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 xp1024.com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正文 概述 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和分期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东亚邻邦,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采。1972年,为祝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中国著名学者和诗人郭沫若作了一首《沁园春》词,其中写道:

<span>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

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

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span>

(四)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初,即中国明清时期,日本是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这个时期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如书籍、儒学、美术、书法、医学的交流。

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且不说远古时代大陆原始居民向日本列岛的迁移,仅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史,至少也有两千多年了。而且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即使在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战争的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其次是范围广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内容极其丰富多采,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和事例。

第三是影响深远。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成做豆腐时加卤水。至今在日本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大时代,每个时代再划分为若干时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每个时代或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方式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赤县、扶桑是中国、日本的别名。鉴真、晁衡(即阿倍仲麻吕)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这短短的几十个字,生动地概括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和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上古一直到19世纪初的漫长岁月。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可以划为以下四个时期:

(三)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即中国五代宋元时期,日本是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交流的路线主要是东海航行。交流方式较多表现为民间贸易、僧侣往来等形式。交流内容既有物质方面的商品贸易,也有精神方面的佛教、儒学、文学、书画等的交流。

(一)1840年(鸦片战争)——1871年(中日建交),中国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朝,日本是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代初。这个时期是东亚受到西方冲击,从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时期。交流方式主要是民间贸易,只有少数中日商人能往来,内容有书籍、文学、艺术等。尤其是反映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和世界史地的书刊,对日本的开国和维新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的来说,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而日本文化经历了全盘吸收到消化改造中国文化,逐渐创造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文化的过程。中日交流的内容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逐步深入延伸。交流面也从少数使臣官吏逐渐扩大到民间留学生、僧侣、以至商人、庶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百余年,也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二)公元6世纪至9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交流路线则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有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革新。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的交流。

(二)1871—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日本明治时代。两国通过建交缔约,互设使领馆,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国官员、学者、文人来往络绎不绝,文学诗歌交流盛况空前。

(三)1894—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清末民初时期,日本明治、大正年间。这个时期有大批中国留日学生东渡,还有许多中国官员学者赴日考察新政,日本也有不少教师学者来华。交流内容十分广泛,教育与思想交流尤为突出,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四)1919—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是民国时代,日本则是大正末年和昭和时代。这个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特别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即使在两国关系恶化以至战争年代里,中日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日本进步人士的反战运动仍然始终不断。

总的来说,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从规模和内容都比古代有所发展,更富于广泛性和群众性。由于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却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趋向更多是中国向日本学习。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945年至今的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1945—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国1949年以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日本仍是昭和时代。1945年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告终,结束了日中两国之间长期侵略与被侵略关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两国人民为改变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和坚持民间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懈地努力。

(二)1972年至今,日本是昭和时代、平成时代。经过长期艰苦努力,1972年中日两国终于实现恢复邦交,开始互派人员,缔结协定,推动文化交流。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从此中日两国可以在完全平等友好互利的立场上开展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史呈现出空前规模的新高潮。

以上只是简单地勾画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历史轮廓。可是要在这本几万字的小书里全面系统地叙述如此漫长且丰富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不可能的。我想还是用史话的形式,从中选择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和生动的典型事例,来向读者描述两千多年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最辉煌最动人的篇章吧。

正文 第一章 徐福的传说——上古中国移民的贡献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年代。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在远古时代,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在日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着许多的共同性,这说明原始先民们早有来往。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日本列岛终于完全与大陆脱离。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在中日两国广泛流传的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正是反映了上古时代中国人移居日本的史实。

在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背山面海的一片樟树丛中,有一座石碑,刻着“秦徐福之墓”几个大字,常有人来参拜,献上一束鲜花。当地群众每年9月还要举行盛大的“徐福祭”,纪念这位传说是两千多年前来到日本的中国友好使者。徐福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东渡?是否真的到了日本?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直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饶有趣味并值得探究的问题。

中国史籍中最早提到徐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他记述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山东一位方士徐福(《史记》原文为徐巿,〔巿音fu福〕)上书说:东海之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州,岛上有神仙和仙草。秦始皇闻讯大喜,便派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记》)司马迁还描写徐福首次出海回来,对秦始皇声称曾到蓬莱见到海神,请求“延年益寿药”,海神嫌秦皇礼太薄而不给。秦始皇又遣其携童男童女三千、百工及武器、谷种等出海。不料徐福此次竟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自立为王。(《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以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中也有关于徐福率童男童女出海求仙的记载,有的则说他到了夷洲、澶洲。唐代诗人李白、白居易的诗中也提到过徐福出海。不过这些史籍和诗词中都没有确定徐福到的就是日本。

中国最早明确肯定徐福东渡日本的是五代时期义楚和尚所撰《六帖》一书。他不但说徐福到了日本,而且说那里有座富士山,“亦名蓬莱”(《义楚六帖》卷二十一),这样便和司马迁所言“三神山”联系上了。此后宋、元、明、清各代文人墨客的许多诗词文章中都把徐福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召见日本僧人绝海中津,两人赋诗唱和竟也以徐福东渡为题材。朱元璋写道:“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御制赐和》)清代首任驻日参赞官黄遵宪抵日本后也作诗泳徐福:“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日本杂事诗》)在中国民间,尤其山东荣城、诸城、即墨各县和江苏连云港、赣榆一带,都流传着不少关于徐福的传说。还有人考证江苏北部赣榆县的徐阜村或山东黄县的徐乡就是秦代徐福的故乡。山东即墨沿海有个徐福岛,当地传说是徐福东渡时船只避风上水之处。

徐福的传说也流传到了日本。日本民间更是把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加以具体化、形象化的附会。不少地方都有所谓徐福的遗迹和故事。如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港传说是徐福船队到日本登陆的地方。据说徐福曾在佐贺市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居民建金立神社奉祀徐福。佐贺县每50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最近一次是在1980年。当地还流传着徐福登金立山望西方怀念家乡和徐福与土著酋长的女儿阿辰的爱情故事。

日本传说徐福从九州又继续东行到本州,经过濑户内海到达纪伊半岛,因此近畿地区也有不少徐福的遗迹、传说。如三重县熊野市的矢贺海岸(熊野浦)被认为是徐福的登陆地,附近有徐福之丘与徐福墓、徐福宫。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町原有徐福祠,现有徐福墓碑,附近还有其亲信七人的墓以北斗七星的形式分布在徐福墓周围。新宫的居民每年9月1日夜在徐福墓前举行盛大的“徐福祭”。新宫市的一座小山被称为“蓬莱山”,相传徐福曾来此山采取长生不老药草。在富士山地区流传着更为离奇的故事,传说徐福一行最后在日本的“蓬莱”即富士山麓找到了长生不老药,然而此时秦始皇已死,他们就定居在那里,向当地居民传播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徐福死后变成了一只仙鹤,经常依恋地盘旋在富士山原野的上空。在富士山麓也建有几个徐福祠。

传说虽然不等于历史,但它却往往事出有因,反映当时的历史与社会,并加以理想化,寄托人民的怀念和愿望。徐福东渡是否真正到了日本,现在尚难确定,然而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为什么能在中日两国长期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除了《史记》记载徐福出海的可靠性以及在当时的条件下东渡日本的可能性外,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史实,就是在相当秦代徐福东渡前后的公元前二、三世纪,确实有大批中国移民经过朝鲜半岛或直接渡海到日本。在日本历史上称他们为“渡来民”。这些移民大多是由于逃避周灭商殷、春秋战国战乱以及秦灭六国等战争的骚乱和国内的暴政而远走异国他乡的。徐福等人借入海求仙为名,带上人员物资,实行海外移民,以逃避秦始皇的虐政,在当时是很有可能的。他们沿朝鲜半岛航行到日本九州,或再经濑户内海航行到本州的纪伊半岛,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赴日本的中国移民大多是具有生产技能的劳动人民以及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带去了中国大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特别是种植粮食和使用金属工具的技术,致使公元3世纪左右日本列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发生了突变。由以采集、狩猎、捕捞的生产方式为主的绳纹时代,进化到以种植水稻等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弥生时代。日本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变化。从九州和本州西部的绳纹末期遗址发现了炭化米和米谷的压痕,许多学者认为水稻种植技术和谷种是从中国大陆长江流域传去的。在九州和本州西部的弥生初期遗址里,不仅有中国大陆传去的陶器、铁器、青铜器(如铜剑、铜矛等),还发现具有中国华北人特征的人骨。这与徐福东渡带去童男童女、水手工匠以及谷种、工具、武器的记载和传说是一致的。日本民间传说徐福一行在九州或纪州定居后,就向当地居民传授农耕、纺织、冶炼、捕鲸、医学等技术。九州佐贺县的金立神社把徐福尊为农耕、养蚕、医药之神。本州山梨县的浅见神社则把徐福尊为机神(纺织之神)。再从日本考古遗址的发现来看,公元前二、三世纪时,中国移民的势力已从离大陆较近的九州向东,经过濑户内海而逐渐向本州的近畿地区发展,到弥生时代中期,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已从北九州移到近畿了。这也与日本流传徐福先到九州后又转移到近畿的传说相吻合。

总之,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正是集中反映了公元前二、三世纪,中国移民促进古代日本文化和生产力飞跃发展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日本人民为了感谢和怀念中国移民的贡献,根据《史记》上徐福东渡的记载,把徐福作为古代中国赴日移民的代表人物来加以纪念和神化,编出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因此,不论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新宫等地的徐福墓是真是假,徐福已经成为通过上古中日文化交流,向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了。

正文 第二章 金印之谜——汉代交往的实证

中国史籍上对中日交往的明确记载,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中谈到朝鲜海中有倭人(古代中国人称日本为倭),分为百余国,经常向汉朝进贡。当然汉朝也回赐许多礼物。从日本九州及本州近畿地区出土的大量西汉铜镜、璧玉等贵重物品证实了这一点。《后汉书》专门为日本立了《倭传》,进一步讲到自汉武帝征服朝鲜,日本派使者通汉的有30余国。并介绍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后汉书》还具体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则赐予其印。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件事呢?下面我们就来讲述这颗金印的故事。

公元1784年阴历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北部志贺岛叶崎地方,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渔村里(当时属九州筑前国那珂郡,今属福冈县),一个叫甚兵卫的农民,清晨起来下地修筑水渠。在挖地时偶然发现一个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为柱,中间藏着一个金属块。他感到十分惊讶,将金属块拿回家,请教于当地米店的主人,才知道这是一颗黄金刻成的印。金印被上交郡守并转呈黑田藩主,经过当时黑田藩的著名学者龟井南溟的鉴定,上面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原来就是1700多年前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金印。于是它成了藩主家的传家宝,现在已经作为日本政府指定的国宝,珍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里。在志贺岛发现金印的地点,还树立了一块刻着“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周围开辟为游览休息的“金印公园”。

这颗金印果真是汉代皇帝所赐吗?金印出土200年来曾经不断有人提出怀疑。据考证印文上的第一个“汉”字,表示受印者臣属于汉帝国,下面的“委奴国”就是《后汉书》中提到的倭奴国,古时委、倭两字通用。该印经过日本计量研究所测量,印面为2.34厘米见方,约合东汉度量衡制铜尺的一寸见方,正好符合汉代赐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的制度。印上的钮是蛇形,下有横通小孔,供挂绶之用。这也与以钮的形状不同,如列侯龟、将军虎、蛮夷蛇等表示名分的汉制相符。1956年在我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塞山汉墓出土文物中,也有一方刻着“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尤其是1981年,在中国扬州市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了一颗“广陵王玺”的龟钮金印,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不仅印面尺寸相近,边长都为汉制一寸,而且篆刻字体也十分相似,印钮上也都有鱼子纹。这两颗印授与的时间只相差一年。中日两国考古学家、历史学者经过反复比较考证,进一步证实志贺岛出土的的确是汉光武帝所赐金印,终于解开了争论近200年的金印真伪之谜。日本报纸《中日新闻》在报道这一发现时说:“在日本历史上一直独放光彩的志贺岛金印,传入日本1900多年以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人们的脑海里也隐约地浮现出后汉的工匠为远道而来的日本使节、为王侯而施展才能的形象。”

金印是公元前后中日两国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标志和实证。当时中国先进的文明经过朝鲜半岛首先传到日本列岛最西端的北九州地区,那里最早使用铁器进行农耕。生产力提高以后便出现了以地缘结合为主的部族集团和奴隶制国家。其中较强的奴隶主统治者,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和满足发展生产以及军事和生活上的需要,便逐渐通过汉代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机构(如乐浪郡),向汉帝国称臣纳贡,以得到中国皇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赏赐。北九州出土的汉代铜镜、铜矛、铜剑、勾玉等珍贵文物,就是当时汉王朝的赏赐品。倭奴国王是2000年前在日本列岛生产力最发达的北九州地区的奴隶主,甚至得到了汉光武帝赐予的金印。在金印出土处附近曾经发现细型铜剑的铸型,说明该地当时已能冶炼制做青铜器了。可是到公元2世纪前后,日本列岛的生产力中心逐渐从九州东移到本州近畿地区,出现了由女王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那样已有相当规模的古代奴隶制国家。《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记载当时日本21个小国都在女王卑弥呼统治之下。而九州的倭奴国可能在兼并战争中失败,其统治者只得把象征权力和汉帝国支持的金印秘密埋藏起来。

东汉灭亡以后,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在魏明帝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为了壮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并借助中国声威对付与倭奴国的冲突,派遣使节难升米等前往魏国首都洛阳,进贡奴隶十人与麻布二匹,魏明帝不仅授以“亲魏倭王”金印,而且赏赐大量丰厚礼物,如黄金八两、铜镜百枚,文锦三匹,白绢50匹,珍珠、铅丹各50斤等,日本使节满载而归。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国王又多次遣使献贡,中国有时也派使节赴日,成为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虽然魏明帝赐予邪马台女王的“亲魏倭王”金印迄今尚未发现,其印拓文也难辨真伪。但是1951年日本大阪府泉北郡信太村出土的汉代神兽镜,在镜面缘上有铭文“景初三年陈国作铭之保子宜孙”,证明这枚铜镜就是公元239年魏明帝赏赐邪马台国女王的百枚铜镜之一,同样也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证。

正文 第三章 小野妹子与裴世清——隋代中日使节的互访

4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倭王(日本国王)曾多次向中国南朝政权遣使朝贡,并请求授予封号。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曾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这是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统一国家的中央政权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是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动积极态度派遣大型使团直接吸收中国先进文明的开端。其中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和隋朝访日使节裴世清可算得是隋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两位代表人物。

日本推古天皇时期,由圣德太子摄政,公元600年派遣了第一次遣隋使赴中国,朝见隋文帝,并学习隋朝典章制度。遣隋使回国后不久,圣德太子即推行政治改革,制订了“冠位十二阶”的品官冠位制度和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17条政治道德守则《十七条宪法》。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和振兴日本的佛教,圣德太子又决定派遣以小野妹子为首的第二次遣隋使团。

小野妹子据说是日本第五代天皇孝昭天皇的后裔,是一位豪族世家子弟。其祖先因居住在近江滋贺郡小野村而得此姓。他当时官居冠位十二阶之第五阶大礼,被任命为遣隋正使,由中国移民后裔鞍作福利为通事(翻译),带领随员、僧侣等数十人,组成第二次遣隋使团。小野妹子携带圣德太子亲自起草的国书,于公元607年7月3日出发。使团到达中国以后,由鸿胪寺卿把国书上奏隋炀帝。国书开头就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书·倭国传》),反映出圣德太子要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的愿望,然而却触犯了以天朝上国自居又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他阅后大为不悦,对鸿胪寺卿说:“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即这样无礼的信,以后不要再拿给我看。不过,从大局出发,隋炀帝并没有立刻毁弃或退回国书,仍然命令鸿胪寺卿招待日本客人,并决定派遣以文林郎裴世清为首的13名官员组成使团赴日本回访。

裴世清,出身于关中世族,隋炀帝时担任文林郎,掌管撰录文史,颇有文才。他出使日本时的身份是管理对外事务的官吏鸿胪寺掌客。公元608年4月,在回国的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的陪同下,由山东沿海启程,越过黄海,经朝鲜半岛(百济国)南下,路过济州岛以北的海面,再经对马、壹岐岛,到达九州的筑紫,受到圣德太子派遣的官员吉士雄成的欢迎,然后乘船经濑户内海东行,6月15日到达难波港口(今大阪)。在入港口处排列着30艘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彩船,鼓乐喧天,号角齐鸣,隆重欢迎隋朝使臣。在日本官员的簇拥下,把裴世清一行迎入特意为中国客人建造的新宾馆。

小野妹子先行回京复命,并奏报隋炀帝回复的国书已在途经百济国时被掠走。群臣议论丢失国书应该定罪处刑,但天皇考虑到这样做会给隋朝使臣造成不良影响,而对小野妹子予以宽恕。8月3日,日本朝廷特遣官员携75匹盛装骏马,迎接隋使进飞鸟京(今奈良)。8月12日,推古天皇亲自召见裴世清一行,皇子与诸大臣都盛装出席。隋朝皇帝的礼品被置于大厅中央。裴世清拜呈隋炀帝的国书,国书中写道:皇帝问倭皇好,得知日本“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远修朝贡”,深表嘉赏,“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前来致意并赠送礼物。(《日本书纪》卷二十二)天皇则欣喜地表示“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还希望得到中国的文明教化。(《隋书·倭国传》)随后,又举行盛宴款待隋朝使团。

608年9月,当裴世清回国时,日本朝廷又派遣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为通事,作为第三次遣隋使,携带圣德太子起草的国书前往中国。同时又派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僧旻等留学生、学问僧共八人随同访华。609年春,日本第三次遣隋使团抵达隋朝都城。当时正是隋朝国势最为强盛之时,隋炀帝西巡,战胜吐谷浑,西域高昌国等27国朝贡,炀帝大宴各国使节,并下诏大赦天下。因此小野妹子率第三次遣隋使团入朝时,虽然圣德太子起草的国书上仍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对等称呼,但使团仍受到了款待。小野妹子将留学生、学问僧作了安排后,于609年9月回国,而通事鞍作福利却留在中国不愿归去。小野妹子因两次使隋有功,晋升官职,位至冠位第一阶之大德。

615年,圣德太子又派官居第三阶大仁的矢田部造为正使,官居第五阶大礼的犬上御田锹为副使,率第四次遣隋使团赴中国。此时隋朝因炀帝东征高句丽,调兵征粮,民不聊生,各地纷纷起义,国势渐衰,政局不稳,不久即被唐朝所灭。

第三次遣隋使团跟随小野妹子到中国的八位留学生、学问僧,多数都在中国留住二、三十年之久,直到唐初才回国。这些人大多是中国移民的后代,本身素质好,留学时间长,而且身处隋唐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的时期,同时又亲眼看到强盛的隋王朝骤然土崩瓦解和唐王朝的兴起这样的历史变动。他们回国后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变革起了很大作用。如645年在日本发生了日本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即大化革新。这次改革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曾向从中国留学归国的南渊请安了解孔孟儒家思想和隋唐政治制度,并结合日本国情制订改革计划,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消灭了苏我氏的势力,建立起大化新政权。曾经随小野妹子第三次遣隋使去隋唐留学归来的高向玄理、僧旻等被聘为新政府的顾问“国博士”,成为大化新政改革的智囊,在实行大化革新,仿效隋唐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隋代中日文化交流促进了日本推古朝飞鸟文化的兴起发展,这是一种以佛教为中心,模仿中国大陆文化的日本古代文化。当时兴建了元兴寺(即飞鸟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一批著名的大型寺庙。佛寺建筑的布局、结构、形式和风格以及佛像、工艺品的制造技艺,都体现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和隋代建筑、工艺技术的直接影响。小野妹子等遣隋使还从中国“获经而归”,带回了各类书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佛经和各种佛教宣传品,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并加以模仿。如圣德太子撰写的《三经义疏》,以中国佛经为本,又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表现作者对佛教经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发挥,这是现存最早的日本人手写作品之一。圣德太子还和苏我马子编修了《天皇记》、《国记》等史籍,这是古代日本仿效中国修史之始。在飞鸟时代,日本朝野上下,模仿中国隋代衣饰文物,社会风俗出现焕然一新的气象。

正文 第四章 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的盛举

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618年,唐朝灭隋,建都长安(今西安)。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向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年至895年的260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16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真正名符其实的遣唐使是12次。

这十几次遣唐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630—669年,共任命七次。使团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成员一、二百。航线走沿朝鲜半岛沿岸的北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唐朝的制度。

中期:702—752年,是极盛时期,共任命成行四次。使团规模扩大,每次达500多人,分乘四舶,收获成果也最大。航线大多是经南方诸岛的南岛路。为了全面深入学习盛唐文明,实现全盘唐化,有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留唐。

