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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第一章 从“追赶”到“超越” 一、“一出国，就爱国” 《中国震撼》出版后反响不小，不少地方请我去演讲，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和听众进行互动，每次我都告诉听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而且越尖锐越好，要公开辩论也可以。确实，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如果经不起别人的质疑，那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研究应该经得起最挑剔的质疑。不久前，在上海某知名大学谈中国崛起与中国话语，一位年轻教师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提了一个问题。他是这样问的：“张老师，听完您的讲座，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中国人要求移民，您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留在中国？”下面不少人笑了，大概感到这是一个刁钻的问题。不过我也笑了，我告诉他：“您可问对人了，因为我认识的海外移民朋友太多了。”我说：“我非但不会劝人不要移民，我还要鼓励他们移民呢，因为对于移民海外的国人，我有一个粗粗的估计：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比例至少有70％，那些在国内骂得越多的人，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他们对欧美的印象是电影和广告上看来的，和真实的西方差距太大了，结果出去后失望者众多。”我告诉这位提问者：“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我顺便告诉他：“如果你想移民美国，我给你支个招吧，我对纽约还算熟悉，你要从上海去纽约，不妨从浦东机场或者虹桥机场起飞，到纽瓦克机场降落，你可以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如果你有胆量，我建议你还可以尝试一下在纽瓦克住一夜，看看晚上敢不敢出去散散步。”我还告诉他一条额外的信息：纽瓦克有个医学院，一位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学院最发达的科目是枪伤科，因为那个地方时有火并。 我们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把美国吹得天花乱坠，忽悠中国老百姓。但只要对美国真实状况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由“三个世界”组成的国家。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那你的命运恐怕比在许多非洲国家好不了多少：吸毒、抢劫、街头火并等可能与你须臾不离，你的最大感受恐怕是失望和恐惧。如果你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像不少中国留学生那样，进入了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但从过去20来年的情况看，情形也不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些年来，你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吗？你拥有的资产增值了吗？你对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有信心吗？恐怕给否定回答的将不是少数，说不定你还会像许多美国人一样，质疑“美国梦”风光不再的原因，甚至同情“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如果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闯进了美国的第一世界，我也祝贺你，不过这种成功的概率比你在中国成功的概率可能要低很多。 其实，过去30来年，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假如你生活在中国，你的财富可能已经增加三五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国，你的收入可能走了下坡路，你的财富也可能因为赶上了金融危机而缩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伟大时代和机遇，又赶上了西方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至今都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头之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势头和规模崛起，多数人的财富在迅速增长，当然这个过程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而美国确实在走下坡路，过去的20来年里，多数人的财富没有增加，而是减少。美国是否可能扭转其总体的颓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推动实质性的改革。世界在巨变，中国进步快，美国退步也快，一进一退，双方的差距就缩小了，不少领域双方的情况已开始逆转。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 我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去过无数次美国，走访了所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国人的印象中，西方成了“发达国家”的同义词，但我在西方国家走得越多，我就越感到西方国家内部差异巨大，“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情况比比皆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第三世界化”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我曾引用过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2008年访问上海、北京、大连后的感叹：“相比之下，纽约更像第三世界”，这种感受是真实的。美国所有的大城市内部都有庞大的第三世界街区，外人一般不敢涉足。法国大中城市的城郊接合部、马赛市的大片城区、意大利从那不勒斯开始的南部多数地方等等，都给人一种第三世界的感觉。最近几年，美国自然灾害比往年多，由于基础设施严重失修，许多地方出现“逢灾必停电”的状况，成百上千万户的居民深受其害。美国前能源部长比尔·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惊呼“美国的电力系统还停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近十年来鲜有进步，各地电网各自为政导致了效率低下、抗灾能力差”，他说“中国是美国学习的榜样”，希望美国能像中国一样大规模地投资改造自己的各种基础设施。 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法国2003年一场热浪袭来就导致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每个新年之夜法国都有上千辆汽车被无业人员烧毁；首都巴黎的治安也每况愈下，这些年当地华人甚至说：“巴黎只有两种华人：一种是已经被抢过的，一种是将要被抢的”；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南部，美国政府的救灾毫无章法，新奥尔良市顷刻成了犯罪和死亡之都；意大利南部最大城市那不勒斯多年来垃圾满城，臭气熏天，政客们连如何处理城市垃圾都达不成共识。意大利一位前领导人曾亲口对我说：“我向中国总理建议过，由中国公司出资来收购意大利航空公司和罗马机场，让中国人来管。”我自己也对希腊学者说过，希腊政府的治理水准确实不高，如果从中国派个团队，可以治理得更好。 今天国内一些人还天天在贬低自己的国家，开口闭口西方如何，对于真正了解西方的人，着实有点贻笑大方。其实西方也好，中国也好，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而是要平视，唯有平视才能把自己和对方都看得比较清楚、比较准确，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 国内流传了一种说法：西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国是“好脏好乱好热闹”，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多数中国人的确害怕寂寞，喜欢热闹，所以即使有“好山好水”，时间长了也寂寞难耐。但这个说法只是看到了西方“好山好水”的一面，没有看到西方“好脏好乱”的一面。我讲的西方内部的“第三世界化”，其主要特征就是脏、乱、差，还要加上吸毒泛滥与各种犯罪情况频发。同样，中国确实有“好脏好乱”的一面，但中国壮丽秀美的大好河山还在，“好山好水”的地方也非常之多。尽管中国也像西方历史上一样，为自己的工业化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但中国模式总体上的纠错能力比西方模式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引领世界的新能源革命，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由过去解决温饱的“雪中送炭”阶段进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的“锦上添花”阶段。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好脏好乱好热闹”一定会转变为“好山好水好精彩”，古人说的由“乱”到“治”也包含了这层道理。 还是回到移民的话题吧。随着中国的崛起，移民问题将越来越去政治化，变成钱锺书所说的“围城”现象，即“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换一种方式生活早已是全球化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必做过多的政治解读。此外，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任何一个谣言都可能忽悠一大批不明真相的人，一个“去伊拉克可以发财”的谣言，大概可以让10万人上当，一个“去阿富汗可以发财”的谣言，大概可以再忽悠10万人。这些年，中国“公知”编撰的美丽动听的美国故事早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很多移民美国的国人竟然以为美国拥有“优厚的社会福利”，对美国的资金监管、税收、遗产继承等均毫不知情，直到移民美国后才恍然大悟，但悔之晚矣。 中国人口基数大，移民的比例迄今为止仍然非常之小。以我自己的观察，即使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而移民欧美的所谓中产阶层人士，绝大多数都把自己的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至少今后的二三十年内，中国仍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也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从2009年的2万亿美元一跃到2014年6月的3.99万亿美元，远远领先世界外汇储备第二大国日本的1.28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的32％）。"留学人员回国已成潮流。2012年当年留学回国人员已达27.29万人，同比增长46.56％，占当年出国留学人数的70％左右，形成了“史上最大的回国潮”。2013年，回国的留学人员再创历史新高，达到35.35万人，比2012年又增加了29.53％，也就是8.06万人，相比之下，当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仅增长3.58％。专家预测，未来五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有些人担心贪官移民，其实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加，贪官迟早要被通缉遣返回来，赖昌星都被遣返了，其他贪官还能持续在逃多久？ 从中长期的战略视角来看，适度规模的移民其实对中国的利远远大于弊。世界上最具有移民倾向的肯定不是中国人，而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就是英、美的主要族群，过去三个世纪中他们移民到了全世界，按人口比例，他们一定是移民最勤的族群。但回头一看，效果不错，英国的影响力随其移民和语言也扩散到全世界，使英国至今享受着远超其国力的国际影响力。一些老喜欢把中国移民问题政治化的人，不妨思考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台湾地区已经“民主化”20多年了，台湾的人口是2 300万，比上海还少，但一般估计，至少有150万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生活或学习，如果一定要从意识形态解释的话，这不就是“用脚投票”吗？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大陆过去30多年如此大规模的留学生现象。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到2013年为止，留学生人数加在一起共305.86万人，其中72.83％学成后回国发展。假设中国移民的人数能达到留学生一样的人数，那也才300来万人，即使再增加两倍，也就是900多万，少于我们一个苏州市的人口。这些人以后回来也好，长期待在海外也好，保留中国籍也好，加入外国籍也好，对中国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全球。如果有一批人愿意克服重重困难，在海外安营扎寨，并最终加入到推动中外关系的事业中来，海内外华人一起推动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这才是真正蔚为壮观的前景。 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曾提及，有媒体问我，你是不是认为中国已经比欧美好了，我说，我没有说过欧美比中国好，也没有说过中国比欧美好，因为这样的比较太笼统、太简单。如果你看重的是官方汇率计算出来的人均GDP，那么非洲的赤道几内亚都比中国好，但它首都一半居民连自来水都没有。如果你像大部分国人一样，认为只有拥有房产才有幸福感，那么中国比瑞士要好得多，瑞士住房自有率只有中国的一半。如果你喜欢社会治安好的地方，那中国比美国好无数倍。如果你喜欢吃西餐，那么法国更好。如果仅从有品质的生活角度来说，一个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中国人生活在上海或者海南应该比生活在纽约或伦敦自在和舒服得多。对于一个仍在奋斗的年轻人，中国能够提供的发展机遇也远远多于西方。 突然一想，国内极端自由派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就是他们想象中的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吗？当这张王牌也失灵的时候，他们还剩下什么东西来帮着美国忽悠中国呢？而这种王牌的日益失灵已是一个趋势。中国崛起的广度和力度及其所提供的大量发展机遇，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够亲历、参与和见证这个充满奇迹的时代当属真正的幸运者。如有人要放弃这种幸运而移民，把自己国内的位子让给别人，还极有可能培养出更多的爱国热诚，那岂不是太好了吗？ <hr /> 注释： 第一章 从“追赶”到“超越” 二、从中美首脑峰会说起 “一出国，就爱国”也是一种历史记忆。2013年6月7日至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中美高峰会。这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也就是28年前中美之间举行的另外一场元首高峰会，一场我本人亲历的高峰会。2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中国与美国呈现了此长彼消的发展大势，中国“追赶”的速度之快、“超越”的势头之猛，令人感叹万千。 1985年7月下旬，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访问美国，随行的还有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姬鹏飞等。我随团出访，担任李鹏副总理的英文翻译，参加了这次很有意义的外交活动。李先念是一位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立下卓著功勋的战将，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卓越领导人。从1954年开始，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长达26年。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当选为国家主席，出访美国时已76岁高龄。我印象中的李先念既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不乏幽默的长者。 记得出发前一个星期，全体出访人员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预备会，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向大家汇报出访的准备情况，他提到白宫欢迎晚宴正厅限定参加人数，中方为14人。李先念笑着说：“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当介绍到出席白宫欢迎宴会要着民族服装，请大家穿深色中山装时，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道：“美国不是最讲自由吗？怎么还要统一着装？” 比较28年前后的两次中美首脑会晤，最大的差别首先是形式。李先念主席的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美。美国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詹姆斯·利利（James Roderick Lilley）在访问前对记者吹风：“此行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1985年7月21日上午10点，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南草坪为李先念主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李先念主席和里根总统分别致辞。里根10天前刚做了结肠肿瘤切除手术，就来主持这个仪式，对中方客人彬彬有礼，热情友好，致辞时还两次使用了中文，一次是说“欢迎”，另一次是说“互敬互惠”。李先念答辞也很得体：“总统先生，看到您迅速恢复健康，我感到十分高兴。你现在亲自接待我，使我深为感动。” 国事访问有光鲜亮丽的一面，如隆重的欢迎仪式、盛装的欢迎晚宴等，中国当时确实十分看重这些礼仪和形式。一个刚刚走出“文革”内乱，现代化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大国，渴望得到外部世界的足够尊重和平等待遇。今天中国仍然看重这些礼仪和形式，但我们已经可以放下这一切，因为我们更自信了，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我们已经很乐意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更为随意、更为务实的非正式会晤。 正式的国事访问有其长处，但各种礼宾的繁文缛节经常会占用双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28年前的访问中，双方考虑到里根总统刚刚动过手术，只为他安排了三场活动，一是欢迎仪式，二是正式会晤，三是欢迎晚宴。细数一下，双方首脑交谈的时间并不多。欢迎仪式上，双方领导人只做了最简单的交谈，然后就是照本宣科的致辞。随后的正式会谈只有一个半小时，翻译又去掉了一半时间。欢迎晚宴的安排，按照美方当时的礼仪，里根总统与李先念主席的夫人林佳楣坐在一起，李先念主席与里根总统的夫人南希坐在一起。我着实感到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似乎不多。 我陪李鹏副总理和乔治·布什副总统坐在第二桌，望着两位国家元首和夫人的第一桌，发现他们确实没有太多的交谈。倒是没有夫人在场的李鹏和布什坐在一起，交谈甚欢。布什展示了自己对中国的喜爱，戴着自己在中国购买的“上海牌”手表和中国生产的领带，除了交谈外交和战略的大话题外，他们主要聊的是周恩来。布什说，他对基辛格很有意见，因为在北京担任中美联络处主任的时候，基辛格会晤周恩来总理时从来不让他参加，未能见到周恩来是他一生的遗憾。 会晤形式的变化也反映了两次访问的定位差异。28年前出访的定位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美国”，目的是“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关系，加强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而这次习奥会晤则被定位在“战略性和历史性的会晤”。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会晤就提出了三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不仅是我们两国人民关注的事，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事。我们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在会晤中强调“中美两国一定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来。要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双方应该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互相尊重、合作共赢，以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也是国际上的重要关注，因为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是世界稳定的压舱石，是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这番话的背后是28年间中美双方实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迅速崛起，令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感到了震撼。1985年我们访美的时候，中国经济规模连美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8年前，中美一年的贸易额只有60亿美元（1984年），今天中国一天的贸易额就超过100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世界上多数权威研究机构都预测：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经济总量在奥巴马任期内将超过美国；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话，中国经济总量在习近平任期内将超过美国，这些都将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件。28年前，里根总统在欢迎李先念主席的致辞中说：“中国近年来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美国作为朋友，感到高兴。”今天奥巴马总统欢迎习近平主席时说：“我们非常欢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继续和平崛起。我们认为，一个和平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全世界、对美国都有利。” 28年前讲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8年后讲的是“一个世界强国继续和平崛起”，这种措辞的变化折射出的是中国实力的沧桑巨变。28年前的访问中，考虑到李先念主席年事已高，他的活动安排相对较少，但美方已经预测到李鹏可能出任中国总理，所以给予李鹏非常特殊的礼遇，为他安排了专机和长达四天的单独行程。对李鹏来说，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考察和借鉴美国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李鹏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鼓励美国加大对华投资和转让技术的力度。在四天内我们先后考察了布莱特乌德核电站、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福特汽车公司、密西西比河航运系统、胡佛大坝、兰德中心、硅谷、斯坦福大学及其在硅谷的产学研机构等，李鹏一路走来，不停地提问题，不停地记笔记，认为美国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回顾过去这些年，中国借鉴和学习了美国和西方的许多有益经验，全面地改进了我们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更为宝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李鹏在访问的一路上也告诉那些质疑中国政治制度的美方人士，中国坚持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学习和借鉴美国乃至其他国家一切值得借鉴的东西。 28年飞逝而去，真是弹指一挥间，但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个例子让我感触尤深。28年前，我们抵达芝加哥，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新鲜，从高速公路到超级商场到摩天大楼，对我们而言都是很开眼的东西。李鹏会见了芝加哥企业界的人士，见了芝加哥市长和伊利诺伊州州长，希望美方多来中国投资。但28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多数的州和城市都深陷债务之中，芝加哥市和伊利诺伊州也不例外。今天美国的州长和市长似乎都在找机会往中国跑，希望中国去他们那里投资。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Michael Daley）在任期内已5次访华，2010年他专程造访了中国5个城市，推广“芝加哥—中国友谊项目”。他反复强调芝加哥在地理上和经贸领域都“位于美国心脏地带”，并承诺把芝加哥打造成“对中国最友好”的美国城市。他力推中国企业家到芝加哥投资，特别是投资总部营运、基础设施、机场合作、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业务、办公和物流配送中心等领域。他还亲自体验了北京至天津的高铁，希望中国能够帮助芝加哥建设高铁。戴利市长还在芝加哥推广汉语教育，强调“任何一个全球未来领袖，都必须学中文，从而了解中国。芝加哥要一直保持国际城市地位，更要如此”。在这次习奥会晤中，奥巴马也对习近平说，美国鼓励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 另一个例子是技术转让。28年前，李鹏在会晤布什之前，与我打招呼。李鹏心很细，说会晤中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词汇，让我事先准备一下。他说他会提及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问题。当时电脑对大家还是个很新鲜的东西，李鹏向我简单解释了cpu和64k等概念。与布什会晤时，李鹏就提到了美国的电脑技术发展很快，远远领先中国，但对诸如64k电脑这样的技术转让还设限制，有点说不过去。布什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表示这些问题可以由双方相关部门去商谈。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对中国技术转让限制是最严的。这次奥巴马对习近平说，美国将采取措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他的话要真正兑现，恐怕不容易。好在中国人很聪明、很努力，也很争气，过去28年里，中国在电脑电讯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中国的联想公司已经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最近又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变成了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公司；中国的华为公司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讯基础设施制造商；中国自己研发的4G通讯技术标准也被世界所接受。 中国在火电、水电、核电、特高压电网、地铁、高铁、造船、装备制造、预警飞机、海底勘探、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都“赶上”甚至“超越”了西方，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虽然我们在一些领域内与美国还有差距，但总体上，中国追赶的速度很快。现在世界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与前两次技术革命相比，中国今天的准备比前两次革命时充分得多，很多领域中国已与西方大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使在技术上暂时落后的领域，中国也拥有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人才资源、资金积累和市场规模。 与28年前中美首脑会晤相比，这次习奥会晤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中国领导人展现出的自信和中国话语的崛起。坦率地说，多年来，在中美关系中，总体上看，美国处于主动，中国处于被动，美国不停地提出新概念，中国被动应付的情况较多。这次会晤扭转了这种趋势。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曾写过，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大担当；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需要拒绝沙文主义；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大国意识，我们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强势话语，并以此来影响美国人的世界观，力争重塑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关系的看法和期待。我们从战略高度和人类未来的视角来探讨中美双方关心的所有问题。我们的领导人不卑不亢、理性从容、侃侃而谈。 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双方需要“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习近平也是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全球的视角切入，指出：“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已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关系。中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增强机遇意识、共赢意识、创新意识，深化和拓展双边经济合作，努力挖掘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他提请美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注意“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简而言之，从首脑会晤形式的变化到中国实力的崛起和中国话语的崛起，这就是28年前后两场高峰会差异带给我的最深感受。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已经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取得了主动权；我们把中俄关系界定为“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我们的海军舰艇最近也“造访”了美国的专属经济区；我们的领导人接连走访了亚非拉和欧洲，然后又访问了美国的三个近邻，并在哥斯达黎加会晤了8位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这真有点像美国总统先到老挝访问，并约见五六位东盟国家的领导人，然后再抵达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而且这一切做得自然、大器、有理有节，使人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爽”。一个大国就应该这样自信，就应该这样出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展现自己的力量、担当、分寸和节奏；一个大国领导人就应该不时地约约其他大国的领导人，除了谈双边关系外，一起喝喝茶，散散步，谈谈哲学、理念、战略和未来，谈笑中亦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指点一下迷津，让他们适时反思一下自己的种种问题。中国这种战略和外交的调整，中国这种话语的崛起，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高兴，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感到高兴，全世界中国的朋友都感到高兴。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中国看成是大国，遗憾的是我们国内还有不少“大国小民”，到今天还觉得“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好在中国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只要我们继续沿着中国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走下去，借鉴西方和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同时也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中国就一定能在迈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为人类、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hr /> 注释： 第一章 从“追赶”到“超越” 三、扎卡利亚的问题 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是美国的著名时事评论家，也是美国有线电视王牌节目《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的主持人。他视角独特、言辞犀利。2013年12月3日，在二十一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他对我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问会议主席，应该详尽地回答还是简短地回答这个问题？会议主席说，只能一分钟，因为会议已经超时一刻钟了。我说：“我只需要半分钟，也就是一句话：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关于中美制度比较和超越，我准备在第三章中再细谈，这里仅从国际比较视野来谈谈中国的“赶超”。 我们讲“追赶”也好，讲“超越”也好，都需要进行一些横向国际比较，才能看清楚、说明白。过去20年，我们消除贫困的人数，我们新增加的中产阶层的人数，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实超过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与世界其他国家作一个比较。我们不妨把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分成三类：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发达国家，然后进行跨国的国际比较。 首先，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除贫困，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超越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过去30年里，世界上8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2013年4月19日如是说：“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中国已成功帮助6亿人脱贫。”比尔·盖茨2013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是这样评价中国扶贫经验的：在短短30年内中国帮助约6亿人口摆脱贫困。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中国粮食生产率每年上升了2.6％，农民收入翻了15倍，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此外，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机，其所取得的突破性科技发展能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最贫困的人口过上更加健康、更富有尊严的生活。他很希望借助中国的经验和智力，一起帮助非洲脱贫。 有人说，尽管我们扶贫成绩很大，但我们的贫困人口仍然上亿，所以我们不能自满。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我们的扶贫在很多地方还是低水平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从世界范围看，我们的成绩还是非常了不起的。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作出了决定，把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约合380美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样一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由2010年的2 700万又增加到了现在的9 000多万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扶贫标准还会继续提高，从而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可以纳入国家和社会帮助的范围。但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今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如果我们计算的不只是货币化的收入，而是也计算中国农民事实上拥有的土地和财产，那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把中国贫困地区农民的土地和房产也折成货币的话，那么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民，如果放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怎么都属于中产阶级了。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去过贵州贫困地区考察的印度尼西亚学者，他说你们的贫困和我们的贫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们的贫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饭还有三菜一汤，我们的贫困人口就是没饭吃，没房子住。我本人一直主张我们应该依据中国的民情国情来制定标准，用西方或者国际组织根据西方理论制定的标准，做横向的国际比较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当然，中国人有严于律己的传统，我们文化的特点是有七分成绩，也只讲三分，这使我们的崛起很有定力，从这个角度看，谦虚一点也不是坏事。 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比较。转型国家一般指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了中国和原苏联及其各个共和国，也包括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不十分周全，特别是无法准确地概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姑且借用这个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概念。与这些国家比较，我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所有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是经济增长的倍数，中国经济从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相同的时间段内，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为一倍左右，当然，多数转型经济国家的起点比中国高。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但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是俄罗斯的4倍多，中国的经济结构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多数产业经过了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而俄罗斯经济结构与苏联解体前仍然类似，能够拿得出手的还是军工和能源。 过去二三十年中，其他转型国家几乎都走了这样一条路：先是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结果是经济大幅度下滑，然后是缓慢地回升，随后又不幸地赶上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立刻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特别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不少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被降至垃圾级。中东欧国家外债总计约1.7万亿美元，超过了该地区GDP的总和，至今多数中东欧国家还没有从危机中缓过劲来，所以当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建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并愿意提供高达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和一揽子大项目合作（包括高铁、核电、金融、物流等领域内的合作），中国的倡议立即受到中东欧国家的热烈欢迎。参加2013年中国—中东欧首脑会晤的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同表示：“中东欧国家珍视对华传统友好，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相信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将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 第三类就是发达国家。尽管我们进步很大，但一谈到发达国家，很多人的直觉反应就是我们还差得很远。我自己在瑞士和法国生活了20多年，走访过所有发达国家，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比一比了。我在《中国震撼》一书提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准发达国家板块”，其人口约3亿，已经和美国相当，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其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这个板块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口更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良性互动，实现了1+1大于2的局面，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秘密，并为中国“超越”西方提供了强大的、持续的内在动力。 2011年初，我曾和德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主编特奥·桑默（theo Sommer）在汉堡进行过一次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话。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感觉上海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没有中国模式，只有美国模式。我说你可能看得不够仔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您会发现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上海的硬件全面超越纽约，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甚至许多商业设施。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软件的关键指标上，比如说人均寿命——上海是82岁，比纽约高3岁；婴儿死亡率——上海比纽约低；社会治安上海比纽约好——女孩子晚上12点可以在街上散步。换句话说，我想告诉这位德国学者的是，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已经超越了西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发达板块”在这个方面发挥着带头作用。 2012年底江苏省昆山市政府曾经请我去参加一个座谈，讨论昆山的发展水平。江苏省提出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昆山是中国百强县之首，昆山又提出了要在江苏省带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看了很多昆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材料，也实地访问了昆山的政府部门、学校、社区和企业，然后坐下来讨论，我说，昆山也好，上海也好，其整体发展和治理水平肯定超过了意大利。 有人说，你用“板块解读法”，然而全世界都用“人均解读法”，你就不能用？我说，一定要用“人均解读法”当然可以用，但如果要准确地判断中国真实发展水平和百姓的真实生活水平，最好再考虑以下三点：一是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来计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GDP，然后再来进行比较，这比官方汇率折算出的数字更符合实际一些。二是融入“人均预期寿命”，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指标，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中国2012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5岁，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发达板块的“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人均寿命都比纽约高，而纽约是美国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三是采用“家庭净资产”的方法来计算中国人的实际财富，因为今天多数中国人有自己的房产，他们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尽管很多中国人抱怨房价太高，但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最低估计也超过了80％，农村则接近100％，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已有房子，这些房子以后也要传给孩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轻人已经不是穷人了。和其他问题一样，在中国的住房问题上，我主张先肯定，再改进，也就是先肯定自己的巨大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说得清楚，中国的问题都有解。 我自己在上海经常坐出租车，跟出租车司机聊天，40岁以上的几乎都有房子，我估算他们平均每人1.5套房子，净资产至少在200万人民币，甚至300万，他们当然比50％的美国人富有，也比50％的欧洲人富有，而且富很多。欧元区国家的中位家庭净资产为10.9万欧元（欧洲中央银行2013年统计），约等于92万人民币，美国还远远到不了这个水平。尽管这样，上海出租车司机还普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总之，如果用“家庭净资产”的方法，把中国人的房产也统计进去的话，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关于中美“家庭净资产”的比较，我下面还要详谈。 现在多数国际经济机构都倾向于认为，即使按照官方汇率，中国经济的规模也应该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有人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到时候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只有美国的1/4，但我觉得这样看问题，恐怕不太懂政治。关键是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可能是不可逆转的，这一切都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未来。此外，我自己估计到那个时候，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2倍左右。我用一个美国人和欧洲人大概都可以接受的经济标准来界定中产阶层——因为世界上关于中产阶层，没有统一的标准——我的经济标准就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为美国、欧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国还要高。在西方，银行能给你房贷，就是对你中产地位的肯定。我估计十年后，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6亿多，而美国人口是3亿多。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西方今天还不愿意承认中国模式，不愿意承认1949年新中国的革命意义，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耐心。但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是不承认这一切的话，你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承认。说实话，我们现在也不在乎。反过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倒是要质疑你的制度了，实际上我们今天就应该质疑了，你美国那个民主也算民主？是“钱主”吧？ <hr /> 注释： 第一章 从“追赶”到“超越” 四、有质量的增长 在2013年底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遇见了被称为“末日博士”的鲁比尼教授（Nouriel Roubini），并和他交换了一些看法。鲁比尼教授出生在土耳其，长期在意大利生活，后来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他曾担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资深经济学家。据说他在2006年预测了美国将爆发次贷危机，2008年上半年他又预测了美国主要的投资银行可能要覆灭，因为这些悲观的预测，他得到了《纽约时报》授予他的“末日博士”绰号。 2011年，他曾预测中国经济在2013年将“硬着陆”，当然我们在2013年底见面时，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问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否比过去更乐观一些，但他还是不改“末日博士”的本色，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依靠出口、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低消费、低效率维持的，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未来的不良贷款和公共债务会导致经济‘硬着陆’”，可能意识到2011年对中国的预测有误，这次他没有说中国经济将在哪一年“硬着陆”，只是泛泛地对我说：“这样下去，中国经济迟早会遇到大麻烦。”我个人对他还是尊敬的，因为他对中国经济的质疑，相比其他经济学家，意识形态色彩略少一些，他的疑虑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我坦率地告诉他：“你使用的中国经济数据恐怕不太准确。” 这些年我们国内许多学者和媒体使用了许多不够准确的数据，某种程度上，这些数据已经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很多政策和判断。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搞经济的人都相信数据，但是数据的可靠性取决于数据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如果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出现偏差，得出的结论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对自己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经济状况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主张的“板块解读法”、“购买力平价”、“家庭净资产”等方法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考察使我非常看重基于常识的观察和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往往与理论思考同等重要。换言之，理论应该“接地气”，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事实真相。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是很难把握事实真相的。我自己对西方话语的一系列质疑都是从观察事实开始的。当一种叙述和理论明显有悖于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时，我自然生疑，进而质疑这种叙述和理论的可靠性，甚至质疑其背后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可靠性。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观点：第一，中国内需和消费不足。这个观点认为全球消费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约是70％，发达国家的比例一般都超过75％，而中国为59％，远远低于这个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国内外很多人都由此而推论中国的经济要出大问题。我去过印度三次，我的常识判断告诉我印度的消费水平大大低于中国。西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餐馆里就餐的客人大为减少，但中国的多数餐馆看上去一片繁荣，中国的汽车和房产的销售量也是世界第一，而且中国人买车大都是买新车，一次性付清，在西方二手车、使用汽车信贷的要占半壁江山，中国街道上跑的车、普通人手中用的手机、家庭里用的电器总体上都比西方多数国家民众的更新、更好，甚至更贵。中国的内需怎么会很低？我估计恐怕是统计方法出了一些问题。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3年1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看看各国餐厅的热度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今的全球经济版图”：在中国，尽管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但全球经济增长的40％由它贡献，一个例子就是尽管有食品安全问题的广泛报道，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民众在餐厅消费总值却同比增长了26.1％，百胜集团全球营收近一半都由中国提供。相比之下，在美国，同期餐厅消费增长为2.1％；在日本，尽管有关方面号召民众踊跃消费，支持灾后重建，但同期餐厅消费增长几乎为零；而在欧洲，债务危机和财政紧缩让消费者不得不省吃俭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期都出现了餐厅消费负增长。经济学家张军就中国内需问题发表的一些文章大致印证了我的判断。张军举了三个例子说明了中国官方关于消费的统计偏差很大，大大低估了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汽车消费，其中相当一部分事实上是打入了企业的资本开支，推而广之，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的私人消费是由公司付账并打入公司营运成本的，而不是计入个人消费的。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房屋自有率非常之高，85％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农村人更不租房子，他们是自己盖房子。中国租房子的人其实只占总人口的15％左右。在西方国家，所有统计都有房客的房租支出或者业主的租金收入，如果没有交易还有一个虚拟租金，即你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可以收多少租金。中国统计中完全没有这一项，也不计算虚拟租金，这就少了一大块。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高收入家庭（其实中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也类似）一般都不太配合家庭收入的调查，他们不愿意公布收入，中国人大量的隐形收入根本没有进入统计范围。 张军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重新作了推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实际上总体消费占比应该是在60％—65％之间。这就和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高增长时期的消费占比差不多，属于完全正常。 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过去34年中，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约59％，投资占比约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低了，投资占比确实高了。然而，中国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中国社会消费总额从1979年的2 000多亿元，上升到2011年约23万亿元。以1990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率约7.9％，这一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我们经常听到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无疑，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我也认为以中国今天经济的体量和规模，所谓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达60％以上的判断估计有相当大的偏差。问题可能出在官方汇率定价上，也就是说，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为基础的美元计算出来的，其余部分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占GDP的比重可能就被放大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内需的进一步扩大，2013年官方统计中，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降到了49％。如果我们采用购买力平价来重新进行计算的话，估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要低一些。 第三个观点：中国的投资效益不高。中国投资效益高还是不高，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清楚些。史正富的研究证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即每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量，从早期的3.38增加到近期的4.10，相比之下，美国自1965年至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22.64。日本从1980年到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达37.16。我们的资本产出比高于美国和日本。过去34年中，中国的投资效益总体上好于美国和日本。中国高投资带来的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从0.16万元提高到1.94万元，增长了约11倍。 