人外，其余都被他编成几个小组，每组任务各不相同。

马克·弗拉明克和库尔特·塞姆勒动手敲掉那五只绿色的“卡斯特罗尔”牌油桶的假桶底，打开油桶，取出了分藏在五只桶内的100支自动枪和500只弹匣。然后，他们将桶内剩下的润滑油倒进几个小罐，留待船上轮机使用。

在那六个非洲士兵的协助下，两人解开绑在枪身上的胶布，仔细地擦净油污。待到这100支枪全都擦得锃亮时，六个非洲士兵也已学会如何使用这种性能优良的施迈塞尔型自动枪了，其熟练程度决不亚于他们在任何一次武器操作训练中所能达到的水平。

他们接着打开了10只装着9毫米子弹的箱子，大家围坐在甲板上把子弹上进弹匣。每只弹匣的容量为30发，这样10只箱子内的15000发子弹正好全部装在这500只弹匣内，现在这些弹匣随时都可使用了。然后，他们点出了80支枪放在一旁。与此同时，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正在一套一套地整理着从货舱内搬出的大捆大捆的军服。每套军服包括两件紧身汗衫、两条短裤、两双袜子。一双靴子、一条军裤、一顶贝雷帽、一件军用夹克、一条睡袋。军服整理完毕后，捆好分别塞进每条睡袋里，再在里面放上一支内裹油布、外套塑料袋的自动枪和五只装满子弹的弹匣，最后系好睡袋开口处，把它们堆放在一起。每只睡袋里，包括了一个未来士兵所需要的全部武器装备。

20套军服和20支枪及100只弹匣被另放在一边，这是准备留给突击队自身使用的。虽然突击队仅有11名成员，但余下的武器装备一旦需要，可以给船员们使用。朗加拉蒂曾在军队和监狱里学会了一手针线活儿，现在他替突击队员们轮流缝改着军服，使他们穿上后都能合身。

杜普里和甲板水手西帕内亚尼一起拆着几只装弹药用的木箱，把拆下来的木板拿到了那三台60马力的约翰逊牌舷外发动机旁。想不到西帕内亚尼的木工手艺还颇为不错，他和杜普里一起按照发动机的大小仔细地把木板钉成可以罩在发动机上的箱套，再在木板的缝隙处塞满从随身带上船的床垫里拆下来的泡沫塑料。这么一来，发动机的排气声可以通过水下排气管消除，而机械噪音也可以被这种消音罩大大降低。

弗拉明克和杜普里完成各自的任务后，便开始摆弄起他们即将在战斗中使用的武器来。杜普里取出他那两门追击炮，练习如何熟练地使用炮上的瞄准装置，他虽从未用过这种南斯拉夫制造的迫击炮，但却宽慰地发现这种炮构造简单，操作方便。他还拿出了70发炮弹，逐一作了检查，并在弹头上装好触发引信。

然后他把这些已准备好的炮弹重新放回箱内，再把两只炮弹箱交叠在一起，装进他用两个月前在伦敦买来的军用背包改制成的背袋里。

弗拉明克正全神贯注地摆弄他的两具火箭筒。实际上，由于重量关系，他只能带上一具参加战斗；因为各人的武器装备都得自己背负。此刻他正站在艏尖舱内，用火箭筒上的准星瞄着船尾高矗的旗杆顶端。他细心地调整着瞄准装置，直到确信能在200米的距离上至多两发便可摧毁目标为止。他已挑好帕特里克做他的副手，他俩过去曾井肩战斗过，彼此很熟悉，而且合作得很好。到时候，帕特里克除了要背10枚火箭弹外，还得再带上自己的一支枪。弗拉明克本人也将带上两枚火箭弹，放在西帕内亚尼替他在腰带两侧缝上的两只长口袋内。

香农认真地把全部辅助器材检查了一遍。他看过镁光照明弹后，向杜普里交代了战斗时应如何使用。接着发给四个雇佣兵每人一只罗盘，并试用了一下雾笛和袖珍无线电步话机。

由于时间还充裕，于是他命令“托斯卡那号”逆风向大洋深处驶了两天，来到一处经船上雷达探明方圆20英里内没有其他船只的海域。当船除两舷稍微有些晃动基本已停稳时，每人都试射了一下各自手中的自动枪。白人士兵们过去都曾使用过至少半打各种不同型号的自动武器，与施迈塞尔型自动枪又相差无几，所以现在用起这种枪来毫不费事。非洲士兵们则花了不少时间。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过去从未接触过自动武器，仅仅使用过7.92毫米口径的单发老式毛瑟枪或北约军队通用的那种7.62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步枪。有个非洲士兵手中的自动枪射起来老是卡壳，香农干脆抓过来扔到海里，给他重新换上一支。这些非洲士兵每人打完900发子弹后，总算完全适应了这种枪，还纠正了非洲士兵们射击时常有的那种令人恼火的怪癖——闭着眼开火。

早先放在一边留待后用的那五只开了口的空油桶，现在一个接一个地被推下船尾，浮在海上成了靶子。无论白人黑人，大家都一起在百米开外，端枪瞄准这些靶子射击着，直到把桶身打得净是窟窿才歇下手。四只油桶被子弹穿得满是洞眼沉入大海，只剩下最后一只油桶仍浮在海上，这是马克·弗拉明克的射击目标。他叉开两腿，挺直身体，牢牢地站稳在后甲板上。等到油桶漂出约200米远，他把火箭筒放上右肩，右眼瞄着目标，心里判断着船在波浪里的起伏度。待到有把握时，他扣动扳机，射击了第一枚火箭弹。只见弹头紧贴着油桶呼啸而过，落在海里，炸起了一股高高的水柱。第二枚火箭正中油桶中央，只听“哨”的一声，弹头穿透金属桶身，爆炸时的巨响越过水面，传到他们的耳边。炸开的油桶碎片散落进附近的海中，溅起朵朵浪花。观望的人群齐声喝彩。弗拉明克咧嘴笑着转向香农，摘下戴着保护视力的眼镜，擦了一把脸上的油污。

“猫儿，你说过你需要敲开一扇大门吗？”

“不错，那可是一扇结结实实的木头大门。”

“我保证用手里的这玩意儿，替你把它砸成碎片。”这个比利时人满不在乎地答道。

由于刚才射击时发出了响声，因此香农命令“托斯卡那号”原地停泊一天，次日再起航。两天后，香农第二次让船停了下来。他们还在途中，就已把那三艘橡皮艇拖出船舱，充好气后并排放在主甲板上。三艘艇都是灰黑色的，原先闪闪发光的橘黄色艇首和两侧船舷下的同样颜色的厂标，都已涂上黑漆。

船停稳后，他们把三艘艇都放入海中试用了一遍。发动机装上小艇后，如果不套消音罩，400码外就会听见响声；然而一旦套上消音罩，再将发动机功率控制在四分之一以下，30码外就几乎听不到声响。不过，要是套着消音罩，把功率加大到二分之一，那么不出20分钟，机身便会超热；但此时如果再将速度降低下去，则发动机还可以再工作10分钟。香农自己驾驶着一艘橡皮艇在海上航行了两小时。他反复变换油门，摸索着该用多大的功率才能使小艇保持高速、低音。由于这种舷外发动机功率很大，他最终决定，行驶时只须将发动机保持在三分之一，功率便足够了，并建议大家，在距登陆点至少还有200码时，就减速到四分之一以下。

然后，他们在远达4英里的距离上试用了一下步话机。尽管此时气候很糟，空中沉云翻滚，雷声隆隆，步话机中干扰声很大；但交谈双方如果吐字清楚，说话速度放慢，仍能听清对方话音。香农同时还让那九个非洲士兵驾着这种小艇，分别在白天和晚上，用各种速度进行航行，以使他们能适应。

接下来进行的九次夜间演练最为重要。有一次，香农带着四个白人雇佣兵和六个非洲士兵，乘上一艘小艇向3英里外的海上驶去。此时“托斯卡那号”上灯光全闭，一片漆黑，仅在桅杆顶端亮着一盏小灯。小艇开出时，香农命令10个突击队员都用布务蒙上双眼，抵达地方后，让他们取下眼罩，给了他们10分钟时间来适应一下观察夜空和黑暗的大海。接着，他们降低速度，默不作声地驶回标志着“托斯卡那号”的那盏灯。香农坐在船尾，一手抓舵杆，一手握机柄，把发动机稳定在三分之一功率左右。在即将抵达“托斯卡那号”时，他把发动机降到了四分之一功率以下。此刻，他几乎都能感觉出坐在他身前的士兵们的紧张程度。谁都知道，眼前的情景就是突袭时实际状况的预演，到那时万一失利，决不可能再有补救的余地了。

回到甲板上后，卡尔·沃尔登伯格来到香农面前，两人一起看着，水手们借着手电筒的灯光，用绞车把小艇提上船来。

“我刚才仔细听了听，发现你们在200米外几乎全无声响，除非他们的哨兵极其警觉，否则你们无论在哪里登陆都准会成功。顺便问一下，你们究竟打算到哪里？如果还得驶上很远，我还需要更多的海图。”

“是该让你们大家都知道底细了。”香农回答说，“今夜我就把全部方案扼要说明一下。”

直到黎明时分，全体船员（除了这时还沉睡在机舱里的轮机师外）、七个非洲人和四个白人雇佣兵一起，在船上客厅内静听着香农介绍他的全部行动计划。他事先作好准备，架起了幻灯机，用幻灯图片讲解着。所用的幻灯片，有些是他在赞格罗时弄到的画片，还有的是他自己画的地图和表格。

他讲完后，大家全都默不作声，惟有缕缕蓝色的雪茄烟圈袅袅而上，透过舷窗，飘向舱外同样静谧的夜空。

终于，随着沃尔登伯格开口说了声“我的上帝”！大家七嘴八舌一齐开了腔。香农花了约一小时，回答所有的问题。沃尔登伯格想重新证实一下，万一行动失败，幸存者们能否回到船上，而“托斯卡那号”是否也能在天亮前就远远驶开。香农再次作了保证。

