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 xp1024.com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第一章 史前时期 第一节 北京猿人及年代更早的遗迹

人是由古猿类进化演变而来的。这个现在看来十分简单的道理,长期以来却不为人们接受,直到1929年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之后,才得到世人的公认。

北京猿人洞(即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位于北京市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龙骨山北坡,1921年发现。在1921、1923及1927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三枚人牙,经研究将他们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北京中国猿人”。震惊中外的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则是在1929年12月2日下午发现的,后来还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器和用火遗迹。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中断,而已发现的这批为世人瞩目的珍贵化石,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了发掘工作,并在各次发掘中获取大量化石资料。至1966年共发现了大约代表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10多万件的石器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用火遗迹等。北京猿人洞是世界上发现的材料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人类遗址。

北京猿人洞的文化堆积厚达40多米,大致形成于距今70万年到23万年间,北京猿人则大约在距今46万年前开始居住于此。北京猿人的个子矮于现代人,男子身高约162厘米,女子身高约152厘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低平,眉脊骨粗大,脑壳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量平均为1088毫升,约等于现代人脑量的80%;面部较短,宽鼻子,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整个头部的特征较为原始,与发现于印尼的爪哇直立人接近,但已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猿人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狩猎与采集所得。工具主要是石器,可能还有骨角器,其中小型的石质“尖状器”制作精致,尚不见于世界上其他同时期的遗址中。北京猿人已知熟食,其用火主要取于自然火种,能够保存火种。火的使用完备了人的特征。

北京猿人的发现,为我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为这一学科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40多年来,全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已有170多处,遍布除海南与新疆之外的各个省区。其中人头骨保存完好的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许家窑人、安徽银山人、湖北长阳人、广东马坝人、贵州桐梓人等化石,其年代约距今20多万年前至10多万年前,属早期智人,是研究直立人向智人(现代人亦属智人)发展的重要材料;而北京山顶洞人、内蒙古河套人、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穿洞人等化石,其年代约距今10万年至1万年前,属晚期智人,他们对研究人种起源特别是蒙古人种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分布在华北的重要遗址有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陕西韩城禹门口、甘肃庆阳刘家岔等。分布在东北的重要遗址有辽宁海城小孤山、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齐齐哈尔昂昂溪等。分布在华南的重要遗址有广西柳州白莲洞、贵州普定白岩脚洞、兴义猫猫洞、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等地。90年代还在湖北江陵鸡公山发现了人类在平原活动的居址、石器打制场等遗迹。这些文化遗存的发现,为连接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文化发展序列,说明南北地区的文化联系、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作出了贡献。此外,举世瞩目的蓝田人、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发现,又将我国直立人和旧石器文化的年代提前至距今100万年至180万年。

蓝田人头骨化石,于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发掘出土,属于一个30多岁的女性。其头骨特征较北京猿人原始,如额鳞比北京猿人更为低平,眉脊硕大粗壮,脑量约为780毫升,牙齿比北京猿人更大些,等等。最近测出,埋藏该头骨化石地点的地磁年代,为距今110万至115万年。蓝田人的石器主要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等,都比较粗糙,其中三棱大尖状器,断面呈三角,制作得很有特色。

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元谋盆地边缘的上那蚌村附近河湖相沉积中发现的两枚牙齿,是我国发现年代最老的直立人化石。这两枚牙齿都为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同一成年人个体。牙齿很粗壮,基本形态与北京猿人接近,但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多数学者认为,埋藏这两枚牙齿的地层,其地磁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后。已发现的元谋人石器只有七件,但早在1961、1962年,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发现了32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和烧角,地磁测定的该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元谋人的年代。这说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后,在我国的南方与北方,都已有人类活动了。

第一章 史前时期 第二节 距今七八千年的农业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国之一。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即拥有成熟的农作物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以及灿烂的彩陶艺术。仰韶文化的生产技术成就表明,在此之前尚有一个农业经济的肇始阶段。然而,那时人们生产生活的情景一直鲜为人知。我国的农业始于何时,长期以来得不到肯定的答案。

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河南省零星发现了琢磨精致的石镰刀和石磨盘,其中石镰的形状与现今的铁镰刀相似,呈弯月形、锯齿刃。发现者以为它是年代较晚的收割工具,将它束之高阁。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了埋藏这种石镰的地层年代,使整个学术界大为震动,它是距今8000年前后的遗物。从此,中原地区云集了几路考古发掘队,遍寻这种石镰遗存,揭启了中华早期农业文化研究的序幕。

10多年来,在中原及其邻近地区发现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已有近百处。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命名及其划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大多数学者将它们区分为四个地区,以分布在嵩山为中心的豫中及豫北地区的称为裴李岗文化,分布在冀南、冀中地区的称为磁山文化,分布在关中渭水流域的称为白家文化(亦称大地湾文化或老官台文化),分布在汉中地区的称为李家村文化。

这时期居民的生活状况比仰韶文化要低下,过的是小型永久或半永久的定居聚落生活。居址规模较小,一般设在近河的丘岗上。居住的房屋主要是小型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不足10平方米,也有多次扩建成三四间一组的排房,有台级式门道供出入,室内设烧灶,供煮食取暖,人们就地而卧,就地而食。发现的墓葬通常是成片成群,流行单人葬,也有合葬墓,大都以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随葬,如石工具、陶器等,有的墓设有壁龛〔kān刊〕,专供放置随葬品。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石器制造尚处于磨制技术的初期阶段,打制石器及细石片制成的复合工具仍在使用,铲、斧、镰、磨盘是主要的石工具;也有兽骨、蚌壳等质料制作的工具,如骨锥、骨针、骨箭头、蚌镰、蚌刀等。陶器已在生活中广为使用,制陶业已脱离了人类最初制陶阶段,采用手制,器表打磨光滑,器型基本依用途定型,有壶、罐、碗、勺、杯、盘、盆等,已萌发了原始的彩绘艺术。捏塑的陶猪头、羊头,栩栩如生,是当时的艺术杰作,发现的陶纺轮是当时居民已经掌握原始纺线织物技术的最早实证。值得重视的是,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墓葬中出土的七孔骨笛,已经具备音阶结构,是世界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墓中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甲骨契刻符号,是探索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

当时的社会经济除沿袭以往的采集与渔猎外,已有种植业并饲养了家畜。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黍(大黄米)和粟(小米)。这种农作物的炭化品,在当时的聚落址内时常发现。1976、1978年,在河北武安磁山村东南部还发现了数十座地窖式粮仓。这些粮仓平面呈长方形,长约一米多,宽不足一米,深二至五米不等。粮仓内堆积着已炭化的粟粒,口部以厚厚的黄土封堵,可以推算当时未经炭化的粟粒可能载满粮仓。这是现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储存小米的粮仓。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发现的整猪埋坑现象,既体现了当时的原始宗教意识,又表明了当时猪的饲养已有一定的数量。发现的家鸡遗骸则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发现。

随着中原地区早期农业文化研究的突破,在长江流域、北方的辽河流域以及华南地区,也先后发现了距今7000年前的农业文化遗存。其中,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档遗址的发掘,获取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的资料。

彭头山遗址地处洞庭湖西北部的澧水冲积平原上,为低岗遗址。1988年发掘了400平方米,发现有平地起建的房屋基址和18座墓葬。出土的石工具多见打制石器和细小石器,磨制石器较少,主要有穿孔坠饰、石管、小型斧等。陶器都为泥片贴塑制成,形状原始,有罐、釜〔fǔ斧〕、盆、钵〔bō播〕等。在陶器上以及制作陶器的泥料中,发现较多已炭化的植物颗粒,初步观察,可能是稻壳、稻谷。经对出土物的分析和年代测定,彭头山遗址的年代,早至距今8000年前,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接近。

八十档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东北的梦溪乡五福村,西南距彭头山遗址约25公里,周围地势开阔平坦,遗址略高于周围地面一至二米。1993、1994年两次发掘,发现了一处年代与彭头山遗址相当的围壕和围墙聚落址。它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三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二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有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具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

农业的出现,人类才能最终摆脱采集渔猎的游荡生活,转入以定居为依托的改造自然界的农耕畜牧经济。近10多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我国的原始农人就活跃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在黄河流域及其北方地区最先种植了黍和粟,在长江水系及其南方地区最先栽培了稻。他们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发明,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章 史前时期 第三节 半坡、姜寨等原始聚落遗址

我国的早期村落,由于年代久远,都已湮没于地下。1954—1957年,我国首次对西安半坡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为了解我国距今6000年前的村落,启开了一扇窗户。

西安东郊的半坡村落址,面积约30000平方米,已发掘了约10000平方米。村落由一条深五至六米、宽六至八米的大防卫沟环绕,房子和大部分的窖穴、家畜圈栏以及小孩瓮棺葬群集中地分布在村落中心,并以一条小沟区分为两片,每片里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干座小房子。大防卫沟以外的村北是公共墓地,烧制陶器的窑场则在村子东头。

半坡村落址没有全部发掘,但它的发现为日后发掘完整的姜寨村落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姜寨村落址位于半坡村落址东北15公里,临潼县城北约一公里的临河东岸上,南依骊山北麓,遗址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1972—1979年,历经八年11次发掘,揭露17000多平方米,在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一个保存基本完好、距今约6600—6400年的原始村落址。这一村落址是经过前后多次增建、扩建,最后形成的村落址,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窑场等三个部分。

居住区位于中部,呈椭圆形,面积约26000平方米。东、北、南三面挖设大壕沟环绕,作为对外的防御设施,西南部则以临河作为天然屏障。壕沟内侧,每隔一定距离设一小房子作为哨所,以瞭望村外情况。居住区的正门通道在西南部,那里紧靠临河。临河是当时居民日常生活的水源,制作陶器的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场也设在河旁。

居住区中央为一空旷的广场,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集体活动的公共场所。靠广场西边,设两处面积约50平方米的家畜圈栏。环广场四周,分五个方位建造房屋五组约100座。每组房屋约20座,以大型房屋为主体,周围环绕中、小型房屋,每座房屋的门都开向中央广场。大房屋平面呈方形,面积近百平方米,最大的一座达124平方米,室内设灶坑、灶台,置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种大房屋除作为居舍外,可能还是当时的议事中心。中型房屋平面亦呈方形,面积一般在20—40平方米,室内亦有灶坑及日常生产、生活用具。小房屋数量最多,平面有圆形、方形两种,面积约15平方米,同样设有灶坑,放置着生产、生活用具。中、小型房屋都是当时的居舍。储藏食物、用具的窖穴大都在房屋附近。

公共墓地位于大壕沟以东,由北而南发现了三块。墓地中埋的都是成年人,而婴儿大都装入大型陶器中埋于房舍附近。三块墓地共埋入170多人,这些人数与村落的规模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可能另有其他几块墓地已遭破坏。

姜寨村落址的再现,为研究黄河流域、距今6500年前后的村落形式及其体现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研究者推测,村落中以大房屋为主体的一组房屋,其居民可能是当时社会最基层的生产、生活单位,而五个这样的社会基层单位组合成这个村落集体。姜寨村落址的总体布局,充分体现了当时按组管理、众心向一、共同劳作、平等分配的原始大农业的生活场面。这种村落形式,在距今6000年前后,可能散布于黄河流域。

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与黄河流域以及北方地区不同,其村落的布局形式可能也不相同,但迄今尚未揭露出完整的原始村落址。1972年,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长屋的发现,为了解长江水系、距今约5500年前后的村落形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

下王岗长屋为地面建筑,座落在淅川县城西南35公里的低岗上,东、南、北三面丹江环绕。长屋大体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宽约八米,长约84米,有房29间,另在长屋东端向南拐出三间。整个建筑分作20个单元。每个单元都设一个户外门道,室内布局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内间,第二种是一个门厅、两个内间,第三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外间、一个内间,第四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外间、两个内间。每个单元房的室内面积约15—39平方米不等,灶都设在内间。长屋的大门都面向东南,东端向南拐出的三间房屋的大门面向西南,门宽约56—125厘米,有的还设有门槛。屋墙以木柱架荆笆建成,壁面用草拌泥抹平。室内居住面垫上土,并铺设竹片编物。地面和墙都经火烧烤,比较坚硬。长屋前后有用红烧土铺成的硬面,作为活动场所。

下王岗长屋的平面结构,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房屋设计原理,体现了一种较为进步的社会组织结构。研究者推测,这栋长屋的居民是当时的一个社会活动集体,可能就是一个大家族成员的居所;而各个单元则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单位,可能就是大家族下各个家庭成员的居舍。

198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一座属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殿堂式建筑。该建筑址坐北朝南,有主室以及左、右、后三室组成,前面设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场地。主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6米,进深约八米,室内面积约131平方米,朝南设三个门,正门设在正中间,并设有内门道和外门篷,其左右两侧各开一旁门。值得注意的是,主室的地面是采用料礓石烧制的人造轻骨料与胶凝材料铺设的,经检测,其地面还相当于现今100号砂浆水泥地面的强度。整个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形成一个规模宏伟、结构复杂的建筑群体。它不仅体现了距今5000年前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设计工艺成就,而且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机构已达到了空前发展的地步。

与大地湾大型殿堂式建筑的年代相当,但规模更大的建筑址,于1994年在甘肃省西峰市南佐疙瘩渠遗址发现。疙瘩渠大型房址为西北—东南向的长条形,南北长35米、东西宽约18米,室内面积约630平方米。南边为敞开式。墙体为平地板夹夯筑,板宽约0.35米,长2.3米,残高2.6—2.8米,墙体内外壁均烧烤,东墙与西墙顶端均为人工转角抹光。室内经垫土夯筑,高于室外地面。室外北、东、西三面墙基下修有散水面。此外,还发现有四座房址围绕这座大型房屋分布。这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板筑墙体的房屋建筑,体现了早在距今5000年前仰韶文化所具有的建筑技能。

第一章 史前时期 第四节 姜寨、王因和柳湾等原始氏族墓地

我国发现的原始氏族墓地已有数百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70年代发掘的姜寨墓地、王因墓地和柳湾墓地。

1975年,在陕西临潼县姜寨原始村落址的广场上,发现了埋葬2000多人的大型墓地,后来弄清楚这片墓地是在原村落废弃后才开始形成的,其年代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这一墓地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保存完整,发现墓葬180多座。墓葬都为长方形或方形土坑,大小不一,最大者长3.4米,宽2.4米,最小者长0.51米,宽0.37米。墓葬分布极为密集,在墓地中心部位,互相叠压的墓葬不胜计数。墓中的人骨,大都是暂埋若干时间后,再拾取主要骨骸重新安葬的二次葬。其中130多座墓是合葬墓,少则二人,多则达80多人,一般在20人左右,都是不分性别、不论辈份、男女老少合葬在一起。单人葬有50多座,其中单人一次葬有32座,葬式大都取仰卧伸直的姿式。随葬品一般是一墓一套,有的多人合葬墓则随葬两套以上,种类以陶器为主,也有石器、骨角器等,大都是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其中有些墓中还随葬着一套绘画工具,如带盖石砚、小研棒、水杯及赤铁矿颜料块等。180多座墓共埋葬了近2200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埋人数量最多的一处原始社会的墓地。

在已发现的仰韶文化近百处墓地中,最能表明死者之间亲疏关系的要数1958—1959年发掘的陕西华阴横阵墓地。横阵墓地位于居住址的东南部,在保存的200平方米内发现三个大坑套小坑的复式合葬墓,间以八座普通合葬墓,三个复式合葬墓是当时按亲属关系区分群体的主要实证。复式合葬墓是先挖一个东西宽约二至三米,南北长约10多米的大坑,在大坑内南北向再挖数个小坑,尸骨埋于小坑中。其中一座大坑中有七个小坑,另一座大坑中有五个小坑,还有一座大坑部分已破坏,只存留三个小坑。每个小坑中埋人骨4—12具不等,这些人骨都属二次埋葬,男女老幼合葬在一坑,头向朝西,内置一两套日用陶器作为随葬品。累计一个复式合葬墓内约埋葬40来具人骨。这三个复式合葬墓埋的应是当时整个村落中的人员,而其内的小坑中埋的应是各个家族的成员;隔一定时间后,又以村落为单位,对后来死亡的人员进行集体二次埋葬,形成又一个复式合葬墓;再隔一定时间后,又举行一次,形成了第三个复式合葬墓。这种葬俗体现了当时的村落是几个大家庭共同组建的。

王因墓地位于山东兖〔yǎn演〕州市王因村南部,在1975—1978年间的发掘中,发现墓葬899座,是黄河下游地区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史前墓地,其年代约距今6000—5500年,属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多为长方形浅坑,长约1.7—2.3米,宽约0.5—1.3米。约有20%的墓随葬有日用器物及仿制的明器,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个别的墓还随葬具有特殊含义的龟甲和獐牙等物件。大多数的墓葬是单人仰身直肢葬。约30座墓是仰身直肢的合葬墓,合葬者少则二人,多则五人,大多数是同性合葬。二次葬墓约200座,分为单人和多人两种,二次多人合葬墓的埋葬形式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二次多人合葬墓的相同,少则二人、多则达24人,但这里的合葬者大多为同性,一般无随葬品。史前同性合葬墓最早发现于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中,而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则是地处黄河下游的王因墓地。墓中的成年人骨通常被拔除上侧门齿,枕骨、颌骨也都被人工变形,这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生前流行的一种奇特习俗的反映。

1974—1978年,在青海乐都县柳湾村后山坡上发现了1700多座墓葬,是我国史前考古中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墓地。墓地位于湟水北岸向阳山坡上,按东西走向的山势分为三个墓区,东、中区以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的墓葬为主,其年代约距今4500—4000年前,西区以齐家文化墓葬为主,其年代约距今4000年左右。

马家窑文化的墓葬约1100多座,大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为洞室墓;而且大小不一,大者墓长约四米,小者墓长约一米。洞室墓在墓道与墓室之间往往插有成排的木棍或木板,以封堵墓室。有的墓用木棺或垫板作为葬具,埋一人的墓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部分为二次葬。合葬墓发现较多,一墓葬二至七人不等,都是一次埋入,或并排埋葬,或上下叠压埋葬。这些合葬墓大都是夫妻合葬,或是家庭成员合葬。墓中普遍随葬陶器,大都为彩陶,有的墓陶器堆满墓坑,远远超出个人的实际需要,当是财富的象征。墓中出土的陶器计有万件之多,其中外壁塑成裸体女人像的彩陶壶,是当时的艺术精品,边缘刻锯齿的小骨片是当时记数的体现,发现在彩陶壶上的130多种符号,表明了当时简单记事的手法。

齐家文化墓葬约360多座,这些墓葬亦分为两种,即长方形竖穴土坑和洞室墓。多数墓的葬具是以圆木挖成的木棺,木棺一般长1.7—2米左右,宽约0.5米左右。绝大多数墓为单人葬。约20多座是二至七人的合葬墓。二人合葬墓大都是成年男女合葬,男的仰身直肢埋在棺内,女的侧身屈肢埋在棺外。多人合葬墓中,棺内的男性骨骼一般较为完整,而棺外的骨骼大多残缺不全,有的仅剩头骨。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种类有陶器和石、骨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以及装饰品。通常有木棺的墓随葬品较丰富,多达30多件,无木棺者随葬品则较少,有的甚至无随葬品。这些现象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

第一章 史前时期 第五节 西水坡、洪山庙及朱封等几座特殊的墓葬

这三座大型木椁墓的随葬品都很丰富,有各种精美的陶器、骨器、玉器等。陶器有鼎、鬹〔gui规〕、罍〔lěi垒〕、豆、盆、三足盆、盂、盒、蛋壳陶杯等。玉器有钺、刀、环、簪〔zān赞阴平〕、头冠饰、坠饰等。其中玉簪呈半透明的乳白色,两侧有三个浮雕人面像,长10.3厘米。头冠饰长23厘米,有玉笄和扇形镂孔透雕组成,其上镶嵌绿松石,极为珍贵。此外,棺椁间还发现多处彩绘木器朽腐后的痕迹,颜色有红、黑、黄、灰、白等多种;有的还出鳄鱼骨板、猪下颌骨等。

朱封大墓不仅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而且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重椁和单椁大墓,对后世埋葬中的棺椁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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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仰韶文化蚌壳摆塑龙虎与人骨平面图

西水坡发现的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共有三组,呈南北一字形排列,各相距约20和25米,第二组还有鹿等动物的形象,第三组的龙背上似骑着一人。对这三组龙虎图案含意的解释,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过多数学者认为,龙曾作为华夏祖先的图腾崇拜物,虎又似神威权力的象征,第一组龙虎之间的男性老人死后由龙虎伴随,至少表明他生前的身份在当时是受人尊敬的。

1987年,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坑作盾形。在墓中部有一具老年男性骨架,大体呈头南足北的仰卧直肢姿式,在其东西两侧有以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在龙虎外侧以及老年足端外侧的三个方位又有三具青少年骨架以及一对腿骨和一堆三角形蚌壳。这是一座什么性质的墓葬,目前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蚌壳龙虎与其外围的三具青少年骨架不是同时埋入的,而与龙虎之间的老年男性骨架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年代距今6000年(图1)。

两座重椁单棺墓形制基本相同。其中一座墓圹长6.3米—6.44米,宽4.1米—4.35米,深1.48米—1.72米,内椁之外为高0.25米—0.35米的生土二层台,外椁即置于生土二层台上,在外椁之外又筑成熟土二层台,这样从墓口至墓底形成有三个台阶。外椁呈井字形,长4.65米,宽2.75米,残高为0.34米—0.52米,厚0.12米—0.16米。内椁亦呈井字形,长3.85米,宽1.6米、残高0.5米—0.55米,厚0.12米—0.15米,内椁上有盖板。内椁中的木棺置于两根垫木上,棺长2.6米,宽0.58米—0.6米,残高0.3米,壁厚0.05米—0.12米。棺内葬一人。另一座重椁单棺墓,还在棺的一侧设有边箱,在内椁的外端设有脚箱,开棺椁墓中边箱与脚箱之先河,棺内葬一女性,死者手握獐牙。发现的单椁单棺墓,部分已被破坏,规模也相当大。墓长6.68米,有生土二层台,椁长4.38米,椁顶有横梁与盖板。棺长2.64米,宽0.72米,棺一侧设小型边箱。

蚌壳龙位于老年骨架的东侧,头北尾南,长1.78米,昂首曲颈,弓躯伸尾,其形状犹如在腾飞。蚌壳虎位于老年骨架的西侧,虎背与龙背相对,相距约1.5米,亦是头北尾南。虎长1.39米,头微低,尾下垂,四肢交递,其形状好像在行走。这对龙虎都是用未加工的自然蚌壳摆塑而成,整个造型富有立体感。其中龙型图案是迄今在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发现。

1989年在河南汝州洪山庙发现了一座罕见的瓮棺丛葬墓,其年代距今5500年前后。该墓为长方形土坑,东西长6.2米,南北宽3.5米,深约0.5米,东南角部分已被破坏,墓底铺一层厚约10厘米的细黄土,墓内有136具以陶缸、器盖或钵为葬具的瓮棺,南北横向排成11排。每具瓮棺内葬一人,均为二次埋葬,男、女、老、幼均有,年龄最大者已逾60岁,最小者在10岁以下。每座瓮棺的底部均有一个圆形穿孔,而且是在烧制前穿透的,表明它们都是作为葬具专门制作的。这种将百余人埋在一起的瓮棺丛葬墓,体现的何种社会风尚及历史背景值得研究。然而,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这些瓮棺葬具上还饰有彩绘或堆塑人物、蜥蜴等。彩绘图案为人物和动植物。人物图案一般画出人体外形,不绘五官。动物图案有鸟、龟、鹿、蜥蜴、鱼纹等,形体已有抽象,局部特征多加以夸张。植物图案有叶纹、连续树枝纹等。此外,在个别女性瓮棺葬具上绘有男性生殖器图案,反映了当时已存在男性生殖崇拜的意识。

朱封大墓位于山东临朐县南约五公里的朱封遗址上,1987、1989年发掘了三座木椁墓,其中两座为重椁单棺、一座为一椁一棺,属山东龙山文化晚期,是至今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规模最大的木椁墓。

1993年,在湖北黄梅,南距长江约25公里处的焦墩遗址上发现一条用河卵石摆塑的龙图案,其年代约距今6000—5000年。龙摆塑在红烧土上,全长4.46米,头西尾东,昂首张口,口吐长舌,龙身呈蛇身鱼尾,腹下有爪状双足,颇为生动。西辽河流域的龙型堆塑,于1994年发现于阜新查海遗址上,属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条龙图案。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摆塑在遗址中部,全长近20米,龙身宽约二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在龙的北部为一座面积约120平方米的大房址,在龙的南侧发现有排列紧密的墓葬和祭祀坑。这种平面布局关系,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龙在当时的社会中就具有特殊的含义。

第一章 史前时期 第六节 兴隆洼文化聚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

兴隆洼文化聚落址与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位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他们的发现充分展现了距今7000—5000年前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化不仅有别于中原地区,而且是相当发达又具有神秘的色彩,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兴隆洼聚落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部山梁的西南坡,1983年以来发掘了约30000平方米,是长城以北地区,我国发掘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处原始聚落址。兴隆洼聚落址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166—183米,四周以大沟环绕,沟宽约1.5—2米,深0.55—1米。聚落址内的房址排列大体呈西北—东南方向,共约10排,每排约10组房屋,次序井然。这些房屋都是半地穴式,平面近方形,有的为长方形,大小不一,大的面积约60平方米,最大的一间面积达140平方米,小的房屋面积约20平方米。室内设有烧灶,有的房屋内还设有窖穴或埋有墓葬。个别房屋内还遗存有木炭,可能是房屋木结构部分的残存。房屋内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有锄形器、铲、斧、凿、磨盘、磨棒等,也有骨锥、骨匕、鱼镖等骨质工具;生活用具主要是缸、钵等陶器,器形较为简单。兴隆洼聚落址的年代,约距今7000—8000年间,早于关中地区的姜寨聚落址约1000多年。

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地处凌源、建平、喀左三县境内的大凌河河谷地带。祭坛址位于其东南方的东山嘴后的山梁前端,面临大凌河,并与隔河的一座山口相对;神庙则在祭坛址西北约50公里外名叫牛河梁的山梁之上,其南四公里有一座山势突兀、形似猪首的山头与之遥遥相对。神庙以东是山梁下一片开阔地,环神庙西一南方位的山丘上,分布着10多座积石冢。

