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梦·温州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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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富梦·温州大变局》

第一篇不可复制的创业史第一章草根

时光层层叠叠，距离我们越近的回忆，越有死生契阔的感觉。

明清时期，浙江温州、处州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坑户负责采矿，而炉户则负责冶炼：“至于坑、炉各户，多者数十人，少者不过五六人，所费工本无多，煎洗甚易为力，散处众山，零星工作，各自依山为业。”

以分工为基础，出现了矿石买卖行为，而这，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据道光年间《辰溪县志》卷二十一记载：“又有厂民收买炭矿，雇募人夫，煽铸生板，计每炉一座所需雇工及挑运脚夫约数十人。”设炉雇人冶铁的“厂民”多是外来商人，也有土著居民，因而铁厂有客厂、乡厂之分：“其收买炭矿，开设炉墩于县属溪边河岸，雇募人夫煽铸生铁，名生板者，有多厂、客厂之分。乡厂者，数人共一炉墩，各以所获炭矿轮流煽铸，为日甚暂。客厂者，或一人或数人合伙，先期收买炭矿，每秋凉时开炉，至次年春夏之交为止。”

温州，在不经意间就进入了中国经济史当中，不过这些模糊的经济模型还远不能与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真正经历的东西相比。

1978年是当代中国商业史的新开端，也是温州人作为“草根商业阶层”实现“中国财富梦”的另类样本。

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温州人敢想、敢试、敢为、敢为天下先，打造了许多令人惊羡的第一；温州人胆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岛、包油田……占尽市场先机、屡屡得胜。温州人的胆大包天不是个别温州人的行为，它更深刻地体现为整个温州团体的特征和品质而被社会各界广为流传。

就是这段“另类”的市场样本，却有着特殊的历史机遇，它离我们今天的生活不过30年，却又似相隔千万里。尽管我们总在事后感慨“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对于某些历史而言，又是如此不可复制。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处于一种懵懂的萌芽姿态。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

他们，就是我们。

<h3>根底浅薄</h3>

这是一群怎样的草根？

他们的出生地，并非“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而他们的发迹之路，似乎与“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毫无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急刹车时，他们则是风眼，承受着各方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所有口诛笔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这群人，在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以彻底弱势的姿态，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

土地，是中国人祖祖辈辈赖以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肥沃就意味着物产丰硕，百姓富裕。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山地超过总面积78%，“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名副其实。据资料记载，温州在新中国成立前人均耕地仅三分四厘，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巨大。

有时候，造物主似乎并不公平。耕地稀缺的温州在地质矿藏上也非常贫乏，除了一些较为廉价的石材，就剩下零零星星的金属矿藏，规模小，开采价值不高。温州所有需要的煤炭资源全部来自外地，由海上船只送来。

属于丘陵地带的温州，周边的山海拔不高，却分外陡峭。温州就更夸张了，清江、瓯江、飞云江、鳌江平行分布在温州境内，汽车横穿温州需要摆渡四次。“汽车跳，温州到”“跑遍天下路，就怕温州渡”，此类民间谚语把温州的恶劣交通条件形容得淋漓尽致。

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温州前往大都市上海，需要乘坐三天三夜的轮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海上交通提速，也依然需要一天一夜。温州与上海的距离也象征着温州经济与发达之间的距离。

作为海滨城市，历史上的温州，曾有过一段不瘟不火的时期。

其南部的泉州、其北部的宁波，成名于大唐盛世，纷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宋朝时期，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宁波也位列对外贸易的港口重镇，其辉煌不可一世。

位居中国东部海岸线中段，同样，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温州也有着对外海上交往的任务，但在宁波、泉州、扬州等的比较之下，始终平淡无奇，乏善可陈。

明清时，长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汉也因地利而日益繁荣，而由于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温州终究未能脱颖而出。

“很大程度上，虽然温州也沿海而建，但却并没有突出的建港条件，并且作为港口腹地也不够广阔。因为其背后的大山阻隔了货物的运输。”并不出众的地理位置，温州无计可施，始终与发达的对外海上贸易无缘。

先天“资质”的浅薄，似乎注定了温州的落后。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70年代，贫穷和饥荒依然困扰着温州。“平阳讨饭，文城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流传甚广。改革开放前的温州有8个县，其中苍南、平阳、文城、泰顺、永嘉的居民都有“忙时种地，闲时讨饭”的习惯。

据记载：“1978年的温州，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以永嘉县为例，1978年的耕地面积是38.29万亩，比1949年少了4.1万亩；但是人口在这年达到了68.32万，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万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场暴雨，让县内2万亩农田受了灾。到了夏天，一场干旱从8月29日一直持续到10月30日，受灾农田7万多亩。”

如此无以复加的贫穷困苦之下，是一个个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的家庭。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层出不穷。

据传，温州一带姓南的人家回溯三代以上，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一个地方：乐清黄华镇叫做南宅的古村，为当地望族。

1976年，温州柳市上园村，一个姓南的补鞋匠，有个长子叫南存辉。

碎石片垒墙、茅草盖顶的住房，半饥半饱的日子，遭人歧视的感受刻骨铭心，历尽艰辛与磨难，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与望族无关。6岁时，他挑着米糠，提着鸡蛋沿街叫卖。

一天，补鞋匠外出发生意外，腿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吩咐需要休养一两年。这家女主人向来身子孱弱，一时间整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陷入焦虑。于是，补鞋匠把长子南存辉叫到跟前，手把手传授他补鞋技术。无需多言，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了这个年仅13岁的少年身上。离初中毕业只有十来天，生活的压力迫使少年南存辉辍学，成为一名小手工业者。

寒冷的冬天，补鞋的锥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锥子，用破纸包上伤口，坚持为客人补好鞋——这是南存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学看见后没面子。终于，他遇到了同学的母亲。她关切地问：“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补鞋？难道你不上学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读好书。”

几句关心话冲破了南存辉的心理承受极限。他当即收摊回家，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大声喊道：“这事没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亲耐心地劝说：“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很光荣。如果弟妹们将来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这样，生活的无奈让南存辉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归，一晃就是3年。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修鞋补鞋的南存辉见多识广，3年后便有了新的发家念头。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辉遇到了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

胡成中比南存辉大3岁，此时的他已经在外跑推销长达数年。

胡成中的“高收入”让后者既羡慕又嫉妒，南存辉动心了。眼瞅着柳市许多家庭以“前店后厂”的方式做起了低压电器生意，南存辉与胡成中一起凑钱摆了个柜台，之后发展成为“求精开关厂”。

这就是如今温州鼎鼎有名的民营企业两大巨头——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的前身。

土地稀缺，地处一隅，温州的贫瘠与造化的冷落，迫使着温州人自寻门路，苦心钻营，发奋图强。

<h3>“前店后厂”式家庭作坊的兴起</h3>

上苍也是公平的。温州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却孕育了一群心灵手巧的人。

温州古称“瓯地”，所谓“瓯”，是一种陶制器皿，据历史学家判断，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温州一带的原始人就开始制作陶器。从唐宋时期开始，温州的造纸、造船、丝绸、绣品、漆器、鞋革等手工制作业就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

瓯绣、发绣、瓯塑（油泥塑）、石雕、黄杨木雕、笋壳雕、乐清细纹刻纸、彩石镶嵌、米塑、篾丝镶嵌等传统民间手工艺技术精湛，能工巧匠比比皆是。

有手艺便有生意。作为港口城市，温州可谓是暗淡无光，但作为手工业制作城市，温州的小生意兴旺。北宋诗人杨蟠的《咏永嘉》记载了温州的热闹与繁荣，“一片繁荣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手工制造业、商业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南宋时期永嘉学派形成，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这一思想所对应的即是南宋时期温州地区浓郁的商品经济气息。当时，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等新兴阶层已经在永嘉地区出现，并不断发展。事功的永嘉学派即代表了这一群人的思想。

但是在温州，更多的是工匠、手艺人、小生意人。这些人始终是以技艺、苦力挣钱，利润微薄，地位谦卑，养家糊口都难以保障，更遑论富甲一方。

北宋诗人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曾经是手工业者最真实的写照。

但今时不同往日。当人民生活的物质需求逐渐被释放，并日益丰富起来时，心灵手巧、会手艺的温州人就开始活络起来。

有着浓厚的商品经济基础，又有着一身过硬的手艺，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抢先一步，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的先例。

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二年，虽然在单位有着固定的工作，但郑秀康的生活依然艰辛。再三思考之下，郑秀康辞掉了单位的工作，在家里开设了一个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33岁的郑秀康拜师学做了第一双皮鞋，“康奈”品牌的历史由此起源。

家庭作坊式的启动基金并不需要太多，但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他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五块毛料和一只手表，全部半价忍痛贱卖。

在仅仅3平方米的作坊里，郑秀康从下午5点多做鞋，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饭后继续，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天天如此。由于双手过度疲劳，10个手指竟颤抖不止。财富缓慢而有序地被积攒着。这样一天，他能做3双，赚十几元，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元钱。

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家庭作坊”，是温州经济的第一次整体创业，是日后温州辉煌的萌芽。

拾遗补缺，以小补大，是温州家庭式作坊的最大特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是从捡垃圾起步的。

家庭作坊没有机器，于是去把国有大型企业废弃的机器设备捡回来，或者从废品站收购回来，修补修补，喷上油漆，就成了作坊里的生产工具。

温州人还善于废物利用。废旧的塑料被温州人捡了回来，加工后，制成编织袋。到如今编织袋依然还是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

服装厂里花色混杂的边角余料、破碎凌乱的针头线脑，往往被服装厂当做废品处理，擅长纺织的温州苍南宜山镇却能变成崭新的棉絮线团。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起步的再生腈纶生产，不仅让当地居民发家致富，更是让苍南宜山闻名遐迩。

时至今日，10多个村落，上千家布料边角购销经营户，数千家相关上下游企业，2万多台加工设备，从业人员达到20余万人，宜山镇的再生腈纶已形成产业化，产品远销国内外。据统计，1999年，宜山镇的再生纺织业总产值超过40亿元。

到1985年，据当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记载，温州有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

据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罗卫东撰写的论文《温州民间企业成长的路径分析》，相关数据统计显示，1986年，温州地区农户兼营工业达到11万户，从业人员30万，收入达63814万元，农户兼业的工业产值占当年农业总产值比重的50％。

正是那些懂点小手艺、善于捣鼓的温州人，成为新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先驱代表。不管是后来的纽扣、拉链、打火机、剃须刀，还是眼镜、服装、皮革、制鞋、小家电等，都是小商品，都是从家庭作坊开始起家，这与温州历史上的手工业制造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家庭作坊的兴起同步的，还有个体经营户。

1980年初，家住温州市解放北路的章华妹领到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一方面是出于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我父亲的鼓励，我的店铺在1979年11月就“开张”了。说是店铺，其实就是一张小桌子放在自家门口，卖一些几毛钱的日用品，如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等。后来，自家开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后拿出来卖。渐渐地周围也有一些人学起了我家。

可是，即使在温州，当时的人们也都是看不起做小买卖的，羡慕集体企业、国企，我的一些同学看到我摆摊做起了小买卖，都觉得害臊，他们路过我家门前时，都会把脸转过去，装着不认识我。开始，我也感觉头都抬不起来。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发觉每天还有一些钱进账，一个月下来，差不多能赚100多块，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两倍多，感觉特别高兴，心里也平静了下来。想着人家上班赚钱，我也是赚钱啊！想开就好了。

“自家开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后拿出来卖”的形式逐渐流行，这就是“个体户”与“家庭作坊”相得益彰，是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萌芽，为“温州模式”培育了最基本的土壤。

<h3>温州游商与供销军</h3>

穷则思变，树挪死，人挪活，一技在身走四方，能干的温州人出走温州，远赴他乡谋求生计。

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四海为家闯天下。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曾这样说：“30年前，温州的手艺人就已经遍及中国各个角落，他们是构成初级‘温州模式’的骨干力量。”

“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场”。在国内，温州人散布在大江南北，走遍万水千山。

首都北京城里有著名的“温州村”，大钟寺、五道口、沙窝、大邻亭等地都散布着温州人的身影，章光“101”的发明者赵章光、“中国阿信”徐小英、纽扣大王、商标大王等温商的典型代表，都聚集京城；近水楼台的上海更是温州人的天堂，有成千上万的温州人正隐身在上海南京路那生意兴隆的店铺背后；在彩云之南的昆明，在改革开放前后迎来了一批温州人，他们从擦皮鞋、弹棉花、摆地摊开始积累资本，数十年的发展后，温商在昆明建立了大本营——昆明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距离不是问题，跋山涉水，据不完全统计，进藏行商的外地人中有将近一半的来自温州，在遥远的拉萨有一条“温州街”，以温州人最擅长的裁缝铺为主。

长年累月游走四方的温州人，精于人际交往，拥有了强大的适应能力，更重要的是，熟悉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掌握了各区域的市场需求，建立了可靠稳定的销售渠道。

之后，在温州的“小商品”开拓“大市场”的过程中，温州的农民供销队伍深入全国市场的各个城镇和乡村，再次为“温州模式”立下汗马功劳。

陈云华在《会赚钱的温州人》中写着：“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

这些被称为“天兵天将”的温州供销团曾经一度达到14万人以上，他们吃苦耐劳，风雨无阻，无孔不入，所向披靡。他们的构成非常复杂，有的是农民，有的是乡镇企业的职工，还有些是复员军人，占相当比例的，则是由那些走四方的“弹棉郎”等手艺人转行而来。

有统计数据显示，如今在温州柳市，40岁以上的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新华电器的郑元孟本是一名赤脚医生，后来成为供销员；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也跑过供销；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更是凭借走南闯北跑供销，积累了第一桶金。

胡成中那段推销员的经历，就如同南存辉补鞋的经历一样，刻骨铭心。

1978年，年仅18岁的胡成中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平生第一次乘上开往长沙的火车。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

一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肆无忌惮地睡一觉。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作为东方的犹太人，温州人操着吴语软侬，带着一身技艺，远赴重洋，美国、加拿大、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都有温州商人的群体，“四海为家，商行天下”是温州人最好的写照。

温州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最早发生在一两百年前。第一批出走海外的温州人，带着瓯绣、木雕等技术，通过各种方式“偷渡”漂洋过海，前往欧洲等国。

苏东在《解读中国经济奇迹：了不起的中国人》中记载：

温州人移民欧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宣布参战，并在各地招募了大约14万劳工赴法国支援协约国军队。根据与英法政府签署的合同，这些劳工每天报酬为5法郎。当时温州一带百姓生活贫困，因此青年人纷纷应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工中大多数乘船回国，也有部分幸存的温州人选择了留在法国。

许多年过去后，这些人中的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吃苦能干发了财。他们发达的消息传回老家后，吸引更多的温州青年来到法国谋生。许多温州青年凭着擅长石雕的技能，另一些则依靠另一拿手手艺——皮件制作，经过漫长的路程辗转到达法国。他们最初一般都在火车站附近落脚，一开始靠出卖劳力，或从小商小贩做起，走街串巷卖一些杂货、日用品。

很长一段时间里，“游商”都是温州人的代名词。

2003年，第一届世界温州人大会隆重举行。据当时2003年温州市统计年鉴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内有160多万温州人遍布于神州大地，创办的企业达3万多家，其中个体工商户37万多个，年销售总额达3000多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温州；在海外，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居住着40多万温籍华侨，作为全国著名的侨乡，温州归侨侨眷就有43万人。

温州人在海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人数，温州人为当地经济带去的活力不可估量。

《欧洲时报》曾经以法国巴黎为例，对温州人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和阐述。据称，目前生活在法国的温州人超过10万人，通过近20年的努力，温州商人在巴黎的2、3、11区，从事童装、电脑、餐饮等行业，购买商铺，抢占地盘，逐渐将当地的犹太人排挤出去，建立了属于温州商人的领地。

由此可见，一份在温州本土，一份散布全国，一份远在海外，温州经济有三份之说，并无夸张。

如今，温州市歌《会飞的家乡》似乎依然在诉说着温州游商们的辛酸历程：“因为有了翅膀，也就有了飞翔；因为有了飞翔，也就有了天堂……五彩鸟飞过的地方，有我温州人的歌唱；五彩鸟落脚的地方，是我温州人的家乡……飞呀飞飞呀飞，飞呀飞飞呀飞……因为有了梦想，哪有什么敢与不敢；因为弄潮赶浪，哪怕浪花湿了翅膀！”

<h3>风雨侵袭</h3>

所谓草根，就意味着出身平凡且身世飘零，历尽艰辛却依旧生机勃勃。

改革开放前，温州曾被形象地描述为：“50年代的海防前线，60年代的武斗火线，70年代的投资短线。”

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60年代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的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当时流行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

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57年至1978年，温州工业增长仅3.26倍，而浙江省是5.47倍，全国是6.01倍。在此期间，温州经历了：永嘉的“包产到户”遭到批判，“弃农经商”遭受打击，“地下工厂”被封，“集市贸易”关闭，温州成了“全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几番风吹雨打，温州经济凋敝。

更让温州人不堪回首的是，从1949年到1978年，国家仅在温州投入了5.95亿元，如同政府和国家的“弃儿”，自生自灭。

恶劣的、残酷的生存环境，让温州人有了百折不挠的“韧劲”。经过几年的摸索，温州的家庭作坊、社队企业开始形成气候。生产的小商品、小电器多了，需要的各种资源配件也多了起来。一来一往，市场开始流动活跃。

那些多年在外闯荡的销售大军带回了大量的市场信息：东北缺什么温州有的，温州急需的物资在哪里可以找到，哪里价高哪里价低等。诸如此类的市场行情，都被温州数十万“行销军”了如指掌。

当时外出采购纽扣的供销团队经常要冒着被查的风险。桥头市场“纽扣第一人”叶克春回忆：“那时候政府查得很紧，我们背着货都不敢从火车站正门走，只能偷偷地从火车站周边的小路绕过。”有一次，叶克春在外地签订一笔生意，在住旅馆时，被政府人员查到他身上的合同，被处以“投机倒把”之名，身上的货物托运单、合同以及3000元钱被通通没收掉。

尽管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人民都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时候，温州人依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其中柳市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下设的32个门市部，交由专人负责。在这些门市部中，有的人胆子越来越大，逐渐渗透到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等贸易。

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1万件3×25规格的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落，便求助于刘大源。在1967年以做煤油灯发家的刘大源神通广大，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放弃了国营企业招工指标，摆起螺丝摊。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千克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直接当众人面拒之门外。

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000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

《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于是，“螺丝大王”刘大源的名号越来越响。

已经小有名气的刘大源，就在此期间成为柳市通用电器厂一家门市部的负责人。与刘大源齐名的还有9个人，并称“八大王”。所谓“八大王”有10个人，是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的负责人：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以及螺丝大王刘大源等。

然而“顶风作案”的结果是，好景不长。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以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

1981年的7月，台风夹着大潮席卷温州城，暴雨成灾，海水高潮位顶托，内河和水库的水位均超过警戒线。这个夏天，大半个温州城在狂风与瓢泼大雨的肆虐下损失惨重。

这场毫无预示的台风，就如同“突然变脸”的改革局势一般。1981年初，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1月7日，国务院发布《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明文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

在1月30日，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文件内容很快被《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刊登报道，“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的经济工作重心。这场风暴从北京刮到温州，刮到全国各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年头。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投机倒把罪”让市场经济的“弄潮之地”——温州闻之色变。走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被列为“投机倒把”的重点打击对象，随之而来的是震惊全国的温州“八大王”事件。

柳市首富、“五金大王”胡金林幸运地接到镇干部的暗中放信，“不行啦，要下大雨啦！”机警的胡金林立即感到大事不妙，于是揣着早就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仓皇而逃，躲过了呼啸的警车，也丢下了朝夕相伴的妻子。

为了躲避乐清县向全国发出的通缉令，胡金林在浙南山区、东北深山老林躲躲藏藏。两年后溜回家中的胡金林在重刑犯的监牢里坐了两个月后被无罪释放。20年后的今天，当年柳市的电器大王，如今成为柬埔寨的“水电大王”，成为柬埔寨温州同乡会会长。

当时的“电器大王”郑元忠却没有那么幸运。

据郑元忠回忆说：“1982年6月17日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然后在柳市镇工商所对我进行审查。我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我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机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1983年10月20日晚，也就是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五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两年后，“八大王”平反，郑元忠东山再起，成立了精益集团，之后又联合组建了庄吉集团。

受尽苦难的“八大王”的故事，是温州经济饱经风霜的缩影。这片中国民营经济萌芽最早的土壤，纷争始终不断。每一次“主义”的交锋对决，每一次“风潮”的席卷而来，温州都是首当其冲，成为伤痕累累的“风暴眼”。

与“八大王”事件同时的还有“乐清登山鞋厂”事件。

温州乐清县二轻局发展集体经济，下设有一个皮革厂，生产猪皮鞋，因为工艺差、质量劣、价格高，状况并不好。“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山鞋厂更是停止了生产。1976年，二轻局重新组织人员，全国跑供销，进行来料、来样加工。1978年，皮革厂接到上海一家外贸单位的大订单，成功生产了一批苎麻底的登山鞋。

登山鞋一投入市场，大受欢迎，工厂扩大生产迫在眉睫。于是二轻局将乐清县的社队企业和部分家庭作坊组织起来，形成个体、集体的合作社。随着乐清登山鞋的声名鹊起，质疑的声音也随着而来。1982年，在“打击投机倒把”之风袭击下，登山鞋场停产，乐清县领导干部全体“下台”。

1982年前后，一场飓风，把温州经济带入一个寒冬，元气大伤。

第一篇不可复制的创业史第二章崛起

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企业起跑的原动力。

建国后，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一直学习、效仿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经过30年的时间，日化轻工业已经跌入低谷。开放以来，虽然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但仍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运转。幸好有千千万万个投身于此的温州人，才让日化产品重新在市场上活跃起来。仅仅10年之后，来自中国温州的小商品，已经可以拿到苏联换回飞机。

可见在起跑的初期，他们的机遇有多大。

<h3>市场悄然绽放</h3>

尽管温州经济发展压力重重，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温州的商品市场已经积蓄了一股强劲的力量。

1978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人民的副食品由国家统一分配，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在温州，农副品市场上小商小贩已经悄然兴起。

市场上，常有小商贩们拎着两三条鱼，把写明斤两和价钱的小纸条塞在鱼鳃里。熟悉套路的买主遇上了，就掀开鱼鳃，与小商贩讨价成交。

当时30来岁的陈寿铸是温州工商局市场科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和同事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察看市场，对无证商贩进行取缔。面对这些小商贩的小伎俩，陈寿铸与同事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时候还远远吹哨，提醒小商贩避开检查。

1978年10月，温州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全面开放。1979年1月8日，清明桥、上陡门、永中、瞿溪等1一个粮油市场也相继开放。直到1979年9月15日，官方正式的文件出台，浙江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此次解禁意味着政策上的松动，让被压抑已久的温州商品市场迸涌而出的爆发力异常惊人。各类贸易市场、专业市场开始如雨后春笋冒出地面，成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标志。

1981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活跃的温州市场》的文章：

到过温州的人，都感到温州的农副产品市场和饮食服务行业非常兴旺。点心从早晨四时到深夜零点，随时可以买到；谁家如有宾客临门，生熟菜肴也随时可购；一年四季做衣不成问题；理发、修配也不犯难。

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市场冷冷清清，群众吃了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有关部门清理了“左”的影响，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流通渠道畅通了，商业网点增加了，市场活跃了……

1983年2月，温州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正式营业，这是我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市场。追溯纽扣市场的起源，从外乡带回第一批纽扣的“弹棉郎”叶克春被载入《桥头镇志》，成为温州桥头镇从事纽扣贩卖的第一人。

1985年，《解放日报》记者桑晋泉对桥头纽扣市场进行了报道：

有一年，两位弹棉郎从外地一家纽扣厂的垃圾堆里觅回来了一堆次品纽扣，居然在桥头镇一销而空。于是，他们果断放下弹棉担子，经营起了纽扣……“东方大市场”不经意间就此诞生。

事实的确如此。17岁离开家乡外出弹棉被，在外闯荡10余年的叶克春于1978年底回到桥头镇。叶克春带回的还有一堆纽扣。多年行走的叶克春毕竟见过了世面，他将纽扣钉在白布上对外销售。这些纽扣样式新颖，色彩鲜艳，很快遭到乡邻们疯抢。

试想一下，1978年的中国人，刚刚开始告别一身蓝、灰、黑，穿上的确良衬衫，爱美之心开始爆发。纽扣作为最基本的服饰装饰物，自然颇受欢迎。

只是当时叶克春的乡邻们不知道的是，这堆纽扣是工厂丢弃的次品，被叶克春与哥哥在外地的纽扣厂门口捡了回来。初尝甜头的叶克春开始正儿八经琢磨起经营纽扣的生意。他开始四处打听纽扣生产厂家。

当时同镇有一位老乡在推销一种塑料编织虾。此种塑料编织虾、编织金鱼，通常用来与钥匙悬挂一起，做佩饰用。最传神的是，这种塑料编织金鱼有一双活灵活现的大眼睛。敏锐的叶克春看到了商机，他打听到这种“眼睛”是由台州市路桥区国有纽扣厂生产的玻璃纽扣。

五颜六色、生动鲜活的编织虾成为一种流行，订单一下子上10万元。叶克春的纽扣生意自然也打开了市场。就这样，叶克春被载入《桥头镇志》，成为温州桥头镇从事纽扣贩卖的第一人。

眼看着叶克春的纽扣生意非常红火，乡亲们也跟着卖起纽扣来。当时永嘉桥头村的妇女主任王碎奶30岁出头，行事风风火火，她开始带着乡亲们北上江苏、上海，南下江西等地采购纽扣。与此同时，金华、义乌、嘉兴、江苏、上海等地的纽扣采购商也纷纷涌往桥头镇。当时，王碎奶自己的摊位一个星期可以赚到200多元，也就是说一年下来，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市场初见雏形，于是有人开始自己在家庭作坊中生产纽扣。

据王碎奶回忆：“刚开始土了吧唧的，一颗纽扣生产要做好几道工序下料、刮面、‘挖屁股’、抛光，加上中山装的四个洞也是一道工序。工序比较多，速度比较慢，一天最多做2万颗左右。但就是这样慢也比跑供销的成本节省不少，利润高出许多。家里没有生产纽扣的，就到隔壁有生产纽扣的人家拿货销售。那时候，桥头每家每户都要跟纽扣打交道，也靠着小小的纽扣养活了整个桥头镇。”

纽扣市场开业的头一年，数百个摊位就摆在桥边，非常拥挤。之后王碎奶组织大伙商量，把镇上的小学进行了搬迁，盖起了一个真正的专业市场，上下两层楼，摊位1000多个，门面700间。桥头镇开始成为纽扣生产与销售的基地。1987年5月，王碎奶成为桥头镇纽扣市场的党支部书记。专业市场就这样逐步形成规模。

纽扣市场带动了桥头镇的经济。

曾经全镇只有“一家饭店，一家旅馆，一辆客运汽车”，到1986年，“全镇已经开出了40多家饭店，50多家旅馆，每天有6辆长途客车直达金华、杭州、上海，20多辆短途面包车、近200辆机动三轮车穿梭往来于温州市区和县城方向。”

1983年底，温州市形成了以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为首的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苍南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苍南钱库综合商品批发市场，平阳水头兔毛市场，平阳萧江塑编市场，瑞安仙绛塑革市场，金乡徽章标牌产销基地，瑞安塘下、莘塍塑料编织袋松紧带市场等。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平阳一农妇，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赚钱。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在口袋里装了两张纸条，一张写着：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写着：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凭着两张纸条，老太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了万元户。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1983年11月29日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评价苍南县宜山区再生纺织业，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农村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十大商品专业市场的形成，其背后有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成千上万的“家庭作坊”以及浩浩荡荡的“供销大军”。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得到发展，并成为温州经济的支柱产业，十大专业市场是日后温州经济享誉八方的第一阶段。

<h3>历史欣然翻篇</h3>

从历史的进程看来，1956年，温州永嘉“包产到户”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创举。但在当时，这种反农业合作化的举动却遭受到铺天盖地的打击。

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永嘉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永嘉副书记李云河撰写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为自身辩护。

两年后，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贴到了浙江省人大代表会议的会场。“文革”期间，李云河更是难逃“厄运”——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22年之后的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开天辟地之举后来被载入史册，被誉为“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又是3年过去，1981年8月，题为《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文章出现在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第282期简报上，并被加按语肯定了“当年首创这种责任制”。

尽管永嘉“包田到户”得以平反，但是温州的私营经济依然是迷雾笼罩。

198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袁芳烈任中共温州市委第一书记。据称，履新的袁芳烈来到温州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

很显然，当时袁芳烈对个体经济是怀有偏见的，新官上任的工作重心就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雷厉风行地展开。“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就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典型案例。

然而，在大刀阔斧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同时，袁芳烈也于1982年下半年进行了两次脚踏实地的调研。

一次，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头头膘肥体壮。常年在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他算了一笔账：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1000个，就是600万。而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扶持而纯利超过60万的国营企业却不过3家。

正是调研中的所见所闻让袁芳烈对私营经济的态度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各行各业带头从事商品生产的“能人”，也是全市各地先富起来的“能人”，共有代表1200人。所谓“两户”，是当时对专业户和重点户的一个概括。所谓专业户，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专门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专业部分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所谓重点户，是指家庭辅助劳力或主要劳力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这个“两户”，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其中林业专业户周人正成为“两户大会”中的风头人物。从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000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

尽管是市委书记亲自相邀，“两户”代表一想到“八大王”事件，似乎依然感到心有余悸，因此，全体代表要求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白纸黑字的凭据。

两户会议有如冬天里的一把火，促使温州私营经济的星星之火向燎原之势发展。据当时媒体记载，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员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

最初，以扶植国有经济打击私营经济为己任的袁烈芳开始为温州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温州历史上遭受的一系列打击开始陆续得以重新定性定论。

1984年，袁芳烈组织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复查“八大王”案件。终于，1984年3月27日，被关押了186天的“电器大王”郑元忠被无罪释放。其他“大王”也获得新生，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翻开新的篇章。

此时，全国上下的大环境也日趋暖和，“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温州的个体户、私营业主终于感叹，守得云开见月明。

从1983年的一系列媒体报道中可以窥见当时“风向”的转变：《浙南日报》报道，“1月，市二轻系统59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经济日报》报道，“2月26日，金华温州开办零担物资集装箱运输业务”；《人民日报》报道，“5月24日，经营承包改造落后企业，温州水泥厂扭转多年亏损局面，承包后第一个月产量超过前三个月总和”。

1983年，个体户叶永国荣获“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称号，赴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叶永国本是高中毕业，在市区小商品市场摆了个卖女装的摊位。最初，感到难为情的他躲在店面后面，让母亲在店里当营业员。在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之后，20岁刚出头的他当选为温州第一届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

叶永国的事迹，标志着曾受尽歧视的个体户开始以正面积极的形象出现在温州的历史舞台之上。这一年，温州个体户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已有八九万人。

第二年，另一个姓叶的温州人成为全国名人。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浙江省温州苍南金乡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私营业主成为正经八百的父母官，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能不说是惊人创举。

<h3>第一代温企崭露头角</h3>

1984年开始踏上仕途的叶文贵感受到“不能承受之重”，无意中向媒体“倾诉”，而终结了自己的官场生涯。之后一头扎进“电动轿车”的研发中，最终“折戟沉沙英雄迟暮。”

尽管叶文贵的故事最终是以遗憾收场，但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叶文贵把一个小型家庭作坊发展成温州第一企业集团，成为显赫一时的苍南首富，他的故事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苍南金乡的叶家是一个经商世家，其祖父早年在上海开银楼，其二伯父创办了上海自行车三厂，20世纪70～80年代全国风行的凤凰牌自行车就出自三厂。

1969年，叶文贵作为温州知青被分派到黑龙江偏远农村。

因会电工懂技术，叶文贵与当地矿务局素有往来。有着家族商业思想熏陶的叶文贵发现，当地矿务局长期需要大量铁锹木柄，而叶文贵所在知青点有着大量的林木。于是，叶文贵伙同几位知青一起开办了一家锹柄厂。到1978年温州知青返城前，叶文贵的铁柄厂市场已经从关外拓展到了关内。在穷山僻水的知青点，叶文贵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笔财富积累。

回乡后，他发现苍南金乡的铭牌徽章作坊已蔚然壮观，8万人口的小镇涌现700多家商标厂，从业人员1万多，全国一半以上的校徽都出自金乡。

但是徽章的原材料铝板多为外地采购，于是叶文贵召集亲戚集资组成家庭作坊，生产铝板。仅4个月，铝板厂的投资全部收回，到年底还净赚了20多万元。

铝板制造的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因此叶文贵急流勇退，先后投资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等，都如愿获得惊人收益。之后，他创建金乡第一个企业集团，可以说，这是整个温州的第一个企业集团。

1984年，全国开始拨开计划经济的迷雾。在这年，用日本《国际贸易》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代名词），突破了经济建设中的束缚，正式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其中提出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20年后中国积极努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雏形。对于决定，邓小平作出如此评价：“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温州民营经济中积蓄已久的力量乘势而出，汹涌爆发。

1984年，温州乐清的补鞋匠南存辉与跑供销的胡中成创办了求精开关厂，这便是日后温州知名企业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

与此同时，同是乐清人的“电器大王”郑元忠，被释放出狱后雄心不改，决定东山再起，开始第二次创业，办起乐清精益开关厂。当时的精益开关厂在合作形式上其实就是股份制，只是当时国家对这种经济形式还没有正式的名称。

同一年，在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陈敏不安于现状，突发奇想，缝制了五件风衣到市场上销售，赚了100元。于是开始正式涉足服装业，设计生产当时风行的蓝色牛仔裤。1986年，陈敏辞掉了研究所的工作，创办了温州华联服装厂，专门生产男式西服。第二年身价便逾百万，之后打造了“金顶针”西服品牌。1996年，陈敏与郑元忠、吴邦东合作，成立庄吉集团，陈敏担任董事长一职。

1985年，在苍南县桥墩镇这个贫困的小地方，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到桥墩卫生院牙医吴祖宗。他们看中了当地丰富优质的泉水，想创办一家投资35万元的啤酒厂。得不到国家的投资帮助，也无法从银行贷到款，朋友们来找吴祖宗筹措办厂费用。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吴祖宗被推选为厂长。吴祖宗带头以5000元一股入股，广招股东，8一个农民筹集到了37.5万元启动资金。

资金的问题终于解决。而按照不成文的常规做法，办厂需要找挂靠单位。合股创办的企业既不属于国营，也不属于集体，因此几次三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桥墩工商局“欺上瞒下”，给啤酒厂办了一张临时营业执照。

没有挂靠单位的啤酒厂反而摆脱了束缚与掣肘，肆无忌惮地大胆推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正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厂长的权利和业务。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股份合作企业在温州苍南县农村诞生。

事实上，最初的两年，啤酒厂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987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带队在瓯海、苍南考察时，董朝才提出对那些“非驴非马”的企业，要定一个名：“过去有股份企业，有合作企业，我们把‘股份’和‘合作’合在一起，叫‘股份合作企业’。”之后，在董朝才提议下，温州出台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文件一出，无疑表明政府认可了啤酒厂的身份，顿时让吴祖宗等人信心大振。股份合作制的定性，让啤酒厂享受到政府的扶持，发展迅速。1990年前后，5000元的一股就能分到1000元的红利。

温州乐清市的赤脚医生赵章光亲眼目睹了掉发患者的痛苦，于是潜心研究治疗脱发的生发药水。却不料，这种医者仁心却成为一次历尽千辛万苦的创业历程。

为了研究生发药水，赵章光变卖家产，在家人身上做实验，经历了上百次的失败，终于在1974年左右，他的药水“章光101”研制成功。

然而，命运似乎在捉弄赵章光，卫生局把赵章光视为“假药骗子”、“江湖郎中”，并警告他，“以后不准再行医骗人，否则取缔法办”。

之后赵章光辗转温州、宁波、鹿城等地，申请行医，都遭遇失败。

1985年，通过《浙江日报》的一则广告，赵章光与河南郑州市亚美商店联系上，后经亚美推荐，赵章光当上郑州管城脱发专科医院的名誉院长，他开设了诊室，在郑州治疗13000多名脱发掉发患者。

后借助医院的上下斡旋，河南省科委主持召集全国著名皮肤病专家、教授、药理学专家，鉴定“101生发真正是有效”。1986年，脱发病研究所宣告成立，赵章光任所长。紧接着，郑州市“101”毛发再生精厂顺利建立。名声传播开来，在北京市民政局的邀请下，北京“101”毛发再生精厂创办，赵章光出任厂长。

纵观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不论是叶文贵、吴祖宗还是赵章光，他们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泥腿子”，他们创办的企业与70年代“家庭作坊式”的创业已有截然区别，其生产规模、技术含量、组织形式等都不可相提并论。

到1986年，全市有股份合作企业10413家，年产值13.61亿元，上交税利9124万元，分别占乡村工业企业户数、产值、税收额的71.3%、71.5%和69.6%。

当时前往温州考察的经济学家费孝通在叶文贵的厂里转了三圈，赞叹：“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不远万里跑来看叶文贵：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同时，叶文贵的经营思路已形成了企业管理体系：培养后备人才，选送职工去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培训深造；企业内部开办电大班、阅览室，组织职工知识更新和升级。

赵章光不为吃饭穿衣而创业的事迹更是打破了“贫穷是催生温州民企崛起的原动力”温州创业的固定模式。其研发的“章光101”在第十六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个人发明最高奖——奥斯卡发明奖和产品金牌奖，之后又陆续获得了11项国际大奖。

南存辉、胡中成、陈敏、郑元忠等人也在80年代创办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今时今日温州名企正泰、德力西、庄吉等的起源，至今依然是温州民营经济的中流砥柱。

<h3>温州模式的兴起</h3>

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经济一片繁荣。据当时的数据统计，温州永嘉桥头镇的“万元户”已占到80％；温州农村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近60辆。而且，年轻人追求品牌高档的自行车，还掀起“摩托热”；宜山、金乡、龙港、柳市的农民纷纷盖上新房，大理石、抽水马桶等现代家具设备成为新房必有之物；少有问津的呢绒、绸缎等高档衣料和服装普遍进入人家；西装、连衣裙、风雪衣、健美裤开始流行；当时初中三年代培费1000元，高中三年2000元，费用高得令人咂舌，不少企业家还是不惜代价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学习；致富光荣的意识已经深入到千千万万温州人的内心。

从1978年至1985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13.71%，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达21.14%，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也达到12.97%。

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3.3万个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发展，它们的年产值占农村工业产值的60%以上。

全市有415个专业市场，年成交额在8000万元左右的达到10个，1985年某市贸易成交额10.6亿元，为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7.28%。

在温州经济一片火热之时，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对温州的关注度也骤然提升。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报》围绕温州农村商品生产问题，先后比较系统地组织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从那时起，温州步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关于温州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性文章逐渐增多，也因此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85年被称做“温州年”。在这一年，“温州模式”的民营经济成为继“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之后的又一全国性典型。

是年3月18日，林业部部长杨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以及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杜润生等一行专程来到温州。他们先后视察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瑞安塘下家庭工业，乐清北白象村镇建设、柳市五金电器市场。视察结束后，他们评价：“温州商品经济搞得活跃、有特色。”

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本想从上海赴温州考察，却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带了一盘《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的录像带，火速赶往上海汇报。

万里看了录像后很高兴，对李仁续说：“我今天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见，但你是例外。这么远赶来，成绩这么大。你们的录像我看了，我不还了，我准备送给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带话，叫大家继续大胆干。只要革命，只要前进，工作中总会有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总得走出来才对啊，这里不许走，那里不许闯，哪能走到四个现代化。”

4月，《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温州的谜——浙江农村采访札记》。记者用大量篇幅记载温州私营经济的成就，感言：“温州是个谜，不少到过那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这里不像苏南、浙北，有较雄厚的乡镇企业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异军突起的家庭工业挑大梁。

家庭工业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三四年前，家庭工厂还只是寒星点点。现在，如同江南金灿灿的油菜花似地涌出了一大片。瑞安县塘下乡，三千农户中就有一千五百多台织带机。塘下小镇上，前店后厂比比皆是，几乎家家机声“哒、哒”。别看小镇不起眼，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要向它订购松紧带呢。每台机器一年能净赚四千元。

在可以搜寻到的当年对“温州模式”的报道中，这一篇算是意识较早的文章。不过，由于体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轻评论，作者对温州模式仅仅点到为止。而仅仅20天后，《解放日报》才给“温州的谜”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谜底精确地浓缩到四个字——温州模式。

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肯定温州个私经济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员文章：

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被拿出来公开讨论，质疑声掀起了些许微澜。1986年2月，乍暖还寒，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来到温州，决心对温州模式一探究竟。

作为此行的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1.5万字的《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为温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旷古无师……”

费孝通前后三次考察温州。第二次是在8年后。他走访了市区、瑞安、苍南等地，以《家底实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于《瞭望》周刊。文章中，他得出结论：“正在温州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的。”1998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到温州。当年全国“两会”期间，市长钱兴中带着南存辉登门拜访费孝通。钱兴中介绍了温州的变化，费孝通十分高兴，表示要再写一篇反映温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章，当场敲定题目《筑码头闯天下》。

有“温州模式教父”之称的费孝通的考察，不仅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使人们免费享受温州模式所带给他们的种种优惠，还让温州模式有了示范全国、扬名天下的机会。

1985年10月，温州产品展销北京，6万多顾客光临。遐迩驰名的正宗海味、地方小吃、系列配套的“擒雕”奶品、韧度均匀的“隆山”松花彩蛋、味美醇厚的甘露酱油、气味芳郁的“老酒汗”酒，以及价廉质高的温州鞋，都受到首都人的欢迎。展销期间，专柜前水泄不通。展销结束次日，8天时间，零售额达100万元，批量额达700万元。

正是在这种声名鹊起中，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劲头更加充分，财富欲望也更加膨胀。

躁动的爆发年代，是对财富的追求和炫耀达到鼎盛的年代。两手七八个金戒指的人比比皆是。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因为还有做得更出色的温州人。在那里，有派头的人请客，必上两道汤，一道海鲜大盆中飘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发展的“生死时速”，近乎畸形的财富观，为之后几年的温州变故埋下了伏笔。

1986年的金融大灾难，温州货被大火烧得声名狼藉，柳市突如其来的激荡之殇……具体到个人，赵章光遭遇商标危机，求精开关厂的南存辉、胡成中经历“合作之痒”……无一不说明：欲速则不达，失控则忘形。

第一篇不可复制的创业史第三章驰名

很多民营企业家眼中，甚至认为1992年的每天都是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

温州，更是如此。

<h3>第二次创业蜕变</h3>

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时光，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度过了第一次创业阶段：温州民营经济从实力上而言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温州整体上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到1990年，民间金融资本合计超过了100多亿元；市场经济形态日趋成熟，由市场调节的商品达到97%以上；在农村，“一乡一品”和“一村一品”的块状经济布局基本定型，总产值超5亿元的乡镇1994年有20多个；一批饱受市场磨砺的民营企业家的素质逐步提升，其领导的企业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江湖风雨十年灯。第一次创业，在草根中起家，在打击中发展，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弊端，都让温州上上下下无法回避：由家庭作坊发展而来的企业没有蜕去规模小、档次低、质量差的积垢，没有品牌化；企业形式上，受地域局限大，影响力不够，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从经济发展环境来看，基础设施滞后，地区差距拉开，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

在80年代末，温州经济发展过快，而问题频出，之后又经历“1989年风波”以及三年治理整顿，一时间陷入黯淡的温州经济似乎在等待一个柳暗花明的新春天。

1992年2月，邓小平用四天时间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随后，一篇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文章被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充满诗情画意的描述中，人们不得不由衷地感叹：春天真的来了！

春风从南方吹到了温州。稍有沉寂和收敛的温州立即回暖，“让改革来得更猛烈些”成为共同的心声。这一年，温州正式获批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温州人不再掩藏自己的锋芒，个体户、小老板、企业家纷纷抛头露脸，放开手脚准备大干一番。各地取经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来温州考察的访客一度达到50万人次。温州全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热火朝天中展开，期待已久的金温铁路正式开工。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一个叫王均瑶的温州商人终于实现了自己“胆大包天”的创业梦想。

常年在湖南忙于推销业务的王均瑶每逢春节前夕，都会为购买回温州苍南家乡的火车票伤神。在同乡“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的一句嘲笑中，王均瑶种下了一个创业的金点子。

1990年，温州机场正式通航，王均瑶决定将“点子”付诸行动。经过9个月的准备沟通申请，这位24岁的温州青年，怀揣着身份证和温州市政府开具的证明，第一次迈进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在盖完100多个图章后，一架从湖南飞来的“安-24”银鹰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先河。

第一年包机为王均瑶带来20万元的利润，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更坚定了王均瑶的信心。这年春天，他请人设计了一个“龙头”商标，正式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

1992年4月6日，《温州日报》报道了王均瑶的创举：《手中无飞机却能搞“空中调度”——苍南农民创办天龙包机业务公司》，引起一时轰动。在第二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一道新生的谜语出现，谜面——“胆大包天”，谜底——“王均瑶”。美国《纽约时报》更是做出极高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温州上下感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要想温州模式得以持续，必须否定自我，超越自我，进行第二次创业。

1992年1月5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开展“第二次创业”的决定》，明确提出：

总目标是要把温州建设为科技先进、交通发达、内外开放、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明富裕的沿海经济区，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现代化的工业、商贸、港口城市。要求抓好产品质量管理的“358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的“828工程”和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2311工程”。

1994年5月10日，温州市委、市政府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万人誓师大会”，“以质量立市”为主题，呼吁：“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质量上，则温州兴；质量下，则温州衰。”

这年夏天，百年不遇的台风在瑞安梅头镇登陆，毗邻的温州遭受直接经济损失95.4亿元。在天灾之下，温州全市开始发出重建家园的倡议，正式掀起第二次创业高潮。

11月末，84岁的费孝通先生再次来到温州。温州模式在各地复制后，却面临自身危机，“有场无市”的尴尬，成为完成资本积累的温州人面临的最大困境。费孝通先生撰写的《家底实创新业》的调查文章如同给温州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为了改变家庭作坊分散、小型、凌乱的局面，便于统一管理和行业协作，温州先后开始兴建200来个工业区。家庭企业向股份合作企业转化，并纷纷迁入工业区，实现了“从弄堂到企业小区、从小作坊到现代企业、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自动化”的升级型转变。

