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2) - xp1024.com
《中国通史》


第一篇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分期

讲历史必须分期，但不能严格分期。

西方人把历史分成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但中国史如此来分则不妥当。如果把秦代以前划分为上古，虽然可以，但由于中国史时间长，所以不妥当。我今把中国历史分为五期。

中国历史在上古以前，尚有史前期。按照一般来说，历史是有文字记载，由于近代发掘地层而新添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因此又有史前史，再上去有天文学，这些都是学历史必然要有的知识。

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叫作史前史，靠器物（用具）保留于地下，借着发掘而推想古代人民的生活文化，这既是古人的历史，也是田野的历史，亦是无文字的历史。一般来说，这是第一期的石器时期。这第一期又可分成两个时期：（一）旧石器时期，（二）新石器时期。古人懂得用石头，也不把它磨光削尖，就拿来用，此之谓旧石器；而把石头加以磨光削尖等处理后才加以运用的，便是新石器了。

第二期便是铜器时期。此时期已有文字。

第三期则是铁器时期。铁之发现是在铜器之后。

第四期是电器时期。

第五期是原子能时期。使用原子能是人类历史的新观点。

全人类在史前史时，都经历过使用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期，此后讲历史便得根据历史的记载。

第一篇 第二章 黄帝与殷墟文化

文字由何人所创？又由何时开始？一件东西的发明，绝非一个人能成事，而是陆续由人不断改进，但讲出来时便只举出一个代表人物而已。有说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的。这个说法不全对，在何时由何人发明很难讲，此乃经过许多时代许多人积累合成的发明。

在没有文字前，人们只能用记忆，即是口说相传，将该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一代代地传说给下一代，亦称“口口相传”，便称为“传说的历史”。因此，就有人在传说中羼进了神话的成分。

中国的祖宗是黄帝，因黄帝以前的人不值得一提。在神话中有部分是不真实的，并非信史，只能称是“传疑的时代”。文字记载前的历史是传说，是神话。或者先从器物再讲到文字也是一种说法。但把器物与神话加以联系融会贯通，到如今仍没有人能做到这一步功夫。

黄帝究竟是新石器抑或旧石器时代的人，至今仍难以定论。如要根据史前史、考古学来说则是可以的。神话并非都是靠不住的，嘴讲的话不一定有证据，但可能是真实的，而仍无证据可说，却不一定无证据。胡适先生认为一定要证据是不对的。传说也有可靠的。诸葛亮借东风是神话，但赤壁之战是真的。

近来我国讲史喜讲器用和田野发掘，但无人讲传说神话。其实，传说多有可信的。也因此近代的上古历史的看法可分为两条路：一条路是传说，一条路是器物。

关于地下发掘方面，主要是在造铁路时发掘所得。

我国有两大极重要的发现：一是殷墟，发现了商代文字。<small>〔编按：钱先生没有讲到的“第二大发现”，当指十九世纪末与殷墟同一时期发现的敦煌文献。〕</small>

照中国的传说，讲历史是从五帝<small>〔钱按：一说五帝是黄帝、尧、舜、禹、汤。〕</small>开始，五帝在三皇<small>〔钱按：三皇指天皇、地皇、人皇。〕</small>或指燧人氏、伏羲氏及神农氏。以后。三代是指夏、商、周。

今日在地下发掘出商代文字，故认为商代前均非信史，是神话之说，但我<small>〔叶按：此处之“我”是钱穆宾四先生自指。下同。〕</small>认为传说也有十分之六七以上可信。

殷商是铜器时代，正式有历史。

商以前是史前史，这是一派说法，但我认为传说的追记历史仍有可信之点。以上两种说法如何会通，现在还没有到此时候。

历史包括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一是追忆、口说，二是器物与地下发掘。亦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

在黄河以北，平汉路西，太行山东，有安阳县，有一小屯村，发掘出很多东西，有古董贩子携往北京。我国药材中一向有所谓龙骨者，有药材商人拿去卖给北京做官的，发现是些龟甲、兽骨，甲骨上的花纹，其实是文字，当时称为“契文”，或“龟甲文”，或“甲骨文”。经研究后，认为此种文字作贞卜用，是贞卜文字。

再进一步加以研究，知小屯村有洹水，小屯三面环洹水，在安阳县西北五里处，小屯正处于洹水之南。《史记·项羽本纪》有云：“洹水南殷虚。”项羽渡过洹水之南，“虚”（墟）者，有古人曾经住过，今已成空墟。

殷墟者，意即从前商朝人住过的地方。犹如今日之九龙城，原先是宋王台。<small>〔编按：内文红色楷体部分的解释，均为原文作者所加。下同。〕</small>因此想到甲骨片上的可能是商朝人的文字。与《史记·殷本纪》一查对，确实不错，故亦称为“殷墟文字”，亦可称“殷墟甲骨文”，或可称为“殷墟贞卜文”。发现这文字到今天不到六十年<small>〔叶按：钱先生在新亚书院讲“中国通史”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下同。〕</small>。以上所讲之殷墟文字是商王贞卜吉凶所用。

我国较早的是篆文，由李斯刻写于石板上。更早的是钟鼎文，刻于铜器上。最古的就是这种三千余年前的甲骨文了。甲骨文是商王用来贞卜的，与《史记·殷本纪》所说的完全相同。对于研究甲骨文最有贡献的要推王国维。王氏一举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因外国人特别注重古物证。如埃及文化的古文字，为法国人研究所认识，因而说出埃及历史；同样有人研究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亦因此而推知其巴比伦历史；英国人亦在印度研究印度文字，法国人则在安南研究中国文字，借以了知印度和中国的历史。

外国人见了殷墟文字，才开始重视中国的古文化历史，因此顾颉刚说凡殷墟文字以前的中国历史都靠不住，竟说夏禹是大爬虫，他因而发起了疑古运动。胡适重证据，亦重视疑古之说。顾颉刚等人还著书一册，名之曰“古史辨”，此运动至今已历三十余年。

叶龙附志：

有一位英国人读了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他当年是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他想了解中国真实的历史，特地在一九五四年四月某日来访问钱先生，这真是值得吾人警惕。

罗香林先生<small>〔叶按：罗香林教授当时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亦曾在新亚书院兼课数年。〕</small>是王国维的学生，当年王国维先生写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古史新证》，证明“夏禹”的名字已刻在钟鼎文中，因此推翻了顾颉刚二十多万字的《古史辨》长文。<small>〔编按：从五四前夕开始，疑古思潮兴起。顾颉刚属于代表人物。王国维则属于信古派。顾颉刚于1920年代前期撰文，并且编辑出版《古史辨》，1920年代先后出版八辑。1925年秋，王国维以自己的论文《古史新证》为基础，开设清华研究院“古史新证”课程。文章引述《秦公敦》《齐侯钟》等钟鼎铭文中的“禹”，证明了夏禹的存在。〕</small>

第一篇 第三章 夏、商、周三代

盘庚时期商朝建都在黄河之北，此时已是商朝的下半期。

有人主张盘庚前没有历史，实在是胡说，而且也说不通。

郭沫若在日本看中国书，研究甲骨文，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回国，郭氏未去日本前曾写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说商代是游牧社会，所以郭说与顾说类似，实际上是破坏历史。

王国维先生如何认识甲骨文？当时发现十万片甲骨，自经发现甲骨文后，一直陆续在发掘，有四五千字以上。按照历史来讲，文字的创造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内便可创造完成的，故龟甲文亦是逐步发展才能完成的。

从夏朝到商朝历时四百年，文字的逐步进化亦需要四百年，故文字在夏朝时实际上已有了。

第二点，在数千文字中，有“黍”“粟”“穑”“畴”“田”“禾”“米”“麦”等字，可见当时已有农业；且有“丝”“帛”及“圃”字等，可见农业已发达；又有“车”“舟”“宫”“室”等字，可以想象当时人的社会生活，已非游牧社会，实非常明显。

至于刻字于龟壳、牛骨上，要用极硬而锐利的刀才能刻上去，当时已有这种刻刀，可见冶矿之学已甚发达。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绝制造不出如此锋利之刻刀，可见龟甲文之出现，其历史已很久。

郭沫若看见甲骨文上有很多关于捉狼、捉鹿等纪事，便贸然说当时是游牧打猎社会，他并没有注意到这是当时帝王的高等娱乐。

总之，我们就是三千年，就比英、法等国要伟大，甚至罗马、希腊亦比不上我们。胡适说：“中国的大学历史很短，北京大学只有四十年<small>〔钱按：胡适当年说北大只有四十年，因当时正好是北大建校四十年。〕</small>。外国大学已有六百年。”但我国汉武帝时，亦有大学。而二百五十年前的耶鲁大学，只有五十本书。试想一想，我们中国当时有多少本书？英、美、法怎么同我们比啊！

第二篇 第四章 古代史之文字记载与器物发掘

讲古代史，可以分两方面来说。

一种是文字的记载。有关传说的追记或神话，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

一种是器物的遗留。可以信，但亦不可全信，因不知此器物究在何时，根据单一物件推测一切，故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

故最好将上述两种方法配合起来讲，不能抹杀某一种。

《史记·殷本纪》与殷墟文字相符合，两者可会通。龟甲文即甲骨文何以有很大价值？由于殷墟古器物可以证明古史记载和古代历史。

既然《史记·殷本纪》可信，那么，《夏本纪》亦连带可信。这是我根据下列证据推测为可信的。因为：

（一）因《殷本纪》可信，故《夏本纪》亦可信。

（二）历史上称夏、商、周三代，在《尚书》中，有《西周书》，中有周公之文，他讲商朝，同时亦讲夏朝。

根据周公的话，就可讲夏朝。如基督教的耶稣，无法掘出遗物，其记载中有很多神话，但不可全信，亦不可全不信，其理相同。故吾人对文字记载亦不可抹杀。

周公在《尚书》中讲夏朝，他在太史公前一千余年，太史公司马迁亦讲夏朝。

由殷商时代之器物发现，可以推算到商朝。我国将《楚辞》中之，及另一书均当作神话，但殷墟的龟甲文经发掘出来以后，证明与亦有可信之处。中国应该有夏朝，故殷墟所发掘的龟甲文，更可使我们对古代历史增加信心。

夏朝以外有周朝，周是侯，是政治上的名分，商是天子，《史记》记载甚明。

商是天子，周是诸侯，根据《史记·殷本纪》讲，周自明王系，商封为西伯，龟甲文有“周侯”两字。

商在安阳，周在丰镐，这是从文字记载得知。

何以小屯是殷墟？因《史记》有记载：“洹水南殷虚。”故夏朝亦应可信。此乃合乎逻辑的道理。

周王季之子昌为文王，文王之子武王名发。

光靠金字塔不能讲埃及史，要等文字读通后，才能讲埃及史。故研究古代史，大的方向应该靠书本。

殷周之际，太王有三子，大儿子太泰伯，二儿子虞伯，三子季王季，连名字都无，才是信史，是可信的，因讲者已忘其名。

王季生子曰昌，为太王宠孙，大哥与二哥商量，国家最好传给他，泰伯和虞伯便逃走了，由王季接位，后由昌传承王季，于是商封昌为西伯，即是文王。昌生子发，即是武王。文王有很多儿子，发或为第二子。商在河南，周在陕西，周去商是要从黄河摆渡的。

后来周打败商，商之箕子<small>〔编按：箕子，商朝贵族，有人说是纣王之叔，封地在箕（今山西省太谷县东北）。〕</small>逃到朝鲜，虽不能证明，但绝可信。朝鲜人亦知道。可见商朝与朝鲜曾有过关系。故商朝东可至朝鲜，西可管周侯，可见南方<small>〔编按：近年在江西、广东等地发现商朝活动的遗迹。〕</small>亦可推测商有其政治势力。商朝之政治势力如此之大，约历时三百年，可见商规模之大、文化之高了。政治亦为文化表现之一，进步到如此田地，至少要好几百年。

按照旧书所说，夏、商是封建时代，周亦是封建时代。

周朝人要跑到东方，可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出函谷关，到洛阳；一条路是出武关，到汉水、淮水，再可到南阳湘、襄阳鄂，再经汉水、淮水到长江。故周朝是翦商，渐侵商朝，打倒商后，变成新王朝了。

但当时商朝已有七百年历史，周武王灭商后，回丰镐去，因年老而两年后崩。周武王并非要灭商，但商纣的政治太坏，乃是吊民伐罪，特来慰问民众，讨伐商朝，故封其子武庚于安阳。此乃三千年前之事，如系欧洲人，便不会如此，可见中国民族是有文化的。英国人不够朋友，而是帝国主义，不肯归还香港。当时全中国诸侯均服从周朝，周朝成为王朝，商仍存在。

第二篇 第五章 周代历史已非传疑

当时周武王建立新的王朝，但其并不放心，为了防范武庚的叛乱，在商的都城外面设置了三监。当时文王有三子管叔，四子周公，五子蔡叔，八子霍叔，于是武王命老三、老五、老八三兄弟封在商京附近以作监视。

武王灭商后二年崩，其子周成王只是十多岁一小孩。中国的帝位有两种传承方法：一是立弟，所谓兄终弟及；一是立子，即父子相传。当时成王太年轻，管叔不才，老四不封为三监，因武王认为他有才干；让周公做，周公认为不可，主张让成王做，由周公摄政代理。这是三千年前的历史。当时武庚派人去向管叔挑拨离间，于是武庚与三监联合来攻打成王，势力甚为强大。当时由周公协助成王的中央政府，亦有人不满周公，于是周公派军东征。周公之子伯禽，当时只是一位十七至二十岁的青年，担任前锋将军，大义灭亲，杀了管叔与武庚。周王室仁至义尽，商虽背叛作乱，仍让商有自由，并封商于商丘。商仍有不服之殷顽者，周公将之迁往洛阳。

周公重立安阳为卫国，封九弟康叔<small>〔钱按：康叔寿至一百有余。〕</small>于卫。周公派其子封于曲阜。周朝的亲戚，即武王之岳父姜太公封其于临淄，即齐国，在太行山附近封晋国，在汉水、淮水间又封申、吕两国。又封吴国、蔡国，将商丘的商朝包围。周公如此做，一方面道德高尚，另一方面军事战略高超。

当时有人在成王面前挑拨，成王不放心，周公出。一日，大风大雨，见麦倒，要变荒年，成王去庙祭祀，在庙得一金匣，有一个金縢扎起来的文件，是周公为武王祷告求武王病愈的祷文。成王发现此文件，于是再亲自去迎这位叔父，然后旭日重出，麦亦成长了。

周公是历史上的大人物，摄政七年后，将政权交还给成王。周公长子在鲁国。后周公在京任宰相。周公不但封商，他还兴灭国，继绝世，又封夏之子孙于杞国，舜之子孙于陈国，凡古代帝王子孙均有分封。同时周自立宗戚亦各分封于外。

讲道德的人亦可用手段，诸葛亮曾有借东风和空城计。

周公用手段来完成道德的目的。周朝第一次封建是周武王，第二次封建是周公分封宗戚并兴灭国继绝世，于是周朝以德治天下，有八百年历史。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历史。

读西洋史，读罗马史并不好，没有味道，最好读周公的历史。封建制度是中国人的光荣，而且不采用帝国主义。

第二篇 第六章 东周时期

东周时期，当时称春秋时代，“春秋”是书名，是一部编年史。东周时代较长。周建都西安镐，后西周衰，有戎狄之患，周搬迁至东都洛阳，故称东周。

历史记载，东周时有二百多位诸侯，为周王朝所封，分为三部分：一是本家宗室，二是外戚，三是古代的灭国绝世，如夏、商、唐虞、黄帝、神农。周是封建共主，曰王室王朝，故可说是众部落推周为共主，故中国的正式封建应从周朝起。

当时在黄河南北大山如阴山、伏牛山等地均有戎狄。诸侯在平地上筑城有两套，曰城郭，城是内城，郭是外城，其耕稼的城圈有三里、五里及七里等。如直径不过二里，等于小国；国即是一城圈圈，国人即住在城内之人，野人即住在城外的乡村，即城郭外是郊野平原，围着郊野的大圈圈即是封疆。

以城郭为中心之郊野直径为一百里，半径五十里。封疆之外就是弃地了因当时人口稀少，即国与国之间的空地，未开垦的草地，但有水，要引导水成河流。空地则有几十方里或一二百方里。

古代之地与今日之地有别。住在草地上的叫游牧人，如今日之青海、内蒙古，但游牧地比农地占地为多。

工商业社会需要的地少，农业需地次之，牧地需地最大。所以中国同时有耕稼与游牧，并非有阶级之分。如香港今日是工商业社会，但在新界仍有农田。

可用星罗棋布来形容当时社会，游牧人叫狄，种田人叫华夏，同是中国人，相当于两兄弟，一教书，一经商。

华夏文化较高，生活程度亦较高，有工商、武装、政教等各项职分。

游牧文化则较低，生活程度亦较低。

周朝分封各诸侯国后，戎狄就被迫进入山区了。

美国罗斯福提出海洋自由，即美国可通商，因小国没有船可自由航行。

周朝时则是陆路交通。

以上这一章所说的，是古书上所无，懂得这番话，就可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古书了。

第二篇 第七章 春秋时期

所谓四夷内侵，乃是本来在中国内部的游牧人，跑进城圈内，实际上就是华夏与戎狄杂处。

由诸夏造成封建系统，此封建系统由共主统领，免得他人欺侮。

西周失败后，失去王室尊严，诸夏不服，互相吞并，且要造成内乱。外有并吞，内有篡弑，于是四夷内侵，戎狄来攻城圈了，遂致耕稼文化衰落，此乃春秋初年之大形势。

时有称霸的诸侯崛起，其口号是“尊王攘夷”。仍尊周为天子，使勿互相吞并，亦不得篡弑，主张不承认新的吞并抢夺得来的政权，使内乱得以减少，进一步采取干涉行动，使多国相处安定。第二步再取缔戎狄之入侵捣乱。故所谓称霸的诸侯乃根据当时东周之形势而产生。

齐桓公之相管仲，主张尊王攘夷。当世除了周公、孔子以外，以管仲最为国人所钦佩。当时如无管仲，即无中国文化，所以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周封诸侯，当时称霸的诸侯主张城郭联盟，一国受到侵犯，各国出动增援。历史亦曾重演。今日世界外交与春秋一样，美助韩，英法派象征式军队，正如春秋时之乞师。

齐桓公带领各国军队帮卫国驱除戎狄，助卫复国，故春秋时中国已有国际联盟。当时楚国并不加入联盟，因楚仍要实施吞并。

当时，北有戎狄入侵，南有楚国捣乱，所以，“中国不绝若线”。<small>〔编按：《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何休注：“线，缝帛缕，以喻微也。”〕</small>齐桓公无力除楚，与楚会议并无结果。

封建是周公所发明，没有封建，就无周朝。尊王攘夷霸诸侯是管仲发明。故今日需要有一个人出来讲一句话打开时代的僵局。只要能发明一句，便是大政治家。

齐桓公、管仲死后，接着由晋文公出来尊王攘夷。晋文公流亡时曾与楚会谈，晋有之物楚均有，以何来报答呢？我遇楚军且退三十里，三天让三次，第四天不退了。后来楚让晋文公返国。但晋楚一经火并，楚军败。可以说，齐桓、晋文二位维持了封建制度的社会。

后来楚则与宋、陈、蔡、郑建立了一个密切之关系圈。

后来晋楚联合各国举行弭兵大会。当时晋楚两国作战是在中间其他地区，与本身无关。

当吴攻打楚之时，春秋于是完结，战国遂出。

今日之世界犹如二百四十年之春秋时代。

春秋如何转变成战国？

起初大国并吞小国或弱国，后来不能吞并了。拿破仑向大陆、海洋进攻而失败，德国向欧洲大陆进攻亦失败。英国霸占海上而成功，苏不夺取欧洲亦成功。

从前中国人绝不承认中国是大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是大国是对的。英、美、俄等国无法与中国比。中国不能违背上天与历史，永远是一个大国。

春秋晚年，晋国力量最大，至晋八世分成三国，称为赵、魏、韩。

我在民国初年看到一本书，其书名为“春秋国际公法”，写得极好，它用《左传》的史事来比较当代的国际公法，甚至更为进步。可惜此书已绝版。

我佩服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曾说：“中国的政治比外国高明。”可见中山先生眼光精准。

第二篇 第八章 战国时期

战国亦经历了二百四十年，由最初的十二诸侯演变到七雄，即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韩、赵、魏三晋原为周之同姓，但分成三国后便与周无关了。

当时秦、楚反周。齐是周之外戚，田姓一出，与周无关了。故此时已无“尊王攘夷”之口号了。

春秋时期，一国一城，是城市国家。

战国时期，一国有很多城，齐国有七十余城，十分像样。故春秋称为封建诸侯，至战国则以军立国，成为军国矣！

实际上，战国不止七雄，起初应有九雄，尚有宋国，由商朝传下；又有中山国<small>〔钱按：春秋时无此国，战国时才有。〕</small>。

孟子说：今天下方千里者九。从前的国家方百里，战国的加了十倍，成为方千里了。孟子对齐宣王说：以一服八，是不可能的。<small>〔编按：原文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见《孟子·梁惠王上》。〕</small>

又：《战国策》亦有九国之策。但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称“七雄”。此是由于太史公生于秦王统一中国后八十年。孟子先于太史公约三百年，且为战国时人。《史记》是后出之书，何以会弄错？因宋与中山首先被灭，故前、中期的战国是九雄，但后期便是七雄了。理由在此。

战国七雄，有合纵，有连横。

合纵者，南北相连打击秦。出了苏秦。

连横者，东西联合服从秦。出了张仪。

苏秦、张仪是同学，同是鬼谷子学生，居住在鬼谷。苏秦甚穷，洛阳人，家经商。他先去见秦王，劝秦攻打六国，秦不听，回国后父母妻子都看不起他。于是苏再发奋苦读，悬梁刺股，学有所成后，去燕、赵等六国游说攻打秦国，六国均请他做宰相。他身悬六国相印，返回洛阳时，万人空巷迎接他。他对嫂嫂说：“何前倨而后恭？”嫂嫂答道：“季子位高而多金。”苏秦叹道：“人要富贵，道理在此也。”

张仪毕业后，到楚国游说贵族。楚相请张仪吃饭时，据说丢了一块玉璧，怀疑是张仪所偷，张仪被打得皮破肉烂，说：“我的舌头还齐全不破，仍还可用，前途绝不会受影响。”后来张仪就去见做了六国宰相的苏秦，去了，却受到冷遇，于是张仪就前往秦国。他一口气从洛阳到了长安，途中遇一旅客，一路上帮助他经济吃用，终于到了秦国，秦王请他为宰相。这时陪他同去的旅客要回乡，说明以上一切都是苏秦安排好的，为了刺激他去见秦王，现在既已成功，便要身退了。这故事相传已有两千年。

但以上这个故事，其实不可靠。所以说神话和传说故事有时是靠不住的。经考证后，这故事原是假的，我发现太史公讲错了。第一点，苏秦、张仪略早于孟子，孟子说“方千里者九”，则苏秦当时应联合八国，何以只有六国，却少了宋与中山两国？第二点，联合六国攻打一国，可见秦最强，但苏张时期，世界最大国要推梁即魏国与齐国。“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要请孟子设法。后来孟子见齐宣王，王曰：寡人有大欲存焉！可见大希望，想王天下。孟子说：不要做楚，天下方千里者九，以一败八是不可能的。齐宣王当时想统一天下。

梁惠王时，秦有秦孝公，当时春秋各国称公，只有楚称王。后来有吴王、越王，楚不服周，便永远称王。战国梁惠王称王，楚人反对，遂邀齐亦称齐威王，在徐州称王。当时秦尚是秦孝公，后才称王。故当时是强国先称王，弱国后称王。

当时有两员大将，孙膑与庞涓。他俩是同学，老师亦是鬼谷子，同学军事，后来庞涓在梁国，孙膑则去齐国。庞涓因惧孙膑，遂设计使孙变成跛脚。后齐梁开战，孙做参谋，击败庞涓。孙膑事先于其树下置一标语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遂自杀。

齐败梁后变为大国，与秦合攻楚，秦取楚六百里地，因此齐楚绝交。

西周历时三百年，春秋与战国各二百四十年，合共八百年，大致上周历时一千余年，楚则八百年，楚与周大致同时。

第三篇 第九章 秦代

秦代中国大一统。“大”是动词，即是看重政治的一统。“一统”即一政府一元首，即一头政治，一个系统。中国在秦以前早就封建一统，秦朝以下是郡县一统。

战国时期分为东方中国与西方中国。西方是秦，东方是六国，亦即是黄河上游与下游之分。下游文化高，经济繁荣，如齐国；上游文化低，经济落后，如秦。结果秦并合六国，至今二千年。

学历史者应自上看下，并体验古代之艰难。西方国家与春秋同时期的是希腊，但它尚未统一。美国是许多单位的联邦统一，英、法在欧洲是各自分散独立的，但中国是融合为一的统一。如要以省划国，就是封建头脑、地域观念。

秦灭鲁国很迟，卫国是秦统一后才被灭的，故要消灭历史悠久的国家实在不易。

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已超出国家观念之上了。

春秋是封建，战国时封建已在崩溃路上。封建者，即分为平民与贵族两层。周朝封的诸侯是贵族，是世袭的。其系统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即普通人，土地永远是被封者所有。今日如仍有地域观念则是退化了，历史学外国的而不统一了。这是割据的观念。

“士”这个阶级如能识字，能打仗，便可晋升为大夫，意即可从平民社会爬上贵族社会，故没有革命了，因贵族阶级是开放的；如不允许，便有革命。

如要注意由春秋到战国的变化，就要看贵族。如孔子最喜欢的郑子产，全国闻名，尚有晋叔向、齐晏婴、卫蘧瑗、宋向戌、鲁叔孙豹等，这几十人，都是卿大夫。他们的言论文章、政治能力均极好，并无阶级观念和国家观念封建国家，为举世所推重。

一人管十羊，易于十童管九羊，少数人统治较多数人统治更为容易。

当时的阶级思想与国家观念同时存在，但春秋时期已有公的观念，不讲阶级而讲道义。《左传》文章好，故事亦可爱，我们可从中读到很多好的文章和故事。

孔子是士，并非贵族阶级，他是从平民社会跑上去的，并无国的观念，故他周游天下十多年，要行道于天下。

孔子是殷商朝人即宋国人，后来到了周朝的鲁国。

孔子以后出了墨子，与孔子齐名，分称儒、墨两家。

墨子讲全体人类的道理，就全人类说，不应有战争；不以国家和人的阶级立场来看，而是超国家、超阶级的立场，讲全体人类的真理。法律只是人类中某一种人而定的，其起点就偏了，故不合道理。

贵族开放，欢迎平民跑入贵族中，当时平民代表是讲道义的孔、墨，由于有这种观点，可以使中国统一。孟子对齐宣王说，以一攻八不可能，统一之法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有时不能不杀伐，但是并不喜欢杀伐。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small>〔编按：原文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见《孟子·公孙丑上》。〕</small>以杀人作为得天下的手段是不行的。故氢气弹不能平定天下，因他们不懂得讲中国的道义。故宗教与科学不能统一中国，只有中国的道理才能平定天下。因为有道理，所以秦国可以统一中国。

我们看秦的统一中国，不单只是靠武力，更有社会上一般的要求，乃当时天下的人道观念。自孔、墨以下几百年的学术思想促成了秦国的统一，因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之新阶段。约有四大事项：

（一）中国的疆域版图，自秦至今没有大变动，古代中国在黄河流域，秦后到了长江、珠江流域，但上述疆域是战国以来陆续开辟而成的，南至安南，北至朝鲜，长城方面则到达大同。

古代中国蛮夷杂处，有耕稼与游牧两种人民，是以文化分，不能以血统分。血统不能决定国家，乃以文化来决定。当时人民有两种生活与文化，便是耕稼与游牧。民族之形成除血统外，尚须有文化构成。

