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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 第一篇 印度从军 重庆参军第一人 <span class="ter">邓述义（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士兵）</span> 我老家在湖北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我随父亲迁移到陪都重庆。由于父亲是武汉裕华纱厂老板，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家优越。但是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感可言。那时的重庆也时时被日机轰炸， 在一次大轰炸中，三姨妈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着孝服住在我们家。我没有见过死人，但见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泪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也并不安全。我记得有一回，日机炸了好久也没离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的佣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尸体埋在河边上，涨水时一冲，就顺江而下，江面上满是死人！ 我那时正在位于重庆南岸黄角垭的博学中学念高三，家里的纱厂时时成为日本人的轰炸目标。重庆如若不保，再往哪里退？！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容纳和养活那么多的人了！ 1943年12月，我和好友卢乐礼（北方沦陷区人）在他叔叔处（他叔叔为当时国民党军医处中将处长，熟悉参军的情况）摸清状况后，径直到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向卫兵讲明来意，要求见长官。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们。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拿出本子让我们先登记。我抢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战时陪都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那时国内还未提倡学生参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战争过后，还需要人来建设家乡。学生如若从军，战后谁来重振中华呢？但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快，报上刊出了大幅的头条，让学生们响应号召从军抗日！一时间，投笔从戎的热潮席卷了山城。母亲整日在家哭泣，父亲和校长不时相劝，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印度。 1944年元月，我们终于出发了！在昆明的机场里，美军重新安排了一次体检。美籍医官全是笑呵呵的，他们发给每个人一张体检表。检查完一项，若是合格则在对应栏内用铅笔画上个勾。我在行军途中患了角膜炎，两只眼睛红红的，当然检查不合格！怎么办呢？难到要在这里打回票么？想了一下，我撒腿就往机场外跑，找到文具店，抓起铅笔画了一个勾。勾是有了，但体检也近尾声。正着急时，过了关的同学都喜滋滋地出来了。我发现他们的手臂上均印有一个蓝色的表示合格的图章，灵机一动，拉过一位同学油迹未干的手臂紧紧一靠，我也就成了合格者了！虽然字迹全是反的，但也没人注意，我就这样上了飞机。 抵达印度后，分到比哈尔邦的兰姆伽接受军训的我，被编入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在各种科目的不同训练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收发报的那12周了。班上的同学来自各个营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人根本不懂英文，还需要从ABC教起。第一节课下来，美国教官就吃不消了，苦着一张脸把这重担交给了翻译官。第二节课下来，翻译官也吃不消了！见我英文还勉强过得去，他干脆把这担子移交给了我！ 我辛苦了10天，终于有了成效，原本连ABC都弄不清楚的同学终于能识得简单的英文单词了！课程得以顺利进行。美国教官就同我比较熟了。他们俩都是20来岁的军士，一个是络腮胡illiam-Slider；一个是大个子henry-Camp。络腮胡看我圆满地完成了教授字母的任务后，高兴地送给我两盒“Pall Mall”双狮滤嘴香烟，俨然成了好朋友。课间的时候，也就常常坐在一起聊天。虽然我的英语有些蹩脚，连比带划竟也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同样都是学生参军，他们的军饷是每月100多美元，花不完的就寄回家。而我一个月却只有24个卢比（折合6美元），有时还得靠家里接济。但他们讲起买东西，却是苦着一张脸。美国的大兵几乎个个都是酒鬼，有时为了一瓶白兰地，要他们拿枪来换都成！部队里为了控制他们的饮酒量，每人发给一个小本子，规定一个月只能够有多少“购物点”。某些特定的东西，像酒，就要凭点来买。买了东西，就从本子上将点扣除。一个月如若只有100点，一瓶白兰地就要花去四五十个点。因此当时的美国士兵几乎都要从另外的渠道弄酒喝，有从当地印度人手里买的；也有从中国兵手里买的（中国兵买酒不凭点）。若是没有酒，他们玩起来就没有那么开心。 学习结束之后，我们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不幸的是，我在军旅途中不小心将其丢失，实在可惜！ 空闲时，我们常常三三两两约好到十来公里远的小街去买东西。遇上了车就搭，要是没遇上就步行。有时正走着，就有一辆车在面前停下来，车上的美国兵招呼到：“o market！”(我们要到市场去！）司机耸耸肩，大声说：“OK！ Get up ！”(正好！上车！）大伙儿便会吹着口哨跳上车！ 1945年春末，我们由一位美军上尉领着，到加尔各答去取新车。到了目的地，就住在美军军营里和他们同吃同住。中国士兵习惯用的是一个大口盅加上一个汤匙。美军的伙食对我们来说就很不适应了，将牛肉粥、鸡块、沙拉和冰淇淋等倒在一个大口盅里，实在是糟糕透顶！为了照顾我们的习惯，就对中国士兵特别优待——允许分几次领取。 双方文化的不同，除了在生活方面有所体现外，还引出过一些小误会。 1945年夏动身回国时，部队里安排的是一辆卡车上，由一中一美两个士兵搭档，轮流开车。我的伙伴是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印第安那州的黑人，当兵前也是个高中生。我英语不好，他中文也只会几个简单的词。但我们连比带划地也交谈得很愉快！他告诉我，他打算以后当一名科学家。因为交流有些费劲，于是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干脆唱歌，唱一些如：《Old ManRiver》、《Old Folks at le voices calling‘Old Black Joe’”（我听到那温柔的呼唤‘老黑奴’）时，他突地大吼一声：“S Up！” （闭嘴！）而且对我怒目而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见他怒气冲冲，赶紧不停地赔不是。他好容易冷静下来，却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谴责我不应当侮辱他们黑人，话说完之后就板着脸不再理我。车队到昆明了，他也是冷冷地和我道别。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Old Black Joe》本是一首黑人歌曲，我想破了头也不知道那里有侮辱黑人的意思。真希望何时还能再见那黑人朋友一面，以冰释前嫌。 这样的误会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打打闹闹中度过的。有一次我的车在下山时出了毛病，放空挡滑下坡之后，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我下车检查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回头一看，有好几辆美军军车被挡了道。就在我请老乡帮着推车的档儿，有一个美国大兵像是等不及了似的，张开嘴用英语在一旁唧唧歪歪地骂开了。等我推开了汽车，不甘示弱，也用英语骂开了。那美国大兵立马熄了火，跳下车向我走了过来。我才1米72，而他却有1米90左右，简直像头大熊！他走到我面前，只是伸出了右掌，按着我的头，向下一使劲，就让我摔了个大跟头。我刚爬起来，他就又来那么一下。三五次下来，我就只看见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围观的人和美国大兵也都在哈哈大笑。我抓住一个空子，一下子往外跑去。回到车上提起了冲锋枪对准了美国大兵，子弹上膛。这一下，他笑不出来了，愣在一旁。但随即又面带微笑地两手高举摇晃着连连对我说：“顶好！顶好！”我看他笑得不假，就只用枪头在他屁股上狠狠戳了几下，大喊一声：“Getaway！”（快走！）他如获大赦般赶快跑回车上去。车子开动时，居然还伸出脑袋，嬉皮笑脸地向我招手：“Bye bye！”一场喜剧就这样收了场。 还有一次，汽车在山峡抛锚了，呆了三天，还不见援兵的影子。我与助手两人，想来想去，忽然记起离这里不到100公里有一个美国人的汽车修理厂。于是我搭车前往求援。到了门口才想到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劲儿。自我介绍时说得结结巴巴，翻译官又不在，急得我满头大汗。当那位少校厂长问我车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我完全讲不清楚。只好把他拉到相同的汽车旁边，指着后轮轴中间的齿轮包说：“Some gear broke inside”（一些齿轮断在里面……），少校想了一下才说到：“OK！ You may e omorrow m！”（好！ 你明天早上再来这里一次！）等第二天我到达修车厂时，美国人早已等在那里了。大车子拖进厂，没过多久就修好了。此事使我对我们的美国朋友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办事效率高，简单、认真、平易近人，没有繁琐复杂的手续和官架子。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1945年，胜利之后，我们在距离雷多小镇约40公里的地方扎起营寨，等待回国。虽然是住在大森林的边沿，但原始森林的恐怖我们还是见识到了。在森林的夹缝中有一条宽10米左右日照不足的深绿色小河，营里的炊事班就搭建在河边。往对岸看，参天大树密密排开，树间长满了三四米高的巨草，城墙似的密不透风！仔细看，可以发现密草丛中有一个大洞。当地人告诉说，那是象道，是大象为了便于饮水用身子拱出来的。这条通道也就成了野兽们喝水的专道，时常有各种动物到河边饮水，再原路返回。班长、排长、营长和老兵们不停叮嘱大家不许下河玩水，传说是河里有鬼。有个战友小福建（福建人），中等身材，很壮实，十分贪玩。仗着自己的好水性，一天吃过午饭就摸下水，一会儿工夫就没见了人影。河面上平平静静地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边有同学扔了根木棒下去，泡也没冒一个就沉了下去。仔细观察，原来木棒被那些纤细的水草缠上，越缠越多，死死缠在水下。像这样，不管人还是东西，根本不可能浮起来！小福建就这么被留在了水下，没能回国！ 第一篇 印度从军 印度从军 <span class="ter">刘定勋（中国驻印军宪兵三营士兵）</span> <h3>史迪威公路的起点——雷多</h3> 我们正式受训的地方在雷多，那里的营房还在建造中，两个分队轮流去工作，要用我们自己的手，建成我们生活的营地。队副说：“叫大家这样去工作，也是一种训练。” 清晨的雷多，还在薄雾的笼罩中。我们在一片场地上工作着，用圆锹和钻孔器等挖掘泥土，立起一根根木柱，绑成架子来搭帐篷。先把篷布打开撑上去，绳子拉紧拴在柱子上，四周围以厚篷布，便搭成一间小房子样的帐篷了。再在里面用竹木造两张大床，外面四周挖好排水沟。像这样的帐篷，全营共有30余个，要求我们在几天之内必须完成，所以工作很辛苦。 一部由美国黑人士兵驾驶的大机器，开到旁边来给我们掘井。机器轧轧地发动，很快便钻掘了个深孔，装上抽水机，立刻便可抽水了。这样迅速的工作，简直使我们惊异。附近有两部开山机在推平一个土丘，一些大小树木，被连根推翻，当时觉得机器的力量真伟大。 三分队去雷多工作时，我们便到附近各处空营地去找用具等什物，如木马、铁杠、篮球架，及粗制的桌子凳子等，搬些回来运去雷多。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设备，不必另外制造，到处都有遗弃的东西可以利用。这些都是远征战友自己所造，中国人有这种本事，能够手工制作各种什物，因陋就简地布置着居处环境。 雷多的帐篷立好后，我们便搬家了，两个分队先后上车开到新造的营房，分别住入各个帐篷。这里的环境，没有森林中那样清静了，日夜全是机器的喧闹声。机场就在旁边，不断地有飞机轧轧地起飞降落；公路上的汽车，隆隆的奔驰不绝；火车站有列车哗啦哗啦地离站或到站。此外还有那工作着的开山机的叫声，转动着的碎石机的响声，各种机器的声音，构成一组宏大的交响乐。到了晚上，各处的发电机彻夜开着，机场的大探照灯不停地四下照射，禁闭室围墙上的许多电灯通宵不灭，车站上有红绿色的灯光，四处有汽车的灯光，动的灯光与静的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雷多成了不夜城。 我们的任务是要建两个大的礼堂、教室，这是项很大的工程，必须赶在年前造好，所以我们晚上也必须点着马灯轮番工作。我们从来没有造房子的本领，但让我们自己吃惊的是，我们竟在年前的10天中全部完工了。 <h3>国际宪兵</h3> 两个月来紧张严格的受训，终于就快结束了。我们的身体变得矫健，行动生龙活虎的，一切操作都已很熟练。一天，有位美国军纪督察官来营参观，大队长引他看了我们的内务和操作后，到教室给我们讲话。这位蓄着短须，态度十分严肃的少校，所讲的话很短促，他说：“我训练过很多军队，但没有看见像诸位进步得这样快的。” 一位美国摄影记者来了，把我们操演的阵容，摄取了几个镜头去。 大队长宣布道：“本队已接到国内司令部的命令，正式编制为营，改称宪兵独立第三营，各个分队就是各连，分队长即连长，大队长大队副即营长营副。”我们很不高兴这个更改，觉得“中国远征军驻印宪兵队”的名称要荣耀些，并且希望它是暂时的组织，一到胜利后回国时，我们便不当这个兵了。 3月18日这天，我们结束了10周来紧张的训练生活，举行了简单隆重的结业式。大队长讲了许多话，谆谆训诫我们勤谨服务，为国争光。这天还举行了大会餐，晚上有盛大的同乐会。 结业后第二天，盟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美国勃津（音）将军来营检阅。我们一早就准备着，八点钟时，我们集合到操场上，列成横队，排面的整齐线竟至用绳子牵了看齐，派出一排人戴了臂章去大门作仪仗队迎接。不久一声立正号音，勃津参谋长莅临，带有随员二人，由大队长陪同着经过我们前面检阅。勃津年约40余岁，戴着眼镜，态度庄严，肩上佩着准将的金星。接着两分队便分别开始操演，先由我们四分队会操班的基本教练，一声口令，各班像爆炸了一样地跑步散开，口令齐喊，全场都在转动着，情况非常紧张热烈。勃津漫步场中，来回用汉语向大队长称赞我们说：“操得好！”操演完毕，他带了本营的翻译官站在升旗台上，先用汉语说道：“因为我中国话说得不好，我今天要讲的话又很重要，所以这位先生来帮我翻译。”于是便开始用英语讲演，他说：“我从两种身份认识了解你们，诸位是学生，又是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是以18岁的年龄从军远征，打完仗后又回去读大学的。”接着他讲起中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历史来，从辛亥革命说起，直到现在才大批地参加了军队。勃津讲到我们以后的职务时，很坦白地说道：“诸位处理中美之间发生的事情时，不要有偏见，自己人，应该认清是非，由双方会同作公正的解决。”他说：“诸位不仅是中国宪兵，诸位还是联合国宪兵，是国际宪兵(Iional M·P）”他特别用中国话说出这个名字。“如我自己，不是美国军官，我是联合国军官，是受中印缅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任命的。”讲完话后问我们有无问题，一个同学上去致了答词，有同学提出我们需要车辆汽油供给我们，随即他用中国话说：“完了！”走下了旗台，又看了一会我们的器械操后才离去。 <h3>第二检查站</h3> 我服勤务的地方在盟军总指挥部附近的第二检查站。公路至此从两座铁桥跨过一条河流，检查站便设在桥头上，由中、美两国宪兵把守着，管制往来的车辆交通。 在检查站和美国盟友一起是很有趣的，这些活泼的孩子们，最喜欢玩笑。我们常常在一起互相做着鬼脸，装着丑角，看见哪个跟长官敬礼，便学他的样做，他在你头上敲一下，你便给他屁股上一拳。有时我们交换帽子偏戴着，看见车子来了，便赶忙抓回自己的戴好出去。我们彼此交谈，是用一些最简单的美国话和中国话，“顶好”，“OK”等字，在我们的字典上是意义无穷的，几乎一切意思都用它来表示。说话不明白，便比手势。一位年青的美国兵顶会用他的表演来告诉你什么什么，活像一个舞台上的滑稽演员。 美国人都喜欢学几句中国话。有位美国兵把两句中国话说得很熟，碰着人便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部队？”回答了他，他不一定听得懂，但他却满足了。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形，两个中美朋友在交谈着，可是他们不是说的同一种语言，也不是用着各自熟悉的话语，却是那美国人说着可笑的中国话，中国人说着不通的美国话，他们在互相炫示说外国话的才能。 美国朋友中，也有认真地在学华语的。欧利尔的中国话就已学到了相当的程度，能作普通的谈话，对中国人会说“恭喜发财！”；告诉你他的名字道：“我叫欧绪，欧洲的欧，光绪的绪。”他学习非常用功，晚上到检查站来必抱着本汉英大字典，不会说的话语，便详细地问人。他是大学理科三年级生，十分书生气的一个青年。 在这些美国宪兵当中，大学程度的并不多。汤姆士是高等学校毕业，对人很好，有次他拿着一瓶威士忌喝得偏偏倒倒地走到我们帐篷来，说他害了“怀乡病”，结果我们把他送过桥回去。瘦长的麦克还在高等学校念书，常常跟他国内的爱人写信。有次见他拆开爱人的一封信，信笺上有着口红的唇印，信封里扑着些香粉，使他发狂地把信吻着嗅着，还送给每个人来嗅。平常我们都喜欢拿出各自爱人的相片来互相夸示，但有些相片其实是电影明星的照片，却硬说是自己的爱人。克林雅拿出他妹妹的照片来给我们看，你要是称赞她美丽，他非常高兴，立刻告诉你她的通信处，有位老兄竟因此和一位远在美洲的不相识的异国女郎通起信。 第一篇 印度从军 通讯营纪事 <span class="ter">吴铭绩（中国驻印军新38师翻译）</span> 我是浙江嘉兴人。 1937年，日本鬼子从金山卫登陆后，嘉兴随即沦陷。整个城中火光冲天，三日三夜没有熄灭。 记得有一天，我和父亲一同回老家探望，只看到所有的房子门窗全无，屋内空空如也。街上除了被烧毁的房屋，便是横七竖八摊在街头的同胞尸体。一个老妇被拦腰斩断，野狗正在啃她的骨肉，其状惨不忍睹！后来，我还在一些画报上看到鬼子用刺刀戳破孕妇肚皮，把尚未出世的胎儿挑在枪头上取乐的残暴画面。在我的心中，日本鬼子早已是恶魔的代名词。 我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老天爷能给我为中国人复仇的机会，我一定不会饶恕这些恶魔！ 机会很快就来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正式参战。据报载，同盟国军队为了使中国能拖住大批日军，以阻止日军南侵步伐，决定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因而美国将大批先进军事设备运到了中国，并同时派出大批军人来华指导中国军队使用。由于语言障碍，还需要大批随军翻译人员，政府当局便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广发入伍令，希望1944级应届大学毕业男生以国家为重，主动应征入伍担任翻译工作。当时我是西南联大电机系的学生，许多同学都来自沦陷区，这些年来深受日寇的侮辱和磨难，因此一听说要打日寇，便纷纷报名，奋勇应征，甚至许多不是应届毕业的男生也踊跃报名。我在学校的征兵公告上看到信息后，立即冲去报了名，并顺利地被分配到缅北新38师通讯营当译员，享受少校级待遇。 <h3>通讯营</h3> 通讯是部队的耳目，通讯受阻，司令部便失去了作用。如果司令部不知道自己部队的位置和情况，更不知敌人的动向，如何打仗？所以战争中通讯极其重要。架设有线电话十分可靠，但部队经常移动，在荒无人烟的丛林中，架电话线也比较困难，相对而言无线电话就比较灵活快速。我的具体工作是将营里需要补充的通讯器材单转给美军联络官，有损坏的通讯器材，我也开列单子，连同损坏的器材一块送交美军联络官处，由他送到维修厂修理，所以工作十分简单轻松。但还有一件额外的工作，虽小事一件，却十分重要，就是为通讯营官兵出差写一张字条，他们可以凭条向沿路给养站领取给养。这是一件颇讨官兵们喜欢的工作，因此我跟营里的官兵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不久，我就发现送修的器材大部分其实很容易修复，有的是脱落一根接线，有的则是掉了一颗螺丝，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反正闲得发慌，便开始研究这些送修的器材，尽量把自己能修复的修好便立即退回去。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送修的数量，也缩短了维修的时间，基层高兴，美军联络官也高兴。为此，美军联络官后来还送了成套的维修工具给我，大大扩展了我的业务范围。 一天，有人送来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说电报发不出去。我仔细检查了一遍，觉得机器没有毛病，可又查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折腾了半天，总算发现原来是使用军士为了预防机器生锈，把润滑油抹在了拉杆天线上，使两节拉杆之间绝缘，天线失去了作用，电报自然发不出去。这次检修使我萌发了应该教通讯兵学些无线电基础知识的想法，很快，我的这个建议就得到了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首肯，并决定由我亲自负责培训工作。我在新兵中挑选了十几名年仅十四五岁的孩子兵开始培训。这些小朋友都是1944年在昆明报名自愿参军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便拨来了缅甸。我觉得他们太小，实在不适宜扛枪上前线，便想培养他们成为通讯兵。培训班一直开办到打通中印公路，至于这些孩子回国后去向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新一军十分善战，这是印缅战区的英美军事家们公认的。善战的原因除了战士有满腔爱国激情、强健的体力和搏击技术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有先进的军事设备和充足的武器弹药。在围攻密支那时，我曾到火线上的炮兵指挥所去看过，那是一个很大的帐蓬，里面放着20张左右的大桌，每张桌上都有一张密支那地图，几架电话机。电话机是直通炮兵阵地的，军官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拿起电话说一句：“h-15（地图上的座标位置）打500发！”电话里就传来了那边嘭嘭嘭的打炮声。密支那的上空有许多美军飞机在投弹，这里打了500发，天上立即就有500发新的炮弹空投到炮兵阵地上，根本不用担心弹药不足。据说，为了消灭一个敌人，平均要花四吨弹药！这样的仗，如果没有汽车、飞机，靠战士的两条腿行军，能背多少武器弹药粮食？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战争就是国家财力的竞赛。 <h3>美军联络官可尔（Kohl）中尉</h3> 在通讯营，可尔是我的主要联络对象。 可尔入伍前是大学文科学生，学过一些中国的文字。我们在一起时，他常会跟我讲象形文字的发展，汉字的变迁等。我虽不很内行，但跟他吹吹还是绰绰有余。一天，他站在我面前，双手放在背后，笑得很灿烂，对我说：“有个好消息。”随即把一张请柬送到我面前，原来是孙立人将军邀请联络官开茶话会。他说：“在美国，我们这种低级军官是无缘见到将军的。现在孙将军竟然下贴子请我，真是莫大的荣誉，我将终身珍藏这张请柬。”请柬是用毛笔书写的，他便拿出一支毛笔来，问我：“这叫什么？”虽然是翻译官，其实我的英语水平也不高明，这毛笔我就不知道怎么说，疑惑不决地问他：“能叫pen吗？”他连连摇头，“No， te，对brush只能用draw。 还有一次可尔告诉我，有一卡车美军，约20人，在行驶中发现左侧草地飞起一只小鸟，他们便怀疑草地里有日军埋伏，便向草从中盲目射击。冲锋枪、卡宾枪、手枪通通用上，乱打一阵后，他们发现并无反应，子弹打完便掉头逃了回来，请中国军队去搜索侦察，居然在草地中真的躺着好几具日军尸体。于是他们开始喝啤酒（军中不许喝酒，但啤酒是饮料，不算酒），跳舞，欢呼庆功。这就是美军的作战情状，不过他们的警惕性还是值得称许的。 <h3>军营趣事</h3> 营长指派了一名士兵做我的传令兵，其实就是勤务兵。行军时为我牵驮马，宿营时帮我搭帐蓬。油布帐蓬十分沉重，拆建都很费劲。于是勤务兵给我出了个主意：“你会讲洋话，去跟老美要两个降落伞来，我帮你做成帐蓬，既轻便，又干净。”降落伞是空投物资，投下来就不回收了，浪费颇多。空投物资是老美的事，降落伞他们那里多得很，要两个是极方便的。于是勤务兵便把一个伞做帐蓬的顶，另一个制成围幕，搭在树林里，薄薄的降落伞是半透明的，夜晚躺在行军床上，可以看到树梢头的半轮明月，再配上断断续续的猿啼、猴鸣，使人浮想联翩。正自在时，突然爬进来一条大蜥蜴，比我的行军床还长。我紧张起来，浮想全没了，幸亏蜥蜴很善良，停留了一下，听见我床铺声响，便很迅速地爬走了，虚惊一场。 雨季过后道路十分泥泞，汽车不能行驶，这天我要到前方去，只好坐联络机。这种飞机极小，只有两个单人舱，前舱坐驾驶员，后舱坐一人，上面没有舱盖。坐在机舱里，腿上束一条安全带，上半身就露在机外，还可以伸出头去左右张望。这种飞机还十分轻巧，一个人拉住尾舵就可以不费劲地拖来拖去，据说造价只抵两辆吉普车。飞行前，驾驶员告诉我：他曾送过一位译员，飞抵目的地上空，驾驶员回过头来做个手势，用手向下伸伸，表示要降落了（机声很响，说话是听不清的），不料这位译员误解了，以为叫他跳下去，便毫不犹豫地打开降落伞，“噌”地往外一跳。待驾驶员再回头看时，人已不见了，正吃惊时，却见一顶降落伞正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地飘着，十分有趣。不知这位译员老兄是谁，希望不是我们联大的。 <h3>森林霸主</h3> 我在缅北的一年军旅生活中，有半年都是钻在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中，没有去过那里的人都以为野人山是毒蛇猛兽出没的场所。参军前曾闻得昆明盛传：有一辆吉普车开到一个地方，前面有一条堤坝拦住去路，便沿提行驶了一段距离，才看到一个巨大的蛇头。原来那堤坝是蟒蛇的身体！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我在那里半年多时间，不要说巨蟒，连小蛇也没有见过一条。野人山里只有三种小动物：蚊子、蚂蝗和蚂蚁。不要小看了这三种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们才是野人山中真正的霸主。 野人山雨量充沛，一年中有半年是雨季，山峦中空气潮湿，在这湿漉漉的空气中常有大批蚊虫，铺天盖地，随着空气流动。据说这就是瘴气。这地方居民甚少，一个村落不过两三户人家，每家搭一个竹楼，楼下只有几根竹柱，楼上才是住人的房间。在蚊子猖獗的时候，就在竹楼下燃些湿柴，用烟来驱赶蚊子。这当然阻挡不了蚊子的侵袭，因而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在那里都头戴防蚊罩，跟养蜂人戴的相仿。帽檐下挂着蚊帐布直垂肩下，两手擦抹防蚊油防蚊叮。 对我们威胁更大的是蚂蝗。在潮湿的森林里，蚂蝗是无处不在的，人在林中走，它总会爬到身上来。有的在草叶上颤悠，碰到鞋或裤就粘上了，顺着缝隙往身上钻。有的从树上空降下来，落到头上就往头颈里钻。蚂蝗是一根“皮管子”，尾部有一吸盘，吸住皮肤，头就钻进皮肤吸血，吸到成为一个小球就滚掉了。这小虫吸血的时候，人什么感觉都没有。它在伤口处分泌一种东西，使血凝不起来，以致它掉下以后血还流淌不止。有人发现腿上有条蚂蝗正在吸血，就用手去拉，把它拉断了，它的头还钻在皮肤里不肯出来。有经验的人说，不能拉，要用盐，在它身上撒两粒盐，它就逃出来了。据说这东西再生力强，即使将它碎尸万段，它也能变成万条蚂蝗，这就是它称霸森林的本领。 蚊虫、蚂蝗要吸我们的血，而蚂蚁则要我们的命。蚁群十分庞大，因而蚁窝也大。蚁窝在地下，地面上看不出来。雨季一到，蚁窝里浸满了水，泥土十分软，一旦踩中蚁窝，人就往下沉，周围的人没办法进去搭救，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头渐渐没入泥浆中。受此教训，我们想了个办法：数人外出，要拉大距离，每人身上都备有一根长绳。若有人掉入蚁窝下沉，就立即把绳子的一头抛给他，数人一起把他拉出蚁窝。 第一篇 印度从军 军营轶事 <span class="ter">高振镛（中国驻印军独立野战重炮第12团第一营中士炮车长）</span> 我叫高振镛，小名阿铭。 我1944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9月投笔从戎，加入重庆教导三团一营一连，10月飞往印度汀江，后来到沙地垭，再后来到雷多，在那里编入中国驻印军独立野战重炮第12团第一营第一连第四炮，当了中士炮车长。 <h3>美国大兵</h3> 我们出发去演练的时候，走过的路还在修筑，一边是石子路，一边是土路，可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全程已经是沥青路面了，而且沿途看不见一辆工程车和一名士兵。 我执行营长的命令，拉着炮车去美国大兵管理的大修厂。炮车坏在演练返回的路上。有一座桥坏了，车队就走便道，当走到一处狭窄地方的时候，我们第四炮的炮翻了，好在车行慢，牵引车本身比炮重，靠这个重量把炮吊在半坡中，炮筒子贴着地皮。我们立即下车抢救，好不容易把炮身翻过来，炮筒子重新朝着天空。营长命令我带炮进大修厂修理，我把吓傻了的班长推进驾驶室，一起到大修厂去。 美军大修厂真大，院墙全部用废弃了的十轮卡车底盘骨架垒成，院内放着各种各样的汽车，包括大、小水陆两用汽车，也包括各种口径的大炮。如果汽车要大修，从前门进去后门出来，最多半天就够了，那根本不是修，而是拆换。比如说发动机有问题，修理工启动了试试，的确是问题，立即就拆换一台新发动机，你开回去就是。美国兵不要你单位开什么介绍信，只要你是军人，开的是军车，那就行了。 我们进大修厂把车停稳，立即上来了一个美国白人大兵，块头大，个子高，看重量是我的两倍。我看见他搬大卡车的后备车轮，两手提着钢盆边孔，抬身就扔上了卡车厢。他问我们怎么回事情，我马马虎虎听懂了他的问话，可是我书没读好，用英语和他交谈有障碍，只好支支吾吾连说带比画。他好像明白我所说的事情了，就查看了一遍，告诉我说没事，可以回去啦。 我疑惑地望着他，又比画说炮上左手刹不怎么灵活，影响射击精度，很重要。他上去一脚蹬在护板上，右手猛拉刹车杆，一下拉到底，砰地一声把联接部位拉脱了，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因为我们最多只能拉到一半。他面不改色无事一样，立即换上了新的刹车，然后对我们说：OK，OK。 <h3>黑人工兵推土机能手</h3> 1945年1月，我们重炮12团第一营迁到雷多附近的丛林营地。这是一个步兵团曾经驻扎过的老营地，原来的帐篷已经破烂不堪，操场也太小，炮场所在处是一片竹林小丘，要平整掉。上校联络官向总指挥部报告，请求派遣工兵援助。 很快，开来了一辆大型履带推土机，操作兵是一位大个子黑人。那推土机大约30吨重，简直是庞然大物。休息的时候，我就去看他如何推铲这个竹根盘结的小丘。开始，表土铲得很快，到后来越铲越难，竹根纠结在一起，推得很困难，只见他已经不坐了，站起身操作，操作的动作异常熟练。推土机一会向前，一会后退，一会向左，一会向右，推铲一会下铲，一会抬起，不断交错变换。驾驶室前有一堆排档以便操作推土机运行。我看见黑人工兵的双手不停运动，迅速换着各个排档，动作快，劲又大，把一排横列的操纵杆拍打得像许多弹簧竿一样前后晃动。他的熟练程度、反应的快捷就像轻量级拳击手在台子上用连续拳打击对手一样。这样的工作效率，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吃晚饭的时候，黑人工兵用军用饭盒打了一份，就坐在推土机上吃起来了，吃完后接着又干。轰轰隆隆的推土机欢乐地叫唤，一天一夜就平出20米宽、200米长的炮场。 <h3>野战医院</h3> 一个礼拜天，我们买了许多水果到野战医院，去看望受伤住院的战友胡璞。 胡璞的受伤与战斗无关。那天，我们坐交通车到雷多野战医院，车子过一个弯道的时候，迎面开来一辆大拖车，拖车上拉的是油管，驾驶员是黑人士兵。黑人士兵有玩车的习惯，喜欢开飞车，喜欢互相逼车，把别人的车逼停为止。那拖车车速极快，我们乘坐的车子立即向左靠，车子就开到沟里了，沟的左边是山岗，车子翻向山岗后又快速弹回沟的斜面，如此这样反复弹了几次才停住。我在车中间两手各拉住一根篷杆，人像打秋千似的屁股左右撞碰，其他人有的被甩出去，有的被车压碰了。胡璞的左肩骨头裂了，当即就和那些受伤的人一起被送到了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是美军办的，很大，住院病人有一定的划分。白人病房的伤员穿红金丝绒睡衣，黑人病房伤员穿篮金丝绒睡衣，黄种人病房伤员穿白布衣裤。胡璞住的病房有60个床位，其中有两个重伤员，重伤员床边多半都有两台设备：一个输氧，一个抽血水。病房里有美国护士与护理兵各一名，护士是女的，都是尉官，护理兵是军士。金发碧眼的护士不停地来回走动，分药，打针，不时到重伤员床边查看病情，调整设备阀门、旋钮，像我们演习一样紧张。 我们在胡璞的病床边闲聊着，看见她们敬业工作，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野战医院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名护士被四名黑人用卡车拖到丛林轮奸了。我们的一位弹药排长路过丛林看见了她，当时她一丝不挂，排长赶快把她抱上车直送野战医院去了。我们听说后很关心这件事情，看见了通缉这四名黑人士兵的告示，也很同情那位女护士。 后来，日本战败投降，我们驻印军就陆续撤退回国了。 第一篇 印度从军 从军的人们 <span class="ter">陈永益（中国驻印军新一军50师士兵）</span> 上初中以后，我渐渐明白了很多事情。那时候父亲在怀远做政府中的一个小职员，母亲就留在家中照料一家老小。因为孩子多（11个），收入又仅靠父亲一人，日子过得很困难。我排行老三，不想增添家里的负担。读完初中后，就留在了成都自己想法讨生活。 跳舞，是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我最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地的民军招待所俱乐部，是我同好友邓叔峰、韩眼镜、王包包（王建明）最常去的活动场地。但喜欢跳舞，并不就意味着我们不明白自己祖国的处境。虽然我们都还年轻，却对“国难当头”这四个字理解得刻骨铭心。日本的飞机时常在头上盘旋，警报声听得我心惊肉跳，时不时做梦都还看见大轰炸时满是死人的盐市口，很多学校已在疏散中连开课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还热衷于跳舞，除了的确喜欢之外，还有一点，是因为民军招待所时常聚着许多美国军人。他们穿着军便服，高大、帅气。特别是美国的空军，有时还自己带去乐队。他们热情、开朗，看到我们都很友好地打招呼。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在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每当看到美国空军飞行夹克背上那行“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救护”的黑色汉字时，我都莫名地躁动着，我要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h3>中国将军孙立人</h3> 1944年5月，韩眼镜兴奋地告诉我们，政府已经开始发布告征兵了！邓叔峰随即把衣袖往上一卷：“书又读不成，干脆去当兵！”我们四人就这样瞒着家人从军到了印度，编进了密支那新一军教导总队。那段时日，让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孙立人将军。 1944年11月，一天上午，早饭后的体操训练已经开始了。教官正为大家做着示范动作。连长孙上尉（北京人）忽然跑来宣布训练暂停，并立马开始整队。迅速整队完毕不久，孙立人将军身着黄色将官军服由两三个人陪着走了过来，军帽上青天白日的帽徽映着阳光闪闪发亮。走到队伍上首，立定之后，他威严地扫视四方。“今天，我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情。军法是不容情的，违法乱纪必受处理！昨天，我最亲近的副官被人发现在华侨家中留宿。他跟了我很多年，但是，不管是谁违反了军纪就是死罪！我宣布：将其正法！” 操场上鸦雀无声，两个机枪手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了出来。那是个年轻小伙子，衣衫不整的军便服皱皱巴巴的，耷拉着脑袋，帽子早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很是狼狈。但他却没有求饶。 枪声响过之后，孙立人将军站立良久，低下头用一张叠好的白手帕擦着额头。好一会儿，他才猛地抬起头来：“你们要好好服从军纪，不管是华侨还是印缅的百姓，军人应该对妇女和儿童好生爱护！绝不允许有侮辱妇女、欺压百姓的事情出现！重者枪毙，轻者关禁闭！如是再三的开除军籍，不许再参军！” 几十年过去了，那段话我从不曾忘记，就在那个时候，孙将军刚正不阿的形象留在了我心里。 <h3>美国护士</h3> 教导团的训练是十分艰苦的，我累出了病，被送进密支那总医院。入院的第二天，一位美国护士拿了本名册逐人进行核对。我一看见有美国护士进来，忙侧身将脸朝向里边。脚步声渐渐地离我近了，听见有人小声地用英文念到：“147！”随后就有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我一下。我刷地红了脸，突地坐了起来，眼睛只敢向下盯着毛毯。“你叫（什么）？”我抬起头匆匆瞟了她一眼又赶紧低下来，然后小声说：“我叫陈礼。”（我参军时用的名字）“我叫珍妮，西雅图，西雅图。”她特别地强调了“西雅图”三个字。“西雅图”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名词。直到这时，觉察出她的友好，我才敢大胆地抬起头正视她。她有1米80左右，20岁上下的样子，微笑着显得很亲切。 晚间同病房的病友才告诉我，“西雅图”是一个地名，珍妮的故乡。 第二天一大早，珍妮就推着车来发药了。一看到药我就头痛欲裂，不肯吃。巡视病房的时候，她看见药没动过，便以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拿起药做了一个吃的动作，然后皱着眉头又摇头又摆手说：“苦，不好吃！”她笑了笑，转身走了。一会儿的功夫拿了些白糖过来，笑着说：“甜，糖，sugar！”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我感触颇深。出国前那阵，我们从成都走路到新津。40多里路走了一夜，到了新津机场累得根本没有力气，横七竖八地倒在跑道边就睡也没人管。而那天，我们的早饭仅仅只是一些含有泥沙的硬干饭和炒得干瘪瘪没有一点油气的豆芽。没人管你吃不吃，吃没吃饱。 在医院的那段日子，我时常向珍妮要一些平时不常吃到的东西。比如：鲜牛奶。她总是微笑着，并在给我东西的同时教我怎样念这东西的英文名字。 出院的时候，她还送我一张照片和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一面美国国旗，下方用娟秀的英文写着她的名字和通讯地址。 <h3>美国教官</h3> 医院真的是我的福地。我不仅在那里认识了珍妮，居然还遇到了老同学江天一。在他的帮助下我调到50师的汽车修理排。班长兼教官是一个叫做马丁的芝加哥白人，20多岁。和我印象中的老美不一样，他是矮胖矮胖的，给人很有亲和力的感觉。我第一次到师部报到的时候，他就歪着头、挤着眼对我说：“how are you？” 他教我们开车，但一点也没有当老师的架子和傲气。通常是和大伙儿一起先用四个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弄好后他才纵身跳上车，对着那节课的授课对象直挥手，“here！”“here！”他的中文很蹩脚，授课时都是连比带划、手脚并用。左脚踩下马达，指着点火器对我说：“点火，点火，OK？！”右脚踏着油门：“加油！”……就这样学了一个多星期。上路之前，马丁指着排挡说：“排挡！”边说边用胖乎乎的右手抓住排挡，那时他穿着美军的军便服，腆着啤酒肚，笑起来很有点弥勒佛的味道。将排挡换到二挡后接着说道：“换挡，嘎嘎，No！”随后把食指放在唇边：“嘘——，OK！”大家听的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他急得满头大汗，船形帽都快掉下来了。最后还是老兵文遂生（成都人）连猜带蒙地估计他是想告诉我们，换挡没有声音的学员可以上路了！我一听我可以上路了，高兴得欢呼起来。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既高兴又紧张。马丁却和往常一样跟我亲热地打过招呼就钻进了一辆吉普车。不同的是今天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那是一个大晴天，上午9点左右，正是阳光普照的时候，我却觉着冷。马丁在一旁拍着我的肩膀给我打气。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0几米的弹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我完全傻眼了。马丁看我没动静，就在我耳边大声喊：“刹车！刹车！”我这才意识到该怎么做，赶紧刹车！车停下来后，我发现自己的脚还在抖。这时擦了一把汗的马丁却对我说：“好，好，good！”事后，马丁为自己会说一两个中文名词而得意。我又把他那句一成不变的“how are you！”给简化成“你好！”教给他，他说起来有种独特的味道。在他的细心教导下，我的车技进步很快，相处的气氛却一直没变，还是和乐融融的。 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我被调去给潘玉恩师长开车为止，临行前他送了一件我一直赞不绝口的飞行夹克给我留做纪念。 <h3>美国将军史迪威</h3> 在给潘师长当司机期间，我有幸见过史迪威将军几面。军营里时常有人提起这位美国的中将。有人说他是很有大将风范的；也有人说他是一个特别的将军。文遂生以前告诉我，他的战友曾在路上见到过这位战地的最高统领。他带着两三个人坐在一辆很旧的吉普里，穿着普普通通的美军军便服，戴着船形帽，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儿将军的标记。 1945年的元月，我送潘师长到西堡参加会议。操场上聚着100多人，史迪威将军还是一身罗斯福呢的军便服。我远远看着，他瘦瘦的，船形帽外露着些许白发，但人是笔挺的，很威严，也很慈祥。只讲了二三十分钟他就宣布散会了。 还有一次在孟拱，小型的高层会议结束后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我心急火燎地在车上等着潘师长。“问你们的家人好！”一个声音传入我耳中，仔细一看，是史迪威将军！他亲自送几位将军和军、师长出会场，并一一同他们握手，还拍着孙将军的肩膀同他聊着等汽车。 1945年9月10日，我随潘玉恩的车队沿史迪威公路回国。1947年10月，我不愿打内战，从宝鸡回到家乡，从此远离了军旅生活。 第一篇 印度从军 远征日记 <span class="ter">胡冬生（中国驻印军新六军22师士兵）</span> 我这个人，其实记忆力并不好。很多事都是一转背就忘得一干二净，但对于曾经到印度当兵的那段往事，我却是怎么也忘不掉的。因为我的那本日记，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竟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每当翻开日记，那段时光就又在我眼前呈现开来。印度、缅甸、中国军人、美国士兵这些字眼在日记中随处可见。 1944年11月20日的日记上留有我们刚到印度时发给物品的记录：毛巾一条、咔叽布衣服一套、胶鞋一双、帽子一顶，还有蚊帐一副、油布一张、毯子一条，再加上防蚊虫叮咬的药油一瓶，而在进印度之前，国内部队发给的仅仅只有一套军服而已！连鞋都没发！ 美国大兵是很好相处的，日记上也出现过很多个美国人的名字，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比如说Adlare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在日记中写道：“……Adlare送了我一副扑克牌，……我回赠了一张中国邮票，他高兴得不行……。” 回忆起来，这个Adlare是在离我工作地方不远的一座机场内服役的地勤兵。我已不记得我们是如何相识的了。但我深深地记得一件事——是他教会我下国际象棋的。由于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有相似之处，我第一次下就赢了他，当时他还十分惊诧。 除了国际象棋，我们的娱乐项目还有很多，而桥牌和垒球是最受欢迎的两项。假日里，时常玩的也是这两项。相比之下，垒球算得上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玩项。玩垒球都得事先预约，比赛是十分正式的，场上打得热火朝天，观众席从来座无虚席。Burnes就是当时和我们对垒的一支美国球队的联络员。一有空闲就往我们驻地里赶，商量比赛事宜。跑的时间多了，大家也就磨出了感情。十天半月没见着他，还要问上一两句。 除了美国的球队，我还很喜欢美军医院。一听到老兵谈起，就很是羡慕。没想到，这一羡慕倒真把自己给羡慕进去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一点儿小问题，但医生坚持要我住院。医务人员都很和善，只是在最初交谈的时候，他们总认为我是一名翻译官，再不就是一个长在美国的华侨。我解释了很久，他们才明白，我是一名学生兵。但仍带着几分疑问说：“But you speak English very good！”( 但是，你的英文说得很好啊！)在医院，每逢星期日都会发给每个病人一盒史迪威给养（方盒子，里面装有鲜牛奶、饼干等物品），这种给养在军中很常见。如是发给出任务的士兵，每盒里头还有四支烟，供一日所需。这种人性化的考虑，让我们觉得很温馨。 再翻翻日记，我还可以回忆起更多当时的点点滴滴，如果还能找到我当时交的那些美国朋友，我希望他们的日记也保存完好，能和他们一起在温暖的午后翻开日记，边喝茶，边聊聊当年的事情，想来那该是多么惬意啊…… 第一篇 印度从军 峥嵘岁月 <span class="ter">吴玉璋（中国驻印军指挥部警卫营士兵）</span> 我15岁的时候，父亲是国民党四川省财政厅的财政督导员，每月不仅拿着固定的工资，还时常做一些来钱的生意。母亲也没闲着，在一所小学当语文教员。所以弟兄姐妹虽多，家境却也富裕。那时老师天天讲时事，日本人的飞机又不时从头上飞过，到后来大街小巷都在传着：独山失守了！我心里装着一腔热血，我要去打小日本！家里却很是反对。1944年11月24日，好友兼同学牟正伦一身军装到宿舍外来见我，说是辞行。我一听，急了，非要他给我想办法不可。部队下午就要出发了，牟正伦也很难办。想来想去，我们的一个同学严德馨报了名后，被关在了家中不让出去。于是我俩搞到了那身军服，当街换了直奔老隍城，连晚饭都高兴得忘了吃。 当晚步行了90多里到了新津机场，又从新津乘美国运输机（我们叫“抱鸡婆”，一架能装四五十人）到昆明陆良机场，再由昆明到阿撒米省。 印度的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一下飞机就忙着脱掉棉衣，七歪八倒地坐在跑道边上，无暇顾及其它。直到一个戴着德式软军帽的中国兵，跑来对我们说：“你们已经到印度了，就在这儿等汽车来接！”大伙儿才反应过来目的地已到了。 我看见从旁边走来五六个美国人，穿着美军军服，同我们中国兵一样的草黄色军用皮靴。早在华西坝我就见过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高大、帅气，身体很壮的样子。那时对空军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们穿着咖啡色的飞行夹克，背上都有白底黑字两排汉字：“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救护！”