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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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正文序言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一次饭局上，朋友称赞作家吕峥有信誉。我很为他高兴，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他是研究王阳明的啊。”朋友说，现在轻诺寡信的现象太多了，一般饭桌上的话谁当真呢？吕峥在饭桌上承诺他一件小事，事后确实用心做了，这就了不起。朋友感慨道：“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也曾想做一个正直守信的人，后来不免有所松懈了。”

不久，在《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沙龙上，见到暌违已久的吕峥。他是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却因闭关写作，缺席了好几次公开讲座。他给我送来了新书，60万字，创作两年，反复磋磨，总算艰难面世。

吕峥算得上是85后极为幸运的作家了。他的《明朝一哥王阳明》再版重印多次，发行量几十万册；他的文字轻松，及时及物，读其书而时时移情现实。

承继了吕峥一贯活泼幽默的风格，但嬉笑怒骂的背后，却透露出类似秋水般深刻的绝望。比如：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

公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不是绝对的；但不公，却在这座赌场准确无误屡试不爽地实现了；

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

鞭挞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制度与文化的碰撞、裂变。

有别于以往的袁世凯传记，本书根据真实史料，客观还原了袁鲜为人知的少年时光。比如随叔父谒见曾国藩，聆听“曾门四学士”同容闳、王闿运就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宪政的辩论，铸就了进步的思想。而在“丁戊奇荒”中，袁世凯同叔父回河南赈灾，目睹了炼狱一般的底层真相与腐败透顶的官僚体系。被视作精神支柱的叔父积劳而死，更是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逐渐树立起“顶层亡清”的远大目标。

从建功朝鲜到小站练兵，袁世凯日拱一卒、步步为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爬上权力的巅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北洋班底，并在清廷行将就木时反戈一击，摇倒了这棵千疮百孔的枯树，避免了流血漂橹的“暴力革命”。

然而，这个在直隶总督任上就大搞自治实验，于基层推动全民普选的立宪派旗手，居然以称帝画上人生的句号，留下一段聚讼至今的公案。袁世凯的“窃国”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这个“中国的彼得大帝”，本可以跟革命派孙中山们一道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旗帜，作为极宝贵的政治遗产使后人受益，却因此为人唾骂百年。

吕峥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在仇恨、自私与责任、谦卑的天平上，在成年、占有与青春、理想的天平上，中国人的人生多半向前者滑落倾斜。袁世凯没能例外。

据记载，路西法曾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六翼炽天使，并担任天使长的职务。由于傲慢与愤怒，他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却因失败而堕落成撒旦。于是便有了社会学里的专业术语——路西法效应。

其实，不用了解路西法效应，我们中国人人人都能理解人生社会的变异。人们很难“安分守己”，在巨量快速的群体示范面前，人们只能成为“羊群效应”中的一员，纯洁、无辜、顺从，又迅速地走向了“畜群效应”中的本能、贪婪、仇杀。孙中山看到了这种表面的顺从实为“一盘散沙”，真的善的秩序很难从中建立后也一度走向独裁、斗争，直到临终才醒悟“和平奋斗救中国”。

民国的混乱让国人产生了“不如大清”的观感，政以贿成的现实愈演愈烈。各省截留税收，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财政，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专制太久的国度，虽有“见群龙无首，天下大吉”的古老教言，但人们更易将其理解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逐利逐权，只愿攫取存量中的权利而不愿创造，不愿对自己和周围乃至民族国家尽其责任。

这的确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要走得远。但时人悲哀地发现，享受到民主自由甜头的，是国会的议员，地方的都督，跟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完全无关。为了肃贪、剪除异己、加强行政效率，袁世凯又端起专制的毒药，义无反顾地饮下，一如他之前与之后的独裁者。

为了剖析专制的起源，探究“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吕峥挖出了伍连德（医学家）这个若隐若现的历史人物，借他之口，亦真亦幻地表达了“国人皆有专制之基因”的观点。也许，真如他所说，儒家改造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式成功学”的烙印。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造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有梦想不是错，强迫他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洪杨之乱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饿死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畜群”中人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作为年轻一代作者，能有这样的思考和收获，既让人“刮目”关注，又让人自省而思，年轻作者以自己的存在思考改变了知识的秩序，这是无论如何都值得注意的。吕峥以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参照触及到我们国人的变异，他在书中感慨，“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在我看来，吕峥的书不仅让人认识我们的政治通病，也让我们反观自身。我们的人生社会对青春少年的教育是“希圣希贤”式的，但很少有人以一生的努力成为圣贤，绝大部分人反而自青年起就走上一条下陷堕落的道路，大部分人的品质心性失去了他早期的纯粹、真诚、博爱，而变异为专制、贪婪、自私。读史使人明哲，吕峥这样的历史作者不仅在写史，更直接把现实的真相或人生的悲喜剧“撕”给我们看。

会有多少人反躬自问，自己是否压制了他人的创造力，而首先是压制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梦想和创造力？自己是否在热闹的人生和中国社会里变异为真实的“孤家寡人”？这样的话大导演王兵也曾对我表述过，王兵先生曾经沉痛地说，努力吧，我们总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变成年轻人最为厌恶仇恨的那种中年人。

正文序章

<h3>不是所有人都忙着站队</h3>

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

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开篇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即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文章单拎出来，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人手一本《推背图》，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各色人等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颟顸愚昧的满酋。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

“（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欲扬先抑，渲染气氛。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暗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可惜，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滚蛋”上。

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年，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年，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比张小波、路金波都要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911年，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和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撞人二不奸淫，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上。三年时间里，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让一帮爱国青年们激动得热血沸腾。

1911年，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为泰勒（现代管理学之父）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四十的留美学生数次拜访泰勒，是唯一一个同这位管理学大师有过切磋的中国人。穆藕初学成回国后，筹资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后来居上地崛起为同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四天王”。

在这个有着悠久投机传统，宛如一座赌场的古老国度，各怀鬼胎的清朝人对于“武昌起义”这样一个若干年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并非热情似火，因为大家还要忙着生存或忙着投机。

十几年间，革命党三天一暗杀，五天一暴动。吴樾敢在天子脚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打入敌人内部，搞死一个巡抚；温生才直接拦轿手刃广州将军（省军区最高长官）孚琦——你要不弄死个把总督，都不好意思让人报馆上头条。

虱多不痒。在没有微博的年代，很多人只知道武汉出事了，却没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见证一个王朝的末日。

与此同时，一双冷峻的目光正投向洹（huán）上村那深邃的夜空。

这是一处占地三百亩的宅第，四周封闭，内院星罗棋布着四方形的建筑。与传统四合院不同的是，每栋建筑均有五间房，落地门窗，装有自来水，中西合璧。别具特色的同时，似乎也皮里阳秋地暗示了宅邸主人内心深处的矛盾。

花园的面积很大，有珍禽馆和鹿房，中间是一个椭圆形的大水池，主人经常划船到池中央垂钓，“一不小心”流传出去的“孤舟蓑笠翁”的照片还被时人和后人煞有介事地解读出各种政治寓意。

“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夜空中隐隐传来读诗的声音。月光洒下，一个只有1.58米高的中年男子，身影被拉得很长，满池的清水都被那影影绰绰的黑影给覆盖了。

他，就是袁世凯。

<h3>时人眼中的袁世凯</h3>

许多年后，当察存耆（qí）回想起儿时第一次见袁世凯的情景，依旧感慨万千。

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刚刚调京任军机大臣，按例要拜码头，遍访中央大员。

拜来拜去就到了内务府总管增崇家。闲聊没几句，增崇把儿子察存耆叫出来见客。

小察规规矩矩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道：“大爷。”

当满人叫你大爷的时候表示和你比较亲近。

当袁世凯跟你套近乎时可能只是因为自来熟。

只见他闪电般离席，抢前几步，屈膝还礼，连道：“不敢，不敢！”

小察愣了，在他的世界观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应该像王文韶那样神气活现。初见王军机时，懂事的小察一揖到底，给足面子。

可王文韶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手里的水烟袋也不放下，歪歪扭扭地拱一下手便算是还礼。

因此，受宠若惊的小察不懂袁世凯到底要闹哪样。

增崇发话了：“小孩子，小孩子，袁中堂太客气了！”

袁中堂还觉得不够客气。他紧紧握住小察的手，道：“老弟好！”接着，半侧着脸看他，目光炯炯有神，半侧着脸对增崇道，“老弟真英俊！让我们先谈一谈。”

增崇不语，表示同意。

袁世凯转过脸来，道：“经书都读过了吧？”

小察：“现在才读《周礼》，还未读。”

袁世凯：“读经是要慢慢地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送过来。”

小察想显显志气，给旗人长脸，便道：“为将来考学堂，正预备各门功课。现有的教科书，似有点不足。”

袁世凯：“好，好，明天我就给你送过来。”一面说一面对增崇郑重道，“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了。”

于是，增崇对儿子道：“你回书房去吧。”

第二天中午刚下学，小察就在院子里看到五个大箱子。门房说：“袁大人差人给少爷送书。”

他瞥了眼大红名帖，只见“袁世凯”上方用墨笔写了“世愚弟”三个小字。开箱一看，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各类书籍，目不暇接，且都是由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编辑，直隶官书局出版的。

同样受过袁世凯优待的还有小清新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作为改良派，他曾与梁启超共组进步党，以抗衡国会中的国民党，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国会解散后的立法机关）秘书长。

一次，林父病危，林长民到总统府请假，准备回上海侍奉。

袁世凯格外重视，送了他人参、鹿茸等贵重物品，约合三千两白银。

然而，赴沪不久，林父便病逝了。

悲恸的林长民发了讣告，写了悼词，结果立刻收到袁世凯寄来的五千两白银。

办完丧事，回京销假。新华宫，袁世凯拉着他的手，殷勤劝慰，且背诵林长民撰写的悼词，洋洋洒洒，一字不落，背着背着还泪流满面起来。

林长民震惊了，跪地感谢，泣不成声。袁世凯拭泪将他扶起，送至门口。

从此，林长民对袁唯命是从，并私下密告亲友：“大总统此举，可谓责望于我已达极点，若不从之，恐命不久矣。”

事实上，林长民纯属少见多怪。据黄炎培回忆，袁世凯记忆绝好，过目不忘，其博闻广识令下属敬畏有加。

张作霖见他时，不敢抬头直视；阎锡山晋见时，还没开口，袁世凯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都说了。

张钫（fāng）少年得志，二十七岁就当了陕南镇守使（军分区最高长官）。作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领袖之一，进京办事时受到袁世凯的接见。

袁：“你和张都督（陕西都督张凤翙）谁是铁门人？”

张：“我是铁门人，张都督的老家是怀庆。”

袁：“我二十岁时来往陕西，经过铁门住过两宿，还记得店在路南，街东有河，两山对峙，风景很好。”

张钫暗暗吃惊，却不知更惊悚的还在后面。

袁世凯对陕西的文化名胜娓娓道来，又对张钫何年何月所干何事皆能背出，赞不绝口，最后谆谆教导：“一不要急着做官，二不要贪钱，三要多读书。”

张钫后来站在反袁的立场上，亦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温和洒脱的魅力。

部下眼中的袁世凯是捉摸不透的。

晚清时，幕僚张一麐（lín，1867-1943）曾入见力陈宪政改革的紧迫，并暗示必须由“大力者主持”。

袁世凯打官腔：“国人教育未能普及，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反生流弊。”

张一麐据理力辩，袁世凯不为所动，气得张怏怏而退。

谁知第二天，袁世凯又召他入见，嘱咐将预备立宪做一个详细的说帖交上来。张一麐对领导何以判若两人大惑不解，后来更是看到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联袂上奏的预备立宪稿，即他所拟，未易一字。

原来，袁世凯是故意模仿守旧派的腔调，与他争论，“以作行文之波澜”。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就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慈禧：“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

袁世凯：“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其实，女儿眼中的袁世凯是简单的。

据袁静雪回忆，父亲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坐下时，两腿叉开，两手放在膝盖上，绝不跷二郎腿。

每天六点，准时起床。早餐永远是一海碗鸡丝汤面和一大盘鸡蛋，午餐则少不了清蒸鸭子。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揭，三卷两卷扒拉下来——袁世凯大口嚼着自己的最爱，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因为奉行“能吃才能干”的信条，他喜欢用大号餐具，并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不行”挂在嘴边。不仅自己饭量大，还号召儿女们多吃，以成大器。

然而，世人眼中的袁世凯却是阴险的。

民国名记黄远生锲而不舍地跟袁世凯作对，天天在报纸上挑衅袁大总统。

在一篇《袁总统之师父》的评论中，他说：“当年满人中的杰出代表良弼留学东京时，亲见革命风潮之烈，谓其大佬曰，‘勿忧，此辈每月给上数百金，赏一顶戴，即闭口矣。’现在民国初创，袁总统不思息内乱而御外侮，唯知以上将、中将的勋位牢笼其徒卒。可见，袁总统者，放大之良弼也；良弼者，袁总统之师父也。”

黄远生显然没看过《批评官员的尺度》，是以此文还有姐妹篇《袁总统之徒弟》。

一日，黄记者的车夫和另一个车夫当街吵了起来。于是，袁总统的徒弟——一个站岗的巡警走了过来，叱责道：“吵什么吵什么，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

黄远生一拍大腿，顿悟了：“原来共和是拿来对付的，袁总统的教导果然普度众生！”

无论褒贬，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强大的个人魅力。它甚至感染了太平洋彼岸的《纽约时报》：

整个中国，能否产生另一位像袁世凯这样具有组织才能和个人影响的政治家，是大可怀疑的。

正文第四章甲午风云

<h3>走向海洋</h3>

主战派的对立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和派。在对外决策上，和后人被误导的历史记忆恰恰相反，慈禧一直是激进分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还是懿贵妃的慈禧一度代咸丰批阅奏章。她严饬统兵大臣与敌决战，并晓谕中外，悬赏杀敌，无论军民，明码标价：

斩杀一白夷，赏银一百两；

斩杀一黑夷，赏银五十两；

击毁夷船一艘，赏银五千两。

慈禧的问题在于，其激进总是慷他人之慨，像天皇那样用私帑买军舰的高尚行为在她这儿基本不用指望。

知行不一是中国的痼疾。政客们成日高谈阔论，而一涉及自身利益，改革立刻陷入停滞。

而刚刚说完“今天（六十大寿）让我不高兴的人，我要让他一辈子都高兴不了”，蕞尔日本就直不愣登地跑来挑事，简直活得不耐烦了，不迅速灭之，都没心情吹蜡烛。

其实，建立这种自信的基础并不牢靠。

年初时李鸿章检阅海军，发现问题一箩筐。

第一，航速普遍比日舰慢；

第二，没有快炮。快炮和慢炮的区别在于快炮的发射火药是无烟火药，相比于慢炮的黑火药，发射后没有呛人的烟雾，无须等待硝烟散尽即可进行填装；

第三，整体技术落后，十年不添一船一炮。十多年前购自英国、严重老化、基本没有装甲防护、船速一快海水就倒灌炮房的超勇号和扬威号还编在主力序列。而日方军舰则基本是1890年以后的产物。

阅军归来，李鸿章向朝廷盛赞北洋水师“技艺纯熟”“行阵整齐”——这份水分严重的报告不是军事报告，而是政治报告。1894年，最高的政治正确是慈禧的大寿，不管海军实情如何，作为大寿献礼，报告必须只能是报喜不报忧。

在错误信息的引导下，紫禁城已不可能对胜负做出客观的判断。

然而，战争的主体是人。硬件再好软件跟不上也不行。李鸿章聊以自慰的只剩下“千舰易买，一将难求”了。

位于福州的马尾船校是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一手创办的。

当年，李鸿章因海防问题和秉持塞防的左宗棠吵翻天时，绝想不到自己的老对头为建设海防留下了一颗弥足珍贵的种子。

马尾一期的佼佼者当属严复（1854—1921）和刘步蟾（1852—1895）。

开船在学贯中西的严复看来是雕虫小技，不屑为之，但对刘步蟾来说却是终生的追求。

《清史稿》曰：

华人明海战之术，步蟾为最先。

留英三年，学业猛进，时年二十，英姿勃发。回国后即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提出加强海防、建设海军的可行方案，深得李鸿章赏识。

采购定远、镇远时，刘步蟾率十多个船工赴德监造。船成后奉命接舰返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居总兵，仅次于提督丁汝昌。

当然，中间还隔着一个副提督琅威理。

但在有留洋背景的刘步蟾看来，琅顾问不过是个摆设。

1890年，定远号访问香港。丁汝昌因公离舰，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以示主权在我。琅威理不服，觉得有他在船，提督旗不能降。

官司打到北洋，李鸿章支持刘步蟾，直接把琅威理气回了英国。

1891年，北洋水师访日。焕然一新的日本海军强烈地刺激了刘步蟾，回国即面见李鸿章，要求添购战舰。

李鸿章未置可否，刘步蟾慷慨直言：“平时不备，一旦偾（fèn，败）事，咎将谁属？”

史称“四座悚然不已”。

清末的海军是最时髦的兵种。威海和旅顺的海军俱乐部里，酒吧舞厅应有尽有，刘步蟾本人的生活习惯也很洋派，这要换了翁同龢，估计早就摇头大骂“斯文扫地”了。

斯文没有拿来扫地。从《北洋海军章程》到海战的法规号令，无一不出自刘步蟾之手。

当然，也离不开李鸿章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

除刘步蟾外，马尾船校还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的海军专才：铁甲舰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正二品总兵），巡洋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从二品副将）、来远管带邱宝仁（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副将）以及经远管带林永升（副将）。

1877年，一批青年才俊登上了去往格林威治海军学校的邮轮。

海鸥翩跹，浪花滚滚，青年们在临别词中写道：

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

十七年后，1894年7月25日的黎明，当方伯谦站在济远舰主桅的望台上，携带国产舰广乙号护送运兵船赴朝增援时，不知是否还能忆起当初的誓言？

济远是和定、镇二舰同批订购的德产巡洋舰，吨位2300，航速15节（1节=1852米/小时），炮20尊，编制200人。

福州造船厂出品的广乙号则要小得多，只有1000吨，配备三门德国名炮克虏伯，编制120人。

广乙号和她姐姐广甲号、妹妹广丙号同属广东水师。

彼时的四大水师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基本按当年薛福成的建议分布，福建水师中法战争时被张佩纶败光了，南洋水师常年疲软，只有北洋和广东尚能一看。

论财力，广东水师当然拼不过北洋，所以人走的是技术流。

当年五月，“广氏三姐妹”参加北洋水师的会操，因身形灵活，命中率高，广丙舰管带程壁光（正四品都司）又毛遂自荐，三舰便被编入北洋效力。

此刻，见陆军已登岸完毕，二船准备返航。刚开出汉江口，迎面驶来三艘日舰。

丰岛之战打响。

<h3>喋血丰岛，黄鼠狼落跑</h3>

敌舰的吨位告诉读者这将是一场恶仗：吉野4100、浪速3600、秋津洲3100。

果然，一上来济远就中弹了。大副沈寿昌脑浆迸裂，溅了方伯谦一身，二副柯建章胸口被洞穿，当场毙命。

真人版《怒海争锋》吓傻了方管带，他定了定神，见甲板上水兵死伤无数，当场打算逃跑。

广乙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矫健，迅速超过济远，直扑日军先导吉野。

广乙管带林国祥十年前参加过坑爹的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犹在眼前。于是，一朝被蛇咬的他此番出发前专门跑去问丁汝昌：“如果日舰中途截击，该当如何？”

丁汝昌告以四个字：“纵兵回击。”

有您这句话就放心了。

当然，这个问题由林国祥而不是护航总指挥方伯谦问出，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广乙的吨位不足吉野的四分之一。16节的航速虽不低，但跟号称世界第一快的吉野（23节）比还是黯然失色。

果然，吉野一个急转舵，画了个大圆弧，避开了广乙。

广乙不跟“韦一笑”比轻功，直咬航速较低的秋津洲。双方在近距离猛烈开炮，海面黑雾障天，难分敌我。秋津洲赶紧拉响汽笛，以免和后方的浪速相撞。

广乙趁机将鱼雷管瞄准了秋津洲，刚发出预备口令，敌舰的一发炮弹正中广乙舰首的鱼雷舱。

当硝烟散尽，秋津洲茫然地发现，广乙不见了。

浪速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则惊恐地发现，广乙竟鬼魅般出现在自己尾后，相距不过三百米。

离一艘鱼雷舰这么近，东乡平八郎分明感觉到了死神的气息。

要不是广乙的鱼雷发射器被打坏，东乡难逃一死。

浪速横过身子，舷炮齐发，秋津洲也赶来助阵。两舰快炮短时间内倾泻了六百发炮弹，广乙官兵伤亡七十多人，力不能支，航速明显下降，转舵朝浅水区退避。

日军欢声雷动，刚激动了两分钟，广乙还击的炮弹即命中浪速，摧毁了船上的备用锚。

愤怒的东乡准备追击，却接到吉野要求转向合围济远的信号。

被水手亲切地称为“黄鼠狼”的方伯谦，最大的优点是圆滑和惜命，以至于济远的逃跑也充满了黄鼠狼的风格——边跑边打。

愤怒的水手王国成像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在舰尾操控150毫米炮接连命中吉野，打得坪井航三（吉野舰长）放慢了航速，向浪速和秋津洲求援。

正好怡和洋行（英）的商轮高升号载着一千淮勇，带着木船操江号，往汉江驶去。

高升挂着英国国旗。用这种方法运兵的确掩人耳目，但挡不住侵略者的如狼似虎。

擦肩而过的同时，济远升起了日本国旗。很多人据此认为“黄鼠狼”想投降倭寇，这一点确属冤枉，人是为了示警。怕死归怕死，却不一定要当汉奸，毕竟妻儿老小还在故乡，田产家当尚在岸上。

高升立刻转向，却因航速不敌，被吉野拦下。

日军强迫英籍船长离舰，并发炮恫吓。英国船员见交涉无果，只好随日军上了吉野。

了却了后顾之忧，吉野当场击沉高升。淮勇遍浮海上，泅遁无所，日军竟以机枪扫射，一时间白浪皆赤，流血漂橹。

济远跑得比兔子还快，已然消失在海平线。广乙开到浅水区，日舰吨位大、吃水深，追过去铁定搁浅，只好鸣金收兵，挟持操江而去。

由于失火严重，上岸后，林国祥命人摧毁广乙以免资敌，并在朝鲜官员的帮助下撤往平壤。

丰岛之败传到北京，主战派又激动了，抛出一条挑战人类智商极限的方案：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

在翁同龢的煽动下，恨不得抡袖子御驾亲征的光绪罢了丁汝昌的官。李鸿章泣血上奏，慈禧出面干预，才改为留职察看，戴罪立功。

天天被人骂“怯懦避战，纵敌养寇”，丁汝昌极其憋屈，多次向李鸿章请战。

李鸿章一面安抚下属，一面上书光绪，说海军停购船炮久矣，技术落后，同倭舰驰逐于海上，胜负实未可知。与其负气一掷，不若令之游弋于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防守震慑。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了解眼下的局势。

中日即将展开较量的战场，从朝鲜半岛始，经辽东半岛、直隶平原，至山东半岛终，环绕渤海与黄海。其东端是双方争夺的目标朝鲜；西端是清廷的心脏北京。南北两端则分布着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和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威海）。

两相比较，清廷的劣势非常明显。

首先是交通。朝鲜一公里铁路都没有，大清国全境也只有四百公里，这还得算上刘铭传在台湾修的一百公里。往朝鲜方向的铁路只通到山海关，出了关，清军必须步行开往战场，辎重转运全靠畜力。

日本的铁路则早已超过三千公里，加上海运，行军速度远超清军。

当然，中方也可海运，在威海上船，横穿黄海，直抵朝鲜半岛西岸，但这样做的结果丰岛之战已经告诉读者。

日军的优势在于既可利用快船骚扰朝鲜半岛西海岸，又能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之外的东海岸登陆，对驻朝清军实施南北包抄。

更糟的是货币。中国用银，朝鲜用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银子在朝鲜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国内的一半。李鸿章不得不一边部署军事，一边从国内运铜去朝鲜就地铸钱、平衡物价。

其实，清军并非毫无胜算。

李鸿章最引以为豪的不是北洋水师，而是倾二十五年之力，苦心打造的北洋海防系统。

除了旅顺港和威海卫，还有天津的塘沽口。三大要冲，互为掎角，固若金汤，拱卫京师。

依托这套完善的海防工事，李鸿章的方略明白无误：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派北洋舰队巡游渤海、黄海，威慑日军，使其不敢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发动奇袭和登陆。

这样一来，不管日本在朝鲜半岛东海岸卸了多少兵，也只有正面推进，从鸭绿江打进中国。

而只要拖上三四个月，冬季到来，渤海湾就会封冻，鸭绿江两岸的气温也将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耗死日军并非难事。

控而不发、保船制敌的根本目的是将日军拖入持久战的泥潭，毕竟日本的经济实力有限，还因连年扩军负债累累，李鸿章又落井下石地命各海关停止进口日货，这对主要以中国为商品输出国的日本而言，可谓釜底抽薪。

日本利在速战，而血气上涌的光绪极其配合地认为宣战已刻不容缓。慈禧觉得日本连英国人（怡和洋行）都敢惹，基本属于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也力主开战。

<h3>死战平壤，左宝贵断肠</h3>

8月1日，清廷对日宣战。

日本大喜过望，亦于当日宣战。

战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袁世凯引燃的。

虽说谁也无法阻挡日本并吞朝鲜的脚步，但没有袁世凯信誓旦旦的保证，李鸿章也不会下定决心派兵。而清军不入朝鲜，日本就打不成《天津条约》这张牌。在俄国眼皮底下悍然侵朝？天皇还得掂量掂量。

当然，大头也是受害者。所谓“天朝尽管戡乱，日方绝不插手”的假消息是日本间谍放出的，为了制造和谐的出兵借口，倭寇确实绞尽脑汁。

因此，对跑回天津的袁世凯，李鸿章嘴上不说什么，心里究竟不爽。

正好时任直隶按察使的周馥负责前线的军需转运，人手不够，向李鸿章要人，他便命袁世凯去给周馥当副手。

刚从鬼门关逃回来，又要去朝鲜？大头顿时一个脑袋两个大。

其实，他更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杀回朝鲜。

袁世凯曾委托在中央部委任员外郎的堂弟袁世勋帮忙运作。袁世勋是袁保恒的长子，利用父亲的人脉，他搭上了翁同龢。

翁师傅向来不喜欢替人请托，却为了满足素未谋面的袁世凯率领数营上前线的“班超之志”专门入奏，可见其主战立场之坚定。

然而，用兵任将的大权仍操诸北洋，为免令出多门，慈禧否决了翁同龢的提案。

袁世凯只好打点行装上路。

事实上，李鸿章安排淮军老人周馥去前线有给叶志超压阵的意思。而周馥本人，早就看穿了清廷的外强中干，料定胜算渺茫，暗示李鸿章最好急流勇退，保全名节（“当思曲终奏雅”）。

但这显然不符合李鸿章一挺到底的性格。周馥也不再多劝，而是选择和幕主同舟共济。

东北前线，周馥与袁世凯配合默契。虽条件极为艰苦，却仍出色地完成了清军的粮草供应。

淮军之弊，袁世凯洞若观火。

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他犀利地指出：

洋人用兵，队形分为四排，第一排散开开火，败则退至第四排后整备，第二排前进接应，轮流不断。并且，部队后方十里驻兵设防，遏止退兵，整编残卒，即使败退也不至于溃散。

我军操练时偶尔也照这种方法，临阵却用非所学，全按打土匪的法子，挑选一批奋勇当先的，骑马直奔向前，后面的不敢放枪，唯恐打到自己人。只靠冲到前面这数十人乱打一气，根本难以取胜。

因为透彻，所以不抱希望。以袁世凯对日本的了解，他判定此战清廷绝无胜算。

梁启超后来也说，甲午之败，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的必然结果。

而当唯一能打的淮军都被打光，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以西法编练新式陆军。

且不说大头在朝鲜练过新军，且不说日本人的嚣张让他深感拳头就是真理，单就“亡清”二字，已足以让袁世凯紧盯练兵的动向。

而他的老对头，刚考上状元投入翁同龢门下的张謇，转而寻求的是另一条大道。

宣战当天，慈禧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百官跪迎。

暴雨使路面积水颇深，官员们匍匐在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浸泡在泥里，顶戴上的红缨淌下鲜红的水。

张之洞的堂兄，内阁大学士张之万已年过八十，颤颤巍巍，久跪不能起身。慈禧的轿子经过时，她竟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视若无物。

人群中的张謇目睹此景，心如死灰。许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五年后，张謇办的大生纱厂的织机在南通初试啼音。

9月15日，日军进攻平壤。

平壤四周多沼泽，城高十米，以南门外宽阔的大同江为天堑，可谓地利无双。

但弱点也很明显。玄武门（北门）外东北方向不远有一座牡丹台，是全城的制高点。站在牡丹台上俯瞰，平壤的大小街道一清二楚。

因此，日军在牡丹台投入了近八千人，占总兵力的一半。

天刚拂晓，玄武门外便枪声大作。清军奋勇作战，却无法抵挡日军的密集炮火，苦战至上午8点半，牡丹台陷落。

清军退守玄武门，依托八十厘米厚的城墙垛口，激烈还击。

尸体枕藉的城墙上，突然出现一位身形高大的军官——左宝贵。

弹雨纷飞中，左宝贵头戴一品顶戴，身披御赐黄马褂，手持步枪，大声激励士兵们作战。

他深知平壤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故部下劝其换掉引敌注目的冠带时，左宝贵凛然道：

穿朝服就是要让士卒们都看到我。敌人注目，又有何惧？

战斗渐趋惨烈，城头上，伤亡官兵越来越多。左宝贵接替一个阵亡士兵操作哈乞开斯机关炮，对准日军扫射，自己也身中两枪。

左右“劝其暂下，宝贵斥之”。

于是，部下感奋，拼死抗敌，局面一度有所扭转。

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将机关炮击碎，铁管从左宝贵肋下贯穿。

即便如此仍不退，裹创再战。终于又一弹飞至，左宝贵倒地不起。

将士趋前查看，见其腹部被炸出一大洞，犹能言语。

左宝贵望着硝烟弥漫的天空，思绪回到了三天前。

战前会议上，叶志超召集众将，表示要暂避敌锋，以图后举。除聂士成外，多数将领附议。左宝贵愤然道：“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不必计也！”

言罢即枕戈待旦，并密调亲兵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遁。

大战在即，将领们见日军来势汹汹，都主张弃城后撤。左宝贵怒骂道：“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也！”

天空中传来久久不散的回响：此城为吾冢。

左宝贵践履了自己的承诺，含笑而终。

傍晚，平壤下起了倾盆大雨，双方休战。

叶志超见玄武门失守，下令趁雨夜北撤。

逃跑也就算了，问题是叶志超竟自以为是地派人通知日军，说明天一早我军即撤退，平壤让给尔等，望勿开枪。

以为这样对方就会上当，真是蠢得让人心碎。

当晚8点，暴雨如注。清军蜂拥出城，遭到日军伏击，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因之变色。淮军精锐死伤殆尽，包括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余者一哄而散。

自此，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消失。

<h3>利润挂帅的国企</h3>

同一时间，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北洋舰队已集结完毕。

一周前，李鸿章收到叶志超求援的急电，立命驻守大连湾的河北镇总兵刘盛休率所部铭军四千人乘运兵船东渡至中朝边境的大东沟，登陆后驰援平壤。

丰岛之战殷鉴不远，是以护航的舰队非常华丽，计有定远、镇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和四艘鱼雷艇。

9月14日，中秋节。

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屯泊基地，与位于大连湾作为补给站的旅顺港遥相呼应，共同扼守渤海门户。

海上生明月。

丁汝昌心头升起的却是不祥的预感。

吃完月饼，船，就该起锚了。

刘公岛上站满了送行的家眷，同水兵挥手作别。

当时只道是寻常，孰料此别成永别。

翌日，当舰队开抵大连的同时，平壤陷落。更悲催的是，日本联合舰队收到侵朝陆军来电，说在平壤搜到一封叶志超写给刘盛休的信——运兵计划全盘暴露。

于是，毫不知情的北洋舰队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繁忙的装煤作业扬起阵阵黑烟，丁汝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刘步蟾脸上。

驱动北洋战舰的煤都是形同散沙的劣质碎煤，供自开平煤矿。

位于唐山的开平煤矿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在李鸿章的助手唐廷枢的经营下，一度风生水起。

结果继任总办张翼把牌子搞砸了，最后还被英国人给骗了去。

张翼以奕譞侍从的身份爬到国企高管的位置，开始干最擅长的事——与民争利。

当然你会问，人丁汝昌也是体制内，开车还挂军牌的那种呢。

这你就不懂了，天朝官场的第一法则便是：没有道理可言。

正因如此，同乏善可陈的西方史比起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总是扣人心弦，充满刺激。

这一回被刺激到的是丁汝昌，他愤然致书张翼，说“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

最后警告张总办：“再塞责海军，就全数退回，并禀报李鸿章。”

报谁也没用，海军出不起高价，在张翼看来只配用劣煤，好煤还要留着卖钱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弹药。

北洋水师的炮弹分为榴弹和实心弹。榴弹弹头内装有炸药，靠击中敌舰后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实施打击。

实心弹说白了就是教练弹，以砂土填充，用于打靶练习，不会爆炸。射出去后你唯一能做的便是祈祷它击穿敌舰水线，造成沉船。

残酷的事实是榴弹极为匮乏，里面的炸药也跟你过年放的鞭炮区别不大，都是黑火药。

而日本经工程师下濑雅允研究，已成功仿制黄色火药，命名为“下濑火药”。

此药赖就赖在燃烧力极强，遇铁都燃，难以扑灭，威力比tNt大，还散播毒气，整个一杀人不眨眼……

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水深较浅，不仅定、镇二舰开不进去，便是铭军乘坐的运兵船也只能停在深水区，等待民船接运。

刘盛休悲哀地发现负责此事的东边道道台只应付差事地安排了二十几艘小木船，等接完，日军估计都打到紫禁城了。

这还是李鸿章百般催促的结果。都说专制比民主效率高，天朝的办事效率却是令人发指。

刘盛休顾不上愤怒，立刻安排转乘。一时间，大东沟人声鼎沸，战马嘶鸣。

夜幕降临，已经登岸的军队开始架设营帐。炊火沿着鸭绿江岸向远处延伸，灯光通明的军舰像拔海而起的大厦，环卫着繁忙的大东沟。

19点30分，水兵们严格按照刘步蟾制订的规章，有条不紊地取出吊床，在工作岗位附近张挂；

20点30分，全天最后一次卫生清扫。满面尘灰的锅炉舱士兵在专门配置的浴室里沐浴更衣；

21点30分，各舰大副巡查全舰后，所有人进入睡眠。

德国顾问汉纳根却发现，定远舰尾，丁汝昌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了深夜。

联合舰队也出发了。总司令海军中将伊东佑亨率领本队的松岛、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和第一游击队（总指挥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吉野、秋津洲、浪速、高千穗，带着吨位仅600的炮艇赤城和由商船改造的西京丸向大东沟进发。

赤城吃水浅，便于在登陆区侦察，而西京丸上更是坐着海军系统的一把手——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

淡定到像狩猎一样轻松，皆因日方没料到护个航北洋舰队的主力竟倾巢而出。没辙，都是让丰岛之战给逼的。

天亮时，只有不到一半的清军登上了海岸。

水兵们收好吊床，擦完甲板，开始进餐。

军官的餐桌上摆着以西法烹制的鸽子肉，银质的刀叉一尘不染地搁在漆有“定远”徽标的餐盘旁。

致远舰上，众人正围着邓世昌给他过四十五岁的生日。

丁汝昌催促刘盛休尽快卸兵，刘步蟾则望着漫天的煤烟神色忧虑。

联合舰队正以8节的航速缓缓接近。

海不扬波，几只白鸥悠闲地飞过。同样悠闲的还有日军官兵的心情。

旗舰松岛上，海军大尉木村浩吉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拂晓，天气晴朗，微风徐徐。”

闲适的他甚至和人下起了围棋。一局未毕，便有人跑进来道：“发现船只！”

此刻，时钟指向10点30分。劣炭燃烧产生的滚滚黑烟使日军比中方早了一个半小时发现敌情。

木村浩吉兴奋地跳了起来。和所有人一样，他以为大东沟就几艘运兵船和护航的小舰，待离近时才发现是北洋水师的全部精锐！

伊东佑亨下令午饭提前，就餐后马上进行战斗准备。

中午12点，镇远的瞭望兵发现日舰煤烟。十分钟后，一个洋员冲进定远的军官餐厅，用英语喊道：“t，sir！”（“先生们，发现日军！”）

<h3>那些年，一起意淫的定远</h3>

丁汝昌登上飞桥（观测平台），接过下属递来的望远镜，看了好一阵才缓缓放下。

利用浅水优势，使海战在大东沟附近爆发，显然对机动力不强的北洋舰队有利。然而，登陆还在进行，果真如此，运兵船势必遭到荼毒。

丁汝昌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长期以来的压抑也化作满腔的愤怒。

他下令起锚，迎战日军！

其实，伊东佑亨比丁汝昌还恐惧，他面临的毕竟是一艘长95米、宽18米，装备4门305毫米克虏伯巨炮，编制360人的庞然大物（定远）。

要知道，“捕捉定远”一直是日本小孩最钟爱的游戏；

要知道，军歌《定远还没有沉吗》在东瀛传唱已久；

要知道，直到公元2000年，中国才首次出现吨位超过定远的军舰。

为了克制定远，日本专门发行公债，请法国设计建造了“三景舰”（松岛、严岛和桥立，为日本著名的三景）。

旗舰松岛，为了跟定远的巨炮较劲，极为勉强地安了一门320毫米的主炮。

问题是人定远吨位7500，它还不到4300。66吨的主炮往上面一放，比大头娃娃还滑稽。

头重脚轻的设计导致主炮转动时舰体会侧倾，遇到恶劣海况更是不敢转，否则会翻船。

一系列问题使得十分钟一发的理论射速降低到一小时一发，主炮完全成了摆设。

反倒是两舷各六门的120毫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在实战中发挥了作用，每分钟5发的射速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这就涉及到阵型问题。

许多事后诸葛亮把黄海之败归咎于丁汝昌不懂海战，采用了愚蠢的阵型，其实是以蠡测海。

PC游戏《大航海时代》上来就教玩家“t字打法”，即海战时尽量使舰队横排成t上面的一横，以密集舷炮攻击敌军。反之，如果你首尾纵列成t下面的一竖那就悲剧了。

由于火炮密布军舰两侧，故传统海战打法非常单调。交战时双方都排成一横，一舷射完后调转船头射另一舷，射完的一侧则借此装弹，周而复始。

19世纪中叶，铁甲舰的出现改变了海战的格局。

1866年的利萨海战，交战双方意大利和奥地利都编有铁甲舰。意大利采取传统战术，奥地利则将舰队排成人字形，以舰首对敌，先用大口径主炮狂轰，再如一把尖刀插入意军。

最后，意方旗舰被奥方旗舰的撞角拦腰撞沉，海战从此进入了新纪元。

以舰首炮替代舷侧炮，用口径换数量的理论方兴未艾，主张回归传统的呼声便随之兴起。

对北洋水师来说，定、镇二舰装甲厚重，两侧没有太多空间布置舷炮，首尾倒是合计有八门305毫米巨炮，而致远、靖远又是典型的轻快巡洋舰。因此，以雁形阵切割敌阵后各个击破成为丁汝昌制订的作战方案。

日军没有定、镇这样的战列舰，但机动力强。伊东佑亨将舰队分为本队、第一游击队和西京丸—赤城三个战术小分队，下令在北洋舰队面前反复周旋、掉头，集中发挥巡洋舰的舷炮优势。

丁汝昌则令两舰为一个战术小分队，共分为五队。

每小队长舰位于前方，僚舰位于右后方四十五度角相距四百米处，避免误伤和碰撞。以定远—镇远小队为中轴，往左是致远—经远和济远—广甲小队，往右是来远—靖远和超勇—扬威小队。中轴一马当先，两翼依次靠后，呈一扇面，鱼贯而前。

弱点在右端的超勇和扬威身上。

采购之初，两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防护撞击巡洋舰，英国人命名为“金牛座号”和“白羊座号”，正是取这两种动物头上长角之意。

可惜，所谓的“之初”已是十几年前，在19世纪末日新月异的军备竞赛狂潮中，吨位不足1400的超勇和扬威显然廉颇老矣，装甲和火力也远逊于致远、靖远。

当然你会说，人广乙才1000吨，也不影响她以小搏大。

问题是广乙的定位是鱼雷舰，而年久失修的超勇、扬威则是撞击舰。

速度是撞击的生命，但在这两艘行将报废的弱舰上，锅炉兵便是使出吃奶的劲铲煤，也只能将航速冲到7节。

这直接拖慢了北洋舰队的整体速度，以至于伊东佑亨紧张得掌心冒汗：这么慢，丁汝昌在玩什么诡计？

炮弹短缺、军舰老化在伊东脑海里近乎天方夜谭——除非他有机会到超勇、扬威热浪滚滚的轮机舱亲眼看一看清兵是如何挥汗如雨地作业的。

定远舰的甲板上已铺沙蓄水，防止火灾。易碎物品全部弃置，舢板一概卸走，因为高升号的遭遇告诉大家：如果你不幸落海，基本不用幻想日军施救，还要防止他用机枪扫射你。

被拆除的还有用来悬挂信号旗的横桁。

在没有对讲机的时代，原始的旗语号令即使日常指挥一支延绵数海里的舰队航行都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炮火纷飞烟雾弥漫的战场上。

因此，丁汝昌下达了三条守则后，便不再寄希望于脆弱的信号系统：

一、各分队必须同进同退，攻守相助；

二、战时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

三、各分队必须跟随旗舰行动。

丁汝昌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旗舰本身的行动就是最高指挥。他要始终不渝地贯彻直插联合舰队军阵的战术。

可惜，左翼末端的济远—广甲分队在方伯谦的带领下，越开越慢，最后干脆躲到了镇远后面。交战伊始，北洋舰队便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桅盘里，测距员手持六分仪，紧张地测算着敌距。

“一万米！”

“八千米！”

“六千米！”

飞桥上，刘步蟾戴好水兵递来的耳棉，闭上眼睛，鼻尖轻嗅着略带湿气的海风，思绪飞回到了普利茅斯大学的校园里。

彼时的他，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崇拜伟大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

从那时起，他的梦想就从未改变。希望有朝一日率领一支强大的海军，像16世纪的英国人全歼西班牙无敌舰队那样，痛击倭寇。

而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镜头从坪井航三举着的望远镜迅速拉回到定远舰的飞桥。刘步蟾蓦地睁开双眼，目光如炬。

<h3>挂彩的丁汝昌，逃窜的扶桑</h3>

12点50分，定远舰枪炮大副（从四品守备衔）沈寿堃一声令下，天崩地裂的巨响顿时划破了宁静的黄海，射程近八千米的右前主炮一颗三百公斤的炮弹，以每秒五百米的初速旋转着飞出炮膛。十秒钟后，擦着吉野左舷落水，海水登时腾高数丈，吓得坪井航三心肝胆欲裂。

以定远动作为号令，各舰相继开火。炮弹在空中划出道道轨迹，呼啸着向日军飞去。

迎风招展的龙旗下，丁汝昌和汉纳根并排而站，兴奋地观察着战况。

中方的军舰一律是深灰色，日方则是白色。二十多艘钢铁战船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相互推进，蔚为壮观。

冰雪般洁白的水柱此起彼伏地出现在日军的舰阵中。突然，松岛号引以为傲的320毫米巨炮被击中，一炮未打便宣告下马。

日军的速射炮射速虽高，射程却短，故伊东佑亨一直强调距离三千米以内才准开火。

结果，联合舰队的官兵都成了忍者神龟，冒着弹火，发扬黄继光精神，默默地前进前进前前进。

一游（第一游击队）终于憋不住了。

秋津洲、浪速和高千穗在吉野的率领下冲到了清军右翼。

面对高速驶来的一游，超勇、扬威以老旧的250毫米舰首炮迎击，怎奈射速只有可怜的三分钟一发。

很快，三千米的生死线到了。

压抑已久的弹雨朝超勇、扬威疯狂地倾泻。

熊熊烈火，在超勇上四散蔓延，吞噬了无数年轻的生命。

超勇舰底的轮机舱更是成了人间炼狱。为了防止火灾蔓延，通往上层甲板的通道全部封闭，炎热炙烤着所有人，完全失去了生还希望的轮机官兵，在总管轮黎星桥的带领下坚守岗位，完成最后的使命……

扬威竭力发炮支援，打中吉野后甲板，两死九伤。随即又命中高千穗，引燃了几颗装填下濑火药的炮弹。黄烟阵阵，眼看火焰就要烧到弹药库，几个尉官疯狂地大喊大叫，组织水兵死命转动消防泵灭火，方才躲过一劫。

扬威之威，如白驹过隙，很快便遭到反击，燃起了灾难性的大火，舰体开始倾斜。

虽然距离最近的来远、靖远开炮遥助，超勇和扬威却已自顾不暇，且战且退中逐渐掉队。

下午1点，伊东佑亨下令本队开炮。

战前，双方舰队都从弹药库提取了大量炮弹堆放在甲板上、火炮旁，虽有连锁爆炸之虞，却提高了火力密度。

1点10分，战斗进入白热化，连只适用于近战的哈乞开斯机关炮也开始轰鸣，双方互有死伤。

忽然，一枚后来引发无数争议的炮弹击中了定远的飞桥，丁汝昌和汉纳根同时震倒在地。

木质的甲板被炸碎飞起，又重重跌落，砸中丁汝昌左腿。火苗立时蹿起，烧伤了他的脖子和右脸。

水兵赶紧帮丁汝昌脱掉燃烧的衣服，准备扶他去军医室，遭到拒绝。

丁汝昌蹒跚着来到首楼，强忍伤痛，在人来人往的主通道边坐下。每有士兵从旁经过，均投之以亲切微笑，宽慰鼓励。

刚包扎完伤口的洋员戴乐尔看到这一幕，深为感动，上前同丁汝昌握手，相互勉励。虽说这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许只是为了高薪而非国际主义精神，但此刻，他不失为一名英勇的军人。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满嘴跑火车。

从降旗事件不难看出，刘步蟾根本不把这帮洋顾问放在眼里，而李鸿章不支持琅威理实际上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之所以要聘请洋员装点门面，一则可以唬唬朝中大佬，二来为丁汝昌找了个挡箭牌，一有风吹草动便拖出来垫背。

在北洋老兵的印象中，洋员的水平确实不咋样。

作为一只代罪的羔羊，戴乐尔显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对刘步蟾指指点点，心怀不满，并在回忆录里写小说，说刘步蟾趁丁汝昌不备，下命开炮，震塌了飞桥，想摔死自己的上司取而代之。

这么狗血的剧情估计清穿剧的编剧都想不出来，但因符合中国人对官场阴谋的想象，竟至以讹传讹。

伊东佑亨见轰得如此精准，非常激动，下令本队转舵向左，快速掉头后重新越过北洋舰队阵前，以左侧舷炮再战。

结果，队尾的比睿（2200吨）和扶桑（3700吨）因为跟不上速度，掉队了。

两船造于二十年前，是风帆向蒸汽过渡的产物，比睿甚至还保留着三面大帆。装备则以克虏伯炮为主，没有速射炮，航速也只有8节。

一起被抛之脑后的还有赤城和西京丸。后者眼见形势不妙，卖命地追，终于赶上了本队。

留下了本次战场上最弱的弱舰赤城。

代替丁汝昌指挥作战的刘步蟾显然注意到了日军的破绽。

于是，比睿的官兵惊恐地发现，亚洲第一巨舰定远像冰山一样飘了过来，距离右舷不到七百米，尾随而至的还有经远。

更令人绝望的是，即使比睿的炮弹打中定远厚实的舰身，也如橡皮球扔到墙上一般，弹回水中。

舰长樱井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准备放手一搏。

从明智光秀开始，日本就不缺冒险家。天天地震，朝生暮死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日本人爱走极端的性格。

