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历史的拐点上·世纪伟人邓小平的智慧和胆识》 第一章 赴法、留苏：16岁走出国门 一、5块银元扶危济困的故事 邓希贤小时候聪明好学，8岁这一年，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好朋友忽然悄悄地哭起来。希贤急忙问为什么，这位家境贫穷的同学说，他的妹妹病重，如果得不到治疗可能就要死去，可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凑足这笔治疗费。幼小的希贤听完这个沉重的故事后默默地走开了。第二天一早，希贤跑到那位朋友身边，悄悄地塞给了他5块银元——这在当时当地可以买到500斤谷子——然而这一笔钱却是希贤瞒着精明的父亲从他的钱箱里偷出来的。 几天之后，东窗事发。邓文明发觉丢了钱异常恼火，气愤地把全家人召集起来。还未等到父亲说出第一句威吓的话来，年幼的邓希贤便站了出来。他递给父亲一根棍子，说错了。父亲狠狠揍了他一顿，希贤一声不吭地挨着打，眼泪却止不住地掉了下来。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事后，怒气平息的父亲开始仔细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儿子告诉他，自己的好玩伴遇到了困难，他的妹妹眼看就要病死了，但是他们家拿不出钱来治疗。父亲明白了，一把将儿子揽入那宽厚的怀里，连声称赞儿子做得好，做得对。父亲懊悔不迭，他问儿子在这不该挨的惩罚时为什么一声不吭呢？为什么不知道替自己辩解呢？小小的希贤抬起头认真地回答说，按规定小偷的确应当受到惩罚，所以自己挨打是理所应当的。 至于为什么要哭，那是因为希贤觉得自己非常无能，以至于不能自己挣钱来救济他的朋友们。尽管显得如此纯真幼稚，但是这种本自于崇高的人道精神和传统儒家“仁义”道德的扶危济困的思想，已经在邓希贤幼小的心田里萌芽了。以后，当他领导农民闹革命时，当他跨马长征时，当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当他坐在国务院办公室里或是巡视在大江南北时，也许他记起了或忘记了这个关于5块银元的故事，可是这种扶危救世的英雄主义精神早已渗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并且时刻鞭策着他，因为他选择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个解放者的道路。 在1949年以前，他和他的战友们致力于把人民从“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在1949年以后，他又和他的同志们致力于把人民从贫困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不适应的生产体制中解放出来。 5块银元的事情结束不久，父亲为了让大儿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便将希贤送到离家8公里以外的广安城里的学校。这是邓希贤第一次离开那个偏远而宁静的小山村，当然，从此他也告别了那种富裕的田园生活，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和理想希望的新的世界。 第一章 赴法、留苏：16岁走出国门 二、身在异乡的爱国者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试图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老家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130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1600名学生，其中约30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样还不到20岁的学生不多，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忧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60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83名川东子弟，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第一章 赴法、留苏：16岁走出国门 三、勤工俭学的收获 1920年10月的一天，一位法国警官在他的名册登记本上记下了“邓希贤”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惊讶地看着的眼前这位中国青年。是的，他不仅是这一批共88位搭乘“盎特莱蓬”号海轮的乘客中最矮的一位，而且也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一年，邓希贤才刚16岁，孩子似的圆圆的脸庞，梳得一丝不乱的长发。 邓希贤首先登上岸，在岸上组织他的同胞们，协调他们的行动。他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将所有人分成了9队，每队约10人；行李也按小队分成了9堆，以便他们一队一队地上岸并通过海关的检查。 邓希贤已经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管理的才能。 但是，现实常常令人大失所望。 当初邓文明舍得将自己的长子送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是想让他能读更多的书，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当初邓希贤和他的伙伴们远离家乡和父母亲朋，为的是能够走出那个限制着他们身心发展的小环境，为自己也为祖国寻求一条崭新的道路。 然而在这里，邓希贤却不得不与黑人、西班牙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一起在工厂里干粗活。所谓的“勤工俭学”已经只剩下了“勤工”，哪有时间和财力去学习呢？ 不过，事物总是辩证地存在的。虽然邓希贤没有机会和时间学习书本知识，但是这种繁重复杂的工场劳作使他对于工人阶级有了切身的认识；这也使他结识了年纪较大、较为成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这些无疑都为他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日子时，邓希贤还学会了有关钳工活儿的主要技术，这些本领后来在“文革”中下放时再次发挥了作用。 1924年，邓希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这一年起，邓希贤就成了共产党组织的正式成员。 他到了巴黎，当邓希贤踏上这座城市的道路时，他已经决定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了。 如果把《新青年》杂志看成是介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的信息刊物的话，那么，由中国共产党支部和青年团共同出版的新半月刊杂志《赤光》则是一本具有斗争性和宣传性的刊物。它的目标是“联合民众反对中国的军阀政府，以及联合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在这里，邓希贤认识了一位著名的学生领袖、党的最初的领导者——周恩来，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 邓希贤在出版的15期刊物中，一个人就撰写了37篇文章。他甘于在幕后做长期的努力，并且毫无怨言。他的书法功底在这里显示了应有的作用；他用灵巧的手和娴熟的书法艺术把一个个字刻在蜡纸上，然后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上印出。在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二楼周恩来的房间，一期期充满战斗性的《赤光》迅速准时地发行着，它在旅法革命者中争相传递，成为点燃革命烈火的星星火炬。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邓希贤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除了给同事们分派写作任务外，同时还审校文章和亲自撰写文章。 当然，他仍然没有放下他乐于从事的手工活儿，依然认真仔细地把成千上万的字刻在蜡纸上。他刻的每一个笔画都非常漂亮、清晰；而对于印刷工作，他也做得同样出色，以至于人们都认为，每期刊物都是用铅字印刷出来的。 鉴于这一杰出的工作，邓希贤被亲切地誉为“油印博士”。 用蜡纸印刷的《赤光》引起了约1500名“勤工俭学”者、学生们和华籍工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也从这一刊物犀利的文章和精美的刻印中初步认识了这个叫作邓希贤的年轻的编辑。邓希贤写的文章不是纲领性的政策条款，而是以强烈的精神力量号召人们向虚假报导有关中国局势以欺骗人们的卑鄙行为作斗争。 这是当时一篇文章的摘录：“……青年党自称是旅法华人的领路人，而且要拯救中国。在他们的节日庆祝会上，演奏了美妙的音乐，表演了迷人的舞蹈，大家都轻快地跳着舞。如果人们想想，家乡到处都在进行战争，那么要把这个10月10日多彩的夜晚当作旅法华人的喜庆节日，只是一种伪善。在这样的局势下，人们怎能在这五光十色的首都里的晚会上呆下去呢？”其飞扬的文采与年轻人的豪气从中可见一斑。 1925年5月底，远方祖国的一个悲剧性事件很快传来了巴黎。“五卅惨案”使得上海和巴黎的中国心联结到了一起，跳动在一起。旅法共产党号召所有在法国生活的中国人起来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赤光》杂志发表了标题特刊：“向屠杀上海人民的帝国主义刽子手作斗争！”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法国巴黎的28个中国组织一致同意举行一次“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共同的危难使有着共同血脉却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团结在了一条战线上。 浩大的斗争行动终于触犯了法国当局和北洋政府，随之而来的是逮捕和严厉的遣返浪潮。 秘密警察和间谍日夜监视着中国共产党在法国的总部，法国保安局已与上海的法租界警察制定了秘密的搜捕计划。 但是他们的反应显得迟钝了点——当警察闯进了卡斯泰耶大街3号小旅店的5号客房里时，邓希贤已离开法国边界几个小时了。法国警察推测“油印博士”一定在这里居住过，因为他们发现了油墨、滚筒以及几包印刷专用纸。 年轻的邓希贤在法国度过了整整5年的光阴。想当初，他是作为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望的16岁的热血青年踏上了西渡的轮船，他来到法国，只是为了学习崭新的知识和技术：他是作为“勤工俭学”者而来到欧洲的。 但是当他离开这片充满异国情调的土地的时候，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法语，欧洲见闻，西方国家的本质，还有就是共产主义的真理，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另外，他还喜欢上了法国巴黎的甜而香软的小面包，以及学会了打牌——这两个嗜好甚至一直保持到晚年。 历史是无从假设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到达马赛港时，邓希贤还只是来自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个没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中学生，假如他能够按照原本的理想被里昂大学录取，假如他只是一直在学习而不是一直在和外籍工人们劳作，遭受饥饿和剥削，那么，未来的历史很可能就只会有一位姓邓的科学家，而非常遗憾地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应当感谢历史，是它使得年轻的邓希贤在离开法国去往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莫斯科时，已经变成了一名在言语和行动上都有所作为的共产主义职业革命家了。 第一章 赴法、留苏：16岁走出国门 四、莫斯科的“小钢炮” 莫斯科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积雪覆盖的冬天，那些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的水晶宫似的。莫斯科的人们穿着保暖的皮毛衣物，围着大围巾，嘴里不断呼出的白色的热气，生活沸腾而热烈。 邓希贤和他的法国支部的同事们来到了向往久已的“中山大学”——苏联人把它称作“中国孙逸仙工读大学”。许多著名人物都在这所大学里学习过，例如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老先生、中国后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越南革命的领袖胡志明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迎接邓希贤他们的是方形主楼前一排排掉光了树叶的白桦树。壮观的苏式建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正端有成百个房间。饭厅设在楼下，行政管理和教学管理部门、藏书广泛的图书馆和上课的教室则分布在其他的楼层上。 大学座落在非秘密的地点，但它并不向外开放。谁要踏进大学校门，就必须向门卫出示他的身份证。甚至在莫斯科的报纸上也极少有关于校内学习生活的报道。只有苏联政府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东省了解这所革命干部训练学校的情况。 邓希贤和他的同志们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城市观光，参观大学，认识和熟悉同学、老师，以及了解他们的学习任务。之后，他们开始了紧张而热烈的学习生活。 当邓希贤踏上远离父母家乡的远洋轮船时，他不正热情地盼望着这种学习生活吗？现在，他实现了夙愿。 邓希贤和同志们必须上许多必修课，其中首先是语言课。俄语是必学的入门课，英语、法语和德语是可选听的课程。由于邓希贤已掌握了法语，老师不久便让他在本班和其他班级担任法语翻译。大多数讲课的老师只讲俄语，因此讲授和学生的提问回答均需由一名翻译口译，这样的教学非常艰苦但充满了激情。 邓希贤所修课程包括：人类起源、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史和西方革命史等历史课；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课程；在政治经济学中他重点学习了《资本论》；另外，他还选修了一门极为重要的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地理学，它阐述了地理状况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形成及其演变的影响。 可是年轻的革命家们更喜欢另外两门课：列宁主义和军事学。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课程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们，因为他们本身都是热忱的共产主义者。而军事科学课程则分成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受训的革命者要学习作战方法、行军布阵和现代战争武器的使用方法，在那里，邓希贤学会了怎样使用冲锋枪、手榴弹、迫击炮和其他武器。军事训练课大多在军事学院进行，有时他们还去驻扎在莫斯科城郊的苏联红军部队里学习。 不久以后，整个大学人人都在谈论从巴黎来的“小钢炮”了。邓希贤不仅身材矮小而且非常年轻，一眼看去给人以非常精干的感觉，加上他那四川辣椒培养出来的善于辩论的口才以及他对革命的热切的追求，同学们亲切而敬重地把他比作这种陆军中极有力的轻型武器。 邓希贤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他在晚年回忆起那些留法年代的往事时曾说：“我若能有钱买一块小面包或一杯牛奶的话，我总是高兴得很。”至此，在莫斯科他可以不必为面包和牛奶的问题操心了。 这里，他们有足够丰盛的食物。同学们在第一学年里吃足了鸡、鸭、鱼和肉块土豆。除了按在中国的习惯一日三顿热餐，每天还能有两道点心。但是邓希贤只享受了两个月，因为苏联政府需要增加面粉、肉、鱼和黄油的出口以弥补外汇的不足。 他们刚从巴黎来到莫斯科时衣衫褴褛；而来到“中山大学”之后便换上了不花钱的新衣服，从冬天的大衣到毛皮的防寒靴，到夏天的凉皮鞋，从牙刷到鞋油，全部实行配给制。 娱乐和文化生活也不缺乏。邓希贤可以经常来俱乐部，在那里可以玩他喜欢的桥牌游戏或者下下棋——他的牌技又长进了许多。 这一切都不是毫无目的的无私援助。苏联人要在这群“中山大学”的中国革命事业的精英人物面前展示他们最好的关怀，他们的好客热情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战略措施。苏联人知道，对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精心照料，今后将会获得更多的回报。苏联人的本意是要充当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建立以自己为盟主的联盟。他们想要把中国革命者套在自己的战车上；另一方面，苏联人还希望在中国这个辽阔的、沸腾的农业国里找到富有影响的盟友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一章 赴法、留苏：16岁走出国门 五、回国担任军事学校教官 1926年5月的一天，当莫斯科火车站迎来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军人时，邓希贤的命运又开始了新的转机。 这个中国军人便是冯玉祥，苏联把他当作高级国宾来欢迎。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住在“欧洲宾馆”。邓希贤和中山大学其他共产主义者学生们经常去拜访他，跟他探讨国事。而这位胖而和蔼的军人，也作为中山大学的“名誉学生”经常出入于校园。 冯玉祥每天都受到邀请，和重要的人物们会谈，例如加里宁、托洛茨基，以及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奇怪的是他从未能与斯大林这个政治军事强人见上一面，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大约能够装备40万人的军事装备。 因为斯大林想争取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成为他在中国的盟友，而这位“基督将军”也正需要斯大林慷慨的军事援助。冯将军回国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增加了许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有3位很有影响的领导人陪同冯将军并辅助他的行动；此外还有98名苏联顾问以及——莫斯科的“小钢炮”。 邓小平的回国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服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小平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在受到冯玉祥将军接见后，被告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心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他亲自去教室里为学生们讲解不平等的条约必须废除，革命士兵与军阀军队里粗暴的雇佣兵的本质区别等。 1927年6月，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达成反共协议，开始“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随后，冯玉祥在部队和辖区开始“清党”反共。邓小平于6月底离开西安到武汉。 邓希贤在莫斯科的朋友中，有一位青年总是穿着皮夹克，戴着鸭舌帽，个儿不高，走起路来蹦蹦跳跳。他的年龄比邓希贤小，但学龄却比他长。他们几个经常一块儿去教堂广场或是莫斯科河畔散步聊天。他非常奇怪，为什么邓希贤总爱围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他就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 蒋经国和邓希贤一样，也是一个矮壮而热情的青年，排队时老是站在一起，肩挨着肩。这真是生活和历史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有谁能料想到，当年的这两个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几十年后竟会成为海峡两岸的领袖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第二章 百色起义：在广西的政治风云中 一、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邓小平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因此便于我党的工作掩护。 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贺昌和夫人黄木兰（定慧）、聂荣臻与夫人张瑞华两对夫妇住在香港跑马地的凤凰台附近。邓小平一到香港，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据黄定慧回忆：“那时我们夫妇和荣臻、瑞华住在一起，小平同志到香港后住在一个旅馆，他到我们住的那里来过一次，主要是与贺昌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一起谈广西的工作。他还在我们那里吃了晚饭，菜是我和瑞华烧的。”为了保持和中央的联络，党中央还派了特科的龚饮冰与邓小平一道前往广西，并带着电报密码，负责机要工作。 与此同时，我党还陆续派了几十名军政干部，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进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他们或是由人介绍，或是改换姓名，都未公开使用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们之中有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楚）、徐开先、李谦、冯达飞、叶季壮、李干辉、佘惠、李朴、沈静斋、许卓、许进、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袁振武（也烈）、史遽然等。 大约在9月间，邓小平和龚饮冰到达南宁。到达南宁后，邓小平首先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9月10日，中央代表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等3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邓小平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还通过了有关农村工作、宣传鼓动工作、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等问题的文件，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策略，并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书记的广西特委。 邓小平回忆：“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邓小平到广西后化名邓斌，公开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作为掩护，实际则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 在广西，邓小平迅速和俞作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首先释放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共南宁区负责人罗少彦、工人运动领导人何健南、共产党员谢鹤筹、吴西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特别是一批党团员干部，后来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 李明瑞在掌握广西军事大权以后，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非常需要扩建军队，以充实力量。于是广西警备大队应运建立，下辖新编第四、第五两个大队。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等人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提出建议，建立教导总队，以培训初级军官。用这种方式，我们党把一百多名干部学员安排进教导总队，培训和教育了近千名李明瑞旧部队中的进步青年，并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 在与共产党的协商下，一批共产党人被安排到新建立的警备大队中。四大队，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大队长，共产党员李谦任副大队长。五大队，共产党员俞作豫为大队长，共产党员史遽然为副大队长。按照中央代表邓小平的指示，张云逸等在四大队中安排了100多名共产党员担任连排干部。他们还对士兵加强了革命思想教育，惩办了民愤极大的旧军官，吸收了大量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使部队的成份和思想面貌都得到了改造。 第二章 百色起义：在广西的政治风云中 二、组织、领导左右江农民运动 广西的形状就像一片扁平而宽阔的大桑叶。首府南宁，在广西的西南部。北部，有通往湘黔的重镇柳州。东部，有通往广东的门户梧州。而左右江地区，则在其西部。 从南宁往西，一条邕江一下子分为南北两江，西北方向通向百色的叫右江，西南方向通向龙州的叫左江。左右两江之间的三角地带，称为左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之地，是一个聚居着壮、汉、瑶等民族的多民族地区。大革命时期，韦拔群即在该地区的东兰、凤山两县建立了农民革命武装。在这里，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从未停息过。韦拔群和他的战友们在右江地区打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迎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革命武装部队的到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邓小平曾回忆：“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由于群众的踊跃参加，第四大队由1000人很快扩大到2000人。在第五大队，俞作豫也调来了一些农民运动分子充实军队，人数也迅速上升为2000人。而教导总队，也由共产党员徐光英担任负责人。这次扩充的新军，便成为以后建立红七、红八军的基本武装基础。 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在广西开放了进步的群众运动，省农协得到了恢复，而且召开了代表大会。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俞作柏还任命了一批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农民运动领袖担任各县县长，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所执掌。其中就有东兰县的韦拔群。右江东兰的农民运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蜚声省内外，因为这里有一个卓越的广西农民运动领导人韦拔群。 韦拔群出身富裕之家，早年即有爱国之志，曾参加讨袁护国，1925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当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广西右江地区由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地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民运动地区之一。韦拔群不但建立了农民协会，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他们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把农民运动搞得一派热火朝天。1926年春，桂系军阀慌忙派军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韦拔群乃是真正的革命英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率领农民军坚决打击敌人，占领了县城，迫使当时的桂系省政府承认了东兰农运的合法地位，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四·一二”事变以后，广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而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独有东兰拔哥率领的这支农民队伍，始终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 韦拔群，拔哥，是广西广大农民群众的骄傲和英雄。他在右江地区创下的武装力量和建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今后红军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共产党支持下，俞作柏、李明瑞支持农民武装，给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以“右江护商大队”的正式名义，并发拨几百支枪以示支持。 除了兵运工作以外，邓小平和广西特委，针对原广西中共地方组织非常零乱的状况，抓紧恢复和发展各地方组织，使广西地方党的组织逐级建立了联系，同时还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一个新的革命热潮在南宁，在广西，迅速发展了起来。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唯独广西，出现了革命新高潮。 但是，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到了广西后，并未公开露面，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只和极少数的人进行接触和联系。除了党内很小的范围以外，邓小平只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对俞加强工作。邓小平在积极开展广西的工作的同时，和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请示和汇报工作。 广西局势的发展，早已引起了各色人物的注视。曾经支持俞李倒桂的蒋介石，就更加关切广西局势的发展了。说来也凑巧，势态的发展，很快便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除掉俞、李的良机。这就是俞、李追随汪精卫改组派通电反蒋。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举行了反蒋誓师大会，发出通电，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俞、李立即对其所辖各部队作了战斗部署，李明瑞还亲赴前线，指挥军队向广东进攻。 蒋介石分析了广西的形势，决定以收买方式瓦解俞、李部队。很快，吕焕炎、杨腾辉和黄权等实权将领相继被收买，俞、李这次反蒋，不到十天就告失败。 在俞作柏、李明瑞决定参加通电反蒋时，我党即客观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李明瑞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且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因此此次反蒋定会失败。 俞、李不听我党劝告通电反蒋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防不测，邓小平决定把我党已经控制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担任保护后方的任务。经邓小平等人一再说服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了这一方案。 俞、李率大队出发后，邓小平与张云逸等立即着手准备应变。他们派四、五大队各一个营去左、右江地区，先行准备工作。在南宁，利用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控制了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集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备好停在江边待用，作好一切应变准备。 幸亏有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远识和未雨绸缪，否则，俞作柏、李明瑞这次倒蒋将会遭到全军覆没，不但不会东山再起，就连一块容身之地，恐怕亦难找到了。 俞作柏、李明瑞仓皇逃回南宁后，立即准备再向左江逃去。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商议后，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作为重点，重新开创局面。 这一决定经秘密电台上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并得到了批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10月中旬的一天，入夜时分，南宁市区内枪声四起。兵变部队突然行动，打开了军械库，搬取了所有的枪械和弹药。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 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一小部分，由张云逸率领沿右江逆流撤向西北方向的百色地区。第五大队，由李明瑞、俞作豫率领沿左江撤向西南方向的龙州地区。 而邓小平，则率领着党委和地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指挥着装满军械的船队和警卫部队，沿水路溯右江，向百色地区进发。当时在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的袁任远回忆：“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佘惠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邓小平率领着他们的船队，在滔滔江水中逆流而上。江水在船舷边翻起浪花，南方十月的风吹拂着每一位革命战士的脸庞，他们的心，犹如阳光般的明亮，他们的激情，犹如这江水翻滚激荡。 船队一路顺风，不久即到达右江地区。 对于中央代表邓小平，张云逸早已久闻其大名，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而从未谋面。部队到了田东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张云逸在回忆中写道：“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就这样，在作为中央代表的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广西的党组织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把部队转移到百色和龙州地区，为在不久的将来，打起红旗，成立红军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基本条件。 第二章 百色起义：在广西的政治风云中 三、在百色、龙州起义中显才能 百色，距南宁约210多公里，这里已非广西腹地，周围没有大镇，西边就是云南。 龙州，距南宁约150公里，这里紧临我西南要塞镇南关（今凭祥市），对面跨过十多公里就是越南。 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一到百色，就积极进行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立即筹划武装起义。邓小平召开了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劣绅的斗争。右江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发展。至11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领导干部。邓小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到百色后，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换上我们自己的人；第三，整顿军队，扩大武装。当时的部队是从李明瑞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分复杂。为了把这支旧部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首先清洗了一些反动的军官，对他们不抓、不杀，发给路费，“礼送出境”，然后在部队中实行民主革命，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一律平等，禁止打骂，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第五，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根据地；第六，培训干部，邓小平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亲自给他们讲课。党的“六大决议”、“十大纲领”、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亲自给干部们讲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 就在这时，回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邓小平他们传达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邓小平他们的建议，要他们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 听到中央的决定，邓小平他们十分振奋。当即，他们又派龚饮冰回上海，把部队撤到右江地区的情况再向中央汇报，并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四十天的准备，就可以就绪，那时就立即宣布起义。”“邓小平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 公元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 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斌（小平）为政委。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长叶季壮。 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为委员。红七军成立后，建立了前敌委员会，中央代表邓斌为书记，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李谦、何世昌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部队和地方的工作。 在百色起义的前夕，也就是在11月的下旬，邓小平突然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要他去上海报告工作。于是邓小平便同张云逸等作了工作布置，于百色起义的前几天，也就是12月初，由百色动身，由一个向导带路，化装成商人，准备首先到龙州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然后再由龙州经越南海防乘船到香港，再乘船去上海。 邓小平带领袁任远和佘惠由百色出发，先到田东住了一宿，第二天，他们在路上，正巧遇见李明瑞。 原来，李明瑞、俞作豫到了龙州后，一方面筹集军饷，一方面整理部队。而俞作柏此时已离开广西去了香港。11月末，李明瑞欲乘粤桂两军对峙、广西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际，发动攻势反攻南宁。他已命令俞作豫率领左江部队开进崇善待命，并亲自过右江与右江的部队商议联合攻取南宁。正在他去右江的途中，遇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和李明瑞，都已相互闻名已久，而这次路遇，却是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从这一次相识开始，邓小平便和李明瑞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开始了一段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战斗历程。 这次相遇后邓小平和李明瑞谈了一会，便决定一块返回百色。这是因为，邓小平和李明瑞接触后，发现李明瑞和俞作豫对于是否打红旗，还持犹豫态度，但又感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当李明瑞到百色时，路遇邓小平，邓小平和李明瑞又转回百色，做李明瑞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明党的计划是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至时请他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李明瑞欣然接受邓小平的劝告，毅然走革命的道路。 决心下定之后，李明瑞立即返回龙州。邓小平也再度踏上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路程。 李明瑞回到龙州时，发现当俞作豫率部队向崇善前进时，大队副蒙志仁竟在龙州叛变。李明瑞和俞作豫会合后，当即决定夺回龙州。经过对龙州的封锁和围攻，蒙志仁战败逃窜，五大队于12月3日光复龙州。 龙州起义后，红八军派部队开展打土豪和剿匪斗争，除掉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相继在八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作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对龙州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高度评价。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南疆大地上豪迈地高高举起一面呼啦啦飘扬的赤色旗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极大地震动了反动势力，鼓舞了革命者的战斗士气。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左右江区域20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任命，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斌（小平）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兼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其时，李明瑞33岁，邓小平25岁。 第二章 百色起义：在广西的政治风云中 四、巩固红色革命根据地 1930年1月，邓小平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了上海。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当时的汇报材料现存入中央档案馆的《军事通讯》第二期，篇名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 《军事通讯》为发表这份“讨论”加了一个编者按，内容如下：“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作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份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另外，红七军中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以上是报告人报告内容的大意。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特别是几位发言人都提到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否则将为其出卖。表现了对李明瑞极大的不信任和排斥。 众人发言后，报告人邓小平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意见和误解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对于李明瑞，邓小平和他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邓小平认为他最了解李明瑞，也最信任李明瑞。面对中央和中央军委一些领导的不同意见，他十分诚恳地解释道：“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 讨论会的最后，一位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他认为，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兵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 在这个结论性的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但据邓小平说，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邓小平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完不久，即在3月2日，上海党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份指示，上面写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说：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他虽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他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指示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的工作中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 第三章 穿越时空：铁马冰河的长征岁月 一、长征路上的磨炼 邓小平和许多党政军领导一起，收拾起行囊和办公用品，手牵手，肩并肩，迈向了漫漫的征途。 翻越了18座山，穿越了24条江和12个省之后，长征的指战员们于1935年10月29日抵达了陕西北部。在经历了艰难转战之后，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然而活下来的都是军队中的精英。中国革命还有足够的希望和力量。 邓小平患了严重的疟疾，发着高烧，既不能骑马也不能行走。在离延安西约180公里的吴起镇，他经过静心的休养和很好的照料，他很快恢复了健康。 红军也有机会休整一下，恢复一下元气。吴起镇和瓦窑堡，是长征的最后停留点，红军的几大主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都汇集到了陕西，共产党的有生力量现在全部集结在了一起并融为一体，又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力量。 这支部队经过了炼狱般的考验，不仅对敌作战，而且同时又是一所培养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学校，它教导和训练了战士们，使他们成为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在经过的征途中向千百万的中国人民播撒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崭新思想的种子。 长征获得的军事、政治、组织的经验教训是共产党人以后取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源泉。 第三章 穿越时空：铁马冰河的长征岁月 二、“倚马可待”的能手 邓小平在长征开始时，负责出版《红星》报。邓小平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多年的报刊编辑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他与周恩来、李富春、王若飞等一道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就曾负责编辑中共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该刊为油印本。年轻的邓小平不仅编写，而且还负责刻印，他的字迹端正，版面清晰，受到同志们的广泛赞扬。 20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闽西一带的中央苏区搞革命工作。在此期间，由于他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讲真话，办实事，受到了王明错误路线的打击与排挤，一度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去主编当时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红星》报。身处逆境的邓小平毫无怨言，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当时的采编、选稿、校对、刻印等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他一人承担。邓小平凭借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与出色的才能，把这份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当时的发行量达到17300份，被战士和群众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群众的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红军俱乐部”及“红军裁判员”等，在军队和群众当中起了巨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在主编《红星》报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注意理论性、知识性与文艺性相结合。增加了文艺副刊，以此来吸引广大指战员。据统计，《红星》报前后共办了17个副刊和专栏。例如：指导学习革命理论的专栏《列宁室》。在此栏中专门举办了中央军委马列主义研究会关于《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专题，并且选载了《苏联红军之道路》等文章，影响很大；《卫生常识》专栏，经常刊登防病治病与火线救伤等知识。副刊中，还专门对违犯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的人或事进行了批评。副刊中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俱乐部》等，都紧密地配合了战争的需要，通俗地向指战员介绍战略战术方面的知识，如什么是围困战、堡垒战、游击战，怎样利用地形冲锋、刺杀等，受到了指战员的普遍欢迎。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聂荣臻、陈云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使《红星》报在军内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毛泽东于1933年在《红星》报上发表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就曾在红军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一时期，邓小平不仅负责编辑和管理工作，而且还亲手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大家都夸他是“倚马可待”的能手。1934年12月中旬，在党中央召开的黎平会议上，邓小平接替邓颖超，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随后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邓小平坚持拥护毛泽东主政，支持毛泽东的政治主张。 第三章 穿越时空：铁马冰河的长征岁月 三、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 邓小平“随中央迁到上海不久，于1927年12月间，就被任命担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那时他还不到24岁。 长征开始后两个月，几经转战的大部队抵达了贵州重镇——遵义。在这里举行的一次异常重要的党的会议，使这个原本不太出名的小城镇日后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富有转折性的里程碑式的纪念地。当人们游览参观来到这座小城市的时候，当人们驻足停留在这幢开会用的小楼房时，那些悬在楼顶迎风飘扬的红旗似乎还在向这个世界娓娓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中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同时，遵义会议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机。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当时，红军长征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因当地群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害怕红军，弃家逃避。面对这种情况，宣传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要通过宣传，使群众了解红军。红军每到一地，邓部长就积极组织和领导宣传队员们进行宣传工作。通过宣传，把中国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群众中间，使群众认识红军，并且支持红军的革命斗争。邓小平在后来谈起这次会议时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政治领袖把党引上了正确的道路。” 1935年1月19日凌晨，将近35000名战士离开了遵义城，踏上了继续远征的道路，尽管前面还有雪山草地等恶劣的大自然的障碍，尽管后面还有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的士兵在追击，但是红军战士们毫无畏惧和担忧，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胜利的渴望。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能够充分地发挥他那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运用最精致老到的“声东击西”战术，摆脱了身后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的军队。 第三章 穿越时空：铁马冰河的长征岁月 四、“来吧，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 长征开始后，行军是异常艰苦的，然而一向乐观豁达的邓小平并没有被在中央苏区受到的批判和冷遇所压倒，也没有被身体的疲惫所征服，他不仅自己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以他那风趣幽默的谈话，感染着周围的人。行军时，或休息时，邓小平就同周围的人说天道地，海阔天空，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同志们开玩笑，自封了一个“牛皮公司”。由于天天行军，再加上给养困难，经常吃不上饭，于是，大家就吹嘘各自家乡的风味美食，湖南人大谈湘菜，广东人大吹粤菜，而邓小平则大讲川菜如何好吃，如何麻辣喷香，说得大家直咽唾液。长征进入四川地界后，和邓小平一起行军的刘英见当地非常贫穷，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邓小平不服气，说：“这里是边区！”坚持说还是四川菜好。 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十分重视长征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消除沿途群众由于不了解红军而产生的疑虑甚至恐惧心理，红军每到一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邓小平对宣传队员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有一天，经过长途行军，傍晚时分，部队在一座村镇宿营了。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睡觉。