印象中他们也很热情。我正寻思着是否要同老美打招呼，一个1米80左右的下士走到我们面前“ge money！”（换钱！）我愣了一愣，就在这会儿一个1米50上下的矮个子挤到美国人跟前，叽哩咕噜地和他讲开了。美国人极度惊诧，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那矮个子的样子十分狼狈，打着赤脚，穿着汗衫，头发又乱又脏，仰着头同老美对话。经过他的翻译，才知道美国人是要同我们换法币。这时有人感叹道：“幸好有陈发光这个川大外文系的高才生在！”我刚到印度的时候，感觉出美国人不是很喜欢中国兵。这也难怪，我们刚到印度时，又脏又臭又饿，实在不像文明人的样子，也根本看不出是些有文化的学生。有些美国人光看到表面现象，就以为我们和那些强征来的壮丁兵是一样的。所以也不常和我们说话，认为我们根本听不懂英语。但美国人很开通，只要你有才能，他们是十分尊敬你的；而且也十分好学，他们学习中文很刻苦。彼此了解之后，就有好多美国大兵来向我们请教中文。那个其貌不扬的陈发光就曾教过好多美国“学生”。 同样的，我们也向美国人学习，比如英语，比如生活……美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很高，记得刚到咚不咚马的驻印军招待所，就要我们将所带东西和身上的衣物全扔进几个1米多深、10多平米大的火坑里烧掉。清洁之后发给的东西有一大堆，光是衣服就有衬衫、汗衫和外出服三个品种，除了衣裤鞋袜帽之外，还有头罩、毛毯、旅行袋等东西。在招待所住的那十几天里，平均每天分配给每个班（一班12个人）的食物单是牛肉和蔬菜的罐头就有五六个，每一个都有好几斤重，而分的米是铁定吃不完的。 未到部队之前，我们都听过一些军队里的传言，什么打板子、关禁闭呀，什么等级森严等等。但在雷多，第一天军训集合的时候，我就觉着这参军真是对了。营长是一个上海人，1米70左右，戴着漂亮的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像个学者，中校军衔，名叫高瘦影。他对我们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投笔从戎，满腔热血，到印度来打击日寇，我们十分欢迎。你们都是学生，我知道，你们对部队的感觉是不好的。但是我这个地方不一样，首先，我们废除体罚。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有啥问题我办得到的，一定给你们办到！我们这里绝对民主！”话音刚落，满场掌声震耳欲聋。后来他也果真说到做到，没有食言。 发枪的日子是在军训的第二天，每个人一枝美国步枪，10发子弹。一个班发给一枝汤姆森冲锋枪。发枪的时候，大家兴奋异常，拿到枪立马觉着自己特别牛。当时日本鬼子用的是三八式大盖枪和轻机枪。三八式大盖完全是手动式，一次只能装5发子弹，推一次打一发；而美国步枪是半自动式的，一次能装8发子弹，子弹上膛后只需打就行，不用推。日本轻机枪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气，它的弹匣上有个漏斗式的容器，打时只需用手将子弹抓进去，子弹就能通过漏斗直接上膛，只管打就行了。但它体积大，很重，一般只能架在地上打。而且因为是直接将子弹抓进去的，所以一把子弹里，一旦有一粒的方向不对（本来应该弹头朝前，却不小心弄成弹头向后），就会引起卡壳。而汤姆森冲锋枪则不同，它比较轻且是全自动式的，还分快慢机，有一次装20发子弹的也有装30发的。使用快机时，装上弹匣，只管扣住板机，子弹就自动打出去，直到打完为止；使用慢机时，则打一发是一发，十分方便。但我当的是宪兵，没有上过前线，也没机会用这些先进的武器打击日本人，实在可惜。 虽然没机会上前线，但我也曾因受伤住过院，还与美籍护士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交往。1945年2月，我16岁，在关押违纪军人的禁闭室工作。由于住在野外，照明等用电全靠自给自足。靠水来冷却的发电机，需要不时换水。一天晚上8点过后，吃过晚饭，我去换水，却没戴皮手套和头罩，结果水蒸气冲出来，将我的右手和脸部给烫伤了。那时中国兵进医院须得美国联络官开介绍信才行。但美军没同我们住在一起，天色已晚，美籍联络官早已回美军营地去了。连长许煜是个老兵，有些经验，就忙着要人去炊事班找酱油。也是不巧，刚好酱油没了。我就这样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联络官到了，才开条让人送我过去。一拿到条，许煜上尉就赶忙开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到最近的野战医院——美国陆军14医院。到了医院门口，背了枝卡宾枪的美国卫兵拿了条进去叫出了两个中国兵。连长扶我下车对我叮嘱道：“你好生在这儿养病，好了之后快点儿回来！”我那时根本痛麻木了，只向他点了点头。那两名中国兵见状要上前扶我上担架，我死活不肯，倔强地喊着：“我能走！”那时总觉着好好的人上担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但他们却不肯放手，说：“不行，规矩是这样的！”不由分说把我抬进了手术室放到手术台上，马上就有两名美国军医上前来询问我的病情。他们都穿着军装，外面罩着白大褂，戴着船形帽。胖的是个少校，30来岁；瘦的比较高，大概1米70左右，似乎是胖医生的助手。他们问得十分仔细，问完之后就配了药给我包上。一张脸就只留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和一张嘴巴裸露在外头，好像戴了张面具一样。然后我被送进了中国兵的病房（当时中、美病房是分开的，美军用的是钢丝床，中国兵用的是木床），输了4瓶血清。5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对美籍军医记忆犹新，他们的认真负责，他们的细心都在我心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我被送进病房后是被绑在床上的，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怕我因为痛乱动，弄坏了伤口。现在我脸上根本看不出有被烫过的痕迹，所以十分感谢那两位美国军医。一个礼拜之后，我已拆了纱布，蜕掉了死皮，长出了新皮，但医生还是不肯批准我出院，坚持要我待到完全康复之后。 拆纱布后的第二天早上，早饭后不久，美国护士就来查房了。当时野战医院所收的基本上都是前线回来的战士。有些人为了打日本鬼子，伤刚好就回部队，医生不放，便偷跑回去。也有闷得发慌，聚众赌博的。因此护士一天要查好几次房。那护士身高1米70左右，蓝蓝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虽然脸上有些雀斑，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美丽。她看到了我觉得奇怪，因为那时我个子尚未长高，很是瘦小。看她惊诧的样子，我向她做了个手势：“tle Cary police！”（我是中国宪兵！）她听了这话，有些惊讶，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开了口：“Excuse me，er！”（你是我的弟弟，我是你的姐姐！）这时我也笑了，我觉得她很漂亮也很开朗，于是指着她说：“My dear sister！”（我亲爱的姐姐！）她也笑了，指着我说：“My dear brother！”（我亲爱的弟弟！）然后冲上前来抱着我的头就亲了一口。 此后，一有空闲她就拿着一本红色的小册子过来找我，那册子上头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英语单词和中文词汇。我们便互相请教，相互学习。交流不顺畅就连比带划，再不行就翻开小册子，找单词和汉字。靠着这个法子，我们交谈过许多话题。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露易丝，参军前也是个高中生。这场战争是我们时常触及的话题，也不时谈论着战争结束后的打算。她邀请我同她一起回美国继续读书。我笑着回绝了，我给她讲长城、讲故宫、讲我的家乡，坚定不移地告诉她，我要回我的家乡去。不久医生就同意我出院，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医院大门口，我们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依依不舍地告别。 我真正同美国士兵有了更深的接触，是在调到总指挥部工作之后。总指挥部设在离史迪威公路不远，到雷多小镇还有二三十公里的原始森林中间，除了军队几乎没有老百姓。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总指挥部、公路巡逻、桥梁保卫、检查过往车辆等。美军和中国军队各有两三百人，每天搭配着出任务。除了在一起工作，下班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相互交谈、学习语言、邀着打猎等等。还记得有一个中文名叫欧水的下士，曾在晚饭过后，拿着一个笔记本找我。他用中文对我说：“你能教我唱歌吗？”我上下仔细打量了他一番，问：“什么歌？”欧水递过笔记本来，翻开一看，原来是《义勇军进行曲》。我笑了笑说：“行，这歌我们这儿谁都会唱！”此后，他就时常来找我，等学会了那首歌，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交谈中，他提到，他曾拜一位华侨为师，是一个十分了解和热爱中国的人。 我最要好的美国朋友是一名上等兵，可惜我已记不住他的名字，只知道他20多岁，是在当警卫站岗的时候认识的，熟识了便常在一起玩。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一个上午，站岗实在无聊便聊起天来。他中文不行，我英文也十分糟糕。不知怎么谈到宪兵，我便说：“Military police”（重音在前）他愣了一下，问到：“？”我又说了两三遍，他还是不懂！我指指他，又指指我自己，他还是摆摆手。我指指我们的臂章，他还是摇摇头。最后，他见我很着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you spell it？”（你能把它拼出来吗？）我看着他的眼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认真拼了出来。他笑了：“Military police！”纠正了好几次，我才读正确，我现在的英语发音还算标准，全得益于耐心且友好的美籍教师们。 德国投降之后，上等兵便回国了，从此与我失去了联系。他送我的一把军刀和一块手表后来也丢失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刀有30公分长，木头刀把，牛皮压花的刀鞘很是精美；一同丢失的还有露易丝回国时给我的一个笔记本，32开，扉页上有着一行字：“My life in military！”（我的军中生活）后来我回国后还收到过露易丝的几封信，可是由于当时人太年轻，太浮躁也没有回信，就此断了联系，也不知她是否安好。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也回了国，于9月8日12点左右到了上海，驻进了以前的日本宪兵司令部。我在那里只感受到两个字：血腥。在关押中国人的一间屋子里，我看到墙上有一行用血写的字“快点儿让我死！”当地的群众组织在同我们交接的时候，告诉我们，日本人有时用狼狗活活把人咬死！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中国人所不能忘的，是中国人所愤恨的！ 第一篇 印度从军 异国他乡的军旅生活 <span class="ter">钟光钧（中国驻印军指挥部警卫营士兵）</span> 我父亲是位私塾先生，母亲则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正是家中的老幺。七个哥哥和二姐或工作或成家之后，我才上小学。父母很是宠我，家里条件又不差，我基本没吃过苦。但却感到压抑，日本鬼子都骑到我们头上来了！独山失守四川将不保，难道还等着做亡国奴么？ ！ 愤恨之余，瞒着家人，投笔从戎，往老隍城报名去了。那时正是11月，隍城外的考棚也还在，美国的军官们身着军便服为我们体检。大伙儿脱光了挨个儿检查。我心里有些紧张，生怕选不上。那位瘦瘦高高的美国中士像是看穿了我的心事一样，往我背上重重一拍：“OK！” 我大喜过望，跟着一块儿来的同班同学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学校去。同窗们早做好了欢送会的准备，相聚之后，第三天我们便出发了。 到印度后我做了一名宪兵，编入了宪兵三营第四连第三排第五班。回想起来，那时侯是糊里糊涂地上了车，糊里糊涂地做上宪兵的。等大家伙儿反应过来时，已经到达驻地了。当下就有许多人吵了起来，非要上前线不可：“我们是来打小日本的，不是来做缩头乌龟的！” 部队里于是就派了教官来向大家解释宪兵的重要性。宪兵可是军事警察，少了宪兵那怎么行呢？于是心里虽有不平也渐渐熄下火来。一门心思全用在学习上，琢磨着虽然上不了前线，换个方式也得为国争光啊！ 虽然已在成都市立中学念到高三了，可我的英语还是很烂。编班的时候，便把我分到了初级英语班。教官是一位三四十岁的美国人，名叫Clyde，一米七八的个子，说起话来连比带划，比如：站住stop，投降surrender。说投降的时候他一下子忘了中文应当怎么讲，想了半天干脆双手上举，口里念念有词：“surrender、surrender……”逗得全班哈哈大笑。他却因为达到了目的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a，OK！顶好，顶好！” 等调到了驻印军联合指挥部，我接触的美国人更多了。指挥部设在离雷多不远的公路边上，警卫室就是一顶大帐篷。中美两国的卫兵搭配着值班站岗。和我一组的那个美国兵威廉是一个混血儿，母亲不知是亚洲哪国人。他的个子较一般的美国兵要矮，脾气却比谁都大。你用警卫室的电话他要骂，你说几句俏皮话他也听不惯，黑人来办事时他更是虎着一张脸，大伙儿都积了一肚子的火气。 有一次，轮到他和陈发光一起守桥。陈发光是个矮个儿，也就1米50左右。听人家说刚到印度那会儿，他领到的军裤是卷了12卷才算穿着合身的。但人不可貌相，陈发光虽有个陈矮子的绰号，却掩盖不了他身为川大外文系高才生的才华，一口英语说得字正腔圆。守桥是一件很无聊的工作，闲下来时，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不知怎么搞的，一来二去他们就吵了起来。威廉平时因个子小也只是磨磨嘴皮子不敢逞威风，今天一看是比自己个子还矮的陈发光，一拳下去就把陈矮子打翻在地。陈发光也急了，顺手摸起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就扔了过去。威廉额头上顿时肿起了个疙瘩。陈矮子还要上前，被闻声赶来的战友拉住了，那边的威廉却叫嚷开了：“朋友，顶好！朋友，顶好！”打那以后他再也没同谁发过脾气。 除了美国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离乡背井、见到我们如见亲人的华侨。华侨对我们的情谊，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掉。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还是一个个半大的孩子，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好好照顾自己。印度人也有差别，有的信奉印度教，有的信奉伊斯兰教；有的把牛尊为神明，有的却不吃猪肉专门杀牛取食。有一回好容易有了一个假期，高兴之余，大伙儿便邀着去赶集。三五一群的拦车到了一个小镇上。印度人每逢赶集地摊上总有许多小玩意儿，我们觉着新鲜，就蹲在地上仔细挑选。我正看得入神，忽然听到“哞——”的一声长唤，旁边有一头牛走了过去，吓我一大跳！左边地摊上的一位战友用手轻轻拍了牛头一下：“别在我身上嗅来嗅去的！” 见此情景，几个人都乐了起来，“印度人也真是的，整天让牛闲逛也不管！”那位战友拍了拍自己的衣裳。这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笑过之后，很快也就忘了，大伙儿继续在街上打发时间。 可过了不久，一位中年华侨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跟前说：“你们快走，回驻地去！”众人不解地看着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是不是有人打牛了？村子里正商量着要给你们一个教训。还不快走！”大伙儿面面相觑，谁也没有预料到事情会有这么严重。人都已经散开了，不知道在哪些地方，于是约好在场口上见之后，就分散开去通知所有的战友。幸喜穿的都是军装，好辨认，十几个人很快就聚齐在场口上。 当时，没有什么班车和公交车之类的说法。要到哪里去，如若不是自己开车，就站在路边，看老美的车从远处来时伸出一只手，竖起大拇指拦车，想到哪儿都行。这次却偏偏越急车越不来！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喧闹声由远及近。回头一看，村子里的一大帮印度人（大概有二三十人）操着家伙赶来了！吓得我们出了一身冷汗，手无寸铁的，怎么跟人家打？但那群人却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嘈杂了好一阵子后，只是回过头对我们嚷了好一会儿，就掉头走了。 正纳闷时，那位华侨大叔又跑了过来：“小伙子，你们放心，他们已经被我劝回去了。你们快走，下次可不要再得罪牛了啊！”可惜当时走的仓促，也没问他老人家的姓名，更没法报答这份情谊！ 在国外，不要说是华侨，只要同祖国有点儿沾边，我们都觉着万分亲切。在异国的那一段日子里，吃的最香的一顿饭是余副营长在加尔各答华人街中餐店请客那一次。我和几位战友奉命到加尔各答去接收中国籍的逃兵，有整整一个星期的公差时间。加尔各答那时被称为兵城，街上、餐厅、俱乐部……到处都是军人。我们住在联军招待所里头，有空的时候就出去走走。一天下午竟然遇到了军训时管我们的余副营长。他正在休假中，见到我们很是高兴，非请大家吃饭不可。 他是个湖南人，老兵，对学生兵很器重。看我们都是四川人就点了一桌子川菜。老板似乎同他很熟，40岁上下，中等身材，张口就能听出是个广东人。军营里的食物，尽是些盟军提供的罐头。虽然吃得很好，却是别国的风味，口味不对。再加上时时吃相同的东西，早就腻了！很盼望能吃上中国菜，更怀念家乡的小吃。就连原本瞧不上眼的锅盔，也在思念中成了美味。突然之间有了吃家乡菜的机会，大伙儿的眼睛都亮起来了，焦急地等着菜上桌。麻婆豆腐才放稳当，几双筷子就迫不及待地伸了过去！几乎每一道菜都是刚上桌就见了底。最后上来的是焦皮肘子，揭开外面那层皮，里头是半肥半瘦的肘子肉。我闻着那香味差点流下泪来，在家时，母亲最常给我做这道菜！我的思乡情越发浓厚起来…… 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终于得以回国完成学业。但异国他乡的这一段生活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将永世难忘…… 第一篇 印度从军 我的美国朋友 <span class="ter">刘树瀛（中国驻印军新六军22师士兵 ）</span> 谈起在印度当兵的往事，我就会想起我的美国朋友。有一段日子我们住在荒蛮森林的边沿。离驻地不远有一座简易机场，机场内留有美军一个高射炮连负责守卫。大家都是年轻人，有着相似的爱好，不久学生队和高射炮连(A.A.Battery)就打得火热！ 我所在的学生队，战友基本上都是成都南开中学的校友。南开不仅是一所很有爱国主义氛围的学校，也是一所很推崇体育运动的学校。垒球是南开的校球，美国大兵大多也很喜欢打垒球，于是两个队就时常来上一局垒球国际赛。我是个垒球迷，但南开校友中高手如云，根本轮不到我上场。于是自然而然地，我就成为啦啦队的一员，每场必到。同样每场必到的，还有两位美国人。一个叫史密斯（th），服役前是一个中学的英语教师；另一个叫基斯克(Mr Zisk)，是一个很斯文的人。在观众席上相遇次数多了，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史密斯是一位十分优秀的教师，就是对我这个朋友，也是毫不放松的。他时常对我说，要想将英语学好必须将语法搞扎实。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热爱自己职业的人。从他身上我总好像看到小时侯教授国文的先生们的影子，他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 而基斯克更像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对中国很好奇，时常问一些关于中国的古怪问题，还曾兴致勃勃邀我到他的帐篷里头去看书。他常看的一本有关于中国的书里还画有插图，我翻了一翻，画上的女人全裹着小脚，而男人则清一色的长发辫子。看他那洋洋自得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NO！NO！NO！那已经是过去的中国了！”可他不信！我就问他：“你看见过我留长发吗？现在别说留辫子的男人，就是要找小脚的女人，恐怕也只有到北方少数的老太婆中间去找了！”他这才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我的说法。一次他告诉我，在他们营区捉到了一个偷东西的中国兵。我听了这话，顿时羞得满脸通红，但立马接着说：“这也不奇怪啊！哪个部队都有过这样的事啊！就是美国部队也不敢保证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吧！”原以为听了我这番话语，他会反驳我。哪知他连连点头，承认有些美国兵也有偷着将自己的卡宾枪卖掉，然后编个理由向部队里报失。卖了150美元，只需赔偿部队里15美元就了事！也有倒卖物品的，骆驼牌香烟，一元一条的，卖到15元一条…… 离别的时候，他们都在我的纪念册上留言。史密斯的留言我记得最清楚，他欢迎我到美国学习深造，还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听到我讲授的课。他对我说，只要有信心勇敢地向前进，就一定能获得胜利！(原文如下： I do or today t o my parents， my friends？ I do to amp of approval？ Begin your day rustful assurand you ory！ My friend， Ameri uy I anticipate a visit from you. My students， I am certain， would find deligure from you.)得友如此，复当何求！ 在国外，我没有受过伤，但医院还是进了一次，原因是拔牙。其实我从小到大时常患牙痛，都是随便找个地方治一下或拔了了事，根本没住院。可美国的军医非叫我住院不可。既然也没有什么大碍，我住院就住得很潇洒了。时常到医院里各处走走，和医务人员聊天。有时他们忙不过来，我还能出一份力——有中国病人来看病时，客串一下翻译的角色。所以没过多久，我就和上上下下混熟了！特别是两名护士，一个叫helen M. Busher ，另一个叫Jane Jhompson。这里的大夫和护士都很敬业，他们从不在意病人的国籍，只在乎病人的病情。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一位美国护士为一名重伤的中国兵进行护理。那士兵已经神志不清了，直勾勾地望着她，还不停地用手在她身上乱摸。但护士并没有发火，只是按住了伤兵的手，假装生气地说：“孩子，别这么淘气！不然我可就永远不再来照顾你了！”……我看了十分感动，忍不住和熟悉的大夫谈起这事。 大夫笑了笑，给我讲了另一件事情：战争吃紧的时候，伤兵很多。有一天送来一个受了重伤的中国兵。由于某种原因，手术时不能进行麻醉，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医生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转移伤员注意力的办法来减轻他的痛苦。他们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护士。护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手术过程中一直陪在伤兵的身边，鼓励着他。每当伤兵挺不下去的时候，她就告诉伤员，自己深爱着他，要他无论如何都要挺下去！伤兵就在护士的鼓励和热吻下战胜了自己，重新获得了生命…… 在印度的日子，有很多东西值得回忆，而时常在我脑海里晃动的，却是护士那美丽的倩影…… 第一篇 印度从军 难忘兰姆伽 <span class="ter">刘拙公（中国驻印军汽十团三营）</span> 我原名刘廷沛，生于1923年，后来我父亲给我取了个号，叫做拙公，他说：“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就叫刘拙公吧。” 我是成都县中学生，1943年高中毕业，1944年我考入了四川大学法律系。如果没有那场战争，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法官。 <h3>参军</h3> 我的参军是独特的。那时候，我刚刚考进四川大学，学生证也领到了。这时候，我的一个姓孟的中学同学从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写信回来了，告诉我那边军训生活的事情，我的心里就不平静了。孟同学的信盖了军邮，来得很快，从印度到中国成都，一封信只要三天时间就到了，比国内通信还快。新津机场是1942年修好的，从这里飞印度的美国军事飞机多，人送过去，信传回来，战争的情况也从遥远的印度传了过来。 11月里，我看见报纸上登载的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打到贵州独山，独山是四川的一道屏障，如果独山失守，四川就危险了。当时的重庆政府已经人心惶惶了。我看到这条消息后，心里的热血呼呼上涌，愤怒得很，当即就决定不读书了，当兵去。 当时，军政部组织成立了几个教导团，重庆是教导三团，成都是教导二团。成都教导二团已经结束招兵了，重庆教导三团路过成都准备到新津机场去乘飞机。我打听到他们住在皇城里，就和我的同学蒋之光一同跑到皇城，找到一个营长，请求批准当兵去。营长说，你们来得正好，队伍里许多人还没走到成都就被拦住挡回去了，正好缺人。不过，那些跑了的没有把军服留下来，你们来了没有军服穿。我和蒋之光就自己掏钱，跑到城隍庙旧货市场，从国民党逃兵手里买了新军装穿。 我们第二天去教导三团营地，可是空空荡荡的，鬼都没有一个。我们急得大叫：“人喃？人喃？”许久，回来一个留守的，他告诉我们说，部队已经开赴新津了，准备明天飞赴印度。还说要去必须今晚赶到新津机场黄角树旅店找他们。 我听了十分着急，马上跑回家，趴到父母脚下，给他们叩头告别。父亲尽管开明，可是爱子要打仗去了，还是忍不住流泪了，母亲也掩面哽咽。 那一天，1944年12月8号。那时，我21岁。 新津距离成都60多里，我们从下午6点走到半夜2点，一步接一步走，走得皮沓嘴歪，满脚都是血泡，终于找到教导三团了。营长见我们来了，高兴得很，眼睛笑成一条丝线。 第二天，我们坐在机场边的地上，35人一堆，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都等着上美国运输机。飞机飞了一架又一架，人堆消失了一堆又一堆，只剩三堆的时候，没有飞机了，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飞机来。一打听原因，回答说因为独山失守了，飞机运兵增援去了。 1944年12月30号，我们终于上了到印度的飞机，飞的是驼峰航线。那是美国英雄陈纳德将军开辟的援华航线，是美国英雄“飞虎队”战斗的航线。下飞机的时候，机舱门拉开了，旁遮省汀江的灿烂太阳呼地照在我的脸上，热浪扑面而来，我吓了一跳，接着看见晒得黢黑的印度人，他们正朝着飞机走来，他们是负责搬运东西的。第二天，我们离开汀江，上了去兰姆伽训练基地的火车。 去兰姆伽的路好像很遥远，我们在火车上摇摆了两天，换乘了三四次火车才到目的地。那时，英国人为了控制印度，把各省的火车轨道修得宽窄不一，所以经过一个省就必须换乘那个省的火车。我们坐了两天，才到达印度中部的兰姆伽。 兰姆伽，位于印度中部的比哈尔邦，是兰溪县的一个小镇。这里原来是英军的一个营区，建有20 几座大营房。营房的周围是起伏不大的丘陵，土地多是沙砾，不宜种植农作物，倒十分适宜做军事训练基地。那里当时也是驻印军的军部，是打击缅甸日军的指挥中心。 美军承担了兰姆伽军事训练基地的所有教练工作，所有的教官都是美国人。他们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比如战车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指挥学校等。训练内容按照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教程进行，教官执教很严格，待人却比中国长官有人情味，也很幽默。 我到了技术兵团，立即被授予下士头衔，月薪16个卢比12安。我很高兴，我有一份月薪了，尽管少，可是毕竟有了，还有漂亮的咔叽军装。在这之前，我从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军装。我父亲那些朋友，穿得最漂亮的就是绿呢子军装，士兵就很一般了。 第二篇 军训岁月 一腔热血为报国 <span class="ter">邱枫（中国驻印军战车营中士）</span> 1944年元旦至1945年3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军队最骄傲的一段时间，我作为中国驻印军的一员，亲历了这段历史。 天性极为好强的我，做任何事都不愿落在人后。今天，回头看看自己的一生：上学时成绩最好，当坦克兵时技术最好，工作后业务能力最强，即使是像武术、摄影这些业余爱好，也玩出了专业的水平。多年后，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参军。为什么呢？也许今天已无法说清当时真实的想法，但在那个年代，身为中国人，好强的我如何能够在同学们纷纷投笔从戎，走上前线去救国时无动于衷呢？ <h3>走进军营</h3> 日本人打到独山的时候，我正在重庆复旦中学念高中。同学们早已没有心情上课，课堂里的人也似乎每天都在减少，我们每天关注的事情只有一件：报纸新闻。很快地，和很多同学一样，我自作主张跑到重庆临江路兵役署报了名。当时身高177厘米、体重75公斤，双眼视力极佳的我，仿佛天生就是当兵的料，体检官只看了我一眼，二话没说就让我通过了检查。报到那天，为了能顺利地冲到前线去，我懒得和家人商量，空着两手便偷偷溜出了家门。在一张表格上填了家庭、学历、年龄等内容后，我被宣布成为正式军人。这一年，我20岁。 我被分在教导一团二连，领回了曾经让我向往不已的军服，还有衬衣、袜子、鞋子、毛毯等等。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了邓述义等许多熟悉的同学。同时，我得知原来我们的教导团长就是渝南师管区司令吴朗（吴玉良），我们这批入伍的军人是招来当空军或到印度接受美军的新式武器训练的。我渴望端着先进武器打日本鬼子的机会，于是放弃了去空军部队的选择，走进了驻印军的队伍。 在江北鸳鸯桥经过几个月枯燥的操典训练，我和同学们初步掌握了军人的基本知识。其间一些国民党中将以上的官员来看过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宋美龄，看着在瑟瑟春寒中冻得脸蛋青紫的小伙子们，她马上下令给每人发了条美国军毯，随后又赠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给我们，并杀了许多肥猪给大伙“打牙祭”，这使得我们很久以后还在念念不忘蒋委员长“婆娘”的好处。 1944年5月7日，在沿途不绝于耳的爆竹声和老百姓的欢呼声中，我们怀着满腔激情，离开重庆，踏上了去印度的远征军之旅。 <h3>远征之旅</h3> 以前我从未坐过飞机，本来很稀奇想看个究竟，但我们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登机时，天还未亮，四周一片漆黑，根本没机会让我们东瞅西瞅。（2004年11月6日，我和我的战友们在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又看到当年我们所乘的那架飞机，终于了解到那架飞机的详细构造。）当时国内物资奇缺，很多军人入伍后都没有装备可发。为了不浪费宝贵的资源，上飞机前，教官要求我们放下背包里的棉衣、毛毯，留给国内的战友们。穿着薄薄的衬衣，我们登上了美军飞虎队的运输机。 飞机起飞了，窗外一片黑暗，离开地面、离开昆明、离开祖国时的那一瞬，心底竟升起了一丝莫名的惆怅。多年抗战，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中华民族的恶梦，何日我才能重归故里…… 很快飞机到了喜马拉雅山上空，经过“驼峰”时，舱内温度急剧下降，我眼睁睁地看着舱外成了一片雪白，机翼也迅速结上了一层冰，便不由自主地开始拼命哆嗦，。100多个身着衬衣的热血远征军立即成了冰冷的“摆子军”。我们都握着拳，牙齿不停地上下磕着，浑身抖个不停。十几分钟的时间，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下飞机后才听说，居然有人在这十来分钟的时间里被冻死！还有一些飞机在半途中掉下深崖。飞机终于平安飞过了驼峰，我们开始感觉到暖和，然后就是逼人的热度，到印度了。 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土地，还有许多陌生的面孔。本来以为外国人很怪异，但刚下飞机我们就遇到了一支正在机场准备登机的美国军队。看到我们这支身着黄色军装的中国士兵，绿色的美国大兵们远远地便冲我们笑着，并举着大姆指，“顶好、顶好”地冲我们打招呼，这时我们还不知道用外语该如何表达，只好也笑着举着手，“你好、你好”地回应他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国人，我觉得美国人很和善。 从重庆到印度，一路长途跋涉，大家身上都臭得不得了。还没出机场，我们便被要求脱光了衣服去洗澡、消毒。狠劲儿地搓洗了半天，光着身子正要出澡堂子时又遇到一个美国黑人，他拿着一根皮条哈哈地笑着，挨个地抽一鞭子出门的人，并张牙舞爪地比划着搓的姿势。我猛然看到时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条子上面抹了硫磺油膏，美国大兵正在给大家消毒呢。条子抽在身上很痛，但却感觉很爽，每一个被抽的人都痛得双脚乱跳，但却觉得很好玩，于是满地的人都跳着，搓着，哈哈地笑着，澡堂子里一片欢腾。到了更衣室，各人的行李处早已摆好一套崭新的装备，先前我们脱的一堆臭衣服已不翼而飞。 <h3>异国从军</h3> 我们驻扎在兰姆伽营地。营地里有美国人、英国人，还有不少印度人。印度人长得很黑，还有长长的鼻毛，看起来很凶悍的样子，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们竟不敢和他们说话。以前也经常听到有印度人打英国人、欺负华侨的事情发生，但自从孙立人将军带领的中国军队来到印度后，无论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都开始对中国人很友好，当地的华侨也为我们的到来而感到骄傲无比。 按照当时驻印军的建制，战车营是由三个战车连和一个补给连，以及营部直属通讯排、搜索排、高射机枪排和工兵排组成；而补给连又分油料组、弹药组、给养组，编制较大，我们同去的同学都被分到了战车三、四、五、七营，我则被分到了战车四营二连搜索排。我们的营长谭宝林上校，连长王之仪，排长周春潮、吕潮珊等，都是黄埔军校派来的教官。刚开始主要由他们教我们使用各种武器、装备，驾驶各种汽车。后来便陆续有美国人给我们上课。中国教官上课很严厉，美国教官上课很生动，虽然我们听不懂英语，但教官们手舞足蹈，不停地比划着，非常有趣，课堂上便经常有很多奇怪的声音和动作交错，直到我们完全弄明白为止。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青年，所以我们学起东西来接受得很快，进步也相当快。 搜索排有10辆坦克，每辆坦克上有一名车长，兼任炮手；一名驾驶；一名副驾驶；一名弹药手；一名通讯兵，负责坦克内的电台，便于坦克内外的无线电联络。搜索排的任务主要是作战前的搜索，我们有10辆30吨以上的战车，里面全部都是最新的美国武器。作为新兵，我们一开始的任务，便是学习这些武器的操作方法。美国人的坦克都是15吨以上的大坦克，火力大、灵活，第一次发射时好多人都受不了炮弹出膛时的巨大后坐力以至于被震伤甚至淘汰。还有人力气太小无法控制方向杆而把整个坦克开了个四脚朝天。作为一支机械化部队，战车营对士兵的要求很高，进坦克前，必须先学会驾驶所有的汽车。当时美国人的吉普车、道奇车、St派克、JMC10吨大卡，甚至相当于飞机马力的10吨-47吨的新坦克，像霞飞、谢尔曼，我们全部都能操作。当然，射击能力还必须达到优秀。连里有的是兵器和弹药，我们不用考虑子弹，只管埋头苦练，想打多久就打多久，有多大干劲就能练成多大本事。我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射击本事，到现在还能派上用场。退休后我开始摄影，外出拍片子时常常懒得带脚架，端着相机就像端着步枪，拍出的片子就像命中10环，不管多久的曝光速度也绝对不会模糊。此外，作为坦克兵，战车驾驶、射击、基本兵器、伪装、阻击、战地驾驶等10多门技术也必须全部过关，以便战时根据需要随时补缺。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战车营士兵的作战能力和特种兵差不多，每一个都十分全面、优秀。 日本人的坦克大多是5-15吨的中小坦克，因为火力小，他们把坦克换成了45厘米的大口径炮筒，这使得我们的38口径坦克立马相形见绌。但贪心的日本人完全不顾坦克本身的承受力，大口径炮弹发射时使得坦克无法承受后坐力，以至于每次发射时坦克都不得不暂停一下。在战场上，这瞬间的停滞无疑给日本兵造成了巨大的漏洞，因为我们的大坦克无须停留，只须抓住这宝贵的一瞬，一发接一发不停地向敌人发射。虽然日本人的工事一流、坦克质量一流，但我们终于还是把小日本打得落花流水…… 我那时很玩命，每一项都申请学习，而且要求自己必须达到全优，在全营技术考试中，我得到第四名！所以很快我就从下士提升为中士。当时的士兵津贴很少，下士12卢比，中士14卢比，上士16卢比，而我因为技术好，享受一大堆技术津贴，每月的薪水竟有40多卢比，在士兵中是相当富裕的人了。印度的货物在当时我们看来是很便宜的，3个卢布换1美金，1个卢比可以买5块最好的美国力士香皂；鱿鱼、大虾等最好的菜，请战友们吃一顿也花不了1个卢比；作战用的墨镜，我们每个人都备有黄、绿、黑等不同颜色的化学镜片好几副；50加仑一桶的印度木瓜酒，只需要付4.5个卢比，当地人就会马上送货上门。 <h3>美国大兵</h3> 我是比较喜欢美国人的。不管是给我们上课的教官，还是美国宪兵（MP）、普通士兵，我都觉得他们单纯、爽朗、友好。 士兵都喜欢抽烟，而英国的船牌、黑猫烟是大多数士兵们的最爱。可英国士兵不讨人喜欢，所以我们宁可拿了卢比去和美国大兵换骆驼烟抽。对我们来说，英国人和美国人长得差不多，可我们很快就学会用他们的发音来区分国籍。比如说美国人说香烟叫sige，英国人却叫sigeli，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国际音标的区别。所以碰到不同的人，我们也会卷着舌头说不同的音标。 美国人单纯，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爱人、孩子。他们常常会和我们谈他们的生活，拿了家人的相片给我们看，并且喜欢被别人赞美，那样他们便会更加高兴。在营地里还有不少年轻的美国女兵，她们看上去都很漂亮、大方。每次见到，我们都会伸出大姆指学美国人的样，大声地冲姑娘们叫 “beautiful”，她们便会回过头来，灿烂地冲我们笑，并嚷嚷着“你好、大家好”的可爱中文。虽然语言不通，但和美国大兵碰到时，相互间总会使出各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示友好：趁对方不注意踢他的屁股、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打一架、用怪词称呼对方，然后大家抱成一团，拍着手哈哈大笑。在兰姆伽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美国大兵交往时就一直说着这些奇怪的半截子外语。他说中文，我说英文，完全不通文理，却都能比划着在一块嚷嚷半天，还说得唾沫星子直飞，投入之极。 <h3>辗转归国</h3> 很快我就厌倦在营地里待命的生活，作为一名早已磨刀霍霍、成绩优异的军人，我迫切地希望上前线实现自己的愿望。1945年初，前线开始频繁传来捷报，但也时时传来失败消息，这使得我更加烦躁，每日里茶饭不思，满肚子都是火气和牢骚。 直到有一天，我在练习时忍不住冲教官嚷道：“我来印度不是当运输兵的，我是来打仗的！再不让我上前线，我就自己跑到昆明，找地方去打日本鬼子！”这一来不得了，很多战友和我一样，都纷纷吵着要自己找地方上前线。 1945年3月12日，正是下午，营里突然宣布紧急集合。一群宪兵走上台去，开始点名，突然就听到了我的名字，糊里糊涂的，我和另外9个人被带上卡车，然后关进了重禁闭室、反省室等开始受刑，他们用尽了各种刑法。这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被疑为是共产党混入军队的破坏分子，犯了扰乱军纪的罪。但我们并不知就里，所以他们也审不出任何结果，不久便只好派宪兵用火车将我们押送到雷多，记得当时押送我们的宪兵里有一个人叫吴玉璋，他对我们很好，沿途和我们说着话，还劝我们不要太激动，大家都是一腔热血报国，上面会理解的。一个月内，我们受到不停的调查，都没查出个所以然，最后被送回了国。直到1946年3月13日，我才被宣布无罪释放回到重庆。一腔抗日热血，就这样被终结。 第二篇 军训岁月 缅甸战场花絮 <span class="ter">丁涤勋（中国驻印军112团一营）</span> 1942年8月，我在兰姆伽受训。 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是炮测教官——美军中校希鲁。他40岁上下，待人十分和气。记得那时他常常开着一部吉普车来到112团第一营部，接我和另外三四个战友去进行野外测量。有一天，我把万分之一的测远仪安在了一个坡度很大的棱线上，斜斜的，一不小心，我把三脚架撞倒了，仪器受了损伤！我吓坏了，紧张地站在一边，满脸通红。希鲁中校赶紧安慰我道：“学习时损坏仪器不要紧，送进工厂修修就好了。”满以为会是一场暴风骤雨，没想到却是和风缕缕。 一个闷热的下午，我们到兰姆伽东北郊20里外的炮兵实弹射击场实习，轮到我观测时，英军驻印度总督魏非尔勋爵来了，他靠着我站在剪形镜前，看着我测量、演示和原点（即目标；标准规定三发炮弹击中原点）赋予射向之后，希鲁教官一声令下，指挥炮阵地开始射击，训练场上竟每发都命中了目标。魏总督高兴万分，立即从胸前取下他的纪念牌送给我作为纪念。可惜这枚珍贵的礼物在后来的战斗中遗失…… 但我从观测班学习毕业后，彼此再无联系。后来得知，希鲁教官上世纪七十年代升为美国第六舰队（地中海舰队）司令。 <h3>“手杖”教官</h3> 为了沟通中美两国战略和战术观点，并提高中国军队的整体作战水平，美军在兰姆伽开办了一所战术训练班。 战术训练班的规模虽小，但层次却很高。受训学员大都是兰姆伽少校级以上军官，我们这批从国内飞来的学员中，从军长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军官都会参加这种培训。 那时我只是尉官，能进校官战术班我十分珍惜，这可能出于师团长的顾爱，也可能是我自己以往勤奋的回报吧。 我是战术班第四期毕业，班主任是亚姆斯准将，同时兼任我们的教学法课。亚姆斯准将上课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一天，他带着手杖走进教室。他告诉我们，曾经有位教授学识丰富，上课时，必带一个手杖，每个学生都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讲课。为什么呢？原来是教授在课堂上讲课时常会举起手杖，手在手杖上由上向下移动，再由下向上移动，学生们便目不转睛地看教授上下移动并数着次数。美国是推行杜威五段教学法的，后来测验时，发现上这一堂课的学生成绩都不理想，细查原因，原来是教授在玩手杖，学生根本没听到他在讲什么…… 后来听说，凡战术班毕业的学员，至今在美国都还存有档案。 <h3>日军俘虏</h3> 1943年5月，日本侵占缅甸一周年。听说东条英机在东京发表广播谈话，大谈皇军威力，并说现在中国有一支部队在印度阿萨姆邦训练，不可轻视。侵占缅甸的日本战争贩子们还大张旗鼓地对日本士兵宣传中国军队如何对待俘虏，“如果被俘了，就会被斩头，就会遭凌迟碎剐……” 新38师于邦反攻第一战时，听说有13个绝望的日本士兵躲在掩体里，准备集体自杀。我军用82迫击炮弹猛烈点射，终于使13个日本兵跳出了掩体。我轻机枪手紧扣一个弹夹，弹弹穿透敌人小腿，随即担架兵便上前将他们送到团手术组，最后竟使他们个个都痊愈了。求死不能，这群日本人只得作了俘虏。 后来我们在审问日俘时才知道，原来日军的各级长官都告诉自己的士兵：中国虐待俘虏，一旦被俘就没有生命了。他们现在做了俘虏才知道，中国军队的射击命中率高、技术好，13个人只伤皮肉未伤骨，中国军队还会救自己的生命。据说这13个俘虏解送到东南盟军司令部俘虏营后还常与同押的俘虏们说：中国军队不虐待俘虏，很仁道。我们总指挥得知此事后，命令印刷了大批不杀俘虏的传单，撒向日军阵地和后方，这也许算是为日军士兵的生存指明出路吧。 1944年，在孟阳河之战中，我师又捉到一批俘虏。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叫今田宽敏，他曾坦白地说：我们的阵地里粮食和弹药还存着很多，就是找不到水喝，大家都十分恐慌，担心要和于邦第二大队走到同一条命运。说到被俘经过，他很感激地说，被俘时心里面很害怕，以为中国兵凶恶得很，捉到日本人肯定要砍头，未想到得到良好的待遇。还有的日本俘虏告诉我们，日军18师团的官兵，差不多都知道孙立人将军在仁安羌战斗中的威名，又吃过新38师的多次苦头，所以对孙立人将军是又恨又怕。因此18师团有命令，各部队要严密注意孙将军的行动，并把孙将军的年貌、身材特点都详细地注明在命令中，各部队务必利用种种手段，多派狙击手对孙将军加以杀害。 没多久，日军又一次在孟阳河之战惨败，在溃逃途中，我们看到日军官兵竟在沿途的树枝、小道上挂满了许多小纸条：“中国官兵们，孟关再见！”“中国弟兄们请不要追了，孟关再见。”“中国弟兄们我们输了，孟关再见。”让我们看来又好气又好笑。 第二篇 军训岁月 从军杂记 <span class="ter">周明道（中国驻印军30师90团第一营翻译）</span> 1943年秋，常德会战结束，大批老美来华参与抗日。空军有14航空队，陆军有Y. Force，后来又有Z.Force(X.Force在印缅)。当时我在西南联大读书即将毕业，大概在11月中旬，有一天新校舍大门口贴出一张布告，原来是教育部引用《国家总动员法》，想征调我校四年级男生从军，凡从军的抵30个学分，不去的不发文凭。过了两天，又贴出一张布告，梅校长召集大四学分已够毕业的学生讲话。那天，梅校长说，国家已进入紧急状态，需要你们马上从军，你们也不必再犹豫了，既然学分已够，马上就去，不必等大考了。就这样，我们第一批40人，未经学期考试便放下书本，步入了各自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1944年元旦，我由译训班第一期毕业，被分派到炮兵训练中心服务。这里是对中国军队进行训练及装备75毫米榴弹山炮的基地，简称FAtC，指挥官为Gen.aters。我被派到scroops（联系部队），这是第五军的炮三营，装备了75毫米的山炮，整营调来接受装备和训练。 炮兵训练中心在甘海子，亦名干海子，搭乘从昆明去曲靖的火车东北行，需三刻钟才能到达。云贵一带对大片的水称海子，如滇池，当时叫滇海；威宁城外群山环抱之中有个湖泊，面积不大，也叫草海；此外还有洱海、阳宗海等。甘海子是片洼地，过去可能有水，所以叫作海子，后来成为干地。我想叫干海子更对，文雅一点就成为甘海子。 四周都是高低不同的山丘，仅中心所在地稍为平坦一些。老美住的19招待所，就在中心后面上方。一座座的长条平房沿山而筑，去火车站走路只需20分钟。因位处地形复杂的山区，故训练靶场、射击场都离得不远。炮兵阵地的侦察、选择等训练项目也都在周围不远之处实施，目测距离，利用工具测量、掩蔽、伪装等项目训练起来很方便。 中心主管官是老美的一星准将aters，下面有许多校、尉级军官任教官，还有好些三条杠的军士任助教，示范器材修护保养。没有勤务兵，所有事务性工作都自己做，连总机的值班也都要军士轮流。中心授课的内容有战炮、战略战术、火炮、通讯、测量、驮载、马掌等组，按日程表分组上课。 老美管他们的顶头上司Ge's FAtC？”得到的答案是炮训中心。他说：“No，it's foolisraining C.Young来给翻译官们实习英语。每当这位教师问“Any question？”从没有人发问，但当他提问时，被指定答复的人却又答不对，惹得他大为光火，用讲义向桌上重重地一拍，说：“God dam it， 's 's here for.”下面依旧是沉默一片，不久这个班就取消了。 我被派在练习部队，那里不像别处只担任某一组的工作，而是什么组的工作都得做，所以被派去的翻译官感到麻烦，没待几天便请调走了，始终不动的只我一人。每天早餐完毕便会同老美去上课，去哪一个连上课由他选。到营房会同部队一起去野外，开着汽车在山凹里左盘右旋。连长说停下，他便爬到高处一望，如果可见到靶场的弹着点，而部队停留处又有一片开阔的空地，他便会派人传话，阵地就在这里。 一位美军中尉总认为我国驭手的驮载捆绑动作不对，便给他们特别示范：先在骡马背上铺一条毛毯和一条毡子，特别规定两人用手持，由马的后方向前移，装上鞍子，再绑系二条肚带，然后把炮组件放在鞍子上，再用绳左穿右绕，在顶上绕出一个菱形。他们说这样做物体才不致左右移动，并说这方法叫Diamond t。