但樱井的决定还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他下命，迎着定远开过去！

日舰扶桑，实力较强，非但不掩护友军，反而趁机逃跑，追赶本队，战后还在报告中写道：舰长从容不迫地左转，为我国海军保住了一艘价值三百万日元的军舰……

<h3>杰克船长</h3>

定远经远，两舰并行，争相开火，步步惊心。

遍体鳞伤的比睿像发狂的斗牛直扑而来，竟钻进了两舰之间的“巷道”。

樱井松了口气——至少躲过了定远那摄人心魄的巨炮。而身处两舰之间，对方因担心误伤友军，不得不投鼠忌器。

果然，炮声偃旗息鼓，定远无奈地用哈乞开斯机关炮俯射比睿。

露天甲板上，比睿的官兵抱头鼠窜，碎片四溅纷飞，视觉效果堪比《黑鹰坠落》。

问题在于，这么打你就是把比睿打成比熊，也打不沉。

和刘步蟾一道留学英国的经远管带林永升怒了，下令舷炮开火。

150毫米克虏伯炮弹携带着怒火在极近距离击中比睿，立毙四人，血肉横飞。

樱井紧闭双眼，等待着人生的谢幕。

等了半天，发现鸦雀无声，属下进来报告说经远停止了射击，正在一步步贴近。

樱井跑至甲板，赫然看到经远舰上出现了一批身着红色制服，手持大刀长矛和绳索跳板的清兵。

这回轮到他大跌眼镜了。

跳帮厮杀是一种浪漫而原始的战术，也是《加勒比海盗》里约翰尼·德普耍帅把妹的必备绝活。

冷兵器时代，双方战船要是觉得对轰不过瘾，距离又足够近，便冲上去肉搏一番。解恨的同时还展现了男人野性的魅力。

普利茅斯的熏陶让林永升觉得，用古老到快要失传的跳帮生擒一艘敌舰，远比击沉它更具英雄主义色彩。

定远的机关炮也停了下来，刘步蟾显然明白老同学的意图。

明晃晃的大刀逼急了樱井，他下令所有炮口对准经远，齐射阻挡，并加速离开“巷道”。

林永升低估了樱井的意志。比睿一番死战，逃出生天。

面对茫茫大海，樱井惊魂未定，两条翻滚的水波便如影随形，急速而来。却是经远发射的鱼雷。

不得不承认比睿的好运，擦舷而过。

额手相庆的樱井没有发现，定远的305毫米尾炮在液压的驱动下已完成180度旋转。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比睿。

19世纪的战舰，因装备沉重、空间有限，战时往往将舰尾的军官餐厅改为军医室，宽大的橡木餐桌则正好用来当手术台。

此时，比睿的军医室充满了肝肠寸断的哀号，地板上防滑的砂土已被血染成了红色。

伤员和军医都没意识到，更大的灾难即将降临。

但闻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比睿舰尾顿成炼狱。十九人当场被炸死，包括两个大尉。三十多人重伤，后部甲板坍塌，下濑火药也被引爆。

镇远不甘人后，随即也发射了一枚305毫米巨弹。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比睿在劫难逃。

可惜，炮弹没能炸响，是一枚令人痛心疾首的实心弹。

比睿拖着浓烟，仓皇消失在了缭绕的战火中……

结果就轮到赤城悲剧了。

北洋舰队追击大小不足定远四分之一，吨位不及定远十分之一的袖珍艇赤城的场面整个儿一“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倒不是欺软怕硬，只是刘步蟾一直没搞明白日军带这么小一艘船来干嘛。卖萌？耍贱？赤城吭哧吭哧地逃跑，也不像啊。

最后他恍然大悟：肯定是运兵船。

考虑到此行的任务是掩护铭军登陆，“运兵船”赤城立马成为清军攻击的重点。

巴掌大点地儿还装了四门120毫米炮和六门哈乞开斯，赤城的甲板显得拥挤不堪。

司令塔里的舰长阪元急得就差拿扩音器大喊：“我不是运兵船，我不会武功。”

围剿赤城已成共识，连广甲都来了，济远还在聚精会神地打酱油，躲得远远的。

一颗由定远发出的150毫米炮弹划过一段长长的抛物线，正中赤城。两个炮手、六个水兵当场被炸死，阪元的脑袋被弹片击碎，冲击波把他半截身子冲进了海里。

海军大尉佐藤立刻接替舰长指挥赤城，全神贯注地跑。

已多次中弹的后桅又被击中，轰然折断，军旗随之而落。

然而赤城上的官兵并没有陷入混乱。

不屈一：军旗被改升到了前桅；

不屈二：后桅残留部分，一根细长的木杆被插了进去。另一面军旗也缓缓升起。

多舰在近距离都无法压制一艘炮艇，北洋水师火力之弱，可见一斑。

远处的比睿由于火情严重，放弃了跟上本队的念头，转向南行。一直追赶比睿的赤城也随之转舵。

吨位2900的来远穷追不舍，舰上的水手陈学海后来回忆说：

弟兄们劲头很足，都想跟日本人拼一下。我和王福清两人抬炮弹，一心想多抬，上肩就飞跑。正跑着，一颗炮弹打过来，在附近爆炸。弹片把王福清的右脚后跟削去，他竟没有察觉。仗快打完了，我见他右脚一片红，问怎么了，他低下头一看脚，才站不住了。

距离三百米时，来远200毫米的舰首炮击中赤城。

所有人都以为赤城死定了。然而，幸运女神再次光顾日军。

受舰首对敌作战思潮的影响，来远没有配备大口径尾炮，而是在舰尾的狭窄空间里安装了大量的机关炮。

于是，边跑边打的赤城，用尾炮盲打误撞地击中了来远堆满小口径炮弹的舰尾甲板。

接着便是毫无意外的连爆、燃烧、火海。

赤城侥幸捡了条命。

<h3>火爆唐人</h3>

被一游打残的超勇和扬威却没这样的好运。

在陈学海的记忆中，这两艘船开炮都会掉铁锈，也许，战死黄海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吧。

为了不祸及正在登陆的清军，两舰都没有选择较近的浅水，而是往离大东沟更远的大鹿岛方向驶去。

结果就让火魔给吞噬了。超勇管带黄建勋和一百多名官兵一起沉入到了冰冷的海底。扬威伤痕累累，也行将就木。

大东沟。

登陆极其迟缓，一涨潮便更加费事。

刘盛休在给天津的回电中沮丧道：“恐十日方能下清，心甚焦灼。”

眼看战局不利，护卫近海的平远舰带着广丙和四艘鱼雷艇起锚了。

大东沟只留下了镇中和镇边两艘蚊子船作为最后的防线。

蚊子船不是军舰，是以小船搭载陆军火炮的水上移动炮台。

而吨位2600的平远虽说是新船，但却是“远字辈”里唯一的国产舰，由福州造船厂根据法国对“三景舰”的设计仿造而成，长仅六十米（小于超勇），宽却有十二米（仅次于定、镇），显得五短三粗。装甲倒挺厚，航速却只有8节，火炮也不过三门（120毫米）。

和吨位1000、航速16节的广丙编在一起明显不协调。

同样不协调的还有联合舰队。

搞沉了超勇的一游非常得意，坪井航三决定右转绕到北洋舰阵后方，反复旋转，以舷炮射击。如此，便同对面的本队形成腹背夹击之势。

这和伊东佑亨的想法不谋而合。

结果还不如不合。

对自己的灵光一闪颇感激动的伊东佑亨随口喊道：“让一游掉头！”

本意显然是右转掉头，但由于少了“右转”两个字，产生歧义，司令塔外的信号兵挂上了“一游回转”的信号旗。

接到属下报告的坪井航三迷惑不解，但还是执行了本队的命令。

伊东佑亨大吃一惊，旋即反应过来：信号旗搞错。

既如此，便将错就错，让一游在正面，本队加速绕到北洋舰阵后方。

两队交错驶过时，伊东佑亨估计狠狠地瞪了一眼对面的坪井航三：太不默契了！

由于本队和一游往相反方向驶离，像拉开的帷幕，将一直在外侧逡巡的西京丸暴露在定远面前。

改自商船的西京丸长得比赤城还像运兵船，刘步蟾没有丝毫犹豫，下令开炮。

305毫米弹摧毁了西京丸的舵机，桦山资纪只好派身强力壮的水手努力转动十二柄备用的人力舵轮，艰难走避。

与此同时，平远和广丙如猛虎下山，冲入战场，谁也不理，直奔松岛而去。

镜头切至广丙闷热的轮机舱内，满头大汗的二管轮（负责轮机，位次于总管轮和大管轮）黎元洪正忙碌地指挥锅炉兵作业。

凭借高速，广丙先于平远到达松岛左舷。

后来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因倒戈护法而名动一时的广丙管带程壁光，此刻正酝酿一套声东击西的战术。

猛烈的炮击转移了松岛的视线，殊不知广丙舰首甲板下的鱼雷室，两条鱼雷已蓄势待发。

可惜，鱼雷在当时属于尖端科技，技术还很不成熟，理论射程不到四百米，实战中更是要一百五十米内才有较高的命中率。

由于松岛和其后的千代田火力过于密集，一张可怕的火网死死地拦住了广丙前行的步伐，程壁光只好暂避锋芒，另寻战机。

平远倒是以舰首的260毫米克虏伯炮命中松岛，却因又是实心弹，只杀死了一个少尉和三个水兵。

松岛迅速反击，六门速射炮打出一招“满天花雨”，平远的260毫米炮被当场打残。

负伤累累的平远明显不敌松岛，携广丙悻悻地驶出了众人的视野。

两船都是半残，却遇到了更惨的西京丸。被定远重创的它，右舷水线出现了一道裂缝，只能靠木板临时堵漏，苦苦支撑。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平远果断出击。

桦山资纪紧闭双眼，开始懊悔自己要求跟随观战的愚蠢决定。

西京丸舰长鹿野下令以舰首对敌，让薄弱的舷侧躲离敌军炮火。忽然，瞭望兵大喊：“鱼雷艇！”

四艘跟随平远而来的鱼雷艇分别是福龙、左一、右二和右三。从如此山寨的名字不难看出，鱼雷艇要比鱼雷舰（广丙）小得多。

其中，左一、右二和右三在路过超勇失事地点时停下来搜救幸存海员，西京丸看到的是实力最强的福龙。

福龙者，福建之龙也，长四十二米，最宽处仅五米，吨位只有120，航速却达到惊人的24节。

不用羡慕。当你坐到福龙狭长低矮的空间里，以四十五公里的时速在海上玩儿漂移时，那感觉跟坐欢乐谷的太阳神车没啥区别。

艇首甲板下的狭小空间里，两个水兵负责发射鱼雷。这两人是看不见外界情况的，发射时机不由他们决定，而要等待来自司令塔的命令。

所谓的司令塔，也只能容纳两人，一个操舵的水兵，另一个便是留美幼童、福龙管带蔡廷干。

福龙装有三具鱼雷发射管，其中两具固定在艇首两侧，需要靠整船来瞄准，故指挥航向的蔡廷干事实上还担负着瞄准员的重任。

剩下一具安装在艇尾细细的中轴线上，倒是可以旋转，但操作时发射手必须把自己绑在鱼雷管上，耍杂技般悬空于艇外，冒着炮火高速前进。

留美期间，美国学生喜欢给他们的东方同学起绰号。性情刚烈、行事勇猛的蔡廷干被称为“火爆唐人”——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他要登上这艘敢死艇。

艇首高昂的福龙破浪而行，时隐时现，宛若蛟龙，直指西京丸侧舷。

一阵阵波浪涌上福龙甲板，海水不断从司令塔的观察口灌入，却遮不住蔡廷干坚毅的目光。

<h3>福龙无福</h3>

随着距离的接近，西京丸的机关炮在福龙四周打出密密麻麻的水柱。

没有任何预兆，福龙射出的一发鱼雷在海中划出一道白练，冲西京丸飞驰而来。

三百米的距离，几乎不容鹿野思考。他条件反射般命全舰转舵，舰首冲福龙驶来的方向，全速前进。

当然你会问，这样不是死得更快吗？

不一定。

就像充满奇迹的古龙小说一样，每当读者觉得“再不挂就没天理了”时，高手总能使出独门绝技，起死回生。

鹿野此举是近距离规避鱼雷的最后一招，教材上提起时往往备注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采用”。

对准鱼雷急驰，船头激起的浪涌会将鱼雷推开。虽说冒险，但考虑到2900的吨位在那摆着，并非全无可能。

即使如此，甲板上目睹这一切的人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鱼雷最后在离右舷一米处擦过，鹿野以手加额，长吁了口气。他不知道的是，福龙紧接着还发射了一枚，蔡廷干意图用两发鱼雷彻底置其于死地。

可惜，第二枚是在西京丸转向过程中发射的，精度不高，在距目标四米处抱憾错过。

空间所限，除了安装进管的鱼雷外，鱼雷艇上一般再无其他库存。日军又躲过一劫。

西京丸上，所有人都欢欣鼓舞，鹿野却疑惑地发现，福龙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竟迎头驶来。

自杀式袭击？这可是日本人的专利啊。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鹿野慌了，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求死的不怕光脚的。

一百米。

六十米。

西京丸再次侧转，舷炮齐鸣，以百分之百的命中率狂轰滥炸，却吓不退海贼王附体的福龙。

三十米！

篮球场的长度。

西京丸上爆发出一阵惊呼。

福龙猛然向右急转，艇身扫出的浪花甚至溅上了西京丸的舷栏。

掉头的同时，福龙甲板上出现了几个水兵，用机关炮掩护其中一个跑到尾部的露天鱼雷管处。

两船再次相距五十米时，鱼雷管已旋转了一百八十度，果断地发射了最后一枚鱼雷！

如此之近的距离，再不中，除非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

福龙响起了胜利的呐喊。而西京丸上，桦山资纪顾不得失态，凄凉道：“吾事已毕！”

鹿野从未如此真切地观摩一颗鱼雷是如何激射而出的，他甚至无比清晰地看到福龙甲板上中国士兵振奋的表情。

桦山资纪瞑目待毙，耳畔是一片死寂，除了沉重的心跳。

十秒，六十秒，两分钟！

桦山资纪发现自己还活着，西京丸安然无恙。鱼雷竟然没有爆炸！

科学解释是，当时的鱼雷在入水后，要经过深浅机的一番上下调整，才能达到预定的定深。这个过程中，鱼雷在水里的轨迹是一条上下起伏的正弦曲线，航行一百米后才能调整完毕，以直线行进。

五十米的距离，显然鱼雷还没跑完调整的过程。但以西京丸较深的吃水而论，即使鱼雷乍起乍伏，命中率仍然很大。蔡廷干觉得，既然是最后一搏，宁近勿远。

结果鱼雷居然沿着西京丸横截面的弧度划了一个半圆，在另一侧浮出水面。

运交华盖，奈何奈何。天公不助，专制之国。

至下午三点，战斗已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的炮弹眼看告罄，日军却仍旧充裕。不远处，美国哥伦比亚号商船正巧路过，船员在望远镜中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一团团又大又浓的黑烟，没有风把它吹散。透过烟雾，那些巨大的战舰摇摇晃晃的样子隐隐呈现，如同许多发怒的巨龙在喷吐火焰。压倒一切的，是震人心弦的炮声，如雷电交加，响彻云霄……

定远。

一颗日本炮弹突然落在堆满了机关炮弹的一处甲板上，周围的水兵担心连环爆炸，无不四散避开。恰好两个军乐队的男孩抬着一颗150毫米弹经过，见到险状，其中一孩随众躲避，另一个则怒目而视，跟红色电影里的儿童团团长似的。

小英雄不顾危险，独自一人拖拽着笨重的炮弹向舰尾的150毫米炮位艰难挪动。

执着无畏的身影感动了围观人群中的戴乐尔，他上前帮助小孩抬起了炮弹。

与此同时，英国顾问尼格路士被弹片击中，血流不止。他拒绝去军医院，而是索要了一些吗啡，忍着剧痛留在甲板上，直至战死。

无论汉人洋人，人性，是复杂的。

环绕定远舰体的，是均厚35厘米的铁甲，扎实的双层设计缔造了永不沉没的神话。

然而，百密一疏，舰首的锚链孔周围，装甲只有7.5厘米厚。

问题是如此隐秘而细小的弱点鲜为人知，知道了也不一定打得中——除非他开外挂。

可好运来了神都挡不住，此役基本属于上帝握着日军的手在开炮。由扶桑的一门240毫米克虏伯炮发出的炮弹正中锚链孔下方，穿甲而入，轰然炸响。

不同于它舰，定远在舰首甲板下有专门的军医院。把伤员安置在最前面，德国人的设计思路令人费解。同样不解的刘步蟾早就下令医生和伤兵转移到靠后的铁甲堡内，这才降低了人员损失。

下濑火药烧毁了药橱和病床，烈焰顺着梯道舱口向外蔓延。很快，舰首便陷入到一片火海之中，黄烟和黑烟混在一起，咫尺莫辨，定远的炮火被迫停滞下来。

像一头吐火的困兽，浓烟滚滚的定远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是个倭寇都明白击沉这艘巨舰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于是，一游和本队前后包抄，快速接近。每条船、每处炮位、每个日兵都疯了一般朝定远开火。

<h3>邓世昌的逆袭</h3>

焦头烂额的刘步蟾一边指挥操舵，一边组织灭火自救，全然没注意到左翼的致远已悄然超过本舰，在一个中年军官的率领下挺舰而出。

邓世昌。

拔刀相助的还有镇远。

但镇远有铁布衫护体，而致远（2300吨）的定位是轻型巡洋舰，排在邱宝仁的来远和林永升的经远（重型巡洋舰）之后。

面对强大的一游，致远的舰体多处被击穿，一些伤口更是出现在水线附近，海水大量灌入船内，最终竟至三十度右倾。

危急存亡之秋，邓世昌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决断：

倭船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成功！

接下来的事，妇孺皆知。

邓世昌屹立于飞桥之上，大声激励着将士。航速已超过20节，直指吉野。一段壮烈的征程展现在哥伦比亚号船员的视野中：

致远不断用水泵抽水，因为我们看到水从该舰两侧倾流入海。甲板上的大炮不停地射击，直到它沉没为止。最后，它的舰首完全淹没在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翘起，露出转动的螺旋桨，渐渐消失。定远、镇远试图援救它，但是太迟了。

邓世昌的绝命撞虽有冲动的因素，却是理性分析的结果。十年后，吉野就是被友军误撞给撞沉的。

可惜，一切因锅炉舱被击中，引起声如裂帛的剧爆而功败垂成。

二百五十二人，除七人外，包括英籍顾问余锡尔在内的所有官兵，全部长眠黄海。

落水时，亲兵刘相忠游过来递送救生圈，被邓世昌用力推开；左一鱼雷艇赶来相救，邓世昌“亦不应”。

最后，连他的爱犬也来营救主人，“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满眼热泪的邓世昌毅然抱住爱犬，同沉海底。

当晚，接到电报的光绪无语凝噎，哽咽着写下了：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百年间，政治的涂抹让“邓世昌”三个字越来越模糊，人们已经不关心也不记得他最初的样子。

在加入马尾船校前，邓世昌是一个茶叶巨商的儿子。由于年龄偏大，错过了留学英国的机会，却积累了更多的实操经验。

北洋水师里，闽系军官的抱团和排外令丁汝昌头疼不已。因此，对广东籍的邓世昌，他倚若心腹。

邓世昌没有辜负丁汝昌的青睐。治军，他严格到近乎苛刻；带兵，他勇猛到乃至鲁莽，被水兵们戏称为“邓半吊子”。

带船多年，邓半吊子的事故率高居榜首。担任扬威管带时，曾因煤没带够，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差点成为鲁滨逊；还有一次因不熟悉水情造成军舰搁浅，导致螺旋桨的叶片严重受损。

中法战争中，邓世昌在前线备战，其父去世的消息传来。他不离职守，却在舱中反复书写：不孝，不孝，不孝……

就在此次大东沟海战前，邓世昌还背负着审查，原因是练兵过严，“鞭打士兵致死”。

而今这一切，早已化作大东沟上空那久久不散、掷地有声的誓言：

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唯死而已！

此事无关立场，超越政治，只是一个青衫磊落的七尺男儿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庄严承诺。

君子重诺。

二十多年里，邓世昌只回过老家三次，其余的时间基本都在船上度过。这不是在写报告文学，而是出自邓世昌女儿温馨的回忆。

每次父亲回家，她都倚门而望，望穿秋水。一直等到太阳都落山了，石凳上睡眼惺忪的小姑娘才恍惚发现，落暮斜阳下，父亲带着自己心爱的大黄狗，一边嬉戏，一边朝家的方向走来……

画面切回战场。

愤怒的镇远狂轰松岛，两枚305毫米弹接连命中。第一颗实心弹横贯而出，在其右舷留下一个骇人的大洞；第二颗装满了黑火药的榴弹接踵而至，正中一门120毫米速射炮。

炮盾像挨了一记落英神剑掌，骤成纷纷扬扬的钢铁碎片。炮身震飞起来，摔落后发现竟被拧成了月牙形。

散落一地的120毫米炮弹当场引爆，像核裂变般沿甲板一路炸响。舷侧板严重损毁，海水涌了进来。

包括一名大尉在内的二十八个官兵，死状极惨，尸体残缺不全。军医长等六十八人重伤，须发皆燃，身体烧得像炭一样黑，悲鸣连天。

不治身亡的又有二十二人，松岛瞬间陷入瘫痪。

鱼雷长木村浩吉大尉忠实地记录了当时舰上的惨剧。

可能你会说：且慢！这人是战地记者吗？从头记到尾，也没见被炸死。

其实，木村浩吉之所以能悠闲地写报告文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军压根就没打算采用鱼雷战术（木村是鱼雷长）。

士官办公室虽已被烧黑，桌子上、地板上还是横七竖八地躺着重伤患者，医务员没立足之地。两三个伤员见我进来，不断叫喊着“鱼雷长，给我水”。我就用陶壶装了些水，喂他们。

怀着对清军两艘铁甲舰的恐慌，“伤者们接连询问定远、镇远的情况。到处都是呻吟和索水声，一些水兵忍着剧痛割下粘在身体上的衣裤，皮肉随之被拽下……”

下午四点，松岛的桅杆上升起一面特殊的旗帜，上书“不管”，意为各舰自由行动。

<h3>因编程错误而无法通关的游戏</h3>

正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北洋舰队却出现了逃兵。

龟缩了一下午的济远挂出“我舰已受重伤”的信号旗，转舵离开战场。广甲亦步亦趋。

方伯谦尚知廉耻，不敢回登陆区，而是往大鹿岛方向开去。

慌乱中，竟把眼看就要脱离苦海的扬威给拦腰撞毁。更恶劣的是，心虚的方伯谦下令倒车、离去，完全不顾友军死活。

扬威管带林履中悲愤莫名，蹈海而逝。

9月18日凌晨，济远回到旅顺，连夜用铁锤在舰身伪造创痕。紧随其后的广甲因不熟北方海域触礁搁浅。

济远的脱逃严重打击了舰队的士气，弹药将尽的经远、靖远、来远相继往大鹿岛方向暂避，一游四舰迅速追击，战场上只剩日军本队和定、镇二舰。

西沉的落日慵懒地注视着血火交融的大东沟，对这场历时三个多钟头的海战，显得非常倦怠。

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和扶桑像五只眈眈相向的嗜血豺狼，绕着定、镇游走。

为了牵制日军，保护铭军登陆，定、镇非常镇定——只是炮弹仅够打十五分钟了。

三十多门火炮肆无忌惮地轰击着两艘巨舰。一个小时下来，日军官兵彻底傻眼。

只见弹药狂飞中，北洋双柱虽不断起火，却巍然不倒，缓慢但有节奏地发炮还击，显得无比沉着，异常强硬。凹凸不平的舰体上，没有一处弹痕的深度能超过十厘米……

松岛面目全非的甲板上，腹部重伤的水兵三浦虎次郎绝望地浩叹道：“定远舰怎么还打不沉啊！”

不远处，另一场追逐戏正在上演。靖远跟着经远，来远跟着靖远，再往后便是死咬不放的一游。

突然，靖远挂出一组旗语，原本朝西北的航向改为东北。那是小鹿岛的方向。

来远随长舰一起转向，吨位2900的经远暴露在一游的炮口前。

重型巡洋舰经远有小铁甲舰之称，配备两门210毫米、两门150毫米克虏伯炮，若干不同口径的机关炮以及四具鱼雷发射管。

可惜，跑不过吉野，挡不住一游的猛攻。激烈交火中，司令塔的观察口被击中，管带林永升头部中弹，当场阵亡。

小鹿岛。

靖远和来远的官兵眼睁睁看着经远以一敌四，却爱莫能助。靖远弹药耗尽，来远被赤城命中燃起的大火仍在舰上肆虐。

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时任来远枪炮二副（守备衔），从头到尾都在指挥救火。

在向女儿回忆海战的残酷时，谢葆璋讲述了一幕后来经常出现在冰心噩梦里的场景：一个水兵被炮弹击中，肠子飞到军舰的烟囱上，贴在那里挂着。战后掩埋尸体时，大家才得空把已经烤干的肠子撕下，塞进他肚子。

西南方向忽地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经远沉没了。

叶祖圭和邱宝仁各令己舰严阵以待。血色残阳下，布满黑尘的黄龙旗猎猎飘扬。

时针即将指向六点，正在往小鹿岛逼近的一游发现，恢复了指挥的松岛挂出旗语：返回本队。

伊东佑亨见死活轰不沉定远，深恐夜色降临后清军的鱼雷艇发动奇袭，准备返航。

靖远、来远躲过一劫。

在靖远大副刘冠雄的提议下，叶祖圭令人升起一面将旗，号召离开战场的军舰一起返回。平远、广丙、福龙、左一等相继靠拢，重新汇聚到定远身旁。

夜色苍茫中，北洋舰队回到了大东沟口。

没见日军踪影，铭军登陆仍在继续。丁汝昌留下左一和另一艘鱼雷艇，率舰队赶回旅顺修理。

旅顺港码头，方伯谦跪迎。丁汝昌冷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方管带的腿好快啊！”

其实，丁汝昌是刀子嘴豆腐心，比起刻苦钻研《罗织经》的翁同龢，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为北洋保留一些海军人才。

于是，次日一早他便命方伯谦去拖带搁浅的广甲，以期将功折罪。

结果，江湖人称“满海跑的黄鼠狼”果然名不虚传，拖了一半，见远处有日舰开来，扔下广甲撒腿就跑，导致北洋又损失一艘军舰。

事不过三，死局已无可逆转。

方伯谦八面玲珑，人缘不差，但当李鸿章向军机处请杀时，竟无一人替他求情。

可见天理昭昭，因果不昧。

收押期间，方伯谦的部下知道情况不妙，请他安排后事。

方仍昏聩不明，说朝廷仁厚，岂有杀副将之理？不过革职罢了，虽一二品或难骤复，每月数百两的薪水却断不会少。

半夜12点，丁汝昌接北洋回电，着以军法从事。毅军首领宋庆前去传达，方伯谦始痛哭求救，老将军愤然道：

我恨无海军生杀之权，不然七月间已在军前正法，尚复令尔误国家大事？

凌晨5点，旅顺黄金山下的刑场上，方伯谦被斩首。

黄海之战，北洋舰队在航速、射速和弹药威力全面落后于联合舰队，且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仅有五十二门（日方一百零四门）的不利条件下，战后统计命中率竟高于日军，可见将士用命，训练有素。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清军阵亡官兵七百一十五人，日军不过一百二十一人……

黄海之败，非战之罪，罪在体制。

好的制度把废柴变为精英，坏的制度把精英打成废柴。若生于民主国家，李后主可以像林夕一样，通过填词名利双收；宋徽宗也可辗转于世界各地办画展，开“瘦金体研讨会”。

奈何生在帝王家、专制国，生前颠沛流离，死后横遭非议。

从这个角度看，左宝贵、邓世昌乃至方伯谦，无一不是旧制度的陪葬品。

<h3>兵败如山倒</h3>

慈禧慌了，急召翁同龢痛加责备，命他立刻赶赴天津向李鸿章询问对策。

冤家见面，翁同龢开口就问北洋的兵舰。李鸿章怒目相视，半天不发一言。

须臾方道：“翁师傅总理财政，平时请拨经费动不动就驳回查问，事到临头了才问兵舰，兵舰果真靠得住吗？”

翁：“理财之臣以节省为尽职，若真是急事，何不再次请拨？”

李：“政府疑心我跋扈，御史参劾我贪婪。再争辩不休，今天还能有我李鸿章吗？”

翁同龢语塞。

旅顺港，三百名工人昼夜不息地抢修军舰。

来远几近焚毁。望着被烧得触目惊心的舱面，想到竟能全身而退，众人无不大奇。

虽然李鸿章竭力从各地工厂借调工人去旅顺应急，但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节节推进很快便吓跑了所有人。

11月下旬，随着旅顺沦陷，丁汝昌不得不率领尚未修好的舰队返回威海卫。

威海湾水面开阔，湾口以刘公岛为屏障。岛上陆上炮台密布，隔海呼应，在南北两个水路进出口形成交叉火力。

火炮方面，各炮台不但装备了280毫米巨炮，还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岸防武器——地阱炮。

地阱炮安装在圆形的地坑工事中，巧妙利用发射时的后坐力将炮身下沉到防御墙下，方便炮兵安全地装弹。再通过类似弹簧的装置，将积蓄的动能转换为势能，重新推升火炮。

可惜，一个将高智商都耗费在官场的国度，势必用不好高科技。

威海在清朝很特殊，行政上归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管，而威海卫的军港则由北洋掌控。本来山东巡抚福润和李鸿章配合默契，但就在一个月前，光绪突然将福润和新任的安徽巡抚李秉衡对调。

11月9日，李秉衡向朝廷奏报了海防部署，把威海作为重点。问题是威海在李鸿章的经营下已披坚执锐，这要让张黎版《辛亥革命》里的隆裕看了，估计又会说：“能不能说点子我不知道的？”

其实，缺乏全局观的李秉衡因“灯下黑”忽略了一个足以致命的点：荣成湾。

此湾在威海以东，是山东半岛伸进黄海的最东端，也是日军抢滩登陆的目标。

早在9月28日李鸿章就致电李秉衡，希望他重视荣成湾一带的防务，甚至问到有没有派兵驻守。可李秉衡不但毫无回应，还在北洋舰队抵达威海时闭门不见丁汝昌。

于是大家很想知道，李秉衡宅在府里莫非是在等幸福来敲门？

显然不是。

首先，一直声称军费不足的李秉衡居然先人后己地从藩库里拨出三十万两白银上交给户部，又在旅顺失守后第一时间写折子，要求诛杀淮系将领，并恶狠狠道：

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

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死来死去，确实继承了翁同龢的优良传统。

结果，1895年1月20日，当三万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发现守军只有区区三百人。这还是淮军将领戴宗骞从单薄的巩军中挤出来的一营。

事实上，日军早就赢得了情报战的先机。得益于海量间谍，中方的军事部署日方几乎同步更新。

而从作战装备和人员素质上看，北洋海军与联合舰队或可一战；中国陆军则同日本陆军完全不属于一个时代。

最纠结的还是戴宗骞。

此人五十出头，剿捻起家，在淮军老将中暮气不重，一心想主动出击。

问题是巩军大部分都在守炮台，机动兵力极少。戴宗骞认为死守要塞不足取，却忽略了炮兵不擅野战的事实，不顾李鸿章的一再反对，强令出兵，结果一触即溃。

戴宗骞之所以如此愤激，皆因李秉衡不响应他调山东军队帮守炮台的请求。而丁汝昌虽不爽李秉衡，但主张防御的他更反对戴宗骞冒进的做法。

理念不合导致两人嫌隙日深，遇事多不商量，急得李鸿章发电报怒斥：

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由于陆上炮台都对着大海，为了防止敌军登陆后从背面包抄，炮台后方相反方向又修建了一组防御炮塔。

威海卫南岸的守军，总数不过一千五百人，分散在被大雪覆盖的山地、炮台和隘口，基本形同虚设。

《日清战记》描述了清军可悲的陆上防御：

突然前方有五个地雷一起爆炸，惊天动地，霎时间泥土如雨点般散落。然而，声势虽大，却因构造老旧，只扬起些许泥沙。除一个士兵手指受伤外，其他人均安然无恙。

为数不多的激烈抵抗还是来自海军。

三百多身穿红色制服的北洋海军陆战队跳下军舰，迎着被日军占领的炮台登陆作战，拼死前进。

却最终被炮火压制在海边。

一汪不大的海湾变成了殷红色，在日军的记载里，“像蜀锦一样好看”。

2月2日，威海卫城陷落，戴宗骞被逼到了北岸炮台。

位处威海卫城东三公里丘陵地带的北岸炮台易守难攻，仅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

可再易守也得有人守，六营的兵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营，还要分守十一个炮台，戴宗骞压力山大。

同时，北岸炮台与刘公岛隔海相望，距离不过两公里，唇齿相依，一旦不保，刘公岛也劫数难逃。

因此，丁汝昌派留营待罪的原广甲管带吴敬荣率二百水兵增援，一直驻防刘公岛的陆军总兵张文宣（李鸿章外甥）也命哨兵前去助阵。

当晚，放心不下的丁汝昌来到北岸炮台。戴宗骞沮丧地告诉他，说自己正在四处招集逃散的士兵。

丁汝昌叹道：“留人不留心，招回也无用，就现有的兵尽力防守吧。”

悲剧的是，与此同时，仅剩的一营也逃跑了，还带坏好学生，卷走了吴敬荣的水兵。次日一早清点时，发现全炮台只剩十九人。

担心资敌，丁汝昌建议所有人马上撤到刘公岛。戴宗骞喟然道：“兵败失地，还能到哪去？唯有一死以谢朝廷。”

那一刻，公仇超越了私怨。丁汝昌牵着戴宗骞的衣襟，道：“走。不能同生，也要同死。”

二人乘船离去，在刘公岛水师公所前的码头下船。戴宗骞回望了一眼对岸，跟搀他下船的水兵说：“我的事就此完了，只看丁军门的了。”

戴宗骞不吃不喝，当夜便服毒自杀。

丁汝昌强忍悲痛，写信向李鸿章求援。同时，重金招募敢死队，携带炸药至北岸将炮台尽毁。

作为北洋海军的根据地，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均宽不到一公里，环绕着六座炮台的刘公岛上设有提督衙门、道台衙门以及医院和修船厂。各色商店也一应俱全，其中一家是德国人开的，还有一所专为洋员服务的俱乐部。

联合舰队四个游击队配合陆军轮番对刘公岛发起进攻，皆为北洋舰队击退。

<h3>有时爱国是种单相思</h3>

2月4日晚，恼羞成怒的伊东佑亨派出了鱼雷艇。

两团黑影巧妙地躲开了定远舰照度八千支烛光的探照灯，阴区区地发射了两枚鱼雷。

命中的同时，正在船上开会的刘步蟾迅速反应，发炮回击，日方当场人艇俱毁。

可惜，定远的伤口在水线以下，海水喷涌而入，舰身逐渐倾斜。刘步蟾急令砍断锚链，朝岸边驶去，最终在沙滩搁浅。

出此下策，是为了当水上炮台使。然而由于进水严重，不堪使用，五天后，反复思量的丁汝昌深恐定远落入敌手，不得不忍痛割爱，下令炸毁了这艘传奇巨舰。

当夜，刘步蟾服毒自杀，履行了“苟丧舰，必自裁”的承诺。

丁汝昌痛失一臂，下令将督旗移到已无法出海的镇远舰上。

两个月前，北洋舰队从旅顺撤至威海。入港时，镇远不慎擦伤，虽经紧急抢修，但还是遗憾地变成了水炮台。

翌日，愧恨交加的林泰曾仰药自尽，大副杨用霖升任管带。

2月6日凌晨3点，日军发动偷袭，炸沉了来远和另外三艘军舰，死伤惨重。若非谢葆璋水性好反应快，在爆炸瞬间果断跳进冰冷刺骨的海里逃生，中国便少了一个女性作家。

谢葆璋的上司、来远管带邱宝仁则在落水后被官兵救出。

刘公岛大势已去，人心惶惶。2月7日的混战中，十三艘鱼雷艇和利顺、飞霆两艘小轮在左一管带王平、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的牵头下集体大逃亡。伊东佑亨立刻命速度最快的一游追击，逃船全军覆没，王平仅以身免，跑到了烟台。

联合舰队开始收缩包围圈。

刘公岛以南两千米，一座周长不足九百米的小岛钉子般牢牢地扎在茫茫大海之中。

它就是专为对付日本而生的日岛。

日岛上有两座地阱炮，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着三十多个水兵坚守于此，像钉子户大战拆迁队，屡挫日军的嚣张气焰。

可惜，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杀红眼的伊东佑亨下令合围日岛，使出一记“疯狂一百零八打”，终于把日岛轰成了焦土。萨镇冰只好撤回刘公岛。

张文宣已镇不住陆军，士兵们公开说不再打仗，并挤在防波堤下、镇远舰上，要求坐船回家。

洋员也公推戴乐尔为领袖，找到道台牛昶炳，撺掇他同自己一起去劝丁汝昌投降。

这实在是太不了解丁军门了，人杵在这儿就是为了当门神的。见过哪路门神缴械投降？

果然，丁汝昌断然拒绝。但为了实施人性化管理，打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悖论，他撂下一句话：

尔等坚守岗位，若11日救兵不至，我当自杀，以保全大家性命。

众人这才放心离去。

丁汝昌叹了口气，执笔写信给烟台的登莱青道刘含芳，凝重道：

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9日，靖远沉没。11日，四艘日舰驶入港内，以排炮轮流轰击，威海卫南岸的日本陆军也开炮助阵，火力之猛，前所未见。

清军奋力还击，炮台怒吼，重挫日军。

然而，天数已无可更改。

夜里，丁汝昌收到刘含芳的回信，以为援兵有了指望。可就在拆信的瞬间，高兴的表情僵住了。

信纸上不过寥寥数字，却字字重如千钧：

顷接李大臣（李秉衡）电，全力冲出。

冲出？口外倭舰密布，我军船只俱损，便是插翅恐亦难逃。丁汝昌顿时瘫倒在椅子上，枯坐无言。

事实上李鸿章早就从内地调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及皖南镇总兵李山椿共二十营开赴烟台，问题是这帮人承平日久，根本无法想象前线战况的惨烈与危殆。

湖南巡抚吴大澂已然足够开明，人至少还出过国（朝鲜）。在奉命发临时拼凑的湘军五十营驰援山东、讨伐日军的檄文中，还是充分暴露了作为一名传统士大夫的幼稚与无知：

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以嗜杀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zhī，恭敬）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

陈凤楼倒是不扯淡，却专心扯皮，迟迟不启程，一直拖到1月26日才令两营先行，连李秉衡都急得发电催道：

威待援甚急，盼公来如望云霓，恳公迅赐起行。

李鸿章也鼓励张文宣等，说“外省必有援兵大队前来，坚持静伏，勿浪战”。

可惜，希望的肥皂泡最终被清军混乱的指挥和低下的效率戳破了。

屋外传来一片喧哗。丁汝昌抬眼望去，只见一众水陆兵勇正跪在阶前哀求活命。

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

心如刀割。

死亡的寒光，足以使最勇敢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战栗。

谁愿意做陨石？谁愿意做冰冷的雕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就让我代你们去死吧。

丁汝昌来到窗前：“诸位的请求我知道了，明早一定给予圆满答复。”

待众人散去，丁汝昌又默默地读了一遍伊东佑亨写给他的劝降信，对其中的一句深以为然：

今贵国不可不以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张文宣走了进来。

他早已做好殉国的准备，屡屡告诫部下：“竭力死守。力竭而不能守时，我当先死，以免尔等之死。”

因此，丁汝昌清楚张文宣的来意，紧紧握了握他的手，从怀里摸出一包鸦片。

两人分食，仰面吞吃。

弥留时刻，萨镇冰守在丁汝昌的床前，听他喃喃自语：“这么大一支海军，就这样完了啊！”

良久，丁汝昌又抓住萨镇冰的手，欣慰道：“我死了，你们便可以活下来。你们是海军的种子，国家的希望……”

<h3>最恨是马关</h3>

1895年2月12日上午7时，丁汝昌薨。

最早发现丁、张二人自杀的是杨用霖。悲痛之余他立刻意识到，阖岛上下，自己已是级别最高的官员。

决断的时刻来临了。

两天后，牛昶炳找到杨用霖，要求他出面同日军接洽投降，遭到拒绝。

杨用霖回到镇远舰舰长室，吟诵了一遍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平静地拿出手枪，对准嘴扣动了扳机。

2月17日，牛昶炳伪造好丁汝昌的降书，加盖水师提督印，向日军投降。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中和镇边等十舰被日方俘获，独留一康济，载着丁汝昌等六名高级军官的灵柩，伴着汽笛呜呜的哀鸣，冒着风雪，凄然离港，往烟台驶去。

北洋舰队覆灭。

天津。

袁世凯面东而立，以酒遥祭。

凛冽的寒风中，北洋水师的官兵用英语传递口令的声音依稀在耳边回响。一幅酸楚的画面浮现在袁世凯眼前，那是从刘公岛上活着回来的士兵们亲眼所见，他们说：“最后一天，等待援兵的丁军门始终苦苦地望着岸上，眼睛瞪得和铜铃一样大……”

紫禁城已乱作一团。

光绪和翁同龢终于明白，打仗不是打架，打输了后果很严重。面对战、和皆无可恃的局面，君臣声泪并发，罔知所措。

世间最屈辱之事莫过于战败求和，清廷却不得不强咽这颗苦果。

在美国驻华公使的调停下，慈禧派出了谈判代表、户部侍郎张荫桓（1837—1900），结果被伊藤博文赶了回来，理由是资格不够。

慈禧怒了，立召军机大臣徐用仪和孙毓汶，说自己忍无可忍，准备把驻日公使也撤回来，免得再受挫辱。

徐、孙二人是一以贯之的主和派，当场表示反对，主张“留此线路，不可决绝”，不然会驳了斡旋人的面子。

慈禧马上反问：“若尔，中国体面何在？”

豪言壮语当不了饭吃，最后还得李鸿章出来收场。

已被吓成惊弓之鸟的光绪终于决定议和，五次召见以往看着就来气的李鸿章，嘱其“权衡利害，统筹全局。以舒宵旰之忧，而慰天下之望”。

都是废话，真正关键的只有一句：

予以商让土地之权，斟酌轻重，磋磨定议。

把皮球踢给了李鸿章。

明摆着是去当卖国贼，李鸿章却不得不去。环顾宇内，这天大的罪名，你不担，又有谁担当得起呢？

3月13日，在李经方和伍廷芳的陪同下，李鸿章率一百三十多人的代表团（包括厨师、轿夫和美国律师）登上了去往马关的轮船。

途中，他赋诗一首：

<small>万顷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small>

<small>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small>

绿树丛中，隐隐露出玲珑的佛塔和唐式飞檐。一阵悠远的钟声传来，渐渐消散在浓浓的雾气之中。

常年被海雾浸润得湿漉漉的石板街道上，偶尔走过一个身穿和服、撑小花伞的仕女。惊鸿一瞥，只留下窈窕的背影和渐行渐远的木屐声，引人遐想……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下，典雅素净。窗外，几枝樱花含苞欲放。

抛开血仇，这个国家的文化既令人迷醉更令人迷惑。

俳句里的柔肠千转，哀吾生之须臾，《东京物语》里的寂寞人去却又安宁和谐；三岛由纪夫极美的文字和惨烈的人生对立统一，宫崎骏动画里浪漫的蒸汽幻想与东西合璧……

正如你永远也想不到，在这座风和日丽的小镇，光天化日之下，李鸿章竟会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

子弹射进轿子，击中李鸿章左颊，幸无大碍。

被随员抬回驿馆苏醒过来后，李鸿章非常镇静，还不忘嘱咐侍从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起来。

面对血迹斑斑的衣服，他长叹道：“此血可以报国矣。”

次日，清政府来电慰问，指示“彼正理屈之时，当据理与争”。

天皇极为震怒，把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斥了一通，限期破案。

凶手是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小山六之助。他不愿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持续下去，故行此举，激化矛盾。

唯恐授列强以柄的伊藤得知后，气急败坏道：

这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为了亡羊补牢，伊藤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以至于李鸿章走进春帆楼，一眼就看见自己座位下摆着一只青花瓷痰缸。

熟悉李鸿章的人都知道他痰多，平日总在腰间携一袖珍痰罐。伊藤在这等旁枝末节上用功，也是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你的底细，我清楚。

事实上，由于电报被破译，李鸿章谈判的底牌，伊藤确实一清二楚。

再加上城下之盟原本就无力可依，即使李鸿章唇焦舌敝，想要“唐雎不辱使命”，难矣。

俩人也是老对头了。伊藤不绕弯子，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炫耀日本的议会民主制，同时也是讽谏。

李鸿章淡淡道：“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十年前曾以撤销相劝，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李鸿章无言以对。只因隔了一个时代。

为了打破沉默，伊藤问道：“袁世凯现任何职？”

李鸿章：“小差事，无足轻重。”

伊藤：“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之差，难怪贵国无人才。”

李鸿章懒得跟他理论，把话题转回到谈判。

据理力争的结果是将赔款从三亿两减为两亿两。并且，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开埠通商。

本来日本还想强占辽东半岛，在俄国的干预下（沙皇联合德、法过问，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只好悻悻作罢。

俄国出头，乃因在修西伯利亚铁路，如果绕行黑龙江北岸则路线太长、施工困难，横贯东三省则容易得多；法国一方面想联俄拒德，一方面欲在远东分一杯羹，自然响应；德国要称霸欧洲，也希望俄国往东发展，不要西顾。于是，三国各怀鬼胎，保住了满人的龙兴之地。

两亿两白银，折合日元三亿五千万。在此之前，日本的财政官员从未谈论过上亿的数字，国库年收也不过八千万日元。

巨款被用来发展工业、军事和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启动资金即全部来源于此，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钢铁总产量的一半有余。

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此进行了币值改革，建立了自1871年以来就梦寐以求的金本位制。

在这种率先施行于英国（1816年）的货币制度的规范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本国纸币的含金量，而两国在贸易往来时则以此为基础决定汇率。

由于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在市场交换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继续固守银本位制意味着自绝于世界经济体系。

于是，1895年成为一道显著的分水岭。日本迅速崛起，而中国直到1935年才姗姗来迟地建立起金本位制。

制度的滞后已是天下共见，统治者却一直不肯正视。

半个世纪以来的耻辱，于斯为甚。清政府背负着巨额赔款，靠向西方举债度日。中国上下，始则瞠目结舌，继而悲痛莫名。

梁启超曰：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者，甲午一役也。

正文第六章戊戌反政变

<h3>说大人者，藐之、怒之、利之</h3>

1898年1月2日，河将结冻。

同样冻结的还有康有为的心。准备回家过年的他行李都上车了，翁同龢来了一出“萧何追韩信”，终于留住了康长素。

很难想象如此感人的一幕会发生在两个自视甚高的人之间，但翁同龢这么一路赶来，脑海中浮现的是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刚刚发表过的一番肺腑之言：

一切取决于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决心从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否则不过是向狼群投掷的一片片肉，使它们暂时追不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南海的盛名早就简在帝心，加上翁同龢的力荐，求治心切的光绪当即准备召见。

奕訢扯住了龙袍：使不得。

清制四品以上官员皇帝才能召见，康有为一个六品的工部主事，不在此列。当然，以奕訢之开明，拦下光绪显然不是为了遵循祖制，而是出于保护。

鉴于不爽康有为的人俯拾皆是，奕訢的顾虑决非庸人自扰。

tVB老戏骨许绍雄的高祖（爷爷的爷爷）、时任工部尚书的许应骙就极端厌恶康有为，千方百计地阻挠他觐见光绪。

可以理解。远仇不论，谁当领导也受不了一个上班比上网还随性的下属。

多年的斗争经验让奕訢比慈禧还了解慈禧，故当光绪试图用督办军务处来架空军机处时，第一个想到的组阁人选便是这个已经远离政坛多年的伯父。

奕訢同情且支持光绪，他的办法是先用总理衙门挡一下，找康有为问话。这样不会给反对派留下把柄，而由自己坐镇的总署，李鸿章素来认同改良，翁同龢、张荫桓和廖寿恒都是光绪一伙儿的，剩下的奕劻和荣禄势单力孤，影响有限。

1月24日，总理衙门，康有为的脱口秀。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留下的土地的，土地都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说这个办外交的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中所有的，因时制宜而已。”

廖寿恒问该当如何变法。

康有为：“应以修改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是把六部都裁撤，规章制度全部废弃吗？”

康有为：“当今列国纷争，已不再是大一统的世界，而法律和官制却仍沿袭大一统时代的，殊不知弱亡中国的全是这些东西。即使一时不能彻底废除，也应斟酌改订，为新政扫清障碍。”

翁同龢问筹款之方。

康有为：“日本银行的纸币、法国的印花税、印度的土地税，以中国之大，只要变更制度，收入可相当于今天的十倍。”

接着分门别类地陈说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结社、海军和陆军的改革方法，把荣禄憋得中途离场。

最后呈上新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以供采鉴。

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用两个字形容康有为白天的表现：

狂甚。

从这一刻起，翁师傅便再也跟不上年轻皇帝狂奔的步伐了。

不能把光绪的渴求急变解读为孟浪，确实是因为陛下跪了太多的废柴。

由于各部的满族主事大多目不识丁，没有外放和升迁的机会，朝廷往往让熬了多年的满主事去当御史，以示优待。

结果直接拉低了都察院的官均文化水平。

甲午战争正酣时，一日早朝，国子监祭酒、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在午门外和同僚论及军事，叹息道：“事急矣！非起檀道济为大将不可。”