1982年发现的喀左东山嘴祭坛址,是以相当讲究的石材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其内的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其内耸立着许多大石条,石条高约85厘米,朝上一头为锥形,排列密集,祭台上出土有双龙首玉璜等物件。中轴线的南部是一圆形祭台,北距方形祭台约15米,直径约2.5米,台内原置有一群小型裸体孕妇塑像和几个大型坐式人物塑像,出土时都倾倒在祭台外侧。这些小型孕妇像,头部大都残缺,高约五厘米,腹部凸鼓,臀部肥大,阴部刻纹清晰,通体打磨光滑,身上似涂红彩,可能是当时祈求丰产的偶像。大型坐像约当真人的1/2,头部亦残缺,双手交叉于腹部,盘膝正坐,可能是当时祖先崇拜的偶像。这些距今5000年前的人物塑像,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她们坐落在南北方圆对应的祭坛上,应该是当时祭祀的对象,方形祭台中的大石条可能是又一种祭祀对象的象征物。所以这里是5000年前人们从事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

牛河梁神庙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1983—1985年的发掘表明,其建筑结构比较复杂,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南北长18.4米,东西残宽6.9米,主室位于该建筑南北中心部位偏北处,平面略呈圆形,在其东、西、北三面各有一室与主室相通。单室建筑位于多室建筑以南约2米,面积约16平方米。在这组建筑的墙壁上发现有彩绘图案,图案以赭红间黄白颜色交错绘成,有三角形几何纹、勾莲纹等,华丽壮观,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

在主室中除发现有猪龙、禽爪等泥塑件外,还发现了分属六个个体的人像泥塑残件,有头、肩、臂、乳房、手等。人像大小不一,但都属女性,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主室中心部位,约为真人的三倍。在其侧旁发现一个中型人像的头部,保存较为完整,大小与真人相当,其发顶部分缺失,高22.5厘米、颜宽16.5厘米、通耳宽23.5厘米,额顶发迹平直起棱,眼窝较浅,眼内嵌圆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低鼻梁、阔嘴、双唇涂朱,颜面涂红彩,似为蒙古人脸形。这些大小不一的女性塑像大都是坐式,其坐次可能有中心、层次之分,都是当时供奉的女神,可能就是神化了的祖先崇拜的偶像。因此,这组建筑是一座女神庙。

积石冢已发现六处,分别相距神庙约750—1100米。其中1983年在神庙南部发掘的一处有四座积石冢,东西向排列,全长110余米,中间的两座,一为方形、一为圆形。方形积石冢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8.7米,残高约1.4米,东、西、北三面以大石垒砌外墙,墙上覆盖积石,墙内积石近3米宽,1.2米高;冢中央为一石砌方台,边长3.6米,现高0.5米,其中心以石板为椁构成墓室,墓室东西长2.21米,宽0.85米,高0.5米。圆形积石冢位于方形积石冢以东二米,由内外三圈淡红色石桩围成,呈内高外低的圆坛,圆坛外圈直径约22米,内圈直径约11米。这一圆坛可能具有墓祭的性质。在方形积石冢以西3米是一长方形积石冢,东西长26.8米,南北宽19.5米,设有内外石墙。在内墙内侧发现一排24件彩绘红陶筒形器,可能具有特殊的用意。在南内墙外,发现石板墓15座,这些墓都以竖置的石板或平垒的石块构成墓壁,墓室大小约容身,墓顶以石板或石块封盖,墓中一般以玉器随葬,多者五件,种类有玉箍形器、环状玉猪龙、玉璧、玉勾云形饰、玉环等,件件制作精良。

牛河梁积石冢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冢内大小墓有别,是我国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最大的积石冢群。它们以神庙为中心,成组分布,各居山头,并在50公里范围内,与神庙以及东山嘴祭坛一起构成一个具有等级关系的神圣地带,体现了当时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存在着一个富有浓厚宗教色彩、已相当发展的社会组织。

第一章 史前时期 第七节 河姆渡遗址与良渚文化祭坛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余姚县河姆渡村东北,1973年在这里发现了一种与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其年代早至距今7000年。这一发现改变了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远古文化摇篮的传统观点。

与黄河流域的半地穴居址形式不同,河姆渡遗址上发现的约距今7000年的建筑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木构干栏式房屋。当时建造这种房屋已使用了榫〔sǔn笋〕头卯眼等细木工榫结合的技术,其中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以及企口板的发明,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发现的最大一栋干栏式房屋,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其内分隔成若干小房间,并设有前廊过道。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河姆渡遗址是这种建筑形式的最早发现。

稻是当时的主要栽培作物。稻谷、稻壳、茎叶普遍发现于居址内,其混杂堆积达20—50厘米厚,最厚处超过一米。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发现的代表性水田耕作工具主要是骨铲,有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制成,有的有銎〔qíng琼〕有穿,以捆装木质把柄,还发现有木耜、石斧、石刀、舂米木杵等工具。与农业定居生活相依存的家畜饲养业也有一定的规模。猪、狗的骨骸在遗址中普遍发现,猪的形象还作为丰收吉祥图案标志在陶器上,或被制成陶塑模型。此外,饲养的家畜可能还有水牛。

当时的手工业已有多种门类,除木器、陶器制作业外,还有骨器制作和编结纺织等。编结可能已使用原始腰机,发现的芦苇席残片是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制作的骨器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似蚕纹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艺术。外表涂生漆的木碗,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丰富多彩的稻作农业、家畜饲养业以及手工业遗存,展示了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后即已拥有充分发展的农业文化成就,而1986年以来发现的良渚文化的土冢、祭坛、中心聚落址与神徽玉器则进一步表明这一地区在距今4800年前,其原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后世的神权与王权意识在这里已经有了初步而形象的反映。

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土冢,位于杭州市余杭县雉山村南侧的反山土冢。现存的反山土冢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高四米。1986年在反山土冢西半部发现的11座墓葬,规模都较大,一般长三米,宽约二米,深1.3米左右,墓内原可能有外表涂朱的木棺。每墓都有大量的随葬品,种类有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其中被后世视为珍贵礼器品的玉器成批出土,最多一墓有170件(组),铺满墓室。在出土的3200多件玉器中,种类主要有琮〔g丛〕、钺、璧、璜、佩、冠饰、三叉形器、瑗、牌饰、杖饰、带钩、串珠以及鸟、鱼、龟、蝉等,大都精美绝伦。其中琮、钺、璧等玉器是当时的高级礼仪用品,最大的一件玉琮,高17.6厘米,重达6.5公斤,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冠。

发人深思的是,在琮、钺、冠状饰以及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通常雕刻有繁褥的图案装饰,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繁简不一的神像图案。完整的神像图案为阔嘴露齿、宽鼻、圆目睁睛,满首羽冠飘然,耸肩叉腰、腰系饰带,鸟足蹲踞,全身以兽面纹装饰。这种神像有的极小,需借助放大镜方能观察,但刻纹线条流畅、细如毫发,体现了距今4800年前太湖地区的玉雕技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整个神像图案似神人兽面结合,表现了威严无比、气贯长虹的气概,充满了良渚人的信仰与追示。将这种神像雕刻在玉琮、玉钺等重器上,由当时的上层贵族所执,表明这种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

良渚文化的祭坛墓地位于反山土冢东北五公里的瑶山上。祭坛经过精心设计,为近方形的漫坡状,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为内外三重。中心为红色土方台,四边长约6—7.7米,红土外围为灰色土填充的围沟,灰土围沟外是用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围台,围台面铺砾石,边缘以砾石叠砌。这座祭坛由多色土构成,衬托了祭祀场所的神秘色彩,开创了后世多色土祭坛建筑的先风。

祭坛上分两排埋葬着12座墓,各墓都出有成批玉器,其中以埋在中心红色土台上的墓葬出土玉器最多,有的多达148件(组)。这批玉器制作精良,种类有富有神秘色彩的玉琮、透雕玉冠、冠状饰、三叉形器等,其上也大都雕刻有神徽,使人望而生畏;还有象征权力的玉钺、龙首牌饰;也有鸟、璜、带钩等装饰品和嵌玉漆器等高级用品。这些墓主生前很可能是祭祀苍天、大地、神灵的祭师或巫觋〔xí习〕。

除反山与瑶山外,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高台土冢、祭坛墓地,还有浙江余杭汇观山、海宁大坟墩、余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昆山赵陵、常熟罗墩、武进寺墩等地,几乎遍布太湖地区。而与大型高台土冢、祭坛墓地相应规模的大型建筑址,则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中心部位的莫角山遗址。

莫角山遗址是一处经人工修筑的台形基址,东西长约73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围地面平均三至五米以上。目前已在遗址上发现了一处面积超过14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和另一处留有三排颇大柱洞的夯土基址。夯土基址由9—13层泥、沙层间隔筑成,厚约50厘米;三排大柱洞,排间距约1.5米,柱洞坑口径约0.44—1.35米,深0.21—0.72米,内有直径约半米以上的木柱灰。另还发现了数米长的大方木,多处经火烧过的大量土坯堆积。这些表明这一大型台址上曾建有规模空前的巨型建筑物。当年它那高大雄伟的形象,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使人惊叹的是,在莫角山大型台址周围约12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各类大小遗址40余处,其中瑶山、反山、汇观山等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遗址而存在。莫角山遗址上的大型建筑物,很可能是良渚人最高统治者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场所。

反山土冢、瑶山祭坛墓地与莫角山大型台基及建筑址的发现,充分显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人的精神世界与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良渚文化的社会在那时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然而,良渚文化成就的消失如同它的发现一样引人瞩目。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以后的近千年内,还没有发现可与发达的良渚文化成就相比拟的文化遗存。良渚人创造的文化精华,在良渚人之后流向了何方呢?

第一章 史前时期 第八节 距今四千年前的几处城址

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是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目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了20多座。这些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我国城市的起源、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最早发现于河南省,目前已在河南省发现五座。它们分别是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偃城郝家台、辉县孟庄、郑州西山。此外,早年在安阳后岗也发现过一段夯土墙。

王城岗城址是最早发现并确认的距今4000多年的城址,位于登封县告成镇西约一公里的台地上,1977—1981年的发掘表明,它是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城址组成。东城的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其中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西城与东城合用一城墙,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西城的南墙与西墙的基础槽以及筑墙夯土层尚存于地下,其中西城墙基础槽口宽4.4米,底宽2.54米,深2.04米,夯层厚度约10—20厘米。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的东段亦被河流冲毁,其西段残长约29米。西城的西南城角与西北城角都接近90度,表明西城平面也是方形,其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西城的南墙东部与东墙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这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从两座城址的残存情况分析,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建筑的。

在王城岗城址内已发现有多处夯土建筑遗迹,但都遭破坏,原貌不辨。此外还发现一些经夯筑的圆形土坑,坑内填埋有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少者两具,多者七具,有的数坑相连一次填夯。这种现象可能与重要建筑遗迹有关,属奠基坑。王城岗城址的年代约早至距今4300年,该城址面积不大,其职能可能是作为防御作用的城堡。

孟庄城址是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它位于辉县孟庄镇东部坡地上,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故道,1992年发现。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城墙长宽均约400米,总面积16万平方米。除西城墙外,其余三面城墙保存较好,由主城墙和两侧附加部分组成。主城墙顶宽5.5米,底宽8.5米,残存高0.2—1.2米左右,部分地段高2米,系采用集束木棍层层夯筑而成,夯层厚约8—15厘米。主城墙内外两侧的附加部分宽约10米,是后来的修复所致。城墙外侧有一周护城河,河底距地表深5.7米。孟庄城址建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年代约距今4300年左右。

平粮台城址是目前所知保存较好的一座,位于淮阳县东南四公里的大朱庄西南,面积约50000平方米,高出附近地面约三至五米,其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1979—1980年的两次钻探、发掘表明,该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城墙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即先在城墙的内侧夯筑一高1.3米,宽0.8—0.85米的小板筑土墙作为城墙的内壁,然后在其外侧堆土夯实,逐层加高到超过小板筑墙的高度,再堆筑出城墙的上部。城墙残高三米多,顶部宽约8—10米,底部宽约13米。已发现南北两门,均位于南、北城墙的中部。其中南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卫房依城墙用土坯垒砌,房门相对。门卫房南北长4.2—4.4米,东西宽3.1—3.3米。东西门卫房之间为城门通道,宽约二米。在门道之下设有排水系统,即在门道下挖一条北高南低、上宽下窄的沟渠,沟渠上口宽及深各约74厘米,沟渠内铺三条陶质排水管道,沟底铺一条,其上并列铺两条,管道周围以料礓石和土填实,其上再铺上作为门道路面。发现的排水管道残长约5米多,是多节套接而成,每节长0.35—0.45米不等,近直筒形,一端稍细、径为0.23—0.26米,另一端较粗、径为0.27—0.32米,每节管道小口朝南,套入另一节管道的大口内,如此节节套扣。这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

平粮台城址内已发现10多处长方形排房建筑址,这些房屋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为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作为建筑材料。其中位于城内东部偏南的一处排房为平地起建,东西长12.5米,南北宽4.34米,土坯墙宽0.34米,分作左、中、右三室,三室各有一向南开的门,门宽0.7米,南北屋墙外设有散水坡。城内出土的遗物大多为陶器,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个灰坑内发现了一块铜渣,表明当时已初步掌握了冶铜技术。

迄今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有13座,其中四座分布在泰沂山地北侧,八座分布在鲁西,一座位于鲁西南。这些城址有的分布密集,呈现出城址林立的局部图景。

泰沂山地北侧的四座城址分别是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邹平县苑城乡丁公,临淄县田旺和寿光县孙家集边线王。其分布范围东西约100公里,南北约40公里。城子崖距丁公直线距离约50公里,丁公距田旺、田旺距边线王均不足40公里。它们的始建年代,前后相差不过三四百年。

边线王城址经过1984—1986年的三年发掘,发现该城址是由里外两座城组成,外围的大城是在里面的小城被破坏之后就地扩建而重新建造的。小城址位于大城址中部稍偏东南,平面为圆角方形,每边长约100余米,面积约10000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道。大城址平面亦为圆角方形,每边长约240余米,城内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在四边城墙的中部各开一城门道,其中已发掘的西、北两个城门的城墙缺口,宽度相同,约10米左右。城墙夯筑而成,仅发现城墙基槽部分。城墙基槽的构筑工程浩大,为斜坡沟状,深约六至七米,口部宽约七至八米,最宽处约有10余米,基槽逐层填土夯实,夯层厚约5—15厘米不等。在基槽夯层内还发现了埋置有人、狗、猪的骨骸和陶器的小墓坑,这是在筑城时特意埋入的,可能与奠基习俗有关。

丁公城址发现于1991年,平面略呈方形,城内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1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墙宽约20米,残高约1.5—2米。城墙外侧有宽20余米、深三米的巨型城壕,这是首次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的城壕。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城墙边一个灰坑内的陶片上,还发现了11个刻符,经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是不属现行汉字系统的原始文字。

城子崖城址最早发现于1928年。1990年的发掘表明,城子崖城址实际上是三座,分别建于周代及其以前的三个时期。其中最早的一座属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平面近方形,东西宽430余米,南北最长约530米,占地约20万平方米。城墙部分已被破坏,但四面城墙墙基尚完整地保存于地下。东、南、西三面城墙较为规整,北面城墙弯曲并向北外凸。残存的城墙距地表2.5—5米,残宽8—13米。城子崖城址比边线王城址和平粮台城址大三四倍,比王城岗城址大20倍,它的性质可能已超越了主要作为防御作用的城堡的范畴。

分布于鲁西南的八座城址,发现于1994年,分为南北两组。南组三座,分别是阳谷县景阳岗、皇姑冢和王庄。其中以景阳岗城址为中心。景阳岗城址平面近扁椭圆形,南北长1150米,东西宽230—400米不等,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地下水位以上的城墙高一至二米不等,其上压着岳石文化和东周时期的城垣。城内有大小两个夯土台址,大台址长520米,宽175米,面积约90000平方米,台高五至六米,分作几层台面。小台址在大台址东北15米,长130米,宽60米,面积约8000平方米,两座台址均是用生黄面沙土筑成。皇姑冢城址位于景阳岗西南八公里,面积约60000平方米。王庄城址位于景阳岗东北10公里,面积约30000—40000平方米。

北组五座,分别是茌平县教场铺、土尉、乐平铺(卅里铺)、尚庄和东阿县王集。其中以教场铺城址为中心。教场铺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1100米,南北约300多米,面积近40万平方米,城内也有东西对立的大小两个台址。东台址长160米,宽100米,面积16000平方米,高六米。西台址长800米,宽160米,面积128000平方米。两台址相距70米。其余四座城址,有三座在教场铺城址以东南北一线分布,间距约三至四公里,距教场铺城址三至六公里。尚庄城址则位于教场铺城址以北偏西处,相距约19公里。这四座城址的面积约在30000—40000平方米之间。

鲁西南这两组城址已形成了小城依附大城分布的格局。

在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有五座,它们分别是湖北天门市石家河、江陵县阴湘城、荆州市马家垸〔yuàn院〕、石首市走马岭及湖南澧县城头山。其中城头山城址年代最早,约距今5000年;而石家河城址的面积最大,约130万平方米。

城头山城址位于澧阳平原西部、澧县县城西北约20公里的东溪乡南岳村,1991年发掘确认其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城址平面近圆形,直径约325米,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城内夯土台址和道路等组成。护城河以人工河道和自然河道结合而成,现保存的西南至北门一段护城河,长460米,宽约35米,深约4米,至今仍河水盈岸。城垣夯筑,宽约20米,顶部残宽约7米,现存高度距护城河水面为5.7—6.3米。城门缺口四个,东西、南北相对应,在东门已清理出一条宽五米以上的卵石路通向城内。北门内有一圆形大堰,并通过北门水道与护城河相通。夯土台址发现于城中心偏西和偏南处,在城内还发现了制陶作坊区和墓葬区,已清理陶窑八座、各类墓葬近500座。另还在城中部偏西处清理出一段可能是贯穿城址东西两门的主要干道,道路宽二米,用红烧土铺筑,道路两旁设有水沟。

石家河城址位于天门县石家河镇北侧,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宽约1100米。西墙及南墙西段保存较好,墙底宽约50米,似为堆筑而成,南北两墙有较大的缺口,城外有60—100米宽的护城河,其外侧还有一些可能是挖护城河土堆筑起来的土台。城内有集中的居住区、墓地及宗教活动遗迹。其中在居住区发现有一米厚的土坯垒墙及密集的粗大柱洞,在宗教遗迹中除发现特殊的建筑址外,还有几千件陶塑动物和上百件人抱鱼像。该城址建于屈家岭文化繁荣期,距今4600年左右。

距今四五千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的如此众多的大小不一的城址,不仅表明当时的社会已有了高度的分化,而且还表明当时正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一节 夏文化探索与陶寺遗址、二里头文化

中国历史上在商代之前有个夏王朝,但在考古学上夏文化却长期是个空白点。因此,探索夏文化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国家产生的重大课题,引起考古界、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希望能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颍〔yǐng 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均为探索夏文化的重点地域。主要分布于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曾被作为探索夏文化的研究对象。近年来,晋南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将有助于夏文化探索的进一步突破。

<h3>陶寺遗址</h3>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崇山(俗名塔儿山)西麓陶寺村南,面积达300万平方米。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均在汾河与浍水流域,正是“夏墟”之地。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约相当公元前2400—前1800年,经历600余年。与夏纪年相当符合(夏纪年应从公元前24—前18世纪)。也有的学者认为是陶唐氏(唐尧)文化遗存。

遗址从1978年开始发掘,它包括居住址与墓葬两部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具有显明的自身特点,可命名为陶寺文化。

在房址中,有地面起建、半地穴式与窑洞式三种。房址平面多作圆角方形,也有圆形。房内地面多为烧土面,也有石灰面。室内面积长宽一般在2—3米。内设灶坑,或有烟道的灶台。显然是供个体小家庭居住的。大型房址尚未发现,但已在早期灰坑中出土夯土碎块和刻花白灰墙皮,说明曾有大型建筑的存在。房址附近有圆形水井,深达约14米,近底部有框架式护壁木构。还有石灰窑址,烧制石灰,用作建筑材料。

在遗址中,发现有圆形袋状、圆角方形袋状和圆角方形筒状坑。造型规整,坑壁、坑底光滑平整。有的在坑底抹一层草木灰或白灰面。坑内有石器、骨器、陶器和炭化粮食颗粒,显然是储物窖穴。另一种圆形或椭圆形大坑,平底或凹底,沿周壁一侧常有上下坡道或设门道,当是储物或供圈养家畜之用。

陶寺龙山文化有两大特色:一是出土绚丽的彩绘陶器。在陶壶、瓶、盆、盘、的器壁上大都施以彩绘。或以黑陶衣为地,或以红色为地,上施红、白、黄彩。纹饰有龙纹、变体动物纹以及圆点、条带纹。其中彩绘蟠龙陶盘,最具特征。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没。依其残存的彩绘颜料层得以剔剥出原来的形状。已知有案、几、俎〔zǔ阻〕、匣、盘、斗(勺)、豆、“仓形器”、鼓等多种器形。并运用榫卯和木板拼接技术,还能作弧线处理。木器上施彩绘涂料(漆)。以涂红为地,以黄、白、蓝、黑诸色绘出五彩图案。其中木鼓系以树干挖空制成。圆形鼓腔外施彩绘,以鳄鱼皮蒙鼓面。最大的一件,通高1.04米,上口径43厘米,下口径57厘米。即古文献中称之“鼍〔tuó驮〕鼓”。在墓内木鼓与石磬〔qìng庆〕(特磬)共存。特磬,长80—90厘米,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这木鼓与特磬,是我国目前同类乐器中最早的珍品。

陶器,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主,也有夹砂或泥质褐陶,还有泥质黑陶。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还有方格纹、附加堆纹、弦纹、镂孔、乳钉纹等。制法有手制、模制、轮制三种。炊器,以“釜灶”、斝〔jiǎ假〕、鬲〔lì立〕为主。早期多用“釜灶”,中期出现陶鬲,与“釜灶”并存,晚期盛行陶鬲,不见“釜灶”。还有鼎、甑〔zèng赠〕、缸、罐、壶、盆、盘等。晚期出现磨光黑陶簋〔guì鬼〕,别有特色。

在制陶、制骨、制石等手工业部门都有明显进步。出现了木工、彩绘、髹〔xiū休〕饰和玉石镶嵌等新手工艺门类。在陶器中,出现陶色纯正,叩之清脆有声,厚度在三毫米以下的薄胎陶器。玉石器,磨制十分精美,能钻出规整透孔,能用绿松石或很小蚌片镶嵌成臂饰。这都标志着陶寺龙山文化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铜器与文字的出现。在一座墓中出土一件铜铃形器。经化学分析,含铜量97.8%,系用复合范铸造的红铜器。证明当时已掌握冶金技术。在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扁壶器壁上,有毛笔硃书字样,其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说明当时文字已经产生。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毛笔硃书文字。

陶寺墓地,位于居住址东南,面积在30000平方米以上。发现墓葬千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死者基本上是仰身直肢单人葬。此外,仅见屈肢葬三例,俯身葬一例,少年死者一例。死者大都头向东南,即朝着崇山(塔儿山)顶峰的方向。

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小型墓最多,中型墓次之,大型墓最少。

大型墓九座,墓主均为男性。墓坑长方形,长三米,宽两米左右。使用木棺,棺底铺垫硃砂。随葬物最多达200件。有彩绘陶器、彩绘蟠龙陶盘,彩绘木器,有彩绘(漆)木案、几、俎、匣、盘、勺、豆、“仓形器”。玉石器有玉(石)、钺、瑗、石斧、锛〔bēn奔〕、镞、殳〔shū殊〕、“√”字型大厨刀。还有整猪骨架等。

中型墓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墓主为男性,使用木棺,有的棺内铺硃砂。随葬有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绘陶器),少量彩绘木器、玉石器(钺、琮、瑗等)以及猪下颌骨数副或数十副。二是墓主为女性,用彩绘木棺,或有殓〔liàn练〕衾〔qīn亲〕,施硃砂。对称地分葬在大型墓左右两侧。随葬彩绘陶瓶、玉石镶嵌的头饰和臂饰。猪下颌骨半至一副。

小型墓,多无木质葬具。有的用帘箔卷尸。大多数无任何随葬物。有的只随葬骨笄〔jī基〕一二件。

上述陶寺墓地的显著差别,是部族(这时应已形成民族)内部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最直接的反映。一个特权阶级产生了,最初的阶级压迫出现了。加之,社会分工进一步多样化与专业化,铜器的铸造以及文字的应用。标志着在华夏大地上已经放射出文明时代的灿烂光芒。

<h3>二里头文化</h3>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在今洛河南岸(洛河故道在遗址之南),正处于伊洛之间。二里头文化是以二里头遗址命名。其早期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9—前18世纪,这与夏朝晚期的活动地域与时间大致相符。所以,把它作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

根据遗址的地层关系及典型陶器的排比,目前暂可分为四期。第一期陶器的特点,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少量的方格纹、细绳纹。器型多为宽折沿、小平底,具有河南龙山文化色彩。第二期陶器的特点,磨光陶、棕褐陶、黑衣陶相当多。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器形多窄卷沿和圜底。出现簋、鬲、大口尊等。第三期、第四期陶器特点相仿,以灰陶为主,内壁有麻点。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器形多卷沿和圜底。有些器型如鬲、斝、大口尊等与商代中期同类器十分接近。这种器形在第四期中表现融合的趋势。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一、二期)可能是夏代晚期文化,而它的晚期(三、四期),则是商代早期文化。

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看法颇有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早期(一、二期)遗存可能是夏文化。由于在第一期、第二期遗存中尚有龙山文化因素,而在第三期遗存中,则不见龙山因素,出现一组与商代中期文化典型器相同或相近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进入商代。

(2)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遗存均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毫〔bó薄〕。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

(3)认为二里头一期文化可能是商汤灭夏之前的夏文化。从二期起,为商代早期文化。

(4)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遗存联系密切,应是夏文化。

这一学术问题,仍在继续研讨中,也将寄希望于新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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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二节 二里头遗址与偃师、郑州的两座商城

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商代考古中最重要的新发现。使商文化的研究从盘庚以来的殷墟提早到商代前期。其中,二里头晚期宫殿应为商汤灭夏之后所建的宗庙遗迹或为其行宫。偃师商城应为汤都西毫。郑州商城应为仲丁所迁之隞〔áo熬〕城。这三者关系,表明了商代前期历史情况。

在城内西南隅的第二号小城,面积约35000平方米,基址四周也围有宽约两米的夯土围墙。墙内发现排房式建筑台基。现已发掘东西二排,每排六座,共12座台基。建筑可分为上、中、下三个不同时期。有叠压打破关系。上层台基为长方形,东西宽6.25米,南北长24.8米,台基上面筑有南北向两道隔墙,四缘又有夯土木骨墙。外侧有挑檐柱,再外是排水沟。出土物相当于二里冈上层。中层台基被压在上层台基下面,已破坏无存。出土最晚遗物为二里冈下层早段。下层基址保存完好。而台基面及陶水管道被中层建筑打破。下层建筑应早于中层建筑的年代。这类排房式建筑,可能属库房之类。也或有可能为卫兵营房之类。