这可难住了我，田地里被拉出来从军的农民怎么知道钻石是什么样啊？！ 营区里最后一栋房子只有老美军士一人，里面布置铁匠炉和铁砧等，和我们乡下铁匠店很相似。老美在肚前系了一条围裙，每天一个人烧火、打铁、做马掌、钉马蹄，看来很是枯燥。 但这几件事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山炮离不开骡马驮载。在甘海子所见骡马都是瘦瘦的，但依然能驮，这和中国人一样，有韧性。印缅所见骡马都是阿拉伯种，高高大大的。在缅北南汝之战，日寇由山沟渗透袭入炮二连阵地，朱连长率几个步兵抵抗，命副连长紧急处理。副连长则率炮兵到控马场砍断拴马索，将骡马赶向后方撤退。朱连长及身边的人全部阵亡，但日寇对此四门炮也无可奈何，阵地根本没有进出的道路，炮又是由骡子驮进来的，没有骡马和特制的鞍子根本动不了。过几天阵地收复，炮便又归还了原主。因为炮兵和骡马、鞍子未受到损失，只要把被破坏的部分加以修理补充，不久便可又活跃在战场打日军了。 第二篇 军训岁月 我在印缅战场当军医 <span class="ter">薛庆煜（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一军军医处处长）</span> 我在自己的经历介绍上这样写着：薛庆煜，河北滦县人，北平燕京大学理学士、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原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一军军医处处长。 参加中国驻印军，在孙立人将军身边担任医官的那段日子，叫我终身难忘。 <h3>（一）</h3> 1942年秋天以后，日本军队把在普通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小小的兰姆伽视为眼中钉。因为美国在那里成立了美军训练中心，帮助训练中国军队，准备收复缅甸北部。我们新38师官兵是1942年7月23日抵达兰姆伽的。7月30日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罗卓英将军任副总指挥，负责帮助训练我们。我记得，训练营的主任是美国准将麦克凯普担任，参谋长由美国准将勃津担任。8月3日，兰姆伽训练营正式开始训练。训练大致分两大部分：军事和卫生防疫。 军事训练科目主要包括：炮科、步兵科、装甲、通讯、战术、车辆驾驶、后勤管理等，军事训练由美国教官斯利诺、海伍德、本森、伊斯特布鲁克、布朗、霍卡布几位上校担任，他们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盟军的联络官。 卫生防疫训练科目主要包括战地救护、伤病员的搬运和输送、热带森林防疫和环境卫生等科目，教官由中国和美国医生担任。 兰姆伽的训练是十分有效的，这在以后的对日军作战中显示出来。 <h3>（二）</h3> 我军配备了10多个流动手术组，每组有医生2-3人，他们多是美国各大医院富有医疗经验的医生。另外还有男护士2-3人，麻醉医师1人。他们带着标准手术箱和急救药物，跟着部队行进作战，随时搭建临时手术室作救急手术，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流动手术组。 美军派来的那些流动组里，有一个由美国传教士西哥瑞夫率领的手术组。西哥瑞夫先生原先在缅甸南坎一家教会医院当医生兼传教士。日本攻占南坎时，他的妻儿都惨遭杀害，他悲愤万分，于是率领医生护士到印度，主动要求为中国部队服务。他的手术组隶属总指挥部，常年为我们38师服务，为38师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也由最初的中尉军医晋升为中校军医。直到我们攻下南坎城，他才与我们依依惜别，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南坎。 美国人西哥瑞夫和他率领的医护人员回归南坎轰动四乡，全城居民欢欣鼓舞。西哥瑞夫凭吊了妻儿的坟墓，重建了西哥瑞夫医院，举办了庆祝胜利归来的盛大晚会。 我作为38师一名军医被邀请参加了晚会，我看见全城居民和乡村远道而来的土著不下千人，在街上排成几条长龙，载歌载舞，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h3>（三）</h3> 战地救护是这样的： 我军每个战士都配备有急救包两个，轻伤可以自己敷治，不能自己处理的伤员先在营地裹伤所急救，然后由团卫生队担架排搬运，再交师部卫生队担架连以接力的方式运到西哥瑞夫手术组。重伤员经过临时处理后，马上用救护车运送到后方医院，轻伤员留在师野战医院观察治疗。迂回部队作战多在山林，重伤员和部分轻伤员经过急救手术后用联络小飞机直接送到兵站医院或者后方医院。 我熟悉的美军管理的医院有这几所： 第48兵站医院。这是一座由巨大的帐篷搭建的有500张床位的战地大医院，医生、护士、勤杂人员、管理人员全部按照美军编制，科室也是齐全的，装备由美军提供。医院由美国一所大学医学院提供全部人员，并负责全部管理工作。 第20后方医院，或者叫作总医院。这座医院设在雷多地区，建筑是半永久式的，有标准病床千张，科室设置、人员、装备全部按照美军编制制定。院长是瑞沃汀准将，他原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外科教授，也是世界一流的外科专家，首创了闻名于世的瑞沃汀植皮术。医院的医术精良，康复率极高。 美军第13卫生营。这实际是一个手术队，它在第二阶段战役中开赴前方，支援38师作战。第48医院也随军推进，在密支那建立了分院，以及时为前方服务。美军提供的医疗卫生支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赢得缅甸战场对日作战胜利中立下了很大功劳。 <h3>（四）</h3> 我还清楚记得美式医疗装备中的担架。那是一种美制标准担架，又粗又笨又重，要四个人抬才行，很难提高运送伤员的时效。（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还在使用这种担架）我们的战士就自发地制造中式担架，沿袭我国南方滑竿的式样，砍伐两根竹子，取两条麻袋，把竹子贯穿麻袋，两头再绑上二尺左右的横梁，就成了滑竿式担架。滑竿式担架比美制标准担架轻一半，伤员平卧在麻袋上，只要两个人就可以抬起来了。 抬滑竿担架的人把竹子两端扛在肩头，行走也很自如，随着担架上下摇动，步伐前后齐整，行走速度提高了不说，人力也节约了。 我在于家邦之战中看见，担架兵抬着滑竿式担架救护伤员，健步如飞，两分钟内就跑了200米，把伤员及时送到师卫生队的检伤站。检查完毕后，师担架连的担架兵又以接力方式把伤员送到师指挥所附近的流动手术队，300米距离，耗时不超过三分钟。担架兵说：“时间就是生命。” <h3>（五）</h3> 第20医院院长瑞沃汀准将积极支持我们培训自己的医务人员。 我当时正奉命筹建一所野战医院，迫切需要医务人员，正好当时重庆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从成都、重庆来了一大批从军学生。在他们中，我发现有30多人是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大学医学院一、二、三年级的肄业生，他们有不同程度的医学基础，经过短期培养，完全可以成为我军迫切需要的医务人员。 我向孙立人将军作了汇报，建议开办医护训练班。孙将军历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当即批准，并下令新一军，凡是在医学院学过医的从军学生，一律到军医处报到。于是，这个医护训练班就这样办起来了，我自任教官。 培训完成后，除留下两名在军医处服务外，其他全部分配到军野战医院，给中士待遇。我考虑到仅培训一个月，时间太短，支撑不了筹建野战医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学习培训。于是我请得孙将军批准，挑选了10名学生，送到雷多第20后方医院培训。这一计划得到瑞沃汀准将的大力支持。 当年从军的医学生，战后都回到各自的母校继续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 第二篇 军训岁月 文星、武星、报国心 <span class="ter">周文星（中国驻印军指挥部士兵）</span> 母亲死得早，父亲不仅对我关爱有加，而且期望很高。他做了一辈子铁路工人，殷切希望我能学有所成，给取了个名字叫“文星”。我也很为他老人家争气，初中还因学习成绩好而跳了一级。 1940年，我在湖南铁路中学念高三，日本人愈演愈烈的暴行，激起我强烈的愤恨，投笔从戎参了军，并在湖南的宪兵学校修完了军训课程。 1942年，部队调驻兰姆伽盟军总指挥部附近，我们的营房就建在离三国联合办公室不远处的一块高地上，不仅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国家的国旗和人群，就连每一个国家的升旗仪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清全过程。我军的升旗班严格按照国内的规定，每到指定时间清一色全副武装地举行升旗仪式。还有一个班的人在广场上集合，庄严地向国旗行礼，直到仪式结束。降旗亦是如此。英、美两国却不同，他们不搞任何仪式。只是在升降国旗时不管有事无事，有意还是无意，只要在场，都得立正，而且只需立正即可。 英、美军人以及印缅的官兵和老百姓，起先对中国的升旗仪式很有些不习惯，后来也慢慢习惯了这一切。再往后各国的驻印军与日俱增，中国军队里这个团，那个师，相距近的只有10来米，远的也不过就几十米，却各自设起了旗杆。指挥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盟军官兵见到盟国升降国旗必须立正表示友爱。虽然有总指挥部统一的作息时间表，但各部队的钟表快慢却不同，有的相差四五分钟。就因为这样，早晚号音此起彼落，大伙儿上一次厕所、打一盆水都要立正好几回，各国军人都弄得啼笑皆非。为此总指挥部特别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中国军队里连以上的主管军官均发给一只美制的军用手表，这才解决了问题。 军训开始了，各个部队都有美国教官前去授课。中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一丝不苟地将《步兵操典》、《射击训练》搬上训练场。就以射击为例，步枪射击有立式、跪式、卧式三种，要求出腿几公分，两腿之间几公分等等。排长就在旁边手把手地教，直到每一个动作都符合要求为止。稍有不对就骂，严重的还让士兵跪着晒太阳。美国人很是反对这种训练方法，他们主张自由、舒适、不受什么姿势限制。只要你觉得舒适、平衡、能开枪射击就行！ 于是摩擦开始了，首先是我军的下级军官故意不将美国人那套放在眼里，做出一副这是我们的兵，你们管不着的神情；美国教官则根本不把中国军官当一回事儿，表现出一副我是盟军指挥部派来训练你们的，连你也得听从我命令的样子。就这样，中国人按典范严格要求，美国人讲究实用、舒适，各抒己见。各个部队的训练就在摩擦中进行着。 因为语言的不通，我们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但美国人豁达大方，一见面就说“顶好！”有的还上前拍拍肩头、拥抱，表示友好。据说驻印军的副总指挥郑洞国，曾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上鼓励全军士兵尽可能地多学英语，并要求各级军官带好头。美国大兵也很热衷于对中文的学习。在驻地时时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中国兵哼着《雪绒花》，而美国兵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双方见了面也时常相互请教。美国人的地方口音很重，两个美国兵谈话的时候你根本只能听到叽里呱啦的一连串音符。比起语言，他们更喜欢教我们学跳舞，有一种 “踢踏舞”，是他们的最爱，坐着、站着都能跳。但中国人会跳舞的不多，常常是双脚笨拙得自己将自己绊倒在地，逗得美国人哈哈大笑。我们也就不服气，仗着中文的优势反过来捉弄美国大兵。比如：花生就叫“剥了壳吃”；衣服就是“穿了不冷”；……等等。一开始美国人还学得有模有样，到后来他们发现不对劲，就找翻译官咨询。翻译官听了，笑着同他们解释，费了好大劲才让询问者明白了“花生”和“剥了壳吃”之间到底是什么联系。他们知道含义后，反倒冲着我们竖起大拇指：“OK！OK！”虽然没有说“顶好！”但大伙儿从翻译官那里得知，他们很是佩服我们解释词语的能力，觉得我们这个捉弄人的法子很有意思。 除了语言，双方的进食方式也成了一绝。中国兵觉得美国人使用刀叉的样子很有温文尔雅的味道，美国人却用尽了办法想学会那在他们看来很有些神奇的筷子。结果，我们用刀叉，不仅弄得盘儿、碟子叮当响，还有的不是戳翻了盘子，就是戳着了牙齿缝和舌尖，痛得咬牙切齿。美国人则在一旁哈哈大笑，可轮到他们用筷子了，洋相更多。连夹起一片面包都很困难，学我们用筷子吃面更是花样百出。要么是使尽了力气，结果弄翻了碗；要么是费了很大的劲，只挑上来一两根。挑上来了也不就是吃定了，通常就在老美得意洋洋、心花怒放时，那一两根好不容易挑起来的面条很不争气地又抖落了下去，惹得大伙儿笑得东倒西歪。有个老美就是不服输，将嘴紧挨着碗的边沿，然后用筷子将面条拨进嘴里，洋洋得意地过了第一关！我们强忍着笑意，给他出了第二道难题：用筷子夹花生米。老美一看傻了眼，瞪大了眼睛盯着我们不放。我们悠闲轻松地夹起一粒粒的花生米放进嘴里。他们也跟着学，可花生米就是不听话。时间越久，手越抖，额头上满是汗珠。那个过了第一关的老美这下没了办法，只好干瞪眼。 众人也在逐渐多的接触中，更加了解了美国人的一些习惯。他们见了中国兵总会说上一句：“顶好！中国兵顶好！”有趣的是，后来两个中国兵在路上相遇也学着美国人的语调说：“顶好！中国兵顶好！”再往后，美国兵见到中国兵说“顶好”，而中国兵见了美国兵反而是“OK”了。有时在华侨村，看见有人用人力车拉东西，中国兵也会学着美国盟友的口气和语调说：“不好！不好！”我军的军官，大多数都有一些高高在上的通病。士兵路遇长官，必须立正，敬礼让路，如在交通车上士兵得敬礼让座。而美国人则不同，他们除非有事要向长官请示报告须行礼之外，平时都无须敬礼、让座，可以和长官平等相处。美国军队除了营级以上的军官外，官兵一律拿着饭盒排队打饭。而我军原本在国内排、连长不和士兵同吃同住，给养也比当兵的高。到了印度之后连长以下的军官给养与士兵相同，很多老军官就感到很是委屈。 还有些老兵班长、排长喜欢对士兵进行体罚，这一点是美国人最看不惯的，时常加以阻拦，边摇手边说：“不好！不好！”老兵却不予理睬，黄荆棍下出好人，那是我们的祖训！何况连孙将军都没禁止，你来掺和什么。 孙将军时常到队里来看看的习惯始终没变，听说那位美国的将军史迪威也是没有架子的，甚至还不戴军衔，穿一件便服就满战区到处跑。一天，营部下发了通知，要各连选送三到五名宪兵到总指挥部，史迪威将军要见大家。我和孔详鹏排长还有吴国民下士等五人匆忙前往。到了总指挥部门口，排长按照惯例脱帽行礼：“报告！”里头响起一声回答：“请进！”进去一看，一个身着美国咔叽夏威夷军便服的消瘦老人坐在屋里。排长又喊了一声：“敬礼！”我们便行了一个军人室内礼（15度鞠躬）。老人一摆手，说：“随便点！”然后谦和地笑了一笑。我这才反应过来，这就是史迪威将军！他果然如传言所说的一样没有戴军衔！大伙儿原本打算好了，将军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没问，冷了两三分钟的场。他见我们没说话，便开口对大家讲了一些盟军应同心协力的话语，然后要大伙儿随便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孔详鹏排长第一个问道：“将军，为什么我们中国兵的薪水、食品等要美国人来发呢？”史将军反问道：“中国军官有吃缺（克扣东西中饱私囊）的吗？”孔排长回答：“是有的，但我们宪兵队绝对没有！”史迪威将军笑了，“我很理解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不管你们那里有没有，既然这种现象存在，我们就得想办法杜绝它。而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中国军官中由来已久，想要一下子杜绝是不可能的。而让美国人来管理此事就避免了这个问题的发生。也不用时常核查那么麻烦！” 一一回答完我们的问题之后，他又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要照顾好自己，健康是胜利的基础！” 在兰姆伽的最后时光，是我到盟军汽车驾驶学校学习的日子。我所在的第103班共有150名学生。虽然35岁以下的官兵都可以参加学习，但30岁以上的根本就没有。 驾驶学校的助教都是中国人（每辆车一名助教），教官则清一色是美国人。学GMC大卡车（也叫10轮大卡车）的驾驶，规定每辆车三名学员，采用速成教学法，学期四周。所以时间安排得十分紧迫，开学时也没有什么仪式，仅仅是考了一下视力，也考得极其简单，但只考一次。标准是能看清30公分外对方伸出几个指头为及格。视力考过之后，看了两个小时的中文电影。影片中介绍了GMC的性能、载重量、部件组成和各部件的作用、重量、规格等，就连拆装、运行、耗油量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故等都一一做了详细介绍。看完电影之后，就有美国教官带了一名翻译来讲话，极其简单，说明每天训练8小时，迟到两次或违规违纪两次者除名，就开始正式上课了。驾驶学校的五个教练场全设在郊野或者山区。训练起来大家都很刻苦，因为如果跟不上进度就会被除名，而三名学员如果被除去两名，助教也会被撤换。所以，不管是学员还是助教都捏了一把汗。美国教官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错误犯了一两次还行，要是四五次下来还要犯同类的错误，就要批评助教，甚至警告助教了。每一个学员都有自己的学号，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怕美国教官看自己的学号。如若教官把学号划去，那就是除名了。美国教官都很严格，必须要真正过关才行！最后三天更是紧张，要考试了，大伙儿都更加努力起来。美国教官开一辆吉普车在教练场转来转去，纠正每辆车的错误。最后的训练是我们跑过很多奇形怪状的路型，比如：SU……考试毕业之后，也没有毕业典礼，只是又看了一场电影，内容是关于如何排除故障（如陷入泥潭这类事故），还涉及到了文明行车和各种工具的使用及保护。看过电影之后发给毕业证书就算结束了。毕业证书比现在的身份证稍微大一点儿，红色有光纸制作，一面是中文，一面是英文。有了这个证书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印缅战区）免费加油。而在我们国内还曾因没有油而改用烧煤，利用生成的水蒸气发动汽车！ 1943年秋，我调驻雷多时已成为一名有些资历、有些经验的老兵了。进驻地是雷多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我们到达的时候，气氛十分紧张。指挥部获得可靠情报，日军扶植缅甸八莫傀儡政府后，训练出一批由印缅混血儿组成的奸细已潜入印度境内雷多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于是巡逻的重任便落到了我们头上。每晚四个人一组（中国兵两名，美国兵两名），我和杨思聪（四川成都人）成了搭档。 为防敌机空袭，路灯都未架上，夜里一片漆黑，又没有规范的人行道。行走时，常被周围的树、雨季时搭的竹篷等挡住去路。地面潮湿，积水使路变得泥泞滑脚，即使铺上竹片、树枝也还是难以行走。美国宪兵的长统胶底带钉胶鞋，既轻便又不打滑，穿上它甚至可以轻巧地爬树；而我们穿的只是普通的胶鞋，行动相对迟缓，他们就会上来拉我们一把。 换岗下来时，美国兵时常邀我们去吃夜宵。他们有一个冰柜，打开来奶油、面包、牛肉、鸡腿等应有尽有，自己去取也用不着客气。我那时是第一次见到冰柜，心想要是哪天我们国家也能拥有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就好了。 下了接连数日的雨，巡逻的困难更加大了。美国宪兵的卡宾枪可以挎在肩上，披着雨衣戴着雨帽行动仍旧无碍；而我们是步枪，刺刀又重又长，也只好把枪膛部位尽量藏在雨衣内，迈步困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思聪又腿骨扭伤，整整三天无法出勤。伤后第一次出勤，夜里九时左右，我们正在一株大树下避雨，稍作休息，用聚光筒搜索着河岸，发现岸边有一截横放着的死树。树有水桶粗，树干上似乎堆着什么东西。“哪一个？”我立即端起枪大声质问。 半晌没有回答，只有风雨声。 其中一名美国兵叽里呱啦骂起来，摸出卡宾枪。 “什么人？！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我将子弹上了膛。 “砰！”的一声，杨思聪先警告性地朝天开了一枪。 美国兵再次将光束交叉着射出去，那人装作被射中的样子，稍做停顿后，匍匐前进，向河奔去，企图逃走。我又射出一枪，击中其大腿和臀部之间。两个美国宪兵已经走了下去，我紧跟在后面。相距其实不过50多米远，但坡陡路滑耽误时间，那人就死命地向着河边翻滚，我赶紧又补了一枪，此时美国宪兵已追了上去，一把卡着那人的后脖子提了起来。用电筒一照，他咬紧牙一句话也不说，只在身上搜出缅刀一把、卢比若干等，看其穿着却是印度的黄军服。 扭送到指挥部才审问出此人系缅甸籍，因为会说缅、印、越山头土语，被日本军方抓走了亲人，经过间谍训练后要他潜入印度境内活动，盗取盟军指挥中心的文件，立功受奖后方放其亲人。 第二日，雨住了，我们四人乘一只橡皮船沿河查看地形。昨夜留下的杂乱脚印和污泥、血水尚在。那截死树长年被水浸泡已有三分之一埋入了污泥中。用它作掩体，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仔细寻找脚印，发现奸细极其狡猾地从浅水而来，虽无脚印留在河沙上，但被他攀过的野草、树枝仍泄露了他的行踪。越往上走辨认越困难，只好原路返回。 1943年冬，我连参加了丛林战训练。一中两美三个教官，中国教官是新38师的上尉连长；美籍教官都是美国陆军中尉。训练的科目很多，有侦察、联络、爆破、劈刺（肉搏）等。三名教官分别交叉讲解，美籍教官讲解时就由翻译官在一旁逐字逐句翻译出来。翻译官姓杨，是国内刚出来的大学生，不懂军事专业术语，多次翻译出错，弄得美国教官很是生气。尤其是夜间演习，翻译配合不好，我们都很有怨言。好在我们不是新兵，多多少少对丛林战有点儿认识，摸索着学习，也还跟得上进度。 美国教官在训练时十分严格，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学到了“马马虎虎”这个词，常常是我们动作没到位就向我们摆手：“马马虎虎，NO！”然后一直教你做，直到他喊“OK！”为止。官兵们的学习兴致很高，休息时还时常和美国教官比手划脚地交流、玩笑。一名美国教官胸口上长着一片约有三指宽、筷子长的黄中带黑的茸毛，直拖到了肚脐眼。天热时汗珠还从茸毛间向下流。他平常吸烟很是厉害，几乎是烟不离嘴，但一到上课时间，他就熄了烟，认真严肃起来。他时常赞扬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不怕牺牲的精神。还谈到军人就应当勇敢，贪生怕死不是合格的军人！但勇敢不是叫你去牺牲；战争也不是就叫你去死掉，应当尽力以智取胜！ 中国教官新38师的上尉连长，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时常在讲课时引用战争实例，还指出了中国部队的特点：打完一仗，中国人首先问的是缴了多少枪，费了多少子弹；驾驶兵翻车了，先问车还能不能用，出了严重一点的事故，士兵还要受罚。而美国人则不同，他们会先问死伤了多少人，驾驶兵有没有事，再领一辆车就行了。但这样的差别也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国家穷啊！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奋斗，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让我们也能对一辆翻了的汽车毫不在意，让我们在战场上也能自己供给充足的枪支！ 听了这话，大伙儿更加努力起来！ 在森林里，只有米和水，没有任何炊具还要我们做出米饭来。我们急得干瞪眼，美国教官却笑着上来做示范。选择地方时应选择逆风林或几株大树的中间，因为这样才能不被敌人发现，也避免了被人闻到烟火的气味。只见教官砍下了一截竹子，装进一半水和一半米，然后在地面掏了一个竹筒大小的洞，将竹筒正正地放进去。筒口用树叶或芭蕉叶扎严实，再盖上一寸左右的细土，轻轻拍结实即可点火。听到竹筒的爆炸声立即灭火，饭就熟了！美国教官笑着拿给我们品尝，味道还真是不错！老美见大家都喜欢，更加高兴了，又介绍了另一种方法：用清水将米浸泡15分钟之后，拿鲜芭蕉叶包扎三层，再挖一个洞将米放进去煮，一会儿饭就熟了！ 丛林战训练结束之后，大家都受益匪浅，也对美国人更增加了好感！ 1944年冬，我奉命调驻。工作是在离印度汀江18公里的咚不咚马小镇旁的办事处担任警戒。学生兵一批又一批地运到兵站，他们都巴不得能马上到前线打小日本，时时缠着我们了解分配兵种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名叫肖玉刚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四川人），很快和我交上了朋友。我们很谈得来，后来他分往了战车二营，我还很是遗憾了一番。要知道他乡遇知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更何况身处国外，只要是中国人，见面就亲三分。所以我们同当地华侨的关系一直都不错。 检查站的工作方式是中美搭配式的。我在那里居然遇见了我的美国朋友可尔！可尔是个中士，曾在南希和我搭档工作过两个星期。刚到检查站，就有一个人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顶好！顶好！”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转过身就瞥见一身美军军服，肩上有两条杠杠，再往上抬头，可尔！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和可尔来了个大大的拥抱！但不久可尔就调走了，虽然心里不愿，但军令如山！检查站又换了一批美国兵。其中有个高个子的中士特别讨厌，不可一世的样子，时常拿着墨镜、美金在我们面前炫耀，特别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人。 一天下午，班长有事前往连部，留大伙儿独自守在站里。江西的彭速龙是出了名的大烟囱，一根接着一根地抽了起来，那个美国中士见此情景也抽出一根双狮过滤嘴的高级烟来，还对着彭吐了一个烟圈，彭速龙一看，生气极了，上前就要教训他一顿，被大伙儿拉住了。 1945年，部队办元旦晚会时也请了美军前来观看。那台晚会从筹备到演出还不到一个月，各部门分工明确，效率也很高，很快就推了出来。有歌有舞，还有诗朗诵、快板儿等，真是品种齐全，连演了两天。第二天，除了口琴、二胡独奏外还加上了口技！临到结束，大伙儿放开喉咙高唱、《抗战进行曲》，并喊着：“打回祖国去！打通中印公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果不其然，同年8月，日本投降了！ 第二篇 军训岁月 我的远征之旅 <span class="ter">唐振文（中国驻印军通讯团士兵）</span> 1927年4月我出生在毕节。毕节地属贵阳，是川滇黔三省交汇处，黔西北的大门，这本是一座僻静、古朴的小城。但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也打破了这偏远小城的宁静。涌向大西南的仁人志士、四面八方流亡来毕节的难民，用字字血泪控诉着日寇的罪行，而一首首充满力量的抗日歌曲，更唱得我们这些少年娃娃心潮澎湃。从《热血歌》、《黄水谣》到《保卫大西南》、《八百壮士》……首首我都唱得热泪盈眶，也正是在这歌声的感召里，我这个15岁的少年踏上了从军的道路。 1942年，我从毕节一小毕业。暑期，恰逢军政部通讯兵三团军士训练大队来毕节招收无线电报务员，我就报名了。而这次招收，也开了毕节招学生当兵的先河。我们先到贵阳受训，毕节离贵阳两百多公里，全靠步行，在那里集训了三个月后，就开赴了昆明。到了昆明，我们与来自四川隆昌的通六团合编，以通六团军官为基干，整编为独立通三营。随后，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空运印度，编入中国驻印军。 从印度汀江下飞机，先坐火车，后换乘轮船，再上火车，历时几天于1942年的11月到达了位于印度腹地的兰姆伽军事训练基地。 抗战时期的兵源是以壮丁为主，大多数都是文盲，而我们通讯三营全是学生兵合编而成。学生当兵在当时是新鲜事，所以，我们在军中也颇受欢迎。毕竟，有知识有文化就是一种力量。当时，我们的一个排长，成都军校17期毕业生，就把一个英国人在香港陷落后写的歌《再会吧，香港》改名为《再会吧，祖国》，重新填词在军营中教唱。 歌词这样写道：“再会吧，祖国/您已是民主国的营房/反侵略的战场/看吧，/侵略者的烽火已经烧遍了太平洋/别留恋/图一时的安康/疏忽了对敌人的提防/地莫分东西南/色莫分棕黄白/人人扛起枪/朝着共同的敌人击发/用我们的手创造民主的中国/用我们的手创造自由的中国/再会吧，祖国/再会吧，祖国/再会吧，祖国！” 这歌在异国的军营里像是插上了翅膀，迅速地流行起来。那里面传递出一种誓死捍卫国家的忠贞，正表达出我们每一个战士的心愿。虽然时间过去了60多年，但这歌词我还记忆犹新。 在兰姆伽基地整训是极其辛苦的。那里天气炎热，地面温度起码50-60度，我们就地卧式听讲，头上带着钢盔，有时里面还钻进一只臭虫吸血，几分钟下来这害虫就成了一粒充满人血的怪物，不会爬了。在那里，我们穿厚厚的毛袜隔潮，可雨季那种附在植物叶子上的蚂蟥照样能隔着毛袜吸出血来。这种蚂蟥能伸长它的身体数倍，左右摇摆着找人，一靠近衣裤就立马吸附在人的身上，简直太精了！蚊子更是成群结队，个子大，嘴巴长，卡其布都能叮透了来吸血。站岗的时候必须先搽防蚊油，头上戴防蚊罩才能上岗。而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帐不留帐门，毯子更是得把帐脚压好，要不那还了得。虽然条件恶劣，但每当唱起《再会吧，祖国》，我们也觉得值。 我在兰姆伽，开始在通讯连学发报，后来调去喂骡马、当马夫、当炮兵，再后来到了野战医院干医务工作。我们第一野战医院在雷多地区驻扎了约两年的时间，先后搬迁过三个营地，第一个离雷多镇约几公里。当时，所有的中美部队都在史迪威公路沿线，于是盟军营地都以公路的里程为准来命名，如我们医院的的第二个营地就叫23码。 在第一个营地里，医院自办了“看护训练班”，我参与了培训，负责管三个帐篷。帐篷里住的都是抗击日寇而受伤的病员，照顾他们是我应尽的职责，为他们端屎端尿，也没有什么怨言，但对危重伤员的抢救，却是我心有余悸的。毕竟，那个时候我才16岁，很怕死人。特别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给临死的病人做人工呼吸，脸对脸、口对口的，确实很害怕，加上病人口中的气味实在是怪异难闻，心里是不情愿的；不过转念一想，既然他们为国家能舍命杀敌，我为他们苦点脏点又算什么呢？ 1943年秋，在雷多第一营的时候，医院派出了一个三人管理组到美军医院去管理中国的伤病员，我被选中到那里负责粮食给养仓库。为了让伤员更好地养伤，我提议收集美、英、日、印的画报及总部的报纸搞阅览室。印度本来竹子就多，刀锯是现成的，我的篾匠活倒也很上手，桌子、凳子、病床都能做，帐篷一搭，阅览室也就成了，这让大家都很开心。 在医院大门外的公路上，又是另一番忙碌的情景。输油管正在铺设，美军黑人工兵加紧施工，昼夜不停。路两侧都摆上了50加仑去盖的油桶，点燃柴油照明，火焰有一丈多高，一路通明，红红火火的。而在我们医院对面的公路右侧，美国工兵正在修建一个小型的双翼通讯机的临时机场，这种飞机小巧、轻便，机上只有一名驾驶员，而在他的座位下方可以推入一副担架，用来运送伤员，这样重伤员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治疗了。 每次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很凝重的感觉。 在医院里，我还听了很多故事。看护班有个叫段德明的中士，是四川人，他有身绿色的卡其布军装（我们在那里的军装是米黄色的英式军装）那是第五军的军服，他是爬野人山过来的远征军。他向我描述过当时他们自己炸断惠通桥，没了退路后，像无娘孩子一样凄惨的情形：后有日军的追赶，头上有日机的轰炸，日本特务还佯装成和尚向不知真相的土著造谣说：“中国军队是来缅甸帮助英国佬统治、奴役你们的。”以致这些土著人也要用腰刀飞杀溃逃的中国兵。段中士说：“只要听到‘哎呀’的呻吟声，就是一个人中了飞刀，那真是不死即伤啊！”虽然这段经历他曾多次讲述，但我们每次聆听时，都鸦雀无声，面色沉重。因为那毕竟都是中国军人啊！ 后来，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医院奉命越过汀江，向机场靠拢，转移到缅北的第三营地，接收刚下飞机的伤员。我的工作就是在登记室负责分配病房物资和保管伤病员的衣物。 同时一个新式仪器也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美军给我们送来的一台用于消毒的压力蒸汽机。 这家伙有四个轮子，用吉普车可以牵引，前部是一个大汽油炉，盛水罐烧的蒸汽引入蒸汽压力箱内，箱壁有七八厘米厚，中空（其中有隔热材料），开机后外面不会感到热。后面开启门上是轮船舵轮形的摇柄，看上去很结实牢固。箱内热压有仪表，水箱容量有玻璃管可见。整个机器比吉普车高，漆着橄榄绿的油漆，2米50，每次能消毒很多敷料、器械。 和它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美军中士。院长当时指定我来学习使用这个家伙，而美军来送赠机的少校军官答应中士留下教我三天。 这下两个彼此语言不通的人，开始了教学。因为语言不通，完全靠操作示范，我有勤记笔记的习惯，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几次示范操作后，我按顺序先后来了一回，边看我的笔记，边自己动手操作。他竟然真的袖手旁观了，后来就翘大拇指说“OK！OK”，看样子很满意。下午三点，他就走了。我送他到大门口，我们会的中英文全用上了，他的“顶好”，我的“OK”。最后他表示第二天早上再来，我们挥手告别。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油也加了，水也装了，还特地准备了三四米长的竹竿，头上绑了纱布蘸了汽油，等着点火，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九点多了，我去请院长打电话催问。院长对我说：“人家说你会了，就不来教了。”我说：“我们昨天还说好的啊！”院长再次认定说：“中士说了，你们小唐细心，还写了笔记，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就相信自己，自己来吧，小唐。” 没法，我就硬着头皮上了。围着大炉子转了两圈，看看竹竿火炬头，我还庆幸自己的准备工作没有白做，于是给汽油打气，只是开关开大了点，喷出了些多余的油点！用抹布擦了后，才把长竿火炬头燃着伸进火门，到底是余油多了，明火距火门还有60厘米远，就一声轰响！火焰外窜，机子都动了一下，约5秒钟后火焰缩回了炉膛，归于正常操作了。第一次开机总算成功，我和院长都松了口气。 从此，我在登记保管伤病员衣物外，又担任了消毒敷料、器具的工作。 1944年，为救独山之危，阻止日军继续侵略西南大后方，我们医院随军回国。我们是坐汽六团的GMC，行进了10多天才到昆明的。到了昆明，日军已从独山撤退。为了适应战役发展，我们医院扩编为兵站医院，从印度回国的军士们都普遍升级，我也从下士升为了上士司药。 而我的远征之旅也就此结束了！ 从一个15岁的孩子到成为一名上士，军队实现了我成长的蜕变。 第二篇 军训岁月 在兰姆伽的日子 <span class="ter">黄书泽（中国驻印军技术兵教育团二营五连）</span> 如今，我已年过八旬，兰姆伽对我来说已经很遥远，那是60多年前的记忆，怕是模糊了。驻印军的生活，只有短短的七个月，我到了前线，却连硝烟也没闻到就下了战场。如今当风风雨雨都尘埃落定的时候，兰姆伽也在我昏花的老眼里透出了几分清晰的轮廓，毕竟那是我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清楚地记得，1944年11月4日，我这个20岁的小伙子从重庆教三团出发，乘坐10轮大卡在沿途夹道送别人群的掌声、欢呼声中，向成都新津机场进发。在机场凛冽的寒风中等了两天，终于飞赴印缅战区，这个令人满怀憧憬的地方。 在兰姆伽，我被编在技术兵教育团二营五连。我们五连是清一色的学生兵，主要学习驾驶技术。美国人当时在兰姆伽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比如战车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指挥学校等，我进的就是汽车学校。学校采取分期培训、考试合格准予毕业的形式。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哪期的，但当时胸前的编号我还清楚记得是MtR2504。每连设一名美军少校教官、一名中国少校翻译官、四名美军军士。每辆军车上有四名学员、一名助教（由驾驶学校中国班长担任），轮流学习驾驶，军士们负责实地指导。 我们当时的学习很紧张，我记得刚到兰姆伽的时候，还通过332的军邮给家里写了信，而进入汽车学校后就根本无暇写信了。学校里的课程安排很紧凑，主要分成两大版块——看影像教学片和实地操作训练。影像教学片主要教授汽车驾驶原理，内容丰富而且跟实战紧密联系。如在原地驾驶、倒车、换挡等基本技术的演示中都加入了贴近战时的内容，而像战时受伤的处理、战时紧急故障的排查等都是专门的教学单元。整个教学内容让人感觉非常实用。 上课的时候，美国教官讲的东西很少，更多的时候是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图象。只是到重点的时候，他会站出来说几句，那个时候，就特别有意思了。宽大的操场上，是分声部的大合唱。电影荧幕上的英文原声，美国教官重点强调的内容，翻译官的中文说明，赶趟似地一个追着一个，热闹得让你反倒有点听不清楚。有时大家就在下面起起哄，既消了点瞌睡，又轻松了。 美国教官虽然讲得很少，但却很精当，而且常常透着点风趣。记得有一次，我们看的内容有关修车，教官开了一辆GMC到场地上来。突然车停了，教官一副焦急的样子，拿着榔头、斧子就下了车，迅速地掀开引擎盖子，就是一阵乒乒乓乓地乱敲。他通过翻译问我们，“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们齐声说：“修车。”他接着又问，“这样做对吗？”我们当然说，“NO，NO！”他听了很沮丧，靠在车旁，用手敲了敲脑袋，又问，“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们说，“想办法。”他摆了摆手，狡黠地笑着说，“NO，NO，我在想老婆。”于是，我们哄堂大笑。下午，那种40多度高温炙烤下昏昏欲睡的感觉顿然全无。所有人都集中了精力，看他下面的操作表演，很有点寓教于乐的感觉。 我们的训练场地很大，大概分10到20个左右的小训练区，每个区域进行不同的专项训练。比如，在平整的地上进行原地驾驶的训练；在画有“8”型图示的路段上，进行不换挡的行进中驾驶；在有坑洼的沼泽地形中进行越野训练。总之，每天就专门练一项技术。这种战地式的强化训练，对快速提高技术是很有帮助的。 但在强化训练中，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有的人老掌握不了动作，像倒车老碰到标杆，换错挡等。美国军士只会很恼火地说，“Oh，MY GOD！”或者，再严厉点，用生硬的中文说，“你别来了，当火夫去！”美国人好像觉得当火夫就是最严厉的惩罚了。可实际上没人去当火夫，明天你来了他还是依然教你，绝对不会因为你没做好动作像中国教官似地罚你站个两腿半分弯什么的。他们是很随和的。 他们还给我一个印象就是敬业。我们当时有野外的驾驶训练，车辆行进在坑坑洼洼的烂泥地里，有的车突然陷入泥潭里了，无法自拔。这个时候，第一个跳进泥坑的总是美国的军士。第一次看到穿着笔挺美式军装的军士，就那么理所应当地没有一点犹豫地钻进泥坑进行故障排除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当他们一身泥很轻松地再钻出来的时候，我很是佩服。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班长、连长、团长等长官身上的。 四周后，我终于拿到汽车学校的毕业证，成了一名汽车兵。但因为前线的节节胜利，我的一身本领没用上来打鬼子。 不过在这里打下的良好的机械基础，让我在回国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重庆大学机械系。而美国教官身上的幽默、随和、实在和敬业很强地影响了我自己的教学风格，不仅让我在西昌汽修学校的教学中赢得了学生好评，更赢得了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第三篇 激战印缅 偷渡南高江 <span class="ter">孟化新（中国驻印军新38师112团一营二连上尉连长）</span> 1944年5月21日，上面突然给112团下达紧急命令： ·全团动员，向敌后大迂回攻击； ·绝对迅速，绝对保密； ·限四个昼夜完成任务； ·中途无补给。 下午2时，我所在的112团一营从瓦兰地区开始行动，行动的要求有三条： 1.把有疾病，尤其是患咳嗽的官兵留下； 2.每个官兵携带7天(份)的英制纸盒装干粮（每盒有8片粗面粉制的饼干、一小包花生米、一小包奶粉、一块巧克力、四粒水果糖、一小包茶叶、两支香烟和一包伊拉克枣子）； 3.全营官兵不准问要做什么。 营长李克己少校只向各连排下达行进序列的指示，全营跟在情报组长后面走，官兵不准讲话；部队指挥，白天用手势，晚上各连排都以一条白绳子系着，官兵手牵绳子跟着走，夜间不准有灯光；中途不准烧饭或烧开水，饿了吃块饼干，渴了就喝山涧中的冷水。（每壶水中放一片白色药片防止生病。）部队运动中没有车辆、马匹，官兵携带平日配备之全副武器装备，一个基数的弹药。 这四昼夜的潜行，我们没有走过正规道路，完全是在南高江东侧一条重重叠叠的库芒山脉的山涧中行走。缅北的5月，雨季已经来临，天上下着时大时小的雨，我们就在山涧里 着浅可没踝、深可及腰的涧水悄悄地行进着。土人歌谣中说库芒山是“无顶之山，永不能至”，我们在库芒山的悬崖绝壁中，爬过一座山，又滑下一个涧地潜行。腿跌伤了，连叫一声都不敢。要知道，我们四周都有敌人，最近的敌人就在一二百米外！ 26日上午11时，我们这一营到达西通对面南高江东岸的一处渡河点，部队暂时停下来隐蔽在树林中。此时，我身上连最后一块饼干都没有了。南高江因为上游连日大雨，江水暴涨，江面已扩大到300米，放眼望去，只见江水汹涌，恶浪滚滚，令人胆寒。很快，情报组送来了孙立人将军的作战手令：“李营即刻渡江，截断加孟公路，并扩大战果，断敌之前线补给及交通。” 江上并无船只、竹排等交通工具，我们只有靠随身装备用来渡江：用两用雨布将自己的军毯、蚊帐、衣服等卷起，把两端连结起来就是一个救生圈；四个水壶，将水倒空，盖紧盖子，连结起来围在腰间；六个钢盔，口向上，放在用小竹子搭成的架子上夹好，即可作小浮排；把六张两用雨布用小绳子连串起来，绷在一个绑好的竹架子上，就是一只小船，可运输一门八一迫击炮及弹药箱，或者一挺重机枪及弹药箱。 各连排在渡江之前先向排、班长指明渡江之后的集结点。大约两个半小时后，全营渡江集结完毕。李克己营长向我们口头下达了作战命令： 1、 本营奉命截断加孟公路，以断敌之前线补给、交通及增援； 2、 第二连连长孟化新率领该连为尖兵连，沿此地牛车路前进，通过公路后即占领公路两侧高地构筑据点，并确保之； 3、 第一连连长刘益福率领该连继第二连之后跟进，到达公路后向南沿公路推进500米，占领据点，构筑工事，以阻击由孟拱方向来的反扑之敌； 4、 第三连连长周有良率领该连，由此地出发，到达公路后向北转，沿公路向加迈方向推进500米，占领据点，以阻击从加迈方向前来反扑之敌； 5、其余各连排仍以原行军序列，随营部跟进，待命行动。 在这一地区的敌军，是日军12辎重兵联队全部、野战重炮第21队第一中队和守备库房的两个中队，兵力约1500人左右。但该地敌人因处后方，戒备疏忽，突然遭受我军的袭击，竟以为我们是空降部队从天而降。我率第二连占领了公路西侧高地，未遭遇强敌之抗拒，仅是在搜索敌人时，因敌暗我明，准尉排长杨汝泗、中尉排长蒋振坤先后遭敌袭殉职。 在第三连遭遇敌人强烈反扑而伤亡惨重时，第二连奉命转移阵地，担任第三连左翼警戒。刚到达营长指定我连要占领的地点，将三个排部署好用电话向营长报告时，我被敌人发现了！在我背后60米以外的另一条山脊上，日军一个快放的弹夹瞄准了我，弹着点包围了我身体的上下左右，但我身上未中枪弹！我迅即命二排李国良排长由敌所占山脊上边向敌逼近20米，监视敌人行动；我自己指挥观测方向及距离，令我六O迫击炮向敌阵地发射36发炮弹；再由第二排向敌进行搜索。此战下来，敌遗尸18具而逃亡，我军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8枝，而我连士兵无一伤亡。 第一连向南攻击前进时，敌军官们正在开会，突然遭我军包围冲杀，官兵们均惊惶奔窜，一片混乱。后来清点时我们发现，日军一名中将不知逃往何处，一名少将负伤，毙敌实数在900名以上。刘连长奋勇冲锋，抢下了敌人15厘米重榴弹炮4门、满载械弹的大卡车75辆、骡马500多匹、粮弹等不计其数。 孙子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南高江之役，我军正是做到了这一点，神秘地迂回到敌后方，断其后路，使其不知不觉陷入包围之中。112团陈鸣人团长因此役还得到了“拦路虎”的美称。 第三篇 激战印缅 激战南帕卡 <span class="ter">潘克勤（中国驻印军新30师89团第三排排长）</span> 1944年8月5日，驻印军打下缅北重镇密支那，完成了第一期反攻任务。在密支那休整期间，我被调到新30师89团任排长。 密支那的战火熄灭了，可伊洛瓦底江上仍是一片忙碌，汽艇往来穿梭，工兵们正在不分昼夜赶修横跨大江的桥。不久，八莫突击战打响。 1944年10月，新一军全部渡江完毕，新38师为第一线兵团随军挺进。为了早日打通中印公路，新30师爬上险峻的山岭 ，进逼南坎，与敌人在外围地激战起来。 1945年元旦悄然来临，新30师89团由南坎的西部山林中钻了出来，推进到瑞丽江边冒雨渡江，紧紧堵住了南坎的缺口。 元月15日，南坎大雾，合围部队势如奔涛一齐涌下，南坎迅速解放。 元月28日，是十九路军淞沪抗战13周年纪念，滇西远征军与驻印军选定这个日子，在离云南边镇畹町不到10英里的芒友会师。从此中印公路由印度雷多至昆明一条长达1566公里的国际路线全部通车。 会师的礼炮刚刚响过，新30师89团马不停蹄，奇兵突击芒友北面之南帕卡。南帕卡是通向腊戍一个重要的据点，日军的第56师团、第2师团、第49师团以及第18师团的残部都退守在这里，准备负隅顽抗。根据部署，我第三营为攻击南帕卡第一线部队，我第七连为右翼侧击。 2月4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天还没亮，全连提前开饭准备出发，连长命令第一、二两排担任主攻，我第三排为预备队，向外围一片松林地带前进。这天，天气晴朗，中午时分我们到达预定地点。敌人已在山脊一线部署火力，阻止我军前进。 南帕卡右翼遭遇战开始了，连指挥所在山坡下架起了电话，指挥战斗。但我军处于仰攻位置，地形非常不利，第一排发动冲锋，均被击退。尹连长是个急性人，看看第一排上不去，马上调来重机枪掩护第二排强攻，枪声大作，喊声震天，但直至黄昏，仍无进展。伤员一批批从阵地上退下来，两位排长也失去联络，下落不明。 这时，炊事兵送来了晚饭，我叫传令兵将饭菜送到伤员手上，连长和我蹲在大树下共进晚餐，他眼里布满了血丝，脸色很难看，拿着馒头，手在发抖。这顿饭谁也吃不下去，我向连长请战：“连长，我们第三排上去吧！”他叹了一口气答道：“也好。” 我举起冲锋枪命令集合准备战斗，同时对四个班长下达作战指示。 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森林里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一排人小心翼翼地摸索行进，听到远处的炮声，知道已经来到敌人的后方了，手心里不由得冒冷汗，脚下一滑，我跌进一个大坑里，茅草高过人头。接着传令兵来报，七班已经顺利到达大路边，我命令七班继续前进，快速占领制高点警戒。不料七班刚刚跃过大路，敌人的机枪就哒哒地响起来，八班立即用火力掩护他们退回原地。我命令这两个班在左侧构筑工事，用火力封锁大路。 此时敌人知道腹背受创，退路已被堵截，于是命令重机枪拼命对我阵地扫射，来势凶猛，我又将九班调上来共同对付敌人。刹那间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撼着寂静的山林，一场厮杀开始了。 我冒着雨点般的子弹来到七班阵地，弹坑累累，四处冒烟。七班长和机枪手满脸血污，握着滚烫的机枪，正向敌人射击。这一班人伤亡太重了，伤员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个小伙子扑在地上，月亮照着他苍白的脸，嘴角流着血。我过去将他抱起来，不料他的胸口开了个大窟窿，血浆顿时像决堤的洪水，哗地涌了出来，我的袖子全湿了，地上的草皮洒满了这位战士的鲜血。他的血流完了就断了气。 我像疯了一样，跑到机枪阵地，大声吼道：“拿掷弹筒来！”憋足了气对准敌人那挺重机枪的火舌，发射枪榴弹。一道红光划破夜空朝着那吃人的黑洞喷去，他妈的，那家伙再也无声无息了！ 敌人的重机枪阵地打垮了，三个班一窝蜂冲过大路，在山坡上构筑工事准备再战。我跑到右前方去观察敌情，树下却蜷伏着一个日兵，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一个措手不及，条件反射般端起冲锋枪就扫射，可是枪栓卡壳了，他站起来用那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我冲来，我连忙躲开，等他转过身来，我已拔出腰间的大刀向他砍去。他三次前进冲刺都未得手，气力不行了。