后期:759—874年,是渐衰期,共任命九次实际成行仅六次。此期唐朝经安史之乱逐渐衰败,因此日本学习唐朝的热情有所降低,使团规模缩小,留学生、留学僧留唐时间也减少成一、二年。航线主要是直接横渡东海的大洋路。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500余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18次竟达651人。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他们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不同凡响,就是随员也至少有一技之长,至于留学生与学问僧也均为优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学前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学成归来一般均有一定建树。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选这样强大阵容的遣唐使团,就是为了更好地吸收输入中国的文明,同时也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唐玄宗在召见第11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时说:“久闻日本有贤君,今见使者风度,果然不愧是礼仪之国。”并命画工描绘日本使臣的容貌,以作留念。

遣唐使团赴中国的航路可分三条。初期走北路,即从九州博多湾出发经对马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辽东半岛沿海,到山东半岛登州或莱州登陆,再由陆路去长安。这条路历史悠久,比较安全,但航程长,需数十天。后来由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与日本关系恶化,被迫开拓新的入唐之路。中期主要走第二条南岛路,即从九州经过南部诸岛,如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岛等。沿途停泊,然后横渡东海,到中国明州(今宁波)等地。这条路线风险大,航期也不短。后期又开辟了大洋路,即从博多启航,在长崎以西五岛列岛等候顺风,然后横渡东海,直达扬州、明州等港。这条路航程最短,顺风10天内即可到达,但风险最大,经常出事。

遣唐使团在赴唐和回国途中要与狂风恶浪搏斗,经历千难万险。在成行的16次往返途中,遇风暴袭击或触礁遇难而毁掉的船共有10艘。如公元734年第10次遣唐使团返日时,四艘船出海不久即遇风暴,第一艘漂至种子岛,第二艘被吹回中国,第三艘漂到中印半岛的昆仑国,乘员大多遇难或病死。第四艘失踪,始终下落不明。不少遣唐使团成员以及唐朝派出的聘日使节,途中遇难以身殉职。可以说他们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架起了这座海上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

日本政府对遣唐使团极为重视。遣唐使出发前一个月,大使等使臣就要入朝拜谒天皇。天皇当面授予节刀,赐酒赏物,并告谕使臣要遵守唐法,尊重唐俗,约束部属。使臣还要到神社祈祐平安。出发前夕,朝廷给使臣赐宴,有时特备中国酒席饯别。天皇还即席赋诗,以示优宠。如孝谦女帝饯别遣唐使藤原清河时,祝福他们:“水行如地土,乘船如坐床,平安渡海洋。”同时给使团成员、随员、留学生以至船员水手大量赏赐。由于留学生需在唐朝长期留学生活,赐物几乎与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国,立即奏报朝廷,进京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使臣奉还节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则为使臣晋级加官,赏赐褒奖,并优恤死难者。

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接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唐朝政府除优待使臣外还给日本朝廷赠送大量礼物,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风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满载而归。

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一二三)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读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的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的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朴、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此外,还吸收中国各种技术工艺等物质文明,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丰富日本人民的生活。遣唐使团通过朝贡贸易交换礼品等方式进行日唐之间的物资交流。输入唐代先进的农具如唐锄、唐犁,以及种茶、织染、雕版印刷等技术,制做陶瓷、漆器等工艺。如奈良三彩即仿造唐三彩。建筑方面,8世纪日本的首都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都是模仿唐都长安城建造的,许多寺庙也都是仿唐建筑物。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了唐朝政局动乱以外,还有日本经过200多年吸收移植盛唐文化,已基本上完成了仿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学习中国文化的要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造成经济困难,加上路程艰险,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9世纪中叶以后,唐朝商人赴日贸易不断增多,正可弥补过去仅靠遣唐使解决的对唐货的需求。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19次遣唐大使菅原道真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正文 第五章 阿倍仲麻吕——埋骨盛唐的日本留学生

阿倍仲麻吕虽在唐朝擢升高官崇爵,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曾多次写信,托朝鲜新罗使节带回本国,以寄乡思。因此日本古籍《古今集钞》中说:“仲麻吕在唐凡五十余年,身虽荣贵,思归不已,言及乡国,未尝不悽恻也。”当时唐朝对日本的交涉事务,常由晁衡参与或主持,为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作了许多贡献。836年仁明天皇追赠其正二位,诏书中高度评价阿倍仲麻吕:“身涉鲸波,业成麟角,词峰耸峻,学海扬漪,显位斯升,英声已播。”(《大日本史·阿倍仲麻吕传》)

<span>慕义空名在,偷忠孝不全。

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

万国朝天中(指中国),东隅道最长(指日本)。

吾生美无度(指晁衡),高驾仕春坊(指其职)。

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随着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也为日中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诗人包佶也挥笔写了一首《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臣卿东归》的诗。把阿倍仲麻吕作为日本天皇的使者、唐玄宗的臣子来描写:“九泽蕃居使,千年圣主臣。”赞美他的知礼、朴实、诚恳的美德。“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仁。”接着写他衣锦还乡的场面,“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最后希望他以后再来中国访问,一片深情溢于言表。

752年,以藤原清河为大使,吉备真备为副使的第11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唐玄宗命阿倍仲麻吕负责接待来客。吉备真备是他当年一起留唐的同学,久别重逢,当然格外亲切。阿倍以中国官员身分热情周到地款待他们,并奉玄宗之命引藤原等日本使臣参观珍藏九经三史的三教殿。753年,遣唐使团准备回国时,已经留学中国36年的阿倍仲麻吕再度奏请与使团一起归国。这次唐玄宗不忍再留,决定擢升他为秘书监兼卫尉卿,以中国护送使的身份,陪送遣唐使一行回日本。中国友人们闻讯,同来欢送。在告别宴会上,诗人们纷纷赋诗留念。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与阿倍仲麻吕交情甚厚,听说他要回国,不禁心潮起伏,写出《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这一脍炙人口的名篇。这首诗的长序洋洋洒洒600余字,首先追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赞扬日本“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从无“尔虞我诈”之事。然后叙述阿倍仲麻吕少年留学唐朝,“名成太学,官至客卿”,并希望他回国后能“传道经于绝域之人”。王维虽然自己没去过日本,但在与阿倍仲麻吕等日本友人相交中了解到不少日本及海上情况,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想像力,描绘了遣唐使团船只渡海的壮丽图画。他在诗中写道:

抒发了他游子思故乡,忠孝难双全,归国遥无期的感慨。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734年,第10次遣唐使团在大使多治比广成的率领下完成任务准备归国时,照例要把随上次遣唐使留唐已经结业的留学生带回本国。与阿倍仲麻吕同来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人都于此时回国。已经在中国度过17年生活的阿倍仲麻吕也十分怀念祖国和亲人,希望早日回国。但因他已在唐朝做官,便向唐玄宗提出东归省亲的请求。消息传出,他的中国诗友们依依不舍,纷纷赠诗告别。如秘书少监、诗人赵骅写了《送晁补阙归日本国诗》欢送他“东隅返故林”。同时也深深理解他思念故乡日本,又舍不得生活多年的中国的矛盾心理,这是只有知心朋友才能体察的内心活动。这首诗已成为赵骅传世的唯一作品。可是由于唐玄宗赏识晁衡的才华,竭力挽留,没有批准他回国。阿倍仲麻吕只得挥笔写了一首诗回赠他的朋友:

诗中诉说日本的晁衡离开了长安,一片出征的帆影穿过蓬莱岛。接着李白把阿倍比喻成一轮皎洁的明月,沉没于碧波大海之中,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忧愁和悲哀。

这就是日本古代和歌中有名的《三笠山之歌》或称《望乡诗》。当时中国友人听不懂日语,他又译为汉语吟咏,众人闻之,感叹不已。不料遣唐使船队入海以后,遭到风暴袭击。藤原大使和阿倍等乘坐的第一艘船被狂风刮走而失踪。后来其余三条船相继回到日本,第一船却仍然不知去向。人们都以为第一艘船上的乘客可能已经全部遇难。

诗人魏万也是他的知交,当魏万要回王屋山时,两人依依惜别,晁衡以自己从日本带来的裘服相赠。因此著名诗人李白在诗中描绘魏万:“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

阿倍仲麻吕(公元698—770年),中国名字又称朝衡、晁衡,字巨卿或仲满。他出生在日本大和国十字郡一位官员阿倍船守之家,自幼聪明好学,才华横溢。716年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同年10月到达唐都长安,时年19岁。当时中国正值唐玄宗开元盛世,社会安定,文化繁荣。长安人口号称百万,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居住在长安的外国人达数千人之多,在国子监学习的各国留学生也经常有数百名,并受到唐廷优遇。阿倍仲麻吕与同来的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日本留学生,通过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机构鸿胪寺的安排,也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学习期间一切费用都由中国政府提供。经过近10年的苦读钻研,阿倍不仅入了中国户籍,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72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并出仕唐朝,担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掌校经史子集。这个职务使他能博览群书,还有机会接触唐朝君臣。由于阿倍仲麻吕德才兼备,诗文俱佳,唐玄宗李隆基对他十分器重,先后提升他任左拾遗、左补阙、秘书监等官职,经常在御前侍奉。阿倍仲麻吕在唐朝为官40多年,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最后埋骨唐土,被中日史籍引为美谈。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惟看日,归帆当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万异域,音讯若为通。

其实,李白只是一场虚惊,阿倍仲麻吕并没有死。第一艘船被漂流到南中国海的安南地方,部分船员于驩州(今越南河静省,当时属唐南海郡)上岸,却又遭到土著袭击。第一艘船上日本乘客死难170多人,仅有阿倍与藤原等10余人幸存。这些幸存者于755年6月历尽艰难长途跋涉回到长安。第二年中国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阿倍仲麻吕随玄宗入蜀,年余后返京,以后被肃宗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又奉命赴安南处理事宜,旋任镇南都护。唐代宗时,766年,已经年近古稀的晁衡又被提升为安南节度使,任满后回京,爵封北海郡开国公。770年在长安与世长辞,埋骨中国,享年73岁。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唐代宗追赠他为潞州大都督。

正文 第六章 鉴真和尚——东渡传经的唐代高僧

754年2月4日,鉴真一行到达日本首都奈良城,被迎进东大寺,受到日本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皇族、权贵、僧侣都来拜见。3月,吉备真备以敕使身分向鉴真宣读了天皇的诏书:“大和尚远涉沧波,来到我国,朕不胜欣慰,自今以后,授戒传律,都由大和尚担任。”不久天皇又授以其传灯大师位,并委托他立坛授戒。4月初在东大寺大佛殿设立了戒坛,由鉴真登坛主持,先后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子以及400余位僧人授戒。以后又在东大寺专门建立了戒坛院。756年,孝谦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两年以后,鉴真71岁时卸任,被尊称为“大和上”,“恭敬供养”。759年,鉴真及其弟子们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此后即在该寺传律授戒,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佛教对僧尼死亡的美称),享年76岁。777年第15次遣唐使带来鉴真去世的消息,扬州各寺僧人服丧三日,并在龙兴寺设大斋会追悼。

鉴真尽管四次东渡失败,受尽挫折,但仍矢志不渝。748年,他们又一次从扬州上船启航,先沿运河南下,到杭州湾出海。不幸,刚驶离舟山群岛,进入东海,就遇到了东北风,把他们吹向西南,经过14天惊涛骇浪的漂行,舟中淡水用尽,艰苦备尝,结果不仅没到达日本反而漂泊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振州(今崖县)。振州地方官派兵把鉴真迎入城内大云寺,住了一年。以后,经万安州(今万宁)、崖州(今琼山),过琼州海峡;又在桂州(今桂林)、南海郡(今广州)逗留。途中日本学问僧荣睿因长年辛苦跋涉,不幸病逝于端州(今广东高要)。鉴真悲痛万分,由于历尽艰难又在南方长期感受暑热,以至忧劳成疾,眼睛发炎,终致双目失明。在江西,始终追随他的忠实弟子祥彦也因病去世,对于这位63岁的老人,又是个沉重打击。鉴真一行经九江、南京回到扬州,结束了近三年艰苦卓绝的曲折行程。

鉴真遭到五次失败,也没有动摇东渡的坚强意志。753年10月,日本第11次遣唐使团归国前夕,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准备回国的阿倍仲麻吕一同来到扬州拜谒鉴真。藤原大使说:“我们早就知道大和尚曾经五次东渡去日本传教,实在钦佩之至,今天能见到大和尚容颜,真是荣幸。如果大和尚还有此愿,弟子等一行四艘船舶,食物行装具备,东渡非常方便。”这时鉴真虽已66岁高龄,而且双目失明,却毫不退缩,欣然同意搭乘遣唐使船东渡。四天后他们即从扬州搭船赴苏州,与遣唐使其余人员会合。这次随行的弟子和工匠等人共23人。带去的物品有如来、观世音等佛像八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七种,华严经等佛经84部300多卷,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行书等字帖三种。临行前因怕被官府发觉而一度下船,直到启航前才上了副使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753年11月6日,这四艘遣唐使船正式扬帆出海。结果阿倍仲麻吕与藤原大使乘坐的一号船被风刮走,而鉴真所乘的二号船在五天后漂到冲绳岛,又过了近一个月,于12月20日终于抵达日本九州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经过12年艰辛折磨、九死一生的鉴真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当时日本虽也崇尚佛教,但佛教界律戒不兴,纲纪不正。因此日本元兴寺主持隆尊便向朝廷奏请聘唐朝高僧传授戒律。日本朝廷也正希望通过建立授戒制度,严格控制僧籍,便下令遣唐使团实行此事。733年随第10次遣唐使团来华的荣睿〔rui瑞〕和普照两位日本学问僧,就负有此项使命。他们先聘到洛阳福光寺僧人道璇和印度僧人菩提赴日,可是他们只能讲经不能授戒,所以必须再邀请一位中国高僧前去传戒弘法。742年,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邀聘誉满江南的鉴真和尚及其弟子东渡。两位日本和尚说:“佛法传到日本之后,虽初具规模,但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过去有位圣德太子说过二百年后佛教将大兴于日本,现在正是实行这句话的时候了,希望大和尚能够东渡弘法。”(《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答道:“过去听说南岳惠恩禅师去世以后就托生为日本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还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曾制千套袈裟分施我国僧人,并在袈裟上绣着四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看来,日本的确是一个与佛法有缘的国家啊!”于是鉴真问众弟子谁愿去日本传法?弟子们害怕渡海风险,一时竟鸦雀无声,无人答应。鉴真和尚虽已过半百,却已下定东渡日本的决心,便毅然大声说道:“为了弘法传道,何惜身命!即使你们都不去,我也照样东渡。”师父这种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终于感动了弟子们,祥彦、道航等21人表示愿意跟随师父赴日。然后他们就秘密造船并准备粮食、佛经、药品等物品。743年,鉴真一行正在准备出发之际,东渡计划却由于僧人如海向官府诬告而告夭折。

鉴真亲自设计的奈良唐招提寺已被日本列为国宝,它是移植到日本的中国盛唐时期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的精华。唐招提寺内的金堂被认为是现存的奈良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成就。鉴真对日本医学和药物学也有巨大贡献。他在国内已精通医药学,到日本后曾为天皇和皇太后治病,还靠嗅觉、味觉帮助鉴辨中草药,以至被日本医药界尊为始祖,直到17世纪江户时代日本药行的草药袋上仍印有鉴真的像。鉴真带去的中国佛经印刷品和书法碑帖对日本的印刷术和书法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唐招提寺内的鉴真和尚干漆像是鉴真去世前由他的弟子模影塑造的。该像双目紧闭而似含深情,前额宽阔,面颊含笑,两唇紧敛,显示了鉴真和尚不畏艰难的坚强意志和严肃和蔼的性格,是世界雕塑艺术的杰作,也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每年仅在鉴真忌辰时开放三天供人瞻仰。1980年鉴真像被护送回扬州大明寺巡展一周,中国各地前往瞻仰者超过10万人。现代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在唐招提寺绘制了巨幅壁画《涛声》与《山云》以纪念鉴真。著名作家井上靖则把鉴真事迹写成小说,并改编成戏剧上演。

743年年底,他们再次购买舟船粮物,从扬州启航。不料出航不久,即遇狂风,船只触礁而破,第二次东渡又遭失败。但鉴真并未气馁,一个月后就在当地修好破船重新出发。744年春,驶到舟山附近,船又遇风暴被撞碎,只得弃船登岸,饥渴三日,才得救济,第三次航行又受挫折。当地僧侣不愿鉴真再冒风浪之险,甚至请求地方官逮捕日本和尚荣睿。但是,这也没有动摇鉴真东渡的决心,在荣睿被释放后,他又派弟子去福州购船备粮。745年,鉴真一行在前往福州途中,又被地方官强制送回扬州。第四次东渡又以受阻告终。

千百年来,鉴真和尚一直活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正如郭沫若先生诗中所赞颂的:

鉴真(公元688—763年),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14岁出家到扬州大云寺为僧。由于他勤学苦练,并得到名僧的指点与教诲,年轻时已成为佛门高徒,并赴洛阳、长安等地深造。鉴真从26岁开始在扬州大明寺讲授戒律(佛教约束教徒的条规)。据记载,他作为南方的授戒大师,曾先后举办戒律讲座130余次,听过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僧人竟达四万余人。他还组织僧人精心抄写经书33000多卷,参与设计建造寺院80余所,并经常扶病济贫,广施救助。鉴真和尚博学多才,德高望重,在中国以至日本都享有盛名。

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

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正文 第七章 弘法大师——留唐学问僧空海

唐代中国佛教鼎盛,典制完备,高僧如林,因此对日本佛教界有极大的吸引力。日本佛教界一方面千方百计邀聘鉴真等唐朝高僧前去传经授法,另一方面不断派遣僧人入唐学法取经。据不完全统计,在公元653年以后的200余年间,见于文字记载的日本学问僧入唐就有100人左右,超过了入唐留学生的人数。平安时代初期,日僧入唐留学求法、请益取经之风更盛,携归经典极多。他们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和沟通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弘法大师空海就是其中一位卓越的代表人物。

835年,62岁的空海终老于高野山,后来被授予弘法大师名号。他去世前曾以“入唐求法沙门空海”的名义留下遗言,教导其弟子们要学好汉学,以沟通日中文化,促进日中友好。因此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年,其弟子圆行等继承师父遗愿,参加第18次遣唐使团赴中国,并特地到祖师惠果墓前敬献日本带来的供品。弘法大师空海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日本文化所作出的不朽功绩,将永垂史册。

804年,日本第17次遣唐使受命西渡,大使是藤原葛野麻吕,学问僧空海与最澄及留学生橘逸势等随行。5月12日由唯波津(大阪)解缆出发,7月6日从九州肥前国田浦顺风而行,次日晚遇风暴,空海与大使等乘坐的第一艘船与其他船只失去联系,颠簸于波涛之中,经过43天航程,8月10日抵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海口。福州本来并不是接待日本使船的港口,空海代大使上书:“愿垂柔远之惠,顾好邻之义。”福州刺史阅后大为赞赏,决定给他们提供食宿并奏报长安。过几十天后,朝廷敕令至,大使与空海等23人溯闽江、出杭州,循运河,经苏淮,再沿汴水至洛阳,西入函谷关,终于于12月21日抵达长安城外长乐驿。唐朝内使赵忠带马23匹相迎,由春明门入城,居住在皇城外宣阳坊官宅。次年2月21日藤原大使等东归,空海被敕准留学,居住长安西明寺。这是仿照天竺(印度)祇园精舍所建的唐代名刹,三藏法师玄奘曾在此译经。

空海在唐朝期间,不但钻研佛经而且博览群书,好学不倦,他向青龙寺昙贞和尚学梵文,又从著名书法家韩方明学书法。他还与许多中国文人名士交往,互相吟诗唱和。中国文士在诗中盛赞空海的才学,如官至淮西节度使、户部尚书的马总的诗中说:“土人如子稀”,认为像空海这样多才多艺的僧人,在中国也不多见。中国诗人胡伯崇写道:“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把空海比作东汉书法家“草圣”张芝,高度评价他的书法艺术。空海也十分热爱中国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艺术,同时又关心本国的进步。他在长安游览时曾写出:“看竹看花本国春,人声鸟弄汉家新”的诗句。当他看到花园里的花与竹时,就想到日本的春天。虽然眼前的风景与日本一样,但耳中听到中国的人声鸟语印象更为新鲜。

806年,空海带着先师的遗愿和大量佛经佛具,结束两年的留唐生活,随遣唐使的船东归,时年33岁。他从中国带回佛教经典216部561卷,佛画10幅,佛具10多种,并在翌年编成《请来目录》献给平城天皇。空海在纪伊的高野山创建了金刚峰寺。823年又以京都的东寺为中心,弘传密宗,创立了日本佛教的真言宗。他还于828年在东寺附近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民间学校综艺种智院,教授各方面汉文化知识,不但有儒学、佛学,还有法学、医学、音乐等知识和手工等技能。以从中国携归的《急就章》等书籍为启蒙教科书。他还亲自主持编成《篆隶万象名义》一书,这是日本最早的汉字词书。综艺种智院为贫苦学生提供食宿,向庶民普及教育。空海把该校开学典礼放在他的中国师父惠果逝世这一天,以表怀念恩师,希望中日世代友好。