檀道济是南北朝时宋朝的名将，王懿荣以此指代左宗棠的爱将、常年卫戍新疆的甘军首领董福祥。谁知一个满御史闻言凑了过来，问“檀道济”三个字怎么写。

王懿荣鄙视地看了他一眼，随手一写。

满御史乐颠儿乐颠儿地跑回家，第二天光绪便接到一封奏疏，上书：请迅速起用檀道济……

正气得胸闷，又收到一折：

日本东北有两大国，曰缅甸、曰交趾（越南），壤地大于日本数倍，日本畏之如虎，请遣一善辩大臣前往，与该两国订约，共击日本，必可得之。

……

由此不难想见光绪在读到言之有物煽动性强的康著时心潮澎湃的场景。

同样激动的还有慈禧，捧着康著《波兰分灭记》，她泪如雨下。

戊戌年的所作所为再次印证了慈禧的立场：要改革，但不能威胁到自身的权力和满人的统治。因此，她对光绪说：“不烧祖宗牌位，不剪发辫，你便放手去做，我不管。”

问题是康有为见光绪不断催要自己的论著，索性来他个“小变不如全变，缓变不如骤变”，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抛出两颗重磅炸弹：废八股和开制度局。

一个从广度（士林）一个从深度（高层）上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个干干净净。

制度局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康有为的设计，刀刀在割慈禧的禁脔（luán）。

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下设十二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地方“道”一级设新政局、县一级设民政局，彻底架空从军机处、六部到地方道县的各级官员。

直到此时，戴在康有为脸上比川剧变脸还多的层层面具才全部揭开：既不是推翻君主的革命党，也不是要求议会的改良派，更不是遵从孔孟的传统士大夫，而是迷信权力、欲取翁同龢而代之的法家枭雄。

即将登顶成功的康有为临风而立，俯瞰众生，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沧桑道：

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

<h3>翁同龢的底线</h3>

翁同龢马上意识到危险近在咫尺。

虽然慈禧可以开明到给光绪请英文教师，但权力红线决不能碰，一旦变法滑向党争的歧途，则再无回头是岸的机会。届时，作为帝党领袖、康有为的介绍人，翁同龢将首当其冲。

读过《新学伪经考》后，翁同龢开始从内心深处排斥康有为，称他为“经家一野狐”。

而在对比了公开发行和进呈光绪两版立论截然相反的《孔子改制考》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人品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开议会还是开制度局，二者所走的道路可谓南辕北辙。一个伸张民权，一个巩固君权。

对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与之后都大谈议会和宪政，唯独戊戌年间猛烈反对的行径，同盟会骨干胡汉民犀利地指出：

前时因官职不高，或因立宪条陈，被一封御旨弄个贵族议员当，岂不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作为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岂不是好些不便？

康有为也明白，朝秦暮楚贻人口实，便在日后刊印的《戊戌奏稿》中大肆篡改历史真相。

以《上清帝第六书》为例。原折中对制度局的定位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中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

不仅如此，伪折还掺入了一大段原折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

多少政客，以为恶行只要做得足够隐秘，便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殊不知在时光的沉淀下，善恶皆暴露无遗。

认清康有为庐山真面目的翁同龢急踩刹车，在光绪又一次向他索要康著时说“与康不往来”。

光绪吓了一跳，追问其故，翁同龢答以“此人居心叵测”。

皇帝当场发毛：居心叵测你引荐给我？

他强忍怒火，让翁同龢传知张荫桓——绕开你总行了吧？

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道：“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

这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四十岁的年龄差距，代沟深到足以使情同父子变成形同路人。

瓜分危机让翁同龢的思想渐趋变革，甚至一度想全权委托汉纳根来练兵，但观其一生，对洋人的排斥与仇视是深入骨髓的。

在他笔下，英使巴夏礼“嗫嚅（niè rú，吞吞吐吐）浮伪，最可恶”，日使盐田三郎“陋而狡”，只有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曾纪泽同外宾周旋则是“作夷语，啁啾（鸟叫）不已”。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把一次外交活动写成“正午各国公使来拜（不书“来访”）。一群鹅鸭杂遝（tà，杂乱）而已”。把聚会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

这样一个把同洋人打交道比作“日处豺狼虎豹丛中”的老头，与光绪的矛盾则更像是两个时代的差异。

其集中爆发点在于外交礼仪。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陆续向清廷派驻公使。围绕使节见清帝时的礼仪，中外展开了艰难而曲折的谈判，终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清政府的屈服而告终。

当年二月，同治亲政。六月，西方五国公使以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中南海紫光阁觐见皇帝。

1898年，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光绪忍辱负重，稳步改进外交礼节，捭使同国际接轨。

四月，德国亨利亲王访京，光绪准其乘轿入东华门，拟在毓庆宫接见。而刚经历了胶州危机，受够了德国鸟气的翁同龢则表示强烈反对。

同月，在接受俄使的国书时，光绪不再命旁侧的奕劻转呈，而是令其直接上丹陛放到自己案前。

如此僭礼之行，既不和总理衙门商量，也不跟奕劻打招呼，偏偏只张荫桓一人事先知晓，这不能不让翁同龢对张的用心产生怀疑。

恰好徐桐参张荫桓“唯利是图”，光绪让翁同龢出面力保，翁坚拒。两人相持不下，争执剧烈。

真正致命的打击是奕訢的临终遗言。

慈禧和光绪探视病危的奕訢，在问及可堪重用的朝臣时，他推荐了四个人：李鸿章、张之洞、荣禄和裕禄。

光绪试探地提了下翁同龢，奕訢条件反射般垂死病中惊坐起，把多年来对翁阻挠洋务、盲目主战的积怨瞬间爆发：“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弥天大错！”

五月，奕訢去世，光绪正式向慈禧摊牌。

两人做了一笔政治交易：慈禧默许光绪变法，光绪则将翁同龢炒鱿鱼并裁撤督办军务处。

使慈禧决意搞掉翁同龢的是军机大臣刚毅（1837—1900）。

此人之反动举世罕见，曾有“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语录传世，嚣张跋扈。坊间传曰：自言自语刚枢密，独断独行翁相公。

刚枢密决非《走向共和》里粗俗无知的形象，心思细密的他曾为庆贺太后大寿特意制作了十二面镂花雕饰的精美铁屏风。

问题是中外馈献堆积如山，慈禧早已麻木，任何奇技淫巧都激不起她半点兴趣。为了引人注目，刚毅狂洒银子，买通太监，将屏风放在内宫太后的必经之处，果然引起了慈禧的注意，下命将之移置寝宫……

奕訢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促使刚毅刚猛起来。他串通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各种构陷，终于拱翻了翁同龢。

<h3>宦海冲浪</h3>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大幕。

两天后，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保奏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之材”，光绪意欲召见，翁同龢再次虚与委蛇。

也是最后一次了。

6月15日，翁同龢的生日。

凌晨1点，窗外下起了绵绵细雨，“喜而不寐”的翁同龢索性起了个大早，向空叩头后入宫。

宦官传旨让翁勿入，而令和他一道前来的同事进见。

等了一个小时，同事出来告退，宦官宣读圣旨：

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

罪状有两条。

第一，近来办事多不允协；第二，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情状。

一代书法大家翁同龢从此告别了政坛。

曾几何时，他因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闻名于世，以为能大展宏图，再造玄黄。现在想来，上天早就用一件事提醒了他：其实，你什么也做不了。

那是一次针对洋行的借款。户部一位下属悄悄告诉翁同龢，说经办此事的人吃了不小的回扣。

翁同龢勃然大怒，当即奏明光绪，要求严查分食回扣者，以肃朝纲。

谁知第二天入见时，光绪无奈地摇了摇头：“昨日之事不必追究了。”

这才知道，原来慈禧也收了回扣。

翁同龢愀然无语。

此番失势，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官场对出局者的冷漠。无人替他说话，无人为之送行。转道天津时，终于收到一封语带宽慰的信和一张价值不菲的银票，竟是同他不算亲密的袁世凯在人情凉薄之际送来的温暖。

翁同龢老泪纵横。他退还了银票，留下了信。

历史在这一天转折。

洋务运动以来，晚清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既要重用李鸿章等干才，又要防止其坐大。

甲午之后，以北洋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宣告破灭，如何“再造中央”成为核心的国家议题。

让人充满了想象的一种可能是光绪树立权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亲政，而主导这一伟大使命的却是差强人意的翁同龢。

但无论如何，平稳掌舵的政治经验是年轻激进的康党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翁去康来所造成的代际断裂使清廷这艘大船顿时惊涛骇浪起来。

与翁同龢开缺同时颁布的还有两条谕令：一、王文韶调北京补翁留下的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和户部尚书之缺，荣禄接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二、今后新任二品以上大员必须往太后处谢恩。

可见，为了能自主经营，光绪跟慈禧签了霸王合同。

第二条不消说。而第一条，督办军务处撤销后，小站新军直接隶属北洋大臣。把后党门神荣禄放到这个位置用意不言自明。

调整后的军机处，刚毅继续刚着，裕禄态度不明朗，王文韶打酱油，钱应溥老迈、常年病休，剩下一个支持变法的廖寿恒孤掌难鸣。

光绪最大的败笔在囿于成见，不肯起用李鸿章。

外交靠总署，内政看军机。李鸿章曾私下对人说，康有为废八股是干了他想干而不敢干的事。

的确，三十年前他就认为士大夫“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多次上疏，虚虚实实地试探朝廷废八股的可能性，结果遭来一片“用夷变夏”的唾骂。

时过境迁。把这样一个奕訢推荐、慈禧倚重的人从总署大臣调任军机领班，既不会遭遇阻力，又为变法上了一道保险。

结果却是，中枢大换届，李鸿章只得了一枚勋章、一份太后赏赐的食物以资鼓励。

6月16日，颐和园仁寿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康有为受光绪召见。

同在园中的还有前来领旨谢恩的荣禄和李鸿章。

朝房内，康有为与荣禄狭路相逢。后者轻慢道：“以夫子之才，也会有补救时局的办法？”

康答以非变法不可。

荣禄鄙薄道：“早就知道法当变，但是一两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

康有为大怒，忿然道：“杀两个一二品的大员，法即变矣！”

荣禄寻思着没得势你就狂成这样，真要大权在握，还不得血海飘香？

入见慈禧时，李鸿章在场。荣禄力言康有为败坏朝纲，皇上若过于听信，必有害大事。

怕分量不够，又看着李鸿章，说李相经历的事多，当为太后言之。

李鸿章当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然后跪在那纹丝不动。

慈禧叹了口气道：“儿子大了，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你做总督，但凭知道的做吧。”

李鸿章退下后神色大变，转告康有为，提醒他小心。

光绪的召见持续了两个小时。康忽悠成功地使皇帝相信：变法不必罢免大臣，专用小臣即可。大臣无办事之劳，无丢官之虑，怨恨的言论自会平息。

一厢情愿罢了。

几天后，上谕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正五品。

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大大低于康党的预期。梁启超评道：“总署行走，可笑之至。”

好在给了个专折奏事之权，不用再靠他人转呈。

紧接着，被康有为称为“扫云雾而见青天”的废八股提上了议事日程。

命下之日，却根本不像他所忽悠的“欢声雷动”，而是引发了比禽流感还广泛的恐慌。

当时会试举人集于京师者近万，这帮人聚餐时只有一个话题，就是问候康有为家的女性亲属。

同样愤怒的还有翰林院的知识分子，因为有传言说该院也要削减编制——铁饭碗不铁了。

连李鸿章都忧虑康有为的人身安全，让于式枚上门劝他雇佣保镖，以防被刺。

从蒲松龄到吴敬梓，恨八股的可谓人生代代无穷已，之所以江月年年只相似，盖因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康有为改八股为策论并不新鲜，却因主观性太强，给阅卷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浙江学政陈学棻很傻很天真，据实上奏，光绪批了一句“既然不会看策论，便不要视学了”，当即免职。

<h3>欢迎来到天朝，流氓和骗子的乐土</h3>

这就让反对派兔死狐悲了。

已迁礼部尚书的许应骙主抓教育，百般阻挠，御史杨深秀和宋伯鲁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参其“迂谬”，光绪又准备罢一个。

刚毅替之求情，不许。又请求“令其申辩”，勉强答应。

许应骙连夜走访求教，刚毅传了一损招。

在上疏自辩的同时，许应骙大肆攻讦康有为。反正康的烂事奇货可居，不愁没人转发。

刚毅则趁势跑到慈禧那煽风点火，终使对许应骙的处分没了下文。

八股好歹艰难地被废，制度局则涉及到砸饭碗，还一砸一大片，怎么看都感觉离成功隔着千山暮雪。

而且，由于变法被拖上了党争的轨道，一些原先支持康党的改良派也纷纷却步甚至倒戈。

康有为毫不在意。难得吃定了皇帝，过把瘾就死也值，继续推波助澜：“皇上不想变法图强则已，若想，第一件事就是开制度局。”

少了奕訢和翁同龢的减速，光绪无所顾忌，把康有为的提案交相比于军机处较开明的总理衙门讨论。

谁知奕劻不敢做主，更不敢久拖不决，只好去找慈禧定调子。

慈禧向他交底：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

于是，总理衙门出炉了一份针对康有为的批驳报告，彻底否定了制度局。

光绪拍案而起：“汝等欲一事不办乎？重议！”

奕劻当时就震惊了。

只好请外援分担风险，要求皇帝简派军机大臣一道来讨论。

这招狠就狠在，军机处除了廖寿恒，个个跟康有为有仇。连王文韶这种原本谁都不得罪的酱油男也紧握双拳站了出来，毕竟制度局一开军机处就废了——没了酱油瓶还打个锤子酱油？

但光绪不得不同意。多年来，各地督抚养成了一切唯直隶总督马首是瞻的习惯。荣禄不动，除了大右派陈宝箴外，谁也不敢妄动。

于是，总署接到一封同意所请却绵里藏针的圣旨：

切实筹议，不得空言搪塞。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原本最好窝里斗的军机大臣们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一起，准备抗“开制度局”之旨。

王文韶咳嗽了一声，反对道：小心狗急跳墙，逼得皇上用大杀器。

指的是光绪独有的终极技能——明发上谕。一旦发动，将绕开军机处，由内阁拟旨，昭告天下，付之于世。届时，一切将覆水难收。

以光绪从小就喜怒无常，动不动便拍碎玻璃自残的缺陷型人格来看，并非没可能。

众人如梦初醒，齐刷刷地看着王文韶。

王大人只抛出一个字：磨。

你不是要设法律局吗？那我先从各部抽调司员修改律例；你不是要一体士民皆可上书吗？那我改为职官交本部衙门，士民递都察院。

总之大事办小，声东击西，各种磨洋工。

强催之下总算开了个农工商局。从名字不难看出，被磨怕了的光绪把原十二专局里的农商局和工务局给合并了。

许应骙也没闲着，发动水军造谣。

谣言起于康有为的异想天开：把全国的寺庙都改为学堂。

本来就很夸张，在许应骙的演绎下，更成了一部掺杂着宗教元素的政治阴谋片：康有为进献药水，光绪服用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开始在宫中设礼拜堂，并加入了天主教。

虽说比《等待戈多》还荒诞，但联系到让皇帝改国号“大清”为“中华”之类的狂暴举动康有为没少干，群众也就相信了。

混乱使康党内部产生了分歧。沈曾植深忧变法会因康有为的鲁莽而灭裂；张元济和梁启超都劝他急流勇退；其弟康广仁更是写信抱怨道：

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康有为成了活靶子，破鼓万人捶。

对真正的改良派而言，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比如太仆寺少卿（最高管马机构的二把手，正四品）岑春煊（1861—1933）就从不参与争吵，而是瞅准鹬蚌相争的时机，上了一道裁并官署的奏折。

览奏后，光绪让李鸿章拟了一个黑名单，上榜的统统撤销，一口气裁了光禄寺（宴飨）、鸿胪寺（迎宾）、太常寺（祭祀）、大理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三省的巡抚等闲衙冗职。

当然，不明真相的反对派又把账算到康有为头上。

一次性炒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官不聊生之感。外媒的评价是：在中国政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当廖寿恒找到康有为，请他谏阻光绪以平息朝局震荡时发现，原来康圣人并不介意替人背黑锅，还火上添油地说：“不裁则已，要裁就全裁。”

礼部主事王照嗅到一条破冰之路：与其让反对派跑去依仗慈禧，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不如主动把变法的美名让给太后。慈禧好名，向来喜谈改革，如此则皇上的志向得以施展而顽固党却失其凭恃。

康有为当场反对，说太后撤帘已久，不容再出掌朝政。且清朝祖制，大臣不许言及宫闱，犯者死罪。

这会儿搬出祖制了，原来祖制是用来压人的。

王照不理，直接上疏道：“请皇上奉太后游日本，知其崛兴之由。然后奉太后之意，晓谕臣民，以变风气。”

结果引爆了定时炸弹。

作为礼部堂官，代呈本部官员的上奏原属许应骙分内之责，他却把王照的折子压了一个月，直到当事人问起，才以“日本素多刺客，不便出访”为由敷衍。

两人旋即破口对骂，咆哮公堂。王照指责许应骙违抗皇上广开言路的旨意，威胁说要请都察院代递。许应骙见压不住，只好呈递，但附奏说：“请圣驾游外洋，安知不是包藏祸心？”

光绪当场暴怒，一气之下把礼部两个尚书（一满一汉）四个侍郎，共计六个堂官全部免职。

此举有利有弊。利在以儆效尤，弊在殃及无辜。满尚书怀塔布就亲身体验了一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此人几乎从不上班，王照的折子一个字都没见过。结果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被革职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照，被光绪赞为“勇猛可嘉”后赏三品顶戴。

徐致靖也去掉了“署理”，正式成为礼部侍郎。

同时，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为正四品的军机章京，彻底向世人宣布：我说了算。

杨锐和刘光第均非康党，而是张之洞推荐给光绪的维新人才。林旭举人出身，年纪最轻（二十三岁），却最积极。

四人的超擢，让无缘再见光绪的康有为大吐酸水：

尔等事实上已位居相位，但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

<h3>骗中骗</h3>

罢免礼部六堂官虽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一时间言路大开，但由于事先并未向慈禧请示，实际上已经违反契约。

加之怀塔布的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常年侍奉太后宴游，进颐和园跟进自己家似的。一番哭诉下来（挑拨说皇帝要尽除满人），慈禧有了新的想法。

于是，便上演了“有困难找荣禄”的游戏。

之所以找荣禄，看看北洋大臣此时的军权就明白了：董福祥的甘军、宋庆的毅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国防力量的全部精锐。

先是怀塔布夜访天津找荣禄，接着是保守派笔杆子杨崇伊找荣禄，都与请慈禧出山训政有关。前者征询意见，后者试探口风。

杨崇伊的儿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之女），本是亲家。但当他纠合了一众保守派准备奏请太后训政，以疏示李鸿章时，李不肯签名。

很快，杨崇伊们又放出一条谣言，说慈禧与荣禄密谋，将借9月天津阅兵，行废立之大事。

如此荒诞的场面便是拍《光绪王朝》也会因为场面大、调度难、耗资巨而被投资方砍掉。胡汉民后来就嘲讽道：

太后真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够了。当着六飞出狩的季节，千军万马的场所，拿光绪杀了，这叫做什么玩意？

之所以越传越神，连光绪都紧张地表示“誓死不去天津”，盖因保守派怨念太深，做梦都梦到类似的场景，聚到一起更是言之凿凿指天誓日，就差直接说“老佛爷亲口告诉我的”。

康有为则是紧张之中透着兴奋：终于找到无与伦比的统战理由了——救驾。

当然，以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光救驾是不够的，要以攻为守——清君侧。

在康有为看来，荣禄是指望不上的，染指军队的希望只好寄托在思想开明、支持过强学会的聂士成和袁世凯身上。

聂士成时任直隶提督，跟王照是把兄弟。

康有为的计划是：让徐致靖劝王照去找聂士成，先征得他的同意，然后召其入觐，授以直隶总督，取代荣禄。

第一步就卡住。

王照坚持认为慈禧和光绪纯属家务之争，本可调和。结果被康有为搞成了党争，现在还想挑起战争，简直丧尽天良，当场予以拒绝。

徐致靖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训斥说：“你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却为身家性命考虑，于心能安吗？”

王照反驳道：“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我王照绝不做范雎。”

无奈之下，康有为把宝押到了袁大头头上。

徐致靖的侄儿徐仁禄被派往小站试探袁世凯的态度。

按理说大头对徐致靖很有好感，毕竟人曾上奏保荐过自己：

（袁世凯练兵）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但徐仁禄上来就按康有为的授意挑唆道：“我同卓如（梁启超）、复生（谭嗣同）屡次向皇上举荐你，皇上告诉我等，荣禄说你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因何事与他不和？”

离间计一眼便被识破，袁世凯故作惊悟道：“之前翁常熟想增加我的兵额，荣禄说不能放任汉人坐拥兵权。常熟说曾、左也是汉人，如何不能统率大兵？可荣禄到底还是不肯增啊！”

见徐仁禄信以为真，便将计就计向他抱怨所练之兵仅只七千，力量单薄，称“假使西方兵力是我的一倍，与之作战，可以获胜；是我的两倍，也可获胜；若数十倍于我，唯有捐躯效命而已”。

言讫，潸然泪下。

对康有为师心自用、名为变法实为夺权的改革，袁世凯不以为然。

很好理解。即便改成了，也跟他亡清的夙愿没半毛钱关系，甚至可能背道而驰。

但和康有为不同的是，大头绝不会轻易得罪任何官场中人，毕竟这里是中国。

更不要说皇帝身边的红人了。

于是就有了康有为起草，以徐致靖的名义上奏的荐章。

在表扬了一通袁大头的好人好事后替他要官（给予封疆大吏的位置，或改授六部堂官之职，使之独当一面）。

光绪对袁世凯一直颇有好感，便于当日诏大头来京陛见。

王照听说后大惊失色，跑去质问徐致靖。徐支支吾吾道：“召袁入京，为的是抵御外侮。”

这可真是尘归尘土归土，你当我是二百五？

一旦光绪染指军队，势态必将失控。

问题是在老男孩康有为看来，青春就是疯狂地奔跑然后华丽地跌倒，谁也挡不住他一路狂奔的热情。

于是便有了移花接木的懋勤殿。

此殿作为皇帝的书房，名字比较古典（懋学勤政）。康有为觉得“制度局”三个字太洋气，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非议，干脆暗度陈仓，指使谭嗣同撺掇光绪开懋勤殿。

当然，简单粗暴地指责康有为换汤不换药也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从制度局到懋勤殿，人着实加了一剂猛药——聘请外国政治家进入朝廷决策层共议改革。并提出两个人选：刚刚下野的伊藤博文和常年旅中的李提摩太。

搬洋救兵确实打中了慈禧的七寸，却也将帝后之争推向了你死我活的边缘。

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以私人身份访华。

这立刻“坐实”了一则传言：伊藤被康有为勾引而来，将任军机大臣。

传言是如此深入官心，以致不少进京陛见的督抚大员幸灾乐祸地对军机章京们说：“诸公好好侍奉新堂官吧。”

荣禄在北洋医院设宴欢迎伊藤。

席间，袁世凯注意到荣禄始终拉长着个脸，没等散席便借口有事告辞。

同一时间，武艺高强的湖南大侠、唐才常和谭嗣同的拜把兄弟毕永年低调抵京。

<h3>教唆犯</h3>

9月13日，王照正与徐致靖参酌奏稿，康有为兴高采烈地跑进来，道：“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十人，业已商定，请你俩分荐此十人。”

王照：“我今天要上个折子，没时间。”

康有为：“皇上今晚就要看，你的折子搁一日，明天再上有什么关系？”

王照不得已，乃与徐致靖分头缮写荐折。

与此同时，心怀忐忑的袁世凯携徐世昌进京觐见，在法华寺住下。

同一趟列车上还坐着伊藤博文和一个神秘的乘客——张翼。

此行张翼带着荣禄写给奕劻的密信，中心思想八个字：太后训政，此其时也。

9月14日是光绪例行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日子。

一直挨到玉澜堂酒宴，见慈禧兴致不错，光绪终于鼓足勇气提出开懋勤殿之事。

史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站在慈禧的立场，擅罢礼部六堂官已是对其权力的否定。而同意开懋勤殿，更是将她和皇帝的权力关系来个一百八十度颠倒。

于是，积怒瞬间爆发。

争吵中，慈禧放出狠话：“若再越出权限，则皇位不能保。”

光绪慌了。

恭王已死，庆王疏远，对李鸿章又放不下成见，这才发现想调停都没有合适的人选。

随驾值班的杨锐尚算老成，早年被张之洞誉为“当代苏轼”，颇为倚重。光绪只好让他拟了一道密诏，内称自己日思尽变旧法，尽黜昏庸之人，但恨权力不足。果真如此，则帝位恐将不保。因此，让军机四章京妥速筹商，以使既能变法，又不违抗太后之意。

就是这么一封内容和谐的密诏，后来还被康有为篡改成写给他的求救信：

今朕位即将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密筹良策，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其实，杨锐同康党并不像外界与后世猜测的那样齐心，而是经常在家书中抱怨和谭嗣同、林旭难以相处。当他预感到情势有变时，第一个念头是不想卷入是非。

于是，杨锐把密诏压了三天，彷徨无计。

南海会馆的夜已经很深了。

有谭嗣同的力荐，康有为对毕永年非常放心。

他先爆猛料：“太后打算于下个月天津大阅兵时杀害皇上。”

再爆更猛的料：“我要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你来当李多祚。”

毕永年发表道听途说来的高层秘闻：“袁是李鸿章的人，李是太后的人，恐怕不好用吧？”

康有为信心满满道：“我令人去他那行反间之计，袁笃信不疑，已深恨太后和荣禄。你且等着，我还有重要的事用你来办。”

9月16日黎明，昆明湖畔玉澜堂。

光绪虽精神委顿，但对军事上的事问得很细，袁世凯则一一据实奏对。

气氛明显比较压抑，皇帝几次欲言又止。大头只好趁问话的间歇道：“下月还有巡幸大典，亟须回津准备，倘无他事垂询，请即训示。”

光绪说四天后再来请训，耽搁不了什么。

召见结束后，大头回家补觉。刚躺下便有宦官前来宣旨：袁世凯升正二品，以工部侍郎候补。

生活就像《忐忑》，没有准确的歌词，却惊心动魄。

不次超擢带给袁世凯的不是喜悦，而是恐惧，尤其当他听说皇上让他与荣禄“各办各的事”——这分明是强迫自己站队嘛。

大头当即要上疏辞谢，却被徐世昌阻止：既属皇帝特恩，力辞反倒欲盖弥彰。

事实上此次进京，袁世凯既不往来酬酢，也不奔走权要，而是寓居郊外，闭门不出，为的就是置身于帝后两党的漩涡之外。

问题是，在你不惹祸、祸来找你的中国，独善其身要比左右逢源难得多。于是，午后刚过，袁世凯便行动起来，遍访朝中大佬。

奕劻不在家，刚毅和裕禄听袁世凯表白自己无功受赏惶悚不安的“心迹”，暗自冷笑：都是一座山上的狐狸，你跟我讲什么《聊斋》啊！

结果都是一堆不咸不淡的官话，大头未能从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怏怏而归。

礼数还是要有的。对推荐了自己的康党，袁世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徐世昌亲自去送。

结果康有为又想入非非了。

当晚八点，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和毕永年正在南海会馆用餐，忽然传来袁世凯以侍郎候补的消息。

康有为明明早已获悉，却故意演戏给毕永年看，大拍桌子兴奋道：“天子真圣明！如此做法，比我等所献之计更加隆重，袁世凯必定喜而图报！”

说着，放下筷子，让毕永年跟他进里屋。

“事已如此，定计而行就是了。不过，我始终觉得袁世凯不可用。”毕永年说。

康有为从桌上拿出袁世凯的来信，指着上面“蒙兄荐引提拔，不胜感激，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的话，对毕永年得意道：“你看，袁有此语，还不能用吗！”

毕永年只好道：“既如此，先生想让我做什么事？”

“我想让你到袁世凯的幕中去当参谋，监督他。”康有为试探道。

“我一人在他幕中何用？袁若有异志，我也制不了他。”毕永年还是觉得不靠谱。

康有为终于交底：“我给你一百人，等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你带着他们奉诏把太后抓起来就行了。”

至此，康党的政变计划终于浮出水面。

第一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面付朱谕一道，以荣禄密谋废君弑君为名，令袁世凯回津率所部兵马擒荣，就地正法；

第二步，封禁电报铁路，以专列载袁部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紫禁城。

显然，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袁世凯和毕永年，但归根结底还是在袁世凯。一旦大头首肯，康有为将上奏光绪，请旨发动政变。

毕永年还在迟疑，康广仁和梁启超推门而入。

坐定后，梁启超道：“此事兄不必再疑，务请大力担当。”

见毕永年没有回答，梁启超激了一句：“兄敢做此事吗？”

“有什么不敢！但我要好好想想。而且，还没见过袁世凯，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袁世凯大为可用，然则兄能答应此事吗？”梁启超急于要他做出一个慷慨而坚决的承诺。

其实像毕永年这类江湖侠士，远比知识分子重诺，但正因其言必行，反倒不轻易允诺。

见康广仁不爽的表情已经写在脸上，毕永年只好道：“此事我终不敢独力承当，为何不催佛尘（唐才常）进京商量？”

康、梁大喜，连说“好极了”。但又表示想于数日内发动此事，等唐才常恐怕不及。

踌躇片刻，四人来到隔壁房间，找正在病休的谭嗣同商量。

谭认为稍缓时日无妨，如果唐君前来，则更为安妥。

梁启超立刻表示赞成：“毕君沉毅，唐君深挚（深切真挚），可称两雄。”

毕永年知道这是面子上的恭维，连说不敢当。

康有为道：“事已定计，你们加紧调兵遣将吧！”

于是，两封快电飞往湖南，要唐才常火速进京。

<h3>秀才造反</h3>

9月17日，见杨锐迟迟没有回应，心急如焚的光绪通过林旭带出第二份密诏，并发布上谕，督促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

离京，有助于缓和反对派一点即燃的情绪，也是对康的保护。但之所以会来这么一出，说到底还是康有为作茧自缚。

变法伊始，他便公报私仇，通过宋伯鲁上了道折子，请求将《时务报》由民办改为官办，让梁启超取代汪康年。

光绪让吏部尚书孙家鼐研究宋折，结果康有为给汪康年挖的坑把他自己给坑了。

孙家鼐说：“这确实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但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正。梁启超在办译书局，工作重要，不容分身，不如改派康有为去督办《时务报》。”

由此可见，开明如孙家鼐这等改良派，亦巴不得将康有为踢出京城。

那么容易便滚也就不叫长素了。

康有为左思右想，想出一条万全之策。在接受任命的同时，给汪康年发去一封电报：

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

赖在北京不走了。

可此番为了安抚震怒的慈禧，光绪不得不壮士断腕。

上谕措辞强硬，要康有为即刻离京，不准“迁延观望”。密诏中却说情非得已，苦衷难诉。爱卿保重身体，善自调理，将来共建大业，朕有厚望。

当晚，林旭访康有为不遇，便将上谕留在南海会馆，并附一纸条，嘱康明早切勿外出，有要事相告。

毕永年见林旭神色匆匆，显是出了变故，又打起了退堂鼓。他找到康广仁，说同袁世凯仓促之间彼此交浅，何能行事？还是不能轻易应承康有为的任务。

康广仁怒道：“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及至做事，却又拖泥带水！”

毕永年耐心道：“我一命虽微，但也不能糊涂而死。康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不能让我置一词？在下是南方人，初至北军，率领互不相识之兵，十几天内，何能将他们收为心腹，又何能得其死力？而且，我一介贡生（各省学政从府县的秀才中择取成绩优异者保送至国子监读书，相当于缩水版举人），统带此兵，不独兵不服，同军各将也会奇怪。”

康广仁闻言，越发不高兴，冷笑着走出房间。

此时，康有为正同徐致靖在宋伯鲁家喝酒，喝高了便唱起昆曲来。曲终哀怨动人，又谈及时事，不免一番相互忧叹。

回府后看到上谕，方知不妙。毕永年又一副“我要当逃兵”的表情凑到跟前，把对康广仁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康有为当场就来气：“你以贡生领兵，也很体面嘛，有何不可！此事尚未定，你先不用多虑。”

第二天一早，林旭来到南海会馆，带来一前一后两封密诏。

康有为命人唤来徐致靖，手捧那封被杨锐捂了三天的密诏，同梁启超、康广仁和谭嗣同一道跪读，读着读着便声情并茂起来。

“恰巧”徐世昌来访（形势不明，徐同袁世凯分头行动，分别联络帝后两党）。康有为灵机一动，开始放声大哭，撕心裂肺，如丧考妣。

众人跟着飙泪，一个比一个响亮，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开追悼会。徐世昌受到感染，也抹起眼泪来，南海会馆顿时哭声一片。

庆亲王府。

大头访奕劻不遇，庆邸管家说：“老爷出门了，留话让您等他。”

颐和园。

内务府升平署今日给慈禧安排的戏是关于杨家将的京剧《昭代箫韶》。早上十点开演，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

因为后天还要接见伊藤博文，下午两点，光绪离开颐和园，起驾回宫。

南海会馆。

康党士气低迷。午饭时，梁启超示意同毕永年关系不错的康门弟子钱维骥进行最后一次试探。

钱维骥：“康先生要杀太后，怎么办？”

毕永年：“兄怎么知道？”

钱维骥：“刚才梁君对我说，‘先生的意思是，在奏知皇上时只说是废黜；等到去颐和园抓住时，杀掉就可以了。不知毕君肯不肯办这件事，你何不去探一下他的口气。’看来此事是真的，你打算怎么办？”

毕永年：“我早就料到，他想要我充当成济的角色。老兄且等着看吧。”

成济是三国时曹魏武将，受司马昭心腹贾充的唆使刺死魏主曹髦。后来司马昭为平息众怒，将成济满门抄斩，使其成为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替罪羊。

康有为清楚，毕永年这条线是指望不上了，不甘心就此远离权力中枢的他开始盘算如何同袁世凯摊牌。

庆亲王府。

袁世凯等到傍晚也不见奕劻回府，下人来报，说荣禄传令，塘沽口有英国军舰游弋，让他尽快回防，只好先行返回法华寺。

颐和园。

看戏间歇，奕劻、端亲王载漪和李莲英轮番跪劝太后训政。

连月来，类似的苦情戏慈禧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这次奕劻带着张翼转交的荣禄密信和杨崇伊猛批康梁的折子，她还是认为火候未到。

<h3>不速之客</h3>

法华寺。

袁世凯正秉烛拟折，门房忽报谭嗣同来访。

大头立刻停笔出迎，只见谭嗣同身着便服，旁边跟着徐世昌。

天子近臣，自然不敢怠慢，忙请入室内，互道寒暄。

谭嗣同：“想不到公如此相貌堂堂，有大将格局。”

袁世凯摸不清他来意，但见同徐世昌一起，猜想多半是受康有为派遣，只好先虚应周旋。

谭嗣同：“公是否后天请训？”

袁世凯：“现有英舰巡行海上，准备具折明日请训后就提前回津了。”

谭嗣同单刀直入：“外侮不足虑。可忧者，内患耳。”

袁世凯忙问其故。

谭嗣同：“公受特恩，当思图报。今上将有大难，非公不能救！”

袁世凯变色：“袁家世沐皇恩，此番又蒙不次提拔，敢不肝脑涂地以报天恩？不知皇上难在何处？”

谭嗣同：“荣禄近日献策，将废君弑君。”

袁世凯盯着他瞧了半天，感觉不像在讲冷笑话，便摇头说荣禄颇有忠义，绝无谋逆的可能，定是谣言。

谭嗣同把徐仁禄在小站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提醒袁世凯：你升不了官，盖因荣禄压制；之所以升官，全靠我们保举。

说着拿出一道奏折交给袁世凯。

上面写着详细的政变计划，比岛田庄司的本格推理还玄幻。

大头看后“魂飞天外”，下意识道：“围颐和园做什么？”

谭嗣同杀气毕露：“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表示，要杀太后，部下很难听命。

谭嗣同：“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无须用公，只请你做两件事，诛荣禄、围颐和园。公如不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

袁世凯寻思着核心机密都让自己听去了，坚拒的话搞不好真要流血五步伏尸二人，便道：“事关重大，断非草率所能决定。况且，你今晚进宫，皇上也未必允准。”

谭嗣同：“我有挟制之法，定然能准。明日皇上必有朱谕一道，当面交给你。”

大头闻言，更觉恐怖。挟制？莫非要绑架皇帝不成？

只好继续同他磨：“北洋宋庆、董福祥和聂士成各军共计四万，京内旗兵又有数万。而本部人马不过七千，只怕外面军队一动，京师立刻戒严，则皇上危矣。”

谭嗣同认为不足虑：“待兵动时，将皇上朱谕遍晓各军，同时照会列国，谁敢乱动！”

袁世凯找客观理由：“粮械子弹，均在天津，不在小站营内。必须先将粮弹领足，方可动兵。”

谭嗣同非要买个保险：“既如此，我请皇上先将朱谕交给你存收。待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这么惊悚的定时炸弹，袁世凯如何肯接：“我不敢惜死，只担心万一泄露，累及皇上。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且先回，容我熟思，半月后布置妥当，再告诉你怎么办。”

谭嗣同自然不干：“皇上很着急，我有诏书在手，必须拟定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说着拿出光绪交给杨锐，又被康有为篡改的密诏。

袁世凯发现是用墨笔写的，当即诘问：“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

谭嗣同：“这份是抄录的。谕内所称‘良策’，即包含此二事。”

这可真是上蒙皇帝下骗袁。

袁世凯本来打定主意，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却见谭嗣同声色愈厉，衣襟高耸，似乎藏有凶器，便缓和道：“圣驾即将巡幸天津。届时军队汇集，只需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等不到那时就要废弑皇上了，形势非常紧迫！”

“巡幸之命既下，必不会出意外。”

“若彼时不出巡，怎么办？”

“现已预备妥当，耗资甚巨，我会请荣禄力劝太后，必定出巡。此事在我，你大可放心。”

谭嗣同无奈了。

事实上，对围园杀后，他本不赞同，曾明确向毕永年表示：“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奈之何？”

更早些时，他坚定地站在反清的立场上，抱怨康有为转向变法维新是横生枝节。

然而，墨者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谭嗣同却既忠且义。一旦认准，则事友以忠，行正义之事——这是从来就心口不一、言行分裂的知识分子永远难以望其项背的。

谭嗣同道：“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在公此举。”

说着，他用手拍了拍脖子：“若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也在于公。”

袁世凯：“你当我是什么人！袁家三代深受国恩，断不至忘恩负义，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上，必当生死以之。”

这倒是实话。以袁世凯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的做人原则，对光绪，他是充满了报效之情的，故而激动道：“阅兵时，如果皇上到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

谭嗣同总算相信，起立作揖，连称袁世凯为“奇男子”。

夜，已经很深了。

袁世凯借口还要赶办奏折，谭嗣同这才起身告辞，离开法华寺。

<h3>历史不会重复事实，但会重复规律</h3>

看完戏的慈禧打了个哈欠，随手拿起杨崇伊的奏折。

片刻，折子被重重地拍到桌上。慈禧对李莲英道：“明日一早，摆驾回宫！”

原来，杨崇伊说皇上准备于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

引用伊藤，专权执政的传言得到了证实。

站在慈禧的角度，旨在任用洋人的懋勤殿提案已被驳回，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光绪竟敢一意孤行。

如果这都能忍，就不姓叶赫那拉了。

乾清门内已经掌灯，烛光从门中透出，照在阶前那对雄踞在石台的铜狮上。白天显得威猛狰狞的狮子，好像在黑暗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餐后，毕永年发现彻夜未归的谭嗣同一脸疲倦地回来了，忙向他打听消息。

谭嗣同一边梳头，一边有气无力道：“袁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坚决推辞，想慢慢地办。”

毕永年：“袁究竟可不可用？”

谭嗣同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发牢骚说康有为坚持用袁。

毕永年慌了：“昨夜是否将密谋全部告诉袁了？”

谭嗣同点头。

毕永年急得跳起来：“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的吗？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我不能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搬出这里。兄也当自谋，犯不着与他们同归于尽啊！”

午后，毕永年迁居邻近的宁乡会馆，密切关注局势变化。

康有为则四方奔走，为光绪，也为自己做垂死挣扎。

先是容闳表示可以找美国公使帮忙，他觉得意义不大，又去找李提摩太，结果得知英国公使去北戴河避暑了。最后前往日本使馆拜访伊藤，请他谒见太后时为皇上陈情。

伊藤说自己未必能见到太后，如果见到，一定帮忙。

通往紫禁城的路上，六百多人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轿子上的慈禧脸色铁青。

宫里一切如昨，杨深秀上奏建议挖掘传说中圆明园地下埋藏的金银，似乎在给光绪调袁部入京提供借口。

光绪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对军机大臣们悲壮道：“朕不自惜，死生听天由命，你们如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的基业，保全新政，朕死而无憾。”

法华寺。

袁世凯闭门谢客，与徐世昌商讨对策。

其实没得选。不告发康党一成胜算都没有的阴谋，就无法与之撇清干系，筚路蓝缕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亡清力量便会付之东流。

芥川龙之介说过，最聪明的处世术是既对世俗投以白眼，又与其同流合污。

康有为败就败在不成熟。因为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是人就有他的难处。

袁世凯特别能体谅人的难处，毕竟你我都降生在空前专制的国度。

因此，对人，他待之以宽，绝不因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就大骂国民素质低下；对制度，他却责之以严，始终谨记早年容闳对民主共和的描述。

故，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傍晚，慈禧返回紫禁城，直抵光绪寝宫，将奏章悉数收走，并下命，今后军机四章京签署的所有文件都要交给她看。

当晚，康有为刚回到南海会馆，众人便力劝其南下避避风头。随即，谭嗣同迁往浏阳会馆，梁启超跑到容闳寓所。一时间人去楼空作鸟兽散。

9月20日一早，袁世凯进宫请训。

光绪一言不发。

心思缜密的大头清楚，皇帝多半已被监控，便道：“古今各国的变法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若非有内忧，便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待时，一步步经营料理。如果操之过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其要得人心，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赞襄主持，方可上承圣意。新进诸臣，固然不乏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密。倘有失误，累及皇上，关系就重大了。总求十分留意，则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所言，基本是披肝沥胆的心里话，不然光绪也不会“颇为动容”。

但以太后宠臣张之洞为例，显然也讨好了慈禧。

见光绪不答，袁世凯只好请安退下。一侍卫大臣趁机拍了下他的后背，小声赞道：“好小子。”

显然是慈禧派来的耳目。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

汽笛急促。

通往天津的列车上，徐世昌再次向犹豫不决的袁世凯分析了告密的必要性：即使康党侥幸成功，光绪重树权威，也无非是加强中央集权，结束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此一来，离亡清的目标更加遥远。

袁世凯不再动摇。

选择荣禄作为告密的对象，皆因他牵涉其中，不敢等闲视之。并且，卖一个人情给后党新贵，何乐不为？

中南海勤政殿。

对伊藤博文的接见只持续了十五分钟，屏风后慈禧阴鸷的眼神使之成为例行公事。

伊藤进殿时，张荫桓主动上前握手，又挽着他的衣袖，带到丹陛之下。慈禧看不懂这一西方礼节，也不会理解成他二人有基情。于是，只能觉得张荫桓在光绪的纵容下愈加放肆。

直隶总督署。

告密也要讲究策略。康党的密谋，袁世凯没有全部抖出。他只说围园，对杀后却只字不提。

这样一来，既保护了光绪，也避免了慈禧大兴刑狱，波及到一度与康党走得很近、名列强学会骨干的自己。

署中人来人往，袁世凯刚说了个大概便被阻断，只好先行告辞。

第二天一早，荣禄来到袁府，听袁世凯说完，立刻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

袁世凯：“此事与皇上毫无关系，如果危及帝位，我只有服毒自尽了。”

<h3>反政变</h3>

紫禁城的上空，阴云笼罩。

凌厉的声音穿过重重朱门，在空旷的广场上回响。镜头缓缓下降，直至乾清门的门梁顶住了画面的上方，使人心生无尽的压抑。

乾清宫，慈禧阴沉着脸，端坐在铺着黄缎的龙椅上。

变法期间所有的奏章已检视完毕，虽说围园杀后的惊世创举尚未暴露，但各种反动言论琳琅满目。

于是慈禧决定在这一天宣布训政。

御座的一边跪着孤零零的光绪，另一边是王公大臣，正中则摆着实行家法用的竹杖。

慈禧狂喷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挑选留下来辅助你的，你怎么敢随意不用！康有为什么东西，能胜过我选用的人？你怎么这么昏聩，不肖成这个样子！”

喷完右边开始喷左边：“皇帝无知，你们为什么不尽力谏阻？以为我真的不管，听任他亡国败家？年春奕劻再四地说，皇上既然肯励精图治，说我也可以省心了。我想的是外臣不知内情，且有不学无术的，反倒以为我把持朝政，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可算是知道他不行了吧。他是我拥立的，亡了国，罪过在我这儿，我能不过问吗？你们不谏诤，就是你们的罪过了。”

刚毅趁势道：“我屡次苦谏，每回都被谴责训斥。其他几位军机大臣，有劝谏的，也有不说话的。”

慈禧对光绪道：“变乱祖制，臣下若犯了这条，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试问，是你祖宗重要呢还是康有为重要？”

光绪战栗道：“儿臣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想要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非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听到洋人两个字就来气，声音立马高了八度：“难道祖宗反倒不如鬼子？康有为图谋不轨（直觉颇准），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吗？”

光绪默然无语。

很快，一纸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上谕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缉拿。同样被革的还有宋伯鲁，同样被拿的还有康广仁。

当步军统领衙门到南海会馆抓人时，康有为已通过李提摩太登上了太古公司的“重庆号”，驶往上海。梁启超也冲进日本使馆求救，据公使林权助回忆，“他脸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可见事态非常。”

最高兴的是杨崇伊，三个月如一日地上蹿下跳，终于点燃了“戊戌反政变”的导火索，如此天大的乐事何忍独享？他蹦蹦跳跳跑到天津，向荣禄报喜。

结果得到一个意外收获。

荣禄派人叫来袁世凯，递给他一杯茶，开玩笑道：“此非毒药，你可以喝了。”

杨崇伊带着袁世凯告密的信息，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又飞奔回了北京。

反政变的烈度由此扩大。

谭嗣同预感不祥，帮康广仁料理完狱中饮食后来到日本使馆，劝梁启超出走东洋，并以书稿相托。

诀别时，浩然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与梁启超一抱后，谭嗣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使馆。

当晚，梁启超换上西服，断发走东瀛。

康有为的逃亡却像老年观光团一样悠闲。他根本不知道反政变已经发生，只是谨遵圣旨，赴沪办报，还恋恋不舍，一步三回首。

神棍一般都如有神助。清政府的“飞鹰号”没日没夜地狂追“重庆号”，眼看就要在烟台赶上了，结果燃煤耗尽，船开不动了。

更玄幻的是，康圣人像裹了一层护法光环，竟然有恃无恐地在烟台下船活动筋骨，还去闹市区购物，就差街拍发微博了。

其实，缉捕康有为的电报早已发给登莱青道，可此道道台正巧不在烟台，于是成全了“老年观光团”的山东一日游。

然而，终点站的天罗地网已经布下。

上海道蔡钧收到电报后磨刀霍霍，恨不得让市民上个公厕都要安检，终于惊动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

在白领事的安排下，抵沪的康有为还来不及逛外滩就被护送去了香港。

9月23日，通过奕劻接到杨崇伊状告康党围园密谋的慈禧立即下令逮捕军机四章京和张荫桓、徐致靖，并幽禁光绪于中南海湖心岛瀛台。

风声鹤唳中，既非康党也没参与密谋的御史杨深秀主动跳进了火坑，见义勇为地上奏质问慈禧凭什么软禁皇帝，并“请太后迅速撤帘归政”。

上完折子便行动起来，亲自去南苑游说董福祥进京救驾。

结果一出门便被抓了。

谭嗣同和王照妄想绝地反击，一个找大刀王五，一个找日本人，均不了了之。王照浪迹日本，谭嗣同则于次日被捕。

当晚，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反政变自然成为席间议论的主题。

伊藤的随员大冈育造坐在李鸿章旁边，问他康有为所犯何罪。

李鸿章：“无非煽动人心，犯了众怒。”

大冈育造：“依在下愚见，与其搜拿惩办康有为，不如加以培植，为振兴中国留些余地。毕竟康所行之事，无非是在扩充中堂大人未竟的功业。”

李鸿章：“你说的全对，康有为日后可以大有作为，只是从眼下的情况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慈禧最恨者，张荫桓与康有为二人也。

