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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 第一章 黑猫，白猫 导读 ★中美两国的融合在两个国家还相互隔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中美融合并非必然要发生的，但它的确发生了。 ★在这些年中，邓小平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灵活且不固守传统。 ★在后来很快成为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繁荣支柱的深圳的发展表明，市场经济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并没有内在冲突。 ★想要给国有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是一回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江泽民和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是改革的拥护者，还成了改革的驱动者。 “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都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经典口号，作者开篇论及中国改革政策的基础，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中美国”背景下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外国专家是如何评判中国的发展基因的。 中美两国的融合在两个国家还相互隔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中美融合并非必然要发生的，但它的确发生了。 20世纪70年代末，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独特和遥远了。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与世界隔绝的贫困农业国。20世纪70年代，贸易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低得惊人。实际上，与新中国成立前或20世纪50年代初相比，当时的中国更加孤立和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 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深陷自我怀疑和隐忧之中，美国仍然在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越南战争、国内经济发展停滞、“水门事件”，以及所谓的“自由卫士”形象的破灭，都导致了美国的自信受挫和自我形象危机。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随着其他国家生产的消费品不断涌入美国和欧洲市场，美国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开始减少。但是，即使面临着当时苏联的军事挑战，即使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力量在不断增长，美国仍然是全球的核心力量，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如此。 第一章 黑猫，白猫 “摸着石头过河” 1972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来访的理查德·尼克松，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惊人的巨大变化。这次会见的意义是非凡的。此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的外交接触，使这次会见成了事实。当然，不应忘记的还有“乒乓外交”。1971年，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善意的邀请，为一年后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这可能是乒乓球运动史上最为重要的时刻了。 但是，不管是“乒乓外交”，还是北京为尼克松精心准备的宴会，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冷和平”状态。中美两国之间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政治领域，仅限于紧张关系的缓解和外交往来的增多。1978年以前，中国仍然与其邻国和世界隔绝。中国与苏联虽然是全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中的盟国，但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却是冷淡的。中国既不愿意拉近与西方的关系，也不愿意与东方走得更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遭受着来自西方的压力和入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融入世界相抵触的。 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开始了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当时，中国有太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邓小平英明地意识到，除非这种状况得到改变，否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就不可能形成紧密的关系。邓小平有着令人敬佩的远见。他经历了党内沉浮。毛泽东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已经72岁了，大多数人在他这个年龄都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准备就此安享晚年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想，一直在为中国共产党服务，这令人敬重；他经历了磨难而不屈不挠，这又令人惊叹。这些为他赢得了党内很多元老的尊重和年青一代的拥护。 邓小平意欲改变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的管理方式。为此，他首先着手农业改革，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度。其后，他又提出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创建一些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更优惠的税率，个人在此享有更多的经商自由。这些经济特区选址的主要标准是要邻近西方的商业和贸易中心。 这种一定程度的开放，其目的在于使经济特区成为改革的“试验田”，但是中国人对获得更多的自由经商的权利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渴望导致了“经商热”。在此前一直处于经济沉睡状态的地区，例如南临中国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贸易和工业发展显著。出于对这种巨大变化的不适应，很多人开始担心。还有人反对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封闭经济中引入外资，担心外资一旦进入中国，可能会威胁中国的稳定。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整个20世纪80年代，虽然改革的步伐时急时缓，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近10%，通货膨胀适度。其中某些年份经济增长仅有7%，而在某些年份经济增长则接近15%，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可是，由于起点低，即使实现了如此快速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想要跻身于世界中等国家的行列，中国还需要很多年的发展。而且，中国整体经济数据背后还存在着地区差异。在新的经济特区迅速繁荣并发展壮大的同时，西部和内陆的很多省区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 在这些年中，邓小平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灵活且不固守传统。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回归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但两种不同的制度可以并存。这种设想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邓小平头脑中很清楚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但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会通过计划等方式来满足现实需要。对他的思想内涵的讨论和充实则留待他人了。 有些人反对中国向世界扩大开放，反对市场规则在中国发挥作用，其他人则希望开放的步伐更快一些，希望开放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更广泛的区域。最初大多数讨论是私下进行的，后来开始公开。知识分子和诗人也加入了讨论阵营。而在经济特区，数百万人创办了小企业，摆脱了过去几十年来阻碍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当然，政府政策和管制的放松也为人们摆脱束缚创造了条件。 当时，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的数量有所增加（由于此前外国游客到中国来的很少，所以当时只要有数量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增长），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数量也急剧增长。但是，在美国，关注到中国国内社会变化的只有学术界，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情报机构。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变化的讨论和追踪做得比较好，但是，他们趋向于以“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不好，民主和市场好”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变化。情报机构主要关注的则是中国军队和导弹的数量，并就中国是否会对台湾动武进行预测。 过去150年当中，中国经历了内战和外敌入侵，邓小平决心要结束这种破坏性的循环，结束中国徘徊于世界核心之外的历史。他重申要坚持改革，决心加快改革步伐，扩大改革范围，增强改革成效，使更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改善。邓小平总在强调，“我们一定不能因噎废食”，必须要继续坚持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愿意接受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并认为这与意识形态无关。之前，在发现党内的一些党员因一些讨论中的政策而感到苦恼时，他曾经说过，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邓小平来说，实现中国稳步发展的结果是最重要的，他的目标始终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中国变得更好。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让人民享有物质繁荣带来的愉悦生活。邓小平是有远见的，他明白随着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亚洲邻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如果不能使中国人民看到繁荣的前景，就无法维持社会的稳定。 第一章 黑猫，白猫 南方讲话 回顾历史，我们现在知道了，中国走的是一条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国家转型的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它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然，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其中很多道路都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如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导致的政府垮台。历史学家和学者们通常不会根据未来发展的结果来阐述历史，因为这种方法会导致选择性记忆，使结果成为决定那些细节和决策更为重要的标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还很难看到未来发展的结果，很难看出繁荣的市场经济是否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邓小平的政策会造就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繁荣的现代化的共产主义中国，但人们没有想到中美融合的发生。通过“中美国”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所选择的道路比其没有选择的道路更重要。 1992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又一次加快了改革步伐。1990～1991年，中国经济出现滑坡，改革因此遭到了抨击。为了支持改革，邓小平开始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南巡”。在经济特区视察时，邓小平显示出了对于更大变化的热情，每到一处，他都会强调让经济富起来与党和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后来很快成为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和珠江三角洲工业繁荣支柱的深圳的发展表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冲突。邓小平有能力同时接纳两种思想，他对中国社会有着比其他人更好的解读。他愿意接受可控的挑战，他的“南巡”标志着中国将大胆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外国企业迈出了在中国投资建厂的试探性脚步。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到环太平洋地区寻找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机会并不是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投资建厂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即使对外国企业在经济特区投资建厂给予了政策优惠，但对于外国企业来说，在中国做生意还是很难的。私有财产缺乏清晰的法律保护，外国公司不能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只能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外国企业可以在华投资，但在从中国转出资金时会面临一些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解除了对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的很多限制。在这些限制解除之前，中国人如果想要合法开办一家规模超出家庭手工作坊的工厂，就必须要办理复杂的手续。银行不能贷款给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也只能用少量员工。尽管小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几万家，但有限的企业规模还是制约了发展。一些党员建立起了实体经济，他们开办的公司会不会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而面临关门呢？当时，“资本主义”还是令人厌恶的字眼。20世纪90年代初，即使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改革，还是不允许人们成为“资本家”的，尽管当时对“资本家”并没有严格的界定。界限是模糊的，而跨越界限则是危险的。 1992年，美国即将进入网络革命时代，欧盟也在庆祝自成立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而中国即使经历了过去10多年的改革，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曾经辉煌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已经衰落。钢铁、水泥、枪炮、铝罐、自行车和中国人生活需要的其他日用品都产自这里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拥有数千万名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基本不用考虑市场需求，生产定额参考党中央制定的“五年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汽车还是稀罕物，全中国汽车还不到900万辆。公路和铁路运输能力不足，各地之间的交通运输费用高昂且费时费力。与现在一样，当时的能源也主要是靠煤来供给。曾经为中国的石油消费与出口提供了充足保障的大庆油田的储量也迅速下降。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又一次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没有人预想到在未来的15年里中国社会将发生全新的变化。在邓小平的所到之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公路、工厂、轮船、机场大量新建，现代化的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城市化、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 统计数据详细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铜、铁矿石、水泥、钢铁及铝等金属和原材料的消费惊人，大型电站、公路、机场大量新建，新城市不断涌现，手机用户达到4亿，互联网用户达到10亿。种种数据让人们感到兴奋，兴奋过后是习以为常。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话听上去可能有些夸张，但事实就是如此，在中国的巨大变化面前，语言显得苍白无力。岁月的老照片虽然不能带给我们鲜活的体验，但它或许能够向我们提供更好的诠释。 以与上海老城区一江之隔的浦东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在设立浦东新区以前，浦东规划布局散乱，只有一些简陋的厂房和居民楼。而今天的浦东已经成为人们常常提起的标志性符号。东方明珠电视塔拔地而起，不远处就是摩天大楼金茂大厦，高技术企业在浦东大量聚集。每到夜晚，东方明珠散发的光芒映射在外滩的建筑上，闪烁的液晶广告牌不禁会让人产生幻觉，想起经典的科幻电影（Blade Runner）中悬挂在2014年洛杉矶街头摩天大楼上那不断变换着影像的巨大屏幕。 第一章 黑猫，白猫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要想实现决定性的伟大跨越，就必须完成两件事：一是人口的城镇化，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工业产值在整个国家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了3/4。这是计划经济中重要生产企业全部归属国有的体现。这些企业通常规模庞大，背负着几十万员工的住房、吃饭、教育、医疗和养老。 国有企业改革是邓小平发起的改革重点之一。如果国有企业不改革，即使私营企业发展得再好，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实现重大发展。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运行已经习惯了与政府挂钩。企业的生产目标和生产配额，当然还有产品的定价，都是在政府的计划下制定的。国有企业基本上不能脱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形成的管理体制，这涉及大量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惯性，并且还有数十万人要依靠这些企业生存。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持续的动荡之中，难得享受平静、和平与安全。19世纪40年代，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从此内忧外患不断，数百万人因此丧生，大清王朝在20世纪初灭亡。此后，动乱持续了数年，又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与欧洲一样繁华，而中国其他地区则陷入军阀混战。后来，日本入侵中国，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又在美国的支持下同共产党打起了内战。战争中精确的死亡人数我们可能永远都无从知晓，但这个数字肯定达到了数千万。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果经历了一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局面肯定失控了。而在打败日本人之后，国民党又挑起了中国的内战。史迪威（Stilwell）将军率领的美国远征军从中国狼狈而退。当然，战争的最终结果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经历了农业体制改革、多年饥荒、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文化大革命”、数百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想要给国有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是一回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有企业改革既要设定新的目标，又要让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党的地方领导干部对目标的实现负责，还要给企业的负责人以更为广阔的空间，让他们来决定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从理论上来讲，这些措施都是好的，但是在实践当中，却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很多国有企业都是钢铁或电力行业的工业巨头。国家的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及其成千上万的分支机构，也都是国有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使国有企业的目标完不成，利润率实现不了，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员工工资或购买新的原材料，这些企业仍旧可以向国有银行寻求帮助。结果就是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更多资金被注入企业当中，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了下文。 第一章 黑猫，白猫 温州模式 1992年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举措，限制银行向不良企业发放贷款，同时进一步鼓励城市企业和创新型乡镇企业的发展。一些优秀地区因此而发展成了制造业中心，温州及其管辖的桥头镇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桥头镇迅速主导了全球纽扣生产市场，20世纪90年代末，全世界60%以上的纽扣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同时，温州还垄断了全球打火机市场，数千家小企业生产的打火机数量占全球销售的打火机总量的近3/4。 从温州再往南，珠江三角洲的很多工厂也都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做起来的。它们身上没有什么包袱，不像某些国有企业那样经营不善，也不需要支付大量的员工工资。随着乡镇企业数量的迅速增多，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有所下降。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已是88岁高龄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不可能再事事亲历亲为。邓小平本人能力卓著，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继任者江泽民和朱镕基不仅坚持了他所开创的事业，而且还实现了对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扩展与完善。 第一章 黑猫，白猫 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新政策 江泽民的政治生涯始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一直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中国和西方商业利益的交汇地。20世纪80年代，上海开始出现发展机会。作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上海作为一座新型工业城市的复兴和浦东新区的诞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经济现代化的支持和对共产党的忠诚是他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邓小平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对于上海的复兴，江泽民有很大的功劳，比他稍微年轻的朱镕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方面，朱镕基的政治生涯与邓小平相似，他们都经历过起伏。朱镕基在工作中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创造力和远见。外国外交官们都惊异于他的聪明才干和超强的记忆力。他不能容忍腐败无能，他的努力使这种痼疾在中国得以缓解。江泽民成为邓小平的接班人之后，朱镕基也很快被调到了北京，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期间为推进改革发挥了突出作用，后来他担任了国务院总理。 在江泽民和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是改革的拥护者，还成了改革的驱动者。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强烈支持扩大“区域性试验”。尽管在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前，旧体制不会迅速消除，但20世纪90年代，过去只有少数经济特区才能享有的优惠政策被更为积极地扩展到了中国更为广阔的地区。随着私营企业数量的增加，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受到挑战的国有企业旧体制开始发生变化。 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可能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开始出现职工下岗现象，一些银行也有权要求国有企业偿还贷款并针对不还款的行为采取惩罚性措施，原来对私营企业规模和范围的很多限制都消除了。许多工人下岗，这让已经习惯了捧“铁饭碗”的人深感震惊。“铁饭碗”能给他们带来一生的保障，虽然这种保障并不是很好，但有总比没有好。甚至一些国有企业的倒闭在20世纪80年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倒闭的。 国有企业的旧体制已经成了未来经济发展的阻碍。不论产量如何，这些国有企业都消耗着资金；不论员工是否有能力胜任，他们都能够留在国有企业当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一般，服务水平也一般。当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是例外。改革就是要让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继续存活并发展壮大，让生产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下岗人数的急剧上升令人感到震惊，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机遇，一些工人有能力也愿意到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中寻找就业机会。这常常会导致人员的流动，随着昔日严格限制的取消，每年都有数千万人往来于中国各地。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数千家老的工厂和企业关门停业了，它们留下的真空需要填补，并且确实得到了填补。数百万工人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尽管很多人缺乏重新就业的能力，还是有很多人实现了再就业。人们离开老工业区和农村地区外出就业，这不仅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且这本身就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25%上升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近40%，这意味着多达2亿人口的迁徙。城市化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态度。很多人最初到一个新城市打工的时候都是住在老板提供的宿舍或单元房里。而随着上海、广东、深圳和北京等地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人们的观念和国家的法律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强烈要求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政府也允许个人购买私有住房。国有企业不仅开始有员工下岗，而且也获准廉价出售包括住房在内的企业资产，市场对于这些资产有着迫切的购买需求。后来，城市住房市场成为金融投机的一个主要领域。 城市化对于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在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使得城市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新建道路、供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公共交通设施、建筑物、桥梁隧道以及发电站和电网。此后，还要进行包括购物中心、学校和住房等在内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最初，城市化的发展在中国上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了其他沿海地区和内陆城市，例如无锡、成都和重庆。 国有企业并没有在改革中消失。由四大银行主导的银行系统，以及钢铁、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公司、固定电话和移动通信公司、大量医疗单位仍然是国有性质。不过，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对企业的生产负责，他们在改善企业运营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企业的效益将决定他们所受到的奖惩。腐败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关注的重点放错了位置——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变化要比那些没有变化的东西更重要。不管短期经济可行性如何，有一些项目确实是需要建设的。例如，连接新城市和港口的道路。在实际的交通需求体现出来之前，这样的道路必须先修好。一条道路的修建可能是一种浪费。然而，数千条道路的修建将使中国拥有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这有利于中国更快地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国内股票市场的创立是中国的又一发展。最初上市的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从股票购买中获益的主要是企业而不是股东。股市是政府向经营不善的企业注资的一种途径，一旦完成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后面的交易就很难再引起投资者的兴趣了。当时，中国股市不允许外国资本投资，来自中国香港的投资也不行，因此，股市中缺乏流动资金。一些规模较大的知名国有企业可以在香港上市，这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第一次“参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机会。然而，当时的大部分交易都是投机交易，这些产权投资市场在10多年后才成为中国转型与崛起中的重要部分。 在极为复杂的改革进程中，江泽民和朱镕基悄然作出了一项根本性的决策。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们不仅将邓小平开创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还使其获得了新的发展。邓小平的工作重点是向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是改革国内的生产方式，这从总体上加强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但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联系还只是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江泽民和朱镕基明白一点，或者说至少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明白一点，那就是下一步要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当中。他们打算做的并不只是开放一些地区并允许外国资本和企业参与到中国经济当中，而是要让中国全面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种途径，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驱动者。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邓小平在任时，中国就正式提出了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朱镕基在任时，又将这一进程向前推进了。仅仅改革官僚体制、改变国有企业文化和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不够的。朱镕基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不进行重组就无法再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并没有直接管理经济，而是采取相应措施推动经济朝着市场经济前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功与否并不仅仅是由中国自己的判断标准决定的，还由中国吸引全球资本的能力和生产出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的能力决定的。 同时，江泽民和朱镕基也对改革过多过快的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和全世界一起目睹了苏联经济改革的进程。苏联解体让他们感到震惊，后来俄罗斯的状况更让他们担忧。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经济混乱、生产力迅速下降，俄罗斯领导人不得不听命于美国，听命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这导致了俄罗斯的经济在突然之间向世界（特别是向外国资本）开放。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承受不住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或者说俄罗斯在经济上不能迅速作出改变以具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领导人从俄罗斯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吸取了很多教训：要改革，但要以可控的方式改革；要变化，但要安排好自己的节奏；要全球化，但要分阶段；要吸引外资，但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条件进行。 第一章 黑猫，白猫 中国就是答案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进程总体上与西方的联系并不大。中国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之间就改革进行讨论，内容涉及改革的节奏、性质和范围，以及改革深化到什么程度……这些年来，无论是中国国内的评论，还是当代西方媒体、学术界和记者的评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内部变革的封闭国家。但是，尽管中国内部的结构转型是中美融合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通过上述改革实现的，也是通过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的不断增多实现的。本书将会讲述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市场改变中国的历程。但现在我们还遗漏了重要的一点。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企业开始试探性地进入中国市场；90年代，它们的步伐开始更加大胆。经历了起起停停和发展中的挫折，这些企业在中国找到了立足点，并且开始从努力和投资中得到回报。这些企业，主要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转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同样也改变了这些美国企业。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弥漫着乐观主义情绪，人们相信万事皆有可能。然而，在这种虚假的表象背后，实际情况并不那么乐观。美国自由市场模式正遭遇逆境，经济发展也即将到达顶峰。为了寻找出路，美国企业的领导者们几乎进行了各种尝试。很少有人相信答案在于中国。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就是答案。 第二章 “新经济”：“中美国”发展的先决条件 导读 ★万维网的商业化及其便利的访问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欣喜在历史上只有电灯和飞机这样的革命性发明可以与之相比。 ★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革命使企业的全球运营模式和商品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末，“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痴迷的文化。 ★不管是在“新经济时代”到来之前，还是在“新经济”繁荣的作用下，都有一些企业仅仅是出于绝望或是因为想要寻找最后的希望而来到中国。 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新经济”是“中美国”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新经济”究竟如何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发展轨迹？互联网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新经济”对于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市场又发挥了哪些作用？这些都是本章的看点。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空前繁荣。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却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海湾战争的胜利给美国人带来的短暂愉悦很快就被对当前和未来经济状况的担忧取代了。在就业与经济繁荣主要依赖国防工业的地区，例如南加利福尼亚，经济形势尤其艰难。 全美范围内，房地产市场急剧萎缩，包括向来形势大好的纽约房地产市场在内，没有任何地区能够幸免。尽管整体经济形势在1991年年底开始好转，但1992年，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感到担忧。失业率超过7%，有150万人失业。由于负债过多和房地产市场价格飞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下降，制造业和金融服务部门首当其冲。尽管数据表明经济衰退并非特别严重，但公众反应强烈。1992年，克林顿接替老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美国人才开始从严重沮丧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1992年后，美国经济出现戏剧性的好转。几乎和当初陷入沮丧一样迅速，美国人很快就恢复了乐观情绪。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方式。在总统竞选中，克林顿以恢复美国经济为旗号，但当他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经济已经在好转了。无疑，克林顿政府后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即使没有这些政策，美国经济也会出现某些好转。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并不仅仅是恢复那么简单。数字并不一定就能够反映出美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在2000年到来之前的8年当中，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4%。实际的数字并不惊人，但是在这个数字背后，是相当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经济效率提高，石油价格稳步下降，利率也相对稳定下调。就业市场发展势头看起来似乎特别强劲，从1992年到千禧年末，就业人口数量增加了近2000万。 然而，数字反映的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部分状况，并且，事实上，这部分状况并不是最重要的。克林顿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利用这些数字做文章，以支持或削弱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人共享巨大繁荣的事实。但是，在反映很多美国人实际生活状况或社会文化方面，宏观经济数据并不是很好的晴雨表。作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曾长期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敏锐地指出，很多数据收集工具并不足以完成判断经济状况的任务。简而言之，我们想要尽可能准确地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而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状况对此构成了挑战。数据表明经济形势是好的，而时代思潮表明经济形势是异乎寻常的。 从一个方面来看，20世纪90年代是当今时代的先兆。格林斯潘等人曾经发现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数据及数据搜集工具并不能够胜任判断经济形势的任务，甚至已经失去了作用。这对我们理解和说明“中美国”的影响构成了严重障碍。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负责收集美国经济数据的相关国家机构不能对实际经济状况作出实时判断的话，那么现在这些机构的工作就更落伍了。现在，各国经济已经融了全球体系当中，在这一体系当中相互碰撞并相互作用，就好像原子在反应堆内相互作用发生反应一样。 1993年，美国通过了平衡综合预算的法案，美国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克林顿政府走向财政自律。这有别于历任民主党总统的典型做法，被认为是美国经济能够迅速摆脱衰退并实现进一步发展和快速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不管政府实行的政策有多么英明，经济形势迅速好转的主要功劳并不是这些政策，美国社会中弥漫的乐观情绪也另有根源。 1993年，美国已经有很多人拥有了个人电脑，但是，当时他们的大部分电脑操作还受限于他们所购买的软件。人们可以通过群组的留言板沟通，美国在线、Prodigy和Compu Serve等服务商也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电子邮件服务，但这些服务的总用户加在一起也不到200万。两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1993年和1994年，国际互联网中引入了万维网这一新元素。 万维网最初构建于瑞士的一个研究实验室，它是一个软件程序。通过万维网，用户不需要与外部服务器进行连接就可以访问这些服务器上的固定网页。换句话说，在万维网诞生之前，国际互联网用户不得不去建立双向连接，就像两个固定电话用户之间的通话需要建立双向连接一样。万维网的诞生使国际互联网用户的单向网络访问成为可能，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看电视或去电影院看电影一样。这使得通过国际互联网传输和共享的信息量迅速膨胀。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一群研究生发明了Mosaic浏览器之后，万维网很快成了全美最火暴的事物。 万维网的商业化及其便利的访问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欣喜在历史上只有电灯和飞机这样的革命性发明可以与之相比。不错，一些电脑和软件工程师不喜欢商业化并且因此而感到失望，但大多数人还是很快就加入了加速这一浪潮发展的队伍当中。几乎是从万维网刚一亮相开始，硅谷的投机资本家和华尔街的银行家就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去了。金融、投资和最初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浪潮随之而来，相关经济活动成倍增长。 围绕着新技术展开的经济活动激增，因而刺激了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的大量投资，特别是在光纤、无线电话和电缆等设备领域。投资目的在于加快传统电话线和电缆的信息传送率，使用户能够通过万维网更快、更多地获取信息，并丰富信息种类。20世纪90年代末，硬件设备和半导体技术获得极大发展，半导体信息存储量大幅增加。家庭电脑运行速度更快，并且能够存储大量的信息，对于数百万用户来说，这是最重要的。 很快，在新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性刺激下，新技术引发的经济活动促进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商业化，美国和西方世界数百万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开始改变，这转而激发了更多投资，造就了“新经济”。几年之内，“新经济”就占据了美国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与之相比，其他问题和担忧都成了公众生活的边缘话题。 第二章 “新经济”：“中美国”发展的先决条件 “新经济”：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命题 在这样一本讲述中美融合的书中读到“新经济”的浓缩发展史，您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万维网、美国在线和移动电话到底与“中美国”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很少把“新经济”发展的历史同“中美国”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出于简单明了的目的考虑，我们常常将生活中不同的领域截然分开：外交与经济是分开的，人际关系与政治是分开的，去哪儿吃饭与养老金使用也是分开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在所有的报纸或网站上，科学栏目、商业栏目和体育栏目都是分开的。这些栏目下面又有很多不同的子栏目。因此，一个对棒球非常感兴趣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读到赛车新闻。这种划分方式可以简化我们对于这个复杂世界的分析和理解。有的时候，这种划分是有意义的。想要知道休斯敦、伦敦或东京最好的饭店在哪里并不需要去关注奥运会。但有时候，简化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使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失真。 无论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作为一种技术现象，“新经济”都是“中美国”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和信息革命，美国和中国可能也会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国际经济秩序可能也会像几个世纪以来一样，向着更为全球化而不是国家化的方向发展。毕竟，不管是欧盟的成立，还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形成，都不是得益于国际互联网发展的结果，就好像联合国的成立也是在国际互联网诞生之前一样。但是，“新经济”使各国之间的融合在没有政府规划和没有被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成为可能。 “新经济”引发了多种创新，而对于“中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创新还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打破传统供应链，由于地理距离而被分开的地区产生了相互交织的联系。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厂模式都是工业生产的主导模式。如果一家日本汽车生产商想要在美国设厂，那么它就要在美国复制日本的生产体系，按照相似的方式生产汽车。零售行业也是一样。如果一家零售企业想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开设店铺，那么新店铺也要按照本国店铺的模式运营。有时候，缺乏创造性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但是，通常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想法也在起作用。同一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工厂要独立生存，管理者要为此而想办法，而他们了解的只是原有方法。所以，不管在哪个国家新设工厂，管理者都会复制同样的生产模式。 当然，任何规则都会有例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供应链所采取的都是一个公司集中管理或是在不同地区仿照本国管理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有时运转良好，有时就要差一些。但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在距离商品销售市场近的地方设厂生产都是最简单的方法，否则成本会过高而难以承受。即使一家公司想要对设在不同地区的企业和市场进行标准化操作管理，也会遇到很多障碍，包括各地区法律规章的不同，也包括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全球化标准的缺失。结果就是，一方面，企业生产模式固定化；另一方面，各地区产品差异巨大。从本质上看，即使是最大的跨国公司也没有全球供应链，它们只不过是在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很多机构的利润最后都要返给总公司。 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革命使企业的全球运营模式和商品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信息技术使更高层次的实时通信和远距离数据传输成为可能。工厂车间的变化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以前，工厂管理人员需要在离厂区不远的地方工作，通常是在能够监督车间的办公室里。管理人员可以批改文件，但也需要到车间视察工作，解决问题，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然而，在过去20年里信息技术发展的作用下，现在，管理人员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中部就可以了解中国深圳工厂的生产情况，而且了解到的东西要比20年前在厂房里看到的更多。得益于库存跟踪软件的应用，企业现在可以建立起一个中央数据库，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用户都可以访问这个数据库，从而了解哪里有存货、存货量有多少。这样，企业就可以以一种过去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方式来管理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网络。 但是，要想得到普及，这些技术就需要被广泛应用，而要被广泛应用，这些技术产品的价格就要有吸引力。这意味着生产规模要扩大，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资本和投资大量涌入“新经济”公司的原因之一。早些时候，很多人看到了国际互联网和无线通信产品在商业和个人消费市场的内在潜力。这些产品需要的是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又有了一个独特的渠道——股票市场。 1995年8月9日，曾经完善了Mosaic浏览器的网景公司上市，每股开盘价格为14美元，当天的收盘价格就涨到了每股75美元。这成了美国“新经济”繁荣的标志。尽管网景公司上市在美国互联网企业中并非首次，但它的上市却是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次，对“新经济”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中心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美国股市从1990年开始迅速上涨，到20世纪90年代末见证了牛市的高潮。2000年3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从1995年的不到1000点上升到了5000多点，达到了高峰。但是，成为这一时代标志的并不是股指上涨5倍，而是网络和股票市场的融合主导了流行文化。网络的诞生使个人投资者第一次可以在线购买和抛售股票，导致了股票市场交易量的大幅增加。网络同时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量记者、编辑和作家投入到网络这一新的传媒方式当中。 20世纪90年代末，“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痴迷的文化。2000年初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它之所以被称为‘新经济’，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有人见证过这样的时代：发展和创新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促使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新高，并且推动着经济向前发展……这是一个一切似乎都在变得更好、更快、更廉价、更容易获取的年代，利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幻象，一种不真实的幻象，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它是能带给人喜悦的。 从很多方面来看，“新经济”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尽管欧洲国家也出现了对互联网和电信企业的投资狂潮，但“新经济”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华尔街和硅谷来决定的。这其中也有普通美国人的参与。20世纪90年代末，似乎每个人都在市场上投资，都在谈论并关注市场。新兴互联网企业股票交易的火暴程度造就了网络经济的繁荣。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服务生、文秘和学校教师都像投资银行家一样充满热情地详细探讨着股市状况。直接进行股票交易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过，人们的狂热使热门公司的股价进一步上涨，而股价的上涨转而又会引发更大的狂热。2000年，美国股民的数量已经达到1亿。 至于世界整体形势，倒是很少有美国人去关心。冷战时期，外交事务是美国公众谈论和担心的中心话题，而现在，美国已经走出了“冷战”时期，人们关注的是市场和新技术，很少去关注别的。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苹果公司或微软公司的股价变动上，因而无暇顾及公共政策或世界整体形势。当然，这只是从整体上看。还是有美国人对其他事情保持着深度关注的，还是有几百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股市涨跌和“新经济”起落的影响的。尽管如此，“新经济”仍然是一种令人痴迷的文化，以至于在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性丑闻案”期间，曾经有一位国会议员抱怨说，美国公众对股票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美国政府的关注。当然，与民众不同，在1998年和1999年，美国政府主要关注的还是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性丑闻案”。美国政府从未像这个时期一样显得如此肮脏，如此与公众话题脱节。尽管美国人也在关注克林顿弹劾案的进展，就像关注其他名人一样，但是他们对政府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关心。 这一切都表明，很少有美国人会注意到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错，美国国务院、白宫、智库和大学都有中国问题专家，有时候中国问题也会出现在新闻当中，例如1999年5月美国在北约轰炸南联盟的行动中炸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被炸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很多中国人不相信美国宣称的“误炸”，因为以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美国军队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这也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军事上仍然处于弱势，中国更需要增强综合国力。当时，中美两国关系正处在一个相当微妙的时期，轰炸正好发生在朱镕基访美之后。朱镕基访美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但是这次访问并没能取得计划中的进展。美国国会提出了异议，克林顿也因为“莱温斯基性丑闻案”而无能为力。 后面我们将会了解到，这次危机威胁到了“中美国”的发展进程，差点使其偏离轨道。但当时在美国，这次危机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愤怒的中国人在北京高呼反美口号的新闻出现了几天，但美国公众很快就不再关注这件事了。他们关注的是股票市场和互联网。 “新经济热”造成了一种美国既富足又拥有强大实力的假象。和所有美好的假象一样，这种假象当中也包含着很多真实的成分。由于股市大幅上涨、通货膨胀率降低和新就业机会的出现，很多美国人的物质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少数人从中获得了大量收益，正是这少数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当时的美国社会给人的感觉是，如果每天有一个人因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而成为百万富翁，那么就有20个人怀揣着成为富翁的希望和梦想。对于美国的全球力量，美国人意识到，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够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威胁的常规军事力量了。尽管欧盟各国总的人口规模和人均富足程度都和美国差不多，但是欧盟的凝聚力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 然而，尽管“新经济”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还是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享受到“新经济”带来的实惠。实际上，美国有5000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或是在一家四口年收入1.7万美元的贫困线上挣扎，并且，即使一家四口的收入超出贫困线几千美元，也并不意味着在经济上就不再有问题或是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美国制造业提供的传统就业机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减少，尽管其他领域，特别是技术和医疗服务行业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但传统就业机会减少这种趋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仍在继续。一些新的就业机会来自高科技制造领域，但大多数就业机会不是的。所以，问题就出现了，新的就业机会并不存在于人们失去原有就业机会的传统制造业当中，一个从事了多年制造业生产的工人往往是不具备转行成为“知识工人”的能力的。 第二章 “新经济”：“中美国”发展的先决条件 人比利润重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同时也是人们的就业状况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计算机、软件和网络的发展意味着传统生产过程中劳动力需求的减少。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就曾经引起过人们的担忧，人们担心生产线的日益机械化会使很多工人被淘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受到影响的已经不只是工厂的生产车间。例如，过去金融服务领域需要几百万从业人员来完成各项工作，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自动取款机的应用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自动取款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出现在了各个角落，其中包括一些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除了银行之外，在便利店、电影院、机场和购物中心等地，我们也都能看到自动取款机。很多消费者都为此感到高兴，但是，自动取款机的使用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就业机会的减少，很多银行出纳员的工作都被自动取款机取代了。 所以，在赞美市场、互联网和技术繁荣的良性循环时，不要忽视了大众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悄然涌动的层面。在美国，一些地区的高中生组织起了自己的投资俱乐部，而另外一些地区还有很多高<dfn>ｈｔｔp://wｗｗ?９９liｂ.ｎeｔ</dfn>中生的父母失业后尚未找到收入与保障水平相当的新工作。很多人觉得自己被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遗漏了，但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媒体，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999年11月，当世界各国官员云集西雅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警示性的信号此前并非没有出现过。1997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贸易谈判就曾经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但是，美国人觉得那是在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意。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人强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亿万富翁罗斯·佩罗也打着这个旗号参加了1992年的总统竞选。在反对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言论中，佩罗作出了一番著名的预测。他认为，随着该协定的签署，很多工作机会将从美国转移到墨西哥，因为就业机会总是会不可避免地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佩罗警告说，大量就业机会将会从美国南移到墨西哥，在这种担忧和他投入竞选的数百万美元的作用下，他在大选中惊人地获得了19%的选票。 但是，当佩罗于1996年第二次参加竞选的时候，他的得票率下降到8%左右。人们普遍认为，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的经济繁荣打消了人们先前对于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和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的担忧。克林顿政府坚信，与世界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及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增加是稳定的全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也一直致力于这一体系的创建。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公众并不关心这些问题，随着“冷战”的日益远去，美国人越来越不关心世界整体形势，也越来越不愿意为此而投入时间、精力或资源。 这使美国政府有了一种紧迫感。考虑到在1996年大选期间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缺乏关心（其中也包括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在克林顿总统的连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认为，需要提醒美国人认识到保持参与全球经济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政府在一份政策文件中说，国会“有很多人质疑‘后冷战时代’美国保持强大的领导力和全球参与的必要”。这种想法是必须抵制的。1996年12月，一份写给即将上任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备忘录中说：“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美国的繁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依赖对全球经济的有效参与和领导。”这份备忘录还明确指出，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必要性，也是美国要继续关注全球经济体系塑造的原因之一。 西雅图谈判本来应该能推动这一议程进展。但是，数千名愤怒示威者封锁道路、纵火并制造混乱，他们的抗议活动打乱了计划。其中一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会谈。但其他人则有着更为明确的不满——他们反对自由贸易，反对认为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加强符合未来世界最大利益的“华盛顿共识”，反对“新经济”下的不平等、没有兑现的承诺和无法实现的梦想。 “人比利润重要！”这是涌向西雅图大街小巷的男男女女呼喊的口号之一。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及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这一根本观念来源于经济学的一则经典信条，即比较优势法则。从理论上讲，如果没有进出口限制等人为成本的约束，某种产品或服务将来自那些能够以最低成本提供最高质量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和国家。尽管从短期来看，由于一些企业无法适应全球竞争，打破贸易壁垒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从长远来看，打破贸易壁垒有益于更大的繁荣，从这种繁荣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的所有者，还有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最具生产力的企业将主导市场，而对市场的主导将使这些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且随着成本的降低，这些企业还可以降低其商品价格。终端消费者将会从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和服务中受益。 但是，西雅图的示威者看到的不是他们作为消费者能够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而是企业作为生产者能够从中获得的利润。当时，“全球化”一词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和现在一样，“全球化”的概念还很模糊和混乱。对于那些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体系，它能够将福祉带给越来越多的人。