1990年，乐清求精开关厂在飞速发展中分设一厂、二厂，由南存辉、胡中成分别管理。之后两人又先后于1991年、1992年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分别成立中美合资正泰电器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温州德力西电器有限公司。

1993年9月，随着公司首栋办公大楼建成，正泰喊出了“重塑温州电器新形象”的口号。1994年2月，正泰横向联合，成立国内低压电器行业第一家企业集团。无独有偶，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不久，胡成中就通过对同行小企业的兼并联合，成立了浙江德力西实业公司，1994年5月正式组建浙江德力西集团公司，成为浙江省第一家省级股份合作制电器企业集团。集团化、规模化发展之路成为正泰与德力西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低压电器形成大型企业集团的同时，温州皮鞋则经历了一场优胜劣汰的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国际品牌开始引进中国，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城市的制造业也异军突起，而此时，温州鞋业的弊端暴露无遗。

从1979年辞职下海制鞋，经过10年的发展，郑秀康创下的康奈皮鞋在国内鞋业中名列前茅。然而，1987年8月，杭州城的大火烧毁了温州劣质鞋5000多双。在痛定思痛之后，温州制鞋企业在政府的引领下成立了全国首个鞋业协会。1990年，康奈在温州率先成功投产机械化生产流水线，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头。此后数年，康奈皮鞋陆续获得“中国十大鞋业大王”、“中国真皮鞋王”等称号。

1994年，曾经与康奈齐名的中国十大鞋业大王霸力皮鞋利用公司改制，组建浙江霸力集团，成为省皮鞋行业首家集团公司。之后霸力集团盲目扩张，走向多元化发展的迷途，最终无力回天。庆幸的是，郑秀康经受住了诱惑，安心于狠抓技术和质量。

但是让郑秀康感到不甘心的是，1997年，北京燕莎商场因引进了中国国际品牌，结束了与康奈皮鞋的长达6年的合作。而这一年，在90年代初闻名遐迩的制鞋企业“耐宝”因质量围巾走向破产。闭门深思之后，郑秀康投入几乎全部身家的2400万元，引入国际一流的技术设备，在企业内部掀起技术改造浪潮。1998年，康奈又一次获得“中国真皮鞋王”称号。

在市场的洗礼下，剩者为王，温州鞋业经历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第二次创业，继续前行。

<h3>国际舞台竞风流</h3>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全国首批14个沿海港口城市，温州名列其中。

历来就有以“四海为家，商行天下”著称的温州商业开始纷纷出走，寻找另一片创业天地。出走的温州人，往往都经历一段辛酸的打工、学习、创业期。

季岳仁混上一艘开往巴西的货轮，尝尽艰辛，多年后，成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四大华商之一；30岁出头的陈九松告别家人，远赴13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与温州老乡一起做鞋类生意，开始一段天马行空的人生旅程；17岁的陈钱康去了美国，现在一家服装厂打工，业余时间学语言，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厂，在中国香港、法国、意大利设立了分公司；张碎唐则放弃了国内殷实的家业，拖家带口去了阿根廷，之后打出“温州礼品行”的招牌，经营小商品，不久后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投资餐饮和酒店……

1991年8月，一家名为“康龙农业”的公司在洛杉矶注册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开办的首家私营股份合作企业。而这家企业的创办人正是温州城的名人叶康松。因此，《温州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新闻。

5年前，叶康松的名字同样是出现在《温州日报》上。当时，身为永嘉上塘党委书记，叶康松提交辞呈，搭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回家，并用政府发放的910元退职金承包零星荒山，兴办水果试验场后，成为镁光灯下的焦点。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相继跟进。在一系列媒体的视角中，叶康松被捧为“弃官下海第一人”和“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1989年1月18日，全国私营经济系列研讨会在温州召开，温州市人大常委叶康松发表讲话，在发言中就安徽“傻瓜瓜子”创始人年广久雇佣工人数突破8人限制的话题，叶康松直言：“雇工越多贡献越大！”之后，《一个共产党员说，雇工越多贡献越大》的文章见诸报端，叶康松感到压力空前。

当时的叶康松投资了20多万元搞对虾养殖，正值收获之季，却不料一场水潮冲毁虾塘，前功尽弃。一位负责外贸的官员建议叶康松到国外去搞农产品经营，叶康松产生了赴美的念头。康龙农业成立后，经历了千辛万苦，叶康松甚至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之后以中美贸易的形式，“中国货美国卖”——对美销售打火机，“美国货中国卖”——在温州开设西洋参专卖店，叶康松的美国公司才得以柳暗花明。

在温商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产品走出温州，走上国际市场经济的交易台，要与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接轨，与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一决高下。

物美价廉，是温州商品的共性，也是其能在国外市场大受欢迎的最大优势。然而也正是这一特点，打破了国外市场原有的行业生态平衡，常常要遭受无辜的阻挠与打击。

1987年，温州鹿城区一户姓金的人家以手工制作出第一只打火机——猫眼。很快，温州鹿城区信河街聚集起500多家打火机厂商。之后，温州打火机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90%的世界市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曾并称世界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在温州打火机的蓬勃之势下，有80%的厂家关门。昔日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日本，恍然间，成为最大的打火机进口国。

通过从事外贸的温州商人，温州打火机进入国外市场，尤其是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节节上升，遭到ZIPPO（中文名称芝宝）等美国知名打火机企业多次无理的无果的反倾销诉讼。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每年因儿童玩耍一次性打火机而引发火灾，造成数千万美元损失。而美国市场上95%的一次性打火机出自温州。因此，ZIPPO以此为契机，积极游说国内相关立法机构，最终促成CR法规的出台。

1994年的美国CR法案全称为《ce Law》，意为《防止儿童开启法案》。该法案以保护儿童为由，要求凡进口价格低于2美元的打火机必须通过安全装置、标签、测试、认证、货物储藏等一系列检验才能进入美国市场，以防5周岁以下的孩童开启。

温州出口到美国的打火机多在1美元左右，未设任何安全装置。如此法案一经通过，温州人措手不及，销量顿时骤减，不少打火机生产商更是一蹶不振。

坚韧不屈的温州精神在此时又一次发挥魔力。一个名叫林光的温州商人决心拯救温州打火机产业。林光，在当时被称为“第一个把温州打火机卖到美国的人”。

早在1985年，温州市某医院的中医医师林光只身赴美，做了两年医生后在餐馆打工，并在街边摆摊卖温州小商品。不久之后，林光成立美国幸运贸易公司，专营温州打火机，同样受CR法案重创的林光决心逆流而上，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他潜心研究化解CR法案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实验，林光研发的“加重型防儿童开启装置”获美国专利保护。并且，林光将此技术与温州打火机企业无偿共享。

从此，温州打火机生产商跨越CR法案的障碍，在美国市场重振威风。2002年，温州打火机遭遇欧盟抵制，被称为“入世第一案”。已身经百战的温企应对危机，表现得成熟淡定。

与温州打火机同样遭到反倾销抵制的还有温州鞋。

2004年9月17日凌晨，西班牙埃尔切数百名当地鞋厂失业工人，纵火焚烧了价值800多万元的温州鞋。

国际社会称，这起“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针对华商事件”，缘起于温州鞋在当地太强大了，致使当地鞋厂纷纷关门，失业工人迁怒温州鞋所致。

评论界认为，埃尔切的“火烧”事件与1987年8月8日杭州那次“火烧”相比，相似的都是价格低；不同的是，前者烧的是劣质温州鞋，后者烧的是质量好的温州鞋。

这是温州鞋遭遇的诸多国际纷争中的一起。

在国际舞台的竞技中，正泰集团的经历颇有戏剧性。

1994年，南存辉联合30多家企业成立正泰集团，将温州的低压电器产品重磅出击美国市场。眼瞅着正泰产品的强力入侵，全国最大的电力与控制企业施奈德派遣代表来到温州，访问正泰集团，继而提出了以现金方式收购正泰80%的股权。

让施奈德的代表惊讶的是，南存辉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拒绝。从此，施奈德与正泰结下“不解之缘”。施奈德收购正泰的野心不灭，却总是“热脸贴上冷屁股”，于是恼羞成怒，对正泰产品发起侵权诉讼，12年间多达24次。

在与施奈德交锋的同时，南存辉没有忘记壮大自身。1998年，正泰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革，褪掉了家族企业的色彩，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让施奈德没有想到的是，2007年，正泰以产品侵权为名，把多年的“冤家”告上法庭。9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低压电器行业内的中国老大对全球老大的侵权诉讼作出判决：施耐德侵权成立，赔偿正泰3.3亿元。

正泰集团的这次胜利，距离施奈德初次提出收购正泰整整13年。13年的时间，正是温州第二次创业的黄金时期，足以让温州企业扬眉吐气，傲视群雄。

<h3>新温商异军突起</h3>

2009年8月25日，温州商报刊出一篇名为《安信地板15倍重金寻找第一位顾客》的文章。卢伟光解释：“我们做出行动，寻找第一单客户，把以前他买地板花的钱，经过15年，以15倍返给他，表示对客户的尊重和感激。”15年的时间，卢伟光把“安信”培育成中国地板业的老大。

1994年4月8日上午，市人民中路翡翠大楼106号张灯结彩。“安信”实木地板商店开业，主人名叫卢伟光。几天前，他还是市渔船检验局的一名公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见父亲与香港客商讨论建材生意，便产生经营地板的想法。

1994年，卢伟光顶着家人的压力，辞职出来，借了30万元，租下一间28平方米的店面，进来第一批地板。开业当天上午10点，卢伟光迎来第一位客人。当卢伟光向客人介绍说到“地板耐磨不怕烫”时，客人较起真来：“我正装修房子，你拿块地板让我烫两分钟，如果不坏，我就买。”

年轻人燃起一支香烟，耐心地在地板上烫起来。10厘米左右的香烟一点点地变短。两分钟后，地板安然无恙。最后，卢伟光以每平方米270元的价格卖出18平方米地板，净赚1000多元。从此，卢伟光“整个人精神起来”，对地板行业充满信心。

1998年盛夏，中国遭遇全国范围的罕见水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了公众视野，可持续发展成为共识。

政府的各项环保举措出台，在大投入培育林木的同时，各种砍伐森林的行为也被强力禁止。政策出台，经济马上有所反应。与砍伐森林相关的产业不可避免地跌入低谷。

安信地板断绝了材料来源，工厂只能停工，但工资不能停发。卢伟光焦灼万分，他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右下角大片翠绿让他灵光一现：去巴西进口原料，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

几经周折，卢伟光获得巴西木材供应商的联系方式。接下来几十天，卢伟光打了千元电话费，终于打动了供应商，达成合作。几个月后，上海港集装箱码头迎来巴西人的高品质实木地板原料。

然而，所谓十年树木，木材总量有限，买家多了恶性竞争难免。卢伟光再一次大胆设想——最根本的办法是拥有森林。可巴西法律严禁外国人购置森林土地。经一位老华侨指点，他把第二个儿子选在巴西出生，加入巴西国籍。他作为监护人取得绿卡，合法拥有购买森林的权力。他投资过亿，两次购买永久砍伐权的巴西森林，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

与跨国购买森林相比，更大胆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是25岁温州青年吴伟的创业构想。

1993年1月8日，中国首家性用品商店——北京市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院大门东侧一间门市房内正式开业。

……有朋友建议我打广告宣传一下。可是当时我连开店的钱都是借的，怎么能掏得起广告费？我抱着本黄页，给各个报社打电话，只有一家报社的记者答应前来看看。几天后，在这家报纸的夹缝中，我看到了一则消息，满打满算不过20多个字。

就这样，一块火柴盒大小的报道居然很快引来了几乎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法新社的、埃菲社的、《参考消息》……中央电视台也来了！

一年之后，中国首家性用品商店在北京开张的新闻被吴伟看到。当时，吴家人正因机电生意的失败而陷入低谷。出于生意人的敏感，吴伟决定赴京考察，其父亲吴振旺、二弟吴辉及其女友随行。

几经周折，在北京白塔寺附近，吴伟一行四人终于找到那家商店。严格意义上说，它还不能算做商店：不过是一家药店在一个柜台里摆放了几个没有厂牌、没有批文的自慰器。尽管如此，这些产品很畅销，每天能给药店带来4000元的收益。

这个数字让吴伟感到非常兴奋。回到温州后，样品很快研制成功，温州市计生委也同意将这个正在筹备中的性用品专卖店挂靠在名下。

1994年底，“亚当夏娃”保健品公司正式成立。专卖店开张第一天便引起轰动，作为温州首家性用品商店，生意非常红火，每天收入都上千元。一年后，吴伟开设多家分店，还申请到国家药监局的生产批文和销售批文，可以名正言顺地生产销售性保健品。

吴伟春风得意，想扩大规模，准备把产品铺展到全国药店，于是找到中国医药集团寻求合作。然而尽管市场巨大，但因为观念问题，产品却陷入滞销的困境。同时，按照政策规定，性保健品既不能做广告，也不能搞促销。

之后6年的时间里，吴伟手段频出，都收效甚微。保健品公司就如同一根鸡肋，更何况一纸批文曾费尽千辛万苦？因此吴伟一直舍不得弃之。

2000年，吴伟终于找到突破口。国内观念保守，那么就专攻国外市场。吴伟通过与日方合资成立温州爱侣保健品有限公司，由日方提供最新技术，中方生产，产品主打国际市场。

2006年4月21日，媒体报道《性用品展在中国大方登场》。

性观念逐渐开放的中国大陆，性用品展览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地在各地展开。大规模的“中国国际成人用品保健及生殖健康性用品展览会”上星期五在上海开幕。这个被主办当局称为“全球最专业性展览会”，开幕首日就吸引了上万人前往……

中国国内的性用品生产厂家、中日合资的温州爱侣保健品有限公司，也是参展商之一……去年，吴氏企业的销售额达到1000万美元(1718万新元)，国内市场份额也已占到了70%，产品出口到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爱侣公司董事长）吴伟估计，公司今年的收入将增长50％，他也考虑将公司上市。

敢想敢做，是新一代温州企业家的特质。打破一切时空、观念的束缚，迫切的创业求富。当然也有特例的出现。

1996年，以摩托车制造起家的温州商人张峰买下17亩地，成立马术俱乐部，其闲情逸致，令人对“利欲熏心”的温州人刮目相看。

1992年，桥头镇20多名农民自筹资金置办乐器，组建乐团。1996年，这支农民乐队在上海音乐厅闪亮登台，奏响悠扬的乐章。

1996年最后一天，10柄越王古剑仿制品在温杭两地同步开始拍卖，编号为18的仿制剑最先出场，温州两个竞买人连番叫出高价，如愿首拔头筹。令人不禁感叹，被国人讥讽为“文化沙漠”的温州，竟然展现出强大而不可遏止的文化诉求！

据媒体记载，1996年，温州图书超市开业时的情景：开业当天营业额3.6万元，最畅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邓小平文选》；而定价为4800元的精装本的《四库全书》几天内售出22套，购买者多是个人。

人们更是惊讶地发现，温州城多出许多书店、报亭，走在街上，每隔几百米便会看见一个书报摊。据传，一些地区的书店比米店、金店多出近4倍。

不知不觉中，新一代温商正在异军突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h3>制造业走向品牌化</h3>

王振滔不是温州最早的制鞋企业家，但却称得上最知名的。

在1987年的杭州大火中，在武汉从事温州鞋推销的王振滔损失20多万元。深受刺激，第二年，王振滔回到温州，与钱金波合伙创办奥林鞋厂，决心制造高质量的温州皮鞋。

第一批皮鞋问世后，王振滔带着皮鞋重返武汉。一连半个月，皮鞋无人问津。王振滔急中生智，在柜台前贴出告示称，奥康皮鞋经久耐穿，在保质期6个月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一位男顾客试探性地买了一双。王振滔立刻要求他留下姓名和通讯地址，并告诉他将是奥康皮鞋永远的荣誉顾客。奥康将来做大，将向他永远免费提供奥康皮鞋。

这个“离奇”的消息传播出去后，引来武汉媒体争相报道，奥康无意间名声大振，4000双皮鞋，10天内被闻讯而来的市民一购而空。

此后，鞋厂发展飞速，1991年产值突破了100万元。两年后，奥林鞋厂与外商合资组建了“奥康鞋业有限公司”。1994年，王振滔与钱金波和平分手，奥康淡化了家族化色彩，却因力量分散资金缺乏而走进困境。直到1997年职业经理人的到来，奥康才开始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多年以来，温州鞋企内心照不宣的秘密是，货真价实的温州鞋一直“隐姓埋名”，明明产自温州，产品的包装盒上标注产地是“上海”。这成为王振滔的心病，他决心重塑温州鞋业的品牌形象。

1999年，在杭州武林广场火烧温州鞋的12年后，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又一次杀回杭州，烧毁了2000多双假冒奥康品牌的伪劣皮鞋，在现场打出了“打假保名牌”的标语。可以说，这一次的杭州之火，王振滔意在为温州鞋企一雪前耻。

2001年2月18日，王振滔带着温州鞋走进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与名嘴崔永元面对面谈起了温州的“新鞋子与旧鞋子”。

4月，王振滔在上海开办“奥康”专卖店，贴出标语，“明目张胆”地告诉众人，这是“温州货”。王振滔坦言：“到上海开专卖店，首要目的不是赚钱，就是打牌子，摘掉假冒伪劣的帽子，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

2007年，杭州火烧“温州鞋”20周年之际，奥康、康奈等温州10多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制鞋厂，又一次来到杭州，第三次烧起了大火——“诚信之火”，向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发出了诚信宣言。

在王振滔以质量打响品牌知名度的时候，有人则以规模扩大品牌影响力。

1996年，温州遍地丛生的家族企业中诞生两个异类：报喜鸟和庄吉。二者由家族企业演化，最终超越家族企业轨迹，在早已波澜不惊的温州城掀起涛声。

报喜鸟前身是温州三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型家族企业：吴真生的报喜鸟服装公司，吴志泽的纳士服装公司与奥斯特服装公司。“规模扩大就一定要寻找家族之外的更多经营资源才能做强、做大，股份合作是条很好的途径”，吴真生和吴志泽不谋而合。他们注销掉原来三家企业，重新注册组建规模庞大的报喜鸟。

吴志泽和吴真生运筹帷幄之际，瓯江南岸的一个房间内，密谋悄然进行。乃至于事隔数年，吴邦东仍然清楚地记得：6月的一天，郑元忠、陈敏和我，三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合办一家大规模的服装集团。

1996年，从温州大学国际财贸系进修回来的郑元忠创办了“威丽斯”西服，公司发展势头良好；陈敏身为温州华联西服厂掌门人，担任温州服装商会的副会长，正进修浙江大学成人专修班；而吴邦东在郑元忠创办的精益开关厂成为了优秀厂长，并取得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管理专业毕业证书。和报喜鸟的故事走向如出一辙，三人商量的结果：重新注册新集团，组建温州服装界龙头。

通过发展小股东，郑元忠将自己的股份稀释，使三人股份维持在相等水平，而陈敏出任董事长，成就了一段“庄吉让贤”的佳话。之后，郑元忠在竞争较小，利润较大的中、高档服装市场开辟空间，以西服为龙头产品，带动衬衫、皮鞋、领带、皮带等配套产品的发展，独领风骚。

在走寻常路的周成建眼中，品牌不再是产品的附属，反过来，品牌能够诞生产品，带动企业发展。美特斯邦威的成功，诠释了品牌为王的真理。

一直以来做成衣批发的周成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悟到品牌的价值，于是，他决定打造自己的品牌。1993年，“美特斯”制衣厂成立，专门生产“邦威”品牌的服饰。第一次进行零售业，周成建便以“明码公开成本价”吸引了消费者眼球，由消费者喊价，只要高于成本价，哪怕只高一块钱，也可成交，避免了零售业中的讨价还价。

新鲜的体验受到欢迎，衣服很快销售一空。周成建非常有头脑和抱负，很快，他筹集了400万元注册资金，在国内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商标美特斯邦威。

周成建以20万元的年薪，聘请职业经理人洪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两人策划制作了一件10米长的巨大风衣，引来新闻媒体疯狂追逐。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把这件风衣和周成建双双搬上银屏，亮相达8分钟之久。

1995年4月，第一家美特斯邦威专卖店在温州五马街即将开业。

很快，周成建改变公司发展模式。他将制衣和销售环节全部外包给其他企业，自己公司仅经营少量直营店之外，主要负责包括“美特斯邦威”的品牌宣传、产品设计，通过专卖店的模式复制，快速发展加盟店。

2001年年底，美特斯邦威公司财务报表显示当年销售收入达8亿元人民币。美特斯邦威已是尽人皆知的流行品牌，修建办公场所势在必行。周成建选中鹿城开发区，预备修建一座21层高的大楼，作为企业的总部，以此打造温州第一服装品牌。突然之间，周成建改变主意，决定将公司总部搬迁至上海，美特斯邦威这一品牌找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2000年12月21日，温州虎牌打火机一次性在33个国家获得注册商标，开创了国内企业品牌经营的先例。

“中国五金洁具之都”、“中国汽摩配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都”、“中国皮都”……集众多称号于一身，制造业是温州的根基。2000年5月，时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一行来到温州，在大虎打火机厂、长城鞋业公司、德力西集团公司和正泰集团公司等调研考察。

在世纪之交的10年里，温州企业家励精图治，为温州制造业打造了不少星光熠熠的品牌。截至2003年年底，温州总有中国驰名商标7个，浙江省著名商标119个，温州市知名商标189个。温州实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峰。

时光逝去、鲜花枯萎，万物难免渐渐衰落。

曾经的温州小商贩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把他们的手工作坊用堪称野蛮生长的方式，熬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却陡然发现：前路茫茫，不知所终。

这虽然远谈不上是个悲剧，却分外有些悲凉的味道。事实上，任何波浪壮阔的序曲，都离不开大开大阖的时代撞击。温州经济的风生水起，只是滚滚中国经济洪流中的一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样的宏观背景，任何以区域起誓的经济理想都只能胎死腹中。

如此说来，温州实业的萎缩，取而代之的是狼奔豕突的金元投资游戏，说到底还是由于与“放开”色彩浓重的时代渐行渐远，“实业收拢”意味明显的游戏规则卷土重来。

当然，还包括整个时代给予温州人的种种：幸福、狂喜、迷茫、奔逃、生存与死亡……

第二篇实业萎缩第一章原罪

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少理性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

正因如此，历史才被他们在规则与破坏规则之中反复写下。

<h3>转型期的阵痛</h3>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来到柳市考察，南存辉被安排在电器总厂接见。李瑞环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忽然问南存辉：“你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对问题没有准备的他犹豫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几万元吧。”李瑞环听后哈哈一笑：“你不要怕露富嘛。”

“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等俗语道出了中国人在财富面前低调隐忍的原因。

1999年，一个叫胡润的英国青年设想寻找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为他们列一个排行榜。然而，事情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容易。在当时的中国，个人的财富还完全处以一种不透明的状态。那么多处于社会金字塔尖端的富人们都几缄其口，谨言慎行，不露声色，谁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家底。

对于从改革开放前后开始成长而来的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而言，谁都不是天生的富翁。他们都是从生活的底层开始摸爬滚打，发轫于草根，步步为营，历尽千辛万苦，甚至一度还力挽狂澜，这些千回百转的辛酸往事，都让日后的他们不堪回首。

当然，隐秘在这些发家史身后的，还有无数引人遐想的可能。

一些为人磊落的企业家，回顾自己的创业史时，动情之时也常透露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1984年开始创办了联想集团前身——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柳传志，在功成名就后坦言，早年的联想面对着企业生存的压力，有过不愿为人知的经历——赖过账，走过私；新希望集团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刘永好承认，自己的手下曾以销售玉米制成的“假冒”饲料为总司盈利500万元，导致猪食用后不长膘；力帆创始人尹善明多年后回忆，作为机械制造业，重庆力帆雇佣工人众多，在20世纪90年代，工人的待遇让他感到心有不安。

更多的企业家则对这些过往讳莫如深，心有余悸。

如果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有着无法洗脱的原罪，那么各种大环境下形成的“灰色地带”是培育原罪的温床。在20世纪的70～8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漫长过渡中，政策监管不健全，市场调控盲目滞后，各种被逼与无奈，各种机会和漏洞，都让那些创业者别无选择，或者说是无力抵抗。而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法律法规存在众多的空白地带，通往财富金字塔的隐秘之路俯首即是，膨胀的人心肆无忌惮，一夜暴富的案例层出不穷。

而在温州，“中国改革的麦加”，这片不安分的土地上，中国最早一批民营企业家往往都是白手起家，他们赚取第一桶金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都带有瑕疵，都或多或少涉足政策监管的灰色地带铤而走险。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严防死守，民营经济受挤压打击歧视的不公平待遇，直接催生的是温州土地上走私、诈骗、偷税漏税、地下钱庄甚至政商勾结腐败等病毒的滋生繁衍。

相对于“原罪”的说法，有房产界哲学家之称的冯仑认为：“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归根结底是制度环境所激发出来的赌性。”

杜博奇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首富报告》中曾这样剖析那些落马的富翁。

赌性比原罪更不易察觉，却同样与生俱来。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第一代企业家属于白手创业，下海前囊中羞涩，两手空空，实际上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博人生。他们都是生活困顿的穷人，下海其实是无奈之举，正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才无所畏惧，所能失去的无非就是原本没有的。带着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而这恰恰是人性中潜藏的赌性，一旦窥见致富门路，就抛弃所有的道德、法律观念，不惜铤而走险。

赌性体现为冒险性就是扎堆投机，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尽情发挥：20世纪80年代末的倒爷泛滥，20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随后的股市狂热以及经久不衰的官商结盟。在这种充满刺激的游戏中，有人倾家荡产，也有人成功突围，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后又迅速抽身撤离。就像吴晓波在《大败局Ⅱ》中提醒的那样：如果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创业者，你不妨到那些充满了暴利和游戏规则不健全的产业中去捞取你的第一桶金；可是如果你又是一位胸怀大志的企业家，那么，你就必须马上把双手洗干净，然后尽快而永远地离开那里。

尽管在中国早期企业家身上，原罪都普遍存在，但社会各界心照不宣，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蜕变新生不可回避的阵痛。

2002年底，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闭幕式上，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将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摆上桌面，他提议能否一揽子给予赦免，这在当时形象地被称为“零点方案”。

2003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政法委颁布《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部分采纳了张维迎的“零点方案”。

2004年2月2日，河北省委政法委发布了对该《决定》的说明。

关于第7条“为民营企业经营者营造宽松的发展空间”。其中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这实际是对法律规定的重申，之所以加以强调，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执法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对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查处的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忽视或故意不审查追诉时效，仍立案查处；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等到问题查清了，才发现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目的是要求司法机关在查处这类案件前，先审查有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如果确有犯罪行为，但已超过追诉时效；依法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这样，既体现了严格执法，又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尽管只是河北一省的决定，但这反映的是大趋势，无数战战兢兢的早期企业家们长舒一口气。对于热衷于“揭老底”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切显得多么的难能可贵！

<h3>投机倒把的年代</h3>

20世纪80年代，温州里隆与香港九龙、台湾基隆并称的“三隆”。在如此“雅号”的传播下，温州里隆以疯狂、混乱的“走私”而闻名全国。

在当时，温州是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其中又以里隆最为集中。

在市区望江路安澜码头，每天一船一船尽是往那里去的人。一个多小时便可到里隆。踏上埠头，进得村来，但见村路边、农户家里，摆在地上的、放在屋前的，琳琅满目尽是各式各样来自港澳台的精巧商品——双狮自动表、手提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小折伞、新式布料等等。在那商品极度紧缺的年代，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立刻吸引了温州市民及周边县区群众蜂拥而来，一般每天上万人、高峰时多达两万人……

这便是20世纪80年代的里隆走私市场。

于是，里隆及周边黄华等地的村民带着无数银元、黄金，到台湾东沙岛附近洋面与港台走私船调换商品。村民一般以几十枚或百来枚银元搭股参与，无数真金白银从大陆流出。东北、西北和内地各省银元、黄金贩子也闻风前来，里隆村头到处响着“叮叮当当”的银元声，银元从最初的5元一枚涨到后来的20多元。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之风始于1977年前后。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

一开始，走私行为只是小部分渔民偷偷摸摸的进行。走私来的商品，不仅新鲜时髦，而且性价比高。上海牌手表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而来的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却只要60元，性能好，还很美观。

走私伊始时，有人还以为这只是在做对外贸易生意。然而，随着走私品的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

温州乐清有一个张姓的走私头目，被称为“保险船老大”，据说他在两年时间内驾船出海12次，出海一次，团伙成员达几十人，走私货品多至十几万元。最疯狂时，走私已形成团伙甚至公司化。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

1980年，已经有胆大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温州，走进上海。

在当时国内物质极大匮乏的时候，还有一些能干的温州人，以“舶来品”为模板，在自己的家庭作坊里生产“山寨”品，对外销售，发家致富。

当时温州流传，要想阻挡走私之风，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温州市委办公室刊物《温州工作通讯》上刊登了一份材料，“温州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等好多问题”，由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

1980年4月，打击走私系列重拳出击，乐清的里隆、黄华成为斗争的火力集中点。到次年的8月，乐清立案审理35起走私大要案，涉及人员490人，其中63人逮捕，37人判刑……据原乐清县打私办主任施太顺回忆，在反走私中统计发现：“在乐清一带因走私外流的银元以亿枚计、黄金以吨计，当地因走私非正常死亡12人。”

而当时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与登山鞋厂事件当中，也掺杂着打击走私的成分。

“八大王”中的“机电大王”郑元忠在当时就通过从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制作拉线开关。当时，在国营厂，一只开关卖10元，郑元忠卖3元，还能获得2元的利润。几年下来，郑元忠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在柳市成为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第二号富翁。当时举报“登山鞋厂”的匿名信中，也有人把就“厂长走私”列为其中一大罪状。

“八大王”最严重的罪名是“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指的是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欺诈手段牟取暴利。在计划经济年代，它被广泛运用于对个人经济交易行为的限制。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如把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拿到城市里去卖，都要被定为是投机倒把。而投机倒把罪，根据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规定，是指违反金融、外汇、金银、物质、工商管理法规，非法从事金融和工商活动，破坏国家金融和市场管理，扰乱经济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由于投机倒把罪的行为内容过于庞杂，所以变成当时刑法的三大“口袋罪”之一，在经济领域里，有“投机倒把是个筐，什么罪都可往里装”的说法。

在现如今看来最寻常不过的商业行为——买进卖出赚取差价，却被视为违法行径。

1977年，温州又一次站在了刀口，走南闯北的温州供销员陈瓯江与廖冒畴却因“投机倒把”罪被枪毙，成为温州模式形成过程中流血牺牲的先烈。

中国最后一个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的是温州妇女郑乐芬，发生在1991年。

“投机倒把”是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投机倒把”的定性也在发生变化，从“二道贩子”的恶名，演变到“倒爷”这种诙谐的别称。

全中国最知名的“倒爷”是南德集团的牟其中。20世纪80年代末，牟其中对中国与美国、苏联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成功地当上了国际舞台上的“倒爷”。1991年，他利用800多火车皮的中国产品（其中包括积压的罐头、日用品、轻工产品、机械设备，涉及中国300多个工厂的产品），从苏联换回了四架民航客机和众多航空器材。“牟其中罐头换飞机”，一时间成为中国人口口相传的美谈。

1997年刑法修改，投机倒把被取消。2008年，适用了整整20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被宣布失效。自此，“投机倒把”成为了一个历史性词汇。

“投机倒把”的罪名，曾经让成百上千的温州人心惊胆战，如同紧紧地扣在温州这座城市上空的“紧箍咒”。时过境迁，回想起历史的吊诡、温州的凄惨与曾经付出的血淋淋代价，不禁让人百感交集，悲从中来。

<h3>欺诈起步的市场</h3>

经济学家钟朋荣说：“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在一穷二白的发家史中，被“无模式”的温州人奉为圭臬的唯有“唯利是图”，他们不择手段、肆无忌惮，于是乱象横生，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异类”。

无知者无畏，无产者无敌。温州的民营经济正是依靠一群这样的无畏无敌者而野蛮生长，其中的主角就有温州农民。

回溯温州泰顺——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的兴起，不得不承认那些并不光彩的细节。20世纪70年代末，泰顺农民用虚假姓名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定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货后当即被就地倒卖获利。然后，这些农民又立即在报纸上为“虚假身份者”刊登死亡讣告。当外地国营企业追到泰顺来讨债时，村里的人便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

这样的经济诈骗案例，并非单枪匹马操作，而是整个村庄的农民共同参与了。就是依靠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泰顺的农民有了创业的最初资金，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开始起步。

在管理严重不规范的时代背景下，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法制的底线一旦被冲破，温州人的奸诈甚至野蛮的个性，一时间就再也无法收敛。

1981年，《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温州地区不少社队企业大肆骗钱》：

1.订合同、出广告就凭书包里的一个假印章。“书包工厂”伪造温州市各部门的印章，以及各种对他们有用的印章。凭这样的假印章，骗了全国各地许多单位与个人。刻假印章招摇撞骗，在温州已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所以，按读者揭发的厂名去找，好多都是查无此厂。乐清县清北公社农副产品加工厂，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后，刻了印章，但至今没有资金、厂房、设备和固定人员；印章放在书包和抽屉里，作为投机骗钱的合法招牌。

2.最近，温州市有两个人骗了7万元。起初，这两个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报告，说他们现办厂的厂房、设备、技术力量都有一定规模，请予批准。为了慎重，管理局人员到厂里察看，果真如报告中说的那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不久，他们骗钱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知道受了骗。原来，骗人者事先与那个厂的领导拉好了关系，该厂同意骗人者利用他们的厂。像这样借厂行骗的事在温州并非罕见。

3.骗钱发工资。有些社队企业由于没有正式生产计划，时停、时开。开不出工人工资，就想歪门邪道。有一工厂用发假订货单的手段，骗了黑龙江省一单位的几十万元，几年不交贷款。这个单位派人到温州法院申诉。经法院一查，骗钱的工厂的财产早已被分光吃净，骗来的钱也分光了，无力偿还。

……

温州好些地方制造假黄连素成风。瑞安的一个公社就有30多个这样的厂。这些假药厂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生产单位。他们制成的假药，以3倍，甚至5倍、8倍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大搞不正之风，直接远销省外医药公司或医疗单位。瑞安县封了52个假药厂，把其中骗钱多的一个厂的负责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处理前，有人为犯罪分子开脱：这药不是假的，因为有成本，虽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领导同志求情说：“社队企业没饭吃，望你们高抬贵手。”

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从这篇文章中窥见温州民营创业群体曾经的草莽生涯。

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刘吉在2004年曾这样描述温州人：“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很穷，温州人的出外谋生，当时被叫做‘可怜的温州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背负骂名的温州人被称为‘可恨的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温州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迈出了大步伐，全国都有温州人在闯市场，全国市场都有温州产品，大家都说是‘可怕的温州人’；如今的温州，产品大阔步走向国际市场，行业打赢国际反倾销官司，人人称温州人为‘可敬的温州人’。”

所谓的“可恨”阶段，正是温州人在体制之外甚至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外，疯狂地敛财。各种欺诈行为在温州滋生。

70年代的欺诈，发展到80年代，便是温州假货，以次充好。最轰动的自然是杭州大火烧毁的温州皮鞋。同样，在这个低压电器之乡，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足1%，各种伪劣现象俯首即是：熔断器中的石英砂，居然用稻糠代替；继电器的白银触头，用白铜甚至贴片冒充……

“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瑞安的假汽模配件”在全国各地也同样恶名昭彰。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晓岩五连胜，获得女子72公斤级以上柔道冠军。之后，她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健力宝公司的嘉奖，领回了一个“金罐”。

多年来，她都将金罐保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直到2011年11月，她惊讶地发现金罐上起了个小包，随后下意识地用手一摸，金罐上有了个小白点。把金罐外层的金属撕开了，结果里面露出了银白色。

这并非个案。之后媒体曝出，1988年汉城奥运会冠军陈龙灿、韦晴光的“健力宝金罐”也同样非真金。“健力宝金罐”事件由此吵得沸沸扬扬。

表面上，这件事情涉及的只是曾经辉煌一时而如今陨落的企业——“健力宝集团”。曾经见证那个时代的人透露，如“健力宝金罐”这种所谓的“黄金”制品在20世纪80～9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而最早的“黄金”制品则是来自温州。

改革开放前，国家对黄金的统制非常严格，黄金在寻常百姓家中罕见其踪影。物以稀为贵，20世纪80年代初，走在时代尖端的温州人开始打“黄金”的主意。温州人开始在全国各地搜集民间黄金，甚至绞尽脑汁地从各种废弃设备、器具中提炼黄金。诸如“戒指”、“项链”等黄金饰品，开始作为温州的“特产”出现。

在民间，黄金是饰品，是收藏品。而在工业制造中，黄金同时也是一种产品原材料。到80年代后期，政府对工业黄金的管制有所放松。这时，“黄金”礼品开始出现。

当时的“黄金”礼品并非纯金，只是表面镀金或者掺杂部分黄金。不良商家利用民间对拥有黄金的巨大渴望，以及老百姓对真金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黄金”制品往往被当做真金和纯金。这种金闪闪的制品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黄金的渴望，并成为风靡之物，“健力宝金罐”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在温州人开始暴富的年代，黄金也成为温商体现身份和开拓市场的重要工具。在上世纪80年代，穿金戴银、双手佩戴七八个金戒指的温州人满大街都是。更传奇的是，当时流传着温州人请客为了凸显派头，会上一道“表表心意”的汤：海鲜大盆中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近20年的时间过去，一个突然的焦点事件，依然能折射出温州那不堪回首的过往。

人们总以为，时间能洗去一切。温州民营经济长时间的非规范化成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远去。但历史并不会因此消失，忘记过去即意味着背叛。多少年后，温州人要从“可恨”的臭名中摆脱，赢得“可敬”的口碑，温州上上下下付出了的艰辛，旁观者难以体会。

<h3>暴富之下的畸形</h3>

当金钱来得太快时，温州人开始迷失而疯狂。近几年来，逢年过节，常有媒体爆出“天价粽子”、“天价月饼”等新闻。事实上，在1995年的温州苍南县巴槽镇，这样奢靡无度的情节早有发生。

一天，村东头的鱼市场摆出了一条十分罕见的黄鱼王，围观的村民里外三层。按当地相传百年的旧风俗，谁要是吃到黄鱼王的鱼胶，来年必有好运。人人眼馋，可鱼只有一条，没法子，只能竞拍！在众人的起哄声中，1万元、2万元，价格节节攀升。有邻乡的开厂老板志在必得，一口气直接报价10万元。这下村里人慌了。鱼有可能被拿走不说，这脸还不给丢尽了？但一户人家又实在扛不下来。紧急商议的结果，村里6位腰板粗壮的大户“挺身而出”，合资12万元坚决留住黄鱼王。付的全部是现金，装化肥的编织袋塞了小半口袋。

当天晚上，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甚至还有人买了几挂鞭炮，放得震天响。村中心祠堂支起一口大锅，投进整条黄鱼王，炉火通红，熬啊熬。全村人都来了，一人一碗。汤喝完了，出钱最多的大户代表高声宣布：再发现更大的黄鱼王，不客气，照样拿下！

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全国人民为温州人概括了“五毒”，分别是，“黑——靠走私起家，黄——淫秽色情交易猖狂，白——漫山遍野建椅子坟使青山白化，假——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骗——欺诈行为屡禁难止。”

这“五毒”的存在，来源于温州人无以复加的强烈的赚钱欲望，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正是这种“不赚钱，毋宁死”的激情，成为温州人的成功源泉。

其实这些社会怪相，在集体暴富的中国，司空见惯。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规则还没有建起，在这新旧交织的变换与混乱中，正是各种荒诞剧轮番上演的时期。

温州作为“最先富起来”的地区，各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也更为突出：一些私企简陋的厂房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和机器，粉尘迷眼，怪味刺鼻；一些12～16岁的学龄儿童，为赚钱终日从事着紧张、单调和机械的手工劳动；一艘舟山渔轮在东海翻沉，33名渔民丧生，原因是船粘接板缝的桐油是假的，假桐油产于瑞安家庭作坊；市区一幢“敬老楼”，一层开商店，二层是文化娱乐室，三层放菩萨供人们烧香拜佛；出殡仪式上，24辆摩托车开道、上百人披麻戴孝，身穿白制服的管乐队吹奏着与哀乐大相径庭的乐曲：《十五的月亮》、《妈妈的吻》……棺材由马车拉着，上面放着基督教的十字架；新兴的“农民城”龙港，人们集资建学校、游艺场、电影院，同时也建庙宇，而更多地方“最好的房子是神庙，最差的房子是学校”……

炫富的人们相互攀比，从穿金戴银，到大秀豪宅，挥金如土，甚至祖坟和阴宅的壮观程度也成为相互竞争的项目。

“富不富，看坟墓”在温州的传统观念中，“造坟”与“建房”、“生子”一起并列为人生三件大事。20世纪80年代末的温州，“造坟”运动席卷而来。

在“厚葬”之风最为风行的时候，有的“椅子坟”（浙江南部流行的坟墓形式，尤以温州为甚。由于形状同椅相似，故称“椅子坟”。椅子坟通常一头高一头低，依山而建，不立碑，墓主信息刻于正中石板上。后辈葬于先祖坟墓下方，一代代形成一个如同楼梯般的长墓。一座椅子坟的花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占地二三亩，造坟费用达50万元。据统计，在当时，温州市每年要新增3万座坟墓，每年就要吞噬土地千亩以上。

《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记载：

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是成千上万的坟墓……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一个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从观察椅子坟轻易得出结论：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气派。

这场造坟运动甚至成为《华尔街日报》和合众国际社报道的话题。《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说：

中国农民在富裕起来后花在建墓立碑和烧香拜佛方面的钱增加了。温州的青山由于堆起了一座座坟头正在变成白色。造一座新坟所花的费用可能相当于2700美元，这在中国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在“造坟”运动引起口诛笔伐后，浙江省各级政府开始出重拳进行整治，治理“青山白化”现象，尽管如此，余风依旧存在。

同样屡禁不止的，还有温州的色情行业。

在全国各地，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都会看到“温州休闲”、“温州洗头屋”之类的招牌，这已经如同是一个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白天，这样的店面往往大门关闭；只有到了夜晚，招牌上的彩灯闪烁，挂着门帘的屋里就晃动着衣着暴露的女子的身影。这样的场所以洗头、按摩、松骨为名，提供着廉价的“黄色服务”。

眼下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温州洗头屋”，并不一定是温州人所开设。但是，显而易见的，这最早的“传统”毫无疑问是来自温州。

洗头屋、休闲屋为何会冠以温州这一地名？名称的来源也无从考证，也许最早的只是为温州人提供服务。因为，一方面，温州人是全中国最早富起来的群体，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温州人有商行天下的传统，背井离乡、四海为家，有消费的需求。随着慢慢发展，温州洗头、温州休闲才成为一种代名词。

万里黄河，泥沙俱下，温州经济发展带来的是，荣耀与臭名同在，财富与欲望并长。

第二篇实业萎缩第二章心旁骛，力不足

1999年，全球经济复苏，有人说：“好日子，回来了。”然而，诺查丹马斯的一本书却预言：“8月，太阳系九大行星和月球呈十字排列，处于十字中心的地球将接受末日审判。”

对于温州人而言，他们的境遇竟然一语成谶，成为一种现实版的商业魔咒。

<h3>内外交困</h3>

20世纪90年代，在温州上下提出“第二次创业”之后，温州家庭企业摆脱粗放的经营模式，向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化等方向发展，为温州的经济发展赢得了第二春天。

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温州的民营经济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七年之痒”。制造业的发展普遍遭遇了“天花板”。

皮鞋、低压电器等主力产业因为行业自身的局限，再做大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温州的打火机，在上个世纪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的近80%，然而如此惊人比例的产值也才几十个亿。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多的温州产品走向国际，但是情况并不乐观。“生产一双鞋，中国人只得一元钱，跨国公司得了几十元，利益大头都被人家拿去了。”中国入世功臣龙永图所言确实不假。

在以制造业为支柱的温州，其作为世界“代工厂”的身份尤为尴尬，在整个商品生产流通销售的循环中，“代工厂”只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赚取非常微小的利润。全球流行的玩偶——芭比娃娃，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温州生产的。在美国市场，一个芭比娃娃售价高达10美元，但中国“代工厂”大概收取2美元的费用，其中包括管理费、运输费1美元以及材料成本0.65美元，能获取的利润微乎其微。

利润空间逼仄、附加值地位低、抗风险能力低，“温州制造”开始进入一个微利甚至亏损的时代。

以温州为首的“世界工厂”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攻城略地。每小时温州生产12万双皮鞋，每天温州外销100万副太阳镜，每年温州产出1亿只打火机，这些数值都让世界市场感到惊愕与胆战，铺天盖地的中国制造势必要瓜分了他人的蛋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不到半年的时间，2002年5月，中国产品即遭到国外市场的抵制与阻击：土耳其外贸署宣布决定对中国出口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进行反倾销调查。

在当时，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达1000多万，其中半数以上出自温州。100多家温州制笔企业因此感到压力重重，引起阵阵骚动。

当然，这种威胁几乎是针对所有的轻工制造业。

同在5月，“中国入世第一案”便直指温州打火机。

欧洲标准化中心通过打火机《CR法规》，其中特别规定：一、全面禁止玩具型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流通和使用，以防止吸引儿童玩耍；二、售价在2欧元以下，即人民币15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保险锁，以防止儿童开启。

温州打火机企业对此并不感到陌生，早在1994年，美国的CR法案已经让温州打火机有了“前车之鉴”。

日益成熟的温州民企在协会的组织下，成功地利用法律进行了自我保护。虽然，温州打火机企业最终逃过了这一劫，但是已经有无数的事实告诉温商：温州模式必须思变。

温州第二次集体创业中的佼佼者浙江东日，在1997年率先上市，在之后的几年的表现只有惊而无喜：“1999年上市时，其每股净利润0.29元，一年后的2000年跌至0.20元，2001年又下降至0.09元，到2002年年中，每股净利润只有2分。”带着国有身份的企业尚且如此，温州民企似乎更加无望。