青龙寺义操和尚也是惠果的徒弟,与空海是师兄弟,感情很深。空海在赠别义操的诗中抒发了深厚的友谊和惜别之情:

空海还依据他的梵文知识,借用中国汉字草书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据说至今日本家喻户晓的《伊吕波歌》,就是空海根据中国草书创作的日本平假名字母表。传说空海还引进中国种茶技术,入唐归来时,携回茶叶献给嵯峨天皇。

空海(公元774—835年),佛教法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他俗姓佐伯,日本赞歧国多度郡屏风浦人(今四国香川县)。少年时随舅父赴奈良学习儒学辞章,18岁入大学博览经史,可是他不追求高官厚禄,偏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18岁时就写作《三教指归》,对中国的儒、佛、道三教进行评论比较。20岁正式出家,拜槙尾山石渊寺名僧勤操为师。795年受戒于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在此后10多年里,他苦心修炼,潜心钻研佛学。为了寻求佛教真谛,穷经问道,立志西渡到中国求学。由于他对汉学和佛学具有深厚基础,又仰慕中国文化,所以被选中留学唐朝。

多才多艺的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建树也是多方面的,他一生的佛教著作有300多种500余卷,对佛学有许多创造性见解。他还著有《文镜秘府论》一书,共六卷25节,对从汉魏六朝到隋唐的中国文学理论、诗歌格律作了系统介绍,对传播中国文化,推动日本文学发展有很大影响。

空海在书法艺术上也有很高成就。他认真研究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各种中国书法流派,广泛收集各种碑帖资料,兼擅篆、隶、楷、行、草各体,为日本书法艺术开一代新风,成为日本书道宗师。空海与橘逸势、嵯峨天皇三人,被称为日本平安时代的“三笔”或“三圣”。嵯峨天皇看了空海的书法作品后赞叹不绝,当即赋诗:

花苑正开春日色,月天遍照秋夜明。

对之观者目眩耀,共赏草书笑丹青。

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没后此僧生。

既知风骨无人拟,收置秘府最开情。

空海原打算留学唐朝20年,但后来为遵循恩师惠果“早归本朝,流布密教,普度众生”的教诲,决定改变计划,提前回国。中国友人闻讯,纷纷赠诗送别。如诗人朱千乘送空海归海东的诗中赞美空海:“威仪易旧体,文字冠儒宗。”并祝福他回国后“承恩见明主,偏沐僧家风”。还以《朱千乘诗》一卷赠给空海带回日本。浙江士子朱少瑞在送空海归日本国的诗中写道:“禅客祖州来,中华谒帝回。”虽然,“归程数万里”,但是“后会信悠哉”。中日友好交流是长远的,相信仍能后会有期。中国僧人昙清的诗中描写空海:“来朝唐天子,归译竺乾经(即印度佛经)。”并想象他回国会受到殊荣,“到宫方奏对,图像到王廷”。另一位僧人鸿渐的诗则祝愿空海返日后,“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诗人郑壬在送别诗中写道:“他年续僧史,更载一贤人。”预言空海回国后一定会有卓著贡献,以至名垂青史。空海也向中国友人赠诗告别。

(按:“二王”指中国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现在空海的墨迹《风信帖》等都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与书法有关,空海还把中国笔墨制造的方法带回日本。

805年5月,空海拜长安青龙寺高僧、三朝国师、真言宗(密宗)第七代传祖惠果为师。师徒相见如故,惠果对空海十分器重,“指其妙颐,教其密藏”。并勉励他学成以后,弘法于东国,流传于天下,“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空海对师傅也是“视之如父,抚之如母”。同年12月,惠果和尚圆寂,众僧委托空海为之撰写碑文,言辞恳切,“胸裂肠断”。

正文 第八章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的日本和尚

唐代日本到中国出使、求法、留学的官员、僧人、留学生虽然为数不少,但留下访华游记之类文字记载的却不多。赴唐日本人所写的中国游记之中,记述史事最详、史料价值最高者,当推慈觉大师圆仁和尚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有的学者甚至将它与元代访问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相提并论。

圆仁(公元794年—864年),日本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俗姓壬生氏,生于下野(今木县)的都贺郡。自幼丧父,九岁由其兄教授经史,后就学于都贺郡小野寺村大慈寺的鉴真和尚之三传弟子广智。15岁登比睿山,投传教大师最澄门下。因勤勉好学,颇得最澄赏识,常跟随大师左右,修天台大法。22岁时在东大寺戒坛受戒。最澄圆寂后,不满30岁的圆仁已在比睿山开坛弘法,还到法隆寺、天王寺等处讲学。

835年,日本派遣以藤原常嗣为首的第18次遣唐使团,圆仁受众僧推举为随团入唐僧。船队7月从难波出发,出海后不久即遇险,舟破折回待命。837年,第二次扬帆西渡,又遇逆风,被迫退回。直到838年第三次渡海,饱经风险,备尝辛苦,才抵达中国扬州府。经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奏报朝廷,准大使等少数人入长安,其他人则留原地待命。圆仁便在扬州开元寺求法,得到各种佛经100多部。但是他要求巡礼天台山的申请却未被批准,只得于839年随遣唐使从扬州踏上归途。当舟泊海州时,圆仁偕弟子惟正等借故下船,潜行登陆,被海州官府查觉,又被护送登上遣唐使团第二船。当舟抵山东登州府时,圆仁又离船登陆,投入文登县法华院。

840年,圆仁又向中国官府申请巡礼五台圣地。他在奏状中写道:“本人心慕释教,修行佛道,远闻中华五台等诸处,佛法之根源,大圣文化处,西天高僧,逾险远投,唐国各德,游兹得道。圆仁等旧有钦慕,涉海访寻,未遂宿愿。”“今欲往赴诸方,礼曷圣迹,寻师学法。”平卢节度使张詠为其真挚热诚的感情所感动,圆仁终于获准巡礼五台。840年4月,圆仁率弟子从登州出发,经山东青州、淄州、齐州,河北德州、贝州、冀州等地,徒步跋涉44天,行程2990多里,终于抵达五台山。他们巡礼了五台山各名刹灵迹,参谒大华严寺志远和尚等名僧。志远是圆仁师父最澄的故友,见面倍觉亲切。圆仁将日本天台宗延历寺僧人提出的30条疑问,请志远解疑释惑,另外还抄录了天台典籍34部。圆仁一行在五台山逗留50余日,才与志远法师等依依惜别。临行时特地取了五台山的土、石作为圣物带回日本。8月抵唐都长安,居资兴寺,又向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义真等高僧学习密法,还向青龙寺法润和尚学习金刚戒,并得到经书、道具多种。

843年,唐武宗实行排佛,毁寺驱僧。845年圆仁被命还俗,离开长安。唐朝友人杨敬之、李元佐等为其饯行,以衣物、佛像、经卷相赠。栖白和尚还赠诗一首:《送圆仁三藏归本国》,以抒惜别之情。847年,圆仁携经疏传记585部794卷及法物多种,搭乘新罗商船回到日本。他以比睿山为中心展开弘法事业,次年被授以传灯大师法位。854年任天台座主,861年着手建造文殊楼,并以从五台山携归之土石奠基。圆仁还撰写了《显扬大戒论》等著述近百部。864年71岁时圆寂于京都延历寺。866年日本清和天皇赐圆仁“慈觉大师”谥号。

圆仁留唐10年,客长安六载,写下了日记体的中国游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是研究唐代历史、社会、宗教和中日交流的重要资料。书中对唐代中日两国间的交通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唐代中国之典章制度、风俗礼仪、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均根据亲身经历耳闻目睹,随笔记录。所记之事,虽有讹传误闻,但仍有不少可补史乘。书中还录有当时往返书简牒文,是考证中唐以后公私文牍〔du读〕格式手续的珍贵文献。尤其是圆仁滞唐后期,正遇唐武宗会昌排佛之举,据载当时全国拆寺4600多所,僧尼强令还俗者26万多人,而且排佛之际,摩尼、景、袄等教,亦遭牵连而被灭。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可是在唐人著作中涉及不多,而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对此作了详细记述。除记载了会昌年间唐武宗排佛经过之来龙去脉外,还记述唐代安史之乱后民间不崇佛、厌僧侣的社会现象。书中还反映佛教僧侣对朝廷的不满,认为灭佛的唐武宗是一位昏庸无道的皇帝。该书对朝鲜新罗人在华活动也有不少记载,有助于了解当时中朝、中日关系以及新罗在中日交流之间所起的作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文学价值虽不及史料价值,但书中对五台山风景描写的文字也很优美,而且记叙人物故事颇具幽默诙谐的风格。总之,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以说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部十分珍贵的文献。

正文 第九章 奝然献书——名留青史的入宋僧

宋元时代,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两国也通过这些途径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宋初来华的日本僧奝〔diao刁〕然即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官修正史《宋史》的《日本传》,竟有一大半篇幅是记载奝然入宋经过及其献书内容的。

奝然(公元938—1016年),出身藤原氏,家世显贵,其父曾官至五位。他幼时即入奈良东大寺为僧,随该寺高僧学佛经,又从石山寺高僧学习密教,后升到大法位之职。983年8月,奝然及其徒弟成算、嘉应等六人,搭乘宋商陈仁爽、徐仁满等回国的商船赴中国。他们在浙江台州附近上岸,10月获得准许进京,并由台州使者陪同出发。途中在扬州逗留,奝然一行曾住开化寺地藏院,并访问了鉴真和尚住过的龙兴寺,还拜谒了佛牙。12月到达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984年初,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召见了奝然师徒。奝然首先呈献日本铜器10余件及本国书籍《王代年记》与《职员令》各一卷,还有中国的佚书《孝经郑氏注》等二卷,宋太宗向他垂问日本各方面的情况。奝然虽然不会讲汉语,但却擅长汉字隶书,便在纸上一一笔答。太宗对他甚为器重,赐以中国三品以上的高官才准穿戴的紫衣袍,这是很高的荣誉。后来还授以奝然法济大师称号,并让他们住进汴京太平兴国寺。

唐朝时的入唐学问僧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求法取经,因此一到唐土,首先历访高僧,学习经典,力图带回新的教义流派到日本传布。而宋朝时的入宋僧,却不仅是为取经求法,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修行而来中国朝拜圣迹的。奝然叙述自己入宋的心愿时,就强调自己从天禄以来就有心渡海,可是日本已久停遣使,只好搭乘宋朝的贸易商船赴宋,以遂此愿。当有中国人问奝然来华目的时,他回答道:“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也。”他表示到中国最大的愿望首先是要参拜日本佛教徒向往的圣地五台山,“欲逢文殊之即身”。其次是拜谒中天竺,“欲礼释迦之遗迹”。因此他谒见宋太宗时,也当面要求朝拜五台山,获得朝廷批准并赐以执照。奝然一行在巡礼了汴京大小寺院后,便前去参拜五台山国清寺,礼拜智者大师真身堂。他们还到洛阳白马寺访谒东汉时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印度高僧传播佛教的道场,并参观了洛阳龙门大石佛。在华期间,奝然还在汴梁太平兴国寺向印度那烂陀寺的三藏法天学习悉昙梵书,并从梵文直接翻译佛经。

奝然晋谒宋太宗时,介绍了日本的国情,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所以《宋史·日本传》不厌其烦地用一千多字详细记录了奝然介绍的日本知识。奝然通过汉文笔谈告诉宋太宗,日本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还特别提到《白居易集》70卷,都来自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文集是9世纪初传入日本的,极受日本各界人士的欢迎。据说嵯峨天皇得到一部白居易集,如获至宝,当作“枕秘”。醍醐天皇也曾经说过:“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紫式部的著名小说中也常常插入白居易的诗句。奝然还介绍了日本的物产、风土、人情,“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富有水牛驴羊”,“产丝蚕,多织绢,薄緻可爱”,“四时寒暑大类中国”,“东奥州(即陆奥)产黄金,西别岛(应为对马岛)出白银,以为贡赋。”(《宋史·日本传》)

奝然所谈的日本国体制度使宋太宗听了印象很深。他介绍日本“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宋太宗不禁大为感慨,对宰相说:“日本只是岛夷,但世祚遐〔xia侠〕久,它的臣下也能继袭不绝,这正是上古之道也!”而我们中国虽以中华自居,然而自唐末战乱,国内分裂割据,“大臣世袭也很难嗣续”。他表示今后要“日夜励精图治,以建无穷之业”。同时也为了君臣的子孙后代能世袭禄位。

奝然献给宋太宗的《王年代记》是他参考日本史籍并在官署作了调查研究后编写的,记录了日本64世天皇的名字、事迹和平安时代五畿七道三岛65州的地理情况。对中国人丰富对日本的认识很有价值。后来杨仁撰《太宗实录》时,就引用了奝然的《王年代记》。《太宗实录》今已失传,但是元末丞相脱脱等当时正是参考了这部书来编写《宋史·日本传》的。另外《职员令》是701年《大宝令》中的一篇制度典籍,其中有关于日本政府二官八省以及中央和地方文武百官的职掌和员额的规定。

中国自唐末五代的动乱以后,典籍失散情况相当严重,所以日本入宋僧往往携带日本保存的中国佚书来中国补足残缺。奝然这次也向宋太宗进献了用金缕红罗缥水晶轴作成的卷子本《郑氏注孝经》一卷和《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中国儒家的经典《孝经》一书在日本很受重视。孝谦天皇甚至命令全国每家都要备《孝经》一部,“精勤诵习”。日本还保存了中国出版的各种《孝经》注释书。《郑氏注孝经》是东汉大儒郑玄写的孝经注释。《越王孝经新义》则是唐太宗之子越王贞所撰。这两部书当时在中国已经失传,在日本也成了珍本。

奝然留宋三年,985年7月,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的赴日贸易船回国。入宋僧不但从日本带来中国佚书,同时也从中国运回大量尚未传入日本的佛教经典。奝然就带回了宋太宗所赐的最新刻本《大藏经》一千多卷。中国刻印全部《大藏经》是根据宋太祖的敕命。从971年(开宝四年)起到983年共花了12年时间,才在四川成都刻成,这就是世上所称《开宝敕版大藏经》或简称北宋版、蜀版《大藏经》。奝然正好在《大藏经》刻成的这一年晋谒宋太宗,所以宋太宗应奝然请求赐给他的正是敕版《大藏经》的初印本。该书错字较少,印刷也格外清楚。奝然带回的这部《大藏经》原收藏在京都法成寺的经藏里,后来因该寺失火被毁。这部《大藏经》被当时日本佛教界人士经常作为抄经的蓝本,对日本佛典的研究、保存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推动了日本的刻版印刷事业。唐宋之间,日本的刻板印刷事业几乎处于中断状态,但是从奝然回国后不久,日本的刻版印刷事业又日渐兴隆起来,特别是京都的贵族们常常为了供养而印刷天台经典,如1009年就曾印刷《法华经》一千部,1041年又印《法华经》一千部。奝然还从中国带回了宋太宗所赐的新译经286卷,《宋史·日本传》中遗漏了此事,而随奝然入宋的弟子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有记载。这些新译经也收藏在法成寺的经藏之内。

奝然从中国带回的物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至今仍保存在京都嵯峨清凉寺内的旃〔zhan毡〕檀释迦像,现已被定为日本国宝。这尊像是白檀香木精工细雕,高5.35尺,相传同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身高相同,形象栩栩如生。传说这尊具有奇特印度古代艺术风格的佛像原型本是从印度经西域传来,前秦苻坚征服西域龟兹时带回,为中国历代皇帝珍藏。宋太宗时甚至迎入宫内滋福殿。奝然入宋参拜后非常仰慕,迫切希望仿造一尊带回,便请当时中国雕刻名匠张延皎仿刻一尊。奝然携回日本后,置于清凉寺,引起日本佛教界轰动,唐招提寺、西大寺等寺庙都派人前去模刻。此佛像不仅雕刻工艺独具一格,而且佛体内封存有大量文物,其中许多都是中国僧侣和善男信女施舍的。这是奝然于985年8月18日在台州封存的。一直到后来修理佛像时才发现。如一副绢制的人体五脏模型,是台州“妙善寺尼清晓、省荣、文庆并余七娘舍佛的”。这副五脏颜色形状各不相同,在一千多年前解剖学尚未发展的宋代实为罕见,对研究古代东洋医学有重要价值,被定为“新国宝”。在佛体内发现还装有秋罗、纱、文罗、绫等许多不同种类的绢片,对于研究中国北宋时代绢织品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物资料。奝然还带回了一幅十六罗汉画,现藏清凉寺,这是最早传入日本的罗汉画。据说在京都清凉寺殿堂奠基时,奝然还把从中国五台山带回的泥土和他亲手绘制的五台山清凉寺的略图埋在下面。

988年2月,奝然回国二年多以后,又遣其弟子嘉因等乘宋商贸易船来华,并带来礼物,答谢奝然留宋期间所受款待。奝然在《谢表》中回顾自己入宋“诣中华之盛”,得到宋太宗接见,并“恣许荒外之跋涉”,“粗观宇内之瑰奇”。“望尧云于九禁之中”,“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以至满载而归,“佛诏传于东海之东”。表示“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宋史·日本传》)所献礼物有青木函佛经、琥珀水晶念珠、螺钿书案,倭画屏风、蝙蝠扇、日本刀以及日本书法家藤原佐理的手书等等。其中日本刀和日本折扇、屏风等都是当时中国士人十分喜爱的物品。宋代有名的诗歌《日本刀歌》中曾形容“宝刀近出日本国,鱼皮装贴香木鞘,”“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rang瓤〕妖凶。”

一千年前奝然入宋前后的事迹,可以看作宋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正文 第十章 荣西——传播饮茶之风的日本禅师

饮茶风习源于中国,早在三国两晋时士大夫中已流行饮茶之风,盛唐时间更遍及全国。780年被尊为茶神的陆羽写出中国第一部茶书《茶经》,详述茶之原、茶之道与茶之具。中国茶叶在奈良时代已传入日本,据史籍记载,圣武天皇与孝谦天皇都曾赠茶犒劳僧人。入唐僧侣永忠、最澄、空海都是中国茶的热心传播者。然而当时日本饮茶风习只限于宫廷贵族、留唐僧等阶层,茶叶主要依赖中国输入,很难普及到民间。9世纪后随着停派遣唐使,从中国进口茶叶骤减,饮茶之习也逐渐衰亡。将中国茶种及茶的栽培饮用法带回日本加以推广,并写出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从而奠定了日本茶道基础的则是被尊为日本茶祖的荣西。

荣西(公元1141—1215年),日本临济禅宗的创始人,俗姓贺阳,字明庵,号叶上房,后被尊称为千光祖师。出生于备中国(今冈山县)的一个神官家庭。自幼聪颖过人,过目成诵。八岁就在园城寺学习佛法,11岁拜安养寺静心为师,14岁上比睿山登坛受戒,正式出家为僧,法名荣西。1162年他又去伯耆国(今岛取县)大山寺向基好法师学习天台宗密教,成为继慈觉大师圆仁后的第11代法嗣。由于博采众长,荣西成了当时在佛学修养上出类拔萃的人物。

为了深入学习中国佛教,荣西下决心渡海入宋。1168年他从九州博多搭乘中国赴日贸易船入宋,从明州登陆,参拜了浙江省的天台山和阿育王山。他亲眼看到了以都城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宋地区禅宗的兴盛。荣西回国后潜心研究十几年,为了进一步求取佛法,复兴日本佛教,荣西决定再一次到中国,并争取从中国去天竺(印度)求法和参拜佛迹。因此荣西于1187年再度入宋,到达临安。他要求南宋政府发给执照去天竺遭到拒绝,便到台州天台山万年寺向临济宗黄龙派著名高僧虚庵禅师学习禅宗,后又随虚庵移住天童山景德寺。荣西在南宋五年期间还为宋孝宗祈祷除灾,被赐号千光大法师。他还捐赠修建天台山万年寺三门和天童山千佛阁。

1191年荣西乘中国商船回到日本,先在九州各地建寺弘传禅宗,遭到天台宗教徒的攻击诽谤,朝廷召荣西到京都加以盘问,他写了《兴禅护国论》,宣传兴禅可以护国,反驳天台僧徒的诬蔑。荣西还到幕府所在地镰仓传禅,得到将军源赖家的支持。他在镰仓龟谷山兴建寿福寺,又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成为两寺的开山祖。朝廷允许建仁寺作为官寺,同时设置天台、真言、禅三宗。后世以荣西为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创始人。1206年荣西被任命为奈良东大寺的大劝进,主持修复东大寺东塔和京都法胜寺九重塔,朝廷赐以紫衣奖赏。晚年他专心研修禅宗,1215年圆寂,享年75岁。