而对于那些绝望地看待全球化的人来说，就像佩罗提出的警告一样，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新经济”繁荣下风险资本家和计算机行业亿万富翁的诞生，一切错误都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asepigz）是全球化的尖锐批评者，他指出，西雅图示威者的视角与美国政府的视角是截然相反的，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他们所谈论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他们一方看到的是所有人财富的增加，另一方看到的却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不安全感的增强；一方在为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而欢呼，另一方看到的却是国内文化受到的威胁和社会联系纽带遭到的破坏。 对于好几百万美国人来说，“新经济”就像是一家糖果店，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把脸凑到玻璃窗上，他们能够看到并且渴望品尝到店里的美味，但是却无能为力。电视画面上的“中产阶层”生活实际上只有富人才能享受；杂志宣传说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可是出现在报道中的那些物件和玩具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经济不断发展、商业周期终结、股指上升到新高，这些都是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的空洞前景。西雅图发生的一切无情地提示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的现实：这是一个“新经济”的时代，同时也不是“新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有赢家，他们主导着人们的话题；这个时代也有输家，他们被人们遗忘和忽视。赢家和输家的看法都是对的，同时也都是不对的。 “新经济”的热情支持者对这个世界有着“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技术、网络和市场将会造就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总是夸夸其谈，但真正做的却很少。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人比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看得更敏锐了。他把资本主义体系称为无尽的“有创造力的破坏”的进程，看到了资本主义表象下的破坏性现实。然而，“新经济”的支持者强调的是其“有创造力”的一面，而不愿意去承认其“破坏”的一面对现实世界造成的伤害，最终在辩论中获胜的似乎还是他们。发生在西雅图的混乱并没有伤害到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此后，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扩大，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经济数字显示，经济在发展，生产力在提高。那些对“新经济”提出挑战的声音显得微弱了。 2000年，股价开始急剧下跌，“新经济”也开始萎缩。在一年的时间里，“新经济时代”宣告终结，迅速化为了泡沫，化为了一场骗局和一幅海市蜃楼的幻景。从2000年底到2001年，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经济发展大幅放缓。很快，“新经济”就破灭了。 上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情节听起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熟悉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正确。在支持者还在鼓吹“新经济”，而全球化的反对者还在提出质问的时候，这个故事还掩盖了其他情节。尽管很多人都认为企业和财富精英在“新经济”中获得了与其比例不相称的收益，但对此，这些企业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除非你的企业是一家新技术企业，否则你就会觉得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如果你是一家传统零售业或工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硅谷企业家的想法和话语会让你感到手足无措，你多半也会对“新经济”产生怀疑，但是，在“新经济企业”的股票价格猛涨，而你的企业的股票却表现平平的时候，你是很难提出自己的疑问的。 像美国在线、亚马逊和雅虎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才诞生的企业，其市场资本总额却突然就超过了卡特彼勒公司这样的传统大企业。对于很多传统企业的领导者来说，世界颠倒了。他们在按照做生意应有的方式做生意，但是却像驾驶着动力性能优越的汽车行驶在慢车道上。“新经济企业”的崛起令传统企业感到震惊。这些传统企业总是被形容为“恐龙”，被形容为“困在固定厂房里的笨重的白痴”，将会缓慢而没有尊严地死去。很多人预测，这些传统企业将会被灵活的网络新贵取代，新的网络企业正在创建一个虚拟的工业和商业世界。传统经济专家们不愿意干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在不知如何才能扭转似乎无可避免的局面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坐下来，进行灵魂深处的思考。 思考的结果是一项新的战略，要寻找可能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固守现有的增长点。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新技术，还要寻找新市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搜索着，不断问着自己哪些市场还没有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哪里的消费者还有消费需求……答案有很多，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 很少有企业拥有连贯清晰的战略。大杂烩比缜密的战略蓝图更有代表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企业管理者并不自满。在技术革命开始之前，企业就一直在积极寻找新的市场。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和欧洲的企业跟随着西方强国的脚步，在拉丁美洲和印度建立了分支机构。20世纪，美国人对到自己国境线以南的国家和地区做生意尤为积极，其中包括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智利、秘鲁和阿根廷。欧洲企业在美国获得了成功，大西洋两岸的商业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繁荣到来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从电报和飞机的发明，到航运技术的创新，早期的技术繁荣也加强了这种联系。 第二章 “新经济”：“中美国”发展的先决条件 开拓中国市场 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简单地归结为一点，即“新经济”带来的挑战促使传统企业去寻找新的市场并因此发现了中国的市场。毫无疑问，这是实际情况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在“新经济”繁荣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又因为“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加速。有些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是出于各种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的作用。例如，有的美国企业家认识在中国的香港做生意的银行界朋友，听这个朋友说由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可以到中国大陆做生意赚钱。又如，中国台湾一家生产低成本商品的企业，其负责人有远亲在中国的经济特区创办了合资企业，当这家企业的一个部门主管从负责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也对到中国大陆寻找制造商产生了兴趣。 此外，不管是在“新经济时代”到来之前，还是在“新经济”繁荣的作用下，都有一些企业仅仅是出于在美国的绝望或是因为想要寻找最后的希望而来到中国。市场的无情压力迫使企业必须要发展，如果不发展，就只能灭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些发现自己在国内竞争中正在逐渐失去市场份额的美国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一些在中国市场上生意兴隆并为“中美国”奠定了基础的企业之所以在美国国内是输家，就是因为跟不上美国的发展步伐。20世纪90年代末到中国的美国企业通常都是“新经济”环境下一时没有发展起来的企业，这促使它们承担了到远方寻找机会的风险。在中国，作为先行者，它们有一定的先入优势，但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是如何走进中国市场的呢？ 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最初来到中国的企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它们已经进入的其他市场上，这些企业的商业运行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已经无法实现增长。有些企业到中国来是因为它们是全球性的企业，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但更多的企业是因为中国是使它们发展起来的唯一选择。这些企业试图融合新技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在当今世界采用新技术发展商品经济是必要的。旧的经济规则遇到了“新经济”的压力，而解决的途径就是开拓中国市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开放程度不高的社会主义国家，外部世界进入中国的途径很少，而中国13亿人又有着对市场经济的渴求。 第三章 肯德基PK北京烤鸭 导读 ★一位北京市民不以为然地说：“我不认为这东西能竞争得过北京烤鸭。” ★尽管天安门附近的肯德基连锁店很快就成了全球生意最繁忙且利润最高的连锁店，但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离国际市场还较远的国家，肯德基还是一个新鲜的西方事物。 ★用贸易问题施压是不大可能迫使中国政府作出改变的，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已经不管用了。 肯德基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的食品品牌，它更多的还是一种西方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代言人。作者通过肯德基走向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历程向我们阐述了一个事实：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联盟正变得越来越成熟。本章的看点集中在通过了解肯德基，你会明白，为什么中国和美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987年10月6日，“肯德基家乡鸡”在北京前门店开始试营业，6周后正式营业。这并不是一家普通的肯德基连锁店。它占地12000平方英尺，高3层，耗资100万美元，能同时容纳500多名顾客和150名员工。当时，一份“肯德基家乡鸡”加一杯汽水的价格相当于一个普通中国工人一周的收入。一位北京市民不以为然地说：“我不认为这东西能竞争得过北京烤鸭。”“吮指回味的美味”（Finger lickin' good）这句数百万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语有了自己的中国版本——“意犹未尽，吮指回味”（So Good，You Eat Your Fingers Off）。山德士上校（Colonel Sanders）的雕像如同哨兵一样立在店门的两边。 第三章 肯德基PK北京烤鸭 肯德基是怎样进入中国的 对于北京的这家肯德基连锁店，人们最初的反应是既困惑又兴奋。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来说，肯德基的食品价格太贵，没有什么吸引力，虽然很多人都在开业的第一天赶来体验新鲜，但如何招徕回头客对于肯德基来说却是一个挑战。刚开始的时候，这家店在北京的外国游客的生意做得很红火，虽然当时外国游客的数量相对来说还很少，但他们会到天安门广场，会参观故宫、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肯德基至少还拥有他们这样一批顾客。负责这家店的修建和开业事宜的肯德基区域副总裁王大东说：“这是全世界最佳的店址，所以我们在这里开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家肯德基快餐店。”但是，他的乐观看法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美国至少有一家知名报纸对肯德基这种人们普遍认为很普通的食品在中国的发展不看好。“肯德基在寻找客源方面会遇到困难，因为中国是快餐的发源地，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当其他品牌的快餐也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肯德基的招牌就会失去其效力了……我们了解到，麦当劳现在也正在考虑在中国开办连锁店。”但开业后不到5年的时间，北京这家肯德基旗舰店就因为生意火暴而扩建了几千平方英尺并增加了200个座位。20年后，中国人所熟知的肯德基作为百胜餐饮集团旗下的品牌，已经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洋品牌。肯德基在中国的连锁店将近2000家，是麦当劳连锁店数量的2倍，肯德基的利润惊人，并且还在以每年新增30多家连锁店的速度不断发展。还有更惊人的数据——尽管中国的2000家肯德基连锁店占百胜餐饮集团全球各品牌连锁店总数的比重不到7%，但是2008年，这些肯德基连锁店创造的利润却占了百胜餐饮集团全球利润的近1/4。 肯德基通常被认为并不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品牌。与20世纪90年代的亚马逊和如今的谷歌、苹果等现代品牌相比，肯德基及其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显然只是极为普通的品牌，媒体对它的关注程度及其市场营销还比不上麦当劳。但是，肯德基连锁店却创造了远远超出其名头的利润，这使得肯德基的中国故事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很难再想象出比肯德基更典型的美国公司了。这个由哈兰·D·山德士在肯塔基州创建的品牌在最初的25年中成就很一般。山德士于1890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他的经历是从贫穷到富有的典型代表。他读书只读到了六年级，在各州之间奔波多年并换了多份工作之后，1930年，他开了一家加油站，这个加油站附带着一家“山德士咖啡厅”。他从此开始烹饪炸鸡，并且精于此道，他成功发明了由11种香料配成的秘方。同时，他还改进了炸鸡的制作方法，采用全新方式，用高压锅加快烹饪速度。山德士的餐厅大受欢迎，他本人也在提出申请后于1936年被肯塔基州州长授予了“山德士上校”的荣誉称号。 但是，让山德士上校的炸鸡成为国宝的是炸鸡的配方，而不是他开的这第一家餐厅。由于自己的餐厅已经无法满足顾客的购买需求，山德士上校开始创办肯德基连锁店，这些店都采用他的秘密配方。20世纪60年代中期，肯德基连锁店的数量已经达到了700家，各家分店的食品质量都非常高，这与后来肯德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遇到的食品质量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1964年，山德士上校以很低的价格出让了肯德基的生意，从此，产品质量开始下滑。在接下来的10年中，肯德基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这种发展却付出了很大代价。随着连锁店的数量增加到了几千家，公司总部继续对各家分店实施统一质量标准管理的能力减弱。这主要是因为与麦当劳等快餐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相比，肯德基实行的是一种权力下放式的商业管理模式。与麦当劳对其各家连锁店事无巨细的管理不同，肯德基给予了地方和地区连锁店的管理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如果管理层招聘的下层管理人员都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并且注重食品质量，那么这种管理模式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后来，由于肯德基又被另外一家规模更大的集团收购，很多经验丰富的管理层的老员工都离开了，肯德基的利润和食品质量也随之下滑。 20世纪80年代，肯德基的境况开始好转。利润重新实现增长，食品质量也得以改进。但公司的稳定又成了问题。公司又一次被出售，这一次的买家是烟草业巨头雷诺工业公司（R.J.Reynads Industries）。当时，该公司正在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将快餐和软饮料生产企业等纳入旗下。对于肯德基来说，雷诺公司这个新东家最大的好处就是愿意在肯德基的品牌拓展上投资。尽管当时美国国内市场尚未完全饱和，但对于肯德基来说，真正的发展机遇却是在其他市场上，特别是在几乎还尚未被开发的东亚市场上。当时，除了德国以外，环太平洋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日本的实力在上升，其消费者有着强烈的消费需求。泰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中产阶层群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正在寻求新的消费途径。肯德基有一个优势：尽管在这些市场上，肯德基与本土菜肴相比是外来的，但炸鸡却是消费者都熟悉的。 1986年，雷诺公司又转手把肯德基卖给了百事可乐公司，肯德基不断易主的命运还在继续。在中国市场上，雷诺公司是早期积极的先行者，这主要是因为它看中了中国烟草市场的销售机遇。在短暂拥有肯德基品牌的几年当中，雷诺公司已经制订出了在中国大陆开办一家旗舰店的计划。当时，肯德基在中国的香港已经很受欢迎，公司对于开拓中国大陆的市场抱有很大期望。 在正常情况下，决策是由公司总部制定的，而执行则要凭借地区管理人员的雄心和热情。在尚未被开发的市场上，情况就更是如此。肯德基中国故事的核心人物叫王大东。他于1944年生于四川，1949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跟随家人到了台湾。和20世纪70年代台湾很多心情恳切的年轻人一样，王大东也去了美国求学，并先后在新泽西州斯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纽约大学拿到了管理学硕士学位。 那时的台湾与现在一样同美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既有政治联系也有经济联系。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协助维持台湾的安全，在“冷战”的前几十年当中，台湾备受关注。由于与中国大陆的联系被切断，台湾只能到其他地区寻找出口市场，并成了全球廉价制成品（特别是电子产品）的生产中心。虽然中国台湾与美国保持着联系，但毕竟它们在文化上相去甚远，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所采取的顺其自然的态度更是加深了双方的分歧。 王大东对两种文化都很适应，并且能够流利地说两种语言。与美国的很多同龄人不同，他并不关注色情、毒品和摇滚乐等话题。他想在美国企业界获得成功。他于1975年加入了肯德基。那时候的肯德基处境很艰难，部分原因就在于管理层的问题。满怀雄心的王大东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很多连锁店负责人的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非常不满。他力劝上司们对国际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的机遇给予更多重视。他认为，肯德基在亚洲市场上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因为肯德基在亚洲的连锁店都是由美国人在进行着僵化守旧的管理。公司上层对他的建议反应比较冷淡。他很失望地离开了肯德基，转而开始领导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家新的快餐连锁店。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天津市的市长到美国旧金山推动华裔美国企业家到中国大陆投资，王大东有机会见到了他。 天津是一个大多数外国人都不了解的中国大城市。20世纪80年代，天津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其人口数量达到了700万，仅比纽约略少。与中国其他沿海城市一样，当时的天津也刚刚摆脱过去几十年来受到的僵硬束缚。天津距离北京不到90英里，是首都附近的主要港口，享有地理门户的优势，是首都经济圈中的一部分；同时，与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又让其可以拥有自由的发展空间。并且，天津还有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市长，他把邓小平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政策记在心上并乐于接纳全球市场。 这次见面后，王大东很快就与天津市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天津开办了一家合资快餐店——傲奇快餐。傲奇快餐的成功引起了王大东过去在肯德基的上司们的注意。他们力劝王大东重回肯德基，负责中国大陆的市场战略。为肯德基开拓中国大陆市场开绿灯的可能是雷诺公司，但真正让肯德基的管理层认真思考向中国大陆市场进军的，还是王大东的抱负。尽管当时他仍然对肯德基的企业文化有所担忧，但是和摆在他面前的机遇相比，这些担忧就不重要了。他接受了新的职位，因要迎接“为肯德基开拓中国市场的个人挑战”而充满了力量。 肯德基在中国拥有丰富的经营经验，可以满怀信心地开拓中国大陆市场。此前肯德基在香港获得的成功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在王大东之前，还没有人被委派到中国负责开拓中国大陆市场的。并且，王大东和所有真正了解中国的人都明白，虽然香港在中国沿海附近，但实际上，它的发展模式一直以来与西方世界的更接近。自19世纪中叶以来，香港就是大英帝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其文化具有混合特征，更像新加坡而不是中国的北京，并且，香港还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和银行业中心。香港没有经受过任何大的动荡，作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香港的居民长期以来的总体体验是乐观的。 所以，尽管香港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证明中国市场的潜力，但肯德基在香港的运营模式并不能为其在中国大陆的商业运营提供样板。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打入中国市场对所有人来说都意味着要从零开始。没有需要打破的规则，没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没有应该吸取的教训——正因为如此，肯德基在中国大陆的成功才显得更惊人。 1986年，对王大东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家肯德基连锁店的选址。天津是一个选择，上海也是一个选择，但他最终选择了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当时北京有近1000万人口，它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到来，并且有一个很大的学生群体，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同时，王大东在北京也获得了重要支持，其中包括北京市市长、北京市旅游局和中国银行的支持。中国政府的官员从理论上可能是欢迎美国公司和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不习惯也不了解外国公司的商业运营模式。在与他们进行了两年的谈判磋商之后，王大东带领肯德基开始了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实践。 北京肯德基连锁店的盛大开业显然是成功的，但肯德基连锁店向中国其他地区的拓展却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市场还是很难进入的，并且王大东和他的上司们对肯德基的市场拓展也十分谨慎，不想走得太快。他们很明智地认为，与接连不停地开新的连锁店却发现生意有问题相比，有计划的行动才是更好的选择。分店可以一家家拓展，但行动要谨慎，要认真考虑每个城市的条件利弊。5年后，肯德基在中国大陆的连锁店只有10家，都集中在北方城市。尽管天安门附近的肯德基连锁店很快就成为全球生意最繁忙且利润最高的肯德基连锁店，但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离国际市场还较远的国家，肯德基还是一个新鲜的西方事物。 在今天的中国，肯德基连锁店非常普遍，更不用说在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西方大品牌的身影，人们很容易就会忘记最早那家三层的肯德基连锁店曾经带给北京人的惊异。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更熟悉的都是定量供应卡而不是货币，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场或国有企业的工作中度过的，他们家里没有电视或电话，也很少有电器；他们穿的是传统的制服，出门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当时，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可能都没有遇到过西方人，没吃过西方食品，不知道外国的各种品牌。除了一些曾经有过国外留学经历的学生以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肯德基是陌生的，就好像中国的很多食品对美国肯塔基州的居民来说是陌生的一样。 所以，当一家高三层、内部干净明亮的肯德基连锁店突然出现在北京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陌生的新鲜体验，是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的一种象征。人们光顾肯德基并不仅仅是因为喜欢那里的食品，更多的是想要对现代生活有所体验。中国正在迅速、积极而坚定地融入现代世界。实际上，肯德基的很多老顾客都承认，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吃的是鸡，但是他们并不真的喜欢肯德基食品的烹饪方式，当然，他们也不喜欢蔬菜沙拉这样的外国食品。他们之所以会去肯德基，是因为这能够表明他们的一些愿望。无论是王大东和北京市市长，还是肯德基最初的几千名顾客，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肯德基进入中国预示着一个新的全球体系的诞生。 后来，麦当劳也进入中国市场，肯德基强烈地意识到了市场威胁的临近。麦当劳及其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公司都是重要的全球品牌，在中国，麦当劳采取的是从南方经济特区的城市入手的发展战略。当时，人们认为麦当劳最终会在中国市场上超过肯德基，就好像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一样。但是，王大东却能够将肯德基的劣势转化为优势。 由于肯德基连锁店实行的是权力下放式的商业管理模式，并且不像麦当劳那样有严密的员工培训体系，所以当时肯德基吸引不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管理者，它只能寻找地方人才来管理连锁店，而这也正是问题的所在：肯德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人才。在当时的中国，三四十岁的人可能愿意加盟肯德基，但是他们没有商业经验。由于需要能说普通话的管理者，王大东和他的地区管理团队决定把目光投向台湾。 20世纪80年代，在新机遇的召唤下，很多台湾人来到中国大陆。肯德基聘请了20多名台湾管理人员，负责大陆的业务扩展并管理新连锁店。这些管理人员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可以将肯德基的品牌与各地环境相结合，可以与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确定连锁店的地址并进行市场营销。结果肯德基迈出了在中国实现转变的第一步。在市场拓展中，肯德基融入了各地的地方元素，并且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获得成功，肯德基开始在中国重塑企业个性、全球形象和经营表现。肯德基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想要的是开办新的连锁店，这一点它做到了；而后来，这些充满生机、利润丰厚的连锁店开始成为肯德基全球各地连锁店的样板。 首先，肯德基连锁店的选址要非常引人注目。在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肯德基采取的都是同样的战略，而在中国，这种战略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用当时肯德基全球总裁阿伦·赫斯顿（Allan on）的话来说，肯德基的目标就是“选择那些最显眼的地点”。肯德基想把自己的连锁店开到发展中国家的“第五大道”上。选址成了肯德基品牌战略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国，大型媒体还比较少，广告业也不发达，旗舰店就成了连锁店的门面和广告牌。因为公司的战略需要一流的选址和盛大的开业庆典来支撑，所以，从一座新城市的选择到这座城市中第一家肯德基连锁店的开门营业，常常要经过数年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在北京旗舰店开业之后6年的时间里，肯德基在中国的连锁店还不到12家的缘故。在后来相继开设连锁店的城市里，肯德基遵循的都是相似的模式。每到一个新的城市，肯德基都会举行盛大的开业仪式，这成为当地人生活和商业活动中的一件大事。 1994年，肯德基迎来了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跨越。这一年，肯德基的第9000家连锁店在上海开业。新店选址同样引人注目。店址设在外滩的一家大饭店。这家坐落在黄浦江边的饭店是上海最壮观的建筑之一，是上海这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繁华景象的缩影。外滩这家新店开业的声势几乎与当年北京第一家店开业时的声势一样浩大。当时，上海正在打造自身在中国南方的经济影响力，同时强化其作为中国首要的商业中心的地位。江泽民和朱镕基都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他们积极支持上海的发展。外滩象征的是上海的过去和现在，而与其一江之隔的浦东，象征的则是上海的未来。文化元素、商店和餐馆点缀着外滩，对岸是厂房和新建的摩天大楼。1994年，外滩的这家肯德基连锁店开业的时候，成为当时上海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中国越来越富有的年轻消费者可以在这里彰显时尚。 因为与众不同，上海的肯德基连锁店可以和中国其他地方的肯德基连锁店一样高价出售食品。从绝对价格来看，同样的肯德基食品在中国的售价要比在美国低些，但是，由于中国的货物供应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同样的肯德基食品销售的利润在中国要超出在美国的3～4倍。当时中国消费者到外滩的肯德基来，并不是为了快餐，他们是想和朋友一起在这里消磨时光，为自己的约会留下深刻的印记。去肯德基就是目的所在，食物倒是其次。肯德基能够在全球获得发展就是因为其销售的是大众化的普通食品，没有什么食物比鸡肉更寻常了。肯德基的全球连锁体系赋予了连锁店负责人业务管理权，这样制作出来的快餐品质普通且价格低廉。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整个颠倒了。 在上海连锁店，肯德基的经营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管理人员改进了菜单，为迎合中国人的口味特意增加了一些新品，例如椰汁、芒果汁和青岛啤酒。店内还开辟了儿童活动区域，有专门的女服务员给小孩子们发放礼物和玩具。除了在每家肯德基店里都会出现的山德士上校的形象之外，这里还多了一个新形象——奇奇。在中国营业多年之后，肯德基的管理人员进行了充分的客户调查，他们发现，山德士上校热情好客的大叔形象在中国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受欢迎。相反，人们觉得他更像一个严厉的祖父。这并不是公司想要推广的形象，因此，奇奇就应运而生了。 怎么来描述奇奇呢？你可以想象它是一只毛茸茸的小鸡，长着白色的羽毛、橙色的嘴，戴着一顶蓝色的小帽。奇奇迅速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对中国家庭来说，奇奇比山德士上校更有吸引力。很快，就像山德士上校对美国的肯德基连锁店来说不可或缺一样，奇奇在中国也成了肯德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山德士上校的形象在中国的改头换面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千禧年过后，中国所有肯德基连锁店里山德士上校的各种形象也都换上了唐装。在谈到肯德基在中国获取的经验时，阿伦·赫斯顿说：“在其他国家，你不能像在美国一样按照美国企业的方式做生意。你必须进行本土化思考。”这一点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对于肯德基这样一家使用传统经营模式还很奏效的公司来说。通常，只有那些处在绝境当中或是乐于创新的公司才会积极适应不同的环境并改变经营模式，而前者通常又是因为无力作出改变而陷入绝境的，即使它们意识到需要改变，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第三章 肯德基PK北京烤鸭 克林顿成了中国的俘虏 从时间上看，上海肯德基的盛大开业与“中美国”发展道路上的另外一步是一致的。1994年春，克林顿总统作出了一个有很大争议并引起了广泛争论的决定：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1989年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在经受着困扰，一方面，为了西方和美国的商业利益，他们想要打开中国市场；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想要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前两年，在人权问题上强烈施压成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而中国正好成了美国人权组织的攻击对象。 在过去的20年中，人权问题上的紧张是中美两国关系中主要的不和谐因素之一。但是，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政府内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声音很强烈，包括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对于中美两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来说，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必不可少的。1992年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时，他曾经重点批评老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在纵容中国。所以，他在1994年5月作出的将经济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的决定引起了极大关注。 按照美国法律，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就会向进口的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同时会对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的种类进行限制。因为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所以美国总统必须每年重新审视一次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使得对中国实行的政策成了华盛顿的年度讨论话题，国会中有很多人都希望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此作为对中国政府的惩罚，并迫使中国政府在政治改革问题上遵循华盛顿制定的时间表。当然，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是不会在美国的胁迫下改变原有的改革道路的。他们明确地向美国官员表示，中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尽管中美贸易有所发展，但1994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仍然不到400亿美元。不过，当时中国市场已经是美国商品出口额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了，未来更大的发展前景令美国人无法忽视。最终，克林顿还是决定美国政府将不再继续把贸易问题与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尽管仍然承诺要继续敦促中国向着改革迈进，但克林顿在5月份宣布贸易将不再成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主要施压点。他得出结论：用贸易问题施压是不大可能迫使中国政府作出改变的，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已经不管用了。 这一次，和往常一样，克林顿又是两头不讨好。中国人被美国人傲慢自大的态度触怒了。美国媒体和国会中的人权派也都指责克林顿是将贸易凌驾于道德之上。《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森塔尔（A.M.Rosenthal）强烈谴责克林顿说：“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又多了一个新的俘虏——美国总统克林顿。”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相应的，围绕着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中国国内也进行着讨论。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已经不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但是美国却还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是以实力做后盾的。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均在中国之上，对此没有人表示怀疑，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也是以此为背景的。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1994年之前，中美之间的这种实力对比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不过，肯德基和其他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表明，中美之间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虽然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此还基本没有意识到。 克林顿于1994年5月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之后，包括肯德基在内的将中国视为下一个巨大市场的美国企业明确对此表示了感谢。克林顿的这一重大决定刚刚作出，肯德基总裁约翰·克拉诺（John Cranor）就飞赴上海参加了肯德基外滩店的开业庆典。他说：“中国市场的大门进一步打开了。现在美国企业可以全速向中国市场进军了。通过将人权问题和美国经济投资永久脱钩，克林顿总统消除了我们在华经营的不确定性。我们不用再担心中美关系会恶化了。”出席肯德基外滩店的剪彩活动后，克拉诺和其他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在100名儿童的陪同下逛了热闹的外滩，这些孩子都打扮成了山德士上校的模样。接下来，他们还乘船渡过黄浦江来到浦东，在那里，还有更多的庆祝活动等着他们。 克拉诺说，他曾经打算，如果美国政府不将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就要搁置在中国的投资计划。现在，美国政府不会再进一步设置障碍，他的担忧也可以消除了。肯德基计划投资两亿美元，在1998年将在华营业范围拓展到45个城市。肯德基已经将中国视为未来最具潜力的市场。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波音公司和卡特彼勒公司在内，其他一些美国公司也和肯德基一样深有同感。 可以说，那种认为1994年标志着美国对华紧张政策终结的看法有些过于乐观了，但克林顿的这个决定仍然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它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开了绿灯，让像肯德基这样已经迈出第一步的企业可以加速其在华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军售和敏感技术等方面，美国政府仍然维持着一些对华的限制与制裁，一些惩罚性关税也没有取消。但是，克林顿的决定遭到的一些批评也是有道理的。这一脱钩决定加速了美国企业涌入中国市场的进程，搁置了一些人想要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使中国政府在政治和法律体系上作出改变的计划。 1994年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得到了缓解。但美国人认为自己有实力也有权力向中国发号施令的想法却没有改变。1994年后，美国暂时搁置了对华的强硬政策，但很少有美国人觉得美国的影响力会衰退。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到中国投资，与中国地方企业合作创办合资企业，但中国政府仍然对美国持有怀疑态度。那段时期虽然离现在并不遥远，但却和现在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美国的各家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并没有规律可循，它们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只知道要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而且全球贸易协定中也没有与此相关的内容，其结果就是市场上有兴奋，也有混乱，常常还会有沮丧。有些时候，一些获利颇丰的投资计划就是商人们为了做生意而匆忙制订出来的。 肯德基进入了中国市场，并且成了当时最受认可的洋品牌之一，其在华连锁店数量已经达到了几千家，每年还有几百家新店开业，而在20年前，这一切都只是梦想。这也是西方企业和投资者几个世纪以来的梦想，是曾经几乎像噩梦般被终结的梦想。自从13世纪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热情洋溢地写下了赞美东方神奇与财富的游记之后，西方商人就一直被中国市场巨大的诱惑力吸引着和驱动着，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购买一件他们的商品，销售总量就会达到数亿件。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企业和西方国家的政府曾经试图从中国获取利润，但大多失败了。英国在中国的香港地区取得了一些成功，上海也曾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西方商业的集散地。新中国成立后，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做生意遇到的一些困难吓退了很多外国企业。财产所有权、契约、知识产权、银行业结构和资金撤出方面规定的不明确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基础设施匮乏、公路少、铁路线路不足、电力供应不稳定，而且适用于国外企业和国内个人参与私营企业投资的法律体系也不稳定。对于运营良好的美国企业或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机遇还有待证实，但风险却是实实在在的。你可能有一天会在中国赚到很多钱，但首先，你要在投资回报日期不明确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 像肯德基这样在努力保持全球竞争力并且被多次易手的企业，它们有动力到中国市场上来碰碰运气。对它们来说，中国市场值得冒险。当然，20世纪90年代，也有一些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强劲市场且管理团队乐于创新的企业，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和耐克公司，因为中国市场的潜力而把目光投向这里，并且采取措施进入了中国市场。但是，很少有企业获得了和肯德基这类企业一样的成功。 当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光顾肯德基，并且把它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时，他们对于现代世界意义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当然，食品还是食品，肯德基并没有在烹饪方面有什么开创性的突破。但是，肯德基不同于市场上的小吃摊，也不像传统的中国宴会那样正式且富丽堂皇，它看上去和感觉起来都很“另类”。对于中国顾客来说，它成了新的现代文化而不是传统或本土文化的一种象征。虽然在谈到任何一个在非西方国家营业的西方连锁品牌时，我们也都可以这样说，但是区别在于，在全球大多数国家，西方企业都可以发号施令，而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和潜力以及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使事情不能完全按照西方模式进行了。西方企业来中国不能发号施令，而是必须要与中国人合作。它们不能为所欲为地设定日程，只能根据中国的情况行事。一个新的体系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第四章 雅芳来了！ 导读 ★雅芳公司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美国企业很少涉足的中国市场进军。1990年6月18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报道了雅芳公司开拓新的海外市场的消息。 ★当雅芳公司来到中国，数百万中国女性的梦想与雅芳公司谋求发展的渴望结合在了一起。雅芳公司想要实现快速的发展，而中国正好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 ★随着中国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和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又面临着一个挑战：不仅要对快速增长的市场进行管理和控制，还要对从产品生产到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 雅芳公司是西方企业中给中国带来变化并随中国的改变而改变的典型公司。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雅芳公司在中国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中国自身以及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从“中美国”的视角来看，雅芳公司的故事也是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寻求新生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中美两国的不断融合作出贡献的故事。 总部设在纽约的雅芳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的两年中，一直被糟糕的企业收益和随时可能被接管的威胁困扰着。就在此时，雅芳公司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美国企业很少涉足的中国市场进军。1990年6月18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报道了雅芳公司开拓新的海外市场的消息。中国虽然不是雅芳公司在海外开拓的第一个国际市场，但它是潜力最大的市场，也是最能使雅芳公司看到走出困境的希望的市场。 从很多方面来说，雅芳公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比不上肯德基。1886年，纽约的一名家庭推销员大卫·麦可尼（David McConnell）创立了加州香芬公司。100多年以后，当很多公司已经开设店铺进行商品销售时，雅芳公司仍然保持了上门直销的传统销售模式。在“叮咚！我是雅芳”的宣传口号下，雅芳公司已经成为20世纪中期美国的一个文化象征。从最初的香水销售，扩展至类别广泛的化妆品业务；从最初的男性直销员，到成为拥有女性直销员最多的公司，雅芳公司在逐步发展壮大。公司的“雅芳小姐”挎着装满各种化妆品的提包，向全国的女性上门直销雅芳产品。 第四章 雅芳来了！ 雅芳在中国的爆炸式增长 20世纪中期，雅芳公司将业务扩展至海外，首先从加拿大开始，然后进入其他十几个国家。当时的中国当然不在雅芳公司的选择之列，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系相对封闭，排斥西方世界的物质享受，而且人们的穿着打扮也比较朴素。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女性渴望从过去中性的衣着打扮中解放出来，口红和面霜成为她们开始追求个性和自我表现的化妆品。 雅芳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公司代表和中国政府进行了艰苦谈判，双方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一致。雅芳公司的管理层希望雅芳公司登陆中国时，业务从中国的首都——北京开始。然而，中国政府却不同意雅芳公司的要求。雅芳公司的经营模式既使中国政府感到困惑，也使他们提高了警惕。而且，雅芳公司不愿开设直营店的做法也让中国政府和中国潜在的合作伙伴感到不解。最终，雅芳公司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这里“雅芳小姐”开始上门直销她们的产品。 雅芳公司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希克斯·沃尔德伦（hicks aldron）支持公司与中国谈判。沃尔德伦在来雅芳公司之前曾在休伯莱恩公司（heublein）任职，肯德基在卖给雷诺公司之前曾经是休伯莱恩公司旗下的企业。沃尔德伦被雅芳公司聘请来，其主要工作就是帮助雅芳公司把处于不景气状态的化妆品业务重新激活。沃尔德伦带领雅芳公司在其他领域（如医疗保健品领域）拓展的计划失败了。在他看来，化妆品的销售将迎来拐点，但即使是发展势头良好的美容院特许经营也无法弥补先前在保健品领域遭受的巨大损失。雅芳公司在之前的10年中有7年净现金流呈现负值。换句话说，在过去10年中，雅芳公司有7年是在赔钱。雅芳品牌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在企业经营的困难时刻，公司作出了重要决策：拓展中国市场。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大街小巷曾经有很多售卖各种物品的小商贩，有的商贩还沿街开设了店铺。但是，小商贩的生意规模都不是很大，生存也较为艰难。他们中有的是一个人单干，有的是全家出动，卖货的范围就在他们的居住地周围，卖的东西通常包括鸡、豆腐、新鲜蔬菜和一些非本地产的小饰品。当然，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雅芳公司的直销模式有很大的不同。雅芳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它把公司的产品提供给经过职业培训的销售人员，并为他们规定销售定额、划定销售范围，然后按照任务完成量来支付报酬。雅芳公司的直销模式并不复杂，但和中国传统商贩的卖货方式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雅芳公司以直销的经营模式进入中国，这和在美国是一样的，但同时也面临着经营模式的升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很多妇女成为职业女性，这一段时期雅芳公司的直销员——“雅芳小姐”——的人数不断增加，公司投放市场的产品数量也急剧增长。如今，雅芳公司并没有指望中国市场的销售能弥补公司在美国的不景气，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通过招聘代理人员，雅芳公司发现，它可以对大批高素质、高学历的人产生吸引力，其中包括直销员，也包括消费者。在美国，雅芳公司的产品以适中的价格面向中产阶层的消费者出售。而在中国，雅芳公司招聘的第一批直销代表就是一群有着高学历和业务技巧的人。有些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经济界或者教育界的精英，但没能如愿。雅芳公司使她们有了一个发挥自己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在美国中低端市场打拼多年的雅芳产品未能成功，于是到了中国改走高端路线。当它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后，获得了与在美国不同的反响。 在雅芳公司招聘的第一批直销代表中，有一位来自广州的儿科医生名叫梁永娟，40岁，她作为雅芳公司直销员的月收入有120美元，远高于当时社会的平均工资。和她同样年龄的中国女性，平日里穿得最多的衣服就是制服。当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后，梁永娟积极响应，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直到雅芳公司登陆中国，她才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作为雅芳公司的一名兼职直销员，她很快就卖出了5000美元的雅芳产品，并从中得到了1500美元的报酬。“是雅芳公司给了我自信，我打算辞去我现在的工作，成为雅芳公司的一名全职直销员。我的儿子总是说我爱雅芳胜过了爱他。”梁永娟说。 与肯德基不同，雅芳公司在中国没有吸引人眼球的店铺，它的经营靠的就是“雅芳小姐”。最初，雅芳公司计划招聘3000名直销代表，每位直销代表在上岗前需要进行几周的业务培训。公司开设了一个区域性的分销中心，在这里直销代表可以取得雅芳产品以及关于各种产品的简介。雅芳公司认为，这种直销的销售模式在中国需要几年的适应期。中国经过了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西方的经营模式还要有一个渐进式的接受过程。但是这一次，雅芳公司对中国南方的情况完全估计错了。雅芳产品销售火暴，快速增长的业务使公司措手不及。 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雅芳公司的区域负责人约翰·诺沃萨德说，公司在开始与中国地方官员接触并商谈经营许可和雇用员工等问题时，我们以为这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国官员想要知道直销是怎样的一种经营模式以及在中国的可行性，而从他们搞清直销的概念到接受这一经营模式，整个过程非常顺利。雅芳公司计划招聘1000人作为第一批直销代表和业务主管，公司管理者为此项工作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筹备，并对面试的问题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纰漏都做了充分准备。招聘过程非常顺利。诺沃萨德被应聘者问到的最多问题就是：“我有多少产品可以销售？” 雅芳公司进军中国的举动使雅芳产品在美国的声誉受损。很多美国企业担心在华的商业活动会受到中美政治关系恶化的牵连。1989年之后，美国实行对华贸易制裁，但这没有阻止雅芳公司在中国寻求贸易伙伴的行动，因为它需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用当时雅芳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普雷斯顿（James Preston）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来中国是做生意的，而不是搞政治的。在中国的投资是为了惠及中国的女性和雅芳公司的股东。” 事实正如普雷斯顿所言。像梁永娟一样的中国女性对雅芳公司给予了热烈响应。在几个月之内，中国广州这座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已经拥有7000名“雅芳小姐”。在对“雅芳小姐”的采访中我们得知，她们更看重的是这份工作能够帮助她们实现自我价值，而不单单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较高收入。雅芳公司为中国女性提供了一个自我表现和独立的平台。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设计了一条清晰明确的道路：做生意致富但不能干预中国政治。销售化妆品并不涉及政治，雅芳公司没有涉及中国政治。而与此同时，雅芳公司的直销模式为中国女性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们的思维观念。 雅芳公司为个人提供了自由的工作机会，这在当时的中国还并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提高了很多。但直到90年代时，20～30岁的女性还清楚地记得过去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生怕因为行为举止不当而受到批评。20世纪80年代，社会对人们的限制减少了，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女性）的生活，仍然被“不能做什么”所束缚着。 所以，当雅芳公司来到中国，数百万中国女性的梦想与雅芳公司谋求发展的渴望结合在了一起。雅芳公司想要实现快速的发展，而中国正好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从中国南方进入中国市场，雅芳公司在中国沿海建立了多家分销中心，最后在北京成立了分公司。雅芳公司进入中国后第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400万美元，是其预计销售额的3倍。虽然在中国的销售额只占雅芳公司全球销售总额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市场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1992年，雅芳公司在中国的年收入翻了一番，一年以后又翻了一番。1995年，雅芳公司的营业收入已经达到4000万美元。随后，为了进行业务拓展，公司又建立起新的分销中心和工厂。到2000年，雅芳公司销售额超过2.5亿美元。1996年时，中国大陆的“雅芳小姐”人数达到10万。继雅芳公司之后，其他国家的化妆品公司也纷纷前来抢占中国市场。1990年，中国市场上的化妆品和护肤品种类还不多，而如今居住在中国沿海城市的女性可以选择雅芳、欧莱雅、玫琳凯、雅诗兰黛等多个品牌的产品。 对于雅芳公司来说，数字不能说明一切。与肯德基不同，雅芳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业绩并不能对其全球经营业绩给予有力的支撑，中国对于雅芳公司的意义在于市场的成长性。无论如何，雅芳公司在中国的实践可以说是成功的。当它看到中国人在热情满怀地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时，公司也终于扭转了多年来经营不善的局面。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市场的帮助，比如俄罗斯市场，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中国市场。在股东大会上，从公司管理者的发言中可以听出他们对雅芳公司前景的乐观态度，华尔街的投资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投资者们相信雅芳公司传统的上门直销模式是成功的。虽然雅芳公司的核心业务和主要竞争力被考量时，它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雅芳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完美表现还是赢得了人们的赞赏。 雅芳公司在中国业务的爆炸式增长与1998年公司聘任新的首席执行官并无明显的联系。但是，公司的这一举动仍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公司新的首席执行官名叫钟彬娴（Andrea Jung），她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她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生于上海。钟彬娴自1993年来到雅芳公司以后，职位迅速提升。她的关注点在于公司的市场营销，在推广公司形象、广告宣传和品牌管理等方面，钟彬娴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她还特别重视商业运营中的一些核心环节，比如“雅芳小姐”作为一个独立的销售者如何与客户建立联系。经过钟彬娴的不懈努力，雅芳公司终于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当时，雅芳公司在拉美多个国家出现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其在拉美的业务也受到了削弱，同时在美国的销售量也呈下降趋势。虽然雅芳公司有很多忠实的顾客，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些顾客也会被新的其他的品牌吸引。在“新经济”袭来的时候，钟彬娴成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她年轻、聪明、充满活力，她是多种文化相结合的代表。钟彬娴带领雅芳公司加入到更广泛的全球化竞争中，同时也更加强调中国市场对于雅芳公司的重要性，她使雅公司芳重新焕发了生机。 对于一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老牌公司来说，钟彬娴是一个新面孔。正是因为她的及时出现，才使得雅芳公司进入了又一轮的增长轨道。而在钟彬娴就任首席执行官以前，雅芳公司已经面临诸多挑战，就像10年前的情况一样。当时，就连前景最为光明的中国市场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竞争的加剧，这超出了雅芳公司可控制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多家外国的化妆品公司继雅芳公司之后进入中国市场。虽然消费者群体不断扩大，但是各品牌化妆品的供给和销售网点也在随之增多。雅芳公司的产品组合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并不是首选。中国女性消费者更愿意花钱购买护肤品，这也是宝洁公司的玉兰油品牌能够快速获得成功的原因。因此，雅芳公司对其产品进行了调整，把主要注意力从化妆品转向护肤品，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在中国南方以外的地方进行业务拓展时，雅芳公司发现，原来的产品分销模式必须改变。在很多发达国家，雅芳公司通常建立几个大的分销中心，然后根据各地不同的需要由这些分销中心向各地运送产品。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地域广阔，基础设施又相对落后，公路和铁路的运输能力不足，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运输比较困难。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雅芳公司投资兴建了多个小型分销中心，但每一个都需要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商谈经营许可及合作经营的问题。 销售业绩的稳定增长暂时掩盖了其他问题。在中国，雅芳公司的直销模式也需要改变，因为中国女性不习惯去敲陌生人家的门。纽约也一样，通常人们不喜欢陌生人在他们面前推销产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雅芳公司的管理者建议直销人员，先向她们的家人和朋友推销雅芳产品，然后再将销售范围扩展到同事当中，最后通过这些社会关系形成一个产品销售网络。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短暂的停滞之后，雅芳公司专门为中国市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使得公司重新回到了增长的快车道。雅芳公司还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供应链。原材料从当地获取，运输到当地工厂进行加工，根据中国女性的需要设计适合她们的产品，依靠在中国招聘的“雅芳小姐”向更多的中国女性销售雅芳产品。这是值得数十万雅芳公司的中国员工和管理者高兴的事情。一名消费者曾经说过：“亚洲人的皮肤不同于欧美人，西方的产品对我们来说并不适合。”在中国，雅芳公司开始将自己视为“为中国人而生产”的公司，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公司果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随着对市场环境的逐步了解，雅芳公司也开始了本土化进程，这也是很多外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所必须经过的步骤。公司的管理者认为，应该对销售人员进行培训。诺沃萨德说：“我们真正选择的销售人员是那些愿意加入雅芳公司并接受公司培训的人。我们会教给她们如何直销产品，如何在她们的朋友圈子里建立产品销售网络。”在进入公司之初，员工的确需要企业培训以尽快适应工作环境。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美国管理者们想象的那么漫长。美国管理者们是凭借自己的经验来预测中国这个还不成熟的消费市场的。中国如此快地进入消费时代，其间可能越过了一两代人的时间，美国人在推广产品、劝说消费者购买方面的经验比起中国人来说要更丰富一些。但是令雅芳公司管理层惊奇的是，随着雅芳公司在中国业务的不断拓展，雅芳公司的中国员工表现出了超强的工作能力，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也显示出了强大的消费能力。 所有跨国公司在进入新的市场时都会面临一些问题。每一个国家自身的特点、需求和发展前景都是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也各不一样。与可口可乐、宝洁、麦当劳等公司一样，雅芳公司在进入不同国家的市场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在不同的市场上获得成功，有赖于公司面对不同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由于中国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雅芳公司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肯定要比在南非面临的问题更多。雅芳公司是中美两国超级融合的重要方面，它的发展将给两国关系带来更加深刻的影响。 随着雅芳公司在华业务的不断拓展，中国政府开始关注雅芳公司的经营模式。雅芳公司的直销模式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简单。在中国政府看来，直销人员经常进行的大规模集会更像是伪宗教组织在组织活动，而不像正常的企业员工会议。中国政府还认为，雅芳公司这种类似金字塔式的多个销售层级也有别于传统的销售模式。代理人要从销售中获得佣金，经理也要从中获得佣金，地区负责人更要提取佣金，而且经理在向代理人分配产品时已经取得了佣金，而不管这些产品能否销售出去。中国政府担心的是，这种直销模式会使产品的价格失控。因为在每个层级中，直销人员都是为了得到利润，那么提高产品价格也就成了唯一途径，于是负担都落在了新的代理人身上，他们从区域分销中心进货，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以弥补高昂的进货费。雅芳公司并不是唯一一家采取这种销售模式的公司。特百惠公司和莎利集团也在中国开展类似的业务，此外还有安利公司和玫琳凯公司，只不过雅芳公司是它们中的典型代表。 雅芳公司的管理者意识到中国政府对直销模式越来越不满意。尽管雅芳公司将直销的经营模式引入中国，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近100万人的推销人员队伍中，大部分都不是“雅芳小姐”，也不是西方企业的直销人员。为了缓解中国政府的担忧，雅芳公司承诺，他们的经营行为是公平合法的，并且不会给中国社会造成不良影响。1998年春天，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项禁止传销的法令——由于中国当时的市场环境不成熟、法律体系不健全、消费者心理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传销尚不适合在中国开展，因此必然要全面禁止。中国政府还指出，某些组织利用传销进行迷信宣传、开展反动活动和地下帮派活动。 关于某些公司利用集会搞迷信宣传的事情确有发生。在中国政府屡屡抓获的个人或关闭的店铺中，很多是打着这些公司直销经营的旗号进行秘密的迷信活动。但事实上，雅芳公司与之并无直接关系。在中国，政府要处理好保持社会稳定和企业追求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从中国政府禁止传销一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现实状况和很多中国人的实际需要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异。毫无疑问，传销可能会导致欺诈现象的出现，但是这样的现象在工厂和房地产项目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1998年的传销模式所带来的弊端超出了中国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 中国政府禁止传销的法令对雅芳公司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公司近10年的心血和数百万美元的投资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刚见起色的中国市场再次陷入不确定之中。在新的管理层领导下，雅芳公司刚将注意力转到直销业务上，就遇到了中国政府下达的禁止传销的法令。雅芳公司此前并无其他销售策略，然而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公司必须改变发展方向。一扇大门关闭了，必然有另一扇大门被打开。雅芳公司再一次转型，这次是将目光瞄准了高端消费者市场。 当我200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有两件事情令我感到惊讶。一个是肯德基如此时尚，一个是雅芳如此酷炫。与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对这两个品牌也十分熟悉，在美国，“时尚”与“酷炫”这两个形容词通常用不到它们身上。雅芳公司在上海南京路的商业街上开设了店铺，店铺以前卫的蓝色和银色作为背景，店中的大屏幕不停地播放着唇膏广告，打扮入时的性感女孩站在柜台前，各种化妆品布满了柜台和墙壁上的货架，简约抽象的风格营造出高档的购物氛围。年轻女孩们在这些雅芳店进进出出。不仅是年轻女孩们，雅芳店散发出的现代气息还吸引了职场女性和富人的光顾。过了不久，同样风格的店在北京的购物广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都市也开张了。1998年，在中国政府禁止传销的法令颁布后，人们确信雅芳公司从此会在中国销声匿迹。但短短几年之后，雅芳公司依靠遍布全中国的精品店而成了化妆品零售领域的巨人。 