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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让智慧起舞》 序言 柳传志序 微软公司是全球电脑软件行业的领头羊。张亚勤先生在这样一家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企业领导研发工作，是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力推动者。 对于高科技成果如何实现产业化，我有很深的感触。创办企业之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最大的苦闷就是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科研人员整天忙着，就是为了发表论文，而成果根本和市场没关系，不得不束之高阁。我出来办联想，也就是憋着劲儿想做点事情。现在，联想集团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化之路，在全球电脑行业的市场和技术领域都有了一席之地。 联想集团的发展要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但张亚勤先生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幸运，改革开放将一张世界版图展现在他们面前。他天资聪颖，并且非常努力，能够一路尽显才华，很年轻就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更高的起点和更广阔的平台上，开拓更大的事业。 以我的观察和体会，一个优秀的技术专家如果能成长为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对科技企业非常重要，然而，这种转化并不容易。张亚勤先生是一个成功的代表。他原本是一个科学家，在技术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但他更是一个出色的技术管理者，在他的统领下，微软公司在华研究机构不断发展，跻身世界一流。这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一个好的机制也非常重要。 因为环境不同、企业的性质不同等等，微软公司和我们走过的道路大不相同。比尔·盖茨先生创办微软，直接以高技术起家，高举高打，打下了一片天地。而在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由于起步晚，底子薄，路要曲折得多，很多规律都还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观念、机制和人才等问题都还不时困扰我们，需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努力。 难能可贵的是，张亚勤先生在成功领导公司研发工作的同时，还花了很多精力，为中国的科技产业化进程助力，如深入高校的教学科研，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办创新论坛，贡献自己的经验和智慧。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步伐越来越快，一大批从中国走向世界的精英们回到国内，“在中国做事”，更“为中国做事”，我想，这对他们所服务的机构，对中国，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无论对于莘莘学子还是商界人士，张亚勤先生的故事都值得一读。 序言 凌志军序 几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一本关于亚勤的书。我相信他的故事一定有一些特别的魅力。这不是因为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大堆头衔和赞誉。他的做事水平的确引人入胜，但是真正让我回味无穷的却是他的做人水平。 按照今天的社会标准，亚勤似乎具备了一个杰出人物的全部要素。他吸引世人瞩目的成功开始于少年时期，又在此后几十年每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绽放出耀眼光芒。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他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教育制度杂交的产儿，是中国和美国两种社会文化融合而成的科学家和企业管理者。他和他的同事让一个经典的西方资本主义公司深深扎根在东方的土壤中，也让一代中国青年的智慧和勤奋享誉西方世界。在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大历史中，他和他的团队开创了两种信仰、两种制度、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相辅相成的最杰出的案例。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亚勤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疯狂革命的时代、左右彷徨的时代和激烈变革的时代。当21世纪到来的时候，他的人生之路伴随着席卷全球的新技术浪潮达到高峰。我一直相信，这个年龄的人拥有一种天赋机缘。比他年长的一代人，没有经过新世界的熏陶，缺少对于新潮流的亲近感，因而很难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引领者；比他年轻的一代人，没能经历旧世界的洗礼，缺少一种坚韧、豁达和通透的风范，所以很难理解他之所谓“为什么要打败别人”，以及“成功是一种习惯”，也不能想象为什么最杰出的人会把做人看得比做事更重要。 我们正经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成功者层出不穷，就像不断涌上沙滩的海浪一样，拍打着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着的国家。文人为他们立传，商家为他们包装，官方机构也来为他们增光添彩。整个社会都把眼光投在他们身上。年轻一代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可惜的是，人们过多地关注成功者做事的诀窍，却过少地了解他们做人的境界，因而还是不能摆脱下面一些问题：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为什么会有患得患失？为什么会有茫然无措？为什么会有怀才不遇？为什么会有怨天尤人？为什么会有钩心斗角？为什么会有昙花一现？为什么我既不笨又不懒却总是到处碰壁？又为什么我即使成功了却还是不能感受到成功的快乐，反而被成功所累？ 现在，我手上这本书稿正是关于亚勤的。这是一个杰出人物的足迹，很好看，也值得回味。就像比尔·克林顿在美国总统任上写给亚勤的信中说的，“一个灵感的启示”。而它给予我的最具启示意义的“灵感”就是：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种种做事的机巧当然能够帮助你赢得优势，但是，只有你做人的水平方能决定你究竟能够走多远。 序言 作者序 见到亚勤的人，首先会被他的温厚随和所吸引。随着跟亚勤的交往不断深入，对他越来越了解，我的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老子那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管理着微软公司在美国之外最大的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合作的研发基地，也是跨国公司在华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发机构，拥有3000多名“聪明人”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张亚勤并不像我所见到的很多成功企业家那样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相反，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胜似闲庭信步。 他是如何做到的？或许很多人都会说：因为他是天生智力超常的聪明人呗！ 是的，张亚勤从小就表现出来超乎常人的聪明，创造了12岁上大学的奇迹，是当之无愧的“神童”。之后，他20岁赴美留学，23岁以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系唯一的满分博士论文毕业，31岁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百年来最年轻的院士，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 克林顿在给张亚勤“2005年度美国华裔工程师奖”的贺信中称赞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李开复评价张亚勤说：“他是个绝对的技术天才，而且他过目不忘，在计算机界我们做的算是很成功了，但是唯有他能把小时候学的物理和数学什么的还记得非常清楚。”像人们已经习惯叫他“神童”一样，在众人印象里，张亚勤依旧是高智商的代表。 似乎一切成就的取得，都可以归结到张亚勤的“天分”。然而，历史上聪明人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现实生活中职场、商场中起起落落的故事从不鲜见。很多有着聪明的头脑和敏锐的商业嗅觉的人却往往不是最终的成功者。 对于聪明与成功的关系，张亚勤似乎更有发言权，我想起他一直强调的一句话，“聪明不聪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去利用这一点。”是的，成功就是将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前国务委员宋健曾在参观过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微软总部后，亲笔写信赞扬张亚勤和微软中国研究院取得的成就，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只有高的IQ没大用处。更重要的是一个开放的、能接触世界前沿的、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有杰出领导者的团队，人的才能才可以发挥出来。否则，囿于墙里院内，大智只能变小慧。”我们得到共同的结论：聪明只是一种潜能，关键是看如何利用。 本书写作期间，我与抱病在家的著名财经作家凌志军先生有过几次讨论。听说我要写张亚勤，凌志军警告说“写亚勤我觉得很难写，我感觉他甚至比开复还难写”，“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聪明，但是聪明和聪明还是不一样，还是有区别。亚勤这个人是有大智慧，别人做的话可能也能做到他这种程度，但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他却很自然地就做成了，像喝茶一样平平常常，事情就成了，他不认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就是亚勤。”凌志军总结他对真正成功者的看法时说，“一个人能走多远最终不是取决于做事的能力，而是取决于做人的能力。”他感叹“现在的社会风气，现在的读物，现在的写作者，恰恰主流不是这个，主流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打败别人，怎么往上爬。你看现在的小说都是告诉人家职场怎么竞争，怎么赢，有意无意就是这个。亚勤就不在乎这个东西，他不在乎要赢谁，不在乎是否要打败别人。”凌志军认为本书的写作非常有意义：“把亚勤这些东西写出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对那些渴望成功的人，对已经成功的人也都是有启发的。” 张亚勤的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第一，平常心，心态平和，能在喧哗中保持理智和冷静。 在跟张亚勤的交流中，我能够处处感觉到他的良好心态，这种心态其实也就是他一直强调的：人要有和谐的心。这种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事之间的和谐。 张亚勤有一颗平常心。他说“做自己，做喜欢做的事，做简单的人。”他为人低调，不喜欢张扬和个人炒作。跟随他多年的前公关部经理尚笑莉说：“在国内媒体热烈炒作他的神童经历时，我作为当时媒体负责人曾无数次替他回绝了以此为主题的媒体采访。” 在我们对张亚勤的采访中，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他从来不会对故事浓墨重彩或添油加醋，有的只是轻描淡写或有所保留。比如他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勤奋的人，但碰到问题想要解决的时候，能发狠心，集中一段时间不受任何打扰去攻关。”确实，张亚勤不是个爱打疲劳战的人，但他所说的“发狠心”，绝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熬上几个通宵，他可以为一个问题持续熬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智者乐水。水是最柔韧的物质，温润却带有势不可挡的迫人力量，张亚勤给人最大的感触就是平和。像很多技术出身的研究型人才一样，在公众场合，置身人群中的张亚勤多数时候是个面带笑容不甚多言的倾听者。 第二，包容心，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了解张亚勤的朋友和同事都不约而同地对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亚勤对大家都特别好。”他人很好，笑起来很可爱，总是给人一见如故的感觉。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亲和力很强。 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张亚勤何以为智的端倪。这个微软上下甚至清洁工阿姨都以“亚勤”亲切称呼的一把手，这位接受采访时不忘适时给记者的茶杯续水的温厚主人，既没有人们印象里外企高层管理人员的精明外露，也没有某些传说中的科学家的怪僻和桀骜不驯。 管理着研究院那么多“聪明人”，张亚勤有自己的方式：给大家自由的空间，因为每个人的定位是不一样的，要赋予他更多的责任。管理者要有胸怀，包容不同的工作方式，往往一些很聪明的人的性格会比较特别一点，管理者必须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帮助他们。学者们的个性不同，要赋予他们不同的环境，创造不同的思维空间。这就是张亚勤典型的管理方式。 当张亚勤坐在对面，面带微笑地倾听你说话时，你会想到“海纳百川”这个词。他能够以包容的心与周围的人，不管是上司还是下属，都相处得很好。他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业，专注地做下去，并且成绩卓著。他身边同事都说，作为研究院的负责人，亚勤很少会被眼前的一些看似复杂难解的问题所困扰。他很讲求主旋律和大方向。他更关注涉及研究院架构、人才管理及科研方向这些领域的一些战略性问题。一旦方向明确，具体问题到他那里都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大爱之心，看淡名利。 从他讲述的他和母亲的故事中，你会明白他为何会毅然决然回国，张亚勤始终记得小时候他母亲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要为国家多做好事，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在他讲述的华裔“百人会”、“胡主席访问微软”、“奥运故事”中，我看到了他作为中国人的那份自豪和骄傲。在亚勤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汶川地震发生时，他正在飞往西雅图的飞机上，下飞机后收到七八十条手机短信，让他的心一下子揪紧，马上冲到候机室看电视报道—听到这里，我眼眶不禁一热，他的心一直是和祖国的父老乡亲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尽一份力量，他指挥技术团队开发了震后寻人网，推出四川地震形势地图，维护捐款平台。此外，他后来还特意借出差的机会，徒步重走了汶川路。 由于工作关系，张亚勤每年都有数十次空中飞行，但回忆起2006年去往美国途中的一次历险，张亚勤至今记忆犹新：飞机发动机突然着火，机舱内乱成一团，吵闹声惊醒了坐在上层看书的张亚勤，他才发现机舱里浓烟滚滚。飞机迫降在日本冲绳岛。这是一个军用机场，没有任何民航设施，张亚勤和乘客们露天待了一宿。这一夜，张亚勤仰望星空，想了很多，突然有种大彻大悟的感觉。他感到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自己去做，而名利只不过是天上的浮云。绝大部分经历车祸的人都不敢再开车，经历飞机事故的人也很难踏进机舱，但张亚勤再次证明了他的与众不同：他不仅是个智商超群的人，更是个情商过人的人。如今这个大忙人每月的飞行更加频繁了，他有一种更加珍惜时间的紧迫感，而他出入飞机机舱的步伐却依然从容淡定。 如今，张亚勤是十几所国内著名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同济大学等学校的校董，是很多省市的政府高级顾问。他经常到大学里去兼职讲课，并且鼓励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到学校里面去兼职，但他从来不收取费用，甚至往返差旅费都自己出。研发集团与国内的研究机构的合作，他不要知识产权，并且规定研发集团的人员不参加国内的院士评选竞争…… 虽然身在外企微软，但是张亚勤一直努力致力于一件事—将“微软中国”打造成“中国微软”。 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提供商微软公司的全球副总裁以及微软在华研发业务的负责人，张亚勤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软件业的发展。据统计，微软在中国每赚1块钱，它在中国国内的合作伙伴就会赚16块钱。而且张亚勤利用微软这个平台，对推动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务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让我们备受感动的另一件事情是，张亚勤对中国教育，尤其是It教育的关心和投入。他通过微软这个平台投入大量资金，与国家教育部联合推动了旨在捐资助学并帮助培养大批It人才的“长城计划”、“携手助学”以及与十多所高校开展“联合试验室”。他所带领的研发集团也是国内专家学者接触世界顶尖科技的平台，通过“青年学者”、“访问学者”等计划，国内很多青年专家都有机会到微软作访问研究。张亚勤无论是对中国良好科研氛围的培养，还是对国内科研实力的提升，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身在微软，服务中国”，这是张亚勤最初为微软中国提出来的理念，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微软在中国从“微软中国”到“中国微软”的改变。 从聪明到智慧只有一步之遥，世间多见的是小聪明，缺乏的是大清醒。聪明是一种能力，而智慧是一种境界。 “让中国‘智’造，‘慧’及全球”，这是张亚勤一直以来的梦想。如今，已有100多项出自中国的技术成果被转移到微软核心产品中，如ttS语音合成系统、Office System 2007中的Outlook移动服务等。张亚勤说“在移动通信、互联网服务、数字娱乐、面向新兴市场的技术产品服务等领域，我们有潜力在微软做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中国智慧，辉映世界！张亚勤的愿景是希望在中国创造出能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新技术、新发明，“能做几件真正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张亚勤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充满了信心，他坚定地告诉大家：“有一天，中国也可以在世界科技奥运会中勇夺冠军，成为世界科技进步的领导者。”这是张亚勤所要努力的未来，我们都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在本书采写过程中，我很荣幸与亚勤和他的家人多次交流，同时也很高兴有机缘跟张宏江、李开复、李世鹏、陈宏刚、尚笑莉、陈蕾、商容、张高、何恒颖、黄勇、岳阳、夏颖奇、张景安、凌志军等亚勤的同事、朋友交流，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是通过向他们反复地求证，他们动情的叙述和描绘，让一个亲切、温厚、睿智的亚勤，一个很普通却又很不简单的亚勤的形象渐渐清晰。相信亲爱的读者在展读本书时，不仅会看到一个了不起的世界级顶级科学家，一个高明的管理者，还应该会收获启示、感悟、思考以及更多。 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和出版，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北大国际的胡大源院长，感谢学长杨炜长、学妹林木，感谢北京广天响石的同事彭征明、朱仰晴、刘洪飞、李良忠、肖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中信出版社编辑的辛勤劳动，感谢我的家人的默默付出……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亲人和朋友们！由于个人水平和时间的关系，本书难免还会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第一章 少年多磨砺 少年天才 张亚勤对于五岁以前的记忆是模糊的，在山西大学附中教书的父亲极少在他身边，“父爱”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连父亲的长相他也没什么印象。年幼的孩子还不知道“五岁丧父”意味着什么，但那种缺憾，敏感的他却是能隐隐感受到的。看到别的孩子被父亲呵斥，他明白自己和别人的不同，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也不一样。尽管“文革”过后，张亚勤的父亲被平反了，但生命中的缺憾却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 直至今天，谈起对自己一生影响最深刻的书，张亚勤脱口而出的依旧是五六岁时读过的高尔基三部曲：、和。如果说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高尔基讲述的是故事，那么对于张亚勤来说，这个三部曲就是他幼年生活的真实描摹。 “我3岁能识字就是因为姥姥。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有文化的女性，能识字，会算账，这使得她比同龄女性更为开明。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这句话培养了我的学习能力，使我受益终生。” 缘于此，高尔基成了那个时代的张亚勤最喜欢的作家。“我父亲去世不久，我就读到了。高尔基也是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和姥姥抚养成人。看高尔基的故事像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今天看，我也许属于‘逆境出人才’那个类型，教育学家认为这种频繁变化的外部环境对儿童身心的负面影响相当大，但在当时，你每天的生活就是那样，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地方、换一所学校、换一批朋友，留一级或者跳两级。你的人生在当时就是那样。” 而这一切还只是张亚勤童年的一部分：5岁那年，身为教师的父亲去世，张亚勤离开太原，回到老家运城和姥姥生活在一起。此后的八九年间，他辗转于太原、运城和西安，在母亲、老家和亲戚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即使到现在都很难想象，在社会功能彻底瘫痪的“文革”期间，一个年仅七八岁的孩子独自搭火车、倒长途汽车奔波在几个不同的“家”之间的情景，可这正是张亚勤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 这个时候，尽管还没有因为12岁上大学而被冠以“神童”的名头，但张亚勤过目不忘的本事已经让他成为了当地的小名人：拿一份报纸，张亚勤只要看几分钟，基本就能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字不差地通篇背出来。张亚勤称之为“拍照式记忆”。因为这页报纸在他脑子里不是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字符或段落，而是像存在脑子里的一幅图像，他要做的只不过是按照脑子里的这幅图像“说出”上面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才”。 1966年，年轻的新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非常年代。 张亚勤9岁时小学毕业，太原市举行了一场演出活动，他被选去说相声。如今，他已经不记得相声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自己当时没花多少工夫就记住了大段的相声台词，当他一句不差、声情并茂地表演完后，台下掌声雷动，观众都被这个9岁的小天才镇住了。当地的报纸专门报道了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叫“张亚勤”的孩子有过目不忘的天赋。 “我可以说是提前经历了人生种种可能的困境。” 多年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一对儿女在自己和太太的庇护下快乐健康地长大，张亚勤自己也意识到了一直在心中积蓄的那种父亲情结：“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这个时候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亚勤与母亲 如果说神童们在智力的起跑线上是一样的，那么最终能够到达彼岸的，一定是那些能够驾驭自己超常智慧的真正的“智者”。 从3岁起，寄居在亲戚家的张亚勤就开始学习给母亲写信，这是他和母亲交流的重要方式。最开始信封是别人代写，信是自己写。母亲的回信总是先表扬，然后在末尾把来信中的错别字一一纠正。到了亚勤5岁，忙于工作的母亲无法照顾儿子，就打算让他上学。“文革”时期的太原很乱，大街上随时都会上演“武斗”，学校风气也不好，于是，他被送回了姥姥家。 生于公元1966年—这个年份注定，任何一个个体的命运都无法挣脱当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我外祖父家是盐商出身，祖父是地主背景，在那个特殊时期，这种家庭成分几乎宣判了一个家族的死刑。对于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说，我可以说是提前经历了人生种种可能的困境。” 第一章 少年多磨砺 严母教子 5岁之后，张亚勤不仅去姥姥家，也会去奶奶家，有时候他还要被大人安排到西安的另一位亲戚家。太原的母亲家、运城的奶奶家和姥姥家、西安的亲戚家，成了幼年的张亚勤时常往返的地方。长途跋涉是他对自己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灰蒙蒙的清晨，天还没亮，母亲就已经准备好了早饭。这又是一个出门的日子。迷迷糊糊地起床洗漱吃早饭，张亚勤背上书包就去了车站。 一般情况下，总会有亲戚到火车站接亚勤。但在那个依赖信件传递信息的年代，出现意外并不意外。 “7岁那年夏天，我和往常一样，一个人坐火车去奶奶家。母亲给那边的亲戚写了信，让他们安排人去火车站接站，但没想到他们没能及时收到这封信。我一下火车，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大人，就懵了。那时没有电话，身上钱也不多，再原路回家是不大可能了。想了想，我觉得我记得去奶奶家的路，于是就决定还是去奶奶家。” 几十里的山路，大雨，凭着记忆一路走一路问，整整一天，当满身满脸都是泥水的亚勤出现在奶奶面前，全家人看着这个7岁的孩子都惊呆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张亚勤怎么能一个人就来了。看着浑身湿淋淋脏乎乎的亚勤，大人们又是心疼又是后怕，但只有7岁的孩子却因为大人们的表情兴奋起来，觉得自己真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对呆呆看着他的奶奶笑着说：“我饿了。”长大以后再提起这件事，张亚勤都慨叹：“这件事情给了我勇气，日后再遇到各种困难时，想起这件事，我就明白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孩子的世界总是充满梦想。每次坐公交车，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的公交车司机都深深地吸引着亚勤。在他眼里，公交车司机无疑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开着大车，拉着一车人去这儿去那儿，着实了不起。不过，当公交车司机的梦并没有做多久，张亚勤的偶像又变成了雷锋叔叔，他穿着笔挺的绿军装，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于是，张亚勤又想当兵做雷锋叔叔。而军棋、美术、二胡、乒乓球也都曾经是亚勤一度的梦想，加上聪明，学什么都快，往往是初学的几天搞得轰轰烈烈，等学得差不多了，很快就又有新东西吸引住了他。 “9岁那年，有一天吃过晚饭，我又开始拉二胡。母亲突然走过来，伸手就把二胡夺了去，并让我站起来。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能那么呆呆站着。没想到母亲把二胡摔在一边，弯腰就冲我来了两巴掌。没有任何缘由就挨打，我委屈地哭了，这时母亲又拿来我曾经很心爱的画笔和画得还不错的画稿，严厉地问道：‘你看看，这是你的画，你不是说要当画家吗？画了没几天，又迷上了二胡。你到底是想做画家还是音乐家呢？’” 张亚勤这才明白母亲是为什么打他，他从来没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的火，母亲接着说：“亚勤，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将来总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你从现在起做事情就要有恒心。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 张亚勤一下子就明白了母亲的用心：“其实我母亲一直都想培养我的天赋，她总觉得以我的聪明，只要用心地钻研下来，总会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然而，她却慢慢发现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做事没什么长性，喜欢把所有的学习当游戏，喜新厌旧，没有一个兴趣能够坚持不懈。做一件事情，三五个月过去，一样可以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她很担心，担心长此下去我会成为一个浮躁的人，做事三心二意，最后一事无成。于是，她生平第一次打了我。” 直到现在，母亲含着泪问的那句话一直敲打在张亚勤的心上：“你以后到底要干什么，你没有一技之长，长大了怎么生存？”张亚勤明显感觉到母亲的声音和手都是颤抖的。从那以后，选择和坚持成为张亚勤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h3>Link 在复杂的世界里发现“简单”</h3> 人的某些性格特质，在牙牙学语的懵懂之初就已经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比如智商，你一出生就决定了，这就像一台电脑的硬件，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比如性格和观念，基本上都在你5岁之前定型。但有些东西则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的，比如说沟通的能力、知识、判断力，像用户界面一样。就这样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系统架构，并决定着命运的走向。 这个世界很复杂，你需要培养在复杂的世界里发现“简单”的本领，因为最后你在很困惑的时候，人的本能是一个如此简单但又无比可靠的东西，这是任何动物生存的根本。但是如果你从小的环境太过简单，你也许很难获得这种本能。 学生们总问我是怎么理解成功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简化你的人生选择的过程。长远来看，你选择的事情一定要让你感觉到快乐，不要想这个事情别人会怎么想。那么，你必须要独立，要自己把事情想清楚。很多时候、很多环境下，你都无法要求完全平等。你的一生会很多次面临这样的局面，所以还是要独立，要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大的转折点。在中国，有些大事情是别的力量作决定，但很多小事情就不一样。你的不同选择就影响了你的道路。人有很多能力，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它比别的能力可能重要100倍。如果首先你的判断失误了，那么别的能力都没有用，也许你的沟通能力也很强，那就更错，因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的错误判断传达给别人。 第一章 少年多磨砺 阿Q精神胜利法 亚勤的话：成长中总是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事情，你会慢慢懂得，生活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小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渐渐懂得包容更多的事情。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学不到这一课，长大了终究需要补这一课。 在张亚勤的记忆中，留存着这样的场景：不大的堂屋里挤满了远亲近邻，大家围着年幼的他七嘴八舌地嘘寒问暖：长高了没有？功课好不好？看这孩子到底是像他爸爸还是像他妈妈？被包围在一片嘈杂中，张亚勤只是困惑地仰着头，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 尽管当时大多数家庭的物质生活都很匮乏，但每当张亚勤去姥姥家、奶奶家，那些并不熟识的邻居们都会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花生、糖果给亚勤吃。大人们也会怜爱地摸摸他的头，对他关怀备至。大人们说话的时候，时不时看看在一边玩耍的他，眼神里带着关爱，关爱中还夹杂着一些别的意味，那样的目光让他感觉不自在。而奶奶看见周围人对孩子这么热情，总是背过身子去擦眼泪。 “那些邻居们关心我有两个理由。一方面，他们知道我那么小就失去了父亲，这些善良的人们都很心疼我，想帮我；另一方面，父亲的遭遇让周围的亲戚和朋友都很痛心，他们把对我父亲的感情完全转移到我身上，叫我去家里吃饭，捎零食给我。显然，这些关爱是夹杂着同情、怜惜等其他感情的。”若干年后，张亚勤依旧为普通人质朴的情感而感动。但在当时，一个人奔波在各个“家”之间，稚龄的他已经学会了观察大人。很小的时候他就不再任性和撒娇，知道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把自己懂事的一面表现出来，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想法。尽管从内心渴望被人关爱，可有时人家来看他，他却赶紧跑出去玩，下意识地想躲避那种“不自然”的气氛。 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不同家庭的生活方式，也让张亚勤早早就学会了适应周围的环境。“吃饭时可不可以说话”、“大人说话时是要安静地玩还是远离屋子”……小小年纪的他都会再三思量，在大人眼里，他一直都是个早慧懂事的孩子。 但是，就是这个过目成诵的聪明孩子也会被大人说“没心眼儿”：“我想事情很简单，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从来不会想到其他什么。比如我跟人谈话，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从来没有什么‘字面的意思’和‘背后的意思’。小时候，大人都说我这个小孩‘比较傻’，因为我‘没心眼儿’、常受人欺负。可我从小母亲就给我讲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以，我自己倒没觉得有多委屈，感觉还挺好。” 母亲给张亚勤买了他心爱的画笔，别的孩子看了喜欢，他会慷慨地借给人家用，用坏了还不回来了他也不生气。在同班的“大同学”面前，张亚勤老是吃亏。“哇，亚勤，你的钢笔好漂亮啊！我这块橡皮是新买的，还带香味呢，你闻闻……要不我们换吧？”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每当这时他都禁不住大自己几岁的同学渴求的眼神，用自己手里的“贵重”东西换来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 理解和尊重别人，这是母亲给张亚勤上的另外一课。8岁那年有一天放学回家后，张亚勤跟妈妈讲起路上的见闻，无意中取笑了一下自己刚刚看到的一个人。母亲很严厉地打断他说：“亚勤，你怎么能揭别人的短处呢？”其实亚勤刚说完就后悔了，看到母亲很认真的样子，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母亲又认真地对他说：“亚勤，你还小，你要记住，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必须首先尊重别人。” 一些社会学者在总结“文革”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时，列出了突出的两条：（1）广泛的社会运动严重阻滞中国经济的发展，使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经济最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50年。（2）学校教育荒废，“50后”和“60后”整个代际出现文化断层……在这些宏观的历史图景背后，是对个体情操的彻底性破坏—在那个人性空前荒芜的时代，整个社会的情感架构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值得信任。乱世之下，母亲的严格要求时时给儿子作出了正确的指引。 <h3>Link 包容的力量</h3> 熟悉张亚勤人都说：“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是个很好的聆听者，能够尊重各种不同的意见”“拥有海纳百川般的智者的胸襟”。 而对于这种性格的成因，张亚勤解释说：“小的时候，我有各种各样的困惑，身边总是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总是在流离迁徙，和小孩一块玩，朋友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是这样的朋友，第二天就遇到那样的朋友。所以经过了太多的东西之后，就学会了理解。世界并不是单一的，有各种不同的人，而且你要尊重别人。小时候我和大城市的孩子同过学，和农村的孩子也同过学，特别乱的环境下也有，特别好的环境下也有，我生活的环境很不同，这些小孩可能都有不同的特点。后来就知道要多元化，包括我到了美国之后，东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然后管理的文化、研究的文化，就是最多元的，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最多元的，就和联合国似的，什么方面都有，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包容。” 事实证明，这种包容、体谅的性格，并没有使张亚勤吃亏，反而成为他取得成功的有利因素之一。 张亚勤也认为，包容是晋商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晋商能够走出去，包容其他的文化，所以缔造了商海中难得的晋商传奇。他说：“山西在明清的时候，农业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山西人没有局限于此，没有守土，而是走出去。开拓出一个白银帝国，一个新的商业文明，可以说叱咤商海500年。这些成功都需要包容的心态。要知道，离开故土的人要是没有包容的心去适应别人的话，根本就很难生存。” 第一章 少年多磨砺 12岁的大学生 亚勤的话：绝大多数人在智力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用好自己的才智。 童年辗转四处的动荡经历使张亚勤很难在同一所学校连贯地读书，但客观上也给从小以自学为主的他创造了跳级的机会。日后12岁上大学的伏笔，就此埋下。每一次转到新地方，学校就根据张亚勤的知识水平决定他上哪一个年级。通常是家人把他带到老师面前。老师随手出几道数学、语文题，哪个年级的问题都有，以他能够解答的难度最大的题目为准分配班级。 感谢姥姥和母亲始终坚持不懈的家庭教育，张亚勤的自学反而比体制都被彻底破坏的校园学习效果更好。张亚勤面临的最有难度的一次考试是，一位老师给当时只有9岁的他出了一道五年级的算术方程式。这确实是张亚勤从来没做过的一道题，但母亲曾给他看过五年级的课本。“拍照式记忆”又发挥了作用，沉思之后，他最终还是得出了答案，这也让本来有心试探的老师惊叹不已。 就这样，张亚勤频频跳级，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居然才9岁。同一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母亲得天天上班。于是，照看妹妹的工作也落到了刚刚9岁的小亚勤的身上。已经完成了小学课程的张亚勤索性休学，留在家里一边照看妹妹一边开始学习初中的课程。 “文革”后期，长达数年的混乱令整个社会疲惫厌倦，人们开始反思，砸学校、批老师、焚烧书本这些行为也激起大众的反感，理性求知的愿望从人们心底里迸发出来。渴望知识、尊重知识的风气悄然回归。在那个学业荒废已久的年代，突然出了张亚勤这么一个总是辗转求学，却接连跳级的成绩很好的孩子，马上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满城皆知，都说太原出了个“神童”。在当时求知若渴的大氛围下，张亚勤成了被推崇的榜样，毋宁说这个9岁的孩子令人们感受了扑面而来的新时代的微风，变革的希望似乎并不遥远，恰恰就在身边。于是，有学校请他去宣传“经验”，教大家如何快速提高成绩。 “我的法宝就是‘求知欲’：刨根问底，不明白的问题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比如最容易遇到的数学难题，一下课，我就会拿着不懂的问题去问老师。如果老师已经下班，那就追到老师家里去问。”有一天，张亚勤看到数学老师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北京大学编写的有关三角函数的参考资料，这是当时高中的数学课程。一向喜欢钻研的张亚勤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他向老师借这本书回家看。尽管知道他聪明，但老师还是很惊讶：“这个是高中课程，你能看懂？”张亚勤小声说：“试着看看。”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张亚勤兴冲冲地来还书了。 老师问他：“看了？” “看了，我把里面的习题都做了一遍。”说着张亚勤把自己的习题本交给老师。老师一边翻看习题本，一边暗自称奇。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也都聚拢了过来，有位老师不太相信，当场出了三道难题让张亚勤计算，他真的都做出来了。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星期内学通了一本高中教材，做完了所有的习题，这让教研室的数学老师们也刮目相看。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过：“人脑和人心一样，朝着被赞赏的方向走。”张亚勤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得越加明显。11岁那年，他直接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并且又一次考了所有考生中的最高分。 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但知识青年返城政策还没有出台，高考也没有恢复，初、高中毕业生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仍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沿袭旧的制度，城市里仍旧使用“留城证”，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张亚勤家也面临这个问题，妹妹出生后，母亲曾经和张亚勤开过这样一个玩笑：“我们家只有一个留城名额，你留还是妹妹留？” 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似乎太过严峻。但是因为已经上了高中，所以抉择一下子摆在了他的面前，看着牙牙学语的妹妹，张亚勤的潜意识里认为一定是妹妹拿那个名额，他对母亲说：“当然给妹妹。” 恰逢此时，1977年山西美术学校招生，尽管这只是一所中专学校，美术天分不错的张亚勤还是想去报考，考上的话，就可以将留城证让给妹妹，而自己也可以继续学习。历经十年断档后初次恢复招生，考察项目比较简单。张亚勤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考试。 但是，连连跳级的神奇少年选择了美术学校，怎么看都是一种志向屈服于现实的妥协，令周围的人唏嘘不已。考虑再三，张亚勤和母亲还是决定放弃。下一步怎么走？从来都是周围孩子学习榜样的张亚勤毕竟还是个11岁的孩子，他的茫然是实实在在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字跳进了他的视野，彻底改变了张亚勤的学习轨迹，这个名字就是—“宁铂”。 1978年，高考恢复，百废待兴。中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同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从这片荒芜已久的人才荒漠里迸发出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岁的少年宁铂参加了第一届高考，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时任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指示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宁铂。作为天才少年的宁铂成为新时代的符号。 “13岁上大学”的消息在张亚勤这里轰然炸响，令他豁然开朗。 最先把这件事告诉张亚勤的是他当时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非常关心张亚勤的成长，同样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一个像宁铂一样的少年天才。 那天一大早，老师拿着《光明日报》来到张亚勤家里。张亚勤的母亲看完对宁铂的报道后，马上明白了老师的心意。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有疑虑的：张亚勤年纪小，读高中尚不满一年，去考少年班，实在是太仓促了些。母亲不由得摇摇头。 老师和母亲不寻常的神情，吸引了正在和小朋友下军棋的张亚勤，他也好奇地拿起报纸。一排醒目的黑色粗体字标题令他莫名地一震，认真读完报道后，“宁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大学生”这几个词在张亚勤的心里挥之不去。 “应该说就是那个时候，宁铂激发了我最大的潜力。这之前，我只是读书、跳级，一门心思学习，除了一直都希望能够飞到更广阔天地的朦胧梦想外，从来就没有对将来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有过明确的定位。那份《光明日报》告诉了我目标在哪里，自己将要去做些什么！以前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的大学生活—校园里成排的白杨、宽阔的操场、摆满玻璃器皿的实验室和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这些画面似乎离我并不遥远。” 第二天一起床，张亚勤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这时候距离高考只有半年时间，而11岁的张亚勤刚上高一不久。要考中国科技大学，意味着他要马上进入高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高中的所有课程。 张亚勤要跳级考少年班的事情一传出来，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个高一的孩子6个月后参加高考，这怎么可能？”很多人产生了疑问。按照规定，只有高二应届生才可以参加高考，张亚勤非但不符合条件，还有两年的课程需要补。好在学校支持他，校长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先考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师资力量强，考上了尖子班才有参加高考的希望。” 当时距离尖子班的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成功升入高二尖子班。若干年后，谈到那一个月的学习，他说：“当时的功课比较简单，所以一个月学完两年的课程还是有可能的。那一个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个月，每天差不多学习接近20个小时。所以，动力很重要，我的动力就是高考，就是中国科技大学。” 接下来的高考冲刺阶段的学习是张亚勤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为了顺利考试，张亚勤在老师和母亲的帮助下制订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学习计划，每天科学地安排时间，系统地学习各科知识。除此之外，在上学的路上、课间活动等点滴时间里，他也要见缝插针地背上几个外语单词，做上一道数学题。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再没有了平日里的逍遥自在，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他都是在埋头苦读。 亚勤的话：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大脑的思维一定要连贯，就好像激光，放射出来之前一直是在集中，集中好了以后一下把它放出去。 “我一定要参加高考，一定要上中国科技大学。”明确的目标、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鼓舞着张亚勤。年仅11岁的孩子，如此的懂事和刻苦，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于是，每晚10点之后，她便硬性要求亚勤必须马上睡觉。可“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张亚勤心中的火焰。即使躺在床上，他还会闭上眼睛回想一些英语单词、一些解题原理…… 这种刻苦经历，在张亚勤此后的生活中屡次出现。无论是读研究生时攻克电路板问题、留学时攻克论文，他都会彻底沉下心去，潜心专注于问题。有一次数学课随堂测验，时间是15分钟。发完卷子，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便开始埋头答题，前面的题目轻车熟路，张亚勤答得很顺当，几分钟就做完了，可是最后一道题他从来没见过，一下子卡住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张亚勤心急如焚，他绞尽脑汁，仍旧没有任何思路。最后，他只能空着这道题交卷。下课后，他仍旧念念不忘那道题，直到放学回家路上，他还在想那道题，快到家的时候他还是没想出来，于是，他又转身跑到数学老师家里，把那道题问了个水落石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已经拥有多项专利，张亚勤依旧对那道没有解出的数学题心有不甘，挫败感记忆犹新：“做数学题就如同上阵杀敌，一道题没做，就相当于跑了一个敌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然而，就算他如此拼命，在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住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说：“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有惊无险。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是“文革”后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乡，无数学子在田间地头、牛棚猪舍旁刻苦学习，只为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龄都比张亚勤大。尽管年纪小，在与成年人同场竞技的考场上，张亚勤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他的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成年人。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不像现在是统一报名，而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到真正报名时家人才知道报名程序，而这时候老师已经将考生名单上报了。离考试只有几天时间，报不上名，就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张亚勤当时已经闻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为少年大学生，也将是山西省的一大荣誉，所以当母亲带着他向招生办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马上爽快地答应将张亚勤的名字加进考生名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奇迹—“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太原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山西教育报》……省内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 太原的一些学校甚至挂起了“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学习张亚勤的新高潮”等标语。张亚勤看到这样的标语，心里难免有了小骄傲，禁不住有些炫耀地指给母亲看。没想到母亲并没有表扬他，而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都一样。” 这句话让张亚勤躁动的心一下子就跌落到了冰点。他不明白，一直鼓励他的母亲为什么突然浇他冷水。后来，张亚勤才体悟到母亲的良苦用心：“她是担心我在突如其来的荣誉面前迷失了自己，生怕我小小年纪就背负上盛名的压力，母亲只想让我顺其自然地快乐成长。事实证明，母亲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低调沉稳、踏实内敛是必备的人生态度。” 亚勤的话：人有很多能力，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它比别的能力重要100倍—如果判断失误，那么其他能力也都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的沟通能力很强，那就更糟了，因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你的错误判断影响别人。 岁月荏苒，转眼30年过去，再回首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有惊无险，张亚勤颇多感慨，而对最后考试成功，他也解释说：“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国范围看并不突出。尽管数学得了高分，最后一道附加题只有我一个人解出来。但那道题是我做过的，我最初见到那道题的时候也解不出来，整整想了两天才解出来，要是让我当场做那道题，我根本不可能做出来。” 回忆起30年前的那次考试，张亚勤说：“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气魄与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而恢复高考则是彻底改变每个普通人以及整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根本性战略。中国的发展需要人才，高考正是遴选人才、进而创造整个社会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机制。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 一个多世纪以前，梁启超写下了，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如何培育中国的未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点，就成为一个关乎民族兴废的话题。也正是因此，记录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中国故事》节目选择了张亚勤、柳传志、郭凤莲等十个标志着新时代印记的名字，记述那段凋敝岁月之后的复兴历程。 “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和特别聪明的孩子在一起。”若干年后，张亚勤这样回忆自己“神童”经历的缘起。在时代提供的宏大背景下，张亚勤创造了自己的传奇。 <h3>Link 榜样的力量</h3> 如果说，张亚勤能够考上少年班，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人会有异议。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无形中给了他很大的动力，那就是榜样的力量。在那个阶段，这种榜样的力量来自宁铂，他几乎是张亚勤当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今天张亚勤回忆起来，说道：“有一个目标、一个启示对人的成长很重要，或者说你不同时期的人生确定了不同的目标，对人生方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这点上，还要追溯到母亲的教导：那时母亲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她从精神层面上给了我激励。她常说：‘不管古今中外，处处都有你学习的榜样。’我上中国科技大学时的榜样就是宁铂，我也切身体会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亚勤的榜样观也随之变化了。他说：“人的年龄越大，就越不容易产生偶像感了。不过，我后来也佩服过很多人，比如说我很佩服我留学时的导师，还有一些科学家。” 第一章 少年多磨砺 天外有天 1978年9月，张亚勤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远行到来了。 和往常独自出门一样，这次离家上大学，转移粮食和户口关系、买火车票、托运行李等许多事情都是张亚勤自己去办的。虽然有母亲陪着，但她从不出面，只是在一旁提醒不要把证件丢了。托运行李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叫大人来办，小孩不能办。”坐在远处看管行李的母亲这才上来说：“他能行，让他自己办好了，我不会写字。”工作人员没办法，只能让“小孩”办。当张亚勤填完各种表格交给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一看是去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上学，都惊奇地围着这个“小孩”问长问短，柜台前一下子涌来了一堆人。在一片赞扬声中，张亚勤和母亲颇费了一番力气才离开现场。 儿子即将远行，母亲当时的心情张亚勤无法完全猜度，但有一点，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从离开的那一刻起，张亚勤就要完全独立生活了。火车站送行的那刻，母亲只是笑着说：“你能行！” 这是张亚勤人生的又一次跋涉，他将从这里开始他生命中的黄金旅程，开始他的大学时光。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乡—14岁的少年班学生郭元林。车厢狭小拥挤，两个本应戴红领巾的孩子，却背着行李远走他乡，这在满是成年人的车厢内显得很是特别。 一夜颠簸，两个少年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直属中国科学院，是理工科学生首选的一流名校，在那个年代甚至比清华和北大还吸引人。当张亚勤拖着行李站在学校门口，仰望“中国科技大学”几个大字时，他终于舒了一口气。 无巧不成书，当时来接“新生”张亚勤报到的“老生”，就是被他奉为榜样的宁铂。初见偶像、梦想成真—甚至12岁进大学的年龄比起偶像入学时的13岁还要小一岁，都足以成为令张亚勤骄傲的资本。 然而，开学上课后张亚勤才知道，被誉为“神童”的他，在少年班一大批明星学生中并不是最优秀的，他突然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按照张亚勤的话说：“去了之后才发现别人都比我强。一个宿舍里7个人，一问别人的分数，满分500分，上铺的同学是430分，对面的同学是450分，而那一年我们山西省的状元也才不过410分。走出来了，你才会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种挫败感，让在学习方面一直顺风顺水的张亚勤一下子就懵了，但这似乎并没有对他的心理造成太长时间的影响。毕竟，12岁的张亚勤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在长久的艰苦奋斗之后，第一次完全进入自由状态、痛痛快快干自己想干的事，是无法抗拒的快乐。他后来回忆说：“我那会儿一般早晨睡懒觉，中午起来就吃饭，回来睡个午觉。下午又去踢球了，晚饭后七八点钟才开始学习。” 张亚勤与科大少年班同学李仁祥、章明在宿舍讨论问题。张亚勤常说科大给了他一种理想主义精神。 学校对少年班学生的生活格外照顾。这帮平均年龄在十三四岁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强，所以学校安排他们吃条件最好的教授食堂。刚开始，班主任汪惠迪老师还帮张亚勤洗衣服，后来学校又安排专人为这群孩子洗衣服。张亚勤是班里最小的学生，和班里最大的同学被分在了同一间宿舍。老师再三叮咛那位大同学一定要多照顾张亚勤，可那位同样是习惯被父母照顾的少年，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样不敢恭维。过了半学期之后，反倒是张亚勤在生活起居上照顾起这位大哥哥来。吃饭的时候，他懒得去食堂，张亚勤就帮着把饭打回来。“亚勤，帮我占个座儿”、“亚勤，帮我把东西拿回寝室”……本来是被指定照顾的对象，却转过头来为大同学服务。 张亚勤从小的兴趣爱好就十分广泛，上了大学，自主的空间更大，下棋、看电影、踢球、听音乐会……大学里的宽松环境让张亚勤感觉似乎是提前进入了“自由王国”。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去逛动物园，一路玩玩闹闹，看到有意思的就停下来指指画画一番。正好动物园里举行杂技演出，两个还是孩子的小大学生一下子就被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吸引住了。演出结束，已是暮色深沉，等他们走出动物园大门的时候，最后一班公交车早已经开走，他们只好一路走回学校。当两人又累又饿地回到学校，已经是深夜11点半，校门早就关了，宿舍也已经熄灯，疯玩了一天的两人实在不敢去叫看门老大爷来开门，只好摸黑翻墙。围墙是用红砖加水泥垒砌的，又高又滑，出于安全考虑，墙头上还拉了一圈铁丝网。好在两人年纪小，身体灵活，没费多大力气就翻过去了。不过，站在围墙内的张亚勤刚松了一口气后，就发现裤子上被刮了一道长口子。大学期间诸如此类的顽皮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就在张亚勤将时间慷慨地挥霍在音乐会和运动场上时，第一次期末考试一下子让他傻眼了：成绩一落千丈，数学只得了61分，语文71分，其他科目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成功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来合肥之前，母亲就告诫他，名声，还有报纸上那些褒扬他的话，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孩子，还不能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 老师找张亚勤谈话，并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的母亲。张亚勤一下子从勤奋的好孩子变成了“问题学生”。母亲接到信后非常失望。假期张亚勤回家时，母亲严厉地批评了他，她说：“如果说你努力了没有学好，那我不怪你，你说你睡觉，不努力，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就是那么一瞬间，你会突然发现一切玩的东西都没那么有趣了。”张亚勤重新开始寻求更有味道的东西。他开始看书钻研自己不了解的知识。钻研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一个接一个的难题，是永远不会重复的乐趣！直到一次通宵学习后，他居然感到内心异常充实。就这样，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张亚勤的成绩开始稳步上升，到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他的考试成绩已经名列前茅。 谁也没想到，开始时在少年班里默默无闻的张亚勤，后来的经历却是令人瞩目。2005年为第一届少年班同学聚会而篆刻的石碑上，张亚勤的名字被排在了最前面，名字下方详尽地描述了他这些年来取得的令母校骄傲的成绩。2006年5月10日，当张亚勤的高校演讲移师中国科技大学时，更是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而宁铂则本科毕业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了25年老师，在一段不幸的婚姻后，于2002年遁入空门，皈依佛教。 后来，有人在分析宁铂的际遇时认为，人们加在他身上的荣耀和期望过于沉重，他再早慧也毕竟只是个孩子，无法负荷成人世界里那么复杂的东西。