突然，邓小平推门进来，面带愠色地问道：“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都没有？”队员们见邓部长发火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邓小平接着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在邓小平的批评教育下，队员们提起石灰桶，点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宣传队员们放下背包，第一项任务就是去写标语，可自觉啦！ 邓小平对战士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又是无微不至的。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分到了一匹马，但在过夹金山之前，这匹马死了。翻越雪山之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邓小平见到了早年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傅钟。这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送给邓小平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过草地时，身边的小战士走不动了，邓小平就跳下马来，说：“来吧，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说完，便把“重点对象”扶上马，自己步行。有时几个战士都走不动了，邓小平一面鼓励他们坚持住，一面照顾他们轮流骑马前进，帮助这些小战士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部队进行了休整。为补充长期消耗的体力，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供给部也发给每个指战员一块银元。宣传队的队员们手捧银元，舍不得花。邓小平来看望大家时，队员们说：“邓部长，我们会餐，你参加不？”邓小平说：“好哇！吃什么呀？”队员们说：“每人凑一毛钱，买鸡吃！”“行啊！”邓小平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警卫员去买鸡。鸡吃完了，队员们揩干净嘴巴，都走了，谁也不再提起还钱的事了。几天后，邓小平见到这些小战士，逗趣地说：“哈哈！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哈哈哈哈……”小战士们都得意地大笑起来。 邓小平不仅关心战士，对干部也是关怀备至。中央红军到达阿坝地区时，总政治部动员全体指战员设法筹粮。有一天，李伯钊和黄镇在河边洗粮时，拣到一些漂浮来的麦粒，回来后，多做了几个馍馍，没有交公。此事被管粮食的同志知道后，李伯钊虽交出了多做的几个馍馍，但心里不太高兴。这时，邓小平提着小布袋来了。他从布袋里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馍馍，递给李伯钊，说：“你饿了吧，给你！”李伯钊说：“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邓小平忙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李伯钊接过馍馍，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她说：“小平同志对人真好，在困难的时候这么关心人，多么难能可贵啊！”红军翻过六盘山，在青石嘴歼灭敌人两个连，缴获了大量物资。邓小平要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为“战士剧社”的宣传队员们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在邓小平的关心下，队员们穿上了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神气了。 生活中的邓小平平易近人，长征路上经常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并且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广大的干部战士，增强了干部战士战胜困难的信心。邓小平善良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长征途中，没有吃的，邓小平就和大家摆“龙门阵”，讲各地方的“吃经”。邓小平大讲四川天府之国的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丁、麻婆豆腐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口水。后来，红军战士们把这叫做“精神会餐”。有时，在军队宿营时，邓小平与罗荣桓面对面席地而坐，摆上中国象棋，以黄河为界，将起军来，许多干部、战士都围拢观战，七嘴八舌，热闹非凡，顿时，长途行军的疲劳消失了，大家都沉浸在愉快的欢笑声中。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长征的生活经历时，都会异常兴奋地说：“只要跟小平同志在一起，就来劲。”邓小平成了红军中干部战士的贴心人。 和战士们一样，邓小平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他工作十分繁忙，想抽烟却没有烟叶，有时，出去搜罗烟叶，往往空手而归。无奈，只能以树叶当烟叶。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邓小平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为了便于行军转移，干部、战士身边只带三五天的粮食，经常需要到30里外的后方山里去背粮。背粮部队要出发时，邓小平匆匆赶来了，他坚决要求去背粮，并且风趣地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吗？要吃饭，就得干。”于是，邓小平挤进队列中，同干部战士一起向山里出发了。邓小平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宽大的革命胸怀。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过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女儿说：“跟着走！”毛毛这样评论邓小平的回答：“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摘，后来一直又没有任军事要职。再说长征嘛，二万五千里，本来就是走过来的嘛。”其实，翻阅有关长征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邓小平在跟着走中，不仅把足迹和风采留在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而且把平凡而又闪光的业绩和精神融进了长征这部英雄的史诗之中……是他，在长征初期紧张的行军战斗中，克服种种困难，手刻油印，主持编印了第七期、第八期《红星》报，为战士们提供着“精神食粮”；是他，从1935年6至7月间，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以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着红军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是他，同战士们同甘共苦，爬雪山，过草地，跨江河，跃关隘，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 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一、“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1984年，邓小平说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的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彭、罗、陆、杨的领导职务。 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指挥部。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面，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特别是6月伊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后，许多学校很快掀起揪斗学校校长、教师的“斗黑帮”恶浪，而且势头不减，大有堤毁人亡之势。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月1日，毛泽东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后几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上漫谈，议论内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从杭州回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从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乱恢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他和刘少奇一样，于不自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远远脱离毛泽东的步伐了。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6月21日，刘、邓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是他们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望学校恢复正常，希望学生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恢复平静。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而且在暗处，中央文革一班人马，正在鼓足了劲头，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对于江青等人来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dfn>.９９ｌiｂ?</dfn> 这场“文革”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加之林彪、江青等“文革”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大肆挑动和蛊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校以后，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众”的激烈反对甚至轰赶。 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基本阵营。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与以林彪、江青等为首的“文革”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 7月份，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 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斗争更趋激烈，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大小辩论会昼夜不断。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学生对话进行说服。记得有一次，邓小平到一个大学参加辩论会，回答学生质问，在场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操场上人群拥挤，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陈伯达那没人听得懂的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这些参加了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革命造反”场面，彻底地茫然了。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观点。6月21日，他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7月8日，他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这是自运动以来，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战斗”号令。 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回到了北京。 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会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小组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意见。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此问题上，自然而然地“犯了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 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是检查，是承担，更是肺腑之言。 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二、毛泽东保住了处理的底线 由于“文革”是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去夺取社会权力和触及“人的灵魂”的“政治大革命”和“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一些势必引起许多人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为了深入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摧毁“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必须借助和倚重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所以，对于林彪和“中央文革”坚决打倒邓小平的企图，倚重和信任他们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迁就。考察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给江青的那封意义深长的信，提到了他“违心地同意别人”，“我只好上梁山了”，“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等等一类的言语，其实也为我们理解毛泽东对党内极端势力不得不有所迁就的心情，提供了一个思路。这些“考虑”体现在毛泽东的一系列关注和保护邓小平的举动上，包括他对邓小平在人身上的保护和在政治上的保留。 根据毛毛在她的书中披露，1967年5月，毛泽东约邓小平谈话，主要是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历史情况，并批判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毛泽东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并且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当然知道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要极力置邓小平于死地，所以，“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便有深刻的含义。邓小平虽遭批判，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而且未受到人身迫害和摧残。邓小平躲过了厄运显然与毛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有关。数年之后，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毛泽东不但在人身上保护了邓小平，而且在政治上为重新起用邓也埋下了“伏笔”。1967年春，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指邓小平）同刘区别一下。”在1968年九大召开前的视察途中谈到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是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1969年3月23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九大报告上只写我与刘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陈伯达也曾回忆说：“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这些谈话，在将刘少奇定性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前夕，毛泽东这些谈话，显然是有的放矢的。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它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政治命运的不同决定，在深层次上为重新起用邓小平准备了最必要的条件。 除了把刘、邓进行意味深长地分开外，毛泽东还“反潮流”的保留住邓小平的党籍，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近乎协商的语言“替他说一点话”，要求给邓小平“做点工作”，哪怕是“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并且“不合你们的口味”地不同意“大家要开除他”的意见，在1968年，毛泽东用这种口气与语言在中央正式会议上为邓小平说话，真切地反映出毛泽东的确不想根本打倒邓小平，的确是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然而又不得不顾及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所以，他坚持最后的底线，保留住邓小平的党籍。 毛毛在书中写道：“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邓小平作为几乎搞了一辈子党务工作的老党员，自然对保留党籍的玄机有着远比一般人深刻的理解，毛毛的这句感叹更为我们理解和感悟当时的政治“玄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再联想到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一再要求“留在党内”，而毛泽东为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一再亲自出面干预，对于我们了解这一具有特别意义的“玄机”提供了启发。这个“玄机”为邓小平的复出预留了空间，当然，由于党内情况的复杂性，邓的复出还需要时机和邓个人的努力。 历史有幸，在时机成熟的“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邓小平终于第二次复出。 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三、在江西的日子 1969年10月，一架专门押送卓琳、邓小平及其继母的飞机腾空而起，直达南昌。就在飞机到达南昌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电话打到江西省军区，在电话中，周恩来要求省军区一定要保证邓小平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飞机降落在南昌后，他被带到了一个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到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住就是三年。 “步校在‘文革’中早已解散，偌大的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堂都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远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每天早上，邓小平和妻子由人持枪押送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在那里，他又重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钳工的旧业，一丝不苟地工作。对他来说，到工厂劳动是长期与世隔绝后得到与外界与群众接触的极好机会。开始时，厂里的工人怀着好奇的心情观察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时间久了，工人们被他的劳动态度、为人处世感动了，渐渐消除了与他的隔阂，同他的情谊开始密切起来。在劳动中，在生活上，邓小平经常得到工友的帮助。从步校到工厂有一段路十分泥泞，一次邓小平在上班的路上滑倒了，工人们知道后立即悄悄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 上午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步校的校园里，在用冬青和竹篱围成的空地边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邓小平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淋漓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老人还在小院里养了几只鸡，每当散步时，小鸡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小院里充满了盎然的生活气息。 那时，邓小平已65岁，但在小院的3个人中他却是壮劳力，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邓朴方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之后，给儿子擦澡翻身之类的重活也落到了他的肩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吃过晚饭，三位老人便围坐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邓小平夫妇俩就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在那些日子里，他们除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它书籍，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匪浅。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一处可以安心读书的世外桃源，很不容易呀！ 邓榕对邓小平在江西的工作、生活是这样看的：“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对待个人命运，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的确，正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才能使得他在一次次打击面前毫不动摇，巍然屹立。 诚然，在江西的日子里大多数心情比较沉重，但是也有心情激动，精神振奋的时候，1971年11月5日，在拖拉机厂——邓小平自被打倒以来，享受了第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当然，他已经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因为1971年10月1日的国庆活动，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没有参加，而且林彪的名字已好几个星期没在报上出现了。中午时分，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和卓琳在监视人的看护下回来了，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在女儿手心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看守人走了之后，全家人才聚到一起，听卓琳讲文件的内容，当时邓小平相当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死在“文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邓小平的政治命运，他立即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林彪垮台后，他在江西的党羽也被撤换了。从此之后，邓小平一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好转了，不久，邓小平和妻子被安排到江西的井冈山等地参观考查，他的老秘书王瑞林也获准前往，这是政治形势变化的新标志。果然，不久他就接到了要他们回京的通知，这样他们全家一起踏上北上的列车，回到了阔别三年之久的首都北京。 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四、“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 在1973年4月12日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席上，人们重新看到了党的前总书记邓小平，当他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的高级外事活动中的时候，一度曾与他共过事的人不由得投去了惊异的目光。 这位矮小的老人穿着褐色的毛式制服，显然有些不太合身——几年的下放劳动使他明显地消瘦了下去，他的步伐也已经不如原来那般敏捷，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眼睛里流露出乐观自信的神情，就像指挥千军万马，挺进大别山时一样，他顽强地走过了艰难困苦，走过了春夏秋冬，在冰雪消融之后，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 今天，邓小平是以周恩来的副手——副总理身份坐在贵宾席上的。 林彪事件后，年迈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开始认识到，由于近几年极“左”路线的推行，建国初期那种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建设的任务依然沉重地压在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心头。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坚定沉着，灵活多变地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着一条宗旨：只要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那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一务实的工作作风被誉为“绵里藏针”。 然而，“四人帮”却对邓小平的复出没有半点喜色，甚至是仇恨和恐惧。他们知道，无论从资历，声望和才干来说，他们都无法与邓小平相比。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他们便把他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关于“四人帮”等“文革”分子对于他复出的反响，邓小平并非完全没有料到，他心里很清楚“四人帮”的篡权野心，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少数野心家的手里，对于和“四人帮”的斗争，关系到我们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虽然自己刚刚回到中央不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如何不能再姑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邓小平是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重返政治舞台的，一次，他说出了内心的苦衷：“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辫子抓在人家手里呢，随时有被打倒的危险，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人民也从邓小平敢作敢为，力挽狂澜的作风中看到了希望，都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事实上，尽管毛泽东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靠近“左”派，但由于种种考虑，他还是谴责了他们的分裂阴谋。1974年7月份，毛泽东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第二年5月，他又更尖锐地警告江青，“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还在搞呢？” 1975年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这次大会，取消了设国家主席的规定，在宪法第十五章里又确定党的主席对军事力量拥有命令权。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最大成绩，是通过了他们未来的经济计划：第一步，用15年，即1980年之前，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到2000年，中国要在经济上进入世界先进之列。这个计划预见到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后来简称的“四个现代化”。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身边需要一批既熟悉专业知识又能干的人。当时已经确诊，周恩来总理——这位无论在革命时期或是建设时期都为新中国而鞠躬尽瘁的人，不幸患了绝症，毛泽东权衡再三，终于召回了他的老下级，他说：“邓小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战场上立过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战士，另外，他还懂得经济和军事。” 毛泽东并没有看错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邓小平精力旺盛，敢作敢当，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妥善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在接见外国客人时，他以机智幽默、实事求是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客人的赞誉。他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五、挫败“四人帮”组阁阴谋的斗争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在10月4日圈阅下发的。毛泽东在圈阅这个报告的同一天，还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被错误地打倒后，已于1973年2月从下放的江西新建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被外电称作“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建议，进一步表明对邓小平的高度倚重。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这个经过毛泽东深思熟虑的提议更有特殊意义，实际是考虑由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就在酝酿四届全国人大“组阁”名单的过程中，发生了江青挑起的“风庆轮事件”。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刊物上看到有关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试航成功的报道。这是10月12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文章，意在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攻击国务院、交通部购买一批外轮增强运输力量的决定，是“崇洋迷外”、“洋奴思想”、“爬行主义”，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拿出她写了批注的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强迫与会者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卖国主义路线”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回答：“这是强加于人，我要调查！”张春桥站起来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会议无果而散。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由王洪文第二天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抵长沙。他对毛泽东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还说：“这些人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与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目的是想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并把周恩来撇在一边，由他们出来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返回北京。 10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毛泽东还要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四届全国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进一步确定由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及总参谋长三个职务，使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虽然王洪文的长沙之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江青等人仍然不肯罢休。11月间，江青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党政领导人事安排的意见。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还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确定。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抵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到长沙后，周恩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从23日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他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提议，在将要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临别时，王洪文又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 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等人，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挫败了江青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顺利召开。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最令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感到欣慰和振奋的是，这次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宪法，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机关领导成员。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下起草。1974年11月，邓小平谈到起草工作时强调：“文字力求简洁，整个报告最后要落实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上。”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12月17日，邓小平同毛泽东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他还谈到，现在下边感到乱哄哄的，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他认为：“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对今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对当前问题症结的认识，表明对他的支持。这为政府工作报告定下了基调。 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总结三届全国人大以来的政府工作时，虽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但是，在今后的任务中比较突出地提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目标。报告重新明确了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讲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报告指出：“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报告提出：“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报告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力图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大会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宪法在确定国家与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方面，继承了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等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但是，由于1975年宪法是在很不正常的条件下制定的，因此，在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规定上加进了许多错误的、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宪法的指导思想，完全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宪法还把事实上只能造成社会混乱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当作“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人民群众有运用“四大”的权利。在国家机构方面，新宪法对1954年宪法作了若干修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于取消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款，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关于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检察机关，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检察机关被砸烂的事实。1975年宪法虽然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但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大革命”却从理论到实践给予了全盘肯定，这是非常错误的。 大会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等12人为副总理。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虽然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批林批孔”运动的前提下召开的，但是大会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为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为使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转入正常轨道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六、全面整顿铁路为先 和“四人帮”进行的这一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胜利而暂时告一段落。虽然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虽然以后的斗争还将更加复杂和激烈，但是，这一个暂时的胜利，为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大刀阔斧地继续开展全面整顿。“文革”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要扭转局势，就必须全面地进行整顿，彻底地进行整顿。 国民经济积累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症结太多。而在众多严重问题中，铁路问题尤为突出。当年，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枢纽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甚至影响了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 邓小平要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首先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大动脉——铁路系统进行整顿。邓小平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毫不拖延。 2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一边走进会议室，一边愤慨地谈到，目前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在会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后，邓小平拍板，立即对铁路问题进行整顿。之后，邓小平找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铁道部长万里等，专门研究整顿铁路的具体问题。 2月25日至3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议的题目，就是解决铁路运输问题。 1975年4月，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矛盾”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根据中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多人被释放出来，安置、看病、补发工资，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5月17日，毛泽东分别对老红军贺诚和傅连璋作了批示。在由邓小平转呈的贺诚女儿的来信上，毛泽东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于傅连璋，毛泽东则批示道：“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乎哀哉！”贺诚、傅连璋二人皆为老资格的革命者，均为治病救人的红军医生，在他们的一生中，不知救治了多少革命战友，而自己却在和平时期为恶人所冤所害，岂不让人痛心疾首。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等于再次肯定了周恩来、邓小平解放干部的工作，为进一步推动落实政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一次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重大行动，虽然很不彻底，但毕竟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形势向着进一步有利的方向，迈进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在致力于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同时，邓小平在文化、教育、钢铁、国防工业、军队等各个领域，大刀阔斧地推进全面整顿工作。 继铁路系统进行的整顿，邓小平又大力抓紧在钢铁生产领域进行整顿。4月份的时候，在听到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时，邓小平气愤地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是破坏，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他提出，要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中央把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十一个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于5月21日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工业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29日到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简要明确的作风，两句开场白后，便单刀直入地讲道：“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他所讲的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 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讲到这一问题时，邓小平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他讲到对派性要坚决斗争，但也讲到斗争的复杂性。他说：“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他讲道：“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 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他说：“上面几件事情认真做好以后，紧接着就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这也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邓小平讲话的开场白是简明扼要的，结束语也是简明扼要的。最后，他讲：“总之，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看，抓住以上这四条最重要。”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以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以“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武器，对“四人帮”展开坚决的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通篇不到三千字，却观点明确，态度明确，措施明确。此次会后，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发出了题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的中央第十三号文件，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形势即开始好转。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到了6月底，冶金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按中央九号文件开始整顿。像其他部门一样，军工企业中最严重的问题也是派性和造反派头头当权的问题。国防工办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让有专业技术的和有管理经验的人抓生产抓工作，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4月，邓小平主持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强调要缩短战线，精简型号，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狠抓科研。5月，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常务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战略导弹研制工作安排的请示，明确要求首先抓洲际导弹的研制。7月20日到8月4日，中央再次召开国防工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到会讲了话。8月3日邓小平的讲话，主要三条，按照他的原话，就是“还是些老话”。所谓“老话”，也就是在整个整顿的过程中中央所一再强调的内容。这次讲的是三条：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李先念在讲话中也强调，要建立企业的责任制和正常生产秩序。这次会议后，经过努力，军工企业的混乱状态进一步得到纠正，生产情况全面好转。 在对铁路、钢铁、军工等部门和企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国务院于6月16日至8月11日，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王震、谷牧、孙健等国务院副总理，以及有关部门和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明确经济发展方针，研究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其间国务院六次开会，听取会议汇报。此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并明确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 经过几个月坚决果断的整顿，197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10月份，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仅仅经过半年的整顿和努力工作，“文革”以来全面混乱和工业发展停顿的状况得到了扭转，工业生产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这说明，“文革”所造成的生产下降、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难的状况，不是不可以纠正，不是不可以改变。只要下决心去整顿，只要下大力气去整顿，混乱和无序的状况完全可以得到纠正，经济秩序完全可以恢复，人民的生活完全可以得到改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发生“文革”动乱，如果全国上下一致全心全意地实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那么，用九年的时间，我们的国家完全可以发展到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程度，人民生活也会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九年以前，我们的邻国日本，经济基础和实力并不比我国领先多少。九年之中，我们在大闹“革命”大动乱，日本则在大力发展经济和高科技。九年的时间过去了，日本发展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而我们，却还在为扭转社会经济的全面混乱而费尽苦心。“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已经耗费了我们整整九年的时间。整整九年啊，这个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仿佛是九年一梦。一梦醒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就是原来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进步。 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七、政治生涯再次跌入低谷 1975年10月，整顿形成全方位的发展态势。邓小平进行整顿，本来是按照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指示办的，有些领域的整顿，如文艺调整，还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下启动的。但是，整顿的深入，不能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种深刻的矛盾终于在1975年11月爆发了。 1975年全面整顿的成效是明显的。整顿开始后，一些地区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实现了周恩来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被动局面的夙愿。 整顿的成效和形势的好转，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希望。当年9月20日，患癌症已到晚期的周恩来在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整顿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觉醒。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态度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命运与自己肩负的责任联系起来。 整顿中，不仅出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的大字报、诗人郭小川的万言书，还在8月出现了来自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小人物”的《献国策》。 这份《献国策》出自一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李天德1956年考入重庆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期间，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被捕入狱，判处五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1975年5月，他用22页方格稿纸写下《献国策》一文，表述自己“担负国家之重任”的想法。8月，他卖去蚊帐、箱子和铝锅，凑足路费前往北京。