荣西1168年第一次入宋回国时,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首先在肥前(今佐贺县)的背振山上进行试种,发现那里非常适合茶树生长,所制的岩上茶闻名日本。1207年栂尾的明惠上人高辨来向荣西问禅。荣西请他喝茶,并告之饮茶有遣困、消食、快心、提神、舒气之功,还赠给他茶种。高辨于是就在栂尾山种植茶树,出产珍贵的本茶,成为日本著名的产茶地,而后世有名的产茶地如宇治等地的茶种大多是从栂尾移植过来的。1191年荣西第二次入宋回国时,因风在长崎县平户岛登陆,又将茶种播在该地富春园。次年,荣西将他所著《吃茶养生记》一书献给幕府,这是日本第一部茶书。该书一开始就写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也,不可不摘。”该书引文大多引自宋代《太平御览》等书。荣西提倡饮茶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养生、延寿和修禅。他指出修禅有三大障碍,首先就是瞌睡,而饮茶恰有“散蒙醒睡”的作用,有益于坐禅。因此饮茶风气先是在禅僧中盛行,然后才普及到世俗社会中去。随着茶树栽培的普及,饮茶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习俗。荣西在书中介绍了茶的功能、种类,茶具,以及採茶、制茶、点茶的方法,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础。荣西的茶道理论后来被室町时代的村田珠光、武野沼鸥等人继承发扬,战国时代的千利休又进一步把茶道平民化,创立了草庵茶道,使这种文化普及到城乡平民百姓中间,追求和敬清寂,陶冶性情,成为日本各界喜爱的修养和社交的形式。

荣西还传播中国的书法艺术,他主攻宋代书法家黄庭坚的书法,笔力挺劲,简练有致。与其弟子明全、道元等形成黄体书法流派,一扫日本书坛的沉闷空气,被人称为“禅宗样”。荣西的墨迹大多失传,传世墨宝有《誓愿寺盂兰盆一品经缘起》。

荣西借鉴宋代禅宗建筑样式,在镰仓修建寿福寺,在京都兴建建仁寺,把中国禅宗寺院的建筑风格带到了日本。

正文 第十一章 雪舟画圣——明代中日绘画的交流

家住蓬莱弱水湾,丰姿潇洒出尘寰。

久闻词赋超方外,剩有丹青落世间。

鹫岭千层飞锡去,鲸波万里踏杯还。

悬知别后相思处,月在中天云在山。

当时日本室町幕府与明朝政府之间开展由官方垄断的中日勘合贸易,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1467年,室町幕府的遣明使在编组赴中国贸易船队时,由于幕府财力不足,便决定第三号船由大内氏经营。因而雪舟和禅僧桂庵玄树等能够以大内氏的从僧的身份搭乘该船去中国。当时雪舟虽然已经48岁了,但是当他航行在海上,遥望西方,看到自己多年的宿愿将要实现时,不禁心潮澎湃,十分激动。他期望在水墨画的故乡中国,真正领会绘画的真谛。

雪舟等扬,俗姓小田,1420年出生在日本备中的赤滨(今冈山县总社市)。因为见到了元朝僧人楚石梵琦的墨迹“雪舟”两字,感到雪地之舟的意境与自己内心的追求十分契合,从此便以雪舟作为自己的号,并以此在作品上署名。

雪舟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当时中国的画坛,他一面参悟佛法,一面深入探究水墨画的精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和雄伟壮观的中国山水,深刻地影响了雪舟的哲学观和自然观。他还和许多中国文人、画家、僧侣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华期间,雪舟曾作《富士三保清见三绝景图》,描绘了白雪皑皑的富士山和日本传说中天女下凡的胜地三保松原。中国诗人詹僖特地为该画题诗,其中最后四句写道:

1463年,雪舟接受了与明朝通商贸易而致富的大名(诸侯)大内氏的邀请,前往他的领地本州西部的周防国(今山口县)。雪舟希望有机会从这里到中国去,直接向明朝的画家们学习,同时在这里也能看到更多从中国传来的水墨画。他在周防创办了画室云谷轩,从事绘画创作,声名逐渐传扬四方。

1467年3月,遣明船到达中国浙江的明州(今宁波)。雪舟登陆后,先到明州东部的天童山景德禅寺参拜。这是一座与中日文化和佛教交流有着渊源很深的寺院。在宋元时期,日本僧人荣西、道元,以及去日本的中国僧人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都曾经在这里学过禅。雪舟在天童山深受僧众的敬重,获得了“天童山禅班第一座”的荣誉称号。因此后来他的画上常常落款“四明天童第一座雪舟笔”。这年冬天,雪舟一行溯运河北上,前往明朝首都北京。在途中,他漫游了中国的名山大川,访求名师画友,欣赏临摹前人名作,还作画描绘中国山川壮丽景色,艺术水平又有很大提高。

雪舟出身在下级武士家庭,12岁就到当地禅寺宝福寺出家当和尚。他的绘画天资受到师父的赞赏,并鼓励他到京都相国寺修行。他在相国寺拜春林周藤为师学习禅宗,又向正好在相国寺任都司的著名画僧天章周文学习水墨山水画。

名刹云连清建古,虚堂尘远老禅西。

乘风吾欲东游去,特到松原窃羽衣。

1469年2月,雪舟随遣明使离开北京南下踏上归国之途。在南下路上,他以沿途所见的风景为素材,画了《归路真景图》、《扬子江图卷》等许多写生山水画。在明州将要登船临别时,他的好友进士徐琏为之送行,并作《送雪舟归国诗》,表达依依惜别之情。

在日本室町幕府时代,禅宗画僧如拙及其弟子周文等,力图把中国宋元时期流行的水墨山水人物画法介绍到日本,并与日本绘画融合起来。雪舟得到周文的指点,水墨画技法和绘画水平提高很快。周文去世后,他一度去镰仓的建长寺,跟随玉隐永屿禅师,一边修禅,一边习画。

雪舟访明,无论对他个人的艺术道路,还是对于日本美术发展史,都是重要的转折点。他访问中国两年间取得的杰出成就,使雪舟在日本画坛和禅界赢得巨大声望。中国绘画的泼墨山水画、扇面仿古画等多种形式,都是雪舟访明后带回日本的。而且,雪舟还运用中国画“师法自然”的理论,来指导日本的绘画实践,帮助当时日本的绘画界摆脱宗教束缚,克服布局千篇一律的旧俗,力创新风,使清纯自然的山水画成为日本室町时代画坛的主流。雪舟不但擅长山水,而且也善画人物和花鸟。他的人物画如《益田兼尧像》、《惠可断臂》等,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克服了长期以来日本肖像人物画比例失当、形象呆滞的缺点。

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纪念10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之一就是15世纪日本著名画家雪舟等扬。这位人称画圣的艺术大师对日本绘画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美术杰作是明代中日绘画艺术交流的结晶。

1469年6月,雪舟和遣明使一起从明州出发,渡海回到日本九州博多,然后自己又回到周防国。1476年又迁到丰后国(今九州大分县),在名叫天开图画楼的画室中作画。他以绘画向日本人民介绍了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如《唐山胜景画稿》描绘了明代明州港生气勃勃的景象,画中还有日本商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雪舟晚年常在日本各地旅行,面对大自然写生作画。最后又回到周防的山口,建立自己的天开图画楼。1506年与世长辞,享年87岁。

1468年5月,雪舟一行到达北京。他除了参加遣明使团的一些礼仪性活动外,主要是访师会友,学禅作画。他曾向明朝著名画家李在和张有声学习中国水墨画的着色、泼墨、晕染技法。李在属于明代浙派画院画家。这一派以画山水为主,吸取了马远、夏珪等宋元水墨画名家笔法,在当时风行一时。如果把今天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雪舟《四季山水图》与李在所画《山水图》对照,就可以发现确有不少相似之处。雪舟的水墨画气势宏伟,达到了相当高超的境界,画艺之精湛令当时中国的画家们也为之惊叹。明朝的皇帝和大臣们也十分赞赏雪舟的画,明宪宗曾赞扬他的画是国之奇宝,以至下令若非有诏,不可随便作画。礼部官员还特地请雪舟为其新建大厅中堂墙上作画。礼部尚书姚夔对他说:“现在外邦入贡者,几乎达到30余国,但还没有看到过像您这样绘画水平的人。况且本部掌管科举之事,中朝名士,没有不登本堂者。那时,必然召集诸生指着墙上的画对他们说:这是日本上人雪舟的绘画,外夷尚有这样的高手,你们难道还不应该各勤本业,以达到这个水平吗!”

正文 第十二章 朱舜水——流寓日本的明朝遗民

明末清初,一些明朝遗民流亡日本,有的就在日本定居下来。他们也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少业绩。朱舜水就是其中对当时日本思想、文化和教育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朱舜水(公元1600—1682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因家乡有一条以古代传说中的贤君舜命名的河流,故自号舜水。他自幼好学,是江苏松江府学的秀才。虽然朱舜水满腹经纶,可是看到明朝末年政治的腐败,慨然断绝做官之念。1644年清兵入关,占领北京。明朝崇祯帝自杀,福王在南京即位后,曾屡次征诏朱舜水,但他见奸臣马士英当道,力辞不就,不料因此受到迫害,只得避走海外,1645年首次东渡日本。以后朱舜水参加抗清复明斗争,奔波于闽浙沿海及日本、安南、暹罗诸国,前后15载,历尽艰辛。1659年,他随抗清名将郑成功北伐,反攻长江流域,兵败后亡命日本。这已是朱舜水第七次东渡了,他见到复明无望,从此流寓不归,直到去世,侨居日本20多年。

1659年,朱舜水在长崎登岸时,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厉行海禁,不准外国人入境。筑后柳川藩儒臣安东守约久仰朱舜水的道德学问,便拜其为师,并与一些文人学士联名向长崎镇巡恳求。经长崎镇巡黑川正直报告萨摩藩和幕府批准,破例允许留居。当时朱舜水已是60岁的老人,孤身漂泊,囊空财尽,难以维持生活。安东守约节衣缩食,拿出自己微薄薪俸中的一半接济老师。朱舜水表示“于心不安”,加以推辞,安东却说:“如果自己的生活优于老师,心中会更加不安。”1663年长崎火灾,朱舜水的住房也被烧毁,安东守约闻讯急忙赶到长崎慰问,并说:“如果让老师饿死,我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呢!”舜水感叹像安东守约这样品学超群的人才,即使在中国也是少见的。师生两人志同道合,情深义重,在一起便日夜以读书讲道为乐。安东守约在朱舜水的精心教导之下,果然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位著名学者。

1664年,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孙子、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又称源光圀,guo国),听说朱舜水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特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拜访,第二年正式礼聘朱舜水到江户(今东京)讲学。德川光圀好学不倦,礼贤下士,待朱舜水以宾师之礼,恭敬求教,经常向他请教或商讨国家施政方针、礼乐典章制度以及文化学术等方面问题。朱舜水也知无不言,侃侃而谈。1669年,朱舜水70诞辰,德川光圀特地在江户后乐园内为其祝寿,并赠以绘有太公望等六位中日先哲画像的屏风。1679年,朱舜水80大寿,光圀又登门祝贺。舜水不忘祖国,终生身穿明朝服装,寿辰那天设香烛拜告天地,身在异邦,心念故乡,痛哭流涕。光圀也深受感动,便下令奏古乐以示安慰。1682年,朱舜水以83岁高龄在日本逝世。德川光圀悲痛不已,甚至宣称:“先生死后,我想世上再无这样的学者了。”并把朱舜水的遗体按明朝礼仪建坟,安葬在本家墓地常陆久慈郡太田乡瑞龙山麓(今茨城县常陆太田市)。并亲自题写墓碑:“明徵君朱先生之墓”,私谥为文恭先生。他的遗物被保存在水户彰考馆里,供人瞻仰。以后又建造了朱舜水的祠堂,周围种植了他最喜爱的樱花,每逢忌日,必致祭礼。

朱舜水提倡实学,主张“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学问之道,贵在实行。”(《朱舜水集》)认为知识分子要关心国家政治,“能变化于民风土俗”。他反对程朱理学一味究心谈性空谈虚论的学风。他的这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日本江户时代思想界尤其水户学派影响很大。他还重视史学,主张总结吸取历史上国家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1672年德川光圀开设彰考馆,召集学者编纂鼓吹“尊王一统”的《大日本史》,第一位修史总裁就是朱舜水的弟子安积觉。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以强调尊王贱霸、大义名分为特色的水户学派。对幕末维新志士尊王倒幕思想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朱舜水也十分注重教育,认为“学校诚为天下国家之命脉”,大力推动江户时代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对儒臣小宅生顺说:“兴国学是国家大典,而在贵国更为重要,我对此寄予期望。”他在日本讲学20多年,对自己的学生和前来求教的人,始终是满腔热忱,有问必答,诲人不倦。至今留下了朱舜水与日本各界人士的大量问答笔录,从经史文学、典章制度、修身处世、山川风物、农田播种,直到国家之法,学问之方、简牍之式、器具之制,事无巨细,无不尽力给予耐心的讲解和精辟的论述。直到他逝世前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年老体衰,经常头昏手颤,可还是坚持为学生批阅文章,回复书信,答疑解难。他讲课具有针对性和感染力,常使学生听完豁然开朗。以至连一些白发老人也扶杖前来听讲,有的则是父子同入门下。由于朱舜水在水户讲学、声望远播,连加贺等藩也慕名派学者来请教。日本学者文人都尊敬地称他为“朱夫子”或“舜水先生”。他教育培养的学生英才辈出,很多都成为江户时代的有名学者。如安积觉、栗山愿、佐佐宗淳、人见传等人曾担任彰考馆修史总裁等职。舜水教学要求严格,如安积觉幼时曾随他学习汉语,“其课程严峻,晨读夕诵,结果至老而不忘”。至今日本天理图书馆还珍藏着朱舜水为安积觉制定的功课表——“逐日功课自实簿”手迹原件。

朱舜水既是一位才学超群、博古通今的学者,又是懂得科技、擅长工艺的技师。他积极地把中国的有关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业园艺、医学种痘等科学知识技能介绍给日本人民。朱舜水在江户的小石川模仿中国西湖等名胜设计了后乐园的石桥等景,成为日本著名的园林之一。他还应德川光圀之请,作《学宫图说》,并设计出图样,让木匠制成相当实物1/30的木制模型,甚至有时亲自动手操作。这个学宫模型中有文庙、明伦堂、尊经阁、学舍等,十分精巧,至今还保存在水户的弘道馆里。后来东京汤岛的圣堂,就是按这个模型制造的。朱舜水与日本一些民间匠人也有交往,有时还亲临指导,授以技艺,以至有的日本人误以为他是“南京的漆工”。

朱舜水虽然在日本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但他同时也反对轻视外国的华夷思想。他表示自己视日本与中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对日本人民,“如一家昆弟父子”。而批评那种以为中国一切胜于外国的论调是“眼界逼窄”的陋识。他热爱中国,也热爱日本,在多年侨居日本并与日本人民长期相处中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山川降神,才贤秀出”的国家。诚恳地希望日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早日繁荣富强。朱舜水大力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处,亲如一家,世代友好。在给安东守约的信中希望日本“与中国世世通好,若汉赵之交”。并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也“动关中国、日国千年之好”。

朱舜水正是以自己的身教与言教,架起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桥梁,也赢得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崇敬。

正文 第十三章 陈元赟——日本柔道的祖师

此外在饮食、建筑、医药等领域,陈元赟也均有贡献。如名古屋有一种茶食叫“板元赟”,相传是他创作的。直到江户末年,尾阳点心店还用他的画像作广告。他还精于茶道和医道,曾为板板卜斋所著《针灸聚英》一书写过跋文。在建筑方面,曾参与设计名古屋应梦山定光寺的德川义直墓庙。

陈元赟(公元1587—1671年),与朱舜水同时代,也是明末清初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中一位杰出人物。他多才多艺,能文能武,既是学者,又是文学家、哲学家、书法家、武术家和制陶专家,为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陈元赟,原名珦〔xiang向〕,字羲都,一字士升,别号与笔名有芝山、虎魄道人、瀛壶逸史、菊秀轩、既白山人等,浙江余杭人。幼聪敏,通经史,多才艺,然而应科举却屡试不弟。青年时代曾入河南嵩山少林寺学习武术和制陶术,喜读老庄道家书籍和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诗文。并有漫游天下求访异人于海外的志向。

陈元赟为人胸襟开阔,他推崇老庄道家思想,然而并不排斥佛儒,与同时代旅居日本的中国大儒朱舜水、高僧隐元、名医张振甫等都有交往。他在1670年84岁时完成了《老子通考》一书,在日本训点刻板刊行。他在序中盛赞老子的书“明乾坤之微妙”,“尽万境之事”。1671年陈元赟以85岁高龄在名古屋去世。葬于名古屋德兴山建中寺,碑上题为“大明国武林既白山人广学陈元赟宽文十一年六月九日殁”。元赟虽以明朝遗民自居,但他东渡日本尚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刚刚勃兴,与朱舜水在清军入关后为抗清复明流亡日本不太一样。他去游海外,更多是受道家思想影响,为逃避国内现实的俗污社会。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的:

1619年,陈元赟33岁时随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到日本长崎,因患痢疾留下疗养,自学日语,并以教授书法谋生。1621年明朝钦差浙直地方总兵官单凤翔赴日本交涉倭寇事至长崎,曾临时特邀陈元赟参与交涉工作,同到京都,历时三个月。从而结识了当时的日本汉学家林道春、户田花屋等人,经常诗酒唱和,名噪一时。事后被长门藩主毛利辉元聘为幕宾,编成了汉文的《长门国志》,原稿现存山口县。

陈元赟到江户后曾谒见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会晤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634年,他在江户见到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并与儒官武野安斋等名士共赏樱花吟诗唱和。1638年受聘为尾张藩儒官前往名古屋。在那里,他结识了日本汉诗人、日莲宗僧人元政,虽然元赟比元政年长36岁,但是两人结下了忘年之交。元政也爱好袁宏道的诗文,互相仿作唱酬。陈元赟娶日本女子为妻,生子取名富士松,当他赴京都时,便委托元政教育其子。后又与元政共读京都大藏书家吉田玄顺的秘籍。1663年,元赟与元政两人合著的《元元唱和集》刊行,其内容有五言、七言绝句、律诗与词、赋、散文等,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中日诗人友谊的见证。元赟的诗文著作还有《双星诗稿》、《既白山人集》、《虎林诗文集》、《昇庵诗话》等。他作的许多诗都流露出道家自然清静的意境,元政赞其诗为“笔到三江润枯骨,诗联双璧照寒庐”。而元赟论诗最喜好袁宏道,于日本诗人中则推重元政的“幽奇清远,爽朗透脱”。

柔道是日本人喜爱并擅长的运动项目,它是把中国拳法摔跤与日本传统武技相结合而创造的一种武术运动。日本柔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侨居日本的中国学者陈元赟。在东京爱岩山上立有柔道流派起倒流的拳法碑,碑文上写着“拳法之传也,自投化明人陈元赟而始”。

园林几树尽蒸霞,仿佛秦人避世家。

我不避秦惟避俗,山居不问水流花。

陈元赟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精通各种书体,行草楷隶各体真迹都有,片纸只字皆为日本人所珍重。尤其是他的楷书,字迹秀逸圆转,颇有赵孟頫的书风。日本书法家渡也梅峰、本多道虎、佐佐木志津摩、伊藤固庵等,均学其书法。他所作的金石文字,遗留下来的有名古屋圣德寺梵钟上的铭词,现已定为日本国宝。还有八桂神社乌居华表铭文,书法为赵子昂体。元赟有时也作画,日本文艺评论家笹川临风认为他的画“无不逸趣横溢”,尤善长画竹,存世作品亦为日本人所珍视。

陈元赟又以陶瓷专家著称。尾张藩主曾让他主持“御庭烧”,选用濑户土,输入中国黄釉,自为书画,施青白色透明水彩,称为元赟烧。流传下来的以茶具为多,还有点心盘、扇形钵、酒壶、花瓶等,收藏家极为珍重,在日本陶瓷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当地陶工继承他的技术,转相传授。名古屋至今为日本制陶名地,与他很有关系。

陈元赟还与日本著名汉学家鹈〔ti题〕饲石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石斋在京都立塾讲学,受元赟的影响,将30多部经史子集汉籍加以假名训点,以普及汉学。元赟也用假名训点了《朱子家训》。石斋还把自己的文稿委托给元赟。1664年石斋去世后,陈元赟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陈元赟旅居日本50多年,既倾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又深刻理解日本文化,并把中日传统文化加以融合创新,在许多领域都表现了他的才华技艺,深受日本人士的尊敬,不愧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