前者整个一翁同龢加强版，后者更是丧心病狂要劫持自己。两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几乎把洋人引进了朝廷，堪称“带路党”典范。

现在康有为跑了，张荫桓赫然成了匪首，不出意外，铁定永垂不朽了。

人生没有如果，却往往遭遇但是。

在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干涉下，张荫桓被摘了出来，改为流放新疆。望着英国公使几近恫吓的辞令（“处决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闻名的高级官吏，将会引起很坏的结果”），慈禧恨得牙痒痒。

当然你会问，怎么戊戌年日英两国这么关心中国的内政？

都是让《中俄密约》给逼的。为了阻止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张，日英联盟，共同寻找中国政界的代言人。而宠命优渥的张荫桓和过蒙拔擢的康有为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h3>雷霆能否启寐</h3>

剩下的人犯里，官职最高的是徐致靖，保举康梁的是徐致靖，用四川话说就是“跑得脱，马脑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徐家同李家拥有一段极深的渊源。打了很长时间酱油的李鸿章终于在力保徐致靖一事上发力，重托荣禄，说：“年侄致靖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

虽说为难，但李鸿章的面子还是要买。荣禄以“徐致靖升礼部侍郎后，皇上从未召见”为由劝慈禧给条生路。

查完档发现确实如此，于是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

真相是徐致靖耳背，光绪为防隔墙有耳，不好跟他大喊，故有事相商，往往派人传话。

9月26日，清政府宣布：恢复被光绪精简掉的机关单位；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一夜回到百日前。

本来还想立一座依法治国的牌坊，让奕劻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理军机四章京和杨深秀、康广仁，最后慈禧实在怒火难平，直接让拉到菜市口砍了。

戊戌六君子，最冤属广仁。他既不是公务员，也没有参与康党的阴谋，只是寄宿在他哥那儿，偶尔帮帮腔。

因此抓人时，连跑都没跑。

谁知后果非常严重。

狱中的康广仁整日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是被“六君子”了。

谭嗣同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的煤屑，在墙上作书。林旭则笑对一切，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9月28日，传唤人犯。康广仁以为死期将至，又大哭。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说：“这是提审，非就刑，毋哭！”

既而牵引从西角门出，刘光第这才愣了：按惯例，绑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

于是大骂道：“未提审，未定罪，就要杀头吗？何以昏聩至此！”

人山人海的场景不禁让人疑心穿越回了明末，那次围观的是袁崇焕。250年过去，除了脑袋后面多了条辫子，似乎什么都没变。

监斩官刚毅色厉内荏地坐在台上。

刘光第大声道：“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亦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

虽说杜鹃啼血，诚可哀怜，但你也不是第一天在中国混了，难道不明白所谓国体只是你死我活而已。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程序，只讲三十六计。

在这个国家，最痛苦的其实是学法律的。

刘光第用他那套刑部思维方式一再质问，刚毅最后两手一摊：“我不过奉命监刑，其他的不知道。”

狱卒强令六人下跪，刘光第倔立不屈，杨锐悲凉道：“斐村（刘光第字）跪跪吧，权当是遵旨了。”

乃跪下就戮。

谭嗣同很平静，说“吾有一言”，让刚毅上前。

气场如此强大，逼得刚毅不敢动弹。

良久，谭嗣同放声大笑。刽子手举起了鬼头刀。突然，像从浮云里划破了一条长空，谭嗣同的喊声震动了天地：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此日，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身在北京的严复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燕市天如晦，宣南（宣武门以南）雨又来”。

长沙。

李闰抚摸着夫君的照片，淋漓襟袖啼红泪。

那是谭嗣同摄于南京的，时年三十二岁。月白色的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于腰间，右手持那柄伴他行走江湖的凤钜剑，浓眉俊眼，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正气。

谭嗣同只有这一个妻子，两人琴瑟和鸣，恩爱有加。

应召去京前，夫妻二人曾秉烛夜话，对弹“残雷”与“崩霆”。

十六岁那年夏天，谭家宅院一颗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谭嗣同以其残干制成两架七弦琴，命之为“残雷”“崩霆”。

如此剑胆琴心，却物是人非。望着两琴，李闰恸哭写下了“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更惨的是杨深秀和林旭的妻子，听闻丈夫死讯，双双仰药而殉……

杀六君子者，非袁世凯也，实康有为也。

甚至连那首著名的绝命诗《题壁狱中》也未能逃脱康党的毒手。为了抹去诗中“杀太后”的政变计划，谭嗣同的原句“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也被篡改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后者的确更有气势，但出处却是太平天国将领苗沛霖的《秋宵独坐》……

康圣人自言“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其实并非无为，而是乱为。

公认的说法是，杨崇伊的奏折启动了戊戌反政变，袁世凯的告密则扩大了反政变。

事实上，慈禧既已决心训政，康广仁也已下狱，审出康有为蹩脚的谋反计划只是时间问题。

换做任何人，面对谭嗣同拿着一份伪诏，就逼你押上全家老小像阿汤哥一样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七千人对七万人），都不可能贸然答应。

而且，康党素来冒失，事机不密，风声一旦传出去，不告密势必连累自己。袁世凯避重就轻地把“围园杀后”说成“围园劫后”，已然仁至义尽。

反观康有为，在香港接受英文报纸采访时对慈禧痛加鞭笞，还谎称光绪给了自己衣带诏，以便找英国人求救，恢复帝位。

自己倒是爽了，可以跑到海外继续招摇撞骗，却把光绪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白浪翻滚，海鸥啁啾。

大岛号的甲板上，梁启超心事浩渺，轻声吟诵着刚刚草就的《去国行》：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舰长见他一天到晚倚着船舷发呆，怕他想不开投海自尽，便把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消愁解闷。

柴四郎的这本玄幻小说颇具国际视野，很有大片气质。他虚构了四个主人公：日本青年东海散士、流亡海外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美女红莲以及从事复国运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

这帮人聚在美国，把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乃至东学党起义、甲午战争贯穿一线，各国历史名人也相继登场。

书中有故国沦亡，有男情女爱，简直就是百年前的大河剧，看得梁启超感同身受，不忍释卷。

受此影响，到日本后不久，意犹未尽的梁启超便模仿《佳人奇遇》写了一本架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虚构了从1902年到1962年六十年间中国的变化。

小说伊始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南方各省实行自治，到1912年开设国会，成立“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暗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首任总统。

第二任总统是缔造共和国的功臣黄克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好契合了后来的黄兴（字克强）。

经过五十年改革，中国的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

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首都南京，庆祝中国维新五十周年，“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同时，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上，专家纷至，学者云集，而博览会也不只展示科技，更是各种观念、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的论坛。

可惜，像紫霞仙子一样，他猜准了开始（1912），却猜不中结局（1962）。

一个月后，荣禄采纳大头的建议，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四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右军（驻天津小站）、前军（驻天津宁河）、后军（驻天津蓟县），并自募27营直辖，称“武卫中军”（驻北京南苑）。

合编而成的武卫军拱卫京畿，由荣禄统率，成为清末最强的国防力量。

袁世凯此举既投荣中堂所好，又让慈禧找到了“中央集权”的良好感觉，可谓一箭双雕。

当再有人向荣禄搬弄是非说“袁世凯先前同康党走得很近，后来又检举康党，首鼠两端”时，荣禄只是摆手道：“袁世凯是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我的人”，官场上经久不衰的口头禅。

望着扩建为一万人马、雄姿英发的武卫右军，袁世凯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正文第七章齐鲁戡乱

<h3>废帝不废</h3>

冬天到了。

太液池开始结冻。

内务府向管理皇家园林的下属机构奉宸苑传达了一条懿旨：

瀛台周边河面，现已冻冰。著奉宸苑即刻派人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不准冻上。

便是溜冰高手，想见光绪，也就此成为泡影。

很快，一道奇怪的上谕明发中外，要求内外臣工保荐精通医理之人，为光绪看病。

刚被软禁就病倒了，政治信号再明显不过。

舆论迅速发酵，以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特意发电问驻华公使林权助：“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

总理衙门当然否认光绪的死讯。问题是专制国天天辟谣，到头来鬼都不信。

坊间传言愈演愈烈，说脉案和药方都伪造好了，驾崩的消息就在这两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甚至联合一千多人，公开通电西太后，要求皇上“力疾临御”，结果遭到跨省追捕。

慈禧想必非常后悔，为了把“圣躬不豫”的戏做足，公开征求名医，结果法国大使馆推荐的医生诊断下来发现不过是慢性肾炎——谎言不攻自破。

慈禧锲而不舍，继续埋头铺路。

先放出风声，说光绪之所以病成这样，盖因服用了康有为进献的“红丸”（春药）。再派荣禄私下去找李鸿章，让他探探洋人的口风。

光绪的年号已叫了二十多年，岂能说废就废？李鸿章明确反对，警告荣禄说：“这是何等大事，试问你有几颗头颅，敢于尝试？若果行之，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不可胜言！”

荣禄不死心，还是想听听洋人的意见，李鸿章便找了个机会委婉地试探英国公使。

对方的回应斩钉截铁：“他国固然没有干预（中国内政）之权，然遇有交涉事宜，英国认定光绪二字，其他一概不知。”

之所以后来押上棺材本也要跟十一国同时宣战，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按理说西太后最恨的是康有为，但她连康南海的面都没见过，这种恨很抽象，也很无力。

对光绪则不同。看着长大，翅膀硬了，想谋害自己——这种卧榻之侧的危险，必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慈禧开始频繁召见宗室近支中“溥”字辈的幼童，并五天一次向各省督抚通报光绪的病情，搞得皇帝就快挂了似的。

这等于是逼封疆大吏站队了。

迟迟不表态，必然得罪慈禧；积极表态，又违背人臣之道，会引起舆论的抨击，有损政声。僵持不下间，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挺身而出，高声道：“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公开反对废君。

谏疏原本是和张之洞联衔上奏的，结果信使刚走，张大人就了，命人追回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

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张之洞）小事勇，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惧？”

面对内外交口反对的局面，复仇女神慈禧望而却步了。

荣禄出了个主意：既然“破”的难度这么大，可以想办法先“立”嘛。

然而，“建储”不符合清朝“不立太子”的祖训。荣禄这一损招不仅引狼入室，把自己置于边缘化的境地，更为即将到来的全民狂欢埋下了伏笔。

慈禧挑中的皇储人选是自己弟弟桂祥的外孙溥儁（jùn）。

溥儁年幼，具体张罗的是其父端亲王载漪（1856－1922）。

在为数不多的几场戏里，载漪都是以大反派的面目出现的。时而同奕劻恭请慈禧出山训政，时而跟刚毅、徐桐聚在一起咒骂新政，可谓反动派的杰出代表。

眼看就要从“慈禧侄女的老公”变成“皇上他亲爹”，载漪行动起来。

问题是再行动胳膊也拧不过大腿。立储的上谕发布后，西方公使不仅不入宫庆贺，还纷纷照会总理衙门，警告说如果光绪被废，后果将非常严重。

但对徐桐、刚毅等人而言，不扳倒光绪后果更严重。毕竟皇帝春秋鼎盛，等熬死了慈禧重操权柄，这帮守旧派一个都跑不掉。

偏偏时局给了“端王党”（载漪、徐桐、刚毅和庄亲王载勋）一个不要脸的机会——民间排外势力发展壮大，山东闹起了义和拳。

暴戾的黄河横穿而过，使得山东全境都饱受洪涝之苦。自然灾害连同列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让本就民风彪悍的山东盗匪横行。

曹州教案表面上看不过是两个大刀会的成员跑到教堂里砍死神父偷走钱的随机事件，而隐藏其后的深层矛盾却是延绵几十年的教民冲突。

把义和拳出现之前民众的反教史扣上“盲目排外”的帽子是不客观的。

农民的选择始终符合其利益逻辑，最初入教的那拨人显然不是因为梦到了耶和华，而是为了寻求政治特权。

曹州教案爆发后，特权在清政府的一纸脑残文件下进一步得到强化。

为了把教案消弭于地方，不再上升为外交事件，朝廷规定：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中，总主教和主教相当于省部级，大神父相当于司局级，神父相当于县处级。

有了体制内的身份，传教士随时可以面见同级的地方官，遇有教案，还能干预司法。而鸡犬升天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也能毫无压力地求见县官甚至知府，愈发猖狂。

比如：

我有三亩地跟奉教的挨着，他不让从地里过，除非给点什么东西。逼得没办法，不卖不行，我就把地卖给了他。那年这里的地价是一亩120吊，可咱只得算80吊一亩……

再比如：

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上发现了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了出来，从此英庄便可以合法烧盐了，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

<h3>奇葩周汉</h3>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还体现在迎神赛会上。

迎神赛会在当时乡下是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和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一场需要大笔开支，通常由村民凑份子。

洋教传入后，教民们以“教义不合”为由，拒绝缴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若仅限于此，乡民也认了，权当尊重信仰自由。问题是个把猥琐的教民，不但不缴份钱，还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这就人神共愤了。

再加上诉讼等各方面的特权，教民与平民的恩怨日积月累，最后发展到你要是一开水果店的教民，都没人去买你的水果。

由此可见，当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之时，所针对的既不是基督教本身，也不是传教士，而是那些传统社会的“逆子”，那些借教民的身份在原本自洽的乡村规则中制造不公者。

当越来越多的乡民受教民之害而反教，寻求官府庇佑未果，最终也选择入教后，矛盾开始升级，谣言逐渐四起。

最经典的传言莫过于“教堂迷拐华童，割眼剖心制药”，让曾国藩晚节不保的天津教案即发轫于此。

明摆着无稽之谈，却大有人信，只能解释为政治体制迟迟不改革，直接拉低了人群的平均智商。

事实上，所谓文化冲突云云，背后的实质都是利益纠葛。左派视而不见，无限上纲上线，煽动民族主义，打着启蒙的旗号蒙人，连号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都传“剜眼挖心”之谣，结果摇出一个奇葩——周汉。

作为山西候补道，周汉蹭蹬到四十岁也没捞到什么实职，便于1884年返回老家长沙。

时值洋人来湘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夜以继日地撰写反教文章。截至1898年，已刊布以《鬼教该死》为代表的30余种非法出版物，名震寰宇。

虽说这批反教书籍里充斥着“教士窃取婴儿脑髓”的陈词滥调，但由于天朝人口基数大，排外愤青们的绝对数量不容忽视，周汉还是一跃成为年度话题人物。

但对时局来说，周汉的谩骂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挑起事端，使长江流域的教案数激增。一时间，在华传教士人心惶惶。

各国驻汉口领事联名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抗议。

张之洞也很为难。周汉不事生产，专心反教，坚信自己搞的是万世不朽的事业，信誓旦旦地说“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早就做好了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这种颇有群众基础（主要在士绅阶层）的人你还杀不得，弄不好就会酿出民变。

总理衙门遭受了空前的外交压力，强令张之洞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李鸿章支了个招：调查周汉的劣迹，比如经济问题。如此则既不触碰民意，又能给洋人一个交代。

但出乎张之洞的意料，周汉似乎是特殊材料构成的，竟然半毛钱问题都没有！

不过没关系，在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还荒诞的神奇国度里，一切皆有可能。

周汉被精神病了。

湖广方面请旨革去其候补道的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看管。

洋人勉强表示同意。

但清政府一向对“右”严防死守，而对“左”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周汉并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在曹州教案爆发时又跳了出来，四处张贴文告，号召湖南人一起驱逐洋人，烧毁“耶稣猪精”，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张之洞深感“办无从办，放不能放”的周汉是块无比烫手的山芋，因为其理论基础坚不可摧。

周汉认为，大清没有定鼎中国之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向清廷称臣。现在大清虽受各国欺辱，但毕竟未灭，而有的人却等不及要叛变，要投靠他国了，这是放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罪不容诛的。

然后他祭出官方意识形态“忠孝”，说忠臣孝子是万世万国都尊崇的。此法不定，纵使国力再强，又何以自守自立？

由是观之，统治阶级已无法自圆其说，周汉只能被精神病。

然而，人心是最微妙的东西，当你察觉到它的力量时，转变已经悄然发生。仅1899年，山东就发生了六百多起教案，四百多教民丧生。混乱中，民间帮派大刀会声名鹊起，威震武林。

大刀会以一套铁布衫法为看家招式，行走江湖，端的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习此功者，当诵咒焚符，冲入水中跪饮，三日即能抵御刀砍，久之便是火器亦无所惧。

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大刀会不知疲倦地捉拿盗贼，在乡民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很快便在曹州一带发展到十多万人。

<h3>义和拳的前世今生</h3>

作为民间神秘文化的大合集，义和拳后来居上，在德州府平原县一带打游击，掌门叫朱红灯。

朱红灯原名朱占鳌，他冒充明朝皇室后裔是别有所图，而非后来宣称的“扶清灭洋”。

他身穿红裤，头戴大红风帽，以二郎神杨戬为偶像，称其“太老师”。

拳师有和尚，有道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平日互相以“师兄”称呼，喊朱红灯为“大师兄”。

一天，大师兄神秘地告诉列位师兄：“明年是‘劫年’，玉皇大帝将命诸神下凡。”

至于下来做什么，大师兄没说，估计是还没想好造反纲领。

义和拳的吃饭家伙是同铁布衫齐名的金钟罩，俗称“刀枪不入”，颇有跟大刀会分庭抗礼之势。

客观来讲，个别早期首领如二师兄心诚和尚等，确实有些硬气功。常年浸泡药水、运气吐纳，虽没有少林寺扫地僧那么玄乎，但胸口碎个大石还是易如反掌的。

后来会员日众，连女人都成了拳师（红灯照），各种怪力乱神便纷至沓来。

有吞符念咒号称孙悟空附体的，有神志迷乱口吐白沫的，还有像刘谦那样变魔术的。

最轰动的一次演出在山海关举办，当时路人纷传“此系真正神团”，看来之前没少遭遇假的。

表演开始时，拳民袒腹站成一排。百步之外，洋枪装药填子，对准射击。

于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子弹及身，不仅安然无恙，还被拳民接在手里示众。

就在主持人又要故作惊叹时，一在场高人揭穿了把戏。

原来，开枪者先将白面搓成一小团，滚以铁沙。射击时，面丸化为青烟，表演者则将手中预先藏好的真子弹快速亮出，迷惑观众。

如此拙劣的骗术之所以能流行村野，皆因其走了一条顺应民心的道路——反教。

山东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乃至挟制地方官，已成为社会公害。

遇有教民生事，官员每每息事宁人，平民往往饮恨吞声，只有义和拳的大侠时不时拔刀相助一把，逐渐成为“哥谭市里的蝙蝠侠”。

曹州教案发生时，山东巡抚李秉衡已接到调令，升任四川总督。结果还没来得及走就出事了，不由让人感慨天道循环，因果不昧——李抚台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实在天怒人怨。

李秉衡迅速缉拿凶手，向德使请罪。可德国已经决定借机蚕食山东，德商都开始酿造青岛啤酒了，赔罪没有任何用处。

清廷被迫将李秉衡革职。德国勒索了一笔赔款，并取得在山东开矿修路的权利。

继任者毓贤堪称加强版刚毅，在当时是蜚声海外的大清酷吏。

谴责小说塑造了一类清廉到清贫的地步，却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昏官，毓贤即为个中翘楚。

毓屠夫当曹州知府时以捕盗为名，不分良莠，三个月杀了一千五百人，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累迁至山东按察使。

以毓臬台宁可错杀一千的魄力，办案效率自是一日千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毓贤还积极致力于发明创造，在满清十大酷刑的基础上研发出“站木笼”这一惨绝人寰全球领先的尖端科技。

木笼内壁布满铁钉，将人吊于其中，在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笼内之人，稍有动弹，身体就会被刺得千疮百孔；而当你踩到砖时，对不起，还是要减血，衙役马上会抽去一块。一直将其人折磨到油尽灯枯、遍体鳞伤，方才惨死。

对大刀会与义和拳的不法行径，毓贤一直卖力弹压，还处死了滥杀教民的朱红灯。但当他接任山东巡抚后，情况起了变化。

首先，义和拳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远远超出了毓贤的砍人速度；

其次，在处理层出不穷的教案时，毓贤发现教民目无王法、仗势欺官，再不打压估计都敢冲到巡抚衙门里送自己见上帝；

最后，也是他最受不了的——作为一个打小仇洋排外的极端保守派，不得不忍受德国的步步紧逼。

一怒之下，毓贤告诉底下的府县官员，从此把教民的控告当成废纸，置之不理。

回过头来再看拳民，发现这帮仗义的山东大汉才是最可爱的人。

猛然醒悟的毓贤决定改剿为抚，将义和拳改组为义和团，并颁发“毓”字大旗，以示招安。

拳民深受鼓舞，杀起“二毛子”（教民）来精神倍加抖擞，个把手滑的顺带就把传教士给杀了，教堂也烧了。

当然，除了引起洋人的恐慌和抗议之外，毫无意义。

总理衙门不敢怠慢，奏请慈禧将毓贤“开缺”。

事实上，对毓贤在山东施行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政策，慈禧极为嘉许。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进京觐见，她亲书“福”字赏赐，并将之调任山西巡抚。

当然你会问，慈禧怎么也从惧洋改为打洋了？

都是让端王党煽惑的。本来就对洋人庇护康梁，收留孙文，还反对她废君立储恨得咬牙切齿，载漪为了当皇上他爸又来火上浇油，收集了一些《字林西报》（上海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上鼓吹太后退休、还政光绪的言论，彻底激怒了慈禧。

如果说怕洋人是一种理性，恨洋人是一种感性，则视权力为生命的慈禧，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登时丧失了理智。

<h3>铁腕治鲁</h3>

闹剧在李鸿章被慈禧派去广州当两广总督后拉开序幕。

辞行时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慈禧：“李鸿章，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臣确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知道（先站对队），但六部的确当废。如果坚持旧的制度能够富强，中国早就强大了，何必等到今天？因此，如果主张变法即被指为康党，那臣实无可逃。”

慈禧默然不语。

被端王党“绑架”的她，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解除洋人的威胁。具体到眼前，就是那帮经常对她指手画脚的列强驻华公使。

在仇洋排洋上，顶层的慈禧同底层的义和团微妙地结合到了一起。在毓贤的鼎力推荐下，觉得民气可用的她开始酝酿一场人民战争。

独裁者最擅长的本领便是借助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古今皆然。

赴任山西后，毓贤再接再厉，三天两头唆使义和团屠杀传教士，还扭曲地认为：你不是喜欢借教案找茬吗？我索性玩把大的——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

对山西全境的传教士，毓贤谎称兵力不足，无法下到各县，故决定集中到省城，统一保护。

教士们信以为真，赶集似的来到太原，却在巡抚衙门的辕门前悉数被杀，毓大人还亲自手刃了一个质问他的白胡子老主教，相当威武。

在毓贤的部署下，山西全省杀害传教士近200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1万多人，成为当之无愧的绞肉机。

替毓贤收拾烂摊子的是袁世凯。

之前，他带着武卫右军移防德州，监视刚刚占领了胶州湾的德军。

这真是一纸及时的调令。如果继续在天津窝着，等庚子事变时，估计就跟聂士成一样为国捐躯了。

离津前，由徐世昌、王士珍等近五十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刚刚完成了两本合计四十万字的巨著：《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细图说》。

由于是上达天听的“奉旨著书”，袁世凯格外重视，同幕僚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完成了这两部西法练兵的扛鼎之作，既总结了几年下来的练兵经验，也奠定了近代中国陆军的军事理论基础。

慈禧览后，慈颜大悦，又念及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的效忠，颇为感动，便决定给他压压担子。

于是，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荣膺封疆，担任山东巡抚。

这一年，他四十岁。

尽管接手的是一块荆棘丛生的是非之地，但有危才有机，才有放手一搏的舞台。

在大头看来，毓贤纯属二到不可理喻。

不是所有的大鼻子都一个鼻孔出气，洋人间的利益冲突其实远大于同清廷的矛盾。

结果毓贤逮住蓝眼睛就砍，为了提高效率还诱骗到一处聚歼，直接把洋人从各怀鬼胎逼成了同仇敌忾。

招抚、利用义和团更是笑话。义和团除了杀洋人，主要爱好还是打砸抢。集体无意识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神也控制不住狂欢的走向。

袁世凯透过乱象看本质，一上任就抛出个直指根源的问题：积怨从何而生，公愤因何而起？

可能你会说：“这还用问？教民欺负良民呗！”

袁抚台说：“错！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摊上这么庸懦的父母官，再善良的教民也暴走了。”

精确的结论得益于科学的调研。

当袁世凯要密查某事或某官时，总是先派一人下去，再派另一人去同一地点查同一目标。两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不知有对方的存在。

若所查结果互不相同，就再派两人分头去查，以资对照。对查报属实的给予奖励，隐瞒谎报的施以严惩。

后来，袁世凯经常将此心得同下属分享：

做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在精密的情报系统的协助下，大头发现，山东的官员不是视洋如仇就是畏洋如虎，而这两种情绪都不利于明镜高悬地办理教案。

更有甚者，因为顾惜自己的乌纱帽，且耐不得繁琐，一遇教案，不分青红皂白，责罚良民，苟且偷安。长此以往，教民愈发气焰嚣张，良民日益怒不可遏，愤懑迟早会决堤。

找准了病根，袁世凯对症下药，要求地方官必须学习掌握国际公法，遇事同洋人据理力争。

并且，以法律为准绳，在讲求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断案，使各方心服口服。

袁世凯以身作则，在处理肥城县英国传教士被杀一案时展示了什么叫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主犯斩立决，同犯绞监候，肥城知县因纵容包庇被革职。

前来交涉的英使并不满足，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凶犯从重治罪；泰安知府免职，永不叙用；清政府出资在肥城修建教堂。

袁世凯坚持己见，以事先颁布的约章针锋相对。英使什么便宜也没占到，悻悻而归。

秉公执法是治本之策，而当务之急却是遍地拳乱。

在徐桐等人“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的叫嚣下，朝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明剿暗抚——表面上做个样子给洋人看，暗地里却姑息甚至帮助其坐大。

但在以打击民间伪科学为己任的袁世凯看来，对付义和团不能心慈手软，要么就地解散，要么引颈就戮。

即使如此，对于以几何级数膨胀的义和团而言，还是显得过于温柔。

<h3>行走的灾难</h3>

绝大多数人都会迷失方向，否则通往真理的路上将人满为患。

徐世昌的一封信指点迷津，改写了袁世凯的前程：

今以中国无兵、无械、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持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倒地，有此理乎？洋人又岂肯坐视其同类任团匪残杀而不问，能不联合军队，以陷中国？

慰庭不可遵行乱命，而当逐团匪于山东之外。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再造乾坤之忠心。若随波逐流，则非但一身功名消灭，且恐不能保其身家。

徐世昌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把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再三细思后，终于下定决心：全面镇压。

武卫右军四面出击，部将张勋一日之内杀了五百拳民，受到大头重奖。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敢跟当权者对着干，也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南方督抚全部旗帜鲜明地反对义和团。相比之下，大头已然圆滑许多，玩儿的是明抚暗剿的把戏，一直杀到载漪等人质问下来，方才解释说剿的都是盗贼冒充的“假义和团”，而非真正爱国反教的拳民。

虽说老外把义和团叫“boxers”（拳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愤怒的公牛，但面对装备精良的武卫右军，“拳师”们不堪一击，纷纷流窜到了直隶。

于是轮到直隶总督裕禄崩溃了。

裕禄接的是荣禄的班，头脑还算正常，跟袁世凯约好南北夹击义和团。

结果朝廷风向骤变，裕禄眼睁睁看着调任军机大臣的荣禄因反对招用义和团而被慈禧冷落，信奉“飓风过岗，伏草唯存”的他只好跟着装糊涂。

拳民们欣喜地发现，离开山东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立马便砍死了武卫中军的一个副将（从二品），一路拆电线、毁铁路，意气风发地进京串联。

途中只遭到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猛烈反击，其余时段基本一路顺风，有说有笑，还顺便散布诸如“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之类的谣言，简直就是行走的灾难。

与此同时，另一支万余人的义和团入侵保定，把在此督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的外国工程师及家属杀了个尸横遍野。

终于，京师门户涿州也失守。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只好向前辈叶名琛学习，绝食抗议。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裕禄可以装瞎子阿炳，刚毅可以天天咒骂洋人，即将出掌总理衙门的载漪（奕劻也得靠边站）可以将外交政策浓缩成一个字“滚”，甚至军机处都可以改组为“反帝联盟”，慈禧却必须对全盘负责。

心里没底的她派出了军机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进士出身，从知府、道台、巡抚一路干到刑部尚书，脑子非常清醒。慈禧让他去涿州，名为宣抚，实为考察，看看义和团的实力到底如何。

赵大人见到癫狂的拳民后，劝其首领自行解散。对方不同意，还要求撤聂士成的职。

正胶着间，刚毅到了。

刚毅担心赵舒翘不开窍，违背自己的意愿，故尾随而来。见到拳民的刚大人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般，好言宽慰，并承诺参劾聂士成。

回禀时，刚毅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赵舒翘原本就是刚毅一手提拔起来的，便不再多嘴。

不久，载勋被任命为九门提督（北京最高军事大官），端王党开始高唱《北京欢迎你》。

情势危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两千联军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裕禄闻讯，赶紧派武卫前军围堵。

这支由聂士成指挥的精锐部队配有重机枪，急行军至天津西郊，恰好遭遇败退的联军。

正激烈交火，义和团追杀而来。

聂士成看到拳民从来都是杀无赦，此番两害相权取其轻，直接把这帮狂热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刀队调上前线冲锋。

肉盾消耗了联军所剩无几的弹药，加之西摩尔长于海战，怯于陆战，一时间死伤无计，陷入重围，苦守待援。

<h3>我的团长我的团</h3>

1900年6月10日，哼着“我家大门常打开”的老北京一起床便发现大街上、胡同里，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手持大刀长矛、身穿红色肚兜的童子。他们以大红粗布包头，装束比起红卫兵来更具民族风。

此后每天都有蝗虫般的拳民蜂拥而入，到处设立神坛，供奉唐僧、猪八戒、姜太公、梨山老母、九天玄女乃至年羹尧……

这件事情教育我们：要想发动群众，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义和团了，市民们口耳相传，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男性拳民分坎字拳、乾字拳、坤字拳和震字拳四派，后两派因人数少、影响小，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坎字拳和乾字拳的主要区别在于发源地不同，修习法门则别无二致。

传习时，伏地焚符诵咒，牙齿紧紧合住，以鼻子呼吸。须臾，口吐白沫，呼喊说“神降了”。于是一跃而起，拧眉瞪眼，操刀狂舞，一副很愤怒的样子，力竭方休。

每天表演发疯，还是很难坚持的，因此便有了简易法门——临阵时背诵咒语：

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降，后请黑煞神。

据说只要背了就能枪弹不入。

结果自然是坑爹没商量，纷纷倒毙，咽气前犹诵咒不已。

女性团民分为由少女组成的红灯照，由寡妇组成的黑灯照和妓女兵团花灯照。

其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扇的红灯照。据传，其中法力高强者可表演水上漂，甚至腾空而飞。届时，手中扇子一挥，敌方大炮立马失效；红灯投掷到哪，哪里就是一片烈焰火海，整个一长弓阿帕奇。

义和团入京后开始给北京人民划成分。标准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

大毛是洋人，格杀勿论；二毛是教民，遇见就砍；三毛四毛都是用洋货、藏洋书的假洋鬼子；五毛不是网络评论员，而是崇洋媚外的“贱骨头”。

判断是不是教民也有依据。义和团认为在教之人，头皮里暗藏十字，一看便知——摊上这么有新意的鉴别方法，被拿住后你也只有祈祷上天保佑。

兽性大发的拳民逢洋必烧，正阳门城楼也未能幸免。所有钱庄被迫歇业，市场交易全部瘫痪。

同时，因电线被推倒，通讯中断，帝都又回到了八百里加急的时代。

而海晏河清的山东，正好成为北京同南方各省上传下达的信息枢纽。袁世凯每天汇奏四方电报，忙得宵衣旰食。其重要价值，再次得到凸显。

教民基本被屠杀殆尽，幸存的都逃到西什库大教堂，筑垒自保。

拳民杀红了眼，岂肯罢手，便乱诬市民为“白莲教”，展开新的一轮屠戮。

载勋作为九门提督，要对京城治安负责。眼看局势失控，他接过慈禧“办理团务”的令旗，准备把义和团纳入正轨。

载勋在自己王府中设立“总坛”，并招安了坎字拳的大师兄。再有拳民入城，第一件事便是到庄亲王府报到挂号，听候调遣。

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拳民都稀罕体制内，毕竟当大侠当惯了。

于是，神机营统领（正二品）庆恒，一家十三口因私人恩怨被拳民灭门。而作为其好友，载漪屁都不敢放一个，唯以“凶手系伪义和团”的说辞销案。

当然你会问：“义和团到底有何政治目的？”

俗话说，没有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不是好运动，义和团的目标是光绪。

有歌为证：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结果头号叛徒没抓着，洋人也没死多少，倒在滥杀无辜上取得了卓越的建树。

为了回应市民日益强烈的质疑，载勋亲率义和团和虎神营攻打洋教的大本营西什库大教堂。

北京城幸存的大毛和二毛都躲在这里，守军却只有四十名法国和意大利的士兵。

团民携带煤油柴草包围了教堂，日夜诵咒以焚其屋，却怎么也点不燃这栋坚固的哥特式建筑，只好散布谣言说“教士把女人的经血涂在屋顶，因此咒语不灵”。

而虎神营作为庸碌无能的八旗京军中的一支，除了名字讨巧外（虎吃羊，神克鬼。谐音“洋鬼子”），百无一用。

眼见久攻不下，徐桐保荐的军机大臣启秀突发奇想，献策道：“看来义和团道术尚浅，五台山有个法力无边的大和尚，不如飞檄请他来。”

十天后，和尚被专骑请来。

启秀在军机处得意道：“高僧到了。届时教堂一毁，天下安定。”

众人无不掩嘴偷笑。

和尚在庄亲王府住下，选了几十个红灯照操练。

这些娘子军扎着红抹头，长袖翩跹，念念有词，跟唱昆曲似的。载勋心里打鼓，问和尚什么时候攻打教堂，回答说：“今日三点，最为吉利。”

吉时一到，和尚骑马挥刀，率一众拳民直扑教堂。

没跑一半，但闻枪响，正中和尚要害，坠马而亡。后面的队伍溃散四逃，红灯照的幼女多被践踏而死，玉殒香消。

载漪闻讯，暴跳如雷，命工匠做了四个移动炮台，把“大将军”巨炮架上去轰。谁知炮弹打到屋瓦上竟无法穿透。

又命人挖地道，点燃装满火药的棺材，终于炸毁教堂一间房屋，死了几十个教民，却仍攻不下来。

义和团每日换班围攻，教堂纹丝不动，附近的民宅倒被烧毁了一大片，群众强烈抗议。

团民解释说：“这座教堂与别处不同，内壁粘满人皮。我等请神上体，行至楼前，即被秽物所冲，难以施法，且不能前。”

群众反问道：“不是说黑团（黑灯照）不惧邪秽吗，为何也不能制胜？”

团民被问住了，掩饰道：“时日未到，难以成功。等老团一到，自然扫荡无遗。”

<h3>御前会议</h3>

满大街都是扛着大刀走来走去的义和团，每天还有海量新加入的，以至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全成了团民。

这就有些骇人听闻了。

慈禧心里七上八下：事实证明，能打的只剩下五支武卫军了。然而，荣禄貌合神离，不是装病就是哭丧着脸；聂士成因痛剿义和团被刚毅奏请革职留任；袁世凯远在山东；宋庆年事已高。

算来算去，只有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足堪一用。

慈禧再三召见董福祥，勉慰有加。董福祥也慷慨保证，他既能杀洋人，也能灭义和团，总之太后指哪他打哪。

于是，武卫后军成了慈禧的王牌。

问题是王牌的前身是甘肃一带反清的匪帮军甘军，纪律极差，被左宗棠收编后稍有收敛，但野性依旧。

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董福祥以下，愈发肆无忌惮。

结果，入城第一天便出事了。

军队开入永定门，正巧碰上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官衫山乘车外出。

一营官喝问其何人，衫山据实以报。

后果是被干净利落地捅死。

士兵一拥而上，将衫山的尸体大卸八块，弃之道旁，血腥程度直追《人皮客栈》。

慈禧尚在权衡利弊，眼前就爆出了国际新闻，不禁恼羞成怒，把载漪和董福祥叫来痛斥了一番。

谁料董福祥毫无惧色道：“臣一人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果因此把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的治安就大有可虑了。”

形势比人强，慈禧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退出来时，载漪拍了拍董福祥的后背，连夸他是英雄好汉，完全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

6月16日，列强海军向天津总兵罗荣光下最后通牒，命其交出大沽炮台。

是战是和，必须决断了。

于是，由六部九卿、王公大臣70多人参加的御前会议在东暖阁召开。

许久不见的光绪和荣禄也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足见事态之严重。

其实，对义和团的实力和端王党对其的掌控力，慈禧已经深表怀疑。

入京以来，团民最威加海内的创举不是杀洋人，而是在焚烧老德记大药房时，火势蔓延，把前门大街一千八百多家商铺烧了个精光，无数饭庄旅店、烟馆戏院、古玩玉器、绫罗绸缎顷刻毁于一旦，经济严重倒退。

因此，开会前一天，慈禧留了个心眼儿，让军机处拟旨，速调李鸿章和袁世凯进京。

一个跟洋人谈判，一个诛灭义和团。

问题是电报废了，速调不了，只能靠驿马传旨。而时事瞬息万变，很快便不以一二人的意志为转移。

东暖阁。

光绪很愤怒，自己才撂挑子两年，大清朝就快寿终正寝了。他痛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声色俱厉。

军机大臣王文韶叩头道：“外衅断不可开，使馆尤应力保。”

载漪当即喝阻，跋扈至极，王文韶低首不语。

光绪扫了一眼群臣，目光落到跪在御案旁的许景澄身上。

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历任清廷驻六国公使，熟悉外情。

果然，他的回答与王文韶大同小异：“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敌诸国之理。”

光绪颔首道：“甲午一战，创巨痛深。而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端王党早已目无圣上，载漪和载勋甚至一度想带着团民去瀛台弑君，被慈禧拦下。此刻见鸽派一唱一和，立马嚷嚷起来。

眼看场面混乱，慈禧不得要领，只好宣布散会。

第二天的会议仍是黑压压跪了一片，靠近门口的中下级官员几乎听不清前面的君臣对奏，便自顾自地小声聊起来。

镜头给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和国史馆（翰林院下属机构）总纂恽毓鼎。

刘：“刚才我在董福祥那，他自信可将拳匪赶出城外。”

恽：“那你还不赶快告诉上边。”

刘永亨膝行至前，奏称：“臣刚才见到董福祥，他想请皇上的旨意驱逐乱民。”

话音刚落，载漪便跷出大拇指，阴阳怪气道：“好啊，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个法子。”

刘永亨害怕，不再往下说。

空气顿时凝滞，跪在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g）高呼道：“臣有话上奏！”

光绪让他进来。

袁昶抱怨道：“拳民实为乱民，万万不可倚仗。就算是有邪术，从古至今，也没有凭此而成事的。”

慈禧终于发话：“法术不足恃，人心也不足恃吗？中国积弱已极，若连人心也失却，何以立国？”

关键时刻，还是要稳住利益集团。毕竟八旗京营里，一半的人都入了义和团，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巨变。

慈禧接着道：“今日京城扰乱，纷传洋人已经调兵。你们有何看法，从速奏来。”

群臣七嘴八舌，讨论出一套折中的方案：一面派总署大臣许景澄、那桐出境劝阻洋兵，一面安抚团民，设法解散。

会议大国盛产内容空洞、自欺欺人的所谓方案，这份也不例外。

怎么劝阻？如何解散？

显然大多数官员并不关心。他们见慈禧挥了挥手，便默默地退下了。

人潮散去，留下四个较真的官员：光禄寺卿曾广汉（曾国荃之孙）、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以及恽毓鼎。

朱祖谋大声道：“臣等还有话要说。”

两宫和荣禄都止步，等他四人进言。

张亨嘉力主剿灭拳匪，说只要诛杀几个头目，大事可定。

张是福建人，一口港台腔，听着很费劲。朱祖谋接过话头，大胆问道：“太后相信乱民可以御敌，不知想仰仗何人办此大事？”

慈禧不悦道：“我靠董福祥。”

岂料朱祖谋道：“董福祥是第一个不可靠的！”

慈禧脸色骤变：“你叫什么名字？”

“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

“你说董福祥不足恃，你保举个人来！”

朱祖谋一时语塞。

恽毓鼎道：“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谋，可以调京镇压乱民。”

曾广汉补充道：“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缓缓道：“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已前往调用了。”

慈禧只道这场犀利的记者招待会终于可以结束了，谁知恽毓鼎又抛出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风闻銮舆（皇帝车驾）有西幸之说，京师乃根本重地，一走，天下就动摇了。”

慈禧力辩并无此事，剩下的臣工于是起立退下。

朱祖谋退到门外时，慈禧仍怒目相送。

当天，总署收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联名上奏，要求速剿拳民。

刘坤一的原话是“一意痛剿”，张之洞给改成了缓和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还在文末喊了一句铿锵有力、扫除迷信的口号：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

眼看慈禧就要迷途知返，意外发生了。

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入夜后的北京黑烟弥漫，笼罩在一片阴惨惨的鬼气之中。

由于义和团认为神灵都是晚上下凡，故每当傍晚便啸聚到一起，挨家挨户砸门，命居民全部出来烧香。

荣禄早已睡下，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来者是荣禄的心腹小罗，他带来一份惊天动地的绝密情报——由各国公使联名的四条照会：

一、指明一地，令光绪居住；

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四、慈禧交权归政。

荣禄五雷轰顶，急忙追问。原来是小罗的父亲、江苏粮道罗嘉杰从《字林西报》的中国员工处得知的。

照会本拟作为报纸头条独家发布，结果尚未刊印便被泄露。

主和派荣禄一时间进退维谷。

理智告诉他开战必败。但不战，自己的下场会更惨。一旦慈禧如照会所言，把大权还给光绪，荣禄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不遭清算，没有天理。

左右为难的他绕室彷徨，不知东方之既白。最后的结论是：保命要紧。

次日黎明，接到荣禄密报的慈禧悲痛莫名，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很好理解。对她而言，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

为了一己之权，把中国乃至大清都押在一场胜算无几的赌局上，亦在所不惜。

然而，所谓的照会，不过是报馆工作人员夸张或误译的假情报。罗嘉杰为了邀功，玩笑开大了。

其实，若非总理衙门被载漪把持（总署警卫都换成了团民），外交渠道不畅，公使们又躲在东交民巷不敢出来，和战大计又岂会建立在一则谎言之上？

如果还是觉得过于戏剧化，我只能说：这就是专制。

第三次御前会议，慈禧彻底破罐子破摔。

她先公布了照会一事，却只宣谕了前三条。既而声泪俱下地控诉帝国主义连寡妇都要欺负的流氓行径：“今天的争端是他们挑起来的，亡国就在眼前。若拱手相让，我死也没有脸面见列祖列宗。既然都是个亡，一战而亡，不是更强点儿吗？”

言毕，全场惊愕，不知所措，二十几个皇亲贵胄竟相拥哭成一片。

载漪全力主战，语调激昂。慈禧也高声道：“今日之事，众位都听到了。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后事固未可知。开战之后，若社稷仍不能保全，诸公今天全在这里，当知我苦心，不要归咎于我一人，说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江山。”

前途未卜，不把百官绑在同一架战车上，慈禧也不敢贸然宣战。

而群臣听到太后不喊“列位爱卿”，竟改称“诸公”，无不震撼，一齐道：“臣等同心报国。”

决议是遣三个主和派大臣徐用仪、联元和立山前往使馆区晓以利害、最后通牒，一定要挑起战端的，可令下旗归国。

立山不想去，怕半道上被团民打死。

这不是危言耸听。孙家鼐不问世事，天天躲在深宅大院里，尚且被义和团拖出来公审，著作悉数被烧，立山一意主和，其能幸免乎？

于是，他以自己是户部尚书，并非总署大臣为由推辞。

慈禧当即反驳道：“你敢去也得去，不敢去也得去！”

立山只好随徐用仪和联元退下。

慈禧又命荣禄部署武卫中军的作战和防守，谕令说：“徐用仪等深入险境，可派兵在远处保护。”

散会后，群臣聚集在瀛秀门外，以照会之事询问几个总署大臣，皆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下来后，光绪摒弃旧怨，好言叮嘱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在你手上。”

6月17日，大沽炮台沦陷，罗荣光战死。“归政”的凄凉命运若有似无地浮现在慈禧眼前，促使她召开了最后一次破釜沉舟的御前会议。

主题只有一个，宣战。

慈禧命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中方派兵护送至天津。

主和派官员磕头哭劝，力陈不可。光绪面如死灰，竟不顾君臣之礼，离席抓住许景澄的手，小声道：“再好好商量。”

慈禧呵斥道：“皇帝放手，不要误事！”

许景澄神情恍惚，牵着光绪的衣袖抽泣不止。慈禧被哭哭啼啼的气氛搞得心烦意乱，厉声喝道：“许景澄无礼！”

接到照会的列强使节迅速碰头，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派信使去总署，要求延缓离京日期。

结果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德国公使克林德坐不住了。每天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遨游，精疲力竭，半死不活，还不如铤而走险赌一把。

他召集各国公使，提议一起到总理衙门抗议。

无人响应。

很好理解。京城烽火连天，即使侥幸闯关成功，到了已成为主战派总部的总署，结局八成也是被砍头祭旗。

克林德不愿坐困愁城，他带着翻译官，乘着绿呢大轿，径往东堂子胡同而去。

单干的下场就是在东单附近被神机营的营官一枪毙命。

之前死的衫山只是日本使馆里的小领导，而克林德却是驻华公使，代表整个德国。因此，消息一出，所有人立马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渔翁得利的是袁世凯。他正愁怎么应对朝廷要他入京剿匪这以身犯险、消耗实力的调令，不想却峰回路转。

大头深表同情地发电给荣禄，请求他保护各国使馆，救一人便减祸一分，即使战败还有转圜的余地。

荣禄毕竟是明白人，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再予以重视。”

<h3>东南互保</h3>

6月21日，清政府同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奥匈帝国十一个国家宣战，堪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战书也写得气吞山河，比外交部发言人还义正词严：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八十岁的徐桐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兴奋，奏请慈禧下诏“无论何时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载勋则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洋人，标价如下：

杀一洋人奖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慈禧更是把压箱底的几十万两私房钱拿出来重赏义和团，鼓励其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恨。并且，给各省督抚寄发的上谕里，要求将各地拳民组织起来，同洋人打一场全面战争。

对此，袁世凯又笑了。

他正愁怎么处置山东境内残存和外省流窜回来的团民，现在正好有了合法的驱逐借口。

大头晓谕各府县，命团民“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到京津一带去杀洋人了，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赶紧行动，不可再在山东滞留。凡逗留者，必是打着团民旗号的乱民，一律严惩不贷。

半轰半送之下，山东的拳乱彻底消弭于无形。

位于上海的中国电报总局已经一宿没熄灯了。作为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的一把手，盛宣怀的眼中布满了血丝。

经过一整夜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扣留朝廷的宣战电报。

盛宣怀嘱咐各地方电报局的负责人，对上谕只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随后，他急电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国家即将瓦解，须设法保全东南富庶地区。各省封疆应采取措施，联络一气。”

相同的电报也发给了张之洞和刘坤一，并提出方案：“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全中外商民。”

李鸿章接电后带头抗旨，称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乱命，“粤不奉诏”，为“东南互保”的实施一锤定音。

张之洞和刘坤一多次同列强驻汉口与上海的领事磋商，承诺不会卷入战争，坚决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刘坤一甚至私下对英国驻南京领事说：“慈禧的政府完了，她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帝国的秩序。”

6月26日，在盛宣怀的奔走联络下，南方诸省均派出代表，于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了保证南中国和平的《东南互保章程》。

明目张胆同慈禧对着干，显然属于高危行为。为此，张之洞再次上奏，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接着笔锋一转，说北方既已决裂至此，南方切不可再遭涂炭。否则饷源立绝，全局瓦解，则愈发不可收拾。

袁世凯没有参加互保，只是单独致电外国领事，表明和南方督抚采取同样的立场。

派兵将最后一批洋人护送到青岛后，大头长吁了一口气，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冥想。

公元1900年，西历新世纪的第一年。

天厌大清。

从慈禧前无古人地同十一国宣战的那一刻起，亡国，就进入了倒计时。

可惜，南方督抚的集体忤逆再一次救大厦于将圮。

广州，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

离开北京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也很难判断帝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到底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偏离。

催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荣禄的语气已近乎哀求。

然而，当了一辈子“消防员”的李鸿章，这次的反应异常迟钝。

因为，香港总督卜力向他转达了兴中会的意思：推李鸿章当总统，以两广为基地，在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当幕僚刘学询带着兴中会的使者向李鸿章汇报联络孙文、策划两广独立之事时，这个为维持帝国稳定操劳了大半生的裱糊匠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双目微合，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颔之。