到京后，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面呈《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就在这时，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出现了具有相当冲击力的上书。这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信的内容都是反映迟群在清华大学的问题。 这两封信，都是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信呢？因为，当时清华大学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干了不少坏事情。这两个人是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进驻清华大学的。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也干了不少坏事。特别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充当江青的特使奔走四方。他们还掌握“梁效”班子，大写黑文，影响恶劣。迟群原是解放军某部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是个机要员，小人得志，十分猖狂。迟群自以为有功于“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不当副总理，也要当教育部长。没想到四届人大继续由周恩来组阁，邓小平负责主持日常工作。迟群野心落空，于是牢骚满腹，消极怠工，酗酒胡闹，影响极坏。但因为这个军宣队是毛泽东亲自派出的，别人也不敢奈何他。<u>ｐ://?９9ｌｉb?</u> 刘冰是个老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了，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就同另外两个人一道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信是经过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的。党员有向党的上级组织和任何领导人反映问题的权利，向毛泽东反映问题，也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可是，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示。 毛泽东批示的大意是，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状，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于11月12日扩大到1700多人，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 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整顿走向低潮。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清华、北大逐步推向全国，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 1975年的整顿是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的。从11月开始，没有几个月时间，邓小平就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受到批判。走在整顿前列的万里、张爱萍、胡耀邦、周荣鑫，也被说成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黑干将”，成为“四人帮”在各单位“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重点人物。各部门、各地区贯彻整顿精神的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揪斗，有的被撤职降薪，有的被开除党籍。仅七机部在1976年4月，在北京的厂、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就被改组了80％。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是“四人帮”、毛远新及其亲信密切配合、加紧活动的阶段。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一次重要汇报。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一些。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讲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他表示：“担心中央，出现反复。” 10月中旬，当毛泽东把邓小平转呈的刘冰等人的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当即为迟群辩护，理由是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没隔几天，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就在迟群指使下，于10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状告周荣鑫“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还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也在10月，王洪文与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和文化部刘庆棠等人密谈说：“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要“振奋精神，准备斗争”。同月，王洪文还授意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炮制了一个将人武部、民兵指挥部、人防办公室、复员退伍军人办公室“四合并”的方案。 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刘少奇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似乎不大提了。工业现在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担心弄不好又回到文化革命以前。似乎主要矛盾是不敢抓生产，所以唯生产力论也不能批判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现在还对不对？朝阳农学院的路子对不对？工人阶级永远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不对？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是什么？文化革命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文化革命以来的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应不应该热情支持？强调要选有经验的、敢管的、不怕被打倒的人担负重要工作，提法是否全面？主席讲的三条还讲不讲，第一条就是搞马列还是搞修正主义，还应不应强调？他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革命以来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当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 从总体上看，导致1975年邓小平在政治上“翻车”的原因，既不在于刘冰等人写了一封反映问题的信，也不在于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根本的原因在于1975年的历史环境。 1975年，持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中国社会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和希望。邓小平进行整顿，是想改弦易辙，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而这样的努力，根本无法在1975年的历史环境中进行下去。仍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影响，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存在……具有这些时代特征的历史环境，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整顿很难最终扭转局面，取得成功。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试图通过整顿，把党和国家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努力，是注定要以悲剧的形式中断的。 当然，在这一悲剧性结局形成的过程中，在毛泽东逐渐对邓小平失去信任时，他对邓小平这位得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上还是留有余地的。一开始，他并不想立即批判邓小平，而是采取帮助的态度。11月2日，他指示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谈一下，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作个自我批评。他不想让跟邓小平冰炭不容的“四人帮”插手此事，不安排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叮嘱毛远新不要把政治局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江青。他真心希望邓小平接受意见，作个自我批评，把目前的政治格局维持下去。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已使他不愿意立刻打破精心安排好的政治格局，再进行一次重组了。 但是，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毛远新发生的“争论”却表明，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11月2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毛远新按照毛泽东指示作了“开门见山”的发言后，邓小平驳斥了毛远新对当前形势的描述。他说：“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他对自己的主要工作做了简略回顾，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后开始抓工作的，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从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最后，他申明：“昨天（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作为追随毛泽东革命几十年的老部下，邓小平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毛泽东的折服和敬重，是与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理想和对党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他们虽然对毛泽东的做法持有异议，但对毛泽东的敬重并未改变。基于这种几十年形成的发自内心的情感，要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在1972年检查“错误”，甚至在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批评发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的人冰释前嫌，“团结合作”，却是难以做到的。 11月20日，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这次会议，希望中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一次，邓小平还是没有顺从毛泽东的心愿。他接过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曾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茬，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一个月后，邓小平承认：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坦率承认思想认识分歧。这不是一般领袖与部下、多年战友的分手，而是在国家前途问题上两种政见的分道扬镳。 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30多位在党政军机关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文件在谈到刘冰等人的信后，又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正式向全国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1976年2月，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但在同时也保留了他的党籍。毛泽东的这一态度限制了江青等人把“批邓”升级的企图。1976年3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邓小平再一次受到公开批判，他的政治生涯第三次跌到低谷。 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八、被诬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天安门事件”是指1976年4月5日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许多地方爆发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自发性革命活动。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的逝世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无比悲痛。 全国人民深切悼念周恩来，但“四人帮”却借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压制和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甚至下令不准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妄图以此来割断人民对周恩来的追思与怀念。更有甚者，“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文汇报》在3月5日学雷锋的版面上，擅自删去了周恩来的题词；3月25日又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言论。这种公然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的行径，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之情。一场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代表的各地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终于爆发了。 抗议活动首先从南京爆发。3月29日，南京的群众在街头贴出“《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张春桥”等标语。在南来北往的火车、长途汽车上，也刷上了动员人民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标语口号。群众还自发地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进行悼念活动。向周恩来遗像敬献花圈。 在北京，人民群众从3月20日起，连续几天自发地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标语、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4月4日是清明节，北京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不顾重重禁令，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面对愈益高涨的群众义愤，“四人帮”惊惶不安、恨之入骨。当晚，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会议，研究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反扑”，“中央有后台”，矛头对准邓小平。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将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及其决定写成书面报告，向重病中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群众发现他们献的花圈被收走，听说还有人被抓了，异常气愤，于是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了强烈的抗议行动，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晚上6时半，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出面发表了广播讲话，说“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9时半，1000余名民兵、3000多名警察和5个营的警卫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和逮捕。 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天安门广场的政治事件和邓小平的最近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九、老帅们的支持 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亦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接着，胡耀邦说道，“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什么是人心呢？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这三句话是： 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务必把我的话带给你爸爸。” 胡耀邦又问叶选宁道：“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如果你能够见到华主席，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胡耀邦告诉叶选宁，他跟华国锋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 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那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亲自给邓小平打电话，通报扫落四颗灾星的喜讯。 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知道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叶剑英明确地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这时，李先念马上表示赞同叶剑英的话：“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到：“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陈云在中共党内富有威望。早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陈云便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此时，毛、刘、周、朱相继去世，只剩下陈云和邓小平依然健在。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陈云指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不久，叶剑英80寿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那天，叶剑英家中高朋满座。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来了，聂荣臻、徐向前来了。接着，邓小平赶到。 邓小平一进门，笑着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叶剑英马上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叶剑英这句话，反映了邓小平在老干部们心目中的地位——“领班”，也就是“领头人”。 那天，叶剑英80寿辰，家里点了8根寿烛。邓小平建议再加上一根，变成9根，取“长久”之意。叶剑英家人立即又点上一根。叶剑英哈哈大笑起来…… 第五章 全面复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 一、一定要发展生产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天安门广场再次漾起欢歌笑语。 然而，巨大的历史惯性，使中国社会按原来的轨道继续滑行着。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汇报会后指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判。中央两报一刊同时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并以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方针。 当时中国，在两个“凡是”旗号下，政治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大，华国锋在报告中仍然高度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就与作用，并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经济上继续沿袭“左”倾错误，无视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现实，用“大跃进”办工业的方式，掀起“跃进”风潮。五届人大推出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高速度大跃进；到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粮食总产量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 中国怎么了？要走回头路吗？正当这个关系着民族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于情理’的问题。不能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毛泽东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例外。”邓小平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这些谈话，对解放思想、端正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伟大转折点，开始全面纠正195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发生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从根本上结束“左”倾错误长期干扰的历史，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始全面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确定了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原则，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制定了改革开放总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首先是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废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指导方针，把发展经济确立为新时期的工作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我国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有阶级斗争特性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哪怕在现阶段，我们遇到这样的矛盾只要提高警惕，慎重地解决，以避免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另一方面，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有可能激化的危险。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同各种敌对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作斗争，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邓小平这样概括：“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为了说明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它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思想深化和具体化，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 这些论断实质上呼应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观点，是八大提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延伸。 从此，中国社会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下，大步跨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把亿万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道路，避免了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以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并支持了工业化的需要。 但是，由于体制的弊端、经验的不足、人为的内耗，中国农民始终没有与落后分手，与贫穷诀别。他们祖祖辈辈辛勤耕耘，但一年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22年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留给我们是一串惊人的数目： “从1956年到1978年2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3650亿斤增加到5950亿斤。增长6％，每年仅递增2.4%，1978年国家征购粮食1000亿斤，与1952～1955年平均数一样多，但同期农业人口增加了2.8亿。城市人口增加4000万，到1979年全国有1.4亿人的全年口粮不足280斤，有1/4的生产队（2亿人口）每个社员平均收入40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元，他们实际处于半饥饿状态。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低得可怜，4亿多劳动力，3亿人在搞农业，但粮食副食的供应仍很紧张，每年需要进口一部分粮食、棉花、豆油以补不足。1977年全国生产5750亿斤粮食，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才生产1917斤，每年以300个劳动日计算，每人6.39斤。而1975年的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136535斤，高出我国71倍。在我国一个农业劳动只能供养2。1人，要4.8个农业人口供养一个城市人口。” 农业形势严峻！ 整个国民经济形势严峻！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部署中，首先推出了农村改革。邓小平指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不逐步摆脱贫困，就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摆脱贫困……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它的活动，不能建立在80%的人口的基础上。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说：我们确定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从农村出发，是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国情，为社会主义改革制定的根本指导思想。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邓小平说的这两个特点主要是指农村。农民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我国人民的主体。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因此，邓小平感到：农村既是最落后的地方，也是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既是改革的重点，又是改革的难点，又是全面改革的基础。 邓小平以极大热情首先从农村实行他的改革计划，是因为我国“左”倾错误始于农村，“左”把集体搞垮了，把农民搞穷了，把农村搞死了。邓小平认为，改革也就是搞活。改革搞活首先要从被搞得很死的农村着手，他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农村改革如何搞？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是搞责任制，抛弃‘大锅饭’，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说的责任制，指的是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是指导者的智慧和群众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改革的序幕后，安徽凤阳的农民提出一个与邓小平设想相吻合的名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从凤阳一“包”到全国，成为农村普遍实行的经营方式。农民形象地将这种经营方式概括为：“先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邓小平1985年会见外宾时指出：“可以肯定，这是个很好的政策。” 农民响应党的号召，在土地上创造出一个个奇迹，邓小平对此是极为高兴的。1984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曾说：“现在看，一系列新的农村政策是成功的，而且见效快，成绩显著。农村政策见效，对我们制定翻两番的目标是一个鼓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邓小平从农村着手进行改革，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老百姓为此是感激他的。不少山区农民解决温饱问题后甚至用迷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邓小平的爱戴。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每年收获时节都要向着北京鞠躬，她说是感激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改革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 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提出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 对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支待，他说：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实行责任制就是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就在推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受到重重阻力的重要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对广大农民的伟大实践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问题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发展生产力，发展农村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邓小平为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前景作出了科学的战略指导。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在那些边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怕。 上述文件明确肯定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政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对统一人们的思想，推动农村体制改革有重大意义。 在中央支持和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到1982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生产经营方式在我国确立起来了。 农村体制改革的大变动，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迅猛地向前发展。 巨人的伟大，就在于高瞻远瞩，洞察历史，把握未来，推动社会顺应历史潮流前进。邓小平为中国农村伟大变革指明了方向，中国农村的改革大潮顺应这一方向，奔流而下，一泻千里，一个新的时代终于向中国走来。 联产承包制振兴了整个农业，给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农村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随着家庭承包制普遍推行，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推动了广大农民利用剩余劳动和资金，发展多种经营，从事商品生产。 沿袭几千年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生产，已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生产转化。在中国，农民从此开始告别贫困，走向富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业生产力，农村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达3612亿元，粮食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大关，人均800斤，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一亿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产品商品率53.3%。1985年农民人均收入达397元，大部分农村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是，在打破集体经济“大锅饭”之后，还必须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求，促使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1985年1月，在邓小平支持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改革的基本目标，推进我国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化经济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 第二步改革措施出台，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的大体轮廓已经形成。亿万农民的伟大实践不仅给农业生产注入生机活力，同时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党今后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了工作会议，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会议认为：“鉴于在最近几十年内，国民经济将以调整为中心，城市改革只能在局部领域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试点。改革要侧重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划清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要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便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利为内容，逐步在局部范围开展起来。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从四川开始。1978年10月，四川省在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试点。1979年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全国确立了第一批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企业。四川省扩权试点企业发展到84个。到1980年底，企业扩权试点已达6600多个。 在邓小平的改革思路中，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他强调：“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 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又一探索。这一改革由山东省首先在企业中试行，时间是1981年春季。主要是通过承包划分国家同企业之间、企业同职工之间的责任权利的关系，贯彻联产承包，按劳分配的原则，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81年10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实行工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要求通过经济责任制，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果联系起来，使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用最小的人、财、物力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1981年率先试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首都钢铁公司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扩权3年，实现利润8.26亿元，平均每年2.75亿元，比扩权前的1978年的1.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5.32%；3年上交利润7.3亿元，平均每年2.4亿元，比1978年的1.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34.8%；3年上交利润加税金共8.38亿元，平均每年为2.79亿元，比1978年的2.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7.9％。 1984年，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跨入了第六个年头。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成功和城市局部改革探索进展顺利，使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揭示了这一历史趋势：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来推动城市改革的发展。 正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关头一样，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审时度势，紧紧抓住这一契机，适时地推动改革向深度发展。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需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全会通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在总结历史经验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规划了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范围： （1）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2）“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3）“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4）建立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 （5）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6）建立多种经济形式，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7）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8）为了未来的经济发展，起用一代新干部和一批管理人才； （9）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随着《决定》通过，经济发展开始增加了新的动力。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达9200亿元，和前一年相比，增长10％。随着城市改革的发展，在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商业体制、建筑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中国城市经济，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第五章 全面复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认识论新的理论思考。从1978年12月以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些问题的讨论，使全国上下出现了思想活跃的局面，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口号被历史的进程所淘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精力集中在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方面及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调整在前两三年形成的国民经济新的比例失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 但是，在理论战线上有部分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有的掉队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极少数人甚至攻击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批判“左”倾思潮的同时，由于舆论界以及国际上的某些因素的干扰，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极右的思潮。 从1978年的秋天起，有一些人在北京市西单附近的“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宣称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性的历史磨难，中国共产党已经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今后不再需要中共的领导，现代化的道路是“社会改革”。西方的记者们忙忙碌碌地抄写反映失望和不安定情绪的大字报，匆匆忙忙地翻阅自1978年秋季以来，在所谓“民主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报纸。 为了澄清中国的改革的根本性质，就必须要有明确的答复，就必须有一个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能接受的，用来统一人民思想的纲领。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适时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掀起。 中央各党政军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和文章，对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表示赞成或支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得到邓小平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满腔热情的支持，使之迅速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为思想解放和拔乱反正创造了理论前提和社会环境。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谈话，着重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和命运的关系。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还阐述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并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放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同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在这里，邓小平不仅谈到解放思想，而且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许多设想。 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即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条件。 为了总结30年来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1979年1月至4月，中央和省市两级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报告，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强调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错误倾向。 会议就30年来，党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得失，个人崇拜，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及当前经济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党的思想统一，在这次理论务虚会临近结束时，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作出了详细的、具体的论述。后来，随着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日益完善和改革目标的逐渐明确，四项基本原则也规定了现代化的性质，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和遵循的原则。这四条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就是说，在批评两个“凡是”的后面，并不是可以听任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露头。他严厉地谴责“民主运动”其口号（“反饥饿”、“言论自由”、“要人权”、“我们批评和谴责中国共产党”等）是蛊惑人心，无视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和法律。 在意识形态方面，邓小平本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尤其是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中国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如果“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 邓小平的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得到了全党的热烈拥护，得到党中央的一致拥护。中共中央认为，今后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还重申：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不允许有丝毫动摇。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进一步阐明了三中全会精神和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致性，批判了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歪曲“解放思想”方针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他还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邓小平详细阐明了自己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置于首位的观点，阐明了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驳倒那些“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经验。他说，每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任何一个稍具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中国还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建国以后，尽管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中国也大大地缩短了差距，并取得了旧中国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国家在某种情况下也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中国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了林彪和“四人帮”，回到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是必须继承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所不可避免的道路，它最终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在邓小平看来，无产阶级专政（1982年宪法后也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因为它和“文化大革命”的术语没有多大的联系）是人民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对那些敌视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的专政。邓小平说：“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邓小平认为，这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这些人进行专政，就不可有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因为这些坏分子不可能重新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 根据邓小平的理论，这种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但党反对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首先是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党内有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走资派”。这种专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建设、发展和繁荣的根本保证。他说，自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一个政党不可能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圣人，犯错误同样是不可避免，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取消中共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了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如果今天踢开党委再去闹什么民主，会闹出什么样的“民主”呢？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某些人胡作非为，踢开党委去闹什么“民主”，那就只可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再次耽搁中国发展的大好时机。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在领导人所承认的思想遗产。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林彪、“四人帮”严重地歪曲和割断了这个遗产。从今后起，处理意识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当前的需要，运用毛泽东思想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用新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 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谈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它是正在全面展开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南，是实现改革目标的保证，同时也是实现改革的政治界限。