雅芳公司在中国的重生是公司良性改革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公司进行了经营模式上的巨大调整，这表明20世纪90年代西方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必须具有极强的灵活性。简单来说，在市场上获得成功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可遵循，也无须有未来的宏伟蓝图，因为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的方向等都是不断变化的。禁止传销的法令是中国发展的需要，而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几乎是无法阻挡的。 由于一切皆在变化之中，所以先前的规则和惯例通常在新的情况下不再适用，我们必须以不断的改革来应对变化的现实。对于一个缺乏灵活性和创造力的公司来说，以一种全新的模式开展业务的同时也预示着机遇即将来临。雅芳公司就是这么做的，它在中国的销售模式与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销售模式截然不同。 第四章 雅芳来了！ 从雅芳看中美关系 雅芳公司是西方企业中给中国带来变化并随中国的改变而改变的典型公司。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雅芳公司在中国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中国自身以及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坦率地说，当时雅芳公司高层对公司业务之外的国际大趋势并不十分清楚。当雅芳公司的领导者（或是玫琳凯、安利和特百惠公司的领导者）深入到与中国地方政府谈判的细节时，他们往往会对宏观形势失去敏锐的判断力。 20世纪90年代，雅芳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外国企业在新市场中为站稳脚跟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从“中美国”的视角来看，雅芳公司的故事也是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寻求新生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中美两国的不断融合作出贡献的故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讨论着一些话题，比如，中国应该与全球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保持怎样的距离？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西方企业和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何种地位？雅芳公司的脚步一直被这样的讨论牵引着。雅芳公司的领导者每天考虑的事情是如何卖出更多的唇膏和洁面乳，他们对这些讨论并不关心，就和他们不关心“冷战”后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是一样的。但是，中国政府的关注点对于雅芳公司来说意义重大。 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在这十几年中，中国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家庭和个人争相购买过去紧俏的商品。因此，中国的消费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先是人们抢购洗衣机、电冰箱和电视机，到20世纪90年代初，基本上中等收入家庭已经拥有了这些家用电器。接下来便是电话、录像机、音响、照相机走进普通人的家庭。人们还用自己的工资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比如购买化妆品、下饭馆或进行一些娱乐活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这些物质欲望得到基本满足后，中国的金融系统却遇到了难题，因为它无法为人们大规模的消费活动提供信贷和资金流动性的保障，这导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停滞。 认识到银行系统问题的存在远没有解决问题那样复杂。中国有四大国有银行：一家为农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一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另外两家业务则非常广泛。作为传统银行，这些银行从来没有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运行过。它们通常只是接收存款、发放贷款，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来这些银行办理业务的还多是国有企业。贷款发放后，关于还款的条款并不明确，也没有强制偿还措施。个人客户从来不被银行重视，银行只是为个人提供一个存钱的地方而已，并没有提供给他们更多的服务。 不断繁荣的消费经济要求银行系统为个人和零售企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因此，中国的银行系统面临着改革，尤其是地方银行的贷款业务必须改革。资金在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转移出现问题时，责任不明确。 朱镕基在任总理期间将银行系统改革作为其任期内的主要工作之一。只有银行资本能够支持那些有意义的项目，而不提供给可能会造成浪费的项目，中国经济才不至于在发展和倒退之间周而复始地徘徊不前。朱镕基意识到，不能对国际金融机构一味地迎合，也不能采用休克疗法去解决中国银行系统的问题。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衰落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都给中国的银行系统的改革敲响了警钟。当时，大量外资从泰国撤出后，泰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接下来引起了国际上的连锁反应。不仅是泰国，就连此前经济一直飞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全球金融界都向东南亚伸出援手，以防全球贸易整体下滑。以上的教训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改革，必须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自己的方式进行，不能受外国过多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中国消费需求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同时也影响了雅芳公司和其他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活动。雅芳公司的领导者认识到，金融危机将对亚洲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中国政府如何看待这次危机。中国政府此时只关注一点：实行令中国更加繁荣稳定的政策。这个态度可能意味着对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和商业活动的限制更加宽松，也可能意味着实行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走向对在华的外国企业来说，命运将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经济在加速转型时，原先计划经济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以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发展数据为参考依据，中国政府计划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步伐推进改革进程，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五年计划”好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稳住国家发展的方向。数千万农村人口为了改善生存状态涌入城市，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强劲而不是混乱地增长。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不经历坎坷和危机。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它每隔15～20年就会经历一次经济衰退。在经济周期中，繁荣时期会出现淘金热、领土扩张、抢夺土地开发权、铁路建设遍地开花等现象，而萧条时期则会有银行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劳动者抗议示威的情况出现。在美国的国家发展中还伴随着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白人与华裔之间，以及各阶层和种族内部的暴力斗争。美国追求的是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然而现实却是由伟大的理想和人类的本性共同决定的。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进步，相当于西欧国家一个世纪和美国50年的发展成就。中国下达禁止传销的法令对雅芳公司和其他几个公司的商业活动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就中国发展的大局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环节和措施，其目的就是使中国避免出现社会混乱，从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持续发展下去。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反对的声音。中国知识分子和党的领导人始终在讨论，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的前提下，市场开放到什么程度——一方是想多一点自由市场、少一点计划经济，另一方是想多一些共同致富、少一些物质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冷战”时期美国人的巨大投入换来了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公司（如雅芳公司）在这一时期发展较为缓慢，管理者们感觉到要跟上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速度压力巨大。1998年，雅芳公司的领导者认为，公司已经纠正了20世纪80年代所走的弯路，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它的成功在于，在“新经济”的背景下，通过建立一个可靠的经营模式来与广大的消费者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并非完全依靠高科技手段来争取顾客。雅芳公司的产品是直接面向美国中产阶层销售的。 但是在中国，雅芳公司还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手。它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中国消费者对雅芳产品的强烈需求。中国禁止传销的法令颁布以后，雅芳公司调整了发展思路，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令雅芳公司的管理者们感到吃惊的是，新的经营途径很快就获得了成功。与主要服务于美国中产阶层不同的是，雅芳公司在中国开设了时尚的零售店铺，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一个彰显个性和高档消费的场所。雅芳公司开设独立的零售店或在商场中租赁专柜，这样的做法使雅芳成为一个消费者能够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品牌。无疑，这种做法在中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006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雅芳公司在中国人心中树立了一个清晰的品牌形象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允许雅芳公司采用直销的经营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美国”的发展可谓是举步维艰，但21世纪初，雅芳公司重拾传统销售模式给本来光彩夺目的雅芳零售店锦上添花。与肯德基一样，雅芳公司进入中国后激起了人们巨大的热情和购买欲。但与肯德基不同的是，雅芳公司发现这些热情带来了负面影响，并导致了公司一段时间的经营困难。当美国人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企业视为自由市场制度和消费主义的使者时，中国似乎不太情愿轻易就成为美国商品的又一个市场。即使中国需要外国资本、外国企业、外国经验来帮助中国发展，中国也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随着中国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和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又面临着一个挑战：不仅要对快速增长的市场进行管理和控制，还要对从产品生产到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但是商品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运输却是个难题。中国所需要的不只是更加完善的银行系统，还有飞机、火车和汽车。中国的发展需要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的建设，也同样需要诸如联邦快递公司这样的外国企业的帮助。 第五章 中国：外资企业的希望与梦想 导读 ★与很多合资企业一样，联邦快递公司与中国外运的联姻给人们带来了很大希望。 ★随着中国改革大潮的向前推进，中国政府愿意与外国企业合作，这说明中国的需求在发生变化。 ★即使没有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也会像其他新兴国家一样，逐渐兴起的市场经济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下去。 ★外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扩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它们对中国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毫无疑问，对西方企业来说，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中国也几乎可以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前提下就获得西方企业的资金和技能。这种结合完全有助于跨国公司的发展和“中美国”的形成。正像作者所说的，中国的变化并不是联邦快递公司带来的，但联邦快递公司也是推动中国变化的因素之一。 作为联邦快递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在1998年向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陈述了他的观点。史密斯的陈述清楚而明确。他在过去大约15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建立了联邦快递公司的分支机构，时至今日在中国多年的投入开始获得收益。在过去的每一年里，美国的一些官员和游说者都在努力阻止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他们挥动抗议的小旗并为两国的关系制造着紧张气氛。而针对这种情况，史密斯和他的同仁们每一年都在竭力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同时向美国政府解释维持并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在进行简单的陈述后，史密斯切入正题，他说：“美国政府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化不仅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是很危险的，对于美国来说，不正常的对华经济关系将使美国国内损失80亿美元的贸易额和数十万个就业机会，还会将数十亿美元的对华投资置于危险境地。如果美国不与中国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那么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将使美国在未来失去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史密斯还说道：“反对与中国贸易正常化的人寄希望于通过给予中国不同的待遇迫使其进行社会转型，这种想法太简单，而且是错误的。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保持着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这是使中国积极地开展合作的唯一途径。更好的经济条件有助于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的不断改善。联邦快递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正在这一道路上努力着。联邦快递公司自1984年开始服务于中国，1996年在中国建立了直飞业务。公司在中国市场上进行了多年实践，并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每天都会与无数的中国人打交道，因为我们的企业无论在商务运营、管理实践，还是在工作效率方面均具有市场优势。我们为在中国取得的业绩而骄傲，而且我们坚信，在中国的商业实践不只对联邦快递公司有利，对美国也是有利的。” 接下来，史密斯继续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进行阐述，这件事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论的双方已经超出了两党的界限。史密斯认为，中国市场不仅潜力巨大，而且中美两国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将使美国明显获益。史密斯领导的联邦快递公司在中国进行的实践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作为一名美国企业的领导者，史密斯从不断变化的中美关系中看到了积极的前景。他满怀热情地说，在中国开展更多的商业活动将有助于中美合作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第五章 中国：外资企业的希望与梦想 联邦快递公司老总的中国梦 弗雷德·史密斯并非天生就是当首席执行官的料，为了建立他的企业，史密斯付出了大量心血。史密斯的个人经历与常人无异，然而现在他已经拥有10亿美元的净资产。史密斯毕业于耶鲁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员，并到越南战场服兵役。在过去的40年当中，史密斯一直推动着联邦快递公司的发展，并把公司带入全球最重要的公司行列之内。在史密斯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美国精神。他向人们描述过他与哥哥的不幸童年。在4岁失去父亲后，史密斯由母亲带大，在接连不断的生活打击之下，史密斯很早就学会了自立。他崇拜中学时代的运动教练，在耶鲁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还深受越南服役经历的影响。在越南的经历让史密斯学会了如何管理人，如何在战斗中生存下来。当他27岁退伍的时候，他开始运用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指导自己开办公司。史密斯开办的公司是要帮助人们以最快捷、最高效、最廉价的方式收到他们想要的货物，或者把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而且为了做好这项业务还要运用新的技术手段。 这位名字普通且心境平和的人终于成为一个传奇，他依靠新兴的技术手段（首先是计算机，后来是互联网），将货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运送到世界各地。史密斯所从事的事业，不只是将航空与地面交通运输方式完美结合，不只是学习IBM公司采用先进的高新技术手段，也不只是依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超高的工作效率，而是这些因素完美结合后所成就的事业。 你的企业是否与联邦快递公司一样成功并不重要，毕竟联邦快递公司的今天是多年来对原则和梦想不懈坚持的结果。它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将货物在世界各地之间快速、准确地传送。从12月24日下午送出的圣诞节礼物到戴尔计算机零件，再到婚礼上的鲜花，联邦快递公司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 弗雷德·史密斯普通的名字并不意味着联邦快递公司目标的平庸，公司从来就没有停下过发展的脚步。公司的海外业务是从欧洲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公司又将目光投向中国。1986年，联邦快递公司与中国最大的货物运输企业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中国外运）建立合资公司，从而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外运成立于1950年，是从事国际货运和物流业务的大型国有企业。它与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公司合作，管理着中国第一批现代化集装箱港口，建立了连接中国北方和横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网络。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外运已经开始了“隔夜送达”业务，这是运用公司建立的运输网络来实现的。当外国的运输公司进入中国时，都会首先选择与中国外运合作。 与很多合资企业一样，联邦快递公司与中国外运的联姻给人们带来了很大希望。当时，中国的公路网络规模很小，铁路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而航空运输除了军事需要和一些特殊的服务以外还几乎是空白。像中国北方的天津港和南方的广州港这样的港口只是与周边小范围内的区域有联系，还不能把货物运输到全国各地。那时候，如果你想把一个包裹从重庆或长沙寄到上海或福建，就必须依靠老旧的飞机、速度慢的火车和数量不多的货车，而且这些交通运输方式均不能保证及时、准确地将包裹送达。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量还很小，因此对货物运输的需求也不高。不仅如此，当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量也比较小，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量只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5%。 随着中国改革大潮的向前推进，中国政府愿意与外国企业合作，这说明中国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如果中国的经济还是像以前一样封闭、与世隔绝的话，只凭国内各省有限的经济需求，是不可能给国家带来改进基础设施的压力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了。 在联邦快递公司进入中国之初，它没有想马上服务于中国的普通百姓。公司当时还没看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对快递业务的巨大需求。联邦快递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为在中国做生意的西方企业提供服务，并在与其主要的竞争对手敦豪快递公司（DhL）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敦豪快递公司是德国邮政的下属企业，它进入快递领域较早，并已经占领了欧洲市场。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与联邦快递公司的竞争异常激烈，它们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进行着较量，它们提供的服务相似，而除了美国邮政外，它们在美国鲜有其他竞争对手。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联邦快递公司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都同时遇到了敦豪快递公司的挑战。 由于联邦快递公司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两个公司主导了美国国内快递领域的发展，因此商学院和管理学研究人员通常会将两个公司的竞争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一方是员工持股的企业——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它所使用的运货车是棕色的，它愿意同时拥有多个合作伙伴；而另一方是联邦快递公司，它有容易让人记住的宣传口号，更强调技术在商务中的作用，并专注于商品经营环节的细部管理和控制。在中国，联邦快递公司一直努力建造属于自己的网络。当中国对外企有诸多限制时，联邦快递公司主要依靠在华合作伙伴的运输网络，而一旦政策放宽，它就会想方设法地尽快拥有自己的飞机、货运车队和物流中心。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多年来也与中国本土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先是中国外运，后来又与其他公司合作。它提供运输服务时使用其他公司的货车，租用其他公司的飞机，并在不同城市与多个代理商合作。 20世纪90年代末，联邦快递公司占有快递市场13%的份额，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市场份额只有5%，两者均落后于敦豪快递公司和中国香港本土的竞争者。从这个状况来看，联邦快递公司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企业战略都不是非常的成功，而且毫无疑问，相比联合包裹服务公司，联邦快递公司的运营成本更高。1988年，公司投入近9亿美元收购了飞虎航空公司（Flying tiger Line）。因为飞虎航空公司控制着日本到中国的航线，这是联邦快递公司垂涎已久的。1995年，公司再次斥资7000万美元购得长青国际航空公司（Evergreen）。同年，联邦快递公司在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分别设立了大型物流中心，面向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开展业务，并雇用了数千名中国员工。1996年，联邦快递公司在华投资10余年后，终于拥有了自己进出中国的航班，这些航班可以在中美之间、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实现直航。 弗雷德·史密斯为联邦快递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这也是他在1998年向美国国会陈述时态度坚决的原因。虽然当时巨额投资依然不见回报，但他在中国投资更看重的是这里的未来和希望。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航空运输市场是世界上成长速度最快的，但是由于基础较弱，与其他国家相比总量仍然处于中等水平。1997年，联邦快递公司的年收入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市场只占很少的份额，亚洲整体的市场份额也不是很高。然而，此时中国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已经显现出来，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这对联邦快递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是任何企业都无法抗拒的。不过吸引力并不单纯体现在它的规模庞大上，因为只有在市场的潜在需求转化成现实需求后，企业的目标才能实现，否则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不断恶化，而其他企业对进入市场也会持观望态度。中国政府已经下大力吸引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还计划建立一个鼓励外国企业进行投资的经济体系，并且允许前来投资的外国企业在适当的时候收回或撤出资金。 当外国企业把中国当做一个巨大的市场考虑时，它们也认识到了风险的存在。毕竟类似的风险在过去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时已经出现过。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在巴西投资时，资产曾被冻结，并出售给了军政府。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石油公司在中东面临着国有化浪潮，比如在伊朗。印度尼西亚也丝毫没有给昔日的殖民统治者留情面，它迫使外国公司出售资产、签署契约，然后彻底离开印度尼西亚。西方企业在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国家投资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印度在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时期，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但不是自由市场制度。他们想依靠国内工业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公司来者不善，就如同1947年以前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一样。在印度领导人看来，西方公司所追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必然会以印度的国家利益为代价，使印度的资产和利润流失海外。考虑到跨国公司的运营特点，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很多公司来说，20世纪下半叶，将其业务触角向全球扩展同时面临着风险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为了降低风险，美国公司经常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有时候，向企业提供帮助的是美国商务部，它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全球游说集团为在国外投资的美国企业争取利益。企业有时也会向行业协会或贸易联合会寻求援助，这些机构会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压，以使它们通过并颁布有利于企业开展跨国贸易的法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以外发挥协调作用，它们向那些给予西方公司优厚投资条件的国家发放贷款或进行金融援助。 一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投资时，总是希望它的投资能够有保障，在想要撤出资金的时候，能够及时收回这些投资。一国公司在另一国投资时，它可能愿意接受一些关于出售财产的限制性条款，但是它通常不愿意转让资本。对联邦快递公司和雅芳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来说，在某一国市场上的出色表现可以使其整体财务状况也很出色。如果某国市场的表现并不理想，那么这个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公司在进入一国之初，可能会接受一些限制性条件，这是为了在新的市场上立足。随着进入这个国家的时间越来越久，跨国公司就会要求减少当初的限制。总之，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更愿意在资本和货物流动限制较少的前提下进行。然而，政府和国家则倾向于保持一些限制性措施和税收，以利于国家的发展。所以说，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在有些时候是一致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 中国的吸引力在于能为企业提供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分享这样一个市场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中国的法律在针对外国企业在华投资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对外国企业来说，在华投资的资产处置和利润提取都有一定的限制。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同样的限制条件已经使外国公司产生了抵触情绪。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公司在回报甚微的情况下还要在中国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资金呢？ 对欧洲以外的国家来说，它们更需要美国的投资、专业知识和资本，为了得到这些，一些国家政府制定有利于外国企业投资的法律，并接受“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一些关于外国企业投资的前提条件。1989年，“华盛顿共识”由美国的智囊机构提出，最初是针对西方国家在拉丁美洲投资所提出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根据全球货币市场实行浮动汇率；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为国家债务设定上限；降低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成本，如减税和降低关税等；降低政府支出所占经济总产出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拉美的实践成为它们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业务的样板。 然而，中国并没有为外国企业提供如此优惠的条件。之前中国仍然实行固定汇率制，外汇兑换必须通过政府控制下的中央银行来进行。中国对进口货物征收高关税，对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控股权也有一些限制。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外国企业投资表示出极大兴趣，同时仍保留了一些限制条件和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企业应当正视在华投资的风险，谨慎进入中国市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外国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它们争相涌入，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投资的企业不在少数。 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吸引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1979年，中国政府出台新法律，规定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国资本不得少于企业总资本的25%。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一直认为，如果有国外知识和资本的参与，中国的改革速度会更快。其他国家也有强烈的吸引外资的意愿，但是它们并没有引起西方企业足够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贯穿整个9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 当时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很多企业家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华裔人士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商人。香港的企业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获得了在中国大陆长期发展的机会。在中央政府的扶持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当然这也得益于香港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商界大亨李嘉诚生于中国大陆，长于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李嘉诚在中国南方投入了数十亿元资产，后来实践证明，当时李嘉诚的举措是非常明智的。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李嘉诚当初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已经翻了好几倍。 国外投资来源不只局限于某一地区或区域，而是来自全球的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联邦快递公司投入几十亿美元在亚洲多个地方购买运输飞机、建设新的机场设施、建立物流中心，目的就是服务于中国这个大市场。但当时，联邦快递公司的投资并没有很快见到成效。1995年，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额不到3000亿美元，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也只有500亿美元。10年之后，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而20世纪90年代，外国企业每年在华平均直接投资就已达到300亿～400亿美元。 那时候，联邦快递公司的投资并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为了将来的希望。我们现在知道，联邦快递公司当初的投资目标已经实现。联邦快递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同样帮助自己将梦想变成了现实。虽然它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抓住中国巨大的商机，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潜在的需求转化成了现实的需求，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逐渐显露出来。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充分显露出来之前，那些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花了多年时间争取这个市场机会，同时也难免会损失一些。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些公司的投资逐渐得到了回报。中国的转型期也是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可以分享到中国转型带来的成果。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的成功转型，这些企业的投资对中国的变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即使没有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也会像其他新兴国家一样，逐渐兴起的市场经济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下去。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一些国家会向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作出巨大让步。从巴西到泰国，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会遵循全球机构（如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并按照合同条款进行国内改革。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自觉自愿地遵守“华盛顿共识”，但是主动权明显地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它们有权力也有资本向那些渴望获得投资的国家提出条件。 但是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外国政府和企业都不遗余力地涌向中国市场，同时它们也希望中国政府加快改革进程。中国政府并不听从西方的指令，不愿意将改革的进程推进过快。即使这样，也没能阻碍西方企业进入中国的脚步。相反，很多外国企业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 联邦快递公司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成本，乐观的弗雷德·史密斯对未来的收益充满信心。史密斯和其他在华投资的企业家都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劲。对于像联邦快递公司、雅芳公司和肯德基这样的外国企业来说，投资的选择地往往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这些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5%～20%。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的是，那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常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中国则通过对流通货币、利率和开放步伐的严格控制，做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并存。 第五章 中国：外资企业的希望与梦想 中国市场的诱惑力 中国对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并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主权，也没有造成中国的经济混乱。其他国家是向跨国公司作出让步，而跨国公司会向中国作出让步。它们为了能够进入中国，会接受一些限制性条款，这在与别的国家谈投资条件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中国不仅能够吸引外国企业前来投资，还能控制好对外开放的时间进程。 中国没有外债，这也是一个优势。历史上，中国对西方国家所欠的债务使中国人在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也为西方强国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内部事务提供了借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盛顿共识”就是利用债务作为杠杆。很多国家为了发展国内经济急需贷款，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正是贷款的提供者。所以，为了取得贷款，这些国家不得不遵从西方国家提出的条件。然而，中国却没有必要如此，因为中国不需要向西方国家贷款。 外国企业在华的直接投资不仅实现了企业的发展愿景，还间接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资本条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没有以牺牲自己国家的主权为代价，相反一些外国企业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早期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不只是投入几十亿美元那么简单（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还向中国输送优秀的管理人才、雇用中国本土劳动力、向中国的合作伙伴传输先进的知识和经验。中国获得了西方企业带来的资金和知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有益于跨国公司的拓展和“中美国”的形成。这使得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体逐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心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关系具有唯一性，当然这种唯一性不能被无限夸大。在过去60年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按照自己的时间进程、根据自己的原则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邓小平当初作出的决定是使中国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但是他也许没有想到，如今的世界都在迎合和适应中国的发展。不错，西方企业一直在向中国政府施压，它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加快改革进程，对合同和知识产权给予有效保护。美国政府也经常在人权问题和汇率制度方面向中国发出反对的声音。但是，中国对来自西方的压力不卑不亢。当然，西方企业也不会因为中国的态度而撤资，它们反而通过更大规模的投资来抢占中国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快递业务也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90年代末，联邦快递公司已经在中国近100个城市开设了业务，并开始了进出中国的直航货机运营业务。当时中国的汽车和火车等交通工具缺乏，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所以“隔夜送达”很少实现，但是联邦快递公司会尽量在两日之内将货物送到收件人手中。 联邦快递公司能够帮助其他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提高工作效率。这些企业设在中国香港、广州或上海的总部能够通过联邦快递公司将货物运送至福建或武汉的工厂，也能将文件传递到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和政府机构。有了联邦快递公司，其他外国在华企业也能够迅速站稳脚跟，并能很轻松地为企业将来的发展进行谋划。在中国，经过20世纪90年代创业阶段的外国公司不会把这一过程描述得很轻松，但即便如此，在创业者看来，在华投资也要远比在中非开矿和在中东开采石油容易得多。从另一方面看，联邦快递公司以及它的竞争对手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和敦豪快递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是使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因素。 外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扩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它们对中国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公路、港口、发电厂和市政建设等方面投入了不少资金，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些重大项目还只是区域性的，其辐射范围也只包括重要经济地区的周边。区域的发展对推动中国整体进步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中国的城市和区域需要彼此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只有通过中央政府才能做到。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是一个自行车王国。10年之后，汽车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汽车行业的发展产生了对高速公路的需求，因此，中国的公路交通网络快速扩展，但首先还是为了满足货物运输的需要。中国内陆城市的发展加速了铁路网络的形成，因为沿海港口的集装箱需要通过铁路向内陆地区运输。同时，集装箱中装载的货物还需要通过货车和公路送到企业和消费者手中。快速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电力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制造业中心，时常出现局部限电和断电的现象，升级国家电网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才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而仅仅10年后，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5万英里。再经过10年的建设，中国的高速公路还将翻一番，甚至更多。此外，中国每年新建的单车道和双车道公路近2.5万英里，每年新建铁路线数千英里。中国北方地区的天津和大连、南方地区的香港和深圳，这些城市的港口规模在迅速扩大。随着基础设施的建设，新的工厂、办公楼和公寓落成，数百万人在新的工厂和办公楼里找到了工作。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更多的消费行为和对更多商品的需求，这些商品每天通过公路、水路和铁路在各地之间运送。 中国的变化并不是联邦快递公司带来的，但是联邦快递公司也是推动中国变化的因素之一。它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提供了一种看得见的商业运行模式。它的合作者中国外运同时也是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合作伙伴，中国外运从这些跨国公司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胜过聘请一些西方企业的经理人和顾问。中国外运的员工和企业管理人员可以近距离地学习联邦快递公司如何进行商业运营、如何制定企业规划、如何针对中国市场采取有效的发展战略。他们也许对此有了真正的理解，也许只看了个大概，但无论怎样，与联邦快递公司的合作都会使他们对现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带给外国企业的希望只停留在“希望”的层面。来自全世界的企业，包括美国、欧洲、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在中国投资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企业来说，投资是把希望寄予未来，而不仅仅是现在。这也是为什么弗雷德·史密斯和其他企业领导人每年都要去美国国会山的原因。他们试图说服国会议员维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如果美国政府因为人权问题和中国台湾的问题而与中国的关系恶化，那么这些企业在华的投资将会面临极大风险。 美国企业为了进入新兴市场、获得低成本生产优势而大举进军中国，这一趋势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尽管也有声音警告说，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中国会抢夺美国的就业机会，中国将成为美国在全球的潜在对手。然而，当时的中国与美国相比，经济力量相差悬殊，美国人在巨大的商机面前表现得十分自信。像弗雷德·史密斯这样的企业领导人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同样的商业精英还有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亚马逊公司的杰夫·贝索斯、美国在线的史蒂夫·凯斯等人。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为外资企业带来了希望和梦想，中国已经成为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中的重要一员。 中国给世界带来了希望。20世纪90年代末，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得到了回报。中国的经济在加速发展，中国政府正在寻求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途径，加大基础设施和农村改革方面的投入。当经济特区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时，银行系统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 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希望看到中国的银行系统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如果改革能够持续下去，那么中国将很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没想到要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经济组织，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则开始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努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改变世界贸易格局，世界经济发展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如今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现在人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下，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六章 自由贸易：是鲜花，还是荆棘？ 导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一直与美国和欧盟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就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反复磋商。 ★中国政府决定，由朱镕基总理负责监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程，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问题上的严肃态度。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改变着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力量平衡，同时也对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举动震动了世界。对于中国的加入，美国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理所当然的。但美国也对中国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带来的影响感到害怕：“冷战”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秩序会不会被中国打破？如果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政治会不会向世界敞开大门？ 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自从1992年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他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忠实倡导者。他强烈地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尽管这项协定引起了美国国内民众的反对和担忧。美国人所担心的是，国家的贸易壁垒一旦被削弱，美国政府对制造业和农业的保护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届时将会导致工厂破产、农场关闭的恶劣后果。罗斯·佩罗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了1992年和199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他对美国政府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提出了警告。佩罗反对自由贸易的立场使得他在两次总统大选中分别获得了19%和8%的支持率。自由贸易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内部的基本共识，这个大趋势无法阻挡，但是，美国民众心中的反对声浪仍然很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一直与美国和欧盟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就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反复磋商。那段时期，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代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于1995年，自成立之日起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20世纪90年代末，中美两国都曾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一度恐慌。中国经济由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了短暂的发展停滞。从波及范围广泛的亚洲金融危机来看，似乎开放性的经济模式和自由贸易对某些国家来说并不是很好的发展途径，比如，泰国和韩国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它们的国内经济水平至少倒退了10年。而美国经济在电子信息和互联网等“新经济”的刺激之下仍旧繁荣发展。美国所担心的并不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而是中国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带来的影响，“冷战”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秩序会不会被中国打破？如果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中国的政治会不会也向世界敞开大门？ 第六章 自由贸易：是鲜花，还是荆棘？ 中国艰难的世贸之路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美国”形成道路上的重要环节。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批准中国加入，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此时，美国刚刚遭受了“9·11”恐怖袭击。美国、欧洲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矛头指向了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政权，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并不意味着流血和牺牲，而美国对恐怖主义开战就如同把未来作为惊险的赌注。 贸易谈判是一项长期、艰苦而枯燥的工作，它涉及数百个行业和上千种商品的谈判，以及无法用数量衡量的国家利益的博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全球贸易中保护自己国家的农业，因为从历史上看，无论处于何种社会制度之下，国家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能否保障持续的、充足的粮食供给。参与全球自由贸易会挤垮很多国家原本健康的农业，因此在贸易谈判中争取有利的条件是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竞争的基础。粮食也是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粮食产量在世界各地也不均衡，有的地区是重要的产粮基地，而有的地区则要依靠粮食进口。粮食谈判是国际贸易谈判的核心，也是造成谈判过程复杂而艰难的原因之一。 在贸易谈判中，国内工业和制造业是另一个热点话题。发展中国家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它们的工业无法与技术更加纯熟、资本更加雄厚的发达国家竞争。而发达国家则想通过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从而扩大发达国家的产品在世界上的销售范围。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各个国际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博弈无时不在。当每一次有新的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各种敏感话题就会浮出水面，成为申请国能否加入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主要因为这一时期是中美两国关系自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克林顿政府的决策不只是由总统作出的，还有全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参与，如劳埃德·本特森、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等。他们都相信，全球自由贸易不仅会使美国受益，还将惠及整个世界。美国的自信、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加之因互联网的兴起而造就的新的世界秩序，都预示着美国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首要力量。美国最大的挑战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在全球最大的支柱。而如今中国也在吸收西方世界的一些思想。 在江泽民作为领导核心的时期，中国政府致力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举动表明，一方面中国要成为参与世界发展的大国，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有利的信号——中国政府要将改革进行下去，并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更加繁荣的社会。中国政府决定，由朱镕基总理负责监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程，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朱镕基承担这一工作，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要坚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路线并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激发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今这种情绪中还有一些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因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曾遭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 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不信任情绪从未像今天这样公开化。每一次当美国参议员和国会代表就中国的人权、民主和法治等问题提出异议时，中国都会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当美国代表反对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方面将之视为对中国主权的削弱，并认为这是西方国家试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中美关系在1949年以后出现逐步恶化的趋势，美国兴起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讨论，美国对中国加入国际组织采取了遏制政策。这种情况直到尼克松访华才有所改变。1972年，尼克松出人意料地访问北京并与毛泽东会晤，这为两国摒弃意识形态纷争，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下了基础。然而，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却始终伴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后，中国领导人决心加快中国的发展速度。中国领导人致力于将国际贸易谈判向前推进一步。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申请加入某个由西方国家（美国或者欧盟）主导的国际组织时，处于谈判下风，而中国则不同，因为中国不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当朱镕基意识到中国必须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时，中国国有资本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并成为中国在国际自由贸易面前不受损失的保护伞。中国仍然对国家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进行严格控制，资本控制措施如同一个大坝将全球资本的巨浪拦截在外了。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同意逐步削减关税，并逐渐向外国企业开放国内市场。但是，朱镕基心中有一个时间表，他没有在加快开放中国市场的时间问题上向西方国家妥协。中国政府的策略很简单：同意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的加入条件，但是在降低国家贸易壁垒的时间问题上，中国坚持用10年的时间逐步放开国内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由于开放国内市场步伐过快，从而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出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的时间表上的坚持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很多美国国会议员和企业领导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秩序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拥有更多的社会阶层，经济更加成熟，更有潜力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事实证明，美国人的担心是正确的，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较前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沿海的发展和北方工业地区的落后并存，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 经过无数次会议和数千小时的讨论后，参加谈判的各国部长和贸易官员就很多问题进行了磋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美国和其他外国保险公司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外国企业可以拥有中国电信公司多大的份额？外国银行在中国可以开展哪些业务，什么时候可以开展这些业务？中国对国内工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的保护究竟要维持在什么限度内？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何处可以合法经营？这些问题一旦达成一致，最后的协议签署工作就留给当时中国总理朱镕基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了。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有100多个成员国，但是美国以其强大的实力，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具有实质上的否决权。当然，其他成员国捆绑在一起也可以对美国的决策起到牵制作用。1999年春天，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华盛顿方面产生了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焦虑。然而在中国，也有一部分人反对选择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为了解决所有的棘手问题，朱镕基于1999年4月抵达华盛顿。这时克林顿被“莱温斯基性丑闻案”搞得十分疲惫，媒体的焦点都集中于此，无暇顾及其他。就连美国出兵科索沃、伊拉克禁飞区上空气氛紧张、将对中美关系未来几十年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朱镕基访美等事件，都无法取代“莱温斯基性丑闻案”占据报纸头条的位置。 朱镕基在美国展开了一系列的魅力外交攻势，他在公开场合亮相，还接受媒体专访。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朱镕基强调，中国已经无数次对美国所提出的要求让步，尤其是放松了关于外国企业拥有中国公司控股权的限制。他说：为什么中国要作出这些让步？原因是，我们想要维系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前景，以此为基础建立两国间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始终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更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可以信赖的朋友。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企业愿意听到这样的声音，如美国的联邦快递公司，然而其他企业则对中国领导人的如此表态不以为然。美国企业界热衷于看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支持中美两国开展双边贸易。左翼人士认为，美国企业这样做是以美国工人的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为代价的。而右翼人士则坚持“冷战思维”，把共产党视为仇敌，拒绝与中国往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反对加强中美关系的人都担心，中美两国走得太近会使中国轻易地获得美国的资本和技术，中国人会利用这些资本和技术发展军事、加强国力，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西方抗衡。 