（二）关于人口问题。秦统一中国后，全国人口一起总算，当然大量增加。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驾崩，秦二世二年为赵高所杀，立子婴仅一年而秦亡。由于秦之统一，因此中华民族遂融凝会合成一体。从前华夏夷狄之分而治之之局面亦随即消融，而成为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当时之巴蜀开辟于秦，两广及安南要待秦并六国后，遂开始为中国之郡县。于是全国人民生活于同一版图，沐浴于同一文化。

（三）中国至此有统一的新政治制度。秦是郡县制的统一。从前之封建制度终于彻底破坏，不能再兴矣。直至今日，仍可说是郡县的国家，统一的国家。此时期之中央政府不再封国家，郡等于省，省再分若干县。秦分为四十二郡，郡下再分县。封建只是封一国之诸侯，子孙相袭，是世袭的贵族。郡则派太守任三五年，或十年八年亦有，但不让其子世袭。

打倒封建是打倒地域的割据观念。如现代的唐继尧、龙云等，其实是封建割据的头脑，非世袭却是变相的世袭。

照理，地方官可随时换，官有官俸供给生活所需。但政府的一切经济是属于国家的民族的。

郡县不封土而受禄，不传子而任贤，成为中央政府的地方官，有职位，但并非高出人而有特殊地位的贵族。故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了。

中国之有郡县的国家，实是一大发明，等于今日美国之有氢气弹。当时世界上是没有别的国家采用郡县制度建国的。

当时如西方的罗马是一帝国，它打败希腊后，即派一督军管治，管治犹太、埃及、西班牙、波兰、法、英等国，这些土地是以军队征服的土地，用军事镇压反动，抽赋税。今日之大英帝国所以可组成联合王国，香港亦是英征服地，香港人不能享受英国的政治权利。

中国则不然，没有征服地，在政府及国土内，并无征服与被征服者之分。

今日美国是联邦国家，德国亦是联邦，奥匈帝国是联合的，只有中国是郡县国家。

苏格兰只是被征服者，英格兰是征服者，故当时世界上最高等最合理的国家是郡县国家。

称秦为“帝国”是不通的，只能称“秦朝”，秦之郡县制至今并未打倒，中国今日仍是文明合理的自由国家。

今日世上的国家有两种：

一种是由联邦合成，联邦有军队有法律，由联邦来统治，叫世界联邦。

另一种是照中国人的想法，世界只要一个政府，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大家一样，有殖民地的不能一人，有阶级之分的也非一人。美国可说是一人，可以做我们中国的小弟弟、小朋友。不分阶级，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职业，官民均是一人，天下一家，只有中国如此；美国有多个不同的州，每个州有其不同的宪法与法律。

中国自秦以后，在土地、人口及政治郡县制上都成为统一的了，思想也确定了。两千年的历史，一天天进步着，往上跑着，是值得称颂的。

（四）中国的学术思想至今仍有传统性。

1.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

2.主张平等思想。

3.成为“现实的”。宗教是不现实的，因世界太黑暗之故，中国宗教之所以不发达，因中国社会较合理化。

秦以后的思想仍如先秦一般，并无改变。

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不再实行封建，实在是很重要的进步。

但秦十五年便亡，此何以故？因秦是战国时期封建国家之一，今各国相继崩溃，秦国乃是最后一个崩溃之国家，较前灭六国迟了十五年，认秦胜而打倒六国是看错的。

旧势力崩溃，新势力平民阶级兴起，故秦统一中国，并非打倒六国，乃是平民社会希望统一。故汉朝是新兴的平民政治，这就是古代封建社会结束了。

秦是中国第一个统一政府，是贵族的；汉是中国第一个士人政府，是平民的。历史进步是有步骤的，眼光不应短视，吾人应具有“范畴”的系统的看法。

第三篇 第十章 西汉时期

汉高祖刘邦以平民为天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刘邦，邦者得国也，得天下后为人民所赐。其父为刘太公，母刘媪，历史上均不知其原姓名，可见汉高祖是平民家庭出身。

刘邦为秦时之亭长<small>〔钱按：亭长相当于今日之派出所所长。〕</small>，古代十里一亭，即有一派出所，而泗水亭长尚有一二亭卒。跟刘邦得天下的革命集团均是平民社会中人。其中最著名者厥为萧何，原在衙门内当差；尚有曹参，亦是衙门内之监狱官；陈平是一穷苦平民；周勃是出丧时吹箫的；韩信是要饭的；黥布是充军的；只有一个贵族，是张良，其祖父为韩相。自六国灭后，张良为韩复仇，时欲杀秦王。

从平民做到国家领袖实不容易，汉高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政府。高祖识字不多，他是从农村社会出来的，也不懂政治。当时最大的问题便是封建与否的问题。

有人曾对秦王说：“自古以来没有不封建而可以长治久安的。既已为王，子仍为单身汉，应封其为国王。”劝秦王封其子。秦王问楚人李斯。李斯师事荀卿。斯答道：“不能封，因世界有封建国，才有战争，故不封为是。”这番话是为公而说，为全人类而说，而劝秦王封其子的意见是为私而说。

于是秦王焚书，烧毁反对政府的书。这虽不好，但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却是好的，焚书坑儒只是压服反对政府的人。

秦国不封建，故其国祚不久。这是可笑理论。当时又有革命军，其口号是“复立六国后世”。想复国，其实只是瞎说，何以不封九国？但革命军不主张封秦，先攻占秦者，先得秦国，可立为王。

刘邦首先攻入关中，故封为王。刘邦力战五年，而统一中国。当时黥布、彭越均带大兵在外出战，高祖不得已而封之，但并不放心，故后杀之，谓之诛戮功臣，于是再封亲戚与家族之同姓王，外姓则封侯。汉高祖刘邦再行封建，此乃为了巩固政权。此举汉高祖实不如秦王高明。

当时周天子为王，下有公侯伯子男。

战国时则均为王。

汉代则中央为天子，封出有王与侯两等级。

“非刘氏不得王”，此举实不通。

“非有功不得侯。”立功者，乃助高祖战而有功者封侯，实亦不通。

汉高祖妻吕氏<small>〔钱按：吕氏当时为中国第一女王。〕</small>，为人凶狠，曾助刘邦得天下，邦死，子封王，吕氏命姓吕的亦封王，称诸吕。政府分刘、吕两派，封侯之功臣，见事态严重，遂联合而杀吕氏家族，再外出寻回刘氏作王。

高祖子惠帝立，惠帝后文帝。高祖之妾生刘恒即文帝，被封王于外，当妻党势力弱时，功臣请刘恒还。文帝亦是一位好帝王。

当时尚有赵王、齐王、楚王、吴王、梁王等，刘恒仅是一小王代王，功臣及诸王均看不起他，但封王后极好。一日，文帝问相曰：“一年收租若干？杀犯人多少？”丞相周勃均以“不知”回答。文帝再问：“君为相所办何事？”相答道：“可问司其职者。”文帝再问相：“君所管何事？”相答道：“助王摄理阴阳。”后周勃辞职。

当时文帝问洛阳一长者：“国家有无人才？”此长者答道：“只有一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名叫贾谊的。”遂派人送贾谊到京。文帝见贾谊，贾上政事疏，力劝文帝尽速改革政制。后来文帝与贾谊促膝长谈，直谈到深夜，谈完了国事，再继续谈鬼神。文帝道：“与贾谊见面后，深感自己不及贾谊远甚。”可见文帝重视贾谊。

汉代是平民政府，高祖再搞封建。贾谊向文帝进言，告之如何解散守旧之封建制度，其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例如吴王生二子，即将吴王之诸侯封地，分封为两份，如此快速一代一代分下去，使大国变成小国，便无法反对闹事了。文帝便依计而行，传位至景帝时，诸侯造反，有吴楚七国之变。平定乱事后，封建仍然存在。武帝仍照贾谊之计，将大国依旧法分成小国，才消解了封建势力，地分小了，就无力造反作乱了。诸侯将位传给众子，即非世袭矣！故自汉朝起，称为兄弟平等，封建势力已无法保留。

有世袭才可称为贵族，但有特权而不世袭便也不是贵族了。中国是皇帝永远世袭，称为王家，是世袭而且是单传的。

贾谊所倡导的分封建之方法，合乎孝悌的伦理。封建是长子有特权，家可永远保留成为贵族。

有人说，五四运动打倒了封建，这是胡说。其实一点影响也没有。今日之青年认识不清，受“打倒封建”四字的影响极大。

夏、商、周三代都是封建，秦为郡县，汉高祖再封建，是划分地方，大部分是郡国，故称“郡国”，郡属中央，国是封建，如民国初年广东、云南、广西由军阀割据，但江苏、浙江、湖南等无军阀，是中央直接管辖，管不到的人和地方就有封建势力。

汉时分郡与国，国则分王国、侯国两种。有军功的可封侯。“非有功不得侯”，便是指的军功。故可说汉代是军人集团。

汉代当时有一百零三个郡和国，而侯国则不在内。汉代协助王工作的宰相，照规矩不封侯。无战功者不能拜相。汉时宰相都是有战功的军人，故汉朝亦是武人政府；领袖都是军人担任，是不讲理论的政府。读书人带兵是理想，但带兵人做领袖则不合理想。

秦相李斯是文人，故秦始皇是大政治家。秦始皇虽然只做了十三年，但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失败的并不一定是不好。汉高祖的王朝长久，这是历史的大趋势。

汉代的政权所以不理想，是封侯的可以世袭了，如萧何、曹参死，由其子孙接位，这不是武人而是成为贵族了。故汉朝政制并不理想。

汉景帝子武帝十七岁做皇帝，实很伟大。反过来拜了相再封侯，当时有平民牧豕的读书人公孙弘做了宰相再封他为侯。这是文人宰相，是中国读书人做宰相的开始。

中国第一个统一政府是秦。

中国第一个平民政府始于汉高祖。

中国第一个士人文治政府始于汉武帝。

历史上的大争端，是必然抑是偶然？其实我认为两者都不是。汉景帝与妾栗氏两人脾气都不好生栗太子刘荣。一日吵架，废栗太子，立王氏为后；如不吵架，则荣仍为太子，不会是王氏子为武帝了，否则历史也会改观了。这是带有偶然性的，也就是“命运”之说。

汉朝出士人政府时，不封建，故读书人是最伟大的。有学问的人只能将学问交给人，故伟大。读书人的风气盛，是大公无私，是公天下。读书得到了知识不是为子孙家庭，是为人类，为要传扬贡献给世界。学问是分不完的，人人可得，是宝贵的产业。故天下最伟大的是读书人。学问、思想不自由，是大逆不道的大恶。学者是大公无私的，是自由的。

第三篇 第十一章 秦汉对外政策

秦汉以前并无正式外交。秦汉大一统后，就有正式对外政策了。古代中国是华夷杂处的，兼有耕稼与游牧。

耕稼者住在城郭内，是封建的，名叫华夏。

游牧者随处迁移无城郭，名叫戎狄。

自春秋至战国，土地开辟大增，戎狄有同化的，亦有被赶走的。

中国的北面是大草原，称为匈奴，或称蒙古人。从人种学上说，中国人与蒙古人是一种人。照古代说法，匈奴人是夏朝之后裔。按照《史记》说，秦、魏、赵、燕四国之北接壤匈奴，四国将游牧民族赶走，筑一长城。长城随着封建制度而来，秦、魏之间有长墙，燕、齐之间亦有长墙，赵、燕之间亦有。秦统一中国后，国与国之间的长墙都不要了。但对北方各国之墙仍保留而且连接起来，由秦连成一体，名为万里长城。

秦国的南边，经五岭到安南则不要墙。到南边的路近山，中有苗裔，在湘、桂、滇、黔等省均有苗人，是被华夏赶出来的。

秦时匈奴中出了一位大人物，叫冒顿单于，他有本领，有部族跟随他游牧。冒顿有一匹骏马，他对部下说：“我箭去处，人须跟从之。”有二人不跟从，射而杀之，众皆服从。不久，冒顿又有一妾，冒顿先射，有几位不跟射，又杀之。一日狩猎，冒顿命射其父，于是众从之而射死其父，自己为王。此是异族文化，是野蛮文化，中国历史上没有，只有西洋历史有，这种文化是可怕的。

项羽有爱马爱妾，他投乌江时曾为爱马爱妾作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痛惜不能保护爱妾与爱马。

当时秦与匈奴交界处有很长之阴山，比阿尔卑斯山易过，故在阴山一带两面均是游牧民族，在可怕的冒顿单于管控之下，故秦始皇要筑万里长城。

阴山的两个要区，一是河套，水草丰美，再往南是秦京咸阳、长安。故秦始皇派鲁人大将蒙恬统领四十万大军屯守，派长子扶苏与恬同任监军，在当地开垦屯田，命南部人口移民，开辟了三十余县，名为新秦中，在河套之两面。

阴山之另一个重要区在大同，往北是张家口，南下可入山西，也在阴山之南。

第三较次要之地区是热河，南下可入河北。

新疆在秦时非属中国。后秦王出东巡狩时死于路上，发生政变。秦王爱少子胡亥，部下假秦王命立胡亥为王，命扶苏自杀。蒙恬劝他不必自杀，扶苏不愿，终于自杀。子敬重父不一定是人类中之坏事。恬受诏下狱自杀，亦有服从之心。这同样是法律，同样是民主，而非专制。听了历史后，必须有客观明智的判断。于是秦国革命，首先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因秦要派陈、吴去渔阳守边，在路上造反，秦四十万军队溃败。于是匈奴乘势强盛。

汉高祖派军队到大同附近的平城，今日“昭君出塞”“四郎探母”等故事均发生于此边疆上。匈奴派军队围困高祖于平城，汉军受到匈奴之重大打击，后来未开战，匈奴跑掉了，无人知其原因，此是一段秘史。据说是陈平出奇计，使匈奴退兵。陈平共出七次奇计。

据计，陈平请高祖派一人去游说单于后阏氏，说汉王打败要用美女献匈奴王，阏氏会失宠，于是阏氏命匈奴退兵。

平城败后，高祖不敢与匈奴战，后有推大车之鲁人娄敬见高祖而献计，劝高祖如何对付匈奴，即用和亲政策，嫁女给匈奴单于，成为女婿外甥亲戚，于是派公主出嫁匈奴，双方遂和好。

高祖崩，吕后为王，单于来信，自称孤男，说吕后为孤女，欲两家相联合。此实是侮慢，后来还是主和。当时内部仍有主张封建的，而外有大敌匈奴。但吕后以后，文帝出而形势又趋太平。贾谊说，中国形势仍然不好，如稻草底下有火种，终极必会焚烧，<small>〔编按：见贾谊《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small>故贾谊此时对内外均设法加以处理。

后经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国家趋于统一。对外仍用和亲政策。到武帝时改用文人治政，对外就用武力征伐匈奴。

中国自秦始皇至汉武帝，七十年来受匈奴之压迫，武帝遂正式征伐匈奴。

秦始皇对付匈奴筑万里长城，采取防御政策。

汉高祖以后对付匈奴采用和亲政策。

匈奴侵略中国并非出于政治野心，乃是出于经济要求。那里并不产米，其所釀之酒不佳，亦不产丝、铁器。中国以后每年有年礼送匈奴，亦有送礼给匈奴贵族，于是不再来侵，两国开关贸易，并在长城择数区经商，驼马与中国交换，民间亦不再来侵。和亲其实等于贿赂政策，因而取消了侵犯中国之动机。西洋人今日要钱，但经济与人不能相提并论。

汉文帝时仍与匈奴和亲，有公主、婢女、差役等随派公使同往。如中国不愿去，恐会破坏中国与匈奴之间的邦交。游说者对匈奴方面说，与中国人做生意甚易，但不易长久，并且又说匈奴的玛内<small>〔钱按：玛内指匈奴出产的本地酒。不比中国酒，即是说不与外国人做生意是聪明办法，与外国人经商等于被抽血。〕</small>游说者说，中国的科学、物质、文明以及生活程度高，目的是为了骗钱。游说者又说，与中国人做生意，会被骗光，最好莫如去抢。

长城太长，防守不易。冬季，中国的粮食收割了，酒酿好了，布织好了，牲畜肥了；匈奴则全没有，冬天草枯了，水冻了，漫天风雨，冰天雪地。人穷饿而精力充沛。匈奴来南方是骑马而来，所谓秋高马肥，马怕热湿。骑马作战用弓射箭，以角制胶成弓，却亦怕湿气，在干燥西北风中最适用。

唐人有诗曰：“风劲角弓鸣。”如有人来抢，呼应邻村来救已来不及了。故地方大，四面八方可以骚扰。这就是流动性甚大的流寇，不易捕捉他们。

和亲是受欺骗，但防御政策不易生效，如此匈奴来抢，年复一年。到汉武帝时，召集众臣商议，定出诱歼政策。匈奴分方，有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人，匈奴人能马战者有三十六万人，全匈奴等于一百八十万人，等于中国一郡，人并不多，故可诱敌深入而聚歼之。有大臣王恢主用此法，汉武帝同意了。于是派遣间谍<small>〔钱按：间谍乃中国发明，《孙子兵法》有说明。〕</small>，名为“马邑之谋”，在汉高祖曾被围困之平城附近，派出间谍人员，四面埋伏于山。单于领军前来，来了大队人马，但野蛮人极为机警人愈文明脑筋越迟钝，单于识破而逃遁，因而和亲受了破坏。于是武帝将王恢下狱<small>〔编按：后来王恢自杀而死。〕</small>，因骗人并无用处。

汉朝用和亲，再而用防御，最后用间谍诱歼又告失败，因此改用挞伐政策去攻打匈奴，与匈奴作主力战。因为防不胜防，唯有主力作战，进攻强于退守。这是中国历史上采取攻势的开塞出击。首先要训练马队，选马种，到西域去找名马如汗血马。中国与西域有交往等于断了匈奴的右臂。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走遍三十六国，开放上林作牧场，马食苜蓿，去西域买来铺成草皮，养了四十万匹。民间获知中国决与匈奴战，有战功者可封侯，民间亦养马，因此一人有两三匹马了。分两路夹击与匈奴决战。匈奴败后逃至蒙古，彼以逸待劳，主力放于沙漠以北。因此再绝漠远征，度过沙漠去打他，虽可打败他，但无法捉到他。唐诗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有人说中国人尚文轻武，其实不然。武帝尊崇孔子，表彰六经，仍有大军，因此匈奴一直向西逃到西域，再逃到罗马，所向无敌，变成今日之匈牙利人，西人称为“黄祸”。

中国人要立国，东南方并不可怕，汉、唐、宋、清历朝以来，永久的大敌在西北。故此后仍应注意西北方。林则徐光复新疆时，说将来大敌非美国而是俄国。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均佳，对内统一，对外平夷，但人民对其评论并不好，因为他花钱太多，他在位五十四年，晚年悔其做法，因为他使社会变得贫穷，其子戾太子<small>〔编按：即刘据，汉武帝嫡长子，后立为太子，在巫蛊之祸中逃亡自杀，汉宣帝即位后，追谥其为“戾太子”。〕</small>因谋反而死。武帝临死时，小皇帝昭帝立，由母后临朝。武帝原定由外戚辅政，派霍光辅政，霍光为汉外戚，遂封为大司马大将军。昭帝极能干，此下有宣帝戾太子之孙，他在乡下长大，跑进皇宫做皇帝，因来自民间，乃是好王。

汉之全盛期是汉武帝时期，这是定论。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又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中国人说：天上的皇帝有青帝春天、赤帝夏天、白帝秋天、黑帝冬天。所以，汉代的做皇帝也有天命，换皇帝也要依时而换，一曰禅让，二曰革命。

当时汉朝有人讲禅让。宣帝之后有元、成、哀、平诸帝。元帝为好皇帝，做了十六年。成帝接位后，由其母王太后辅政。母舅有八兄弟，选一为大司马大将军。兄弟相继而做，五个兄弟均做过大司马大将军。王莽之父早死不封。莽读书于太学，谦虚好学，与人相处友善，人人赞其为大好青年，王太后亦看重他。五兄弟死后，王太后命王莽为大司马大将军，并封了侯。一日，莽母病，有公卿夫人探问，莽妻出来招待，裙只及膝<small>〔钱按：古代之女裙长应及于地。〕</small>。莽有学问道德，治家好，名誉极高。

成帝崩，无子，由哀帝嗣位，时哀帝十八岁。哀帝祖母傅姓，莽为成帝之表兄弟，成帝母之侄。一日宫中家宴，他亦去赴宴，见中间有两席：一为太皇太后，一为傅氏太后。莽说，汉朝规矩只有一母后，嗣的不能算，命傅氏坐一旁。傅氏生气，不肯出席。当天宴毕，莽提出辞职，不干了。众人誉莽之作风伟大。哀帝二十余岁死，无后。但哀帝是同性恋，爱无学之青年人董贤。傅氏死，太皇太后仍在，主张王莽再出山。于是董贤自杀，莽声名更响，再立汉平帝。

元帝十六载，成帝二十六载，哀帝六载，当时人民认为汉之命运已绝，于是拥戴王莽为王。此乃禅让，而非篡位。其实莽非伪君子，其开头是读书的贫苦子弟，看其太太之打扮简朴，可见王莽并无作王之意。当时如姑母王氏早亡，王莽亦不能再复出，这只是历史上偶然事件；如傅氏多活几年，莽亦老矣！故王莽非处心积虑，亦非篡位，即使是假装数十年，亦算不错矣！所以说：

（一）王莽能装数十年，亦极伟大。

（二）有了新的政治制度，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井田制破坏了，成为耕者有其地。认为社会不要有贫富不均，单是平均分配土地，不够，尚有货币制度的改革。

王莽理想高远，但无手段，只是一位书生，有点迂，而且不近人情。

当时汉封匈奴王爵，封印留存至今。匈奴闻新圣人任命，匈奴来朝，王莽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要匈奴换封印，只能封为侯。匈奴生气，与汉打仗了。王莽说：“做官先要调查其政绩如何，好的俸高，不然打折扣。”但做官不能饿着肚皮。故王莽做事有理而无办法，迂而不清，他死时筑高台穿朝服，在高台上烧死，死得迂而庄严。以后的人说莽假死。<small>〔编按：《汉书·王莽传》称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就斩王莽首级，悬于宛市之中，军人分裂莽身，争相杀者数十人，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small>助王莽篡位的是刘歆，其父刘向，父子均极有学问，且有高远理想，今日说他们坏，其实不对。有人将王莽与曹操相提并论，并不通，因王莽非政治家。莽封于新，名为新朝。莽死，光武出，仍名汉，为东汉。

第三篇 第十二章 东汉时期

西汉是平民王室，东汉是书生王室。

东汉首位皇帝是汉光武，名刘秀，是太学生，为人勤慎规矩，不太活动。其兄刘縯则豪侠。村中有一女孩，刘秀见而爱之，便说：“仕宦当作执金吾<small>〔编按：昆阳之战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刘秀由此而天下闻名。读此故事令人心神振奋、酣畅淋漓，有热血发汗之效，故此钱先生或有此一谑。〕</small>，娶妻当得阴丽华<small>〔编按：阴丽华，光武帝的皇后。〕</small>。”可见他并无大志。天下大乱时，刘縯造反。见刘秀骑马跟随军队了，于是村人皆跟从之。他开始是位军中小官。但有一次，王莽统率几十万大军，被刘秀数千军队击败，是谓“昆阳之战”。读此故事可愈疟疾<small>〔钱按：执金吾为保卫皇宫之官。〕</small>。人说，刘秀遇大敌勇，小敌怯。有人忌妒刘縯，杀之。后秀握大军，军中人均为其同学，其中有邓禹者，年仅二十余岁，却做了方面军总司令。秀得天下后，其同学均做了大官。有严光者，为刘秀所爱之同学，是浙江人，但刘秀找不到此人，原来他已回富春江钓鱼去也。严光冬天穿着皮袍，刘秀认为可能是他，查问之，果然是他。先由地方官代为邀请，见了严光，秀问道：“我比从前如何？”光答道：“比从前好了。”夜间二人同榻而卧，而光伸脚置秀肚上。不数日，光欲回家，秀允之。直至今日，富春江上仍有严子陵钓鱼台，用来纪念此事。严先生祠中刻有铭言，曰：“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后改“德”为“风”，道德之可感动人，等于一阵风。春风吹，万物生长。严光说此为一字之师。

刘秀做了皇帝，不脱旧时老面孔，此即所谓“不妨无我”。晚上同睡光亦不以光武为王。历史上，严光只有此一段故事，但为后人所称颂。

为了立人，光武亦教其子读书。汉时教人读五经，《尚书》《礼记》《春秋》谓之“五经”。

光武在太学曾读《尚书》，所以亦找来桓荣命其子读《尚书》。桓荣在宫中五年不得告假，皇子勤学五年，桓荣介绍学生胡宪代之，始得出入。可见光武之家庭教育很严格。

光武崩，其子明帝即位，翌年即入太学请先生桓荣及先辈同学入礼堂，由皇帝本人讲《尚书》，先生等人坐后台担任评判，听书者辩论，民众均来听，堂内满座，连堂外边的河对岸也有人，达几万人之多，轰动全京城。

明帝亦请先生教其子学《尚书》，请先生张酺<small>〔钱按：张之祖父张充是光武帝同学，为桓荣之学生。〕</small>出。其子为汉章帝时，张酺作东郡太守。章帝元和二年东巡，途经东郡。张酺出来迎接，章帝说：“久未见师，仍为师生，仍行师弟子之礼。”张酺讲《尚书》一篇，礼毕，行君臣之礼。太守见章帝，帝问民众生活、年岁、治安。所以中国的皇帝并非专制。

东汉非平民王室，而是书生王室。但凭此三个故事，可见汉朝十分像样。那时期不仅帝王好，王后亦好。东汉的“明章之治”足以与西汉的“文景之治”媲美。

光武二十八岁起兵，三十岁为王，活至六十二岁，作王三十三年，生十子。

明帝三十岁为王，作王十八年，活至四十八岁，生九子。

章帝十九岁为王，作王十三年，三十三岁死，生八子。接章帝位的和帝刘肇只有十岁，作十七年王而死，由小儿子刘隆接王位，出生三个月作王，二岁死，只作王一年，无子，嗣一子，名刘祜，为安帝，十三岁为王，作王十九年，三十二岁死，生一子刘懿，作王七个月，无子，又嗣十一岁之子刘保，作王十九年，三十岁死，生一子，二岁至三岁死，又嗣一子……下为汉灵帝，十一岁起作王二十一年。下为献帝，九岁为王，作王三十一年，活至五十四岁。

东汉共十三个皇帝，共一百九十二年，只有光武活过六十岁，献帝活过五十岁，明帝活过四十岁，是个弱势的家庭。

凡是嗣来之子，一定要小孩子，因嗣子年轻，故由母后临朝，所以用外戚，是中国人的规矩，也用新帝王的外祖父母后之父，或用母舅并非真的。小皇帝不高兴外戚，受宦官之挑拨，外面之大臣亦认为外戚专权，于是内外联合杀外戚，嗣之王死，又另嗣一子，太监与大臣结合，又杀外戚，因而造成宦官专权。大臣再与外戚联合杀宦官。

东汉末有外戚何进，原为屠猪者。袁绍结合何进杀太监，后东汉灭亡。总的来说，东汉前期甚好，到了后期则差矣！

要国家强大，领导人就得多活几年，各国领导人如是老人，政治就好。

第三篇 第十三章 东汉之士风

东汉是书生王室，重视教育。所谓开门授徒，是先生招收学生读书，称为“著录”，有达几百人或几千人。尤其是汉朝之太学<small>〔钱按：太学即今之国立大学。〕</small>，武帝时建立。先生称博士，学生称太学生，即博士弟子。

武帝时博士弟子之名额规定五十人，由郡国地方政府保送，规定要有十八岁，并具备相当程度者。在太学读满一年后可参加考试，考后按成绩分为甲科与乙科，即分为甲等与乙等。甲科者可在皇宫担任侍卫郎。武帝时除太监外，尚有郎。考得乙等的可回本乡作吏，即在郡县地方政府办事，如今之省政府之官员，即为汉朝时的吏，如服务有良好成绩者，地方长官可察举他再送上朝廷作郎。