在铺天盖地的赞誉面前，宁铂开始怀疑自己能否达到别人的期望，他开始害怕失败，丧失了“神童”身上最重要的东西—自信和无畏。 大学毕业之后，宁铂强烈地希望报考研究生。第一次是在报名之后，他放弃了；第二次是在体检之后，他又放弃了；第三次，他甚至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他又放弃了。 张亚勤并不认为遁入空门的宁铂就比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差劲儿多少，在宁铂的世界里，他追求的未尝不是真正令他心情平复、获得快乐的境界，但对于宁铂数次放弃，张亚勤则异常惋惜：“他如果向前迈一步，走进考场，是一定能够通过考试的，因为他的智商比所有人都高。可惜他没有进考场。这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你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在当时对宁铂的大量报道中，有一篇报告文学这样写道：“他显得比同龄孩子沉静、坐得住，自控能力强，学习更自觉。”也就是说，宁铂之所以成为神童，并非仅因智商高，他当时的情商也是出类拔萃，也许正是“神童”巨大的光环，让他变得裹足不前。没有人能够还原宁铂当时承受的“光荣”之下的重压。他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搏斗，他确实聪明过人，但他的分数一旦与神话不符，有些人就会说“宁铂已经不行了”。 相比之下，“默默无闻”的张亚勤则幸福得多了。以“后进生”的身份奋起直追，没有压力，反而一步一个脚印追了上来。后来他深有体会地说：“有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对比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就会发现：有些人比你更聪明、更杰出，那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事实上你和他们一样好。如果你今天的处境与他们不一样，只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不一样。在同样一件事情面前，你的想法和反应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比你更加自信，更有勇气。仅仅是这一点，就决定了事情的成败，以及完全不同的成长之路。”然而，当有些人提及当年处于焦点位置的宁铂，和张亚勤进行比较时，张亚勤却一再表示：“同学中比我厉害的人有很多，成绩比我好的人也很多。” 而且他认为放弃俗世价值观的宁铂绝不是“失败者”—“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追寻人生的意义。”就像《庄子·秋水篇》所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张亚勤引用林肯的一句话，说出了他这些年来对名声的理解：“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阴。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阴，却不知树木才是根本。”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最丑的电子线路板 “我看了一部电影，电影里机器人控制了人类世界，特别有意思。我就想，实现自动控制只能通过计算机，只有它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现在看来，这个专业当然选得很好，但1979年整个学校也没有几台计算机，这个专业将来做什么我也没概念，但它就是吸引我。” 1983年，张亚勤本科毕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科大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动手能力差仍是他的一块心病。张亚勤深知学习电子工程专业，自己动手能力不足将会严重影响到以后的发展。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动手能力差，主要就是实践太少，之前一直因为只注重学习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动手能力的锻炼。于是，他开始重点加强实践能力的训练，并有意选了一个实践比较多的课题，下狠心一定要突破自己在动手能力上的瓶颈。 当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选的课题都要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不予毕业，拿不到硕士学位。在这种情况下，张亚勤偏偏选择了大家都认为他很难在两年完成的课题，在不到20岁的他看来，选课题就是要挑战极限，作研究没有风险就不会有突破。 就这样一鼓作气，在爆发式的集中突击后，张亚勤相当于重新制作了一台计算机所需的硬件，然后又做了一套操作系统协调软件，对计算机构造的熟悉程度有了质的飞跃。他说：“那次自我训练一方面为我的课题打下了基础，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我可以克服自己的短处。有了这个准备，进了风洞实验室的工作就相对顺畅得多了。前几年我去了一趟风洞实验室，发现他们用的设备还是我那个时候造的。” 做这个课题需要到中国科技大学国家风洞实验室工作。做课题的那段日子，张亚勤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里，把实验室里破旧的计算机线路板，各种芯片全部拆掉，认真研究其中的构造。大到每块存储器的用途，小到每根线的走向……他一件一件反复安装、测试。为了弄清楚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张亚勤从最基础的二进制码开始，一遍遍默写计算机的汇编语言，反复画各种脉冲时序表、时序图。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件枯燥无味的工作，张亚勤却不厌其烦。偌大的实验室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一堆电子零部件中间，拆拆装装，反复研究。 当时实验条件差，除了图纸要自己画，实验材料也要自己去收集。实验需要的铜板，就是他跑到校办工厂里去找工人师傅要的。在调试过程中，即使每根线路、每个节点都一处一处地查遍了，异常状况还是接连不断，这让他常常急得满头大汗，在实验室一折腾就是一天。当他终于调试好“作品”，确保不会“出状况”，满心欢喜地捧给老师时，老师却皱起了眉：“这个线路板，可真不怎么好看啊……” 实验室在教学楼的一个角落里，里面堆满了电线、线圈、铜片等各种电子元器件，“刚来的时候，感觉就像是进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每次进入实验室，一看到满桌子的实验材料和器械，他的头就轰轰作响。平时耳熟能详的书本知识，一到具体操作，就变成一团苍白的数据，眼前只有这些七零八落的元器件。 本科三年级开始，张亚勤的考试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讲的知识他很容易就能领会。然而，张亚勤在学习上也有自己的软肋，那就是动手操作能力差，而他所在的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动手实践是很重要的一环，仅靠书本上的知识应付考试不行，书上提到的定理、定律都要通过实践一一验证。实验课一直让张亚勤很头痛。 “当然不能拿现在的情况和30年前比。今天硅谷刚刚出了一个互联网新模式，几天以后中国马上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了。但在当时，我们的信息渠道相当闭塞，听老师们谈到的那些东西，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尤其是我还看了一部电影，电影里机器人控制了人类世界，特别有意思。我就想，实现自动控制只能通过计算机，只有它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现在看来，这个专业当然选得很好，但1979年整个学校也没有几台计算机，这个专业将来做什么我也没概念，但它就是吸引我。” 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是五年制，正常高考入校的学生都是进校时选一个专业读完五年，而少年班则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再确定自己的专业。到1979年，上了大二的张亚勤选择了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当时的中国，数学、物理、工程专业的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相差很远，但中国科技大学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这里的教授已经开始和国外学术界开展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无线电系系主任和同学们交谈，提到的都是自己刚刚看到或者读到的国外最新科研进展。 实验课之外，计算机编程也是张亚勤的一个弱项。上世纪70年代末的电脑编程，需要用打孔机在空白卡片上凿出一些小孔，然后把卡片一张张依次插入卡片阅读机，将程序全部输入到计算机里，运算结果再通过纸带穿孔机输出的纸带展现出来。这种原始的编程工作并非易事，不管张亚勤怎么努力，穿孔机输出的纸带总是显示异常。往往下课了，他还在满头大汗地和穿孔机较劲儿。 这些都还算不上最糟糕的。本科毕业设计称得上是张亚勤学业上的“滑铁卢”。1983年，张亚勤本科毕业，他选择的毕业设计是做一块电路板。知道自己动手能力差，张亚勤也很担心这门课程通不过，所以提早就开始进行非常认真的准备。 可正是这块当年令张亚勤无比难堪的电路板，如今成了中国科技大学里的一件藏品。1999年，张亚勤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到中国科技大学，给无线电专业的师弟师妹们作演讲。教授打趣地对台下的学生们说：“我们请张亚勤给大家讲一下，这就是他当年本科毕业设计所做的电路板……” 20多年前，实验需要用的很多材料国内都还没有，张亚勤记得特别清楚，“模数转换芯片”和“稳压源”在合肥根本买不到，只有北京中关村的一些公司能够从国外直接进口，于是他就跑到北京等了整整几个月。 张亚勤的这块电路板确实有些“惨不忍睹”：线路纵横交叉、杂乱无章，面板凸凹不平，上面的焊接点还大小不均，简直丑死了。尽管老师安慰他“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强烈的挫败感还是令他尴尬无比，都不知道是怎么和老师告别的。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大老板”和“二老板” 少年班的研究生的年龄都不大，他们对师长的感情就像是对亲人一样：到老师家里去吃饭，讨论问题，一坐就是一下午，老师们也乐于招待这些孩子来家里改善生活，吃顿家常菜。研究生三年，张亚勤跟随自己的“大老板”和“二老板”，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大老板”曾绍统，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系统工程师，十几岁就从澳大利亚回国，英语非常地道。上世纪80年代初，凡是有诺贝尔奖得主或者其他大师级人物来学校讲学，都是“曾老板”去做翻译工作。而聆听这些学术泰斗的思想是张亚勤最喜欢的。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大学的学术氛围空前热切，学生们都求知若渴。每次他们在屏息听大师们讲完后，再把殷挚的目光转向曾教授。教授总是能流利、清晰、准确地把内容翻译出来，就连大师们随口讲出的笑话也能翻译得惟妙惟肖。作为学生，在这样的场合目睹“老板”的风采，张亚勤比其他同学更多了一份自豪。 20世纪80年代中期，霍金首次访华期间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演讲是张亚勤至今都念念不忘的一次盛会。霍金当时已经获得“黑洞理论之父”的称号，在国际上相当有号召力。这样一位大家，带着纯净的笑容坐在轮椅上，他无法正常说话，只能用手指敲击键盘来发表演讲。由于演讲涉及的知识太过前沿和高深，90%的内容张亚勤都听不懂。尽管理解不了，但和大师面对面、聆听经典的幸福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为什么大学里的讲座那么重要呢？它是你接触最前沿的知识、最多样化的世界和最出色的专家学者的一个渠道。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一系列讲座至少让我明白，我要想做出些什么，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和世界联系起来。” “大老板”曾绍统是无线电专业的教授，带张亚勤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为人随和，十分看好张亚勤。在张亚勤读研选课题的关键时刻，曾老甚至不顾天气炎热，顶着火热的太阳，骑着自行车带张亚勤四处调研，连续好几天，跑了很多地方，最终帮张亚勤选定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的一个课题。几个月折腾下来，张亚勤对这位“大老板”的佩服和亲近之心更进了一层。 当年的国家风洞实验室设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和张亚勤住一间宿舍的同学李仁祥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工作。也是在这间实验室，张亚勤遇到了被他称为“二老板”的姚久成老师。姚久成老师无线电专业出身，在力学系教计算机，是位跨界的专家。姚教授很早就从李仁祥那里听说过张亚勤，对这个聪慧的年轻人印象不错。因此，尽管不是张亚勤的导师，但姚教授对张亚勤的指导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张亚勤做实验；对张亚勤的硕士论文，他也一字一句认真地修改批注。白天，师生俩一起工作，晚上，还待在实验室里一起画图，到了周末，姚教授还带张亚勤跟他一起回家吃饭。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张亚勤就读科大少年班时与同学们的合影。 即使毕业之后，张亚勤远涉重洋，他和姚教授的师生情谊也一直延续着。2002年，功成名就的张亚勤回中国科技大学演讲，当时正值冬天，礼堂没有暖气，姚教授和夫人担心张亚勤挨冻，特意买了件毛衣让他穿上。距离学生时代过去已经很多年了，如今站在主席台上的张亚勤虽然已经是个闪耀的明星，但在老人眼里，他仍是那个需要他们关心爱护的学生。 <h3>Link 如何培养杰出人才？</h3> 从1978年到1986年，从12岁到20岁，这是张亚勤人生成长中的关键阶段，他回忆说，“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了8年的时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谈起学生时代，对于如何培养杰出人才，张亚勤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需要有教育的理想、科学的理想，这是最根本的。 在教育导向方面，很多教师和父母在指导孩子选择自己专业的方向的时候，非常看重这个专业的就业机会和未来薪资的高低，学生很难根据兴趣去选择。“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应该让孩子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去探索未来。 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真正的教育家、大师，而不是娱乐明星般的教授。大学是思想驰骋的乐土，学者要为了真正的学术理想而潜心钻研。现在有一种对大学的评价是“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教授像明星，明星像教授”。我虽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至少反映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们在设定教育的理想的时候，必须去功利化。教育和销售不同，定义太多的短期量化指标对大学和基础科研并不合适。我们论文的数目、专利申请、SCI/EI索引、标准、获奖都可以做到全球第一，但国家的科技水平可能还是不会有质的飞跃。在科学研究方面，探索真理、为科学献身是一种根本的精神，是一种享受的过程，而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比如高锟教授，他研究光纤时，根本没想过会得诺贝尔奖，也没想过申请专利，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作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第二，要建立激励创新思维的机制。 首先，如同凌志军先生在《成长》一书里所说，现在的教育体制有点像流水线，通过标准化、应试化的机制，消磨了孩子们不同的个性和创造性。这是非常可惜的。而各种名目繁多的竞赛也让孩子们为了获奖而去学习，这种功利色彩深厚的奖项对他们的成长并无太多益处。 其次，大学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大学讲究级别，如副部级、正厅级，把学校变成了政府部门。其实，学校里应该是学术至上、学生至上、教授至上，其他的行政部门都应该为学术的研究和学生的成长服务。 第三，要有开放的视野和长远的心态。 首先，由于过去60年间中国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存在着浮躁的心态，这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对未来的发展和战略作深入的思考并踏实地付诸实践，才能真正保证中国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其次，要有开放的心态。现在强调自主创新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自主创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的、合作的创新，而不是自我封闭的创新。现在我们在创新方面有两个极端化的现象。一个是“山寨文化”，只模仿，不创新；另一种是什么创新都要自己从头做起，不善于利用世界上先进的科研成果。这两种现象是应该避免的。前段时间“龙芯”接受MIPS技术授权引起一些争议。其实我认为这是很正常很聪明的做法。现代科技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正确的理想和价值观，有好的体系和机制，加上长远的心态和开放的视野，中国科技实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科技实力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获奖与否是次要的。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恋爱——5分钟决定一生 大学时，张亚勤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在图书馆、在寝室里看书，或者刚刚从操场上踢完球回来，就会有年龄大的同学走过来，捅捅他，塞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还带着一脸不好意思的神情说：“哎，亚勤，帮我把这封信送到××系的×××那里吧，改天我陪你下棋！”说完后，这个同学就会表情极不自然地借故匆匆离开，留下一脸茫然的张亚勤。 因为年龄小，“大同学”们都愿意找张亚勤做“地下红娘”，而他从来都“不辱使命”，及时将信送到指定的女孩子的手中，唯一的一次意外是，他把东西带“没”了。 张亚勤在北京的一位男同学正在追求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女孩。正好当时张亚勤在北京参加活动，活动结束，男同学交给他一包礼物和一封信，让他转交给那个女孩。拿到礼物和信的当天晚上，张亚勤就要赶回安徽。由于路途不算太远，他就没有准备路上吃的东西，不巧火车晚点了很长时间，张亚勤又困又饿。无意中，他看到了那包用牛皮纸裹着的鼓鼓囊囊的礼物，想起来那位同学说过里面是一些吃的。张亚勤在心里小小挣扎了一番，最终饥饿战胜了理智，他拆开包裹，一股浓浓的肉香扑面而来—送到眼前的酱牛肉怎么可能放过？一会儿工夫，一大包东西就被吃得见底了。 吃得心满意足了，张亚勤开始琢磨，自己把同学送给心上人的礼物吃没了，怎样转达同学的那份心意呢？总不能光给人家一封信吧。索性，他把所有吃的东西列了一份清单，回学校见到那位女同学，张亚勤把这张手写清单和那封信一并交给她，并一本正经地说：“酱牛肉十分正宗！” 回忆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三大成就，张亚勤总结，除了理想主义的熏陶和开阔眼界，第三就是，“认识了女朋友，并且后来‘很不幸’成为我的老婆。我相信命运，当时见面5分钟，就觉得应该是她。” 1985年，张亚勤19岁，读研二，也就是这年，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汪健。汪健也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生，通过正常高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因此尽管与张亚勤同岁，却比他低四个年级，当年正读大三，是个“小师妹”。两人相识于一位老师家。用张亚勤的话说，见到汪健的那一刻，他心里大概就有底了，感觉“就是她了”。 确定了目标，接下来就是攻关。 当时，张亚勤的论文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所以时间很充裕，他制定了一整套恋爱攻略，第一步就是创造见面机会。为了能常常与汪健“不期而遇”，张亚勤颇花了一番心思，他辗转找到一个认识汪健的同学，又通过这位同学跟汪健的好友联系，搞到了汪健平时在什么地方上自习、去哪个食堂吃饭、上课喜欢走哪条路等重要情报。 作好“信息调研”后，接下来就是制造机遇。于是，汪健在上下课、去食堂或图书馆的途中，总能“偶遇”这个带着温和笑容的男孩儿。有时，她刚出宿舍，走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正好他从旁边的小路过来，也是去图书馆，于是两个人一起走上一段路，顺路聊几句。有时，汪建刚刚下课，正步履匆匆地奔向食堂，张亚勤也“碰巧”从后面赶上来……既然遇上了，两人也随口聊几句，但是每次话都不多。 暑假来了，张亚勤得知汪健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还报名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周的英语班。汪健报名后，张亚勤也紧随其后报了名。上课时，他就坐在汪健后面，随时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可是，汪健却是个“冰美人”，始终不为所动，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上课、做笔记，下课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就走了。 正好英语班里有一个两人共同的朋友，那个朋友看到张亚勤毫无进展，索性亲自上阵当起了“亲友团”，同时约了他们俩一起去看电影。电影散场，按照朋友的设计，汪健自然要和张亚勤一起坐公交车回学校，两人总可以一路聊聊。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这一站，两人一前一后下了车往学校走去。看到汪健一言不发，张亚勤不禁有些着急。眼看汪健就要到宿舍了，张亚勤给自己鼓了鼓劲儿说：“我喜欢你，你做我女朋友吧！” 没想到汪健还是那么“冷静”，并没有停下脚步，一边往前走一边说：“咱们年龄都还小，我现在就是学习第一，你也要重视学习，不要过早地想这个问题……”张亚勤的第一次表白就这样宣告失败了。 暑假结束，张亚勤上了研三，没想到情况却柳暗花明。新学期刚开始没几天，汪健居然自己来找他，跟他探讨学习中的问题。是什么让汪健的态度一下子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呢？原来，又一个“亲友团”成员出马了：张亚勤和汪健有个共同的朋友叫邓静，在北大英语系读研。暑假里，一群年轻人一起去郊外玩，邓静知道了张亚勤和汪健之间的故事，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撮合这两个都很优秀的好朋友。于是，邓静洋洋洒洒地给汪健写了一封信：“（张亚勤）是我碰到的最优秀的男孩子，值得好好珍惜……” 汪健非常欣赏邓静，不仅因为邓静的英语口语特别好，她常常跟邓静一起练口语，更因为两人在性格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应该说，邓静这个“亲友团”是找对了路。收到邓静写得密密麻麻的两页纸，通篇都是中肯的分析和建议，本来就对张亚勤印象不错的汪健于是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回家再问问父母，父亲一听张亚勤是少年班的，马上“放行”：“学同样专业的好，又是少年班出来的，不错！” 就这样，暑假过后，汪健主动来找张亚勤“问问题”。学习的事难不住张亚勤，他对汪健做到了有问必答，两个人都是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课业上汪健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经张亚勤轻轻一点拨就豁然开朗。而张亚勤对那段时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他再也不用一个人跑食堂了。习惯早起的汪健每天都会准时去食堂买早餐，在人满为患的图书馆占好座位等他了。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留学美国——一个全新的世界 张亚勤最佩服的人就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却不改其鸿鹄之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教育、科技领域的创举，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丝毫不亚于经济领域，并且长期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1978年，邓小平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明确指示，要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数量，“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在当时的理工科一流名校中国科技大学，80%的毕业生都选择了出国留学，谁要是没出去才是异类！1985年底，张亚勤即将硕士毕业，由于女朋友汪健在国内，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应该分担母亲的负担了，他和母亲商量，自己是否应该先去工作一段时间再考虑深造，但母亲的态度很坚决：“你只要好好念你的书，经济问题不是你考虑的事。”女朋友也主张以学业为重。于是，他正式开始着手准备留学事宜。 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自己到底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尽管学的是工科，但张亚勤觉得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文科比较合适。恰好一所德国院校的管理学院来中国招生，匆忙之中他也没考虑太多，就联系了这所德国院校。可是，申请的时候他发现，要去德国留学，必须要先过德语考试这一关，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另一个让张亚勤下不了决心的因素是，管理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自己对管理是不是真的感兴趣，他其实并不明确。 再三考虑之后，张亚勤还是取消了申请，着手准备赴美留学。当时已经临近三月份，很多学校的留学申请都已结束，张亚勤去留学事务办公室递交新的申请表，老师对他说：“你来晚了，申请表已经审核完了，只能等下一年了。” 虽然再等一年自己依旧有绝对的年龄优势，但是，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一年时光凭白溜走，张亚勤还是有些失落。突然，他想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这位教授是全世界无线通讯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张亚勤过去在他访华时和他有过简短的交往。教授对这个中国年轻人的聪慧、勤奋、好学留下了深刻印象，表示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帮助张亚勤进一步深造。 收到张亚勤的申请，教授很快就回了信，欢迎他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这样有惊无险，张亚勤拿到了offer，如愿以偿。 1986年9月，张亚勤坐上了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飞机。此时已经比正常的开学时间晚了近一个月：先是因为办理签证的繁琐手续耽搁了时间，学校开学都半个月了。学校看张亚勤还没有到，就寄信到中科大，告诉他可以等到下学期开学时再来。但已经离开合肥的张亚勤并未拿到这封信。 拿到机票，对华盛顿毫无概念，甚至连到那儿后住宿都没有着落的张亚勤仓促之间来不及准备太多，随便带了几件衣服就上了飞机。飞机在华盛顿机场降落时已是深夜。举目四望，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全是肤色各异的陌生人，任何一张指示牌上都是英文。虽然张亚勤在飞机上对即将开始的美国生活已经有了种种想象，也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一下子就懵了。 怎样度过这到达美国的第一夜？出机场后怎样去学校？张亚勤完全没有概念。想了想，他决定先在机场的长椅上对付一夜，等天亮了再说。可刚坐下没一会儿，机场工作人员就过来说，机场不能留宿。黑魆魆的夜色里只有飞机起降的巨大轰鸣和冰冷的灯光。接下来还能去哪里，张亚勤无计可施了。 工作人员和张亚勤的谈话引起了旁边一对华人夫妇的注意，他们了解到张亚勤的情况，就爽快地邀请他一起回家。张亚勤在美国的第一夜总算没有露宿街头。 在车上一聊，张亚勤得知，这位华侨叫陈冠儒，祖籍江苏，是一位数学家。1949年跟随家人到了台湾，先是在台湾读了研究生，后来又在70年代到美国读博士。从小远离故土，陈冠儒一家对祖国大陆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此后几年间，陈冠儒夫妇对待张亚勤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每逢周末就邀请张亚勤来家里吃顿中餐。 第二天一早，张亚勤赶去学校报到，没想到学生公寓已经住满人了。好在中国留学生会里的大陆留学生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时找不到房子给张亚勤住，学生会负责人就想办法在自己租的公寓里给张亚勤打了个地铺，让他先落下脚再说。 就这样，张亚勤开始了自己在美国的学习生活。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你现在就可以博士毕业了。” 华盛顿大学是9月1日开学，张亚勤10月1日赶来报到时已经整整迟了一个月。学校工作人员犹豫，建议张亚勤先学半年英语，等到春季开学再正式上课。否则，即使上课了，张亚勤也很难赶上这一个月的进度，更何况，中国大陆的学生初来美国，语言关都是一道坎。 张亚勤费尽心思争取到当学期入学，“先学半年英语”显然不在他的计划中。他和工作人员力争：“我对我的英语、我的学习能力有信心，我能赶上。”工作人员说服未果，就让他自己去找导师，“如果教授同意你插班，你就可以上。” 虽然自信，但张亚勤也知道，自己虽然在英文阅读写作方面没问题，但从未受过正规的听力和口语训练，也没有经历过英语环境，美国人说话他多半听不懂，他自己讲的英语人家也听不懂。所以，见导师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于是，他专门把自己要说的话打了个腹稿，反反复复练习了几遍。第二天一早敲开了导师办公室的门。 张亚勤是比克赫尔茨教授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在当时，教授对于晚到了一个月的张亚勤并不十分了解，这个充满自信的中国学生推开他的门令他很是诧异。和张亚勤谈了半个小时，导师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批准他直接上课了。 到了课堂上，张亚勤才见识了什么叫做“国际化”—仅仅几十人的小班完全称得上“风云际会、名流云集”：沙特阿拉伯的公主、卡塔尔的王子、埃及国防部的少将……有一位同学还带着贴身保镖，一到上课时间，教室外就站着几个保镖，出入之间前呼后拥，蔚为壮观。 张亚勤的导师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院士。IEEE是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的国际性协会，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有着极大的影响。拥有IEEE院士身份则是电子、电讯、计算机领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当时中国只有3人获得了IEEE院士身份，即使在美国，提到某位教授是IEEE院士，也会令人肃然起敬。 比克赫尔茨教授同时也是IEEE通讯协会主席及通讯杂志的主编。能够在这本电子通讯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是很多科学家都引以为豪的事情。若干年后，张亚勤，这个开学一个月之后才插班进来、背景普通的中国学生，不仅成为IEEE杂志的常客，并担任其视频技术学刊的主编，更以31岁的年龄成为IEEE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无论是比克赫尔茨还是张亚勤自己当时都没有预料到，半个小时的“加试”会有如此出色的成就，这是后话。 在张亚勤的印象里，“美国老板”比克赫尔茨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老头儿，治学严谨，爱憎分明，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当然，还有科学家共有的智慧。 开始上课第二周，比克赫尔茨就不动声色地对张亚勤进行了考察，他交给张亚勤一批IEEE杂志收到的投稿论文，要求“两周内读完，给出意见”。敢投稿到IEEE的文章自然出自非等闲之辈之手，无论是论文方向还是研究成果，或者论文作者，都至少有其独到之处。张亚勤手里的这些论文是一些知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通讯领域很多前沿知识。这些专业知识对于刚刚入门的张亚勤来说既陌生又艰涩，同时，论文里的英文专业术语也给他的阅读造成了很大障碍，要在两周内完成这个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去图书馆借来十几本专业书，外加一本大辞典，张亚勤以一天两本的速度迅速消化了论文中涉及的电子通讯知识。“我觉得我是突破型选手，一旦明确了任务，我就能以完全忘我的状态投入到项目里，直到问题解决，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一年，那次是两个星期。那两周，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十几个小时都在看书，看完一本书就演算、验证论文里的推导。吃了两个星期的三明治，我猛然发现自己开窍了！” 这就是博士研究的价值。之前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是在积累修建大厦的原料，博士阶段就是通过思维系统和方法论，把这些散落的知识点构架成研究者自己的知识框架，关键还在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这样，在规定的时间内，张亚勤把教授给的那堆论文中涉及的所有公式都推导了一遍，甚至还发现了其中的几个纰漏。两周后，他把自己对每篇论文的验算结果交给比克赫尔茨教授，还一一附上了点评。尽管见识过无数天才，但“勤奋的天才”张亚勤还是令教授惊讶。“你现在就可以写博士论文，你已经达到博士水平了。”他说。 作为教授，得良材而育之，其快乐不亚于科研上的成功，比克赫尔茨教授在张亚勤的身上倾注了无数心血，为张亚勤学术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感觉他一定会超过我！”比克赫尔茨教授毫不掩饰对张亚勤的赞赏，“和张相处一个星期，你就会感到他非常特殊，他是世界的财富。” <h3>Link 异乡的同胞</h3> 张亚勤是个重情谊的人，在美国时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好友。大家在一起聊天、聚会，谁有事情招呼一声就去帮忙。对于张亚勤来说，他们都是值得一生珍藏的财富。其中最令张亚勤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初到美国时，在机场遇到的陈冠儒夫妇。 从那天深夜陈冠儒夫妇将张亚勤接到家后，张亚勤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初到美国，远离亲人和朋友，他们给了张亚勤家人般的温暖。陈冠儒先生家离华盛顿大学不远，因此，每到周末，张亚勤就坐半个小时的地铁到他家去吃饭，跟他们一起过周末。 初来美国，语言是最大的问题。尽管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是英语佼佼者，但是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人的口音、用法、习惯都不一样。陈冠儒告诉张亚勤，要想学英文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电视，电视里都是美国时下最流行的信息。张亚勤按照他的方法，到美国的头半年里拼命地看电视，每天晚上固定两个小时，《成长的烦恼》、《野战排》……不管是肥皂剧、喜剧片、战争片，演什么他就看什么。其实，这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是，张亚勤就是通过看电视学到当时美国的流行语和一些文化理念，英文口语水平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 作为一个过来人，陈冠儒还告诉张亚勤，要想尽快融入美国社会，首先要改变心态。与中国人略显内敛的性格不同，美国人提倡积极主动的参与。在大会上，你要大声宣读你的论点，还要针对别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和争论，这样才能体现你的领导力。美国社会是个彰显个性的社会，在这里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言论稚拙而被嘲笑，反倒是那些开会从来不说话的人，会给人消极的印象。因此，张亚勤积极地改变自己，主动地去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这也为他在美国学业和事业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十年过去，张亚勤一直和陈冠儒一家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现在陈冠儒已经70多岁，每年他都要回一次中国，每次来北京，他都住在张亚勤家里。 亚勤的话：很多人不能成功并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智商不够，而是败给对失败的恐惧。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抢项目——与美国专家角力 比克赫尔茨教授对张亚勤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很快就为他申请到了一笔奖学金，让张亚勤参与到为美国大型医院构建信息系统的研究项目中。比克赫尔茨教授主持的这个项目叫PACS，由美国卫生总署联合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等5所大学共同研发，聚焦在医疗领域的图像存储和通讯系统，目的是把包括医疗案例、病人档案等各种医疗信息全部统一储存管理。坐落在华盛顿的华盛顿大学医院的医疗设施相当完备，是国会议员等社会名流就医的首选，因此美国卫生总署选定华盛顿大学医院作为试点。 张亚勤负责的是“图像压缩”的算法和研究。医学图像信息量大，不压缩编码就无法有效传输和存储，但过度压缩又会影响医疗诊断。而张亚勤从未学过图像压缩知识，他必须尝试各种新算法，编写大量程序，在最好的效果和可操作性之间寻找到均衡点。这次挑战推动张亚勤开始涉足图像处理这一领域，并在该领域屡有斩获，终成大业。 由于是联合项目，美国卫生总署经常组织各个参与机构讨论，再根据各家的观点和实际能力决定项目分配方案。每次开会，比克赫尔茨教授都派张亚勤做自己的全权代表。面对台下的知名专家、大师级的人物，刚刚20出头的张亚勤必须清晰有力地表达己方观点，为华盛顿大学争取最优资源，因此，责任和压力可想而知。 第一次参会前，张亚勤精心准备了发言稿，一遍遍修改背诵。导师也给他鼓劲儿：“这方面你肯定比他们懂得多。”然而，到了会场，看到西装革履的专家们权威的模样，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张亚勤不免心里有些紧张。不过等到专家们讲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就像教授说的那样，自己准备得不比这些人差。事实上，演讲过程中，张亚勤从台下专家们的表情中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对于自己报告的认可。 医院信息系统项目是张亚勤在美国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无论是专业知识、研究方法，甚或信心建立，都对他未来的发展意义深远。他后来回忆说：“PACS这个项目做了一年后开始有些成果，我开始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听了其他人的报告，再看自己的成果，你就会发现他们很炫的演示背后其实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而我自己的一些全新算法确实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个项目一方面帮助我确立视频图像这个领域作为自己的方向，另一方面，和这些美国顶尖科学家一起工作，通过对比，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中国学生的聪明毋庸置疑，基础知识也非常扎实，但往往缺乏美国学生的自信。在一个国际级的平台上建立自信，使我受益终生。” 医院项目之后，在导师的安排下，张亚勤又来到国际卫星组织做实习生。在这里做的项目是通讯卫星的加密。通讯卫星有两个通道，数据通道专门负责转播和发射通讯信息，控制通道则用来控制卫星发射之后在空间轨道上的运行，以保证通讯卫星数据的实时传送。这个控制系统本身有一套加密系统，相当于安全保卫措施，如果加密工作出了纰漏，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控制卫星，整个通讯系统将陷于危险境地，后果不堪设想。 曾经有一部讲述黑客狂人的电影，电影中那些顶尖黑客专门寻找各个国际安全机构计算机系统的漏洞并攻击它，张亚勤所做的工作就是模拟黑客，以各种算法设计攻击程序，袭击计算机系统的漏洞。理论上说，随机的攻击是无法破解的，但有预谋的攻击因为有人脑设计在其中，因而总是有迹可循。和国内前一阵子大热的电视剧不同的是，破译人员只需要破解密码，而张亚勤不仅需要解密，还需要通过模拟攻击卫星来判断卫星系统究竟是否安全。 “就像是你通过分析攻击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甄别这个系统是不是完备，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就像我是一个指挥官，派不同的侦查员去，每个侦查员给我一个关于系统漏洞的报告，我再去攻击系统。整个过程需要大胆想象，小心求证，十分刺激！”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拒绝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第一学期，尽管晚到了一个月，PACS项目还牵扯了一部分精力，但张亚勤在期末考试中还是门门满分。这个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一下子成了系里的名人，无论是国际知名的教授，还是那些身家背景显赫的同学都对张亚勤刮目相看，他们知道中国人聪明勤奋会读书，但没有想到中国人在拿高分的同时还能做好需要表现、需要竞争和创新的研发项目。 比克赫尔茨教授作为伯乐自然喜不自胜：“张极其聪明，异常勤奋。他的知识远远超出自己的专业，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我立刻让他参与图像项目，试图将他留住。” 果然，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先后给张亚勤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原来，出国之前，张亚勤也申请了这两所学校，但因为已经错过了当年的申请窗口而未能如愿。但张亚勤的优秀还是给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第二年的申请一开始，两所学校第一时间就发出了录取通知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无论哪一所都是理工科学生心中的圣殿，这两个offer的诱惑不言而喻，令张亚勤惊喜交加。 就在所有人，包括比克赫尔茨教授，都认为张亚勤有理由作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张亚勤却选择留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学习。谈到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时他说：“博士学习，导师很重要。尽管乔治·华盛顿大学没有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优秀，但比克赫尔茨教授是我所在研究领域的权威，并且他对我很信任，真的是在给我‘传道、授业、解惑’。并且，当时我还在做图像存储和通讯系统这个项目，如果中途离开，整个项目都会因此停滞，中国人讲一诺千金，我不能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局。再有，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就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它的排名虽然不如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但我却得到比克赫尔茨教授的专注指导和重视。” 就这样，张亚勤留在了华盛顿。张亚勤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仅因为比克赫尔茨教授是一位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杰出科学家，更因为他对一个优秀学生的爱护和培养。他倾其所有，从方方面面为张亚勤的发展设计指导。多年以后，比克赫尔茨教授回忆说：“毫无疑问，亚勤是最好的学生，给他讲课和提供指导，对我来说是一种愉悦。” 后来，张亚勤拿到博士学位，在位于波士顿市郊的GtE研究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谢里勃（Sheriber）教授相遇，正是这位教授当年给张亚勤发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信。谈及麻省理工学院与张亚勤失之交臂，谢里勃教授不无遗憾：“这对我和麻省理工学院当然是个损失，但你作了最智慧的决定！”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第一次“当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会主席 尽管现在管理着3000多个聪明的头脑，但从上小学到念完研究生，张亚勤从来就没有当过班干部。这也不难理解，无论在哪里，他都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校有什么活动，他只有被动参加的份，学生干部的头衔是无论如何轮不上他的；另一方面，从小就一个人搭火车和长途汽车奔走于各地之间，张亚勤认为自己骨子里就“崇尚自由、不讲形式”。就连入团，他也是全班最后一个。他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应该主动申请，还是班里团支书不希望我拖后腿影响班集体的荣誉，帮我写申请，我才算正式成了一名团员。” 但就是这样一位没有“学官”经历的张亚勤，到美国后不久，当上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会主席。 所谓“留学生会主席”，就是负责把在华盛顿的中国留学生联络在一起，互相支援、互相帮助，聚到一起看场电影、吃顿中国饭。放电影是“主席”的重要职责之一，有时候在学校找个咖啡厅放，有时候则到中国使馆放，张亚勤跑前跑后张罗着把大家聚在一起，给大家服务。遇到有领导人从北京来美国访问，张亚勤还要作为学生代表去接受接见。当时做这些只是因为想和国内保持联络，没有料到的是，通过这些工作，张亚勤结识了从使馆官员到各大高校各个院系的中国学生，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为什么是张亚勤做了这个留学生会主席呢？ 其一，学生会主席要经常跑使馆，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张亚勤的住处离大使馆步行不过15分钟，使馆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信任他。有这个基础在，办事效率能高不少。后来曾担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夏颖奇先生，当时刚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被派遣到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专门负责科技和学生工作。张亚勤在那个时候就和夏颖奇成了“工作搭档”。十多年后，两个老相识又相聚在北京，这层关系为后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在中关村建立研发园区奠定了基础。 当然，张亚勤常去大使馆也有自己的一点“私心”—“在使馆可以吃到正宗的家乡菜！”使馆的两位师傅，一个是亚勤的山西老乡，另一个是陕西人，也算是他的半个老乡。三个人聚在一起，乡音也差不了太多，说会儿家乡话，吃顿家乡饭，是身在异邦的最大享受，“每次去大使馆吃饭，就跟回家一样，吃完了还要打包，带一些饭菜回去下顿吃。” 其二，张亚勤“收入颇丰”，开始是帮导师做项目研究助理（RA），导师每个月会发给张亚勤1500美元的“工资”，不久他又申请到了一份特别的奖学金，所以每个月张亚勤有超过2000美元的收入。在公派留学生占主流的上世纪80年代，张亚勤算是个“大款”，而且很早就成了“有车一族”。 张亚勤的车是花了2700美元，从台湾同学手里买的一辆二手别克。驾驶室宽敞气派，坐着舒服，开着痛快，不过也特耗油。那个时候，整个华盛顿的中国学生较少，中国留学生彼此间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张亚勤总是当免费司机，拉着大家出去郊游野餐；谁家父母来了，他管接管送；晚上时间太晚了，女同学不敢回家，张亚勤二话不说送她们回家。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满分论文 1989年，张亚勤仅用了3年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他博士毕业时与导师的合影。那时，他23岁。 1989年，张亚勤博士毕业。进校伊始，他就一直保持着最优秀的成绩，是比克赫尔茨教授的得意门生。尽管比克赫尔茨教授讲课是一门艺术，而且他的板书特别棒，但是由于课程非常艰深，很多人都听不懂，认为上他的课是一种煎熬。张亚勤却恰恰相反，他一直认为上导师的课是一种享受。每次上课张亚勤都精神高度集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别人一头雾水的时候，他却乐在其中。张亚勤说：“我之所以能学起来如此轻松，得益于课程刚开始的一个月内狂看十几本书，那次突击式的恶补之后，我对这门学科就彻底开窍了，脑子里对学科的整个构架比较清晰，觉得什么书都看得懂，做题的时候很少有难倒我的。”比克赫尔茨教授还有个特点就是考试特别难。班里的大多数学生参加他的考试能够及格已实属不易，张亚勤却总是满分。 即使如此，张亚勤准备博士毕业论文还是出了个小插曲。他早早就挑选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按部就班搜集材料，天天钻在里面琢磨，研究得不亦乐乎。直到有一天在IEEE的过刊上查资料的时候，他发现一位日本学者的文章似乎和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相关。再往下细看，越看越熟悉，看到一半他明白了，自己正在研究的选题原来是人家早已经研究过的。 “这给了我特别大的一个教训。以前做其他课题都是导师给的活儿，我自然不用担心方向问题。那次做论文从选题开始全得是我一个人做下来，当时就凭着自己的兴趣，懵懵懂懂挑了一个就做。我恰恰忽视了一切工作最根本的一条—方向。选错了方向，方法再正确，只会加剧你的失败。” 前功尽弃，尽管时间已经很紧张，张亚勤也只能重新选择课题。那段时间，他经历了读书以来前所未有的煎熬。幸好，之前为美国大型医院构建信息系统的项目他已经做了两年半，积累了不少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他决定根据这个项目来撰写毕业论文。 医院信息系统项目集结了张亚勤两年半的心血，也是他自己对专业思考由浅入深的缩影，因此感受和认识也就更加深刻，写来得心应手。结果，就是这篇“临时决定”的论文成就了他人生又一次里程碑式的辉煌—这篇论文获得了满分，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系唯一一篇满分论文。 <h3>Link 白宫前的小帐篷</h3> “美国梦”是一种精神，而绝不仅限于多大的房子、多炫的跑车。 张亚勤留学时住的地方到学校只有20分钟左右的路程，中间会经过白宫、国务院、世界银行等大名鼎鼎的建筑。张亚勤去美国的那年，是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那时候冷战正式结束，也是美国反战反核最高潮的时期，白宫前宽阔的大草坪边上，经常都会看到反战的游行队伍。来自各地的反战示威者们身穿统一的服装，手拿标语簇拥在广场上呼喊着反战口号，向政府施压。有一次百万人大游行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景象十分壮观。 有一次张亚勤看到一位女性反战主义者，在白宫前面搭了帐篷，每天24小时就住在那儿，白天在那里静站或者静坐，晚上累了就在棚子里睡觉。在白宫前整齐宽敞的广场上，这个干干净净的小帐篷异常显眼。张亚勤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和这位女士说说话。据说，她是从1981年开始在白宫前搭建帐篷的。2002年，张亚勤再次回到华盛顿的时候看到她还在那儿，就那样静默地对峙着，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2009年张亚勤有一次去华盛顿，她还在。 张亚勤说：“每次去华盛顿路过白宫的时候，我都会站在那里静静地看一会儿这个执著得的近乎执拗的女人，没人知道她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会一直坚持做这样的事，但三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确实非常值得钦佩。”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你能不能慢点呢？”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但这一年美国宏观经济形势比较糟糕，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经济紧缩期，失业率高企，毕业生们也人人自危。 然而，优秀的张亚勤似乎与这些绝缘。当时，美国Contel公司在华盛顿新设立了一家研究院，负责人是一位退役的陆军中将，和比克赫尔茨教授是故交。教授对这个刚刚成立一年多就已经达到100多人规模的研究院很看好，认为张亚勤的研究方向恰好契合研究院所在的领域，于是就引荐他去了这家研究院。 刻苦学习近20年，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可以说，张亚勤是怀着无限的憧憬踏入这所研究院的。在学校搞研究做项目的经历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辛苦付出、多想多干，总会收获成果—毕竟，论文和产品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刚一上班，他就给自己确立了研究课题，作实验、写报告、发论文、申请专利，忙得不亦乐乎，拼搏精神比在学校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半个月就把研究报告和成果交给老板。 三个月之后，张亚勤的研究就有了很大进展，他很兴奋地把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东西都交给了老板。老板拿到手上翻了翻，然后对这个满脸都是期待神情的年轻人笑了笑，让他先回去等消息。 有一次，张亚勤被老板请进了办公室。这位印度裔的老板看上去精明能干，说话不紧不慢。他先是客气地问张亚勤在这里工作的感受如何，是否适应工作环境。寒暄完了，老板这才慢悠悠地把张亚勤的研究报告拿出来，称赞说：“亚勤，你的研究相当精彩，报告也做得非常漂亮！” 张亚勤欠欠身子，正要谦虚两句，没想到老板话锋一转：“可是，你能不能慢点呢？” 张亚勤一愣，没明白老板的意思。 老板紧接着解释说：“你现在的工作效率给其他同事太多压力了，已经有人向我反映由于你的原因，自己被分派的工作太多了，有点受不了。” 原来，工作投入的张亚勤一点儿也没有留意研究院里的其他人，他不知道大多员工都很闲散，和他的拼命工作形成了强烈反差。在美国的大多数研究院，张亚勤做的这类报告以及提交报告的频率，平均每个人半年出一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而张亚勤这种一个月交几份的工作效率，大大超出了周围环境可以接受的极限，无形中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张亚勤不记得他是怎么从老板办公室出来的，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还有公司嫌员工干得多？”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告诉自己要慢点儿。张亚勤的心情极其复杂，他把这件事讲给导师听，导师哈哈大笑，说：“这个家伙完全是个失败者！” 正是这种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让几十年后的张亚勤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来其实是“不开心的”，还带着一些无奈。那段时间，张亚勤时常对自己说：“反正只是一份工作，不喜欢的话，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山西人的隐忍性格，以及20多年来远比同龄人丰富得多的生活经历，使张亚勤做决策时总是能抓住核心点：“我还是没有因为心理上的不快离开这个研究院。毕竟，这是一家有名望的大公司的研究院，接手的项目都是电子工程领域最前沿的课题。当时我刚毕业，需要在一个大平台上建立高水准的研究、工作规范。而且，我终究对公司还是有所期待的。” 选择留下来的张亚勤并没有被同化。他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如既往快马加鞭地搞研究。公司对自己没有期待，不代表自己对自己没有要求。他索性给自己订立了一个研究计划，圈定了一系列项目课题一个个往下做。只是大大降低交报告的频率。 亚勤的话：年轻人要更多地学会为自己工作，不要等着别人安排工作给你，也不要老算计自己这么努力，是不是让公司太占便宜、自己太吃亏了。要记得你的一切努力，都会在未来得到公正的回报。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从华盛顿到波士顿 正当张亚勤在这个“上下一团和气”的研究院“孤军奋战”时，Contel公司被美国著名的GtE公司收购了。GtE公司当时风光无限，有20多万名员工，是一家业务范围广泛的通讯服务提供商。此时，距离张亚勤毕业加入Contel的研究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场收购，对于自己究竟是遭遇还是机遇呢？初涉职场的张亚勤并不知道。 收购案发生之前，研究院让张亚勤做了一个视频压缩研究项目，但是有了一些眉目后，研究院又不想花大力气继续深入研究。而张亚勤最早在华盛顿大学参与医疗项目时一开始接触图像压缩，就被这个领域深深地迷住了。Contel研究院的视频项目浅尝辄止，并非张亚勤所愿。因此，即便公司没有进一步投入，张亚勤还是很看重这个全新领域，于是他自己认真钻研，继续研究。 GtE公司派新老板接管了Contel研究院的工作。张亚勤所在研究院的各项资产、各个研究项目，都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评定。GtE公司正在做的视频压缩项目，张亚勤在视频领域的那些工作正是GtE最急需的一个方向。新老板看到张亚勤的研究项目，就像是意外捡了个大便宜，立刻把张亚勤研发的视频压缩技术列为高度重点项目，并把他调到位于波士顿的GtE公司总部去工作。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亚勤的玩具 到了GtE总部，张亚勤很快就被这家公司的工作氛围给感染了。新老板是英国人，对视频通信十分重视。作为内行人，他很明白张亚勤的研究之价值所在，最大限度地给张亚勤的研发工作提供支持。作视频压缩研究对视频设备要求很高，老板手一挥，一次性用150万美元购买了一整套的视频设备。当了一年“独立大队”的张亚勤一下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直到今天，谈起那种终于可以心无旁骛专注科研的感觉，他依旧记忆犹新。 之后的1990年到1994年这4年间，GtE公司不但给张亚勤提供了充足的财务支持，而且几乎没有对他的研究作任何限制：对于自己课题方向的选择和进度，张亚勤有充分的决定权。尤其令他兴奋的是，研究院里的科研成果很快就会被应用到实际产品中去，这是最能给科学家带来幸福感的事了。 这段时间，可以称得上是张亚勤作为一位科学家发挥得最酣畅淋漓的阶段之一。 然而，科研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数字视频压缩领域的产业化还处于摸索阶段，张亚勤作为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研发一个数字影院的项目，终于做成了一个超高清晰度的投影仪的实验版。可是当插上电源仅半个小时，由于功率太高，散热装备跟不上，投影机急剧发热，整个烧掉了。在研究院的理想环境下制作出来的高清图像，如何在电影院播放？不同场景下研究院的投影技术分别要怎样进行工业化的改进？视频通过什么介质传输？视频信息如何存储？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20年前，都是张亚勤需要在研究院里反复论证好几个月的关键性问题。 回忆当初在研究院那段苦行僧般的生活，张亚勤却甘之如饴：“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产品最终要面向市场，所以我做项目就不能再像一个纯粹的科学家那样，只追求技术的突破和项目本身的结果，而是要进行市场分析，用户的角度是决定一项技术生命力和价值的最终评判标准。” 那段时间，由于视频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张亚勤在该领域连续攻克了众多技术难关，他也成为公司在创新实力方面的象征之一。1992年，张亚勤的视频研究项目被选为“GtE董事长最喜欢的5个项目之一”，每逢重要人物到访GtE，他的视频项目都必定要进行演示。以张亚勤为标志的“GtE视频压缩和宽带传输”成为华尔街最看重的GtE资产和最具增长潜力的创新技术之一。 曾在海湾战争中“一战天下闻”的CNN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远不像如今这样辉煌。但CNN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早在那时就对张亚勤的视频项目一见倾心。特纳到GtE商讨合作。众多项目中，这个对商业和技术有着敏锐感觉的传媒巨人一眼看中了张亚勤的视频项目，反复咨询，整整研究了一个下午才回去。两个星期后，GtE就和CNN达成了一个金额达10亿美元的项目。这个项目让张亚勤在GtE名声大振，大家打趣地把这套吸引来十亿美金的设备命名为“亚勤的玩具”。 在GtE研究院的那几年，张亚勤除了进行视频压缩研究之外，也进行无线通讯、宽带传输等研究，成果丰硕。他不仅在全世界最权威的IEEE电子通讯科学的年会和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要知道，能够在顶尖的《IEEE transaction》上发表四五篇学术文章，已经是很多教授学者一生引以为豪的成就了，而张亚勤简直就是在“批量生产”。另外，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塔夫斯（tufts）大学带博士研究生，通过教书育人培育更多有潜力的未来之星。到1994年、1995年的时候，张亚勤已经成为美国视频领域一颗崭新的明星，学术界都为这个年轻的中国人折服，此时的他还不到30岁。 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中国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掀起国内改革的浪潮：任正非通过售卖交换机赚得了第一桶金，军旅出身的他，痛心于中国通讯设备市场被洋货垄断，立志搞研发，做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讯设备；柳传志正在酝酿联想集团在香港上市，由代理洋品牌电脑开始尝试做自己的品牌；马云厌倦了做大学英语教师，不安分地谋划创业；郭广昌看着托福成绩单发呆了很久，一咬牙，把为出国留学准备的美元兑换成了人民币，一股脑扎进商海，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这一批将在未来十几年里叱咤风云、代表中国民族品牌崛起的企业家们，已经开始从各条不同的路径向“自主创新”的共同目标前进。不久以后，这股本土蕴育的力量和以张亚勤为代表的海归派力量汇集在一起，开创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创新活力的新阶段。 <h3>Link 没有任何经验就谈创业，是胡闹</h3> 有两种创业，一种创业是生存式的创业，比如说找不到工作，出去卖包子了，这是自救式创业；另一种创业是赶时髦式创业，很盲目，看到别人创业成功了，也去跟风。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 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很多人会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现实。这个时候就要作各种就业准备，未必一定要去创业，没有任何经验就谈创业，就是胡闹。 处在这一特殊阶段的人可以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 一、可以再去学校深造。 二、不一定要选择本专业的工作。大学本科学的知识，实际上是基本素质的训练。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不要认为专业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喜欢它，对你的发展前景有没有好处？ 三、不要在乎薪水。第一份工作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一个人一辈子可能会换很多份工作，到最后大家都只能选择一个工作方向，当你在这个方向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成为领导者。 四、正确认识名企。名企当然有好处，名企有完整的制度和文化，可是大学毕业生也可以到一些新创立的公司参与实践，在那里你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真正的高手 尽管在GtE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这还远不是张亚勤科研道路上的巅峰。在GtE工作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另一个机遇悄悄来临。1994年，张亚勤进入了桑纳福研究院。 说起科技公司，大家更多提到的是微软、谷歌、苹果、IBM等大红大紫的明星公司，而“桑纳福”这个名字让很多人都比较陌生。桑纳福公司的创始人戴维·桑纳福（David Sarnoff）是美国商业广播和电视产业的先驱，一手创办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更终其一生领导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纵横通讯传播领域。RCA在美国家喻户晓，与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福特汽车、通用电气等公司齐名，是美国的国家名片。由于戴维·桑纳福在通讯领域的杰出贡献，“二战”期间他被授予“将军”头衔。 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公司，原名RCA研究院，是世界顶尖电子科技的圣殿。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调幅无线电、彩色电视机、CCD照相机、LCD显示器、录像机等电子通讯产品，几乎都是桑纳福研究院研发出来的，由此可见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贡献。 张亚勤曾经在普林斯顿一次同学聚会之后路过桑纳福，当时他指着对面桑纳福研究院的大楼，对妻子汪健说：“美国有四大研究院—IBM研究院、施乐帕克研究中心、贝尔研究院和桑纳福研究院。桑纳福是世界电子科学的摇篮。”说这话的时候，张亚勤还怀揣着对桑纳福的景仰，而他和妻子都没有想到，短短几年之后，他也会成为桑纳福研究院的一员。桑纳福研究院的老板吉姆·卡恩斯（Jim Carnes）慧眼识英才，力邀张亚勤加盟。张亚勤评价，卡恩斯是除自己的博士生导师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外，另一位使他终生受益的大师。“吉姆·卡恩斯的长远眼光和宏观视野相当出色，他的思维与众不同。常常着眼于别人想不到的领域，譬如人类将来会怎么样，新技术将要朝什么方向走，科学研究大方向走势如何。吉姆·卡恩斯帮我打开了更广阔的门，改变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每次和他谈话，都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跟他聊短短几分钟，就可以改变你的整个思路。”张亚勤对这位大师由衷钦佩，“他是真正的高手。” 和这样的高手在一起，会让人觉得世界越来越大。张亚勤不再把自己局限在纯粹的科学报告里，新的兴奋点层出不穷，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在吉姆·卡恩斯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心里那些琐碎的烦恼都不值一提，因为有那么多关乎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在前方等着你。到桑纳福是我特别好的选择。”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遭遇韦尔奇——艰难转型 张亚勤进入桑纳福之后，所面对的工作不再是单纯的科研工作，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市场问题。之前他所在的GtE研究院相当于科学院性质，科研经费都是由公司供给，张亚勤在那里是一个单纯的科研人员，即使作市场分析，也并不需要真正冲到第一线。 而在桑纳福研究院，一切都要面向市场。1987年，RCA被通用电气公司（GE）合并。GE公司的传奇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风格，分拆了RCA业务部门，留下国防部门和NBC电视台，把电视制造业务出售给法国汤姆逊公司，把桑纳福研究院与SRI斯坦福研究院合并，韦尔奇仍然兼任桑纳福董事长。 之后桑纳福得到了4亿美元，作为换取研究院所有专利的筹码。从那之后这家研究院就拿着这4亿美元，开始自谋生路了。当时桑纳福研究院一共有1200多人，70%以上的人拥有博士学位。一家单纯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研究院，一夜之间突然没有了靠山，需要自己解决科研经费。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争取项目，创造利润。创造利润意味着大家研究出来的技术一定要面向市场，不但要实用而且要领先。 对于一直作研究的张亚勤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转型。他必须把自己从一名研究人员转型为一个拥有市场意识的研发人员和管理者，因为加入桑纳福的时候，张亚勤开始管理一个不到10人的小团队—10个科学家按每人每年30万美元的经费来算，他需要找到至少300万美元的项目，才能支付整个团队的开支。 尽管只是一个不到10人的微型团队，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研究、技术、市场等等都要兼顾，无异于自主创业。张亚勤所面对的，是并不确定的未来。那段时间，他内心的声音是：“既然以我的能力随时可以去找一份研发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作新的尝试呢？”从此他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的战役。 1997年在庆祝桑纳福重组10周年的晚会上，张亚勤第一次见到韦尔奇，公司CEO卡恩斯介绍张亚勤时说：“这个小伙子是我们公司最年轻、最聪明的研究院主任。”并安排他们坐在一起。多少年后，已是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与韦尔奇在盖茨家里见面时，韦尔奇说，“我清楚地记得你。”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跑市场——形形色色的国际买家 作为项目主管，张亚勤整天为资金和市场绞尽脑汁，他戏称自己这时候是“科学家+商人”的双重角色，“每天80%的时间都花在了做业务、‘跑市场’上，而且越到后来时间越多。”那时他脑袋里想得最多的问题是：“怎么样让别人买我的技术？”“三五年后技术、市场是什么样子？” 最好的产品背后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技术，做产品首先要聚焦在客户身上，产品的价值就是实用。“有些技术相当杰出，但在某个阶段，这项技术产品化的价格过高，不足以支撑与之对应的功能带来的效用。好的技术一定要把握进入产品期的最佳时期，超前和实用相结合的无非是那个最佳时点，这样别人才能付给你钱……”这些就是他当年“跑市场”的时候逐渐总结的心得。 “跑市场”也意味着东奔西跑的操劳。那段时间，张亚勤是满世界飞，今天还在圣保罗，明天就要飞到德国、日本、韩国…… 去桑纳福之前，张亚勤接触的人多以学术界的科学家为主，开学术会议讨论的也只是学术议题，如今面对客户就完全不同了。最开始和客户谈判的时候，张亚勤的“科学家思维”还没转过弯来，思考的都是专利和整个商务模式的问题。用张亚勤的话说：“刚开始和人家谈项目，我首先考虑的是技术有没有意义，项目做出来之后，对科学、对产业影响多大，很少去考虑这个项目本身有多大的既得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导向的思维方式。而对方则从企业的角度谈判，是首先看市场，然后制定战略，最后才看技术，作研究。” 一边是技术导向，一边是市场导向，思维方式不同，因此谈判初期，往往是双方自说自话，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根本就谈不拢。碰了几次壁后，张亚勤开始反思，总结经验，并特意去哈佛商学院进修，给自己彻底“洗脑”，用全新的管理知识来武装自己。 随着接触客户越来越多，张亚勤也慢慢总结出自己的经验：“美国人性格爽利，很容易作决定，项目谈成快终止也快，谈成之后哪天觉得不行哪天就喊停。而日本客户和韩国客户，尽管谈判的时候有些‘拖拖拉拉’，作决定也很谨慎，但一旦谈定，就会把你当成朋友，一直把项目做下去。” 日本人做事严谨，讲究细节，所以谈判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很多时候张亚勤跟日本客户都是整天整夜地谈，一耗就是十几个小时。他说“日本客户最讲细节，决策过程很慢。最极端的一个项目谈了一年之久。”张亚勤也记不清自己在一年内跑了多少次日本，谈到最后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新内容了，一贯不急不躁的张亚勤以为没什么希望，准备放弃了，突然有一天日方却发话说“签字吧！”让筋疲力尽的他哭笑不得。 有些客户则需要张亚勤调动自己的“储备”。和韩国LG谈的时候，来回反复了好几个回合，谈判陷入胶着状态，百无聊赖之下，张亚勤想起来围棋在韩国的地位，估计谈判对手也有这个爱好，就提议一起下围棋。于是，双方撇下生意，执子而弈。韩国人觉得下得不过瘾，后来等张亚勤再去韩国的时候，一定要请他喝烧酒，带他参观韩国风光，视他为真正的朋友。 后来成为朋友后交流更加自然，项目谈判也比较顺利了。不久就签了一个几百万美元的视频电话/会议的合同。在桑纳福和各种合作伙伴打交道，与许多世界一流的大企业一起合作，经过了这5年的历练，张亚勤适应了各种谈判对象和合作关系，实现了从研究员到技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完美转型。 <h3>Link 从《孙子兵法》说起</h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亚勤在管理上的一个特点是善于总结，善于从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中吸取精华。被列为西点军校和哈佛商学院参考教材的《孙子兵法》，也被张亚勤用在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管理实践中。 “道、天、地、将、法”，这是《孙子兵法》提出战略规划的五大要素，张亚勤认为这也正是企业生存发展必须关注的五大要素。 道，是战略、使命和目标。他把微软公司所从事的软件产业认为是适应产业发展的趋势。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战略、使命和目标都是跟这个时代的发展相契合的。 天和地，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生态系统和地缘优势。在中国，拥有鼓励创新的产业发展氛围和环境，有大批的科技人才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逐渐规范起来，而中国更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这些都给一个软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的难得机遇。 将，指统帅、领导者，也就是公司的人才。这是张亚勤认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感悟也颇深，人的因素，特别是领袖、领军人物更是至为关键。 对于将帅之才的标准，孙子提出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者，涵盖了远见、智慧、谋略、判断力。信，是诚信、威信。仁，指关爱下属、关心员工。勇，意味着魄力、行动力、冒风险的胆识。严，是纪律和规矩、责任心、有担当。这与微软的人才观与价值观是如此契合。作为行业领先企业的领导者，对公司的发展要有长远的眼光，根据变化作出应对，在辉煌时不浮躁，在逆境中保持信心，才能带领团队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潮流中前进。 法，是规范、制度和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在微软，员工有很多自由，包括上班时间、科研选题等等。但是一个企业的成长发展，必须有一种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企业运转的顺畅，而这就是微软与众不同的规范和制度，也就是法。在微软，团队的凝聚力不是靠张亚勤的个人魅力，虽然他有强大的魄力，但是真正让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是公司的理念和约束力，这才是一个成熟而且成功的公司所应具备的。 在张亚勤看来，只有这些关键的因素能够协调配合，一个企业的上上下下才能在经济困难时期做到共克时艰，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有所作为。 张亚勤喜欢《孙子兵法》，但他不喜欢与人争，诚如“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样，简单的竞争绝非最高境界。在张亚勤的词典里，对双赢的注释比竞争要多得多。他认为竞争的最高境界是合作，是共赢。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桑纳福最年轻的多媒体研究院主任 张亚勤的杰出表现令他在桑纳福的职位也一升再升，从刚开始一个10人小组的项目经理升任部门经理。1997年，进入桑纳福的第三个年头，31岁的他被提升为位于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的主任，无论就这个研究领域还是桑纳福内部来说，这都是中国人获得的最高职位。 与此同时，高清多媒体市场进入了新一轮群雄逐鹿的竞争中。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传统彩电产业已基本上被日本人所控制。彩电技术的发明者美国希望研发出一种高清晰度的电视，通过占领技术制高点来打翻身仗。而当时日本人其实已经在这方面实现了科研突破，他们开发出模拟制式的高清晰度电视技术，并很快将之确立为标准，加上索尼和松下两家公司巨大的产业化能力，日本标准有望进一步控制全球市场。 于是，美国跳过模拟，直接瞄准数字化高清晰度电视展开研究。为了达到制定全球标准，且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取胜的目的，1993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通用仪器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汤姆逊公司、麻省理工学院、桑纳福研究院等欧美这一领域的领先企业和研究机构形成高清晰度数字电视的大联盟，开始制订新的工业标准。接着就是在该标准下开发新技术、做出新产品，而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就是解决图像视频信号的压缩处理和高速传输，具体来说就是压缩、编码、处理及传输。 尽管，维持研究院正常运转的“合作项目”占据了张亚勤的主要精力，但正如桑纳福研究院的老板给张亚勤的启示，只有高瞻远瞩才能抢占市场先机。在为日常事务忙碌的同时，张亚勤从未离开过这个领域的前沿研究。 在高压力的环境下，张亚勤的创造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他充分发挥自己在速率控制技术、数字多媒体技术、视频通信技术方面的深厚功底，在包括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数据处理中，完成了一系列技术创新。 同时，在张亚勤领导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的几年时间里，这家研究院也创造了数百项新技术，申请了数百项专利。其中五项最重要的技术和专利，都是由张亚勤独立研发完成的。也使得桑纳福在数字电视、网络媒体、多媒体领域成为全球领先的研究院。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IEEE百年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1997年，张亚勤又获得一项殊荣：当选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IEEE Fellow）。这是电气电子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时年31岁的他也是IEEE10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院士。 这份荣誉，体现了张亚勤在专业领域的成就。视频压缩和数字视频的传输，在互联网和电视传播中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计算机、电视、手机等数据源要想走向融合，有一些关键的技术难关需要攻克，其中很核心的一个就是视频压缩技术。如果视频信息量很大，存储和传输都将是问题。如果把互联网比做高速公路，没有压缩的视频信息就好比装甲坦克，会造成极大的交通阻塞，而压缩后的视频文件，就像小巧的甲壳虫汽车，跑再多也能行驶畅通。 张亚勤和他的团队一直在为攻克视频压缩和数字视频的传输难题而努力，并最终获得成功。这个技术关节打通之后，后面的DVD、数字电视、视频电话等发明才陆续出现。虽然张亚勤一再强调，视频压缩的成功是继承了很多人在不同公司、不同学术机构多年的积累，但毫无疑问他和他的团队对此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一点，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是最有发言权的。 1989年博士毕业进入GtE做研究员之后，张亚勤正式进入视频图像压缩的研发领域。自1989年到1997年，张亚勤在这个领域一共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0篇论文在世界最权威的《IEEE transaction》杂志上发表，他还先后出版了11本专著，在视频压缩、交互式电视、多媒体通讯、桌上可视电话等方面取得了几十项专利，其中有些专利已形成产品。他的关于“小波图像及纹理编码”和“全区域运动检测和补偿算法”等50多项技术对国际标准的建立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克林顿的贺信 自从1997年获得IEEE院士奖之后，张亚勤几乎成了得奖专业户，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包括“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就连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是美国工程界的权威性大奖。该奖项已有近70年的历史，每年授予一位在电子工程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3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集成电路的发明者J·基尔比（J.Kilby）、DEC公司的创始人兼前任主席K·奥尔森（K.Olsen）、液晶显示（LCD）的发明者和Bellcore的前任主席乔治·海尔迈耶（George heilmeier）、SPICE的发明者J·皮尔斯（J.Pierce）等人均获得过该项荣誉。 年轻的张亚勤因为在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和互联网等领域的卓越表现和突出贡献而被授予该奖。他再次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人。 颁奖典礼举行的时候，张亚勤正在国内忙碌，无缘亲临现场。之后不久，他居然收到了克林顿总统的贺信。克林顿在信中高度赞扬了张亚勤在多媒体领域所作的贡献，信中写道：祝贺你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你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你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你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这真是莫大鼓舞，张亚勤认真地回信说：“我很高兴获此殊荣，这是对我以往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它同时也是一种鞭策，督促我今后要更努力地工作，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写给张亚勤的贺信。 亚勤的话：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要在你最关心的圈子里产生正面的影响，小到家庭圈、朋友圈、同事圈，大到城市圈、国家圈、世界圈，圈子可大可小，但是影响一定要是正面的。 <h3>Link 电梯演讲</h3> 电梯演讲在美国有一些历史渊源，是训练沟通技巧的一种方式。张亚勤进入桑纳福之后，需要经常和客户接触，所以这种训练显得尤为重要。 电梯演讲是指在乘坐电梯的两到三分钟的时间内，面对你碰到的最希望碰到的人，你能够利用这短短的两三分钟，说服他认可你所讲的事。 那时候在美国推销界，电梯演讲广泛流行。这种强化训练，可以锻炼一个人简化问题和归纳问题的能力。张亚勤这样举例：“比如说你忽然哪一天在电梯里碰到比尔·盖茨，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在两三分钟内达到你期望的目的。”实际上两个陌生人在电梯里相遇，两三分钟内，我们唯一能传达的有效信息就是用简单的几句话讲明白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当时，在桑纳福，从首席执行官到普通员工，都会定期选择一些题目进行培训，旨在对员工进行专业教育。也是从那时起，张亚勤开始注重沟通。 第四章 回国创业 盖茨、中国和创业 1998年9月底，普林斯顿的天气开始慢慢转凉。张亚勤在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当时他管理着一个拥有近百名研究精英的团队，业务从研究、产品化、市场甚至延伸到了创业公司上市。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师弟李世鹏也在毕业后被他招至麾下，两人还说起：国庆节将至，远在家乡的同胞们应该都准备过节放假了。 张亚勤清晰地记得那是个凉爽的下午，下班时间已到，同事们陆续离开了研究院，他像往常一样，并不着急回家，开始处理一天的电子邮件。在近百封电子邮件里，有一封很不起眼的邮件引起了他的注意。邮件来自一家猎头公司，刚开始他以为是垃圾邮件，就随手删掉了，但又一想，还是看看究竟是什么内容再说。 这封邮件说微软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机构，计划招募几位世界级科学家一起去中国创业。邮件最后说，如果张亚勤有兴趣，研究院的李开复院长想和他谈谈。 张亚勤那时候和李开复并不认识，而且作为猎头公司名单上最抢手的人，他对offer已经不太敏感了。不过，邮件中的“中国”二字，还是照亮了他心中模糊的想法。 于是，他回邮件说愿意和李开复聊聊，并同时在网上搜索“李开复”这个名字。一搜才知道，原来李开复也是一位享誉全球的科学家，尤其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卓有成就，早在1988年，李开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击败了人类的黑白棋世界冠军，后来他又开创性地运用统计学原理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不特定语者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引起业界的轰动。 张亚勤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第二天，李开复的电话就打来了。听得出，他也很想跟亚勤聊聊。 张亚勤一直潜心自己的工作，他并不知道就在两个月前，李开复刚刚接受了微软公司“改变世界”的邀请，正式加入微软。此前，李开复是世界著名的SGI公司的副总裁，而在进入SGI之前，他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苹果公司副总裁。 正打算结束SGI生涯的李开复，从好友黄学东那里了解到，比尔·盖茨决定把微软剑桥研究院的模式复制到中国，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延揽当地优秀人才。而当时令盖茨头疼的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负责人。 微软剑桥研究院是比尔·盖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大手笔，6年共计投资8000万美元。这所研究院集中了欧洲一批最天才的科学家从事多项前瞻性的研究工作。而这一切即将在自己的祖国复制，令李开复热血沸腾。于是，李开复加入微软，领衔筹备中的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位“光杆院长”当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 李开复当时也不认识张亚勤。当他为研究院列名单时征询身边同是作研究的人，“我现在最应该找谁？”好几个人同时推荐了张亚勤，这已经令他感到惊讶。而当他仔细研究张亚勤的履历时，更是大吃一惊。 12岁进入科大少年班、23岁拿到博士、31岁成为IEEE院士……李开复被“镇住了”，“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呢，这么厉害的人，我以前居然不认识。”他说。 随即，李开复就向张亚勤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在中国创办研究院是一个挑战，前人从没有做过，你可以创造历史！”李开复强调的“中国+创业”真正打动了张亚勤，电话里只讲了5分钟，张亚勤就允诺：“开复，我愿意回国去看一看。” 第四章 回国创业 向着祖国的方向 接受回国的邀请后，张亚勤在窗前伫立了很久，心情复杂。 回国，到底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张亚勤难免会权衡这个选择的对与错。在国外学习、生活十几年的场景从脑海中一一闪过。工作顺风顺水，成绩越来越突出，这样的生活安逸舒适，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几十年后的自己，这令张亚勤不寒而栗。更重要的是，随着事业的成功，自己对中国的牵挂却越来越强烈。在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 博士毕业那年，他曾经希望能够学成归国，但没能如愿。留在美国作研究的这十年里，张亚勤一直跟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保持着联系。当时国内的资讯比较落后，研究人员甚至还看不到IEEE杂志等国际研究前沿的成果。于是，张亚勤经常给国内的老师朋友发邮件，传递IEEE杂志中的论文。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那时候国内收发邮件是按字数来付费，张亚勤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给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回邮件时常常把老师发的内容也一起返回，这样老师在收邮件时要多付发件原文的钱，张亚勤知道后很是内疚了一段时间。 1993年，张亚勤代表GtE研究室到拉斯韦加斯参加国际计算机领域的年度盛会COMDEX。当时中国国内计算机科研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COMDEX展会上根本没有设中国的展位。但张亚勤却意外地遇到了来自国内中软公司的几位代表。张亚勤跟他们一见如故，邀请他们到自己住的酒店小叙，畅谈国内外计算机发展的前沿趋势。 让张亚勤兴奋的是，几位代表对他讲的多媒体发展动向十分感兴趣，追问了很多问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这次偶遇让张亚勤看到了中国对前沿科技的执著追求，他深知，这种追求正预示着国内计算机领域未来的希望。果然，没过几年，中软公司、联想公司等中国企业就开始在这类国际级展会上有了自己的展位，展位上展示的也都是自主品牌的产品。这种变化，让张亚勤隐隐感觉到国内的机会越来越多。 自1990年起，张亚勤就成为国际标准组织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s）中专门负责数字音视频编码的MPEG委员会（全称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的核心成员。他回顾说：“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这个标准的成员国，也没有中国的科学家参与这个重要的标准组织。但是，国内的学术同行们也逐渐开始关注国际前沿的学术动态。1996年，中国科学院的高文教授给我写了封信，希望中国能够加入MPEG委员会。这封信中提到他们在国内也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很难得到国际认可。所以希望能够加入MPEG委员会了解和影响国际标准，增加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科研中的话语权。” 高文教授在信中提到的困境也是当时国内学术界一个尴尬的现实—由于长期的闭塞，中国科学家很难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国内的研究在国际上基本发不出声音，这反过来又阻碍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承认。同是科学家，张亚勤太了解做出了东西却无法传播的苦闷，他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1997年，ISO/MPEG委员会召开非常重要的年度会议，张亚勤被推举担任这次会议的轮值主席。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张亚勤邀请高文教授参加，中国正式加入了ISO/MPEG委员会，从此中国的学者和企业积极活跃在世界视频标准的舞台上。 作为海外华人科学家中的佼佼者，张亚勤在国内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后来，国防科工委的汪成伟院士还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张亚勤所在的研究院去作访问。每次有这样的考察团来访，张亚勤总是不遗余力，尽可能多地安排参观、座谈和演示。从国内这些学术同行们的身上，张亚勤也感觉到了国内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 1997年，香港回归。对于每个华夏儿女来说，都是件值得庆祝的大事，这也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一个象征。与所有的海外游子一样，张亚勤也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他终于忍不住要回国看一看。 此时，张亚勤所在的桑纳福公司也接到了来自中国国防科工委的合作邀请，于是，他作为美方代表回国洽谈合作事宜—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出国读书之后，张亚勤第一次回国。 1997年的北京，跟当年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来买实验器材时看到的北京完全是两个世界。当时他跟桑纳福的老板一起住在王府饭店，张亚勤说：“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也在一掷千金地消费，比如价格动辄成千上万元的洋酒，销量很大，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中国真的开始进入商业化社会了。我心里想，这次回来正是时候，谈合作应该没问题。” 然而，在所有合作项目的洽谈中，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国内公司对先进技术确实需求很大，可双方在价钱问题上的差异也很大。当时国内公司做一个项目一年能拿出几百万人民币就算是很多了，而这些钱对于国际高科技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项目的零头。最终，张亚勤跟科工委和中国联通等几家公司谈的几个项目都没有成功。 合作没有谈成，张亚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本来还希望桑纳福能在国内开分公司，他就可以回国主持分公司，但从这次谈判的结果来看，走这条路回国暂时还是行不通的。这也让张亚勤内心有些沉重：国内与国外的差距，并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要回国，必须尝试其他途径。 仅仅一年之后，李开复的邀请、微软的平台，再次点燃了张亚勤的希望。张亚勤说：“我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回来。尽管国内的条件相对落后，但这也是我回来的价值—用自己的努力为改变局面做些什么。” 第四章 回国创业 “你会被边缘化的。” 当天晚上，细心的妻子汪健看出张亚勤有心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亚勤将回国的计划如实说了。 汪健深知国内科研条件不好，回国能否有好的发展，都是未知。对不确定的前景，汪健有些犹豫，毕竟孩子还小，自己也在美国工作，回国意味着整个家都要连根拔起。为了家庭的安稳，她从内心不希望张亚勤去“折腾”，她用征询的口气说：“等国内研发条件再好些，再考虑这个问题不行吗？” “我先回去看看。”张亚勤安慰她说。 11月初，张亚勤先到微软公司去了一趟，这是李开复跟微软公司总部协调后安排的一次见面会。张亚勤在微软公司位于雷德蒙的总部拜访了主管微软研发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和微软研究院的院长凌大任，对微软公司的研发环境有了直观的感受。此外，李开复还找了几个在总部微软研究院工作的“说客”，包括沈向洋、黄学东、刘自成和洪小文，大家都把微软中国吹得天花乱坠，恨不得让张亚勤马上就答应。 几天之后，在北京香江花园的大堂，张亚勤第一次见到了李开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两个主要奠基人的第一次会面。 两人一见如故，李开复回忆道：“他冲我微笑，满脸诚恳，像老朋友那样跟我打招呼：‘嗨，开复。’”他们聊了各自对科技领域的看法和对中国的看法，发现彼此在很多方面的观点都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同属性情中人，内心深处都为要开创一番事业而无比兴奋。 周到的李开复知道，要想让张亚勤长期稳定下来，必须先解决好家庭问题。于是，他带张亚勤去看了北京的国际学校，在中国工作的国际背景人士的子女在这里可以得到和在美国学校相同质量的教育。接着，他们又去逛了北京的购物中心，张亚勤发现，在美国能买到的生活用品，在国内的购物中心都可以买到。 当天晚上，李开复安排张亚勤跟微软中国公司的同事见面，包括研发中心总经理张湘辉和法律总顾问刘凤鸣，晚上和另外已经加盟研究院的元老陈宏刚、凌小宁一起吃饭。陈宏刚和张亚勤在美国时就认识，10年后再度见面格外亲热。席间，大家都激情万丈，对即将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充满信心。吃完饭道别时，陈宏刚热情地拥抱张亚勤，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一定要回来啊！” 那一刻，张亚勤至今记忆犹新。从那一刻起，他回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十几年后，李开复在自传中写道：“张亚勤的到来，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在李开复看来，张亚勤的加入不仅代表着他个人—由于张亚勤在美国华人科学家圈子的影响力很大，他的到来意味着微软中国研究院树起了一块金字招牌，可以更好地吸引顶尖科学家的加入。 决心已定，张亚勤只能向桑纳福的老板吉姆·卡恩斯“摊牌”了。吉姆·卡恩斯对张亚勤很器重，是张亚勤参选IEEE院士的重要提名人。不过为了回国开创新局面，张亚勤只能选择离开。 吉姆·卡恩斯对此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竭尽全力想挽留住张亚勤，恳切地说：“亚勤，我一直没有把你当做雇员和下属，你是我的知心朋友。我过几年也要退休了，你是公司CEO最有希望的人选之一。” 但是张亚勤很明确地表示，他的离去不是普通的跳槽，是回国，是一份情结，还一份心愿。吉姆·卡恩斯也明白，任何情感都抵不过张亚勤心中对祖国的情结。遗憾和祝福的同时，作为长者，他不免也为这位年轻的朋友担心，他推心置腹地对张亚勤说：“你在这儿工作已5年了，想换一个环境，我能明白这一点。你如果去别的公司发展，我都没有意见，但是回中国，我必须提醒你，那里科研环境不好，你没有足够的平台去交流，更难得到最尖端的信息，也不容易获得一流的设备。更重要的是，主流学界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即使你加倍努力，做出同样优秀的成绩，由于你的成果来自中国大陆，也很可能被忽视。你在那边是孤军奋战，也许能够成功，但也可能被遗忘。你会被边缘化的。” 吉姆·卡恩斯的话一针见血，每一个字都扎在张亚勤的心上，而这，又何尝不是张亚勤最担心的呢？ 但是，他已经停不下回国的脚步。让他作出回国选择的不是他的头脑，而是他的心。 第四章 回国创业 迟到的首席科学家 1999年1月15日，张亚勤只身一人从美国新泽西转道日本东京回国。这是他第3次登上回国的飞机，心里充满了兴奋和使命感。 与此同时，沈向洋满怀着同样的期待登上了另一架从美国飞往东京的航班。他也是一个曾被誉为“神童”的天才，13岁就考入了南京工学院（现更名为东南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电气与电子工程学，此后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拉杰·瑞迪（Raj Reddy）教授。瑞迪教授是计算机图像与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另一位先驱，指导沈向洋在这一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功底。1995年毕业后，沈向洋婉拒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作，加盟硅谷一个名叫“真实空间”（Real Space）的创业公司。第二年沈向洋签约微软雷德蒙总部时，他已经在视觉图形学领域崭露头角。 沈向洋其实和张亚勤一样，早就筹划回国，但还有些犹豫。而张亚勤回国的决定加快了沈向洋回国的脚步，并跟张亚勤约好在东京一起转机。后来，沈向洋成为继李开复和张亚勤之后，从微软中国研究院诞生的第三位微软全球副总裁。 在东京，张亚勤和沈向洋并没有停留多久，他们在机场找了家餐馆，痛饮几杯，相互勉励，然后就直接转机飞往北京。从东京到北京三个小时的航程里，两人谈起即将开始的事业都很兴奋，又因为喝了酒，无意识间声音提高了很多，几乎整个机舱都能听见。“我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很大，直到旁边有个人生气地喊‘s up’，我们才放低了声音，但讲着讲着声音又变大了，旁边那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又吼了一声‘s up’。但我们俩还是压抑不住兴奋，就想大声说话。”张亚勤提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忍不住发笑。 张亚勤的微软员工证。 到北京的第二天，张亚勤就开始了研究院的工作。在他回国之前，研究院的各项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在两个月前，也就是1998年11月5日宣布成立的，宣布成立时张亚勤还在美国桑纳福研究院进行交接工作。张亚勤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他说：“特别是要对客户有个交代，有一些项目是因为客户很看重我才签下来的，我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离开项目就被中断。” 因此，在研究院成立两个月后，张亚勤才到任。虽然没能参加成立仪式，但这位“首席科学家”和“副院长”在中国早已声名赫赫。微软研究院甚至为张亚勤和沈向洋的到来特意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记者会上，张亚勤代表研究院向媒体记者介绍了研究院的情况、团队以及这个团队的雄心壮志。 张亚勤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消息一经公开，就极大地提升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国内外的声誉。他本人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很多来自海外的华人学者。张亚勤研究的多媒体领域，也很快成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项核心研究。在微软公司将多媒体应用于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技术研究方面，张亚勤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技术很快就成为微软公司重要的发展领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张二人通过媒体宣传研究院的发展规划和理念，加速组建团队。由于研发与高校天然的密切联系，研究院还特别成立了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里面有当时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清华大学张拨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Victor Zue等。顾问委员会主要负责参与研究院的发展战略规划，让研究院拉近与国内科研同行们的距离，增进合作。 随着各路人才的加入和研发工作的推进，李开复和张亚勤开始给研究院定方向，把研究院的人员分成不同的研究小组。李开复负责两个组、张亚勤负责两个组、沈向洋负责一个组，一共五个组，此外，陈宏刚负责高校关系，凌小宁负责技术转化。 方向明确之后，研究院最初的研究架构很快搭建起来，一切井然有序。 <h3>Link 微软研究院的三个重要职能</h3> <strong>职能一 研究院是公司技术战略的智囊团</strong> ◆洞悉态势（Understand w's going on） 研究院的学者、研究员们应当在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对技术的发展趋势、产品和市场的演变规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作研究不能只注重算法或理论，必须时刻关注产业的发展规律，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市场和产品的演变进行总结和归纳。 ◆预测未来（Predict w will happen） 对未来的预测是公司制定技术发展规划、确定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据。尽管It世界日新月异，发展迅猛，但还是要设法推测三五年以后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以便能提早储备技术资源，为未来的市场竞争积蓄力量。 ◆指明方向（Define our researcions） 研究院应根据自己对产业规律的总结和对市场前景的预测，为公司的技术发展设计蓝图，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研究院所确定的研究方向应当是那些最能提高公司技术实力，最有利于公司技术积累的方向。 ◆出谋划策（Advise the company） 作为公司技术领域里最重要的智囊团，研究院通常以咨询的方式为公司决策层出谋划策。例如，向公司提供有关技术发展趋势的报告，帮助公司总结用户需求，分析市场上的竞争态势，为公司的战略和政策制定提出指导性意见，从而直接影响公司决策层的思想，影响公司的技术战略。研究院只有真正变成了公司技术思想上的领导者，才能充分发挥研究院的知识优势，为公司技术战略的制定与公司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 ◆联络公众（Communicate to the public） 和其他研究机构一样，研究院要时刻维护与公众的关系，注意通过各种渠道与政府、媒体、学术界、教育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将公司在技术战略上的想法及时地公之于众。良好的公共关系不但可以帮助研究院顺利地开展工作，也可以在战略层面上帮助公司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strong>职能二 研究院是研究成果的诞生地</strong> ◆基础研究的性质 基础研究实质上是一种长期投资，其目的绝不是为了短期的市场收益。公司应当从战略角度看待基础研究工作，应当为了未来的市场、未来的客户而开展基础研究。在这一点上，微软亚洲研究院管理层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认定所从事的基础研究必须要有最新的构思和最新的理念，是世界一流的；必须要符合技术发展潮流和市场规律，是主流的；必须对用户、对企业、对It产业的发展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是有用的；必须立足于公司的业务情况，结合公司战略发展来设计研究方向和项目，并在不远的将来为公司创造价值，是相关的。 ◆科学的方法 基础研究工作必须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微软研究院开展基础研究时使用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可以总结为：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是想着做事情，不是坐着想事情。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是借助科学的手段，依靠大量的数据进行的可重复的深入研究，不是肤浅的、无用的、无法复制的简单结果。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是研究、理解、借用前人的成果，不是闭门造车式的研究，也不是只顾抄袭别人的研究。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需要亲自设计工程原型，用实践证明对用户有用，不是只关心理论的纸上谈兵。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承认失败，可以从头开始，不是那种不承认失败、永无止境的研究。 ◆基础研究的环境和文化方面： ·研究要有长远的眼光。 ·研究要有冒险的精神。 ·研究要有开放的环境。 ·研究要有充足的经费。 ·研究要有一流的人才。 对研究院本身来讲，第一步是吸引和留住人才，其次是为人才创造出施展才能的环境，更进一步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科研明星，打造自己的明星队伍。只有培养出一大批在科研领域星光璀璨的明星科学家、明星研究员，研究院才有可能真正跻身世界先进科研机构的行列，才能为企业创造出最持久的价值。 <strong>职能三 研究院是核心技术的孵化器</strong> ◆发展公司的核心技术 研究院在核心技术发展方面的职能可以从4个方面来理解： 1.研究院应当帮助公司在相关领域建立一个专利库，拥有一大批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利成果。 2.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影响国际技术标准。研究院不仅仅要理解和跟踪国际标准，还要参与标准的制定过程，并对其施加影响。如果国际技术标准采用了你的专利，沿着你所定义的方向向前发展，你的产品和技术就能真正保持在业界的领先地位。因此，技术标准是研究院必须给予充分重视的一件事。 3.研究院所做的研究要能切实改进现有产品的特性和功能，要用研究院发展的最先进的技术武装公司现有的商业化产品，以长期保持产品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4.更为重要的是，研究院要努力成为公司新产品的孵化器，要结合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为公司设计出技术领先的新产品。 ◆发挥核心技术的影响力 掌握了核心技术之后，还需要充分发挥核心技术的影响力，为公司创造价值。这实际上需要通过核心技术的研发对公司的战略部署和产品规划施加影响，主要的做法包括： 1.必须理解公司的业务以及技术方面的规划，研究院的核心人员最好能够参与公司发展规划的制定，这样，研究院和公司之间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2.研究院要善于与人交流自己的观点和战略构思，想办法把研究院的设想告诉老板、同事或是组员。要尽量争取公司内各部门的支持，包括人员、时间、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3.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应当时刻关注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否实用，是否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成功地转化为产品。 4.研究院应当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够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的机制。其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通过各种沟通方式，争取公司其他部门对自己研究方向的认可。如果公司其他部门不熟悉或不认同研究院的研究方向，那么，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就很难转化为实用的技术和产品。 ◆技术交流金字塔 为了将核心技术转化为产品，研究人员必须保持与产品部门的交流，必须随时将最新的技术发展通知产品部门；而产品部门则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产品的发展规划，考虑是否要在产品中引入研究机构的新技术。这一技术交流的过程可以简化为一个金字塔式的模型： 在这一交流过程里，研究人员通常会使用展示或演示的方式来介绍新技术，而产品部门则会从需求和产品特性出发，对研究人员提出要求或反馈意见。这一过程从提出设想开始，到开发出示例代码，到完成测试用的样品，再到研究人员和产品部门对该产品的可用性达成共识，这基本上构成了早期的产品过程。 亚勤的话：我看人不单纯看他的成绩好坏，主要是看他的悟性高低，看他有没有好奇心和激情。 第四章 回国创业 为亚勤而来 张亚勤回国一个星期后又马不停蹄地折返美国。这次回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完成他在桑纳福的交接工作，另一个非常关键的任务是回美国“招兵买马”，因为刚刚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需要一批国际人才来实现它的宏图大略，招兵买马的最好途径就是现身说法，张亚勤选择了一年一度在旧金山的一个视频领域国际会议。 会上，来自全球的顶尖专家聚集一堂，当主持人介绍张亚勤的所属公司由桑纳福变成微软公司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都感到诧异，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一直都在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作研究，成绩斐然，是桑纳福的一面旗帜，怎么突然就到了从未听说过的微软中国研究院。 参会的还有很多华人专家，包括当时在惠普研究院的张宏江、贝尔研究院的朱文武、南加州大学（USC）作综合媒体与数学方面研究的李劲、同在桑纳福研究院的李世鹏等等。嘉宾的这种反应正是张亚勤希望看到的，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宣传机会。 果然，演讲一结束，大家都围过来问张亚勤有关微软中国研究院以及他加盟微软的事，尤其是华人工程师们都对微软中国研究院充满好奇。张亚勤如实讲了自己作决定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多说，他本身的选择就足以拨动大家的心弦。 在副院长和首席科学家之外，张亚勤又为微软中国研究院承担起了新的职责：宣传大使和“猎头”—实际上，研究院成立之初加入的顶级研究员，很多都是为张亚勤而来的。 首先是张宏江。张宏江在信息处理领域也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是多媒体搜索的鼻祖级人物。他先后在丹麦、新加坡和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后来到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惠普研究院工作。除了出色的研究外，在将先进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方面，张宏江也是驾轻就熟。 张亚勤跟张宏江认识已久，在桑纳福时就曾想邀请张宏江到桑纳福做部门经理，但因为考虑到“他身价太高了”，一直没提出来。张亚勤回国之前，也和张宏江探讨过他加入微软公司并回到中国的可能性，当时张宏江并没有明确表态。之前微软公司还曾邀请他到雷德蒙总部的微软研究院工作，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在惠普做得相当出色，实在没有必要为“跳槽”而“跳槽”。 但这次不同了，跟张亚勤一样，打动张宏江的也是“中国”这两个字。张亚勤已经选择了回到中国，张宏江又何尝不想回去，一方面这是自己的祖国，另一方面，年迈多病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国内，他也想在母亲身边尽孝。于是，张宏江也答应张亚勤说自己愿意回国看看。 说起来，张宏江最终的加盟多少有些“逼上梁山”的意味。就在他飞赴北京与研究院的管理团队碰面的飞机上，巧遇一位惠普的同事。不料，一下飞机，两人就发现接机大厅有位司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微软公司：张宏江”。就这样，张宏江有些尴尬地确定了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1999年4月，他正式开始了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工作，负责多媒体领域。后来张宏江一直是张亚勤最信任的左右手，挑起微软在中国的半壁江山，和张亚勤一起创立微软亚洲工程院和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那是后话。 另一位受张亚勤感召加入研究院的是清华学子李劲。李劲也曾是一位“童星”，因为“邓爷爷摸过他的脑袋”。那是1984年，邓小平参观上海科学汇展，适逢李劲所在学校的计算机娱乐部在此参展，那时虽然他还只是名学生，但已经是位电脑天才了。邓小平高兴地摸着李劲的头，感慨这些聪慧的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说“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位摄影师抓拍到了这一幕，这幅照片后被印成海报在全国进行宣传，迎接科学技术的春天。上亿中国人都看到了这份海报，认识了李劲这个“邓摸头”。 李劲在清华大学一口气念完学士、硕士、博士，1996年毕业时也才23岁。更巧的是，他和张亚勤是同一天生日。随后，他申请到南加州大学作综合媒体与数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张亚勤对这位才子非常熟悉，因为李劲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张亚勤开创的一个课题。张亚勤还是李劲的博士论文评委会委员之一。 张亚勤对这位天才青年“知根知底”，以至于他邀请李劲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面试程序。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张亚勤的中国科技大学师弟李世鹏。李世鹏以两次获得中国科技大学最高奖“郭沫若奖学金”成就了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辉煌历史”。在中国科技大学这样天才云集的地方，大学期间能拿一次“郭沫若奖”就很不容易了，李世鹏无疑是中国科技大学那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李世鹏还没到美国之前，有朋友拜托张亚勤关照李世鹏。李世鹏到美国后，张亚勤推荐他跟随李维平教授（李维平是美国在视频领域的杰出华人科学家，和张亚勤有长期合作）作研究。李世鹏博士毕业后，也加入了张亚勤所在的桑纳福研究院。 正是由于两个人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张亚勤选择了回国，李世鹏自然也就跟着回来了。桑纳福的老板也对李世鹏极力挽留，但终究难敌中国和张亚勤的魅力。 看到张宏江、李劲、李世鹏等顶尖学者纷纷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身在贝尔研究院的朱文武也开始心动了。大名鼎鼎的贝尔研究院曾培养出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工作的科学家的实力可见一斑。来自齐齐哈尔的朱文武是个瘦高个，在贝尔研究院做研究员时就跟张亚勤合作多年。多年来形成的默契令他们在回国这件事上很快达成了一致。 就像李世鹏所说的：“不需要去说服，张亚勤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他到哪里，就是对这个地方最有力的证明。”1999年前后回来的这批学者中，至少有十位都在美国做到了杰出的研究员、科学家的位置，这些领军人物的加盟，使得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刚成立就能够很快投入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张亚勤曾在一次会议上这样对大家说。 “大家都说创新，创新究竟需要做什么？其实做好两样就行：一是吸引人才，二是尊重人才。也就是说，人才是重中之重，保护人才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尊重。”张亚勤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这样强调。 从研究院成立伊始，李开复和张亚勤就把招聘到最优秀的人才当成最重要的工作。从研究院成立到1999年1月份，研究院共收到了几千份求职简历，这也使研究院本来就忙碌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张亚勤回来后正好赶上了第一次招聘高峰期，他和李开复专门为招聘成立了一个面试委员会，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方案。他们亲自查阅简历，从几千个人选中选出100个人组织笔试，最后进行面试。 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面试也确实比“过五关，斩六将”还要夸张，首先应聘者要过的就是10~15个面试评委的关。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张黔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这样感叹：“简直是筋疲力尽。” 当时的面试有这样一套正式程序。每位面试官组织完一次面试后，都要向下一个面试官发一封电子邮件，说明自己的看法和决定，这些决定包括：一定雇用、应该雇用、可以雇用、雇用与否皆可，或不能雇用。同时还要说明自己已经问过哪些方面的问题，并建议下一位面试官要了解的方向。而且每位面试官都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李开复和张亚勤最后把关。 对于人才的把握，张亚勤跟李开复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例如，在面试张黔时，前面差不多十个面试官给的分都很低，最低的甚至给出了零分。最后发现有两个人给了4分（最高分），一个是李开复，一个是张亚勤，不过他们俩在打分的时候彼此之间并没有商量。而按照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这个人应该不能雇用，因为只要有一位面试官否决，应聘者就不再有被录取的机会。但是李开复和张亚勤都坚持认为应该把张黔留下来。 张亚勤在面试这位武汉大学的博士时，发现她的基础不太好，在武汉大学做的毕业课题、博士论文水准确实不太够，做的数据库也没有理论性。但是她的反应很快，叙述问题的逻辑性很强，悟性也很高，跟她沟通很有默契。在张亚勤看来，这种人才是很适合作研究的，不是死读书的类型，比较有创意，是最理想的研究人员。张亚勤的判断没有错，后来张黔在张亚勤的带领下成为研究院最优秀的员工之一，还获得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颁发的“100位年轻科学家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现在，张黔已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了。 在1999年初获得面试资格的100人中，微软中国研究院向其中的20人发出了聘函。每个人都接受了聘请，并于当年6月份毕业后立刻到研究院开始工作。这批面试者中后来诞生了好几位研究明星。 亚勤的话：中国人需要创新，但创新首先得观念创新，在学术面前没有权术。 第四章 回国创业 3米长的大白板 张亚勤把自己在桑纳福的所有工作都交接完后，已经是1999年的2月。很快就到了中国的农历新年，虽然他很想和在美国的妻子女儿多待一段时间，但远在北京的研究院的事业更让他牵挂，他迫不及待地赶回来了。 研究院所在地—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五层已经装修一新。李开复陪着张亚勤来到为他特意装修的办公室里。 张亚勤的办公室很大，里面却没有太多的陈设，除了办公所需的设备，最为与众不同的就是一块3米长的大白板。张亚勤看到这块大白板不禁会心地笑了。外人并不知道，这块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其实并不普通。从张亚勤第一次接到李开复的电话，到他1月15日第一次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与李开复互发了很多邮件讨论问题。当时李开复问张亚勤回来后有什么要求，张亚勤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装上一块大白板，“办公室的大小没关系，但是白板一定要大。”李开复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这块白板足够大。张亚勤半开玩笑地对李开复说：“我保证白板上写满各种各样的创意：不论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 这块白板就是张亚勤指挥战斗的战场。白板后来发展成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种文化，在整个研究院，类似的大白板处处可见，它代表着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探讨问题的文化，一种鼓励创新思维的文化，一种雷厉风行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别于当时国内的学术氛围。 然而，这里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才刚刚开始。 李开复和张亚勤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国际“海归”研究员与国内精英研究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海归”研究员能够独立地从事创新研究，而且也不怕出错。而国内新招来的研究员，虽然个个才华满腹，可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他们总是在想如何按照研究主管的意图来工作，并且煞费苦心、仔细推敲研究院主管们话语中的“内在含义”，以领会其“真正”意图，而从不敢与主管们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研究院作为一个基础研究中心，需要的是研究员大胆想象、独立创新的精神，而他们担心出错、不愿沟通的态度也严重影响了研究院的研究进程。 于是，李开复和张亚勤常常把大家召集到白板前，鼓励大家轻松自由地发表意见，积极平等地讨论。在研究院成立初期，白板其实是他们锻炼、扭转本土研究员思维，建立研究院文化的土壤。 第四章 回国创业 “He is from China！” 研究人员招聘到了，研究方向也确定了。当时研究院定有两个大的方向—智能人机界面和下一代多媒体技术，另外，张亚勤还将继续在数据压缩、视频、高清晰度电视和互联网等领域作研究。研究院的工作很快就步入了正轨。 在美国的时候，张亚勤全面负责桑纳福研究院多媒体组的工作，所有决定几乎都由他来做，他是绝对主角。