从打破基址的灰坑时代看,这座基址至晚应属二里头二期偏早阶段,也很有可能会早到二里头文化一期。这对二里头遗址来说,是一次突破性的发现。也似可说明,此处早期基址,很有可能是文献上所载,夏桀所居之斟〔xún寻〕所在地。

中型墓,墓口长二米余,宽一米余,有二层台。墓底有漆棺朽痕和硃砂层。随葬品,有铜爵、戈、戚。玉石器,有钺、铲、戈和绿松石饰、石磬。还有漆盒、漆豆以及陶盉〔hé和〕等。

二号基址,位于一号基址东北约150米处,形制彼此近似。同样是包括廊庑、大门、中心殿堂的一组建筑。但中心殿堂面阔九间,进深仍为三间。全组呈长方形,东西宽58米,南北长73米。还发现地下水道,用陶管将庭院内的水排出。它与一号基址不同的是,中心殿堂后有一座大墓。墓的中线与南大门南北对应。大墓为长方竖穴,墓口东西长5.35米,南北宽4.25米,深6.1米。被盗一空。此墓年代与二号宫殿同属二里头遗址晚期。因此,二号宫殿应为宗庙之类建筑(图2)。

在陶器上还发现刻符20多种,有的刻符与甲骨文中同类字相似,当属文字范畴。

一期陶器,龙山文化因素很浓厚。纹饰以篮纹为主,方格纹、绳纹次之。炊器以深腹罐为主。罐、盆类器,皆为平底。

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侧,发现护城壕沟。壕沟与城墙基础相距约八米,沟的深度约在六米以上。

小型墓,墓口长约二米,宽0.6—0.7米。多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只有陶器,器形有盉、缶〔fǒu否〕、盆、豆、簋、觚〔gū姑〕、小口尊等。

据今认识:

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有爵、斝两种,复合范铸成,整治不精,素面无纹,或仅有简单花纹,具有早期铜器制作的特点。其中,铜爵发现较多,为薄胎、束腰、平底。较早的素面无柱,较晚的有小柱。

出土精品有:圆形铜牌饰,直径17厘米。用绿松石镶嵌为似钟表刻度形,中间镶成两圈,每圈13个十字形。盾形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8—11厘米,凸面由许多绿松石片粘嵌成兽面纹,图案组合十分精彩。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镶嵌工艺杰作。兽面玉柄形饰,通长17.1厘米,柄部宽1.8厘米。外形似鞭,共分六节,粗节有兽面纹,末端用线刻和浮雕法琢成兽头形。造型优美。石磬和铜铃,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出土陶器的分期,为认识遗址的整个文化遗存的发展序列与编年,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填补了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使之连成一个发展体系。

另在灰坑中,发现不少尸骨,有的双手被捆绑,显系被迫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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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二里头遗址 2号宫殿

三期陶器,不见龙山文化因素。以灰陶为主,形式逐渐减少。器物上下对比度增大,制作和纹饰渐粗糙。出现粗绳纹。

大型墓一座,位于二号殿址北面,已被盗一空。

城址都已湮没于地下,经钻探,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南角地势低洼,东城墙南段内折向西南,再折向南,与南墙相接,依地势筑城。四面城墙基本完好。城墙一般宽17—20米。墙基槽一般宽约18米,墙体夯筑,夯窝密集,夯层清晰。方向北偏东七度。西墙长1710米,北墙长1240米,东墙有曲折,长约1640米,南墙长740米。城门已发现七座,北墙探出一座,东墙与西墙各探出三座。已发掘各一座。城市的布局,展示了早期都城的轮廓(图3)。

1983年发现并进行发掘的偃师商城,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北依邙〔máng忙〕山,南临洛水(洛河改道北移)。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六公里。正处于河洛之间的平原上。《汉书·地理志》偃师条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近年来,在城址北面,北邙山下杏园村,出土唐朝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墓志:“访旧瘗〔yì益〕于北邙,祔新茔于西毫。”另一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墓志:“葬于偃师亳邑乡。”这表明,汉唐以来,确指今偃师商城所在,即西毫之地。

二里头早商遗址,有着宏大的宫殿宗庙,精美的铜器、玉石器和陶器等,这是商代早期所创造的辉煌之民族文化,为后来殷周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在遗址的中部,经初步探测,发现二片大型基址。二者相距约60米。西侧一座基址,东西长约360米,南北宽约200米;东侧一座基址,东西约250米,南北约150米。面积都大大超过一、二号殿址。

“西二”城门,位于西城墙偏北处,北距“西一”门165米。门道全长16.5米,宽2.4米。门道两壁,各筑有一道紧贴城墙(残存90厘米高)的木骨夯土墙,墙内有30多个柱子洞,洞底埋垫柱础石。门道内路土厚约40—50厘米。从城门内侧往南约四米处,有一条夯筑“马道”,上宽三米,下宽四米。它与西城墙垂直相交,全长约30米,东端与城内一条东西向的主干大道相连。“马道”斜坡式,东低西高,直抵城墙上,正合登城之用。

在第六区,经发掘,在汉代祭祀性基址下叠压和打破一处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基址。东西约100米,南北现存约40—50米。北部被压在村民楼房之下。在解剖沟内发现二里头早期基址的夯土层和打破它的二里头二、三期灰坑。这座早期基址夯土层均厚3米以上。基址面上发现有墙槽、门道和柱洞。而房间的开间不小,证明它应属宫殿之类建筑。

一号宫殿基址,位于遗址中部,北朝南(方向352°)。东西长108米,南北宽约100米。平面略作方形,全部夯土筑成。在基址中部偏北处,有一略高的长方形殿堂基座,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建在基座上的殿堂,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大柱洞或柱础石。经复原研究,正面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四阿重屋”式殿堂。殿前庭院的面积约5000平方米。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wǔ午〕建筑。殿堂正南约70米处,即夯土台基南部边沿中段,是宫殿大门。这种建筑形式,基本具备我国宫殿建筑的形制和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在殿堂基座的西北隅台基上面,发现墓葬10座,死者双手被捆绑,有的用陶簋、罐、瓮随葬,有的坑内有人骨架和兽骨。显然系被迫致死,或与祭祀有关。

<h3>偃师商城遗址</h3>

重要收获之一,是在三片陶缸残片上和一件陶缸表面上,发现硃书陶文约八字,书写工具应为毛笔,用硃砂书写,字迹工整,笔划规范,与殷墟甲骨文字和殊书文字一脉相承,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商代最早的书写文字。

1952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的商代遗存,具有明显的特点。经发掘,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它比安阳殷墟要早。后经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树轮校正)3570±135年,即公元前1620年,应属商代中期。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数十座大小不等的墓葬。

近年来,二里头遗址内又发现早期(一、二期)大型建筑夯土基址。

<h3>二里头遗址</h3>

“东二”城门,位于东城墙中部偏南处。门道全长19.4米,宽2.4—3米。两壁紧贴城墙的木骨夯土墙内残留柱洞痕迹。在门道路土下,有一条地下排水沟,宽约1.2米,深1.3米。沟底用石块砌成鱼鳞状。两壁以石块砌成石柱,柱间夹立木柱,承托木盖板。这条沟,西自宫城,东出东城门,全长800多米。这种木板盖、石壁柱、鱼鳞状石底的下水道,尚属首见。

<h3>郑州商城遗址</h3>

城址周围发现手工业作坊遗址四处。铸铜作坊遗址在城南墙外和北墙外各发掘一处。发现有铸铜用的坩埚和陶范等。陶范包括有钁〔jué决〕、铲、斧、刀、凿等工具范,方鼎、圆鼎、鬲、斝、爵、觚、尊、罍等容器范以及镞、戈等兵器范。

宫城中部是主殿基址,两侧又有大面积的建筑基址,形成相当壮观的大型建筑群。1984年在宫城内东部即主殿东侧,发掘两座保存完整的宫殿基址(编号为D4、D5)。

四号殿址,位于宫城东部偏北,东西长51米,南北宽32米。坐北朝南,方向北偏东八度,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正殿建于夯土台基上,东西长36.5米,南北宽11.8米。南部边缘有四个长方形台阶。殿堂的东、西、南三面廊庑环绕。中有宽阔的庭院。大殿与东西庑相连接。南庑面阔10间(每间宽约四至五米,进深约五米),与正殿南北相照。在南庑的南边,有一条石砌石盖排水沟,是宫城中的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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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偃师商城

二期陶器,仍有龙山因素。晚段纹饰以细绳纹为主,深腹罐由平底变为圜底。爵、盉、觚、盆、甑等出现上大下小、由高而低的变化过程。出现大口尊、卷沿盆、鬲等。

在第四发掘区,经探测,证实80年代发掘的铸铜遗址以北数千平方米范围内仍有铸铜遗迹。

五号宫殿,包括上、下两层宫殿基址。位于宫城东南隅,在四号殿址之南约10米。上层殿址,其建筑形式与四号殿址有相似之处,也是由正殿和东、西、南三面廊庑组成,中有庭院。而其略有不同之处,五号正殿四周有柱洞和础石,东、西两侧有庑址,规模也较大,东西现长54米,南北宽14.6米。殿址南侧的地面下,发现排成一条线的四对殉狗坑,每坑埋有狗骨架一只,或蜷屈,或侧卧,头皆向南,应为祭祀坑。

四期陶器,纹饰以粗绳纹为主。炊器以深腹罐、圆腹罐为主。鬲增多,鬲的口沿可分卷沿与方唇二种,而以卷沿为主。束颈盆和簋数量增多。大口尊,大小两极分化和圈足化的趋势都很明显。

1955年发现商代城址,平面略近方形,周长近七公里,一般称之为郑州商城。东城墙和南城墙均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墙体用土分段分层夯筑。墙基一般宽10—20米。城周共发现11个缺口。推测“有的缺口可能与城门有关”。1992年在花园新村,还清理出郑州商城外郭城墙的西南拐弯处百余米(图4)。

城内为宫殿区和一般居住区。城郊有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宫殿区在城内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一带。已发现夯土基址20余处。现已发掘三处,其中最大的一处,东西65米,南北13.6米,用黄土夯成的房基面上存有两排长方形柱础槽。大致可复原为一座九室重檐顶并带回廊的大型寝殿。现已发现宫城墙和供水设施。宫城墙呈西北至东南方向,现仅存基槽部分,墙宽约三米,目前发现长度50米,厚约1.1—1.4米。供水设施位于宫城墙以北,并与之并行,二者相距四米,已发现长度约40米。该设施由地下石板筑水道管、夯土和汲水井三部分组成。平面呈长方形,断面呈倒梯形。口宽11米,底宽三米,由石板和草拌泥垒砌而成。该供水设施向北延伸与1992年发现的商代蓄水池相连。二者方向一致。蓄水池东西长100米,南北宽约20米,用石板平铺池底,与新发现的供水设施有机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供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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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郑州商城遗址图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调查时发现的。它的发掘,可为夏文化探索提供部分资料,为早商文化研究开辟途径。今在其晚期地层中发现两座大型宫殿基址。

制陶作坊遗址在西城墙外发掘一处。发现陶窑14座,出土陶拍、杵、印模等制陶工具。印模上刻有兽面,夔〔kuí奎〕龙等纹饰。制骨作坊遗址在北城墙外发掘一处,出土骨料中除牛、猪骨外,还有人的肢骨。此外,在城西杜岭和城东南角各发现一处铜器窖藏。杜岭铜窖出土两件大方鼎,其中一件高一米,重86.4公斤,是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容器。另一件高87厘米,重64.25公斤。城东南的窖藏出土铜器13件,包括大方鼎两件,大圆鼎一件,扁足圆鼎、觚、牛首尊各两件,羊首罍、提梁卣〔yǒu友〕、盂和盘各一件。其中,大圆鼎、提梁卣,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属首次发现。

郑州商城附近尚未找到当时的大型墓葬,仅在城址周围的白家庄、人民公园、南关外等处发掘100多座中小型墓。白家庄的一座中型墓中,出土铜鼎、盘、罍、斝、爵各一件。另一座墓则出土铜鼎三件,铜斝、觚各两件,铜爵、罍各一件。墓内棺顶周围土台(“二层台”)上还殉葬一个奴隶。

遗址中出土占卜甲骨较多,但刻字者仅有两片。在陶大口尊口沿上常有刻划陶文。还出土原始瓷器、陶塑猪、羊、龟、鱼、虎头、人坐像等制品。

近年来,在郑州市西北郊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建筑构件,造型别致,加工精细,属铜锡合金。重达六公斤,正面方形,平面“凹”字形,正面饰单线阴纹兽面,两侧各有一组龙虎斗像图,为商代遗址中罕见精品。也是我国迄今最早的青铜建筑构件。还出土特磬、石圭等。最近,小双桥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发现夯土建筑基址、窖穴、祭祀坑、灰坑、壕沟等遗迹和原始瓷尊、石圭等遗物。还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石、骨、蚌器。

下层宫殿基址,平面呈“<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2038_3.jpg" />”形。殿址之南亦有中间庭院。它为上层殿址所叠压。

郑州商城的面积较大,有大型夯土台基和许多手工业作坊,出土大型青铜礼器,表明它是商代中期一座都城遗址。依古文献,应是商仲丁所迁之隞城。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商汤所居之亳都。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三节 安阳殷墟宫殿基址与妇好墓

随着殷墟发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商代后期的研究,也就逐渐展开。对甲骨学、商代青铜器、商代的人殉与人牲、商代手工工艺水平、墓葬制度以及商代社会性质等课题进行研究,有的已取得了可喜成绩。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为商代后期王都遗址。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30平方公里。约在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于此。至商纣亡国,“更不徙都”。周灭殷后,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20世纪初,因寻找甲骨的出土而导致殷墟的发现。如果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那么,殷墟的考古发掘就应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新起点。

“匚”形殿址,濒临洹水。面积约5000平方米。建于殷墟早期。平面呈“匚”字形,缺口向东,北、南有两排并列房基,西面有与之相衔接的房基,三排房基紧相衔接,构成一个整体。北排房基,东西长约60米,南北14.5米。南排房基,东西长约75米,南北7.3米。西排房基,南北约50米,东西7.5米。这三排房基中,北排房基应为主要建筑。现存三个门道,均宽二米,间距4.3米。中间门道西侧埋有东西排列的两个陶罐,东侧陶罐紧邻柱础石,西侧陶罐内发现一件有“武父乙”铭文的封口铜盉。“武父乙”,大概指殷王武丁之父小乙。在另一门道的西侧还发现两个东西排列的祭祀坑。两坑间距0.6米,均有殉葬砍头人骨架三具。头骨仍置坑内,头向东,并随葬盆、罍、尊等陶器及骨镞等器物。这种三排房基联成一体的建筑结构方式是少见的。对商代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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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殷墟

青铜武器有戈、矛、钺、大刀等220件。另有铜镞数堆(约900多枚)。看来,墓主似为地位较高的武官。

近几年来,殷墟考古的重大收获,应是“匚”形宫殿基址和妇好墓。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以来,迄今已有90多年了。殷墟出土的甲骨约15万片。在甲骨文发掘的历史中,甲骨出土数量最多,刻辞内容最丰富的是1936年6月在小屯村东北发掘的127号坑。该坑出土刻字甲骨1.7万多片,其中绝大部分为卜甲。发现了用墨或硃砂写成的简单文辞。可知殷代已有书写的颜料和毛笔。又发现了一些特大龟甲,其中最大的龟甲长44厘米,宽35厘米。据鉴定,它产于马来半岛。可知殷代卜甲的龟甲有些来自南方。此后,甲骨文方面最重要的发现,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4000多片。其中,基本完整的大版卜骨达100多片。据层位关系,证明商代甲骨文中的“(追去辶)〔duī堆〕组卜辞”,属武丁时代。

1976年发现的妇好墓,规模并不很大,而随葬物非常丰富。它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断定墓主的明确身份与墓葬确切年代,并未被盗过的商王室成员墓。这在殷墟考古史上是仅有的。

殷墟的考古工作,肇始于1928年。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曾进行过15次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取得了较大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约24900多片甲骨文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西北冈一带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陵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特别是商代考古和历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科学资料。

铜兵器130件,其中铜钺四件,二大二小。大者通长39.5厘米,宽37.3厘米,重9.5公斤。上铸“妇好”二字。铜戈90多件。还有铜锛、凿、刀、铲等44件。铜铃18件。

妇好墓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宽四米,深八米。墓室上部的地面上有一块与墓室口大小相等的夯土房基,可能是用于祭祀的建筑。葬具为木棺、木椁〔guǒ果〕,椁长五米,宽3.6米,高1.3米。椁室在潜水面下,大部分塌毁。漆棺与墓主遗骸均已腐朽,棺上附一层麻布和薄绢。墓内殉葬16人,腰坑(墓主腰部下的土坑)内一人,东壁龛二人,西壁龛一人,椁顶填土中四人,在椁内棺外的八人。另外,殉狗六只,腰坑中一只,椁顶上五只。

墓中出土青铜器288件。包括礼器、乐器、生产工具、兵器。青铜礼器40件。有方尊、方斝、方觚、方鼎共16件。器表都有纹饰及铭文(氏族徽号)。酒器出土10觚、10角,却不见爵。这是前所未见的组合。还发现了新器形,如一件提梁四足鼎和一件方形器,造型新颖。在这件提梁四足鼎内发现尚未完全腐烂的肉食,这在殷墟发掘中是罕见的现象。此次出土的方尊,腹部的四角有突起的四个象头,象圆眼,长鼻向上弯卷,各边中部又饰四个突起的兽头,头顶部向上伸出一对大角,角端有五个枝叉,像人手掌,造型奇特。特别应指出的是,在一个圆形铜尊内,还发现有一件圆锥状小竹篓,用细竹篾编成,编制精巧。这是殷墟第一次发现的竹器。

玉器750件,经鉴定,有300件软玉,大部分是新疆玉,也有辽宁岫岩玉。有琮、圭、璧、环、璜、戈、矛、戚、钺、斧、铲、臼、杵、盘、梳等,均为浮雕和圆雕制品。特别是玉雕人像和人头像,一件跽〔jì季〕坐玉人,盘辫、戴冠、着交领衣、长袖窄口、腰束宽带、着鞋,神态倨傲,似是贵族。另一件跽坐玉人,头梳小辫、着衣、赤脚,似是女奴形象。造型多样,线条流畅,堪称商代玉器之精品。

铜镜四件,圆形,正中有钮。可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种。镜面直径分别为12.5厘米,11.7厘米,7.1厘米。它比甘肃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要晚近千年。但也说明商王室已用铜镜。

据出土物判断,这座墓,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

随葬品共计1928件。有铜器、陶器、骨器、玉石器、象牙器、蚌器等。还有海贝6800余枚、海螺两枚。填土中有陶爵、玉(左(上白下厶)右殳)〔guī归〕、石磬、象牙杯、玉臼、石牛、骨筓、箭镞等。椁内放置铜礼器。棺内主要放置玉器和贝等器物。

玉雕动物形象多样。兽类有:虎、象、马、牛、羊、熊、猴、兔;鸟类有:鹤、鹰、鹗、鹦鹉、鸽、鸬鹚、燕、鹅;昆虫类有:蝉、螳螂。还有龙、凤、怪兽、怪鸟、蛙、鱼、鳖、石龟等。其中鹤、鹰、鸽、鸬鹚、螳螂的造型,在殷墟尚属首次发现。

殷墟发掘的墓葬约近2000座。其中,以武官村大墓规模最大。平面呈“中”字形,面积约340平方米。内有殉人41个。还有平面呈“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都被盗掘。

1990年10月在殷墟郭家庄西部,发掘一座商代中型墓葬。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05°。墓口距地表深2.3米,墓室长4.5米,宽约2.9米,墓底距地表深八米。墓底中部有腰坑。葬具有棺有椁。椁室长3.26米,宽1.52米,高0.88米。墓主骨骼已朽,头向东。墓内有殉人四个、狗三只,分别埋于二层台、棺椁之间和腰坑中。

青铜器共460余件。其中礼器210件,其次为武器、乐器、工具、杂器。铜器上不少铸有铭文,其中,以铸“妇好”的铜器数量最多,计有109件。铜礼器有:方鼎、圆鼎、偶方彝、三联甗、簋、尊、方罍、壶、瓿〔bü部〕、缶、觥〔gōng公〕、斝、盉、爵、觚、盘等。器类齐全。其中,偶方彝,通高60厘米,通长88.2厘米,重71公斤。上部形似殿堂屋顶,器底铸有“妇好”铭文。三联甗,由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件大甑组成。在甗架、甑内壁及耳下,各铸“妇好”铭文。还有一对“妇好”鹗〔è饿〕尊和一对“司母辛”四足觥,这都是前所未见的珍品。

1950年以来,殷墟的考古发掘持续进行,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同过去相比,新的学术进展主要是,进行了殷墟文化的分期和断代研究,对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也有新的认识。特别是在小屯村的西、南两侧,发现全长750多米的壕沟,壕沟两端与洹河河湾相接,形成平面长方形的防御范围,犹如一座“宫城”。发掘许多夯土基址的宗庙宫殿区,即在这个防御范围的东北隅。40年来的重要发掘有:小屯村北的大型宫殿基址、小屯南地的甲骨坑、苗圃北地的铸铜遗址、后冈祭祀坑。大司空村南地的贮存骨料的窖穴和与制骨有关的居住遗存,等等。考古收获是很大的(图5)。

妇好之名,常见于武丁时卜辞中,她曾多次征伐夷方、土方、羌方、(上工下口)方、巴方等方国,是个显赫的女英雄。据卜辞和铜器铭文,推断墓主妇好系武丁之妻。墓的年代属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前12世纪。

1989年在此墓西南约30米处,发现车马坑两座,出土铜戈、镞。与该墓所出的戈、镞形制相似。该坑的时代,亦属殷墟三期。很可能是该墓的陪葬坑。

1991年9月,殷墟花园庄发掘一个殷墟早期甲骨坑。经部分清理,取出856片甲骨。其中,龟甲839片、牛胛骨17片。在龟甲中,腹甲811片、背甲28片。其中,刻辞甲骨170片。特别珍贵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卜甲居多,完整卜甲有300多版。每版上的刻辞,少者一二字,一般数十字,多者达200多字。有的卜甲,字中还填以朱红色。此坑甲骨的特点:一是时代较早,属殷墟文化第一期;二是刻辞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等方面;三是字体较细小、工整、秀丽。这对研究甲骨文分期断代以及殷代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在以小屯村东北地为中心的宫殿宗庙区,已发掘夯土基址53座。但在1989年发现的“匚”形基址三排房基连为一体的建筑,却是首次发现。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四节 盘龙城、新干商墓与三星堆祭祀坑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江西新干商墓与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为商代南方考古揭开了新篇章。

<h3>盘龙城遗址</h3>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黄陂县叶店乡盘龙湖畔。城址营建于公元前15世纪,属商代中期。1954年发现,1974—1976年发掘。

城址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城墙夯筑技术与郑州商城相近,以每夯层厚约8—10厘米的夯土筑出主体墙。墙基宽21米。四面城墙的中部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在城南壕沟底部有桥桩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壕沟的。这座城址的面积较小,城内仅有宫殿基址,实属宫城性质。城外则是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反映了早期城市的形态。

发掘宫殿基址两座:

一号殿址,高出当时地面约20厘米,坐北朝南,平面长方形,长39.8米,宽12.3米。四周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檐柱径约50厘米,柱底垫有大柱石。整个建筑面阔38.2米,进深11米。经复原研究,为“四阿重屋”形式的殿堂。中心部位是四间东西并列的居室,四壁为木骨泥墙。四室通面宽33.9米,进深6—6.4米。中间两室较宽,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两室北壁又有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外廊。

二号殿址,位于一号殿址之南约13米处。平面长方形,东西27.5米,南北10.5米。建筑技法与一号基址相同。可能是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在基址西侧还有陶管相接的地下水道设施。

在城址之南的王家嘴、城北的杨家湾、城西的楼子湾和城东的李家嘴等地,都发现同时期墓葬。其中,李家嘴二号墓规模最大。该墓墓口为3.67米—3.24米,残深1.41米。有精致的雕花木椁,外壁阴刻饕餮纹和云雷纹。阴线内涂朱,余者涂黑。椁内有棺,底有腰坑,原有殉人或殉狗。木椁之外,另殉三人,一被肢解,一为小孩,另一成人。有刀、锛、锯、凿等青铜工具和铜镞随葬,大概是工匠。墓主的随葬品有鼎、(左(上白下厶)右殳)、鬲、甗、盉、斝、觚、爵、罍、小盘、圈足盘等青铜器23件。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还有戈、筓等玉器。陶器有鬲、罐、大口器及印纹硬陶尊、瓮等。铜器形态及纹样,属商代中期(二里冈上层)风格。该墓可算是湖北地区商代墓葬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墓。也可能是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之墓。

盘龙城遗址,无论从城墙夯筑技术,陶器特征、青铜工艺、玉器风格及埋葬习俗等方面,虽有一定的地方性特点,但与郑州出土的商代中期文化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总的说来,属商文化系统。当地应是商王朝在长江之滨的一个重要方国。

<h3>新干商墓</h3>

本世纪70年代初期,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曾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出土遗物,虽在某些方面有它自身的特点,但大部分陶器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密切关系,应是中原商文化南徙的一支。近年来,又在清江县南的邻县新干县发现一座出土大批青铜器的商代大墓(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商代祭祀坑)。墓内出土的各种陶器与吴城文化二期的同类器型完全一样,应属吴城文化。这对于重新认识殷商时期当地青铜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密切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新干大洋洲大型商墓,是1989年发掘的。地面原有坟丘,墓坑东西向,椁室长8.22米,宽3.6米,出土物近千件。青铜器480多件,玉器100多件,陶器300多件。其中,青铜器最引人注目,数量之大,品类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不仅在江南同时期墓葬所未有,在全国亦属首见。

墓内所出青铜器,有的具有商代中期风格,有的又与安阳殷墟同类器相似。铜礼器有:鼎、甗、鬲、罍、卣、簋、瓿、壶、豆、带把觚等,铜乐器有铙、镈等,共计60多件。铜兵器有戈、矛、刀、钺、镞、短剑、胄等250多件。铜农具和手工工具有犁、铧、臿、铲、镰、斧、锛、凿、锥、砧、刻刀、靴形器等120多件。其中,带把觚、短剑、单翼镞、靴形器、犁、铧等,在全国商墓中前所未见。尤其是青铜犁、铧的出土,把我国犁耕的历史提早到商代。在青铜礼器中,体形大的单耳铜甗,通高1.10米,重85公斤,为同类器中所仅见,被誉为“甗王”。还有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公斤。体形小的,如:双耳铜鬲、扁兽足方鼎等,通高仅10—13.5厘米。有的铜器造型奇特,如:双人面形器、立鸟双尾青铜虎、卧虎扁足鼎、羊角兽面器等,均为罕见器物,纹饰华美,制作精巧,具有独特风格,突出反映了商代南方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铜器组合中,未见中原地区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也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点。