当美国公众的目光被“莱温斯基性丑闻案”吸引时，白宫方面和贸易谈判代表还像往常一样工作着。1999年4月末，朱镕基和克林顿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一致。尽管美国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中国也在美国的要求面前作出了巨大让步，尤其是在电信领域。当时以电子信息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值发展的顶峰，电子通信业被视为极为重要的行业。朱镕基同意面向外国电信企业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同时给予美国纺织企业一定的保护。尽管朱镕基在与克林顿的谈判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克林顿最终还是无法签署中美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并提交国会批准。其中的原因是，克林顿过多地受到“莱温斯基性丑闻案”的负面影响，并要准备应对来自美国参议院的弹劾。此时，克林顿已经没有把握他与中国的谈判结果能够获得国会通过。 朱镕基的美国之行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朱镕基到达美国之前，除了“莱温斯基性丑闻案”之外，占据美国新闻头条位置的还有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发生的“中国核间谍案”。来自中国台湾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en ho Lee）被怀疑帮助中国窃取美国的核技术，因此，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李文和案”也对朱镕基访美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此后由美国国会委员会发表的《考克斯报告》将这一负面影响推向了极致。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opher Cox）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共和党议员，后来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在国会委员会任职期间，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一项秘密调查，并撰写成了一份700页的报告，也就是所谓的《考克斯报告》。《考克斯报告》声称，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窃取美国的核技术，并利用窃取来的技术发展中国自己的核军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核力量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该报告还断言，美国过多地依靠大企业对核心机密进行保护，这种做法是不稳妥的。因为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并不能绝对有效地保护这些核心机密的安全，有时候还可能使这些机密有泄露的危险。相对于实现企业的商业目标来说，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机密的保护有时不会被企业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考克斯报告》完成于1999年1月，但直到5月份才被美国国会公开，此时朱镕基已经返回了中国。 《考克斯报告》给已经备受打击的中美关系又添加了不和谐的音符。就在《考克斯报告》被公开前不久，北约的飞机在贝尔格莱德炸毁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美国向中国道歉时说明的原因是地图错误。中国人表示对美国的解释难以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强国怎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引发了来自中国国内的抗议。 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抗议行动是中国表达不满的信号，它加深了两国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前，华盛顿政府就已经通过了一个协议草案，目的在于防止与中国就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达成一致。一直反对中美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人认为，中国的抗议活动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ouings）。在这样的形势下，1999年5月末，中美两国贸易谈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1999年的中国已经与西方世界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并想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当中。由于历史上遭受过西方强国的入侵，中国对美国始终保持警惕。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中国人群情激昂，反美情绪持续高涨。伴随着这种情绪，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仿佛陷入停滞并向反方向发展。 然而，事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两国政府又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朱镕基在北京重新开始谈判进程，克林顿也在国会内部支持派的扶持下重新开始了总统工作。这次他们选择了避开公众目光，进行秘密会谈。 世界贸易组织也积极推动两国谈判的重新启动。通过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政府和商业界看到了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希望自由贸易的领域继续扩大。然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却不愿意看到这一结果，因为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发展越迅速，老百姓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当“全球化”一词被广泛使用时，人们对全球化的担忧也显现出来。“新经济”的发展掩盖了世界经济本来的面目，当硅谷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富有时，数百万美国工人的生活却每况愈下。计算机的应用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却让大量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因为现在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了。除了技术本身带给普通美国人的威胁以外，中国也被视为美国工人的巨大威胁。中国与10年前的墨西哥一样，被看做美国工作机会的抢夺者。中国的工资水平低于美国，因此在生产成本方面较之美国具有明显的优势。一些美国人原本就反对共产主义，再加上对失去工作机会和工资停滞不前的担心，使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不想看到中国和美国走得过近，也不愿意看到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紧密联系。 被“莱温斯基性丑闻案”搞得筋疲力尽的克林顿在政治上也陷入了低谷。他关于全球化能带给美国人更多机会的判断在国内变得毫无说服力。由于缺乏政府强有力的政策信号指引，反对派利用这个机会引导公众舆论。与此同时，朱镕基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使国有企业更具竞争力而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所进行的银行系统的改革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朱镕基想让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参与到广泛的全球竞争中来，因为他坚信，只有这样才能尽快使那些效率低下、经营不善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胎换骨。 在沉寂了几个月之后，9月中旬，中美两国突然宣布已经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沙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和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在两国贸易谈判协议上签字。由巴尔舍夫斯基和石广生签署的协议仿佛向人们表明，这是一个全新的、非同一般的两国协定。 中美两国贸易协定的签署令商界领袖们欢欣鼓舞。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一名管理者说：“这样我们将会在中国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尽管外国公司在与中国企业的合资中控股比例比想象的要低，但是中美谈判双方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将使这一比例逐步提高。外国银行起初不允许在中国从事零售业务，但是几年之后，这些银行可以扩大面向中国普通消费者和公司客户的业务。其他领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汽车业和保险业。通用汽车公司对中美谈判结果表示满意，它不仅能够取得合资公司更大比例的控股权，还可以在中国建立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为公司客户提供贷款和租赁服务。尽管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的经营遇到了困难，但在中国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贸易协议还对中国降低进口农产品关税设定了时间表，并就中国降低粮食、钢铁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补贴达成了一致意见。原先，中国通过出口补贴对这些行业进行保护。大多数的补贴以及其他贸易壁垒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取消，协议规定，这项工作会在2005年全部完成。 中美两国的协议还要等待美国国会的批准，而对中国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帮助国有企业提高效率，应对市场化的冲击。中国同意美国对纺织业进口保持一定的限制措施，因为在中国，t恤衫、文胸、运动鞋等每一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都要低于美国。而且，中国还决心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不管各国政府作出何种承诺，贸易协定本身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会将全球经济引向“比较优势”的轨道，而不再单纯考虑各国的国家利益。比较优势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是19世纪初由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最先创立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讲的是，在自由市场中，资本应流向其可能发挥最大效率的地方，而商品则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在全球自由贸易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工业遭受了损失，这个国家的消费者可能会享受到更加低廉的商品和服务。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很复杂的。贸易和生产模式的改变可能会使一部分人受益，但同时肯定会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技术的发展使美国、欧盟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传统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再一味地遵循传统经济学理论，那么可会在现实中遇到更大的难题。 总而言之，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在中美两国的谈判过程中被反复协商，中美两国为消除贸易壁垒设定的时间是2005年。反对者们对两国的协议提出了质疑：一旦到时贸易壁垒不复存在，生产按照最大效率和最低成本原则进行配置，资金将流向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而且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无法逆转。 1999年年末，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会议，就下一轮全球贸易协定展开讨论。中国还与美国和欧盟分别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在西雅图会议召开期间，美国大批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的示威者在会场外集结，他们不只是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反对自由贸易本身。反对者认为，全球自由贸易如同一场残酷的竞赛，胜利的一方（主要是一些跨国公司）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得到了好处，而失败的一方（大多数是普通民众）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的代表来自135个国家，他们在美国遭遇了民众的愤怒抗议，这种场面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在美国还从未有过。催泪弹、碎玻璃、被焚烧的汽车随处可见，有人在骚乱中受伤，有人被警察逮捕。据统计，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多达几万人，他们中有些人针对的是世界贸易组织缺乏环境保护方面的议案，而有些人则因为工人权利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发难。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也对全球自由贸易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反对。一位劳联—产联的发言人说：“我们认为，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将没有能力为工人去争取福利。” 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忽略抗议者的要求，克林顿和副总统阿尔·戈尔都在全球贸易谈判中尽力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但是，在劳联—产联看来，政府在争取工人权利、改善工厂条件和环境状况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事实上，美国的两党领导人，包括已经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戈尔和小布什，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吸纳新的成员国，也愿意看到中国的加入。当然，这与西雅图示威者的意愿是相违背的。 西雅图的抗议活动无法扭转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参加贸易谈判的各国部长并没有受到示威者的影响，而是坚决推动自由贸易向前发展。他们认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1999年，美国媒体对中国和全球贸易给予了过多关注。从2000年3月开始，媒体的焦点开始转向纳斯达克股市，纳斯达克指数在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急转直下，互联网和电信行业的泡沫也随之破灭。在欧洲，欧盟将重点转移到内部事务上来，各成员国对欧盟的扩大和巩固等问题进行商谈。在中国，朱镕基正着手应对国内改革，尤其是银行系统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世界，再次把各国的目光聚焦到一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全球的共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前，中美关系还曾经一度紧张。美国一架间谍飞机在中国南海与中国的一架海军飞机相撞，并紧急迫降至中国的一个军用机场。但是由中美撞机事件造成的两国关系紧张很快就被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所冲淡，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美国支持中国申办。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突发事件后，中美关系在1999年之后降至低谷。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这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因为此时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在于如何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如何找到恐怖主义头目本·拉登。而此刻中国正在巩固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着力将上海打造成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第六章 自由贸易：是鲜花，还是荆棘？ 世界贸易体系已变得陌生？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前几年，各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在各国谈判中的作用逐渐加强，中美、中欧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谈判正在为全球塑造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各国的贸易部长代表自己的国家与他国领导人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代表着各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这些利益集团背后都有实力强大的企业为其撑腰。 尽管20世纪倡导的全球一体化正在快速发展之中，但是传统观点仍然认为，国家利益应当终止于国界线之内。但如今，国家已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了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因为这些组织能够更好地实现主权国家无法实现的利益。国际关系以国家安全为出发点，现如今国家安全已经扩大到了经济领域，而且在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之外，已经融入了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尽管如此，对国际关系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主权国家，因为国家边界、政治体制、军事力量、中央银行等都还在主权国家的管辖之下。 到处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硅谷的很多技术人员都憧憬着没有国界的世界，在那里，人们通过互联网彼此联系，人与人的交往不再有国家的干预。而对于现实世界而言，这只是一种虚拟的情况。不过，没有国家壁垒阻隔的自由贸易在快速增长，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和国家都想从这个偌大的蛋糕中分得一块。也许有一天，各国政府的权力会受到削弱，像欧盟一样的超国家联盟会在世界范围内盛行，但是无论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力强大还是弱小，它们都是国际社会重要成员的事实不容改变。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美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主要还是以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为主。企业仍以它们的国家来定义它们的身份，企业的活动仍然集中在国内，国内资本市场是其主要的资金支持。虽然企业把国际市场视为超国家、超国际政治机构的全球体系，但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人都还属于某个主权国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改变着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力量平衡，同时也对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事实并非看起来的那样：世界贸易体系从一种熟悉的模式向另一种陌生的模式转变。这不再是两个国家签署的另一份文件，这是一种新的合作模式的诞生。全球金融体系遭到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之后，“中美国”的概念被很多人质疑。但是，经济危机却证明传统贸易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着明显优势，十几亿中国人和3亿美国人构成了庞大的世界市场，而且世界市场仍然受到国界和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国和美国的融合是实际存在的，但很多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不利于中美两国的融合，而且从各项经济数据来看，也很难看出中美两国能形成一个经济体。为了更好地理解“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美两国关系加速发展的进程，我们有必要先探讨一下对经济的理解。 第七章 统计数据在撒谎 导读 ★传统经济学不仅视国家为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还强调在这个经济系统内部要实现均衡发展。 ★在依靠数据和公式描述经济和商业活动的风潮之下，存在着一种假象，即我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据信息并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作者对中美融合的现状和前景是持极其乐观的态度的，他把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大的原因归结为“相对稳定的经济局面与中美两国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还认为，很多因素作用在一起，导致了中国和美国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走向融合，而这一趋势却往往被人们忽略。因为，中美两国的融合不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的，人们对此始料未及。 20世纪90年代，中美两大经济体就已经显露出融合的态势，但到2001年之后“中美国”才逐渐形成，并且开始重塑世界经济格局。21世纪前10年世界经济领域发生的一连串反常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包括利率剧烈波动、产品成本大幅提升、发达国家工资水平停滞、2008年的经济危机、美国和欧洲信贷增加以及中国外汇储备猛增。这些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两国的不断融合。 纵观近200年的历史，今天的全球经济局势是最稳定的。毫无疑问，很多人会对此结论提出异议，尤其当他们刚刚经历了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但是，从历史上看，这次经济危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前几次要小得多，而且没有造成社会剧烈动荡。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局面与中美两国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对中美两国的融合还会视而不见呢？ 答案也许很简单：人们没有认真地审视过中美两国融合的大趋势。或者说，人们没有这样做的动力。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运行和实践上的特点各不相同，二是世界经济数据的生成渠道和统计来源不一致。所以，人们在认识当今世界经济局势之时，难免会产生偏差。 第七章 统计数据在撒谎 你知道官方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吗？ 可以试想一下：我们对世界经济的所知所感完全来自一组组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是由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渠道计算出来的，从政府机构到国际组织再到各大公司，大家的统计来源和依据均有所不同。我们依靠其他人统计的数据形成自己的结论，而不是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来进行判断，这样的结果怎么可能准确呢？比如我们会问：全世界每天的石油消耗量是多少？一般人们可以接受的数字是8700万～8800万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或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某些研究人员计算出来的，当然也可能是某些大石油公司统计的结果。我们肯定不会一桶一桶地去数，只能按照他们统计的这个数字去进行研究和安排生产。一些知名机构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应用复杂的统计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尽可能精准的数据。人们会运用这些数据去制定价格、计算供给和需求，以及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石油消耗量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平日所遇到的所有数据都与之相似。 有些数据属于基础数据，比如石油消耗量和钢铁产量都属于这一种。这些数据往往是加总计算得来的，统计学家对数据还进行了一些人为的调整。还以石油消耗量为例，8800万桶并不是简单加总计算的结果，而是由统计部门对各大炼油厂、国有和私营石油公司以及政府机构提供的数据进行汇总，并经过处理之后得出的结果。由于起初的数据来源并不一致，统计的时间也不相同，所以最终的结果往往也不是非常精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就连石油消耗量这样最基础的经济数据都不一定十分准确，由它衍生出的其他数据则更加值得商榷。 有些经济数据比较抽象，这使得统计工作变得非常复杂。我们以通货膨胀率为例。首先要给通货膨胀率一个明确的概念，然后再创造一种测量通货膨胀率的方法。现在负责统计美国通货膨胀率的部门是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通货膨胀率用CPI的增长率来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率。劳工统计局的统计学家们每个月都会对很多种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查，然后将统计结果与上个月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变化率。统计学家对调查商品的选择不是“加权”的，这些商品通常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商品”，并且它们的重要性不因每月消费数量的多少而改变。这些“重要商品”在消费价格指数中所占的权重会周期性地调整，但是不会每个月都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某个月的汽油价格过高，那么肯定会导致人们下个月开车时间的减少，从而降低对汽油的消费。但是，即使汽油消费量减少了，汽油作为“重要商品”在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权重也不会下降。 除了消费价格指数中所包含的商品之外，劳工统计局还尽量地将居民在房屋方面的花费考虑进来。除非房屋发生了真实的买卖关系，否则它的升值与贬值不会直接计入通货膨胀率的统计数据之中。为了将房屋的价格变动也归入消费价格指数之列，统计学家们发明了“业主等价租金”这一概念，试图通过对房屋租金数额的评估来判断房屋的价值。“业主等价租金”现在已经占到每月消费价格指数的近30%。 消费价格指数的创立是为了把复杂的现实情况用一种相对简单的、合成的数据表示出来。其他很多数据，如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储蓄率等，使用这种计算方法的目的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数据的统计结果都离不开调查、数量计算和人工调整这三个步骤。而最终结果也会受到不断丰富的数据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进行修改。有的时候，由于新的问题出现或是原来的限定条件发生了变化，统计方法也必然面临调整。一旦方法改变了，对当前与原先数据进行对比就变得非常困难。如今计算通货膨胀率的方法肯定不再是20年前使用的方法，这就意味着2009年的消费价格指数与1989年的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对比失去了意义。这就好像对福特汽车公司2009年与1989年生产的两款汽车进行比较一样，虽然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汽车，但是由于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款车之间已经没有了比较的价值。 那些数据是我们用来评估经济运行状态的工具，随着形势的发展，“经济”一词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每个国家、贸易集团、区域性经济组织都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或进步，或倒退。这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已经初见端倪，我们从各种统计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可以总结出当前经济体系的一些特征，并努力使大多数人受益于这一经济体系。但是，一旦该经济体系遭到削弱或出现倒退，那么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将受到影响，同时，全球大多数企业、行业和地区也将受到威胁。 不仅仅在世界上如此，在很多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尤其是一些大国，如美国、中国，还有欧盟的一些成员国。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无法与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相提并论，英格兰的利兹与曼彻斯特也不可同日而语。还有中国的长沙与北京、法国的马赛与巴黎、意大利的巴勒莫与罗马，虽然同属一个国家，但发展水平也不均衡。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匹兹堡走向衰落，而与此同时，硅谷正因其巨大的资本投资、高新科技和电子通信企业的涌入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很多数据都是由政府计算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衡量政府的管理水平。美国早在1919年就创立了消费价格指数，其他的很多经济测量指标也是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前几十年创立的。比如我们常见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为衡量国家经济健康水平而创立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和应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是为了检验罗斯福政府实行的“新政”对国家经济所起到的提振作用而设立的。在实行“新政”之前，美国股票市场已经损失了近90%的市值，近25%的劳动者失去了工作，数千家银行破产，商品销售大幅下降，商品生产大幅缩减，经济一片萧条。 我们通常用来评估经济健康水平的经济指标对于国家政治和官僚体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于全世界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20世纪，很多国家相继独立，它们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体制和社会制度，建立政府机构，同时也将一些经济指标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比如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企业、投资者、政客和普通民众都可以依据这些数据来制订计划、评估未来资产、决定一切经济活动。从国家预算到企业员工计划再到家庭的旅游支出，这些经济活动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一些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从国家经济指标中获得投资启示。同时，这些经济数据也给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和个人、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投资者的日常经济活动或跨国投资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很多经济指标都是伴随着国家的工农业发展而被创立和应用的。在这些经济指标诞生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形态是生产导向型而非服务导向型的，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人们的劳动方式和劳动效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在某个公司工作的职员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计算机和互联网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完全体现出这些变化。原因很简单：虽然计算机运用到工作当中，但统计方法并没有改变，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统计时，无法区分哪些工作是人们坐在计算机前完成的，哪些是在工厂的车间里完成的。我们拿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举个例子。自动取款机帮助银行用更少的员工完成了更多的交易，从而提高了银行业的行业效率。当然，银行劳动效率的提高是以减少劳动力为代价的。但是，这一事实在美国国家和官方的劳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是看不到的。所以，20世纪90年代金融服务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统计数据中并未体现出来。 这不只是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过了政府里的统计学家的水平那么简单，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数据的统计基础已经过时了，其实不只是统计基础，就连它们所依赖的经济理论也已经不合时宜了。 我们所了解的每一条经济学原理，更准确地说，每一条宏观经济学原理，都是建立在“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基本的经济单元”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它伴随着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些经济学的先驱，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造和发展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但是直到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才逐渐发展成熟。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当中，经济学不断发展，在吸纳更多信息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多的理论，尤其更多关于人类行为和经济系统的假设。通过验证或推翻这些假设，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不断被强化。科学方法的核心在于：可重复的实践是证明理论正确与否的有效途径。你可以运用相同的变量不断地重复进行一种实验，比如，一种化学物质是如何与另一种化学物质发生反应的呢？要想知道答案，可以用化学物质A与化学物质B来进行实验。每一次实验中，A的量都相等，而B的量是变化的，然后记录下它们的反应结果。其实，经济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不过，经济学测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无法将整个社会全部圈定在测量范围之内，也无法使用不同的变量进行研究判断并观察结果。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大萧条是由于美国政府执政不利导致的吗？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可笑，如果你能不断地让1931年往后的历史重演，并且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的话，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研究结果。当然，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不过，经济学家倒是可以对涉及人类个体行为的经济学理论进行验证，比如，人追求自身利益时是否具有理性？这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无数次实验。他们把参加实验的人分成若干个小组，然后不断地改变变量、研究人们的行为，最后归纳出结论。但是，对人类个体和小众群体的研究结果还是不能成为一般的社会性结论。 经济是一门有规律的科学，这一信念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家对世界的理解。这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学的学术领域，也会对华尔街产生影响，同时引导政府关注某些经济现象，并对异常情况进行解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美关系在稳步发展，但传统观念还存留于很多人的心中，比如，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体系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作为经济单元获得了普遍认同。在经济学形成的过程中，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独立经济体。一个国家的政府需要重新划定并保卫自己国家的边界，在国内发行单一的流通货币，建立中央银行以管理政府账务并监管国内金融体系，为进口的外国商品和出口的国内商品制定限制条件，决定国外的企业和个人如何在境内从事商业活动。 伴随着20世纪的发展步伐，国家在其内部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在积极寻求应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以避免经济危机引发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动荡。历史上的经济大萧条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各国的经济野心导致了海外殖民活动的猖獗，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如今西欧和美国的工作机会向海外转移和实行生产外包，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和罢工；通货膨胀和必需品供给不足成为导致20世纪上半叶的墨西哥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国内局势混乱的根源。 由于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行为并限定在某一国的边界范围之内，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宏观经济学时，往往以国家为基本单元。传统经济学不仅视国家为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还强调在这个经济系统内部要实现均衡发展。均衡意味着进口与出口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价格水平与生产能力的平衡。虽然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不断成熟，但均衡发展的理论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 均衡发展在国家的对外贸易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家为了维持贸易的均衡发展，出口总额不能超过进口总额，进口总额也不能超过出口总额。一旦一方超过另一方，国家的贸易则被视为处于不平衡状态。对国家的经常账户来说也是一样，支出和收入应当维持平衡，现金和外汇也应该维持平衡。如果有海外欠款，则说明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如果把钱贷给外国企业和机构，则说明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无论盈余还是赤字，对于国家经济系统来说都是不均衡的。如果国家的进口大于出口，那么只有使本国货币贬值才能相对提高国外商品价值，从而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如果经常账户赤字扩大，则表明欠款增加，那么可以加速通货膨胀，以此来使还款变得容易。同时，减少海外贷款数额，直到经常账户实现平衡。 第七章 统计数据在撒谎 你知道经济学家是怎样研究经济的吗？ 经济学法则起源于学院派经济学家，并由他们归纳和推广，这些法则在政治和商业领域被广泛应用。传统经济学包含了从经济学思想（如市场是由理性实践者组成的）到经济学法则的一切内容（如国家账户必须维持平衡）。这些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得到了充分实践，并被人们视为自然规律。20世纪，传统的经济学法则和规律逐渐发展演化，但始终受到政府和企业的推崇。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和法则也提出了质疑，并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修改。通过经济领域的实践，一些经济学家发现，理性实践者和国家均衡系统的假设都存在问题。然而，很多帮助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制定政策的经济学家坚信，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并没有改变，国家均衡理论仍然是经济学的重要法则。 在具体的经济领域，在企业和政府任职的经济学家们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并不能获得报酬。即使他们通过深思熟虑创造出新的经济学模型，也没有人会为他们的劳动支付报酬。这些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对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同时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学家的收入也正源于对未来需求的预测。深层的思考虽然是社会所需要的，但是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因此很少有经济学家会从事那些没有报酬的劳动。在经济繁荣时期，有些大企业会拥有一个强大的智囊团，有时候智囊团会酝酿出一些伟大的思想。然而，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智囊团往往是最先被遣散的。 一般来说，受聘于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必须要对纷繁复杂的数据有清楚的认识。这些杂乱的数据可能来自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可能来自行业联合会或是统计协会。经济学家通常被人们看做了解重要信息的关键渠道。我曾经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任首席经济师，在那段时间里，我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经纪人和金融咨询师们谈话。他们想通过我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合理安排客户的资金，从而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上作出正确的投资选择。企业经济师这一职位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逆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这样才能够准确判断哪些数据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哪些理论可以在实践中产生理想的结果，哪些不能。企业经济师的职责就是为客户解释各种经济数据并作出相关分析，而不是对原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原则进行检验和修订。 在美国政府任职的经济学家们所在的部门很多，有美联储、财政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统计局、经济分析局等。在美联储工作的经济学家分别供职于它下属的12个分支机构。这些经济学家对一些关键性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如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高房价和高物价的情况下如何计算“财富效应”等。在国会工作的经济学家要在考虑税收和行业产出的基础上，帮助国会计算出未来几年的支出预算。其他部门中经济学家的工作还可能会涉及平衡进出口数额、预测国内销售量、研究利率和现金流，以及影响国家预算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其他关键因素。经济学家和统计数据的作用主要在于为既定支出找到合理的出口，他们的分析结果将决定社会保障金的流向以及医疗保险与补助中心的预算。 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量经济数据都是由政府机构、企业和企业联合会提供的。政府统计经济数据的目的是为了制订更合理的财政支出计划，评估政府项目的运行效率和国家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关于通货膨胀的数据并不是为普通人衡量自己的财富而统计的，无论是关于通货膨胀的数据，还是关于失业率和贸易额的数据，这些统计结果都是为政府的支出预算和未来收入提供参考依据的。由企业联合会统计的其他数据，如零售额、裁员数量、库存量、房屋开工率等，是为了帮助相关行业的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并做好合理的财务预算。比如，当数据显示零售业或连锁商店的销售额很低时，大的零售商就要再三考虑是否还要按照原计划开设新的店铺。 为了鼓励数据统计，那些需要数据的人必须为使用数据而付费。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调查和统计工作都是需要成本的，即使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数据统计工作也要纳入财政预算之中。企业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股东赢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因此它们需要重要的行业数据以帮助它们作出正确的商业判断。学术界对统计数据的需要是由于学者们要通过这些数据进行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同时为了得到新的研究数据，他们的研究工作也需要有资金的支持。尽管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数据信息，但对于人们来说，真正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世界的数据还是非常缺乏的。换句话说，大量的数据并没有使我们真正了解那些我们未知的事情。在依靠数据和公式描述经济和商业活动的风潮之下，存在着一种假象，即我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据信息并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相对于比较充足的国内数据信息而言，全球性的数据信息则更加匮乏。这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府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完成这样的工作。然而，一些跨国公司正在从事这一工作，只不过它们的统计数据大多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比如，石油公司统计的是全球石油的供给和需求数量，通用电气公司统计的是全球对动力涡轮机的需求量。尽管有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行业数据统计，但是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信息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大批全球性的机构和组织相继成立，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每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和机构都拥有专门从事数据搜集和统计的工作人员。与国家政府只关注自身的经济数据、跨国公司关注全球某行业数据所不同的是，这些国际组织所进行的数据统计是多行业的、跨国界的。但是，它们在搜集和统计全球信息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是健康和疾病问题，联合国关注的是全球难民数量、失业人口和穷困人口数量问题等。现在，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性组织也开始从事信息搜集和数据统计工作，最著名的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它所拥有的个人捐赠基金超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数千位受过良好教育且业务熟练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分别代表上百个政府、数万个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搜集数据信息。然而，在这些人当中，几乎没有人将全球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分析和解释。即使是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预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数据来源也是依靠世界上19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结果，然后经过加权平均从而得出全球经济数据。简单地说，关于全球经济系统的统计数据其实还是各个国家的统计结果。 在对全球化和“世界是平的”等话题进行了多年的讨论之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如今的世界存在于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世界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有权力对国际贸易和海外资本提高或降低本国壁垒。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家边界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前日益弱化，但是国家的主权和边界始终不能被改变。除一些富豪和跨国公司之外，个人资产和企业利润都会存入某一国的银行。人们在谈到经济问题时，通常指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尽管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这些地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面对激烈的变革、历史的转折点、突发事件的发生和未知的将来，没有机构和个人能够将事务处理得十分妥当，即便是那些专职研究推动边界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解决的学者也无法做到。历史在变革中发展，科学变革、技术变革、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每个环节。而这些变革有时来得非常突然，以至于人们当时来不及反应，比如突然撞机或者暴徒抢劫，只能靠事后去回味和总结。人们经常对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直到无可挽回，他们没有意识到是否在硅谷的某个国库里或者研究室的某个桌子上有一份无人阅读的手稿，直到作者死后这份手稿才被发现。社会和制度对变革有种先天的排斥性，当变革不可阻挡时，它们会尽量削弱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金融部门喜欢预测未来，政府愿意维持现状，普通百姓则乐于墨守成规。也许这就是人类的本性。 在很多时候，人们愿意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或者一个新的范式的诞生，虽然时机往往还不够成熟，甚至有时候他们是错的或者是歇斯底里的。商业周期的终结、无风险的投资、宗教作用的减弱，都可能预示着时代的转折。人们有时也会坚守着旧的规则和理念，直到它已经表现出对新时代的极大不适应。一些传统经济学的规则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实践，比如，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系统中最基本的经济单元、贸易应当维持进出口均衡等。新的经济体系也是在这些传统经济规则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 很多因素作用在一起，导致了中国和美国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走向融合，而这一趋势却往往被人们忽略。因为中美两国的融合不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的，人们对此始料未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应当是竞争关系，不可能真正融合。 中美融合在2001年12月后才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缺乏早期的相关数据和理论，所以我们无法追溯中美两国融合的早期发展路径。美国的实力受到了恐怖主义的袭击和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削弱，同时在制约朝鲜和伊朗的过程中，其发展速度也受到很大影响。欧盟与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相似，除此之外，还要应对诸多繁杂的内部问题，比如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和对待东欧各国的态度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很多私营企业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增长市场。如果你是卡特彼勒公司或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管理者，那么你会把中国作为公司发展的下一个巨大市场。 2002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相关企业纷纷缩减开支、减少商品库存；电信部门在向光纤领域投入巨资后开始变得不景气；经济学家担心通货紧缩、消费者需求锐减和长期增长受到影响等不利因素出现。这时，中国成了全球经济的“救世主”，中国的加速发展令很多人刮目相看。 很快，中国的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也有人对中国长期发展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中国的经济活动过多依赖于政府财政支出和低成本商品的出口。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并不能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加速发展的同时，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但是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像以往一样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工资上涨。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当时全球经济高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现象感到非常迷茫。有些人对该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中美两大经济体融合得更加紧密，而且这种融合是悄然发生的。 第八章 中美商业体系与文化融合 导读 ★200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担忧。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商品生产国，在2001年后令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不安。 ★“中美国”不只是两国经济的融合，更是两国文化的融合。 ★人们逐渐感觉到，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是因为美国想在巩固它的霸主地位的同时抑制中国的发展。 本章探讨了中美商业体系与文化融合，其中作者对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态度阐述得非常客观，也非常透彻：中国希望得到投资，希望向美国以及全球企业学习经验。中国人不愿意听命于人，不想再被贪婪无耻的西方国家欺辱，任何类似的迹象都会引发他们对西方的愤怒和不信任。而且，与其他同类的作者不同，本书作者把中国和美国的融合提升到了文化层面，这也是本书的看点之一。 这一年，美国过得并不安宁。遭受了世贸大厦被毁的打击之后，2002年，美国又遭遇了“新经济”的滑坡。之前美国人一直生活在假象中：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认为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意味着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终结。认为美国将会长期居于世界霸主的地位。但是现在，美国必须要面对现实了。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证明了：意识形态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且能够给美国造成巨大的伤害；历史可能暂时停下脚步，但是绝没有走到终点；美国全球霸权时代的终结可能会像其开始一样迅速。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意识到，美国将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外部挑战。这并非必然意味着美国将成为中国的威胁或竞争对手。但是，在中国经济沿着邓小平及其接班人开创的道路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中国是不可能在没有增强与美国互动的情况下就扩大开放的。对于中美两国的互动，有一些层面是中国政府和商界领导人非常希望看到的，但也有一些层面是他们希望尽可能避免的。中国希望得到投资，希望向美国以及全球企业学习经验。中国人不愿意听命于人，不想再被贪婪无耻的西方国家欺辱，任何类似的迹象都会引发他们对西方的愤怒和不信任。 第八章 中美商业体系与文化融合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 从2001年12月开始，中美两国联系更为紧密。贸易数据可以反映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一系列变化。2002年，中美两国贸易总额只有近1500亿美元；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近4000亿美元；2008年更是接近4500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金融体系几近崩溃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总额也只是稍稍下降。2001年之前，中美贸易总额增长稳定，但并没有呈现指数增长。2001年后，尽管中国对美出口占据了中美贸易总额的大部分，可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虽然起点相对较低，但增长更为迅速。2002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总额是220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是1250亿美元；200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总额是650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是32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总额将近900亿美元，包括从中国的香港地区在内的进口商品总额是3500亿美元。在中国的世界贸易总量中，中美贸易所占的比重接近20%，如果将美国和中国香港的贸易往来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将近30%。虽然香港在1997年回归了中国，但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仍然是单独计算的。 在与日本和中国台湾等的贸易往来中，中国的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在与德国等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中国的进出口持平。中国曾经需要一些自己不生产或者没有能力生产的高端工业设备，包括涡轮机、发电机、优质钢材、飞机、机车和一系列技术产品。由于美国经济已经由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变，美国生产出来的中国需要的商品少了，而美国购买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多了。 这些数字可以让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但这些数字同样也可能会误导我们。数据明确地显示，目前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事实却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按照人们的普遍理解，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向美国出售低价商品，因为在美国生产同样的商品，成本会更高。但事实上，中国现在也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最大的市场，这是百盛餐饮集团、雅芳公司和联邦快递公司等早期努力的直接结果。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商品生产国的形象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而中国作为一个消费大国的事实受到的关注却很少。然而将对未来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偏偏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2007年，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仍然保持逆差。中国对欧洲的进口大于出口；在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中，中国继续保持逆差。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额占到中国所有出口商品总额的1/3，成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产品最大的买家。这看上去似乎是支持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观点，但这里的数据也有问题。 进出口商品总额是由政府机构和国际贸易集团根据一国口岸出入境的商品数量来计算的。相关部门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确认商品的原产地，区分商品的原产国与运出国。希腊货轮可能装载了大量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同美国或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就会增加。此外，单一产品实际上可能是由多个国家共同生产的，这也给数据统计带来了挑战。例如，在中国工厂组装的手机，可能有部分零件产自新加坡，芯片产自中国台湾，液晶显示屏产自日本，塑料外壳产自马来西亚。甚至像t恤衫这样简单的商品都可能是多国联合生产的：美国种植的棉花在中国纺织厂纺织成布料，再由中国制衣厂剪裁制作，最后运回美国印花。世界贸易组织曾经尝试创建一些统计模式，以将单一产品归于一个原产国，但事实证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进出口数据的统计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忽略了：一国从另一国进口的商品可能是本国企业在另一国生产的。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在其设在中国的工厂里组装产品，当这些产品运抵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港并被运送到仓库的时候，它们可以不被计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但是，如果这些产品及其零部件是在中国工厂里生产并组装的，那么当这些产品运抵新泽西州纽瓦克港的时候，它们就会被计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进口”对“出口”的分类，反映的仍然是过去的国际环境特点：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国家有着自己的内部市场、内部生产以及内部消费。在国家数据的统计当中，国家边界就像一条闪亮的地理界限，将“我们”与“他们”分隔开来。 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寻找货源，然后再将商品运送到世界其他地区销售，新千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源于此，而不是源于中国企业在洞察国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主动生产低成本的同类商品。美国企业进口的常常是零部件而非成品，这些零部件由美国在华的制造工厂完成组装，这样美国企业就可以维持低成本运营，不仅可以继续在美国国内立足，甚至还可以扩大生产。 此外，据估计，中国出口商品的50%以上都是由外国企业购买的，这是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建厂生产出这些产品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进口商品的一半以上也是由这些外国企业购进的。像通用电气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食品公司这样的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时，首先要从日本、德国或美国等地进口动力或工业设备。在华工厂的收入增加了这些企业的总收入，如果这些企业是美国企业或者其股票在纽约股市交易，那么其中国工厂的收入和利润就会增加这些企业带给美国的税收或是带动企业股价的提高。尽管这样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可能会因为企业的外包行为而减少，但企业股价的上涨会使富人受益，同时也有利于工人养老金的提高。 一些外国企业在华销售的产品，不管是约翰·迪尔公司的联合收割机、摩托罗拉公司的手机，还是卡特彼勒公司生产的重型推土机，其中的部分零件可能是由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工厂制造的，钢材是由韩国生产的，然后再由设在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工厂进行组装的。外国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可以直接提高外国企业的收益，就像上海的肯德基帮助百胜餐饮集团取得了骄人的商业业绩一样。但是，进出口总量的数据却无法反映出这些内容。当然，如果约翰·迪尔公司的联合收割机先出口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出售到中国内地，那么商业收益就能从进出口数据中反映出来了。因为香港是交通枢纽，铁路、航线和公路都在这里交汇并通往中国内地的众多城市，所以，对外贸企业来说，先把商品从生产地运送到香港，然后再转运回中国内地，这样在经济上更加划算。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同一件商品就被统计了两次，一次被算作进口商品，另一次被算作出口商品，并且两次都是按照中国商品来统计，这样一来，就会出现重复统计的现象。 