只见他喘着大气，一双死鱼眼睛胀鼓鼓地直瞪着我，嘶裂着嗓子，大声嚎叫，“呀！……”踉踉跄跄地冲刺过来，千钧一发之际，我用刀把他格开了，可是无情的刀锋却同时劈到他的脸上，他满脸是血，枪从手上掉下来，栽到地上死了。 尹连长已经赶到前线来了，我们共同研究作战部署，认为这个山头非坚守不可，但目前兵力单薄，敌人前来反扑，必然抵挡不住。而前方死角太多，直射兵器不能发挥作用。连长决定，回去调迫击炮来助战。 果然不出所料，连长走后，敌人就开始反扑了。10来个敢死队员扛着炸药包，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向我阵地一步一步匍伏前进。 我正命令各班集中手榴弹，敌人却一声吆喝，手榴弹象冰雹一样向阵地落下来，一时山崩地裂，手榴弹在这个小小的山头上遍地开花。我一脸灰尘，满身泥土，睁眼看时，手旁竟有三颗就要爆炸的手榴弹正冒着青烟。我顺手抓起了两颗嗤嗤作响的手榴弹，不顾一切地朝着那堆黑压压的影子用力扔去，轰隆一声，鬼子哇哇地叫起来。与此同时，另一颗手榴弹在我的右前方也爆炸了，又是轰隆一声，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耳朵嗡嗡地响着，张大着嘴……脑子里却仿佛看到敌人喊杀连天地冲来了，这是不行的！我忘命地喊着：“弟兄们，打呀！”手榴弹，机关枪，掷弹筒响成一片，冲锋的敌人终于全部消灭了。 这场争夺战，我排伤亡大半，全排52人只余下21人。不知过了多久，我开始感到右臂疼痛起来，一摸，原来右臂在不停地流血。 弟兄们劝我下去休息。不，我不能走。我命排副带领弟兄们坚守阵地，自己飞快地进入炮兵阵地，准备痛击敌人的进犯。 连长在阵地上见我这个样子，命令卫生员急救，包扎伤口时发现里面有弹片，于是又命令我下火线送手术室开刀，这时我已昏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得知，连长阵亡了，我禁不住大哭起来。 这一天的变化真是太大了，生离死别何其快速。后来我从前线被直升飞机送到马格利达后方医院治疗。 南帕卡于1945年2月8日被攻克，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四天。据新一军《精忠日报》报载，我连在南帕卡外围作战有功，我排共歼敌50余人，击毙了日军中队长一人、小队长一人。 第三篇 激战印缅 索卡道之战 <span class="ter">刘绍东（中国驻印军新一军50师149团二营四连少尉排长）</span> 1938年，我在重庆被征兵入伍，曾在简阳县暂编第二师四团任班长。1943年该团调入第50师149团，我随团到了印度。 在汀江训练了近一个月后，1943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149团奉命开往离前沿阵地仅3公里之处待命。 索卡道地形险要，一边是崇山峻岭，海拔3000多米，被原始森林覆盖着；山脚下左侧是孟拱河谷，再左边是孟拱河，河宽300米；由大山上流出一条小溪沟，宽20来米；有一条直通密支那的中印公路在山足下经小溪穿过，小溪上有座公路小桥。日军就依托这险要的地势，布置轻、重机枪火力阵地。阵地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新22师的部队在这里攻了一个月都未能攻下。有一次，我亲眼见到35辆坦克攻上敌人的阵地，敌人向小河沟两边分开，让我们的坦克冲过去，日军步兵立即合拢来，狙击我军步兵，致使坦克与步兵失去联系，坦克只好五辆一组，向四面八方炮击，但日军用手雷、汽油弹向我军攻击，竟打伤3辆坦克。于是，上级指挥官决定派我们50师149团和美军一连从右边高山迂回包围敌人。 我们每人带了三天的干粮。进入大山以后，全是原始森林，连太阳光也无法看见，巨大的树木倒在森林里，只听见飞机的回声，却看不见飞机和太阳。干粮吃完了，飞机又无法空投，有的士兵吃了生水，疾病开始在队伍里蔓延。幸好还有无线电通讯联系，我们只好回到原地待命，迂回包围没有成功。 僵持了几天，上级决定：22师撤退下来，50师149团上火线。团里挑选了一支精干的队伍组成两个营，将全团的重武器集中，六0炮、150口径的大炮、山炮以及重迫击炮集中起来进行炮战。5月2日，我们进入了阵地。听见日军枪炮一响，我们就接连不断地用排炮去轰，将敌人的火力压下去。双方炮战激烈，还发生了空战。当晚，我们用了一个班去进行偷袭，侦察敌人的火力点，以便了解敌人的机关枪和大、小炮的火力从何处发射出来。第二天拂晓，天正起着雾，这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根据侦察到的情况，调集了全部炮兵，将所有的重炮集中发射，全团的轻、重火力一起开火，打得日军渐渐失去了声音。眼看着还有一挺机枪在不断地射击，我军便派了士兵冲上去，拿着刺刀硬拼。虽然日军大势已去，但此时只要发现有一个敌人，我们都会立即派人上去追杀。索卡道之战，我们连160人，伤亡50个人！在日军的每一挺重机枪面前，都有我们士兵的尸体，旁边的小溪已被士兵们的鲜血染红。我们终于将索卡道拿了下来。 这次战斗中，我军共缴获日军汽车40多辆及其他军用物资。有时碰见美国大兵，他们总会问我们是哪个部队。我们回答：149。他们就会竖起大拇指，不断称赞“OK！OK！”有的甚至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顶好！顶好！” 不幸的是，在第二天的前进途中，一辆卡车在行进中触发了日军埋下的地雷，我被弹片炸伤左手臂，左眼至嘴唇的左面部成了重伤。连里立即把我送到了新平洋美军73医院医治。 我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和医院里的美军医生护士们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当时发给我的伤票是重伤票，护士们都格外关照我，我还把一张缴获的日本印发一元缅币送给一位美军女护士长作纪念。伤愈后我又回到了战斗中的密支那，但我左眼周围的面部，留下了黑色的疤痕，很多年后才逐渐淡化。 第三篇 激战印缅 征战缅北记 <span class="ter">张祖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38师114团第二营机枪二连上尉连长、少校营长）</span> <h3>于邦立功</h3> 1943年10月至12月，孙立人将军和李鸿团长由新平洋（Shingbwiyang）赶到于邦前线，和史迪威将军一道，亲自指挥与日军18师团55和56两个联队的主力血战。 于邦，是胡康河谷西北的一个重要村镇，在大龙河下游的右岸，是水陆交通要道。此地三面皆是森林，森林作战搜索困难，易中埋伏。敌人在森林边缘，在树顶和地面上构筑掩体工事，主要阵地都是由据点群构成。阵地前设有鹿砦和地雷，搜索兵接近阵地前几米内才能发现。最先攻击于邦的是112团。开始盟军的情报有误，认为大龙河沿岸各据点只有几十个缅甸兵和土人看守，由一两个日本军官率领指挥。后面通过我军进一步侦察，才知是敌人第18师团55和56两个联队的主力，且增加了许多山炮。因此，为保证胜利，我军也增加了许多山炮，由孙立人指挥113团和114团在山炮第二营炮火的掩护下进攻。 112团在原阵地担任防守侧翼，以防敌人突破，114团在攻击敌人坚固的阵地时，以第一、二营主攻为第一线，第三营为预备队。当时我是第二营重机枪二连上尉连长，指挥全连重机枪，以猛烈火力支援营主力正面攻击。我指挥重机枪两挺在树上扫射，其余6挺在地面掩护四、五连主攻。我们首先用七五山炮、重八一迫击炮超越射击，压制敌人不敢抬头，再用轻重机枪、六0迫击炮猛烈快攻，掩护四、五连利用森林掩护逐步接近敌人阵地，在主阵地前面破坏敌人铁丝网鹿砦障碍，再发出信号，各种炮向敌后延伸射击，然后发起冲锋，跳入战壕，与敌进行白刃战。 战斗中，四连连长湛茂棠立功心切，在全连伤亡过半的情况下，带第三排一鼓作气，冲进一个最坚固的碉堡阵地，不幸中弹身亡。重机枪连徐桐生排长在掩护前进中，也被敌枪榴弹炸死。晏香贵班，包括班长全部成仁。在此情况下，营长即命第五连从敌侧翼攻击，才把敌阵地完全占领。第一营的许炳新在我炮火掩护下，向敌阵地多次冲锋均受挫，最后跳出战壕与敌展开肉搏战，壮烈牺牲。敌人多利用拂晓和黄昏时攻击，白天防守，深夜则扰乱射击。黑夜间，敌人在森林内发射照明弹，借弹光观察我阵地兵力行动。我方在阵地交通壕内，除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用绳索系在铁皮罐头筒上，连接到每个士兵掩体内，如发现敌人偷袭便会有人立即牵动绳索，铁筒一发出响声全体战士即会得到信号准备射击敌人。 经过七昼夜的激战，新38师最后完全攻占于邦和大龙河（tarun hka）右岸的日军据点，反攻缅甸战役首次获得胜利。据统计，敌军比我军伤亡多出数倍。 日军在于邦战败后，即向太柏加（tainpa Ga）撤退。在于邦阵地前，有一条孟阳河（Maugyang hka）横贯其间，阻碍着日军逃跑，日军便在河对岸构筑了防守工事。于邦夺取后，英军派印度兵与我军接防，接替担任第一线攻击，以便后续部队过孟阳河继续攻击前进。当时日军在河对岸顶多留了一个排的兵力掩护撤退，很快日军知道了英军命印度格接防，便也戴起了格拉钢盔，以示轻视，并数日固守不退。我军本想乘胜利之余威追击敌人，但印度兵战力不强，武器训练都远不及中国军队，且长期以来他们已形成严重的恐日症，因此要想将当面之敌击退，其难度可想而知。无奈之下，史迪威、孙立人、李鸿三位将军只得在战地上策划新的攻击战法：欺敌战法，即命印度兵改戴美式钢盔，欺骗敌人误认为是中国兵在护防。结果敌人果然上当，中国兵令他们胆战心惊，双方交手不久日军便弃阵地而逃。新38师114团当夜乘机在孟阳河上流偷渡成功，自侧翼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第二营营长李卓或派一个加强步兵排和我连一个重机枪排偷渡过河，在对岸森林地埋伏，掩护我后续部队安全偷渡孟阳河。时至黎明，日军才发现我重机枪排和步兵排。我们用最猛烈的火力扫射敌人，很快便使得日军向孟关方向逃窜而去，我们共击毙日军10余人。翌日拂晓，史迪威和李鸿穿着野战服，亲自前来阵地巡视慰问两排战士，并逐一与我们每个人握手。 <h3>八莫城郊战</h3> 八莫城区南北长10里，东西宽6里，呈一椭圆形。城区内既有众多湖沼，又有起伏高地，凹凸交错，彼此都能相互策应。在城区，敌人有东南北三大据点。为构筑秘密工事，据说在半年前敌人就禁止民众进入市区，其掩蔽部、堡垒和指挥所都用钢筋水泥和大树枕木筑成几层，重炮榴弹击在上面也毫无损坏，一切都是作死守的准备。李鸿副师长指挥112团和114团向八莫城形成包围主攻，113团为预备团，在八莫后方占领阵地，并随时与30师保持联络。全师不分昼夜，空、步、炮联合作战猛轰敌阵，逼敌人龟缩在阵地内不敢出掩体活动。战斗持续有一个月之久，敌人伤亡甚大，战力也日渐减弱。伊洛瓦底江对岸亦被我军封锁，敌补给中断，连水也没得喝，其阵地日见缩小。到12月15日，我军已全部把东南北敌阵地占领，八莫城终于被我们攻下。 <h3>胜利回国</h3> 我军收复八莫、南坎后，1945年1月28日，中国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芒友举行会师典礼。新38师派步兵一个团，包括我所率领的重机枪连参加了庆典。会场指挥官由李鸿将军担任，参加庆典的高级将领有卫立煌、索尔登、孙立人及陆军大学将官班30余名学员。首先升旗，放礼炮，接着卫立煌开始致词。我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今天会师，是会师东京的先声，我们要打到东京去，在那里开庆祝大会。滇缅战场在今后要更加合作，来共建世界和平。”然后索尔登将军也讲了话，他说，今天是大家顶快乐的一天，也是中美合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天，预祝孙立人将军，芒友会师是东京会师的先声。 驻印中国军队反攻缅北任务就此全部完成，我们在腊戍待命。不久，李鸿将军接到命令，命我们开始向广州进发。我们连夜拔营起程，沿广西南宁至广州湾公路向广州急行。抵达广州境内后，日本已宣布投降，李鸿所率部队又被命令在广州接受日本投降，并接管广州城。孙立人、贾幼慧、李鸿、唐守治、葛南杉、陈鸣人等新一军将领，在广州参加了受降典礼。我因在缅北作战有功，孙立人军长报请军委会记功一次，并晋升为新38师步兵114团少校营长。李鸿派我营为师之前卫营——进广州城之先头营。我手持国旗，骑上高头大马，全营官兵全副武装，步伐整齐，高唱抗战胜利歌，领先入城。街道两边，家家悬挂国旗，燃放鞭炮，高呼口号，欢迎驻印新一军38师凯旋。 第三篇 激战印缅 缅北遭遇战 <span class="ter">昌克中（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30师山炮一营一连）</span> 1944年12月2日，新30师先头部队在康马、南于一带山地与日军南坎外围山地部队遭遇，发生激战。5日，90团占领八莫、南坎公路西侧5338高峰。 8日夜里，据说90团二营的学生兵刘良钰和陈昆隐蔽在5338高地山腰的一个交叉路口处，一片轰鸣中，两位战友居然用60枚手榴弹毙敌几十名！这次战斗中，陈昆壮烈牺牲，刘良钰负伤。 很快，日军长崎四郎大佐指挥的混合支队49师团第168联队与我新30师90团相遇。该团第三营副营长王礼宏带领第九连到达5338高地，不幸的是，在日军炮兵3000余发炮弹的猛烈轰击下，该连全部壮烈牺牲。而山炮一营二连的四门山炮，竟然连炮管都被日军摸黑进入阵地将膛线炸断，该连连长阵亡，副营长也受了重伤。这时我所在的山炮一营一连接到命令，立即接防！同时，师里还派了一个步兵连保卫炮兵阵地。 这里的炮兵观测所设在排的阵地上，负责观测射击的人叫雷泽培，四川人，成都成华大学会计系学生，是在成都从军教导二团的第一批学生兵。他背着一部300无线电话机（即步话机）不停地上下奔跑着，我亲眼看到，他背上那部步话机上手指头般粗的天线杆竟连续被打断三根。 当有线电话机一接通，我们马上就听到电话机里传来三个团长（88团胡英杰、89团曾琪、90团项殿元）哇哇的大叫声，吼叫自己团的正面快被日军冲垮，急需炮兵发射炮弹消灭阵地前的敌人，命令各炮立即发射30发炮弹。我们赶紧将炮架稳，左调来右调去，对准目标后，每门炮都连续发了二三十发炮弹，不停地射击，打得敌人的步兵炮飞上了天空。阵地上，炮兵们一刻也不歇着，除了指挥官外，参谋、副官、传令官，所有的人都被派来装炸药。吃饭的时间到了，但谁也不敢停下来，一碗饭，两个小时还没吃完。 为了保证供给，美军的C46、C47运输机在天上不停地飞来飞去，犹如暴雨前的蜻蜓漫天飞舞。运输机投下了炸药、炮管，还投下了照明用的马灯、烧饭用的水、骡马吃的水，蘑菇般的降落伞一朵一朵地飘飞着，很漂亮。这真的是靠天打仗，靠天吃饭啊。整整24个小时，日军倾尽全力，反复冲锋了15次，我们的阵地前，总是人山人海在拼杀着，惊心动魄。 一天一夜，硝烟终于散尽…… 日军49师团两个联队，约一万名官兵，全部被击毙。战场上，日军尸体遍地。后据统计，我军缴获重炮和山炮六门、轻重机枪76挺、步枪650枝、卡车46辆。此役，我军大获全胜。 第三篇 激战印缅 惊心动魄密支那 <span class="ter">王汉忠（中国驻印军新一军30师炮兵二营通讯兵和技工）</span> 攻打密支那的战斗率先在火车站附近打响，我们和敌人展开了激战。 你完全都听不到枪声，全是隆隆作响的炮声。浓烈的硝烟，不仅呛人也遮住了视线，连对面的山头都看不见。我们和盟军的大炮加起来好几百门，大概在距离敌人五六里的地方，筑起了一个炮兵阵地，轮流不断地开火。 而我这个负责电话、无线电接线的通讯兵，正掩藏在距离敌人仅五六十米的观测所里。这里架起的炮对镜、望远镜，对敌人火力点的位置、角度不断进行着观测，具体数据就通过电话传回炮阵地。这里的电话线像是一条主动脉，不仅连接着下面炮阵兵地上的十几台电话，更与我军的核心火力、攻击策略息息相关。 突然，电话摇不响了，紧张的空气一下就凝结了起来。张山奇营长马上派了两个通讯兵去排查故障。可不一会儿，他们却无功而返。 于是，他走过来拍了下我的肩膀说：“老王，派出去两个人故障都没排除，你去看看吧。”眼光里有一种信任。就这样，我一个人带上全副的装备准备出发了。本来这样的故障排查应该由两人协同前往的，但是这里的紧张一下让所有的人都变得忙碌，我也就没想再麻烦其他人。 我头上戴着钢盔，钢盔上用草做好隐蔽，挎上冲锋枪，带了两枚手榴弹，绑腿上还别了一把匕首，背上则是有5公斤重的四方形的铁皮电话机。 从战壕里摸索着出来，往炮兵阵地的方向走，顺着电话线一点一点地检测。开头一段，电话机摇起来都是滴溜直响，再往下查，电话机发出了咕咕的像是水没煮开的声音，找到了，我心中一喜。再仔细一瞧，原来电话线的胶皮被人用钳子完全剥离了，大概有七八厘米长，如花针一样细的铜丝被人插在了土里，很明显是敌人故意破坏的。我把它拔出来重新接好，电话就通了。但这个时候，我也知道我处在了危险之中，心不由得紧了下。 突然一个人影一闪，进了不远处的草丛，而这时候，我也看清草丛方向好像还有一个人。 我怠慢不得，翻身找了一处低洼地方，当掩体隐蔽起来。我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怎么办？我暗暗问自己。他们可是两个人啊。冷静，我告诫自己，现在只有见机行事了。 我静卧在小土坳里，仔细观察了地形，我的正前方刚好有三个地势也相对较高的点，覆盖着茅草，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区域，适于敌人移动、隐藏。我断定敌人一定就在这个区域里。他们有两个人，从人数上来讲，我处于劣势，只能按兵不动，等待着他们的反应。可过了好一会儿，对方也没有反应，我想，再等下去，吃亏的是我。 我目测了一下，这三个点都在我50米的射程范围内，从位置上分析那个占据三角区域的顶点是高点，茅草也最深，如果我是敌人我一定会选择这个点藏身。于是我把冲锋枪里20发的弹夹换成了30发的，对准那个方向，开始连续射击。在打了15发子弹后，我发现对方依然没有反应。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我心里纳闷。但藏身目标已经暴露，我把枪一背，从低洼的土坑里爬上来。匍匐前进了30多米的时候，一只翻皮的皮鞋出现在眼前，那是日本人穿的鞋子。我对准鞋子，拼命开枪，但他的脚却一动不动。我再定眼一看，确实是一个人啊。我小心地站了起来，凑上去再一看。原来这里呈“八”字型的并排趴着两个日本人，他们的头靠在一起，像是在耳语什么，头部都中弹，死了。 我长松了口气，看来刚才我的那15发子弹已经把他们消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他们一个人头部中了五枪，一个中了两枪，中五枪的那个已经是血肉模糊了，而另一个人，有一发子弹是从下巴打进去的，这一枪就让他毙命了。他们身旁散落着一把日本王八枪（点三八枪），这枪的射程只有30米。我心中暗想，幸亏他们的枪射程不够，要不今天死的就一定是我了。他们两个人看样子是在商量着活捉我，挖点什么东西出来。这两个人看着就像是武装特务。 他们的望远镜已被我打得稀烂，我不敢过多逗留，也没再去清理什么战利品，拿了那个三角型的枪套子，就赶回了观测所。 一回去，张营长就喜出望外地对我说：“老王，你刚一出去不久，电话就通了！” “那是啊，我把捣乱的两个日本鬼子都杀了。”我对张营长说。“怎么？”他又问。于是，我把刚才的情况一一向他说了。他拍着我的肩说：“好样的，你可是在99%都会死的情况下，把这1%的命夺回来了。到后面去休息下吧。” 我泡了杯牛奶，吃了点糖果，算是压了下惊。想起这些日本人就是制造南京屠杀的那帮混帐东西，我今天也算是报仇雪恨了！我端起牛奶，一饮而尽。 第三篇 激战印缅 我带着148团打鬼子 <span class="ter">王大中（中国驻印军第50师148团上校团长）</span> 1944年2月，第50师奉命出国增援驻印军反攻缅北。我当时是该师148团上校团长。 <h3>配合英军 攻克平卫</h3> 1944年9月初，我148团在孟拱地区集结完毕，即奉总指挥部命令开赴平卫地区，配合英军第36师作战。当我团到达时，我立刻和联络官巴其洛少校及一名英语翻译，共同去拜会了英军第36师师长菲士汀将军。说明来意，菲士汀将军表示欢迎。他谈话爽快流利，操一口英国本土语音。他介绍情况说：“平卫敌人估计有一个连，在对面山地一带，构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企图阻止我军南进，以掩护其曼得勒驻军的安全。本师的任务是迅速攻占平卫高地，压迫日军于伊洛瓦底江下游，进而攻占曼德勒城。贵团来此是为我师的两侧布置警戒，确保我师在进攻中取得侧背充分的安全。”我们弄清了情况和明确了任务后，将我们的警戒计划告诉了菲士汀将军，并附上地图，他表示同意我们的部署。 英军36师的编制大体上是：师、旅、营、连、排、班，均为三三制，没有团的编制。另外附山炮一营、重炮一营，以及其他师直属部队。他们的作战区域完全是沿着铁路两侧地带，整个正面不过4000-5000米。三个旅三线配置，即：第一、二两线各一个旅，第二线以后，是两个炮兵营和师指挥所，师指挥所后面是一个旅的预备队，再后面就是后勤机关了。 而其进攻的方式和手段是，每天拂晓以后，开始用空军对敌占领的高地轮流轰炸，并用机枪进行扫射；第二步再命令炮兵进行炮击，然后第一线部队在炮击后派步兵向高地搜索。如果发现高地还有敌人回击，第二天便照头天的办法进行攻击。经过四五天时间，平卫高地的森林、树木均被炸光，连土色都能明显看出，最后在强大的火力下终于占领了该高地。 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菲士汀将军举行了招待会，我们团营以上军官和两位美国军事联络官、翻译官应邀参加，英军36师营长以上军官也全部出席作陪。宴会简单而隆重，会后，为了表示对我团配合作战的谢意，菲士汀将军特别邀请我们去参观他的师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这些机构都设在铁路列车上面，车厢外部罩满了迷彩和伪装网。我们登上列车，先看副官室、参谋室。其参谋室占了三个车厢，其中有一个车厢是战场沙盘，四周挂满了军用地图，供指挥研究作战使用。再过去就是副参谋长、参谋长的办公室，布置比较简单。往前走便是警卫班的住地和通讯班的工作室。通过这个车厢后，便是师长的办公室，室内也有一套军用地图和文件柜、办公桌，陈设比较整齐清洁。另有一个车厢，全是服务工作人员。参观后，我们表示感谢并告辞，接着我团就离开了平卫。 <h3>最后一战——昔卜之役</h3> 昔卜是我们团的最后一战，它是缅北掸邦的重要城市之一，公路、铁路交会的要冲。日寇军队在此驻有重兵，企图负隅顽抗，以掩护其主力向泰国方面撤退。我师奉命迅速攻占昔卜，而我团从南杜出发，顺南杜河下游山地展开，不远就与敌接触。敌人逐次撤退离昔卜城20余里处凭河据守，顽强抵抗。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正面前进感到困难，于是师部命令149团沿河的下游向昔卜城东南进攻，再转向西占领了昔卜城的一部分建筑物，敌仍顽抗不退。入夜，敌以坦克部队为先导，掩护其步兵向我149团反扑，进入巷战，形成胶着状态，彼此伤亡均大。后敌利用昔卜城西北角“355”高地，集中炮兵火力，完全控制了城中各交通点，以致我149团进展非常困难。根据侦察结果，师部决定改变部署，将我团正面任务交由150团派一个营接替，负责牵制敌人，我全团便在上游乘夜渡河，迂回到昔卜城以西地区，向昔卜西北“355”高地实施陆、空联合进攻。我团部署完成，师部即命令先以空军向“355”高地轰炸扫射为掩护，步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高地发起猛烈冲击。经过三小时的近战，终于攻占了这个制高点。由于敌人丧失了“355”高地，我军采取东西夹攻，敌人便弃城南逃。我军乘胜追击，全歼敌人。此役，共歼敌人数百人、生俘数十人，并缴获坦克20余辆和其它军用物资一大批。由于昔卜的攻克，曼得勒之敌也随之纷纷向泰国边境东逃，英美联军同时收复曼得勒城和缅甸首都仰光。而“昔卜之战”是使第二次缅甸反攻战役胜利结束的战斗，时为1945年3月。 我和我的148团从1944年2月空运参战，1945年6月随新一军奉命回国。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日子里，我见证了中国军队的辉煌，见证了盟军的友谊，见证了华侨同胞和我们的骨肉深情。来的时候我乘坐的是先头部队先头团的第一架飞机抵达，走的时候乘坐殿后团的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我以一种圆满的方式完成了令我一辈子都骄傲的一次远征！ 第三篇 激战印缅 亲历 <span class="ter">师临先（中国驻印军第五军新22师64团参谋长）</span> <h3>入缅抗敌</h3> 1942年3月初，我随所在的新22师乘汽车抵达滇西国境的芒市，时任第五军新22师64团参谋长。到达后迅速做好战前准备：领发英制缅甸军事地图；每个团、营都分配了英缅语翻译官，向官兵介绍异国风俗习惯；制定军纪条例等。数日后，全师又继续乘汽车向缅甸的旧都曼得勒驶去。我团通过腊戍行抵梅苗时，担任驻滇参谋团主任的军令部次长林蔚，已在这里设立了“前进指挥所”，师长廖耀湘已先到达。我随团长刘建章被召到指挥所，廖师长指着地图介绍了缅甸南方当前的战况和到达曼得勒后应注意的事项。我师的任务是攻占南洋车站，压迫敌之侧背，与据守同古镇的第200师内外夹击，消灭正面之敌，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明确形势、任务后，我们继续赶路。 部队到达曼得勒郊区时，当地富家巨贾多已迁避，所遗留的空房经英缅方面安排，作为我军部队的宿营地。当时市内秩序比较安定，缅甸各界华侨视我们为亲人，还派代表进行慰问，陪同廖耀湘等将领参观该市的名胜古迹，让我们备受鼓舞。 我们团在曼得勒停留了三四天，就登上了夜间的火车向南疾驰，次日拂晓到达仰光以北的同古车站。而此时邓军林率领的第65团正在车站以南与日军战斗，前方机枪声不绝于耳，车站附近敌人射来的炮弹爆裂，硝烟弥漫。我们马上进入状态，在同古车站以西一片森林地带展开，在一个坦克连的掩护下，向敌人左翼猛攻。敌人猝不及防，虽死力抵抗，终于被迫后撤。下午，第65团攻占南洋车站，我们则与敌人对峙。缅甸南部地形平坦，铁路、公路两侧是茂密的林木，林木之间的农田四周有多种巨竹，夜间敌我都在竹林下修掩体，掘土之声清晰可闻，冷枪互射以防夜袭。次日拂晓，双方首先展开炮战，之后是敌我轻重机枪、小钢炮和迫击炮弹向对方阵地倾泻。冲锋与反冲锋此起彼伏，战况甚为激烈。我方人员伤亡不断增加，担架不时通过团指挥所将伤员后运。中午，我团使用预备队，在坦克掩护下再次向敌人发起猛攻，推进了两段林间空地，终因我方坦克被敌人战车防御炮击毁数辆，攻势受挫。双方阵地犬牙交错，战况开始呈胶着状。 战斗持续到了第三天，敌人火力人力不断增强，除敌55师团外，又发现了56师团番号。在敌人强大的陆空压力下，我们22师放弃南洋车站，全线后退数公里。下午接到师的命令：“第200师已经撤离同古镇，我师从即日黄昏起，三个团交替掩护，逐次撤退，争取10天至半月时间阻击敌人，以掩护军主力在平满腊地区集结，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敌人。”暮色降临后，撤退开始，同古战斗就此结束。 接下来，65、66和我们64团在逐次抵抗、互相掩护的转移战斗中，利用沿途有利地形和重要村镇，层层设防，构筑掩体，以一个营或一个团，每次与敌人周旋一二日，在大量人员伤亡未得到补充的情况下，战斗非常艰苦。第五军所谓机械化，仅仅是军直属炮兵、坦克和汽车团等部队为机动，所属步兵师仍是与一般步兵师装备相同，况且大部分尚在运输途中；各师的装备仍很简陋，除步兵团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外，只有一个山炮营。敌人不但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制空权也在其掌握中。因此，敌机轰炸后方，临阵扫射，配合坦克，企图迅速击溃我军之阻击。但我们的草鞋兵满怀抗日热情，用机枪对付敌军低空飞机，持英式磁性手雷伏击坦克，英勇搏斗，使敌不能为所欲为，最终还是完成了掩护军主力集结的任务。 当我们在平满腊以北地区集结完毕时，战局突然恶化，使原定在平满腊作战的计划又成泡影。我新22师经10余天的苦战喘息未定，又奉命昼夜兼程赶到曼得勒市南郊沿河布防。一周后，因执行掩护军的直属部队及第96师的东撤，我师终因未能及时通过腊戍，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只能掉头北行，经曼得勒市区强渡伊洛瓦底江。 我们团撤退经过曼得勒车站时，见英军逃走时遗弃的军用物资有几个列车，内装被服、器材、药品、罐头、自行车等，车厢内凌乱，站台狼藉，物资遍地，士兵任意拿取，军官也不质问。团卫生队从车上找到了一批药品如奎宁丸等，这在以后过野人山时，派上了大用场。 我们在黄昏时到达了曼得勒市以北的伊洛瓦底江渡口。因连日遭到轰炸，渡口只有几条木船，全师在天亮前渡完很是困难。廖耀湘正急得团团转时，侦察兵报告下游隐蔽一艘轮船，于是他当即派我率领一排前往交涉。等登上该轮，见是一艘英国商船，被新38师所征用，装有该师军需用品，并有一具装殓阵亡营长的棺材，准备晚上通过渡口驶往密支那。英国船长佯允支援，但经过渡口时并不靠岸，仍继续上驶。此时已是入夜，江面又宽，我急中生智，一面命令士兵朝天开枪，一面用手枪威胁船长。岸上也发现情况不妙，用重机枪封锁江面，一时子弹纷纷从耳旁呼啸而过，迫使轮船靠岸，全师方从容渡江。 渡江后，我团为后卫，沿伊洛瓦底江西岸向东北方向急行，后来由于杜聿明从腊戍撤退受阻，又拒不入印，试图将五军带回国内保持元气。但遭日军多方阻截，而孟拱、密支那等地又先后被敌快速占领。我军从英多附近开始陷于被动，忽而西行，忽而北进，在缅北平原迂回曲折达半个多月，最后在交通阻绝、回国无望的情况下，被迫进入了“野人山”。 <h3>艰难历程</h3> 野人山逶迤于中印缅边境长达几千余里，除少数未开化的土著民族外，人迹稀少，全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藤蔓丛生无路可循，蚂蝗蚊虫更令人恐怖。我们进入野人山不久，便遇到雨季，终日大雨成灾，山洪爆发，溪河成川，攀越山峦更是举步维艰！ 部队进山前，在当地缅甸人的村庄收购了粮食和必要用具，除随身携带的步机枪和迫击炮外，所有重武器和车辆等统统毁掉，以免资敌。每个连队都增加了几把缅刀，是从土人那里收来的，锋利无比，用之劈树搭棚宿营，十分得手。我师65团为前卫，利用指北针在前开路、搭桥，以掩护军直属部队和新22师主力，我们团负责担任后卫。在山中跋涉极其艰难，前方团过去了很久，我们后卫团才到。沿途营地棚房排列路旁，床铺必须离地两尺以防水淹，屋顶盖芭蕉叶，四壁遮掩严实。因为前面部队的不断修整，我们省了很多事。 由于走在后面，各种惨境我也一一见到。因为气候恶劣，地形险峻，粮食匮乏，又是盲目行军，官兵情绪都非常低落，老弱病伤不时掉队。沿途死尸无数，有的已经腐烂，有的绝气不久。掉队的，大都躺在棚内，有的昏睡不醒，甚至个别因为陷于绝望而有挂树自尽的，惨不忍睹！ 当我们行军在深山密林时，盟军的飞机就在上空盘旋侦察，我们以为是敌机，不予理会。同时笨重的无线电台都被摔坏了，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直到先头部队到达大洛，方与空中取得联系，开始空投食物、药品和电台。此时，粮秣俱尽，骡马已被杀光，有些人煮食鞋底和皮带以充饥肠；偶尔在野人村附近发现一头逃牛，几股士兵因为争夺而互相火并；最初为抢空投物资被未张伞的米袋砸断腿的也不少。 在这最后一段行抵大洛的路程中，我受命率一个加强排，带些粮食药品担任收容督进工作，最后才到达大洛。大洛位于伊洛瓦底江一条支流的西岸，是个较大的村镇。杜聿明军长听说我走在最后，找去了解情况，他和军参谋长罗友伦及廖耀湘师长同在一个竹楼上，这是我进入缅甸数月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当时杜聿明病容憔悴，狼狈不堪，过去那种讲话时“攻必克，守必固”的有力手势完全消失了。据说，他在途中病倒，光抬他就死了几个担架兵。他走在前面，对于沿途尸骨累累，一片“一将无能，千军受累”的诅咒是不会知道的。我也不便向他直言不讳，只是建议：必须在大洛留置军医，设立收容站，以安定军心。 在大洛休息数日后，继续前进。因为目的地已经明确，即向东北行经新平洋，再北折进入印度境内，加上得到了补给，虽然仍是翻山越岭，但脚腿有力，不到一周就到了新平洋。 新平洋是缅北小镇，在这里留下全部伤病员，大部队仍继续前进。所经山头，由于英方出面交涉，“野人”也不逃避我们了。部队每过一座“野人”村寨都绕山腰而行，“野人”聚集观望。每逢大队经过，酋长出面手持托盘盛蛋十余以表欢迎，我们也给些大米罐头作为回敬。行了三天，雨也停了，看见山下沃野千里，火车头冒烟，官兵欢声雷动，一路下山飞奔英方所设兵站，洗澡理发，互庆再生！此时已是1942年8月了。 <h3>兰姆伽整训</h3> 不久，我们进入印度东北从阿萨姆邦的雷多附近登上英方专列火车，中途改乘轮船在恒河行驶一段路程，到巴特拉又改乘火车，最后到达了比哈尔邦的兰姆伽。 兰姆伽是个市镇，铁路公路横贯其间。离镇数里处有大型营房10余座和庭院式楼房多处，每座营房可容纳一个团的部队。环绕操场则有平房并列，室内外的生活设备齐全。这里原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关押意大利俘虏的地方，后来，改为英军驻营地逐步扩建改善而成。 我们师全部抵达兰姆伽后，史迪威将军召集全师官兵讲话。这个年近六旬，在中国出生，当过美国驻华武官，会说一口中国话的美国人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衣履俭朴，态度平易近人，对我们在缅南战役作战英勇，尤其是能带着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攀越野人山通过原始森林的吃苦耐劳精神，连连翘起大拇指赞扬。还表示要全力装备这支坚强部队，作为反攻缅甸的主力，帮助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令人振奋！ 这段中国军队在兰姆伽整训的日子，也确实为最后的反攻胜利打下坚实基础。从1942年10月开始，一方面中国开始空运新兵到印度，转送兰姆伽，按新编制补充各部队；一方面从加尔各答运来美式军用装备：105口径榴弹炮、重型坦克、GMC、大小吉普车、工兵和通讯器材等特种装备，以满足各部队。步兵团原有的武器一律换成新型的，并增加了不少冲锋枪、六0炮、战车防御炮、骡马和无线电台等——这就是最早的我国美式装备军队。部队的服装、给养则由英方供应，给养品以大米、牛肉或罐头为主，蔬菜少；并按官兵等级另外配给香烟、牛奶和咖啡；薪饷也改为按印度卢比发给。 当精良而充足的物资准备做好之后，紧张的训练工作也从1943年全面展开。总部成立了初、高级“战术训练班”，前者为排连长级、后者为营团长级，军官分批参加受训，每期两三周，教练新型兵器的使用、战斗动作和战术演习。教官全由美军军官担任，但中国军官受训后，在练兵时并不照搬，因为各部队都有自己的固有模式。孙立人本是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归来的，结合我军特点有他自己一套训练方法；而廖耀湘则是黄埔第六期毕业，并去法国留学军事回来，他把中法两国的军事教育方法有选择地揉合在一起，编了一本《小部队战术讲话》，着重班组和单兵的训练。在我师成立军官教育队时，我担任了队副，负责实际教育工作，就以他的《讲话》为内容，分期把全师排连长施以轮训，统一和加强了队伍的战斗教育。 在这里，两军相处颇为融洽。总部每有酒会，中美将校级军官也一起联欢，战术班每期结束都要会餐，两军军官私下也联络感情。 经过一年多的整补训练，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空前提高。固然装备给养的完善，提高了士气，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高涨的爱国情绪让官兵空前的团结，全都一心一意地为消灭敌人投入训练，加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练就了一支抗日劲旅。 <h3>胜利反攻</h3> 1943年底，我们新22师循着来印度时的路线，开赴雷多附近的山麓，准备反攻作战，而驻印军总部也已经迁移到此。我们的火车驶近雷多时，只见铁路两边帐幕林立，军用物资堆积如山，机场内飞机不时起落，呈现出一派紧张的备战气氛。这里还有一支庞大的筑路军队，是由皮可将军率领的美国机械化筑路部队。他们使用各种先进的重型机器扩展公路，修筑桥梁，输油管和电话线同时敷设，沿线分段施工。这支美军工兵部队的工兵多系黑人，身材高大。其实这也是美国种族歧视的表现，一般这样的苦活、累活、重活都是由黑人来承担的。而在他们内部，白人军官殴打黑人士兵视为常事，黑人不堪压迫而开枪打死白人军官的事情也有所闻。但有一点很相同，就是官兵都嗜酒如命，酒瓶随身携带。他们还酷爱缴获的日军战利品，每遇从前线回来的中国军人则拦路婉言索要，甚至重金收买。 我们到达雷多后，也投入紧张的备战。为了适应丛林战的特点，我们在营地附近的山林中作适应性的战斗演习。总部参谋长柏德诺少将多次召集营长以上指挥官，在地图或沙盘上进行推演，作出战术指导。同时，我们师三个团的团参谋长同师部的作战课长乘车赴前方考察取经。当时的情况是：新38师已推进到新平洋以南与敌人战斗中，近百公里的山地公路已大部分修筑完成。新平洋敌军所派警戒部队一经我军压迫，即行后退，进入胡康河谷地带。考察完后，我们回后方时，正遇到史迪威将军在前方视察完毕归来，于是就在一个简易的机场同机起飞。途中，和善的他向我们问长问短，态度平易近人，言语幽默。我们看见驾驶员请他签名，也拿出笔记本，请他一一在上面写“史迪威”三个汉字。到雷多下机后，他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并要我们“向廖耀湘师长问好！” 1944年2月，我们新22师抵达新平洋以南，接替新38师向据守胡康河谷之敌展开攻击。从新平洋至孟拱长100多公里，胡康河谷蜿蜒其间，全是森林覆盖，地形十分复杂。尤其是河谷北部两旁大山对峙，大奈河从中流过，隘路狭窄，丘陵起伏，部队运动十分困难。其中孟关最为险要，是入缅的咽喉。敌军第18师团在大奈河畔构筑半永久性坚固阵地已有一年多了，层层设伏，步步为营，但日本军人拼死顽抗，寸土必争，虽然我们占得先机，打得却异常艰苦。持续了两个月先后攻克大奈河畔、孟关、丁高沙砍、坚布山等敌大小坚固阵地10余处，终于肃清胡康河谷敌人之狭长阵地带，接连攻占入缅之要隘而进入孟拱河谷，为我军攻占孟拱、密支那这两个城镇创造了有利条件。 记得当时，虽然我们握有制空权，地面火力也压制住了敌人，敌炮兵处于劣势，但其炮位机动，发射准确，也颇具杀伤力。我们第一线攻击部队在后方远射程炮火掩护下，向敌阵地接近。经过一番搜索摸清敌情后，先集中各种炮火对敌阵地进行压制，再发起冲锋。一次不成，即行后撤，再发起第二次炮轰，而对于敌人坚固纵深阵地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攻下来。每攻下一个阵地，人力、骡马、JEEP车等就将弹药源源不断送上来，充沛的物资让我们能保持持续的火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人最怕我们的重迫击炮弹，使用延期信管，入地数尺然后爆炸，其火力点及死角蔽部都无一幸免。遇到纵深大的主阵地，我们就用集中主力从正面渗透和侧翼抄袭的办法。敌人则多采取夜间增援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派一部分兵力在较远距离迂回包围，对敌人进行两面夹击。 日军单兵作战能力较强，他们曾把狙击射手捆缚在前进路旁的大树上，专门狙击我军的指挥官。一般情况下，他们转移阵地不留尸体，万不得已，也要砍去手臂运回后方。但这次战役中精锐的日本兵却被我们打得尸横遍野，在其尸体身上多藏“武运长久”布标和“护身符”等，可见他们也有迷信和怕死的心理。战争确实是很残酷的。 在胡康河谷的战斗中，我很难忘的一幕是中缅印战区的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偕同廖耀湘师长视察前线时曾几遭不测。但他绝不坐在司令部里发号施令，还是头戴钢盔，身穿夹克，架着一副老花眼镜，肩上挎一枝卡宾枪，在纷飞的战火中举止沉着，谈笑自如，鼓舞我们的士气。 有如此的统帅，加上我军势如破竹之势，接下来的战斗怎能不节节胜利！最终，我们和盟军一起赢得了印缅战场的胜利。 作为一位亲历者，见证了这段包含着苦难与辉煌的远征之旅，是何其幸哉！也是何其哀哉！希望战争不要重演，我们都能敲响和平的钟声。 第四篇 盟军友谊 印缅战地纪事 我姓李，名祚达，原籍浙江奉化，出生于1920年7月1日，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毕业生，1942年当兵，同年参加中国驻印军。 我是最早飞越“驼峰”航线远征印缅抗日战场的老兵之一。我今天都叫自己是“驼峰战士”、印缅老兵。印缅战场上的事情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事直到今天回想起来都好像发生在昨天。 <h3>飞越“驼峰”航线</h3> 1942年，我以炮兵中尉观测员的身份带领22师39名新兵出征，飞往印度汀江。 我们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该机场是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陈纳德飞虎队）的空军基地，也是中国驻印军空运基地。机场上野马式战斗机三五成群，那是日本空军零式战机的克星，它的明显标志是机头到机腹下画着血盆大口的鲨鱼。机场上还有C46军用运输机，大部分驻印军就是乘坐这种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到印度汀江机场的。 C46运输机没有雷达、导航、制氧、自卫武器等设备，飞行高度不得超过7000米，航线务必在7000米以下的雪山冰峰之间穿插。那是一条充满死亡气息的航线。 1942年11月4日午后，我们登上飞机，被告知机在人在、机毁人亡，遇敌机务必保持谨慎。随后每人发了西南联大学生会赠送的慰问品一袋，牛皮纸呕吐袋一只，机上43人没有一顶保险伞。飞机在雪山冰峰间穿插飞行，一山又一山，一峰又一 峰。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后，空气稀薄，呼吸渐感困难，这还受得住。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飞机出入云层的剧烈颠簸，骤然上下落差竟达10余米。飞机在冰天雪地里飞行，山颠白雪皑皑，银光闪闪，机翼上冰霜层层，自然也有一番独特的景色。飞过冰峰雪山之后，绿色的树的海洋出现了，这时，飞机的轰鸣声音渐弱了，我们的呼吸也顺畅起来。接着，我们看见了红墙绿瓦的建筑，飞机迅速在一座茶园着陆。我们欢呼雀跃，可是彼此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我们短暂地失聪了，那是因为飞机的轰鸣太久地刺激了我们的耳朵。 印度朋友在出口给我们指明要去的方向，他们骨瘦如柴，皮肤棕色，可是双目炯炯，牙齿雪白。语言不通，只好不停比划。 我们到了印度阿萨姆邦汀江地区。 <h3>坐火车去兰姆伽</h3> 我们一共到达了四个小队，凑足了500人，这才达到开动火车运输的要求。 我们要去兰姆伽，它是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小镇，距离大商埠加尔各答约150英里。此行有五天水陆行程，负责指挥的是我团副团长张宏范，负责联络的是美军一名少校军官，我充当临时翻译。 列车正午开动，第二天傍晚到达一个终点站。我们下了车等待坐轮船。因为吃了两天的干粮，我们渴望吃点热饭，于是我们领来一头羊，自己动手做饭。 吃饭的时候，一个印度军官来观看我们使用筷子的技巧，他看见我用的金边瓷碗，眼睛都不转了。我看见了他的心思，用简单的英语问他：“你喜爱这只瓷碗吗？”他点头称是，我马上把碗送给他，他立即回敬了一大盘面制薄饼，两盘羊肉。他还友好地告诉我们，说这里是孟加拉湾东北，是印度第二条大河中游的伊斯兰教地区，告诫一定不要吃猪肉。 经过一个晚上的航程，天明时分，我们坐船到达孟加拉湾恒河西岸，上岸后换乘广轨火车绕过加尔各答，继续向西北方向比哈尔邦前进。我们看见沿途火车站上老幼妇孺和乞丐成群结队，贫瘠的土地一点点延伸，穷困的画卷一路铺开，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经过五天的旅程，我们终于来到了兰姆伽。 <h3>偶遇史迪威将军</h3> 兰姆伽是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将军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美军情报官，还曾担任驻华武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将军平易近人，衣着很随便，喜欢穿军便服，袖上无臂章，衣领无领章，头戴军呢帽，称呼下属总是用“上尉李”或者“少校王”，没有趾高气扬的官架子，没有三五成群的警卫，常亲自驾驶吉普车来往于指挥总部和各营区，因此基层军官不知道他是什么级别的将军，私下尊称他“平民将军”。 那一天看电影，在兰姆伽电影院我和他有幸并排坐在一起。 在放映前10来分钟，将军先开口问我：“你贵姓？什么地方人？哪一个军校毕业？何时参军？”我吃惊他的普通话讲得如此标准。明明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老军人，怎么会说出如此流利的普通话？我局促不安。后来，我发问：“请问你贵姓？”他清晰地回答说： “约瑟夫·史迪威。” 我听了如雷贯耳，他就是我们的总指挥、盟军西南太平洋副总司令啊！ 将军和气地继续对我说，他是半个中国人，父亲是一位牧师，过去在天津和郑州传教，他出生在天津，童年在郑州上小学，与中国同学同玩同乐。将军接着告诉我，他家住在重庆，有爱妻和两位千金，她们都穿旗袍，用筷子吃可口的中国火锅，所以和我有共同语言。 我聆听着将军的讲话，短短10来分钟，却使我感慨深深。 在史迪威将军离开兰姆伽前的日子，将军又和我在驻地公路相遇，当时将军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我挺胸向将军敬礼，将军向我回礼。那一幕场景，也深深地记忆在我的脑海里。 <h3>美国顾问Bugle</h3> 我们开始在美国顾问（步兵学校教官）的主持下进行紧张的武装训练。 当时，德寇潜艇在印度洋活动猖獗，美国的运输船受到攻击葬身海底，原计划的105毫米榴弹炮没有如期运来，我们只好用75毫米榴弹炮代替进行训练。美军顾问处先派来了顾问Bugle上校，后来又派来柯灵斯和考茨中校。他们都很幽默，有个性。可是只有Bugle上校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我问Bugle上校：“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什么职务？” 他一面做出吹军号的手势，一面朗朗回答我：“Bugle”。 从此，我们都以Bugle的名字称呼上校。Bugle上校呵呵笑着，乐于接受这称呼。 柯灵斯和考茨中校负责训练计划的执行和全团武器弹药的补充。另外，每个营安排了同级的顾问少校，分配到连级的则是少尉或者军士。美军顾问们集中住宿舍，只是部队训练野营作战时才随部队行动。 我曾经问bugle：“你们回宿舍后做什么？” Bugle回答非常坦率：“打打桥牌，写写情书，看看电影，有时候也把爱人情妇的照片、家庭成员的照片拿出来亮相。” 美军顾问们时间观念非常强，训练时从不迟到。他们每人腰间都挂着军用水壶，各自喝自己的水，也不互相递烟。平时他们私生活放荡不羁，工作却十分认真。他们说：“工作应该尽力，生活应该活泼。” 在我和他们的交谈中，他们说：“伦敦的雾养成英国人的沉默，密西西比河的澎湃养成我们美国人的活泼。” 他们还有一个叫我惊讶的共同愿望：环行绕地球一周。他们跨越大西洋绕过地中海来到印度，等到日本投降后，他们要从太平洋回国，实现环绕地球一周的愿望。 他们埋怨印度天气太热、卫生条件差，女人也不如美国的漂亮。他们的确很爱整洁，平时军衣笔挺，皮鞋铮亮，胡须刮得腮帮子发青。可是他们生活的自理能力却不如我们，他们要雇佣印度人为他们服务：煮饭、洗衣服、擦皮鞋。 在美国顾问的管理下，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基本上没有了逃兵；二是从上到下不再克扣军饷，杜绝了吃空缺、喝马干（即克扣军马口粮）、卖汽油等污七八糟的现象。原来我们一天吃两顿饭，现在一天可以吃三顿饭了。不出三个月，部队养得兵强马壮，官兵同甘共苦，纪律渐趋严明。 我记住了他们，还有Bugle。 <h3>慈祥的英籍老妈妈</h3> DADA钢铁厂是一座现代化军工厂，厂内高级技术人员多是英国人。厂里有高大的烟囱和银光闪闪的防空气球，在10里之外就可以隐约望见了。 我们团300多辆军车，牵引着36门105毫米的榴弹炮轰隆隆经过厂区，穿越厂区需要35分钟。我们在厂区的宿舍区做短暂的休息。我们的到来惊动了一位老太太，她来到我们跟前。这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她自称是厂里工程师的眷属。当她了解我们是中国驻印军时，翘起大拇指，脸上露出笑容。她问我： “孩子，你今年多大啦？是中国什么地方的人？” 我用半通不通的英语回答说：“老妈妈，我22岁了，是中国浙江人。” 老人摇着头表示不知道浙江这个地方。 我补充说：“老妈妈，你知道西子湖吗？西子湖就在我故乡。” 老妈妈点点头。三五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军官拥向老妈妈，老妈妈一个个端详着我们的脸，很感慨地说，她有个儿子，在北非战场对德作战，他从阿尔及利亚来了一封信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至今生死不明。老妈妈说完，急急忙忙从家里拿来一大盘美味可口的蛋糕，盛情地请我们吃。 我们津津有味吃着异国老妈妈亲手做的蛋糕，心里无比温暖。 老妈妈流下了热泪，说：“我是把你们当作北非凯旋归来的儿子看待的。” 我们随即祝愿她母子平安团聚。当我们和老妈妈分手时，我对她说：“我们将开赴缅甸北部对日作战，等胜利之后，欢迎老妈妈到西子湖来做客。” 她点着头，一手扶着铁门，一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做着V字形，频频地呼喊着：“Victory，Victory，Victory！” <h3>集结色地亚</h3> 兰姆伽是中国驻印军的摇篮。各兵种基本实战训练完成后，立即开赴缅北战场对日作战。 1944年8月，雨季刚刚结束，我团奉命离开兰姆伽，前往色地亚营地集训，准备开赴缅甸北部前线。