每年有五十名学生，如此，十年便有五百名，二十年便有一千名。

汉昭帝时多加了一倍，即每年增至一百名；宣帝时又加倍，成为二百名；元帝时加至一千名；成帝加至三千名。新莽时则达到一万零八百人，故王莽时大建校舍，达到一万所区舍。据说王莽太学的建筑中，“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因房子均有走廊。万余学生从全国各处来到，学生均携带特别土产，大家可互相交换土产，成为一大市场。这是指西汉时期。

光武帝便是当时一万零八百名学生中之一个，东汉时学生还要增添，添至桓帝末年，每年达三万人，这是一千六百年以前的事。抗日战争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只有二三千人，北京八间大学的学生加起来也没有东汉时期的太学生多。胡适说中国学习外国的大学只有四十年，但实际上，中国在二千年前已有国立大学了，当时称“太学”而已。

秦统一了政府，汉高祖时出现平民政府，武帝时则有了文治政府出现，东汉时到处是太学生。

当时四川省有位地方官文翁自己出钱，派学生去太学，读完回乡在本地任职，因此四川与中央有了融合，四川的文化也进步了，今日仍有人要纪念文翁，可见好人要做。

故国家要有历史才能强盛。

今日之大学生只崇拜莎士比亚，而不崇拜杜工部、苏东坡，实在是说不过去。我们的大文学家杜工部有两千万人读他的作品，读莎士比亚的不过一百万而已。

只有教育可以救中国，要有“五十年以后”的精神，今日世界各国都有大学在上课，应该有志气与他们在五十年以后比一比。

东汉时期做事的人都是读书人，都是经过考试的，世界上只有中国如此。外国人只讲多数，只重选举，不一定读书，故有政党。中国当时重视太学生，但是因为学生多了，就轻谈了。

教育有办法，社会就有办法，青年之所以伟大，因为在受教育。

东汉时期重视大学，当时有李膺者，作河南尹即今之省长，官不大，但是名气大。东汉时之优点是不以官位之大小来看人之高下，由光武帝重视严光开始，做帝王的重视钓鱼的，严光高于光武帝，故做人不一定要做帝王才算伟大。

李膺好客，但不易与他见面。与他见过面就了不起了，谓之“登龙门”。黄河多鲤鱼，爱逆流而上，其肉味好吃，鲤鱼一跑过龙门峡河之水急处，即成龙了。因而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称。

当时有山东省小孩，名叫孔融，一日去李膺家参加大宴会，门房查问是谁，孔融答以“我与李膺有通家之好，是亲戚”。一进去，李膺并不认识此小孩，问之，孔融答道：“我的祖先是孔子，你的祖先是老子，孔子问道于老子，故有通家之好。”李膺便让孔融上座。又有一客进来，李便介绍孔融给他认识，那客人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反唇相讥道：“先生你大概是‘小时了了’的吧！”

当时有太学生郭泰来访，李膺便不接客了。郭泰访毕回山西，在黄河摆渡时有数百官民相送。郭说：“有李先生陪我过黄河，此外的客人不必相送了。”送一个太学生如此隆重。大家见到郭李同舟而渡，以为神仙焉，于是称为“仙侣同舟”。

东汉之所以伟大，在于人们整个艺术的人生。郭泰一辈子做学生，政府请他做官均被拒。

刘备三顾草庐，刘是四十多岁之皇族，诸葛亮二十多岁，却如此被看重，是由东汉士风而来。刘备最重视孔融，有一次孔融向刘备讨救兵。当时黄巾造反，但郑玄家乡百里不得侵入。

郭泰林宗受人看重，声名极盛。他可说是一位大教育家，也是社会教育家，他很重视培植人才。一日，郭泰在路上遇大雨，与乡下人同在大树下避雨。乡人谈吐粗俗，有一人神态庄严，郭泰见其性厚，不苟言笑。雨停，郭问其居何处，郭欲留宿其家，而欣赏此人，想察看其性情。此人有一母，郭晨早醒来，见此人杀鸡，煮熟后请母亲吃早餐，然后再请郭吃，但无鸡，只有青菜萝卜。郭劝他道：“你不应在乡下，应去城中上学。”郭见此人杀鸡请母，全无机心，郭一推荐便成功。此人后来成为东汉一人才，即是茅容。

郭泰是山西人，一日在路上，见前有一人提着用绳系着的一个沙罐，忽地绳断，罐跌地而破。但此人头也不回地一直向前走。郭问何以不回头看，此人答道：罐已破碎，看它何用！郭大赞此人了不起，便又介绍他去读书。此人即是孟敏，后来也成了名。

郭泰能观人入微，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今日如有郭泰在香港，可能也会在街上找到人才。

古代之巾帽“林宗巾”，相传便为郭所创。一日，郭行路时遇大雨，所戴布巾之一角塌下，次日只见路上行人都把布巾一角塌下，因大家均效法郭林宗之故也。可见其名气大，此乃人格之改造，真是所谓风流人物，能感动人，使社会精神有所改造。

可见当时的社会相当了不得，郭未写过文章，也不知读过什么书，请他做官他便拒绝。郭泰看重人之德性，如茅容、孟敏，他都因材施教。各人天才不同，重德性即重视日常生活，当时的人对日常之人生有细微的批评。

当时有江西人徐孺子者，死后很多人去吊丧。全国领导和学者都有去的。有一位客人去吊唁，人们不认识他，他带了一只鸡，一束毛，用酒从帽中滴下，祭后即离开。人说此人是茅容，果然猜中了，可见汉朝时对各人的私生活是很注意的。

每年由地方政府把统计报告送去中央，有的或去参加大典。有一人自远方去长安，过函谷关时遇大雨，其马倒卧途中而死，旁有一客人说：“我的马借你骑去吧！”但忘记借马之人往何处，此人骑马办完事回来，不知如何自还此马，便沿途打听，后来终于找到了马的主人，归还了马。此即说明东汉时人注重私生活，此是一种德性之表现。

新文化运动即是认真生活，大家都很注意，也有批评，例如女子放足、剪辫、打倒封建、罢课游行等，实在没有什么新的人生可言。今日人之生活已无情趣，人可以不讲艺术，但至少要有情味，能懂得吃穿的好坏。鲁迅只看出阿Q，却没有看出来茅容、孟敏。我钱某讲历史是告诉大家何处有一盆香花，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此之谓也。

我很爱读东汉时期的历史，我们应该来写一本东汉故事集，对当代社会的儿童将会影响很大。

东汉之所以失败，乃由于上层政治之黑暗，又有所谓“党锢之狱”。“锢”，用铜铁之锁封住，不得解用，意即一群人被封闭起来。东汉有一批名士，如郭泰、徐孺子、李膺等人均是被锢之人。李膺是名士，亦是大官。名士在政治上与太监宦官发生冲突，于是被下狱。

东汉党锢之狱有数次，第二次有张俭作督邮即今之公安局长。地方上有一位叫侯览的，山阳人，在京作太监，其亲戚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张俭上奏弹劾其家族之黑暗。公文被压下，张俭痛恶之。一日路上遇侯览之母，张俭杀之，共杀一百余人，连鸡狗亦杀。汉灵帝知之，责张俭道：“你是郡吏，何以不用法律处理，而擅杀无辜？”于是张俭逃走，政府下令收留张俭及其家人者杀。但张俭逃到哪里，躲到哪里？向北至孔融家，张俭与孔融之兄为友，孔融之兄不在家，孔融说可做主，便留张俭住一宿，因而孔融被捉。融之兄出而承担责任，说融尚未成人，不能负责。孔氏兄弟争着要承担此罪责，中央下令杀孔之兄。果然是张俭之不是，侯览亦浑蛋，张俭一直逃出山海关，政府不应再杀此种义人了。政府为了张而杀了无数人，实不应该。可见汉朝之黑暗，政府欲借此而一网打尽，全部下狱。其中有湘之范滂亦被捉。知县接此公文后不上堂而哭泣，范滂说：“一定是中央要捉我，知县不愿捉我。”范于是自己去县衙投报。知县是好官。范自上囚车时，母与二子同送。范对母说：“吾不孝，不能侍奉老母而犯罪入监。”母说：“你能与名士李膺等一同下狱，吾心喜甚！”范回头对二子说：“我此去不回，有话教训，坏人不好，勿做，好人如我亦不好。”可见汉朝此时政治黑暗，应该完结，今虽有大乱，但前途仍有光明。

有位大将军上奏章给朝廷说：“我亦属于这一党，为何不捉我下监？”此乃光明指社会人士与黑暗指太监在斗争。

几次杀党锢，就有杀太监。当时外戚何进与名士袁绍结合，袁之四世三公做五院院长，袁家门生故吏满天下，袁绍之母死，绍在坟前服丧三年，所谓“庐墓三年”，回家时有几百辆车送他。后何进联合袁绍、董卓杀太监。董卓欲立皇帝，袁绍反对，联合十八州讨董，其下名士很多，如周瑜、曹操等均属。

佛经说：凡事有阶段，成、住、坏、空是也。人亦有四变：生、老、病、死是也。任何事、物、人，均要经历如此阶段。

秦汉大统一，西、东两汉四百年，结果统一政府归为乌有。历史永远是如此。这是循环的，事情是人做的。人有四个阶段，此即天运循环。今日世界各国均有此四阶段，即是由希腊而罗马，而英、德、法，再而今日之美、苏。他们是空前绝后的。中国则永远有后代，既不空前，又不绝后。

再就宗教来说，佛教是轮回的。基督教则没有，拿小事情，即可讲哲理。

自有人类以来，称始皇帝者为第一之伟人。袁绍、何进请董卓杀宦官。当时董卓带兵杀青海、西藏之乱民。董杀宦官后要立献帝，袁绍联合十八州讨伐之，董卓带献帝到长安。袁绍想自立为王，故不再讨伐董卓。汉相王允串通吕布杀董卓后，长安大乱。王允死，吕布走，卓手下郭汜、李傕两派，一边拥有大臣，一边拥有皇帝，双方均可代表政府。小皇帝后来自陕西逃走，途中艰难，夜渡黄河时，船在水中，皇帝与后妃用丝绸带吊下船，背后有追兵到来，船很小，人从船上跳下来时有落水的。后渡过黄河到了山西，在一小村庄停下来，乡民提供王室食物，皇帝与众臣在农家开会，乡民们爬上篱笆来看热闹，篱笆塌下，使皇帝失去尊严，再循着黄河逃回洛阳。由于董卓用焦土政策，洛阳之宫门与衙门均已付之一炬，皇帝只得在壁下搓一草蓬，作为临时衙门。

公务员没有薪俸，而且下班后自己去找寻食物。此时已无处求乞，只得去寻秥吃。秥是野生的稻，为烂米所生长的芽，但吃不饱，有饿了数天而丧命的。此时期的汉朝中央政府已经完蛋，已无人看得起它。

但此时之曹操有眼光，由他出来收拾这块旧招牌。他采取封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又东征西讨，竟统一了天下。曹操只是利用献帝这个小孩而已，他见献帝时是十分骄傲的。献帝之伏皇后，其家是书生，秦时即有伏生将《尚书》藏于壁中。伏后联合朝臣欲有所动作，曹操即派人去捉伏后，派华歆去查。当初，华歆正与其友管宁在花园中锄菜，掘出一块金，管宁视而不见，华歆见而动心。自此管宁即与华歆绝交。管宁去了辽宁，华歆则在曹操手下办事，曹因好贤礼士，欲请管宁回来，但仍不任官职。伏后藏于壁中之货未能查出。此事犹如特务跑进皇宫搜查献帝。曹操办一切都能干有为，但有政治上不道德的缺点。因为曹如此对待献帝及伏后，实不应该，因此有人不佩服曹操。

袁绍下属陈琳曾作讨曹檄文，绍败，琳被曹操逮捕。曹先赞琳所作讨曹文辞章优美，但责琳骂琳可，而骂其父母则不可，实太过分。

曹操亦特别重视刘备，刘备归曹后，曹对刘说：“今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耳！”刘备出身于贫苦家庭，听曹操此言，手执筷子震落堕地。刘备是装作无用之人，免被对方看出。

曹操待关羽亦极好，派张辽劝关羽降曹。关羽蛮有义气地说：“曹公待我不薄，我要报恩后再走。”张辽两面为难，以实话对曹操说，曹操又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后来关公杀颜良斩文丑，曹恐关走，更加倍厚待之。关羽始终不为所动，挂印封金而走了。曹操对下属说：“各为其主，不要追他。”这就是曹操为人的优点。小说上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是假的。

刘备在荆州遇徐庶，徐庶介绍诸葛亮，刘备于是三顾草庐。诸葛亮当时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刘备已四十多岁，是汉室王亲。

曹操打到荆州，扣留徐庶之母，欲请徐母函庶来为曹做事。徐庶知母被曹扣留，方寸已乱。后来虽身在曹营，但并未为曹做过任何一件事。有本事而不肯用出来亦是伟大之人物。

曹操又请司马懿。司马托病而辞。夏天司马晒书卷，一阵大风吹来，司马立刻将书卷收起，由此露出破绽。三国时期，地方领袖各自为政，谁也不佩服谁。大家互相杀伐以抢夺政权。曹与司马各怀鬼胎，以消灭对方为努力目标。政争永无了期。此时如有一大人物出现，能不以杀人而服众，则大佳矣。

此时期，有一帝王说：“愿世世无生帝王家。”因做皇帝实在非常可怜。

第三篇 第十四章 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一片战乱现象，先有黄巾之乱，再有董卓之乱，再是十八州联军祸乱，接着是曹操与刘备、孙权之争霸。曹操之所以不能统一中国，纯因众人不服所致。

诸葛亮在舌战群儒中说：“曹操名为汉相，实汉贼也。”后来终于魏、蜀、吴三分天下。

魏都许昌，蜀都成都，吴都南京。按照历史来说，曹操忠于汉室，可能统一，但曹又想夺取汉之政权。曹操自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子魏文帝丕，是献帝让给，实篡位也。当时刘备、孙权亦均作王。三国中以魏领土最大，人才最多，北方一大幅土地在魏管治下，自丕作王后，政权已入司马懿手中。“你能夺人，我亦可夺你。”因此，魏国大权已为司马氏所掌握。司马懿死，二子师、昭更为跋扈，无君臣之礼。丕死，曹叡继位，再有齐王芳芳为丕之孙，仅八岁。司马师欲废芳，迫芳之母废芳，皇太后想说情，手下劝其速将印绶交出。印之带曰绶。芳被废后，高贵乡公作王，师死，改司马昭。一日，高贵乡公找大臣商事，说要打倒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因昭欲篡位。高贵乡公说决定执行，但其中两臣又归向司马昭，可见政局混乱而黑暗。王遂率众讨伐司马昭，昭手下不敢攻打对方，成济问怎么办，贾充答道：“司马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于是成济将高贵乡公刺死，司马昭见王死而假哭，结果成济被杀谢罪。此时人已无道德良心，世界已大乱，后司马昭之子炎篡位，是谓黑暗时代。

当时人亦不佩服司马氏，昭欲为其子配亲，欲采一有名望家族之女，看中阮籍其父阮瑀是位诗人、文学家，在曹操属下办事，与陈琳齐名之女，阮籍不敢公然反对，整日装傻喝醉酒，如此历时三个月而拒婚。

司马氏得天下，称为晋朝，昭未得天下时，蜀已灭，得天下再灭吴，中国统一。当时有大臣何曾回家告诉儿子说：“我们皇帝得天下后，未讲过国家大事。孙子没有好日子过。”此因何曾见魏国大臣后作晋臣。何曾自己则“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何曾私生活如此，可见亦不是一个好人。

晋武帝司马炎得天下后，不理天下事，拥妃子极多。下午三四点钟出宫，坐羊车去妃子处过夜，羊车停留何处，便在此家过夜。其中一妃知此习性，便在门前撒盐水稗使羊停下来喝盐水，使武帝在此家歇宿。此人连找对象都不肯用脑筋，更遑论国事了。这便是晋开国皇帝之作风，其子惠帝司马衷配贾充之女，为出名之贾后，惠帝却是神经病、白痴。

当时是荒年，惠帝说：“没有米饭吃，何不食肉糜？”亦是昏庸之人。贾后则极坏而荒唐，与婆婆杨皇太后闹意见，命惠帝赐死太后之父杨骏，太后一家被杀，自己披发上表，自称妾，求留杨骏之母命。禽兽尚认识其母，贾后不理。当时有太学生入太学，在大礼堂讲说做人道理，说今日社会如此情况，天下安将不大乱。人理已灭，社会不可救药，故晋朝大乱。西晋统一没有几年，是回光返照而已。

曹操、司马懿等辈打破了君臣伦理关系，一切礼仪制度随即打破，故社会垮了，人伦灭了。

第四篇 第十五章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统一后之中衰时期。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是魏文帝元年曹丕篡位，亦称曹魏，建安二十五年前则称东汉。

篡曹魏的是晋司马炎。晋篡位，再过十六年，吴亡。接下来有贾后之乱，又引起历时十六年之八王之乱。

西晋有武帝，下有惠帝、怀帝、愍帝，共四朝。愍帝被胡人捉走，谓之蒙尘。后西晋南渡，往南边而下，谓之东晋。此时长江流域由东晋管理，黄河流域由五胡管治。东晋一百零三年，为宋，接下来是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一年，相加为二百七十一年，谓之南朝。

北方之五胡则管治一百三十六年东晋与五胡同时，后为北魏所统一，亦称拓跋魏鲜卑族人，也亦元魏与宋同时，有一百四十九年，统一北方只有九十四年。东魏十五年，西魏二十二年。东魏变北齐二十八年，西魏变北周二十四年。<small>〔编按：上述相关朝代时间的记述，与钱版存在一定出入，或为钱先生后来修订；另，与现行年表对照，出入时间在合理范围之内。鉴于起讫年代的选取差异，凡此类问题，本书均予以保留，不作改动。下同。〕</small>以上称为北朝。

北周灭了北齐，隋又篡北周，又平定南方，中国再统一。

上述共历时三百九十二年，统一中国，严格来说，只有晋武帝的十五年。至愍帝为匈奴所捉，故可说是中国的分崩时期。

此一时期，南朝是宋、齐、梁、陈。

北朝是元魏，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

当时中国不但不统一，且无一共同信仰，如有信仰中心，始可民族团结，但此时已失去中心。

古代中国，西周为政治中心，春秋之乱，有管仲出而尊王攘夷，战国时期则有孔子的共同思想，汉朝以后之政治，其中央政府之学术思想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东汉末年，政治思想推翻了，党锢之狱将好人下狱，备受压迫，正如范滂所说，已到怀疑时代。五四运动便是要提倡怀疑，重估新价值。这是可怕的。怀疑是黑暗的开始。

范滂以后，曹操出来招贤，不忠不孝没有关系，只要有本领便录用。因为曹操不讲忠孝之道，所以不能得天下。

到了司马懿有了改变，可以不忠，但重孝道，当时有二十四孝，如王祥卧冰等。

今日有人提倡要忠不要孝，可以无私德，只要忠于主义。但今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是怀疑，重估新价值，因此有的青年消极腐化了，有的走上坏路。

对中国历史应有温情与敬意。

汉以后中国讲孔子，东汉末年则持怀疑。曹操说做坏人，晋人则说要倡私德，做好人。五四运动后，好人与坏人没有标准，共产党则定出了标准。因此有佛教进入中国，入世悲观并无异议，主要讲出世之道理，讲人死后尚有生命，于是入世不能随便做坏事。自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洋并无共同政治中心，各国分裂，但有耶稣之共同信仰，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后，分裂为天主教与基督教，基督教则又分为数十百个教派。

同时西方的信仰心已较中古时期衰落，因科学打倒宗教思想，奖励入世。为财而打倒人家，专讲肉体，是谓文艺复兴，主张个人自由，入世心强，出世观弱了。

今日西洋人敌不过俄国，因为无思想信仰中心，故主张复古，回到中古时期。光讲自由是没用的。

佛有“佛、法、僧”三宝，“佛”指已死的，“法”指道理，“僧”是指生的人。如照基督教讲法，“佛”是上帝，“法”是耶稣，“僧”是牧师。宗教只是人生社会之一面，不发生最高作用。

香港只能说是一个机械的中心，水、电、娱乐、巴士、轮渡……其实是同床异梦的，心情各不相同，是唯物的机械的社会。英、美、法可说是唯物的社会。英、美在利害关系上一致，并非信仰道德上的一致。总之，社会应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胡人入侵后有五胡乱华。以血统论，可称为自然的民族，有没有跑进历史前的先史，进了历史应另有文化的民族。如今日的美国一般，是各国人民的混合，称为历史的文化的民族。这是跟自然基础来的。

春秋时代华戎杂处，戎狄血统与中国相同，姓姬、姜等。战国时期同化了游牧民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了统一的政府、民族与文化，不称杂处了。

中国是大国，开始漫无疆界，并不像古雅典、埃及、巴比伦、斯巴达、罗马之有小圈。中国则甚奇怪，尧舜时不知有国界，到秦以后才知道，并且有版图的确立，民族的抟成。中国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并无国之境界，后才有天下观念。

中国人天下为家，舍己为人，而外国人对自己国家观念、地方观念均极为看重，中国则天下一家。西洋人说文化如小孩子放在摇篮中慢慢长大。中国文化则如小孩放在田埂间，亦自然地长大了。

秦朝时统一，外有四夷，与匈奴用防御、和亲、攻打之法，后来允许匈奴入住中国，因长城以外不适生活。于是同一生活，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罗马人征服了外国人，便要他做奴隶；中国人打垮了匈奴，请他进长城以内入住。

匈奴南迁，西汉时就有，东汉更多。匈奴南迁山西的特别多，他们的工作和教育均照中国同一待遇。

魏晋时大乱，这些人造反，就是五胡乱华，因中国的胸襟并不宽大。

尚有少数民族氐、羌，在西北部的陕、甘、宁、青等地；有鲜卑人在中国的东北部；也有羯，是匈奴的一部分，可能非同一血统。以上连匈奴，合称五胡。开始是匈奴，最后成功的是统一北方的鲜卑，称为元魏。

中国的边疆，以东北部最为麻烦，鲜卑、辽、金、清，均从东北面发起。

起初匈奴捉拿晋帝，晋南渡后成为东晋，北方则成为五胡十六国。

魏晋以下为南北朝，所谓“衣冠南渡”，即上层文化人来到了南方，尚有留在北方的。当时中国社会是门第社会，亦可称郡望。如诸葛亮，是琅琊人，是大家族、大门第，世代做官，家世二千石，相当于今之省长、部长。

黄巾之乱起，门第避难，诸葛亮逃到襄阳隆中，但其兄弟一在吴，一在北方跟从曹操，<small>〔编按：诸葛亮兄诸葛谨在吴，弟诸葛均在蜀，族弟诸葛诞在魏。见《三国志》。〕</small>均是了不起的人物。

尚有鲁肃，亦是大门第，拥有两大米仓，其中之一送给了周瑜。

又如袁绍有四世五公<small>〔编按：袁氏四代有五人居三公位，人称“四世三公”，又称“四世五公”。“四世五公”之说分见卷六十一《汉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small>，做到院长之流。

中国今日之社会少了一个封建，无团结之庄园，故受人欺辱，因为是分开的、个人的，故吃了不封建的亏。今日中国社会只有政治势力，并无封建势力了。

当时的门第有势力，有其封建势力，故称胡汉合作。五胡乱华时，并非全是胡人，乃是胡汉合作，逃到南方的只有几十个大门第。

第四篇 第十六章 北朝

外国人进中国后，同化成中国人，亦看其为自己人。今日我们称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应团结成一个民族。

岳飞、文天祥将蒙古人当夷族，但今日又有人纪念成吉思汗，似乎有矛盾。但这其中历史要客观地讲，外族入侵是对的，要反抗外族亦对。当时有人提倡不能刺激民族的感情，但历史不能否定。

胡人跑进中国，如说异族统治我中国，不十分妥，故可称为部落统治较为合适，使文化教育抟成一民族。部落可以算一个小范围，只要在中国，就一视同仁，政治是中国人的政治，如汉人的政治，因政治是代表全国性的。

但蒙古人建立元朝，是代表蒙古人的政治，故压制外国。如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是代表英国人之政治，没有一视同仁。

满、蒙族人，跑进中国，均代表其各自的政权，故称部落政权，我们当他们是兄弟，但他们没有把我们当兄弟。

今天希望多族共和，但从前是异族。在中国二十四史中根本没有专制政治，没有封建社会，这只是外国人说的。

人不是“血统”的，是“文化”的。没有文化教育，国家就危险，自己不承认是国家，外国也不会承认，就会变成游魂。

有胡人接受并了解中国的部分文化。匈奴人刘渊之刘姓是外婆家之姓，刘渊是五胡乱华时在中国的太学读书之第一人。

羯人石勒是被人贩卖的奴隶，才华了不得，后来做了领袖，不识字，叫人念历史给他听，他猜中了十分之七。石勒有一天问人道：“我在历史上可与何人相比？”人答：“无人可比，但可与古代皇帝相比。”石勒说：“何以如此瞎说，我不懂吗？我如遇汉高祖，情愿做韩信、黥布；如遇光武帝，则与他较一日之短长；至于曹孟德、司马仲达，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则我不为也。”石勒虽不读书，但很了不得，他已接受了中国文化。近人戴季陶说：“孙中山先生可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可比美国华盛顿。”但没有孙中山，仍有中国，这是不讲道理。

后来有氐人苻坚，几乎统一北方，他重用王猛，学齐桓公用管仲，齐称管仲叔叔，苻亦称猛伯伯。苻坚重视文教，其他经都有人讲，只有《周礼》无人讲，后来请了宋老太太来教《周礼》，中国人规矩，男女授受不亲，便用布幕遮着讲。可见苻坚提倡中国经学。

苻坚亦尊重佛教，因只讲中国不喜欢，故佛教在北方很通行。<small>〔编按：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见钱穆。〕</small>苻坚请了鸠摩罗什是西域王子，后传授了几个弟子。王猛死前告诉苻坚，说不要打南朝。后来苻不听，故淝水之战失败。

此是胡人在北方的汉化，待到北朝汉化完成，中国文化保存下来，直到今天。故如要学外国人，就应向石勒学习。

第四篇 第十七章 五胡汉化

鲜卑族的汉化是五胡汉化中最成功的一族，因为它处于东北部的农业区，故易于汉化。后建立北魏，统一了十六国，建都平城山西大同。雁门关外是塞外了。

中国的国防线，河北省只有一条，经山海关到南口。山西则有两条，一为雁门关，其外为大青山，故山西较河北易守。文化区则在东汉、西晋曾经营过的洛阳。然董卓之乱后，再经刘渊、石勒一打已废。

苻坚建都长安，一大批中国人逃到甘肃、宁夏、五凉等西北地区，称为“塞外江南”。士大夫避难五凉，尚有避难东北的与鲜卑族人合作，后又打下五凉，故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与鲜卑族人合作了。有此条件，故汉化特别高。后来出了魏孝文帝，极端主张汉化。他做皇帝后，其母摄政，其二十五岁时亲政。他的第一大政策是迁都大同。大同有云冈石窟，和宗教艺术大有关系。因大同天气冷，地方太小，可耕之地少，且其有统一中国之野心，以南京太远，而迁都洛阳。但人们不愿迁都，想在大同苟安，且洛阳地区湿热，大家反对。于是魏孝文帝提出南征，遂带兵亲征，时孝文帝二十七岁，众人亦不反对。至洛阳，大雨，朝廷不好反对，遂迁都洛阳了。最重要的，此时期要推行汉化。于是下令规定：

第一，禁鲜卑人穿着胡服。

第二，禁讲北语胡语。当时有中国士人李冲说：“四方之语，竟知谁是？意即谁讲的话对，并没有一定。帝者言之，即为正矣！意即以皇帝所说的为标准。”魏孝文帝说：“你的话犯了死罪。”可见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很努力。