“我们只有相信你的话了，你真的能肯定他们既无海军又无炮艇吗？”他又问。

“我的话是可信的，”香农答道，“他们的确是一无所有。”

“是因为你没看见呢，还是……”

“肯定没有。”香农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我曾反复问过在那儿定居多年的人，他们肯定，既无海军也无炮艇。”

六个非洲士兵谁也没吭声。他们届时将紧随指挥自己的白人士兵，并且深信这些指挥员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第七个非洲人，就是那个博士，仅仅简单地询问了一下他该待在哪里，香农让他留在“托斯卡那号”上。四个白人雇佣兵提了一些纯属技术性的问题，香农一一用术语作了解答。

散会后非洲士兵们走上甲板，立刻倒在睡袋上蒙头大睡。香农对此暗叹不已，其实他早就时常羡慕他们这种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能进入梦乡的本领。博士和即将值下一班瞭望哨的大副诺比阿托走回各自的船舱。沃尔登伯格一头钻进了舵房，“托斯卡那号”再次开始向目的地驶去。现在，全部航程仅剩三天了。

五个白人雇佣兵全部聚集在后甲板上，他们一直继续讨论到太阳当空。大家全都赞同既定的作战方案，也都相信香农的侦察是精确无误的。当然，他们也深知，倘若打那以后条件有变，万一城防中有什么意外情况，或者总统府防御有了改进，那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干这种事儿非常危险，极其危险，出不得一星半点儿差错。他们明白，一到那时不是在20分钟内迅速取胜，就是不得已退回小艇，仓促逃命——假如还有谁能侥幸存活的话。他们深知，到时候毫无返回战场寻找伤员的可能性；一旦有谁发现伙伴中有人身负重伤、寸步难移，那么只有给他干净利落地补上一枪——雇佣兵们彼此之间最后的一件礼物。这比起被俘和在痛苦中慢慢地死去要爽快得多。这是流行在雇佣兵中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他们过去全都不得不如此干过。

正午前不久，他们分手返回了舱房。

第99天来临时，大家都早早起了床。香农半夜就已起身，来到沃尔登伯格身旁，注视着舵房里小型雷达的荧光屏上隐隐显出的海岸轮廓。

“我需要你把船一直驶到肉眼能看见首都南面的距离内。”香农对船长说，“明天早晨把船沿海岸向北开，这样，正午时我们就能到达这一头海域。”

说着，他用手指戳着赞格罗北方邻国的海岸线。经过20来天的海上航行，他已逐步开始信任起这个德国船长来。沃尔登伯格自从在普洛切收下那笔钱后，一直在全心全意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尽力完成任务。香农深信战斗进行时，这个船长定会将船停在距海岸4英里处，克拉伦斯南面不远的海面上，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一旦步话机里传来战斗失利的消息，他准会等到那些余生者们能驾着小船侥幸逃到“托斯卡那号”上后，再全速驶向公海。不过，既然香农实在抽不出人来留在船上监督，他也只有对沃尔登伯格深信不疑了。

香农已调好船上无线电台的频率，恩丁曾叫他在当天正午发出第一个信号。

清晨瞒珊而过，香农从船上的望远镜里，注视着赞格罗河人海口渐渐向后移去。沿这条漫长的海岸线，长着一片起伏不平低矮的红树丛。约莫9点钟光景，他从望远镜中看到绿色的海岸线上出现了一段空白，就在这空白之处坐落着克拉伦斯城。香农把望远镜依次递给了身边的弗拉明克、朗加拉蒂、杜普里和塞姆勒，他们轮流静静地细看了一会儿望远镜中这个模糊不清的灰白点，然后焦虑不安地在甲板上徘徊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紧张而又百般无聊地等待着，暗自祝愿能交上好运。现在他们离目标已如此之近，以至于他们随时都可投入战斗。

正午时，香农在电台上发出了信号。他面对送话器清晰地吐出了一个字眼“大蕉”。他在5分钟内，每隔10秒说一遍，然后停顿了5分钟，再照样重复一次；半小时内他共说了三次，每次都是5分钟。他暗自期望恩丁会在大陆上某个藏身之处收到这一信号，这个字眼意味着香农和他的人员已准时抵达目的地，并已做好作战准备，即将在翌日凌晨突袭克拉伦斯城和金巴的总统府。

西蒙·恩丁此时正在22英里外大陆某地一家旅馆的阳台上。他从手中“布朗牌”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香农发出的信号后，收回收音机上长长的套筒式天线，离开阳台回到房间。然后，他面对着正在室内等待的前赞格罗陆军上校安托万·博比，慢慢地、仔细地解释说，再过24小时，前上校先生就将成为赞格罗的新总统了。下午4点，博比和恩丁拍板成交。一想到上台后要如何狠狠惩办当初曾参与把他清洗出去的那些家伙，博比就不禁眉开眼笑。最后，他在一份同意将水晶山租让给博马克贸易公司独家开采10年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协议规定，在此期间无论公司赢利有多大，每年需缴纳给赞格罗政府的租金数量始终不变，而且赞格罗政府只能分享一丁点儿利润。与此同时，博比瞪大双眼，瞅着恩丁把一张注明由安托万·博比提取的50万美元的瑞士银行保付支票塞进一只信封，小心地封上口。

整个下午，克拉伦斯城都在忙着准备次日的独立纪念日庆祝大典。殖民时代警察局的地下牢房里，六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囚犯横倒在地，耳边回荡着金巴爱国青年运动的成员们的齐声呐喊，通过头顶上街道不时传来的轰鸣声，他们知道自己已危在旦夕，明天庆祝独立六周年时，他们六人全将在大广场上被活活打死，作为金巴安排的庆贺大典的内容之一。市内各公共建筑物上早已高悬起总统画像，而各国使馆外交官的夫人们，都在准备借口突发周期性偏头痛以躲过出席这场典礼。

此刻，在那座戒备森严、门窗紧闭的总统府内，让·金巴总统正独自坐在写字台前，翘首等待着他登上总统宝座的第六个年头的到来。

也还是在这个下午，“托斯卡那号”载着它那些杀人货，掉转船头慢慢地沿海岸从北面回驶过来。

舵房里，香农一面呷着咖啡，一面对沃尔登伯格讲解“托斯卡那号”该怎样停泊。

“日落前，把船紧挨着赞格罗边境北侧停下来，”他对船长说，“晚上9点再拔锚起航，成斜角向岸边靠去。在日落和9点之间，我们要把三艘小艇放下海，拖在船后，突击队员带着武器装备登上小艇。干这些事只有靠手电筒的光亮了，离陆地要远一些，至少在10英里外。

“9点左右开船后，你一定要把船开得很慢很慢。到凌晨2点时，你在距海岸4英里、半岛北侧1英里的这个地方停下来，克拉伦斯城里的人看不见这儿。只要船上灯火全闭，就不会被人发现。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半岛上还没有雷达；除非眼下港口里停着条装有雷达的船。”

“即使那样，也不可能到那时雷达还开着。”沃尔登伯格问声闷气地补充道。他俯身看着沿岸的海图，用两脚规和平行尺测量着距离。“第一艘艇什么时候向岸边出发？”

“2点钟。那是杜普里和他的迫击炮组。其余两艘艇一小时后再开始向滩头前进，怎么样？”

“可以，”沃尔登伯格回答说，“我会把你们送到那儿的。”

“你一定要精确无误才行，”香农坚持道，“因为到那时克拉伦斯城准是漆黑一片。即使有灯亮，也得等我们快到滩头时才能发现，所以我们向岸边驶去时，只有靠罗盘导航，靠速度和方向来测算，也许要一直驶到离岸边不到100米才能看见陆地轮廓。这要看当时天上是否有云，月亮和星星的光度如何。”

沃尔登伯格点点头，他已明白此后该怎么办。战斗一打响，他就应该把“托斯卡那号”起锚，在港口外4英里，距半岛顶端4英里、克拉伦斯城南岸2英里的海面上逆风漂泊，然后注意步话机里传来的消息。如果情况顺利，他将在那儿一直待到日出；万一进攻失利，他必须打开船上的桅灯、艏灯和艉灯，引导幸存者们逃回“托斯卡那号”。

那天傍晚，大海早早披上了夜装；天空阴云密布，飘起了雨点，看样子拂晓前天难晴了。在过去的三天里，他们曾两次被倾盆大雨淋了个透湿，因此这会儿大家都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清，聚集在收音机旁静听天气预报，盼望着能有个好天。在获悉今晚沿海岸线有雷阵雨但并无阵风后，他们都不由得暗中祈求，在他们坐着小艇向滩头进发时，或者争夺总统府的战斗打响后，千万别下暴雨。

还在日落前，人们就已拉开了蒙在主甲板上一排排装备上的雨布。夜幕降临后，香农和诺比阿托指挥大家把小艇放下大海。第一艘放下的是杜普里的小艇。由于甲板最低处距海面仅8英尺，因此他们没有使用绞车，直接用手将充足气的橡皮艇放入水中。塞姆勒和杜普里跳进了正在“托斯卡那号”船舷旁上下浮动的小艇，把沉重的舷外发动机吊人艇尾的安装位置，紧好了固定螺钉。在套上消音罩之前，塞姆勒先将发动机起动了两分钟，看看是否正常。船上的轮机师曾对所有三台发动机都仔细作过检查，这会儿引擎就像台缝纫机似地均匀地转动着。套上消音罩后，响声立刻低下去，成了轻微的嗡嗡声。

塞姆勒返回“托斯卡那号”后，把武器装备递到正在小艇中等着的杜普里手中。首先递下来的是两门迫击炮底盘和射击支架，接着便是炮筒。杜普里打算用40发炮弹射击总统府，12发射击兵营。但是为了保险一些，他总共带了60发炮弹，全部装上了触发引信，随时可以发射。