玉器:有琮、璧、块、环、簪以及绿松石、玛瑙饰品,均为精雕细琢的精品。

陶器:以鬲、罐为多,还有尊、豆、壶、钵等。有的带色釉,系原始瓷质。

这批文物,从器型、纹饰看,它与中原商文化相同或相近,显然与中原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又有着地方性特色。据推测,该墓年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该墓规模之大、出土物之精和数量之多,堪与殷墟王室相比。据此推断,墓主可能是商代南方一个方国的最高统治者,或为商王朝驻守江南一方的最高军事首长。

<h3>三星堆祭祀坑</h3>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北。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这一地带曾出土大批玉石器,因而引起重视。1986年发掘了两个祭祀坑,出土大批珍贵文物。这批青铜器的形制风格,稍早的与中原同类商器相同,稍晚的,则与长江中下游及陕南地区的晚商器型接近。但在花纹上均略有不同,应是蜀地自铸品,展示了蜀国早期的灿烂文化。

这两个祭祀坑的面积虽不算大,但出土物却十分丰富,而且多是罕见珍品,共计800余件。

一号坑,平面呈长方竖穴式,长4.6米,宽3.5米,深1.6米。坑内出土金杖、金面罩、铜人面像、爬龙柱形器以及玉石器、骨器、陶器、象牙等共计300余件。还有海贝、骨渣等。

二号坑,平面呈长方竖穴式,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坑内出土方座大型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神树、鸟、鹿、戈、罍、尊、铃、彝等铜器约439件。璋、瑗、环、戈、凿、刀、珠、管等玉石器约131件。

祭祀坑的年代,依地层关系,一号坑约相当于殷墟前期。二号坑稍晚,距今约3000多年。

现将两坑的出土精品分别选介。一号坑出土物:

金杖,残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780克。用纯金皮包卷木芯制成。杖上平雕戴王冠的人头像及鸟、鱼等精美花纹图案。在距杖头端约20厘米处,出有穿孔的铜龙头饰件。此杖可能原为金皮木芯铜龙头杖。

金面罩,高九厘米,用金箔模压而成。

铜跪坐人像,高15厘米,宽脸,方颐,高髻。

铜人面像,高6.5厘米,宽脸,大眼,尖鼻。

爬龙柱形器,通高40.5厘米。器顶有一龙,两后爪紧抓器壁两侧,尾上卷。

以上金杖、铜人头像、人面像、金面罩,均为国内首见。

二号坑出土物:

铜大型立人像,通高2.62米,重约180公斤。头戴高冠,粗眉大眼,鼻梭突出。嘴角下勾、方颐大耳。身着左衽长袍,赤足站在方座上。

铜小型人像八尊,通高13.3厘米。头戴平顶双角冠,高鼻梁,大嘴,身着对襟长服,右腿蹲屈,左腿单膝跪地。

人头像41件,最大的通高46.6厘米。高鼻梁,嘴角下勾,云纹大耳。

人面像15件,均半圆形,眼球突出眼眶外,鹰钩鼻、双耳若翅,通高65厘米。

铜神树,通高3.84米,重约160公斤左右。树由树座、主干和三层树枝及一条巨龙组成。在山形树座上,三簇树枝合为树干。树干三层,每层三枝斜弯而出。枝上有立鸟,枝端有花叶果实。在树干一侧,一条巨龙缘树而下。这棵神树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高大的一株铜树。

三鸟三羊尊,通高41.8厘米。腹部饕餮纹,以云纹衬地,内装大量海贝。

八鸟四牛尊,通高53厘米。肩饰夔龙纹,腹上饰兽面纹,以云纹衬地。

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展示了古蜀青铜文化的高度水平与艺术特点,是研究古蜀文化历史以及商周时期宗教、礼仪、雕塑、冶金等方面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五节 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

1994年10—12月,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发掘一处商末至西周早期贵族墓地。此次清理墓葬11座、殉马坑二座、祭祀设施和水井各一处。其中大墓三座(M11、M18、M21)。均为土坑竖穴墓。葬具为一椁一棺,设熟土二层台。墓口与墓底呈梯形。墓主人身上和身下撒铺硃砂,下有殉狗腰坑。

11号墓,墓口南北长3.8米,东西宽1.96—2.06米,深3.34米。椁呈井字形,棺底铺细砂。墓内北侧二层台放置铜胄10件,数量多,形制特殊。东侧二层台上有一殉人,侧身屈肢,双手作反绑状。头部、腰间有装饰品随葬。西侧二层台主要放置红黑漆相间的椭圆形盾牌三件,红黑彩漆牌饰两件,木框架器物一件。还有铜胄、陶鬲、龟甲等。南侧二层台还有一件红黑漆相间的椭圆形器物,似为盾。

随葬品:铜器有圆鼎、方鼎、罍、提梁卣、提梁壶、尊、觯〔zhì治〕、斝、盉、簋、甗、盘、觚、爵、角、胄、刀、戈以及铜镞和部分漆器。其中鼎、卣、觯、爵、角器上铸有铭文。罍、提梁卣内装有液体,可能是当时的酒,实为难得。

在棺椁之间东侧竖立有铜戈23件,西侧有铜戈、矛、镞、龟甲、骨雕饰等。棺内北侧有玉璜、玉饰、玉片、玉锥形器、绿松石以及骨器、石器等。其中玉璜系镂孔透雕,两面均刻夔龙,实属艺术精品。

18号墓,墓主人仰身屈肢。随葬青铜器60余件,其中铜礼器13件。在两件提梁壶内也装有液体(可能是酒)。在二层台上随葬车一辆。这种墓内埋车的葬式,在山东商至西周早期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

21号墓,随葬铜器50余件,其中铜礼器14件,部分带有铭文。还有一组玉器、象牙杯以及漆豆、漆案、漆牌饰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墓内二层台西南侧,摆放一只大乌龟(长径65厘米,短径60厘米),这在同时期墓葬中,实属罕见。

这批墓葬的发掘,出土青铜器、漆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在山东商周考古中是前所未见的。为研究商周之际薛国的历史文化、埋葬制度,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资料。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六节 商周时期矿冶遗址

我国古矿冶遗址,在内蒙古林西、湖南麻阳等地东周遗址中都有发现。林西大井已发现40多条古代巷道和炼炉遗迹。湖南麻阳九曲湾发现五处古矿井,并出土不少与采矿有关的铁锤、铁凿和木槌等工具。铸铜遗址在山西侯马、河南新郑、山东曲阜、河北易县、湖北江陵、安徽南陵等地东周遗址中及其附近均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江西瑞昌铜岭古矿遗址。

铜绿山遗址,位于湖北大冶县西,南北长两公里,东西宽一公里。1973年在这一地带进行发掘,发现不少古代矿井和采矿工具、用具。在古矿井附近并有冶炼遗址。这里的主要遗存,前期属春秋时期,后期为战国至西汉时期。

采矿遗迹,采铜矿井,有竖井、平巷、盲井、斜巷等设施。在矿井中,采用木质框架作支护,以保挖进时操作的安全。

竖井底部的主体支柱是用四根竖立的圆木或方木,以榫卯法穿接两副平放的方形框架,构成一个立方形框架。与平巷连接的一边或两边留作通道口。整个竖井都用这样的方形框架层层叠架而成。其口径在1.1—1.3米之间。平巷中也是用木框架作支护。在平巷框架的外侧和顶梁之上,都用木棍或木板作背板和顶板,以防止四壁矿土崩塌,并利于通风。平巷的框架是沿采掘方向作横向排列。

井巷内一般铺设木槽作为排水设施。将矿下渗水引入储水坑,然后由竖井用辘轳提至地面。

矿井中,出土的采掘工具,早期均为青铜质,如铜斧、铜锛,以及木铲、木槌、船形木斗、木瓢、竹篓、绳索等器具;晚期则用铁制的斧、钻、耙、锄等。

矿井附近,发现几座春秋时期的炼炉。在矿区地表上堆积炉渣约40万吨左右。经化验,炉渣中含铜量很低,平均为0.7%。说明当时炼铜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准。

<h3>瑞昌铜岭遗址</h3>

1988—1991年,江西瑞昌铜岭发掘一座商周时期大型铜矿遗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矿开采冶炼遗址。开采始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

遗址采矿区面积1800平方米,冶炼区面积为600平方米,发现古矿井102口、巷道18条、冶炼炉二座,采坑七处以及一批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具。

商代采用竖井、平巷、坑采等联合开采的方法。井巷大多采用木支护结构。井壁始有扁平木板和小木棍,井体采用榫卯式和内模式方框支掘架组接。井深大都在八米以下。遗迹中有一条半地穴式斜巷引人注目。斜巷是从露天井开采进入地下巷道开采之间的引道。这是首次发现的采矿方法。这一发现,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古代矿工是如何从地表进入地层深处开采矿石的。

出土物大多是当时采掘、提升、排水、选矿、装载、照明的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木辘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辘轳实物。表明我国在商代就将木制机械用于开矿生产。开采用的青铜弧刃钺形斧,造型别致,全国少见。陶鬲,口径43厘米,高36厘米,其形体之大,为南方考古所罕见。特别是11号竖井底层出土的鬲式鬶,其年代属商代中期(约公元前15—前14世纪)。

用于照明的竹签,并存有点燃的炭痕,这是一种“竹烛”,应是“火烛”的雏型。

铜岭冶矿遗址的发现,为我国考古史和冶金史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我国商代矿冶考古的空白,是研究青铜时代采矿冶炼的新证据。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七节 周原与丰镐遗址

凤雏基址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095±90年(未经树轮校正),又据出土陶器为西周中晚期器。推测它的始建年代,当在武王灭商之前,废弃年代,约在西周晚期。

丰镐地区发掘较多的还是西周墓葬,仅沣西张家坡一带累计发掘上千座之多。其中,近年发掘的井叔家族墓地,以周王重臣井叔的双墓道大墓为中心,布局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规格之高在丰镐地区尚属前所未见,是考察西周高级贵族葬制的典型资料。

晚期的F3、F5、F8三座基址,规模较大。其中F3是一座高台建筑,台基夯土筑成,东西长24米,南北宽15米。东西两侧中间凹进一段,略呈“工”字形。台基上,东西共七排柱础,中间三排的间距各为5.5米,两侧两排的间距三米。南北五间,进深13.5米。F5夯土台基,东西32米,南北残存7.5米。复原后,东西八间,总面阔28米,总进深约九米。F8台基东西长约22.5米,南北宽约10.4米。东西七间,总面阔近21米,南北三间,总进深九米。F5、F8四周檐下有卵石散水。据柱网分析,F3、F5、F8这三座大型建筑都是“四阿顶”。屋顶用瓦覆盖。遗址中,发现很多各式板瓦、筒瓦和半瓦当。周瓦的发现,把我国建筑用瓦的历史,提早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代。

这里还应提到,陕西其他地方出土的两件史料价值特别高的西周铜器。《利簋》,临潼的一处窖藏中出土。铸有铭文32字,开头即有“武征商,唯甲子朝”等语,所记征商日辰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一致,无疑是制作于武王伐灭商纣之后不久,堪称西周第一重器。《何尊》,宝鸡贾村镇出土,制作于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1世纪)是西周第一件有纪年的铜器。铸有铭文122字。记述成王营造洛邑,“余其宅兹中国”。内容可与《尚书》的《洛诰》《召诰》等篇印证。“中国”这一名称,首见于西周初年。

周原遗址,横跨扶风、岐山两县北部,东西约七公里,南北约七公里。1976年在岐山凤雏村、扶风召陈村发掘两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以及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居住址、铜器窖藏和墓葬等。出土数以百计的精美铜器。其中,近百件铸有铭文。又发现1.7万多片西周甲骨,其中约有300多片刻有文字。近在黄堆乡老堡西村发掘12座西周晚期墓和一个殉马坑,出土铜、陶、瓷、玉、石、骨、蚌等各类文物1100余件,其中,尤以瓷器最为珍贵。仅在25号墓中出土罍、直口斜腹碗、豆等10件瓷器。经鉴定,这些瓷器烧制火候较高,吸水率很弱。瓷豆的火候高达1200℃以上,吸水率低于1%。釉色晶莹,是前所未有的。

西周王朝都城丰镐遗址,位于陕西省长安县的沣河两岸。丰京在西,镐京在东。总面积约13平方公里。从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建丰邑,武王作镐京,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350年来,丰镐一直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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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基址平面图

周人来到周原,建都立国。都城名京,立国为周。所以,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公元前12世纪周人灭商。文王、武王迁都丰镐。这里仍是西周重要政治中心。至西周末年,西戎入侵,遂成废墟。为此,周原地下埋藏十分丰富的西周遗物。

后室共五间,东西排列,面宽23米,进深3.1米。后室与东、西厢房前,都有走廊相通。在西厢房第二号房间内的窖穴里,发现甲骨1.7万余片。在这组基址中,发现两条排水管道,一条南北走向,用陶水管套接而成,另一条东西走向,沟两壁和底部用卵石砌成,上铺棚木,填土夯实。建筑物的墙是夯土墙或土坯墙。墙壁与屋内地面,均用细砂、石灰、黄土混合的“三合土”涂抹。在屋内堆积中,有芦苇、麦秸和少量的瓦。

丰镐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肇始于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重点的调查与发掘。沣西的客省庄、马王村一带发现10多座大型夯土基址和若干铜器窖藏。沣东的洛北村等地,也曾发现大型建筑残迹,其中包括数量较多的西周残瓦。从而为探寻丰镐二京遗迹,提供了可以寄予希望的线索。

前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建筑。东西长17.2米,南北宽6.1米。台基上东西七行柱础,间距约三米,南北四行柱础,间距约两米。面阔为六间,进深三间。由前堂经过廊通往后室。过廊居中,东西两侧各有一小院。小院北侧各有一个对称的台阶通往后室。

凤雏建筑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座落在东西宽32.5米,南北长45.2米,高约1.3米的夯土台基上。座北朝南,方向北偏西10°。以影壁、东西门塾、中院、前室、东西小院、后室以及东西厢房等部分组成。而以门道、前堂、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各八间,并以回廊相连接,形成一座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式院落(图6)。

早期基址,以F7、F9两座保存较好。F7,南北残存四间,面阔8.75米,东西四间,进深11.4米。自南向北第二间内发现一个灶坑,灶长一米。在第三间内地面下另有一个火坑,方形、弧角,口径70厘米,深一米,这当是取暖用的地炉。F9,推测其东西至少有七排柱础,面阔至少是15米。四周有小型卵石铺筑的散水。也是“四阿重屋式”瓦顶建筑。

召陈建筑基址,不像凤雏甲组那种“四合院”布局。共发现15处。据推测,早期基址建于西周初年,晚期基址建于西周中期。

丰镐地区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收获,大体可以确定丰镐二京的方位。但二京中心竟究在何处?仍有待今后的更多考古发现。

1976年扶风庄白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坑,出土铜器103件。铸铭文的74件。其中,属于微氏的,有折、平、墙、(疒内兴)〔xīng兴〕四代贵族所作器物55件。最重要的是史墙盘,铭文284字,记述文、武、成、康、昭、穆和在位天子(恭王)七世周王的主要业绩。并记史墙家世史,最后自赞多福。

井叔墓地残存的几件铜器,都是难得的珍品。“(豆下廾)〔deng4邓〕中(仲)牺尊”,高38.8厘米,长41.4厘米。作兽形,头立双角、双耳,曲颈,四蹄足。身有双翼,头顶一虎,颌下一龙,尾部一曲龙。盖纽为一只大鸟。盖周缘饰一周双身龙纹,通体饰兽面纹、夔龙纹和雷纹。器腹内及盖内有相同铭文二行六字:“中乍宝〔zhēng征〕彝。”井叔钟,现存2件,一件通高37.5厘米,另一件略小。钟上铸“井叔采作朕〔zhèn振〕文祖穆公大钟”等铭文,共七行39字。井叔方彝,通高约20厘米,器底及盖内各有一行铭文:“井叔作旅彝”。

1954年普渡村北发掘一座墓,出土成组铜器,多件铸有“长甶〔fǔ府〕作尊彝”的铭文。其中,铜盉的铭文,记述周穆王举行燕礼和射礼,长甶参加比射,受到褒奖的史实。记“佳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yù域〕(厂内立)〔lì立〕……”。同出的还有三件甬钟,是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一组编钟。

周原,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北倚岐山,南临渭水,东起武功,西至凤翔、宝鸡。为周之先人古父亶父由邠迁岐定居之地。

<h3>丰镐遗址</h3>

西周时期的考古工作,以当时的政治中心周原、丰镐两地区的发现与发掘最为重要。

井叔墓地几座带墓道的墓,规模大,随葬品多(墓已被盗),还残存若干精品。对确定墓主及分期,均具重要意义。其中规模最大的157号墓,由墓室和南、北墓道组成。平面呈“中”字形,总长35.4米。墓室中央为椁室,椁室置内外两重棺。外棺髹黑漆,内棺髹红漆。墓主骨骸经鉴定为40多岁的男性。墓道内放置车轮、车舆、辕、轴等。在157号墓的东西两侧,又有163号和161号两墓与之并列。161号墓,墓主骨骸经鉴定为四五十岁女性。三墓均被严重盗掘。仅163号墓残存井叔钟等青铜礼器。推测这组大墓应属一代井叔及其妻室的异穴合葬墓地。出土井叔铜器的还有170号、152号等墓。这两座墓的规格低于157号墓,都只有一条墓道,分别出土井叔方彝和井叔鼎,应是年代稍晚另二代井叔之墓。

沣东花园村、普渡村一带,在发掘的10多座西周墓葬中,以1981年发掘的15号、17号两座并列的墓所出青铜器数量较多,年代又比较明确,并且有大量的陶器共出。这对于丰镐遗址和西周文化的分期断代,有了新的重要帮助。

1977—1979年夏,凤雏甲组基址与扶风齐家村出土甲骨共计17500多片。其中凤雏基址h11坑中出土周初甲骨达17000余片,又在该基址h31坑内出土先周甲骨413片。扶风齐家村出土带字大龟版一块,牛肩胛骨三片。卜甲凿方孔,卜骨凿圆孔。有字卜甲293片。合计有字甲骨近300片。总字数600多个。有不同的单字360多个。每片甲骨上的字数,最多的有30字,最少的一字。字体细小,字小如粟粒,笔划似发丝,须用五倍放大镜方能看清。是我国最早的微雕作品。甲骨刻辞内容,主要是卜祭和卜征伐等。年代多属西周早期,也有早到文王的。有的提到成汤、太甲、文武丁、文武帝乙和周方伯等商周王名,以及毕公、箕子等人名。有的提到蜀、巢、密、楚等方国名,以及河、洛、镐、帛等地名。为研究西周早、中期的历史周曾隶属于商、及其与其他方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里还应提到,斗门镇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通高51.5厘米,重37公斤。铸于周宣王时期。腹内壁铸铭文278字。记述多友奉派参加对戎的一次防御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史实。是陕西目前出土铭文最长的一件铜器。

铜器窖藏已发现10多处,其中最重要的有:1975年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包括裘卫四器(鼎二、(左(上白下厶)右殳)一、盘一)在内的37件铜器。制作年代从周穆王到宣王时期。其中,30件有铭文,记西周中晚期以物换田、土地交换、林场易主、诉讼判决、赏赐策命等重要事件。《(亻舟关)〔shèng胜〕匜〔yí仪〕》铭文157字。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书。

两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共计29件。15号墓出有圆鼎、方鼎、簋、尊、卣、爵各二件,觯一件,共13件。17号墓出有圆鼎、簋、爵各二件,方鼎、甗、尊、卣、圆壶、方壶、觚、觯、盘、盉各一件,共16件。有的铜器造型特殊,例如,17号墓出的一件铜盉,盖作卧伏的凤鸟状,较为罕见。两墓所出铜器,除个别属西周初期外,多数属昭王前后器。有的晚至西周中期。几件铜器的铭文分别记载作器者曾受到周王的赏赐。两墓附近又都有车马坑(15号墓三车八马,17号墓两车四马)。可见,墓主的身份是相当高的。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八节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与城址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1.5公里。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1973年开始进行勘查发掘,为研究燕国早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琉璃河西周城址,坐落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村一带。经发掘,北城墙全长800余米,东墙与西墙分别探出300余米。南墙及东、西两面墙的南段,因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墙体用黄土夯筑。墙宽10米左右,墙底有浅槽。墙体分段夯筑。主城墙的下部两侧有“护坡”,城外侧有壕沟。城内已发现房基等遗迹。推定为燕国早期都城遗址。

城址东南的黄土坡村附近,是当时的墓地。历年发掘了300多座西周墓葬。大墓分别设有一、二、四条墓道。随葬成组的青铜礼器、玉石器、漆器、原始瓷器以及兵器、车马器等。并在墓中发现人殉。又有附葬的车马坑。不少铜器上的铭文提到匽侯(燕侯)。253号墓出土的堇〔jǐn谨〕鼎”,高62厘米,有铭文26字,记述燕侯命堇到宗周(丰镐)去向太保(召公奭〔shì市〕)奉献贡品的史实。同出的另一件铜器器主“圉”〔yú余〕曾参加在“成周”(洛阳)举行的典礼,受到周王和燕侯的赏赐。251号墓出土伯矩鬲,鬲上铭文记述器主“伯矩”受到燕侯的赏赐。该器通体浮雕式牛头纹,造型精美,反映出西周燕国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1029号墓出土的铜戈,戈上有“匽侯”二字,铜戟有“匽侯舞戈”四字,铜泡上有“匽侯舞易”四字,都是燕侯生前的用器。这些发现表明,此是燕国早期的贵族墓地,有的墓主也就是某代燕侯。

发掘的车马坑,坑内所埋的车马数量不一。最少的埋一车二马或四马,最多的埋10辆车、42匹马。有的把马杀死后与整车埋入坑内,还有的将车拆散后埋入坑内。车轮的辐条,有的为18根,有的为24根。有的车上备有伞盖,平面为圆形,直径1.3米,有26根伞骨,自顶部向外作放射状排列。

1986年发掘的1193号大型墓,出土两件长篇铭文铜器,引起考古界、史学界广泛重视。

该墓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方向352°。现存墓口南北长7.68米,南端宽5.45米,北端宽5.25米。墓底距地表深10.25米。这是琉璃河墓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墓,并且是唯一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四条墓道开在墓室的四角。过去在其他墓地还没有发现过这种形制的墓。由于严重盗掘,随葬器物所剩无几。但仍出土200多件。有青铜礼器、工具、兵器、马器、漆器、货贝等。墓室的南半部竖立10根长矛和若干嵌有铜饰的漆盾。矛杆长四米左右,铜矛头的尖部被拆去。漆盾形状多样,有的长方形,有的上部为山形脊。铜饰则有人面形、菱形和圆形。矛和盾同时出土,反映了它们在使用上的联系,是我国兵器史研究的珍贵标本。墓内仅存的三件青铜礼器中,罍和盉都有较长的铭文,两器内容相同,各43字。铭文以“王曰太保”开头,褒扬太保本人。又有“令克侯于匽”等字句,以及授民疆土方面内容。这是关于燕国立国历史的珍贵资料。根据两件铜器铭文的内容和该墓的规模,推测墓主身份应属王侯一级人物,必定是地位显赫的一代燕侯之墓。

这些发现,有力地证明琉璃河城址即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将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推前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

西周早期以至商代的文化分布,已经达到辽宁西部地区。1955年喀左(原凌源)马厂沟出土的以燕侯盂为主的西周窖藏铜器群是一次重要发现。随着北京琉璃河燕墓发掘的进展,喀左铜器与西周早期燕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喀左地区出土的“伯矩”甗和“圉”簋,与琉璃河燕墓所出的“伯矩”鬲和“圉”方鼎等器为同一族的组合器。而琉璃河“伯矩”鬲和“圉”方鼎都记有这个族在周初与燕侯的从属关系。这是燕侯盂之后,把辽宁出土铜器与西周早期燕联系起来的最好例证。喀左铜器的器型也与琉璃河铜器的器物形态相同或相近,都是以中原作风为主,又表现出某些地方性特点。

本世纪初,卢沟桥出土的“亚”盉铭文记有“(上己下其)”〔jǐ几〕族人“亚”受燕侯赏赐。喀左也出“(上己下其)”器,如“(上聑下文)”方鼎内底正中铸“(上己下其)侯亚(上匕下矢)〔yì宜〕”。“(上己下其)”为商代一巨族,延续至周代,生活在燕山南北地区,是为西周早期燕迅速发展的基础。

以上这些发现,把北京地区西周文化遗存与喀左铜器窖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力地说明西周早期燕的势力已进抵辽西地区大凌河流域。同时,证实商周王朝的北部疆域已达到长城以北。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九节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西周初年,周武王的两个弟弟——虢〔guó国〕仲与虢叔。虢仲之封地称为西虢,故城在今陕西宝鸡东。后平王东迁,西虢徙于上阳,故城在今河南三门峡。其支族仍留原岐地者,称小虢。公元前687年为秦所灭。虢叔之封地称东虢,故城在今河南滎阳东北,公元前767年为郑所灭。上阳之虢,兼有今河南三门峡和黄河沿岸山西平陆地境,与虞国毗邻。公元前655年,晋假道于虞以伐虢,虢国遂亡。

1955—1957年,三门峡上村岭发现并发掘了虢国墓地。这次发掘墓葬234座、车马坑三座、马坑一座,共出土文物9197件,其中铜器181件,带铭文的有14件。

墓地年代,下限与虢国灭亡的时间一致,上限则为西周晚年,即应早于平王东迁以前。主要是公元前9一前7世纪前期的遗迹。前后约百余年的时间。

墓地发掘的这些墓葬,都是没有墓道的竖穴土坑墓。绝大多数墓内死者头向北方。葬具可分为重椁单棺、单椁单棺、单棺三种。也有无葬具的墓。在葬制上有一定的差别。

墓的规模,大小不一。较大的墓占1/10,深8—9米、坑口长四米、宽2.5米以上。这次发掘以出土“虢太子”戈的M1052墓最大,墓深10米、长近六米、宽四米以上。随葬品以青铜礼器为主,间有兵器和车马器。在近200座较小的墓中,有50多座墓只出少量玉石饰或一件陶器,甚至无一随葬物。其余各墓中多随葬鬲、盆、罐、豆等陶器。随葬物的等级差别,甚为明显。青铜器的组合,规格最高的是七鼎墓,并葬有乐器。规格较高的是五鼎或三鼎墓。还有盘、匜、盉、二壶、一豆、一甗,并出兵器和车马器,另有附葬车马坑。规格低的为二鼎或一鼎墓,并同出盘和豆。