一些学者运用各种数据说明美国企业的效率比中国高，史正富的解释是，从个体看，美国许多企业的效益可能比中国高，但美国和西方的体制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周期性危机带来的破坏，“想想美国过去十来年里互联网泡沫破灭与房地产崩溃两次灾难中，有多少企业从“追赶”到“超越”毁于一旦，多少企业投资项目报废损毁，实在是骇人听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单个企业投资有效，而社会总的资本产出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史正富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8％，不但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高投资带来的是高增长，而不是高浪费。衡量投资回报效率最简单的综合指标是资本产出比，按此指标来看，中国的表现不差。 第四个观点：公共投资和地方债务过大。国内外对中国政府性债务议论很多，但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2012年的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2013年底中央政府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数字，表明政府负债率为39％。经济学家林毅夫2013年12月在香港演说时说，他看到的地方债务的最高估值为17万亿，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7％，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6％，总之明显低于国际通行的60％底线。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的负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40％以上，大部分西方国家积累的政府负债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负债大都用于支持消费，换言之，这是真正的债务；而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大都是用于投资的，是有资产作抵押的。中国还有3.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外，中国民间的储蓄率也相当高，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从这个角度看，林毅夫认为中国利用财政做反周期性刺激的空间是西方国家所难以比拟的。 第五个观点：中国经济是粗放式增长，只有量的扩张，没有质的提升。我的观点还是要通过国际比较来看清楚这个问题：中国经济确实有粗放式增长的问题，但比较其他国家，中国经济中，质的提高应该是世界上最快的。从量的方面来看，中国在许多领域内的经济规模都达到了世界第一，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2014年1月22日公布说，2012年“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前十名依次为中国（1 485个）、德国（703个）、美国（603个）、日本（231个）、意大利（228个）、印度（144个）、荷兰（138个）、法国（104个）、比利时（94个）和英国（81个），韩国是第14位。也就是说，中国“全球第一产品”的数目几乎是美国、德国、日本三国的数目之和，是印度的10倍多，这种量的“超越”来之不易，本身就值得充分肯定。 从质的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已经从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转向了劳动力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齐头并进的局面。中国在技术领域内“追赶”和“超越”西方的势头正方兴未艾。“中国制造”等同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概念已经过时。2012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已经占中国出口总量的3/5，而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产品合在一起，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约1/5。 今天世界上最好的火电厂（超临界机组）、水电站（最大单机容量）、核电站（第三代与第四代核电站）、电网（特高压电网）以及最好的炼化厂之一（镇海炼化）等都在中国。世界上最好的煤制油工厂、最好的石油开采技术、最大的模锻压机、最好的大件铸造技术、最大规格和最大承重的数控机床、首台智能化数控机床等等也在中国。中国的陆工机械、海工机械、造船业的水平，也都已处在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的4G通信技术标准已被国际接受，全球五大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国占有两席。中国的生物医药业也在快速发展。据报道，中国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电子器件、大型集成电路装备的从研发未来将取得重大突破。2012年“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甚至坦言中国越来越不在乎西方的高科技封锁了，因为现在几乎“没有我们造不出来的东西”。 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而且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在此基础之上，中国还具备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种特殊竞争力、一种超越性的综合竞争力。比方说，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集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力为一体的国家。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已有能力把全世界的高铁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高速公路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发电站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地铁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各种大型和超大型的工程承包下来，我们不仅能提供各种大型设备，而且能够提供信贷、技术、管理和劳动力。这种竞争力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势（特别是战略决策力和中长期规划能力）相结合，可以构成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种超越性的综合竞争力。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愿意通过互利合作，帮助非洲实现“三大网络”（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非洲为之欢呼，西方为之震惊，其背后就是中国的这种综合竞争力。 当然，我们说中国的增长不仅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增长，并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做得很好，恰恰相反，在世界产业链上，我们总体上还处在中、低端。为此，我请教过一位对这个问题有相当研究的德国学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与德国在制造业上的差距。他说：“总体上，德国仍然处在高端，中国处在低端和中端，但中国这些年进步非常快，低端已开始进入中端，中端也在进入高端，过去德国曾希望在技术上能保持领先中国10年，但现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这个差距缩到了5年，甚至更短，有的只差1年。”至于经济已经“空心化”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则倍感失落。英国《独立报》网站2013年10月报道了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访华后的感叹：“二流的英国必须重新找回‘积极进取’的态度。”他摒弃了中国是“血汗工厂”的看法：“我好像觉得，天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真得加把劲儿，整个西方都要认识到亚洲正在发生什么。”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曾针对西方老是唱衰中国的问题撰文说：在未来十年，我们可能非但不会看到中国经济崩溃，反而会看到一个天才的改革者团队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这个团队上台后拥有巨大优势，仅举数例如下：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全球最大的工业基础、全球最好的新建基础设施、全球最大规模的新兴中产阶层、全球最多数量的理工科毕业生。 <hr /> 注释： 第一章 从“追赶”到“超越” 五、中美比较：此长彼消 过去30多年，中国迅速崛起，中国与美国的实力此长彼消，双方的差距迅速缩小，在不少领域中国已经走到了美国的前面。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和“超越”首先体现在经济总量上，然后体现在普通百姓拥有的财富上，当然，还有其他领域的“追赶”和“超越”。即使在美国仍然领先的科技创新领域，中国“赶超”的速度也相当之快。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对美国的“追赶”和“超越”。“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世界银行在2014年4月底发布了这个根据购买力平价的预测。之前，2012年11月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也预计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16年超越美国。其实，已故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早就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5年可能超过美国。更有甚者，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的萨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经济在2010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更多的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转折点将在未来三五年内出现。 如果不用购买力平价，而是用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来计算，2012年，中国的GDP为8.3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5.6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52.6％。经济学家姚洋估计，如果中国的增长率能保持在7％，中国将在2023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11年5月，美国《福布斯》杂志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最快将在10年内超过美国。渣打银行也预测，到2020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发表的报告也预测，中国最早会在2020年超过美国。美国高盛公司在2008年预测，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在2027年。 总之，多数学者和权威机构倾向于认为，中国将在1至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或10年（按照官方汇率）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将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主要标志，必将对整个世界的未来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在国内也听到这样一种声音：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没什么了不起，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也是世界第一，不还是被人家打败了？我在《中国震撼》中批评了这种观点，英国当年打败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没有现代政府、现代经济、现代外交、现代战争动员能力。这种局面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中国对美国经济总量的超越是在一种全新基础上的超越，是在国家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意义上的超越，是在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意义上的超越。而且只要中国不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这种超越将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07年到2011年的短短几年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就从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一跃到美国的120％左右，中国就这样不动声色地终结了美国自1893年保持的世界最大工业国的历史。有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美国当年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之时，就是美国全面超越英国的转折点。 第二，中国超越美国还体现在中国百姓财富超越美国的进程已经开始。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曾比较了中美两国百姓的家庭净资产，得出的结论是到2010年，中国大约已经有上亿个家庭的净资产超过美国家庭的中位水平。我当时使用的是美联储2010年3月发表的统计：2009年，美国中位家庭净资产为9.3万美元（约等于56万人民币）。《中国震撼》出版后，2012年6月，美联储又发表了一个新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美联储每三年进行一次的美国消费者金融状况调查（Fed’s Survey of er Finance），确认美国2010年中位家庭净资产比2009年还要低，为7.73万美元（约等于47万人民币），与最高峰的2007年相比，下降了38.8％（2007年的家庭净资产为12.6万美元，约等于76万人民币）。2012年，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也推出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下称《中国报告》），填补了中国家庭净资产评估的空白。这个报告调查的数据来自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2 585个市县，根据人均GDP排序后分十个经济水平层，以市县人口数为权重，每层抽8个市县，共89个县级单位，所以这个报告与美联储的调查报告具有高度的可比性，特别是这两个报告的比较年份都是2010年。根据《中国报告》，2010年的中国家庭净资产总值已经超越了美国，按照2012年的官方汇率，为69.1万亿美元，比美国家庭净资产总值（57.1万亿美元）高21％。这本身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报告的主持人比较谨慎地说：“公布这个数据一方面是‘立此存照’，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家庭资产总额超过了美国。这无论如何也是我们发展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其中房地产和长期的高储蓄率贡献良多。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提醒。日本在20年前就曾经远超美国，1991年日本皇宫3/4平方英里的土地价值曾经超过整个加州。希望20年后我们不是‘曾经超过’。” 根据《中国报告》，2010年，中国城镇家庭净资产平均为247.60万元，而美国家庭净资产平均为51万美元（约等于306万元人民币）。中美比较，美国略高，但差距已经不是很大。考虑到2010年之后，中国人的财富还在稳步增长，而美国多数人的财富没有增加，所以今天中美两国的家庭净资产差距可能已进一步缩小。从账面上看，中国农村家庭平均净资产（32.20万元）与美国家庭还有很大差距，但严格地讲，这种比较的条件尚未成熟，因为中国农村土地价值的评估体系尚未建立。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农村土地流转试验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农村户口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香馍馍，许多城里人对此趋之若鹜，因为农村土地有价值了，甚至价值连城了。中国正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的工作，也许到那个时候，进行中国农村家庭净资产与美国家庭净资产比较的条件将趋于成熟。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城镇家庭净资产与美国家庭净资产的比较则更有意义，因为两者具有高度的可比性，而且中国今天城镇人口的总数已是美国国家人口的两倍。 《中国报告》中的中国城镇家庭净资产的分布情况如下： 资产区间百分比 10万元以下18.99％ 10万以上至40.5万以下31.00％ 40.5万以上至100万以下18.29％ 100万以上至247.6万以下17.42％ 247.6万以上至1000万以下12.50％ 1000万以上1.8％ 从这个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出：2010年中国城市家庭中位净资产为40.5万，同一年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为7.73万美元（约等于47万人民币），美国比中国略高。但我们从这个表格的后四栏中可以推断出40％—45％以上的中国城镇家庭净资产可能已超过了47万元，也就是超过了50％的美国家庭。考虑到这个报告统计的是全中国城镇的情况，我们还有理由推论：在与美国人口规模相当的中国发达板块，绝大多数家庭的净资产已经超过了50％的美国家庭。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基础如此薄弱的国家，在百姓财富增加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而且这个成就还在不断地扩大，这在二三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真是“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当然，《中国报告》出炉后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批评者认为，中国名义上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10，怎么可能出现中国家庭净资产超越美国？但报告指出中国人家庭净资产中70％是房地产，这些年中国房地产增值很多，而美国人的资产中房地产只占30％，金融资产则占到60％，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地产减值，两个国家百姓的资产一上一下，双方差距显著缩小，甚至开始逆转。 这里还有一个文化差异：美国从民众到国家几乎都是靠借贷超前消费的，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了17万亿美元，摊到每一个美国人，接近6万美元，个人的各种借贷加在一起，估计至少也有6万美元。中国人买车大都是自有资金一次支付，而美国人买一支圆珠笔都喜欢用信用卡支付。家庭净资产的计算要剔除所有的债务，这样一来，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很多。坦率地说，假如中国人也可以并愿意像美国人那样借贷消费的话，人均也借贷个10万美元，而这些借贷的一半又可以转化为GDP，那么中国也可以，至少在名义上，一夜之间成为发达国家。当然，中国不会为这种虚名所累。 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来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质量？如果我们把GDP与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联系在一起，恐怕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就像一个公司，它的产值是100万，但它的债务是500万，而另一个公司，产值是80万，但债务规模只有30万，究竟哪个公司更健康、更强大呢？ 批评者还认为中国人增值的房产中含有大量的泡沫，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房产泡沫很严重，有人认为中国房产泡沫几乎没有。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中国有些地方房产泡沫很严重，有些地方则没有多少泡沫。 此外，一个国家的房价与一个国家经济的实际规模应大致成正比，而经济的实际规模，恐怕要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才比较靠谱。官方汇率的计算主要考虑“进入贸易的大宗商品”（tradable goods）等因素，而房产的特点是它一般不进入外贸。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接近美国，也就是接近3个日本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别是中国发达板块房价抗跌性可能比较强。 中国房产还要考虑传统因素。中国的民调显示，多数中国人认为没有自己的产权房，自己的幸福感就要大打折扣。如果上海2 500万人中2 000万人都想自己购房，上海的房价要下来也不容易。我们过去说房产有商品属性，所以就开始了住房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商品房建设。后来房价高涨，引来不少民怨，我们又开始强调房屋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开始兴建廉租房和经适房，开始房产调控等。但我们恐怕或多或少忽略了中国住房的传统属性，也就是多数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房产，背后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农耕文化的传统。 农耕文化对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子有一种眷恋。一个传统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稳定性，我们要与它一刀两断不容易，比较好的做法是趋利避害。我曾提出过一个思路：能不能利用房产的传统属性，把房产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带动国家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带动美丽中国的建设。我的基本思路是在经适房与商品房之间筑一个牢牢的防火墙，如果你开着奔驰、宝马去住经适房，我们要依照法律严惩；但在商品房的范围内，我们推动政策倾斜，鼓励商品房与高科技结合，与环保产业结合，与新能源结合，与循环经济结合，与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目标结合，与新的生活方式结合，为什么房产只能是低端的传统产业呢？政府对这些商品房征税，并用税收来推动经适房的建设。如果能够这样做，我们不仅能解决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也能让民间的富余资金有更多的去处，并逐步确立中国绿色经济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使我们不仅在住房自有率上超越所有西方国家，而且在绿色居住和绿色经济方面，也超越西方。历史留给中国这样一个机遇，看我们能不能抓住。 第三，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追赶和超越的步伐也在加快。英国《自然》杂志2014年1月9日载文：中国研发强度超过欧洲。中国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向科技斥资，中国首次在一项关键创新指标上超过欧洲：研发资金占GDP的比重。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结果，2012年中国将其1.98％的GDP用于研发，刚好超过欧盟28个成员国1.96％的总体比例。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研发强度是1998年的3倍，而欧洲几乎没有增长。 根据学者李晓鹏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2年的四年间，中国的研发经费增长了123％，平均每年增长22％，远高于同期GDP增速。相比之下，美国受制于金融危机和“财政悬崖”的影响，研发经费没有增长，甚至有下降的可能。如果中国在2013—2018年的六年间年均研发经费投入增加速度超过美国16个百分点，就可以在2018年实现研发总经费超过美国。这是以美元计价的对比，如果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一目标将更容易实现。也就是说，中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也将超过美国。 李晓鹏认为中国持续不断的人才培养和经费投入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科技实力迅速提高。在科技发明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IPO）2011年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占了全世界比例的1/4。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2836件专利）超过日本的松下（2463件），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申请人。排在第三位的则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把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高通公司挤出了前三。 最近一两年，中国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首创性成果，开始不断涌现。包括诸如世界首个半浮栅晶体管、首台量子成像三维相机、首台200千瓦层流等离子体束设备、首个拟态电子计算机、世界上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2011年的天河1号和2013年的天河2号）等等。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从科研论文发表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主要领域都在齐头并进，并不是某个子课题单兵突击。这些首创性成果的出现只是冰山一角，说明隐藏在水面下的实力已经积累得十分雄厚。2010年，中国在国际实验室合作组织（ILAC）互认协议框架下被认证的实验室数量超过5000个，居世界第一位。在经费和人才的支撑下，中国科研工作者经过多年持续学习和积累，已经到了在诸多方面赶超西方的临界点。未来五年，在高精尖领域中国首创的成果，可能会出现爆炸性增长。 美国媒体最近报道了中国于2014年1月进行了高超音速飞行器实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和资深官员发声对此表示“担忧”。美国众议院军委会主席说：“中国似乎正在超越我们。”他认为，高超音速飞行器是中国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失效的项目之一，“这是非常严重的”。美国情报专家格拉福瑞德称“高超音速武器不仅仅是一项先进技术，它将改变游戏规则，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美国一些参议员认为，由于金融危机，美国防务经费削减“已经削弱了美国科技领域的优势，中国和其他竞争者正在迎头赶上；在某些领域，例如这一个（高超音速飞行器），他们似乎正在超越我们”。 一些人很关心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和平奖与文学奖受意识形态影响太大，充满争议，经济学奖也争议不小，自然科学奖则争议较少），其实西方人获得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较多的背后，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内全面领先世界两百多年的大背景。中国人能够安心下来搞科研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我们可以预计在中国综合实力全面赶上并超越美国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中国人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各种世界科学大奖的局面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不断出现。《自然》杂志最新出版的指数显示：从《自然》系列期刊发文的数量看，2013年中国科学院首次超越了日本东京大学，位居亚太地区第一名，而东京大学是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地方，从大趋势来看，这个成绩可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hr /> 注释： 第二章 从“神话”到“实话” 一、皇帝的新装？ “在中国，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2010年11月23日，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t）以这样一个标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在中国出现的一种奇特现象。这篇文章的美国作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时代。突然间，最拥护美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不知道这个国家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之行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这是令我们最为吃惊的。当中国学者听到我们美国记者学者批评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时，他们会非常不高兴……他们跟我们说，不要再说美国怎么不好了，我们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相信美国有美好的未来是令我们中国人走出黑暗日子的动力。”沿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的逻辑，那就是“请你们这些美国人不要再说美国的问题了，不要再说美国在许多方面就像没有新装的皇帝了，说了我们也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美国代表了光明和未来，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挣扎”。 当然，这些人的愿望归愿望，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个真实的美国，这是为了避免被美国及其扶持的势力忽悠，也是为了在中国崛起的伟大进程中，知己知彼，最终全面超越美国和美国模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把真实的美国搞清楚，大有裨益。今天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已经很多，我们已经可以透过各种烟雾和屏障，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美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神话到实话的过程。 像中国一样，美国也是一个复杂的国家，描述美国也可能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也就是叙述了美国的某一个方面，却忽视了美国的另外一些方面。但一些“大V”编出来的谎言实在是太离谱了，还是捅破为好，否则美国人听了都会脸红的，如“美国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很高”，“美国是个高福利国家”，“美国的社会保障很强”，等等。 2014年初观察者网曾刊登过一位旅居纽约的博主所写的文章，题为“论美国贫富差距”，该文分析了造成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原因，属于“接地气”的美国叙述，与我多年对美国的观察相当吻合。文章如是说： 打开电视，无论是新闻电视直播，还是电影电视剧，你常常能看到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身影：身材肥胖，啤酒肚，肤色黑黄，皮肤褶皱，衣着邋遢。开着一辆旧车，长年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服务业，数学不好，勉强读完高中，十七八岁就开始做售货员收银员，或者在当地工厂当工人，拿着政府的救济粮食券（food stamp），在超市里只买最便宜的转基因食品和大量垃圾食品如薯片、汽水，不喜欢读书，自我感觉良好。这样的人占到了美国人口的50％以上，与在曼哈顿见到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精明能干、品味考究的白领，以及常青藤大学里英俊帅气、稳重礼貌、经历丰富的学生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不用说长岛那些坐直升飞机的大老板和富豪了。 文章认为，美国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教育，特别是昂贵的学费，阻断了绝大多数穷人通过教育的上升通道：从“神话”到“实话”“顶级学校一年5万美元以上的学费，就可以将大部分黑人挡在门外。另外，父母素质和受教育水平低下、理念的落后更是阻止这些小孩进一步努力的根源。除了少数学生能被名校录取，得到奖学金资助外，出身贫困家庭、自身又不算非常拔尖的学生，只能去读州立大学、社区大学，甚至辍学。其他的怎么办？去超市卖菜，去食品店送外卖，去当服务员等，这一辈子大概就这样，前途渺茫，他们必然是失落的一代，他们的孩子也难逃他们命运的重复。” 二是知识，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反智主义，特别是“反数学”和“反书呆子”，还有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过度使用。“反智主义的奇效在于，那些年轻无知的小孩会说：哈，让那些书呆子去成功吧，爷是不在乎数学的，喝下了一瓶自我麻醉的奇效药，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走路也有劲了。让他们去学精算、统计、金融、数学、计算机？更是想都不要想，贫民的孩子没有技术，很难和那些富家子弟竞争。改变命运更加无从谈起。”至于知识产权，一般认为它有利于推动发明和创新，但知识产权的过度使用又产生了中国人所说的“过犹不及”，它造成了知识与财富的高度垄断，使既得利益和社会阶层不断固化，最终反而阻碍了知识的扩散和社会的进步。该文说，在美国，由于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无论是买课本，听歌，还是看书杂志电影，都需要花钱购买。例如一本新的课本售价一般200美元左右。一本普通的流行读物20美元左右，一张CD12美元左右，一本杂志5美元左右，不像中国，新浪爱问、QQ音乐、快播什么的一键搞定。这导致穷人无缘接触（购买）许多知识，于是，他们只能寻找替代途径获得免费信息：电视、网络的免费资源。电视充满脑残娱乐的节目，美国尤甚（因为好频道是要付费的）”。 作者认为美国电视和网络上大量免费的“脑残的节目”使美国众多民众只满足于感官娱乐，不求上进，再加上“垃圾食品摧毁这些人的健康和智识”，这种状况与多数中国人忙于充电，积极上进，不断寻求改善自己命运的状况真有天壤之别。作者相信（笔者也相信），“随着中国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中产阶层及知识精英很快将会过上比美国大部分老百姓更好的生活”。 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美国今天的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医保和养老这些今天中国人也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的全民医保起步时间还不长，但到2011年，中国的基本医保已覆盖全国95％的人口，换言之，中国已经构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保网，保障水平总体不算高，但一直在稳步提高。相比之下，美国至今还有1/6的人口（近5 000万）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而参加了美国医疗保险的人也经常有苦难言。一位留美学生的博客上曾经流传过一篇很火的帖子，标题是“国内医疗差，咱俩换换？”，大致道出了中美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的主要差别。"文章不无调侃地说：“曾经认为（在每月支付了上千美金的医疗保险后）有病是可以直接上医院的，化验结果是可以20分钟取到的，在医院是走两步就能拿上药的，大出血医生也是会让输血的，心梗了急救车拉一下是不会破产的，半夜吊水是不用付过夜费的，生了孩子也是可以住那么两天院的。如果你今天还敢这么认为的话，恭喜你，因为你很可能生活在一个满足上述要求的国度，它叫中国。” 他们比较了中美医疗保险的差别：“在中国，医疗保险的实质是一个账户，意思是里面有钱。美国的医疗保险只是一张有你名字的卡，分文没有。美国是一个没有政府医保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医疗保险的都是私企。私企有ing ditions）为由拒绝提供医保。全部自费。无论hMO还是PPO，无论险种，私企给你报销的看医生/拿药的比例是不定的，报销看甲医生还是乙医生，拿A药还是B药的比例，也是不定的，报销今天看甲医生还是明天看甲医生还是不定的。明白什么叫瞬息万变了吧？总之，美国医疗收费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机性和刺激性。你看医生时候是不可能知道要交多少钱的，因为医生不知道啊，说要上奏保险公司啊，去看医生时付的几十块钱不过是个见面费，1—2个月后会给你寄账单来，那才是‘看医生费’。而账单全部是医保公司自定的缩写，基本和战争时期密码异曲同工。你要真想看懂账单，估计得去研究生院专门上一门课的功夫，6学分那种……（有时）接到账单才发现保险公司分文未报销。你怒什么怒？谁让你买保险时没好好读那50页的文件？人保险公司都写了，每个月捐钱的基础上，根据你的险种不同，你只有消费到几百至几千以后才开始报销那个百分比的。前面几百几千块是自掏腰包的！你就病了一两次今年没花到限额怎么办？不好意思，那您今年就全额自费了，明年开头限度又从零开始算。放心吧，我们保险公司是不会倒闭的，咱这政策几十年不动摇的。” 养老保险也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养老保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整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全覆盖。2013年，中国已有2.05亿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最近又提高了10％；相比之下，美国的养老恐怕只能用“一代不如一代”来形容了。战后出生的美国人，即出生于1946—1964的一代人（大致等于中国人所说的40后、50后、60后）能享受的保障已经明显低于他们的父辈，而且前景不甚乐观。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百姓财富缩水是一个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养老金市场化改革则是另一个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使美国55—64岁人群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比他们的上一辈降低了8％左右。2011年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公共政策研究所（AARP Public Polisititute）所做的民调表明，这一代人中有超过50％的人认为他们退休后的生活将不如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大都已经没有了他们父辈所享受的那种养老金待遇。美国的退休年龄比中国晚5至10年，要工作到66—67岁才能完全退休。2013年美国人拿到的养老金平均为1 200美元左右，这点钱在美国生活是非常不易的，即使你的房贷已经付清，你每年还得交大笔的房产税（大约为房产价值的1％—3％，一套价值30万美元的房产一年就可能耗掉你养老金的1/3甚至更多），看病的费用更是贵得离谱，所以美国老人退休后继续工作已是普遍现象。 谈社会保障，恐怕还要比较一下一个社会整体的安全程度。在这个方面，中国比美国要好很多。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多数城市里，谁敢夜间一个人散步？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曾这样比较过中美的社会治安，如果中国拿5分的话，美国最多只能拿到3分。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晚上坐公交或者步行是安全的，几个朋友结伴到中国任何地方旅游几乎都是安全的。我认识一个瑞士学生，他和三个中国同学一起，骑着小摩托，花了三四个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有遇到社会治安问题，他回来后对我说，中国的治安情况肯定比瑞士好，而瑞士是西方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2012年，中国命案发案率是每10万人0.8件，比瑞士和日本都低。相比之下，美国2011年发生了大约15万起命案，平均每10万人50件，是中国的60倍。 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家庭文化和敬老文化对现在的医保制度和养老制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美国的传统与中国不一样，美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原子化”社会，你归你，我归我，老人归老人，孩子归孩子。你老了病了，你自己扛着，你的老伴也许可以帮帮你，但哪有什么子女尽孝道的观念？哪有什么单位领导和同事来看望慰问？多少美国公司专门找“合法”借口来解雇50多岁的员工，以减少自己医保和养老的负担。2013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她的孩子声明不来料理后事，还要求外界尊重他们的隐私，这在个人权利第一的西方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人有自己的更为温馨的文化传承，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和亲人。难怪我的《中国震撼》出版后，知名的美国政论家罗伯特·库恩在评论中也说“‘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当然，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在构建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地区分割、城乡分割、部门分割等等。但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共识：我们要建立一种更加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的保障水平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全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国企未来还将拿出30％的利润用于社会保障事业。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论述，其中两条是他从不退让的底线，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有了这两条，不管中国出现多少问题，我们都有办法来进行纠正。过去30多年，在我们社会财富爆发性增长的同时，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拉大了，但靠着这两条，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我们的社会保障事业还是取得了举世罕见的成就。我们探索的社会保障的模式，既要避免过度资本化的模式，也要避免过度福利化的模式，最终在中国建成一套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全面超越美国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 <hr /> 注释： 第二章 从“神话”到“实话” 二、“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 不久前，在国内一所大学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梦”的讨论，有人问我：很多中国学子想去美国留学，对于他们，“中国梦”的意义何在？我说，他们去美国可以做“美国梦”，也可以做“中国梦”，而我个人认为，“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加精彩，而且这个趋势估计还会继续下去。 长期以来，“美国梦”几乎是很多美国人毫无悬念的信仰，也是很多外国人移民美国所追逐的愿景：只要你遵守规则，勤奋工作，不论来自何方，不管你来自社会哪个阶层，你最终都可以获得成功。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olfe）曾这样解释“美国梦”：“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用今天“中国梦”的话语，就是“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但今天“美国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201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被出卖的美国梦》（trayal of tt）和詹姆斯·斯蒂尔（James B.Steele），他们俩长期做调查报道的搭档，也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本书讲述了“美国梦”不复存在的现状以及“美国梦”是如何被“出卖”的，被谁“出卖”的。 两位作者通过对美国人过去20来年实际生活的调查，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如果以2000年1月的100为基数来计算，到2011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有89.4，换言之，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十年间减少了一成以上。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税金从1980年开始日益减少，从平均收入的47.9％降到2007年的19.8％。从2000年到2011年，1％的少数人收入增加了18％，占有社会财富的40％。 美国人的退休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过去20来年里，美国传统的退休金制度被401K个人退休储蓄所替代，与传统的退休金制度相比，公司的贡献大为减少，而401K的表现与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表现密切相连，一场金融危机袭来，多少美国人的退休储蓄大幅缩水，甚至被洗劫一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iglitz）对危机的影响作了这样的评估：尽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小15％。他认为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他感叹：“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的情况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仅就物质生活而言，过去20来年，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如果一个中国人过去20年里移民美国的话，今天再回到家乡，他可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最近的一些民调也印证了我的判断。美国皮尤中心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这个比例为31％。英国的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 究竟是谁出卖了美国梦？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是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他们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的政府替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们的大公司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和大公司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卢森堡、瑞士等逃税天堂；富人与政客勾结，左右了智库报告和媒体宣传，使政府大幅度地放松管制，结果在短短的20来年内，“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工资、福利和其他许多经济利益都被侵蚀”。 当然，该书作者也提到美国大公司出于超级利润考虑，纷纷把工厂迁到了中国，导致中国工人抢走了很多美国工人的饭碗，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梦”其实还是比较包容的，某种意义上与“美国梦”也是相通的，“中国梦”的实现不妨碍“美国梦”的实现。在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依存的今天，“中国梦”甚至可以帮助许多美国人实现“美国梦”。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双方都获益匪浅，但如果仅就货币化的利润角度而言，美方无疑是获益更多的一方。问题不是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而是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美国富人从中国获得的大量利润只是肥了富人自己的腰包，而没有通过税收等手段回馈到美国的普通百姓。 这就牵涉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其实，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体制困境，好好推动一下自己的体制改革。如果这么大一场危机之后，普通美国人的资产损失在1/5到1/4之后，还是不深刻反思体制问题，还是不惩罚造成危机的金融大鳄，还是继续金融界高管与政界高官之间的“旋转门”（即先在金融界工作，然后去政府工作，然后再杀回金融界工作），还是仅仅满足于通过美元量化宽松来转嫁危机，那么下一场危机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在《中国震撼》中曾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腐败。“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广义词，在媒体中广泛使用，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如足球腐败、新闻腐败、医疗腐败、金融腐败、学术腐败、交通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相比之下，“腐败”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狭义词。这么一场导致美国百姓资产平均缩水至少1/5的金融危机，美国主流媒体最多只使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s）来描述，而不使用“金融腐败”这个事实上更为准确的概念，因为1.5万亿美元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些金融大鳄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坑蒙拐骗，无所不做，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特别是“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等行为令人发指，导致美国百姓财富大缩水，并最终祸害全世界。 其实，美国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献金”和“金钱游说”等现象都属于“第二代腐败”，中国把许多驻京办看做腐败，而美国把华盛顿成千上万家游说公司看做“公民社会”；中国禁止买官卖官，美国政治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这些把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合法化的做法，在美国司空见惯。但依我之见，美国对“第二代腐败”的容忍最终只会造成美国未来更大的危机，加速美国的衰落。2013年美国的政治畅销书《这座城》（town），生动地记录了美国各种游说集团如何玩弄美国政治的。美国现在的立法几乎都充斥了无数的妥协条款以充分地保护各种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长达2 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条款和例外条款，说白了，这又是一个钱权交易后产生的、执行力非常之弱的法案。 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也有人对此表示疑虑。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银行继续把钱投入股市、房市和虚拟经济，所以股市和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没有任何触动，这种“复苏”说不定只是下一场危机的前奏曲。严格地讲，这场危机恐怕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简单的周期性的危机。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由于美国这些年并没有真正推进结构改，过去每次严重衰退后美国复苏的标记是7％至8％的增长率，但这种情况这次没有出现。 也有学者认为，即使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复苏”成果的149％，最富有的1％的人拿走了“复苏”成果的81％，而其余90％的人的收入还在缩水。如果多数民众的收入持续下降，这又必然导致持续的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美国又该如何支撑其经济复苏和增长呢？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难题。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则警告美英为“英语圈繁荣”洋洋自得的预言家们不要高兴得太早，20世纪90年代美英两国也曾如此踌躇满志，甚至喊出“华盛顿共识”的口号，认为美国的互联网革命和伦敦—纽约金融圈将成为全球化经济时代的枢纽，如今“华盛顿共识”几乎已被历史遗忘。文章称，美英所经历的是“历史上最弱的一次经济复苏”，美英不过是工业化国家“选丑比赛”中“相对不那么丑的两个”罢了。文章认为美英的相对复苏，是靠历史上罕见的货币宽松政策“买”来的，这些货币将资产价格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鲜明的例子，是美国股市市盈率高到离谱，但就业率却仍在低位徘徊不前。虽然美英经济比一些国家要好，但“不要因此就以为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我个人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大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也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我认为，这三种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就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详谈。 <hr /> 注释： 第二章 从“神话”到“实话” 三、“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 资本力量独大也引起了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2012年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一个主题就是“改造资本主义”，不少与会者把焦点对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其核心观念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恢复经济平衡，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干预。但随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扩散和深化，它在整个西方的口碑从未像今天这样糟糕，但在我们国内，特别是理论界，“市场原教旨主义”至今影响还不小。其实在市场问题上讲得最到位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掷地有声地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我们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核心是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过去数十年的实践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已经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崛起。 我们一些经济学家总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理想的、完全的市场竞争模式，但他们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世界上除了教科书上之外，哪里有这样的市场经济？美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显然不是，美国农业是高度补贴的，中国公司要并购美国公司遇到多少困难，华为公司要进入美国遇到多少障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要亚洲国家放弃政府干预，让市场来决定一切；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政府自己却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市。瑞士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吗？也不是，瑞士农业也是高度补贴的，国家对于建筑业管得很严，不让其他国家来竞争，瑞士银行业的保密法延续了数百年，这是典型的不公平竞争。寻遍世界都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说有，大概就是东欧一些转型国家了。东欧转型的时候有两个“休克疗法”，一个政治“休克疗法”，一党制变成多党制；一个经济“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完成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连自来水公司和出租车公司都彻底私有化并卖给了外国人，但你问一问匈牙利人民是现在生活好还是20多年前生活好，大部分人说20多年前更好，这些年匈牙利主权信誉评级都已经是垃圾级了。 实际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显形：西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职能，结果这次“调整”只能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告终；西方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也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过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及其带来的灾难，他说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此外，今天这个世界上，“看不见的手”已经包括了大量虚假的“看不见的手”。