他还带了两座发射器和10枚照明弹，一只雾笛，一台步话机，一副夜用望远镜，自己的枪和5只装满子弹的弹匣。和他一起坐在这艘小艇上的，还有两个归他指挥的非洲士兵——蒂莫西和森迪。

一切就绪后，香农在暗淡的手电光中，俯视着三张朝上仰望的脸。

“祝你们走运。”他柔和地说。杜普里翘起一只大拇指，颔首作答。塞姆勒在“托斯卡那号”上拉起小艇的缆绳，沿船舷向船尾走去，杜普里在下面的小艇上配合着。当塞姆勒把小艇拖到“托斯卡那号”船尾，将缆绳系在艉舷上后，小艇和艇上的三个人在海面上逐浪颠簸着，隐身于无边的夜色之中。

第二艘小艇放下水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大家这时都已熟练了。马克·弗拉明克随塞姆勒一起跳上了这艘他们即将乘坐的小艇，安装发动机。他带了一具火箭筒、两枚火箭弹，还有10枚火箭弹由他的副手帕特里克背着。塞姆勒则肩挎自动枪，腰间开口式弹药袋里插着5只弹匣，此外他颈上还挂着一副夜用望远镜和一台报话机。惟有他既会说德语、法语，英语也勉强能凑合，所以他还身兼突击队主力的无线电报话员。当这两个白人士兵在小艇内坐稳后，帕特里克和塞姆勒的助手金贾沿着“托斯卡那号”放下的绳梯上了小艇，各自坐好。

船后现在已拖着两艘小艇了。船上的人把杜普里的缆绳解下扔给了塞姆勒，再由后者系在自己的小艇上。这样，两艘艇一前一后颠簸着，排在“托斯卡那号”船尾后。虽然艇与艇之间仅隔一绳之距，但两艘艇上的人们彼此都未搭腔。

朗加拉蒂和香农乘坐的是第三艘，也是最后一艘艇，巴塞洛缨和约翰尼跟着他们。后者是个大个子，整天笑嘻嘻的；上次随香农一同战斗时，在香农的建议下被提升为上尉，可他放弃了到手的上尉军衔和随之而来的一连人的指挥权，宁愿继续跟随香农。

等他们几人都上了小艇后，香农最后一个来到舷梯旁。他刚刚踏下两节，沃尔登伯格就从桥楼方向走来，一把拽住他的袖口，把他拉到一旁低声耳语道：“说不定要出问题了。”

香农立刻紧张地僵住了，预感到大祸临头。

“出了什么事儿？”他问。

“前方有一条船，就停在克位伦斯城外，位置比我们更偏外一些。”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有一阵子了。起先我以为它一定是和我们一样向南移动，或者迎面向北驶来，但都不是，它停在那儿没动。”

“你敢肯定吗？有没有搞错？”

“一点不错。刚才我们沿海岸前进时，速度极慢，假如这条船和我们向同一方向移动，那它早该远远甩下我们了；倘若是朝北驶来，那它现在也该相遇而过了。所以，我敢肯定它是停着未动。”

“你能看出这是条什么样的船吗？是哪个国家的？”

船长摇摇头说：“大小像是条货轮，但看不出是哪国的，除非和它联系一下。”

香农思索了一会儿。

“假如这是条货轮，是到赞格罗卸货来的。它会不会在此锚泊，待天明再进港呢？”他又问。

沃尔登伯格点点头。

“很有可能。这一带沿海有不少小港都不允许船只夜间进入，这条船也许只是停在那儿等待天亮后再请求进港。”

“既然你已发现了它，设想一下它是否也已发现你了呢？”香农提问道。

“那还用说，我们肯定在它的雷达探测范围内。”

“那它的雷达能否发现我们的小艇？”

“不可能，主要是因为小艇紧贴着海面。”

“照原计划行动，”香农命令道，“现在回身已为时过晚，我们只好假设它不过是条夜间停在港外的货轮。”

“它一定会听见枪炮声的。”沃尔登伯格犹豫不决地说。

“那怕什么？”

这个德国人笑了笑。

“是没什么要紧。但万一你们败了，我们又没能在天亮前跑开，他们就会从望远镜中认出这是‘托斯卡那号’。”

“我们绝不会失败的。执行命令吧！”

沃尔登伯格回到桥楼去了。那个中年非洲博士刚才在一旁一声不吭地目睹了这一幕，现在走上前来，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语说：“少校，祝你走运，上帝会跟着你的。”

香农差点没回答说，与其要上帝跟着，还不如多带上一支旺巴特速射步枪呢！但他忍住了，他深知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于是他点点头，说了声“肯定的”，便径自走下绳梯，上了小艇。

他在黑暗中抬头仰望着“托斯卡那号”模糊一团的船尾，四周万籁俱寂，惟有海水拍打着小艇的橡皮船身，发出阵阵轻微的响声。偶尔，“托斯卡那号”的舵叶搅动一下，传来一点低低的浪花声。大概因为离海岸尚远，陆地那一侧显得静悄悄的，听不到半点声响；待他们驶近到能听见岸上的喧哗声时，该是午夜过后许久了，岸上的人也早该睡了。实际上，香农关心的根本不是能否听见克拉伦斯城里传来的哄闹声，而是担心在这静悄悄的大海上一声尖响究竟能传出多远。他早已下令小艇上和“托斯卡那号”上的全体人员都务必保持安静，不准抽烟。

他瞟了一眼夜光表，现在是9点差一刻，还不到预定时间，他坐下来继续耐心等待着。

9点整，“托斯卡那号”巨大的船身发出一阵低呜，船尾的螺旋桨猛烈转动着，搅得海水哗哗作响，白色的浪花粼光闪闪，撞击着香农乘坐的小艇艇首，接着，船开始向前移动了。香农把手探到舷外的海水里，他能感到浪花翻滚着向后涌去。船开得极慢，因为5小时内他们仅需行驶28海里。

天空依然笼罩着乌云，沉闷的空气使人觉得仿佛是闷坐在一所狭小、陈旧的暖房中，而不是置身于辽阔的大海上。到处看不见一点光亮，只有云眼中尚能透出一丝微弱的星光。香农在艇尾向后看了看，勉强能分辨出20英尺长的缆绳另一端的弗拉明克和塞姆勒乘坐的那艘小艇的身影。他们后面更远一些的距离，詹尼·杜普里的小艇也在随“托斯卡那号”移动着。

5个小时的航程犹如一场噩梦：在这漫无边际、漆黑一片的大海上，人们无所事事，只是焦虑不安地东张西望着，聚精会神地侧耳细听着。然而，除了闪闪发光的浪花，他们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托斯卡那号”的老式引擎在锈迹斑斑的船壳里发出的低吼声，他们什么也听不见。虽然橡皮小艇催人欲睡似地轻轻摇晃着，可是战斗前人们常有的那种不断加剧的紧张心情，却使得谁也无法闭眼人睡。

尽管如此，他们终究熬过来了。当香农腕上的夜光表指向2点过5分时，“托斯卡那号”的引擎声消失了，船身慢慢地滑动着，终于停了下来。从船尾传来一声轻轻的忽哨，划破了黑暗的夜空。那是沃尔登伯格在告诉香农，船已到达小艇解缆启程的地方了。香农回头对后面艇上的塞姆勒发出了信号，不过坐在最后那艘艇上的杜普里，肯定已经听见了那声电哨，因为仅仅几秒钟后，他的小艇便响起了发动机的波波声。紧接着，那声音开始向岸边移去。香农他们根本看不见他的小艇，只能听见套在消音罩下的发动机传出阵阵低响。

大个子詹尼坐在小艇的尾舵旁，右手紧握引擎机柄调节速度，左手尽量平稳地把罗盘在眼前托平。他知道前面还有4英里半的航程，他们要直向岸边插去，在那条从北伸进克拉伦斯港的狭长地带的外侧登陆。按照目前这种速度，30分钟便足以驶完这段航程，他应该在25分钟时就把发动机基本熄火，然后在视野之内选定登陆点。他比其他两艘小艇早出发了一小时，以设置迫击炮和照明弹发射器；大约需等他一切就绪时，其他两艘小艇才恰好通过半岛顶端驶向登陆海滩。在这一小时内，他和他手下的两个非洲士兵在赞格罗海岸上是孤立无援的，因此他们必须加倍小心，在建立发炮阵地时绝对不能发出半点声响。

22分钟后，杜普里听见他安排在艇首暸望的蒂莫西低低说了声“过了”，他赶紧从罗盘上抬头望去，眼前的情景不由使他匆匆关小发动机油门。原来他们距陆地已经很近，仅有300码左右。借着空中暗淡的星光，他依稀看出正前方有一条黑线。他眯着眼仔细测算了一下，把小艇继续向岸边靠了约有200码。前方是一片红树丛，他已能听见海浪拍打着树根发出的泪泪声。向右望去，茂密的树丛婉蜒曲折，一直伸向遥远的天际，紧连着横隔在大海和苍穹之间的地平线。这时，他才发现已到了半岛北海岸向里约3英里处。

他立刻把小艇掉过头来向后驶去，一面把发动机油门关得很小很小，几乎没有声息，一面小心操纵舵柄，与岸边保持着半英里的距离，直到抵达狭长地带的顶端。克拉伦斯城就坐落在这儿。然后他再次慢慢向陆地靠去，到了离岸边约200米时，已能看出他正在寻找的那片斜向海面的低矮狭长的沙滩。在离开“托斯卡那号”38分钟后，他完全关闭了发动机，任小艇在惯性的推动下向滩头漂去。不一会儿，只听船底和海滩之间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摩擦声，小艇便在沙滩上搁浅了。

杜普里轻手轻脚地绕过堆在一起的武器装备，走向船头。他伸出一条腿跨出船舷探向沙滩，手中抓着缆绳，以防万一小艇被海浪卷走。在接踵而来的5分钟内，他们三人全都屏息探听克拉伦斯城方向有无动静。这座城市就在左边400码外，隔着低矮的沙丘和灌木丛与他们遥遥相望。但此时那儿鸦雀无声，他们的到来并未引起任何警觉。

