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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第一章 循循善诱，出以公心——在“红卫兵运动”中 一、在“破四旧”风潮里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影响全国、震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的几万名“红卫兵”，并与首都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他不久前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进一步明确表示他对红卫兵的支持。8月18日这一天，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端。 北京“八·一八”大会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组织几乎一夜之间就遍布了城镇乡村。这些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体的青少年们，抱着“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红色政权”的神圣使命和真诚愿望，不再停留在学校里搞运动，而是冲出校园，走上街头，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引入社会，推向全国。 从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都出现了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他们先从人们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实行“革命”，继而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在北京，红卫兵倡议把东西长安街改名“东方红大道”，并砸烂“全聚德”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在上海，红卫兵冲上南京路，拉倒“大世界”；在天津，红卫兵“革新”滨江道，更名“劝业场”……。由于舆论宣传的鼓动，短短几天内，“破四旧”的风潮便席卷中国大地。 然而，无政府主义的恶果却与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相伴而来：多处名胜古迹被捣毁破坏，祖国千百年的文化遗产被洗劫废弃；肆意冲、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住宅，没收、毁坏私人财物的情况比比皆是；对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乃至基层领导干部、普通教师实行人格侮辱、打骂、关押的行为更随处可见。更严重的是，一些红卫兵还把“破四旧”的目标对准宋庆龄、郭沫若等国内外享有名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舍、傅雷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选择了绝路，许多“黑五类”人员或被打致死，或强迫遣送回乡。…… 周恩来极为关注北京和各地“红卫兵运动”的进展情况。对红卫兵“破旧立新”的一些举动和倡议，他并没有表现出由衷的热情。一次，当他得知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被改名“革命村”时，不以为然地说：“还是先叫中关村好，不然会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地方，我就不知道‘革命村’是哪里嘛！”而对于举世闻名的国家重点文物古迹，他则尽力去设法保护。就在“八·一八”接见大会后的当晚，他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立即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部署北京卫戍部队前往守护，使得这座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宫殿在“红卫兵运动”中得以保存。杭州灵隐寺也是依靠同样的方式得以保存。后来，周恩来告诉红卫兵：“破四旧”是个长期任务，中国的封建统治时间那么长，封建传统那么浓厚，习惯势力那么大，要一下子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名目繁多的改名、命名活动直到国庆节前还不断出现。9月下旬，周恩来接到北京市委办公厅报告：北京34所中学红卫兵和外地学生组织起一个“东方红筹委会”，拟将北京市改为“东方红”，9月27日召开命名大会；同时把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搬走，另树立毛泽东铜像和英雄人物塑像等。周恩来26日在报告上批示：“请以电话告市委办公厅和周（荣鑫）秘书长，通过联络总站，告以这是国家大事，国际观瞻所系，他们可以关心，可以倡议，但不能由他们决定、命名。否则命名无效，岂不损失信誉？” 红卫兵运动时期，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让周恩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尤其是“破四旧”当中出现的那些影响面大，涉及党和国家政策、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为此，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就这些问题当面向红卫兵加以劝说和引导。 鉴于红卫兵活动大都具有自发性、随意性的特点，周恩来首先考虑应把各种红卫兵组织起来，以便创造给他们做工作的机会和条件。 8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北京新市委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地点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由市委书记雍文涛主持总站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在联络总站设有办公室，周恩来委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总负责，以了解、沟通情况，及时发现各种问题。 26日，周恩来前往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大会，他对来自500多所大、中学校的1000多名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关心你们，党和国家有责任帮助你们，应该为你们创造条件，让你们组织起来，有事好和你们商量。比如给马路改名字，这很容易，但要调查，要商量个好办法。还有些事牵扯国家制度，比如取消定息问题，就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审批。通过联络站，就可以把你们的意见收集起来，哪些是马上办的，哪些是以后办的，商量好了再送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总之，成立这个联络总站，一是要支持、帮助你们，二是要爱护、保护你们，三是有事情好找你们商量。 两天之后，周恩来通过联络渠道得知，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倡议，把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并于29日召开20万人命名大会，会后还将举行大规模庆祝游行。为避免发生涉外纠纷，周恩来在28日夜里召集紧急会议，他耐心地向红卫兵说明：我们进行反修斗争，是靠文斗不是武斗。如果按你们的精神，把反修的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去，就要闯进大使馆，就有可能把文斗变成武斗。我们今天和苏联还有国家的关系、外交的关系，我们应该遵守这个关系，就如同他们在莫斯科尊重我们的大使馆一样。因此，你们可以在他们的门口搞示威，但要有个界限，不能闯入大使馆里去。经过反复做工作，大会组织者终于表示同意按周恩来提出的意见办。从29日起，群众游行持续了两天，共达40万人次，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性事情。 在与红卫兵的沟通过程中，周恩来不仅向红卫兵讲述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有时还要给红卫兵介绍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以劝说他们收回或改变违反科学认识和正常行为规范的主张和“倡议”。例如，为了向坚持要把交通信号改作“绿灯停、红灯行”的红卫兵解释清楚此举行不通的道理，周恩来先从司机等专业人员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再作说服工作。他由光线的透射力谈起，进而说到国际间的通行惯例，等于给学生们补上了一堂光学物理课。再如，为了纠正某些学生组织提出的“消灭伊斯兰教”这种极端错误的口号，周恩来在调查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全中国有几千万、全世界有几亿伊斯兰教徒的基本事实为出发点，耐心向红卫兵讲述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等等，说明现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必要性、长期性。一次，周恩来打电话紧急处理发生在北部边境城市海拉尔的一起涉外事件时，甚至不得不亲自向冲到国际列车上“革命”的红卫兵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给外国人开车”的理由。…… 就这样，身为泱泱大国的总理，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卫兵打交道、做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讲，从这时起，他的基本工作已放在了红卫兵方面。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对祖国后代始终抱着发自内心地关心、爱护和极端负责的态度。他利用和红卫兵谈话的机会，多次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家庭、个人经历、工作经验教训等情况，以切身体会来启示告诫青少年们：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年轻人犯错误是难免的，粉饰和掩盖错误是不对的，要勇于正视它、改正它。他在各种场合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然而，周恩来的苦口婆心却收效甚微。“破四旧”浪潮非但没有受到遏制，却愈演愈烈。这一时期，最使周恩来感到不安的，还是“破四旧”中发生的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各类知名人士进行的侮辱、打骂、抄家等行为。他多次向红卫兵强调要学好用好《十六条》，其用意之一就是希望他们有所遵循，有所节制，严格遵守“要文斗，不要武斗”这起码的一条规定。但是，涉世不深、缺乏政策法律观念的青少年们已为狂热的“革命”激情所支配，“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几乎成了他们高于一切的信条和准则。 8月29日夜，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群红卫兵闯入了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肆意进行查抄。事后，章士钊立即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的无理行径，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次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接到批件，马上采取措施，对章宅实行保护，并将章本人秘密转移到301医院。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亲自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十几位高级民主人士，以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人。这份《名单》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却包含了几百名保护对象。可以说，周恩来几乎对《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费了一番心思，以寻求最稳妥的保护方法。 《名单》中的第一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宋庆龄。她不仅是国内外享有名望的民主人士，还是几十年来同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的挚友。建国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感到宋长住上海不安全，便劝说她来京定居，并指示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由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破四旧”当中，果然如周恩来所料，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受到冲击，就连万安公墓内她父母的墓地也遭到红卫兵的破坏。此外，在南京，有人提出要推倒孙中山的铜像；在北京街头，则出现了攻击宋庆龄的大字报，还有人扬言要冲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的住地。为了阻止事态的继续发展，周恩来亲自出面教育对于历史知之甚少的红卫兵：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在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下，宋庆龄及其住宅免遭噩运，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得以修复。11月12日，周恩来冲破江青等人的阻挠，亲自在北京主持大会，隆重纪念孙中山一百周年诞辰。同时，他还批准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孙中山选集》和新编辑的并由他本人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得到安全。这一时期，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还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等民族宗教界人士和一些著名学者、艺术家、知名人士及其家属。他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第一章 循循善诱，出以公心——在“红卫兵运动”中 二、在“大串连”狂澜中 自8月下旬开始，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先后离京“南下”、“北上”、“东进”、“西征”，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与此同时，各地的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取首都红卫兵“造反”之“经”。至28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14万人。在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出入北京的学生人数更逐日递增。在这之后，每天来往北京的红卫兵成倍增加，已难以数计。为安排好来京红卫兵的吃住问题，周恩来想方设法，费尽了心思，最后就连中南海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住进了几千名红卫兵。 在千方百计安排好来京红卫兵的日常生活、组织好毛泽东一次次接见活动的同时，周恩来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北京、向全国的红卫兵进一步讲解党的各项政策。 鉴于北京红卫兵“破四旧”中发生的种种情况，周恩来不难想象全国各地已经和即将要发生的各类问题。他这时的想法是，由党中央下达一份有关红卫兵的文件，以便对全国红卫兵的行动加以指导、约束。在8月31日接见大会上，周恩来号召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并宣布了中央关于各地大中学生分期分批来京串连的决定。第二天，他又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提出：当前红卫兵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组织起来，二是学习政策，为此，有必要搞一个红卫兵的章程。 8月底9月初，周恩来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共包括10条内容。《意见》强调：“目前最急迫的任务是组织起来，学习和掌握政策”，“不能各自为我，违反纪律”。针对已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大串连风潮，周恩来这样写道：“我们提醒你们，实行革命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机密不致外泄，档案不致遗失，财产不受损失。要保证国家的专政工具正常行使职能。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扰。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我们还要提醒你们，同厂矿、科研机关和服务性行业实行革命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意见》还就红卫兵的组织形式、斗争方法和策略等作出一些具体规定。 9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从8月下旬起，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该碰头会），讨论《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会上，陶铸、陈毅、王任重等都明确表示赞同向红卫兵讲政策。而康生却唱反调说：“十个问题，需不需要讲？我看有代替的危险。”姚文元也话中有话地提出：“应该用阶级分析讲政策。”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反对，这个《意见》稿最终还是夭折了。 尽管难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向红卫兵颁布各种政策性规定了，周恩来仍没有放弃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教育、劝导的责任。就在《意见》稿被否定后不久，他连续出席离京、在京和来京的三种类型的红卫兵会议，针对实际情况和问题，耐心宣传解释党的各项政策和国家法律。 9月10日，他向离京奔赴各地的首都红卫兵提出：红卫兵应是一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战斗”指的是进行文斗而不是武斗；“学习”就是要作调查研究，要进行科学分析，要有冷静的头脑；“宣传”就是讲政策、讲实际、讲界限，不盲目行动，不强加于人。“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毕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的情况和党的政策是很不完全的。……你们会遇到许多不熟悉的事情，因此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对毛主席著作）单单学语录是不够的，还要看全文才能懂得毛主席如何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才能看到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伟大的前途，否则绝不是真正学懂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机关，而工厂、农村、服务性的行业应由那里的干部群众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去进行必要的革命串连，但不能像在学校里一样，冲进去，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的秩序、建设的秩序。”“边疆的省份，靠边境的城市、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很多政策，如对外的政策、民族的政策等。那里宗教信仰常常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人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即使改变也需要时间。”“总之，你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爱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他人士，甚至剥削阶级分子本身。” 同一天，周恩来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在谈到党的干部问题时，他指出：“不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里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中有正确的、积极的因素，不能说一切都是坏的。也不能说所有党政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都是，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在这些地方落空了吗？”“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画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也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更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即使不看作一切，而看作是绝大多数，也不合适，因为不合乎事实嘛。”在谈到“炮打司令部”时，他说：“你们传了一个口号，叫‘炮打司令部’。我在这里申明，对毛主席的话，一定要经过毛主席本人批准，由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或由各级党委正式传达的为准，不能以社会上流传的作根据。……‘炮打司令部’是有所指的，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黑线’。” 9月13日，周恩来更明确提出：“黑帮”这个名称不能乱用。“犯路线错误的是否就是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这么说，没有这个定义。”“去上海的同学问我，是否给上海市委去过电话，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我确实这样讲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是不革命的。” 9月下旬，周恩来接见来京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三个红卫兵组织代表时，再次批驳了“黑帮”“黑线”的说法，指出：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 这样，仅在9月份里，周恩来接见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就达20多（场）次，所谈内容涉及党的干部、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宗教、华侨、外事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性问题。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宣传场地，北京的一些大小礼堂和体育场馆里，都留下周恩来那不知疲倦的身影。 对于各地频繁发生的各种涉及政策法律的事情，周恩来更是不推不拖，亲自解决处理。9月19日，他对中央给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被批判、斗争对象工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稿作了修改，并将报告中“凡属定性的，暂时只发给其本人及需要由他供养的家属生活费”一句，改作：“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做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将报告中“凡未定性的，工资可暂发给”一句，改为：“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9月下旬，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反映一些地区连续发生的红卫兵违反政策的情况。关于上海问题，24日的信中通告：“最严重和急迫的就是他们要在明（二十五）日举行带一二百资本家游街示众，市委劝阻无效”。为此，中央决定给上海市委和北京赴沪红卫兵发紧急指示制止。26日的信中提出：“鉴于各地医院领导不少瘫痪，院中红卫兵对专家医生打击面过大，大家一致主张支持华东局的意见，并且认为医院红卫兵要做到自动取消为好。” 为阻止红卫兵的一些过激行为，并避免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周恩来还以中央名义起草电文，指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要他们转告“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及在沪的北京其他红卫兵组织，立即结束在沪活动，返回北京。 尽管青少年无知、狂热的行动使得周恩来负担加重，日夜操劳，他仍丝毫不减对后代的极端负责和真诚爱护的情感。9月9日，他直接与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绝食学生代表通电话： “我一直在等待你们！你们没吃饭、没治病，我怎么能睡觉啊？你们提出的问题都好商量，你们有权提出要求。有些是马上可以办的，有些要经过中央讨论，我不能马上回答。你们不吃饭，我们心里不安。在毛主席的新中国，怎么能绝食呢？我们不责怪你们，而是劝导你们。光凭这个热情，会得到你们所不希望的后果。你们要求把问题提到毛主席面前，要他考虑。你们从一方面看，他要从全局看；你们是从一个时候看的，毛主席、党中央是从整个历史看的。很多问题不像你们想的那样简单。你们的要求，我接过来，但不能马上回答。这24位同学有意见，完全可以派代表来京面谈，我可以派飞机把你们送来。你们赶快治病，再不吃饭，我们心里就不安。” 从第二天起的半个月内，周恩来一连4次接见西安绝食学生代表，耐心做他们的劝导工作。 周恩来不仅自己带头做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还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丢掉“怕”字，放下包袱，到群众里面去，亲自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劝阻违背政策和法律的极端行动，以体现党对运动的领导。同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还商定，为抓紧研究有关社会政策问题，先由各有关方面负责人组织收集材料，进行研究，提出问题和初步处理意见，而后报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 周恩来亲自向红卫兵宣讲解释党的政策，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致认为解决了很多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大量传抄、翻印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周恩来的讲话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周恩来的地位、声望，尤其是他入情入理、循循善诱、平等待人的讲话风格和处处体现出来的广博的知识、宽阔的胸怀，使许多青少年深受教育，得以启示。以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后与东城区、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组成“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学生组织，就是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下，逐步有所觉悟，开始怀疑或抵制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言行，并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不满。 第一章 循循善诱，出以公心——在“红卫兵运动”中 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 面对“红卫兵运动”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周恩来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地、正确地认识党内矛盾的性质，进而把握和处理好对所犯错误干部的政策问题。 还在8月间，周恩来在谈到工作组问题时，就多次提出，即便是犯了方针、路线的错误，也还要本着毛主席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指出其错误，帮助其改正。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心情一样，我代表他们，也代表我自己，向你们（指工作组所在单位群众）道歉。同时，我应该向你们说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央全会（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 基于这一认识，周恩来反对在工作组及其他问题上对领导干部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以至采取群众“罢官”的做法。9月初，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议了《关于党政军高级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草案）》的文件稿，实际上是设法对中央和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高中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在这以后，不论是和群众的谈话，还是主持制定有关文件，周恩来都一直坚持对各级领导干部不能由群众组织来定性、“罢官”。 9月下旬，针对红卫兵和其他一些人的提问，周恩来强调：“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就犯过路线错误，但愿意改正错误，跟毛主席学习。”“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时候犯了一些修正主义观点和倾向的错误，只要他认识了，而又坚决改正，对这种人，党还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的。这样的人，在各级领导机构中都有。”“现中央、国务院各部正副部长36人停职反省，将来也要一分为二，不是一棍子打死。即使是反党性质的，也还有走得很远的、有愿意革命的。犯了路线错误，主观上还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不能算敌我问题。” 为了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解决党内高、中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陈伯达、林彪作主题发言，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代表人，并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刘、邓二人被迫再次检讨。 如果说，这一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大动作”是同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么，10月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通过这次会议，把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的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又在更大范围里重新提了出来，并且断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事情很明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是刘少奇问题正日趋明朗化、公开化。为此，周恩来十分关注社会上对刘少奇和王光美问题的反应。10月11日，他嘱告原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和公安部负责人，要他们分别派人察看北京几条主要街道上有关王光美的大字报，并将标题和简要内容抄回。12日，他又在清华红卫兵于当日发出的“彻底批判王光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会“请帖”上作批（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对刘少奇本人，周恩来这段时间内尤其注意和留心他在公开场合的露面问题。在周恩来亲自担任“总指挥”的毛泽东连续8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身份，一次不落地参加了各次的接见活动。其中，国庆节那天，经过周恩来精心安排，刘少奇仍以国家元首身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之后。在11月间召开的孙中山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因事先估计参加大会的红卫兵可能要冲主席台和呼喊口号，周恩来曾考虑刘少奇、邓小平可以“请假”不出席大会（后经过会前向红卫兵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同时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刘、邓二人均出席了这次大会）。 但是，随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断升温，刘少奇的问题终于被“捅”了出来。 10月18日，一些外地红卫兵在天安门前观礼台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童小鹏前往天安门东侧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要求他们撤下标语口号。 第二天，周恩来亲自接见在天安门张贴标语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回答他们有关刘少奇问题的提问。关于八大党章中未提“毛泽东思想”一事，周恩来说：“八大党章中没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主席的提议。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次开代表大会都提。”当问及毛主席在党内是否是“少数”和“炮打司令部”问题时，周恩来答道：“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时就确立了。现在毛主席的威信是蒸蒸日上，谁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没有权利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把标语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主席的思想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针。”“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多考虑后果。你们不能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 就在周恩来多次劝阻红卫兵不要面对面斗争王光美和扩大刘少奇问题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多次煽惑红卫兵揪斗王光美，并主张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公开化。 12月18日，张春桥私下召见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负责人蒯大富，鼓动他把“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推向社会。几天之后，蒯大富组织清华大学5000多人上街游行，一时间，首都各主要街道到处可看到、听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即使这样，中央文革的几个头面人物仍不满足。27日，江青在对红卫兵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公然引导揭批刘少奇和王光美，称刘曾作过“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并表态“支持”红卫兵揪王光美回清华。 鉴于在北京发生的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周恩来于12月底亲自召见清华“井冈山兵团”的11名代表，再次明确反对张贴“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指出：“这样提法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学生们问：“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周恩来回答：“那是你们这样认为，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周恩来还表示：“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让她书面回答问题，这个事情我可以办。但不能涉及刘少奇的问题。对刘的问题，我不能回答。”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周恩来在一些场合继续重申党的干部政策，强调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要求各地红卫兵不要派代表参加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指出：“因为这是党的会议，有些问题需要先经过党内酝酿、讨论、认识，能够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能够使全盘工作更好地进行。”此外，周恩来还阻止红卫兵私自传抄、翻印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毕竟是有限的。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大肆鼓动下，整个形势继续朝着与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主观意愿相反的方面发展。1967年1月初，中南海周围开始集结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他们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涂写标语，强烈要求“揪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批斗国务院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一时间，各种批判发言、声讨文章、“勒令书”、“请愿书”伴随着大量歌曲、口号，通过一只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不停地播放，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就在中南海的西北角，和人来车往的大街仅一墙之隔。墙外无休止的喧嚣声，已使他连续几天无法正常休息工作了。为此，有人劝他暂时离开中南海，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办公、休息。周恩来回答：“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岗位，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有人来冲，我将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1月5日清晨，周恩来来到国务院西门，劝说为“揪”陶铸在这里“蹲守”了一夜的学生们。他说：“天气这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连毛主席都没法睡觉了！”“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必须向主席请示，并且要经过党中央讨论。” 周恩来的讲话，表明他并不赞成几天前陈伯达等人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做法。在党内斗争问题上，他一贯主张应该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尤其不能背后搞鬼或当面搞侮辱人格的举动。 1月6日夜，周恩来得知刘少奇夫妇离开中南海赶往医院的消息后，感到事出蹊跷，便马上派车去追，但已经追不上了。很快他就了解到王光美被清华大学红卫兵“骗”至学校，准备批斗。于是，他连夜打电话给蒯大富，下令立即放人，并亲派秘书到清华催促放回王光美。 第二天，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严厉批评了“骗揪”的行径，说：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我是不赞成这种作风的。这种坏作风不能提倡，这是背后搞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现在，必须肃清这个坏作风。又指出：斗争王光美，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不要再扩大这个问题。这也是毛主席、政治局的意见。 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清华红卫兵被迫放回王光美。 从这一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全国迅速掀起“全面夺权”的浪潮，“文化大革命”进入“天下大乱”阶段。以此为标志，“红卫兵运动”逐渐走向衰落。如上所述，在整整4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力挽狂澜，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无政府主义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破坏；同时，他的关心爱护与言传身教，也深深地启发、教育了广大青少年，促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逐步思考、觉醒，并最终奋起向邪恶势力进行英勇战斗。 周恩来的崇高品德和感人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第二章 “生产绝不能停！”——“文革”初期的国民经济 一、双轨并行，强调生产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在还不可能预料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展状况的时候，这段话，自然也反映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种真诚愿望。 这个时候，运动还仅仅限制在大中学校和一些党政机关里进行，对工农业生产、尖端科研和国防建设等尚未造成直接影响。但是，同以往政治运动相比，“文化大革命”来势更猛，涉及面更广，其矛头也越来越上指、滥指。对此，一直关注工农业生产情况的周恩来一方面也讲要搞好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他又再三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机关和学校，其他行业则应“三大革命”一起抓，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8月中旬从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把“革命”迅速推向社会，并席卷全国，开始波及工农业生产。首先是“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这就在事实上冲破了“十六条”中关于运动的一些限制性规定，违背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希求稳定国民经济秩序的初衷。为此，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宣传和行政措施。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这篇根据周恩来意图、由副总理陶铸主持起草的社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想法，即在认可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把“革命”和生产分开，实现二者“双轨并行”，又“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当天晚上，周恩来来到中国科学院辩论会场，亲自宣讲社论中的观点，提出：凭我自己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即在这样一场革命的进行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工作受到影响。 基于同一认识，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农村五条）。两个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停止串连，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文件下发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对此，毛泽东批告：“可即发，不要讨论了”。于是，这两个文件均在9月中旬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文件传达后，立即受到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纷纷表示拥护。他们说：原来看到只抓革命、不管生产的不正常现象很着急，但又不敢讲；现在中央有了指示，就可以挺起腰杆讲话了。 在试图制定某些具体政策规定来限制“革命”、保障生产的同时，周恩来还利用公开场合向广大青少年做说服解释工作。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红卫兵与工农群众的矛盾纠纷，周恩来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此外，周恩来还在一些场合对抓紧工业生产和科研业务工作表示明确的意见，其中已流露出他对于形势发展的担忧。鉴于工业生产的状况，他提醒说，现在，工业方面已经出现不好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计划难以完成，还要影响明年计划，影响整个“三五”计划的实现。又说：“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他还针对国防科研中的问题强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尖端，今年已经耽误了一个月，搞不好将打乱整个尖端工业的五年设想，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要推迟一两年的时间了！ 不难看出，在“文化大革命”仍继续发动，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尚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下，周恩来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这场“革命”能否真正发动起来、深入人心，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怎样才不被打乱，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基本保障，国防尖端事业能照常进行。他曾向调来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一吐心中忧虑所在：“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在“革命”与生产的天平上，周恩来的重心实实在在地倒向生产一边。 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的鼓动下，不仅机关、学校里开展“四大”，搞起运动，许多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也都纷纷建立群众组织，互相串连，热衷“造反”，把斗争矛头对准本单位、本系统、本地区的党政领导。这样一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了，工农业生产各部门尤其是工业交通系统内部，开始出现大量难以控制的干扰性破坏性因素。和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一样，许多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也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生产指挥失灵，经济建设停滞的严峻局面。对此，周恩来极为焦虑。鉴于这时下达行政文件阻力增大，执行有限，他决定在制定若干政策规定的同时，继续加强对“抓革命、促生产”的解释性宣传。 11月9日晚，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重申经济建设不能停滞、中断，并据理驳斥了那种只讲抓革命而根本不讲抓生产的论调。第二天，经过周恩来审定的这篇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声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全面涉入工农业生产领域的紧要关头，这篇社论毅然亮出“红灯”，公开警告某些人不要做超出“常识范围”的事情，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几个月来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了“革命”与生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就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打消顾虑，以便放手抓生产、抓业务；同时，也是为了让那些一味煽动“革命”、“造反”，反对抓生产的人在基本事实面前无话可说。这样，无论是舆论宣传，还是行政文件，都赋予了“抓革命、促生产”以特定的含义，在不利的政治气候里，创造出某些有利于维持和推动经济工作的条件。 第二章 “生产绝不能停！”——“文革”初期的国民经济 二、稳住农业，侧重工交 “以农业为基础”，是建国以来周恩来致力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1966年春，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挂帅”组长，并兼任河北、北京小组组长。 随后，周恩来在天津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从全国说，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落后。”“光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这个（实际）不行。”“华北区是个光荣的地方。我对华北有了感情。我过去是在华北受的资产阶级教育，现在我还是在这里。在这儿要活一天干一天。因此要不断学，不断改造，把主要力量用在主要方面，把当前的抗旱救灾一直抓下去。” 4月初，周恩来来到邯郸地区磁县，巡视打井抗旱、合理安排劳力等问题。他向当地干部坚定地表示：“北方抗灾生产抓他十年八年，一定要抓出个名堂来！” 4月10日，周恩来在回答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提问时充满信心地宣布：“中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中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建设一个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正是周恩来长期以来由衷的愿望。虽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周恩来从农业入手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计划，但是，周恩来仍不忘对农业生产的密切关注和具体指导。十几年经济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使他懂得，稳住农业，就稳住了国民经济的大头，稳住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大局。 1966年6月上旬，鉴于夏收、夏种、夏管季节的来临，周恩来同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商量后决定，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各部委中，抽调一名副部长和30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分别到北京郊区各县抓“三夏”工作，支援麦收。15日，周恩来应邀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离京前，周恩来得知国务院有关部、委因搞运动使原定抽人支援京郊农村“三夏”发生困难，即明确指示：“每部、委都应参加一部分人，这也是一种考验。”他还在许多场合指出：一定要抓季节，要不误农时，讲“关心国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种也是“大事”之一，从季节上说，是目前最大的事情。 “红卫兵运动”中，周恩来及时发现并制止了一些学生组织提出的不利于稳定农村经济政策、妨碍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口号，强调农村社队集体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不变，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动，农民个人仍可继续保持自留地、饲养家禽家畜等。1966年9月，针对河北省一所农业中学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园田、自留树交给人民公社”的倡议，周恩来当即派人调查此事，告诫在这些牵动全局的问题上不可“一哄而起”，否则“就会对农业生产不利”。 1967年3月，为了减轻“全面夺权”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周恩来提出：应“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以便“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同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棉花小组，指导全国棉花生产和收购工作。1968年以后，周恩来还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主要农副产品等方面的工作，并直接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国务院有关机构和人员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从未有过的阻力和困难，但由于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整个农业形势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和反复。1968年7月，李先念、李富春副总理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国务院业务组《关于1967年度粮食情况的简报》中说：1967年粮食比上年增产383亿斤，农村粮食情况进一步好转。此后连续几年里，全国农业状况一直趋于稳定。 和农业情况相比，工业形势要严峻得多。尤其是铁路运输部门，始终处于“老大难”地位，成了周恩来的一块心病。 事实上，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工交系统“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就已经存在了。1966年6月，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稿，获得批准。随后又制定出关于上面《通知》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抓好工交生产。这两个文件的主旨，是对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必要的限制。尽管如此，“革命”对生产的冲击已见端倪。7月中下旬，上海市工业生产中开始出现事故增多、产品质量下降、干部放松生产业务工作等问题。 随后发生的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更是给铁路部门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在红卫兵“大串连”高峰时，周恩来每日都要仔细审看工交部门汇总上来的生报表，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减少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亲自过问、查询，找有关领导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他一再向国务院有关同志讲：“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地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当时担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因被群众批判已不能正常工作）为此感叹道：周总理这是在替我当铁道部长啊！ 就在铁路交通秩序勉强维持之际，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产业工人卧轨拦车事件——“安亭事件”，造成沪宁全线客货运输中断30多个小时的重大事故。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公然置中共中央以及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的正确意见于不顾，擅自发表肯定“安亭事件”的言论，并签字承认以王洪人组织“造反”、“串连”，工矿企业也和学校一样，可以“停产闹革命”的先河。 对“安亭事件”的做法，周恩来是不赞成的。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他在事件发生前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言论和实际努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 11月16日，周恩来亲与江苏省委负责人通话，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拦车群众的工作，放行被拦车辆。指出：“这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交通运输，关系到劳动人民。” 28日，周恩来亲笔修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滞留在四川广汉（宝成线站名）的“成都工人造反团”电文：“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在“安亭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周恩来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成员及一些省、市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并且一定要保证有效，如保障交通运输、城镇水电供应。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你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出现这样的事，首先我们作自我批评，然后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原则了。 12月13日，周恩来又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通告（经周修改）致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 周恩来以“安亭事件”作为统计全国铁路交通混乱的起点，正表明他对此的态度。同时，他采取先摆事实，再发通告的办法，也是为了使中央文革小组在事实面前无计可施。 1967年元旦，周恩来亲自过问上海铁路局的工作。当时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回忆：（1966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解决交通问题。1月1日凌晨3时，我在北站铁路公安分局听到周总理的声音：“丕显同志，你好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我问候了总理，并告我现已在铁路局，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上海铁路终于在第二天通车了。 周恩来不分昼夜的劳顿，加上他对群众组织的苦口婆心的批评和劝导，确使一些地区铁路运输部门的生产业务状况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左”的实践也必然会恶性发展，乃至愈演愈烈，欲罢不能。这种情况，当然是周恩来的主观愿望所无法改变的。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某些方面、在某些重要环节上，继续起控制局势和减少损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周恩来的这些努力，整个工交生产情况还要坏得多。 第二章 “生产绝不能停！”——“文革”初期的国民经济 三、限制夺权，保护干部 从1966年冬天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合法”进入工交、财贸、农业、科研等生产业务领域，“停产闹革命”风行全国。就在这时，“安亭事件”的发生地上海又爆发了一件震撼华东、影响全国的大事：1967年1月初，《文汇报》、《解放日报》中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将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统统“夺”下，取而代之。 对“一月夺权”的首要目标中共上海市委，周恩来一直是信任、肯定的。“红卫兵运动”中，他曾几次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安亭事件”后，他仍设法维护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权威。