我们在兰姆伽整整度过两年，即将分离，有些依依不舍。 经过两天的行军，我们集结在加尔各答西北英军14军总部所在地，再乘坐两天两夜火车到达西里古里，然后继续向东，经过三天长途行军，进入阿萨姆邦东部的汀江地区。两年前，我们从中国飞越驼峰航线抵达汀江，那时是一片荒凉，两年后重返汀江，这里已经是生机盎然，成为缅北战区的后方基地。 色地亚在汀江东边30里处，色地亚军营又在色地亚以北30余里的丛林中，三面围绕着原始森林，一面临近布拉马普得拉河滩。总部选择色地亚丛林作为我团的集结营地，主要是让我团作适应性实战训练，以对付惯于丛林作战的日军坂垣师团。 丛林作战训练的主要内容有：高射炮射击、空中观测、采用榴弹霰弹射击，还有就是适应丛林生活。 我们一直在色地亚训练到1945年初，当我们训练成熟的时候，史迪威公路全线通车，抗日战争形势也一片光明。这时，也就是在4月，我们接到总部的通知，立即整装待发，回国参加对日作战。到了5月4日，我们驾驶着330辆越野车、60辆加拿大生产的军民两用车，拖带着36门榴弹炮，浩浩荡荡踏上归国之路。 我们像一只添翼的猛虎冲下了山林，直向日寇扑去。 可是，当我们回到国内，准备参加收复广西柳州的战役的时候，日本鬼子投降了。 第四篇 盟军友谊 雷多·密支那·新平洋 <span class="ter">黎永才（中国驻印军宪兵独立第三营）</span> 我1928年10月出生在成都，高中就读黄埔中学，是44级高中三班学生。去印度雷多之前，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家里还算富裕，有八九十亩田，母亲去世后，祖母和姑母把我看作家庭的希望。我读书很努力，心气也很高，一门心思读了高中读大学。可是，独山失守的消息传到成都后，学校震动了，学生们自发起来，热血沸腾地要当兵抗日保卫国家，我和几个同学也决心参加驻印军去。祖母和姑母苦苦劝我，说：“永才啊，你有啥子要求，我们都答应；你有啥子愿望，我们都满足，就是不要走，不要去当兵。” 我说：“我的要求就是打日本，我要去，国家都这样子了，咋个读书嘛。” 老祖母流泪了。她们知道我的性格倔强，晓得劝不回来，但是还是劝了我一个星期，天天在我面前劝。那时候，日本飞机飞到成都，扔下汽油燃烧弹，火光冲天。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皇城坝报了名。 那个时候，皇城坝驻有教导二团留守处，当官的欢迎我们学生从军，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又安排我们去体检。体检的时候，医生查出我有疝气，当官的就把我开了，不要我去当兵。我着急得很，咋办？就把同学刘启达的哥哥找来报名，他报名体检顺利通过了，我就顶替他领了军衣，接着就出发了。 记得那是1944年10月份，出发时候的编制单位是教二团三营九连。 <h3>（一）</h3> 当飞机飞越珠峰之后，一直没有说话的年轻的美国航空兵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轻松地对我们说：“气候变暖和了，就要到了，欢迎你们来。” 在汀江机场，我们领到了一个军用大布袋。那个大布袋有一米高，里面什么都有，内衣内裤、外衣外裤、皮鞋袜子，还有大便纸。里面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干粮袋，装一天的饼干。另外有四支香烟，是骆驼牌的美国烟。 雷多是印度北部阿萨密省的一个小镇，靠近森林。那是盟军总指挥部所在地。 我们这批学生兵大多来自几所有名的大学，有四川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还有东北大学，另有少数的高中学生。将军们很看重我们，就没有让我们去兰姆伽，把我们留在了雷多，直接分到警卫营，承担警卫总部、医院、石油管道的任务。当时的石油管道从加尔各答铺到昆明，像输血那样把石油输送到抗日战争激烈的中国战场。我们要保卫它。 警卫营不久变成宪兵独立第三营，我分在三营三连一排一班，在那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我成为了一个年轻的国际宪兵。 我们在雷多训练，上午上课，以步兵操练为主课，又学点简单的英语。hello，OK，那是不学也会的；下午以室外军人操练为主，打空枪和实弹射击，有时候也演习野外作战。 我见过索尔登将军和郑洞国将军。索尔登将军个子很高，他走在我们的训练场上，我们都鼓掌欢迎他。他看我们训练，听郑洞国将军和其他军官的介绍，脸上露出微微笑容。他没有对我们讲话，只是高兴地扬了扬手，很快离开了。见到印缅战场最高司令官，我们都兴奋不已，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的模样。 看见索尔登将军不久，我又看见了美国慰问团。美国慰问团带来了歌曲、舞蹈，他们慰问美国士兵，我们也沾光观看。我们听不懂他们唱的歌曲，可是她们跳的舞蹈还是很好看的，那些碧绿的眼睛也很漂亮。 在雷多我们训练了三四个月，也快乐了三四个月，匍匐练习除外。 <h3>（二）</h3> 1945年3月，我们结束军事训练，开赴缅北重镇密支那。 我们坐的是美军10轮卡车，翻越“野人山”的时候，中印公路已经修好了。 密支那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已变成一个破烂不堪的城市，到处是战壕和弹坑。城里没有人住，许多人迁移到城外山林里去居住，城里的房子都没有顶，没有完整的墙壁了。森林里空气好，没有汽油燃烧弹污染，没有子弹手榴弹横飞。据说当时打日本守城部队的时候，飞机像蝗虫，炸弹像下雨，美军还在上游把汽油放河里，点燃了，整条河通红，往日军的地方流。我们看见的是完事后的战场。 我们在密支那住了10天，等待再次分配上岗。那是炎热的10天，缅甸的太阳很毒辣，我们就只好天天去伊洛瓦底江游泳。泡在河里感觉真好，可是光是泡也没意思。美国人会玩，他们在河边搭了一个跳水台，是用空汽油桶做的。里面不时漂出点粉红色的汽油，那是军用汽油，民用汽油是黄色的，卖粉红色汽油极其容易被抓住。我们看见他们跳水，也想跳，就乱哄哄挤到跳台上去。美国兵看见了，很不高兴，嘴里嘟噜着，脸色很难看。于是我们心里不舒服了，跳水故意弄出声音，把水花溅得老高。美国兵是知道中国兵打仗如虎的，打架也不会差，他们就悻悻走了。我们也不快活，气鼓鼓也走了。到了晚上，排长喊了几个人，把领章取了，带上斧头，悄悄摸到江边，把固定跳台的绳子砍了，油桶呼隆隆就冲跑了。 过了几天，美国兵又修起一个跳台，大约一米多高。这回，他们脸上堆着笑容邀请我们去玩。刚开始，排长还担心发生纠纷，叫一些人带着轻机枪和冲锋枪跟在我们跳水的人后边，假装巡查。后来没情况就叫撤了。大家跳水跳高兴了，hello、OK乱喊一通，技术超常发挥，一个猛子扎下去，标准得很，几乎没有水花。 <h3>（三）</h3> 我们到了新平洋，担任美军73野战医院的警卫。 73野战医院医生护士全是美国人，医生多半是金发碧眼的女人，护士清一色是男人。住院的主要是中国士兵，有的腿被打断了，有的手被打掉了，送来的时候都是血淋淋的。医生护士很忙碌，脸色很严肃。 我也住进了医院。我没有打仗也没有负伤，我住院主要是疝气发作了，疼得满头大汗，就被送去住院。给我做手术的是一位美军男性医生，他的手术做得太棒了。做完之后我在医院躺了几天，吃了许多极其好的饭食，比如，早上吃吐司、牛奶、果酱、奶酪；中午吃米饭、罐头、洋葱、豌豆。伙食好，伤口痊愈得很快，一辈子都没有复发。 医院每天都放帐篷电影，宽大的帐篷房子里坐满了观众，一边是美国医生护士，一边是缠着白色绷带的、吊着胳臂的、拄着拐杖的伤兵。电影是美国片，没有翻译，可是打仗的事情和爱情的故事大家还是看得懂的。电影不分国别，都可以看，只是要分开坐，中国伤兵不能坐到美国医生护士的那边去，美国医生护士绝不会坐到中国伤兵这边来。 住院期间，我认识了一个护士，他是美国白人，老家在德国，我叫他杰克。他护理我很尽心，还和我聊家常。我们用英语交谈，连写带比的。我的英语还可以，勉强可以听懂他，还可以说得他勉强听懂我。他喜欢和我聊，到我出院的时候，他拥抱我，还送我一把剃须刀，上边刻着USA。我记住他的友谊，这把剃须刀用了许多年。 <h3>（四）</h3> 出院后，我从一班调到二班，当上值勤宪兵。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巡查从新平洋到隅邦那一段公路和汽油管道，执行任务的方式是联合值勤，美军出2人、中国军队出2人一同值勤。美国宪兵戴着臂套，上边写着MP；中国宪兵的袖套上写着“宪兵”。我军服上的领章是粉红色的，有三颗星，身份是下士。我的武器是美国冲锋枪，可以连续射击20多发子弹，比步枪厉害多了。我们巡查，也盘问经过的车辆，回答来往军人的问题，互相间闲聊。 西线无战事，日子很太平。一晃眼，德国投降了，日本跟着就垮了。当美军联络员告诉我们“日耳曼，菲力其（德国垮了）”的时候，我们高兴得相互拥抱，把钢盔扔到天上，又把枪口对着天空，砰砰砰射击，就当是放鞭炮.我们高兴得很，打了100多发子弹，这才罢手。 那个时候，我们本来已经准备攻打日本本土，计划已经做好，我们拟从加尔各答出发，到菲律宾，再从菲律宾打到东京去，从日本的身后打出来。可是，日本投降了，我们的路线马上变成从印度雷多到昆明，然后再回四川。 我们从密支那、新平洋之间撤回雷多，还是坐美军10轮卡车，汽车上气氛轻松活跃多了，大家都谈起回国后的打算，都说回去后继续读大学，没有一个人说回国后继续当宪兵的。 算起来，我的国际宪兵生涯正好10个月。那时，我18岁多。 第四篇 盟军友谊 难忘生涯中特殊的朋友 <span class="ter">孔详理（中国驻印军辎汽六团第三连连长）</span> 人老了记忆力就会衰退，我已经80多岁，已不大记得好些事情。但有一件事是我无法忘记的，那就是我的从军生涯。在这段日子里，我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朋友。因为参军很早（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我在国内还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等战役。那时的中国太穷了，又加上小日本的节节相逼，更是日益艰难。1942年初成立的辎汽六团（我当时所在的部队），原拟用由从滇缅路进口的美国汽车装备，没过多久就因滇缅路被封锁而无汽车可用。 1942年秋，驻扎在贵阳的辎汽六团，奉命开拔昆明，空运出国。那时我任排长。到了印度汀江，感觉那里完全陌生。除了我和我的队伍，竟再也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幸而我英语还算不错，没有乱了阵脚，见有一个衣着整齐的英国军人走过来，便上前问到：“Excuse me， whe place of ese army ？ ”（打扰了，请问中国军队的驻地在那里？）他瞟了瞟我的肩章（后来才知道，那时出国的队伍里，会说英语的一般都是翻译官。）然后回答：“Follow me ！”（请跟我来！）走了大概100多米的样子，便看到站在路旁等我们的连长。在异国他乡见到熟人，我立即感到无比的亲切！休整了两天，我们即乘火车前往受训地——兰姆伽。 当时驻扎在兰姆伽的中国军队有22师、38师、炮兵第四和第五团、通信兵团、战车营和宪兵营等。我们汽车部队的整训项目有操场训练、驾驶训练、射击训练等。其中驾驶和射击训练是由美国人担任教官的。主要因为我们的武器和装备都是他们供给的，他们比较熟悉操作方式。 整训结束之后，我受团里派遣，带领本排的士兵与驻印军指挥部美籍联络人员一起担任接车任务。这是我出国之后第一次单独与美方交流。第一天的任务，是往亚三苏去接车。按照汽车部队的运输兵员规定，行车30分钟到一小时就要停车让乘坐人员下车小便。一小时之后，美方人员却没有这样做。我很纳闷，小心地问到：“ let ter？”（让他们下来小解好吗？）哪知美方军官一拍头，连连向我道歉说：“O it！”（哦，是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第一次和美军合作，就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大家相处久了，才发现美国人是一群很好相处的朋友。 有一次，我们往印度的加尔各答接车回驻地。美方的一位联络员问我“公公处处”是什么意思，我听得一头雾水，只好根据他的发音估摸着回答“Just go out！”他摇摇头，说：“NO！NO！”我于是请他将中文写给我看。他顺手递给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印有很多中英对照的词语。我翻开一看，好多词语下边都打上了记号，可见这美国朋友学习中文的刻苦。 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公共汽车”。于是笑着对他说：“t pronunciation of bus in ese should be ‘公共汽车’。”（Bus在中文里的正确发音是公共汽车。）他听了连说谢谢，反复读了好几遍，直到发音正确为止。 记得有一回，我和一位联络官前往加尔各答执行任务。在火车站候车时，遇上两名华侨妇女。联络官笑着站起来给她们让座。事后，我曾询问他让座的原因。他回答说：“女士优先！”又告诉我，美国有一句话叫做“女人是男人的灵魂！”他们对待妇女是很尊重的。 1943年夏季，辎汽六团由兰姆伽开拔至雷多，随后不久我升任第三连连长。任连长之后和美国人打交道更多了，还同我们连的翻译官琼斯少校成为了好朋友。美国人对中国都很好奇，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中国还是以前那个女人裹小脚、男人梳长辫的古老样子。我时常为他们解释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也常常互相请吃饭。他们很开朗，也很好客，有时就在他们自己的营房内请客。而我则在华侨新村，请他们吃中餐，也回赠他们一些礼物。比如中国有名的丝绸、瓷器等。他们都对这些东西爱不释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我奉命带队回国。从此与那些美国朋友失去了联系。回顾我与美军交往的日子，他们总是很友好，很亲切的。我时常在想，那些朋友现在都在干些什么呢？后来有人到过中国吗？ 第四篇 盟军友谊 战争年月 <span class="ter">李德润（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辎汽六团士兵）</span> 1944年，就在抗战的第七年，我报名参了军。军训三个月结束后，美国飞机将我们送往印度。飞行途中，一位美军飞行员出来询问我们是否适应，会英语的大学生很快和他攀谈起来。他便告诉我们，前几天曾有一架C47在运送士兵的过程中，被日本鬼子的高射炮给打了下去，机毁人亡。再问下去，他又告诉我们开辟驼峰航线的不易。而现在，日本人连这惟一的空中连接都不放过，想破坏到底！ 在汀江，经过了全身消毒和再一次体检，这才到雷多分下部队。去时正是印缅地区的雨季（通常是要连续下三个月的雨），我们穿着雨衣，站在泥泞中，为了不被分开，几个好友都手拉着手。不知是我们运气好，还是老天眷顾，几位好友全分到了辎汽六团。军训了大概四个多月，团里的美军联络官时常过来看看我们。美军联络官也常在下班之后，到营里同我们玩耍。美国人喜好拳击，有时也和我们扳一扳手劲。他们的力气普遍比我们的大。为了不再老是输下去，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用巧力拉住他的四个拇指，一使劲，他们就输了。虽然输了，却输得口服心服，缠着我们教他们学这种“一扳必胜”的绝技。除了这些，语言不通也常常弄出许多笑话！美国人总是对中文很好奇，听见我们说话，就会跟着学。大家就给他们取了一些绰号，身材壮实的叫“狗熊”；满脸胡子的叫“络腮”……他们一听我们叫，也跟着开心地学起来。及至问了翻译官，才晓得自己着了道儿。有位美国朋友特别好玩，他在知道自己上当之后仍旧不动声色。等大伙儿笑的东倒西歪、得意洋洋的时候，把他在翻译官那里讨来的“杀手锏”使了出来。只见他扫了众人一眼，双手叉腰学着四川人的架势，用成都话骂道：“妈妈的！”把大伙儿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 美国人不管男女都很开朗、活泼。我们在机场执行勤务时，时常遇见开小飞机的美国女飞行员。她们也是学生从军，在医院服役。开的小飞机仅能容纳下两个人，是用于救护伤员的。不同于中国女子的含蓄、内敛，她们直爽、外露，很有个性！有伤员的时候，不管你的军衔、国籍，她们尽全力救护，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将伤员安全、妥当地送到医院。做这个工作，生活很没有规律，有时整天飞来飞去。我们在陆地服务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总爱买一些热带水果犒劳自己。有时她们一下飞机，看见我们有水果，就给“抢”了去。我们则尾随其后，爬上她们的飞机。她们会开玩笑说，坐上了她们的飞机，在云里是要栽跟头的！说得大伙儿都笑起来。 机场服勤务那段日子十分难忘。20多岁的学生兵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调皮、好动。一次，有一架飞机因为加油太满，从机翼上渗出一小股汽油，一滴一滴地不断往下流，一个下士随即掏出打火机接住那股油并打起火来。美军管理员看见了，大喊着“不好！不好！”向我们跑了过来。他喘着气、打着手势告诉我们，要是打火机打着了火，将会引燃一架飞机！说完之后拍拍我们的肩就离去了。大伙儿都说运气好，要是被我国的管理员逮到，处罚是一定逃不了的。 除友好对人之外，他们干起工作来也是雷厉风行。反击日军时，部队必须通过杳无人烟、满是原始森林的“野人山”。工程项目一定下来，美国造的大型机械：推土机、拖拉机……立马到位，不几日就在山中劈出一条路来。那时除了美国的空军，我最喜欢的就是美国的工兵。他们机械化程度高，技术过硬，又很负责任，史迪威公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们往前方运送物资，走的全是这条公路。每天一中一美两个士兵，搭档开着一辆车。言语虽不通，沟通倒还顺畅。有英文好的，两个人就用英文对话；有双方外文都一般般的，说话就不管什么语法，或英语句子中夹几个中文词语，或一句中国话里头加上几个英文单词。像我和我的搭档，就属于连比带划型的。对方听不懂就比划，比划看不懂就加上一些“辅助工具”。比如说“苦”时，就摆出一副苦瓜脸。这些方法很是行之有效。从印度回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在肢体语言表达方面还真有不少的长进！ 第四篇 盟军友谊 远征忆事 <span class="ter">李安澜（中国驻印军宪兵队士兵）</span> <h3>秘密报名</h3> 1943年夏，川大校长黄季陆公开在学校大会上号召学生从军，并逐个接见参军学生，称他们是“川大好儿女”。学校主动为参军学生办理休学手续，发放安家费，热烈欢送到市教导团受训后出国。从军抗日是我的理想，我不喜欢搞得轰轰烈烈，于是避开学校，独自悄悄在市内去报名、体检，没到学校办休学手续，也没领那笔“安家费”。私下与一个夏令营认识的市教导团连长约定：出国时才报到，不在国内受训。 因为自幼因病落下小疾的左脚，多少还让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过得了体检关。体检是在城南君平街市立医院做的，由美国军医把关。轮到我体检时，一米七几。个儿瘦瘦的我，尽量挺起胸膛，稳健迈步，显示着我健康的右腿，不露左脚破绽。那个态度随和并且有些大大咧咧的美国军医检查完我后，友善地在我屁股上一拍，说了声“OK”就结束了体检！第二天报上公布了一页密密麻麻的入伍体检合格者名单，我赫然榜上有名。当学校军训教官按名单来与我联系时，我推说还未最后确定。这样，我就逃避了国内训练。出国前我去报了到，填了当炮兵的志愿。 <h3>公路巡查</h3> 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印度汀江接兵战。接兵站迎接我们的特殊仪式、异国风情都让我倍感新奇和刺激。来到中国驻印军宪兵队，我被编在四连二排五班。 我们被派到史迪威公路沿线执勤，主要同美军宪兵并肩在公路上担任检查、巡逻、警戒任务。上岗后才发现我们两个多月紧张严格的步兵训练派不上用场，背着长枪在检查站，英语又未完全过关，坐吉普车巡逻时，车是美国兵自己开、自己修；遇到翻车事故，他们一面电话联系，一面打开急救包对伤员作简单处理；遇到路上有出毛病的车子，他们还能趴在地上协助检修，而我们只有尴尬地闲在一旁。原来他们上岗前的训练没有我们那样多的稍息、立正，而是学开车、修理、救护和用手枪。 以爱玩爱闹的美军搭档为主导，我们或到路边军人服务社去喝咖啡，或到荣军休养院开设有“华美餐厅”的地方吃份中国菜，或到12医院会会他们熟悉的美国女护士，或者找地方看场电影。有时气温太高，我们干脆把车开到林中河边纳凉冲洗。遇到夜间执勤，车子便开着探照灯高速行驶，看横路而过的各种森林动物惊惶乱窜。遇着美军官带着女护士的吉普车，还故意靠近，打着口哨飞驰而过，乐趣不少。 <h3>什么更重要</h3> 当时我作为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从书本上对西洋政治思想、政治制度都有所知，见过外国老师，还听过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演讲，对美国、美国人并不陌生，但到了印度才真正与美国人有了密切的接触，而且关系还不错。我们见面常相互翘起大拇指，美国兵说“你好！”我们说“哈罗，OK！”彼此之间都非常友好。中国兵爱称那些美国兵为“少爷兵”。 那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美国兵贪生怕死，前方打仗全靠火力，后方与友军发生冲突时，哪怕是对方虚张声势一拉枪栓，他们也会趴在地下保护自己。记得有一次，三连好友卓文刚所在班从密支那调回印度，在鬼门关检查站执勤时，因公路滑坡，在疏导中方辎重汽车团数十辆军车时，美军宪兵连长强行要后到的美军先行，争执不下时，我方一位姓秦的班长干脆喊人来包围了检查站，吓得美国兵嗷嗷直叫着后撤，紧张的局势顿时在我方强硬的行为中化解。执勤时，常常也会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故，当美军和我方向各自的上级汇报时，美方长官会首先会问“人员是否安全”，而我方长官首先问“车辆有没有损坏”；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看来，似乎车辆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h3>友好相处</h3> 尽管思想意识上有差别，但在我们直接的接触中，对美国兵的印象还是好的，他们性格活泼，很容易相处。在检查站和巡逻途中，彼此间都能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一同游乐，相互学习对方语言，甚至常常互换军帽戴，友善地开玩笑等。 记得那些美国兵最喜欢宣扬他们国内的来信，女朋友甚至姐妹来信、照片等也要公开。一次，英语较好的陈发光对一位美军伙伴妹妹的照片大加赞美，对方竟高兴地把通讯地址抄给他，陈因此与这位远在大洋彼岸未见过面的女孩联系过好长一段时间，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与同作检查、巡逻工作的一位美军中的医学院学生，和一位叫“斧头”（中国兵给取的外号）的也成了好朋友。医学院的学生一般年龄稍长，看起来都是瘦高个、成熟稳重的样子。“斧头”则长得矮胖，性格开朗活泼。我经常用半生不熟的英语与他们交流，他们也爱跟着我学中国话。我曾应邀到他们的帐篷作客，他们为我煮咖啡，并拿出他们从国内带来的画报和书籍给我看。回国后我们还曾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可惜由于世事变迁，不久便断了，今天甚至连他们的姓名也不记得了。 <h3>尾声</h3> 1945年夏秋之际，盟军在缅北消灭了日军，印缅战事结束，法西斯德国投降，世界大战形势好转，史迪威公路上的运输也就不大繁忙，我们的管理也随之松懈了。此时，五班调驻中国驻印军指挥部担任警卫，我又回到班上。 因为这里清闲，有空可去俱乐部活动。总部每天晚上都看电影，露天电影场不大，但环境宽敞、座位整齐，官兵座位分开，中美各占一边。进场时执勤的美国宪兵拿着驱蚊药水给每人倒一点擦在手、脸部位，并叫把卷起的袖子放下来，避免蚊虫叮咬。同时，对保健卫生工作也很重视，除每天服一粒奎宁丸外，帐篷内外随时都要喷洒DDt，经常还有飞机拖着白雾似的长尾巴在营地上空喷药。往往在一次大消毒之后就有从美国来的劳军慰问演出，明星歌舞、音乐演奏，以及滑稽杂技等，很受欢迎。 驻在总部，信息比较灵通，这是我回到班上的动机之一。在这里可以及时看到《军声报》，一知半解地阅读英文报刊，从收音机中也可听到美军中传出来的消息。从7月底，起波茨坦公告、美国投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等，喜讯连日传来。8月8日这天，美军中传出消息说日本投降了，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大家听后异常兴奋，但仍有人怀疑。10日午夜，我们总部收听到广播，日本无条件向中美英苏四国投降！中、美官兵们即刻狂欢起来，以香槟酒相互庆祝，人人喝得大醉，连检查站上的士兵也醉酒发狂，抱成一团，远处森林深处传来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 帐篷内一夜谈论不休，班长也不制止了。第二天一早，我和刘定勋、陈发光搭车到20医院向人们传达喜讯，一路上谈笑歌唱，高兴得不得了，遇到军人和本地印度人好象都是老熟人，高举着胜利的V字形手势，“你好！”“OK！”“哈罗！”喊成一片，比喝了酒还兴奋。连部也很快在操场上竖起了红色的V字型纪念碑。 9月15日凌晨，随着起床号的响起，我们离开住了300天的印度大地，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 第四篇 盟军友谊 从军记 <span class="ter">马家仪（中国驻印军汽六团汽车兵）</span> <h3>我要参军</h3> 1944年，我16岁，在光华大学附中读初中。光华大学是一所从上海沦陷区迁来的学校，所以名为光华，就是取光复中华之意。我的老师们都是外乡人，他们用江浙口音上课的具体内容我都不记得了，惟一记得的是他们讲到日本人侵略中国时，那种义愤填膺；讲到山河破败时，眼眶里晶莹的泪光，说到千万不能当亡国奴时，那种痛心疾首。学校里墙报栏上，也常会粘贴参加了中国驻印军的光华大学的学生们从印缅战区的来信，里面提到开坦克、汽车，学机械化操作的内容，像磁石般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16岁的我，也和学校里的很多同学一样萌生了报名参加学生军的念头。要去报名，需要学校开具证明。可我只有16岁，参军要18岁。我记得那是8月暑假的一天，我在校园的宿舍区找到了教导主任李老师，把我的想法跟他一说，他很是欣喜，赞扬地说，“小小年纪有这样的思想很好！”马上带我到了办公室，在写证明的时候，他稍微顿了下，接着又凝视一下我，然后把我16岁的年龄写成了18。 但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却极力反对。毕竟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舍不得。可我们这个普通人家，在战时飞涨的物价前所面临的沉重经济负担我早就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了。虽然我大哥聪明能干，会收发电报，工资也高，但这时候已经兼了5份工作，来维持家用。父亲也为了我和二姐姐的学费在灌县做工。而参加驻印远征军，既发薪金，又能学技术，还能减轻家里的负担，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可母亲听了还是不点头。最后我急了，说：“好，现在我不去，万一哪天被拉壮丁了（强征入伍），您可别后悔啊。”母亲终于松了口，要我给父亲写信，他同意就行。信写出后，父亲很快就回信了，他很赞同我的做法，还说能为我有这样的爱国想法而感到光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终于，我高兴地到成都的隍城兵营报名了。 <h3>炮声连天里的送别</h3> 体检合格，在隍城经过了10多天的操练，离出发的日子不远了。出发前，每人领了3000元的安家费，100元一张的，整30张，崭新连号，还飘着油墨香。想想这可以买两千多斤米了，我挺开心地就将它交给了母亲，有种做男子汉为家里出力的骄傲。母亲却是不断地叮嘱我，记得按你父亲的要求，每个月必须给家里来封信啊！ 1944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们从隍城出发。噼里啪啦的鞭炮随即炸开，夹道欢送的人群里掌声、欢呼声也响起来了。我记得熙熙攘攘的人群从隍城一直挤到南门大桥。而连天的鞭炮声一直没有停过，整个路上都烟雾沉沉，飘着硫磺的味道。平时我是有点怕这东西的，听到的时候还要捂耳朵，缩脖子的。可是，那天却雄赳赳气昂昂地，很豪迈，踩着鞭炮，腰板笔直，步伐有力，一副威风的样子，连自己都觉得换了个人似的。到了南门大桥，还有个简短的欢送仪式。中央军军乐团的乐队奏乐，兵役署的署长致欢送词。总之，是那种盛大而隆重的场面。 <h3>ESE，顶好</h3> 我们在中午一点左右抵达汀江机场。刚走下悬梯，机场上几个外国人都竖起大拇指，“ESE，顶好！” “ESE，顶好！”地喊起来。这让我很惊诧，为什么我们这样有点衣衫不整的队伍，却受到这样的礼遇。但从他们的眼光里、手势里，我读到的是种发自内心的真诚。 在雷多，我被分到了汽六团。在汽六团里，老兵特别爱跟我们摆“龙门阵”（聊天），所以关于 “ESE，顶好”的来龙去脉我终于清楚了。 记得那天老兵说起这个，一下来了精神，“要说起‘ESE，顶好’，那可真是长中国人的脸。中国人在这里真这个，”说着竖起了大拇指，“我们的孙立人将军指挥我军以少胜多，成功地在仁安羌解救了7000多英军，仁安羌大捷让中国军队名扬中外，军威大震。在解救撤退途中，英国人像找到救星一样，看见中国人就叫‘ESE，顶好！’于是，这话就开始流传了。加上中国军队能打，而且打得好，把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18师团，完全赶出胡康河谷，彻底粉碎，伤了他们的元气。接下来的密支那大捷，听说榴弹炮都打红了，中国兵就想办法用麻袋装水搭在炮筒上降温，仍然继续发炮。真是神勇啊！所以，外国人见了我们都这样。再跟你说，现在日本军在战场上只要看见草鞋就要退。真是闻风丧胆了！那个解气啊！”老兵讲得眉飞色舞，我也是激动坏了。总之，在国外这一年多驻军的日日夜夜里，那种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是无法言表的。 我们汽六团就驻扎在雷多的一片原始森林中。而我们到这里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开汽车而是修营房。我们的营房其实是个很国际化的产物，美国的木料做梁，英国的帆布帐篷做帏。整个营房规整、统一、干净，就连营房后我们修建的厕所也是精巧美观的。设计的精巧来源于我们中国人的聪明能干，而达到美观，还得归功于美国人的好东西。每个厕所里都挖了两三米深，并排10多个蹲位。在两边的尽头处用竹子搭出两道门来，还挂上了门帘，人从两头进。每个蹲位上，盖上美国包装箱的木板。为了防止厕所气味外溢，我们还添加了盖子，盖子上缠上了布，显得整洁。接下来还安了一个机关，用美国降落伞上的人造丝带栓住盖子这头，而丝带的另一头挂在木栏上，这样就能用手既轻巧又方便地升降盖子。接下来用像纱窗一样的东西，把整个厕所外围围起来，这东西又结实又柔软，我一直很好奇。现在想想，其实那就是尼龙。我从来没想过在这样的地方能有这样规整、干净的厕所。 最后，我们在大门处用水泥浇注出具有中国泼墨感的三个大字：学兵队。虽然战时营房都是简易建筑，但能在这样的简易里透出美，我确实觉得很自豪。 记得有一次，美国准将白纳德将军到我们兵营来视察。我们全部整齐地列队到操场。一个高大的、戴着镶花边军帽、穿着米黄色美式军服的美国人，站在我们队伍前面，很精神地发表讲话。那就是白纳德。旁边的翻译官，逐字逐句翻译，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用手工修建出来的这样漂亮的营房。”听到的时候我很激动，那感觉就像在仁安羌，英国人对我们说“ESE，顶好！”一样。我们中国军队在哪里都是好样的。 <h3>我所认识的美国人</h3> 因为语言不通、驻军地点不同的原因，我所接触到的美国人很少，但他们还是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我比较熟悉的一个美国人叫JAY。其实，他的名字很长，我完全记不清楚，而我自己的英文也不行，所以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是JAY还是JAKE。总之，就叫他JAY吧。这个叫JAY的美国人是个运输物资的联络员。当时我们的军用物资都是美国人提供，所以连里有这样的联络员，负责协同物资的押送、清点、联络等。 他比我高一点，大概有1.75米，是个混血儿。他的皮肤是黄色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睛很深邃，像是只有18岁。应该是住在我们腊戍营房对面的那四个物资联络员里最小的一个。 我们汽六团的营地随着战事的发展而不断迁移，从雷多到密支那到八莫最后到了腊戍。就是在腊戍的时候，我们承担了最后一个战役——西堡战役的物资运输任务，也算是参与作战了。 每次进行物资运输的时候，都会有联络员随行。JAY最常坐我的车。每次出车前，我们去叫他们。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四个人住的帐篷里一些好玩的东西。 首先就是那个帐篷。我们的帐篷是英式的，帆布很厚重，每个帐篷顶都是好几层，整个一个帐篷收起来，要四五人才拿得走。而美国人的帐篷，一看就能看出来只是薄薄的一层，卷起来两个人就能轻而易举地拿走。他们的帐篷前，挂着个帆布桶，桶里装满了水，这布桶装水还一点不漏。最奇的是，只要在水里面放上两片药，就能直接饮用了。桶上还有好几个按钮，都是镀了克罗米的。那时候，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一按钮就出水，一松手水就停了。因为语言不通，我没办法问清楚原理，但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还是一会儿按一会儿放的，弄了几次，真有意思！ 我们在缅甸从来不喝生水，但他们这里放了药片就能直接喝。虽然那水也不见得变了甘泉，但那科技的发达，还是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还自带了小型的发电机，帐篷里用的是电灯，我们帐篷里点的则是煤油灯，开大会的时候点的才是汽灯。他们帐篷里的行军床也看着轻巧、美观，是我们帐篷里自制的木板连通铺无法比的。 还是来说JAY这个有点亚洲血统的美国人吧。我执行任务的时候，JAY都坐我旁边，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在车上无法交流。可有一次，我们却来了次心与心的交流。那是在运输任务结束后，我们停车在路边休息的时候。 那四周是炮火洗礼过的村子，一副凋零破败的样子，在那焦土延展的空旷里，有种凄凉的味道。这时候，JAY拍了拍我，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考究的皮夹，很轻地翻开，然后指着里面一张泛黄的照片，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我记得那是个女孩的照片，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我立刻明白了，那是他的女朋友。我点了点头，用眼睛告诉他我懂了。然后，JAY又从照片的后面摸出了一个东西，用手紧紧地握着，慢慢地拉出来，我看见那是一小束金色的头发，我知道那是那女孩的头发。JAY没有对我比划什么，只是久久地注视着那束金发。那里藏着的是他不尽的思念。这个时候，我觉得JAY的姿态和周围的景物合在一起就是一幅画。如果为这画加个题目，就叫战争吧。正是这可恶的战争才毁了这个村庄，毁了JAY和女朋友的团聚。 这是我见到JAY柔情的一面，我还见到过JAY能干的一面。 我虽然驾车的技术不错，但有一项技术练得少，那就是倒车。每次去仓库运物资的时候，总是倒车不到位。每当此时，JAY就向我挥挥手，示意我下车，然后他坐上去很轻松地把车倒到了仓库门口。JAY的操作使我知道倒车首先要正确选择线路。试了几次，在仓库门前倒车，我也没问题了。 但如何在飞机的机舱门前倒车停靠，我还是有问题。那时，运输机是橄榄形的，舱门在中间有弧度，我没注意，就直直地对着舱门倒，哪知这样的结果就是，右边的车箱角到了，左边的车箱角，还离有一尺多远。然后再启动重来，咣一下子，就撞上了舱门，把门撞出个小洞。 只听车下的美国人惊叫：“Oh，MY GOD！”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下可闯了大祸。哪知美国人不找你，也不骂你，派个人几分钟就把门上的洞补好了。然后，JAY又让我下来，看着他怎么倒车。因为机身是弧形的，只见JAY很巧妙地斜着倒车过去，就这样很正地停在机舱门前。我又学到了一招。 以后，我都能很顺利地把车停正在飞机舱门前。只是每次停过去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补过的疤，我看了，就会暗笑，这都是不会倒车的汽六团的学兵们干的吧。 不过，美国人用他们的宽容很快让我们弥补了技术上的缺陷。 JAY不仅教过我技术，还救了我一回。 我记得那是国内独山吃紧的时候，总部不得不紧急从印缅战区空运了两个团回国参战，并要空运一批能负重的骡马。于是，就抽调我们的车运送骡马到机场。 我们只管运输，JAY负责对骡子的装车、清点、交接等。为了能顺利地运骡子，JAY首先就要在GMC车上扎围栏，为了防止骡子跑出来，围栏要高，还要结实，这费了他不少的力气。我当时想着自己是负责运输的，就只在一边看着他忙，也没助他一臂之力。 等围栏弄好了，他就把四头骡子弄上了车。一路都很顺利，可到了机场出事情了。飞机的轰鸣声让一头骡子受了惊，一跃四脚翻过围栏，正好踏穿了驾驶室的帆布顶棚。因为腿翻出来了，但它的口还被绳子拴在围栏上，所以，那个撕裂的姿势，让骡子的四条腿不停地朝我身上踢来。我立刻停车，用尽最大的力气，双手抱住它的四条腿，不让它朝我全身乱踢。而这时候，JAY也迅速地跳到GMC的脚踏板上，抽出刀子，马上割断了绳子。这样，骡子嗖地一声跳出了驾驶室，刚才那种快被踏死、踢死的感觉终于没有了。真的好险啊，我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忽然想对JAY说个thANK YOU ，但他人已经不见了。这个尽职的联络员追骡子去了。 跟JAY也算朋友一场，但因为不懂英语，也无法跟他好好聊聊天，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战争的。但我通过翻译知道，美国的军人多数都是义务兵，到年龄就要服兵役的。所以，他们的参战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那是义务兵。 我们都知道，美国兵是最喜欢三八式枪和膏药旗的，据说凡是捡到这种战利品的人，都可以提前回国。JAY他们早就通过翻译传递过这个信息。只是，我几次大胆地深入丛林都没见着，要不送给救命恩人当薄礼也不错。 当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JAY他们也就调走了。我们之间没有道别，只是那天早上起来，看见对面的帐篷空了。看着那空空的帐篷，我还是有点惆怅。或许，我跟JAY之间只是萍水之交，甚至我们连对方的名字都不清楚，但我还是会在这么多年后像兄弟般地想起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在腊戍的我们，拿着枪像放鞭炮一样不停地对着天空开枪。枪声像是庆祝胜利的爆竹，那种感受真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那种畅快只需要子弹不停地出膛。 1945年底，我们回国了，虽然没有受到夹道欢迎，但我并不觉得失落，毕竟我参与了一场令中国人扬威的战争。我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而令我感受最深是，我不枉作一个中国人！ 第四篇 盟军友谊 史迪威二三事 <span class="ter">王楚英（中缅印战区史迪威总部联络参谋、警卫队长）</span> 我是一名老远征军，1942年入缅援英，1943年的反攻缅甸、拓通中印公路等历史事件，我都亲历过。更有幸的是，我作为军事委员会驻缅参谋团暨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少校的参谋，被派到缅甸梅苗史迪威总部当联络参谋并担任警卫队长，算是真正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史迪威这位盟军统帅。 当时，我带领着宪兵32人、无线电台一部、有线通信兵一班、汽车五辆、炊事与勤务兵一个班共计官兵59人，负责史迪威总部的安全警卫、交通、通信、联络和内部勤务工作。 和史迪威很好打交道，因为这位美国老人是个中国通，和蔼而亲切。中国士兵都管他叫“我们的好老头”、“我们的好老总”、“乔大叔”等。他这个人，不喜欢坐在总指挥部发号施令，总爱东奔西跑、亲临前线，所以我也就是经常身背图囊、腰悬双枪跟着他到处走；有时作为传令军官向部队传达他的命令，或者作为驾驶员为他开车，还不时被派去同英军联络，老是屁股粘不了板凳，到处乱转。 记得那是1942年4月9日，刚送走来梅苗开会的蒋介石，他就急匆匆地叫我开车带他去看在曼德勒驻防的新38师。他既不佩带军衔标志，更不通知孙立人，穿着军便服，头戴着一顶船形军帽，只让副官狄克上尉和梅里尔相随，来到曼德勒“私访”。他不到师部、团部和营部，直接到部队驻地、施工现场和哨位去实地考察，跑遍了114团各连队的营房、伙房、病房休息室、仓库、马厩、哨所和工地，连部队挖的临时厕所他都要看，还着意要找关押人犯与违纪军人的禁闭室看看。这点是我意想不到的。 途中遇到114团的巡逻兵，史迪威要检查其武器装备。巡逻兵看看这个身材瘦削、精神矍铄、蓝眼睛的老头，有点诧异，再瞧瞧我们这些随行人员没有一个熟面孔，更无熟悉的长官相陪，非但拒绝史迪威的检查和询问，反而严肃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在这里东游西荡的，这里可是军营，闲杂人等不许入内。”我见情况不妙，出示了证件并解释才作罢。史迪威非但不生气，反倒很高兴，笑容可掬地对这班巡逻兵说：“孩子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得很对。”“孩子们”，这是史迪威对驻印军的一贯称呼，那种长辈般的爱护与特有的融洽感就这样浓缩在三个字里。这也是东西方长官明显的不同之处，或许是缘于美国平等的文化传统，也或许是这位老人独有的一种魅力吧。 那天在对114团的“私访”中，史迪威这个老头子被正在挖防御工事的现场吸引了，立马就跳了下去，看看交通壕里的隐蔽程度如何。对已挖好的露天掩体和有掩盖的机枪阵地、观测所，他都一一钻进去看个究竟，还对一个士兵往外指指，示意他站到两三百米以外的地方，而他则在堡垒内张望着看能否发现那个士兵，以判断这个阵地战时是否隐蔽。因为他会说中国话，长得文质彬彬，大家不知道他是将军，很多人以为他是个传教士，便毫无拘束地跟他谈话，没有一点距离地与他围坐在一起，一会儿说工事，一会儿说生活的。正谈得热火朝天时，在另一侧同士兵一道挖战壕弄得周身泥土、满脸污汗的114团团长李鸿大概是因为听到有人说来了个外国老头，便赶了过来。他一眼就认出了史迪威，连忙肃立一旁大声发出了“立正”的口令。在场的官兵像是触电了一样，猛然挺身而立，目光炯炯向史迪威注视，刚才还热闹的场面，突然变得像是连空气也凝固了一样的肃穆宁静。当李鸿团长大步上前向他举手行礼时，他慢慢站起来微笑着答礼，连喊：“稍息！稍息！”李鸿接着说：“我是新38师114团团长李鸿，请将军到我团部休息吧！”史迪威一面挥手叫士兵干活，同时伸手紧紧握着李鸿那双沾满泥污的手，仔细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才说：“李团长，你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呀！你带的部队很不错，这是一支好部队，是我的好部队。”说着，他把李鸿那双泥糊糊的手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见那手上不但满是老茧而且有不少的血泡，有的已经破了还有血迹。这时他的脸色变得严肃了，深情地对李鸿说：“我就喜欢像你这样同士兵一体、踏踏实实干事的军官。在中国300多万的军队里，能有半数的团长像你一样，能有半数的团也像你这个团一样，那就好了，就可以很快把日本鬼子消灭掉了。在缅甸，如果再有14个像114团这样的步兵团，或者再有三到四个像200师那样的师，我们就一定可以打败坂田二郎，收复仰光了，你相信吗？”史迪威越说越激动，李鸿则谦逊地答道：“将军，您过奖了，我只是照孙立人师长的规定去做的，不过还是很不够。”史迪威马上说：“好！那就请你带我去112团和113团再看看吧！”于是，又是我当司机，载着李鸿和史迪威他们向米丁格驶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鸿团长，他的谦逊和史迪威的张扬，让这次谈话在我的记忆里非常深刻，而这一将一帅各自的风度都令人钦佩。 跟史迪威处久了，我最欣赏的就是他处事的公正。在一个盟军的军队里，这点是很重要的。我想说件在兰姆伽军事基地开辟不久发生的事情。兰姆伽这个整训基地，开办了很多学校，教学方案、计划都是美国人制定的。而孙立人、廖耀湘这些老带兵的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要求部属，在严格执行兰姆伽训练中心的训练计划外，还要把每天早上和晚间的几个小时充分利用起来，加练体能、射击、筑城等。结果，此事引起了美军联络主教官斯利尼和菲力浦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横加阻止，但被孙、廖两位师长断然拒绝了。此事就闹到了史迪威处。 那天是1943年的10月19日，史迪威刚由新德里回到兰姆伽。他心情较好，因为美国陆军和蒋介石的结扣解开了，美国陆军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而蒋介石同意由滇西出动15——20个师攻缅甸。于是，他听了斯利尼和菲力浦这两位美国联络官主教官的控诉后，便兴冲冲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二位做了件好事。我正要找他们呢！就麻烦你们二位把他们两人请到我这里来吧！你们也一道来。”不一会，四个人就来到了史迪威的办公室。史迪威一反平时的严肃态度，竟起身相迎，笑容可掬地要孙、廖两位将军在他身边的竹椅上落座。他并没有马上谈斯利尼和菲力浦控诉他们二人的事，而是大谈他这次重庆、新德里之行的收获。说完，他才接着把话题一转，对孙、廖二人说道：“二位将军，我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新22师和38师都是我的好部队，我的孩子们都是好样的。不过，在我们内部出现了分歧，这两位上校不同意你们每天给部队另外增加两小时白天和两小时夜间训练的做法，认为你们不尊重美国教官，打乱了训练计划，加重了官兵的身心负担，影响官兵的健康。你们有什么意见吗？”孙、廖二人听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廖耀湘是有名的“宝庆辣子”，一听便火冒三丈，愤然说道：“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两人是政府任命的师长，有权管理、指挥我们的部队。为了早日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准备，我们对所属部队利用业余时间加强战备训练，这完全是我们的本职和主权。请恕我直言，美国联络主教官作为我们的盟友，对此事不该妄加干预甚至阻扰的，他们也无权干预。” 史迪威看到廖耀湘那种怒不可遏、越说越激动的样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劝说廖耀湘，请他别生气，有话好好讲。这使得坐在一旁的斯利尼和菲力浦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孙立人素有大将风度，他接着廖耀湘的话用很平静的语调和和气气地说 ：“我和我的全师官兵都牢牢记住了史迪威将军在8月23日大会上的讲话。将军号召我们要像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吸取教训，反攻缅甸，报仇雪耻，还教我们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要求我们加快完成战备，早日开展反攻缅甸作战。将军的话言犹在耳，所以，我们便抽出每天四小时的课外时间，来进行体能、射击、夜间行军作战及筑城作业等项与反攻缅甸密切相关的战备训练，这难道有错吗？试问，如果官兵体质不健壮，怎能耐劳？打仗、射击技术不好，怎能消灭敌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提高官兵的体质和战斗技能，消灭日本人。请史迪威将军做出公正的评价和处理，更希望美国朋友们也要有点远见，正确理解中美两军之间的盟友关系，互相尊重，千万不要重犯英国人对待我们的错误。”孙立人的话绵里藏针，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在史迪威的面前，我看着史迪威表情凝重起来。听完这番话，他很严肃地说：“我很赞成孙、廖二位将军的做法，对他们的话我也赞成，现在请斯利尼上校和菲力浦上校表明态度，如果你们二位也改变主张，转而支持孙、廖二将军的做法，那就等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大家好好合作下去；否则，就只好请你们离开现在的岗位，听候我另外的安排。”