兴中会未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却收到李鸿章赞助的三万元经费。

与此同时，董福祥带着甘军和几万团民日夜围攻东交民巷。

使馆守军是列强海军从天津紧急调来的四百名水兵。人手一把步枪，外加四挺重机枪，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甘军没有炮，荣禄又暗中资敌，每逢休战，便命人推着蔬菜瓜果、军火弹药，整车整车往使馆里送。回过头再看那董存瑞般前赴后继往前冲，最后全倒在血泊里、尸体枕藉的义和团，不禁让人感叹：古往今来，爱朝廷从未爱得如此艰难过。

眼见死伤惨重却毫无战果，载漪打起了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算盘。

他请了一道上谕，强命武卫中军的炮兵营统带张怀芝把德制大炮开过去轰。

张怀芝以为立功的机会到了，喜出望外地和弟兄们在城墙上架好了炮，瞄准使馆区。

如果这一炮打下去，就没有后来的安徽巡抚、民国军阀张怀芝了。

在他下命开炮的前一秒，忽然灵机一动，改令缓发，跑去荣府请示自己的顶头上司。

荣禄既不敢发令，也不敢抗命，东拉西扯，不置可否。

张怀芝愈发着了慌，非要他手书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否则便赖着不走。

荣禄被缠得烦了，闪烁其词道：“横竖炮声一响，宫里边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闻言会意，匆匆赶回城上，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测，遂把目标定向使馆旁边的一片空地。

于是，众炮齐发，响了一天一夜。洋使固饱受虚惊，怀芝却勉强过关。

<h3>蒸汽朋克</h3>

得知东南互保的噩耗时，慈禧的脑海中也曾掠过一丝后悔，随即被倚为干城的重臣们居然在危难时刻背弃自己的震惊和悲凉所取代。

而当她看到袁世凯不在其中，还奏报正组织山东团民源源不断地北上勤王时，那种欣慰与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

走到这步，慈禧已然骑虎难下。

停战只会激起叛乱，而一条道走到黑，军事上即便难以取胜，打出个相持的局面，以东交民巷的人质作为谈判砝码，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既然长江以南想保境安民，留得青山当柴烧，就随他们去吧。

心念及此，她让军机处下了一道言不由衷的懿旨，诉苦之余夸南方督抚们“老成谋国”……

大沽口失陷后，门户洞开，各国援兵乘军舰从四面八方赶来。

他们之中有印度阿三（英军）、有越南鬼子（法军），解了西摩尔之围后，总数一万多人，开始猛攻天津。

“留党察看”的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五千人驻守南门外的八里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恶战。

聂士成两腿均受枪伤，仍持刀督战，不许官兵稍退，一直战至两腮被敌弹洞穿，颈部、脑门皆受重伤。

联军派人传话：“聂士成将军，投降吧！”

聂士成沉默片刻，只吐出一个字：“屌！”

最后脐下被炮弹炸开，肠出数寸，壮烈殉国。

回到甲午年。

战争进入尾声，袁世凯在关外协助周馥办理粮草转运，聂士成则刚从朝鲜回来，准备赴任直隶提督。

两个年龄相差二十三岁的勇者在山海关外的兵站不期路遇。

作为晚辈，袁世凯被聂士成身上那股“宁移白首之心”的豪气所折服，对他道不尽的丧师之痛深感同情。

在家书中，大头发自肺腑地写道：“前线战事简直就是儿戏，糟不可言。能见贼一斗者，唯功亭（聂士成）耳。”

对这样一个不太懂政治，但无论放在任何朝代，都会以性命去捍卫一方百姓的硬汉，袁世凯由衷地写下一副挽联：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

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然则卫青常有而汉武帝不常有。

袁世凯断然不会为气数将尽的清廷殉葬，他要保存实力，功不唐捐地拖垮这个气若游丝的流氓政权。

因此，当朝廷三番五次地催他率军驰援天津时，大头均以“守土有责，兵力难分”为由百般搪塞。

直到军机处严词警告“毋再推诿”，才派总兵夏辛酉带了六营约六千人赴援。

十一天过去了，天津守军连援兵的影子都没看到。

朝廷再次严催，又过了三天，夏部终于艰难地走出山东，而此时天津业已失守，裕禄愤恨自杀……

截至战争结束，夏辛酉损失不到一千人，出色地完成了袁世凯交给他的使命。

联军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英文缩写tPG。

其实，所谓的联军，不过是同床异梦罢了。

德皇认为，横尸街头的是德国公使，因此联军司令的人选必须是德国人，否则宁可按兵不动；

法国意在西南，把水蹚浑了好打云贵的主意；

美国对侵略中国不感兴趣，且刚跟西班牙打完，正在恢复元气。只是见自己的驻华大使狂喊救命，才勉强加入；

英国正在南非跟荷兰人抢金矿，打“波尔战争”，分身乏术，便派了些红头阿三来充数；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纯属打酱油，各派几十个小卒，扛着大旗，追随于诸强之后，以示自己的存在。

真正野心大、胃口好的是日本与俄国。一个出兵八千，一个出兵五千，加一起占了联军总数的三分之二还多。

由于德国一直没争取到带头大哥的位置，拒不发兵，攻打北京的实际上是七国联军。

在天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联军将领一致认为，若无十八万之众，攻城没有必胜的把握。

当然你会问：何以如此谦虚？

因为人民战争的可怕。

敌进我退，敌疲我打；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就像《赛德克·巴莱》里的原著民，在森林里来无影去无踪，杀日寇于无形。

况且，联军所谓的胜不是架起一排大炮把北京从地图上擦掉，而要想尽办法保证人质的安全。这样一来，难度就从普通级变成专家级了。

问题是这边议论未定，那边俄国正争分夺秒地往中国运兵，泉水般汩汩涌来。

英国急了——路途遥远，不可能像日俄那样连绵不绝地运兵。英军司令不再犹豫，冒险开拔。

其余六国也争先恐后地发兵，怕去晚了什么也捞不到。

一打才发现“古之人不余欺也”——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联军长驱直入，通州失守，赶来勤王的李秉衡在阵前自杀，总算保住了一点晚节。

8月13日，联军攻打北京。

次日，日军用地雷炸开东直门，占领了北城。

短兵一相接，神拳不神了。

事实上，只要找来目击者对义和团作战情形的记录一读，便知团民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而所谓老师兄者，受伤甚少。盖因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溃逃。

<h3>穷猿奔林，岂暇择木</h3>

8月15日，十万京军加二十万团民不敌一万多联军，北京陷落。

翌日，慈禧带着光绪和部分亲贵重臣化装成平民，出德胜门，逃往昌平。

走之前还不忘把私仇给报了。

珍妃被太监推到井里摔死；主和派的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立山和联元在刑部侍郎徐承煜（徐桐之子）的监斩下含冤而死，史称“庚子五大臣”。

最恶劣的是载勋，走前下令将九门紧闭，以至于平民无法疏散，惨遭联军蹂躏。

徐桐老迈，没跟慈禧一起“西幸”。目睹山河破碎的他本着“君辱臣死”之义，带着徐家女眷十八口集体自杀。虽说不人道，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为国尽忠了。

其子徐承煜贪生怕死，哄他爹说“儿子陪你上路”。然后帮徐桐上了吊，抽了垫脚的凳子，成全了老父的大节后，自己脱下二品官服，悄然遁走。

结果没跑多远便让日军抓住，后移交给清廷，同启秀一道被斩于菜市口。

徐承煜被王文韶骂为枭獍（枭乃生而食母的恶鸟，獍乃生而食父的恶兽），生前曾叼着一根雪茄从徐桐面前走过，遭其父训斥道：“我还活着，你就这样。等我死了，一定禀明阎王，让你胡服骑射作鬼奴！”

一语成谶。

入城后，联军大开杀戒，人头滚滚。俄国毛子一马当先，奸淫掳掠，坏事做绝。

放眼望去，灰烬、垃圾和饱餐了死尸的狗群混杂在一起。天空中满是白色与黑色的碎片，随风乱舞。

活人身穿棉布破衣，目光呆滞地望着印有国际红十字会标志的救护车来来往往。

北京被分成八块占领区（鉴于瓦德西正率德军风尘仆仆地赶来，也给德国留了一块），北城由日本分管，各家都自觉地插好白旗，上书“顺民”二字——想当年李自成打进来时，这就是最有效的保命技巧。

日军估计觉得不严肃，有碍观瞻，传谕各户擦去“顺民”二字，代之以红日。

西什库大教堂里的教士和教民像憋坏了的野兽，一哄而出，狼奔豸突。

一个长老会（基督教的衍生教派）的美国牧师，趁乱在王府井大街占了一座有五十栋建筑的王府。

虽说之前已屡遭洗劫，但牧师还是在王府中搜出三千多两白银。他将房里的家具陈设、名瓷苏绣全部搬到大门口，摆起了跳蚤市场，并戏称是“上帝的恩赐”。

太平洋彼岸的马克·吐温听说后，在报纸上对教会大加鞭挞，呼吁约束在华美人的行为。

由此可见，即便美式民主只是一句看上去很美的谎言，但它至少不剥夺你自由表达的权利。让观点在言论市场上接受大众和时间的检验，总比以公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愚弄民众、打压真理强。

在京大员里，还有不少没逃走的。肃亲王善耆（川岛芳子之父）被赶去挑大粪、搬石头；礼部尚书怀塔布被叫来拉洋车，挨洋人抽。他一边小跑拉车，一边回头笑道：“老爷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好几趟，不会拉错地方。”

由于慈禧跑得急，没做布置，留守京官全都茫然不知所措，更不敢同洋人接洽。

联军抢累了，想谈判，找到总理衙门保管大印的司员舒龄，示以议和之意。

舒龄把七八个高级官员召集到自己家，商量着一起去见洋人。

结果这些平日里的衣冠禽兽因为被抢全成了衣冠不整，舒龄不得不拿出自己的长衫给他们穿上，一同步行前往。

洋人开门见山，指明让奕劻和李鸿章来京议和。

武汉。

张之洞连夜致电各国驻上海领事，替慈禧开脱，说东南互保其实是各督抚按慈禧的旨意办的。

这么讲有两层深意：

一、慈禧最怕被洋人列为“祸首”严惩，绝不敢否认张之洞的说法，只会抱着他扔过来的救生圈感激涕零；

二、既然慈禧默认了东南互保是奉旨办理，也就断绝了秋后算账的可能，给“抗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西贯市村是昌平最大的回族聚集区，也是慈禧亡命天涯的第一站。

村里有一座建于明朝弘治年间的清真寺，即以此为行宫。

太监找来两三个管事的到慈禧跟前回话，谁知几人只跪不拜。

旁人催他们磕头，慈禧道：“回回的教规我是知道的，除了真主，谁都不叩拜，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到了饭点，御膳是小米粥加炒白菜，饥不择食的慈禧觉得比宫里的满汉全席还美味。

用完膳，又传见寺里年纪最大的李某问话。

慈禧：“东光裕和西光裕这两家字号（商店招牌）还在吗？”

李某：“在。”

慈禧：“我十三岁那年跟先父去北边赴任，途经此地，坐的就是光裕的轿子。”

正追古抚今，院子里的伙夫大喊道：“娘娘们要是喝水呀，锅子里有开水，千万别喝凉水啊！”

李某的脸吓得刷白，赶紧出去喝阻。慈禧却像变了个人似的，劝止道：“他本是粗人，哪懂得这些个礼数？不必怪他。”

待了几天，传召昌平知州三次，始终未见其来，估计听到京城失守，已携带家眷潜逃。

慈禧叹息不已，说了一句黄口小儿都懂的废话：“食俸禄的官员反不如老百姓有良心。”

又叫李某预备些大车和驮轿，准备第二天便走。

当晚，慈禧对李某道：“我们出宫时分文未带，今日已派人往京西取盘缠了，但不知取不取得来。你们要是有银子，可先借用几百两。”

李某爽快应允。

来日清晨，两宫起驾。清真寺凑了白银九百两，大车二十辆，骡马三十匹。慈禧又要了一百枚熟鸡蛋，以备路上食用。

此去西安，长路漫漫，不知尚有多少磨难。临行前，西太后哭着对恭送她的回民道：“甲午之战，只有左宝贵效死疆场。想不到你们回教中倒出了个好人（左是回民）。”

又命太监取纸笔来，将接驾寺众的姓名一一登记，动情道：“我们若是到了西安，不论旨意不旨意的，非写个信来叫你们。你们可千万去啊！”

众人谢恩。

缓步走到大殿阶下时，慈禧又四顾道：“以后但有大清的天下，必发内帑（皇室小金库）给你们重建此寺。”

暮霭沉沉，慈禧洒泪上轿，一路西去。

<h3>宿命的棋子，摇晃着悲凉</h3>

乱局逐渐发酵。

汪康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反动文章，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造成‘国亡而政权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不能无主，七省督抚当成立公共政府，颁定宪法。”

不久，议会在上海成立，以不记名投票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

议会还有一大堆秘密宗旨，归纳起来无非十个字：反对现政权，建立新政府。

亡清，真的触手可及了？

袁世凯不这么看。

以当前形势，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是列强。各国虽因在华利益的冲突明争暗斗久矣，但此番针对拳乱却达成了难得的共识：惩办祸首，归政光绪。

显然，洋人对推翻清廷不感兴趣。后任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就指出：“无论欧美还是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能统治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这片土地。”

因此，把慈禧和一干主战派办了，推没有民族偏见、思想较为开明的光绪上台，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国，符合列强持续渔利的诉求。

至于这样的中国是否腐败丛生、贫富悬殊，就不是西方政客关心的事了。

对袁世凯来说，光绪上台等于判他死刑。

戊戌政变才过去两年，在皇帝眼中，袁世凯就是个告密求荣的小人。

据瀛台附近的太监反映，百无聊赖的光绪平日里最热爱的娱乐活动便是将“袁世凯”三个字写在纸上打靶。

大头听到这个消息时想必心情是很复杂的。

于是，当他从自己的儿女亲家、陕西巡抚端方的电报中得知两宫逃难团已抵达山西时，立刻有了主意。

即便有以乔致庸为首的晋商，山西在那个时代还是素号穷省。逃难团扈从又多，需用浩繁，颠沛流离的慈禧，难处显而易见。

袁世凯大手一挥，着人押运三十万两白银、二百匹绸缎、四十桶水果以及恩县龙须面等特产，火速赶往太原。

两周后，逃难团收到贡物。慈禧久旱逢甘霖，感动之情自不待言。

随扈的王文韶死里逃生，对押运官感慨道：“各省饷银未到，山东首先送来，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真正的燃眉之急来自北方。

每当中国陷入危殆，总能看到俄国垂涎欲滴的身影。

二十万俄军从海兰泡开进中国，把在此地做边贸的六千多中国人押解到黑龙江，强行驱赶入水。

跑得慢的全部用斧头砍杀，跑得快的多被淹死，游过江者仅八十余人。

同时，在江北的华人聚集区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杀害七千多中国平民，残忍至极。

东三省相继沦陷，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盛京（沈阳）将军增祺被迫同俄国签订《增阿暂章》。

袁世凯和张之洞当即反对，慈禧也不予承认。

贪婪的沙皇对这个由地方总督阿莱谢耶夫签下的暂章亦觉不满。他同意废约，并酝酿更苛刻的索求。

俄军已打到山海关，大清分崩在即。

惶恐的慈禧急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赴京议和。

守旧派基本上都在浪迹天涯，视他为汉奸的义和团也偃旗息鼓。北上，已无性命之忧。

李鸿章闭目养神，想起前几日秘密拍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电报。

他指示伍廷芳伪造了一封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令其亲递美国总统，内称“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望贵总统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

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对朝廷，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对生于斯长于斯且正在沉沦的这片大陆，他又岂能坐视不理？

登船离粤前，李鸿章屏退了所有送行官员，只召安徽同乡、南海知县裴景福入见。

炎天酷暑，李鸿章身穿蓝布短衫，靠着一架小藤躺椅歇息。

裴景福恭贺道：“公调补北洋，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早已得知电报，全都额手相庆。”

李鸿章颇为得意，捋须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停了片刻，又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但慰庭支撑着山东，香涛、岘庄（刘坤一）全都有定见，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

可一谈到俄国，又无语了。

裴景福告辞欲出，李鸿章道：“船还没来，先不用忙。”

于是喝着牛奶，并以荷兰汽水待客。

裴景福又问：“公进京后打算怎么办？”

李鸿章：“洋人必会以‘剿拳匪’和‘惩罪魁’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至于数目多少，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研磨，不知做不做得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和尚也就死了。”

言讫，泪比司马青衫多。

裴景福亦怆然涕下，辞别而出。

途经上海，李鸿章特意下船去了盛家花园，同盛宣怀彻夜长谈。

灯火明灭，月光黯淡。此情此景，竟比三十年前曾国藩和赵烈文的那场夜谈更显凄切。

临别之际，李鸿章给盛宣怀留下六个字。

和议成，我必死。

一国且不好谈，况八国乎？

更悲催的是，此番俄国铁了心要吞并东北。瓜分之祸，迫在眉睫。

<h3>感谢美帝</h3>

若非门户开放政策，二人转已失传一百年。

这套由赫德提出、美国力推的政策主旨有三条：

一、各国彼此承认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如租界和通商口岸）；

二、中国关税自主，对运至诸通商口岸的各国货物征收统一关税；

三、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船只，各国不得收取高于本国的港口税。

门户开放并非历史教科书所写的那样罪不可恕，至少在当时的绝境下拉了清廷一把，使之保全领土，免于分裂。

比如俄国想独吞东北，势必侵犯日本在这一区域取得的既得权益，遵循政策的列国便会起而反对，使之作罢。

当然，国与国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善男信女一说。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不是美国的义务，而是手段，其目标非常纯粹：商业利益。

在美国看来，觊觎中国的领土完全是不成熟的表现——占了又不好管，还成为众矢之的。而只要大清臣民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就能保证本国的纺织工人不失业。

可惜，美国到晚了。面对这块快被分得差不多的蛋糕，山姆大叔焉能坐怀不乱？

因此，门户开放就是帮迟到的美国享受利益均沾的政策。不管先来的人开了多少埠，占了多少租界，只要在这些区域能保证我自由贸易、公平交易即可。

归结到底，战争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

第一个表态支持门户开放的是英国。

作为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在华利益最多，最担心后到的土鳖因为没谈拢，在英商遍布的神州大地上火拼，导致几十年来胼手胝足积累的赃款丧失殆尽。

对日本来说，百年大计，防俄第一。只要能绑住俄国到处乱摸的咸猪手，自己哪怕少得点也认了。

当然，再明白无误的事也需要人去推动。李鸿章指示驻外使节四处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之以种族感情，对英国许诺保护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

离间的结果是：除了俄国，列强均对门户开放政策表示同意。

孤立的俄国把希望寄托到李鸿章身上，毕竟签过《中俄密约》，时论都以为老李是亲俄派。

打定主意后，俄国开始演戏，向各国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将撤退到天津，恭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

摆明了拆列强的台。

并向慈禧抛去橄榄枝，抢先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放弃东北，意味着放弃清廷列祖列宗的陵寝之所在。慈禧再自私，也不敢行此不忠不孝之举。

李鸿章一到天津，就被俄兵保护起来，关着门不知搞什么暗箱交易。

等重新亮相时，列强都很紧张，以为他同俄国达成了“慕尼黑协定”。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谁让大清国实力不济，只能玩以夷制夷的把戏？

李鸿章的腹案是：把中国从交战国打造为受害国。

故事梗概如下：拳匪是叛贼，两宫被劫持，宣战诏书是矫诏，八国联军来助剿。

按此逻辑，联军将领全成了李中堂的戈登将军（李鸿章早年打太平军时雇佣的洋枪队队长），而中国对“国际维和部队”固然有赔偿军费的义务，却不再承担其他责任。

跟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李鸿章，一在谈判桌上坐下，便拿出一本《摩西十诫》，讽刺洋使道：“我建议，应该把第八条戒律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

纵横捭阖下，议和条件还算温和，无非谢罪惩凶、改革总理衙门等，既无割地之虞，慈禧也无归政之忧。

当然，赔款纯属漫天要价，四亿五千万对应当时中国的人口，一人一两白银。

这么损的赔法确实有辱国门。

张之洞强烈反对，搞得李鸿章很被动。在给朝廷的电报中，他讽刺道：“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反唇相讥：“少荃（李鸿章）议和三两次，遂以前辈自居乎？”

浑然一副绝对。

李鸿章正色道：珍惜银两，从我做起。电报昂贵，四钱一字，不要动辄发表空洞的长篇大论了。

英美怕中国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仲裁核算，因各国激烈反对而作罢。

至于惩办祸首，洋人开列的黑名单第一位原本是慈禧，在李鸿章的力争下总算一笔勾销。

余下诸公，也就没有兴趣保了，甚至巴不得列强多杀几个这样颟顸愚蠢的始作俑者，以警示后人。

载漪及其子溥儁充军，载勋、赵舒翘赐自尽，毓贤处斩，刚毅在西逃途中忧惧而死，端王党团伙的其他成员或削爵或圈禁。

西太后的保守派班子凋零殆尽。

虽如此，当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与奕劻将条约内容电奏西安时，慈禧还是大悦——竟然不用归政，竟然寸土未失。

逢凶化吉，盖有两端：英美为了自身利益帮清廷看家护院；东南互保替中国解除了交战国的身份。

因此，国际上并没有“辛丑条约”这么一说，正式名称翻译成中文很长：中国就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

<h3>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h3>

庚子之变给每个大清臣民的心头都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北京街头的“义和昌”“义和泰”等店面招牌一夜之间杳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德占区的“德兴”“德长胜”等字号。

平民冒充教民、日本人的奇闻怪事数见不鲜。俄国占领东北后，一些文人士子对“全归俄制”高兴至极，甚至公然宣称“有钱就好，无论俄华”。

1903年，齐白石初游北京，记下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洋人往来，各持鞭坐于车上。买卖小商让他车路，稍慢即以鞭乱施之。官员车马见洋人来，亦早早避让，庶不受打。几个国人侧立于大清门侧，手执马棒，保护洋人……

1905年，周作人游北京。浓重的阴霾仍然笼罩在京城上空，不肯散去：

初来乍到，我们好奇，向客栈的伙计打听拳匪的事。他急忙分辩说自己不是拳匪，不知其事。我们不过是问他当时的情形罢了，岂料他却如惊弓之鸟，讳莫如深……

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了一个包车。车夫承认自己以前当过拳民，但其时已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圣母玛利亚像，早晚祷告很是虔诚。

钱玄同问他何以改信宗教，车夫的回答穿透了历史的尘埃：

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

我们的菩萨从来不关心信众的死活，倒是热衷于将他们绑架到权力斗争的战车上，乐此不疲。

拜毓贤所赐，山西曾是义和团的天堂，传教士的地狱。而庚子之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地方官将办理教案当做第一要务，以教民之意为圣旨，随意捉拿“拳民”。更恶劣的是，辛丑年山西闹灾荒，地方政府只赈济教民，无视平民，坐看其自生自灭。

结果，连曾经的反洋急先锋义和团的团头们，也纷纷入了教，理由非常讽刺：不受辱，不受气。

晚清最后十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激增了一倍，达到一百三十万之众。

不知上帝在云端作何感想？

列强陆续撤军，俄国赖在东北既不合情理，也面临各国施加的外交压力。

1901年10月，俄使向李鸿章提出以道胜银行的名义办约，掩人耳目，遭到拒绝。

俄人不断催逼，七十八岁的李鸿章内外交煎，连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西医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悉心照料，曾听到探访之人劝李鸿章保荐直隶总督的人选。

李鸿章默然半晌，道：“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罢了。”

周馥清楚地记得，老头说话时，愣愣地望着窗外。

那分明是山东的方向。

1901年11月7日，“内悦昏君，外御列强”了大半辈子的李鸿章撒手人寰。

身高一米八三的他，与伊藤博文、俾斯麦一道，被西方人并称为“当世三杰”。一生写了两千六百万字，堪称劳模的他，却在中国这个动辄得咎的老大帝国，刷新了被人弹劾的纪录（八百多次）。

他是第一个拍X光片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撰文介绍蒸汽机的科普作家。

临死前，俄使仍伫立床前，逼他画押，遭到拒绝。

毛子丧气而去，看样子不会善罢甘休。

李鸿章一边哀叹“毓贤误国”，一边让于式枚代拟遗疏，鼓励慈禧振作发奋：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恍惚中，他忆起二十岁上京应试时的情景。

彼时的大清，刚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但在文人士子看来，这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天朝仍然具备万国来朝的实力。

李鸿章亦作此想，连写了十首《入都》，其中一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广为传颂。

谁知，灾难一开始便收不住脚，插曲竟是序曲，悲歌一放六十载，直至曲终人散。

一个甲子宛若一道轮回，在生命的尽头，李鸿章带着无尽的遗憾，口占一诗：

<small>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small>

<small>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small>

<small>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small>

<small>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small>

贤良寺，落叶秋风，寒鸦聒噪。

周馥发现李鸿章断气时，只见他“双目犹炯炯不瞑”。

慈禧在行宫收到周馥的电报，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少了这样一个“安危系之，存亡系之”的中兴名臣，她甚至不敢想象自己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黄花晚节，重见芬芳。李鸿章身后哀荣无限，追赠太傅、晋一等侯、谥文忠、入祭贤良寺。

能给的都给了。

直到1908年，李鸿章去世的七周年祭日，《纽约时报》还出专刊纪念道：“李鸿章和他同时代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更宽阔的视野，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

也许，只有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的评价最为掷地有声：

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正文第八章只手推进清末新政

<h3>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h3>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继任直督的人选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抛开私人恩怨，李鸿章属意的接班人是袁世凯，甚至传言其曾亲口告诉于式枚“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洋人也青睐既懂外交又很开明，关键时刻还能保护他们不被乱民砍杀的袁世凯。

慈禧更无异议。一来对大头的好感达到顶点；二来列强能饶她一命殊为不易，自然要尊重洋人的意见；三来武卫军四支部队皆被打残，只剩武卫右军兵强马壮，正需袁世凯带上来护卫京师，安定人心。

当然，竞争对手不是没有，比如刘坤一和张之洞，资历都比袁世凯老。

问题是前者再过一年就要挂了，后者压根儿不想离开老巢重打江山，毕竟湖北新军已初具规模。

众望所归之下，盛宣怀致电袁世凯：

旋转乾坤，中外推公。

大头自然觉得“非我莫属”，连推辞的场面话都霸气外露，说我一走，“齐鲁必乱”。

这肯定是耸人听闻，不过袁世凯一走，有人必定难逃一死。

山东按察使胡景桂。

胡大人是老相识了，以前当御史时便参过大头一本，说袁世凯滥杀小站附近的百姓。

真相却是一帮投机倒把的商人，披星戴月地跟军营里的兵油子做生意、搞腐败，结果被大头逮住一个为首的砍头示众。

虽然荣钦差的暗访还了袁世凯一个清白，但因此受到的精神打击还是让他久久不能平复。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大头接掌山东后——胡景桂恰巧是其属官。

胡大人不用想也知道自己悲剧了，只好小心谨慎，低调做人，尽量不让袁抚台抓住把柄。

岂料，袁世凯竟主动与他冰释前嫌，还让胡景桂在武右卫军里兼了个差，以示竭诚重用。

当然，胡臬台也不是废柴，在自己分管的司法领域坚持秉公执法、依律办案，赢得了大头由衷的钦佩。

年终密报给朝廷的考核中，袁世凯对胡景桂的评语是“诚朴亮直，任劳任怨”。

如果仅此而已，你可以说袁世凯不过是大公无私罢了。

可当洋人要求惩办祸首的“黑名单”出炉后，胡景桂不幸位列其中，大头又一次施以援手，同德使交涉，将其摘除时，这只能用高风亮节来解释了。

袁世凯一向痛恨主战派误国，却偏偏保了胡景桂。有人不解地问他何故，回答只一句：

值此时局，尚闹意见，成何体统？

不是收买人心，也不单单是以大局为重，而是真切地认识到人才难得，惺惺相惜。

在他看来，关系的深浅远近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拔不遗余力，官位金钱在所不惜。

看一个上司是否有所作为，值不值得追随，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唯亲即可。凡器度窄小、爱搞小圈子的领导，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

可惜，现实的土壤更适合培养碌碌无为的庸才，芸芸众生的理想早被无情地磨灭，只剩下柴米油盐、一地鸡毛。

胡景桂成为大头的得力助手，直至病逝，始终追随其左右。

人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求才若渴绝非空话，而是你兜里只剩一块钱，还舍得分给别人八毛。

时无英雄，盖因无人能做到袁世凯的十分之一。

倒是戏子盈路，呈现了一台比《钦差大臣》还滑稽的闹剧。但舍弃真心，《罗织经》也救不了你。

离鲁前，袁世凯又去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看了看。这是继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唯一遗产，北大前身）之后，中国第二所国立大学，由大头一手创办，教学内容涵盖中西、文理兼备，首任校长周学熙。

残雪犹存的官道上，一队从济南开出的人马正急匆匆地向北行进。众星拱月般护卫着的，正是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太子少保衔的袁宫保。

身旁并行的是即将赴任津海关道（天津海关关长）的唐绍仪。两人一路谈笑风生，来到河北境内。

周馥早已携带官印在高阳县恭候。

香案前，袁世凯率领随官遥望两宫行在，叩首行礼，谢主隆恩。权力交接就在这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完成了。

晚清的直隶总督署，保定与天津各设一处，直督隔段时间便往返一次，体验不同的办公环境。

作为通商口岸，天津经济繁荣；作为北京的门户，又承担着防御从海上登陆之敌的重任。因此，逐渐取代保定成为直隶总督的常驻治所。

然而，《辛丑条约》虽已签订，天津临时政府却仍未解散。

袁世凯愤怒了，待在保定，郑重宣布：天津临时政府一日不撤，联军军官一日不走，我就一日不到天津办公。

唐绍仪前往交涉，一面以强硬的姿态告知各国“此事不办，条约里的善后事宜将无从谈起”，一面通过英美居中斡旋，总算搞定了这帮赖皮。

<h3>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h3>

1902年8月15日，天津顺德饭店。

欢送宴会上，一个德军少将举着浅褐色的威士忌，劝慰那些盯着精神抖擞的袁世凯垂头丧气的同伴道：

别忘了，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套子。没有军队保障的政府会是什么样？到时，他还得来找我们。先生们，天津永远是我们的！Cheers！

原来，条约规定，天津及周边十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但以为如此便能难住袁世凯，就大谬不然了。

三千名武卫右军的士兵换上新的警察制服，开进天津市区和秦皇岛、塘沽等地，担负起维护治安的重任。

此乃“警察”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亮相，因不属于军队编制，故不在条约限制之内。

这项被洋大人逼出来的“发明”，意义远不止于偷换概念、保家卫国。三年后，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设立巡警部。

从尚书侍郎到一千多名基层公安干警，几乎全部被大头的人包揽。

有了这支情报网，京城的一举一动尽在袁世凯的掌握之中。

列国均已收兵，俄国越来越被动。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只好极不情愿地同清廷订约，承诺分批从东北撤军。

西安行宫。

调整后的军机处只剩下四人：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

鹿传霖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常年抚陕，政绩斐然。

瞿鸿禨少年天才，二十一岁便高中进士。加之帅哥一枚，长得很像同治帝，故深受慈禧喜爱，仕途畅通无阻。

当然，也得益于他变态般的自律。

如果说晚清还找得出一个官员竟然真的一分钱不贪，那非瞿鸿禨莫属。

为官多年，回乡服丧。返京时，居然连路费都不够，不得不变卖旧宅，凑足盘缠，方才上路。

这就是儒家经典为数不多的高明之处，至少能培养几个清廉自守的样板装点门面，不至于连内裤都被扯了去。

大难不死的慈禧学会了妥协，连月来的磨难促使她开始思考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这一严肃的课题。

思来想去，萌生了亲自挂帅，充当改革急先锋的冲动。

于是，她连颁三道懿旨，宣示变法的决心，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一、消灭蛀虫，裁汰各部书吏；

二、开经济特科，录用西学人才；

三、命各省选派公费留学生；

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五、责成地方督抚，上奏变法方案。

即使如此，张之洞接旨后仍不放心，向京中眼线打探慈禧唱的这出到底“何人陈请？何人赞成？”。

一个军机章京透露说确实出自圣意，但奏复变法时，最好“勿偏重西”。

张之洞空喜一场，不爽道：“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

为保险起见，他致电鹿传霖，试探道：“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那些套话，有何益处？”

鹿传霖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畅所欲言，但还是不敢把话说死，劝他道：“不必拘泥于西学的名目嘛，免得授人以柄。”

一个个如履薄冰的并非多虑，毕竟天威难测。谁敢担保这不是引蛇出洞？

张之洞不再出头，而是跟刘坤一等封疆互相通气，决定就变法拿出一个共同方案后再联衔上奏。

袁世凯觉得很搞笑，给张、刘各去了一封电报，让他们不要怀疑朝廷改革的诚意。

和书呆子不同的是，他根本不看上谕里“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那类漂亮的废话，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一语道破了天机——不举行新政，慈禧不敢回銮。

第一，各国对清政府的守旧排外惧恨交加，慈禧的脑袋和位子之所以能保住，端赖李鸿章。现在“消防队长”已死，回京后，谁知道洋人会不会出尔反尔；

第二，各国都希望中国变法，你不变，回头他以此为借口，罗列条款，要挟照行，反而被动。

因此，不塑造出锐意改革的开明形象，西太后是不敢回京的。

摸准了慈禧软肋的大头不像南方督抚那样扭扭捏捏了大半年才搞出一个《江楚会奏》。他抓准时机，上了变法十条，内容包括教育、实业、吏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以雷霆之势开启了举世瞩目的“北洋新政”，在废墟之上再造了一个全新的直隶省。

办新政除了热情和智慧，最主要的还是烧钱。

袁世凯已继承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将其幕僚杨士骧、杨士琦兄弟及于式枚、赵秉钧、孙宝琦等召至麾下，此刻又将其多年“截旷”“扣建”积存的八百万两淮饷收入囊中。

截旷和扣建是当时侵吞军饷的普遍手法，不懂这两个专业术语，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在军队里混过。

由于军饷的预算是全年的，一次性下发。而一年中常有兵员出缺，替补往往在很多天之后，中间省下来的兵饷谓之截旷。

朝廷拨饷，按农历每月三十日计算。但实际一年中有很多小月（二十九天），称为“小建”，军官发饷时要扣除一天，按二十九天实发，名曰扣建。

按理说这两笔款子均应上缴国库，但在天朝，除了私人腰包，它哪也去不了。

因此，有多年户部工作经历的王文韶听说这笔淮饷竟被充作公款、分文未动时感慨道：“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而文忠却漠然置之。”

只有这笔钱还是不够，袁世凯打起了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的主意。

大头清楚，对天朝的官员来说，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根本就不是罪名，而是入行许可证。连捞钱都不会，还好意思当官？

直隶总督署。

望着召集来的官员们困惑的眼神，袁世凯缓缓道：“直隶百废待兴，急等钱用，先暂借各位大人的垫办，以后归还。”

结果全在意料之中。除了哭穷诉苦，便是咒骂洋人，一毛钱都抠不出来。

袁世凯不动声色地遣散了这帮铁公鸡，暗中派人同天津的几大钱庄取得联系，说要把公款存到其票号里，问他们利息能给多少。

钱庄说最高只能到八厘，来人假称太少，作势欲走。掌柜不愿放走大主顾，急忙取出账册，向他指明某官存款多少，某官利息几何，意思是“给你的已经很高了”。

来人一一记下，回禀袁世凯。

两天后，官员们又被叫到督署。大头面带微笑地公布了调查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道：

诸位一向廉洁奉公，岂会有如此巨款存入票号？可见这些掌柜在冒用你们的名义招揽生意，实在可恶！我已经把那些冒名顶替的存款充公了，还尔等一个清誉。

当场有人晕厥。

<h3>会当凌绝顶</h3>

两笔钱都有限，袁世凯要用在刀刃上。

保定。

慈禧一行由此乘火车回北京。

当逃难团到达保定车站时，站台上彩旗飘扬，军乐队奏起了响亮的《马赛曲》——袁世凯不知这是法国国歌，只觉抑扬顿挫，振奋人心，便定下来欢迎西太后。

三十多节的火车是袁世凯特意为慈禧定制的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谁能想到，十年后它成了孙文的专车？又有谁能想到，再过十六年，当它载着张作霖驶过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上了天？

乐声骤歇，迎驾的群臣开始向慈禧敬献珍宝。

袁世凯虽弯下腰，眼睛注视着地面，但从他神气倨傲的奏对声中，可以料想必有惊人之举：

奴才蓄有鹦鹉一对，乃是特地打发人从印度寻觅来的，为的是献给太后赏玩，以表奴才一片孝心。

呈上宝物时，方才看清：精致的笼子里，镀金的短链拴着一红一绿两只毛色光洁的鹦鹉，并肩立于一株玉枝之上。

片刻，其中一只发出清爽的鸣叫：“老佛爷吉祥！”

正当人群啧啧称奇时，另一只也不甘鸟后，脆声道：“老佛爷平安！”

慈禧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逃难团回到北京，发现一件让他们生不如死的事：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全被洗劫一空。

以李莲英为例。国变时仓促离京，临行前将几十年受贿攒下来的银子藏在一个只有他亲戚知道的地方。

联军入城后，不知哪位义士打听到了这笔赃款的所在，跑去报告法军，结果全部没收。

李莲英闻此噩耗，比死了亲妈还痛苦，脸上从此没了笑容。

权贵中，同样遭遇的不在少数。大头拟定了一个名单，让杨士琦带着白花花的银子，坐镇北洋公所（北洋驻京办），专事进贡。

雪中送炭从来更胜锦上添花，京官们对袁世凯的颂扬之声此起彼伏。

对官员尚且如此，对慈禧可想而知。

西太后第一辆私人轿车即来自大头之上贡，还是德国名牌奔驰。但慈禧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她前面，不成体统，名车也就成了宫里的摆设。

如果说亡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知己知彼显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为了刺探军情，袁世凯煞费苦心。

总督衙门的电话房可直通内务府的管事太监，宫中动向，弹指间传至天津。慈禧的好恶喜怒，朝廷的人事更张，袁世凯了若指掌，同步更新。久之，深得太后欢心。

为了维系宫中奥援，大头无所不用其极。

老部下张勋率领一营守卫颐和园时，同太监马宾廷交好。马太监经常给慈禧说书，是太后跟前的红人。

大头得此信息，通过张勋认识了马宾廷，结为兄弟。

一次，袁世凯和张勋同至颐和园。张走在前面，马宾廷出迎，招手示意他进其厢房。

张勋道：“宫保还在后头呢！”

于是，马宾廷站在院子里继续等。

袁世凯远远瞧见马，赶紧趋前。走近后，居然单膝跪下向马宾廷请安。

文官给太监行此大礼，有清一代，难寻先例。马宾廷受宠若惊，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稳住内廷的袁世凯继续发力，在李鸿章出殡时送上挽联：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己，愿宏志业继萧规。

“郭令”是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萧规”则化用了“萧规曹随”的典故。

不久，天津的李鸿章祠落成，袁世凯又撰联曰：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俯首拜汾阳（郭子仪），敢诩临淮壁垒（李鸿章曾在临淮立下战功）；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早年受李鸿章栽培是实情，希望继承衣钵也是真情流露，但更深的意图恐怕还是想借机收拢人心，将淮军旧将、合肥门生统统聚集到自己身边，拧成一股牢不可摧、吊死清廷的麻绳。

万事俱备后，袁世凯叫来周学熙，对他说了一句话：放手去干吧。

第一件事是稳定金融。

大战之后多通胀。在天津知府凌福彭的协助下，周学熙以组合拳的形式，采取各种金融手段平抑了物价，一时间阖津拜服。

袁世凯乘胜追击，创立银元局，以周学熙为总办，铸造铜元，取代已经贬值的银币，在稳固市场的基础上也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源（铜元比价高）。

手头有粮，办事不慌。周学熙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指挥部，袁世凯立刻批准。

和盛宣怀不同，袁、周二人的商业思想更为开明，唯知提倡劝导，绝不越俎代庖，将创业的风气宣传开后便任其自由发展。

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周学熙则主抓厂办学校，力求工学一体，开通观念。

1903年，国际银价波动，被辛丑赔款掏空了的中国雪上加霜，刚刚步入正轨的天津遭遇了凶猛的金融危机，民营企业哀鸿一片。

袁世凯紧急开办官方银号，贷发官银七十万两，铜元数百万枚，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

《大公报》为此特发社论，称赞说：“保商之道，从来为官府所未有，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

经此一役，袁世凯深感未雨绸缪之必要。他上疏朝廷，痛陈现代银行的重要性。不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身）在天津设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进一步盘活了津京地区的经济。

望着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喜不自禁的袁世凯又仿照天津租界设立了“华界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h3>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h3>

和后世的改革家不同，袁世凯不仅重视经济基础，更关心上层建筑。最早提出义务教育的他曾说：“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

又对人道：“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我自任之，办学的事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

严先生指严修（1860—1929），南开大学创始人。早年和徐世昌为翰林院同僚，后迁贵州学政，为黔省培育了有清一代首位状元。

戊戌年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守旧派，愤而辞官。赴小站拜访徐世昌时得遇大头，畅谈变法，为其折服，遂订为知己。

把严修挖过来搞教育可谓挖到了宝。此人常年钻研西学，对数学、化学、医学皆有涉猎。

大头心花怒放，宣布振兴教育乃“经国要图”，并特意在布政司和按察司之外设置了学校司，将普及教育和一省之民政、司法并驾齐驱，推重之心，可见一斑。

严修没有辜负袁世凯的信任，助其缔造了北洋大学一所，专科学校二十多所，师范学校九十多所，小学四千余所，使天津真正成为近代国人走向世界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袁世凯，结束了几千年来女人不能上学的历史。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其任内剪彩开学。

随着大头的事业风生水起，甲午战争后仕途失意的北洋海军旧部也纷纷前来报到，如叶祖圭、程壁光和蔡廷干。

20世纪初的天津，有轨电车把城区和租界连成一片，大街小巷一律改筑碎石马路，中外合资的自来水公司使现代文明流进千家万户。总督衙门外，运河两岸边，由比利时电厂供电的街灯彻夜通明，酒吧和剧院通宵营业……

人心不足蛇吞象。经济的发展开启了欲望的魔盒，华洋杂处的天津，治安愈发堪忧。

对那些为害一方的地痞流氓、犯罪团伙，袁世凯统统指为“拳匪余孽”，以朝廷的名义痛加铲除，使得天津成为张一麐笔下“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贼者，西人亦为之叹服”的文明城市，却也招致“民屠”的称号，引来种种非议。

慈禧将参奏袁世凯的折子寄给他观赏，遥示警告。他立刻上疏辩解，阐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观点，说“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则害民者在所必除”。

慈禧考虑到义和团殷鉴不远，便不再深究。原本要以“肆意滥杀”之罪查办的巡警道（省公安厅厅长）赵秉钧等人，反而在大头的保奏下加官晋爵。

为了将天津建设成北洋集团遥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营，袁世凯又打起了铁路的主意。

当时，北京向东和往南已有外国人修筑的铁路，唯独北方门户张家口，作为连通内蒙古的枢纽，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交通却还停留在马拉车的原始状态。

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铺轨凿山，架桥购车，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独立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

通车之日，举世震惊，袁世凯却早已远离繁华，垂钓于洹水之畔。

詹天佑时刻惦记着老领导对铁路的支持和对自己的信任，特意将工程竣工时拍摄的一整套照片遣人送往洹上村。

抚今追昔，大头感慨万端，在回信中动情道：“目想神游，至深倾服。”

对此，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之路上做了很多实事，比孙文做得多”确属不刊之论——孙大炮号称要修20万里铁路，最后修了几里？

在天津的示范下，朝廷的改革逐步给力。

首先一扫重农抑商的传统，专门成立了商部，颁布《公司律》和《破产律》，鼓励各地商人组织建立商会。

由于手头没“米”，只好利用官本位的民族心理，大送帽子，在《奖励公司章程》中明码标价：

集股五千万元者，授一品顶戴；两千万者，封子爵；一千万者，封男爵；五百万以上、八百万以下者，赐四品顶戴。

其次，裁汰冗官，通政司和广东、湖北、云南三省的巡抚被撤销。同时，谕令内务府，今后宫中用款，量入为出，不准再向户部要钱。

最后，慈禧借大寿的名义，赦免了所有政治犯——孙文和康有为除外。

一个反政府，一个反她。而受到前者的启发，后者也开始玩儿暗杀，热衷于收买“侠士”，谋刺慈禧。由于投入过大，使负责筹募资金的梁启超叫苦连连。

1905年，康有为派老友梁铁君返回北京，勾结太监，择机行刺慈禧，梁因遭人告发而被捕，毒死于囚室。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仗着天高太后远，成天举着伪造的衣带诏坑蒙拐骗，招摇过市，以勤王救驾为名组织保皇会，忽悠无知的华侨捐款捐物。

每次开会前，会众都要起立恭祝皇上万岁，并喝彩三声。再祝康有为事事平安，又喝彩如前。

而到了光绪诞辰，康有为总要率保皇会成员公演自编自导的话剧。

舞台中央是光绪的圣像，两旁烛设辉煌。笙箫齐鸣中，康有为带一众弟子翩然入场，对着画像拳跪起伏，九叩首。

肃穆的气氛中，康南海叩着叩着便号啕起来。一些围观看热闹的外国人议论纷纷，康有为以为他们深受感动，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

更二的是，会后还不忘给外务部发越洋电报，问“圣躬安否？祝皇上早日归政以保中国”。

<h3>空谈误己，实干亡清</h3>

孙文同该组织之间的纠葛，渊源已久。

早在康有为于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时，同一条街上挂牌行医的孙行者（康党对孙文的蔑称）就曾托人转达仰慕之情，表示愿与他结交。

康有为的回应只有六个字：想订交？先拜师！

后来证明，这种毁人三观的老师，的确不能拜。

一次，康有为给学生讲韩愈的《马说》，首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提都不提，上来就大发无名之慨：“昔日戊戌变法，我劝皇上把新疆全省辟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以扩充骑兵。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

一直吹到下课，《马说》只字未谈。

世易时移，同是天涯亡命徒，日本政府又暗中撮合，两派的合并，似乎前景乐观。

康有为却不这么看。他的敌人是慈禧，不是清政府。而孙文的兴中会，说好听点叫职业革命家，在他眼里，其实就是一帮流寇。

寇首之一陈少白听说康有为抵日，立即前往拜访。当天在场的还有梁启超、王照以及康最钟爱的弟子徐勤。

陈少白力言清政府已无可救药，劝康有为改弦易辙。

康表示除了解救“今上”，不知其他。然后滔滔不绝地夸赞光绪，整个一“比肩尧舜，力扛汤武”，好到不可思议，冠绝古今。

陈少白无奈道：“先生要是个没出息的，我倒不说了。如果您自命为救世之才，便不能因今上待你的好，就连中国都不要了。”

正辩驳间，王照忽然毫无征兆地说了一句：“我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书信亦被拆阅，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

康有为大怒，唤人将王照强行拉走，对陈少白道：“此人精神不正常，让你见笑了。”

下来后，陈少白越想越觉古怪，便趁康、梁外出之机，将王照偷了出来，带到孙文密友、后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家。

脱困的王照哭天抢地，大诉苦水，说自己一到日本就被康党非法囚禁，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还饱受凌侮，痛不欲生。

然后开始揭发康有为伪造衣带诏、蛊惑人心，从中国一路骗到日本的前世今生。

陈少白如获至宝，将猛料悉数曝光。恰逢日本政府换届，原先支持康党的大隈重信下台，新内阁不齿康的为人，令其限期离境。

走之前，毕永年前来探访。

康有为听说他已在日本入了兴中会，闭门不见。

结果又得罪一个。

老毕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康有为在国内如何忽悠良家少男替其卖命、如何假传圣旨策划政变等光荣事迹悉数抖出，一时间阖岛震惊。

康有为恨不能将其啖肉寝皮，都跑到了新加坡，还放话说：“有能刺杀毕永年者，以五千元酬之。”

老大一走，康党立刻分化为两派。徐勤坚持认为，老师与孙文的区别是钦差和钦犯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他在会客室里贴了一张“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不巧被孙文看见，当面质问，却又支吾其词，不敢承认。

倒是梁启超，一度同孙文过从甚密。

以其思如泉涌、一向多变的特点来看，并不奇怪。毕竟日本能读到大量第一手的外国文献，使早就说过“中国万事不进步，独防民之术超越各国，诚可痛哭”的梁启超更加客观地反思起老师的政治主张来。

一往深了想，发现康有为就是一出悲剧——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实施、不否定专制皇权的变法，依旧被现实中的专制者视为死敌。