但是，由于上海“一月夺权”符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因而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先后宣布“夺权”，原来省、市主要领导人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原有的党政机构多陷于瘫痪。 对这样的形势，周恩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首先，周恩来不赞成把各地区、各部门的所有党政领导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他的这个观点，也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多次阐明了的。为使这一观点站住脚，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着意强调建国十七年来党领导下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这是主流，反对一概怀疑、一概否定。 其次，周恩来始终主张各地区、各部门所“夺”的是“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权，而不是党、政、财、文等业务之权。或者说，他对所谓“全面夺权”是有保留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的一些讲话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存在明显差别，甚至相悖。 再次，周恩来明确反对夺中央要害部门的领导权，强调国防、外交、公安、财政的业务大权属中央，群众组织不能夺。这是因为周恩来意识到“全面夺权”的浪潮必然要冲到北京，影响国务院。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随着“全面夺权”迅速蔓延、深入，其灾难性后果很快显露出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群众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各路“造反派”为争权、抢权结成宿怨，以致彼此动武，酿成流血事件；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部门损失加剧，面临停滞威胁。 这时的党中央，实际上已经很难控制急转直下的形势。为此，周恩来想方设法，采取措施，保证从上到下各级经济指挥部门的存在与运作。2月下旬，首先成立了由他本人主持的国务院业务办公会（对外用“国务院业务小组”、“国务院业务组”名义），成员有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谢富治、余秋里、谷牧等，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努力维系中央一级经济领导机构的运转。之后，周恩来提出，无论如何要在3月份解决省级生产指挥部门，以便领导和推动“抓革命、促生产”。3月中旬，他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电报稿，在全国推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要求迅速建立起县级生产指挥机构。鉴于在“夺权”高潮中各级党委和行政业务部门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而无法工作的情况，周恩来从这时起，亲自主持制定中央及地方各系统、各部门的军管方案，提出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起两个班子，一个领导运动，一个负责生产业务。为了提高和维护仓促上阵的军管会的权威，周恩来强调：无论如何，要树立军管威信，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还大。 军管的范围，后来越来越扩展，以致国务院所属的大多数经济职能部门都相继成立了军管会或派驻了军代表。这些军队干部的派遣工作，是得到周恩来认可和批准的。让他们参加业务部门的领导工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因为在“全面夺权”当中，国务院重要经济部门的领导人都已被打倒或停止工作，出现无人负责的严重情况。一次，在谈到国务院系统领导干部的现状时，周恩来难以掩饰心中的深深的忧虑，他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差不多执行反动路线严重到走资派程度的这些人，都已‘靠边站’了。现在42个单位，部长级干部站出来工作的只有90人，占总数280人中的32％。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有3人，其他统统‘靠边站’了。” 1967年1月22日，由于江青、戚本禹的蓄意诬陷和煽惑，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被造反派非法拘留、审讯长达40多天后，重伤致死。这一用血写的事实，给周恩来以极大警醒和震撼，他异常激动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在场的谷牧等人清楚地看到：周总理是“眼含泪水，手持张霖之遍体伤痕的照片”讲这番话的；“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 年近七旬且每日都在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在勉力维持经济运转的同时，他必须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全力保护作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的广大老干部。他相信，只要自己在位一天，这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同志的安全保障就多一天。 1月下旬，周恩来开始在许多场合批评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指出：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又说：上海一月夺权消息公布后，我们估计10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 同年2月，出于对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副总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以及余秋里、谷牧等在怀仁堂碰头会（即由周恩来主持的商决中央党政事务的会议）上，强烈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作法，却被林彪、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而遭到批判。谭震林、陈毅不久便被剥夺了参加中央会议的权利。 2月20日，就在谭震林等人受到尖锐指责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介绍省级“夺权”经验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亦在场）上，继续阐明他对“夺权”问题的一贯看法，指出：自一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十七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杀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谈到中央国家机关夺权时，周恩来重申：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会上，周恩来还表示不赞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认为这不利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此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第一把手都是走资派，这还没定性。”“不是所有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都是走资派，即使是死不改悔的、已经点名的，也应有所保留，要给他机会允许改过。”“要解放一些有能力、有经验的，虽然犯了错误但能够改正错误的老干部”。 1968年10月，林彪、康生等人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度掀起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高潮。会后，各地各单位以贯彻“全会精神”继续开展对“二月逆流”的批判。这一年12月，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将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状况的材料（认为徐思想问题未解决，主张进一步批判徐及其家人）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29日，周恩来批告：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翌年1月初，毛泽东对此批道：“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鉴于陈毅、聂荣臻、李富春、余秋里等所在单位和系统也都发生要求批判“二月逆流”的情况，周恩来批准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批示内容迅速下达，进而制止了在国务院机关对“二月逆流”批判的扩大和升级。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党和国家保存下来一大批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产生的新的国务院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又重新恢复了行政职务，成为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第二章 “生产绝不能停！”——“文革”初期的国民经济 四、安排计划，总揽全局 建国以来，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方面周恩来最重视的工作之一，就是制订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五年发展规划。“文化大革命”以前，对每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周恩来都充分调研，反复研究，拟订方案，留有余地，认为稳妥可靠后才报送党中央批准执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计委等起草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部门的业务工作被彻底打乱，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在周恩来临时安排下，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在1966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会议上讨论拟定，并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中央一直没能批准下达该计划。为使1967年的任务生产不致中断，有关部门只能分地区、分行业，甚至按厂矿单位来下达任务指标。随着“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加剧，国家计委的业务工作已无法正常进行，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面临失控，尤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运输和煤炭生产更是首当其冲，每况愈下。 1967年5月底，因派性争斗，造成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均处于半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致使包括国际列车在内的客货运输无法正常运行。此后不久，全国除东北外整个铁路交通中断（东北铁路亦多处堵塞）。由于煤炭运输发生困难，工业用电甚至城镇居民用电都时常停断，损失巨大。与此同时，因中外船只无法按期装卸货物，使得沿海沿江许多港口、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国内工业生产的停滞和破坏，造成不少援外项目也被迫停产、下马，国家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 到10月下旬，摆在周恩来面前的是这样一份全国工交生产情况报告：自5月份开始，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陆续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到9月份，钢和生铁的平均日产量都降到1.2万吨，只为全年计划平均日产量的26％左右；原煤（部直属矿）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26.8万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50％；每日平均发电量下降1.6亿度，为全年计划日发电量的60％；原油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1.9万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40％；铁路平均日装车数下降到1.9万车，为计划日装车数的46％。第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平均水平大约只有原计划的50％左右。估计1967年的全部工业总产值，大约只能完成原计划（草案）的70％左右。 这样的生产形势，是几亿人口“当家人”的周恩来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针对日愈混乱的铁路运输状况，周恩来向出席10月份召开的全国铁路系统工作会议的代表指出：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地位。现在，铁路运输量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今年运输指标再上不去，就会影响明年的发展。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这是破坏革命。 11月间，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对黑龙江两派造反组织代表说：你们东北是最冷的地方，但现在最好的煤矿日产量还不到一半。东北离开煤怎么行？闹革命闹了一年半，去年还有库存，今年都用上了，搞不好就都得停产。所以，你们不能再打（派仗）了！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使用“内战”这两个字来概括他对各地区、各部门因派性争斗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的看法。他批评只热衷打派仗、全然不顾国家利益和声誉的广州地区造反派：你们连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忘了！现黄埔港无法卸货，国家为每条外轮每天赔款500英镑。我要是在广州，我就大声疾呼：“反对内战！”他还严词责问广西两派代表：你们看一看，现在“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混战时搞得还厉害！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人民群众就在打这个“内战”！ 除了在有限的范围内批评和制止阻碍生产发展、破坏国家资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派性行为外，作为掌管整个国计民生的政府总理，周恩来深知在不利形势下安排、制订计划的重要。否则，便难以在宏观上把握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全局，甚至导致他所担心的经济基础的动摇和崩塌。 仍在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后来回忆：进入1968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由于根本无法召开计划会议，这一年始终没能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快到年底时，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必须安排一个年度计划，于是批准在12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由国家计委和建委军管会负责人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成员以及群众组织代表。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与会者根本不可能把心思放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方面。会议期间，几乎没有讨论计划问题，而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订出1969年的年度计划来。12月26日凌晨3时，周总理把我叫到他那里。他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总理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我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1969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196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方针和任务，并就年度工农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等问题交换意见。为召开这次会议，从1月以来，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商讨，调查研究，亲自阅改、审定国务院会议通知稿。会议期间，周恩来通过会议简报和找有关人员谈话，进一步了解掌握了影响经济工作全局的一些情况和问题。3月24日会议结束，周恩来到会发表讲话，系统阐述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任务，提出：在制订计划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留有余地。他尖锐批评那种滥制毛主席像章、滥印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是形式主义，是铺张浪费之风，是不尊重毛主席和违背毛泽东思想，指出：在这些方面如能减少一些数量，就可以把所用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就能节约烧碱，就可以多生产一些肥皂，现在不是肥皂不够吗？他还特别强调：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立足点，都应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样两条方针上，重点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次计划座谈会，实际上是对1968年年底“流产”了的计划会议的一次弥补，也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取得某些成效的全国计划会议。 对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四五”计划，周恩来也给予高度重视，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亲自组织，具体指导。1968年底，他指示有关人员会同计划起草小组共同研究准备这项工作，并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关于“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他认为对此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关于方针任务，他提出应使用“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的表述。他还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详细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先搞一个纲要，搞得好对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会有一定作用。1969年的战备形势，给“四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之后，在1970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与会人员初步讨论了“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同年六七月间，该计划起草小组撤销，编制工作由国家计委负责，对纲要（草案）做进一步修订。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案虽进行多次研究和修改，仍未能完整体现周恩来的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出现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一系列弊端。为此，“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实际工作中又进行了多次调整。 根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国民经济在1967、1968两年跌至谷底后，从1969年起开始出现较快回升。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95.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7.2％。其中农业总产值642亿元，比上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1853.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同时，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棉花等个别指标外，均有较大幅度增加。在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的基础上，作为“三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70年，工农业生产又继续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很大增加，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和年度计划。 历史在客观地记录下这些具体数字的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下周恩来这一时期为国家为人民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做出的巨大贡献。 第三章 怀仁堂的怒吼——1967年“二月抗争” 一、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命”实际上仍未被党内多数领导干部（主要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所接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红卫兵运动”中，各地、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绝大多数被视为害怕“革命”甚至反对“革命”而遭到“炮打”和批判。同年10月，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潮，愈来愈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被打倒。 1967年初，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作为这场风暴开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爆发了一件震撼全国的大事：1月初，《文汇报》、《解放日报》中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王洪文等人为首的“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强行夺取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即所谓上海“一月革命”。 由于上海“一月夺权”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因而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接着，各地争先仿效，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相继宣布“夺权”。接着，各地争先仿效，“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各省、市主要领导人纷纷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被剥夺全部权利，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造成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损失加剧，面临停顿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由于军队介入地方运动，使各级军事机关也受到了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严重的冲击。尽管中央明令规定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但由于种种原因，军队中被认为偏向“保守派”的居多，引起地方上造反派的不满。在军队内部，也开始产生派性，并出现分化。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驻地北京中南海，又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冲击事件。这些群众组织提出要批斗住在中南海内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人，并声称要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一批国务院负责同志揪走。坚守中南海的周恩来夜以继日，反复批评劝阻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种种过激行动，要求保证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中南海，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得以免受批斗和迫害的临时“避难所”。 在短短一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普遍被揪出、批斗、打倒。其中，军队高级将领已不在少数。中共中央在1月14日发出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等文件，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清楚地表明，全国性动乱正在急剧蔓延和升级。由此，不能不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尤其是军队中不稳定因素的激增，一些军事部门和地区面临失控的状况，更使得老一辈革命家焦灼不已，寝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正义的抗争便首先在军队问题上展开。 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是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紧抓不放、据理力争的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它集中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之间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所必然形成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叶剑英等老帅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拍案怒斥江青等人，通称“大闹京西宾馆”。 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侵的重任。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胸，拍案怒斥江青一伙，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 会后，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表示赞同军队应保持稳定的意见。随后，徐向前又当面向林彪陈述理由，要求制定一个稳定军队的文件，林彪也表示同意。这样，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周恩来等商讨、修改，产生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1月28日，《八条命令》由毛泽东批准下达，其主要内容包括：军队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得随意抓人、抄家、搞武斗；一切外出串连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单位；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等。《八条命令》以及后来根据这个文件制定的其他旨在稳定军队的文件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反对江青等人阴谋搞乱军队的斗争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大闹京西宾馆”，是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一系列正义抗争的序幕。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因“全面夺权”导致的“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的局面，是不可能因下发了某个文件、作出了几条规定，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的。就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不久，地方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和冲突仍在发展、加剧。这一时期北京和各地（如昆明、贵阳、长沙、广州、杭州、南京、沈阳）频繁发生造反派冲击驻军领导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人民解放军的一股邪风。 第二阶段是老一辈革命家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多次展开面对面的论争，通称“大闹怀仁堂”。 自2月上旬起，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商讨党政业务工作。怀仁堂碰头会，从一开始就成为老一辈革命家再次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行径的场合。 在2月11日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会上，聂荣臻还对江青等人大搞“不教而诛”的做法提出抗议，指出：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这样，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凭着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义正词严，针锋相对，同一贯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达到高潮。这天的会议本来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会议一开始便又进入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问题（包括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三个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谭震林首先怒斥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指张春桥等）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指“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还义正词严地当场申明：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会上，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作了言辞激烈的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里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以痛快淋漓的揭露、抨击。 第三阶段是老同志们在不同场合“口诛笔伐”，继续就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明看法。 就在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的当天晚上，余怒未消的陈毅又在外交部的一个群众场合发表长达7个小时的演讲，继续猛烈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卑劣行径。他极其尖锐地提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指在座造反派代表）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陈毅的这段讲话，代表了参与和支持二月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声，凝聚了他们对眼前危难时局的痛苦而深刻的思考。 第二天，谭震林致信林彪，指斥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其“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并表示：要“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在这前后，周恩来、李先念、聂荣臻等也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阐明他们对“三大原则问题”的看法。老革命家们在该阶段的斗争虽然时间短暂，却方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广泛。 这样，从1月19日开始，到2月18日为止的整整一个月时间里，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各种不同场合进行了一系列的各种形式的抗争。面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正义之举，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无言以对，惊恐异常。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并由张、姚二人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历史证明：伟大的二月抗争，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内正义力量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次觉醒，它对于后来党和人民的持续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 怀仁堂的怒吼——1967年“二月抗争” 二、周恩来与二月抗争 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周恩来与二月抗争事件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怀仁堂碰头会”的主持人，在2月16日“大闹”高潮的会场上，周恩来并没有制止老同志们的言词激烈的发言。在历时3个多小时的会议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此外，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深有同感的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诚然，从周恩来所处地位来说，这时他不宜直接去批评“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会议主持人，他没有责备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也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在与会的老同志们看来，周恩来这样做就够了，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就在“大闹怀仁堂”前后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在许多别的场合也接连发表了和老同志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言论，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有所区别。 关于党的领导，他反复强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他提出：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党组、党委要恢复，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 关于对待干部，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他愤怒地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关于稳定军队，他指出：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 以上周恩来的言论，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对当时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尤其在“三个原则”问题上，可以说是毫不含糊，观点鲜明。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相比，周恩来这时的认识已不仅仅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方式方法，而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触及这场“革命”的目的和后果了。 在看到周恩来与老同志们在抗争“三个原则”问题方面认识一致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又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极端特殊。这集中表现在他同利用和扩大毛泽东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上。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没有任何职务，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甚至还要定期赴其住地“办公”。 这种“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8个字来形容周恩来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至今有人对周恩来难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谅他所讲过的违心的话或错话，所做的违心的事或错事。在一些人看来，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向“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作面对面的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发表过不同见解，如有论著指出：“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特定局面，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总之，同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由于各种具体情况不同，甚至不排除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差异，每个人所采取的具体的斗争方式也会不尽一样。 《历史决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评价，也包括并适用于1967年二月抗争中的周恩来。 第三章 怀仁堂的怒吼——1967年“二月抗争” 三、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等人对“大闹怀仁堂”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老同志，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并就怀仁堂碰头会承担了责任。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同时召开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批评陈、谭、徐等老同志。至此，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即告失利。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之后，绝大多数老同志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抗争的行动（有的是改变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些老同志之所以很快改变了其斗争的方式和行动，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斗争，终归是建立在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对党的组织领导无条件服从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最激愤的情况下，他们也丝毫没有改变或动摇过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培养起来的这种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们始终把矛头对准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而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身上。 此外，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周恩来的态度和作用，这时候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与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们之间，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甚至不能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同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连续召开的针对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就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对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对他自己。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一伙对李富春、陈毅等老同志穷追不舍，大肆围攻批斗。他们指责几位老帅们在中央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康生危言耸听地指责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宣称：“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也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此外，他们还使用各种帽子、棍子，如“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因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几位副总理经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便诬称李是“俱乐部主任”。对此李富春冷言回答：“好嘛，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 3月18日，是“政治生活会”的最后一天。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一事，终于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陈毅从会场回到家里，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000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竟受到批判！” 二月抗争失利后，江青公开向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伸手要权，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从这年3月起，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和抵制的各级领导干部，使本来已经混乱的局势更加恶化。 在江青的直接授意下，戚本禹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3月8日前后，北师大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制造了冲击北京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事件。在十分复杂的局面中，原农垦部部长王震等坚决保护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群众也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黑风恶浪展开斗争。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等人操纵下，首都北京街头出现了不明真相的大批群众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大闹怀仁堂”的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老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5月4日，陈伯达、戚本禹窜到北师大，向谭××等煽动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于是，造反派们又开始反击所谓“五月妖风”，使已经混乱不堪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自5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恰在这时，江青使出了更为狠毒的一手。5月17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1932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给江青材料的红卫兵对历史事实的真相并不知情，而此时江青的险恶用心却是十分清楚的。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两天后，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泽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29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直到这时，对所谓“伍豪事件”真相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第三章 怀仁堂的怒吼——1967年“二月抗争” 四、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定性”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除谭震林以外的“大闹怀仁堂”的六位老同志被分别安排到六个小组，遭到无休止的围攻、批判。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10月17日，在全会第一组的小组会上，康生率先发难，攻击所谓“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和“为王明路线翻案”。江青则倒打一耙，诬蔑几位老帅“乱军”。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也跟着指责几位老同志是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是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 聂荣臻元帅因过去到过一些政治局委员那里交换工作意见，便被诬陷是“反党集团”。还有人甚至拿出聂帅的活动记录，逼他承认。聂当场痛斥这种卑劣行径：“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吗？就不能相互商量问题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搞的是什么？是特务！” 全会期间，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人每日拖着病弱的身体出席会议，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间稍事休息。经过连续的“批判”之后，林彪、江青一伙抓不住老帅们什么问题，就凭空诬陷叶剑英、聂荣臻是所谓“杨、余、傅事件”的黑后台。聂帅就此质问林彪：“这是怎么回事？”林彪狡辩道：“没有点名嘛。”聂帅气愤地说：“你没有点名比点名还坏。我宁可受明枪，不愿遭暗箭！” 10月20日，林彪再次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由此给二月抗争定了“调”。 最后，还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这才给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解了围。 然而，这次全会通过的公报仍对所谓的“二月逆流”作出定论：“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全会结束后，林彪、江青一伙为继续迫害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又下发了一期“会议简报”，其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特务”，聂荣臻的夫人也是叛徒，企图给两位老帅戴上“通敌”帽子，置他们于死地。在“批判”势头不减的情况下，徐帅先后被三次抄家，家中的文件、书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被查抄一空。与此同时，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遭到迫害，叶帅被指责“要搞政变”，李先念则被诬蔑是“大叛徒头子”。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人重又煽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并借党的合法会议名义再次对老同志们的二月抗争作出污蔑性的“结论”。在张春桥等人起草、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特别提到“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称：“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错误的批判和定性只能从反面揭示这场斗争的深刻内涵，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就在九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们的情况表示关注。1968年底，当获悉徐向前元帅还在因“二月逆流”问题受到过火的“批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批示有关单位要进行劝阻，强调：“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九大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被指责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对此，周恩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怀仁堂的怒吼——1967年“二月抗争” 五、初步平反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不久，毛泽东亲自出面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这时，在二月抗争中与老同志们“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江青一伙人仍在台上。尽管条件有限，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仍利用一切场合，不失时机地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和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 同年10月初，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并报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等同时担起重任。之后，周恩来又委托李富春等老同志参加和领导有关批判林彪的学习会和座谈会；与此同时，陈毅、聂荣臻等老帅也纷纷起来揭发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 1972年1月，陈毅不幸病逝。此前，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已经批驳了“二月逆流”的说法，认为“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的矛头是对着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他还特意委托叶剑英将他对“二月逆流”的看法转达给临终之前的陈毅。在周恩来周密组织安排下，陈毅追悼会开得庄严隆重，影响深远；尤其是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的举动，给包括参加二月抗争在内的所有老同志以极大慰藉。 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亲笔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后经毛泽东批准，谭震林从桂林被接到北京治病。 1973年中共十大前后，周恩来多次批嘱外事部门：有关外事活动场合应多请一些老同志参加，并多次亲笔添加上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名字，为这些老同志的“复出”广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除陈毅先期病逝外，参加1967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全部被选入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至此，所谓“二月逆流”一事已在事实上得到平反，从此不再提及了。 作为二月抗争的当事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与二月抗争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从他在二月抗争及其前后的一系列言论看，其主要思想是彼此衔接、一脉相承的。他曾在一定程度上以其特有的斗争方式给予这场正义抗争以持续的和有效的支持。在抗争失利后，他又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继续起“中和”的作用，竭尽全力保护住了所有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使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而胜之的中坚力量。 第四章 大雪青松——在外交部“夺权”前后 一、周恩来以身作盾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坦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做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 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恩来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从中可略见当时“形势”之一斑。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1966年12月3日晚7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谈话前，到会学生代表纷纷对外交部派驻外院工作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表示不满。 总理（对一学生）：你今年才20多岁嘛，活到我这么大还有40年。你晓得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吗？怎么把刘新权说得那么可怕？ 学生：刘新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总理（摇头）：还不能做这样的结论。 学生：我们就做了。 总理：我还没有同意。 学生（不服地）：那我们各自保留看法吧！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总理：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总理：说反对毛主席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11月13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总理：噢，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总理：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是毛主席说的…… 总理（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 总理：你们对陈毅同志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 学生：……反正陈毅同志的许多讲话没起好作用。他还说刘新权是我陈毅派出的，我担一半责任。 总理（点头，满意地）：是负责任的话。刘新权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同志是外交部长，他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这很好。 学生：他还说，将来你们对就立一功，不对就向我道歉。 总理（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总理神情严肃，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总理：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总理：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恩来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10天之后，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恩来连续5个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问题”不放，实际是逼总理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对话最后结束时的几段： 学生（咄咄逼人地）：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总理：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注：即12月13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周恩来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插断）：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总理（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 说罢，周恩来退场。 正当周恩来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际，有些人的讲话却与周恩来所言大不一样。就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代表的同一天（12月13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为《红旗》杂志发表某篇社论前来“报喜”（注：名曰“报喜”，实则让领导人出来接见，发表讲话，以获取“中央首长”支持的资本，此举为当时北京所司空见惯）的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这位权势显赫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注：凡遇组长陈伯达“称疾”时，她便成为“代组长”）此时此地的这番言词，绝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而已。她实际上是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受阻的情况下，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公开亮出了“后台老板”的招牌，煽动天真的“革命小将”在前面打冲锋！