虢国墓地的葬制等级,连同M2001来看,大致可分为六等:

第一等:九鼎、八簋、八鬲。还有铜编钟8件、石磬10件。附近的车马坑,长达40米,宽5.2米。如M2001。

第二等:七鼎、六簋、六鬲。还有铜钮钟九件等。所出铜戈上铭:“虢太子元徒戈”。附车马坑,坑内10辆车,24匹马。如M1052。

第三等:五鼎、四簋、四鬲,无乐器。附葬车马坑,坑内五辆车、十匹马。如M1706、M1810。

第四等:三鼎、四簋、二鬲。也有车马坑(尚未发掘)。如M1705、M1721、M1820。另有一座三鼎墓,随葬车马器。如M1602。

第五等:二鼎或一鼎,将近20座墓。有的仅出一鼎,有的同出盘、匜,有的同出盆、豆、罐等陶器。

第六等:没有青铜礼器墓,将近200座。

上述第一等墓,是虢国之君墓,第二等墓是低于国君之墓。随葬七鼎墓,出土虢太子戈,应是虢太子之墓。墓的年代,推定为西周宣王时期。

1990年虢国墓地第二次发掘墓葬九座,车马坑四座。其中,九鼎墓一座,五鼎墓两座,三鼎墓三座。

一号墓(M2001),随葬九鼎、八簋、八鬲,等级很高。墓口南北长5.3米,宽3.55米。出土物达3200多件。计有铜、铁、金、玉、石、陶、竹木、皮革、麻布等九类。青铜礼器:鼎、簋、鬲、盨、盘、匜、豆、方壶、圆壶等56件。有铭文者30余件。乐器:铜甬编钟八件,铜钲一件。石磬一套10件。铜鼎和铜编钟,都有“虢季”字样铭文。

尤为珍贵的是一件铜柄铁剑,剑身铁质,长约33厘米。经鉴定,确认是人工冶铁制品。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人工冶铁实物。它将我国人工冶铁出现的年代至少提前近200多年。

出土的大量玉器中,尤以缀玉面罩最引人注目。玉面罩置于死者面部,其主体为玉制眉、目、鼻、口、耳、下颚、左右面颊等。是一件艺术珍品。死者身上还有一组大型人形玉组佩。这组玉佩是由小到大依次递增的玉璜,间以双排两行玛瑙琉璃串珠连缀而成。挂于颈部而达于膝下。死者头部又有五组玉饰,肩胛骨及骨盆处放置玉璧,躯干处还有戈、璋、圭等盖其上面。而且口中含玉,手中握玉、脚下踏玉、脚趾缝内也各夹有玉饰。这种葬玉,数量之大,玉器之精美,又为两周时代所罕见。另在死者的腰部有由12件金器组成的腰带组饰,也是很少见的。

墓主人,据铭文,应为“虢季”。从随葬礼器的基本组合为九鼎、八簋、八鬲,并有大量精美玉饰看,墓主生前身份很高。当为虢国某一代国君。其年代可推定为西周晚期。

1991年,上村岭虢国墓地再次发掘墓葬两座,又获重大发现。

九号墓(M2009),墓口长5.6米,宽4.4米,墓底略大于墓口,深约20米。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重棺单椁。葬式为仰身直肢葬。

随葬品达3000多件。铜器200余件,大型铜礼器中,大部分为实用器。多套礼器上均铸有铭文。四件铜盨铭文为:“虢仲作虢妃宝盨,子子孙孙永宝用”。其余均为“虢仲自作器”铭。

铜乐器,有甬钟一套八件。钮编钟一套八件。铜铙一件。经测音鉴定,均为实用乐器。钮编钟上铸有较长铭文,自铭为“宝铃钟”。石磬两套各10件,一套为实用器,另一套为明器。

铁器四件,铁刃铜戈一件,铁工具三件。

整件毛织衣物,保存完好,实为罕见。

皮马甲及盾牌各一件。这在同时期墓葬中是第一次见到。

遗册,是这次发掘中的重要发现之一。系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内容涉及送葬者姓名及所送物品。为目前国内发现的早期书法珍品。

在椁盖、内外棺盖、墓主人周身上下,均有精美玉器,数量大,品类多,制作精美。还雕刻出许多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如玉狮、虎、豹、鹿、牛、羊、鱼、鼠、蜻蜓、海龟等。

墓主人面部覆有玉面罩,尸身上又有成组的玉佩饰。据铜器铭文,应为虢仲,也是虢国的一代国君。其年代应为西周宣王时期。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十节 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

晋侯墓地,位于山西省翼城县与曲沃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地境。

1992—1994年,经五次发掘,清理出17座大墓。其中,八位晋侯,九位晋侯夫人。这些墓葬,均为两两并穴成组的夫妻合葬(仅一组为一侯二夫人)。基本分为南北两行排列(仅一组墓介于南、北排之间)。各组墓葬的先后次序:从墓地北排东端M9、M13组起,向西依次为M6、M7和M32、M33组。而后为介于北排与南排之间的M91、M92组。又折回南排东端M1、M2组,再由东向西排列的M8、M31组和M64、M62、M63组。最后是北排西端的M93、M102组。

墓葬形制: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单墓道“甲”字形墓14座。双墓道“中”字形墓(M63、M93)二座。仅M102无墓道。单墓道长约20米(M91)至15.7米(M2)之间。墓室长6.65米(M8)至4.25米(M102)之间。在每对墓东侧(M9、M13未见)都有附葬车马坑。M8附有长20.1米,宽15米大型车马坑,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墓道内两侧多有祭祀坑,有的近20余个(M64),仅M102未见祭坑。牲多为马、狗,少量的牛和羊。还有玉戈、玉牌等玉器。

墓的方向:座北朝南,墓主头朝北(头向崇山,俗称塔儿山)(M91、M92头朝南)。葬式,仰身直肢(M102右膝弯曲,有的骨胳几乎全部腐朽)。葬具:一椁双重棺。一椁一棺七座,有的椁室破坏。仅M31为一椁三重棺。

墓葬年代:M9、M13最早,约在西周穆王之世,M93、M102最晚,约在春秋初期。即从西周中期至春秋初期。大约从公元前9—前7世纪,约近200年时间。

各组墓的情况,作一简介(依墓的年代先后):

第9、13号墓(M9、M13)。夫妻并穴。男右(西)、女左(东)。殉车放于墓道及墓室中。

M9墓主男性。椁顶南端有殉狗一只,外棺南端有成排海贝组成的棺饰。随葬品:铜鼎、簋、斝、编钟和兵器、玉石器、车马器、龟甲、包金器等。用七辆车殉葬,正合当时诸侯“遣车七乘”制度。

M13墓主女性。墓道口西侧有一埋牛的祭祀坑,椁顶上放有一辆装饰精美的小车。死者头上有括发玉管,胸部放有由玉牌及珠玑组成的两组胸饰,腹部及足部放有海贝和玉石器。随葬物:铜鼎五、簋四及甗、盨〔xū须〕、盘等;原始瓷器和漆器。还有立鹿杖首和野猪形带饰,具有北方式铜器特色。

第6、7号墓(M6、M7)。两墓被盗,随葬器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第32、33号墓(M32、M33)。M32严重被盗。M33被盗。尚存铜鼎一、簋一、方壶一、甗、觯、盂,多残缺不全。石磬10余件。兵器、车马器和陶、瓷器。较重要的是“晋侯僰〔bó博〕马”铭文铜方壶。

第91、92号墓(M91、M92)。椁室周围填大量木炭。

M91墓主男性。死者口含60余颗玉、石粒,面部覆盖缀玉覆面一套,头顶有玉管状束发器,头两侧有玉玦各一件,胸腹部有五璜联珠玉佩和六组柄形器,股骨间有玉琮一件和玉器二件,左股骨上并放玉人龙形饰四件,股骨内侧置箸形玉器两件,足端孤首圭两件,金带饰六件。

随葬品:铜鼎七、簋三、爵、鬲各二、方壶、圆壶、盘、鬲、匜、盂、尊、卣、甗、豆各一件。编钟七枚、石磐近20件,还有兵器、车马器。

铜器中有两件铸有铭文:方壶一件,盖顶内壁铸“晋侯僰马”铭,另一件(器种待确认)底内铸“晋侯喜父”铭。

M92墓主女性。随葬铜礼器:鼎、盨、壶各二件,盘、盉各一件。较重要的有:“晋侯对”鼎一件,“晋侯僰马”圆壶二件,“晋侯喜父”盘一件。

玉石器数量多,总数达4000余件。其中,缀玉覆面两套,由23块不同形状的玉片缀在布帛类织物上组成,构成一完整的人面形。

第1、2号墓(M1、M2)被盗。墓底与椁室四周积炭。

M1墓主男性。墓内棺椁塌落。在椁内四周出土铜鱼42件,石鱼48件。应是棺饰悬缀之物。铜器大致可复原为鼎五、盨四、鬲一、簠一、甗一、壶二、盘一、匜一、编钟八。又有石磬。另有车马器和铜戈等。

M2墓主女性。出有缀玉覆面一套,可复原的铜礼器有鼎三、盨四、鬲一、簠一、壶二、盘一、匜一等。

第8、31号墓(M8、M31)。椁室四周都填木炭。M8墓室底部用石块垒砌短墙,以支撑椁室。

M8被盗。墓主男性。残存的随葬器主要是玉器。其中,有专为殓尸制作的饭含,覆面和缝缀于死者躯干衣物上的柄形器及缀饰,这些可视为后世贵族所特用的玉衣或玉柙(匣)的雏形。在死者的身上、身下、头顶、头下、颈间、肩下、背上、胸腹部、腿部、足下等各个部位,又分别放压着不同的玉饰、玉器,许多都是造型美观的精品。金器有黄金带饰一组,总重459.3克。

铜礼器12件。值得注意的有:“晋侯稣”鼎一件,“晋侯(臣斤)”簋二件,“晋侯(臣斤)”壶二件,兔形尊三件,还有铜编钟二件。

M31墓主女性,出土铜器、陶器、玉石器等1000余件。铜器:鼎三、簋二、盉、盘等。盉形为扁椭圆体,上有鸟形盖,鸟身后有一环,通过熊形链与器身一环相连。龙首形口,足为两个半蹲的裸体人,背负器身,双足叉立,造形奇异。玉石器有覆面、项饰、胸饰等。玉环上刻有“玟王”字样铭文。

这组墓,随葬大量玉器,为研究西周晚期葬玉制度,提供了极好资料。

第64、62、63号墓(M64、M62、M63),三墓并列,但也有可能63号墓为另一组。椁四周积石,上下积炭。M63墓底铺一层石块。M62墓室及墓道夯土内有木炭碎屑。M64椁上置一辆车。

M64墓主男性。随葬铜器有鼎五、簋四、尊四、方壶二、盘、匜、簠、爵、甗等。其中,两件鼎及簋上有“晋侯邦父”铭文。铜编钟八件,均有铭文68字,内容与“楚公逆”有关。为探讨晋、楚之间的早期交往提供了线索。还有石磬16件,以及戈、剑、镞等兵器。

M62墓主女性,随葬物:铜鼎三、簋四、壶、匜、爵、尊、盘、方彝、鼎形方壶各一,共14件。玉器:玉覆面(用48件玉片缝在布帛上,组成人面形)一组、玉串饰二组、玉龙二件。椁室东、西两侧有铜鱼、蚌贝及小石圭,达600余件。

M63墓主女性。随葬物:铜鼎三、簋二、壶二、爵、觯、方彝、盘、盉、鼎形方壶、筒形器各一件。其中,方壶铸有“杨姞”作器铭文。出土大量玉器,如玉人、马、牛、熊、鹿、鹰、鹗、龟、螳螂。均为西周玉器中的精品。

第93、102号墓(M93、M102)。M102不带墓道。

M93墓主男性。墓中积石积炭,椁室四角外用石块砌成八垛石墩,墓底有石梁,上承椁室,为此墓的一个特点。

随葬物:铜鼎五、簋六、壶二、盘、匜、甗各一件。明器八件:鼎、簋、尊、卣、爵、觯、盘、方彝各一件。其中,二件方壶有“晋侯家父”铭文。还有铜编钟16枚。玉石器:缀玉覆面一套、玉璧、玉环、石戈。棺椁饰物有铜铺首8件,铜铃23件,铜鱼330余件和少量蚌贝。

M102出铜礼器17件,鼎三、簋四、盘、匜、壶各一件。明器有鼎、簋、盉、爵、觯、方彝各一件,均未见铭文。还有铜鱼、铜铃、铜鸟形饰物等。另有玉项饰、玉牌、猴形玉饰等。

发掘者把这批晋侯墓的墓主与《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世系对应,排列如下:

M9武侯(宁族)。M7成侯(服人)。

M33厉侯(福)。M91靖侯(宜臼)。

M1釐侯(司徒)。M8献侯(籍、苏)。

M64穆侯(费王)。M93文侯(仇)。

这次发掘17座晋国大墓,分别属于不同时期,排列规整,序列清楚。随葬品十分丰富,青铜礼器、玉石器琳琅满目,不少铜器铸有铭文。这对西周诸侯墓葬制度及其演变规律以及青铜器、玉石器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资料。

由于晋侯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从而可以认为这块埋葬诸多晋侯的所在地域,应是早期的晋国都邑故地。明末学者顾亭林:“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看来,这一说法,很有见地。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 第十一节 曾侯乙墓、中山王墓、秦公大墓

东周时期的墓葬发掘很多,总计已达6000座以上。这些墓葬反映了东周时代各地的丧葬礼俗的特点及其演变情况,也为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提供了丰富资料。然而,在东周数千座墓葬中,随葬品丰富而又十分精美的大墓,应首推曾侯乙、中山王两座大墓。秦公大墓则是已发掘的东周墓中最大的一座。

<h3>曾侯乙墓</h3>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郊擂鼓墩,是战国早期的一座特大墓葬。1978年发掘。该墓规模巨大。出土物共万余件,不少是前所未有的珍品。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文字资料之丰富,实属罕见。在一些铜器上铸有“曾侯乙”之类铭文,说明曾侯乙就是这座墓的主人。又据铜镈铭文:“佳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xióng熊〕章乍曾侯乙宗彝……”获知曾侯乙下葬年代为楚惠王熊章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或稍后。

该墓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平面多边形。方向正南北,东西21米,南北16.5米,深13米左右。木椁置于墓底,四周及椁顶填木炭逾60000公斤。木椁高3.1—3.5米,由171根长条方木垒成,共用木料380立方米。椁室分东、北、中、西四室。主棺置于东室,分内外两层,外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是在铜质的巨大框架上镶嵌木板构成,总重量达七吨多,棺外先涂黑漆再绘以朱、金黄色花纹。内棺长2.49米,宽1.27米,高1.32米,用大型厚木板制成。内涂朱漆,外以朱漆为地,绘以黄黑色彩花纹。一端绘窗户,两侧绘门,门两旁绘神兽武士。墓主骨骸经鉴定为男性,年45岁左右,原本用多层丝织物包裹,周围置有玉、骨、角器及金器等物300多件。墓内殉葬人(21具),均为女性,年龄在13—25岁之间,可能是墓主的妃嫔乐舞之人。

出土物达万余件,包括礼乐兵车在内的各种青铜器件,总重量达10吨左右,是历年来出土铜器最多的一座墓。中室的西、南两侧陈放着编钟,北侧置编磬。瑟笙等乐器则列于钟磬之间。北室内,摆满着兵器和车马器,有成捆的箭镞、长杆兵器及甲胄、车軎〔wèi卫〕、马镳〔biāo标〕、车华盖等,另有一对各重300多公斤的大铜缶和竹简等。

铜礼器中,有九鼎八簋,成对的簠〔fǔ甫〕、豆、壶、鉴、缶及鬲、甗、盘、匜等140余件。大多是浑铸、分铸和二者结合焊接等方法铸造。有的用浮雕镂空、错嵌等技术制成。令人惊异的是一件尊盘,口沿上细腻多层的镂空附件,系用失蜡法铸造的。更引人注目的是大批乐器: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箎〔chí池〕八种,共124件。管弦乐器与打击乐器俱全。在打击乐器中,以整套编钟最为珍贵。竹管排箫、铜座建鼓、十弦琴、五弦琴均为首次发现。箎在已出土的同类乐器中是年代最早的。

曾侯乙编钟,包括纽钟19件,甬钟45件及外加的一件镈钟,共计65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编钟总重量达2500公斤。出土时,全部编钟依大小和音高为序组成八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曲尺形三层钟架上。钟架全长10米以上,通高2.73米。中下层横梁由三个佩剑青铜武士分别用手、头顶托着。编钟,经测音,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乐音,整套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通用C大调七声音阶属同一音列,总音域跨至五个八度,其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至今仍能演奏多种曲调。编钟上有篆体铭文,多为错金文字,共有2800余字。除“曾侯乙乍(口寺)〔chí持〕”外,其余均是音乐方面的,可分标音与乐律两大类。确为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珍宝。

出土竹简240多枚,简长72—75厘米,宽一厘米。简文墨书篆体,总字数6600字。内容是丧仪用的车马兵器纪录,是一份珍贵的文字资料。

出土的漆木箱,盖上绘一个大“斗”字,周围是“二十八宿”名称和青龙白虎图像。这在现存“二十八宿”名称资料里,是年代最早的一种。可证我国是在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

<h3>中山王墓</h3>

1974—1978年,河北省平山县城北灵山下,发现中山国晚期都城灵寿故址。发掘了两座公元前4世纪末的王陵。一号墓,在灵寿城址以西的西灵山下,有尚未发掘的二号墓在其东侧并列。六号墓,在城址内西北部东灵山下,有三、四、五号三座墓在其西侧并列。一号、六号两座大墓的上部都有夯筑封土和享堂基址。一号墓保存较好,封土东西宽92米,南北长110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阶状,可复原为一座周绕回廊、上盖瓦顶的台榭式建筑。六号墓主未能判明。一号墓则因墓内所出铜豆铭文,可确认为中山王(嚳字告换昔)〔cuò错〕之墓。两墓的墓室结构基本一致,平面为“中”字形,由方形椁室和南北两条墓道组成。一号墓全长110米,椁室南北14.9米,东西13.5米,深8.2米。石砌椁室,厚约二米。六号墓的规模略小。两墓附近,又都有陪葬墓、车马坑、船坑、杂殉坑。

两墓出土随葬物共达19000余件。前所未见的“山”字形巨大铜器,大约是悬挂在旗顶端,作为王权的象征物。一号墓所出五件,均高1.19米,六号墓出土六件,均高1.43米。一号墓出土器物较多。青铜礼器有九鼎、四簋和鬲、豆、壶等。乐器有编钟14件,编磬13件。又有帐钩、漆器和陶器等。尤为难得的是,其中的铁足大鼎、方壶与同时出的(嚳字告换昔)的嗣王□〔cì次〕所作的圆壶,合称为“中山三器”,“三器”器表均刻有很长的铭文。鼎上铭文469字,方壶的铭文450字,圆壶的铭文182字,共1101字。在战国铜器中尚属首见。它不仅表明墓主为中山王(嚳字告换昔),而且说明中山王世系及有关史实,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由于铭文中提到公元前316年中山国相邦率师参加伐燕和燕王哙〔kuài快〕让王位于燕相子之的事,中山国又亡于公元前301年,因而,该墓年代可推断为公元前310年前后。

随葬器物中的艺术珍品有:银首人俑铜灯,高66.4厘米,器身为一穿长袍的男子,左手握蟠蛇联接的两层灯盘,右手高举蟠蛇连接的另一灯盘(除此器出自六号墓外,其余均出于一号墓)。金银镶嵌龙凤形铜方案,器足为四只卧伏式小鹿承一圆盘,圆盘上蟠绕着四龙四凤,龙顶又各有斗拱承方案,制作十分精巧。十五连盏铜灯,高84.5厘米,形似大树,树上有群猴攀援,树下有二人仰面挑逗。另有几件错金银动物形器座,包括银镶嵌双翼神兽和牛、犀等形象。其中以虎噬〔shì是〕鹿的形象最为生动。

更难得的是,一号墓出土的“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现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一厘米,重32.1公斤。其上用金银镶错出中山王陵图的平面规划图。此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建筑规划设计图,堪称千古第一图。确为我国考古学和建筑学史上的一项重要收获。

<h3>秦公大墓</h3>

东周时期的秦公陵墓多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城之南秦雍城遗址南面的三畤〔zhì志〕原上。现已发现十几座陵园,每个陵园都有一二座地面残存“享堂”遗迹的“中”字形大墓,以及陪葬的车马坑等。整个陵区和每个陵园又都有护陵壕沟环绕。一号陵园的一号大墓,是其中规模最大、面积最大的“中”字形大墓,也是目前所知东周列国最大的墓。该墓全长300米。墓室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45米。东墓道长156.1米,东端宽8.7米,西端宽(与墓室连接的一端)19.1米;西墓道长84.5米,西端宽6.4米,东端宽(与墓室连接的一端)14.3米,墓深24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

墓室内有三层台阶,台阶环绕墓壁,阶宽2—6米。第一层与第二层相距5.3米,第二层与第三层相距7.6米,第三层台阶中部为墓室,高约4.2米。一号大墓的发掘工作,历时11个年头方告结束。

该墓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一批金器、铜器、铁器、石磬、漆器、丝织品、陶器、玉器等遗物达3000余件。在木构椁室的周围及上部填土中,发现180多具人殉、人牲的厢匣。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发现人殉和人牲最多的大墓。

墓中出土的石磬残块28件,残存的铭文有:“天子匽喜,龚(走上旦)〔huan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鼏〔mì宓〕。”据此,推测墓主人应是继共公、桓公之后的景公(公元前576—前537年)。高阳氏即黄帝之孙帝颛顼〔zhuān xū专须〕。秦人自称高阳氏之苗裔,本属华夏族。磬铭表明这一历史情况,为秦国史的研究提供一条重要资料。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一节 秦咸阳宫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秦都咸阳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以东15公里处。是秦国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时期的政治中心。1959年开始勘察,现已发掘一组高台宫殿基址,坐落在秦的上原谷道(今名牛羊沟)的东西两侧。西侧为第一、第三号基址,东侧第二号基址。据研究,当时由跨越谷道的飞阁回廊将这组对峙的宫殿连成一体。形成富有艺术魅力的台榭复合体。

一号基址,平面略呈“L”字形。东西60米,南北45米,台高6米。依台建屋,重叠高起。基址分上下两层建筑。上层正中为主殿,周围及下层,分别为卧室、盥〔guàn灌〕洗、沐浴等室。底层为回廊。

二号基址,平面略呈刀把形。西宽东窄,东西127米,南北32.8—45.5米。主室在西半部正中,平面呈方形。东西19.8米,南北19.5米。东半部残存四室,其中两室可知是地下盥洗室。基址周围有回廊和排水设施。

三号基址,在一号基址的西南方,其间有夯土连接。平面长方形,东西17米,南北约60米,高台残高1.5米。主殿已无遗迹。现存周围11室,其中最大面积为115.2平方米。基址东侧有一条南北向的画廊,南北32.4米,东西宽五米,计九间。东西两壁绘制壁画。题材为秦王出行车马仪仗之属。其中有车马、人物、花木、建筑等形象。秦宫壁画,为我国目前最早的宫殿壁画资料。

<h3>秦始皇陵兵马俑坑</h3>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陵,在陕西省临潼县城东五公里处骊山北麓平原上。北临渭河,像一座耸立的山丘。经考古工作者长期普查钻探,现已查明,陵园规模之宏伟、地下埋藏之丰富,真可谓亘古所无。

陵墓周围有内外两重城垣,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周长3870米。内城中部有一条隔墙,把内城分为南北二部。南部是陵的封土区,北部是地面宫殿建筑区。外城南北长2173米,东西974米,周长6294米。陵园东边有始皇诸公子、公主的陪葬墓和埋置陶俑、陶马、活马的从葬坑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兵马俑坑。

兵马俑坑,在陵园东一公里处。1974年发掘,一组四坑,呈南北两行排列。一号坑在南,坑体东西长230米,宽62米,面积14260平方米。二号坑在一号坑的东北,东西124米,宽98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三号坑在二号坑之西,面积为520平方米。四号坑是一个尚未建成的空坑。

已发掘部分,共出土武士俑800多件。木质战车18辆,陶马100多匹。青铜兵器、车马器共计9000余件。如按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这三个坑的武士俑可能原有7000个,驷马战车100辆,战马100多匹。坑内兵马俑排列方向全部面向东方。据俑群排列现状,暂可推测,这是模拟送葬军阵的仪仗俑群。

陶俑身材高大,高的达两米,矮的1.75米。一般在1.8米左右。种类也多,有骑兵俑、车兵俑、步兵俑。其中步兵俑按地位又可分将军俑、军吏俑、铠甲步兵俑和轻装步兵俑。车马俑按职务可分为甲士俑和御手俑。陶俑形态各异,神情逼真,展现了我国秦代高超的雕塑艺术。

骑兵俑出于二号坑,一律戴小圆帽,帽两侧有扣带结在颔下。上衣和铠甲较短,腰系带,下穿紧口裤,足蹬短靴,身高1.8米以上。

兵马俑庞大的军阵体系,形象地展现出秦军的兵种组成、编列和武器装备情况。显示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威震天下的军事力量。

1980年,发掘的两辆铜车马,其大小为真车真马的1/2。完全模拟实物制成,也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

一号车为立车,即立乘之前导车。通长2.25米,高1.52米。单辕双轭,套驾四马,即两骖两服。车舆呈横长方形,车上置一圆形铜伞,伞下立一御马官俑,双手执辔〔pèi沛〕。舆内有铜方壶、弓、弩、镞、盾等。四匹铜马均饰金银络头。鞍具上有编号文字29处,共49字,均小篆体。

二号车为安车,即坐乘之轿形车。全长3.28米,高1.04米。车厢分前、后两室,前室为驾驶室,内有一跽坐的御官俑,腰际佩剑,执辔前视。后室为乘主坐席。车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亦单辕双轮。前驾四匹铜马。

1994年,正式发掘秦俑二号坑。现已初步探明二号坑的面积约6000平方米,平面呈曲尺形,为土木结构的地下坑道式建筑。

二号坑内兵马俑大致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即由跪式、立式弩兵俑组成的方阵;由驷马战车组成的方阵;由车、步、骑兵俑混合编列的长方阵;由众多骑兵俑组成的长方阵。四个部分相互勾连,有机地构成曲形阵。其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可分可合,军阵编列形式科学严谨,独具特色。