只有痛定，才能思变，2002年底，几乎所有的温州民企都在思变。

打火机企业的代表人物徐勇水不仅用高薪聘请了人才，还开始以股份留住人才，他甚至在盘算：“对于欧盟CR反倾销，官司要打，要是绕过去在欧盟办分厂，不是更好吗？”

而在当时，正泰已经在密谋将研发机构迁到美国，天正开始与瑞典ABB合作联姻，夏蒙、报喜鸟、奥康都向国际品牌伸出橄榄枝。时任温州服装商会副会长郑晨爱，不无担忧：“温州的服装业已经走进死角，同样的结构模式、同样的产品定位，2003年中国的服装业肯定是一个冬天。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用外国人的‘脑子’来指挥我们自己的剪刀。”

除了国外市场中的阻挠，温州企业还面临国内企业的困扰。

历史有时候难免时空更换。若干年前，温州企业的不讲诚信、唯利是图、无所不为，饱受国人诟病。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以质量立市，以诚信立市”，温州化茧为蝶走进一个新阶段。然后，当其他地区的企业踏上昔日温州的发展进程时，他们那混乱的市场信誉常常会干扰到匆匆赶路的前辈。

河南某服装店向温州某服装厂下了10万多订单。双方约定，河南商人先付部分定金，在收到服装后的某一日期付清全部余款。岂料，约定的日期到了，余款却迟迟未到，温商多次前往催债，始终无果，最后连人都见不着了。

温州西山特种陶瓷工业企业集团公司也有同样遭遇，被赊账800万元，不得不抽出人力四处要账，收效甚微。总经理谢进兴无奈地说：“有些人做生意，看市场好，想尽各种手段要货，市场一变，马上翻脸，无一点信誉可言。”

1999年，温州品牌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这一年，奥康获得浙江省名牌产品50强，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然而，王振滔感到异常恼火，自己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创下的奥康品牌居然在武汉、安庆、高密、临沂、泰安等地市场上，遭遇“李鬼”，诸如“×奥康”、“奥×康”、“奥康×”等商标，严重地扰乱了市场，影响了品牌形象。

于是，王振滔派出专人去打假，结果有惊人发现：高密碾头村生产的假冒奥康皮鞋具有相当规模。10家造假企业，形成一条龙的配套生产流水线。1家专门制作奥康商标，3家专门制作奥康包装，另外6家则专门生产假冒奥康皮鞋。

于是王振滔在杭州武林门火烧假冒温州鞋，掀起了一场“打假保名牌”的运动。

当年，处于起步阶段的温州民企，天不怕地不怕，肆意横行，终于闯出一片天。而如今，有了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温企反而感到处处掣肘，起点更高，突破更艰难。于是，有部分温州商人对步步为营的实业心生疲惫，感到力不从心，无力承担财富快速膨胀的欲望，希望找到更加便捷省力的途径。

<h3>纷争升级</h3>

世纪之交的温州经济，放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之中，陷入一种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不尴不尬位置。

好强的温州人，从不满足；有了实力的温州人，更加冒进；心生“暴富”之心的温州人，走上迷途，丧失自我。

1997年，一些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其中有曾风光无限的“耐宝”。

1990年的夏天，王成栋走在温州鞋业的前头。受到一家香港公司青睐的耐宝成为温州为数不多的合资企业，引进意大利制鞋流水线和配套设备，把那些从家庭作坊起步的制鞋企业远远地甩在了身后。随后几年，耐宝风光无限，相继获得“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产品质量特等奖”、“北京‘百鹿杯’鞋类博览会金奖”、“第八届国际鞋业博览会金奖”等称号。

耐宝开始步入高速扩张的轨道，到1997年在全国开设了328家专卖店，甚至提出“千店工程”的口号。同时，王成栋融资3000多万元，向多领域进军，投资兴建了“耐宝大酒店”。酒店的经营并不尽如人意，疏于管理的耐宝皮鞋也遭遇质量危机，销路受阻。

1997年的秋天，温州制鞋业的风流人物王成栋出走，耐宝倒闭，以破产告终。

这一年，正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来袭，中国的金融保卫战虽然取得成功，但温州的轻工制造业依然受到挫伤。当时温州企业主普遍感到，随着内外环境的恶化，竞争日益激烈，产业的利润已经被拉得越来越低，“再也不是之前谁都能赚钱的年代了”。

耐宝事件更是给温企敲响了警钟。危机面前，康奈、奥康、吉尔达、红蜻蜓选择大力培育自主品牌，经过多年脚踏实地的发展，终修成中国名牌。然而，耐宝的倒闭让霸力鞋业的王跃进深有感触：多年来，霸力与耐宝可谓是“齐头并进”。

1984年创办鹿城跃进皮鞋厂的王跃进，在1990年将工厂向公司化转变，更名为霸力皮鞋厂。之后，王跃进把重心放在质量上，成为第一个把信誉卡放进鞋子的企业，得到“创新鞋王”的称号。1993年，霸力获得首届“中国鞋王”的美誉。这一阶段的王跃进，扎扎实实，把企业带到了一个高度。

然而，也许是“鞋王”的称号壮大了霸力的野心。当年，他用7张牛皮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男式皮鞋，长2.05米。两年后，他又造出了长达2.4米的最大女式皮鞋，并在全国各地展览。

1994年，王跃进组建浙江霸力成为省皮鞋行业首家集团公司。当时，其他制鞋企业只有一两条生产线在生产，霸力则8条生产线全部开通。王跃进的膨胀之心无以复加。1997年，王成栋的出走并没有让他清醒，反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置“老本行”于不顾，转而涉足矿产投资。

2004年，霸力集团陷入走私风波，王跃进远走澳洲逃避检查。之后风波平息后，又继续其“开矿”之旅。2009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来袭时，霸力成为又一个“耐宝”，“中国鞋王”轰然垮塌。

霸力倒下后，康奈的郑秀康回忆起当年的一个细节，1994年郑秀康参观霸力集团，王跃进志得意满，对郑秀康说：“老郑，我成立集团公司，你也去弄一个吧。”今时今日的郑秀康庆幸自己的坚持，他当时回答王跃进说有所顾忌：“我还是先把鞋底做扎实了再说吧。”

在王跃进盲目扩张走上不归路之时，“远东皮革”的王大同则饱受家族企业“内残”之痛。

1994年，平阳县昆阳镇，王大同发动家人筹钱，全家共同创办企业“远东皮革”。如众多的温州家族企业一样，当时一家人并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明晰的产权。

从公司创办开始就埋下的隐患，终于在1998年开始“发作”。于是，王大同宣布新的股份分派方案，家族成员签订《股份协议书》。

只是，让王大同没有意想到的是，原本以为平息的家庭纷争随着企业的壮大也不断升级。

经过多年的发展，“远东皮革”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从国内走向国外，浙江、广东、香港及越南等地都分布有“远东系”的关联公司，最高年产值曾突破5亿元，资产达到20余亿元。2005年，再次股份分派；2006年，“远东皮革”豪门恩怨恶化，王大同离奇地被自己亲人当做精神病患者送进医院，而远东集团走向分崩离析。

各种形式的企业管理危机，将部分温州的制造业推向困境甚至陷入陨落，同时也有部分企图打破旧有“温州模式”的企业开始远离实业发展之路。

在20世纪末，温州的轻工制造企业本身已基本完成了从粗放向品牌的初级蜕变，之后如报喜鸟、庄吉、德力西、正泰等集团化的改变，是在谋求新的出路。然而，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固守着温州区域产业的主体地位，既难以获得新的突破，又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化。

2002年，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10周年，时任国家副总理吴仪视察发现，开发区综合实力发展缓慢，甚至一度排名倒数第二位。吴仪不留情面地质问随行官员：“再倒数下去的话，我看你们这个开发区也不用办了。”

用专家们的话来表述，则是温州模式已经进入顽固的“代际锁定”：“温州两代创业者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了特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制造业出现‘代际锁定’现象，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如果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温州经济就不能实现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的转变，温州模式也必将走向衰落。”

温州要继续发展，实业的萎缩似乎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h3>实业精神　渐行渐远</h3>

世纪之交，全民浮躁之心泛滥。港台文化进入内地，各地兴起追星热。1999年福布斯把内地影星刘晓庆放在了中国大陆财富榜榜首。

在90年代，温州成为多数港台歌星的内地演唱会的首站。温州并非省级城市，也并非文化中心。何以得此机会？一方面，温州作为最先富起来的地方，“不差钱”，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曾经一度以吃苦耐劳、低调隐忍著称的温州人，膨胀之心渐起，以各种形式炫富，追星之势更甚。

1997年10月，温州迎来史上第一场明星大型演唱会。内地当红明星刘欢、臧天朔、田震等出席，最惹人注目的是，香港巨星谭咏麟首次来到内地，在温州连续献唱三首歌曲。

此类明星演唱会，当时温州已有专门的策划公司。全球畅销书《商业秀》的作者科特·麦克凯思说：“所有的行业都是娱乐业。”在精明的温州人眼里，“所有的行为都是商业，所有的机会都可以挣钱”。

1998年，刘德华到内地的个人演唱会首场就选定在温州。

在策划公司的安排下，刘德华演唱会的冠名权、酒店下榻权、赴宴权纷纷予以竞拍。一时间，吸引了温州各路人物前来一掷千金。

精明地利用名人效应，通过刘德华指定白酒、服装、鲜花，相关的温州人大发其财。

名人效应非常符合温州企业的口味。

2000年5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服饰企业因为一封信件蹿上了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页面：温州一家民营公司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愿以2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聘请”他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形象大使”。

书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small>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small>

<small>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small>

<small>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容颜。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small>

<small>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small>

<small>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small>

此爆炸性新闻一出现，“法派”服饰顿时名声大振。事后，业内人士纷纷感叹，“这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就是“拿5000万到中央台做广告，也没有这样的效应”。“法派”公司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中央电视台每年投入广告费不下千万，从未取得如此效果。

一封电子邮件产生如此轰动效应，幕后策划者“法派”董事长彭星自己都始料未及。

几个月前，“法派”董事长彭星赴国外考察。期间，无意中听到信息：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可能从事影视业。商业的敏感，让他马上意识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

当时的“法派”服饰正在筹划国际化路线。如果能邀请克林顿为“法派”男装做代言人，效果显然事半功倍。有了这个构想，彭星决定先制造声势，于是就有了各大网站上电子邮件的出现。

之后“法派”服饰登上了国内外数千家媒体的头版，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

作为事件的另一主角，白宫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围观者纷纷散去，都认定这是一场高水平的炒作。

孰料一年之后，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回复“法派”，明确表示，卸任的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期待与“法派”方面进一步洽谈。

2003年11月，克林顿果然来到北京，与彭星会面。两人握手交谈，共进午餐。会谈后，克林顿欣然接受彭星馈赠法派西服、衬衫、皮鞋、领带系列产品。这让外界几乎都认定克林顿即将成为“法派”代言人。“法派”再一次成功吸引眼球。

出人意料的是，此后，双方虽然多次接触，却并没有对外公布实质性的合作意向，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从品牌营销策划的角度来看，“法派”此次代言人事件堪称典范。同时，从此事也可以看出，与当年的埋头苦干相比，温州企业家越来越急功近利，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营销、策划甚至于炒作，他们开始寻找各种真正的一夜暴富、一劳永逸的捷径，企图步入事业发展的快速车道。凡事都有两面性，温州人忽视实业而注重投机的风气也与日俱增。

早在1987年费孝通第一次考察温州之后，全国各地官员纷纷前往温州学习。新世纪伊始，又掀起了一股“学习温州”之风，只是这次的主要群体换成了各地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他们希望近距离接触温企，从中汲取经营谋略。

商业头脑异常灵光的温州人把这种参观潮变成商机，推出一项以“游温州，走企业，看经济”为主题旅游项目——“温州经济神秘游”，除国内人士蜂拥而至外，还成功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参与。

2001年底，在温州媒体推出了“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的大型调查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位居薄熙来、雷锋、张艺谋三人之后，成为明星企业家的代表。媒体对这位温州首富如此评价：“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

就此，南存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刚把企业做到1000万的时候，参加市里、县里的会议，我总是在心里问：‘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发言？’现在，企业规模到几十亿元了，每次开会时，我心里祷告：‘千万别让我上去发言！’企业做得越大，我越感觉到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越感觉到如履薄冰。人，其实就像猴子，爬树爬得高了，容易把尾巴露出来。所以，必须时时警惕，要不断跨越自我，老老实实做人，做好一个大写的人，才能真正做好一个企业。”

南存辉所代表的这种时刻反省、居安思危的温州精神，已经渐行渐远……

<h3>政商关系　越来越亲</h3>

温州，既被视作资本主义的温床，又被称做市场经济的“麦加”。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每一次交锋，每一次整顿，每一次肃清，温州似乎都毫无例外地首当其冲。

有人曾经把“温商”比做“中国的犹太人”。因为失去了祖国，犹太商人曾四处飘零饱受打击。后来，强大的犹太人吸取教训，开始不惜成本地在政治战略领域进行投资，培养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

在国内遭受过多次整顿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面上，温商似乎抱着一种埋头经商、不闻政事、明哲保身的姿态。

实际上，虽然捉摸不透的政治令温州人栽了不少跟头，但却让他们学会了看风向、识大体，顺势而为，与政府修好。

随着内外压力的加紧，随着欲望诉求的膨胀，温州民营经济开始寻求和政治挂靠，希望拉近与政治的距离。

其实，官商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亦远亦近。费正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传统，1999年的温州，个体户开业庆典，开始邀请政府官员出席剪彩。当这种形式成为一种流行时，一个基本的市场行情流传开来：市长剪彩，15万元一刀，副市长10万元一刀，其他领导依次递减。

温州竟然如此胆大？媒体对此进行报道，相关部门前来调查。最后的调查结果反而是褒奖。原来，这是温州政府工作的一项创新：所有的官员“出场费”并不归剪彩者所有，而是直接打入市级财政，存为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据传仅此一项每年便达数百万之多。

于是乎，温州企业里开始纷纷设立公关部门，专门负责与政府的各个分管部门建立并维系良好关系，每隔一段时间，“到对口部门坐一坐，和办事人员聊聊天，请他们吃顿饭”；一些公司捐助政府公益事业，目的是“帮助官员树立政府形象”；甚至有些老板出价30万元或者更高，为跻身“政界”，哪怕捞个“五品”村官。

当时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百万富翁不能入党。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重大的原则问题不能从钱的多少来掂量”。此说法源于1989年中共中央的专门文件的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党员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

“浙江老板入党第一人”的刘建国感到很委屈：“我入党的动机，无非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我年轻、我有钱、我要求进步，这有什么不好？”1999年3月，刘建国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半年后，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但是他未能很快如愿。

温州私营企业主涌现出更多的入党积极分子。老板们怀着各种单纯或复杂的动机，要求入党。当时，政府感到良莠不齐、真假莫辨，索性一概拒绝。

在一次杭州的人才招聘会上，有私营企业打出醒目的横幅：高薪聘请优秀党务工作者，年薪10万。2000年12月，刘建国在公司建立党支部，聘请复员军人出任党支部书记。新华社如此报道：“各地参观的人能看到青春的活力，慕名的客商能感受到商业奇才的魅力，外地打工者能体会到无限的温暖，党政领导能看到党建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照样能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此时，刘建国企业销售业绩已经达到1亿元，占浙江省行业销售份额的1/6，他再次申请入党，仍旧被拒。

刘建国的事迹传到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耳中。她专程前往刘建国企业，对他说：“企业要做大做强，政治上要积极要求入党。”受到鼓舞，刘建国和浙江其他99位民营企业家一起，第三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刘的申请引起中央重视，6人调查组赴浙。层层考核，刘建国如愿以偿。

20世纪80年代，“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曾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与政府政策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温州商业开始与政府修好关系的态势，不言而喻。

2012年初，继、《跌荡一百年》之后，吴晓波推出了“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完结之作《浩荡两千年》，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企业家阶层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敌’……在今天，企业要做强做大，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及扶持。因为资源操之于政府之手，被授权者又没有获得对等的契约资格，因此，后者的财富保有及增值便非常地不稳定，这便造成了两个景象，其一，民间商人集团被迫向政府索取特权契约，造成市场竞争的灰色和不公平，权贵食利阶层因此而滋生；其二，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受政策波动的影响非常巨大，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

随着温州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温州商人迫切地需要更进一步拉近与政府的关系，以获取更多的机会。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温州官员杨秀珠、杨湘洪、高金熙、吴长柳等东窗事发后，又牵扯出一系列行贿的温州企业。甚至一度出现这样的调侃之言：“在温州，当官真是高风险职业。”

制造业向投资、房产、矿产等领域拓展，没有一定的政府背景支撑，私企就没有足够的竞争优势。近10年来，官商相携的关系得到极大的积累。在温州人的概念中，花钱建立有利的圈子是必需的也是值当的。而借助政策和政府的平台，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后盾，站在政府的肩膀上，近水楼台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已经成为温州人的“共识”。

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从古至今，这一观念都得到了传承。据媒体报道，2006年，温州市公开招录449个公务员，引来近3万人网上报名，最热门的岗位引来400人角逐，其中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子女。在温州这片盛产老板的土地上，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竟然屡创新高，持续居浙江首位。”对此，温州学者马津龙分析，温州老板在想方设法谋求可靠的“政治地位”。

数据显示，2002年，温州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为19：1；到2005年，跃至34：1；2006年又攀升至44：1，近年来都在50：1以上，且屡创新高。温州成为浙江公务员报考人数最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城市，2010年6月，市环卫处8个“80后大学生粪便处理工”岗位，竟引来1102人报名，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之比接近1：140。

随着“温商从政”的欲望增长，“政转商”的故事也在温州流行。1990年开始，数例县级以上官员辞职经商的案例出现，集中爆发期是在90年代中后期（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原温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国林，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邹丽华，原平阳县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董希华，原洞头县委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叶正猛，原市经委副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钟普明，原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原温州市委副书记、后任省信访局负责人何树鑫，原永嘉县副县长李浩然等。）。最为轰动的事件是2003年，以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为首的四位省直辖市政府要员同时辞职从商。

不管是自主创业还是进入企业任职，温州官员下海潮中最为成功的当属现南都集团总裁、原浙江省委书记秘书周庆治。

周庆治在1991年下海经商，凭借多年从政积累的人脉，也依靠对政策方向的准确把握，其生意如鱼得水迅速发展。从贸易起家，如今周庆治在房产、投资、基建等领域多有建树。2002年，下海经商的第十一个年头，周庆治以1.45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福布斯富豪榜第48位。

然而，也许正是其多年的政治生涯背景，周庆治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数十年来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其南都集团，连一个对外展示的网站都没有。

种种迹象表明，温州民营企业已不再死心塌地干实业，更多地以权力支撑而野蛮涨大的行业兴起。

多年后，温州地下钱庄爆发资金链断裂，如一团麻绳，牵扯出大大小小无数的银行职员、政府官员。最大的浙商非法集资案主角吴英，为了自救爆出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却遭到当地官员联名上书速判吴英死罪，引起法律界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其中的玄机不言而喻。

第二篇实业萎缩第三章机心骤起

海量的温州资本，对市场和国家政策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敏锐嗅觉。

确切的年份值得商榷，但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温州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从此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温州式财富之旅”。

温州资本如同未卜先知的魔术师，它们频繁出入房地产、煤矿、棉花、小水电、石油等行业，斩获颇丰。加之，温州人在追逐财富时的那种闯关精神，总是能迅速抢占市场先机，当别人后知后觉地跟进时，他们已经转移到新的场所。

<h3>错过互联网时代</h3>

2005年8月5日深夜，李彦宏创立的百度公司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开盘后股价一路飙升，涨幅达到令人疯狂的353.85%，一夜之间百度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创造“中国神话”震惊世人，在国内催生出数十名千万富翁和上百名百万富翁。

事后，开市当天李彦宏与他的团队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镜头，在国内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纳斯达克广场欢呼声四起，显示屏上百度股价直线攀升的画面。在国内，一位名叫林立人的温州商人关掉电视，点燃一支烟，起身来到窗前，留下一个无限落寞寂寥的身影。

1995年，林立人开始从事通讯设备销售。当时，中国通讯事业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巨大，也是与中国互联网关联最接近的一个关联行业。

当传呼机开始在国内流行，需求量巨大的时候，林立人发现大项目：改频二手传呼机。在国外，传呼机已经开始淘汰，如果能把那些发达国家的二手传呼机运到国内，进行改频，利润必然惊人。身在国内的林立人想到了依靠互联网。

然而当时互联网方兴未艾，多次尝试后并没有如愿。直至等到香港回归，林立人火速赶往香港上网，通过日本NEC公司的网站，从日本购得第一批二手传呼机。

利用互联网与国外公司进行贸易，这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创。与日本NEC公司的合作，成就了林立人通讯设备的蓝海领域。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切的最大功臣便是互联网。

切身感受到新技术的魔力，1999年林立人前往北大进修。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敲开他的房门，自我介绍说是国外回来创业的学生，准备做互联网搜索业务，没有资金，想找合作伙伴。

当时，正是中国互联网的大好春天，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无疑会迎来一次意义重大的创业。尽管林立人潜意识中已经感到互联网的势不可挡，但这位年轻人商业模式已经超出了当时他的阅历和想象，这个素以胆大、敢为人先著称的温州人，犹豫了，迟疑了。

这个青年叫李彦宏，1999年年底，他从国外的风险投资人手中获得120万美元资金创立了百度公司。时隔5年，当林立人通过电视再次见到这位青年才俊时，不禁感慨万千。

林立人的错失代表的是温州人集团的空缺。1999年前后，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百度等网站蓄势待发，数年后其创始人便陆续登上了内地财富榜。在这一轮互联网创业潮中，温州人是完完全全的局外旁观者，几乎无人涉足。这种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商业模式带来的创富的速度与规模，让温州人叹为观止，却又望尘莫及。

同为浙商，大学英语教师马云却是互联网浪潮中的先锋人物。1999年，马云辞职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开拓电子商务应用，不到几年时间，阿里巴巴成为全球最大的B2B网站之一。作为产品制造之都，温州最具有产品就近优势，也最有电子商务发展的可能。然而，精明的温州人并没有发现这一巨大的商机。

曾经以庞大的销售队伍“天兵天将”而闻名的温州民营企业，在新的网络销售模式下，远远落后于人，感到巨大的压力。

之后，温州企业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郑元忠投入重金，打造“庄吉服饰网”；“吉尔达”总经理余进华在因特网上发布信息，成功引来俄罗斯商人；温州市政府注册“enzh”国际域名，以《温州之窗》的名义对外宣传。

然而，2002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国外买家发现，自己几个月前在温州厂家网站上的问询迟迟无人回复，这些花哨的网站原来是“空壳”一个，它们的温州主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电子商务。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在与国内互联网浪潮同步的时候，1999年，一位温州商人在中东创办了一个中文门户网站。

1998年，王伟胜成为“出走的温商”之一，前往迪拜，成为第一位在中东从事服装生意的温州人。后来当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流传着“阿里巴巴”故事的中东时，王伟胜创办了一个专门服务于华人的网站——阿联酋迪拜华人网，这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它给前去中东淘金的华人提供来自商业、咨询、旅游、政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也成了当地华人的网上家园”，正是这样“大本营”的性质，也让王伟胜成为阿联酋温州商人群体中的核心人物，随着温商团队的壮大，号召力也与日俱增。

2005年初，迪拜媒体城总经理为原阿拉迪尔卫视的收视率发愁，介于中国人在迪拜的庞大队伍，这位总经理找到王伟胜，希望他能提供一些中国风光和资讯介绍的片子。这时，异常敏感的王伟胜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收购电视台。他决定选择一个懂行的合伙人，此前曾经担任阳光卫视中东地区总代理的刘海涛成为不二人选。

迪拜的这家电视台与著名的半岛电视台使用同一卫星，覆盖中东及北非30多个国家约5亿人口，受众范围广，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与温州企业家以往从事的制造业不同的是，不论是网站还是电视，都是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文化含量较高的产业，从未有温州人涉足。

经过反复的调研、谈判、审批，2006年，王伟胜与刘海涛终于成功收购了这家卫星电视的全部股权。有了一个硕大的媒体平台，他们立即在广州设立了阿里巴巴商务卫视中国办事处，从事招商和节目制作。

2006年秋末冬初，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此活动有“中国经济界的奥斯卡”之称。这年11月份，评选会进入第二轮淘汰环节。按照“责任、创新、影响力、推动力”的标准，23名经济人物从众多提名者中脱颖而出。

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王伟胜是唯一进入此环节的温州人。

虽然王伟胜最终没有进入当年经济人物评选十强，但他作为新浙商的形象越来越清晰明朗。之后阿里巴巴商务卫视成功协助中国企业尤其是浙商完成中东地区的业务，其中包括温州地产商人胡宾购买迪拜“世界地图岛”之上海岛，开发了温商拉斯海马中国旅游项目以及推动奥克斯向中东地区进军等大事件。

在浩浩荡荡的温商队伍中，王伟胜的财富、创业故事并不出奇，而他能作为温商唯一代表入选“年度经济人物”最后一轮评选，其关键性的理由是：新浙商转型的代表，不是炒地炒房，而是瞄准媒体，而且迈向海外。

王伟胜的入选，更大程度上是在呼吁与鼓励温州人冲出困境，再续辉煌。

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有这样的一段语录：“世界上赚钱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赚重复的钱，生产系统是属于赚重复的钱，重复的钱永远赚不了大钱；还有一种是赚唯一的钱，唯一的钱是赚大钱。比如说蒙娜丽莎的画，由印刷厂里印出来到新华书店去卖的，可能就是10块5块一张，而巴黎卢浮宫里边那张却是价值连城的。”

如此说来，温州的民营企业家是依靠赚重复的钱起家，而数十年过去，创业浪潮一波又一波，绝大部分的温商们依然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赚取重复的钱。

的确如此，当“温州模式”的光辉渐渐淡去，当此起彼伏的新兴产业出现时，人们发现，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摸索了数十年，并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更在新一轮产业调整中迷失。新世纪以来，除了为数不多的代表跳出固有思维，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路径外，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家不是原地摇摆，就是茫然失措。

温州人做生意套路数可谓十年一成不变，即便把地摊和商铺升级换代成大商场、综合性批发市场，即便采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聘请高素质的经理人管理企业，表面的改弦更张不过是换了一种外壳，难以掩饰发展的后继无力，曾经给予厚望的多元化发展也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繁花似锦。温商始终在“赚重复的钱”，艰辛无比且难得大发展，始终无法向“赚取唯一的钱”的阶段迈进。

2009年有7万名温州人加入创业者的行列，但多数人只是重走前人老路，创新者几无。“十大振兴产业”温州寥寥无几，不仅重工业和文化产业上乏力，也未赶上互联网等新兴经济的潮流。在传统制造业渐渐陨落的时候，温州人还没有找到可以一展身手的“新大陆”，这是实力雄厚的温企未能破解的集体困局。

<h3>炒房、炒矿的热潮</h3>

1989年，中国第一房地产业兴起之年：商品房第一次在首都北京公开出售，地产经纪公司开始诞生，万科进入房地产行业，两年成为首个上市的房地产企业。

当时温州的民营经济还在忙于向公司股份制改造。无意之中的机会，有温州商人却从这第一房地产潮中大发其财。

1991年年末，破落不堪的上海浦东杨高路，温州陈氏兄弟在此处多日徘徊。他们相中路旁闲置的破房子，打算改建成铺面来销售温州小商品，愿意把营业额的20%作为地租，并与上海的房主签订了5年的合同。

第二年“邓小平南巡”来到浦东杨高路，上海市将其改造列为重点工程。杨高路身价马上见涨。陈氏兄弟选中的店铺地处黄金地段，数月之后，租金直线攀升。他们将店铺转租，5年时间，净赚300万元。

如果说陈氏兄弟靠的是走时运，那么林立人在房地产业掘金则更有代表性。

1999年，与互联网行业擦肩而过的林立人，创业经历其实非常丰富，早在90年代初，他成为最早涉足地产行业的温州商人之一。

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深圳等地，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按捺不住的林立人从温州南下深圳。

“遍地黄金”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了内地无数人的“朝圣”。不久之后，林立人便选择做房屋中介，他甚至前往香港注册了名为“立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庞大的外来人口，让林立人的中介生意异常火爆，他“一不小心，就成了民营租房中介公司的祖师爷”。随后，“楼花”一词从香港传到深圳，所谓楼花即预售商品房。林立人发现，卖楼花比房产中介更赚钱——一套楼花能赚5000～10000元。

房地产开发蔚然成风，林立人显然赶对了时机。他用做房屋中介赚的钱，“按揭”买下东乐花园的30多套商品房，拉开职业炒楼序幕。一年内，林立人资产飙升。

新生的产业总是暴利与风险并存。

很快，林立人的炒楼事业随着地产泡沫的到来，开始失控。

1992年，我国房地产公司达到了1.2万家，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额达44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80％，最具代表性的是，海南岛开发正如火如荼。1993年，房地产公司一下窜到3万家，泡沫越来越大。1993年，地产泡沫达到巅峰，深圳推出“买房子送户口”政策。林立人当机立断，开始打有财力的“温州老乡”的主意。他在《温州日报》上刊登广告，“买深圳房子，送深圳户口”。深圳户口果然有诱惑力，广告登出，买房人络绎不绝。

但是，林立人没想到的是，深圳买房入户政策突然取消，他的“温州小区”项目没开工就已经结束。

此时，国内第一次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林立人却并没有惊醒。他从深圳转移到惠阳，与一家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地产项目。他再在温州当地媒体刊登广告：“你错过了深圳，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

当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一声令下，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林立人在惠阳的项目刚刚起步，地基刚打好，银根紧缩，银行不再放贷，林立人资金链断裂，惠阳“温州大厦”成了烂尾楼。

1992年，温州当地私营房地产开发公司出现，当年便有9个楼盘出现，房价分为了每平方米800元、1200元、1500元3个级别。商品房很快一售而空。南都集团的周庆治也就是在这时辞官下海，投身房地产开发。

与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房地产开发显然是高利润行业，因而吸引着温州人的资金向这一领域注入。直到六七年之后，第二次中国地产潮的到来，温州人才成为真正的主角。

一方面，传统制造领域进入微利时代；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的把握严重不足，温州民营经济积攒数十年的财富无法找到增长突破口，最终开始进出房地产、矿产等投资性领域。

1995年10月，温州平阳人章烈成投资5800万元，成立南麂岛开发有限公司，买下南麂岛1750亩土地的使用权和10098亩海域的开发使用权，成为中国“包海”第一人。

有资金实力，有创业胆量，需要的就只有机会。

温州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地区，温州人何以会涉足矿产投资？这不得不归功于行走四方、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人。

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人开始承包山西煤矿的井巷工程。因为当时国内煤炭市场低迷，煤矿企业并不景气，甚至有些矿井建成后便走向破产。于是，温州施工队的工程款常被拖欠，有时候，煤矿主就将煤矿用来抵债。但是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私人经营煤矿风险非常大，早期经营煤矿的温州人，不赔本者甚少。直到90年代，市场环境放松，煤炭市场火热起来，从不缺乏资金的温州人才开始投资煤矿。

199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西安从事服装生意的王荣森从一位地质学院的老师得到宝贵的商业信息：陕北地区勘探出石油，国家鼓励私人投资。

作为一名温州女人，王荣森胆大、精明、富有商业头脑，于是她特意前往延安打探消息，地质学院的老师所言不虚，延安当地政府的确鼓励外来资金投资勘探开采石油。

石油作为液体的黄金，“钱途”自然毋庸置疑。但是，风险也异常巨大：一口油井的勘探开采成本高达100多万元，政府不提供任何技术和资金；虽然地质部门探测到确有石油储量，但当时还没有人从地下打出石油来。

王荣森当机立断的决定，让她成为了日后的“女石油大王”。

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250万元，王荣森又筹借到230万元，共承包3口勘探井。之后王荣森与丈夫吃住在工地，开始打井，井打到600米，石油没有冒出来，丈夫不堪劳累而去世，剩下王荣森苦苦支撑。

艰辛的创业，最终，王荣森盼来了黑黑的石油喷薄而出。之后，她又回到温州，筹集了3600万元投资勘探新油田，30口油井同时开工，一派繁忙的景象。

在此阶段，温州商人涉足地产、矿产等投资领域，依然富有一股扎实的创业精神。只是当行业的暴利越来越诱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加入时，真正疯狂的投机行为——“炒房”、“炒矿”才开始愈演愈烈。

<h3>奇特的金融投资现象</h3>

2007年前后，我国股市掀起一阵“全民炒股”的热潮，股指、成交量、开户数不断刷新。然而奇怪的是，“炒股热潮”却并没有波及到富得流油的温州地区。事事争先的温州人“唯独对股市避而远之”，被媒体称之为“一种奇特的金融现象”。

在10多年前，股市在温州也有过一个短暂的走红时节。

1992年9月，温州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温信证券营业。开张第一天，营业部门口排起长队。不少人“彻夜排队”，更有人“将人民币成筐成篓地抬进营业部”。50张委托单很短时间一抢而光。买到股票的人露出胜利者的笑容，没买到的“摇摇头走开”。

开市那天，王建波从证券营业部对面的眼镜厂下班，看到对面有人排队，下意识跟了进来。就这样，他戏剧性地成为温州最早的50个股民之一。牛市时，王建波大发其财，半月时间赚足一个亿。有股市，就有一夜暴富的奇迹发生。

1995年的一天，在杭州工作的温州青年黄大成，坐上长途汽车直奔400多公里外的温州老家。他找到做生意的表姐，借了20多万现金，与同伴彭政纲连夜赶回杭州。

不久后，8个年轻的It工程师凑齐了注册资本，结伴前往杭州工商局，成立了一家名为杭州恒生的新公司。8年后的2003年，恒生电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坐上了中国金融软件开发的头把交椅。

股市走牛，吸引了无数的温州人步入这个行业。国家为了限制疯狂抢购股票，股票市场规定，需要凭身份证购买认购证。（股票认购证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发行股票采用的主要发行方式，充分体现了当时新股发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于发行成本高、周期长，后被无纸化发行所取代。股票认购证和当时发行的实物股票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缩影。）

当时温州流传着这样的财富段子：1991年，“票贩子”章某以50元一张的价格购买3个认购证。几天后，认购证暴涨200倍，章某轻松赚了3万元钱。

温州瑞安城关一中的老师黄伟刚下海不久，在杭州国际大厦租了几个卖眼镜的柜台。听到认购证的段子后，黄伟利用各种途径收集身份证，用卖眼镜赚到的2万多元买进了800多张认购证，“转手能赚到几倍的利润”。握着这笔钱，黄伟转身进期货市场，做得风生水起，“输赢都在千万元以上”，迅速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

和大部分温州人一样，黄伟没有沉浸在股市中。1994年，他分别投入1亿元资金，先后创立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进军地产业，之后又进入金融、矿产等投资领域。

2009年，黄伟荣获胡润中国富豪榜的浙江首富。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

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湖集团黄伟的财富居然从300亿元锐减至163.9亿元。昨天，《福布斯》杂志发布中国富豪榜，跟胡润在10月13日发布的中国富豪榜相比，中国首富没有变化，王传福以394亿元登上榜首。不过浙江首富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10月13日，胡润给新湖的黄伟算出来的身家是300亿元。黄伟也凭借这一数字首次荣登浙江首富的宝座。可不到一个月之后，黄伟的身家被《福布斯》一算，居然变成了163.9亿元。

股市显然是财富增值和蒸发最快的场所。2008年10月20日沪指收盘报1974点，1年之后，2009年10月20日沪指收盘报3038点。同一时间段内，深成指从6426点翻了一番，涨至12676点，香港恒生指数也以同样的速度，从15323点升至22385点。

伴随股指飙升的是拥有上市公司的富豪们的财富也水涨船高。然而，新湖集团的黄伟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财富怎么就突然缩水近一半。

对于外界的议论纷纷，黄伟并不给予解释。甚至，其旗下公司的高层对媒体丢下这样的话：“这辈子黄总都不会接受记者采访！”

其实，身为浙江新湖(控股)集团董事长，持有新湖控股68.2%的股份，黄伟的最主要资产就在这无法预测的股市洪流中。也许正是因为通过投机违规的行为从股市挖得了第一桶金，黄伟便早已明白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他唯有以沉默、低调来应对这瞬息万变的财富数字。

温州人的群体发家史，从来不缺少对新事物的追捧。某个财富领域出现空白时，庞大纷杂的温州大军便会蜂拥而入。炒房、炒煤、炒矿，通过各种“想得到就做得到”的方式，无数温州人摆脱贫穷，走向暴富。他们对财富的追捧总能激起更大范围的涟漪。

然而，股市却在温州遭遇昙花一现的局面，之后便被温州人“打入冷宫”。

有人说，温州人都是做实业起家，因此对股市的投机行为不感冒。其实，此说法并不正确。温州人并不是对投机不感冒，而是对没有把握的投机行为不感冒。通过90年代在股市的短暂体验，温州人发现影响和操作股市的因素太多，于是放弃，转而选择了相对稳定的基金与外汇。

据中国银行浙江分行零售业务处营业中心赵科长介绍，浙江是全国外汇交易最为活跃的省份，浙江省每年外汇交易量约占全国的1/3。“温州的外汇交易量现已占到了全省的80%。”中国银行温州市瓯海区支行潘洪敏行长说。

浙江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在温州，而温州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在瑞安市。按中国银行瑞安支行一位负责人的说法，瑞安每天的交易量，就相当于外地一个省的交易量。“瑞安市汇市异常火爆，外汇交易疯狂增长。”这位负责人透露，今年瑞安市外汇交易已达到25亿美元的天量，在全国县级市中稳居榜首。潘洪敏原任中行温州分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据潘洪敏介绍，温州炒汇开始于1998年。这一年，中行温州分行开始了外汇宝业务。2000年起，每年的交易量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第三。“今年上半年，温州市个人外汇交易量超过了130亿美元，约占浙江省个人买卖外汇交易额总量的2/3。”

火爆的交易后，是温州人手中充裕的外汇。潘洪敏透露，温州市个人外汇存款额今年上半年达14.38亿美元。“温州是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的温州侨胞近60多万人，每年有大量的外汇汇入温州。其中绝大部分转为储蓄存款。”

银行开办汇市后，具有敏锐投资意识和开拓精神的温州人立刻发现，这是外汇保值、增值的新渠道。

与炒外汇并存的还有炒基金。2007年，温州基金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2007年年初，嘉实基金发行，温州一位投资者居然一掷千万购买，而一次性认购上百万的也大有人在。在温州申银万国证券营业部，2006年该营业部全年基金销售额才3亿，而在2007年1月份，近20多天的时间里，基金销售额达到了2.5亿。此时，甚至有媒体爆出：“在温州，炒基金者现在居然频频开出24％的年息，借款炒基金！”

如此疯狂、盲目的投资热潮，自然为两三年后地下钱庄破产、温州经济全面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地雷”。

在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历程中，温州人已对商业规律的反反复复熟谙于心。当支撑温州经济长足发展的制造业问题频频，成本持续抬高，纷争不断，产品质量反复无常时，温州人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实业已不足以承担财富快速膨胀的愿望。与此同时，房地产商业化、矿产资源市场化、资本运作日益开放、证券市场繁荣发展等，都为投机者提供了无数的可能，各种机会俯拾即是，温州人自然不会放过。

<h3>实业的转移与空心化</h3>

从2000年开始，温州大型的民营制造企业也开始向地产、矿产、证券等领域迈进，在2006年前后，这种多元化的趋势达到高峰。多元化发展，成为温州制造业寻求发展的“法宝”，似乎不多元化则无法发展，无多元化则无以彰显实力。

2001年，德力西集团成立新疆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新疆开发商业地产——德汇国际广场；2003年，奥康在湖北黄冈投资建立高档商业步行街，被誉为创下商业地产新模式；紧跟其后的康奈集团，在湖北随州市建立香港街；同一年，报喜鸟集团投资房地产，以农村旧城改造为主业；2005年，庄吉在天津开发地产，建立特大型综合购物娱乐中心。

在多元化的领域，最为纵横捭阖的当属人民电器集团。2007年郑元豹向媒体介绍：“人民电器集团在河北邯郸投资占地1180亩的地产项目，投资20亿元，在武汉占地500多亩的总部基地，投资10几亿元。此外，还将陆续在河南郑州等地投资房地产。”之后，嘉兴盛大花园、湖北SOhU城、湖北人民路都出自人民电器集团之手。

迄今为止，人民电器集团旗下的投资公司设计的行业达三十六行：高新技术项目、公共基础设施、船舶制造、矿山开采、医疗卫生、生物工程、文化教育、水利水电、物流仓储、港口码头、市场开发、房地产业等。

以人民电器集团代表的，温州传统制造业逐步完成了从生产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的转变。

甚至，连从事打火机生产的企业也不例外，温州日丰打火机也在若干地产项目上有涉足，其董事长黄发静曾向媒体表示：“只要有合适的项目就会投资房地产。”

“卖商品不如倒资本”、“不求百年基业但求资产增值”的论调在温州成为共识。从实体起家的企业纷纷选择“离制造”，选择退出实业。

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度的浙江民企百强中，制造业销售额度占总量的60%，同比降低24%。上一届的民企百强中，有14家传统制造业企业未能进入本届百强榜。在新的民企百强中，上升最快的行业正是房屋建筑及房地产行业。

在2010年最新发布的“2009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上，与房地产沾边的企业达70%。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一半涉足房地产。房地产成为企业不可缺少的产业，甚至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当然，地产也并非温州企业家资金的唯一去向。随着2005年温州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企入股金融机构的热潮兴起。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此进行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是：“2008年7月后，随着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试点的不断发展，温州民企入股投资金融更是空前积极。截至2010年年中，已有1361家民营骨干企业入股各类金融机构，入股资金约达70亿元。”

历来，温州商人都有抱团的传统，2004年，温州两大民间财团——中瑞财团、中驰财团成立。

在中瑞财团中，大牌云集，神力、奥康、法派等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共有9个成员，注册资本5000万元，对外号称，“可运作资金超过100亿元”。中瑞财团霸气十足，旨在进军国内的超大型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国家重点工程、全国范围内的市政、房地产等。

稍后成立的中驰财团则由长城集团、华通集团、民扬集团等7家企业组成，资产达26亿。据说，中驰财团成立后，各企业专心发展主业，而多元化的发展则交予财团，其目标令人充满期待，涵盖“房地产开发、现代物流、进出口贸易、高新技术、金融、借壳上市、风险投资”等领域。

财团还聘请来两名职业经理人做总裁，向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转变，可惜的是貌合神离，集团成员各自为政，总裁空有头衔，不久后便请辞走人。“财团”一词的气派，颇有西方垄断集团之势头，某种程度上迷惑了社会各界，甚至不少当事人。岂料，却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温州民营企业家代表南存辉曾经这样说：“做企业跟爬山很像，开始做的时候认为很简单，结果当你越爬越高的时候，就是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越爬越觉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能回头。”

众多的温州企业，从实业向投资转移，也许就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高处不胜寒，激流中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尴尬。

对此，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深有体会。

2005年，在地产、证券行业之后，钱金波感到公司有在投资业上乐不思蜀的趋势，实业某种程度上成为副业，钱金波毅然决定：“全部产业‘归零’，全心投入红蜻蜓。”钱金波把资金从不相关的领域撤回，剥离，结束了多元化的混乱膨胀局面。

钱金波说：“一个企业家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遇到一项很好的投资，也就好像是英雄遇见美女一样，大家都想，但是如何拒绝诱惑？曾经在这样一条路上，我也拒绝不了诱惑，但是就在2010年来临之际，我有充分的时间对这一阶段的结束和另一阶段的开始，做了真正的自我了解。”2008年红蜻蜓年销售额30亿元，在上万家温州企业中税收排名第26位，在鞋行业中则排名第一。这样的业绩，对那些声称“温州制造业走向没落”的言论给予了回击。

在一个透明的杯子里注满水，丢进一颗石子，就会有水溢出。但是如果投入一枚硬币，水却不会溢出来，再投入一枚，水依然还是不会溢出。

这样一个故事似乎可以完美地解答市场与利润空间的难题，在貌似饱和的情况下，只要足够专注，讲究技巧，总会有游刃有余的可能。只是，曾经以实业抒写了光荣与梦想的温州人，实业之心已死，投机之心膨胀，乐不思蜀，却最终从一个“困局”走向另一段悬崖。

温州人有温州人的性格和特点，他们几乎从生下来就喜欢冒险和投资，加上资本逐利而流的本性，温州人手中的这几千亿财富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的脚步，几乎中国所有的热点投资项目的背后，都有温州人的身影。

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活跃投资，被人们冠以一个“炒”字来表达。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矿、炒石油等等。而温州人也因为这个“炒”字而给人们留下了“扰乱经济”的印象。

温州人聪明，温州人善于炒作，温州人也乐于炒作，但是温州人的这些炒也给自己带来了恶名声，市场上只要有人喊一声“温州人来了”，几乎立刻会招来一片口诛笔伐。

温州人确实给很多市场、很多地方带来了混乱。中国人喜欢把控制、抬高价格的商业活动称为“炒”，而温州人正是精于此道。

从大蒜到棉花，从房子到玉石，几乎没有温州人不炒的。而凡是温州人盯上的商品，必然会出现价格非理性的变化，必然伴随着让依赖这些商品生存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从这个角度上讲，温州人确实是罪大恶极。

不过反过来看，温州的“炒”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对于富起来的温州人来说，手中的钱在自己的手中毫无用处，这是对财富的一种极大的浪费。但是与此同时，温州人似乎也没有什么正当的投资渠道。

然而，资本天然具有盲目性，如果人不能驾驭这种盲目性，而是由着这些资本乱来，最后倒霉的一定是自己。

第三篇与暴利共存的温商第一章与暴利共存的温商

20世纪末，温州民间资本浩浩荡荡闯入上海、杭州等地商品房市场。2001年，温州资本兵分两路，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另一支前往杭州。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注定将“名留史书”的“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

你不知道的是，这只是温商们手握巨资四处突奔的狂舞之一。

<h3>出租车与新能源</h3>

在现在的城市生活中，出租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而全中国最早的出租车私人运营就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90年代，陈道明主演的《喂，菲亚特》中的原型就是投资出租车第一人——“张朝荣”。

温州人有无孔不入的商业嗅觉。1983年前后，运送客人的三轮摩托车出现，在温州的街头巷尾灵活机动地穿梭，被形象地称之为“跳蚤”。“跳蚤”的市场行情不错，1985年，温州人张朝荣一次性从上海购进了30台“跳蚤”，准备大干一番，却不料政策有变，“跳蚤”不允许上牌。