贸易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然而商品贸易只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思想交流也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且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不比商品贸易的重要性低。在美国和欧洲，贸易也是最敏感的话题，它与人们对于失业、失去经济保障以及国家丧失经济主权的担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担忧早在国家出现时就已经产生了。历史上的帝国总是企图垄断贸易以获取力量和权力。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国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目的是防止其他国家接近它们的贸易航路。英国政府企图限制北美殖民地与法国和西班牙进行贸易往来，而这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对英国敌意加深并导致美国独立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19世纪，即使现代自由贸易思想已经在英国扎了根，大英帝国仍然制定法律保护自己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阻止这些殖民地的商品在不首先经过英国本土的情况下直接被运送到其他国家。 贸易是与国家实力和主权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识与民族主义相互交织，体现在了经济理论中。一国的贸易状况是国家兴衰的象征——贸易顺差被视为国家实力的来源，贸易逆差则被视为贸易不平衡的标志。如果得不到改善，国家的国际地位就会被削弱。2001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激增，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被解读成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观点：中美关系主要就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实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这种现象也已经普遍存在。 上述对于贸易的理解可能是错的，但中美实力平衡的变化却是事实。贸易并不是造成变化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量激增，墨西哥生产的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这一度引起了人们对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但仅此而已。没有人觉得墨西哥会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或是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对手。尽管美国各行业协会已经深深意识到了墨西哥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会导致美国的衰落。1994年墨西哥比索贬值，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给予了援助，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提示（如果需要有这样的提示的话），表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实力平衡并没有因为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改变。 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发达国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进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例如工人工资压力和工厂的倒闭，却很少注意到这些低成本商品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沃尔玛销售的DVD播放机是美国或德国制造的，那售价怎么可能只有100美元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本节约都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美国很多工人的失业也不能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而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的结果。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并出兵阿富汗，美国经济持续下滑，这些大事都在同一年发生。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主要表现在“库存衰退”上。此前，由于对强大的市场需求有很高的预期，各家公司，特别是电信公司增加了高技术设备的生产。在新千年到来之前，很多企业害怕“千年虫”问题导致计算机操作系统崩溃而投入大量资金购买高技术设备，而新千年之后，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开始削减，因此导致了大量高技术设备的库存积压。回顾历史，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每一轮新技术设备投资过后，企业都会减少用于这方面的开支。20世纪90年代末，各家企业都购置并安装了各种高速网络设备，它们需要时间去掌握如何应用这些新技术，学习如何使新系统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的技术设备支出急剧收缩，西欧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只是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暴跌，各主要股指在2002年10月探底。但是，出乎很多分析家意料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劳动生产率在整体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能有所提高，这是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历史经验所无法解释的现象。2002年，虽然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恢复增长，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感觉美国经济在下跌。2002年前3个月，美国经济增长超过5%，但民众感觉美国经济仍然在衰退之中。美国的整体经济数据与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感知出现了脱节，并且这种脱节的趋势日益严重。例如，在2008年美国股市大跌和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发生之前，美国人就已经越来越感到不安，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很是悲观。但是，在近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是惊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力应该是同步上升、同步下降的。然而在美国，自2001年以来，它们却经常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原因是什么呢？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经济”浪潮中信息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企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机器人能够进行汽车零部件生产，那就意味着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工人数量减少了。如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按照每个工人的劳动产出来衡量的，那么，当企业在工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汽车的时候，即使工人数量减少了，企业的生产力还是提高了。客户服务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应用了可以对客户历史消费情况和消费喜好进行追踪的服务软件，每个客户服务代表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客户问题，这同样也会导致生产力的提高。 与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变化相比，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贸易变动所带来的变化。原因之一在于，与中国的玩具制造厂相比，客户管理软件是无形的。同时，政客们在竞选活动中指责中国或墨西哥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比指责戴尔计算机或思科路由器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支持。2002年10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希科利举行的一场国会竞选演说中，民众打起了这样的标语——“找到工作了吗？”“我的工作跑到了墨西哥，然后又去了中国。”如果标牌上说“我的工作让互联网抢走了”这样的话，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2002年，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增长，官方统计数据与此前公众及学术界的预测都不一致。在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却直线下滑。这也与历史发展的常规轨迹不同。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几乎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因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常常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工人们往往也会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工人的工资也会相应的提高，当然，这同时也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是，2002年，除了医疗保险有所增加之外，工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上涨，而通货膨胀率则下降到了1.5%左右。从2001年末到2002年，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了1.25%。但是，美国10年期国债的全球利率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虽然一度跌到了4%以下，但基本上都是在4%～5%之间浮动，因为这一利率是由市场而不是中央银行决定的。用传统观点来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要美联储一有动作，市场利率就会作出回应。但是在2002年，情况不同了。 2002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举动开始影响利率的波动，但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也没有人把这一变化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联系起来。在过去10年中，中国已经开始购买美国国债。2000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还不到1000亿美元。2001年后，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和市场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越来越快。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接近7000亿美元，2007年接近10000亿美元，而2009年则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最初，包括中国人在内，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种趋势，人们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趋势对全球利率和美国利率的影响。即使有人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中国通常也只是被视为美国国债的另外一个买家而已，利率的波动通常被视为正常调整，与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也都是这样看的，至少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探讨或争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经济学并不那么感兴趣，经济学家也不太关心中国的时政，而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关注更多的也只是中国的国内经济而非国际体系，没有人专门对一个甚至其存在都很少有人相信的体系进行评估。 因此，2003年，美国经济对于很多分析家而言成了一个谜。几年后，在2005年2月，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承认，他自己也对“利率谜团”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是在中央银行利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仍然保持稳定。 从那时起，这个谜团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都在把谜团的成因归咎于中国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相关人士或组织没能够调整他们的测量模型与传统思维。统计学家们一直埋头于具体数据的测量之中，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外部世界已经发生的改变，而世界变化的速度往往超过人类在一定时期的测量水平和解释能力可以达到的程度。 一直让目光盯住贸易领域也是造成目光短浅的一个原因，这样做也无法全面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情况。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很难相信，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能够如此之快。报纸头版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可以说明中国的增长速度，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都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大多数专家都没有能够预测出2001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正如一开始墨西哥的那个例子所暗示的那样，单单只凭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深陷衰退的困境之中，银行危机一直困扰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倒退脚步和日本经济萎缩程度相比，还是小了很多。20世纪80年代末，当世界开始担心日本东山再起之时，日本的衰退已经显露出来了，尽管当时的日本经济统计数据还很乐观。与此同时，开曼群岛虽然没有得到全球认可，但是那里成了对冲基金的主要吸纳地。在世纪之交，开曼群岛多达万亿美元的资金为全球的抵押资产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设定了基调。 第八章 中美商业体系与文化融合 中国的成功与失误 并非只有美国和欧洲错过了经济的转折点，中国也没能完全抓住这个机会。2002年，中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国内政权的过渡上。以江泽民和朱镕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平稳过渡到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行事非常谨慎，避免个人管理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大。在中国，由共产党掌握政权，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党和国家是第一位的，个人意志要服从于国家利益。这既可以解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又可以解释共产党领导人的任期制度。江泽民主席的卸任，这个过渡是相当平稳而有序的。虽然2002年的领导班子过渡耗费了中国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并未放松对宏观经济政策和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等问题的掌控。 对于那些一心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经济比政治更加重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经济现代化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前进。你可能是一个银行家、工业家或者企业家，但无论有着什么样的头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心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层一直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因为政府决策会对国有企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任命人选等。朱镕基在银行和财政等领域实施改革，这些改革瓦解了原有的旧体制，并加快了建立新体制的步伐。 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人一直在质疑华盛顿和西方世界的意图。中国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给全球化带来了极大影响。人们逐渐感觉到，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是因为美国想在巩固它的霸主地位的同时抑制中国的发展。美国的企图激起了公众潮水般的指责。中国清华大学著名评论家王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时间比看上去要短暂，而且中国发展的基础还不够坚固。盲目迎合西方世界会加速全球化劳务制度的形成，这种制度可以使大型企业获益，但不会惠及普通工人。如果中国不去制止这种趋势，那么将会对探索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结构转型越来越快，但是思想意识的转型还需要更长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作出了调整发展道路的明智决定，伴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那些代表经济形势的数据变得不可预测。中国企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高层都渴望看到国家的变化，这些人对国内外动态进行详细分析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美国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继而抛开“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不良后果，决心重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且开始重塑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这些只是人们能够看到的一般现象。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军备投入比10个竞争对手的总和还要多（竞争者包括中国）。2002年，美国经济产出值为12万亿美元，占全球总产出的近1/3，并且美国的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40%。但是，为了回应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美国发动了战争，而且还在酝酿着另外一场战争。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随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爱国者法案》，要求那些想在美国经营的跨国公司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在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申请破产后，美国也颁布了法律，特别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针对财务丑闻对这些公司提出额外的破产要求。总之，通过各种政策和行动，美国再次强调了它的世界霸主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上，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小。 200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担忧。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商品生产国，在2001年后令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怪现象。他们仔细研究这些异常，并试图找出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存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传统分析模式无法预见的。 比如，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2002年后半年将研究记录发给每个客户，向他们强调中国经济对于美国甚至全球体系的重要性。就在美国股市跌至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之前，罗奇在信中写道：“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但是中国却是一块尚未被认识的乐土。”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只有”8.1%，相比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来说，中国的经济可以算得上是相当卓越的（在2008年，当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到”9%时，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即将爆发经济危机）。罗奇列出了促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如承诺改革国有企业、刺激国内消费以及更多的工业品产出。他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中国的成功引起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全世界都受到了中国发展的影响，其中持续的通货紧缩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低成本商品，这会导致发达国家面临长期通货紧缩的风险，大大影响其经济发展。这时美国经济刚刚从股市崩盘和2001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罗奇警告说，中国实行的由政府直接设定汇率、不允许汇率自由浮动的限制性货币政策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不良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些明确的应对策略。 而几个月之后，罗奇呼吁美国人民不要再持有反华态度。随着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议论中国。对此观点罗奇作出反驳，他指出，对于美国贸易逆差，中国并没有责任。贸易逆差的原因是“美国低得可怜的储备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人民的生活趋向入不敷出的状态，也很难去责怪中国”。他还预言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影响是在未来才会体现出来的。“中国经济对全球的主要影响就是改变宏观需求。我期望中国可以降低高达40%的储蓄率，并且希望中国人越来越喜欢西方人的消费模式以及西方国家生产的商品。虽然没有相关数据，但是我已经开始觉察到中国成为消费型社会的迹象。现在全世界空前地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然而在这个时期，世界却在打击中国，说中国正在扰乱全球经济发展的秩序。因此，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抵制打击中国的行为”。 罗奇很早以前就呼吁，要大力关注中国发展所导致的突如其来的结果。但是，他的机智聪敏与先知先觉在中美两国传统的经济界限面前变得无用武之地。2003年底，罗奇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过分依赖于政府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他也对中国当时的国家银行制度发出警告。虽然在卸任之前，朱镕基总理大力改革银行制度，但是中国的银行还是承受着死账、呆账的巨大压力。银行向工厂以及民用设施建设发放大量贷款，但是却没有考虑项目的可行性以及人们的偿还能力。罗奇警告，这会对中国的持续繁荣构成巨大威胁。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顾虑，但是这些顾虑并没有充分的依据。美国银行制度崩溃是因为次级贷款者无法偿还抵押贷款，而在中国，国家吸收了大量的呆账和死账。罗奇看到，中国正在努力打破这个模式，并且他希望中国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罗奇发现中美两国的联系比人们预期的更为紧密，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两国银行制度相差甚多而无法紧密结合。但不久之后，在2002年，财政问题几乎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融入了世界的发展轨道，唯独中国的财政问题使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之中稍显吃力，如果处理不好财政问题，那么预期的经济目标也很难实现。罗奇和其他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中国不能深刻认识到财政问题的重要性，那么随着中国与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银行制度会暴露出更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全部都是传统分析模式可以预测的。简而言之，连那些精明的美国普通人都可以发现，中国不过是一个“短期特例”，并不是颠覆常规的标志。 第八章 中美商业体系与文化融合 “中美国”：文化融合 现在要说的是中国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经济结构转型一样重要，但是它更加难以量化，这就是文化。“中美国”不只是两国经济的融合，更是两国文化的融合。 2002年，我首次坐飞机来到上海。按照“中国通”的标准来衡量，我不过是一个初学者。我不会讲汉语（现在也不会）。虽然我从书本上了解到中国的一些悠久历史，但是，无论是与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中国的学术界同仁相比，还是与那些没有读过很多书却可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往来自如的企业家相比，我对中国的了解还很少。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我独自在街上漫步，我感觉到我对这个国家还一无所知，就如同我对所要建立的投资基金的未来一无所知一样。 我以前去过很多国家，但是从未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充满活力。马路上车流穿梭，河道里排列着霓虹灯点缀下的船只，从前殖民者留下的码头现在灯光闪烁，东方明珠电视塔在浦东一侧若隐若现，这一切让我仿佛置身于电影的情境之中。随后的5年中，我去了中国的很多工厂，还去过很多老城区和新城区。当初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随着我的旅程的增加而日益加深。听上去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感官印象真的可以有效地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一个多世纪之前，当欧洲人来到纽约，他们也是凭直觉感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有别于他们生活环境的东西。他们为眼前的喧闹与忙碌而感到震惊，而且当他们开始与当地人交流时，这些感觉得到了印证。早在19世纪，一位叫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年轻法国人提出了与“美国印象”相似的观点。但是，在他那个战争四起的年代，国家最关注的就是征服更多的疆域。在19世纪末，大片土地被统治者划入统治疆域，城市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逐渐繁华起来。 后来美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个国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美国人看重未来而非沉湎于过去。19世纪末，在投入大量时间研究美国之后，詹姆斯·布莱斯勋爵（Lord James Bryce）完成了一部名为《美国联邦》（th）的著作。在这本权威著作中，他写道，即使他知道那是一个陷阱，自己还是心甘情愿地被卷入其中。“美国总能够赢得他人的钦佩，亲身感受美国生活之后，你就会明白其中的缘由。美国人个个都是充满希望的，他们会和那些融入他们生活的人主动交流，他们会让这些人认识到一个事实：如果美国和欧洲都出现政治决策失误，甚至美国的失误还要更为严重一些，但美国人所受的影响也会远远小于欧洲人。在写本书时，我无数次对我所叙述的事实失去信心，但同时，每当我动摇的时候，都会感受到美国强大的精神力量，此时我动荡的心境就会再次恢复平静。” 今天的中国与曾经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中国，同样是事事皆有可能，中国发展潜力巨大，而且中国同样热情饱满地面对当代问题。但是中国也曾经因为腐败问题而受挫，中国人也同样有人性弱点。这一点在城市中显得尤为真切。中国城市的发展有快速和混乱等特点，但是，总的来说，发展变化明显。 还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我要和几位律师朋友在上海南京路商业区的一座新落成的办公大厦里会面。我对那里并不熟悉，所以我走错了楼层。这座办公楼很普通，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办公楼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应该站在一块印有“华为”字样的金属标牌前。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国”来说却意义非凡。那晚我去大街闲逛，商业街两旁挂满了印有姚明笑脸的巨幅广告牌。这个两米二六的小巨人那时候刚刚进入NBA，在休斯敦火箭队打中锋。而且，那时他也刚刚与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商签订代言合同。火箭队希望得到一个好队员，而耐克公司更是雄心勃勃，它希望姚明能够帮助耐克公司开拓中国消费市场的新领域。华为和耐克，前者是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后者是人尽皆知的运动鞋制造商。中国在邓小平及其后任领导人的改革基础上，逐渐融入新的全球商业体系之中。与此同时，众多美国企业正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中。 第九章 哇！姚明！ 导读 ★中国培养出的世界级球员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球队签订合约，充分说明了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末，曾经有乐观人士说，20年之内，中国人的收入将会达到一定水平，中国将会成为重要的全球市场。而实际上，这一天的到来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并且中国的发展步伐仍然在继续加快。 ★说姚明的成长之路就是“中美国”发展道路的缩影，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哇！姚明！”与其说这是作者对姚明的惊叹，不如说是作者惊叹于一种中国特有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文化。他认为，中国的消费文化是极具特色的。为什么中国会与日本不同？作者认为，答案很简单：中国有一种消费文化，而日本没有。你想知道中国的消费文化有哪些让人吃惊的特点，这一章你一定要读。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当时专门在市场上为一家香港公司代理销售电信交换设备。20世纪90年代前几年，华为公司一直致力于自身产品的研发，并与西门子、思科及爱立信等大型跨国公司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不过，它却以低成本优势在中国内地省区和中小城市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为公司开始与中国军方（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师）合作，自此以后，华为公司虽然仍是一家鲜为人知的高新技术企业，但规模却由小变大。该公司拥有数万名员工和多条生产线，产品销售遍布全球。 第九章 哇！姚明！ 华为的全球战略 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华为公司开始与IBM公司合作。当时IBM公司也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正在从一家销售能力一流的大型计算机公司向全球性咨询公司转变，为各家公司量身打造技术解决方案和国际市场战略。除了IBM公司以外，华为公司还与美国德州仪器公司、朗讯科技公司及摩托罗拉公司分别合资建立了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华为公司海内外总收入已经超过10亿美元。然而，华为公司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先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华为公司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电信设备市场上的表现都非常突出，但其企业文化并不为外界所了解，外界并不清楚华为公司与中国军方的关系。华为公司的技术一贯是高品质的，但其产品价格却低于大多数市场竞争者，其中包括其主要国内竞争对手之一的中兴公司。简而言之，华为公司在其运作方式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成为市场上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近20年的发展与华为公司的壮大可谓如出一辙。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决策过程并不为外界所知，并且可能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晓。虽然中国的企业领导人并不都像任正非那样规避媒体采访，但他们也不会经常或公开发表观点。华为公司的大多数交易和决策内幕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并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中国传媒界没有鲍勃·伍德沃德这样的记者，没有人写回忆录将全部真实情况公开，商业书籍都是讨论企业战略的，有时也会有一些理想化的传记面世，但其中并不会涉及内幕和独家新闻。华为公司的发展迅速而神秘，但这在中国并不稀奇。 与IBM公司合作之后，华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额显著增长。IBM公司已经将商业目光转向全球市场，摆脱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相似的战略对华为公司也适用。随着国际市场对无线和网络通信设备的需求呈指数增长，华为公司通过努力成了其他公司特别是思科公司产品的低成本同类产品生产商。思科公司生产的设备与现代网络时代联系紧密，其路由器和转换设备产品一直以来都是全球通信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思科公司的生产线价格太高，发展中国家根本买不起。而华为公司能够以低得多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类似的产品。 华为公司在中国的几千名工程师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培训，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工资报酬是很高的，但是，如果和硅谷的美国管理人员相比，他们的薪水却很微薄。华为公司销售人员的收入在当地也算是很高的，但是与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同行相比，他们的收入还相差很远。简而言之，华为公司可以生产出售价低得多的类似产品，并且可以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再转而将这些利润投入到产品研发当中。从2001年到2004年，华为公司的国际设备销售额从2.5亿美元左右上升到了近25亿美元。从非洲、中亚、俄罗斯和中东市场上获得的收入帮助华为公司走向了国际化。华为公司开始在这些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上赢得传统跨国公司的合同，其中包括像英国电信和IBM公司这样的大企业。 2003年，华为公司与3Com公司合作，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3Com公司是一家美国电信制造商，20世纪90年代曾是美国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2000年后，由于电信设备市场销量骤然下滑，该公司面临着严峻挑战。双方合作的目的在于使3Com公司重新振作，并且使华为公司进入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这对主导电信设备市场的思科公司来说构成了挑战。在华为公司与3Com公司进行合作洽谈期间，思科公司在美国对华为公司提起了诉讼，声称华为公司的产品并不只是思科产品的低价替代品，而是通过非法盗版软件等大量侵害思科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复制而来的廉价商品。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西方公司一直都在抱怨，虽然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进入中国市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中国，虽然有法律明文规定侵犯知识产权是违法行为，但仍有企业生产盗版产品。电影和唱片公司抱怨说，在中国市场上有很多制造和贩卖盗版光盘的活动，这是大多数到中国的西方游客都有所了解的事实，一些仍然在美国和欧洲电影院里进行首轮上映的电影的DVD光盘，他们在逛露天市场的时候就有可能买到。但问题还不仅这些。在盗版软件问题上，从微软公司、甲骨文公司到视频游戏制造商，很多企业都面临着长期挑战。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时都会担心，一旦它们的生产线落成，就会有其他公司利用其生产出贴着不同标签的同样产品，在当地市场上销售。 知识产权是很多企业的主要价值来源。例如，高通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都来源于其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专利使用费。在过去的10年中，该公司实际上已经不再生产电话、芯片和通信设备，而是转向技术研发，通过专利使用费获利。其他技术和通信公司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它们能否获利依赖于法律体系的保障，当它们的设计被别人使用的时候，要有法律保证它们能够从专利权和合同中得到回报。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为保护知识产权制定了相关条款，但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还是经常会遇到产品被盗版的问题。通常，当这些公司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审理案件，或者判决作出的时候，侵权公司从事盗版产品的非法销售已经很多年了。中国很多技术公司扮演着跨国公司“初始设备制造商”的角色，它们把各种零部件组装成成品（例如戴尔电脑）进行销售。通常，这些公司并不会公然窃取跨国公司的产品技术，而是会对产品进行反向设计。对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来说，产品反向设计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有些企业已经因此而臭名昭著，它们虽然不会在技术上全盘复制市场竞争者的产品，但是会将其改头换面后再推向市场。在思科公司起诉华为公司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案件中，说华为公司的工程师对思科产品进行分解研究后找到了制造类似产品的方法可能更为准确。 当然，华为公司可能确实如它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拥有很多杰出的工程师，并且中国公司也有能力和欧美公司一样生产出复杂的高技术设备。如果思科公司对此不认同，就有侮辱中国公司和种族歧视之嫌。同时，思科公司起诉华为公司的时机也引发了外界的质疑，思科公司真正担心的到底是它的知识产权，还是华为公司与3Com公司合作后会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与其展开竞争，以低成本同类产品削弱其市场份额呢？ 2003年底，思科公司撤诉，与华为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在与实力迅速削弱的3Com公司合资创办的企业中，华为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思科公司与华为公司的协议细节并没有被披露，但是外界认为，华为公司答应除了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外，将就某些产品向思科公司支付适当的专利使用费。此后，华为公司发展势头不减，进一步巩固了其全球性企业的地位。3年后，华为公司将其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全部回售给了3Com公司，想要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整个3Com公司。当时，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兴起已经成为日益明显的事实。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华为公司就从一家小型的中国地方的公司发展成了一家大型的全球性的公司，这被视为是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威胁。华为公司的成功既得益于其智慧和创造力，也得益于技术在全球的应用。 受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困扰的不只是高新技术企业。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企业也面临着其产品设计被盗版并进行销售的挑战。那些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在其产品被侵权和复制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企业的生存？说到这里，就可以引出耐克公司和姚明的故事了。 第九章 哇！姚明！ 姚明成为耐克代言人 和很多运动服装生产企业一样，耐克公司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的。在此之前，耐克公司在亚洲市场已经打拼了10年之久。最初，耐克公司对中国的看法与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看法是基本相同的：它们都是耐克产品的低成本生产基地。但是，耐克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地区的工厂都引发了强烈抗议，当地人认为，耐克公司表面上看起来慷慨温和，但实际上却很伪善，只注重自身赢利，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在将更多的业务转移到中国之后，耐克公司决心避免在其他国家遇到的工人权利的问题。它希望中国不仅能够成为耐克运动鞋的低成本生产基地，还能够成为耐克商品的下一个巨大市场。 但是，运动鞋是比较容易复制的商品之一。中国很多生产耐克产品的工厂都不是耐克公司自己的工厂，而是其合同生产厂家。它们很容易就可以获取耐克空中飞人乔丹运动鞋的技术规格，然后生产出同样的运动鞋，贴上不同的标签在中国销售。这是一种可疑的侵权行为。北京的大街小巷卖的电影DVD光碟质量可能很差，甚至可能就是某个人在电影院里用录像机录下来的。但是，与街边卖的廉价假劳力士表不一样，这些中国工厂生产出来的翻版耐克运动鞋质量并不差。实际上，它们就是耐克运动鞋，设计与材料都与耐克运动鞋一样，只是品牌不同而已。 那么，耐克公司该怎么做呢？包括新百伦、阿迪达斯和锐步在内，耐克公司在中国的竞争对手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耐克公司可以把一家工厂的工厂主告上法庭，但即使它能打赢这场官司，下一家工厂可能仍会这么做。它可以撤出中国市场，但这意味着放弃全球最大的新兴消费市场，将其拱手让给其他的市场竞争者。耐克公司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它会继续对侵权行为采取严厉措施，但是，它不会持续处于守势，而是要创建耐克品牌。产品设计可能被窃取，但产品品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品牌魅力在全球市场是普遍存在的，而在中国，品牌的吸引力可能更大。中国消费者在购买能力提高的同时，对品牌的渴望也在增强。其中有些品牌是中国自己的，例如联想电脑品牌和海尔家电品牌。作为非常受欢迎的国内品牌，它们拥有自己的客户群体。但是，外国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也很受欢迎。就像肯德基在市场上将自己塑造成现代西方优越生活的象征一样，外国公司在吸引中国消费者时总是会营造出一种希望，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产品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舒适愉快的现代生活。面对年轻的消费者，它们将自己的品牌打造成潮流的象征；面对年长的消费者，它们将自己的品牌打造成身份的象征。此外，它们还会让消费者觉得，西方品牌商品的质量更好、耐用性更强，能够带给他们的东西更多。耐克公司向来为自己产品的性能感到骄傲，嘲笑其他品牌的产品有名无实，而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消费者相信穿上耐克的鞋子能够让他们站得更高、更接近自己的梦想、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即将登陆NBA赛场的姚明似乎是耐克公司的最佳人选，这名篮球运动员身上有某种英雄色彩。 2002年12月，《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了休斯敦火箭队和克里夫兰骑士队的一场比赛，这并不是一场年度巅峰之战，但却吸引了约100万美国人的关注。在中国，有1700万球迷观看了直播。他们想要看到NBA新人——姚明作为火箭队中锋的表现。姚明与火箭队签下了一份1700万美元的合约，为火箭队效力4年。中国培养出的世界级球员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球队签订合约，充分说明了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 姚明的先天条件很好，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他的母亲叫方凤娣，可能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女性了。她的丈夫比他还高。 上海的体育发展计划为姚明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成长环境，也使他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将姚明打造成中国首个国际体育巨星，专门有教练训练他，有医生照顾他的饮食，还有经纪人负责打理他的着装。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他的饮食，还有他想要的东西。和20世纪90年代所有打篮球的年轻人一样，姚明想要一双耐克的空中飞人乔丹运动鞋。问题是在中国找不到适合他脚的这款鞋子。所以就只能在美国托人买好给他寄到中国。知道这件事后，耐克公司的官员派人来找姚明，为他提供了到巴黎耐克训练营训练的机会。耐克公司资助这个训练营的目的就是培养有前途的运动员。意识到姚明有成为国际明星的潜力，耐克公司和他签订了广告合约，而姚明则继续为上海男篮效力。 加入休斯敦火箭队之后，姚明与他的团队成员一起前往美国。那时他才21岁，他的母亲为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也到了美国，并在美国购置了房产。与此同时，姚明的经纪人和市场负责人为他处理各种事项。“姚之队”的代表章明基说：“广告邀请如潮水般涌来，有来自跨国公司的，也有来自软件公司和计算机公司的，还有来自服装公司和鞋业公司的。凡是你能想到的企业，它们都想要姚明做广告代言人。”姚明加入NBA后，他的管理团队每天忙着安排赞助商的事宜。NBA也行动起来，利用姚明扩大在中国的影响。2002～2003赛季，中国中央电视台转播了火箭队的30场比赛，吸引了大批中国观众。观看这些比赛的中国观众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美国观众的人数。虽然NBA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吸引中国观众，但直到姚明加入，NBA才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耐克公司之所以重视在中国的品牌效应，是与其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方式遭遇的持续挑战直接相关的。在中国，耐克公司如果想要保持并扩大消费者群体，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强化品牌效应。如果人们购买的只是耐克的运动鞋，而不是耐克的品牌形象，那么耐克产品的市场总是会受到仿冒和侵权产品的削弱。如果耐克真的成为一个品牌，有了这个品牌在手，即使仿冒品的销售仍然会削弱公司的市场份额，但耐克公司的市场脆弱性会低得多。中国消费者与美国消费者很相像，都是世界上最具品牌意识的消费群体。这种意识很难量化，但市场营销专家早就注意到，中国消费者在消费时，要么会购买价格最低的商品，要么会瞄准较高端的市场，购买那些能够彰显身份、品位和财富的商品。 第九章 哇！姚明！ 中国：消费文化的独特变化 作为新城市消费群体的核心，年轻人的品牌意识尤其强烈。中国一本流行的时尚杂志的忠实女性读者可能会有“至少一个路易威登的手包，一双古奇的鞋子，至少7支雅诗兰黛和兰蔻的唇膏。男性读者可能会身着阿玛尼的成衣，打着爱马仕的领带，用着芝宝的打火机”。在该杂志进行的消费调查中，接受调查的读者表示，“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国际品牌的商品”。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对物质世界的沉迷就弥漫在了中国的城市文化中。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消费者主要关注的还是现代西方家庭使用的电器和装饰品的话，那么，刚刚过去的几年见证的则是中国消费者消费焦点的显著变化，他们开始关注产品和服务，关注时装，关注时尚的酒吧和餐馆，关注配饰。 的确，目前在中国，还只有相对很少一部分人享受得起这种消费方式。这些人主要是直接从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中获益的城市精英。他们可能只占中国总人口的10%或是更少，但即便如此，也意味着至少有1亿中国人有着和世界各地富裕阶层相似的消费欲望，并且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强，越来越能够使其消费欲望得到满足。但是，尽管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均收入要比实际人均收入高得多，可毕竟中国的年人均收入仍然只有1000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即使是中国购买力水平最高的地区，其21世纪初的人均收入也只有4000～5000美元，明显低于美国或欧洲的几乎全部地区，与美国和欧盟国家人均超过3.5万美元的年收入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当一个家庭的年收入达到5000美元或是购买力达到同等水平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可以像中产阶层的家庭一样生活了。这种生活模式是我们很熟悉的：在这个收入水平上，人们开始购买各地中产阶层的家庭都购买的商品，从计算机到电视，从手机到服装，他们开始外出就餐，最终还会购买私家车。他们能够买得起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在中国，5000美元的人均购买力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中国有几亿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更多的城市富裕人口，这个数字是平均计算出来的。但是，这个数字至少反映了一个现实：21世纪初，中国已经实现了重大飞跃。虽然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没有融入全球经济中去，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一小部分富人从绝对数量上看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了，他们的富裕程度在不断提高，可以被视为真正有潜力的消费者。 消费需求的增长可能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但却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在过去20年里，中国社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迅猛发展。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道理，有目标，也有重点。并且，让中国人消费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他们是消费行家。 中国人的消费倾向对我们理解“中美国”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90年代，雅芳公司在中国一举成功，这说明要唤起中国人的购买热情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在那个时期，尽管中国人的工资已经在上涨，大众消费还是受到了收入水平低的制约，所以，最早在中国获得成功的西方公司都是那些销售低端产品的公司。他们的商品既是外国货，人们又买得起，所以会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对于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中国中产阶层的家庭来说，雅芳的产品和肯德基的食物已经算是奢侈品了。但10年后，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已经明显增多。 2003年，当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已经成为明显事实的时候，有很多人提出，中国的发展只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发展的翻版而已。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其财富的增长和对西方一切事物的渴求除了引起老牌西方经济强国的注意以外，还引起了这些国家的疑虑。当人们开始把中国和曾经的日本进行比较的时候，中国很快就吸引了媒体和公众更多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明显存在着一种担忧，担心日本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日本人除了用汽车和电器占领美国市场以外，还买下了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和圆石滩球场，这给美国的全球地位敲响了警钟。日本公司看上去比美国公司效率更高，更有市场竞争力，日本银行的资本也比美国银行更雄厚，挤占了美国竞争者的市场。但后来，日本经济迅速下滑，其速度几乎就像当初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样迅速。飞涨的房价和大量不良贷款压垮了日本的银行，面对这种局面，日本政府没能迅速作出反应，这使得日本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的境地，增长停滞，通货紧缩，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以及21世纪前几年里一直如此。 2003年秋天，我在为一只投资基金的发行做准备。这只基金主要关注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中美两国的公司。在工作期间，我同一些潜在的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列出了许多理由来证明中国蕴藏着一系列独特的发展机遇。而他们总是会提起曾经的日本。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国会与日本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有一种消费文化，而日本没有。 这并不是说日本消费者没有消费欲望。他们当然有，并且每一个到东京的游客都会惊叹于日本的高档商场、豪华商品以及新兴的游戏文化、动漫文化和创意商品。然而，充满活力的消费文化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你可以通过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投机——来区别消费文化的层次。日本是一个保守的社会，百姓大多喜欢存钱而不喜欢投资。名牌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取得了一定成功，这是因为它们迎合了日本社会的保守文化和对等级制度的推崇，品牌之所以对日本人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最好”。中国的储蓄率也很高，近年来达到了近50%，但这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消费的东西。即使是现在，中国人可支配收入的投资途径也很少，中国的债券市场不是很发达，股票市场被视为赌一把的地方。 世界上可以与美国“赌博避风港”的地位相匹敌的国家就是中国。不错，摩纳哥也可以算一个，或者还有巴哈马群岛，但是这些小国是没有办法同人口众多的中国和美国相比的。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博彩业还仅仅局限在澳门，那里离香港很近，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以博彩业闻名，很多人挤在赌场里进行各式各样的骰子和纸牌赌博，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烟味。这很像拉斯韦加斯和大西洋城赌场早前的样子。多年以来，为了吸引赌徒和投机分子的光顾，拉斯韦加斯那些最著名的赌场会免费提供别墅住宿和私人飞机接送，而现在，美国的赌场已经有了在澳门设场的想法。 消息一出，在澳门新建酒店和赌场的竞争就疯狂展开了。史蒂夫·温和谢尔登·阿德尔森都想成为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人。史蒂夫·温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负责拉斯韦加斯赌场的转型，而阿德尔森则来自拉斯韦加斯金沙公司。他们两人的赌场不相上下，并且都面临着史蒂夫·温的老东家美高梅集团的竞争。美高梅集团与当地的亿万富翁何鸿燊合作，在打开中国大陆市场方面具有优势。它们的销售人员在上海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关系很深，并且它们的赌场对香港的富人一直很有吸引力。而作为新来者，史蒂夫·温和阿德尔森的赌场也有优势，它们吸引着那些对美国赌场慕名已久的富人。竞争越激烈，赌场也就越多。2006年，澳门超过拉斯韦加斯成为全球最大的赌城，博彩业年收入近70亿美元。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澳门和拉斯韦加斯的赌市都出现了衰退，但澳门的情况要好些。 虽然用赌博来衡量消费是不科学的，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是难以否认的。20世纪90年代，像百胜餐饮集团和雅芳公司，之所以会到中国来投资，是因为它们相信中国会成为巨大的消费市场。21世纪头10年，它们的努力已经得到回报。这一天的到来可能有些漫长，其间这些企业可能也有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但是，中国消费能力的增长超出了所有分析家的预料，其速度比最乐观的分析家预测的还要快，尽管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仍然较低。20世纪90年代末，曾经有乐观人士说，20年之内，中国人的收入将会达到一定水平，中国将会成为重要的全球市场。而实际上，这一天的到来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并且中国的发展步伐仍然在继续加快。 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人并没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中美两国国内有些人也是如此，他们对现代消费文化中无限消费欲望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中国还有一些人在继续批判极度物质主义。很多中国人（无论老幼）都承认，在商品经济极大繁荣的背后，他们面临着文化困惑，感觉随着物质的丰富，生活变得乏味了。 从2003年开始，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进一步普及和网吧的大量出现，网络游戏，特别是多人游戏变得流行起来。和其他开发人员一样，网络游戏的开发人员也试图开发出更加完美的游戏，以吸引消费者。网络游戏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城市青少年、大学生和父母收入比较高的男青年。网易开发的《梦幻西游》是比较受欢迎的网络游戏之一。该游戏以中国古典名著为背景，将玩家带到虚幻的过去。有些人玩游戏上了瘾，每周打游戏的时间有60～70个小时。在网络游戏刚刚进入亚洲其他国家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已经受到了关注和批评。我曾经去过上海的一家网吧，这家网吧沿着一条繁忙热闹的街道，但里面却非常安静，100多个人头戴耳机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大多数人都不出声，或是小口喝着汽水。在这里，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敲击键盘和点鼠标的声音。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目标和价值都很明确，有广阔天地等待着玩家去探索，有清新的空气可以呼吸。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厌倦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但是中国的文化发展与游戏主题之间的巨大反差却是惊人的，也是令人担忧的。 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变化的脚步。无论是网络游戏，还是人们对网络游戏的抱怨，都不意味着发展轨迹会发生变化。游戏只不过是一种避世的方式。总之，游戏开发公司注意到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厌倦和担忧，并开发出游戏来迎合人们的需要。无论是网络游戏，还是探讨现代都市生活弊病的杂志，或者其他一些供人们消遣娱乐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填补消费文化上的空白。 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使耐克公司加强了在中国的市场营销和产品销售。它先是与姚明合作，然后又把目光瞄准了北京奥运会。它允许姚明与自己的市场竞争对手锐步公司签订广告合约，并采取其他方式来吸引消费者，扩大市场份额。中国市场的潜力是相当大的。像思科和耐克这样的公司明知自己的知识产权会面临风险，可还是选择进入中国市场，就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即使企业会因为中国市场上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而蒙受一定的损失，丰厚的获利前景还是让他们无法放弃中国市场。摩托罗拉、英特尔、宝洁、通用电气、爱默生电气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等数百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也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它们不是要在中国生产低成本商品然后运到美国去销售，而是要在中国生产商品并在中国市场上销售。 但是，即使很多跨国公司的获利已经开始反映出中国作为巨大消费市场的潜力，美国国内仍然普遍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低成本商品制造国和出口国。从2003年到2004年，美国报纸和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开始增多。最初，主要的报道都是负面的，集中在2003年春天在香港暴发的“非典”上。“非典”的暴发不仅引起了市场的担忧，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卫生官员的担忧，它们担心“非典”会在全球蔓延。一家人戴着口罩逃离香港的画面并不是对中国的积极描述，反而强化了美国人长期以来视中国为威胁而不是机遇的认识。 但事实证明，“非典”并没有发展成很多人所担心的危机。2004年，《华尔街日报》、《财富》、《商业周刊》、《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等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激增，它们将中国视为一个“新生”事物。不过很多文章都过于夸张而没有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报道，对中国的描述简单化了。但是，对于中国的发展趋势，这些媒体比很多美国专家看得更准确，不像这些专家那样仍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媒体抓住了中国的崛起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国的崛起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同时也关系到美国。他们清楚，这种联系将会决定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前景。 媒体意识到，一篇关于华为公司的文章并不只是对这个来自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报道，同时也会涉及思科公司，涉及美国经济力量面临的竞争，涉及全球贸易的未来。华为公司的发展以及其背后的力量让美国人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华为公司将来会成为一支无可阻挡的经济力量。这让美国人不仅对中国充满好奇，更感到担忧。而实际上，思科公司本身也与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机构等军事和情报机构进行很多高度保密的合作。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公司与中国军方合作是“他们的”高技术公司在帮助“他们的”军方，这对美国是很不利的。而不管是在中国台湾的问题上，还是在对整个中国的问题上，中国人也都有理由对美国的意图感到担心和怀疑。 美国能够从中国市场上获得很多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人的担忧。IBM公司等美国企业得到的回报就是例子。2004年底，中国的联想集团收购了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这件事并没有像华为公司与思科公司之间的竞争那样引起哗然，但它同样让人惊讶不已。在华为公司发展成为全球性企业的道路上，IBM公司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年来，IBM公司自身也在转型。IBM公司曾经主要从事低利润的个人电脑业务，后来开始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业务体系的构建中，想要成为专业的咨询公司，为像华为公司一样想跻身于世界市场的企业提供帮助。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塞缪尔·帕尔米萨诺明确表示，未来的IBM公司的发展将不再着眼于某一个国家，而是着眼于全球市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IBM公司一直都是美国企业的代表和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而在20世纪90年代，IBM公司也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面对“新经济企业”的竞争，它显得有些笨重无力了。