今天是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上用于投机的资金数十倍于世界贸易总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中国所有的资产都可能被西方投机大鳄洗劫一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许多人士就开始反思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英国女王曾询问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撰文“经济学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以我的观点，经济学界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就经济学家整体而言，常常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美丽错误当做真理……大多数经济学家死抱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观点……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Bradford De Long）认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说到底，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惹的祸。他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监管是场灾难：“虽然总体来说，被监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长远利益，但金融家们太愚蠢，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想赚钱，然后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这种观点的确是对的，那美国将有很大的麻烦。” 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至少保证了我们的崛起。国内有人天天在骂国有经济，我们国有经济当然有改革和改进的巨大空间，但这些人怎么就没有看到引爆金融危机的那些华尔街银行都是私有的，日本出现核污染问题的东电也是私有的。我们的国有银行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但我们老百姓对自己放在银行里的钱至少是放心的，知道它不会一瞬间消失，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的时候，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多少人一生的储蓄和投资被洗劫一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很多经济学家用了一个词叫“权贵资本主义”（y capitalism，翻译成“裙带资本主义”似乎更为贴切），但当时不少东亚学者指出：“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确实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不受监管的“赌场资本主义”（o capitalism）。如果美国政府当时听取这个建议的话，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许就可以避免了。中国模式鼓励竞争，但不允许中国的银行变成赌场资本主义，要不然老百姓的钱会被洗劫一空的。我们总的思路是，民进国也进，双方有分工也有合作，这个进程还没有达到其最理想的目标，但这个思路是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西方行不通，在中国也行不通。达沃斯会议讨论的“改造资本主义”问题，我看最需要做的就是摒弃“市场原教旨主义”。 有意思的是，就在国内一些学者大谈中国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之时，西方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于2014年发表了全球“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排行榜，结果是香港名列第一、台湾名列第八、美国名列第十七、中国大陆名列第十九，不知这些学者如何评判这样的排名。《经济学人》杂志如是说：“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被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峰，像洛克菲勒这样的财阀掌握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并通过贿赂政客为自己谋利。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一度让西方国家对此警醒，建立起更公平的经济体系。但今天发达国家正迎来第二次‘裙带资本主义’时代，而新兴国家也在经历着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大集中。在最近20年的全球化中，1％的富豪阶层正在不正当地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玛蒙之国’（Mammon是基督教传说中的恶魔，代表金钱和财富）。”“这些富豪正热衷于通过‘寻租’来攫取利益，他们致力于分得蛋糕上更大的部分，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赌场、能源、国防等领域成为富豪‘寻租’的重灾区。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富豪财富占GDP的比重接近80％。”排名第二的是俄罗斯，大约为20％。美国政府照顾华尔街的利益，导致了200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排名上升的主要原因。《经济学人》称中国大陆“在这一统计中表现良好，其原因之一是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银行和自然资源，使得这些寻租的重要来源不会落入个人之手。此外，中国新兴产业的开放性培育出了一批健康的企业主”。该报道称，在这份榜单上表现良好的国家都拥有更好的官僚制度和机构，而香港政府的反垄断已经长期软弱无力。 <hr /> 注释： 第二章 从“神话”到“实话” 四、西方开始了制度反思 过去数十年中，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细观察，他们主要推销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已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国家自己也真相信这些东西了，结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20来年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国家更是债台高筑。这样的结果估计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它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和势头迅速崛起，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西方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问题了。2014年3月，《经济学人》罕见地刊发了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1980年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作者把这种挫折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作者甚至引用了我对西方制度的尖锐批评：“（西方）民主正在毁掉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这种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决策平庸化，还经常选出一些像小布什这样的二流领导人”，当然作者的出发点是“恨铁不成钢”。 西方民主模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从西方人士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即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 “金钱政治”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经济学人》文章指出，“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如前所说，它竟长达2 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和例外条款，坦率地说，就是大量钱权交易后产生的一个妥协文件。“金钱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harold Meyerson）惊呼：“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不久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美国民主就真成了“钱主”，连美国右翼参议员麦凯恩（John Sidney MⅢ）都忧心忡忡地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 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在“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一文中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 “失灵政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岛政府国家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极其混乱，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经历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局面；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极低；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政府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失灵政体”还体现在美国政治的“极化”，即党派激烈对抗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福山说中国制度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 希腊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但希腊的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扯皮。希腊一方面仰赖外部的救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削减福利的安排。为此，希腊领导人去年竟然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使整个欧洲陷入紧张，各个政党都继续为竞选夺权而恶斗，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希腊国内党派间达成某种交易。英国《金融时报》是这样评述希腊政治的：“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今天，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需的良好治理。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轻易而惊愕地发现，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原本赋予宪政体系的权力被诸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囊团、媒体、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和篡夺。”“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至于“债务经济”，今天几乎多数的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 《经济学人》文章承认“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度会令公民‘整日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业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儿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债务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 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2013年底写了这么一段话：“2013年10月7日，我在巴厘岛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奥巴马总统不幸缺席。中国领导人在那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激发起的兴奋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较有实力的国家亲眼见证了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出现，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变得心烦意乱，相对而言，中国受到的特别关注似乎要大得多。”奥巴马一面高调地主张“重返东亚”，一面连这么一次重要的峰会都无法出席，因为国会作梗，美国政府不得不关门好些天。福山对此似乎也看不下去了，他评论道：“美国备受推崇的制约与平衡的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否决政体’——它使得代表少数人立场的各种政治派别可以阻止多数派的行动，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他对美国今天政治制度的判断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令人更容易阻止行动，而不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决定。” <hr /> 注释： 第二章 从“神话”到“实话” 五、也给西方制度把把脉 以上叙述的主要是西方有识之士对西方政治制度所作的反思，我们今天还有必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评估一下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人要用自己的标准和话语来给西方的政治制度把把脉，诊断一下这个制度得了什么病。依我之见，今天西方制度的弊病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颓势还会加速。 第一，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西方制度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突出地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似乎无法（或者说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处理事物。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禁锢极多，对内是“选举政治”化，对外是“意识形态”化。“选举政治”化意味着政客所作所为都首先考虑“选举政治”的需要。例如，美国的金融海啸本质上缘于金融监管失控和资本力量对体制的控制，但美国两大政党却不愿意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而是忙于转移视线，把责任推给中国，声称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和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危机当头，美国两党却继续对抗，使许多改革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美国共和党使用或威胁使用了“阻碍议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这种空耗内斗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从未中断，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8月5日曾发表过题为“美国选择自我毁灭”的文章，惊叹“我们很难记起美国政治中还有比眼下更哀凉的时刻”。文章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拆墙脚，甚至“希望经济尽可能糟糕”。 从对外政策来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色彩。许多西方政客和媒体实际上还生活在“神学时代”，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早已发生了巨变的世界，他们至今还死抱着冷战时期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法不放，而民主又被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结果世界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像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劣质民主国家，选完就乱，乱了就打，打了再选，选完再乱。 第二，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南欧的“笨猪四国”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这些国家的标志性人物。帕氏祖孙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都曾相当风光，但一代无能的纨绔子弟把国库就弄了个精光。 第三，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良政善治”的匮乏。标准普尔于2011年决定降低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口水仗。西方民主似乎已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美国老说什么问责制，危机已经五年了，连问责制的影子都见不到，没有任何人为这场危机负责，难怪连自由派学者福山都感叹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着“蜕变”（decay）。 第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危机的一个主因是多数西方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西方政治制度结构上缺少一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种失衡导致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 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民主党竞选的主要财源是华尔街和好莱坞，共和党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和其他传统工业，而奥巴马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华尔街的巨额捐款，随后就有奥巴马用几千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在这种情况下，要奥巴马对美国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确实是难为了他。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综合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第五，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西方体制的另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导致了各种短视决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缺乏“深谋远虑”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使政客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当前的困境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战略规划一个接一个成功执行的结果。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明显优势。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 西方制度的这五个问题集中体现为西方版的“空谈误国”。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是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他承诺了削减国债，但国债却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17万亿美元。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调侃过美式民主的空谈特点：“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对美国政客忙于打口水仗，美国公众也深感失望，美国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结果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公众对美国国会“非常有信心者”仅为6％，“较有信心者”为7％，两者相加是13％。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走马灯一样地换首相的20年，政客们竞相给出美丽的承诺，但落到实处的非常有限。 西方政治制度产生了一大批能说会道但不能干的政客。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公开说，自己是“凡人一个，既非世袭议员，也没有雄厚资金，既不是帅哥，也没有卖点，但有一点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但多数日本百姓似乎早已厌烦了这种言而无信的政客。日本《大众周刊》的一篇评论如是说：“如果实行美国式的竞选辩论就可以改变日本政治，我们只要有一群杰出的辩论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国家政治混乱，不是这种人太少，而是这种人太多。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辩论家，而是实干家！” 今天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如西方许多国家那样，他自然还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 如果说以上述中国概念点出了西方模式的某些顽症的话，那么“与时俱进”大概就是中国人可以给西方模式开出的药方。其实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历了54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危机后，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于2011年11月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 <hr /> 注释： 第二章 从“神话”到“实话” 六、三个“基因缺陷” 我们讲西方政治制度的“五个缺乏”也好，讲西方政客的“空谈误国”也好，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大的问题？我认为有，那就是现行的西方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缺陷，这些缺陷也许可以被称为“基因缺陷”。如果这些基因缺陷迟迟无法得到修补的话，最终历史可能会证明，今天仍然在国际话语中暂时占有优势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甚至是昙花一现。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我们把历史往前推2 500年左右，当时在希腊有一些很小的城邦，实现了某种民主制度——先把妇女和奴隶排除出去，然后在达到一定条件的男性市民中搞一人一票，这种制度后来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的两千多年中，“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一人一票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以美国为例，真正普选是从1965年才开始的，比较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两者时间上的差别不过13年。当然，两者的背后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差异。既然两种新制度形成的时间差距并不长，两者不妨竞争一下，我本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历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国的国父，在民主问题上都比现在西方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这种傲慢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冷战时代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时颇有势不可挡的气势。但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崛起。 我多次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政治体制，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台湾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问题是这种结局是否也开始降临到西方国家？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陷入从希望到绝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仍然享有早先积累的财富（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如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西方民众对自己国家现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从希望到失望或持续失望的状况。根据美国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如果西方国家还是拒绝“与时俱进”的改革，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估计还会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是什么？我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当初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被民粹政客毁掉的，今天新媒体时代又为民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tional Voter: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议需要“有水准的选民”投票才能解决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质量问题。当然，在大众民主几乎成为宗教的美国，卡普兰的建议只能是一种假设，基本没有操作性可言。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中“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决策与西方相比，民粹主义成分总体上比西方少很多。 “绝对权利”的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么多的权利都是绝对的，不容妥协的，不能度让的。这样一来，权利之间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和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和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绝对权利登峰造极带来的危机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社会危机之一。随着权力的绝对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亲人、对家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1970年“传统家庭”还占美国家庭总数的40％，但到了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1965年，全美只有7％的孩子由未婚母亲生育，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一类情况飙升。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30岁以下的母亲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53％，而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 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是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十多年前，一部华人电影曾打动过无数美国人，因为电影里几代人之间还能进行亲情交流，这种场景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很少了，这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老年观众动容。美国的“畸形家庭”结构自然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建设一定要超越美国这种畸形社会的模式。 在政治层面，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党派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2000年“9·11”的时候，美国两党曾出现过一次难得的共识，之后，党派又纷争不断，无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Rigalk:t of Political Discourse）一书中哀叹：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33中国人所秉持的权利与义务平衡，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常识的价值观念，也代表了人类社会应该走向的未来。更进一步说，不仅是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的权利之间也要保证必要的互惠与合作。唯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了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 牛津学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书中探讨了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程序困境，比方说，美国的“立法失控”的问题：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美国税法的长度，“已经从2001年的140万个单词增加到现在的380万个单词”。但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就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改革方案由于程序原因而无法得到“民主的批准”，林根只能感叹：“你怎么能指望病人给病人看病呢？”34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武器，而不是鼓励改革和推动创新的工具。一旦程序正义被当做正义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是程序非正义和结果非正义。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程序困境也同样存在。经济学家陈平研究了在美国一项发明变成一个产业所要花费的时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虽然美国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目前还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国研发的新技术，从试验、投资、游说议会、修改有关的法律规章到生产和营销，平均周期为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只需要20个月左右，也就是大约美国1/5的时间。所以现在不仅是美国的制造业流向了中国，而且美国的研发和试产也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中国，在中国试验和生产成功后，产品再返销到美国。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中国的法治传统和程序正义的传统都相当薄弱，但我们要走一步、看三步，我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要超越美国模式。美国是一个治理成本异常昂贵和既得利益严重固化的国家。法治和程序正义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义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越来越缺乏活力。当西方模式横扫世界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这种活力缺乏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中国模式变成另外一种选择的时候，西方程序万能的模式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总之，总体上看，在现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强化了，各种民粹主义思潮得到鼓励，使得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各种权利的相互排斥和对抗。程序万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游戏化”，“唯才是举”和“深谋远虑”越来越罕见。在这种情况下，“空谈误国”成了许多国家的常态。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力量也利用了民主制度的“基因缺陷”，达到了扩大自己影响力，甚至实现了影响力独大的目的。这三个“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迟早要正视的大问题，否则的话，西方社会整体走衰的颓势将无法逆转。 <hr /> 注释： 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一、感念邓小平：中国模式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有机会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英文翻译。我第一次为邓小平做翻译是在1985年8月26日，他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会见开始前，邓小平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并听取汇报。邓小平先与吴学谦外长握了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和邓小平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小平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小平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的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他微笑点头。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很深。当时穆加贝非常“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小平都有点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会谈结束时，穆加贝对邓小平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然后又补<kbd>?９９ｌｉb.</kbd>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气。 首先是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一般西方政客谈的是“一百天内要做什么”，邓小平则是“一百年内要做什么”，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确保中国在21世纪中期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战略今天我们还在坚持。关于社会主义，他始终坚持两个东西，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只要有了这两个东西，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时的贫富差距拉大，我们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大构思。 其次是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战略思想家，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着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真是很“酷”。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沉浸在思考中。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南方谈话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下子就把纠缠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结打开了。 再次是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发明权是农民的，是邓小平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高度务实的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的陷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西方当下对民主的信仰像宗教一样压倒了实践理性，结果也走进了死胡同，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这种制度走向衰退的结局恐怕无法避免。 最后是大气。作为一个人，邓小平极为大气，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遇。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这是了解邓小平及其思想的很好切入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外部和内部世界的情况：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这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我们的内部一片悲观，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是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停滞不前和发展速度下滑。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此时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他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看到了中国的机遇，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机遇，但他觉得好像周边很多人还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苏联解体之后才20天，他就开始视察南方了，他有话要说。 邓小平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最了解苏联模式的。他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将近一年，1949年以后又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1990年我去苏联，看到苏联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里柜台几乎都是空的，少数不空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队，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四个字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另外，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领导人的政治素质有问题。据透露，邓小平私下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我把这个评价和很多俄罗斯朋友都讲过，他们非常同意。苏联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本来还是有一手好牌的，结果被美国彻底忽悠了，搞得经济崩溃，国家解体。 在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对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1989年9月4日，他表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他还表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1990年7月11日，他向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指出：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1990年12月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剧变，苏联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实际上邓小平走的是险棋。他非常明确，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不是被外资控制，而是要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这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中国模式，我们有比较强势、有为、中性的政府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利用外资，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经济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毕竟西方一个跨国公司的资产可能就超过这些国家的GDP。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中国的处境比当时不知好多少，但我们一些人却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这是说不过去的。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记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的主要涵义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也往往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我记得当时在外交部翻译室，会不时讨论给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时遇到的一些难点，其中就讨论过“中国模式”应该翻译成“the a model”，这个表述方法更贴近中文的原意。依我之见，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 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邓小平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邓小平也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三是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1985年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担任翻译，他当时对加纳客人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1988年5月，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又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狭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在广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在狭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各有侧重；在广义上，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经验和思路”的归纳，就像我们过去30多年中无数次用过“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等概念，它们就是对这些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的意图。我自己2006年曾经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中国模式的魅力”，谈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也没引起过别人的误读。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种模式是否定型，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一旦认为它完全定型了，不用与时俱进了，这个模式走衰的进程就开始了。 福山20多年前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结果这20年正好见证了西方世界不断地走衰。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一种与时俱进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经形成，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的进步。 以我自己的观察，国内主要有两种人不赞成中国模式：一种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他们基本认同中国自己的一系列做法、经验和理念，但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的概念，因为“模式”这个概念会给人一种发展道路凝固化的感觉。但如我上面所说，在广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两者表述了大致同样的东西，只是侧重点不同。另外，“模式”这个词国际上更通用，一讲人家就明白，“道路”这个词国际上不怎么用，国际沟通中的难度也更大。 还有一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内容。这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你就还没有转型到位。这种人否定中国模式也不奇怪，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怎么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数中国人不信这个邪。要是中国人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那么恐怕中国连国家都解体了，还谈什么中国崛起。 学者潘维曾调侃过后一种人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他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没缺陷的完美国家呢？当然，有人认为美国完美无缺，美国的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处在“变化”中。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不变的国家呢？哪个国家在几十年里没经历巨大变化？当然，美国两百年没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然而，哪个国家的经验不是特殊的？当然，美国不特殊，美国的经验可扩散，而且扩散了对他国无害，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然而，我们知道照搬“美国模式”而成功的例子实在是天下难觅，失败的则比比皆是，连美国自己今天都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今天的“美国模式”恐怕更多是反省的对象，而不是照搬的榜样。 羞于提“中国模式”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正是导致中国今天许多问题的根源，它已经导致许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导致了“大国小民”心态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模式固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它本身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巨大震撼。习近平主席在多次讲话中都使用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种表述方法，这是实事求是的，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符合中国人民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hr /> 注释： 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二、中国模式有自己的逻辑 在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翻译。那是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见会议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开幕式的讲话，提到过去的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个会议有两大看点：一是领导班子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变动很大，下了十人（叶剑英等老一辈政治家），增选六人（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并决定131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增选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一直期待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回过头来看，这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今天不少国家的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都是领导人终身制导致了体制的僵化和百姓的怨声载道。从这次党代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 第二个看点是会议提出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七个五年计划与过去的六个五年计划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过去的名称只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现在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多了“社会发展”几个字，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五年计划的内容已经不限于经济，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个趋势延续至今。 邓小平那天是参加完党代会开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厅等候加纳客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福建厅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钟的光景。外交部部长助理周觉刚要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然后问了三个简短的问题：“加纳政局稳不稳？”“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周觉一一简要地做了答复。回想起来，邓小平的三个问题表明了他对非洲问题的熟悉。非洲发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稳，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国家居多，与西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模仿西方，要么是全盘拒绝西方。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也都面临这三个问题。邓小平治国的特点是善于在关键的时候抓住关键的问题，把这些关键问题处理好了，国家就走上了正轨。邓小平指导下的中国崛起的特点就是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借鉴西方一切有益的经验，但趋利避害，决不失去自我，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罗林斯是一个很有头脑、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导人。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他访问了南京，对南京改革开放的成就赞叹不已。江苏省省长为他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他一会儿看着节目，一会儿低头思考，演出结束后，他激动地走上台发表了一番肺腑感言：“多年来，加纳的统治者都是治理无能，而我国人民也只会感情用事，不会科学和理性地分析问题。而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失去了人道，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现代文明和利润，却牺牲了人道主义。而中国则在经历了爱与恨两种极端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入了科学和理智的阶段，我们的人民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中国的变化是世界所需要的，特别是第三世界所需要的。我相信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把现代化和理智结合起来，和人道结合起来。你们的演出使我看到这种结合所能产生的至善至美。”罗林斯这番话似乎揭示了一个事实：邓小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质上就是使整个国家回归理性，避免极端主义，这也是中国今天迅速崛起的关键所在。 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实事求是地、理性地处理好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只进行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视野比较狭隘，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的政权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政治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这种观点在中国竟然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力，这是令人吃惊的。随着一个又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今天西方许多主流学者都不再否认福山“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观点失之天真，甚至连福山本人2011年1月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坦承“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说明他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自由派更加尊重事实，更加意识到西方民主模式自身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 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比较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三种改革模式的结局：第一种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原苏联和东欧的“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适中规模的社会体制改革和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重点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铺平道路，最终落实到民生的实质性改善。总体上看，“保守改革模式”的结果是经济和社会严重缺乏活力。“激进改革模式”的代价巨大。我当时还描述了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的模式，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降到60岁以下。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比较另外两种模式，显然是最成功的。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民对未来的预期空前乐观。 中国进行了大量规模相对较小的政治改革，例如，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级选举为代表的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中国今天的迅速崛起与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改革是分不开的。 只要对中国政治制度略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经不分（如企业是党政企三权合一，农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政经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互动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中，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改进社会治理来推进的，例如废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我们的国企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制度和政治管理体制的创新。我们的物价改革、住房改革、银行改革等也都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领域的改革。