大笔的投入将就此泡汤，张朝荣一筹莫展。一个机关单位门口停放的小轿车引起赵朝荣的注意，这就是菲亚特轿车。张朝荣预感到，这种类型的小车将成为“跳蚤”的取代品，他当即租用了这台菲亚特在市内兜了一圈，温州有七十二条半小街巷，菲亚特进出无碍，灵活便捷。

于是，张朝荣筹措资金，和亲戚朋友共30人一起前往上海买车，五马汽车出租公司就此成立，温州城有了私人出租车——车费统一为5元。

于是菲亚特便成为了温州出租车的代名词，尽管多年后菲亚特退出了市场，但是当地人还依然称“打的”称为“打菲亚特”。

90年代初，随着新的出租车在温州出现，第一批温州炒车族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94年，王克诚以11.5万元的价格买进一辆夏利出租车，仅仅7个月，车价飙升至38万元。

之后出租车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行业。1998年，温州市政府明文规定的形式确认出租车经营权的商品性。《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通过有偿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长期有效，属个人的，可以继承、转让；属法人的，可以转让。同时，政府适度控制出租车市场。使得车总量一直维持在3329辆，3287辆车的经营权归个人所有。另外，出租车经营权不仅交易，甚至可到银行抵押贷款，一辆车最多能贷到50万元，10年内分期。

温州300辆出租车营运权拍卖，新出租车经营权证竟以70万元的高价入市。敢于搞飞机营运的王均瑶没有放过出租车营运的机会，他斥资近亿元，以平均每辆68.8万元的价格买下百辆市区出租车经营权，大手笔让人瞠目结舌。

与炒房、炒矿相比，炒车相对低调，资金投入量较小，而且利润甚至比房屋出租更高。在2000年前后，温州出租车主一台车每月可收到7000元的租金，而同样投入的一套房，月租金仅2000元。而且，房子出租前还要装修，而且还有被套牢的风险。

2004年，温州的出租车经营权开始火爆，温州商人的闲置资金纷纷进入这个行业。数月之内，温州地区所有市县的出租车都经历了投资客的侵袭。

4月底，有政策之风传出，“郊县出租车可载客到温州市区”，这意味着温州郊县出租车价格将上涨。不出意料，5月，瑞安的出租车牌照从65万元暴涨到75万元，永嘉则从20万元升到30万元，平阳、苍南等地的行业也大体如此。

数月之内，温州市场基本被炒“熟”，岂料10月底又有利好消息传出：

温州市道路客货运输发展规划（2004～2020年）显示，根据城区面积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出租车需求和经营状况，预测到明年，温州市区出租车合理规模为3650辆，比目前的3329辆要多出321辆。

如此良机，投资客当然不会放过，“出租车放量，交易价格必暴跌，正是大笔吃进机会”。果不其然，四天后，不少“炒车族”下手大批购进出租车，当时平均交易价已跌了十几万元。然而几天后，行情又急速上涨，“炒车客”大发横财，据说最高的一笔交易达到146万元。

2004年夏天，善于打“扫荡战”的温州人在外地省份游走。江西南昌、山西太原两地媒体不约而同曝出：温州“炒车团”出现，当地出租车经营转让权身价倍增。

常在河边走，温州人也有“弄湿鞋”的时候。

年初，温州民间游资瞄准福建宁德出租车市场。半年之后，宁德地区的出租车市场几乎被温州人垄断。宁德当地司机抱怨车辆租金上涨，于是集体要求抬高起步价，将压力转移给打车的市民。事情闹大之后，在当地管理部门的关注下，打压温州投资客的干预措施出台。“识趣”的温州“炒车客”落荒而逃。

在江苏镇江出租车市场，温州人也遭遇了“滑铁卢”。数百人组成的“炒车团”以10万元的收购价大量吃进后，开始出手，却不料镇江市场出现怪现象——迟迟无人接手，甚至喊出亏本价9万元，也无人问津。精明的温州人才意识到自己被套牢，追悔莫及。

出租车牌照，也能成为温州人攫取暴利的工具，从一个层面也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中牌照管制的极大不合理，这种准入的不公平就直接催生了各种投机行为。

温州人敢于尝新，敢于做新兴行业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兴起，温州人把大量的富余资金都投入其中。然而新能源开发之路，不仅需要投入的资金异常庞大，而且是技术密集型。曾经被批为简单劳动密集型的温州企业，都在新能源领域找到突破口，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从低级制造走向高端创造。新能源行业寄托了温州实现转型的光荣梦想。

2005年前，平阳人金属材料销售商林云德，在一个高校教授的指点下，创建了浙江省首个麻风树制“生物柴油”能源基地的创建者。据称，这种麻风树油，“适当用于各种柴油发动机，可广泛用于汽车、轮船、发电机等行业”。

2000年，从事垃圾焚烧发电的伟民集团，引起温州企业的普遍关注，这是一种大胆的转型。几年来，伟明集团的垃圾发电厂已经分布在浙江、江苏等地。

在新能源产业做得最成功的当属华仪电风。2007年，从事高压开关生产的华仪电风，开始向风电行业进军，并且在2007年成功借壳实现上市。目前，华仪风电在内蒙古、山东、东北、浙江等地投资风电场项目。

2006年开始，温州企业忙着“种太阳”。在国际上，光伏产业被视为继It、微电子产业之后最具爆炸式发展能力的行业。日本、欧美国家光伏产业的成熟，以及太阳能取之不竭、环保安全的特点，让温州人笃信其“前途”无量。光伏产业形成一个巨大的强力磁场，吸引着从事皮革、服装、电器、眼镜等传统行业的企业。

2006年正泰斥资1.2亿欧元，在西班牙投资建了一座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2007年正泰对外宣布大举进攻光伏产业，南存辉甚至透露，光伏项目将成为正泰的主业之一。

2008年，“眼镜大王”胡福林相中光伏新能源产业，成立了专门的新能源事业部，先后成立了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温州中硅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光伏企业。

2009年，温州大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老板徐慧是一位典型的温州女人，以眼镜贸易起家，也不甘示弱涉足光伏，收购了小有名气的安徽瑞鑫广电，并与沙特阿拉伯巴格山集团成功“牵手”，向太阳能市场旺盛的中东进军。

为何新能源成为温州资本青睐的新舞台？只因其中隐藏着他们多年资本狂舞中早已熟知的秘密——先人一步。

新能源是一种新生事物，正由于无迹可循，所以在投资者眼里，这是一项“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即使如此，新能源还是成为各路资本眼中的宠儿。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温州资本的身影。

在温州资本谋求转型的过程中，资本的目标，已不再仅是房地产和煤矿，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凡是与“新”有关的，温州产业资本都会驻足。从2003年温州瓯海伟明公司进军垃圾发电产业，到2007年正泰宣布进入太阳能产业，再到华仪风电布局全国，温州资本不断演绎自己的“新能源梦”。

尽管进入这一新领域仅有3年，正泰太阳能的活跃程度，已经超过主业——电气产业。2009年初，正泰集团先后推出第二代太阳能电池、引入赛伯成长基金和上海联和的5000万美元投资；2009年6月，在宁夏开工建设首期发电容量10兆瓦的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在2平方千米的戈壁滩上铺设太阳能电池；2009年7月，又追加5500万美元投资到太阳能项目，首条20兆瓦微晶非晶第二代薄膜电池生产线正式投产，年产值可达10亿元……3年的时间，正泰集团在太阳能领域累计投入超过20亿元。

依托坚强的实力，正泰集团布局光伏并网发电领域，在温州，还有一些企业并没有贸然进入光伏并网发电领域，而是看到了光伏配套产业中的机会。2009年7月16日，温州瑞阳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500强企业杜邦公司合作研制的“光伏组件用高性能EVA胶膜”通过评审。作为太阳能光伏组件中的关键技术之一，EVA胶膜的核心技术一直以来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温州瑞阳通过与杜邦合作研发新产品，无疑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从传统制造业中积累了原始资本的温州资本，正在不知不觉间转型，布局新能源产业。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而这种关键转变来源于国家的支持——巧妙的是，当初的商品房也是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如此看来，温州资本倒也并非一无是处，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投资是被动行为，因为实业不好做，因为大量资本无处可去，新能源是个新出口。当然，无论何种投资，都不能矫枉过正，否则，资本这把双刃剑，还是会伤人害己。

光伏产业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而中国的光伏企业还主要靠国外的“天”吃饭，因为中国光伏产业95%的市场在国外。2011年，欧洲市场需求萎缩，美国对中国光伏产业发起反倾销、发补贴调查，我国光伏企业遭遇寒冬，部分温州光伏企业遭遇停工或倒闭。

范程财其家族本是从事人造革、女鞋、不锈钢等生意，家产丰厚，2010年开始倾情于光伏事业，成立了浙江晶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他说：“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做光伏总结起来就是玩心跳、玩资金、玩技术。硅料价格以接近10倍的倍率跳水，一般的企业都要承受玩到心跳窒息的感觉，这是绝大部分人很难承受的压力，其结果就是优胜劣汰。”

市场行情的剧烈波动，“过山车”式的涨跌幅度，国外市场订单情况的不稳定，技术部不成熟导致成本奇高，需要的是雄厚的资金支撑。2011年最具影响力的温州“跑路企业家”胡福林，其在光伏产业上的巨大投入，无疑是致使其资金链断裂的重要因素。

当温州人争先恐后践行各自的“新能源梦想”时，产能过剩、规模偏小、对国际市场过于依赖、技术研发能力欠缺等问题也开始暴露。从这些弊病中，温州制造业的各种“顽疾”依然清晰可见，大有“换汤不换药”之态。温州借助新能源实现“绿色转型”的愿望依旧需要上下求索。

对于“无利不起早”的温州人来说，新能源除了本身的发展潜力之外，最大的诱惑是：新能源受宠于资本市场，易吸引投资，在上市融资上也占有很大优势。已经在美国上市的多家光伏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当下的现实并没有给予温州投资者太多的信心。

<h3>矿产资源是掘金重地</h3>

1000多年前，田园派诗人陶渊明在中曾经写过：“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多年来，温州人都在寻寻觅觅，为草根时代积累的惊人资本寻找一个出口，寻找一个豁然开朗的充满暴利的“桃源世界”。

房产、矿藏、黄金外汇、车与新能源甚至海外贸易，都是温州人眼中的“出口”。不幸的是，有的貌似出口实乃绝境，有的出口血雨腥风竞争惨烈，有的出口任重道远要待以时日。

唯利是图、尤其是唯暴利马首是瞻的温州人，不受行业限制，也不受地域局限，往往选择不假思索地、义无反顾地奋勇向前。

阅历丰富、行走天下是温州人最大的财富，因为各种偶然，他们发现了或获得了各种可以投资生财的机会。

不论是矿产、石油还是棉花，温州团的产生，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中有所安排：贫苦的温州人去山西挖煤，矿主拖欠的工程款最终以煤矿抵押；温州女人王荣森在西安做服装生意，帮助了一个丢失钱包身无分文的地质学院教授，教授为了表达谢意，给她透露了去陕北延安买油田的信息；温州的“弹棉郎”走南闯北，在新疆的棉农家收购棉花，发现了商机……

最初，这些行为都是生存和生活所迫，并无半点投机之心，而且还付出了各种难言的代价：因为市场的冷清，早期的温州煤矿主多是亏损；王荣森的丈夫常年生活在油田打井的工地上，积劳成疾不幸去世；走遍千山万水的“弹棉郎”常年风尘仆仆四海为家。

所谓的“炒”价扰乱市场的行为，都是后来的故事。

2000年前在山西开矿的温州人基本上都是技术人员，都是以开采经营为目的。2000年，国内煤炭市场好转，煤炭价格飙涨。原来那些一直亏本经营的矿井一时之间身价攀升，200万元的煤井升值到5亿元。正是因为这种无心之中爆发的故事的现实存在，才吸引了一大批温州投资客开始进入山西煤炭行业。温州人有钱，有魄力，两年后，山西煤矿成为温州资本重要的集散地，当时盛传：“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

这时，山西省出台各种吸引民间资本开发小煤矿的措施，政府以破产拍卖的形式吸引投资，灰色交易也不乏其中，于是温州资本更是趁机而入有恃无恐。2004年开始，“炒煤团”的称号开始出现。

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到2006年两年间，仅平阳县水头镇进入山西投资煤炭的资金就在300亿元以上，在山西估计有500多座温州人投资的小煤矿，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当时人口超过30万的平阳县水头镇，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每10个水头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

据当时的煤老板回忆：“在煤矿投资最辉煌时期，许多煤老板可以说每天都沉浸在数钱的喜悦中，那钱都不知道是怎么赚过来的。随着工业发展和一座座煤电企业的建成，作为紧俏货的煤炭一直不愁卖，经常是煤炭还在矿井里，钱都已经到账了。”

更多的煤矿则是在“击鼓传花”式的买进卖出中，从300万元，被炒到500万元，而后一路飙升，上涨几千万、上亿元甚至数亿元。

以投资之心进入的煤矿主，并不懂得管理与技术，更忽视生产安全。多年来频繁不断的安全事故，为国家相关整顿措施出台的直接原因。

2009年3月，一场煤炭市场上的“国进民退”的调整横空而出，完全让温州炒房客措手不及：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规定山西省境内的小煤矿将由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进行全面的整合重组。

几乎所有温州人开采的煤矿都属重组之列，面临温商的只有政府和国企的相关补偿。而这笔补偿，与当初温州炒煤团的500多个亿的投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平阳水头镇的人们，因为这场变故，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回到家乡。

1998年，《温州晚报》大篇幅报道了女石油大王王荣森的故事。一批批温州人带着大笔资金远赴有着丰富石油储存的陕西、新疆。

2005年，新疆，温州人手中已经拥有120口油井的控制权。120口油田，则意味着总计超过50万的温州资本，其中包括18亿元以上的收购资金，以及30多亿的后续加工设备投资额。甚至有更大的“油井投资联盟”准备开进新疆。与石油开采相关的上下游企业，都有温州人在投资，如经营加油站、成品油买卖、炼油厂等。

2004年，国际油价上浮。陕西的油商林正平表示利润可观：“陕北油藏较浅，平均不到1000米，打一口井一般只需10多天，投资约50万元。按一口产量中等的油井每天出油2吨、每吨原油1500元计，每天收入达3000元，一年的产值就是投资额的2倍。除去开支，每年利润至少有50多万元。而新疆的油井与陕北相比，储量与油质都更佳。”

大部分的温商拥有的是小产量的油井，并且都是由拥有石油勘探和开采权的当地企业转让。双方是挂靠与被挂靠关系，温商向当地企业“上交”一定量的石油或者现金，剩余的石油产量则归温商所有。

多年来，虽然外界对温州油商议论纷纷，虽然石油领域往往被视为民资的“禁区”，但实际上，在新疆从事采油的商人从没有受到任何的管制，甚至一路绿灯打开。最终禁区获得了政策上的突破，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石油、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经营备案企业名单》。

相比之下，进军陕西的油商则没那么幸运。2003年，“陕北油田案”发生，所有的温州油田投资商感到惊慌不安。靖北县政府一声令下，几千口民营油井收归国有，双方在油井价值评估上未达成一致，油商损失惨重。之后的维权之路让事件更添悲剧色彩。

有色金属矿产，历来也是温商的投资热门。

2005年，霸力集团王跃进南下广西，到盛产稀土、大理石的贺州成立矿业有限公司，2000万元接手无以为继的老矿区。面对采访的媒体，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这里矿石成品价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与温州相差20来倍，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他又先后花费5000万元拿下当地三家矿山探矿权，踌躇满志。毫无经验、不懂管理的王跃进却固执地坚守采矿，甚至不惜涉嫌非法开采。2007年，全球矿产价格下滑，霸力矿业入不敷出，资金链几近绷断。温州本土的鞋业也无以为继，一度出现“以货抵债”，抵价60元一双鞋子，鞋料采购一直“打白条”，欠下大约700万元的货款。威震一时的霸力集团元气大伤，直至最终无力回天。

2007年，“温州十大创业青年”黄贤波斥资5000万元，拿下青海省祁连县小沙龙东沟铜矿，拥有一个玉矿、一个铜矿的他把新的目标锁定在新疆和甘肃的两座金矿上。

有“亚洲锂都”之称的江西宜春，素与温商交好，目前有1万名温商、700多家温企在宜春累计投资过100亿元。2011年，又有8家温州企业组团与宜春签订开发能源等合作项目，金额达30亿元。

矿产开发收益高，所以温州人趋之若鹜。也许从心理上解读，温商往往走出温州各地购买矿产，是在弥补温州矿产稀缺之憾。

促使温州资本投资能源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基本因素，有些温州老板还抱着“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赚别人赚不到的钱”的思路投资。以稀有资源矿产投资为例，多在偏远山区，生活条件比较苦，一般老板可能无法接受这么“不体面”的生活。如，曾有一对温州夫妇去大西北投资油井，吃住就和打井的工人在一起。这样的投资项目，对于经常往来于繁华都市的老板，可能不太理想，因而愿意涉足。这就为温州人留下一个相对空白的市场，确保了温州人在这块市场上的独占性，因而容易获利。

另外，还有投资成本上的问题。一般人也许知道投资能源有利可赚，但这些能源相对来说都属于“大宗商品”，不是三五万成本就能拿下的，因此也不会轻易涉足。温州人就不同了，他们已经积攒了20多年的资本，有抱团的商会，有亲朋好友鼎力相助，所以投资成本方面问题不大，在找到投资项目后能果断地拿下开采合同。这个因素既是温州人投资顺利的原因，也是温州投资精神、投资思维的一种结果，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除了矿产能源的投资，比如温商进军新疆开采油田，事实上在稍早的时候，有一批温商则奔赴新疆收购籽棉。那是2003年，籽棉的收购价格一度创下历史新纪录，每千克超过8元。而当时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就有上千名温州人携带30亿元专事“炒棉花”。

当年，随着全球棉市回暖，新疆棉价一路狂飙，“弹棉郎”之乡——温州永嘉的一个山村，全村人借新疆棉花集体发大财——赚了近1亿元的利润。很多温州棉商尝到甜头，准备第二年继续跟进。然而，2004年，新疆棉花大丰收，棉价骤降，温州“炒棉团”折戟。一部分温商转战购买油井，而温州“炒棉团”也渐渐不成气候。

2006年，新疆阿克苏常务副市长王武民前往温州招商，还不忘发出邀请：“温州‘炒棉团’在灌输市场经济意识、推进阿克苏的经济发展等方面作用巨大，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阿克苏政府正积极引导更多温州人来‘炒棉’，特别是在棉花深加工方面有更大的发展。”

<h3>上达国企下至民生</h3>

“抱团”本是温州人“商行天下”的优秀传统，是温商在当年减少风险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然而，近几年来，一旦温州商人以“团”的形式出现，就立即遭到世人的侧眼相看：“团”有组织有势力，操控市场的可能性大，因此“温州团”几乎与“市场炒作”等同起来。

2006年年初，一场“投资北京——温州企业投资洽谈会”在京举行，65人组成的温州商人团携带上百亿资本进京。

在洽谈会的开场，主办方表示“希望此次温州商团北上，能和北京国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向温商伸出橄榄枝的有180家国企、50家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以及一些金融项目。据主办方介绍，一百多家国企设计的资产达到300亿元，“路桥公司、城建集团、三元集团、首旅集团、首钢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以及同仁堂、六必居、王致和等多家北京老字号赫然在列。”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曾为温州民资指点迷津：“联合就是力量，通过股份制，兼并、收购、联合起来发展。‘新36条’明确指出，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

此次赴京洽谈行动，一方是国企与高新技术企业求资若渴，一方是民间闲置资金找不到缺口，“南资北调”，“国企改制，民资入股”，显然，这是一次皆大欢喜的合作。

然而，外界风闻“温商组团进京”，便不假思索地冠之以“温州团最新动作——炒国企”的恶名，有人说这是温州“炒炒团”之“最后的晚餐”。

事实上，开发国企，洽购产权，长期投资，并无短期的巨大利润可取，炒作之说，纯属“杞人忧天”。但也有专家有意无意地提及东北国企改制的各种问题：“民间资本进入国企后，常常采取偷梁换柱或打着更换设备的旗号等手段，不断地变卖国企的生产设备和资产，将所得资金转走他用。另外一种惯常手段就是将国家政策给予职工的优惠全部或部分据为己有，比如政府用于安置职工的补偿金被以各种名义从中截留。当没有了油水可榨之后，投机者们再选择时机撤离资金，拂袖而去。”

温州人组团进京有两大目的：以传统制造业起家的温企需要转型，希望进京北上与高科技产业接轨；历史上对民营企业的政策风云让温州人依然心有余悸，能有机会入股国企，自然对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国退民进拉开大幕，大批草根民营企业家蠢蠢欲动雄心勃勃。2001年，以温州民营经济人物为主角创下的“民企吞并国企”爆炸性大事件，至今依然在温州奉为美谈。

一家名叫德汇的民营企业，一个毫无名气的温州商人钱金耐，一口气将新疆乌鲁木齐三家颇有名气的国企——乌鲁木齐宾馆、乌鲁木齐饭店、南站小商品批发市场，收归自己麾下。这样的故事，颠覆了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思维和观念。

钱金耐的故事如所有温州人一样，步步为营，耐人寻味。但不同的是，钱金耐的故事更是一波三折，步步惊心。

1985年，温州乐清的中学教师钱金耐下海弄潮，前往新疆，在靠近石油基地的地带，开设了一家机电产品经销部。数年后钱金耐创办新疆首家机电批发市场，并组建了对外贸易公司亿通集团，面向中亚和俄罗斯销售温州产品。

1995年9月，钱金耐与广西柳州电缆厂达成合作，投资2500万成立了乌鲁木齐电缆厂。第二年，最大的竞争对手新疆电缆厂被一家上市公司收购，强力垄断市场，钱金耐放弃乌鲁木齐电缆厂股权，暂别江湖，进行学习充电。

2001年，钱金耐复出，选择了在故地——新疆东山再起。他与胡成中合作，共同组建新疆德汇置业有限公司。之后，钱金耐兼并乌鲁木齐宾馆、饭店和南站小商品批发市场三大国企，首开东部民营企业兼并新疆国有企业先河。

之后钱金耐的故事更如电视剧般精彩异常而又险象环生。

兼并乌鲁木齐宾馆、饭店，收购银河房地产公司，资产重组“双安”，钱金耐的“资本运作”三大经典手笔，一时间传为经典。也许是因为上一段事业败在上市公司手下，重出江湖后钱金耐的事业已经打上了资本扩张的烙印。

2003年，德汇实业集团与吐鲁番市人民政府合伙成立了“新疆吐鲁番葡萄股份有限公司”，拟以上市公司形式进行运作。之后，投资3.8亿元的国际商贸城——德汇国际广场的建立，标志着钱金耐事业进入又一巅峰。

然而，2008年新年的第二天，德汇国际广场突发火灾，最终整个市场商品几乎全部被烧毁，损失超过11亿。钱金耐的事业又一次回到起点。

通过实业积累资本，在各种各样的机遇和历练面前，交付学费，学习资本运作，温商正在逐步转型与成长。

春江水暖鸭先知，温州资本通常都是每一个有机可图的行业之先行者。2008年，随着人民币基金的兴起，股权投资(PE)一度成为温资的新出路。

近年来，国际黄金市场行情活跃，吸引了大批温州民资。大手笔的温州人也曾一度造成“炒黄金”的现象。过去的投资客购买黄金，以“克”为计量单位，而温州投资则论“斤”买，黄金投资额从几百万到上千万，都大有其人。

有暴利必有温商，“眼疾手快，胆大心细”的温商总是能在各种热门暴利行业留下自己的足迹。国企资源，敢于开发；黄金储备，一掷千金；而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资在特殊的环境下，也成为温州炒作团的“掌中之物”。

晋朝时，有一年闹灾荒，老百姓食不果腹，到处都有饿死的人。有人将情况报告给晋惠帝，但晋惠帝却对报告人说：“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这个回答足以让人啼笑皆非。

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走了千余年之后，晋惠帝的建议得到了人们的响应：菜价太贵，我们已经开始吃肉了！

从2010年春节以后，人们就开始感觉身边的生活用品价格悄悄抬头。尤其进入5月份以来，大蒜、绿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更是“接力”高涨。

在中国民间，自古就有“蒜疯子，姜傻子”的谚语，蒜和姜这两种农产品价格多变，波动剧烈。本来，价格的变化不足为奇，但无论价格如何多变，波动如何剧烈，仍旧有一定的上下限。如果冲破底线，大蒜的价格超过猪肉，就表明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状态。

高涨的蒜价让市民望“蒜”兴叹，也让农户和中小批发商惨淡经营，他们都不可能是“蒜你狠”的得益者。然而，在盘溪的某市场上，一位“2000万先生”的故事，却令众多中小批发商羡慕不已。2009年，盘溪市场一位大户大量吃进大蒜，低吸高抛，一年时间内就“揽金”2000万元。

对于这则故事，盘溪市场众多大蒜经营户表示确有此事：“人家是温州来的，那获取信息的渠道、资金的实力，可不是咱们这些小户比得了！”

无独有偶，在中国大蒜之乡山东金乡县，还有一个通过收蒜获利过亿元的“传说”。一位同样来自温州的吴姓老板，在2009年收购了8000万元的大蒜，当时最高收购价在1.5元/千克左右，收购之后储藏在金乡租来的冷库中。此后，虽然不知道他出手大蒜的价格如何，但以4元/千克这样不算高的价格计算，其获利也在亿元以上。

的确，在大蒜为时一年左右的涨价周期中，真正大赚特赚的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庄家大户”。一位获利颇丰的蔬菜批发商表示，自己20多年辛苦积攒下的几百万，在这轮行情中根本摆不上台面，包括“2000万先生”，也只能算作入门级的炒家，“这么疯的行情，没几个亿根本撬不动，真正的炒家哪会蹲在农贸市场里？”

土豆、大蒜、生姜、绿豆等一个一个轮番高涨。甚至一度，大蒜价格超过猪肉，居高不下。在“蒜你狠”、“逗你玩”等现象的背后，温州商人的身影屡见不鲜。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调查显示，有超过亿元温州游资进入北方大蒜市场，这还只是官方的数据。甚至诸如大蒜胶囊之类的蒜制品都成为礼品市场的主要组成。这种现象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大蒜具有杀菌排毒等功能，因而也一度走热，在那时就有温州资本进入。

几乎每一次市场动态的出现，每一回市场行情的涨幅，温商都不甘心做旁观者，因此外界也总是把温州民间资本视为中国民间资本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房产、黄金、农产品、中药等等，温州民营都见“机”行事，“机”不择食。这些投资行为中，聚集着众多女性，她们被称为“太太团”。富足的太太们在炒作市场、疯狂投资之余，依然有大量的剩余资金与时间。“太太赌博团”在温州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论是民资入驻国企的豪气干云天，还是大蒜市场的短期游击战，抑或是挑战法律底线的“太太赌博团”，无一不在说明温州闲置资本的努力与迷茫，挣扎与无助。

<h3>你不知道的舞台</h3>

2010年5月，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原材料、动力、燃料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2%。一方面，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未来生产成本压力会继续加大。

原材料价格开始飙升，不仅仅是4月份的事情，也不仅限于某一个品种。

其实，由2009年国庆节开始，尤其是2010年5月过后，棉价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疯狂上涨：1～5月，棉花平均价格为16540元/吨，与2009年下半年相比上涨21%左右。同时，2010年5月，棉纱平均购进价格最高达到25200元/吨，与2009年同期上涨50%。高棉价时代来临，给下游的纺织、服装行业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价格上涨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原材料身上。2010年初，硫磺的价格还为600元/吨，6个月后，就上涨到1500元/吨。对此，淄博建龙化工一位经理表示：“仅此一项，就让我们备受煎熬。”

在流动性过剩的现在，原材料价格在一个又一个区域演绎着上涨态势。一旦这种涨价潮，波及终端工业消费品价格，静听泡沫破裂的脆响声或许就在不远处。

在市场外界看来，此番农产品投机的主力军是温州民间资本，但对于丰富的资本拥有量来说，农产品涉及的投机金额，充其量只能算作小打小闹，工业原料才是部分温州民间资本埋伏的重地。

一位温商，对于自己参与工业原料投机的事实毫不遮掩，并表示自己在工业原料的投机资金高达2亿元。

通过对经济走势和行业状况的判断，他们往往会先选择一种工业原料。看好之后就大量购进，而且只买不卖。如果判断失误，囤积的原材料，在市场货源已经供应充足，或供过于求时，各个炒家之间就会相互联合起来，以低于进价的价格将此前囤积的原料大量抛售，如果以每吨6000元购进，可能会以5800元甚至5600元抛售。

炒家联合起来进行的大量抛售，必然会引起价格的大跌，价格可能会跌到5000元左右。此时，炒家们就会以相应的价格再次大量购进。如此辗转腾挪，炒家的购进成本大大降低，等到原料再次紧缺时，他们可能会以6000元以上的价格卖出。

此外，大多数炒家对市场信息的变化具有敏感的把握能力，他们更多会选择与实体经济联系密切的工业原料。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实体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获利的可能与空间都会以倍数扩大，而与此相关的原材料自然也是投机热门中的热门。2010年4月，一位温州商人用于有色金属的投机资金达到了9亿元。

除了准确选择投机对象外，炒家们往往还会联合“内部人士”，以确保投机成果的可靠与最大化。

一切都因他们在幕后操纵，市场供求在他们的支配下发生改变，这就是投机的魔力，当然，其中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依靠雄厚的资金，温州商人控制了浙江沿海如宁波港等处的大量仓储基地，而这种结果，使得拥有更多市场投机资金者，得到了更多的囤积空间，并通过一系列令人看不懂的操作手法，获取巨额利润。

炒家获取巨额利润的背后，是中国工业原材料供给的紊乱与无序。早在2009年《德国金融时报》就曾有这样的言论：“中国对工业原料的需求不断上涨，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供货者，这都是一个好消息。而原料的减少，则归为投机商的责任。”

除了工业原材料，电子器件也成为温商狂舞的新平台。

如果你在2010年6月有配置电脑的打算，且已经去电脑市场进行了一番“巡视”，肯定会明显感觉到异样。那就是，你抱着“捡便宜”的心态去，会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而始作俑者就是电脑市场此起彼伏的“涨声”。

在一片“涨声”中，涨得最厉害、也最明目张胆的是内存，即2G的DDR2内存。2009年底，这款内存价格不过100元左右，而半年后，就已经涨到350元。此外，机箱、电脑、音箱和鼠标键盘等电脑配件，都有程度不同的涨幅。

既然电脑配件涨价，人们可能就将配置电脑的打算暂时搁置，静待价格下跌后再去配，付出的代价只是暂时先用旧电脑或推迟一段时间使用电脑。但是，电脑配件涨价只是电子元器件暴涨风潮的冰山一角。二三极管、电容电阻等，一天一个价，价格疯涨，有时，即使出高价也不一定能拿到货。

2010年4月，AVX10u16v钽电容的价格还是0.26元/个，到6月份时，却上涨到0.6元/个。几乎所有的钽电容价格都在上涨，有些甚至成倍涨。而对于电子产品来说，这类元器件是无处不在的必需配件。

如果说电脑配置只是影响个人，电子元器件却足以影响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是电子产品生产、销售大国。电子元器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造成了国内很多该行业上游及生产企业均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作为一家民营小企业，先发公司主营配电自动化设备，同时还为跨国企业代工。电子元器件正是其生产所需的原料，它常常在北京、苏州、广东、上海等地采购。但2010年3月以来，电子元器件价格的大幅上涨，且交货周期的延长，使得先发公司的订单也无法按期交付，不仅如此，企业利润也一点点被挤压得所剩无几。

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世界范围来看，已经不再属于新闻的范畴。就电子元器件而言，欧洲国家金融危机并未消退，很多生产厂家在2009年就开始大幅减产。而从国内来看，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涨，与广东、深圳一带的用工荒也不无关系。金融风暴肆虐时，广东、深圳一带的电子元器件工厂大量倒闭，工人纷纷“回巢”，虽然现在经济已经有所回暖，但工人并未完全“回潮”，与此前相比，电子元器件产量自然也会减少。

就此而言，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涨，也有一定的必然因素，更何况，国际上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但如果仔细深究，就会发现其中蹊跷。如果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涨10%左右，实属正常，应该也在企业接受范围之内。但价格以翻倍的级别上涨，形势直追“蒜你狠”，这其中，温商资本“功不可没”。

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一些私募资金希望入股半导体等高科技企业，其中，不乏数个温州老板。半导体资深分析师顾文军表示：“我就知道好几家温州老板投资的半导体企业。楼市调控使大量温州民间资金从楼市撤出，当民间资本涌入电子制造业时，他们发现投机元器件似乎赚钱更快。”

于是，在市场上电子元器件货源充沛时，他们会大量囤积常用的知名品牌元件，涵盖所有的电容、电阻等。此后，他们开始充当“铁公鸡”的角色，只进不出，或多进少出，甚至干脆拒绝销售，以造成缺货的假象。等到价格上涨后，他们再将手中的存货售出，就可坐收暴利。

有些炒家还会直接与大的代理商私下“勾结”，将货源垄断。为了谋取利润，一些代理商和业务人员，也极有可能与炒家达成默契，直接将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的产品，拉到炒家的仓库中囤积，造成局部地区缺货，进而可以哄抬价格，获得利润。

狂舞之下，总有曲终人散之际，可是对于无处可去的资本，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h3>海外投资有天堂</h3>

温州人追逐财富的脚步，从来都不受空间地域的限制。有人称温州的经济就是“候鸟经济”，哪里有生意就在哪里停留。

作为小商品制造基地，在海外投资上，温州人最早进行的项目便是进出口贸易。2010年，温州全年进出口贸易额达130亿美元，且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

以小商品、服饰等为主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汇率差价和相关优惠政策盈利，利润率较低，且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外市场行情、进出口政策。

10多年前，温州人黄劲松前往墨西哥，以推销皮带起家，发展到经销中国服装、鞋帽、眼镜、皮具等，公司年每年的收入达1亿美元。顶峰时期，他供应的中国皮带占据墨西哥1/3市场份额，“可以说垄断了墨西哥”。

俄罗斯是温州商品的第二大出口地，每年交易额高达4亿美元。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苏联解体，经济形势恶化，日用品匮乏，众多的温州商人带着商品来到俄罗斯。当时，在中俄边境出现并活跃着数量庞大的“倒爷”，演绎着“一船西瓜换回一车化肥”、“北京的倒爷震东欧”的传奇故事。1989年，温州商人牟其中用国内大量轻工产品，从俄罗斯换回了4架民航飞机，更成为一时美谈。

当时，俄罗斯一些航空货运公司打点好海关，为中俄贸易提供便利，货运公司“包机包税”，中国商人只负责发货与交钱。这种迷雾重重的灰色交易，多年来得到俄罗斯海关委员会的默许。据说，当时“灰色清关”发展到海运、铁运和汽运行业，以至俄罗斯每年损失近百亿美元。

当然，“灰色清关”毕竟风险大，成本高，因此，一些温州人巧妙地在俄罗斯建立分公司，加工国内生产的半成品，贴上“Made in Russian”标签后出售。在温商聚集的莫斯科ACt市场，一个集装箱里，前半部分是门面，后半部分做仓库和半成品作坊，规模有限，但收益不菲。

随着更多的中国商人进入墨西哥市场，市场饱和，利润锐减。当次贷危机发生时，欧美经济千疮百孔，温商大受牵连，市场冷清，就连一向火爆的中餐馆的生意也下滑30％至50％。

经济危机下欧美经济的凋敝是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同时，近几年来，在国外从事商品贸易的温州商人，遭遇各种突发事件，深受重创。

2006年年底，身在俄罗斯的温州商人惊闻噩讯：从第二年4月份开始，俄罗斯政府不再允许任何外国人在当地市场从事零售经营。在如此强制的逐客令面前，温州商人唯有尽快甩卖库存，撤离“不相信眼泪”的莫斯科。

2008年11月初，捷克布拉格亚洲商业批发中心大火蔓延，50多家温州商户聚集于此，从事服装、鞋、小工艺品等生意，是主要的受灾群体，每户损失上百万美元，几近破产。2008年，泰国局势动荡，从事毛毯、礼品和旅游商品为主的数千名泰国温商经营大滑坡，甚至还有商人丧身暴乱中的流弹。年底，大水淹没威尼斯，当地1000多家温州商铺、酒吧、咖啡馆受海水入侵浸泡，据估计当地温商受损超过百万欧元。

在温州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时，到海外欠发达地区投资建厂，成为温州众多投资密集型企业的选择。

2000年，非洲低廉的人力成本颇为诱人，于是温州哈杉鞋业在西非尼日利亚设立工厂，之后几年发展迅速；2003年，温州永嘉的李汇祥在越南河内建立了一家服装厂，一切技术和面料都来自国内，80多名越南工人仅负责加工，之后将成品出口欧美。

2004年11月，在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鼓励温州企业带头进军东盟市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出口通道被打通，温州有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对外转移。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相对较低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成为温商投资的热土。据统计，2005年，温州商人在越南生产的轻工和原料产品的产值，一年要达到5000万美元。

在山西、新疆等地积累了丰富采矿经验的温州人纷纷开始懂得整合全球资源。东盟、非洲、南美等国家矿产丰富，但开采和加工能力偏低，温州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海外能源行业投资成为热门。

2003年年底，温州青年企业家卢伟光为了稳固国内建材生意的材料来源，在巴西亚马逊河旁1.5万公顷的原始森林，雇佣当地工人开设了两家木材加工厂。

2005年，越南浙江商会会长邹青海在越南青化省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获得一座铬矿20年的开采权。同年，山西煤老板——温州苍南林云华在非洲加蓬获得2000平方千米锰矿详细勘探权，第二年又获得2000平方千米的铅锌矿勘探权，一跃成为加蓬的第三大矿业企业。

2006年，温州民企广寿集团跨过鸭绿江，撬开朝鲜矿产之门，投资605万美元“大广合营会社”，经营钼矿选址、开采、加工与销售。

同样是山西煤老板，温州平阳人魏昌会在柬埔寨成立中天日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投资300万美元，开采金矿，并经营加工、销售工作。

海外采矿，海外掘金，一片火热的背后，温州人的海外投资也有鲜为人知的惨痛经历。

2007年，温州瑞安人黄建忠远赴非洲刚果（布）开采有色金属矿。非洲是矿业的处女地，来自全球各地的矿商都汇集于此，竞争激烈、投入巨大、前期工作漫长，“从申请探矿权证到拿到该证就花了三四个月，期间自己申请的一个矿山还被人‘抢’了，之后又花了整整两年才找到了矿的走向，目前矿山已经进入详勘期，等到探矿完毕，又需要申请采矿权证，采矿完毕，把矿卖出去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黄建忠不得不承认，赢利还遥不可及，采矿的回报无法估量，风险更是难以预测。

还有血本无归的案例。2000年，温州乐清商人朱文奇创办的虹丰粮油集团为取得进一步发展，在他人的牵线搭桥之下，远赴地广人稀的俄罗斯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获得7500亩的10年开发权。

“最初我们考虑到俄罗斯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都很便宜，估算出比罗比詹州一亩地的年利润在300元左右，但实际上‘潜伏’着巨大风险。”头几年，虹丰粮油集团在俄罗斯种植玉米、大豆，但由于运回国内成本奇高，只得在当地销售，收益却不尽如人意。同时，国内的种子、化肥入境俄罗斯也异常麻烦。经过五六年的挣扎，最终只得以转让作罢。

2001年，乐清市鸿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花卉基地建到了美国旧金山，由于对美国的政策、法律法规等把握不够，对潜在风险与成本估计不足，花卉基地也以失败告终。

世界各地华人经济都是以传统产业起步，批发零售、餐饮、服装、鞋类等的处境日见艰难，如何实现世界华人经济的成功转型和突破，是海外华商共同关注的命题。

有成有败，还有一种海外投资，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在阿富汗战火稍停的时候，一直在巴基斯坦做生意的金向东与方圣平，从巴基斯坦转战到阿富汗寻找商机。当时，阿富汗依旧很混乱，经常有人趁乱打劫，外地人到那里做生意，似乎会更加困难。善于标新立异的金向东与方圣平，以每天每人相当于150元人民币的薪水，聘请了4个荷枪实弹的民兵，专门护送自己做生意。

一般乱世求财是比较容易的，温州人的精明让金向东与方圣平很快就发现了投资项目——为塔利班政府部门提供低压电器，很容易就收到塔利班政府部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订货单。

当然，他们担的风险也很大，金向东与方圣平由于不经允许对阿富汗路人进行拍照被抓了起来，多亏与客户的关系好，塔利班的水电部长出面，他们这才逃过一劫。即使如此，他们在阿富汗做生意的激情仍然没有消失。在温州商人的集会上，他们甚至得出“阿富汗变成火药桶后，喀什没有出现抢购和囤积生活物资的情况，对做生意影响不大”的结论。

作为勇敢的探索者，温州商人在海外投资上的成与败、得与失，都是华人经济发展史上的历练。

第三篇与暴利共存的温商第二章疯狂的“温州团”

在温州，不论是业已身家不菲的企业家，还是白手起家的普通人，都以抱团的形式笃信着“投机者总有天堂”。

温州人具有超强的购买力。当年的日本被称做“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而今天的温州人有相似的说法：“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

<h3>炒房：龙港农民城</h3>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苍南县有一个叫“方岩下”的渔村，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海边滩涂，“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

方岩下属于苍南县，而在鳌江河对岸的鳌江镇，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同样的地理条件，一边是繁华城镇，一边是荒凉的渔村，形成鲜明的对比。1984年初，“方岩下”与鳌江镇划为一体，进行集村建镇——称为龙港。

在龙港建设的会议上，苍南县钱库区任区委书记的陈定模建言献策，他提出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建议得到认可后，回到前库区，陈定模便发动本区900多名“两户”到龙港投资落户。“两户”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技术有资金，自然是最适合的人选。但是由于户籍、就业、教育等相关配套政策的问题，落户问题一时并没有定夺。

当时，县领导正准备将陈定模调到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任主任，思考了一个晚上，陈定模主动向县长请缨——任职龙港镇委书记。

6月，另外8个干部与陈定模一起组成了龙港镇的领导班子，怀揣着3000元的经费，陈定模决定不依靠政府把龙港镇建设好。

让农民买地建房或建厂，落户龙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陈定模翻遍了中央文件，找到了这样一条——“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有了政策上的依据，陈定模和他的团队来到周边的地区“打广告”做动员，陈定模苦口婆心：“想到大舞台发展的乡亲们，到龙港去，你们不是老埋怨乡下耳目不灵？龙港敞开大门等你们去，那里靠着青龙江，对面就是鳌江镇，水陆交通方便，你们可以开店办厂，做生意，跑运输……”

之后陈定模又从马列经典中找到了“土地有偿使用”的理论工具，1984年9月25日，龙港镇政府(84)19号文件《关于本镇农民、居民建房的有关规定》正式颁布。《规定》中提出：

龙港辖区内的土地，按照不同地段征收不同的市政设施建设费，其中最贵的是金钗河至方岩老街每间(一间相当于八分之一亩，包括门前道路)收5000元，纯属解决住房困难而在居民点建房的每间收200元。造房子的钱，原则上由进城农民自付。

很快，对当“城里人”充满渴望的农民蜂拥而来缴纳市政设施建设费，排队的长龙在当时龙港唯一一家的信用社柜台前从早排到晚。第二年元月，龙港镇共收到农民缴纳的建设费1.2亿元。

之后，陈定模开始进行城镇规划。他退出了“各付自家绿化钱，包种自家门前树”的绿化政策，在今天的龙港还可以找到当年农民自费种植的香樟树。三年之后，龙港的菜市场、电影院、学校，相继建成。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矗立在鳌江之南。

历史总是在回忆中显得云淡风轻，而这样一次“冒险”的“土地改革”遭到无数的质疑与调查。1987年，《农民日报》口气严厉地披露龙港“毁田事件”。事后，陈定模邀请报社总编、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等一行10余人聚会龙港。双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适合，至少在龙港行得通。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

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我们搞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1988年，修改后的《宪法》正式认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然而在1989年的特殊时期，这座“农民城”的“总指挥”陈定模终究没有逃过一劫：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迫离开温州。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龙港镇率先推出的土地有偿使用、户籍管理都将载入中国的城镇建设史。从经济的层面来说，当时龙港所谓的“农民落户征收市政设施建设费”在本质上就是商业地产的交易。现在的我国的房地产，只是增加了一个中间方——政府卖地给开发商，开发商建房卖给个体。

199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全面开放，作为中国房地产事业的先锋人物，陈定模下海开发房地产，在山西太原、河北唐山、福建宁德等地都有其操作的项目。

不仅是陈定模从龙港的建设中发现了“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商机，整个温州人都体验到倒卖房产的巨大利益。当年落户龙港的农民无一不是身价倍增。

在龙港建镇初始，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过3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州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龙港的低价，更是今非昔比，从当年约3万元一亩的价格，增值1000多万元一亩。

2004年，龙港砸掉了当年“中国农民第一城”的碑牌，挂起来“打造宜居宜商宜创业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横幅。根据建设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的规划，通过国际招标，将使用由涂滩围垦的4万多亩土地，来建设一个新的龙港城，来此投资的房产开发商络绎不绝。

<h3>温州团的“神州行”</h3>

龙港的建设，成为日后闻名全国的温州炒房团队的第一试验地。

温州市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处的领导曾透露，“温州的房地产开发规模相当于江西一个省的总量，而温州市区的人口不过100万多一点。”在“家门口”练就了一身本领，把本地的地产已经炒熟，“温州炒房团”开始四处扩张，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神州“扫荡战”。

1999年底，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积极采取扩大内需，刺激增长的政策。这一年年底，上海的一些楼盘为了提升销售，把目标客户锁定在温州地区，于是在温州媒体刊登楼盘广告。温州人开始在上海购置房产。

温州“炒房团”的形成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媒体。当时，深圳、上海、杭州等地的楼盘都纷纷在《温州晚报》刊登广告，晚报广告一般能拿到9折左右的优惠价。