但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IBM公司就实现了转型，而中国正是促使其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这在姚明身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姚明是在中国培养出来的，最终成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有力象征。姚明是一个广告巨星，这体现着民族主义的梦想，同时也反映出了他的团队对财富的梦想。姚明通过一定的方式处理好了各种矛盾，他的球迷也是一样。说姚明的成长之路就是“中美国”发展道路的一个缩影，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第九章 哇！姚明！ 对中国的怀疑可以保持沉默了 在西方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怀疑也越来越深。在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眼中，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尽管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在不断增加，但国家支出仍然是中国消费支出的主体。他们普遍认为，除非中国经济减轻对国家支出的依赖，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不能持续。与那种认为中美贸易是在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惠及中国的观点一样，这种认识也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2003年和2004年，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讨论大多认为，中国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但必将经历重大调整。因为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国家支出以及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消费者消费需求不足，法制不够健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旧的银行系统将要不堪大量不良贷款的重负。在2004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中，中国又被渲染成正在迫近的威胁，美国经济令人感到担忧，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原因也被算在了中国头上。与此同时，很多人警告，美国通货膨胀加剧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美国的利率也将上涨，而这些都将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后来的事实证明，上述看法几乎完全是错误的。美国的通货膨胀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利率没有上涨，经济增长依然强劲。美国人看待问题的传统模式已经过时，他们所掌握的数据也不完整，并且美国人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无力应对中国的变化。不错，中国经济发展中是面临着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并且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都是中国市场给美国企业提供的机遇，而美国企业同时也在促进中国的金融改革。如果没有美国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中国的银行和很多企业可能面临更多困难。目前的分析模式都没有考虑到全球性机构对中国国内经济产生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它的存在让事实的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第十章 中国金融体系：危机与变革 导读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中外人士坦言，政府需要对过热的经济加以控制，如果过度增长得不到政府的控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风险。 ★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没有要遮掩问题的意思。他们都是实干家，想在中国建立起强健稳定的经济体制，明白在数据上做文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8年底，全球金融体系曾经濒临崩溃，最终之所以得以避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融合。 ★通过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标志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又迈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 在这一章中，作者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虽然他认为中国金融体制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他相信，随着规则机制的建立和透明度的增加，中国金融体制能够正常运行。同时作者也惊诧于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在作者眼里，“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企业涌向中国市场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初就是中国企业到华尔街淘金的时代。”本章的看点集中在，作者站在第三方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对中国金融体制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评论。 在2004年年中，听到这样的评论一点儿也不奇怪：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了！” “现在就断言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还为时过早！” “中国急切地试图实现经济软着陆！” 当时，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泛共识，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稳定的，也是不平衡的。软着陆是可以期待的最好结果。如果能够实现软着陆，中国经济就不会突然崩溃，只是增长的速度会放缓而已。而硬着陆的状况则更接近于经济崩溃。无论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中国经济的调整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 第十章 中国金融体系：危机与变革 温家宝：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专家 然而，无论是在2004年和2005年，还是在此后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既没有硬着陆，也没有软着陆。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着陆。 外界的预期又一次落空了。传统的模式和假设似乎已经预示了一个明确的结果，然而，现实却与预期相去甚远。外界预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性过强。也有些人认为，中国政府设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低估了人民币的价值。为了换取中国商品，外国现金大量流入中国，使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成为导致危险的通货膨胀和超额货币供应的因素之一。还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不良银行贷款和政府支出的依赖是不健康的。就沿海发达城市的消费而言，消费者的消费活动与政府大型项目的支出相比，前者所占的比重很小。有些人甚至对中国的基础设施以及中国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所需电力的能力提出了质疑。2004年上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10%，大大超出了中国政府此前的预期。不仅是外国经济学家，中国领导人也表示了对于经济过热的担忧。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中外人士坦言，政府需要对过热的经济加以控制，如果过度增长得不到政府的控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风险。与其前任朱镕基一样，温家宝也是一位致力于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专家。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银行系统曾经遭遇过一次小危机，朱镕基有力地应对了那次危机。而到了2003和2004年，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银行系统要庞大且复杂得多，其所引起的担忧也要大得多。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使得中国经济可能遭遇的困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后果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大的担忧。虽然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4以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经济体系就不会受到质疑。尽管报道数字显示美国经济运行平稳，但人们还是能感觉到美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并不像数字所反映的那样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每个月都有制造业工人失业。即使医疗费用猛增，企业利润大好，工人的平均收入还是原地踏步。中国经济的增长会使美国人感到恐惧，中国经济的放缓也是如此，只是两者所引起的恐惧有所不同罢了。 中国的银行系统是不健全的，如果不能得到补救，就会限制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最终使其停滞不前。对于中国国有银行存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领导人邓小平、90年代的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很清楚，此后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中国银行，只不过是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意志提供货币的国家附属机构。它们并不具有商业企业的职能，不会考虑通过贷款获利，也不会进行风险定价或是收取服务费用。多年以来，中国的国家银行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四大商业银行在理论上分别面向农业、建筑业、商业和零售业四个不同领域。中央银行负责确定利率和发行货币。四大银行继续行使其传统职能，与西方意义上的银行业并没有什么联系。 尽管在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银行系统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某省的一位官员想要获得新建工厂或是桥梁的资金，他就会向银行借贷。银行为项目提供资金自然没有问题，也不可能要求急着收回资金或是收取利息。如果国家制订的“五年计划”确立了新建一定数量的桥梁或发电站的目标，那么，银行就不会拒绝为这些建设项目提供贷款。如果一家国有企业想要寻求此类项目的建设资金，并且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明确支持，就可以得到银行贷款。 一些腐败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央和省级银行，地方的银行的状况也是如此。地方的银行官员和当地企业界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的贷款要求很少会被拒绝。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一些人依然有影响，他们总是简单地把新设施的兴建看做一种成就。尽管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改变地方的观念，并不鼓励这种为了兴建项目而兴建项目的行为，可有些地方仍保持着原来的做法。 上述状况的存在导致了一种普遍看法的产生，这种看法认为中国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能否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不取决于贷款的具体用途，而是取决于贷款人的关系网络。贷款项目能给银行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不是第一位的。而贷款一旦发放，就有可能收不回来了，结果就会使银行系统不堪不良贷款和非生产性资本使用的重负，效率低下。 腐败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每个国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制度规则不清晰甚至毫无规则可言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如此，19世纪的美国也曾经如此。当时，美国的投机银行可能今天刚开门，明天就关门了。没有清晰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人们靠的只是关系和自己的一张嘴。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就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通常不会互相欺骗。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怎么好，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履行相互之间的合约和承诺，因为最终这对他们都有好处。朋友和姻亲往往也能成为亲密的生意伙伴。然而，长此以往，人们并不相信单纯的商业利益能够取代家族联系成为合作的纽带，腐败也就产生了。 在中国凭借关系网做生意，已经成了一条潜规则。外国人因此而开始关注中国的“关系”，关注这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必须要精心培养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不得不抛掉旧规则和已经熟悉的办事方式，参加各种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正式会议，出席各种宴会酒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建立人际关系上。 第十章 中国金融体系：危机与变革 中国金融体系的变革 无疑，在中国做生意有中国的方式，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办事方式，这些方式并不会在法律中写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公民可能为自己国家的法治和透明度感到骄傲，但是试试看好了，如果不认识地方规划委员会或是其他相关委员会的人，他们还能不能在佛罗里达南部、拉斯韦加斯或是加利福尼亚做成土地生意或是新建房地产项目？为了一份许可证，他们可能要等待数月之久，其间还会遇到种种麻烦，新项目还没开工，成本或许就已经高到无法承受了。在法国，即使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外资企业，想要卖掉房产、租写字楼或是开展业务也一样要颇费周折，相关制度虽然透明，却造成了效率的低下。不管在哪个国家，有熟人好办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并不像很多西方人所说的那样严重，但中国的银行有不可能收回的贷款却是事实。只是这些不良贷款的总额到底有多少一直存在争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不良贷款只占贷款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此表示怀疑，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该数据已经是1998年了。此外，在银行系统改革的过程中，很多银行的不良贷款都转移到了新的控股公司。这样一来，不良贷款从表面上看就不存在了，至少是从银行的账面上消失了。不过，从表面上消除不良贷款并不是转移不良贷款的根本原因。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没有要遮掩问题的意思。他们都是实干家，想要在中国建立起强健稳定的经济体制，明白在数据上做文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意识到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贷款。他们也明白扩大信贷、人情关系和相关制度的缺失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们知道中国自身的特点——中国政府的负债很少。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管中国的银行发放的不良贷款有多少，都跟政府债务没有什么关系。而更为本质的区别还在于，中国官员看待问题的方式与西方不同。 不良贷款的概念本身基本上就可以说明问题。它不能给贷方带来任何利益，最终只能造成贷方的损失。在美国或欧洲，银行若发放了大量不良贷款，就是失败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储蓄与信贷危机，数千亿流入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贷款遭受损失，贷款银行破产，给政府留下了要清理的烂摊子。2005～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的大规模增长，最终导致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2008年和2009年，大量银行破产，很多银行在政府的紧急援助下才幸免于难。由于对信贷的可靠性判断失误，金融机构将那些抵押贷款以捆绑证券的形式发放给了购买者，而购买者同样也高估了信贷的价值。信贷系统的危机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与次级市场在美国或欧盟各国市场上的相对规模相比，不良贷款在整个中国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很大。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8年的美国和欧洲都遭遇了因不良贷款而引发的危机，而中国却没有。这个事实是非常惊人的。 原因很简单，或许也正是因为简单才一直被忽视。14世纪英国奥卡姆的神学家威廉曾经写到，最简单的理论通常就是正确的答案和解释。可是，人们却一再抛弃简单的解释，总是要寻求复杂的答案。不良贷款之所以没有让中国经济停滞，是因为它们并非真正的不良贷款。 贷款只有在被要求偿付且给贷方造成不良后果或是从一开始就被看做单纯金融工具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不良贷款。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银行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贷款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国，贷款并没有被当做能够带来回报的金融产品，而是国家现代化的资金动力。从本质上看，贷款就是政府开出的支票，是政府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现代化提供的资金。尽管政府也希望这些贷款能够给银行带来利息收入，希望这些贷款最终能够偿付利息，但是，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相比，这些并不重要。 中国政府和银行并非对贷款的状况漠不关心，只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着与外国人不同的理解。他们并不像外国人那样关心良性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比例，也不像外国人那样关心贷款得到偿付的可能性。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旧的金融体制，没有风险定价，没有资本费用，也没有投资回报评估。银行的任务就是有利党中央政策的实施和地方项目的落实到位。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一直坚决不允许中国的货币像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自由买卖和浮动，因为他们很清楚，向全球资本和金融机构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会给中国造成严重不利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经历。并且，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比苏联大得多，社会状况比苏联更复杂，同样的局面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中国官员把货币和封闭的银行系统看做当代的万里长城，看做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屏障。 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继续，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银行系统不能永远封闭。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向世界开放中国，创建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使中国人摆脱贫困，并保持国家的稳定。开放，从新建企业开始，政府鼓励新企业吸引外资，允许它们开展贸易。同时，外国企业也可以在华开展业务。但是，银行系统并没有开放。而且，中国的银行系统和西方人眼中的银行系统完全不同。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同意在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来华开展业务。在2006年这一期限到来之前，中国的银行系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像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公司在华建立分支机构并从事贷款业务的要求。这也正是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轮银行系统改革，和其继任者一直致力于改革国有银行运营模式的原因。他们知道一旦外资银行加入国内市场竞争，中国的银行将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全球金融机构有资本定价、对客户的信贷可靠性进行评估并且将风险因素考虑在内的机制，以赢利为目的。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很多全球金融机构也存在着重大缺陷，但是，与中国的银行运营模式相比，西方银行的商业运营模式更为严密。 对个人存款吸引力不强是中国国内银行的弱点之一。曾经，由于利率不高和腐败现象的存在，很多人都选择把全部或是大量的储蓄以现金的方式存放在家里。银行也不会花多大工夫去吸引个人或是小企业的资本，相反，它们依靠的是国家的定期资本注入。如果中国国内银行想要增强与外国金融公司的竞争力，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 但是，势在必行的中国银行系统改革必须权衡稳定。政府不可能轻易就要求银行实施风险定价并为私营企业提供贷款。并且，从经济角度来看，不管是否可行，他们都不可能让银行停止向国有企业贷款或为地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旧的借贷体制可能会导致浪费和效率低下，但它毕竟是一种体制。在新的体制可以取代它之前，它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可以做个类比。如果城市里有一座旧桥摇摇欲坠，有坍塌的危险，那摆在这座城市面前的就是两难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拆除旧桥，建一座新桥，但这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在旨在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也会造成交通不畅。它也可以选择每年都对旧桥进行修缮，即使最终的重建在所难免，也要尽可能推迟重建的日期。或者，它还可以选择在旧桥的旁边再建一座新桥，在新桥完工之前保持对旧桥的修缮，待新桥可以投入使用之后再重新规划交通路线。在银行系统改革的问题上，中国官员面临的是类似的难题。 中国政府实施的“五年计划”当中有一些关键项目，原有的银行系统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渠道。尽管结束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但目前中国仍然保持着长期战略下的国家驱动型经济模式。城市化、现代化和工农业改革都通过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来统筹安排。在将国家资金注入机场、公路、铁路、公共交通、发电站和钢厂等项目的过程中，银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在鼓励和要求实施改革的同时，也在维持着原有体制的一些东西。中国允许外来竞争者进入国内市场，以为国内机构提供动力和样板；同时，中国会为国内机构提供充分的保护，保证它们在具备竞争力之前不被挤出市场。为了短期内的稳定，国内机构的效率低下可以暂时容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有两个特点：一是手中有资金；二是即使中国封闭的经济体系对外资有种种限制，全球金融机构也愿意到中国来开展业务。面对其他新兴经济体，西方银行的态度是“你们先改革，我们再提供资金和经验”，而在中国，西方银行则是先提供资金和经验，期待着改革能够随后而来。这是因为在21世纪初全球经济增长受限的大环境下，中国是它们能够争取的仅有的少数潜在机遇之一。对于全球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几乎还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是最后一片尚未被开拓的市场，世界各大金融机构都想进入这个市场。 中国人在不断弥补不良贷款所造成的损失。2004年初，中国政府注资450亿美元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继续向外资机构发放在中国的营业执照。其中包括允许大公司投资中国的股票市场（此前中国股市仅对中国公民和公司开放），以及购买一些银行的股权。一家外国银行的评论概括了西方对于中国政府注资450亿美元进行银行资产重组的看法，该评论说：“要提升中国银行的品质并赢利，除了资产重组之外，信用担保和公司治理的彻底改革是必需的。”简单地说，就是“现在的做法可能暂时止住了流血，但如果不采取更大的行动，病人还是会死亡”。 但是，中国政府却不这样看。因为资本可以流入中国市场，却不可能轻易流出，在全球其他地方几乎都适用的规则在中国并不适用。是的，如果中国已经完全向全球资本开放并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当中，那么其不良贷款水平和制度的缺失可能已经引发了大规模的减记、亏损和银行破产浪潮，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资本的枯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甚至都没有要发生的迹象。中国政府并没有打算收回贷款，并且银行依然是资金的主要来源。 中国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国的银行有一天能够和全球其他银行一样运作。而只有在银行已经做好准备、可以脱离政府的辅助，并且不得不凭借效益在竞争中沉浮的时候，那一天才会到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新桥旧桥并存”的混合体系还将继续存在。 世界上曾经有并且现在也仅仅有两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而不受他人制定的规则的约束，这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变就是一个证明。“中美国”的最初显现也是在金融领域当中。即使遭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依然有能力运行巨额赤字，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的最后选择，美国政府可以为自己提供贷款。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美元不是它们的国内货币。中国吸引着大量外国投资者。这些投资者要求很少，并且还要为了投资中国的银行而游说政府。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市场的长期潜力，这种潜力是无与伦比且不可替代的，对于它们自身的长期健康发展也是必要的。其间，投资的流动是双向的。中国的中央银行会用从中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盈余来购买美国的债券。 从中国政府制定的特色政策和外国资本对中国银行的投资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有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2008年底，全球金融体系曾经濒临崩溃，最终之所以得以避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融合。 美国和其他外国资本投资中国银行业的方式与全球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的普遍投资方式大相径庭，这使得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外资并借鉴外部经验（特别是美国的资金和经验）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希望银行官员和各分支机构负责人能够加强自我约束，贷款项目负责人在批准发放贷款前要充分考虑借款人的长期信用能力和项目的未来资金流向。同时，中国政府还要求银行增加对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的贷款支持，这种支持涉及信用卡发放、汽车贷款、住房贷款等方方面面，要增强银行对于这一群体储蓄存款的吸引力。此外，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创建资产管理机制，以促进股市的发展。 2003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将修改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此前，尽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私营企业发展活跃，其法律地位却一直没有明确。私有财产权清晰界定的缺失使中外企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通过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标志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又迈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为了抑制房地产狂热，政府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股市。 在中国股市，国外金融机构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股票市场的运作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本分配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股市还可以为企业提供额外资金来源，这些资金由股票持有人而不是银行提供。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批准建立了两个股票交易市场，一个在上海，另外一个在深圳。其中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主，有1000多家公司在上海上市。只有中国公民才可以在中国股市进行投资。在经历了最初的繁荣之后，中国的股市也陷入了停滞，交易量萎缩，局面直到2004年才开始改观。 中国股市与其他国家的股市不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只出售很小份额的股份，几乎没有审计报告标准，也不是以股票持有人的利益为目标。股市是中国政府为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注资的场所和途径。或许中国政府也曾经希望股市交易繁荣，希望通过股市将资本分配到成功的企业、惩罚效率低下的企业，但是却没有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来实现这些设想。企业互相购买并持有股份。新募集的资金还是要流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黑洞。2002年，中国股市的总市值约为6000亿美元，按照国际标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其中只有价值1500亿美元的股票在进行交易，其他股票从来都不曾易手。 2001年后，为了刺激市场发展，中国政府开始与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密切合作，并寻求全球市场监管机构的建议。中国一些优势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交易，参与全球资本流动，遵守市场管理规则。新组建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寻求在中国的香港地区而非中国内地上市。2002年后，企业又开始将目光转向纽约股市。 2003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屈指可数。而2004年一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就超过了50家。帮助中国公司上市的投资银行家在过去5年中频繁穿梭于上海和北京，与监管机构合作，争取更多的中国公司能在境外上市，也争取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所改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过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对那里非常了解，有些人还曾经在伦敦、法兰克福或纽约工作过。他们想要发掘中国新一代年轻企业家的潜力，也想管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开募股方面的工作，结果就促成了高新技术网络公司和传统银行及保险公司的独特合作。 盛大、网易和九城都是同时提供网络游戏、互联网门户和手机短信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与互联网泡沫时代的美国“新经济企业”有很多相像之处，它们的首次公开募股也都非常成功。大体而言，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都只有30出头，长相还都有几分孩子气。他们要么做过游戏开发商，要么从事过程序设计或是市场营销。有些游戏是中国原创的，也有些是模仿韩国的。这些企业融合了日韩的网络游戏文化和硅谷的创业文化，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在对它们进行了专业包装之后，将其推向了美国投资者。以携程网为例。尽管其商业模式并没有明显的网络特征，在上市的第一天，该公司的市值还是将近翻了一番。它的主要业务就是整合中国的宾馆、饭店资源，通过电话预订方式为商旅人士提供房间预订服务。该公司计划在中国互联网普及之后提供网络预订服务。但是在网络服务时代到来之前，与网络挂钩所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也是让人难以抗拒的。 尽管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与“新经济时代”的美国企业相比，这些中国企业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们收益可观，可以在21世纪初更为冷静的投资环境中，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增长状况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尽管各家股票的表现有好有坏，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资质要好于10年前的美国“新经济企业”。从中美融合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国企业都是通过华尔街投资银行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银行往往拥有了很多企业的部分股份，这些投资银行曾经在这些企业刚进入美国市场时为其提供资助，在这些企业公开上市之后，美国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机构就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认购。中国企业中也建立起了利用美国资金和经验的新的企业文化。 从2003年开始，中国主要金融公司大量在香港和纽约上市，其中包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创下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公开发售规模，仅高盛银行一家就同意出资25亿美元购买其6%的股份。中国工商银行公开上市后股价大涨，高盛银行也将其投资翻倍。摩根士丹利2006年全年收益的12%（超过10亿美元）来自中国企业的证券承销费用，其中包括中国版eBay——阿里巴巴。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企业涌向中国市场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初就是中国企业到华尔街淘金的时代。 很多美国投资银行的研究机构提出了对中国金融体系危险性进行分析的报告，但同时，仍然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放到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并且从这些金融机构获取了数十亿美元的服务费用。在中国企业将目光转向全球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更乐于创新的新企业看中的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所，而不是国内的银行投资。借鉴美国经验，中国政府通过资本注入的方式在旧的金融体系之上创建新的金融体系。中国股市建立了新的监管机制，严查提交虚假财务报表的企业。银行也有责任改进贷款评估和资本定价。2004年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股价指数迅速上涨，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也迅速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抱有信心，相信随着规则机制的建立和透明度的增加，中国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运行。 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上市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将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当做自己的运营目标，甚至想让它们去回应投资者的关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渐进式改革和前所未有的机遇意味着，即使中国金融机构会购买美国国债来平衡贸易赤字，还是会有大量资金从美国流入中国金融市场。人们常说资金是可以替代的。对于“中美国”，这意味着资金以一种方式从美国流入中国，然后再以另外一种方式从中国流回美国。 在中国、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关系中，资本流动和商品交易是两个相互区别的独立要素。但是，不同金融体系的交织却改变了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运行轨迹，这种变化是传统经济模型无法预测到的。中国经济既没有硬着陆，也没有软着陆，美国经济的稳健增长也没有造成通货膨胀和利率上涨。即使是在信用扩大和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在美国也没有出现。2006和2007年，通货膨胀在重要原材料市场出现，而不是在制成品市场出现。中国在吸引外资，调整金融结构，并向美国市场供应商品，同时，也在购买美国的国债。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放缓，美国经济增长也没有遭遇预期中的逆转。 但是，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信用扩大，华尔街调整了面向包括中国的银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发售的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就像20世纪90年代大量美国的“新经济企业”到中国寻求发展一样，21世纪初美国公司也遭遇了发达国家市场组织内增长不利的局面，要通过房地产市场和中国市场进行补偿。通过这两个市场，美国可以获得大量利润。但是，房地产信贷市场及其衍生市场基础并不牢固，而中国市场却坚如磐石。 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并不稳定，它所支持的经济增长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增长体现在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上，也体现在企业新建等方方面面。只要旧体系仍然与新体系并存，一些地方企业领导和官员就还会兴建一些“面子工程”，想让他们的城市看上去和上海、北京一样繁荣和现代。这是中国发展模式要付出的成本。 传统西方分析家关注的总是中国模式的负债状况。他们说，中国在那些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回报的项目上花费的成本太多了，而消费太少了。他们指出，在21世纪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降低了，而美国的这一比重却在上升。但是，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准确。近年来，中国的消费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只是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已，因为消费增长的速度没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长的速度快。中国在致力于创建中产阶层的消费导向型经济，而消费支出正是其建立的必要条件和先决条件。所有西方企业都承认，中国已经成功创造了必要的市场条件。所以，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在稳步增长的话，那么21世纪初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可以说是猛涨。 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2002年，我还在考虑美国人是否能够理解中国的发展，或是会对其持有各种各样的怀疑态度。而2004年，随着商业报纸杂志对中国报道的增多，我发现和我交谈的美国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是真的在崛起，意识到了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和世界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他们想要确定中国的法制建设是否会进一步推进，中国的透明度是否会进一步提高；想要确定政治紧张局面、环境问题等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但是，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正在走向成熟，中国将会使21世纪的世界发生改变。 至于美国，即使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也没有什么人会对美国继续长期享有全球霸权产生怀疑。现在中国已经登上全球舞台，站在了原本投射在美国身上的聚光灯的中央，影响着世界。美国的不快和愤怒自然难以避免了。 第十一章 中美贸易战：谁是最终赢家？ 导读 ★先前对华尔街和贪婪企业的攻击，现在转移到了中国身上。 ★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根本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把中国视为威胁呢？ ★中国中产阶层的巨大需求为美国和跨国公司提供了机遇，从长期来看，美国作为最大的消费国这一现状是很有可能被改变的。 ★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美国和“中美国”的形成上，从巴西到澳大利亚，从韩国到日本，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中国需求的拉动。 每年1500亿美元通过沃尔玛、耐克、家得宝、摩托罗拉、英特尔等公司从美国人的口袋流入中国人的钱夹里，这些钱被用来建造了连接上海新机场与市区的磁悬浮列车和通向西藏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中国从美国中低阶层手中赚得的钱被用来修建大连和天津的发电站和港口。还有很多钱流入了中国数千万城市居民的手中，这些人又用赚得的钱来购买耐克运动鞋、沃尔玛的辣鸡爪、乐购的香皂和宝洁的玉兰油。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还会光顾一下麦当劳快餐店，他们回家后看的电视机是中国的品牌，如tCL，但是电视机所用的屏幕却是美国康宁公司生产的。 通过上面的例子，你能否明白中美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么中美之间的争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通过这一章的阐述，你会明白，中美之间贸易争端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中美之间会出现那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与纷争。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参议员约翰·克里（Jo Arnold）式的‘卖国的CEO们’和那些把工作机会让给其他国家的企业，我们会坚决废除它们的福利，取消给予它们的奖励，并努力填补制度造成的漏洞。”这些批评的言论为克里争取到了很多选民的支持，他最终赢得了总统竞选的党内提名。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克里不断地对那些将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的企业发难。尽管他极少点名中国，但他话语中的指向已经相当明显。每一份刊载克里言论的报纸和其他发布有关其新闻的媒体，都对这一点有非常清楚的指向，认为美国工作机会的减少，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对“卖国CEO们”的无情攻击为克里提高了民众支持率。很多美国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这是因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以美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使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变得越来越富有，而中产阶层和下层民众则越来越贫穷。后来，克里对其攻击的对象进行了划分。他不再一味地指责所有外包工作机会和参与全球贸易的企业，而是只对那些利用美国税收上的漏洞关闭美国工厂、削减美国就业机会、雇用外国人从事生产的企业进行攻击。克里意识到，美国国内工作岗位的减少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美国民众所期望的低成本的消费品。直到2004年11月克里的总统竞选之路以失败告终，他还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就像1999年西雅图街头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民众一样，2004年的总统竞选演说使人们联想起当初民粹主义者对现实的不满，尽管那已经是尘封的往事了。当时，民粹主义者严厉指责华尔街，并声称“东方的肥猫”正在侵吞美国人民的劳动果实。民粹主义者的观点道出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显著特点。而且，这些观点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激进政治新浪潮时期都很盛行。只不过，2004年的不同之处在于，先前对华尔街和贪婪企业的攻击，现在转移到了中国身上。10年前，对墨西哥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对之声，在今天看来，只是为10年后抵制中国崛起的一次预演。那时候，人们只是担心墨西哥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但没有人会认为墨西哥能够以低成本优势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然而，今天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则完全是因为惧怕中国崛起。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中美贸易战：谁是最终赢家？ 中美分歧到底在哪里？ 最初人们认识到的威胁是所谓的“中国价格”。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很低，在美国和欧洲做同样的工作所需要支付的劳务价格，在中国只需支付30%～50%即可。事实上，中国的低工资也被认为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造成了威胁，和以前以低工资著称的中国台湾和现在的墨西哥一样。中国不仅拥有来沿海省市打工的农村年轻劳动力，还有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建造的基础设施，由此可以很轻易地将货物运往世界每一个角落。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一个明显优势，而造价昂贵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足以使中国媲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中国的低价格优势造成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加（2003年为1250亿美元），使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国内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的直接原因。因此，华盛顿政府要求中国改变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不是自由浮动的，很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就决定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随着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增长，美国对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很多美国人指责道，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人民币对美元的较低估值，以保持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向发达国家倾销廉价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诉求是很明显的：中国必须改变汇率制度，或者对出口实行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 在大选之年，通常人们的期望与现实情况是相反的。一件事情被人们推上风口浪尖，但改变现状的行动却迟迟不见实施。美国国会很少通过有实际意义的法案，时至夏末，它才可能颁布一些法案用来使议员们反对那些对总统选举不利的问题。然而，政治家们在宣布立场时很清楚，言论通常没有什么价值，在选举中所说的话最终可以不在行动中体现。在2004年的大选中，对中国影响美国就业岗位的批评之声从未间断，而且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实行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当共和党在为维护美国自由贸易的优势地位而努力时，民主党也和共和党一样谴责中国的汇率制度，他们指责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为参选者赢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尽管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普通民众的热烈响应，但是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地付诸实施。 在美国的压力面前，中国政府和商界领导人在两方面作出了回应：一方面，他们声称，中国的确存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在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如日本、韩国和欧盟的很多国家，中国也存在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现状并不是中国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造成的，而是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商品价格造成的。美国政府公开指责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和反竞争政策，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更习惯于用谨慎的方法表达异议。当然，来自美国的公开谴责也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当涉及争议较大的私营领域时，中国认为，美国的公开批评是不礼貌的且态度傲慢。如果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主张的话，那么发表公开谴责就成为美国的最后一招儿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公开谴责不只是针对中国，更主要是说给美国的民众听的。 面对美国的谴责，中国进行了反驳：中国的经济还很脆弱，并不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光鲜；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仍然很贫穷，沿海城市与内陆农业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相对低廉的劳务价格为中国带来的优势也并不稳固，一旦劳务价格迅速提高或货币升值，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丧失国际竞争力，使国内经济偏离正常轨道，从而导致国内社会秩序的不稳定。除此之外，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很脆弱，突然改变汇率制度将使得国内出口企业的利润大减，从而影响银行的债务回收。信贷资金无法回笼是金融系统灾难性的难题，它所带来的困难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中国还有一个担忧：汇率的改变会使境内的货币投机和黑市上兑换美元的交易愈加猖獗。虽然对货币的重新估值本身并不会带来上述负面影响，但是急剧变化的情况和可能出现的谣言都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因为货币是金融长城的重要部分，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而黑市投机行为对国家金融秩序来说是一个不和谐的因子。 公开批评也好，私下谴责也罢，美国政府很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中国也难以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问题。美国的政治家和批评家们都认为，中国采取的固定汇率制是使其赢得对美贸易优势的原因。而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批评，中国政府很清楚，美国不会允许中国成为合法的领导世界的力量。中国的官员们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对中国如此关注，在他们看来，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根本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把中国视为威胁呢？ 毫无疑问，中国问题与美国国内的就业联系起来，已经成为大选之年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话题。偶尔会有人提醒民众，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被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战略研究会的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z）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只是以前对韩国和中国台湾贸易赤字的转移。如今中国从我们这里进口的很多商品，是我们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停产的。”普雷斯托维茨还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会使美国失去一些就业岗位，但是对于与中国存在竞争的亚洲邻国和墨西哥来说，情况更加不利。然而，这样的评论很快被现实情况淹没了：一些贪婪的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在大洋彼岸重新进行生产布局，他们关闭了美国国内的多家工厂，致使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流失海外。 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信息技术在作怪。随着发达国家企业效益增长放缓，它们一方面努力开拓新的市场（比如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应用新技术以提高劳动效率。计算机、客户管理软件系统、更加快捷的通信联络渠道，使企业可以雇用更少的员工；即时生产意味着企业可以把库存降到最低，并将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零部件组装起来销售，目前戴尔公司就是采取这种运营模式。如果在墨西哥和中国零部件的生产成本较低，那么这些美国国内的企业就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但是，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话，生产外包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信息技术使企业协调世界各地的零部件生产厂家和产品供应商成为可能。只有那些复杂的软件和系统能够使全球供应网络高效运转，做到将多个国家生产的、标准化的零部件在同一时间运到美国国内。尽管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减弱、员工工资增长幅度降低，但是企业的生产效率却极大地提高了。2003年末到2004年，企业效率总体提高4%。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企业收益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上。 采用信息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趋势将淡化政治上的争论。中国和美国的“卖国CEO们”很容易被美国人视为攻击对象，而美国企业对技术的追求和消费者对廉价商品的期望二者之间的联系则成为次要的关注点。中国作为美国人攻击的对象比印度更加合适。印度虽然也在抢夺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但是它的全球化步伐比中国要缓慢得多。美国境内的电话服务中心已经关闭，转移到了印度，这是印度属于英语国家的优势体现。但是，作为民主国家的印度，比社会主义中国的全球商业壁垒还要高。印度对外国企业在印度从事商业活动可谓是限制重重，尤其是对零售企业。而且，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交通设施）给跨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制造基地带来了很大困难。电话服务中心和软件编程的工作岗位对美国来说很重要，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些工作机会的丧失并不会真正影响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它所依靠的是钢铁工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员工，而不是那些只会说“您需要什么帮助”的电话接线员。 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生产外包的争论变得越发混乱。有些人认为，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远不是“中国多了一个就业机会美国就失去一个”那么简单。那些对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进程提出质疑的人，肯定没有意识到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一般来说，现实情况比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更加复杂。现在只是失去了一些工作机会，也许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海外。但是，美国人也享受到了价格低廉的商品，当然那些跨国公司从中受益更大。 如果有谁对现实的混乱局面尚存疑虑的话，那么看看中美两国的“文胸贸易战”就能明白了。美国共和党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2003年末，小布什总统为了准备来年的大选，对进口中国的文胸实行了严格的关税保护。小布什政府称，中国的生产厂家依靠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损害了美国纺织业工人的利益，这些工人多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们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然而被戏称为“闺房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是在保护美国工人利益的言论之下实行的。但最终在这场“文胸贸易战”中，美国的文胸生产企业几乎无一尚存。 2001年以来，北卡罗来纳州纺织业失去10万多个就业岗位。但是，这是因为生产厂家迁移到了美国中部地区。当然，中国也在抢夺美国纺织业的工作机会。小布什政府的关税政策既可以帮助他赢得一些选票，也可能使他遭到一部分大企业的仇视，比如沃尔玛和倍得适（Playtex），这些公司可以从中国廉价的生产成本中获得利益。新的关税使这些公司生产文胸的成本提高，而这些成本又无法转嫁给消费者。从这个角度来看，“闺房关税”不仅没有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也没有使美国的企业获得帮助，而且新关税还间接损害了日本和德国的利益，尽管美国政府的初衷并不是针对它们。根据先前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承诺，全球关税将进一步降低。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纺织工厂大批买进机器设备。这些工厂的建立基于一个判断，即关税的下降将刺激需求增长。但小布什政府实行的新关税政策威胁到人们先前对形势的判断，从而导致中国暂停从日本和德国进口设备。 这个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使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和美国的融合将降低美国政府的权力。当然，不只是美国政府，中美融合将使所有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削减，也包括中国。随着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和复杂化，传统的经济控制的手段成为一把双刃剑。当企业建构起新的全球供应链时，政府保护工人利益的行动将可能造成对工人利益的损害。倍得适公司发现其商品制造成本的提高速度已经超过价格上涨的速度。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它把生产部门向海外转移，而将销售和市场营销部门继续留在美国。如果利润继续降低，倍得适公司将有可能裁减员工。如果换作其他公司，也会这么做的。在企业和供应链走向全球化时，政府的权力仍然只限定在国内。政府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二元的：我们国家、他们国家，我们的产品、他们的产品。而企业的视角则与政府完全不同，在它们眼中，国界被淡化了。 毫无疑问，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那些在中国已经有多年经营经验的公司利润在加速上涨，那些刚刚迈入中国的企业也在奋起直追，它们的发展速度很快，这也得益于早期进入者的努力。肯德基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经营业绩一直非常不错。到2004年，虽然中国的肯德基直营店只占百胜餐饮集团全世界直营店总数的5%，但中国的消费市场已经成为百胜餐饮集团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中国，肯德基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利润丰厚，收益以每年25%以上的增长率快速增加，新的分店不仅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遍地开花，而且也向中国内陆城市迅速拓展。 耐克公司在广告宣传上，把姚明和刘翔都纳入了它的考虑范围，目的是为了加大在中国宣传推广的力度。与肯德基一样，耐克也已经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品牌，在一项消费者调查中显示，耐克服装被人们视为“最酷”的服装。耐克生产工厂曾经生产的鞋主要在欧洲和美国销售，而如今它更多的产品是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从设计样式到尺码都在考虑中国人的消费需求。2004年，耐克公司在中国平均每天新开1.5个零售店，年收入达到3亿美元。耐克公司还将营销渠道转向互联网，在受大众欢迎的视频游戏中嵌入广告。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抓住城市年轻人追求个性化这一特点，对于耐克公司提升销售业绩来说是很有希望的。除了业绩迅速提升以外，耐克公司在美国和欧洲之外也快速拓展市场。耐克公司的创立者菲尔·奈特（P）曾经这样对他的公司管理者说：“去赢得那个有20亿只脚的大市场吧。”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耐克鞋。 很少有公司比沃尔玛更了解中美关系的特殊性，这个以大规模出售打折商品而闻名的零售商，曾经在美国中部名噪一时，它整合了多家中小零售商和城市郊区的很多沿街店铺。几乎没有人能想到沃尔玛今天取得的骄人成绩是通过低廉的价格为人们提供中档的商品和服务来实现的。当新型DVD机的售价是200～400美元时，很多中低收入者会望而却步。但是，沃尔玛却可以以低于100美元的价格出售，而且只有沃尔玛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沃尔玛进行了劳动力转移，它以低工资和几乎没有任何福利的劳动力成本进行商品生产。沃尔玛为了低价出售商品，必须在生产环节上节约成本，这意味着必须把生产厂家移至中国。20世纪80年代，沃尔玛曾经向美国的供应商承诺，它“只购买美国生产的商品”。然而，到90年代，当发达国家供应商无法满足它的低成本要求时，沃尔玛的策略突然发生了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中国，没有中美之间的融合，沃尔玛的成功是绝无可能的。 据估计，21世纪的前几年，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中，大约有15%的商品是沃尔玛进口的打折品，总价值在2004年一年就达到了180亿美元。如果把沃尔玛视为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它可以成为中国的第六大出口市场。沃尔玛的做法损害了很多美国国内供应商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零售业的竞争者。为了尽可能地提高效率，沃尔玛还积极地运用信息技术来进行企业管理，包括使用高级库存管理系统来减少过多的预订，而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实时交易上。 与耐克公司相似，沃尔玛也制定了一套在中国的商业拓展战略，致力于成为中国大陆的主要零售商。20世纪90年代中期，沃尔玛在中国开设了第一批购物超市，其中包括深圳的山姆俱乐部。沃尔玛在中国的所有超市都是与中方企业合资开设的。到2005年，沃尔玛在中国的超市达到近60家。沃尔玛并不是登陆中国的第一个西方零售商，法国的家乐福公司已经率先在中国迈开了发展步伐，此外还有英国大型零售商乐购。沃尔玛也同样面临着来自中国国内超市的竞争，近年来物美超市的发展速度很快。在中国，沃尔玛复制了它在美国的商业模式，以超大规模的店铺提供数千种商品，但在产品组合方面与美国有很大不同，比如在中国超市的货架上，食品、调味品的种类和数量要远多于美国。一些沃尔玛超市还会附带着肯德基快餐店，不仅可以吸引消费者，还能使不熟悉沃尔玛的人借助肯德基来认识它。 在美国，沃尔玛激起了人们的反感情绪。