正文 第十四章 隐元禅师——日本黄檗禅宗的始祖

在日本,扁豆被称为隐元豆,据说是清朝初年中国隐元禅师传到日本的。这位隐元禅师就是日本禅宗三大派之一黄檗〔bo柏〕宗的创始人、被日本天皇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称号的隐元隆琦。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1592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六岁时父亲外出不归,少年时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以耕樵为生。21岁时出外寻父,来到南海普陀山(今浙江舟山),祈求观音保佑,产生了投入佛门的念头。1620年终于入福清黄檗山禅寺,投师鉴源禅师,剃发出家,法名隐元隆琦。此后,他历游浙江各地名刹,访师学道。曾从禅宗高僧密云圆悟和费隐通容等学习临济宗禅法。1637年担任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重修寺庙,兴建大雄宝殿、斋堂,继承祖师遗志,实现黄檗山复兴大业。以后又到各地云游说法,曾应邀主持崇福寺、福岩寺、龙泉寺等寺院。1646年回到黄檗山万福寺任住持,广收门徒,著书立说。隐元不仅精通佛法而且博学多才,擅长诗文书法,著有《黄檗语录》、《黄檗山志》等书,在当时中国的佛教界和文化界都享有盛名。

当时日本禅宗处于停滞不振状态。在江户时代的对中国贸易唯一开放港口长崎,由于有不少中国商人和华侨聚居,并为求神佛保佑中日间船只往来平安,在当地集资修建了三座禅寺,即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人称唐三寺。三寺都聘请中国僧人担任主持,但在隐元之前却没有请到很有名的高僧。兴福寺的住持逸然,久仰隐元的声名,经过与三寺僧众商量,并由德川幕府批准,于1652年派人到福建黄檗山邀请隐元东渡传法。前三次邀请他都辞谢了,直到逸然第四次又派古石和尚来邀请,隐元终于为其诚意所感动,答应东渡日本。

1654年5月10日,已是63岁高龄的隐元禅师,不顾僧众们的劝阻和挽留,把黄檗山交给弟子慧门主持,毅然下山踏上旅途。5月21日,他带领30多位随从弟子,从泉州出海东渡。途中波涛汹涌,船工失色,而隐元仍谈笑自如。经过15天的航程,终于在7月5日抵达长崎。隐元受到逸然禅师和唐三寺的僧人的热烈欢迎,长崎的僧侣和民众也聚集在街头两旁,向他顶礼膜拜。隐元一行被迎进兴福寺后,当天就在寺内演法。由于这位中国高僧的到来,使沉寂多年的日本禅林为之一振,在长崎唐三寺兴起了一个兴禅拜佛的热潮。

1655年,隐元又应日本禅宗名僧之邀到本州摄津(今大阪府)的慈云山普门寺开堂演法,并与各寺院的禅僧及京都公卿贵族们交往。隐元东渡时原准备只在日本逗留三年就回国,福建黄檗山的僧众也一再写信促其西归。但是,日本僧众恳切的挽留使他不忍轻易离开。1658年冬,隐元来到江户(今东京市),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亲自接见了他,大老酒井忠胜等高级官员也来向他问禅。幕府的竭力挽留,终于使隐元下决心要像唐朝的鉴真和尚一样,为在东瀛弘扬佛法而贡献余生。

1659年,天皇赐给隐元京都附近宇治的土地营建新寺院。他决定以中国的黄檗山万福寺为榜样,兴建日本的黄檗山万福寺。1661年,宇治万福寺建成,隐元担任第一任住持。从此日本佛教禅宗又出现一个新的派别黄檗宗,连禅宗其他宗派曹洞宗、临济宗的禅僧们也竞相归附其门下参禅问法。幕府则赠送黄金、木材,用以营造佛殿之用。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堂塔殿堂建筑、佛像雕塑、堂塔配置、仪式法规等都仿照中国明代禅寺的式样,甚至参禅念佛诵经也用汉音,饮食生活也保持了中国风格。因此传入最晚的黄檗宗比其他日本佛教宗派更富有中国禅学风味。

1664年,73岁的隐元在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担任住持三年之后,自感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便让位给弟子木庵性瑫,自己退隐于松隐堂。1673年,后水尾上皇赐隐元以“大光普照国师”之号。不久因病去世,享年82岁。隐元被奉为日本黄檗禅宗的开山始祖,其后从二世祖木庵,直至13世祖笠庵,均为来自中国的高僧,自第14世祖龙统开始,才大多由日本僧人继任。隐元一生著述甚多,共约40余种。渡日后的主要著作有《普照国师广集》30卷、《示众语录》20卷,《黄檗清规》一卷等,还有不少诗文之作。现已编成《隐元全集》12册在日本出版。

隐元及其弟子们的东渡,对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促进日本佛教禅宗发展以及传播中国明清时期书法、绘画、篆刻、雕塑、建筑、医学等文化艺术成就,作出了许多贡献。

隐元等黄檗僧人东渡时带去了大批明清名家书画真迹都作为黄檗文化的珍品收藏在万福寺内,使宇治黄檗山成为荟萃中华文物精品的宝库。如隐元把恩师费隐的手迹制匾悬挂在万福寺开山堂。当时一些无法出国门的日本文人雅士常到黄檗山以一睹为快,满足平生之愿并从中受到启迪。而且隐元及其不少弟子都是书法大家。隐元、木庵,即非三人的书法以大字草书为特色,笔力雄浑,被称为“黄檗三笔”,创立了日本书道黄檗流派。弟子独立善于篆隶,在日本传授书法和篆刻,被称为日本近世唐样书法(中国风格书法)第一人的北岛雪山就是他的学生。

中国明清画风也因隐元及其弟子的介绍传播到日本。黄檗僧人中画家林立,黄檗画风以人物画像为主。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上半期,被称为黄檗画像的人物肖像画在长崎十分流行。这些画像侧重写真,脸部有明暗阴影,具有立体传神之妙,饶有西洋写实技法的意境,在日本绘画史上别开生面。

随着书法绘画的发展也推动了日本篆刻和印刷业的进步。隐元的徒弟独立、高泉等善于篆刻并把技法传授给长崎高天漪等弟子。黄檗第15世大鹏正鲲著有《印章篆说》,在日本流传很广。黄檗僧人刻印的各种佛像也非常精美,如《观音图》、《地藏图》、《五百罗汉图》等,均栩栩如生。隐元的徒孙铁眼道光还于1681年募款刻印6956卷《大藏经》,即所谓黄檗版大藏。

在建筑雕塑艺术方面,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和长崎唐三寺、各地黄檗宗寺,均由渡日中国僧人设计与监工建筑,并采用纯粹的明清建筑式样。宇治万福寺巍峨雄伟,可称得上日本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长崎崇福寺的三门据记载是在中国由工匠雕成后再运到日本装配起来的。供奉在黄檗宗各寺的佛像也大多出自中国雕塑师之手。如应隐元招聘渡日的福建泉州人范道生为万福寺雕塑的达摩等佛像被日本人视为国宝。黄檗山的十八罗汉像也具有典型的中国雕塑风格。1663年,隐元72岁寿诞时,诸弟子请范道生用西域木刻成隐元坐像,现存万福寺开山堂。还如福建漳州人方三官也雕了许多佛像,被誉为日本唐风佛工之祖,长崎福济寺法堂本尊观音像就是他的杰作。

隐元及其弟子在中日医药交流方面也有贡献。如隐元的高徒独立性易,俗姓戴,名笠,字曼公,杭州人,曾从名医学医,1654年已经59岁时投拜隐元为师。他的医术很高明,尤长于痘科,被日本人奉为神医。他还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日本弟子池田正直等人,所传医书有《生理病理图》等七种,及《痘科键》等六部。此外,黄檗僧人化林、心越、澄一等人,亦通医学,并把医术传授给日本医生。

隐元东渡时还带去一些中国植物种子,如在日本民间家喻户晓的“隐元豆”(扁豆)、“隐元莲”(莲花)、“隐元豇豆”等。黄檗僧人的日常生活长期保持中国方式,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常吃的中国式食品如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檗馒头等,也传入日本寺院和民间。宇治万福寺前的白云庵也是传布日本各地的中国风格净素烹饪“普茶料理”的发源地。

中国僧侣东渡,对日本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人物,在唐代有鉴真和尚,在明清之际则有隐元禅师。隐元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正如杜立德撰《普照国师塔铭》所赞颂:“师两开黄檗,应化西东,现身说法,四十载间。上自皇帝宰相,远及东国王臣,下及士庶工商,僧俗男女,罔不景仰瞻依,倾心向化。自唐宋以来,未有若斯其盛。”

正文 第十五章 魏源与象山、松阴——鸦片战争时期的中日进步思想家

19世纪中叶是东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日两国先后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门户,在炮口下实现了开放,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东亚历史进入了近代时期。通过中日文化交流,一批介绍世界史地和论述鸦片战争的中国著作传入日本,很快被翻印、翻译而广泛流传,在日本有识之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对日本了解西方文化和维新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中国鸦片战争时期进步思想家魏源的著作对日本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受到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一批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抵御外敌的方法。鸦片战争及战后闭关大门的开放,也使他们能够通过搜集传入中国的外国报刊、书籍和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探听等方式,获得许多西洋知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曾就读岳麓书院,1822年考中举人,长期担任江苏地方官的幕僚和州县官。有大量著述和诗文传世,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841年6月,曾任钦差大臣领导广东禁烟和抗英斗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遭到投降派打击陷害,在革职流放途中,经过镇江,会见了好友魏源。两人同宿一室,彻夜对榻长谈。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组织人翻译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而编成的《四洲志》手稿,和其他一些摘译的外国资料,都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研究外国史地,编纂一部新书。魏源受托后立即动手,埋头著述,除了引用《四洲志》全文外,还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名家著述70多种,以及各种奏折等其他史料,终于在1842年12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他又陆续加以修订增补,1847年补充为60卷,1852年又增加到100卷。百卷本全书约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42页。其内容除了包括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四卷,以及《夷情备采》三卷和关于仿造西洋船炮及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论述、图说十多卷。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关于世界史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当时一部内容最丰富的有关世界知识和海防的百科全书。此外,魏源还著有记述清代历次战争的《圣武记》等书。

魏源的著作,作为清代中国赴日本贸易商船带去出售的中国书籍传入了日本。根据长崎图书馆保存的江户时代进口中国书籍的原始记录,可以查到魏源的《圣武记》一书最早是1844年由中国商船带进一部,被老中(幕府将军以下最高级官员)阿部正弘买去。1845年又输入一部,为老中牧野忠雅所购。1846年,中国商船带去三部,分别被老中青山忠良和户田忠温买去,可见当时日本幕府执政者对《圣武记》的重视。魏源的《海国图志》首次传入日本是1851年,由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带去三部。但是由于发现书中有涉及天主教的违禁文字,根据幕府法令要上交处理,后来其中两部由官方御文库和学问所征用,另一部被关心世界形势的老中牧野忠雅买去。第二年,又输入一部《海国图志》,由长崎会所保存。1854年,中国两艘商船一共带去《海国图志》15部,被官方征用七部,在市场上出售八部。到1859年,由于《海国图志》在日本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已经涨了两倍多。

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传入日本以后,很快就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仅仅从1854到1856年这三年之内,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种,其中翻刻本(按原文刻印)和训点本(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有六种,和解本(日文译本)有15种。一部著作在出版后短短几年内,竟然在另一个国家出现这么多种版本的译本,这恐怕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上也是罕见的。魏源的另一部名著《圣武记》在日本也有《圣武记采要》、《圣武记附录》、《他山之石》等好几种版本的翻刻本。

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为什么会引起日本人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海国图志》等书使他们大开眼界,不仅提供了大量世界史地知识,而且还总结了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建议。这对于幕末不太了解世界形势又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急于加强海防的日本人来说,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因此日本人士称其为“有用之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可以说《海国图志》等书影响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识分子,尤其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启迪,从而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是日本幕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尊皇开国论的倡导者。他是信浓国松代城人,姓佐久间,名启,号象山,据说是为了仿效中国宋朝的哲学家陆象山。他曾在江户开办私塾象山书院,兼教汉学和洋学,并传授兵学与炮术。1854年,因鼓励学生吉田松阴偷渡海外而被牵连入狱七个月,在狱中写了《省諐〔qian牵〕録》。在这部书中,佐久间象山曾经谈到他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圣武记》以后的感想。他说:1842年,信州松代藩主真田幸贯任老中,管理海防之事,当时正值发生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他听到这个消息,便向幕府“上书陈策”(即著名的《海防八策》)。后来,象山读到了魏源的《圣武记》,发现这部书同样也是“感慨时事之所著”。再看魏源写的《圣武记序》,作于1842年7月,仅比他11月上书早四个月,“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佐久间象山不禁感慨万千,拍案称奇:“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省諐录》)

佐久间象山虽然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却并不是盲目全盘接受魏源的一切观点,而是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海防主张。如他不同意魏源只强调坚壁清野,严密防守的战略,而主张讲究炮、舰,主动出击敌人于外海。他还批评魏源《海国图志》一书中关于炮舰之学,谈得太粗浅。认为魏源对炮学缺乏深入研究。佐久间象山大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改革内政、批判幕府的锁国与腐败,倡导尊王开国论,最后在1864年被攘夷派刺杀。魏源与佐久间象山的思想,都是在西方侵略冲击之下产生的爱国主义革新思想,他们分别成为中日两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两人真是名符其实的“海外同志”。

另一位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著名的维新志士、尊皇攘夷论的倡导者吉田松阴(公元1830—1859年)。他姓吉田,名矩方,号松阴,长门国荻城人。他早年在九州游学时曾从别人处借阅了魏源的《圣武记》一书,对魏源要对付外敌“必先洞察夷情”的观点产生强烈的共鸣。1854年,他企图利用美舰来日的机会,冲破锁国铁幕,到海外求学,不幸偷渡美舰失败被捕,囚禁于野山狱中。松阴在狱中仍不忘探索救国之道,读了很多书,写了《野山狱读书笔记》,其中多次提到读魏源《海国图志》一书的体会。他认为《筹海篇》所议守、战、和,非常中肯,如果能按此执行,足以对付英法和俄国的侵略。他还针对日本当时面临的形势指出:当前俄、美、英、法,纷纷来骚扰日本,所以传入魏源的书,广泛流行,是十分及时的。

吉田松阴对魏源的某些观点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关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魏源认为俄、美、法都憎恨英国,因此中国可以得到他们的水陆援助。吉田却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列强往往“见利舍义”,只要有利,便可以与敌人同盟,反以同盟为敌。他举例说:如俄国与土耳其开战时,英法就曾一起援助土耳其(指克里米亚战争),可见魏源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仍有“不当之处”。1855年末,吉田松阴虽然出狱,但仍被幽禁,他便在囚室对前来求教的青年讲学。1856年才得到长州藩政府的许可,兴办松下村塾,学生来自武士、商人、农民等各个阶层,培养出像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著名维新志士以及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维新元勋。吉田松阴利用《海国图志》等书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一方面批判幕府的锁国政策,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尊皇攘夷讨幕维新的主张。最后在1859年的“安政大狱”中,被幕府处死,就义时年方30岁。

佐久间象山与吉田松阴是日本幕末的杰出维新思想家,他们一面热心地从魏源著作中吸取世界史地知识和反侵略斗争经验,同时又从日本实际出发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也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种可取的态度。

正文 第十六章 《海外新话》——描写鸦片战争的江户小说

中国和日本地理相近、风俗相似,两国人民互相关心、情长谊深,以至中国发生的事件,往往很快便在日本的文学、史学作品中有所反映,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有趣现象。19世纪40年代,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成为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民间小说的热门题材,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个消息通过中国赴日本长崎贸易商人传到日本。德川幕府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船船主,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报告中国的情况。这种报告称为唐人风说书,又叫清商口单。由于日本人把鸦片称为阿片,因此有关中国鸦片战争的这一类情报,统称为“阿片风说书”。现在从各种史籍上能见到的阿片风说书有十几种,具体报道了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由于当时中国赴日贸易船的主要基地是浙江乍浦,因此对浙江沿海的战事报告尤详。另外,中国商船带去的记载鸦片战争的中国书籍如《夷匪犯境闻见录》、《英国侵犯事略》、《乍浦集咏》等书,也是日本人获得鸦片战争信息的一个来源。

当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的作家、学者,立即根据这些素材,编撰了不少描述鸦片战争的作品,其反应之快,令人吃惊。下面介绍几部有代表性的小说。

有一部小说叫《海外新话》,共五卷,1849年(日本嘉永二年)出版。作者署名枫江钓人,即岭田枫江的笔名。岭田枫江,名右五郎,字子德,是丹后田边藩藩士,知识渊博,学过汉学、汉诗和兰学。早年就讲求兵法,有志于海防。34岁时,受到中国鸦片战争的震动和刺激,写作了《海外新话》一书。他在该书序诗中点明了写作此书的宗旨:

<em>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em>

<em>鸣呼!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em>

目的是要日本政府和人民,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加强海防,防御外来侵略。据该书例言所述,作者写作此书主要参考了《夷匪犯境录》、《英国侵犯事略》、《乍浦集咏》、《圣武记》等书。为了适应日本一般武士与庶民读者的口味,采取了当时日本民间流行的军谈读物即描写战争的章回小说的体裁,语言也尽量通俗易懂。

《海外新话》的卷首有《英吉利记略》,介绍英国的史地和现状。其次有《坤舆略图》即世界地图。还有《清国沿海略图》,并用红色标出英军侵犯过的中国府县。此外,还有英将戎装图、英国军舰图、蒸汽船图等。书中附有虎门销烟、定海血战、陈化成战死、南京议和等题材的插图。正文第一卷以“鸦片烟毒附黄爵滋上书事”开始,最后第五卷以“两军和睦事附和约条目”结束。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较详细地描述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经过以及广东、定海、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抗战的场面。特别赞扬江南提督、爱国老将陈化成保卫吴淞口是“霜风知劲草”。作者描写陈化成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为国捐躯,“面色犹如生时”。

《海外新话》这部描写中国鸦片战争的作品,由于出版前未送官方审查批准,竟被幕府指责为“异教妄说”,勒令毁版并列为禁书。作者岭田枫江也遭到迫害,被处以禁锢之刑,入狱二年,出狱后还受到三年之内不准在江户、京都、大阪三地居住的处罚。甚至连为该书插图的画师也受株连,被捕后死于狱中。但是,由于《海外新话》一书很受读者欢迎,第二年又有卯兵卫、熊五郎等人秘密加以重印出售。

描写鸦片战争的另一部小说名叫《海外新话拾遗》,顾名思义是补充《海外新话》的。也是1849年出版,作者署名种菜翁,不知其真实姓名。此书也是五卷本,与《海外新话》相比,增加了广东90余乡村民愤而起兵(即三元里抗英斗争)、达洪阿台湾抗英等内容,还收录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揭帖。有趣的是书中还将阿片风说书中误传的英王之女被擒之事大加渲染。1840年12月中国商船船主沈耘谷等人提出的风说书中曾经报道浙江沿海的战况,其中提到余姚军民俘获英王三公主的传闻纯属误传,实际上被俘的是英军运输船鸢号船长的夫人诺布尔。传闻中把她夸张成英王的女儿或妹妹了。然而日本作家对这个误传却很感兴趣,在各种小说中大做文章。《海外新话拾遗》的作者写道:英军中有一位女将勇猛异常,“神变万化,轻如蝴蝶逐花,风吹红叶”。后来在余姚县被俘,发现她原来竟是老英王的三公主,当今英国女王的妹妹。

这个故事还出现在其他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日本小说中。如醉梦痴人写的《海外余话》,也是五卷,1851年刊。1855年又加上插图重版,改名为《海外实录》,由行余堂刊行。书中进一步把那位英国女将夸张为英军总司令。她自称“我乃大西洋英吉利国帝之二女阿岱,这次奉命讨伐广东人所犯罪逆。”情节越编越离奇,书的最后写阿岱与义律都被林则徐生擒,而由道光皇帝特赦回国。结尾还杜撰英国“感恩道光帝,愿永为清国属国,年年进贡,宣扬汉土威风,并祝清帝世代万万岁!”作者居然不顾历史事实,捏造了一个英国最终向中国屈服的结局。这大概是出于日本文人“攘夷”的愿望,并迎合幕府锁国政策和读者的心理吧。所以东野处士在《海外实录》的序中说:“今读是书,最快人意。”

另一种名叫《清(口英)近世谈》的小说,于1850年出版,早野惠著,亦为五卷。此书从战前黄爵滋上书禁烟始,至战后黄爵滋论国家利害终。这部书则说所谓的英王妹是被守卫吴淞口的老将陈化成所俘虏,并派兵把她押送到上海城里监禁起来。