现在，作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他变成了一个配角，职责是协助李开复制定并不断修正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健全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并在研究小组之间进行协调。 张亚勤时刻没有忘记他在美国时的老板对他说过的话，“你回去，有可能成功，也很有可能被边缘化。”张亚勤当时随口回答了一句：“我还年轻，才30来岁，可以去试试，<u>hｔｔｐ://ｗwｗ?9９lｉｂ?ｎeｔ</u>不成我再回来。”不过张亚勤从没有打算“做不成了就回去”，那不是他的风格。对于他来说，既然选择了，就没有退路。 创立之初，对于研究院的人来说，这个新生的机构必须拿出点儿什么东西证明自己在世界科研版图上的存在，才可能谈下一步的事。那时候，张亚勤的家人都还没有回国，他真正成了一个“公司人”：白天面试、定方向、讨论课题，晚上和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接着关在办公室里搞自己的课题，神经实在绷得紧了就去打保龄球。每天晚上都差不多11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周末偶尔会稍微休息一下。也就是在那段住香格里拉酒店公寓的时间里，张亚勤系统地复读了很多武侠小说。就这样，一周七天都沉浸在激情里：“完全就像搞一家新公司一样。一心想着一定要做出成绩，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中国会比在美国更成功。” 1999年5月，盖茨派微软首席技术官克雷格·蒙迪来北京考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进展情况。这是克雷格·蒙迪第一次来中国。张亚勤跟这位CtO是老相识，两人在竞争美国高清电视标准时就是对手。张亚勤评价这位曾经的对手“相当厉害”。正所谓“不打不相识”，现在成了同事，聊得更投机了。 克雷格·蒙迪此行是为考察而来，给这些新员工打打气。当然他最想看到这个新团队在这几个月里做出了什么新成果。在研究院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后，克雷格·蒙迪大开眼界，回到总部，他这样向比尔·盖茨汇报：“中国研究院的那些人真是厉害，没想到在中国的这个平台，居然吸引了这么一批优秀的人才。” 总部的肯定让研究员们信心大增。但张亚勤他们很清楚，真正立足的资本不是鼓励，而是战果。研究院上下全力以赴，几个月之后就有了成效。 1999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庆祝成立一周年。在短短一年中，不仅研究机构初具规模，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研究人员由最初的两人发展到60人，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28篇，并出版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本论文集。 2000年，张亚勤回国刚好一年的时候，IEEE视频杂志最佳论文奖获得者揭晓，张亚勤再次折桂。这个专业大奖每年只有一位获奖者，这项殊荣对于当时的研究院意义重大。颁奖典礼上，主持人介绍获奖者张亚勤时说，“he is from China！（他来自中国！）”台下听众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而站在领奖台上的张亚勤也不像以往领奖时那样一脸淡定，此时的他正努力压抑着自己的喜悦。他双手接过奖杯，然后高高举起，向台下的嘉宾致意，此时，泪水在张亚勤眼里打着转。 张亚勤并不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奖项，他也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但当他听到那句“from China”的时候，心中一下子就涌起一股暖流，鼻子发酸。他的心中意识到：“这句‘来自中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我第一次真正代表着中国；再就是证明了我并没有被边缘化，我打破了其他人对回国做科研、对我的悲观论调。” 张亚勤有资本自豪。这一年多来，研究院取得了丰硕成果，本土研究员和实习生成长迅速。仅他领导的多媒体小组就在全球最优秀的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在网络协议领域申请注册了40项专利，做出了60项新发明，并已有8项成熟技术转让给微软公司的相关产品部门。 第四章 回国创业 盖茨考评 1999年5月，微软CtO克雷格·蒙迪访问微软中国研究院后回到总部，向盖茨描述了自己在希格玛大厦看到的一切，而这一切对于两年前决定把微软在亚洲的研究院从印度改到中国的盖茨来说，绝对是最好的回报。于是，原定一年之后再听汇报的盖茨索性邀请李开复和张亚勤立刻到雷德蒙，“检阅你们的成果”。自此，微软中国研究院形成了直接向盖茨汇报的制度。 2000年7月，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第二次向盖茨汇报的时间。由于儿子临近出生，张亚勤提前两个星期飞赴美国，等待北京的大部队到了美国之后，他再从新泽西飞到雷德蒙和大家汇合。 这次汇报由张亚勤主讲。参与评估的都是微软总部的权力人物：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坐在张亚勤正对面的位置，CtO克雷格·蒙迪和盖茨的技术助理埃里克·拉德坐在两边。盖茨由于参加另一个重要会议，在演示开始后20分钟才急匆匆地赶到会场。 尽管迟到，盖茨还是很快就抓住了演示的关键内容。比如，沈向洋演示同心圆拼图研究成果时，盖茨准确地预测出了他下一个幻灯片要讲述的内容。在演示中，张亚勤讲到小波及信号分解，盖茨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径直向演示屏幕走来，说：“很好。小波分解，这些是频率……可你是怎么压缩的呢？”让张亚勤惊讶的是，盖茨问的问题都相当深入。一个变换的编码，他马上问是怎么分层的、频率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当张亚勤讲到纠错的时候，盖茨甚至能用很简练的语言作出精准到位的分析总结。 正式的汇报会议结束后，盖茨意犹未尽，虽然助理等在会议室门外，催他去参加下一个会议，他还是继续留下来跟张亚勤等人讨论，比预定的一小时延长了15分钟，这在以严谨著称的微软公司，并不多见。“You did a fantastic job（干得非常漂亮）”，盖茨对中国团队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盖茨听汇报的习惯是，无论好坏他都或多或少地作出评论，给一些重要的反馈。中国研究院的这次汇报显然让他很感兴趣，他不仅追问了很多技术细节，还给出了自己的评论。后来，研究院干脆就把每次给盖茨汇报工作当做是一次“BillG Review”(盖茨考评)。“的确令我受益匪浅。”张亚勤如是评价，“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问题有很深入的了解。不过在我的领域，他肯定没有我懂得多，所以向他汇报工作，我相当有信心。” 其实，早在1992年，在亚特兰大召开的COMDEX（计算机经销商博览会）上，张亚勤就第一次和盖茨面对面接触了。在张亚勤眼中，盖茨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如果他对你讲的东西确实感兴趣，他就会一直问问题并和你探讨。如果没有兴趣，你汇报的时候他就会坐在椅子上一边摇来摇去，一边喝他的可乐，非常率真、务实。 向盖茨作完汇报后，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代表们兴冲冲地走出了微软总部大楼。当晚，李开复带大家去聚餐庆功，带来“走私”来的古巴雪茄。并且第一时间发邮件给在中国的同事们，迫不及待地把好消息传达给研究院的所有成员。 下面是两封邮件的全文： <small>收件人：微软中国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small> <small>主题：比尔·盖茨考评大获全胜！！！</small> <small>亲爱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全体研究员：</small> <small>我想大家一定想听到这个好消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盖茨考评”上，我们的演示无可挑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个人的准备、陈述和演示都是最棒的。</small> <small>盖茨对我们的技术非常感兴趣，并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极为积极的评价。他问了很多问题，甚至有一次站起身来走到演示台询问一些技术细节。</small> <small>他很高兴看到我们以如此快的速度建成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团队。</small> <small>在好几个场合，他特别指出，我们的工作对于新的.NEt（之前的NGS）战略的相关性与重要性。</small> <small>“太棒了！”“真了不起！”“太完美了！”</small> <small>我想你们一定能够想象到，让盖茨花费整整一小时（实际上，我们用了75分钟的时间，因为盖茨很感兴趣，所以时间自然延长了）看我们演示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特别是他在.NEt宣判期间，置身反垄断诉讼等诸多其他重大问题的百忙之中，更是难得。</small> <small>这表明了我们研究院所作的研究，尤其是在多媒体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最高认可。我要向视觉计算研究组、网络多媒体组和媒体计算组的同事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还要向RSDE组的同事表示祝贺，是你们的无私奉献和辛苦劳动促成了我们今天的成功！特别要感谢开复的指导、“筹备”以及他那追求尽善尽美的几乎无情的鞭策（你们不知道我画过多少张图，修改过多少次：-））。</small> <small>现在，我们要开始庆祝了。下星期我会给你们发一封邮件，告诉大家一些更详细的情况。</small> <small>收件人：张亚勤，微软中国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small> <small>主题：回复：比尔·盖茨考评大获全胜！！！</small> <small>亚勤，宏江，向洋做得非常漂亮。</small> <small>比尔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投入（我们猜他在听演示期间可能“吃进”了一整支铅笔：-））。他也向我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反馈意见和建议，这都有益于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small> <small>大家马上就能在本期评论上看到“亚勤话题”。</small> <small>里克和凌大任会后对我说，他们觉得这次评论的确很好。</small> <small>附—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同欢庆，分享快乐。</small> <small>又附—看来，我现在一定要推迟今年的健康/验血检查时间了—现在我的血液里满是葡萄酒、啤酒、香烟和牛肉。：-)</small> 这两封邮件发出的时候北京正值深夜。第二天一上班，希格玛大厦里的研究员们就看到了这两封信，整座大楼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在不久后微软总部的一次高管会议上，盖茨略带神秘地夸耀道：“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一个世界顶级的多媒体研究团队。那是我们的秘密军团。” 结束雷德蒙的胜利之旅回国之前，李开复特意租了一艘快艇，和参加“盖茨考评”的同事们在华盛顿湖上巡游了一圈。张亚勤回忆说：“大家都太开心了，想着法子来庆祝。” 华盛顿湖是条窄窄长长的水道，蜿蜒穿梭于雷德蒙和西雅图市中心之间。出游这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张亚勤掌舵，李开复、凌小宁、李劲和其他人围在他周围，大家一起大声欢呼着，尽情地享受着成功后的喜悦。张亚勤开动了快艇，快艇速度迅速加快，竟从水面上飞离出去，极限速度带来的快感伴随着愉悦洋溢在一众人的心间。 快艇先是驶过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的大宅，之后又在赫赫有名的盖茨豪宅旁停留了几分钟。从湖面上望去，这座举世闻名的“木屋”蔚为壮观，俯瞰华盛顿湖。房屋后方是一所圆形屋顶的图书馆，馆内藏有盖茨耗资3080万美元拍得的达·芬奇手稿《莱斯特律典》。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的首站就是盖茨家，当时他还细细观赏过这部手稿。 尽管快意如斯，但回首回国这一年多，张亚勤也觉得自己确实“有些疲惫了”。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因为妻子带着才5岁的女儿留在了普林斯顿，他不得不奔波在普林斯顿和北京之间。当时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和家人两地分居是一个普遍现象。后来，研究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奖项勉励这些国际飞人—“MBA”（Married But Available），已婚自由人。张亚勤成为第一批获奖者之一。 结束了在雷德蒙的“盖茨考评”，张亚勤匆匆赶回普林斯顿照顾刚刚出生的儿子，计划将这次休假和累积假期合起来，好好陪陪家人。“我算了算，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为再创辉煌，先好好休整三个月。” 亚勤的话： 做球员的目的是要做球星，踢好球；做队长不仅要踢好球，而且还要带好这个队伍，在球场上带动整个团队；做教练就要有战略，你要找到球星，找到队长，还要培养一支队伍，教他们踢好球。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你的领导力、你的影响力。不是你自己怎么成功，而是一个团队怎么成功—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h3>Link 亚勤管理方程式</h3> 首先是It=IQ（智商）+IP（知识产权）。采取措施吸引容留第一流的人才，给他们一个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的空间，保护和尊重他们的知识和创造，使智慧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其次是E=MC2。It企业固然需要一大批有卓越潜质的人才（M），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企业的领导者，需要寻找或创造一种快速发展的机制（C2），使这些人才的潜质得以完全释放。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管理方式、富于感染力的企业文化将在人才个体之间产生一系列正面的连锁反应，从而最大程度地为公司创造能量（E）。 其三是？V×？P≥α。海森堡测不准理论是量子力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在我们对It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文化内涵进行研究时，如果把测不准理论的两个变量代换为企业目标的准确度和风险度，就会了解到企业在准确度和风险度之间不可能完全精确—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我们的选择是鼓励创新，允许失败。 其四是E→∞。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随着时间无限推移，封闭系统中的状态是逐渐倾向于无秩序，熵趋于无限大，有规律而可用的能量趋于无限小，最终归于熵寂死的混沌。It企业也是这样。这就要求企业构建开放的环境，并与中国及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界同仁分享技术成果。 最后是1+1≥3。确保企业的内外合作能够带来双赢甚至多赢的结果。 五个方程式是对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管理和文化的一个“提纲挈领”性的总结，可能多了一些书卷气，但它的确高度概括了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整体战略定位及管理模式，诠释了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对人才和创新的认识，揭示了一个健康良性的科研机制在人才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如果这些经验能够对我们的众多国内同行有所启发，那便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最大收益了。 第四章 回国创业 接管研究院 2000年夏天，张亚勤希望能用三个月的时间与家人待在一起，好好放松一下，不过他的这个愿望还是有些“奢侈”了。 李开复的电话不期而至。刚接通电话，张亚勤心中就有种预感，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跟开复认识这么久，他只给自己打过一次电话，就是邀请自己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那次。此后，他们所有的交流都是面对面或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 “亚勤，不好意思。” “发生了什么事？” “你这个假可能休不成了，总部有一些重大人事变动。” “那对我们有影响吗？” “有，亚勤。我可能最晚8月1日或2日就要离开研究院了，到雷德蒙总部去负责一个部门，研究院将由你来接管。” 张亚勤心中一惊，李开复的语气很平静。他们在电话里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讨论关于这次变动所涉及的问题，以及怎样通知研究院的员工、怎样面对媒体等。最后，李开复希望张亚勤能够尽快回北京去交接工作。 张亚勤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合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开复作为研究院的院长，负责研究院整体工作，更多的是处理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而张亚勤作为首席科学家，一门心思主抓研究，这种相互扶持的搭配才有了后来赴总部汇报的精彩效果。现在李开复离开，自己担任院长，这就意味着以后自己从事研究的时间要大大减少。肩上的担子加重的同时，他难免也感到一丝失落。 张亚勤马上结束假期，乘航班返回北京。戏剧性的是，这次一起结伴回来的还是他的老战友沈向洋，沈向洋去美国总部进行技术交流，也是在得知这次人事变动后临时改变行程赶回来的。这两位当初一起回国的战友又一次同程，而这次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重要的使命。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张亚勤与李开复、张宏江、沈向洋以及其他几位研究院的核心人员一起在香格里拉酒店开早餐会，开始了交接工作。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希格玛大厦六楼的一间大会议室召开全体员工会议。雷德蒙总部的里克·雷斯特、凌大任和黄学东通过视频电话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李开复简要说明了自己的新任务。他进一步表示，相信研究院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之后是张亚勤发言。沈向洋回忆说：“亚勤的语气不舍、伤感、严肃，好多人都流泪了。” 2000年8月，张亚勤从李开复手中接过具有象征意义的接力棒，开始担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 这时候，里克和凌大任插话进来了：“我们感觉到了研究院团队成员之间强大的凝聚力。单凭这种凝聚力，相信研究院的未来会是一片光明，总部对于新的领导层充满信心，大家继续努力。” 2000年8月3日下午，研究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原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博士被提升为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调回微软总部，主管公司新组建的Microsoft.NEt部门。同时，原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兼副院长张亚勤博士晋升为新一任院长，全面接管研究院在中国的各项管理事务。原微软中国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张宏江博士和沈向洋博士被提升为研究院副院长。 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这次人事变动。 至此，张亚勤开始掌舵微软中国研究院。 第四章 回国创业 五五军规 接任院长后，张亚勤开始深入思考研究院发展和管理方面的各种问题。尽管在桑纳福的时候他就做过与市场相关的工作，但管理一个研究院级别的组织，对管理者的要求无疑更高。而张亚勤也由“队长”正式迈向了“教练”的岗位。之前一年多的初创阶段，他工作的核心是尽快出成果，让别人看到研究院的实力和前景。不过在“大跃进”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如“研究方向以及研究院的长期发展定位问题”、“国内研究员在应试教育环境中固有的思维习惯与微软研究创新的矛盾”等。现在，终于有时间来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了。 张亚勤发现，国内学生的思维方式是个大问题。与他那个时代的学生不同，现在的学生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并不是为自己而学习。国内学生从应试教育中一路走来，老师要考什么就学什么，没有考试，也就觉得学习失去了动力。一个鲜明的例子是，研究院当时的很多研究员英语笔试成绩很好，但是口语完全跟不上，在进行国际交流时存在很大障碍。于是研究院请了北京的一位最优秀的外籍英语老师给大家培训，刚开始还有人去，可是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张亚勤很诧异，就去问原因。有年轻人反映说：“不用考试，学了也没有什么用处。” 后来，张亚勤有一次在碰到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时，还对他开玩笑说：“你们这帮家伙，生生把说不了也听不了英语的人训练成了英语考试机器，实际上还是什么都不会。” 年轻人学习思维有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内学术氛围的“畸形”所致。 当时国内的研究水平并不高，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还很大。但是国内发表的论文却在不断增多，张亚勤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发表’论文了。” 研究院建立之初，张亚勤曾要求每一个研究员都要就如何写研究论文、如何才能发表论文等接受全面培训。本来这些培训是为作出一流的研究服务的，但一些研究员却刻意去追求发表论文，这就与作高水平研究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为了将研究院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张亚勤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研究院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五五军规”，即“研究院每年要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全球‘前五大’学术会议或杂志上发表不少于5%的文章。” 要想成为一流的研究院，就只能在全球排名前5位的杂志或会议上发表论文，不允许在其他地方发表，避免资源浪费和滥竽充数。因为在这些全球顶尖的杂志或会议上，当时几乎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张亚勤认为：“能够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论文，那才叫做有影响力，才能够称之为一流。”对待学术问题，一贯谦和的张亚勤相当严苛。 对于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张亚勤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再顶尖的研究院都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做到世界一流，因此张亚勤选择了图形学、多媒体和用户界面作为研究院的主攻方向，争取在这些领域做到世界领先，“选这几个方向是因为研究院有优势，而且也代表了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 有道是“名不正，言不顺”。除了研究标准和方向，张亚勤对研究院的职能定位也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个定位几乎可以成为所有企业研究院的样本—“微软中国研究院是一家基础研究院，但它所作的研究是为微软公司的产品服务的，所作的研究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一流的，二是主流的，三是有用的，四是相关的。” 在张亚勤看来，这四条要求缺一不可：一流就要求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必须是新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1.2流，1.5流都没用。主流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是该产业或学术的主流，不是边缘的。有用性则强调了研究成果对产品要有影响，而不是做出来了就没有用处，企业不是政府机构，没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如果耗费了太高成本，终究会被企业抛弃。而相关性，是张亚勤从施乐公司吸取的教训，施乐帕克研究中心曾经作出很多了不起的研究，互联网技术、激光打印机技术都是从该研究中心出来的，它们是一流的、主流的、有用的，但最终没有被自己的公司所采用，施乐公司没有从中受益。所以，张亚勤给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定位要求一定是与微软产品相关的。 完成了研究院的定位，张亚勤明确了研究院三方面功能：第一，研究院应该是科学知识的一个发源地；第二，它应该是公司技术战略的智囊团；第三，是公司核心技术的孵化器。 把这些制度化之后，在研究院内部，张亚勤通过写文章、开讲座，以及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统一大家的思想，进一步规范研究院的管理。 从接手研究院起，张亚勤还逐步摸索出了一套It企业管理的方程式，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It=IQ+IP（见前文）。在张亚勤看来，对于一家It企业，尤其是研究机构来说，最重要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IQ，即智慧、聪明的人才，因为唯有聚积了一大批聪明的人才才能够创造出一流的技术；另一个是IP，即知识产权，一个视科技为生命的公司，没有知识产权，几乎没有生存发展的空间。有了IQ和IP，It企业自然很容易取得飞速的发展，微软公司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 张亚勤对于人才管理的认识更是有独到之处。他提出：“一流的研究院不仅要吸引一流的人才，发表一流的文章，还必须要有再生能力，要有机制可以培养自己一流的科学家。”张亚勤希望今后研究院的科学大师都是院里自主培养的，而不仅仅是从外面聘请，所以他为研究院建立了一系列的培训及人才成长机制，如明日之星、导师制度等等。 亚勤的话： 不论管理什么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要以理服人。 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张亚勤第一次彻底展现了自己在管理方面的大格局。它的确定，使得微软中国研究院有了“根”和“使命”，在随后而来的互联网泡沫、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冲击下屹立不倒，逆势前进，最终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并成为后来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基础，成为微软公司在海外最大的研究和产品开发基地。 第四章 回国创业 异地会议 战略层面的定位解决后，研究院的各项工作更加规范和有序，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然而，新问题也随着研究院的发展不断出现，发展越快，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这是所有创新机构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烦恼。 面对战术执行层面的众多问题，微软常规的办法是“异地会议”。在远离工作场所的异地召开会议，在完全轻松的环境下，对阶段性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 2001年7月，北京正经受着盛夏高温、潮湿以及繁华的喧嚣，春城昆明却是一派微风拂面绿意盎然的景象。 张亚勤决定，要用几天时间在昆明开一次异地会议。虽然自他掌管研究院以来，为了加强团队的凝聚力，各种正式非正式的会议开了不少，而且也取得了良好成效。但这次，研究院108位员工搭乘商务包机到了昆明，张亚勤计划用一天半的时间召开强化团队建设的会议，然后再用一天的时间观光和休整。 这次活动的设计很花了一番心思。抵达昆明的当天晚上以放松为主，品尝云南特色美食，甚至还举行了一场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婚礼”。“婚礼”上，研究院的主管们背着一名名“新娘”通过一个舞台，舞台上铺满了圆滑的石子，很容易使人失去平衡。场景甚是滑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在大笑声中，大家的精神放松了下来，原本因工作产生的焦虑情绪得以缓解。张亚勤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了。 第二天上午，在昆明嘉华宴会大厅里，特别为活动而衣着随意的张亚勤站在一个大型讲台上向全体员工发表讲话。首先，他对这段时间大家的工作成绩表示满意，希望所有的员工在美丽的昆明过得愉快。紧接着，张亚勤将话锋转到了会议的主题上来，面向所有研究员探讨研究院面临的挑战。 张亚勤认为第一个挑战是与雷德蒙总部在地理与文化方面的隔阂。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研究院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但这个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要的是打持久战。 第二个挑战是研究院日益扩大的规模，如何确保新员工入职后能够快速进入研究角色，开展研究工作。如何增强员工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新老员工之间的交流。这一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否则，随着新成员队伍的不断壮大，解决起来就会更加困难。 最后一个挑战（事实上，对于所有的公司研究机构，无论规模多大，也无论其位于何地，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确保公司所从事的研究与公司未来的产品之间保持高度的相关性。 张亚勤把重点放在了“如何发挥研究院的价值”上，让每个员工彻底了解研究院的使命。张亚勤先是讲解了微软的季度利润构成以及产品输送线，归纳了他总结的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新定位：第一，就是要推动计算机科学技术进步；第二，成为创造高新技术的孵化器；第三，成为一个智囊团，帮助公司制订5~10年的技术战略规划。 在如何弥合研究成果与产品之间的距离方面，张亚勤让这些研究人员去反思自己手头工作的真正价值：“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定位成技术拥有者的话，那么，请告诉我，如果你在研究领域取得了成功，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回归到哪里呢？你将技术转交给哪一个产品部门呢？你的合作伙伴又是哪一个呢？” 张亚勤抛出的问题引起了在座所有研究员的共鸣。一些最初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研究员发现，他们的研究与公司核心的产品线存在偏离。每个研究员都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想法要提。这个时刻，张亚勤建议大家好好思考，然后和自己的研究主管共同讨论有关研究项目的选择问题。 “如果一个项目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在商业领域引发出一种新型产品链。如果这一项目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它仍有可能露出锋芒，成为亮点产品。”在张亚勤看来，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次机遇，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他总是从积极的一面看待事物。多年后，研究员们还记得他最后的那张幻灯片，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最好的就要到来！” 张亚勤的演讲结束之后，话筒被先后交给了两位副院长沈向洋和张宏江。作为计算机视觉与图形学专家，沈向洋是个很有激情的人，他讲述了如何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员，如何选择题目，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撰写科学论文等等。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他以图表、图形以及方程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这些观点，他那活灵活现的手法就像是做研究讲座。 张宏江的谈话则是关于职业操守问题，甚至还谈到了工作区的卫生问题。看上去老成持重的张宏江思维严谨，他所强调的问题是职场人的一些基本规范：“上完卫生间要洗手；定期洗澡；不要在公共场所睡觉；尊重同事；对自己的项目负责任。”张宏江讲的问题听起来无足轻重，但也正是这些年轻的助理研究员们所忽视的。 整个会议非常活跃，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充分讨论，解决方案也逐步清晰起来。看到大家情绪这么高涨，张亚勤已经在思考如何将微软中国研究院扩展成微软在亚洲的基础研发基地，以及如何确保研究院在未来的全球地位。 在张亚勤看来，这次“异地头脑激荡”的最大收获还是建立了研究院各级员工之间的沟通机制。组织只有一百多人的时候，很容易实现沟通，而未来研究院必定会扩张，通过团队建设实现组织的透明化，是对未来可能出现问题的防微杜渐之举。 张亚勤还在那次会议上使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我们可以把研究院想象成一辆汽车，”张亚勤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一张幻灯片，幻灯片上有一辆非常拉风的红色汽车，“研究人员就像汽车的引擎，你们带动整个事物运转，而管理团队则是方向盘，负责指引方向。”一边说着，这辆动画汽车就开始向前行驶。“公关部就像是喇叭，”他继续往下讲，指着车顶上闪现的一个奇特的大喇叭，喇叭很神奇地响了几声。大家盯着公关部的同事哈哈大笑。张亚勤却还绷得住，接着解释汽车的四个轮子分别代表“技术转化、高校关系、软件开发、支持员工”。无论是哪个轮子出了问题，这辆汽车就将寸步难行。 时至今日，曾经跟随张亚勤多年，如今已离开他赴美国工作有4年之久的前公关经理尚笑莉，聊起和张亚勤在一起工作的日子依然感慨万千。她总结了对亚勤的三大印象，第一印象是“同志、战友加兄弟”；第二印象是“淡定从容”；第三印象是“运筹帷幄”。她最后总结道：“亚勤总能在喧哗中保持理智和冷静。” 第四章 回国创业 升级亚洲研究院 2001年1月22日，微软公司首届技术节（tec）拉开帷幕。当天恰好是中国农历除夕，张亚勤和他的30位同事在雷德蒙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节日。 微软技术节，后来被誉为“计算机研究领域的盛宴”，是微软研究院最大的年度活动，主要目的就是让微软公司的产品部门可以零距离接触各种最新技术，从而为技术向产品转化提供便利。22日这天，雷德蒙迎来了5000多位参观者—就连原计划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某地开会的比尔·盖茨也临时取消了会议，率几位公司副总裁乘直升机亲临技术节现场，并且一逛就是4个多小时。 微软中国研究院的17个展位前很是热闹，所有在场的研究院成员齐齐上阵，兴致勃勃地向热情的参观者演示研究院的技术成果，解答每项技术向产品迁移和转化的问题—此次微软中国研究院携带的每一项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参观者的青睐。 张亚勤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参观者对来自中国的演示感兴趣，以至于30个研究员没有时间吃午餐，甚至几乎没有时间上洗手间—从早晨10点直到傍晚7点，整整9个小时，所有人都站在展位上不停地讲解。原本张亚勤打算和沈向洋与张宏江两位副院长仔细考察兄弟研究院的成果，但他们根本就抽不出身来，由于人员不够，张亚勤也披挂上阵，替换口干舌燥、饥肠辘辘的同事。 比尔·盖茨参观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12场演示，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盖茨甚至熟知微软中国研究院没有拿出来展示的其他技术，足见他对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关注。当盖茨看到汉语转换系统（ttS）时，他马上反应出这是“给13亿人使用的ttS”。在细致地观察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技术演示之后，比尔·盖茨惊叹：以并不充裕的人力开发出如此多有价值的成果，中国研究院的研发人员真是“特别有激情”。 在技术节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张亚勤对研究院的定位是正确的。建院之初，张亚勤就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强调，研究院注重基础研究，注重开放式的、长程的研究，但永远不会去碰触那些对人类生活或公司的未来发展毫无影响的项目；研究院将始终积极寻求“技术转移的途径”。成立仅两年，微软中国研究院所取得的成就已令人刮目相看，首届技术节上，张亚勤一行共带去了近40项新技术，以微软每个研究院平均的技术成果成功转化率来考量，微软中国研究院已跃居微软所有研究院之首。 几个月之后，2001年11月一个凉爽而晴朗的上午，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大厅里，张亚勤正在等候比尔·盖茨的到来。比尔·盖茨这次是来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当天他们准备去上海交通大学进行演讲。 上午九点钟，上海交通大学主校区的大礼堂外，学生们正急切地等待着盖茨。此前微软公司已经给老师和学生们发放了免费入场券，但和各方面对盖茨的期待相比，这些入场券显然数量远远不够。礼堂里根本坐不下，很多人都在礼堂外翘首等待，会场外设置了巨大的电视屏幕以便场外观众收看。当盖茨到达时，学生们挤成一团，甚至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还爬到了树上。这次交大演讲的人气比1997年盖茨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还要高，来听演讲的不只是上海交大的学生，还有复旦、浙大、中国科技大学等周边高校的学生。 盖茨的出场赢得了满场喝彩，学生们的热烈反应当然也令他兴奋起来。张亚勤曾提到：“比尔十分喜欢中国这个国家，他喜欢中国的人才、中国的文化。每次谈起中国学生，他都显得很是兴奋。”面对台下几千名热情洋溢的大学生，盖茨开始了这场名为“过去的十年与未来的重塑”的长篇演讲。他集中讲述了微软公司对计算领域发展的贡献，清晰地阐释了It业将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与地区。 盖茨还在演讲中作了一个关于图形和多媒体的演示，这是微软公司高层首次公开展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果，盖茨毫不吝惜他对中国研究院和张亚勤的赞赏，并宣布：微软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此时距离张亚勤主政微软中国研究院仅仅过了一年半。这就是盖茨的魄力，一旦你的工作得到认可，他会迅速给予你丰厚的回报和更大的信任。 盖茨在上海交大的讲话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研究院的名字从“中国”升级为“亚洲”，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成立三年，研究院的发展令同行惊讶，研究院在微软研发版图以及世界科技进步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张亚勤希望将研究院的定位从中国延伸到整个亚洲地区，使研究院的研究更具备普遍性、全球化，以更好地吸引日本、韩国、新加坡乃至澳洲的人才。微软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后，将在吸引人才和进行科研合作等方面大大减少跨文化的冲突。 2002年6月18日，微软亚洲研究院邀请了好几位诺贝尔获奖者来与研究员和实习生们交流。在这个“诺贝尔之夜”，杨振宁教授与张亚勤相谈甚欢。 这种文化冲突早在2000年底，张亚勤赴日韩作科研交流时就明显地感受到了。当时张亚勤与日本和韩国的大学商洽建立联合实验室，但对方不太愿意与一个只局限在中国地域内的研究院合作。一回国，张亚勤就更名这一问题和研究院的管理层以及里克·雷斯特进行了几个月的商讨，微软雷德蒙总部最终同意了研究院更名的提议。随后，就有了盖茨在中国政府官员和数千名大学生面前宣布中国研究院更名为亚洲研究院的举动。 张亚勤带领研究院这列创新的列车驶上了一条新的轨道。不过，行事一贯正确的张亚勤也犯过至今令自己耿耿于怀的错误。 微软中国研究院成功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后，微软亚洲地区的负责人邀请张亚勤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微软全亚太销售区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千多名微软亚太区经理和重要客户，主办方希望张亚勤在会上展示研究院的研发成果，在研发和业务之间更好地实现对接。 张亚勤的主题演讲安排在早上，可是他乘坐的飞机直到凌晨才抵达。在微软，任何大型演示都要经过彩排，包括盖茨本人的演讲也会作彩排。但这次一方面是因为时间太紧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要演示的内容早已烂熟于胸，所以彩排环节被取消了，于是也造成了令张亚勤迄今为止还耿耿于怀的失误。 会议开始，主持人邀请张亚勤上台演讲。到相应的演示环节时，影像资料根本就播放不出来，不仅没有投影，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张亚勤有点着急，焦头烂额地寻找故障原因、作调试。五分钟过去了，听众安静地等待着，张亚勤的额角却开始出汗了，之前准备好的十多个文件一个都播放不出来，为了不浪费时间，最后他只能尴尬地对大家说抱歉。 多年之后，张亚勤仍在为自己的这次失误而内疚：“我是研究院的代言人，研究员做得那么辛苦，最终加以展示并进行成果转化，就是要通过我的演示呈现出来，我却辜负了大家的期待；而且，我去演示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对中国的研发团队更有信心，但我的表现不仅没有加分，还给客户留下负面的印象。” 这次失误之后，张亚勤绝不再允许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张亚勤带领微软亚洲研究院同东京大学、韩国高级科学技术研究院、国立新加坡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悉尼大学等机构正式开展了研究合作。 第四章 回国创业 成立亚洲工程院 在研究院发展的几年时间里，张亚勤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大学校园。微软公司非常注重科学研究，视创新为公司的生命。而大学校园里，微软公司就是学生们的梦幻之地，很多高校的软件爱好者还自发组织了微软大学生俱乐部，微软亚洲研究院每年的校园招聘都会掀起一股“微软热潮”。 每一次去校园演讲的壮观场面，都是张亚勤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因为他在帮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为国家的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盖茨曾经说过：“每天清晨当你醒来时，都会为技术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发展和改进而激动不已。”张亚勤每次到学校，都会给这些对技术充满好奇心的青年学子讲解计算机领域的前沿科技，而学生的热情和才华常常让张亚勤灵感迸发。 2002年10月份，张亚勤作为西安交通大学名誉教授到西安演讲，三千多名学生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张亚勤给大家讲产业趋势、技术发展的方向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现场很多学生都争着举手提问，其中一名学生的发言深深触动了张亚勤：“您所讲的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对微软公司太向往了。但是你们作研究，我不想作研究，我就想做产品、作开发。尽管我这么向往你们，你们的大门也不向我开启，微软公司对我来讲还是太遥远了。” 这确实是个问题。如何结合研究成果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这是研究院自身发展遇到的瓶颈，研究院的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过程很漫长。基础研究在整个微软公司的大构架下毕竟只属于从属地位，影响微软公司业绩的是产品，影响整个社会的也是产品而不是研究。 真正要把事业做大，还是要做核心技术、主流产品，这样才可以影响全球，才能在公司有更大的话语权。同时，微软公司的产品更多是针对全球用户的，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研究，中国缺乏一个将研究技术转化成为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的机构。 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张亚勤就想过要成立一个能够将技术转化成产品的组织，但当时研究院根基未稳，成立这个机构的条件并不成熟。现在这个学生提出的尖锐问题，不得不让张亚勤再次认真思考。 从西安回来后，张亚勤和张宏江、沈向洋及负责技术转化的总工林斌进行了几轮讨论，并把想法写了下来，发邮件给总部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张亚勤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它将满足三个方面的需求： 一是加速研究成果的转换。 二是为微软公司在中国进行核心研发作准备、打基础。 三是作为专门面对中国的产品孵化器，针对中国的市场孵化产品。 张亚勤当时给这个机构想的英文名字是Microsoft Advanced tecer(AtC)—微软先进技术中心。 里克·雷斯特收到邮件之后，也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想法，专门跟张亚勤就这件事情聊了很多。在他的支持下，张亚勤找到了比尔·盖茨，一听到这个新机构不仅可以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还能加速产品化的效率，盖茨马上就同意了张亚勤的提议，建议他将此事正式立项，由首席执行官鲍尔默来审批。 得到了高层支持，张亚勤开始研究方案细则。按照他当时的想法，这是一次新的创业，这个新机构应该与研究院平级。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不是一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就可以做好的，需要研究院的每个人都付出自己的智慧。 这个机构一旦成立，将从研究院中抽出一部分人来专门负责，谁会是这其中的骨干？大家对研究院里每一个人的研究方向都分析了一遍，最后觉得暂时可以抽出十几个人出来，由张宏江和林斌负责筹备。机构的中文名字，就叫做微软亚洲工程院。 张亚勤将详细的方案写出来，并打算向鲍尔默申请50个人的规模，因为当时微软亚洲研究院也没有多少人，但仔细想了想，还是乐观一点，要100人吧，然后把方案发给了鲍尔默。 鲍尔默很快给出了答复：“为什么是100人？这太少了！你早该这么做了。”鲍尔默对张亚勤的态度是：“这样吧，你要多少人就给多少人，只要产品部门有项目给你们做。”鲍尔默给张亚勤开了一张空白支票，意思就是张亚勤要多少钱就可以花多少钱，只要张亚勤能够找到合适的聪明人，并且有项目，可以自己“印人头”（s）。这是微软所有部门中难得一见的“财务自由”，让其他机构十分羡慕。 2003年7月1日，微软新财年开始了，微软亚洲工程院的各项筹备工作正逐步走上正轨。 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肆虐，但是同年11月，微软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并没有因为非典而取消到访中国的安排。因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迎来了它5岁的生日，作为分管微软研究院的主要负责人，对于这个成绩优异的部门，周年庆典是他必须要出席的活动。 当时，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在全球计算机领域有了很大影响力，《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2004年2月刊曾把微软亚洲研究院誉为“ttest computer lab in tem 2003、indoablet PC）等软硬件平台。此外，就技术转化比例而言，微软亚洲研究院所确立的所有研究方向均有成果成功转移到产品当中，且已转移的技术成果占所有研究课题的20%以上。另一方面，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机构建设、方向确立、人员配给、学术贡献及产品影响等各方面都超出了创立之初的预期。 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5周年。张亚勤与全球研究院的主管里克·雷斯特和凌大任共同切开生日蛋糕。 不过，研究院成立五周年之际最大的贺礼应该是2003年11月4日宣布成立的微软亚洲工程院。工程院前后筹备差不多一年时间了，现在终于面向公众亮相。微软亚洲工程院建院第一年计划招收100位相关领域的人才，项目也将主要来源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目前所确立的四大研究方向，它们分别是：新一代多媒体、新一代用户界面、无线及网络技术、数字娱乐技术。 从此以后，微软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从基础研究拓展到了产品开发。 在庆祝大会上，里克·雷斯特显得格外高兴。面对全体员工，他兴奋地说：“在过去的5年里，你们做出了一系列令人惊喜的成绩。你们的技术不仅开始深刻影响微软公司的产品，也将在不久的未来改变人们工作和交流的方式。亚洲研究院理应得到全面的支持和充分的信任。微软亚洲工程院的成立，不仅为这些优秀的科学家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相信你们会继续创造让人无法估量的成就。” 从1998年到2003年，张亚勤从首席科学家到荣任院长，从加盟一个只有十几人的小团队到领导这家机构不断壮大，并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火的实验室”，他只用了5年时间。 <h3>Link 聪明人管聪明人</h3> 马云说：“世界上最聪明的50个人聚在一起，将是最痛苦的事情。”在张亚勤的团队里，不止是50个聪明人，而是数千名绝顶聪明的人。如何为这些聪明的大脑创造最优的研发环境，带领他们成功，是张亚勤考虑最多的问题。 “你是他的老板，但并不是你在管他。在桑纳福研究院时有一位老先生脾气很倔，他想要做什么事就非做不可。这时我就要给他一些空间，让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试验一下自己的想法。也许他想得比我对，因为他在那个研究领域比我更有经验。”这一做法后来一直被张亚勤贯彻在研发集团的工作当中。 张亚勤总结的经验是：（1）必须给某些人以自由的空间，因为每个人的定位是不一样的，资深学者十分注重个人思想的自由空间，要给他更多的责任。（2）要有一种胸怀，去包容不同的工作方式，往往一些很聪明的人性格会比较特别一点，为此，管理者必须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帮助他们。（3）学者们的个性不同，要赋予他们不同的环境。有一些资深科学家愿意带人，与同伴合作，有些人不愿意带人，更愿意自己独立钻研。 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亚勤没有自己的主张。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员工都说张亚勤“say no”的方式比较特别，他“说不”的时候会让对方在情绪上感觉不出来他在否定。 跟随张亚勤多年的李世鹏举了一个令自己记忆深刻的例子：“有一次我们组要买一些服务器，那时候服务器还比较贵，大概需要五六十万元人民币，亚勤就回邮件说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机器了，为什么还要买机器？我跟他说，所有的机器都已经在用，很难互相借用。后来亚勤没说yes也没说no，而是在邮件里说：‘我明白了，你们自己去决定是不是要买。’我当时一看就知道，他把权力下放给我，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正需要的话你就买吧，如果你们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的话，就再坚持一下。最后到底也没有买这些服务器，但活一样干完了，而且我们还干得不错。” “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对你很信任，他的管理方式就是‘不管’。”这是李世鹏对张亚勤管理方式的感受，“他从来不喜欢发号施令，但他会用行动去改变你。” 第五章 登顶之舞 钓鱼台里的游说 2003年10月，鲍尔默访问中国。依照惯例，张亚勤全程陪同。温家宝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鲍尔默。接见的时间还没有到，张亚勤和鲍尔默在一间小会议室里一边等一边聊。 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张亚勤的心情同样也很不错：研究院的业务蒸蒸日上，除了在科研方面的建树，微软公司在中国与政府的关系和自身的市场形象也逐渐得以修复。自1999年年初张亚勤回国的4年间，研究院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微软公司上下喜出望外的成绩。 “亚勤，如果调你回雷德蒙总部主持微软公司的移动业务，你觉得怎么样？”向来直来直去的鲍尔默突然抛出了这个问题。此前，张亚勤丝毫没有料到鲍尔默此行到中国还有这项议程。来不及多想，他只能说：“让我仔细想想”。 鲍尔默发出的这个邀请当然不是兴之所至的突然之举。了解微软公司的人都知道，这位精力过人的首席执行官在床头放着一本花名册，里面囊括了微软各个部门最有能力、最有价值的经理人的材料，甚至其家人的情况也都一一记录在册。一旦哪个部门出现空缺，鲍尔默都会从这个册子里挑选精兵强将“火线空降”。这套系统被称做“ People， Jobs”（最抢手的人才，最抢手的工作）。 因此，鲍尔默游说张亚勤之前，必定是考虑了多种因素。鲍尔默当然也知道，要张亚勤离开中国研究院是个很艰难的决定，因此，选择在这么一个气氛轻松的时刻，向他抛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鉴于微软移动业务的重要性以及张亚勤在中国所领导的微软研发的战略位置，鲍尔默调张亚勤回美国的想法必定已经和盖茨事先沟通过。而张亚勤自己其实也明白，总部一直希望他能够回到雷德蒙，毕竟微软公司绝大多数的核心产业和战略决策都是在华盛顿湖边的微软总部做出的。对于张亚勤这样的“好钢”，盖茨和鲍尔默都希望能将其用在“刀刃”上—为微软公司统领更重要、更棘手的部门。 一年之前的2002年11月，微软公司总部曾经就回总部征求过张亚勤的意见。那次是盖茨和鲍尔默希望他回雷德蒙出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管理多媒体方面的业务。考虑到中国研发业务还没有彻底稳固下来，自己对研究院的一些规划才刚刚启动，张亚勤婉拒了：“当时，我太太带着孩子举家迁回北京还不到一年，这么一家子来回折腾对孩子的成长其实并不好；另外，我已经在多媒体领域做了那么多年，这个领域是我最擅长的；再次‘重操旧业’也不符合我的性格。相比多媒体，我还是更倾向于开拓性质的研究院。” 但是，这次是鲍尔默在一年之后重提旧话，张亚勤明白自己必须认真考虑了。鲍尔默所说的微软公司的“移动业务”指的是微软公司总部目前正在整合移动和嵌入式部门，包括了用于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工具（PDA）、电视、汽车和非PC领域的操作系统和平台。 尽管研究院就像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很难割舍，但是再三权衡之后，张亚勤还是接受了总部的职位，因为他深知这次让他去负责的移动和嵌入式部门对于公司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多年的研究经验告诉他，移动技术绝对是继桌面技术之后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技术，微软公司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于他自己而言，潜力就是挑战。当然，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几名干将已经成长起来了，个个都能独当一面，尤其是沈向洋和张宏江，他可以放心地把研究院交给他们。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创建和发展的日子里，共同的理想和创业的激情把张亚勤和他的团队紧紧凝聚在了一起。2003年1月，大家在公司为张亚勤庆祝生日。 接受了来自鲍尔默的邀请，张亚勤就开始进行交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了，他熟悉每一位下属的脾气秉性，不愿意令下属们措手不及，当然，他也有足够的信心平稳、有效地完成这个交接。张亚勤亲自向各个业务小组解释了自己工作的变动，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并且敞开大门，解答大家对于研究院在他离开之后发展的种种问题。 2004年1月7日，张亚勤的38岁生日这天，他得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微软公司向全球发布官方公关稿： 原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博士将升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调回微软总部雷德蒙，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全球业务。同时，原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沈向洋博士晋升为新一任院长，全面接管研究院基础科研及高校关系等方面的管理事务；原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宏江博士被提升为新近成立的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全面负责该机构的发展和管理事务。 接下来是各方面为张亚勤举办的欢送会。如果说当初开复的离开给大家带来的是惆怅，那么亚勤此刻的离开，中国研究院的同事们的反应则更多表现为自豪—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不过五年，就走出了两位微软全球副总裁，这不仅仅是李开复和张亚勤两位杰出领导者的胜利，也是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个集体的成功。 第一场送别会是全体员工晚会，在离研究院一个街区远的天鸿宾馆举行，会场周围有不少张亚勤的照片，照片大多是进行过图像处理的，画面上的张亚勤戏谑而搞笑，研究员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院长的惜别之情。自然语言小组主任周明的礼物表达了大家对张亚勤的期待—一幅书法写就的中国古诗卷轴，差不多有3米长，希望亚勤“常回来看看”。 几位同事唱起了一首熟悉的老歌《送战友》，唱着唱着，眼泪就忍不住在眼眶打转，回忆起五年来的风风雨雨，台上台下两相唏嘘。这时，一位实习生跳上台拿起麦克风，动情地唱起了迈克尔·波顿的《o Live it You》（《没有你我怎么活》），欢送会达到了了高潮。 现场的媒体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三个并肩作战五年的战友—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一同晋升本是好消息，但现场却更多弥漫着留恋和依依惜别的情怀。 张亚勤谈到此次晋升用了“感谢”二字，感谢微软公司对他本人的信任以及对亚洲研究院五年工作成果的肯定，他对过去五年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生活则是无限留恋。张亚勤对他的继任者沈向洋和张宏江则是褒奖有加，称对他们非常放心，相信微软亚洲研究院会越做越好。沈向洋打趣地答说：“张亚勤博士离开后，重担将会落在我们二人的肩上，担子很重，千万不能做败家子！” 对于张宏江等留下来的同事们来说，他们将继往开来，书写研究院和工程院更加辉煌的未来。而张亚勤，环顾周围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别离战斗了五年的阵地，心中百味杂陈，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情，唯有频频握手和拥抱。 欢送会后，张亚勤和张宏江一起回到办公室，两人都感慨万千。张宏江想起来之前亚勤曾跟他说，自己可能有10%的机会被调到雷德蒙总部去管理一个新的产品小组，没想到“这个10%变成了100%”。 几天之后，在北京城北亚运村的皇冠假日酒店，又召开了一个更大型的送别会。让张亚勤倍感荣幸的是，前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亲自到场参加张亚勤的欢送会。宋健曾担任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科学顾问。此外，宋健还曾经出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是中国科技界的主帅。 说起和宋健的渊源，还要追溯到张亚勤1978年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宋健即有中国科技界“主帅”的美誉，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科技大潮中拥有坐标式的位置，而中国科技大学又是中国科学院的直属高校。后来到了2000年，张亚勤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被聘为北京中关村顾问委员会委员，而宋健正是该委员会的主席。爱惜人才的宋健对张亚勤极其赏识，他认为中国的创新未来属于有才华的年轻人。因此，一老一少成了忘年交，多次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科学教育的现状等话题。宋健认为张亚勤讲到的“管理方程”是那种开放有序系统的典型特征，他本人也非常赞同这个理论。不久前他在从微软雷德蒙总部参观归来后，宋健给张亚勤写了一封亲笔信： 只有高的IQ没大用处。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接触世界前沿的开放、良好的工作环境，一个有杰出领导的团队，人的才能才会发挥出来。否则，囿于墙里院内，大智只能变小慧。我必须说，在9月30号参观微软亚洲研究院和10月16号访问微软公司总部时所看到的完美模式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里的绝大多数员工都努力工作，追求进步，保持工作和生活的良好平衡，并紧跟时代的步伐。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中国许多科研机构好好学习的！ 我的确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够从这种文化氛围中认真学习些东西，不只是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会有助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同时我们应该感谢比尔·盖茨的雄韬伟略，我们也应该感谢你们两个（指张亚勤和李开复）为建立微软亚洲研究院所作的突出贡献。