对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也好，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借鉴也罢，都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度”。这个“度”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1986年底和1987年初，受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受外国敌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别有用心的煽动，在中国的大学里出现了一些不安稳的迹象。一些青年学生提出了“自由和民主”的口号，甚至某些人公开抨击中共的领导。这时，邓小平站了出来，援引了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这些要求。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批驳中国“全盘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政治体制改革是枉费心机，党和中央明确地肯定，实现这些改革和其他一切领域的改革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而学生运动的幕后人正是怀疑党的领导，因而他至少也是幼稚无知。大学生支援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办法是学习，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意见。经过教育，学生们认清了是非正误，自动地回到了校园。至于在这场斗争中，或者支持了上街游行的，或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够坚决的领导人，有的被停职检讨，有的则主动地引咎辞职。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在这个党内外和国内外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上，邓小平有过多次重要讲话，帮助全党同志澄清认识。 在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报告后，邓小平的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它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深刻认识到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对决议起草小组的同志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党内外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纠正了这种认识，他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个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为统一全党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再一次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第五章 全面复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 三、为知识分子正名 十年“文革”劫难，中华民族遭受了严重摧残，而受害最重的首推科技战线。在那个年代里，科学技术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科学技术工作人员被视为“臭老九”。是非颠倒，蒙昧盛行，文明窒息。 1977年5月，面对刚刚从恶梦中醒来的国家，邓小平沉重地提醒国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并号召人们：“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 1978年3月18日，饱受动乱之苦的科技战线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日子。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了。 近6000名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济济一堂，畅所欲言。这是经过10年浩劫后科学界的一次大盛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用大量的篇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邓小平强调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同时，他对科技工作的具体环节、具体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提出了解决的措施。他提出重建国家科委，从而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我国的科学工作。 邓小平还提出在科技领域要实行奖惩制度；他要求高校要成为科研的生力军；他提出要保证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科研上去，并鼓励一头钻进科研里面的人；他还提出科研经费要增加。1980年他大声疾呼“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费用不可。”他还提出要开展学术交流，“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 抓住科技不放松。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仍苦苦叮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因为邓小平深深懂得，国家富强，民族昌盛靠的是科学技术。离开科学技术，一切目标、理想都会付之东流。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议上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在“文革”的余尘尚未完全消散的背景下，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在中共历史上首次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当代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率领中国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根据国际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构建起指引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的形成与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分不开。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得益于一种开放的思维和胸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国事访问，在国外目睹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无疑在他内心深处引起强烈震撼。1985年，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1987年，他又强调：“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尤其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 1988年，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就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其核心是人才问题。邓小平基于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一再强调要有战略眼光，要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懂得教育的重要。“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脱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远远没能发挥出来。有鉴于此，邓小平一面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一面着手解决科技体制问题。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等方针和政策，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中国人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发展自己的高科技。邓小平认为：“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1986年3月，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瞄准世界高新技术前沿的“863计划”。1988年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以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先后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从此迅速壮大。 邓小平科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升华。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一论述精辟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进行。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说，他愿当教育界的后勤部长。他作为一代伟人，是从未来的长远角度来对待教育这一问题的。邓小平指出：“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在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愿当科技教育界的后勤部长。 在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要抓教育。他认为，教育事业，绝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于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在教育的拨乱反正工作中，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教育的改革、发展方向，还身体力行地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 教育战线遭受的破坏之一是高考制度被破坏。因此，大批德才兼备的有志青年被拒之于高校大门之外，教育、文化质量下降。邓上平为此提出：“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好办法。”“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时，还建议要恢复招收研究生，增派留学生，想办法聘请外国专家来中国讲学。 邓小平又针对学校存在的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提出，撤走“文化大革命”中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恢复科研人员职称，并提出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重视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落实广大教师的政策，改善他们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教师作为“老九”对待，他们的积极性、热情都受到伤害，心灵的创伤是极其严重的。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大声疾呼：“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予表扬和奖励。”“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针对教师工资收入问题，邓小平指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限于国家的经济力量，我们一时还难以较大地改善教职员工的物质生活待遇，但是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 在邓小平等人的倡导下，1985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节的建立，标志着教师在我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市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总结，它立足现实，从纵、横两方面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作了规划，是今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针。 中小学教育是实现“三个面向”的基础。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提出：教育要“从小学抓起”。在著名的“八八讲话”中，他又提出“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在1978年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的质量。”1984年2月16日上午，邓小平在参观上海市微电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时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现代教育归根结底，要有掌握现代化知识的教师。现代教育者必须先受现代教育。1977年4月22日，邓小平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他强调：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培训师资，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同年9月19日他又指出：师范大学要办好。省市主管的师范大学，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不办好师范教育，教师就没有来源。 邓小平还极其重视中小学教育的教材的建设。1977年，他要求教育部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教材，教材要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他提出要进口外国教材，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使青少年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他说：要进口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西德等国家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一套具有现代化内容，有世界水平作参考的教材对于培养未来建设者的中小学来讲，无疑是极为关键和有益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数百人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到1982年终于初步编审出版了一套新的中小学教材。 为进一步落实“三个面向”，改变基础教育的落后状况，中共中央在1980年12月作出了普及中小学教育的规定，再次重申了邓小平的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必须从小学抓起的思想，提出80年代基本实行普及中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5年5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把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是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建国百年我国经济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步骤。 邓小平对全国的中小学生寄予深深的希望。他殷切期望全国的中小学生成为振兴中华的栋梁之才。1980年5月26日，他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983年4月1日，他给北京育才学校编写的校史题词中，又对中学生提出：“要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 邓小平不忘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成长。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的少年儿童，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邓小平欣然题词。并数次为“希望工程”指教。 实现教育的“三个面向”，发展高等院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在1978年6月同清华大学的一些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重点学校规模应逐步扩大，将来要扩大一倍。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四万大学生，绝不算多，不搞好大学，就提不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1983年春节，79岁的邓小平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江苏等地视察工作。他把高校的建设与发展记在心上，在这次视察中，他就加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大专院校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以发展半倍。现在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重点院校增加一倍学生没有多少问题。师资不缺，现在许多学校的教师没事干，主要是房子问题，再拿出钱来建校舍和宿舍，我看也可以拿出来。这一方面用多少钱，要算个账。” 邓小平讲话后，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迅速调查研究与推算，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强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1983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报告并转发全国。这是落实邓小平“三个面向”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这个决定使我国教育沿“三个面向”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邓小平赞扬它“是个好文件”，称之为教育工作的蓝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就认识到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落实。新中国成立近30年后，邓小平仍要为知识分子的处境而呼喊。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八八讲话”。在讲话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很尖锐地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他自己作了极其肯定的回答：“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他这样分析：“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在短短的2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的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撤销1971年8月13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从邓小平1977年提出“两个估计”问题到这个中央文件的发出，标志着“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完全被砸碎了。 在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拨乱反正的任务以后，邓小平又把知识分子政策转向了新的主题——把知识分子政策转变到体现了党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上来。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飞跃。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提出“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并把它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之一。后来他又概括为“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干部四化标准。这突出地表现了邓小平对知识分子，对人才的尊重。 邓小平分析我们在用人上的弊症，他认为，不是我们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各级党委，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的人才。许多人才，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他再三强调：“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的经济改革的决定中，就贯彻了邓小平有关人才的思想。《决定》的第九条是“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批社会主义经济干部宏大队伍”。强调在经济改革中要订出规划，采取措施，造就大批厂长、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党委书记，形成一支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队伍。邓小平看后说：“《决定》共十条，最重要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邓小平十分注意从现实角度考虑解决知识分子的实际问题。他在1985年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1988年，他在《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说：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胸怀是宽广的、目光是远大的。1992年他发表南方谈话时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使广大知识分子摆脱了精神桎梏，挺起腰板，在社会主义建设征途中大显身手。 第五章 全面复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 四、不要争论姓“社”姓“资” 1977年7月16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那阵阵热烈而真诚的掌声中，73岁的邓小平异常平静，只是微笑着向大家致意。此刻他心中并不轻松，他深深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中国谈何容易，这副担子好重啊！ 复职后的邓小平，第一个决策就是为那些在不正常的年月含冤者平反昭雪。尽管阻力重重，但是必须还清白于天下。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获得了公正的评价，其他在“文革”中蒙冤遭迫害的人和错误定性的事件（如“二月逆流”、“七·二零事件”、“天安门四五事件”等）都得到了公正的结论。 为了共和国的前途，许多老革命家如彭真、陈云、聂荣臻、王震等又恢复了在党内、军内的职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提拔了一批年轻一点的领导人，他们包括：胡耀邦、方毅、耿飚、赵紫阳、彭冲、乌兰夫、韦国清等。 1980年11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 1982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党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开始着手设计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的宏图。 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在哪里？世人瞩目。“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平最初的发展思路。只要敢闯、敢为天下先，才有生路。于是，中国踏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不归路”。 说改革，中国要改的东西太多了，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要改革，甚至连国人的思想观念也要来次改革。改就是要去掉一些旧的，自然要补充一些新的，新的哪里来？国内新的可以补充，可毕竟有限，中国人开始放眼于国门之外，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1985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试验，要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是一场革命。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提出，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整整14年的历程，中国城乡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40年的变化。农民富了，城市人也富了，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富翁也有了。中国真正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噩梦中醒来了，并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巨大而辉煌的成功。 1992年1月，已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踏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看到自己设计的改革开放之路经中国南方带来的种种喜人景象，邓小平会心地笑了。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成果。他似乎并不满意于中国人过于求稳的思维方式，及时在南方谈话中补上了他的“三点”思路，即：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在南方一城市视察时，邓小平又一次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些争论作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评判：许多东西不要总问它姓“社”姓“资”，只要对人民有利，就可取。 这一论断，再现了他在60年代的“猫论”的影子。其实，这些都统属于邓小平经济建设谋略的同一体系，只是60年代是为渡险关的应急之策，而今天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策。 有人问邓小平，中国的步子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是不是走出了社会主义的范畴？ 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告诉这些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票不是资本主义独有，市场经济也可引入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对中国经济建设有益的，我们可兼容并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快步向一个全新的世纪迈进！ 1992年元月，港报发表了邓小平的谈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给中国的春节团拜会上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互相询问邓小平谈话的内容。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全面贯彻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中央曾向高层干部和机构下发了“白头文件”以供全面理解精神。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决定将邓小平的谈话作为党的文件下发给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热潮。 在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邓小平总共发表了四次谈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过了十年改革开放，渡过了三年治理整顿，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出现新格局，而且国内经济面临着新困难，又有人害怕改革开放，主张走回头路的重要时刻，邓小平发表了第四次谈话，就是1992年1月的南方谈话。 这次谈话，为中国今后发展的道路，从根本原则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今后，中国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扭住发展生产力不放，把现代化建设搞上去。 改革不会完美无缺，更不会一路顺风。每遇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一些曲折、沟坎之时，总有一些人否定改革开放的方针及路线，要将中国重新拖回到旧体制上。因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以来，邓小平多次向全党全国全世界郑重声明：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不会变、不能变、不许变。邓小平的每次郑重声明，都是对改革者、开拓者的披荆斩棘的壮举鼓劲，对动摇者、拖后腿者的一声棒喝。 1988年到1989年这两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时刻，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相触进入胶着状态，改革的步伐难以跨大，而旧体制复活的劲头撺升，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苦和困扰。类似“眼前一片朦胧”、“怪圈”、“两难”、“死亡谷”、“此题无解”等标题和词句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出现的频率增多。 在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尖锐地提出了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对待改革的问题。他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强调指出改革是一场试验，带有风险是绕不过的，除非我们不前进。“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成路。”邓小平还提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也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总之，对于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只能靠更深化的改革来解决，停滞和倒退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决。“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或倒退，停滞是没有出路的”。邓小平这一改革的新思想，使全国人民振奋了精神，明确了方向，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 1989年平息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以后，有一部分人被面前的困难吓住了，也有人把全部的账归结在改革开放的身上。中国将往何处去成为全国人民急盼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再次在中国命运最关键的时刻说了话：“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不是！我们没有错！”“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的回答拨开了迷雾，全国人民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控制了通货膨胀，完成了治理经济秩序的预定目标，同时在放开价格、扩大流通等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年份，当时国内外形势都十分有利。我国在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在多边关系和国际活动中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声望。这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外部环境。能否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能否抓住难得的机遇，至关重要。 然而，在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思潮的同时，出现了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情绪。对于改革的方针、政策，有人要分析姓“社”还是姓“资”；对于经济特区，有人认为是在搞资本主义，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在客观上也阻碍了改革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通过南方谈话，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几年的经验，深入阐明了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澄清了理论问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加了新内容。邓小平回答了“左”的思潮对改革开放造成的困难和对它前途的挑战，深入地、系统地阐明了改革开放的纲领、方针和原则。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协调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警惕右，但更要防止“左”；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会变。 邓小平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运用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按“四化”标准选拔和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充实和发展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且使之系统化、具体化，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长期困扰人们，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问题越来越敏感。一些人利用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给开拓者、建设者布下了层层雷区。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三条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中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办特区，从一开始提出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到了，搞一两年对了，就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从这两个方面回答了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大胆吸收和继承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东西。 邓小平一贯坚持发展生产力是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根本原则。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内在本质决定的根本任务。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去判断姓“社”还是姓“资”，必然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泥坑。 改革姓“社”不姓“资”，对外开放也同样姓“社”不姓“资”。邓小平曾经指出，在中国，要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必须改革，而且必须对外开放。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当今世界是新的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强调说：“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件不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 邓小平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继续强调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以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正是总结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 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得到最快的发展，使国家财富得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光明前途。 不发展经济，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不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 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理论贡献！ 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逐步摆脱了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冲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迈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 邓小平南方谈话谈话，第一次科学地分析了计划与市场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邓小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邓小平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的观点，澄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这也是对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邓小平的思想，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四大全面肯定邓小平的精粹思想，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正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五章 全面复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 五、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改革要的是全方位的综合效应。经济体制改革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 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克服领导体制上的权力过于集中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领域方面，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但是，这一时期的措施，多属于消除“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政治体制造成的创伤，基本上是一个恢复期。在恢复中也有改革，但改革是单项的、浅层次的。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发出了要全面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强有力的信号。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在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严重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脱离广大群众。如不认真改革，就不能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过去发生的像“文化大革命”那种问题，今后就还可能发生。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高度责任感和观察社会问题超群的洞察力，从改革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改革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上，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目的。 之后，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现行制度存在种种弊端。 弊端之一，严重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同我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和管不了的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人浮于事，官气十足，互相推诿，打击报复，专横跋扈等是其主要表现。 弊端之二，权力过分集中。 这是派生各种弊端的带根本性的弊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就使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损害民主生活，从而犯各种错误，造成官僚主义现象和其它各种弊端。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 弊端之三，家长制现象。 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弊端之四，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某人不仅过分集权于一时，而且集权于终身。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 为了革除上述弊端，邓小平在谈话中向全党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并着重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6项重大改革措施。 措施之一，建议修改宪法，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在宪法中体现出来； 措施之二，建议设立党中央顾问委员会； 措施之三，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划分各自的任务和权限； 措施之四，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强有力的工作系统； 措施之五，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校长、所长负责制，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并实行院长、所长负责制； 措施之六，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以上是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谈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部分内容，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 邓小平的谈话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根本纲领，揭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付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昂代价之后所取得的伟大进步之一，它体现了党中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卓越构想。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领导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 他还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的谈话说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切中了改革进程的要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层立即活跃起来，理论界及一些实际工作部门也都以各自的角度展开了理论研究和调查工作。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86年9月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组织了各方面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人员，就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等专题组成了7个小组，进行各个专题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 而后出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热潮。 政治学界、经济学界、法律学界及历史、哲学、文化界的理论工作者投入了这场热潮；有关部门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征文等活动，大力促进这方面工作的交流和发展。不少人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设计方案上书有关领导或部门，以作为决策时的参考。 多年不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又出现在改革的今天，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这种局面为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酝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它本身也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召开，党中央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它凝聚着我们卓越的领导人、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无数理论、实际工作者以及千千万万关注这场革命的人的心血和智慧。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 第一，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继续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加强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并加强人民政协组织的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同时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代表的群众的基本利益。对不完善处加以改革，使之趋于完善。 第二，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大、政府、司法、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且，中央、地方、基层的情况不同，实行党政分开的具体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第三，进一步下放权力。凡是适宜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要理顺三个关系，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二是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按照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原则，将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事业单位。三是党、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关系，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 第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的工作。 第五，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变对“国家干部”集中统一的管理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这项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法规，依法进行科学管理。 第六，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其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层次上展开。 第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逐步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规范的基本蓝图和总体设计，宏伟而清晰，国外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内容出乎意料地详细。 十三大的蓝图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新的起点，它将使中国改革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我国为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决策。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乏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其中主要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搞不起来”。 我国的干部管理体制虽然起过积极的作用，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但实践表明，过分集中的干部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端：管理对象笼统庞杂，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理方式陈旧单一，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人事管理法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用人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用人，管用脱节，责权脱节，流动困难，缺乏科学的筛选机制，从而使干部队伍形成封闭体系，每个人被固定在他该不该在的位置上。由于“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还提出，为了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使改革不断深化，不仅需要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专业人才，还需要培养造就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素质和水平，改善干部队伍结构和功能，还需要造就一大批政务活动家和行政管理专家。 为此，必须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是社会管理日益科学化、现代化和高效化的必然要求。 因此，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千秋大业考虑，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们更新干部人事制度的旧观念，确立新思想、新观念： 从仅仅看作档案材料管理转变到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制度上来； 谈论“干部”的概念，用符合职业特点的称呼代替，降低官本位的意识； 从经验型、政策型的管理转变到依靠法律管理的科学型、现代化型管理； 明确当代人事工作是一门科学，一门专业，搞人事工作的人是专业人才，而且是更重要的人才； 当代人事管理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事制度要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的发展。 