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不是单向度推进的，而是综合推进的，许多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内容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 总之，中国各种政治改革事实上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我们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政治改革的独特方法，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崩溃乃至国家解体。 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和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综合。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已经借鉴了西方强调个体和差异的许多做法，但中国从未放弃自己整体思考和综合治理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体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政治考量：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进行改革，一定要考虑每项改革政策的代价。智慧地、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争取较大的成果，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途径。 总之，中国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在坚持这个宗旨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改革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即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各项具体改革的比重会时有调整，该侧重经济改革就侧重经济改革，该侧重社会建设就侧重社会建设，该侧重政治改革就侧重政治改革，该三者齐头并进就三者齐头并进，一切都取决于改革的具体时空条件。但现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对改革大业的宏观把握上，我们还是会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发展生产力、全面改善民生仍将是中国很长时间内的首要任务。 在经济领域内，中国已经形成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已经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明显胜于导致西方金融危机的“华盛顿共识”。在社会建设方面，我们已经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了覆盖了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而美国至今还有1/6的国民没有医保；我们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在政治领域内，我们“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创新，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不害怕和西方仅仅依赖选举的政治模式竞争；我们一系列五年规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以及这个过程所展现的决策民主和经济社会效益，令西方对中国模式不得不刮目相看。2013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核心内容是“政治定力”前提下的全面改革，特别是五位一体的联动改革。所谓“政治定力”，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五位一体”，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全面改革，同时中央也明确地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这再一次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内在逻辑，以求全面地、智慧地、稳妥地推动各项改革，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三、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2012年3月，福山先生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的文章，还是坚持2011年6月他在上海“文汇讲堂”与我辩论中国模式时表述的观点，即中国历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兴旺发达，遇到了“坏皇帝”，就一蹶不振，他认为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以薄熙来事件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还是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同年4月，在伦敦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的“中国浪潮”论坛上，《金融时报》的一位资深评论员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认为中国模式看来靠不住。 我坦率地回答了这位评论员的问题。我说，西方媒体今天也不否认中国下一届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已经定下，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总理的人选也已定下，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见，这本身已说明中国高层接班制度运作顺利。至于薄熙来事件，它不会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坏皇帝”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了。 至于福山先生强调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国家的某些成功确实与这个因素有关。中国过去30多年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重视制度安排，重视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但我亦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取决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决于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个国家真正的民情国情，以及是否能够与时俱进。以我们熟悉的印度为例，它似乎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几乎都落后于中国，其多数社会指标甚至还达不到中国西藏地区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治国乏力，经济衰退也持续了20来年。美国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这一切似乎日益演变成了一种“制度僵化和法条主义”，这自然是美国体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这种僵化的制度下，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尖锐对立，使美国的各种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在这种法条主义模式下，美国的社会治理成本异常高昂，用福山先生的话就是“否决政治”盛行，使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西方“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确实需要好好改革了。美国著名媒体人扎卡利亚不久前也感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啦啦队了。” 我前面已经概述了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梦”遇到的困境，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困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以为是美国的政治模式出了问题。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政治体制的问题。对美国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三权分立”今天几乎成了政府“无能为力”甚至“政治瘫痪”的代名词。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最大困境在于：“三权分立”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应该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超出了美国模式，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意义非凡。 西方不少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如前所述，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和社会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一种平衡。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三种力量格局在中美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美国的政治力量有某种限制，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过，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限为2 500美元。但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了“钱主”。 再看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大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善于创造财富，展现效率。过去60多年的历史表明，前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民生改善进程过慢，但随着改革开放，资本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应该足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他们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可能已经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前景可能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力量也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参政方式。前3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单薄，这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馈严重失灵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力量过强，导致了像“大跃进”和“文革”这样严重的问题出现时，社会力量也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反制。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和互联网迅速崛起，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公开和深入，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 总之，“美国梦”的困境和美国今天很多的问题，主要源于资本力量过大，制约了美国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社会力量，结果造成了资本力量过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调整这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梦”的困境估计还会继续下去。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 <hr /> 注释： 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四、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美国人常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容易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这种解释并不到位，但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我个人认为，理解中国也不难，而且是很准确的理解：政治上，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经济上，中国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如果需要更详尽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解读也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a civilizational state），“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a state party，或“整体利益党”），它的作用是领导和协调；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是“协商民主”（a sultative democracy），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a mixed ey）。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下面我们概述一下“一国四方”： 首先是“一国”——“文明型国家”：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我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这么一个观点：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她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上述的中国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的传统源远流长。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和中立的政府，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有为、比较中立包容的政府联系在一起。政府不强势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府不中立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如中央政府被普遍认为特别偏袒某一阶层和某一地区，就可能引起广泛不满而丧失整合能力，导致国无宁日（如民国成立后的军阀混战）。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使它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它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中国的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安排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这一切也构成了中国制度安排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现在看来这些安排也正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其次是“四方”——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国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虽有不足，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它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者叫“整体利益党”，就是说这个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个多元的社会就这样通过票决从“分”到“合”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频频失败，就是因为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现在西方社会也面临这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虽然许多西方政党也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国家的各种民调结果都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非大多数国民的整体利益。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我们在过去两千来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都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执政。“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历史上的执政集团，其实也是力求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自称它能代表。像西方政党那样，公开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过去十来年所有独立可信的民调，例如，美国皮尤中心和亚洲动态（Asia Barometers）等的民调，都发现中国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极高，支持率最低都在75％以上，远远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社会的支持率。一些仇视新中国的人老是盼望中国的政党制度走向崩溃，这是脱离中国民情和国情的误判。坦率地说，很难想象某一天，中国的执政党将由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执政，然后每四年或五年，换一个中央政府来执政，这样的政党制度安排在今天的西方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则是不可思议的。 从思想传承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传承，这个党有自己独特的“天命观”，它代表一个文明、代表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代表一个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重新崛起的伟大文明。它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美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比较西方模式下的政党，它们大多数恐怕只能算做“部分利益党”乃至“游戏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这些政党大都不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例如，韩国的政党竞选可能选出一个导致与朝鲜发生战争的政党，但韩国的安全最终是靠美国来保护的，韩国是否会与朝鲜发生武装冲突，冲突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日本的政党也是这样，十年九相，选出了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他是否会把日本重新拖上军国主义的战车，最终祸害日本自身，祸害整个东亚和世界？这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须对中华文明的兴衰负终极责任。习近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天命党”，一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的政党。它对自己国家和文明的命运承担终极责任。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执政党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性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与时俱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严重问题。当然，我们执政党自身也有许多问题，我们需要“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党和国家层面），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之所以采取协商民主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当然，这不是议而不决，而是广泛协商基础之上的当断则断。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规划。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了。台湾地区在所谓的“民主化”之前还有六年规划，当年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这样的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无法制定这样的规划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有规划好，还是没有规划好？当然是有规划好。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民主决策的总体质量明显高于西方。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从制度传承来看，它延续了中国古代朝廷的集议制度，包括廷议、宰相议、百官议、朝议等许多具体的做法，也借鉴和发展了苏联模式中的民主集中制和五年计划的制定。 与中国古代决策集议制度相比，中国今天的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过程之复杂，都是古人所难以想象的。民主集中制是苏维埃领导人列宁创立的，对苏联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苏联模式走向僵化，苏联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变成了“一言堂”；苏联的五年计划制度也一样，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五年计划成了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代名词，成了苏联经济失去活力的代名词。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强，这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发展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国家是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计划。一个接一个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几上几下。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最后形成的东西冗长繁琐，执行力很差，还得靠一批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sell to the public），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协商民主和“新型民主集中制”带来的“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一个地方的发展规划也好，国家的五年规划制定也好，上上下下的咨询和磋商，媒体和网络上对各种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和塑造公众预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且经常是中长期的需求。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是分不开的。与西方多数国家无法进行中长期规划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一种超越，我们对此可以非常自信。 三是选贤任能。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1978年复出后不久，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直至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这些跨长期的战略目标出发，邓小平反复提出中国必须确保长治久安，确保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确保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目标如期实现。与这种事业相匹配，邓小平强调需要通过选贤任能，从组织上保证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选贤任能的论述中，邓小平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做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从思想传承来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同“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格格不入。从制度传承来看，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调和选举等。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 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尽管中国政府和选贤任能制度还存有诸多不足，但它确实保证了世界上最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大大改善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水平。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在2013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85％的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 中共十八大期间，美国《纽约时报》编辑曾约我写一篇评论文章，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领导工作。 亚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有、1％治、1％享”。当然，“1％”的说法也可能过于严厉了。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应该出局的领导人出局）的结合。 四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今天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取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已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奇迹，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当然这个过程也带来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纷纷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百姓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资产贬值的也不在少数。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从制度传承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汉代开始出现许多专业大户，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全国水利交通网也方便了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汉中期开始，政府通过盐铁官营等垄断政策，扩大了官营工商业的地位，民营经济也在发展，但总体上，多数学者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概括为“小生产，大流通”，官营民营共存，商品流通比较发达。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论》，甚至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这种传统一旦确立，不容易改变，我们要做的是趋利避害。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失去“天命”。但是光讲“人本经济”，不讲“现代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又引入了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并力求把它和中国传统的“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还不能说两者已经结合得完美无缺，恰恰相反，两者的结合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但我们“混合经济”模式创造了扎扎实实的中国奇迹和多数人财富的迅速增长。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整个世界今天都在研究中国是如何采用宏观调控来避免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 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提到，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往往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汉的“郡县制”，追溯到王安石当年的改革，追溯到毛泽东提倡的“两条腿走路”。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当然这种作用也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其存在的缺陷也应该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修正。 经济学家史正富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三维经济，即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三者构成的一个经济体系。中国经济比其他经济更有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是三维的，而不是像多数其他国家，他们的经济是二维的，二维经济的发展的动力不如三维经济。史正富还分析了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下企业交易成本的差别，西方通过律师、游说等所谓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推动市场经济，其交易成本明显高于中国通过竞争性地方政府与竞争性企业互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这些观点也是对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一种阐述。 以上阐述的“一国四方”大致可以概括中国国家的特性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虽然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已经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它们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安排竞争而胜出：“整体利益党”比西方的“部分利益党”更有凝聚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协商民主”比西方“大众民主”更能体现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更能作出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规划和决策；“选贤任能”所产生的中国领导人总体上比西方“选秀模式”更称职能干；“混合经济”比“市场原教旨主义”更能保证经济顺利、迅速和平稳地发展，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也是一种避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所实践的这些制度，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结合，包含了对中国自己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对别国有益经验的借鉴。这些政治安排展现了自己的巨大定力和活力，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hr /> 注释： 第四章 话语超越：谁的终结？ 一、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 2014年3月访问柏林，电视里正好在播一个BBC的节目，叫“自由2014”。节目里一位加拿大宇航员拿着当年“冷战”时期从外空拍摄的柏林夜景照片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暗淡的部分是东柏林，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的区别。”已经21世纪了，西方很多人看待世界还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放大的东德”，简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其实，我们从抵达柏林的一刹那就感到：与上海相比，柏林要“暗淡”很多，其机场可以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其城市可以用“空空荡荡”四个字来形容，其夜景可以用“比上海差太远”六个字来形容。当然，德国还是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这种“民主与专制”话语的荒谬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是西方话语。中国人爱好和平，从来不想惹事，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得红红火火，中国人想低调做人，想韬光养晦，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遗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西方媒体的影响，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到了西方，那里的普通百姓都会问你，中国怎么有这么多人权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民主国家呢？尽管中国是世界上进步最大的国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国家，是人民对自己前途最乐观的国家，但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负面报道，背后是许多西方人盲目的政治自信，是“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还在作怪，所以我们要点破西方话语，要解构西方话语，要指出这种话语的不智和荒谬之处，同时我们还要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对国人说清楚，对世界说清楚。 今天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世界老二”不好当。美国已经扳倒了两个“世界老二”，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前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后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接轨的，但美国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自己变成“世界老二”，它很害怕失去“世界老大”的位置。从这些年美国的各种战略部署来看，它已经加紧了对中国的各种“制衡”。随着中美硬实力差距的缩小，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软实力来牵制和阻碍中国的崛起。2011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道出了美国的考量：“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坚定不移的支持。” 美国在“软实力”方面针对中国主要采用了两个方法：“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所谓“内部制衡”就是培养和支持中国内部的敌对势力，包括“藏独”“疆独”势力、各种异见分子和“意见领袖”，培养和支持中国内部亲西方的知识精英和媒体舆论。所谓“话语制衡”，就是以西方话语为武器，不断设置各种瓦解中国人心的议题和忽悠中国公众的话语，以期最终实现某种“颜色革命”，使中国陷入混乱乃至解体，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没有“与人为善”的观念，只要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与人为恶”将是常态。在美国硬实力持续下降的同时，美国加强了软实力的攻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绝不能以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来代替坚定有力的反制措施。 这种“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的方法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迈向世界第一，但美国以及西方势力影响下的一些中国人，唱衰和谩骂中国体制的舆论从未中断，导致了相当多的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人士处处以美国模式马首是瞻。这种对美国模式的顶礼膜拜使他们敌视和诋毁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要上纲上线，一切都是制度问题，最好是拆了“故宫”建“白宫”。他们硬是把一个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描述得一片漆黑，这不公道，当然也不得人心。对于美国和西方存在的大量问题，他们则帮着文过饰非。 没有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做是做错的，或者是过渡阶段的，最终要转到西方模式，尽管西方模式早已处在重重危机之中。没有话语的崛起，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梦想也可能因为西方话语忽悠，而前功尽弃。当年，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没有能够摧毁苏联和南斯拉夫，但美国和西方的话语可以把他们摧毁，这个教训我们必须铭记。我们千万不能被如此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一篑。我们今天已经解决了“挨饿”、“挨打”的问题，现在是解决“挨骂”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要抓紧补上这个短板，这是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应该尽快把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 没有话语就会很被动，和西方谈人权，有点像汇报工作，和他们说我们的人权和民主建设正在取得进步，然而由于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很多方面还达不到你们的水平。这样谈人权还是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谈人权，只会越来越被动。我们要掌握主动，要超越西方僵化的话语体系，从人类良知的角度，以中国人自己的认知和话语来回应西方的话语挑衅。如果美国要和我们谈人权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但首先要告诉美国：我们认为21世纪对人权的最大侵犯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最保守的估计这场战争已经直接造成了至少10多万无辜平民的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我们应该这样质疑美国：“伊拉克战争杀害了这么多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呀。对这个问题你们至少也应该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一个解释呀，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中国谈论人权问题呢？”我想这样的话语并非只是为了谴责和调侃美国，而且也是陈述事实，我们这样谈人权，不仅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也会得到西方多数人民和全世界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没有自己的强势话语，就没有定力和担当，就无法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会在很多问题上不知所措。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许多政府部门甚至只能跟着西方势力操纵的“民意”走，跟着“网络”和“微博”走，就是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各种方式的网军“灌水”、“注水”、“删帖”，使网络和微博早就失去了公允性。前些年中国的这种状况连很多外国人都觉得诡异，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干脆刊登长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urs）。"一个叫秦火火的人造谣传谣3 000余条后才被抓获，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他和他所代表的黑暗势力要“谣翻”中国。在西方国家，你造三次谣，甚至造一次谣，一定被抓。这些年，类似秦火火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被扭转。 记得2011年福建发生了一起屠童案，惊动了国人，全国都安排警力保护学校，我当时还在欧洲，我的直觉反应是中国校园怎么一下子降到了美国校园惨案频发的水平，这不太可能。我一直认为中国校园属于世界上最安全的一类，这迄今为止都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当时的国内舆论，包括主流媒体在内，或多或少都把这些惨案归咎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公，这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这种话语可以成立，那么比中国校园悲剧多得多的美国校园枪杀案无数，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社会早该崩溃了。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那么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和俄罗斯2010年莫斯科地铁爆炸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不公所致，但美国和俄罗斯主流话语一致把这类行为归结为恐怖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源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失意者，其中总有极少数人可能转变成极端主义分子。无论社会是否给他以关怀，他总是仇视这个社会，甚至不惜以极端形式来报复社会。这种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中国有，瑞士有，美国也有，甚至比中国还多。对于这种变态者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给予同声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但是由于话语缺乏，我们不少媒体和舆论完全受民粹主义左右，不但不谴责这种行为，而且以此来渲染社会对立和对抗。 中国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时期，中国社会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各种利益调整自然带来了一些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问题。中国媒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公正、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引导社会走良性调节的道路，而不应该诉诸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大众式狂欢”，它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理性的思考，不在乎一个民族长期和整体的利益，而只在意情绪的宣泄。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平和向善的社会。美国西奥尔良海啸后和海地、智利大地震后都立刻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而中国汶川地震的规模十倍于它们，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有再多的问题，也还是处在自己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国人平和向善的文化基础上，秉持理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重蹈民粹话语的覆辙，千万不要走西方一些势力所主张的社会对抗的道路，我们不能把一个凝聚力极强的中国再一次变成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社会，这只会使中国人百年的富强梦最后功亏一篑。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只要秉持理性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度过较为艰难的社会转型期，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前行，不久我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用自己的话语清晰地向国人、向世界说明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自信地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的一切质疑。我们已经无法回避任何外界的质疑了。我们必须加强中国话语建设，我们要构建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所谓“全面的”，就是指我们的话语要能够全面地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所谓“透彻的”，就是要把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我们的普通百姓和一般老外也能听懂；所谓“强势的”，就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西方指责中国的话语属于强势话语，国内亲西方势力谩骂自己的国家和制度也采用西方的强势而又浅薄的话语，我们有必要强势地予以回击。 我们的执政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许多话语，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都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话语体系，对于凝聚全党共识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对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光有这些话语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进行话语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构建包括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和国际化话语在内的大话语体系，构建接地气的、有学术含量的、能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和对话的更大规模的话语体系。 中国学者要从僵化的西方话语中彻底解放出来，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这种实践呼唤中国自己的话语构建。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一切有益的知识，但一定不要失去自我，做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和“打工仔”是没有出息的。 西方的特点是承认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强大后，他真的尊重你，软实力强大之后他也会尊重你，而我个人认为政治话语是软实力的核心。我们一是要解构西方话语，二是要建构中国话语。这个过程中，会有必要的交锋，这个坎绕不过去，只有通过交锋，最终才可能交流得更好。在西方，如果人家向你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避而不答，那你就输了，你所代表的国家就输了。所以我主张自信地回应西方话语的挑衅，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的感受是，中国话语可以走遍天下，我们可以用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可以把世界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我们软实力的受众，特别是海外的许多受众，总体上是比较自信的，有的是出于宗教信仰，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有的是被西方媒体洗脑了，所以很多人是盲目自信，莫名其妙地自信，喜欢教训中国，但经不起交锋，真的交锋，一点就破。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BBC一位主持人问我是否能够参加一场关于“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的辩论，我说没有问题，一定参加。在今天西方媒体的话语中，所谓“人民力量”指的就是“颜色革命”，他们还邀请了一位研究波兰团结工会的美国学者和研究“埃及之春”的土耳其学者。主持人很资深，也有一点傲慢。在辩论正式开始前，她先问了我一个问题：张教授啊，你认为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西方对中国的政治预测为什么老是出错？我都想不起来哪次是对的。我说，我本人曾订阅过贵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达15年之久，如果叫我打分的话，关于中国政治的预测，它只能拿C–，就这么个水平，预测了半天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辩论开始后，她问我，你如何界定“人民力量”？我说，这个概念在西方媒体上，几乎成了“颜色革命”的代名词，也就是人民起来，而且往往是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推翻一个政府，但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成语，叫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力量”就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在“颜色革命”中，人民造反，推翻政权，这是“覆舟”，但人民也可以“载舟”，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水可载舟”的经典案例。13亿中国人动员起来了，投入了一场改变自己命运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短短30多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和一个卓越能干的执政团队实现了一种高度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中国崛起的伟大奇迹，而且这种奇迹还将继续下去，中国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在场的那位美国学者大概从未见过如此自信的中国人，惊讶地说：“我周围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中国面临的挑战太多了，一党制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他们认为不能排除中国走向崩溃。”我说：“你周围大概是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老是盼望中国崩溃，但是这种关于中国崩溃的预测已经说得太多了，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相信？”我建议她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历史，我说：“中国有四千年的朝代史，一个好‘朝代’的寿命至少250年，比美国历史都长。今天怎么都是中国历史最好的‘朝代’之一，所以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hr /> 注释： 第四章 话语超越：谁的终结？ 二、在牛津大学谈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整个世界都期待听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听到中国的话语，中国也有必要就自己和世界的一切向外界发表自己的评判。2012年6月20日下午，风和日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和研讨会，我就以“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作了一个主旨演讲，并和与会学者就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等话题进行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以下是我那天演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要感谢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tional State）举行这么一个发布仪式和研讨会，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牛津大学。20年前我曾在这里做过访问学者，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牛津大学强烈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思辨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帮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思路。这次你们又安排我住在牛津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学院”（Uy College），学院底楼有学院之子大诗人雪莱躺在湖边“安睡”的雕塑。雪莱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曾鼓舞过无数中国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过去的30年中，这些诗句又鼓舞了无数投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激励他们克服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艰险，这一切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这种感觉无比奇妙。无疑，英国人的历史感在这里得到了最佳体现。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和英国人一样，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民族。如果说“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体现了英国文化的历史传承，那么在中国，孔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著，今天多数中国人还可以阅读其原文，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今天的崛起离不开这种伟大的历史传承。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但我们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我接触过很多对中国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们的感觉中，中国大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他们还认为那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今天中午，牛津大学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这里就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 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去过缅甸，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国落后至少40年，换上西方政治模式来治理缅甸，结果也不会好。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所以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缅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发后，我就说过，“埃及之春”将演变成“埃及之冬”，现在这种前景似乎变得日益清晰。 其实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今天希腊的破产到西班牙和美国的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总统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说美国民主已经蜕变成了“1％有、1％治、1％享”。