她知道自己的这篇讲话，当天便会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为题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继而传遍全国。与此同时，她手中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劝阻、引导这些青年学生吗？那便是“给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泼冷水”；你要制止乱打乱揪吗？那便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运动”…… 特别是对11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们的讲话，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满，伺机反扑了。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部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随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们也马上在不同场合与其主子呼应：“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画脚地指责”；“（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等等。 在后台老板们的“指点”下，北京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招牌。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来势凶猛，冲击整个北京城。 1967年1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1月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了”。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不得不减弱下来；中央文革中的某些大员也开始变换出另一副面孔，在不同场合“表态”，称陈毅、叶剑英二位副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云云。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第四章 大雪青松——在外交部“夺权”前后 二、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台风骤然刮起，全国上下到处一片“夺权”之声，真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由此，外事口造反派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迫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是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狂澜面前，周恩来稳若泰山。他坚持过去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 几乎是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取”。 1月18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陈毅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实际上是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陈毅在对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参加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并未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3000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1、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2、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3、“出于好意”和“希望群众掌握政策”而讲的一些话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4、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5、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我们的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恩来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时过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 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账，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做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日子都不好过。只是在3月18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陈老总在这里指的是40年前，反动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的屠杀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那时，26岁的陈毅曾亲自组织参加了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群众斗争。当然，陈毅的这句“牢骚”话是私下里说给身边工作人员听的。 然而，在“后台老板”的鼓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们却一天也没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对陈毅等老帅和副总理们大兴问罪之师之际，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也争先恐后，一起动作，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们所使用的口号也越来越升级，由原来“批判”、“火烧”，发展为“炮轰”、“打倒”，直至最后竟使用了“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最极端的口号。一时间，对陈毅“问题”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口号，都成为划分某个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的标志。由此，不少群众组织内部出现分裂，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相互不服，纷争不已。最后，只要坚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陈毅的组织，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中”的大帽子。 为证明本组织是“坚定的左派”，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还竞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本组织已获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权”。对此，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并为一直拖延不开的第二次外事系统“批陈”大会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反复周旋。下面是周恩来同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 外交部“联络站”（理直气壮地）：今天上午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支持我们的还有外事系统的9个组织。我们发起游行的主要一点是要求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的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从他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 总理：本来“五一”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不是学校，不是红卫兵，你们是外交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一造反派：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太懂，请您讲清楚些。 总理：外交部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这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他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造反派：您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总理：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 众人：总理应当相信群众。现在外交部环境很好。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总理：批判错误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众人：什么条件？ 总理：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 众人：好几个月了，他（指陈毅）总也不露面。 总理：是几个月了，但中间有反复嘛，这是正常的，何必多问！ 造反派：陈毅不到群众中来，是心里有鬼。 总理：“有鬼”是你们的看法。可你们想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把陈毅同志揪去，这又像什么样子？ 造反派：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总理：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众人（命令式地）：请总理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武斗，你要相信群众。 总理（生气地）：我说过，还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要创造条件。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岔开谈开批判会的方式） 一造反派（突然地）：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外院造反派）？ 总理：现在还不能交给你们。（气愤地）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对众人）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不要在这里搞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我说了，陈毅同志现正患肠炎，等肠炎好了，我再陪他参加大会。 造反派：总理，是不是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 总理：那也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交“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应交给我们先批判，然后再交（外交部）联络站。 总理：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众人：我们就是要打倒陈毅。我们下定决心。 总理（激动地）：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随便哪个人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众人：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总理：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的方式。 一造反派（狂妄地）：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总理（气极）：这样子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成熟，大会还是不能开！我现在跟你们商量问题，可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人（和缓下来）：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总理。我们相信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总理：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至于批判“错误”，还要创造条件。现在，我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总之，开大会时我一定要陪陈毅同志来，不光是他，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代。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总理：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刘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你不能这样提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们走？不能这样，那就没有领导了！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当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斩钉截铁，寸步不让：“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以上是这一年的5月间，周恩来连续数次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谈话的一部分。与“二月逆流”前比较，很明显，造反派的口气变得更加强硬，其来势也更加凶猛、更加无所顾忌、咄咄逼人了。从中已不难看出，总理本人当时的困难处境和暗藏的某种危险预兆。 果然，从5月16日起，外事口的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先后贴出矛头对准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对此，外事系统内部并不一致。许多老干部、党团员和业务骨干等对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十分反感，明确指出这是“政治性错误”。但在某些造反派组织当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炮打”周恩来，其“根据”是：1、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2、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3、（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总理主管外事，很多东西违反毛泽东思想；4、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不会和总理没关系（即副总理们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5、运动以来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6、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今天看来，当时的造反派们也并非一味只知打、砸、抢的狂热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是颇有些“头脑”的。然而，和其他地区、其他部门的所有造反派一样，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极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才会不惜将矛头对准为国家、为人民日夜操劳的人民的好总理！ 对以上情况，周恩来并非没有一点预感。5月15日凌晨，他在对外事口造反派讲话中曾发人深省地道出这样一段话：“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10天之后，5月29日，毛泽东也从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特别是外事系统一些造反派，因陈毅“问题”而每每对周恩来进行非难和攻击。毛泽东挥笔批道：“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的批示虽十分简短，却极不寻常，可称得上字字千钧。首先，他明确提出了“极左派”这一概念。几个月前，毛泽东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当时指的是搞“打、砸、抢”的造反派。而这次毛泽东又亲自将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炮打、攻击周恩来的言行，均属“极左派”之列。这样一来，不论明里或暗中支持、怂恿这类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极左派”的支持者和后台。这无疑是对江青、康生等一伙人的沉重的一击。此外，毛泽东又特别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们“做说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 次日，周恩来在该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这是周恩来以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名义，在同江青、康生一伙对抗的“棋局”中，变被动为主动，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将军”！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批件后有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这永远是个历史之谜了。但在此前对所谓“伍豪事件”（注：这是30年代初，由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地诽谤周恩来的事件，当时的中共中央曾采取措施进行揭露和批驳）完全知情却装聋作哑的康生，这时就不能不有所表示了。5月31日，康生在写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称：我建议由文革小组来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毛泽东抨击“极左派”之后虽顾虑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后也在一些场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称“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却一直缄口不言，若无其事，置毛泽东批示于脑后。 尽管真真假假，阳奉阴违，来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毕竟不容抗拒。这一年六七月间，炮打周恩来的言论有所减少，非难周恩来的行动也有所收敛。 第四章 大雪青松——在外交部“夺权”前后 三、严寒的夏季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月至8月间，是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 5月22日，我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强烈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我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宣布取消英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 5月27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蒙古当局制造的反华法西斯暴行； 6月10日，我外交部照会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保加利亚领导人破坏中保交换留学生协议； 6月17日，我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袭击我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6月28日，我外交部副部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使馆等暴行； 7月1日，我外交部又向缅驻华大使转交我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无理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该国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 7月1日，我外交部照会肯尼亚驻华大使馆，抗议肯尼亚政府无理宣布我驻肯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7月27日，我外交部照会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抗议捷领导人破坏中捷文化合作协定； 8月6日，我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和暴徒又一次袭击我驻印尼大使馆的暴行； 8月14日、20日，我外交部先后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在一些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香港爱国报纸的停刊令…… 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件上的摩擦。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对于当时的每个事件的细微末节以至双方“责任”大小、先后等，这里且不去也无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证、评判，但我们不妨从周恩来总理后来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一篇谈话中，来冷静地反思一下这段沉重的历史：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恩来1971年8月间的一次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中国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有关外交部“夺权”的来龙去脉，还需再回过头来从前面说起…… 就在毛泽东批评“极左派”以流言袭扰“周公”的那个极不寻常的5月份之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确实“安静”了一阵子。迫于形势，有的造反派组织还不得不就炮打总理的言行展开内部“整风”，作了“检讨”。尽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们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陈毅的“问题”。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时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同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韩××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挑衅性的语言，陈老总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眼睛。这时，猛见周总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外交部长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不动声色，未置一词，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总理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作“检讨”时，周总理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我们的总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怀，又一次宽容了屡犯错误的年轻人。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零”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来，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谢于7月22日从武汉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与谢富治同日返京）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 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十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3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对于几个月来一直感到“压抑”的造反派来说，这番讲话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刺激效应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光荣负伤、凯旋的一位英雄！这时候，即便是头脑再迟钝的人，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总理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总理的一些看法，这再次证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对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于总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陈毅，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总理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总理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对这些，造反派都当面答应了。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午后1时，周恩来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总理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气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总理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僵持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撤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而被“王八七”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理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老总临时藏入一盥洗室内，在场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紧急向总理报告情况。傍晚时分，由总理亲自布置，北京卫戍区两个连队的战士迅速开来，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总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 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上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此时，总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的行径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8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恩来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至晚间8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主席、周总理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正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少“炮轰”，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晚，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4年之后，周恩来在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谈话中，对火烧英代办处曾作了这样的叙述：“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对群众的冲、烧行为）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事情很明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之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煽动下一小撮坏人所为，是与中国党和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一次严重破坏。由于这一破坏行为是在外交部“夺权”后不久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才多次将“火烧”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和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开始批判陈伯达反党乱军的罪行时，毛泽东提到过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年6月，在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批运动中，毛泽东又以此为例，痛斥那些“极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而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举世公认的著名外交家周恩来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更是他整个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肤之痛”。也正由于此，我们的总理才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博大胸襟、气度和坦诚，来直接、恰当、稳妥地处理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后工作。 1971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驻华代办处修复工程竣工，英代办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等迁入新居。对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向英代办当面表示：1967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周恩来批评他说：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周恩来的亲切教诲，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和启发。 之后，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我表示愿意撤销英在台湾淡水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鉴于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条件，两国终于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至此，中英两国由“半外交关系”进入“全外交关系”，从而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香港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四章 大雪青松——在外交部“夺权”前后 四、江青痛失“车、马、炮”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开始走下坡路；并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一块“毒痈”。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场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至其后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确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也暴露了借此“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的坏人。周恩来正是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文革中那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在这个“拆庙”过程中，王力、关锋二人首当其冲，接下来，便是戚本禹。“小三”（王、关、戚）们的相继倒台，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以下，便是“火烧”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直接或间接较量的过程：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插断总理批评他们的话，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个“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因而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一再无理阻挠周恩来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下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这之前，周恩来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后仍不见好转。他的保健医生曾把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一造反派头头，却被置之不理。听到以上总理对造反派、更是对那些幕后策划、纵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造反派头头面前大声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他搀扶总理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汽车中，保健医生含泪给病势加重的总理紧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从这时起到28日下午5时，整整36个小时无法工作。 狂热中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前，一项经他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二人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有关材料，也已报到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处。对那篇“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了5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了解到周恩来因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等情况后，毛泽东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30日，是处理王力、关锋两人的日子。据王力本人后来回忆：这一天，他与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而戚本禹暂还留在台上。在结束王、关二人政治生命的会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康生给王力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还诬蔑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随即，王、关二人被送入秦城监狱。 9月4日，还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其中，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处置王、关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就在这次会上，他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恩来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46年了（注：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我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只能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自上海“一月夺权”以来一直大喊“打倒”、“砸烂”、“夺权”和“反翻案”、“反复辟”的笔杆子们，忽然改变了腔调，扭扭捏捏地反起“极左”、“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了。那个“刀笔吏”姚文元，还率先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称得上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亲自过问、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恶劣影响，并对外交部“夺权”、提“打倒刘、邓、陈”口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言行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关押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们也相继被审查、处理。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其实，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份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1967年9月30日晚，陈毅出现在周总理主持的国庆18周年招待会上； 10月1日上午，陈毅与其他“二月逆流”的副总理和老帅们一起登上天安门； 11月6日下午，陈毅陪同周总理来到北京东郊机场迎接归来的我援外专家； 11月30日，陈毅外长又与周总理联名电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独立； …… 可以说，在那个政治气候依然冷峻的“严冬季节”，两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战友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是对成千上万为中国前途命运担忧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莫大慰藉；同时，也是对那几个不安好心、专以整人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讽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元帅于1960年冬天题写的这首著名诗篇，正是数年之后那个“严寒岁月”里周恩来、陈毅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像这不朽的诗句一样，周恩来、陈毅这两位开创新中国外交基业的历史巨人，将永远与人民共和国同在，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同在。 第五章 终识庐山真面目——处理1971年林彪事件 一、山雨欲来 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5个年头，也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召开后的第6年。 3月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筹备工作。政治局还商定近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对此，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准以上中央部署，林彪也表示赞同。 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方案全都顺利通过。 4月初，应金日成邀请，周恩来安排好国内事务，准备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这是自1966年夏天赴欧洲之后，周恩来的第一次正式出访。 就在周恩来访朝前夕，毛泽东审阅了“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删去的“无用”和“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这些语言，几乎全是过去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随着“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毛泽东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对此，周恩来批告先将毛泽东批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传阅。林彪本人无疑很快就见到了毛的批示。 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未作一字“表态”。 过了一周，林彪突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林彪还特别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 林彪的“建议”，乍看起来似乎颇有些费解。其实，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还应设国家主席。 如果纯粹是就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发表意见，林彪的“建议”应该说是无可指摘的。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林彪确实另有打算。 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建议”之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毛泽东没有考虑让董必武以外的其他人当“国家主席”。 4月12日，就在林彪传来电话记录的第二天，已访朝回京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当中央政治局讨论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于即日批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泽东又多次明确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但林彪仍继续坚持原来的主张。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与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同年五六月间，周恩来一直陷于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之中。直到7月份，四届人大的筹备问题才重新提上日程。 7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并确定了党中央为此进行工作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8月20日，将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有关文件起草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8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国庆节之前，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然而，讨论修改宪法会议上的一场风波，打破了几个月来的“平静”。 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的文字修改问题。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稿中有关提法发生争论。张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据，提议删去原草案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对此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张春桥代表的是江青一伙，而吴法宪则属于林彪集团。二人在修改宪法会议上的争吵，正是“文革”中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各自利益冲突的体现。 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细谈了争吵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随即，吴又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 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作最后定稿。会前，在北戴河的叶群曾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天才”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上同张春桥等作“斗争”。周恩来也对会议将发生“激烈争论”有所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未发一言，宪法草案稿被顺利通过。 于是，周恩来开始部署即将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但这时的林彪却暗中吩咐黄永胜、吴法宪：要多小心，这件事（即同张春桥等的争论）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在党内高层发生的这起“文字”争论的背后，正孕育着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林彪、江青这两个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宗派势力之间长期掩盖着的矛盾，到这时终于露出端倪，由暗斗转入明争了。 这实际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的前奏。 第五章 终识庐山真面目——处理1971年林彪事件 二、庐山面目 1970年秋，江西庐山。群峦叠翠，雾海苍茫。 8月20日前后，位于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格外繁忙，马达昼夜轰鸣，一架架飞机在这里频繁起落，来往如梭。准备出席庐山会议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正陆续到达这里。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将于8月下旬在庐山开幕。这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到会共计253人。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原党中央核心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出现在这次会上。其中，刘已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冤逝，而邓则在离庐山不远的南昌郊区过着“谪居”式的生活。 8月20日下午，在接待完两批外宾之后，周恩来登上飞机，直飞九江机场。傍晚时分，抵达庐山。周恩来是最后一个上庐山的中央领导人，他住在当年马歇尔下榻的一幢小楼里。 第二天，周恩来就全会议程问题书面报告毛泽东和林彪。然后，分别前往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22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他住地牯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全会会期、日程、分组等事。谈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时，会上除毛泽东外，几名常委都认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陈伯达、林彪也先后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并主张由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对此，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原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这是毛泽东自1970年春以来第四次提出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毛泽东还似乎是有所指地告诫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23日下午4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首先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随即，林彪作长篇讲话。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林彪还喋喋不休地重复了许多他过去称颂毛泽东的那些“名言”。而这些话，正是毛泽东审改文章时多次删去的内容。 为了开幕会上的这个“开场白”，林彪事前作了准备。他的一份讲稿就拿在他手里。而这个发言，也是他临时提出来的。 在林彪讲完后，康生作了一个表态性发言，表示对林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原定讲国民经济计划的周恩来，没有在开幕式上发言。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这时，吴法宪提出：全会各小组应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先听林的讲话录音。对此，江青、张春桥等都没有表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 就在这天夜里，根据会前林彪的布置，陈伯达、吴法宪两人连夜搞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关于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送交会议秘书处打印。这件事毛泽东、周恩来都不知道。 从24日下午起，全会各组开始讨论林彪的讲话，严厉打击了林彪一伙人的嚣张气焰。在林彪授意、叶群布置下，陈伯达（华北组）、吴法宪（西南组）、叶群（中南组）、李作鹏（中南组）、邱会作（西北组）等人按照商量好的口径，带头宣讲“天才”问题，吹捧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同时，暗示有人“反对”毛主席。在6个组的讨论当中，尤以华北组最为激烈，陈伯达富有煽动性的发言，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25日，华北组简报印发。整个全会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各组一致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中午时分，已是惊恐万状的张春桥、姚文元由江青带着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 下午3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前，毛泽东先与前来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逐一谈话。随后，毛泽东向到会的其他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还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应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毛泽东的指示，给了颇有些得意忘形的林彪一伙当头一棒。林彪在私下里传话说，告诉他们，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再提“天才”了。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法宪等人检讨时，林却向吴打气：“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更直接把话挑明了：“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由此可以看出，林彪一伙人并没有死心。 在小组会休会的几天里，周恩来连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并频繁地找人谈话（包括林彪在内），以敦促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检讨。 29日，尽管极不情愿，林彪还是出面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的检讨。周恩来在会上说：从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毛主席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同志做初步的检讨。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自我解剖、批判后，周恩来强调：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因此，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虽然，陈伯达、吴法宪等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但他们的检讨很不深刻，完全是在敷衍。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点名批判陈伯达，指出：这份称“天才”的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提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这篇几百字的檄文，以犀利的笔锋，彻底揭破了陈伯达伪装多年的“政治理论家”的面具，使他野心家、阴谋家的嘴脸暴露于众。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对林彪一伙宗派活动的沉重打击和严厉警告。出于各种原因，毛泽东在批陈的同时没有涉及林彪，并实际上对林采取了某些保护措施。 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后，各组开始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几天里，周恩来先后参加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小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说：《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虽然陈伯达的问题被揭出来了，但全会已不可能再按计划讨论原定议程了。会议结束前，周恩来继续不分昼夜地工作，找人约谈、修改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以及全会公报等文件。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同时，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第五章 终识庐山真面目——处理1971年林彪事件 三、铤而走险 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开始主动纠正文化宣传领域包括对外工作中某些“左”的倾向。同时，他还对庐山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作了初步调查，批评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9月下旬，周恩来建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想通之后，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出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并说，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此外，周恩来还对“天才”问题间接地表明了态度。在空军举办的“三代会”期间，会议主持人把作“讲用报告”的年仅25岁的林立果吹捧为“超天才”。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派杨德中找到吴法宪，批评道：为什么要把林立果说成是“超天才”？这种说法不对，不能这样搞。周恩来也向黄永胜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帮助，不但没有使他们幡然悔过，反而引起林彪一伙的忌恨。 10月中旬，对庐山一事抓住不放的毛泽东先后就吴法宪、叶群二人检讨作出批示，严厉批评吴、叶及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在庐山会议上“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与此同时，周恩来也部署并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中央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对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几个成员进行批评帮助。 毛泽东、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几个成员的批评教育，是认真的、严厉的，同时又是坦诚的、负责任的。在这个时候，林彪的态度实际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林彪却一直在敷衍毛泽东和周恩来，始终不作自我批评；而黄永胜等人也一字不提林彪的错误和责任。这一年5月间由林立果、周宇驰秘密组建并得到林彪接见的空军司令部“调研小组”，恰在这时被改为“联合舰队”，叶群还亲自为其骨干成员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称呼代号。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正悄悄地朝着更复杂、更严峻的局面发展。 在批评、纠正林彪等人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也还是本着团结、教育的方针，希望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能够“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真正认识自己的问题，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为此，党中央先后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党内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然而，那个军委办事组的“后台”、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发难的林彪，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便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作检讨。1971年3月间，在苏州的林彪以南唐李煜亡国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警示林立果等人，不能“束手待毙”，要搞一个武装计划。 根据林彪授意，林立果一伙在上海秘密制定出一份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以“武装起义”方式，一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为实施这个《纪要》，林立果等人多次开会研究，暗中进行策划。到三月底，已初步确定出“作战”的指挥系统和具体人员分工。 《“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出笼，标志着林彪这伙党内宗派势力，决心与党和人民为敌，成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毛泽东、周恩来都全然不知林彪一伙正进行中的阴谋活动。 