在整个改革战略决策之初，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认识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必经之路，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绕过的，中国公务员制度作为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也就是非开发不可的。从那时起，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准备工作就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83年上半年，美国比较公务员制度研究专家坎特尔应邀来到北京举办比较公务员制度讲学班；1984年底，经济体制改革出台，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组织专家开始了起草公务员制度条例的工作。到1986年底，修改到第10稿，定名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1986年12月到1987年底，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作了重大修改，形成第十三稿《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写进了十三大政治报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决定建立新的人事管理体系，并将其列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1988年3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推行中国公务员制度；1988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人事部，专门负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筹备工作，同时决定成立国家行政学院，以进行对中高级公务员的专业培训；1991年10月11日，人事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将用5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起公务员制度，在1995年以前初步建成。 中国公务员制度是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礼物，它伴随着春天的来临而悄悄地出台了。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对存在了71天的法国巴黎公社作了某些抽象的原则性论述，列宁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但他没有来得及全面予以解决就逝世了，斯大林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但在晚年犯错误期间偏离了其原来的正确思想，甚至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正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框框，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原则和方针，政治制度化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在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他明确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总之，党的建设，“制度是决定因素”。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之一，主要是指社会政治体系的组织及程序以获取价值及稳定性的社会政治过程。邓小平早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从制度上建设党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谈话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关于改革党和国家制度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的基本任务，是改革那些不好和过时的制度，进行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创造比之更高更完备的民主。他认为，执政党进行制度建设，可以防止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邓小平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领导制度。邓小平指出，我们党过去存在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家长制现象。党的领导制度方面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在领导制度上由“以党治国”转变为“以法治国”，形成“人大决策，政府执行，党委引导、监督、保证、服务”的领导体制。 关于干部制度。邓小平认为，我国过去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轮换制度，对各级分类领导干部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明确、适当的规定。 关于政治生活制度。邓小平指出，过去的主要问题是家长制作风。党内的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官本位和追求封建特权等，都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关于监督制度。邓小平认为，没有严格的监督制度和专门的监督机构是党风不正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了监督的三种形式，即人民的监督、全党的监督和党委委员之间的监督。这三种形式，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党委委员的互相监督，因为他们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为了保证这种监督的实现，邓小平提出了党委委员实行双重的组织生活制度。 在我党建设的历史上，是邓小平第一次把制度上升到理论，明确地提出从制度上建设党。他不仅正确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和现状，而且顺应法治的历史潮流，较完整地论述政治制度化的理论，比起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更加前进了一步。正确的理论源于他的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也体现了他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 邓小平早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讲到，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现象。而对于干部制度而言，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则是首要的弊端。在这种制度中，干部一旦身负领导职务，只要不犯错误，便终身任职。这种制度的危害之一是造成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官不能民的状况，是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的温床，还会助长“一言堂”、家长制作风；之二是干部队伍不断老化；危害之三是不利于培养和提拔年轻干部，使干部队伍素质的更替陷入消极循环。 1982年7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的专题谈话，指出：“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顾问委员会只是一种过渡办法，只要退休制度推行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 邓小平的谈话兑现了，中共十四大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完成了过渡的历史使命，宣告取消了。邓小平认为，“真正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开始推行退休制度，取得了很大成绩。领导班子人数减少了，年龄得到调整，文化程度大为提高，新老干部队伍的结构搭配也趋向合理。建立退休制度，是干部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创举。 邓小平说：“任何领导干部的任期都不能是无限期的。”他要求人们不能患得患失，不能从个人的眼前利益出发，而应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待退休制度。“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他以广阔的胸怀作表率，明确表示：“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退休。”但由于党和人民的一再挽留，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得到实现。 198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又率先请求辞去党中央重要职务，提出退居二线。这一作法带动了一批老同志，也感染了许多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推进了领导班子年轻化的进程。 1989年9月4日，这位85岁高龄的、具有远大战略目光的我们党和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辞职书，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公职。没有对人民事业的耿耿忠心、没有对民族深沉的热爱、没有无比坚强的党性、没有深刻的政治远见，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惊世之举的。让我们一同聆听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和总设计师的心声吧！ 辞职书全文如下： <small>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small> <small>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愿望。</small> <small>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的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small> <small>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mall> 1989年11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专门通过了一个决定。 总设计师虽然退休了，但他永远是人民的忠实儿子，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总设计师虽然退休了，但他的高风亮节、宽广的胸怀、远大的目光却留在了人民心间，他率领中国人民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伟业将不断继续下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邓小平在新时期把组织路线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十分睿智的见解。 粉碎“四人帮”以后，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第一件事就是自告奋勇地去抓科技和教育，率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只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才能达到“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邓小平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组织路线问题。”在明确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必须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来担当起历史的重任。为了选拔出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企业家、科学家和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邓小平对新时期的人才结构模式到人才开发的具体措施作了精细的规划。并且邓小平把“四化”标准作为选拔接班人，作为组织路线的核心。 当时，邓小平之所以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有如此紧迫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后，某些坚持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对此路线持反对态度，他们甚至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妄加指责。干部队伍中，特别是干部接班人队伍有了这些人，刚刚确立的政治路线就极有可能遭到厄运。另一方面，许多老同志在拔乱反正后纷纷复出，由于年事已高，难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解决好接班人，避免组织断层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果断地提出干部队伍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身体力行，组织老同志主动让位，集体接班。显示了一个领导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远见。 邓小平还对干部人事制度有诸多论述，其中干部选拔的选举制、考试制、干部工作责任制、干部分级分类管理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不乏一些创新的思想，以确保建立起一支宏大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 第五章 全面复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 六、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数十年的贫困屈辱和血雨腥风终于换来了一个统一的、自主的、具有巩固的中央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新生的政权虽然建立了，但是它能否长期存在下去，关键还取决于国家的经济能否迅速发展起来，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能否尽快提高。新中国成立伊始所面临的是饱经战乱、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在这个时候，担负建设大西南，即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等省的重大使命的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大典，随后又回到了西南地区的军事前线，在那里，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不但彻底消灭了西南三省的残余敌人，而且还一鼓作气挥师西上青藏高原，在这块还滞留在封建农奴制的土地上建立了人民的政权。 拉萨是矗立在青藏高原的瀚海戈壁上的一座堡垒，这里有的是专横蛮野的农奴主，有的是封闭神秘的红衣喇嘛教徒，有的是国民党逃亡后的残存势力，更有千千万万从未离开自已家园半步的百万农奴们。 要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建立人民政权，邓小平和他的革命部队无疑花了数倍的心血，他们克服了恶劣的自然条件，终于和平解放了西藏，为蛮荒的高原带进了新中国的进步与文明。 全国战事结束以后，中国开始了艰巨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建设时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也是最好的一段时光，岁月被鲜艳的五星红旗染成了火红的颜色。 在全国划分成的五大行政区中，邓小平就任了西南行政区的主要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 西南行政区包括四个省——贵州、云南、西康和四川。四川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邓小平就是生于广安县的四川人。 抵达四川他便将大西南的多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了。首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农业革命向他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实行公有制，这意味着要在中国农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要没收查抄地主、富农的田地牲畜、犁耙和其他农具，还要公平合理地分给以前的雇农和短工，邓小平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他派出了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农中间，了解民生疾苦，找出了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唤起了他们的觉悟。正如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的那样：“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政府简单地下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 邓小平在大西南出色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分了地主的财产，而且也改造了人们的思想。 此外，邓小平还集中精力处理了西南的党务工作，使人民群众得到深刻的教育，他在鸦片烟馆多如牛毛的南方省份——云南，更是显示了一位共产党干部的魄力和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彻底地清除了这些毒害国民的深恶渊薮。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作为行政首脑，邓小平非常注重平衡众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他经常召集少数民族干部的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呼声并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一定的时间到山区去考察民情，邓小平是重于实践的，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间也是这样。 1950年4月，邓小平乘上了去首都的飞机，由于在土地改革和首次反腐化和浪费的运动中成绩显著，他受到了中央的赞扬。在第二年中央会议上，邓小平根据自己在西南的丰富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在乡村搞互助合作运动作为今后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建议，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普遍赞赏，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在军事之外的非凡的经济建设才能。 由于邓小平在西南地区卓有成效的领导工作，两年之后，毛泽东把邓小平调到了北京。邓小平和他的全家住进了中南海的一座院落，这里离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只有几十步之遥，邓小平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近，标志着他政治地位的升迁，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内，他一直住在这个威严的大院之内。 当邓小平迁入新居几天以后，中央政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了这位西南来的强人为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上级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时的周恩来总理还兼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繁杂的工作需要有人作为他的助手。 邓小平与周恩来早在巴黎和上海的时候，就曾经很愉快的合作过。在这位中国著名的外交家的身旁，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受过教益。周恩来是一位讲究实效并且有极高政治才能的领导者，他具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杰出的调停左右政治分歧的才能。 与周恩来总理的合作，邓小平很快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他成了中国政务院的发言人。在担任国务院领导人期间，邓小平以其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十倍的热情来面对自己的工作，他早起晚睡，常常通宵达旦地坐在案前，香烟熏黄了他的指头，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的决心，他的政治谋略以及他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在孕育中走向成熟。 建国初期，中央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建立了三个委员会，即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一个进入三个委员会的领导，他的任务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关于选举条目的报告。 在1954年9月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由原来的政务院副总理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在与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邓小平选进了常委会，一直到1959年4月。 这时，年过50的邓小平活跃于各个领域，努力工作在政府、党务、军事、财政和外交部门，1954年，他更多地投身于政府方面的工作。 1954年，在党中央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的讲话引起了代表们极大轰动，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到了“高饶联盟”，说这是两个领导干部的阴谋！ 就此事，党中央成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周恩来负责调查高岗，邓小平调查饶漱石。1955年3月，在党内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从头讲起了原委： 共和国成立后，高岗作为第一书记领导着中央东北局，日益滋生的政治野心，使他产生推翻刘少奇的愿望，并将中国共产党划分为苏区的党和白区的党，借以制造分裂，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饶漱石原是华东局的领导，后来在京任中组部部长时与高岗日益密切，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反党联盟”的事。 邓小平从开始就负责整个调查。高饶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这位能干的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组织才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小平负责这次重要会议的组织准备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重新设立了总书记的职位，邓小平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这一年他52岁。 1956年5月，为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他要向全体人民以及全世界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与专制制度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不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教师们都热烈地响应。从5月8日到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新闻界、文艺界、科技文化教育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共38次。与此同时，其它大城市也相继邀集民主人士及高级知识分子座谈鸣放、帮助党整风。广大党外人士的意见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极少数人乘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毛泽东等同志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就逐步升级，5月15日晚上，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说右派分子“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并作为党内文件指示各级党委要做好反击准备。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正式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 1980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在23年以后，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怀，毫无顾虑地展示了自己的勇气，他公开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一定的责任，还给50多万人平了反。在1980年1月16日他又补充说，“另外，我想提醒一下，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过分把它扩大了。” 在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尚未平息之际，刚刚与邓小平一起从苏联回国的毛泽东又向五亿多中国人发出了新的号召，即从1958年5月起，全党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根据这个总方针，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在15年之内从经济上赶上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这个时期之后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 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最初也对三面红旗充满了信心，他兴致勃勃地对第一批有4。1万名成员的人民公社作为“卫星”放出来，表示热情的欢迎。 “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新中国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后，我们的开国功臣们没有理由不在回首往昔之时倍感自豪，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他们骄傲地看到一个贫弱的封建国家正在逐步走向富强，他们也同样对于现在和未来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与幻想。不但毛泽东和邓小平舞动着大跃进的旗帜，就连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是大跃进的倡导者。 面对全国上下“大跃进”的热潮，一贯倡导实践检验理论的邓小平逐渐看出了问题，他再也坐不住了，从1958年11月起，人民公社便陆续把房屋、自留地、家具、铁锅，还有小牲畜作为私人财产还给了农民。4年以后，邓小平公开发表意见，认为“三面红旗”是一种不尊重经济规律，急功近利表现。 正当邓小平日以继夜地工作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个意外。1959年年初，这位55岁的总书记不慎折断了腿。正是因为这次意外，使他没能够参加1959年7月份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对我国逼债，致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极严重的困难境地，甚至在一年以后由于供应紧缺不得不取消了国庆的所有庆祝仪式。 邓小平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的人，无论是指挥作战，还是建设西南时期；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他都坚信一点，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尽管总书记在“紫禁城”里受到的是最好的待遇，但还是决定亲自下去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他在距离首都约50公里的顺义县搞调研，乡下里的所见所闻令他瞠目，农民们的粮食和其他供应品消费低到了难以维持的程度，而且他还发现了村里有些党员干部的腐化和自私。 调研结束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以后，中央政府成立了紧急委员会，接着便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其后制订出了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农业六十条”。尽管六十条事实上取消人民公社，但这份条例却没包括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改革措施，紧急措施的核心是“三自一包”。 “三自”是允许农民重新拥有自留地，可以自己经营副业如编竹篮和织布，可以自己把产品拿到既非国家也非集体控制的市场上去出售，因为已经完全公有化和集体经营的粮田和土地又重新租给农户，所以国家作为出租人用实物的形式收取租税，每个家庭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数字向国家交粮食——这就是名符其实的包产到户。 邓小平工作起来特别有信心，一方面因为政治局和常委会里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他高兴地看到，尽管那些办法施行起来进展非常缓慢，但他那从实际出发的经济措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2年，经济增长率略有回升。 赫鲁晓夫同邓小平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54年9月，当时，赫鲁晓夫和苏共的两位领导正值在远东几个兄弟国家访问。当他们在中国得到众多领导人的欢迎接见之时，他怎么也没有注意到这位矮小的四川人，因为那时邓小平只是数名副总理中的一位，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领导亲自出面时，这类对外事务是无需他首当其冲的。 但是在六年之后，赫鲁晓夫深切地领教到了这位随时在后方枕戈待旦的军人出身的中共领导人的锋芒。 1960年的初冬，由于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了合同，使中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受到了他们苏联兄弟的欺骗。 11月中旬，怒火难捺的邓总书记带着一大堆批评意见，前往莫斯科去参加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第二次国际会议。 不仅是邓小平气愤不已，就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也是如此，因为在不到4个月前，苏联“老大哥”一夜之间撤销了343个合同、纪要以及257个经济技术项目，从中国招回了1390位专家。另外，他们还要求迅速归还经济援助和朝鲜战争中买武器欠下的债务。 这对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我国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第二次国际会议上，几乎出乎所有与会者的意料，中国领导人竟然对苏联共产党提出批评，而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还是闻所未闻的事。 邓小平是有备而来。他把对苏共的反击处理得十分机智，在这样一个有各国共产党云集的大会上，邓小平紧紧抓住苏联共产党在中印冲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这一事实，由此入手，慷慨陈词。他在讲话中说：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诅咒“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去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的武装挑衅”。在这样一针见血的质问面前，赫鲁晓夫无言以答。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还委婉地批评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背叛，他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其它帝国主义者颂扬”不可原谅。这位农民出身的苏联共产党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的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面对这位不卑不亢、言辞犀利的中国领导人，他一反常态的谦和。为了让记者照相，他还把手放在了拄着拐杖的邓小平的肩上，故意做出亲密的样子来。 邓小平回国以后，向党中央报告了他在莫斯科的情况。也是从邓小平的汇报之中，大家更加了解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现状。 尽管中国共产党不想激化矛盾，但是赫鲁晓夫却在苏共二十二大会上猛烈地攻击了中国的执政党，而且更为狂妄地宣布了他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中国共产党在1961年还只是批评了苏共的“个别修正主义错误”，并不想使两国的关系过分紧张，只是从1963年才开始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1963年6月份，毛泽东草拟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被作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争的武器。新的论纲作为致苏联人民的公开信，仍以“亲爱的同志”起首，“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结尾，表达了中国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阵线在新的基础重新统一的意愿。 苏联方面对此不可能毫无反应，赫鲁晓夫简直气炸了肺，正当邓小平打点行李准备应邀到莫斯科参加会谈时，苏联将5个在其国土上散发公开信的中国人驱逐出境。 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 在莫斯科机场便已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挑衅，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中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机场苦苦等候数小时。邓小平当时并没有因此而大动肝火，他准备冷静中取胜。是的，冷静在关键时刻是锐利的武器。 从7月6日起，邓小平和苏共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争。按照苏联人的说法，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非常的固执和傲慢。为了回到列宁的共产主义的和睦气氛，邓小平向苏共建议，召开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大会，聪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额要按党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确定，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毫不让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恼火。 7月14日，正是中共的公开信发表一个月后，苏共领导人反应过来了，抛出了他们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领导人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华浪潮。赫鲁晓夫在红场出席反华集会不到24小时，苏斯洛夫和中国的邓小平总书记就中断了陷入了僵局的会谈，最后，冷若冰霜的争论有了一丝友好的气氛，正如开始所提到的那样，赫鲁晓夫出席了双方参加的宴会，气氛十分微妙，在赫鲁晓夫致罢祝酒词而先干为敬的时候，邓小平——这位善饮的四川人“客气”地一连回敬了三杯，这使大酒量的俄国人也不禁暗自一惊。当然，这两位领导人在酒宴上的政治角力，不过是一些有趣的花絮了。从此以后，他们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再也没有见过面。 20多年后的1986年9月份，邓小平在谈及苏中关系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早完成了去外国的历史使命，当时我已决定不再离开中国，如果中苏关系上的障碍解除了，我准备收回我的决定，在苏联领土上会见他们的领导人……”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农业大危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共中央提出全面调整的方针，包括调整“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 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邓小平忧心如焚。他洞悉中国的现状，深知拯救中国经济刻不容缓，“发展经济、全面发展经济”，这是唯一的出路！ 当时的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是农业生产的一级组织，二级组织是生产大队。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1960年9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农业12条，并从1961年至1962年制定了人民公社60条，为以后农业生机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1961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农村建设思想：“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并讲话。他提出，当前的政治形势大好，经济形势不大好。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恢复农业的政策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二是工业支援农业。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比较容易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黑猫、白猫，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的这种“不分哪种形式”的猫论，是与当时的“政治挂帅”、“人定胜天”等“最高指示”极不合拍的，但是，对当时的经济却是一剂“良药”，符合中国的危难现状。 与“猫论”相配套的是邓小平于1962年提出的“三自一包”，建议把土地分给农民，实际是包产到户。1962年5月，刘少奇和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指导调整工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农民把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上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作为租金交给集体，剩余的产品由农民自己支配，可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也可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如商业、运输等。 针对农业生产中的“大锅饭”、“平均主义”，邓小平在1962年夏天公开宣布：农民对集体经济已失去信心，并且“农民首先要吃饭”，这就要生产粮食，“在农村，我们也允许小商品生产”。 “三自一包”如雨后春笋，在干裂贫瘠的中国农村大地上迅速地生长起来，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再看重“猫”的颜色，农村经济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然而在60年代的中国，一切依然是“政治挂帅”，任何一种经济政策，哪怕它是合乎客观规律的，一旦它被“政治风”扫上，都会成为极易夭折的“早产儿”。 邓小平的“猫论”虽然给中国死气沉沉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很快就被政治阴云所笼罩，十年以后，邓小平所提出的“白猫黑猫”理论被等同于“不区别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并成为被判为党内走资派的主要口实，这大概是当初的邓小平所没有预想到的吧。 第六章 杀开一条血路：办经济特区的大手笔 一、深圳：八年建成一个现代化城市 城市经济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 毛泽东就极为重视工业的发展，希望通过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以完成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但是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建国后30年里的时间里，造成了党对企业管得太多、统得太死，企业缺乏活力、工人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千万个全民所有制大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因此，经济实力的增幅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邓小平认识到，只有改革才能实现新的增长。因此，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主张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来。投资和管理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所需要的一部分，要求从企业生产的最大效率、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生产管理的先进性、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计划方面所担负的责任等方面进行城市经济改革。那么，邓小平又是怎样将其战略目标付诸实践呢？那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基于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特别经济开发区。 深圳是四个特区中最大的一个，着重发展工业、商业、农业及旅游业。深圳经济特区是深圳市沿海的一部分，离香港很近。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中心之一。这座昔日的荒凉小镇，经过建设者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在短短的八个春秋内，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上百幢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工业、财贸、金融齐头并进。1992年，深圳传来喜讯：深圳已经没有农村。 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但是一些受“左”的思想影响颇深的人却反对建立经济特区。面对欣欣向荣的市貌，他们竟然悲叹不已，认为经济特区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来说，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危险信号”，觉得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已荡然无存。某些人甚至搞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 就在深圳经济特区徘徊于姓“资”、姓“社”的十字路口时，1984年2月1日，邓小平结束深圳视察后，兴致勃勃地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次视察结束了关于深圳性质问题的争论，从而保证了深圳的经济发展。 深圳繁荣的奥秘之一，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如此之快，除了紧邻香港之外，更主要是靠建设者们争时间、抢速度的艰苦创业精神，靠坚决改变30年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模式的雄心壮志。仅仅四年的时间，55条总长80公里的宽阔市区主干马路，代替了过去简陋狭窄的县城小街，18层以上的高楼建成了19幢，当时全国最高的50层以上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只用了209天便完成了主体工程。在远离市区30公里的荒凉的蛇口半岛上建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新型海港工业区；仅仅7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蛇口、八卦岭、上步、沙河、南海石油后勤基地、水贝、南头、沙头角等八个工业区和一个科学工业园。各种建筑物竣工总面积1200多万平方米，到1987年6月底，基本建设投资额累计完成91.17亿元，建成新区48平方公里，与1979年相比，基建投资增长了43倍，城区面积扩大了16倍。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达35.34亿元，增长了17倍。 奥秘之二：外引内联，“借船出海”。深圳的开拓者依靠邓小平及其同伴们的支持，用足用满政策，充分发挥外引内联的作用。深圳电子集团公司利用特区优势和国家的开放政策，把握日元升值后国际电子工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的机遇，增强了外引能力。1986年就与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比利时、新加坡、波兰、匈牙利等24个国家和港澳地区的190多家企业的500多位外商进行了业务方面的合作，借助香港和国际力量，打通了走向国际的渠道，并引进新项目35个，吸收外商股东38个。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自行车王国”，全国共有140多个自行车厂，生产能力3000多万辆，占世界产量的1/3。然而，因为生产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新产品开发能力差，产品在世界上影响很小，仅占世界自行车贸易总额的6％。1986年8月，由深圳市轻工业公司与香港大寰自行车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深圳中华自行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家公司成立后，生产自行车14.13万多辆，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英国、北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产品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56.6％。 深圳特区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十分注意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了十条不同的法律条款、条规，给客商提供广泛的经营范围，投资场所和法律保护。外国投资者及海外华人在深圳可以赚取到比中国其他地方更高的利润，享受到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条件。在良好的条件和优惠的政策的鼓励下，来深圳的投资日趋增多。到1987年6月底，深圳特区先后和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财团和跨国公司签订各种协议5100多项，协议投资额约39.7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51亿美元。外商在深圳特区投资企业有1400多家，先后从日本、美国、瑞士、香港等19个国家和地区引进了技术设备3万多台（套），技术项目300多个。 深圳在做好“外引”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内联”工作。注意与国内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横向经济联合，充分发挥特区的“窗口”和“扇面”幅射的枢纽作用。到1987年为止，深圳与内地已经签订了协议2000多项，内地在深圳兴办了各种规模的企事业2500余家。深圳还抓住外贸的优势，将内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拿到特区来深加工、精加工后增值出口，为国家创汇。上海、郑州、西安、江苏、广西、黑龙江、杭州、长沙、广州等地的名优轻纺和机电产品也通过特区走向国际市场。 奥秘之三：发挥管理“窗口”的作用。邓小平指出，特区是全国的特区，要对内经济发展起到“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深圳在发挥管理的窗口的作用上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探索。 在同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深圳特区可以接触到美国、西欧、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的管理经验。这样，深圳就可以博采百家之长为己所用，做好“软件改革”工作。日本的管理经验中把行为科学应用于企业管理，体现了“满足感”和刺激工作效率的关系，很值得中国管理者借鉴。 第六章 杀开一条血路：办经济特区的大手笔 二、“珠海经济特区好” 珠海是中国排第二的经济特区，与澳门相邻。今天高楼林立，大道纵横的拱北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一片乱葬岗，400年来，许多澳门的死者就埋葬在那里。 珠海不仅与澳门接壤，距离香港也相当的近。珠海星罗棋布的海岛不仅包围了整个澳门，而且从正南、西南、正西三个方向对香港形成了半包围，桂山、外伶仃等岛屿离香港仅三公里之遥。珠海的范围，横跨整个珠江口，是广州和香港通往世界各地航道的咽喉之地，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十分重要。但是，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里，珠海虽然具有经济地理的优势，却不能得到施展；虽然具有发展经济的人文条件，却未能得以充分利用。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这个边陲小镇变化甚微，人口稀少，街道冷落，荒滩行蟹，野岭奔兔，给人以苍凉的感觉。直到邓小平上台以后，慧眼识珠，将珠海辟为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珠海才得以发挥她历史、地理上的优势，面貌开始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者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师、技术员、建筑工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珠海由一个昔日的乱坟岗、海滨渔村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农渔牧业、旅游业、商贸业综合发展的、初具规模的花园式现代化海滨城市。现在，当你在市内经过时，你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宽阔的马路。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珠海市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大厦小楼错落有致，花园道路融为一体，青山碧海款款相依，工厂住宅适当分区，绿叶红花装点建筑，清风馥气荡漾城区，珠海建筑群，各具特色，绝不雷同。 珠海，不仅以环境优美而为中外人士津津乐道，而且她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由于珠海优越的投资环境、优惠的投资政策，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人、财团。美国、加拿大、德国、丹麦、比利时、澳大利亚、中东、日本、新加坡、港澳等国家或地区的商人纷纷携款而来。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后，台湾地区、韩国的商人纷纷来珠海进行大规模投资，珠海的工业有了飞速的发展。1987年珠海的工业总产值比1986年增长了80%以上，比试办特区前的1978年则增长几十倍。1988年上半年比1987年更上一层楼，与上年同期相比较，又增长了50%以上，珠海这种发展速度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是无法比拟的，这真是一个奇迹。 在农业生产方面，珠海原来粮食都难以自给，生产方式也是传统的小农经济。1978年以后珠海引进了一批外资和先进农业技术设备及优良品种，完成了向外向型创汇型农业转化，形成了较强生产能力。全市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已达到75%以上，这是农业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农业生产工厂化、集约化已初见端倪，几十亩连片的开发性农业生产基地、围垦养殖，网箱养鱼随处可见。富裕了的农民渔民，依山傍海建起了一座一座的花园小楼房，宽敞明亮、装修高级。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明证。 在外贸方面，珠海抓住毗邻港澳国际市场信息灵通的优势，大抓出口创汇。1987年，全市出口创汇2.74亿美元，比1986年增长了四倍，1988年上半年，又比1986年增长了四倍，1988年上半年，又比上年同时期增长了1.3倍。1987年，珠海已经实现了外汇收支平衡。这标志着经济特区已经确立了外向型经济的地位。 