不知道是美国人有勇于承认错误、认真纠正错误的特性，还是这两位上校慑于史迪威的权威和孙、廖两位师长义正词严的讲话，有所悔悟，刚才那股趾高气扬、有人撑腰的劲儿，变成了低头道歉的谦和，表示愿意继续真诚合作共事。 我这个旁观者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给另外一些专横跋扈、轻慢中国军官的美国联络官也敲了警钟，让他们的言行要检点。而史迪威那种讲公正，不偏袒自己同胞的做法，更令人钦佩。我觉得能保护这样一位公正、爱护中国官兵的将军，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幸运的事。 自此以后，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就进一步掀起新的高潮，各级部队长可以独立行使职权而较少受到美国联络官的干预了。史迪威虽然还经常在兰姆伽、重庆和新德里之间奔波不停，但他总是挤出时间回兰姆伽住上10天半月，同中国官兵一道生活，检查训练，校阅部队，亲自观看新一军和特种兵部队的各项竞赛和战斗演习。 看着他忙碌、活跃的背影，心里老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我觉得他是我们中国人真正的朋友！ 第四篇 盟军友谊 48医院的“沙尔基” <span class="ter">贾毓琦（中国驻印军新38师少尉见习官）</span> 我们年轻时那年月是个动荡不安的年月，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太困难了。我出身在书香门第，母亲是个开明的音乐教师，从小就给了我良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对未来我更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那些憧憬也就慢慢化成了泡影。那年，我才11岁。 虽然我的家乡成都，因地处大西南未遭受沦陷之灾，但大轰炸频繁拉响的警报，却足以粉碎我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儿时梦想。到了1944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大后方的警报却一天比一天拉得紧，敌寇的飞机一次次飞临成都上空，制造着最后的恐慌与威胁。而那时候，我已经是成城中学的高中生了。“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齐赴沙场，同心一志，集中力量，发扬中华民族之荣光……”这首风靡一时的抗日爱国歌曲总用它有力的节奏，震撼着我的心扉，坚定着我报国的决心。而物价一日数度飞涨、平民百姓无不叫苦连天的社会现实，更让我深感即使高中毕业，又有何用？于是，我毅然去了当时包家巷的原蜀华中学报名，参加远征军。 我很顺利地通过了笔试、体检、面试，于1944年10月登上飞机飞赴印缅战区，开始了我在异国受训、生活的经历。这段经历磨炼了我的品质，强健了我的身体，增长了我的见识，也让我领略了异国的文化、友谊。 我到印缅战区后，先受训于密支那的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通讯队，后又调往新38师任少尉见习官，驻八莫，担任防务。而在密支那的一次受伤，八莫的一次见闻，都让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密支那的一天，我在树立篮球架时不幸被立足未稳的球架压倒，致使右臂骨折，腰、腿也轻微受伤。彭启梓队长吩咐几位同学用担架把我抬去48医院。 医院就在教导总队不远处的森林里，离伊洛瓦底江更近些，有点依山傍水的感觉。这是一座战地后勤医院，随时都可能迁动，所以，病房比较简陋。森林里有的是树木，就地取材，搭成屋架，顶上用油布一遮，就可以防雨了，而周围就用篱笆一围。 我住在一间大病房，里面有将近两百张床位。整个医院从院长、医生到司药、护理人员全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只有个翻译官是中国人。 这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美国人的亲密接触。由于我的英文水平低，除了会拼一些简单的单词，诸如GOODBYE、M 等日常用语外，双方对话就离不开那位翻译了。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交流问题。 和我最亲近的莫过于那个美国护理。他是个军士，我们都叫他为沙尔基（Sergeant音译），英语“军士”的意思。这里的男护理大多都是军士的军衔，我们就用沙尔基代替他们的名字。他块头比我大，个子比我高，满脸的络腮胡子，看着就像大哥，我在他的眼中也只能是个小弟弟。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用他那只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ESE，顶好！OK！”并将自己的大拇指竖起来，让我觉得很亲切。而早晨见面他会微笑地说，“GOOD M”，然后来给我注射止痛针。接着监督我把药服下，才放放心心地BYEBYE而去。 说来也怪，这里的沙尔基们，人人差不多都会几句生硬的中国话。记得有次他问我：“你，今年岁数有多少？”我连比带划，缓慢地告诉他我18岁后，他很高兴，来了兴致，也连比带划地对我说：“你们中国兵和我们美国兵，是好朋友，小日本，JAPANESE，才是大坏蛋、敌人。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叫他们鬼子，对吗？”我很吃惊，没想到他中国话说得这么好，而且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我竖起大拇指，“顶好！OK！”地夸奖他。他还不好意思起来，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这个沙尔基，真有意思。我反问他，“你今年有多少岁？”他一字一板地说：“一十九岁，比你大一岁。”“那你是我的BROthER。”我笑着说。用这样半生不熟的语言对话，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所谓一回生，二回熟，我发现这个沙尔基是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他每天都按时让伤病员服药，而重伤病员的方便问题，也由他负责料理，他从来也不会面有难色。 在48医院里，每一个沙尔基要负责10个病、伤员的护理工作。大病房里，就有十几二十个沙尔基，川流不息地工作着。所以，病房里并不安静，除了一些重伤员的痛苦呻吟外，更多的是沙尔基们的欢笑声和口哨音混在一起！他们的嘴里随时都有一颗巧克力或者嚼不烂的口香糖，这嘴就真是一刻也不闲着。这口香糖我也吃过，起初的时候很甜，可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味了，最后就只能吐了。不过，美国人都乐此不疲，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 我的伤不重，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就基本上好了。看着我好起来，沙尔基也挺高兴的。于是，他要和我比气力。虽然，他身体比我高大，可我也有点不服气，自然就较量起来了。我俩模仿着日本“相扑”摔跤的样子，拉开了架势，看谁先把谁推倒在床上。起先，我还能跟他来一两个回合，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占了先机把我推倒在床上。 这时，他衬衣口袋内一个小皮夹滑出来，正巧被我的背部压着了，他也没发现。他以胜利者自居，非常高兴地执行其他的任务去了。我一起身才发现这只小皮夹子，正想叫住他，可他人影也不见了。我好奇地打开了小皮夹，里面除了有50盾卢比外，另外还有一张美国少女的照片，那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想必这张照片对他来说可是像珍宝一样无比贵重的东西，可他完全没有发觉。大约半小时后，他才慌慌张张地跑来，问我是否看见了那只小皮夹，我有意识想追问他一下，若无其事地回答道：“小皮夹？我没看见啦！你丢哪去了？”他一听，惊慌失措起来，很难过地说道：“钱，不要紧。但那张照片，照片……丢不得。”我假惺惺地装着不知道又问他：“照片？什么照片啊？”“My girl friend，你们中国话就是未婚妻。我……服役期满后，就正式……结婚，懂吗？”一边说，一边跺脚，一副完蛋的样子。看他焦急而又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很不忍心再逗他，就把那只小皮夹从枕下摸出来：“这有只皮夹，是这只吗？”他一见那小皮夹，立即喜出望外地大叫：“ OK，OK，太好了！ESE，顶好，顶好。”一面说，一面将我抱在怀里，一个转身又一个转身地旋转起来，还不住地吻我的额头和颈，逗得其他病床的几个伤员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中国的翻译官也来看热闹了。当他了解到情况后，马上赞扬了我给中国人争光，拾金不昧，这是人格也更代表了国格，拍拍我说：“好样的，真给我们中国人争气！”沙尔基为了对我的拾金不昧表示感谢，立即要将皮夹里所有卢比赠送给我，他只留那张照片。我说啥也不能接受，翻译官也代表我婉言谢绝了。可他仍然觉得心有不安，摸出一只派克钢笔执意要送我作个纪念。翻译官也不忍扫了他一片好意，劝我留下来。于是，我也欣然地接受了，拿着笔只跟他说“OK！OK！”可惜这支派克钢笔，后来在战争中丢失了。真是遗憾啊！ 我在48医院度过了一段快乐而又难忘的时光。那个沙尔基的形象，我至今还仍然记得，可惜的是我没有问过他的名字、家乡，而“沙尔基”这个军士的音译，也就成了他唯一的代号。 第四篇 盟军友谊 中国兵与美国盟友 去参加驻印军的时候，我才在甫澄中学读高一，那是1944年的8月。印象很深的是到了新津机场，那里也没房子，我们就几十个人围着飞机这个大铁鸟睡下来。幸好是夏天，飞越驼峰时又发了御寒的棉衣，对付一夜是绰绰有余的。我躺在机翼的下面，静谧的夜色中，繁星点点，适合于憧憬，可从成都走到新津，我早就眼皮耷拉，于是只对着星星眨巴眨巴眼睛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飞机飞往印度的汀江。那是架运输机，也没座位，我们三四十个人就分成四排坐在机舱里。运输机连门都没有，风就这么肆意地吹进来，感觉不像是在运人，而像是在运牲口。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到达目的地汀江机场。在汀江接待站，经过所有新兵都进行的沐浴、消毒、换装后，我被分在汽六团，到了雷多，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活。从修建自己的营房，到艰苦的新兵训练，一切都像是一幅新的画卷被打开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小肠气病发作了，被送进了野战医院。 这是野战医院，医生、护士、司药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其中也有不少女军医。她们的军衔，有的比男军医都高。不论医生还是护士，对我们中国人都很友好，对工作也很尽职。 我还记得有一个美国女护士长，大概50岁上下，很瘦，个子不高，对人很随和。她照顾的一个伤员，不知道怎么的，好象是忘了她的叮嘱，在试图坐起来的时候，用了一下力，把身上还没有愈合好的伤口震裂了，殷红的血从绷带上渗了出来。她知道了，急急忙忙地赶过来，帮他处理了伤口。然后很生气，一脸的严肃。最后，她把手抡起来，在他的屁股上，啪啪来了几下。我们都笑了起来，那真像是亲娘打子，手高高抬起、轻轻落下。 和我住一个病房的病员大多数人伤势都很重，因为他们都参加了攻打密支那的战斗。这里面有很多我的老乡——四川人。我记得，当时有个病友是四川新都的，他曾给我看过他的全家福，那是个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照片上的他既英俊又潇洒，可这个时候，我面前的他却是有点狰狞，他的下巴被弹片打掉了，整个脸部的轮廓变得畸形，那张脸像是拧在一起的毛巾般缩了。靠我床边的是一个19岁的河南小伙子，他是个机枪手，战斗中他的腿中了好多枪，那缝合的伤口像是在腿上安了条长长的拉链。还有人在肚子上插了根管子进行排便，更有不少缺胳膊少腿的伤员。看着他们的累累伤痕，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仗打得多么惨烈。尤其是他们痛苦的呻吟声，在宁静的夜里让人有种揪心的感觉。 不过他们都很坚毅，更多的时候，忍着伤痛跟你讲激战的故事。他们说：“打密支那的时候，我们的主力还在离密支那主战场30英里的地方，美国人就用飞机奇袭的方法，把中国兵空降下来，那阵势起初把日本人吓住了，赶快跑，后来他们发现我们大部队并没上来，于是又回来开火还击，有的飞机直接被他们击落了。而后，就在降落场，我们用步枪、机枪、冲锋枪跟敌人交火了。到最后取得胜利的时候，一统计是我们每前进50米就死一个中国兵。而在攻打火车站的时候，战斗更是激烈到就是车厢间的争夺……” 每每讲到这些，伤员们都一下有了精神，好象病痛也缓解了不少。而我这个“小病号”更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在野战医院里，除了我们中国伤员外，还有美国伤员，他们不和我们住同一个病房，但住对门，大家相处得不错。我总觉得他们很热情、友好，待人也很平和。 有个美国人叫LONGSIN，大概30多岁。我老听别人叫他LONGSIN，于是，一天我看见他，就叫了声“LONGSIN”，他转过头来，友善地笑着问：“how do you know my name？”我指了指耳朵。于是，他对我的印象很好。还跟我说，老是有人拼错他的名字，没想到我读得这么准。因为有了这份好感，我们还一起去看电影。那是印度人开的电影院，卖票，门口是个大帘子，里面大概能容纳三四百人，长条的凳子并排着，除了有大厅，还用木头搭了简易的二楼。后来才发现，坐在那二楼上面的一般都是印度女人。那里的电影，就不是什么美国、英国的电影了，而是印度自己的电影，至于什么内容，我记不得了，但里面是有歌舞的。 在医院里接触的美国人是友好的，这是我记忆里很深刻的印象。 而我的另一次经历，却让我对美国人充满了感激。 那是我们汽六团的学兵队从雷多转移到密支那时候。因为是分期、分批走的，我和班长，还有另外一个学兵，三个人负责后勤物资的运送，开着GMC走在了队伍的最后。 去密支那必须翻越“野人山”，那山本来就丛林密布、高低起伏的，再加上又是雨季，路滑不好走，结果就在一个急转弯处，车子一滑，从起伏的山路上滑到了下面的岔路，幸好被高大的树木挡住，才没有造成车毁人亡的后果，可车子却卡在那里动弹不得了。 我们只有夜宿这里。好在送的是后勤物资，帐篷有的是，赶紧找了附近一个平坦的地方，安营扎寨。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干粮。虽然当时在修筑中印公路，敷设油管，可往来车太少，当我们听见声响，跑去阻拦的时候，就只见车屁股了。我们艰难地扛了三天，最后，找了墨汁写了块板子：“e eat for 3 days。”板子立在了上面一个平坦的路口旁边，希望有来往的车辆看到。等到第四天，我们几个人从外面找果子回来的时候，惊喜出现了。那个木板周围放满了食物，那是美军把他们的口粮留了下来，因为那上面打有USA的字样。当时我们的给养是英军提供的，无论在数量还是档次上都赶不上美国人的给养。精制的牛肉罐头、长条的全麦饼干、膏状的速溶咖啡、菠萝罐头、美国的幸运牌香烟，都齐刷刷地放在那里。水果罐头和膏状的速溶咖啡是在我们的给养里没有的。我们抱着大堆的食物，兴冲冲地往临时住所走去，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与感激，这可比野果子强多了。 这时，我们又发现了一辆美国拖车靠在了我们的车子旁边，看来这个急转处真是个陷坑。这辆车上装的全是钢管，应该是用来敷设油管的。管子有10来米长，直径大概有50-60厘米。这辆拖车上已经没人了，我想司机一定去搬救兵了，毕竟这样的物资是得赶快运送到工地上去的。看来，我们脱离困境的机会不久就会到了。果然，不出两天，当我们还没有把美国人精致而爽口的口粮吃完的时候，一辆大吊车来了。这大家伙先把美国的拖车拉上来，再用钢绳卡住我们车的绞盘，一用力，车上来了。我们露宿山野的日子结束了！ 我们发动车子，向密支那前进。途中，又受到美国军人指路、加油的帮助，终于顺利地到了密支那与队伍汇合了。想起这一路的经历，美国盟友无疑是雪中送炭啊！ 在密支那，我们到了那个激战过的飞机场。那里还散落着很多日本人的钢盔、枪械，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散落的日本画报。大伙就凑在一起，猜测这看似和我们相似的文字传递了什么信息。我记得当时那张画报上有一幅美国战俘劳动的照片，下面配的文字则是：“英美战俘在慈祥的日军监督下愉快劳动。”而画报上“英米鬼畜”等字样更是随处可见。我看着想笑，因为这个时候，这群日本人才是真正成了鬼畜。 而那时，我也很自然地想起了我的病友们，那群可敬的中国兵，有功之臣，不知道他们的伤怎样了？ 第四篇 盟军友谊 翻译：盟军桥梁 <span class="ter">汤毅强（中国驻印军第50师148团第三营翻译）</span> 1944年，我正在浙江大学念大三。校长竺可桢先生号召同学们报名参军，担任翻译官。我便与92位同学首批报名参加了军委会的考试，成绩下发后即向印度出发。 在新津机场，来了几位美军空管人员教大家使用降落伞。他特别告诫，“驼峰”航线经过喜马拉雅山脉，气候恶劣，又有日机中途拦截，若是看到机内红灯一亮，则表明敌机来攻击。如果机门打开，只有跳伞了！说得大家都捏了一把汗。跳伞的关键是跳出机门后不能立马拉开胸前的张伞手柄，否则伞一弹开就会被呼啸而过的机尾截断！接着他又关怀备至地叮嘱，正确跳法应当是跳出机门，默念ohree housand（一千，两千，三千），相当于自由落体3秒钟，飞机已前去好远了，再打开降落伞，便万无一失了！美国战友这么细致的交代，我很难忘，而这一次经历更让我难忘。 飞越“驼峰”时，警报红灯忽然亮了！大家意识到日机来袭，都警觉起来。美籍空管人员出来看望了大家一次，见没有骚动，冲我们笑笑又回到驾驶舱。其实大家内心都很怕机门打开，那样就不得不跳伞脱险了。我手抚胸前的开关把，又回忆了一次登机前所上的那一课。几分钟后，红灯熄了，耳边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大伙儿都松了一口气！飞机过了“驼峰”，放眼望去，白雪皑皑，雪线下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气温也渐渐升高，大家脱下毛衣，兴奋地交谈起来。 到了印度，军委外事局驻雷多办事处主任告诉我们，远征军50师奉命调缅北作战，一批翻译官将派往该师值勤。级别待遇是同部队少校级，除国内工资外，还享受同级卢比补贴（我当时做翻译官拿的津贴是一个月180卢比）。大伙儿于是乘上了由黑人士兵驾驶的10轮大卡车正式奔赴前线。就这样到了新平洋基地，接受了保卫前进指挥部和机场的战斗任务。我们团的美国联络官组组长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也是国内著名的橄榄球投手，就连从军，也还将橄榄球随身带上。这位贝乞勒上校的投手名气也不是吹出来的，我曾见过他轻轻一投就去了40多米远的距离。不久，又换了一位联络组长，名叫卡勃林格中校，应征前是一名中学校长。 随军战斗的翻译官责任特别重大，由于国内的军官大多不懂英语，而发给的军用地图又全是英语版本，所以翻译官的工作很繁重，也曾闹出过不少误会。听说我军在密支那有一个团遭遇“围困”（surrounded），等待支援，却被翻译官错译为“投降”（surrendered），以致竟未前去支援。所以后来改用中文下达指令，以免出错。 在军训中也出现过不少语言沟通导致的困难。有一次，翻译没听懂美籍教官的讲述，反复对教官说：“Pardon me！”（原谅我）教官很是光火：“God damned！”翻译官双手一摊：“teacroubled t to learn than ours！”（是的，你们的中文可比我们的语言难多了！） 半个月后，营里换了个联络官汉默（hanmer）少校，他还带来了四位盟友。等我与他们混熟了之后，被告知汉默少校有一个绰号“钉锤少校”，但我左想右想也没想出原因为何。指挥部左翼的保卫任务一下达，我们便进入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向目的地进军。 林内乔木遮天，大风也吹不进来，脚边全是各种杂草。尤其可怖的是那不到一寸的山蚂蝗和疟疾蚊。我们昼夜行军，实在累得不行，再停下来休息。联络组的美国大兵从驴背上取出特制的吊床，用绳子固定在树干上，约莫半米高。上为雨布，下为厚帆布，四周还有蚊帐。休息时，拉开拉练钻进去，湿靴就吊在床外。起床时再顺手穿上，十分方便。继续赶路时，只需解开那吊床一方的绳子，边卷边抖去雨珠，然后用另一头的绳子捆好，放在驴背上就行了！真是方便实用。 闲暇时，我喜欢和联络组的成员聊天交谈。他们总爱拿出家人照片一一向我介绍。听到我的赞扬，他们都显得非常高兴，比自己受了夸奖还开心。 跨过迈立江支流到达指定的坐标位置之后，我们马上拓展出一座100×10平方米的空投场，便于给养与武器弹药的补充。联络组随即与指挥部联系运输，以便于及时空投。 物资一到位，驻营与后勤工作立即得到解决，搜索敌情的任务便全面展开了。我喜欢跟着侦察班背着马克兴冲锋枪四处侦探。一次搜索中在相距约30米的战壕内发现有一敌人正持枪瞄准。我方立即匍匐前进，散开包围敌壕，才弄清原来是一名奄奄一息的日本兵。他的眼睛已完全闭上了，手却仍持三八式步枪，右手扣在扳机上，只有嘴还略有些轻颤。想来是患了恶性疟疾被部队抛弃。 恶性疟疾是一种我们谈之色变的病。我也曾阴差阳错地患过这种病，所幸好好医治之后也没什么大碍。那是在加尔各答休假之后，我与另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兵搭上了黑人司机的便车。哪知那位战友将手伸出窗外划伤了，我们就将他送进了医院。这时我突感不适，经诊断竟是恶性疟疾，不觉心惊肉跳！给我做检查的美军上尉和蔼地安慰着：“不要害怕！病人的心理因素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把握治好这病的！”由于我的配合，不多时日也真就恢复了过来。在医院又遇见了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中尉医师。一次，我向他谈到自己鼻腔肿胀，他出手一摸：“没什么，只是软骨增大。我给你做个小手术就行了！”20多分钟的手术过后，我那多年鼻子不通畅的毛病就解决了！ 保卫的任务完成之后，上头就下来了命令，情报科长将飞往前线视察。王团长对我解释：“这个情报科长名叫约瑟夫，是史迪威总指挥的长子。”我听了这话，便急于想见到这位中校，很想看看他是否同他那不戴军衔、穿着便衣、在战场各处跑来跑去的父亲相像。 飞机降落，他走了出来，180厘米左右，很瘦，同他父亲一样，也有一个长长的鼻子。我们高声叫到：“约瑟夫中校好！”他随即回礼：“下午好！团长，译员！”并和我们按照中国的礼节握手示好，然后开始听取团长的汇报。他同他的父亲无疑是很有相似之处的，办事干脆，不拖拉，也没有官架子。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面临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的艰难局面时，史迪威曾以美国武官的身份在天津工作，并在山西担任修路工程师，天天生活在贫困民工之中，深入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可以说这位美国人是我们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友！ 第五篇 战区杂记 那一年，我十九 <span class="ter">黄跃中（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搜索营一连）</span> 1995年，小女儿叫我去美国探亲看她的时候，我万万没想到，时隔半个世纪，还能在异国他乡看到当年的战友！ 他叫大卫，二战期间曾是美国驻印空军部队的一员。女儿搬家到德州阿灵顿市Abbylane街的第一天，刚听到我们开口说第一句中国话，他就急忙忙地跑过来和他“喜欢的”中国邻居热乎上了。得知我曾在缅甸呆过，也是史迪威将军的部下，他激动不已。我在女儿家里呆的那段时间，他差不多每天都会跑来，兴奋地和我聊中国，聊二战，聊美国大兵。出于礼节，我也曾到他家里回访了三次，看着他保存完好、当年美国人独有的“军民一起救护”卡，满墙的纪念图片，我尘封了50年的那段记忆，就这样被这个热情的美国老兵一一掀起…… 1944年，我19岁，正在成都读高二。正是10月金秋时节，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呆在课堂，却瞒着家里，偷偷溜到了军营，并被分到新一军教导总队学生一队，成了一名步兵。 当兵第一天，记得教官只和我们说了一句话：“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战场上，步兵总是冲到最前面，所以步兵的基本素质很重要，不然就得送命。虽然入伍前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谁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把小命丢掉，所以在密支那驻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每天训练、学习，每天重复很多同样的事情，非常累，但只要一想到事关国家和自己的生死存亡，训练时，兄弟们便都很认真，谁也不敢叫苦，不敢偷懒。我记得那时步兵的基本功课有五项： 操典 野外勤务、作战搜索 内务条令、规章 筑城教练、工事 简易测绘 据教官介绍，驻印军的特点，除了武器好，对身体素质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我们除了操典、上军事课外，还像学校一样，专门开设了体育课。给我们上体育课的是一名美国教官，上课的内容和高中时差不多，无非就是些跑步、吊杠等项目。但为了提高大家的身体素质，适应森林战，我们训练的强度非常大，并重点训练单杠、木马等项目。一天下来，每个人都是一身臭汗。 每天傍晚训练完毕，我们都会结队去营地附近的伊洛瓦底江洗澡、洗衣。伊洛瓦底江的江水格外清凉，江边上就是白白的沙滩。我们先把自己一身汗淋淋的衣服脱下洗了铺在沙滩上晒着，然后再跳进江里洗自己，等洗够玩够了出来，衣服也晒干了，舒服无比。 河边上有一家随军医院，即密支那有名的48医院。每天傍晚我们到河边时，映着夕阳，远远地便能看到年轻的美国医生、护士铺着白色的毯子，躺在河滩上晒太阳，仿佛这里不是战场，而是浪漫的异国海滩度假场。穿着泳装的美国人很健康，也很大方，每次我们到时，他们都会礼貌地和我们打招呼，然后静静地收拾东西离开，把这片乐土让给我们这帮脏小伙们。 在密支那训练期间，我们步兵用的全是美式武器。机枪都是美国汤姆式，据说是当时美国最好的武器之一。步枪就稍逊一些，虽然轻，射程远，但耐火力差，一扣一发之间，还不如我们国内的中正式好使。此外，还有适合巷战、灵活、可以连发30多发子弹的冲锋枪，这是班长专用的；直径10厘米、总长2米多的铜管火箭筒，可以穿甲，专门用来对付日本人的坦克，威力其大无比；至于那适合近距离作战、追击躲进掩体里的敌人、火力巨大的火焰喷射器，我只在教导总队看到过，听教官说它们曾经无数次使日本人闻之丧胆。我是轻机枪手，战场上机枪手的射击技术就是生命。我的最好成绩是3发子弹30环，而当时我们全班的平均水平为25环，所以那时的我是很骄傲的，因为我的射击成绩总是排在班里第一名。 打下八莫没几天，孙立人将军就下令带教导总队所有的人去观看战场，给我们进行现场教学。在队长的带领下，我们步行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走到了八莫。第一天便是新一军一位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团长带我们现场察看地形，并将战地、堡垒、司令部一一指给我们看。谁知道刚走了没几步，便有人踩响了一个地雷，当场就有两名同去的战士被炸死！看着血淋淋的战友，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奇怪的是当时并没有人害怕，没有一个人吓得跑掉，更没有人哭。我们继续前进着，听团长的讲授，仿佛刚才只是不小心踩破了一个气球。战争，让我们的心灵都麻木了。 余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就在这片废墟上扎起帐篷住了下来。在这个鲜活的课堂上，团长给我们详细分析八莫之战，讲解战略、部署以及实战战术。战场上，硝烟未散，到处都是断垣残壁，树木只剩树桩，土地一片焦黑，寥无生气……虽然身在异国土地上，但这里却并不使我们感到陌生。要知道，这里和长期以来受日本人践踏的东北、天津、上海等地并无任何区别！如果我们还不狠狠反击，用不了多久，整个中国可能都会变成八莫这个样子！ 从战场上日方的武器、工事、后勤补给等情况中我们不难看到：日本人的武器很先进，民心也很齐，而当时的中国已衰败到不堪一击，要打败国力强盛的日本，谈何容易！但那时我们都把国家的存亡视为自己的存亡，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前线，打日本人！我记得一同上前线的学生军中，有四川军阀杨森之子杨汉渝、著名画家徐悲鸿之子徐伯阳、大地主之子武仲秋，还有目不识丁却骁勇无比、身经百战的班长张生泮，他们都是满腔热血，誓死如归的青年。 今天，我还会时时在小女儿生活、工作的美国土地上停留。在美国的停车场、MALL、公园，我的中国话时时都能引来一些美国老年朋友友好的问候。除了邻居大卫，后来我还在街上认识了好几个美国老兵。 第五篇 战区杂记 我在印缅工兵营 <span class="ter">王伯惠（中国驻印军新38师翻译）</span> 1943年2月，中国驻印军开始修建中印公路，同时铺设中印油管。当时筑路和铺设油管工程主要由美国工兵进行，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则是打仗。为了联系顺畅，军队里从营、团到师部都配有美军联络官，中方则配有译员，称为翻译官。一时间，为了与盟军配合作战，军中需要大量译员。于是，政府决定从后方征召1944年度大学毕业生从军当译员。正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念书的我就在应征之列。 西南联大其实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先在长沙、后在昆明联合成立的一所大学。由于当时北大、南开都没有工学院，工学院的人便几乎全是清华同学。 1944年1月底，工学院的布告牌上贴出了驻印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的公开信，征召应届毕业生土木系5人、机械系5人、电机系5人，共15人去军中充当译员。当时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先生即是孙立人在清华学堂的同级同学。在第一次缅战期间，孙即从联大要了一些同学去军中当翻译，所以联大的同学们都格外关注缅战状况。看到征召信，我和院里的同学们立即蜂拥至报名处。很快名额就满了，于是便有人当场为我们办理了入伍手续。 1944年2月16日，我们15人同乘一架飞机，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越过“驼峰”到达印度雷多，再转至新38师后方留守处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战地军事训练。随即，我们乘汽车循刚建成的一段中印公路开赴前线，到达缅北密林深处的师指挥部。 第二天，大家列队等候孙立人的接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立人将军。他身着一套与我们一样的暗黄色英式军服，面庞清瘦，脸有胡须，言语缓慢不多，看上去很亲切。他除了嘱咐我们到前线打仗必须服从指挥和注意安全之外，并征求各人有何意见。我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希望能有机会做一些工程工作。”第二天，我便被通知到师直属的工兵营去做翻译，以后，军中的一些工程也都让我去参与。看来，孙将军是考虑了我的意见和要求的。 部队生活简单，我无事时便常和老兵闲谈，很快也就熟悉了部队里的生活。师里有一个“鹰扬剧团”，是重庆一个有名的京剧团从军后改编而成的。孟关攻克后，部队临时休整几天，剧团奉命演几天戏祝捷以慰劳官兵，各团、营便轮流前去观看。剧场设在森林里的一片小开阔地上，就地砍伐一些竹子便搭成了戏台和板凳。我也随工兵营官兵前去观看，当时演的是《八大锤》，即岳家军大战金兵的故事，十分精彩。原来孙立人将军十分崇敬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常常以岳飞事迹教育部队，勉励大家奋击日寇，拯救河山。当时军内还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就取名为《精忠日报》。传说岳飞是大鹏下凡，新38师便以“鹰”作为军徽，剧团也取名为“鹰扬剧团”。我在昆明当了四年穷学生，什么戏也没有看过，到了前线却看到这样高水平的京戏，自然十分喜欢。 1944年5月，新38师沿缅甸西部向南反攻，同时，国内又空运30、50两个师到印度，与美英盟军和缅北土族克钦部队共同袭击缅北重镇密支那。5月中旬，我们攻克密支那郊外机场。之后，由于互相之间联络失误，日军得以火速增援，于是形成了逐寸土地争夺的胶着战。直到8月初，才全部攻克密支那。事后听在军中任翻译官的同学谈起，密支那战役中，他们在雨季的战壕里蜷伏了将近100天，其艰苦难以尽述。 密支那战役后，新38师和30师合编成新一军，军部设在密支那，下设翻译室，主任是衣复得（清华大学教授，1933年留美，水利工程博士），我被调到了军部翻译室。在密支那时，我奉命在衣复得指导下勘查设计和修建了一座新一军印缅战役阵亡将士墓，可惜工程未竣便随军南下了。 这时正是1944年末，我军的主力部队正在继续向南进攻八莫。八莫位于伊洛瓦底江畔，是滇缅公路由滇入缅第一大城。日军在此据险顽抗，于是两军互相逐房争夺展开巷战，战斗十分激烈。相持了10余日，敌方终于不支，于一个夜晚悄悄撤兵而去，直到第二天我军进攻发现无人抵抗时，才知道敌军已经逃跑。后来听当地土著说，敌人还剩下100余人，藏在江中涨水冲下来的大草垛下面，口含芦管露出水面换气顺流而下逃命。由于没有全歼敌人，主攻的112团团长赵狄还因此受到了撤职的处分。打了胜仗指挥官还被撤职，当时新一军治军之严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国内滇西部队也展开了反攻，他们打通腾冲、龙陵、芒市，直到畹町。畹町是滇缅公路云南边境上的一个城市，隔着中缅交界的瑞丽江就是缅甸的南坎。这里也被38师攻克，于是中印公路全部打通。 1945年1月，新一军和国内部队在南坎胜利会师。当时瑞丽江由美国工兵两个连负责架设一座长440英尺的“贝雷吊桥”。贝雷桥是英国工程师贝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和设计的一种新的架桥方法：装配式逐节架设。可由一岸向对岸推进，建造十分迅速。这座桥对部队在战争中快速通过河川、顺利前进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作为简支梁式，跨径可达200英尺，而吊桥式跨径则可达400英尺。瑞丽江桥跨径440英尺，超过了规范规定的最大限度，于是盟军特调在北非战场上建桥的贝雷先生助手卡瑞（Carey）上尉来指导。为便于工作，军里便派我和另一位翻译前去学习和协助卡瑞上尉。我们去时两岸钢塔已经建立起来，正在安装主梁。主梁是由2米长、1米高的预制钢桁架，一节节地用销子连接从岸上推出的。这种梁随桥跨大小可以作成横向2排和3排、竖向2层和3层。我和另一位翻译每天都和卡瑞上尉及美工兵少校营长一起，参与施工并探讨贝雷桥的有关问题。卡瑞还送我们两本军用贝雷桥的规范：一本简支梁的，一本吊桥的。简支梁的那本后来他要回去了，因为上面记有他在各战场上修建贝雷桥的经验和遇到的许多问题，要回国后加以整理，以进一步改进设计。他答应回英国后再给我们寄一本新的来，可惜战地部队行踪飘忽不定，以后再也没有收到他寄来的书。至今，我手中一直保留着那本贝雷吊桥规范。 我们在桥边住了一个多月，桥的主梁很快就全部接通。大桥合龙后，我们从桥的这岸走到那岸，就从缅甸走回了中国。眼看中印和滇缅两路即将打通，心情无比喜悦。 不久，我们就亲自坐车过这座桥回到了云南境内，回到了自己所在的部队。事后我还写了一份长达30余页的技术报告寄回昆明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系，介绍了我参与修建贝雷吊桥的情况和心得。在八莫，军里又建了一处阵亡将士公墓，我因在南坎参加瑞丽江桥工程而未能参与。 第五篇 战区杂记 飞越“驼峰”之后 <span class="ter">王瑞福（中国驻印军第50师翻译）</span> 1944年春，抗战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作为浙江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听了报纸、校方多方号召，和许多同学一样，我决定投笔从军，随军当英语译员。经过短期培训后，即飞越“驼峰”，参加了中国驻印军。这期间，我随军转战缅甸北部，打通中印公路，铺设输油管。直到1945年6月，我们从缅北腊戍飞回广西南宁，准备接应盟军登陆广西北海。8月，日本投降，我的译员工作结束。9月，我们飞返昆明，被遣散。 历时一年半的随军译员生涯，所见所闻，60年后仍难忘于心。 <h3>响应号召</h3> 当时，日军已侵占我国东部半壁河山。广大高校师生，不愿作亡国奴，纷纷流亡到西南大后方，继续上学。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西南联大，迁到昆明；浙江大学则辗转迁到贵州遵义；而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与交通大学等迁到重庆。那时，高校理工科均采用英美原文课本，教师则大多从欧美留学回来，用双语教学，因而学生的英语基础较好。 1942年后，美军大批来到我国，援华军用物资也不断增加。但由于语言隔阂，美军只得住在招待所，无法展开工作；作战器材则在仓库中堆着，派不上用场。为此，政府决定征调大学应届毕业生及高年级大学生，紧急出任英语随军译员，并在重庆与昆明两地开办译员训练班，归军委会外事局领导。 1944年初，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教授吴泽霖奉命来遵义浙大，动员同学们应征当译员。于是，我们立即响应号召，分批到昆明译训班报到接受培训。 <h3>接受培训</h3> 译训班设在昆明西站，学员们就住在油毛毡盖成的营房中，采取军事管理，由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任班主任，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教授给我们上课。 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黄主任常给我们讲社交礼节，教大家如何着装，怎样吃西餐，嘱咐我们在社交场合衣着须整齐，最忌讳没有扣好西裤纽扣。如果发现熟人未扣齐，就应悄悄地告诉他one o'clock或two o'clock ，让他迅速而自然地扣好。在用西餐时，刀叉瓢盆不可敲响。他又说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表明最进化。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民族至今仍用五个手指抓饭吃；而西洋人稍进步一点，吃饭用叉子，是四个指头；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只有两个指头，所以是最文明的。黄的英语水平极好，讲课也很风趣，我十分喜欢听。 记得还有一位老师曾向我们介绍美国国内种族歧视问题，说在美国坐公共交通车，黑人只许坐标有“colour”即“有色人种座”的座位，不准与白种人同坐。但中国人虽是黄种人，却不算有色人，可与白人同坐。如果白种人强暴黑人妇女，警察视而不见；但若是白人妇女遭黑人强奸，就要将黑人烧死，叫作Ling-chi，警察却不闻不问。 本来我们以为在译训班里能多学习些日常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但老师却总让我们练习数字互译。因在英语中，数字以3位分段，即以“千”计。而中文则以“万”计，即以4位数分段。所以在互译一长串数字时，要很快翻译过来，往往有些困难，多多练习确有必要。 在昆明学习约一个月后，因日军侵犯印度曼尼坡、英帕尔等地，企图切断印度加尔各答到雷多的铁路，势将严重影响中印缅（CBI）战局，中国国内军队必须迅速前往增援。于是我们提前结业，随部队飞往印度。 <h3>飞越“驼峰”</h3> 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后，我国通往国外的通道全部被日军截断。虽然西北面尚与苏联邻接，但那时苏联也正遭德军侵略，自顾不暇。因而盟国援华人员与物资只能从印度西北的阿萨姆邦空运到我国西南大后方。飞机要穿越喜马拉雅山、“野人山”和横断山脉这些高达五六千米甚至更高的山峰。而印度西北角雷多苏克汀（即汀江）机场海拔仅200米，国内这边如昆明巫家坝机场海拔不到2000米，而成都附近机场海拔仅300米，所以这条航线的中间很高，两头却很低，类似驼峰。有人说，“驼峰”航线便是因飞机要在高峰间穿行而得名。 “驼峰”航线所经地段，山高谷深，人迹罕至，加之气候恶劣，还常有日军飞机中途堵击，所以航行中风险特别大，屡屡失事。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仍有人不时在滇、藏边陲的深山中发现失事飞机残骸及飞行人员遗骨。据后来的统计，从1942年至1945年的美国援华空运，共损失飞机468架，完成战争物资输送65万吨。 在1944年4——5月间，印缅北部的制空权，基本上已由美国第14航空队掌控。为了安全，我们译员在昆明上飞机时，每人都必须背上降落伞。我们乘的飞机，是美国C-47型运输机，机舱两边设有折叠凳，大家便分坐在两排，心中既兴奋又害怕。 上机前，美军教官跟我们讲解跳伞的要领：首先，下跳时，不可离开机舱便快速地把伞拉开，而要从容地默数ohousand，然后才用右手拉开降落伞；其次，人快落地前，左手须护住生殖器，两腿并拢，以策安全。在我们飞行的途中，有一架飞机红色警灯忽然亮了，说明有了情况，吓得一位有心脏病的译员，昏晕过去。 穿越“驼峰”时，飞行高度近一万米，而汀江机场海拔仅200米，高差很大，因而气压相差也很大。我们乘的是货机，设备不全，驾驶员没有考虑这班学生的承受能力，当作运货一样，迅速降落。一下飞机，每个人的耳朵都感到剧痛，大家一下子全成了聋子。到一两个小时后，听力才恢复正常。飞越驼峰的滋味，终生难忘。幸好我们乘坐的飞机平安无事，最后大家都顺利地到达了雷多汀江机场。随后，我们乘坐10轮大卡车，在印度田野上飞速行驶，路上见到印度人，个个翘起大拇指，友善地向我们高呼“Din hou！”我们也用“顶好”作回应。 我们住进了营地帐篷内，等候分配工作。 <h3>到达缅北孟关</h3> 1942年，日军攻掠缅甸。为了保卫滇缅公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路线），蒋介石派杜聿明的机械化部队入缅，协同英国作战，不幸兵败，被逼退向印度。在穿越“野人山”时，杜聿明部历尽艰辛，所受苦难非笔墨所能形容，牺牲上万人。幸存队伍在印度兰姆伽集中整训，并从国内空运兵员补充，编成新一军、新六军，共有五师兵力。由于印度和缅甸当时系英国殖民地，英国不同意把中国部队称作远征军，而改称中国驻印军（CC（步兵训练中心）与motor school（摩托学校）。 1944年春，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以凌厉攻势打击顽抗的日军，迫敌仓皇南逃。据说其中还有浙大学生参加的坦克部队，一举攻克了瓦鲁班（又称瓦拉盆）并缴获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的大印，浙大同学刘奎斗还曾把此印印模寄回浙大报捷。 由于侵犯印度曼尼坡等地的日军已被击退，新近从国内空运来印增援的陆军第50师改派来缅北作战。我们配属该师工作，从汀江直飞缅北孟关，每天便在机场接收空运来的部队，连日连夜地工作。当时50师的任务是：一、保卫新平洋机场及作战物资；二、警戒孟关侧翼，防日军侵扰；三、准备攻打缅北重镇密支那。 孟关系缅北胡康河谷的一个村镇。我们到达时，硝烟还未散尽，村里稀稀拉拉的民房柱头上仍冒着余烟，新挖开的简易公路两侧，还可见到敌军尸骨。大量小车、卡车的残骸堆在公路旁边，绵延几百米。这些东西却不是日军遗弃的，而是当年杜聿明的机械化部队留下的，兵败到此，已无路可退，只得忍痛破坏，其状之惨烈，见者痛心。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料到，两年之后，中国军队又胜利地打回来了！ <h3>译员工作</h3> 中国驻印军的全部补给来自租借法案中的援华物资。二战期间，美国自认为盟国兵工厂，通过该法案（Lend Lease Act）向英、俄、法、中提供武器弹药、战略物资、粮食等物品总值约470亿美元。内中供应五分之三给英国，五分之一给苏联，其余五分之一供应法国、中国等。援华物资从印度加尔各答上陆后，经铁路运到印度西北的雷多，最后空运到昆明等地。 为了搞好中国驻印军的后勤补给，在50师的师、团、营部均派驻了美军联络官，级别是上校、中校与上尉。而我们译员全系文职人员，享受少校待遇，大家都称我们为少校翻译官。我们与自己的部队首长住在一起，而美军联络官则住在各自的帐篷里，没和我们一起生活。团部、师部配设美军通讯小组，用无线电与后方总部联系。我军部队首长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差，所以与美军的业务联系都得通过译员。 大学生虽具有一般的英语水平，但对军旅生活用语、军事专门术语则知之甚少。在译训班学习时间很短，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又听说某译员误将Surrounded（被围）译成Surrendered（已投降），因而遭受严惩。所以，初上工作岗位时，每人心中都感到不踏实。幸好我们的工作环境优越，比如各种军械、军需品均有实物，译不出时，便可就近请教美军。再者，在50师的20来位译员中，浙大同学有14人，可以天天聚会，交流各人学到的新字、新词，从而丰富了大家的知识，不久各人便能顺利地展开工作了。 当时，我军驻在缅北丛林地带，后勤补给基本上靠空投。部队所需物资通过翻译开具清单，送交美军联络组，由他们电告后勤部门，用飞机来空投场分批投下。空投场设在林间空地，地上铺摆着通讯布板符号（布板是白色布条约0.8×3米），与空中联系。一般情况下，大米用麻袋装包，从低飞的飞机上直接抛下；罐筒食品，则用白布降落伞吊着下投；而各种军械、弹药则分别用彩色尼龙降落伞系着下投，以策安全。这些降落伞只使用一次，并不回收，因而有人便拿来作衬衣或被面，或者缝成厚帆布袋来装炮弹。降落伞韧性很好，还十分适合做旅行袋。 翻译工作有时也会出现差错。听说有一次，有部队申请空投补给手榴弹（hand Grenade），却投下几十箱枪榴弹（Rifle Grenade），一直找不到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这些错投的枪榴弹后来部队转移时又带不走，只得丢弃了事。 一般说来，译员与联络官相处均比较融洽。一来身处前线，生命安全须彼此照顾；二则译员知识水平较高，而军阶又是少校，我们与军阶较低的美军官兵交谈时，他们要说“Yes，Sir！”表示对译员的尊重。问及这些美军官兵在战后愿干什么，很多人都说愿来中国做生意。对美国的一些俚语（Slang）、专用语、缩写语等，如不了解求教他们，一般都会非常乐意地告诉我们。例如：“ iger Ball，怎么也看不明白，一问身边的美国士兵，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舞会。至于战场上大家为什么称美国兵为G、I、Joe呢？原来美国当兵的人，全部东西都由政府发给（Gover Issue），而Joe是Joseph的呢称，所以就简称G、I、Joe。犹如山姆大叔译自Uncle Sam系U、S、A演变而来。战地上吉普车很多，这种车为啥叫Jeep？只因它的越野性能很好，系四轮（前后轮）传动，带有绞盘，可在田坝和荒野中行走，还可以卸去橡胶轮胎，在火车轨道上拉着火车货厢行走，是一种多功能（General Purpose）车辆，所以取名吉普。 除了完成部队补给任务的译述外，译员有时也参与军事情报的译述工作，告诉部队领导有关日军兵力分布情况、军用地图的阅读、航拍地图的识别等。 在缅北丛林中，看不到中文书报，全凭收听国内外广播来获取外界信息。但我又没有收音机，幸好通讯班有台SCR-284型的收发报话机，每天都可收听重庆中央台和全部的广播台。美军在渝亦有电台，它的报时信号是Nine fourfeen Cime，我至今仍不理解，为啥报时标准是重庆时间9点14分？从美军通讯上士处我学到了零拍接收法（Zero Beat Reception），这使我很容易就能找到电台。 1944年9月间攻克密支那后，我在电台中忽然收听到史迪威总指挥去职的消息。问了联络官后，才知史氏不见容于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只得将他召回。1945年初突然又收听到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大家感到惊奇，我问继承人是谁？美军却答不出来，说明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的知名度很低。