第三，禁北魏的人归葬。死在何处，便葬何处，使大家可安心住在洛阳。

第四，改鲜卑姓氏。孝文自己姓拓跋氏，改姓元，称元魏。后来与白乐天齐名的元稹，即是鲜卑族子孙。又有姓长孙的，唐时有长孙无忌。共有一万一十二个姓，一律改为中国姓。其中唐代出了很多大人物。

第五，奖励鲜卑人与中国人通婚，提倡混合汉化。孝文自己拥有四位王妃，即太原王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以上为北方出名的大家族，崔莺莺之母即郑氏。当时鲜卑人反对的很多，其儿子亦不喜欢，又反对离开大同，因为北方可以打猎，不爱穿华服，又想逃回老家，后来被赐死。

魏孝文帝用的中国士大夫很多，又建新洛阳。今日中国传下《洛阳伽蓝记》一书，专讲洛阳有很多寺庙，可看出整个洛阳的市容，足以与今日西方的名镇巴黎、柏林媲美。<small>〔叶按：钱先生说，他喜爱洛阳，它代表中原，山平水远，缓带轻裘，和平宽博，太平安逸，易使人平俗。〕</small>

魏孝文帝二十七岁南征，二十九岁迁都，是位青年皇帝。可惜他寿命不长，三十三岁死了。如再多活几十年，中国可能会统一，历史可能也会变成另一种样式。

魏孝文汉化后，鲜卑人变了，生活得奢侈而舒服。

鲜卑内迁后，另一批外族柔然族入侵，故在北方留军队驻镇以防外族，留驻的均为皇族。因此在南方的成了文化程度高的文人，在北方则仍是武化的，仍是化外人，故家族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集团。两者相形见绌，引起北方鲜卑人不满，后来南方的鲜卑人被打垮了。今日社会分成两个对立集团亦是如此。故在一个民族中间不能突出有高文化的，更不应看不起低文化的人。于是北方人打进洛阳，此辈浊流打进清流。

魏孝文帝的理想并不错，但为时只有五年，后人只学到生活的享受，却没有学到孔孟之道。今日我们学欧洲人的长处是可以的，但只学到坐汽车、穿西装、吃西餐，却是太肤浅了，应该同时学习他们优秀的地方才好。

元魏后来又分成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后北周灭北齐，北方再统一，北周仍续汉化。

胡人复兴中国仍靠汉化。

北魏后分成东、西两魏。东魏为高欢篡位，叫北齐，迁都邺；西魏为宇文泰篡位，叫北周。<small>〔编按：高欢、宇文泰分别专擅东魏、西魏朝政多年，但均未直接称帝，北齐、北周各由其子正式建立。〕</small>北齐富而大，北周小而穷，但汉化较高。

宇文泰任用苏绰为西魏宰相，请他改革政制。苏绰是用《周礼》的第二人，苏绰有友人名卢辩，两人同研习《周礼》。苻坚时期曾请一老太太讲《周礼》。

当时北齐有熊安生，对《周礼》素有研究。北周灭北齐时，熊吩咐手下打扫所堂，说今日有人会来拜访我，后来果有人来访。

周武王攻入商纣都城，第一个命令要拜访商容<small>〔编按：商纣王时代的贤臣。〕</small>。

苏绰三十多岁死，死前告诉其子<small>〔编按：即苏威，隋代名臣，在职期间力主减轻赋役。〕</small>说：“有件事心中不安，为了国家而赋税加重，你以后为政，应减轻赋税，切勿忘记此事。”后来其子成为隋朝财政学家，隋代在中国最富，赋税也最轻。只要乡里中有一线，便是一光明，一扬开，光明就来了，谓之一线曙光。

北周灭北齐后，隋朝杨氏篡位，再征服南朝、北朝，五胡乱华遂告一段落，中国统一，此乃北方之情况。

第四篇 第十八章 南朝

两汉时期，中国重视经学与儒学。

东汉末年，黑暗日子来临，书生没有出路，范滂对儿子说：“好人坏人都难做。”故当时看重老庄思想。魏时有王弼注《老子》书，晋有郭象注书，因悲观消极不谈政治而讲清谈，可称是玩世的哲学。老庄原是遁世，是隐遁出世之人。也就是玩世不恭，混日子过，态度不严肃，却仍在政府做官。

当时有位名臣王衍，石勒打倒晋后，捉到王衍，要他说出晋失败之原因。王衍说：“此非我之责任，因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劝石勒做皇帝。石勒对王衍说：“先生名扬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会不预事？破坏天下，正是君之罪。”可见石勒伟大，见识亦了不起。

王衍一生从不说一钱字，其太太某日晚上在其床上都铺满了钱币，让其醒来时可以谈到钱字，但王早晨醒来时命婢女道：“拿掉阿堵物。”王虽清高，其太太却最喜欢钱。但他不管家事，很糊涂。这个人名气很大，有的地方常人不可及。

民国时人吴稚晖活到快九十岁，清时参加革命，到今天他从不负责，一辈子不开口做官。他一生不坐人力车即黄包车，上车时行李自己提，一身破衣服，到重庆时抗日战争时，已有七八十岁，住在某药房之一间小屋中，生活清苦，做事认真，但对国家大事并不提意见。今日已没有像石勒那样的人干涉他了。吴氏可说名扬四海，何言不预事？如蔡元培者亦如此，都是养清望之人。

石勒并没有杀害此等养清望之人，只说他们衣冠神气像样，代表中国文化，不可杀。摆放着又没有用。现今也有这一类人，他们代表着一个社会，什么都好，风流、神采非凡，但事情却坏在他们手里。

东晋南渡后仍是清谈，玩世不恭之风仍是照常，可见移风易俗之不易也。

是一部极好的兼有文学、历史及哲学的书。自东汉末年起，完全可讲述这些故事，“虽小道，必有其可观者焉。”故不可一笔抹杀。

王献之羲之之子爱竹，每到一处，立刻命人在其住处周围栽竹，他说：“我不可一日无此君。”他认为竹最清高。有人告诉他某家之竹很好，于是献之就于某日去看竹。该种竹之文人家便准备以待，王献之去到后，一直跑入竹园中，主人却在所中等待，他看完竹便走人，主人因得不到相见而生气，将大门关闭不让他出去。王献之说，这个主人好，要与他谈谈。恭恭敬敬要请他见面，他不愿，直到关起门来才愿相见。<small>〔编按：此处疑为钱先生误记或记录出入。此为王徽之（王羲之第五子）轶事，王献之则另有其事。王献之曾闻顾辟疆有名园，径往其家，游览后自顾点评优劣，顾生气将其随从驱逐出门，献之久等随从不至，依旧坦然自若。见《世说新语·简傲》。〕</small>中便有这一类故事。

当时读书人的这种艺术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当时东晋有位大人物名叫桓温的，带领军队想统一中国，但未成功。有王徽之者，在桓冲恒温弟手下做骑兵参军，但不管事。当时人认为他很了不起。桓冲问徽之管什么事，说管马。问有多少匹马，王徽之说：“不问马。”中有一典故，有火药库爆炸，孔子问：“伤人没有？”孔子只问人，不问马，故王徽之说：“不问马。”不管马死了多少匹。徽之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其实学老庄应到山上去。对这种人只有用石勒的方法，只和他谈天气可也。可见魏晋时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后来南北朝佛教大盛。桓温想统一中国，东晋手下亦不帮助，到了洛阳亦不能说。温在北方遇王猛，但王猛不肯去南方。

宋、齐、梁、陈四代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是一位好书生，笃信佛教，其子昭明太子萧统，作《昭明文选》一书，此是《楚辞》之后的一部重要文学汇编。梁武帝之私人道德与汉文帝、康熙帝相同。他信佛法，吃素，穿布衣，但仍关心政事。后有侯景之乱。

北方守旧尊孔，南方有新潮流、新思想。北方是胡汉合作，汉人起来统一中国。

第四篇 第十九章 宗教信仰

<h3>一、中国传统宗教</h3>

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大问题。西方人看中国没有宗教，觉得很奇怪。中国人有古代的信仰。

西洋人主张一神教，认为很高级，认为多神是低级宗教，这是西人的说法。其实，佛教并不低于基督教。印度尼赫鲁想自己搞点花样，非美非华，至少他有野心。中国人却睁开眼睛跟人跑。印度气候暖，觉天地丰富，故信仰多神；阿拉伯是海边沙漠，觉天地很简单，故选一神教。宗教之缘起，实由环境不同而生。

中国人信多神而又分等级，最高级的是上帝，中国人奇怪的是信天，信上帝，但普通人不能与上帝沟通，只有天子代表可祭天。袁世凯亦祭过天，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天坛。读书人从公而祭孔子，是公的而非私。西洋人则对上帝亲切。中国是等于派代表，不如西洋人之与上帝可以交头接耳。

当时如英、德作战前向神做祷告，求神帮助。中国则不然，只有天子做代表。两种方式究竟何者为对，很难说。

中国在上帝之下，尚有土地公、财神、海神、城隍等，分头掌管。城隍、土地下面尚有偶像。西洋只有一神，故不能画出偶像。中国讲忠恕之道。西方人认为多神是低级。西方人说低级，是拿不平等的眼光来看人家，是不对的。

中国是有代表拜天，造成地上有大王国。西洋人则人人可与神讲话。

周公也曾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的意见不易明白，“天不可知，尽其在我”，但可向天祷告。西方人是“我知道天”。耶稣是天之子。孔子亦云天不可知，故只能尽人事，可见人事以外尚有天意。

墨子信仰上帝，认为他知道上帝的意思。《墨子》书中有《天志》篇，可参看。

老庄反对神。庄子说不知天意，老子则推翻了上帝。西方在十六世纪时，有哲学家不信上帝。

阴阳家认为上帝有多种，上有昊天上帝，下有五色上帝，青、黄、赤、白、黑合成一昊，有光而无色。又分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可说是唯物观念。

后来中国尚有神仙思想，有所谓长生。基督教讲永生，人最怕死，人生不过百年，不能放心，于是创造宗教，以满足不死。神仙是不死的，且可游世界，再下来世界，比基督教的天国更妙，非科学的，亦非哲学的，但有人情味。

神仙思想的产生，可能由长江、黄河、汉水一带首先发生，又到了沿海一带。最好看古代的文学，其实与希腊不同，不能与外国人讲说。

秦皇汉武均欲作仙人，后来人人都想做。任何历史书上都未谈及这件事。有人可以来写一部《中国宗教史》，此与政治、文学可带上关系。

东汉以后，世界大乱，如范滂所说，人无出路，中国最大的信仰是有上帝。

<h3>二、基督教</h3>

耶稣说：上帝的事上帝管，恺撒的事该恺撒管。宗教与政治，要清楚分开，但还要说出毛病，只有让暴君来统治了。中国则不然，有统一的政府，有希望，不是个人的是对上帝的。西方人不易组织大一统政府。中国人的宗教是集体的，但到东汉末年垮台，不信周公、孔子、上帝了，因此信老庄的玩世哲学，神仙的游戏人间也出现了。

五斗米道是黄巾时发生，直到今天，龙虎山之张天师为中国后来之道家，与神仙思想有关，谓之方术称为邪道。宗教与方术，相差不远。

民死祷告、诉罪，亦可说由方术而变来。中国尚有妖怪。东汉初王充的《论衡》反对阴阳家一切迷信。到了三国时代，方术长生之士如左慈集中在曹操门下，其子不信<small>〔编按：曹丕专门写了一篇《典论·论方术》批评迷信。〕</small>。东晋书亦多长生、上帝，都做不到，周公、孔子亦不信，神仙做不成，只有讲老庄。现世之官被石勒压死，此路不通，因此觉得佛经是新鲜的。于是佛教进入，领人走另一条路了。

知道这些本源，也可知基督教之进入。

<h3>三、佛教</h3>

佛教看世界与一般不同。世界是苦，康有为之《大同书》即以佛家来解释世界，即生、老、病、死是苦，一切富贵、名利、家庭，在生老病死中均取消了。人生实在一无留恋，如何解脱？对人生是消极的、否定的。任何人生理论哲学，先要人生无意义，才可入门。大家希望的有什么价值呢？要取消一般人的想法。人忙的是什么？

佛与道相反，道看不起世上一切，佛首先要解脱，社会是平面的，人生即社会。基督教是两层的，上有天国，人死是灵魂上天，中国人死有鬼，但仍在同一世界，在牌位上，故风水好，家世也好。人死仍在这社会，大人物如沙田的车公庙，台湾阿里山的吴凤庙，仍在当地祭他。做了仙人，也到世上来玩。中国人是执着于现世人生，基督教则讲主的最后末日，人消灭了，好的回到天国，地上是旅居的，不朽的在天堂，灵魂只与上帝有关。

中国人很怕没有后嗣，无后即变野鬼，无人祭他，阴间附于阳间，这是一般说法。

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看社会讲性善论，人人都可好，都可做尧、舜等圣人，但要世界太平大同，很难做到。

基督教看不起社会，讲原始罪恶论，只有信主才可得救，可以上天堂。佛教则无另外天堂。

孔子讲历史文化中的黄金时代。

释迦牟尼不讲历史，亦不代表上帝。只觉世界苦，求如何解脱。但苦非来自罪，亦无人审判。乃问苦自何来？佛教重要的是讲轮回，讲现在、过去和未来三世，讲“业”。业即做的每一件事，人生做的均是业，想的做的都是业。任何人都不白过，人人要作业，人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时间做的业均对将来有影响，不可当儿戏。人变成今天的样子，乃是从出生到现在加起来的总和。人死了，账仍不完结，尚有轮回。人与动物均有情，都有轮回，但非灵魂投胎。

孔子乐观看世界，释迦悲观看世界。业是一般的行为，生命的经过积累起来，人要死，但其业仍在，这话讲人生是对的。

我们今日的一生是前世作的业，三世均是苦，永远是苦。人在苦海，跑不出来，过去的事仍要负责，懂得此理者，不能胡闹过日子，此后要自我负责，一世一世下来，永远脱不掉。

跳海即是一业，仍不能了结，人生是苦海，永不超拔。海水是咸的，人生没有一秒不苦，这笔账永不会取消，但有一办法，即不要作业。

天亦有轮回，诸天听释迦讲法，如何超出轮回，即取消作业，并非要不朽，要永生，看世界皆空，最好不要做什么，慢慢消业，最后业完。不再轮回，摆脱社会，入空门，什么都不做，这是小乘佛教。取消轮回，叫涅槃。

看破一切皆空，无我时，叫人知没有我。

例如一棵草，长出一朵花，两天凋谢，数月草枯，佛家看仍是可怜。草的生长，分析起来，有阳光、水、泥土……长出花，花即生种子，这就是因缘，乃是很多东西加起来。

灵魂不朽，是上帝降下来的，是一件东西。因缘是一事业，信佛修行，到下一世可超脱业，成涅槃，此乃小乘讲法。乘是坐的船，从此岸渡彼岸也。小法叫小乘，大法叫大乘。

看法不同，无我无法，一切皆空，做的等于没有做，涅槃是在现在。

既然人生是空是苦，何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超度众生？佛教中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照此道理讲，有国家、结婚、经商……均可，并不要破世道，此是大乘的哲学理论。

大小乘的说法非迷信，均是哲学理论。

基督教省力，祷告、忏悔、信仰即成。佛教要到涅槃的境界则不容易。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人人无信心，因此有佛教出现，说做坏人的下一世要受报应，做好人的今世受苦，但下一世有好报，因此人生转向积极，重新振奋了。

故当时佛教的影响很大。

中国宗教依自力，外国则依他力。佛教要超出轮回，靠修行，此并非低级宗教或法术。基督教耶稣的故事近于法术，佛教亦有。法术进一步即是宗教。佛教说：“依法不依人。”佛有诸佛千佛、无量寿佛、三世佛，人人可成佛，但与每人可上天堂不同，因基督教是他力，而佛教是自力。

佛教是理论而非信仰，宗教是告诉一番事情，任何宗教都是出世，但佛教应说是救世。

佛家说，世界是三世，有因果报应轮回。佛教第二理论是因缘。因缘起合无自性，即无个性，无我性。如粉笔、手指、黑板，如三者不配合，即不能写字，乃是要三者配合才能写字，这就是因缘。

佛教最伟大是无我，故讲业，讲苦，而不讲轮回。

印度现在仍是信奉婆罗门教，分四个等级。佛教已没有了。释迦出皇宫苦修，饿得不能支持，后进食而悟出佛教来。佛教并非释迦一人讲，乃是依法不依人，乃是诸佛。佛法愈讲愈精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救苦救难的精神。不必出家，亦可学佛，故有居士，日本佛教徒亦可结婚。

今日之佛教，中国有一宗，发展最大，今日已衰。西藏有一宗大乘佛教，有理论有法术。今日日本、缅甸、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等地均有佛教。

佛教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是另一回事，学者所研究的往往是过去的。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特盛。它们能接收消化，并能超越他人，且与中国文化能融合。

外国来华的名僧首先是佛图澄法术派和鸠摩罗什理论派。

竺道生<small>〔编按：一阐提指永远不得成佛的根机。系梵语iccika的音译。〕</small>所译《涅槃经》传来中国是个节本，他说：“一阐提”<small>〔叶按：钱宾四先生爱讲竺道生，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small>竺道生，本姓魏，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译音说反对佛法的人亦得成佛。但涅槃说，一阐提不得成佛。因此佛寺将竺道生驱逐出寺门，后来全部译出《涅槃经》，才知反佛法亦可成佛，即一阐提亦得成佛，因人皆有佛性也。

因人人可成佛，故后来有当身成佛，立地成佛，乃佛之最高境界，但佛教因之而衰。此是中国化的佛教。

当时魏晋、隋唐时期有第一流人物做僧。中国和尚自己“求法”，去印度，出甘肃、新疆到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中亦有此种讲法。

中国到印度去求法的高僧，所经历的艰难辛苦，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险更难。因前者是求法而非求金。佛教徒所求结果是无我救世。

古时出国求法与今日出国镀金不同，乃是受苦。

求法回来，翻译佛经典籍。今日印度只有小乘的佛经，而西藏却有梵文的，中国所保存的佛经比印度为多。

唐三藏译了八万多卷<small>〔编按：一说一千三百三十五卷。〕</small>佛经，世界上任何宗教的经典都没有佛教经典多。

自南北朝到隋唐，有《高僧传》<small>〔编按：以“高僧传”命名的佛家典籍，主要有四种版本：梁慧皎《梁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宋赞宁《宋高僧传》，明如惺《明高僧传》。〕</small>，我人对佛学可不信亦可不懂，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读一读和《金刚经》。那是需要的。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些最有名的高僧故事，所以也应该有空读一读《高僧传》，即使选择来读也未尝不可。

还有，我们也可以找梁任公<small>〔编按：梁任公，即梁启超，号任公。〕</small>写的求佛法及翻译佛经的故事及其统计表，这是人人可以知道的一些有关佛教的普通常识。

第五篇 第二十章 隋代政经状况

中国历史有一点很奇怪，即每隔三百至四百年换一个样式。西周时中国封建统一，东迁后春秋、战国分散了，至秦汉又再统一，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又分散了，至隋唐又统一了。故正如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般来说，统一时好，分崩时差；整体来说，历史在进步，分散时亦有进步处。

中国以汉、唐两代最好。汉代之前有短的秦朝十五年，唐代之前有短的隋朝三十八年，唐有二百九十年，连隋共三百多年。这是中国第二复兴时期。

讲历史最重要的是治乱兴衰，须了知其原因。隋何以能统一中国？何以能兴起？隋文帝杨坚中土人，北朝有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鲜卑人，北周时大臣均为中土人。杨坚篡北周帝位，再灭陈南朝，又灭突厥而统一中国。当时又有新外族兴起。

当时突厥在北方为隋之大敌突厥即土耳其。匈奴被汉打败后去了欧洲，突厥被隋唐打败后也去了欧洲。西方人之通路被切断了，因而发现了美洲。

拿破仑、希特勒均打不倒莫斯科，因苏俄北方气候极冷。

隋文帝灭陈时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四川顺流而下；另一条是自南京经长江到扬州，再向北至开封汴，又至洛阳，再到长安。

隋朝建都长安，隋文帝子杨广驻扬州以镇压南方。当时南方富，气候好，民族秀，较黄河流域为好。杨广为人夸大，文学好，人浪漫，他喜欢与人和诗，有人作诗对道：“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small>〔编按：“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出自薛道衡《昔昔盐》。〕</small>薛因此诗招致杨广忌恨，后被处死。事隔不久，杨广又作《燕歌行》，才子王胄以“庭草无人随意绿”和之，亦被杀。此人招忌后来被杀了。又有人作诗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当时北方羡慕南方人的文学。后杨广即帝位，即为隋炀帝。他开通济渠即运河，对南北的经济关系很重要。

后来隋炀帝建立两都，即长安与洛阳；派军出长城，进入突厥；又在蒙古筑一几十万人活动的大城，使突厥害怕。他本人则爱住扬州。

隋既富且强，只有高丽不服，炀帝出兵三征高丽。因为天下乱，他作帝十二年竟被杀了。

隋朝统一中国只有三十八年。文帝何以能统一中国？文帝并无大用，即并非大有能耐，他起初只是跟随北周。北周的基础建立得好，且中国人之势力大，五胡的势力小，北周的基础好，乃是中国人助其建立。

隋代富，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的朝代。到隋兴起，其潜在的元气慢慢升起而扩大，此乃中国民族内力之恢复，不能以数字来作统计。社会的力量在于优秀的民族性。

隋之富强及突起，至今仍是个谜，故历史不必悲观，历史有突变，先有其潜伏期。

隋炀帝的最大缺点是夸大，滥用人力财力。

第五篇 第二十一章 唐代政经状况

唐代共有二十帝，历时二百九十年。但开国皇帝唐高祖并无能耐，重要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十八岁从军，二十四岁打平天下。

李世民为李渊第二子，尚有长子建成、三子元吉。世民二十九岁称帝项羽二十四岁开始领军，二十九岁败亡，称为“天可汗”，含万王之王之意。他称帝二十三年，但天下已不像样了。炀帝时国家既富又强，可炀帝末年乱了十九年。时有五十个十五万人的团体，社会大乱，且又大荒。当时有新疆高昌国王服隋来朝贡中国，后来高昌王来朝贡唐朝，见中国一路荒凉，故以后不再来华，结果太宗灭了高昌国。

故历史要看其是走上坡路，抑是走下坡路，穷的在向上跑，富的在倒下去，是有所不同的。受教育的中国人不争气，领导人不行。过去美国看不起中国，看重日本，故今日吃亏了。

路一走正，国家民族变为富强便很快。历史不能看现状，要看趋向。如看现状，则隋又富又强，却一路走下坡，唐却从低处往上进。做人也如此，要比趋向，看势头。一百年来中国只懂得现状，现状无法回转，而趋向可以回转。

当时唐与突厥订立了耻辱条约，规定突厥出兵助唐，土地与人属唐，财产则归突厥。突厥只派二千骑兵帮助唐，是谓国耻。后来突厥侵入长安，有一次突厥派十万骑兵来渭水旁。唐太宗带了五个人、六匹马，渡河与突厥谈判，说大家是要好的兄弟，此是外交手段。后来突厥为唐所平定，四方太平，尊太宗为天可汗，故唐的外交手法亦很伟大。

唐代最大的是武功。北方大敌为突厥，唐代初起兵时曾借突厥兵，故突厥颇为骄横。后来突厥为唐所败，其败突厥之原因是：

（一）突厥与汉时之匈奴不同，匈奴由单于领导，是统一的；突厥之领导曰可汗，下有很多部落，在政治上封建而不统一。

（二）突厥内部分裂而不团结，一名为颉利，一名为突利，二人分裂后，突利归顺唐朝，如汉时之匈奴分为南北两集团，南匈奴归汉时，已是武帝打匈奴之末期。突厥已归复者则并未与之作战。

（三）巧逢其年大凶，突厥荒年，牛羊冻死，故太宗乘机攻突厥，派大将李靖，活捉颉利可汗，半年工夫，只用十多万军队，突厥即屈服而亡，证明唐之武功盛于汉。可是唐破突厥后，又另有回纥兴起，后来变为唐朝第二大敌。

高祖得天下后一百年才打天下<small>〔编按：汉高祖以下至武帝，约百年，始伐匈奴，通西域。〕</small>。太宗灭突厥后再破西域，蛮夷尽归服唐。

唐设羁縻府州，此府名即驯养管理外国人之意，唐共有八百五十六府，又设六个都护府，意即保护他们，包括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东及安南六个，其中安北即今外蒙古，大沙漠之北。单于即沙漠以南，黄河以北，即今之绥远内蒙古。安西即新疆之天山南路，过葱岭到波斯边境。北庭在天山北路，即今之迪化<small>〔编按：迪化，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旧称。1954年恢复乌鲁木齐市名。〕</small>。安东在朝鲜平壤。安南即今之越南。大概中国之疆域以唐作标准，安南、蒙古、朝鲜均在中国历史范围之内，但不包括印度，日本亦在中国历史范围内，不过较疏远。

世界分白种、回族、印度、中国等数大历史圈，即文化圈子，数千年来不予改动，五族共和即在此历史范围内。照理，韩国、越南均应属于中国，汉唐时期已经如此。

唐时在东部之国土较汉为少，唐在西部之国土则越过葱岭，唐之国土疆域东西有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汉、唐、明、清之疆域大同小异。

唐代之武功所以强大，其原因为：

（一）因敌人并不强大，突厥之政治组织较匈奴松弛，故不可怕。

（二）唐自南北朝以来，民族血统加入新的力量，五胡乱华后混入外族血统，成为新的民族。但亦有混入异族血统使民族变衰的。

汉攻打匈奴最困难是战马问题，无法去蒙古草原地带，故武帝打匈奴先通知西域，断匈奴右臂。唐先打突厥，再打西域。北朝时胡人建都平城大同，也在塞外。

北朝在北方时有三百万匹马，一百五十万只骆驼，汉武帝最盛时有四十万匹马，故就马言，汉朝不敌北朝。

至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尔朱荣在北方，高欢对尔朱荣说：“闻公有马十二谷。”“谷”即二山之间有水草而凉爽之地。马在谷中，数百里长，一谷可养数万匹马，相当于现代之军港与飞机场，马以谷量，不能数匹，叫作“色别为群”，如白马群等。

汉高祖受匈奴平城之围，匈奴之军队有四色马队。中国一辆车用四匹马，四匹一色的名驹，宰相用的四匹马车不能用同色马，形容中国马少，故不能与匈奴战。

汉武帝到西域取得了马，故可攻打匈奴。

汉代初年打匈奴无马，至武帝时才有。

唐代已有七十万匹马，设有群牧使，专责养马，有四十八监，一使管六监，专门养马，黄河至河陇之间就有四十万匹马。

由于匈奴之政治高于突厥，唐初之马群多于汉时，故唐代之武功大，但并不能说唐之武功比汉强。

骑兵一到淮河流域就会失败。五胡乱华时，苻坚说：“我的军队可投鞭断流。”说明苻的骑兵之多，从安徽到长安，沿路是骑兵，但到长江边，就没有办法了。

自唐太宗至高宗，国势日盛，至唐玄宗时，唐更富强，在边设立十节度使。其十节度使（内部）之名称如下：

（一）安西新疆南路

（二）北庭新疆北路

（三）河西自甘肃通新疆

（四）朔方宁夏

（五）河东山西太原

（六）范阳自北平到山东

（七）平卢热河

（八）陇右青海

（九）剑南成都

（十）岭南广州

节度使者，唐带兵之将不管政治，与近代西人之军人不预问政治同。派出之官员名叫将军，其他另有行政长官，后因唐朝人在边疆上开天拓地，军队驻于边疆不回，带兵之将亦管地方事务。节度使持有中央授予之印信，可全权调度当地军政、经济、民情之一切事务。

十位节度使掌管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的军队，玄宗为此问题而拖垮了国家。今日日本之海陆军要与美、苏比，故不得了。日本与英国都曾有意吞并中国，而用配给制度。