人们对沃尔玛的廉价产品提出质疑，对沃尔玛漠视员工权利和福利感到不满，还对它不采购美国的产品而倍感失望。然而在中国，民众对沃尔玛的态度却与美国民众大相径庭。如果一家在重庆开业的沃尔玛挤垮了原先的竞争者，那么这将被视为价格优势所致，而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在人们看来，沃尔玛超市的食品是干净卫生的，而且有丰富的品种可供选择，包括田鸡、鳗鱼和辣鸡爪。在某一家沃尔玛超市开业当天，出现了排长龙的情况，开业第一天总共有12万消费者来这里购物。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有100多个，所以沃尔玛把中国看做未来拓展的主要目标市场，在中国的预期增长率要远高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沃尔玛的市场份额已经接近饱和。 与耐克公司面临的问题一样，沃尔玛也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人们要求沃尔玛对待中国的供应商应该遵守统一的劳工标准。耐克公司已经受此问题困扰多年，这个问题早在它被查出在亚洲雇用童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耐克公司一直将自己标榜为一个开放的、进步的公司，因此它也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相比之下，沃尔玛对行业规范和工人权利的漠视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但是，沃尔玛大量采购中国产品的做法使之成了众矢之的，因为沃尔玛这样做没有遵循劳工标准，也使美国人失掉了很多工作机会。那些把沃尔玛当做主要客户的美国供应商们，在与它们的中国对手竞争时也遇到了困难。著名的咖啡生产商伯朗咖啡面对来自沃尔玛的压力，几乎暂停了在美国的全部业务。其他咖啡生产商纷纷降低批发价格，以期能够以与沃尔玛相当的低价出售它们的产品。在2004年总统大选过程中，当沃尔玛成为造成美国人失业的标靶时，沃尔玛承诺将在中国的产品供应企业严格遵照劳工标准行事。然而，结果又是那么令人无奈。当沃尔玛对一家中国工厂延长工时的行为进行制裁时，工厂的负责人试图绕过这个问题，在这家工厂的旁边再开一家不受沃尔玛约束的工厂，仍然提供低成本的产品。沃尔玛对这种情况也是有心无力。 当然，沃尔玛也在世界其他国家开设连锁超市，在墨西哥开设的沃尔玛超市数量超过了中国。但是，就外包工作机会和市场潜力这两点来说，中国对沃尔玛的意义要远大于墨西哥，而且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要大于美墨关系。事实上，小布什政府实行的临时关税和中国政府为帮忙出口而进行的补贴，都是在改变企业（如耐克和沃尔玛）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程度。全球市场将会淡化中国和美国边界的作用，因为全球市场是由中美两国的供应链决定的。 第十一章 中美贸易战：谁是最终赢家？ 中美两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4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主要是由中国的生产和美国的消费拉动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和美国。中国的出口是全球化现象，而美国则是世界产品最主要的消费国。开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表明，美国消费者不能永远具有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能力，华尔街的金融企业也不能无休止地从房地产信贷中获得增长。然而，2004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就是靠中国和美国这两个联系在一起的支柱共同推动的。 其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除了有中国的生产和美国的消费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生产和美国消费的确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我们知道，数据和模型的建立是为了解释和检验先前的假设，它们对那些未知的事情无法给出答案。 在中国成为低价格产品的头号生产国以前，美国早已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了，它的地位确立于20世纪中期。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新兴市场为美国的跨国公司提供发展机会。但是，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各种情况总是呈现双向态势。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也成为向美国出口货物的生产基地。它在吸引数额庞大的国外资本投资以外，还依靠固定汇率制拥有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向美国出售商品，然后用大量的货币储备向美国人贷款，以使他们购买这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国通过生产廉价商品赚得利润，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他们的收入和欲望与日俱增。中国中产阶层的巨大需求为美国和跨国公司提供了机遇，从长期来看，美国作为最大消费国这一现状是很有可能被改变的。 中美两个大国的融合并不是某一个因素促成的。国外直接投资、低成本的商品生产、不断涌现的中国中产阶层、美国的强大购买能力、两国货币兑换汇率等诸多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成为中美融合的唯一原因。其中某一个因素只能说是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才可能推动两个大国走向超级大融合，才可能将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变成一个经济体。 前所未有的商品流通和资金流动意味着曾经被普遍接受的收益增长、利率和工资等多个模式的适用性遭到质疑。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可是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并没有改善，工资也没有增加。这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情况。然而，工资没有增加所带来的结果并没有以前那样糟糕。人们依然支付得起商品、服务和住房的费用，因为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使美国国内价格维持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还因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使利率始终在中国的掌控之中。2008年，这种均衡的系统被打破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原因不在于中国和美国的超级大融合，也不取决于中美两国保持相互依存关系的程度。 一部分资本持有者从金融信贷衍生工具上看到了巨额的利润，而更多的人则从中国与美国的超级大融合中看到了发展前景。在2004年之前，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100多家企业，在它们的利润中有20%～40%来自美国境外。这100多家企业都是美国有实力的大企业。近几年，500家企业中有400多家声称，在它们的利润中，有40%以上的利润都是在美国境外创造的。美国、欧盟和日本，占全球产出的3/4，增长率不到3%。而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大企业的平均收益增加了20%、30%，甚至更多。这种收益增加部分源于企业生产效率和员工工作效率的提高，但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强大的增长动力促使这些企业收益增加。 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美国和“中美国”的形成上，从巴西到澳大利亚，从韩国到日本，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中国需求的拉动。中国工业化建设提速，内陆地区和原先相对落后的省份也加快了发展速度，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很快，中国的需求将促使全球物价水平提高，并引起世界各国新一轮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警惕。铜、铁矿石、镍、石油和钢材的物价水平温和提升。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国家与那些出售高端设备给中国的国家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时，这些国家的经济也较为乐观。 由中国驱动的全球经济增长是使跨国公司收益增长率超过自己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原因之一。实际上，驱动全球经济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中美国”。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所获得的收益使中国产生了对高端设备和工业品的需求。每年1500亿美元通过沃尔玛、耐克、家得宝、摩托罗拉、英特尔等公司从美国人的口袋流入中国人的钱夹里，这些钱被用来建造了连接上海新机场与市区的磁悬浮列车和通向西藏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中国从美国中低阶层手中赚得的钱被用来修建大连和天津的发电站和港口。还有很多钱流入了中国数千万城市居民的手中，这些人又用赚得的钱来购买耐克运动鞋、沃尔玛的辣鸡爪、乐购的香皂和宝洁的玉兰油。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还会光顾一下麦当劳快餐店，他们回家后看的电视机是中国的品牌，如tCL，但是电视机所用的屏幕却是美国康宁公司生产的。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跨国公司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它们能够进入多个市场，而且不存在对国家和政府造成影响的负担。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发展中的市场上，它们从发展停滞的市场抽身，向这些发展势头好的市场大举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负责员工的医疗保障，它们还会以某一国的税制为衡量标准应用于自身，从而方便避税。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演说中，可能有很多判断是错误的，但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未来的受益者是资本持有者，而不是劳动者。企业和资本都可以从流通性和灵活性中受益，而相比之下，劳动力在这两方面要差很多。 这种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积蓄着能量，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融合，那么结果对于美国的劳动者和工人来说也许会更加糟糕。我们就以卡特彼勒公司来举例说明。每台卡特挖掘机上好像都戴着一个印有“CAt”字样的“帽子”，这是公司用拟人化的手法来诠释“人超越自然”的思想理念。正是这样的企业理念使卡特彼勒公司成为西方挖掘机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生产土方设备、卡车、反铲挖土机、垃圾装卸车、筑路机、挖掘机、起重机、柴油发动机等，这些机械可以帮助人们挖土、开矿、进行建筑物的拆除或重建。这些虽然都不是环境主义者所追求的，但进行这样的工作却可以为人类从自然界中摄取原材料和建造基础设施提供方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卡特彼勒公司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业绩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而为其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卡特彼勒公司在世界上鲜有竞争对手，只有日本的小松公司和日立公司与其规模和水平相当。无论在美国的建筑工地，还是在澳大利亚的矿山或是巴西的农场，都可以看到卡特彼勒公司生产的机械设备在工作。对于卡特彼勒公司来说，唯一一个不利因素就是价格较高，当然，这一点非常关键。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成为卡特彼勒公司的目标市场，但还不是最大的市场，不过中国市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国的城市建设步伐在加快，很多工程需要借助机械设备的帮助才能够进行。当时，中国的煤炭工业规模还很小，一般的采掘机就能够满足作业的要求。卡特彼勒公司的第一家中国客户就是中国政府，购买过程均需进行信用担保。1994年，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国开设了第一家工厂，但是10年之后，公司的设备生产总数却仅有5000台。然而，接下来公司经历了一轮飞速的增长，仅2004年全年，卡特彼勒公司就又生产了5000台机械设备。2005年，公司生产量进一步增加，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卡特彼勒公司也开始向中国地方企业进行技术与设计转让，以此来加速提升公司业绩。与很多公司一样，卡特彼勒公司以牺牲知识产权的长期价值为代价，去换得短期快速增长的市场份额。 虽然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国的业务猛增，但是它没能完全享受到胜利的果实，作为一个过于谨慎的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在改进和维修其生产线方面的行动迟缓。在它的生产工厂里设备比较陈旧，跟不上市场多变的需求。这不仅增加了卡特彼勒公司的运营成本，还使其在应对灵活多变的市场需求时遇到诸多挑战。公司对未来的需求预测也比较谨慎，它习惯于从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中寻找规律，并根据分析判断的结果决定产量。因此，卡特彼勒公司的生产活动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所有国家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密切相关，其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报告，以及公司自己的经济预测。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比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要高。因此，对于卡特彼勒公司来说，实际的市场需求比它的预测值要大很多，那些为中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需要大量的采掘机。2004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原材料产品消费国，包括铁矿石、镍、锌、水泥、铜和铝等。虽然经济总量不足美国和欧盟之和的15%，但中国几乎独自推动了世界原材料消费的增长。这种增长的势头是前所未有的，很多为中国提供原材料的企业都没有预料到中国会有如此大的需求。卡特彼勒公司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它一向偏保守的企业文化和生产理念使得它没能跟上市场的快速发展。产品供应不足，也使卡特彼勒公司的市场范围受到了限制。 虽然说卡特彼勒公司在赚钱的道路上并没有能够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但是它仍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和利润，尤其是当2006年和2007年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发展出现停滞时，卡特彼勒公司的财务业绩就显得更加耀眼。在美国国内对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大肆攻击之时，来自中国的需求不仅能够帮助卡特彼勒公司保持几十亿美元的收益，还能让位于密西西比州牛津市的生产工厂保持较高的就业率。 牛津市的工厂制造的是高压泵联轴器，这是全世界唯一一家生产高压泵联轴器的厂家。卡特彼勒公司对这种小型化的关键零部件采取了集中生产的方式，然后再把它们运输到世界各地，比如巴西和中国无锡。虽然发达国家的需求骤减，但中国的需求仍旧保持着旺盛态势，因此，牛津市的生产工厂能够继续正常运转。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只有工厂没有受到密西西比州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即使这样，卡特彼勒公司还是受到了美国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发展势头走弱。2008年2月的龙卷风使卡特彼勒公司和工厂遭受了沉重打击，工厂设备的损坏极其严重，工厂曾经一度停产。美国的经济没有拖垮卡特彼勒公司的生产工厂，但自然灾害把它的繁荣摧毁了。 由于全球市场的存在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在美国国内有几百个像密西西比州牛津市这样的地方，有无数生产厂家在经济萧条时期仍然正常运转着。在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下，很多企业倒闭了，又有很多企业顺势而生了。前者可能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也可能诱发政治运动；后者则在默默无闻中进行着正常的生产活动，就像卡特彼勒公司在牛津市的生产工厂一样。 2004年的政治言论中，很多涉及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并且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中国政府应对美国的谴责时释放出一种信号，即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对全球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必然增加与美国的冲突和摩擦，中国政府会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减轻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中国经济在特殊的体制下运行，国内对一些问题的争论也反映了中美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中国政府总是在说“我们的人民还很贫穷，而美国人很富有”。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汇率制度和抢夺美国人工作机会抱怨的话，那么也只能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家们不想解决国内这些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罢了，而不能归罪于中国。其实，事实也是如此。 当两国的经济联系变得密不可分时，人们对中美之间竞争关系的认识会更加深刻。经济学家在发表的报告中对中美两国的未来进行了预测。每个人都喜欢把“世界变成地球村”、“商业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等字眼挂在嘴边，然而却很少有人会预测在新的经济体系下以什么样的方式运作会有巨大的产出。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统计数据令人惊诧，这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或者是一种暂时现象，或者是一种失衡现象。无论中国消费多少，它总是会被美国视为低成本商品的生产者；无论中国为美国创造多少利润，美国人总是会把中国当成潜在的威胁。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进入紧张时期，人们对这样的结果应该不会感到惊奇。 从某些方面而言，中美两国的不断融合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很少有人完全理解中美两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两国政府和两国不同的文化会想当然地认定对方是自己的威胁。统计数据也不能充分说明所发生的一切，但是能够让人感觉到肯定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与以前发生的事情不同。2004年至今，人们对中美之间的融合普遍没有好感，相反，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中美融合的前景还是没有定性的，但人们心中非常清楚一点，那就是都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中国的某家国有企业要与美国争夺市场时，那些美国国内对中美融合的担心就会爆发，而且反对之声所产生的排外情绪也会淹没支持中美融合的呼声。 第十二章 中国崛起：在和谐与纷争之中 导读 ★中海油公司宣布有意以1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优尼科公司，这一消息令美国政府极为震惊。 ★美国对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指责，比如实行固定汇率制、人权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中国的大国野心等，并不能说明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关注，恰恰彰显了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 ★“中美国”不只是一方储蓄，另一方消费，也不只是一方出口，另一方进口。“中美国”所代表的含义应该更加复杂，两个独立的大国融合在一个体系之中远没有所说的那么简单。 不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中国的崛起都令美国人如坐针毡。比如中海油公司竞购优尼科公司的举动、联想公司对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都在诠释着一个真理——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企业较之从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而中国向非洲、拉丁美洲的开拓更向世界宣布了中国的发展将不会仅仅局限在国界线之内。“美国人怎样看中国，中国怎样看世界”是本章的看点所在。 2005年春天，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海油公司投标收购美国的优尼科公司（Unocal Corporation）。优尼科公司是美国涉足中亚的一家大型能源公司。在中美两大公司的背后，隐藏着很多不明朗的事情。 中海油公司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简称，它成立于1982年，负责在中国海域开采海洋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尼科公司指的是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它于1890年成立，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20世纪下半叶，优尼科公司成为阿拉斯加油田的主要开采者，并负责建设横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工程。 中海油公司宣布有意以1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优尼科公司，这一消息令美国政府极为震惊。国会领导人把该事件看得尤为严重，中国公司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他们的警惕。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此事表示了愤慨——这是两党少有的一致态度。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国会议员理查德·庞博（Richard Pombo）敦促小布什政府立即阻止这笔交易，他警告说：“它会给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俄勒冈州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yden）对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表示，这笔交易如果成功，后果将非常严重。他说：“我并不认为一个贸易自由的国家就一定要充当奉献者的角色，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不能怯懦。” 第十二章 中国崛起：在和谐与纷争之中 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惊天内幕 中海油公司投标收购优尼科公司的事件引发了美国沉积多年的对华敌视。在以往的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的批评言辞只是含沙射影，他们只是对美国企业将业务向海外转移的行为大加指责。这一次，中国国有企业试图收购美国能源公司的举动在国会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这让人们不禁想起了几十年前曾经有过的“红色恐惧”。 优尼科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塔利班政权统治之下的阿富汗，还是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优尼科公司在阿富汗的行动都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意志。美国政治家们关心的是，一旦中国的企业收购了优尼科公司，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会了解到优尼科公司曾经的秘密。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理。 这还涉及中国政府的一个新的决定——运用金融储备来保证能源供给的持续性。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时还是一个石油出口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加快，对石油的需求与日俱增，加之国内油田开采过度，所以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石油进口国。尽管中国的国内用电基本由煤炭发电来提供，但是公路的建设和汽车的增加都使石油需求大大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对中国的指责使美国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中国不能保证自身的能源供应，未来的中国经济就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变得脆弱。 美国人对中海油公司试图收购优尼科公司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中海油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反对人士声称，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和中海油公司的动机只停留在单纯的商业层面，中国政府一定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才支持中海油公司的行为的。因为一旦中海油公司成功收购优尼科公司，中国就可以从美国和欧盟手中得到原先由优尼科公司控制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与中海油公司竞争优尼科公司收购权的还有雪佛龙公司（Chevron），它的优势在于拥有美国背景，并且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很好的游说者。美国人认为，中国没有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无论是在自由贸易方面，还是在关于收购优尼科公司一事上。因此，美国也不可能把中海油公司的行为当成简单的企业收购行为对待。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拜伦·多根（Byron Dorgan）说：“有一个政治问题必须要搞清楚。当中国的国有企业试图收购美国的石油公司时，这还算是自由市场竞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海油公司竞购优尼科公司一事再次引起美国对中国货币储备和两国之间进出口巨大差额的关注。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联合向国会提请议案，要求中国重新对人民币进行估值，并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加征27.5%的报复性关税。虽然这一提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是美国政府发出的一种警告信号。美国政府把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归罪于中国，认为这有损美国经济健康发展，而且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源头。优尼科收购案使形势变得明朗化，这向世界表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着实让美国人高兴了一把，但是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再次陷入了怀疑和不信任之中。 面对美国国会充满敌意的行为，中海油公司撤出了对优尼科公司的竞购，最终雪佛龙公司赢得了这桩交易的胜利。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雪佛龙公司精心操纵的。当然，如果没有美国人对中国早已有之的敌视态度，任凭雪佛龙公司的游说者如何煽动，也不会造成美国人对中海油公司竞购优尼科公司如此的愤慨。因此，中国的不满和反击也是预料之中的。中海油公司公开发表声明称：“在商业交易中，如此明显的政治立场让人感到遗憾，这样的政治环境对我们寻求成功是非常不利的，给我们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造成了很大的风险且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实中海油公司还可以说（当然它不可能这样表示），在国际贸易面前，没有人真正进行公平竞争。隐性成本、许可证限制、不透明的补贴、进口关税等，都是国际贸易中的惯用手段。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对重要的原材料进行保护，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发展。19世纪，世界舞台被欧洲人占据；20世纪，美国人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彰显着它的实力；如今中国在沿着邓小平指引的道路上前进，它为了保证国家发展的需要，在石油、天然气、燃料和商品领域屡屡出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竞购优尼科公司之外，中海油公司还参与了在伊拉克的石油和天然气招标项目。伊拉克的地缘政治虽然被美国的入侵所改变，但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寻求海外市场的利益所在。中海油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一再强调，竞购优尼科公司只是单纯的商业目的。但是，美国人却一直在揣测商业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战略意图。 在中海油公司面临如此复杂的形势之前，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在沉睡了一个世纪之后的崛起。最初，在中国和世界的各种会议与论坛上，官方文件中出现的是“和平崛起”一词。“和平崛起”是在表明：中国目前致力于国内的发展，还没有到能够影响世界的阶段。之后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一措辞可能会给国际社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仔细权衡之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把中国当前的发展进程描述为“和平发展”。 中国自我认知的形象与外界对它的认识是有出入的。中国一直把自己看做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正努力在世界上站稳脚跟，并争取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为达到这样的目标，中国进行了多年的奋斗，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冷战”时期这一席位被中国台湾占据。现在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中国视美国为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它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要比中国雄厚很多，而且成熟得多。美国对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指责，比如实行固定汇率制、人权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大国野心等，并不能说明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关注，恰恰彰显了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 中国的领导人也很清楚，美国政府的有些言论只是政治工具而已，是说给美国选民听的。中海油公司竞购优尼科公司遭遇的失败，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令中国人感到不悦。中海油公司继续与它的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在开发澳大利亚西部油田的项目中密切合作。中海油公司总经理傅成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流利的英语公开表示了对目前与雪佛龙公司开展的合作非常满意。就在中海油公司输给雪佛龙公司精明的游说者之前的几个月，另一家新兴的中国公司成功地收购了它的美国竞争者。 第十二章 中国崛起：在和谐与纷争之中 联想：不再沉默 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中国本土的创业公司联想公司已经在个人电脑生产方面拥有了成熟的技术。联想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占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且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也在逐渐提高。联想公司创立于1984年，它的创业者是一群对计算机研制怀有极大热情的人。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人还做着自己的梦：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跨国公司。刚刚进入21世纪，联想公司就售出了200万台台式机和12万台笔记本电脑。其中的原因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对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的增加。手机的购买浪潮先于电脑，2002年手机用户达到2亿，在此后的5年之内又翻了一番。家用电脑紧跟着兴起，尽管相比商用电脑的需求来说家用电脑的需求要小很多，但发展速度很快。2004年之后中国的家用电脑和互联网迅速普及。 很多西方的计算机制造商早已停止生产零部件。戴尔、惠普、康柏和IBM等公司都把计算机硬件的生产业务转移到亚洲的生产工厂。IBM公司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生产个人电脑和企业的大型主机。而之后发展个人电脑业务已经成为IBM公司非常棘手的难题，在该业务上，IBM公司每年的损失将近5亿美元。IBM公司的损失主要源自竞争对手灵活的经营模式，比如戴尔公司通过即时生产组装和在线销售取得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场份额。令人们感到惊奇的是，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被卖给了很多美国人从未听说过的一家中国公司，出售协议于2004年10月被公之于众。 从成交额来看，17.5亿美元不算是一桩巨大的买卖。根据协议条款，联想公司可以在未来的5年内继续生产IBM thinkPad笔记本电脑。考虑到IBM公司的确有意出让公司业务，而联想公司也是真心购买，所以这桩交易进行得公平且顺利。交易起初是IBM公司提出的，事后联想公司管理者承认，他们对这桩买卖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梦想过联想公司将来能够成为世界品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能够收购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因为收购IBM公司就好像是一家地方的连锁超市想要收购沃尔玛一样，听起来如同在做白日梦。 联想公司虽然拥有强大的商业运营能力和快速的增长业绩，但直到与IBM公司达成协议时，它的规模也才相当于IBM公司个人电脑部的1/4。当联想公司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的消息传出，华盛顿的一些人感到了担忧，他们担心联想公司可能会接触到美国用于武器制造和军事系统的先进技术。而IBM公司的员工则担心他们的养老金会不会以人民币来核算。然而，这些担忧并没有像几个月之后的优尼科公司要被中海油公司收购那样引人注目，联想公司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获得了批准。在中国，人们把联想公司对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形象地比喻成“蛇吞大象”。联想集团主席称这笔交易“不可思议”。 联想公司和IBM公司就设立两个研究中心一事达成一致，一个设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另一个设在中国的深圳，而公司运营总部在纽约。联想公司获得成功是由于降低生产成本的改革，而不是创新性的研发。它在取得世界级的研究部门的支持后，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个人电脑生产商。在未来的几年中，两个公司联合之后发展速度很快，它们开发出时尚超薄的笔记本电脑，与苹果公司设计的流线型多功能电脑展开市场竞争。毫不奇怪的是，如今联想公司控制了1/3的中国个人电脑市场份额，已经成为市场的主导者。而中国市场是紧随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个人电脑市场，2007年美国个人电脑的销量是2700万台。 在中海油公司竞购优尼科公司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表现出敌意，而联想公司收购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时，美国人却平静很多，坦率地讲，前者比后者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印象要深得多。美国政府在优尼科收购案中出乎意料的反应令中国政府感到不满，美国对中国没有对人民币重新估值而采取的报复性关税让中国明白了一点：无论中国如何描绘自身的发展过程，“和平崛起”也好，“和平发展”也罢，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不会改变，仍会坚持自己的行为方式。欧洲某些国家还在犹豫，是否把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向外国购买者放开，如国防、能源和金融等领域。但是欧盟各国并没有被中国视为全球系统的发动机——在中国眼中，这一角色属于美国。美国在中东的强大势力及其与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的密切关系，都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潜在的威胁。 第十二章 中国崛起：在和谐与纷争之中 中国：向外！向外！ 中国与许多美国所不屑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包括一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它们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国家联盟——把美国排除在外，当然美国政府也并没有从战略上重视这些国家。现在这个以中国为主导的非正式联盟让人们想起了“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这些非洲国家包括津巴布韦、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安哥拉、苏丹等。2001～2006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从100亿美元猛增到将近600亿美元，而且基本实现了进出口平衡。这使得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排在中国贸易伙伴前两位的是美国和欧盟。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多数产品是石油、粮食、矿产和金属。中国的企业在政府的激励和支持下，与安哥拉的炼油厂、津巴布韦的铜矿、南非的锰矿勘探公司、加蓬的铁矿石厂商以及遍布非洲大陆的木材公司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项目达到70亿美元，还有数十亿的资金用来建立大企业的分支机构，比如中国石油公司的苏丹炼油厂。 中国从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这与它一贯的原则相符。多少次，中国对待国际事务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明显不同。美国总是对它的盟友或对手发号施令，而中国总是愿意站在互惠互利的立场上与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中国不会去干涉别国内政，也不会去评说别国文化。中国不会向海外派遣志愿军，而小布什政府的海外驻军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不干预的政策才会赢得其他国家的好感。中国可以向某一个与美国开战的国家表明：“我们不会告诉你们该如何管理你们的国家，也不会把我们的判断标准强加给你们，我们来这里是与你们交朋友的，让我们开展合作吧。”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被胡锦涛主席称为一种“双赢”的合作，这不仅可以帮助非洲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且使中国获得了它所需的发展资源。 中国在处理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胡锦涛主席与玻利维亚总统和委内瑞拉总统进行了热情而友好的会谈。这两个国家的总统都公开表达了对小布什政府政策的强烈不满，而且他们宣称，中国的出现为它们在支持美国和反对美国这两种选择之间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对中国来说，尽管将拉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运回国内的成本很高，但还是会帮助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中国领导人的环球之旅，在各国都受到了英雄和朋友般的欢迎。这发出一个信号：中国将成为全球体系的中心。那些贫穷的国家和美国不屑一顾的国家，都会成为中国重点照顾的对象。中国表明，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它会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争取话语权。这就使得中国与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国家也会为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工农业产品。 胡锦涛主席对那些落后和弱小国家的访问也是中美两国力量对比不断变化中的一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英雄和榜样，胡锦涛主席到这些国家访问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而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坚持固定汇率制，以及中国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问题上的态度表示不满。公众对汽油价格上涨的反对声越来越高，然而，这仅仅是影响到美国消费者利益的开始。 中国着力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它们合作的加深推动了全球主要工业品价格的上涨。2004年以后，石油价格快速上涨，起初每桶50美元，到2008年夏天已经飙升至每桶145美元。中国是世界上消耗铜最多的国家，中国用铜量的增加导致国际铜价快速翻番，而后又以3倍、4倍速度增长。由于铜是管道建设的重要材料，所以国际铜价的上涨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建设成本的升高。中国对钢材的需求量同样巨大，它是低端钢材的主要生产国，但同时从日本和韩国进口高端钢材。大量的钢材被运用到数万公里的铁路建设、不计其数的新楼房建设和不断扩大的汽车生产当中。对钢材的巨大需求使中国成为世界铁矿石的重要消费国。中国低端钢材的巨大生产量和它对高端钢材的大量进口，造成了铁矿石和高端钢材价格上涨，从而也使得美国从汽车生产到房地产建设的成本都大大增加。 2006年，中国的石油消耗量达到美国的1/3，美国每天消耗石油2000万桶，而中国每天消耗600万桶。但是，中国的石油进口比例令全世界震惊，而且中国对原材料的消费也大幅增加。20世纪90年代，开采企业联合设定全球石油和金属供应量，这个决定是在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使用关系进行评估后作出的。因为考虑到10年之后或是更长时间以后才能够将新的矿藏和油田进行开采（这主要是由于全球严峻的环境形势所迫），所以这些公司必须对未来的几十年早做规划。这也是为什么各大跨国公司，如壳牌石油公司，每年要投入数百万美元进行公司愿景规划的原因。它们需要对长期的形势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决定投入多少进行能源开采，以及每年的开采量是多少。 这些公司相信，对石油和金属的需求与世界各国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当前的问题在于，没有哪种测算模型能预测到中国的需求增长会在突然之间猛增。中国需要比目前世界所供给的更多的石油和原材料。由于石油生产具有弹性，所以石油的供给相对容易解决，相比之下，石油提纯的能力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来自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加速了全球产品的价格上涨。2005年以后，全球产品的价格上涨真切地反映在了美国民众和全世界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如果说美国人一直把中国视为抢夺他们工作机会的威胁，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威胁”到了美国人的生活成本。 随着美国对中国疑虑的加剧，中国也开始降低经济的开放性。但是中国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逐步加深，相比之下，中美关系变得苍白了很多。实际上，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保持与美国相对紧密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这包括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也包括与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的关系。美国公司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不仅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而且是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源泉；美国的消费者对中国的商品来说，是最具购买力的人群；而之前中国政府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也为中国货币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美国反对中国的声音和中国偶尔的回应都不会改变当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也不会减缓商业和资本在两国之间的流动速度。当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怀有敌视情绪时，如果大企业也被卷入这种情绪当中，那么遭受损失的将是它们自己。 从工业企业到零售业企业，从服务业到奢侈品行业，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到中国来淘金成为众多企业追求的目标，中国的上海、北京、深圳、香港，无一不是巨大的磁场，对全球企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来自西方的商人在这些城市之间不停地往返，并把它们作为商业的前沿阵地。在这些地方做生意，进入容易，交易迅速，结果令人满意。在上海外滩，豪华的店铺在流水的映衬下显示出世界一流城市的气派，丝毫不亚于洛杉矶的罗迪欧大道、纽约的第五大道、罗马的威尼托大街、巴黎的里沃利街和伦敦的邦德大街。北京为了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原先发展相对缓慢的重庆、长沙、天津和大连也都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时期。大连和天津还斥资几十亿美元建造新的港口设施，以方便大量的集装箱货轮、铁矿石运输船和油轮进出。 面对中国大规模地进行新机场建设，波音公司意识到，未来亚洲的天空将是其下一轮商业发展的机遇所在，而不是已经陈旧、负担沉重的美国航线。波音公司预测，中国将在未来12年中购买几千架飞机，总花费将近3000亿美元。工业企业丹纳赫公司（Danaon）已经出现拖欠中国所采购的货物量的现象，它们的生产能力在中国对液压系统产品的强大需求面前显得有些不足。中国需要这些产品来使无数的设备和工厂进行正常运转。资产管理公司对中国共同基金和债券基金市场已经垂涎已久，因为伴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步规范，以及人们对自己财产的管理需求不断提高，基金市场必然会有一个良好的前景。 拉斯韦加斯的赌场经理们看到了在澳门拓展业务的希望，他们已经为将来准备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在中国，肯德基直营店的数量仍在继续增加，它的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已经铺开了必胜客的经营。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这个比萨品牌还一无所知。必胜客面对的市场是相对高端的，中国人很少会把晚餐与比萨联系起来，但这种特殊的经历能够给他们带来对现代生活的全新体验。摩托罗拉公司与欧洲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公司和爱立信公司在中国大陆展开了激烈竞争。与此同时，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花大手笔投入到研发项目当中。IBM公司在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在与印度印孚瑟斯技术公司（Infosys tecure）的竞争中占了上风。2004年末，上海开设了第一家ers餐厅，服务员是衣着暴露、丰满妖媚的女性，这在中国还属于新鲜事物。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是一家大型的工业联合企业，它在美国和欧洲的业绩平平，而在中国却发现了巨大的商机。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生产的奥的斯电梯（Otis）正好迎合了中国摩天大楼数量呈几何增长的需求。公司的另一个部门，开利空调设备生产部门（Carrier），为这些大楼安装了冷暖中央空调系统。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在上海之外的工厂昼夜不停地进行着不间断的运转，就是为了能够满足庞大的需求。尽管空调价格随着铜管成本的上涨而上涨，但是需求势头依然不减。 宝洁公司的玉兰油品牌价值已超过10亿美元，现在公司准备在其他产品上复制玉兰油的成功模式，如帮宝适纸尿裤、家用洗洁制品和吉列剃须刀。雅芳公司在中国的年收入平均增长40%，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女性舍得在护肤品上花钱。雅芳公司的竞争对手雅诗兰黛公司已经借助特许经营的方式拓宽了产品销售渠道。西方人非常熟悉的品牌有很多在中国获得了成功，比如可口可乐、高露洁牙膏、蒂芙尼银饰、COACh包、箭牌口香糖、卡夫食品等。 第十二章 中国崛起：在和谐与纷争之中 和谐社会 中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它们把西方企业也当做构建和谐社会的合作伙伴。这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也是中国政府寻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宣言。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4月访问美国时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这是一次有强大号召力的演讲，西方人从来不说“物质和精神”这样的词汇，美国政治家在演讲中经常会提到上帝。然而，精神是不能完全取代物质的。胡锦涛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说，中国的发展应当让富人和穷人、城市和乡村都平等受益，让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步不仅仅局限于沿海省份。为了保持发展的动力，西方的资本和人员的努力都非常重要，这一点与20世纪90年代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不只一家西方的企业集团认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对自己有利的。通用电气公司在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的领导下，致力于提供更加环保的产品与服务，尽量降低其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通用电气公司将这一努力称为“绿色创想”，并在中国看到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在高速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政府正面临着环境恶化的不利形势。在这种情况下，通用电气公司是直接受益者。公司的一些部门在中国的年收入达到10亿美元，包括生产火车机车和向发电站出售动力涡轮机。为了帮助中国扭转“污染型”增长的局面，通用电气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中国下一轮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这意味着通用电气公司要为中国提供更加清洁的煤电技术和水力发电设备。 2006年，通用电气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60亿美元。公司高层主管与中国官员合作，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鼓励人们使用更加高效节能的设备。这一行动同时具有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伊梅尔特一方面强调要生产更加可持续的和更加环保的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企业达到理想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过鼓励新技术的应用，通用电气公司拟定了一个“绿色行动日程表”，这意味着公司未来将生产和销售更加先进的环保设备。 通用电气公司把它的销售和市场营销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结合了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中国政府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产品。煤炭发电设备是中国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元凶。升级煤炭发电设备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通用电气公司还向中国大城市出售风力涡轮机和水的净化与脱盐系统。当然，通用电气公司的扩张会带来一些隐性成本。它的竞争者，如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日本三菱公司，也想涉足这些商业领域。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前景与企业知识产权的分享条件，都是加剧市场竞争的因素。那些愿意与中国本土企业分享设计成果的西方公司能够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通用电气公司不得不在短期的销售目标与长期出让企业知识产权这两者中进行选择。在很多情况下，通用电气公司决定将公司更多的技术与中国企业分享。它认为，对下一代竞争力强的产品进行研发和创新带来的收益，要大于它向中国生产商转让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失。 中国为那些陷入困境的美国企业带来了希望。汽车行业曾经是美国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先导行业，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汽车业遇到了困难。汽油价格上涨致使SUV车型的销售量猛增，底特律的三大汽车生产商由于本身的高成本和面临外国同行的竞争而显得发展步履维艰。而在中国，三巨头中最大的一家——通用汽车公司正在经历转型。 直到20世纪末，中国还是一个自行车大国。人们经常可以从电影画面中看到，中国的大街小巷充斥着成千上万辆自行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中国对汽车的需求与日俱增。轿车可以把人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货车可以在工厂和销售点之间运输人们需要的商品。2003年底，中国的客车销量只有200万辆，而美国当年的客车销量达到1000万辆。对中国来说，汽车还是昂贵的奢侈品，因为相比西方来说，在中国购买汽车需要付出近2倍的成本。但是，中国对汽车显著的需求很快便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有调查显示，中国对汽车的需求潜力巨大，年轻人把拥有汽车作为象征自己身份和成功的标志。面对有着如此巨大潜力的市场，全世界的汽车生产商都在跃跃欲试，想要分得这个偌大的蛋糕的一角。 世界上的主要汽车生产商都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从德国大众到日本日产，从韩国现代到法国标致，从德国奥迪到美国通用，可谓强手如林。就像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汽车市场被瓜分，此外还有很多中小竞争者参与其中。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态势也是前所未有的，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客车销售量达到500万辆。大众汽车在中国销量第一，紧随其后的就是美国通用汽车。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处境艰难，并走向破产，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却获得了新生。 从1997年开始，通用汽车公司投资15亿美元在上海之外建立了合资工厂。起初，这笔投资被视为巨大的损失。但到了2005年，当初的投资建厂却成了通用汽车公司近些年来做得最明智的一件事。2007年，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汽车销量超过100万辆，占到它全球总销量的11%，并与日本丰田和德国大众并驾齐驱。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以接近25%的速度增长，即使在2008年销量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的增长率依然超过了两位数，这与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不景气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中国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背后，通用汽车公司面临着知识产权被非法盗用的问题。汽车市场在短期内受到需求的拉动而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而知识产权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使企业长期受益的根本。通用汽车公司生产新产品的速度和效率都要高于中国本土的汽车生产商。通用汽车公司通过在中国的大举拓展，希望可以抵消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损失。但是，也许为时已晚，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早一点在美国意识到这种紧迫感，加紧创新和研发，那么情况可能会改变。 第十二章 中国崛起：在和谐与纷争之中 扭转对中国的敌视 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使美国企业得到了实惠，当这些企业变得越来越富有时，仍有数百万美国人在为中国的发展感到不悦。中国的消费者也像西方人一样，喜欢追求品牌，但这并没有被社会视为进步，而是被视为精神世界空虚的苗头。 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敌意已经超出了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保守派和共和党对中国增加军费投入、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共产党的卓越领导能力都心存忧虑。自由派和民主党总是在中国工厂的劳动条件、人权纪录和贸易保护等方面发出反对的声音。当美国国会没有通过针对中国的报复性关税提案时，一些代表继续通过言论指责中国。在2006年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重新在参议院掌权之后，这股谴责中国的声浪变得尤为明显。 2006年年中，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这意味着美国开始重新努力与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讨论。作为高盛投资集团的领导者，鲍尔森是推动高盛投资集团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主要倡导者。他多次来到中国，并把中国当成未来的合作伙伴。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中国建立正式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他每隔半年就会与时任中国副总理的吴仪会面，就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小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就战略对话发表了正式声明之后，鲍尔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领导层的定期会晤有助于解决两国争端，也可以为美国官方提供一个与中国交流的渠道。美国认为，中国在贸易和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对于中国来说，中国领导人把与美国的高层对话视为让这个超级大国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中国不会听命于美国，要与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中美两国高层间的定期会晤引起了华盛顿的广泛议论。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人被认为对美国工人阶层的利益漠不关心，而不断增加的消费成本和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让美国工人的生活陷入窘境。一些美国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是美国能源价格飞涨、工资水平下降的根源所在。小布什政府和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也应该对这种现象负责，与中国的关系过于密切就容易造成这种结果。 民众的态度与政府和媒体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差别。美国有线新闻网财经王牌主持人卢·多布斯（Lou Dobbs）多次愤怒地对“中国价格”和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大加指责。他经常说：“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我遇到一个婚纱设计师，他把他的设计方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位于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服装厂，然后通过服装厂生产出低成本的婚纱，再运往美国中西部的婚纱店销售。”婚纱店老板也许每年只去中国进货一次，但他发财的机会却是中国提供的。如今有大大小小数百个公司成为利丰集团的客户，创立于1906年的利丰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香港为总部的跨国贸易公司，它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采购服务。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产品画在一张纸上，之后的工作就都由利丰公司来负责了。它会寻找原材料供应商，把原材料运送到工厂生产，进行价格谈判，协调工厂与港口的关系，缴纳关税，把制成品向加利福尼亚运输，或是运送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仓库中。 从多个层面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其实质是中美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2007年初，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合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中美国”，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在文章中，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正在逐渐融合为一股巨大的力量，两个国家已经不是两个单体，而是“中美国”。在他们看来，“中美国”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它拥有全世界13%的土地，生活着占世界1/4的人口，有着世界1/3的经济产出。此外，在过去的5年中，“中美国”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60%。它们之间是共生的关系。东方的“中美国人”是储蓄者，而西方的“中美国人”是消费者；东方的“中美国人”是生产者，而西方的“中美国人”是服务者；东方的“中美国人”从事出口活动，而西方的“中美国人”则进口货物；东方的“中美国人”积累了财富，而西方的“中美国人”却出现了赤字，他们用美元发行债券，然后出售给东方的“中美国人”。当东西双方走到一起时，两者就成了一个互补的整体。 虽然尼尔·弗格森与莫里茨·苏拉里克提出的“中美国”受到人们关注，但是他们对这一名词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中美国”不只是一方储蓄，另一方消费，也不只是一方出口，另一方进口。“中美国”所代表的含义应该更加复杂，两个独立的大国融合在一个体系之中远没有所说的那么简单。然而，无论学者们如何描述“中美国”，他们所表达的思想都是两个大国形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系统，这足以令两国民众感到耳目一新。这一提法，从正面说是充满想象力的，从负面说则有些荒谬。两国的边界依然存在，而且精神上的边界要比实际的边界更加重要。 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利益的彼此交织，“中美国”这一说法逐渐从多个方面得到肯定，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虽然也有很多的一致性，但是每个国家都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如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都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盟也是在各个成员国保持其基本的国家权力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随着“中美国”的逐渐形成，反对的声音会越来越大，或者说，自2007年至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对对方的不信任和不满情绪随处可见。由于很少有人意识到“中美国”的存在，双方的不满情绪还是会借助传统的方式进行疏导，这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和政治手段要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民族主义和政治手段在中国筹备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奥运会是中国政府举办的盛大体育赛事，它被当成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发展态势的平台。北京奥运会成了一个让中国和美国都感到紧张和焦虑的事件。奥运会举办时，全球性经济危机尚未袭卷全球，但已经显露出一丝迹象。在表面平静的背后，全球金融系统暗藏着危机。终于，经济危机在奥运会结束不久便爆发了。正如事态发展所表现出的那样，北京奥运会成了“中美国”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最高峰，之后到来的便是残酷的经济危机。