1971年“五一”之夜，在照例举行的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甚至连招呼也不打。更使周围人惊异的是，林彪仅在城楼上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未能留下“林副主席”的影子！林彪这一明显“赌气”的举动，引起在场人们的议论、猜测。为了将林彪这种不顾大局、把党内上层的矛盾分歧暴露于国内外舆论面前的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周恩来想方设法，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严重被动局面。 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结束后，又过了两个多月“平静”的日子。 7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回北戴河。前往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 无论是吴法宪还是林彪本人，此时都不会想到，这次离去竟是林彪同北京的最后告别。 几乎就在林彪离京的同时，中南海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断。 7月9日中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当晚，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听取周恩来和才调任总参谋部不久的熊向晖关于基辛格访华事的汇报。正式汇报前，毛泽东“顺便”向熊向晖了解到总参谋部批陈整风的一些情况，尤其是黄永胜等人严密封锁在庐山会议期间所犯错误真相，并全部扣压了中央下发的他们几个人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拒不向下传达。 毛泽东据此断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在回去的路上，周恩来叮嘱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周恩来似乎已经预感到一场急风暴雨的来临。十天前，他曾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述他最喜欢的一句话：“疾风知劲草”。 过了一个月，实际一直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访问，需离京4天时间。行前，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8月12日，从广州返京的周恩来面见毛泽东，请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间。毛提出可在国庆节后开四届人大。当天晚上，周恩来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两天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视。 经过庐山会议以来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从大量的揭发材料中觉察出，林彪等人的所作所为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一些省走一走，边调查、边“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同沿途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讲述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揭露和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背地支持他们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一系列阴谋活动。 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亲自阅改过的他和华国锋追记的毛沿途谈话内容稿各一份专送周恩来。这时，毛泽东已到达杭州。这里是毛泽东建国后最常来的地方。然而，风光依旧的西子湖畔，此时正布满杀机。参与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杭州地区的头目陈励耘，不仅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也担负着毛泽东住地的警卫工作。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危险。 在一路向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吹风”的同时，毛泽东已觉察到林彪一伙的不正常活动情况。他及时给北京的周恩来通报沿途谈话内容，说明他对事情已作了最坏打算。 两天后，陪外宾来武汉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得知毛泽东在这里的谈话内容，李当即形成3点“印象”：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上纲比过去更高了，矛头似乎指向林彪。 一直把自己与林彪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李作鹏、黄永胜，迫不及待地将此情况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进而促使林彪一伙铤而走险。 9月5日、6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终于获悉毛泽东进一步揭露、批评他们宗派活动的谈话要点。被毛泽东识破鬼蜮伎俩的林彪一伙惊恐异常，经过密谋策划，他们做出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继而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据此手令，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分别向其“联合舰队”成员下达部署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并指派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为“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及其同伙企图用这样一些手段谋害毛泽东：用火焰喷射器或“四零”火箭筒烧、打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车旁的油库；派王维国（在上海指挥政变头目之一）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有关行动方案，林立果曾报告给林彪和叶群。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人还研究了“北线”计划，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消灭对象包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此外，也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这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政变行动计划！自然，这一切都是在极其诡秘的方式下进行的。这伙阴谋分子不会、也不敢把他们的计划公之于众。他们是孤立和虚弱的。 第五章 终识庐山真面目——处理1971年林彪事件 四、折戟沉沙 初秋的古都，气爽宜人。“坐镇”北京的周恩来，仍然如往常那样，有条不紊地领导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9月6日起，他每天都在人民大会堂里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10日，在对报告稿亲作修改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已写出初稿，拟从11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以10天时间改好送审。信中还就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作了请示。毛泽东阅后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显然，毛泽东对中央的人事调整已有所考虑。 风景如画的江南大地，隐隐透出一股杀气。10日中午，正在南方巡视、对林彪一伙已有警觉的毛泽东下令专列开赴上海。随即，专列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直驶北京。12日午后，专列抵达北京。旅途劳累的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当汪东兴将毛泽东回京的消息报告周恩来时，因事出突然，周恩来不解地问汪：“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汪东兴后来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人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进而打乱了林彪一伙反革命政变的部署。为此，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根据这一计划，他们安排了几架飞往广州的飞机，其中一架256号“三叉戟”，是林彪的专机，于12日傍晚秘密调到山海关机场，供林彪一家使用。 这天晚上，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 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四周玻璃窗都紧闭着，并拉上了深色帷幕。朝东靠广场方向的窗户旁边，放着一排长方形会议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周恩来背朝广场方向，正全神贯注于会场的讨论。这时，天安门广场上为国庆游行进行队列操练的首都各界群众仍未散去，高音喇叭播放的乐曲隐约可闻。 22时许，工作人员请周恩来接电话。大约半小时后，周恩来回到会场，讨论继续进行。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出去又接电话，这次，他很久都没有回来。 周恩来接的第一个电话是汪东兴打来的。汪报告：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获悉林彪等人打算离北戴河出走，去向不明。这是根据林彪之女林立衡汇报得知的。周恩来当即指示警卫部队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从第二个电话里，周恩来了解到有一架专机正停候在山海关机场，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马上把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的吴法宪找来，要求他立即查明山海关飞机的情况。 周恩来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个房间里，处理来自北戴河方面的问题的。这时，福建厅的会议实际上已经中止。从周恩来急匆匆的步履和异常严峻的表情上，参加讨论的人都隐隐感觉到发生了一件“紧急的重大事件”。 在证实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专机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询问飞机的情况，并提出打算亲往北戴河见林彪。这时已是深夜23时30分。 做贼心虚的叶群一面敷衍飞机之事，一面又竭力阻止周恩来前来北戴河。因周恩来通过几条渠道追查停留山海关的飞机，林彪一伙感觉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恐难以实现，便孤注一掷，决计北叛国外。 23时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在慌乱中钻入一辆“红旗”高级防弹轿车，冲过警卫部队阻拦，以100多公里的时速驶往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一伙匆忙登机，在副驾驶、领航员、报务员都未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 此时已是9月13日零时32分。 周恩来在“三叉戟”起飞不久便接到了报告。在这之前，他曾以这架飞机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指令，试图阻止该机起飞。但因李作鹏有意篡改命令而未能奏效。 对林彪等人突然乘机离去的意图，暂时还是个未知数。为此，周恩来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各方面掌握情况。随后，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请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要林彪等人飞回来，告以：“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林彪座机不予回答。 在空军司令部的李德生通过专线电话，不断将林彪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当飞机飞临中蒙边境时，李德生向周恩来请示处置办法。周恩来告诉李：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凌晨1时50分，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上空。这伙阴谋家叛党叛国的嘴脸最终暴露无遗。 中共党内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叛逃了！——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它毕竟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眼前。 林彪等人的背叛行径使周恩来怒不可遏。他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迸出两个字：“叛徒！” 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毅然担起领导全党全军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重任。 首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各种情况的应变措施。 随即，从13日清晨至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在电话里，他使用的是斟酌过的特别话语，把事情说得既清楚又含蓄：“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将李先念、华国锋等分别派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以便随时掌握、报告情况。 他特别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应对方案。 周恩来还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一起，与总参谋部负责人共同拟定出下发全军的紧急战备指示，并对北京地区部队部署、京郊各机场军管以及机动兵力安排等进行布置。 13日上午，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北京地区空军将林彪党羽周宇驰、于新野等劫持的一架直升机迫降在京郊怀柔县境内，从飞机上缴获了林彪一伙阴谋政变的大量罪证，为后来查清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至9月14日下午，待各项必要的工作部署完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里已连续劳作达50多个小时。疲惫至极的周恩来刚休息一会儿，便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特急报告，从中获悉林彪一伙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 异常的兴奋，驱走了周恩来的困乏。他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说罢，立即亲往毛泽东处报告这一消息。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确实死了。当256号飞机飞临蒙古境内温都尔汗时，因油料不足，飞机进行迫降，随即机身擦地起火，机上人员全部摔出，焚烧致死。 9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宣布将10天来一直拒不坦白交代问题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在各地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 不久，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逐级传达到全党全国，正式宣布：“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九·一三”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中国，震动了世界。 林彪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罪行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并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它使得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第六章 “极左思潮一定要批透！”——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一、林彪事件后的国内政局 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党和人民中的一些健康力量就开始同某些“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极端作法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有限的斗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斗争均遭失利，造成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灾难被迅速推向全国。1971年秋，即“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第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随之引起中国国内政局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正处于极度困难条件下的斗争带来了重大影响，成为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历史契机。 <h3>（一）人民的反思</h3>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给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震动。作为这种震动的直接表现，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系列变化。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人们通过党中央下发的大量材料证据，逐步认清了林彪这个两面派、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对其策动武装政变、谋杀毛泽东主席的罪行激起了强烈义愤；同时，人们更痛感历史给予的无情嘲讽和莫大羞辱。突来的林彪事件成为许多人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尔后人们更信服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盛行的口号式的说教。 林彪自我爆炸的严酷事实，打破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固有观念，人们不能不开始对毛泽东的绝对正确、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疑虑。“文化大革命”——这件“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已开始发生从未有过的动摇。 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揭批林彪一伙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这场批判运动回避了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因此不能正确解释过去的历史和回答人们头脑中的大量的疑问。尤其是宣传中一再将粉碎林彪集团归结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掩盖了这一集团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正是“文化大革命”产物的事实。这种结论与事实的尖锐对立，造成人们现实思想和行动中许多难以解脱的矛盾。力求正确解答这些矛盾的不断思索，促使已开始变化了的人们的认识又进一步发展、深化。 <h3>（二）毛泽东的松动</h3> 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为毛泽东本人所始料不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极端言论和做法不满意（如对林进行过某些含蓄的批评）是事实，但他重用林彪一伙也是事实。由此，毛泽东不能不重新考虑过去因信任林彪而采取的一些作法是否正确，进而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某些政策进行有限的调整。 “九·一三”事件之前，即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即开始揭露和批判陈伯达，并由此入手，批评林彪一伙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又表示对个人崇拜“讨嫌”，对“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讲假话和虐待“俘虏”的情况表示“不满意”，表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已有所认识，出现松动的“前兆”。林彪事件后，从1971年10月起至翌年初，毛泽东在一系列言论中集中批判了林彪，同时肯定了受到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同志。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判了林彪搞的形式主义和选拔干部的所谓“三条标准”，实际上是否定了林彪自1960年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所搞的“突出政治”的一套作法，而这些作法，过去毛泽东本人也曾加以肯定过。之后，毛又对林彪鼓吹和“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紧跟”等提法表示异议。同年11月14日，毛泽东又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认为“二月逆流”的性质是老同志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年1月初，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的谈话中进一步否定了所谓“二月逆流”，并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内部场合，而且也在公开场合表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错误的纠正。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短短几个月里所作出的这些“松动”，实际上也是在非正式地回答因林彪事件而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种种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如同1958年冬至1959年春纠正“大跃进”中的某些具体错误、但未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一样，毛泽东虽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但他并未真正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坚信“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反修防修这样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是毛泽东关于“二月逆流”的解释。在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性质的判断上，他只讲老同志们向林彪一伙斗争的一面，而只字未提老同志们同时向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争的事实，实际上是绕过了这场斗争抗拒“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关于这一事件，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曾将其定性为“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替已经被打倒的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因此，如果真正为“二月逆流”平反，即肯定这场斗争的正确性，那就同样需要由党的正式会议作出决议，推翻过去的错误结论。可惜的是，毛泽东当时不可能这样去认识，直到他去世之前，党中央始终未作出任何决议为所谓“二月逆流”正式平反。 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这种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即所谓“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认识，给党和人民后来的斗争带来了极为重要的难以遏止的消极影响。 <h3>（三）江青集团的“退却”</h3> 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江青、林彪两个集团就开始勾结。“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中又都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也正是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另一面。 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其势力必然借机得到加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又造成了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为此，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尽管这场运动回避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错误），江青一伙一扫昔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威风，开始悄悄“退却”了。这是因为，江青一伙无法抹去它与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利用的大量事实，更无法从理论上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一贯手法。特别是这两个集团的共同本质，使得它们都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 人们看到，这个靠煽风点火、大造反革命舆论起家的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在林彪事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忽然变得极少出头露面，更不见一篇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所谓“黑帮”、“黑线”的气势汹汹的大块文章。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江青，还在“九·一三”后的一些场合里极力表白她同林彪的“斗争”，把自己扮作林彪一伙的受害者和反林的“功臣”。江青集团的这些异乎寻常的表现，除暴露出他们与林彪集团有着共同的反动本质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事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冲击。 <h3>（四）周恩来身负重任</h3>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作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运动中，由于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打倒或靠边站，加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夺了愈来愈多的权力，使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内健康力量更显势单力薄。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了政策，江青集团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尤其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尝动乱之苦后已开始省悟，党心民心渴望安定团结，渴望把生产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亿万人民面前。如果说，在林彪事件中，人们对毛泽东主要是因免遭林彪谋害而深感庆幸，那么，对周恩来则更多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在人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大。他对领袖的忠诚不是在言词上下功夫，而是全部表现在实际行动中。人们看到，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只有周恩来才能真正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相比之下，自诩为“反林英雄”的江青一伙却毫无作为。 毛泽东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九·一三”之后，他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把党政军的重要权力交给周恩来、叶剑英等。这样，就使得党内上层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党内健康力量获得了极大加强，成为周恩来等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地、主动地着手纠正“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条件。 总之，“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在客观上宣告失败的必然反映。周恩来所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不仅为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艰难而曲折的斗争，由此揭开了新的一幕。 第六章 “极左思潮一定要批透！”——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二、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自1971年12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断，持续近两年之久。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在可能的条件和范围内，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阻止和减少它的破坏，逐步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使国民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摆脱困境并有所发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h3>（一）斗争的展开</h3> 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全面展开。这一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周恩来就多次提出：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林彪事件后，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进而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会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的制定，体现了周恩来长期以来力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愿望。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1971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来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入手，解决企业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1971年12月26日，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指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之后，周恩来又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多次批示，一再告诫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1972年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尖锐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根据他的指示要求，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改进。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讲话精神，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是对农村长期搞“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纠正。 1971年12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过去党的正确方针，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作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不肃清这一极左思潮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一大批干部就站不出来，就不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刚过不久，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对在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认识提出批评。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根据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还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志，周恩来也尽一切努力，以挽回损失。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悼念以及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公开否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慰问了陈毅的家属和子女。就在这次追悼会上，周恩来暗示陈毅的亲属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传出，以扩大影响，广造舆论。在此之前，周恩来还曾利用各种场合让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公开露面。这一年1月下旬，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叶剑英副主席已主持军委工作，对再讲“二月逆流”的话，要进行批驳。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十天内相继去世。这一情况，使周恩来认识到党的干部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实。他一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同时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经他修改后发表。这篇社论重申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自1972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站出来，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不断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指导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加紧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他反复强调：过去，林彪造成了极左思潮、形式主义，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不抓训练；现在是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来尖锐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周恩来的这些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开展。 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条战线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不能不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极端仇恨。1972年初，张春桥就对《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百般刁难，阻挠下发。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内坚持与否定“左”的错误的斗争也必然更加激烈。 <h3>（二）斗争的深入</h3>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此前，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的顾虑和障碍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讲话贯穿了“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他明确指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 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即周恩来多次使用“批透”一语）的意图。为进一步启发人们的认识，他反复强调极左仍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一些单位反倾向斗争没有突出批“左”重点，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动各条战线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亲自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年7月14日，根据美籍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拔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3日，周恩来又就周培源反映北大教师思想状况的来信指示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要以该信“作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强调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几天后，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十八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并提醒“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然把基础科学和理论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在抓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使得在“两个估计”禁锢下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北大的一个亲信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们要拔掉钉子，就是拔掉我们。”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其间，人民日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一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集中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看了这些文章后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更是露骨地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一伙还一再查问文章的“背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这年11月间，《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两期登载批驳文章，江青集团借机在人民日报社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这样，在坚持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开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同年11月底，双方的斗争终于发展到彼此“摊牌”的程度。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评和肃清，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1月30日，周恩来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张春桥却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他一方面诡称“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另一方面又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对报告的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由于张春桥、江青的反对，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重新修改起草《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删去了原报告写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语。但仍强调“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的修改报告。 周恩来与张春桥、江青对外事会议报告所作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批示，表明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成为1972年前后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当斗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负责人出于对江青集团大反“右倾回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一系列作法的不满，于12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人民日报》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这封信在客观上促使毛泽东出面，对激烈交锋的两种不同意见进行最后裁决。 作为在指导思想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此时是不可能赞同周恩来的意见的。12月17日，他在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认为《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信中的观点不对，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这是毛泽东担心批极左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一个转折点。早就对周恩来心怀不满的江青一伙，这时更是有恃无恐，公开向周恩来发难。1973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明确提出，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在运动中只能批判林彪，不许涉及其他。这样，就等于给江青集团在批林中被揭露上了“保险”，为其后的进一步反扑开了“绿灯”。 <h3>（三）斗争的继续和江青集团的反扑</h3> 尽管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却没有改变周恩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心。1973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进行。 1973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历数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再度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极左思潮，指出：“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在计划工作上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实行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同1972年计划会议纪要相似，仍以纠正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并重申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观点。会上，全国28个省市均对文件表示赞成。唯独上海市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文件收回。张春桥的蛮横态度，表现出在周恩来批极左的正确意见遭否定后，江青集团得志猖狂的嚣张气焰。 同时，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外事干部学习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对外宣传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批评“以我为核心”、“强加于人”等极端作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及其给对外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和破坏。这就在实际上支持和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否定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谬论。 3月4日，周恩来在召集一些外事单位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不少单位在对待外国专家方面仍存在的排外主义、民族歧视等错误倾向提出批评，指出“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落实”，“一定要批判这些错误，自我批判后，我们就主动”；“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认错误，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一伙给予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遭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当场率先作出自我批评，使得到场的外国专家深受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同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当时“大闹怀仁堂”事件“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此外，周恩来再次提出要改善监狱待遇，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他提出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待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同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成为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党和人民的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自1971年底以来，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持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斗争，由于符合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但同时也遭到江青集团的愈来愈凶猛的反扑。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所谓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其矛头无一不是对准周恩来及其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此，周恩来虽然坚持斗争，但毕竟已力不从心，致使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不得不因连连受阻而开始进入尾声。 在党的十大上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向周恩来进行反扑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迟群一伙在清华大学搞的所谓“三个月运动”。这年10月至12月间，在迟群等人的操纵下，清华园内掀起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的“反回潮”运动。运动中，迟群一伙挥舞“裴多菲俱乐部”、“自由论坛”、“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的棍棒，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这场运动，严重地影响到北京和外省市的许多院校，使周恩来呕心沥血恢复教育系统正常工作的努力遭到破坏。 在此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中，心怀叵测的江青等人蓄意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诬蔑、中伤，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使他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第六章 “极左思潮一定要批透！”——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三、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特点和意义 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h3>（一）各项工作的转机</h3> 首先，通过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生产形势开始好转。1972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除粮、棉生产因自然灾害略有下降外，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4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088亿元，比上年下降0.18％）。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达到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增长4.6％；原油4567万吨，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增长10.1％。全国铁路货运量约17.8亿吨，比上年增长5.6％。此外，国家财政实现收支相抵，并略有结余。 197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增值9.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5％；农业总产值增长8.4％）。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原煤、原油和发电量等均比上年有所增加，铁路货运量也进一步提高。粮、棉、油等农业产品产量亦出现增长势头。国家财政继续保持收支相抵，略有结余。 在人民生活方面，国家自1971年11月起开始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次调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增加职工工资，全国调资面约为28％，一年共增加工资基数11亿元。 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及在经济工作中重犯“左”倾冒进错误，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曾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方面的突破问题。周恩来首先发现并采取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经过两年的努力，“三个突破”被及时控制，基本稳住了局面，使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一尖锐矛盾得到缓解。 1972-1973两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事实说明：周恩来抓住林彪一伙要害，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力整顿企业，恢复各部门的正常工作，正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时，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破坏国民经济、损害人民利益的有力批判。 其次，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站出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 例如，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公开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否定了由此制定的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加快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促使更多的老同志及早获得解放和恢复工作，必然要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时期解放、复出的一批领导干部，正是反对和抵制“四人帮”、直至最后粉碎“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各部门帮派势力的骨干中坚。 第三，文教科技等战线的工作开始有了起色，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压抑的情况有所改变。“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文教科技界的广大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这些领域的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林彪事件之后，特别是自1972年下半年起，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文教科技界的极左思潮，并亲自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所在。由此，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重又出现生机。 在文化界，这一时期的报刊、图书种类开始扩大，印数明显增加，一些出版社也开始整顿恢复，文物考古事业亦取得重要成果。《园丁之歌》等剧目的出现，更是打破了几个样板戏长期垄断文艺舞台的局面。 在教育界，广大教师纷纷起来批判林彪一伙煽动极左思潮、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得到恢复，高校招生的质量逐步提高，数量有所增加，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人们学文化、学业务、学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非难。此外，国家还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首批留学生。 在科技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再度提出，给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遭荒废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实验室、研究所的改造和建设等受到重视，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除文教科技界外，这一时期卫生、体育等各界的工作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对外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林彪、江青集团插手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对外工作曾发生多起重大涉外事件，给国家声誉造成极大损害，是建国以来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外交工作排除干扰，进展迅速，取得了重大成果。 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引起对外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与我国建交和要求恢复正常关系的国家与日俱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受孤立、被封闭的情况开始好转。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首脑会晤并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标志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同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协议，两国外交代表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更引起国际间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震动。同年10月，我国又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3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90个，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这一时期出现的外交格局的新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我国受包围、被封锁的不利形势，而且对于后来我国不断发展扩大对外交往，直至今天我们在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h3>（二）抑制顽症的努力</h3>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党的健康力量长期以来不断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坚持抵制“左”倾错误，向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可以说，从“文化大革命”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从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一大二公”的“左”的指导思想统治到各个领域里极左思潮泛滥，其核心都是一个“左”字。