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现远远低于本国人民的期待，也低于中国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这些情况说明西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过去30多年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无数次地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但结果证明都是错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对中国不断误判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旦他们能够尊重事实，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会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6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80％。这个成就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变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定听说过中国民间结婚有“三大件”之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三大件”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了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90年代，则成了“空调、电脑、录像机”；进入21世纪后，已经变成了“房子、车子、票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当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例子。但一个曾经上千年领先世界的国家，一落千丈后贫穷了200来年，然后在过去30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也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会赶上来的，中国的文化底蕴为这种文化建设和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迅速发展的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种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而且不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当年英国的崛起作一个比较，英国崛起的时候，英国本土人口才一千多万人，但它已经有了比自己领土大几十倍的庞大的殖民地，英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国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却只能在自己内部消化伴随国家迅速崛起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但过去30多年的实践已证明，中国可以应对这些挑战。尽管中国存有各种问题，但中国总体的成功是确切的，而这种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另外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是一个集五千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为一体的国家。我这里可以使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这有点像古罗马帝国一直没有灭亡，一直延续到今天，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其地域、传统、文化等巨大的内部差异都可以和平共处于一体，大家都使用一种语言：拉丁语。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反复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将变得无法治理，将走向分裂和解体。其实不光是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今天也无法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总统”。如果这样做的话，欧盟要么解体，要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空架子。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复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2012年中国一个“春运”就有31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这样人口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大陆，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内部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在人类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内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是举世罕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餐饮的丰富性。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系，换言之，法国菜系是法兰西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物，而八大菜系是中国“百国之和”“文明型国家”的文化产物，所以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举世罕见。其实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既是中国政治治理最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谨慎探索、尊重事实、不断试错的改革方针符合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情。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谟一直质疑纯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埃德蒙·伯克反复强调一国的政治体制应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历史传统；伯特兰·罗素大力提倡“唯事实”，即“事实是什么？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中国坚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取得了人类扶贫史上的最大成绩；中国坚持了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断纠错，持续渐进；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汲取别人之长，同时也延续自己的传统，特别是通过一个比较中立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还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即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发挥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增长，这个趋势我看还会继续下去。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如瑞士（尽管不少瑞士人不同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新加坡、香港地区。中国大陆虽有各种问题，但总体上的治理水平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乌克兰、希腊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缅甸等。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确实在迅速地崛起。今天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自己估计届时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国际激烈竞争的产物，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它充满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国模式竞争。其实，西方也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双赢的，就像西方已经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获益良多。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自己的传统和优势，在中西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一下，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消除贫困、创造就业、避免金融危机、防止文明冲突等。2011年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本身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这个演讲后来被许多网站转载，《光明日报》也全文刊载，引来读者的热烈反应。我真是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建构中国话语的伟大事业，通过自己认真扎实的研究，向国人和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世界。在中国国内，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被西方话语忽悠的威胁，我们因此而需要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来进行澄清和反诘，好在随着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话语正在全面走下坡。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忽悠主要表现为政治浪漫主义（或者叫民主原教旨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或者叫市场原教旨主义）。西方势力全力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推销这两个东西，忽悠了很多国家，但效果似乎已经一个比一个差，“颜色革命”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已演变成“阿拉伯之冬”。有意思的是：大概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一些国家自己也真信这些东西了，结果很多西方国家连自己也被一并忽悠了。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过去20来年里没有改善，反而下降了，国家更是债台高筑。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被西方话语彻底忽悠的最著名人物当属原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结果导致了“颠覆性错误”：经济崩溃，国家解体，俄罗斯人称之为“第三次浩劫”（“第一次浩劫”指的是14世纪蒙古人入侵，“第二次浩劫”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戈尔巴乔夫本人曾参加1996年俄罗斯的总统竞选，但他的得票率未超过1％，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把他否定了。我曾去过解体前的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的解体过程大致可以这样概括：第一步是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第二步是政治精英，特别是他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被西方话语忽悠。结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经济走向崩溃，整个国家走向解体。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两个国家解体的深刻教训。 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着中国话语的崛起，这种话语要有定力，要有精气神，要能解构西方话语，解构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话语要有较好的表述形式。我们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成功实践，以整个世界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来重新审视西方话语，如民主、专制、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我们要吸收人家合理的东西，剔除不合理的东西，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强大的话语体系。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之中，西方的话语霸权地位已经动摇，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事业正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hr /> 注释： 第四章 话语超越：谁的终结？ 三、“普世价值”的普遍困境 要解构西方话语，首先要解构西方不少人坚持的所谓“普世价值”。西方一些国家把自己单方面界定的某些价值说成是“普世”的，并通过种种手段进行推广，甚至不惜诉诸武力，造成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动荡不安。其实“普世价值”要“普世”，首先要解决一个程序问题。“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应该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从未取得过共识。 西方政府和主流媒体经常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人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认定的“普世价值”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可以是“普世价值”呢？比方说，世界上大多数人大概都认同“和平”应该是“普世价值”，但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接受这一点。再比方说，中国人高度重视的“和谐”、“仁爱”、“责任”、“消除贫困”等价值，能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呢？如能，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不能，那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首先就涉及一个程序问题：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哪些价值可以成为“普世价值”？哪些价值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总该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取舍筛选的程序，总该让世界各国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么大的事，只能由少数西方国家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正义和公道可言？ 换言之，“普世价值”要“普世”，就首先要解决一个“程序合法性”的问题，把某种东西说成是“普世”的，说成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接受的，那就应该经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某种程序来加以确立，比如召开一些国际会议来进行讨论乃至谈判，最终形成国际社会的共识，确定哪些价值属于全人类共享的，哪些不属于全人类共享的。唯有这样，“普世价值”才能令人信服，才是真正的“普世”，才能防止少数国家，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把自己界定的一些价值说成是“普世价值”，然后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对他国人民利益与福祉的巨大损害。 “普世价值”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这个理念本身的困境。西方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这个理念似乎经不起太多的推敲。人们不妨设问：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人权才是“普世价值”呢？比方说，花这么多钱的美式民主应该算“民主”还是“钱主”呢？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同时监控那么多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的网上言论和通信，这种美国特色的言论自由是全世界应该效仿的吗？至于人权，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如美国所说为了推动伊拉克人权呢，还是严重侵犯伊拉克的人权呢？恐怕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一场导致十多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非法战争，应该是21世纪最严重的违反国际法、武力侵犯人权的事件。 此外，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不少领域内，国际社会还未形成共识。即使在一些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领域内，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迄今还不接受这些共识。以人权为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并参加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儿童权利公约》，但美国拒不加入这些公约。从具体的人权来看，瑞典的社会福利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的必修课，这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是无法容忍的；而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1982年，这在美国则是难以接受的；同样，法国禁止穆斯林女生在教室戴头巾，这在中国也是难以想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早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权，但美国就是不承认，这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也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国际社会对某些人权是早有共识的，例如，鼓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属于侵犯人权，但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还是把和平奖颁给了公开主张西方对中国殖民300年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这究竟是要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招魂呢，还是对这位“异见人士”最荒谬的主张一无所知呢？坦率地说，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欠中国人民一个坦诚的解释和道歉。 总之，一旦我们把许多抽象的概念适度具体化，就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一些国家喜欢用抽象的概念来忽悠人，背后往往是损人利己的战略利益考量。我们今天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抽象的概念适度具体化，然后再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不大会被浅薄的西方话语给忽悠了。至于西方到处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我们可以明确地回应：民主可以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自己独特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属于“地方性知识”，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可以汲取西方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如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那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望一个、失败一个。从今天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来看，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存有大量的缺陷，甚至积重难返，其改革进程还任重道远。 此外，除了“普世价值”本身的程序合法性问题，人们还要质疑世界上应该由谁来裁定对人权的侵犯。欧洲国际关系理事会学者高恩（Rier）做了一个研究，他们以2010年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为例，指出联合国192个成员中有127个先后投票反对欧盟关于人权的立场。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立场在联合国可以指望70％的支持率，而今天已经下降到42％，几乎和美国的40％不相上下。与此相比，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人权的立场则得到了69％的支持率。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人心向背可谓一目了然。换言之，是否侵犯人权这样的问题不能由国际社会的少数人和国家说了算，而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裁定，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裁定。西方在人权领域内的霸权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西方曾经先后十次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反华决议均告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还有一个人权到底能不能超越主权的问题。《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并由此而引申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国际法体系。从国际法演变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国际社会共同认定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侵略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等，国际社会才可以授权联合国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必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来进行。但西方一些势力总想当全世界的法官和宪兵，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世界上多数国家之所以反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无数灾难。 其实，西方国家如果真要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可以先从自己做起。比方说，欧盟可以率先谴责和制裁美国，因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无疑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国家也可以要求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谴责和制裁包括挪威在内的所有尚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西方国家，因为男女同工同酬早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敢提，那只能说明西方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于“西方认定的人权高于非西方国家的主权”，这也是人权领域内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当然，2014年，西方也尝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当俄罗斯总统普京用同样的理由出兵克里米亚，支持克里米亚俄罗斯族群保护自己的人权并通过公民投票加入俄罗斯联邦，此时的美国领导人突然谈起了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全世界都笑了，好一番热闹，美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hr /> 注释： 第四章 话语超越：谁的终结？ 四、与福山的辩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2011年6月，“埃及之春”爆发不久，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先生来沪访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春秋研究院和《文汇报》安排我和他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辩论。福山先生是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让他一举成名。他的基本观点很简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使他声名大噪。但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时，他没有考虑到中国，这些年他每年都来中国，考察中国的崛起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虽然他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点，但对中国的多次访问和西方的多重危机使他反思了不少问题。我真是希望国内的自由派学者也能从福山先生那里学一点东西，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来观察中国政治和经济，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还是要与时俱进，思想不能僵化，僵化就要出问题，中国崛起是历史大潮，逆潮流而动意味选择自我边缘化。 那天，福山先花了40分钟介绍自己的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主要观点，包括“中国最早创造了现代国家制度”这么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组成了比较中立的文官制度来治理国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最早的，这也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起源。同时他对中国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于是就有了我和他之间的那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下面是我当时发表的主要观点： 刚才您在讲话中对中国模式提出了一些质疑，我总结一下，主要是几个问题：一个是问责制，一个是法治，一个是坏皇帝，一个是可持续性，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想就您的观点作一个回应。我觉得实际上中国作了很有意思的努力，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改革的实验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发达板块在这个方面在带头。下面我想针对您对中国模式的几个质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是问责制，您介绍的主要是一种西方议会民主多党执政的政治问责制，我自己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样一种问责制很难真正地实现问责。坦率地讲，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需要重大的政治改革，美国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仅是在政治范围内相互制约，解决不了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关键的关键是，我觉得需要一种新的制约与平衡，我把它叫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而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模式下，有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集团，他们的利益几乎永远不能被侵犯。他们阻碍了美国进行很多必要的决策。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今天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的问责制要广得多。我们有经济问责制、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等，比如说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的使命。如果官员的任务完成不好的话，是不能晋升的。我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写的文章，他说美国在过去十年，经济增长为零，就业创造为零。我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走遍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这种记录，所有地方都比这个要好，而且好不少。这是经济问责制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 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也是这样的，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地方——上海的静安区，静安区是上海各方面工作做得总体上比较好的一个区。严格地讲它的许多硬件指标、软件指标都超过了纽约曼哈顿区，但是2010年一场大火烧了一栋楼，我们实行了问责制，二三十个官员和公司人员受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处罚。我反过来想，美国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普通百姓的财产损失了平均1/5到1/4，但迄今为止三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而且更麻烦的是那些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还可以照样心安理得地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奖金，美国老百姓愤怒，奥巴马总统气愤，但他们是根据他们的合同应该拿到的。这使我想到了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法治的问题。中国在推动法治建设，法治建设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余地。但我们自己传统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好的。比如说我们传统中有一个“天”的概念。这个“天”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描述就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的核心利益和良心，这个是不能违背的。我们可能99.9％的事情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但我们一定要保留那块小小的空间，涉及“天”的问题，涉及社会核心利益和良心的重大事件，我们保留在法治范围内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否则就是法条主义。法条主义会害死人，所以中国在创新法律制度时，想取得这样一种平衡。 至于“坏皇帝”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粗略算一下，我们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现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当中经过多少的战争冲突、制度变迁等，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这是我们一会儿还可以讨论的问题。 这个“坏皇帝”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想是通过我们的制度创新。第一，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不是世袭的，是靠政绩靠自己干出来的。第二，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第三，现在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意味着当中任何一个领导人，如果他的观点明显地偏离大家共识的话，那是要被拉回来的。第四，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历史传承，就是选贤任能。现在中国最高的精英决策团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资历基本上是两任省部级的履历，中国一个省的规模相当于四到五个欧洲国家，治理好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个制度可能也有缺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大可能选出像美国小布什总统这样低能的领导，也不会选出像日本菅直人首相这样的低能领导，所以这是一整套体制。我现在倒是担心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中国“坏皇帝”的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美国这种体制再这样发展下去，我真是担心美国下一届的选举，选出的人可能还不如小布什。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其政策影响到全世界，所以这个问责制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倒是想请您解释一下如何解决美国的“小布什”问题——八年时间在现代的社会是不得了的，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运直线下降，再来一个八年美国也赔不起。 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自己在《中国震撼》这本新书中讲了一个概念叫“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有一个自己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实际上有一个自己发展的周期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周期，有时也可以用“朝代”概念来描述，一个周期平均是两三百年，这是数千年历史的规律，从这样的一种长期的大周期来看的话，我认为我们中国现在还在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所以我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我20多年一直是这个观点。 我的乐观来源于中国人喜欢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势”，这个势一旦形成了很难阻挡。反过来讲一样，19世纪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一下子就转过去了，中国就转不过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惯性。我们的体制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头，这种大势很难阻挡，会有逆流，会有相反方向的浪花，但改变不了这个“势”，这是文明大周期的大结构。这是很多西方学者，以及我们国内亲西方的自由派学者往往没有搞清楚的一点。他们预测中国崩溃的论调持续了20年，现在海外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中国国内还有唱衰自己的人，但我相信这种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关于中国模式的持续性，您提到了中国过度依赖外贸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外贸依赖度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按照官方汇率来算的话，外贸占GDP很大，但是外贸是按照美元来算的，而其他GDP的内容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样就产生了误差。再往前看，中国内需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真正的快速城市化是从1998年刚刚开始，今后每年都有1 500万到2 500万人变成城镇居民，这会创造巨大的内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内需加在一起也达不到这种内需。 还有关于尊重个人价值的问题，我想在尊重个人价值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太大差别。关键是我们有一种传统，叫做从整体出发的传统，西方则是从个体出发的传统。实际上我们在实现个人价值个人权利方面，采用中国的这种整体介入的方法，效果实际上比采用个体介入的方法要好，我有时把中国的方法叫做邓小平的方法，把印度的方法叫做特蕾莎修女的方法。邓小平的方法使得数亿的中国人已经脱贫，数亿的个人实现了更多的方方面面的价值。他可以上网，可以看彩色电视，可以开车在高速路上行走，可以在网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印度的特蕾莎修女感动了无数个人，还拿到了诺贝尔奖，但印度总体的贫困状况没有什么改观，你在上海20年看到的贫穷加在一起少于你在孟买一小时看到的贫穷，没法比。 对于后面提到的中国模式下的决策过程，百姓如何参与的问题，我真是希望您有机会到中国做一些调研。我打个比方，我们的决策民主，中国现在以五年为周期的五年规划的决策的过程，上上下下成千上万次的咨询，这种决策民主的质量西方没法比，我们是研究生水平，西方可能是本科生、初中生的水平，这是真正的决策民主。 至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好像体现人们要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去过4次。20年前跟上海的距离大概是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不造反行吗？而且我自己对中东的了解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叫“中东之春”，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之冬”。严格讲那个地区还没有成熟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结局我们终会看到的。 至于中国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各个国家的历史中都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一些做得不好的事情。我们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都是一种悲剧，特别是“文革”，我自己就经历过一部分。但是，我还是要讲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美国过去有奴隶制度，有印第安人被杀光的历史，种族歧视制度还持续了很多年。您认为美国是通过自身制度的努力改进的，实际上中国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也是通过自己的制度改正的。 您谈到了毛泽东主席，我想也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看到他确实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到今天还是有这么多的普通的中国百姓，仍然非常尊敬毛泽东主席，我想一定是有一些事情上他做的是对的，甚至是非常对的。他的几个主要的贡献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一是统一了整个中国这么大的版图，二是解放妇女，三是土地改革，还有一些其他贡献。所以我个人认为邓小平讲的“三七开”——我亲口听他讲过——我觉得还是比较公道的。我们也许跟西方的传统不太一样，西方是一种法律传统，我们是一种政治传统。另外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中层结构，我把中国分成上层、中层、底层结构。这个结构形成之后不会形成毛泽东时期大范围的极端事件。这个在埃及可能会出现，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大的中层结构，什么是中层结构，就是和现在的市场机制配套的社会中产阶层结构。这个是中国以后的体制不走极端的一个重要的结构保证。 关于腐败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纵向地和横向地比，中国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处理起来也不容易，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来看，所有的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经历过腐败增加的阶段，往往和现代化同时发生。您的老师亨廷顿先生就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也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的。 美国我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在这个体制下，要看你怎么界定腐败。我自己在《中国震撼》这本书里面提了一个观念，叫做“第二代腐败”。比如说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叫监管套利，也就是信用评级机构给你打高分而得到大量的利益，我觉得金融危机里面有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但美国的法律制度把这些问题叫做“道德风险”。我觉得美国如果把这一类问题作为腐败问题处理的话，恐怕效果会更好一些。你也可以横向地比较，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实际上不管中国人现在怎样抱怨自己的腐败问题，但和我们可比的国家，也就是人口在五千万以上、发展阶段相对比较类似的国家，印度也好，乌克兰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巴西也好，埃及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的腐败都比中国严重。“透明国际”的评估也是这样的结果。 关于腐败问题，还可以和亚洲的“四小龙”进行比较：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它们初步实现现代化以后，台湾和韩国转向了西方民主制度，香港和新加坡基本保留了原来的制度，但从腐败情况来看的话，香港和新加坡比台湾和韩国要好得多。国际上所有研究腐败的，认为亚洲腐败最少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特别是香港，20世纪60年代腐败还非常严重，后来通过建立廉政公署等方法，也就是说相对比较独立的反腐体制解决的。所以说西方民主制度能够解决腐败问题，这个说法我觉得不成立，至少在非西方国家是这样。我们可以看看国际上的腐败指数。绝大部分人口五千万以上的非西方民主国家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台湾地区“民主化”以后更严重，否则就不会有陈水扁关在监狱了。韩国选出来的几个总统都有腐败的问题，但是没有采用一人一票的香港、新加坡，通过自己的制度创新，把腐败程度降得比较低了。 我把中国看做“百国之和”，就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这样的国家没法搞西方的制度。看中国同样要分板块。我们的发达板块腐败相对较少。我在意大利做过访问学者，我觉得上海的腐败一定比意大利少，也比希腊少，这是肯定的。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化了。我20多年前去希腊这个国家，就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现在就破产了，要靠中国援助。我跟希腊朋友坦率地讲：我20年前到你们国家的时候，你们总理叫帕潘德利欧，现在还是叫帕潘德利欧，都是家族政治。社会方面，高福利永远下不来，最后国家都破产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可以从中国派一个团队帮你们治理国家。 所以我就想到民主制度的问题。这个观点我自己还没有写出来，我正好和您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不是历史的终结（tory），而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tory）。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这个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为什么这样说，往前推2 500年左右，当时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后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两千多年“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了一人一票这样的民主制度。 这种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有几个大的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一是它基本没有了“人才”观念，就是谁来治国都可以，只要是选上来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承担不起，小布什一弄就是八年，这样的损失是很大的问题。二是福利永远只能往上走，永远下不来。像中国这样进行银行改革、国企改革是不可能的。三是社会越来越难以整合，过去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整合，大家用票决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赢。但美国的社会现在也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投票输的一方不认输，继续为难（赢的一方）。第四个问题，我称之为“低智商的民粹主义”（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考虑，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今天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 所以我想起了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他的特使到中国来想要进行贸易，但我们当时的乾隆皇帝非常傲慢，他觉得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绝对是最好的，是十全十美的国家，不要向人家学习任何东西，是“历史的终结”。结果我们就一下子落后下来。我现在觉得西方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心态。这些人最好到中国来看看，观察一下中国怎样在30多年里面如何不停地进行改革，有些改革虽然很小，但是不停地进行。 西方觉得它的制度还是最好的，实际上这个制度问题越来越多，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已经破产了，英国的财政债务占GDP的90％，也接近破产了。所以今天我们总理正好访问英国，准备投资，英国人就非常高兴。关于美国，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数：“9·11”事件损失了1万亿，两场不聪明的战争损失3万亿，金融危机损失了8万亿。美国现在的债务是10万亿到20万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元国际货币垄断地位的话——这个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国这个国家也已经破产了。 中国崛起是一个大势，一个大国全面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规模绝对不是一个小国家可以比的。西方的制度总体上在走下坡路，今天一些中国人还是开口闭口美国怎么样，至少对我们这样经常去美国的或者在欧洲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人来说有点贻笑大方。我们应该平等地看待西方，哪些地方比我们好，哪些地方不如我们，哪些需要学习，哪些需要警醒，这种心态我觉得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 您刚才提到，要从长期的角度来评价短期的情况。我1985年作为翻译陪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去访问，见到基辛格先生，中国领导人请他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你们太客气了，你们是来自有数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还是你们先谈吧。当然他讲的是客气话，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整体实力也好，制度也好，我们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的多数时间里确实是领先的，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我觉得您有一点很了不起，您和许多西方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比如看到中国创造了现代国家制度，即一种通过考试产生的相对比较中立的文官制度。 我们在过去两三百年中落后了，现在是真的赶上来了，特别是我们的发达板块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来了。我自己觉得西方恐怕有一点自满，他们还是没有真的用开放的心态来看世界。我个人觉得中国很多做法西方真是可以借鉴，奥巴马总统倒是看到了这一点，最近多次讲过美国应该建高铁，应该重视基础教育，应该减少财政赤字、多储蓄，应该发展制造业，应该推动出口，他反复说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二，他感到了中国崛起对他的压力。今天中国所有的邻国或多或少都在学习借鉴中国模式，从俄罗斯到中亚五国，到印度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等都是这样。 您提到了现代化导致文化趋同的问题，这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观点。但从经验角度来分析的话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国为例，比如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都在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前两年出现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觉，这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歌，美国人是不会这样唱的。中国人传统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国人为家庭会付出不知道比美国人大多少倍的牺牲。换句话说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了，特别像中国这样一种强势文化，怎么改变得了？一个是麦当劳文化，一个是八大菜系文化，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办法收编它，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我很欣赏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他一贯的观点是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 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的背后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我们今天的知识比起过去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我们今天小学生的知识可能都超过了孔子，超过了苏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没有增长多少。我有一个善意的建议，但估计福山教授不会接受，您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智慧”。比如说我观察美国，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智慧的问题。越南战争是这样，阿富汗战争是这样，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战争，所以我觉得恐怕要更多地强调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国讲课，一个德国经济学家跟我讲了一段故事，说最近默克尔总理问他，为什么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国的经济学家说，总理呀，您不要担心，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不会有一流的经济了。换句话说是经济学出了问题，出了很大的问题。在西方产生的社会科学中，我自己觉得经济学可能是相对而言更接近一点真理的科学，因为它最接近自然科学，什么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来表示。坦率地讲，我觉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跟经济学相比恐怕离真理更远，所以我们要大胆地探索话语的创新，这点我跟您是一样的，您也在冲破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的范围，从您这本新书就可以看到，您是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等综合地来探讨。 我觉得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当然我自己也好，我认识的朋友也好，我们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远一点，我们确实是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现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消除贫困问题，到文明冲突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病等等新的问题。西方的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的智慧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hr /> 注释： 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一、从“埃及之春”说起 2011年1月底埃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浪潮，2月11日，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西方媒体把这场运动渲染成了民主推翻专制的“埃及之春”和“中东之春”，预示着整个阿拉伯地区迈向了民主化。但我对这个地区做过多次的实地考察，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我与福山辩论时所说，“中东之春”会变成“中东之冬”，时间证明我的预测是准确的。邓小平说过，一个听过枪声的士兵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就是不一样，实地考察过一个地方和没有考察过也是不一样的。做学问，特别是政治学，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读懂社会这本书。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四次访问过埃及，对这个国家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最北，我走到亚历山大市，最南走到阿斯旺水坝，最东横穿西奈半岛走到与以色列交界的红海小镇塔巴。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多次访问埃及的印象，这个词大概就是“爆炸”，特别是开罗，给人感觉是嘈杂（据说是世界上分贝最高的城市）、拥挤（到处车挨车人挤人）、脏乱（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从来没人打扫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埃及虽然到处乱糟糟，但给人感觉社会仍有活力，大部分人忙于谋生无暇他顾。近十年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政治化，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便会燃烧爆炸。突尼斯的动乱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这场动荡与革命。但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后的问题将更复杂，因为埃及许多深层次问题看来难以解决。 首先是人口爆炸问题。我第一次访问埃及是1986年，当时埃及的人口是4 000多万，今天已经翻了一倍多。当时埃及也有一个“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但由于宗教传统和教育落后等因素，这个计划难以执行，埃及人口还是直线上升，导致了各种资源严重短缺。埃及的国土面积大约为100多万平方公里，但全国95％的领土是沙漠，9 000多万人口“蜗居”在5％的国土上。我曾坐飞机从开罗沿着尼罗河一路往南飞到阿斯旺。放眼望去，尼罗河两岸狭长绿洲之外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使我真实地感到了埃及生存环境的恶劣，感到了“尼罗河是埃及生命线”的真正含义。人口爆炸意味着埃及人口过于年轻，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岁，青年失业率超过30％。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我也去过突尼斯、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情况也类似）。这些绝望的年轻人成了这次推翻穆巴拉克运动的主力军。 还有就是贫困问题。我仔细观察过负责中国大使馆警卫工作的埃及警察，他们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纪，纪律涣散，衣冠不整。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老向使馆工作人员要吃喝的东西，往往自己吃了后还要往家里拿。为了谋生许多埃及人现在都不得不打两份工。近来埃及物价全面上涨，埃及民众餐桌上的主食，如面包、西红柿、牛羊肉，价格都在成倍地增长。我的埃及学生告诉我，一公斤西红柿半年前是2埃镑一公斤，现在是12埃镑（约2美元）一公斤，一头羊过去是300埃镑，现在至少要1 000埃镑，也就是说，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吃西红柿和羊肉都成了奢侈。对于埃及人口中40％每日收入不到2美元的贫困人口，只能是度日如年了。这种局面下，老百姓怎能不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呢。 