据初步推算,二号坑约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0多辆和众多的青铜兵器。其中鞍马骑兵俑、跪姿射俑等,为其所独有的特色。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将使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俑坑,增添新的风彩。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二节 汉长安城与未央宫遗址

城内重要的建筑群遗址,有长乐宫、未央宫、明光宫、北宫、桂宫、武库、东市、西市等。

明堂、辟雍为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元年—5年)兴建,九庙为王莽地皇元年(公元20年)所建。遗址在长安城南安门外大道东侧,今西安市土门村北。当时,“明政教”的明堂与“宣教化”的辟雍,合而为一。遗址平面呈“外圆内方”,正中是中心建筑,建于圆形夯土台上,台面直径62米。台上的中心建筑平面似“亞”字形,四面对称,每边长42米。正中是一个方形夯土台,每边长约17米。中心台的四边,有四个厅堂,各长24米,应即所谓“明堂”、“总章”、“青阳”、“玄堂”。四堂前面围绕敞厅。

城门与街道:城的四面各有三座城门。东墙(北起而南)有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墙有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墙有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墙有横门、厨城门、洛城门。通过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和直城门的发掘,判明每座城门有三个门道。直城门中间门道宽7.7米,两侧门道各宽为8.1米,门道间距4.2米。门两侧有石础,原建有木构门楼。街道笔直,主要街道八条,各宽约45米(图7)。

长乐宫,又称东宫,汉初为皇帝视朝之处,惠帝改为太后寝宫。位于城东南角,平面近方形,四周筑有宫墙,墙基宽约20米,墙四面各设一门。周长10000米以上,面积约六平方公里。宫内主要建筑有前殿、临华殿、长信宫、长秋殿、永寿殿、神仙殿、永昌殿和钟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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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汉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王莽九庙,为王莽建立新朝后所建之宗庙。遗址在汉长安城南安门外大道西侧,与明堂、辟雍对应。这组建筑群,由12座建筑组成。1—11号基址为一组,四周有方形大围墙,每边1400米。12号建筑基址在南边大围墙外正中,两者的围墙相距10米。这12座建筑形制基本相同。1—11号建筑,可分三排,北排(1—4号)与南排(8—11号),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5—7号)错落在南、北排之间。每座建筑的四周都有围墙。其中心主体建筑,平面如“亞”字形。这些建筑,除外边无水沟环绕外,其平面布局与明堂、辟雍相似。在九庙遗址中的石础上,有“始建国”年号。因此,推定为“王莽九庙”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为西汉都城遗址。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建都长安。惠帝元年至五年(公元前194—前190年)筑造城墙。1956年开始勘察与发掘。

未央宫,又称西宫,位于城西南角。为皇帝居住理政之处。经钻探,宫城平面呈规整的方形,四周筑有宫墙,东西墙各长为2150米,南北墙各长为2250米。面积为五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1/7。宫城四面各有一门。现已探明,当时北宫门有南北向大道直达前殿,宫门外两边有阙楼,文武大臣入宫前都在此等候。东宫门有东西向大道直达前殿,各地诸侯朝见皇帝都由东宫门进入。

武库,是西汉的中央兵器库。遗址位于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平面长方形,四周有围墙,东西880米,南北320米。内有库房基址七处。出土大批武器,有铁刀、剑、矛、戟、铠甲、铜戈、镞、剑格等。其中以铁兵器为主。各类武器比较集中,反映当时各库房是按武器类型分类存放的。

1980年,在前殿西南和东北部,发现一批被火烧烤过的木简。其中有些是病方和医方,是研究古代医药的珍贵资料。

1986年在未央宫前殿西北880米处发掘了一座管理全国工官的官署院落遗址。出土进贡物品的刻字骨签30000多片。骨签均为动物骨头(主要是牛骨)制作,长5.8—7.2厘米,宽2.1—3.2厘米,厚0.5厘米。其内容可分两类:(1)一行字(六至七字),刻有物品名称、规格、编号;(2)二至四行字(10—40字不等),刻有纪年、工官名称、有关官吏和工匠人名。骨签的出土,反映了当时各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状况,不同年代的进贡物,在数量上和品种上的变化,以及各地基层官制的设置情况,是研究西汉社会史的一批珍贵资料。

1988年,在宫城西南角发掘一座角楼遗址。平面呈曲尺形(“L”),与后世见到呈正方形的角楼有所不同。这是我国已发掘出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角楼遗址。

前殿夯土台基,北部残高15米,南北长350米,东西宽约200米。有前、中、后三座大殿,是利用龙首山丘陵修建的高台建筑。

城址平面近方形,旧称“斗城”,东城墙长约6000米,南城墙长约7600米,西城墙长约4900米,北城墙长约7200米,总长约合汉代62里。总面积为36平方公里。墙基宽12—16米。墙外侧绕以宽约八米,深约三米的城壕。

未央宫城内的建筑,以位居中央的前殿为主体。其他建筑则围绕于四周。在前殿西北,有朝廷作为图书馆、档案馆的石渠阁,前殿正北,有作为存放文史档案和重要典籍的天禄阁。

长安城南郊,西汉仪礼性建筑群遗址,以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遗址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

在中心建筑的四周有围墙,呈正方形,四边各长235米,距中心建筑96米。围墙每边各有一门,门道宽4.5米,长12.5米。围墙内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每边长47米。围墙外绕以环水沟。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三节 长沙马王堆汉墓与临沂银雀山汉墓

马王堆西汉墓与银雀山西汉墓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上的重大收获。其中,马王堆墓中出土的帛书与银雀山墓中出土的汉简,是我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的重大发现。

一号墓,出土半两钱五枚、三铢钱一枚,漆耳杯两件,杯底刻“司马”二字。二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二墓共出土数千片珍贵古籍的竹简,这在考古史上是一次重大发现。

尤其是三号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帛书质地为丝织细绢。书写的字体有隶书、篆书与草篆。其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科技和医学等方面。经整理,共有28种书籍,计12万多字。除《周易》、《老子》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诸子类有《老子》、《黄帝四经》。六艺类有《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方术类有《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最早的一部古医方书。《病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方面。《药方》提到108种病名。关于疾病外治法,除外敷法外,还有药浴、薰治、熨砭灸、按摩、角(火罐的早期形式)等治法。《导引图》是我国最早把呼吸运动与躯体结合起来的体育疗法。今之“气功疗法”,就从它演进而来。数术类有《五星占》,保存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五星运动的记录。《天文气象杂占》,保存了我国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形状图录。

一、三号墓内覆盖在棺盖上的帛画,都是用单层绢作地,呈“t”形,全长二米许。两幅构图大致相似。上部绘日、月、升龙、扶桑树、蛇身神人图形。象征着天国境界。下段绘蛟龙穿璧图景,墓主出行宴饯场面。是“引魂升天”之意。其不同处在于:一号墓主为女性,画一女子在弯月下腾空遨翔;三号墓主为男性,画一上身裸露男子在遨翔。这种帛画本名,应是竹简中的“非衣”(“非”,汉时训作“飞”。“非衣”即“飞衣”。旨在祝愿死者魂飞升天)(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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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

银雀山西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县城南银雀山。1972年发掘一、二号墓。这两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一棺一椁,椁室分成棺室和边箱两部分。随葬品大部分放在边箱内。

一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整简长27.6厘米,每枚字数多少不一,多的达40余字。经整理,这批竹简大部分是兵书。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墨子》等周秦古籍。

出土古地图两幅:(1)《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经复原,长宽各96厘米,正方形。所绘范围为今湖南省南部的潇水流域及邻近地区。比例在1/17万至1/19万之间。(2)《驻军图》,经复原,长98厘米,宽78厘米。所绘范围为今湖南省最南面江华县的沱江流域。比例在1/8万至1/10万之间。近年来,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王政(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木版地图和西汉早期纸地图。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最早以实测为基础的四幅古地图。表明我国古代测量数学和测量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h3>银雀山西汉墓</h3>

<h3>长沙马王堆西汉墓</h3>

二号墓,出土《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32枚。每简长69厘米。是西汉实用日历,也是迄今所知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它的出土,使我们得知西汉太初以前历谱格式。证实太初以前使用的是“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可以校正以往推算年代的差误。对考订历史年代,具有重要意义。

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1972—1974年,发掘了一、二、三号墓。这三座墓,全由坟丘、墓道、墓坑和墓室组成。墓内棺椁用巨大木板制成。上下四周填塞木炭和白膏泥。一号墓,棺椁规模最大。椁室长6.73米,宽4.9米,高2.8米,共用木料52立方米。内置四层套棺。棺盖板上覆盖帛画一幅。木椁系榫扣结构,无金属销钉、无锯刨痕迹。全部工艺由斧、锛、凿手工完成。墓内填木炭,厚0.4—0.5米,总重量达10000多斤。木炭之外分布有白膏泥,厚1—1.3米,对密封起决定性作用。墓主为女性,年约50岁。全身裹殓各式衣着、衾被及丝麻织物18层,连贴身衣共20层。经解剖,尸体不仅外形完整,内脏器官也是完整的。主要病变尚可确认。这具“西汉女尸”成为埃及木乃伊之外又一世界奇迹。在医学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孙子兵法》,简书300余枚。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证实《孙子兵法》十三篇确系孙武原著。还有《吴问》(《吴王与孙子关于军事答问》)、《黄帝伐赤帝》等五篇佚文,很有研究价值。《孙子兵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军事学名著,堪称“兵学圣典”。

一、三号墓中,出土多种乐器:琴、瑟、竽、箫、竽律、钟、磬、筑八种。其中一套有汉初律名的竹质12音律管,是我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件大事。它使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疑案得以澄清解决。这又是我国学术史上一件大事。

《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过去曾被认为是伪书。简本的出土,证实这几部书在西汉前期已广泛流传,确系先秦古书。这对宋代以来的伪书说作了否定,从而恢复了这些书的历史地位。

《孙膑兵法》440余枚,11000字以上。可以肯定是《孙膑兵法》的有十五篇。它与《孙子兵法》十三篇有所不同。是祖述《孙子兵法》思想而有所发展。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四节 满城汉墓与南越王墓

满城汉墓与南越王墓,墓室凿于山岩之中,都是“凿山为陵”的大型崖墓。工程艰巨,规模宏大,浑如地下宫殿。

<h3>满城汉墓</h3>

满城汉墓,位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一、二号两座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wǎn晚〕之墓。一号(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近7米。二号(窦绾)墓,全长49.7米,最宽65米,最高7.9米。两墓的形制、结构大体相同。全墓可分为墓道、南北斗室、中室、后室等部分。墓门向东。

墓中最特殊的是镶玉漆棺。外镶玉璧,内嵌玉版成长方形盒状。棺外壁镶玉璧26块,棺内壁镶玉版。棺盖底两侧及前后两端共镶玉192块。

墓中最重要的发现是“金缕玉衣”。“玉衣”的外观与人体一样。可分为头部、手套、上衣、裤筒和鞋五部分。由玉片组成,以金丝编缀,故称“金缕玉衣”。经修复,刘胜“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块,金丝1100克。窦绾“玉衣”,全长1.72米,共用玉片2160块,金丝700克。这是在考古中第一次根据出土情况完整复原的两件“玉衣”。从“玉衣”制作上,反映出西汉工艺技术的高度水平。

两墓随葬品有铜器、金银器、铁器、玉石器、料器、陶器、漆器和丝织品,共计4200多件。

铜器制作精细,造型优美。例如:

错金博山炉,通高25厘米,通体用黄金错成花纹。炉座透雕龙纹,炉上部和盖上铸出猎人狩猎于群山之中。

朱雀灯,作朱雀展翅欲飞状,所衔环形灯盘分成三格,可同时点燃三支蜡烛。

铜漏壶,高22.5厘米。刻箭上原有时辰标记(惜已损坏),可称之为“西汉铜时计”。

难得的是西汉度量衡器。“三钩”铁权,测出西汉一斤为249.9克,此权纽略有损缺。西汉一斤应合今250克。错金铁尺,有错金小点,以表示尺寸,全尺分为10寸。经实测,尺长合今23.2厘米。这种刻度汉尺,在我国是首次发现。最难得的是从二号墓中出土的“长信宫”灯(铭文中有“长信”字样,故名),作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灯可拆卸,灯盘可转动,灯罩可开合。可随意调整灯光亮度与照射角度。宫女头部也可拆卸,体内中空,右臂与烟道相通,蜡烛燃烧时的烟灰,可通过烟道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清洁。宫灯的设计科学合理,人物的造型形象逼真。是一件罕见珍品。

<h3>南越王墓</h3>

南越王墓,是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陵墓,位于广州市区北部象岗山。墓室全用砂岩大石板砌筑,由前室、东西耳室、主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七部分组成。全长10.85米,宽12.5米。墓道在南,现长10.3米,宽约2.6米。髹漆棺椁已朽。

墓内的东西侧室、前室、东耳室和墓道中,共有殉葬人10多具。应是墓主的姬妾侍从或杂役。

墓主身著“玉衣”。这件“玉衣”的手、足、头部玉片用丝缕编缀,其他部位玉片系粘贴在麻布片上,再用素绢覆盖,可称为“丝缕玉衣”。在“玉衣”两侧放置圆形透雕玉饰。腰间两侧佩带铁剑10把,剑长1.20米。胸前戴玉佩饰和金、银、玉、铜、玻璃等质珠串。“玉衣”上下铺玉璧,璧下有盛满珍珠漆盒,盒旁有角形玉杯。足端有仿玉陶璧130多件。陶璧之中有一银盒上刻“私官”铭文。墓主身上发现印章九枚(金印两枚、玉印五枚、绿松石印两枚)。其中,有龙钮金印“文帝行玺”、玉印“赵眛”。据此,认定墓主系僭称“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眛(《史记》、《汉书》中,“眛”讹为“胡”)。

随葬物达千余件,其中金印二枚,引人注目。一枚方形龙钮金印,每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印文:“文帝行玺”。另一枚印文:“泰子”二字。“文帝行玺”是目前最大的一颗西汉金印。

浅蓝色透明玻璃,长9.5厘米,宽4.5厘米。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块平板玻璃。

在铜镜中,漆绘人物画像镜,有一件直径41.5厘米,也应是目前最大的汉圆镜。带托镜,直径50厘米,用黏合剂把镜面套入镜托凹槽中,背面镶嵌绿松石。三环钮镜,这种镜是首次发现。“山”字镜,也是少见的器物。

还出土六博漆盘和六博子。漆盘有镶铜框的和镶铜贴金花两种。六博子,有象牙、青玉和水晶三种。长方形,每套六颗。是我国古代一种棋子。

犀角形青玉杯,长18.4厘米。青白色硬玉雕成。外壁纹饰,底为透雕卷云纹,中为浮雕云雷纹,口沿为浅雕。制作精细,造型优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还有药石:辰砂、铝块、紫水晶、硫磺、孔雀石等。药具:铜杵、铁杵、铜臼。这在汉墓中不多见。

再有铜镜一套八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高48厘米,柄长15.5厘米。均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五节 徐州北洞山与狮子山西汉楚王墓

汉高祖在位六年(公元前201年)时封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首府移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刘交及其以后各代楚王的陵墓,都分布在徐州近邻周围的石灰岩山上,均系凿山为藏。历年来已发现和发掘多座。其中,北洞山楚王墓是结构最复杂的一座,而狮子山楚王墓则是形制最奇特的一座,而狮子山楚王墓则是形制最奇特的一座。

<h3>北洞山楚王墓</h3>

1986年,江苏徐州北洞山发掘一座西汉大墓。这座墓,座北朝南,由墓道、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三部分构成巨大的地下建筑群。共有19个大小不等的墓室和17座小龛。

墓道在山坡上露天开凿,已清理的部分长45米。整个墓道自南而北,可分为前、中、后三段。中段东西两壁共开凿七个小龛,南北长各约1.9米,东西各宽0.9米,高一米。平顶,龛口均以石板封堵。每龛内置彩俑30个左右,共出彩俑222件。中段东壁北端有一缺口,宽1.82米,为进附属建筑的入口处。

墓道后段北端与墓葬主体建筑的墓门相连。在墓道后段及中段北部,均以三列三层打磨方正的塞石封填。墓道后段距墓门1.7米处的东西两壁各开凿一间耳室。耳室内南北长3.28米,宽2.35米,高1.9米。中部有长方体石柱,并髹褐漆,出土“半两”钱。

主体建筑,“凿山为藏”,由墓门、前后甬道、东西侧室、廊、二厕间、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

墓门南开,宽2.46米,高1.98米。门内南北全长21.3米。在近墓门处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侧室。各长3.6米,宽1.94米,高2.14米。室内出土金带钩、金耳饰、玉衣片、透雕玉饰、铜带钩、大量漆器残迹。

前甬道北端是前室。东西长9.1米,宽3米,脊高3.53米。室内出土玉衣片、金缕、玉饰、铜印章。

前室东北角的长廊(长6.8米,宽1.02米,高1.95米)。北壁并列开凿两个厕间(南北长2.4米,宽1.9米),厕内中部偏西侧的地面上凿一“凸”字形蹲坑。

后甬道北为后室门道,其后是置棺椁的后室。呈纵长方形,南北长5.12米,宽2.87米,高3.44米。室内被盗一空。

主体建筑的甬道、各室顶部、墙面和厕间,均髹漆涂硃砂,可见当年整个墓室一片硃红。反映了当时王族“致以丹漆”的葬制,也体现了楚人尚赤的习俗。

附属建筑,位于主体建筑东南,总面积约335平方米。石材砌筑。其西北角为甬道,与墓道垂直相交。

附室计11间,整体布局呈长方形,自北而南,分为四进。

第一进,两室(一、二室),出铜弩机、箭镞、铁剑、戟、残陶俑。

第二进,三室(三、四、五室),出玉杯、铜镜、编钟、石磬(残)等。

第三进,三室(六、七、八室),在第七室内凿一方井,井口置整石雕凿的井字形框架,框上又置石栏板。在第八室内分为内外两间,在内间东南角有一厕所小蹲坑。

第四进,三室(9、10、11室),在第9室内正对门道的东南角,砌一砖灶。11室内亦砌一砖灶。

整个附属建筑的形制布局,各室的设施和出土遗物,表明它具有地下府库、仓厨性质。

随葬物:此墓多次被盗,仍出土有金、铜、铁、玉、石、骨器以及陶俑等遗物。

金器:有带钩、耳饰。铜器:有弩机、(钅焦)壶、铺首、镞、编钟、镦、镜等。铁器:有四蹄足方炉、锤、凿、铧、戟等。玉、石、骨器:有玉剑饰、珌〔bì必〕、剑格、璧、玉衣片、玉环等。还有石磬、骨佩饰以及漆木案、卮、耳杯、水晶片、海贝等。

陶俑共422件,可分男女侍俑、抚瑟俑、仪卫俑等。

男立侍俑61件,有的头戴帽,两颊有风带系结颏下,身着广袖长袍,交领右衽,袖手而立。有的头结发髻,身着右衽长衣,双手拱握于腰际。高约50厘米。

女侍俑136件,有的立姿。发中分向后挽鹊尾状髻,着二重深衣,曲领右衽,袖手而立。有的跽坐,双手拱于膝上。

抚瑟俑三件,跽坐式,双手作抚弦状。

仪卫俑222件,皆男俑,立姿。身着右衽深衣(或绿、淡黄、黑、紫色),腰束带(或黑、白、红带),佩长剑,两颊有黑带系结颏下。足登翘首履,有的还留八字胡须。各显神态。

钱币:半两钱七万余枚。

铜印章四枚,有:“楚御府印”、“楚武库印”、“楚邸”、“楚宫司丞”字样。

据出土“半两”钱、“楚”字印章、墓主身着金缕玉衣,推定该墓应是公元前175—前128年之间,某一代楚王之墓。

<h3>狮子山楚王墓</h3>

1994年12月—1995年3月,对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进行发掘。该墓座北朝南,结构独特。南北总长117米,宽17.2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墓道长达70余米,而且由外而内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最宽有9米,长约30米,第二部分,宽3.45米,长约20米。第三部分,又称内墓道,宽2米,长约20米。在其上方,有已知我国汉墓中首次发现的大天井,它与内墓道同样长,宽约13米,高约11米。甬道及后室总长47米。甬道的开口处用四组(计16块)塞石封门。

墓中出土金、银、铜、铁、玉、漆、陶、骨器等遗物1500余件,其中钱币一项即多达17.6万余枚。

金缕玉衣,用4000多片(有些玉片仅0.5厘米见方)晶莹剔透的和田美玉制成,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好的一件。

金带扣,是二副腰带上的带扣,由纯金(四件)制作。最重的一件达390克。腰带是由三排海贝镶嵌在丝带上连接而成。其间杂以金花。带扣上的纹饰主题图案是两只熊撕咬一匹飞马。

铜印章150多方,银印五方,封泥90多枚。计有“楚侯之印”、“楚中侯印”、“楚司马印”、“楚营司马”、“楚中司空”、“楚都尉印”、“楚太朴印”等。地方官印有“承之右尉”、“僮令之印”、“文阳丞印”、“兰陵之印”、“北平邑印”、“海邑左尉”等。封泥有“下邳丞印”、“彭城丞印”、“萧令之印”等40多种。为研究西汉印章随葬制以及官制,提供了宝贵资料。

玉器200多件,其中有一件玉璜,双面饰20条龙,堪称绝品。

墓道耳室中有很多兵器,如戈、戟、矛、铍〔pī披〕、殳、剑等。

墓道侧旁的庖厨间内,发现一罈封装完好的兰陵酒,封泥上有“兰陵丞印”戳记,罈口处尚有酒香溢出,堪称奇迹。

在墓东500米处,发现兵马俑坑。围绕地宫周围呈放射性分布的有骑兵俑坑、兵俑坑、陪葬的贵族墓地、车马器坑及地面建筑遗迹等。此外,在地宫外口和耳室内发现陪葬墓和殉人。

楚王陵的发掘,在史学研究领域内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

据地宫形制和出土物,推断此墓主人即狮子山兵马俑坑的主人。可能是西汉时期第三代楚王刘戊之墓。距今约有2170年的历史。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六节 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王陵墓

西汉时期分封的梁国,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其王室陵墓均在商丘市东的永城芒砀山上。

芒砀山是由其周围的保安山、僖山、黄土山、夫子山、铁角山、马山、桃山、磨山等相连的小山组成。

1987—1991年,在河南商丘地区永城芒砀山梁王陵区调查与发掘。位于保安山东半山腰中的梁孝王墓,是芒砀山目前已发现的梁国王室墓中规模最大、建筑结构最复杂的石室墓。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大型石室王陵。墓向东,凿山而建,东西总长近60米,最宽处约30米。由墓道、门卫房、墓门、车马室、享堂、主室、内侧室、套间、回廊、角室及排水系统等部分组成。体现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对称性。

墓中清理出鎏〔liú流〕金铜车马饰2000多件。

柿园(在梁孝王墓东南处),是一座西汉大型石室墓。墓道长约30米,宽5.5米,深约10米。墓道及甬道用2500多块黄肠石封填。条石上多刻有文字,其中一石上刻“贞王”二字。为认定墓主人提供了线索。该墓由墓门三道、斜坡甬道长22米,耳室八个和主室一个组成。主室顶部绘有巨幅壁画。壁画中间绘一条巨龙,在龙的上方,有一朱雀,随龙腾跃。在龙的下方,绘一只白虎。龙首前方,有一小形鸟首、蛇身、双尾的动物,在龙的前后和下方都衬以流云。是目前发现篇幅较大,级别较高的壁画珍品。整幅画面都以红色为主,画幅位于主室左侧,体现了楚人尚赤、崇左的习俗。

该墓早已被盗,仍清理出彩绘守门俑、女士俑、骑马俑43件,鎏金铜车马饰如项圈、马衔等共约10000余件。墓门西侧出土一座钱窖,内有半两钱、榆荚钱共约225万枚。

僖山,西汉石室墓一座,墓中曾出土一套极为珍贵的金缕玉衣。说明它应是某梁王之墓。

1992—1994年,在永城芒砀山梁王陵区内发掘,发现梁孝王寝园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10米,东西宽60米。座北朝南。由大门、前庭、寝殿、回廊、前堂、后室、庖厨及围墙和完整的排水系统组成。前后两大部分分别以寝殿及“堂”为主体,布局对称。是我国目前发现唯一的一处保存完整的西汉诸侯王寝园建筑基址。在寝园内出土有“孝园”字样的汉代瓦当等建筑材料。

该寝园,应营建于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废弃于西汉末年。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七节 居延、敦煌、武威汉简及武威汉墓

我国西北地区的居延、敦煌、武威等地,都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居延是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治所地,在今内蒙古嘎顺湖(居延海)、额济纳河流域一带。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站。武威,即汉代姑臧县故地,为中原与西域之通道。这些地区以出土汉简以及武威铜奔马、铜车马仪仗俑等珍品而著称于世。

居延汉简,是在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和采集的简牍〔dú读〕。这些简牍,是我国汉代张掖郡居延和肩水两都尉的各种文书资料。

早在1930—1931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中首次发现10000余枚简牍,称之为“居延汉简”。

时隔40年之后,至1972年,甘肃考古队沿着额济纳河流域,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额济纳旗居延海进行考古调查,采集到简牍和各种遗物达800余枚(件)。1973—1974年,在居延甲渠候官等处的汉晋烽燧遗址进行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新出简牍1.9万余枚,实物2300余件。1976年采集木简173枚,1982年又采集木简20枚,统称之为“居延新简”。

甲渠候官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24公里,纳林河之间的戈壁滩上,是汉代居延都尉西部甲渠候官的治所。

新出土的简牍,绝大多数为木质,极少为竹简。完整的简牍,每枚长23厘米(合汉尺一尺),最长者达88.2厘米。其中,纪年上限始于西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昭帝始元一至六年(公元前86—前81年),下限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公元283年)。

简册内容:包括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爰书、劾状、各类簿籍。还有《九九术》、历谱、医药方和《苍颉篇》、《急就篇》等残简。特别是发现长安至河西的20个驿置里程简。从京兆长安途经右扶风、北地、定安、武威、张掖等郡。这对确定西汉长安至敦煌的交通路线,提供了新论据。

新旧居延汉简,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情况及其兴衰的历史,也再现了汉代西北边塞屯戍风貌和生活情景。它和敦煌汉简一样,同是研究汉代政治、军事、法律、西北屯戍、中西交通等各个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汉简,1907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705枚,1913年至1981年,先后六次,在敦煌、酒泉之间总计发现汉简2190枚,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至东汉桓帝时期。统称之为“敦煌汉简”。