二十多年来，“左”已发展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因而使这场斗争具有深刻的意义。 1970年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所拟定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中，曾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明显地暴露出当时的一种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产量、高速度的情绪。这种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差，虽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却有着近似的思维方式，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正是这种“共同点”，使得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结合在一起，造成更大的破坏性。 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抓了消除极左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和影响问题。1971年底，周恩来首先发现了国民经济中的“三个突破”，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应当说，这一时期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三个突破”，固然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的恶劣影响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严重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党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未予根本纠正的结果。为此，周恩来曾多次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就曾列举“大跃进”期间过多投放货币的历史教训，告诫票子发放已“到了最大的警戒线”；针对出钢不能轧材的情况，他指出，这“还是10年前存在的问题”。1972年11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更明确指出：“急躁情绪，20年都在犯！屡犯屡改，屡改屡犯！”道出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这种顽症。 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中解决“三个突破”，反映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内健康力量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再次努力，是“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集体一贯纠“左”的继续。 早在“文化大革命”准备和酝酿期间，党内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中愈来愈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就产生过不同意见，出现多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分别采取多种方式，力图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试图保护住更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广大知名人士，尽最大可能来减少“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在这些努力失败不久，面对极左思潮泛滥、党的组织瘫痪、整个国家混乱的严重局面，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挺身而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向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即1967年的“二月抗争”。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虽不便公开表态，但明显地他是站在这些老同志们一边的。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周恩来的处境尤为困难。 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为契机，周恩来领导党和人民的健康力量，向极左思潮展开了持续的、深入的批判和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前致力纠“左”、“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存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斗争中开始发展壮大，并力图实现对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由于党中央集体已基本失去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能力，林彪、江青集团更加为所欲为，到处伸手扩张势力，党内健康力量被严重削弱。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李先念（后又有邓小平）等参加。这就表明，此时党内健康力量不仅存在，而且正逐步将党政军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后来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保证。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批老同志站出来工作，更使得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改朝换代”、“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的罪恶目的遭到破产。 其次，经过大力整顿，“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国家开始建立起较为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这个问题，也是党内健康力量与“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反复斗争的一个焦点。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就与生产发生尖锐冲突，“革命”破坏生产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尽管中央多次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恢复、建立起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的。而只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煽起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进而彻底改变管理混乱、生产下降的局面。应当说，1972年以来逐步实现的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整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抓生产”之举，是党实行对于经济工作的有效领导的一个开端。 第三，党和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空头政治、个人崇拜等做法已有所认识并开始初步从思想上加以抵制。所谓“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是林彪集团借以起家和大搞阴谋的两大“法宝”。对此，党内健康力量从一开始就做过抵制和斗争，尽管这种抵制和斗争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周恩来十分注重用事实来揭露“文化大革命”中只抓“革命”、不问生产的空头政治所造成的危害，提出政治必须落实到生产业务上，提倡要为革命学习业务、钻研技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还不可能涉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但人们对于恢复生产、恢复文教科技等战线的正常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表明人们已从思想深处开始脱离抓阶级斗争万灵的固有观念，而将着眼点放在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方面。这在党的工作重心没有也不可能实行转移的年代里，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掀起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人们在思想感情上的冷却更是前所未有的。在人们头脑中，吹捧者与阴谋家之间已习惯性地画上等号，对极左思潮大搞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处处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产生的厌恶情绪，似乎成了人们对于几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省。当然，这种“冷却”和“反省”，还不可能彻底摆脱感情上的因素而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但与此前的那种盲目时期相比，毕竟是要“自觉”得多了，可谓思想解放路程中的一次启蒙。 <h3>（三）全面整顿的先声</h3> 历史已经表明，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党内健康力量为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左”倾错误而进行的一次空前壮举。此举对于后来进一步启发党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认识、对于加速江青集团的覆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各个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如果说，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斗争的一次高潮的话，那么，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则是这一高潮的先导，它为1975年的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一，这次纠“左”，为后来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联系各条战线实际、揭批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各条战线的各项工作都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这就为重新调整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概否定的前17年的正常工作和合理规章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应当说，从1972年的初步整顿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都是以此为基本依据的。 第二，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即以事实宣布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目的的失败，由此恢复和建立起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尤其是1973年党的十大前后邓小平等老同志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对于此时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势力多有钳制。如此，1974年周恩来病重住院之后，才能够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内健康力量，继续进行纠正“左”的错误、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第三，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纵观全局，采取了为当时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方式方法，成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斗争的重要借鉴。例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仍然是实现整个斗争的一个基本条件。此时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解放更多老干部、开展灵活多样外交等方面，都作出不少正确决策，对克服极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许多场合下，毛泽东的支持，往往成为排除江青集团干扰破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再如，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首先从经济领域入手，联系实际，解决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问题。这也是一条重要经验。经济工作是江青一伙插手较少、不很熟悉的一个领域，周恩来在纠“左”过程中虽然也遇到江青集团从中作梗，但他们终究不能抓到更多的理由加以反对。同文教科技等江青集团一手控制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比起来，经济领域的整顿毕竟要容易一些，可谓先易后难。1975年的全面整顿，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首先从国民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部门入手，再扩及其他部门、其他领域，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整顿方针，进而取得巨大成效。 最后，舆论宣传作用十分重要，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健康力量手中。这是1972年和1975年两次斗争的共同经验。“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正是通过报刊广播等宣传手段来扩大和施加其恶劣影响的。大造反革命舆论，确是林彪、江青集团，尤其是江青一伙的看家本领。为此，必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才能有效地实现各项工作的整顿。1972年下半年后，江青集团重新窃取了宣传主动权，随即掀起大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阵阵恶浪，成为批判极左思潮斗争不断受挫、被迫进入尾声的一个原因。鉴于这一教训，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舆论工作。他在宣传大权不完全掌握在手中的不利条件下，利用多种场合，以其特有的简洁、犀利的语言来抨击“左”的错误，批驳江青一伙的谬论，道出了人们想要说而又不能说出的话。根据他多次讲话精神，这一时期产生的《论总纲》等文件，更是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已为事实所证明的错误做法，切中江青集团的要害，因而深得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应当说，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大造革命舆论方面的成功努力，才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辨了是非，为1976年的“四·五”强大抗议运动提供了思想条件。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断，但党和人民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反对江青一伙的斗争并未停止。1975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1972年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把握时机，重整旗鼓，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一伙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第七章 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共和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一、“文革”初期的外交局势 <h3>（一）整顿外事队伍，培养外交人才</h3>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内外事部门也同其他部门一样，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根据中央的指示，有三分之二的驻外使馆人员回国参加“运动”。此后，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都陆续离任回国，整个外事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67年春夏，随着国内“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局势的加剧，极左思潮空前泛滥，对外工作陷入一个“非常时期”：一方面，中国同已经建交的亚、非、欧三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出现外交冲突，导致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外事部门的少数工作人员不顾政策、违反纪律、擅作主张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特别是这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外交部“夺权”和“三砸一烧”（即冲砸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印度驻华使馆，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给中国党和政府的声誉带来巨大损害，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就在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对煽惑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极左派”人物采取果断措施，阻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在外事部门率先开展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整顿外交队伍，以使外事工作尽快走上正轨。虽然如此，受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仍举步维艰，不容乐观。 1969年6月10日下午，刚到任不久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穆·凯瑟，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凯瑟大使转交了叶海亚总统的一封信，信中邀请周恩来再次访问邻国巴基斯坦。对此，周恩来回答：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向我提出什么时候能出国访问，但由于我们国内事情很忙，目前还不能出访。许多友好国家都谅解我们。关于访巴时间，国庆节前不可能，今年冬天有没有可能现在也难说。今年恐怕定不下来。如果年内要出国访问，将首先到你们那里去。 周恩来上一次访问巴基斯坦，还是在3年前“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的1966年夏季。3年来，作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却不曾迈出国门一步。同时，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大大减少。1969年这一年里，周恩来除为吊唁老战友胡志明而去越南首都河内半天外，没能安排一次正式出访。 尽管处在这种很不正常的状况下，周恩来仍时刻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有远见地从事一些重新发展对外关系的准备工作，如：整顿外事队伍，保存并培养外语人才，思考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等。 中国的驻外使节在1967年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其他国家的大使都处于空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抓住中共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适时地走出恢复正常外交工作的重要一步。就在接见凯瑟大使的前几天，他派遣耿飇、王幼平、黄镇等大使分别前往阿尔巴尼亚、越南和法兰西等国上任。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外交部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飇等即将赴任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亢不卑。鉴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驻外机构受到极左思潮泛滥的影响、在对外宣传中采取了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要慎之又慎。 此外，周恩来还考虑着如何掌握和保留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外语人才。由于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能见成效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不仅预见到将来对外交往发展的需要，还想方设法地定出保存现有人才的具体措施。据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马列回忆： 1969年，国务院的几个办，包括外办都被撤销，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没有下去，受总理的委托负责几所外语院校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工作。当时中央所属的和重点大学的外语系共有40多个语种的毕业生和在校生6000多人。总理当时看得很远，想得很深。考虑到将来对外事务的发展，他指示绝对不能让这批外语人才毕业散掉，要先将他们集中管起来等待分配。大学毕业生当时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就同总参联系，先由部队农场接收下来，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总理还一再关照不要荒废这批学生的外语学习，要求安排外语天天读的时间，最后建立了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制度。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应“酌情使用”被认为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老翻译人员，同意有关部门从全国外语院校1966届毕业生和1964年外派留学生中选调一批人到外交部工作。他指示外交部会同中央联络部、国家外文局、对外经委和外贸部等单位，对中央各部门的外事、翻译人员进行调查登记，提出加强管理的办法。 1970年11月间，周恩来连续五次就外语教学问题同北京外语院校有关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座谈，指出：现在我们对外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外语教学首先要从师资抓起，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又说：培养造就高质量的外语人才必须苦练基本功，包括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否则便是误人子弟。同年，周恩来还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恢复招生。第二年6月，他亲自批准该院招收800名新生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作为党和国家内外方针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和周恩来还适时起用了几位“高参”，对这时的国际局势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正确地估量国际形势，本来是党制定外交工作方针和战略策略的基础。然而，在中共九大前后，全国上下到处被“准备打仗”的气氛所笼罩，这样就不可能用冷静、客观的头脑来分析世界大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任务交给正处在“靠边站”地位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由陈毅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事前，周恩来当面向老帅们说明这项任务的极端重要性： 主席之所以交代给你们这项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对某一专题的成熟意见，就可写出书面报告呈阅。 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外交部又选派熊向晖、姚广协助四位老帅进行这项工作。一个月后，由陈毅等四人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到周恩来的案头。报告中详尽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从这个根本判断出发，报告勾勒出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接到报告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刻批告外交部：有关外交类的文件，“应发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同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陈毅等四位老帅在下放工厂“劳动锻炼”期间，抱着对党和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就国内外大势继续写出高质量的分析报告。这些报告的基调同九大政治报告特别是林彪等人对形势的看法有着很大差异。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毅等老帅们的看法是客观的、有远见的。这就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掌握战略动向”、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 <h3>（二）努力改善同中国周边各国的关系</h3> 1969年9月初，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的老战友胡志明主席在河内病逝。第二天，周恩来、叶剑英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葬礼前赶到河内吊唁，并于当晚返回北京。这时有外电猜测说，周恩来是为了避免同参加9日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柯西金会面才这样做的。事实上，中国一直主张举行中苏外交谈判，以解决国家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这年春天，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也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为此，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这实际上是向苏联政府敞开了外交谈判的大门。胡志明葬礼结束后，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方提出希望同周恩来会晤，很快得到中方同意。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在中苏两国各自处于紧张的备战气氛里，两国总理在机场举行了长达3个半小时的不寻常的会谈。会谈中，双方领导人仍互称“同志”，并致问候。这与珍宝岛冲突以来双方一直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形成微妙的反差。鉴于苏联方面重兵压境，甚至以实行核打击进行威胁的现实，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柯西金一时无言以对。在严正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同时，周恩来又重申中国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他恳切地说：“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他主张：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不应当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当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样，两国总理经过坦诚地交换意见，共同达成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谅解；并就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旨在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一致意见。 中苏两国总理会谈和达成的谅解，是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破裂、尤其是1969年因边界武装冲突而使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后的一次重要转机。它的直接结果，是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尽管谈判历时多年，成效不大，但毕竟使原来兵戎相见的双方坐到了谈判桌旁。始终关注并指导谈判进程的周恩来一再交代中方代表团：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从这时起，周恩来还比较集中地处理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为修复或稳定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行不懈的努力。 1970年1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由郭沫若做特使赴尼泊尔参加比兰德拉王太子婚礼；同时，他还就近期出访朝鲜等邻国提出初步安排。 3月18日，柬埔寨国内发生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朗诺军事集团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的机会推翻了王国政府，并宣布废黜正在国外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第二天，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从莫斯科飞抵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当面向西哈努克表示：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以后，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站在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其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一边，并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即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同开展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上旬，周恩来应邀访问朝鲜。这是他4年来的首次正式出访。在朝期间，周恩来同金日成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就国际及亚洲地区局势、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得以转变。 6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对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去世表示哀悼。唁电还对领导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苏加诺作出很高的评价。这是1967年中印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来，中国领导人的一次重要举动。 11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同叶海亚总统会谈时，周恩来对中巴两国近10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给予充分肯定，并赞扬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正义、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的原则立场。叶海亚表示愿意帮助中美两国接触。在以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政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第二年8月，缅甸联邦主席和政府总理奈温来华访问，同周恩来就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奈温对1967年发生的两国关系中的不幸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总理给他机会前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周恩来坦诚地回答：当时仰光华侨学生的某些过激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会谈中，周恩来处处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尊重缅方的态度，使奈温深受感动。中缅关系从此恢复正常。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中国同相邻的绝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或正常往来，新中国的周边环境比较极左思潮泛滥的1967年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使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有更多精力用于处理国内的繁杂事务，更为进一步打开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七章 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共和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h3>（一）中美高级会晤的前奏</h3> 在打开外交新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迅即出现戏剧性的转折，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其实，它是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这时的苏联，正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展势力。而面临各种威胁的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国际间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在美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增强它同苏联抗衡的力量。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也便于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尤其需要政治家们善于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外交时机”。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怀揣“使命”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看到“中国代办”（实为使馆二秘）离席，便尾随跟出，试图同中方搭话。不料“中国代办”却走出会场，坐进轿车，准备离开。情急中美国大使不顾外交礼仪，一把拉住中方译员，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中方译员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匆离去。 事情发生在华沙，并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华沙一直是中美两国进行官方正式接触的地方。1955年的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在这里举行。1967年3月，已经进行了130多次的中美华沙会谈暂告中止，中美官方接触的渠道也随即中断。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表示愿意同中国对话，并多次声明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对此，中方一概报以“沉默”，以静观美方动态。同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晤以及随后举行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促使美方下决心加快美中接触的步伐，有所“醒悟”的尼克松本人更急于同中国高层直接对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美国大使追赶中国外交官的一幕。 当天晚上，周恩来便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电文。他立刻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在这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尼克松发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号，包括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反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旨在孤立中国的建议、下令停止美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波兰事发的半个月前，周恩来曾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12月4日，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关于释放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的报告，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这也是中方给美方的一个回应信号。几天以后，斯托塞尔应邀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同中国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位进入“红色中国”大使馆的美国驻外大使。12日，周恩来将有关中美华沙会晤的三份电文转报毛泽东，提出：中美接触一事，“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同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要他转告叶海亚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12月底，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终于批准恢复中断了近3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定于1970年1月20日在华沙举行。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注明：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所在。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也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向美方特别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中方的这一立场。还在考虑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时候，他就对帮助实现中美接触的巴基斯坦大使表示：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这一立场说得很清楚。2月中旬，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华沙会谈中方发言稿中又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这里说的“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主要是指台湾问题。 不久，巴基斯坦方面传来美方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以便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证完全的自由的决断”。周恩来一看就明白了。他阅后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指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而这以后，事情发生了一些波折：因美国支持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继而入侵柬埔寨，激起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高潮。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中国方面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6月底，尼克松政府被迫决定把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10月初，尼克松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私下托罗领导人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同年11月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明确指出影响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几天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华访问，并带来尼克松关于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不久，从罗马尼亚方面也传来类似信息。尼克松尽管一再表示愿意同中方进行高级会晤，却对中方多次表明的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仍避而不谈。11月14日，周恩来回答叶海亚时重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在这里再次挑明：中美高级会晤首先要谈台湾问题，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让步。鉴于这种情况，一直试图“绕过”台湾问题的美方只得含糊其辞地答复中方：美中代表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他的老朋友斯诺。他告诉斯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斯诺合影的照片，以含蓄的方式向美方透露了毛泽东赞成中美实现高层对话的“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这样，举行中美高级会晤的条件已渐趋成熟，等待着实现一次重大突破。 <h3>（二）“小球推动地球”的乒乓外交</h3> 1971年1月29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周恩来正同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看过他们草拟的纪要文本后，周恩来皱起眉头，批评道：“后藤钾二的会谈纪要草案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也太过分了。”接着，他又焦虑地说：“你们不要那么‘左’嘛！”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鉴于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他专程来华邀请在世界乒坛享有盛誉的中国乒乓球队前往参加赛事。后藤提出的作为两国乒乓球协会会谈基础的文本中，本来已包括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内容，即：一、反对“两个中国”；二、争取恢复邦交；三、促进中日友好。但会谈时，中方代表却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并主张将“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这时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也比较复杂，后藤感到为难，希望中方能够理解他的处境。由于双方相持不下，纪要一时难以定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把中方会谈人员找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做法，指出：会谈要看对象，台湾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后藤先生出难题。“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的，放在纪要第二条。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2月1日在北京签字。随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并正式向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名参赛。 长期以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他多次设家宴招待出国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员，为他们接风洗尘。他说：“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周恩来和大家谈笑风生。饭后，他有时还要跟大家一起打乒乓球。1965年，中国乒乓球队的健儿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上再创佳绩，一连夺得5项冠军，令世界乒坛为之震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体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出国参赛也被取消，中国乒乓球选手失去了参加第29、30届世乒赛的机会。 1969年10月，在一次观看体育表演时，周恩来向国家体委军管会和体育院校军宣队负责人了解运动员的思想、训练、生活情况。当听到有人把“文化大革命”前出国参赛说成“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比赛中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时，他气愤地批驳：“出国比赛，这是为祖国争光嘛！有人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体育队伍的现状时，周恩来十分关切地说：有名的运动员大多被关起来了，就和劳动模范一样。告诉他们，要经得起考验。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国家出力，总还是好事嘛！不久，周恩来又询问起乒乓球运动员的学习、训练情况，提出：要抓紧训练，恢复技术。 1971年3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各项参赛工作准备完毕。14日夜，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中国队赴日参赛问题的汇报。这时，体委内部又出现去和不去两种不同意见，不赞成去的还占多数，理由是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接着，他耐心地阐明派队参赛的理由，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乒赛。”他边说边抽出笔，当场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写完后，马上要秘书将报告发出。15日一早，毛泽东的批示传到体委：“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3月28日至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宝刀”不老的中国男女队员一举荣获4项冠军，其锐气不减当年。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中国运动员还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表现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风貌。由此，在日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4月3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美国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第二天，周恩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在7日作出邀请美队访华的决定。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当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在名古屋宣布这一富有象征性含义的消息后，立刻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消息，报道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当晚，周恩来兴奋地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消息也很快传到美国白宫。中方导演的“乒乓外交”的杰作，令白宫的主人钦佩不已。尼克松后来承认：这是以美方“完全没有料到的方式出现了一个突破”。 一周以后，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刚刚来到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会见中，美国队员格伦·科恩向周恩来询问他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坦诚地回答：“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去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作为东方大国的总理，周恩来的好客、谦逊和睿智的风度，给第一次来到这块被认为是“神秘国土”的美国人以良好、深刻的印象，并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关注。 “乒乓外交”取得了“小球推动地球”的戏剧性效果，加快了实现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h3>（三）基辛格秘密访华</h3>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递交《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底，尼克松获悉《口信》后，先以口头方式回复中方，表示接受邀请。5月17日，美方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尽管美方仍在回避中美会谈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但它明白这个问题在会谈时是无法回避的，并在来华的具体日程中做了安排，表现出积极认真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开始就中美会谈的方针进行准备。 5月25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的答复口信。第二天，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周恩来亲笔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报告》的核心内容，仍旧是台湾问题，即： 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2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6月2日，尼克松接到口信后兴高采烈，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从这时候起，周恩来为准备同基辛格会谈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约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问题做出周到细致的部署。谈到这次中美会谈的意义时，他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20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的傲慢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首先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 7月9日中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有关人员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48个小时。在这期间，73岁的周恩来同这位48岁的博士举行了6次总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时间等进行磋商。周恩来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前访华，并确定中美之间今后改用巴黎的秘密联络渠道。 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谈到周恩来在这次会见中给他留下的印象：“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穷，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中国和美国在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11日午后，基辛格一行乘机返回巴基斯坦。两天前还对此行“不摸底、心中惶惶不安”的基辛格，到这时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此次访华成果“超过了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所承担的秘密使命”。 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公告，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这条不足200字的公告，立刻震动了全世界，成了“本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然而，这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双方在台湾这个关键性问题上还要有若干回合的“交锋”。 <h3>（四）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h3> 中美公告发表3天后，外交部就掌握中美关系的方针问题发给各驻外机构一份《通报》。这份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文件强调：在处理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国际事务方面，“将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没有障碍的。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又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百般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这一席位长期被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窃据。建国20多年来，周恩来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努力。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第一次获得半数以上国家的赞同，但因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而仍未能通过。在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周恩来向美国友人斯诺表示：如果联大会议通过赞成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 作为美国方面来说，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它越来越难以操纵联合国。这就迫使它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政策，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甚至表示要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但同时又反对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主张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将“两个中国”的方案公开抛出。以后，美、日等国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力图保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周恩来十分关注26届联大的情况。8月21日，他召集党、政、军系统外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宣讲外交部批驳美国政府提案的声明。会上，他询问与会者：美国为了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曾经同哪些国家开会？到会的外事干部大多回答不出。周恩来生气地批评道：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个样子不行啊。随后，他逐一举出这20个国家的名字，并且分析说：从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出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 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安排”第二次来华。才处理完林彪叛逃事件不久的周恩来，顾不上已持续一个多月的紧张和疲惫，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繁重的外交事务当中。根据美方要求，这次中美会谈将同时安排各种级别的对口会谈和有关活动。为此，周恩来事先逐一审定和落实了外交部提出的各项方案。 基辛格访华的一周内，周恩来同他进行了10次会谈，除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和讨论其他国际问题外，双方主要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事前，美方并没有说要发表联合公报，中方没有预做准备。当周恩来看过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后，表示不能接受，因为这个公报草案仍沿袭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掩盖彼此之间的分歧，回避实质性的问题，是一个用漂亮辞藻粉饰起来的貌似双方观点一致的公报。尽管这样，周恩来也没有否认美方草案中的某些可取之处。他指示有关人员起草对案，提议：可以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中方起草出一份“各说各的”公报稿，其中将美方意见空出留待他们自己写。起初，基辛格感到中方对案“用词尖锐”、“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觉得难以接受。