人口爆炸蚕食了埃及这3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突出体现在住房的严重短缺上。埃及城市面貌普遍简陋，开罗成千上万的住房没有外墙装饰，只有千人一面的混凝土外墙。无数的屋顶上竖着密密麻麻的钢筋，给人感觉房子尚未完工，但下面已经住满了人家。我的埃及朋友说这是开罗市民的“智慧”，因为埃及的法律规定建完的房屋就要交不动产税，而“半拉子”工程可以“免税”，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埃及奇观。另一个埃及奇观是“死人城”。受古埃及文化的影响，有钱的穆斯林会为死者建造带有小庭院的墓室，这些墓室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死人城”，里面有街名和门牌号。但是“死人城”今天却住满了从农村涌入开罗谋生的穷人，他们拖家带口，以墓地为家，与尸骨为伴，在这里安营扎寨。“死人城”里，垃圾成堆，尘土飞扬，疾病流行，犯罪猖獗。据估计，开罗有上百万人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这一切的背后是极端畸形的埃及经济结构。埃及整体上还很穷，但贫富差距巨大，国家经济也早就成了大量依赖进口的消费型经济。埃及没有足够的出口创汇能力，所以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后果是债台高筑。我1986年随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埃及，双方会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埃及由于经济困难，要求推迟偿还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埃及当时一年进口的消费品达90亿美元，而外汇收入只有70亿美元，其中侨汇占了一半，其他靠的是石油出口、苏伊士运河收入和旅游业收入。今天埃及经济结构有所改善，旅游业收入占了大头，但整个国家仍然入不敷出，进出口失衡的状况更为严重。穆巴拉克执政了近30年，进行了一些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产业链。除了一些纺织和食品企业外，没有多少现代制造业，因此难于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从粮食到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赖进口。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等因素导致埃镑迅速贬值，百姓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在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腐败也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埃及办事情要付各种各样的“小费”。餐馆里明明是16％的服务费，但客人一般还要付额外的“小费”。凡是要排队的事情，例如办驾照、参观繁忙的旅游景点，总会有人（包括警察）与你搭讪，愿意帮你做一些事情来换取你的“小费”。一次一位埃及朋友与我出去吃午饭，回来后发现他的车因停车不当轮子被铁链锁住了。他对我说，不要急，附近一定有警察等着。果然从树丛里走出一位朝我们招手的警察，这位朋友塞给他一点钱，就解决了问题。这些都是在埃及司空见惯的小腐败。坊间早就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政府高官腐败，特别是穆巴拉克家族的贪腐，一般人相信他的家族在海外拥有上百亿美金的赃款，这使穆巴拉克在埃及日益失去人心。 埃及曾经被法国和英国殖民，所以继承了不少殖民时代留下的传统，如政府上层官员大都在欧美受过教育，但这些人与自己国家的民情往往脱节得厉害，导致了国家治理水平的低下。1987年我随时任副总理的李鹏去考察阿斯旺水坝，埃及电力能源部一位副部长全程陪同，他曾留学英国，讲一口漂亮的英文。但当李鹏问他，开罗居民一度电要多少钱的时候，副部长竟茫然不知，忙着问他的下属，下属又忙着问另一个人，最后才给出了答复。李鹏见此状轻声地对我感叹：“真官僚呀，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其实这种“上下脱节”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上层精英大都出身豪门，受过西方教育，但与本国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体贴民间疾苦的“民本”文化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传统确实是极为宝贵的政治资源，也是中国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埃及爆发的“革命”也将了西方一军。如果西方真认为它那个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过去几十年都不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沙特阿拉伯这些“专制”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呢？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的“独裁”领导人几乎都是西方的铁杆盟友呢？其实西方的逻辑非常清晰：只要西方认为你是他的敌人或对手，他就要用所谓的“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把你搞乱搞垮；而对于西方眼中的盟友，专制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西方这种双重标准的“普世价值”在中东地区表现得一览无遗。这一点值得国内那些西方模式的崇拜者好好反思反思。 当然，西方今天也开始意识到埃及动荡对自己带来的威胁，因为这场动荡直接危及西方的三大核心议题： 第一是反恐。西方担心伊斯兰极端势力会伴随着伊斯兰民主运动而迅速壮大，毕竟“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组织系统最严密的反对派势力，也是蛰伏于阿拉伯世界各派伊斯兰势力的鼻祖，它与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等激进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阿拉伯世界的西方铁杆盟友们在这场伊斯兰民主浪潮中纷纷倒台的话，最感到恐慌的应该是美国，最感到高兴的应该是“基地”组织和伊朗。 第二是石油。苏伊士运河是维系西方石油供应的生命线，如果这条运河关闭，供应欧洲的油船将被迫绕道一万多公里，欧洲石油消费大国将难以承受这种负担。 第三是以色列。穆巴拉克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这也是穆巴拉克本人在国内逐渐失去人心的一个原因，现在穆巴拉克下台了，埃以关系恐添变数。 鉴于此，西方处理埃及问题的战略可以用“既要面子又要里子”来概括。他们一方面口头上表示支持埃及民主运动，但另一方面则希望埃及军方稳住局面，使埃及能够“平稳过渡”到另一个亲西方政权上台。美国手中仍然有两张牌可以打：一是美国长期对埃及军队的渗透而形成的影响力；二是埃及经济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但事情的发展可能不会那么简单。西方式“大众民主”的潘多拉盒子一旦真的打开，政治参与的爆炸就不可避免，其结果绝不是美国或任何一方可以轻易掌控的，这也是美国今天如坐针毡的原因所在。 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来看，阿拉伯国家，只要搞真正普选，上台的一定是伊斯兰势力，而不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势力。果然，2012年5月至6月的大选中，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之后，埃及马上就陷入了伊斯兰派与世俗派不停的争议中。选举政治使然，这两大派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都不妥协，结果是国家动荡，资本外逃，企业关闭，物价飞涨，犯罪飙升。2013年7月，军队又罢免了民选出来的穆尔西总统，这导致了新的混乱和动荡，世俗派和伊斯兰派的争议愈演愈烈，大规模流血冲突已经爆发，埃及的前景不容乐观。 一些西方人士从埃及动荡联想到中国。埃及动荡愈演愈烈的那两天，我正好在荷兰参议院介绍中国发展模式。有位荷兰议员问我：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埃及？我建议他查阅一下西方机构在中国所做的各种民调。不管中国今天存有多少问题，但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中国不是下一个埃及，而是下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过去30年中，中国紧紧抓住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根主轴，使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使多数人觉得生活有奔头。相比之下，埃及浪费了整整30年，民生每况愈下，人民感到绝望，这就是中埃两个国家的最大差别，也是我四次走访埃及见证到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大致摸索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埃及恐怕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 埃及的问题根本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但实际上埃及深层次的问题，如人口爆炸、贫穷问题、住房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西方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甚至还会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埃及能有什么启发的话，我想，对于埃及来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摆脱外来干预，尽早建立社会秩序，并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埃及很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动荡期。 放眼整个西亚北非的所谓“民主浪潮”，也就是西方许多人欢呼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所谓“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三年过去了，利比亚已四分五裂，各个部落拥兵自重，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的失控状态，连美国大使也被“民主”后的民众杀死。突尼斯虽然没有解体，但国家的经济已遭受重创，原来的世俗政权迅速地伊斯兰化。也门更是动荡不止，一个人口数量和中国一线城市差不多的国家（2 360万）同时经历了三场战争：部落间的战争、教派间（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战争、政府军与“基地”组织的战争，不排斥还可能爆发也门南部的独立战争。埃及自身的形势已经复杂化，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埃及还面临着美国、以色列、欧洲、伊朗以及各种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广泛介入和干预，国家已经陷入全面危机。埃及看来正在陷入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模式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恶性循环，即普选产生民粹主义领袖，但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这真是埃及的不幸。 埃及也好，其他中东国家也好，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最终要靠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探索。这些经历了“阿拉伯之冬”的人民最终也许会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但这个探索过程可能是异常艰难曲折的。 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二、“颜色革命”的结局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寄托着一些西方势力扳倒中国的期望，那么“颜色革命”则更是西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政体的样板。经历了“颜色革命”的三个国家（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国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势力还是打错了算盘，“颜色革命”失败得如此之快，连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脸上无光。 让我们先从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说起吧。这场所谓的“革命”充满了戏剧性：先是西方主导的民调挑战了乌克兰大选的官方统计，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潮，亲西方的候选人“白马王子”尤先科据说又遭到了投毒，他俊朗的脸庞迅速变丑，肤色发黑，脸上布满了疙瘩。“毒药事件”无疑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最终，打着和平抗争旗号的“颜色革命”中，尤先科赢得了选举，西方为此欢欣鼓舞。之后不久，尤先科的脸也奇迹般恢复到“白马王子”时代（确实有人怀疑阴谋论）。 这场“颜色革命”成功的背后是欧美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反政府的所谓“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以选举公正的名义，迫使当时的政府不能对示威民众动粗，内务部派出的军队后来也被召回，军队的将领纷纷倒向反对派，政府终于妥协，宪法法院裁定大选无效，重新大选。第二轮大选，“我们的乌克兰”联盟主席及总统候选人尤先科以近52％的支持率，战胜“地区党”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白马王子”尤先科和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形成了“双头政治”组合，分享了胜利，尤先科坐上总统宝座，季莫申科获得总理之位。但他们的团结是权宜之计，两人不久就爆发了激烈冲突，昔日盟友如同陌路。 随着内斗加剧，经济凋敝，腐败激增，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也从“希望”转为“失望”：“橙色革命”五年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货币贬值了一半，国家债务缠身，甚至面临破产。到2010年，即“颜色革命”后的第一次大选时，当初获得52％支持率的尤先科只获得了5％的支持率，在18名总统候选人中，名列第五，远远落在昔日死对头亚努科维奇之后。美国皮尤中心2009年在乌克兰所做的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时低了整整42个百分点。 2014年西方支持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又导致了新的动乱，对立双方爆发暴力冲突，基辅成了血腥的战场。美国与欧盟直接干预乌克兰局势，美国不满欧盟相对保守的政策，直接策划乌克兰新政府的组阁，结果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这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讽刺有多大！俄罗斯强势反击，出兵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公民也投票要求加入俄罗斯，俄罗斯随之接受了这个要求。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迅速走入低谷。 我们还有必要以中国标准来评价一下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好，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三个方面乌克兰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从“橙色革命”后，乌克兰就一直内斗不断，乱象难绝。尤先科上台后不是抓民生，而是搞“阶级斗争”，忙于清算历史，紧抓“大饥荒”、乌克兰起义军等历史问题，并跟美国一道，搞危险的加入“北约”游戏，结果弄得个国库空空。前总理季莫申科由于腐败指控被投入了监狱，国家陷入深度内斗，各种示威游行冲突常年不断。 乌克兰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加分裂了。乌克兰民众大致分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也就是所谓亲西方的西部地区与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双方都为了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上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一半黄色一半蓝色的乌克兰国旗好像正好象征了东、西乌克兰人的经济和政治归属，无论哪个人当总统，总有几乎一半的国民不高兴，而西方普选模式则在不断地加剧这种分歧。2006年年中，我曾访问过乌克兰，与独立广场安营扎寨的大学生聊过天，他们挥舞的是欧盟和美国的旗帜，心中充满着对西方世界的憧憬。其实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的立场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反对俄罗斯的影响，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乌克兰拉一派打一派，不断地挑拨和强化所谓“亲西方”族群和“亲俄罗斯”族群的矛盾，结果弄得乌克兰国无宁日，乌克兰恢复团结的前景已经非常渺茫。 乌克兰生产力的发展也遭受重创。去过乌克兰访问的人都会感叹：一个大国（从领土面积看，乌克兰是欧洲第二大国），有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有原苏联留下的深厚的工业基础（当年苏联“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安东诺夫飞机、t80坦克、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和“天顶”号运载火箭都是乌克兰制造的），今天经济却一蹶不振。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货币贬值，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乌克兰是原苏联的一个富裕的共和国，1991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四倍，而今只有中国的一半。乌克兰有“欧洲粮仓”的美称，其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也非常发达。1991年独立后的乌克兰拥抱了西方制度，许多人曾非常看好乌克兰的前景。但事实是，20多年后的结局却是凄凄惨惨，其中有多少令人深思的教训啊！ 再来看看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独立，前总统阿卡耶夫顺势掌权，他十分崇拜西方民主模式，按西方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自食了西方民主的苦果。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推翻总统阿卡耶夫的所谓“郁金香革命”，统治吉尔吉斯斯坦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政权顷刻倒台。巴基耶夫担任最高领导人。美国政界和媒体一度对这场革命欢欣鼓舞，声称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革命”带来的也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内斗，吉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革命爆发后，吉国的事态发展与西方的预期大不一致，新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比与西方的关系更为融洽。 五年不到，又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当年“郁金香革命”的民主英雄巴基耶夫，并引发了暴力冲突，中国不得不从吉国大规模撤出侨民。这些动荡对吉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持续至今。我2006年曾去过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给我的感觉就像中国1980年代的一个县城，从表面上看，比当时的乌鲁木齐落后至少20年。西方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模式，所谓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模式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复演绎，而国家治理毫无章法，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至于格鲁吉亚，情况也很惨淡。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亲美的萨卡什维利赶走了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为了表彰小萨这位“民主英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专门造访了这个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赞誉它为欧亚地区的“民主明灯”。我在电视上多次看过萨卡什维利的英文演讲，他的英文很好，满口都是美国人最喜欢听的话，这一定是他赢得美国人喜欢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极端敌视俄罗斯。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小萨竟天真地以为他可决策而挑起格—俄战争，并得到美国的支持，结果普京总统强烈反制，使格鲁吉亚完全失去了对两个共和国的控制。这场战争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格鲁吉亚经济遭受重创，虽然经济近年有所复苏，但格鲁吉亚经济脆弱性显著，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因为“颜色革命”而改善，全国一半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如果我们用上述的邓小平评价政治制度质量的三个标准来衡量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话（这也适用于所有的“阿拉伯之春”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这些国家的政局不是更稳定了，而是更动荡了；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因为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 总之，“颜色革命”的结果，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凄凄惨惨”。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多数民众的亲身感受，也是许多西方政府和人士的感受。今天的中国可以自信地审视所谓的“普世价值”给“颜色革命”国家、给“阿拉伯之春”国家带来的深刻危机，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坚定地走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迈向更大的辉煌。 <hr /> 注释： 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三、台湾民主：从希望到失望 谈“阿拉伯之春”也好，谈“颜色革命”也好，本质上都是非西方国家和社会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带来的“水土不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台湾。我先后八次访问过台湾地区，对台湾的民主还是有一些切身体会的。一次台湾朋友问我对台湾民主的看法，我说这使我想起了1976年大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人家对邓小平说，现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邓小平说，很好，继续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来。如果台湾愿意，它可以继续沿着美国民主模式走下去，或者说继续碰下去，直至某一天大彻大悟，悟出真理来，再来建设真正的优质民主。 台湾的民主质量确实不敢恭维。20多年的民主路一路走来，首先是经济严重滑坡——台湾经济已经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最末，现在需要中国大陆的经济输血。20多年前，中国大陆提出两岸建立“三通”时，台湾还不屑一顾，后来是台湾更需要“三通”了。民选上来的李登辉搞“戒急用忍”，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的发展良机。民选上来的陈水扁，8年换了7个“行政院长”，搞权术平衡，不是搞经济建设，连续8年公共投资负数，经济急剧走衰。马英九上台后执政乏力，民调支持率已低于陈水扁当年的水平，但他有一点是对的：承认“九二共识”，稳定了两岸关系，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融合，这也是台湾经济的唯一出路。 台湾民主化这20来年，正好是大陆和台湾实力发生根本变化的20来年。台湾民主化看来办成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台独”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台湾已经成了对大陆依赖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台独”即意味台湾经济的立刻崩溃。台湾人口比上海还少，才2 300万，但今天至少有150万台湾人在大陆工作、生活或学习，这大概也算一种“用脚投票”吧。不少台湾人现在说，大陆有点像“蒋经国时代”，即一心一意搞建设，而台湾是处在“文革”时代，政治内斗不止。 台湾民主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台湾选举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台湾领导人选举是第一轮简单多数就决定结果，如果像法国那样，第一轮候选人得票低于50％的话，需进行第二轮投票，也许可以更公正些，但有关的法律修改很难推进，因为程序要求太高，这也是前面所说的“程序万能论”带来的困境。此外，民主制度成熟的一个标志是辩论公共政策，而不是辩论意识形态。台湾迄今为止还未能解决所谓的“国家认同”问题，所以选举总是成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对抗。苏联当年也是国家内部的认同出了问题，所以一搞西方民主，苏联就解体了；南斯拉夫这样搞，最后也是分裂和内战。中国如果采用西方制度的话，拒绝“国家认同”的西藏、新疆分裂主义势力就会兴起，最终整个国家都会四分五裂。 台湾的腐败问题也比过去更严重了，黑金渗入了选举政治。亚洲政经风险公司2009年报告认为台湾地区的腐败程度超过大陆，马英九为此痛心疾首，本想让台湾成为照亮大陆前进的灯塔，但现在台湾自己有点迷失了方向，方方面面都要靠大陆的支持才行，好在“台独”的势头已遭重创。台湾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台湾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特别是前领导人陈水扁八年贪婪敛财，令人发指。台湾媒体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媒体在两蒋时代被叫做“哈巴狗”，现在被叫做“疯狗”，族群矛盾被故意挑起，什么“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丧失对社会的整合能力。 有人说，即使台湾民主问题这么多，但多数台湾人也不愿意回到20年前。谈到东欧民主质量差的时候，一些人也会表示类似的观点。其实，这样说太笼统了，历史倒退20年，大部分人当然不愿意，但原因很复杂，比方说，20年前还鲜有手机，多数人当然不愿意回到没有手机的时代。世界上最愿意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大概只有索马里，我1985年去过那个国家，当时那里的医院、学校、邮局等还能提供服务，后来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连这些服务都没有了。还有一个是东欧的匈牙利，民调显示多数人还是觉得20多年前最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时期比现在好。匈牙利政治巨变20年前后我都去过，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问问题，比方说，不要问是否愿意回到20年前，而是问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演绎一次，你是否愿意经历这样的变革，我估计大部人台湾人和东欧人都会选择不同方式的变革。 台湾对大陆的软实力也全面衰退，我2013年去台湾时发现大陆的电视剧《甄嬛传》火遍台湾，大陆的娱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甚至引起全台人民的论战，大陆的淘宝网购广受台湾民众的欢迎。台湾民进党政客认为大陆正在给台湾人洗脑。想着二三十年前整个大陆都在听邓丽君、看琼瑶剧，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所以大陆现在比较自信，台湾希望接待多少大陆游客，大陆就可以送去多少游客，今天整个台湾的旅游业主要靠大陆游客来支撑了。 有台湾学者问我，台湾民主的前景如何？我说，我自己对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民主作过一个评判：基本上是两种结局，要么是从希望到失望，要么是从希望到绝望。就台湾而言，民主化迄今为止的经历可以概括为“从希望到失望”，下一阶段应该是“从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大概还不至于绝望。为什么不至于绝望？这是因为：第一，台湾通过东亚模式早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产阶级比重还比较大。 如果当初就采用今天的模式，台湾的现代化也不会实现。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一直没有中断，这意味着只要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稳定，老百姓吃苦耐劳，辛勤工作，整个经济不至于崩溃。第三，中国模式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模式拯救了台湾。经济上，中国模式带来了大陆的迅速崛起，这为台湾和台湾同胞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政治上，中国模式通过选贤任能机制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比台湾民粹主义产生的领导人更为成熟和理性。2008年西方挑起西藏暴乱，马英九在民进党的压力下也大声呼吁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但大陆领导人权衡利弊，没有计较马英九的表现，而是着眼于两岸人民的长远利益，避免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如果双方都是民粹主义选出来的领导人，两岸关系恐怕就要陷入剧烈动荡了。 为什么台湾民主的未来可能是“更大的失望”呢？因为台湾民主困境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首先，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国家认同”，而台湾做不到这一点。当一个社会的主流还是为“爱国”还是“卖国”而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个社会容易剧烈对抗。当民众对国家认同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政客很容易打民粹牌，通过煽动族群对立来获取选票。第二，台湾法律制度没有足够的公信力。比方说，人们不满高等法院对两颗子弹带来的陈水扁当选的裁定，“红衫军”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等，这反映了人民对在现有司法体制内和民主体制内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台湾的司法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超越党派政治分歧的公信力。第三，“公民文化”严重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特点是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换言之，台湾仅仅实现了选举民主，但“公民文化”仍然严重缺位，弥漫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气氛。“台湾人”、“爱台湾”成为一种民粹符号，政治对手的一切主张都可以被妖魔化。“抹黑”、“抹红”、“抹黄”的手段，把人性中很多黑暗的东西调动出来。2014年春天，台湾大学生又蔑视法治，占领了“立法院”，冲击了“行政院”，抗议总体上对台湾有利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这一乱象的背后是台湾政党恶斗与台湾经济和社会整体的沉沦。坦率地说，大陆社会的“公民文化”更加缺乏，从网上大量的语言暴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大陆如果搞西方式民主，情况会比台湾地区还要糟糕。第四，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过度影响。在台湾，美国势力的渗透无处不在，这影响了台湾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国模式本身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资本力量对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俘获以及“民主游戏化”等问题。 从台湾民主发展的教训中我们可以引出几点思考： 第一，我们一定要突破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话语范式，即认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种制度。这种范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二分法来看世界上的制度，世界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和劣政（bad gover）。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和非西方的制度。 第二，台湾在“两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没有中断，台湾民间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社会，特别是和大陆相比，大陆“文革”的时候把中国文化传统破坏得太多了，现在大陆已拨乱反正，大力弘扬中国文化。我想如果当时台湾没有照搬美国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发展下去，并吸收西方制度的合理元素，台湾也许可以发展出一种高质量的协商式民主，而不是对抗性的美式民主；一种高度务实的民主，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西方民主。但台湾可能已经永远失去这种机会了，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机会。 第三，以台湾地区作为参照，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20多年前，台湾感觉良好，而大陆经济才刚开始起飞，台湾方面已经先走了一步，在蒋经国时期初步完成了现代化。2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模式推动下，大陆与台湾的实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迅速崛起，台湾迅速走衰。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政策，中国一系列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而台湾“民主化”之后，就丧失了中长期规划的能力。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模式讲一人一票，中国模式讲选贤任能，两者可以竞争。今天是新媒体时代，民主变得越来越民粹，越来越游戏化，结果很难产生优秀的领导人。就领导人的素质而言，台湾媒体评论说陈水扁是“法棍”，知法犯法，自己拼命敛财；马英九则是“法匠”，从不粘锅，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什么都做不了。我真是觉得，台湾领导人的能力比不上上海的区委书记，所以中国模式真是厉害，不害怕竞争。两岸实力的此长彼消已不可逆转。台湾20来年的民主化过程也正是两岸实力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过程，两岸走向某种形式的政治安排，并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的大势将不可逆转。 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四、“颜色革命”为什么失败？ 2013年春节前夕，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法律事务顾问瑞纳·穆勒森（Rein Mullerson）教授给我发来了一份邮件，说读完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后，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并给我传来了他的新著（Regime Cic Peace to Forcible Regime 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很快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出版社翻译出版。 穆勒森教授的经历很独特：在苏联大变动的关键年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资深顾问，苏联解体后又出任过新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副外长。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任国际法教授，现在是爱沙尼亚最高学府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由穆勒森教授这样一位政权更迭的亲历者和资深学人来评判“颜色革命”，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关于“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和平（即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观点，然后又结合自己参与苏联改革的失败经历，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进行了全面质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们看到这些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在“颜色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穆勒森和我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我们都认为国家是一个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颜色革命”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而另外两个层面则难以改变，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非常之慢。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形态迥异：早在西方社会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会。相比而言，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至今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话，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被选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大选结局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西方的“普世价值”模式根本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深层次的问题——既解决不了原苏联国家的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经济危机，也解决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问题、贫穷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推动“颜色革命”模式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动荡，使原本就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使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更加扩大化、复杂化、持久化。 穆勒森教授还花了相当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有一些很到位的见解。他认为西方国家自己问题重重，没有资格强迫别人接受其独特文化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他说西方与其“关爱中国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如关爱自己国家内部的批评者”。他认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的话说，“美国梦”包含的所谓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美国的社会固化几乎成为常态。美国今天实行的已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差别，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比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离接触过邓小平，也实地观察过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后的苏联，穆勒森教授对这两位领导人评价是准确的。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文人书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对中国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称西方”、严重脱离国情的学者和机构误导。 穆勒森还评述了西方的人权话语，与我的认知也高度一致。对于西方提倡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理论，他认为关键是谁来界定“人权”，谁来界定什么是“普世价值”，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来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评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认为这个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个理论界定的民主国家只限于战后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放到从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长历史中来检验，那么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论”难以成立。另外，这个理论已经成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甚至发动战争的借口，导致了西方大国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战争倾向，这个理论也支撑了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以北约干预利比亚为例，指出：那些说不出利比亚四个城市名字的人却可以说出攻打利比亚的四个理由，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美国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穆勒森在书中还提出了其他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西方在许多方面要向东方学习，向中国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傲慢是中、俄与西方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西方媒体在“颜色革命”中奉行了双重标准；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西方的表现相当虚伪；西方在非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终让西方失望的人等。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看，“颜色革命”国家和“阿拉伯之春”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和资本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制于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美国、欧洲、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对“颜色革命”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欧盟、美国和俄罗斯。这些外部势力对这些国家的渗透和干预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美国国务院官员直接指定乌克兰新政府的总理人选。这些外部势力互相角逐，特别是欧、美势力与俄罗斯势力的角逐，以及欧、美势力之间的分歧等，导致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不断。乌克兰东、西部被撕裂，克里米亚加入了俄罗斯，格鲁吉亚失去了南奥塞两个州，吉尔吉斯斯坦事实上的南北分裂，埃及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分裂和对抗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政治、社会、资本力量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可以避免“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局面。中国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势和中立，不受制于任何外国势力，可以确保中国走自己认定的路。虽然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也受到西方势力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渗透，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强大独立性，也有能力引领和规范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也决定了，即使在中国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内部，“中国本位”、“中国传统”、“中国利益”的影响仍然巨大，甚至还占主流，这也是西方难于撼动中国的主要原因。 国际关系的实践已经表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成功，其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凝聚本国国民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尽可能地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摆脱外来势力的各种干预，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如果无法这样做，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化”上，寄托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上，这种国家成功的概率大概为零。这种单向度的政治变革只会使社会力量极端躁动，期望值越来越高，而政治力量永远满足不了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就会转化为失望，而且是破坏力巨大的失望，社会从此陷入动荡，经济走向凋敝，甚至整个国家都走向解体，最后只能靠西方大国来收拾残局，这恐怕也是这些西方国家到处干涉别国内政的目的所在。他们会继续以支持“普世价值”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斗，最终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国家则可能在混乱中完成自己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整合，包括对这些国家资源和资产的占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已经站住了，这是不容易的。西方一些势力一直希望扳倒中国，消灭自己的对手，让西方资本的利益主导这个世界，让不受制约的资本力量吞噬中国的一切，吞噬整个世界，但中国模式成功地阻止了这种企图。中国模式已经证明它在许多方面确实可以比西方模式做得更好，可以给国人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利益，这也正是中国模式成功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深远意义所在。 第六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一、光荣：昨天与今天 2013年9月，我在荷兰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一个关于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演讲，一位法国学者随之问我：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似乎又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这是为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西方的现代性是怎么形成的。离这个会场不远有两个地方值得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另一个是荷兰的戴尔福特（Delft）瓷器博物馆。17世纪的时候，欧洲大都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具有‘异端思想’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在荷兰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会除了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来海牙见他，只能秘密地进行。两位哲学家探讨了他们的一个共同发现：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它不像欧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 我说：“在戴尔福特瓷器博物馆，你可以了解到，17世纪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瓷器，并从荷兰销往整个欧洲，当时的瓷器大概就等于今天的iPad，荷兰商人也因此发了大财，但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文学者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发现中国瓷器不仅质地精良，图案精美，达到了当时欧洲难以企及的水准，而且这些图案反映的内容与欧洲艺术也不一样。欧洲艺术当时反映的主题还是以宗教和上帝为主，而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基本上都是民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大量的自然山水风光。用今天的话说，中国艺术的题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气的、人间的。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了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中国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我告诉这位法国学者：“要了解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所谓‘现代性’，一定要了解这种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中国。” 这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学西渐”运动，但今天的欧洲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起点，然而这个事实千万不要被忘记，这对西方尤为重要，因为以我的观察，西方很多人今天又陷入了新的神学世界，无法客观准确地认识一个飞速变化的中国。西方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恐怕还是要回到欧洲启蒙大师当时的起点，也就是客观地看待一个世俗的、非神权的中国。西方的新神学就是“历史终结论”，只要还是停留在“历史终结论”的蒙昧状态，那就无法真正地读懂中国，甚至也无法真正地了解西方本身和整个西方以外的外部世界。 “西方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叙事：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民主政治、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这种叙述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叙述：欧洲文明是优越的，主流是理性与民主，与之相对立的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的主流是愚昧与专制，而欧洲文明代表了“通往最高级的人类文明”。我们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的不少叙述也是在重复这种西方虚构出来的主流话语，中国也因此而产生了一大批“言必称希腊”的学者和一大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信徒，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样，那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乃至最终被西方社会所接纳。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olf）曾这样指出：“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 好在中国今天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而客观地审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指出它们的不实之处，这也是中国话语建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历史终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海内外那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基本上都源于“欧洲中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历史终结论”。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从源头上反思“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从而更好地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 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今天似乎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的结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两种关于古希腊文明渊源的全新解读：一种认为古希腊文明本身是欧洲文艺复兴后被虚构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统一、强盛的古希腊国家体系，也没有什么“古希腊哲学”，有的只是被包装成“古希腊哲学”的中东哲学、亚洲哲学，因为这些所谓的古希腊哲学家几乎都来自中东地区，属于亚洲，而非希腊，虚构古希腊史的目的先是为了创建一种“反抗天主教学术的传统”，后来是为了“替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文明找到一种源远流长的根”。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有古希腊文明，那也多亏了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保存了古希腊的典籍，才使欧洲最终得以走出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使它衔接上了已经消失匿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而这两种文明本身也都有东方的渊源。这种观点在约翰·霍布森（Joern ins of estern Civilisation）中有详尽的论述。 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揭示了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在学界引起相当的震撼。他追述了欧洲学者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通过古希腊的塑造来完成对欧洲身份的重塑，他们“迅速地将古希腊提升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根据是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理性”。真实的历史是古希腊人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欧洲”。“欧罗巴”这个词本身是希腊神话中位于黎巴嫩海岸的推罗（tyre）王阿革诺尔（Agenor）之女。换言之，古希腊在文化上与东方联系密切，甚至可以被看做东方的一部分。马丁·伯纳尔进一步指出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大多应归功于古埃及，只是后来被重塑成与东方没有关系的“雅利安模式”，并推演出所谓的理性的欧洲和非理性的东方，民主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 学者钱穆也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比较过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及后来的古罗马，他认为古希腊是“有民无国”，古罗马是“有国无民”，而古代中国是“有国有民”。古希腊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批城邦（也有人称“城邦国家”）松散组成的，一个城邦的人口少则上千人，多则二十来万，小于秦汉时期郡县的人口规模。之后的罗马帝国是“有国无民”。帝国常年征战，最强盛时期，其疆域近3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 000万，与公元2世纪中国的西汉规模相当，西汉当时的疆域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 000多万，但在国家的治理上，古罗马始终没有像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样把疆域内的人口整合起来，最后罗马帝国终因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日耳曼游牧蛮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体和灭亡（公元476年），之后的东罗马帝国很难算是欧洲国家了。