1990—1991年,敦煌悬泉置遗址(敦煌至安西之间),发掘出土汉代简牍1500余枚,纸、木等文物2650余件。最引人注目的是西汉宣帝、元帝时期(公元前73—前33年)的麻纤维纸。其中,有墨书文字的纸四件,证明早在西汉时期,纸已成为书写材料,并在西北边郡广泛使用。出土文书有诏书、律令等多种,尤其是大量邮驿文书、簿籍简牍,为研究西汉西北地区邮驿制度、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遗址大体可分五期:一期为西汉武帝至宣帝中期,建有坞、仓、厩。坞呈正方形,面积约2300平方米,土坯砌筑。坞内有西、北两组房址。二期西汉宣帝中期至哀帝时期,新建马厩。三期西汉平帝至王莽末年,修筑小马厩。四期东汉光武至和帝时期,出土纪年简。五期魏晋时期,留有烽燧遗址。

简牍大多出于坞东侧早期仓址上的废弃物堆积中。经整理,绝大多数是木简。

在各种簿籍上,记录了接待官员、使者往来的过程,支付食品、粮食、车马、草料的数额和价值,以及刑徒和官奴婢名籍。

驿置道里簿,详细记载了酒泉至敦煌的路线、驿置里程。悬泉置附近的亭置名称等。

除简牍外,还有铜、漆、木、石、陶、骨、丝、纸、毛、皮、粮食等类。大量的大麦、小麦、青稞、谷子、糜子、豌豆、扁豆、黑豆、苜蓿、大蒜、杏、桃核等。

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文物,为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制、中外交流、邮驿制度、屯戍情况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武威汉简,磨嘴子六号墓的年代较早,属西汉晚期,所出469支《仪礼》木简,共计27298字。是迄今所出汉简中保存最好的一批,对汉代经学与《仪礼》版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旱滩坡东汉初期一座墓中,出土医药简牍。现存木简78枚,木牍14枚。每一条目,列方名、病名、药物名、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针灸穴位、禁忌等。体例多是一病一方。保存药方30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所列药物100多种。其中见于的69种,见于《名医别录》的11种。为研究汉代医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雷台东汉墓,1969年发掘,是一座多室砖墓。夯筑封土,残高六米。墓道斜坡式,长20多米。在墓道壁面上涂硃红彩带。墓门门券上砌出照壁,照壁中部绘出门、柱、梁、枋和斗栱。

墓室长19米,宽10米,高4.5米。包括甬道、前室附左右斗室、中室附右斗室、后室。前室、中室、后室,皆作盠〔lí黎〕顶,顶心正中方砖上彩绘莲花藻井。

出土物:铜器171件、金器、漆器、陶器、铜印,共230多件,其中不少艺术珍品。

铜奔马一件,俗称“马踏飞鸟”。长45厘米,

通高34.5厘米。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状,三足腾空,右后蹄踏在飞鸟(这种鸟,经专家鉴定,认为是关陇地带的一种小形猛禽一隼〔sǔn笋〕,飞速每小时达200多公里)背上。示意马的行速超掠飞隼。以河西走马的“对侧步”奔行于天空中的姿态,实寓“天马行空”之意。本应名“铜天马”。它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已被列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铜车马仪仗队,由铜马38匹、铜牛一头、铜车14辆(马车13辆、牛车一辆)、手持矛、戟〔jǐ几〕武士俑17件、奴婢俑28件组成。这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

铜轺〔yáo摇〕车一辆,长40.7厘米,作为铜车马仪仗队中的前导车。车舆方形,车上伞盖作圆形,车舆两侧的轓〔fān翻〕涂朱红色。据《后汉书·舆服志》:“车朱两轓”,为二千石官吏的乘舆。

在一些奴俑背后和铜马胸前,铸刻铭文。奴俑中铸“张氏奴”的八件,铸“张氏婢”的四件。马胸前有铸“守张掖长张君”、“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字样铭文。据此,推定墓主应为张掖长张君之墓。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八节 新疆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民丰县尼雅河北端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它处“丝绸之路”南道要冲,是汉代西域诸国之一的精绝王国故址。遗址分南北两部,相距约五公里。南部范围较小,有数十座居址。北部范围较大,有数百座居住址,其中包括宽敞的厅堂和寺院建筑。住址保存较好,出土有木质家具、丝毛织物、器皿、工具、粮食,以及汉文和佉卢文简牍等。

早在本世纪初,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即涉足尼雅遗址,攫取大量珍贵的文物。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文物单位曾多次前往该地进行调查发掘。令人惊异的是1995年秋季,在遗址以北两公里的墓地发掘八座墓葬。这八座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单人葬,用巨大胡杨木树干掏空而成的独木棺;二是男女合葬,为外有木椁的“箱”式木棺。尸体均成干尸,随葬品保存良好。

这些墓葬中的男女墓主,身盖色彩斑斓的锦被,穿着锦袍、锦裤、丝绵短袄、绸衣、绣鞋。女主人头戴丝绵风帽,帽上扎系一条几何纹绸带。还有龙纹铜镜。

在一件陶罐上,书有汉文墨书“王”字。织锦的绝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新品种。有的织锦上绣有瑞兽云气图案。

八号男性墓中,一件色彩艳丽的锦袋上织纹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墓主的配弓、圆筒形箭囊、绘彩箭杆等,具有地方特点。在随葬的木盘内,置羊腿、配小刀,还有糜谷饼、葡萄等,再现了当时的生活情景。

在部分墓葬中,有颜色绚丽的晕染纹毛织物、毛织鞋的花卉图案、配饰的蜻蜓眼料珠,显示出来自西亚的信息。这次重要发现,是研究汉晋时“丝绸之路”南道中西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九节 汉魏洛阳故城与灵台、永宁寺遗址

汉魏洛阳故城,在今洛阳市东约15公里处。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城遗址。1954年开始调查,1962年以来,勘探与发掘。

城址大体作南北长方形。经实测,西城墙残长4290米,墙宽约20米。北墙全长约3700米,宽25—30米。东墙残长3895米,宽约14米。南城墙因洛河北移被毁,其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约2460米。城周长约合14公里。

城垣的西、北、东三面,共探出城门10座,西垣五座,北垣二座,东垣三座。据文献记载,汉魏晋时有12座城门,北魏时有13座城门。

洛阳城西北角,曹魏时增筑金墉城。经勘察,此城由南北毗连的三座小城组成。设门道相通。平面呈“目”字形,南北长1048米,东西约255米。城墙宽12—13米,城门八座。北城:西墙、南墙各一门。中城:西墙二门。南城:四面各一门,均为一个门洞。该城北依邙山,据地势制高点,可俯瞰洛阳全城。实际上是座军事性城堡。

大城内的中北部,探出北魏宫城,南北长1398米,东西宽660米。呈南北长的矩形。南墙开一门,西墙二门,东墙一门。南门即宫城正门。门洞阙口宽46米。大城内街道,东西横街四条,南北纵街四条。其中,贯通宫城正南门(阊阖〔g hé昌何〕门)至建春门的横街,全长2510米,宽35—51米,是横穿宫城的主干大道。还有北从宫城南门起,向南直通宣阳门的铜驼街,是全城的南北中轴线。残长1650米,宽40—42米。街道两侧有大面积夯土台基。应是《洛阳伽蓝记》中的司徒府、大尉府、太庙等遗迹。

城南的重要遗迹有刑徒墓、灵台、太学和城内的永宁寺等。

刑徒墓地,发掘了522座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宽仅能容身,每坑埋一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只占4%左右。有棺,有的遗骸上可看出骨折或病变痕迹。出土刑徒砖820余块,是用残砖刻铭的。铭刻记录了刑徒的部属、狱所、名称、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项目。这些刑徒都属于将作大匠的左校或右校管理。死后立专门登记的簿册。铭砖中刻刑徒死亡日期的共有229块。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四月三日,终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些刑徒绝大多数来自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征调到洛阳服役的劳动人民。生前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死后又如此凄惨。

灵台,是东汉观察天象的专门机构。建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北魏时废弃。遗址位于城南平昌门外,东西220米,南北200米。经发掘,东西两侧有墙基,遗址中心是一座方形夯土台基。底部长宽各50米。台基上下两层平台。下层平台环建回廊,上层平台每面各有五间建筑。上、下层坡道相通。中心台顶平面略呈椭圆形,南北11.7米,东西8.5米。是当时观察天象之所。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曾任灵台台丞(即天文台长),并在这里设计制造地动仪,写出《灵宪》等天文著作。灵台是迄今我国最早的一座天文观测台遗址。

太学,创建于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是我国最早的大学。遗址位于城南辟雍的东北。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是一组长方形夯土建筑群,东西104米,南北90米。东部为一组密集成排的夯筑房基,南北220米,东西150米。四周夯筑围墙。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立石经于太学,通称“熹平石经”。魏齐王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又新立石经,通称“正始石经”。这是儒家经典正本。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近年来又有新的发现。

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洛阳城中最大的一座寺院。寺址位于宫城南门——阊阖门基址西南约一公里处。平面呈长方形。四周夯筑围墙。周长1040米。中心为方形塔基。《洛阳伽蓝记》: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西晋一尺合今24.2厘米)。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

今塔基残高约八米,平面呈方形,分三层而上,底层夯基东西101米,南北98米。中层夯基东西、南北各长50米。顶层台基系用土坯垒砌,面积约10米见方,其间留有木塔柱洞残迹。台基表面有残佛像头等遗物。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寺塔毁于大火。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节 邺城遗址

邺城遗址,在河北省临漳县境内,现今漳河横贯其间,可分为邺北城与邺南城。曹魏、后赵、冉魏、前燕建都于邺北城,东魏、北齐建都于邺南城。两城废弃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建都历时长达370余年。

邺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中外学者十分关注。1935年首次调查,1983年开始勘察与发掘。对邺北城与邺南城的形制,平面布局和城墙、城门、城壕、街道、建筑基址有了基本了解。邺北城的布局,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邺南城的对称布局对隋唐长安城的规划,产生了一定影响。

邺北城,经勘探,城址东西2400米,南北1700米。实际范围小于《水经注·濁漳水》记载,“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的范围。南城墙在今漳河北岸,墙基宽16.35米。今起河堤作用。东墙探出部分长1300米,宽15—18米。并发现一座门址,应是建春门门址。北城墙发现一座门址,门道宽20米,应是广德门门址。南墙三座门址,自西而东为凤阳门、中阳门、广阳门。

邺北城的平面布局特点是:(1)都城中轴线的确立。城址中间的中阳门及门内南北干道与宫殿区衔接,形成邺北城的中轴线。(2)邺北城金明门至建春门这条唯一的东西大道将城址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大于南区。北区集中了宫城、官署等。南区主要为居民区。(3)邺北城首次把一般民居以里坊形式纳入都市规划,形成整齐的棋盘格式街道。

邺北城街道已探出六条。从金明门至建春门的东西大道已知长2100米,宽13米。南北向大道五条。其中,城址正中间的中阳门大道,长730米,宽17米,是邺北城南北向最宽的中轴线主干大道。

城址内,仅存地面上的遗迹有铜爵台、金虎台遗址。铜爵台基址仅存东南角,南北50米,东西43米,高4—6米。金虎台现存南北120米,东西71米,高12米。冰井台址,经钻探,不见遗迹。据记载,三台之间有阁道相通。台上有楼阁,台下有暗道,与城西兵营相接。曹操曾率子及众文士登台赋诗。曹子建《登台赋》:“建高殿之嵯峨兮……连飞阁乎西城。”可见三台建筑之宏大。

邺南城,经勘探,城址东西2800米,南北3460米。墙宽一般为8—10米,城墙外部有“马面”设施,并有绕城的城壕。城门共有14座,东西城墙各四座,南北城墙各三座。城内朱明门大道,宽近40米,通向宫城,为邺南城的中轴线。

城址北部中央,筑有宫城。宫城东西620米,南北970米。邺南城内道路笔直,形成网络。居民里坊分布规整。城墙拐角呈圆角形,印证了“龟形”城垣这一文献记载。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一节 山西大同北魏永固陵、寿陵与洛阳景陵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至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前后近百年间,平城一直是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

太和五年(公元481年),魏孝文帝在平城方山为其祖母(魏文成帝拓跋璿之妻文明皇后冯氏)修建了永固陵。同时,在其祖母陵的后方为自己预营寿陵(万年堂),而规模小于永固陵,以示孝道。

1976年,对永固陵、万年堂进行发掘。

冯氏墓:墓冢呈方形,边长117—124米。曾多次被盗。该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室,平面呈梯形,甬道连接前、后室。甬道及前室顶为拱形。甬道前后各有一道大型石券门。此门由尖拱形门楣、门柱、门槛、虎头门墩、石门五部分组成。后室平面近方形,高大宽敞,四壁呈外凸弧线形。墓顶作四角攒尖式,顶中间嵌一块白沙石,雕莲花图案。

墓室长6.4米,宽6.83米。是我国已发掘的南北朝时期最大的墓葬之一。整个墓室用砖约达20余万块。其中条砖长41厘米,宽21厘米,厚7.7厘米。铺地大方砖,50.6厘米见方,厚7.2厘米。墓内破坏严重,葬式不明。

出土物:石雕、陶壶、罐、盆、碗、瓷小香炉、白釉双耳罐、铜簪、骨簪、铁箭镞、铁矛头、料环、丝织品残片等。

石雕:(1)甬道南端石券门拱形门楣两侧下端各浮雕一捧莲蕾童子,微露笑容。在童子下部门柱上端浮雕一孔雀;(2)虎头门墩,前部雕成虎头状,中间凿孔嵌门柱,后部嵌入壁内;(3)武士俑,灰白色细砂石制成,头部已打掉,看其背后和肩部似戴风帽,身着斜领窄袖长衣,双手拱于胸前,握剑。残高57厘米,腰宽17厘米;(4)石雕镇墓兽残件。

万年堂:即北魏孝文帝(元宏,公元471—499年在位)寿陵。墓冢为圆形,方基座。基座边长60米。墓室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后室平面方形,南北5.68米,东西5.69米。四壁呈外凸弧线形。墓顶为四角攒尖式,高6.97米。甬道在南略偏东,四壁砌条砖。

永固陵与万年堂的发掘,为研究北魏平城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h3>洛阳北魏景陵</h3>

1991年6月,在洛阳邙山顶上,发掘北魏宣武帝(元恪,公元500—515年在位)景陵。

该墓墓冢呈圆形,直径105—110米。冢前曾立有石刻武士像,头部残失,残高(连座)2.89米。墓被盗掘。但墓的形制与结构基本完整。它是一座坐北朝南的砖室墓,全长54.8米。由墓道、前后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平面略呈“甲”字形。

墓道南起墓冢南缘,北接前甬道。水平长度为40.6米,斜坡底,宽2.8米。整个墓道可分为土壁与砖壁两部分。南段为土壁,长36.1米,北段为砖壁,长4.5米。底面铺垫青条砖。

第一道封门砖墙,位于砖壁墓道北部。东西宽2.8米,南北厚2.44米。前甬道,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3.38—3.40米,南北2.35—2.40米。拱券顶,券高3.78米,除底部铺青石板外,全部为砖结构。后甬道,位于墓葬中轴线上,是连接前甬道与墓室的通道。平面呈纵长方形,拱券顶,长5.12米,宽1.94米,券高2.64(南部)—2.80(北部)米。两侧壁及顶部砖砌,地面铺石板。

第二道封门砖墙,位于后甬道南端,墙宽1.94米,厚0.78米。

石门,安装在后甬道北端。由门楣、门额、立颊、门下坎、门扇等青石构件组成。门楣与门额系用一块大石板加工而成。上部为门额,作半圆形,下部为门楣,作长方形。全长应为2.45米。门扇二件,上下两端有圆柱形门轴。

墓室,位于甬道之北,以青条砖筑砌,平面近方形,南北6.73米,东西6.92米,面积约46平方米。墓顶作四角攒尖式,高9.36米。墓室内可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摆放随葬品,西半部为宣武帝(元恪)的石棺床所在地。石棺床南北长3.86米,宽2.2米,高0.16米。用15块方形石块拼砌而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景陵建筑有三个特点:

(1)该墓主要用于砌筑墓壁及墓顶的砖,是一种特制的长方形青砖,表皮光滑显有黑色亮光。

(2)墓壁、墓顶砌砖,皆以细沙黄泥为黏合料,仅在缝口挂抹一线白灰膏。

(3)墓壁、墓顶的表层砖面上,全部涂上一层黝黑色。从色调上,强调了墓葬建筑的特色,也体现了北魏拓跋氏人的尚黑习俗。

随葬物因盗掘严重,剩有:青瓷龙柄盘口壶、龙柄鸡首壶、四系盘口壶、唾盂、瓷缽、釉陶碗、陶罐、盆、钵、杯和陶方形四足砚等。

洛阳邙山宣武帝景陵、大同方山文成帝妻文明皇后永固陵、孝文帝寿陵(万年堂),是目前仅有的业经发掘的三座北魏帝后陵墓,虽然俱遭严重盗掘,仍对研究北魏陵墓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二节 磁县湾漳北朝大墓

湾漳北朝大墓,在河北省磁县城西南滏阳河南岸,于邺城西北约25公里处。1989年发掘。

该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南北总长52米。墓的规模和规格,高于同时期的茹茹公主、文昭王高润、娄叡〔ruì锐〕等大墓。随葬品在同时期墓葬中也是最多的。

该墓的墓道为斜坡底,全长37米。两壁用土坯垒砌,白灰壁面上绘壁画。道底经夯打,白灰地面上绘画。甬道为直壁券顶砖砌结构,地面铺青石,券顶三层券,全长6.7米,分南北两段。在甬道上的门墙正中,绘一正视形象的大朱雀,展翅伫立,通高近五米。朱雀左右各绘一神兽羽兔。朱雀四周饰以莲花、流云。

墓道内的壁画,总面积约320平方米。东、西两壁壁画对称,东壁以青龙为前导,青龙通长4.5米,并绘朱雀、神兽等,后随由53人组成的仪仗队;西壁以白虎为前导,白虎通长4.5米,后随亦由53人组成的仪仗队。仪仗队手执戟盾、鼓乐、旄幡、伞盖等,表现了墓主生前的崇高地位。在仪仗队伍上方天空位置,绘有各种神兽、流云、莲花等图像。在墓室顶部绘有天象图,有白色银河、星宿散布于天空的图案。这都反映了墓主死后的精神世界。

随葬品达2000余件,以陶俑为主,俑均施彩绘,约有1500余件。镇墓武士俑、甲骑具装俑、甲装侍卫骑俑、大文吏俑、侍卫俑、内甲侍卫俑、裲裆〔liǎng dāng两当〕铠〔kǎi凯〕侍卫俑、箭箙〔fǘ服〕侍卫俑、仪仗侍卫俑、鼓乐俑、文吏俑、风帽俑、笼冠立俑、舞蹈俑、侍仆俑、跽跪俑。陶器有鼎、罐、壶、盘和瓷罐。陶质模型有车、钟、磬、厕、仓、灶、井,以及陶马、牛、羊、骆驼、猪、狗、鸡等。另有玉器和珍珠。

此墓虽未出墓志,但墓的规格在已发掘的同时期墓中算最高的,随葬品是最多的。出土陶俑1000多件,其中大文吏俑高近1.5米,是北朝墓中所出最大的陶俑。墓室、墓道中的壁画内容以青龙、白虎为前导,后随50多人的仪仗队伍,显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是很高的,具有王者气派。而这些壁画又是北朝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绘画艺术水平最高的一批壁画。再据墓葬年代与地望分析,此墓应属北齐文宣帝高洋的陵墓。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三节 长安城址与洛阳城址

东市与西市,分别位于皇城之东南与西南。是长安城中的繁华商业区。经发掘,两市各约占两坊之地,都有“井”字形交叉街道。西市,南北1031米,东西927米,市内横街与纵街各两条,宽16米。东市,南北1000米,东西924米。都有围墙。

<h3>长安城址</h3>

唐代诗人王建“上阳宫”诗:“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宫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涧橙花发,玉辇登山桂叶稠。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写出了此宫建筑华丽,景色优美,犹如九天仙境。

宫城,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三部分。正中为宫殿区,东侧为东宫,西侧为掖庭宫。整体长方形,东西2820.3米,南北1492.1米。墙基宽14—18米,南面正门是承天门,有三个门道。城门上建门楼。唐代多在此颁布诏令,故称“前朝”。

上阳宫,建于唐高宗上元年间。高宗晚年常居此宫听政。武则天被迫还政于中宗后,迁居此宫,最后死于此宫仙居殿。

长安与洛阳,这两座城,在隋唐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际文化中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重大作用。尤其是长安城的规划,对亚洲都城建设影响巨大。日本平城、平安京即仿长安而兴建的。隋唐京城长安城址,在今西安市区及郊区,总面积83平方公里。创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原名“大兴”,唐代改称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之一。洛阳城址,在今洛阳市区及郊区。创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其规模及地位仅次于长安,称为东都。两京城址从50年代起勘探发掘。

在应天门内中轴线上,发掘了唐武则天明堂遗址。从部分资料判断,明堂殿基平面呈八角形,面积超过54.7×45.7平方米。殿堂中心有一圆形大柱坑,坑径9.8米。坑底为四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应是武则天明堂特有的高大中心柱遗迹。

大明宫,创建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自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起,朝廷主要朝会改在此宫举行。此宫位于太极宫东北禁苑内龙首原上。《长安志》:从大明宫“南望终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视如在槛内”。据全城制高点,有高屋建瓴〔líng龄〕之势。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周长762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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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唐代梨园遗址,今在骊山发现。发掘面积已达396平方米。遗址平面呈“”形由庭院、南北廊房及主体建筑组成。梨园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修建。是当时皇家歌舞戏乐的演奏场。

麟德殿,位于大明宫西部,在南北长130米、东西80余米的台基上,建立前、中、后毗连的三殿。并建东西对称的东亭、西亭和郁仪楼、结邻楼。周围绕以回廊。建筑面积达12300多平方米,极其豪华壮丽。

兴庆宫,是唐玄宗的离宫,后为听政之所。宫址长方形,南北1250米,东西1075米。宫内西南隅的勤政务本楼,经发掘,楼址东西广五间(25.5米),进深五间(19米),面积500平方米。宫内南部是龙池,它与花萼相辉楼同是宏大的楼阁,衬以水光倒影,显得格外壮观。

华清宫,位于长安城东郊、骊山北麓。今西安市东临潼县境。是我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盛唐皇家园林。华清宫遗址,今已发掘,清理出五个浴池:星辰汤、太子汤、贵妃汤、莲花汤、尚食汤。其中,贵妃汤亦名芙蓉汤、海棠汤。平面近椭圆形,全用青石砌成。整个浴池平面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这一东方园林奇观的揭开,是我国隋唐考古的一项重要成果。

隋唐洛阳城,跨洛河南北两岸而建。宫殿区在洛河北岸,北倚邙山,南对伊阙,面积小于长安城。它的布局也与长安城明显不同。

长安城中还有不少著名佛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大兴善寺、青龙寺、西明寺等。通过青龙寺、西明寺遗址的发掘,证明唐代寺院是以殿址、廊庑、僧房、塔址、门址、庭院等建筑群构成的。青龙寺是唐代佛教密宗主要佛寺。当时中外僧俗来此礼佛求法,特别是日本来唐的学问僧,著名的空海、圆仁、圆行、惠运、圆珍、宗睿到长安后,都在青龙寺展法并灌顶。因此,青龙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座寺院。西明寺遗址中发现“西明寺石茶碾”六字残石碾,证实了西明寺的位置。据记载,日本平城大安寺是按唐西明寺图样建造的。因此,西明寺的发掘,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长安城是按方格网式规划的一座都城。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式格局。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千百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确是真实写照(图9)。

上阳宫遗址,位于皇城西南隅,北距皇城南墙40米,东距皇城右掖门约250米,南临古洛水。现经发掘部分遗址,东西长50.5米,南北最宽处为17.5米。共揭露面积776平方米。清理出廊房、水榭、水池、假山、砖砌护岸、卵石路面等遗迹。并出土陶制砖瓦、石制螭首、鎏金铜片、缕孔铜饰和多彩的壁画,反映出当年宫廷园林的豪华气派。

长安城,唐时曾称西京。城建于龙首原上。北枕渭河,南面终南山。由外郭城、宫城、皇城组成。平面呈矩形。外郭城,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周长36.7公里,墙基宽9—12米。城外侧有城壕。城的方向,北偏东2°。东城建有夹城。城门12座,东、西、南、北,每面各开三门。城内布局对称规整。皇城和宫城,位于外郭城北部正中处。外郭城的正南门——明德门,规模宏大。经发掘,共有五个门道。城门基址东西长55.5米,南北宽17.5米。门道宽五米,进深11.5米。正中门是专供皇帝郊祀出行的御道。

外郭城,南宽北窄,平面略近方形。东城墙7312米,南墙7290米,北墙6138米,西墙纡曲,长6776米。墙基宽约15—20米。全城共设八座门,东面和南面各开三座门,北面开两座门,西面无门。南墙三门:长夏门、定鼎门、厚载门;东墙三门:上东门、建春门、永通门;北墙二门:安喜门、徽安门。经勘察,南墙三门及东墙建春门,都是一门三道。定鼎门址宽28米,中门道宽八米,左右门道各宽七米。在洛南,探出南北纵街12条,东西横街六条。洛北探出南北纵街四条,东西横街三条。其中,南北主干大道——定鼎门大街,又称天门街,现存宽度为121米,长约三公里。据《旧唐书》:城内里坊103坊三市。已勘察出,洛南55坊,洛北9坊。其余或为今城所压,或为洛水冲刷。坊平面呈正方或近正方形,长宽在500—580米之间,四周有围墙,墙正中开门,坊正中设十字路。

宫城与皇城南北毗连,在郭城西北隅,西与禁苑为邻,东接“东城”,北置“曜仪”、“圆壁”两城,南临洛水。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宫墙,内外包砖。东墙长1275米,南墙长1710米,西墙长1270米,北墙1400米。墙宽15—16米。已探出北墙玄武门,东墙明德门,西墙长乐门、南正门、应天门。

应天门东阙遗址,经发掘,规模宏大,气势壮观。门与朵楼、阙楼之间有廊庑相连。廊长38米,宽约11米,残高约四米。为夯土基础。两侧分布有整齐的柱洞。阙楼基址,东西残宽32.5米,南北仅存五米。从阙楼里侧残存的基石及散水格局判断,应为三出阙。可能与西安唐懿德太子墓所绘“出行图”中的门阙相似。是隋唐两京考古发现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皇城围绕着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其东西两壁与宫城东西两壁之间形成夹城。皇城的东南部已被洛水冲毁。经探测,皇城南北1670米。南墙的西门右掖门为一门三道,门址宽24米,门道宽六米。其上建门楼。在左右门道内有车辙,宽1.25米。在皇城内还发掘了隋代的子罗仓。