这些江户时代末年的日本小说使日本广大的武士和民众广泛了解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并从中得到启发,吸取教训,推动了日本的开国和维新。这些作品大多是在战后几年之内写作和出版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鸦片战争的关心重视和反应之快,同时说明鸦片战争给予日本多么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正文 第十七章 罗森及其《日本日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罗森在《日本日记》中,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日本横滨、下田、箱馆(今北海道函馆市)等地的山水、人情、风俗、物产。对当时日本的社会和人民也颇有好感和溢美之词。他赞扬日本的社会治安,“无有鼠窃狗偷之辈。”对于日本的取士制度也表示赞赏,认为中国仅以八股文章取士,而日本则“文、武、艺、身、言皆取”。在横滨,见到日本的大力士们,一人一次竟能举起二、三包200余斤重的大米包,不禁赞叹:“足见日本之多勇力人也!”在下田,他还赞美一位日本少年桂正敏,“年纪虽小,身佩双剑,志气昂昂,善于应答”,聪明俊秀,招人喜欢。

自鸦片战争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交,除了少数赴日贸易商船以外,互相往来很少,给中日文化交流带来了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挖掘史料的话,仍然可以发现某些先驱者的事迹,例如随美国培理舰队到日本,并写下中国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的广东人罗森,已经用他的活动和著作,谱写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最初的篇章。

抒发了自己的抱负和豪情,表达了罗森要走向世界,适应新的时代潮流的远大志向。在离开日本前夕,罗森与日本友人们依依惜别。平山谦二郎以唐人诗句录扇以作纪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罗森也吟诗相答,并书于扇面,诗中写道:

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

火船直劈鲸涛至,看破五湖无限边。

罗森的《日本日记》还记录了罗森在访日期间进行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并收集了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歌多首,这些都是研究近代初期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在罗森以前,虽也有一些人到过日本,但其中大部分是官员、商人、水手,偶尔也有少数文人、画师、和尚、医生等,却很少有人留下日本游记。清初以来,只有乾隆年间多次随商船赴日的画家汪鹏写的《袖海篇》可算是一篇日本游记。但汪鹏的活动仅限制于长崎中国商馆,因此观察见闻很有限。而罗森则周游了日本的横滨、下田、箱馆等地,并接触了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百姓,再加上他到日本之时,正处在东亚历史的转折关头。因此他的《日本日记》,无论从观察日本的广度、深度以及史学、文学价值来说,都是《袖海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有较高价值的日本游记。

由于罗森作为培理舰队的汉文翻译亲自参与了美日谈判签约的活动,因此他的《日本日记》也是研究近代日本开国历史的重要史料。罗森还记载了《神奈川条约》签订后,培理在美舰上举行的盛大招待宴会。美方送给日本政府的一批近代化器械,在横滨公开展览,不仅吸引了大量日本观众,也引起罗森的极大兴趣。他在日记中以惊异赞美的语气对火车、汽艇、电报机、照相机等一一加以描绘。这些欧美新发明的近代化器械,不少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初次所见,因而倍觉新奇,罗森的描述恐怕也是中国人对它们的最早记载之一。

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竞相与罗森唱和或互赠诗篇。在他的日记中载录了不少诗作,如一位日本官员向他赠诗:

从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

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在19世纪50年代初,中日两国之间交往十分稀少之际,罗森来到日本,并进行了许多友好交流活动,还写下了近代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游记,这位先驱者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双轮拨浪如奔马,一舵分流若耿虹。

漫道骑鲸冲巨浪,休夸跨鹤振长风。

琉球乍别云方散,日本初临雪正融。

暂寄一身天地外,知音聊与诉离衷。

罗森在日本期间还进行了许多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他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除官员外还与文人、学者、僧人接触,不少日本人士也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并向他打听中国的情况,表达“崇仰中国文物之邦之意”。(《日本日记》)他发现日本人士“酷爱中国文字诗词”,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的人则请他题字、写扇面。据其日记所载,他在横滨一个月内,为日本人写了500余幅扇面,而在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余柄矣”。至今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市松前城资料馆里,还藏有当年罗森题诗赠给松前藩家老勘解由的大扇面。罗森也向日本书法家请教。他听说下田的文人云松窝擅长口笔书(即用嘴衔笔写字),也请他写了十几张草书,颇有“龙飞凤舞之势”。这恐怕是近代最早的中日书法交流了。

罗森后来寓居香港,史籍少有记载,实际上他与日本人士仍有来往。1865年,日本政府派遣高级官员柴田刚中为横须贺炼铁厂联系原料技师赴欧途经香港时,曾在旅馆与罗森会晤,第二天罗森还到柴田乘的船上话别,并送他七本书。

那么,罗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怎么会与培理舰队一起来日本的呢?罗森,字向乔,广东南海县文人。他在香港居住时曾与英美传教士有来往,会说一点英语。他的朋友美国传教士卫廉士是培理舰队日本之行的翻译官,1853年首次赴日期间,他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因此1854年培理舰队再次出发去日本时,便邀请友人罗森充任舰队的汉文翻译。罗森感到这是一个开阔眼界、施展抱负的机会,便接受邀请同赴日本。

在下田曾经有一位日本人问罗森:你是中国士人,为什么要去当西洋人的翻译呢?罗森便以诗言志,写了一首七律诗回答他,最后四句是:

罗森还向日本人士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日本人十分关心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情况。他把自己写的记述太平天国的著作《南京记事》一书借给日本官员平山谦二郎阅读。第一次向日本人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接近真相的详细介绍。这部著作后来被吉田松阴译成日文,题为《清国咸丰乱记》,在日本广泛流传。1859年3月,罗森在横滨宾馆与日本官员笔谈时,还纠正了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不少误传,如指出洪秀全是太平王而不是小刀会,清朝皇帝并未逃往朝鲜等等,并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略表同情的倾向。

正文 第十八章 千岁丸上海之行——日本开国后第一艘访华船

1862年(中国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月13日上午,一艘漆着“千岁丸”船名的日本商船,驶进了黄埔江,停泊在上海港码头。这是自从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船航行中国二百多年来,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也是日本开国以后企图打开中日关系的初次尝试。千岁丸的乘员们还在上海进行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留下不少记载。因此,千岁丸的上海之行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的大事。

日本德川幕府在19世纪50年代被迫开国,与美、英、法、俄、荷等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亲善条约和修好通商条约,建立了外交与贸易关系。可是直到60年代,日本与它最邻近的大国中国之间,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和通商协定。所以当时日本自幕府官员到各藩的有识之士,从抵御西方冲击、了解世界形势以及扩大贸易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等角度出发,均认为有必要与中国建立外交、贸易关系。他们还主张应该先对中国的海港和对外贸易情况作一些实地调查。1862年3月中旬,幕府花了34000银元在长崎购买了一艘名叫“阿米斯得号”的英国商船。决定由这艘船担负去上海调查与开展贸易的任务,并把它改名为“千岁丸”。这是一艘载重量为358吨的三桅木造帆船,船上原来的英国船长和14名英国船员仍被雇佣来担任这次航行的航海技术工作。幕府委任了以幕吏根立助七郎与长崎地方官员沼间平六郎为首的八名官员负责与中国交涉与贸易。随行的还有七名中西文翻译、医生和书记员。当时各藩也迫切要求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幕府同意某些藩派出若干名藩士以官吏随员的身份同行。其中有荻藩的高杉晋作、萨摩藩的五代才助、佐贺藩的中牟田仓之助等十几人。此外还有三名长崎商人、一名荷兰商人以及仆人、厨师、水手等,全船总人数为67名。千岁丸运载到中国贸易的货物主要有煤炭25万斤、人参5000斤以及海带、海参、干鲍等水产品。

千岁丸于1862年6月7日从长崎出海,6月12日到达吴淞口,13日雇汽船拖曳入黄埔江。千岁丸进上海港时,前桅挂荷兰旗,中桅悬英国旗,后桅才是日本旗,船停泊在法租界内荷兰驻沪领事馆附近的江岸。消息传开,码头上聚集了许多中国人围观,他们对日本人的服装和腰佩双刀尤感新奇。而且当时处在太平军进攻下的上海,曾谣传英国邀请日本派兵来中国帮助对付太平军,所以看到佩着双刀的千岁丸日本官员与藩士上岸,就有人产生了误会,悄悄议论“日本兵来了”。千岁丸一行上岸后,便在荷兰领事馆附近的旅馆宏记馆投宿。

到上海的第二天,根立助七郎等日本官员便在荷兰驻上海领事的陪同下,到道台衙门拜访了上海道台吴煦。双方除了礼节性的寒暄外,主要是商谈开展日中贸易的具体措施。日本官员详细地询问了中国当局对目前形势、中日贸易的看法,以及对待外国商人、租界、税收等方面政策。了解了许多中国的情况和中国处理外交难题的经验。日本官员还拜访了荷兰、英国、法国等国驻上海的领事,询问开展对华贸易需要了解和注意的问题。

除了幕府官员们着重与上海道台及各国领事会谈、应酬外,千岁丸的其他乘员,包括随行的藩士、商人、水手们,都经常自由地在上海城内散步、参观、购货、买书,并随意与中国平民交往、笔谈或互相拜访。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藩士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接触中国各方面人士,深入调查中国社会情况,同时也进行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一般上海市民对千岁丸日本乘员的态度颇为友好,到宏记馆来拜访日本客人的中国人士络绎不绝,据记载有学生、武弁、画工、医生、商人、绅士等。藩士们还经常与中国文人通过汉字笔谈交流思想,并探讨宋明理学、世界形势、兵法、文学等各方面问题。如高须藩藩士日比野辉宽的《没鼻笔话》收录的全是他在上海与中国文人的笔谈。日本藩士们还经常与中国诗人互赠诗篇。另外搜购中国图书也是藩士们的重要任务。他们在上海各大小书店、书摊,大量收购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以及汉译西书。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地方志、地图和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有的书实在买不到,就设法借来抄写,如中牟田仓之助就抄写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天理要论》、《太平诏书》、《资政新篇》等书。

千岁丸在上海停泊了两个月左右,于1862年8月10日离开上海回国。8月19日回到日本长崎港。千岁丸一行调查收集了有关中国的大量情报和资料,为日本政府决定对华政策和开展对华贸易提供了重要情况。锁国以来,日本船和日本人不能来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千岁丸上海之行的藩士,大多是日本各藩选拔出来的优秀的青年下级武士。他们富有朝气,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把这次访华看成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实地考察中国社会,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以探求日本前途的好机会。对于其藩主交给的调查研究任务,也有很强的责任感。因此,他们抓紧一切机会,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收集各类书刊、资料、地图。藩士们还详细记录了这次上海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调查的成果,其中许多人都写下了一种或数种日记或笔记,为研究幕末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23岁的荻藩士高杉晋作。他是吉田松阴的学生,后来创建了奇兵队,成为著名的维新志士。他在这次上海之行过程中,一个人就写了五种日记与笔记,即《航海日录》、《上海港留日录》、《长崎淹留日录》、《内情探索录》和《外情探索录》,合称为《游清五录》。佐贺藩士中牟田仓之助,明治维新后被封为子爵,是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他也写了好多种记录,如《从长崎至上海航行日记》、《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唐国上海道台应接书》、《上海渡航日记》等。此外还有佐贺藩士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尾张高须藩士日比野辉宽的《赘疣录》和《没鼻笔记》,肥前大村藩士峰源藏的《船中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滨松藩士名仓予何人的《海外日录》、《支那闻见录》、《沪上笔语》等。同行的长崎商人松田屋伴吉也写了《唐国渡海日记》。

从藩士们的日记笔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中国观有个变化的过程。千岁丸刚进上海港时,他们看到江里众多的船只和江岸耸立的高楼,大多赞叹上海的繁荣。可是当他们上岸漫游上海城内外时,就发现与外滩租界内的华丽洋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旧城中国人居住区的肮脏和混乱,还有鸦片烟毒的泛滥。他们还亲眼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虚弱。尤其是清政府出卖主权勾结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以至西方侵略者在上海横行霸道,连上海城内的孔庙等处都成了英法军队的兵营,使日本藩士们也感到很气愤。高杉晋作等藩士通过这次上海之行,总结中国的教训,认为只有革新政治军事,才能对外维护民族独立、对内铲除暴政并防止农民起义。这种认识成为他们形成倒幕维新思想的因素之一。

正文 第十九章 黄遵宪与源辉声——近代中日文人的交往和笔谈

有一首诗形容日本的名胜富士山也极为形象:

源辉声接着和诗道:

在明治初年,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人学者在日本尚享有很高声誉。中国驻日公使馆建立后,日本各界人士纷纷前来拜访,竞相与中国使团人员笔谈交欢,或以诗酒翰墨共乐。源辉声就是常来的日本人之一。源辉声(公元1848—1882年),号桂阁,祖居大河内,故又称大河内辉声或源桂阁。他原是日本世袭高崎藩主,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任高崎知事,因不赞成新政而辞官归乡,以后长期闲居东京墨江畔。源辉声精通汉诗、汉学,嗜爱翰墨,广交文士,尤其喜欢与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朝鲜人,特别是中国公使馆的官员用汉文笔谈,并以此为乐。他对中国人十分尊重,而且不分长幼贵贱,一视同仁。从公使、参赞一直到仆役、孩子,都与之笔谈。甚至遇到使团会讲日语的翻译,也自称不善言谈,宁肯“以一枝笔换千万语言”。因为笔谈可以留下墨迹作为纪念,所以他每次去中国公使馆都准备好笔谈用纸,一问一答都写在上面,当天晚上就把这些纸裱好,精心保存起来,然后按顺序编排装订成册。这些珍贵的笔谈手稿一直保存至今,统称为《大河内文书》,共计有数百次笔谈,达96卷之多。

除了《日本杂事诗》外,黄遵宪还写了咏颂日本国花的长诗《樱花歌》,记录京都传统风俗的《都踊歌》和歌颂维新志士的《近世爱国志士歌》等许多有关日本的诗歌,收录在《人境庐诗草》之中。黄遵宪通过他的诗歌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加深互相理解和友谊,也深深博得中日人民的喜爱,以至“新诗脱口每争传”。

《大河内文书》中的这些中日文人的笔谈内容涉及中日两国的政治、学术、文化、风俗以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几乎是无所不谈。由于是私下随便交谈,故毫无拘束,畅所欲言,并无一点掩饰与做作,颇能反映笔谈者们真实的思想与生活。源辉声在许多笔谈上还注明了时间、地点、在场人物,有时甚至还记下他们动作、表情,读起来犹如一部演出用的剧本,观笔谈如见其人,声音笑貌,栩栩如生。例如有一次关于文学艺术的笔谈,黄遵宪称赞是“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可惜日本人不通汉语,“不能尽得其妙也”。源辉声则介绍日本的用意相似,你写荣国府、宁国府,我则写宫廷之情,而且作者紫式部是一位才女,此事可能会使曹雪芹吃惊。黄遵宪说遗憾自己不通日语,没有读过。但看到日本民间几乎人手一册,我想其中“必有妙处”。在笔谈中还常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士向黄遵宪请教写诗、作文及书法、读书。同时黄遵宪等也经常向日本人士了解日本历史、制度、风俗、典籍,有时还请他们帮助翻译日文资料。

作为一个友好的使者和杰出的诗人,黄遵宪风尘仆仆漫游日本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交各方面人士。他还常常与日本诗人唱和诗篇,通过口说笔谈吟诗题字宣传中日友好,弘扬中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并和许多日本人士结下深厚的友谊,仅仅在他的诗文中提到的日本朋友就有数十人之多。

黄遵宪在驻日期间最大的成就则是创作《日本杂事诗》和编写《日本国志》。黄遵宪到日本后细致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认真研究维新制度,游览名山大川,熟悉民俗风习,了解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陆续创作了一百多首“杂事诗”。每首都是七言绝句,内容广泛,短小生动,活泼有趣。每首诗后还附有长短不等的白注,以解释或补充诗意之不足。他的《日本杂事诗》1877年由清朝总理衙门出版初刊本,收诗154首。以后又有各种版本,至1890年他在伦敦任驻英参赞期间,又把它增订成定本,共200首,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印。《日本杂事诗》上卷主要写日本历史、地理、政治、文学等方面,下卷则着重写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等。如第一首诗生动地概括了日本史地: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受到日本人士的推崇喜爱,因此源辉声请求黄遵宪把一部分诗稿赠他收藏,黄遵宪答应把部分手稿埋在他家的院子里,以为“稿冢”。于是在1880年正式树碑立冢,碑面刻着黄遵宪亲笔书写的“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大字。背面刻有源辉声所撰写的《葬诗冢碑阴志》记述了自己与黄遵宪的交往、友谊以及葬诗树碑立冢的经过。其中记载石碑刻成之日,源辉声设宴畅饮,黄遵宪亲自把诗稿藏在袋里埋入土中,并洒酒吟诗: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若倚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

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

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

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爱樱花。

黄遵宪在驻日期间还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府各机关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他从1879年开始,花了八年多功夫,直至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部巨著。全书共40卷,50万字。分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类。这是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它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又鼓吹学习西方,效法日本,主张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实行变法,成为戊戌维新的启蒙读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闪耀着异彩。

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

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

1871年中日建交后,日本不断派遣使节和外交官来华,清政府直到1877年1月才正式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11月27日何如璋率第一届驻日使团乘海安轮从上海出发,30日抵达长崎,长崎烟台鸣礼炮21响并升起龙旗致敬。使团在长崎、神户等地都受到华侨和日本群众的盛大欢迎。12月28日正式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不久即选择环境幽静秀美的东京芝山月界僧院作为中国公使馆临时馆址,开展各种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

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共千古。

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今广东梅县)。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志向,不满封建科举制度,而希望到广阔天地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到过广州、香港、天津、烟台等商埠,见识较广,眼界开阔。黄遵宪满怀爱国热情,留心时务,主张改革,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876年他考中举人,次年由何如璋推荐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黄遵宪不顾亲友们的阻拦和惋惜,毅然抛弃了科举仕途,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他是首届驻日使团中最活跃的核心人物,不仅负责与日本外务省及各界人士的联系,而且使团与日本方面的交涉照会及向清政府的报告,也常常由他起草。

诗冢原在东京墨江畔源氏旧宅,后来源辉声去世后,其子迁于其父墓葬地琦玉县平林寺。

作为一个外交官,黄遵宪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各求富强,共御外侮。同时他又坚决反对日本统治集团种种破坏中日友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始终据理力争。他在一首诗中指出中日两国:

正文 第二十章 王韬的扶桑之游——中日学者的交流和友谊

与王韬交往的日本各界人士,既有政府官员、社会名士,也有诗人墨客和普通百姓;既有学问精深的“东国耆儒”,也有“叩门求见”的少年童子;既有维新志士,也有遗老遗少。尽管他们的地位、身份、经历、思想倾向不尽相同,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王韬的敬重友好之情,却是共同的,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王韬学问渊博,出口成章,使日本人十分钦佩,“皆愿纳交恐后”,视之为“人中之龙文中虎”,赞其“囊中诗刻三千首,海外名传二十年”。甚至说他“嬉笑怒骂无不成诗”。王韬在其《扶桑游记》中提到的日本友人不下百人,并对许多人加以介绍评论,描绘了明治十三年日本文坛群英的形象。如他称冈千仞“性豪爽高亢”,赞吉田易简“为人磊落奇伟”,颂中村正直“文章倜傥称一时”。

1879年8月21日,在日本东京的中村楼上,中日文士近百人济济一堂。有人当场酒酣吟诗:

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吾始。

敢云提倡开宗风,结社清华争倒展。

某年日月我去来,大书特书补青史。

王韬于1879年4月23日自上海出发,乘舟东渡,途经长崎、下关、神户、大阪、横滨,最后抵达东京。他在日本历时四个月,计128天,所到之处,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留下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动人篇章。日本学者中村正直称颂自王韬来日后,“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

这位口气豪迈,要在青史留名的“狂生”,不是别人,正是王韬。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除了中国政府派遣的驻日外交官和访日官员外,还有一些民间文人学者,东渡扶桑,漫游瀛岛,与日本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王韬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王韬还深入考察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及其变化。如叙述东京的孔庙已改成图书馆,“旧幕盛时,事孔圣礼极而隆盛”,而“维新以来,专尚西学,此事遂废。后就庙中开书籍馆,广蓄书史,日本、中华、泰西三国之书毕具,许内外士子入而纵观。”他在日本还发现了不少在中国已经佚失或罕见的珍本秘籍。如在重野安绎处见到清初文人孙豹人的《溉堂文集》,感慨“此集在中土甚少,不知何年流入日东也”。

王韬对日本的古典戏剧歌舞伎曾作过细致的观察和传神的描述,称赞“日本优伶,于描情绘景,作悲欢离合状,颇擅厥长”。他还对东西方戏剧艺术特点加以比较,认为“东西洋戏剧,鱼龙曼衍,光彩陆离,则以西国胜。庐舍山水,树木舟车,无不逼真,兼以顷刻变幻,有如空中楼阁弹指即现,则以日本为长”。