按照当时之统计，唐玄宗开始之年号为开元，唐当时所用之一年边费为二百万贯钱。至开元末年，加了五倍。到了天宝末年，需要一千五百万贯钱，一年之军服需要用布一千零二十万匹。因此说明了唐因开边而多用钱，经济失败了。

唐时没有宗族观念。由于汉、胡两族常聚一起，血统观念并不严格。唐代统治者本身便是混血统之家族，如李世民即是混血统，虽没有证据，但照历史传统却可以说明，太宗之父李渊，李渊之母姓独孤，是胡人，太宗之母姓窦，外祖母姓宇文，高宗之母姓长孙，玄宗之母亦姓窦。帝王之妻均为外族人，故可视为胡汉一家。

唐代社会，其边疆用胡人为将军，玄宗时致有安史之乱。

第五篇 第二十二章 唐玄宗

唐玄宗在位四十三年，开始的年号是开元，二十九年；天宝，十四年。开元为全盛期，天宝时中衰，致有安史之乱。史思明、安禄山均为番胡，因唐用番将，扩大边防，安禄山官至平卢、范阳及河东三节度使，尚兼营州都督，中国东北部大块土地均在他手中，节度使兼管民政、财务与军政。安拥有十八万军队，唐代守边之军不过四十万八千六百人，已占全国边防军三分之一以上，用的都是番将，可说是异族兵团，玄宗很信任他们，但后来却造反了。

安禄山反对唐建有两都，即西京之长安与东京之洛阳，长安为唐时极大都市，米粮不足，故皇族与大臣每年有一段时期须迁都洛阳。安禄山先破洛阳，再破长安，玄宗逃往四川，太子肃宗在甘肃起兵平安史之乱，用郭子仪汉人、李光弼番将为将，唐自此遂中衰，安史之乱为唐代由强转弱之转折点，亦可说是中国历史之转折点，此外之明、清诸朝再也无法有开元时期之盛况矣。此即玄宗由中国历史高峰转而下跌，故玄宗是一位传奇性人物，极富戏剧性，因此他比任何皇帝都出名。

唐明皇与杨贵妃相恋，晚年宠杨，逃到马嵬坡时却下令杀杨，然后逃入四川。杜甫正出生于此时，杜甫经历了唐之全盛期，再下及中衰，再经安史之乱逃到甘肃，后转入四川，晚年到肃宗恢复两京，故杜甫之诗可称为“诗之史”，为屈原所不及，因屈原仅只经历楚国而已。一人之生命可反映整个时代，开元之盛，天宝之乱，均有说明。

白乐天居易之，还有，用以唱出唐代历史之盛衰概况。

历史上之名将，除了关羽、岳飞外，此外要数唐之郭子仪。尚有名臣张巡、许远。叛军攻下两都后，又下淮水，欲攻睢阳城商丘，春秋时宋都。地方官许远说：“我听张巡之命。”叛军无法攻入，便将城团团围住，使城内弹尽粮绝，搞到要食树皮草根。唐元气之得以保留，实赖张巡之死守睢阳。后城破张巡被杀。郭子仪后来平定安史之乱，此后唐代全靠长江流域维持政局。

张巡是读书人，问他对汉何以如此熟识，他说是过目不忘。今日各处均有张巡、许远之双庙来纪念他们的功绩。

五四运动时，四川一位老人提出“礼教吃人”之口号<small>〔编按：1919年11月1日，四川文人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公然提出“礼教吃人”的论调。〕</small>，说张巡杀了姨太太，胡适赞他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孟子说，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不能以杀人作为得天下之目的。后来韩愈出来称赞张巡了不起，并作《张中丞传后叙》一文，其道理是有其历史上的严肃性。

唐之亡并非亡在贵妃身上，实因安禄山之权委实太大，杨贵妃进宫时，天下之大乱早已造成了，故不能责怪贵妃。

第五篇 第二十三章 唐代衰落

唐自经安史之乱后，病根遂成，其政况日趋衰落。唐之衰败现象丛生。

<h3>一、藩镇割据</h3>

首先是藩镇割据：节度使掌管人民之财政军事，多在边疆，唐恢复二京后，安史乱将被杀，但其部下降唐并未彻底，仍安排安史旧部担任节度使于原地，即在边疆的军队，后来演变成藩镇。其中最严重的是河北三镇，即成德、卢龙及魏博三镇，均为安史余孽，均是胡人。此三镇各自派任官员，互通婚姻，财政不交给中央，后来再有淄青今山东东部节度使加入，接着又扩大到山西。原任死后，由自己推派，而不由中央派，名曰留后，并且父死子接，成为变相世袭。故唐实际上已不统一，是文治，而非西洋的法治。

中国唐代之政治早就比世界各国高明。唐德宗时，领兵攻打三镇，但未能平定，故仍用姑息政策。

<h3>二、宦官专政</h3>

至唐宪宗时期削平藩镇，可谓中兴之兆，但宪宗为宦官拥立篡位，因此唐代进入宦官专政时期。宦官太监为中国特有，此是污点，但也是中国独有的制度。中国政治是王室与政府分开，不如法国之所谓“朕即国家”，此即中国封建与外国专制有别之处。唐代皇帝为宦官所杀的很多，东汉、唐、明三代之宦官最有势力，宋、清之宦官势力最弱。

<h3>三、朋党作乱</h3>

唐代政治尚有一弊。中国一有党，就容易出毛病：东汉有党锢之狱，唐代有朋党之乱，宋有新旧党争，明则有东林党。今日英美有政党，多有争吵，也不好。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再加上有流寇之乱，因此而唐亡。

第五篇 第二十四章 唐代异族之乱

<h3>一、突厥、回纥作乱</h3>

唐代平突厥后，玄宗时武功大盛，遂引起安史之乱，唐明皇逃往四川，肃宗逃到甘肃，此时之外敌是回纥。回纥原是匈奴人。唐为平定安史之乱，乞援于回纥，亦订立要付出财产与美女之条约。唐最早之国耻是开国时向突厥求援。太宗败于突厥后，长安出乱事，抢女子、金银等层出不穷。肃宗子广平王俶在军中亲向回纥太子叶护下拜，说打到洛阳，再如约抢掠。

回纥进入洛阳后，果然到处抢掠，地方人士立刻捐钱送一万匹马，以后唐每年筹款送两万匹绢。后两次请回纥为讨史思明之子。当时代宗为帝，其子为德宗当时称雍王。回纥可汗来，雍王见可汗，可汗说：“为何不拜舞？侄儿见叔父应拜。”雍王不拜，可汗生气，责雍王之跟班四人，二人当晚死。雍王吃此亏，回纥再入洛阳大抢，又入大寺庙之塔，烧佛寺，死数千人。事平息后，留长安之回纥有数千人，由唐政府供给伙食。

当时之鸿胪寺即外交部，招待外国人，后给回纥之绢由二万匹加添至十万匹，且要求和市通商。回纥以马换中国之绢，由政府交易，一马可换四十匹绢，马是坏马。代宗说不要换了，在大历八年七月一次购买回纥之马，回纥有一千多辆车换马来。八月，回纥又送来一万匹马，朝廷说，只能再买一千匹。郭子仪不悦，后来买六千匹。

德宗时，回纥已不行了，因他们财产太多，生活腐化，此即民族在都市文明达到最高最盛时往往易于堕落。

回纥后，西藏地区出了吐蕃，亦很可怕。最后有黄巢之乱。

<h3>二、黄巢之乱</h3>

唐代有三百年天下后，以下为五代十国。

中国能成为广土众民的大国，由于政治合理，但因时间过长，易出毛病，故不易翻动。

中国是慢慢变化的，其忍耐性很大。

唐代之历史可分为三部分：

一为黄河以北之藩镇时期。

二为黄河以南之两京即长安、洛阳时期。

三为江南时期，此为南北朝时期之大南方。

自张巡、许远蔽遮江淮睢阳，江南一切安顿下来，自安史之乱后没有什么变动。此时期真正残破的是两京。由于唐仍建都两京，问题即出于此。

藩镇用壮丁成军，军中再拣选出好的军，名叫“牙军”。由养子带兵，用此军队来统治其他军队，使农村无法造反。一支军队有十几万兵，兵马的装备成为藩镇的力量，正相当于西洋的封建。故这一带不会发生动乱，可系安宁。

唐朝自身的军队均在中央，由太监带兵，故不可靠。江南则有钱而无兵。

关于黄巢之乱，历史上称为流寇，黄巾之乱亦是流寇。中国历史上革命最像样的要推刘邦。项羽非流寇，他是六国之后，刘邦则是平民，当时贵族已临回光返照，没有希望了。

今日之日本人，仍看重中国人，因地大人众，且又宽大待人。日本人现分为两派：一派是共产党，一派是信仰东方文化，跟从英美文化的则已大败。

唐代之流寇从曹县起，此地离两京很远，其打法是避中央之锋，使军队不受损失，反可增添人马。太平天国军之失败在于攻打北京，其毛病在攻城，而不要地方，故失败。

黄巢攻破洛阳后，再进入长安，大臣排队迎接。读书人在天下大乱时就没有用。天下大乱由于读书人做官的贪污腐化。中国读书人不要人格，清代起已有，后来仍归失败。从王仙芝作乱五年，再有黄巢之乱七年，再到秦宗权乱了五年，前后大乱十六年，南方乱遍，北方未有乱事。但唐代由此而亡。

唐由统一政府而变成五代十国，中有流寇作乱。

第五篇 第二十五章 五代十国

<h3>一、五代</h3>

唐代内部由于中央有朋党之乱与宦官弄权，接着有藩镇之乱，又有西边之外寇及东边之流寇作乱，故使唐代崩溃。

五代是梁、唐、晋、汉、周，这些朝代都很衰败可怜。五代共有八姓十三君王，共经历五十四年，计为：

后梁：二王，十六年；

后唐：四王，十三年；

后晋：二王，十一年；

后汉：二王，四年；

后周：三王，十年。

以上五代原是唐时藩镇的变相，是军权的统治。由养子带领亲兵，寄子作王，但姓不同，故有八姓。

八姓中，后梁开国王即是黄巢之流寇朱全忠，投降唐朝后，赐名全忠。

其中尚有二王是胡人。

后唐之开国王是李克用，李姓为唐所赐。

后晋第一任王是石敬瑭，亦胡人。

后汉第一任王是刘知远。

后周第一任王是郭威，募兵出身。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历史的传统是一条线的，即所谓“一线头”。外国人没有传统，外国的文字亦不同。中国历史是有传统精神的，要有政治及领袖代表传统。今日之英王亦是有传统，但不过九百年而已。中国的历史传统渊源漫长，有唐虞夏商周秦汉一直至三国，三国时有三君王，须要找出一正统，故大家争这正统。

晋朝司马炎说，他是接自曹魏，故晋主张魏是正统。也有人主张刘备是蜀皇正统的。

这是历史的传统。

晋以后是南北朝，中国人之意是南朝为正统，北朝不算，又到隋朝为正统，唐完后是宋，但唐宋之间有一段更乱的时期，同时候有许多国产生，五代不过是较大之国，故一定要找出一个正统，唐后有乱，宋接自后周。故五代成正统。

<h3>二、十国</h3>

至于十国，只能说割据。国是私的，正统是公的，是天下。梁、唐、晋、汉、周称天下，称朝代，不称国。故中国实在有国家与天下之观念。西洋的传统是耶稣。中国是“治”的，如丝之有条理；西洋是“乱”的，没有条理。日本学中国传统，学得最似模似样，固有“天皇万世一统”之说。

“代”是代表，是代替，即一代替一代，大家都朝向他，故叫“朝代”。故俗称“唐朝”不通，应称“唐代”。一个皇帝叫一朝，一个家族叫一代，文武成康叫四朝，自父到子叫两朝，非两代，这是白话文的毛病。

五代之外有十国，十国是割据，非偏安。

吴始都扬州，后迁南京即今之江南、淮南，有四皇，共历时四十七年，较五代好，但接不上唐。

南唐，自称唐，亦姓李，但因在南方，有三皇，三十九年，以南京为都，李后主为大词人。

前蜀及后蜀，在四川，前蜀共二王，历时三十五年；后蜀亦二王，共四十一年。

南汉，王姓刘，都广州，五王，共六十七年。

楚在长江，共六王，历时五十七年。

吴越，地兼江浙两省，王姓钱，都杭州，五王，历时八十四年，为最太平。

闽，都福州，七王，历时五十五年。

荆南，都湖北江陵，五王，五十七年。

北汉，即刘知远的“汉”，被篡位后退回北方的山西，四王，历时二十八年。

上述十国中，只有北汉在北方。五代均在北方。当时天下是南方像样，年代长，人寿亦较长，北方的五代差，不过是正统。

做两年的省长不如做三十年的所长。

日、德是暴，一下子败亡了。中国则有几千年了，国家仍有前途，不可作苟安想。

三国时，曹魏像样，人才众多。

南北朝时，南朝比北朝好。

朝代短而多，打仗必多，人民生活即不安。

总之，十国优于五代。

尚有一问题，即五代十国建都，没有一国建都长安的长安是自古以来的天府之国<small>〔编按：“天府之国”最早出现在秦代，指包括长安在内的关中地区。明清后多专指四川。〕</small>，因当时长安残破。此后的长安，在历史上不占重要地位了，即长安的比重从唐代以后下降了。但此是重要地区，应重新去收拾一番才好。

尚有一重要的地方，即燕云幽蓟十六州，分为山前八州，山后八州。在中国东北方有十六州。有幽、蓟、涿、檀、新、妫、儒、武、蔚、云、寰、朔等十六州<small>〔编按：十六州分别为：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幽、蓟、瀛、莫、涿、檀、寰、顺为山前八州，新、妫、儒、武、云、应、朔、蔚为山后八州。〕</small>。五代时，晋高祖石敬瑭割此幽云十六州赂契丹。

民国二三十年代，十六州地跨河北、察哈尔、山西三省。石敬瑭之所以贿赂契丹，乃由于他攻打后唐时需要更强兵力，故向契丹讨救兵，并承认为契丹之子。送契丹的十六州，宋时尚未取回，仍在辽国人手中，后又为金所夺去，接着又入元之手，至元顺帝，有四百二十四年之久，直至中国统一，才回归中国。

唐之河北三镇，即十六州受异族统治四百二十四年之久，直至明初建都北京才再收回而统一。

故此河北三镇十六州未接受本国文化之涵煦，已历时六百年，这是中国在历史上之大问题。

总计，五代十国时有四大问题：

一是北方黄河流域之衰败。

二是长江、珠江流域之像样。

三是西北长安之没落。

四是东北方即十六州在异族统治下，大敌易于侵入。

故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实应建都西安或北京。

中国人应知道自己的地理，自己的历史，要天下一家，不可有分的观念才对。

第六篇 第二十六章 宋代对外关系

中国汉、唐、宋、明四代，每一代统一时即富强，但宋统一时贫弱，因并非真统一。五代很黑暗。五代末年，后周周世宗是能干之君，姓柴，非郭威之子，只是养子，当时赵匡胤、赵光义均在他手下，为宋打好了基础。

北方有北汉、契丹，南方是长江流域，建都开封的宋夹在中间。最大问题是先打北方还是南方。北是强敌，先打强呢，抑先打较易的南方？结果打平南方诸国时，宋太祖已死，而南方之吴越尚未打下，其弟继位因儿子年幼，即为宋太宗。

吴越降后，再打下北汉，只剩下契丹了，宋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第二次作战在高梁河，此地即北京西直门之万寿山区域，仍是失败。当时有杨四郎、杨六郎在山西，据说宋太宗被契丹击中剑伤而死。正史未讲此事。

幽蓟十六州一直在契丹之手。契丹始为鲜卑宇文下之一支，耕牧并营。

中国北方的敌人可分几种，游牧的如蒙古、匈奴、突厥，在大草原及沙漠两面，来得可怕，可一击而破。另一种是耕牧并营，较有坚韧性，流动与坚韧配合。大强国一定要有农民、土著。

中国土地看似散漫，但一城即一大堡垒，攻城不易。金融在城中，物资在农村，两者并存，城可武装。农业社会区小即弱，区大即强。新疆是一区一区的水草地，有数十区之多，不能统一掌管，故班超带了三十六人，即征服西域。

可怕的是辽河、热河东北省区，是大耕地，天气冷，文化低，故同时为牧地，是坚韧的农民、剽悍的牧人互相配合，故契丹难以对付。

第一，契丹兼有城圈和邑小城，都即省邑，邑即土圈墙，是农业社会的武装。

第二，契丹人中有逃亡的中原人，契丹中特别有一汉城可耕田。契丹建国是胡汉同居，早就汉化。尚有渤海国，即东三省吉林一带，有一百零三城，即是文化相当高的城邑之邦。

契丹共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是汉化已很深的国家，有二三百年历史，完全汉化了，今日仍有注意及研究其历史的，很重视，但材料很少。

契丹吞并渤海是在五代开始时，到石敬瑭奉送十六州，地区极大，加上经济、武力配合，故契丹这异邦已很像样。中国在二十六年中已更换了三朝，均建都于开封，南方仍不统一，而石敬瑭每年仍送契丹银三十万两，帛三十万匹，故契丹较匈奴、突厥、蒙古为强。宋太祖开国时，辽（契丹）已有五京，是胡化兼汉化。大辽之五京为：

（一）上京热河

（二）中京热河

（三）东京辽阳

（四）南京北京

（五）西京大同

第六篇 第二十七章 宋代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宋太宗二十二年。

当时宋辽对峙，有西夏兴起。太宗时有三国，即宋、辽与夏。太宗子真宗时，契丹打到南方，宋与契丹两军已到黄河边，两军在南北两岸均各占有澶渊城。中国天然国防线是居庸关与山海关，山西有两条国防线，大同在二线之间。

宋都汴京即开封，无屏障，四面敞开。长安在三山之间，向东出路是潼关，地势高于洛阳，形势亦好。

黄河的水可以倒灌开封，洛阳不如长安，洛阳只能以德治，但不能作要塞，开封更不行。但五代除后唐外，有四代建都开封，故宋亦建都开封。

唐代时当时欧洲为中古黑暗时期，扬州为全世界最大之都市，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为当时交通枢纽之重要中心。汴渠亦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之工程。运河两旁栽垂柳，堤称隋堤。

宋太祖早死，太宗平北汉，但未平契丹，仍不能迁往洛阳。北京建都比南京好，因其北已平北汉，西有太行山与居庸关，南面是海，但要自南京去北京很远。

八国联军时，大沽不准有炮台，北宁铁路是国际线，故无国防线，外国军队可直达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可有英法军，这极不合理，欺人太甚。所以西方之所谓文明文化，上帝、公道、法律、科学……不能使人佩服。列宁发明“打倒帝国主义”，人人响应，但有时只是喊口号，实际上不易做到。

开封并无形势，宋朝准备攻打辽，故不能建都开封，宋是为养兵，经济条件不得已，此为大错。

宋代大人物寇准说，不可逃避，主张御驾亲征，到澶渊渡黄河北，后双方讲和，叫澶渊之盟，自此不再打仗。宋为兄，辽为弟，辽之萧太后算是真宗之教母大人真宗无母。双方平等，此亲远不如汉之与匈奴，宋当时亦不如汉之嫁女，时辽区早有汉人。宋年送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双方和好历一百二十年。宋无力攻打辽，为防辽计，在黄河之北挖沟种田栽树，以阻对方之马队，名义上是种田，但辽不许，等秋收时节，大掠一番，烧屋抢粮，不让农村人口繁荣集中，称“打草谷”。

宋辽两国在一百二十年中，一直是处于冷战状态，后来又出了西夏。宋真宗信道教以后是宋仁宗，是位好皇帝，在位四十一年之久。

仁宗登位时，宋已六十三年了。当时西夏崛起，因此，宋有两个敌对异族，都是难对付的，于是宋与西夏和，年给白银十万两，绢十五万匹。后来辽不满，又增给十万两银，十万匹绢。

宋那时候没有人才，因人才均出在黄河流域，当时长江流域无文化。唐以前之大人物均出于北方，当时长江流域经济虽好，但文化条件则甚差。汉高祖时有张良、韩信，光武时用的不少是他大学的同学，都是读书的知识分子。但青年人年轻，能力差，所以必须多读书，前途才远大，不读书则没有出息矣。

唐太宗时，用的也都是读书人，唐末就差了。

宋太祖时，手下只有一位读书人，即宰相赵普。人说：“半部治天下，半部平天下。”宋代可说没有什么读书人。太祖奖励读书，但一两天短期内无法造就人才，要到仁宗一百年后才有人才，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故任何朝代出的人才均极少，只一两位而已，如梅兰芳只有一位。

宋代后来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他助仁宗变法，年号庆历，故名“庆历变法”。当时大家反对，仁宗主张不变，仲淹退休后，仁宗子英宗即位四年而死。英宗后是神宗，王安石助其变革，历史称为第二次熙宁变法。当时仍有人反对。

宋自仁宗以后，人才大盛，文学、艺术、思想、哲学大为兴旺，但军权与国家统一方面则不理想，学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汉唐。

王安石新党主变，司马光是旧党，反对变，遂成为党争。

哲宗在位十五年后，为徽宗，他能诗善书画，其画堪称国宝，但其为人则甚糊涂，实非一政治家，他在位二十五年，当时国内紊乱，国外亦生问题。辽以后又出金国，金灭辽后，又攻打宋，徽宗传位钦宗，父子为金所虏，称为靖康之变，即二帝蒙尘。宋共历一百六十八年而亡，但只亡了一半，尚有泥马渡康王，有南宋兴起。

有时历史只能讲时代的局部与形势，有时只能讲人物，人物改造形势，形势限制人物。

讲到人物的历史是光明的，讲到形势局面的历史是黑暗的。今天是黑暗的，因今天的世界没有人物。今日的英、美、俄诸国都没有出什么大人物。

从历史上看，有没有出人物，即谈历史要有眼光与识见。否则不懂历史，不识评论。

历史不在乎是否时代有乱，是否打仗也没有关系。战国时各种人才极多，是有意义的时代。三国与唐代初年人才亦多，到安史之乱后，只讲局面而没有人物可讲了。局面是死的，人物是活的。

宋代自范仲淹以后没有人才出来，但时代更乱了，人物之造成是由于风气或学术。人物是指能跑上历史舞台的人，如香港在此种社会风气之下，绝不会有人物出来。香港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份的，不然，跳舞看电影，我们都变历史人物了。香港是个炉，一入即毁，虽然香港山明水秀，一百年来无战事，全球来往，宛如代都，但风气不好。

北京可出人才，民国以来，中国出的人才，均与北京有关。这是风气所趋。上海的圣约翰、交通大学不过是能讲英语、能赚钱而已，无法与北京比。

自唐以下至五代，风气极坏。读历史只懂人物，但不易懂局面形势，能懂局面后面的风气更不易。能明白香港生活，但不易了解其风气。至于懂学术，则是难中之难矣。

人物自学问中间来，故不易懂人物。

我们不知汉武帝之高矮肥瘦，但可知其脾气、理想、性格……在座之同学不会知道我是如何之人，何况历史上的人物？没有读过王安石和范仲淹的作品，如何会认识他们呢？如何可提出打倒历史呢？真是无聊。

宋代，“天地闭，贤人隐”。宋太祖倡学术转移风气。当时有个人叫戚同文五代末时人，希望黑暗时代过去，世界恢复为读书人来统治。当时有位小军人姓赵，捐钱在睢阳造讲堂、书室、宿舍，名为睢阳书院，请戚同文教书。

书院有一种精神。书院者，藏书楼也。书院开始是私家藏书，用来招宾接客，客走了，再来第二位，这种书院影响不大，于是有赵出来办书院。新亚书院即希望将来有大图书馆，每个人均可自由阅读，一百年前，英、法亦有如此风气。

睢阳在徐州与开封之间，戚同文在宋太祖之前，到范仲淹时已过六十年，书院仍在。范之祖为唐代宰相，父穷困早死，母改嫁朱姓，范仲淹为拖油瓶。范在僧寺刻苦攻读，断齑画粥，终成为宋代第一人，死后称范文正公。

第六篇 第二十八章 宋代之文艺复兴

宋与唐比，唐强宋弱，若拿人物与文化比，则宋在唐之上。唐虽伟大，但末年局面不可收拾。无宋代即无此后一千年之历史，这要由社会转变讲起。

唐后是门第社会，与贵族封建不同。宋有统一政府，而无世袭贵族。唐之宰相可有世系，一个家族可出十多位宰相。此乃表示门第社会，今日已没有了。

南北朝至隋唐有佛教传入，出家是最高第一等人，簪缨是仕宦之家，此非人生真理，但做官不算高，不出家即做居士，皇帝入佛教，封为国师。唐僧即自大门第出家，很伟大。唐僧取经回国，太宗亲迎。社会上和尚称师，社会上之先生，一种是教小孩子，一种是大人在家受学，平民无资格入学，读了书可以做官，做大了官，再跟和尚研究佛法或做居士。

送儿子出家尚须出大部分家产，故和尚寺很像样。西方中古时期以主教最阔绰，唐代时最阔是宗教与门第，唐末已无门第了。

后来，黄河北岸藩镇区无人读书。

长江以南少读书人，只是为了经济。

大门第多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区。到五代时已无大门第，也无正式读书人，剩下和尚寺为学习的环境。当时政治日坏一日，社会经济亦日差一日。

唐代韩愈作《原道》《师说》诸文，认为读了孔子之书应该作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可以做三种先生：

“解惑”即启蒙先生，学生是童蒙。

“授业”即有职业，如医科、法科、文科……西洋有医生、律师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传道”，是最高的。<small>〔叶按：钱先生还是劝人信耶稣，不然，可做牧师，要讲道理。〕</small>总之，以上三种先生都不做，总不能光吃饭不干活，那么信基督教做牧师也好。

韩愈说，孔子亦是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又如柳宗元，当时已有人请他做先生，柳说：“我不作师，蜀犬吠日，但很少有太阳。只有佛教有道。”

五代时，和尚看世界有变，劝人读韩愈的书。因修齐治平之后，平了天下，和尚才有办法。

去美国等于鸡犬登天，变成了仙鸡，牡丹虽好，尚需绿叶扶持，故和尚寺要好，先要使国家有办法。

今日是耶稣与马克思在争一日之短长，孔子与释迦是差了，因国家没有办法。

五代时和尚不但写作经典，而且也作散文、古文了，也提倡韩愈了，因而宋代出了读书人。

范仲淹是在寺院读书。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秀才便是有资格考大学之学生。

今日之人，“忧者一身，乐者一身”。范读好书，去睢阳书院教书，后来做到副宰相。他有二子，仍入寺院读书，二子共穿一件衣袍，哥出弟在家。范仲淹在江苏买了田，每年派子回家收租。有一次，儿子收了租回家，说那里荒年。父责骂道：“粮租何不济贫民？”子答：“已济贫民矣。”范仲淹从此设立义庄，穷苦的均可受供养。此制度一直传下来。<small>〔叶按：钱先生家乡无锡，当年仍有延续。穷民受惠无穷。此义庄要派人管理，钱宾四先生读书时曾拿过庄米。〕</small>

义庄是宋代范仲淹、钱<small>〔编按：据《钱氏宗谱》记载，吴越王钱六世孙钱进在北宋年间迁于无锡，至十八世孙钱正德建七房桥，最初为七房桥村族人聚会的地方，后改为义庄，即怀海义庄。钱穆、钱伟长均受过义庄资助。〕</small>二人开始，称“范朱遗风”。中国如今日新文化运动之后仍有此制度，便不至于如此。

与范同时的尚有苏北人胡瑗，亦在寺院读书，去泰山栖真观<small>〔叶按：有一年，钱宾四先生去栖真观，因有冯玉祥在观内，故没有进去观看。〕</small>道士所居读书。当时带信与物件很难，因交通不便，山路又远，信面写“平安”二字，以免人未看封内之书而紧张，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胡瑗见封面“平安”两字，便投信入山涧中不拆看了，后来称为“投书涧”。