梁启超幻灭地意识到，即便有朝一日光绪上位，召康党归而用之，面对“满朝尽是仇敌，百事腐坏已久”的局面，最终还是免不了无所作为的结局。

渐趋革命的他开始同兴中会打得火热，孙文的哥哥甚至让儿子阿昌拜梁启超为师。徐勤在向康有为密报梁启超动向时也称其“渐入行者圈套，当设法解救”。

谁能料到，这只是梁启超千变万化的心路历程上一段小小的插曲。

很快，当他受邀访美之后，思想又发生了剧变。

纽约的繁华让梁启超目不暇接、心悦诚服。但同时他也看到，美国的华人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团结有序的社会，反而内耗严重、械斗频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都激烈。

联想到国内文化素质更低的草民，梁启超悲观地认为，如果强行照搬共和政体，国人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面临乱亡；不但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专制。

结论：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的土壤。

回到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阐述其改良思想。

孙文对其转变甚是恼火。不久，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发行机关报《民报》，第三期便下了战书。

一场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笔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党：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暴力革命得不到民主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党：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余欧洲诸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党：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革命党一方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倾巢而出、轮番上阵，立宪派则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

当然，以他酣畅淋漓、纵横古今的文笔，以一敌百并非难事。毕竟连诗坛领袖黄遵宪都对梁启超的文采推崇备至，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心肠，亦应感动”。

加之其为文汪洋恣睢，信手拈来，经常引用日语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久而久之，梁启超成为立宪派一面迎风招展、应者云集的旗帜。

然而，锦绣文章难掩污浊现实。梁启超所言及的，都是未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而革命党所宣传的，则是清廷当前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者是尚未兑现的预言，后者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h3>媒体，中国式高危行业</h3>

早在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已经预示了人心的向背。

这张日发行量不过一千份的上海小报摘录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一咏三叹地为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做广告。

章太炎就不用说了，给《时务报》当主笔时就被康党海扁过，积怨已久。在这篇歌颂排满革命的文章里，随处可见过滤词，满目皆是敏感句，比如“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最令读者大跌眼镜、让康有为捶胸顿足的是，章太炎竟敢指着皇帝的鼻子骂“载湉（光绪）小丑，不辨菽麦”，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已经打好了棺材。

《革命军》更是一副“老子投错胎，干脆不活了”的架势，斥历代清帝为“独夫民贼”，骂慈禧是“卖淫妇”，号召国人一起推翻满夷。

上海道台袁树勋拿到《苏报》时的第一反应是敌对势力又在暗中捣鬼。

袁道台想多了。

上海的传媒如此发达，《苏报》作为一份亏损严重时要靠发桃色新闻来渡过难关的屌丝报，暂且还入不了反华势力的法眼。

不过，越是亟须打开市场、扩大影响的报纸，越容易以出格的言论博取关注。

当一个叫陈范的举人将惨淡经营的《苏报》买断后，便再一次诠释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陈范原是江西铅山县的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官。

心怀不满的他跑到上海，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学界名流。买下《苏报》后，又经常找他们约稿，并邀请章士钊担任主笔。

这帮人日后不是光复会的元老（蔡元培、章太炎），就是同盟会的骨干（吴稚晖、章士钊），一个个蠢蠢欲动、摩拳擦掌，让他们写稿，出事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苏报》的小众读者们愤怒地发现，原本连载了一半的成人小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杀尽胡儿方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等血光四射的文字。

同时，章士钊抛出一个创造性的观点：革命党的党魁其实是清政府。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梁山的正是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说到底，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永动机。

案发导火索是章士钊的一篇书评：《读革命军》。

文中，他盛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字里行间充满了溢美之词。

当然你会问，怎么这帮人一个比一个嚣张，难不成都是美籍华人？

原来，《苏报》是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注册的，企业法人也是一日本女人，办公地点又在租界内，属于外资企业，若非忍无可忍，韬光养晦的天朝本不会痛下杀手。

当袁树勋同工部局（由英、美、德三国派员组成，管理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交涉时，对方答应帮助其封馆拿人，前提是案犯必须在租界内审判和服刑。

毫无契约精神的袁树勋当即表示同意，想等人犯到手后玩儿赖。

章士钊等人提前听到风声，相继走避。章太炎和邹容躲闪不及，先后下狱。

袁树勋没沉住气，过早地暴露了欲将章、邹二人押解到南京受审的意图。工部局得知后，断然拒绝移交人犯。

若将此举解读为“帮中国人伸张人权”，就纯属自作多情了。

工部局的目的很明确：把此案做成确立其治外法权的案例，使公共租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本来这个套通过外交手段并不难解，各国驻沪领事不爽工部局的多了去了，对引渡案犯的问题，有不少站在清政府一边。

结果天朝自己不争气，身处风口浪尖，还紧赶着拍了一部《杖毙沈荩》的血浆片，顿时人心尽失。

该片的故事背景是俄国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西线免除了后顾之忧。硬起来的沙皇又开始耍流氓，指示在东北刚撤了一半的俄军停止撤退，提出蛮横无理的“新七条”。

没有李鸿章，深感外交难办的慈禧在俄使的威逼下，竟有了签约求安之意。

沈荩作为一个活动能力堪比柴静的媒体人，买通王文韶之子，搞到了密约草稿，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扇了慈禧一个响亮的耳光。

然而，代价极其惨重——杖毙。

当时，刑部已多年没有实施这项古老的酷刑，以至于要为沈荩特制一块大木板，八个狱卒轮流捶打其四肢和背部。

由于技术失传过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模糊还未能死。痛苦万分的他声若游丝地哀求行刑者“速用绳绞我”，一直折腾到夜幕降临，不成人形的身体方才停止颤动。

沈荩生前人脉广泛，同《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莫理循关系极好。《字林西报》披露其死状后，引起中外舆论的共振，纷纷指责清政府野蛮残暴。

在一篇名为《真实的慈禧太后》的英文报道中，记者尖锐地写道：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在中国，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只对选民负责的西方政客开始介入《苏报》案，以防止沈荩的惨剧再次重演。

<h3>日俄战争，中国打响</h3>

引渡已无可能，清廷只好屈辱地聘请律师，以原告的身份在租界法院同邹容、章太炎打官司。

当法官问章太炎是否有功名时，被硬生生地回了一句：“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什么功名？”（邹容也一样，从小便对热衷科举的父亲说：“衰世科名，得之何用？”）

最终，二人只被象征性地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和三年。天朝颜面扫地。

俄国却只要你割地，以实现其将旅顺开辟为太平洋出海口的“黄俄罗斯计划”。

日本担心中国顶不住压力，自己跳出来跟北极熊谈。

其动议是：朝鲜归日本，满洲归俄国，互不干涉。

甲午之后，日本满以为能独吞朝鲜，谁知闵妃搞起了亲俄，专心同日人作对。

日本一不做二不休，以闵妃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将其杀害，组建亲日政府。

俄国当即反击，把朝鲜国王李熙骗入使馆控制起来，组成亲俄政府，与其对峙。

日本用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俄国不费吹灰之力便抢走一半，其内心之愤恨，不难想象。

而此番俄国得寸进尺，竟一口回绝了日本的提议，明确道：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方无权享用。

日本被彻底激怒，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交。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

作为两国争夺的焦点，清廷只负责提供战场，并承诺“两不相帮”，这成为近代中国最耻辱的标签。

事实上在开战前，从官场到民间，“联日拒俄”的呼声一直很高。

贵州巡抚李经羲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

的确，日本依附英美，承认门户开放政策，打赢了也不会跟你要地。而俄国，便全然不同了。

真正深谋远虑的是袁世凯。

他致电外务部，要求朝廷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恪守中立。唯其如此，方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大头分析说：一旦中国参战，战场将不再局限于之前划定的辽东半岛，逼急了的俄国可能会侵犯新疆。而那一块跟列强毫无利益瓜葛，占就占了，最后无论谁胜，根本收不回来，到时你们哭都没地方哭。

庚子之后，慈禧一直神经衰弱，看了袁世凯的风险评估，吓得不轻，赶紧让外务部发表“局外中立”的声明，强调：“（东）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均归中国，不得侵占。”

大头笑了。

此举一石二鸟，既替中国保住了东北，又把清廷逼到了舆论的死角。试问“满洲政府”却无力保卫“满洲”，不排满更待何为？

日俄在东北共计投入了两百多万兵力，皆视此战为攸关存亡的死战。

俄军出动令人闻风丧胆的哥萨克骑兵和吨位一万二的装甲巡洋舰，可谓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日军祭出需要三百人才能拉动的巨型火炮，又利用热气球侦察地形，力求弹无遗发，堪称科学作战的典范。

清政府名为中立，实则暗地里给日军送情报、供粮草，后来叱咤风云的吴佩孚和段芝贵也曾多次被袁世凯派到东北搞谍报工作，斩获颇丰。

其实，袁世凯的关注点根本不在日俄战争，而在战争带来的契机上。

关外炮声隆隆，震得慈禧寝食难安。她经常梦到俄军打进山海关，自己被迫再次流亡的恐怖场景。不久，袁世凯收到一封紧张不安的朝旨，要他严防直隶各处边隘。

大头心下窃喜，趁机诉苦说“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逼朝廷加大催饷力度。

一年前，荣禄去世，奕劻接任军机领班。

大头立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用银子把奕劻砸成了自己的传声筒，为北洋扩军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东北吃紧后，慈禧两次召见袁世凯，磋商对策。

大头觉得火候已到，力劝慈禧在中央设立练兵处，整军备武。

他的计划是：以武卫右军为模版，练兵处指挥各省限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合计数十万人。

为使如此庞大的蓝图顺利启动，袁世凯以退为进，奏请奕劻出任总理练兵大臣，打消皇族的疑虑。

慈禧病急乱投医，准其所请，练兵处正式成立。

会办大臣（常务副职）袁世凯，襄办大臣（副职）铁良，再往下各司的正副使几乎全是小站班底。

铁良整个一刚毅转世，在保守排汉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可惜，被夹在袁世凯和北洋系中间，除了当摆设，什么也做不了。

奕劻更是唯大头马首是瞻，不久便以“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二人悉心经营，自己“但总其成”。

袁世凯放开手脚，编练属于直隶的“北洋六镇”。

新军无论装备还是训练皆耗资巨大，张之洞给朝廷算过笔账：每万人每年至少需要四十四万两白银。

因此，决不肯在官兵身上打折扣的大头开始想方设法地要钱。

仅1905年，各省上交给练兵处的九百万两练饷中就有六百万两用于北洋，如此“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袁世凯尤嫌不足，趁日俄打得正酣，自己有守土之责，坐地起价，柔中带刚地向朝廷大倒苦水：

倘若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为无米之炊？只好尽现有之兵布防。假若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然不能推卸责任，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

潜台词是：你看着办吧。

苦心经营的成果在直隶河间与河南彰德的两次汇报演出中得到了完美展现，尤其是“彰德秋操”。作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邀请了中外嘉宾五百人，一起观摩这场总兵力三万多人的野外PK。

北军指挥是第三镇镇统段祺瑞，南军则是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指挥张彪。

由于集中向西方展示了中国军事改革的成就，大头的威望臻于极点。就像当年不习惯没有李鸿章一样，慈禧已经离不开里外都是一把好手的袁世凯。

<h3>抽心一剑</h3>

日俄战争以俄国的落败而告终。

此事对国人的刺激非常严重。如果说甲午之败多少还有些让人不服气，那连强大的老牌帝国沙俄也败下阵来，不禁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思索。

最后得出两条结论：立宪优于专制；黄种人未必劣于白种人。

其实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就向朝廷提出过一套涉及官制、宪政和地方自治的改革方案，目标便是立宪。

但那次试水让他发现，利益集团一如既往鹦鹉学舌地重复着那句还要再重复一百年的口头禅：民智未开、民智未开、民智未开……

好吧，先开民智。

不破不立。不把培养“奴才诚惶诚恐”的科举给废了，就无法造就新式的宪政人才。在由袁世凯主持撰写的《请递减科举专注学校折》中，他大声疾呼：

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于反掌。

慈禧并不反对，但要十年之后才废。

袁世凯又掏心掏肺道：

就是立即废除，也要十年后方能人才辈出。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

再等不及也要解决实际问题，当年康有为废个八股被国人视为神奸巨蠹。给那些成天想着怎么靠子曰诗云混进体制内的老学究小学究们找出路，是比停止科考更棘手的问题。

袁世凯早就看透了这帮闻风而动，喊着“国将不国”、“圣人已死”，跑到翰林院门口绝食、国子监对面上吊的腐儒。

说白了都是利益驱动。只要赎买得当，再迂阔的人也会从故纸堆中抬眼看看日新月异的世界。

出路很有中国特色：

大学堂（大学）毕业的，给进士功名，授翰林院编修、各部主事等官；

高等学堂（高中）毕业的，给举人功名，授知州、知县等官；

中等学堂（初中）毕业的，给秀才功名，授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

小学堂（小学）毕业的，努力参加考试，争取升入中等学堂。

同时，加大公派留学的力度。

虽说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戒备，但为了开一时之风气，袁世凯还是号召“近学日本”，从直隶的军事学堂中大量选拔学生赴日留学。

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基本都受到重用，比如孙传芳、徐树铮、傅良佐以及蒋介石。

疏堵结合，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终于在袁世凯的连哄带骗下顺利完成。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指出：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废除科举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重要的转折点。

袁世凯以恢弘无匹之势，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朝廷的最后一丝眷恋，把精英阶层从科举的酱缸中散溢出去，衍变成一股无从把控的力量。

一个可堪比照的事实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政府的首项举措便是恢复高考。

一废一复间，耐人寻味。

伴随科举灭亡的，是两个鲜活的生命。

邹容在监狱里染病身亡，同盟会《民报》编辑陈天华为了敲醒国人，写下《警世钟》后跳海自杀。

从报上读到这两则消息时，袁世凯耳边隐隐传来东海之东那铿然有力的呼声：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他叹了口气，愣愣地望向窗外。

理想和爱情一样，表白得越早，死得越快。

懂得呵护理想的人，绝不会将它大声喊出来，而是埋在一个只有自己找得到的地方。

但也不能埋得太深，以免将之遗忘。

这是一个吊诡的国度，比较擅长摧毁美好的事物。

所有人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嬗变，就像里的池大为，跪在父亲的坟前亲手烧掉他传给自己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然后挥别理想、告别良知，一头扎进现实的洪流，在人潮涌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死扛的，这在天朝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因为，习惯了说假话的环境，说真话有时像在说笑话。天天说笑话，就会被视为疯子，像电影《杀生》里的牛结实，引来杀身之祸。

恶，是一种顽固的存在，不会因你的口诛笔伐而自动退出舞台，只有在现实中日拱一卒地与之缠斗，方能窥伺其破绽，一击命中。

正文第九章改革权斗两手都硬

<h3>赛跑倒计时</h3>

太平洋。

轮船上的吴玉章激动莫名。这个后来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党员此刻并没有忘记自己农民的身份。能争取到留学日本的机会，对他而言可谓欣喜若狂。

农二代吴玉章在船上结识了富二代邓孝可。

那个年代虽说腐朽，但还是孕育着希望。无论啥二代，都不至于太二，多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纯粹的追求。

吴玉章与邓孝可一见如故，相约到日本后一起去拜访梁启超。

结果，下船分别后，邓孝可马上跑到横滨拜在梁启超门下，而吴玉章则加入了同盟会，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按照阶级决定立场的论调，张謇算是邓孝可这拨人里的代表。

大生纱厂的创办和成功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文人经商此后不再惊世骇俗，反倒成为常态。

另一个状元陆润庠随即宣布下海；光绪帝师孙家鼐也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

个人声望如日中天的张謇被商部任命为“头等顾问官”，俨然商界领袖。

不管意见领袖还是别的领袖，心系粉丝才是王道。在这一点上，张謇堪称模范领袖。

他不好好做生意，却以推动立宪为己任。写了封信吹捧袁世凯，说当年在朝鲜时小看了您，现在才发现足下是和大久保利通一样伟岸的人物。

大久保人称“东洋俾斯麦”，是明治维新的头号政治家。虽已作古，但在日本的地位比伊藤博文还高。

张謇给大头戴高帽有两个目的。第一，希望他扛起体制内立宪派的大旗；第二，跟他们这帮体制外解决了小康问题、谋求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合作，共同推手立宪。

袁世凯接信，大喜过望——搞定了张謇，就搞定了体制外的实力派。

他当即回信道：“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大头言出必行。1905年7月2日，同张之洞和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衔奏请慈禧实行立宪政体。

不敢低估天朝无耻程度的袁世凯给足了清廷缓冲的时间：十二年。

要知道十二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连马列主义都送来了。而事实上朝廷的阳寿只剩下一半时间，六年。

一个月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90％的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在念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后，孙文一边同会员握手一边道贺：“恭喜你，已非清朝人矣！”

散场时，室内木板倒塌，声如裂帛，孙文开玩笑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

其实，站在慈禧的角度，立宪未必一无是处。

首先，立宪已成热点话题，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无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其次，立宪可以收获民望，缓解内忧外患，把骑墙派从革命党的家门口拉回来；

最后，又不是现在立。十二年后慈禧都入土为安了，如果光绪接班，在宪法的限制下，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自己进行身后清算，挫骨扬灰。

这么一想，慈禧突然觉得立个宪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旨在研究各国体制的考察政治馆成立，馆员多是袁世凯幕中的日本留学生，如章宗祥、曹汝霖。

对立宪的态度，体制内可分为速行、缓行和反对三派。

速行君宪论者多为驻外使臣，如驻法公使孙宝琦、驻俄公使胡惟德，以及谋求扩权的地方督抚，如袁世凯、李经羲；

缓行君宪论者成分比较复杂。有纯粹为了对抗庆袁集团的，如瞿鸿禨、铁良；有真心觉得事缓则圆的，如孙家鼐；有深知立宪乃大势所趋，终不可逆，但美国那边移民手续还没办妥，想拖一拖装睡的，如陈夔龙。

最二的是反对派，基本集中在都察院，如胡思敬。钱也没捞着，整天跟看门恶犬似的乱吠，不仅为群众所不齿，亦时遭权贵暗地里耻笑。

更搞的是，反对派为了论证没有行宪的必要，把中国硬扯成“立宪之祖国”。附会说古代“贤能、奸恶皆载之于书”是人民有言论自由，“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割草打柴之人）”是人民有议政之权。

幸好慈禧不傻，要眼见为实，派出四十人的出洋考察团，以五大臣领队（载泽、徐世昌、端方、戴鸿慈、绍英）。

镇国公载泽是慈禧的侄女婿，史称“幼而通敏，强于记忆”，被太后视为亲贵子弟中可以培育的好苗子。

端方（1861—1911）则是庚子后屈指可数的有头脑的满族大员。作为袁世凯的政治密友，他热心立宪，主张改革，又颇好金石书画，时人誉之为“有学有术”。

在湖南巡抚任上，端方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立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为了推动新式教育，还将各府县送上来的红包全数退回，命地方用这笔钱选派学生出洋深造，一时传为美谈。

<h3>世间恩怨，如丝如茧</h3>

没承想，给五大臣送行的礼炮竟是革命党的人肉炸弹。

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

上午九点过，五大臣登上了火车。载泽、徐世昌和绍英坐在前面的车厢，戴鸿慈与端方坐在后面。他们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群告别。

火车一声长啸，缓缓启动。

突然，但闻“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震得左摇又晃。随即，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颗炸弹爆炸了。

人群乱作一团，四处逃散。清兵匆忙赶来，登上车厢后发现除绍英伤势较重外，其余四人均无大碍。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暗杀。调查人员在车厢中部发现一具尸体，衣袋里的名片上写着“吴樾”二字。

由于离炸弹最近，刺客胸腹俱裂，手足皆断，当场身亡。

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吴樾可谓官逼民反的典型，生生被清政府从知识青年改造成了特攻队。

走上不归路的吴樾很快找到了组织：光复会。

这个组织口号响亮（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吸引了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一批杰出人才，一些会员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但整体上看，讲求身体力行根本瞧不起演说家孙文。

历史证明，光复会的确是一所催人成长的大学校，能把文质彬彬的蔡元培也塑造成精通暗杀的“恐怖分子”。

他首先想到的是投毒。弄来一只猫，喂食自己调制的氰酸。望着四脚朝天的猫，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携带不便，打算将之改为固态。

在改进中，又深感其实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在女校特别注重讲授化学课，因为在他看来，女人实施暗杀比男子更为隐蔽。

组织的洗脑让吴樾了解到排满之道有两条，暗杀与革命：

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即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对清廷作出的立宪姿态，吴樾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苟延残喘、粉饰太平罢了。

临行前，他与同乡陈独秀密谋于芜湖的一座小楼之上，两人为争刺杀任务扭成一团。

吴樾：“舍命拼死与艰难缔造，哪个更容易？”

陈独秀：“自是前者易，后者难。”

吴樾：“既如此，我为易，留难者以待君。”

虽说悲壮，但毕竟暗杀未遂。若真能炸死两个，便可同徐锡麟比肩齐名了。

吴樾之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

趁京师惶恐，慈禧惊惧，大头顺势而为，提出在中央设立巡警部，建设警察队伍，加强京畿治安。

慈禧准奏。

于是，以原兵部侍郎徐世昌为部长、赵秉钧为侍郎的巡警部正式对外办公。

袁世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克格勃”。

爆炸并没有动摇清廷尝试宪政的决心。

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李盛铎代替徐世昌与绍英，考察团分两路启程，历时八个月，走访十多国。

却还是对宪政说不出个所以然。

幸亏随员熊希龄早有预料，抵达日本时，暗中帮五大臣找好了考察报告的枪手——朝廷钦犯梁启超和新左派杨度。

被王闿运视为衣钵传人的杨度少年得志、聪慧绝伦，首届经济特科名列第二，考完便不顾其师劝阻，东渡日本，潜心研究各国宪政。

在东京法政大学，同窗汪精卫将杨度介绍给了孙文。

孙几次想拉他入伙，两人曾“辩论终日”，最后杨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事成后，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事成后，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

为回报孙文的相惜之情，杨度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引荐给了他——黄兴。

别过革命党，杨度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走到一起，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广为传颂。

不久，《金铁主义》面世。金者，对内以工商立国，保护民权；铁者，对外以军事强国，巩固国权。自此，杨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新左的领军人物。

东京。

熊希龄对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卷子必须在其回国时交到。”

于是，杨度的《实施宪政程序》和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新鲜出炉。

与此同时，载泽和伊藤博文进行了一场知无不言的长谈，并获赠签名版伊著《宪法义解》，成为出访团里对宪政最具感性认识的大臣。

事实证明，有些话，只能由皇族来讲。

回国后，载泽跪在慈禧面前，泣血力陈，说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因此，立宪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见太后颇有所动，载泽趁热打铁，鼓吹立宪有三大好：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其实，慈禧更感兴趣的是他密折中提到的口惠而实不至的“预备立宪”：

今日宣布立宪，可以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再加上袁世凯的临门一脚（几度痛陈“若不及早图之，国事不堪设想”“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慈禧终于宣示内外，预备立宪。

在这道由袁世凯草拟、瞿鸿禨润笔的懿旨中，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揭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h3>瞿鸿禨发力</h3>

五大臣回国才一个月，朝廷便向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又开始普天同庆。

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开设政闻社，一呼百应，群起而效。

《泰晤士报》也不吝赞美：“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人们奔走呼号。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

大头却并不乐观。

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宪法、议会和责任内阁。

宪法一经颁布，则垂之万世，无论君民，皆须遵守；议会监督君主，弹劾内阁，代表民间的制衡力量。

然而，对写在纸上的规则，国人向来缺乏敬意。可以想见，即使宪法的说辞冠冕堂皇，最后还是会在执行中流于空谈。

议会就更理想主义了。要让习惯了绝对权力的天朝官员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议员的质问，而不是将其改造得不伦不类，决非一日之功。

因此，眼下操作性最强、最有实际意义之事乃是请开责任内阁。

多了“责任”二字，便和早已沦为装饰的传统内阁大相径庭。

说白了，军机处不过是个秘书班子，唯一的职责便是交办皇帝的旨意。因此，军机大臣名位虽尊（正一品），反倒不如实权在握的地方督抚有所建树。

而责任内阁却大为不同，将权力下移到内阁总理，各部、各省的奏章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形成决议后呈递给皇帝批准。

这还是实君立宪，虚君立宪更不给面子，决议压根儿不给皇帝看，直接下达，君主成了形式上的象征，比如当代的英国。

可见，奏请开责任内阁完全是与虎谋皮、触犯逆鳞的高危行为，袁世凯却迎难而上，连总理和两个副总理的人选都想好了（奕劻，瞿鸿禨和徐世昌），何也？

通常的说法是，戊戌年跟皇帝结下的梁子让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殡天、光绪即位，自己将遭遇不测。于是，借责任内阁潜移君权，弭祸于未萌。

倒也不是信口雌黄，毕竟大头的家信里就有“若将来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的原话。

问题是，历史要真如历史剧一般爱憎分明，于正也不会挨骂了。

袁世凯自保不假，但究其原因，却是“改良思想深入脑髓，亡清之志从来不坠”的结果，而非稗官野史演绎的那般儿戏。

胡思敬曾以痛彻心扉的总结“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反证了大头在推翻腐朽势力上所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瞿鸿禨深藏不露，极少公开发表意见，袁世凯竟一直没能觉察这个潜在的危险。

起初，对这一扶摇直上的御前新贵，大头始终热心结纳，还通过徐世昌带话，想和他结为兄弟。

瞿鸿禨当场拒绝，说自己平生没有拜把子的习惯。

袁世凯也不恼，在瞿鸿禨的儿子结婚时，让北洋公所奉送八百金的贺仪。

结果仍遭回绝。

即便如此，大头也未多想，觉得无非是文人的故作姿态。

其实，他忘了一句老话：会叫的狗不咬人。

官制改革在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编制馆也在朗润园（今北大校园内）挂牌办公。

十几个会同协商的编纂官不是军机大臣，就是各部尚书，只有袁世凯一个地方督抚，屈居末位。

结果就数他跳得高，嗓门大，力主裁撤军机处，把责任内阁夸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使君主端拱于上，不劳而治。

瞿鸿禨冷眼旁观。

作为晚清版海瑞，瞿大人的政见非常纯粹：扳倒奕劻，扳倒奕劻，扳倒奕劻……

可捞足了银子的奕劻不但岿然不动，还借着立宪的东风，成了万民仰戴的改良旗手、政治明星——恨意盎然的瞿鸿禨只好找来御史赵炳麟帮忙。

赵御史本是铁杆立宪派，写过《防乱论》进呈光绪，呼吁行宪。但共同的敌人让他选择跟瞿鸿禨站到一起，反对由庆袁主导的宪政改革。

转型之复杂再次凸显：体制的变动，意味着权力的重组与利益的分配，由此引发的剧烈斗争，可以让再崇高的政治理想也瞬间黯然无光。

对宪政的深入研究令赵炳麟的折子招招致命：

首先，值此议院尚未成立、行政无以监督之际请开责任内阁，是赤裸裸地用“大臣专制”代替“君主专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即便要开，内阁总理也不能兼管陆军和海军。政权、兵权不可混合；

最后，内阁大臣限定任期，三年一任。再人心所系，万众推戴，人民的大救星，国家的及时雨，也不得连任三届。

句句说到心坎上，慈禧览奏，若有所思。

<h3>政争朗润园</h3>

朗润园的秋天风景宜人，祥和干净，而在此举行的史称“丙午改制”的会议却刀光剑影。

奕劻先定调子：

立宪有利无弊，是人心所向。若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

袁世凯颇有亡清在此一举之势，对立宪前面加的“预备”二字发难道：“等把一切准备好再立宪，恐怕什么都晚了。”

光绪的亲弟弟、荣禄的女婿、后来的摄政王载沣死死地盯着大头，目光如炬。

孙家鼐和瞿鸿禨相继发表了一通立宪虽好，但应缓办的废话。铁良坐不住了，对着袁世凯喷道：“你所谓的立宪，根本就同立宪的宗旨不合。”

于是，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到敏感话题上：责任内阁和军机处的存废。

在场的军机大臣，除了领班奕劻，全都视大头为砸其饭碗的灾星。

因此，袁世凯绝口不提军机处，只说责任内阁“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简直就是埋头苦干的劳模，宠辱不惊的典范，自己当“以死相争”。

载沣爆炸了，反唇相讥道：“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你怎么不说让皇上也靠边站！这样目无君上的话，也只有你袁慰庭说得出口！”

“此乃君主立宪国的通例，非在下信口开河。”袁世凯毫不示弱。

“袁慰庭，你——”载沣盛怒之下，竟将腰间的手枪拔了出来。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终未酿成恶果，但袁世凯深知，同载沣之间的裂痕，永远无法弥补了。

朗润园的剑拔弩张让大头目睹了亲贵中少壮派的崛起。

但轻言放弃从来就不是袁世凯的风格。他没有忘记对张謇的允诺，对上天的许诺，对丁戊奇荒中那死去的一个个孩子的郑重承诺。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件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上，他打定主意：再难，也要扛起担子。

于是，袁世凯放言恐吓这帮喜欢开历史倒车的太子党：“有敢阻挠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的确合乎逻辑。吴樾为了阻碍清廷考察宪政都自爆了，照样螳臂当车，死了白死。年轻气盛的亲贵，拿个手枪就想吓唬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袁世凯，岂非班门弄斧？

然而，大头的反击却不能以载沣为靶心，原因很简单：太子党在政治上具有先天优势，最高领导人不发话，永远不会垮。

袁世凯只好将炮口对准铁良，称其“揽权欺君”，是实施新政的绊脚石。

太子党迅速反扑，组织水军发帖。

有预测未来型：责任内阁将造就一批鳌拜和年羹尧，形成太阿倒持的局面。

有谈古论今型：君主称孤道寡，昔居其名，今受其实。

再加上袁世凯“遣散宦官”的提议得罪了曾经的政治盟友李莲英，庆袁集团顿时险象环生。

其实，重用二十出头的载沣，本身就体现了慈禧对庆袁的防备和制衡。而袁世凯在立宪一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竟连“预备”都等不及，已然突破了自己的底线。

一日，大头入宫参见，慈禧问道：“官制改革，何以久未定稿？”

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

岂料，慈禧冷笑着来了一句：“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

袁世凯一阵眩晕，腿软得几乎站不起来。

统治者，像天平，左右摇摆，反复权衡。起了猜忌之心的慈禧抛出一条“五个不准搞”（五不议），规定官制改革中，军机处、内务府、翰林院和太监事、八旗事不议。

一个月后，奕劻呈上了精心雕琢的改革方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顽强的责任内阁。奕劻只字未提军机处，只铆足了劲夸责任内阁是“采邻国之良规，复圣明之旧制”。

慈禧不听他忽悠，直接跳到第二项：专职专任。

这也是流弊已久的痼疾了。

一方面都往体制内挤，权贵的七大姑八大姨恨不得全给安排了，结果人浮于事，机关臃肿，一个部有满汉尚书两位、左右侍郎四人，总计六个堂官，出了事都不知道该找谁盖章。

另一方面，有能力的人又往死里用。以袁世凯为例，身上压着十几项兼差，精力不济的，早就过劳死了，还不算工伤。

所以，专职专任限定了一部一尚书、两侍郎，实行一长负责制。一把手拍板，一把手担责。

对此，慈禧欣然批准。

第三项是增改六部，将其扩充为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十一个部门：外务部、陆军部（前身兵部）、吏部、法部（前身刑部）、民政部（前身巡警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前身户部）、邮传部（前身工部）、礼部（合并太常、光禄、鸿胪三寺，专管祭祀）、理藩部（前身理藩院）和学部。

此外，都察院保留，大理寺升格为大理院（最高法院），再加上新设的审计院（最高审计机关）和资政院（最高民意机关，体验版议会），合称“四院”。

慈禧还是批准。

表面上看，除了责任内阁，其他两项都顺利通过，貌似也有进步。

实则不然。

袁世凯最初的设想很完备：责任内阁和十一个部共同组成中央职能部门，掌行政权；四院不受内阁节制，大理院掌司法权，资政院掌立法权，都察院和审计院掌监督权。由此四权分立，彼此牵制，尽善尽美。

而现在责任内阁不批，所有部院仍置于军机处之下，事实上还是君主专制。

更倒行逆施的是，为了削弱庆袁，扶持太子党，慈禧借官制改革，默默地将高层大换血，换出了一个汉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席位的反动局面。

十一个部门，庆袁集团只捞到三个尚书：外务部（奕劻）、民政部（徐世昌）和农工商部（奕劻长子载振）。而要害的陆军部，尚书则是铁良。

袁世凯心有不甘，联合端方等坚持前议，飞蛾扑火般决绝道：“改旨之旨不下，则不能出京。”

那一刻，以张謇为代表的民间立宪派，无不泪眼蒙眬地望着北京：满清立国以来，在造福商民、推动历史上，能做到袁世凯这种程度的，试问有几人？

<h3>潜驭群臣</h3>

慈禧见袁世凯不死心，决定狠狠地敲打一下。

军机会议上，她将一道参劾“疆臣揽权（袁世凯），庸臣误国（奕劻）”的折子遍示群臣。

奕劻脸色惨白。

军机们纷纷叩头，说圣明无过皇太后，赶紧把袁世凯这个成天想废军机处的孽障给革职查办了吧！

慈禧满意道：“呵呵，这又何必呢？”

然后把折子收了起来，默默离开。

老油条们心领神会，发动言官交相弹劾，以日均几十次的狂骂让大头体验了什么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慈禧顺势严斥了袁世凯，迫使他恨恨地回到天津。

整个冬天，大头都宅在家中，拒绝见客。忧谗畏讥的他知雄守雌，试探性地上了两道折子，一封请辞各项兼差，一封主动提出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给陆军部统辖。

慈禧在其奏折上批了几句宽慰的话，允其所请。

当晚，袁世凯彻夜无眠。

要知道，以前几次三番地玩类似的把戏，朝廷死活都不答应，完全一副“离了袁世凯，地球都不转”的架势。

辞掉的兼差里，掌管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的两项尤其令人眼红。

两大国企，是当时造钱速度最快的机器，最早在盛宣怀囊中。

李鸿章死后，失去保护伞的盛宣怀开始感到“怀璧其罪”的压力。

财政困难的清廷一直在打轮电二局的主意。正巧盛宣怀因其父病逝，必须回乡丁忧，朝廷便拟派万年不倒的张翼接管这两棵摇钱树，归入户部。

盛宣怀困兽犹斗，找到袁世凯，希望他能代为托管两局，撑到自己复出时。

虽然二人交情不浅，但这个不情之请还是显得太离奇了。彼时袁世凯刚任直督，正缺钱花，便借机将两局抢了过来。

其实，轮电都是李鸿章在北洋任上一手创建的，现在重归北洋，也算合情合理。

但盛宣怀不这么看。他觉得袁世凯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落井下石，是十足的小人。从此反目成仇，视为政敌。

问题是袁世凯也没高兴几天。因为在丙午改制中落败，两只下金蛋的鸡便被迫拱手相让，划给了邮传部。

瞿鸿禨见状，乘胜追击，想一鼓作气荡平庆袁。

善玩平衡的慈禧则不作此想。

她很欣赏袁世凯的办事能力。地动山摇的满清王朝可以少几个耍笔杆子的，却离不开大头的鼎力支持。

因此，即便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他仍是五年前两宫回銮时慈禧口中“母子是赖”的股肱重臣。

为表安抚，慈禧将其长子袁克定从一抓一大把的候补道实授为农工商部参议（相当于改制前的郎中）。

而且，几乎每日都有赏赐，或珍玩、或食物，并命他不必具折谢恩。

袁世凯也时时进贡物品，差役往来传达，熟络得跟一家人似的。

一日，慈禧将咸丰帝用过的犀带（饰有犀角的腰带）扣赏给了大头。

如此厚爱，自当派专差回礼。

慈禧问专差道：“前几天给袁世凯的带扣他喜欢吗？可有佩戴？”

专差跟随大头多年，颇为机警，答道：“大人感激太后的恩典，但因此物系先帝御用，不敢造次，已钉在帽子上戴着。”

慈禧点头道：“袁世凯很知礼。”

专差回禀时，大头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将带扣缀于帽上。

由于尺寸过大，很不协调。宾客来访时，见他佩戴此帽，无不暗自偷笑。

袁世凯算是看明白了，慈禧对自己始终是寓防于用，不能尽信。既如此，何不趁现在形势有利于己，多做两笔交易？

心念及此，他奏请朝廷：开放边禁，设立东三省。

满清入关后，将白山黑水的东北平原视作龙兴之地，严禁汉人出关（山海关）垦荒和采猎。

于是，满洲成了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由几个将军驻守治理。

“闭关”在人类环境保护史上是一次大胆的实验。二百年荒无人烟，使广袤的土地植被遍布，物产丰盛。

但对于国防事业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日俄战争后，袁世凯援引门户开放政策，在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导致日本除了接管原先俄国在南满的权利外，没占到更多的便宜。

日军在战争中伤亡几十万，以其锱铢必较的传统，显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打发了。

只是由于国力耗尽，不得不暂且蛰伏。

然而，日本从未停止延伸其触角，俄国休养生息，也保不准哪天卷土重来，东北必须找到一条标本兼治的办法。

慈禧接受了袁世凯的提议，宣布东北正式建省，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一巡抚——如同三沙市的成立，目的是遏阻邻国瓜分的脚步。

总督人选，善搞平衡的慈禧准备照顾一下庆袁。于是，两个名字浮上心头：载振和徐世昌。

当年回銮，袁世凯力荐徐世昌，乃召见问话。

见其仪表端凝，奏对明晰，慈禧大喜，下朝即对左右道：“像徐世昌这样的人，足以接替李鸿章了。”

纵使能接替曾国藩，她仍然希望是个满人。

可惜，载振爵位虽崇（贝子），但年仅三十，历练不够，在中央当个部长已极为勉强，真要出掌一方，恐力有不逮。

更麻烦的是，载振好色，是天上人间的贵宾，烟花巷陌的常客。为此，没少被巡城御史参劾。

放心不下的慈禧特命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视察，一来做做调研，二来考验试炼。

结果就试出了事。

<h3>丁未政潮</h3>

路过天津时，袁世凯在督署设宴接风，直隶巡警道段芝贵作陪。

通晓日语的段道台素善察言观色，日俄战争时曾被袁世凯派到前线搞地下工作，机智干练。

因对东北情况熟悉，段芝贵颇想谋任其中一省之封疆，袁世凯也表示愿意助力。

可惜，道台和巡抚隔着三级。依照常规，段芝贵必须按部就班地把按察使和布政使当完，才有可能提巡抚。

然而，生在中国，不就是为了体验走捷径的乐趣吗？

席间，笙管齐鸣，丝竹悠扬。以出演等言情戏而闻名的歌妓杨翠喜袅袅而出，顾盼生姿。

杨翠喜的姿色，连李叔同（弘一法师）都为之神魂颠倒。眼波流转中，一颦一笑间，竟把阅人无数的载振给看呆了。

段芝贵自然捕捉到了这一细节，下来后立刻赶到大观园戏馆，花一万多两白银替杨翠喜赎身，养在金屋。

待载、徐考察结束，回京再次路过天津时，段芝贵即以翠喜献上。载振大喜而纳之。

三省巡抚的名单，庆袁拟定后，获得了慈禧的批准。

唐绍仪署理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

上谕一下，举朝哗然。

瞿鸿禨阴冷的目光跃过红墙，望向宫外。

1907年春，北京市民发现街头开始热卖一份名为《京报》的期刊。

这份类似《参考消息》的小册子经常刊登一些官场猛料，矛头大多直指奕劻，甚至公然质问其“当国数年，上答祖宗者何事？仰慰慈圣者何方？”

读者无不浮想联翩：这背景得硬到什么程度，才敢如此抨击国家领导人？

只有体制内的略知一二：《京报》负责人汪康年的后台是瞿鸿禨。

打开市场的《京报》狂飙突进，先是痛斥奕劻借过寿大肆敛财，又刊登了赵启霖披露的载振和段芝贵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一时间满城风雨。

赵启霖和另外两个御史赵炳麟、江春霖好论时政、激扬清浊，时人戏称为“三霖公司”。

该公司常年向国有垄断企业“庆记公司”发起挑战。而这次在瞿鸿禨的操纵下，更是把段芝贵向载振进献歌妓、谋取巡抚之职的独家内幕抖了出来，不仅扇了奕劻一巴掌，也让朝廷颜面无光。

先是慈禧震怒，罢免段芝贵，派载沣和孙家鼐彻查此事。

庆府速度更快，早就秘送杨翠喜回津，把相关人员的证词串通好，以应付调查。

等“办案组”进驻天津，一切早已布置就绪，了无痕迹。

孙家鼐只好出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案报告。

对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坊间自然不满，但孙家鼐作为咸丰朝的状元，工龄五十年，什么破事烂事没见过，绝非“昏庸”二字可以概括。

私下里，他向人解释道：

今日之事，惩治庆王，圈禁其子，博个舆论欢欣鼓舞，十分容易。但奕劻是亲王，非翁同龢可比，没有借口令他出京，于是仍可被召见，出入内廷如故。袁世凯控制着北洋，随时能助奕劻翻盘，更可乘机打压排斥异己，试问谁能自保善后？

由此可见，不管你是玩权术比下线，还是秀世故拼无耻，一切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赵启霖因风闻言事被朝廷开缺，庆府也自伤八百——为堵哓哓众口，奕劻让载振上疏请辞一切职务。

辞呈出自杨士琦之手，可谓生花妙笔：

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占据高位）有难安之隐。

素喜各打五十大板的慈禧自然乐得同意，并将东三省总督一职给了徐世昌。

庆袁损失两大干将，却仍无宁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接过大棒，继续开喷。

梁鼎芬是张之洞的首席智囊，但这次发作与幕主无关，乃个人行为。

也不奇怪。当年刚考上进士，翰林院编修的位子还没坐热，就敢炮轰李鸿章，被慈禧连贬五级，降为太常寺司乐（从九品）。

梁鼎芬觉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自刻一方“年二十七罢官”的印章，愤而辞官。

最搞笑的是，离京前，梁鼎芬把自己的老婆托付给翁门六子之一的文廷式。

梁、文原本亲密无间，由于身材差不多，连衣服都经常换着穿，被大家视作一对好基友。

结果，梁鼎芬走了没多久，文廷式就跟梁夫人勾搭到一起，滚上了床。

更奇葩的是，当外界开始风传梁鼎芬有性功能障碍时，他居然淡定地对朋友道：“有子万事足，无妻一身轻。”

顶着绿帽子，梁鼎芬走进了张之洞的幕府。

有一类人，平日里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但因找对了能改写其命运的伯乐，脾性相投，专心侍奉，也能青云直上。

梁鼎芬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张之洞就喜欢这种四体不勤高谈阔论的名士，把新政都交给梁鼎芬办。

结果办出一幕幕闹剧。

以巡警为例。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梁大人得以发挥其贫乏的想象力，设计出一套惊为天人的制服：红帽绿裤。

让穿着如此行为艺术的一帮人上街执法，不知道的还以为张艺谋在拍《三枪》——莫非梁大人下的是一盘文化强省的大棋？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喜欢搞形式主义的空谈家，批起袁世凯来却杀机毕现，可见蓄谋已久：

直隶总督袁世凯，少不读书，专好驰马试剑，雄才大志，瞻瞩不凡。

上来先夸一夸，搞得跟《清史·袁世凯传》似的。

接着笔锋一转，成了《捌周刊》记者，开八其如何勾结奕劻，将朝廷办成了“庆记官帽有限责任公司”。

当然，梁鼎芬也清楚，不把袁世凯“打造”成威胁慈禧统治的权臣，别说勾结奕劻，便是勾结外星人，也一样毫发无伤。

于是，开始了其处心积虑的抹黑之旅。

声名至劣之唐绍仪，胆大无耻之杨士琦，皆袁世凯之私交也。

这就指鹿为马了。

唐绍仪是人尽皆知的好好先生，还声名至劣，那可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至于杨士琦，从未深入了解的梁鼎芬就更没有发言权了。

作为袁世凯的高级公关，外人都觉得杨士琦不学无术，圆滑多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搞潜规则之余，不事交游，不苟言笑，终日宅在家里看书，工于诗文，满腹经纶，连成天跟袁世凯过不去的民国记者黄远生，也由衷地称其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

如果说行贿是一件上不得台面的俗事，那么一经杨士琦之手，也变得高妙了许多。

再深入挖掘不难发现，杨士琦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深入灵魂的绝望。

梁鼎芬成天骂骂咧咧最多只是失望，真正的绝望好比爱情已死的甄嬛，笑里藏刀，横扫六宫，最终含笑说死雍正。

生活逼你当流氓，一个快乐的流氓。

认真你就输了。

梁鼎芬继续较真：

汉末曹操，一世之雄，当其为汉臣时，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汉者，操也。晋末刘裕，才与操埒（liè，相当），当其北伐时，亦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晋者，裕也。前者微臣来京赐对时，亲闻皇太后皇上称，“其书甚好，时时阅看。”今此两朝之事，治乱兴亡，粲然具陈，开卷可得也。

梁鼎芬把袁世凯定位于图谋篡位的枭雄，方向没错，但因用力过度，语不惊人死不休，反而效果不佳。

况且，庆袁是推荐了不少人，但归根结底拍板任用的是慈禧。把这帮人说得如此不堪，等于指着太后的鼻子骂她无识人之明。

因此，骂疏被留中不发。

梁鼎芬方舟子附身，再三再四地上折狂骂，大有不把庆袁拉下马，这日子就不过了的趋势。

慈禧烦了，批复道：“沽名钓誉，肆意弹劾，著传旨申饬。”

保守派有时会玩儿悲壮，以玉石俱焚的姿态来博取同情。

梁鼎芬任武昌知府期间，俄国行将吞并东北，学生们停课聚会，开展拒俄运动。

对这样的爱国运动，脑子里只有维稳的梁知府竟然大放厥词道：

尔等只应用功读书，以图上进，这些与己无关的事管他作甚？即使把东三省送给俄人，亦无须尔等干预！

……

<h3>岑官屠上京</h3>

瞿鸿禨看明白了：这样搞是搞不垮庆袁的。

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

两广总督岑春煊。

作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岑春煊从小狂傲不羁，是时人口中的“京城三少”之一。

整天傻玩的结果就是成绩不好，以至于乡试时请人捉刀才混了个举人身份。

岑毓英倒在工作岗位上后，朝廷为表体恤，授予岑春煊五品京衔。

混到庚子国变前，外放为甘肃布政使。

机遇来了。

当时，两宫逃难团坐着清真寺给的大车离开昌平，驶入直隶省宣化府境内。

岑春煊得知后，二话不说，带着两千兵丁，跋山涉水赶至怀来迎驾。

狼狈出逃的慈禧见到这支毫无战斗力可言，却足以壮胆增势的人马，顿感心安。

岑春煊召对车旁，伏地而泣，誓言以死报国。慈禧大为感动，令其护驾。

于是，每至夜阑，慈禧酣睡之际，人们总能看见岑春煊带刀守卫于门外的身影。如此感人的场景，一直持续到銮驾抵达西安。

更重要的是，岑春煊一路都在给逃难团筹措生活必需品，这一临时性的职务叫“督办粮台”。

本来差使是落在怀来县令吴永身上的，但他无兵无饷，怕把事搞砸了，便通过李莲英直接面见慈禧，陈请道：

蒙恩派臣为粮台，本应竭犬马之劳，惟臣官仅知县，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于体制多有不便。现有甘肃藩司岑春煊，官职较崇，向各省催饷系属平行。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为督办粮台，臣改作会办。

慈禧一边吸水烟，一边道：“你这主意很好，明晨即下旨。”

吴永的动作引起随驾军机们的不满。须知，四品以下官员根本没有面圣的权利，区区一个七品县令，竟敢绕过军机大臣，径直上奏，虽在非常时期，还是扫了大佬们的颜面。

王文韶就不满道：“尔保岑三（岑春煊排行老三），亦须向我等商量，哪有径自陈奏的道理？此人苗性尚未退尽（岑母是苗族人），如何能干此正事？”

王大人多虑了。

岑春煊粗中有细，把后勤工作搞得井井有条，成了慈禧眼中的板荡诚臣，仕途一路畅通，从巡抚一直做到总督。

每至一地，岑春煊都要发起一轮反贪风暴，不吹落几十顶乌纱，都不想去衙门上班。久之，被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为“官屠”。

岑春煊阔少出身，从小便不缺钱，没有任何经济问题。由此可见，反腐的决心和主政者的清廉指数成正相关。当然，在暗藏杀机的天朝官场，反腐也是需要技巧的。岑春煊的技巧是把美名都落到慈禧头上，让草民以为自己是奉旨反贪，两头卖好。