于是当时有人流传着这样的故事：2000年，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元。

2001年的3月，温州人谢老板在上海考察，在虹口商城销售处交付40多万元，买下一所20多平方米的商铺。“办厂做生意胎心困，不如把钱投入到房产，倒腾几次便赚得盆满钵满。”随后几个月，谢老板成为虹口商城常客，先后花费88万元、150万元，买下两套住宅。在他的带动下，亲朋好友——一干有实力的温州人纷纷到上海购房置地。其中9人一掷千金，斥资1100万元，组团买下虹口商城一层住宅12套房子近1800平方米。

这一年的8月，《温州晚报》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广告策划活动。没想到，就在无意间，《温州晚报》成了温州炒房团的“催生婆”，掀开了温州团大举进军各地市场的序幕。《温州晚报》大肆宣传上海房产租金回报高，并决定组织一批人前往上海实地看房。而报社则可以获得上海开发商5个整版共计30万元的广告费。

很快，报名者纷纷而至。8月18日，有157名温州人，据说足足占满3节火车车厢，组成了第一支“温州看房团”，财大气粗地闯入上海滩。

他们四处看房置地，下手阔绰，一旦看好，毫不犹豫立即出手。3天下来，即有100多套房子成交，成交额达5000多万元。温州人的实力让上海开发商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等媒体相继效仿，拉起“媒体看房团”大旗。刚开始，看房团成员由商人、个体工商户等富裕的中产阶级组成，少则百人多则数百。随着炒房的愈演愈烈，普通市民加入进来。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出现——每周五晚上，大队人马从温州出发，游走全国，周日晚上返程。通常情况，报社负责交通住宿，开发商负责请客吃饭，看房者则只需根据安排考察比较，然后决定买或不买。

不买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楼市的春天姗姗而来，温州炒房团随之达到巅峰。一名温州晚报的房产记者见证这段历史：大伙集体砍价，九五折、九折都有，每次都有30%左右达成购房意向，有的直接下订金，一个团常有近百套。

最初，温州看房团主要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之后开始有企业高管、政府银行等公职人员，最后则发展到普通市民。没有实力一次性付清房款的温州市民则选择按揭，然后把房子出租，每月的房租都可以用来还贷。以租养房开始流行开来，于是温州炒房人有了一个形象的称呼——“腰间挂满钥匙的人”。

2001年，有20多名温州人北上首都，温州旋风刮到了京城，据称第一单生意的成交额达到2000万元。

在2002年和2003年，温州几乎每半个月都有一次看房团活动。周五出发周日返回。从媒体的记载中，可以看到2003年温州炒房团的马不停蹄：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10月，40个温州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当月，40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11月，80个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奔赴深圳，投入6000万元开炒深圳楼市。

到2004年，温州炒房团参与人员已经达到4万人左右，有超过1000亿的资金涉足其中。这支特殊的队伍开始一场“神州游”，他们从东部沿海逐渐向中西部推进。最初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线城市攻城略地，之后则前往大连、烟台、南京、苏州、福州等东部发达城市，之后西去呼和浩特、武汉、芜湖、长沙等中部城市，最后连广西桂林、安徽黄山等地级城市都出现有温州炒房团的身影。

除了媒体的组织，游走四方的温州人也越来越留意全国各地的房价行情。2003年，温州、宁波等地的房价接近8000元/平方米，而在福州谈生意的温州商人汪先生却发现，福州同样作为沿海城市，房价只到温州的1/4。于是他在谈生意之余当即以2000多元的单价在福州鼓山入手两套房子。回到温州，他与家族成员一起筹资100万元，又在福州购置了10套房子。

据在福州市房地产产权交易登记中心工作的叶光前统计：

2003年全年及2004年1～2月，温州人在福州市区共购买商品房372宗，金额1.52亿元。同时，在2004年第一季度，温州人在福州的买房交易量共计1072宗，交易总面积12万平方米，购房资金4.6亿元，外省人在福州购买的比例为11.6%，温州人的购买比例为5.81%。也就是说，两个外省人在福州购房，就有一个是温州人。

见识到温州在投资房产上的魄力，福州房产商也曾主动远赴温州进行销售，这种主动接近购买对象的销售方法果然不错，有销售经理曾在3个小时内签下10套房，甚至有公司一个晚上在温州一个村庄达成近千万的销售额。《温州晚报》的记者回忆，曾经一度，甚至有开发商直接把沙盘在《温州晚报》的办公楼内展出，以吸引温州的看房团。

“半年后，市场价涨了七八百元”，在普通消费者眼中，这已难以接受，而温州人却埋怨福州房子涨幅慢，拉长了投资周期。见惯了与温州巅峰时期房价一个月内涨幅上千的状况，温州人在房产投资上张大了血盆大口，他们希望投资周期短，回报率高，资金能够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仅两天就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成交近亿元”，“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重庆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一个楼层1000余平方米的商铺”，“至少1000温州人吃下喀什商贸城半壁江山”……

其中一则这样的故事：

2002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推出的钻石豪宅“海名轩”为维多利亚港地标，每平方米均价港币7.5万元，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内地买家共购得43套，其中上海人买走7套，而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竟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温州炒房团在全国各地的“丰功伟绩”被传得神乎其神，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h3>温州炒房的奇人奇事</h3>

1994年，黄梅戏演员韩再芬主演的电视剧《温州女人》在全国热播。能干、独立、敢闯敢拼、吃苦耐劳，成为温州女子的形象，温州女子的个性得以大放异彩。

在温州，“丈夫老老实实打工上班，妻子风风火火经商创业”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温州丽人多老板”，于是有了著名的“太太经济”一说。

随着温州制造业的逐渐陷入“稳定没落期”，“太太经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男人留在家中办工厂，女人们则揣着大把的闲置资金进入投资领域，炒房、炒矿、炒外汇。

最负盛名的当属“温州太太炒房团”。

2004年，多年来热衷于组织团队四处看房的温州媒体再出“新招”。妇女节的头一天，《温州都市报》对外宣告“投资俱乐部太太购房团”成立。据当时的负责人介绍，在筹备太太购房团的短短一周时间里，有500多人报名，其中还有很多是先生准备送给太太的节日礼物。最终经过筛选，俱乐部首批成员共180名。

温州的房产投资潮中，涌动着一片撑起半边天的势力，她们是10年温州楼市投资不可或缺的人群，是家庭房产投资的决策人和执行人。《温州都市报》与时俱进，全力挖掘温州房产投资的幕后人群，把你和她以及她们的智慧相加，让你和她及她们的观念相互碰撞，用心打造温州历史上首个太太投资俱乐部……以太太投资俱乐部为平台，促进俱乐部成员间的经验交流和情感交流，提高女性购房者的风险意识和理财意识，发挥女性投资理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

《太太购房团章程》的内容也在暗示当时温州草根经济在谋求转型——“丈夫经营实业、妻子投资”。

太太购房团的最大特点是：下手干脆、大气。一方面，女人都是感性的动物，感觉好就毫不犹豫下手；另一方面，女人也爱虚荣、好攀比，太太出售投资的阔气程度则代表着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因此，“在杭州，一位太太在半小时内就拿下了10多套房子”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

2010年初，海南国际旅游岛项目获批，当地房价就如同坐上火箭般蹿升，三亚凤凰岛一处房产，已经卖到9万元/平方米，短短10天，涨幅高达130%。海南房价如此暴涨，与地产投资者的涌入不无关系：江浙投资者包机前往海南大小城市看房，东北投资者也开始疯狂扫货，一些宁波投资者甚至不去现场，直接通过海南项目在当地的代理商买房。

事实上，在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之前，就有10万温商进驻海南，仅注册资本就达到上百亿元，实际投资运作的资金可能高达300多亿元。截止2010年2月，超过4000亿元资金流动到海南房地产。在海南，投资者们买房子就像在抢购大白菜，很多人甚至携家带口提着现金去买房。

散户组团，偏好于商铺与住宅。而企业型的大炒家，则是“炒楼”甚至是“炒盘”。“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是上海滩房产界最大的炒家。

2002年，上海徐家汇的金汇大厦还是一座烂尾楼，多年来无人问津。10月，王均瑶以1.5亿元买下整座大厦，又用了2亿元进行了装修改造，并将大楼命名为“上海均瑶国际广场”。让人吃惊的是，王均瑶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摇身一变的均瑶广场由烂尾楼成为甲级商务楼，寸土寸金，今非昔比。

同样在上海徐家汇，还有一座出了名的烂尾楼——宝通大厦。这座楼建于1993年，1997年停工。荒废了整整5年后，2003年来自温州的飞洲集团买下大厦，3年后，“飞洲国际广场”一开盘，第一个月即刷新了上海甲级写字楼的销售业绩记录。

接手烂尾楼，成为温州企业进军地产的新方向，为社会盘活沉淀的资产，有积极的一面。但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其中时，工程浩大债务复杂的烂尾楼往往如一个吸金的“大黑洞”，能让做实业的温州企业深陷其中，难以脱身，最终造成实业的空心化和资金链的断裂。

2003年开始，更大的财团是炒房组织出现。来自温州的民营企业大佬章圣望、朱德龙、杨大明、郑步良、夏成强、黄杨花、陈明佐、杨宗好组建了“明虹投资”，目标瞄准的就是上海楼市。上海亚新生活广场是明虹投资第一个得手的“猎物”。

2005年，明虹投资中的6位大佬又联手购得一处“烂尾楼”——建业大厦，此后大厦更名为“新建业大厦”，归于6人新建的明力德公司。明力德并没有计划成为“新建业大厦”的主人，只等价格上涨即立即出手。当时在上海从事房产投资的温州企业众多，乐清商人金福音创办的上海人民企业集团与温州第一民营财团——中瑞财团都有意接手此盘。

2007年5月，眼瞅着“新建业大厦”将成为中瑞财团产业，岂料一场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炒楼纠纷战就此打响。以建业大厦为焦点，围绕在其周围的民间财团、福布斯榜上的温州富豪以及光大银行等各种势力，债务债权关系错综复杂。中瑞财团付出了大笔资金却并未得到楼盘，还陷入泥潭，明虹投资的亚新生活广场也被牵扯出物权纷争，金福音更是被指为此次谜团的始作俑者，将面对各种诉讼……2009年，建业大厦的身价已飙升到3亿多元，却并无一方受益获利。

财团们的“商业暗战”，在普通百姓眼中，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那些隐藏在民间的炒房高手，却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2006年6月，温州资深炒房客黄东升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他的炒房经也被广为传播。

黄东升是一名政府公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成为温州最早的一批炒房客。1996年，他买了一套单价3800元的房子，准备自住，后来他发现这套房子在当时租金高达2500元，于是他又购置了一套房，其中一套出租。1998年，这两套房单价涨到6000多元，黄东升转手赚得五六十万。他回忆，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是遍地黄金，“温州人定金一放进去就可以拿到20万的回报”。之后，黄东升便开始全职炒房。

温州房源少，黄东升开始北上首都南下上海。2001年，北京中关村的一栋写字楼，黄东升联合10多个同乡整层买下，改成公寓，转租给了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黄东升本是学建筑规划出身，因此在地区和楼盘选择上都有非常精准的眼光。2002年，温州市某地区进行开发的时候，他一口气订购了10套住宅，定金100万，6个月后全部出手转让，400多万净利润到手。

涉足房产10多年，黄东升的地产投资项目已有住宅、写字楼、商铺、酒店、厂房等多种业态，并且已经遍布全国16个城市，温州的物业大约占到五成。

2010年7月，黄东升如明星一般，在温州召开了一场个人房产专场拍卖会。在全民炒房客的温州，能够一次性拿出如此多种多量多区域房产的个人还是少见，而这种没有中介公司自己操办的拍卖会也是头一次。80%的成交率让黄东升感到满意。

楼市风云变幻，但黄东升凭借自己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几无失手。这时的黄东升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拥有了一个50人左右的松散的团队，实力更强；炒楼也不再是凭借自己简单的商业判断，而是在下手前聘请调查公司进行市场预测。

<h3>所到之处　房价飙升</h3>

温州人“炒”过很多东西，其中最著名的无疑就是房子。当中国的房子刚刚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温州人就认准了“这个东西能赚钱”，于是，温州人多年积攒下来的大量财富一瞬间都注入到了中国新兴的房地产市场中了。

1987年，《农民日报》口气严厉地披露龙港“毁田事件”。事后，陈定模（温州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邀请报社总编、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一行10余人聚会龙港。双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其中陈定模说了这样一段话：

“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再开发。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底价就高。我们搞建设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龙港建镇之初，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过3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卓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

“土地是财富之母”，龙港的成功也许就是温州人炒房理念的启蒙教材。温州人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早读懂了马克思《资本论》那句经典论述的真谛——人多地少，是矛盾，更是商机：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两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

杭州：西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主人大多来自温州；

重庆：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1000余平方米商铺；

昆明：温州人朱某狂吞1000多个摊位；

喀什：温州人吃下商贸城半壁江山；

香港：长江实业钻石豪宅“海名轩”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境内买家的43套，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温州人多年创办企业积累起来的财富终于找到了流动的方向：企业创造效益——效益投资土地——土地放大效益——效益反哺企业。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着当地市场的神经，最终支撑着温州民营经济狂飙猛进。

温州资本的加入，完全扰乱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格局。全国的房间全面由百元阶段迈向千元阶段，万元阶段。

温州人买房子的逻辑很简单：房子不是大白菜，不会今天建好明天就坏了，可以长期持有。而城市里的地皮有限，房子的建设周期又长，城市里的房子不可能无限量地供应，但是人们对房子的需求不会降低，供应有限，市场无限，所以买房子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事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也确实如同当年温州人所想的一样一路高歌猛涨，而伴随着房价高涨的还有温州人的银行存款上的“0”的个数。

当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进入楼市后，“温州力量”渐渐变成了“扰乱房价”的代名词。温州人来到一个城市，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将会变得买不起房。温州人在当地人的眼中也由“老板”变成了可恨的“炒房团”。温州人的到来再也没有鲜花和欢迎，等待他们的只剩下了咒骂和白眼。

一旦一个城市传出了“温州人来了”的风声——不论真假——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就会不自然的猛涨，这似乎成为了中国楼市的一条金科玉律。而很多开发商更是看中了这一点，把温州人变成了自己赚钱的工具，主动宣传“温州人来了”的消息——报纸上不起眼的小报道，电视屏幕下的滚动新闻，只要是出现了温州和房子在一起出现的句子，第二天这个城市的房价几乎就会疯长。

温州人有些委屈，他们当年对房地产所做的确实影响了房价，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正是他们的加入才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了土地的价值，才让地方政府告别了无钱可用的境地。

1999年至2003年是我国房地产产业高速增长期，在2003年到达高峰。这期间也正是温州炒房团迅猛发展的4年。当房价增长过快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时，2004年政府通过收紧土地与信贷两大闸门，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之下，除了地产开发商，炒房团是第二大受冲击的群体，甚至各地爆发出封杀“温州炒房团”的群众呼声。

在温州炒房团席卷全国各地之时，所到之处，房价飙升，怨声载道。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温州炒房团就等同于高房价，如“瘟神”一般，唯恐避之而不及。

虽然社会各界有着长期的口水仗，但是至今也难以证明：除了地价高涨之外，温州人炒房是推高房价的第二只手！

不可否认的是，对各地地产市场而言，温州人的到来如同在一杯水中投入了一颗苏打，顿时风生水起。温州购房团的财力，带来的是楼市的活力。

2001年之前，温州人还在自己地盘上投资房产。而大量民间资本促使了当地房价年增幅达到了20%，1998年温州市区2000元/平方米的房价，在2001年超过7000元/平方米。

2001年，宜居城市杭州的房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4000元，这年夏天，杭州成为温州炒房团外征的头批阵地。据当时的数据显示，在温商大批入驻后的几个月，杭州楼盘平均单价就上涨了1000～2000元。

因此，在2004年，杭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对温州购房团说“不”的城市。当时，浙江大学房地产投资研究所所长赵杭生直言，“现在全国各地闹得沸沸扬扬的‘温州购房团’，其实就是炒房团”，其中还不无些许的愤怒。时任杭州市市长茅临生安定民心，做出承诺：“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和恢复征税，控制炒房现象，如对炒作商品房期房转让的，增收期房转让契税；对于炒二手房者，恢复征收20％的个税；对购买高档住宅的实行3％的高税率等。”

一线城市中，最让温州人青睐的当属上海，因为利润最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上海房价平均为5118元，增长速度达24.2%，超越北京，成为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显然这一切少不了温州人的功劳，他们杀进上海滩的2001年，“上海普通住宅、公寓以及别墅的季度销售面积平均增长率就高达15.2%、16.7%、22%”。

2004年初，南京出台了《关于加强商品房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禁止炒房号、炒楼花”。当地媒体对此进行解读，评论说，这一管制政策直指温州炒房团，是“南京市出台新政狙击温州炒房团”。

一时间，全国各地媒体开始展开对温州团的抨击。回想起3年前，正是温州当地媒体组织和策划了一次“沪上看名楼”的活动，才有了温州购房团的诞生。

面对着各地政府的禁购令，温州人当年在上海受到高规格重视的情景犹在眼前：2001年，温州老板在上海期间，一位市领导曾专门吩咐“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上海房地产协会心领神会，“领导的意思”被迅速传递下去。从开发商到销售员，所有人都绷紧神经，把温州客人照顾得妥妥帖帖。

对于这样的“世态炎凉”，有温州人自嘲式地比喻：“温州购房团就像是‘二奶’，在需要的时候，各地的政府希望我们能过去炒，等现在受到压力了，希望我们不出现，但内心还是希望我们能过去买他们房子的。”

2004年在昆山，甚至有工薪阶层联名上书，控诉温州炒房团。于是当地政府出台政策收紧银根，限制温州人贷款买房。最为着急的反而不是温州人，“当时我们的几十套房本来都要做按揭了，突然一瓢冷水泼来，于是就一直拖在那里。开发商最为着急，最终想了很多手段，开发商最后还是找到银行的关系，让我们办了按揭。”嘘声一片，不论是政府、银行还是开发商，都舍不得温州购房团的真正离去。

20世纪90年代初，从“海南开发热”起，海南岛始终就是开发商眼中的“黄金热土”。金融危机的来袭，2008年底2009年初，各地房地产市场出现短暂的低谷。一批善于抄底的温州人在海口成立了温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展开一个占地400亩的商业城项目；另一批温州商人则在清水湾豪华楼盘团购了近百套房源。数据也证明了这一事实，2009年一季度，海南商品房销售额为286.34亿元，同比增幅达381.2%。

之后，当外来购房者置海南惊人房价的舆论声中，海南省长罗保铭的回应最为坦诚：“三亚及海口的外来人口投资买房占到总体买房量的80%左右，对于外地人买房未来几年都不会出台限制性政策。”远在天涯海角的琼岛，并不掩饰对温州购房团的欢迎，一个市场要发展，必然需要活跃分子。

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房，也还有不少群体在“炒”温州购房团。

不论是2004年还是2009年，每一次楼市低落期，各地总会出现这样的新闻，“温州购房团来袭”，“温州购房团抢购”……

重庆已是温州购房团的第三线阵地，2004年，真正前往重庆的温州购房者并不多。但在是年年初，重庆的平面媒体连续刊登“温州人来渝买房”的文章，篇幅大，内容甚至详尽到具体的人数时间楼盘。很多重庆人“中计”，把这种广告形式视为了新闻报道，“温州人来了，重庆的房价要涨了，赶紧下手吧”之类的言论流传开来。果然，重庆的房价在一批批虚构的“温州炒房团”的带动下，一路上扬，单位面积均价达到4000～6000元，涨幅近千元。

其实开发商和真正的业内人士都心知肚明，在重庆市场，温州团的购买力微小，只是被开发商进行了放大而已。

《南方周末》对此评论说：“温州人炒房，‘各色人等’在利益共同体的心理驱使下，各取所需、乐此不疲地炒热了温州人这块‘买房风向标’。他们是炒房利益集团，他们确信温州人买房的‘鲶鱼效应’能预热和搅动整个市场。”

炒与被炒，个人滋味只有当事人知晓。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盛期，投资房产赚取利润，这本是市场的正常行为，但其中引发的危机和隐秘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温州人拿到大量的房产少部分装修改造出租，然而，大多都是闲置然后倒卖。温州人的出手阔绰，往往会给人一种紧张感，而开发商正利用此制造“紧俏”的假象，从而为夸张离谱的房价提供“物以稀为贵”这一真理作支撑。

在温州人手中，房子就如接力棒，在炒家们之间传递，然而“接力跑”总有结束的一刻。一旦有选手被套牢，就是危机的爆发。

第三篇与暴利共存的温商第三章 “资”生万“恶”

温州几十年的传奇，因大起大落引人入胜。大起是时势造英雄般的华丽，大落则是遭遇十面埋伏般的悲壮。

各种金融手段，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雷区。

无限的能力加上无限的欲望，其结果不是一场大胜利，就是一场大灾难。

<h3>难以忘却的过往</h3>

回顾中国民间金融业发展史，1984年的温州有不可磨灭的一笔，谈不上浓墨重彩，但是却有着首创性的意义。

9月30日，苍南钱库，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

据说这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这是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

开张当天，钱庄创始人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不足3万人口的小镇一天之内都知道了方兴钱庄。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

显然，钱庄在各方面都比银行更有优势。比如，银行、信用社服务时间为法定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

在钱庄筹备之前，在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青年方培林四处翻寻中央文件，在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集资如果合法，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私人利息理应合法”，因此，他为自己的钱庄计划找到了政策依据。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在当时，方培林的经营管理采取的竟然是董事会制。钱庄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

在向当地镇政府提交申请时，镇委书记黄德余给予了莫大支持：“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同时，黄德余还通过镇里发了专门的文件——为改革经济体制，适应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但没想到的是，在挂牌的第二天，温州市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便冲到钱庄门口抗议。不得已之下，方培林将“方兴钱庄”的招牌取下，便转入地下钱庄。

方兴钱庄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关注后，在温州市政府的指示下，198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派出专人对钱庄进行了调查，在向市政府提交的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经过行务会议讨论，温州市人民银行对要不要试办钱庄统一了认识，基本的看法是同意试办，并建议加强管理监督。我们认为在钱库镇这个商品经济繁荣、资金需求量大、民间借贷频繁、银行和信用社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批准试办一个钱庄有利于理论探讨和金融改革，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助于探索新路。从理论上讲金融形式取决于经济形式，经济上提倡和允许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金融形式上也应该适应经济发展。从实际上看，钱庄在经营作风、服务方式、服务态度上跟当前银行和信用社相比都有其独特之处……不过，必须持慎重态度，要加强管理：一要经过批准，发执照；二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三要有一套账册；四要接受人民银行管理；五要上缴保证金；六要照章纳税；七要框定业务范围；八要确定利率杠子，人行对钱庄资金不担风险。

之后温州分行试探性地为方兴钱庄向国家总行申请“金融许可证”，却不料在整整1年之后，才得到相关回复：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

11月6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尽管转入地下，但钱庄的生意依旧兴隆，开张不到1年，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在一日地上钱庄，5年地下钱庄之后，面对银行的夹击，方兴钱庄无力抗争，自行停业关闭。而据当时的记载，钱庄的扫尾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没有留下任何纠纷。

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躲躲闪闪地蹒跚前行，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温州民间资本力量涌向地面的不可遏制。而最终，钱庄并没有获得一纸认同，因此激发了民间资本以极端和激烈的方式进行着贪婪的金钱游戏。

在方兴钱庄做出正面积极试探的同时，温州地下金融违规操作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了雷区。

这种能够夺人性命的金融游戏，被当地人称为“抬会”，实际上是对温州一带民间融资活动的笼统称呼。所谓的“抬会”早在解放初期便流行于乐清城乡。那时作为民间互助筹资融资方式，资金投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消费。随着规模扩大，以及资金投向发展成生产经营资金的垫支，久而久之，便产生出一些食利阶层：“抬会”会主。许多灾难后，负债累累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源于郑乐芬，或者和郑乐芬担当会主的温州妇人。

抬会通过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优惠吸收存款，再以一个合理的贷款利率放出贷款，通过利率差赚取费用。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成为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替美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噪一时的陈加枢回忆：“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然而“抬会”以信用作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若遭遇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注脚。1985年，人们沉浸在“抬会”高回报的片刻喜悦中。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钱涌入会主家中，或许用“疯狂”来形容都不足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机关干部、中学老师，乃至拾荒者，不用别人游说，只要一有闲钱就会将钱放在箩筐里，上面盖着菜叶，趁天黑时挑着一担一担的钱往会主家里送。经历事件的人描述：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很快两头的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晚上一间房子全部是钱，脚都插不进，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群不肯散去，高呼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只有用刺刀逼他们后退。

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那是由于他们被承诺的收益几乎和高利贷相差无几。按当时最流行的抬会规矩：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十二个月要发展69一个会员，到第十八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病态的集体驱使下燃烧起来。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1986年春天，抬会链条出现断裂崩盘的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一场金融大灾难汹涌而来。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900多人被非法关押。

灾难之后，一个名叫郑乐芬的女人，一个死刑犯，在她第三十八载痛苦离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作为灾难主角之一，郑乐芬不幸成为政府竭力整治的靶心。这位温州妇人在潜逃百天后被捕，5年后被判执行死刑。其丈夫蔡胜南潜逃一个月后主动自首，被判无期，总算是保住了1条小命。

如今仍有不少人对会主抱有复杂的怨恨与偏见。若客观追论金融风波的始作俑者，与其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会主，倒不如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错误源于当年温州民营企业的迫切融资与国家尚未对私营经济开放的金融政策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成为“抬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h3>民办金融的风雨征程</h3>

世界金融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由民间金融不断完善演变为正规金融的历史。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市场、黄金市场、外汇交易市场、信托、金融租赁……各种金融形势，无一不是由民间发起，而后才得到相关官方认可。

温州遍地都是企业家，事实上，也曾经有不少温州人在成为银行家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可惜的是，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者少之又少。

1986年，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在杨嘉兴等人的努力下宣告成立。6天之后，全国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新开张，开创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先河。两年后，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获得批准，是设立在温州市下属县城的股份制信用合作组织。1992年，温州苍南成立了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

“两社一家”，是温州民间办金融的典型成果。数据显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存在过51家城信社、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188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平均每个乡镇至少一家机构，城信社数量占浙江全省的1/3。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的民营小金融出现了存款量突破亿元大关的案例，而当时全国各地的官方农村信用社的存款规模平均值为四五千万元。温州民营金融机构总资产达20亿元，在全市的存贷市场上占到20%的份额。

1991年，温州泰顺县金鑫城市信用社成立，当时的股东构成非常复杂，有政府集体性质的当地村委会、政府部门，有企业，也有单独的农户和工商个体户，总投资50多万元。金鑫城市信用社发展不错，股东每年的利息和分红都非常可观，成为民营金融机构的典范，被当时相关部门寄予厚望。

4年之后，这家口碑出众的“金鑫社”法定代表人叶青、总经理吴小明挪用存款潜逃，顿时，一场人心惶惶的挤兑风潮爆发。据知情人士透露，“金鑫社”负债1000余万元，破产告终。

“两社一家”在“血统”上就存在着硬伤：股东关联贷款过多。作为民间金融机构的先行者，摸着石头过河，经营管理上始终难以规范化。更有甚者，利用当时金融体制改革初期政策的缺失，大肆投机。“金鑫社”的变故只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线。1998年底，温州22家城信社、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33家民间融资服务部的资产不良率分别为7.7%、20.6%、22.4%。

2000年3月，温州苍南县23家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其中12家基金会业务并入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其余11家基金会被强制清盘关闭。

金融机构的民营化、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不成熟不稳定，导致了这场民营金融机构的改革失败潮。90年代，全国走红的东风信用社创始人苏方中也同样没有“善终”。

当时的东风信用社全部由企业控股，个人不占股份，但所依托在苏方中的东风家具厂，也基本等同于个人控股。

东风信用社的发展速度也远远高于当地的官办金融服务机构，渐渐成为了苏方中资本运作的“摇钱树”。1988年，苏方中兼并了3家国有企业，创办了温州市第一家民营股份企业——东方企业集团，自任总裁。

1991年，苏方中的膨胀之心渐起。走出温州的他，在深圳投资了耗资1亿元的中南大厦。然而，这时的苏方中仍然缺钱。于是，在没有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苏方中行走到了尖峰时刻——发行东方企业集团的“认购券”，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认购券，对外号称“无风险、高利息、信用好”，利息每3个月发还一次，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此时的苏方中俨然是炒作的高手，他善于利用媒体为自己宣传造势，为自己的融资获得了巨大的便利。

然而，深圳的中南大厦并没有给苏方中带来预期的利润，2亿多元公众存款、银行贷款以及私人借款，都让苏方中再也无法自欺欺人。1999年8月，一向如期兑现的“认购股”停止兑现，空有一身空躯壳的东方企业集团终于撕掉了光彩夺目的画皮。曾经入选《共和国之最》的方兴中身陷牢笼，一个中国民营金融明星人物陨落破碎。

多少风流人物在潮涨潮退中失意泯灭，但总是会有痕迹留下，告诉人们：不管怎样，历史可以留白，但不会一片空白。

温州在民营金融机构上的探索，在多年之后依然引发了一个新的议题。

经济的发达，资金的密集，贸易的频繁，注定了温州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金融机构的必争之地。随着我国股份制银行的发展，进入温州是实力发展的必然路径。根据相关规定，跨区域经营的股份制银行，要先获得当地相关部门的允许，再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核批复，方可准入，其过程之繁杂，无形中会增加巨大的前期成本。

通过收购当地拥有金融机构网点牌照的机构，借壳进入，成为最便捷的选择。而在温州，那些业已退出舞台或日渐没落的民营金融机构成为了抢手的“香饽饽”。

最早行动的是浦东发展银行，于1997年便将温州支行收购瑞安瑞丰城信社和乐清兴业城信社收归囊中；2002年4月，兴业银行温州支行成功收购永嘉瓯北城信社；2004年，民生银行相中温州金鑫社，却不料被后来者——光大银行横刀夺爱。随后，民生银行又“另寻新欢”，在温州苍南一信用社旗下“抬会”遭整顿之时，趁机而入，企图接手此信用社，作为打入温州的新方案。

在若干年后，温州民营金融原有的探索为股份制银行的跨区域拓展提供了各种基础，而当新的母体出现之后，原来的“两社一家”又将重获新生。

<h3>地下钱庄的野蛮生长</h3>

在经历1986年血雨腥风的金融大灾难之后，温州的民间金融活动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

90年代开始，温州家庭作坊向正规化、企业化发展，但中小企业依然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创业初期的温州人只有通过民间资本拓展规模。温州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民间资本是当之无愧的功臣。

懂得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资金周转的同时，新的财富也在生成。

但这个真理怎样具体运用到实践中，恐怕再没有人比温州人更了解。

晋先生在温州经济开发区有一个百十人规模的小厂，像他这种阶层的老板，温州比比皆是。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恐怕只有急需用钱的温州老板们知道。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晋先生本人还是一位负责放款的“银行”老板，即俗话所说的“地下钱庄”老板。他这个身份，有一段时间甚至比他身为厂长的身份还要忙碌，比如过年的时候。

晋先生介绍道，很多企业到年关都缺钱，当筹钱无门的时候，就想到从“地下钱庄”借钱。运气好的时候，晋先生的地下钱庄一天甚至可以放款出去一千多万。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打电话借钱，况且一般借钱的人都是中小企业的老板，所需的数额比较大，几万、几十万、几百万，数额不等。一天能接五六单这样的生意，就差不多上千万了。

晋先生还透露，他经营“钱庄”一年之后，总共放出去大约1亿元，自己靠利息获得的收入也有几百万。

像晋先生这种“地下钱庄”，有很多温州老板也同时在从事着。这种性质虽然类似于放高利贷，但与我们普通人所理解的高利贷是不一样的。这种钱庄的性质，主要是为了给创业者提供资金上的方便，一般借款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如果是熟人的话，根本不需要担保及各种借据，也不会出现暴力催逼还款事件，完全依靠温州人的信用。而且借款的人多是熟人，生人的话，即使利息很高也不借。

在放款的时候，为了保证放款能收回，晋先生还跟着借款人亲自考察借款者的经营状况，直到认为对方的投资项目不错的时候，才放款。这与银行的借款政策很相似。

由于要缴纳一定的利息，加之容易影响自己的声誉，一般借主在资金周转过来之后，都会立刻还款。

这种“地下钱庄”的存在，既方便了借款者，又为“地下钱庄”老板提供了利息收入，可谓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方向。

以晋先生为例，他也是无意中发现这是一种不错的投资项目。在最初的时候，他手上有一些闲钱，他的朋友们也打拼了好几年，手上也都有一些钱。由于他的厂在温州老家，熟人比较多，朋友们就把自己的钱先放他这里，他们之中谁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从这里拿，象征性地交一点利息就行了，这笔钱就相当于大家的共同备用资金。这笔钱当时大约有600万，加上他，总共6个合伙人。

后来，随着自己和朋友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备用资金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不需要这么多钱来周转自己的企业了。于是6个人商量了一下：既然现在有很多老板需要资金周转，我们何不把这笔钱向外放贷？于是，这个地下钱庄就形成了。

由于利率调整相对合理，一般企业家都能承受，而且信誉比较好，晋先生的地下钱庄开始有了一定的名气。后来做久了，有更多更有钱的老板就充当了上家，将手中的钱交给晋先生的钱庄打理，晋先生彻底晋升为钱庄老板，钱庄借贷也成了一种新的投资项目。

由于地下钱庄的存在，很多人盛传温州人全民皆贷。事实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这种地下钱庄性质的民间借贷是非常普遍的。

在国家出台了新八条之后，温州资本从房产中撤出很多，资本的去向一时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因为回报率高、回报快，就成了最热门的短期投资。当中小企业无法通过银行来获得资金周转的时候，通过地下钱庄借贷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2008的时候，软银赛富总裁阎焱曾称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资本市场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他说：“目前中国的银行大约有超过30万亿的存款，占中国资金市场总量的90%以上，而创业者却得不到银行的支持——中国的银行基本不对创业者贷款，几年前甚至对民营企业都不贷款。”

在温州，资本的利用率遥遥领先于全国，这完全得益于民间借贷关系的活跃：温州的家庭只要有闲钱，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涉足了民间放贷；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温州市有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地区30多万家民营企业，其启动发展资金的60%以上来自民间借贷。

“民间金融兴，则中小企业兴。”2009年7月，温州市副市长徐育斐在一次讲话中说：“温州庞大的民间资本闻名全国，温州的民间流动资金长期保持在4000亿左右的规模，利用这些资金，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创办了3万家工业企业、500个商品交易市场，温州的资本为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方面，数量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程序复杂手续繁琐的银行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的要求——数额不定、周期灵活、临时性强。这必然促使民间借贷的兴盛。

民间借贷是一个灰色金融区，温州人依靠血缘和各种裙带关系来发生借贷，少有抵押或担保，而是凭信用来进行约束。同时，民间借贷的利息非常高，但通常因为关系太亲近的缘故而无法兑现。因此，作为第三方的地下钱庄就有了存在的必然。

当民间借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有组织的“地下钱庄”便无法遏制地膨胀起来。地下钱庄给予单个的放贷人的月息一般为20%到30%，给钱庄的放贷基本月利息起点则为50%，甚至高达100%。疯狂的时候，地下钱庄为了最大可能地吸纳资金，向放贷人承诺的年利息回报达40%到200%，那么贷款人要付出的利息便可想而知。高不可攀的利息回报吸引更多的人来放贷，但也为钱庄的资金回笼迅速增大了风险。

地下钱庄的借贷关系没有得到政府认可，因此放贷人的利益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于是，不法之徒利用这个灰色的金融体系的隐蔽性，从事着各种非法的活动，在这件貌似华丽实则破旧不堪的袍子下面，隐藏着无数的虱子与虫蚁，侵蚀着放贷民众的权益。

1998年前后，平阳人谢孝忠成为了一名地下钱庄庄主。退休教师的身份为谢孝忠增加了无形的信誉，比同期银行存款高出将近10倍的月利率也极具诱惑力，到2001年10月，谢孝忠的地下钱庄已有存款户182家，吸纳资金2000多万元。利用地下钱庄的资金，谢孝忠开设了一家房地产中介所，进行房地产炒作与土地买卖。

200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谢孝忠突然消失，同时也有风声放出：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加上地下钱庄的经营不善，谢孝忠资金链断裂钱庄无以为继。

表面上，这是地下钱庄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但其背后却是一桩资金诈骗案。

利用地下钱庄的资金“炒房”“炒地”的谢孝忠收获颇丰，完全有能力偿还钱庄的债务。但在谢失踪后，由谢孝忠亲属组成的“还债理事会”处理后续事宜。在理事会的操作下，地下钱庄的债务通过各种途径来逃避或转移债务，诈骗资金。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以谢孝忠名下的地产来抵债，但是在估价中，谢的地产高出市场价50%到200%。存钱户为了尽快拿回存款，不得不同意了这种变相的欺诈，通过此种方式，谢孝忠获利800多万元……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抬会”开始，温州“地下钱庄”的模式基本没有变化。2003年高秋荷的“经济互助会”成立，互助会的门槛不低，50万到100万的入会费，但是仍然有成群结队的乐清人加入。这些会员的资金基本上都是通过整个家族拼凑而来，看中的是互助组的高回报——1万元的会费，每月可回报1500元。

高秋荷需要做的，就是遵循经济互助会的基本架构，吸引越来越多的会员入会。高秋荷手握巨额会费，不断地为自己置办大量房、车等固定资产。

同时，前期会员高得出奇的利息，必须由新会员的入门会费来支付。为了维持这种循环，高秋荷必须马不停蹄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圈钱，房地产开发、成立投资公司等成为了最好的理由。

当所有的会员都享受着“一本万利”的回报时，“传销式”的互助会终于到了崩盘的时候，2007年，高秋荷已欠下115个会员1.16亿元的资金。最终，高秋荷被处以死刑，没收全部资产。判决书上有满满三大张纸的受害者名单，这些受害者的每个账号上几乎都有近百万的资金的“一去不复返”。

地下钱庄的借贷中，多数借贷没有担保人，部分借贷借据金额与实际借款金额也不符，甚至未注明利息，地下钱庄所承诺的高利息，在实际中也难以兑现。在借助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时，因为此中的各种不规范，存款户拿不出受法律保护的凭据，因而家破人亡的悲剧并不少见。

2010年上半年，温州鹿城区法院今年就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869件，同比上升37%，案件总标的额高达12.8亿。而其中这些受理并获得判决的案件中，又有绝大部分因为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没有可执行财产，导致借款人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h3>“担保”的变异与猖狂</h3>

从法律上来说，担保是指“为确保特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信用或者特定财产来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制度”；然而在中国的人情观里，“担保”二字隐藏着“义气干云”“两肋插刀”等潜台词。

在民间借贷异常发达的温州，融资担保网络以血缘、地缘、朋友圈等为纽带，千丝万缕，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这种担保网络所体现的“抱团”精神，正是温商最为器重的商业精神与传统。

遍布全世界的温州人，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商会——旨在“相携相伴，商行天下”。以商会名义成立的担保公司似乎更加能说明这种团队精神。2003年，新疆温州商会中的15家骨干企业出资组建的新疆宣乐担保有限公司，为新疆的温企提供专业信用担保，成为第一家温州商会担保公司。之后，合肥温商担保有限公司、昆山浙商投资担保公司、桂林温州人信用担保公司等纷纷成立，“担保公司是为解决会员、非会员企业融资难问题而成立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温州人创办的企业”，商会的担保公司搭建了良好平台，为温州商人与各大银行建立良好授信关系提供了最大的助力与后盾，让人们确信“温商”已经成为银行授信“金钥匙”。

与此同时，还有各种投资公司、风险投资也纷纷成立，直接参与到了投资放贷的环节当中。神力集团和温商林阿信创立上海首华创投公司，并成立了针对温商的转向基金，还有一些投资服务类机构涌现，如温州聚才投资有限公司、温州天银投资有限公司、温州恒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尽管如此，但在温州本地，已经有众多的“担保公司”产生变异，把手伸向了“民间非法信贷”。每当中小企业融资受挫，或国家政策银根收紧时，相应的民间信贷形势——高利贷就异常繁荣，温州担保公司的盛宴也同时开启。

知情人士透露：“温州小型的担保公司早已成为民间资金集结借贷的重要载体，我们这里称为‘倒款’。就是将亲朋好友的资金汇集，然后放高利贷。以自然人名义放贷的真实利率，和以担保公司名义开具的‘担保合同’约定的利率不同，‘两张合同’使他们可以轻松应对查处。”

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矗立在温州永嘉瓯北的一家工业园区内。朱吉光为此风斗争了整整20余年。

2007年，当自己多年的生意伙伴叶贤敏的企业资金困难，亟须银行贷款，朱吉光像所有有义气的温州商人一样，以自己公司的资产为朋友做了担保。

此后又有多次，叶贤敏请朱吉光担保借款，并告诉他之前的贷款已经还清，深信不疑的朱吉光总是非常爽快地同意。

直到2008年的一天，叶贤敏与一个叫朱天成的人发生矛盾，并因砸毁朱家住所而被判刑七个月，朱吉光才恍然得知，这是一个连环担保案：叶为朱天成作担保而深陷泥潭，为解救自己，无奈之下，叶将朱吉光拉下水，朱吉光成为叶多项高利贷的担保人。叶贤敏进了监狱之后，“老高”找到了担保人朱吉光。朱吉光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连本带利，自己为叶担保的借款已达1000万元，而这些都落到了自己头上。

在“老高”的疯狂逼债之下，朱吉光选择了自杀。

在现行的法规中，担保公司并没有放贷的权限，只能在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进行第三方担保。而叶贤敏的所有高利贷都是来自担保公司的直接放款。这种担保公司异化成“地下钱庄”的形式，在温州早已司空见惯。

在温州当地的报纸上，几乎所有的分类信息版面，都被借与贷的广告充斥。“地下钱庄”的存在形式多样，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在实际上也是从事着与钱庄类似的民间借贷活动。

借助着这种合法组织的形式，地下钱庄公开化或半公开化，在高利贷市场中肆意妄为，堪称温州经济肌体上的吸血鬼。这些担保公司隐身在温州市江滨路、景山公园等风景区，以高端会所形式呈现，带有美容、餐饮、娱乐等服务。在这些身价不菲的客人谈笑风生、享受服务的同时，有大量的资金如暗流般流进流出。

比较高端的以会所形式存在，分布在江滨路、景山公园等风景秀美的场所，集美容、餐饮、娱乐为一体，为腰缠万贯的会员提供服务。

有数据显示，温州在2011年底有担保公司186家、典当行48家、寄售行360家，投资咨询公司780家，合计1374家。

在温州经济的发展史上，这种类似与担保公司的“民间借贷”曾被当做中小企业融资的救市观音菩萨，但在2008年温州经济爆发危机之后，这样的机构顿时成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催命阎王殿”。

这些担保公司的背后，往往是一个从事实业生产的大型企业。担保公司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民间散户，而还有一大部分则来自银行。

2011年，在温州企业“跑路潮”发生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温州“巨邦”鞋业、温州江南皮革、温州耐当劳鞋业等资金链断裂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这些企业都涉足投资了“非法担保公司”。

有人说，在温州的资本链条中，企业、银行、担保公司之间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相互之间的角色可以随时调换。正常情况下，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必须通过担保公司存入一定量的担保金，然后银行向企业发放数倍的贷款资金。

随着民间信贷需求的旺盛，有不少企业开始低调从事高利贷业务。他们以自己企业的资产为抵押，从银行贷来大笔资金，并不运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放贷到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以低息从银行获得贷款，成立担保公司，之后又立即转手发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差。在这过程中，中介担保、投资咨询公司“反客为主”，银行沦为担保的角色，担保公司反而成为一个庞大的资金供应商。

银行成为高利贷市场巨大的融资平台，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这里是昔日“八大王”叱咤一时的地方，是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诞生的地方；在这里有中国最活跃的私营企业集群，也有中国最密集的亿万富翁；这里有高密度的奢侈品商店，也有数以万计的名车。后来，这里又诞生了一个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能仿效的记录——数十个跑路的大老板。

在温州老板们的跑路事件还不明朗的时候，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温州的私营企业出现问题是一种必然和客观的现象，一些温州企业在近5年的发展中严重迷失了方向，盲目地扩大投资。一些企业投资风险大的奢侈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结果在国家政策专项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大批的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链紧张的状况。

这种观点认为，温州出现问题的企业只是一些本身就存在问题的企业，它们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事情。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当时的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出现问题的那些温州企业的投资结果，就会发现，大部分“跑路”企业都存在主业之外的投资。

不过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将温州企业的问题归罪于投资，不免有些有失偏颇。任何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不断拓展投资领域，如果用我们熟悉的一种投资理念来说就是“不要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

那么，“跑路”的众多诱因究竟是什么？

第四篇债云压城第一章泡沫渐灭

大自然的灾害倘若无可避免，人为的灾难则叫人心生惋惜。持续恶化的美国经济没有丝毫回转的迹象。就业、制造业和零售销售等经济领域的疲软数据表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正在下滑。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美林证券、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相继宣布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疯狂裁员。美国股市一落千丈，美元持续走软。华尔街噩耗频传，布什政府紧急出台刺激方案，美联储不得不输血救市。起始于房地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其实刚刚开始。

在中国温州，危机犹如蝴蝶效应，他们开始随着整个世界，步入低谷。

<h3>中小企业　潮涨潮落</h3>

2008年，持续恶化的美国经济没有丝毫回转的迹象。就业、制造业和零售销售等经济领域的疲软数据表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正在下滑。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美林证券、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相继宣布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疯狂裁员。美国股市一落千丈，美元持续走软。华尔街噩耗频传，布什政府紧急出台刺激方案，美联储不得不输血救市。起始于房地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其实刚刚开始。

危机不可避免地浸入实体经济领域，只是早晚问题。金融危机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以惊人的速度倒下：冰岛国家面临破产，比利时全国陷入瘫痪状态，傲慢的英国人也不能幸免，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遭受质疑。

在欧盟、美国、俄罗斯等温州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市场疲软，消费需求紧缩，无疑让温州产品苦寻出路，措手不及。

2008年3月，温州制造业全方位告急。温州200多家企业破产，小作坊倒闭无数。温州作为中国制造业的发源地，有34个产业集群化的生产基地，有来自温州民间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30多万家制造企业目前正有20%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这一年，受需求低迷影响，温州外贸出口持续保持低迷，连续4个月负增长。第一季度，温州2500多家较大规模企业中，有29.1%开工不足，10%处于停工状态。上半年，温州工业总产值与销售产值分别下降8.1%和8%。