我坚信，在很多场合，文化交流要比技术交流更为重要。 请允许我由衷地向你们在微软公司和微软亚洲研究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祝贺。创立和领导这么重要的研究机构，你们为世界和中国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赞赏，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这次，宋健亲自来参加张亚勤的送别会，可见他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支持，尤其是对张亚勤个人的看重。古稀之年的宋健在会上作了长达半小时的精彩发言。他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同张亚勤相识的经历，而且还谈到了他与张亚勤之间对中国教育和科技发展问题的讨论。他重申了自己的想法：微软研究院可以成为研究与开发领域的重要范式，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学生所能接受的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专业训练的场所。他的讲话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触动。 听着宋健的讲话，张亚勤满含感激之情，这意味着他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肯定。他也知道宋健的临别赠言隐含着一层深意，老人家希望张亚勤和同事们在分享成功喜悦的同时，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国—不论何时，祖国都欢迎他们报效国家，“当你哪天想起今天宴会上的朋友和自己的祖国，我的朋友，不要忘了伸出你的手，为国家尽一份力。”望着台上已经70多岁的老领导，张亚勤在心里默默地说：“放心吧，我还是要回来做国内的工作的。” 在每个季度创造40亿美元利润的微软公司，在“产品为王”的软件帝国，微软亚洲研究院作为一个既不直接产出利润也没有和产品挂钩的部门，承担的职能其实远远超出了市场份额和销售增长所涵盖的内容。 当然，自1998年成立以来的近12年间，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获得了近千项专利，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和期刊上累计发表了3000多篇论文。其遍地开花的程度甚至令一些国际会议组织者对研究院获奖论文的数量作出硬性限制。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来自北京中关村的成果并非闭门造车，其中的260项技术已融入了微软雷德蒙总部统领的操作系统indows、Office，搜索引擎Bing、indows Live和Xbox游戏机中。 但是，这绝对远非张亚勤和他的同事们满足的目标。作为在中国出生、赴海外深造、后学成归国的这批人的代表，张亚勤们在价值观和影响力层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搭建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环球企业家》杂志写道： 众所周知，这个国家里的绝大多数人每天打开电脑都会看到indows的标志，但它们仍多为盗版。这始终让中国人与微软公司有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因此，代表微软公司传递其实用价值之外的理念的工作，落在了研究院身上。 十年来，来到这里的实习生达3000名，有超过30万名学生与其合作过，而它每年的“21世纪的计算”学术研讨会也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电脑科技学术会议之一—在微软公司工作的几名图灵奖得主和菲尔兹奖得主均曾前来中国参会。时至今日，微软公司始终是在校学生最重要的择业选择之一。 而对微软公司而言，这种影响力还带来了一个隐形成果：它改变着微软公司在华的品牌。 如果人们并不健忘，应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微软公司在中国受到的品牌冲击：它被猛烈指摘为垄断者和不愿了解中国规则的强硬主义者。很难想象有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能够背负着这些名声发展下去。而1998年研究院的诞生恰好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之后的十年里，它持续招贤纳士并在中国进行创新的作为，极大冲淡了微软公司之前咄咄逼人的只顾赚钱的形象。连盖茨也对美国媒体承认，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品牌建设上的一个“意外之喜”。 如果说研究院在中国的成就是微软公司的“意外之喜”，那么，对于以报国为己任、开创中国科技创新时代的前辈宋健来说，张亚勤和他所从事的事业并不囿于一家美国软件公司的范畴。张亚勤和中国研发团队所创造的也不只是代码、软件，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开拓创造精神。从中国科技大学的“神童”时代到现在统领全世界最“火”的研究院，张亚勤带来的是对中国青年学者以及数百万学子思维形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经济腾飞之际，如果还有必要为多元化社会里的年轻人树立偶像，宋健希望是张亚勤们这样的科学家。 亚勤的话：在研究院，100次实验中有一次成功就叫成功，但在产品部门，100次试验中有一次失败，就叫失败。 第五章 登顶之舞 烫手山芋——征战雷德蒙 微软的移动业务虽说是一份“ Job”，可同时也是个“烫手山芋”。 张亚勤曾经和微软公司的几位高级副总裁探讨过微软手机平台的计划。负责indows整条产品线的高级副总裁给张亚勤讲了自己的故事。这位副总裁有一次去学校接孩子放学，但给孩子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却总也拨不出去，联系不上孩子，孩子只能一个人在学校外面等了好久，微软手机糟糕的质量令他怒火中烧。后来有一次他开车经过华盛顿湖，接到一个重要来电，手机操作系统又出了毛病，电话还是接不通，他一气之下把手机扔到湖里去了，并且从此不再使用装有微软操作系统的手机。就像鲍尔默走到哪里都穿着微软的衬衫一样，这位高级副总裁对微软公司同样特别忠诚，只要可能，他会使用一切微软公司的产品。除非忍无可忍，否则他是绝对不会“抛弃”的。 盖茨的好友、股神巴菲特也用“20亿美元”的故事佐证了移动通信在某些时候的“致命”威力。那是张亚勤夫妇去盖茨家作客，席间，盖茨讲了巴菲特的一个故事。巴菲特去黄石公园旅游，地跨美国三大州的黄石公园幅员辽阔，通讯信号时断时续。有一段路，巴菲特边走边打电话，正说着信号就断了，半个小时之后才恢复信号。就是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巴菲特开玩笑说他损失了近20亿美元的一个交易。“30分钟丢了20亿美元”，这也许称得上世界最贵的手机通话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归结到张亚勤这里，就是要么成功攻克移动计算这块硬骨头，缔造微软公司继PC之后的再次辉煌，要么坐在火山口上被“ Job”烤死。 究其根源，因为微软公司在PC领域太过成功，微软移动嵌入式部门也长期沿袭了PC操作系统的开发模式，产品更新周期缓慢，面对已经开始出现加速迹象的移动计算市场，indowsCE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局面，微软公司内部员工干脆给这个部门取了个绰号“粘在骆驼身上的一只蜗牛”。然而，移动市场却是有别于PC的另一番风景，正所谓“只争朝夕”，而且由于移动市场对PC市场的蚕食越来越快，长此下去，不止“蜗牛”，即使是“骆驼”都不见得还能过着惬意的日子。 张亚勤很早就认为，无线移动设备领域对于微软公司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因为这个领域的用户规模大大超过了电脑用户。然而移动通信对微软公司来说还是一个新的领域，微软公司虽然在个人电脑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非个人电脑领域遇到的挑战极大。深刻洞悉人类科技发展趋势的盖茨明白，在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PC正在走向PC+，计算机系统不仅存在于个人电脑当中，还将扩展到其他非PC产品里，这是一个大趋势。如果微软公司不能把握住这个方向，将可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这也是微软公司对该部门进行重组的重要原因。 张亚勤其实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早在三年前，他就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小组—无线网络小组，一直低调地从事着indowsCE的产品转化工作。所以，虽然鲍尔默的邀请“很突然”，但对于张亚勤来说，转战雷德蒙也并非“无准备”之仗。 重组的移动与嵌入式开发部门是个近千人的大团队，但产品线复杂，战略不清晰。嵌入式系统可以有汽车、电视、手机以及家电等不同的平台。手机平台认为做手机最重要，汽车平台说做汽车系统最重要，相互之间没有形成共识，各个方向的小团队之间缺乏向心力，当时在微软公司内部被称为“蜗牛”部门，效率很低。 张亚勤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如此。在微软总部，员工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一直在微软公司效力，这个“移动与嵌入式”团队里有四个总经理在微软公司的工龄加起来竟然达到70年！而来自东方的年仅38岁的张亚勤，在微软公司仅有短短5年的资历，而且他在微软公司还没有真正做过产品，这样一个闯入者突然空降，要赢得大家的信服还需要很大努力。 像以往一样，每接手一项新任务，张亚勤首先做的是修炼内功。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张亚勤买了一大箱子书籍，找齐各种资料，然后一本本地看，边看边自己编代码，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熟悉业务知识。张亚勤知道，务实的美国人承认的是业绩：“美国的技术人员只相信真理、相信知识，只有让他们觉得你真懂，他们才会相信你作出的决定和指挥的方向，不然会认为你在瞎指挥。” 尽管已经熟悉了业务知识，但张亚勤同当初从李开复手中接手微软亚洲研究院一样，并没有急着去烧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而是对移动与嵌入式开发部门的整体架构、发展规划以及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番梳理。 原来的产品开发资源在部门内的各个方向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做手机系统的部门与做电视系统、汽车系统、PDA系统的部门分到的资源一样多，这样虽然平等，但也使得每个方向的产品开发都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综合考虑后，张亚勤认为重中之重就是建立团队之间的“向心力”，让大家在部门发展战略规划上取得共识。张亚勤说：“一个团队要发展，所有的成员必须达到共识，即使在小的方面不一定有共识，但在大问题上一定要有统一的观念。”张亚勤开始运用自己阅读《孙子兵法》的收获来管理团队，《孙子兵法》中讲究“道”，而这里的“道”就是要认识到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悟透了“道”的重要性，张亚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部门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打破原来平均分配的思路。他提出将80%的资源集中到智能手机平台的开发上来，其他方向分享20%的资源。在张亚勤看来，在移动与嵌入式系统开发领域，智能手机的发展将是重头戏，代表着产业的未来，其规模终会超越PC。张亚勤告诉大家：“手机做好了，要做汽车、电视或家电的嵌入式系统就相对容易很多，如果手机的系统做不好，那其他几个方向做成的可能性更小，最终将有可能‘全军覆没’。” 同时，张亚勤明确了微软公司作为软件供应商，只做软件平台不做产品的发展战略。移动产业链上下游包含若干个节点，而微软公司要集中自身优势部分，只做手机的软件平台，这是张亚勤为这个部门作的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战略方向确定之后，张亚勤把“质量、稳定性和简单”作为技术攻关的核心。 在张亚勤接手之前，微软公司在移动通信领域做的产品大多是出于防御战略的，理由是别人都在做。现在，张亚勤作战略调整的目的，是想要把防御性产品变成进攻性产品，这样做自然需要极大的推动力。 然而，张亚勤作为微软全球副总裁，并不是受到所有员工欢迎的。尤其是在进行开发资源分配的时候，除手机之外的其他部门的很多员工并不满意，甚至有个部门的总经理威胁要辞职。 在这种环境下，对于一个一直保持微笑的年轻上司来说，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挑战。张亚勤并不害怕对方的威胁，怕的是大家不理解。他相信自己的决策是站得住脚的，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员工。看似平和的张亚勤在关键时刻也会露出他强势的一面，有一次他甚至在经理大会上气愤地将桌上的东西掀到地上。张亚勤的“软硬兼施”和“有理、有力、有节”促使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冷静思考。 老资格的员工们发现，这位年轻的上司不仅懂研究，懂最前沿的业务知识，而且也懂得他们的产品代码，懂得产品最细节的知识。一开始不信任张亚勤的人看到他确实对这个行业把握得很准，也慢慢接受了这位年轻“空降兵”的指挥，各项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经过大约6个月的时间，张亚勤度过了他征战雷德蒙期间最艰难的时光。 当年年底，张亚勤回国接受采访，对比在中国搞基础研发和在雷德蒙做产品的区别时说：“有很多相同之处，都是和一批很聪明的人共事，大家都很有激情，都有很多创新。但不同之处更多一些。在研究院时，有很多扩展性的选择，你会希望选择越多越好；但产品部门是专注性的选择，要找准一个方向深入下去。另外就是对成功的评估标准不同，在研究院，一次成功就叫成功，但在产品部门，100次试验中有一次失败，就叫失败。这种对质量的要求、整体的评估标准，以及对每个产品、每项技术的概念认识是不同的。累有两种，一种是时间，一种是内容。我觉得其实还好，时间虽然花得挺多的，但是在内容上我觉得很乐观，很自信。” 第五章 登顶之舞 Magneto先生 接手移动与嵌入式业务的最初6个月是发现问题的阶段—从人员组织到产品战略。 2004年的一天，张亚勤给微软公司在美国地区的4万名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号召大家都来使用“微软牌手机”，这第一款用于微软内部测试的手机已经集成了当时高端商务手机的所有功能：3G、多媒体、移动电邮等，而这些功能一年前都还不在产品计划中。张亚勤主抓手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坚持要把这些缺少的重要功能全部补上，“当时我们忽视的是technology（技术），而不是Business（业务）”。在那一刻他预见了未来，如果今天再回想这一切，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张亚勤在接受《It经理世界》采访时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说，那封电子邮件激发了微软公司内部规模宏大的“移动体验”，那时很多微软的员工都在使用Palm或黑莓，他们给这第一款“微软牌手机”提的意见大都非常苛刻，第一天我就收到了700多封回信，邮箱都被挤爆了。最关注这款手机的还是盖茨，他的邮件是一天一封，信中甚至还和我讨论起了技术细节。虽然我没能逐个回复所有员工的来信，但面对这些喷涌而来的“客户需求”，我开始反思indows Mobile产品如果再沿袭PC软件的开发模式—2~3年升级一次—会不会成为技术以外的另一个障碍？ 尽管在PC市场上是绝对的王者，但是作为移动市场的新来者，微软公司要面对几大厂商所形成的严峻竞争形势。当时，整个市场上只有两款手机使用了微软的操作系统。而竞争对手却兵强马壮，面对微软这个强大的“nerant”（新手），他们或者感到恐惧，或者不屑一顾中还有些虎视眈眈：诺基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商，并拥有手机软件主要生产商塞班（Symbian）的支持；Palm，是手机电脑（简称PDA）的开拓者和领导者；RIM（Researcion），是享有盛名的移动信息设备黑莓的生产商，它早在2003年就宣称已拥有300万用户。 就移动设备软件的市场份额来说，微软公司在手机操作系统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诺基亚-塞班，在商务移动信息方面也远不如黑莓。 张亚勤带领着近千人的团队，开始了这场在移动通信领域的产品与市场的争夺战。微软将推出新一代的移动视窗操作系统作为其攻入市场的重磅武器，该产品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代号叫“Magneto”的indows Mobile 5，这一操作系统承载着微软移动软件业务的远大希望，完成之后它将能够稳定可靠地在诸如i-Fi设备和新一代3G手机系统等所有移动设备上运行。 更重要的是，张亚勤希望它能够支持声音和数据传输，同时还能够通过掌上设备和“智能电话”提供一些专门的服务。其中智能电话—手机可作为管理器使用，并可用来运行软件以浏览网页与观看电视，处理新一代图形、网络浏览以及多媒体文件如照片、音乐和视频。与大多数竞争对手不同，Magneto允许软件开发商和手机制造商加入他们自己的特色服务。此外，Magneto还希望能够以低于其他任何竞争对手的价格做到上述一切。 April，25times REDMOND，as Corporation an electrical engineer from Cer of trate gygame Go-to put the race. 2005年4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这篇对微软移动业务的报道，文中，张亚勤被称做“a onetime math prodigy”（一位曾经的数学天才），这位为微软在北京建立研究院的“大功臣”被调回雷德蒙总部负责亏损多年的indows Mobile，以“扭转该部门不断下滑的趋势”： 现在，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张亚勤博士的辛勤成果。在即将于5月9日~10日在拉斯韦加斯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微软公司计划推出最新版本的indoo），新版本的软件不仅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多媒体功能。业界认为，微软公司此举主要针对加拿大公司Researcion(RIM)，这家公司的黑莓产品主导了该领域的市场。 但张亚勤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张博士声称最关注软件是否拥有高质量—而微软公司的传统做法是强调每一代产品拥有的各种新性能—因此Magneto将会检测张亚勤的话是否正确。他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质量。”此外，他还非常重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因为目前indows Mobile部门远远没有达到微软公司在台式电脑领域的影响力。 张亚勤是围棋高手，围棋也给了他很多灵感。这种古老的中国游戏远比象棋要复杂，玩家不仅要极具耐心，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平衡取舍能力和曲线取胜能力。这些能力对于张亚勤来说都非常重要，将助力他使微软公司在移动软件领域站稳脚跟。 选择张亚勤博士担任微软公司这一重要职位也体现了鲍尔默和比尔·盖茨的意图。与其他竞争者相比，微软公司认为IQ远比工作经验要重要。“我们更愿意雇一位聪明的经理，而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微软负责基础研究的资深副总裁里克·雷斯特说。 毫无疑问，张博士就是这么一个绝顶聪明的计算机专家。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亚勤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卡尔松（Curtis R.Carlson）说道。卡尔松是斯坦福研究院SRI International的CEO，也是桑纳福研究院前执行副总裁，亚勤在加入微软公司之前曾经在该公司的桑纳福研究院担任研究院主任。在卡尔松的眼里，亚勒“几乎是一个完人，不仅睿智，而且拥有一切好的品质。” 2005年5月9日，位于拉斯韦加斯的曼德勒海湾赌场大酒店热闹非凡。2005微软移动与嵌入式开发商大会在此召开，会上将正式发布代号为“Magneto”的微软indows Mobile 5.0操作系统。 曼德勒酒店是拉斯韦加斯大道上最为抢眼的酒店之一，它的主体建筑形状就像一座灯塔，似乎是想引领那些迷失的赌徒走出困境。即使是地处内华达州这样的沙漠地带，酒店还拥有一座养着鲨鱼和鳄鱼的水族馆、11英亩的沙滩，以及人工海浪设备。而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的曼德勒海湾会议中心位列全美第五大会议厅，也是广受欢迎的通信与电子产品博览厅。 此次大会吸引了2000多家厂商，其中大部分是开发商和掌上设备生产商。尽管媒体已经对Magneto进行了不少报道，但是它的具体架构依旧是个谜。对于大部分参会的移动业界厂商来说，微软公司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参与者，这个新的操作系统究竟如何，还是个问号。一家行业新闻网站甚至篡改了盖茨的照片：照片上，盖茨带着头盔，酷似电影《X战警》里反面人物Magneto的打扮。 像以往展示新版PC indows操作系统一样，盖茨向开发商和设备生产商详尽介绍了indows Mobile 5.0的强大功能：“在过去5年里，人们接受的移动通信服务类型发生了深刻改变。移动视窗5.0能帮助我们的行业合作伙伴开发出令人振奋的新型硬件设计与解决方案来，这将使消费者使用手机的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盖茨介绍完毕，张亚勤接棒，上台详细解释indows Mobile 5.0技术创新和产业合作模式。其实，早在这次盛大的发布会之前，张亚勤就已经组建了一支面向运营商、手机生产厂商的“外派团队”。之所以有此创意，还是缘于他和松下电器美国分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一次交谈。 这位首席执行官的手机装载了indows Mobile，这令张亚勤很兴奋。当他上前询问对方使用这款产品的感受时，对方先是说了一堆好话，后来知道他是张亚勤，才又说，“原来你是这个部门的主管，那我要好好提几个意见了。”于是，这位首席执行官从indows Mobile手机信息系统的易用性到通讯功能的可靠性，方方面面分析得头头是道。张亚勤认真听完了他的意见，回到公司后迅速理清了思路：重新划分产品研发中Phone和PDA的投入比例；组建一支面向运营商、手机生产厂商的“外派”团队，这在微软公司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针对产业链的上下游设计适应性产品应用，而非PC时代的标准化模式。 这个名为OORt（OEM/Operator Response team，制造商/运营商责任团队）的队伍和运营商、制造商、手机合作伙伴进行密切的合作，从最初创建时的20人已经发展到了现在将近200人的规模，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indows Mobile的产品研发、合作和经营的模式。张亚勤认为，智能手机体现的是两个层次的融合，多年来改变整个人类交互方式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个是数字化，改变了你表示信息的方式；另一个是IP化，指的是信息连接的方式。确定了这条思路，微软移动平台上吸引的合作伙伴就越来越多。 微软的工程师有句很标签性的宣言：“this is my baby！（这是我的作品！）”每个微软工程师在出色地完成工作后，都会高举自己的作品大喊这句话。5年过去，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张亚勤脸上依旧闪烁着征服者的光辉，因为他的作品改变了世界。 那个时候，张亚勤真是感到无比自豪，不仅因为在总部的移动与嵌入式项目中充满挑战，让他的激情和智慧得到完美的发挥，更因为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下，他依旧出色地达到了目标。以产品开发为起点，用先进易用的技术撼动市场、改变世界才是让他感到兴奋的事情。 5月9日晚上，微软还为“MVP”（最有价值的专业人士）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颁奖宴会，他希望借助这些顶级软件开发商的力量帮助微软迎战无线多媒体领域的竞争对手。接下来，张亚勤又用了一天的时间与客户和开发商洽谈合作，解答行业客户和合作伙伴提出的各种问题。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张亚勤预言“三年内，手机将成为上网、播放音乐和拍摄照片的主要设备。”而这正是微软推出的indows Mobile的优势所在。时至今日，张亚勤的预言成真，而indows Mobile也在市场中攫取了28%的份额。 开发商大会之后，张亚勤飞往硅谷会见Palm方面的相关人士。早在2004年12月，张亚勤就已经宣布，CE视窗的PDA软件市场份额超过了Palm。当时，Magneto团队的500名成员在现场，全球其他地方的项目组成员通过视频见证了这一时刻。庆祝胜利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张亚勤一直在和Palm洽谈一项重要合作。操作系统的绝对王者与掌上个人终端的垄断者之间的合作无疑会在整个移动产业掀起轩然大波，因此，张亚勤的硅谷之行是秘而不宣的。 双方计划联手生产运行移动视窗5.0的treo掌上电脑（手机和管理器），并在2006年上市。当时，treo已拥有1000万用户，这批千万级别的现成用户自然是微软移动操作系统进入新领域的绝佳平台。 如何让微软在此前几乎没有根基的移动领域打开局面？张亚勤的策略是，广泛建立产业联盟，在行业内合纵连横，从而迅速提升indoo，以至媒体都直呼他为“Magneto先生”或“BlackBerry（黑莓）杀手”。 《纽约时报》在《认识Magneto先生》这篇文章中写道： 作为负责移动与嵌入式设备（MED）部门的微软公司副总裁，张亚勤身上肩负着重担。 在移动操作系统领域（包括个人数码助理，即PDA和智能手机），微软公司已落后于其竞争对手Palm Source、Symbian和RIM（智能设备的主要操作系统）。尽管微软公司的indows主导了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市场，但是在移动设备操作系统市场中，微软公司的经历却截然相反。 投资数亿美元、1000多名工程人员历经3年努力完成的indoo）于2005年5月在拉斯韦加斯正式发布。但是，这一操作系统尚未广泛运用到移动设备中。 不过，拥有电气工程博士学位的张亚勤说：“我对这次产品的发布有着充分的信心。”他的乐观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indows Mobile的开发得到了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的鼎力支持，因此MED部门的任何预算基本上都能得到满足。 “公司让我自由决定这个项目研发需要的人员和投资，我们的预算基本上不受任何限制。”张亚勤承认。 张亚勤可能还太年轻—他才39岁，但他却拥有领导重大研发项目的一切必要品质：经验、热情、远见、活力。作为微软公司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不仅待人随和，而且表达言简意赅。 “简单总结我的工作经历，我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了5年，在一家消费者电子产品公司工作了5年，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了5年。所以我在微软MED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上述三者的结合。目前的这份工作既有趣又充满了挑战。说它有趣是因为一切都在飞速进展，随着我们进入移动计算的时代，我们这个行业的变化非常快，新事物层出不穷。” 而挑战不仅来自各种产品的研发截止日期，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为通讯、连接和可控制娱乐建立一个平台。 “最大的限制因素在于，我们要在这么小的设备上打造一番天地。电源有限、界面有限、设备的整个形状就非常有限，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摩尔定律。” 他进一步补充说，微软在移动设备领域还是新手，我们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投资业务基础构架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关于移动通讯，张亚勤说，现在这个行业正在进入无缝连接的时代，诸如3G无线电技术、微波接入无线保真（iMax）、无线上网（i-Fi）、CDMA等技术都会被集合起来，因此将来的通讯设备要能够连接所有的服务。 “一个关键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创造出合适的中间件和软件，使人们在无线电与无线电、手机与手机、运营商与运营商之间享受无缝连接，以及如何在所有的应用和数据集之间保持无缝连接。关键就在于创新。” 展望未来，张亚勤认为手机或智能电话最终将成为人人拥有的通讯设备。 “现在的PDA的性能可谓超过了5年前的笔记本电脑，因为PDA的处理速度达到了600Mhz，并且能够支持高达50G的硬盘运行。此外，PDA还经常与i-Fi、3G、2.5G的设备相连，而且体积很小，人们可以随身携带。” “5年后，手机将会成为人们的主要MP3和图像获取设备。” “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可视电话、可供摄像的手机和可以看电视的移动设备，尤其是在亚洲。” 他进一步指出，将来的手机会是一个移动钱包、人们可以用它来支付账单，此外手机还可以帮助人们远程控制家里的各种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甚至会成为个人的ID。 “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看起来令人兴奋，这也使张亚勤肩负重任。不过目前他还有一个更加紧迫的任务。 “我刚刚度过了一个为期8天的假期，体重增加了不少，现在我得赶紧减肥了。”他笑着说。 虽然张亚勤减肥的战斗还在继续，但他对于移动市场的诸多预言均已应验。正是基于对市场的准确判断，在2005年这一年内，微软公司依靠indoo推出1年后，微软公司在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从几乎为零很快就上升到接近1/4。 <科技的六大创新热点</h3> 张亚勤 对It产业而言，激动人心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往往要隔好几年才会出现一次，但渐进式的产品创新则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聚焦今后几年的It科技发展，以下这些技术趋势或许有可能成为企业追捧、大众关注的热点。 一是云计算渐趋主流化。2009年可以称为“云计算元年”—经过多年的积淀和持续的探索，眼下，云计算终于开始成为一种全球It产业共同应和的、主流的声音—把所有的计算应用和信息资源都用互联网连接起来，供个人和企业用户随时访问、分享、管理和使用，相关的应用和资源可以通过全球任何一个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来获取。在这样一种应用愿景的激励下，包括Amazon、IBM、业领导企业均开发了不同版本的云计算解决方案，而微软亦于去年正式发布了完整的云计算平台indows Azure（蓝天），并投入巨资在全球范围建造数据中心—微软希望“云平台”最终同PC平台一样，能够让成千上万的第三方开发人员开发出丰富的应用与新颖的服务—而这样的平台势必会造就一个全新的“云产业”。 二是智能终端产品继续保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移动娱乐终端以外，“上网本”和家用网络影音设备过去一年来的热销足以说明，在数据和应用渐趋集中化的大背景下，大多数用户仍然渴望获得多元的、随享的（可随时随地获取的）、个性化的体验。2009年是中国3G通信网络建设的起点，目前部分城市的用户已可以申请3G服务。以移动多媒体和宽带为主要特征的3G通信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势必会激发新的用户需求，孵化出新的生态体系与产业巨人，并让无线宽带环境下的办公和娱乐变得易如反掌。 三是三屏（电视屏、PC屏、手机屏）走向融合。在CES2009大会上，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指出，微软不仅要“提高计算机的普及率”，使全球的每一个人“都能买到价格适中的计算机”，还将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加速“三屏融合”的趋势，使其逐渐发展为“单一的无缝生态系统”。归根结底，打通各种屏幕、平台与网络（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间的壁垒，让数据和各种计算资源无处不在、触手可及，这将是全球It产业参与者共同肩负的任务。 四是自然用户界面（NUI，Natural User Interface）—特别是触控技术将使人机交互变得更加自然直观，更为人性化。比如Surface、iPhone和一些采用indows Mobile系统的手机已经让用户体验到触控的便利，而在indows7中，触控技术将首次登陆PC操作系统。它将为用户在键盘、鼠标以外提供更新颖的控制方式，只需手指轻轻滑动，就能让PC欣然听命—虽然这意味着用户必须升级自己的显示器，但好在新版操作系统对硬件性能的要求并不算高，用户不至于为体验新科技付出过高的成本。“设备台”和“移动宽带”则是indows7的另外两个值得用户尝试的亮点功能—前者旨在为手机、DV、便携游戏机等形形色色的数字装备提供清晰、简洁、智能化的管理界面和操作方式，让硬件设备制造商定制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它能够让用户直观地看到“装备”的性能数据，并随时更新产品说明书、软件和增值内容。后者则大大简化了网络配置的步骤，提升了PC接入网络及与其他设备互联、互用资源的功能。 五是显示技术的持续演进。当前，大屏幕、全高清的LCD或PDP电视机已走进许多家庭，但新一代显示技术也正在趋于成熟。CES2009大会上，一款厚度仅为1/3英寸的超薄高清显示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表明液晶和等离子显示技术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同时亮相的还有基于OLED技术的显示产品。我想，这些产品和技术都会为消费者创造全新的视听体验，从而引领下一代的消费娱乐潮流，创造出巨大的商业契机。 六是绿色It科技已成为众多企业共同关注的焦点。时下It软硬件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都在探索更环保的解决方案—不止是让用户能够以能效比最高的方式获取各种计算和通信体验，还包括在企业自身管理和运营的过程中贯彻环保意识。以微软部署的“蓝天”（Azure）云计算平台为例，“蓝天”的底层是微软全球基础服务系统—Global Foundation Services（GFS），由遍布全球的第四代数据中心构成。几年前微软便开始筹建数据中心，因此目前正在运行的数据中心已“升级”到能效比表现更优异的第四代—旨在支持所在区域的环境保护事业，为绿色It作贡献，所有的微软数据中心都采用了清洁能源，并兼顾了系统的性能、工作效率和可靠性。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技术的持续进步令It产业抒写了远超传统产业发展速度的传奇，亿万用户的工作与生活也由此被彻底改变。2009年，虽然It产业也在经济发展趋缓的阴云的笼罩下，但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无论顺境逆境，创新一直都是It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同时也为传统产业的升级和增值提供了宝贵的契机。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相信，包括微软在内的It业参与者都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创新、投资创新、推进创新。 第五章 登顶之舞 回国救火——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003年底，离开北京到雷德蒙就职的时候，张亚勤就叮嘱秘书：“别把我的书搬走，先找个仓库存着吧，我还要回来的。”其实，早在接受这个offer并和盖茨及鲍尔默沟通时，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在总部工作3~5年之后，我还是想回中国。” 但事情的发展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只在雷德蒙总部待了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张亚勤就登上了回国的班机，起因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李开复跳槽Google事件。 自2000年离开中国研究院回到雷德蒙总部，李开复一直负责.NEt业务的研发工作。2005年7月，结束了假期的李开复回到雷德蒙后向老板提交了辞职报告。 轩然大波随之而起，这不啻为一场李开复和一个帝国的“战争”。 斯时，正是Google这家“划时代”的公司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切规律的巅峰时刻。期待新闻的媒体自然把李开复—曾经被视做微软中国的代言人—跳槽Google看成是新时代霸主Google对旧时代王者微软公司的挑衅：挖人挖到了雷德蒙家门口、挖到了全球副总裁级别。 微软公司一方面提起针对李开复“同业竞争”的诉讼，另一方面，鲍尔默又一次翻开了床头的花名册。和上一次一样，这场代表微软公司“迎战”Google的硬仗，只有一个人能打。 2005年9月22日，微软向全球发布新闻稿： 即日起，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博士将负责微软公司在中国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指导和推进微软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战略。这是微软公司进一步加强其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及部署的重大举措。张亚勤博士将与微软大中国区CEO陈永正一起共同领导微软中国领导小组。张亚勤将直接向微软全球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汇报工作。 微软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架构师比尔·盖茨表示：“微软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一流的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在微软全球战略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亚勤在基础科研、产品开发和管理方面都拥有丰富的经验，他是我们在中国实施统一的研发战略的最佳人选，将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创新。” 似乎是为回应李开复跳槽Google的消息，这份公关稿中，微软公司继续着重强调，把一流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和产品开发带到中国，吸引、培养并为中国储备优秀的It人才，与中国的It产业共同成长是微软公司对中国的长期承诺。在过去的10年里，微软公司相继在中国投资成立了以微软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微软中国技术中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要的科研及产品开发部门。目前，中国已成为微软公司在美国本土之外业务布局最全、研发投入最大的国家之一。时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微软大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陈永正则表示，亚勤的归来再次证明了微软公司对中国市场和人才的高度重视。 在宣布张亚勤新任命的公司内部邮件中，张亚勤回复道： 承担带领我们在亚洲研发团队冲向新高峰的职责，令我十分激动！看到亚洲研究院和工程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我也超级兴奋……对于在中国建立、扩充研发业务，微软所有七个业务部都有相当强烈的信心与建设性的计划。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以及里克·雷斯特都对中国市场、中国研发力量的发展寄予厚望。 邮件的末尾，张亚勤意犹未尽，直抒胸臆：“回家的感觉真好（It is nice to be home）。” 张亚勤要“回家”了，一时间，从媒体到高校大学生，甚至社会公众集体陷入兴奋状态。 《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把电话打到了西雅图。 他（张亚勤）笑着说：“我喝点咖啡再聊。”这时的张亚勤刚刚被微软委任了一项重要使命—来华督战。 这次任命非常“巧合”地选择了微软结构大重组的第二天，也是Google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李开复刚刚在华宣布启动人才战略之后，因此，被业内认为是在中国市场上微软对阵Google的一个大动作。 张亚勤此次到任将以什么战略和自己的老上司对阵？张亚勤对此一直避而不谈，并谨慎回避了Google的名字。他说：“我们的研发布局不是突发性的，是连续的。我回中国的目的也非常单纯。现在It产业发展很快，很多公司都在竞争，并都加大了巨大的研发投入。”他称，微软未来在中国的研发将着重放在三方面：一是把中国作为全球研发基地；二是面向中国用户研发产品；三是和中国软件产业加强合作。微软未来在这三方面都将加大投入，特别是面对中国市场的产品研发。 张亚勤没有否认微软之前的架构重组是为应对互联网业的激烈竞争。他称，软件产业的发展正在和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密切相关，微软的架构重组是想使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更好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也是为了适应整个产业的发展。 在此次重组中，微软（中国）并没有大的调整。但是，张亚勤笑称：“我本人两个月后才能回到中国，具体策略可能到时才能明确。” 《新京报》的报道聚焦了张亚勤回国后微软的人才战略： 尽管微软方面一再试图避免把昨天的任命和李开复事件牵扯到一起，但与会者的执著最终让张亚勤把更多的时间用到了解释和李开复相关的问题上来。按照张自己的说法，他回国工作是出于“自己要求，然后得到了比尔·盖茨的支持”。 和李开复此前一天表示将在中国“招收50名弟子”的说法比起来，张亚勤的胃口更大。“500人也好，800人也好，其实都只是一个弹性的指标而已。”张亚勤说，微软甚至愿意为所有优秀的人才提供成长的机会。 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在软件领域内，优秀乃至卓越的人才的稀有程度必然决定两家公司刺刀见红的争夺。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站在微软面前最大的敌人就是Google。 张亚勤昨天没有回避这一现实，在回答记者“怎么说服一个优秀的人才选择微软而不是Google”的问题时他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向他展示微软在中国的研发布局，并向他证明，在微软总能找到一个能适合他要求同时和他兴趣一致的研发方向。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自信，因为到目前为止，微软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已经包括了工程院、研究院、技术中心、MSN等多个分支机构。无论是基础研发、产品研发，任何方向上的创新都会得到重视。” 尽管面对媒体时，张亚勤说“回到中国，我很开心”，化解媒体火药味十足的问题于无形，但时过境迁，他还是承认，五年前回国的决定是他一生最艰难的选择之一。 从2004年1月8日到2006年1月18日，两年的时间里，张亚勤把微软的移动与嵌入式业务带上正轨，实现了市场份额从零到25%的增长。对于移动与嵌入式开发已有一套成熟思路的张亚勤才刚刚开始他的征途，此时离开，无论对这块业务本身，还是张亚勤个人而言，都非良策。 但遍寻微软，甚至华人科学界，除了张亚勤，盖茨和鲍尔默想不出来还有谁可以临危受命。但移动与嵌入式业务又到了关键时刻，盖茨和鲍尔默无奈之下，希望张亚勤两边都兼顾着，他们自然有他们的考虑： 中国对微软公司太重要了，而中国人才又是在这个市场持久成功的关键之关键。微软的官方说法是：我们不担心李开复会回来争夺人才，也不担心他挖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墙角。派张亚勤博士回到中国是微软发展战略的需要。微软的未来不仅需要市场全球化，人才全球化更是势在必行。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微软亚洲工程院几年的发展成就，大大超出了当初设立时的设想，这说明中国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中国基地可以称之为微软在美国之外的第二个总部，微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最大规模海外研发基地。张亚勤博士是能够担此重任的最佳人选。 但移动业务之于微软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张亚勤领导这个部门两年的业绩有目共睹，假以时日，必然会成为微软公司新的增长点。其实，张亚勤自己对于两块业务也难于取舍，他甚至考虑过把移动与嵌入式业务搬到中国来做的可能性。 “但仔细论证之后，发现这个想法在当时还是不大可行。中国团队的经验和能力还不足以承担大型平台产品的开发。当时做产品开发的微软亚洲工程院只有不到300人，即便是这300人也在做许多不同的项目；而移动通信部门在微软总部有1500人左右的团队。当然，要是现在把这个平台搬到中国做就绝对没有问题。”谈及当年，张亚勤流露出一丝遗憾。 其次，即使避而不谈，但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张亚勤回到北京必然要面对李开复。从1998年第一次在香江花园的大堂里第一次喊出“嗨，开复”，张亚勤与李开复相识、相知七年，两个人从一片空白的希格玛大厦干起，一起加班、一起招聘、一起拱猪、一起去电视台录节目；后来先后回到雷德蒙，两家人又成了邻居。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两个人要在共同的祖国开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张亚勤心里并不舒服，“艰难的抉择！”他说。 2005年8月，张亚勤休假，和联想总裁杨元庆几个朋友和家人一起坐游轮去阿拉斯加玩。“整个航程我都是心不在焉，不断权衡利弊，这些‘算得清利弊’的考虑之后，到最后还是要问我自己到底要什么。这个我就比较明白了，或者从来没有改变过—回中国做点事，在中国创造一个软件创新的基地，和1999年第一次回国一样，再次开创一片天地。” 打定主意，张亚勤就给鲍尔默写邮件。因为当时是在船上，网速特别慢，公司的excmail，还是不行，最后用他的一个Yahoo的私人邮箱给鲍尔默发了邮件。“后来，鲍尔默告诉我，他看到我用公共邮箱发信，吓了一跳。” 最终，张亚勤最终选择了回国。尽管移动业务的辉煌指日可待，离开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更有些难以割舍，但好在一年多下来，移动与嵌入式业务的基础夯得比较牢。indows Mobile 5.0已经发布，而张亚勤也已为后续版本的开发制定了战略。然而，后来的情况并没有像张亚勤想象的那么顺畅，就在他离开后一年左右，移动通信部门的业绩急转直下。如果要问张亚勤从美国回来重新执掌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有什么遗憾的话，他会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能在美国多待两年，带移动与嵌入式业务走得更远一些就好了。”正因为张亚勤过早地离开了移动通信的平台，才给了后来Google Android和苹果iPhone崛起的空间。而盖茨也表示了同样的遗憾。 2005年9月22日，张亚勤正式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主管微软公司在中国研究及产品开发的整体业务，尽管“回到北京”是张亚勤长久的梦想，但这次他反倒没有着急上飞机。一方面是交接千头万绪的移动业务，另一方面是他需要好好筹划自己的“再次回归”：和1999年第一次回国创办研究院不同，2005年的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的焦点，不止跨国公司，就连许多本土高科技企业也对研发投入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在雷德蒙总部近两年，张亚勤对微软公司的风格和运转有了更真实的体会，中国的研发该如何做才能为中、美双方都带来最大效益，这是一个问题。 亚勤的话：我是最相信中国传统道义的，我自己的行为方式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寻求一种和谐、一种自然、一种平和，不走极端。 张亚勤思考问题最喜欢坐在西雅图的家里，面对屋外两片幽静的湖泊，偶尔会有一艘小船荡过来，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在这种静谧的湖光山色中，张亚勤喜欢斟一杯红酒，在纸上写写画画。停笔的时候，往往也是思考有了结果的时候。 这次，他面临的则是关于中国研发的长远问题：去跟Google竞争吗？当然不是，这种阶段性事件只是短期问题。更重要的是基于微软公司自己的长期目标。三年、五年、十年之后，微软全球研发布局会是怎样，中国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接受回国任命之后的三个月里，张亚勤考虑的是始终是这些关乎长远的战略性计划。最终，张亚勤逐渐廓清了画面—五年之内，把中国建成微软在美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基地，跨国企业在中国最大的研发基地，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和产业合作的最大研发基地。 此时已经是2006年1月份了，整理好心情，张亚勤终于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第五章 登顶之舞 成立微软中国研发集团 2006年1月18日，刚刚回国没多久的张亚勤把在希格玛研究院的同事召集到一起，上海和深圳的同事也分别通过视频接进希格玛的大会议室。很快，微软公司总裁鲍尔默宣布了一条无疑是It业界重磅炸弹的消息：“我们终于找到了在中国长期成功的‘秘方’，中国将是微软在海外最大的研发基地。微软公司将正式成立‘微软中国研究开发集团’，张亚勤博士出任主席。” 媒体抛出了疑问：“研究开发集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这种组织形式在微软公司遍布全球的各级管理形态中从未出现过，是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原微软中国研发中心、微软中国技术中心、indows Live中国区、微软亚洲硬件技术中心及其他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各类产品研发机构组成。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2009年，张亚勤及管理团队与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在杭州西湖边散步。（左起：鲍尔默、沈向洋、张亚勤、梁念坚、张宏江） 鲍尔默进一步表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成立是微软公司在中国长期投入及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事件，微软公司将坚定不移地加大对中国研发力量的投入，以满足中国及全球用户对科技创新不断增长的需求。微软中国研究开发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微软公司在中国已构建出完整的软件创新生态圈，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成微软公司在美国以外投资最大、职能最完备、机构设置最全的创新基地。我们相信，张亚勤博士和他的管理团队一定会开辟微软公司在中国研发的新纪元。” 尽管盖茨和鲍尔默都强调“中国研发集团”的建立，是微软公司着眼于全球和未来的战略举措，但媒体对微软公司此举的解读还停留在“张亚勤与李开复终极PK”的层面。 两家公司和两位科学家的“战争”早已超越了生意和技术，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1月初刚回国的时候，张亚勤暂时住在希格玛大厦附近的翠宫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服务员一看他的名字就乐了，一边给他办手续一边问：“你是回来跟李开复PK的吧？”那时候，张亚勤还不知道湖南卫视的“超女”比赛，也不知道“PK”是什么意思。现在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成立，难免令人浮想联翩，媒体这样的揣测也不足为奇。 见记者的时候，类似“PK”的问题接连不断，面对咄咄逼人的媒体，张亚勤不否认自己归来后会跟李开复在人才招聘等方面存在竞争，但他此次回来真正重要的原因是“成立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将所有在华研发机构统一起来，我们希望可以更快速地创新，大幅度提升中国研发团队的实力和规模，这是由微软公司在中国及国际的大环境决定的”。 其一是中国已经拥有大量的优秀It人才。中国拥有的计算机专业研究生人数，已经相当于美国的5倍，印度的两倍。而在美国，招聘人才已经成为各个高科技公司最头疼的问题。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6年间的成就则赢得了盖茨和鲍尔默的赞赏。 其二是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期。“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家电市场，”在互联网人数（2006年时为1.1亿）以及PC市场方面，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三五年内，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需要一个统一的研发机构来进行步调一致的部署。 其三是微软公司在中国的研发已经有将近10年的历史，并且已经做出了不少瞩目的成就，“现在整合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张亚勤坦诚地对记者说：“回到中国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愿，和这件事（李开复跳槽）没有关系，微软公司已经并且今后还将继续增强对中国的投入，这其实是微软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重视，也是对中国优秀人才的肯定。我出生在山西省，在国内接受教育，我对中国的感情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对祖国的感情。两年前从中国去总部做移动通信是一段十分难得的经历。现在回来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庆幸自己有机会回国。” 事实上，张亚勤称“这是最大的机会”，《It经理世界》当时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7年前，微软公司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战略转型期。微软公司在向数字娱乐、互联网、移动计算等领域进军。中国研发集团是微软公司海外机构最完整、业务布局最全面、研发投入最大的研发机构。我们在做可产品化的研究，这是最大的不同。7年来，我可以说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机构，但在产品研发上还不是。而这正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事实上，他所说的这个方向已经关乎微软公司的未来。迄今为止，微软公司的indows操作系统与Office办公软件虽然仍然拥有令人称道的市场占有率，但是，这一成功似乎从来没有被总结成“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广阔市场”。提到技术创新，通常人们第一反应就是Google、开源软件或者某个互联网新贵。 张亚勤似乎一开始就是来接受这个挑战的。这位被人称为“全世界的财富”的科学家，7年以来一直埋头低调地改变着微软研究院的模式，帮助这艘航空母舰为驶向蓝海而努力突围。当张亚勤讲到现在蒸蒸日上的微软移动与嵌入式产品部门和7年来从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微软全球第二大研究基地的中国研发集团时，他的脸上闪过一道灿烂的笑容。 这是一个能够让盖茨放心的笑容，就像盖茨经常对张亚勤说的那样，“Go do it！(你去做吧！)”8月，张亚勤会带着这一切再回到北京，他的梦想是在中国做出征服全世界的产品。这一次，盖茨已经不用再嘱咐他“Go do it”。 “韩信带兵，多多益善”，真正能够担当大任的人，是从不会感到害怕承担重担的。张亚勤喜欢挑战。真正坐在希格玛六层的办公室里，他感觉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也渐渐清晰起来。张亚勤给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定位了三大使命： 第一要成为微软公司全球范围内基础科研、技术创新及产品开发的核心基地。 对这一点，张亚勤很有信心，因为在这之前的七八年时间里，他所带领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做出的成绩已经一次次让盖茨惊喜。而现在研发集团的建制则可以获得总部更大的支持。张亚勤计划今后每年至少对研发集团投资1亿美元，并在3~5年内使研发集团的员工人数由目前的800人扩充到3000人。 第二要加强与中国产业同仁的合作与交流，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兼具国际化视角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为此，研发集团还特别成立了战略合作部，专注于与国内优秀的It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软件外包、技术转让及产品合作等。 第三要深入开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需求。针对新兴市场独特的应用模式作出高度本土化研发，进而将技术和产品成果推广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区域。在张亚勤的意识里，只有为中国市场设计产品，带动了中国It行业的发展，微软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才算成功。“我们的研究考虑的是全球用户，但同时我们要注重中国的用户，做到研究本土化。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也将进一步关注与国内科技、教育及产业界的合作，共同探讨适合中国发展的产品开发及科研项目，尤其是在移动技术及嵌入式系统、互联网服务和数字娱乐领域等方面的协作。”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成立，也正式开启了微软公司在中国的“双核”架构。张亚勤和微软大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陈永正各司其职，研发和业务并进，开始打造微软在中国的“黄金时代”。这也是微软公司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同时拥有两位全球副总裁，可见微软总部对中国的重视。 有了使命，下一步就是确定航向。张亚勤锁定了五个领域： 1.移动通讯和嵌入式系统—让人成为数字世界的中心，让沟通与交流跨越时间、空间和设备的壁垒。 2.互联网技术产品和服务—让商业机构与个人更高效地搜索、遴选和处理分布于全球各地的信息资源。 3.数字娱乐—让数字娱乐体验更加精彩纷呈。 4.服务器和工具—让It信息化系统淋漓尽致地释放企业的业务潜力。 5.新兴市场—让新兴市场的客户得到更先进、更“贴身”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盖茨和鲍尔默为衡量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成绩制定了三个指标： 1.第一，是不是雇到了一流的人才。 2.第二，是不是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真的是成为微软创新的源泉。 3.第三，是到底对产业生态系统、对中国市场作出了多少贡献。 根据这三个标准，张亚勤用“RIDE”来概括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职能，R是研究（Researcion），D是产品开发（Development），E是产业合作（Ecosystem）。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将全面构建起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战略合作等多元领域的价值创新链条，并以此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研发实力。 <h3>Link 微软研发集团四大职能</h3> 基础研究是着眼于技术和产业未来的长程探索，它立足于企业已有的技术积累，并将深刻影响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明天。对于微软公司而言，基础研究将强化其在多个领域的核心技术积淀，并可在未来优化全球亿万用户的应用体验。未来的计算机是什么样子？微软人会这样回答：“它不仅仅是看、听、学的工具，更是能用自然语言与人类交流的伙伴。”为了这个目标，基础研究的每一位成员以无比的热情投身于工作，为未来5~10年内满足人们对计算技术的更多渴望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所从事的基础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新一代多媒体，即网络多媒体、多媒体计算、信息系统及管理等，着力为用户创造全新的网络体验，让多媒体自发、主动地适应环境，并依托互动式操作，在网络中快速可靠地传送；新一代用户界面，即多通道用户界面、语音技术和自然语言等，通过开创新的技术，以多元的方式与机器“交谈”，就像与朋友聊天一样自然；无线及网络技术，即针对无线网络，通过摆脱线的束缚，将PC时代强大的计算能力及多媒体应用扩展到无线网络环境中，实现真正的端对端服务；数字娱乐技术，即网络图形、视觉计算、语音及无线和网络技术等，着力创造具有网络性、互动性、真实性的全新数字娱乐技术，完全满足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充分体现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互联网搜索与数据挖掘，即通过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与知识发现等技术与信息分析、组织、检索和可视化过程的结合，从而将目前的互联网搜索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技术产品孵化是联系基础科研及成熟产品的重要桥梁，在整个创新的产业链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此领域，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主要使命是：依托微软公司分布于北美、亚洲、欧洲的研究院所孕育的丰富科研成果，创造关键技术，孵化核心产品。同时，为中国这一全球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设计、研发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孵化团队致力于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挖掘由于技术整合而产生的更多市场机会，并以最终用户为核心孵化新的产品与服务，领域涉及移动设备、网络服务和通讯服务等等。目前，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已完成了许多微软核心产品的部分关键技术及重要功能模块的孵化与研发。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专注于更具自主性的技术和产品研发，致力于强化创新能力、深化“中国开掘”，不断探索新的技术、发布新的产品功能、研讨新的商业模型。同时，将微软公司一流的产品研发经验与开发流程移植到中国，凭借中国得天独厚的人才资源，与合作伙伴一道，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 目前，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从事的研发项目涉及五大研发方向：移动通信和嵌入式系统、互联网技术产品和服务、数字娱乐、服务器和工具以及新兴市场。