珠海重视人才的作用，其举措堪称全国一绝。为了克服人才缺乏的困难，珠海的开拓者们向全国布榜招贤，从国内到海外，网罗了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建筑师、设计师、会计师、经济师、律师、作家和各项专门人才。尤其是90年代初，珠海市市长做出一项惊人之举，给为珠海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建设者颁发重奖，从奥迪车到别墅不等。珠海这一招很是见效，招揽来的这批人才不仅消化了引进的国际先进技术设备，而且还创造出了不少自己的名优产品，投入国际市场，取得了许多国际科技专利。 珠海经济特区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就是邓小平试办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决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邓小平视察珠海时，禁不住喜上眉梢，欣然题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大字。 第六章 杀开一条血路：办经济特区的大手笔 三、厦门的发展是对台湾的“窗口” 厦门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新的特区，这是由厦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造成的。 厦门是一个滨海的花园城市，与台湾省的金门县隔海相望。台湾岛上居民很大部分是来自福建的，因而从厦门登陆探亲访友要较绕道台北和香港、广州到福建要近得多。因此，厦门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是对台湾的“窗口”，具有重大意义。 厦门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当优越的条件： 交通方面，厦门到鹰潭的线路可与浙赣线相连，进而与全国其他干线联网；厦门还有机场设备，主跑道可以升降各型喷气式飞机，沟通国际民航空港。 能源方面，厦门的电力已与福建省西南地区和北部的电网通电，保证了特区的电力资源。 厦门的东渡港，水深12米以上，港内宽阔少雾，常年不冻，可以停泊五万吨以上的货轮，这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最好的港口。 厦门的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鼓浪屿的景色可与青岛的刘公岛相映成趣。风景区的旅游事业与经济特区的工业发展，同为厦门市的两大经济支柱。 厦门经济特区设在市西北的“湖里”。特区的总体规划是工业区与居民生活区分开，以保证一个洁净、优美的居住环境。特区建设分两期进行：先开发一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和特区的专用码头。争取国外投资，尽快将工业搞上去。第二期工程再扩建1.5平方公里的可容纳200家工厂的投资环境，以后再开发4.5平方公里的生活区，完成7平方公里大、有10万居民的新型现代化城市。目前，厦门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客户签订协议和合同。其中，华侨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因为：闽南地区是台湾人的故乡，所以与台湾的贸易相当发达；同时，福建籍华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数量极多，他们继承了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自从厦门被辟为经济特区后，华侨纷纷回乡投资。 经过几年的努力，厦门经济特区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东渡港里高大的门式起重机和集装箱装卸桥，把800多家工厂所需的原材料运进来，把生产出来的产品运出去。厦门经济特区的产品远销西欧、北美、南美、中东、东南亚等地的100多个国家、地区，为国家出口创汇积累了不少资金。2000多米的机场主跑道，波音737和三叉戟客机此起彼降，国内的航线与福州、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通航，国际线也有定期班机。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准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以来，台胞们终于可以与亲人团聚，共话离情别绪。许多同胞为厦门的发展和繁荣感到高兴，甚至有些台胞在厦门定居下来。 第六章 杀开一条血路：办经济特区的大手笔 四、“百载商埠”的汕头远景喜人 汕头与深圳、珠海不同，是一个旧城市。因此，汕头创办经济特区首先面临的就是改造旧城的困难。为此，经济特区不得不与旧城市分隔开来，建立在汕头市东南的龙湖区，并新开发了广澳片以适应特区发展的需要。 当时汕头市的码头，只能停泊3000吨的轮船，在涨潮时5000吨的轮船才能泊岸，但要赶在潮落前匆匆离岸，这就成为限制汕头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因此，建造大型的深水码头是汕头经济特区的当务之急。大型集装箱的运输，是循汕深公路运到深圳，再转口出去，这样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产品成本。 为了改变交通困难的状况，开拓者们修建了从汕头到广州的高速公路，飞机场则已经率先建成，目前，中国民航的737、747客机都可以停降，并且已经开辟了汕头到北京、广州、香港的定期航线。 汕头大桥横跨市区与特区，是中国一座高质量的桥梁，桥下可以通行几万吨级的巨轮。 汕头手工艺品（主要是抽纱）驰名世界，轻工业也有一定的规模。 汕头以南海石油为原料发展炼油业，同时发展与石油相关的多种工业。 汕头市倚海而立，因港而兴。1861年正式开埠后，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有“百载商埠”之称，汕头港临近西太平洋国际黄金航道，距香港、台湾高雄均不足200海里。汕头港曾有过辉煌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汕头港的建设几度错失发展的机遇。近年来，汕头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已进入新的时期。汕头港现已拥有码头泊位70多个，其中1至5万吨级深水泊位16个，技术设计年综合吞吐能力2518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58万吨/年。现有码头配套齐全，有散货、杂货、卸油、客运、集装箱等各类码头。其中，散货码头3.5万吨级泊位，设计年综合吞吐能力410万吨；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两个2.5万吨级泊位，设计年吞吐能力40万个标准箱；汕头港5000吨级泊位客运码头（包括配套的客运站建筑面积8929平方米），设计年吞吐能力40万人次。还有粤东最大的两个5万吨级集装箱码头即将建成投产。汕头港导航设施齐全，引航技术设备先进，经验丰富，轮船进出港安全有保障。汕头港已具备汕台直航具有的基础条件和优势。 随着汕头被列为首批对台海上直航港口，汕头迎来了新一轮发展的新机遇。汕台直航，直接带动了汕头港的发展。汕头是广东省距离台湾最近的城市，汕台两地关系源远流长，人员往来密切，具有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商缘相联等方面的历史情结和现实联系。汕头的南澳县与台湾的高雄市距离不到140海里，海上的历史联系密切，目前在高雄市的南澳乡亲比南澳县人口还多。因此，汕台直航，发展对台贸易占有优势，而海上的直航，将首先带动汕头港的建设发展。目前在汕的台资企业301家，实际利用台资11.22亿美元，汕头港不仅在广东发展对台贸易、尤其是粤东对台贸易上占据有利优势，而且辐射到粤西北、赣东南、闽西南的对台直接贸易上都具有优势。汕台海上直航，将给汕头港的建设发展注入生机活力，也给汕头市振兴汕头港的发展战略带来信心和契机。 被喻为“岭东门户、华南要冲”的粤东中心城市汕头喜讯不断，在汕头的街头和各个部门，人们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热”！四处热火朝天的建设，让人充分感到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温度。 可以用“经济升温、投资升温、工作升温”三个“升温”来概括汕头目前发展的良好态势：汕头正在积极筹划发展东部城市经济带、工业经济带和生态经济带三大经济带。其中，东部城市经济带以河口整治、海堤建设为切入点，结合城市防灾减灾工程，堤路结合，建设可防百年一遇的洪水大堤，填海造地24.87平方公里，实现城市形态由内海湾型向外海湾型滨海城市转变；工业经济带全长32公里，规划面积118平方公里，采取“带中有园，园中有区”的布局结构，主要建设濠江石化工业区、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潮南产业共建园区三个产业组团；生态经济带将建成集生态效益农业、高新技术科教园区、都市生态旅游和南滨片区新城市组团为一体的绿色生态经济走廊。“高标准、大气魄、超常规推进三大经济带的规划建设，这是汕头今后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 目前，在汕头投资最多的还是华侨。潮汕籍的华侨在东南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拥有巨大的资金，尤其以泰国的华侨为最。潮汕藉华侨乡土观念较浓，他们继承发扬了李嘉诚先生爱国爱乡的传统，纷纷回到家乡投资办厂，出资办学，为家乡的发展提供财力、人才等方面的帮助。著名的汕头大学占地1500多亩，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是李嘉诚先生献给家乡人们的一份厚礼。 第六章 杀开一条血路：办经济特区的大手笔 五、新的开放政策——“14＋3” 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新的经验。1984年一二月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了这4个经济特区，为经济特区在短短的3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倍感欣慰。邓小平再次肯定了试办经济特区决策的正确性。2月24日，邓小平在与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谈话的时候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还指出，中国要更迅速地取得经济建设的胜利，必须进一步开放：第一，建立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放。第二，可以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3月中旬，胡耀邦宣布中央决定在沿海一线，北自辽宁省的大连，南到广西的北海，选择若干城市采取某些特殊的政策。遵照小平同志的指导，不叫特区，但可称为开放城市。 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着重研究沿海部分港口城市如何进一步开放的问题。到会的有天津、上海、大连、烟台、青岛、宁波、温州和北海等8市的负责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和海南行政区的负责人，以及这些城市所在的省、自治区的负责人。这次座谈会历时12天，会议开得非常活跃、生动，来自各地的负责人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会议就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扩大这些港口城市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权力，并对这14个港口城市投资办厂的外国人士、港澳同胞、华侨、台胞及其公司、企业给予优惠待遇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4月30日，制订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迅速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国家对这14个城市实行了优惠政策：扩大对外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放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对外商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可以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对外新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原料加工出口工业；调整几个城市的开放类型；加强基础建设等。 《纪要》在5月4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即《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通知指出，14个沿海港口城市工业基础较好，科技力量较强。开放这些城市，是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加强经济的发展，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新局面，是较快地克服经济、技术和管理的落后状况的对策，而且它们与4个经济特区联系起来以后，从北到南联成一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8月15日，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暂行规定》，对在4个经济特区和14个开放港口城市投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独资企业的外国和港澳地区的公司、企业以及个人，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并且使14个港口城市获得了部分特区政策。 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是对外开放的第三步决策。1985年1月25日，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决定把这3个“三角”地区，连同城市和农村一起对外开放，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长江三角洲地跨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后扩大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省1市），面积5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富饶的河口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西起三水，东至石龙，南至崖门。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厦门、漳州、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部，范围包括30个县。这3个三角地区虽然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花果之洲”的美称，但是过去经济却发展缓慢。 为了改变3个三角地带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局面，中央决定把政策进一步放宽，把经济搞活，使这三个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因此，这3个地区所要担负的任务是：建立内外结合，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大力发展出口产业，增加创汇能力；努力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推动全国科技的进步，为国内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学习国外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经验，创造适合我国实际的新的经营管理方法。 14个沿海城市和3个经济开放地区执行新的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讯、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加强，商业、服务业迅速发展，并兴建了一批宾馆和旅游设施。如青岛市兴建了青岛新港和青岛至胶县铁路，增设了万门电子程序控制自动电话项目，并改建了机场；上海市加强了市政建设投资，兴建了火车新站、国际电信大楼，改建了国际虹桥机场等。 第六章 杀开一条血路：办经济特区的大手笔 六、开发海南 开发浦东 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3个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沿海经济开发区等相继建立，标志着我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并开始承担起外引内联，“两个辐射扇面”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考虑我国第二大岛屿——海南岛的经济开发。 海南岛是我国仅次于台湾岛的海岛，总面积达3400多平方公里。海南岛位于热带亚热带的过渡地区，四季如春，矿产和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具有建省的基础。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提出过海南建省的想法，却因英年早逝和北伐战争而未能付诸实践。中华民国时期，海南岛虽然是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在建制上仍然隶属于广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也没有进行建省工作，仍然为广东省辖下的一个行政区。 但是，中国从未放弃开发海南岛的工作。 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海南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授予海南行政区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以较大的自主权。中央、广东省和海南驻军从各方面支持海南岛的开发建设。 1984年3月到4月，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还进一步讨论了海南的开发问题。 1987年8月，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建议撤销海南行政区，将海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单独建立海南省。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了这一议案，于9月5日通过决定，提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并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建省筹备组。9月23日，以许士杰为组长的海南建省筹备组宣告成立，开始了海南建省的筹备工作。 198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海南省（筹建）工作委员会。 1988年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遵循有关法律的前提下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区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5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投资开发建设海南岛的规定》，接着又批转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纪要》。8月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后，许士杰在中共海南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大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指出：海南建省办特区，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海南的资源和地理优势，引进和采用国际国内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大力发展生产力，使海南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一国两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政策规定，海南岛将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更为“特殊”的政策。具体地说，更“特”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权批准投资额在2亿元人民币之内的建设项目；海南的经济运行主要是市场调节，建立多元化经济所有制结构；国内其他地区用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在海南加工增值20％的产品，都视为海南产品；中央每年给海南2亿元的低息和无息贷款，8年内给8亿元的财政补贴；实行财政包干等。 海南省的开放，使这个海岛成为举国瞩目的热点，在国际上也掀起了一个赴海南投资的热潮。1988年初，上岛考察和洽谈的国内外经济团体达600余批、2000多人次。截止1989年8月，境内外在海南省新成立的企业达2000多家，合同计划投资和注册资金达人民币47亿元，外汇3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港商、台商和日商在海南掀起了一股房地产热，大面积的土地被外商和港、澳、台同胞所租用和开发。海南建省和办经济特区，为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上海的浦东地区实行开放。这将对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重大作用。 1989年底，上海市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提出开发浦东作为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目标的设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开发浦东给予了高度重视。国务委员邹家华在上海现场办公期间，踏勘了浦东地区。 1990年3月，姚依林受李鹏委托到上海，对开发浦东进行调查研究。 4月18日，李鹏总理亲临上海视察，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开发浦东、开放浦东，原则批准在浦东新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6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上海市《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浦东的开发和开放，给上海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从1990年到1992年，短短的二三年间，浦东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吸引了上亿美元的资金。浦东的开发带动了上海，甚至推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第七章 一国两制：开创历史的先河 一、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邓小平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实现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必须依靠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而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都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时期，邓小平强调要把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大团结放在突出地位。1984年在谈到香港问题时，邓小平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这些论述，突破了社会制度、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赋予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最广泛的爱国主义本质。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邓小平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邓小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邓小平还多次发表讲话，对“一国两制”产生的背景、依据、内容、意义等进行了全面阐述。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原则立场。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可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邓小平还多次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政策还可以比香港问题更宽，他说：“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 除了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外，我们要加强与海外同胞的联系。我国有几千万海外爱国同胞，遍布世界五大洲。广大海外同胞历来具有强烈的热爱祖国的传统和报效祖国的愿望。他们希望祖国早日统一，期盼中华民族振兴，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过积极贡献。邓小平明确肯定了广大海外同胞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千百万海外爱国同胞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扩大国际影响的一支重要力量。邓小平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邓小平把发挥几千万海外爱国同胞的作用作为我国一个独特的机遇提出来，并纳入我国大发展的总的战略构想中，深刻地阐明了新形势下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 虽然台海形势波诡云谲，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第七章 一国两制：开创历史的先河 二、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一国两制”构想为港澳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 1982年9月，英国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访问中国。这位举世闻名的女强人带领大批智囊策士、新闻记者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寻求解决香港、九龙、新界问题的方案。 在访问北京之前，撒切尔夫人说明：“坚持三个条约有效”，“三个条约具有法律效应的”，在国际上大造舆论。 全世界在关注着北京。香港人民关注着北京。卫星转播了邓小平接见撒切尔夫人的现场直播。撒切尔夫人在电视现场直播时一再强调“三个条约”有效。 香港的爱国人士和大学生们公开反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说法，认为她的说法是无视历史事实，如果承认这“三个条约”，那将是“莫大的耻辱”。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威信时，中华民族向来只有一个答案。邓小平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这就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撒切尔夫人因在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争端中持强硬立场而在世界是有“铁女人”之称。邓小平和“铁女人”在北京会晤，唇枪舌剑已在世人的预料之中。下面便是邓小平于1982年9月24日会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香港问题发表的著名讲话： “我们对香港问题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15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1997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15年的过渡时期内不要发生大的波动，1997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极有原则性。而对“铁女人”，据理力争，但不失坦率诚恳，使“铁女人”在会议中不得不持合作的态度。当然，最根本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圆满解决香港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有关香港问题的讲话表现了他处理国际问题的远见卓识，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风格。这个讲话为中外所瞩目，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一般的重大意义。 撒切尔夫人这个西方外交界的老手，在世界许多重大问题上，折冲樽俎，她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正义的答复。在离开北京人民大会堂时，她在石阶上闪失了一下，虽然跌倒了，马上有人把她扶起来。有的新闻记者说她是精神紧张，有的说她是心情沉重。 1983年7月，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英国外交部次长魏德巍为团长的英国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第二轮谈判。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必须取消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也认清了世界潮流之所向，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谈判。所以谈判始终是和风细雨的。但是，要如何维持香港在过渡时期以及尔后的时期内，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其中的许多细节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邓小平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在整个谈判中发挥了空前的威力。克服了谈判中的无数暗礁，澄清了许多流言蜚语，排除了右派势力的破坏，照顾了中英双方的利益，照顾了香港的现实利益和前途。整个谈判都是在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双方互让互谅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多轮的协商过程中，双方以远大的眼光、战略的观点仔细地谈到了香港政府和平移交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并且都有妥善的安排。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政府首脑在北京共同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亲临参加了签署典礼。签署仪式结束以后，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祝酒，向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祝酒。 百年悬案一旦解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他们的事迹都将写入中华民族的历史。 第七章 一国两制：开创历史的先河 三、坚决地按原则办事，决不俯仰由人 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澳门问题的谈判，自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早在明朝，葡萄牙人已开始在澳门进行贸易和修建洋房居住。于1583年，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在未经明朝政府同意下，自行成立澳门议事会进行葡萄牙社区的自治管理，但葡萄牙仍每年付500两白银予明政府与其后的清政府为地租。由于澳门有葡萄牙人聚居和日本倭寇的活动，明朝于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香山知县蔡善继以《条议制澳十则》加强对澳门的管治。1614年，朝廷采纳两广总督张鸣冈的上书，加强澳门的军事防范。1616年，葡萄牙任命卡洛告为澳门总督（简称：澳督），但并没有到任。1623年，葡萄牙任命马士加路也为澳督，并正式到澳门就职。由于最初只负责澳门防务，澳督官邸亦设于大炮台。1749年（乾隆14年），清政府颁布《澳夷善后事宜条议》以完善对在澳外国人的法律，并将其葡文石碑竖立于议事亭。1783年4月4日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部长以葡萄牙女王名义发布《王室制诰》后，议事会逐渐失去大部分权力，而作为葡萄牙国家代表的澳门总督的权力则不断扩充膨胀。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后，葡萄牙派代表与清朝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谈判，要求豁免地租银，并由葡萄牙军队驻防澳门半岛。清政府断然拒绝葡萄牙的要求，但维持已给予葡萄牙的各样优待。及至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除容许外国商船停泊进行贸易活动外，更拒绝向清朝政府缴纳地租银。1846年4月澳督亚马留上任后，随即推行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1846年5月，亚马留单方面宣布对澳门华籍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把只对葡萄牙居民实行的统治权，扩大到华籍居民。亚马留之举立即引起驻澳的清朝官员的严重抗议与交涉。但从1849年开始，亚马留悍然将清朝官员赶出澳门和捣毁清朝海关，并停止向清政府缴纳地租银。亚马留的举动，进一步激起了华籍居民的民愤。结果，亚马留在同年8月22日被刺杀身亡。 1862年葡萄牙曾与清政府草签《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欲将澳门地区转为葡萄牙之属地，但被发现而告终。直至1886年（光绪12年），葡萄牙与英国代表藉鸦片缉私征税的合作与清政府谈判。结果于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先后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和好通商条约》，条约列明：“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不过为避免主权彻底丧失，清政府保留了将澳门让与他国的权利，葡萄牙若想将澳门让与他国，必须经过中国同意。 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便开始为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关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亦于1972年3月为此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申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执行主权的问题，而完全不是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问题，更不是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同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案，将香港和澳门于殖民地名单剔除，此举为中国和平解决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制造了有利的背景条件。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一批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将持续执政42年的极右政权推翻，新政府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的葡萄牙新政府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领土。1975年12月31日，葡萄牙将最后一批驻澳门军队撤离。1976年，葡萄牙总统安东尼奥·拉马略·埃亚内斯出席联合国大会，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谈及中葡建交与澳门问题之事宜。经过两年的洽商，1979年2月8日，葡萄牙与中华民国断绝邦交，2月9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交换《建交公报》。中葡双方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至此，葡萄牙的改变与行动为中葡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葡正式建交后，两国官员开始频繁互访。1980年3月，澳门总督伊芝迪应北京政府邀请进行访问。而中国亦曾派出不少官员（如：任仲夷、习仲勋）造访澳门。随着两国友谊的增进，最高领导人也开始进行互访。198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访问葡萄牙，与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会面就澳门问题交换意见。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与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晤，同表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 当时在更为复杂的香港主权问题上，中国与英国已达成多项共识，包括《中英联合声明》的草案。中葡关系亦稳定发展，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与时机日渐成熟。 1986年5月20日，中国与葡萄牙政府正式发布新闻公报，宣布6月30日在北京展开澳门问题的谈判，解决澳门问题。到6月，中国代表团由周南率领欢迎葡萄牙代表团，并在欢迎词指出：“中葡两国就澳门问题的谈判，将是伙伴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手之间的关系。”自此，中葡两国正式就澳门问题举行会谈。 四轮会谈全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分别是： 第一轮会谈于1986年6月30日-7月1日举行； 第二轮会谈于1986年9月9日-10日举行； 第三轮会谈于1986年10月21日-22日举行； 第四轮会谈于1988年3月18日-23日举行。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中国代表已建议会谈总议程： 1.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有关问题； 2.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后的安排； 3.过渡时期的安排。 葡萄牙代表同意中国代表提出之总议程并按之讨论。其次，中国代表提交了《中葡联合声明》草案的中、葡、英文版本，并对此作出简要的说明解释。 第二轮会谈时，中国代表提交《中葡联合声明》的附件，并作出相关说明。葡萄牙代表团表示需要对全部文件进行深入研究后，才能作出全面的评论，故提议在第三轮会谈上才作出全面评论。最后，双方就第三轮会谈的时间、第三轮会谈后成立工作小组的时间和中国代表团长周南在11月访问葡萄牙之新闻公报细节等进行了磋商，取得了广泛的一致。 直到第三轮会谈，葡萄牙代表终于评论首两轮会谈中国代表团所提交的文件，并将中国的意见分为“同意、接受的”、“需要作出适当修改和补充的”和“需要进一步弄清一些概念的确切内容和含义后才能做出评论的”。中国代表随即赞许葡萄牙代表的积极回应，并就葡萄牙代表所提及的一些拟修改的问题进行磋商。会谈当中，葡萄牙代表更主动提议将部分重要的、实质性的、难度较大的问题在周南访问葡萄牙时，才与葡萄牙总统和总理磋商。但周南表示：“不能将我的访问视为一轮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也不能以我的访问来代替关于澳门问题的正式会谈。我在与贵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如谈到澳门问题，也只能是我们在谈判中遇到的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留到访葡时才解决。”其后，双方就设立工作小组的细节进行具体讨论和将所提出的全部协议文件草案。最后，双方同意工作小组在周南访问葡萄牙后便开始工作。 首三轮会谈，中葡双方讨论比较顺利。但在周南访问葡萄牙时，葡萄牙政府就交还澳门的日期上改变原本的立场，并将此日期要延至下世纪初。结果，周南在会晤葡萄牙总统后，取消了原定的参观访问计划。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6年12月31日郑重声明：“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1987年1月6日，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过4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原则上同意1999年将澳门治权交还中国。中葡两国在解决了此争议后，1987年3月18日开始第四轮的会谈。 第四轮会谈中，中葡双方代表团共同表示不希望再遇到重大障碍，并期望是次会谈为澳门问题之最后一次谈判回合。由于双方的诚意，即使在澳门葡裔人士拥有双重国籍和保护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特色仍有分歧，但都给双方尊重态度和相互让步解决了。最终，中方容许澳门葡裔澳门人士自行选择国籍（即中国籍或维持葡萄牙国籍），而中方亦尊重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特色。经过四轮会谈后，双方联合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两国已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并将于3月26日在北京举行草签联合声明的仪式，仪式由两国的政府代表团团长进行草签。 1987年4月13日，中国总理和葡萄牙总理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1987年，中葡两国各在各自政府内取得《中葡联合声明》的批准。中葡两国政府终于在1988年1月15日互换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中葡联合声明正式换文之后，1988年1月15日，成立了中葡土地小组，开始了澳门的归程时期。 邓小平首创的“一国两制”构想圆满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有利于香港的稳定、澳门的繁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各国商人到香港来投资建厂建立商贸机构的反而多起来，他们都希望1997年后钻英国经济势力弱化的空当，因而流入的资金远远超出流出的资金。这使香港更加安全、稳定、繁荣。 同样，中葡联合声明公布于世后，国际投资不断涌进；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即将完成；几百年来没有的深水港和飞机场正在准备动工；珠海市的横琴岛，与澳门的路环岛和氹仔岛隔海对望，将来会提供给澳门以更大的空间。此外，“一国两制”也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香港、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使我们更有信心海峡两岸必将统一；“一国两制”也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种方案，对世界和平事业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第七章 一国两制：开创历史的先河 四、“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岛与大陆是不可分割的。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和平统一中国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努力。并提出九条建议，希望与台湾省通邮、通商、通航。 1980年1月，邓小平又把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同在国际反霸、在国内加紧经济建设一起，作为我们要做的主要三件事。 此后，邓小平提出了比“九条”更为优厚的条件，同意在别国商讨台湾回归祖国的方案。同时宣布：准许台胞到大陆探亲、旅游，并且来去自由。 面对大陆的政策，邓小平的保证，那些1949前由大陆去台湾的人，年少时离乡，现在都是白发老人，怀乡之情更是心切，他们自觉集合起来，要求台湾当局允许他们回大陆探亲，喊着“回家”的口号。 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时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不能含糊其辞。” 1981年，邓小平指出：“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他又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朋友们，如果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这条路走不通，怎么办？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不干涉；二是参战，中美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 邓小平在谈话中表示：“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 邓小平说：“解决台湾问题要用两手，即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我们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等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捆起来不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群众的力量，推动了国民党当局的步伐，台湾当局宣布从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台湾人民都可以到大陆去，除现职公务员之外。 针对台湾当局的决定，大陆立刻作出了反应。从国务院一直到各省、市、县都成立了台湾同胞接待办公室，对台湾同胞的住、行方面也作了特别的优待。这些优厚的条件，使台湾同胞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随着台湾同胞探亲热的兴起，台湾对赴大陆探亲的同胞，大幅度地放宽了限制，过去只许无官职的群众和退休老兵到大陆探亲旅游，现在允许一般党务干部、事务官、司法人员、教育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可以去大陆探亲旅游。到1988年3月，又规定了军人的父母和成年人也可以去大陆。允许台湾同胞探亲，有利于祖国的统一。 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进一步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邓小平说，台湾不搞社会主义，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会因统一而降低，外国资本不动，台湾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的现状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特别行政区，仍保持其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这一席话第一次为统一祖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和平统一方针的进一步具体化。 只要邓小平的对台政策不变，海峡两岸统一和谐相处的愿望一定能实现。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凝聚力的民族。历史上造成的隔阂，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恩和怨，仇和恨会磨灭的，而骨肉之情是永远存在的。 1988年1月13日，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在台北逝世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立即打电话给台北，对蒋经国先生的去世表示悼念。它打破了国共两党六十多年的隔阂。中共中央的行动赢得了海内外人士、侨胞们的普遍赞称。同时，蒋经国先生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也纷纷致电蒋经国的亲属表示哀悼，台湾海峡是割不断两岸人民的亲情的。 1988年的春节。过去两岸对峙的热点——厦门和金门岛，是战争的最前沿阵地。而这年春节，厦门决定燃放烟花，庆祝龙年佳节，金门也同时燃放烟花，迎接龙年的到来，五颜六色的焰火，照亮了海峡的天空，表明两岸同胞和平共处的景象已经到来，不再为担心战争爆发而哀伤和紧张。 自从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旅游以来，同时也兴起了在大陆通商、投资、设厂的热潮，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还因为台湾同胞对大陆有种回家的亲切感，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是息息相连的。 大陆与台湾的密切往来，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发展到不可分割的程度，这时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必将会成为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 第八章 果决拍板：百万大裁军 一、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和国内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对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实行了战略性转变：由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轨道，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期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军队进行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 裁军分为单边裁军、双边裁军和多边裁军。单边裁主要是某个国家主动自愿地裁减军队员额和部队装备。双边和多边裁军主要是根据达成的协议规定进行裁军。中国从1985年开始的三次大裁军都是单边裁军行动。 中国过去不用“裁军”这两个字，而是用“精减整编”。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就进行过这样的工作，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用上“裁军”这个词，也算是与国际接轨吧。1983年，中国第一次向日内瓦派出了专门负责裁军事务的“裁军大使”，首任大使钱嘉东。1997年，中国外交部里新增了一个司“军控司”，首任司长就是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此前外交部负责军控与裁军事务的部门只是国际司的一个处。2001年，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成立。这个以非营利、非政府面目出现，但员工仍拿着政府薪水、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政府组织”现今成为国内外学者交流军控、裁军、防扩散的重要平台。 中国裁军史新中国成立后可分两个阶段，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此前，中国对待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和国际条约均持保留态度，有时还提出批评。如对待1970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曾认为，这是大国垄断核技术的条约，是一个不公平的条约，直到1992年中国才正式加入这个条约，而且认为该条约是当前维护国际核秩序有效的条约。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今天中国几乎加入了所有的国际军控与裁军条约和国际安全组织，而且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诸如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中国的角色不可或缺。 中国首都北京于1984年国庆节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阅兵之后一个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主席邓小平向全世界郑重宣布裁军100万。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美苏及其集团加紧扩张军备发动竞赛的时候，中国单方面裁军100万，一时受到世界上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反战团体的热烈赞颂。1985年也因此成了中国的裁军年。 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对此，邓小平在1981年说过的一句话很有概括性，即“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原先的十一大军区，一下子就精减合并为七个大军区。军级以上单位减少了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到1986年底，就全部完成了百万大裁军的伟大行动。只用一年多时间，完成如此艰巨细致的任务，表现了中央军委的计划周详与行动迅速而果断。 百万裁军思想正体现了邓小平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思想。 1981年9月，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邓小平提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有力贯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更加安定团结，各条战线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形势。……但必须看到，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 “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军事素质；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等思想。 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强大的国家离不开现代化的军队。现代化的军队不等于人多势众。“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立体作战已成为现代军事史上的奇迹。