慈禧一高兴，就把“太子太保”的头衔赐给他。从此，与袁世凯并称“晚清两宫保”。

岑宫保最拉风的经历是在两广总督任上。短短三年，弹劾贪官庸官一千多人，圆满实现了每日一弹……

想当初履新时，出手不凡的广州米商奉上四十万两银票的见面礼。

这在当地被称作“公礼”，约定俗成，并不以行贿视之，甚至有“与人计事，以不收公礼为无诚意”的说法。

岑总督却不吃这套，坚决不收，还把米商骂了个狗血淋头。

悚然无计的粤商只道好日子到头了，个个如临深渊。不久，却发现岑官屠只跟贪官过不去，在庇佑商民方面，比前几任做得都好。

当岑春煊奉调离粤时，虽已不流行送万民伞，但含泪相送的广东商民还是做出了公允的评价：

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办事者尚有人在。

当然，也有人不服气，比如海关书吏周荣曜。

晚清的中国特色是吏比官肥，关吏肥上加肥。

周荣曜在粤海关不辱使命地贪了两百万两白银，要不是碰到岑官屠，熬到安然退休当无悬念。

收到岑春煊追拿赃款的公函后，周荣曜赶紧携巨资进京，活动奕劻。

结果竟被授予三品衔，出使比利时。

岑春煊大怒，立参周荣曜贪污关税，要求撤职严查。

慈禧的过问让奕劻噤若寒蝉。周荣曜被革职，避居香港。

反击非常迅猛。

借中英在云南边境爆发纠纷之机，奕劻提出，调岑春煊为云贵总督，由袁党的周馥接替粤督之职。

岑总督在封疆大吏里堪称治乱能手，几次妥善地处理过民变。结果政绩成了证据，被奕劻拿来论证“戡乱交涉，非岑莫属”。

从最肥的两广到最穷的云贵，岑春煊自然不干。但慈禧担心时间一长，酿成外患，便准了奕劻的建议。

接到朝旨的岑春煊磨蹭到上海，称病不走了。

拖了半年，慈禧等不及，调邻省的四川总督锡良去云贵，而命岑春煊赴任川督。

火车行至武汉，几乎绝望的岑春煊意外地收到一封密信。

署名瞿鸿禨。

览毕，岑官屠临时决定：不去成都了，带着屠刀北上。

一天后，岑春煊出现在北京，使本已斗破苍穹的京师风云再起。

坊间猜测种种，有说将入军机，有说要取袁世凯而代之。岑春煊置若罔闻，无比淡定，一副“我是来找太后叙旧”的表情。

君臣相见，忆往昔岁月，慈禧唏嘘不已，动情道：“我常跟皇帝说，庚子年若无岑春煊，我母子焉有今日？”

岑春煊在一番“久违圣颜，不胜想念”的说辞后，不失时机地提出“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愿留京给太后当一看家恶犬”。

慈禧当即同意，道：“你的事好说，我总不亏负你！”

遂将最令人眼馋的肥缺——邮传部尚书一职给了岑春煊。

瞿岑联盟，准备就绪。

<h3>不辨善恶，尤甚故意为恶</h3>

岑春煊打出的第一张牌是示好袁世凯。他派人带厚礼到天津，请教咨询邮传事务，还跟大头借用北洋公所的房屋，完全一副三好学生的模样。

蛇在咬人前都会缩头。袁世凯冷笑三声，陪岑春煊演起了对手戏，在回信中胡扯瞎掰，通篇客套：

适闻足下北上，圣眷方隆。吾道不孤，令人神往……

弟德薄能鲜，公既推心置腹，敢不效肺腑之诚。倘不弃刍荛，时通音讯，幸何如之。

许多年后，岑春煊在回忆录中作伪，说自己到京不久，袁世凯为了套近乎曾命袁克定造访，表示可以将北洋公所的房子让给他做官邸，被他正气凛然地拒绝了。

阳示亲善后开始出招。岑春煊再次入见，当堂陈奏道：

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至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因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臣恐人心涣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回天乏术。

慈禧意欲调和，问岑春煊到京后是否拜访过奕劻。

岑春煊：“未尝。”

慈禧：“庆王鞠躬尽瘁，而时世之艰远甚于恭亲王时，汝应去见。”

见他默不作声，慈禧继续劝道：“尔等同受倚任，为朝廷办事，宜和衷共济，何不往谒一谈？”

岑春煊理直气壮道：“彼处索取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也不能作此用途。”

慈禧只好转移话题，聊起朝廷最近种种改良举措。

讵料，岑春煊直不楞登地来了一句：“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

慈禧怒了：“改良还有假的？”

岑春煊解释道：“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政以贿成，丑声四播。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

慈禧半晌无语。

岑春煊继续添柴加火：“士为四民之首，士心所尚，民皆从之也。臣听说到东洋的学生已有七八千了，到西洋的想必也有几千。几年后，这些人全都毕业回国，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必然一唱百和，声言改革，处处与政府为难，人心离散。真到了那种地步，臣实在愚昧不敢言说了。”

不觉失声痛哭起来。

眼看国亡无日，慈禧也跟着抽泣道：“我许久没听到你的话了，不想政事竟败坏到如此地步。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便是知县也经常蒙召，均勉励以激发其天良。万不料全无感动！”

岑春煊道：“大官守法，小官方能廉洁。奕劻贪鄙，身为元辅，何能更责他人？”

绕了一大圈，还是意在庆王。

其实，岑春煊不明白的是，他根本搞不倒奕劻。

首先，血缘再远（乾隆曾孙），奕劻也是皇族。何况人还同慈禧的亲弟弟桂祥结成儿女亲家，是太后娘家圈里的人。疏不间亲；

其次，亲贵里的少壮派羽翼未丰，没有能替代奕劻的。而耄耋之年的慈禧，绝不会主动打破稳定的政局；

最后，专制政府的首要工作不是反贪，而是维稳。草民的最后一丝幻想是庙堂之上的那个人是不贪的，连岑春煊也这么想。

事实证明是妄想。

晚年的慈禧酷好麻将，奕劻经常派福晋和女儿携银票数万，进宫陪老佛爷打麻将。输得多了，尚须遣人回家再取……

岑春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跟巨贪死磕到底，站在《清史稿》的立场，显然是人臣之楷模。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岑春煊和瞿鸿禨就是河蟹的两只蟹螯，锋利无比，护其主子。

章太炎早就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也就过过嘴瘾罢了。

真正帮满人造出桀纣的，是袁世凯；从内部蛀空体制的，是袁世凯；反戈一击，逼清室退位，避免哀鸿遍野、山河破碎的，还是袁世凯。

不是章太炎，更不是岑春煊。风遗尘整理制作。

深感撼山易，撼庆亲王难的岑官屠调整了作战方案，曲线救国。

第三次面圣，没有多余的废话，上来就参邮传部侍郎朱宝奎。

慈禧为难道：“我并非惜一朱宝奎。按理你应该到部后再具折参奏，以免众议不服。”

岑春煊历数朱宝奎劣迹，傲然道“不能与此辈共事”，拒绝到部任职。

慈禧终于还是卖了一个面子给护驾有功的忠臣，下旨道：

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着即革职。

一个未到任的部长，寥寥数语便参倒了副部长。

举朝震惊。

朱宝奎此前和岑春煊没有任何交集，虽说属于袁党，但袁党里的人多了去了，为何拿他开刀？

原来，朱宝奎当年游学归国，一直跟盛宣怀混。因机警灵活，渐受重用，不数年便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饱暖思淫欲。捞够了的朱宝奎看上盛宣怀家的一个婢女，求为妾室。

该女美艳动人，盛宣怀不舍，二人遂至绝交。

朱宝奎怀恨在心，收集了电报系统的种种黑幕，转投袁世凯门下。

大头当时正考虑趁盛宣怀回家奔丧，对电报、招商二局下手。有了朱宝奎的黑材料，一道折子便搞定。

盛宣怀怀着深仇大恨，窝在上海，终于等来了岑春煊。

岑官屠装病期间，盛宣怀提着水果登门拜访。岑说我没病，都是让庆袁给气的。于是勾起了盛宣怀愤怒的往事，开始痛斥卖主求荣的朱宝奎。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由岑春煊出面扳倒朱宝奎，在报盛宣怀一箭之仇的同时打压庆袁。

<h3>科技引领未来</h3>

奕劻有些日子没单独面圣了。

今天的主题是：瞿鸿禨和岑春煊都是康党，整垮微臣和袁世凯的目的是为戊戌翻案。

倒也并非空穴来风。

几年前大赦天下，瞿鸿禨请求宽宥康梁；戊戌变法时，岑春煊是路人皆知的维新派。

当然，大头也参加过强学会，但人早就临阵倒戈，洗清了自己的嫌疑。

奕劻清楚，立场问题虽说屡试不爽，但目前还只能在太后心里种下一颗疑窦，必须穷追猛打，左右开弓。

袁世凯出场。

故技重施，主题严肃：维稳。

广西土豪刘思裕带头抗捐，上演群体性事件；孙文见有机可乘，在广东发难呼应。

慈禧的心弦再次紧绷。

袁世凯貌似公允道：“两广总督周馥跟臣是姻亲，固知其忠诚，但年岁已高，恐无力应对粤乱。”

接着，把平乱人选朝素以知兵著称的岑春煊头上引。

慈禧想到的也是岑春煊，但却不无忧虑地表示其刚从粤督任上下来，怕是不愿再任。

袁世凯图穷匕见道：

君命犹天命，臣子岂有自择之理？春煊久沐慈恩，尤不当如此。

君臣大义是无可辩驳的最高天理，慈禧终于下定决心。

其实，岑春煊的孽纯属自找。

刚入京时，光绪还挺喜欢他，说：“你身体多病，可随时进见，不用通传。”

结果岑春煊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成天面圣，搞得光绪烦透了，还不好明说。

一日，又请见。光绪崩溃道：“他不是请病假了吗？怎么还能递牌子？”

相信慈禧也有同感。

岑春煊的部长才当了二十多天，就不得不滚回广东。

离京请训时，还跟唐僧一样唠叨。

快被折磨出幻听的光绪紧急叫停，说自己肚子不舒服，不能久坐。慈禧趁机道：“你赶快赴任，有什么话上折子。”

岑春煊道：“还有一个要面呈的折子。”

慈禧赶紧道：“拿来慢慢看，你下去吧。”

岑春煊回到寓所不久即启程，神色沮丧。

走到上海，又开始装病。

可以理解——瞿鸿禨还没倒，翻盘并非全无可能。

奕劻斩草除根，发动御史狂参岑春煊，顺便牵扯到盛宣怀。

两派斗来斗去。喜欢玩儿平衡的慈禧决不允许一方独大，奕劻却颇有血战到底之势，引起了太后的反感。

在一次和瞿鸿禨私聊时，慈禧抱怨道：“他（奕劻）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休息休息了。”

瞿鸿禨顺势道：“太后圣明，如此正可保全其晚节。”

慈禧：“我自有办法，你且等等吧。”

瞿鸿禨暗喜，一路哼着小曲儿回家，把奕劻行将罢官的消息告诉给了妻子。

口风不严的瞿妻闲聊时将此机密摆给了汪康年的老婆听。

汪康年获悉后，不知哪根筋搭错，估计是早年被康梁气坏了脑子，居然转告给供职于《泰晤士报》的友人。

“奕劻将出军机”的头条让《泰晤士报》当日销量直线上升，英国公使马上向中方求证消息的真实性。

慈禧非常被动，向外界否认澄清的同时，深恨瞿鸿禨政治上的不成熟。

袁世凯瞅准时机，让御史上疏猛攻，指斥瞿鸿禨里通外国，操纵报馆。

最终，瞿大军机落了个“姑免深究，开缺回籍”的下场。

政局波谲云诡。奕劻虽说有惊无险，但搞不懂太后究竟闹哪样的他还是自请退出军机处，以为试探。

刚辟过谣，自然只能降旨慰留。但借此风波，慈禧正好把已历任健锐营统领、正红旗都统等要缺的载沣调入军机处见习，以分奕劻之权。

斗来斗去，赢家还是西太后。

如此一波三折的宫斗剧，起点的大神也未必想得出。岑春煊仰天长叹，久久无语。

他认了。

没有谁会轻易认命，尤其强势如岑春煊者。

然而，人口基数在那儿摆着，再小的概率也足以使各行各业卧虎藏龙、过度竞争，遑论官场这个挤得头破血流的众争之地。

岑春煊累了，他不想再为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朝廷劳心劳力。

此次入京，慈禧给他的感觉是锐气尽消，敷衍了事，唯求生前不要大乱，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掌舵的都得过且过，自己还较个什么真？

岑春煊打点行装，准备南下。

恰在此时，噩耗以上谕的形式传到。说那个长期请病假的，就是你，别看了。你现在假期已满，还没奏报启程。两广地方要紧，员缺不便久悬——岑春煊着即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晴天霹雳。

所有人都觉得没天理了。

其实还是有的。

那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为了彻底整垮岑春煊，苦心孤诣的袁世凯动用了高科技。

具体实施者是PS高手，幕僚蔡乃煌。

蔡乃煌在邮传部工作，天天跟电报电话等新鲜事物打交道，标准的geek。

领到任务的他找人把岑春煊和梁启超的照片P到了一起。具体接活的，抓破脑袋你也想不到——同盟会的陈少白。

广东是革命党的乐土，而作为慈禧的忠犬，岑春煊遭到同盟会的敌视很正常，不愿他南下督粤更正常。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陈少白发挥专业特长，倒岑的同时为孙文赚取了一大笔革命经费。

慈禧对着假照片看了良久，无比伤感，以致泪下，喟然道：

岑春煊亦通党负我，天下事真是不可逆料。罢了，彼负我，我不负彼，准其退休。

收捡好被辜负的真情，岑春煊在上海当起了寓公。

<h3>福祸，总要有人偿报</h3>

改革已死，内斗不休。提醒清朝统治者正坐在火山口上的是安徽的枪声。

徐锡麟（1873—1907）的公开身份是安徽巡警道、巡警学堂堂长，秘密身份是光复会骨干。

因此，其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这件事可以理解为“省公安厅厅长手刃了省委书记”。

也正因如此，章太炎事后才会说：“安庆（安徽省会）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启义军之心。”

恩铭的直接上司、两江总督端方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事奇极”。

一个四品的道台，潜伏在体制内，杀了一个二品的巡抚——这真的不是在拍《风声》？

何况，徐锡麟的官还是花巨款买来的；何况，恩铭一直待他不薄。

遗疏中，恩铭向朝廷回顾说，这个杀千刀的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表侄，推荐给奴才后，见其办事勤奋，用之不疑。没承想欲图革命，故意捐官，实在是防不胜防。

“故意捐官”是疏中原话，这么经典的四个字也只有天朝找得出来。

平心而论，懂得重用严复和海归学子的恩铭属于体制内的改良派，对徐锡麟的提携不遗余力。

为免死不瞑目，断气前，他努力回想当日发生的一切。

阳光刺眼，热浪滚滚，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在一片喧闹中拉开帷幕。

主席台上，安徽和安庆的政府官员一字排开，正中端坐的是恩铭和安徽布政使冯煦。

鼎沸的人声逐渐平息。

身穿黑色警服、腰悬军刀、鼻上却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的徐锡麟上前呈递毕业名册，简单汇报了一些情况。

然后话锋一转道：“报告，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这是徐锡麟和同党约好的暗号。

恩铭愣了。

几日前，他收到一份端方发来的名单，说上海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招出不少同党，让他按图索骥，逐一抓获。

徐锡麟看到名单的刹那，惊出一身冷汗。

自己的化名“光汉子”赫然在列。

为防夜长梦多，决定提前举事。

他和同为光复会会员的秋瑾相约，一在安徽，一在浙江，同时发难，最后会集南京。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恩铭拍案道：“革命党！在哪？”

一个革命党用行动回答了他，奋力朝主席台掷出炸弹。

可惜是颗哑弹。

恩铭大惊，急忙起身。

徐锡麟从靴中掏出两支手枪，对准恩铭，连射七枪。

由于严重近视，除了打中右腰的一枪，其余均非致命。

众人夺命而逃，恩铭被抬出时凄厉道：“快把乱党就地正法！”

十个小时后，因抢救无效，一命呜呼。

当卫兵将徐锡麟押到冯煦跟前时，百思不得其解的冯大人叱问道：“抚台待你恩重如山，为何行刺？”

徐锡麟道：“恩铭待我，私惠也；我杀恩铭，天下之公义也。”

冯煦无语。

审讯时，徐锡麟对办案人员误会他是孙文一党颇为不满，声称同孙文理念不合，称其不配让自己去行刺。

他坦陈以灭尽满人为宗，杀完恩铭还要再杀端方和铁良。

临刑前的例行拍照，徐锡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张脸上没有笑容，不足以流传后世……

行刑过程惨烈无比。

刽子手先持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然后剖腹挖心。

心脏拿去祭奠恩铭的“在天之灵”后被一帮巡抚衙门的亲兵烹熟下酒……

不久，人称“鉴湖女侠”的秋瑾也被拿获，手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从容就义。

安庆起义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天涯何处不革命”的恐慌。

铁良遣人赴东京，携万金向光复会求和。慈禧也暂停召见内外臣工，添派卫兵和巡警，如临大敌。

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上谕里，慈禧怒斥地方大员养尊处优，吏治废弛，以至酿成巨患，规定从即日起，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辖区出现重案大案的，一律问责。

隐藏在疾言厉色背后的，是一颗倦怠已极的心。

以此前途无量之官职，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可见废科举的影响已开始发酵。

流水落花春去也。众叛亲离之忧，四面楚歌之患，让风烛残年的慈禧心灰意懒，得乐且乐。

当奕劻为了日俄联盟、再次图谋东北这样紧要的军国大事请求单独召见时，慈禧竟不允许，推辞道：“天气酷热，王爷宜当节劳。”

奕劻闻言，浩然长叹，愈觉国事不可为。

由此不难理解继任安徽巡抚的冯煦为何在处理善后事宜时顶住上级压力，一意宽大，不愿多做株连。

安庆的大观亭上，甚至挂着一副冯煦为徐锡麟撰写的对联：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

上联公开感慨清廷不日将亡，自己站在徐的墓前，百感交集。下联则希望徐的英灵能够原谅自己，不过是奉命行事，为清廷尽一愚忠罢了。

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们誓将反人类进行到底，主张扩大打击面，缉拿乱党。

署理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正好相反，警劝清廷“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

袁世凯则发了一封遍示直隶的通告，立场罕见地偏左。

在这道诡异的告谕中，袁世凯称排满是狭隘的种族主义，指责革命党“不顾阋墙（兄弟不和）御侮之义，而以覆宗绝祀为乐”。

又赞美天朝“深仁厚泽，史不绝书”，“极汉唐以来未有之版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郭沫若晚年写的诗。

真实原因，不足为外人道：袁世凯得到可靠消息，慈禧将调自己和张之洞为军机大臣。

由从一品升为正一品，位极人臣，对信仰官本位的国人而言，人生的终极追求也不过如此。

但对以亡清为鹄的袁世凯来说，手握兵权的直督，显然分量更重。

明升暗降是一种信号，大头必须对慈禧的疑心作出回应，即使老太婆一向疑心病重。

因此，通告既是一种表态（对慈禧），也是谆谆教诲（对百姓），以免直隶像安徽一样出乱子，被政敌抓住把柄。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袁世凯相信，公知能倒逼改良就不错了，根本亡不了清廷。

<h3>不怕走在黑夜里，就怕心中无阳光</h3>

这是一个戾气越来越重的国家。

公知间的对掐已经从文斗发展为武斗。

政闻社在东京举行成立大典时，同盟会的好打手张继（曾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率领几百号党徒操着家伙前来砸场。

他对着正在演讲的梁启超用日语大喊了一声：“马鹿（笨蛋）！”众人便争先涌上讲台，举起手杖开打。

一直以来，袁世凯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天朝究竟是什么？

对革命党来说，很好回答：“天朝嘛，革命的对象。”

但在大头看来，天朝其实是一个黑洞。

它吞噬一切伟大的情怀、崇高的理想，以及所有的愤怒和不屈。

多少反抗者被它融为一体，多少牢骚客被它点滴磨平。它张开血盆大口，向站在它对立面的人狞笑，并时不时地吸气。

面对这样一个怪胎，围观、呐喊、暴走、暗杀，终究只是徒劳，只是重复二十年前的人们早已重复过的事。

亡清，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持久战，是比“当湖十局”还精彩的棋局。而你的对手，深不可测，是道策、秀哉、吴清源和李昌镐的合体，还开了挂，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因此，得寸进寸、避首击尾、偷天换日、夺取军权的“潜革命”才是亡清之正道。

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

1907年9月，袁世凯和张之洞奉调入京。

继任直隶总督的是袁世凯的心腹杨士骧。

此人智商不在其弟杨士琦之下，初被李鸿章保荐为直隶通永道（辖永平府和通州、蓟州等八县），追随袁世凯后，迎合幕主心理，曾进“隆中对”一则：

曾文正（曾国藩）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唯左湘阴（左宗棠）与李合肥（李鸿章）。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平定新疆、班师回朝后便交出兵权，致使昔日纵横千里的湘军成了案头上的摆设。合肥掌握淮军，连年事故频发，于是尚能维持一时。今公继之而起，若能竭尽全力，扩练新军，坐拥到底，则朝廷必然望北洋如泰山北斗。他时同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又算得了什么？

说到了大头心坎儿上的杨士骧一路高升，成为袁党中的头号人物。

可惜，事实证明，此人善于伪装，人品严重堪忧，是袁世凯用人失察的孤例，大头后来也被他摆了一道。

上任直督后，杨士骧松了口气，摘下面具，开始疯狂地贪污。

当时，蔡乃煌任津海关道，此乃妇孺皆知的肥缺。

杨士骧召见蔡乃煌时，动辄破口大骂，骂得旁人都看不下去了，犹自喋喋不休。

一天，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老爸张镇芳私下里劝杨士骧：“他好歹是个道员，还是给留点面子吧。”

杨士骧答道：“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

如此贪婪之人，却因惧内，一生不敢纳妾，曾撰联自嘲“到死不闻绮罗香”。

杨士骧酷爱戏曲，经常在看戏时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跟优伶乱搞，搞垮了身体，以至于没干两年，便倒在直督任上。

朝廷谥其“文敬”，时人讥讽道：“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为敬。”

1907年的秋天注定是多事之秋。

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湖南乡绅熊范舆率领一帮地方贤达，向朝廷呈递了全国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民间请愿书。

书中心平气和地教育统治阶级，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忧”，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根除“内患”。

而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体。它使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如何能够抵御外侮？

因此，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必须及早成立，监督政府。如此，“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道，质问之声即起”，从而保证“官无尸位，责有专归”。

化解了民众的怨气，解除了内患，万众一心，外忧自不足虑。

最后，熊范舆还驳斥了甚嚣尘上的“民智未开”论——似乎每个时代普及常识的人们都不得不回应这一奇谈怪论。

请愿书中说，民众的议会民主知识，有些是“自然发达”，但更多情况下是“助长其增高”。

立宪各国，只有英国的国会是由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其余无论哪国，初开国会时，老百姓懂个屁的宪政民主。

由此，熊范舆得出一条震古烁今的结论：开设国会，恰恰是提升民智的重要途径。

当然，统治阶级要故意装睡的话，就免谈了。

不过，在人民日渐上升的智商和统治阶级每况愈下的道德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晚清，想掩耳盗铃蒙一天算一天，恐怕越来越难。

<h3>修正自己，就是修正世界</h3>

民意汹涌。

各地汇往北京的请愿书开始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肃亲王善耆是体制内的改良派，作为民政部尚书，接到这么多群众上书，深感压力山大的他也劝慈禧因势利导，刷新政治，不然以革命党这只求一死的阵势，国无宁日。

于是，上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不到两天，袁世凯便受到了慈禧的召见。

太后明显老了。

且心事重重。

她叹息道：“内外交困，日甚一日。有说立宪即可安靖者，有云立宪必有大乱者，究竟如何是好？”

袁世凯无语。

眼前的这个女人，他已过招多次。

她到底是谁？

她是咸丰的宠妃“天地一家春”。为了利用自己的小叔子奕訢，打破皇族不可入军机处的成例，又过河拆桥地弃之如敝履，罢免诏书中还错别字连篇……

也许，只有权力逻辑方能准确解读慈禧的行为模式。

无论戊戌政变还是庚子国变，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不管什么变，都是慈禧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而做出的激烈反弹。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嗜权且对权术炉火纯青的慈禧可以维系自己和清廷四十八年而不坠。但在那个转型的时代，需要的不是精巧算计、帝王心术，而是一位伟大的君主来带领中国走入现代化。

比起还需要倒幕尊王、重树天皇权威，方能变法维新的日本，清廷完善的皇权保障体系早已由雍正创造出来。

只可惜摊上了权人慈禧。

这既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

然而，历史自有其运行之法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只有顺天应人，方能在沧海横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英雄。

而这个人，此刻正跪在慈禧对面。

袁世凯对曰：“与其坐以待亡，不如立宪。即使无益，也可避免后悔。”

他早已说破嘴皮，并且清楚：垂暮的朝廷，已没有能力和胆量来给自己动手术了。

病入膏肓的慈禧饮鸩止渴，继续玩儿她的御人之术。

内调张、袁，初衷就是坐山观虎斗，可她偏要把戏做足，召见张之洞的时间罕见的长。

慈禧：“大远的路，叫你跑来，我也是没有办法了。今日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今天你出了个主意，明天他又是另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心里好有个数。”

张之洞：“自古人臣不合，最为大害（在君主看来未必）。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慈禧：“现在用人很难，你看能大用者究竟有几人？”

张之洞：“此事仓促间不敢妄对。”

慈禧：“徐世昌如何？近来参他的人很多。”

张之洞：“未始不可用，但太得意，阅历尚浅。”

慈禧：“岑春煊何如？”

张之洞：“有血性、能办事，但稍嫌急躁。然而当今人才难得，投闲置散，亦殊可惜。”

慈禧：“庆王呢？”

张之洞：“奕劻阅历甚深，当有余。”

其实，用谁都没用了。

从慈禧开始考虑死后的人事安排，精心布局、扬满抑汉的那一刻起，改革便宣告死亡。

随之而来的，是清廷蜕化成一头自暴自弃的怪物，以反改革的狰狞面目示人。

反动案例一：严禁绅商士民议政干政。

对此，《申报》发文讽刺道：“朝廷已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真想搞专制，不妨明说，何必用专制的手段，肮脏此立宪之美名？”

面对纸媒的群起而攻之，朝廷的应对简单粗暴，即反动案例二：颁布《大清报律》，出版事前审查，压制言论自由。

一石激起千层浪。

《江汉日报》痛骂制定此律的畜生是“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

采用北京白话、深受市民喜爱的《正宗爱国报》嘲讽道：“啥叫《报律》呀？简直的外号儿就叫收拾报馆，堵住报馆的嘴，不准你说话，就是《报律》的真精神。”

反动案例三，终极反动：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当然你会问，这有什么反动的，还终极反动？

因为宪法和宪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宪法是exe文件，不可更改，可以执行；而有的国家，宪法是txt文件，任意更改，无法执行。

问题最严重的是清政府这版，整个一错漏百出满屏乱码的pdf文件，既不能执行也不能更改。

用软件转码后发现，整个《大纲》分两部分。

首先是“君上大权”。

通篇都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等字眼，结果，皇权比立宪前还大，完全开历史的倒车，还不带打灯的。

其次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

人模狗样地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说得跟真的似的。可惜，所有权利都有一个“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前缀。而所谓的法律都是什么样子，看看《大清报律》一清二楚。

也许，这才是最深切的悲哀。

改革已死，只剩一群饥饿的秃鹫，分食地上腐烂的尸体。

正文第十章退而不休，蛰居待时

<h3>百年国会梦，曾经一步遥</h3>

清廷丧失了最后的机遇，在1908年登上专制的马车，绝尘而去。

对此转折，《神州日报》在一年前就有一篇神奇的预测：

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唯恐蹈其实。从今往后，政府之政策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必日益言销融满汉、改良庶政、宣布宪法、予民自由；一方面必日益派侦探、捕党人、钳制学界、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言之愈殷（恳切），去之愈远。

一言以蔽之：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俱废。

唯一让人觉得还有个盼头的是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方案。朝廷承诺，到第九年时，公布宪法（而不是大纲），实行选举。

客观来看，即便是转型最快的日本，从明治天皇即位到开设国会，也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九年，已经很短了。

问题是天朝欠账太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必亡；改革，也必亡。

而至于方案中言及的议院，倒并非画饼充饥。丙午改制时“四院”里的资政院便是其体验版。

按照袁世凯的设计，资政院采集舆论，是议院的雏形，通往宪政的中介。

一年后，孙家鼐和贝勒溥伦（曾率团代表中国首次参加世博会）会同军机处拟定了资政院的架构：议长一人，副议长两人，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半。

钦选议员从王公大臣中产生。民选议员自然来自民间，可问题是，怎么选？

用咨议局选。

作为省级民意机关，咨议局是资政院正式开院前的热身，堪称九年预备立宪方案里的重头戏。

虽说议员基本还是出身传统功名的进士举人，选举也山寨得啼笑皆非——有票仓未开即已知某人得票多少的，有把早已病故者列入候选人的。

但无论姿势多踉跄，“民选”这一步，终究跨了出去。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起奋发走进新时代。重燃希望的社会中坚们暂时放下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比照着《钦定咨议局章程》，在全国除新疆外二十一省的咨议局中打点各自的位置。

袁世凯苦笑着摇摇头，不再关心宏观的改制，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中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

瞿鸿禨主持外务部时，作风因循拖沓，外国人极其厌恶。

当然，保守派多半表示理解：洋人都是人渣，眼不见心不烦。

问题是你图清静，全国人民就清静不了了。外交需要大智慧，一味“搁置争议”，寄希望于下一代，小病也拖成了绝症。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后代里不出晋惠帝。

袁世凯上任后一改拖延之习。每日军机处下班，即将外务部积压各案提前赶办，准时回信，一时间使馆人员无不感佩。

此前，最棘手的外交难题是日俄重新勾结，将满洲划分为南满、北满，各占一半。

美国为了遏制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主动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并建议将此款用于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和美国人在华开展教育事业。

袁世凯立刻响应，同美方达成初步协议，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

作为最高级别的外交使节，大使享有比公使更高的礼遇，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

与列强建立大使级关系，对中国而言还是首次。如能成功，将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于是，大头请旨，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全权办理此事。

在中美的那段蜜月期里，《纽约时报》专访了大头。

记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美国的看法，袁世凯道：

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我觉得，尽管中美两国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民比受欧洲教育的能更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国内的管理。

在问及对改革的期望时，他答道：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诸多因素盘结交织在一起。但就民意而论，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和机遇，无论如何都能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可惜，既没时间也没机遇了。

<h3>政治即人事</h3>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吃过晚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

自知命将休矣的她醒来后立刻召见中枢重臣，交代后事。

据说临终前，她幡然悔悟道：

以后勿再使妇人干预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者，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但从后来出了个隆裕太后来看，可见其所谓的悔悟并非那么简单。

不久前，慈禧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大寿。

西藏的达赖喇嘛率属员来京，向太后祝寿。

当时，慈禧的陵寝已然竣工，京城纷传“一城不容二佛”，老佛爷会被活佛给克死。

结果，寿会一过完，慈禧就病倒了。

达赖很紧张，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当立即送往太后陵寝，以镇压不祥。

慈禧于是命奕劻迅速办理此事。

送个佛像用得着庆王之尊？联系到奕劻和载沣由来已久的暗战，答案显山露水。

在对权术的运用上，载沣和奕劻的距离好比跆拳道白带跟黑带的差别。

之所以选中他，是慈禧机关算尽的结果。

首先，近支里确实没有更好用的了，以载沣制衡庆袁，勉强令人放心；

其次，其子溥仪年幼，若自己命长，立之为国君，还能继续训政；

最后，载沣有没有可能同袁世凯化敌为友，像奕劻一样被牵着鼻子走？

答案是绝无可能。

除了兄（光绪）仇不共戴天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那就是大反派：张翼。

这个连生卒年都没有，即使历史专业的人瞥见也只会联想到三国时蜀将张翼的“酱油男”，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醇亲王府的马夫，张翼深受奕譞喜爱，被拔为近侍，跟载沣情同手足。成年后捐了个江苏候补道，又接替唐廷枢任开平煤矿督办，正式开始其反派生涯。

第一季里，承担军需保障的张翼给北洋舰队提供劣煤（煤渣），丁汝昌屡次诘问，屡教不改；

第二季里，戊戌政变前夕，荣禄将其主张写进密信，托奕劻转达慈禧，从而促成了反政变的发动。坐火车去北京送信的，正是张翼；

第三季里，干脆玩把大的。眼看大清朝的首都都被八国联军攻陷了，得，为自己想想辙吧。于是，把开平煤矿倒卖给了胡佛（胡佛又转手给英商）。

袁世凯出掌北洋后，发现此事。震怒之下，上奏朝廷，指出：“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为商人血本，岂能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接着，请旨下命外务部照会英使，向其说明“该矿系李鸿章筹集官商股本奏准开办的，中外咸知。张翼与胡佛之私约，未奏明我政府，断不承认”。

此时，私卖国有资产的张翼居然已官至侍郎。经大头参奏后免职，并被勒令赴英国打官司。

对一个法盲来说，这可真是不小的挑战。

载沣出面替张翼说情，遭到袁世凯严词拒绝。

第二道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慈禧为了布好载沣这枚棋，竟强废其所定之亲事，而自己家已无可以许配的人，便将宠臣荣禄之女嫁给载沣，即溥仪生母瓜尔佳氏。

但她显然高估了载沣对权力的热情。此人性格懦弱，一如其父奕譞。当年慈禧选光绪入宫继承大统时，奕譞仓促间竟被吓得肝病发作，立马上疏请辞，哀求“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

天机算不尽，祸福轮流转。

当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的懿旨传至醇王府时，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激烈道：

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这倒是大实话。

强势如康熙，亦曾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为君者则勤勉一生，了无休息”。遑论给慈禧当一傀儡？

因此，出于真实的恐惧，载沣真心叩辞，绝非做戏。倒是病危的光绪，听说后极为喜悦，道：“立一长君，岂不更好？如此亦不错。”

同样的建议，张之洞向慈禧提过：主少国疑，不如径立载沣。

慈禧的回答非常官方：

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

真实原因，还是权力平衡。

之所以把奕劻支到清东陵去送佛像，就是为了给接班创造实施条件。

庆王前脚刚走，慈禧便将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离北京，而以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第一镇接防。

而让溥仪继承同治帝位，结果便是光绪的后妃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全如弃履。

奕劻回京后，政局木已成舟。

为了安抚老臣，慈禧将“世袭罔替”的殊荣给了庆王。这意味着等他死了，其子载振不必按“降级袭封”的常例获封郡王爵，而是世袭奕劻的亲王爵，俗称“铁帽子王”（有清一代只有十二家）。

问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再铁的帽子也铁不过现实的权力。因人走茶凉而被革爵的铁帽子大有人在，奕劻不得不严肃对待。

面对残局，老辣的庆王愣是扳回一城。

他提出：溥仪可以继同治之统，但要先继光绪之嗣——只要把光绪喊爹，就得把皇后隆裕喊妈。

届时，以皇太后隆裕均分摄政王载沣之权，奕劻方能安全自处。

问题是慈禧能答应吗？比较一下亲疏就清楚了。

载沣跟慈禧的联系只有一条：外甥（其父奕譞是慈禧老公咸丰的弟弟），远不如他哥光绪。

光绪的母亲那拉氏既是奕譞的福晋（正妻），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而载沣他妈刘佳氏除了奕譞侧福晋的身份，什么都不是。

综上所述：载沣和慈禧没有血缘关系。

隆裕则不同。其父桂祥是慈禧的亲弟弟，她是慈禧的亲侄女。再不讨姑妈喜欢，也是一家人。

于是，当奕劻跪在病榻前苦劝时，半昏半醒的慈禧准其所请，做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制衡，在遗诏末尾加了条伏笔：

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

有了隆裕这座靠山，即使千夫所指，奕劻最后也捞了个善终的结局。

冷月无声，灯影明灭。

瀛台涵元殿，三十七岁的光绪在幽禁多年后，终于含笑而逝。

十几个小时后，慈禧驾崩。临终前忽然叹道：

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h3>奈何生在亲王家</h3>

二十六岁的载沣能否开稳帝国这艘破旧的大船，是萦绕在所有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在袁世凯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其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还是失当。

每次大乱都伴随着人口锐减，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

新的王朝开启了和平的年代。经过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从而再次进入乱世。

如此往复循环。

人地矛盾，实为破解中国治乱兴替的密码。

若以清初的1660年和中叶的1800年为两个时间点考察不难发现：人口增长超过了百分之百，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五十。

至太平天国兴起，形势进一步恶化。近九成农民没有耕地，不得不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支付高昂的地租。

而由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货币贬值，则进一步加剧了早已尖锐无比的社会矛盾。

同时，历史交给晚清掌舵者的重任却异常艰巨：既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又要融合民族关系，化解近乎无解的满汉冲突。

更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转折恰与列强入侵中国的外部危机不期而遇……

那么，没有外患，清廷是否就能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华丽转身？

考诸前史，君主集权真正完善并付诸实施之际是在清朝。

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押；

宋代，宰相向皇帝上条陈，得到皇帝同意或批改后，正式拟旨；

明代，内阁大学士分割了相权，但仍能“票拟”——阁臣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若摊上个昏君，不看“票拟”，直接批红下达，则大学士亦可弄权。

直到清朝，“一切皆决于上，权力不容旁落”才得到制度性的固化。

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却只是个秘书班子。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皇帝亲拆，披阅后下发军机处。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方能下发。

然而，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机器，越容易出错。

如此事必躬亲的设计，对君主的能力、体力以及耐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工作狂不能胜任。

雍正明显高估了子孙后代的实力。

而载沣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因为要给清廷保驾护航而让自己过劳死，即使其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就是代清政府受辱。

《辛丑条约》第一条规定：就德使克林德遇害一事，中国派亲王代表皇帝赴德致歉。

清廷本想让驻德公使代为谢罪，遭德方拒绝，只好屈辱地派出了年仅十八岁的载沣和副都统荫昌。

叫荫昌去，盖因他当年留德时跟现任德皇威廉二世是同窗好友。

结果德皇公私分明，根本不买老同学的账，给道歉团安排的是普法战争中被俘的法皇拿破仑三世住过的寓所。

次日，在充满冷漠和敌意的氛围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向其三鞠躬赔罪。

威廉坐受国书，致答词也不起身，只傲慢道：“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遂谓前愆（qiān，罪过）尽释。”

尽管此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也为他创造了走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在德国，他目睹了建造中的巨型商轮“威廉二世”号（排水量三万吨），又参观了著名的克虏伯军工厂。

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炼钢的过程：

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至两千度后方可浇铸；

每块新式钢板炼轧完成后，先以巨炮轰击，观其成效如何。

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沉稳风度，也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论断道：“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一定会为这个她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替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

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皇族亲贵不同，载沣经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一个名叫赫德兰的美国传教士的观察颇具代表性：

他长得很端正，两眼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

然而，一切只是表象。

真实的答案在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回忆里：

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譞）相似，而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

在家，载沣的威信甚至不如其妻瓜尔佳氏。

一次，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下人闲散了一整天，连各个房间的窗户都没开过。即便如此，载沣也只有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同时，他害怕应酬交际，客人待到再晚，家里也不留饭。一次，一位贝勒夫人对瓜尔佳氏说：“听说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既然不留我吃饭，能不能改日送两样给我尝尝？”

瓜尔佳氏苦笑之余，只好把菜送到对方家里。

溥仪也清楚地记得，载沣一遇大事，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原地转圈，结结巴巴地对他道：“皇上，这、这、这也得慢慢商议。”

在外，载沣更是优柔寡断，不敢自专。

一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就日俄同时陈兵在边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谁知，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

锡良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好吗？”

不久，出国考察的邮传部侍郎汪大燮自东瀛归来，上奏密陈日本的小动作，折子却被留中不发。

再三启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利害后，载沣默然无声，旋即取出一只怀表，道：“已经十点了。”

遂端茶送客……

<h3>一切为了倒袁</h3>

懦弱的载沣甚至连同样庸碌的隆裕都对付不了，被时人讥笑为“内惧福晋，外畏隆裕”。

隆裕当上太后，第一件事便是在紫禁城修“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而正在兴建新军的清廷财政已然吃紧，载沣却根本无力阻挠其败家之举。

当然，要说一点手腕都没有，也不客观。

镇国公载泽因贪赃被参，载沣传见时，以折示之。

证据确凿，载泽清楚无法隐匿，遂一一承认，静候处罚。谁知，载沣竟收起折子，淡然道：“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吧。”

赤裸裸的包庇，为他赢得了一个甘愿效力的奴才。

宣统二年（1910），举国上下力言解除党禁。载沣为了树立开明的形象，意欲解禁，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国。

结果，隆裕顶着凤冠，急如星火地找到载沣，阻挠道：“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

摄政王的权力运作只好再次搁浅。

每天按时临朝的载沣，都会面对养心殿的西墙凝视许久。

那里挂着各省官员的职名表，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全都有份。

君临天下者，权力首先在此体现。

西墙两旁，挂着一副雍正题写的对联：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对于雍正，联语表达的是一种踌躇满志和对集权的渴望；但对载沣，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讽刺。

权力制衡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人掌权的同时，要对权力的效果负责；而有人拥有权力，却从不负责。

隆裕扮演的就是后一种角色，不承担权力的责任，却有监管权力的权力。

因为西太后留给侄女的这份遗产，载沣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也许，退位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1911年10月16日，载沣交权归藩，神色淡定地回到府上。

他更衣用茶，并淡淡地对哭泣不止的瓜尔佳氏道：“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退休后的载沣自刻印章两枚，一为“闲园”，一为“天许作闲人”，并自书一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天天躲在书房看书、听曲，研究天文学。

比起浩瀚无垠的宇宙，地球上发生的这点破事算个屁。

每到夏日的夜晚，载沣就给孩子们指点天上的星座，把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哈雷彗星、五星连珠用笔画下来，夹在日记里。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当孙文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登门拜访后，载沣在日记中也只是以“孙文来晤谈，江朝宗（时任步军统领）在座”一笔带过。

张勋复辟时，前清的遗老遗少不断上门请安、求官，载沣无动于衷，一概挡驾。

以宅到死的决心，总算安然活到建国后。

如果说载沣身上还能找到一条明确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倒袁。

明确到连他两岁的次子溥杰都懂得看到袁世凯的照片就爬过去剜他眼睛。

舆论本来非常有利。

宫里的流言，有玩悲情的，说光绪临死前拉着载沣的手让他杀袁世凯；有搞悬疑的，说隆裕整理光绪遗物时，发现砚台盒里有“杀袁世凯”的御笔。

海外的配合也非常到位。

早在1907年，康有为就批示梁启超和麦孟华将反袁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并杀气腾腾道：“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

康南海之所以好用春秋时的典故，在于时刻提醒别人他是研究《春秋》的专家。

此处用典，意在指示弟子：必要时可对袁世凯实行暗杀。

两宫殡天，“南海牌谣言制造机”又开足马力造谣了。

说袁世凯趁太后病危，买通内侍，鸩杀（毒死）光绪，并密召直隶提督姜桂题率军入京自卫，谋弑新帝篡位。

不知情节如此荒谬的宫斗秘闻远在日本的康党是怎么编出来的，反正梁启超就据此致电各省督抚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以伸公愤”了。

其实，现代科学的检测表明，光绪死时，头发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一百多倍，基本可以证实死于砒霜中毒。

敢毒杀皇帝，除了慈禧，没有第二人。

让光绪死在自己之前，以免其上位翻案，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此机密之事，估计只有李莲英、小德张几个清楚，外廷根本无从得知，与大头何干？

康有为也知道剧情不太接地气，自撰讨袁檄文一封，把戊戌以来中国所有的坏事都算到袁世凯头上，呼吁“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dù，害虫）”，遍寄满朝文武。

梁启超则走内线，很早便同善耆和度支部尚书载泽建立了远程联系。

关键时刻，两大内线联袂吓唬载沣，说袁世凯的党羽已遍布内外，而唯一能制约其的太后也死了。他日坐大，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这帮人纯属杞人忧天。

诛袁对载沣而言，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几十年的吐丝结网、润物无声，大头已将朝廷内外布置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铁甲钢拳。

反观载沣，只掌握了君权的二分之一，离生杀予夺还很遥远。

因此，他不敢急于动手，反而趁改元宣统之日，加袁世凯与张之洞太子太保衔。

大头从慈禧殡天那天起就保持低调，成天躲在家里补写尚未完稿的回忆录《戊戌纪略》，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北京一夜，替自己辩解。

“谭复生夜访法华寺，袁慰庭拒当李多祚”也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一回。据历史学家杨天石多年来的考证，梁著刻意隐瞒了许多事实，而《戊戌纪略》则基本可靠，只在少数问题上有所掩饰和美化。

比如，袁世凯曾对谭嗣同表示“杀荣禄如杀一狗”。后来可能觉得有损形象，且易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故纪略中只字未提。

再比如，《纪略》里的大头，动辄高喊“人臣之大义”，搞得自己跟五道杠似的。这一点，中国读者笑笑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杀青后，袁世凯将《戊戌纪略》郑重交给幕僚张一麐保存，并嘱咐他说：“万一哪天遭遇不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公开，以正视听。”

<h3>君要臣病，臣不得不病</h3>

载泽早就料到载沣下不了手。

从他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军机大臣那天起，载泽即有预感。

当日，寒风凛冽。为了表示谦抑，载沣将会议地址选在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并商定：今后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盖印，军机大臣联署。

此举意在收买人心，却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令载泽等人痛心疾首。

当然你会问，载泽也是立宪派，为什么非扳倒袁世凯不可？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之处——政见也要为政治斗争服务。

除了身为太子党要夺权的“使命”之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盛宣怀曾进贡白银七十万两，并以自己在洋行的人脉，帮载泽洗钱。

条件只有一个：倒袁。

于是，作为清政府的财政部长，载泽不把心思用在理财上，一天到晚盯着外务部，终于抓到了袁世凯的小辫子：联美制日。

即接受美国的示好，与之结盟，将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

这是光绪在世时，袁世凯力推、慈禧拍板，定下的国策，因顾虑日俄的干预，一直秘密进行，不为外人所知。

直到载泽来挖坟。

连这样利国利民的外交政策都要去黑，可见此人最大的能耐是颠倒是非。

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向载沣汇报，并挑唆道：“日本到中国，在三日之内；美国援助中国，在二十日以外。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是与谋大臣居心不良。”

不懂远交近攻也就罢了，载泽还跟家庭主妇似的算起了账：“那，每年费用增加好几万，只得到一个大使的虚衔，能是上策吗？”

载沣心想：“还有这事？”赶紧命人调查大使和公使的区别。

回复说：大使可以要求同驻在国元首面谈。

满清皇族，向来恐洋，载沣更是患有社交恐惧症。动不动就得接见外使，他宁可提前办退休。

问题是唐绍仪已跟美方谈妥，大头不甘心功亏一篑，入对时仍极力主张，结果惹得载沣震怒，当场推翻御案。

袁世凯悚惧不安，默默地退下。

载沣杀心已起，磨牙吮血，拟好诏书，内称袁世凯“跋扈不臣，万难姑容”，要将其革职流放。

不要小觑流放，在没有编好杀头的理由前，这是最给力的惩罚。

多少流放三千里的政治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祖国的边疆，如张荫桓、载勋。若袁世凯真被发配，赐死的朝旨指日可待。

因此，当载沣拿着诏书请奕劻裁断时，对方毫无悬念道：“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

载沣隐忍不发，趁一日军机处散值，召张之洞和另一个军机大臣世续入内。

又摸出那封捂热了的诏书。

本以为世续是满人、张之洞跟大头颇多抵牾，当无异议。

谁知两人以大局为重，怕袁世凯去职会引起中外震动，坚决反对。

事实证明，并非多虑。袁世凯被罢官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顿时炸开了锅。《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将大头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替他抱屈道：“就是这样一个官员，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

无奈载沣固执己见。

张之洞婉转苦劝，唇焦舌烂，总算帮袁世凯磨出一个“开缺回籍”的处置。

下来后，有人不解道：“项城（袁世凯）一世之杰，朝廷既不能用，杀掉就是了。如今使其悒悒（忧愁）而归，不怕遗患于他日吗？”

张之洞摆手道：“明有崇祯，勤政爱民，也算得上是一代贤君，徒以对待臣下操切，轻于杀戮，遂至亡国。今监国仁慈开明，宜引导其宽大为怀，以增国脉。倘若刚刚行政就诛戮先朝重臣，我怕他重蹈明末之覆辙。”

在鹿传霖等军机大臣和新军镇统一级的北洋系军官的一致反对下，载沣只好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并令那桐补授军机大臣。