在杜普里确信万无一失后，他从腰间拔出一个尖铁桩，用力深深戳进满是碎石的沙滩。他把缆绳牢牢系在铁桩上，然后猫着腰蹑手蹑脚地飞跑上前面的小沙丘。沙丘至多只高过海平面15英尺，上面长满了齐膝高的灌木丛，绊得他脚下哗哗作响。不过城市离得还远，这点轻微的响声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再说，浪花拍打海岸发出的喧闹声也随即把它给淹没了。杜普里蹲在隆起的地脊上，四下观察着这条伸进港口的狭长地带。他向左看去，连绵起伏的沙丘一直伸进远处的黑暗之中；正前方是港口，一湾海水平滑如镜；右面仅仅10码外便是狭长地带的尽头。

他转身跑回小艇，耳语着告诉那两个非洲士兵轻轻卸下装备。当一捆捆的武器传上岸后，他一件件地解开搬上沙丘顶。武器的金属部件事先都已裹上麻袋片，以防万一相撞时会发出响声。

所有的武器部件都搬上沙丘后，杜普里开始安装起来。他又快又静地工作着，在香农告诉过他的那个圆形的开阔地带上建立了主炮阵地。香农曾仔细计算过，从这里到总统府大院正中的距离为721米，他对此深信无疑。他用手中的罗盘测量了一下方位后，把发炮阵地准确地设置在香农指给他的罗经点上，炮口直对总统府。接着，他细心调整着迫击炮射击支架，力争能做到首发就命中总统府大院中央。

他明白，即便借助于照明弹的光亮，也仅能看清总统府主楼的顶层，因而无法观察炮弹落地爆炸时的情况。但是炮弹爆炸时的闪光肯定会高于建筑物的，他只要能看见这一点就足够了。

架好第一门炮后，他开始架第二门。这门炮的射击目标是兵营，他把它设置在距主炮阵地10码外的地脊斜坡上。他知道这门炮的射程和方位，也清楚它的射击精度并不重要，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不停地把炮弹乱射进那座曾是殖民时代警察营房的兵营里，要炸得赞格罗军队的大兵们惊慌失措，四下逃命。蒂莫西过去曾是他手下的炮兵中士，这一次将独自操作这门炮。

他在第二门炮旁放了12发炮弹，然后把蒂莫西拉到身边耳语了几句便离开了。

他把那两座照明弹发射器架在两门迫击炮之间，各装上一枚照明弹，其余8枚则放在手边。每枚照明弹能在空中发光20秒，如果他既要操作那门主炮，又要发射照明弹，就必须动作异常迅速。熟练。到那时，将由森迪在一旁不断给他传递炮弹。

做完这些后他看了看表，现在是凌晨3点22分，香农和其他几个伙伴，此刻准已在离岸不远的海面上向港口驶来了。他取出步话机，拉出天线，按下开关，照规定让机器预热了30秒钟。从这时起，步话机就不必再关上了。等机器预热好后，他连接了三下“短高音”按钮，每次1秒钟。

这时，香农离岸边还有1英里。他坐在为首的一艘小艇的舵旁，双眼紧盯着前方黑糊糊的海面。塞姆勒的小艇在他的左侧。突然，塞姆勒膝盖上的步话机中传出三下嘟嘟声，他立刻驾着小艇向香农靠去，两艘橡皮艇的弧形船舷相撞时低低地响了一下。香农转过脸来，塞姆勒“嘘”了一声又把小艇驶开，保持在两米远的距离上。香农松了口气，他明白塞姆勒已听见了杜普里从岸上发来的信号，这就意味着大个子南非人已经设好了发炮阵地，正在等候他们。两分钟后，在离海岸还有1000米时，香农发现了杜普里在岸上用蒙着布的手电筒发出的一线微弱的闪光。闪光在他们右边，所以香农知道他们已太偏北了。两艘小艇一齐转向右，香农一面尽力回想着刚才闪光的确切地点，一面把小艇向右开了约100米，恰好来到了港口入口处。当他们行驶到距伸进港口的狭长地带的尽头只有300米时，岸上的杜普里听见了小艇“突突”的引擎声，于是再次发出了闪光信号，香农发现了，稍稍修正了一下小艇的角度。

又过了两分钟，他们把小艇发动机的功率都降到四分之一以下，引擎的“突突”声也随即成了“嗡嗡”的蜂鸣声。杜普里这时就蹲在50米外的沙滩上，看着小艇拖着闪着粼光的浪花驶进了港口，小艇发动机的排气管在水下发出“噗噗”的响声。两艘小艇进了港口后穿过平静的水面，直奔对面的仓库。

香农借着暗淡的星光仔细观察着仓库高大的黑影，岸上依然静悄悄的。小艇向岸边靠去，很快就擦上了沙滩，沙滩上到处都是土著渔民的独木舟和张挂着的渔网。

塞姆勒的小艇也在几英尺外靠了岸，两艘艇上的发动机都已熄了火。和杜普里登陆时一样，大家都静静地伏在艇上等了几分钟，以防出现警报。他们睁大眼睛，仔细查看四下隆起的小渔舟中是否夹有伏兵。当发现一切正常后，香农和塞姆勒分别跨出各自的小艇，拿出铁桩戳进沙滩，再将小艇的缆绳系好，其他人也都先后下了船。香农低低地说了一声“跟我来”，大家便尾随他穿过沙滩，跑上了通向高地的斜坡。高地位于港口和让·金巴总统沉睡的官邸之间，约200码宽。

第三部灰飞烟灭第二十一章

八个人弓腰排成一列，迅速通过了遍布灌木丛的斜坡，爬上了高地平坦的顶端。已过凌晨3点半了，金巴的总统府里没有一点光亮。香农知道，在高地和200码外的总统府之间，横贯着沿海公路，交叉口至少会有两个哨兵。他估计，不可能同时悄悄把这两个哨兵干掉，到时候只要枪一响，他们就只好匍匐前进，爬完通向总统府的最后100码路程了。他果然猜对了。

在港湾另一端，大个子詹尼·杜普里正独自等候着枪一响立刻投入战斗。香农给他的命令是：只要听见枪响，无论是一声还是一阵，他就必须立刻开炮。此刻他蹲在照明弹发射器和迫击炮之间，一手紧按着发射器的开关，另一手紧握着一发炮弹，随时准备填进迫击炮筒。

香农和朗加拉蒂走在队伍前面，来到交叉口，两人都已紧张得汗如雨下，汗水在他们用乌贼墨染黑的脸上冲出了道道白痕。这当儿，天上的云层裂开了大口，更多的星光从中倾泻下来。虽然月亮仍躲在云后，但总统府前的旷地上已有了一片朦胧的光亮，使得香农甚至能看出200码外夜空衬托下的总统府主楼的屋顶。可他还未发现哨兵，直到他一下子绊倒在一个哨兵身上，原来这家伙正坐在地上打瞌睡。

尽管他右手握着军用匕首，但是速度慢了点，动作也不够敏捷。待他从一个踉跄中醒悟过来时，那个文杜族哨兵也已同时站起身来，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呼，吓醒了几步之外另一个和他一样坐在高高的茅草丛中打瞌睡的哨兵。那家伙一骨碌爬起，可还没容他叫出声来，就被朗加拉蒂斜刺里挥来一刀，干净利落地割断了脖子，一头倒在地上咽了气。香农对付的这个哨兵的肩膀上中了一刀，尖叫一声扭头就跑。

百码之外的总统府大门旁，传来又一声惊叫，跟着便响起了拉枪桂的声音。究竟是哪一方先开的枪，大概永远也不会搞清。从总统府那边射来的弹雨和香农手中自动枪喷出的火舌交织在一起，顿时把正在逃命的哨兵撕成两半。他们身后远处的某个地方响了一声，接着传来照明弹划破夜空的尖啸。两秒钟后，一枚照明弹在他们顶空爆炸，耀眼的烈焰，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香农借着亮光瞥见了总统府的轮廓，看见大门前闪动的两个黑影和已在他左右两翼成扇形散开的其他突击队员，他们八人都脸朝下迅速卧倒，匍匐向前。

詹尼·杜普里刚一按下发射器的开关，在第一枚照明弹呼啸着飞向天空的同时，立刻把另一只手里的炮弹丢进迫击炮筒。只听“啪”地一声，炮弹怒吼着冲上天，在照明弹的光焰中成弧形越过香农他们的头顶，飞向总统府。杜普里接过森迪递上的第二发炮弹，借着总统府上空照明弹的光亮，等着观察第一发炮弹的弹着点。他打算用4发炮弹来校正射点，每发炮弹估计在空中飞行15秒便可落地爆炸。弹着点校好后，他必须以两秒一发的速度进行急速射，由森迪在旁边一发发地把炮弹飞快而又有条不紊地传递给他。

第一发校正射点的炮弹命中了总统府楼顶右前屋檐口，爆炸时腾起的火光使他看清了偏差。这发炮弹虽未能穿透屋顶，但却炸得屋顶檐槽上的瓦块四飞。他俯身飞快地旋转着迫击炮方向瞄准器的调节旋钮，将瞄准点稍稍向左修正了一点，就在空中照明弹的烈焰即将熄灭时射出了第二发炮弹。与此同时，他转身按下另一座发射器的开关，把第二枚照明弹送向目标上方。接着，他又很快往两座发射器上各装了一枚照明弹，以备再次发射之用。第二枚照明弹在总统府上空爆炸了，光亮再次罩住了整个官邸。4秒钟后，第二发迫击炮弹呼啸而至，它的弹着点倒是适中，只可惜射程偏近，落在了大门的门檐上。