邓小平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敢于裁军百万，一方面说明中国人民热爱向往和平的意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建军思想向现代化，正规化转变的决心。用邓小平的话来讲，这就是“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邓小平认为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军队机构的重叠使得中国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建设，而且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一条建军方针。 现在打仗，部队的指战员没有现代化的战争知识不行。现在当一个连长，不是过去的连长，当个团长，不是过去的团长。他们必须有相应的知识，天上、地下、水下，包括通信联络都要懂得。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过去，我们的军官是在战争中训练，从战争中学习，且这种学习也相当过硬。但是在和平环境里，不经过学校学习是不行的。因为装备不同了，指挥现代化战争必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如一个连作战，配备上几辆坦克，几门火炮，该怎么指挥，连长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是绝对不行的。部队的训练不能总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代化的战争不仅需要部队有这些基本功，且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怎样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 百万大裁军，为军队干部的年轻化也提供契机。在军队精减的过程中，营团一级、军一级、师一级干部年龄大体差不多，都相当大了，再过几年，这些人工作起来都很困难，因此，这些人退下来，有利于军队干部的更新与军队的稳定。 1985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云集北京京西宾馆，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长达90分钟的重要讲话，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意图：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军100万。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邓小平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部队的将领们：“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近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1/4。裁军100万人，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是对一个庞大的机制实施脱胎换骨的大手术。这一惊心动魄的举动，牵动着每一个军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利益，触一发而动全局，错综复杂，极难操作。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问题上讨价还价，争论不休之时，当他们将军备竞赛由地面引向太空时，国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要在一年完成裁军100万，不过是一种梦幻，一种姿态，一个空洞的口号。 邓小平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军事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军队干净、利落、稳妥地完成了这个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在1975年那次未能完成的军队整顿的基础上，在1982年那次有很大成效的军队精简整编的基础上，198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彻底消肿，实行百万大裁军：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总部机关的人员精简了一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为由士兵担任，官兵的比例达到1比3.3；同时，从1985年起，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 1987年4月4日，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徐信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 中国军队创造了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进程。一时间，世界舆论为邓小平的大决心、大手笔所倾倒，中国军队也赢得了信誉和全世界的尊敬。《美洲华侨日报》和《波恩评论》说：“现在世界上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西前总统萨尔内说：“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了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是一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的立场出发，邓小平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曾担心苏联可能发动战争，这种担心在80年代几乎消失，今天已完全没有了。所以，今天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的经济，这对中国是特别幸运的事情。” 第八章 果决拍板：百万大裁军 二、既“精兵”，又“精官” 邓小平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26年，邓小平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担任教官。红军时期，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立马太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总前委书记，统领百万雄兵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文革”期间，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大刀阔斧地主持军队整顿。 1981年，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 邓小平上任伊始，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81年9月，邓小平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军兵种实兵实弹演习，代表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水平。在五天的演习中，邓小平认真地看、严肃地听，但话语并不多。演习进行到精彩处，他也会鼓掌，却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显得兴奋异常。他的整个情绪，始终是平稳和深沉的。 华北军事大演习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邓小平检阅完部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实现军队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军队建设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人民解放军的“臃肿”问题由来已久。裁军“消肿”是邓小平很早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间，对于“消肿”问题，谈了多达数十次。在此期间，虽进行过4次精简整编，但“消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至1985年，人民解放军军费只有191亿元人民币，仅占同年美军军费的2％，不及前苏联军费的零头，而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却是美军的两倍，与苏军持平。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我国1953年至1983年30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1982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200亿元人民币。 一方面是军费数额很低，另一方面却是兵员多，结构又不合理。据有关资料，当时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为1:10；法国为1:17。而中国是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中国军队的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有十几名或几十名省军级以上领导，邓小平说，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刻的话，从1975年讲到1985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对裁减100万，有些领导人担心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虚胖子能打仗？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邓小平指出，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一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裁军百万，决心难下，实施起来更加困难。 在1975年至1984年的几次精简整编中，同样的问题多次出现：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人浮于事，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减员的反常现象。 面对400万大军，从哪里下手对全军更有指导作用呢？这就要弄清军队主要“肿”在哪里。尽管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还有什么“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等等。 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有1/4要撤销，其中包括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 在面临被撤销的福州军区，有些干部要军区司令员江拥辉找中央军委首长，建议不要撤销福州军区。江拥辉语重心长地劝大家：“百万大裁军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至于撤销哪个军区，要等军委决定，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去干扰军委决策。我自己不能去找门子，也不准你们去拉关系。”在江拥辉和福州军区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福州军区撤销后的移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济南军区某团，前身是1929年在井冈山组建的“中央军委警卫营”，抗日战争时期，改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内称“朱德警卫团”。这个团转战南北，声誉日隆。该团要合并组建的风声传开后，干部、战士一时想不通。于是，团队请来老政委讲传统，组织重新认识团史，“针尖对麦芒”地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工作。经过努力，大家终于明白：珍惜荣誉，应该成为服从大局的动力，不应该成为阻力；光荣传统应该在精简整编中发扬光大。 广大干部带领战士坚决服从和执行精简整编方案，在个人名利得失面前，交了一份合格答卷。无数事例不可辩驳地证明：人民解放军是好样的！ 百万大裁军以其辉煌的战果，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其直属单位撤并机构，人员精简40％。调整后的军区，战区范围扩大，兵源充足，物质资源雄厚，战役纵深加大，从而提高了大军区的独立作战能力。较大幅度地调整各兵种的编成比例，加强了特种兵部队。凡保留下来的陆军，军级建制全部改编为“合成集团军”，与原陆军的军相比，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机动能力都有所加强，提高了现代条件下的合成训练和作战能力。全军撤销或合并了一些初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院校数量精简12%，人员数量减少20%。 结合精简整编，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调整配备了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有人把这形象地比喻为既“消肿”，又“输血”。调整后的三总部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23.8%，大军区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一半。在平均年龄上，由原来的64.9岁下降到56.7岁，每个班子中都有40岁、50岁、60岁左右的干部，基本上形成了梯次结构年龄。知识结构也进一步改善，60%的干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75%的干部经过院校培训。 第八章 果决拍板：百万大裁军 三、妥善解决转业安置 裁军百万，最棘手的是干部安置问题。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他们之中，少数年长者将要离休、退休，多数要转业到地方。想走的，部队需要不能走；想留的，按干部“四化”要求，又往往不能留，何去何从，对领导者的党性观念和个人品质是个严格的考验。 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多次提醒广大指战员，想问题，办事情，都不可忘记大局。邓小平语重心长他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比如1985年5月全军换装，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以不可以发新军装？从感情上来说，我们的老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发套军装有什么了不起，发10套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么一来，就把我们立下的规矩搞坏了。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照顾感情更重要，还是遵守规矩更重要？所有的老同志当然都会懂得，立下一条好规矩重要得多。 除少部分老干部，创建共和国的有功之臣离退休外，大部分“编外”干部只有转业一条路。把几十万干部推到社会，要想得到妥善安置，谈何容易。 为此，总政治部于1985年6月上旬召开了全军干部工作会议。杨尚昆、余秋里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杨尚昆指示：要妥善安置好离退休干部，关心爱护离退休干部，对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要按规定去办；要认真安排好转业干部，对转业干部要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安排好。对编外干部的安置要多想一些积极的办法，多探索几条路子。余秋里指出：管理安排好编外干部，组织好他们的学习，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编外干部虽然脱离了现职岗位，但在安置之前，仍然是军队的成员，不能脱离组织。各级党委一定要有专人负责各级编外干部的分布情况，成立临时党的组织，严格组织生活制度。对编外干部的生活要像在职时一样关心，使大家思想稳定，安心学习。 会后，指示精神在全军得到及时传达和贯彻，稳定了军心。军队各级党委高度重视编外干部工作，不把他们当包袱，坚决搞好编外干部管理工作，做到思想工作有人做，学习培训有人抓，生活福利有人问。同时，根据地方需要各类专业人员的情况，在资金紧张、训练任务重的情况下，尽量腾出人力物力，按专业开办各种训练班或速成学校，对要转业的干部进行专业培训。 然而，60万干部要在三年之内退出现役，在地方得到适当安置，这不仅需要军队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地方的理解和支持。 6月8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仅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即发出《关于支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要主动帮助解决好部队干部、职工的安置和精简整编中出现的其他问题。 7月2日，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小组成员、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焦善民在会上讲话要求：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千方百计妥善安置。6日，万里、杨尚昆、杨得志、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分别讲话。7日，会议圆满结束。与会代表讨论分析当年安置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统一了认识。许多地方的代表表示：国家分配给我们多少转业干部，我们就接收多少；为了实现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这一战略决策，我们没有二话。四川、山东、河北等省当年接收的安置任务比往年更重，但这些省的领导不讲价钱，十分积极地接受了任务，表示要千方百计地把安置工作做好，让中央放心，让军队满意。会议对转业干部的分配去向、政治和生活待遇、专业培训、家属的随迁和工作安置、住房等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提出明确的意见和具体的办法，做了较为周到的安排。 7月29日，在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尊重、爱护军队，积极支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军队进行改革和建设的重大意义，认识军队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爱护军队的良好风尚，并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军队的改革和建设。 《通知》传达到军队，成为送给全军指战员的一份节日厚礼。在深入学习《通知》精神的基础上，全军将士保证：胸怀大局，自尊自爱，锐意进取，做好工作，当前最实际的行动，就是认真搞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 《通知》传达到全国，成为一支拥军爱军动员令。各地党委、政府和各族群众毫不犹豫，坚决贯彻《通知》精神，大力宣传解放军，积极支持军队精简整编，认真做好优抚工作，拥军热潮遍及神州大地。各地政府和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努力做好军队离退休、转业干部和退役战士的安置工作。对军队转业干部，各地热情欢迎，积极接收，耐心培训，合理使用，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 在精简整编中，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大军区的一大批老同志顾大局、识大体，主动让贤，当“开明人士”，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很高的风格，为全军树立了榜样。军队广大干部战士顾大局、讲团结、守纪律，坚决服从和执行精简整编方案。一些部队在面临整编的情况下，仍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在枪声不绝的南疆自卫还击战场上，指战员们以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延长坚守阵地的时间，以实际行动支持后方的精简整编。 地方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努力做好军队离退休干部和退役战士的安置工作。对军队转业干部，各地热情欢迎，积极接待，认真培训，合理使用，使他们成为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工作分配上，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打过仗的、立过功的，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同志，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经过军民齐动员，上下共努力，到1987年，百万大裁军的浩大工程顺利完成。 第八章 果决拍板：百万大裁军 四、走中国特色的建军之路 裁兵百万，中国军队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精简整编，走精兵之路，这就改变了历史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古老模式。毛泽东早就提倡的人民军队应该是一个“生产队”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根本上得到了发扬光大。人民军队在肩负保卫祖国安全重任的同时，在经济战线上大显身手：他们开放了一批军事设施，为社会提供服务；他们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他们在抢险救灾方面的功绩有口皆碑；他们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使广大干部战士可以在经济建设中大展风采，真正做到了“养兵千日，用兵千日”。这是在邓小平军事思想指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取得的一大硕果。 现代化的战争对中国的国防建设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是现代国防建设的核心。为使中国的军队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转变，永远成为中国国防力量的支柱，邓小平为中国的国防建设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指导国防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鲜血换来的结晶。它有着丰富的实践性，鲜明的中国特色。历史证明它是科学的，是中国军队建设乃至国防建设的理论指导。但是，邓小平也提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中，还要进一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结合世界形势的发展来发展、丰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如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展、丰富马列主义一样。 国防建设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原则。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显示出了它的实践性。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就指出，在生产上也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邓小平使毛泽东的这一国防建设原则得以落实，把国防建设推向全军民，使其成为军民的共同任务，并依此原则有效地把国防需要和发挥社会效益结合起来，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加强国防高科技建设，加强国防工业的建设，是邓小平国防建设的另一重要原则。在现代社会，国防现代化与科技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科技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支点，发展高科技理应成为国防建设的重点。同时，这也是“兵贵精而不在多”这一条古代建军原则在新时期赖以成立的基础。有了强大的高科技作后盾，就不愁建不起一支支快速反应部队，就不愁没有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军，气象兵，山地作战部队，核潜艇部队，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等诸兵种。 精干的常备部队必须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的精髓。任何战争，必须依赖强大的人民作后盾，一方面它可迅速地补充现役部队，扩大现役部队，担负起繁重的战争任务，另一方面，有它作为后备力量，对制约战争，保卫和平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现代国防建设的诸原则，理顺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等多种关系，结束了我国国防建设长期被动的局面，从根本上增强了我国军队的战斗潜力，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 裁军百万，对节省军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人民负担，意义重大。同时，更有利于改善武器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现代战争情况瞬息万变，作战空间加大，若军队机构臃肿，行动不便，指挥决策不快，就难以打胜仗。兵贵精不贵多。邓小平指出，减少100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裁军百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通过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100万兵员的裁减，以及相应的整编调整，人民解放军正在有效地、逐步地建设成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第九章 和平发展：首次访美的最高中国领导人 一、广交天下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全世界的帮助，中国人需要世界各地的朋友。 邓小平，当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代表一个国家从事涉外活动结交外国朋友时，表现出的就不仅仅是私人的感情了，而是一个国家的素质、态度、实力。 应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后的短短几年内迅速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与邓小平的“广交天下友”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此中许多故事成为流传于民间的佳话。 第九章 和平发展：首次访美的最高中国领导人 二、故事之一：参加总统顾问的晚宴 1978年5月，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奉卡特总统之命来北京商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访问进行得十分顺利。临行前，邓小平为布热津斯基饯行，宴席颇为丰盛，布热津斯基在享受完中国菜的美味之后，邀请邓小平有机会到美国尝尝美国家庭的饭菜。 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1月28日，正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动身前往美国访问。这次出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也是对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回访。 北京时间29日凌晨4点半，邓小平乘坐的波音707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简单但热烈的欢迎仪式之后，邓小平一行下榻于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 席宴当中，觥筹交错，客人、主人的兴致都很高。尤其别出心裁的是，布热津斯基让他的三个孩子——伊恩、马克和米卡充当宴会的服务员。布热津斯基知道，邓小平最喜欢孩子。 饮酒达到高潮，布热津斯基将话题引到中国人和法国人上，他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国家。 邓小平头脑敏锐，他呷一口酒，不紧不慢却又颇为自信地接过话茬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邓小平熟知这两个国家。中国，是他的祖国；而法国，则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宴席之中，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不少困难吧？” 又是一个令人极为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它直接牵涉到中国政治领导层和广大老百姓的政治态度。 然而，伟大的智慧和政治家的才略往往就表现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邓小平稳稳地坐着，哈哈一笑之后说：“是的，我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 这样的回答，布热津斯基大概是没有料到的，如果他起初能料到邓小平用回答自己问题的方式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话，他或许就不再问这个不太明智的问题了。 1978年春天，国务卿万斯曾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谈话妨碍了他的正常工作，卡特总统也对他产生了不满情绪，让他躲在幕后，使布热津斯基一度产生了受冷落的感觉。这次邓小平的光临，分明是充分肯定布热津斯基在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的贡献和巨大作用，给布热津斯基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使他的政治生涯有了新的转机。 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这位巨人光临其“寒舍”是异常激动的。事过几天之后，他还当众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10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仅两个小时就到我家里赴晚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令人惊奇。” 第九章 和平发展：首次访美的最高中国领导人 三、故事之二：为哈默开绿灯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夫妇飞抵埃可顿空军基地，开始访问休斯敦。后又来到休斯敦西北部的西蒙顿，领略美国的西部风情。好客的主人在这里为邓小平夫妇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烤肉宴会和马术表演。 出席这个宴会的有当地的政府官员及石油巨头们，但是真正受邓小平青睐的，却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不速之客——亚蒙·哈默。 哈默时任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他是原苏联的好朋友。 哈默与原苏联关系的建立由来已久。1921年，哈默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他听说原苏联乌拉尔地区正在闹传染病，斑疹、伤寒流行，就决心去那里帮助扑灭流行病。他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剩余物资中的野战医院设备，运到原苏联。可在行医过程中，他很快发现，原苏联缺的不是医药，而是粮食。他会见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提出他要用船运来各种物资，只要原苏联能让他运走能在美国销售的货物。当地官员同意了，他果真从美国运来了大量的粮食。 哈默的这一举动，影响到了当时原苏联最高领导人列宁，列宁对这个只有20多岁的年青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扬。列宁建议哈默接受一两项原苏联的特许权，哈默由此萌发了经商的念头。他选择了铅笔制造和石棉开采两项贸易，同时成为美国38家大公司在原苏联的代表。哈默和原苏联的历届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保持了一种比较友好的关系。 宴会上，当翻译向邓小平介绍哈默时，邓小平打断了翻译的话，热情地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访问。” 哈默早就想到中国去，邓小平的邀请使他十分高兴，但他同时也向邓小平吐露了自己的苦衷：“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坐一般民航飞机我受不了，可是中国又不允许私人飞机降落。”邓小平听后大笑起来，痛快地答应哈默说：“这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拍个电报，我们会做出安排的，希望你能多带专家来。” 1979年5月，哈默乘坐自己的波音727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受到邓小平的热情接待，他痛快地同中方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方面的初步协议。此后，哈默每次来中国，都要与邓小平会面。其间，邓小平多次对哈默在中国的活动给予方便和照顾。 哈默有个朋友叫马尔科姆，是著名的《福布斯》杂志的出版人。他热心鼓吹这样一个原则：人们应该得到生活中的乐趣，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他选择了自己最心爱的两件运输工具——摩托车和热气球，以此来周游世界。 1980年，在哈默的帮助下，马尔科姆得到原苏联方面的同意，骑摩托车作了一次穿越原苏联的旅行。1982年，马尔科姆又萌发一个新的愿望——带领一个配备热气球的摩托车队横越中国。为此，他曾求救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但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回音。最后马尔科姆把他的愿望告诉哈默。哈默没法劝说他不干，只好来找邓小平一趟。看在哈默的面子上，邓小平再次开了绿灯，指示有关方面给予了马尔科姆的摩托车队横越中国的特许权。 不过，更让哈默感动的是，1984年邓小平让哈默把中国的大熊猫带到了洛杉矶奥运会。 1982年3月，哈默在会见邓小平时第一次提出了空运大熊猫的想法。他对邓小平说：“大熊猫伴随着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队伍，出现在洛杉矶，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并且对美中两国友谊大有裨益。”实际上，在哈默之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美国委员会和代表团来中国讲条件、谈交易，要求中国同意把大熊猫运到奥运会上去，但得到的回答总是“不行”。中国有关方面强调说，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目前数量已寥寥无几，因此法律禁止大熊猫向国外输出。但是当哈默向邓小平提出此事时，邓小平立即看到了这个主意的价值，答应将指示让大熊猫出国。 这样，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大熊猫和它的饲养员由中国民航一架波音747客机从北京送到加利福尼亚。奥运会开幕之前，哈默牵头为大熊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 第九章 和平发展：首次访美的最高中国领导人 四、故事之三：三次会议成朋友 邓小平在华盛顿期间，与卡特总共进行了三次会议，彼此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邓小平却在卡特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以至卡特在日记中称“接待邓小平来访是其总统任期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卡特这样描写在第一次会议时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烟卷，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翻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频频点头。 其实这次会议刚开始时，邓小平与卡特曾有几句幽默的寒喧： 卡特：“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军官曾在青岛待过。” 邓小平：“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座城市。” 卡特：“那我们早就见过面喽。” 邓小平：“应该说是这样。” 1月29日晚上，卡特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和夫人。 宴会上摆放了中国竹筷，菜单和座位板也是由精通中国书法的美籍华人用中英文书写的。这些细致的安排，显示了主人的独具匠心。更引人注目的是，宴会上有刚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种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被邀请参加宴会的还有美国众议院院长托马斯·奥尼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他对雪莉·麦克菜恩谈起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如果对东山再起的政治家设奥林匹克奖的话，他很有资格获得奖牌。 他与费正清的谈话也极幽默： 邓小平：“贵庚？” 费正清：“72岁。” 邓小平：“我都74岁了。” 费正清：“但你还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邓小平：“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多。” 费正清长期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他对应邀出席宴会并有机会与邓小平谈话感慨万端，他说，这一宴会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50余年来的奔走呼号。 这次宴会，卡特记述说：“在宴会上，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始终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们很风趣地谈到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他又坚持说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起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新式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的传教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但我当时提出他应该允许《圣经》自由传播以及让人民有信仰自由时，他是很专心地倾听的。” 邓小平与卡特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极其轻松缓和的气氛下进行的。但这次会议却谈论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即便是这些问题，邓小平仍旧表现得极为从容、灵活。 谈到最惠国待遇问题，卡特说：“如果最惠国待遇只给中国而不给苏联，将造成不平衡。” 邓小平这样反驳：“中国不能同苏联相提并论，我们两国的事情不宜牵涉第三国。” 提到交换留学生问题，卡特不赞成邓小平关于美国学生完全由他们自己在一起生活，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决定。邓小平解释说，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太差，达不到美国人的起码生活条件。卡特认为邓的解释不够充分。卡特提出另一问题：“只要你同意派多少学生到中国，至于谁能够去，我们不要你们审查。”邓小平笑道：“对付几个学生，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邓小平豁达的外交风度，开朗坦率的性格，卡特十分喜欢。在一次闲谈中，邓小平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禁止抽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那个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听后十分开心，随即掏出一支“熊猫”牌香烟抽了起来。 卡特这样赞扬邓小平：“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说了就算数，不用担心彼此间产生误会。” 第九章 和平发展：首次访美的最高中国领导人 五、和平与发展是主流 过去我们曾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把“备战”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全民皆兵，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绷得过紧的战争神经，使人们忽视了发展经济的良好机遇。邓小平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提出：战争的危险仍旧存在，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这样具体地分析国际形势：占有95％以上核武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已从地面、海上、空中扩展到外层空间，这种大规模的升级的趋势如果不加以遏制，将使军备间竞赛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增加战争危险。在提醒人们战争的危险还存在的同时，邓小平指出近几年和平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人心所向的是和平而非战争。从西方国家来说，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西方国家基本上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与繁荣，追求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的可能性日益减少，不会像过去那样完全通过战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西方国家要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乃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是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第三世界最希望和平，它们独立发展每增加一分，制约战争的力量就增加一分。 邓小平在1986年曾指出：“过去我们说，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一观点，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平是可以争取的，当然赢得和平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系统地用新的眼光概述了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即“东西南北”问题。 邓小平指出：“进入80年代，随着美苏军备竞赛的升级，和平问题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问题很多，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邓小平把和平问题形象地概括为东西问题，认为这是东西两个超级大国和两个集团的政治问题。 关于南北问题，他在1985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 邓小平对东西问题与南北问题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东西关系与南北关系是各自独立的、又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这种联系在于，东西南北关系中突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和平的保证，谁也离不开谁。” 邓小平把经济发展问题（南北问题）当作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南北问题极为突出。现在世界上，北方富裕发达，南方贫困落后。全世界40多亿人口中，富的占1／4，包括北美、欧洲、日本、大洋洲。第三世界占3／4的人口，有30亿人口，大部分还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邓小平认为很难说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立在30多亿人口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同时，邓小平分析，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再发展问题。发达国家要继续发展下去，他们的资本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发展始终要受限制，如果占世界人口3／4的地方处于贫困状态，发达国家的商品就没有市场了。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邓小平作出这一科学结论，给全世界国家尤其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目标和方向。在国内，他也一再向国人强调，要把战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把经济建设作为核心问题。这是一位战略家的眼光。 第九章 和平发展：首次访美的最高中国领导人 六、不打苏美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适时的战略性调整，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不再以“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实行针对美国的“一边倒”战略和针对原苏联的“一条线”战略，完全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自己人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已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1984年在讲到我国的对外政策和中苏、中美关系时曾说道：“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人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邓小平提出这个不同任何大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战略原则，一是鉴于结盟会或多或少地束缚我们的手脚，有碍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保持完全的独立自主，同时他也考虑，作为一个大国，如同苏美任何一家结盟都不利国际形势的稳定。 在中苏方面，从60年代初两国两党关系冷却后，中苏关系逐渐松动，但邓小平认为，要实现中苏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苏联必须消除它设置的三大障碍，即苏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军入侵阿富汗，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军。1986年，已经82岁高龄的邓小平谈及中苏关系时说，我已经老了，出国访问的任务应该说已轮不上我了，但如果苏联主动消除三大障碍，那么我愿破例去苏联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以改善中苏关系。 在对待中美关系上，邓小平在1979年曾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近几年，中美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双边贸易额显著增加，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也有所放宽，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也在1985年底生效，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如朝鲜、中东、南非洲和中美洲等问题上则批评美国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台湾问题，邓小平在1986年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就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 遵循邓小平既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的思想，中国既不依据苏联的意图来考虑美国的政策，也不依据美国的意图来考虑苏联的政策，同时也不在苏美之间搞无原则的等距离，而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出发，按照每一国际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采取对策。 第九章 和平发展：首次访美的最高中国领导人 七、和第三世界手挽手 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 第三世界国家共有130多个，占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70%以上。这里地大物博，既有广大的市场，又有特别富饶的资源，其中许多资源是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生命攸关的物资。第三世界拥有许多战略要地，无论从经济上、贸易上，还是从军事上看，其战略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这里的众多人口，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具有坚强的反抗精神。占世界总人口70%以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投入到反对霸权主义之中去，必然是一支了不起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完全能决定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处理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上，始终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基本准则，同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尽可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他指出：“不要把第三世界分成什么进步的和反动的，也不要以他们对美苏的态度来划分。”他明确表示：“第三世界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同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保持密切关系，接受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援助。这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并不影响我国同他们发展正常关系。” 在南北关系改善比较缓慢的情况下，中国更致力于探索南南合作的新途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资金比较缺乏的穷国。如果南南合作主要局限于资金援助上，就不会有广阔的前景。因此邓小平认为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通过合作取得发展的愿望和条件，南南合作是很有前途的，有很多事都可以做。也就是说，必须寻求各种互助方式，方能使道路越走越宽。基于邓小平这一设想，中国除了继续对不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还争取把自己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以互利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并为此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 第十章 高瞻远瞩：用“南方谈话”的脚步说话 一、我们非常想念您 1992年1月19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深圳传来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这里视察，深圳人坐不住了，这是为什么呢？ 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稳稳停靠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兴奋地、激动地看见邓小平精神矍铄、满面笑容地走了出来，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抢步上前，同邓小平握手。 “我们非常想念您。”谢非说。 “我们全市人民欢迎你的光临。”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春风满面地说。 “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深圳市长郑良玉握住了小平同志的手。 简洁的话语，激动的心情，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想念和崇敬心情。 8年了，1984年1月，小平同志曾经到深圳视察过，肯定了深圳的做法。当时他给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陪同小平视察深圳的还有王震、杨尚昆，中顾委委员刘田夫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也正是那次南方谈话，使深圳顶住了各种风雨的冲击，才有了美好的今天。 小平同志的心情也很不平静，没作休息，就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看看。” 1992年1月20日上午9点35分，小平同志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小平同志，并齐喊：“邓爷爷好！”小平同志高兴地招手致意。30多分钟后，邓小平从53层的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只见从一楼到整个三楼，黑压压站满了群众，人们为有幸能一睹邓小平的风采欢呼雀跃，万分激动。 邓小平来到先科激光公司参观，该公司董事长是叶挺将军的四儿子叶华明。在贵宾厅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的过道上，挤满了欢迎的职工。