皮鞋、眼镜、打火机等温州产品的市场萎缩最为严重。

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提供的行业调查报告显示，温州的鞋企在近几个月内倒闭转产的企业有100多家，“随着各种压力的上升，转产、倒闭的企业将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在2003年，温州有一定规模的鞋企达5000多家，当时全世界40%的鞋子出自温州，而温州生产的鞋子60%都出口国外。然而，2008年，温州的鞋企数量萎缩了一半，基本上只剩下2600家。到2008年8月份，统计显示已经有150家温州鞋企被迫关闭。

前往温州采访的记者发现，在鞋企的集中地——温州龙湾、瓯海工业园区，一片冷清，人去楼空，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的更是难以统计；在温州鹿城工业区，夜里，那些昔日通宵达旦加班加点的鞋厂，如今一片漆黑寂静。

同样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温州眼镜业，所遭受的冲击有过之而无不及。温州的眼镜80%出口，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眼镜出口增幅回落一半，甚至大部分企业都出现了负增长。据温州市统计局统计，2008年，温州眼镜产品出口总值5.7131亿美元，同比增长10.9%，同比增幅减少了10个百分点，销售收入44.8566亿元，同比增长-3.06%。

最为低端的产品——温州打火机，更加惨不忍睹。曾经一度达到3000多家的打火机厂在2007年底剩下500家，而到2008年6月，能够坚持开工的则只剩下100家。

每年的6月28日，是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年会，作为协会副会长黄发静有些戚戚然：“以往都有几百人，热热闹闹的。今年来了不到100人，整个会场空荡荡的，简直有点寒酸。明年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在国际市场需求量大幅下降的同时，各国对温州出口产品的贸易打击也更加恶劣。

2008年9月，俄罗斯开展“灰色清关”打击，莫斯科阿斯泰市场上的华商仓库遭到突击查封，五六千个集装箱里的鞋服袜子大部分来自中国温州，价值达21亿美元。

次年6月，俄罗斯官方再次焚烧温州鞋，22个集装箱里价值8亿美元的温州货化为灰烬，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国内400多家温州鞋企受损，100多家破产倒闭。

2009年11月，罗马尼亚政府突击检查，“中国商城”300多家温州商铺被查封，停业半月，损失超过3亿欧元。

当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时，各国为了化解各自的危机，纷纷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市场，对外设立了贸易壁垒。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总额8000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获国会众议院批准后，一项规定部分救援资金只能“购买美国货”的附加条款引起越来越多贸易保护主义质疑。

根据“众议院版”经济刺激计划，任何基础设施项目要获得刺激方案的资金支持，所使用钢铁产品必须为美国生产，除非联邦政府认定购买美国货可能面临成本远高于外国货等情况，“有损公众利益”。

除钢铁产品外，方案还规定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所使用的任何制服和纺织品必须为百分之百“美国制造”。

上述“购买美国货”条款最初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讨论时便获一致通过。根据程序，经众议院28日投票批准后，方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讨论通过，最后将一份两院协调后的方案递交奥巴马签字生效。

美国《华盛顿邮报》29日报道，参议院最早2月初讨论这一计划。根据已经起草的“参议院版”经济刺激计划，有关“购买美国货”的附加条款更加“激进”，规定除钢铁产品以外，水泥等项目所需一切制成品也须由美国生产。

有分析认为，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美国有关自由贸易的承诺，还为其他经济体做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坏榜样”，可能引发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加剧国际经济危机。

早已屡遭调查的温州产品首当其冲。从欧美发达地区，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贸易等各种名目，让温州企业不堪其扰。

2008年6月，中国薄壁矩形钢管产品被美国商务部裁定具有“2.17％至200.58％不等的补贴幅度和249.12％至264.64％不等的倾销幅度”；2008年10月，中国皮鞋遭到欧盟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2009年1月，出口紧固件遭到欧盟反倾销征税，5年内平均高达80%……

中国眼镜在土耳其、印度、阿根廷、巴西等国的反倾销之后，2008年，爱尔兰对中国生产的“calmg”太阳镜提出商品预警；2009年初，眼镜等产品被厄瓜多尔相关部门列为限制进口产品……

甚至，在全球经济的低迷期，让温州民企感到颇为头痛的是，海外的“老赖”也在日见增多。国家商务部研究院在2008年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得出：“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欠款大概有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

<h3>内部挤压　生命之重</h3>

温州企业的危机，是外忧与内困并存，新病与旧伤同患。当所有的问题积攒到一起，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温州轻工制造业的永久内伤是——企业规模下，质量良莠不齐，市场结构单一，未形成自由的品牌和营销网络——这些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结果——抗风险能力差。因而，主要赖以生存的国外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国内企业就喷嚏连天、无以为继。

任何一个经济体，一旦泡沫堆积严重，都难以逃脱破灭的厄运。所有的泡沫都来源于经济体的内部，一定程度范围内的泡沫是健康的，是允许的，也能够实现正常的自我挤压，然后回归正轨。

中国式的泡沫，形式多样，盘根错杂，大泡沫中又有小泡沫，积累放大，繁衍生殖，最终发展到无可控制的地步。不管是自我挤压，还是外部冲击，泡沫的破灭迟早是要到来的，只是结果迥异。

温州资本的泡沫存在于中国经济的大泡沫中，温州炒房团的泡沫寄生在楼市泡沫之上，温州模式的存在就是中国模式的典型表现。

2007年开始，国内经济结构性通货膨胀已成为各界共识，并且走向全面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引发的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2008年8月至11月连续3个月内，温州瑞安市企业家协会进行市场调查：温州民企生产的产品平均价格涨幅在3%左右，而产品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同比上涨10%以上，甚至最高达到30%。

打火机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锌合金，2008年，“铜从2万元/吨涨到7万多元，锌也从原来的8000多元涨到了近4万元/吨。”如此一来，温州打火机生产商无奈地表示：“光原材料的涨价，就足以使打火机的成本上涨25%。”打火机作为低端加工业，是典型的微利行业，行情好的时候毛利润也只能达到10%。

原材料的涨价使得利润空间被压缩得微乎其微，同时也还需要生产企业拥有更多流动资金，规模较小的打火机厂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停产休业，尸横遍野在所难免。

日丰打火机厂总经理黄发静，已经在打火机行业坚持了16个年头。黄发静的日丰称得上同行中的佼佼者：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工人数达到500人，能承接较大量的订单；2002年，日丰打火机厂与知名打火机品牌zippo联袂合作，在全球打火机行业中拥有一定的地位。但在这场危机面前，黄发静还是感叹：“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企业根本没有利润，每天睁开眼睛，就得准备几万元钱……”

倪云在“中国电器之都”温州乐清柳市镇有一家工厂。和这个镇里其他不大不小的工厂一样，他们都是为“正泰”、“德力西”等标杆型企业服务，为其生产各类配套产品。倪云回忆，两年前的2006年，他生产“磁光片”的原料单价是6000元/吨，成品能达到6500元/吨。而在当下，同样的原料，上涨到8000元/吨，但产品却只能买到8300元/吨，一上一下，毛利整整减少200元/吨。在2008年那样一个市场低迷供大于求的状况下，倪云说：“不用想提价，不然你根本卖不出去。”

皮鞋厂的上游企业是皮革厂，主要集中在有“中国皮都”之称的温州平阳县水头镇。2008年，皮革厂成本的惊人上升，已使得“中国皮都”失去了往日的热火朝天。

温州平阳峰丽皮革厂经理黄开锋算了一笔“心酸账”，“今年买进来的生猪猪皮价格从三四十元上涨到80元，一年时间翻了一倍多，然而加工好的一张猪皮，能劈开分成三层皮革，这三层皮革全部加在一起顶多也就能卖100元左右，而工厂工人的工资现在也提高了近三成……”一张皮，一百来元的成本，只赚得一两元，如此可怜的利润，何来开工的动力！

皮革价格上扬，制鞋的成本也水涨船高，各种指数综合到一起，温州制鞋业的生产成本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20%。

2008年最后一场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大型招聘会，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甚至在人才中心的三楼，有10多家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展位空置着。

据温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的老师说，往年技术型人才——轻工、机械、电器等专业毕业生很抢手。而2008年，这些企业不但压缩，甚至放弃了招人的计划，而且还大可能进行裁员。

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使人力成本大增，这对于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而言，实属雪上加霜。

日丰打火机厂有工人500人，黄发静说：“仅员工社保一项，工厂每年需要为每个工人多支付5000元。”

服装行业的净利润原本在5%左右，其中还包含中小企业通过挤榨员工所获得的利润。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后，行业净利润又减少了两个点。

瑞安市企业家协会针对人力成本做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2008年始，“年平均劳资成本每位职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间，最高的一家成长型企业达9642元。也就是说，企业每年要多付4000～7000元给员工，如该企业员工为1000人，每年用工成本就需要多支出400万元。”

在用工荒普遍存在的制造业，有一定的规模的企业还需要通过涨工资来留住人才，温州富康鞋业的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每年都必须涨工资100～200元，不然员工就会跳槽。”

人民币升值后，汇率变动也加大。而往往一笔跨国贸易，到账期限基本是在两三个月，而这样一段长的时间，汇率的变化已经足够大。人民币升值，中方企业受损；人民币贬值，外伤受损。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作为生产厂家，温企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利益更是难以保障。

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会与外商进行谈判，相互约定共同承担汇率风险，然而“谈判成本越来越高，周期越来越长，那些资金断区、产品竞争力小的企业，还未能进入谈判环节，就会被内部资金、管理等问题缠住。”

2007年7月1日开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服装、鞋帽等的出口退税率由13%调整至11%，粘胶纤维由11%调整至5%。还有众多原本退税13%的产品，直接降到5%。

在这次退税调整中，鞋类产品的出口额占到了调低退税率产品总出口额的40%左右，温州鞋企受到的影响可想而知。还有专业人士推算出，“出口退税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纺织行业的营业利润就下降约4%”，2006年全国纺织行业的平均利润只有3%，剩下一成的平均利润，供企业苦苦维持，挣扎在零利润的边缘。

直到2008年8月1日，为重振温州民企的信心和活力，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相当于温州企业可以节省成本2亿元”。但在此之前，已有众多的企业破产倒闭。

通货膨胀原材料成本上升，人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都利剑一般狠狠地刺向温州中小企业脆弱的躯体。有为数不多的坚强者毅然前行，而更多的庸庸之众则泯然退出。温州制造繁华的表面终于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温州模式步入了一个新的谷底。

<h3>深陷2008楼市泥潭</h3>

在国外金融危机、国内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下，国家终于对2008年的楼市进行宏观调控。从紧的货币政策，无论是从事实业还是投资的温商，都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

银行贷款的收紧，导致民间借贷利率的上涨。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的月利息基本都达到了10%。在此之前，温州的民间借贷主要是短期的借贷，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对于实业生产而言主要是应急，“订单来了，借钱购买原材料，生产出售后，可能半个月就把钱还了”，而在2008年，各种成本上涨之后，众多企业连正常生产的资金都出现短缺，依靠民间借贷来维持生产，是不现实的，也是异常危险的。

对于房产投资者而言，银根收紧更无异于釜底抽薪。

眼看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因炒房而暴发，温州瑞安挖沙的农民——许同从2005年开始成为一名炒房客。在小试身手之后，许同把更多的同乡带入到炒房队伍中。2007年年初，许同在北京美景东方以9900元的单价购买了6套房子，半年后，他以14000元的单价出手，这种暴利让他感到异常亢奋，于是愈战愈勇，胃口大开。

2008年8月，许同在手握9套房的同时，又先后买进20套房。岂料宏观调控突然来袭，保障住房、二套房贷、货币从紧，如同一道道紧箍咒，令许同感到窒息。在一场市场的接力中，许同奋勇向前，岂料游戏戛然而止，自己拿到的最后一棒，无法脱手。不仅原有的本金以及之前所有的盈利都砸在里面，而且还包括通过民间信贷挪借的资金，还要背负高额的利息，“一天就有整整3万”。

但许同并不甘心，不想降价抛售，更不愿提前退场。

还有更多的温州人同样深陷泥潭无法自拔。2008年6月，上海古北豪宅开盘，温州人组团前往，占到购房者的80%～90%。之后，楼市调控升级，银根迅速收紧，大部分的按揭贷款都没有获批。后来，楼盘开发商以“拖延付款”为由，向百多名温州炒房客提起了诉讼，索赔1亿元“违约金”。温州炒房团被套成了毫无争议的事实。

2007年底，新一轮宏观调控刚开始时，一名资深的温州“炒房客”——王浩在上海投资有63套房产，刚开始王浩咬着牙硬撑，与开发商结成攻守同盟，他们相信总有“救市”的政策出台。2008年10月，一个个利空消息传来，王浩感到天都要塌了下来：“我们家族开始把所有的存量房挂牌，不惜降价也要在春节之前全部出手，我们是觉得这个攻守同盟快顶不住了。”

而在此时，出手也难上加难，众多的温州炒房客在同一时段抛售：“今年春节的时候，均价还在23000元以上，一直到9月份都很坚挺，但等我10月份去挂牌时，却冒出一大批房子来，而且每周都有业主把总价向下调，最后，我卖出去的时候，均价只有19000多元，跟中介一问，抛的都是温州人。”

房子已经成为烫手的山芋，早抛才能早解脱，少亏损。

<h3>完败与再战</h3>

在温州本地中小企业内忧外患、炒房团在楼市低迷中艰难度日时，远在山西的温州煤老板也气焰大挫风光不再。

2009年4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山西省政府要求：“到2010年，全省仅保留1000座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这场国内煤炭资本市场前所未有的“国进民退”运动，温商投资150亿的500个小煤矿全在被收购重组之列。

温州“煤老板”进行最后的抗争，与山西煤改行动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但最终面对已无退路的投资败局，唯有以对联自嘲：“让你卖你就卖，不卖也卖；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卖不行。”

撤离山西，“煤老板”们何去何从，颇感迷茫。尽管受到重挫，但相比之下，温州人并不缺钱。2009年，据温州银监分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温州居民储蓄存款出现大幅攀升的势头，截至9月末，全市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764亿元，创历史新高。”

举棋不定时，部分温州人选择了静观其变。还有一部分在开始回归实业。

2008年曾走访温州平阳水头镇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还清楚地记得，到处都是闲置已久的皮革厂，厂房的门卫告诉记者：“老板到山西去了，包煤矿去了。”一年之后，记者重访水头镇，却惊喜地发现，大部分厂房重新开工，原来生产半成品的皮革加工开始向皮件制造转型，因为部分煤老板已经撤资回到了家乡。

当然，相关重振中小企业信心的政策也及时出台，当地一家诚达皮带厂的负责人王文绪说：“从去年10月份以后，政府已经很快地就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小量贷款，放宽了贷款的条件，这个给企业帮助很大。还有，政府又减免一个月的劳动保险金，给企业减少了很多负担。出口退税方面，从2009年1月1日起，退税率已经从5%提高到了9%，到现在已达到14%。”

这只是温州资本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温州人怀揣着重金，奔波在外寻觅新的投资机会。2008～2009年，全球矿产价格下滑，做鞋起家的温州霸力集团也因此被矿产拖垮。过去几年，温州著名的“炒煤”、“炒矿”都走向衰落。2009年下半年，楼市开始反弹，沉寂一时的温州炒房团东山再起，楼市再次成为温州资本的避风港。

然而，这一时期，国内宏观调控变化不定，也导致楼市的波澜起伏。在2009年报复性反弹之后，2010年的楼市持续高位盘整的状态。几年之间，温州“炒房团”时隐时现，辗转全国各地，先趁机抄低，后疯狂炒作，待价格暴涨后又迅速再出手。在经历2008年前后的低潮之后，温州团再次横行肆掠。

2009年5月，杭州楼市迅速升温，排队买房的热潮、楼盘两天内一售而空的现象再次出现，两年前关闭的二手房中介市场开始通宵达旦营业，杭州市产权交易中心的大厅内热闹非凡……在杭州楼市“虚火旺盛”的背后，是温州炒房团的卷土重来。

年中，温州团又转战上海，上海国际剪裁家居品牌中心、上海东方国贸批发、上海箱包城、上海周浦万达广场，都涌现出温州团的队伍。

之后深圳、重庆、武汉等地又纷纷成为温州团的目标阵地。最具吸引力的当属海南，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规划纲要获批，温州团闻讯而动，海南房价迅速蹿升。

<h3>迪拜的“烂尾楼”</h3>

海外温商遍布全世界，次贷危机爆发，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无可逃脱地被卷入风暴当中。欧洲大陆，中餐馆生意普遍下滑30％～50％；意大利温州批发商经历长达半年的萧条后不得不关门歇业，“很多人想改行”；西班牙的温州批发商则“把钱捂在手里不敢再做”。

“倒闭潮”在各国疯狂肆虐。2008年11月，第二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召开，“怎样在金融危机的寒冬里避寒取暖”，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5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代表急迫地寻找出路。

大环境不景气，温商受牵连，这只是暂时的。而真正让温州投资者感到元气大伤的，是一年之后的迪拜危机。

多年来，在阿联酋从事贸易、务工的华人有10万人左右，其中有6000温州人，大部分在迪拜购买了房产。

迪拜，这个奢华的地区拥有一系列的现代化配套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建设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更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兴奋的是，这个用“石油美元”堆积起来的城市是一个免税的天堂，也是购房者的“美丽世界”。

迪拜房地产市场的操作非常简便，这里的房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的“炒楼花”。土地买卖不需要招拍挂程序，开发商拿到地之后，就可以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卖楼，售楼中心都不需要。买房程序也非常便捷：“先付10%就可以了，连贷款都不用，过3个月或者5个月再付10%，甚至更低。”

易买易卖，很多炒房者付完第一笔资金，发现价格上涨了，就可以立即出手。如此一来，世界各地的炒房者都云集于此，温州商人自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

2007年，在温州同乡、阿联酋温州商会副会长、阿拉伯亚洲商务电视台董事长王伟胜的推荐下，胡宾斥资2800万美元，买下迪拜世界地图岛中的“上海岛”。如此霸气的海外投资大手笔，在温州商界被奉为美谈。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温州民间资本前往迪拜。2008年，加拿大温州商会会长张进云获得迪拜人工岛“丹娜岛”上50万平方米土地的所有权。

在胡宾以不足1000美元的单价购买“上海岛”时，阿联酋附近的“爱尔兰岛”房价已经突破1万美元，而“朱美拉棕榈岛”的每套住房价格则在50万美元到140万美元之间。因此，胡宾与张进云等温商都深信不疑，迪拜的地产市场潜力无限。因此，“上海岛”和“丹娜岛”都被预计打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房产。

温商看到暴利，于是把资本纷纷转移到迪拜房产。“刚开始一套两套，最后是大家一起整层买，整幢买。”阿联酋温州商会副会长王伟胜说，“全世界的炒房团都来，印度人最多，一个印度人买了50幢别墅。温州人里面，只要在那边经商几年的，没有不买房子的。”

2007年，国内的房地产早已杜绝炒楼花，各种管理异常严谨，而迪拜的“自由市场”让温州投资者窃喜，王伟胜回忆，在最火热的时候：“一顿饭吃下来，当地的一幢楼可能就被温州人买下了。”

此后，迪拜的楼市疯涨。在2001年，迪拜的别墅每平方米售价8000元人民币，到2008年迅速上涨到4万多元每平方米；迪拜塔是世界著名的“第一高楼”，2004年迪拜塔还没有开建，每平方米高达5.6万元人民币。2008年，市场炒作的顶峰期，达到惊人天价——20万元每平方米。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泡沫堆积时，危机也在暗中滋长。

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底，迪拜财政部对外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10亿美元的债务最少6个月，以便进行债务重组。”《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迪拜世界’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欠下巨额债务的迪拜世界房产项目，无可争议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烂尾楼”，这个烂尾工程，被称之为“世界地球岛”，由300多个人工岛组成，规划成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海岛群，吸引了全世界各大银行资金以及惊人的国际热钱。胡宾买下的“上海岛”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岛，预计投资12亿，在2010年造成一个世界性的“海上皇宫”。危机爆发之后，“上海岛”项目也就此搁置。“卖掉了四成的房子，钱付过6000万元人民币左右，然后就没有动静了。如果没有金融危机，我的‘上海岛’现在已经有几十亿元的销售了。”

当众多的温州投资者纷纷撤离时，一位温州女商人却成为了“最后的守望者”。就在2009年，她投资3亿元买下迪拜5块地，每半年首付6000万元。如此庞大的项目，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接盘者，这位温州女人只有期待“守得云开见月明”。

之后，又有媒体曝出一条让投资者恐慌的信息，“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已经在打“三折”出售。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迪拜的现楼价格同比缩水超过45%，楼花暴跌57%，新房空置率超过四成。

就此推算，温州人在这次迪拜危机中，蒸发掉的资产达20亿元。还有一种说法是：“温州民间投资迪拜楼市被套的资金达30多亿元人民币，这并不包括在迪拜经商的温州人购买的自住房的缩水资金。”

<h3>楼市全线崩溃</h3>

2010年楼市的高价持续，导致温州炒房客的再次疯狂，楼市泡沫堆积如山。

2011年伊始，新一轮国家宏观调控重拳出击、步步紧跟，房市迎来全国性“拐点”，泡沫全线崩溃。

从10年前开始发展至今的温州炒房团主力——“太太炒房团”在2011年史无前例的出现歇业。在限购令的阻拦下，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都被炒房团划入了“黑名单”。

温州炒房客迅速做出反应，降价抛售，以防被套。温州总商会的一项针对地产投资的调查显示：有8成的温商放弃一线城市的住宅投资，转向商业地产。用官方的表述则是：“住宅投资已经失去了金融杠杆的支持，投资回报率已经从前几年的15%下跌至5%，普通住宅已经丧失了投资属性。”

不仅全国各地不时传来温州炒房团崩盘的消失，就是在炒房团的“大本营”——温州，也是市场凋敝，跌声四起。

每年的5月是楼市的黄金周，但2011年温州的5月打破常规，新房成交状况异常凄惨。相关数据显示出连续几个“个位数”的成交量，在近几年来温州房产史上实属罕见。“5月6日，温州全市新房总成交量为5套，成交房源同样来自乐清市；5月7日，温州市新房总成交量为6套，成交地区均为乐清市；5月8日，温州全市新房总成交量只有1套，为苍南的房产。”

在温州炒房客中，有两种现象：真正有实力的炒房客紧握手中的楼盘，不急于撒手；依靠借贷炒房者，则因利息过高负担过重，资金难以周转，唯有选择挥泪抛售。种种迹象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越来越多的温州投资者正在撤离住宅市场。”

2011年年中，在温州市内的中介门店里，在当地媒体的广告版面上，“资金周转急卖”、“白菜价出售”、“大降价”等字眼，非常醒目刺眼。急于抛售的房子通常会在单价上降下3000～5000元，但吸引力依然不够。

温州二手房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1～6月，温州主城区二手房交易量4849套，而去年同期成交量是5980套，前年同期是7253套，今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4成。而进入7月份以后，整个楼市掉进‘冰窟窿’，甚至出现零交易量的情况。”

2011年下半年，各地二手房市场房源突增，细探之下发现，都是温州炒房团抛售在作祟。“钢运置业”是重庆市规模最大的二手房中介，其负责人坦言：“从9月起就比较明显，有的客户一人就拿出了10套。光在我们‘钢运’，温州客挂出的房源就有七八百套，全市挂出的房源起码有数千套。”同样，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湖南等地，温州客投资性房源纷纷露出水面，抛售套现成为普遍现象。2011年底，江西南昌也传出消息：“浙江‘炒房团’一次性抛售160套红谷滩新区房源，而且价格方面也‘好商量’。”尽管如此，2011年的二手房市场并不理想，成交量下降，价格回落，低迷状态大有持续之势。

新浪网在2011年中国楼市年报中如是总结：“2011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在全方位的限制性环境中生长。这一年，央行总共3次加息，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日益紧缩，致使房地产行业运行整体放缓。这一年，全国超过120个城市出台了房价调控目标，46个大中城市出台了‘限购令’，10个城市出台了针对楼盘的强制‘限价令’。‘限价’、‘限购’和‘限贷’等多样限制手段，致使房地产市场流通全面受阻。在诸多限制性手段的作用下，调控效果日渐显著。3月起，在全国重点城市范围内，商品住宅成交量迅速下滑，至11月份，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大中城市无一幸免地遭遇寒潮。”

同时，各地降价潮“捷报”频传：杭州主城区内首次出现万元以内房源，北京通州楼市出现单价近万元的跌幅，深圳新房成交量年底较年初下降21%。在国家统计局，2011年最后一期房价指数表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仅有两个城市出现上涨，其中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连跌19个月，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2%，创下年内最大跌幅。”

久经沙场的温州炒房客并不是风声鹤唳，温州炒房团的大撤离，有资金链紧张的缘故，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温州人根据多年的经验判断，2011年的情形已截然不同于2008年的楼市低谷，这场寒潮不会很快结束。

第四篇债云压城第二章告急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温州有大大小小45万家民营企业（个体户），这个庞大的群体每年的更新换代的规模和速度也非常庞大，几乎每年都会有近万家新企业诞生，与此同时，还有六七千老企业死亡。如同生态圈一样，适者生存的法则也在温州的企业圈中适用，有效的更新换代有利于维持经济体的活力。

不过，随着危机的发生，温州的民营企业倒闭的速度开始明显加快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死亡了。

此事，绝非偶然。

<h3>逃之夭夭</h3>

2011年4月5日，清明节，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放假一天。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假就这样一直放了下去。

很快，“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消息开始在温州中小企业主之间传得沸沸扬扬。江南皮革的员工这才知道，公司董事长黄鹤及其全家在清明节已经神秘“失踪”。

成立于2002年的江南皮革从事高档PU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温州地区的一家知名企业，厂房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工人300多人。

江南皮革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在金融危机凶猛来袭的2009年，江南皮革依然逆势上扬，销售额2.82亿元，利税总额达1800万元。因此，不论是在工人心中，还是在外界眼中，江南皮革都是一派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景象，前程似锦。

直到东窗事发前，江南皮革的掌舵者黄鹤都把一切粉饰得非常完好。正因为如此，黄鹤才能凭借江南皮革的雄厚实力与优质信誉获得民间大量融资与银行的巨额贷款。

更为荒唐的传闻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还向黄鹤主动放贷，当时黄鹤在电话里回复，银行转账是来不及了，除非明天把现金送到机场来。第二天，黄鹤在“销声匿迹”之前，还从该担保公司老板手中接过500万元的现金，一同带上了飞机。

很快，由温州龙湾区政府各部门联合成立的清产核资工作组介入江南皮革事件。

一个月不到，江南皮革的“画皮”被全部掀开，风光无限的背后是负债累累：江南皮革所牵涉的银行与担保公司债务约2亿元，民生、中信、农业、建行、兴业等都与之有直接贷款或间接借贷关系；除此之外，截至5月5日，持有关凭证前往工作组登记的债权人已达101家，民间借贷负债金额达1.37亿元。

如此斑斑劣迹，所有人始料未及，也深感疑惑——巨额负债从何而来？

此后，坊间开始议论纷纷，黄鹤因赌博欠下巨额赌债的传言不断：“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在温州中小企业危机中，黄鹤肯定不是第一个“出逃”的企业主，他只是引起媒体集体关注的第一人而已。黄鹤之后，温州企业主“逃之夭夭”者接踵而来。

温州市龙湾区有一家名叫“巨邦”的制鞋厂，曾几何时，这家制鞋厂是让龙湾区倍感骄傲的招牌利税企业，而进入这家制鞋厂工作是很多来到龙湾的打工者的幸运。

“‘巨邦’鞋业的工资总是比其他厂高一些，而且这里的工资总是很准时”，这是所有“巨邦”员工的心声。

但是2011年，“巨邦”的工人们却忽然发现，到了发薪水的日子，老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把工资交到他们手上，取而代之的，是大批在门口聚集的虎视眈眈的追债人。

聚集在“巨邦”门口的追债人五花八门，有的是原材料供应商，有的是等待返款的进货商，有的是想要回定金的销售商，虽然身份不一，但是这些人来到这里的原因却都是相同的：听说“巨邦”的老板跑了。

“巨邦”鞋业的主要业务是制造外贸女鞋，在龙湾区，“巨邦”拥有两个厂房、三条生产流水线，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

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巨邦”的表象明显要强上许多。由于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款式设计，“巨邦”的生产成本下降了，订单却增加了。

那时的“巨邦”，与当地的其他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员工福利没有下降，银行贷款按时偿还，原材料商的货款没有拖欠，甚至连上交政府的利税都没有减少。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善的老板按时的还款，这些都让“巨邦”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口碑。甚至，一些和“巨邦”合作的供货商有时还会主动提出货款晚到一两个月。

2011年7月27日，“巨邦”鞋业总经理王和霞召开管理层会议，宣布车间员工放假7天，8月3日照常上班，期间行政人员照常上班；并承诺放假期间，每天补发每位员工生活费20元。员工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厂区，他们觉得这一定又是老板给予他们的福利。

但是7月28日，当行政人员来上班时，却发现总经理和厂长的办公室房门紧锁，高层领导的电话也都处于关机状态，整个厂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老板王和霞的去向。

2011年8月1日，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实被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披露了。当天，他们发给所有会员企业一份《内部通报》，其主要内容是“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欠债外逃。

8月3日，休假结束的工人们陆陆续续回来上班，在门口，没有了经常热情欢迎他们的老板，更没有早应该发到手上的工资，而是一辆不断巡逻的警车和时不时冒出来的债主。

工人们开始恐慌，他们没有人读到过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的《内部通报》，更没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本能的担心，自己上一个月的血汗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工人们还是幸运的，8月7日，在政府的协调下，王和霞的父亲汇了100万元到公司的账户上，大部分工人的工资解决了。

与这些工人们相比，“巨邦”鞋业的各种债主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由于“巨邦”鞋业良好的信用基础，在它的这些债主中，有的从几年前就开始接受“巨邦”鞋业的欠款购货了，对于他们来说，王和霞逃跑几乎是不敢相信的事实。

随着消息的传开，越来越多的债主开始确信王和霞“跑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惊恐万状的债主们开始翻箱倒柜寻找当年“巨邦”鞋业开具的支票，当他们到银行去取现的时候，如同最后尘埃落定一般地发现：这些属于“巨邦”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不过直到这时，还是有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这样一个大老板会就这么跑了呢？

表面上看，“跑路”的企业都源于资金链断裂的压力，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各有各的不幸。

4月19日，温州市内的港尚记酒店、波特曼咖啡厅和莱波特快餐店200多名员工收到放长假的通知，因为他们的老板严勤为陈洁夫妇的电话打不通了。

在员工眼里，严勤为是一个非常勤奋的老板。和很多温州企业主一样，严勤为的财富积累颇为艰辛。20世纪90年代严勤为以一家小卖部开始起家，之后发展到超市，波特曼咖啡厅是在2002年开始创立的。之后经过三四年的发展，波特曼咖啡厅在温州市内已有5家分店，同时，严勤为开始进行扩张，成立了快餐加工厂并设立数十家快餐店。

事与愿违的是，到2008年，新开的快餐店没受到市场追捧，原来的咖啡厅也因各种原因相继关闭。严勤为再次思变，多管齐下，成立了专卖海鲜的港尚记酒店，并开设了几家橄榄油专卖店。

为维持越来越大的摊子，严勤为开始向银行大笔贷款。2011年，银根收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严勤为只得向民间借贷伸手求助。岂料，一伸手便回不了头。

数年来，企图在餐饮领域大展身手的严勤为银行欠款1000多万元，民间高利贷几百万元。眼瞅着不景气的生意和滚雪球般的高息债务，最终，严勤为夫妇不堪重负，选择了一走了之。

让员工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位白手起家辉煌一时而后仓皇逃跑的严老板良知未泯，据说，他还给员工留下60万支付工资，给工程商留下了汽车、房产等抵债。

在严勤为消失的同时，三旗集团老板陈福财也不告而别。位于温州乐清的三旗集团，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84年乐清华通线缆厂。从电缆、电线到葡萄酒生产、房地产投资，三旗已是一家多元化的集团公司。摊子铺得越大，风险越大，最终，三旗资金链断裂，风雨飘摇。

之后的两个月，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范某、浙江天石电子公司叶建乐效仿陈福财，负债外逃，尽管此时的陈福财又如同从地里冒出来一般，蓦然出现在6月24日的温州经济界帕累托公共政策沙龙上。

还有更加离奇的老板“跑路”情节。2011年的中秋节前夕，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颇感意外，往年的福利只是一箱方便面，今年却接到公司的通知——全体员工包括保安在内假期前往雁荡山度假。在如此惊喜面前，谁也没想到这是一出“调虎离山之计”。在奥米的员工心满意足地旅游归来时，他们发现：公司价值上千万的精密加工设备不翼而飞，同时，公司董事长以及高管等集体“人间蒸发”。

从2011年初以来，温州中小企业老板上演着前赴后继的“跑路潮”。仅在9月份，“跑路”的老板就达20多位。事实上，跑路企业、停工企业的具体数量并没有办法准确统计，除了已经见诸报端的有名有姓的中小企业之外，还有大量小微企业在悄无声息中跑路、停工、倒闭。瑟瑟秋风中，满眼萧瑟，那些本不起眼的叶片的飘落，早已无人在意。

老板“跑路潮”显然也影响到了温州当地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酒店的生意，酒店主管时不时发现，头天晚上还在酒店入住的老板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头条——“跑路了”！

回顾往昔，“跑路”也不是偶然事件。

从2008年开始不断遭受重创的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像一头野兽一般疯狂地寻找新的投资对象。在国际经济一片萧条，国内宏观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温州资本开始觉得实业投资变得愈加渺茫。于是，越来越多的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寻求投资金融，直接用钱生钱。

早在2005年上半年，由浙江泰力实业有限公司牵头，包括中瑞集团在内的几家温州企业就试图申请成立一家名为“建华银行”的民资银行，但民资进军金融业的这次尝试，由于政策限制而最终以折戟沉沙告终。

正途金融的失败让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金融业的灰色地带，私人借贷开始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急于求成的“投资者”开始进入“高利贷”行业。

相比2011年的“高利贷”，温州地区早期的“高利贷”还处于比较理性的阶段。从一两分利开始，大部分针对实体经济的放贷行为表明，这些至少让温州的“高利贷”还是以一种“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身份出现。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高利贷”渐渐变成了“高”利贷。

<span class="ter">浙江涉高利贷老板出逃事件一览表</span>

<td>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传因赌博欠下巨额赌资</td></tr><td>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出逃，因公司经营不善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td></tr><td>三旗集团老板陈福财出逃，源于公司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td></tr><td>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td><td>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范某出逃，传因涉及千万元民间借贷</td></tr><td>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建乐出逃，传因欠下7000万巨额债务无法偿还</td></tr><td>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出逃，原因和所涉资金不详</td></tr><td>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和霞出逃，传其参股担保公司出问题，涉资金1亿</td></tr><td>锦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列竣出逃，传其参与经营的担保公司出问题</td></tr><td>耐当劳鞋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志雄出逃，传因欠下巨额债务</td></tr><td>部落之神鞋业公司董事长吴伟华出逃，原因和所涉资金不详</td></tr><td>唐鹰服饰董事长胡绪儿携妻儿出逃，胡绪儿曾向多家商业银行贷款，债务总额2亿元左右</td></tr><td>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出逃，原因和所涉资金不详</td></tr><td>百乐家电董事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共欠债权人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2.8亿</td></tr><td>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负责人出逃，公司价值千万精密加工设备不翼而飞</td></tr><td>新耐宝鞋业董事长出逃，原因和所涉资金不详</td></tr><td>唐风制鞋董事长黄伯鹤出逃，原因和所涉资金不详</td></tr><td>星际鞋业董事长出逃，原因和所涉资金不详</td></tr><td>欧霸标准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出逃，原因和所涉资金不详</td></tr><td>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吴保忠失踪，欠银行贷款2亿多，民间借贷8000万，承兑汇票5000万</td></tr><td>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出逃，传其欠上亿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后房产被银行转卖</td></tr><td>龙湾蓝天大药房董事长出逃，涉案资金8000万</td></tr><td>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逃，所欠款项达8亿，知情人透露实际欠款20多亿</td></tr></table>

动辄五六分利的高息，开始让温州的高利贷行为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意义，而变成了“疯狂的人民币”。伴随着越来越离谱的利息，在不到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温州的高利贷债主们就体会到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感受。

最初的高利贷市场上，钱是贷给需要钱的企业主们的，那时的市场是强劲增长的，商品是供不应求的，高利贷是不会有人还不上的。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靠着“高利贷”发财的时候，这种曾经看上去很美的民间融资形式开始变得没有看上去那么美了。

看着同乡们放贷赚了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钱放贷。“高利贷”的市场利息也由一分两分变成了八分九分。疯狂的“高利贷”如同庞氏骗局的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引发了一场金融大雪崩。而那些刚刚入市的人，都成了没能跑掉的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成了资本灾难下的亡灵。

到2011年年中，温州中小企业主“大逃亡”已成蔚然之势。其中一支非常壮观的分队，则来自温州制鞋厂。

以温州瑞安恒茂鞋业的虞正林为“领跑者”，“巨邦”鞋业的王和霞、耐当劳鞋材的戴志雄、部落之神鞋业的吴伟华、蝶梦儿鞋厂的黄杰、唐风制鞋的黄伯鹤、星际鞋业的董事长、新耐宝鞋业的董事长，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支“出逃”接力赛的队伍中。

究其原因，各有千秋。但根本原因还是融资困难。

现在温州的很多中小企业，利润率能够在5%已经很不错了，高利贷的年利息却高达30%～180%。由于融资太难，不得不借高利贷，这就好比饮鸩止渴，弱势的中小企业又是受冲击最为明显的群体。作为温州经济中的中坚力量，制鞋企业也是积年沉疴最严重的领域：原材料、工业用电价格高涨，劳动力密集人力成本大增，银行贷款、民间高利贷大增，同质化竞争严重，利润空间微小。

而这一现象，在温州成百上千的制鞋企业中尤为突出。据温州鞋企老板反映，与去年相比，人工成本上涨至少20%，原材料采购价格增长超过8个百分点，而平均每双鞋用电成本也涨了5毛钱。因此，在通货膨胀的大局中，鞋制造业成为了温州危机的“风暴眼”，备受摧残，遍体鳞伤。

曾经为温州经济30年辉煌立下汗马功劳的制造业日益凋零，笼罩在温州头上“制造之都”的光芒渐渐黯淡。一时间，“看好老板，别让他跑了”，成为了温州工厂青年职工间的流行语。谁知，这种戏谑似乎预示着更加凄惨的悲剧将要发生。

<h3>悲情故事</h3>

尽管出事之前，媒体似乎从未关注过沈奎正，在温州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中，沈奎正领导的温州正得利鞋业属于中等。

正得利鞋业发展有10余年，公司规模厂房面积上万平方米，工人约近1000人，四个自创品牌——正得利、青春秀、柏芝公主、美人鱼并肩发展，势头良好。“光正得利这一个品牌，旺季的订单每月就超过10万双，在全国多数地区级城市都有销售网点。”

2011年下半年，当同城企业跑路潮四起时，温州正得利的员工并无担忧。

公司一切正常：正得利的四个品牌效应都不错，订单充足，客户稳定，生产一直有序进行，“就是公司董事长出事那天，企业账面上的情况还是正常的。”不仅如此，创始人沈奎正在公司口碑极佳，“老板为人好，对员工也好”。出于这样的信任，公司员工都笃信在这场风潮中，正得利必然是屹立不倒的强者。

然而，谁也没想到老板沈奎正的身后却是雾霭重重。

9月27日下午1点多，温州天空暗淡的浮云遮蔽了太阳的光芒，鞋佬沈奎正立在温州市区顺锦大厦2203房间，目光透过了淡淡的云烟，漂浮在宽阔缓慢东去的瓯江之上。或许是痛苦、无奈、抑郁、恐惧、忧伤纠结在了沈奎正的心里；或许是数以亿计的高利贷无法偿还；或许是无法面对成百上千善良的员工；或许是惧怕楼下这些黑暗的角落躲藏着一些神秘人物黑溜溜的眼睛；或许是想到了电影里的台词：“多蓝的天啊，一直往前走你会融化在蓝天里的，高昌不是跳下去了，唐纳也跳下去了，你也跳啊！”沈奎正瞟了这个时代最后一眼，毅然决然从温州望江路顺景大厦22楼跳下。

沈奎正没有融化在蓝天里，而是垂直地落在三楼平台的花园中，当场死亡。沈奎正是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鞋都温州正得利鞋业公司的老板，据说是因为“老高”问题（即高利贷），被逼无奈，选择了跳楼！沈奎正的跳楼，引起了了社会一片哗然，也摧毁了温州鞋业悲催的希望。

沈奎正没有像其他鞋企老板一样“落荒而逃”，而是选择了一条悲情的不归路，这让公司上上下下都心情沉重泪眼婆娑。正得利鞋业旗下的左右鞋业营销部常务副总经理孙玉华说：“我们四个品牌不但品牌效应好、客户固定、生产正常、订单充足，即使在董事长去世以后我们的管理层和工人都想把企业撑下去。直到昨天生产还在继续，但是银行把资金冻结了，我们没法付款给供应商，今天生产被迫停止了。”

事后相关部门公布：“沈奎正利用该公司为‘融资平台’，通过银行贷款、票据贴现和民间吸存筹得资金，涉足高利贷业务。据了解，其所涉银行资金1.5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总计7340万元。”

从“跑路”到“跳楼”，温州乌云密布，岌岌可危。

社会各界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这个昔日的“制造之都”，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商议各种拯救与维稳的政策，那些身陷泥潭的企业主则惶惶不可终日，暗自打着各种各样的算盘。

温州下辖的泰顺县，是浙江省最南边的山区。身在温州这个“制造之都”的辖区，泰顺几无工业，因此相对贫困，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

1998年，董顺生在泰顺创办育才高级中学，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名人。泰顺县政府官员说：“育才（中学）确实为泰顺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献。比如初中升高中，以前泰顺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考得上温州中学，现在每年有十来个。”

办学只是董顺生的一个起点，2003年，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成立，董顺生开始从事教育类投资与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矿业投资等。

“教育家”创业，董顺生在泰顺被视为投资界的“天使”，2006年被浙江省教育基金会授予“绿叶奖”荣誉称号。之后，立人教育集团迅速发展，融资也颇为顺利，在泰顺，“不管出去的还是在家务农的，很多泰顺老百姓有点钱都会贷给立人集团。”

经过四五年的发展，立人集团旗下拥有学校、公司等36家企业。

2011年下半年，立人集团资金链出现状况。在国家大环境影响下，立人集团所投资的煤矿开采受到严重限制，产量远远低于预期，房产项目严重滞销，大笔资金套牢。2011年10月，立人集团“不再承兑之前所借民间借款”的消息一经查出，便在泰顺当地引起哗声一片。多年来立人集团民间集资的雪球已经无法滚动，据说，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就已经高达30亿元。

在此期间，董顺生多次发布公告，公布资产重组等方案，却为时已晚无补于事。11月底，泰顺县政府发布《泰顺县处置非法集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3个月后，董顺生被抓。

事发后，公众对这位曾经的“英雄人物”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据立人集团的内部员工反映，年过六旬的董顺生身患尿毒症，“直到被抓之前，董顺生还在日夜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还跟政府领导汇报情况”，同时他也公开表示，将自己一个多亿的家产全部拿出用来还债。事实上，被抓之前，董顺生也曾多次试图自杀，只是未能如愿。

甚至连泰顺县的领导也私下表示：“董顺生有国外护照，想走也不是难事，就冲着他敢留在泰顺共存亡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

2012年2月初，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家年会召开，会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发表演讲，为温州企业家正名。

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温州人一开始兜里没有几个钱，如果不是凑钱，怎么当老板？所以民间金融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如果把它跟市场经济，跟企业家精神对立起来，把它妖魔化的话，我认为对温州是不公的，更不利于温州的发展。应该说温州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好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不少的企业家，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市场改革不彻底，导致跳楼、自杀。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我们温州的企业家用他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他的信用，你还能去指责他什么呢？他已经把命都搭上去了，我觉得用的是最惨烈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可取，但是我认为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开拓市场的精神。

在这一轮金融风暴中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可能让环境来适应自己，只能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温州的企业家需要提升，特别在转型发展中需要提升。

如此动情的即兴演讲，为温州危机添了一份默默的温情。作为温州的领导人，陈德荣道出了沈奎正、董顺生等人无法言说的心声。

<h3>转型之殇</h3>

尽管“跑路”的消息如同一个个地雷，时不时地在温州炸响，但是“信泰集团的老板胡福林跑了”的消息还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使原本伤痕累累的温州经济再受重创。

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商、社会各界眼中“有国际影响力的眼镜生产企业”信泰集团，迄今已有18年历史，在温州、上海、深圳、香港等地设有子公司，员工达5000人，眼镜年产量平均达到2000万副，年销售额约5亿人民币，并拥有自主品牌。

人人都眼见其光鲜华丽的“袍子”，却不知早已千疮百孔，爬满密密麻麻的“虱子”。直至9月20日信泰老板胡福林“人间蒸发”，才有网友开始爆料：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元，月息高达2000多万元；银行贷款8亿元，月息500多万元。

不论从企业规模，还是负债规模来看，胡福林的出走，都成了本年度温州危机中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一直以来以低调示人的胡福林再也无法“大隐于市”了。

跑掉的只是一个老板，而其身后有着20多亿的负债，包括民间高利贷12个亿，其中牵涉到的人员之众不言而喻。在温州这个“人人放贷当老高”的地方，不知又有多少家庭和个人因债主的失踪而陷入绝境。

一个颇有实力的集团企业，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负债？这是温州低端制造业寻求转型而陷入迷途的典型样本。产业调整是中国众多企业在实践的共同路径，但在温州，这显得尤为迫切。事实也证明，在这次中小企业倒闭潮中，打火机、皮鞋、眼镜、服装、塑料制品等利润微薄的传统加工制造企业，成为这场悲剧中的最大主角群体。

“温州模式”建立在低成本、低利润的基础上。而今，随着劳动力、土地、环保等成本的提升，外加人民币升值、利率不稳定等宏观政策影响，温州企业陷入了“保市场还是保效益”的两难局面。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温州的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被挤至浙江省末位。2010年GDP仅2925.57亿元，这一数值还不足美的和华为两家企业当年的营业额之和。