罗马帝国解体后，多数史学家认为欧洲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一般认为到了16世纪的“文艺复兴”，欧洲才开始摆脱漫长的“黑暗时代”。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县制，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和制度基础。之后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分裂，但历代的主流政治都是寻求统一，历代的政治制度几乎都可追溯到秦汉时代，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国“大一统”的传统自秦统一之后就一脉相承下来，各个朝代甚至民间都广泛地认同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福山在他的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认为：如果统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现代国家标志的话，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他认为，中国在战国后期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当然，这里“现代”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制，而是指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称的“统一和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如官阶和职能严格划分、官员升迁依照能力标准。福山说：“坦率地讲，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现代国家要素，公元前3世纪就已存在于中国了，这比它们在欧洲出现早了1 800年。”他还说过，秦代中国的官僚政府“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罗马”。福山的解释是客观的，某种意义上，这对“欧洲中心论”也是一种解构。 古希腊在建筑艺术上成就辉煌，但我去过埃及，也去过希腊，比较古埃及和古希腊两地的古迹，可以清楚地看出古希腊文明的埃及渊源，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雅典娜神庙的大理石柱廊是仿效古埃及神庙的，只是规模小了很多。学者陈平还从古埃及古希腊的建筑中读出了政治，他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建筑更可能是一场灾难。雅典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花了17年时间修建了壮观的雅典娜神庙，但当时的雅典城邦只有20来万人，如果比较中国人口的规模和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代价，那么雅典娜神庙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大概百倍于中国，而雅典娜只是雅典人寄托战胜敌人愿望的神，建设神庙的目的是为了鼓舞自己，阻吓敌人，但后来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雅典先后被斯巴达、马其顿、罗马打败和吞并。相比之下，我们的祖先务实得多，修筑长城和开挖大运河虽然也付出巨大代价，但它们确实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文明的延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雅典娜神庙为代表的古希腊建筑艺术至今令人赞叹不已，但不幸的是它们都建在火山带，显然无视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建筑也反映了古埃及古希腊文化中刚性易折的一面，与中国文化中崇尚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的理念相距甚远。 此外，还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和欧洲当时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尽管欧洲在建筑、艺术等领域内成就巨大，但整体而言，欧洲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列出了几十种16世纪之前从中国传到西方的重要技术，除了四大发明外，还有龙骨车（比欧洲早15世纪）、石碾（比欧洲早13世纪）、铸铁（比欧洲早10—12世纪）、风筝（比欧洲早约12世纪）、弓形拱桥（比欧洲早7世纪）、独轮车（比欧洲早9—10世纪）、弓弩（比欧洲早13世纪）、深钻技术（比欧洲早11世纪）、活塞风箱（比欧洲早14世纪）、瓷器（比欧洲早11—13世纪）、河渠闸门（比欧洲早7—17世纪）等。 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而进入了“黑暗时代”，主要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其对人性的压抑和扼杀，导致了欧洲社会和经济停滞不前。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复兴展现了对人性的重新重视，所以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黑暗，比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明清的“文字狱”等。但总体上看，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比基督教包容得多，基督教神学的那种绝对排外与儒家“包容并序”的理念大相径庭。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持续了上千年，至今都阴魂不散（从亨廷顿所表述的“文明冲突”到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到西方今天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本质上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相比之下，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冲突，甚至规模不小的“文字狱”，但中国鲜有种族灭绝、宗教法庭和长达上千年的宗教战争，不仅如此，中国还形成了不同宗教长期共存、儒释道互补、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而不同”的统一国家。 究竟是什么力量率先打破了欧洲的停滞与黑暗呢？不少学者经过详细考证，提出了一些颠覆西方主流叙述的观点。约翰·霍布森指出：“在7世纪后，伊斯兰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致地中海实际上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内湖，西欧成了亚非全球经济中的海隅一角。伊斯兰世界对欧洲的发展尤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加拿大学者格温·戴尔（Gwynne Dyer）在《战争》（ar）一书中强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罗马文明从未瓦解。那里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统治下，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伊斯兰化了的古典文明。也就是说，亚洲伊斯兰地区保存了在欧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腊典籍。欧洲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欧洲人得以把欧几里得、托米勒、阿基米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欧洲文字。同时，由于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得以从中国和印度的发明中获益匪浅，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指出的：“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包括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也承袭了希腊的学术。” 比较15—16世纪的欧洲和中国，两者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并非十全十美，中国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欧洲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就经济规模而言，当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5％左右。欧洲中心论者把15—16世纪称为“伟大的航海时代”，但比较一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和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郑和宝船（1421年）长超过百米，排水量超过万吨，比80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圣玛利亚号大百倍。欧洲与中国在文化水准上的差别更大。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多次感叹：“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认字书写的时候，中国已经到处都是书籍了。”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2 180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4 000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8本还都是宗教著作。”他推论，欧洲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世界观”的产物，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也不会相信。 文艺复兴16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是意大利。学者朱谦之指出“在13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即以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中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巨大。中国文化传入意大利最早的是丝绸、青铜器、瓷器等，中国的纺织技术和造纸等技术也可能是经过意大利传到欧洲的。13世纪十字军东征后，曾经中断的意大利通往中国的道路又被打通，威尼斯成了中欧交流的最重要城市，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宋末元初抵达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他回到欧洲后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涵盖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意大利乃至后来在欧洲多数国家都引起了轰动，西方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如此繁华和发达的国家。 《马可·波罗游记》当年对欧洲产生的影响绝不会亚于中国晚清“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海国图志》对中国和日本产生的震撼。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is）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马克思也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其实，不少“欧洲中心论”者大概也知道这些事实，但他们似乎不愿意提及，更不要说深入探讨这些事实了。 中国对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启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上面谈到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对话和戴尔福特瓷器博物馆的馆藏都是这段历史的很好注脚。了解17世纪的荷兰很重要，因为17世纪的荷兰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荷兰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引进东方物产和知识的结果。哈罗德·库克（ters of Excch Golden Age）一书中明确提出：荷兰的文艺复兴可能首先是东方文明在荷兰的复兴，而不是什么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对于荷兰来说，所谓“自然的知识”大致就是指通过航海获得的来自外国的知识：中国的印刷术、瓷器等工业产品、造船工艺、航海技术、航海图纸、蒙古的战争技术（特别是火器）、阿拉伯的造园术、矿物、南洋的香料和物种知识、印度的药用植物等等，这些与欧洲的“宗教知识”相区别的“自然知识”，极大地增加了欧洲人的审美和生活品位，扩大了欧洲的空间视野，造成了荷兰17世纪的文艺复兴，并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如此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知识，他在给自己朋友写的信中说，他准备在自己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莱布尼茨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 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兹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提出了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在莱布尼兹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中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中国与欧洲可以相互补充，组成一种世界文化。 我本人在法国东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前后居住了十来年，我住的地方离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故居约10分钟车程，属于同一个县，这使我有机会多次参访了伏尔泰的故居，也因此感受到了一点欧洲启蒙大师的灵气。伏尔泰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经说过，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还指出：当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昌盛的时候，欧洲人“还是一群在阿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呢”。 政治上，启蒙运动提倡的是理性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的偶像就是孔子，他们向往的理性精神就是东方世界。伏尔泰非常认可孔子的学说，他在《哲学辞典》中提出了“常识不平常”（on sense is not so on）。“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做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教或对宗教的借喻。”伏尔泰还质疑欧洲的君王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该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摹仿”。 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天”和“理”，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悠久的原因。“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合乎自然。的确，“在以中国的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充满了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这样一种精神，把它用于生活，是一种潇洒；将之总结为经验，则是一种审美”。 在伏尔泰眼里，理性使中国摆脱了战乱。与频繁战乱的欧洲相比，中国当时社会安定得令人羡慕和崇拜，他认为，中国是由哲人统治的。伏尔泰还根据中国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中国孤儿》（Orps and Moderns）词条中说：“中国人早在2 000多年前，就筑起了长城，但却没能抵挡得住鞑靼人的入侵。”而在“迷信”这个词条中，伏尔泰问道：“有一个彻底摆脱迷信的民族吗？这等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有一个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国度吗？有人说在中国就没有迷信。也许哪一天，我们欧洲也会有几个城镇能摆脱迷信。” 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也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方法论》一书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著名学者狄德罗高度评价了四书五经等中国儒家经典。他认为：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认为从16、17世纪开始，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儒理学传入了欧洲，影响了包括笛卡尔在内的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武器。 托克维尔曾说过：在漫长的16—18世纪，仅德意志就被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瓦解为314个小国（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清朝确立，康乾盛世开始）。1681年开始的一个世纪时间，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才被归并为39个有主权的城市国家，而这只不过是整个欧洲分崩离析状态的一部分。从欧洲启蒙思想家来看，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把中国的大一统看做中国强大的根本原因。 欧洲启蒙思想家还发现中国不实行欧洲的贵族分封制度（封建制度），所以国家无需向贵族特权势力妥协，从而可以“不持偏见地”统治。对于世俗的、非宗教的知识的重视，对于靠本事而不是靠世袭的科举制度，他们都非常敬重。在他们眼中，中国没有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法则而非“宗教的权威”来处理事务。经济上也一样，自由主义者的偶像就是中国。现在人们普遍把亚当·斯密当做经济学之父，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亚当·斯密的背后是“法国非常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魁奈（Francois Guesnay，1694—1774），他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fucius of Europe）。魁奈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是税收的基础。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他所强调的农业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在18世纪法国思想界和经济理论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自由放任”，而这个概念源于法文的laissez-faire，一般认为它是魁奈从老子“无为”概念翻译而来。 魁奈和米拉勃（Mirabeau）合作，在1763年出版的《乡间哲学》（Elemens de la Philosophie Rurale）一书中，就专门谈到中国的皇帝如何在每年的春天到来之时，到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对农人的支持和对来年收成的祈望的事例。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小农经济里常见的劳作场景。康熙十分赞赏古代流传于世的《耕织图诗》，曾令宫廷画师绘制了“耕图”和“织图”各23幅，并为每幅图赋诗一章。其中有“从来蚕织女功多，当念勤劳惜绮罗”等句，显示出康熙对织女劳作的认识。后来雍正和乾隆两朝也几度临摹这套画作，表现出他们对耕织的重视。中国皇帝的这种亲耕仪式，给了欧洲宫廷很大的启发。路易十五在1756年曾亲自效仿，奥地利的约瑟夫国王在1764年也亦步亦趋，亲自参加了表示亲农近民的耕作仪式。 这两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一个半世纪前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走红，但许多人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就大谈所谓的革命容易发生在社会繁荣的时候。细心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注意到作者对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的一段描述。托克维尔如是说：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 当然，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比较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他们的观点随着欧洲地位的上升、中国和亚洲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我们今天回眸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兴起的过程：即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种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而黑格尔本人是一个忠于普鲁士皇帝的欧洲中心论者和集权主义者。他们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停滞不前，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终止的国家，以反衬西方的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后来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 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许多学者提出过质疑。李约瑟就指出：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真实的情况是，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全面领先于欧洲。 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多数皇帝是敬畏“天命”的，而“天命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契约论”。荀子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就是“人心向背”，就是对皇帝的警训。学者赵鼎新认为“天命观”某种意义上就是“政绩合法性”：“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可以通过德行影响天的意愿，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时，它会通过自然灾害的形式对其发出警告”。当皇帝的“天命”被广泛地视为不复存在之时，中国的平民百姓有权揭竿而起，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这种“契约论”从提出到实践都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相比之下，欧洲大大小小君主代表的才是真正的绝对权力和绝对专制。 其次，与中国“天命论”相联系的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强烈的民本思想。美国学者卡尔·宾格尔（Karl Buneger）认为，“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所以“一个好皇帝就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治国安邦、抵御外敌、关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发展灌溉、修筑道路、赈济灾民。古代中国政府所承担的民生职责是大多数其他古代社会所不具备的”。 第三，与中国这种“天命观”相联系的是选贤任能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如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多数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是绝对君主制，官员也都是贵族世袭的，直到19世纪欧洲才从中国借鉴了科举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 第四，中国古代社会人民的自由度也普遍高于欧洲古代社会，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中国的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买卖的，在欧洲土地则大都属于封建领主；中国当时是小农社会，而欧洲是农奴社会，小农的生活质量和自由度远超农奴。 那么欧洲后来为什么能超越中国呢？现在看来主要是四个原因： 首先是战争。欧洲从16世纪开始一直在打仗，从三四百个国家开始，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但坏事变好事，当然这个“好”是要打上引号的，欧洲国家本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死亡和破坏无以计数，但一些主要欧洲国家的军事发展起来了，然后它们就到处打别人，包括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夺别人的资源和财富，后来也打败了中国，并强迫中国支付天价的赔偿，为欧洲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中国自己则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西方的军事崛起还带来了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组织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高。 二是金融。从与东方贸易中发了财的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开始投资战争，发战争财，资助了欧洲内部的许多战争，这个传统后来又在荷兰、英国等国得到延续。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说，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是棉花，而棉花来源于美洲（奴隶主控制的农场），工业革命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洲和亚洲，而非英国本身。他说“英国1689—1815年间超过其国力数倍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筹借的，而1840年之后，资金的赤字则由中国的赔款所填充”。中国被打败后，中国的战争赔款系统也是英国人控制的。 三，与第二点相关，尽管古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好，造成了整个国家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自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向中国出口白银，中国就患上了白银依赖症。中国没有充分意识到货币主权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国缺少全球视野，缺少处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眼光和经验。明清两朝，中国都没有解决好货币短缺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进口白银来平衡。明朝几位皇帝也尝试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货币信用，但均未成功（民国时期的法币也没有真正成功，中国的货币自主是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得到确立的）。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主导的货币体系由银本转向金本位，中国损失惨重，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等等，都是清王朝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 当然，第四点是中国自己的原因。中国朝廷后来妄自尊大的心理、不思进取的心态、闭关锁国的政策等等，使中国对外界发生的巨变几近麻木无知，整个国家自然也无法与时俱进，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崛起所带来的血与火的挑战。 回望这段历史，英国和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不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换，而是以军事和金融的手段掠夺非洲、美洲和亚洲，并以军事侵略和金融扩张打败了当时的中国。时至今日，西方对世界的控制主要还是依赖这两个手段：军事和金融。美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并不时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挑起战争。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控制着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体系。 当然，中国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关键问题。在军事方面，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乾坤。1840年以来，西方第一次对侵略中国的选择感到了畏惧，1949年4月还在中国内河里上下游弋的西方军舰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我们获得了60多年的和平。某种意义上，中国执政党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缔造和培育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彻底终结了西方大国可以随意入侵中国的屈辱史，这使我们得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金融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并很快形成了统一的、独立的财政体系。这无疑是五百年来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环顾今天的世界，中国是世界上财政状况最好的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我们的人民币正在稳健地走出国门，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具有高度信誉的货币。中国也汲取了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全世界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而绝不盲从，整个国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震撼。 我们为有中华文明这么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传承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我们也为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找到了自信的源泉。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有识之士也高度认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定力。2013年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中国时表示：“我依然保持乐观。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存在了四千年以上，而且现在依然生机勃勃，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都已成过眼云烟，拉丁美洲文明也已经逝去——早已不再有印加人或者阿兹特克人——可是中国还在。中国从来没有过一种全国同一的宗教，但是他们有一位道德导师孔子，这或许就是他们的福气所在。”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如是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中国是一个“天降大任”的国家，它应该承担起自己对于人类和世界的责任，特别是与各国人民一起去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繁荣的世界新秩序。 <hr /> 注释： 第六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二、放飞梦想：三种情怀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一个场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那年的5月19日，举国上下为罹难同胞默哀，但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大批民众在仪式结束后仍迟迟不愿离去，他们挥舞国旗，大声呼喊：“汶川，顶住！四川，挺住！中国，加油！”这种场景可能不会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它展现的是特殊的中国情怀。确切地说，是中国人那种“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和“天下情怀”。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梦”，我看也寄托了这样三种情怀：首先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可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怀，因为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而非个人为本位的。中国人重视亲情与和睦关系，中国人还把对家庭的感情和责任扩展至整个家国和天下。汉语中的“国家”一词就是由“国”和“家”组成，表达了中国人对“国家”的独特感悟和理解。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思维和生活方式，例如“舍己为家”、“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的儒家信念等。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可谓“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非常关注国运的昌盛，认为国家的安定富强与个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这种感受也是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国破家亡”悲剧后形成的集体历史记忆。可以说，“中国梦”是一种“国梦”和“家梦”的结合：国好，家才好；国糟，家也糟，“国”和“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种家国情怀，对西方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是一种超越。它使中国人的生活总体上比西方更加温馨，它使我们的社会总体上比西方社会更有活力和凝聚力，它在过去30多年中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从帮助下岗工人到生活救济，到上学、治病、养老、购房，到抗震救灾等。它使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具备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巨大能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家国情怀下的爱国主义，对于西方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超越。综观西方列强的发家史，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他们的“立国之本”，而绝非他们所谓的宪政民主制度。西方列强都是通过自己的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形成了民族国家，进而产生了所谓的宪政民主。他们的国家也大都脱胎于民族战争，西方列强的国家当时几乎都是战神的化身，而且这种民族主义往往通过自由主义得以放大，变成歇斯底里的民族帝国主义。西方通过民族主义发达起来之后，却采用自由主义来打击后发国家的爱国主义，以此来瓦解别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中国有些人也极力把“爱国”这个词在中国污名化，但这种努力最终将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中国文化中“家”与“国”的关系超越了西方话语的诠释力，中国人“国”的背后是视“国”为“大家”的无数“小家”。中国人“国家”的观念与西方不同之处还在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年而没有中断文明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文明型国家”。 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因此而远远超越了西方狭隘民族主义的解读。中国人爱国主义既是爱一个国家也是爱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长江、黄河、珠穆朗玛峰；是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屈原、岳飞、文天祥、毛泽东；是普通话、四川官话、广东粤语、上海方言；是万里长城、北京故宫、桂林山水、陕西兵马俑；是川菜、粤菜、鲁菜、淮扬菜；是西湖龙井、黄山毛峰、武夷岩茶、洞庭碧螺春；是《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是四合院、广东骑楼、徽派大院、江南民居；是昆剧、京剧、粤剧、黄梅戏；是南昌起义、平型关大战、台儿庄血战、抗美援朝；是两弹一星、北斗导航、神舟号飞船、高铁四纵四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等。这是一种包容性极大的、既有个人志趣又有人类情怀的爱国主义。 中国近百年最大的精神力量之一也是爱国主义。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只有与爱国主义结合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巨大能量。“五四”至今却有一批自称代表着“普世价值”的文人墨客极力抹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但他们只能代表少数人，代表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的某些外国势力。没有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不可能在1949年完成民族的建国大业；没有爱国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爱国主义，中国不可能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个爱国主义的逻辑将在中国崛起的未来岁月中继续不断得到展现。 二是“大国情怀”或者“大国梦”。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也是一个大国，大国都有自己的大国情怀，但中国人的大国情怀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曾领先世界上千年，后来内忧外患使中国跌入低谷，但通过中国人民长达百多年的奋斗和牺牲，中国又快步赶了上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这么近。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曾说过：中国渴望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什么不呢？他们再次觉醒的使命感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就是中国，而不是西方的一分子”。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崛起，实现民族复兴之梦，中国不会照搬西方模式，也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中国将以独特的方式影响世界的未来。 “大国情怀”也意味着中国梦的提出包含了中国自己的“大国意识”，这种“大国意识”还包括话语自信、价值观自信、发展模式自信等。我们应该向世界自信地介绍我们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我们还要打通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国近代史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打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确立中国作为新型全球大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定位。 三是“天下情怀”或者“天下梦”。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人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承；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如果不超越美国，“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也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天下情怀”。随着“中国梦”的不断实现，中国人要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世界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从贫困饥饿到气候变暖、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从金融危机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解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今国际秩序的各种困境呼唤中国人拿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中国人的“天下梦”应该包括这样的胸襟和关切：我们应该为国际治理中各种主要问题的解决、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创新、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公正与繁荣的世界，提出自己的主张，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历来有“王道”与“霸道”之辩。“王道”的核心是“仁政”，“霸道”的核心是强权政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迄今为止的逻辑都是“霸道”逻辑。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美国喜欢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其他国家往往不择手段，它可以政治上打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诱导、文化上渗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还保留直接军事干预的权利。中国历来主张“王道”，但它从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个道理：“王道”必须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实力，“王道”就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任人宰割的绵羊。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协和万邦，实行“王道”，履行一个大国应该履行的使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有所作为，更多地主持正义和公道，那将是一幅无比美好的未来图景。中国确实是最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实行“王道”的国家。从人类历史的大势来看，霸者可以气势汹汹于一时，但终将因为“霸道”而走向衰落，而实行“王道”者终将得道多助，赢得最为广阔的世界。 第六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三、放飞梦想：三个维度 梦是一种升华。平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梦中实现，而平时已经初步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放飞梦想来展望未来。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我们不妨放飞梦想，使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探讨获得一种新的升华。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来展望一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光辉前景： 在政治领域内，通过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10—2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许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模式将为世界许多国家所关注、研究和学习；中国话语也将顺势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势话语，这一切将深刻影响世界秩序未来的变革。历史上，佛教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但中国也改变了佛教，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但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社会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讲中国所有改革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在百姓财富上，在社会保障上，在人民的满意度上，在其他中国人最关心的领域，大都超越美国时，我们就可以自信地说，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公正、更人道、更繁荣、更美好的社会。现在我们比较谦虚，我们使用的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特色”这几个字也许可以省略，世界上估计还会有“瑞典特色社会主义”，有“越南特色社会主义”，但多数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可能指的就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世界主流社会主义。邓小平过去说过，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最终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这个目标看来正在稳步实现之中。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创造的协商民主模式、新型民主集中制模式、“选拔+选举”模式、比较强势而中立的政府治理模式、“选贤任能”和“人心向背”理念、“民意”与“民心”的理念等等，都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中国话语也将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地主张正义，更多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作出我们的贡献。我们将从中国话语的角度重新审视“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我们要指出：弱者要努力变成强者，但强者不能因为自己强就可以打人，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西方一直鼓吹的“民主与专制”范式将被“良政与劣政”范式替代，大多数国家将意识到，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的成功将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经济领域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都为世界之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将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学教科书将因中国模式的成功而改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结合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既发挥了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了社会主义原则下的普遍公平，它超越了西方的主流经济模式，也超越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诠释能力。它创造了世界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经济体，同时还有效地避免了西方国家所经历的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如果沿用上面所说的佛教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佛教的比方，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大部分都能实现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实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化。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把中国模式和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结合了起来。只要我们坚持这条道路，它就会继续产生巨大的人口和规模效应。以电子商务为例，网购在西方还是个人行为，而在中国，它已经成为数亿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未来几年内，中国最大的一两家公司的网购和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就可能超过整个美国的网购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样，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内，中国的人口效应将大大降低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成本，大大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从而使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领域行业内引领世界的能源革命。从地域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产生了“准发达国家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的高度良性互动。中西部地区正在重复沿海地区前20年的奇迹，估计15—20年后，我们的内地也将变成比较发达的地区，推动整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质量都走上更高的台阶。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的规划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许我们可以用“发展管理”（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能力。这可以与西方发明的“公共管理”相对应。中国的宏观调控以及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国的“宏观稳定、微观放活、社会托底”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中国“发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中国的大学应能开发出一整套“发展管理”的课程，就像今天大学开设的“公共管理”课程那样。中国今天的宏观调控也早已超出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范畴，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中国政府可以采用的手段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所讲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还拥有其他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一些“工具”，如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和战略资源、一大批表现不俗的大型国企等。它们使中国政府拥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一个挑战来自美国的金融霸权。中国金融业这些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抵御住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些成绩已经很了不起，我们要充分地加以肯定，但我们主动进攻似乎还不够。学者陈平曾建议利用中国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在上海建设一个亚洲美元债券市场。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有好的项目，需要发债筹资，可以到这个市场上来做。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实行定量宽松，不断转嫁自己的危机，美元总体上还在不断贬值，通过建设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我们也许可以形成某种中国人可以自己掌控的美元财富管理机制，我们不能老是让美国出牌，我们接牌，这样就太被动了。 如上所述，历史上西方打败中国主要靠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军事，一个是金融。欧洲从16世纪开始，从三四百个国家开始打仗，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结果军事发展起来了，然后它就欺负和征服别人，扩展殖民地，把中国也打败了。但是通过这60多年的努力，我们确实赶上来了，我们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事上已经没有国家敢侵略中国。但是在金融这一块，鸦片战争中英国打败中国之后，马上就要签署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后面的支撑体系是英国主导的金融体系。当年中国的战争赔款系统都是英国人控制的。到了今天，西方还是控制着世界的金融体系，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金融领域内我们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我们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人民币已经超过欧元和日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第二大的融资货币，人民币已开始大规模地走向境外，实际上今天世界上到处都可以换人民币，因为全世界都有这个需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资本市场开放也有严格的控制。是不是我们要在金融这一块也要试一试：能不能在这个领域，不说打败人家，但是至少是赶上或者说是达到一个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水平。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外汇储备，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做，恐怕也不行。现在上海自贸区已经开始这方面的试点，希望能够成功。如果最终证明这个做法不行，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法来做。也许我们就自己这样发展下去，人家迟早要来承认我们的货币，不必操之过急——我们是一个贸易大国，谁都需要人民币，甚至需要很多，最终全世界都会接受人民币。 我看过西方学者写的一些文章，例如，法国就有学者撰文，认为中国手中握有对付美国的“金融原子弹”，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私下问过澳大利亚当时的总理陆克文：中国今天已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才能对中国强硬呢？换言之，西方一些人早就看到了，一旦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就能对美国产生巨大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影响力。但我们国内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好像还不多，今天的中国需要鼓励这种前瞻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我们要把金融领域的问题思考透，我们的格局要更大一些，看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最终在金融领域内强势出牌，把我们的资产盘活，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即使一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这样的研究和探讨也要抓紧进行，其成果一定会产生震撼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战略和外交都有积极意义。 我们要有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思路，建设中国的亚洲美元债券市场就是这样的一种大思路，能不能做到，还需要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发展国防科技的经验。中国国防科技当时的直接领导人是聂荣臻元帅，聂帅的特点是走一步，看三步，积极防御，进攻性地防御。他有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对科学技术也有相当的知识。他采用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1964年试验成功的，但聂荣臻早在1961年就向毛主席提议要搞洲际导弹，防空导弹将来要向反导弹系统发展，还要考虑通过搞探空火箭，为将来向星际航行开辟道路。我们在金融业内能不能好好研究一下聂荣臻当年领导中国国防科技的战略思想？在金融这个领域内，我们今天就要有超越美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眼光和思路，使我们的金融业和我们的金融创新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科技发展、新能源发展等。