杜普里早已汗流浃背了。他手指熟练地调着炮架上的高低角度旋钮，把射程支架放低了点，将炮口的高度降下几毫米以增大射程。迫击炮的弹道和其他炮恰好相反，要想加大射程就得降低炮口高度。接着，他趁照明弹还高悬在空中的当儿，赶紧射出了第三发炮弹。第二枚照明弹还能在空中再亮15秒钟，因而他腾出空来跑到一边，打开了气动雾笛的开关，然后扭头观看第三发炮弹的弹着点。只见炮弹越过官邸主楼，落进了楼房后面的大院，爆炸时火光冲天。虽然火光稍门即逝，但他明白自己已完全校正好了射击精度，无须担心会不小心炸伤正在总统府前的同伴们了。

照明弹将四周照得亮堂堂的。杜普里校正弹着点的炮弹从上空呼啸而过时，香农和他的部下正趴在草丛中，在杜普里的试射完成前，谁也不会贸然欠起身来。

在第二发试射的炮弹爆炸后，香农曾冒险抬头望了望，因为他估计第三发炮弹还得再有15秒才会落地爆炸。就着头顶上照明弹的光亮他看清了总统府主楼全貌，此时二楼上有两个房间开亮了灯。在第二发炮弹的爆炸声消失后，他还听见总统府内传出一片鬼哭狼嚎，这是他在杜普里的急速射开始之前，听到的总统府内发出的第一阵也是最后一阵嚎叫。

不到5秒钟，远处便传来雾笛刺耳的尖叫，响声持续不断，划破了沉寂的非洲夜空。一瞬间，仿佛无数死神正在凄厉地呼号着，越过港口宁静的水面，铺天盖地似地向总统府扑来。第三发迫击炮弹落地爆炸时发出的巨响，官邸内士兵们的喊叫，都被淹没在这声音之中。当香农又一次抬起头时，发现主楼上没有出现新的弹痕，他于是判断杜普里已修正好弹着点，准确地把炮弹射进了院子。根据战前部署，杜普里只要有一发炮弹命中总统府院内就应立即开始急速射。果然，香农耳边传来急速时炮弹出膛的低鸣，这响声夹杂在雾笛单调的尖叫中，宛如心脏在胸腔中搏动似地，那么节奏鲜明、均匀平稳。雾笛是用压缩空气作动力的，足足可以持续发音70秒钟。

杜普里花在急速射上的一共有40发炮弹，需时约80秒。香农事先曾和他约定，无论何时，只要急速射击中出现10秒钟的停顿，他就绝对不应重新开火，以防误伤此时发起冲锋的自己人，香农几乎是打心眼里相信杜普里肯定会照章行事的。

在急速射开始15秒钟后，密集的炮弹朝着总统府大院落下来，伏在草丛里的八个突击队员都抬头观望着，眼前的景象无需照明弹也能看个一清二楚。每隔两秒钟，随着炮弹落在大院里石板地上响起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便腾起一股火焰，映红了夜空。这时，轮到小马克·弗拉明克行事了。

他的位置就在散兵线的最左翼，几乎正对总统府大门。他手握火箭筒一跃而起，挺直身体瞄准大门，扣动扳机射出了第一枚火箭弹。只见火箭筒尾部猛地喷出一股20英尺的火舌，菠萝大小的火箭弹头向前飞去，击中了两扇木头大门的右上部，炸飞了连着石墙和大门的一个铰链，把右门上侧炸开了一个3英尺见方的大窟窿。

帕特里克跪在他身旁，掏出背袋中所有的火箭弹放在地上，一枚枚地递给他。第二枚火箭弹又摇曳着火舌冲了过去，在大门上方的石拱墙上爆炸了，第三枚击中了两扇大门之间的门锁。在火箭弹接二连三地轰击下，两扇大门摇摇欲坠，终于挣脱了扭曲的铰链，晃动着朝里倒了下去。

詹尼·杜普里的急速射已进行了一半，总统府大院里的火焰现在已连成一片。院子里有什么东西在熊熊燃烧着，香农估计那是卫兵营房着了火。当大门摇晃着倒下时，伏在草丛里的突击队员们可以通过门道看见里面舞动着红色的火焰。门前有两个人影晃了一下想站起来，但随即又倒下了，再也没能爬起来。

马克对着门洞一口气又射出4枚火箭弹，火箭弹穿过通向院内的大门走道，飞进了里面正在燃烧的大火中。香农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大门内的景况。

他高声命令弗拉明克停止射击，因为后者已打掉了7枚火箭弹，而他们总共只带来12枚。尽管当初戈梅斯绝口未提，香农还是根据他掌握的情况，估计城里某处也许还有一辆装甲车。但是弗拉明克似乎已打上了瘾，又对着主楼的底层和二楼连射了4枚火箭弹。最后他面朝总统府，伴着头顶上嗖嗖而过的炮弹，兴奋得挥舞着火箭筒和剩下的最后一枚火箭弹。

这时雾笛的尖啸声已渐渐低下去，终于消失了。香农顾不上再去理会弗拉明克，大声命令其余的人立刻冲锋。他、塞姆勒、朗加拉蒂，平端着打开保险的自动枪，食指紧扣扳机，猫着腰率先冲了上去。约翰尼、金贾、巴塞络缨端枪紧跟在他们后面。帕特里克带的火箭弹已被弗拉明克全部打完，于是他也摘下自动枪加入了冲锋的行列。

冲到离总统府约20米处时，香农停下来等待杜普里打完最后一发炮弹。他忘掉了杜普里已经打了多少发炮弹，可是最后一阵爆炸后，突如其来的沉寂使他明白炮击已完。刹那间，雾笛的尖啸静止了，炮弹的怒吼消失了，火箭弹震耳欲聋的轰鸣也沉没了，四周万籁俱寂。这种猛然降临的宁静，恰似给大地罩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令人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刚刚还在进行的这场火力大合唱来去如此突然，以至于人们竟难以相信这一切只不过仅仅持续了5分钟。

香农心里还在惦记着，蒂莫西是否已将那12发炮弹射向兵营；那些赞格罗士兵是否会像他预计的那样四处溃散，尸体狼藉；城里的居民们会怎样惊慌失措地猜想这一场几乎使他们魂飞魄散的灾难。猛地头顶上空又一先一后爆炸了两枚照明弹，他猛然惊醒过来窜上前去，高呼着“过来！”一口气冲完剩下的20米路程，跃进了烈火熊熊的总统府大门内。

他边跑边端枪猛扫，恍惚察觉到朗加拉蒂在左，塞姆勒在右，紧跟着他一起前进。总统府内的景象惨不忍睹，令人望而生畏，止步不前。大门的拱道贯穿主楼底层，直通后院，在空中照明弹炽烈的白光照耀下，后院内的恐怖景象，使人觉得仿佛身临地狱。

原来，当社普里第一二发校正弹着点的炮弹落下爆炸时，金巴的卫士们正在被窝里蒙头大睡。这些从梦中惊醒的士兵吓破了胆，慌忙从茅草搭成的营房里蜂拥而出，窜到院子中央的空地上。正在此时，杜普里的第三发以及随后的40发炮弹迅猛飞来，炸得他们血肉横飞。靠围墙的一架梯子上挂着四具蜷曲着的、残缺不全的尸体。看样子，这四个家伙是在爬梯子翻墙逃跑时一命呜呼的。剩下的可怜虫们，就在院子里从天而降的弹雨下见了阎王。小小的院子被炮弹彻底炸翻了个儿，到处都是碎石、弹片。

血肉模糊的尸体满目皆是，也有几个奄奄一息的伤兵还在痛苦地呻吟着，两辆军用卡车和三辆轿车，其中包括总统的那辆奔驰轿车，都被炸毁在后墙边。几个仓惶逃命的官邸仆人，看来是在拥到大门口时，挨上了弗拉明克的火箭弹，尸体支离破碎，东倒西歪地堵在门道上。

门道中间横贯着主楼的内走廊，两端各有一个通向二楼的楼梯，还没等香农下命令，朗加拉蒂和塞姆勒便分别冲向左右两端的楼梯。不一会儿，楼上便响起了他们自动枪的射击声。

主楼底层共有四扇门，超过院子里几个文杜族伤兵的嚎叫和楼上自动枪的射击声，香农高喊着，命令身后的四个非洲士兵，迅速占领底层的这几个房间。他明白无须多说，这些老兵们都知道该如何行事。此刻他们正气喘吁吁，警惕地四下打量着，准备立刻行动。

香农自己小心翼翼地穿过通道，直奔大院。假如他们在总统府内还会遇到抵抗的话，那么一定是发生在这儿。他刚跨进院内，突然从左面冲出了个手握步枪的人，尖叫着向他扑来。这也许是个吓破了胆的文杜族兵妄图夺路逃命，可眼下香农已经没有思考余地了。他一闪身，手中的自动枪吐出一排火舌，这家伙一个踉跄倒下了，嘴里喷出的污血，溅满了香农的前胸军装。整个总统府内到处充斥着血腥、汗臭、恐惧和死亡，而盖过这一切的，却是世界上那种最令雇佣兵们欣喜若狂的东西——火药味。

香农下意识地感到身后的通道里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他猛地转过身来，瞥见从约翰尼冲进去搜索残敌的那个门里闪出一个人影，跃到了通道中间的石板路上。至于紧接着发生的事儿，香农只是过后许久，才从一片模糊、犹如万花筒似的记忆中构思出来。两人是同时发现对方的，那人首先扣动扳机，从持在腰间的手枪里射出一发子弹。

弹头“嗖”地一声轻轻擦过香农的面颊，他开枪还击，射出了一排子弹，但对方动作异常灵敏，在对准香农开枪的同时，便卧倒在地滚向一边，香农射出的5发子弹都从他身上掠了过去。此时香农的弹匣已空，而对方却再次占据了有利地形准备射击，香农见势不妙，一个闪身躲到了石柱后，飞快地拔下空弹匣，装上新的，然后绕到墙角，端枪扫射起来，可此刻那人已无影无踪了。