又在应天门内中轴线西侧残房基中,出土唐哀帝玉册,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全唐文》(卷九八)亦载此文,题为《命皇太子即位册文》。对了解唐代皇帝即位玉册的形制、礼制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

还有一座含嘉仓城,位于皇城外的东北方,约建于隋代大业年间(公元7世纪初),是隋唐大型粮仓之一。经勘探,粮仓四周夯筑城墙,东西615米,南北725米,墙宽17米。城门四座,四面各开一门。在仓城内有分布密集,排列整齐的大小地下储粮仓窖259个。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窖口直径最大的18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八米,深六米。已发掘12座粮窖,其中九座窖中出有铭砖,记粮食入仓时间为武则天、天授、长寿、圣历年间。粮食来自江南和华北等地。大多是漕运入洛。在第160号窖内还保存重约25万公斤炭化谷物,这一发现是空前的。这座大型仓城的发现,为研究隋唐的仓储制度及粮食保管等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

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圆壁城、曜仪城、东城和含嘉仓城。

街道,外郭城内,据记载,南北向纵街11条,街宽100步(一步约合今1.5米)。东西向横街14条,街宽100步、60步、47步三种。实测宽度略宽于此数。朱雀大街是中轴主干大街,正对承天门,故又名“天街”。经实测,南部街宽155米,北部街宽150米。城内列置110坊和东西两市。坊均为长方形,面积有大有小。小坊,南北500—590米,东西558—700米。大坊南北838米,东西1115米。各坊四周夯筑围墙。

皇城,在宫城南部,长方形,东、西、南三面筑城,北面无墙。经实测,皇城东西长度与宫城相同,南北长1843.6米。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东西向横街宽220米,南北向安上门街宽94米,南墙西门——含光门,经发掘,共有三个门道。中门道宽5.72米,东、西门道各宽5.35米。其建筑形制与明德门相同,为木构架城门。皇城正南门朱雀门、宫城正南门承天门、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是长安城总体规划中的南北中轴线。

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殿址台基现存东西长75.9米,南北41.3米,高15米。殿面阔11间,进深四间。殿的东南与西南分别建有翔鸾和栖凤阁。殿阁之间回廊相接。殿前向南有三条长78米的“龙尾道”。中间道宽25.5米,两侧各宽4.5米。其形势威严壮观。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四节 隋代灞桥遗址与蒲津古渡

古灞桥遗址,位于西安市东郊灞桥镇,原横跨灞河之上。桥址在今灞河河道下约两米处。

1994年,发掘出三孔桥洞,四座桥墩。桥墩系石条砌筑而成。造型呈船状,为南北方向分布。桥墩前后两端均呈尖状,为分水尖。上部安装石雕龙头装饰。

四座桥墩造型和大小基本一致。长9.25—9.57米,宽2.4—2.53米,残高2.68米。在四座桥墩之间,系三孔拱形桥洞,桥洞宽5.14—5.76米。这是一座多孔石拱桥。

在桥墩下,铺砌一层宽约17米的石板基础。在石板下夯满木桩,木桩上铺以方木,方木上再覆以石板。基础牢固。此桥总长约达数百米。

此桥的始建年代,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为隋文帝(杨坚)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造。

此桥建成后,为东西交通之要冲,形成了“坦平箭直千人过,驿使驱驰万国通”的局面。进一步沟通了国内外商贸交往与文化交流。

<h3>蒲津古渡</h3>

蒲津古渡,黄河著名要津之一。集渡、关、桥为一体的要隘之地。此处早在春秋鲁昭公(公元前541—前510年)时期始设浮桥。隋代,“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隋书·食货志》)。唐时,蒲津渡浮桥成为唐王朝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因而,蒲州的地位更显重要。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改蒲州为河中府,定为中都。是年十二月,增修蒲津浮桥,“絙以竹苇,引以铁牛”。此时,蒲津桥岸上已有铁牛。由于用竹苇为缆系舟,并不耐用,年年还须更换。“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改建,铸八牛,东西岸各四牛,以铁人策之。其牛并铁柱入地丈余,前后铁柱三十六,铁山四,夹岸以为舟梁”(《方舆汇编·职方典》)。这是建桥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建。铁牛代替了铁锚,起到固桥作用。

1989年7-8月间,在山西永济古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古道东岸,发掘出土渡口浮桥头的铁牛、铁山、铁人、铁柱。

铁牛四尊,座东朝西,皆作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铁板(长3.5米,宽2.3米,厚0.70米)之上。一牛的重量约15吨。每件牛的尾后有一根横铁轴緧〔qiū秋〕之。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这轴是拴桥铁索用的。四牛共拴八根。每牛下并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坚固不拔。一号铁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脖围2.24米,尾长1.2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似。

铁人四尊,随着牛的编列,四牛的外侧,各布一个铁人。从其服饰和面部神态观察,每一个铁人各代表一个民族。一号牛外侧的铁人,应是回纥人,二号铁人应是蒙古人,三号铁人应是藏人,四号铁人应是汉人,他身着短袖大翻领上衣。可以看出唐代人的服装类似现代的西装。因而,可以说,西装本源于我国唐代,这四号铁人可为见证。同时,也反映了唐代十分重视民族间的团结。

铁山两座,分布于四尊铁牛中间,其作用是加重地锚的重量,起到固桥作用。

蒲津渡东岸渡口遗址发现的铁牛、铁人、铁山等珍贵文物,已按“原地、原位、原貌”永久性保护起来。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五节 陕西麟游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

仁寿宫、九成宫,位于陕西麟游县新城区。隋仁寿宫始建于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文帝曾六次来此避暑,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死于此宫。杨广篡权事件就是在此宫发生的。隋灭,此宫随之废弃。

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对仁寿宫加以修缮,改名曰九成宫。太宗曾五次来此宫度夏。并在碧城山下竖立《九成宫醴泉铭》碑,由当时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高宗曾八次来此宫避暑,并一度将九成宫改曰万年宫。至唐玄宗在骊山扩建温泉宫,于是此宫逐渐荒芜,唐末毁于洪水。

1978年—1994年,经考查与发掘,九成宫建成二层城墙,即宫墙与外宫墙。宫墙现仅存北墙与东墙部分墙基。北墙以碧城山西南角为起点,东至镇头村,呈弧形,残长400米,宫城内包有天台山。北墙宽九米,黄土夯筑而成。东墙宽九米,残长130米。西墙与南墙尚未探到。

据记载,九成宫周垣千八百步,合今2646米。残存北墙从西端到东墙,全长1010米。推测宫城的南北约为300米。九成宫南门名永光门。北门名玄武门。经勘探,北宫门设于天台山的西北角上。

九成宫四周环山,在宫城北面的碧城山和南面的堡子山上,沿着山脊修筑有外宫墙。碧城山顶外宫墙北门遗址已发掘,门道宽3.75米,进深10.7米,门枕石齐全。

九成宫内现仅发掘其中部偏东的37号殿址,该殿西距主殿(六号殿址)约120米,坐北朝南,方向355°。殿阶基为长方形,东西42.62米,南北31.72米。面阔九间,进深六间。殿身中间为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的内殿。殿阶基内用黄土夯筑,四壁用石材包砌。阶下四周平铺石板作为散水。

殿阶基南壁设有两个登殿踏道,即“左右阶”。西踏道保存尚好,长3.5米,宽4.4米。踏道用副子(垂带石)分为三部分,中间宽0.91米的石阶为“陛”,即皇帝走的御道。两侧石阶,各宽0.6米,是为其他官员上殿使用的。殿阶基的西、北、东壁各设二条与六条回廊相接的踏道。

殿阶基现存46个一米见方的青石柱础以及四周的石构件,均雕刻精细,纹饰精美,颇具北朝遗风。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六节 唐代帝陵的陪葬墓

关中唐代18座陵中,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陵墓,位于陕西礼泉九嵕〔zōng宗〕山主峰。昭陵南有皇族和文武大臣陪葬墓167座。近年发掘的有郑仁泰、尉迟敬德、张士贵等几座墓。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墓,位于陕西乾县北梁山上。乾陵东南方有陪葬墓17座。近年发掘的有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墓等几座。现简介章怀、永泰二墓。

<h3>章怀太子墓</h3>

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次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为太子,曾召集学者注解《后汉书》。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武则天以阴谋政变罪将其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县)。文明元年(公元684年),逼令自杀,时年31岁。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陪葬乾陵。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追封为章怀太子。妻房氏与之合葬。

该墓陵园长180米,宽143米,墓全长71米。由墓道、甬道、前室与后室组成。壁画是墓中最重要的文物,共50多幅。多彩绚丽,内容丰富。其中以“狩猎出行图”、“客使图”、“马球图”、“仪仗图”、“观鸟捕蝉图”等最为精彩。而客使、马球等题材,也是首见。所绘“出行图”,描绘了当时达官贵人出行情景。奔马作前导,主人骑高大白马,威风凛凛,神态自若。扈从骑士着胡服、革带、长靴,佩刀、持箭,跨骏马,奔驰原野,气势宏大。“马球图”,描绘20余骑争打马球场面。击球者身着窄袖长袍,头戴幞〔fú弗〕头,足蹬黑靴,手持偃月形球仗,或反手击球,或纵马迎击,活泼生动。“观鸟捕蝉图”,绘一女仰视飞鸟,另一女右手似欲捕捉树上鸣蝉,树北一女双手交叉于胸前,托披巾,若有所思。画中有诗,耐人寻味。

后墓室置棺椁,象征寝宫。这墓室中的壁画,以侍女画尤为精彩。侍女多细眉小口,丰肌玉面,发髻高耸,披帛绕肩,或着短袖,或长袖襦衫,长裙曳地,丝履微露。是唐代侍女画的珍品。

这50多幅壁画,题材多样,揭示了唐代王室宫廷生活的片断,是我国历史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

<h3>永泰公主墓</h3>

永泰公主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孙女。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名仙惠,字秾辉。嫁于武则天侄子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与其夫武延基及其长兄懿德太子被武则天杖杀,时年17岁。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与其夫合葬于乾县之北原,陪葬乾陵。

该墓陵园长363米,宽220米。墓全长87.5米,宽3.9米,距地表深16.7米,由墓道、甬道、前室与后室组成。墓中出土文物,计有陶俑、三彩俑、木俑、金、铜、铁、玉、锡器及石刻等达1300多件。其中壁画完整,石刻线雕精美,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墓道内和墓室四壁及顶部,都绘有壁画。墓内壁画保留有青龙、白虎、阙楼、戟架、云鹤、天体、仪卫、侍男、侍女等图像。其中,以宫廷侍女图最为突出。执鲜花、捧砚盒、戏鸟、赏花等图案,是宫廷生活的再现,也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环境的再现。墓中的石椁、石门、墓志上的线雕内容,颇使人寻味。特别是在石椁南壁雕一侍女,额上发际间插花簪,簪下垂有五条花坠。此似即唐诗中的“金步摇”。她两手持花枝作闻香状,寓意丰富。

俑是随葬品中最多的一类,共878件。大致可分为陶俑、三彩俑、木俑三大类。镇墓兽,狰狞可怖;镇墓俑,身穿胄甲;狩猎俑,驾鹰驮犬;乐俑,吹笛品箫。女立俑,发髻不一;男立俑,姿态各异。胡俑43件,深目高鼻,络腮短胡。是研究唐代中西交通史与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唐代两京长安与洛阳的近郊,也常发现高级官吏的墓葬,出土许多精美的唐三彩、金银器、瓷器等珍贵文物。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七节 唐法门寺塔地宫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是我国四大名刹之一。在四大名刹中,泗州普王寺,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沉入洪泽湖。岱州五台寺及终南山五台寺之舍利,在唐代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灭法时敕令毁坏。因此,法门寺塔地宫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地宫。寺内原有的塔,因霪〔yín淫〕雨而倒塌。1981年为重建此塔,对塔基及其外围进行清理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今作一简介:

唐代塔基,为正方形,边长26米,面积600平方米。地宫年代不晚于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

中心方座,位于塔基中心方形夯土台基上。边长10.5米,面积106平方米。中心隆起,四周下斜,高2.2米。地宫后室基槽挖在中心方座中间。

地宫,位于塔基正中部位。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及后室秘龛组成。总长21.1米。

出土遗物,计有舍利(舍利,梵文音译,意即身骨)四枚。金银器121件,玻璃及各类珍珠、宝石、玉器达400多件(颗)。瓷器16件,石质文物12件,漆木器19件,铁质文物16件,丝绸织品700多件,其中,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制作之精美,都是空前的。是研究唐代贵族生活和社会风貌的难得珍品。

遗物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佛指舍利四枚,均呈管状。“色白如玉,少青,细密如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文(纹)”。经鉴定,一枚灵骨,三枚影骨。

第一枚佛指,藏于地宫后室。贮于唐懿宗供奉的八重宝函内的四门金塔。塔基正中立焊一银柱,佛指套置其上。第二枚佛指,安放在地宫中室内的汉白玉双檐灵帐中铁函内的鎏金双凤纹银棺之内。第三枚佛指,置于地宫后室秘龛内的水晶椁、壶门座玉棺之内。第四枚佛指,藏于地宫前室汉白玉阿育王塔内铜浮屠中的银棺之内。

另一类,供奉舍利而奉献的物品,在金银器中,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盒,重6.26公斤。鎏金捧真身菩萨,宝冠上镶嵌珍珠,全身珍珠璎珞。鎏金卧龟银薰炉,炉足首作独角兽状,造型特殊。鎏金镂空银笼子(茶具)。鎏金银龟盒。鎏金镂空银香囊等。制作精巧,举世罕见。

在金银法器中,最罕见的是,迎真身银金花四轮12环锡杖,全长1.96米,重2.39公斤。钣〔bǎn版〕金成形,杖杆圆形中空,通体錾〔zàn暂〕饰花纹,杖首两重仰莲座,由上至下錾12体缘觉僧,均身披袈裟,有头光,手持法铃,立于莲台之上。

金银茶具,有茶槽、碾、匙、盒、风炉等。

瓷器,有瓶、碗、盘、碟等。其中,大部分是“秘色瓷”。釉色以青绿为主,釉层有透明感。是“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精品。在地宫文物中也可算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说明我国秘瓷烧制时间已在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以前。

玻璃器20件。其中,贴花盘口瓶,为拜占庭帝国产品,刻花盘、素面盘为伊斯兰产品。淡黄色茶杯和茶托,则为唐朝产品。

丝织品,以平纹绢、纱、绫最多,其次为罗、锦及织金锦。还有刺绣品以及蹙〔cù醋〕金绣夹半臂,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夹裙等。凡唐代各式绫、罗、纱、绢、锦、绣、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无所不有。尤以菱纹织金锦,工艺精绝。再有玳瑁“开元通宝”钱。均为唐代考古罕见的新发现。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八节 南唐二陵

南唐(公元937—975年),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小朝廷,建都于今南京。先主李昪〔biàn便〕(在位七年,公元937—943年)死后与其妻宋氏合葬于今江宁牛首山南麓,称为钦陵。中主李璟(在位十九年,公元943—961年)死后与其妻钟氏也合葬于牛首山,称为顺陵。二陵相距约50米。

1950—1951年对南唐二陵进行发掘。二陵依山为坟,都是砖石结构的多室墓。其建筑规模,结构与布局,几乎完全相同。

钦陵(李昪墓)全长21.48米,宽10.45米,高5.3米。墓门南向偏西9°。正中开一圆形洞门,高2.81米,宽2.38米。墓室分为前、中、后三个主室。前室与中室内的东西两面各附一个侧室,后室内的东西两面各附三个侧室,计有10个侧室。

前室,长方形,南北长4.50米,宽3.85米,高4.30米。

中室,方形,南北长4.56米,宽4.45米。在北壁两侧各浮雕一个武士立像,武士头戴盔,身穿梅花鱼鳞甲,双手握长剑,足踏云彩,作侍立护卫状。北壁上方还刻有“双龙戏珠”图。

后室,南北长6.03米,宽5.90米,南壁正中开一方形门,用青石板制成门扉。室内四壁涂上深红色。柱、枋、斗拱均施彩画。室顶用石灰粉刷,上绘天象图,地面刻着一幅河流图。棺床由六块青石板合成,长3.80米,宽2米,厚0.5米。床正中有一长方形小井,似乎是仿古腰坑之遗制。

顺陵(李璟墓)全长21.90米,宽10.12米,高5.42米。墓门南向偏东5°。墓室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前室与中室东西两面各附一个侧室,后室东西两面各附两个侧室,计八个侧室。前、中室布局与钦陵前、中室相同,只是中室内无双龙戏珠图与武士像。

后室,南北长5.38米,宽4.35米,高5.42米。室顶也用石灰粉刷,上绘天象图。地面青石铺成,棺床用四块青石板合成,全长4.40米,宽2米,厚0.40米,中线上也有一长方形小井。

侧室是砖筑,二墓侧室完全一样,只是大小略有不同。

二墓随葬品早年被盗。出土陶尊式罐、四耳罐、带嘴罐、青瓷片、白瓷片、陶俑、玉哀册、石哀册等。

陶俑:男俑,都穿方领或圆领长袍,向右开衽,胸前有一条下垂长带,腰束带,广袖,脚穿圆头鞋、元宝头鞋、草鞋状鞋或穿靴。作拱立或抱券,持剑或持盾状。女俑:高髻,蝉鬓,或拱立或持物状。舞蹈女俑:穿长袖直衿,带有披巾舞衣。李璟墓内无舞蹈俑。

陶制动物形象:马、狗、鸡(公鸡作啼叫状;母鸡作孵卵状)、蛙、骆驼、狮子、人首蛇身、人首马身、人首龙身。

玉、石哀册:钦陵出土玉哀册23片(残12片),有“钦陵礼也”四字。顺陵出土石哀册40片。均出于后室棺床上下。

这两座墓,从建筑、彩画、雕刻各个方面,都表现着唐代余风,也反映了这个小朝廷的经济文化情况。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十九节 辽中京、金中都与元大都

辽、金、元的考古重要收获,首推辽中京、金中都与元大都遗址的勘察与重点发掘。

<h3>辽中京遗址</h3>

<h3>元大都城址</h3>

内城,在外城内正中偏北。平面长方形,南北1500米,东西2000米。城墙有“马面”,四角无角楼。自南墙正中的阳德门至宫城南门阊阖门之间有一条宽约40米的大道。大道两侧筑短墙,未探出建筑遗址。

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仅筑有东、南、西三面城墙,北墙是利用内城的北墙,城角有角楼遗址。宫城正方形,每面长1000米。南墙正中探出阊阖门址,有三个门道。其东、西两侧各距180米处,为东掖门与西掖门址。门内各有两重宫殿遗址。

辽中京遗址,在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老哈河北岸。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开始兴建。辽代帝王常在这里接待宋朝使臣。1959—1960年进行勘察和发掘。

<h3>金中都城址</h3>

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是以辽南京城为基础扩建而成。1966年进行全面勘察。城址平面为正方形,每面城墙均长4000余米,周长约近17公里。西城墙,从海淀区北蜂窝南行至马连道仓库、蝎子门、凤凰嘴村一带。南墙,东自万泉寺、石门村直到右安门大街以东。东墙,应在直贯陶然亭南北一线。北墙,应在白云观附近西便门外大石桥西一带。每面城墙有三座城门。明清时代北京外城西侧的广安门,又称彰仪门,便是沿用金中都西墙北端城门的旧名。

宫城,位于城中心略偏西南,即今广安门以南,平面长方形。经勘测,周长约600米。东墙在今南线阁街稍东的南北直线上。北墙近于白菜籽村北的东西线上。南墙在今鸭子桥以南的东西线上。西墙在今白云观至小红庙村的南北线上。

宫城中的宫殿,均配置在从应天门到拱宸门的中轴线上。内有九重宫殿,是按照北宋开封都城宫室制度设计修建的。据调查,鸭子桥村北直到广安门大街南,应是九重宫殿基址。白纸坊西大街城外与滨河路交叉路南,可能是应天门址。南自鸭子桥,北自白菜籽村经白云观到真武庙,这是纵贯全城的一条南北中轴线。中都的街道,结合文献,也有迹可寻。当时的坊里划分整齐,东20坊,西42坊。

排水问题,也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问题。1990年,在今右安门外发现金中都水关遗址。水关入水口东西两摆手呈倒八字排列。石板构筑,并以银锭铁固定。这一发现,得知中都西湖水(今莲花池)应从今右安门西南流出城。为了解金中都城内水系流向提供了实物依据。

金中都这座宏伟的都城,经元、明两代建新都、筑城垣,却只留下点滴遗迹,供后人勘探与查考。

另外,在外城中央大道东北方,尚存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通高81.39米。传为辽圣宗时感圣寺内的舍利塔。塔上发现寿昌年间(公元1095—1100年)题记。

元大都城址,在今北京市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为元代都城遗址。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建成宫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建成大城。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之一。1964—1974年,进行勘探与发掘。

大都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约7600米,东西约6700米,周长约28600米。南城墙约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北墙即今北京北郊的“土城”。现已绿化,进行保存。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与明清北京城内城的东西城墙一致。城墙夯土筑成。墙基宽达24米。土城顶部中心有半圆形瓦管,以防雨水冲刷。全城共有城门11座。东墙三门:光熙门(今和平里东)、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三门:文明门(今东单)、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西三门:平则门(今阜城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北师大西)。北二门: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城的四角有角楼。和义门瓮城门遗址,在修筑地铁拆除西直门时发现。经发掘,城门残高22米,门洞长9.92米,宽4.62米。为砖券门洞。城外部建有“马面”,绕以护城河。

皇城,位于城南正中地区。墙基宽约三米。宫城偏居皇城东部。宫城南门(崇天门),在今故宫太和殿位置,北门(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宫城西北有以万寿山(今北海琼岛)和太液池(今北海、中海)为中心的西苑。

大都街道,大都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经今地安门桥,直达今钟楼。经勘探,在景山以北探出一段南北向道路遗迹,宽28米,便是元代中轴线的一部分。在南北向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平列着许多东西向胡同。大街宽25米,胡同宽六一七米。现在北京城区的一些街道和胡同,仍可反映出元代街道布局的旧迹(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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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关系示意图

第三章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第二十节 明定陵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明代有13个皇帝埋葬于此。这些陵墓环列于天寿山南麓,组成以长陵(明成祖朱棣)为中心的宏伟庞大的陵墓群,称之为“明十三陵”。

1956-1958年,对其中的定陵进行发掘,揭开了地下宫殿的秘密。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他的两个皇后孝端与孝靖也同葬于此。位于陵区中部偏西的大峪山下。

定陵的陵园建筑,是仿照嘉靖皇帝的永陵而建造的。明楼重檐斗拱额坊全部用石材修建,宝城垛口、明楼地面也全部用花斑石,而且陵园加筑一道外墙,这在诸陵中较为特殊。

地面建筑有稜恩门、稜恩殿、明楼和宝城。

玄宫(地下宫殿),是陵寝的地下建筑部分。由前殿、中殿、后殿与左右配殿组成。全部用石材起券结构。前殿大门的外部是石结构券门。这是玄宫第一道大门。券门下是两扇用整块汉白玉做成的石门。前殿是一座长20米,宽6米,高7.2米的长方形券室,中殿长32米,宽、高同前殿,也是一座长方形券室。南北两壁各有石券门与左右配殿相通。中殿西端有汉白玉雕成的三个宝座,成“品”字形摆放。后殿是玄宫的主要建筑。它的设计布局与中殿成“t”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9.1米。四壁石条平砌。地面平铺花斑石。中部偏西是汉白玉宝床,床面铺花斑石。石。宝床上放置梓宫三具。中间是万历朱翊钧,北为孝端皇后,南为孝靖皇后。葬具均为一棺一椁,尸体已腐烂。

左右配殿结构形式相同,都有石门以通中殿,东西26米,南北7.1米,高7.4米,地面平铺条石。配殿中央都有汉白玉宝床,床面铺砖。这座五殿七门组成的玄宫,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

地宫随葬品,大都放在后殿宝床上和梓宫内,可分为葬仪用具与生活用具两大类,总计2000余件。

葬仪用具:谥〔shì示〕册、谥宝、墓志、木质和锡质明器。谥册四份,松香木制成。板长28厘米,宽12厘米,厚1厘米,每册10板,丝绳缀连,外披织锦,内刻谥文。谥宝四个,木制,上雕龙纽,下刻帝后谥号。孝靖皇后王氏墓志一盒。墓志长宽各64厘米,厚13厘米。木质明器多为人俑和马俑。人俑多男俑,少数女俑,多着长衫,当属仪仗之类。

生活用具:冠服、金、银、玉、瓷器等。许多器物,堪称稀世珍品。金冠高24厘米,是金品中最珍贵的一件。用极细金丝编制而成,后面盘绕着二龙戏珠,形态生动。凤冠四件,皇后在大典时戴的帽子。其中一顶六龙三凤冠,用金累丝点翠的工艺制成,通体饰上千颗珍珠和近百颗红、蓝宝石。六龙口衔珠滴与三凤相戏,寓有“龙凤呈祥”之意。是罕见珍品。金器数量很多,有盆、盂、壶、香盒、粉盒、碗、盘、匙、爵等日用品。有一镶金梨木碗,外表髹漆,内里和底托镶金。金爵、壶上,镶满红蓝各色宝石,华贵美观。

玉器有碗、盆、壶、耳杯、盂、爵、带钩、玉圭等。玉爵鋬为龙形,底部饰金龙,还有镶嵌红、蓝宝石的盘形金座。宝石中最名贵的可算猫眼石,蟹绿色,形似猫眼,轮转照人,可称稀世之宝。玉圭八件,其中一件长27.3厘米,宽6.5厘米,厚一厘米。上刻“四山”纹,取“安定四方”之意。这应是帝王祭祀天地宗庙时用的“镇圭”。

瓷器,可分青花和“明三彩”两类。有梅瓶、碗、炉、觚等。三彩瓷炉,高17.8厘米,底款:“大明万历年制”。釉色为黄、绿、紫三色。三条蟠龙盘绕炉身,形成双耳,龙首倒立成三足,是明瓷中的珍品。

出土大批织锦。这些织锦不仅记录了织品名称、产地、产时、花纹及长宽尺寸,而且记录了织造分工及织匠姓名。是研究明代织锦的宝贵资料。

定陵的发掘,揭开了地下宫殿的秘密,出土了大批珍宝,是明代考古的重大收获。

附录 图辅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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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殿堂式”房址(甘肃秦安大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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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夔鋬免象牙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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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金累丝点翠风冠(北京昌平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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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陕西西安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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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青铜编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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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铜爵(河南偃师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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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错金银青铜龙凤案(河北平山中山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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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文化猪纹陶钵(浙江余姚河姆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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