尽管信泰集团是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商，但转型的问题同样迫在眉睫。

对于制造厂家来说，眼镜并不是一本万利的行业，而且资料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后，信泰的状况也开始走下坡路：2009年，信泰的国税缴纳额已经降为946万元，到2010年只有570.92万元。

也正是在2008年下半年，胡福林看准了光伏新能源制造，成立新能源事业部，开始迈向从传统制造业向新能源产业的“大跃进”。

很快，信泰集团斥资组建了一个光伏产业企业群：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温州中硅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一系列光伏产品，包括太阳能单晶硅、太阳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系统、太阳能系统工程等。

如此一来，信泰的转型开弓没了回头箭，势在必得，预计光伏产品在2011年达成600兆瓦，年产能70亿人民币。

虽然前期投入巨大，但光伏产业的利润也惊人，与劳动力密集的眼镜制造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新能源的发展和扩张，无疑都是以眼镜行业的厂房和积累为抵押，获得大量银行贷款，从而实现可观的杠杆放大效应。

在转型的路上，胡福林一路狂奔。2009年，房价高峰期，信泰集团涉足房地产，在温州平阳、金华浦江等地开发或参股房产。

2010年，金融危机后欧盟对产业进行调整，以国外市场为主的光伏产业跌入冰点，冲动的扩张导致产能过剩，想回头也为时已晚。2010年底，在宏观调控的穷追猛打下，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银根收紧，信泰集团资金链条开始需要东补西凑：“企业信誉被降级是毫无疑问的，信泰集团的贷款今年一直就放不出来，现在银根一紧，现金流就断了。”

转型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盲目与冲动之下，脱离实业，而又转型失控，最终步入生死攸关的迷途，无可挽回。

在胡福林失踪后不久，坊间传言，信泰集团旗下光伏企业——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人不堪巨额债务之重压，跳楼自杀。

转型，似乎是一条生死线，能走出来，就意味着豁然开朗，走不出，则分崩离析。在信泰之前，还有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在转型迷途中同样不幸阵亡。

温州霸力鞋业的辉煌顶点是在上世纪末。集“中国鞋王”、“中国名牌”等鞋业顶级称号于一身，企业年销售额一度高达2个亿。只有小学文化的王跃进把不起眼的皮鞋厂搞得红红火火，成为温州鞋企中的明星人物。

正如王跃进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冒进主义者，新世纪开始，霸力遭遇发展的“天花板”，企业停滞不前。王跃进开始急不可耐，开始另谋出路，走向“多元化经营”之路。

2005年，温州民营企业界出现矿产投资热。王跃进南下广西，到盛产稀土、大理石的贺州成立矿业有限公司，2000万元接手无以为继的老矿区。面对采访的媒体，他毫不掩饰其雄心：“这里矿石成品价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与温州相差20来倍，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他又先后花费5000万元拿下当地3家矿山探矿权，踌躇满志。

王跃进开始对鞋业撒手不管，一门心思开矿。然而，毫无开矿经验的他听不进建议，矿业经营得一塌糊涂，后又因涉嫌非法开采，被当地有关部门查处整顿。之后他又不断地从鞋厂调派人员去搞矿业，鞋厂的经营管理也开始混乱不堪。

2007年，全球矿产价格下滑，霸力矿业入不敷出，资金链几近崩断。温州本土的鞋业也无以为继，霸力鞋业一度出现“以货抵债”的情况，鞋料采购一直“打白条”，欠下大约700万元的货款。2009年8月7日，企业日薄西山的王跃进丢下上亿元的银行欠款以及数目不详的民间借贷，一走了之，留下身后一副被掏空的烂摊子。

霸力与信泰的转型之殇，有着惊人的雷同。这恰恰代表了一代温州企业家的迷茫与无奈。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第一批温州企业家已经步入知天命的年纪。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埋头向前，然而当瓶颈和桎梏出现时，他们的奋斗精神依然存在，但“大部分温州人没有目标性，不知该往哪里走”。

温州传统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已经有日薄西山之势，于是有更多的投机者和冒进者出现。踏踏实实只做实业的已经少见，留守实业的也开始三心二意。

但是，企业转型升级需要资金、人才、政策环境、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中小企业缺乏技术人才、企业老板对新兴行业缺乏了解，这些问题在中国的企业转型中普遍存在，温州的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如信泰、霸力之类的实力企业转型尚且走入迷途，中小企业的转型就更是举步维艰。

转型有风险，但如若不冒险求生，就只能僵守在传统产业中苟延残喘，走向寂灭。这是温州企业家最难以接受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企业关门被笑话的可能越来越小，反而是听说你还在做企业，一想你一年挣的还不如他们的零头多，就得心里笑你傻。”

<h3>众生相</h3>

面对温州的乱局，更多人担心这倒下的是一副多米诺骨牌。这种惶恐不安的氛围弥漫在整个温州城，一些原本发展健康的企业无辜地也深受牵连，难逃其害。

项碎兰是温州龙湾区工业园内的一家企业主，她创办的腾飞棉纺厂有着16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发展稳定，员工近百名，年产值2000万左右。当然，在温州制造业普遍衰落的当下，项碎兰的工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成本上升，贷款利率上涨，利润越来越薄。

当周边的同行开始将资金转移到投资领域时，项碎兰还是坚守阵地，她四处考察市场，希望寻求突破。2011年夏天，她深思熟虑后决定更新产品类型——生产专供拉链使用的纤维纺织品，“温州还没有人生产这个产品，需求量很大。如果我们买了新机器，工人只需要30多个，每年的产值却能到四五个亿。”

于是9月初，项碎兰订购了新的机器，开始对工厂进行了装修整改，撤掉旧机器，安装摄像头，一切重整待发。

尽管今年夏天开始，温州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时传出，项碎兰始终不以为然。因为她从未借过高利贷，银行的贷款也还有一年的期限，一切都让她放心，外界的纷纷扰扰离自己还很远。

两个星期之后，项碎兰听到一个消息：温州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老板吴保忠“跑路”了。这才让她感觉到这场温州危机与自己有了直接的关联。项碎兰的腾飞公司与宝康是互为担保的关系：“腾飞连同她个人向宝康提供银行贷款担保1600万，而宝康则为腾飞提供800万元担保。”

尽管如此，项碎兰宽慰自己，这样一笔担保贷款不足以影响到工厂的正常运行。

世事难料，就在宝康出事后的第4天，台州银行温州支行上门催款，事实上这些贷款还要一年才到期。过度敏感的银行派人在工厂四处查看，在厂里也引起一阵恐慌。3天后，事态更加严重，温州支行的行长亲自上门，把车堵在了工厂的大门口，要求项碎兰立即还款。于是事情闹大，项碎兰叫来了警察。

这时，在工厂对面树脂厂打工的一个女孩用手机拍下当时的情景，配上文字，“公司对面的腾飞化纤制品的老板欠银行贷款连夜运设备逃跑了，工人在大闹，银行、警察都来调解！唉，现在办企业都难，打工的更难，工资1分钱没到手，厂都人去楼空了”，发到微博上。

通过网络的传播，腾飞很快上了“跑路潮”的名单。这个不知实情的目击者的乌龙信息引发谣言四起，把腾飞直逼绝境：催款的银行陆续登上门来，到最后，平日里关系最好的银行也来催债了。为了不影响工厂11月份的正常投产，项碎兰四处凑钱还贷，甚至把家里的3层小楼也抵押了出去。

项碎兰的办公室里，还挂着几幅银行和信用社颁发的荣誉证书，一个信誉良好的工厂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

对于项碎兰而言，遭受如此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她不抱怨还债与坏运气，她愿意因为错误担保宝康而承担责任。让她愤怒的是不公，是缺乏合理的规则。那些催她还贷的银行，应该遵守合约，或至少要等宝康的资产拍卖后，再追加她的赔偿。在地方政府决定救助时，却只把焦点放在了大型企业，对她这样的中小企业没有政策帮助。她也气愤发布谣言的女孩，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惩罚。”

9月26日，陈松长发现自己莫名上了“跑路潮”的黑名单，事实上，当时他正在温州瓯海区长虹眼镜厂正常办公。为了辟谣，陈松长立即拍摄了厂区内正常开工的照片，上传到了网络，以正视听，成功进行了公关危机。

陈松长对采访的记者说：“最近确实看到许多企业欠债出逃的消息，但没想到我们企业也会被谣传，现在谣言散布者已经被公安抓获，在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中，企业也要站出来自我保护。”当然，像陈松长和项碎兰等一类的中小企业主，更加期盼的是希望能有一个可靠的权威机构站出来，发布准确的信息，及时跟进事态的发展，而不是任由谣言横飞，动摇人心。

与温州企业老板跑路潮同步的，还有“贱卖潮”。身处人人自危的混乱大势之中，握在手中的现金才是最真实的。于是，豪车、房产掀起甩卖风潮。

在温州市内，尽管新开的楼盘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房产中介的二手房房源却空前爆满。

温州鹿城广场的一个豪宅群，风光时达到8万元一平方米，2011年国庆长假一过，房价直线下跌：8万—6万—5万，甚至到了4.8万……

甚至还有更低的价——4.2万元，“对方急于出手，但问题是没有产权证。价格确实是便宜，但不知道这套房是不是已经担保给其他人了，所以还在犹豫中。”

急于甩卖的房产，有产权证的一般都有5年以上房龄，但更多的是产权证还没到手，卖家急着套现。对于这样的房子，好心的中介也会劝买家谨慎为好。

尽管房价低得让人动心，但是真正的成交量并不高，“现在的房子动辄1000多万1套，谁有那么多现金在手上？而且看着现在时机不对，谁会愿意接掉下来的石头啊，至少要等它在地上蹦几下再说。”

相比之下，二手车市场更让人心动。

2011年10月中旬，温州豪车大甩卖的新闻登上了国内外各大媒体，“一辆奔驰S600，市场价260万元左右，现在只要40万元”，如此的行情吸引着各地的“投机客”前往温州“趁火打劫”。

已经跑路的老板，豪车拿来抵债；准备跑路的老板，豪车拿来套现。温州市二手车商会秘书长陈侠统计，2011年9月份，温州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交易量同比没有太大的增加，但是交易额却同比增加一倍，达到1亿元左右。

也就是说，温州的二手车市场成为豪车的展示中心。平时难得一见的限量版顶级豪车——玛莎拉蒂、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都在甩卖之列。

当然，豪车诱人，但风险也同在。现在温州的二手车大多并不是车主在卖，而是通过第三方——中间人、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虽然这些车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但买家也要再三权衡：“（这些豪车）虽然可能手续齐全，但车主不在，无法过户，而且不少车子本身都有贷款和按揭，搞不好会吃大亏。”

正在温州企业跑路潮沸沸扬扬之时，“50万美元买房送绿卡”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甚至有人说这为温州老板跑路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尽管最后乌龙事件真相大白，“任何在美国民用住宅市场现金投资至少50万美元的外国人都可获得在美居留签证”的说法，只是美国参议员提出的一项议案，但温州老板跑路现象已经让公众草木皆兵。

“跑路潮”之后，温州老板不敢关机，随时随地把充电器带身边，以免被误传为“跑路”失踪。昔日温州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被破坏，信誉危机的崩溃最为致命。

2011年8月8日，是温州的第十个“诚信日”。然而，“跑路潮”的出现使温州企业家陷入异常尴尬的局面。

在几个月前，温州的熟人之间借一两千万，往往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现在，即使是200万的额度，也必须立字据、写借条。温州市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说：“以前都是企业互保，彼此拍下脑袋就决定了，现在企业就会担心自己被拖垮。即使朋友、兄弟之间都怀疑，‘你到底行不行啊’”。

这种变化，无形中给温州人心理造成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温州人最初的良好信用从这样一个故事代代传承了下来：

1936年，温州瑞安姓陈的向姓郑的借了6个银元，之后两家失去联系。姓陈的去世前交代儿子要把6个银元还上。儿子一生都没找到郑家后人，去世前便将还钱的任务交给孙子。后来，孙子终于找到郑家后人，尽管当时双方都不富裕，但是孙子还是还了4000元钱。

温州本土的危机，已经影响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温商的声誉。

一位在合肥的温商感叹不已：“关系好的银行，以前借几千万都很容易。现在几百万都借不到，怎么会这样？”

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说：“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都很信任，货到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而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货，而且要全款。”

在温州当地的一个网上论坛上，有一篇来自意大利的新闻最为火热，这则新闻描述的就是：温州危机波及海外，远在意大利以及欧洲等地的温州商人，身受牵连，频频遭到质疑和不信任。

第四篇债云压城第三章隐秘钱殇

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多，而是由于政府干预较少，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业家精神焕发。

政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导致的银行信贷收紧，合法金融与非法金融交织催生的民间借贷利益链条的双重压力导致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焦头烂额。

由此，隐秘的江湖终究露出了马脚。

<h3>全民信贷疯狂</h3>

2011年7月21日，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民间借贷利率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据抽查的300份特定监测户样本统计，温州民间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炒房投资首次被民间借贷超越。

事实上，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已经远远超过了1100亿的规模。在炒煤、炒房失利之后，民间信贷成为温州人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方式。

有暴利必有勇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温州资本也在近年陆续回流温州。“这些钱都是最早一代‘闯出去’的温州商人赚的，现在听到家乡的民间借贷收益好，人不回来也可以投资，就纷纷把钱委托国内的亲友放贷。”

甚至在最为火热的时候，人们需要托关系才能把钱放进地下钱庄。

这种全民疯狂的状态，这场金钱永不眠的游戏，吸引着更多的人，银行、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商、投资公司、租赁公司、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公务员及普通公众，不顾一切地扑身其中。

几年前，温州倪先生的朋友告诉了他一条“轻松赚钱”的明路：以自己名下的房产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然后把这笔资金交给担保公司，高息放贷出去，年底本息一起归还。

这种方式在温州已经非常普遍。银行贷款的利息大概在6%～7%，而担保公司的则为12%～15%，也就是说200万的房产抵押款放到担保公司，可以获得年利息30多万，减去银行的贷款利息，还有超过一半的利息归自己所有。

后来，民间借贷利率猛涨，倪先生计划着再投入一笔，他并没有觉察到“风雨欲来”。

2011年开始，银根越来越紧的时候，民间借贷利率畸高，但是紧接着跑路、跳楼的消息也不绝于耳。这时，倪先生找担保公司的老板，想收回资金，老板明确表示暂时收不回，然后宽慰他：恐慌很快就会过去！

这只是一个普通温州人的故事。事实上，在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人队伍中，公务员成为了一大颇具实力的分支。在浙江省一些城市，银行有某些相关政策，凡公务员即可获得银行一笔50万元的贷款。这为公务员参与民间信贷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2011年9月20日，温州版“吴英案”东窗事发。温州永嘉人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借用当地知名企业顺吉集团的名义，为自己家族的多家担保公司集资，达13亿元之多。

在此案的调查中，人们发现相当部分的借款人是永嘉当地的公务员，甚至有人说有8成以上为公务员，还有局级以上的干部。如此一来，案件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看头十足。

在温州的民间信贷中，公务员的参与非常普遍。2011年初，温州龙湾公安局侦破的一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债主居然全部来自于温州市司法机构，而且单个借款人涉案金额都为数百万不等。

“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高利贷”，这成为温州民间信贷的潜规则之一。

在温州民间借贷业内异常活跃的王先生，原来在温州市工商银行负责信贷业务，他透露：“认识人的话，银行还是比较好说话的，现在收益那么好，很多人都绞尽脑汁从银行贷款套现，用于放贷，用房子或其他不动产做抵押，也有巧立名目找到各种贷款事由。”温州人民银行的报告指出：“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其中来自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的资金占10%，其规模超过百亿元。”

当然还有公务员、政府官员、银行职员直接利用自身身份充当“掮客”的现象。

2011年8月，“银行女职员携单位7000多万元巨款潜逃了……”的消息在温州城内传得沸沸扬扬。后来事情公开后发现，这位来自中信银行乐清柳市支行的客户经理，并不是贪污银行巨款，而是深陷民间信贷畏罪潜逃。

之后，温州银监部门对此类事件进行严厉排查和打击，银行职员利用职务之便充当“掮客”者，都被开除，并承担相应责任。从8月至11月，有4名银行职员充当“掮客”被查出，参与民间借贷的金额总计约2亿元。

在温州的民间借贷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中间人”，一种是通过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就是由公司出面放贷，然后将每年的利息交给出资人的借贷形式。

“中间人”则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中间人”依靠私人关系放贷。“中间人”一般是在朋友圈中比较活跃的女性，人际关系广，而且在长期的“从业经历”中被证明比较“靠谱”，有能力将亲戚朋友手中的闲钱聚拢起来，然后通过借贷赚取稳定的收益。每位出资人出资的金额不会太大，但经过“中间人”之手后聚沙成塔，总的资金量并不比专业的担保公司少。据记者了解，在温州到处都活跃着这样大大小小的“中间人”，他们得到的利息在保证出资人收益的前提下，会留下一部分当做中介费，中介费的高低根据资金额度、投资方向、借贷时间的不同而略有差异。

第二种“中间人”一般是银行职员、政府官员，或者大型企业的老板。他们利用自己资信较高、比一般中小企业更能获得银行贷款的优势，将从银行拿到的钱再以更高的利率借给其他人，从中赚取利差。这些人放出的每笔贷款往往数额较大，因为要确保借款人一定能按时还钱，他们往往对其还款能力、信誉度、投资项目的风险等事前要经过严格的考察。

所谓的“民间借贷”，并非所有的资金都来自个人，担保公司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官银”也成为民间借贷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网络上传播着一份泄密的银监会高管的发言稿透露，“官银”参与民间信贷的现象非常严重，据说有3万亿规模的银行贷款涉入其中。发言稿件中说：“现在由于信贷需求旺盛，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放贷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是来自银行给大型企业的贷款。（这些贷款）在浙江这些沿海地区都是低成本，（企业拿到）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利差，实际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一些国有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也利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偷偷地放高利贷。”

国企没有缺席这场“投机盛宴”。部分国企用土地做抵押，一只手从银行获得低息的巨额贷款，另一只手则通过担保公司，以高利率放款出去。

随着温州金融危机事态的发展，层层内幕被掀开。在这场全民参与的“金钱冒险游戏”中，上市公司也未能独善其身。

信贷环境收缩、实业经营环境惨淡，民间利率走高是上市公司开始大量涉及委托贷款的背景和动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15日，两市已有139份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涉及79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200亿元。大多数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上市公司变身为资金枢纽，给控股子公司提供低利率贷款。上市公司对外委托贷款则大多流向受政策控制的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年利率最低为12%，最高则达到24.5%。

上市公司“放贷”固然是为了谋求更高的业绩，然而今年以来一张张委托贷款展期公告的出现，让外界开始意识到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已开始向上市公司传递。

<h3>融资“掮客”逃亡</h3>

温州的“跳楼”事件远没有结束。

2011年9月23日凌晨，温州人才大厦楼下血迹斑斑，一名女子从26楼跳楼身亡。

她名叫“阿慧”，是温州猖狂的民间借贷业中一名“借款人”。她跳楼的直接导火索则是另一名女子——陈繁蓉的失踪。

陈繁蓉对外公开的身份是邦本印刷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她是一名高利贷房贷者，温州人称此类人为“老高”。陈繁蓉与“阿慧”同住在温州人才大厦，又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于是，阿慧便将自己名下的几套房子抵押贷款，共筹措到2000万元交由陈繁蓉发放高利贷，获取暴利。岂料陈繁蓉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绝望之下的阿慧从陈繁蓉的家里跳楼自尽。

与阿慧同身份的人还有数10名，他们都与陈繁蓉相识，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陈繁蓉这位“老高”的“下线”。在阿慧跳楼、“老高”消失后，这些“借款人”却纷纷收到温州鹿城农村信用合作银行矮凳分理处的贷款确认函。也就是说，每人30万元的贷款已经跟着陈繁蓉这个女人一起不翼而飞，接下来还债的就是更多的“阿慧们”。

一位“借款者”小张告诉记者，2011年9月初，他听说陈繁蓉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的老客户，有些银行优惠服务可以给自己人，便同意把水电费账户转移到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可以每个月代缴水电费并每月给现金1500元。

在陈繁蓉出示了一张职务为矮凳桥分理处营销人员的名片后，小张便去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处办理了手续，按了手印。

9月24日，周六，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总行的一个工作人员给小张打电话，要到小张家里做贷款对账，要求他签一份贷款确认函，确认他名下有一小额循环贷款，金额为30万元。“我连贷款卡也没有，而且提款也应该是我本人出面，但是什么都没有参与，30万元贷款就被划走了。”小张称。

很显然，陈繁蓉的行为不仅仅是高利贷问题，还存在着骗贷等经济犯罪，而众多的人员与高额的金额，显然不是陈繁蓉一个人可以搞定。在相关部门的介入下，抽丝剥茧后发现，陈繁蓉背后牵涉到的有政府公务员、银行职员等。

据称，陈的前男友与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主任李军有交情，于是通过这一层关系，众多“借贷人”的贷款都来自于此银行。在陈败落后，李军也立即被接受调查。

作为“老高”，陈繁蓉的巨款到底放给了谁，才导致资金链断裂“跑路”一走了之呢？有消息称，陈的部分资金都是为龙湾区沙城镇副镇长董宇驰筹措的。7月底，董宇驰无故旷工，最后被发现董一家人全部消失，包括父母妻儿在内。

一环套一环，参与人数众多，民间借贷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承诺返还的回报比银行利息高出许多倍。

环环相扣的借贷关系，貌似风平浪静，但只要其中的一环断裂，则整个利益链条都无可避免的崩溃。这样一种借贷关系，有着传销式的组织模式。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式的传销借贷，真正的受益者处于塔的顶端，上线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收取入门费来营利。当下线不能再发展或者发展萎缩时，利益链条的延伸则终止，资金流向金字塔的顶端，那些队伍庞大的下线则成为了整个链条的牺牲品。

这些下线，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个人或家庭，他们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转到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发放贷款，他们就是最高级。

宏观调控下银根的收紧就预示着民间借贷的火爆。2011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飙升，已经与“高利贷”画上了真正的等号。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7、8、9三个月，温州的民间信贷年利率分别是24.14%、24.81%、24.43%，约为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月息回报普遍在2分以上，最高的甚至达5分，即年利率60%，而一些地方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

在温州企业主跑路、跳楼的同时，温州民间信贷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包管公司、典当公司、投资公司、担保公司，也纷纷陷入困局，引发了一轮新的“跑路、跳楼潮”。一家担保公司的下面，就涉及成百上千的普通放贷人，担保公司的跑路引起的是大范围内民众的恐慌。9月23日跳楼的“阿慧”，就是在她的上线失踪之后绝望至极，以死偿债。更多的悲剧还在发生。

11月8日凌晨，“掮客”童小陆在其住所被发现跳楼身亡。据了解，童小陆于2011年年初起从银行、朋友、邻居等处筹款上千万元，再以较高月息贷出，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童小陆在家中跳楼自杀。

11月13日，温州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林建平、季中芬夫妇在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据初步调查，他们以每月支付3～6分的高利息向民间借贷1000多万元，因得不到银行续贷、无力支付民间巨额借款及利息而自走绝路。

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温州只有几十家，而所谓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等，却有1000多家，他们正是此轮“跑路潮”中的“主力”。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

温州金桥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温州金泓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分别是温州市担保协会的副会长、理事单位。2011年5月，金桥担保和金泓担保获得了政府部门颁发的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当时，温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发首批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时，在公告中曾强调：“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等活动，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但是，在这样一个合法化的身份的掩护下，金桥和金泓的非法集资行为反而越发大胆起来。

金桥担保的负责人是徐密及其老公姚明，而金泓担保的老板则是徐密的母亲钱月珍。钱月珍在温州投资界颇有名气，2005年11月，她曾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西班牙，北欧中国城就有她的投资参与。徐密女承母业，发展也很顺利。

让放贷人开始疑心的是——金泓担保搬移办公地点。金泓担保原本在豪华气派的温州国信大厦租下半层楼作办公之用，9月13日不少借款人在大门上看到一张搬迁通知：“办公室搬到马路对面的东方大厦一层。”

东方大厦与金融机构根据地——国信大厦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金泓担保搬到了这样一个老旧杂乱的写字楼，借款人开始感到大事不妙，纷纷到金泓担保讨债。

果不其然，10天后的9月22日，金泓担保的借款人已经打不通钱月珍的电话。之后，金桥担保的徐密夫妇也不知去向。

网上开始传出消息，徐密夫妇携款5个亿已经到了巴西，钱月珍则有可能到了芬兰或巴西。

据金桥的借款人自己统计：“金桥担保共借了他们2亿多元的现金，月利息是在1.5%到2%之间。”金泓担保的数目更多。但谁也不知道，金桥和金泓担保的钱到底放给了谁。据温州市担保协会秘书长郭炳钞表示，目前温州担保公司在银行的担保余额共有100多亿元。

<h3>金融体制之弊</h3>

小微企业要想从银行获得贷款，途径非常有限，或抵押贷款，或联贷联保，或担保贷款，或专做与大企业相配套的小企业的贷款。而这些途径，绝大多数的小微企业都利用不上。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而温州有36万家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能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占比可能不到10%。这些被金融机构关在门外的企业就只有依靠民间金融来生存发展壮大。

在多年以前，民间金融是温州模式发展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然而，2011年民间信贷资金链的断裂，却直接点燃了温州民企倒闭潮的导火索。

昔日美酒，今时毒药，何以至此？

回望近几年来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针，能窥见其中隐秘的细节与脉络。

2011年，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和浙江省统计局对全省1525家企业景气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浙江省企业景气指数为133，同比回落6.8点，环比回落2.6点，仍处于“较为景气”区间。企业家信心指数小幅回落，为123.7，分别比去年同期和今年二季度回落10.5点和4.1点，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呈逐季回落态势。

与2011年上半年相比，成本高、融资难、订单少、用工难等固有“难题”并未解决，而对行业和经济形势失去信心成了部分企业主的“新难题”。另外，摆在企业主面前的“转型”路，事实上也因企业转向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投资性行业走了样，产业“空心化”有扩大的趋势。

从宏观角度来看，企业家信心下降，很容易导致放弃实体经营，转向虚拟经济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趋势会严重打击国家经济的持续活力，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性。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的恶果的显现。

从微观角度看，这样的经济状态会造成企业家“现金为王”的心理，进一步影响他们从实体经济中抽离资本，转入虚拟经济。王和霞就是典型的案例。

“巨邦”鞋业多年来的积累让王和霞的手中有不少闲钱，如同前面提到的，“资本在运动中才能升值”的观念同样深入这个老板的观念。回到我之前的观点：“货币政策的松紧和民间借贷的生长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政策紧了，借贷就疯了。适当放松，民间借贷也不至于这么疯狂。”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的转向，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问题，借贷需求高涨。看准了时机的温州商人们开始疯狂地投身到民间信贷领域。一时之间，温州街头的信贷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而王和霞自然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

实际上，早在2009年中旬，嗅觉敏锐的王和霞就已经与两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担保公司。当时王和霞出资2000万元，两个朋友各出资1000万元。

不过这些资本显然不够维持一家担保公司的运作，于是王和霞的两个朋友又向当地的高利贷以一分利的价格借来5000万元资金。

在运作初期，王和霞的担保公司顺风顺水。由于温州地区有着较为普及的担保人制度，民间融资也比较顺畅，温州企业的资金周转周期又比较短，因此在担保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放、贷都非常流畅，不存在任何问题，王和霞也大赚了一笔。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10年，大量的私营小企业开始倒闭，这些企业给王和霞的担保公司带来了一大批坏账，不过当时的王和霞和朋友还是靠着办工厂赚的钱维持了下来，他们期待着经济形势转好的时候把这些钱再赚回来。

不过，王和霞和朋友们期待的那个“好日子”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继小客户倒掉之后的大客户的大面积“死亡”，这彻底让王和霞和朋友绝望了。

王和霞的担保公司里，相当一部分本金都来自高利贷。公司正常运转的时候，王和霞利用自己贷款的利息高于高利贷而获利，贷出去的钱能够按时收回，王和霞也不用担心高利贷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经济形势骤变，偿还之前的高利贷和利息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担保公司的客户倒闭的越来越多，王和霞偿还不了的高利贷也越来越多。当年1分利的5000万元借款，已经演变成了几个亿的包袱了。

“借高利贷，放高高利贷”，曾经是王和霞的生意经，按照这个生意经，只要放出的贷按时还，前面几个环节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但是当问题偏偏出在这个环节的时候，王和霞的生意经就出问题了。如同其他的企业主一样，“跑路”，也变成了王和霞的必然选择。

除了融资难，还有微观层面的制度之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在如此强力的兴奋剂的刺激下，中国经济保持着高时速，大有一枝独秀的劲头。

“4万亿投资”计划伊始的2009年，企业迎来一次“发展的春天”。当时，大大小小的银行，主动找企业放贷。2008年前后，温州企业迎来了一次扩大生产、多元转型的集中期。

尤其突出的是，前期需要大投入的新能源光伏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产能过剩。有不少从事传统制造业的温州企业，把光伏转为了企业转型的最佳寄托，如温州最大的眼镜制造商信泰集团。

当然，房地产投资也是大多数温州制造企业不肯放过的投资领域。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有一半的企业涉足房地产，这被媒体形象地称之为温州制造业的“地产化生存”。

从银行拿到大笔贷款，温州企业马不停蹄地扩大生产，买地建厂购设备招聘人才，或转行投资房地产或光伏产业，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最初的3年，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属于投入期。2011年，就在回报在望之时，国家政策大变，银根收紧。原本殷勤主动放贷的银行，开始纷纷变脸成强硬的“催款人”。

此时，民间信贷又一次充当了温州企业的“救命天使”。然而这所谓的“天使”，却有着无比贪婪的欲望。银行金融政策越是收紧，民间信贷的利率就越惊人。为了维持扩大后的企业的正常运转，温州中小企业别无他法，只能承受着民间借贷的“压榨”。一位企业主如是说：“患者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突然把手术刀拿走，无影灯关掉，患者怎么办？这个时候，来个开口要红包的医生，能救活你，你给不给钱？只能给，还得感谢他。”民间信贷就是那索要红包的主刀医生。

在银行催款的同时，温州民间信贷为中小企业提供还款金额，一定程度上催热了民间金融的市场行情。在中小企业需要再找银行借款时，“以存定贷”的方案又出台，此中所有的“存”毫无疑问也来自于民间借贷。

今年初，一位温州企业主拿着抵押物证件，去当地一家银行寻求贷款。该银行人士告诉他，存款准备金多次上调，再加上银行储蓄增幅减缓，根据银行“以存定贷”原则，该行如今已“无钱可贷”。“如今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利率上浮100%，你依旧还是贷不到款；要么你去拉存款，我们再给你贷款，利率可以低些，月息6厘。”

迫于无奈，该企业主找到方培林，让他在规定时间里拉到一定规模的存款，开出的条件是：月息4厘。这意味着，该企业主为这1000万元存款，每月要额外支付4万元的佣金。即便如此，月息1分左右的银行贷款利息和额外佣金，对企业来说还是比较划算，毕竟他能从银行贷到款，且比月息5分以上的高利贷低很多。

于是，该企业主会根据存款期限、金额，预先向方培林支付这笔佣金。

由于所需资金量大，方培林又找到去储户那里筹钱的下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筹集多少资金，给出的条件是：月息3厘……

在事先约定下，下家拿着各储户的身份证，去企业主指定的银行开户……根据事先约定的利益分配，储户、下家、方培林都获得回报……

“目前温州至少有500亿存款以此谋利。”方培林说，去年以来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这个依托银行“以存定贷”原则，而衍生出来的大规模民间金融市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温州出现。他说，最近每月经过他之手的银行存款就高达四五亿元。

同时，在2009年大批量放贷过程中，对于缺乏资产抵押的中小企业，浙江省地方政府与银行联合提出了“联贷联保”、“抱团取暖”的方案，即“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至少有3家企业提供担保，如果企业是夫妻经营，则夫妻要相互担保，这样，一笔贷款可能就有9个担保，而每个担保人又可能是多个企业的股东。”

多家企业携手共助一家企业，但反过来，一家企业出事也将连累殃及数家甚至数十家企业，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应。

20世纪90年代末，赵明通过温州典型的民间信贷——亲友借贷，凑足150万元创办了一家制造业企业。当时的民间信贷月息为2%，虽然远高于同期银行利率，但赵明仍对此充满感激：因为在这笔资金的启动下，工厂迅速步入正轨，两年后便还清了原来的借贷。

在2008年的“联贷联保”活动中，赵明为当地的一家企业进行了银行贷款担保。2009年，赵明所担保的这家公司破产倒闭，于是赵明因担保责任而承担起300余万元的债务。不得已的情况下，赵明又不得不转身向民间信贷求助，才得以化解危机。

在银行金融政策的一再影响和间接逼迫下，民间信贷的气焰不可抑制地滋生，直至发展到民间信贷与高利贷等同。

2011年年中，民间信贷资金链的断裂，同样也离不开金融大环境的“推波助澜”。

2011年开始，受欧洲产业补贴政策与美国贸易壁垒的影响，国内光伏市场如坐“过山车”一般滑下低谷，企业销售量减少，产品价格也剧跌。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之下也走下了“暴利”的神坛。

此时国内的银根再次紧缩。业已到期的贷款，只有通过担保公司和民间信贷做“过桥贷款”，也即银行承诺的先还贷再续贷。然而让温州中小企业没有想到的是，银行开始违背原先承诺，压贷抽贷，甚至不续贷，于是，大量来自民间的高利率的“过桥贷款”无力偿还，民间信贷资金链断裂，层层垮塌。

据说，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中，除了投资房地产外，至少有80%的企业涉足了新能源光伏产业。被寄予厚望的两大产业，反而成为了把温州民营企业推向悬崖的两股力量。

从内因上看，温州企业舍本逐末、不爱实业爱投机是加速自我毁灭的主因；然而从外因来看，国内金融体制的不合理、相关财政货币政策的即兴随意，都难辞其咎。

对此，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专门撰文说：“高利贷盛行说明资金链出现断绝，在高速增长期所作有实体投资，已经无法获得金融支撑，宏观调控时紧时松让企业在无所适从之下，走上高利贷的绝路。高利贷盛行同样说明社会资金在通胀背景下，不愿意进入实体投资领域，转向通过‘玩钱’的方式，赚取暴利；高利贷如此盛行，更说明目前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极大的失衡，有关方面只关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对于近在眼前的民间金融漠不关心、视而不见。”

<h3>黑色钱庄之毒</h3>

在温州，凡是涉足非法集资、非法金融的组织，如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都被统称为“地下钱庄”。在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中，钱庄分两大类：灰色和黑色。

在温州，灰色钱庄是主体，但灰色钱庄的出现有着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而黑色钱庄则纯粹因暴利而出现，如同一颗毒瘤，贻害无穷。

黑色地下钱庄单纯以追求高利息回报为目的，这类钱庄通常向放贷人提出的利息相当高，最低额往往以200%的月息为起点，有资料可查的最高额可达600%，而借贷人的目的则更为简单——投机，主要涉及投资股票、赌博和贩毒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放贷人和钱庄承担的风险是最大的，最严重的情况莫过于血本无归，但是这类钱庄往往拥有黑社会背景，自然容易滋生严重的犯罪事件。但它并不是温州地下钱庄的主流，其借贷量不会超过温州地下借贷总额的5%。

灰色地下钱庄是与黑色地下钱庄相对而言的，主要是为满足温州地区日常生活和正常企业经营活动而提供短期资金支持，赚取利率差价，钱庄给予放贷人的利率一般都会高出银行的10倍左右，借贷人一般都是当地的中小企业老板，多以启动创业计划或者扩大企业规模为目的。

2011年4月，浙江温州破获一起巨大网络赌博案，被称为101亿大案。

3年前，温州人朱某发现了一个境外的赌博网站，通过联系后，获得了一个总代理账号。之后朱某雇佣人员，通过发展下线，增加代理人员和赌博会员。赌博会员通过账号在网上接受投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2009年底，朱某开设赌博会员账号1047个，总计投注赌博金额达101亿元。最终朱某及其团伙成员被处以开设赌场罪。

网络赌博早已在温州人当中流行。

2010年，温州小老板林先生迷上了一款名为“大家乐”的赌博游戏。通过购买虚拟的游戏币，在网上投注，“1分钟输赢几十万，1天输赢上亿”，让温州人颇为期待。

第一次，林老板以2000元成本赢得4000元。胃口越来越大，最多的时候林老板赢得有10多万元。如此轻松获得巨款，林老板开始执迷其中。无法自拔的他开始一输再输，为了扳本不惜砸下了所有积蓄。最后他输得精光，再也无法回头。

在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爆发的同时，各种赌博案也频频涌现。

2011年6月，上海宝山捣毁一个温州人开设的赌场，涉赌的60多人均为温州人，赌资近亿元。

2011年9月29日，海南警方破获了一桩赌博案，其中涉案人员105人，全部是温州人，赌博金额达到2000多万元。“这个赌场是温州人开的，能给我们报销机票、吃住开支。有的赢家请客，还打电话叫温州的夜店送10多个小姐飞过去，供赌友消遣。”

以做实业起家的温州企业家们，近几年来把豪赌当成了一种身份和实力的象征。

2009年9月，一起特大浙江流窜赌博团伙被青岛警方破获，多位温州籍富豪混杂其中，而温州某集团总裁林某则一下输掉2000万元，并欠下7000万元的高利贷。

2011年9月，温州龙湾区破获两个特大赌博团伙，涉案人员近800人，其中一位温州富婆出手豪气，输掉了1100多万元。

赌博“娘子军”在温州屡见不鲜。曾经一度，“温州太太赌博团”与“温州太太炒房团”、“温州太太理财团”齐名。在2011年海南的百人赌博案中，就有30多名女性。

更为夸张的是，2009年4月，在温州瓯江三垟湿地，有大大小小的无人荒岛，这为赌徒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赌场。一次，警方在荒岛上抓获了24名赌徒，其中有19名“娘子军”，“最年长的一位老太太已经72岁，而年龄最小的女孩只有23岁。”

温州龙湾区是赌博现场最为猖獗的地区，同时也是老板跑路最集中的地区。江南皮革厂的黄鹤就是其中的一位。而在这其中，到底有多少老板是倒于“赌桌”之下，则难以统计。

龙湾区下属的龙华村是温州远近闻名的赌博村，多年来，村里抓获赌博团伙数十个，因赌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悲剧事件也时有发生。

在这种聚赌风潮中，设赌人或称赌场主，是最为关键的人物。温州籍赌场主邹松华曾在上海宝山租下宾馆房间，开设赌场，一天设四场，每场牟利30万～50万元。

有人专门在澳门包赌场，向温州人推广所谓的“免费游澳门”旅游项目；而韩国济州岛、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赌场也闻讯前往温州邀客。

2011年6月，温州龙湾捣毁了一个以村为单位的窝点。据当地警方人员介绍，赌场竟然是由该村村长和村委员联合开设，村民参赌。而在该赌场中发放高利贷的也大有人在，每笔数额在10万～20万元不等，利息从7%～15%皆有。

专为地下赌场发放高利贷的“黑色钱庄”已经发展到企业化的管理模式，“赌博团伙一般设‘总经理’负责赌场经营，承担重要角色的团伙成员担任‘股东’，参与赌场管理并按股分红。在‘董事会’的授权下，甚至设立了‘猎头’，专门寻找、引诱赌博人员，发放高利贷。”

由地下赌场诱发的高利贷纠纷日益增多。

2011年4月“跑路”的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是温州最知名的赌徒。其身后背负债务到底是3个亿还是10个亿，只是数字问题。但是“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这一事实已无可辩驳。

黄鹤嗜赌成性在温州企业界是公开的秘密。年轻时，曾因赌欠下巨额债务，是由其叔叔代为偿还。2010年年底，有消息称，黄鹤在澳门豪赌，输掉了一个多亿。而2011年4月，在前往香港参加国际皮革展时，黄鹤又再度前往澳门赌钱，直至最后消失。而他的这些赌资全部来自民间高利贷，其中牵涉到的担保公司达10多家。

另外，温州飞驼鞋业、东艺鞋业等企业的老板也曾多次被传“因赌逃跑”，“因赌公司破产”。在国家相关部门和领导研究方案解决“温州金融危机”问题时，据说有一位部级领导公开表示：“那些企业主因赌博输了钱导致要跳楼的，就让他们跳吧。”

仅有资本的投机，而无实业的活水，温州人的投机心达到巅峰。在赌场上，温州人一掷千金，走火入魔。在企业发展上，这些老板也暴露出十足的赌性：盲目扩张，转型过猛，涉嫌高利贷，肆无忌惮，最终玩火自焚，无可挽回。

从不缺钱的温州人，面对实业的衰落，房产、矿产投资无门时，走向了民间信贷之路。而当民间信贷依然不被各界认可时，疯狂参与赌博反映的正是曾经兢兢业业的温州人的迷失与空虚。

第五篇归去来兮第一章期待新生

一位在美国智库供职的中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对人的利<kbd>?9９ｌｉｂ?</kbd>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

温州的问题，是特殊的，也是有典型意义的。对于他们而言，表面的光鲜之下，是难以言说的困境：众多的小企业没有钱、没有政策甚至没有关注，大部分时候，他们死掉也就死掉了，甚至不会有人为他们唱一曲挽歌。

温州地区的私营小企业数量多达40万，每年死掉几千个，在官方看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现在的困难与牺牲，真的能够唤醒一些东西，善莫大焉。只要能从历史的泥潭中走出来，这样的代价，真的算不了什么。就算这种牺牲，对于温州而言，是一种无法用数据统计的代价。

从建国开始，中国就一直在贫穷的没有自信的状态下生活。中苏关系良好的时候，中国用大量本国的农产品向苏联换取技术和设备，那时的中苏边境上，苏联人用一个直径7厘米的铁圈来验证中国人的苹果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标准：如果苹果从铁圈中掉下去了，这个苹果就是不合格的。

如今的中国，已经度过了那段向别人乞求投资的年代，中国人有钱了，民间资本丰富了，我们可以依靠自己手中的钱去建设我们的国家了。资本市场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中国人手中的钱成为了投资的主体，但是这些主体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

<h3>紧急救火</h3>

尽管早有消息传出，国家总理温家宝将前往温州，但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温州中小企业还是日夜期盼。

10月3日，接到正式的通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谢旭人、银监会刘明康等财经高官专程来到温州。

这一晚，和我一样，肯定有无数温州企业主都夜不能寐。那些逃亡在外的企业主闻讯，相信更是百感交集。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温州市龙湾区的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瑞兴集团、百先得服饰、开元集团、哈杉鞋业、通用锁业、中诚集团、中益集团等企业的代表脸上有难以抑制的激动与期盼，这样的神情，显然已经久违了。

座谈会一开始，温总理快言快语：“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大家不要说套话、客气话，要直奔主题。提建议意见也行，探讨争论也行。总之，希望大家说实话。”

座谈会上，众人畅所欲言。当时，我向温总理提出五方面的建议：国家要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放水养鱼”；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允许民间资本筹建为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银行，使民间借贷合法化；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债券、股权市场；宏观调控政策要适度放松，定向对中小型企业实施放松的帮扶政策。最后，我还建议国务院设立全国性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下面建立国家中小企业管理总局。

温总理认真倾听与会代表的发言后，为温州危机指出了四大解救方案：

要认真落实并完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对符合有关条件的小企业贷款进行专项考核，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

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支持专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要督促各类银行切实落实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改进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强化银行特别是大中型银行的社会责任。按照新的企业划型标准，明确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比例和增速要求，并加强统计和最终用户监测，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清理银行不合理收费和保证金存款要求，查处违规行为，切实降低企业信贷资金成本。

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延长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研究进一步加大政策优惠力度。

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要遵循市场原则，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大力整顿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处置，防止风险扩散蔓延，防范区域性风险。对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要妥善处置，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增强市场信心。

总理为温州危机开出的四大药方，无疑是令人深受鼓舞的。总理南下之后，浙江省以及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迅速着手贯彻实施总理讲话精神，一系列利好消息出台。

浙江省政府四级(省、市、县、乡)政府电视电话会议在10月7日召开，会议分析了温州企业遭遇生存困境的几个客观原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资金供给紧张、融资成本快速上涨，因此会议要求政府部门应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

10月10日，浙江银监局“一揽子”金融帮扶措施出台，要求全省银行业全面落实“三严五禁”，督促银行严格自律，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温州市委市政府同样作出《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并对出现危机的企业尽可能给予资金帮扶。

历来有“抱团精神”的温州本土企业也行动起来。温州龙湾区30多家企业携手形成了多个互保联盟、互保基金，保障相互之间的融资渠道畅通；温州瓯海控股集团由瓯海区37家企业组建，设立2亿元专项帮扶资金。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九大措施。

2011年8月，浙江澳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项光春一筹莫展，2011年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项光春明显感到融资的困难。

而这时企业生产的各项成本也大增：人力成本大增，员工工资每月多出7万多元；原材料价格也涨得离谱，2010年7000多元1吨的铸铁，到2011年上涨了2000元。这样一来，公司需要增加500万元的流动资金，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运作。

年中，澳太还接到了两个大订单，这让项光春又喜又急。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生产运转异常吃力。9月份，温州的民间借贷开始崩盘，利率已经高不可攀，项光春不敢伸手触碰，只有想方设法找银行贷款。

“跑到A银行，银行干脆拒贷，说额度用光了；去B银行，被告知说没有固定资产抵押不能贷款；去找C银行，以前3天就可以拿到贷款的，现在要排队，什么时候有额度说不准，利率还要上浮，高的竟要上浮100%”，大半月过去，项春光的腿都跑断了，终于找到了1家愿意贷款的银行。

像澳太这种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可以选择的方式非常有限，要么抵押贷款，要么担保贷款。澳太20亩的厂房是租的，没有可抵押的资产，只能选择担保贷款。担保人也有两种选择，一是个人即民间信贷，另外就是企业担保。

9月下旬，温州城内信贷危机风雨如晦，身处龙湾区——这一“风暴眼”，没有哪一家民间借贷敢把钱往外借。而这时也出现了很多企业因为担保企业倒闭或破产深受牵连的情况，关系再好的企业也不敢为别的企业进行担保了。