胡瑗在栖真观十年，范仲淹在苏州做官，请胡到苏州教书。胡在苏州教书达二十年。后来朝廷知道，请他办国立大学。由此，全中国都办了学校，分为国学、州学、县学及私立书院。先是公立的称学，私立的称书院，后来均称为书院。

胡瑗是书院的大师，是一千年前的教育家。由此可知书院是由僧寺而来，故每年每一书院必供养一或两位大师，如濂溪书院即为纪念周濂溪。今日中国人不争气，不知道办学院。日本人为纪念王阳明，在台湾草山办阳明学会，建房叫阳明山庄，作为讲学、游憩之所。台湾报纸竟说王阳明来过台湾。世界总要讲个道理，不信耶稣便信马克思。实是希望人信孔子，但孔子穷，办书院是自由的、自动的、自主的，宋、元、明三代均盛，至清衰落。广东有广雅书院，后变为广东省立一中。不要旧的，实在是糊涂。

如马来的遗迹已毁灭了，只有土地，没有历史。这就是唯物史观，只知有甘蔗、米……

香港的宋王台、车公庙，都是中古大历史，历史应与教育配合，各地应设书院，如博物馆、图书馆应与古代历史遗物配合。书院内有学田、祠堂、藏书，有无师生，则不在乎，大学毕业只是反面价值，消极而已。

范仲淹开创好的政治风气，负责任，有人格。

胡瑗创办新的学术，分经义斋与治事斋，其内包含文、史、哲、法、政、经各科，因此有新的人物产生。因而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后有人才起来。起初只是社会安定，而非觉醒，仁宗以后，士大夫开始自觉。

第六篇 第二十九章 宋太祖与仁宗

唐代士子学诗赋，为了考试要用。做官是一种经验，要有高的理想主义。唐人的观念只是建功立业而已，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出家，似不及宋代士大夫之有自觉心。

东辽西夏，中国每年要送白锦丝帛无数，实在不是好办法，但对外必先安内，故先要对内变法图强，然后对外雪耻。因此先得有变法。

宋代开国六十年，先讨论其弊端，是什么法，应先知道才好。

宋代之法接自唐及五代，就是骄兵悍卒。由于唐之藩镇拥兵割据而起，起初藩镇反抗政府，后来握大权，自举节度使。

宋太祖得天下是黄袍加身，称为陈桥驿兵变，这是坏的历史，宋太祖以前，黄袍加身已有两次<small>〔编按：钱先生在中提及宋太祖是第四个黄袍加身做皇帝的。一般认为历史上黄袍加身发生两次，一为宋太祖，另一为五代后汉时，郭威黄袍加身，后周建立。〕</small>。

宋太祖在汴京，不能迁洛阳的原因是要养军队。五代之军队能战是柴世荣之功，宋之能统一南北，也是由于有此基础。但这军队亦非理想。军队除吃饷外，还须随时有赏赐，如有郊赉，每逢祭天时，全军要赏赐，不祭就会兵变，目的是要额外的钱。

中央派军队镇边，是轮流调派兵丁，将不动，使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不使割据，但不能战。军队是每年动员，等于年年打仗，要开拔费，如买草鞋等。故宋代奖励文风，因军队太坏，便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谚语，使社会可维持和平无事。

宋代皇帝还规定，决不杀读书人，士人犯法不杀，也是为了奖励文风。

宋太祖尚有杯酒释兵权。当时节度使很多。一日帝请诸使饮。太祖说：“不知明日何人作皇，曾有黄袍加身之例在。”如此公开地说，众节度使说不想如此做，太祖劝众使信任中央，有优厚的子孙俸禄，可永远富贵。大家赞成。除去兵权，政府供给大屋，发放最高薪俸，每年照常赠送，不必做事管军队，外边的将无所谓，兵是轮番的。节度使如此厚待，故文官亦同时加薪俸。三年期满，政府给官的儿子上报，有机会让其做事；再过三年可再报一个。兵则三年一祭一赉。因此人心仍愿读书，为了做官及子孙有出路，此乃中央政府之苦心。如范仲淹、胡瑗乃内心自发，非勉强。读书有了成果，宋已历时六十至八十年。此时中国已极穷极弱，而宋之军队已由十余万而增至百余万，但素质却极坏，读书人亦糊涂。

宋仁宗登位时，请了正宰相韩琦，副相为范仲淹。某日，仁宗上朝，说：“国家如此，应如何改革？”众大臣不肯讲，用纸笔写，其中两人回说“回去再考虑”。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以改革政事。仁宗便照范所提十条文改革，谓之“庆历变法”。范之“十事疏”如下：

（一）明黜陟

（二）抑侥幸

（三）精贡举

（四）择官长

（五）均公田

（六）厚农桑

（七）修武备

（八）减徭役

（九）覃恩信

（十）重命令

以上可谓是名臣奏议。

第六篇 第三十章 王安石变法

至于王安石荆公之新法，则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法、免役法、保甲法及保马法等。

中国古时有乡村自治，汉代即有，长官称“三老”，地方如有重要事情便咨询三老，三老可贡献意见，且可见皇帝。

三老之下有两种官员：一是啬夫，助政府收取钱粮；另一是游徼，助政府治安。

三老管教化，代表民意，汉时已有此制，后来至隋唐时失去此法。在晚唐时则到处有打仗，但该地区须供应军队之食宿诸问题，今日亦是同样情形。而在唐末至宋时，不是由地方自治，而是成为政府的当差，由衙前办事，在地方上举一有钱人当差，一当三年，便可破产，实很妨害社会。衙前之下有里正帮助收租，如收不足则由自己赔足填数。

尚有地方耆长，是专治盗贼之人员，这些均由乡间人民产生，是从汉代的乡村自治变来。

乡官来管，是地方自治。

讲说中国古代制度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一本是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马端临称衙前、里正、耆长为“役”即当差。他又说汉代的三老、啬夫、游徼，是官，是自治，与役不同。故役与官不同。有人将汉之官当成职役，也是根据《文献通考》，这是抄错了书。

王荆公就不要民间当差，称免役，叫民间出免役钱，由政府自己办事，使官民两利。

<h3>一、保甲法</h3>

汉代已全国皆兵。西洋之全国皆兵，自普鲁士开始，未足二百年，而中国早有此制了。但中国人口太多，不必全国皆兵，故唐代改为府兵制，只从部分地区挑选出精壮的才当兵。全国设若干府，谓之兵府，府兵是国民的义务兵，是荣誉的。

至宋代成为募兵，即成为雇佣的职业兵，这种兵的缺点是国家要出养兵费。这种兵不认为荣誉，故不能打仗。

宋有大敌辽当前，义务兵有兵役年龄，过了时间就不用，故一直是精兵；但职业兵不然，老了仍在军中当兵，成了老弱残兵。王荆公想改，故定为保甲制，乡村中十家为一保，每家报出壮丁，二丁出一，四丁出二，编成队伍，每年冬季训练打仗，练后回家，国家要用时就召集。“保”即保护，“甲”是武装。

<h3>二、保马法</h3>

当时打仗非马不可，马有战马，要有种，宋代无法之原因：

（一）出马地不在宋国境内，而在西夏、在辽。马必出于冷的高地，低湿之地不出马，马要用栈，用小木片搭成，免马脚受潮气，且要有跑马场，养一匹马之经费可养二十五人，可见其费用之昂。牛油与炮弹，其价孰轻孰重，不问可知矣。

（二）买了马后，因地盘小，黄河以南无养马地，王荆公将马分配到农村，要用时再集合。但保马法可说是最坏之法，因农兵领得了马，不懂养马，食住不好，还要马工作，因此老了，瘦了，死了要赔，且不死之马已无用矣！

故此乃两害之策，书生不懂，其用心是好的。

这些政策均好，但当时反对者却很多。

欧阳修是王安石前辈，有一天他对王说：“你可做韩文公。”王答说：“我想做孟子。”王推出的新政，欧阳修都反对，我想欧阳修说他可做韩愈，主要是说他文章写得好，但搞政治变革则不妥当。<small>〔叶按：钱宾四先生曾说，他对唐宋八大家，最喜欢的是王安石。〕</small>与王安石同时的是司马光山西人，与王齐名。司马光亦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在洛阳编，用了十九年才完成，十分伟大。仁宗不能留他。一日，苏轼去看司马光，开门老头说：“相公没有。”原来是司马君实不在家，后来司马光对苏说：“我这老佣人几十年来给你一句话教坏了。”本来老佣人只知他叫君实，不知相公。可见司马光之伟大，今日落野部长仍自夸大。司马光的人格是从中国文化中陶冶出来的。司马光童年时有破石缸出水的故事，可见他有智有勇。

梁任公把王安石看得太高，把司马光压低了，造成后辈要打倒孔家店，实无民主风度。

程颢先帮王安石，做八特派员之一，后来亦反对王安石了。至少当时之君子均反对王之新法。梁任公认为法是好的，君子不来帮忙，却用小人而失败。其实不能如此说。何以欧阳修、司马光、程颢他们都不帮王安石？我们应平心静气地说，不可一笔抹杀。其理由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须有行法的人，这是人治，即法治也要人去推行。

当时推行青苗法的人，光借钱给富人，不借给穷人，王安石并不知道。

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是：

（一）反对与民争利。

（二）社会上圣人、恶人少，多的是中间人，故由政府放债收利易生流弊，当时光靠听君子是不够的。欧阳修、司马光、程颢等不主张由政府来经营这事，因易生流弊也。

王安石变法之根本毛病是易有流弊，因为这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只在法上想，而欧阳修、司马光等人连推行的人也想进去了。总之，政府不应权太大。

按照传统的政治思想说，王安石这种做法是越职，不应去经商与民争利也。

第六篇 第三十一章 女真族金国兴起

历史的性格不同，故可浅讲深讲。如人然，有喜活动，或喜稳重，国家或民族亦有此性格。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和国家均有如此情形。项羽即可用此两句话来讲，他二十四岁兴起，三十岁结束。西方之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均如此。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刘邦之兴起无此省力，因性格八字命运不同故。中国则慢慢兴，但也亡不掉，老命一条。

北宋二百年，南宋一百多年，有金国起。金为小民族，称靺鞨，在长白山与混同江之间，很早就有。北魏时分七部落，唐时有二：一曰黑水靺鞨，在黑龙江边；一曰粟末靺鞨，在松花江边。

粟末靺鞨建渤海国，后为辽灭。黑水靺鞨至辽时，叫女真，分生女真与熟女真。金即生女真，过去建过国，后为辽灭，属于辽契丹，到明时称满珠人满洲人，造成清朝，当时不从辽，成金国。此民族造成三个国，即渤海国、金国及清代。故东三省不能都称为满洲。

金国之兴起也是突然起来，当初壮丁不满一万人，辽天祚帝荒淫无道，常去该处打猎，捕海东青鹰，途经生女真时，虐待生女真的人，因而遭到反抗。宋徽宗政和四年十月，联金胜辽，十一月又联金胜辽。翌年生女真人自称帝，为金国，故其兴也骤。当时辽国之版图，与宋同样大，腐化了，怕金国，辽欲与金和，金不允。辽主率兵亲征，途中内乱而返。金在背后追上，又打胜了辽。此时金军有两万，有附近部队归附。自政和四年至十三年，历九年半，金灭辽五个京城而辽亡。

金此时拥有吉、辽、热、冀、察、晋六省之地不完全，前后只用了十一年时间，非中国的历史性格表现。

世上似中国之民族国家性格的只有一个。俄是暴发户，只有中国迈步而稳全，其中有大道理。后来辽国向西逃走，成西辽帝国，到了西方，仍是一百年之久的国家，还可欺侮洋人。

中国人道德高于西人，智慧亦不差，但忍耐。后来禁止华工黑奴可卖，一个人从轮船偷偷上美国，无依无靠，然后成家立业。西人并没有如此能力，故中国人仍有办法，只是浮在上层的没有办法。

今日在美之华侨，仍是依照中国道德文化做人。苏俄人始终在蒙古人统治之下，直到明代。辽国经历九主，二百一十九年而亡，也是其亡也速，但建西辽国，仍有八十多年，曾带了中土人去帮忙。

金国兴起，与中国接界，起初是中国联合金灭辽，条件是打到燕京北京，女子、玉帛归金，地方归中国。北京自辽、金、元、明、清均为国都，中华民国不在此建都，改称北平。

当时金败辽，辽败宋，金为初生之虎，其势不可挡。与宋闹翻而战，金分两路攻打宋国，一支入河北，一支入山西，分两路攻宋。山西有一雁门关，过太原后，尚有险可守，进山海关、居庸关者可直入开封，遂攻入宋，徽宗引咎退位，子钦宗继位。

但金渡黄河无船，在黄河边用小船渡河，先来的骑兵步兵在后，每船所载有限，渡了五天完了，步兵仍未到。本来是宋灭金之最好机会，但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宋一直采取不抵抗主义，真是国之将亡，其崩也速。于是金包围开封。宋讲和，宋要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丝绸百万匹及牛马万头。金为伯父，宋为侄儿，并割中山、太原、河间三府与金，以一相一亲王作抵押。

当时金军在开封有六万之众，此时宋之勤王之师由各处去开封有二十多万。金未拿足金银，正月渡河，二月回去，当时宋要私家捐款，连唱戏的、做妓女的亦要捐。

后来宋不服，反悔不给三镇，金军又再回来。外国人吞中国实在不可能，由于中国自信及政治搞得好。由于此时宋之勤王军已回，又与金讲和，由钦宗亲去金京讲和，条件更厉害。讲后送钦宗回宋，当时有太学生、士人迎接，钦宗哭了，说：“蔡京宰相害我。”

金人怕宋不守约，第二年再叫钦宗去金，且不放其回国。皇族中人就到吉林省去。有《三朝北盟会编》<small>〔编按：南宋徐梦莘撰。二百五十卷，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编成。起自政和七年（1117年），止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small>引用官私著述二百余种，专叙宋金交涉史事。这部史书，很伟大，汇集有徽宗、钦宗两个帝王的日记，是两位宋皇在北方在辽、金等国受侮辱的记载，写得很详细。但中国今日国未亡，历史已先亡，这是国耻史。

第六篇 第三十二章 金灭北宋

辽为金所灭后，金遂日趋威逼宋。宣和七年，金分两路侵宋。徽宗让位给钦宗，前已有述。

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渡黄河，围京师。议和条件，前章已说明。二月，金退兵离京师。由于宋悔约不给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于是金再渡河围京师，并要钦宗再议和，索银两绢匹更多。二年正月，金人再邀钦宗去金谈判，又由宋付给更多币帛。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四月，劫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金国，北宋遂亡。

金灭辽后再灭宋，前后不足两年，从金兴起扰宋开始，多次需索钱币绢帛，最后至灭宋，亦不过共计十四年而已。

第六篇 第三十三章 南宋与金之交往

金灭北宋后，自己统管黄河以北，而黄河以南之地，金不欲赵姓为帝统治，故立张邦昌为帝。

高宗到南京立国，是为南宋。金不让赵姓主宋，张邦昌以后，仍欲立刘豫为帝，以为金、宋之缓冲，但金一面仍与南宋进行和议，因此建炎二年九月立刘豫为齐帝后，而于十月将秦桧放归南宋。桧因靖康二年反对金人议立张邦昌被执。时南宋高宗亦畏金，亦意欲议和。其合约内容如下：

（一）许宋称臣。

（二）将河南、陕西之地给予宋。

（三）送还高宗生母韦太后及已故宗亲梓宫。

秦桧并说：不和则韦太后不送还宋，金且会拥立钦宗。当时宋臣均反对和议。只有秦桧愿主和，遂再为相。南臣反和之气氛为秦桧所压抑。至绍兴九年，金兀术毁和约，捉执宋使节，分兵南侵，再侵入河南、陕西之州郡。宋亦出兵。宋军在此多次战役中，获多次胜利，于是使金国主战派屈服，重新和议。其条约内容如下：

（一）宋臣服于金国。

（二）宋年输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宋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

其实当时宋并非不能抗金，此时，宋国战将比前强大，且金国在北方以骑兵胜，但宋处今之江淮流域，地形于宋有利，宋之心理气势已比前为盛大，且地方之财力亦富于从前，此时宋能上下齐心抗金，金则未必能渡长江来战。

宋高宗先前不愿冒险，岳飞亦见杀，元气已大伤，金人得此和议，一面整理北方，一面在中原屯兵耕种，并迁都燕京，休养生息达二十年之久，因此金人又破约南侵南宋。高宗不愿再出丑认败，于是让位孝宗。但此时宋有相无将。

此时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为文治，人称“小尧舜”。但此时宋多乱民，仍未达强盛，仅能稍改和约。其大旨为：

（一）宋主称金主为叔父。

（二）岁捐减银五万两、绢五万匹。

（三）界域同绍兴时。

宋孝宗之心仍感屈辱，遂让位给光宗，光宗让位宁宗。虽有韩侂胄之北伐，结果宋败求和，杀侂胄自解。又订新约如下：

（一）宋金为伯侄。

（二）岁捐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三）其他如前约。

此时宋、金均最衰，而蒙古铁木真称帝逞强，只得坐待蒙古军之来临。

秦桧以下之南宋，相臣均不济事，国力不振如旧。时女真金国已衰，至成吉思汗伐金，宋亦甚为弱势。金、宋已同趋弱势，已无力抗蒙矣！

第七篇 第三十四章 蒙元入主中国

南宋政权向为中国传统政治，但其由盛而衰，遂由北方南迁江淮流域，以致覆亡。

蒙古入主中国，为中国之统治权首次落入异族之手中。中国之政治社会，随即有一大变动。

蒙古之兵震烁欧、亚两洲，蒙古所向无敌，今次遇中国之对手，为蒙古首次之遭遇，因此蒙古逐步部署，终于吞并整个中国。此时即元、明两代来临之先兆也。

元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灭宋，凡历五世，历时七十四载。当时之中国，分宋、金、夏三部，元人用兵，亦先灭金，再平定夏，再取金黄河之南岸，再得长江及南方之地，灭了宋。元灭上述三部，费力不少。

成吉思汗未能灭金而崩。六年后元才攻下金所占据之汴京。初，金哀宗走避蔡州，宋兵与蒙军合围，历时一年而亡金。后蒙宋交恶，蒙用六年时间仅攻下襄阳一城。嗣后再灭宋，又耗时六年。

中国地广人众，蒙古征服中国，乃最艰困之一关。自此蒙古抽调部分军队，统治宋地中国，绵延一百余年之久。元之入主中国，凡十一帝，一百零九年。

元代世祖最初管治中国之三十多年，几乎每年均用兵，计元世祖十六年灭南宋，此下尚有十五年，而元政府以武力夺取财物，于文治鲜有成绩。且元代帝位之传承并无完美之系统，全靠诸王大臣之拥护，故易生纷争。

元代未入主中国时，已拥有欧、亚两洲，包含四大汗国。故其来中国，只专注于中国之物阜民富，而不重视文治。统治中国各省之大臣，无一通中国之文墨。治理手法，迥异于中国传统之政制。

首先，元蒙在政治上划分等级，一切地位不平等。元代将人民分为四等级：

（一）蒙古人

（二）色目人含西域三十余部族

（三）汉人黄河流域中原人

（四）南人长江流域及以南之中原人，即宋时人民四不同等级，所受之待遇亦各有不同。

汉人、南人，不能任正官，汉人不得任丞相、左右丞，及参知政事诸官职。

元世祖时，有入台省任官之汉人。成宗以后，台省有汉人，无南人。亦即等级很严，对汉人、南人有所歧视也。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江淮兵起，遂任南人，依元世祖例，可做台御史台、省中书省、院枢密院之官。

至于地方行政长官，均由元人世袭。

至州县之官，则由将校提升，县尉多属色目人，因不识汉文，盗贼滋扰大盛。

汉人、南人如欲谋求州县低职，可由纳粟、获功两途升任。富有者以此得入州县低职官员。

要而言之，元人对汉人、南人持歧视态度，亦不思整顿文治，故亦并非善用汉人、南人，所用悉属坏人，亦不思有好之文治，只求防制反动及征敛赋税两项而已。

第七篇 第三十五章 元代税收与经济政策

元代税收有扑买之制。蒙古太宗十一年，有富人刘廷玉等请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耶律楚材反对，后有回人奥都剌合蛮请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楚材虽阻而不得。

元世祖虽为贤王，亦重敛财，亦重聚敛。各种商税课额，日增月涨，无有停息。

除常赋外，又有“科差”，其银额极重。元世祖初统汉人，尚知体恤南方之农民。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专管农桑水利，并有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视郡邑地方；又在农村设“社长”，并疏浚水利，使丧乱后之民生，稍有疏解。

但自元灭宋以后，即以财务为重，而忽于民事。

元代又行钞法，北宋时，蜀人已有用“交子”，至南宋又用“会子”，金人则推行钞法。元承金制，专行钞法而废钱矣。

元先造“中统钞”，后造“至元钞”，新钞旧钞一概通用，发军饷亦以中统钞为准，后钞日贬值，凡十锭钞已不能换斗粟矣。

至明代，钞不能通用，而有银币代起了。

第七篇 第三十六章 元代军政及军民争地

蒙古的军队也是分等级的。

最高等级的一种是蒙古军，其次是由蒙古族人担任用来镇守边境的探马赤军，再其次是由中原汉人担任的汉军，最后的一级是由南方宋人担任的新附军。

蒙古军与探马赤军军籍严密，是不让汉人知道的。

住家并建立里甲制度，二十家为一甲，每一甲的甲主则必定是蒙古人。并禁止汉人去山泽捕猎；亦同时禁汉人习武艺，持兵器；亦不准有集体的汉人做祷告，做买卖；亦不准汉人夜行。这些都是为了防汉人有异动，使蒙古人易于统治。

蒙古人管理下，又多次搜括民间马匹。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收民间马十万二千匹。至元二十七年，收马九千一百匹。至元三十年，收十一万八千五百匹。元成宗大德二年，搜括马十一万匹以上。元武宗至大三年，收马四万多匹。仁宗延祐四年，收二十五万五千匹。延祐七年，二万五千匹。天顺帝天历元年，十一万余匹。数十年之间，共搜括民间马共七十余万匹之多。蒙古人本为游牧民族，善于骑兵作战，因此亟需良马备用，其理甚明。

蒙古人擅长作战，不善管理财政，故有关钱财赋敛之事，便交给色目、回人办理。但凡于蒙古军所到之处，便强抢民户，作为蒙古人之家奴。如至元十四年，荆湖行省一地方官将三千八百户降民没入作为家奴，由自己设官治理之，并每年规定其应缴赋税。

又如至元十七年，阿尔哈雅等将所俘三万二千多汉人赦为民，当然亦成为蒙古人的家奴了。政府将此种措施作为对汉人的恩典，其实汉人成了家奴，只是被剥削的苦民而已。

至元十八年，蒙古人平定江南后，将江南之汉人民户分赐给诸王、贵戚、功臣，此次受赐之诸王共有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功臣三十六人。高级的王有受封一二万户甚至十万户者，功臣受封的自四万户以下，至数千户或百数十户不等，视其功勋高低而定多少。当时此种奴隶的献赐、买卖和投靠，是经常发生的。蒙古人一方面拥有汉人家奴，一方面又霸占民间田地。据赵天麟写的《太平金镜策》书中记载，当时的王公大人家中，有占民田近千顷之多者，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供马羊吃草之用。于是牧场与农田很难分清界线，便时常发生冲突。据一本《和尚传》的书中所记，当时诸王的牧地、草场，与民间的耕地混杂一起，于是互相侵夺，有司视何者势力强大，便让何者占用。亦就是没有道理可讲。又在《塔里赤传》一书中记载说，南北方的民户的农地好坏杂凑在一起，和蒙古军的牧马草地，大家互相争夺霸占，这些都是元世祖至元年间所发生的事。

第七篇 第三十七章 元政府赐田及设官政策

元政府常有赐田之举，元代历朝以官田赐给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太监、寺庙道观。

以军人而兼贵族的，当然都是蒙古人，他们一面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面又多用回人经营赚钱的各种业务，以剥削生息。有鞑王及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均将银两交给回人或借贷给民间而收息。如借出一锭五十两银辗转十年后，便获息一千零二十四锭，称为“羊羔儿息”。但民间则通常只取三分息。

汉、回两民族在待遇上有种种的不平等。如元世祖时，政府搜括各方面的马匹，但色目人有马者只三取其二，汉人之马则全数没收。如在政府任官职，定等级时，往往诸色目人要比汉人高一等级。

汉人中以工匠地位最高。如某次保州屠城，但工匠可免。很多非工匠的汉人，便冒充是工匠，于是得免于难。

又如蒙古人入汴，依照旧制，攻城不降者则格杀之。当时耶律楚材劝也不听，便说：“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工匠，都聚居在这城中，如果把他们全杀了，则一无所得。但他们都是可利用的工匠，岂不可惜？”于是诏令可免，汴城一百四十万户居民得以保全性命。

元时凡蒙古人或金人，对工匠均相当优待。如《静修文集》载：“金人南徙，迁诸州工人实燕京。”又《元史·张惠传》云：“灭宋，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选其有艺业者十余万户为匠户。”

元人任用官职，亦分为军、民、匠三种等级。

匠职的官员甚多，与军职、民职的官员地位相等，称为“局院官”，可见工匠的地位不俗。

元时对工匠地位特别尊重。如元世祖时，有浑源人名孙成者善于制甲，后人赠他神川郡公称号，死后谥为忠惠；子孙继承其业，亦赠其神川郡公，谥文庄。又如当时回人中有善制枕者，有善装塑者，亦均赠以公并予谥号。至于天文星历、阴阳卜筮之人，元人均给予他们匠医地位。蒙古人之统治有点像古代贵族封建的统治。他们缺少精神生活之陶冶，只有一种宗教的迷信。

第七篇 第三十八章 元代之宗教信仰

元代的僧侣在政治领域里占到很高的位置，因元人很重视宗教信仰。在世祖六年之前，蒙古尚是一没有文字的蛮族。到世祖六年时，国师八思巴才创造文字，这之前他们需用文字时，则借用畏兀儿文。到了八思巴创造新文字，元世祖还封赐他“大宝法王”的称号。泰定帝时，以鲜卑僧言，为全天下立祠，其地位与孔子相当。世祖时，有僧侣杨琏真迦为江南释教总统，更为骄纵蛮横，竟发掘故宋赵氏诸王陵在钱塘、绍兴两地者，及其大臣冢墓，计共一百零一所，并私自庇护平民不输公赋者达三万二千户之多。

依照元制，在帝师、国师之下，僧侣可封为王公，可见僧侣在当时极受尊重。

又皇室重视做佛事，所支出之费用超过国家政费之大半。元成宗时，有张养浩上时政书，书中谓：“国家经费如分为三分，则僧侣要占二分……如明宗时，中书省言佛事，其费用要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可见银数之巨大。

同时寺庙亦拥有庞大之财产物业，与贵族王公不遑多让，可谓是一种封建势力之延伸。至元二十八年时，当时有僧寺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中如大承天护圣寺，顺帝至正七年时拨山东十六万二千余顷地。前后两次共赐地达三十二万三千顷。又如大护国仁王寺，便有水陆田地十万顷，赐户三万七千五十九。可见僧侣们财雄势大。

更有甚者，当时僧侣祸害社会，罄竹难书。如武宗至大三年时，监察御史张养浩上书，谓“异端太横”，称有佛老之徒，蓄妻育子，饮酒食肉。又如泰定帝二年，在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西番僧人身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传舍不能容纳，则借宿民舍，奸污妇女。如奉元一路，七个月之间，有僧侣往返达一百八十五次，用马八百四十多匹，比诸王行省之使，还多泰半，可见其扰民之甚。

第七篇 第三十九章 元代之科举制度

元代，汉族之士人亦与普通平民一般被当作奴隶看待。后来长春真人丘处机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众得以免赋役，全真教遂大行其道，文人被蒙古人迫害者多归信之。

后来元人中有明白汉化者劝告元人当局，汉族士人遂稍得纾解。如元太宗时，淮、蜀士人遭俘虏为奴隶者有四千零三十人，免为奴隶者有四分之一。又如元世祖取得鄂州后，俘虏之士人得以赎还者有五百多人。