基于以上领域的研发，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对包括indoa、Office2007、Exchange2007在内的众多微软核心产品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通过战略投资、技术授权、联合研发、软件外包及人才培训等多元形式，在拓展微软中国研发体系创新能力的同时，增强本土It企业的研发实力，在中国构建和谐共赢的It产业生态圈，助力本土合作伙伴跻身国际一流It企业之列，最终推动中国信息产业崛起于世界。 战略合作旨在建立与客户及合作伙伴的长期、互信的合作关系；展示微软的先进技术，带给国内用户全新的技术享受；与客户、合作伙伴们一起实现多赢。为此，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以原微软中国技术中心为基础，成立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专注于与国内优秀It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软件外包、技术转让及产品研发等各方面加强合作；并推动与中国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的全面合作，在扩展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产品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本土软件企业的研发实力，以携手打造出共同发展、多方共赢的产业生态环境。 亚勤的话：人生就像玩游戏一样，不确定性和攻克每个问题的过程是最快乐的。 第五章 登顶之舞 代理首席执行官：坐上“不好坐的交椅” 9月似乎与张亚勤有缘。2005年9月22日，微软公司宣布，全球副总裁张亚勤负责微软公司在中国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指导和推进微软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战略，与微软大中国区CEO陈永正共同负责微软在华事务。在宣布张亚勤晋升的邮件中，微软资深副总裁里克·雷斯特说：他（张亚勤）的晋升将从研发层面确保我们（微软）在中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商务联系，同时，他还将是中国在雷德蒙总部优秀的代言人。 从中国研发集团在微软总部获得的支持来看，张亚勤很好地履行了“中国代言人”的角色，从微软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表现来看，他也令这个“有性格”的软件霸主第一次在中国感受到了友好的氛围。 2006年张亚勤回国后，微软公司在中国一直执行着“双核系统”，业务和研发由两个人负责。张亚勤负责研发，而业务由微软大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陈永正负责。张亚勤和陈永正的“双核系统”合作顺畅，陈永正也打破了微软中国总裁任职不超过两年的“魔咒”，两人的合作打造了微软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微软与包括联想、方正、清华同方等在内的主流PC厂商签署了一系列正版indows合作协议，这些品牌PC厂商全线预装微软的indows操作系统，采购金额高达17亿美元。短短几年间，微软在中国的销售增长了几乎一倍，大中国区的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美元。增幅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地区。 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任后的首次美国之行，第一站不是首都华盛顿，而是微软总部所在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胡主席一行不但参观了微软总部，还在盖茨的“木屋”里与盖茨共进“家宴”。在那一刻，这样没有先例的礼遇让微软公司从最遭非议的跨国公司变成了最受“嫉妒”的跨国公司。张亚勤给胡主席作了智能家庭和传感网的演示，当时发改委科技司司长（现深圳市市长）许勤把它称为“物联网”。 就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又是9月—2007年9月19日上午11点左右，微软中国公司员工收到了一封陈永正刚刚发出的告别邮件。邮件中，陈永正告诉大家，他将辞去任职4年之久的微软大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一职，转任NBA中国首席执行官。微软公司与NBA的官方声明也次第发出。 关键时刻，张亚勤再次披挂上阵，担负了救火队员的角色，除了担任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外，以微软中国董事长的身份代理大中国区CEO，负责微软大中国区的所有事务。 虽然是代理CEO，但对于搞科技出身的科学家张亚勤来说，他又要开始一次人生角色的转变。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从在美国时管理上千人的产品部门到管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几千人的研发团队，从负责微软移动通信业务到现在负责微软大中国区的市场，张亚勤似乎有着无限的潜能，这也是挑战他“研发”和“销售”两手都要硬的时候了。 2007年9月25日，在联想公司发布PC预装“Office2007”的发布会上，张亚勤首次以“代理首席执行官”的身份亮相。低调的张亚勤尽管没有接受采访，但以行动表明微软公司对中国的长期承诺。 在合作伙伴的发布会上，媒体之所以对以“客人”身份出现的张亚勤如此敏感，是因为在微软最初宣布张亚勤“代理首席执行官”的消息之后，大家已经习惯性地抹去了“代理”二字—过往长达数十年的成功历史使外界有理由相信，这个位子早晚都是张亚勤的。 张亚勤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代理”首席执行官。一年间，自言不喜欢销售工作的张亚勤一直强调只是暂时代理，但不动声色间，他有效协调与整合了各种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微软公司在大中国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微软公司与客户、合作伙伴以及政府的合作也在进一步加深。而由于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特殊身份，他将研发与销售业务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推动了自主创新，并缩小了数字鸿沟。微软中国在微软公司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容忽视。 张亚勤代理大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的任命并不令人意外，且外界好评如潮，然而，面对媒体的再三追问，张亚勤还是一再表示，自己还是希望在下一任首席执行官人选确定之后，由暂时的单核时代回到双核时代，一个负责研发，一个负责市场，齐头并进。他解释说：“我的兴趣还是在研发，现在中国研发集团占微软全球的研发比例大概是10%，我希望通过我和团队的共同努力，把这一比例进一步扩大。同时，我还要帮助找到下一任首席执行官，微软中国新首席执行官必须是懂中文的。” 2008年11月13日下午，微软公司正式对外宣布，任命原摩托罗拉亚太区总裁、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念坚为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大中国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重新任命张亚勤为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兼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回归“双核”架构。张亚勤仍然是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与前几任首席执行官不同的是，微软公司在大中国区首次设立战略决策委员会，领导微软在大中国区的各个组织机构，负责总体战略制定和公司治理。该委员会包括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梁念坚，张亚勤，微软大中国区首席运营官鲍方德以及微软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大中国区副总裁刘凤鸣。 “一年之内找到他，必须要说中文，这是我去年的承诺。那个人现在就在这里。”梁念坚的到来让张亚勤如释重负。 《互联网周刊》：你在1997年31岁时，就获得了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院士称号，据说这是近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IEEE院士，现在你做微软全球副总裁，主管一个很大部门的产品开发。那么就你个人来说，你更想像现在这样带领一个团队，还是想去老老实实做科学家，在某个领域不断地深入，在将来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张亚勤：诺贝尔奖就免了（笑）。这是个蛮好的问题。一个是作研究的深度，另外一个是做产品，和市场、用户打交道比较多。但作研究需要和公式、和数学符号打更多的交道，两个我都挺喜欢的。我觉得我可能从根本上讲是喜欢做不同的事情，在每一个阶段喜欢做不同的事情。我的领导曾问我，你将来退休以后会做什么？我想可能还是以研究为主的内容，但在下面的这几年，我想得更多的还是把产品做好。 <span class="right">——《互联网周刊》2004年11月23日</span> <h3>Link “韧”字的领导力</h3> 2008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扫荡全球，几乎所有企业都面临困境，裁员、裁项目、降薪，甚至破产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微软总部也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裁员5000人。而张亚勤所领导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尽管局部有些项目和人员被整合，但整体仍在扩张。“在经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的时刻，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需要肩负起重振经济、共克时艰的使命和信念，以非凡的韧力和乐观、清醒冷静的头脑以及务实的态度，引领企业向前发展。” 张亚勤拥有一种逆境中的领导力，那就是“韧”。 张亚勤的“韧”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这种韧体现出一种使命感，有更长远的眼光和责任，对未来进行投资。张亚勤认为：“只有着眼长远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引领我们真正走出危机。” 其次，抱有务实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张亚勤喜欢有梦想的人，喜欢创新的人，但在工作中他还提倡一种务实态度，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仔细分析市场前景，尤其是在作产品研发的时候，研究的产品必须要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如果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必须即时完善，不成功的话立即砍掉。 最后，代表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良好的心态，要有恒久坚持的毅力、耐心和信心。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我们的大楼封顶啦！” “七年前，我在杂志上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相遇。我想象着那个令比尔·盖茨赞赏的梦工场，决定有一天要走进那里。对于刚上初中的我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愿望。但佛经说，七步生莲。于是七年之后，我走出地铁站，远望希格玛大厦上那行‘Microsoft’。它已不再是杂志上的插图，它七年来就在那里默默地等着我。我告诉七年前的自己：嘿，你的愿望实现了。8月3日，骄阳似火。我就在最火的时间，来到全球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希望窃得些许火种，为学习与科研助燃。” 和孙天齐有着同样梦想的少年天才们不在少数。2006年1月18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时，张亚勤的“3~5年规划”帮助孙天齐们圆了梦。张亚勤计划在此期间将集团的人数从800人扩大到3000人以上，建成微软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海外研发基地。随后的2006年，招聘500人，2007年招聘近1000人。 这些新生力量中，有超过30%的人是属于刚出校门的新手。盖茨很欣赏中国学生的聪明和勤奋，有时甚至一直询问张亚勤：“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这么出色？”每次，张亚勤到大学作招聘宣讲，聆听者都会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给这些顶尖人才提供最好的职业机遇，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移动技术中心，MSIt（Microsoft It）研发中心、SQLServer中国研发中心、亚洲嵌入式产品中心、亚洲搜索技术中心等机构相继成立，张亚勤不断完善研发集团作为全球范围内基础科研、技术创新及产品研发核心基地的各项职能。 希格玛大厦已经无法容纳这个迅速膨胀的组织，张亚勤开始考虑将研发集团的触角伸出北京，在全国布局。很快，他就将这一“秘密扩张计划”向盖茨作了请示。 2007年4月21日，海南岛的空气清新宜人，一年一度的博鳌论坛如期而至。比尔·盖茨作为嘉宾出席了这次论坛，这已经是他第十次踏上中国这块土地。盖茨于4月18日抵达北京，分别在清华和北大发表精彩演讲，然后抵达博鳌，并且在其主题演讲中宣布，微软的研发资源将向亚洲倾斜。这位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家兼企业家断言：“下一个比尔·盖茨将诞生在亚洲。”这句话迅速成为当日各大媒体的新闻标题。 2009年5月，亚勤在微软上海科技园区建设期间探访工地。2010年3月，科技园区一期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开启了未来梦想的新篇章。 盖茨还宣布，微软将进一步扩展其在北京、上海、深圳的研发机构，并在北京和上海投资建设研发园区。至此，张亚勤的“秘密扩张计划”终于浮出水面，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刚刚成立一年，就将在中国内地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城市圈地扎根。张亚勤当初选择在这几个城市设立研发园区，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影响力，希望通过微软的影响力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新浪潮。 按照规划，上海和北京两地园区建设完成以后，可以容纳8000人的研究规模，不仅能够满足微软在中国科研发展的需要，还将有力支持微软与客户和业界伙伴的创新、合作与共赢。“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新的研发投资举措，将帮助我们与政府及业界伙伴共同培育创新人才、建设繁荣的创新生态系统。”盖茨这样解释建设微软研发园区的初衷。 2007年6月，盖茨博鳌论坛演讲结束后一个月，位于上海闵行紫竹科技园区的一块150亩的土地上竖起了“微软项目”的招牌—微软上海研发园区破土动工了。 2007年9月10日，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清华同方信息港的微软深圳新园区正式启用。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微软亚洲硬件中心和微软移动互联网技术（中国）研发中心两支研发团队的近300位员工入住深圳园区。 研发集团的成立，研发园区的建设，都代表着微软研发中国团队的一个个脚印。张亚勤说：“中国创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不再是简单的‘中国制造’，而是越来越多地凝聚着中国的创新智慧。微软长期致力于中国创新的发展，北京和上海微软研发园区的建设以及深圳研发团队的不断成长，将开启我们同国内伙伴协力创新、共同进步的新里程。” 北京中关村，传说中的“中国硅谷”，历来寸土寸金。至2008年，这片炙手可热的土地上还有西区的17号、19号两块地皮，随着中国化工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机械装备集团、中钢集团等一批“中字头”央企的进驻，17号和19号成为多家实力企业争夺的焦点。直到2008年5月，尘埃落定，跨国企业巨头微软将入驻中关村西区，这也标志着这里规划建设的整体完成，微软中国的进驻将成为中关村西区的“收官之作”。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落户中关村，对轻资产的高科技产业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十年之前建立微软中国研究院时，张亚勤和李开复就希望能建一栋楼，但当时并没有被认可。十年之后，为什么总部会同意呢？张亚勤认为这是微软全球化建设的一部分。比起十年前，微软现在已经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了，中国研发集团要在中国扎根，要有长远的发展，要有长期的承诺；二是因为过去的十年间，微软中国研发团队做出了一流的成绩，取得了总部的信任，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微软公司高层看到了信心和潜力；第三，建大楼也是一个好的投资，在中国买地建房子，微软公司可以打造自己的文化园区，从成本上来讲，长远看也是合算的。 尽管十年前的计划被总部否决，但那之后，张亚勤从未放弃这样的梦想。2005年底第二次回国前夕，他就作了一个规划，涉及整个规模、研究院的战略、研发方向，也包括一些具体方案，比如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买地、建楼。那时他就已经和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商谈，谈得比较多的是成本问题。当时的分析是，买楼的话，成本在5~10年就可以收回来。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3000多人了，很难租到合适的地方，而且我们的规模还在快速增长，能不能在黄金地段租到这样的房子，都还是未知数。”未雨绸缪，待到时机成熟，张亚勤旧事重提，他给盖茨写了“十几封邮件”谈论中国研发总部的建设问题，盖茨给张亚勤的答复是“就按你想的来办！” 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十几封邮件”，背后包含着太多的故事。就像张亚勤总结自己这么多年来的经历：“别人看起来很顺理成章，但真正的挑战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我是工程师，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时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夏颖奇当年曾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负责留美学生工作，那时候张亚勤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张亚勤是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经常往大使馆跑，跟夏主任成了忘年交。当年在美国，张亚勤组织留学生活动都去找夏主任商量。现在回到了中国，张亚勤要在中关村建微软中国研发总部，还是去找夏主任。夏主任也希望微软中国研发总部落户中关村，因为这个项目不仅自身规模较大，更会给中关村It产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辐射效应。在夏主任的支持和推进下，微软终于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核心区拿到了地块。 敲定了北京这边，张亚勤直接向首席执行官鲍尔默汇报此事，鲍尔默很快就派微软的首席财务官来到中国，讨论中国总部建设的经费。张亚勤带着张宏江等几位高管向这位首席财务官汇报情况。然而在会谈过程中，由于之前的基建预算做得不够详细，张亚勤无法用数字回答首席财务官的问题。后来，张宏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是借还是租，地价是多少钱，建筑成本多少钱，后期维护多少钱？一大堆问题我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首席财务官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地抛出来，我们完全傻了眼，感觉非常沮丧。” 不过，张亚勤的智慧就在于总能很快简化问题，直入核心，他迅速转变了会谈的角度，忽略了数字问题，只谈建设中国研发总部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不过，对于必须看数字说话的首席财务官来说，尽管这个策略有效，但成功的概率有限。 然而，张亚勤还是成功了，因为首席财务官没有拘泥于具体的经费数字，也没有计较项目具体需要多少资金，而是完全凭着对张亚勤的信任，以及张亚勤对于未来的判断投了赞成票。 2008年5月6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大楼的奠基仪式在中关村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津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于平、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志、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夏颖奇、海淀区区委书记谭维克、海淀区区长林抚生、海淀区副区长于军以及商务部、工业与信息化部等许多重量级部委的领导出席了奠基仪式，张亚勤和已经升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CtO的张宏江作为主人接待来宾，眼前看到的是兴奋，未来的宏图似乎近在咫尺。 2009年的冬天出乎意料地寒冷，但12月6日这天却难得一见地阳光灿烂，微软中国研发集团邀请合作伙伴共同见证微软研发在华十年的重要时刻—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园区大楼顺利封顶。 这一天，难抑兴奋的张亚勤在博客中写道：“我们的大楼封顶啦！” 的确，从最初有此动议到获得盖茨和鲍尔默的支持，打破微软“海外只租不买”的惯例，并且有惊无险地说服首席财务官在没有充分数据支撑的情况下点头签字，直至一年半前在一片“中字头”央企大厦林立的中关村黄金地带挖下第一锹土，一路走来，可谓步步艰辛。但眼看着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两栋大楼在“中国硅谷”拔地而起，张亚勤的欣喜溢于言表。 这两栋大楼共占地面积11600平方米，南面大楼高80米，地上18层，地下4层；北面大楼高65米，地上建筑15层，地下4层。两栋大楼的第3层通过空中走廊彼此连接。两栋大楼的总建筑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可容纳8000名员工，整个总部建设总投资超过20亿人民币。 封顶的当天，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北京建工集团董事长张文龙等几位管理者和建设者交谈时不禁感慨万分。夏颖奇感叹说：“从提出这个大胆创意到如今大厦封顶，不过两年多时间。好像做梦一样，当时感觉好像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变成了现实。” 十年前刚刚回到北京，在当时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开始创业的时候，张亚勤要求的白板还得一块块现买现装，几位享誉全球的顶尖科学家挤在还未装修好的简陋办公室里，白天面试招聘，晚上开会作研究。那段日子虽苦犹甘。十年斗转星移，当一批批研究员从国内各大高校、从海外奔赴这个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价为“全球最火的实验室”时，年轻一代们比起前辈来幸运的是，他们拥有更舒适的办公环境、更宽广的平台，但令开创了这一切的张亚勤们难以忘怀的却是“最早进驻并一直扎根中关村这片创新沃土”的岁月。 在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张亚勤曾经在中关村守了两个月，就为了等两个实验中必需、当时只能靠进口的元器件。20年前，还是少年的张亚勤无法设想，自己将有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成为中关村地标的一部分。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关村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不可取代的It业中枢。这里拥有深厚的技术氛围、丰富的It资源和出色的软件人才。我们的新园区建成后，必将带动与微软研发配套的上下游软件产业的加速发展。微软将与中关村共同成长，与中国科技发展一同迈进。” 同时，张亚勤还着重强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微软不断把保护环境、运用信息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利用可再生和零碳能源等措施引入具体的运营实践中。微软研发大楼项目的建设也全面遵循看“绿色”承诺，与项目设计、建设各方一起，全力打造“绿色园区”—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并充分实现与高科技的完美融合，追求建筑、环境、人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微软将在这个美丽的园区里去实现“中国智造，慧及全球”的宏大梦想。 而先于北京中关村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动工的微软上海科技园区则在2010年3月底正式启用了。 孙博凯（PrakasB）总经理。和许多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人一样，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前往美国深造，随后进入了信息技术产业。带着一颗智慧的头脑来到中国，在上海开始了自己真正的“亚洲之旅”—因为尽管在印度出生长大，但他此前还从未在亚洲工作过。 服务器与开发工具事业部中国研发团队建立的最初四年，我们首要的目标是吸引中国一流的技术人才，并通过参与微软最重要产品的开发积累软件开发工程的经验。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成长和逐步走向成熟，聚焦本地It生态系统对我们而言也越来越重要。中国正在寻求从制造型、人力密集型经济向高附加值、智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微软可以为中国伙伴带来成熟的技术，以及独特的经验和价值。微软中国上海科技园区的落成，也再次证明了我们对中国和亚洲的信心和长久的承诺。 今天，上海的新园区为我们的工程团队提供了一流的工作环境—高端的计算和通讯设施、独立的游戏室和健身房、绿色环保设计和配套设施，并聚集了微软在上海的所有技术团队—这一切都在激发我们最有创造力的工作。我内心深处好像有个时钟在滴答作响，时刻呼唤着我们去实现激动人心的创新梦想。 在张亚勤眼中，上海是一座值得品味的城市。从“东方明珠”到集世界文明之大成的世博会，上海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与时俱进”的含义。而微软上海科技园区静静矗立在这片活力四射的土地上，“开启着未来梦想的新篇章”。 究其根本，中国上海及华东地区云集了全球有影响力的It和电子企业，其中有很多是微软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而在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的背景下，上海在一些新兴的It技术领域走在了全国许多省市的前列。对于整个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来说，微软与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打造的产业生态圈也将贡献出越来越大的推动力。 同时，上海还是微软全球五大技术支持中心之一，微软亚太区全球技术中心已经在上海深耕了十多年，目前已拥有上千位优秀的专业工程师，并为亚太地区、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服务。上海新园区的建立，无疑将更好地促进微软亚太区全球技术中心为客户提供服务。 张亚勤进一步阐释了上海园区对于微软全球和中国本土客户的意义：“长远来看，It产业每隔十年左右都会出现一次可能刷新历史、改写客户体验的技术变革。微软高度重视‘云计算’这一技术潮流，并将在这一领域投入巨大的资源。大体上我们的优势在于，在该领域拥有广泛的产品、服务部署和实践，涉及‘云’基础平台、中间件、云操作系统、应用服务及针对不同客户的解决方案；同时，基于‘云+端’的战略构想，我们的服务为客户提供了更便捷、性价比更高的选择，并能持续助力客户从现有It投入及技术投资中回收新的价值。微软在中国的优势就是，多年在中国的发展使我们形成了集销售、研发与服务于一体的能力，因而也就可以帮助国内客户和合作伙伴更好地了解和应用云计算服务。”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升级微软亚太研发集团 中国和亚太地区一直是微软公司重要的创新基地。基于对亚太地区所蕴含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前景的坚定信心，我们赋予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更多的使命和责任。 <span class="right">——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pan> 2010年1月25日，微软公司宣布将总部设在北京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更名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微软亚洲搜索技术中心、微软亚洲商务软件事业部、微软亚洲硬件技术中心、微软服务器与开发工具（中国）、战略合作部等机构组成。张亚勤博士出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这一微软公司在美国总部之外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研发基地将由超过3000名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北、东京、首尔、悉尼和曼谷等城市。涉及项目覆盖了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与嵌入式系统、服务器与云计算、数字娱乐和新兴市场等5大方向，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创新成果已融入并覆盖微软所有重要的产品，其中包括了indows、Office、indows Server系列产品、“必应”搜索引擎、Xbox及PC硬件系列产品、indows Phone和indows CE等重头产品。 “微软神仙会”——张亚勤和他的同事们。 2006年，张亚勤回到中国，和他一同亮相的还有被媒体称做“鲍尔默的秘密武器”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时至今日，鲍尔默毫不吝啬他对中国研发团队的溢美之词，并且再次抛出了新的“秘密武器”—中国研发集团升级为亚太研发集团。 从十年前张亚勤第一次回国时，他在桑纳福的老板就反复告诫他，“小心被边缘化”。对于当时中国的研发现状，老板的劝诫绝非危言耸听。而后的十年，无论对于研发项目还是研发团队的战略方向，张亚勤从未松懈过一丝一毫：中国团队的追求不能局限于美国总部的支持候补，或者美国产品拿到中国的本地化，“我们要做的是真正可以改变世界的产品。”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微软在海外的第二总部所在地，微软亚太研发集团90%的项目面向全球，研发投入占到微软总体研发投入的10%，从“中国”更名“亚太”水到渠成。应该说，张亚勤的回归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倒是逐渐主流化。 张亚勤的老板，微软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就曾经表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表明，积极广泛地融入当地产业，激发技术人才的智慧与创造力，将为社会经济的繁荣进步提供强劲的动力。微软在亚太地区的各个研发团队在诸多领域的紧密协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9年10月23日微软发布indows7。对此，张亚勤直言：“与过去的indows产品相比，indows7是有史以来包含最多‘中国DNA’的微软作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indows国际化团队承担了除英文外全球22种语言、1300多种软件的兼容性测试及错误调试（Debug）工作，还有其他团队参与了这个操作系统平台核心功能的研发和性能的调优工作，这意味着他们肩负了对美国以外全球市场的巨大责任。” 张亚勤不无自豪地说，年轻的工程师们在indoa发布以来，技术环境和编程模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肩负重任的年轻工程师必须对原有关键代码进行逐行审阅和调优，并且时常要面对“诡异”的、很难重现的bug问题。当然，这支富于激情的团队还是战胜了重重挑战—他们说，要“像追求女孩子”那样追求工作成果的完美，这种锲而不舍、苦中寻趣的精神成为研发过程中很有趣的一笔。 实际上，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更名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亦与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密不可分。过往十余年，亚洲信息产业发展迅速，网络用户数、宽带普及率都突飞猛进，巨大的市场不仅是产品销售的天堂，更是技术创新的沃土—需知，只有真正应用起来的技术才是好技术。“人类正不断探索未知的世界，软件的边界不断扩展，研发的工作也较以往更具挑战性。在追寻人类深邃智能的旅程中，我们期望能将杰出的人才汇聚在一起，共同开启未来的闸门，为科技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由此可见，中国作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在这次技术革命带来的东方契机中，必然会向周边更广阔的领域扩散。信息技术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微软在中国的研发团队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公司几乎每条主要产品线的开发都闪烁着中国工程师的智慧。” 亚勤的话： 云计算是被逼出来的，计算量越来越大，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要动态，越来越要实时，越来越需要结构化，光有服务器，光有PC客户端已经不够了，所以一定要走向云计算，所以有了搜索，有了电子商务，有了信息的“云”，云计算是产业催生出来的。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人才磁场 “如果要计算智商密度的话，那希格玛大厦一定是世界上智商密度最高的办公大楼之一。”在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这几乎是每个人都听说过的一句话，但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幽默，这是事实。 现在，在中国进行“智造”的不仅只有中国人，还涌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才。 担任高级人力资源总监的毛丹妮来自南非，在获得来华工作的机会之前，她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她在微软总部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2006年7月来到中国。因为“在美国，招聘、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都已经很程序化，中国却有更大空间”。仅2006年一年，毛丹尼就为中国研发集团吸引了60名国际人才，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级大腕。 罗伯特·帕克，研发Po的灵魂人物，参加过7个版本的Office软件的研制，目前在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负责新产品的市场。“深蓝之父”许峰雄是资深软件架构师，曾用计算机打败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威震世界，在张亚勤的召唤下，加盟研究院。 为什么他们愿意来到中国？对这些已经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到顶级的科学家而言，在中国工作的物质条件自然与在美国不可比拟，但中国给他们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和改变世界的机会。在中国这个每天都有变化的市场，有可能开发出影响全球的产品，这无疑极具吸引力。 自20岁起，微软亚洲工程院的院长张宏江就一直在海外求学、工作，担任惠普研究院多媒体组经理时，就已经成了多媒体搜索的鼻祖人物。无论是在丹麦、新加坡还是美国，他从未待在任何一个城市超过5年，北京却是一个例外。从上世纪90年代末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伊始，张宏江就和张亚勤一起打拼了，如今已经超过了10个年头。 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总经理申元庆麾下负责技术授权的萨拉，甚至个人在美国拥有好几家公司，她把这些公司交给别人打理，自己却跑到中国来给微软打工。申元庆总结说：“‘中国热’的确是越来越热，现在已经有一种老外们挤破头都想来中国的感觉。” 在许多人看来，如今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正像15年前的微软总部，充盈着创业的氛围。对于这些海内外顶级人才来说，中国正在成为一种机遇。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最先复苏的地区，中国的市场需求还存在很大的挖掘空间，张亚勤心目中勾画着更加耀眼的计划，而酝酿之后的创造还需要更多的精英加盟。 <h3>Link 北京169号奥运火炬手的骄傲</h3> “2001年的7月13日无疑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当天的情景—在燕莎的酒吧里，我和朋友们一起等待着最后结果的揭晓。晚上十点多，当萨马兰奇在电视里宣布北京赢得2008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时，整个酒吧沸腾了。中国人、外国人，相识的人、不相识的人，都起立欢呼、相互拥抱，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幸福与自豪。在那个时刻，小小的酒吧好像已难以容纳人们四溢的欢乐，大家都冲到街上，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流汇聚在一起，涌向长安街，涌向天安门。”这是张亚勤对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时的回忆。 那个晚上，很少熬夜的张亚勤为中国申奥成功失眠了。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时隔7年之后，就在离奥运会开幕仅有两天的时间时，他能够有机会亲手举起那个要在全球五大洲传递的奥运火炬。 2008年8月6日上午10点，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48小时，在众人此起彼伏的“加油”声中，北京169号火炬手张亚勤从奥运车队的车上下来了。身穿奥运火炬手服装的他，脸上洋溢着激动与兴奋。他点燃了手中的火炬，与168棒传递者痛快地击掌，然后踏上了属于他的那数十米路程。一路上，他右手高举圣火，左手不停地向旁边的观众竖起大拇指，边走边高呼“中国加油，奥运加油”。 这时的张亚勤感到无比的自豪。就连老板比尔·盖茨在得知张亚勤成为北京奥运火炬手后也十分羡慕，曾询问他“是如何成为奥运火炬手的？”“在什么地方跑？哪个时间跑？能跑多久？” 在微软中国，跟张亚勤一起成为奥运火炬手的还有现任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的张宏江等顶尖科研人才，张宏江作为微软十二位火炬手之一参加了奥运圣火在兰州的传递。 “身为科技工作者，我和我的同道者们背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是全球科技奥运盛会的参与者，我们也有着自己的奥运憧憬和夺标梦想—让中国也能成为全球科技奥运会的冠军和领袖之一。”张亚勤希望在科技奥运会的角逐中，也能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冠军。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黄金阶段——微软中国“三级跳” 在张亚勤看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成功也是中国人的成功。张亚勤曾经形象地把微软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概括成“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探索，第二个十年是成长，第三个十年是收获： “第一个阶段是探索阶段。整体来讲我们有两方面工作：一个是市场，一个是研发。在市场方面，微软开始了10年不断的探索，而在研发方面微软也作出巨大投入。市场方面当时所遇到的问题不像别的公司那样有市场份额的问题、有产品的问题、有品牌的问题，当时微软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市场份额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变成收入。 “第二个阶段是指在2002年，微软和发改委签署了5年框架协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微软学会了怎样把自己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在第二阶段我们成立了合资公司，作了战略投资，在人才培训等各个方面全方位进行合作，包括在五六个公司进行参股投资，我们在国内也成立了技术中心，我们的业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研发方面第一个标志是研究院，第二个标志是工程院。1998年成立了研究院，2003年我们成立了工程院，工程院给我们作产品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个标志是2006年成立了微软在海外最大的研发团队。‘微软中国3.0’则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我们在战略方面作了更好的调配。自此，微软面向中国全方位的战略包括产品、技术、人才、市场。” 张亚勤把现在的微软定位为黄金发展时期，他认为要保持持续的黄金发展，必须与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微软从1992年进入中国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这同时也是中国软件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18年。 张亚勤分析，微软在中国的研发这么成功，“有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是指：第一，成立微软研究院时，几个领军人物都是世界级的专家；第二，这几个人都对美国十分了解，有国际化的视野。而必然因素则跟中国的经济发展、It产业大趋势相关，尤其是中国一流的It人才。 《孙子兵法》云“道、天、地、将、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受中国传统文化濡养长大的张亚勤深知，微软在中国的发展是和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也正是这样，张亚勤一直都倡导“共赢”理念，他说：“我们要不断加强产业合作，和合作伙伴一起共赢，这也是我们成功的保障。”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植根中国 2007年9月，国际多媒体顶级会议—ACM Multimedia2007在德国慕尼黑举行。最佳论文奖颁发时，与会者又听到了一个“from China”的声音，齐国君这个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在校生获得此项大奖，而他的同学刘学亮则获得了最佳演示大奖。 一个还在科大读书的学生就已经拿到了国际学术大奖，靠的是什么？其实，站在齐国君背后的是一套完善且有效的科研平台—中科大与微软共同创办的多媒体研究院。微软亚洲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张宏江正是齐国君的导师。 仅2007年，与微软合作的中国科技大学多媒体计算与通信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共发表高水平论文72篇，其中有7篇发表在IEEEtrans.on CSVt、IEEEtrans.on ImageProcessing、IEEEtrans.on Multimedia等国际杂志上，20篇发表在国际同行公认的顶级国际会议上，比如CVPR、ACM Multimedia、ICASSP。 早在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创建之初，就已经瞄准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大在内的国内顶尖高校，这点也恰恰是微软伦敦研究院最羡慕的一点—很难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这么多愿意作研究的高素质人才。为培养人才、培养中国自己的科研精英，张亚勤一直致力于与高校和企事业科研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开展视觉感知、媒体与网络技术、自然语言语音处理和互联网搜索等方面的研究。 2004年，当时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与教育部科技司签署合作协议，将五个成立两年以上的联合实验室纳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管理体系，建设了第一批“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包括：“浙江大学视觉感知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媒体与网络技术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哈工大语言语音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香港科大信息技术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和“中科大多媒体计算与通信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此后，微软亚洲研究院又陆续与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以及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共建了联合实验室，迄今已经有十个微软—高校联合实验室落户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 在与高校开展联合实验室项目的同时，研究院还与公安部、信产部、华为、用友、苏州软件园等国内的很多部委及企事业科研单位也都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张亚勤完全是以一种服务和奉献的心态来推进研究院与国内高校的合作：“微软不要求知识产权，还鼓励我们的研究员去学校兼职，包括我自己也在十几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名誉教授，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研究院充分融入中国学术界，把自己作为中国科研界的一部分。通过与国内高校和企事业科研单位建立联合实验室，从而分享世界顶尖科研资源，提高国内科研整体水平。如果把微软比做一粒种子，那么中国则是令其生根发芽的土壤。微软在中国的成功一定要是双赢，要为中国培养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只有中国的科研实力上升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才可能走得更远。” 国内科研实力的强弱以及科研氛围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到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长期生存发展。张亚勤曾反复强调同一个观点：中国绝不缺乏对于“技术原创”而言至关重要的智力资源，只是需要革新应用资源的机制。中国的教育体系注重培养人才、发掘人才、招揽人才，但更应该探寻出一种使人才价值得以完全发挥的文化模式。 “在北京这些年，我亲身体验了政府对于智力资源的重视，在与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的各位领导沟通交流时，他们的‘求才若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政府越来越强调人才之于科技兴国的重要意义，才会有那么多在海外学成的英才归国创业。” 张亚勤认为，不但要大力发展国内的科研力量，也要鼓励海外华人科技人才回国奉献。在《百川异源皆归于海》一文中，他写道： 《淮南子·汜论训》用“百川异源，险归于海”来形容众人为同一目标而努力的情形。而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归国学者、本土精英还是仍居留海外的人才，大家都对中国的科技进步感觉欣悦，也都愿为加速这种进步而稍尽绵力。或许这也是“百川归海”的一种形象诠释吧！ 在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在其他高科技企业中，我所认识的很多归国人才都有着类似的想法—尽管从编制看来，我们这些华人学者是在外国公司工作、是各自所在企业的一分子，但除了向公司尽责之外，我们还对脚下的这片热土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这里除了公司同事和朋友之外，还有我们的父母亲族、师长学友，还有我们儿时的记忆。这种特殊感情与生俱来，并且时时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抉择—无论我们在中国北京，还是在美国雷德蒙，都对中国的每一次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想，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所特有的人才机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前令人兴奋的进步速度为“人尽其才”提供了最丰富的可能性。 自20世纪80年代起，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研习学业，开启个人事业征程曾是许多中国大学生的梦想，然而近几年来，这种优秀人才外流的势头似已大大减缓—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便已吸引了一批最聪明的中国学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已经成为了其所专精的学术领域内的佼佼者。 至于那些留在海外发展的华人科技精英，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心系祖国，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为中国的发展竭尽一己之力。 江海不拒细流，方能成其深。然而如何“吸引”细流汇聚却大有学问—能否提供适合人才成长的环境、机遇和机制至关重要。 有一次我和微软亚洲研究院互联网搜索技术中心的马维英博士（他曾是台湾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之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攻读电气和计算机工程）闲聊，他说起了自己回中国的因由：一方面是想“为自己的国家作点贡献”，一方面也希望“创造并见证中国大踏步前进的历史”—因为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随之而来的机遇也是层出不穷，“错过的话未免可惜”。 1979年，邓小平领导着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其后的2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国内学子怀抱科技报国的理念，到西方发达国家“取经”。到目前为止，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在（或正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了祖国，并开始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个人预计：今后，选择回国工作的海外学人仍将与年俱增，而整体规模日渐庞大的智力资源终会为“中国创造”提供最宝贵的动力。 “海外的华人科技精英心系祖国，只要有机会，一定会为中国的发展竭尽一己之力。”这也是张亚勤自己两度回国工作的重要原因。他始终说，自己的根在中国，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根也在中国。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中外教育差距 当被要求用百分比体现自己身上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影响时，张亚勤毫不犹豫地说：“我自己认为，中国教育给我的影响要大些，超过50%。我的知识基础、做人的性格，都是在中国形成的。” 张亚勤坦言，如果留在中国，即使读到了博士，自己也不大可能搞研究，因为“在中国作研究，没有办法做到最好。”这句话很残酷，一针见血，也透露出了张亚勤对中国教育的担忧。 “我对目前中国的教育很有些担忧。十年前我非常有信心，希望看到国内的科研水平与欧美的差距越来越小，但现在感觉这个可能性比较渺茫。现在有种说法：‘中国大学里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像明星，明星越来越像教授。’学校的很多硬件基础设施比欧美都好，但缺少大师级教授，需要更多学者从事尖端研究。在这个关乎大学根本的层面，虽然不能说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拉大了，但至少差距没有缩小。” 张亚勤对中国教育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教育界的浮躁心态在各大高校都明显存在。朱清时院士就提出“官本位导致学术倒退”，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 经历过中西方教育的张亚勤对朱清时院士的担忧有自己的体会：“把学校行政化，教授分级别，学校管理者分成厅级、副部级，对学校的创新是很不利的。教育要有理想，教育家要有理想。目前的教育评估机制是一种急功近利、过度量化、应试的体制。”张亚勤认为，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创新意识远比知识本身来得重要，“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产生思想，学校理应是产生思想的地方。” 正是基于这些清醒的认识和对国内教育现状的担忧，张亚勤一直努力为中国教育建言献策。另外，他也通过在中国多个知名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和校董的机会，为改进中国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而作各种努力。 张亚勤也认为对于作研究，高校与企业应该明确分工，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应该更加面向应用。而对于国家的投入方向与大学的研究目标，应该偏向更具长远效益的基础研究：“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忙着做产品，想做公司挣钱，而公司开发的技术又不够市场化。基础研究不够基础，应用技术不够应用。但整体来看，我还是很乐观的，否则我不会在中国建微软全球除美国以外最大的研发机构，不会把那么多重要的研究、项目放在这儿。我们拥有高素质与数量庞大的工程人才、经济发展的活力以及庞大的市场，这些都是优势所在。” 亚勤的话： 现在部分高校过于浮躁，追求短期目标，看重指标和量化。我经常看到有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宣称他们的发展目标就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旦把拿诺贝尔奖作为目标，就已经出问题了。作为大学的教师和研究者，首先你要喜欢教学生，喜欢你所从事的专业，这样才能为之投入，而这些绝不是可以用一些短期的量化指标来衡量的。现在，一些大学讲求文章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被引用了多少次、参加过多少国际会议，这些东西一旦量化成考核标准，就会形成一种体制问题。长期用这些数量指标来考评，教育是要出问题的。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长城计划——助力中国教育 200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张亚勤兴奋地赶往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教育部。 当时，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成立3年，成功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所有投入力量的研究领域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整个研究院的规模已经增长了一倍，研究人员达到140名，每年发表200多篇专业论文。更为重要的是，研究院的技术成果正开始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 这时候，张亚勤又在构思另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建立中国It人才的联盟。张亚勤给这个计划命名为“长城计划”。因为长城是传统的中国元素，是永恒的象征，他希望通过“长城计划”，为中国建立坚实、持久的科研体系贡献力量。实际上，“长城计划”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投资到中国的软件开发与教育领域。 早在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之初，即已开始和中国的高校合作。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基础研究机构，研究员们从事研究、发明新技术、写论文、申请专利、作产品转换，甚至还要带学生。可以说，研究院就像是一所大学，与全国高校有着密切联系。最早的时候，研究院主要是去大学里作访问，了解学校的需求，看自己能为学校做些什么；同时，也把研究院正在做的事情介绍给教授和学生。但这种形式显然比较松散，如何体系化研究院与高校的联系，让学生们真正享受到研究院在国际平台上的技术和研发优势？这是张亚勤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张亚勤把自己的想法和教育部沟通，此次去教育部，就是要和教育部商谈开展合作培训的细节问题。 上午8点，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教授已经在办公室等候张亚勤了。周部长曾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还担任过武汉市市长，属于“学者型官员”，作风务实。两个小时的会谈结束后，“长城计划”也基本敲定：微软在今后3年时间内投入2亿元人民币（约合2500万美元），用于软件开发课程、研发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培训，以及提供所需设备和教材；另一部分资金则用于新设立的微软博士后奖励基金，以及资助在研究院实习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该项目的覆盖范围涉及全国重点高校现有的35所软件学院。 周济部长对此次会谈曾这样评价：“组成如此全面的项目来帮助中国，微软是第一家。我个人十分愿意代表教育部参加这一项目。我希望通过三到六个月的培训上个新台阶。”在众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跨国公司中，微软的“长城计划”无疑是最“不辞劳苦”的一个：不仅出资金，还出人—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亲自上阵，手把手带学生，这种言传身教的价值不比资金投入逊色。而这也正是张亚勤追求的目标—微软亚洲研究院不仅要服务于微软，更要给中国本土播撒创新的基因，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高手和大师。 2002年6月27日，中国教育部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签署《中国教育部与微软公司合作备忘录》，即“长城计划”。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尧学以及北大、清华、上海交大、浙大和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悉数到场。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也特意赶到北京出席签字仪式。 后续的实施效果表明，“长城计划”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比如，“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模式不同于传统实验室，许多高水平的世界级科学家的加入使这些实验室的学术水平也水涨船高。在一期项目建设的10个实验室中，很快就有8个升级为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 “更重要的是，这些实验室之所以成为重点实验室，不是因为它的设备多么先进、投入多么巨大，而是注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最有影响力的论文、研究项目在学术界的影响、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等等。”回忆起近十年之前的情景，张亚勤依旧不无感慨，在他看来，为中国学生创造机会、提供平台、使这些优秀的人才有机会“改变世界”，是比他自己再多拿多少个奖项都开心的事。 2005年10月28日，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中国教育部续签《中国教育部与微软公司合作备忘录》，是为“长城计划”的第二期。续签意味着双方对首期的合作成果均表示满意。 其实，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对中国教育的支持不只是“长城计划”。 2003年11月20日，微软亚洲研究院与教育部还签署了另一项旨在支持中国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帮助提升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携手助学”项目。迄今为止，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的百间计算机教室已经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超过10万名信息技术专任教师接受了培训。另外，研究院还在高校建立“微软学生技术俱乐部”、“微软软件教学实验室”，并举办各种活动，来支持和帮助学生学习提高计算机水平。 2009年，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和教育部签署了“携手助学”二期和“长城计划”三期的合作协议，继续支持中国教育事业，助力教育信息化、教育研究水平的提升及人才培养。 张亚勤在谈到这些自己一手策划起来的项目时非常欣慰： “长城计划，我觉得可能是企业和教育界所有合作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个。8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包括三个方面。