直到现在他才醒悟到，这个赤脚光着上身的对手不是黑人，即便门道里光线暗淡，他也还能看出那人身上的白皮肤和一头长长的黑发。

香农骂了一句，迅速向余烬未熄悬在铰链上的大门跑去，可惜他已经迟了。

那人飞跑出炸得七零八落的总统府时，小马克·弗拉明克正迎面大步走来。他双手握着横挎在胸前的火箭筒，上面装着最后一枚火箭弹。那人连停都未停，一甩手打出了枪里的最后两发子弹。事后，雇佣兵们在茂密的草丛里找到了这支打空了的苏制9毫米口径的马卡罗夫手枪。

两发子弹都正中弗拉明克的胸膛，其中一发打在他的肺上。然后那人绕开他，企图躲过此时仍高悬在空中的照明弹投下的光影，跑进草丛藏身。香农眼看着弗拉明克摇晃着身体转了过去，面向那正在逃命的人的后背，慢慢地端起火箭筒，吃力地放上右肩，仔细地瞄准后开了火。

很少有人亲眼目睹过，一枚南斯拉夫造PR型火箭弹直接命中一个人狭窄的背部时发生的情景。事后人们惟一所能找到的，仅是那人的裤子被炸碎后剩下的几块布片。

香农当时只好迅速卧倒，躲开火箭筒尾部喷出的火舌。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见弗拉明克在他前面8英尺外慢慢地松开手中的火箭筒，向前倒下了。他两臂张开，像是要拥抱总统府前坚实的大地。

这时，空中最后一颗照明弹熄灭了。

大个子詹尼·杜普里射完第10枚、也是最后一枚照明弹后，直起腰大吼一声“森迪！”

他连喊三遍，仅仅几步外的森迪才听见，他们三人的耳朵都已被迫击炮的轰鸣和雾笛的尖啸震了个半聋。他高声命令森迪留在原地照看迫击炮和小艇，然后用手示意蒂莫西，叫他一起沿沙滩上的小径穿过灌木丛向内陆前进。虽然到达时，他在这场战斗中射出的火药，已超过其余四个雇佣兵加在一起的总和，但他仍然觉得，前去支援自己的战友是责无旁贷的义务。

再说，他觉得自己并未最后完成摧毁、控制敌人兵营的任务。他曾在“托斯卡那号”上看过地图，也还记得兵营大概的位置。他俩花了大约10分钟来到了横贯半岛底部的公路，从这儿向左是兵营，往右通总统府。杜普里带着蒂莫西走上公路后，向左直奔兵营，两人各据公路一侧，沿这条红土公路慢慢地向前移动，手里的自动枪枪口朝前，随时准备开火射击。

就在公路的第一个拐弯处，他们撞上了敌人。20分钟前，当蒂莫西射来的炮弹在一排排茅屋组成的兵营里爆炸时，约200名金巴手下的士兵从梦中惊醒，仓惶逃出兵营，窜进夜幕之中。然而，有12个士兵后来又在黑暗中重新聚集在一起，站在拐弯处的路边上，像是在小声争论什么。要不是因为耳朵已被炮声震了个半聋，杜普里和蒂莫西早就听见他们的嘀咕声了。在看见他俩前，这帮家伙正挤成一堆，站在棕树的阴影下。其中10个赤身裸体，看样子是直接从被窝里爬起来逃命的，另外两个却全副武装，显然是岗哨。

前一天夜里下的倾盆大雨湿透了地面，因而使蒂莫西射出的12发炮弹，落下后陷进土里太深，爆炸时未能充分发挥威力。大概正因为如此，眼下聚在路边拐角处的这些文杜兵，还能在抱头鼠窜的当儿，多少想到带上点东西，其中一人还拎着颗手榴弹。

这些家伙一眼瞧见杜普里脸上涂的黑颜料被汗水冲掉后露出来的道道白痕，顿时吓得不知所措。正是他们这种举动，使得杜普里一下子醒悟过来，他大吼一声“开火！”随即端枪猛扫。四个家伙被他手中自动枪喷出的火舌拦腰打倒，其余八人在掉头逃命时，又有两个被杜普里的枪弹追上，倒在树丛中。那个拎着手榴弹的士兵狂奔了两步，回过头把它摔了过来。他过去不但从未扔过手榴弹，甚至连看都没看过怎样使用这玩意儿。尽管如此，这颗手榴弹仍然给他带来了莫大的骄傲与幸福，使得他梦寐以求，有朝一日能用上它。

手榴弹飞上天，超出了视野，落下时，刚好砸在蒂莫西的胸脯上，这个非洲老兵在向后倒下的同时，本能地一把抓住了这个东西。他坐在地上细细一看，才认出是颗手榴弹。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扔手榴弹的笨蛋竟忘了拉弦，有一次战斗中，他亲眼见过一个雇佣兵接住敌人抛来的手榴弹后立刻把它甩回敌群，于是他一跃而起，拉掉弹弦，使尽平生之力将它摔向正在逃命的文杜兵。

手榴弹第二次被抛进半空，但这次落下时撞在一颗树上，只听响起一下沉闷的撞击声，它被反弹回来。就在这时，詹尼·杜普里冲上前去，手中的自动枪刚刚换了一个新弹匣。蒂莫西大叫一声想引起他注意，可杜普里一定是把这当成了蒂莫西的欢呼声，他向树林里冲了几步，一边跑一边仍在端枪射击，手榴弹在他身边仅仅两英尺外爆炸了。

当时的印像他已记不真切了，只觉得眼前火光一闪，紧接着一声巨响，自己像个布娃娃似地被人一下子摔到一边。随后他一定是失去了知觉，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露天的红土路上了，有谁正跪在他身旁，轻轻地晃动着他的头。他感到嗓子眼里热乎乎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异常舒服、催人欲睡的感觉，和他儿时有一次发高烧半睡半醒时的经历一模一样。他能听见一个声音在他身旁对他恳切地不断重复着什么话，但遗憾的是，他已无法分辨出那是在说“对不起，詹尼，实在对不起，我真对不起你……”

他能听清自己的名字，但仅此而已。他觉得这不像是自己民族的语言，根本不同，而是一种别的什么话。他用力睁开眼皮，转动眼睛，看着抱住自己的那个人。借着树下若明若暗的光线，他看清这是一张黑脸膛儿，不由地微笑了一下，用他自己民族的语言相当清晰地说了一声“皮特，你好”。

他睁大双眼，看着头顶上棕榈树层层茂叶之间的缝隙。此时云消雾散，皓月当空，银辉洒满大地。他嗅着雨后路边花草的芳香，望着空中高悬的明月，这是非洲上空特有的满月，既像一颗硕大无朋的珍珠，光彩夺目，又如雨后的帕尔山岩，晶莹透亮。他情不自禁地想着，终于又回到故乡，真是太好了。当詹尼·杜普里再次闭上双眼，离开人世时，他是心满意足了。

清晨5点半钟，遥远的地平线上空晨曦微露，曙光掠过大地，总统府里忙碌着的人群无须再亮着手电了。院子里这会儿看上去要令人心情舒畅得多。这倒不是那一线曙光照射的结果，而是因为里里外外已彻底收拾过了。

他们把弗拉明克的遗体抬进总统府内，安置在一楼的房间里；旁边躺着由三个非洲士兵从海边公路上抬回来的詹尼·杜普里。阵亡的还有约翰尼，他显然是一眼看见金巴总统的那个白人保镖时怔住了，中弹身亡的。几分钟后，弗拉明克也倒在了这家伙的枪下。三个人肩并肩地躺在那儿。

塞姆勒领着香农来到二楼的一间大寝室里，打着手电指给他看了看自己在夜间战斗中一枪潦倒的一个人，当时此人正想爬出窗外逃生。

“不错，他就是金巴。”香农颔首道。

这位死去的总统的侍从人员中，只有六个还侥幸活着，突击队员们在一间地下室内发现他们的。当时他们正挤成一团，瑟瑟发抖。至于他们在炮弹凌空砸下时，何以会想到藏身于地下室内拣条活命，与其说是急中生智，倒不如归于逃生的本能。这几个俘虏正好用来打扫战场。雇佣兵们在仔细搜查总统府主楼所有的房间时，顺手将金巴的那些亲信、随从的尸体，全部拖出来扔进了后院。那扇被弗拉明克的火箭弹击毁的大门实在无法替换，因此他们干脆从主楼一间大厅里，拉出了张地毯挂在大门口，权且遮掩一下院内的景况。

凌晨5点时，塞姆勒开着一艘小艇，后面拖着两艘，驶向“托斯卡那号”。他事先曾用暗语通过步话机和船上进行了联系，告诉他们迄今为止一切顺利。

在6点半钟，他又开着那三艘小艇返回岸边，随他前来的还有那个非洲博士。小艇上满载着迫击炮弹，80支和睡袋内的军装捆在一起的自动枪，以及将近一吨子弹。

遵照香农下达的指示，沃尔登伯格船长在6点钟时，通过“托斯卡那号”上的电台，用恩丁此时正在收听的频率，反复播送着三个词：“扁瓜、木薯、芒果。”意为：“行动正按计划进行，一切顺利，金巴已死。”

那个非洲博士看了一遍总统府后院内惨不忍睹的景象后，叹息着说：“我想这大概是不得已的吧！”

“是的。”香农证实道。然后，他请博士立即着手进行他份内的工作。

到上午9点钟，城里已平静下来。除了那些暂时没来得及埋葬的文杜兵的尸体外，战场已基本打扫干净。香农下令把两艘小艇开回“托斯卡那号”，吊上甲板放进船舱，第三艘小艇则藏进了距港口不远的一个小湾里。炮阵地上的弹壳已全部搬走，迫击炮抬回了总统府里，照明弹发射器和几只空炮弹箱干脆扔进了海里，所有的武器装备和人员都进入了总统府。这场激战虽然把总统府内打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但从外面望，除了主楼顶上有两处被炮弹炸飞了的屋檐、正面三个被打碎的窗户和火箭弹击毁的大门外，很难看出这儿曾发生过一场恶战。