元太宗时，耶律楚材说：“制造器皿必须用良工，协助政务者必须用儒臣。培养一位儒臣非易，必须积数十年之经验。”因此元政府将随郡考试之儒人俘为奴，以便协助治理政务。于是南方的儒学借着这些俘虏遂迁到北方去了。元仁宗皇庆二年，举办科举考试，规定蒙古人、色目人考的是《大学》《孟子》《中庸》，名为“经问五条”，用朱子章句集注版本。第二场考策一道，用时务出题。汉人、南人则考明经，亦用上述四本经书，另一场则考经义一道，各治一经，以《尚书》《周易》三经选其一，以朱子之注为主，可兼用古注疏，尚有古赋及考经、史、时务的策。此制直至清代末，科举以四书义取士便由此时开始。还有行省制，也是此时开始。此两制度一直影响明、清两代达六百年之久。

但元代开科取士的次数甚少，举行时间亦不长。元仁宗开科取士，已在宋亡后近四十年。科场三年一考，至顺帝至元元年，科举即停办，前后仅二十年。到至元五年再有科举，总共不过二十次而已。

根据《续通典》一书记载，元代由进士而担任官职者只有百分之一，由小吏积功升至显要者反而占十分之九。至顺帝时罢科举，许有壬向当局争取，谓白身升职者在是年四至九月达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年只录用三十余人，但成效不大。

据《辍耕录》二十八卷记载，江浙乡试被揭发有舞弊，已失考试本意矣！

总之，元代统治中国，历时一百余年，他们对秦汉以来的传统文治政权意识，始终未能接受，其政治意识，始终有封建武装之气味。蒙古人虽曾雄霸欧、亚两洲，却在汉人反抗下，退让出对中国的统治。

第八篇 第四十章 明太祖严刑施政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以平民崛起为皇帝的第二人。首位是汉高祖刘邦。

太祖在位三十一年，实行封建制度，杀功臣废相，传位给惠帝，因靖难之变四年而下位，继任者成祖，迁都燕京，成祖对外征服四方，并派郑和出使，招致南洋各国，为明帝中最有成就者之一。此后之明帝中，以孝宗之政治较为清明。穆宗用张居正为相，平倭寇和俺答族，政绩亦不俗。穆宗可以说是明代自成祖以后的一位好皇帝。

明代共十六帝，历时二百七十七年，如加入南明三帝，则共有十九帝，达二百九十四年，近三百年矣。

明代本来有良好的政治制度的传承，可惜由于太祖朱洪武废宰相，因此把政治制度搞坏了。

明太祖多猜忌之心，他平定天下时已年逾花甲，太子早死，孙又孱弱，他为了巩固朱氏政权，便一面分封诸子，各设卫兵三千，且有多至一万九千兵丁者；一面尽杀功臣诸将。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遭诛，牵连被诛者三万余人。又有蓝玉之狱，诛杀一万五千余人。太祖之所以如此严刑峻法，实鉴于元代政务废弛。有人曾谓，太祖在位时，每日京官入朝，必与妻子先作永诀，至晚无事回家，则夫妻互相欢庆，以为又活一日。因此当时的文人多不愿任官。据《明诗综》记载，当时死于非命的任内的著名大臣为数极众，如靖难之变，方孝孺夷十族，受牵连而诛杀者达八百四十七人。当时的大官，受藤条打屁股耻辱的是家常便饭。

太祖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受廷杖而被鞭死，工部尚书夏祥立毙于杖下，其后更甚。又如武宗时，宦官刘瑾矫诏百官都要跪在奉天门外，接命三百余朝官入狱。世宗嘉靖年间有大礼议，下狱受廷杖之大臣达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因病中受创伤而死者十八人。庄烈帝时，大臣多用刑下狱。明代政府对大臣滥用刑杀，其惨酷无理，为有史以来所仅见。

据清魏禧《魏叔子集》一书所记述，大臣受廷杖时，众官朱衣陪列，用木棒大力杖击犯人露出之屁股，头面朝地，而满口土尘。受杖者多死；即使不死，亦败肉数十磅，医治也需数月之久。

宋太祖鉴于唐代中期开始武人跋扈，因此积极扶植文官。明太祖则认为自元代没落后，功臣宿将多已诛杀，兵卒多已还乡归田，于是认为社会上唯一可怕的只有读书人。但处理政务一定要用读书人，于是一面推行封建，以扩大王室力量；一面废除宰相，由王室管理国政。但又不能不任用读书人士人，因此用严刑峻法威慑之，使士人在王室的积威下臣服。

明太祖的废相等私意，使明代政治走上了歧途。当时的宰相张居正，为欲掌权治政，便常引用祖宗法度来巩固其当政之权力。

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认为，明代之贤不过只做到“法祖宗”而已，因为位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也。张居正所言，则是假祖宗之法以抗朝议也。

第八篇 第四十一章 明代之政事

明代废相后，取消了中书省，保存了中书舍人的官职，只是个七品官，处理文书而已。也取消了门下省，保存了给事中的官，虽是七品官，但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再设令、仆的官，升六司尚书成部级官员，秩二品。为了帮助皇上处理文书，另设内阁大学士。当时设立大学士者有四个殿，为中极、建极、文华及武英四殿。另有两阁，即文渊阁与东阁。

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洪武十七年九月中旬，八天之间，给事中张文辅收到给皇上的奏折计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共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所以君王如要独裁，一定要龙精虎猛，不然一个月收到的奏折将达到三千件以上，即平均每天要看并处理一百件公文。每件公文有三件事以上要办。这个君王要有铜头铁臂，不然一定吃不消。

所以，明成祖以后，由翰林院的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员协助皇上阅卷，称为“内阁”。

永乐、洪熙两朝，皇上召内阁密商，但批答仍由皇上亲笔。成祖时有解缙、胡广入文渊阁助皇上阅卷。仁宗以后，有杨溥、杨士奇、杨荣称“三杨”，以东宫师傅旧臣资格兼内阁学士衔，地位较前为隆，其他百僚地位均在内阁学士之下了。

至宣德时，内阁可用小票墨书，贴在奏章封面代皇上御批，谓之“条旨”。

至于皇上写诏诰起草，唐时有中书舍人，后由翰林院的翰林即内阁学士代拟。明代的中书舍人只是七品小官，专职书写而已。明代多数亦由内阁大学士起草。

明代的大臣，如内阁大学士，不易见到皇上。如宪宗成化以后，一直到熹宗天启，前后共一百六十三年，其间只有孝宗弘治在位数年曾经延访过大臣，而世宗、神宗二十余年来并不视朝，大臣也从未见过皇帝。《万历野获编》记述一个笑话道：宪宗患较轻微口吃之病，所以与大臣很少对话。有一天，召内阁学士万眉州安、刘博野吉、刘寿光珝等人见宪宗，当皇上与他们谈到时政时，他们均不能应对，只懂得叩头呼“万岁”而已，因此有“万岁相公”之谑。明代中叶的帝王多数不见群臣，赵翼的书中也有记述。

所以明代中叶，各君王与大学士诸大臣很少相见，相见也不过视朝数刻，君或不识臣，臣或不与君王交一言，君臣之间只是“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总之，明代君王昏惰，明代政情安得不乱也。

由于皇上懒理政事，于是历朝权臣，时有产生，如世宗时，有夏言、严嵩操弄大权。严嵩控政弄权达二十年之久。明代君王有的实行重法，有的则荒怠不理政事，这都足以使权臣弄权。内阁学士之权最大是票拟，但不能直接见君王，中间隔着太监。

第八篇 第四十二章 明代太监弄权

明代的皇帝并不亲赴内阁关注政务，只是让内阁学士票拟，此票拟必须由太监递上，因此司礼监之权，往往超越内阁学士，意即太监之权比宰相还大。

武宗时之太监刘瑾专权更甚，大臣凡有奏议，竟有改易者。刘瑾这个司礼监，每月呈给武宗皇上之奏疏，必定趁皇上正在嬉戏时，于是令皇上厌烦，不欲理政事，便斥责道：“我用你来干什么？现在又来烦我，快走开。”其实刘瑾本意就是想造成此现象，则他便可乘机弄权矣！于是，每有奏事，刘瑾便代皇上裁决，不再告诉皇上。但刘瑾不学无术，批语荒唐，靠其助手焦芳替他润色。为此事，大臣李东阳首上疏皇上告状，谓刘瑾窃得皇上批答之权，而抵制他们内阁大臣，非常痛恨。其实洪武时曾铸铁牌，挂于宫中，谓：“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永乐开始，太监就弄权了。此后太监弄权日益嚣张。因此，以后内阁学士等大臣想把握政权者，往往先得交结内监。即使是为皇上信任权重一时的张居正，当时亦不得不交结太监冯保。

清儒黄梨洲言：明代政府之败坏，乃自明太祖废宰相始。明代一面废相，一面施行严刑峻法。如太祖时设锦衣卫狱；永乐时设东厂，由宦官管治；宪宗时设西厂。武宗时，由刘瑾管西厂。神宗时，由冯保管“内厂”，即是变相的西厂。魏忠贤时，兼设内、外两厂，刑罚更毒。这些成为皇帝的私法庭，可不经政府司法机关，私自处分朝臣，甚至虐杀，其权均操于太监之手。

总之，永乐年间，设立内监协助有功大臣处理军纪事务，需太监更多。派军出征边疆时亦派太监为监军，协助边塞的巡视，因此太监权力遂侵入于军事。

其后，明代皇庄之管理，矿税之查收，还有上供、采造等有关财务的措施，也让太监插手，又如永乐中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压交趾，都用太监出使。到熹宗时，司礼监魏忠贤大权在握。有浙江巡抚潘汝桢者，竟为魏忠贤在天启六年立生祠，可谓马屁逢迎，无所不用其极。亦有建议将魏忠贤配孔子者，实在十分荒唐。到崇祯年间，重罚搞事内监，有充军者，有处决者，有革职闲住者，太监弄权乱政之风遂被压抑。

第八篇 第四十三章 明代之党祸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太监弄权，谄媚之风大盛，造成政局混乱。如严嵩当国时，朝中士人认他为义父者多达三十余辈。张居正患病时，朝中几乎全体大臣都为他设蘸祈福，朝中及地方官吏一致出动响应，只有一个顾宪成守正不阿，坚决不参与阿谀奉承。此种反谄媚阿谀之风影响及于讲学之书院，于是张居正出而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则前后两次杀六君子十二人，于是明之党祸开始大兴。

由于明代政权黑暗，贿赂极盛。王振弄权时，有朝臣见他，必须付出巨金，才可获得升迁等好处。当王振籍没时，在他家中搜出金银六十余库，玉一百盘，珊瑚六七尺长者二十多株。又如太监李广死后，明孝宗搜查得众大臣贿赂给他的黄金白银各千百石。刘瑾失败后，抄家查得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其他珍宝无数。刘瑾弄权不过六七年而已。严嵩为相二十年，籍没时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珍宝无数。

当时不但朝中大臣要贿赂，即州县小吏，亦要用钱买位。每逢户部发边饷，早上一取出，下午就搬进了严嵩府中。输边者只有四成，馈嵩却有六成，即嵩之家人亦馈赠达数十万。当时政府库房积存已不足以支付边饷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存之金银财富却可支用多年。嵩本籍为袁州，却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等地达数十处。又如陈演罢相，无法带走其所积存之财富，遂为闯贼所得。于是遂兴起党祸，流寇随处乱窜，明室之国脉安得不岌岌可危。

第八篇 第四十四章 明代之教育制度

<h3>一、明代之贡举制</h3>

明太祖重视教育，重视办学校，因为办政务非用读书人不可。其贡举制十分完备。

据《永乐大典》记载，洪武八年颁发学校贡举制度，各地方分办两种学校：一种是府、州、县办理的学舍，有定额，每天供应生员饮食；一种是乡里办学舍，每三十五家办一“社学”，生员没有定额。

府、州、县所招收的学生以官员子弟及普通百姓子弟之优秀者、年十五岁以上、读过“四书”的为合格。科目有经、史、礼、律、乐、射、算等项。每月有小考，大考三年一次。成绩优秀者，先送到行省，再选拔最优者送至京师，妻子可随行，负责一切费用。学成后由天子召见，分科擢用。其任用之职务有御史、知州、知县、教官、经历、县丞、部院书吏奏差、五府掾史等。

至于乡里学舍之教师，由郡守县令选择有学行者担任之。乡学亦三年一大考，师生均有升级制度。明代之办学校，其盛况超过了唐宋时期。

明代府、州、县各地方均办儒学，全国教官共四千一百余人，弟子无数。生员如不入学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即是学校与考试两制度融合为一，比唐宋时期更为进步。明末时，此制度已渐废坏，实在十分可惜。

至于国子监学生，相当于今日京师之国立大学学生毕业后分发到诸衙门先学习吏事，亦有派到外面去办理田赋、清查户口册及兴修水利等。凡有出身优异者，至少可担任府、州、县的六品以上官员。如洪武二十六年，将全部国子监毕业生六十四名调派担任布政使与按察使，以及参议、副使、佥事等官，甚至有担任四方大吏者。

明代的国学亦比唐宋时期为佳。学生出来，给予历练，待遇亦佳。到了明代中叶，名儒辈出。

<h3>二、明代之翰林院制</h3>

翰林院唐朝才开始设立，相当于秦汉初年之博士及郎官。汉武帝时多用文学之士担任侍中，可参与国政，几可夺宰相之权。

宋代的翰林学士，亦在皇上身旁掌理制诰、侍从备顾问，为读书人所乐于担任。

到了明代，翰林院规模更形宏大，成为中央政府内一最高之学术集团，与皇室关系密切。内阁学士便是从翰林院分出来。

英宗正统七年，翰林院落成，所有地位高的筵官、史官均归入翰林院，稍后径称为“内阁”。此后辅导太子的詹事府官职，亦成为翰林院的旁支。

明代翰林院还有一创举，即增设庶吉士。永乐年间开始，成绩最优的第一甲等可入翰林，凡二甲、三甲则为庶吉士。最先庶吉士可进学于内阁。庶吉士需要长时间之受教育，长则八九年，短的也要四五年，然后才可任官。有的不堪受长时期的学习，便改授其他职务。

翰林院可以说是储才养望之地，又可网罗名儒后秀，储才备用。故翰林学士除了担任讲官、史官、修书等职务外，还有如议礼、审乐，定制度、律令，论荐人才，指斥奸佞等职务。

所以翰林学士是为国储才以便大用，而庶吉士则为英俊后起，侍从台阁，可饱受亲切的教育，以作为国家未来的候补人才，对政治人才的栽培，也非常重要。此后清代亦沿袭此制度，造就了不少为国服务的人才，在政治上、学术上的贡献非常大。

<h3>三、明代之察举制</h3>

明初罢科举。十年后又厉行察举制，同期又兼行荐举制。中外大小臣工，都有权推举。即使最低下之仓库杂流，亦可推举文学才干之士。因此隐居于山林茅屋者，无不均可受推举而上达中央政府。曾经有一年推举达三千七百余人，即使最少者亦每年达一千九百余人。

因此，有布衣平民上达中央外任大官者亦不可胜数，因为选用人才不拘资格也，故有直接成为大学士者，亦有担任尚书侍郎者。永乐年间，有入翰林院为翰林者，在地方上则有升任藩司高官的。

又容许富户、耆民晋见皇上，如果奏对称旨，便可获得好职位的美官。

同时，明代又奖励人民上书言事。即使职务低下如百工、技艺，也可上书给皇上，甚至可直接与皇帝应对答问。自明初直至宣宗、英宗，即使是看关之卒吏、荷枪之小兵，只要陈说允当，即可升迁至帝阁任职。即使到了英宗、景帝时期，亦多至不可胜数。

第八篇 第四十五章 明代之吏治

明代虽已取消门下省长官，但仍保留六科给事中。凡有圣旨下来，必先经过六科给事中，凡有不当之处，六科给事中有权驳正，再发给部，称为“科参”。其下属不敢违背科参而自我行事。给事中亦有权参与廷议大事、廷推大臣或重罚大臣。

因此，如果君王贤明，则学校贡举制认真推行，翰苑制度认真培养人才，使地方官僚以及民众人人奋发有为。故自明太祖以来，吏治清明达百余年。当时之地方官，常有人民乞留而留任，且有升官者，由地方小吏升为中央大官者比比皆是。亦有由中央尚书出任为地方布政使者，由侍郎升任为参政者，并重罚贪吏，故明代之吏治，实超越唐宋之上，几乎有两汉之风也。即使到明代晚年之英宗、武宗时期，仍然民心安定，亦少贪渎之吏使然。

但严格来说，英宗天顺以后，巡抚地方大员渐渐专权自大，使监司、牧守不能畅所发挥其谏政，遂造成重内轻外，即中央政府特受重视，而致忽略于地方政府之施政。

又如明初沿袭唐代之府兵制度，自京师一直到郡、县皆设置卫所制度。凡地方上一郡所，连郡者设卫。大约以五千二百人设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设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设百户所。地方上由都司统领，中央由五军都督总管。遇作战时，命将任总兵官，统领卫所之军兵。战事完毕，则将上所佩印交还给中央，官军各回卫所。每军给田五十亩，如田肥者减为三十、二十亩，如田瘠者则增为百亩、七十亩。最盛时卫所军达百余万，中央须供应粮饷五百余万石，官俸兵粮均从此出。故明太祖曾自负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较魏晋时期为优。

此外，明代洪武时尚有整顿赋税之黄册与鱼鳞册，后来清代亦一直沿此制度。

又如武功，明代亦足以与汉唐相媲美。

大体言之，明代的政治设施，虽然并非十分理想，但自两汉、唐宋以来，明代亦可算是一个昌明时期。可惜嘉靖、隆庆以后，吏治日衰，民生日苦，遂趋于亡国矣。

第八篇 第四十六章 明代之政制

今再谈及明代政制之腐化。

由于明代承平年岁甚久，遂使科举进士日重而学校贡举日轻。但学校可培育社会需用之人才，科举却只是就社会现有之人才中选拔之，荐举更为稀少。于是人才多由科举进士中出。

英宗天顺年间开始，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准入内阁，但翰林人才只限于某些科目，并非完全齐备。而此后之庶吉士变成有名无实，并不再受重视。但当时之进士，没有理想职位时多数请假返乡，甚至有家居数十年者，等到有尚书侍郎的官职，才入朝供职。

明代之翰林院为储备人才之地，吏部则为选举人才之所，此两处为明代所特重。

明代吏部的选举法有四种：一为学校，二为科目，三为荐举，四为铨选。天下人才，大致出于上述四类。可见吏部之权重。

当翰林院无法培植人才时，吏部选举曾有用抽签之法，分四个地区抽签：一为东北，以北京、山东地区为主；二为东南，以江、浙、闽、桂及江西为主；三为西北，以陕西、山西为主；四为西南，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官方与民间均十分赞同，认为十分公平。

至于科举，则初为考经义，后变为八股。顾亭林谓：“科举之害，等同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坑儒。”因此造成明代士人与官僚学识空虚，胸无点墨。由于明代帝王怠惰专横，虽然当时风气奖励廷臣发表议论，但由于空疏无学，只是叫嚣而已，遂至于以议论误国。

朝中大臣趋炎附势谄媚成风，互为倾轧，遂使党争日烈。地方官员则毫无教养，浪费公款，无补时政。而土豪劣绅与日俱增。顾亭林批评道：“万历以前，朝政尚是小康。而万历以后，有法令而无教化，造成老者不教，幼者不学，成为俗之不祥。”当时之人只是空谈明心见性，而不谈修己治人之实学。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其所著书，多是盗窃。因此造成社会日乱，神州倾覆。

由于明代世局平静，武备军事相应松懈了。军政尽归兵部统管，边疆遇有骚扰，调兵拨饷统由兵部主理。武臣总兵毫无话事权。此后之卫所空洞无兵可用，致生募兵之制。

明代政治，起初靠君王有独裁之权，下有清廉负责之大臣，故尚可支撑大局。但由于宦官揽权，官僚不负责，造成政治教育破产，兵制、田赋崩溃，最后是国家经济破产。

至于明代财政，英宗以后，亦日见缺乏。其原因是皇宫内府供奉日广，皇室衣着重视新巧，饮食日费巨万。嘉靖、隆庆年间，皇室雇佣之厨工多达四千一百余名，其奢侈可见一斑。又如武宗修理宫殿，即加征田赋一百万两。再加上历朝宦官之贪渎，所费更多。

其次是宗藩。唐室的宗亲分散于民间，明室的宗亲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正德年间，已有皇室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到了嘉靖年间，经御史林润公布，天下百姓供京师粮四百万石，但要供应皇室宗亲禄米却需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全部供给诸府，还不足一半。此后历朝所欠供之禄米，年复一年，日益加重，皇室更难负担。

第三是冗官，尤其是武官过多。如景泰年间，京都卫所武职，一卫已有二千余人，全部三万余人，每岁需银四十八万两，米三十六万石，其他薪俸等动经百万。耗损国家储备，极为巨大。

嘉靖时，大臣刘体乾上疏道：“历代官员数目，汉代七千八百名，唐一万八千名，宋代冗官极多，至三万四千名。但到了明代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武官员达十余万，比宋代多数倍矣。”可见夏、秋税粮不足支付甚巨。

以上数端，使王室欠缺禄米，卫所缺月粮，边疆缺军饷，各省缺俸银，且冗官日多，募兵日增实减，因此民穷财尽，遂成亡国致命之伤。

第九篇 第四十七章 自唐至明南北经济之变动

<h3>一、论漕运</h3>

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经济之支撑点偏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

当时的漕运是一个大问题。汉代初年，只是把山东之粟漕运到京师地区，交给中都官。三国时，南北朝南北对峙，谁也不靠，各自立国。

隋炀帝开运河，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四年开永济渠，前者将西部粮谷经洛水运到黄河，又从黄河通到淮海；后者是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设置洛口的回洛仓，设置三千三百窖，每窖可容纳八千石，以收纳从东南、东北两渠所运来的粮食。这并非北方要仰赖南方的粮谷，只是要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者打通一气。

到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也大增，漕运遂成为大问题。

开元二十五年，开始用“和籴法”，此法是用官府的钱以籴入民间的粟。说明中央政府单靠北方之粟已足够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韦坚开广运潭，每年漕运山东粟四百万石给京都，并不说其他地方运粟给京师。

据天宝年间的记载，米粟产量最盛是在河南、河北及关内、河东等地，然后才轮到江南、淮南，可见当时北方胜于南方。

但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遂要靠长江一带财赋立国。再往后，河北、山东有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法收取租税，唐政府的财政遂永久偏倚南方。其时从长江入黄河之漕运，遂成为国家大事。德宗时，江淮米不到，六军将士脱巾狂呼于道。

肃宗时的财政大臣刘晏，他拿手的本领便是能办好漕运。史称刘晏每年运江淮之米达数十万石到关中。

不过南粮北运之情况不算频密严重，北方经济大致上尚可自立。

宋代建都汴京，主因是为了迁就漕运。当时的漕运有四条线：一条是汴河，大体每年自江浙、淮南、荆湖南北运米到北方六百万石左右，及菽一百万石，从长江入淮河，再输入汴水；第二条是将陕西之粟五十万石及菽三十万石，自三门、白坡入黄河再入汴；第三条线是惠民河，将陈、蔡的粟四十万石及菽二十万石从闵河、蔡河输入汴；第四条线是将京东的粟十二万石，从五丈河经历陈、济及郓，为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

宋代全国统一，国家财赋大部依赖南方。南宋岁收，更超越北宋之上。宋初之岁入一千六百余万缗，为唐代之两倍。熙宁时增至五千余万缗，南宋时更增至六千余万缗。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仍靠赖江南。当时还创造了一种海运。元之海上漕运，官民均甚便利，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运漕米三百余万石，有船户八千余户，每纲设押船官两人。

创造海运者为朱清与张瑄，本来是海盗，因立功而位至宰相，其亲属皆位任大官，田园遍天下，库藏仓库无数，并拥有巨船大舶。成宗年间，没收其所有财产。

元世祖时，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可见其海运之盛。

至于明代漕运，经历五次变化：首先是河运，即自淮水入黄河；其次是海陆兼运；第三便是支运，永乐九年开会通河后，开始支运；第四是兑运；第五是改兑。

所谓支运，乃是规定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及湖州诸地之粮，拨运淮安仓，将扬州、凤阳、淮安之粮发运到济宁仓。余类推。

所谓兑运，民间只运至淮安、瓜州，再由兑之卫所官军运载到京，给予运费与耗米。

所谓改兑，即是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运长运，遂变成永久之制度。

所用运船，在明天顺以后，有固定船只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只，官军十二万人。

以运粮数量比，北粮只有南粮五分之一。当时中央全赖南方供应粮食，运费亦成为国家每年的大耗费。

清代之漕运额定为四百万石。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方四北方一之比。但据乾隆十八年之统计，则为南八北一。到乾隆四十四年，其漕运额又变为南十北一比矣！

<h3>二、论丝织业</h3>

我国农业除耕种外，便是纺织。粟米与布帛为国家租调两大税项。

中国发明蚕桑甚早，且先是发生于北方，春秋时代北方地名用“桑”字者甚多。到汉代，黄河流域的山东临淄、河南襄邑成为中国丝织业的中心。

当时北方种桑极多，目的是养蚕、调丝织帛。隋唐时期丝织业在北方极盛，江南各州则未有此业。唐代丝织业最盛者乃在开封、安徽等地，但主要在黄河以北，其主要产地在河南、河北、河东及关内、甘肃等地。至于唐代开元时期，江南及岭南产地则只是少量而已。

五代时期，石晋每岁输贡契丹绢三十万匹，乃出于黄河南北之产地。

到了宋代，汴京织物，颇负盛名。宋锦名目多达四十二种。

靖康年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匹。但认为浙产之绢轻疏不佳，予以退回。

元代时北方尚有大规模之种桑地区。至顺二年，史载冠州今山东省冠县有蚕食桑叶四十余万株，可见蚕桑之盛。元初有按户税丝之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府之用，另每五户出丝一斤供君王之贵戚、功臣之家。

丝织业到了明初，从北方移向南方，因此绢税也变成三与一比，即南方多于北方两倍矣。至唐代以前，北方输绢给政府日少，南北比例到了八比一的程度，即南方多于北方七倍了。

到了明代，又在南方遍设织染局，计浙有杭州、绍兴、台州、宁波、温州、金华等九府；江西、福建则有福州、泉州；四川、河东、山西则有济南；江苏、安徽则有镇江、苏州、徽州等六州。

到了嘉靖年间，因江西、湖广今之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不善织造，准用银钱折价，但浙江与南直今之江苏、安徽，每年征用丝绢二万八千余匹。

到清代时，只剩下江宁、苏州、杭州三地织造，即只有江苏、浙江两省了，且两税均用银两缴纳矣。

第九篇 第四十八章 中国经济文化南移之原因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南移之原因，或有谓北方之气候逐渐寒冷；又有说北方之雨量比之古代已逐渐减少；或又认为北方之民族血统，越后越多混血种，因此而遭退步；或又有说黄河河道多次变迁，造成水患频频，等等。但上述理由并无确实理由可以证明，尤其是谓黄河为北方之患，长江为南方之利，此说法则甚谬也。

我国文化，始于殷朝时，孕育于黄河流域。到西周时，仍有赖黄河、渭水的灌溉。到了周定王五年，黄河始生水患。魏文侯时，有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北方仍是安乐之居。此后黄河河道多次变迁，造成水患，如周定王五年、王莽建国三年、宋仁宗庆历八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清咸丰三年，造成六次决水，但主要的水患乃在宋以后。宋后河患所以多，由于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腐败，河工贪腐渎职，以致政府花钱多而收效少。