王韬回国后仍不受重用,故曾表示愿再次东游,消息传到日本,“彼都人士皆引领而望矣”。驻日公使何如璋也曾上书清政府要求聘王韬到驻日使馆工作,均未成功。王韬是一位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他的1879年日本之行,确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1879年8月21日,王韬归国前夕,日本友人为其设宴饯行于东京中村楼。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等也前来赴宴,中日文人学者出席者不下百人。王韬当场吟诗留别日本友人,除本篇一开始所引用的豪言壮语外,还写道:“瀛州缥渺神仙居,百日因缘亦足喜。”日本文人学者们也纷纷作诗送别。如狩野良知写道:

从兹一别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

天下事今犹可挽,出山霖雨为民谋。

中村正直也吟诗道:

王韬周游日本各地的名胜古迹,用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在神户游千鸟瀑,在大阪观博览会,在京都登华顶山,在东京上野观樱花,墨江看烟火,以及墨田川荡舟、日光山观瀑等等。他还到后乐园怀古,瞻仰朱舜水墨宝,谒拜德川氏家庙,凭吊源赖朝墓冢。

充分表达了对王韬依依不舍的真挚感情。王韬于8月23日离开东京,重野安绎、冈千仞等七位日本友人一直送到横滨,“情意殷挚可感也”。8月29日,王韬由长崎乘船回国,临别又向日本友人赠诗:

王韬常与日本友人们畅论天下大势,比较东西文化。针对当时中日两国都有一部分人不顾国情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倾向。王韬认为学习西方,应该加以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说:“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今之道矣。”他还指出学习西方文化,要学其根本,而不可徒袭皮毛,“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扶桑游记》)

日本友人仰慕王韬的文章学问,要求他写下日记并在日本发表。王韬应允,故每日必记,信笔所至,皆成文章,宛如行云流水,情景交融,亲切自然,并录下许多唱和赠答诗文,构成一部文笔优美的日记体诗文集,即《扶桑游记》,全书近四万言,分上中下三卷,由日本报知新闻社出版,当年冬就刊出上卷,次年夏出齐。此书问世后,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竞相争读。日本文人皆以名列其中为荣,中国文人也从中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坛的风貌。

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

意气乘风涛万里,文章经国业千秋。

正文 第二十一章 冈千仞与《观光纪游》——近代日本人的访华旅行记

19世纪下半叶,有不少日本文人学者到中国旅行或考察、访问,写下了一些访华旅行记,冈千仞的《观光纪游》是其中有较高价值的一种。

1884年6月,上海的《申报》上刊登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日本文豪某,携著书千卷,为中土山水之游。”这位“日本文豪”就是王韬的挚友、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王韬访日时曾劝他漫游中国,到1884年,冈千仞终于实现了访华宿愿。由于他来华时随身携带了自己的著作《尊攘纪事》、《法兰西志》、《米利坚志》等一大批书籍,准备分赠拜访之中国官员名士,故《申报》上有“携带千卷”之说。

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生于1833年。他原是幕末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因主张尊王维新,曾被藩主下狱。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即馆长)等职。后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学,以教导学生及著述吟咏自娱。其前后有弟子3000人,著述达300余卷。王韬对冈千仞的品格、胆识和文才十分钦佩,两人志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

冈千仞于1884年5月29日从横滨乘船出发,6月6日到上海,会晤老友王韬及其他上海名流。然后畅游苏杭,饱览风景名胜,拜访俞樾等江浙名士,访问朱舜水后裔。在慈溪还受到同船回国的旅日华侨王惕斋家族的盛情款待。他本想前往福州,然而当时正值中法战争马尾之役,只得返回上海,再北上津京,游览长城后经保定返沪。最后又南航广州、香港,因病不得已取消了长江之游计划,于1885年4月10日登英国轮船归国。前后在中国历时360日,历程近万里,会见中国官员、文人近200名。冈千仞在访华期间,“有所闻见,必手记。”这些日记总题名为《观光纪游》,其中包括《航沪日记》、《苏杭日记》、《沪上日记》、《燕京日记》、《沪上再记》、《粤南日记》等六卷,约六万字。

冈千仞访华期间,广泛进行日中文化交流活动,会见了许多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仅在其《观光纪游》中提到姓名的就有近200人之多。除了好友王韬等人外,还见过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达官贵人,俞樾、李慈铭、汪士铎等名流学者。交往时大多用笔谈问答应酬,有时亦由陪同的王惕斋口译。交流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个方面。冈千仞为人豪爽,往往直言不讳,畅抒其见,甚至有时与对方展开激烈辩论。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腐败和各种时弊痛加抨击,表达了希望中国改革和振兴的真诚愿望。

冈千仞游历中国之时,正值中法战争。他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在交谈时,常常劝告中国人士应该适应世界潮流,学习西法,变法自强。他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连名噪一时的学者李慈铭也不太知晓日本的历史,因而为中国感到担忧。冈千仞还利用会见中国官员的机会,竭力敦促中国变法图强。他曾两次拜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见到他穿着日本民族传统服装和服,以为他是一位“古貌古心”的遗老。冈千仞赶紧解释自己并非崇古而主张知时务,并劝李鸿章“乘是机建大策运大势,转祸为福,变危为安。”他还向李鸿章的部下介绍日本维新历史,并主张从学习西方文化着手。冈千仞还劝说中国官员实行开放与改革,并向他们介绍欧美各国形势以及日本如何从“锁国一变为开国,致今日中兴之明治”的经验。

《观光纪游》中对中国晚清社会的弊病尤其是鸦片与科举八股的毒害,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向王韬鼓吹“一扫烟毒与六经,振起中土元气”。王韬不仅深表赞成,而且补充说还应加上一个贪毒,即贪污受贿之风。冈千仞还认为中国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实际是一种愚民之术,应该“废科举,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习,振起天下之元气矣”!冈千仞在访华期间曾应邀到浙江慈谿王惕斋的家乡住了一个月。王氏是当地的豪族富商,对他招待很殷勤,可是他却看不惯他们的铺张浪费和陋规旧俗,当面进行尖锐批评。

冈千仞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一方面赞赏中国的秀丽河山、迷人景色,一方面感叹中国政治腐败、士人不求进取与惨遭外敌蹂躏。他游览北京的圆明园旧址,见其只剩一堆废墟,不由嗟叹不已。他希望“存其迹为励人心鼓义愤之资也”,表达了日本进步人士关注中国命运,切盼中华振兴的友好情谊与高尚胸怀。

访华期间,冈千仞与许多中国文人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问。他虽然批评科举八股和儒学,但是也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著名学者。例如他特地到苏州拜访著名经学家、诗人俞樾,称颂其“文章著述为一世之泰斗”。他先后得到中国文人学者赠送的书籍143种,如获至宝,非常高兴。他还在中国各地搜购中国文化典籍,如在上海买到宋、金、元、明诸史以下50余种书籍,立即装成两箱,运回日本。他的愿望是“当世将得金千,重修鹿门精舍,拥万卷”。冈千仞也很重视近代中国人所写的海外游历笔记,他在北京各书店购得近代中国人所著海外游历日记、笔记十几部。他在一个友人家里见到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官之一张德彝写的游历和出使欧洲的记录《四述奇》及《西学考略》等书,爱不释手,借回去阅读。而当时一般的中国文人不太看重这类书籍及其作者,认为这类书“无学问见识”。而冈千仞不同意这种观点,并高度评价《四述奇》等书,认为该书与日本岩仓使团的《欧美回览记》一样,对欧美了如指掌,这两书是“东洋人说欧事之嚆〔hao蒿〕矢”。对于中日两国风俗习惯的不同,他听到中国人嘲笑日本人“席地而坐,食无案桌,寝无卧床”。而日本人也讥讽中国的一些旧习。冈千仞则认为不可“以内笑外,以彼非此”。中日两国“同文邻域而犹异其风俗如此”,况欧美人呢?

冈千仞的《观光纪游》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视角,观察晚清中国社会,痛陈时弊,也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一些问题认识上的差异。这部书帮助日本人进一步了解中国,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感情交流。

正文 第二十二章 傅云龙——勤奋著述的游历使

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派遣赴日本考察的官员中,有一位勤奋著述的游历使傅云龙,他编写的《游历日本图经》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887年6月,在北京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这次不考四书五经,也不写八股文章,而只做边防、史地、外交的策论。原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此事起于1884年御史谢祖源向光绪皇帝奏请选派杰士游历外洋。1885年经总理衙门议覆,由翰林院与六部保荐,各部院共推荐官员75名。1887年,光绪皇帝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选拔考试。6月12日,考吏、户、礼三部官员,题目为“海防边防论”与“通商口岸记”。13日考兵、刑、工三部官员,题目是“铁道论”与“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考试结果一共录取28人,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这些人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和面试,然后又带领他们拜见皇帝,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出傅云龙、顾厚焜等12名官员为游历使,派遣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等国。当时中国虽然已经有使臣长驻日本与美国,但是同时派遣那么多官员去日本和美洲各国游历考察,这还是第一次。

游历使团之中最勤奋、成果最卓著的要数获得选拔考试第一名的兵部郎中傅云龙。傅云龙,字懋元,浙江德清人。早年曾游历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山东、江苏等省。中年在北京任小京官,居“郎署二十年,碌碌无所短长”。他博闻广记,好学不倦,尤其喜欢地理志与兵书,曾参加纂写《顺天府志》。这次能以钦派游历使身份赴外国考察,正是他发挥才能的好机会。傅云龙不像一般出国游历官员那样游山玩水,走马看花,以了解一些异邦风情为满足。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各国史地形势。他每到一个国家,即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物产等方面资料,以至亲自勘察、询问,绘制各种地图、表格,编为图经。正如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他的,不以游历为一般官差,而“以千秋著书之业,寓乎其间”。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编写了《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八卷,《游历秘鲁图经》四卷,《游历古巴图经》二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此外,在游历各国的过程中,又写了详细的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记》,也有15卷。所有图经与余记,总数共达101卷之巨。

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共30卷,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国记、风俗、食货、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政事、文学、艺文、金石、文徵等15类,下面尚有183个子目。大量内容是以图表方式表达,数字具体,统计精细,条理清楚。如天文类包括经纬表、中国日本月朔表、中国日本较时里差表、晴雨寒暑表、沿海气候表、偏多风方向表、潮候表等表。外交类附有中外订约通商年表、中国使臣表、别国使日本表、日本使别国表、中国流寓表、别国人在日本表、日本人在别国表、互受勋章表等表。这些图表一目了然,查找方便,简直就是一部对日本进行全面介绍的小百科全书,远远胜过以往中国人所著那些对日本地理风俗等进行模糊笼统描述的著作。其史学价值之高,恐怕仅次于黄遵宪的40卷名著《日本国志》。而且该书刊印于1889年,还在《日本图志》1895年正式出版之前。

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从内容上来说是包罗万象,力求全面反映日本面貌,并从中吸取借鉴。在写作态度上,他十分注重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他强调对日本的国名、地名,与爵名、官名,“不以古饰今,纪实也”。对日本史实求真求实,至于“妄诞之说”,与其滥收不如不收。对日本的分析评论,“据事直书,公是非于天下也”。傅云龙还特别说明如书中的海岸图都是他“实测要隘,躬历目验,非臆说也”!

傅云龙一行以日本为游历的第一站,自1887年11月14日到日本,至1888年5月29日离开日本。在游历美洲以后,1889年5月27日又到日本,同年10月19日离开日本回国。两次先后在日本停留共约一年左右。傅云龙一行此次游历日本与美洲,时间长达两年,行程不下三万里。他认为“所游诸国,以美利加为富国之翘楚,而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共三卷,前编二卷和后编一卷,分别是他先后两次访问日本时所写的日记,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在日本游历考察的具体情况。

从傅云龙自己写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奔波于日本各地,交往日本各界人士,参观日本各机关、工厂、学校,出席各种宴会,游览名胜古迹,唱和诗文,访购逸书。他会见了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大山岩、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农商大臣黑田清隆等日本政界要人。又参观了三菱造船厂、三菱煤矿、千住制绒所、海军造船所、炮兵工厂、硫酸工厂、纺织厂、铁工厂、酒厂等各种工厂企业。还访问了日本的大学、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盲哑院、博物院、兵营、寺庙、监狱等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获得很多感性认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文化交流方面,他曾与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仅在爱知县,日本人士求文索诗的不下数百人,以至他一直写到天明,甚至临行时,还靠在车上补写了几张。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夜,日本人士来求字者依然不断。

尽管傅云龙在日本的活动如此繁忙,但是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收集资料撰写《图经》之上。他在第一次访日期间写成日本图经的叙目,立刻寄回总理衙门。而第二次访日期间,更明确表示“昔以游为主,今以记游为主”,奋力赶写图经。由于时间紧迫,又在他国异乡,困难重重,使他“心急如焚”。他在《游历日本图经》卷三十的叙例中,曾经谈到编写和刊印中的各种困难。首先是语言文字方面有日本古文、假名、俗体、还有翻译西文等各种不同读音。其次在制图、排版、印刷方面,地图需要铜板镂刻,铁路电线还要用各种颜色显示,校勘也很费时。再加上他是在旅行中写作,在路途的时间往往超过居住时间,“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尽管遇到这么多困难,傅云龙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以至常常写到“墨枯笔秃,力难可支”。旁观者劝其何必自讨苦吃,并预言此书“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他却下定决心“有进无退”。傅云龙以这样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编写、画表、制图、印刷、校对等大量工作,其紧张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为此,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在他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是夜四鼓,笔不得休”,“是夜鸡鸣,草犹未脱”,“脱稿,鸡再鸣矣!”傅云龙终于以自己废寝忘食的辛勤努力,在四个月里最后定稿编写了这部30卷的巨著,而且就在日本校对、铅印成书。同时还用铜板精刻了日本总图等44幅最新日本地图。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确是惊人的。当时大力支持他的工作并深知其甘苦的驻日公使黎庶昌,在《游历日本图经》的序中曾描写傅云龙著书的辛劳,无论“舟行车息,文酒谈宴”,始终抓紧时间,写作不已。并把他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比,“足迹远过史公,而学又足以经纬所见。”他认为如果以这种精神治天下事,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

傅云龙这种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和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而勤奋著述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

正文 第二十三章 吴汝纶——赴日考察的教育家

20世纪初,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实行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改官制、练新军以至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新政措施,为此急需借鉴日本的经验,因而不少中国官员、学者与各界人士竞相东渡,赴日本取经。其中有的是由政府大吏派遣考察,有的则是个人自费游历访问。他们考察的内容很广泛,从宪政、军事、工业、农业、教育,一直到警察、监狱、卫生等各个方面。尽管他们考察的时间有长有短,收获有大有小,认识有深有浅,然而很多人都写了考察报告或游记,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记录,并对清末的新政改革和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下面着重介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对日本教育的考察。

吴汝纶(公元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自幼刻苦读书,颇有才华。1865年中进士,为曾国藩之门生、幕僚,后又为李鸿章幕僚,曾、李不少奏疏出自其手。曾任深州、冀州知州,主讲保定莲池书院。1901年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奏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教务长)。吴汝纶为了办好学校,要求先赴日本考察教育,吸取经验,“一求要领”。

1902年5月15日,吴汝纶从日本长崎登岸,立即开始考察工作,首先奔赴长崎高等中学医学堂,认真参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解剖标本室、病理解剖室。以后几乎天天参观访问,有时甚至一天马不停蹄地考察二、三所学校。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路途劳累,一丝不苟地亲自详细询问学校的章程、教学、教材,以至教室的建筑、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等情况。有时陪同人员劝他休息,他也不肯,并说“我为了国家来到这里,殚精竭虑,正在此时,不可不敦促自己!”在访问日本的四个多月内,吴汝纶先后实地考察了三、四十所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即高中)、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华族学校、聋哑学校、士官学校,一直到东京和京都的两所帝国大学。他多次到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制度、学校沿革和管理,并收集大量文件、资料和图表。他还广泛会见日本教育家与社会各界人士,深入探讨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其认真、负责、勤奋的精神,令人钦佩。因此在吴汝纶9月29日离日之际,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称赞,“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之豪俊者,殆绝仅有”。

吴汝纶对日本的各类学校作了生动的介绍,同时联系中国的状况,加以比较分析。如他参观神户幼稚园,看到教师教幼儿唱歌跳舞,做游戏手工,感到此情此景令人羡慕,应在中国仿行,可惜缺乏幼儿教师。参观东京富士见小学校时,见到“房屋甚狭隘”,却又听说许多著名人士都毕业于该校,他认为应归功于“教法善也”。访问京都聋哑盲人学校,见到聋哑学生作画、盲人学生作诗相赠时,更是赞叹不已:“此等教育可弥补天地之所憾矣!”在京都帝国大学,吴汝纶参观了校舍后,特地请求校长木下广次博士把京都大学的校舍做一个木制模型寄到北京以作借鉴。在东京帝国大学,他听取了山川健次郎校长的介绍,参观了法科、工科和理科,还出席了学生的毕业典礼。他还特地访问了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宏文书院,并为中国留学生赠言勉励。

吴汝纶访日期间会见了日本教育家和各界人士,利用一切机会虚心请教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得到不少启发。如6月30日,日本教育家古城贞吉在东京精养轩饭店宴请吴汝纶,在座的还有八位日本学者。吴汝纶便在席间请每位日本友人“以一言相赠”。于是有人建议中国教育要“打破旧弊”、“扫除锢疾”,有人认为教育要“陶冶品性”,也有人提醒“勿废经史百家之学”、“以国学为中坚”。吴汝纶有时还与日本学者相互笔谈或来往书信,探讨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对于中国如何发展教育,日本各界人士也向他提了不少建议和意见,如有人认为“中国兴学方针应当注意国民教育”,有人建议多派学生出国留学,有人主张多办师范学校,也有人鼓吹“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还有日本人士劝告他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要完全照搬日本的教育制度。并提醒他在聘请外国教师时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如明治初年,医学用德国书,而教师为法国人,又以英语讲授,产生很多麻烦,“中国宜改此弊”。这些意见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中国兴办新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吴汝纶十分重视,一一记录下来,以备参考。

吴汝纶把这次赴日本考察教育的收获汇编为《东游丛录》一书,在1902年9月考察结束之时就交付东京三省堂刊行。《东游丛录》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为文部听讲,是他亲自到文部省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情况共18次听讲的记录。日本文部省官员讲介时,由留日学生当场口译,吴汝纶亲自记录。第二卷为摘抄日记,是他1902年5月15日到9月6日访问日本期间日记的摘录。第三卷为学校图表,包括东京大学经费开支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课程表等19份图表。第四卷为函扎笔谈,是他与日本各界人士会面座谈、笔谈记录和来往信件共28篇。该书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为中国借鉴日本经验建立新学制发展近代教育,提供了翔实、丰富、具体的资料。连日本《朝日新闻》也赞扬这部书把日本的学制“集录极佳”,对日本人“亦极有用”。

吴汝纶精心考察日本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回国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并整顿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不料早在他回国之前,守旧势力已向他发动攻击,流言蜚语四起,竟有某御史向朝廷劾奏吴汝纶,说他东游以来,意气扬扬,在宴会席上必赞同自由之说,接来客常谈民权之主义,彼若久在日本,归来必唱邪说难测,不如急召还云云。慈禧太后还特地为此召荣禄询问。吴汝纶回国后就把《东游丛录》一书交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备采择”。正当他胸怀大志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吴汝纶尚未到京师大学堂述职,先请假回乡探亲,创办家乡桐乡中学,不久即一病不起,于1903年溘然辞世,竟未能实践其访日所得酬其壮志,中日两国人士无不为之惋惜。然而,吴汝纶对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和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必将永彪史册。

正文 第二十四章 留日热潮——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

派遣留学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些留学生往往能起到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骨干作用。在古代隋唐和宋元明时期,曾有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不畏艰险,劈波斩浪,来华留学。到了近代时期,中日之间留学的方向发生了逆转,20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

当时一位日本学者青柳笃恒曾生动地描述了这股“留日热”的盛况:“学子互相约齐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先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中国人蜂涌前往日本留学,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王公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员,甚至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亦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还有全家、全族留学的情况。留学生或官费送派,或自筹资金,纷纷东渡,络绎不绝。构成了一幅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盛极一时的留日奇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留日热潮呢?最根本的动力乃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以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卓有成效。因此,纷纷主张效法日本,救亡图存。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

其次,清政府提倡和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在1898年就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903年清政府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对在日本大、中学毕业者经过考试,也授以进士、举人出身。”1905年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考试,出洋留学成了知识分子重要出路。清政府还鼓励官费、自费并举,推动了留日热潮的发展。

第三,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是形成留日热潮的重要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吸收中国留学生,既可密切两国感情,又可增加日本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国扩张势力,与沙俄争夺远东霸权。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十分重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工作,特别开设了一批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如日华学堂、成城学校、弘文学院、振武学校、东斌学堂、经纬学堂、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等。此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留学日本比起留学欧美来,具有地理位置接近、来往交通方便、用费节省、文字习俗相似等等便利条件。