10点整，塞姆勒和朗加拉蒂来到主餐厅，雇佣兵首领香农，此刻正在这儿吃着从总统专用厨房里找来的面包和果酱。两人各自汇报了他们搜查的结果。塞姆勒告诉香农，广播电台播音室除墙上有几个弹孔外，其他均完好无缺，无线电发射机仍可使用。金巴私人地下密室的房门，在几排枪弹的扫射下终于洞开。室内靠里放着个保险柜，里面看样子装的是赞格罗国库的全部财宝。四周靠墙垛着这个国家所有的军火、武器弹药，足够一支两三百人的军队打上几个月。

塞姆勒报告完后问香农：“我们现在该干什么？”

“现在等着吧。”

“等什么？”

香农好一会儿没吭声，手里拿着根用过的火柴梗剔着牙缝，心里惦念着并排躺在楼下的杜普里和弗拉明克，还有从此再也不能随他一起战斗的约翰尼。朗加拉蒂在一旁慢吞吞地在左手腕皮带上磨着匕首。

香农终于启齿道：“等待新政府。”

下午刚过1点，西蒙·恩丁乘着一辆美制一吨轻便卡车来到了赞格罗首都。车上还有一个欧洲人，恩丁坐在他身边，手里紧握着一支大口径猎枪。当卡车驶下沿海公路缓缓地向总统府大门开来时，香农听见了汽车的马达声。大门口还挂着那块地毯，空气又间又热，地毯悬在那儿纹丝不动，更给周围环境增添了一种呆板、沉郁的气氛。

香农站在二楼窗口，瞧着恩丁慢慢地爬下车来，满腹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悬在大门口的地毯和大楼正面的弹痕，忐忑不安地环顾着立正站在大门前面的八个黑人卫兵。

恩丁这一路算不上顺利。他清晨收到“托斯卡那号”的电台发出的信号后，就开始劝说博比上校立刻和他一道乘车尽快赶回赞格罗。谁知博比竟胆小如鼠，恩丁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来给他打气，才最后说服了他，可见这家伙的上校军衔肯定不是凭勇气和胆量挣来的。至于恩丁自己为何这会儿突然敢如此硬充好汉，其实完全是被那笔眼看就要到手的巨款迷了心窍。只要两三个月过后水晶山里“发现”白金的消息一传出，他马上就会成为百万富翁。

他们是上午9时半从邻国首都动身的。假如在欧洲，这段100英里的路程至多两小时便可驶完，可在非洲却要另当别论了。他们刚到国境就已近正午了。国境另一侧的那些文杜族哨兵，对本国首都夜间发生的政变竟还一无所知，因而关于“放行”的价钱恩丁还得和他们讨价还价。博比上校戴着一副又大又黑的墨镜，身穿一件酷似睡衣的白条纹长袍，装扮成了恩丁的汽车司机，因为在非洲一般说来，私人佣工过国境时，无需出示任何证件。恩丁自己和身边的那个欧洲人则证件齐全，那人名叫厄纳·洛克，衬衫下掖着支手枪，是个生于伦敦东区的彪形大汉。据推荐人声称，洛克是伦敦怀特查佩尔一带令人闻风丧胆的彪悍打手，还曾当过克拉亚帮①的执法人。他是曼森公司重金聘请来给恩丁当保缥的。实际上他和恩丁一样，都是钱迷心窍，错打算盘，居然以为，只要在伦敦黑社会中称得上是条硬汉，那么来非洲闯荡，自然也不会有问题。

越过国境后他们一路顺风，只是不巧，在距克拉伦斯仅剩10英里时一个轮胎放了炮。恩丁下车，端枪保护着洛克换上新轮胎，而博比则缩成一团，躲在车厢上的帆篷下，谁知祸不单行，不一会儿，他们遇上了一伙从克拉伦斯逃出来的散兵游勇，对着他们的车“乒乒乓乓”地放了六七枪。虽说绝大部分子弹都不知去向，可偏巧有一发打中了洛克刚刚换上的那个新车胎，结果使得他们只好挂上一档，减速驶完了这段路程，靠着这个瘪胎勉强坚持下来。

香农从窗户中探出身来喊了一声，恩丁抬头望望他问：“一切都顺利吗？”

“那还用说。”香农答道，“别站在那儿惹人现眼了，快点进来吧。尽管暂时还没人来张望，可要不了多久，肯定会有人出面打探风声的。”

恩丁领着博比上校和洛克掀起地毯走进门内，爬上了香农待着的二楼，当他们在总统餐厅内坐下后，恩丁让香农详细汇报一下夜间战斗的经过，香农照办了。

“金巴的卫队呢？”恩丁不放心地问。

香农领着他来到后窗，推开紧闭的百叶窗，指了指一堆爬满苍蝇的东西，算是作了回答，恩丁探头看了一眼，连忙缩回脑袋。

“全都在那儿了吗？”他又问。

“是的，”香农答道，“都消灭了。”

“军队呢？”

“打死了二十几个，余下的跑散了。不过除了大概有二三十个家伙带着单发毛瑟枪外，其他人都是赤手空拳，不会给我们惹什么麻烦的。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被我们收拢在一起搬进了总统府。”

“金巴的军火呢？”

“在地下室放着，控制在我们手上。”

“国家广播电台怎么样？”

“就在楼下，完好无缺。我们还没来得及试试供电线路是否正常，但电台好像专门配有柴油发电机。”

恩丁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那么，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就等新总统宣布一下，他昨夜发动的政变已经完全成功，此刻正在组织新内阁，准备走马上任。”

“治安问题怎么办？”香农间。“在把那些散兵游勇招回之前，这个国家连一支军队也没有，再说，总不至于所有的文杜族士兵都会听从新总统的指挥吧。”

恩丁咧嘴笑开了。

“只要他们一听说新总统已接管了政权，并且得知新总统是谁，马上就会回来为他效劳的，这一点我敢担保。不过，暂时还得由看来是你纠集的那帮黑人出面维持秩序。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黑皮肤，无论哪个欧洲外交官，都不可能辨别出黑人之间还有什么区别？”

“那你呢？”香农问。

恩丁耸耸肩。

“我也看不出来，”他说，“但这并不要紧。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赞格罗的新总统。”

他朝那位赞格罗上校做了个手势，后者这时正在东张西望这个他当年曾常来常往的餐厅，笑得合不拢嘴。

“这就是前赞格罗陆军司令，一位目前已名扬全球的政变策划人，赞格罗新总统安托万·博比上校。”

香农立起身对博比鞠了个躬，上校先生笑得更欢了，接着，香农朝餐厅通向内室的门做了个手势。

“也许总统阁下愿意察看一下自己的书房吧。”他说。恩丁把他的话译过去。

博比点点头，大摇大摆地跟随香农，踩着脚下的拼花地板走向那扇门，门在他身后关上了，5秒钟后，从里面传出一声尖厉的枪响。

当香农重新出现在餐厅里时，恩丁愣坐在椅子上盯着他，明知故问地喃喃道：“怎么回事？”

“开了一枪。”香农答道。

恩丁起身穿过餐厅来到书房门口，他伸头看了一眼，立刻转过身，脸色灰白，呆若木鸡。

“你把他打死了。”他耳语般地说，“在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之后你打死了他，你疯了，香农，你他妈的昏了头！”

说着说着，他抑制不住胸中怒火，耳语变成了咆哮。

“你知道你干下了什么吗？你这个混蛋！头脑发昏的疯子！杀人成癖的雇佣兵白痴……”

香农坐在餐桌后面的扶手椅内，若无其事地瞅着恩丁。突然，他从眼角的余光瞥见那个保缥把手探进了衬衫下面。“砰”的一声，恩丁耳边又响起了一枪。这一回事情就发生在他眼前，只见厄纳·洛克随着枪响一个跟头翻过椅背，栽倒在地板上，鲜血泊泪地涌出他的心窝，染红了他身下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陈旧的拼花地板图案。小小的弹头穿过他的心脏，打断了他的脊梁，他一命呜呼了。香农从橡木桌下抽出手来，将手中那支马卡罗夫自动手抢扔在桌上，枪口依然绽着丝丝蓝烟。

恩丁的脑袋一下子耷拉下来，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到，香农是他从未遇见过的最危险的敌手。当初詹姆斯·曼森爵士曾许诺，只要他能把博比推上总统宝座，从此他再也不用为财富操心。谁料这美好的前景，竟随着香农的一声枪响化为乌有。直到此刻，他才大梦初醒，但为时已晚了。

塞姆勒一声不响地出现在恩丁身后的书房门口，朗加拉蒂也同时轻手轻脚地从走廊上闪进了餐厅，两人手里的自动枪都大张着机柄，枪口对准恩丁。香农站起身。

“得啦，”他对恩丁说，“我开车送你到边境，然后你自个儿走回去。”

士兵们从院子里赞格罗军车的残骸上取下一只好胎，装在了恩丁那辆轻便卡车上，并且拆掉了车厢上的帆布篷。三个手持自动枪的非洲士兵爬了上去，另外20个军装整齐、荷枪实弹的非洲士兵排成一列，站在总统府大门外。

当香农一行走到大门口时，迎面过来一个身穿便服的中年非洲人，香农对他点头招呼道：“博士，情况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错。我和我们的人商量了一下，安排了100个自愿人员来把这儿最后打扫干净。还打算派上50个工人，今天下午就来修理房屋和设备。另外，我还分别拜访了名单上的那七个赞格罗各界知名人士，他们都已同意参加新政府，今晚我们就将碰头具体磋商。”

“太好了。我看你最好现在就抽空起草新政府的第一号公报，然后尽快广播。你请塞姆勒先生看看电台是否能用，假如实在不行，我们可以用船上的电台广播。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件事儿，塞姆勒先生报告说，停在港外的那条船是俄国的‘科马洛夫号’，正在不断发出信号，请求允许进港。”