但冷静下来仔细研究后，发现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恰好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经过反复会谈，美方终于同意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提出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26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这样，遵循周恩来提出的“各说各的”原则创造出来的这种奇特的、“过去没有过的”外交公报草案，便成为外交公报中的一篇成功的杰作，它使得基辛格再次感到“不虚此行”。 当基辛格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一件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971年10月25日晚上，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表决刚一结束，纽约联合国会议厅里一片欢腾，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从四面响起，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支持中国的代表们起立，高举双手用不同的语言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与会场里的热烈气氛形成鲜明对照，台湾当局的“代表”在尴尬地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率领他手下的一帮人灰溜溜地离开会场。新闻媒介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巨手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 20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厦。在纷纷登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者里，以亚、非、拉地区国家的代表最引人注目。他们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真挚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作为有着世界最多人口大国的中国，处处和他们平等相待，这同一些西方大国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种真诚如朋友的关系，正是通过接触周恩来本人所感受到的。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缅甸总统奈温在悼文中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周总理“总是平等待人”；“世界<bdo>ｈｔtp://ｗｗｗ.９９lｉｂ.nｅｔ</bdo>大国中，特别是超级大国中，若能出现更多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精神的领导人，这个世界该多么好啊！” 新中国如此迅速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之外。联大通过表决后不久，周恩来向一位美国友人表示：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 第二天，周恩来又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这么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没有准备好是事实。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这次表决的结果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一向追随美国的日本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 新中国在第26届联大上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的胜利；同时，也是美国及其追随者长期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的失败。这个事实，又反过来促使更多国家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为此，毛泽东、周恩来顺应潮流，因势利导，牢牢地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加速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 <h3>（五）尼克松访华</h3>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公告宣布：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对中国访问。从这时起，周恩来直接领导和部署接待尼克松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宣传教育、安全保密、新闻报道等等，他都亲自研究布置，逐一落实。 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第一次美国总统来华访问，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缺乏经验，在接待工作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不利影响。周恩来首先明确地规定这次接待工作的基本原则。12月2日，他对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负责人强调说：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国主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经周恩来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周恩来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原则同意美方提出的通过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决定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租给美方使用。周恩来说：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一点不能让。美方原来说他们自己带通讯设备，不要我们付费。我们说，这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买过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另外我们在跟他们使用时总能学到一点技术。 对来自美方的某些观点和提法，周恩来的反应更为敏锐。1月6日，他答复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时指出：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周恩来这种既坚持原则、又适度灵活的纯熟的外交艺术，使一贯高傲的美方也不得不表示敬佩。 2月中旬，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密切地注视着这方面的宣传工作。19日，他对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提出批评：你们今天写的尼克松启程来华的消息中，没有摘录他所讲的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这段话说得最清楚不过了。为了弥补这则新闻报道的不足，周恩来把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加进了他为尼克松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的祝酒词里。 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等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美国客人。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把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都讲了”，气氛认真而坦率。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席间，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尼克松总统应邀来访，“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后来这样回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 “周的仪表给人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开诚布公，善于自制又显然充满激情。”“周的机敏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地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征。”“他知识渊博，逻辑性强，坚毅，是世界上伟大的谈判者。他彬彬有礼，不是大喊大叫，而是用温和而简练的语言表达出坚定的信念——这比拍桌子、强加于人有效得多。我们从事最高级重要会谈的人都知道，理亏的人总要大声嚷嚷，而有理的人却语气温和，无需多说。” 尼克松在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五次会谈，主要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尼克松在重申美方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逐步实现从台湾撤军等）的同时，又强调美方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又说：“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直到25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仍没有确定下来。这时，美方已在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告诉美方：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马上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当晚，周恩来出席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由于公报尚未定稿，不一定能够发表，周恩来在宴会致词中只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没有讲共同点。 2月26日凌晨，双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经过一番文字推敲和修改后，在27日定稿。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公报里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事后，周恩来详细回顾了《联合公报》的起草过程： 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成“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他们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担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们说不行，你这样希望可以。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词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尼克松上台前17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前面有11个共同点，台湾问题好像也是个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 尼克松也深有感触地回忆：会谈中，我们双方都不用外交辞令，不把我们的分歧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相反，我们不避免争论，而是把观点放到桌面上，分清哪些是分歧，哪些是共同点。对一致的地方，双方互相合作，这是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唯一方法。有时候，写在文件上的东西，甚至签署了的文件都是不算数的。只有双方坦诚相见，才能取得真正的谅解。因此，上海公报是真正有历史意义的，是永存的。 这份来之不易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为此，尼克松显得心情格外舒畅。在上海市为他送行的宴会上，他发表即席讲话说，此次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离开中国前，有点“飘飘然”的尼克松甚至还要国务卿罗杰斯当面邀请周恩来访美。对此，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回答：中美目前还没有建交，我这时访美，似有不妥。 此时此刻，周恩来正在考虑尼克松访华后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第七章 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共和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 <h3>（一）中日邦交的准备工作</h3> 中美关系的突破，使得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新的外交局面。这对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这年8月间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我们到现在没跟美国缔结什么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公报》。但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 3月13日，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只过了两周，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即签字并公布。两国之间自1954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又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相继实现外交关系升格或正式建交。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受“尼克松冲击波”影响最大的，还要算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 周恩来对日本是熟悉的。青年时代他曾在东京留学达一年半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中日关系，指导对日工作。从50年代初打开中日民间交往大门，“以民促官”，到60年代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开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关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培育。据统计，建国后周恩来接待的众多外国客人当中，日本客人无论在批数上和人数上都占据第一位。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周恩来曾与日本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举行会谈，确定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原则。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中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的合法权利必须恢复。中方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上述主张并为此采取实际步骤，中日两国就可以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缔结和平条约。接着，基辛格两次访华和第26届联大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现实，又给予日本各界强烈震撼。日本政界、财界团体和人士接踵来华，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积极活动。长期以来一直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方老朋友们更是不辞辛劳地往来奔波，企盼早日实现共同的夙愿。 周恩来长期处在中日之间这一系列活动的中心地位。1972年上半年，周恩来连续同日本社会党、自民党、民社党和公明党人士谈恢复中日邦交问题，提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项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他还表示：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当然，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 1972年7月7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当天，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他要求新闻单位积极工作，不能掉以轻心，在宣传报道上全面、准确地体现出促进中日友好的精神。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宴会上致词，提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后，周恩来又在同法国外长的会谈中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27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他的这两次讲话，是对田中对华关系声明的明确回应。 这时，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原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孙平化正率团在东京访问。周恩来指示孙平化抓住时机，当面向田中首相转达他本人对田中访华的邀请，并且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16日，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时进一步提出：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孙平化在7月22日先向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转达了中方的邀请。田中政府经过研究，在8月11日把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转告中方。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刻授权姬鹏飞外长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15日，田中接见在东京的孙平化，正式接受了中方的邀请。由此，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前景已经明朗。 在这期间，周恩来虽已发现身患癌症，但为了准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仍事必躬亲，昼夜操劳。当年参与准备工作的外交部长姬鹏飞回忆说： “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那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都一一过问，一一想到。他常说：‘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这时他已是74岁的高龄，并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这样带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 这些感人的情节，当时几乎都毫不为外人所知。 解决中日之间邦交正常化，也存在一个台湾问题。所不同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准备通过会谈一次性地解决这个首要问题，也就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日方断绝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官方关系，包括废除所谓“日台条约”。由此，周恩来一直密切地关注日方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连某些提法的微妙差别也亲自过问。 7月下旬，孙平化向日方转达中方邀请后不久，周恩来再次会见日本公明党领袖竹入义胜。会谈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提出：现在发生了一个具体问题，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所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因为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还有“偏安”。 在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后，他问道：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讲的“正统”是否有别的意思？针对《东京新闻》所传日外务省官员宣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结束战争问题”的说法，周恩来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当废除的。关于中日联合声明问题，周恩来表示，中方将坚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竹入当场记录下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将带回去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报告。 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还在50年代中期，周恩来会见日本友人时就明确提出：中日之间有几千年的文化交往，历史上是友好关系。自甲午战争以来的50多年间，中日交恶，但从历史长河看，这只是短暂的一瞬，而且已经成为历史。我认为，今后中日两国不能不友好，而且一定能建立正常的关系。 70年代初，周恩来又对日本学生访华团表示：从1894年起到1945年共51年，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如果仅仅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不能教育中国人民。最大的教育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 1972年6月，周恩来会见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等日中友好旧军人代表团成员时，专门谈到战争的问题。他说：我在读了日本最近出版的各种有关战争的书籍、战史以及战记之后，发现它们都大加美化战争，以至使人怀疑这些著作的内容是否真实。最近，我在中国看了有关山本五十六大将的电影，也看了有关侵华日本军队的电影。不管哪部电影的内容，都是被美化了的和非常英雄化了的形象。很明显，这样做会使那些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人变得向往战争，从而导致再次发动战争。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如实地写出一部反映大东亚战争真相的战史。你们都上了年纪，不抓紧不行啊，要不然就会重蹈覆辙。 同年9月中旬，肩负田中首相访华“先遣队”使命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率日本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代表团抵达北京。9月18日，就在中日双方开始举行会谈之际，周恩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祸害。”“今天恰巧是9月18日，41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现在，两国握手，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新时代已经到来，应当继续前进。” 在对日本侵华战争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的原则是：毫不含糊地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向前看的方针，着眼于解决今后的问题。 <h3>（二）中日领导人会晤以信为本</h3> 1972年9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三次会见日本众议员、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对田中首相来华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表示乐观。接着，他又会见受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之托来华的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就中日联合声明问题交换意见。他还多次约见并宴请长期以来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本老朋友们，引用“饮水不忘掘井人”一语对他们表示感谢。20日，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田中首相访华的公报，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各项准备已全部就绪。 9月25日上午，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飞抵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当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始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多次会谈。 晚上，在为田中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祝酒词，称赞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又说：田中首相就任以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田中在致词中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田中的讲话，特别是他使用的“麻烦”一词，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对这篇讲话，中国国内的各种报刊均奉命未予登载。第二天，在同田中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提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对此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时，也问到“麻烦”的问题。田中表示，日方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中日会谈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战争赔款问题。还在田中访华前，中方已向日方正式转告，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准备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建议将此写入双方联合声明。可是，日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在商谈联合声明的具体条文时却提出，战争赔偿问题从法律上讲已经解决了，过去日本同蒋介石签署的日台条约中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周恩来得知后当即给予严正批驳，他说：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当时蒋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这里再次提到的“日台条约”，实际上是解决台湾问题留下的一个“尾巴”。田中来华前，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关于复交三原则，但出于国内政治上的原因，日方始终没有对三原则之一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作出承诺。会谈中，日方提出希望对他们国内的处境和困难给予照顾。因此，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条约”，而由日方在另外场合声明，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宣告结束。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日方在什么时候作此声明了。27日，周恩来在同田中、大平会谈时当面问道：从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就建交了，双方互换大使需要多少时间？这句话实际是问日方何时采取废除“日台条约”的具体行动。大平明确回答：“我们有决心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周恩来对此表示满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当场用中文写下“言必信，行必果”6个字交给田中，田中也写下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交给周恩来。中日双方表明了彼此信任的态度。 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联合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以关闭。 从这一天起，中日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2年，中国同世界上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包括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促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的威望日益提高。 作为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决策者与实践家，周恩来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心血，所表现出的超人的魄力与智慧，将永垂史册，永昭后人。 第八章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研制“两弹一星” 一、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斗争日趋激烈，霸权主义者乞灵于核讹诈政策，东方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受到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纵观世界风云，瞩望人类前途，看到要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消除核恐怖，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为此，他对一位夸大原子弹威力的外宾说：“原子弹威力再大，无非是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有什么可怕。”他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当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大跃进”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天灾，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3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损失巨大，人民生活困难严重，边境上又遭到外来的武装侵扰。此时，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所有的中苏经济技术合同，使我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受到严重的损失。而原子能工业更是首当其冲，从1959年6月开始，苏方就已停运各种器材，拒绝交付技术资料，想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里；而美国早就对我们实行着严密的封锁。 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从来不对任何压力屈服。面对这内忧外患的重重困难，毅然吹响了向尖端科技高峰攀登的号角。 1962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向党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报告中引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1964年做好爆炸原子弹准备工作的设想，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 11月2日，邓小平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随后，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指周恩来同志）出面才行。”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都表示赞成。 邓小平总还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中央领导的这些讲话，使科技工作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 从此，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之中，又肩负起一项新的重担——领导开创尖端科技事业。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科技人员坚持不懈，排除万难，使得我国的“两弹一星”走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 第八章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研制“两弹一星” 二、加速研制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问时任第二机械工业（核工业）部部长的刘杰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5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4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刘杰等人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像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需的装料氘化锂-6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5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 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10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在1968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恩来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他早在1956年1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并对《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予以肯定。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还为科研人员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16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科技工作者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恩来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他的指示，二、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恩来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周恩来才批准于1966年10月27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966年12月10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刘杰乘专机前往处理。当刘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周恩来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 刘杰飞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周恩来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1966年12月28日12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 这时候，周恩来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严重干扰，身心疲惫。但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当即把刘杰等几个人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刘杰等人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来到离西花厅只有一墙之隔的中南海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刘杰等人，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闻讯后坦然表示，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他念起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刘杰等人要经受得起眼下政治风浪的考验。接着他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比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就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1967年6月17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这次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泽东1958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恩来提出的1968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惊了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比威力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第八章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研制“两弹一星” 三、两弹结合试验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周恩来就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中央批准了二机部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长远规划和一些科研课题，如：重水、分子筛、科研和教学用的反应堆及核心设备的攻关等；周恩来还指示要加强二机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扶持二机部做好全面安排，进一步明确了二机部一系列后方建设的重要政策，要求学习“萨尔图”（即大庆）经验。在做了上述全面安排后，周恩来又决定把批准权下放给二机部，并指出不要什么问题都拿到专委会上来，今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分头负责。 周恩来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为了通过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以保证专委会的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安排，由吴克华抓紧组建他亲自命名的“第二炮兵”（即战略导弹部队），同时指出，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为了“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他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还亲自在基地看了导弹试验。回京后，又检查了核弹头准备工作，然后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体现了周恩来以接连不断地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战略思想。 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后来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就是由一个研究院再划过来一些工厂发展为部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部院合并”的又一个雏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专委小会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某造反派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周恩来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聂、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就这样，周恩来简单明了地驳斥了造反派，坚持了原则，保护了干部。 一次专委会上，七机部一位领导汇报规划，其中估计了过多的失败反复的因素，把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很晚。听到这里，周恩来当即指出，为什么那样慢呢？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该要条件的给保证，不要乱要，我看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他另指派专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带了几个人下去，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谢光选、梁守槃、肖淦、崔国良等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会，先在一院摸了一个月的底，修改了试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之后，由七机部向中央专委会重新做了汇报，确定把新导弹试飞的时间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6年，投资比原来也大大减少了。接着，周恩来和赵尔陆又指定刘杰等人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满意的结果。当时聂荣臻语重心长地对专委的同志说：“技术民主问题，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 专委第13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新的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并解释说，“没有舍就没有得”，论证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随后，第14次专委会议连续开了3天，讨论近期规划。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系统任务，他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他要求实行军民结合，专业协作，各部门不要单搞一套。他还说：“七机部接过上海机电二局和工厂以后，要军民结合，我们是一家子，原协作关系要保持，要为地方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提法很好，“上海的协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66年9月，周恩来满怀信心地对时任中央专委会及国防工业办公室副秘书长的刘柏罗说：“明年就用这种（专委）办法抓飞机。”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的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了。周恩来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就是抓重点带动一般，抓尖端带动常规。在第14次专委会上，就曾在原则批准了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讨论了整个国防工业“以两年时间完成3年任务”的要求，并批准了“1966、1967两年规划”，主要项目是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有一次，刘柏罗在汇报导弹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时提到了必须组织科研、生产、使用单位的三结合。周恩来指示说：“你们这个三结合提法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事实上是两个三结合，即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和科技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他说，要坚持两个三结合、群众路线，要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树立兢兢业业、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贯彻大力协同精神。对导弹地面设备，他说：“一、二、三、四、五机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广泛吸收使用部队意见，由七机部提出设计要求，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周恩来经常用这些至理名言和具体细微的要求教育科研人员。他的每句话都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尖端事业迅速发展的思想动力。 由于要求明确，各方面工作抓得很紧，华北、华东、东北的工作都进展很快。到1967年9月，防空部队终于打破了将近两年没有战功的沉寂，用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1971年9月10日，我国研制的洲际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取得成功。 在研制氢弹和导弹的过程中，从1965年起，周恩来就要求抓紧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1965年5月4日和5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12次会议，讨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同年8月9日和10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13次会议，原则批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规划方案，争取在1970年左右制成发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68年春研制成功，并完成了各项发射准备。1970年4月24日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第八章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研制“两弹一星” 四、排除动乱干扰 十年动乱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1967年春，全面夺权、两派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二机部负责人刘杰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8个半月时间里，周恩来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11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他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1969年，林彪一伙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1969年8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恩来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1970年初到1974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恩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恩来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970年2月、7月、11月，他先后3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看得出，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这次会议的。也许他已估计到参加专委会议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做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3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要求绝对安全可靠，并指示有关部门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他要求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并指派了专人抓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一一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并指出，尖端科研队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周恩来多次指示以后，一机部、水电部、上海市、二机部的有关厂、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设计、设备试制和元件研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国家对核电建设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全面的规划，各有关方面也难以协同动作，以周恩来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7·28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未动一锹一镐。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议审查另一项工程时再次谈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要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争，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他详细听取了有关工程设计的汇报，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没有钻探，水文、地质不搞清楚就定点，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搞成“洞内洞外连成一片”、“门当户对”的设计，是严重的失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设，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问题。他说，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吟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1974年8月，已经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听取二机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此后仅一年多时间，为我国国防尖端事业发展呕心沥血、辛勤操劳的周总理，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周恩来总理在为新中国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特别是统领“两弹一星”尖端事业的研制过程中，高瞻远瞩，精心指导，功勋卓著，彪炳青史。正如我国尖端科技发展的见证人、著名科学家朱光亚所言：“‘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周总理在我国科技事业上建立的不朽功绩的光辉篇章。那些成功的经验，都闪耀着他的智慧火花。他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第九章 “这是将来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 一、“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 宴席未散，许多外国记者便直奔人民大会堂附近的邮电局，抢先向外界发布“邓小平复出”的消息。第二天，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港台及海外新闻媒体纷纷就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进行报道和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人物。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 自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邓小平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的威望。上一次他作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被国内官方媒体报道，已是将近七年前的事情：1966年8月3日在上海，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为欢送亚非作家代表作的题为《投身到人民大众的火热斗争中去》的讲话中，用了“邓小平总书记”这样一个当时习惯性的称呼。然而，包括郭沫若本人也未必想到，此刻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总书记”因为派工作组的“错误”，正与刘少奇一起作检讨。两天后，毛泽东即发表了那篇令与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邓二人遭到更加猛烈的批判。会后，邓小平虽有几次公开露面，但“总书记”、“副总理”等职务均不再提及。同年12月15日，邓小平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关于吴玉章逝世消息的报道里。 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于8月14日写了如下批语（全文）：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同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谈话时提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至少是常委。”此后毛又多次谈到：“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提到召开中共九大时，他表示，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并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同年夏秋，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他强调：“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回京后，他召集会议商谈召开中共九大问题，首次提出：刘、邓要有区别。11月初，他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再次表示：“我的意见还要把他（邓小平）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同年4月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多次讲到：对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也未查出他（邓）是叛徒。邓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他是反对王明的。邓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但也做了些好事，如苏共“二十大”，他不同意。 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在出席宴会的众多中外来宾当中，前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名字排在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后面。 在销声匿迹了几年之后，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又突然戏剧性地公开露面，使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的许多中外宾客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同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新选出的11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刘少奇从原来的第2位降到第8位，而邓小平却由原来的第7位提升至第6位。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江青等人试图把批判矛头从刘少奇转向邓小平，因毛泽东出面阻止，“批邓”才不得不停下来。 同年10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印发了“邓小平专案组”起草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的报告。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全会分组会上对邓小平横加指责，并鼓噪开除邓的党籍。对此，毛泽东表示：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毛泽东的表态，使林彪、江青等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企图未能得逞。 同年10月，陈伯达等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二人再作检讨。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讨稿上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八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这些亲切感人的话语，不仅给邓本人以鼓励和鞭策，而且也给邓的家人以很大的温暖和希望。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对邓在这个时候复出一事，毛似乎已无必要再说些什么。关于评价和保护邓的那些话，他此前已经讲得够多的了。 1969年3月12日，毛泽东在讨论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明确表示：报告中我的意思不要提邓小平（即把邓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点名批判）。在15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还提出：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对走资派也要区别，也要给出路。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改悔”，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之后，他又重申：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 同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重申：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并说：邓（小平）可在汪（东兴）领导下做点工作。