更让项光春心急如焚的是，因为温州信贷危机的出现，原料供应商现在要求付全款才能提货，这又是一大笔资金缺口。2011年的9月，项光春没有睡过几个安稳觉。

国庆来临，温总理南下救急温州，项光春密切关注时政，期待着好消息的出台。果不其然，10月上旬，浙江省、温州市连续出台扶助中小企业的方针政策，开始有相关部门主动上门来为企业排忧解难。

龙湾区科技局的出现，让项光春感叹遇到了贵人。了解到澳太的融资困境后，科技局向项光春介绍了科技贴息贷款项目——“8月份与龙湾农村合作银行达成协议，每年从科技经费中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科技创新贷款项目的贴息，政银联手帮企业克难”。

很快，龙湾农业合作银行以两项专利技术为抵押，贷款200万元，一切程序简化，贷款利率也降低了不少，贷款很快就到了澳太公司的账户上。

之后不久，澳太又拿到了龙港农业合作银行180万元的贷款，为期半年。项光春购置了新机器，加班加点进行生产，“俄罗斯客商的100台坡口机还有国内西子奥的斯电梯的订单，都要确保在年底交货！”

<h3>转机与回归</h3>

回顾温州商人在最近上演的悲喜剧，一个最显著的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为代表的实业，正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不能不说中国制造非常强大，强大到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有近200个产品产量独占世界鳌头。但是，又不能说中国制造非常强大，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或者品牌籍籍无名，或者被贴上国际知名商标，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却搭不上品牌价格的顺风车，产品的含金量少得可怜。

品牌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多重性，其价值不在于创造品牌所付出的成本，也不在于有品牌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溢价，而在于品牌可以使其所有者在未来获得较稳定的收益。

此外，作为企业的一张脸，品牌彰显的不仅是企业的文化与品质，还是维系市场与消费者的黏合剂。拥有品牌的企业，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原材料涨价为由提价，也可以在订单萧条时仍然拥有忠实的老客户。2001年美国经济低迷时，老百姓攥紧了钱袋，但在高档消费品之列的星巴克却生机勃勃，甚至创造了比昔日更好的业绩。由于对星巴克的品牌认同，即使星巴克提价，消费者仍然络绎不绝。

对中国而言，品牌是公众对企业或产品认知的一纸名片，也是一种无形财富，更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型的助推器，它让中国更受尊敬。

而技术创新是实现品牌创新的硬道理，只有拥有专利技术或者对手望洋兴叹的领先技术，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技术壁垒，企业品牌的独特优势才能长久保持下去。

所以，无论是品牌还是创新，都是中国制造不得不走的“华山两条路”。但是，无论品牌还是创新，都不可能缺少资本的支撑。在中国，民间资本总量约有2万亿之多，一旦这些资本被激活，将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势必对中国制造的提升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一部分专门以“炒”为主要工作的民间资本正在悄然转型，开始将实业作为下一个落脚点。

2010年初，全球经济呈现回暖之势，温州一家电器元件厂的赵老板，就将其投资房地产、股市的资金抽回，重新开始复工。2010年4月，政府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的房产新政出台时，赵老板的资金已经全部回到企业中。对于自己回归实业的举动，他感到十分庆幸和正确：“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产品订单数量增长了20%，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下一步，我会在福建开分厂，如果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暂时不考虑向其他领域投资了。”

在温州，类似找老板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从股市、房地产回流的资金更是以数千亿计算，但是像他这种可以顺利回归实业者并不多见。为拉动民间资本回归实业，2010年6月，一家“为资本找项目，为项目找资本”的中介服务机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在温州成立。开业仪式吸引了众多温州中小企业负责人和手握大额资金的投资者，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服务中心找到优质的投资项目。

经过筛选，已经有200个项目进入中心项目库，454个项目正在等待审核，重点为温州本土的制造业、电子科技、生物医药等成长型高新技术产业，以帮助其实现转型和升级，而温州资本可以通过期权分红、年终收益等形式获得投资回报。

此次转型，温州民间资本不仅着眼于省内，还将眼光放在省外。2010年6月初，江西省某地级市领导率团来到温州，推销新城区的数百亩土地，现场受到热烈追捧。当场，这位领导就感叹：“原本以为温州人最喜欢投机，现在看来完全不是，我们的工业用地得到了温州资本的青睐，这并不是投机，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

以强大的民间资本做后盾，让具有活力的民间资本成为提升中国制造的原动力，无论对于民间资本，还是对中国制造而言，都是一件利好的事情。而如何将储量丰富的民间资本，与亟待提升和“输血”的中国制造对接，将是利好能否出现的关键点之一。

2011年10月9日，北京时间19：30，温州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位影响力最大的“跑路老板”回归了。

第二天，胡福林回到温州。“阔别”这里不到20日，胡福林已经感觉到气氛大不一样。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胡福林透露：“温州市政府、瓯海区委、工商联、眼镜协会也一直在跟我沟通，愿意抱团帮助。包括关联企业、债权人也一直在和我们沟通，让我回去通过重组等手段解决困难。前段时间温总理来温州以后，整个形势和我出去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方面来看，都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10月10日，温州市洞头县政府相关部门证实，温州奥米流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这个借口请员工外出旅游，其实在实施跑路计划的老板——已悄然返回洞头。

据温州金融办相关人员透露，除了胡福林与孙福财的回归之后，跑路的企业老板中已有数名恢复了联系，人们都在期待温州老板“跑路潮”后续之“回归潮”的上演。

一切形势都在变好，尽管如此，依然有惶恐不安的老板不敢正视现实，直面压力。

10月14日晚，温州黄龙街道“漂亮脚丫鞋业”的员工接到通知：明天放假一天。

身处这个“多事之城”，闻此消息，员工们已经有所预感。果不其然，就在当晚，“漂亮脚丫”的饶老板开始连夜偷运工厂设备，并于第二天凌晨离开温州，逃往江西老家。

饶老板自以为是无人知晓，岂料消息却不胫而走。

非常凑巧的是，《温州市公安局维护经济金融秩序稳定十项措施》正是于10月14“新鲜出炉”，其中明文表示，严查“有债务危机的企业主和非法集资人员逃匿行为”，并全力追查已出逃的涉嫌犯罪的企业主。

于是，“漂亮脚丫”首当其冲。其所在的温州鹿城区公安分局立即行动，追逃专案组火速成立。10月17日，专案组成员在江西武宁县将饶某夫妇抓获归案。

后来，据媒体报道，与其他“跑路”大佬的高额负债相比，“漂亮脚丫鞋业”的债务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仅欠下卸料供应商30余万元。如此小型鞋厂的“消亡”，本早应淹没在温州中小企业乱局中，却因为被“抓捕归案”，成为了“跑路潮中”首个被抓回并刑拘的老板而见诸报端，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猛料。

在胡福林回到温州的第二天，信泰集团关联企业资金救助帮扶协商会议召开。温州市、瓯海区两级政府的金融维稳工作组、温州市工商联，还有各银行的债权人都出席会议。让胡福林松了一口气的是，与会的银行都一致明确表示“对信泰及其关联企业不抽贷”，中行浙江省分行——信泰的主要债权人，也同意延长原有贷款期限，并在利率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在停工整整一个月之后，10月20日，信泰集团生产车间恢复正常生产，有近500名员工回厂正常上班。

在温州奥米公司孙福财跑路之后，工厂45台高价设备也被债权人一抢而空，转移到了上海。孙福财回归之后，在相关部门的协助和保护之下，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奥米公司的设备从上海运回到了温州洞口。

与此同时，更多的帮扶措施又陆续出台。政企、银企、强弱、行业、内部，各种形式的“抱团”，帮助温州尽快“过冬”。

民间组织为温州走出危机竭心尽力：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设立2亿元“企业重组救市基金”，鹿城区工商联准备3亿～6亿元用于“中小企业转贷临时周转金”，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30多家成员企业各拿出300万元，成立了9亿元基金扶助促进会内部成员企业。

行业协会、商会也慷慨激昂，四处奔走：温州服装商会明确以行业报团的形式对接多家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铺路，温州家具商会9000万元打造行业关怀，相当于银行的利率来帮助会员企业资金救急和调剂，温州经信委与温州13家银行、15家融资性担保机构集体签约，并启动了15家民间资本服务的基金，总投资额是50亿元。

温州市相关政府部门也推出组合拳，加大财政的专项资金扶持的力度，对中小企业和符合转型升级要求的经营困难的企业，实行税收的减免，缓和社会保险五缓四减三补贴等优惠政策。

2010年5月，一则温州企业全国海选“红色CEO”的消息引起全国各大媒体的关注，这项特殊的“招贤令”当时被视为一场“作秀”。然而经历此次危机后，温州企业日渐意识到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2011年9月27日下午，温州跳楼老板正得利鞋厂老板沈奎正跳楼之后，其旗下左右鞋业人心惶惶。在鞋厂管理人员的维持和坚守下，员工情绪得到稳定，企业财产得到保护，损失降到了最低点，左右鞋业并没有陷入混乱与纠纷之中。

因此，在温州危机日趋平息后，温州开始了第二次“红色CEO”的招聘。其中，“正泰、奥康等31家民企推出33个党组织书记人选岗位和一个党建研究岗位，开出的最高年薪达到30万元。”

2011年9月，刚当选温州市工商联主席的王振滔认为，“部分经营不善的企业应建立或健全企业党组织，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同时，“高薪海选‘红色CEO’避免了期权套现等负面评价，从而激发生产力，这也是温州企业的现实需要。”

当一切在逐渐地归于平静后，人们才发现，在温州4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出现问题的只是少部分，而出现跑路、跳楼的企业所占比例更小。是恐慌，把危机放大，信心才是战胜一切的根本。

2012年2月1日，即将立春，“世界温商大会”召开。“立春一过，城市里面还没有一些春天的迹象，但风就不一样了。”

2011年的冬天终将过去，在这样一个“后危机时期”，原本的“世界温州人大会”直接将主角换成了“世界温商”。在大会上，《温商宣言》是温商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之后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勉励：“面对当前民间借贷信誉危机，全体温商立下誓言：不管眼前困境多么严重，不管重建信誉之路多么漫长，我们将卧薪尝胆，自重自律，以诚实守信为经商之道，以重义厚德为做人之本，忠诚社会，忠诚企业，忠诚员工，忠诚消费者，做个堂堂正正的温州商人。”

<h3>资本新流向</h3>

从2010年12月底，面对国内越来越紧张的房产调控，约有300亿的温州民间资本流向境外地产。最初，温州人的境外投资带有一丝“被动”的成分，比如：泰国的云南阿诗玛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要与温州人一起分享东盟19亿人口的大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一年，就有30多个境外地产到温州推荐。

但当温州人在国内遭遇房产、矿产投资危机时，就开始像一只张开触角的乌贼，把世界每一块有迹可循有利可图的土地都当做自己的地盘。经济危机余波未消，在全球经济萎靡之态中，温商开始以抄底的方式投资世界。

在国内地产投资、矿产投资限定日趋严格的情势下，2011年6月，数十亿元的温州民资集结起来，决定投资非洲，去建设工业园区和商贸城。有意投资的人数，已经多达三四百人，这是近年来温州民间资本赴非洲投资最集中的一次。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矿产与房产，始终是温商钟情的两大投资领域。

2011年4月，10多名温商组团考察韩国济州岛“济州岛乐园”房产项目，对韩国房产市场表现出了浓厚的投资兴趣。

在国内宏观调控严防死守之下，“温州炒房团”在国内一二线城市绝迹，反而频频出现在国外，“抄底国外房产市场”成为新风尚。

据一位专业从事海外房产经纪业务的国际机构经理介绍，2011年上半年，温州资本海外置业的重点城市为伦敦、温哥华、纽约，阿联酋、马来西亚也是浙江资金青睐的国家。

有相关统计报告指出：“内地投资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购房比例持续增加，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已达到29%，较去年25%的比例上升4个百分点。”

就在2012年春节期间，有温州商人组团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买楼，据说他们一连考察了多个楼盘之后，选定了西温的高档豪宅，而这里居住的大多都是华人。媒体报道：在看过一幢位于西温哈尔斯顿街2400号路段一间5睡房5浴室，占地1.1万平方英尺，拥有海景，价值近500万元的独立屋豪宅后，一个钱姓温州商人大呼便宜。他说：“折合人民币才5000万，这种装潢材质的房子，在上海少说要价上亿，真是有够便宜。”

同样在2011年，中国投资者已经成为新加坡房产最大的海外投资群体，其中温州人是主力军。这一年8月，在新加坡房产交易中心，3位来自温州的年轻女子一口气买下3套房子，总价超过3000万元。对此，新加坡最大的房产机构——远东房产已见怪不怪，从2011年开始，他们经常接待来自中国温州的豪气商人。一位移民新加坡的温州瑞安人，也时不时接到温州的亲朋好友要来新加坡看房的电话。她甚至感叹：“这些亲朋好友在新加坡购房的景象，让我重新回忆起了2000年前后的上海购房热。”

在温州即将成为国内第一个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城市的欢呼声中，海外投资的试点方案的“昙花一现”尤其引人注目。

2011年1月7日，《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文件发布，意味着即将铺平温州居民手里的钱向境外投资的道路——温州年满18岁的居民，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将自己的资金“走出去”直接进行海外投资。

不过，这毕竟只是试点，再自由也总会受到限制，《试行方案》对个人投资有明确的额度限制：单项境外投资额不超过等值300万美元；多个投资者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总额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

而且，试点初期，投资方式也不是没有条条框框，被限定为通过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业或取得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等。

一句话，温州资本只能在境外投资实业，如设立工厂、贸易公司等，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境外炒房、炒股等。

尽管如此，放眼整个中国，目前为止，温州是全国唯一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然而，好事多磨，正当人们为这次破冰之旅，感到欢欣鼓舞时，短短两个星期之后，意外事件发生：温州试点由于未经过国家外管局的批准而“暂缓”！甚至，已经有温州商人开始涉足华尔街金融市场。

2010年5月，温州市政府投资600万元成立了温州风险投资研究院，该院院长陈工孟在2008年提议：“温州的民间资本要进入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投资运作渠道。”

温州某服装公司董事长秦某，参股了纽约一家本土的风险投资公司，成为主要发起股东之一。尽管和众多温州人一样，秦某对PE、VC并不熟悉，但“通过全程参与华尔街基金、风投机构的日常管理、运营和项目选择，借此获取国际一流的PE、VC管理经验”，对温州人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学习型的投资？

温州资本走向世界的步伐已经不可阻挡。

第五篇归去来兮第二章从“地下”到“阳光下”

现在民间投资进入一些领域，仍然会遇到两扇门：一扇是“玻璃门”，看着可以进去，真的想进去的时候，头上会撞出个大包；另一扇是“弹簧门”，刚刚把脚挤进去，稍稍不小心就会被弹出来。

无论哪种门，终极涵义是出口，中国的这扇门，终究会有打开的一天。

<h3>小额贷款——阳光样本</h3>

多年以来，面对民间资本，政府相关部门采取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粗暴地打压非法融资行为，导致的反而是地下钱庄甚至是民间高利贷的“报复性”疯狂生长。因而，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地，通过法律手段为民间资本验明正身，从地下走向地上，进行阳光化运作。

温州是全国民间金融的先行探索者。但是从多种创新形式的投资公司、创投公司、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典当行来看，非法融资依然存在。在民不举官不究的情况下，肆无忌惮的非法融资行为，导致民间信贷崩裂，全城危机。改变政府部门被动监管的状态势在必行。

2011年10月，在温州民间信贷乱象横生之际，温州市制定了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构成庞大，有“五大体系、四个区、八项内容”。

其中有两点对民间资本的管理进行创新，企图在监管之下，让一直以来深埋于地下的民间信贷“破土而出”。

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这是聚集民间资金，开展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理、项目投资等服务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资金主要用于对县辖范围内的企业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及其项目进行投资。

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是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供求信息汇集与发布、借贷合约公证和登记、交易款项结算、资产评估登记和法律咨询等综合服务的机构，目的是促使民间借贷行为阳光化、合法化，引导民间资本合法有序地进入融资、创业活动。年内选择一个县(市、区)先行启动试点工作。

相比之下，小额贷款公司是民间信贷阳光化的最成功样本。因此，此次温州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提出，将得到大力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扩大其服务覆盖面。具体目标是：到2011年末，全市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发展到50家，比年初增加30家，资本净额总量确保达到80亿元，力争达到100亿元；贷款余额确保100亿元，力争达到120亿元。到2012年，小额贷款公司达到100家。

2012年立春之际，再次有利好消息传来，我国首个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办法——《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暂行办法》已经出台，也就是说，全程的工商日常监管将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经营活动全面展开。

监管的目的，就是掀开遮挡的面纱，从源头上严控，把住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走向公开化、规范化、透明化，杜绝一切“灰色行为”的滋生。

随后，《关于金融支持浙江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由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公布实施。2012年成为浙江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年”活动，实体是本，金融要做的是为本服务。

两则消息的先后出台，细看之下可见用心之深。《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暂行办法》是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经营规范了具体的监管部门，是从源头上“管”的举措；《关于金融支持浙江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提出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一个解答资金应该流向何处的“疏”的举措。

一个控制源头，一个引导流向，相辅相成，小额贷款公司的阳光之路令人期待。

回顾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之路，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必须性和可行性非常清晰。

2008年5月4日，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8年7月，浙江省最先在全国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民间金融机构，不仅有了合法身份证，也会享受政策优惠：当地政府将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扶持，将其纳入全省小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风险补偿范围；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表现优秀——经营合法，信用记录良好，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升级为村镇银行。

2008年10月13日，温州首家小额贷款公司在苍南试水，短短两年不到，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迅速增至10余家。这些公司不同于格莱珉银行之处在于，浙江省银监会在下发的文件上同时注明，小额信贷公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只是一种经营特殊业务的公司，必须由大型制造企业牵头，不能吸储，贷款利率不得高于银行4倍，70%贷款单笔不得超过50万元。

积极参与民间借贷的都一直存有忧虑——缺乏合法身份。合法化之后，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能够让大量民间资金浮出水面，引导其为经济发展贡献正面作用。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使资金从地下状态变成“正规军”，这样不但民间资金的生命力会得到激发，很多游走在生死边缘的中小企业也会重新焕发生命力。

在温州乐清，有一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小企业，2008年11月以来，为对付原材料价格上下波动，利用当地小额贷款公司快速、便捷放贷的优势，原材料一降就贷，贷了就“吃”，一升就还，把小额贷款公司当做自己的“财务部”，巧妙地躲避了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

这体现了温州企业的特征之一，在金融危机面前，千方百计攻克融资难关，其中，小额贷款公司功不可没。

因此，尽管有种种限制，大型制造企业、担保公司对“小额贷款公司”这张民间金融通向合法化的门票表现出罕见的热情。前100强企业里，已经有90%申报了小额信贷，其中很多本来就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比如同属电器行业的正泰、得力西。

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志超说正在带领数家担保公司申请牌照，他说，“更重要的是趋势，小额信贷公司的未来是乡村银行”。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小额贷款公司盈利空间弱小，经营风险却很大，民营资本愿意进入这一领域，就是冲着村镇银行的前景去的。

然而，当小额信贷公司朝着村镇银行奔跑而去时，压力再次出现。2009年6月，中国银监会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覆盖、不良资产等方面设置了一些新的监管指标，其中要求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

这无疑是在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者头上浇了一大盆冷水。按照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苦心经营3年之后，资产质量达到系列监管指标了，却要把控股权让渡给商业银行，无疑等同于为他人作嫁衣。

在经历一场金融劫难之后。2012年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两条规定，似乎又再次给了经营者一缕阳光。要相信，每一缕阳光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h3>融资平台——民间资本的新入口</h3>

据温州市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早在2010年3月，温州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就已经高达5514.52亿元，与2009年同期相比，急升20%。

该往哪里去？温州资本在观望。

只要是资本，就需要不断升值，从炒煤、炒房等投资市场撤出的资金，都需要一个出口。

事实上，温州已经开始有所行动。由政府牵头组织的3个面向民间资本的运营平台已经初露雏形，它们分别是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温商对外投资联盟和股权营运中心。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由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与温州经济师协会、温州市企业家协会共同发起组建。正式挂牌时间为2010年6月26日，打算引入50余家国内外投资机构、基金公司。

在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可以集中发布“资本与项目”的供需双方信息，对于政府扶持的产业，中心将重点引导民间资本进入。

而温州对外投资联盟，由我负责的温州民营企业促进会牵头组建。“新36条”对电讯、金融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放开，但垄断行业的投资往往也是“重耗费”型，如果民间资本要真正进入，必须是大资本，即民间资本联合进入。而投资联盟的成立，恰恰可以整合零散的温州民间资本，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

此外，2010年6月4日，由温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工商局和市财政局共同出资设立的温州市股权运营中心成立。目前已经有三家企业进场托管，分别是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信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这个平台上，非上市公司可以自由进行股份转让，以实现民间资本与产业项目的有效对接，可以为浮躁的民间资本找寻新的投资入口。

2010年5月，温州市进行了一份涉及324家企业、银行、投资公司等部门的民间资金专项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的民间资本的投资，已经没有了一个主流的方向，即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

温州本地人陈瑞东就是一个典型。2001年他开始投资房地产，人称“老团长”。多年来，他一直转战浙江、上海等地，投资房地产已经使他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他还打造出自己的投资产业链条，包括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等。

2009年3月，陈瑞东一次性购买上海一个别墅项目中的24栋。但是，很快，敏锐的陈瑞东感觉到了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山雨欲来，其后，他逐步将80%以上的炒房资金撤离。

现在，陈瑞东的状态是，对一个赚100万元的项目已经兴趣索然，如果一个项目不能赚1000万元以上，他根本就提不起精神。

机遇是等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对于诸如陈瑞东等人的资金，温州股权运营中心是一项选择。运营中心采取会员制，投资者只需要前往温州股权运营中心开户后，就可按照价格、时间有限的原则进行股权交易。对于入场进行交易的企业来说，设立满一年、财务状况良好、运行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都可以面向省内外投资人进行股份转让。

虽然温州股权运营中心门槛较低，但温州企业大多是从实业做起，现在让他们把辛苦赚到的钱交给别人管理，大部分温州商人不是很认可，温商接受这个观念还需要一段时间。

温州筹建这三大平台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更深层次的目的，还在于希望借助专业投资机构，通过整合民族募集资金，服务温州产业转型。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回归实业将是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基本的趋势。“从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来讲，没有哪个行业更高级，没有哪个行业永久的利润率更高，高利润是和高风险相结合的。制造业利润来得是慢一些，但制造业更稳定，它的风险更小。”

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才是国富民强的根本，而真正拉动经济往上走只能是靠实体经济。而温州资本最初由实体经济积累而来，其今后的走向之一，还应该是反哺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成长。

而且，温州企业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时刻，恰逢温州进入资本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这三大平台的打造，还可以聚集民间资本，并由专业机构进行管理运作，最终实现资本反哺实业，促进温州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中，进入更加专业化的领域。

<h3>创投基金——合法的出路</h3>

盛产企业家的温州，总有人在朝银行家、金融家、投资家的方向探索。

在庞大的民间资本苦寻合法化出路的时候，创投成为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新方向。2008年，来自温州银监局内部的抽样调查显示，约有1000亿元流动资金进入创投领域。2008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Sinohead第二届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就引来50多位温州企业家。

昔日的“炒楼大王”林阿信是温州走在最前头的人。2006年3月，他在上海成立了首家以温州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首华创投。作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首华创投的第一期创投基金并不多，只有3000万元。公司股东以林阿信和上海温州商会的会员为主。

在2007年6月《有限合伙法》正式实施后的两个月，乐清佑利控股集团董事长胡旭苍发起了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以乐清8家民营企业和1名自然人为股东。据当时的公开资料显示，东海创投拟募集资金5亿元，主要投资于有望上市的温州企业股权。待企业包装上市后，“东海”转让股权从中获利。

2007年11月，东海创投的几位发起人又成立一家新的创业投资公司——温州环亚创业投资中心，筹资10亿多元，有20多个股东。

2008年，温州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在上海注册成立云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发起了云杉基金。

此后，类似的创投公司在温州频频出现，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建筑、医疗、旅游等行业的投资、咨询和担保业务。据温州工商部门统计，由温州民间资本支撑的投资公司，已注册的有近百家。

数量众多并不一定是繁荣的表现，有时更是混乱的象征。短时间内温州出现这么多创投公司，资本的浮躁可见一斑。2007年8月，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成立仅7个月后，就因温州投资方与基金管理方发生经营商的理念分歧，最终不欢而散。双方的矛盾看起来早已注定。一方是善于通过企业财务报表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基金管理者；另一方则是从家庭作坊中一桩桩生意打拼起来的投资者，他们有足够的自信认为自己深谙民营企业成长之道。双方理念的不可调和是明摆着的。

但是，与东海创投的“壮志未酬”相比，更多的温州创投表现出了理性的光芒：

2007年8月，胡云耿加入正泰，负责筹建云杉基金，业务开展有声有色。2007年底，云杉基金达成第一笔业务，将9240万元投入焦化行业龙头山西阳光焦化集团。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经营状况与中国证券市场的预期，云杉基金对该项目收益率进行了测算，保守估计，年均投资收益率为60%左右。

2008年11月6日，首华创投与深圳东方汇富创投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东方首华温州基金，成立不久，就在北京收购了一个商业地产项目。这个位于北京珠市口的地产商业，定位为生活休闲广场，主要涉足写字楼办公、酒店和餐饮。尽管当时房价正处于下跌通道，但林阿信对北京房地产的状况深信不疑。果不其然，北京房价在2009年又再次飙升。

另一温州商人黄伟建带领的恒生资产管理着几十亿的资金。“恒生”并不热衷于房地产行业或类似煤矿的长周期性项目，而是倾向于做持续性行业。2007年3月，恒生资产收购用碳粉锯末生产蚊香的企业浙江浪潮，并对其生产线进行技改。此后，新产品生产成本下降了30%，燃烧时间多出25%。蚊香是人们的刚性需求，不受金融危机影响，虽然利润仅有7%，但庞大的产量依然可以让浪潮保持6亿～7亿元的年销售额。

不畏金融危机影响，恒生资产选择在2009年以后继续引进新项目。基于国家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政策，黄伟建持续看好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码头和港口建设，他说：“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本也比较低，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

创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投资，需要有职业经理人将企业的富余资金集合起来，对一些高科技、高利润的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帮助其发展壮大，以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就此意义上而言，恒生资产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创投，而且还是一家有独特优势的创投。在拥有充足资金的同时，具有技术改造能力、具备前瞻性的眼光，这是温州创投发展的目标，也是其引领投资风向的坚实砝码。

在中国，创投是一个“年轻”行业，其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温州，创投更是一个新兴行业，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夹杂着不理性、浮躁与冲动。

2010年7月，为进一步引导温州民间资本流向，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设立温州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实施方案》。截止2010年10月，温州资本在创投领域的投资已经达到1500亿元左右。如今，随着国家《有限合伙法》的正式实施，创投所需要的法律环境已经成熟。另一方面，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也急需转型发展，调整传统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一直寻找出路的温州资本终于有了发挥力量的最佳舞台。

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扫除了温州资本进军创投业的最大障碍。经过时间的磨砺，温州创投必将更加理性，不仅可以为更多需求资金的企业提供便利，也能够为温州巨额民间资本开启一扇迅速<dfn>ｐ://.９９ｌｉｂ.</dfn>擭取财富的大门。

2010年以来，温州各种各样的PE培训班层出不穷，场场爆满，有笑话说：“现在的温州老板，不是在创投公司里，就是在创投学习班里。”很多人甚至把工厂或船卖掉，钱都投进一个PE，就指望着一年翻几番。

2010年，仅进入创投领域的温州资本就达到了1500亿元。这些投资涉及了300家创投机构。除了创投，温州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投入也达到了1000亿元的规模，而其他领域的投资也接近1000亿元。

也就是说，3500亿的温州民间资本——将近温州民间资本总量的一半——进入了金融和创投领域。2011年1月，温州市金融办组织开展“温州人股权投资基金1号”路演活动。这只基金，首期出资3亿～5亿元，其中，温州市财政出资10%，作为政府财政性引导基金，投资基金总规模约为30亿元。

与此同时，聪明的温州人在实业一片“萧条”的背景下，依然找到了那些发展前景广阔的实体产业。石化、It、生物工程、新能源都成为了温州人的投资首选。

不过，半数温州资本能够找到出路显然还是不够的，剩下的一般资本同样很难依靠温州民间资本自身解决。政府的力量对于驾驭温州民间资本这头规模高达7500亿的资本巨兽的必要性同样不可忽视。

出台制度化、规范化的民间资本管理办法；引导民间资本沿着制度化的政策路径与资金需求方实现有效对接；进一步完善民间资本运作的法律法规；强化对民间资本管理的手段与措施，遏制民间资本的盲目运作；在法律层面上对民间资本的法律主体地位予以确认……温州人和他们的资本都期待着政府的力量。

民间资本希望得到政府的“招安”。富起来的温州人希望有人能够引导他们把钱投到那些阳光的地带；他们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变出一本适于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他们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公布明晰的民间资本准入标准和准入时限；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放宽民间资本股权比例限制；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适度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重点行业项目建设……

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区域；允许民间资本参股贷款公司；鼓励在外的民资回乡投资；支持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环保产业；打开民间资本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和资源性项目的大门；铁路、地铁、桥梁、高速公路、石油、河流、风景区……凡是这些需要钱而又能赚钱的领域，民间资本都希望能够进入。

正如我在2008中国本士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论坛上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尽管在全球金融风暴、经济衰退的影响下，温州制造业目前已进入冬天，面临着一定的生存危机，但与此同时，我可以断言：温州创投业的春天已经来临。”

第五篇归去来兮第三三章回归实业必须面对的三大问题

制造业曾经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遥远的历史记忆让我们不再固步于当代中国制造的迷人光辉，也不再为暂时的困境感到无力应对。

历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从容光焕发到沉入黑夜，一切似乎只是一场轮回。只是，每个轮回的开端，总会面临新的问题。

<h3>“家天下”</h3>

温州制造业的前身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家庭作坊。这一出身就注定了温州企业的家族企业形式。这一桎梏，是制约温州资本发展的一大因素，更毁灭了无数发展前景无限的企业，酿造出许多令人欷歔不已的家族悲剧。

温州企业家李忠文，以4000元起家，从1994年起，不到8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建成80家连锁鞋店，最多时曾超过100家。李忠文本人被称为“中国鞋王”，其拥有的百信鞋业总资产曾达到30多亿元。

然而2003年5月，这位鞋王却以涉嫌票据诈骗的罪名在长沙锒铛入狱。表面看来，百信鞋业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对供货商恶意欠款，在客户的催促下开空头支票，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百信鞋业采取的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

在百信鞋业，实行典型的家族式管理：几乎所有的核心部门和管理层职位都由李忠文的亲戚朋友担任，他们相互之间缺乏监督和制衡。由此导致百信鞋业内部管理混乱，问题重重。百信鞋业配货中心由李忠文的几位亲戚控制，经常发生吃回扣、中饱私囊的现象。对此李忠文也有所耳闻，但碍于亲戚朋友的“面子”，他无法进行制度性惩罚，只是曾经在开会时不点名地大发雷霆。

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式，自然无法有效管理百信鞋业，加之此前李忠文采取的赊销模式出现问题，最终导致企业的悲剧。

李忠文个人的悲剧，也揭示了温州家族企业面临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困境：创业时期，企业规模小，人手少，容易控制；企业做大后，人手多，共同创业的亲戚朋友想法发生变化，企业不易于控制。此外，家族企业将最终决定权系于老板一身的决策机制，也容易使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温州远东皮革。这场“豪门纠纷”并没有脱离中国商业史上家族成员争权夺利的范式，在浓烈的商业气息的渲染下，情节离奇，结局沉重。一个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大集团在无休止的争斗中分崩离析，渐行渐远。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或产品质量，而是经营者的素质与管理，而这正是温州中小企业的软肋。每天生产更多的产品，或“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对勤劳且能吃苦的温州人来说，是其长处；但将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做成百年老店，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温州老板来说，却有些勉为其难。

同样，目前绝大多数的温企都已经稀释了家族或个人的股权，通过吸引社会力量改组成具有现代气息的公司组织形式，如正泰集团和吉利集团等，都已经从家族企业过渡到股份制企业，突破了其短板，正在沿着规范化的道路走下去。

在浙江或温州制造企业的发展史上，也并非没有家族企业成功的典范。如奥康与红蜻蜓摒弃家族模式而齐头并进发展。温州康奈集团与佑利集团也同样出色地完成了世袭制的两代之间的传承与接班，并在第二代创业者手中获得进一步的飞跃。

1998年7月7日，郑莱莉谢绝一家知名会计事务所的邀请，从深圳回到温州，第二天到康奈报到，职位是“车间工”。

从第一道工序划料做起，到裁料、贴皮、缝帮、进入流水线，难度加大。郑莱莉戴着近视眼镜，坐在工人堆里专心学习，两只手磨得满是水泡。师傅心疼，偷偷向她父亲求情。郑秀康并不理会，创业时他吃的苦更多。半年后，郑莱莉掌握了所有制鞋流程，参与公司管理。

温州鞋企在搞ISO9002认证，康奈也一直在做认证工作，但效果不佳。郑莱莉组织员工学习培训，重新整合相关制度，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年底，康奈通过ISO9002认证。

郑莱莉得到公司上下肯定。她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广告部经理、营销部经理。“抱着学习的心态”，4年后她成为公司副总裁，业务繁忙，但“还能从一张皮做出一双完整皮鞋”。

2004年，郑莱莉被评为“十大经济女性”中年纪最小的代表，评委会给予的评价是：年轻而富有创造性，具有国际化战略眼光，擅长运用信息科技改造发展传统产业，主动融入国际规则的制定。

目前，在康奈集团内，同样有聘请优秀的职业经理人，郑莱莉认为，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很重要，但这并不与家族企业相悖，“很多国际知名公司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有很多优势，比如决策速度很快，方向变化可以很灵活，沟通成本低，忠诚度高”。

目前我国塑胶行业品种最齐全的大型企业集团——佑利集团，也是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来。1997年，年仅22岁的胡旭苍被推上董事长的位置。

接班时，他的父亲只对他讲了一句话：“你年轻，即使跌倒还有机会爬起来。”就这样，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年轻人成为公司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实际上，他几乎和企业一起成长。温大读书时，他已在建设工厂的工地上“发票”：有人运来1车沙，给1张沙票；运来20包水泥就给20张水泥票，工作简单枯燥。

站在新的位置俯瞰全局，企业未知的境况让人无法乐观。为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完成从低压电器到热塑料管道的生产跨越，那是一个在国内尚处于空白的全新行业，前景乐观。胡旭苍明白行业空白的另一层意思，没有经验支持，无法从他人处借鉴参考。胡旭苍的孤独无处诉说。而他排遣孤独的方法是让自己忙碌起来。

他带领工程师辗转各地，到大学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考察。辛苦数十天，结果令人扫兴：国内技术落后，不可能生产出高精度部件。无奈之下，胡旭苍决心自主研发，投入800万元技术攻关。钱花光了，还是没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家族内部有人心灰意冷，拒绝再次投资。

山穷水尽之际，胡旭苍从互联网上得到消息：美国诺誉公司将参加北京召开的塑料展览会。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CPVC塑料生产商。

为了近距离接触，胡旭苍应聘展会解说员，一连五天，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和诺誉员工交流。通过接触了解，更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头脑中酝酿：和诺誉合作，利用对方技术优势，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合作似乎是唯一出路，但“凭什么条件和人家合作”？胡旭苍把自己的弱势坦白告诉对方，但刻意强调“中国最能打市场的是温州人”。而对中国市场志在必得的诺誉对此事高度重视，派遣谈判代表前来考察谈判。数月后，美方被胡旭苍的坦率所感，同意合作。问题迎刃而解，胡旭苍长出口气：死里逃生。

多年之后，胡旭苍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创业投资领域。如此精彩的创二代故事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也在向世人宣告，家族模式的温企同样可以通向现代化企业的美好春天。

<h3>品牌“合力”为王</h3>

出了少数知名大企业之后，众多温州中小企业似乎处于一种“长不大”的状态。家庭企业的发家史是导致温州民企规模小的重要原因。而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尽管历来温企以“抱团精神”著称，但事实上，温州人有很强的独立创业能力，其真正的合作精神并不具备。

因此，这也就导致了温州企业发展中的一个怪现象——温州企业只有“分”的成功，少有“合”的精彩。

多年来，温州中小企业试图走出这样一个怪圈，庄吉集团、报喜鸟集团的“横向联合”都作出了堪称表率的努力。在这样一个不再奉行单骑走天下的社会中，合力是最大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近几年来，在海外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温州品牌开始掀起一股海外并购的热潮，这是温企实力的一种体现，更是温企摆脱中小企业标牌的一种尝试。

2009年，温州企业家叶茂西旗下的西京集团全资收购英国本土一家卫星电视台；在俄罗斯最大的电网公司电网改造中，正泰集团击败欧洲著名电力设备企业，获得110KV和350KV共4个变电站改造项目工程。

2010年初，4位温州企业家联手，以3.7亿元入股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业务，正式取得皮尔·卡丹在中国区皮具、针织服装、皮鞋等部分商标的使用权。

相对于此前单纯以获利为目的的投资而言，收购海外品牌将提升温州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排名。长久以来，由于缺乏品牌的支撑与包装，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从来没有定价权，而收购国际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危机影响还未散去，温州企业去海外并购品牌，不失为明智的做法，但这并不是一次市场突袭，更不是鼓动温州资本去海外抄底。毕竟，2009年6月中旬“温州老板团”赴欧洲收购50个知名意大利品牌，10天的考察中没有实质性的成果，毫无所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失败案例也印证了收购并非易事，更谈不上抄底。

在2009年，温州资本在海外接连触礁，在迪拜危机中缩水高达20亿元，在俄罗斯“打击灰色清关”事件中损失70亿～80亿元。但只要是投资就会出现风险。风险不由企业控制。

2009年初，欧洲实体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拥有俄罗斯最大啤酒酿造企业“波罗的海”啤酒公司的丹麦嘉士伯集团，在俄罗斯啤酒销售同比下降6%。与此同时，温州民营企业牛仔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却有意拓展欧洲市场。

2009年7月14日，嘉士伯集团原国际营运总监罗迪博士，从德国飞抵温州，出任浙江牛仔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亚洲营销总裁。罗迪在嘉士伯集团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拥有经济管理和啤酒酿造两个专业博士学位。当得知罗迪博士即将退休时，牛仔啤酒公司第一时间就向他发出邀请，并“多顾茅庐”。最终，牛仔啤酒公司的诚心打动了罗迪博士，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后，他选择了加盟牛仔啤酒公司。

罗迪博士不仅负责在亚洲的营销策略，还可以利用原有的资源帮助牛仔啤酒公司在欧洲拓展市场。

无疑，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牛仔啤酒公司的眼光更为广阔，它没有将着眼点仅仅局限于资本方面，还从招纳国际人才等方面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而这种思路，也应该给更多准备进军海外市场的企业以启示。

在通过各种途径将海外品牌归于自己麾下的同时，温州企业也试图在国外市场建立自己全新的品牌影响力，以图摘掉多年来“世界产品代工厂”的沉重帽子。

温州鞋业在品牌实力的世界征途上似乎要比其他产业走得更快更积极。

在创二代郑莱莉的国际化思路下，2001年，温州康奈品牌公开迈出了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步，在法国巴黎开设了首家专卖店。之后，纽约、米兰、威尼斯、巴塞罗那、柏林更国际化都市中，都出现了康奈专卖店的身影。

2009年，在温商红蜻蜓集团的几番努力之下，终于与人们熟悉的国际奢侈品牌LV、PRADA、GUCCI、DIOR并驾齐驱，一同进驻了美国顶级购物中心之一的洛杉矶西田（EStFIELD）购物中心的形象店。在此市场中的红蜻蜓定位高档，价格约在200美元，试与国外顶级品牌比拼市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钱金波表示，红蜻蜓进驻美国市场，并不是所谓的“市场抄底”，这只是品牌发展的一种商业策略，“因为美国商业市场正值低迷环境，所以商业成本较低，入驻门槛也相对较低”，伺机而动、顺势而为，是中国人古老的智慧。红蜻蜓在做足了准备之后，终于等到了如此良机的到来。

2008年，奥康在印度新德里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海外专卖店，开始实现中国品牌向海外猛冲。2010年，在不动声色中，奥康鞋业完成了自己的首例海外收购。这场收购可谓蓄谋已久，早在2008年初，奥康就与意大利“老字号”制鞋企业万利威德进行了接触，并签署了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最终经过细节内容的协商谈判，以22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万力威德10年的亚太区品牌经营权。

1969年创办于意大利的万利威德目前全球开设的专卖店超过了2300家。王振滔说：“自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有很多意大利传统制鞋企业找到我们寻求合作，或者表达了想被收购的意愿。这是一个好时机，但也需要中国鞋企慎重对待，打造中国的高端品牌，除了纯正血统外，自身的基础更重要。”

日益成熟的温州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少了几分盲目与冲动。尽管万利威德有企业整体出售的意图，但奥康考虑到一次性的生吃猛喝，必然导致难以消化，因而只是阶段性地获取了大中华区的品牌所有权。这家以生产“呼吸式”功能鞋为主的企业提供产品研发以及技术和法律支持，而亚太区的生产制造与营销则由奥康因地制宜地操作。

事实证明，温州民营企业要走出去，依靠价格竞争争取到的市场是暂时的、狭窄的，也是处处受到掣肘的。因此，只有提升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温州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蔚蓝海洋。

<h3>告别江湖</h3>

“走进来的是300万民工，走出去的是200万老板”。江湖与草根本色，是温州轻工制造的最大特质。在一切沉浮之后，温州企业亟待提高技术含量，实现结构转型升级，告别低端制造业，向着品牌与创新全力以赴，树立真正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这场危机，对于温州而言，并不是路的尽头，而是心之转角，实业之回归。当然，实业要真正获得长足发展，温商必须摆脱身上的江湖气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指出，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处在于温州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在创业的过程中，敢拼、敢闯、无所畏惧的精神有着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魔力；但当发展到守业的阶段时，蛮干却不能带来企业的持续发展，也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初期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之一，温州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以中小企业集群和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模式开始面临着内忧外患：产业结构层次不高、创新型企业不足、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外迁增多等。

深究这些弊病，则发现“人”是关键因素。温州经济没有确立与人才的良性互动机制，温州目前的人才结构不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这才是主要原因。

作为典型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温州经济的发展并非建立在丰厚资源的依托上，而是温州人率先进入市场，才得以抢占市场先机。与其他地方人相比，在市场经济方面，温州人堪称“人才”，10万温州人跑供销就是最好例证。在此基础上，温州才迅速积累了丰厚资本，成就了一大批追逐市场需求的中小企业。

温州实业最大的优势就是轻工产业。然而，温州要成为世界轻工产品的制造工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技术优势，二是成本优势。而目前温州虽然有着较大的成本优势，但缺乏技术优势。低技术与低成本相结合，必然陷入恶性的价格竞争之中。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寻求温州的产业结构升级。

现在，温州经济发展到生产过剩的阶段，“重货币资本，轻人力资本”的后遗症凸显。据公布的2007年数据显示，温州人才总量为89.06万人，其中大多数为技能人才，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比例不高，高层次人才匮乏；温州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只有2家，升级重点实验室只有5家，没有一家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只有人才，才能提供温州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行业升级，最终完成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多年来温州千奇百态的畸形财富观、消费观，也反映了温州经济粗野荒蛮的江湖气息。

华商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卡斯特商学院客座教授、温州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吴春成先生，与一般经济学者只关注经济运行不同，他对温州的文化发展也倾注了自己的精力，他曾说：“温州不缺乏文化和历史的深厚积淀，但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却相对忽略了丰富的文化行为，同样，现今几乎中国所有的高端俱乐部在倡导财富、享受、美食等过程中，很遗憾地忽略了文化所带给我们的强大而深厚的力量积蓄。”

2011年8月，温州市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据介绍，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已确立两大目标：“一是就温州市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以及温州市文化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等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开展全面、多层次、跨学科的研究，促进各类文化产业项目的研发、孵化，尤其是对瓯绣、瓯塑、瓯窑青瓷等温州传统工艺美术艺术的学术研究，推动其走向精品化和产业化。”

“温州只有生意场，温州人只会赚钱，温州是文化沙漠”的成见由来已久。全国各地对温州人唯利是图的行为表现集体的“封杀”，认为这种温商行为正是缺少文化底蕴的表现。下面这样一种观点曾经在国内各大论坛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精明的温州人在20年前，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成就了今天的传统制造、商贸业的伟业，在积累了超常规的地区原始资本的同时，也形成了僵硬的创富模式，直接制约了温州地区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事实是至今温州无一个在市场上叫得响的文化产品品牌，与其拥有的工业产品相比而言，形如畸儿。目前，温州的资本已在投机市场上搅得周天寒彻，让世人甚至对“温资”有了“瘟资”一说。精明的温州人面对鼓起来的钱包，变得好像不再精明了，面对中国文化产业市场的历史性机遇，上千亿的“温资”和他的主人视而不见，却一窝蜂地去炒“房”、炒“铺”，让人在怀疑温州人的现代市场眼光和财商的同时，不得不痛心温州人与文化产业的“金矿”擦肩而过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温州，这座世界级的“大工厂”的周围环境，是一片让人窒息的文化沙漠。

文化内涵也是品牌魅力、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红蜻蜓的钱金波对此深有感触。

1995年，事业小有所成，钱金波满心欢喜，拿着生产的皮鞋飞赴意大利，找著名皮鞋设计师Marlogce鉴定。后者却当头一盆冷水泼来：“我对你的皮鞋的质量、款式满意，但我只能给你打90分，那10分是文化附加值，你没有。”为了10分的差距，他先后投资3000余万元打造鞋履文化，创办了鞋文化博物馆，他说：“在我们的鞋文化博物馆里，是把从远古时代开始的历代历朝的鞋子的演变历史做了些展览。但在博物馆里，你可能无法看出，这跟红蜻蜓的鞋子、市场、卖场到底有什么联系。是的，这两者之间看上去好像毫无关系。在我们红蜻蜓10年来对鞋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悟出了两句话，一句话是：潮流的轮回；另一句话是：文化的延续。”

钱金波还曾经这样说，他毕生的精力就是要拉近商品与文化的距离。从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角度而言，钱金波也正在试图拉近温州商业与文化的距离。

这条路，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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