第三个原因是当辽、宋对峙时，边境常生乱事，不得生活安定及种养。常令皇帝御驾亲征，耗损巨大而耕种荒废。

第四个原因是宋、夏对峙时，情况与辽、宋对峙相似，边界受侵犯以致不能生产安居。

第五个原因是在金人统治时期，政治情况退步，尤其是当时金之屯兵圈人，害了北方之农村。

第六个原因是蒙古军队之残杀。宋宁宗时，蒙军破金朝河北、河东等州郡，凡九十余郡之多。两河、山东数千里之地，人民被残杀几尽，财帛、子女、牛马羊畜，尽被抢光夺去，城屋被烧毁，能坚守之州郡不多。

第七个原因是元代政制黑暗。元代有军人屯田，民众屯田，又有寺田。僧徒又常侵夺民田，包庇逃税。又创官田制，极为扰民，因此造成农民乱窜。

第八个原因是元末北方之残破。当时淮河以北，黄河以南，极为萧条，都成为丘墟了。

由于以上种种情形，政治黑暗，加上兵祸天灾，情况日坏，因此北方的汉唐黄金时代，已不复见矣！

第九篇 第四十九章 南方水利农业之发展

中国南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主要在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一带。江浙的水利事业之发展，乃是历年来不断的有水利专官积累而成。

五代时吴越建国，政府常雇用数千工人，用来治河筑堤，开垦种植。在宋仁宗时，有大规模的圩田以及河塘。所谓江南旧有的圩田，每一圩田方数十里，如一座土城。其中设有河渠与门闸。旱时开闸，引江水入田；水浸时，则闭闸以拒江水。因此免除了水旱两灾，为农谋利。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仁宗时，就有至和塘之修建。此至和塘建自昆山到娄门，凡七十里长，只有积水而无陆路，后来发明此水塘中建堤，每隔三四里则造一桥以通南北之水，此事详记于邱与权的《至和塘记》。

宋神宗时，有一位昆山人详论苏州水利，他认为环绕太湖之地有二百余里，可以造田；又有沿海之地，亦有数百里可以为田。前者在水之下，后者在水之上。有聪明人将上述之田辟为圩田，而且用适当措施，使水灾不浸，旱灾不干，均成为良田也。这位昆山人建议学古人治水之法，使之纵则有浦，横则有塘，凭人力均可完成。

宋以前一千多年中国经济文化之重心在北方，宋以后则迁到南方来了。包括苏州在内的三吴水利，成为宋以后中国南方经济文化的重要营养源。

当时三吴水利，不但重视水利之兴修，也极重视种子的选择。真宗时，因江淮两浙之地多旱灾，则水田难种，于是派使者去福建取得占城稻三万斛，此为旱稻，满足了旱稻可早熟之期望，而避免了亢旱之苦。

宋室南迁后，江南地区更大力开发，以百万之众大兴水利，并且有大量北方难民，一起参与开发南方的土地。

绍兴五年时，有屯田郎中樊宾建议，江南、湖广等地膏沃之田数千里，无人可耕，如能让北方士民千万人来南方尽耕荒闲田地，则地无荒田，人无遗力，国可中兴矣。于是大兴水利计划，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语产生。不过美中不足者，兼并之事，因之而生。

由于当时豪强的兼并，富者田连阡陌，兼且逃避赋税，因此遂有公田制的产生。政府没收贪官之大量田亩此等田均为官田，于是景定四年，宰相贾似道实行限田之法。

宋代官田租额甚重，元明时继承了。

元代时并将官田经常赏赐给大臣。

此时期蒙古人、色目人视江南如在天上，纷纷想方设法迁来江南定居。回人来江南居住者更多。北方此时来南方设法工作者亦接踵而来，北方人尤为欣赏江南人之技巧精妙。而此时江南人兼并之风更为有增无减，富室奴役贫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因此江南成了少数大地主含蒙古人、色目人及汉人、南人管治多数佃户之局面，而大地主之财富占了天下十分之七。

到了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但田租仍照旧额付与政府，此法南宋时已有。

当时富庶之区在江南，天下的租赋，江南占了十分之九，浙东、浙西又占了整个江南的十分之九。而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及湖州五府又占了两浙的十分之九。而苏州更甚，苏州一府都是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而已。

假使以苏州的田赋与唐代的租庸调制相比，则此时苏州之田赋要比唐代重四五十倍，因而英宗时，松江一地已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因田租太重，遂造成久废不耕之现象。

田赋较苏州稍轻者为松江。宋代征收苏州赋税，夏税付钱，秋税科米，总税额每年不过三十余万；松江则每年不过二十余万。后来因改行公田，赋法遂杂乱矣。

元初之赋税仍照宋制，但赋额则大增。至明洪武时，赋税较元减少两成左右。但永乐即位，赋税又复加重。自万历到明末，赋税仍重，故民间缴赋者，岁不过全年所赋之十之五六而已。此种赋税不均问题，一直到清代亦无改革。

总言之，唐中叶之北方财富，到明时已转到南方，但南方人之生活已较唐代之北方人为苦，亦即显示明代国运不及唐代了。此时财富集中于江南之富豪，小民则水深火热。总算富人对社会事业之关怀，还相当顾及，对于农田水利，当时有进修，也能维持不坏也。

第九篇 第五十章 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唐代中叶前后，是南北经济文化的大转移，同时也是贵族门第之兴衰转移点。东汉以后的读书人因缘际会造成了贵族式的门第，并在东晋南北朝时大盛。要到隋唐科举制度兴起，贵族门第才开始衰落。

于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了。白衣老百姓有更多机会成为公卿了，即使农家子弟亦可一跃而变成士大夫，即社会阶级消融了。

此是由于唐代以后，印刷雕版的发明，使书籍的传播更广泛了。于是民间出现很多藏书家，如王钦若家藏书四万三千卷，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叶梦得超过十万卷，周密家三代积存四万二千多卷等。苏东坡曾写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其中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此乃由于宋代活字版发明，因此书籍当然比唐代远胜多倍了。

其次是读书人多了，学校书院亦随之而多了。因此学术空气自然比从前为盛。

宋初的读书人，多在寺庙中借读，但多是关心世运、治儒术经典古籍，与唐代时人在寺庙中读文选习诗赋、谋科举已大不相同。

此时书院亦纷纷建立，如有名的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及应天府书院，多是模仿寺庙规划而建造。遂由私人聚徒讲学而变成书院讲学。

到了元代，书院比宋代为盛。

直至明代，学术上自由传播则更为方便了。此时贵族门第已不能独擅学术上的私秘，从而使私人讲学更为盛行。宋明时期的自由讲学之风，其风气与先秦诸子讲学时期差可相比，因同为平民学者之自由讲学也。

还有，宋明时期的学者，既非贵族，亦不出世，也不讲功业、礼教。他们讲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会、国家等各方面，而不讲佛老的出世长生之道，亦不讲霸道的君相事业。

自从范仲淹、王安石主张政制改革失败以后，已醒觉到要改革现实，应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当时的关洛知名学者均走上讲学之路。一直到南宋时期，仍一贯保持着此种讲学之风。

北宋中期，学术风气始终是私家讲学。本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很想彻底废除科举，重兴学校，但兴学需要庞大的经费与师资，还要有地方长官的支持配合，故办学实不易。因此只能从发展私家讲学着手。

讲学要有讲堂，有了讲堂，又要有讲义。由于来学之人程度有高低，同时往来无定时，故不能一体施教，亦无法规定日期，因此讲学分成两大派。

一派为陆象山教法，主张因人施教，直指本心。此派传承自程明道、伊川兄弟，重视语录，程氏主张人静坐，便是好学。陆氏近此派。

朱子则主张讨论而不断讲说，与二程有异。

朱子重视选几本重要的书来读，喜欢为古代典籍作注疏。如王安石有《诗》《周礼》的“三经新义”<small>〔编按：“三经新义”为宋代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雾、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之合称，是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small>，成为学校教本并作为科举取士之标准。又如程伊川作《易传》，直到朱子集大成，有《四书集注》，以便让读者各自研读，以补讲堂教育之缺失。后来朱注《四书集注》成了元代取士的准绳。<u>?９９ｌｉb?</u>

简言之，私家讲学是接近陆象山的教学法。到了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讲者不必到书院讲学，只需几次谈话便可成事。

因此，我们可以说，宋明学者讲学之变化，从学校进展来说，是先由寺院私人读书进而到私人学塾的书院，再发展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再进而由地方学校上推至国学太学。

至于私人公开讲学方面，第一期如二程，为私人讲学；第二期如朱、陆，此时期所集门徒有时甚多；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成为非学校的社会的公开讲学。

因而宋、明两代六百年中宋庆历、熙宁及明洪武、永乐除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社会上的学术空气则续有增高，教育要求亦与时俱进。宋明儒之讲学风气之盛，实是在此种环境中产生。

第十篇 第五十一章 满洲兴起至入关

满洲族在明代分为三部：一为海西女真，二为建州女真，三为野人女真。野人女真由于住在黑龙江流域，距中原最远，所以不常来朝贡，但前两个部落女真，明代时每年均来朝贡。

建州女真之祖先为名将李成梁所杀，时在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之翌年，遂与明结仇。

万历四十四年，彼创立后金汗国，以步骑二万，兴师犯明。明四路出兵讨之。每路兵六万，合共二十四万兵。努尔哈赤以六旗四万五千人击败明军于萨尔浒山，明将领死三百余，兵死四万五千余。明以轻敌冒进而惨败。于是明室启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廷弼力主守御，满洲亦不敢轻松出兵，但熊一年后去任，由袁应泰继任，遂失辽阳。

明再启用熊廷弼，本可安定疆土，惜广宁巡抚王化贞主战，与熊之主守意见不合，因此影响战略，广宁遂失守，于是派大学士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使，命袁崇焕守宁远。

时后金建都于沈阳，以十万兵乘机西犯，为崇焕击败，努尔哈赤负伤而死。于是金太祖四子立为太宗，率兵再攻宁远，又为明击败。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此时以不悦于魏忠贤故，廷弼又遭弹劾，以王之臣代之。会熹宗崩，毅宗立，魏忠贤伏诛。袁崇焕复职，此时期流寇兴起。

稍后满洲兵又入关，袁崇焕受反间下狱死，遂使满洲得以直扰山西、直隶。此时满洲改国号曰清，降清汉奸日众，于是清兵四次入关，时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兵败投降。

同时流寇陷北京，吴三桂则开山海关迎清兵入关。此时清人只用三十年时间入关破北京，其原因为：万历中年以后，明政治腐败，兵备废弛，且又轻敌；且明政府常换守将，或诛或罢，人事混乱无方；兼朝臣意见杂乱误事；再加上流寇之内乱，朝廷官兵陆续降清者数十、百万人，明安得不亡也。

第十篇 第五十二章 南明之兴亡

明室初以辽东兵起事，但在神宗万历年间屡次加赋，先后共增五百二十万两。毅宗时又加一百六十五万两，名为辽饷。后来又增加剿饷二百八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先后共加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但正统年以前，天下征收只有二百四十三万两，而此时已增加达七八倍之多，因而民穷财尽，流寇等乱源遂起。

且当时又值荒年，陕西延安人民有食榆树皮、石块者，甚至有父子、夫妇互相交换小儿为食者。于是有叛卒、驿夫、饿民结伙纷起，造成乱源。最初有高迎祥者，窜扰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省。

接着又有李自成、张献忠扰乱甘肃。高迎祥被诛后，李自成继称闯王。此等乱党，到处掳掠十五至四十岁的民人为兵，并有号令法律。

考查以上流寇不能速平之原因，由于地方分省制度不当，因元人尽废唐宋之制而自行分省建制。总之，元、明、清三代无藩镇专制之忧，以致平日无准备，而无法禁息乱民之平地突起也。

明代北部既陷，南方则有诸王争相拥立，计有：福王在南京，唐王在福州，鲁王在浙江，桂王在肇庆。但不到二十年，上述诸王相继破灭。

清军之入关而能急速灭南明，由于汉奸之助，于是清人论功行赏：

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居云南。

封尚可喜为平南王，居广东。

封耿精忠为靖南王，居福建。

“三藩”不能自安，于康熙十二年自请撤藩，竟得许可，遂作反。当时耿、尚各有藩兵八千，吴三桂则领绿旗兵一万二千，再加余丁四千，共有一万六千。当时清廷要付之兵饷甚重。清廷已内定撤藩，三藩内心实不愿撤，于是吴三桂首先发起反清，滇、蜀、湘、桂等六省响应，康熙十七年吴三桂死，不久三藩乱平。

三藩之失败，主要是吴三桂不得人信仰，且三藩内部不一致。三桂晚年力衰，已无锐气。又加清主玄烨年少力壮，借汉人之力而平乱，遂由明而转清代。

第十篇 第五十三章 清代之政制

清代十主，共二百六十八年。

清人统治中国后，初对汉人十分猜忌，努尔哈赤十分排汉。至清太宗则改采怀柔政策，并尽量利用汉奸协助管理，于康熙时尤甚。到雍正时，其人刻薄猜忌，施行高压政策。至乾隆时，大局已稳，高压更甚。

至于清之政制，仍师明室不设宰相，以大学士理国政，君王则实施独裁。

雍正时特设军机处，其权力大过内阁，然军机处并非相职。此时外廷不得预闻。

至于六部只是中央行政部门，其权力则不大。当时虽仍有给事中，但只是御史官性质，对朝旨已无封驳之权，大权则全由帝王掌握。

此时之政权集中于中央内廷，各省总督、巡抚常以兵政凌驾于民政之上。

逢国家有大兵役，有皇上特派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主理之，督抚则无权主管。

承平之时，各省均用满人为驻防将军，甚至汉人之绿营亦多用满员。

国家之税收，全用来养兵。

而各省督抚亦多用满人为主，偶用汉人者实出于不得已也。后来用汉人，但忌用江浙人为主。地方亲民官似无甚机会升迁，亦无发挥之权力。

三藩之乱平后，各省钱粮有余者，悉数缴到中央收藏，不准地方存留，因此地方无建设可言。

雍正以后，更收紧地方银饷，地方更无余款。

当时之翰林编、检等官及地方之道、府长官，均不得奏折上疏言事，并严禁读书人建议军民利病。

最要者，清政府划山海关以外之地为东三省，其政制则与内地不同。

清室对汉人管制甚严，但对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人民，则按旧俗松弛管辖。并不让汉人任职理藩院，以免汉、蒙两族人有交接联络，则自然易于统治管理也。

清又沿用元明严刑，以残虐汉人。

至于汉化之程度，则清比元代为高。但其为狭义的部落，政权则毫无分别也。

第十篇 第五十四章 清代之军事

清代之军力并非最强，主要是明政治腐败，再加上有汉奸之助力，才得以击败李自成、张献忠。且其平定三藩时，乃全国汉人为将，并由绿营兵正式代替旗兵才能成事。

当时清军所用绿营兵达四十万之众，作战云贵地区，乃靠绿营兵冲前，旗兵随后，稍后又占服新疆、西藏、四川等地，亦靠赖绿营兵，且清军此时已识用炮，遂使蒙、回等败北。

清军所任用之大将多为汉人，如康熙时有姚启胜、施琅助定台湾；雍正时征服厄鲁特有年羹尧与岳钟琪，收复苗疆之张广泗；乾隆时靠岳钟琪胜金川之役；嘉庆时傅鼐征服苗族，李长庚平定东南沿海，杨芳、杨遇春等平定川楚；道光时杨芳平定回疆等。事业由汉人创，功赏由满人得。

到乾隆时，清军已几耗净，乾隆虽自称十全武功，但已是强弩之末矣。

乾隆多次用兵，军费使用颇巨。如初次金川一役，用兵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用去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用九百余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用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零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总计一万五千万两以上。而其中缅甸之役，历时二十余年，尚未竟功。

当时用满兵作战之费，多于用汉兵一倍，因此乾隆卒用汉兵多于满兵，为节省军费也。

乾隆好大喜功，所耗军费庞大，遂至清代之衰运来临，不可避免。

第十篇 第五十五章 明末遗民与清初学风

清人入关后，明代士大夫激烈反抗，尤其以江南一带最盛。当时清人武力不足，对汉人初甚宽容，即容许开科取士，并开放政权，对传统汉人之政制接纳让步。

首先，北方之士大夫与清政府妥协。但清政府颇用手段，一面照旧制保持汉人习俗，一面严行剃发令，要汉人文化上屈服。在清军高压政策下，汉人不得不屈服，而南方士人反抗之心仍较烈。但为了应举做官，不陷入耕农经商之穷途，则唯有与清政府妥协，参加科举。而明末遗民，不屈服于清代科举者，则有如下几项出路，如：方密之之出家，吕晚村之行医，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园之务农，张杨园之设处馆讲学，李二曲、王船山之隐居，刘继庄、李恕谷之担任游幕以及顾亭林、吕晚村之经商等。明末遗老们不愿转职者，则致力于学术文化工作，他们为了反清复明，竟有主张恢复封建者，盖有封建，便会有大门第，便容易在社会分裂情况下推翻旧制度。士大夫之笃实学风与坚贞志气保持数百年之久直至清末。此股力量，使清以武力夺得政权以后，不得不考虑应维护人心之安定。

于是清政府一面解放其政权，一面尽量推行汉化。此点于清初康熙帝尤为用力。

康熙由青年时勤学以致咳血而仍不放弃苦读，即使三藩乱起，仍勤读不辍，终于到达无不通晓之境地。而在委曲求全下之中国士人，亦以明末遗民为榜样，因此在参与吏治方面亦甚用心而踏实，遂使清初政况稍胜于明代中叶。

清初以来，反抗清政权较烈的江浙一带，因鄙视清政权而影响及于轻视科举制。

当时江浙士人以不应科举之家传经训为最有声望，最有骨气。

当时清代只有官办的书院收买贫苦之士人，如当时有名儒如全祖望、钱大昕、李兆济等，无志仕途，则唯有入书院讲学以维生。

当时江浙地区较其他省份富庶，因此藏书亦多于他省，如乾隆朝之《四库全书》共七套，内廷占四套，而江浙占三套，存于扬州、镇江及杭州各一套。可见江浙之学术气氛较他省为高。故江浙考证汉学之风在抗异族抗现实之情况下，始终持之不衰，不过却由爱好民族文化转变为纯学术之探讨，而脱离了现实。

第十篇 第五十六章 清代之政风与洪杨之乱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过的比较平稳安静的日子，但乾隆下半期已步入衰运。这是由于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康熙宽仁为怀，到雍正虽治政精明，却刻薄；乾隆则好大喜功，但国富民强。康乾时期相当于唐代贞观与开元、天宝。

清室之衰落，除帝王日衰外，还加上满官之贪污放肆。如乾隆晚年之和珅为相二十年，贪污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国库十年以上之岁入，于是遂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语。当时外省疆吏亦兴起贪渎之风。

由于清室满人贪腐，遂使汉人志气堕落，吏治日坏。洪亮吉嘉庆年间上疏，谓：“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洪氏又谓：“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之前。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已不顾及民生吏治。由于吏治差，各省遂有亏空。此乃由乾隆四十年后开始。地方官吏，已不顾及民生，而只是横加赋敛，刮民脂民膏以利己殃民。

此时期户口激增，而民间经济日坏。遂至乾隆末年，民变频频发生。如乾隆三十九年有王伦临清之乱，四十六年有甘肃回叛，六十年有湘桂苗变，稍后又有川楚教匪等。川楚匪乱直至嘉庆七年才平定。

川楚匪乱达二百万人，波及燕、齐、晋、豫、秦、蜀诸省，自称官逼民反，清廷历时九年才平定之。此时满族兵力不足以平乱，乃靠地方团练平之。继起又有浙闽海寇，山东天理教平定后，至道光末年乃有洪杨大乱起。

起初洪秀全、杨秀清用“天厌满清”“朱明再兴”等口号，亦自称官逼民反。当时有人利用宗教煽惑鼓动农民反政府，洪秀全用天父天兄的造托，在广东山区吸引农民扰乱拥戴。洪杨革命最重要之一点，是他们能明白举起种族革命的旗号。

太平天国二年，洪秀全等提出满人十余万民众如何能管制汉人五千余万大众，此一种族之争，成为制胜清政府最响亮之口号。

洪杨反清又利用当时广东之三合会，洪等强调三合会志在反清复明，即借此恢复旧山河，以建立新朝。洪杨乃利用此民族旧恨，以鼓吹反清，较前更烈也。

洪杨官制，王分四等，侯分五等，其下有六官丞相，殿前检点、指挥、将军等，在军事上则有军帅统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下辖五师，一师辖五旅，一旅辖五卒长，卒长各领百人，并辖四两司马等。

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分田为九等，各按家口多寡以行分田。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等。

天朝并颁下多项禁令，有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娼妓，禁畜妾，禁吸鸦片等。

天朝诸王入南京，内讧日烈，各王互相残杀，洪秀全乃专用长兄洪仁发安王及次兄洪仁达福王，自此众叛亲离，仅剩之翼王石达开亦一去不返，因此洪杨败局已定。其前后十五年，据金陵十二年，扰乱十六省，终归于失败矣！

第十篇 第五十七章 咸同中兴

平定洪杨之乱的，并非清政府及其朝臣，乃是靠一班读书人及农民。当时曾国藩平定金陵洪杨乱事后，推满臣官文奏捷。

由于洪杨用耶教宣传，引起农民之不满，于是曾国藩用农民组成的湘军遂起抗拒之。曾氏之反洪杨，乃不满洪杨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贾以纳息，谓货皆天主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主张要读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因之激起民变。洪杨之失败，并非不能够推翻清政府，而是不能推翻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信仰与传统习惯。

洪杨当时在南京而不北上，乃因长江有舟船可资利用，故不想再去北方。

而湘军却有荡平天下、安定邦国之理想及心理准备，且曾氏用兵亦有计划与推行之步骤，并一身以天下为己任，他同时网罗人才，提倡风气，重视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人才济济。

洪杨入南京后，互相残杀，任用家人，而众叛亲离。文治制度方面，又不上轨道。亦不能广泛吸纳人才。一无建树，安得不败也。

洪杨之乱平定后，捻回之乱又起。清廷无法，仍得靠赖湘军。

曾国藩于同治三年克复南京后，命部下率军赴皖鄂交界处剿捻。曾荐李鸿章自代，同治六年捻平。接着左宗棠又平定甘肃、新疆之回乱。李、左同为曾国藩一系人物也。

曾、左、李加胡林翼，同为同治中兴之人物，但他们能平乱，却不能办治事。又因清政府猜忌汉人，故不能推诚大用。兼具胡林翼早卒，曾、左一直驰骋于疆场，未能为中央大臣，对朝政并无贡献。故乱事虽平，但吏治仍然腐败如昔，社会元气又大伤，朝政当然无法振作了。

第十篇 第五十八章 晚清之政局

清代的部族政权，咸同中兴以后，即趋衰落。首先是外患纷起。

道光十八年，政府派林则徐赴广州禁鸦片，终于不敌洋寇，于二十二年订立《南京条约》，割香港给英国，并许五口通商，称为鸦片战争。

咸丰七年，英法联军陷广州并进侵天津，陷大沽炮台，后侵入北京，圆明园被烧。

光绪五年，日本灭琉球。

光绪八年，与俄定喀什葛尔东北界约。

十年，中法战起，败而失安南。

十二年，与英订缅甸条约，失缅甸。

十九年，英法逼暹罗废止入贡中国。

二十一年，中日战后议和，割台湾，失朝鲜。

二十三年，德占胶州湾。

二十四年，俄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

二十五年，法占广州湾。

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北京，光绪逃西安。

二十七年，订辛丑和约。

二十九年，日俄以我东三省为战场。

三十一年，与日订满洲协约。

宣统二年，外蒙、库伦携贰，日本并灭朝鲜。

三年，英兵侵占片马。

东西方势力侵入中国，清室愚昧无法适应，以致丧权辱国。

其次，清室内政腐败，财政极度困乏。

再者，清廷官方无能懦弱，捐钱可得官职，当时捐百余金可得佐杂，千余可得正印，即道、府之官，亦不过三四千金可得。

另外尚有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至一千三百余人。山东工赈，保至五百余人。吏途如此混乱，官方当然无法上轨道矣。

因此，有人思以变法图强。但清廷满官以为祖法不可变，且汉人亦随之腐化，主正义变法者日少，因此变法图强者，只是空话而已。

且当时思变者，只知兵事外交，而不知民政内治；只知朝廷洋务，而不知有国民国务。即使上述局部思变，亦遭当时人之反对。因此思变之事务，时日迁延甚久。外患时刻逼近，政事迟迟不进，遂使识时务者转移到人才与教育方面着手。

于是当时遂有人兴起办学校废科举。

首先办学校者，大抵只关乎研究语言文字，以及军事与机械制造。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及湖北武备学堂等，此等学校皆由地方督抚筹办，而中央发起。

继而有普通学校之设立，如光绪二十二年上海设南洋公学，内附设小学；天津设头二等学堂，上述均相当于今之中学。至光绪二十四年，开始筹办国立京师大学堂。至庚子政变后，二十七年，始有复兴学校之议。内有速成科及仕学、师范二馆，略近当时之科举思想而已。此种晚清之兴学，亦与北宋之书院讲学无法相比，甚至亦不及魏晋南北时代的佛学寺院。其目的只是为入学者出来后得一职位与地位而已，可称为“洋八股”“洋翰林”。

因此，废弃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而以学校为替代。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出现。

第十篇 第五十九章 晚清之政治改革

晚清之政治改革，首先是戊戌政变，接着便是辛亥革命。

政变之改革，仍可允许清王室存在，待到王室与满洲部落及旧官僚合作拒绝改革，遂主张一并推翻清王室。

戊戌政变历时百日，故又称百日政变，或称百日维新。此政变实际上历时九十八天，其失败之原因，在于政变人士依靠皇帝而发动，而皇帝并不可靠。光绪易冲动而机警、严毅不足。当他读到康有为的《波兰亡国记》及《突厥亡国记》时，涕泗横流，富感情而不够严毅沉着。

其次是此种变法，并非革命。康有为只是一工部主事小官，无权无位，故无法推动政变。

另一失败原因是政令太快太速，无按部就班之条理与方案。

而且当时旧势力仍十分顽强，足以阻碍改新运动之推行。结果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被杀。但因此而激起更大之反响，使满洲政权早亡。

戊戌政变后，庚子拳乱随即发生。满洲部族政权利用排外之拳民来维系其政权。因拳民排外而不变法，于满政权有利而无害也。

此时期，满洲贵族有意组成一排汉之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二年组成之内阁，满七人，蒙一人，汉军旗一人，汉四人。此时汉人反满唯一之途径，唯有推翻满人政权。光绪、慈禧同日逝世后，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监国，兼自统禁卫军，并由其弟载洵统海军，载涛为参谋大臣，并组成新内阁，满人增至九席内五人为皇族，汉人四，此满汉之界限益显。因汉人不满，唯有革命爆发之一途。

第十篇 第六十章 辛第亥革命后之政局

戊戌政变本来是曾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所希望的政改，此种改革是牺牲较少的和平改革，但不成事，唯有由社会发起之辛亥革命来完成，此乃由于清政权不明事理，死握政权所致。

因此辛亥革命爆发，清王室退位，但推翻后须建立一有理想之新政府，则不是马上可成，而是一艰苦工程之开始。

此时期维护清王室之旧势力反间猖獗。此等旧势力乃依附于各省割据之军人，既导源于元明行省制度之流弊，亦受洪杨以来各省督抚离心态度之演进，遂演变成民国以来之督军。如当时袁世凯能忠心于民国，则不易发生如此众多之兵变。当时全国各地军队多达二百万人，有人统计，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来，各地兵变达一百七十九次之多。且军阀们生活腐化，而国家民族为扫荡此辈军阀，遂元气大伤。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局势始见安定下来。

同治、光绪年间，主张船坚炮利。

戊戌政变以来，所变在法律政制。

民国以来，即有文化、社会之革命。

文化革命有人起来大呼“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口号。

社会革命则主张工农无产阶级专政以夺取政权，并以“创建苏维埃政府”为口号。后来有人出来遏止此种革命风气，费力十分巨大，国家亦大伤元气。

自民国四年日寇侵华开始，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四省被侵占，一直到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才一致对日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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