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时，有针对性地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从以上毛泽东在三年间发表的这些意见可以看出，尽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倒”了邓小平，但毛对邓与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是有明显区别的，他实际上对邓仍抱有好感并寄予希望。至于邓这张“牌”何时出、怎样出，他还要看，还要等待时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同所在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再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传达。当晚，邓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一方面继续揭批林彪的罪行，同时也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 第九章 “这是将来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 二、邓小平“复出”的直接推动者 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邓出现在这次宴会上以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预料当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这一年的3月初，正是他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随即，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当然，在毛泽东所作决定性批语前面，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话。这似乎便是毛作出批示达7个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中这样一段内容：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曾多次劝阻红卫兵不应张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制止造反派冲击刘、邓及其他领导人住地的行为。除此之外，他在关于邓小平“错误”的问题上也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对邓是心中有数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同时也是基于周对邓长达半个世纪的了解和信任。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了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早了大约10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按：1920年-1924年）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很少用这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然而，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看来，老一辈革命家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历史，却可以成为致这些老革命们于死地的“理由”。“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遭受批斗，一般缘于这样两种原因：一曰“现实问题”，二曰“历史问题”。所谓“现实问题”，多指某人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样的干部常常会遭到群众批斗，本人也要不断地检讨，但还不至于“一棍子打死”。而所谓“历史问题”，则多指某人建国前曾发生“自首”、“变节”、“逃跑”、“叛变”等行为或嫌疑，这样的干部往往要被“开除出党”，甚至入狱判刑，落得“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林彪、江青等人先以“历史问题”将刘少奇彻底打倒并迫害致死，然后又试图以同样手段来打倒、搞臭邓小平。 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邓专案组”突击调查邓小平历史上“叛变自首”的问题。为此，中央专案组“二办”抽调人员，补充调查所需人力。“邓专案组”加紧行动，奔赴各地，搜罗取证。从1968年6月起至1969年底，“专案组”先后派出外调小组93批，外调人员223人次，所到15个省、市、自治区，计140多个市县，行程达30多万公里。虽如此，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所进行的调查仍毫无进展。事后，“专案组”在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写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反复查档、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同时报告又写道：“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串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罪行。”康生阅后批示同意，并将此件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阅。周恩来看后，就邓的入党问题亲笔写下注语：“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周恩来的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批注，不仅让“邓专案组”白忙活了一年多，更让“专案组”幕后的阴谋家们所始料不及，且无计可施。 第九章 “这是将来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 三、“邓小平专案组”寿终正寝 1969年秋天，因频繁的边境武装冲突引发中苏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林彪于10月中旬发出关于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一号命令”，国内包括首都北京进入临战状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对驻京党政军机关和在京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小平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代。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条件。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一直惦念着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1970年秋，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追随林彪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进而揭露了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30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23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叫郑淑云（曾是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来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这时邓在周心目中所占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还采取了一个果断举措，让成立了两年多的“邓小平专案组”寿终正寝了。 1970年11月28日，自成立以来一直无功可邀的“邓小平专案组”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到有关部门继续查找邓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等问题。而此时吴法宪因庐山会议问题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不敢轻举妄动，便将报告转送周恩来和汪东兴。几天后，“专案组”看到批回的报告上豁然写着周恩来的一段批语：“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 周恩来所批这些看似委婉、实则尖锐的话语，令“邓专案组”成员们大失所望，沮丧不已。原来在一年多前，邓小平就与“专案组”无关了，可作为“专案组”的成员竟然毫不知情，还在卖力地四处查找邓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件多么滑稽可笑的事情！尽管如此，“专案组”的成员仍不死心，他们又向黄永胜、吴法宪等写出一份“讨教”报告，内中小心翼翼地试探性问道：“如已决定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我们对邓的审查工作立即结束，是否也就不再送呈邓小平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的线索报告了？”作为对这件报告的“回应”，同年12月24日，吴法宪的秘书来到“专案组”，向全体人员宣布：“你们送上来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报告和总理对前一个报告的批文，首长们都看了。首长叫给你们说一下，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 由此，“邓小平专案组”便不宣而散。而那件“探讨”性的报告，也成了“专案组”解散前的最后一份文件。 第九章 “这是将来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 四、峰回路转的1972年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林彪事件期间，周恩来以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此后，在江西邓小平一家的处境也开始明显改善。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8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5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和推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历经5年动乱时光、已是力不从心的他，自然希望这些老同志能早日得到“解放”，出来工作。 于是，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讲到邓小平的问题。他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一天，新上任不久的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真前来看望我的父亲，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他党的组织生活的通知。随后，中央又批准父亲提出的关于让他大儿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4月下旬，毛毛在北京见到“胡子叔叔”王震。王告诉她：“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五一”节过后，毛毛即刻赶回江西，向邓小平转述了王震的话。 8月初，邓小平不失时机地致信毛泽东，毛很快作出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篇至关重要的批语。 照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第九章 “这是将来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 五、门板也挡不住的“好事”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8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他特别重申：“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推动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批判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的极大恐慌和仇恨。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国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1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他们竟然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2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的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裁定，提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当前主要应该批林彪的“极右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推进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推进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而言，“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也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而对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须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大批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放”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评价和批语），周恩来也抓紧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终因江青等人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很快取得结果。 在批判极左思潮不断受阻的情况下，“解放”邓小平这件事似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语被“搁置”了4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small>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small> <small>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small> <small>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small>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刻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4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达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在此时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恰恰表明这件事情同批判极左思潮之间存在的曲折而又微妙的联系。 就在周恩来写这封信的当天下午，他又约纪、汪二人谈话，具体商议信中所谈问题。27日，纪、汪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事向周恩来写出书面报告，建议邓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安排事可先办，邓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人的阻挠，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作出决断不可，否则难以落实。 正是从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失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行动上继续坚持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他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解除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抓紧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这些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经毛泽东批准，“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以上工作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当年目睹周恩来为“解放”老干部日夜操劳、斗智斗勇的叶剑英元帅，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感慨赋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在南昌郊区谪居的邓小平，曾讲过一句四川老家的俗语：“好事来了，门板也挡不住！” 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历史终于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第九章 “这是将来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 六、周恩来亲笔起草邓小平复职的中央文件 1973年2月，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携全家登上北上的列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离别之际，68岁的邓小平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还可以干20年！” “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他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内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产生了，它体现在3月9日晚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给毛泽东的报告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显而易见，周恩来郑重地写出这些话，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 随即，周恩来将批件和附件送给在京邓小平，征求他本人的意见。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决定》的当天，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推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第二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并不在意，仍坚守岗位，抱病操劳。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会见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他（邓）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29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6年多之后的再次见面。两人握手时，毛对邓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晤面，并共进晚餐。据邓小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 4月12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外事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又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是本文开篇所描述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一幕场景。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据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4月起至这年年底，邓参加和主持的各种内外事活动达140余场，平均每周3-4场。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是指“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在邓小平复职前后被“解放”的一批老干部。 同年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期间，周恩来在一次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特别提及：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关于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件事，尽管在当时条件下未能也不可能实现，但周恩来却在这样一个场合里，向大家展示了邓小平的魄力和能力，特别是毛泽东对邓复出后第一次发表“政见”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在外交场合，周恩来把话说得更透。这年秋天，他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向他们介绍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中共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毛第一次考虑由邓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成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8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放松的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写下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small>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small> <small>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small> 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8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 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出来工作，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反思，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都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1972年5月周恩来已被确诊患癌症。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他的职务。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江青等人根本就不是治国安邦的料。他决策邓小平复出并担任要职，表明他最终对于老一辈革命家的信任和倚重。最后，邓小平于“文化大革命”中期复出，并逐步在中央党政军高层集要职于一身，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内健康力量，对于后来老一辈革命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对于在四届人大上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对于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顿，特别是对于1976年清明爆发的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举国震撼的“四五运动”，都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第十章 “芙蓉国里尽朝晖”——1974年“长沙决策” 一、重病中的周恩来的一桩心事 几乎就在中央文件下达的同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几个月里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来，这几天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对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搞的“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阴谋，周恩来早就深谙其意。2月初，他亲笔致信毛泽东，阐明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绝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在这之前，叶剑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问题。不久，毛泽东痛斥江青等人摘“三箭齐发”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同时，毛还制止下发“四人帮”一伙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阻止了他们欲将矛头对准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 4月6日清晨7时许，周恩来虽通宵未眠，却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驱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然而，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周恩来清楚，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例，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这时的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1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尚需配合以恢复、休息。但在“四人帮”一次次进攻面前，周恩来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取代他现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同“四人帮”一伙继续周旋、抗衡。 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 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无怪乎当时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再现。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这样，周恩来又赢得同“四人帮”较量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一事，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获准后，周恩来又告诉民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为他铺上红地毯。”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礼仪上的最高规格。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 行前，周恩来多次召集民航等有关部门开会，反复研究飞行方案，对许多技术细节都作出指示。例如，他曾向负责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建议，为确保航线畅通，预先可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届时如果一条航线因故不能飞，还可以走另一条航线。当机组人员提出过去从未飞过西线，困难较大时，周恩来再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可以找法国航空公司驻京办事处，请他们帮助解决。”经联系后，法航很快提供了试飞所需各种资料，并主动派出领航员跟机协助。在周恩来精心指导下，东、西两线均试航成功，邓小平出国的时间和安全都有了可靠保障。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有关周恩来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直至周恩来去世数年之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透露”。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扶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等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 “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表现，甚为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迫使江青收敛气焰。 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两千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于两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这一弥天大谎，恰恰是“四人帮”自己把它揭破的。 实践表明，邓小平此次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它对于迅速提高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的威望，巩固和加强他已经取得的中央领导工作的地位，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周恩来对邓小平这次出行亦给予高度重视。对飞行安全问题，也亲自过问、把关，不容有丝毫疏忽。 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 此时此刻，只有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少数几位医生知道，一个多月里，周恩来一直是在抱病操劳，以致不得不一再推迟自己住院治疗的日期。3月中旬，当周恩来每日便血达100毫升时，他才接受医生建议，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被确诊是癌症复发。但这时周恩来仍表示还不能马上住院治疗。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工作仍达十几个小时，甚至夜以继日，超负荷运转。 江青等人在头一回合的较量中失利后，仍不甘罢休。同年3月，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公开把目标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 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便是邓小平。 第十章 “芙蓉国里尽朝晖”——1974年“长沙决策” 二、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终于不胜其劳，心力交瘁，住进离中南海不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这时，江青一伙以为时机又到，不遗余力地重又煽起批“宰相”、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一股股恶浪。 6月中旬，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连续接见“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在谈话中，竭力宣扬所谓“现代的儒法斗争”。江青提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现在，即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现在也有，不能说没有。”又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不然，不会搞这么大的运动。”之后，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的论调，极其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就在“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大肆进行“批周公”的阴谋活动之际，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病准备赴外地休养的毛泽东，于7月17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当头棒喝江青一伙：“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他还严厉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全体到会的政治局委员郑重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并实际上已点明，这个帮派的头目即江青。 毛泽东此时严厉批评、警告“四人帮”一伙，表明他对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来所作所为的极端不满，亦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慑于毛泽东的警诫，从7月中旬至9月底，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稍有收敛，但他们仍在喘息中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在当时条件下的有限的平反文件，仍是“四人帮”一伙极不情愿看到的。因为这又意味着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批老干部要被平反，被“解放”。 9月30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建国25周年盛大招待会，受到在场近5000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所致简短的祝酒词，竟被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好几次。人们对自己总理所表达的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正是对“四人帮”一伙批“周公”、批“大儒”等龌龊行径的有力回击。 10月4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来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人事安排意见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消除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事有关。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当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是一次极不寻常之举。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且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第十章 “芙蓉国里尽朝晖”——1974年“长沙决策” 三、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长沙决策”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与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作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305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这段时间里，305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了。 已拖延10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4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阴谋由他们来“组阁”。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1974年12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作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1974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305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途中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另机前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待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1974年——历史将永远铭记这非凡的一页。 第十一章 鞠躬尽瘁，不辱使命——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一、长达10年的等待与筹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的规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应于1968年至1969年内召开。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打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任何法定程序，便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最后含冤去世。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及其各个职能部门，也遭到空前的冲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发动不到一年，在任的15位副总理（不含已去世1人）中，就有8人被打倒，3人“靠边站”。国务院所属几十个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大都被“罢官”或“靠边站”，有的部长被迫害致死。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也因法纪废弛、机构瘫痪、众多领导人被打倒而无法行使职权。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窃据了党中央的许多要职，并开始暗中的钩心斗角。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1970年3月，国内局势趋于平缓。在武汉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还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的意见，表明他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尽快恢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愿望。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出于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示了同毛泽东相左的意见，进而给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投下阴影。同年7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8月中旬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文件起草和其他准备工作，8月下旬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同年国庆节前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然而，宪法修改草案讨论过程中关于“国家主席”以及所谓“天才问题”的争论，却酿成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野心日愈膨胀的林彪一伙，看准四届人大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机会，借庐山会议发难，煽惑与会中央委员接受他们的意图。毛泽东识破了林彪的图谋，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了投靠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尽管中央全会上爆发了一场严重斗争，会后发表的公报仍引人注目地公布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信息”。只是由于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暂时搁置。 庐山会议后，林彪一直敷衍毛泽东和周恩来，始终不作自我批评，黄永胜等人也一字不提林彪的错误和责任。1971年3月在林彪授意下，林立果及其同伙在上海秘密制定出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武装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个《纪要》的出笼，标志着林彪这伙党内宗派势力决心与党和人民为敌，成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同年8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下开始恢复四届人大有关准备工作。9月8日，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文件》。就在这一天，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林彪向林立果等人下达了反革命政变手令，妄图杀害毛泽东于巡视途中，未遂后又策划南逃，最终仓皇北叛。9月12日晚，周恩来得知林彪一伙的不正常举动，即全力投入处理林彪事件的紧张工作中。 第十一章 鞠躬尽瘁，不辱使命——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二、“四人帮”组阁图谋的破产 如前所述，林彪事件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就必然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仇视和反对。 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这两个集团就相互勾结，彼此利用。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中，它们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曾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等人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会议，攻击、污蔑周恩来，同时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因此，在实现政治野心方面，江青一伙与林彪一伙并无本质区别。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直接威胁。但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造成对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胁。这是因为，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煽动极左思潮的不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更脱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1973年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四届人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直到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才重新提出来。9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周恩来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全部工作预计在10月5日以前进行完毕。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几乎是在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回到政治舞台的同时，沉寂了22个月之久的关于四届人大的“信息”，又再度出现在报端。 就在这时，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开始联合向周恩来反扑。在他们授意、操纵下，全国报刊上发表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帮”在北京及各地的亲信和骨干分子也大肆活动，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和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四人帮”的干扰，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动向是有所警觉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他批评和制止了北京及外地出现的一些不利稳定政局的非组织活动。但周恩来考虑更多的，还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同志。 首先，周恩来对邓小平复职及工作安排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亲自宣讲、落实。这一年3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在谈到邓小平复出这件事时，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又说，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列席。不久，周恩来亲自安排邓小平出席外事活动，对外公布了邓小平的复职。在筹备召开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重申：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此外，周恩来还直接向一些重要外宾介绍邓小平。他当面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赞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中国领导人。同年12月，周恩来亲笔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在党中央和军委任职的通知。邓小平的复出，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对党的十大前后复出的其他老同志，周恩来也努力为他们创造“出头露面”的机会，实际上是为他们进一步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他嘱告有关部门，要多安排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等参加外事活动。 1974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再次发出“迎接”四届人大召开的消息。但仅过半个多月，全国就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迟群等人在江青鼓动召开的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含沙射影地指责和批判周恩来、叶剑英。随后，江青又连续制造了一系列事件，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国务院有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媚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没有退缩。就在“一二五”大会之后，他嘱告一位因“批林批孔”不力受到指责、打算“辞职”的老同志：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白。“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曾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说法，表示他虽处困境，仍忠于职守的信念。这一次，他用“不倒”、“不走”、“不死”这三句话，进一步表明他已下定的斗争到底的决心。 和林彪集团比较，江青集团具有作乱更久、能量更大、身份特殊等特点。同他们斗争，尤其要讲究方式和策略，善于掌握“火候”，捕捉时机。从这一年3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决策和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反复较量，最终取得四届人大“组阁”斗争的胜利。 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人选。进入3月以来，周恩来因癌症复发每日失血达100多毫升。他在审阅医疗组《检查治疗方案》时却表示：根据目前情况，对《方案》所提切除手术一事“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周恩来讲的“目前情况”，包括这时悬而未决的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团长人选问题。在周恩来病情加重、四届人大准备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登上国际讲坛，向世界阐述中国的内外方针，事关重大。它对四届人大产生的新一届国务院人选有着直接影响。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建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立即表示拥护，并经过工作使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赞同此议。尽管江青一再阻挠，无奈已成孤家寡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最终成行。而直到邓小平从联大回国后，周恩来才与医疗组商量自己的病情及治疗问题。此次斗争的结果，给予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沉重打击。 关于“风庆轮事件”。10月初，毛泽东向中央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进而确定了接替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表明四届人大已经进入“组阁”的关键时刻。这自然是江青一伙所不能接受的。10月14日，江青看到有关风庆轮的内部报道，其中有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便要求政治局对此“表态”。但周恩来、邓小平都未予理睬。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一伙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强迫邓就风庆轮一事表态。邓小平忍无可忍，据理驳斥。会后，“四人帮”暗中策划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但他们没有料到毛泽东当场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得知毛泽东意见后，周恩来分三批约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适时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不言而喻，“风庆轮事件”的实质，仍然是四届人大“组阁”问题。这一年7月，毛泽东在他召集的政治局会议上曾严厉批评了“四人帮”。之后，他又向全党发出要“安定”、“团结”的号召，其中既有希望稳定政局以便顺利召开四届人大的意图，也暗含有对江青等人不要再搞帮派活动的告诫。然而，权欲熏心的江青一伙仍顽固地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在对抗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人帮”正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增加“筹码”。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同时托人转告周恩来，除已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总理人选外，其他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均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四届人大“组阁”之权已基本掌握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周恩来经与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不能放手，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做些让步。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出的必要妥协，为的是换取全局上的稳定的成功。对此，国外的观察家也注意到，在“国务院任命的29个部长中，绝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员，就是同周恩来个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商定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抱病出行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在长沙，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同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三个职务。2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最后定夺。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包括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长沙之行，周恩来确实不辱使命。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制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是老一辈革命家持续斗争的胜利成果，它宣告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阴谋的破产。 第十一章 鞠躬尽瘁，不辱使命——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三、周恩来生前最后一件大事 1975年1月13日，历经磨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报告》的精髓所在。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中华“崛起”和“腾飞”周恩来，在他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0多年里，更时时不忘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早在1954年的一届人大上，他就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意见。1959年二届人大之后，他又号召加快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直到1964年三届人大上，周恩来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 1966年4月，国内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周恩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仍充满希望，他说：“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竭力维持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使之不致遭受更大的损失，或在维系中有所进展。在这期间，心系国家和人民的周恩来所思所虑依然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农业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农作物收成主要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就全国来说，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还不能摆脱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加上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现行政策不能适应农村实际，因而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对农村经济工作常抓不懈的同时，周恩来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状况决定了基本的国情。他多次提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还差；我们还没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不能算强大。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为此，他十分注重了解、掌握发达国家的农业情况，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忽视向“送上门来的老师”（即来自发达国家的农业团体）学习的机会。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尽快改变国内农村落后面貌，逐步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工业方面。和农业比较，“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生产的冲击和破坏要严重得多。由于“停产闹革命”，1967、1968两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呈下跌趋势。尤其是铁路运输，成为影响全国工业生产的“老大难”部门。在周恩来勉力维持下，整个工业情况直至1969年九大之后才有所好转。但从1970年起，全国又出现工伤事故大幅度增加、产品质量普遍下降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企业领导和职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外，设备陈旧、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低下，也是客观存在的重要因素。1972年春天，周恩来亲自抓日用工业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针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的情况，他指出：我们经济上仍很落后，底子就是“一穷二白”，所以，不好、不行的地方要敢于承认。又说，事实证明，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说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的还得进口嘛！正是从这时起，周恩来把目标对准西方发达国家，批准引进了大批成套新型生产设备，并确定了“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 国防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国防建设也一直为周恩来所关注。1969年1月，当得知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受冰凌影响，有线通信阻断，需采用地下电缆才可望解决这一难题时，他激动地连声问道：“我们国家有多少公里电缆？为什么这么少？为什么这么落后？（列举有关部门通信状况后）落后！落后！最重要的是改变这种落后现状，使有线、无线，包括电缆、微波都赶上去。”同年2月，周恩来连续召开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部门负责人会议，对海军新型舰艇的研制，空军歼击机、轰炸机的生产，以及高射炮、雷达、地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的改进、布局和规划等，一一作出指示。