回到广西南宁后，收听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大家都不知Atomib为何物，更不知有多厉害。 与我们相反，美军在前线仍享受很好的文化生活，经常有小飞机送来书报、邮件。因考虑到军人流动性大，为了便于携带，许多大部头名著均改出袖珍版或缩小本（Poion），从桥牌打法到英国雪莱的诗集，《时代》（time）、《生活》（Life）等杂志应有尽有，各种车辆、作业机构均备有精美的说明书。我们利用译员的特殊身份，可常向他们借阅或索取。 我们曾和联络官开过一次座谈会，彼此介绍各自国家情况。当我们说到中国是五族共和时，他们偏说西藏是独立国，不属于中国。结果大家竟至发生争论，座谈会不欢而散。 <h3>转战丛林</h3> 中国驻印军第50师大部分时间都战斗在丛林中。这一带漫山遍野生长着参天大树，树叶有脸盆那样大，藤蔓、灌木遮天蔽日，人迹罕见。暖湿的印度洋气流向北吹来，遇高山阻挡后，便产生滂沱大雨，使这里成为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没有房屋，也无法修建营房，每人都有一把砍刀，行军时用来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住下来时则用来砍柴、劈树、搭建帐篷。这方面我一向比较弱，幸好每个译员都配有一个勤务兵，帮我们处理一些日常杂务。 我们的军服是英式的，穿长袖军衣、长裤，脚上穿羊毛厚袜、半高统皮鞋、呢子绑腿，头戴钢盔。在亚热带地区这副穿着，真够受的！因为雨水多，各种昆虫大量滋生，蚊虫、飞蛾扑面而来，哨兵站岗还必须戴上防蚊头罩。联络办公室不得不用密纱、蚊帐围起。每人裸露部位，均须搽上防蚊油（I Repellent），每天每人都要服用黄色药片阿他平（Atabine）以预防疟疾。其中最难防的要算旱蚂蟥。这东西大小只有3×15mm，平时叮在草木叶片上。当人们行进时，就粘到人身上，吮吸人血。据说它咬人时，分泌出麻醉素，使人没有痛感。同时又分泌一种抗血凝素，使血液不会凝固，让它可以不停地吃人血。所以在我们遭袭时竟察觉不到，待自己见到绑腿上浸出鲜血时，才知正在被蚂蟥叮咬，往往会同时多处被咬，不过这时不要心慌，不能用手去拉扯，应用力拍打，才能使它们松口。这些家伙带着滚圆的有血身子，吸附不稳时便会掉下来。 丛林地带能见度差，便于隐蔽。收复孟关后，日军在瓦拉盆一带顽抗，于是我军便穿过丛林，迂回到敌后，在加迈附近的公路上，设置伏兵，用火力截断通往孟拱的公路。我军约有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带通讯器材在公路旁据险构筑工事，用强大火力击毁敌人的补给车队。当时敌人疯狂反扑，我军则坚决还击，同时请求空中支援。飞机不断送来弹药与食品，使这个据点变成拔不掉的硬钉子，最终敌人因孤立无援而溃败。这是丛林战中很典型的例子。 <h3>攻克密支那</h3> 密支那在伊洛瓦底江旁，与我国云南邻接，是缅北重镇。攻取前，各支部队先在地图上标定出击路线，靠指南针定方向，边开路边搜索前进。一个出敌不意，我军一部突然出现在敌人飞机场旁。当时，日军正在吃午饭，放下饭碗便匆匆抵抗，但已来不及了！我军很快占领了整个密支那机场，并迅速进攻火车站，想一鼓作气渡江占领密支那城。不料在攻打火车站前，我军通过一片开阔地时，暴露了目标，致使敌人得知我军虚实。日军即坚守车站，并伺机反扑，使我攻势受挫，只得退守飞机场待援。幸好大量吉普车等军用物资及时到达新平洋机场，随后飞机运来增援部队，巩固机场防务，并准备再次发起攻势。 在一、二天的间隙中，日军得到喘息机会，加强防御工事，进行顽抗，战事遂呈胶着状态。我军每天派出搜索部队，均遭敌人狙击，很少生还。我军虽然用炮轰、飞机炸、机枪扫射 ，日军阵地前的树木都被打光，土地也被打翻转来，但仍不能突破敌人防线，打得异常艰苦。这样连续打了近三个月，敌人损失惨重，遂率小股残兵败将逃离密支那，是役我方死伤近万人，付出很大代价。 战后查看敌人阵地，得知敌人掩体竟挖在大树根部。由于这一带雨水充沛，树根均分布在地表，而没有深入地层的主根，所以树下适于挖掩体，上面有大树保护，很难被破坏。另一方面，伊洛瓦底江河堤很宽很厚，在河堤中挖掩体又隐蔽又安全。有些零星掩体，则在日军进入后，外边全被封死，不露痕迹，我们很难发现；而从掩体往外看，却一目了然。战地雨水很多，敌军下半身全泡在水中，虽已下体浸烂，仍负隅顽抗，被俘时已奄奄一息，惨不忍睹。 <h3>西堡历险</h3> 日军由密支那败逃后，退守缅北又一重镇八莫。据情报，敌人已将轻型坦克埋入地中作成暗堡，欲据此死守。我军吸取密支那一战的教训，改用钢铁战术，集中飞机大炮，对八莫进行猛烈轰炸，使日军无处藏身，因而八莫之战我军牺牲就少多了。 为了截断敌军退路，50师奉命沿密支那到曼德勒铁路南下。我们乘坐用吉普车拉动的火车车厢出发，感谢制造吉普车的设计人员想得周到，将吉普的轮距，与火车铁轨轨距设计成一样，免去我们跋涉之苦。车到卡沙，我们渡过伊洛瓦底江，翻过包德温矿区，直插西堡。该地处于八莫到曼德勒公路中间，可以阻止日军南逃。 大约下午4点，我们到达西堡，团部住进一幢破烂的民房。当晚，我与罗团副并排睡在地铺上，心想睡个好觉，以解多日行军的疲劳。不料到了半夜，突然全区枪声大作，只见曳光弹在空中乱飞。我们刚刚坐起还未离开地铺，一颗流弹飞来打中罗团副后脑，部分脑汁都流出来了，幸好经过及时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了残疾。那粒子弹离我只有二三十厘米，我幸免于难。 事后查明，有三辆日军坦克，躲藏在西堡来不及逃走。我们扎营时，疏于搜索，竟未发现这一敌情。半夜人静，敌人企图逃走，遂引发枪战，我军及时用反坦克火箭筒将其全部击毁。 <h3>打通中印公路</h3> 随着日军向南节节败退，中印公路修建工程大规模展开。美国派来一个黑人工兵团，进行机械筑路。公路从印度雷多开始，跨越印缅边境的高山（中国人称之为“野人山”）到缅北胡康河谷。这一带原始森林密布，水网交叉，又值雨季，所以工程甚为艰巨，我们也有机会见到了施工情况。工兵们先用机锯将大树锯倒，接着用推土机将树桩拔起（因长年雨水多大树没有主根，所以容易挖起树桩），并把大树一并推向两边，显出路面，再用挖沟机挖出一米多宽的排水沟。路面宽度系四车道，铺上砂石，再用轧土机轧实。由于雨水过多、排水不畅，若干路段路基被水泡软，不得不在路面上再铺上厚木板，车辆才能通过。当我们见到丛林中出现笔直宽广的大路时，心里感到无比激动。 在修筑公路同时，输油管道、加油站也配套建成，均采取机械施工。最后，油管通到昆明。群众见到石油哗哗流出时，莫不欢欣雀跃，情景十分动人。 这条从印度经缅甸到达中国的公路，为纪念史迪威将军的功绩特取名为史迪威公路。但该路修成不久，日军便无条件投降，美军与我军士兵均复员回国，公路无人管理。加之缅北自然条件过于恶劣，维护困难，胜利后海路又畅通，因而这条公路的经济价值减少。此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不久便废弃了。现在想来，仍然觉得可惜。 <h3>归国</h3> 在缅甸时，随军译员归当时的军委会外事局领导，局长杨宣诚（1945年改由何浩若任局长）。1944年，杨宣诚任命我们为三级译员， 工作一年后我们都受到了传令嘉奖，这说明上级对我们的工作成绩给予了肯定。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结束，我们飞回昆明又到南宁，第50师的联络官也离华返美。这批联络官的名字，现在能记得起的有Bro少校和Anding上尉等，不过只是他们的姓(Surname)，至于全名均已忘记。与我一起共事的译员有：浙大的王就光、仲赣飞、汤毅强、陆费锦、许冠仁、欧守机、李蔚如、湛贻荪、朱家干、张焕菁、严子平、赵廷骞、章臣楹；西南联大的朱荣钜、张焕扬；贵州大学的宋凯光等，而今均天各一方，徒存思念！ 第五篇 战区杂记 我押鬼子修公墓 <span class="ter">黄隆炽（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教导总队）</span> 1944年，在我的软磨硬缠下，哥哥、姐姐（那时我父母早已仙逝）勉强答应了我跟着三位堂叔去从军的请求。其实我心里早作好瞒着兄姐参军的打算，能得到他们的首肯，自然高兴万分。 从军生涯也还顺利，到印度之后我很满意自己当上了一名步兵。在所有的兵种中，步兵上战场面对面打日本鬼子的可能性最大，也最解恨！但那时战争已倾向结束了，根本没有上战场的机会。日本投降后，虽则满心欢喜，却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没能亲手治一治这傲气十足的小日本！ 机会很快来了，就在我们进驻广东后不久，谭营长和李连长把我同龙排副一起叫到了连部，给了一个任务——押解日俘修建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我和龙排副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掩不住内心的喜悦。李连长没理会我们的小动作，继续说：“龙排副负责同我方的场地工程技术人员的联系工作，至于小黄，你就负责押解日俘劳动和整个场地的警卫工作。”我俩站得笔直，兴奋地向连长和营长行了个军礼：“是！”谭营长训道：“别高兴得太早，千万注意军容、军纪。在日俘的面前既要不虐待他们，也要有胜利者的威仪！”心里装着连长和营长的话，我俩领着队伍进驻东山公墓的工地。 驻地选在了东山街口的一座还没完工的楼房里（二楼用于居住，一楼就做警卫点），街口直通墓地，大约离那里200米。整个墓地占地10公顷左右，坐落在广州沙河镇白云山石头岗，背靠一座圆锥型的小山。山前就是一座青色大理石纪念碑，正面雕上了孙立人将军的题词“新一军印缅将士纪念碑”。四条大理石柱直冲云天，从四面看去都是象征胜利的“V”字型。这四根大石柱还代表着新一年的军训：义、勇、忠、诚。而这四个字中又包含了四维：礼、义、廉、耻，以及八德：忠孝、仁爱、仗义、和平、仁义、武德、智仁、勇的全部要求。当时公墓主体工程已大致完成了，日俘的工作也就还剩下挖地、抬土、运泥、填路等。 接收日俘的第一天早上，我们这个班的战友特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战士们都是经过挑选的，年轻、体质好，装备起来威风凛凛。吃过早饭，我们早早地到驻地门前等日俘的到来。 八点整，一名矮个子日本士官带着两百多名战俘来到我们的面前，整好队之后就向我们敬礼，然后开始报告。那时候没有翻译，双方交流全靠写（日本人都懂汉字）。他们的口头报告我自是一句也听不懂，但我们都挺直了腰身。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就在我们的面前，随时听候我们的调遣。我脑中闪过大轰炸时，日机在成都上空盘旋的情景，大喊一声：“出发！”两名战士跑步上前端枪做前导，中间夹着日俘，另有两名战友断后，其余的就留在驻地值勤。我也跟着进入墓地，看着工程人员分配当天工作。 日俘的劳动量其实很大，每天中午在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吃起自己带的盒饭时都是狼吞虎咽的。我们的心里也不好受，想起大轰炸时的盐市口、顺城街等满街的死人，我就觉得他们特别可恨！可是他们也是人，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愚弄、逼迫了他们，才使他们犯下罪行。经过商量，我们每天还给他们烧上几桶开水，供他们解渴，日俘很是感激。 恨是无法抹去的。日本人奸淫我们的姐妹，杀害我们的骨肉同胞，有时甚至放狼狗咬死他们。但我们不是帝国主义，不会用野蛮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哪怕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日本军人。 我们的战士从不打骂日俘，但日俘劳动时根本不敢偷懒。他们的士官和小队的军曹，稍有不合意轻则怒骂，重则殴打，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被打的人不但不敢回嘴，还得端端正正地站好，任他打骂，口里还得不断“嗨！嗨！”地答应着。 一天中午，我正吃午饭，日俘士官来到驻地向我例行报告情况，进门先是一个恭恭敬敬的军礼（中日两国的军礼都是右手上举中指齐眉，但日军行礼手较平，中方军礼手较立。日俘这时行的是中式的军礼）。我把饭菜推到一边，示意他坐下，然后拿出一叠白纸，随手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枝漂亮的笔来。（这是我在缅甸时从一位美国军人手里买来的，叫“爱威儿夏克”，是一枝名笔）。日俘士官一见这枝笔就“啊呀，啊呀”地叫了起来，不断竖起大拇指对我笑。我写到“什么事？”他接过笔写了一些当天的劳动状况，以及同技术人员的接触情况，又感谢起我们来，说我们待人特别好。他见我没吭声，又写自己本是一名高中生，遣返回国后还是要读书的。他看着我继续写道：“你真有学问啊，简直叫我吃惊。我见过不少的中国军人，只有你最有学问，也最有风度。”他又指指我的笔写了“漂亮”这个词，还看了看饭桌上的菜饭写出“酒肉饭饱”四个字。 自从接手战俘以来，我就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阿谀奉承，而我也确实看不惯他们的士官不把手下的兵当人的做法。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教训他一下，正好他提到这一点，我提笔就在纸上写道： “中国有句老话‘酒肉饭饱，无所事事’，这是骂人的话，你知道吗？我们人道地对待你们，也希望你们人道地对待你们自己人！” 他接过纸，看了好一会儿。明白意思后，立马站了起来，低下头，口中不断“嗨！嗨！”。从此他再也没有对我巴结讨好说奉承话，见了我们的士兵只是立正低下头，口中叫着“嗨！嗨！”。但日俘中，士官和军曹打骂士兵的现象少了。 1945年底，在我们和日俘相处了两个多月后，公墓的土木工程基本完成了，上级命令将日俘遣返回国。 日俘工作的最后那天下午，我们让他们提前收工，回去准备一下东西，明日好离去。这是最后一次相处了。我们班上的其余11个人都衣装整齐地端枪站在我身后。日俘士官把两百余人集齐站在我们的面前，一起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 我胡乱地用中国式的日本话要他们回国后好好工作和学习，不要再侵略他国和欺辱别国的人民。听我讲完之后，士官出列说了一连串日语，大意是感谢我们的照顾。而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谢谢关照！谢谢关照！”日俘们又一起大声说了一句“谢谢关照！”之后，集体行了个军礼。我们也还了他们一个军礼，这个军礼包含了多少意义，中国的军人用大度的胸怀包容了他们多少罪行！ 日俘开始走了，不少人不断向我们招手，我们12个人笔挺地立着。两个多月来我们从未打骂过他们。他们曾用狼狗、细菌和酷刑来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骨肉乡亲，而我们从未将这些野蛮残酷的方式加诸他们身上！ 第五篇 战区杂记 我的翻译官生涯 <span class="ter">苏先功（中国驻印军独立宪兵第三营）</span> 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纱厂——重庆裕华纱厂的大股东有四家：张、苏、徐、黄。这其中的“苏”指的就是我们家。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在重庆南开中学念过书，记得最深的就是南开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1944年，我考入了华西协大药学系，独自到成都学习。未读满一年，独山失守的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11月，我没向学校报告保留学籍就报名参军到了印度。 印度雷多是继汀江之后我们到达的国外第二站。露天里搭上了许多帐篷，一顶就能住下14人。第二天，来了很多吉普车，分走了一两百人，剩下的三四百人就留下原地待命。一个30来岁的高个子上尉走到队伍前方说：“你们这三四百人就留给我管了！鄙人姓赵，赵侠义，以后就是你们的连长。”打听下来才知道，留我们做了宪兵。同学们一下子炸开了锅，闹着要换兵种，上前线打日本鬼子。这一吵，把营长也惊动了。他自我介绍来自云南宪兵13团，也是个大学生，又讲了宪兵工作的重要性，安抚大家。三个月之后，军训完毕，正式执勤开始了。 队里的翻译官张少校却在这时奉命调往别处，营里于是举行了选拔翻译官的英文考试。我还记得是以“你为什么要参军”为题，写一篇作文。我和两位校友考取了前三名： 第一名：谢海亮（华西协大经济系）；第三名，卢有玳（不仅是华西协大，还是我南开中学的高中同学）。选拔结果出来之后，谢海亮分往营部工作，调往密支那；我同卢有玳留在了雷多，一个分到二连连部，一个调往三连连部，主要的工作是负责连部与美军的联系，如领给养物资、修理军用车辆等一切与美军交流有关的工作。 领给养物资的仓库附近时常有美国的巡逻队来巡逻。还没当上翻译官之前，我就和巡逻队的一个少校交上了朋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我曾问他，他们服役要服多少年，他摆着手说：“No！No！Point！。”他们服役以“点”计算，“点”（point）也可以理解为积分，积分满了服役即结束。印象中美国人在他们的消费合作社（px）买烟、酒等东西也是要算点的。当上翻译官之后，到仓库去的时间更多了，我的美国朋友显得比我还高兴。做翻译官后第一次见到他，我开玩笑说：“现在我是中尉了！你小我大！”他立马给我行了个军礼表示欢迎。 除了巡逻队，仓库还有一个20多岁的美籍管理员。我同他也很有些交情，知道他喜欢中国邮票，就时常给他带去一些。他问题也颇多，老爱问邮票上画的都是些什么图案，表示什么意思……我也一一耐心地解答。他对我的邮票数量感到惊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出来之后，不仅同家里，还和同学保持着联系。我们在信中不仅谈些生活学习情况，有时还会寄上一些惊喜回去。热带的花花草草只要是国内没有，而我们又觉得好看新奇的，就摘下来夹在书里，干了之后寄过去。那些奇花异草就通过军邮呈现在亲人朋友眼前。印度的蚊子很特别，有一寸多长，我们几个男同学就去抓来压成标本寄回国内。他们见到那些，更对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好奇，频频来信询问，信件自然就多起来。回信也就成了每周必做的功课之一。 还有两件事也是每周必做的。 第一件事是到华侨面馆去吃面。虽然不能同国内的面食相比，但在国外能尝到点儿家乡的味道是很不容易的。吃过面之后往往还要来上一杯牛奶红茶。面大概要花一两个卢比，而牛奶红茶还不到一卢比。我们一个月的军饷16卢比12安。这笔钱是我们享用这含有家乡味的美食的保证。 第二件事则是到紧邻的美国军营去看电影。那里每周都要放上两三场露天电影，全是外国片，原装外文版，只在荧幕的一边打出翻译的中文。由于美军的俱乐部仅供美军消遣（不让中国兵进），看电影就算是比较普通的休闲方式。若是遇上美籍慰问团前来演出，就能称得上是比较高级的休闲方式了。慰问团的成员都是当时美国国内的当红明星、演员，除了唱歌、跳舞还带来乐队。我比较喜欢的是爵士音乐，也很欣赏他们跳的“基巴特”，但英美的士兵更喜欢一位名叫Bob hope的笑星，他只要一上台就会受到英美士兵的热烈欢迎。我曾仔细地打量过那位笑星，长得并不特别，样子也并不搞笑，可见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但就是像我这样的翻译官，在两个美国人聊天时也很难全部听懂他们的对话（语速快，又含有地方口音），更别说是这位笑星如机关枪般的话语了。所以，往往英美籍士兵笑得前翻后仰、东倒西歪，中国兵却大眼瞪小眼，看着他们笑也只好跟着不明就里地笑两下。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语言不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盟军在一起共事，深入了解才能够配合默契，很多时候就因为沟通不便造成了许多误会。 有一次，连部突然打来电话，要我和连长一起到“野人山”下 “鬼门关”附近的检查站解决纠纷。赶到现场时，中美双方人员快打起来了！各自用各国的语言叫骂着，带队的美国上尉和中国排长手提冲锋枪，子弹上膛。一了解情况，中国排长说美国兵欺负人，美国车队让过，中国车队不让过；美国上尉说中国排长脾气差，莫名其妙地骂人。到后来才弄明白，“鬼门关”坡很陡，汽车要上去必须要在轮胎上捆上铁链才安全。美国车队都捆好了铁链子，而中国车队全没有捆上。语言又不通，讲了半天他们也不明白，只好让他们等翻译官来。一解释，冰释前嫌，双方道歉。那位中国排长当众宣布，自己要学好英文！ 我的英文能达到这个水平，应当归功于南开中学给我打下的好底子。南开中学43、44级的很多同学都在参军后做了翻译官。 1945年10月，我回国继续完成学业，现随子女移居美国，时时想念家乡，也常常忆起当年的翻译官生涯…… 第五篇 战区杂记 远征岁月 <span class="ter">王家鼐（中国驻印军新6军22师第五连士兵）</span> 人是要有骨气的！我那在国民党军司令部当文员的父亲从小就这样教育我。母亲死得早，我上大学的时候，已记不清她老人家的相貌了。但我深信，她的在天之灵，定会理解我投笔参军的苦心。1944年，我做了一名光荣的驻印军，揣着部队发给的午饭——三个馒头、两个包子和半壶水，上了飞往印度的飞机。领队的军官除了午饭，还带了一些镇静剂之类的药品，以备飞越“驼峰”时的不时之需。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飞机是要上升到8000米以上才行的，而当时的运输机爬高极限不及7000米。因此只能在7000米左右的山峰之间曲折地穿行，也就是沿着喜马拉雅山高山峰的山腰顺着山势弯弯曲曲地飞行。新闻报道于是形象地将之称为“驼峰”。 当年的飞机，没有三恒装置（恒温、恒压、恒湿），很多人都晕乎乎的。临近驼峰航线，一位年轻的美国白人军官走出来对着大伙儿叽里咕噜地说了许多话。大家这时都有晕机的反应，根本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川大外文系的丁耀瓒虽然也晕着，却艰难地挪过去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起来。他很有些吃惊，丁耀瓒解释说：“英语是自己的专业，就是死了也要带进坟墓的，哪有那么容易忘掉。”美国军官笑起来，夸道：“顶好！”丁告诉我们，美国人问大家是否有感不适。众人也无力回话，倒是一位老兄适时地吐在了帽子里，算是我们对他的回答。那白人看见这情景，对我们做了一个“V”字手势鼓励大家，就又回到了驾驶舱。 好不容易到了印度，在汀江停了几天，一律住的是帐篷。炊事班除每天发给肉、菜罐头各三个外，还将饭和米汤分装好，送到各个营篷（我们用的物品和吃的东西，以及武器装备都是盟军提供的）。第一天，炊事员就挨个儿打招呼，罐头打开后不要吃完，免得猴子找你麻烦。有人不听，当晚就着了猴子的道。有帽子、罐头被猴子拿走的；有睡到半夜被猴子用爪子拍脸，拍醒后吓了一大跳的……有了一次教训，就学乖了，再没出现猴子作怪的事。 一周之后，军车把我们送到了汀江城几公里外的营地。营房就建在公路旁的树林里，纱门纱窗，U字形的间隔通铺，每一通铺能睡六到八人，还附有简洁的卫生设施和供休息用的房子。兵种则暂时未分，管事的军官将我们按营房编队，自选临时上司，并且宣布：允许自由活动；可以投寄军邮和国内亲友通信；也可上街赶集，但必须三人以上同行。 一日三餐，两次水果，有时还能吃鲜肉、鲜菜。每两天还发给一包香烟和一叠卫生纸。由于这里接近印缅边境，柏油公路上时有军车开过，开车的多是黑人。特别是在夜间，数十、上百辆军车开往前线运送弹药物资，车灯光柱闪射，竟可照亮天际一角。战争气氛是相当浓厚的。 白天，我们可以自由活动。有的人在军营里玩扑克、下棋、聊天，也有的上街赶集。但这所谓的汀江城也只不过有我们的小场镇那么大，街头都竖起了大幅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彩色宣传画，标题用了中、英两种文字。当地的印度青年不但会讲英语，还会说上几句中国话。最常说的词是“顶好！”路上相遇，他们往往会竖起大拇指：“顶好！顶好！”而我们回以“哈卡！”。某些年轻人就会再加上一句“Cigarette！”（香烟），伸手向我们要香烟。所以，尽管我们好些人并不抽烟，包里仍放着部队里发给的香烟。但如是遇上了英美的军人（因为中、英、美三军军营以汀江为中心各在一方，所以一到休假时间便可看到三国的军人汇聚汀江），情况就大不相同。他们有会讲中文的，也有不会的。但不管会不会，“顶好”是肯定会说的。所以一见面，都会相互问好。活泼一点儿的还会伸出手，把中指、食指做成一个“V”字，说“VICtORY！”（胜利！）预祝胜利。盟军的伙食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当时通常情况下美军甲等，英军乙等，中国驻印军一般是丙等。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也因兵种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比如宪兵一般都是和美国士兵相同的待遇，而步兵就是差很多的丙等）。他们一律是甲等，自然不会向我们要烟抽，偶尔还给上一枝“CAMEL”（骆驼牌香烟）。对于我们不会吸烟这件事，很是奇怪。更诧异于我们这些当兵的还懂一些英语。见我们迷惑不解，他们解释说，在遇上学生兵之前，自己所见过的会说英语的中国兵，一定是翻译官。 1945年元月7日，部队开始整编并向印缅边境进发。我被编进了新六军202师第三连，新的营地离汀江大概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军训也在驻地开始进行了。经过前期的徒手队列训练之后，便开始了持枪、瞄准、实弹射击等一套步校军训。一般是一周休息一天，训练六天；三天在操场，两天半在室内课堂，再有半天文体活动。运气好时还可以看上一两次电影。但国内的片子很少，大都是外国片。 现在想来，丛林训练在所有的军训项目中，算是最辛苦的，但那时的我们却没多大感觉。因为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当然也有不少战场上的传闻和情节生动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关一个打前锋的连队就餐的故事。说是有一天中午，他们在树木蔽天、杂草丛生的森林里休息，准备用餐。两个士兵看到有一根横倒在地上的树干，就坐在上头开始吃饭。坐了一会儿，发现不对劲儿——树干居然好像在动！回头一看，竟是一条大蟒！两人吓得丢了饭碗，大声呼喊起来，并用卡宾枪不断射击。蟒蛇中了弹，痛得一个横扫，旁边的小树就倒了不少。众人都呆住了，它掉头就向人堆里冲过来。还好排长有些经验，提起冲锋枪瞄准蛇口一阵扫射，一圆盘50发子弹射完过后，这才结束了人蛇大战。诸如此类夹在节节胜利的战报里的故事，如同调味剂一般让大伙儿笑得更开心。 三月下旬的时候，学生营接到了命令——向缅甸进军打搜索。这任务是十分轻松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打败日军收复缅甸之后，已有三批队伍搜索着回国了。森林里日军遗留下的打冷枪的狙击手已经极少了，只要不入山林，径直沿着公路前进，按理是不会有危险的。可是才上路没几天，就传来了坏消息：尖兵班的同学，因贪看风景，在中途用餐时深入丛林，竟被躲在树上的鬼子射击，死伤两人。虽然那个刽子手最后被包围击毙打成了蜂窝，但死难的同学却再也不会回到我们身边了。丛林战的残酷也可见一斑。 这以后，一路下来也还顺利，行军的路线和行程都严格按照计划进行。沿途都是战乱的荒凉景象。小铁路杂草丛生没有通车，到处是断壁残垣、荒芜的田地。一天下午休息时，几个同学坐在杂草及膝深的田野上闲聊，谈着谈着，对面的战友突然不说话了。他站起来，在刚才自己坐下的地方使劲用手拉。拉了好一会儿，拉出了一截长长的东西。仔细辨认，原来是一截还穿着军用皮鞋的腿，肉已经干缩了，还好没腐烂。从鞋袜裤子的用料看来，这个人应该是我们的战友。大家都没再说话，挖了个坑把他葬了，逃也似地离开了现场，继续行军。 一直到了密支那附近，才算见着了民房和老百姓，也才算有了人气。到密支那的时候，正巧赶上美国影剧歌舞团的劳军慰问表演，英、中、美三军成弧形围坐在临时搭起的舞台前观看节目。我至今还记得，最受欢迎的是一名叫丽丽蓬丝的女中音。她每唱完一曲，台下就叫喊起“ENCORE”（再来一首！），连续唱了三曲，观众还是不让她下台。最后，她微笑着对众人说，请中英美各选一个代表上台，她要向大家表示谢意。台下于是欢笑声、口哨声响成一片。我们里头个子最高的老痞在众人的笑闹声中兴高采烈地上台，作为中国士兵的代表，和那位漂亮的女星握手、拥抱，最后还来了一个火辣辣的亲吻。下台之后，他懊悔地说，可惜没有拍张照片作纪念！ 离开密支那后，学生队改为按连队行军，每人坐一辆吉普车回国，我们又交上了新朋友——驾驶兵。他们多是被拉壮丁到印度的，在家乡，时常饱一顿、饿一顿没个准。到了印度之后，吃的是盟军供应的丙等伙食标准，从国内出来时面黄肌瘦的兵，变成了真正的壮丁！有点文化的又分到部队里进行驾驶、通讯等培训，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知识。 回国后，8月15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不久，我也脱离了部队回家继续学业，以圆我的成才之梦。 第五篇 战区杂记 救国雄心 <span class="ter">王廷驹（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教导总队士兵）</span> 1934年，我在资阳上小学，七岁。最早学唱歌就是“流亡三部曲”。语文老师打开地图，指着日本和中国对我们说，中国的地形像片桑叶，而日本群岛则像一条头朝向中国的蚕。这条贪婪的蚕，正一口一口地想把中国这片桑叶蚀掉！那时我的心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很想用东西把那条蚕给碾死！ 在资阳，可远远听到成都被轰炸的声音，就已经感到做亡国奴的恐惧。等上到中学，身处蓉城，更是又愤又恨！鬼子的飞机不仅狂轰滥炸，有时还追着人扫射！我已觉着自己不是身在清华中学，而是住在屠场，随时随地都有被拉出去宰掉的可能！ 国将不国，读书何用？ ！ 1943年初夏，我瞒着家里参了军。但身为少校营长的二哥却很快得知此事，赶着把我带回了家。就在那一年，我才知道，三哥也参了军，后来分到了战车营。 忍了一年，我又偷偷溜出来报了名，随部队到了密支那新一军教导总队进行军训。 <h3>体育教官</h3> 战争已接近尾声，因此在密支那的日子，基本上是在学习和训练中度过的。我还记得我们那时的体育教官——一个40来岁身体强健的白人，每天都风雨无阻来给大家上课。他的中文很糟糕，只能勉强用几个词儿对付着，我们的英文也好不到哪儿去。幸好上体育课也不需要过多的交谈，只要我们照着做就行了。所以除了上课，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交流。 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着实把大家吓了一大跳。我们衣衫整齐地在操场上恭候他时，他却只穿了一条短裤站到队伍上方。结果，那天操场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观：一队身着军服的中国兵笔直地站着，军姿严整，听一位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短裤的美国教官讲课。 他叉着腰，两腿分开站立，1米89的个子，很是帅气！胸口上还有着浓密的胸毛，肌肉一块是一块，很有男子汉的气概！他通过翻译官告诉大家，以后上课只需套条短裤即可！惹得大伙儿一阵笑。 他教的东西很类似于现在的健美操，但却比健美操的运动量大许多。跑步是每日必做的，仰卧起坐等也很平常。我到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我们全体躺在操场上，由双脚开始节节往上抬升，最后双手撑着背部，使腰以上全在空中立成直线。这时教官就开始数节拍了——看能持续多久。刚开始，一个八拍还不到，人就摇摇欲坠了，到最后两个八拍数下来还觉得节拍数得真快。 <h3>八莫战场</h3> 11月中旬，战争结束不久，我们既高兴又遗憾地赶到了八莫（原本我们是作为增援部队的，结果我们还未到达，战争就结束了）。八莫城外没有一块好地，全是直径10到20厘米的弹坑。人全是沿着两个弹坑之间的一溜小路一个挨着一个小心地走着。战场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但整个八莫完全没了城市的样子，街道已经分不清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教官将大家分成七个组，领着我们实地参观，并讲解八莫之战从头到尾是怎么打下来的，就连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想让我们从中了解一点实战情况。 虽然地上已没了尸体，但仍旧可以清楚地看见血迹，尤其在战壕里，血迹更是集中。日本人报了必死的决心来作战，他们的战壕，前有出口，后无退路。真是疯狂！这一点在打丛林战的时候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他们把自己绑在树上。侦察兵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打草惊蛇。等到大部队开进，狙击手就用轻机枪扫射！在这场战争中，单单丛林战一项，就牺牲了我军多少热血将士！由于日本国内资源缺乏，日军枪的口径和子弹都要小些。为了提高命中率，他们往往瞄准人要害的地方，往死里打！我军阵亡的官兵多是头部中弹，死得惨烈！ 战争是十分残酷的，残酷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八莫战场虽已经过清理，却还留着残酷的印记！不久，一声巨响惊动了所有的人。我的猜测很快被证实：有人踩到地雷了！一个刚刚还活生生的人，就在这硝烟已逝的地方，被炸得血肉模糊，不能再动，也不能再跳了！ 晚间，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宿营。老百姓的吊脚楼空空如也，大家随便找了一家住进去。 那晚，我在想：八莫，这个可爱的小城市，到底要几时才能恢复以往的清丽？！ <h3>战友情谊</h3> 虽然那时的中国是穷得叮当响的一个国家，但在印度，我们同美国人之间却是平等友好的。美国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但我们也有着自己的优势。我们对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是铭记于心的，我们整个民族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有一个民族处在被压迫中的特殊情感，有为了拯救中华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很多次，我们的部队为英美军队解了围，比如莫帕尔，比如任安羌……单就任安羌一战，孙将军就带队救了英国军人、记者等7000多人！所以谈到新一军38师，老美就会竖起大指拇“顶好！顶好！OK！OK！” 在国内，日本飞机的时时轰炸，使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 日本人用坦克开道，大摇大摆地开进城来！ 到后来，我们也有了飞机保护。每到要攻打阵地的时候，美国联络官一个电话，就像叫一辆出租车一般容易地叫来几架飞机先行轰炸，再由坦克开道（最小15吨，日本一般8吨），最后才是步兵。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也表现在打仗上。美国人是以人为本，打起仗来，如若失利宁可丢了武器、装备也要保命；中国人却不同，我们的国力不强，中国兵打起仗来“枪在人在，枪亡人亡”。曾有战友向我们讲过这样的故事：在行军的时候，有时走得远，天气又很热，就有美国兵将枪支遗弃在路边。中国兵看到，赶紧给他拣起来，到了驻地再给人家送去。哪知美国兵却死活不肯要，说是“我已经扔了，你还拾回来干什么，你行军带两把枪不累么？枪没了部队还会发的嘛！我不要了，又发了新武器，我带着它也没用！”要知道当时在国内，我们的军队是只有一身军装的，连换洗的都没有！就是吃的还得自己在当地向老百姓就地征粮，老百姓又能有多少吃的呢？所以往往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当兵实在是又窝囊又可怜！所以我们格外争气。我们的国家穷，但我们是最有士气、最不怕死、最敢拼敢闯的军队！ 就是凭着这一腔爱国的热血，在印度，中国军人赢得了美国人的尊敬。就算是两辆车相对驶过，老美都会笑着打招呼：“hi！a good！” 第五篇 战区杂记 战地印象 <span class="ter">周健铭（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辎汽六团士兵）</span> 中国的抗日是出了名的恶战，且不说国内有多少同胞抛头颅、洒热血，单在印缅战区，就倒下了不计其数的忠烈先驱。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还保住了一条命，还能回到家里…… 20岁的时候，父亲早逝的我已无缘上学。家里弟兄姐妹多（5个），母亲又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农妇。一咬牙，我独自来到成都讨生活。1944年8月，我对日本人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再也忍不下去了，满腔热血地跑去报名，但我学历很浅，当局招兵又要的是学生兵，最后还是顶了别人的名字才到了印度。 到印度之后，战争已近尾声，捷报连连传来。我们的军训地也随着捷报不断变化，先是在雷多，密支那攻下之后又转到了缅甸，几个月后又转到新收回来的八莫。 虽然我们只在雷多呆了几天，搭好了帐篷就离开了，但雷多在我脑海里是印象最深的。城市很完整，印度人也很多，总的来说是一个人气很旺的地方。我很庆幸，自己在国外最先见到的是雷多，而不是密支那或八莫。 密支那战役的残酷是出了名的，战场经过清理之后还是掩不住残酷的痕迹。造营房的时候，有战友在土里挖出了日本兵的尸体。肉已经全腐烂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骨架子。我没有去看，觉得自己说不准将来也会是这个结局。缅甸的伊罗瓦底江从营地边流过，假日里，常有战友邀着去游泳。我每去一次，心就紧一回。江边的一个小火车站（100平方米左右）报废了，地上全是弹坑，整个建筑就只剩下一面快要塌掉的墙。 八莫的拉锯战，即使结束了也让人心惊胆寒。不但随处可见一滩滩血迹，还有战友触雷身亡！城市里街道已完全没了街道的形状，八莫的民居也完全没了住家的味道。城外是找不出一块好地的，人们都沿着弹坑边沿走S形进城。 腊戍是我所到过的国外最小的地方。它不繁华，人口也不多，但是它天然地给你一种很有人气的感觉。腊戍在我眼中是一个比雷多、密支那、八莫等这些城市都要好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鬼子遗留的地雷，没有密密麻麻的弹坑。 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从此以后，只要一想起那些白骨、那些弹坑、那些没了主人的民居，我总无法入眠…… 我有个愿望，不知能否实现：让和平永在身边。 第五篇 战区杂记 打回祖国去 <span class="ter">李九龄（中国驻印军战车第一营士兵）</span> <h3>顶替出国</h3> 1943年，我在四川乐山老家被强征入伍，后考入驾教二团，毕业后在汽五团当助手跑滇缅公路，以后开小差到了昆明。昆明的四川同乡会要给路费让我回家，当时我怀着“有志男儿出乡关，生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的志向，到昆明巫家坝机场顶名参加了远征印缅的抗日军队。 记得当时有个名叫徐慎的人不愿入伍，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去顶了他的姓名，并顺利地上了飞机。到了汀江点名时，长官叫了三次，我都不答应，但报数清点人数又没错，就问有顶名的没有。当时有五个顶名去的，这时我才承认自己是顶了徐慎的名字。长官问，既是顶了名，那点名时，为什么不答应“到”呢？我说：“不顶名就来不成，可若是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将来我在战场上死了，谁知道我是谁呢？且不是把自己的祖宗都卖了吗？所以，我不能代替徐慎答应，应该改为我的真实姓名，我才能答应到。”大家都笑了，这样才在点名册上改成我的本名。 <h3>兰姆伽学开汽车、开坦克</h3> 1943年10月，我们从印度汀江坐火车，经恒河到了比哈尔邦的兰姆伽，开始学开汽车和坦克。我被分到战车第一营补给连，营长赵振宇，下属三个战车连，一个补给连。 我所在的补给连有以下单位：油料组（20辆汽车运汽油）、弹药组（20辆汽车运弹药，燃烧弹、穿甲弹、爆炸弹）、保修排（有工程车）、抢修排（有大吊车等）、给养组（有五辆汽车运粮食、罐头等食品）、无线通讯组（有中吉普车）、工兵排（有中吉普车）。我们的连长是复旦大学的。 我营三个战车连均有自己的符号，第一连的符号是白漆的正方形，第二连是白漆的三角形，第三连是白漆的圆形。来自湖南洪江机械化学校的学生兵（一部分任补给连的班长）与驾教一团的学生兵都在三个战车连。战车连的轻型坦克当时常被工兵作轧路机用，那坦克是用操作杆操纵，但初学时2.5吨级的是用方向盘。 为了掌握车的性能，我们进行了一次长途实习——集体开车到印度的伽耶。此地是印度的佛教圣地，就是传说中释伽牟尼修道的地方。这里有一棵菩提树，树高叶茂，听说每天均以牛奶浇灌，树叶干了便形成一个个的小佛像，很多到过此地的人都会带些树叶回家做纪念品。还听说唐僧取经也到过这里，因此今天寺庙里也有中国和尚在此修道。 <h3>打回祖国去</h3> 不久，我们离开兰姆伽，向“野人山”进发，铁流滚滚，战车隆隆，当时大家的目标是：“打回祖国去！”据说“野人山”是600里的原始森林，野人蓬头垢面，下身仅用芭蕉叶遮着。那里河沟和湖泊较多，为使战车通过，须先修路。美国人运来不锈钢的涵洞导管，工兵们将其合起用镙钉拧紧，在上面用粗大的树木铺好加盖泥土，如此不断加高，把路修得很宽。 修路的有两个美国工兵团、四个中国工兵团，还有印度人做抬树等劳动。我们不分白天黑夜，每天24小时施工。美国黑人士兵用空轧机把山上的大石崖钻出洞，再放进tNt炸药，将大石崖炸开，再用推土机推出大路，轧结实后，坦克才能开上战场。有时汽车过河没有桥，就将车上的钢绳拴在河对岸的大树上，再发动车上的绞盘，也可很快过河。 我们都住在帐篷里，谁也不敢大意，只为听说这里巨蟒很多。听说有一个士兵站岗时，竟被汽油桶般粗大的一只大蟒张口一吸吸进了肚里，战友们只有开着战车去将那蟒打死，将全副武装的士兵取出来。 <h3>冲入日军师团司令部指挥所</h3> 1944年3月，战一营在迂回到瓦鲁班附近地区时，冲入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该师团的关防大印、太阳旗和大批辎重，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当时日军伙房锅里的饭菜还是热的，看来他们都当了饿死鬼。当时缴获了日军使用的味精，我们拿回营地试了下，发现放少许在菜里就十分鲜美。 敌人惨败之后，很快就设法研制出了一种磁性地雷，会贴在我们的坦克上爆炸。在孟拱作战时，这种地雷炸穿了我军两辆坦克，我营也伤亡了好几个兄弟，好几天都不敢出击。不久，我们也赶制出一种铁丝网，离钢板10厘米架空，焊接在我们的坦克上，可以引爆磁性地雷，使爆破的深度不至于穿透坦克钢板。这样，敌人的磁性地雷就变成了迎接我们的鞭炮，不足惧了。 雨季到来了，坦克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全部回萨地亚休整待命。当时的给养，没有蔬菜，只发罐头。闲着无事，我们便常常外出找些野菜，和着罐头里的菜煮着吃，有时候也到河里去炸些鱼来“打牙祭”。 <h3>八莫之战</h3> 1944年11月，我们开始攻打八莫。 日本人的工事修筑得很坚固，我们不得不先以飞机轰炸，接着再用重炮轰击。战一营调用了30吨的坦克出击，坦克前面都加了像推土机前面那样的大钢铲，把泥土推上去将敌人的堡垒和掩蔽部的射击孔堵起来，以便步兵冲锋前进。激战了20多天，12月15日，我们终于攻下了八莫。我军在这场战役中死伤不少，都埋在八莫，每个坟前立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阵亡士兵的名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营从腊戍开车回国经昆明。听说还要上东北打内战，我在贵阳便开“小差”离开了部队。 第五篇 战区杂记 舞台 <span class="ter">何恩波（中国驻印军密支那教导队教官）</span> 说起去印缅战区，那真是命运的一种机缘。1943年，我从成都军校17期炮科毕业，留校当了一名教官，按说新的生活才拉开了一角，可1944年我却搭上飞赴印缅战区的飞机，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 说来也巧，1944年在印缅战区的盟军进入反攻阶段，为了及时补充人员，总部向军校求援，要基层干部50人补充一线，兵种限定为步、炮、工，军衔限定在中、少尉，这条件像专门为我定的。很自然地，我顺利地从众多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作为中国军人，来到异国的土地与英、美盟军协同作战，反击法西斯轴心国日本，参与二战，这在中国的军事史上是头一遭，所以，我是很激动的。 我被编在密支那的教导队当教官，这掩映在丛林中的教导队，统一而整洁，那是我的第一印象。而60年前在这里的一段战区生活，让我印象更深的是，与其说我走进了战区，不如说走上的是一个大舞台，一个展示各国军人风采、军事文化和军备力量的舞台。 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和能打硬仗，在仁安羌、密支那等一系列的战役中得到了公认。所有外国的军人看见我们都会用生硬的汉语说：“顶好！顶好！” 而美国人充裕的军事装备，是我们望尘莫及的。感触颇深的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在这里已经演变成“一滴汽油一滴水”了。 三四十年代，我国的汽油全依赖进口，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后，汽油更是奇缺。于是，后方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种汽车——木炭汽车。光听这名字，就能闻出那股土洋结合的味儿吧。这车，在车头侧边装有一个特制的炉子，与开水锅炉相似，还带一个手摇鼓风器。有了这样一个大家伙，驾驶员旁必须配备助手。助手的职责是按时扒炉、续炭、点火、吹风，协助驾驶员发动汽车、适时清除炉内积炭杂质等。因此，大多数时候，这助手都是一张大花脸，而当汽车在行进中出现缓慢无力的情况时，那个花脸的助手便向炉底泼一杯凉水，扑哧地击火引燃，像是给这破车来了一鞭子似的，催车加速前进。木炭燃烧时，若火力不足，司机和助手还得大力摇动鼓风器手柄，待蒸汽充足，车子才能起动。 试想，这种老爷车子，在公路上跑起来，能有多大的效率？开车的人、坐车的人当然都苦不堪言，特别是夏天，简直如同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有人写过一首打油诗：“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真是真切写照阿！可当时为了节约战备物资，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想想，没有汽油，怎么打战？ 因此，那时候在国内就喊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 但到了这里，沿途输油管一直延伸，加油站多得难以相信，入站加油，只需拉出胶皮管，插入油箱，灌满就走。没有什么烦琐的手续，油平常得真就像水一样。 这些还都是直观的，更深层次上的差异，则是在军事文化上的，特别是军事理论上的。 最深刻的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到底孰轻、孰重的问题。 刚到印缅，就听人说史迪威对人很重视（保存自己），打了胜仗，多牺牲了人，还是要受责备的。相反，打了败仗，武器装备全部丢光，把人保存住了，他不会追究。他有一句话：“丢掉一挺机枪，五分钟就造出来了，可是牺牲一个人，成长期却要20多年。”这简直和我们中国军队强调的“武器是第一生命”、“人在枪在”的提法背道而驰。如果我们的士兵丢掉了武器，保全了生命回来，长官是会严厉斥责的：“武器都丢了，你的脑袋为什么还在？” 而我们的步兵操典和战斗纲要中也没有记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斗原则，我所接受的训练和训练别人时，讲的都是“先求发扬火力（消灭敌人），次求隐蔽自己”，并未强调“保存自己”，更不会把它摆在首要的地位了。 军人本是以绝对服从为准则的，而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是我一直觉得无上光荣的事情；上战场本就是要消灭敌人的，怎么就想着保存自己呢？再说我们教学员的、带兵的，总不可能在战前动员说，战场上保命是最重要的，那这仗还怎么打？这不是仗都没打，气就先短了三分吗？所以，我对这个先保存自己、再消灭敌人的原则有点嗤之以鼻，无非你们美国人、英国人怕死吧。现实也是这样，对英、美军队而言，打了胜仗是英雄，能“保存自己”、缴械投降也不丢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仁安羌英军7000多人被围，这么多人，这么多精良的武器，就想着“保存自己”，准备像香港、新加坡的英军那样缴械投降了。结果我们38师只上去了一个团就打开了缺口，把他们救出来了，说明突围并不难，只是真要突围，就要付出相当的牺牲罢了。 