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早是在1896年,当时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工作的需要,从国内选拔了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留学,至1899年各省派赴日本留学的已有一百多人,其中在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最多。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已达1300余人。1905年至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留日热潮达到高峰。以后逐渐出现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制》,对中国留学生制订种种限制和歧视措施,引起留日学生的反感,不少人愤然回国,有的国内学生也因此取消留日计划。1906年清政府又颁布留学规定,限制留日学生的资格,必须具有中学以上学历并学过日语才准许留学,而且停止派遣速成科学生,使留日热开始降温。同时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普及,还聘请日本教师来华任教,因此一般普通教育不必出国留学。另外,日本教育经费削减而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却开始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因此1908—1909年留日学生降到5000多人,1910年只有4000左右。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许多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留日学生,都争相回国,投入革命洪流,留日学生人数骤减到只剩一千多人。

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几乎全是学理工和军事的,可是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治、文史、外语、师范、军事到理工、农医、商业以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而且以学文科的占多数,其中又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另一个特点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相当于中学性质)较多,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不多,能学到大学毕业的就更少了。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动荡。留日学生大多急于求成,归国报效,加上自费生比例高流动性大。也有少数纨绔子弟到日本留学只是为了镀镀金、玩玩而已。

中国留日学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到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日本,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许多留日学生一到日本,就跑书店、看报刊、听演讲,广求新知。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促使他们滋长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使他们受到刺激更深的是由于祖国的贫弱而遭到日本人的歧视和侮辱。有时穿着中国服装留着长辫的留日学生走在街上,竟有日本小孩跟在后面嘲骂。有的留日学生经过马关订约处或是看到东京靖国神社陈列的甲午战争“战利品”,不禁痛哭流涕,愤不欲生。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民族感情,激发了爱国热情,也使他们更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因此,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中形成了一股高涨的爱国热潮。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实际斗争的教育,很多留日学生逐渐从爱国、改良走向革命。他们利用在国外求学的条件,举行各种集会,组织革命团体,出版革命刊物和书籍,日本东京成了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要成员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在各省的主盟人也主要由留日学生担任。同盟会举行的10多次武装起义,每次都有留日学生参加或担任指挥。20世纪初大批留日学生投身革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还进行了大量文化交流活动,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学生界和国内知识青年广泛传播。由于留日学生人数多、能量大,所办刊物种类多、内容新、形式灵活,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效果卓著,影响极大。

中国留日学生办刊物始于1900年冬天创刊的《开智録》和《译书汇编》。1903年以后,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云南》、《四川》等。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办报刊达到高潮,除了宣传革命的政论性杂志和文学刊物外,还出版了一些专业性刊物,如《音乐小杂志》、《医药学报》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1900—1911年),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这些刊物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和时代脉搏,表现了留日学生的思想感情,也体现了中日文化思想的交流和融合。

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也是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他们到了日本,学了日文,读到不少日文书,急于把新思想新知识介绍给祖国人民,于是便掀起了翻译日文书的热潮。1900年留日学生金邦平等在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是留日学生的第一个翻译团体,他们不仅出版《译书汇编》月刊刊载日本著述的译文,而且从日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大量著作,及西方著名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著作日文版的中文译本。留日学生陆世芬等人还创办了教科书译辑社,译编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以供国内各省新式学堂采用。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杨度、黄兴等组织了湖南编译社,发行刊物《游学译编》,同时也翻译出版各种日文著作和中小学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1903年留日学生范迪吉等选译了《普通百科全书》,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100余种。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发行的《闽学会丛书》也是以翻译日文书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仅1902—1904年短短三年中,以留日学生为主翻译的日文书就有300多种,占当年中国翻译外文书总数的60%以上。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不仅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而且推动了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引进了大量日语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其中有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写法如混凝土、俱乐部等。大量是日本人意译外来语的音读汉字,如出版、原子、哲学、阶级、主义等。还有日本人创造的汉字如腺、瓩等。据不完全统计,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引进的词汇至少有800多个。

总之,在20世纪初,从中国赴日本留学的人数先后共计有数万人。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学习专业之广泛,开展活动之频繁,在世界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20世纪初的留日热潮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而且对于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还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学者。

正文 第二十五章 鲁迅与藤野先生——中日人民的深情厚谊

20世纪初以来,大批中国留日学生来到日本各地,接触日本各阶层群众,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与日本人民,尤其是热情关怀和耐心指导他们的日本老师,建立起深厚友谊。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他的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之间的师生情谊,就是一个感人的事例。

1931年12月2日,鲁迅给特地来上海向他请教的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赠诗一首: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这短短的四句诗,表达了鲁迅对其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情景的追忆,也抒发了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民难以忘怀的真挚感情。鲁迅从1902年到1909年,即22岁到29岁期间,在日本留学、生活过七年又四个月之久,可以说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从东京到仙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鲁迅(公元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小说时,始用笔名鲁迅。他1902年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作为南洋官费生,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1902年4月到东京,进入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弘文学院(后改名宏文学院)学习,编入速成普通科的江南班。入学不久,他就拍了一张身穿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片寄给他弟弟周作人。背后的题词非常幽默风趣:“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shao勺〕仲弟之英盼。”尽管当时宏文学院条件并不算好,八个学生挤住一间寝室,夏天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但鲁迅顽强刻苦,毅力惊人,每天学习到深夜才睡。当然,鲁迅也并非只顾埋头读书,他除了学习之外,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爱国革命活动。“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还曾经到校长嘉纳治五郎设立的讲道馆练习过柔道。1903年春,鲁迅不顾留学生监督停发公费的威胁,毅然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表示与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决裂。他还秘密加入江浙革命团体光复会,并经常与友人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等问题,为浙江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浙江潮》写稿。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决定学医,并要求到离东京较远尚未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仙台是日本东北地方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当时只有九万多人口。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情况,过去记载较少。仙台的日本朋友于1973年专门成立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经过四年多调查,最后编成了包括170多幅照片图表和470多件文字资料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资料集,再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学习生活的真实风貌。资料反映出鲁迅作为仙台医专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得到了不少日本老师的亲切教导,同学们的热情关心以及房东和其他仙台市民的帮助照顾。

周树人在考试中取得较好成绩和藤野先生对周树人的关心爱护,引起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而对中国人持有偏见的日本学生的嫉妒。他们竟造谣说解剖学试题是藤野先生预先在他的讲义上作了记号,还给他写了匿名信,并要检查他的笔记。对此鲁迅后来在一文中愤慨地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而使他受到更大刺激的则是二年级的细菌学课上放映的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竟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当探子,被日军捕获将要处死,而一群中国人却在四周围观的画面。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日本学生看了还鼓掌欢呼万岁。这给鲁迅极大的震动,原来以为学医可以医治中国人的疾病,现在才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觉醒;即使身体再健壮,也只能成为杀头示众的材料和麻木不仁的看客。所以鲁迅决定放弃学医,而用文艺作武器来启发中华民族的觉醒,改造国民的思想。因此,当1906年春第二学年结束后,鲁迅便毅然从仙台医专退学。

藤野严九郎教授为什么能在当时日本社会普遍轻视中国人的情况下这样关怀爱护中国留学生呢?这是与他热爱和尊崇中国文化分不开的。在藤野先生后来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中谈到“我年幼时在毕业于福井藩校的野坂先生那里学过汉学,所以有一种在尊敬中国圣贤的同时,也应当爱护那个国家的人们的心情。”

鲁迅离开仙台前,铃木、杉村等同班同学为他开了送别会,并合影留念。藤野严九郎先生也特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去,并送他一张照片,在背面题上“惜别”两字。鲁迅在东京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三年后,于1909年8月回国。他始终珍藏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而且把这张照片挂在自己书桌对面的墙上,“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孔,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这张照片现在也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鲁迅还写了一文,高度评价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鲁迅全集》第二卷)

鲁迅和藤野先生自仙台分别后,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但是彼此都没有忘记,都在想念对方。鲁迅晚年向日本朋友写信时,曾多次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可是一直杳无音信。而藤野先生也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后才知道自己学生的消息。在他写的《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中说道:“我对周君的一点帮助,他就那么感动,把我写在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那时我要是知道鲁迅即周树人,是位有名的大文豪,我给他去封信,他该多么高兴啊!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实在遗憾!我因为住在农村,社会上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了鲁迅逝世消息,深感悲痛……在此谨对因我的一点点照顾那样感恩不尽的周君之灵,表示深切的哀悼,同时祝他家属身体健康。”藤野严九郎先生于1945年8月去世。

1960年,日本人民为了永远纪念鲁迅这位曾在仙台留学过的中国文豪,在广濑川畔青叶山下风景秀美的地方,建立了一座鲁迅纪念碑。1964年,日本朋友又在藤野先生的故乡福井市足羽山山巅上建立了一座藤野先生纪念碑。把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那张照片头像和“惜别”两字放大后刻在石碑上,碑文“藤野严九郎碑”六字乃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所题。这两座纪念碑,既是记载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贵的纪念碑,也是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里程碑。

正文 第二十六章 宫崎滔天——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

《革命评论》受到中日两国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欢迎和赞扬。在“飞雁纷纷”专栏里刊登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来信。如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来信称,读完该刊“痛快无比”。《民报》、《万朝报》、《新世纪》等中日报刊也来函祝贺。一些同盟会员和留日学生写信或作诗表达其感情。一封来信说拜读贵报“不禁无限热血奋起,三呼万岁”。同盟会员陈家鼎写了《读革命评论有感》诗12首,其中一首写道:

位于东京丰岛区西池袋的宫崎滔天故居里,至今还悬挂着孙中山书赠滔天的横幅“推心置腹”,黄兴为滔天夫妇所题横匾“儒侠者流”。在故居中还保存着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其他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大批信件、笔谈、题字手迹与照片等珍贵文物,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宫崎滔天等日本朋友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真诚友谊,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

1905年8月20日,宫崎滔天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并被破例吸收为同盟会会员,他还把自己在东京半多摩郡的住宅提供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行所所址,并在门口挂上民报社的招牌。1906年9月,宫崎滔天邀集萱野长知等日本同志,创办日文半月刊《革命评论》,与《民报》相呼应,向日本人民宣传中国革命。《革命评论》从1906年9月创刊到1907年3月停刊,共出了10期。该刊辟有中国革命大势、东亚记事、志士风骨、革命风流等专栏。滔天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讴歌与声援中国革命。他在《中国留学生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觉醒,中国留学生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中国留日学生“已怀激烈的革命思想,他们的两大主义是建设共和与平均土地,实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他还撰文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革命评论》社与《民报》社之间有着深厚友谊,《革命评论》刊头就是由《民报》主编章太炎亲笔所题。《民报》与《革命评论》还经常互相刊登大幅广告。《革命评论》创刊号上登载了《民报》的六大主义,并向日本人推荐,“欲知中国之新思想,中国民间之实际乃至革命党人之精神意志,不可不读《民报》也”。从《革命评论》刊登的“编辑日志”中还可以看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同盟会领导人与《革命评论》社同人互相来往拜访、宴请欢聚的热烈情景。1906年12月2日,《民报》社在东京锦辉馆举行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革命评论》社全体成员都到会祝贺。会上黄兴请宫崎滔天讲话,并介绍说:“君赞助我国革命事业,备尝艰难险阻,百折犹不挠其志”。全场欢呼声雷动。滔天也当场慷慨陈词,愿以牺牲生命赞助中国革命。会场气氛极其热烈动人。《民报》和《革命评论》都对这次盛会作了详细报道。

同盟会另一位领导人宋教仁也是宫崎滔天的好友,经常来往。1906年10月,宋教仁患头痛病,住院也不见好转,滔天便主动提出接他到自己家中休养。宋教仁受到滔天一家的殷勤招待、照顾,逐渐恢复健康。养病期间,他们还在一起修订《孙逸仙传》。

专制千年是亚东,平权从此唱欧风。

只教点点文章血,流作樱花一片红。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借违反报刊条例为名,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并以不申报发行所地址变更为由,对《民报》主编章太炎提出起诉。宫崎滔天闻讯,立即为之奔走声援,并请日本律师花井、后藤等出庭辩护,还亲自把有关资料译成日文,供辩护律师参考。同年,留日学生编辑的革命刊物《云南》杂志也遭日本政府勒令停刊。滔天又多方活动,终于帮助《云南》重新复刊。

宫崎寅藏(公元1871—1922年),原名虎藏,因其别号白浪庵滔天,故一般人都称他为宫崎滔天。他187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宫崎长藏,开明豪爽,曾设击剑道场。几位兄长都是自由民权主义者,哥哥民藏鼓吹平均土地,弥藏主张帮助中国革命,都对他有很大影响。1897年9月,宫崎滔天在横滨见到了孙中山,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抱负和崇高品质十分钦佩,赞叹“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彼之感想又何其诚挚!”1898年,他把孙中山用英文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上连载,第一次向日本民众公开介绍中国革命派的活动。同年11月,宫崎还邀请孙中山到他故乡熊本县荒尾村住了10天。1900年,宫崎滔天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为之奔走筹措经费和军火,并毅然代替孙中山到广州与李鸿章谈判,保护了孙中山的安全。起义失败后,滔天不得不充当流浪说唱艺人维持生活。1902年,宫崎滔天撰写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着重叙述自己与中国革命党人的交往,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深受中日两国进步青年的欢迎。孙中山亲自为该书作序,称他为“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

宫崎滔天不仅与孙中山而且和黄兴、宋教仁等其他中国革命派领导人之间也有着亲密的友谊。1905年,滔天陪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去找黄兴,一起在凤乐园餐馆吃饭,促成孙黄的联合和同盟会的筹组。1907年和1910年黄兴两次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之时,都把长子黄一欧寄托在滔天家。滔天待黄一欧就像对自己的亲子侄一样。1908年黄兴父子为躲避高利贷者之逼,也一度匿居东京小石川区宫崎家中。滔天虽然自己生活亦相当困难,仍竭力招待他们。1910年,黄兴自日本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滔天也赶到香港,与黄兴畅谈革命的形势。回国后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宣扬黄兴等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后,滔天在上海遇到黄兴,赞誉黄兴为革命操劳,“晚间三时才睡,清早六时就起床,而不感觉疲劳,真是精力绝伦”。1913年,黄兴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通缉,再度流亡日本。当他得知宫崎滔天生活困难,慨然赠款帮助滔天营造新居,并为之题名“韬园”。1916年黄兴在上海病重,滔天又赶到上海探望,至今滔天故居还保存着黄兴病危时其子黄一欧写给他的短笺:“家严病危急万分,请宫崎先生偕佐佐木(日本医生)来救命,万急!”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宫崎在上海参加了吊唁活动。1917年4月在长沙岳麓山举行国葬,滔天又特地从日本赶来送葬。宫崎滔天对黄兴的真挚友情深深打动了当时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和萧植藩(即萧三),他们为此联名写信给滔天,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还希望能“一望丰采,聆听宏教”(《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表达对滔天的仰慕之情。

1907年《革命评论》停刊后,宫崎滔天仍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亲自签发委任状,委托他“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滔天为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购买军火,不辞辛苦、贫穷和危险。有一次,日本东京神乐坂警察署的署长设宴招待,企图收买他,要他提供中国革命者的情况。宫崎滔天当场义正辞严地给予拒绝。孙中山闻讯,特地写信向他表示感谢与敬佩,赞誉宫崎滔天是“血性男子,固穷不滥,廉节可风”。信上还说:“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吾人自问,惭愧何如!”孙中山决定把这件事向中国革命党的同志们广泛宣传,使大家都受到“感激奋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正文 第二十七章 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兴起之际,也正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之时。在这个时期,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互相交流影响,两国民主进步势力相互支持声援,两国青年学生也曾互相访问畅谈。中国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是五四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倡导者。

李大钊(公元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自幼勤奋好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该校聘请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10余位日本教师任教。尽管吉野作造在该校教课只有一年多时间,然而李大钊一直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谊。据吉野在东京大学教过的学生伊藤武雄回忆:1921年秋,当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访李大钊时,李大钊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吉野先生身体健康吗?我是先生在天津教过的学生。”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李大钊曾在自己主编的《言治》月刊上撰文介绍明末遗民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赞扬朱舜水的爱国精神和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1913年冬天,李大钊得到友人的帮助,东渡日本留学,次年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通过课堂听课和广泛阅读各种社会科学书籍报刊,尤其是受到吉野作造、幸德秋水、安部矶雄、河上肇等人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他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以及后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有很大影响。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1915年留日学生集会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的独裁卖国,会上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5月,他毅然弃学归国,投身国内革命斗争。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

吉野作造(公元1878—1933年),日本宫城县人。190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07—1909年应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广泛接触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1910至1913年又赴欧美留学,回国后任东京大学教授,宣扬民本主义思想,并成为以反对军阀专制、拥护宪政为中心的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理论指导者。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每周评论》。同月,吉野作造在东京发起成立了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进步团体黎明会。《每周评论》一创刊,李大钊就寄给了日本的吉野作造和黎明会,并刊登了吉野从东京寄来的希望互相“遥为声援”的信。《每周评论》第7号上刊登了《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一文,详细介绍了吉野作造与浪人会辩论,并组织黎明会的经过。第9号上刊载李大钊撰写的宣传和声援黎明会的文章《祝黎明会》。12号上又发表了他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肯定黎明会是日本新思潮的代表。黎明会的刊物《解放》于1919年5月创刊,吉野立即寄给李大钊,10天以后,《每周评论》23号上就全文译载了《解放》创刊号宣言。黎明会的讲演集出版后,吉野也很快寄赠李大钊。对于黎明会内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某些人对侵略主义的妥协附和,李大钊也在《忠告黎明会》一文中提出了诚恳尖锐的批评。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和大多数日本报刊舆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大肆诬蔑咒骂。而吉野作造等日本进步人士,却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正义,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吉野作造立即给北京大学某君写了一封声援的信,这位某君大概就是李大钊。信中写道:侵略主义的日本不但为贵国青年所反对,也是我们所反对的。“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和平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这封信曾被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中所引用,并赞扬吉野的信使“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也是中国人民心坎中要讲的话。

五四运动期间,吉野作造还在日本《中央公论》、《新人》、《解放》、《东方时论》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表达了他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热情声援和卓越见识。如在《中央公论》1919年6月号上刊登的《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有力地驳斥了日本某些报刊对北京学生运动的种种责难。在《新人》6月号上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一文中还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还明确指出支持中国卖国贼的日本军阀官僚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在《中央公论》7月号和《东方时论》7月号的文章中,吉野严厉批判了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侵华政策,阐述日中两国人民只有在反对两国官僚军阀的斗争中才能实现真正亲善的思想。吉野作造的许多观点是和李大钊的思想一致的。在互相声援中也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在五四运动期间,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交流,吉野作造和李大钊一起倡导和组织了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日教授、学生的互访活动。吉野作造在1919年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首先建议邀请北京的教授一名,学生二三名来日本东京进行恳谈。并把此意写信告诉李大钊,不久就收到李大钊的回信,积极响应吉野的建议并热情邀请他访华。吉野作造认为日中青年交流的计划,不仅是我们少数同志的事,希望今后能成为广大国民的工作。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吉野作造和东京大学教授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1919年秋天,吉野的学生,宫崎滔天的儿子、东京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宫崎龙介访问中国,到过北京和上海。在北京时曾与李大钊、陈独秀及其他进步人士会面交流。当时李大钊写给宫崎龙介的两封亲笔信和一封给吉野作造的信,至今还珍藏在宫崎家中。

由吉野作造倡议、李大钊大力支持的北京大学教授、学生对日本的访问,终于在1920年5月实现。赴日的是北大教授高一涵和学生黄日葵、康白情、方豪、徐彦之、孟寿潜。他们基本上都是李大钊指导和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积极分子。李大钊还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宫崎龙介。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抵日后,与当时日本大正民主运动中的许多进步团体、学生组织、著名的学者、作家、记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广泛接触与交流。他们在东京曾出席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五七国耻(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日期)纪念会、东京大学新人会晚餐会、东京大学辩论部和十七日会的演讲会,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的演说会。在京都,与同志社大学师生举行了恳谈会,还出席了京都民本主义团体六日俱乐部主办的欢迎恳亲会,有京都各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会场上掌声雷动,互相握手,气氛热烈融洽。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在所到之处宣传中国五四运动的真相和反对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官僚的思想,表达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赢得日本进步人士和广大日本青年学生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亲身耳闻目睹了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日两国进步思想的交流和沟通,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北大访日团回国以后,吉野作造即在《中央公论》1920年6月号上发表了《日中学生提携运动》一文,对这次交流活动的意义给予很高评价,指出:“现在日本和中国在精神上有很大隔阂,青年学生之间思想的沟通很有必要,是两国民族真正的亲善。”

五四时期及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说明,尽管19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作为侵略的主要对象,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两国人民长期艰苦的努力,1972年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恢复,1978年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正文 辅文图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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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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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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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干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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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的主要著作《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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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大师空海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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