一，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包括对学生的培养、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甚至是对教授的培养。8年来通过研究院的平台，我们培养了近万人，这些人都已经成为中国科研力量的中坚。二，科研的合作、交流，包括举办大型的国际会议。一系列合作计划把很多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带到中国，比如我们每年都会邀请图灵奖、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到中国来，与学生和教授们交流。三，通过这项计划，国内计算机学科、工程学科和美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联系，国内的学生不一定非要出国才能接触到世界最顶尖的技术，在微软中国这个平台就可以实现。” 显然，“长城计划”对中国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教育部即向张亚勤颁发了“中国教育特殊贡献奖”。尽管获奖无数，但张亚勤强调，这个奖项对他意义重大。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能够通过教育事业助力中国的长远发展，张亚勤深感幸莫大焉。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共赢——与中国产业共进退 2009年6月18日至21日，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在大连召开。在中国软件业的发展过程中，大连可以说是个奇迹。从1998年到现在，大连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由一个销售收入仅2亿元人民币、出口额仅数百万美元的小产业，一跃成为销售收入总额突破300亿元人民币、出口额突破10亿美元的支柱性产业。 在这次交易会上，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的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无疑是媒体关注的一大焦点。在众多媒体关于“软交会”的报道中，都提到了同一条信息，即张亚勤在谈到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时，颇有信心地说“中国软件外包业5年超越印度”。 5年内赶超印度？当时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一预言会成真。要知道，印度是当今世界软件外包的第一强国。张亚勤敢于提出这个目标，是基于他对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深刻了解。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成规模不过才是近几年的事，而且在刚开始的几年时间里发展缓慢，直到2004年左右才逐渐走上快车道。 由于语言、人才和地理优势，印度、爱尔兰分别在美国和欧洲的软件外包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印度曾经一度占美国输出的软件外包服务市场的80%。因此，中国软件外包的起步阶段，还把注意力集中在日韩市场，以及经日韩转包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经层层拆分之后变成零散订单，让很多企业陷入了“做苦工，赚小钱”的境地。 但张亚勤并不认为印度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印度模式是我国软件外包产业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中国软件外包10年前基本不存在，5年前刚刚起步。但发展速度惊人。比如说2005年，微软给整个中国企业的外包加起来还不到千万美元，2009年就已经是1.5亿美元，5年内扩大15倍。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推动中国软件外包业务的发展。” 早在张亚勤在美国总部担任移动与嵌入式系统开发部门负责人的时候，他就把很多业务包给中国的团队和中国的It企业来做。2006年建立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后，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战略合作部门，负责将微软总部的一些项目外包给中国。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刚刚几个月，就与国家发改委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软件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二期）》。在备忘录中，微软公司承诺，未来5年将继续协助中国培养一大批软件人才，特别是世界一流的高端软件人才。作为这个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1月，微软中国公司与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启动了软件外包人才培训项目。该培训项目将在全国范围内11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和6个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全面展开，重点面向国内软件企业中的软件技术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 2007年10月，在地产明星潘石屹夫妇的“长城脚下的公社”里，包括神州数码、东软、浪潮、中软国际、Infosys在内的17家国内外知名软件厂商出席由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举办的微软中国软件外包事业高峰论坛。在论坛上，张亚勤宣布了对合作伙伴的两大支持策略：业务方面，计划3年后每年发给中国合作伙伴的外包订单金额超过4亿美元；组织方面，整合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合作接单、合作开发，必要时甚至将通过并购等手段，将数家公司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完全有别于印度的软件外包业务生态链。作为微软在国内的首家战略合作伙伴，中软国际高级副总裁孙秀芳评价说：“跟微软的合作，得到的不仅仅是钱。中国研发集团是一家对中国有承诺、负责任的组织，它带动了中国企业共同成长。” 2008年，微软中国软件外包事业高峰论坛在成都召开。成都是国家软件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城市，软件产业已成为成都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而且当时正值汶川地震之后，百废待兴，软件外包高峰论坛选址成都于是又有了一层深意。 为了帮助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与国外发包方更好地融合，自2007年起，张亚勤开始每年在雷德蒙微软总部举办“中国商务交流日”（China Business Day，简称CBD），带领国内软件公司到微软总部“推销自己”。2007年的第一场CBD上，研发集团携手20多家国内知名软件厂商的高级管理人员齐齐亮相大会，吸引了来自微软总部员工以及其他软件合作伙伴代表共1000多人参加。CBD帮助“老外们”真正看到了中国快速增长的软件研发与创新实力，以及中国巨大的软件市场潜力，也帮助中国软件企业了解外方的业务和思路，对推动微软与中国软件厂商的战略合作、国内软件企业开拓全球市场都有极大的帮助。 国际数据集团（IDC）的数据显示：2007年微软及其合作伙伴在全球共产生4200亿美元的收入及1400万个工作岗位，占整个It产业的1/3。而在中国，2007年微软在中国的生态圈收入155亿美元，创造160万个就业机会，也占中国It产业的1/3。不过微软在中国每赚一块钱，像与其有合作的联想、中软、浪潮这样的中国公司就会赚16块钱，这意味着微软对中国It产业发展的辐射效应是1∶16。整个It产业的1/3的收入及1/3的就业岗位是由微软及其生态圈创造的。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见证了以中关村为核心带的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史，谈及微软研发团队对中国信息产业的作用，他总结道： 第一，微软在软件业、在高科技方面是一面旗帜。它在It业是全世界第一，由于微软在这里，它的周边就会聚集很多本土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甚至是由于微软而衍生出来的。这对当地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才培育有极大的提升作用，会带动很多小企业的发展。 第二，在微软的带动作用下，IBM、摩托罗拉还有其他一些国际知名大公司也陆续进驻中关村，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关村。为什么说改造了中关村，因为他们在企业文化上独树一帜，使得中关村成为一个更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高科技区域。 第三，对人才的引导和培养作用。 第四，微软在中国的土地上是非常注重遵纪守法的，包括个人所得税、员工保障等各个方面都会严格遵守企业制度，成为民营企业的参照。这也是外资企业带头慢慢形成这样一种风格，进而使中关村企业越来越规范。 微软研发集团在中关村、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和贡献都是巨大的。在微软中国坚持与中国实现共赢的同时，张亚勤还担任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广州等地政府的经济和科技顾问，为当地经济和科技发展出谋划策。 张亚勤的付出也得到了很大的认可，被政府和媒体授予各种奖项，如“2006中国十大软件领军人物”、“2007It年度领军人物”、“2007十大科技英才”、“2007双十人物”、“2007中国十大首席执行官”、“2008年度最佳企业公民”奖、“2008年度最佳中国经营者”奖等。 <h3>Link 胡主席访问微软时的自豪</h3> 作为微软全球副总裁兼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的张亚勤，是盖茨智囊团的核心成员，盖茨到中国和亚洲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全程陪同。 在2006年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不久的4月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第一站选择在位于西雅图的微软总部以及比尔·盖茨的家，张亚勤作为公司高层，跟比尔·盖茨一起拜见了胡主席。胡主席的此次访问，足以证明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活动结束后，张亚勤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与自豪，给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全体员工写信描述了胡主席访问的详细情景，并对中国的研发团队寄予无限的期望： <small>主题：胡主席在微软公司和比尔家的访问</small> <small>相信大家都已经得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胡锦涛主席参观了微软公司位于西雅图的总部，并在比尔·盖茨的家中和他共进晚餐。</small> <small>这次访问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成功。在贵宾报告中心（EBC），胡主席受到了盖茨的热烈欢迎，史蒂夫·鲍尔默向他简要介绍了微软的发展历史和创新计划。盖茨和鲍尔默都表示，微软将长期和中国保持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他们同时也肯定了我们中国研发团队在创新上取得的成功。随后，克雷格·蒙迪、陈永正、沈向洋和我向胡主席演示了微软尖端技术和应用，包括工作新世界（ture homes）。主席对这些展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针对一些技术演示提出了相当深入的问题。</small> <small>在访问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在楼梯顶端停步，转身面对现场的代表团高层官员、微软的主管以及媒体，意味深长地说：“盖茨先生，你是中国的朋友，而我也是微软的朋友。”他接着又说：“每天我处理政务的时候，都会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听到这儿，比尔不无幽默地回应道：“谢谢您，主席先生。如果您在使用视窗操作系统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我想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small> <small>在比尔家的晚宴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胡主席再次肯定了微软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并重申了软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在比尔家的图书馆里，工程师出身的胡主席对比尔珍藏的达·芬奇《莱斯特律典》抄本尤为感兴趣。宴会期间，胡主席充满魅力的领袖气质、渊博的学识、亲切的话语和得体的风度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small> <small>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见证了我们在创新实践上的不懈努力，中国研发团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中美间信息产业合作的卓越成就。</small> <small>我为我们的国家和领导人感到骄傲与自豪，为比尔和微软感到骄傲，更为中国研发团队感到无比自豪。</small>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可持续的成功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计算机使用者来说，Office2007、indoa作为微软的标志性产品并不陌生。但鲜少有人知道，在耗资200亿美元打造的indows7、Office2010和indows Server 2010等三大软件工程中，来自微软中国的3000多名研发人员贡献了100多项创新功能。 在以往，所谓的软件“本地化”无非是添加适应当地用户习惯的功能，或者软件版本汉化，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为上述三个庞大的系统贡献的是全球通用的核心功能开发。3000名中国的研究人员占微软全球研发人员总数的10%左右，而这10%的员工从事的工作90%是面向全球，只有10%是汉化工作并面向中国市场。 无疑，参与到indows、Office的核心开发中，正是遵循着微软中国研究院创设之初的目标—为微软全球的业务发挥作用，而非装点中国市场的门面。也因此，尽管给予研究院极大自由度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张亚勤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面始终相当清醒。 2008年夏天，张亚勤和张宏江主动砍掉了三个产品开发项目：indows Live相关的单机游戏架构产品、电信运营商垂直解决方案产品，以及一个由30人的团队负责的indows内置测试工具的开发。然后将微软在中国的研发重点重新聚焦，从完成总部需求转换到针对中国市场需求的项目上来，例如医疗、数字娱乐、互联网等软件产品。 尽管外界通常以参与indows等微软核心产品的程度来衡量中国团队的重要性，但是张亚勤有自己的考虑：indows这类旗舰产品在微软总部拥有成熟的研发模式，中国团队如果以此为目标、画地为牢，那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生存将始终依附于总部团队的节奏，无法掌控自己的发展。 为了取得可持续的成功，避免中国研发集团沦为微软研发体系的“装饰品”，张亚勤另辟蹊径，将开发方向加以调整，要么是总部研发力量相对薄弱的、要么是面对新兴市场的、要么是未来有望成为旗舰产品的新技术，比如移动通信和嵌入式系统、互联网技术产品和服务、数字娱乐和新兴市场。 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是微软中国研发团队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开发贴近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产品是中国团队的重中之重。微软亚洲工程院目前有一个近100人的队伍，负责开发针对中国特殊医疗环境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基于微软领先的Virtual Earth技术的Live地图搜索，也是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根据中国用户需求和市场特点研发出来的。 “Fone+”这个地道的“中国发明”，也是微软第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市场的产品，将微软原来重点关注的超低价格笔记本电脑、共享计算等计划，转变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indows Mobile平台和手机，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普及计算技术的首要任务。这个项目后来转移到总部，成为indows Mobile平台的一个功能。 这些战略方向的调整，使得中国研发团队的作用在微软全球版图中越来越重要。“在移动通信、互联网服务、数字娱乐、面向新兴市场的技术产品服务等领域，我们有潜力在微软研发团队中做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张亚勤说，“很多人觉得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是一家外企，但我想说，我的目标是向全世界证明，在中国，中国人也能做最尖端的计算机应用。”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危机之后的绿色畅想 每年4月，中国海南岛上曾经的渔村博鳌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作为向全世界传递亚洲声音的民间论坛组织，博鳌经济论坛成为政商学界思想交汇的胜地。从各国政要到世界首富、从知名学者到青年领袖，在4月的博鳌，你几乎可以观察到这个世界上最热门的人物、最焦点的事件。 2009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张亚勤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合影。 作为博鳌论坛的常客，张亚勤从每年论坛主题的变化看到的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尽管我们面临那么多挑战，尽管调结构、重新起航的过程是如此艰难，但每次危机总是浴火重生的契机。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危机’=‘危险’+‘机遇’。” “得益”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2009到2010，连续两年的论坛主题都聚焦于“后危机”时代的复苏。在经历了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和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之后，未来10年甚至20年，中国的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这架世界经济引擎的良好运转不仅关乎13亿中国人自身的福祉，更是使世界其他地区走出危机的拉动因素。 在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小范围见面会上，这位全程参与迎击金融危机的银行家以自己亲临“峭壁边缘”的经历剖析了他眼中的危机。保尔森的冷静客观令张亚勤思考良多。张亚勤曾经在研发集团的内部刊物上说，从十年前创办当时还叫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为钱担心过”，但这次，他也破天荒地开始研究预算、看财务报表。什么叫危机？当每个人，不管身处什么位置、什么行业，都开始感到一丝凉意的时候，也就是人人自危的时刻。 “正如我在参加博鳌论坛讨论时谈到的，由于政府的部署、企业的努力，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看上去比较小—但这也意味着，经济体系中的很多泡沫成分还没有去掉，包括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特别是人的心态的泡沫—总的感觉是：海啸过后，还没有看到谁在裸泳。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我们绝不能因为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波动暂时得到控制而沾沾自喜，甚至于忘乎所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转型，把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线，直接跨越至绿色经济大国，少走弯路。企业需要警醒，不应盲目乐观，加紧向健康、合理的发展模式的转型，关注创新、打造具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 具体到此次博鳌年会倡导的“绿色经济”，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深层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人类社会的发展导向从此加入了“绿色”指标，“绿色”将深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1998年回国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时候，张亚勤怀揣着以信息科技改变中国的梦想，在他看来，在经历了这次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刻改变的危机之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转型，“绿色”经济是必然之选：抓住时机，在危机后的经济崛起中把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线，直接跨越至绿色经济大国，少走弯路。 “It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推动力。It行业本身就属于绿色产业，It行业自身的创新与变革，以及利用It技术进行传统行业的改造与提升，可以加快各行业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步伐，提升产业经济向‘绿色’模式的全面转轨。” 其实，“后危机时代”引发的思考不仅限于经济范畴，甚至企业管理、思想，乃至人文，方方面面都面临着一次深刻的变革。在博鳌接受媒体采访时张亚勤表示，基业常青是每个有使命感的企业的目标，从优秀企业发展成为卓越企业也是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的梦想。 “我们说，卓越企业的三个基本指标是：持续经营50年以上；不依赖单一的领导者，有完善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不依赖单一产品的成功，有持续创新的能力。如今，卓越企业还要加上一条‘绿色’指标，也就是企业对社会及世界的绿色责任，包括两点：一是企业自身的运营模式需要更加‘绿色’，二是企业产业与服务的研发方向将考虑‘绿色’性能与应用。” 危机之后，大潮退去，裸泳者终将现身沙滩。这个时候，人才更是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人才的培养与管理需要持久、规范、人性化，而“绿色”人才的定义，则需要把环保公益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为此而在MBA和MPA课程中增加一门‘绿色领导力’的课程，我看也并不为过。” 第六章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云计算时代 未来计算机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话题，而“云计算”模式最令人瞩目。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PC作为“个人计算应用核心”的位置将被取代。包括软件、硬件、服务等在内的计算资源将由大众化、个人化、多点（终端）化的分布式应用不断向互联网聚合—也就是计算将由“端”走向“云”，最终全部聚合到“云”中，成为纯“云”计算的时代。与众多专家认识不同，在张亚勤看来，未来计算在“云”+“端”。纯“云计算”并不是启动计算未来的“万能钥匙”，“云+端”共存、“云+端”互动才是未来计算架构的发展趋势。被誉为“革命性的计算模型”的“云计算”其实是网格计算、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等既有理论的延续，其愿景是以互联网为中心，提供安全、快速、便捷的数据存储和网络计算服务。 多年以前，“网络计算机”（NC）的概念曾经风行一时，其模式是价格低廉的芯片，不配或是装配容量较小的存储设备，完全在互联网上储存数据和处理数据。当时，张亚勤就指出，NC作为一种理想，可能会形成一个产品品类，但却永远不会主流化—事实证明，NC早已是昨日黄花的历史名词。 新时代下，“云计算”成为各家It巨头殊途同归的目标。很早就洞悉了这一趋势的张亚勤连续撰文阐述自己对于这一技术的理解。2010年5月21日，在参加中国第二届“云计算大会”时，他更直言“云计算是逼出来的”，以表达云计算出现的必然趋势： 云计算是被逼出来的，计算量越来越大，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要动态，越来越要实时，越来越需要结构化。光有服务器，光有PC客户端已经不够了，所以一定要走向云计算，所以有了搜索，有了电子商务，有了信息的“云”，云计算是产业催生出来的。 整个It架构在发生大的变化，从最早期的完全集中式走向分布式，现在是“云+端”。云计算的“云”非常重要，“端”也不会消失。“端”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有的“端”可能很薄，有的“端”可能相对比较厚，各种各样的“端”都会出现。 从以PC为中心走向以互联网为中心，并不是说PC就不存在了，只是PC的定义、范畴改变了、加大了。PC走向PC+，不仅仅是你的桌面需要计算，包括手机、汽车、电视、每个传感器，可以说任何有电的地方都是PC，都有计算，任何要计算的地方都要智能，有智能的地方都可以联网，人和人相连，物和物相连，所以有互联网，有物联网。PC不仅仅是计算，它也是通信，是控制，是娱乐。 云计算其实也很简单，有三个层次。首先要提供物理的资源，包括计算、存储、数据和网络。其次要提供平台，这个平台上可以开发新的应用，提供新的服务，有新的解决方案。就像PC上面有操作系统，这个平台是互联网里、“云”里面的操作系统。第三是软件作为一种服务，其实不仅仅是软件，也包括数据作为一种服务，信息作为一种服务，安全作为一种服务。我有一个公式，云计算=（数据+软件+平台+基础设施）×服务。 看一下早期时候的大型机、小型机，那时候完全是垂直的，一个公司做硬件、芯片、软件，完全是封闭式的、垂直的。到了PC时代，变成横向水平式的，达到了更精细的产业分工。到了云计算时代，或者“云+端”的时代，我们的产业走向矩阵式，分工变得越来越专业、越细化，而且有更多的机遇。 有一个专门从事互联网研究的分析师，最近作了一个分析估计，他说“云”上面的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相对桌面互联网，发展的机遇或者市场规模是两倍。我个人认为他低估了这个潜力，我认为5倍、10倍都很有可能。 同样是在开发云计算。在未来5年中，我们（微软）会把自身在全球的80%的资源都放到云计算上。我们在全球差不多有10万人，有5万人在作研发，也就是说这5万人里面的4万人都会从事云计算方面的研究、开发和产品工作，可以说微软在未来的发展全部押注在云计算上面。 2010年3月，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题目是“云计算的五个维度”，他发表了对产业趋势的看法。我这里再稍微总结一下这五个维度： 1.云计算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包括隐私、安全，也包括标准。 2.云计算的关键资源是数据，要智能化、结构化，不仅自身能够学习，而且可以帮助你学习，帮你做出决策，所以是从海量的数据到有用的信息，最后变成一个角色支持的过程。 3.云计算强化了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以及人和专业社区之间的互动，所以会有更多垂直特征的“云”。 4.“云”不是孤立的，需要更智能的设备。“云”也需要“端”，需要PC，需要手机，需要汽车，需要电器，需要有传感器，需要有更自然、更人性化、更直接的用户界面。现在讲的物联网，其实是互联网一个最新的应用。物联网没有物，没有“端”，那是无法存在的。 5.“云”和服务器之间的关系。服务器就等于服务，“云”和服务器之间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所以会有一个更新的智能服务架构。 为什么我们强调软件+服务？对产业来讲，或者对微软来讲，我们可以提供终端的服务，也可以提供软件，让别人提供服务，这是和“软件仅作为一种服务”(SaaS)有很大的区别。 云计算是整个It产业发展的趋势，它也是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的引擎和神经中枢。其实我觉得物联网就是互联网新的应用，或者说是互联网新的发展阶段。互联网的发展从早期的1.0、2.0，到现在进入3.0，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个人定义互联网3.0有三个方面，有三个新的特征：一是虚拟和真实世界的融合，过去主要是虚拟的，现在要把物理的世界融合进来，其实就是物联网。二是越来越移动化，即要移动互联。三是需要一个引擎和中枢神经，就是云计算将作为一个平台。 <h3>Link 微软中国大事记</h3> 1992微软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1995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1998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2001微软中国研究院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 2003微软亚洲工程院（AtC）在北京成立。 2004微软亚洲硬件创新中心（MACC）成立。 2005微软服务器和开发工具事业部（中国）落户上海。 2006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正式成立，开启了微软在华研发战略的新篇章，形成了职能涵盖基础研究(R)、技术孵化(I)、产品开发(D)、战略合作(R)即R.I.D.E.的完整创新链条。 2007比尔·盖茨第10次访问中国，宣布将在北京、上海投资建设新的研发园区。 2008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在北京中关村奠基。上海园区同时投入建设。 2010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更名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 第七章 朋友相知 导师盖茨 张亚勤第一次见到盖茨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 1990年，亚勤还在GtE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当时他代表研究院到拉斯韦加斯参加计算机年会，盖茨在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信息在你手指上”的著名演讲。当时微软公司已经是世界知名的公司，盖茨也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偶像，有一万多人在现场聆听了盖茨的演讲。年轻的张亚勤也是他的粉丝，跟其他崇拜者一起倾听了盖茨的演讲。 张亚勤说：“盖茨的远见在那场演讲中就可见一斑。他居然提到了今天如火如荼的‘云计算’概念，并且还指出了云计算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个性化的PC、网络以及大量数据信息。”那是张亚勤第一次切身感受盖茨独特的魅力，演讲中掌声不断。35岁的盖茨聪明幽默，妙语连珠，24岁的张亚勤听得如醉如痴，盖茨的宏伟梦想对正处于激情岁月的张亚勤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激励。 1992年，在亚特兰大另一次计算机领域的年会上，张亚勤还是作为GtE的代表前往参加。这次会上同样是演讲嘉宾的盖茨讲的是微软公司正在启动的“芝加哥计划”，这就是后来划时代的indows95—让电脑界面由命令模式变成图形界面的杰作。就是在这次年会上，张亚勤第一次与盖茨面对面接触了。 在GtE的展台上，张亚勤和同事们忙着给前来参观的客人作技术演示。突然，张亚勤听到身后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问道：“你这项技术压缩的速率是多少？压缩比是多少？” 张亚勤一回头，提问的居然是刚才站在讲台上的比尔·盖茨。张亚勤先是一阵小小的紧张，盖茨竟然对他讲的技术感兴趣！然后尽量平复激动的心情，详细地回答了盖茨的问题。盖茨也听得很投入，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就这样，盖茨居然跟张亚勤面对面探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回忆那次交流，张亚勤说：“当时聊得特别好，无所拘束，是一次难得的美好邂逅。” 从第一次遥远地聆听盖茨演讲，到后来近距离的交流，张亚勤说自己对盖茨的钦佩不断升温，不过要真正全面领会盖茨的魅力，还得从自己加入微软公司，第一次代表微软中国研究院给盖茨汇报工作时算起。当时，张亚勤折服于盖茨简化问题的能力：“我根本就没有预想到盖茨对我所汇报的技术那么了解，问的问题针对性很强，这让我对盖茨的技术能力深感钦佩。” 张亚勤升任副总裁调到美国总部之后，盖茨成了张亚勤的导师（mentor）。导师制在微软是一种制度，每个加入微软的新员工都可以从老员工中选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导师。到总部和盖茨第一次汇报完毕，张亚勤随口问盖茨能不能做自己的导师，没想到盖茨一口应承下来，并且叮嘱秘书安排两人每月至少一次的会面。盖茨当然不会随便给员工做导师，同意张亚勤的请求，除了张亚勤负责的移动业务关乎微软的未来，更因为盖茨个人对张亚勤的赏识。事后，张亚勤还有些后悔：“每个月见他一次，就是说我每个月必须有成果给他，在盖茨这种人面前，你不可能拿任何有水分的东西去搪塞他，所以每个月一次的频率还是有些压力。” 之后，张亚勤也经常参与总部的高层会议，谈到对盖茨的印象，他总结说：“盖茨讲话从来没有什么‘废话’，不但高瞻远瞩，也特别注意重要细节。他演讲的内容很丰富，逻辑性非常强，讲问题总是一二三逐层展开。当然盖茨的讲话不乏幽默，那种比较cool的冷幽默。” 1998年促使张亚勤加入微软的三个因素是：中国，研究，以及盖茨。盖茨以常人少有的勇气从哈佛大学退学，创办微软，一路经历了无数波折，但他始终不变的信念是，让每一个人都拥有电脑。盖茨穷其一生都在做这一件事情，并最终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顺便”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准备从舞台中心谢幕的时候，他又宣布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成立“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身慈善事业。这种大智慧和情怀令张亚勤感佩。 每年微软都会举办一次全球首席执行官峰会，全世界的顶级首席执行官和政界领袖聚集一堂，探讨未来趋势。首先，能够邀请到世界级的精英，盖茨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而真正打动张亚勤的则是盖茨对人类发展强烈的使命感，以及承担这一使命的勇气。 比尔·盖茨是张亚勤在微软公司内部的“导师”。对技术的热爱和对产业发展的思考是他们常常能碰撞出“火花”的话题。 有一次张亚勤跟盖茨开玩笑说：“我加入微软的时候是32岁，在微软做了差不多10年，我已经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微软了。”盖茨也幽默地回答说：“我也一样，把我的青春也贡献给微软了”。 虽然盖茨是张亚勤的导师，但是一谈到中国，张亚勤就反过来成了老师，给盖茨补习中国知识。自张亚勤加入微软，几乎每次盖茨或鲍尔默到访中国，他都陪同随行，给他们讲中国知识，不但包括整个科技的发展，也包括风土人情各个方面。尤其是2006年，张亚勤回国建立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之后，他完全变成了盖茨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盖茨有很浓厚的中国情结，张亚勤说：“我加入微软后在公司里第一次碰到盖茨，他就向我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好奇心，问了我许多关于政府架构、大学教育方面的问题。”有一次盖茨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因为临时取消了一个会议，多出来两个多小时的空当，连续吃了好几天中国菜的盖茨想吃汉堡了，于是，盖茨、张亚勤、陈永正和张宏江、刘凤鸣几个人聚在一起啃起了汉堡。也许是汉堡抚慰了盖茨的胃，他兴致很高，边吃边向张亚勤他们询问中国的情况，问得最多的就是在中国农村里怎么选举，为什么中国的学生都这么优秀等。 其实早在1994年，盖茨就开始了他至少每年一次的中国之行。1997年，盖茨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演讲，受到了中国学生的热烈欢迎。之后，他每次来中国都和学生有交流，他总是觉得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也正是在1997年这次访问之后，盖茨将原计划设在印度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改为设在中国北京。 在美国总部，张亚勤是雷德蒙中国顾问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负责评议微软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计划。它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包括盖茨在内的微软高层“洗脑”，讲中国的情况，“教育”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中国的国家战略，知道在中国应该遵从什么样的行为模式。盖茨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开会前半个小时，都会让张亚勤先讲讲中国最新的宏观政策。所以张亚勤每次回到总部，都要传达中国的重大政策报告，比如每年“两会”的核心议题、新的“五年计划”的战略重点等等。 2009年“两会”期间，正在美国出差的张亚勤“遥望两会”，引用温家宝总理记者见面会上所说的“取火莫若取燧，汲水莫若凿井”表达自己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的期许。如果说，那时的他作为一个关注国计民生的跨国企业高管，表达的是自己作为行业领袖的观点。那么2010年，张亚勤终于可以亲身参与两会，直击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最核心议题，以自己的力量参与到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去。 2010年，张亚勤作为39位特邀海外列席代表之一，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全国“两会”。对此，他坦言“感谢这份信任”。对应这种国家信任的，正是发自内心的“责任”，不单纯是参政议政的“身份”，而是对“代表”之责的敬畏。当张亚勤在自己的微博上向网友征集他们关心的问题时，短短数小时，即收到200多条回复，房价、教育和民生成为最热的三个关键词。 教育资源的共享。我提议教育部选择5所顶尖的大学，将这些学校各专业的课件通过互联网免费提供给大家。在国内，有机会接受一流大学名师指点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这样做既有助于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又可以让更多学子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教育……知识无国界，应该造福全人类，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有这个胸襟吧。 我是赞成最终取消“户籍”制度的—即便这一进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也会面临一些挑战，但取消户籍一方面可以促进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的公平，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民工子女入学难）都是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另外，也有必要针对海外的高科技人才，适当放宽签证限制—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 中国正在努力由制造大国转型为“智造”强国，这就必须对“软硬件”给予同等的重视，甚至应更重视“软实力”的培养—比如采取更有效的手段保护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成果，鼓励他们不断投入新的创新冒险；再如增加国家的研发投入，目前中国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4%，是美国的1/2、日本的1/3。建议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5年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能达到2%。 “云计算”一定是影响今后全球科技格局和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新一代计算趋势和核心技术，也是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新一代移动互联平台的基础和中枢神经，所以中国有必要提早研究和部署与之相关的创新战略。我的提议是，应建立中国“云计算”研发和产业基金；积极参与并领导国际“云计算”标准的制定；选择合适的地域，开始着手部署建设大型的“云计算”数据中心。 上述四点是张亚勤在2010“两会”上，针对教育、人才和科技领域提出的具体提案。任何一项都和他自己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融汇中西方文化的张亚勤深知，良好的学术环境对于培养国家栋梁的重要性。而面对目前的社会现实，平衡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巨大的需求，引进国外先进做法是应有之义。声名显赫如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也遭受过户口的困扰，1999年创立初期，凝固的户口政策无论在挑选人才还是引进人才上，都成为“伯乐”张亚勤和他所看重的“千里马”必须解决的问题，甚至连美国总部都知道“户口”在中国研发团队的意义；从研发集团创立的第一天起，张亚勤就从来没有把这里仅仅视做一个研究基地，否则他也不会不遗余力地和中国本地合作伙伴一起开拓软件外包产业、不会成立“工程院”拓展从基础到应用的科研转换之路，“中国智造，慧及全球”始终是研发集团的指针；就像若干年前，在中国研发团队设立移动小组做移动互联网一样，先知先觉地抢占重要的战略制高点无论对于公司还是国家来说，都极其重要。这也是张亚勤对于“云计算”投入如此巨大精力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计算机产业在过去十年间赶超欧美的速度的基础上，在未来完全有可能因为“云计算”而再次提速。 “每年的‘两会’我都十分关注，而今年的感受更有些不同。一方面，因为列席参会，能更近距离地聆听，更直接地参与交流和讨论。这样的契机，还启发我对一些并不熟知的领域有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另一方面，我相信是互联网赋予了我全然不同的‘两会’体验。正如我在上一篇博客中提到的，微博平台为我提供了听取网友建议和意见的便捷通道，真实且及时，许多代表也是首先通过网络分享自己的提案和建议，网友们对‘两会’代表们的言论进行了实时的严格监督和评议，既有‘对讲真话办实事’最真诚的表扬赞颂，更有对‘雷人’提案毫不留情的批评。我觉得这样开放的交流，会让‘两会’更加高效、更加贴近人民。 “我们正在坚定地走向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透明、更富有人性温情的社会，我满怀信心和期待。” 如何让与中国远隔万里的雷德蒙总部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首先就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有最广阔的市场、最聪明的计算机人才，还有可能孕育着下一个微软级别的创新公司。也是因此，比尔·盖茨才会坦言：“下一个盖茨会出在中国。”1997年清华演讲之后，盖茨改弦更张，把微软在亚洲的研究院从原计划设在从印度改为设在中国。而过去十年中国研发团队的作为证明，中国团队完全有能力承担微软海外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研发业务。 张亚勤回味这十余年来的努力，心得颇多：“从微软中国到中国微软，真正落到实处，靠的是微软对于中国的信心，对于中国团队的信任。但是前提是，你要让他们明白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感谢中国的伟大发展，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都在以高于全球一倍的速度发展，而且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也逐渐展现出了新的气象。每年的‘两会’就是个风向标。从这里，你可以观察到中国社会上至宏观大政、下至民间舆情的方方面面。” 大部分跨国企业在华分支都是总部作决定，其中国分公司执行，而在微软亚太研发集团，90%的事情由张亚勤和中国团队作决定，只有10%是盖茨和微软总部作决定。所以张亚勤常说，他不认为自己是个职业经理人，他一直以创业者的心态开创着研发集团在中国的事业。 <h3>Link 我的导师盖茨</h3> 张亚勤 盖茨是我的“导师”，除了日常工作外，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单独的会面，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每次聊天也好，开会也好，总是受益匪浅。因为这是一种智慧的碰撞，盖茨希望和别人有思想的碰撞，希望彼此有不同的观点，跟他在一起聊天会十分愉快。盖茨对技术和产品的感觉都很敏锐，对市场等综合因素的把握也游刃有余，这造就了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盖茨简化问题的能力很厉害，不管是技术问题、产品问题还是市场问题，他都会用精练的语言把问题的实质提出来。他对技术、产品本身有非常深入的理解。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讨论得非常细致深入。 前不久我到美国，参加微软举办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峰会，在他家里聊了很多，聊到中国地震，聊到一些最近的业务。他最近正在上课，是关于生态和新能源方面的课。我很敬佩盖茨，他每天都在学习。他说：“关于技术研究的问题，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盖茨退休让我感觉既留恋，又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又开始投入一项让他充满激情并且对整个社会都有益的事业当中去了。盖茨是微软的灵魂人物和大家长，另一方面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和探讨，有的时候达成共识，也有出现分歧的时候。当然，盖茨并没有完全离开微软，他还是微软的非执行董事长。他每个星期会来公司一天。 盖茨是一个技术天才、商业天才，也是一个十分幽默、善良的人。他是我碰到过的最聪明的人，技术功底相当深厚，他对商业的洞察力也很厉害，超过了我所碰到过的所有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盖茨有很多财富，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 他用30多年时间创立了微软公司，用创新的“技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改变了世界。现在，他决定把所有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并投身慈善事业。在巴菲特把所有基金都交给了他后，他决定全身心付出。所以我十分敬佩他。对于他的慈善事业，我也愿意做一个志愿者，贡献一份力量。比尔对于财富的态度和他对梦想的不断追求，是我的楷模。 亚勤的话：做人就应该简简单单，晚上睡个好觉，早上起来，高高兴兴来工作。Life is s（生命很短暂），用心机是不合算的。 第七章 朋友相知 巴菲特——纯粹得像个孩子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两个传奇人物彼此引为益友，参加盖茨的家宴或者微软的其他重要活动时，张亚勤总是会遇到巴菲特。 巴菲特的父亲是一名参议员，虽然家庭背景优越，但童年时的巴菲特和其他美国男孩一样，从小就给人送报纸挣零花钱。不过，比较“巴菲特”特色的是，他会用心设计最经济、最高效的送报路线。因此那个时候，每天投递500份报纸的巴菲特赚的钱比一个普通工薪族还多。对财富的敏感有时候就是天生的基因。从设计送报路线到判断投资股票的价值，巴菲特书写了金融财富领域的神话。 作为科学家，张亚勤一直认为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率，才能为社会创造真正的财富。尽管中国最早的银行就是晋商开创的“票号”，但山西人张亚勤对投资、股票一直怀有“偏见”，认为这些短线炒作都是投机。但是经过和巴菲特的交流，张亚勤对金融市场的观点有了很大改变，投资作为价值发现的一种方式也会起到引导财富向更高效板块流动的作用。这也正是张亚勤推崇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原则，巴菲特很少涉及次级金融衍生品，尤其是当衍生品的市场规模远远超过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时，除了投资炒作，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这种疯狂的现象。 “每个人的做事风格基本上不会变。巴菲特坚持价值投资数十年，这和他45多年前处理一宗收购的态度如出一辙。当时，巴菲特收购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纺织厂，其实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将纺织厂卖掉，将所得资金投入保险业、银行业等回报更高的产业中去。但考虑到那么多纺织工人靠这份工作维持一家的生活，巴菲特还是坚持将这个不赚钱的买卖保留了下来。所谓大道至简。虽然被尊为‘股神’，但爱打桥牌的巴菲特其实个性单纯。和他聊天，你会感觉到他的率性、真实，纯粹得像个孩子。”张亚勤评价。 第七章 朋友相知 开复——是对手，更是朋友 张亚勤身边的高手里面，李开复是一个重要的名字。李开复年长张亚勤5岁。谈及张亚勤，就连李开复也佩服他宽广的胸怀：“亚勤不会斤斤计较，也不会为一些小事烦恼。即使有人对亚勤不友好，甚至在背后讲坏话，但对方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亚勤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帮助他，这种胸襟是很难得的。” 在美国的时候，张亚勤和李开复两家住得非常近，只有5分钟车程。两家人经常在周末一起开车去温哥华玩。张亚勤评价李开复“是非常有计划的人，比如我们去哪个餐馆、点哪些菜、在哪个地方带小孩儿玩，他会计划得清清楚楚”。而张亚勤自己正好相反，见到什么新奇好玩的都想去看一看。两人在一起，倒真是一对互补的挚友。 2005年7月，李开复跳槽。微软启动诉讼程序，与李开复和Google对簿公堂。那个时候，由于这一轰动事件，微软内部对于华裔的态度像是带上了有色眼镜。据说当时如果两个老美高管正在谈论李开复事件，看到另外一位华裔高管走过来，两个老美就会迅速转换话题。 作为微软Key Person（关键人物）的张亚勤与李开复被迫站在了两个阵营里，张亚勤被告知“最好不要跟李开复联系”，还被微软总部找去询问他跟李开复之间的联系。回忆5年前的非常时刻，李开复说那段时间虽然他并没有沦落到众叛亲离的境地，但是落井下石者却也不乏其人。李开复辗转得知，面对律师团的问询，张亚勤作了真诚正直的回答，没有因为任何压力而歪曲事实。 诉讼告一段落，比尔·盖茨钦点张亚勤火速回国接手中国研发团队。一时间，这场It企业人才争夺战具备了所有戏剧冲突必备的要素，媒体兴奋不已，称张亚勤是“微软用来与李开复竞争中国人才的杀手锏”。张亚勤并不认同这个说法：“我跟开复之间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朋友加对手。竞争是不可否认的，但这种竞争是健康的正面竞争，对整个产业、对学生、对人才都有好处。有的人希望到微软，有的人希望到Google，人才又多了一个选择。而我和开复都在为自己的公司做事，不会因为工作而影响朋友的关系。” 4年之后，当初的喧哗归于平静，但李开复又在2009年9月离开谷歌，创办旨在帮助青年创业的创新工场。张亚勤这样评价：“帮助青年一直是开复的理想、热情和兴趣所在，这么多年他一直很关心青年的成长，现在他辞职创办一个帮助青年创业的平台，圆了他多年的心愿。” 帮助中国青年成长也是张亚勤的一个梦想，他衷心地祝福李开复创业成功，“希望我的老朋友再次创业，并且是自己独立创业，可以再次成功，人生迎来新的精彩！” 第七章 朋友相知 百人会——和全世界华人精英在一起 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精英组织之一，由建筑大师贝聿铭、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40位在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美籍华人于1990年创建。目前共有会员130人左右，其中有来自政界的赵小兰、骆家辉、朱棣文，来自学术界的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流行疾病研究专家何大一、数学家邱成桐，来自商业界的雅虎公司创始人杨致远、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Sybase董事长程守宗，还有多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百人会希望凝聚杰出华裔的优势、经验和资源，以“求同存异”为宗旨，致力于促进中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交流和发展。 2008年5月，张亚勤在华盛顿参加了百人会组织的第18届年会，会议在华盛顿美国商会举行，从4月30日持续到5月2日。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美国新任商务部长骆家辉、白宫秘书长卢沛宁、美国前驻华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奥巴马总统中国事务特别顾问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均到会致辞或发表演讲。四位卸任及现任美国总统的中国顾问畅谈中美关系的过去和未来。在“变化中的中国—新挑战与新渴望”的探讨中，G2的提法浮出水面，嘉宾们各抒己见，畅谈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 张亚勤参加了此次年会中题为“经济危机正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的论坛，以自己所在的信息技术产业为例，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在拉动需求方面产生的效果。而他自己也对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对政府把经济刺激计划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等方面都很认同。 张亚勤是百人会发起的“百人会英才奖”项目的主席，“百人会英才奖”是百人会在中国设立的一个长期项目，旨在支持中国培育学养俱佳、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精英，并加强与中国高等院校之间的联系。从2005年起，“百人会英才奖”在中国14所重点大学设立奖项，截止到2009年3月，共有108名活跃在不同领域的研究生获得了这一奖项。每一次，张亚勤都要给这些“未来之星”发表精彩演说，鼓励他们努力创新，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百人会是一个广阔的舞台，我希望这里有更多的新面孔加入，看到他们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从建筑大师贝聿铭到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及至现任奥巴马政府部长的两位华裔骆家辉和朱棣文都是百人会的成员，这些不同领域的华人精英们尽管没有像张亚勤那样亲身回国效力，但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毫无疑问，“百人会”是一个华人精英俱乐部，同样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关键时点，资源与需求的不匹配永远是常态。 中国在计算机及It领域的跳跃式突破，由于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样的机构的助力而实现。如何让这样的示范性个案普遍适用于各个行业？进一步而言，当下一位有志于报国的“张亚勤”准备登上回国的航班时，他赖以施展拳脚的平台又在哪里？长远来看，“张亚勤”们又如何利用自身已经拥有的专业地位带动更多中国本土的优秀人才，实现乘数效应？这些问号，张亚勤用了差不多十年、在微软中国的研发平台上一点一滴尝试、探索、解决。而“千人计划”可以说是实现中国从“人才大国”到“人才强国”转变的长效化制度。 作为“千人计划”倡导者之一的张亚勤对此体会深刻：“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领军人才带动。这些领军人才也往往会成为行业的风向标，在行业景气的时候带领大家冲击纪录、行业萧条的时候为大家树立信心。‘千人计划’起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国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比如从产业园区、金融政策、创新环境等方方面面为有志回国的高端人才创造条件。国家的复兴是全方位的复兴，我坚信，在It等高科技之外，金融、文化、环保等符合中国长远可持续发展趋势的产业，都会借助‘千人计划’实现跨越式发展。” <h3>Link 我与基辛格</h3> 张亚勤 重逢基辛格博士是2009年4月底，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在百人会成立20周年暨第18届年会上，百人会将美中关系杰出贡献奖授予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当晚，86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出席了会议，精神矍铄，风采不减当年。他走上演讲台时，我和周围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起身，鼓掌向这位老人致敬。 那一刻，我由衷地为基辛格博士而感到高兴。今年恰逢中美关系正常化30周年，这个奖项对他来说，名至而实归。 1971年，正是基辛格博士成功地绕开美国国务院，辗转巴基斯坦，从而对北京实现了成功的“秘密访问”。他这一勇敢而富有远见的举动，使得曾经敌对多年的中美关系峰回路转。后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也开始步入了正常化。 时光荏苒，7年之前的2002年，我和基辛格博士曾在北京饭店顶楼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基辛格博士正率团访华，以纪念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 2002年，基辛格博士在北京访问期间，应张亚勤之邀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参观。当他得知研究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有海外留学背景时，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因为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也是中国对世界敞开大门的起点。 站在紫禁城东侧的北京饭店顶楼，远处的西山若隐若现，近处的长安街车水马龙，基辛格博士不由回忆起了尘封多年的北京往事。他对我说，30年前，周恩来总理也是在这里带他远眺整个北京城。当时，周总理指着城内的烟囱林立，说北京多么的发达。面对此景此情，我不禁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诗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1972年的访华演讲致辞中，正是尼克松总统引用了这句诗词，开始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的距离。 基辛格博士可能没想到，那次访华之旅也改变了他面前这位年轻人的人生旅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年轻人的命运。 1986年，我还年未弱冠。当时，我满怀着理想和激情，将留学海外的第一站定在了美国华盛顿。在那里，我度过了难忘的4年求学生活，也打通了自己对现代科技认识的“任督二脉”。 在清风徐来的北京饭店顶楼，我向基辛格博士介绍了成立仅两年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没想到基辛格博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次日，他竟取消了原定游览长城的计划，来到微软研究院参观。 在位于希格玛大厦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里，基辛格博士细心地询问起每位研发团队成员的成长背景。他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惊奇，因为这里每一个人的经历看起来都那么相似—在中国国内出生成长、念完大学，然后到美国深造，最后又回到中国工作。 我忘不了他当时的表情，那是一种充满了自豪和满足的表情。离别之时，基辛格博士对我说：“这里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啊，中美建交是中国对世界敞开大门的起点。” 第七章 朋友相知 大学生——“偶像”亚勤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的讲话《百年大计，教师为本》中特别指出，“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归根到底是多出拔尖人才、一流人才、创新人才。”建国60年以来，中国科技实力的进步令全世界有目共睹。作为一个研发集团的领军人物，张亚勤一直在思索中国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他认为未来30年中国的教育和过去60年里将截然不同，教育和科研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要缩短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科技实力上的差距，就必须培养具有全球化背景的领军人物，培养“思想的领导者”，这样才能带领中国的科技创新走向更高层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成立伊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就展开了一系列针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帮扶计划和活动，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师生和学者在使用微软技术和产品方面提供资金和科技援助，同时将微软亚洲研究院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高校和科研机构。具体包括：技术讲座和科研成果交流、课程建设、软件和资料捐赠、联合实验室、暑期技术培训班、赞助高校学术活动、微软学者奖学金计划，以及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联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研究项目进行资助计划等。 