但一次置身硝烟中的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领悟。 那是在我军攻打八莫的后期，新六军空运回国，日军从缅甸和滇西的各师团中抽出八个步兵大队，配有炮兵、工兵，由南坎北上，救援八莫，在卡的克与我军的30师主力遭遇，双方呈胶着状态。新一军由八莫用汽车输送38师112团到卡的克附近，再向日军后方截击，我们教导总队奉命奔赴八莫前线。不料这日本鬼子也不经打了，我们到达时，已经溃败而逃了。 但他们撤退前埋设的地雷却依然在静候我们的到来，猝不及防。突然几声巨响，山崩地裂了，在硝烟散尽后，我眼睁睁地看着附近躺下10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还有数十人受伤。那可是连敌人都没碰到就白白地先消灭了自己啊。刚还在眼前的人，突然间就成了亡魂，那种生死一线的震撼，让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吓蒙住了，觉得一切像是停滞了。几秒钟过后，才觉身边有了声响，人开始晃动。那一刻我清醒地感受到了我的幸运，只因为他们是士兵走在了前面，才踩上了地雷，但地雷可不知道你是他们的教官，炮弹也不会长眼睛只打兵，不打官。这次的幸运，不代表下次你依旧幸运。 这一幕让我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上，有了倾斜。毕竟，生命才是无价的！ 其实，现在想想，这也是国情、国力的问题。美国人的国力在那里摆着，他们训练军队时重人轻物，打仗当然把“保存自己”提到首位；可我们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大国，要打赢一场战争，就只能以付出更多人的牺牲为代价。现在，我们国力提高了，军队不也裁军了嘛，更何况现在都是高科技的信息战了，不更重视人了嘛。美国人的军事理念看来一直都是领先的。而领先的根源既在于国家的强大，经济的坚实，也有他们对生命的尊重。 当我从抵触到逐渐接纳新观点的时候，舞台的作用也就显示出来了。舞台嘛，就是交流的平台。只是这种交流的机会太少了。 不过，这美国佬真是把“保存自己”当成了法宝，有这么一档子趣事。那是一次乘车途中的事，因为开车的司机性子急，超了一辆满载美军黑人的车。这车人也急了，紧跟了上来，吵吵嚷嚷的，还将枪架于驾驶座顶篷，瞄准我们，有点想挑衅，不时拉动机枪，似欲射击。我们同行的30多人与司机一合计，放慢了车速，让其接近，猛一刹车，全部跳下车，司机高举驳壳枪，一拉机头，卧于车轮旁作射击状，我们则分两路伏卧路旁，也作状射击。可这批刚才还嚣张的家伙，竟惊慌失措，纷纷下车向后跑，不见回头，也不见他们的车再跟上来。其实司机手上的是支空枪，没上子弹，我们也是虚张声势的，无一人有武器。 这段生活已经过去60多年了，中美经济、文化的交流早就上了一个更新更大的舞台，但我这段小舞台上的经历，却让我深知了交流的重要！ 第五篇 战区杂记 一些串起的点滴 <span class="ter">江天一（中国驻印军50师学生大队三中队士兵）</span> <h3>偷跑</h3> 我们那个年代有这样一句俗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从过军的爷爷，当过兵的父亲，或许早就体会了其中真意，所以，不能从军的念头，是家里人一直向我灌输的。但人往往就是这样，你越不让干的，他偏偏就越想干。于是，我到成都隍城参军的方式只能是——偷跑。后来，听家里人说，当他们风风火火地赶到成都新津机场，想最后阻拦时，我坐的飞机刚翩然飞走。这样的一步之差，终于促成了我从军的愿望。 我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大家族，是家里的长孙。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过世，家人对我的疼惜自然可想而知。而我的淘气更是出了名。虽然皮了点，但救国救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道理我却一直都懂。 成都盐市口、祠堂街被轰炸后大火熊熊、残臂挂树的情景，早就像刀刻般地印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上学后，春熙路上流亡学生群情激昂的宣讲，我驻足听过，振臂挥动小旗的那一刻，我懂了什么叫使命。而当时住在成都的美国大兵，开汽车的那股洋盘劲（“洋盘”，四川方言，意思为得意），也让我这个小男子汉对从军充满了向往。 在树德读完初中后，我这个总爱到处乱跑、惹点小事的家伙，被母亲干脆送到了在眉山做捐税局长的叔叔家看管，但他们谁也没想到，我却借送婶娘到成都生孩子的机会，成功地躲过了叔叔和母亲的监管视线，悄悄地溜了，到隍城报名参加了驻印军。 <h3>训练</h3> 到印度后，我被编到了在孟拱的50师学生大队三中队，我们中队大概120人左右。新兵的第一个任务不是训练，而是接受各个级别的长官训话，我至今还记得的是我们班长的讲话。 班长是个湖南人，很矮小。他开口就说：“我嘛，是个大老粗，多了的话不会讲，就讲一句，鸡蛋是长在树上的！好，解散。”此话的意思就是长官说什么就是什么，长官说鸡蛋是长在树上的，就是长在树上的。军人要绝对服从的道理，就这样很深刻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在学生大队，我们首先开始的是三个月的入伍训练。步兵的基本操练、各种先进武器，如轻、重机枪、半自动步枪的使用等，都是我们的训练内容。每天的训练时间大概是在8到10个小时左右。当军人的苦我算是尝到了，在印度如火烤般的日头下训练一天，从钢盔、鞋子、衣服上渗出的汗水能汇成小河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但一支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严格训练绝对是其坚固的基石，而严格也是军长孙立人治军的风格。 军长治军虽然严格，但爱兵如子也的确不假。 当时中国步兵有个持枪卧倒的动作，是这样的：先是单腿侧跪卧倒，然后抬左手，接着上右手架枪。而美国步兵做这个动作却是另外的程序：单腿侧跪后，是右手的枪把先着地，然后再抬左手、架枪。就这点小小的区别，其实就能很明显的感受到：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看重的是人的生命，而中国军队则看重的是武器的安全。但当我们在训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根据孙军长的要求，完全按照美国人的动作来训练了。 这一小点的改变，或许当时在国内是很难实现的，毕竟在印缅战区，武器的供应（相比国内）太充足了。 <h3>被袭</h3> 日本军队军纪很严格，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时候，是不能下战场的，而当士兵所在的师团被打退撤离后，一部分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士兵是无法回到原来所在的师团的。于是，他们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散兵。由于中国军队的节节胜利，当时在印、缅的日军散兵有几千人。 于是，偷袭军营、放冷枪就是他们常干的事情。 记得一天夜里，有个日本散兵偷袭到我们在孟拱的驻营地的便桥下，被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哨兵一吼，像是冲锋号一样，营房里冲出一群提着半自动步枪的人，然后一阵密集的枪响，再看那个日本兵已经被打成了筛子。我还是速度慢了点，只好当了个看客。 痛打日本人确实是当时我们每一个远征军人的心愿。 我没机会打日本人，却被日本人袭击了一次。那也是在孟拱的时候，由于执行任务，我们十几个人被派往伊洛瓦底江附近的一个地方。晚上需要宿营，恰好那里有个四面皆空，有底有顶的木头建筑，于是，我们就在四周钉上了白色的降落伞，变成了一个临时住所。拂晓时分，卟卟的子弹声就在耳边响起，我心想完了完了，听到这种响声子弹可是近在咫尺啊！幸好，下面的木板离地非常的低，子弹刚好在我们头上飞，如果木板再高点，我们肯定都完了。这时，有聪明的同学，开始用脚蹬开木板，让身体往下滑，我们中很多人也都跟着做；只有一个同学，因为心急想站起来跑，结果被子弹打中了脚踝，其他人都安然无恙。而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就是对面一江之隔的日本兵。 生命，在叫战场的地方，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都是很脆弱的。 <h3>盟友</h3> 说完日本人，我想说说我们的盟友——美国兵。虽然我跟美国人接触得不多，但他们的豁达、开朗、友好和敬业，却给我很深的印象。 美国人不像英国人，后者老是摆个绅士的派头，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从来不和我们中国兵亲近。当时在战区，只要你在路上招手，说“hEL-LO”，大拇指朝下示意要搭车，美国人总是微笑着说“OK！”，而英国人却从来就是绝尘而去。 美国人还喜欢和我们一起活动。我还在学生大队的时候，美国人就主动邀我们进行篮球友谊赛。高大的美国人走空中接力，个矮的我们就只有采取打下三路的套路。他们猫腰来抢球的动作特别滑稽，像是动作不协调的大猩猩，现在想来都觉得好笑。不过最后的比赛还是会扣篮的他们赢了。 那时候，看电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娱乐活动，电影有战争片和爱情片等。我们营区要放电影，美国人会开着车子过来跟我们一起看。虽然我们之间也不交流什么，但那种大家坐在一起的感觉还是不错，至少他们对我们是很亲近和尊重的，而英国人是绝对不可能和我们一起看电影的。 因为觉得美国人很友好，我们有时候还会很大胆地跟他们玩恶作剧。那就是趁他们看电影的时候，偷偷地把他们的车子开到我们的营地去放着，让他们电影散场的时候，得等着MP（宪兵）帮着他们巡查到，弄点小周折才让他们离开。美国人也从来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要追究责任，下次，还是照样开车过来看电影。 美国人很多时候给人以自由、散漫的感觉，就连许多美国女兵，穿着军装闲坐的时候，也都是叉着腿，不停地摇椅子，不讲一点军风军容，但他们做起工作来，却让我很佩服。 当时美军有个机械化的部队负责敷设油管，他们是分段包干的，就一个人带着机器修筑个两三公里。我们在孟拱的时候看见，美国人每天准时自己上班，无人监督，非常自觉。 我当时觉得不可想象，这看起来散漫的美国人，干工作却是如此的尽职尽责。于是我就当起个临时监工，每天“监督”他们。结果我发现，他们真的像是设定精确的程序一样，一丝不苟地工作。每天早上准时上班，也准时下班，中间有间歇的休息时间，大概10多分钟，用来抽口烟，10多分钟过后，非常自觉地开始了工作，不会多歇一分钟。这种自觉和敬业，我们中国人在当时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过，该休息的时间到了，他们也绝不会多干一分钟。这就是我看到的美国人的时间观念、工作态度。该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该休息的时候尽情休息，这点也是美国人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第五篇 战区杂记 趣味生活 <span class="ter">苏子良（中国驻印军工兵10团士兵）</span> 一代人有一代人相同的记忆，我相信我们这代人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记忆是相同的。我一直都忘不了1936年的那一幕。那年我才11岁，还是个小毛孩子。“大川饭店打死两个日本人了！”这消息一下子就炸开了锅；我随着蜂拥的人群奔往骡马驷市。“打死活该！”“打得好！”“日本鬼子该死”……人群里那千夫所指的声浪，震得我的耳膜发痛。这两个日本人是被民众活活打死的，而起因就是这帮坏人妄图在成都设立领事馆。他们被人抬着游街，从骡马市一直到正府街。一路上人们的愤怒、仇恨就像火焰一样，不停地喷射着。 1944年的9月，已经是大小伙的我很自然地响应了当时“10万青年10万兵”的号召，加入了中国驻印军。毕竟那个时候我们太恨日本人了。 从成都的新津转机到昆明的巫家坝，然后直飞到印度的汀江，在汀江接待站完成消毒换装后，我们10个人被分到工兵10团的学兵队，正式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开山、伐木、架桥、修营房、使用tNt炸药等成了我们的必修科目。 这一套都是美国人教授的，那些先进的工具让我开了眼界。带小马达的电锯是我没见过的，推土机、挖路机这些机械化的大家伙更是新鲜。就连斧头这样的工具，美国人的设计都更合理，按现在的说法是符合人体工程生物学。国内的斧头一般都是直把的，而美国的却是有弧度的，更适合人的握捏，便于用力。工具的先进，不仅能提高工作的效率，也更能减轻人的劳动强度。我们用电锯伐一棵大树，大概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个电锯只需要两人操作，模样有点象自行车的链盒，链条的一边有锯齿，马达发动后，它就自己滚动起来，只需要抬锯子的两个人保持协调和平衡就行了。若用我们传统的斧子砍，我真不知道那需要多少人，费多大劲了。 我们是工兵，参与直接作战的机会很少，但为保障物资供应，架桥、修路的事情还是做了不少。我们当时就在伊洛瓦底江上搭过桥。那江水湍急，江面也很宽，感觉上跟我们的长江差不多。我们搭的这桥大概有2000多米长，主要是为了方便密支那的运输。先用橡皮艇做浮桥，这些橡皮艇全是折叠的，一次用车能运大概几十个，到时候一打开，也不用充气，全成了船只的样子，然后放一排用绳子拉住，也就把浮桥建好了。这样，你人再上去搭横梁、铺板子，有点像搭积木一样，就把桥造好了。 美国人的先进技术给我们的工兵生活带来的是一种方便，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乐趣。 当时，我们那里每到周末都有京剧团来演出，一般都是折子戏，如鼓舞士气的《杨家将》、《精忠报国》。那些抹着油彩的人儿，叮咚作响的锣鼓、跟头、花枪，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了美国人。他们每次必到，还会争着抢头排的位子。虽然，有翻译官给他们讲解故事内容，但毕竟只有一个翻译官。很多人还是不理解故事的内容，但他们从来都是看得津津有味的。喝彩、欢呼、鼓掌、叫好，他们都跟着一起来。从头一次看着穿戏装的人出场哈哈大笑，到后来品出点味道，懂得叫好了。在一个精彩的亮相或是亮嗓后，我们的叫好声和着他们“OK！OK！顶好！顶好！”带洋腔的叫好，让那些看惯了的折子戏，都变得独特了不少。 在异国的土地上，还有些新鲜好玩的事情，那是和大象有关的。在热带丛林里，大象是绝好的运输工具，养象的人挺多。热带只分旱季和雨季，为了能安全度过雨季，人们的房子一般都搭得比较高，大象住在下面，上面才是人住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大象成了天然的楼梯，他用鼻子轻卷主人，主人就能上去。或者主人直接骑在象背上，让它跪下来，就可以下楼了，有意思极了。 在这个盛产大象的地方，为了获得金钱、利益，人们也会屠杀大象。象牙的利润是丰厚的，而大象肉也上了砧板，那肉是分斤卖的。我因好奇也吃过大象肉，这煮熟的大象肉其实不好吃，有点像牛肉，但肉质比牛肉粗糙多了，嚼在嘴里木木的感觉。 后来，我们也再不吃这东西了。 这一段有趣的生活，当年在有些单调的军队生活里，绝对是一抹亮色，其实，战场上本就不止一种色彩、一种味道。 第五篇 战区杂记 忆往昔 <span class="ter">杨毓骧（中国驻印军辎汽一团下士驾驶兵）</span> 我的远征岁月，是从1945年2月5日凌晨开始的。那天夜色深沉，天气寒冷，我们这批从昆明赴印的中国青年远征军全部起床，穿上灰棉军衣，足登布鞋，身体还有些发冷，就开始了行进。队伍经过圆通山脚、护国路、民航路，只见街道两旁静悄悄的，偶尔有人家闪着灯火，整个昆明城都在沉睡中。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抵达巫家坝机场。全体士兵整齐地坐在航道侧的草坪上，机场上的探照灯光芒四射，夜空里还有点点繁星。等到东方出现一抹红霞后，我们登上了运输机，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之旅。 我们首批500名青年军学生抵达兰姆伽军营三五天后，接着207师又从曲靖大营房陆续抽调大、中学生1500人，空运至印度。在中国驻印军总部的指挥下，我们被组成“中国驻印军辎重兵暂汽一团”和“暂汽二团”，每团千余人。我们中山中学前往印度的26位同学，全部编于暂汽一团一营二连二排和三排内。 团长简立，湖南人，年约35岁，毕业于美国某军事学院，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儒将气质，作风民主，体贴士兵，颇受士兵爱戴。 而我团的文化程度之高，恐为中国当时军队所罕见。全团1000名士兵，便有600余人是大学生，分别来自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及中法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朝阳学院等，其余400余人均为高中学生和社会上中等职业者。 <h3>两入加尔各答</h3> 我们团在1945年2月下旬到达兰姆伽，经过四周的紧张训练，通过考核取得毕业证书后，任务就来了。 那是4月中旬，驻印军总部命令我团派出三个汽车连，将储存于兰姆伽的军用卡车和物资移交给驻加尔各答英军物资库。各连都争着、抢着想去，团长只好召开全团大会，由连长抽签决定。我们二连何连长幸运抽中，全连当时即刻沸腾了，抛衣脱帽地欢呼若狂。数日后，我们连即整装出发。为了展示我们中国军人的风采，每人都将黄咔叽军装烫得笔挺。一切准备妥当后，在一天星光明亮的凌晨，士兵们齐集车场，每人驾驶一辆装满物资的GMC军车，沿着兰姆伽的森林公路，直接驶向比哈尔省宽阔的甲级公路。 经过500余英里的行程，我们在第二天的中午时分驶进了加尔各达的郊区。我们减慢车速，慢慢驶过雄伟的豪拉大铁桥。这桥有两层，下层为火车道，上层为公路，桥面颇宽，两边为人行道，用铁栏杆围住，桥长1.7英里，车行驶在上面，犹如行驶在云端，让人很兴奋。我们过了桥便进了加城，在美军联络官带领下，我们把军用物资移交给英军物资库，被安排在跑马厅军营帐篷内住下。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电车和二层公交车畅游加城。虽然我们不会讲印度语，问路时只好夹杂着几句半生不熟的英语，还是游览了加尔各答的动物园，并拜访了华侨小学老师和唐人街的侨胞。他们大都是山东籍的。远在异国的侨胞看着我们这些穿着戎装的中国青年军人前来看望他们时，无不流下了热泪。因为他们都知道英勇的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上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异国的身份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加尔各答繁华的大街上，一些英印士兵和印度人民都友好而亲切地对我们喊道：“支那巴布好！（中国先生好）”我们也微笑着回答：“印度巴布好！” 这是我第一次加城之旅。新奇、兴奋而骄傲！ 我们连第二次运送英军物资到加尔各答时，正是1945年4月20日，盟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夜晚，我独自一个人游览伊登公园，坐在那绿茸茸的草地上，尽情地欣赏着那浓郁的热带异国风情时，突然看见全城探照灯光交叉射向夜空，耀眼的灯光照得全城通明，欢呼声响彻夜空。我预感到这应该是德国投降了，在片刻欣喜后，我却又陷入了一阵孤独的沉思中，“祖国啊！你如今还处在日军铁蹄之下！什么时候，我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这样的灯火？” 我的第二次加城之旅，心情反倒是有些沉重的。 <h3>归国</h3> 1945年7月4日，我们暂汽一团和二团奉命驾驶吉普车回国，沿途看见许多激战后残垣断壁、弹痕累累的城镇，许多树干上都布满了蜂窝似的弹孔，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 我们从畹町经遮放、芒市、龙陵城边，驶过松山脚下时，还能清晰地看到松山上的松叶焦黄，那是被飞机、大炮炸焦的，松林下还堆放着日军被炸毁的小型坦克。这座矗立陡峻的小山头，曾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战斗是相当惨烈的。据军方统计，松山攻坚战自1944年6月24日发动攻击，至9月7日止，歼敌1280人，而我阵亡将士却达到7600余人，付出惨重代价。我们路过这里，全部默哀，静静地为烈士们的英灵祈祷。 7月11日，我们终于抵达昆明，在车家壁一带待命期间，中国远征军司令杜聿明将军曾来碧鸡关一座广场上举行小型的阅兵仪式，当即宣布驻印军暂汽一团和二团全体将士随时待命，调往太平洋菲律宾组建海军陆战队，配合盟军攻打日本三岛。全体官兵听此消息后兴奋异常，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直捣敌巢，扬我国威。 1945年8月15日傍晚，一个永远铭刻的日子，只见巫家坝机场的千百盏探照灯，交叉闪烁直射天空，将整个昆明城照得通红，昆明城沸腾了。爆竹震天，一个震惊的消息传遍世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那天，我的兴奋、激动、欢笑、泪水完全交织在一起，这个我一个人在孤独的伊登公园期盼的日子，终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赢了！ 由于抗战的胜利，我团飞赴菲律宾的任务即告终止。而我远征军的使命也结束了！ 第五篇 战区杂记 远征行 <span class="ter">李铁椎（中国驻印军新一军30师防毒排中士）</span> <h3>受训生活</h3> 到达兰姆伽开始接受整训时，我被编到了孙立人部新一军30师防毒排。防毒排里的专业课程是由美国教官讲解的。如何预防毒气、排查毒气、使用防毒面具等是基本的教学内容，而先进新式的化学武器——火焰喷射器更是让我开了眼界。 火焰喷射器是美国先进的化学武器。它是利用纳朋氏粉溶解在汽油里而形成纳朋酱为燃料，用电器火花引燃氢气，再将纳朋酱引燃，其温度能达到1000℃，再用高压氮气为动力，将燃烧的火焰喷射出去，因其黏度高，粘在任何物体上都能燃烧。有车载和手提两种，车载的射程能达到50米，而手提的射程也有10-30米。而我们使用的就是手提的。 这个手提式火焰喷射器外观像个方形的箱子，有15公斤重，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操作。因为我个子矮小、灵活，就负责掩护的任务，而背负火焰喷射器、负责发射的任务由一个山东大汉来承担。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默契是最重要的，就像相声的双簧，最终要给人一个人的感觉一样。我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适时地开启火焰喷射器上方的氢气开关，同时完成掩护点选择的任务；而山东大汉则负责火焰喷射器的连发或者单发射击任务。通过几次的配合、操作，我们完全就心有灵犀了，但由于我们到达印缅战区时，敌人已经处于溃败之中，基本没用上这先进的玩意。 除了有这样专项的技术训练外，我们的步兵训练也是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的，由我们的排长带队。半自动步枪的射击是我的强项。我想，既然是来杀敌人的，那就得弹无虚发，一枪消灭一个敌人，所以，在平时休息的时候，我就爱不停的琢磨、擦枪、瞄准，经常实弹练习。不久，我就能在十米之内一枪命中幸运牌香烟纸盒中间那个圆星。 有一次，排长童宝森和副排长汪涛为了让美国教官看看我的枪法，指着一棵七八十米高的大树上的秃鹰让我射击，我一枪就命中了。美国教官直拍我的肩膀，叫着“OK！OK！”还有一次，排长为了锻炼一个战士的胆量，让他提着个罐头站在10米的地方，叫我开枪。要是稍有偏差，那边的战士就会送命，我屏住呼吸，抬手就打中罐头。 因为枪法不错，我特别爱和人较量。记得在密支那的时候，我就因为会说点简单的英语，找了个美国兵比枪法，到伊洛瓦底江打漂子。江水很急，石块飘忽不定，瞄准是不容易的，就更考验枪法。美国大兵用的是自动步枪也就是卡宾枪，而我用的是半自动步枪，最后还是我胜了。那个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Good，very good！”当时我就想，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不仅能打赢日本人，也能胜你美国人。 因为我在训练中成绩突出，在兰姆伽整训结束后，我就从下士升为了中士。 <h3>我们的任务</h3> 到达密支那不久，我们防毒排就接到了任务，跟随部队前进，负责战地物资供应站和野战医院的守卫工作。当时，对前线物资的供应主要是依靠飞机空投，也有汽车运送的，飞机空投不受公路条件的限制，盟军也已完全掌握了缅北的制空权。那时候，地面上大概10公里就可以设立一个给养站，只要地面设有标记，美国飞机就向该处投下作战物资，包括弹药和生活物资。前线战斗部队就在较短的时间内来领取，基本上是需要多少就拿多少，不受限制。这样充足的前线供应，使每个战士都能随时获得弹药和食品，能在战时轻装上阵，狠狠地痛击敌人。而我们就负责这些物资的发放、清点、看管等。随着我军的不断胜利，物资供应站也不断前移，基本上是两、三天一变，每个供应站保存的物资都不是太多；而供应站的设立、移动和空投物资的多少，也是完全根据前线作战的需要而决定的，对于剩余物资基本是不做回收的。每当看着美军飞机又超低空飞来空投物资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离最后的胜利也越来越近了。 <h3>送兄回国</h3> 然而在这个胜利的战场上，却有一件令我十分悲痛与遗憾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堂兄战死疆场，没能和我一同凯旋。 我和我的堂兄都在30师的直属排，只是我在防毒排，他在特务连。开始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在密支那一次战友的串联中，我偶然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李伯森”，我喜出望外地叫起来，真是高兴极了。密支那大捷后，我们排驻扎的营地本与特务连相隔遥远，谁也没想到，上天会安排这样一场亲人相逢。 在遥远的异乡战场，亲人相见是倍感温暖的。他比我早一年参加驻印军，在特务连里他的任务是管理一匹马并保管一些军事地图，当然也要担任战地侦察的任务。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相互鼓励，以减轻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在这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场上，我们也很自然地谈过死亡的话题。虽然话题沉重，但我们都对对方说过，如果战死，要尽可能将尸骨带回祖国安葬，以慰亲人。 没想到，最后是我怀揣着他的尸骨回到祖国的。 在密支那的相聚是短暂的，很快我们兄弟就分手了，这一别就成了永别。 他是在贵街战役中执行侦察任务，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而打死的。1945年3月我随部队到达腊戍时，特务连的战友和领导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堂兄战死的消息像是晴天霹雳，我当即失声痛哭。想起在密支那我被疟蚊叮咬，患上疟疾，在帐篷里昏睡几天，而他每天都来照顾、看望我的情形，我更是心如刀割般的难受。 我打了准备前往暂时掩埋地收尸的报告，师部很快同意了。 师部特批了一辆吉普车，由一名参谋开车，车上带了一桶汽油，同我一道去了堂兄的安葬地。那里大概有30多个小土堆，每个土堆前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再没有别的了，凄凉极了。我来到哥哥的墓前，心潮难平，昔日里鲜活的记忆浮现脑海，而眼前却是一抔黄土。“哥哥啊，你是幸运的，战死沙场，我还能为你收尸，可如果有天我也像你一样战死，又有谁为我收尸呢？” 我用四个卢比请了两个缅甸人，让他们挖开坟墓。土堆挖开了，将十分简单的木板棺盖揭开，哥哥的脸清晰可辨，尸体尚未完全腐烂，却因脱水显得非常干枯。这可能跟当时距他牺牲还不足三个月、又因是机枪扫射身中多弹、体内血已流干有关。参谋问我：“是不是你哥？”我说：“是的。”于是，他就叫那两个缅甸人找来了一大堆的木柴，将尸体拖出来，哥哥的肋骨被撞断了几根。我没有哭，只是心里不停地在说：“哥，我来接你回家，你安心吧！”尸体被放在了柴上，淋上了汽油，熊熊的火焰将尸体火化。最后我在那一堆骨灰里，用颤抖的手挑了几块大点的骨头，轻放在降落伞包里，然后把伞包裹好放进了我的军用背包，我们两兄弟又在一起了。 历经艰苦而危险的行程，我终于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胜利的爆竹声，终可以告慰堂兄的亡灵了。我回到老家，把哥哥的骨灰交给了嫂子安葬，送兄回国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 第五篇 战区杂记 难忘密支那 <span class="ter">徐文（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工兵第四连）</span> 谈到四川，很多人就会想到华西医学院。华西医学院的所在地以前叫做华西坝，我所就读的中学——华西协高当时就在那一带。1944年11月，我再也无法安心地在学校里呆下去了！独山失守，四川很快就将不保！我见过很多从沦陷区逃难来的同学，他们举家迁移，有的甚至弄到妻离子散的田地！我是地地道道的四川大驿县人，打小就生活在这个盆地里，我热爱着我的家乡，决不允许这里成为日本鬼子烧杀肆虐的地方！热血沸腾，我要从军！ 当时我父亲在武通桥帮人管帐，母亲则是个在家操持家务的家庭妇女。我从军本是瞒着家里的，但不知怎么让姑母得知了消息，叫了大哥来劝说我回去。我一听就发了火！“犹太人你知道不？！”我向大哥吼了过去，“犹太人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才落到四处流浪的地步！等日本鬼子占了中国，你也等着做‘犹太人’么？！”这一句话，问得大哥哑口无言，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就这样，我上了去印度的飞机。初见飞机很是新鲜，飞机的前身上画着鲨鱼张口的画像，牙齿特别突出；还有美女的彩像，当然，都是美国的美女像。我们20个人分为一组上一架飞机。 我本来就对美国的空军有好感，他们帮着我们打跑小日本的轰炸机（特别是空军中的飞虎队）。坐了一次飞机，我更是对他们崇敬三分。飞行时颠簸很厉害，我坐在机舱里忽上忽下，一颗心就像是没有着落一般惶惶不安。美国驾驶员却跟没事儿人一样，还来回走动询问我们是否适应。 我们在印度汀江下了飞机，洗澡、清洁、换衣服之后，美军就要求我们一人打上三针，说是起预防作用。打针时因为人多，针推得很快，感觉很痛！有人便向美军打听，是否可以不用打针。美国大兵微微一笑，肩膀一耸，“NO！NO！”同时将针头不经意地扎入询问者的胳膊里，快速地一推，然后做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表情。那人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哭笑不得，但被逗乐了，却是肯定的。 前去雷多的途中下起了大雨，经过新平洋到孟拱，雨还是没有停，我们就穿着雨衣爬上了带遮雨顶篷的10轮大卡。汽车轮子都深陷在泥浆里滚动，为了避免从坡路上滑下来，三个轮子上都套了很粗的铁链。沿路竟看见许多翻倒在路边的吉普车，很是奇怪怎么都没有人来拉。老兵笑着告诉大家，那是美国人开的车，翻倒之后也懒得去弄，嫌麻烦，直接往部队再领台新车来开就行了！相比之下，我们在国内由于车辆不够用，还有一些学生兵是自己步行到新津机场的，走了一整晚！ 路上时常能遇见修路的美国黑人工兵、英国人或者印度人，或许认为我们是开往前线的中国部队，他们往往竖起大拇指向我们欢呼：“OK，OK，顶好！顶好！”就这样我们到了密支那伊洛瓦底江边的抗日训练基地，被编进了新一军教导总队第二期第三队。 军队里的生活充满了乐趣，比如：值星官讲话，从来都是简明扼要的军语：“你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拿扁担来打屁（屁股）！”逗得大伙儿一阵哄笑，他又一本正经地下令不许大家笑。再有，美国的体育教官上课也是乐事一件：美国老师和中国士兵，清一色的只穿了一条短裤加一双轻便的胶鞋。士兵跟着教官的口令行事，气氛融洽，没有面对值星官时那种既严肃、又瞅空发笑的拘谨，一节课下来就十分轻松且愉快，基本上是一直在欢笑中度过的。课间休息时，有人去找教官学习时下最新潮的踢踏舞，教官一口应承，于是几个人也不管有没有跳踢踏舞所需要的鞋子，就这样在操场上，赤膊上阵，随着曲调跳起来，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跳得不亦乐乎。 过了不久发枪了，大家都憋着一股子高兴劲儿。哪知领到的步枪上刻着一行字：1914——1918年制造。这分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厂的旧武器。大伙儿的兴奋劲去了一半。军旅生活的新鲜劲儿一过，生活就变得平淡且枯燥了。老兵们也依照惯例（某些壮丁班长、官长受了新兵就得任老兵打骂的坏习气影响）对我们随意打骂。我们群情愤慨，自己是来打日本鬼子的，又不是来任人欺负的！我们非常羡慕在兰姆伽接受军训的同学，他们是由美国人训练，不要说打骂，就连上课的气氛都是和乐融融的。我们队里的矛盾继续激化，孙立人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就在例行的集合讲话中讲了一段关于他就读的美国维吉利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简称VMI）的情况：维吉利亚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军校，但它也以揍人最厉害而闻名世界。在第一学年的时候，老生是照例要打新生的。走路时头要正，眼要平，胸要挺，背胛骨要并紧，走的是直线，转弯要是直角，稍有不对老兵就会给你一拳。有时，就在从教学楼往宿舍走的路上，也会冷不防地挨上七八拳。还有一种每月都要举行的习俗叫“苏醒”（REStORAtION），就是老生先起床，站在楼梯、路口上，看见新生，来一个打一个。孙将军第一次出门的时候，还摸不清状况就挨了一掌在胸口上，接着又挨了一掌，第三掌一下来就昏了过去。但老生将他扶起来，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开始向前跑，一路还是要挨打，一直打到站队的地方，这才算结束。 我们对美国军校的这个说法颇有些不相信且不以为然。孙将军又给我们举起了例子：且不说任安羌一战我们救了英军7000多人，就是我们第一次入缅接防那会儿，英军不打仗就往印度撤退，站岗守卫的英军只守八小时就下岗，其它时间根本不守。英美的军队行军到了一个地方就铁定要休息，而且不挖掩体和战壕。美军的骡马在一个山头上被日军的炮弹给炸死了，他们却说，“我们自己都没有挖掩体和战壕，难道还要我们给骡马挖上战壕么？！”这些都说明了英美的军队没有我们的队伍能打仗，而我们的队伍为什么能打仗，就是因为严酷的训练方法。正如美国的维吉利亚军校以严酷而成名是一个道理。他讲到这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中美文化的差异，美国除了军校，就连部队都没那种严酷的要求方式，而中国却一直延续了这种训练方法。 所谓军令如山，我们的军纪也是盟军中最严厉的。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老乡罗天鉴（四川金堂人）因病住进了紧邻的48医院。某天上午正在大操场进行基本教练时，一名中国医生忽然跑来对队长陈治报告说，我们队里住院的罗天鉴找不到了。队长一时也没去弄清状况就非常气愤地说：“敢当逃兵！抓回来了一定枪毙！”出操回来之后，我们就看见罗天鉴被捆在了伊洛瓦底江边的一棵大树下。午饭时间叫全队人到江边集合。那时已有两个士兵奉队长的命令去挖埋死人的土坑了。队长腰间别枪，气得眼睛都红了。开始问罗天鉴还有什么话要说。这时为了向队长求情，值星官下了“跪下”的口令，整队人都给队长跪下了！队长仍旧不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总队部的传令兵奇迹般地出现了，带来口令，梁总队副要队长将队伍带回去。众人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事后调查，罗天鉴只是到华侨新村去买了一点生活用品就回来了，只不过刚好医生查房时不在。队副吕伯钧（四川成都人）听到这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幸好当时立即向总队部报告了此事。 其实如果传令兵不到，吕队副也做好了夺枪救人的准备。但这个难度就大多了。队长的脾气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要想扳动这根筋，谈何容易！队长以前其实不是队长，而是一个团长，曾在国外军校留学，是一名老兵了，上过很多次战场。有一次他开枪打死了一名想要临阵脱逃的美国联络官而被降为上尉，来教导队当队长（相当于一个连长）。他40来岁的样子，身材不高，只有1米60左右，时常给我们讲一些战场上的事情，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谈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为了照顾伤兵而被日军俘虏的事情。齐将军同伤兵一起撤离，还自己出钱为伤兵买了几头水牛，让伤兵代步，自己却跟在水牛身后走。这些话听得我们对我国的爱国主义将领更增添了几分崇敬之情，对日本鬼子又多了几分仇恨。有时他也给我们讲讲军中的笑话：有些壮丁兵想发洋财，听别人说缅甸有很多毛石（没有开过的璞玉，外面还包着一层石头外壳，看不见里面到底是什么），就捡了一块不知道哪来的石头，背着走了好多天路。半道上，又有人说那不是毛石，于是很愤恨地将它扔掉！另一个士兵不相信，立马捡回来放在自己的行李里头接着走！那一块石头就这样作了好几千里的免费旅行，直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它究竟是价值连城的毛石，还是一文不值的平常石头。我们听了这话，笑得东倒西歪，但笑过之后又对祖国的现状焦虑起来。英美的国力我们看在眼里，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家当时真是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真希望战争快些结束，回国建设家乡。 第五篇 战区杂记 耄耋之年的回忆 <span class="ter">欧阳振（中国驻印军汽六团五连上士班长）</span> 我是1915年出生的，今年刚好90岁 。耄耋之年的人，记忆力不行，好多回忆都是残破的。那段在印缅战区的日子，就像老了的胶片，保存不全，无法按时序拉开了。可又有好多场景在眼前晃动着。 我是23岁当的兵。那时候，当兵是被人瞧不起的，可迫于生活，我还是走上了当兵的路。不过惟一令我自豪的是我考上了汽车兵。当时在国内，汽车兵可是上等兵，待遇也高。后来去了印度的兰姆伽才知道，美国军队里汽车兵根本就不稀罕，因为美国兵人人都会开车，汽车兵都是遭受种族歧视的黑人。 我应该是1942年到印缅战区的。此前，我是驾教二团的汽车兵。到了那里，我被分在了汽六团五连当上士班长。 可要开说那里发生的故事，这胶片就晃得厉害了，兰姆伽、加尔各答、密支那、雷多、八莫，都开始往外跳，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哗哗地闪。像是没有天线的电视图象，什么都有，但又全不清楚。 我就只有这么晃动着说了。那就先从晃动的火车上开始说吧。 我记得，我坐火车是去加尔各答，那应该是去执行运车任务。加尔各答是印度东海岸最大的港口，那时候盟军所需要的战备物资都是先运到那里的。我们去就是把运到那里的GMC开回来。在火车上，不仅有我们中国兵，还有英国、美国、印度兵。大家在一起还是很热闹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英国兵，在我们中国兵面前，突然指了指自己，问我们：“你们看我是哪国人？”我心想，这人还真怪。从你的军服上，我就知道你是英国人，还有什么好猜的啊。我们都以为是他无聊透了才冒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兴致不高地说，你英国人啊。他摇了摇头：“NO，NO，我是中国人。”他挺直了腰板，翘起大拇指，很郑重地向我们宣布。我们都笑了，明白他的意思，那是因为我们中国军队在仁安羌解救了英军，让他们打心眼里佩服，所以，他用这样一种幽默的方式，向我们致敬来了。 火车到了加尔各答，我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那是银灰色的气球，大概有几百上千个吧，飘在空中把港口给围了起来。真怪啊！这里怎么还有气球啊！后来一问才知道，那是防空气球，是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港口用的。气球升到相当的高度，中间横连铁索，再从铁索垂下密密的铁丝，筑成一道空中屏障，日本飞机就无法低空投弹了。这主意妙啊！加尔各答上空，还时常盘旋着英军战斗机，执行着守卫港口的任务。那些战斗机，有的模样像老虎，有的像什么也说不上来，总之，是怪模怪样的。 怪模怪样的不仅有这战斗机，还有人。那是我在密支那看到的日本俘虏。那一队日本俘虏，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都蔫了，裹在黄麻布口袋一样的军服里狼狈不堪。你远看着，那根本就不像一队人，而是一摞口袋。当时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们身上的军服，没想布料差成那样，看着自己细帆布斜纹的罗斯福服，我想，胜利的天平其实早就开始向我们倾斜了。 再说件怪事吧。我的一个湖北老乡，姓梅的，又黑又瘦的小子竟然跟美国黑人兵干了一架。号称“九头鸟”的湖北佬，最终是被美国黑块头从车上打了下来，受伤了。不过，当初听说的时候，我们都没想通他为什么会跟美国兵打架。平素里我们跟美国军人都相处得不错，他们待人友好、热情，也乐于助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爬坡时，突然失去了动力，正往下滑，一辆美国黑人开的军车过来用绞盘顶我们的车，硬是把车给顶上坡。后来才知道，他们那场架打得真有点冤。本来是一桩搭车回驻地的平常事，没想到就因为一个误会变成了祸事。那天，梅老乡本是搭美国人的车回汽六团，在战区搭美国人的车是件习以为常的事，基本上是招手停。结果，因为语言不通，梅老乡的手势美国黑人兵又没瞧见，车一下过了营地。这下，梅老乡急了，上去就夺人方向盘，自然就有了那场“恶战”。终归是场误会。美国兵最后登门道歉赔了礼，给这个场误会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现在想来，觉得我老乡真不够灵光，怎么连“stop”都不会。怕是说成了湖北方言英语，人家当然听不懂。 我英语水平也不高。但在路经八莫听到的那句“Japanese，finish ！ ”却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话。那是群美国黑人兵，一边朝天开枪一边大声高喊：“Japanese，finish！”“Japanese，finish！”，黑人兵微笑着，朝我大声说。那天，就是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距今天已经是60年前了。我已从壮年到了暮年，在历经风风雨雨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后，还能见证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时刻，真是天大的幸事。 这也是我一个耄耋老人最欣慰的时刻！ 第五篇 战区杂记 从抗军抗日 <span class="ter">杨义富（中国驻印军新一军通讯营有线电连总机班）</span> 1943年底，父亲亲自将我从乡下家里送到县城报名参军。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只剩下拼死一搏了！我其实还不到16岁，是家中的老三。家里穷，吃得不好，个子矮小，体检的时候我就特别心慌，不仅提起了脚跟，还伸长了脖子，企图把个子增高些。 幸而第一次体检过关了，我就随着部队到了重庆。1944年元月12日上午，在江北公园又进行了体检复查和口试。主考官魏介华只看了我一眼便说：“个子太矮，不合格！”我一听这话不知哪里来的勇气，顶了一句：“我还可以长高的呀！”他抬起头，重新又瞅了瞅我，笑了，点点头示意我过关了！我极其感激地望了他一眼，记住了他的军衔——上校！没过多久，我就被分到一团一营四连接受训练。 八个多月之后开赴印度。 不久，我们奉命前往缅甸。我从机舱鸟瞰密支那全貌，只见全城没有一幢建筑是完整的，全是一片战火摧残过的焦土！火车站也成了残垣断壁，没有火车头接济，就将一辆吉普车卸去了轮胎，安装在铁轨上做了牵引一列车厢的火车头。驻地是将树林推平临时辟建的，营房就是用竹子和帆布搭建的临时帐篷。四周一遍荒野，老兵们私下告诉说，凡是有新土堆的地方就是集体掩埋尸体的坟墓。我们这批学生兵都在20岁左右，可以说是一群孩子兵。听到这样的说词，夜间心里总是怪怪的，鬼影幢幢。尿憋急了也不敢单独外出一步，如没人相伴只好忍到天明。 某些老兵对我们本就十分不满（学生参军都是以下士军衔任用，老兵们认为不公平，自己有实战经验，吃苦耐劳，而认定学生兵都是些不中用怕死又怕吃苦的少爷兵，不能同他们一般看待），时常欺负我们，让我们出洋相，但过了不久，学生兵就显出自己的优势来。老兵们是很有经验，也很勇敢善战，可他们墨守成规，不知变通，往往不是白白丢了性命，就是负重伤。学生兵就不同，我们有智慧、聪明，能想出很好的应付战场变化的办法，保全自己。 在侦察敌人位置时，如果将头伸出去就会成为敌方射击的靶子，很多老兵战友就是这样离开了人世。我们则先用步枪顶着头盔，慢慢地冒出地面做些许晃动。敌人看了误以为是我方的士兵在动，开枪射击时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时大家就会还以有力的回击，歼灭鬼子。如若枪支不足，就将身子伏在地上，用脚顶着头盔冒出去引诱敌人先行射击，暴露所在方位。所以，学生兵多是腿部受伤，害及性命的在少数。 军训完毕之后，我被编进了通信营有线电连总机班工作，班长是一位名叫杨益松的湖南人。总机班的任务比起其他通信班来是安全且轻松多了。不必在风雨交加下、枪林弹雨中收、架线路；也不必担心被埋伏在丛林中的日军狙击。但战场是千变万化的，没有绝对的安全，谁也说不准要怎么样才能算安全。 驻进西堡的当天，太阳已经偏西，城郊又是丛林密布，我们马虎地搜索了一下，疲惫的部队就开始安顿下来。我们班也进入一间破屋架设总机，工作正在进行时，我和老乡熊芝山（四川渠县人）都似乎听到屋外草丛里有奇怪的声音。我俩相互使了个眼色，提着冲锋枪冲出了屋子，想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草丛里蠢蠢欲动的竟然是一个人！条件反射，我提起枪脱口而出：“不许动！站起来！”熊芝山也喊了起来，用枪对准那人。等他直起身子，才发现是一个落单的日本鬼子！我们搜过身，将他绑回了师部。一下子，整个队伍都绷紧了弦，以防日军趁夜偷袭。但由于搜索过于马虎，半夜时分，师司令部附近，仍旧突地窜出了几辆日军战车，横冲直闯， 毫无目的地胡乱射击。夜色笼罩，视线不明，机枪射出的曳光弹，红红绿绿、五光十色、成线成串地穿过夜空，不仅耀眼，有时弹丸低飞而过，宛若擦着头皮飞过一般，格外令人惊骇，恐惧。 幸而，日军战车冲进断壁残垣的街道之后，迷失了方向，走走停停，像陷进迷阵般，使尽浑身解数不得脱身。我军随即调来一批手榴弹和火箭筒手，瞄准目标，弹如雨发，进退不得的敌军战车霎时钢板穿洞，着火燃烧，成了几团火球！ 打这以后，大伙儿丝毫不敢马虎，一面细心搜索，一面继续前进。遇到可疑征候，先是一阵火力扫射，再继续行军。有美军的物资补给做后盾，这场仗，我们打得十分顺利。部队每日所需的粮秣、弹药，均是由美军空运部队随军逐日送补，每天只需要带上当天的弹粮就行了。下午寻觅一处平坦宽阔的地势，铺下陆空联络布板，飞机即会将翌日所需投下，所以士兵们不会超重负荷，沿途还可以视情况尽量使用子弹以减轻所携重量。我们就这么一路走走打打、打打走走一直到了腊戍。这个仗打起来还真可算得上有些惬意！ 在遇到学生兵的初期，美国人对中国兵还懂些英语感到十分的惊奇。有老美私底下告诉，在以前遇见的中国兵中，会英语的一定是翻译官！这可见当时中国兵的文化程度！ 我们的加入，无疑给这支队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部队里于是发起了“识字教育”，让学生兵在空闲的时候教老兵读书、写字。时日稍久，我们这一群曾被他们视为百无一用的书生，竟成了他们中间的抢手货。由于学得刻苦，回国时候，很多老兵已由一字不识的大老粗，变成了小小的知识分子！ 几十年过去了，那一段岁月留在我的记忆里，怎么也抹不去，我想我将带着它们，直至了此残生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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