我们的金融业需要一个聂荣臻，最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离不开中国金融创新和超越。 在社会领域内，我们将创造一个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我们已经形成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奋发向上的社会，我们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和中产阶层；我们将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社会；我们将拒绝西方的“社会—国家”对抗模式而选择中国文化本位的“社会—国家”互动模式。中国社会变革的规模和速度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中国人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可能超过西方人两三代人所经历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是最充满活力和变革的社会，虽然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中国社会总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这与西方社会总体下行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普通人的国家，一个普通人感到比较自由自在的社会。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国家是贵族、富人、有产者创建的国家，而中国是无产者和普通人创建的国家。西方有产者创建了自己的国家，然后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社会，建立起富人主导下的法治社会，规范所有人的社会行为，然后通过上百年的努力，逐步使更多的人群也进入中产阶层。这种富人建立的社会有其长处，它比较井然有序，比较按部就班，什么都有章可循，还有一点贵族的雅气和傲气；但这种社会也有自己的弱点，社会利益集团严重固化，社会缺少活力而停滞不前，穷人和普通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凝聚力日益走低，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犯罪率普遍走高，现在又难以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中国这种普通人社会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平民主义文化，它体现在两千多年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中，也体现在“人人皆可成尧舜”的古训中。中国人较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理念也和这种平民主义文化传承有关，因为社会主义注重平等。中国平民主义社会最终形成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宋朝，因为从中唐到五代数百年战乱毁掉了汉代传到唐代的所有世家大族，整个社会阶层重新洗牌。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到宋代走向成熟，科举制度虽然形成于隋唐，但当时的权贵的一些特权还是受到了保护，最有名的就是“门荫制度”，允许对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阶，当时的中举者也大都是士族。但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真正成了入仕的最主要通道，其他功名利禄的途径均被关闭。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至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中国属于平民社会，这大概是中、西方社会的最显著区别。在英国，一个人看哪一类报纸大致就可以代表你的阶级身份，如果你是上层，你读的应该是《泰晤士报》之类的报纸，如果你是平民百姓，你看的应该是《太阳报》这样的报纸，大家各就各位，心安理得，井水不犯河水。在中国，从出租车司机到共和国的部长，大家都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平民社会的利弊都很清楚：从利的方面看，它充满机遇和活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彩万分；从弊的方面看，它真是有点乱，有点失序，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快的速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看，中国任何一种耐用消费品，从空调、彩电、电冰箱到车子、房子（如果也能算耐用消费品的话）几乎都在十年之内普及了，背后是绝大多数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行动，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和从众心理，你有的，我也要有，差距不能太大。 最近出现的“大妈”现象给全世界来了个措手不及。中国一个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大妈管着全家的钱财（社会主义制度解放了妇女），50来岁已经退休，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投入了市场经济（中国世俗文化的表现），购房产，炒股票，抄底西方黄金市场，还加入了世界大串联——从港澳台境外游到欧美自由行。这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民众经济”现象。中国“大妈”不懂西方经济学的深奥理论，但从常识判断出发，就敢全身心地投入战斗，说出手就出手，开弓没有回头箭，虽然失手不少，但还是矢志不渝，甚至还屡屡得手，当然被套住的也不在少数。国际黄金市场上，中国“大妈”与华尔街金融大鳄对局，好一番棋逢对手，dama一词也随之迅速地融入了英语金融词典。 一个平民社会的最大看点就是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化复杂为简单，把一切“高端大气上档次”变成下里巴人，于是西方的宫廷舞变成中国的广场舞，西方的古典音乐变成了中国的通俗音乐，西方的五线谱变成了中国的简谱，还有中国式过马路——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城市，我怕谁。西方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为你点评政治局最新会议及人事变动。一个平民社会少一点贵族气，多一点土气和市井气，缺一点优雅，但不乏精彩；看上去乱一些，但乱中有序。感觉好的人觉得这种社会“爽”；感觉一般的人觉得这种社会有点“乱”，但机会还真“多”；感觉差的人也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圈子，自娱自乐，不跟你掺和。 当然中国人有伟大的抱负，我们不满足只是一个“活力社会”，还要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用这样的标准，中国社会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从乱穿马路到排队加塞，从诚信缺失到道德滑坡，我们要正视并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像抓酒驾和“计划生育”那样认真地去做，那我们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悲观，很多问题世界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13亿中国人一下子都被带进了市场经济，七八亿农民一下子被卷入了城市化，这样迅速变动的社会难免出现种种不适应、不到位、不规范，甚至不健康的现象。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上，没有国家能避免这种情况。好在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我们普通百姓身上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好好理解和感激，如勤劳、向上、平和等品质。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总是在劳作、在忙碌、在充电，在力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勤劳向上的基因所致，这也是中国经济为什么可以如此迅速地发展、人民生活可以如此之快地改善的关键原因。我们的民风总体上平和，这也是中国社会最宝贵的一个特质。我多次说过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晚上上海（或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巴黎、纽约同时停电的话，我估计巴黎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一到两倍，纽约的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三到五倍。这本质上是民风决定的。在中国，你可以把车开进任何一个小镇，任何一个村庄，你有安全感，而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这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我们的社会还缺少一些优雅，缺少一些秩序，缺少一些温馨，缺少一些温良恭俭让，尽管我们的文明中一直含有这些元素，但长期的贫困、资源短缺、战争赔款、政治运动、过度的市场化倾向等等，造成了我们的问题：一个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就被迫赔偿日本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败中国，我们又赔偿4.5亿两白银。至此，整个国家和人民都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地步，贫穷又带来了更多的饥荒、战乱和民风败坏。我们政治运动中歌颂无产者的文化也曾经走火入魔，“文革”中，优雅、秩序、温馨遭到全面批判，连一天刷两次牙都被看做是资产阶级。我们今天所有的城镇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第一次做城里人，总体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和学会市民生活应有的规范。 建设“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需要时间。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起来了，但一些好习惯还没养成，这些习惯需要教育，需要驯化，需要熏陶，需要时间和投入。好在一个“美好家园”的建设，首先体现在人民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乐观。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的明天会变得更加美好，中国人的积极乐观精神在一个又一个民调中得到了体现。美国皮尤中心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和英国，这个比例分别为31％和25％。英国的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我想这里的“理想国度”应该就是“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三者之和。 我把中国社会的建设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雪中送炭”，第二步是“锦上添花”。我们改革开放的前30年完成了“雪中送炭”，整个社会实现了相当高水平的温饱；现在进入了“锦上添花”阶段，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社会建成一个“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将逐步成为主流价值，“温良恭俭让”将逐步成为社会风气，“真、善、美”将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坐标：“真”就是真诚；“善”就是与人为善；“美”就是秩序和优雅，就是良好的市民文化，就是宜居的生态文明。我们把西方两三百年走过的路，浓缩到30来年之中，但当我们的硬件全面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时候（这本身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的软件建设也要迎头赶上，甚至超越。我们的眼光一定要远大。如果说过去30多年，我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雪中送炭”的工作，建起了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经济，创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层，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锦上添花”，就是让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走向完善、精致乃至完美，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成为一个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hr /> 注释： 第六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四、超越越：思路与经验 过去60多年，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赶超”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特别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的教训，正因为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教训，过去30多年，中国“赶超”的步子比较稳健和扎实，展示了很强的定力，用西方政治评论家的话说就是“这次是真的”。这种定力背后主要是三大元素的有机结合：中华文明的底蕴、中国的红色传统、西方的有益经验。这三大元素的有机结合使我们深化了对“超越”规律的认识，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思路和经验。我这里总结出四条思路和经验，这样的思路和经验还有不少，但我认为把握好这四条，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达到“超越”西方的目的。这四条思路和经验是：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首先是民本主义。这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经验。民本主义的理念和西方的许多理念相比强在哪里？它强在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相联系。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古人执政的“天命观”本质上是民本主义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人民看做国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做“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理念还强在它与中国的红色传统相吻合。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讲的“实现小康”、“为人民服务”、“体察民间疾苦”、“群众路线”、“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等等，本质上也都是民本主义的体现。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这种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最大奇迹，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使我们已经把人均寿命提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切都给外部世界带来了强烈震撼。 这个理念还强在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它指的不仅是国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也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安排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在与西方理念和模式的比较中，它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一次接一次地失败，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导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显著下降。西方政坛今天也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It’s tupid!（真蠢，问题出在经济！）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我多次讲述过一个观点，西方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范式来评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为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什么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问题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大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类。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西方国家也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最烂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 那么什么算是“良政”呢？本质上，这应该由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界定，不需要西方国家越俎代庖。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似乎都把民生改善看做良政第一要义，这也就是中国民本主义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它不仅接中国的地气，也接世界的地气。民本主义源于中国，汲取了中国和其他文化的长处，也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这种理念充满了生命力，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它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本主义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种改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义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民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中“民生为大”的特点，以及中国基于民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已经表明：它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个主要思路和经验。 如果说有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国民生模式”在竞争的话，那么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模式已经胜出。今天西方民主话语似乎还占有某种话语和道德上的优势，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实实在在的体现，它远比空洞的民主说教更为坚定有力，时间和历史一定在民本主义这一边，全世界最终都会朝这个方向走，西方民主制度也得朝这个方向演变。难怪连《经济学人》杂志文章也感叹：中国每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国崛起最快的时候，要三十年才翻一番。中国“用（西方）民主制度可能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的方式去应对国家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只用了两年就将其养老金的覆盖面又增加了2.4亿农村人口，仅这个数字就远远多于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看来民本主义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潮流，展现了中国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的一个核心理念和成功实践。 第二，组织起来。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邓小平曾多次说过：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指的就是中国“地广人多”。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文明型国家”也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极大，稍微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华文明自己形成的治国传统。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美国18世纪下半叶建国的时候，人口为300万左右，到1848年美国打败墨西哥、吞并加利福尼亚时，美国人口才2 000来万，而当时中国人口已达4亿，约为美国的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里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那么当时的美国，家家都是大地主，大地主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于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紧运行，资源的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中国人更多地谈“孔融让梨”，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这些白人大地主，当初在欧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权的迫害，到了美国后，对政府还是处处设防。美国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恶”观念大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和井水资源的分配而打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立的政府来协调和保证各方的利益，来确保“国泰民安”，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怕乱的集体心理，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不可三日无君”。当然，中国人均资源紧运行也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还无他国可比，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的大量餐饮创新和革命。 过去，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这也和人均资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竞争有关，鸦片战争后的大量战争赔款，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破坏，等等，导致了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人均占有资源更少。此外，中国广大农村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分散、孤立、封闭，多数农民仅关心自己“一亩三分田”，社会形态薄弱，自组织能力匮乏。虽然儒家提倡“家国情怀”，但旧时的中国还是缺少把“家”与“国”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举步维艰，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中国整个国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真正改变，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中国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了。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一个甲子，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经验已经证明，一旦政府没有担当，一旦“组织”形态缺乏，中国还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西方势力也一直盼望这种局面出现，他们鼓动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他们企图搞乱中国。当然，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现代国家之一，搞乱中国的企图将以失败告终。2010年上海举办了盛大的世博会，我去参观了三次，发现了两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一个细节是世博会厕所之干净令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是晚上打车状况之混乱令人感到失望。尽管每天参观世博会的观众达数十万，但世博会的厕所始终保持得干干净净，我看比纽约三大机场的厕所都干净，考虑到如此巨大的人流，这种保洁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但晚上9点从世博会出来打车，大概是管理出租车的人员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虽然只有二三十个人等车，但就是没人排队，一辆车过来，大家就涌过去，再过来一辆，大家又涌过去，都抢着上车。车不算少，但混乱局面一直持续着。前一个例子说明：只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中国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竞争并可能胜出，世博会的保洁工作做到了高水准的数字管理和网格化管理。后一个例子说明：一旦缺少某种形式的组织和规范，我们社会往往会重归“一盘散沙”和“内斗四起”的局面。 当然，我这里说的“组织起来”，不只是指政府组织民众，而是指任何一种可以形成秩序和规范的作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可以是部分人自发组织的，也可以是全体国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确立基本秩序和规范（这就是我说的“组织起来”），大家既可以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也可以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各显神通，任何人间奇迹，中国人都能创造出来。 我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就越觉得世界上各个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相对长处与短处，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这两个概念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阐述国际贸易理论时提出来的，即每个国家都有相对而言可以做得比较好的产品，它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种贸易活动能使双方都获得更大的利益。我这里无意评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这种假设，而只是借用“比较优势”、“比较劣势”这些概念来说明：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民族似乎也有一些自己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如果想要超越我们的对手，我们就应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总体上看，以我自己的观察，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组织”能力较强，他们喜欢自己组织起来做事情，哪怕只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往往就会自发地组织各种协会，进行选举，实现某种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组织能力似乎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普遍喜欢由较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来确立和维护某种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中国城市住宅小区普遍聘用物业公司来管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国外，普通居民小区的管理许多情况下是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为主，而非依赖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在政治领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选举，也更善于搞选举；中国人似乎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与考核。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如何进行选举，我估计100年之后我们可能还是竞争不过他们，我们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已经试验了20多年，但总体效果令人难以乐观，贿选情况极为普遍，家族影响处处可见。台湾地区的选举年复一年，但黑金政治仍是棘手的问题。但与英、美比“选贤任能”，我们现在做的就比他们好，而且好很多。 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借鉴别人之长，但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我们今天的选贤任能模式已经是一种“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模式，其中，选举是从西方借鉴的。当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而且是以选拔为主，选举作为重要参考，这就产生了一种既高于我们过去那种光是依赖选拔的制度，也高于西方那种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中国人把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一种制度创新和超越。 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里，建立秩序和规范总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和规范，天下一定大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其实，历史上的西方也是这样做的。西方自称其民主制度比较稳定，但纵观历史，西方几乎都是在经历了革命之后，由富人建立起一个富裕阶层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框架，确保他们自己首先掌控社会主要资源（政治、经济、媒体、法律等），然后再把这种法治覆盖到更多的人。 中国今天要做的也是维护、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秩序，但我们不是富人主导的秩序，而是由普通人参与并建立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组织起来”不是说不要个人的积极性，恰恰相反，通过“组织起来”，首先就是确立秩序，有了这样的条件，个人生活才可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条件下，中国人几乎个个是龙，既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攻艰克难，做成别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按自己认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精彩万分。过去30多年，至少有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中国人以这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活力与西方社会的阶层利益固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整个国家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一个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上，“组织起来”也包括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规划能力。总体上中国的这些能力均超过西方。以整合能力为例，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个国家内不同群体利益的分化，也带来了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的分化，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模式在整合国内外不同利益方面，明显比西方模式更胜一筹。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通过自己较强的整合能力，更好地实现了产业调整与整合，欧洲不少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明显缺乏这种整合能力，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产业竞争。 西方企业界对中国特有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和规划能力感知颇深。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一项针对全球著名企业CEO的调查中询问：您认为最称职、最可靠的组织是什么？这些企业老总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银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第三位，得票率64％，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美国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看得很长远，而美国，“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些政策是什么……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回想一下过去的60多年，中国遇到过多少沟沟坎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过不去了：“大跃进”的灾难过不去，“文革”的悲剧过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难过不去，社会普遍贫困的状况过不去，物价改革过不去，国企改革过不去，税制改革过不去，银行改革过不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坎过不去，金融危机的冲击过不去，“非典”过不去，等等。但现在回头一看，都过来了。怎么过来的？关键是我们能够“组织起来”，我们的组织、整合和规划能力比较强，我们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也比较强，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我们的制度有担当，有定力。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展现了中国人这个特点：不分阶层，不分贫富，不分东西南北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比整个西方世界加在一起还大，中国今天“组织起来”的能力应该是中国体制1949年以来形成的最大财富之一。这种能力来之不易，它将继续帮助中国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在更多的领域内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第三，综合创新。比较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差别是宗教战争的差别。欧洲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千年，今天也留下了很多阴影，克里米亚2014年宣布从乌克兰独立出去，背后就有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印度的佛教传入后逐步与中国的儒学、道教互相渗透，互相综合，最终形成了儒、道、释“三合一”的中国传统。相比之下，欧洲的延绵不断的宗教战争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中国的综合文化使中国避免了欧洲宗教战争的悲剧。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长于综合，长于借鉴别人的有益经验，应该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比较优势”。南怀瑾先生曾这样描述中国的综合文化传统： 讲到中国文化，便以儒、释、道三家并举为其中坚代表……如果说中国有哲学思想，却不是独立的专科，中国的哲学，素来是文（文学）哲不分，文史不分，学用不分，无论研究中国哲学或佛学，它与历史、文学、哲学、为政四门，始终无法分解，等于西方的哲学，与宗教、科学和实际的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关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情况类似，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少等原因，综合文化在中国和西方都比较普遍。中国的《大藏经》等典籍都属于“综合”性经典。同样，西方的《圣经》、罗马史诗等也可以算是“综合”性经典，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欧洲社会也是“综合”性的社会。 进入近代后，西方首先出现了“分”的趋势，最大特征是生产分工的细化，学术学科的分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也日益分离，在现代化基本完成后，西方大众民主政治制度，与经济也相对区隔开来，政治一般不会过分地影响经济。但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再综合”的大趋势，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大潮本身就意味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与“整合”，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使“综合”与“整合”的成本大大降低，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并迅速地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从科学角度看，综合与分析相对应。自然科学从“综合科学”走向“分析科学”，现在又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走向“再综合科学”。 中国人综合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人的学习传统。从“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从“谦受益，满招损”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陈言务去”到“学如蝉蜕”，从“推陈出新”到“独辟蹊径”等祖训都反映了这种传统。历史上，我们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从世界各国借鉴经验，就像中亚民族发明的二胡，今天成了中国民乐的主要乐器；英国人发明的乒乓球，今天变成了中国的国球，西方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理念也中国化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借鉴了国外大量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和西方国家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选择地学习了美国在金融领域内的经验，日本、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农业方面的经验，新加坡在开发区建设和反腐倡廉方面的经验，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在房产开发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但总体上看，我们没有简单地照搬外部的经验，而是综合了别人的经验，并根据中国的民情国情进行借鉴甚至创新。 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失去自我，这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的“赶超”经验。我们在借鉴别人之长的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综合创新，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高铁建设。我在《中国震撼》中曾这样描述过：“我们建设高铁的指导方针是：‘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我们先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谈判让世界四大公司转让部分高铁技术；然后是组织自己十多万科研人员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整合、创新，最终形成了超越西方水准的新技术和新标准，创造了中国品牌，使中国得以引领今天世界的‘高铁时代’。纵观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模式的战略思路：既学习别人之长，也发挥自己优势；在对别人之长进行学习、消化与整合的过程中，大胆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实现对西方标准的超越，并最终影响世界。”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我们过去30多年的最大成功几乎都是综合创新。在政治领域内，我们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拒绝了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和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比西方更有凝聚力。在经济领域，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包含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力量的有机结合等，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已经展现了独特的竞争力，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在法律领域，我们继续推动依法治国，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并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等弊病，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自成一家。 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说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近代史上提倡的是“和魂洋才”，都有其道理，但我们再回头看，毛泽东主席说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眼光似乎更远，气派也更大。毛泽东主席的意思是：中华民族复兴是“本”，其他都是“用”，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借鉴，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从外部世界汲取智慧，让这一切为我所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用”，这也应该是我们综合创新的真正要义。 第四，上下策结合。我们的古人是很有智慧的，谈决策，一般都分上上策和下下策，甚至分为上、中、下策。这对我们探讨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也是富有启迪的。我们在上下策结合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思路和经验，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总结。前面在讨论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时，已经提到了丘吉尔所说的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大概就等于中国人所说的“下下策”，而中国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意味着我们还要追求“上上策”，也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选拔出一流的治国人才。丘吉尔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有一个“托底”的安排，它至少可以保证通过定期选举，使应该走下政治舞台的领导人走下这个舞台，从而不大会出现像埃及穆巴拉克执政近30年这种体制僵化的局面。 从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视角来看，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已经具备了“下下策”，这包括领导人的任期制、退休年龄限制（西方很多国家还没有）、集体领导制度（西方国家普遍没有）。换言之，我们的制度中已经确立了比西方制度还要周全的“托底”安排。但除了这种“托底”的“下下策”之外，中国人的儒家政治文化传统还包含了对“上上策”的追求，也就是要通过各种途径把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人选拔出来。邓小平当年汲取了“文革”的教训，在中国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制度来锻炼和培养优秀的领导人，并作出接班梯队的安排，确保“上上策”得到落实。前面提到的中国最高决策团队，至少需要两任省部级的工作历练，就是一个例子。总之，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已经是一种“上下策结合”的制度安排，它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这种制度创新，虽然还可以继续完善，但已经超越了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 推而广之，“上下策结合”可能是我们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条普遍思路和经验。比方说，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视角来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个社会的凝聚力，既要靠“法”的他律，也要靠“德”的自律。我们现在讲“法治”，这也是西方普遍的做法，指的是守住社会的底线。从西方法治社会的经验来看，法治社会的最大长处是办事有章可循，违法行为成本很高。“法治”做得好，可以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中国在走向法治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人说，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这是不公正的。中国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中国也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法治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情况还广泛存在，在落实“法治”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法治”也有自己的缺陷，例如法律的制定有滞后性的特点，这会造成某些领域一时无法可依的情况，滞后性也意味着法律难以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及时反应和调整，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处于大变革的超大型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强调“法治”的同时，还要提倡“德治”以弥补法治的不足。“德治”呼唤人们从内心出发，规范自己的外部行为，这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德治是社会治理的“上策”，“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下策”，是保底的，但两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个社会才能真正治理好。一个社会崇尚“德治”，把“德”内化成了自己精神品格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治理成本就会很低，幸福指数就会很高。有人说，“德治”属于“人治”，这是不确切的，“德治”不是“人治”，而是“人本政治”，是人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品格、道德和行为。西方社会其实也有“德治”，这主要指宗教传统所产生的道德规范。但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法治”早已压倒“德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治社会变成了“律师治理”的社会，而律师自己又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诉讼甚至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带来的困境就是社会治理成本极高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不公，因为富人总是可以花更多的钱聘请更好的律师团队，他们胜诉的可能性也明显大于普通人。另一个问题是法条主义，也就是我与福山辩论时提到的中国文化中“天”的概念，有些事情涉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我们保留在法治的精神下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像美国华尔街金融大鳄那样给美国人民的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后，还要根据原来的合同拿高达上亿美元的奖金，这种“法治”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是难以接受的。 有人认为法律属于万能的东西，社会要正常有序地运作，它就必须完全在法律控制之下。也有人认为道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法律而没有道德规范的世界一定是一个道德败坏、危机四伏的世界。世界的现实告诉我们，光靠“法治”，或者光靠“德治”，一个社会都无法良好地运转。光靠“法治”，很多人就会钻法律的空子，甚至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些一时还没有法律规范的领域就会乱象频出；同样，光靠“德治”，没有足够的法律约束和威慑，一个社会的犯罪成本就会非常之低，最终导致社会治理状况恶化。一个社会唯有把“法治”和“德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良好地运作。这种“上下策结合”的社会应该是一种治理成本更低、社会更公道、社会生活更自然也更人性化的社会，这也是一种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社会。 在政治领域，中西方在观念上也有一个巨大差别，这就是学者王绍光提出的“政体”与“政道”的差异。西方历史上一直关注“政体”，而中国历史上一直关注“政道”。“政体”指的是政治体制、形式和程序，西方人士觉得政治生活中，政体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了所谓“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框架。西方总是把这个框架套到我们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上，但显然解释不了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与此相对照，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讨论“政体”，中国人讨论的是“政道”，如“国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表述。“正道”的重点是治国的理念和目标。西方人相信“政体”决定一切，中国人则认为“政道”才是治国的关键，无论儒家、法家、道家、墨家，讨论的都是“政道”，讨论的都是如何实现治理国家的最终目标。中国人从“政道”出发，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治国方法。至于“治国方法，该用什么的时候就用什么，有时候强调无为而治，有时候强调有为而治，有时候强调礼，有时候强调贤”。 这种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可能源于历史上双方治理版图的差异：从人口规模来看，古希腊多数的城邦大概只相当于中国村镇的规模，某种固定的政体也许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中国国家的规模一直比较大，政治家很少会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政体，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的目的，并围绕这个目的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中国今天的制度安排也是这样形成的。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政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制度等，都是围绕中国的“政道”而形成的。 如果用“上策”与“下策”的框架来分析，那么确立什么政体，一党制还是多党制还是无党制，这相比于“政道”，应该属于“下策”问题，而你这个政体要通过什么方式，实现什么目的，这属于“上策”的问题。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一个关键就是如何使两者都得到兼顾，但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从“政道”出发来理顺“政体”，而不是相反，更不能像西方那样只关心“政体”，而不关心“政道”。从中国人的观念出发，后者是本末倒置。这种“上下策结合”看来也是中国政治治理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关键所在。从“政体”出发，西方民主模式把重点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确的“形式”和“程序”，一个国家就可以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结果西方民主模式日显“教条”和“僵化”。与此相对照，中国民主建设把重点放在“目标”和“结果”上，大胆探索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和“程序”，结果是道路越走越宽广。 邓小平关于如何评估政治制度质量的三条标准也是“政道”：“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如前所述，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采用西方模式的“颜色革命”国家和“阿拉伯之春”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用这三条标准来评判西方国家，那么他们多数还算稳定，虽然不如以前，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还有老本可吃，有过去数百年财富积累（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制度建设的本钱，而后两条，大部分国家也没有达到。他们的人民不是更团结了，百姓生活改善的也不多，他们社会分裂的情况比过去严重了，他们的经济也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 我们讲的“民意”和“民心”本质上也是一种“上下策”关系。中国人有自己的政治哲学理念，尤其是“民意”和“民心”这两个概念。“民意”一般指公众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众意愿；“民心”则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人心向背”。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这个概念。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讲“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说“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民意”有时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时候不能反映“民心”。在今天这个自媒体和微博的时代，“民意”甚至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发生变化，但“民心”一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民心”反映的应该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民意”与“民心”的关系也是一个“下策”与“上策”的关系，两者要结合起来考虑才行。一流的治国应该力求从“民心”出发来把握甚至引导“民意”，而不是简单地被“民意”牵着走。治国成功的关键是把握整个社会的“民心所向”。这些年中国政治虽然有时也有民粹化的倾向，但与西方相比，我们总体上的政治定力还是比他们大，所以我们取得的成绩也比他们大得多。 西方“选举政治”使然，政客倾向于拣选民愿意听的话说，结果导致民粹主义泛滥。民粹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只求自己选票的增加，只图众人一时的喝彩。西方国家今天几乎都是债务深重的经济，这与政客无原则地向选民承诺各种福利有关，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在过去30多年里，即使受到了民粹主义的压力，中国执政者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坚持了“民心治国”。这使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的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从而避免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最多只能规划一百天或者只能规划到下一次选战。这种“民心”与“民意”结合起来治国的中国模式，明显高于光是依赖所谓“民意”的西方政治制度，这也是中国可以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条重要的思路和经验。 <hr /> 注释：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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