在研究院成立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研究院就组织了各种类型的技术交流与讲座90多场次，参加者达到5万多人次；向国内几十所大学捐赠了价值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的微软最新软件；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微软—清华多媒体实验室”、“微软—浙大视觉感知实验室”和“微软—哈工大机器翻译实验室”。 张亚勤自己也很享受回到校园与大学生交流的过程。每次去高校演讲，他准备得都十分认真，针对每所高校的特点作出相应安排。自己在中科大、乔治·华盛顿大学、GtE、桑纳福以及微软的经历使他明白，一个学生之所以成为人才，每一步都需要专业素养和品格素养优秀的导师加以引导。作为过来人而且还有能力的张亚勤乐意和中国学生分享他的经验。 对中科大的水上报告厅，每个科大人都很有感情，每每有大师莅临科大，校方都会在这里组织讲座。在学校的时候，张亚勤也是这里的常客。他还清晰地记得“黑洞理论之父”霍金，以及一位日本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水上报告厅的讲座。“记得霍金是因为这位科学家几乎挑战了人类智力和体力的极限，记得日本化学家是因为我不懂化学，更不懂日语，当时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整个报告厅的所有同学没人离开，反倒是不停地鼓掌。科大学生的求知若渴可见一斑。”回忆起30年前占座听报告的情景，张亚勤至今都感觉意犹未尽。 阔别母校十几年后，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张亚勤也站在了报告厅的讲台上。那也是他回国后访问的第一所学校。一进报告厅他就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中科大举办讲座时的风格依旧如昨—整个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少学生在过道里席地而坐。由于想进来一睹这位“神童”校友的同学太多，连报告厅厚厚的玻璃门也被挤碎了。面对此情此景，张亚勤说自己感动之余更多的是忐忑：“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学生们的需求十分迫切，我其实应该做得更好。” 张亚勤12岁到19岁的时光都在中科大度过。1999年，在离别母校13年后，张亚勤重访中科大。 当时陪同张亚勤的是时任微软中国研究院商务及高校关系高级经理的陈宏刚。如今，谈起那次去科大的情景，他依然感慨万千：“亚勤所做的每件事、所提出的每个建议，都能让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他是从心底爱学校、爱学生。” 尽管已经是学生们心目中“神话”一样的人物，但张亚勤并不希望自己身上的“天才”光芒误导大家，他说：“绝大多数人在智力上的差距其实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用好自己的聪明才智。当下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大学生们既面临着压力，也拥有太多前所未有的机遇。同学们要善于把握机会，我希望大家不仅拥有一份对未知的好奇心，一份不断探求的激情，更要脚踏实地打好基础。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坚韧的品格。” 诚如梁启超在中所云：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张亚勤认为，要缩短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科技实力上的差距，就必须要培养具有全球化背景的领军人物，培养“思想的领导者”，这样才能带领中国的科技创新走向更高层次。 当年进入科大少年班的时候，这些小神童都是先学习一年之后，再确定自己未来的专业，但现在“很多教师和父母在指导孩子选择自己专业的方向的时候，非常看重这个专业的就业机会和未来薪资的高低，学生很难根据兴趣去选择。”何为大学？大学必有大学问家，中国的教育需要真正的教育家、大师。大学是思想驰骋的乐土，学者要为了真正的学术理想而潜心钻研。这个过程很艰辛、很痛苦，但和成功之后收获的快乐相比，挑战的过程也就不在话下了。 高锟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给张亚勤带来很多思索：高锟教授研究光纤时，根本没想过会得诺贝尔奖，也没想过申请专利，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作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归根结底，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梦想。 至今，回想起自己8年的中科大生活，张亚勤心中都会是一片朦胧的、温暖的淡黄色调—那是激情洋溢的80年代，那是梦想引领现实的80年代。在物理学博士都转行去华尔街做对冲模型的时候，国家需要有开放的视野和长远的心态，培养民族创新的温床。有正确的理想和价值观，有好的体系和机制，加上长远的心态和开放的视野，中国的科技实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在未来全球的竞争中，科技实力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获奖与否都是次要的。 第七章 朋友相知 同事——“海纳百川”的亚勤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元老”之一李世鹏，从来都不讳言自己是因为张亚勤才回国的。李世鹏是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师弟，也是中国科技大学历史上至今唯一一个两次获得郭沫若奖学金的学生。张亚勤还在桑纳福担任研究院主任的时候就把小师弟也招进来做研究员。1998年，张亚勤回国，李世鹏很快也回国进了微软中国研究院。接连损失两名干将，桑纳福研究院的首席执行官特意打电话给张亚勤：“希望李世鹏是你带回中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员工。” 在研发集团这样的组织，作为科学家出身的领导者，张亚勤一直没有放弃自身的研发业务。在管理工作和研究业务之间，他尽力达到并维持平衡状态：“我一直是两边兼顾。现在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人的管理、资源的管理、制度的建立，这是我作为研发集团主席必需的责任；另一方面，我还在某些虽然很窄，但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作研究。长期从事事务性工作很容易迷失，我的秘诀就是坚持每天给自己留3个小时，不安排会议、不见人，自己读文章想问题，和我的研究生沟通。因为我带领的是一个研发团队，我自己必须保证不断学习，保持我对技术前沿的敏感，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张宏江是张亚勤最密切的搭档之一，与他配合默契。在张宏江看来，张亚勤有两个制胜点令人难以逾越：“第一，这家伙绝顶聪明。人的聪明是抑制不住的，这点我深有体会，很多时候我觉得很难搞定的事情，他可能就几句话，事情马上就变得很容易解决了。你会感叹他怎么会从那个角度去思考，这种天资一般人很难有。第二就是他作为一个管理者的宽容。亚勤是个念旧的人，总是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比如对那些离开研发集团的员工，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亚勤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点是非常可贵的。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一定要想想这个成功有多少来自你自己的能力，有多少来自你的老板，又有多少来自公司提供的平台。” 一位成功的领导必定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能容人之长，也能容人之过，客观评价下属。真正有价值的领导者是帮助员工成长的领导者，他们在减少下属的缺点的同时，还会激发和培养下属的潜能。“如果我们这里有人要离开，我会去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但我基本上没有强留过。有些人走了以后又想回来，我们欢迎，绝不排斥。因为我觉得，微软是一家公司，每个公司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局限。个人发展是要跟公司发展的轨迹相一致的，如果不一致，换工作就很自然。微软内部有很好的人才流动的机制，我们鼓励一个人可以在几个部门之间转岗，寻找最适合他的位置，但是换过之后，如果还是和个人发展的轨迹不一致，那换公司也是可以理解的。离开的人都是公司的朋友，也是我个人的朋友。过两年，也许他的发展规划变了，再选择回来，我们同样欢迎。” 研究院的朱文武对此深有体会。1999年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前，朱文武在美国中央贝尔研究院任研究员。和李世鹏一样，朱文武也是慕张亚勤之名跟随而来的。1999~2004年期间，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无线网络组主任研究员及无线与系统所所长，干得风生水起。2004年，英特尔向朱文武伸出了橄榄枝，而此时张亚勤已经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回到美国负责移动通信业务。老领导不在身边，微软研究院的工作又驾轻就熟，于是朱文武去了英特尔，担任英特尔中国通信技术研究院总监、首席科学家。至2007年，朱文武在英特尔工作了将近3年时间后，重新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还是更怀念在微软的那段时光，而张亚勤这个时候也回到了北京，于是他开始联络老领导。 得知朱文武的回归意向，张亚勤几乎没有任何思考就签了offer。朱文武跟随自己多年，张亚勤深知他更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够发挥最大效力。 也许是儿时的逆境让张亚勤从小就学会了包容。才六七岁的他辗转在不同学校，面对的是各种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同学，尊重别人、与不同的人和睦相处是他人生的第一课。 到了美国之后，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更让张亚勤感受到了包容的重要性。不管是在GtE还是在桑纳福，从老板到下属，张亚勤要面对的同事背景变得更为复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文化背景。他说，“我可以包容各种性格的下属，包括性格比较偏执和古怪的。” 在微软，每个传奇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indo架构师凯特勒是计算机界的神话，他加入微软近30年了。但就是这位大师几乎从来不在自己的部门召开会议，总部很多重要的战略会议他也不参加。偶尔露面时，他总是习惯性地问身边参加会议的人：“你到这个公司多少年了？” “他非常固执，或者说性格有点怪异，但他对公司的贡献却是不可辩驳的，在全球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比他更懂操作系统的内核。微软的这种包容文化很重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目标就是营造这种文化。” 前苏联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对人的热情，对人的信任，形象一点儿说，是爱抚、温存的翅膀赖以飞翔的空气。”领导的信任是下属工作的动力。张亚勤对待员工的真诚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尽管微软始终是一家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也几度沉浮，但周围的同事很少看到张亚勤表现出焦虑的情绪。“他很少表现出忧虑的情绪。他要做一件事情，总是稳扎稳打，他不着急，你跟他急也根本没用。他就是通过这种言传身教来影响身边的人如何处理问题的。”跟随张亚勤不下十年的李世鹏现在已经开始自己创业，而这位老领导在他看来就是一座学习管理知识的宝藏。 张亚勤自己也说过：“真正成功的人，会把别人认为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看成很小的事。有些人像火一样，很厉害。有些人就像水一样，很柔和，但却绵软悠长，后劲不断。作为一个带领几千人的领导者，要善于处理复杂的事务，把它变得简单，然后再展示给下属，这是领导的职责。”也正是这种理念，让他从来都不会表现出焦虑或者担忧，总是很沉稳，让大家心里踏实。 但项目的细节实施和研究方法，张亚勤都会放手让研究员去决定。他提倡自由、真诚、平等，却不能容忍官僚作风、傲慢作风和明争暗斗：“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做得比我好。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研发团队的每个人若干年后都有可能做到全球副总裁的潜力。我需要做的，就是从各个方面培养他们的能力，帮助他们为机遇来临的那一刻作好准备。” <h3>Link 亚勤人才观</h3> 按照一般想法，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这样的高科技公司看重的都是那些智商出色的“聪明人”，但张亚勤招人时放在考察要素第一位的是品行而非智商。 张亚勤说：“正直诚信很重要。我们的招聘面试也为此设计了许多问题。比如有人带着论文来面试，会被问到有多少是自己的创新，有多少是老师给予的指导。有些人会说，这个项目老师根本没起什么作用，而且我最大的错误就是跟了一个‘破’老师，要是换个老师，我的论文会做得更好。这种人不尊重老师，即使他的老师真的没起作用，也不能用这种不尊敬的方式对待。所以这种人再聪明我们也不要。还有的人会说，这个项目是我在某某公司工作的业余时间里做的，但专利并不属那个公司，我可以贡献给微软。这种人我们根本不予以考虑，因为他以后也会把你的东西贡献给别人。在公司内部，在发表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方面，任何有抄袭行为或使用盗版软件的人，绝对都要开除。” 其次就是智力，张亚勤鼓励微软的员工要超过自己。“如果5年后我还是这里资历最深的人，那就证明研究院是失败的。”而他所看重的IQ并非中国人一贯看重的考试成绩，张亚勤要的是应聘者的悟性及反应能力等重要素质。 第三点就是要有团队合作、与人沟通的能力。研发是一件异常艰辛的事业，没有激情，也许就会在走到第99步的时候放弃，拥有对技术、产品、用户的激情和热情，才会有激情把工作当做事业坚持下去。 除此之外，张亚勤认为还有几点也很重要：“要有信心，对他所做的产品、工作以及产业竞争、合作等要有信心。还有简化问题的能力，即能把复杂问题抽象化，有很好的判断能力、沟通能力。最后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敢于承担风险、敢于执行的能力，这对一个领导者格外重要。” 在张亚勤的眼里，人的素质有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前者称为IQ，IQ由原始智商加冒险精神组成。一个人有没有冒险精神，敢不敢赌一把，敢不敢承担风险，这些都是先天的成分，不容易改变。先天的素质有点像操作系统，预装了就很难改动了。而后天的素质称为EQ，这是可以改变的，相当于应用软件和用户界面。 第七章 朋友相知 朋友——“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亚勤 “低调”“亲切”“一点儿架子也没有”“很温暖”……这是朋友们对张亚勤的描述，凌志军则说，“亚勤不是很会讲故事的那种人”。的确，在回忆自己人生中那么多令大多数人羡慕的情节时，张亚勤虽然不乏幽默和风趣，但他始终不愠不火，严谨且认真，力求给出最本真的事实。 西塞罗说过：“没有德行，友谊根本无法存在。”张亚勤之所以可以和那么多人维持长久的友谊，在于他人生的大智慧。前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很是感慨地说：“亚勤始终叫我夏老师，当年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时叫老师，现在还是。除了是在写公函的时候，其他不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下，总是叫我夏老师。我身边的很多人听到他这个称呼都很惊讶。这虽然是小事一桩，但他现在是科学家了，是计算机领域的顶尖人物了，这么多年来，他还是这么称呼我，这种尊重极其难得。” 李世鹏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张亚勤的时候，至今依旧觉得很感动。那是他初到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华盛顿的冬天大多数时候都是漫天飘洒鹅毛大雪，人们都愿意待在温暖的室内。知道李世鹏刚到美国，没有地方去过节。张亚勤坚持接他去自己家里吃饭。而这之前，两个人还从未见过面。“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下大雪，大家都会待在家里不出门，但是亚勤坚持来接我。冒着大雪、开车开了很远的路到我住的公寓来接我，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感觉很亲切，像是老友重逢一样温暖。” 朋友们都说，任何时候找亚勤，他都会微笑倾听，作好准备帮助你。几个朋友在一起时，张亚勤也更习惯于把发言的机会让给别人。在朋友面前，张亚勤更喜欢倾听，而非高谈阔论。倾听、感知、发现，是张亚勤与外界、与朋友相处的重要方式。 <h3>Link 不能包容的三种人</h3> 张亚勤 第一，双面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玩办公室政治；另一种是老好人，这种人没有坏的动机，见谁都想让人家高兴。见到老板是一个版本，见到同事是另一个版本，见到下属又是第三个版本，他会编造不同版本让每个人都高兴。这样的人有很大的危害，因为真正的事实就只有一个版本。对这类人，有的可以教育好，但有的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坏思想，这种人就是再聪明也不要雇，雇了也要赶快清除掉。 第二，负面人。负面的人天生就特别悲观消极，像一个愤青，对现实不满，对什么都不满，而且只会抱怨、从来不去想解决方案。对什么事情，首先是他做不了，就整天不断地抱怨，抱怨公司、抱怨老板，抱怨同事。比如大家中午在食堂里一块儿吃饭，你总能看到在一张桌旁有一个人在侃侃而谈，谈的话都是在骂公司、抱怨公司。这种人的负能量比正能量要强，团队里面有几个这样的人就完蛋了，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太多观点的，如果他一个人老是说些负面的话，整个团队每天所听的就都是负面的，士气自然大受影响。这种人也要赶快清除。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听到抱怨，而是更期待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三，玩世不恭的人。这种人对什么都没激情，对工作也不在意，上班就是为了打工混口饭吃，对业绩也不在乎，待了很多年，连公司的战略、公司整体的架构也不知道。因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所做的工作需要员工的创意，如果没有激情，对公司发展战略不了解，对公司没有感情，对工作不认真负责，没有责任感，这样的员工肯定是做不好工作的。 第八章 性情人生 做喜欢的事，做简单的人 “做喜欢的事，做简单的人。”这是感性张亚勤的人生哲学。 他风趣地说：“我就是个天生没心眼儿的人。都说心眼儿是从皮肉上熬出来的，我受不了那种苦。”没有心眼儿，所以张亚勤做事总是很少考虑世俗的东西。当年参加高考和后来考硕士研究生，他从没有担心过“考不上会不会成为笑柄”这类问题。 简单直率是“没心眼儿”的张亚勤看待问题的方式。“我现在也是，想事情很简单，直来直去，比如说我跟你讲的话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你对我讲的话，我绝对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我绝对不会想到别人能想到的更深层次里去。” 张亚勤与人合作发表论文，署名时基本上都把别人放在前面。合作的方式很难讲谁贡献得更多，但是张亚勤都愿意做第二作者：“这种事情看来好像吃亏了，其实成绩是分享的，你越分享得到就越多。”一旦研究出了纰漏。作为第二作者的张亚勤却总是主动承担责任，说自己当时想错了。这种心态，看起来近乎痴傻了，但大家渐渐知道了张亚勤的真诚，都愿意与他合作项目，一起探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和我所有的上司、同事，包括已经离开的，关系都特别好。其实你宽厚地对别人，别人也会宽厚地对你。” 这一句话道出了张亚勤为人处世的秘诀：“管理其实很简单，你想什么就讲什么，很公正，权术之类的东西越少越好。做人就应该简简单单，人大约2/3的时间在工作，晚上睡个好觉，早上起来，高高兴兴来工作。简单一点，开心一点，和同事客户和谐一点。用心机是不合算的，如果领导者搞人治、喜欢拉帮结派，大家就都跟你学，公司就谈不上管理了。” 张亚勤的“5分钟理论”很经典：“人与人之间是有磁场的。初见一个人，5分钟之内我就会感觉到和对方是相互吸引还是相互排斥。” 11岁的张亚勤看到神童宁铂的故事，5分钟之内就决定要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在老师家遇到汪健，不到5分钟，就确定“就是她了”。虽然追求的过程一波三折，但终成佳偶。 1998年，在美国的研究正如日中天，张亚勤仅和李开复在电话里谈了5分钟，就答应回国。 “我也没问待遇，什么都没问，就决定要回国看看。很多人在换工作的时候会先考虑待遇问题，我向来不注重这些细节，工作以后从没问过待遇。”这一点连李开复也很惊讶，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张亚勤的自信，他相信肯定能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事实也是如此。 尽管拥有多项关键性视频技术专利，但张亚勤似乎从来都没有在乎过自己有多少钱。还是在微软研究院的时候，有一次，由于公司财务部门的疏忽，半年都没有给他发工资，张亚勤和妻子汪健居然都不知道。直到报税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公司财务问张亚勤，他却一头雾水。回家问妻子，汪健也大张嘴巴说：“我也不知道啊！”真是一对甩手掌柜。 张宏江说：“别人出差回来，在回程的航班上就把各种票据都处理完了，下了飞机就没事儿了。亚勤往往是一个月以后突然发现，自己还有一张发票没处理。这是亚勤粗心的一个表现，但也许正是这种对小事的‘粗心’使他具备了快速把握和简化问题的能力。你经常会惊异于他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能够从很短的一次汇报或者很轻松的交流中提炼出要点来，这是他的长处之一。” 简单的张亚勤也有不能包容的几类人，当中有一类就是“老好人”：“一定要做一个有建设性的批判者，不是不批评，我不希望大家觉得什么都好，英文里这叫yesman，我希望大家批评时一定要有很真诚的态度，对公司、对团队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批评的同时又要想到可能的解决办法，即使想得不对，但想的过程本身就表明态度是真诚又有担当的。我在管理团队的时候，很欣赏员工告诉我现在出现了哪些问题，有几种解决方案，他认为哪一种是最可行的，不管是否正确，他有他的逻辑，这就是建设性的批评者。” 张亚勤不喜欢被称做“张总”或者“张主席”，喜欢周围的人叫他亚勤。李世鹏给张亚勤的评价是“没什么架子，即使他做到很高的位置，也不会发号施令，他会用行动来改变你”。唯一触怒张亚勤的并非员工做错了事，而是员工的工作态度：“如果你本来有能力做好一件事，但却没有尽力，事情没做好，那就是我生气的时候。” <h3>Link 我从来没想过要做第一</h3> 虽然官至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从不认为这是他的“成功标志”。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来自媒体的嘉宾谈到张亚勤的学长、曾经赫赫有名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生宁铂，请他点评宁铂的“籍籍无名”。张亚勤很严肃地矫正了对方的观点，表示宁铂正在研究佛学，假以时日也可能很有造诣。 在张亚勤看来，“成功”与否不在于是否身处聚光灯下，而在于内心的宁静。了解张亚勤的人都知道，他虽然总处于“最好”的位置上，却不是执著于第一的人，反而是“怎么样都挺高兴”。他自己也承认：“做任何事情，不要在乎能不能得第一。要有长远眼光，要有耐心。战略上要有好的心态，可以很潇洒，但是在战术上要非常认真细致，精益求精。我从来没有想过做第一。我觉得尽自己的努力，和最好的人为伍最好，做第二、第三也挺好。人应该在内部找平衡，在你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你也许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三，甚至没有名次。但是在一个团队里，你是不可或缺的，这种默默无闻、不计功名的境界，比做到‘第一’还难。” 第八章 性情人生 感恩母亲——放飞的爱 2008年12月26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的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讲述了张亚勤的传奇经历。这让很多人第一次全方位地认识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山西人。节目中，张亚勤从小到大，从山西到安徽再到美国，然后辗转回到北京，一幅幅画面，记下了一个中国少年的成长故事，也折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节目播出之后，很多观众被张亚勤的故事所感动，记住了站在张亚勤身后默默支持他的母亲。有网友在张亚勤的博客中留言说： “张亚勤的妈妈真了不起。” “在电视中看过，最大的感受，就是张亚勤的妈妈对他的教育！” “你的母亲的确了不起，我要向她学习，把儿子培养好。” “看了你的故事，觉得你是年轻人的榜样，我一定会把你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最重要的是你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学会了要怎样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尤其是要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和学习兴趣。” 世上有一种爱，叫做“放飞”。张亚勤是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长大的，母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培养他的独立意识，给予他正确指导，让他超越了超常儿童的普遍宿命……正是母亲不同寻常的放飞教育，才使张亚勤一步步走上世界的舞台。 张亚勤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把母亲接到美国，希望母亲能够在美国颐养天年。美国清新的空气、如画的风景固然惬意，但三个月之后母亲就要求回国：“美国倒是风景如画，但是天天都是同一幅画。”张亚勤只好把母亲送回老家。其实，他理解母亲的心情，母亲的根在中国，自己的根也在中国，他何尝不懂母亲的心思呢。 张亚勤说如果没有母亲，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他曾经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文章—《放飞的爱》（见附录一）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读来让人动容。 第八章 性情人生 妻子——家里的老板 去张亚勤的办公室，可以看到三幅照片：分别是他和胡锦涛主席的合影、他和比尔·盖茨的合影，以及他和妻子的合影。张亚勤笑着介绍说：“这是我的三个‘老板’—国家的老板、公司的老板和家里的老板。” 张亚勤戏称妻子汪健是家里的老板。事实上也是，他这位在公司里呼风唤雨的一把手，一到家里就马上“沦为奴仆”了，妻子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任劳任怨。 张亚勤不仅要求自己保证每周有四天在家里吃晚饭，还要求自己即使在外吃晚饭，也要尽量在晚八点半之前回家。如果预先知道有些活动一定会进行得比较晚，他就会邀请汪健一起参加。张亚勤开玩笑说：“我结婚特别早，只认识一个女孩子，就恋爱了，还是这个女孩子，成了我太太了。”言语中流露出来的幸福和满足感让人羡慕。 事实上，张亚勤感谢妻子对自己、对家人所作的牺牲。 张亚勤和汪健是1989年4月28日登记结婚的，没有婚纱照，甚至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如今说起这些，张亚勤很内疚地承认对汪健有亏欠：“当时认为结婚只是一种形式，现在想来对汪健还是很不公平的。她总是感到遗憾，所以说婚礼还是应该有的，过后再怎么补都没有用了。” 结婚十周年的时候，两个人在北京补拍了婚纱照，照片上的两个人笑容恬淡。十年婚姻，所有的幸福滋味都在彼此相视的淡淡笑容中…… 1998年张亚勤回国时，汪健在道琼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事业心很强的汪健工作相当出色。那两年间，张亚勤经常在太平洋上空飞来飞去，非常辛苦。汪健明白这种状态不能长久，她毅然决定辞职，跟随张亚勤回国。她对张亚勤说：“以后你到哪里我就去哪里，不分开了。”2000年，儿子出生后，汪健辞掉工作，成了支持全家人的大后方。 在美国的时候，两人在院子里种了各种蔬菜，收成足够全家人食用。张亚勤很喜欢照顾这些蔬菜，特意从附近农场买来马粪做肥料，菜比别人家的长得好。有一次他看到一则广告，广告中说如果马粪订货量达到一定数量可以免费送货上门。为了能免费送货，张亚勤订购了标准数量的马粪。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标准数量”居然是一大卡车。结果卸下来的马粪把他们家大门前的路都堵住了，整个前院满满当当堆满了马粪，出入都要颇费一番周折。现在回想起来，夫妻俩还哭笑不得。 2009年是他们结婚20周年。张亚勤在Facebook网站上发帖海选创意，“大家对我和太太结婚20周年的庆祝方式有什么建议？” 就这么一个小帖子，引来了大量的关注，热心为张亚勤出点子的网友还真不少。有人建议他重回华盛顿，到当年结婚的地方旅游；也有的建议他去打一场高尔夫球。张亚勤平时最不喜欢看韩剧，而汪健看起韩剧来就没完没了，所以也有熟悉张亚勤的网友建议他陪太太看韩剧…… 于是，张亚勤真的去打了高尔夫，成绩是108杆，并且考虑要加入一家高尔夫俱乐部。虽然最后并没有看成韩剧，但他选择吃韩国泡菜来作为补偿…… 第八章 性情人生 一双儿女——父亲的骄傲 两个孩子是张亚勤最好的作品，但是，张亚勤并不要求孩子像自己小时候那么“辛苦”，他也从不给孩子布置学习任务，而是引导他们掌握学习方法，学会独立思考，培养他们探索世界的浓厚兴趣。 有一次，女儿问张亚勤：“爸爸，你的工作太容易了，每天上上网，写写Email，我长大后只要写Email就能赚钱就好了。”这让张亚勤哭笑不得，最后他告诉女儿：“你在家里用的很多东西，包括高画质电视（V）、DVD光碟机，用电脑时的操作系统indows，打网络电话及收发Email等等，这些东西里面都有爸爸的专利。” 听了爸爸的话，女儿明白自己的父亲非常了不起，说：“那今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让大家都用上我做的东西。” 女儿带给父亲的骄傲很快就来到了。2010年的某一天，张亚勤很兴奋地在自己的微博上向朋友们宣布：“刚才回到家得知，女儿获得中学演讲中国区比赛金牌，6月份将代表中国到美国参加全球演讲比赛。很骄傲啊！”言语中流露出的那种兴奋，比他自己得了世界级大奖还要快乐。 但是，跨文化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也曾经带给父母不小的困惑。 2002年，太太汪健把美国的房子车子卖掉，举家搬回北京。刚回到北京不久，有一次全家人路过天安门，女儿突然大叫道：“我认识这个人。”张亚勤一惊，顺着女儿的手指望去，原来她所说的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 张亚勤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不就是一百块钱上的那个人吗？”女儿理直气壮地说。 这下张亚勤和太太汪健都傻眼了，儿女在美国出生成长，居然连毛主席都不认识，这让在骨子里认定自己是中国人的夫妻俩无法接受。当时张亚勤叫司机停车，去毛主席纪念堂排队参观。回家之后，两人火速制订计划，给孩子们加强中国文化方面的教育，给女儿买关于毛主席的书，到故宫、颐和园等历史文化景点游览，甚至还买金庸的武侠小说给孩子们看，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时也提高了孩子们的中文水平。 直到有一天儿子坐在他旁边玩网络游戏，嘴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名字—曹操，张亚勤当时一惊，儿子怎么忽然间知道曹操了？一问才知道，儿子正在玩《三国》的游戏，再问，居然发现儿子对《三国》特别了解，对《三国》中的所有人物关系都一清二楚。这给了张亚勤灵感，这不正是教育儿子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好机会吗？于是他给儿子买了全套的电视剧和小人书。现在，儿子的中文提高得很快。 但在很多方面，张亚勤也承认，儿女这代人是他的老师，比如环保。张亚勤心目中的“环保英雄”就是女儿，比如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不能点太多菜，尽量不用一次性的东西，从小就培养起来的这种观念，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意识。“像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才开始学习、逐渐在改变固有的习惯。现在我每天都爬楼梯，只要是六层以下就都爬。我不用纸杯，中午吃饭我自己拿筷子，不用一次性的筷子，大家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在北京、上海建的楼，都遵循了国际最高的绿色节能标准，大量采用自然光和可循环的能源，我们虽然要为此多花很多钱，但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现在，女儿会在周末用半天时间做志愿者，有时候是去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英语，有时候去聋哑学校教孩子，她教得很认真，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她也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得益于自己成长的经历，张亚勤希望孩子们也能从小培养独立意识，形成正确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孩子从小就要树立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让她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幸福地生活。” 亚勤的话：年轻人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第二要有正面的影响力；第三，要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极限；第四要充分地去体验人生。 第八章 性情人生 世事如棋 张亚勤喜欢下棋，从小时候的军棋到长大后的围棋，一直是小伙伴中间以及中科大宿舍楼里名声在外的高手。 “每天下棋，下围棋。”张亚勤回忆中科大那段生活的时候说，“我那个时候下棋是出了名的，大家下棋的时候都会叫我。哪个寝室缺人就找我，我一定去，一场不落。” 张亚勤最欣赏的棋手是武宫正树，武宫正树也是一个“神童”式的人物，八岁开始跟随父亲武宫不二男学棋，一年之后就达到给父亲让三个子的水平。武宫正树的棋有灵逸之风，擅长大模样作战，开创了“宇宙流”的流派。 张亚勤很欣赏武宫正树说过的一句话：“棋盘上的边边角角算什么？中央才是浩瀚无际的天空。”就是这句话，让张亚勤读出了气势磅礴的人生大智慧。在棋盘上驰骋的感觉，就如同率领千军万马横扫疆场，千里江山，尽在麾下。张亚勤说：“下棋给我的最大感悟是，为了全局的胜利，牺牲部分利益也在所不惜。” 亚勤的话：商道如棋道，有时候只有丢车才能保帅，所以一定要在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作好取舍。 第八章 性情人生 今宵有酒 张亚勤喜欢喝红酒，更喜欢研究红酒文化。他习惯在想问题的时候，手拿一杯美酒，静静沉思。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意境，仿佛他所想象的东西就沉积在杯中酒里，只有慢慢品尝，才能尝出味道。 第一次回国时，张亚勤就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公寓，没人打搅，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边品红酒，一边思考研究院的发展。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张亚勤再次通读了武侠小说，一边是书里的江湖大侠，一边是研究院里招聘人才的“比武大会”，的确是一段酣畅淋漓的日子。 2006年，从雷德蒙总部调回中国，负责建立中国研发集团之前，张亚勤也是在位于雷德蒙的家中独自待了两个月。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坐在家门口，面对着屋前的湖水，边品红酒边写写画画，思考回国后的行动规划。 红酒喝得多了，张亚勤开始研究起了红酒文化。红酒中包含了很多历史。他给我讲了一本书《亿万富翁的醋》中关于红酒的故事。 两百多年前，美国建国伊始，总统乔治·华盛顿派往法国的第一任大使托马斯·杰弗逊就是一位红酒大师，他在法国珍藏了很多法国拉斐酒庄出品的波尔多红酒。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酒险些丢失，后来终于在废墟中被找到。可是“二战”中，这些美酒终究难逃厄运，在战火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战后又奇迹般地被找到，随后就被拿去拍卖，世界级藏家趋之若鹜，拍得者收藏几年之后拿出来再拍卖，如此反复，竟然形成了一个产业。 1985年，其中的一瓶酒在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被拍卖，这瓶珍世美酒最终以15.6万英镑的价格被《福布斯》杂志创始人的儿子小福布斯拍得。拍卖会开始之前，老福布斯叮嘱儿子和同去参加拍卖会的首席财务官“一定带一瓶酒回来”。 小福布斯把酒带回来后，福布斯大惊，他没想到一瓶红酒居然会被拍到如此高价。后来，CNN采访福布斯在拍到这瓶酒的感受时，他无奈地说：“我真希望当时托马斯·杰弗逊将它喝掉！” 后来，这些珍世红酒的真相得以揭开：杰弗逊珍藏酒大亨比尔·科克雇用他人进行多年调查，居然发现这些装在旧酒瓶里的只不过是不同年份的拉斐酒庄产品，被用来冒充200多年前的“杰弗逊”酒。 2010年2月，张亚勤参加世界葡萄酒地图精品美酒晚宴，与著名品酒师“葡萄酒女皇”Jancis Robinson合影。 “这些‘假酒’拍到几十万美元一瓶，大家喝起来还津津有味。其实都是假的，有的里面甚至酒已经发酵成醋了。”所以这部书名叫《亿万富翁的醋》。巧合的是，2009年张亚勤去马来西亚参加首相顾问会议，会上遇到了《福布斯》杂志的福布斯先生，一问居然就是当年拍到那瓶酒的小福布斯。两个爱酒之人一起探讨美酒，很是投机。据说虽然老福布斯责怪儿子酒买得太贵了，但后来《福布斯》之所以出名，还是源于“福布斯”在那次拍卖会上大出风头，媒体争相报道：“对一瓶酒来说，15.6万英镑在当年是贵了点，但相对于超值的广告效应就不算什么了。” “红酒的好处是，一口酒有不同的层次，你能体味到各种妙不可言的味道。”“红酒就是人生”，从红酒里，张亚勤读到的是一段段历史，品到的是人之本性。 亚勤的话：奥赛博物馆（Muséed'Orsay）收集了很多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名画，包括几乎所有印象派的大师们。但令我最震撼的是ude（孤独）。展示了人类极度孤独时的无奈、恐惧、空洞、困境、绝望和无尽的长夜。一个人一生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尽管可能是短暂瞬间。智慧者会看到光芒—其实在画里她一回头就能看到光，看到希望。 （Solitude），作者：托马斯·亚历山大·哈里森（thomas Alexander harrison） 第八章 性情人生 瑜伽之静 张亚勤还有一个有趣的爱好，就是瑜伽。提起瑜伽，很多人会认为这似乎是女孩子的专利，认为练习瑜伽要求身体灵活柔软，似乎只有女孩子才可以做到，其实不然，很多国际有名的瑜伽大师都是男性。 张亚勤解释说：“其实我练瑜伽、喝红酒，都是为了修炼我的耐性。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有时候耐性不够，做一件事情不会太长久，过两年一定要换个事情做。我做事情有深度，但是有的时候长度不够。另外一点，我作决定时很感性，就像所谓‘5分钟理论’，但并不是所有判断都应该在5分钟之内定夺，太仓促作决定有时候就难免失之偏颇。所以我选择通过瑜伽来锻炼自己的耐性和思维的敏捷性。” 北京东、西、北三面环山，自古有“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之说。尤其是北京的山大都有浓厚的人文历史传承。有时候周末，张亚勤约七八家人凑在一起爬山。到了山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油然而生。 <h3>Link 李开复眼中的张亚勤</h3> 作者：第一次见到张亚勤是什么样的感觉？ 李开复：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亲和力很强，他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不像是履历表上看起来的那种“神童”。他很健谈，人也很好，笑起来很可爱，我们两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作者：研究院组建以后，您跟亚勤怎样分工？ 李开复：他还是很希望回来以后能继续做他原来的研究工作，所以一方面他自己开了一些研究的项目，不仅自己做，也带着团队做；另外一方面，他和我一起管理整个研究院的发展方向。亚勤对国内高校和科研领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也在这两块业务上贡献了很多。他就是我最信任的人。 作者：当初的决策都是你们两个人去商量完成的？ 李开复：对，重要的决策我都会去参考他的意见，而且有些是我们俩一起做的，有些是我跟他讨论以后我做的，总之没有任何一个重要决定是没有经过跟他讨论的。 作者：后来你升职到美国以后，你跟亚勤之间的关系如何？ 李开复：我们是亲密的朋友。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也常会邀请我作一些演讲。后来他搬回去了，我们同住一个小区。如果这边研究院有人去总部，就落脚到亚勤家或是我家，然后两家周末聚在一起，打牌、吃饭、带孩子去公园、去温哥华。温哥华的华人移民多，因此有正宗的中国菜，太太们则是到香港人在温哥华开的时装店买衣服。 作者：你这么认可和信任他，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李开复：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事情可以看到他的为人，亚勤胸怀宽广，不会斤斤计较，也不会为一些小事烦恼。即使有什么人对亚勤一直不好，甚至在背后讲坏话，但亚勤对他都很好，都会帮助他，他这种胸怀是我很佩服的。另外，亚勤的极端诚信是周围这些朋友这么认可他的关键。 作者：还有其他方面感触比较深的吗？ 李开复：有，很多，比如说他的幽默感。有时候一起讨论一件事，说着说着他会突然冒出来一句很冷的笑话，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特别开心。有很多成功者一成功就不可一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亚勤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他的朋友下属，或是对学生，始终都态度如一，非常诚恳。 当然，亚勤绝对是一个技术天才，他学得特别扎实，记忆力超强，我们俩聊天时经常会讲到很多物理定义，其实我已经听不懂了，全部忘光了啊，但我只能假装说对啊、是啊。在这种天才面前，你的挫败感会很强很强。 第八章 性情人生 如果·未来 有一次张亚勤突发奇想，想去网吧里体验一下，看看年轻人整天泡在网吧里究竟在做什么。结果他花了4个小时观察，发现男孩们都是打游戏，女孩们则是一边看视频一边聊天。“男孩们玩起游戏来都很投入，根本觉察不到别人在旁边看他，而女孩子则特别敏感，她们会很快发现你在旁边看她，特别警惕。” 空闲时，张亚勤也会到网上的论坛聊天，并且一直用真名。但“真没有多少人和我聊，可能是嫌我中文打字的速度太慢了”。其实，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没人会相信“日理万机”的张亚勤会来闲聊天，也没有人会相信他还会以真名网聊。张亚勤自己倒是乐在其中。 张亚勤对生活对人生的诠释是：“人生的兴奋和挑战在于未知、不确定、不可预测，一定要敢于尝试。”在美国的时候，张亚勤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租一辆车，花一天时间在这个城市及周边转，从来不拿地图，开着就上路了，跑到哪儿是哪儿，遇到感兴趣的地方就停下来。“尽管经常走丢了，跑到哪个州都不知道”，但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这种心态和张亚勤的童年经历颇有关系。小时候，张亚勤经常一个人坐火车辗转于太原、西安和运城之间。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生活在动荡中，一切都不确定，于是，他性格中也多了些许冒险的因素。 40多年过去，小时候的经历依然刻骨铭心：“是挺难的，不过怎么办？必须面对。遇见困难，要换一种心态，视做挑战。成败之间，坚持不懈的态度更为重要，努力不一定成功，不争取一定会失败。” 国庆六十周年大典，张亚勤受邀到天安门主席台观礼，自豪与骄傲满溢心底。 后来，张亚勤从技术研发到管理研究机构，再到商业运作……即使是从事技术研究，也不止驻足于某一个领域，而是通信、消费类电子、软件等广为涉及，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成就斐然。张亚勤现在不仅仅是科学家，同时也在管理一家企业，他说：“我在管理一家企业，其实也是从零开始的创业过程。我希望把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建设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不仅仅属于微软公司。若干年后，提到那些划时代的成就时，人们就会想到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想到这些成就是由中国的团队做出来的。” 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张亚勤认为这才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张亚勤常说，人活一辈子要认清两个问题：一、你做的哪件事是你可以大声讲给别人“这件事是我做的”？二、你在你的生活圈子里，有哪些正面的影响？如家庭、朋友、同事、城市、国家等，是因为你而有了变化。 张亚勤很少对自己的未来作详细规划，他认为未来是充满挑战和不可预测的，如果全部按部就班作好计划，就失去了人生的乐趣。不过张亚勤对教育孩子很有兴趣，他说自己退休之后，也许会去西部教小孩子学电脑。“孩子就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学习能力特别强。如果孩子能够掌握信息，国家的命运就会改变。” 回国十年，张亚勤通过研究院对中国的信息技术教育做了不小的投入，张亚勤自己也资助过不少孩子，此外，他还是一些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通过基金会，他也可以让自己对孩子们的愿望渐渐得以实现。张亚勤说，他很佩服他的导师盖茨，盖茨在这方面是他的楷模。 <h3>Link 管理境界：“我能直接影响的只有50个人”</h3> 谈到境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武侠小说中所写的练剑者的境界：第一种便是有剑有招、招招致命，谓之剑术高超者；第二种是有剑无招，人剑合一，剑随意动，意到剑到，谓之剑术集大成者；第三种便是无剑无招，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心神到处，是为剑，谓之神、谓之尊、谓之圣，此乃练剑人的最高境界。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老子里论述的管理者的四种境界。看似晦涩难懂，其实道理简单，最好的领导者，部下其实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其次的领导者，部下亲近并称赞他；再次的领导者，部下畏惧他；更次的领导者，部下轻蔑他。领导者的诚信不足，部下不信任他，最好的领导者是多么悠闲，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众人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张亚勤管理着3000多人的团队，自己还要作科研，还说“我自己感觉并不是很忙”，这就是张亚勤的领导艺术。他不仅是管理者，也是领导者。 关于管理者与领导者的区别是，一般管理者是运用职权迫使人们去从事某项工作，依靠制度、管理工具达到目的。而领导者是依靠个人的魅力去影响他人，依靠的是远景规划、激励去实现目标。管理是一门艺术，有人事必躬亲，管理着一个小企业就感到力不从心，而且往往事倍功半，而有的人总能游刃有余，而且企业运行井井有条，效率很高。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上下3000多人的豪华阵容，个个都是非常聪明的人，然后再加上合作伙伴的聘约工程师，上万人的庞大团队，要做到事必躬亲，可能几个张亚勤都难于应付。但在他看来，管理其实很简单，“作为管理者，你可以直接影响到的其实最多有50个人，这50个人是你每天所接触和直接管理的，是公司文化的核心。他们再去管别人，一个50、另一个50，这样接连下去，你的每一个决策，包括你的决策过程，潜移默化间都会变成你所影响的这50个人的决策方式，公司管理文化就是这样传递下去的。” 微软的员工都说：“我们很少看到他发号施令，见到的他都是满脸笑容。”只影响50个人，这就是张亚勤的高明之处。 附录 一、《放飞的爱》 在我的成长记忆里，母亲永远都处于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我知道若没有她，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的性格、意志和品质是在她的培育下慢慢磨炼和形成的。 从小我就喜欢读书，把学习当做一件快乐的事，这同母亲的引导是分不开的。她常说：“学习并不是一件苦差事，要用愉快的心态去对待，要学会去享受学习中的快乐。”所以母亲常用讲故事、说儿歌等一些有趣的方式来提高我的学习兴趣。从3岁起我就跟母亲学写信。起先信封是由别人替写，信中的内容是自己写。母亲回信总是先表扬我，鼓励我，并把信中的错别字加以纠正。每逢节假日，母亲会给我买回一大堆连环画书、图画书等，我总是看不够。 我家有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晚上母亲备课，我坐在旁边做作业或看书，绝对安静和用心。等母亲做完事后，才允许我提问题。她从不给我施加过多的学习压力。很多情况下都是我要求学习新课，她才给我选些适合我学习的课本或是课外书，让我自学。过后她还进行提问，或是出题让我答卷，我非常乐意这样做。我总希望得到母亲的表扬，所以学习时特别用功，从而自学能力不断提高。母亲还把自学能力比做老师教唱歌：教一首歌学生就只会一首，如果教会了曲谱，学生就会唱很多首歌。学习中母亲还注重培养我良好的学习方法。教我看不同门类的书，如何学习，如何复习，她说：“良好的学习方法会让效果事半功倍。”并要求我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前作好准备，一旦坐下来就要进入学习状态，快速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提高学习效率，不允许边学边玩。 培养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及很强的自学能力，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和坚持过程。母亲在我的成长中付出了很多辛苦，给予了大量细致和具体的指导。尽管这些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不是什么奥秘，但我觉得母亲和我一起做得很认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之所以能用6年的时间学完小学及中学的课程，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都是这样学过来的，并且让我在以后的学习、科研和诸多工作中都受益匪浅。 我有广泛的兴趣，喜欢做的事很多，绘画、音乐、体育……我的这些爱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到了母亲的大力支持。她乐意帮我培养一切美好的兴趣，还相信我会做得很好。每次我拿着画好的画给她看时，她都会笑着说：“画得真好！”简短的一句赞美，也会使我受到很大鼓励，因而又想取得更大的进步。 在平时的言行中，她让我学会尊重他人。记得8岁那年的一天下午，在路过一家邻居门口时，我悄悄对母亲说了人家的短处，我只是随便说了一两句，又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以为然。但母亲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并给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她说：“要善待别人，人有短处不能揭，人有隐私不能说。要想得到他人的尊重，必须首先尊重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我总能及时得到母亲的教导。可以说我的性格、意志和品德是在她的培养和影响下慢慢形成的。 母亲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我，总是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但要我讲明理由。我说对了，她会听我的，不对，她会说服我。例如在高考报志愿上，我与母亲的意见有分歧。她的意见是为保险录取起见，除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外，再报本省的两所重点院校。我不同意，只想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这个第一志愿。当母亲听完我的想法，觉得有理，最后还是按我的意见办。 临高考前两个月我得病了，本来我就是开春后才从初三年级跳到高中毕业班的。只有不到半年的学习时间，现在又住医院耽误了一个多月，真是心急如焚。母亲也心痛地说：“今年不参加高考了，身体要紧。”我那时只想和科技大学那些聪明的同学在一起，很自信也很倔强。求妈妈让我试一试，就当做一次练习。母亲最后也同意了，说：“你能行，去试吧，不试就是完全的失败。如果今年考不取，也可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以后成功的把握就会大些。只是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所以，我当年能愉快地参加高考，实现自己的梦想，是母亲的民主做法成全了我。 世上有一种爱叫做“放飞”。母亲对我的爱就属于这种。她不会把我捧在手心里，许多事情总让我亲自去做，还说：学会独立，才能放飞。上小学和中学时，我家很多与外界打交道的事，母亲都尽量交给我去办。交代任务后，又问我这件事该怎么办，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不足的地方她就补充一下。所以我最终还能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 小时候我常一个人乘火车去外地。母亲说：“男孩子就要到外面跑跑才能独立，才能真正了解外面的世界。”我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来往于太原和晋南之间，都从来不会害怕，因为我觉得本来就应当如此。 那年上大学，我才12岁。办理转移粮户关系、买火车票、托运行李等许多事情，都是我亲自办理的。虽然有母亲陪着，但她不出面，只是提醒我不要把证件丢了。有趣的是那次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工作人员说：“叫大人来办，小孩不能办。”坐在稍远处看管行李的母亲这才上来说：“他能行，让他办好了，我不会写字。”工作人员无奈，只好让我办。当我填完各种表格交给工作人员看时，他们赞赏地说：“还真行！” 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终于要启程上学了。离家那天，母亲送我到火车站，简短地交代了一下路上要注意的事情后，带着微笑说了一句“你能行！”是的，我真的能行。虽然我多么希望母亲也能一起上车，陪我去那遥远的陌生城市，但一句“你能行”给了我莫大的自信和力量。我忍住眼里的泪水，心里说：“妈妈，我要走了。我有勇气，一定会好好的，请您放心。”母亲虽然面带笑容送我上车，但藏在心里的担心和不舍之情已早让她的眼睛湿润了，只不过竭力控制着不让它表现出来，怕影响我的情绪，好让我一路愉快地旅行。火车开动了，我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一排排的绿树和建筑物朝后退去，渐渐地越来越快，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回到7岁那年的一桩往事。 那年，我独自坐火车去奶奶家。走之前，母亲给那边的亲戚去了信，让他们派人去火车站接。但是这封信亲戚没有及时收到，所以没有人到火车站来接我。结果，我一下车就懵了。那时没有电话，身上的钱也不多。想了想，我决定步行几十里山路，一个人摸到奶奶家去。天黑了，还下着雨，我走在陌生的山路上，就这样边问边走，凭着曾经的一点模糊记忆，走了一天，总算摸索着找到了奶奶家。当我湿淋淋地出现在奶奶面前时，奶奶吃了一惊，她没想到我居然一个人找到她家，她更没想到母亲竟然这么放心我一个人出来。 很多年过去了，这段经历依然记忆犹新。这些难忘的经历现在看来却成了珍贵的财富。母亲说过：“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自己去面对，永远不要指望别人。”12岁离家独自去合肥上学，我在中科大自由地成长，母亲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但并不过多地在生活细节上给我照料。我也并不感到失落，我知道母亲是让我锻炼自己。现在，每当我看到一大群家长守候在学校门口接孩子回家，我都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她知道怎样放手让我独立和成长。 母亲常说：“孩子总是会离妈妈越来越远的，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是啊，孩子从一出生抱在怀里，到慢慢挣脱怀抱蹒跚学步，直到去往千里之外读大学，母亲并不把我束缚在她的身边，这个渐渐远离的过程，她总是在一旁微笑着守望着我。母亲的放手是对我的信任，当别的孩子还躲在母亲的怀抱里时，我却经历了许多，也渐渐长大成人。轻松平常，自在成长，我享受着母亲给予的这种“放飞的爱”。在科大少年班里，满眼望去都是“神童”，三十多个学生里数我最小。那届少年班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掀起了“神童”热。校园里也有记者们来来去去，报道着“神童”的生活和学习。 放假回家，我和母亲说起了大学校园里的见闻，也说起了见到的记者。母亲对记者的关注并不在意，她在意的是我对记者的态度。她反复告诫我，要婉言谢绝记者的采访。她说：“现在你还不成熟，路长着呢！你还不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名声’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是个普通的孩子，并不是他们说的‘神童’。你只是幸运一点，进了少年班。被记者过多报道，被别人谈论，只会给你带来压力，不利于你的成长。”母亲很清醒，她不让我接受采访，没有为“名”和“誉”所迷惑。大学时我的曝光率很低，我悄悄地躲在了那些“神童”身后，玩着自己喜欢的游戏，就跟上中学时一样。没压力，学习变得越来越有趣，越来越轻松。“神童”也是平常人，也需要一片自由呼吸的空间。我记着母亲的话，静静地走自己该走的路。 在中科大，我发现，原来山外有山，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之大；人外有人，跟其他的同学比起来，我根本没有什么优势。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会做得很好，那种在平静中默默赶超别人的自信使我受益无穷。 几十年后，当年的大学同学再聚首时，都有各自不同的职业，也不再是所谓的“神童”，但我们的教育观却惊人的一致：不要试图包办孩子的未来，重在顺其自然地引导。 还记得20岁硕士毕业的那年，我本想继续升博士，但考虑到自己已长大成人，应该分担母亲的负担了，就同母亲商量是否去工作一段时间。母亲表示支持我继续升学，家里的经济问题不是我考虑的事。此后我轻松地走上了一条赴美留学的道路。这回母亲又一次让我“放飞”了。博士毕业后，我从事了科研工作。能够在事业上取得发展并获得一些成就，这与当年母亲无私的支持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是分不开的。 回国工作以后，在一次谈话中，母亲对于我这些年在外取得的成果表示很满意，说这些已超出了她对我的期望，还说：“谢谢儿子，你是妈妈的骄傲。”随后又继续激励我：“为喜欢的事业多作一些贡献。要爱国，要为国家多做一些好事，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这是我长这么大，母亲对我措词最长和分量最重的一次夸奖。我的感激难以言表。 谢谢母亲，谢谢您！在4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是您教我学习、自立、自信、自强；是您教我怎样做人；是您教我如何在航行中搏击风浪；是您的放手，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展翅高飞。 附录 二、张亚勤作答普鲁斯问特问卷 1.你认为最理想的快乐是怎样的？ 答：一个人，喝一杯红酒，拿一本喜欢看的书。 2.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答：希望围棋能下到国手水平。 3.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答：应该是失去健康。 4.你目前的心境怎样？ 答：非常好。 5.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答：我很钦佩邓小平，但是他已经不在世了；那就是盖茨吧。 6.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还没出现。 7.你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你最觉得痛恨？ 答：长得太胖了，还有就是太感情用事了，有的时候不考虑后果，会比较冲动。但我好像不太痛恨我的特点，自我感觉良好。 8.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次旅行？ 答：想去世界著名的酒庄做一次文化之旅，现在都是工作上的旅行。 9.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答：痛恨别人虚伪、说谎。还有我痛恨别人开会迟到，不作决定，做事拖拖拉拉，我喜欢比较清楚、比较干脆的人。 10.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答：家人是我最大的财产，包括我的孩子。 11.你最奢侈的梦想是什么？ 答：三个月的旅行，我想去感受不同的文化。比如说我上次去巴黎，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自己到处走走，到卢浮宫看画展，吃点儿大餐，品尝不同的食物，加上好酒。 12.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什么？ 答：失去纸面上的财富，如股市上丢点儿钱，然后又涨回来了。 13.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过高评估的？ 答：太过节俭。一个人如果太过节俭，未必是美德。我没有节俭，但是也不奢侈，过一种自己认为是舒适的生活。 14.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答：现在的职业。 15.你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答：有点儿胖了。 16.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答：没有。 17.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答：投机者。 18.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答：宽厚。 19.你使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者是词语是什么？ 答：Great，或者谢谢。 20.你最喜欢女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答：善良，这个很重要，有女人味，再加上漂亮更好。 21.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 答：没有。 22.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答：义气。我不会选择一个自己不信任、不讲义气的人做朋友。 23.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 答：我觉得是家人。 24.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答：没有感觉。 25.何时何地让你感觉到最快乐？ 答：就是平时的那种常态，比如说现在。还有看到孩子很开心，但是不能太久，太久就烦了。 26.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一件事，那会是什么？ 答：每天和家人吃晚餐。 27.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答：青春。 28.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总在变。最近是“人沉静下来，智慧升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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