中美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两个大国的融合是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深渊的唯一途径。 第十三章 奥运会：辉煌时刻 导读 ★对十几亿中国人来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如同期待中的一样，展示了国家的进步和实力。 ★2008年夏末的一天，在未对外完全公开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会见了中国总理温家宝。 透过成功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我们看到了什么？在奥运会内外，中国和西方世界存在着哪些矛盾与纷争？ 在这一章中，作者还透视了中国面临的难题，“中国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再购买美国债券，那么中国已经持有的大量美国债券怎么办？如果美国企业真的破产，那么中国依赖对美国出口的经济部门又将怎么办？在借给美国大量的钱之后，华尔街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所面临的。从中国获得了大量贷款之后，美国很多企业的生存开始依赖于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和美国的未来已经牢牢地拴在一起了。” 所有举办奥运会的国家都会把这个体育盛会当做国家的荣耀和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舞台。在奥运会开幕前几年，举办国的政府会投入数十亿美元对承办城市进行美化和改造，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建造体育场馆和奥运村，还要建设新机场以更好地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一些奥运会举办国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进行得紧张有序，也有一些举办国筹备得相对仓促。1988年奥运会前，韩国政府对汉城（今称首尔）进行了大规模的美化与改造，并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准备就绪。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希腊在开幕式之前才做好准备，直到开幕式结束，体育场内的油漆还未干透。而中国为北京奥运会早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等待着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时刻到来。 也许统计口径有别，据称，筹备北京奥运会的总花费约400亿美元。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到过北京的人都会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北京城到处可见吊车和工地，大量的胡同和街道被拆除，建起了新的建筑。有些建筑非常时尚，独具创新性，比如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大楼，其建筑设计不仅超越了人们的想象，还挑战了地心引力。还有很多新建筑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旧建筑的基础上改建的，它们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守卫在城市宽敞的街道边。在老北京城，胡同众多，它经历了中国的战火、外国的侵略、民族的解放和20世纪后半叶国家的建设，而2008年前后它则经历了北京奥运会带来的新变化。 第十三章 奥运会：辉煌时刻 你所不知道的奥运内幕 当各国的运动员在2008年8月的奥运赛场上竞技时，中国在奥运会上展示了自己的新面貌，让世界知道中国发展的步伐是如此之快，变化的幅度是如此之大。中国向世界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在快步走来。中国也向中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在实现建国之初设定的宏伟蓝图，中国正在走向富强。所有的国家都以举办奥运会为荣，2008年的中国把举办奥运会的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新北京、新奥运”的倡导之下，中国政府对北京进行了大规模修整。奥林匹克大道两旁种植了几十万棵树木，营造了和谐发展的氛围。为了净化空气，创造蓝天，城市内外的工厂，尤其是火力发电站，早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就采取了处理措施。政府还对出租车司机进行英语培训；车辆限行，以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公众不文明行为（如随地吐痰、乱写乱画等）被禁止；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微笑着为外国宾客服务，把他们带到目的地；还有成千上万的警察在大街上维持社会治安。 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归北京时，国际社会就盼望着中国通过这次奥运会的举办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在成功举办了1988年奥运会之后，韩国在参与民主化进程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很多人期待通过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中国也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一家国外著名的出版单位负责人这样说道：“中国想通过奥运会的举办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就如他们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加强改革和展示大国地位一样。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中国变得更加开放了，以至于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还有些人大胆预测，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越密切，受国际影响的程度就会越深。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胡锦涛主席已经明确表示，在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2006年，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显示，中国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点关注城乡差异，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加强环境保护，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对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表示肯定，并强调继续构建和谐社会。 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加快，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也逐渐增多。不只美国在谴责中国，就连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也在利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的机会，对中国的一些事情捕风捉影。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年，由于2007年夏天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产品安全问题，使中国陷于尴尬境地。在中国的美泰公司生产工厂由于玩具涂料中的铅含量超标，被迫收回几百万个玩具。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宠物由于吃了中国生产的宠物食品而死亡。 这两起事件的发生并不能说明中国对产品质量标准控制不是非常严格，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产品质量是消费者十分关心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拉尔夫·纳德通过曝光美国汽车的安全问题而成为消费者的保护者。1990年，法国巴黎水公司因为水中被查出含苯而召回全球销售的巴黎水。1997年，由于灯泡存在爆炸隐患，大量的卤素灯被召回。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生产的费尔斯通轮胎被指控质量不合格，应该对在车祸中意外死亡的88人负责，最后，公司在2000年召回了650万个轮胎。 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问题产品”的生产国之一，但是就其巨大的产量和为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而言，其“问题产品”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应该对事件负责的是企业而不是生产国，即便出问题的企业大多是在中国进行产品生产的也一样，不应过多地对中国进行指责。 在美国生产的产品也存在着安全问题。中国的贸易官员赵宝庆指出，在中国销售的美国商品也有质量问题。美国生产的起重机和孵化器都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还有，美国或西方国家的产品也直接威胁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在“玩具召回”事件中，美泰公司的总裁起初责怪中国松散的管理是问题的根源，但是后来他向中国郑重道歉，并表示以后会加强经销商对公司产品的检查力度。 举办奥运会是有风险的，因为敌视中国的国家都想借这个机会来使中国政府难堪，想激怒中国政府，从而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谴责。但是，中国政府格外重视北京的安全，致力于消除任何一个可能威胁到北京安全的疑点。 在国际奥运圣火接力期间，在法国巴黎，火炬手被谴责中国政府的愤怒人群团团包围，一些人还使用灭火器将火炬熄灭。在美国旧金山，警察在火炬手跑步的线路上用警戒线隔离人群，并做好安全防护，以确保火炬手的安全。面对这样的公众情绪，一些西方领导人暗示将拒绝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和一切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布朗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正在为竞选民主党内总统提名进行着激烈竞争，两人都敦促小布什总统对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本来中国认为奥运会应当是超越政治的。由于这些国际社会的反应，不仅是中国政府，中国民众也表现出对西方世界的戒备。至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控，中国政府回应道，几十年来，十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他们在全国各地工作，中国社会的进步本身就是人权的体现。用中国高层的话来说，战胜贫穷是人权最重要的体现。然而，西方世界并不以为然。但是，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这一点并没有错。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当今人权政策奠定了基础）更加关注人的经济权利，它清楚地阐明，经济安全（充足的食物、能量和居所）对人的精神和权利都是至关重要的。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可以骄傲地声称，在过去的不长时间里，十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来得更加真实，同时中国人对未来也都充满了希望。对中国政府来说，建立一个大多数人有物质保障的稳定社会更重要。相比中国悠久的过去，现代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也承认，他们还有很多未实现的目标。 西方国家以一致性原则来体现民主，也就是说少数人也可以决定政策走向。但值得讽刺的是，西方的民主源自希腊，那是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民主制度，在如今的西方人看来还是有些荒谬。古希腊民主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女人、奴隶和农民只能听从特权阶层的指挥。古希腊的民主缺乏开放性和参与性，当然没有人会拿5世纪的雅典作为今天人权问题的样板。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民主已经衍生出多种形式。中国的民主也是民主的一种。 北京奥运会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有一个问题再次引发了关注，那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的几年里，北京的城市污染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呈现严重化趋势。有些人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太差，奥运会应该延期举办。在人们的印象中，北京是一座脏、乱且污染严重的城市。 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关注，并敦促各国采取行动将碳排放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小于美国，但人均排放量也达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中国政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认为到了该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造成的健康与安全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政策之间要取得平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中国政府很快就颁布了节能减排的法令。中国政府承诺投资2000亿美元净化水源和空气，使用风力、水力、太阳能和核能以减轻对煤炭的依赖，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 在奥运会开幕前几周，北京关闭了很多位于城市周边的工厂，政府投入很多时间和资金来净化空气。北京应对空气污染的行动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当然收效很快，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北京市政府对轿车和货车实行限行措施，用天然气设施代替郊区火力发电站的燃煤设施。这样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北京的天空变得透明了，田径比赛和马拉松比赛丝毫不受环境的影响。 对十几亿中国人来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如同期待中的一样，展示了国家的进步和实力。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奥运会的举办证明了中国政府的能力，只要中国人民想实现的事情，不管困难多大、困扰多多，中国都能够做到。在解放初期，中国的现实情况与世界印象中的中国差异巨大，然而今天的中国把这种差异大大缩小了。 如今，中国二三十岁的城市年青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经济上相对富裕，他们每天会浏览新浪和360等网站的信息。他们了解到，中国对美国的指责和批评不会因为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而动摇。美国一方面在对中国人权大加指责，另一方面却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发生了虐囚丑闻。这些年轻人还了解到，美国人认为自己有权力来评判中国的环境问题，但是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至今也不令人满意。 奥运会之前，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看待问题有着很大的分歧。在北京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位跨国公司的高管朋友吃晚饭，陪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这个公司的中国区的两个经理，其中一人刚从新加坡回国，他在新加坡已经居住了5年。席间刚回国的这位中国经理带着骄傲的口吻说：“回家的感觉真好，在北京感觉真的很自由。”我的美国朋友反问他：“你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北京不‘自由’呀，新加坡才‘自由’，这一点你是最清楚的。”中国经理平静地说：“新加坡一点都不自由，动不动就会因为我违反什么规定而罚我的款，不像在中国，只要我不发表危害国家的言论，我想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自由的。” 奥运会期间，西方世界对中国政府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很矛盾的。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在批评中国。自由主义者声讨中国政府在中国西藏和苏丹问题上的政策，而保守主义者针对的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加强、拒绝颁布知识产权法和反对中国的台湾独立。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在奥运会前夕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3/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将和美国一样强大；42%的美国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消息；41%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超过2/3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没有遵循公平贸易的原则。美国民众在提到不断提高的能源价格，尤其是成品油和汽油价格时，对中国的敌视情绪更加强烈。当很多美国人指责大石油公司每加仑4美元的汽油价格时，他们认为，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消耗是导致油价上升的根源，这直接影响到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然而在中国，大多数人认为世界对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在“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中，接近2/3的被调查者（中国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负面的，1/3的人把美国当做敌人。接受调查的中国公民几乎全部支持他们的政府，并相信国家和政府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中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在2002～2008年的经济发展感到满意。86%的人对2008年的中国感到满意，而48%的人从2002年起就对中国感到满意。82%的人对2008年的中国经济表示满意，52%的人从2002年起就对中国经济感到满意。超过3/4的中国人认为，通过开放市场，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家庭收入还不满意。人们还表达了对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担忧。在“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对各国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人对他们的未来是最积极乐观的。 对公众态度调查是短暂的，因为公众的态度是极易变化的。公众在回答问题时，可能会受到近来的新闻事件和节庆赛事的影响。如果在两周之前或是两周之后再对原来的被调查者做一次调查，那么他们的回答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奥运会之前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多是受到一些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的影响，比如环境问题等。然而，这样的情绪不只是一种公众态度，它也说明了在21世纪之初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鸿沟还在不断加深。 伴随着中美两国互相依赖程度的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和彼此猜疑也在加强。两个国家的经济依存度越高，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倾向就越强，也就越容易用一种谨慎的眼光看待对方。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是合乎情理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各成员国反对欧盟的声音越来越高。一项欧洲民意调查显示，1997年欧盟成员国的民众支持欧盟的还不到一半，这个比例的确差强人意。公众对于改革和未知的事情总是偏于保守或不情愿接受，尤其当现状可能越变越糟时更是会这样。 当熟悉要被陌生取代时，人们会本能地表示反抗。他们会紧紧抓住他们熟悉的东西，并视陌生的东西为威胁。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中国的城市里充斥着美国的品牌，中国的经济运行受限于更多的美国市场规则，而美国公司也把中国视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希望所在。然而，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总之一些情况正在变化之中。中美两国的依存度在提高，但是，即使两国的经济系统融合在一起，国家身份、政治机构和民族文化也会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第十三章 奥运会：辉煌时刻 2008年夏：一段历史的终结 中美关系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后，进入了“中美国”阶段，一个两国或全球范围的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在这种形势面前，尽管它可能不会导致新的战争或“冷战”，但两国之间的紧张情绪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美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冷淡大于热情，而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则是不信任，对中国的未来则极为乐观。 现在回顾起来，2008年的夏天应该是一段历史的终结。美国经济在众多压力面前开始出现裂缝，上涨的燃料价格、停滞的工资、房地产的泡沫，都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重要原因。2008年3月，华尔街的著名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宣告破产，这是建立在不良贷款基础上的金融衍生业务引起的。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之下，摩根大通以很小的代价收购了贝尔斯登。贝尔斯登曾经在中国大规模吸引资金，就在其破产前不久，一家著名的中国机构还向贝尔斯登注资了数十亿美元。 贝尔斯登成为这次信贷危机的牺牲品，只是此时严重的危机还尚不明朗。2008年夏天过后，尽管全球证券市场仍继续走低，人们还是普遍认为最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使得大量的抵押品赎回权被取消，这反过来影响到数以十亿计的衍生货币的贬值。这些货币一直在全球的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买卖，它的贬值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在这个夏天，华尔街遭遇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世界实体经济也显示出疲态，但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一场全球性的衰退已经开始，尽管在2008年12月以前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这一事实。美国的失业率在升高，中国的出口商意识到美国和欧洲需求在下降，然而2008年夏天还是出奇的平静。这让人们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夏天的英格兰，大战之前空前平静，直到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战争才开始逐步升级。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5年，摧毁了3个老牌帝国，夺去了上千万人的生命，最终以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告终。 2008年9月，当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刚刚回到家中时，全球金融体系的灾难就袭卷全球了，它开始于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美国政府决定不为雷曼兄弟公司提供资金援助。雷曼兄弟公司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9月份的前两周，美国两家抵押贷款金融巨头房利美（Fannie Mac）和房地美（Freddie Mac）被美国政府实行国有化，目的是为了防备全球抵押证券持有者拖欠数万亿美元的借款。美国最大的工商保险机构——美国国际集团，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上海，它也被美国政府部分地进行了国有化，并准备了多于1000亿美元的担保贷款。 全球经济危机在2008年春夏两季逐渐蔓延开来。在听到太多的来自美国的批评之声后（改革汇率制度、开放经济体系、改革金融系统），中国反驳美国在自由市场和国家监管两者间实现平衡的幻想，谴责华尔街和华盛顿过分关注房地产和资产价格，以至于失去了对危机的控制能力。从美国国内来看，那些主张对美国公司进行更多直接投资和与华尔街保持紧密关系的人，已经明显不可信了。美国和西欧金融体制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使中国的领导人对中国充满了信心，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确的，并相信只有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和干预措施才能够保持稳定。2008年9月份以来，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剧，中国对危机的关注进一步加深，而后这种关注又变成了一种紧迫感，及时采取行动，以免美国及其倒塌的银行系统危及中国。 多年来，经济学家和分析家曾对中国银行系统的脆弱性发出过警告。这种判断基于对美国多年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西方金融机构把价格风险和可能预料到的其他风险都放到一个复杂的量化计算模型中运行，结果显示，其银行系统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原因不在于中国银行系统结构上的缺陷，而在于美国。 然而，中国的银行系统并非与西方的金融机构毫无关系。中国的大银行不仅从事国际汇兑业务，从境外吸纳资本，而且中国的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还在金融衍生品和债券方面大量投资，而金融衍生品和债券正是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更加糟糕的是，中国的中央银行还动用快速增加的货币储备购买了美国金融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抵押债券，而不是购买日本的债券和开曼群岛的对冲基金。中国总共拥有两家金融巨头的债券共达到3760亿美元。2008年夏末当这些公司失去偿付能力时，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成了中国的问题。 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允许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两家公司破产，尽管它们是华尔街重要的投资公司。但是，美国政府将金融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国有化，来支持房地产市场，并为其提供抵押贷款，而且还向国外投资者出售国库券。房利美和房地美在标准普尔评级中得分很高，再加之有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持让投资者非常放心，他们认为拖欠债务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如果这些机构出了问题，那么中国1/6的货币储备将告急，中国将会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而此时，美国国内的一系列问题，如破碎的金融体系、突然崩溃的房地产市场和不断升级的债务拖欠，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 人们通常说，如果银行借给你100万美元，压力在你；而如果银行借给你1亿美元，那么压力在银行。2008年，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从美国国库券到评级很高的抵押贷款，中国都是美国最大的买家。中国在美国进行大手笔投资是因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且与美国开展国际贸易的盈余是用美元结算的，再次购买或投资也需要用美元，所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之前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所以中国中央银行的投资主要针对的是美国资产。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本来就密不可分，更何况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数万亿美元的借贷关系，它们两者的关系自然不言而喻。 2008年夏末的一天，在未对外完全公开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会见了中国总理温家宝。鲍尔森为中美领导人定期会晤开了个头，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都非常熟悉。针对房利美和房地美面临的风险，中国领导人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中国数千亿美元的对美投资有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温家宝暗示，如果美国没有能力控制金融风险并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安全的话，那么中国将会谨慎考虑将来对美国的长期投资战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层也考虑过使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可能性。以美元购买的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压力。鲍尔森很清楚，美国需要国际投资的支持和资本良好的流动性，中国的贷款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因此，2008年9月初，美国财政部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了国有化运作，并以此表示美国对国际信贷的负责任态度。 中国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再购买美国债券，那么中国已经持有的大量美国债券怎么办？如果美国企业真的破产，那么中国依赖对美国出口的经济部门又将怎么办？在借给美国大量的钱之后，华尔街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所面临的。从中国获得了大量贷款之后，美国很多企业的生存开始依赖于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和美国的未来已经牢牢地拴在一起了。 经济危机使人们惶恐不安，它动摇了美国处于世界中心的地位，也为巴拉克·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创造了机会。经济危机使中国对自身的形象进行了重新评估，考虑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中。美国的发展过度依赖于中国，这是一种不好的迹象，美国的脆弱性在中国面前暴露无遗。这对于中国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发展国内经济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中美两国开始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是近20年来最为糟糕的一次。2008年奥运会没有把中美超级大融合背后的危机暴露出来，它只证明了中美关系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近来的经济危机也没有表明全球经济系统有多么脆弱，反而说明了在危机来临时，这个系统有多么稳固，这也是世界两个经济大国走向一体化的原因所在。 第十四章 中国时代已经来临？ 导读 ★长期以来对中国低价进口商品的依赖使美国的消费支出水平超过了收入水平，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依赖增加了美国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这是从华尔街到世界银行的众多专家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变得脆弱、变得过于依赖中国的生产和美国的消费的原因。 ★中国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更为稳定的模式，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奥巴马任期内的美国已经开始对其进行部分效仿。 ★中国已经崛起，并且开始关注中美两国的独特融合，这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体之间的融合。 作者对中美融合的分析深入而客观，而对中美融合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他认为，“不管‘中美国’好还是不好，它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不遵照这样的事实行事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后果。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中美两国经济已经融为一体，远远超出了中国制造和美国消费。实际上，现在和未来，中美融合的突出特点都将是，中国消费美国产品并向美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为美国企业提供发展机会。中美融合的发展无法阻挡，除非两国政府都采取遏制措施，而一旦中美融合被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2008年秋天，在美国和全世界，这句话已是老生常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0月初，全球信贷体系实质上已经停止运转，而信用和资产流动对于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就如同水对于人体的重要性一样。如果仅仅是购买力增长放缓，那么全球信贷体系还可以蹒跚运转，就好像人即使几周不吃饭也还能活命一样。但是，如果私营银行和国家银行之间的短期信贷和资金流被切断，那么全球信贷体系离停转就不远了。一个信贷停止流动的世界就像一个停电的世界一样毫无动力。这是全球各国政府都面临的问题。 多年来，华尔街金融机构一直在倡导一种新的风险模式。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创新和一些金融模式成为可能，新产品因此大量增加。其中很多产品背后都隐藏着具体的抵押品不稳定的风险。在内华达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建起来的房子成了新的全球经济的临时基础，这并不是房屋建筑者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初衷。但是2005～2008年，这些房子支撑的并不仅仅是中产阶层的家庭，它们支撑的还有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和契约。这些衍生品和契约应该可以分散和削弱风险。但实际上，它们却集中并扩大了风险。 第十四章 中国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未来世界变化的重要因素 美国房价下跌是造成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但这个原因不可能单独引发2008年的全球信贷危机。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现在仍然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房价下跌就是引发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即使美国有500万套按揭房屋被银行收回，即使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西欧，即使经济活动因此而受到损害，甚至发达国家会因此而陷入经济衰退，但全球金融体系也不至于因此而走到崩溃的边缘。只是因为这些房屋抵押被用于进一步的全球信贷，在房价迅速且严重下跌后，情况才会同样迅速且严重地恶化。 1989年后，中美两国有企业的财富命运就相互联系在一起了。美国政府的资产平衡更依赖于中国。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面前也变得更加脆弱，这是中国政府不想看到也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美国国内弥漫着一种自满情绪，人们以为风险已经消除。中国国内也弥漫着一种极为自信的情绪，认为中国经济可以不受全球经济的影响。房利美和房地美被国有化以及全球股票和债券市场泡沫的破灭表明了上述两种看法的错误。 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在美国的数万亿美元投资，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的发挥就会更加受限。各国中央银行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的流动资金也有赖于那些有巨额盈余的国家，而中国的盈余最大。正是这些流动资金的注入阻止了2008年10月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忽视中国的存在，不能无视中美两国的融合。现实世界的发展不可能像实验室里的实验一样可控，所以经济学家们想要按照以往的经验模式对未来作出预测只能是徒劳。相关变量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它们自身的变化又会影响其他变量的发展轨迹。现实可能会显示出与历史的相似性，但是大多数时候，现实总是与历史有所不同，这使得与历史进行比较的方法既不全面也容易误导人。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没有用，只是说历史经验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如果历史可以重演，那今天的状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如果中国没有继续向美国贷款，如果中国国内消费没有增长，那么信贷危机是否会波及范围更广、危害程度更深？也许我们有理由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我们想要成为的假想的世界。 有些人认为，危机实际上是由中美两国之间不健康的经济关系所引起的。长期以来对中国低价进口商品的依赖使美国的消费支出水平超过了收入水平，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依赖增加了美国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这是从华尔街到世界银行的众多专家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变得脆弱、变得过于依赖中国的生产和美国的消费的原因。 然而，中国的消费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投资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认识。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像华尔街和很多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依赖于出口。有消息称，中国经济增长的1/3更多依赖出口，但实际的数字却与此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非常低。由于一些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同时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要统计出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中国有些企业是专门生产销往发达国家的产品的，而也正是这些企业在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损失最为惨重。主要依赖国外订单的企业受到严重冲击，数百万工人工作量减少甚至失业。但是，2008年11月，中国宣布投资60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填补了这个缺口。中国政府能有如此大的支出能力主要归功于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但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始于国家支出并以此为基础。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不屑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但最近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国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更为稳定的模式，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奥巴马任期内的美国已经开始部分效仿中国模式。 如果2008年全球金融体系仍然像20世纪后半叶一样依赖美国，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始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崩溃和信贷危机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尽管债券市场一片恐慌，股市下跌超过50%，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在那些现金储备丰富并且已经建立起国内市场的国家，衰退并没有发生。这些国家并没有寻求美国或是欧洲资本的帮助，而是自己解决问题。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da Silva）、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形势表示震惊的同时，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各自国家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而不是全球资本市场，主要依赖于国家支出而不是银行信贷。这些国家同时也承认，各自国家的经济尽管有新的增长，但其持续健康发展还是离不开美国的稳定。在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仍然致力于同美国合作，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在美国与上述国家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最为突出。这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今天的挑战在于，“中美国”这一新的统一体是会继续发展还是会受到抑制。此前，中美双方对于中美融合的意识都不强，但事实上，中美融合的迅速发展使中美双方都能从中受益。随着两国国内民众对中美融合的意识加深，会有更多的人为此感到不安，就像北京奥运会期间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中国需要的是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尽管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发展迅速，中国还是宣称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仍然在为了保持自身的发展而奋斗，或者就像一位中国官员所说的，中国现在的能力只能管好自己的事情。无疑，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仍然是贫穷的。因为中国有亿万农业人口，数百万人生活在城市经济的边缘。但是，中国中产阶层或中高阶层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亿，这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的人口规模。按照购买力计算，亿万中国人的年均收入已经超过了7000美元。与美国近4万美元的人均年收入相比，这可能只是一个小数字，但是与美国人均收入增长停滞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不同，中国中产阶层的年收入在以10%的速度增长。受2008年和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增长势头并没有逆转。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发布的《2025年世界形势预测报告》中说，中国很快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将在2030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该预测认为，目前，相对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的空前转移还将继续。这意味着转移的对象不只是中国，还有一些资源富饶的国家，例如阿联酋、沙特、巴西和俄罗斯。尽管2008年经济衰退导致了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但随着印度、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原材料价格将会继续上涨。在中国政府投入大规模刺激性支出之后，2009年春，铜产品等商品价格已经大幅上涨，这种上涨持续到了夏天。信贷危机过后，中国很可能会引导全球经济复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该报告最后总结道：“在未来的15～20年中，没有什么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影响世界。”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此的反应将会决定未来世界的状况。 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合理地预测了中国将是未来世界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但该报告的分析仍然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视角。该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各国经济日益交织的程度将会越来越高，资本流动增加，一个共同市场正在形成。对于中美两国经济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融合为一个独特的体系，该报告中也没有进行论述。尽管该报告也指出包括企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在不断上升，但与“中美国”相似的因素却没有被考虑。尽管有很多现实因素的加入，拥有资本、政府和军队的民族国家仍然是未来世界的主要力量。 显然，民族国家的地位并不会在短期内被取代。即使欧盟正逐渐成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其内部成员国仍然保持着独立，各国有属于自己国家的人口。面对2008年的经济衰退，中美两国的反应都是强化国家认同而不是削弱国家认同。两国政府都把支撑国内经济作为政策重点。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各国经济体系日益复杂化，地域限制日益被打破的情况下，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有能力去单独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各国政府，特别是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的政府，都在强调国家主权，但他们的能力范围在日益超越国家的界限。 在过去的几年中，很多人都在对美国的未来及其全球地位进行思考。很少有人认为新世纪的前10年会发生经济衰退。美国的新千年以技术泡沫的破灭开始，随后就是股市大幅下跌、经济衰退和“9·11”恐怖袭击事件。2002年，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丑闻爆出，美国通过相应的立法以期阻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在短暂的胜利过后，伊拉克局势开始让美国人失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局势日益混乱。随后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升温暂时缓和了经济乏力的局面，但美国经济的真正亮点还是在于海外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华经济活动的增强。2007年，尽管很多美国企业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收益，但数百万工人却没有从中得到好处。2008年秋天，经济危机爆发了。 关于美国未来的很多评论都集中在美国全球实力和地位的变化上，这一点也不奇怪。有些人是乐观的，他们强调的是“其他国家实力的上升”，而有些人则表示悲观，他们强调的是“美国的衰退和实力下降”。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从很多方面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集体认识，那就是美国在全球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与其前任小布什不同，奥巴马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既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及众多石油国家财富和影响力的增长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华尔街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作出的非常错误的决定，以及数百万美国人超出自己经济能力满足消费需求的行为，也已经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管责任在谁，结果都导致了美国在全球金融地位和文化地位的显著下降。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变化只是暂时的。尽管有些人坚持认为，一旦美国金融过热的局面结束、金融体制的弱点得以解决，美国此前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就会恢复，世界其他国家还会继续以美国为中心，但是，这一切不会再发生了。几十年来，美国始终保持着无可匹敌的常规军事力量，但是，在当今世界，武力作为一种强制力量，在这个时代所发挥的作用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有限。除非美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摧毁对手，不计成本、不计人员伤亡也不顾及道义立场的丧失，否则，只有在国际社会多数接受的情况下，美国的军事力量才能发挥作用。虽然美国拥有主导全球的经济支柱的地位，但是，不管未来美国的经济实力有多么强大，它都要与新的全球资本共享全球空间。 此外，过去两年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在美国上市的大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优势已经不再明显。美国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紧急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并不是因为利润丰厚（实际上利润并不丰厚），也不是因为有理由相信美国经济很快会加速增长（并没有很快加速增长），而是因为中国无力承担美国经济崩溃所造成的后果。中国处在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位置上，它有能力使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发生浮动，并且实际上在对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实施紧急援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既把美国看做自由市场上的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把美国视为强有力的、有威胁的对手。中国以往所走的只管自己发展的道路如今行不通了，因为全球的治理已经离不开这个新兴大国的参与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也能够作出类似的调整。公平地说，中国要比美国更容易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全球平衡的变化迫使中国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战略，重新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评估。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都是以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市场的支持者。因为美国人相信，经济活动越多，其进一步催生的经济活动也越多，贸易能够催生贸易。按照这种观点，经济活动的中心越多越好，单一中心的局面最为糟糕。有机会，有竞争，才会有市场的繁荣；没有发展空间，市场就会缺乏活力。至少，美国人在全球范围内创建开放的市场并试图建立开放的社会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然而，成功给美国人带来的并不是满足，而是恐惧和焦虑。在信贷危机发生之前，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就已经变得日益模糊，他们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不安全感日益强烈，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也日益增长。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恐惧和焦虑是对自由市场理念过度盛行的反应。自由市场理念崇尚资本而忽视劳动的价值，它的盛行带来的是财富在企业和精英手中的高度集中。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种恐惧和焦虑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从制造业转向商业、服务业和创意行业等的结果。还有一些人的恐惧和焦虑则仅仅是对中国崛起以及中美两国之间互惠共生的反应，因为这些人觉得这意味着美国主权的丧失。 市场和国家的最佳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近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所反映。国家通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试图加强对商业的控制。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在20世纪一直是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积极拥护者，这是因为美国的资本和企业在全球居于主导地位，在自由市场上能够取得优势，一个向美国资本和美国企业扩大开放程度的世界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左翼人士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没有什么区别的原因，它们都是为强化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服务的。 但正是开放的市场所带来的成功削弱了美国的实力，现在的美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它是否能够适应美国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的更加发达的世界？美国是否认为其相对地位的任何长期改变都是消极的并应该去改变的？美国人是否能够对权力作出不同的界定？是否能够接受在当今世界上，美国已经不能再凭借武力迫使其他国家在军事或经济上屈服？美国人是否能够接受以主权的削弱为代价换取未来更大繁荣的可能性？ 第十四章 中国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面临面的挑战 这是对“中美国”的考验。中国也面临着挑战，即中国要意识到，其大小和规模意味着它已经不能够只作为国际贸易的接收者，中国已经不能再把注意力重点集中在国内和周边国家，而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开始扮演这样的角色。过去几年当中，胡锦涛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访问了很多国家，其出访次数超过了以往的中国领导人。但是，他们出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与受访国家的双边关系。国际经济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中国必须要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面临着权力的削弱，其单边行为要受到更多限制。但与美国不同，中国对这个世界表现出了更强的适应性。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表现出了成熟与镇定。与以往相比，这是美国的一个积极变化。然而，还是有各种信号表明，很多美国人既不接受中国的崛起，也不接受中美两国的互惠共生。作为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的官方政府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继续把中国当做对手，认为中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削弱美国的安全。在2008年末提交的报告中，该委员会认为：“中国凭借政府对经济的强力管制来保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出口优势，结果是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并以此来操纵货币贸易及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中国政府确实对经济有很强的控制力，并且也在寻求保持中国出口的优势；中国的外汇储备确实达到了2万亿美元。但是，该委员会的表述容易造成人们对事实的误解，造成美国人的忧虑。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还指出了一些实际问题，包括中国隐藏关税，在损害外国企业利益的同时使中国的产品和企业受益。但是，共同规则的不断制定和贸易壁垒的不断削减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能达成并做到完全一致，即使是以色列这样的忠实盟友也会对美国开展“谍报活动”，试图获取美国的军事机密；日本、韩国和很多欧洲盟友也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维持食品补贴和关税；美国在特定时期内也会在不同领域实施保护主义，例如对棉花、大豆和某些工业产品实施保护。贸易可能会日趋自由，但完全公平只能是一个神话。 很多美国人也认为，对中国依赖的增强是美国一个关键且危险的弱点。他们看到的是美国制造业基础的严重削弱和工人工资水平的停滞不前，看到的是美国企业为了削减职工医疗和养老支出而将业务转移到全球（包括中国）市场。很多工会强烈反对那种认为中国给美国工人的就业、购买力和收入水平造成了积极影响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从中国获益的只有美国的大企业，受到损害的不只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还有美国的长期繁荣。在围绕中海油公司竞购优尼科公司等问题而展开的辩论中，上述看法成了主流。 很多中国人也感到不安。有些人公开谴责市场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一条没有活力的道路，还有些人认为，世界仍然轻视中国，并且寻求机会从中国获取利益。他们认为中国国有资金投资美国金融机构所蒙受的损失就是一个证明，证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仍然把中国当傻子。 但是，这些观点没有认清既成的事实已无法改变。不管“中美国”好还是不好，它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不遵照这样的事实行事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后果。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中美两国经济已经融为一体，远远超出了中国制造和美国消费。实际上，现在和未来，中美融合的突出特点都将是，中国消费美国产品并向美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为美国企业提供发展机会。中美融合的发展无法阻挡，除非两国政府都采取遏制措施，而一旦中美融合被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的，如果未来几年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内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浪潮。如果美国人的自我观念不能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如果美国人还固守过时的观念、强调自我的实力和重要性，那么这也将会成为全球商业特别是“中美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果“中美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只为少数人所享有，那么很多人就会反对并阻止其发展。 “中美国”发展的障碍更多可能会来自美国，原因很简单。美国现在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其弱点，并且仍然在寻求新的力量。尽管美国人正在从高贷款投机中渐渐抽身，但他们看到了无监管资本主义模式的濒临崩溃。大量刺激性支出起到了帮助作用，但很多美国人仍然怀有期待，期待在经济恢复平衡之后美国能够重获支配世界的地位。那些主张对不太友好的国家实行对抗政策的声音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并没有消失。 但是，对中国几乎所有20岁以上的人来说，今天的世界所提供的机遇和自由在20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机遇和自由并不是指能够吃到肯德基，能够用雅芳唇膏和玉兰油洗面奶，而是指能够自由旅行，购买房屋，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能够找到新工作，能够看到通过努力工作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生活的希望，不用担心这一切会因为国家突然采取什么难以预料的行动而落空。 环境恶化是一个严重的负面困扰，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改善环境的进展缓慢，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并不稳固，国家干预过多，在大项目上支出过大，企业行为过少，创新与个人消费不足。而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经济成功的秘密方程式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所倡导的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被普遍接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体制也有重大缺陷。如果真的有通往繁荣的清晰路线图，那么所有人都会沿着它标明的道路前进。如果有人能够断言中国独特道路的发展结果，那也只能是自欺欺人。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国”的发展会遇到其他的障碍。国家权力的让渡到底有多大的空间？即使欧盟各国是自愿联合在一起的，各国公众和政府在向欧盟总部让渡权力时也都是小心翼翼的。欧洲公众支持欧盟，愿意为了换取更大的好处而放弃一些自主权。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一直抵制国家认同的丧失。中美两国公众从来都没有对两国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融合表示过赞同，中美融合的未来道路将会更加复杂。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更不用说印度和“新兴世界”的数十亿人口了）是否还将继续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快速消耗自然资源，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很难看出这种发展的可持续前景。如果中国、印度和巴西的每个家庭都想要有一辆汽车，有各种电器，希望住上大房子，体验各种奢侈的享受，那这个世界将会怎样？资源将会从何而来？西方资本主义迫切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大，但这种需求是否有个限度？技术和创新的发展是否能够再一次解决问题？一代人面临的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下一代人那里是否就变得微不足道了？19世纪初，很少有人能够想象这个世界将能够养活10亿人，更别说60亿、70亿、80亿甚至更多了。但是，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随着化肥的使用和新作物品种的出现，生产出足够多的食物来养活这些人口已经不再是问题。 这些都是美国、中国和全世界都要面临的更长期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已经崛起，并且开始关注中美两国的独特融合，这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体之间的融合。美国世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的崛起既不出人意料也不异乎寻常。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兴衰、权力地位的更迭是历史发展的永恒旋律，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才会有人产生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会受到众多怀疑？不管未来世界的面貌如何，中国都将是其核心的一部分，想要阻止、改变或是限制这一轨迹发展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尽管总是有人试图阻挡变化的脚步，但任何人都不可能阻碍历史的发展与变化。 眼下，尽管经历了21世纪前10年的痛苦与反思，我们身处的仍然是一个比公众感知更加稳定与安全的时代。物质生活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富足，由饥饿和战争所带来的疾病或死亡的风险比过去大多数时间里都要小。中国今天的稳定与繁荣已大大超越了历史。诚然，世界某些地方还在遭受着暴力与贫穷的折磨，但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是前所未有得好。 总之，即使美国和发达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放缓或是停滞的困境，它们现在的状况也要比100年前好得多。现在的美国缺少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未来将由我们创造的意识。而这种精神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明显。这种意识对社会繁荣发展最为重要，是它使中美融合成为可能的；是它促使邓小平带领中国放弃旧道路，选择新道路的；是它促使美国企业冒着失败的风险到中国来寻找机遇的；是它促使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从错误中重新站起来的。“中美国”是一个概念，一种对未来的设想，与其他关于这个世界的设想一样充满着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它也是一个关于谁的时代已经到来的设想，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说，这些设想的力量超过了强大的军队。我们可以尝试逆转潮流，或者，我们也可以接纳这个世界，为了世界未来的和平与繁荣而努力，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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