香农沉恩丁片刻。

“让塞姆勒先生从岸上给‘科马洛夫号’发出如下信号：谢绝进港，暂停锚地。”他最后回答道。

香农和博士告别后，带着恩丁来到那辆卡车旁，他自己跳上车把住方向盘，将车原地转了个向，开上通向内陆和国境的公路。

“那人是谁？”恩丁无精打采地问。这时，卡车正沿着半岛，飞驰过移民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这里看上去一片生机盎然，充满活力。恩丁惊奇地发现，他们一路上驶过的每个交叉路口，都有一名全副武装、肩挎自动枪的士兵在指挥交通。

“你指的是刚才在大门口遇见的那个人吗？”香农反问道。

“对。”

“那是奥凯博士。”

“我看准是个巫医。”

“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牛津大学文科博士。”

“是你的朋友吗？”

“对。”

在车开上直通国境的公路前，他俩再也没搭腔。

“好吧，我算是知道了你干下的事情。”恩丁终于开口说，“你毁掉了有史以来赢利最大的一次政变，你当然对此一无所知，这也不是你那个笨脑瓜所能理解的。现在我只想问问你：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老天在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香农双手把握着方向盘，开着车平稳地行驶在这条破烂不堪。尘土飞扬、早已名存实亡的公路上。他沉恩丁一会儿，细心地挑着字眼回答说：“你犯了两个错误，恩丁。”恩丁听见香农叫出了他的真名，不由地一愣。

“你推断我既是个雇佣兵，就必定是个毫无头脑的大傻瓜。你似乎从未费神想过，实际上你、我、詹姆斯·曼森爵士，以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身居高位的达官显贵们其实都一样，都是为钱卖命的。你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你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黑人都一样；因为对你来说，他们看上去都一个样子。”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曾对赞格罗作过不少研究，你甚至也弄清了，事实上是成千上万的移民工人在支撑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但你却从未意识到，这些人组成了他们自己的阶层。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第三部落，是这个国家最聪明、最勤劳的一部分人，只要给他们一星半点儿机会，他们就能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你更没想到，这些人也能组成赞格罗的新军队，并由此而掌权执政；而这刚刚已成了现实。你方才见到的那些士兵，既非文杜族人，也非卡耶族人。你在总统府时，这支新军队才有50个身穿军装全副武装的士兵。但到今晚，就将增加到100个；五天之后，克拉伦斯城内将会有400多个新兵。当然，他们都还未经训练，但维持治安和秩序却还是完全有效的。从现在起，他们就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了。不错，昨天夜里是发生了一场政变，但这可不是受博比上校操纵或者是为他服务的。”

“那么是为谁呢？”

“那位将军。”

“哪位将军？”

香农说出了将军的大名，恩丁转过脸来看着他，吓得目瞪口呆。

“绝不可能是为了他，他是个流亡在外的败将。”

“不错，暂时是如此，可不会永远是这样。那些移民工人都是他的人民，被人称之为叫‘非洲的犹太人’。他们共有150万人，散布在这个大陆上。在许多国家里，他们都是最能干、最有智慧的人民。在赞格罗这儿，他们就住在克拉伦斯城外的贫民窟里。”

“那家伙是个理想主义的大笨蛋、兔崽子……”

“当心点儿。”香农警告道。

“为什么？”

香农把头向后一扬说：“车上的那几个士兵也都是那位将军的部下。”

恩丁掉过头去，看了看显露在三支自动枪枪口上的三张无表情的脸。

“他们总不至于英语好得能听懂我的话吧？”

“中间的那个能，”香农小声说，“他一度还是个药剂师呢，后来参加了将军的部队，不久妻子和四个孩子都死在一辆萨拉丁式装甲车下。你是清楚的，那些装甲车都是阿尔维斯在考文垂制造的。他可不会喜欢坐在装甲车里的那些人。”

恩丁沉默了几分钟。

“现在赞格罗情况怎样？”他又开口问。

“‘民族调解委员会’已接管政权，”香农答道，“这个委员会包括四个文杜族人，四个卡耶族人和两个来自移民阶层的人。不过军队将完全由坐在你后面的这些人组成，这个国家将成为他们的基地和司令部，总有一天，这支新组训的军队将从这儿出发，打回他们的老家去。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那位将军也许会来这里定居的。”

“你认为他们能侥幸成功吗？”

“我总不至于像你那样，梦想着把博比这个衣冠禽兽扶上宝座，并且指望会侥幸成功。新政府至少会相当公正的。我知道你们想弄到埋藏在水晶山某处的那种矿，我碰巧还听说那是白金，毫无疑问新政府最终将会发现它，将它开采出来。但如果你们想要这种矿，那就得付款，按照公正的价格——市场价钱来付款，回国后把这一点转告给詹姆斯爵士。”

汽车拐了个弯，国境哨所映入眼帘。虽然这里不通电话，可在非洲消息传播起来仍然快得惊人，哨所里的那些文杜族兵早已逃之夭夭了。香农停下车指着前方说：“剩下的路你可以走回去了。”

恩丁爬下车，带着一脸毫不掩饰的愤恨，回头望着坐在驾驶室里的香农。

“你始终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只不过讲了做了些什么和怎样做的，但并未道出原因。”

香农出神地凝视着前方的道路，若有所思地说：“将近两年来，我一直在目睹着类似你和曼森这种人的胡作非为，使得好几十万儿童死于饥谨。你们和你们的同伙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利用一个腐败、堕落到极点的独裁政权来大发横财；而这一切，却都是打着法律和秩序、民主和正义的幌子来进行的。也许我只是个头脑简单的丘八，智能低下的武夫，但我绝不是你们那种吸血魔王。我曾独自一人反复冥思苦想过，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我终于看清了，幕前活动的，是一伙当地的政客和英国外交官，他们都是些人面兽心的家伙，只知道挖空心思、争权取利，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幕后策划的，则是与你那位尊贵的詹姆斯·曼森一样的吸血鬼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干的原因。回国后把我的这些话告诉曼森吧，我希望他能知道这些，尤其是从我这里，现在，你开路吧。”

恩丁拔腿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

“你从此休想再回伦敦了，香农！”他喊道，“在那边我们可是有办法对付你这种人的！”

“我不会回去了！”香农忍不住大声回敬了一句。然后，他平静下来自言自语地喃喃道：“我再也不必回去了。”接着，他掉过车头驶向半岛和克拉伦斯城。

第三部灰飞烟灭尾尾声

新政府及时成立了，至少在目前，它是在合乎人道地治理着这个国家。欧洲各国报纸几乎没有提到这场政变，惟有法国《世界报》登出一则消息报道说，赞格罗军队中持不同政见的派别在前夜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总统。由一个民族调解委员会在举行国民选举前暂时治理这个国家。这家报纸丝毫未提及，赞格罗的新政府拒绝一支苏联地质勘探队的入境申请；也未提及，新政府已把勘探水晶山地区的新规划列入了日程。

大个子詹尼·杜普里和小马克·弗拉明克被安葬在位于半岛顶端上的一片棕榈树下，海风从海湾方向吹来，轻轻地抚弄着棕榈树叶。根据他们生前的请求，人们未在他们的坟墓上留下任何标明他们身份的墓志铭。约翰尼的遗体被他自己的乡亲们抬走了，乡亲们对着他的遗容痛哭流涕，然后按本民族的风俗安葬了他。

西蒙·恩丁和詹姆斯·曼森爵士对于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事务中曾经扮演过角色这一点，默不作声，他们确实也没什么东西说得出口。

香农把身上剩下来的5000英镑行动经费全部给了让·巴普蒂斯特·郎加拉蒂，这个科西嘉人去了欧洲。最后一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是说他去了布隆迪，打算在那儿训练胡图族游击队，后者正在开展斗争，试图推翻米库贝鲁的图西族独裁政权。朗加拉蒂在海滩上与香农分手时曾说，他这样做“确实不是为了钱，过去也根本不是为的钱”。香农用基思·布朗这个名字给热那亚的庞提先生去了几封信，要求他将“托斯卡那号”的产权股票均分成两份，要求他分别给沃尔登伯格船长和库尔特·塞姆勒。一年后，沃尔登伯格用自己的股份做抵押，借钱从塞姆勒手中买下了另一半股份；塞姆勒又奔向另一个战场。在苏丹南方，当时他正和隆·格雷戈里以及另一个雇佣兵在一起布雷，准备炸毁一辆苏丹人的坦克，结果不慎，引起地雷走火爆炸，塞姆勒和格雷戈里身负重伤。不久，塞姆勒死在丛林中，惟有格雷戈里侥幸存活，在英国大使馆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家。塞姆勒的最后一件事，是请朗加拉蒂通知他存款的银行，从他的户头上提出5000英镑汇给杜普里的住在南非开普省帕尔市的双亲；将另外5000英镑汇给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区克莱恩大街上开酒吧的安娜。

卡洛·香农死于政变后的一个月，正是当初告诉朱莉娅·曼森的、他所乐意的那种死法：躺在那儿，手中握着枪，胸口中了一弹，嘴里含着鲜血；只是结束生命的那支枪和那颗子弹，都是他自己的。他自杀的原因，既不是被危险吓倒，更不是恐惧会在战斗中丧生，而是由于他过去形影不离的伴侣——香烟。他是从巴黎外科大夫邓奥依斯那儿得知他不久就将与世长辞。邓奥依斯大夫当时对他说，他多则再活一年，少则六个月，这完全取决于他是否生活得轻松、舒适；而临终前的那个月，他将是极其痛苦的。当咳嗽越来越厉害时，他独自一人带着枪和一个塞满打字稿的大信封，悄悄走进了丛林。几周后，人们把这封信转给了他在伦敦的一个朋友。

据那些亲眼看着他独自走进丛林、后来又亲手把他抬回城里安葬的土著村民们说，他当时一面走一面吹着口哨。那些靠种植木薯为生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们，自然不会知道他当时吹的是什么歌；那是一支小调，名叫《西班牙的哈莱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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