九大期间，周恩来还严肃批评一些军工企业不敢抓产品质量、取消检验制度的做法。1971年12月，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关于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要求航空系统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他说：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们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 科技方面。能让动乱年代里的周恩来常感欣慰的，是他一直紧抓不放的尖端事业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底，在周恩来直接领导部署下，科技人员排除干扰，团结奋战，取得第一次氢弹原理性实验的成功。正在西花厅听汇报的周恩来十分兴奋，他摆下家宴，同参与研制部门的负责人共庆胜利。此时，中南海墙外造反派发出的“打倒”之声隐约可闻。周恩来边吟诵毛泽东诗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边举起酒杯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快慰之情，溢于言表。在原理性实验成功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再接再厉，于第二年6月取得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重大胜利，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预计的目标。1969年9月，周恩来亲自指导进行的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又获成功。1970年春，有关部门执行周恩来提出的工作方针和指示，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送入太空。周恩来以此作为“礼物”，向正在召开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首先宣布，以示祝贺。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下，中国尖端技术领域的一系列成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拥有的能力和潜力不能不刮目相看。 进入七十年代后，熟悉国情的周恩来常以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注视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针对美国总统尼克松称中国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的说法，周恩来多次表示，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但不是一个现实的力量。中国的工业水平比美国落后得多，还要奋斗好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点自知之明。他还向法国总统蓬皮杜说过，人家说我们是大国，我说不完全是。面积大、人口多，这算是大国。但从经济发展来说，差得很远。如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法国是中国的十多倍。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要到二十一世纪，才能达到法国现在的水平。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周恩来也作过具体比较。一次，他对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谈到，在计算机生产上，中国要比日本差三十年。现在我们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这跟整个工业水平、技术水平有关。眼看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周恩来真是焦虑不已。1971年8月，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周恩来曾列出一份《报告》提纲，其中明确写有“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的内容。同时，提纲还就“四五”计划的设想提出近期发展目标：“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业”，“一个比较发达的交通网”，“一个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商业网”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由此而见，正视国情，实事求是，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正是晚年周恩来由衷的心愿。 1974年冬，鉴于周恩来的身体情况，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在邓小平领导下，起草小组克服阻力，最终将周恩来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为重点写入《报告》稿中。同年12月20日，周恩来审阅同意这一《报告》稿。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产生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它以事实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并没有被摧毁、还能够保持统一和开展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这是当时以及后来党和人民克服困难、战胜内外敌人的基本条件。其次，周恩来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强调和指明了一个时期工作的方向，它给予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信心和希望。从广义上说，它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跨世纪“三步走”宏伟蓝图的最初构想。第三，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集中了相当一批革命家和老干部，他们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们恢复工作，掌握实权，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国家经济建设，也为后来党和人民继续斗争并最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领导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组织保证。 诚然，在当时环境下，四届人大仍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历史的局限性，这自然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所不能预料和超脱的。但是，毕竟这次会议冲决了重重障碍，战胜了主要敌人，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在这一进程中，周恩来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一起，发挥了最大限度的历史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正如一家外国评论所言：“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顶点”。 周恩来，以他全部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完成了一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 第十二章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1975年“全面整顿” 一、周恩来把国务院工作郑重地托付给邓小平 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12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是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向2800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5000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报告人10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周恩来讲上述这番话时，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在1月17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然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不过是周恩来在进入1975年后抱病参加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当中的头一个会议。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病室中的周恩来，将生命的最后光华，化作无形的巨大能量，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斗争，谱写了1975——这艰难而辉煌的一页。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恩来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周恩来的病容，聆听他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他的健康担忧。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这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正如邓小平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父亲复出后，在他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父亲被打倒过一次了，而他没有因此而存有丝毫的犹豫。”“他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1974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缘由正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治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刚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热爱自己总理的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第十二章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1975年“全面整顿” 二、周恩来平均每周有一两次同邓小平单独面谈 1月25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他还像过去那样，讲话没有“客套”，单刀直入： “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就在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信号不久，全国上下却掀起了一场与整顿不相协调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学习“理论”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决定一切的“中心”。 然而，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偏置舆论宣传于不顾，在各种场合里，他大讲特讲的是另一种“大事”，另一个“中心”。 3月5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里的几段“开场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之所以在国民经济中首先抓铁路运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铁路系统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难”。1966年冬，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就因制造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而一举成名。之后，在“全面内战”的几年里，一些重点铁路枢纽和路段一直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后来虽然采取了军事管制、军队护路等办法，但也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当时派性肆虐，一有风吹草动，一些造反派便在铁路作乱。 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一些造反派重操“旧业”，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地铁路交通严重堵塞，直接影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重要干线的畅通。至1975年2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直线下跌，仅达到4.3万车，与实际需要相差1.2万车；而铁路上的各种事故更是惊人，1974年内共发生行车事故755件，是“文革”前1964年的8倍多！ 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一语中的，斩钉截铁：“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到会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顾虑，他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听到这些痛快淋漓、坚定有力的话语，到会许多同志不禁想起当年周恩来痛斥派性、制止武斗，号召广大铁路职工抓生产、抓业务，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一次次教诲。现在，虽然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而实际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仍在继续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大家的心里感到有“底”了。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4月底，全国20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同邓小平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1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注。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 3月1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称这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张还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4月4日，她在接见一批工人代表讲话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5日，她又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朝鲜金日成主席。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更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第十二章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1975年“全面整顿” 三、毛泽东、周恩来支持邓小平严批“四人帮” 5月3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305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1974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支吾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做了一个翻来覆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总理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3月1日在总政讲话和三四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映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做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 自中央政治局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6月初起，在医院的周恩来却频频会见外国来宾。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常有邓小平、李先念、廖承志等。 6月7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女儿时，兴致勃勃地告诉客人：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这就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7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指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8月18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9月15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 9月底至10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从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一直在周恩来、邓小平指导下进行教育系统整顿的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对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严词批驳了长期以来“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手炮制的那“两个估计”。对此，周荣鑫并非不知所冒“风险”，但他却无所畏惧：“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的讲话，表达了领导整顿工作的一批老干部的心声。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尽8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1975年9月7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他向来自东欧的客人们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一语时，在座的来宾都惊愕不已。随即，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外宣布：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第十二章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1975年“全面整顿” 四、周恩来奋力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过去若干年之后，邓小平仍记忆犹新，并多次向国内外人士谈起。其中，也包括他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 1983年7月，邓小平回忆说：“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邓小平还讲过：当时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1987年10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便是邓小平所讲他当时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机反扑的“四人帮”一伙已经开始向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来发难了。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评论，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对此，“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借毛泽东的评论大做文章。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 在“四人帮”操纵下，从8月底开始，全国各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评论《水浒》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几个月来一直“消沉”的江青，这时也亲自出马，在一些公开场合大谈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并一再强调“要联系实际”。她甚至露骨地宣称：“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借以发泄对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不满。其间，毛泽东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论，并制止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正密切注视党内这场突如其来的尖锐斗争。8月中、下旬，他抱病连续同邓小平、李先念等作单独长谈，了解“四人帮”一伙的动向。 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于病情恶化，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 9月20日下午2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30年代初，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件”。对此。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一次次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1972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出说明，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交代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 数年之后的今天，周恩来在决定其生命的手术即将进行的时候，他当着“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的面，毅然作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异常之举，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摒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 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鄙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张春桥，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死神，又一次悄悄地从周恩来身边溜走。但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对此，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正在领导各条战线全面整顿斗争的邓小平，此时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再走出病房，同他一起并肩战斗啊！ 一个月以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这一天，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仍然是上次的几个人：邓小平、李先念、张春桥……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又示意让担架车停下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恩来。 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字字千钧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的话语，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高度评价。 就在这年初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展开，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不得不因此而中断。 1976年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全国上下陷入一片哀恸之中。 同年清明节前后，一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北京，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迅猛掀起。这场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附录 一、中共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前任领导人评价“文革”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陈云）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叶剑英） 恩来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李先念）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我们历尽磨难，终究幸存下来，而恩来同志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堪以告慰的是，恩来同志在“文革”中千方百计地保护下来的一大批战友和同志，继承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未竟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杨尚昆） 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都同周恩来同志的辛勤工作分不开。（江泽民）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胡锦涛） 附录 二、“文革”时期周恩来主要活动年表（1来966-1976） <h3>1966年</h3> 春领导并部署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工作。2月1日，在国务院召集的北方八省、市、区抗旱会议上作题为《抗旱防涝，争取丰收》的总结报告。3月5日，在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汇报会上再作《改造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的讲话。3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的通知》，周恩来任河北北京组组长。三四月间，继续指导和部署华北地区农业抗灾工作，并前往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巡视打井抗旱及春播生产情况。 2月13日同部分驻外使节谈话，要求抓紧对国外的科学技术考察。 2月23日接见出席全国林业会议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发表《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的讲话。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又连续发生余震。多次主持会议商讨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亲往震中地区视察，发表《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讲话。5月28日，向地震科学工作者作《加强地震科学研究》的演说。 4月10日同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谈话，提出《关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 同日中共中央批发江青2月间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座谈会期间，江青曾露骨攻击周恩来的文艺思想。 5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5月25日聂元梓等在北大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领导人的大字报。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批评聂搞乱了中央部署，违反了党的原则。 6月16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国。7月1日回到北京。 6月中共中央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7月24日，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认为派工作组的方式有其“普遍性和必要性”。 7月底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8月1日至12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后，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等4位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只称“中央政治局常委”。 8月18日陪同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并发表讲话。 8月30日写下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之后，向红卫兵发表讲话，要求尊重宋庆龄，制止冲击宋宅的行动。 9月初起草《关于红卫兵的若干意见》，要求红卫兵学习政策，遵守纪律。 9月利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并制定有关文件，主持起草社论，强调、宣讲要“抓革命、促生产”。 10月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向毛泽东面陈自己的意见。 同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制止红卫兵张贴刘少奇大字报的做法。 11月10日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安亭事件”，阻断铁路交通。批评王洪文等行为，要求恢复铁路正常秩序。11月28日，又以国务院名义电告成都来京请愿工人“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 11月12日出席首都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集会。 11月中、下旬指导召开全国重点城市工业交通座谈会，研究工矿企业开展运动的问题。会上，向与会者提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11月24日电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转告红卫兵不要公布和追查刘澜涛等61人出狱的问题。 12月27日彭德怀被北京造反派从成都揪至北京。行前，周恩来告成都军区派人同车护送。到京后，又指示北京卫戍区对彭加以保护。 <h3>1967年</h3> 1月上旬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怂恿下，数千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中南海，要求揪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亲自前往说服群众撤离，并严厉批评了清华大学红卫兵1月6日骗揪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行径。 1月中、下旬对中央和地方夺权问题阐明看法，不赞成打倒一切，全面夺权。 1月28日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起草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2月3日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贴出大字报，请求周恩来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利身体健康。 2月中旬连续主持召开怀仁堂碰头会，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在会上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人乱党乱军行径，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周恩来在一些群众场合发表讲话，强调恢复党的领导，反对乱揪老干部，要求军队保持稳定。 3月14日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工业、交通等方面的工作，把生产搞上去。 3月出席军以上干部会议。 4月14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确保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常举行的意见。随即，亲赴广州指导广交会工作。 5月3日接见十四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发表《藏富于民》的讲话。 5月19日致信毛泽东，就历史上国民党伪造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作出说明和澄清。 5月31日致信中央文革小组，提出：“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同时拟定了军管方案。 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中、下旬和毛泽东赴武汉，解决处理武汉“七·二零”事件。 8月中旬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多次关于“外交大权在中央，谁也不能夺”的申明、警告，在外交部进行非法“夺权”，擅自查封部领导办公室、拘留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并对外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在此前后，周恩来连续出席“批判”陈毅大会，以“陪斗”方式保护陈毅，并制止“打倒陈毅”的口号。 8月22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周恩来紧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严厉批评“火烧”行为，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 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10月2日致电厦门市军管会，令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运输。 <h3>1968年</h3> 1月13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 1月中旬根据毛泽东意见，宣布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3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大会。 夏起草《制止武斗措施》。7月3日、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先后就广西、陕西两地持续发生重大武斗事件发出《布告》，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派性武斗，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7月28日陪同毛泽东等接见聂元梓、蒯大富等人，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支持工宣队进驻所在院校，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 8月23日就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发表讲话，强烈谴责苏军的入侵行动。 10月中、下旬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会通过了由江青等人一手操纵凭伪证写成的所谓“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2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成立国民经济计划起草班子，开始编制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 <h3>1969年</h3> 1月底至2月初在两次谈话中提出：应改变气象技术落后面貌，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3月全国计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期间，周恩来就企业管理体制下放问题作出指示。 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周恩来曾提议让王恩茂、徐海东等老同志参加九大。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 4月5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示，要求将病重的陶铸送入医院治疗。 4月12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飞机生产质量事故问题时，严厉批评砸烂一切规章制度的做法，指出这是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 4月28日出席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5月4日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及人大、政协军代表，强调清理机关干部队伍时应注意政策，不要批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担任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长。 9月初率中国代表团赴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并同越南党政军领导人会谈。 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会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就维持两国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问题达成谅解。18日，致信柯西金，重申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谅解。同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在北京举行。 9月30日主持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建国20周年。一批老同志和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了招待会。 10月中、下旬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具体安排中央国家机关下放工作，并安置一批老同志及其家属离京疏散到外地。 <h3>1970年</h3> 2月13日出席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并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种好棉花》的讲话。 2月至3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订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 3月4日就华罗庚来信要求追查被盗手稿事，指示有关部门负责人保护华罗庚人身安全，并追查丢失手稿，力求破案。 4月5日应金日成首相邀请，赴平壤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 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4月下旬出席在中国境内举行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 5月21日出席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6月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机构实行重大调整，原有90个部、委直属机构精简合并为27个，暂定编制为原有人员的百分之十八。 7月31日就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问题，为国务院起草一份通知，决定将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家属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8月下旬至9月上旬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搞乱会议议程。毛泽东揭露了陈伯达，挫败林彪抢班企图。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9月17日同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不要因人废文，要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 10月至11月初三次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就国际、国内问题阐述看法。 11月13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回复叶海亚转达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口信。 11月连续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外语院系师生座谈外语教学问题，强调要苦练基本功，培养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 12月24日致信毛泽东、林彪，阐明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的可行性。毛泽东表示赞成兴建此坝。 12月至翌年1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等人。1月24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总结讲话。 <h3>1971年</h3> 2月8日同卫生部负责人谈话，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意见。 2月11日向中央政治局报告1971年全国计划会议情况。 3月上旬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 4月上、中旬根据毛泽东决策，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4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国“乒乓外交”震动世界。 4月12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批评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号召要讲历史，多出书，要广开言路，打破思想垄断。 4月中、下旬主持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29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总结讲话。 6月21日会见美国《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负责人和记者等，谈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 7月6日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谈对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估计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 7月中旬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所派特使基辛格会谈，商定尼克松访华一事。10月下旬，基辛格再度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 7月29日接见出席教育、出版等七个专业会议的代表，就发展、普及教育及其他有关问题发表讲话。 8月7日会见缅甸联邦主席、政府总理奈温，谈中国的对外政策。 9月9日在中央专委会上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强调尖端工程须列入国家计划，以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 9月中旬林彪集团策动反革命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分裂中央。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迅速、平稳地粉碎了林彪等人的政变计划和分裂企图。林彪一伙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九·一三”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领导中央清查林彪死党的专案工作。 9月24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11月9日，中国代表团启程赴联大，周恩来等送行。 11月10日会见日本东京都知事和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谈台湾问题。 11月20日同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谈话，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 11月派专人在贵州找到贺龙夫人薛明，要她将贺龙病逝前的情况报告中央。 12月5日就企业管理问题发表讲话，提出要整顿企业的意见。 12月就飞机生产质量问题连续作出批示，强调“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全检制度”。26日，出席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座谈会，讲话中要求深入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h3>1972年</h3> 1月10日组织安排陈毅追悼大会，并亲致悼词。会下，暗示陈毅亲属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传出，广造舆论。 1月21日就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提出“这是路线问题”，应“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1月25日致信毛泽东，对一度病危、经抢救之后初步恢复的毛泽东的健康及治疗情况表示关怀。 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2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和尼克松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就中美《联合公报》达成协议。中美两国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4月9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提出应继续肃清极左思潮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提高艺术质量。 4月24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发表。社论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5月至6月主持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先后在会上作民主革命时期党内路线斗争情况报告、《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会议集中、系统地批判了林彪一伙。 7月14日会见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和访问团时，向陪同的周培源交代说，要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之后，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7月30日致信叶剑英、李先念等，要求采取措施，整顿加强气象业务工作。 8月初针对外事部门及其他一些单位批极左思潮不力的状况，连续两天发表长篇讲话，强调“要批透极左思潮”。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把政治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要解放一批老干部。” 8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问题。 9月下旬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多次会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同日，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周恩来意见组织的一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引起江青、姚文元等不满，指责这些文章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右倾思潮抬头”。 11月底至12月中旬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外事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之后，张春桥、江青先后作批，反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17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提出要少批极左思潮，批林要批极右。 12月18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干部方式的批示，致信公安部负责人等，要求切实改善监狱待遇。 同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让他回京治病，并要求考虑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 <h3>1973年</h3> 1月1日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时，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电影太少的状况提出批评。 1月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方案。 2月26日听取国家计委关于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汇报。在插话中，历数林彪一伙给经济工作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要求继续批判“左”的流毒和影响。周恩来还就切实解决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三突破”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3月8日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行的招待在京中外女专家招待会，严厉批判“左”倾错误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批斗和被迫离开中国的外国专家致以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工作。 3月上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经毛泽东批准，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5月14日致信李先念、余秋里，提醒农业生产要注意防涝抗旱。 5月下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中共十大、批林整风和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 6月9日陪越南党政领导人到延安参观、访问。 6月29日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就中美之间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发展两国贸易问题阐述看法。 7月16日就恢复徐悲鸿纪念馆事致信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要求议定恢复方案，进行筹办。 7月31日会见刚果总统恩古瓦比，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即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协调发展。 8月中旬批示组建中国歌舞团，下设东方歌舞队等，并对组建中国话剧团、中国歌剧团作出指示。 8月下旬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十届中央委员。 8月30日出席中共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秋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发起“评法批儒”活动，影射、攻击周恩来，同时，“四人帮”的亲信在清华大学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11月中旬至12月初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攻击、诬陷周恩来和叶剑英，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的论调。 12月中、下旬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参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事宜。根据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于22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h3>1974年</h3> 1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江青等人主持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25日，江青等在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提出“批‘走后门’”问题，借此把矛头指向一大批老干部。 2月初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对江青一伙“批‘走后门’”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之后，毛泽东批示斥责江青等人“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制止下发“一·二五”大会讲话录音。 春“四人帮”连续制造“蜗牛”事件、批“黑画”事件和《解放军报》停刊事件等，进一步向周恩来发难。与此同时，“四人帮”操纵的舆论工具借批孔为名，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人身攻击。 4月根据毛泽东提议，冲破江青阻挠，支持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6月1日因病势加重，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治疗。 6月中、下旬江青等人在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时，煽动批“现代大儒”、“党内大儒”。王洪文针对周恩来批准从国外买船一事，指责这是“修正主义路线”。 7月17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9月30日抱病主持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建国25周年。 10月中、下旬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奋起抗争。“四人帮”经过密谋，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状告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 12月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筹备四届人大各项工作。23日，和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人事安排方案等。毛泽东批准了筹备意见和人事安排，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职。江青一伙“组阁”阴谋被挫败。 <h3>1975年</h3> 1月上旬主持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邓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月中旬抱病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会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2月2日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由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审批文件。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实际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中旬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全部特赦在押战犯，并予以公民权。 3月20日致信毛泽东，详细报告病情及治疗方案。 4月根据毛泽东意见，批准撤销中央专案工作，释放被长期关押的三百多名高级干部。 5月3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等人批“经验主义”的活动，并明确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 5月25日审阅中央统战部报告，强调工作中应体现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 5月底至6月初根据毛泽东意见，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王洪文、江青等被迫“检讨”。 6月9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 6月30日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 7月3日，致电泰国亲王公摩万·那拉底·蓬巴攀，祝贺中泰建交。 8月中旬至9月中旬“四人帮”借评《水浒》一事大做文章，鼓噪批“投降派”。在医院的周恩来揭露、批驳“四人帮”的谬论。 9月7日在医院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宣布：邓小平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 10月下旬病势沉重。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表示支持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 11月至12月病危之际，仍关注国内外大事，挂念台湾问题。嘱告叶剑英等人，注意斗争方法，不要把权落入“四人帮”手里。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h3>1976年</h3> 1月8日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无效，9时57分在医院逝世，终年78岁。 1月11日周恩来遗体在北京火化。遵照周恩来生前遗言，将其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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