小平同志问：“这些职工多大年纪？” 叶华明答：“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小平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当小平同志看到几位女工正在擦拭刚生产出来的激光视盘时，便停下来问：“你们是什么地方人？” 女工们回答：“汕头人。” 邓小平笑着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广东人。” 大家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到先科激光公司参观，给了该公司职工莫大的鼓舞和荣幸。叶华明对记者说：“我是一直在党内老同志抚养下成长的，见到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健康，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决心在深圳第二个十年建设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 时间过得很快，小平同志马不停蹄地在深圳走了几天，到处都是欢心和信心。1月23日，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去珠海特区，人们依依不舍。在送行的车上，李灏向小平同志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特区建成第二关税区；加强法制，依法治市，加强立法执行工作；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三个郊区等等。 邓小平听后说，我都赞成，要大胆地干…… 车子到达蛇口港码头。下车前，李灏对小平同志说：“您这次来，深圳人民非常高兴。我们希望您不久再来，明年冬天来这里过春节。” 小平同志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 然后，邓小平向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 邓小平向码头紧走了几步，突然又转了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李灏回答道：“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1992年1月19日到23日，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当各大报纸纷纷转载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阵阵春潮…… 第十章 高瞻远瞩：用“南方谈话”的脚步说话 二、“吃”掉无数新闻纸 邓小平南方谈话讲话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轰动，尤其是深圳的商贾老板们。在邓小平离开深圳的当天，一位香港老板专程过境登上了那标着“深圳速度”的国贸大厦，在邓小平呆过的旋转餐厅里久久不肯离去，当人们不解地询问其缘故时，他说：“只为在这儿静静地坐一会儿，体味一下邓小平肯定的深圳气氛和深圳活力的更新以及潜在变化。” 另一位合资企业的外方经理亦有同感，他说：“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邓小平的到来使这座‘一夜城’的一切好像又一夜间明丽、鲜靓了许多，每个忙碌的人的目光都焕发着奕奕的神采，‘改革开放’四个字不仅在千家万户的饭桌旁和舌尖上滑动，也好像被烫金镶嵌在人心之中，闪闪烁烁，熠熠有光。” 然而，对邓小平视察南方关注最早、最密切的莫过于敏感的新闻界了。 春节刚过，细心的深圳市民发现《深圳特区报》异乎寻常地推出了一组不同凡响的猴年新春八评。就在大陆新闻媒介并不太以为然的时候，敏感的香港大众传播媒介就预测到大陆有事情要发生了，中国今年在加快改革开放方面肯定会有新的举动。 农历正月十七，八评开篇《扭住中心不放》隆重推出后，香港《文汇报》立即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5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紧跟着，香港《大公报》、《明报》、《信报》、《东方日报》、《快报》、《经济日报》、《新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台湾“中央通讯社”、香港商业电台以及国内大众传播媒介都发表消息，介绍评论文章的主要论点。英国BBC广播公司、日本共同社来电索要“八评”全文。深圳及内地读者致电要求尽快出合订本，霎时间，“八评”引起了海内外新闻界、读者的瞩目。 “八评”于3月6日告一段落后，《深圳商报》围绕邓小平在深圳曾说过的一句话“深圳的主要精髓就是敢闯”，震聋发聩地推出“八论敢闯”。当一论敢闯《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发表后，香港的报纸、电台几乎同时把焦距瞄准了《深圳商报》这家报坛新锐。香港电台分别在评论见报的头两天早上和午间的新闻节目中播发了评论的全文。嗣后，港、澳、台等地的多家报纸、电台、通讯社均从不同角度对《深圳商报》的“八论敢闯”进行了转载、评论和广播。香港《文汇报》载文指出，“八评敢闯”的出台非常及时，其影响和深远意义绝不仅仅在深圳，实际上是为整体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制造了一种声势。 一时间，“八评”、“八论”在海外报刊上与总统、首相竞选争夺着版面，据香港一地的完全统计，转载评述达百次之多，有人称：深圳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了不花钱的广告，调动了不同制度的国际大众传播媒介撞响了类似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的新闻钟声。 等到《深圳特区报》3月26日刊出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通讯报道之后，又过了几天才跃上国内各报纸头条，至此，国内广大读者才知道这一条已经被港台报纸喧嚣得如火如荼的“新”闻了，但是亡羊补牢，潮头更高。一时间，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办公室里、会议室里，人们都在议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随后中央颁发了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文件，春潮又起，大浪淘沙……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香港股市恒生指数2月27日劲升100点，成交额激增至37。7亿多港元，成为有史以来第八大成交纪录。港报评述这一现象的原因时称：外资对大陆经济前景感到乐观，所以大举吸纳港股。紧接着，港台股市又跳出“中国概念股”这一新名词，所有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上市公司股票“牛气冲天”。一位深圳证券商解释说，“中国概念”实际是一种情绪，一种人气，也可以叫作邓小平南巡现象。 正当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不惜泼墨挥毫发表各种关于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文章之时，深圳海天出版社的新书《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发出了征订广告，此消息一出，全国各地书店蜂拥而动，总订数达10万册之多。有人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吃”掉了无法计算的新闻纸，“洛阳纸贵”怕要有一阵呢。更有人说：贵的何止是纸，整个深圳都贵了。 第十章 高瞻远瞩：用“南方谈话”的脚步说话 三、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南方谈话像一阵狂飚突进的飙风，刮进了千千万万翘首盼望政府英明政策的人们心里。邓小平离开广东之后，这股飓风仍经久不息。各处新闻媒介的触角特别长，台湾一家报纸记者来深圳前被叮嘱“一定要去《深圳特区报》看看，最好找到那个写长通讯的记者。”港澳的记者更灵，有的干脆挖到了参加“八评”、“八论”作者的住宅电话，苦苦求问：“先生，讲讲啦，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啦。” 他们要问的细节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亲身涉足这其中的人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同志透露了一些情况，他捧着一大堆读者来信说：“作为一名在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跟随左右的记者，深感责任重大，可以说是食不甘味、坐卧不宁。那一阵子写了两三万字介绍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稿子，为了赶时间，社长再次替我值夜班。而且是边写边发排，审稿也是一次性通过，意见只有一句话：只要事实准确，发！” “八论敢闯”的写作班子是深圳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精兵良将，就驻扎在小平同志在深圳下榻的深圳迎宾馆桂园旁边，他们说：“许多港台记者闻讯追踪探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内幕，只有一点十分清晰，这就是由于没有一点点思想束缚，写得轻松、朝气、大胆。许多稿一气呵成，定稿也是当即拍板。” 秘密不成为秘密，一句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 邓小平南下冲击波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升级，愈演愈烈。深圳市接待办公室的人作了统计：进入3月份以来，平均每天接待530人，其中高层官员明显增加，有地方省级领导115人。平均每天来深圳内宾团体15批，高峰期一天达50批。作为市政府接待用的深圳迎宾馆，除了两套应急备用的别墅外，其余客房天天爆满，而且这还只是政府的正式途径统计的数字。深圳的酒店、旅馆很多，可是来深的人却找不到空房，火车加班次已属正常，至于考察的、学习的、洽谈会、展销会还不知要排到什么时候。 在投资方面，深圳市又获得了喜人的进展。3月份深圳共引进外资项目104项，是12年来最高的一个月。外商来深圳考察、洽谈络绎不绝，许多正准备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商人，听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情况后，又纷纷改投深圳，在台湾影响较大的西陵电子、普腾电子等大中型企业的董事会也来到深圳考察投资环境，使台商投资势头持续升温。而与深圳一衣带水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突破了历史性的5000大关，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张先生认为：深圳仍是港商投资的一个最热门地点，90年代港深合作将超越目前先店后厂的模式。更多的香港经济界人士纷纷发言，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促使中港合作领域扩大，在国营企业的改造、土地开发、地产市场的开放、银行及金融体系业务的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开放中国的消费品市场等方面增加了合作机会。 深圳的建设者们都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所鼓舞，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指导下，大刀阔斧地加快了步伐。在股市方面，他们将本着健全市场体系的原则，建造一个功能齐全、作用独特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在税制改革方面，统一了各类企业所得税的要素设计，使特区企业公平竞争；在吸引人才方面，规定长期在深圳从事技术开放的科技人员可携其家属落户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派驻国外人员享受特殊优惠，出国手续简化；在工资改革方面，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把工资增长置于市场调节的轨道，企业效益和工资挂钩的新型办法正在逐步出台，公务员制度以及相应的工资制度进入实质性阶段…… 邓小平的深圳之行不过5天，却给深圳人带来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在偌大的中国不过仅仅走了趟南方，却给全国人民带来了解放思想的春风。开放的中国，盼望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第十章 高瞻远瞩：用“南方谈话”的脚步说话 四、给小平同志写封信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潮在中国大地上回荡，同时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吴文华同学的心里掀起了阵阵波澜。 吴文华的父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的老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明不白地被打成“反革命”，蒙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是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后，他一家的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家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吴文华从周围同学们的言谈中也深深感到改革开放在中国引起的巨大的变化，崇敬邓小平的才能。他觉得应该让小平同志知道青年学生的这份心情，一阵心潮澎湃之后，决定给小平同志写封信。 吴文华把这个想法最先告诉了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都说是个好主意。法语系的陆见平同学当即表示要在这封信上写上几句话并签上名。吴文华觉得这样还不太妥当，想到外校去调查一下大学生的普遍想法。 第二天，吴文华在中国人民大学碰到了一位熟悉的女同学刘雅露。在小刘的宿舍里，吴文华把自己的想法一说，立即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吴文华的信心更坚定了。 1992年6月20日，吴文华又来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90级一个男生宿舍。常国锋、吴小栋两位来自农村的同学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特别感谢小平同志，是好政策让农村富裕起来了。家里才供得起我们上大学。说到这里，大家纷纷掏出纸笔，写下了心里话。 中央民族学院、北京语言学院、清华大学许多同学都在吴文华起草的信上签了名，在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里，一共有十几所首都高校的数百名同学在信上签名。 转眼快到8月22日了，不知道吴文华是怎么知道这一天是邓小平的生日的。吴文华想：如果再给邓小平买些生日礼物送去，那该多有意义啊！可是买什么礼物呢？ 吴文华突然想起一件事，那是他以前读过的一本书，书中记载了邓小平16岁在法国留学时的生活，那时他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读书、生活，不得不上街捡牛马粪挣零用钱。当时的留学生上街捡粪都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围巾。黄文华想，能给小平同志送一条这样的围巾，多么富有纪念意义啊！ 可现在的季节是盛夏，一般的市场上哪里有围巾卖呢？吴文华转到农贸市场，凑巧一位个体户老大娘王惠兰摊位上有。大娘从存货里找出了一条洁白的长围巾，按照吴文华的要求绣上了蓝色边、三颗青松和“1992”字样。青松的传统含义是健康长寿，借此义代表大学生对邓小平的祝愿。绣完后王惠兰对小吴说：“小伙子，如果这条围巾真能送到邓小平那里，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吴文华连忙掏出纸笔，王惠兰认真地写了满满一页纸的话，上面说： “我是一个个体户，借您提出的好政策，我也发了财盖了房……虽然我没文化，但我愿把孙女培养成有用之人，为祖国作贡献。……共产党救了我一生，我永远不会忘。” 7月10日，吴文华等将信和围巾送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8月2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新华社消息：首都高校学生致信邓小平拥护南方谈话，邓小平委托中办转达感谢和希望。 吴文华开学后重返校园，收到了邓小平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中国青年报》摘了部分内容： “同学们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是跨世纪的一代，实现我国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光荣任务将历史地落在你们肩上。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把个人前途同祖国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脚踏实地，刻苦学习，掌握过硬本领，把自己培养成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 第十章 高瞻远瞩：用“南方谈话”的脚步说话 五、我们要重奖几个人 还是在南方视察的时候，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悄悄地告诉邓小平：我们准备重奖几个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邓小平点点头，没有更多的表示。也无需更多的表示，这位“敢为天下先”的老人，正是在这次南方谈话中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就是这默默的一点头，中国科技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全国性的人才争夺战开始了。 1992年3月9日，一个爆炸性新闻出现在各家新闻单位的报纸上，珠海生化制药厂厂长迟斌元从市长梁广大手里接收了一辆29万元的奥迪小汽车钥匙、三室一厅的产权证书和26.7184万元的奖金。世人瞩目。 迟斌元并不虚名。他探索出在湿温条件下简便有效地提取凝血酶的工艺流程，开创了我国第一个按国际先进标准生产的生化制药剂进入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创税后利润600万元的经济效益。 一石击起千层浪。 4月24日，辽宁锦州宣布对5个科研项目颁奖76.7万元，其中获奖最多的项目第一次完成人得资金21万元。 4月25日，四川省委、省政府颁发80万元巨奖给西南农业大学一级教授候光炯等10名科技人员。 5月19日，武汉市对5名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每人奖励2万元，并授予慧眼识伯乐的厂长伯乐奖。 5月24日，南京表彰吴梧桐等3名科技人员，并奖励每人一套住房。 5月30日，青岛拿出95万元，重奖9名科技人员和青岛第三制药厂等6个有功单位。 6月8日，安徽奖给发明“灭杀毙”低毒新农药的中国青年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台震林10万元，奖给MYC彩色电视图文制作系统的研制者姜万勤及3位合作者20万元。 7月22日，山东奖励农民育种专家、高级农艺师李登海20万元和一辆奥迪车，同时受重奖的还有8位科技人员，分获轿车、住房及10万至20万的奖金。 1992年是中国科技人员的春天。改革开放十多年，我国科技队伍人数增长了一倍，并逐步趋向学科齐全、结构合理；取得10多万项科技成果，为科技向生产力转化打下了基础；我国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开展了数千个国际合作项目；国务院批准建立的27个高新技术开放区，已经成为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改革传统产业的基地…… 第十章 高瞻远瞩：用“南方谈话”的脚步说话 六、大潮涌动的中华大地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热点，广东成为全国各地客商云集地。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多次高度评价了广东的工作和改革开放的成绩，他还严厉批评了把“三资企业”等改革措施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的人，是“连基本常识也没有”。 温州人不靠政策，不靠放权让利，自己创造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温州模式”。但“温州模式”是姓“资”还是姓“社”，一时间成为争论的热点。 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指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最关键的一条是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温州模式”，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弥补了我国公有制吃大锅饭的弊端。这种模式既不要国家投资，又解决了就业问题，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总之，它姓“社”不姓“资”。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使温州人民增强了敢闯的决心，温州这个由温州人民自己建设起来的“特区”，将会显现出新的更加强劲的生产力。 上海曾作为全国经济的龙头，改革开放以后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口，上海为经济全面发展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重建。 邓小平一直对上海寄予厚望。他从广东来到上海时就指出，回过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邓小平说，上海民心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希望上海人民思想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还说，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浦东可以后来居上。 邓小平以他的敏锐目光、超凡的智慧指出上海人民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奋斗目标。 上海不愧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浦东的开发，使上海集保税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四个开放层次于一身，形成了全面配套整齐的对外开放格局。 上海改革开放大局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上海建成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并且促进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流域整体经济的腾飞发展。 湖北、山东、海南、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各地纷纷推出推进改革的大思路，深化改革方案纷纷出台。 第十章 高瞻远瞩：用“南方谈话”的脚步说话 七、巨人的脚步连着世界 香港、台湾经济与中国大陆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邓小平南方谈话，港、台传播媒介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论，极大地增强了香港市场和市民的信心，带动了香港股市由稳步上升到直线飙升。香港是珠江三角洲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大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必然促进香港的经济。 世界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处于最佳期，世界银行将扩大对中国的援助。1992年3月9日，香港《快报》发表文章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下一轮经济改革指出路向”。3月25日，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珀金斯评论说，如果不发生不可预见的政治动乱，中国在今后的十年里将能够实现经济繁荣。 泰国一家报刊发表社论，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国如能在改革开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国将大有发展。 新加坡报刊指出：“中国重新恢复改革开放势头必将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产生极大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欧美各国企业家在华投资和经济往来，也增强了极大的信心。西方的新闻媒介也做了大量的报道。 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邓小平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机会。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已具备，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实现办得到的。 通过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是太平洋沿岸最大的市场，经济潜力大。中国经济跨入了高速度发展国家的行列，为太平洋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形容太平洋的未来为“太平洋盆地的未来”、“太平洋经济国的曙光”、“太平洋时代”、“太平洋新世纪”。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走向太平洋新时期注入了新的血液，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调整了基本的步调和发展方向。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出现邓小平所描述的景象，也是全国人民所向往的前景。 第十章 高瞻远瞩：用“南方谈话”的脚步说话 八、小康社会的设想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会谈。 大平正芳首相对日本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1960年池田内阁成立时，大平担任官房长官，当时他提出了日本未来十年的收入倍增计划，到1970年这个计划实现了。于是，大平对一衣带水的邻邦的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大平的这个问题，使邓小平陷入了沉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但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的提问启发了邓小平具体思考这个问题。 他“想了一分钟”，随后提出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发展战略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使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已经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一千美金，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很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后来多次提到这次谈话，说中国式的现代化，一千美元，小康社会这些概念都是在那次谈话中形成的。这样一个重大设想的提出，看起来似乎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只经过短暂的思考，其实在这背后，有着重要的认识背景，全党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而决非出于个人一时的灵感。 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由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的现代化任务。但是，由于后来“阶级斗争为纲”和十年动乱的影响，我们不可能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建设又表现出急躁冒进的倾向，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的目标和口号。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邓小平和许多领导人发表了重要意见，深刻指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因此发展目标不可能订得过高，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也不可能太短。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实事求是，是小康目标的最大特点。这个目标只要达到第三世界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是落后。这与过去那种看似鼓舞人心，实际上是天方夜谭式幻想的目标比起来，似乎是低调，但却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因为这一目标规定二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2%，而从前十年的发展来看，年均增长超过了9％。 没有对国情和世界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没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些问题的深思熟虑，邓小平是不可能提出这一设想的。但同时，邓小平作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使他能够从新的角度，把握历史发展的契机，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地构思未来，这才是他能够抓住偶然机会提出这一设想的主要原因。 经过党中央领导集体和理论界的研究论证，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小康目标提出以后，邓小平进一步构想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三步发展的70年战略目标的完整设想。 为什么要进一步提出下世纪的发展战略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了深刻认识，认为在本世纪内还不能够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实现的时间必须拉长，要分几个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邓小平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1979年12月第一次提出小康目标的那段话中，就明显包括着这样一个意思：本世纪末实现的小康目标，只是现代化的初步目标，是“最低的目标”。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等三个经济特区，回京后提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思想。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出现了全面改革和开放的局面。也正是这一年，他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系统地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年是他思维十分活跃的一年，一幅更为完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在形成中。 1984年4月18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达到小康水平以后，我们还要在下世纪30年到50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后来他反复提到这个设想，并逐步形成了下世纪再翻两番，整个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完整战略设想。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明确了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 他是这样表述的：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九年的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综合国力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第三步。第三步是在下世纪用30到50年再翻两番。目标大体上是人均达到4000美元。 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中叶共70年时间的我国现代化三步发展战略设想诞生了！一个寄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强国梦、要使中国彻底摆脱贫困、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战略设想诞生了！一位外国评论家指出，中国提出70年的发展战略，这样长期的目标，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年近九旬的邓小平，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投入了全部的心血、精力和智慧。为了确保实现这个大目标，邓小平又作了周密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具体指示： 要抓紧时间，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才能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邓小平认为，20年翻两番，时间是很紧迫的，必须抓紧。否则就有落空的危险。到本世纪末的这段时间，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 为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做到心中有数。邓小平说：“各个省、市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他指示，国家计委要规定各省市的任务，要一个省市一个省市落实，使大家都做到心中有数。 为了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从基础环节抓起，邓小平强调：“农业是根本。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他要求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比如，从增加肥料上增产多少斤，从改良种子上增产多少斤，从改进管理上增产多少斤，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增产多少斤，其他手段能够增产多少斤，都要有计算。他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他说，中国解决农业问题，要搞生物工程，投资少，见效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为了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说，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成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在这里，邓小平再一次强烈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即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一战略目标，这是一个用“一百年”走完“几百年”路程的伟大战略目标。我们有了一个宏伟而符合国情的目标，我们有了团结奋斗的基点和前进方向，我们取得了第一步的重大胜利。 中国人的世纪之梦，正在实实在在成为伟大而光辉的现实！ 第十一章 众望所归：中共十四大的头号新闻 一、人民大会堂的声音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预备会议。会议公布了十四大领导机构成员名单，邓小平的名字出现在名单里，按姓氏笔画，他在198人组成的十四大主席团中排第25位，在31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常委中排第2位。 下午5点钟，十四大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召开了，中外记者蜂拥而入，发布厅里镁光闪烁。会议一开始，中外记者就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邓小平是否出席大会。因为，这位3月份刚刚在广东南方视察的八旬老人，并没有担任任何公开职务了。 发布会很紧张，每位记者获准的提问的机会实在有限。可是14名获得机会的中外记者，竟然有5名在问这样的同一个问题。大会发言人刘忠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回答：邓小平同志是十四大的特邀代表，他已接受了邀请。 钻牛角尖的记者们并不满意这种含糊的答复，早在开会前，捷新社驻京记者就说：“能够在开幕式或闭幕式上亲眼目睹邓小平，是我最大的期待。” 法新社记者在发布会一结束就把文稿传回了总部，这位记者写道：“老资格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已经接受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十四大的邀请，并被选进大会主席团。这表明，无论他是否在会，消息传到老百姓中间，人们十分兴奋。上海一位姓宋的股民说：‘从广播里听到邓小平是十四大特邀代表，又是主席团成员，我心里特别高兴。股市与政治形势是搭界的，一定会乘十四大的东风上扬。’” 记者们的胃口自然不像一般群众这样容易满足。10月12日上午8点钟左右，近2000名十四大代表开始步入会场，参加开幕式。消息灵通的“老记”们，拥在门外，到处捕捉有用目标。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刚一露面，便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提问：“小平同志来参加会议吗？”“邓小平身体好吗？” 邓楠回答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父亲身体很好。” 在大多数记者为得不到准确信息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新华社记者李尚志、何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英和新华社摄影记者王新庆等却幸运得多。开幕式开始之前的半个小时，中国高级领导人都待在休息室里，只有他们才能够进来采访。几位搞文字工作的记者盯上了薄一波，薄老兴奋地说：“十四大将深入阐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会议，必将指引我们胜利实现小平同志所设计的蓝图，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伟大任务。” 开幕的铃声响了，人们却未能看到邓小平的身影。 第十一章 众望所归：中共十四大的头号新闻 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十四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刘忠德答记者问时说：“邓小平是我们党杰出的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过杰出的贡献。他是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为我们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种高度的评价绝不仅仅是刘忠德个人的意见，第二天全世界都从江泽民的报告中看到了它，报告还倡导：“不仅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更要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这样高度的评价是否与小平同志的实际作用相称呢？答案毋庸置疑，事实是检验真伪的标准。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说了几句不同凡响的话：中国需要的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9个月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面世，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观念革命，使盲听盲从的依赖政策标语口号的生活走进了历史的陈堆。 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成立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任主任。中顾委是个从未有过的新组织，但它却成为长征途中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必要接力，打破了传统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度，一批年富力强的领导人进入了中央，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1987年秋，党的十三大胜利召开，成功地打开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局面。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又在举世瞩目的时刻召开了，它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历史车轮滚滚，一刻也没停顿。人们清晰地记得邓小平说过：“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还是在南方视察的时候，邓小平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讲：“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很让人深思，它说：“中国人在思想上、观念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政治意识的迅速淡化和经济意识的迅速增强，这首先表现在许多妨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观点突然间销声匿迹，意识形态归于沉寂，还表现在中共各级领导人如今确实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工作上。中国出现了一种真正的‘经济挂帅。’” 这还不是一家之言，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也说十四大将肯定邓小平的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方针。法国《世界报》认为，此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确认邓小平在年初成功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改革开放的行列中，邓小平总是走在人们的前头。他的画像矗立在北京街头，他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提法被制成标语，挂在街头花坛前、公园门口、政府大楼上和涉外饭店前，让人驻足瞩目。 北京并不是第一座竖起邓小平画像的城市。早在1992年5月，深圳大戏院路口就有了邓小平的画像，上书：“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可能是死路一条。”这话，正是邓小平同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过的。 官方如此，民间老百姓用相当朴素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邓小平的热爱。阴历八月十五日，深圳的一些股民焚香于案头，祈祷邓小平健康长寿。事随人愿，十四大开幕之时，深圳股市指数又劲升了4个百分点。 第十一章 众望所归：中共十四大的头号新闻 三、报告中12次提到这位元老 邓小平没有出现在十四大开幕式上，对于众多的新闻记者来说，虽然为没有能见到邓小平而遗憾，但是他们也获得了邓小平没有出席十四大的新闻。 日本时事社记者用“大哥大”把这一消息传了回去，但是这位记者却固执地认为：“大会的主角邓小平……给人的印象是这次党代会是在邓小平的强大影响下召开的‘邓小平的大会。’”澳门《华侨报》报道：“中共最权威的领导人邓小平虽然没有出席首天大会，但是从总书记江泽民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理论，是这次大会的灵魂和核心。”英国《独立报》注意得很仔细，它说：“邓小平没有出席开幕式，可是，在江泽民的报告中有12次提到这位元老。”南通社记者发回的报道称：“中国改革的主要设计者邓小平为中国改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印尼《国民先驱报》认为，从十四大报告来看：“邓小平将是现代中国的导师和哲学家。” 邓小平迅速出现了世界各地的报刊上，葡萄牙有影响的《新闻日报》刊登了邓小平的大幅照片，法国《解放报》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头版…… 来自西方的分析家们说：“尽管邓自1990年3月以来已不担任公职，而且很少公开露面，但他仍然是中国所有重大政治决策的权威。这次党代会将使邓小平的理论具体化。” 出席十四大的代表们虽然没有看到邓小平的身影，但想念邓小平的愿望溢于言表，大家纷纷谈起以前和邓小平见面时的情景。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是十四大正式代表，他曾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他说，小平同志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十四大报告对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说出了自己心里话。 邓小平是3月份刚从珠海离开的，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回忆那时的情景说：“小平同志8年前来过珠海，当时特区建设困难很多，他对特区的肯定和支持使许多难题迎刃而解。今年初，小平同志又一次来到珠海视察，他每到一处，群众都自发地在马路两旁站立着，高呼‘小平同志好’、‘邓爷爷好’，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敬仰之情，我们一些陪同的同志为这种情景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大会开幕第3天，住在京丰宾馆的四川代表聚在一起召开分组讨论会。大家纷纷认为应该在这个难得的时刻向邓小平同志表达自己家乡人的心意。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有了一个好主意，全体代表找来一幅邮电部新发行的十四大纪念邮票特制的大贺卡，写上了一些话和各自的姓名。新华社记者吴锦方伸长脖子挤进人群之中，只见16开大的贺卡上70多名代表一一恭正地签上了名，贺卡上书：“小平同志，四川人民想念您！祝您健康长寿！” 这份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贺卡当晚送到了邓小平处。 会议期间，有位记者竟专门来到了邓小平的家乡。大会开幕的那一天上午，全村325部电视机前围了1760多人，收看十四大开幕式。连续三个晚上自发讨论江泽民同志的报告。邓小平旧居的管理员告诉记者说，尽管这里（广安县牌坊村）十分偏僻，但今年共接待了5万多人。参观者争相购买邓小平旧居铁树开花的照片，欣赏魏传统的题词： 第十一章 众望所归：中共十四大的头号新闻 四、“小平同志来了！小平同志来了！” 1992年10月19日下午3点成为十四大的最高潮。当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红光满面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时，代表们惊呆了。随即群情振奋，掌声像绵延不绝的海涛一样，由远及近向前推行。<kbd>ｗ</kbd> “小平同志来了！小平同志来了！” 坐在前排的代表如梦方醒，掌声此起彼伏，一阵赛过一阵。 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履，沿着红地毯走到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的代表们面前，亲切地同他们握手。 “小平同志您好！” “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 亲切的称呼，永远的祝福，是代表们的心声。 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的搀扶下，缓缓地沿着会场走了一圈，时间长达20分钟。这期间，掌声一刻也没有中断，代表们的手都拍红了。 当全体代表合影的时候，空气才沉寂下来。可是，没等摄影转机的镜头扫到最后，门外迫不及待的一群摄影记者和工作人员呼啦一下子涌进大厅，在小平同志面前围了个水泄不通，代表们也不顾“面子”纷纷跳下架子围过来，镁光灯像夏夜的繁星一样，闪个不停。 离开会场之际，邓小平对江泽民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就在这一天，北京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社论，称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是“走向新世纪的光辉起点”。香港《虎报》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昨天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以表示他个人对新的领导班子的支持。”“邓先生显得神采奕奕，身体健康，当证实邓先生露面时，香港股市价格猛涨。恒生指数达到6089.91点，上升了104.58点。” 第十一章 众望所归：中共十四大的头号新闻 五、威望不是勋章：花絮二三 十四大开幕前夕，一位专长画领袖人物肖像的画家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报刊上，同时刊出的是他的近作“我们的总设计师”。这位画家叫李琦。 在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缔结10周年之际，李琦曾应邀为当时的日本首相竹下登画一幅肖像。可是，有关方面只能安排李琦在近处偷偷观察竹下登一次，其余可供参考的就是《人民日报》上刊出的一张小照片了。李琦靠默记把画像创作出来以后，日本各大报居然把竹下登在这幅肖像画旁的照片登出来，竹下本人高兴地说：“这幅画是我至今得到的所有画像中最能充分表达我内心世界的一幅。” 1937年秋，9岁的李琦随父母到达延安。1946年被送去学习美术。这中间的9年里，彭德怀曾经抱过他，毛泽东摸着他的头问他几岁了，念过书没有。1962年，李琦创作的《主席走遍全国》这幅画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现在，他又以神似之笔为邓小平作画。此画一出，效应即显，为十四大平添了许多喜气。 十四大还没有开，天安门广场已经热闹非凡。时至11日，临近人民大会堂一面的广场已经被封闭起来了，中共十四大预备会议正在召开，游人纷纷抢占有利地形，以人民大会堂为背景留影。于是，在戒备森严的警戒线外头，出现了一条摆姿势、抢镜头的风景线。 一个妇人拿着照相机教一个男人摆姿势，虽然衣着入时，但能看出是一个农村人。《中国青年报》记者好奇地上前打听他们来自何处。 “我们是广西百色地区的，就是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的那个地方的人，前几年邓小平还到我们那里去了呢，有人看到他了，身体很好啊！” 十四大开幕式正在进行。久不见形迹的作家柯云路突然在首都记者面前介绍他的一部新作。在他提供的一份文字材料中称：“九二，是一个大好之数。乾卦云：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无论神秘的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佐证，但1992年被热心读者形象地认为是“邓小平年”。这位智慧非凡的世纪老人所做的一切，都会在人民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为民间留下诸多的传说…… 第十一章 众望所归：中共十四大的头号新闻 六、毛泽东没有指出缺点的人 毛泽东是深刻了解邓小平的，想当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被打倒，就因为他是“毛派”的人。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了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陪毛泽东用餐，虽然这已是赫鲁晓夫第四次和毛泽东坐在一起了，但是两人的谈话仍然不很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里，毛泽东突然转换了话题：“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神情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意外，因为毛泽东早就对他表示过这种想法，而且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时，毛泽东又说了这个话。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很关心这个问题，眨着眼问道。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似乎胸有成竹，如数家珍地接着往下说： “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下了第二个手指头。 “邓小平政治性很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笑了起来：“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做了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敢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中苏两党谈判中让苏联人伤透了脑筋。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强调道：“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毛泽东接着扳下第3根手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舔了一下口唇，又情不自禁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第十一章 众望所归：中共十四大的头号新闻 七、周恩来欣赏邓小平同重志的“举重若轻” 周恩来也在一些场合评价过邓小平的才能。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期间，周恩来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刘伯承、邓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微笑着摇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很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你又把问题原样奉送了。”周恩来对薄一波爽笑道。 薄一波也笑道：“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答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收住了笑容，若有所思：“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8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周恩来并不放过薄一波，不等他回答，又说道：“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