借口虽说蹩脚，但绝对童叟无欺。

半年前，袁世凯五十大寿，收到寿联五百余副，寿屏一百多堂。家里高朋满座，气势辉煌。

反袁专家江春霖为了搜集证据，深入敌后，也来祝寿。

他发现奕劻送的贺仪，落款不称王而直书其名，载振更是自称“如弟”（结拜兄弟），有违王章，便以此入手，罗列了袁世凯的十二大罪状，连他远房亲戚抽鸦片都算在内，上折弹劾。

慈禧寻思着自己快不行了，死前还得再敲打一下，便把袁世凯唤来，出示弹章，怒批了他一通。

躺着也中枪，真是毫无天理。

出门下台阶时，惊惧不安的大头一不留神便把脚给扭了。

罢旨中的“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即来源于此。

袁世凯接旨后，面色通红，强笑道：“天恩诚厚。”

当时，慈禧的丧事还没办完，大头是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念及此事的他忽道：“我今天当值，怎么办？”

一旁的世续叹了口气，说：“我代你去。”

出宫后，袁世凯开始做回乡的准备。

亡清之局，他早已布好。留给载沣的，只剩死棋。且不说北洋系把持了多少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单看新军镇、协、标三级军官的名单，便知天下到底操诸谁手：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段芝贵、曹锟、张怀芝、唐天喜、雷震春、陆建章、张敬尧、孙传芳、田中玉、靳云鹏、王占元、孟恩远……

几乎尽出于小站。

这帮一时之选分布在“北洋六镇”（直到1911年，全国也只有十四镇），遍控天下关隘。

第一镇驻北京；

第二镇分驻山海关和直隶省永平府；

第三镇分驻保定和奉天省锦州府；

第四镇驻天津小站；

第五镇驻济南；

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虽然其中四镇已划归陆军部，但军队向来认人，段祺瑞等根本不把铁良放在眼里。

而另一方面，治理中国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的废除，其身份已发生了转型。

年轻一点的，被革命党忽悠去，走上颠覆现政权的道路；

年长一些的，通过选举挤进咨议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跟清廷对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载沣，面对这样的残局，即使怨谤集于一身，也无能为力。

因此，东海之东的伊藤博文在会见英使时预测道：“三年之内，中国必将发生革命。”

<h3>太子党的逆袭</h3>

袁府离东华门不远，众人已在此恭候多时。

袁克定一见到父亲就嚷嚷起来：

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

尔朱荣是南北朝时的北魏权臣，因与皇族矛盾尖锐被北魏孝庄帝骗入宫中砍杀。

载沣绝无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边号泣一边劝其出国走避，搅得大头自乱阵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时任新军第一镇协统的张怀芝建言道：

怀芝一人护我公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结果，车至天津，张怀芝给直督杨士骧打了个电话，让他派人来接，却遭到拒绝：

他奉旨回籍，怎么能到这来？要是来了，必得上报。

张怀芝不再多说，转身回禀袁世凯。

杨士骧挂了电话，其幕僚道：“虽如此，一定要前往慰问，不要让他记恨我们。”

遂遣其子前往。

袁世凯已经看透了杨士骧，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他儿子。

北京。

世续去袁府慰问，看门的说袁大人病了，不让进。硬闯之下，对方无奈告以实情。

他大惊道：“这才真的是大祸临头呢！”

赶紧用电话催袁世凯还朝，并以人格保证，没有追加严惩的后命。

奕劻和张之洞也派人转达了同样的意思，劝他赶紧回家，避其锋芒。

1909年1月6日，北风如刀。

袁世凯带着一大家子，伫立于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即将奉旨回乡“调养足疾”。

前来送行的只有孙宝琦、杨士琦、杨度和严修等区区数人。

倒不是什么人情冷暖。重量级的官员为了不刺激敏感的载沣，早就私下送别过了。

比如张之洞。

唇亡齿寒的两个人冰释前嫌，促膝长谈。

张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着袁世凯的手，慨叹道：“马上就轮到我了。”（“行将及我。”）

离别的车站。

四人里，孙宝琦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一向高调。

早年任驻法公使时，兴中会叛徒汤芗铭偷了孙文的公文包，拿着里面的会员名单跑去使馆告密。

结果，清廷的三品命官孙宝琦扭头就派人给孙文传信说“危险速逃”……

此外，杨士琦的农工商部侍郎、严修的学部侍郎以及杨度的四品京衔全是大头一手争取来的，三人岂能不感佩于怀？

大树既倒，载沣再接再厉，着手剪除袁党。

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阅历的载沣跟慈禧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

后者欲擒故纵，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除了正面打击，罢官贬职外，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政治手腕。

唐绍仪、赵秉钧和严修等相继去职，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接替其东三省总督一职。

锡良一到任，就严参袁党骨干、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的贪污案，将其革职查办。

不久，杨士骧病故，端方北上署理直隶总督。

屁股还没坐热，就因一件荒诞至极的事被革。

当时正逢慈禧梓宫移陵，由端方负责相关事宜。从紫禁城到清东陵的路上，新潮的端大人想给隆重的出殡大典留下些历史记录，便举起相机，一路狂闪。

结果，没过几天便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李鸿章长孙）给参了。

李国杰是个混混，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写信向端方求官。

端方一口答应下来，却因故未能践诺。

李国杰记恨多年，终于逮住这个机会，跑到隆裕那搬弄是非，说：“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隆裕见识短，心想自己刚上位，疆臣便敢如此不敬，一定要杀一儆百，树立威信。

于是，摄影爱好者端方因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而被开除公职。

载沣则继续其揽权大计。

早年出洋的见闻让他看到，德国皇室从幼年起就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因而国势强盛。

有心效法军国主义的他开始日夜思索如何集中兵权。

得出的答案是：国之利器，岂可予人？

说干就干。

先裁撤练兵处，再加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郡王衔，分管海军与陆军，完全无视慈禧遗折中“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的劝诫。

载洵把持着新成立的海军处，与其兄载沣性格迥异。以海军大臣的头衔出访欧洲时，一路颐指气使，纨绔到底。

当德皇的叔叔出面为载洵举办送别晚宴时，他竟以晚饭已吃饱为由，拒绝前往。急得驻德公使荫昌想辞职，最后生拉硬拽把载洵拖到了波茨坦皇宫。

结果，看到名流显贵济济一堂，名媛淑女竞相邀舞，载洵转怒为喜，又在觥筹交错间大醉失态。

美国政界普遍认为载洵不仅腐化，且对海军事务茫然无知。

当他出访美国时，马克西姆造船厂因施放了一组能在空中展示载洵身穿军礼服形象的焰火就赢得了订单，气得那些不懂中国逻辑的竞争对手直喷美国国骂。

回国后，玩兴大发的载洵在廷议上主张大举国债，建设海军，引得朝野大哗。

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让载沣也不便贸然支持自己这个脑残志坚的弟弟。

情急之下，载洵居然搬出宠爱自己的生母刘佳氏，跟里的白三爷似的，不依不饶，逼得载沣一个多月不敢回家。

<h3>国运将尽</h3>

左膀不行，还有右臂。

载涛相对而言更有城府，但也更年轻。载沣一直在物色机会，帮他铺路。

先是从新军第一镇中抽调士兵组成自己直辖的禁卫军，装备和粮饷优于各军，以载涛和铁良为训练大臣。

再将陆军部的下属单位军咨处分离出来，改造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顾问、指挥机关军咨府，交载涛管理，凌驾于陆军部之上。

紧接着，将新军第一镇镇统段祺瑞外放为提督；将铁良外放为江宁将军（南京地区总司令），而把荫昌召回，代替其陆军部尚书一职。

本来，和载沣拥有共同敌人的铁良是可以挤进政治核心圈的，奈何他押错了宝，竟跑到隆裕跟前劝她训政。

隆裕倒是想效法慈禧，再来一个太后垂帘。故动辄与载沣为难，事事力争。

但毕竟敌不过人兄弟齐心，三矢之誓。

由此可见，以铁良的智商，当个国防部长确实令人堪忧。

载沣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终于在津浦铁路（天津至南京浦口）的人事任用上集中爆发。

当时，张之洞已卧病在床，载沣拟定了督办人选，到病榻前征求老头的意见。

张之洞：“朝廷用人，如果不考虑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

载沣：“国家养着这些兵，怕什么民变？”

张之洞：“国家养兵，不是为了打老百姓。”

两人不欢而散。

望着载沣离去的背影，张之洞悲愤满怀，一口鲜血倾泻而出，怆然道：“不意竟听到亡国之言！”

不久，载沣听闻张之洞病危，再次前去探访，宽慰道：“中堂有名望，公忠体国，好好为国珍重。”

张之洞在枕席上吃力道：“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励。”

意在讽谏载沣“廉正”，不要任人唯私。

载沣走后，礼部侍郎陈宝琛问道：“监国之意若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无他言，唯叹息曰：“国运尽矣。希其一悟而未能。”

1909年8月，中兴四大名臣中的最后一位溘然长逝。

遗折中，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警醒载沣：“臣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自励。”

载沣却并不领情，认为张之洞死了还要讽刺自己结党营私，将其“文忠”的谥号降为“文襄”，彻底寒了满朝汉臣的心。

没关系，以良弼（1872—1912）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已然异军突起。

此人留过洋，才识兼备，素有大志，刚正不阿。可惜，人如其名般忠君爱党。

在视野开阔的良弼看来，气度狭隘、不能容人的铁良纯属弱智。

一味排挤、封闭，根本无法遏制北洋系尾大不掉的趋势。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广为延揽，拔擢富有朝气的新势力与之抗衡，方为上策。

归纳起来四个字：以汉制汉。

良弼的主张同其留学日本时的经历有关。他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位于东京、精英辈出的名校——陆军士官学校，培养了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著名战犯。

对中国而言，该校则是革命的摇篮，后来如雷贯耳的蔡锷、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张凤翙等，均从这里毕业。

官派赴日留学的风气为大头所开。科举废除后，清廷为了培养新式人才为己所用，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加大了公派的力度。

虽说有学监盯着，但这帮跑到墙外的学生还是纷纷投进革命的怀抱，踊跃加入同盟会。

良弼耳闻目睹，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知清室将亡，当力图振奋”。回国后，历任练兵处、陆军部司长，整天游说高层，终于同载涛一见倾心，被其引为智囊。

良弼给载涛开的药方很简单：掺沙子。

所谓沙子，是指从士官学校学成归国的士官生。良弼天真地以为，用体制内的禄位羁縻软化，这帮成天跟政府过不去的八零后还是能够为我所用的。

由此，良弼汲引了大量排满反清的党人。用心固然良苦，怎奈生于末世运偏消，到头来不过是自掘坟墓罢了。

以士官生里的代表，同“北洋三杰”齐名的“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为例，三个革命党，借着人才引进的东风，成功打入反革命大本营，以火箭速度被擢为镇统或协统。

三人里，吴禄贞跟良弼关系最好。两人的友情堪称道不同亦相为谋，后者明知前者的革命思想，仍在载涛面前力保其才。

后果便是：趁武昌起义爆发，荫昌率军南下平乱，作为新军第六镇镇统的吴禄贞立刻跑到河北滦州策动第二十镇镇统张绍曾起兵反清。

张绍曾曾兵谏清廷速开国会，但对直接造反还是犹豫不决。

不久，山西亦乱，阎锡山被推为革命军都督。

载沣调第六镇前往弹压。不料，吴禄贞却在娘子关与阎锡山会谈，商量组建“燕晋联军”，共讨北京……

在良弼的影响下，即使对禁卫军管带蒋百里（钱学森岳父）这样的中级军官，载涛也奉之如师。

换来的结果是，载沣很快发现，自己所倚重的军事力量，已成为一座踩在脚下、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

当载洵结束对欧美的考察，取道俄国坐火车回国时，曾担任新军混成协队官（连长）的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哈尔滨布置暗杀任务，事泄被捕。

审讯中，熊成基历数清廷罪状，质问说：“近年创设海军陆军，若真有自强御侮之意，中国之大，岂无人才，何以偏要假手载洵、载涛等近支亲贵？”

并视死如归道：“自由之树，不以血灌溉，焉能期其茂盛？”

<h3>谦卦六爻皆吉</h3>

下野的袁世凯，明确向外界宣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

在给师友亲朋的信中，他反复表示自己“年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交给重大而艰难的任务），断难胜任”。

清制京官退休，不准住在京城，必须回原籍。

但一般而言，除非获罪遭遣，倒也并不一定非要回本县老家，原省即可。

袁世凯就没回项城，而是在同属河南的卫辉府下了车。

个中原因，他解释说是“屋宇无多，不足栖止”，实则另有隐情。

几年前，大头的生母刘氏去世，被朝廷追赏一品封典。

刘氏是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侧室，在正房死后被扶为正妻。按宗法制，完全有资格入祖坟，与其夫同埋一穴。

谁知，大头的二哥、袁保中的嫡子袁世敦认为，他的生母才是实至名归的正室，刘氏只是山寨的。

于是从中作梗，坚决不准其与袁保中合葬。

为此，兄弟二人反目，袁世凯发誓再不回项城。

卫辉。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物华天宝，钟林毓秀，是姜子牙、商鞅的故乡，也是清朝官场公认的养老圣地。

在府治汲县，袁世凯买下一座当铺大院作宅子。当一大家子全部迁来后，这座拥挤不堪、毗邻闹市的府邸开始变得不敷使用。

正好袁世凯的亲家、富商何炳莹在邻府彰德的北郊买地建厂，盖了一栋别墅。听说大头要另觅新居，便将其半卖半送地给了他。

于是就有了富丽堂皇的洹上村。

洹水悠悠，流经宅前，默默地凝视着演替了数千年的兴衰荣枯。

战国纵横家苏秦，在向赵肃侯建言时就曾献过“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的合纵之策。

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历史掌故，只觉“前临洹水，右拥太行”的自然风情让他心旷神怡。

袁府山石叠翠，曲径幽兰。名花异草，争奇斗艳。洹水穿墙而入，凿地成池。池中莲蓬摇影，鱼虾成群……

这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菜地、果园、鸡笼、猪圈一应俱全，蚕娘们日夜不停地缫丝、纺织，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自给自足。

园内主楼名为“养寿楼”，旁边的建筑唤作“谦益堂”，告别了风云岁月的袁世凯则自称“洹上老人”。老人每日泛舟垂钓，静静地思索着“得失进退”这困扰了国人几千年的命题。

这是难得的自省的机会。昆德拉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了他们的一生。

残阳似血。望着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罗素有言：“据说人是理性动物，我至今仍在寻找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的确，人类在世上的烦恼和精神病，大都因为和人类在一起待得太久。强迫症、妄想症、抑郁狂躁、人格分裂，几乎都来自一个原因、一个问题：在别人眼中，我究竟是怎样的？

《圣经》上说，人不能独自生存，极致的自由意味着极致的孤独。然而，在人群里感到的孤独与在荒野中感到的究竟哪种更加难以忍受？

当塞林格书写麦田里的守望者，当兰波杀死作为诗人的自己跑到非洲追逐太阳，当古龙笔下的剑客带着行走于荒野之中的神情穿过满是高手的厅堂……所谓强者，就是能够不理会不想理会的一切，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且在某种意义上比交往更为重要。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缺陷。

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把新的经验安放到记忆中某个恰当的位置上，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以及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

没有人能忍受绝对的孤独，但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一定灵魂苍白。他们最恐惧的便是独处，哪怕和自己待一小会儿都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下来，就必须找个地方消遣。

表面上这种人过得热热闹闹，其实内心极度空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逃避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一张味同嚼蜡、单调贫乏的A4纸。

承认吧，承认自己误把世故当成熟，麻木当深沉，怯懦当稳健，油滑当智慧；承认自己诬告勇敢是莽撞，执着是偏激，求真是无知，激情是幼稚。

放空，尝试去感悟而不是去改变世界。事实上没有人能改变世界，不被世界改变已然不易。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

伍迪·艾伦晋升为国际大导前靠写讽刺小说赚钱，只做自己的他活得快乐、讨人喜欢，不嫉妒那些耀眼的大神，真实却助其走上了成神之路。

欲望都是人为炮制的。

每个月的薪水打到工资卡上，又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然后这张卡自动按时还贷。如此荒谬的重复比《月球》还冷酷，之所以大多数人尚能忍受，归功于广告制造出来的期待。

殊不知期待是痛苦的源泉。生命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

抛开期待，袁世凯发现，今天才是唯一可以触摸的存在。而对未来茫然的苦闷和对往昔错失的悔恨，只是人们自找的枷锁与折磨。

<h3>人生之旅的目的地不在远方，在内心</h3>

诸行无常。

宇宙的寿命亦有尽时。

佛教讲，一切现象都有四种状态：生、住、异、灭。

生出来后发展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住），不久便会由强变弱、逐渐衰老（异），最后尽归于“灭”。

降生于世时，人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离世时，也带不走任何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故一切都要在现实中完满地解决。

谈何容易？

人生在世，饱受贪（生理上的欲望）、嗔（心理上的失衡）、痴（观念束缚认死理）之苦。各种烦恼，其实源于对自我的执着。

因为有了我，也就有了他，就有了“这是我的，那是他的”之分。他得到了，我没得到，心里便不高兴，苦恼相随。

这是没能看清众生的本质。

在佛教的世界观里，万物既然有聚，就会有散，本性都是空。

只有空杯才能盛水，空屋才能住人。因此，想达到心灵的完整，必须进入它本然的状态：空无。

也许，只有以全然的天真来过起伏不定的生活，全然的单纯来经验苦乐无端的生命，全然的洞见来观照波涛汹涌的人生，方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常人之所以难以放空，皆因被“五蕴”所迷。

五蕴者，色（世间万象）、受（感觉）、想（思索）、行（行动）、识（意识）。

比如，看到吴法天呕心沥血地在微博上发表反人类的言论，这是“色”；

他毫无底线四处诽谤却一直逍遥法外，引起大家的强烈反感，这是“受”；

你寻思着能把这厮拖出来打一顿该多好，这是“想”；

终于有一天，自我膨胀的吴法天主动跳出来跟网友约架，你兴奋地赶到现场，同大伙一道围殴了此人，这是“行”；

最后你得出结论：多行不义必自毙，当什么也不能当五毛。这是“识”。

然而，在佛教看来，只有不偏执于一边的“中道”方是不二法门。

没有肮脏，就没有清洁；没有愚蠢，就凸显不出智者。

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打吴法天，起不到任何作用，打残了还容易博取同情，反倒成全了他，就跟良弼到死都认为自己是“复我大清”的悲情英雄一样。

人的一生，被五蕴左右，产生诸多偏见，失去了平和与公正，最后事与愿违，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才发现因为走了太久，竟忘记为什么出发。

其实，以宇宙的眼光看，人类的存在只是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站在活生生的个体的立场，既然人生如电如露，渺沧海之一粟，逃不脱匆匆落幕，就更应该拒绝做永恒生成的玩具，为存在寻找一个意义。

对生命而言，意义可以是穿插其间的一段段真情。老幼相揖、爷孙共戏的亲情之乐；抵足论文、对月小酌的友情之乐；花间偎语、调琴弄瑟的爱情之乐。

袁世凯尝试慢慢放下，开始新的生活。

清晨，踏着薄雾，与接到此处养病的三哥袁世廉扶杖漫步在宁静的丛林里，吐故纳新。

午后，与一干文人吟诗斗酒，往来酬唱，留下不少传诵一时的佳篇。

如暗讥清廷卸磨杀驴的《雨后游园》：

如嘲讽载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病足》：

如优游泉石的《春日饮养寿园》：

<small>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尊酒共群贤。</small>

<small>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small>

<small>满院荷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small>

<small>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small>

而他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那首能彰显出世之心的《自题渔舟写真》：

<small>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small>

<small>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small>

<small>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small>

<small>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small>

随诗流出的是几张屏息垂钓的自拍，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说成是“职业演员”。

更有甚者，以讹传讹，谣垮中国，说袁世凯在家中私设电台，与朝中同党密切联系，暗中操纵政局——这不仅是对大头人格的诽谤，更是对其智商的侮辱。

清末的电报普及率很低，即使是中央各部或督抚衙门，也未必有专门的电讯设备，而必须通过电报局往来。

当然你会说，以袁世凯的经济实力，架个电台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问题是即便架了，也要接到官方的电报网上，除非与你联系之人也私设一座电台。

鉴于当时无线技术还不成熟，私设有线电报需要铺设电线。华北平原一望无际，几公里外就能看见电线杆，袁世凯一介罪臣，躲避打击还来不及，会做这么幼稚的事吗？

事实上，谪居期间，大头与外界来往的信函有七百多封，九成以上都是回信。而据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记载，为数不多的电报也都是通过彰德电报局收发的，洹上村只有专门管理电函的“司电报者”。

时任农工商部右丞的袁克定，以锡拉胡同的府邸为北京联络站，在奕劻、那桐和徐世昌的关照下，时刻注视着朝局，派信使通过京汉铁路传送。

一次，在邢台火车站，信使的行囊被小偷窃去。袁世凯万分紧张，立刻找负责该区治安的老部下、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缉查此事。

几天后，幸得查获，言敦源亲自送到洹上村，把大头感激得无以言表。

要真有“永不消逝的电波”，还用费这劲？

不过，袁世凯的故事教育我们：在中国混，什么都是浮云。只要你编织好一套牢不可破的关系网，任他狂风骤雨，我自凭栏大笑。

比如邮传部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纵使不知袁世凯是否尚有复出之日，还是在彰德车站为他安排了一条专列，以备情况有变，可以迅速避往沿海口岸，择机出逃。

<h3>退而不休，是一种境界</h3>

北洋旧部始终对袁世凯保持着向心力。

张勋擢升江南提督，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洹上村向老领导汇报成绩；陆建章官运不佳，被罢去总兵之职，致函袁世凯诉苦，大头回信安慰说：“你历练戎行（军旅），勋劳夙著，他日一定会再拥旌旄（借指官兵）。”

雷震春和王士珍心生龃龉，互相不服气，官司打到袁世凯这儿。大头劝他二人笃念同袍之谊，不要再闹。两人也都买账，握手言和。

转眼又到了大头的生日。

遥想去年做寿时的盛况，恍如隔世。今非昔比，声张无益，还是关起门来吹吹蜡烛得了。

刚作此想，便收到姜桂题寄来的贺礼——白银万两。

蛰居以来，辞退的馈赠已不胜枚举，此番数额巨大，更不能收，便在回书中写道：

盛谊心领，来款璧还。硁硁（kēng，固执）素衷，知我如公，必能曲加谅恕，不予咎责也。

谁知来使方走，四面八方的贺信又随着贺礼蜂拥而至。京汉道上，一时间车水马龙。

北洋旧部们坐不住了，组团到洹上村贺寿。这帮人啸聚一室，愤愤不平，发泄不满，抨击政府。袁世凯躲在上房，隔着门听得心惊肉跳。

反正辈分都比他低，索性称病不出，闭门不见。

众人聚集到上房门前，束手无策。

张勋资历最老、辈分最高，带头硬闯，挤出条门缝，余者一哄而入。

袁世凯只好赔了怠慢之罪，在太师椅上坐定，接受祝贺。

踏破袁府门槛的，还有附近的绅商。

刚到卫辉时，当地的煤老板王锡彤便经人引荐，偕同汲县著名学者李时灿前来拜会。

时值大年初四。据王锡彤回忆，他第一眼见到袁世凯时，对方“须发尽白，俨然七十岁之老人”，且因慈禧“国丧”，臣子不能剃发修面，更显神色黯然。

但他也承认，袁世凯“双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

寒暄之后，双方心照不宣地漫谈起兴办实业之事，不知道的还以为在举行企业家沙龙。

想想看也是。这大过年的，初次晤面，王锡彤要是一上来就对袁世凯的际遇表示慰问，再喷几句对朝廷不满的话以示同情，而大头则答以“皇恩浩荡，谢主不杀”，狂表忠心，岂不大煞风景？

王老板浸淫商场久矣，开场白说得滴水不漏：“袁公在位之时，轰轰烈烈，我等不便趋谒，免致攀附之嫌。而今垂翅而归，寄寓本县，即使不论一直以来的仰慕之心，单说这乡邻之谊，也应尽地主之敬意。”

袁世凯接纳了烧冷灶的王锡彤，对他道：

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

希望他能帮自己经营实业。

王锡彤欣然应允。于是，大头帮他办理了候补郎中的身份，正式招入幕中。

在王锡彤的协助下，袁世凯兴办了一项惠泽千家万户的实业——京师自来水公司。

早在军机大臣任上，慈禧就曾以如何防备火灾问计于袁世凯。

答以兴建自来水。

于是，两年时间招股三百万银元，水厂、水塔等基础设施拔地而起，近二百公里的水管铺设完成，工程质量好到直至新中国成立依旧运转良好。

但却断了挑担卖水的苦力们的生意。

这帮人聚众闹事，妄图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为免酿成社会问题，袁世凯命人组织他们再就业——在街市上销售水龙头，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春去秋来，万木凋零。

不到一年的时间，二哥袁世敦和三哥袁世廉相继去世。

葬礼上，死亡的恐惧再次笼罩于袁世凯的心头：难道袁家男丁真的都活不过六十岁？

心悸不安的他反复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家中住宅不可改门塞门。”

当周馥要来洹上村看他时，他专门嘱其带上著名的堪舆师杨焕之一同前来，帮忙看看风水。

同时，深感时不我待的袁世凯还在洹上村建立了家学，亲自督导子侄们读书，并撰写、手书了《袁氏家塾训言》。

第一条提纲挈领，是袁世凯为学的宗旨：

求学贵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

袁世凯用行动证明了他不只是说说而已。

江苏镇江的候补知县申天骐去世，其子致函袁世凯，乞求资助，回籍葬父。

虽说申天骐是大头儿时的老师，但授业时间很短，且三十多年没有联系，换个人多半置之不理。

袁世凯却不避闲言碎语，三次写信给镇江道刘燕翼，请求关照。

查明情况属实后，刘燕翼协助申家料理了归葬事宜。袁世凯也捐了四百两银子，并帮申子安排了一个典史（监狱狱长）的职务。

而另一方面，当袁世凯的姐夫杨益年来函谋求差事时，却遭到了果断的拒绝。

杨益年的爷爷杨式榖官至吏部侍郎，和袁甲三有同乡之谊。其孙辈结为连理，亦可谓门当户对。

可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杨家传到杨益年这儿早已门庭衰落，不仅抽大烟，还气死了袁世凯的大姐。

混到五十多岁，眼看这辈子就要废了，杨益年厚着脸皮低三下四地求取嗟来之食，自然只能换来一封婉言谢绝的回信。

其间，日本下野首相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杀青，派人携带书稿来到中国，遍访政要，为之撰写序言。

袁世凯一直将日本视作敌人和老师，故欣然提笔，为大隈作序，以此言志，警醒国人。

全文先是肯定了明治维新：

万矢一的，万众一心，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鼓荡于惊风骇浪之域，而酝酿为文明灿烂之花……向使维新诸杰，永守其嘉永、安政（倒幕前的两个年号）之故习，终古不变，其何以国？

又似有所指道：

若夫深闭固拒，颟顸焉守一家之言，以应无穷之变，此于治身且不可，奚能治国？

最后得出结论：

《易》之为道，变动不居，与时偕行。

宗旨很明确：呼吁改革。

正文第十二章顶层亡清，共和的尝试与反动

<h3>龙骧虎步</h3>

宿命的铰链轰然作响。

何人没有梦想？当热血沸腾时，梦想便铸成了信念。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和平生活却往往平庸而繁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志之士无不怀抱平治天下的宏图，但在数不清的荣耀与失败的洗练下，在只问目标不计手段的自我安慰中，努力到忘却初衷的人史不绝载……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铸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

然而，有梦想不是错，强迫别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牺牲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

终于，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这就好比陈独秀同胡适的区别。前者认为只有跟着我陈独秀争自由，中国才会实现自由；而后者挂怀的是，只有当每个人都争取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终胡适一生，对那些鼓吹“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自由”的领袖，都时刻保持着警惕。

因为他明白，革命家有两种，一种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革命成果；还有一种则纯粹得多：革命因我而成功。

目的能否漂白手段？如果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又看得清谁呢？

面对清政府和黎元洪的湖北集团、同盟会的东南集团，袁世凯选择听从杨度的建议：养寇自重，拖垮清廷。

唯其如此，方能集权力于一身；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中国四分五裂，杜绝列强瓜分的野心。

而当务之急是对付燕晋联军，解朝廷之围。不然，等吴禄贞打下北京，自己就彻底退休了。

第六镇被段祺瑞打造得铁板一块，吴禄贞统制未久，根本压不住。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一个管带（营长），在石家庄火车站刺杀了吴。

燕晋联军旋即解散。

行将崩溃的清廷别无选择，答应了“袁六条”，颁布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政寡术”。同时，解散皇族内阁，并通过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即来京组阁。

在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中，严复不无遗憾地道：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条，将产生怎样的效果！历史往往重演，这和法国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一切都太迟了！

严复显然在体制内待傻了，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既得利益团体是世间最顽固的存在，即使见到棺材也不会落泪。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所淹没，那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异常热烈。

上至巡抚，下到州县，豫官们集体挂着标准而殷勤的笑脸，亦步亦趋地随袁大总理踱上月台。

鞭炮声、锣鼓声，嘈杂而喜庆，统摄一切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身穿仙鹤补服，环顾四周，颔首致意。

沐浴着阳光，鲜红的顶子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与此同时，武汉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蔡廷干。

留美幼童蔡廷干早年被美国同学戏称为“火爆唐人”，甲午海战时是鱼雷艇“福龙”的管带，惊鸿一瞥。

战后，被清政府革职，在唐绍仪引荐下入袁世凯幕，以娴熟的英语和开阔的视野，日见重用。

此番，蔡廷干带着袁世凯的密信，低调过江，同武昌党人接触，明则劝其罢兵，暗则探其底线。

之所以派蔡廷干，盖因其在北洋海军时曾当过黎元洪的上司。当然，廷干也不辱使命，替袁世凯演了场欲擒故纵的好戏。

他指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弱化中央权威是在帮西方列强的忙。并提醒众人，自己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深悉其社会生活中所蔓延的腐败。

蔡廷干主张君主立宪，皇帝不掌权，总理负责任，既稳定又廉洁。

但站在黎元洪的立场，反旗既举，必须看着清帝逊位，否则武昌上下都有被秋后算账的可能。

因此，他诱之以利道：“予为项城计，即今反旗北征，若大功告成，总统当推首选。”

宋教仁也帮腔道：“驱逐胡虏，方不愧为汉族男儿。果如此，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举为总统，较之现下内阁总理，实有天渊之别。”

黄兴更是托蔡廷干带信给袁世凯，吹捧说：“以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之事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

大头见信，了然于心，但还是要把戏做足，演给清廷看。因此，给武昌开出的议和条件仍是君主立宪。

黎元洪愤然而起，当着军政府众人的面，向来使痛斥袁世凯自抬威权，欲收渔人之利的居心，并大义凛然道：“推翻清朝，乃是底线。否则无和可谈，只有约期大战！”

袁世凯突然觉得黎元洪是一个神交已久的好戏友。他加紧部署冯国璋攻打汉口，自己则带着亲兵卫队赶赴北京。

临走前，在给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密电中吐露了真情：

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

抵京不过三天，袁世凯就组好了新内阁，各部大臣均为亲信：赵秉钧（民政部）、王士珍（陆军部）、胡惟德（外务部）、唐绍仪（邮传部）、杨度（学部）、严修（度支部）……

载沣孤立无援，也日渐看破红尘，索性退位归藩。袁世凯则把武汉战事放到一边，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停止入对奏事，除遇特殊情况，内阁总理不必每日入宫；

其次，各衙门奏事，均呈内阁核办。实在需要上奏的，由内阁代递；

最后，让隆裕申明“家法”：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三条一出，神州大地首次真正实现了“虚君立宪”。

<h3>革命万岁</h3>

刑部大牢的门缓缓打开。

按袁世凯的要求，一批政治犯被释放，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发无数女粉丝尖叫的汪精卫。

很快，梁士诒便奉袁世凯之命带着十万元前来结交，汪精卫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千元。

作为同盟会的首席笔杆子，汪精卫年方二十八便已名满天下，前途无可限量。正在寻求同南方议和的袁世凯将其迎入府中，待为上宾，并让袁克定与之结为兄弟。

对思想开明的袁世凯，汪精卫一见倾心，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

他派人到武汉传话，说大头并非忠于清室，不如南北联合，逼清帝退位，再选袁世凯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汉阳。

冯国璋将大炮搬上龟山，居高临下，对准武昌一顿乱轰。

北洋军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三下五除二便掀了都督府的房顶。黎元洪又坐不住了，吩咐手下收拾行装，准备开溜。

革命意志最为坚定的张振武闻讯赶来，咆哮道：“大敌当前，身为都督当作表率，岂能临阵脱逃！”

黎元洪哼哼唧唧，非常尴尬。

张振武唤人“保护”好大都督，然后匆匆离去，布置防卫。

架不住炮弹接二连三地落，黎元洪还是仓皇出逃。武昌大乱，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幸亏袁世凯一天七个电话制止冯国璋，乃至将其调回北京当禁卫军统领（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将段祺瑞派往前线。

听说袁世凯要讲和时，黎元洪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在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指示下拿着和约出现在武昌时，方才大呼“天佑我也”。

朱尔典是袁世凯的救命恩人。第一季里，他饰演英国驻朝鲜领事，曾提供兵舰，帮男主角摆脱日军的追杀。

而在本季中戏份明显上升，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表，一直暗中支持袁世凯。

吴兆麟和军务部部长孙武接待了葛福，对休战满口答应。

于是，葛福出示协议，要求盖章。可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带走，无法盖戳。

关键时刻，一个叫高楚观的篆刻大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仅几分钟，便在一颗大白萝卜上刻好了“都督大印”——手艺高到可以去西泠印社给吴昌硕当助手。

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马不停蹄地往回赶，生怕离开久了位置被人夺走。

回到武昌的黎元洪惊喜地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因为停战书里明白无误地写着，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黎元洪顿悟了：自己是袁世凯玩弄清廷的砝码，这是一场你中有我的猫鼠游戏。

只是，平衡迅速被外力打破。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沿长江而上，可控武汉；顺流而下，又直抵上海。

如此连江带湖、四通八达的东南重镇，因朱元璋定都于此，作为政治符号，对汉人影响深远。

1911年11月5日，著名儿童文学家叶圣陶（1894—1988）起床后正在吃早饭，忽听打街上回来的叔叔说：“苏州光复了！”

半个月前，叶圣陶从《申报》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跟着记者瞎激动——“此事也，甚为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其实很仓促，也谈不上机密）；“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无中生有）。

叶圣陶兴奋之余，发出了愤懑的质问：“推翻清政府是中国同胞的天职，可是江苏呢？”

见各省次第举起义旗，江苏依旧安之若素，叶圣陶怒道：“放弃天职者，将不耻于人类，我苏省之人犹得腆然于人前乎？”

愤青的悲哀之处在于，每当其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合租房里徘徊反侧、苦苦思索时，房东总是会适时地敲门催缴房租……

苏州的光复并不算晚，也没出现愤青们憧憬的血流成河的景象，而是秩序井然、波澜不惊，搞得前任江苏巡抚、现任江苏都督程德全都不好意思了，吩咐下人将衙门（办公楼都没换）屋顶上的瓦片捅落几块，以示革故鼎新。

其实，苏州的光复条件非常恶劣，不远处的南京聚集着全国著名的三大保皇党——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提督张勋。

程德全倒是思想开明，跟张謇等立宪派走得很近，但他下面的布政使左孝同（左宗棠之子）人如其名，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标榜，而掌管治安的巡警道吴肇邦也反动得出奇——之所以还能光复，源于多方合力。

首先，一天到晚呼吁开国会的程德全刚因一件小事遭到朝廷的申饬，降级留任，正耿耿于怀；

其次，已经光复的上海派来两个重量级的代表：虞洽卿和陈光甫。

前者是游走于华洋之间，黑白两道通吃，连黄金荣和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的商界寡头；后者则是首创民资银行，将业务对准普通市民的金融巨子。

二者表达了上海对苏州的支持，给程德全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苏州新军只有一个兵力较弱的混成二十三协，同盟会会员顾忠琛跑来告诉程德全，说已成功策反协统。

既然时事所趋，程巡抚干脆顺水推舟，把手下几个老顽固骗到巡抚衙门软禁起来，宣布独立。

左孝同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南京，向张人骏告警。

<h3>钟山风雨起苍黄</h3>

两江总督下辖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而江苏的安危无疑是重中之重。可继上海和苏州之后，无锡、常熟、扬州相继光复，最后竟连南京门户镇江都被新军第九镇拿下。

第九镇镇统徐绍桢涉猎广泛，著述颇丰，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

家有书楼一座，藏书二十万册的徐绍桢非常重视新军官兵的文化素质，在打造文武兼备的军队的过程中，麾下的柏文蔚、熊成基等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实，徐绍桢一直倾心革命，只因伪装巧妙，张人骏始终抓不到把柄。

直至苏州光复，徐镇统终于举起反旗。但因张勋的干涉，第九镇人均只有三颗子弹。

作为汉人里的奇葩，张勋年轻时当过土匪，投过淮军，镇压过义和团，护送过“西狩”的慈禧回京。

改写他命运的，除了慈禧就是袁世凯。因此，清亡之后，他曾对徐世昌说：“宫保（袁世凯）在，从宫保；宫保不在，仍从旧朝。”

身为一名文盲，张勋发达后才开始练习写字，每天让幕僚讲授历史故事两则，忠君思想估计就是在此期间培养起来的。

张辫帅威加海内的一仗还是南京保卫战。

先是第九镇两个标被死守雨花台的清军轰得血肉横飞，尸体枕藉。考虑到辫子军已被洗脑，个个把愚忠当成爱国，视死如归，徐绍桢联合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浙江都督汤寿潜组成一万余人的“江浙联军”，自任总司令，共同伐宁。

张勋率七千人马亲自督战，同联军展开厮杀。

激战两日，双方互有死伤。张勋退守城内，顽强反抗，还时不时出城骚扰一下，搞得联军疲惫不堪。

拉锯中，联军拿下孝陵卫、狮子山等外围制高点，架起重炮，对准太平门和总督署等战略要地一阵猛轰，辫子军伤亡惨重。

张勋连发电报，向内阁求援，袁世凯置之不理。

辫帅只好收拾残兵，拥重炮十门，机枪数挺，死守位于东郊紫金山的天堡城。

天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旦夺取，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血战七日，踏着尸山，联军攻克天堡城。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馆求和，南京光复，张勋带残卒出逃，心里还想着上山打游击。

北京。

肃亲王善耆越想越闹心：以北洋军的实力，若非袁世凯打打停停，武昌的革命党早就土崩瓦解了。

他真心觉得，如果革命成功，军功章的一半当属不对党人灭此朝食，倒将全国拖出一个狼烟四起之局面的袁世凯。

愤怒的善耆联合几个亲贵气势汹汹地质问名为佑我大清实则辛亥革命的袁世凯：

汉阳、汉口已复，武昌指日可下，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

袁世凯露出轻蔑的笑容：

武汉形势虽好，南京却已沦陷。党人势大，蛊惑国人，军心浮动，议和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自当让位！

一句话就把满大人们堵了回去。

从这帮人身上，袁世凯发现一个规律：整天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其实最不爱国。

证据就是由武昌起义引发的金融恐慌。

各地的大清、交通等国家银行均发生挤兑，始作俑者正是最先获得内幕消息的权贵。仅奕劻本人便一次性提款二十五万两，使本已枯竭的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度支部又想举借外债，无奈列强已对清朝的统治权威产生怀疑，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把中国引入正轨，拒绝放贷。

更悲催的是，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把持了地方财政，还经常巧立名目揩中央的油。

直隶说要“拱卫神京”，山东自称“京畿门户”；陕甘强调“屏护中原”，东三省则大谈“巩固根本”。

总之两个字：要钱。

其实真正缺钱的是前线。在给隆裕的奏折中，袁世凯建议将奉天行宫（今沈阳故宫）存放的旧瓷器运到北京变价充饷，以救眼前之急。

结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因他弟弟赵尔丰的事生朝廷的气，推三阻四，说运京售卖，种种不便，请改为就地批发——就差直说我要截留此款。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姜桂题等十多名高级将领联袂致电清廷，声明“言战必先筹饷”，而今财竭饷绝，皇室懿亲却拒绝与国家同休共戚，将数千万两白银（保守估计也有七千万两）私存于外国银行。若饷源不齐，将士愤激，恐怕会有不忍言之祸发生。

清廷赶紧降旨，让亲贵们认清形势，筹款助饷。但饶是如此，富可敌国的奕劻也只捐了十万两，余者更是杯水车薪。

此情此景，连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都看不下去了，对袁世凯感叹道：

我岳父（倒幕领袖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捐给了事业，身上还剩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还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务，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都没干，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伊集院此言差矣。说不定人正是因为对现政权彻底绝望，才故意猛贪，想搞个休克疗法，推倒重来。如此深谋远虑，岂是都察院里的那些朝廷忠犬所能知晓？

长江以南是另一番景象。

天下未定，独立各省便玩儿起了“定于一”的传统游戏。

组建临时政府，结束自行其是的局面，确实有利于加速清廷的覆灭，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生生不息的党争。

先是黎元洪以“首义城市”这一无可替代的政治资源号令天下，致电各省，要求派代表赴鄂开会。

两天后，诸省又收到了陈其美的电报：请来沪开会。

陈其美发电的日子没选好，1911年11月11日，百年一遇的光棍节，结果没人理他，都跑武汉开会去了。

南京光复后，宋教仁奔走游说江浙两省，准备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大总统之职则虚位以待袁世凯），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

此议一出，湖北大哗，见识过黄兴统率力的革命军人集体不服。

黄兴也不愿意，因为听说孙文已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可不想自己当着大元帅，却眼睁睁看好友回来当“海待”，最后搞得同盟会内部分裂。

<h3>大仁不仁</h3>

随着最后一缕残照洒向人间，冬日的太阳落山了，大清帝国的京师显现出末日前的余晖。

霜风刮过，把御道上的黄土掀起，使昏暗的天空平添了一层浑浊，仿佛清国的前途一般，黯淡无光。

宫殿里的大钟被吹得左右晃动，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城墙上高高竖起的龙旗，在遮天蔽日的黄尘中猎猎作响。

隆裕总算开始面对现实，因为财政彻底崩溃了，连代表大清国脸面的驻外使馆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万般无奈下，她低声下气地向几个还没脱离统治的省诉苦：“求各省分筹接济，稍解眉急。”

或因自顾不暇，或因另怀他图，对北京的求援，应者寥寥，甚至直接硬顶。

形势逐渐明朗，南北军力相当，北不能平定南，南无法歼灭北。要么划江而治，要么南北战争，但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都将把中国推到被拆分的边缘。

其实，南军的宗旨不外乎排满和建立共和政府（即国家权力为公民所共有），同北军并不冲突，只要不排斥袁世凯，很容易达成共识。

因此，汪精卫再三鼓励大头当中国的华盛顿，并盛赞他“一言足以安天下”。

藤枯瓜落，此其时也。

不过，想让议和从幕后走向公开，阻力仍然巨大。以良弼为首的满清遗老大本营“宗社党”成天派人到袁府门口晃悠，时不时把怀里的手枪露出一角，对上朝的袁世凯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为免夜长梦多，袁世凯直接去劝隆裕：“不妨跟革命党谈一谈，如能和平解决，也免于生灵涂炭。”

孤儿寡母，内外交困，还有别的选择吗？

获得授权的袁世凯同南方约定，在上海举行正式谈判。

南方代表是在陈其美跪求之下出山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

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伍廷芳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第一个挂牌营业的律师，历任外务部侍郎、驻西班牙及美国公使，回国后闲居沪上。

专业而精明的伍廷芳让列强爱恨交加。《纽约时报》称他为“我们那位贤明风趣的老朋友”，朱尔典则直呼其“饶舌的老家伙”。

留美学生顾维钧曾多次去听伍廷芳的演讲，印象深刻：

他每次出来，都穿着华丽的中式长袍，罩一件同样华丽的坎肩。头戴瓜皮小帽，上缀一颗大宝石，仪表堂堂，令人过目难忘。

伍廷芳的美国朋友都清楚他是个革命派，只因藏得太深，很少显山露水。直到武昌事起，方才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共和。

搬出闲居沪上不问世事的伍廷芳是陈其美的得意手笔，凭借这张王牌，尚被围困的武昌也不好再争和谈地点。

北方代表则是出镜率很高的唐绍仪。

七年的青春期都在美国度过，唐绍仪的心里早就埋下了美式民主的种子，只待气候适宜，便即开花结果。

于是，清廷悲哀地发现自己竟如此不得人心。

伍廷芳和唐绍仪是老相识，又都呼吸过欧风美雨，心照不宣。故而白天一本正经地坐在那说些给媒体看的废话，一到晚上就凑到一起忆当年，诉衷肠。

唐绍仪拉着伍廷芳的手，动情道：“我的共和思想，尚早于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搞到最后连法国领事都看出问题了，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写道：

唐绍仪是否事先就被对方争取过去了，或者说他的行动完全听命于早已安排妥当的计划？不管怎样，从第一次接触起，他便显得受周围气氛的强烈感染，仿佛已认定帝国事业毫无希望。

当然，一切都在袁世凯的布局之中。

跟大头走得很近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世凯清楚唐绍仪的共和思想，也准许他这样讲。”

其实很好理解。袁世凯的策略是以“君主立宪”同南方讨价还价，再拿南方的“民主共和”倒逼朝廷，自己则渔翁得利（大总统）。

因此，唐绍仪的政治倾向和那副老好人的面孔决定了他成为坐在谈判桌前的不二人选。

但他的表现搞得革命党人都不好意思了，北京也开始有御史弹劾其“通匪卖国”。

成竹在胸的袁世凯根本不理会，他还有一条秘密的议和渠道，存在于段祺瑞和黄兴之间。

两人派出的代表展开地下谈判，确定了五条实质性的密约：

一、确定共和政体；

二、优待清室；

三、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将士，均不对战争负责；

五、恢复各地秩序。

段祺瑞拿到签好字的合约，立刻让靳云鹏（后同徐树铮、傅良佐与吴光新合称段的“四大金刚”）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汇报。

袁世凯只对第三条“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存疑，想改为“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后经张謇牵线，唐绍仪密晤黄兴，得到后者信誓旦旦的保证，便不再怀疑，同徐世昌合计了一下，着手筹备逼宫事宜。

先让人到处煽风点火，大谈南军之盛，制造恐慌情绪，再亲自跑去恫吓奕劻，说谈不拢就跟他们打，但要是打输了，“优待清室”那条肯定会被推翻。

奕劻转身就去吓隆裕。

与此同时，唐绍仪电请朝廷召开临时国会，由全民来公投国体。

泪眼婆娑的隆裕急召袁世凯，道：“你看该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怎样，我断不怨你。皇上长大了有我在，亦不怨你。”

袁世凯：“战须有饷，而国库已空，没有把握。今唐绍仪请开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此事关系重大，请召见近支王公商议。”

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一个不速之客踏上了中国的领土。

<h3>“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h3>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文正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华人餐馆当er。

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时，当即决定访问英法，并向友人解释说：“目前革命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不好意思直说‘金援’）。”

因此，直到辛亥年的圣诞节，西服笔挺的孙文才出现在上海的码头。

欢迎的人群中，一个记者高声询问走下舷梯的孙文是否带回一笔支援革命的巨款，得到的回答却是典型的孙氏幽默：“予一文不名，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

精神的力量还是可观的。报纸上隔三岔五有冒充孙文之侄劫掠财物的新闻，还有人假托孙文授权夺取都督之位，以至于同盟会骨干马君武（广西大学创始人）感慨道：“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正如《纽约时报》在武昌事起后第一时间预测的那样（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孙文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备受鼓舞的南方同志为尽快获得外交承认，决定生米煮成熟饭，成立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重归南方阵营的汪精卫极力反对，认为此举会激怒袁世凯；宋教仁则有保留地支持，即孙文可以当大总统，但政体必须是内阁制而非总统制。

所谓内阁制，即由国民选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对国会负责。总统则类似于英国国王，虚位而已。

总统制即美式民主，行政权操诸总统之手，向国会负责。

革命易，建设难。孙文认为，中国要想达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共计九年——而这，恰恰是慈禧宣布的预备立宪的时间。

站在他的立场，头绪纷繁的过渡期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否则制度建设就是一纸空谈。因此，孙文同袁世凯不谋而合地认为，只有作为美式民主的总统制，元首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是在宪法和国会的制约之下。

但湖南人的执着不容小觑，何况宋教仁常年研究政治学，阅读的文献加起来能把同盟会所有人都火化了。

但由于他对内阁制反常的狂热，南方同志一致认为宋教仁是想自己当内阁总理。再一看其年龄和资历，纷纷摇头，集体通过了总统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下关车站。

礼炮齐鸣，欢声震天，身穿土黄色呢制军大衣的孙文神采奕奕地走下列车，向人群挥手致意。

在军乐的伴奏下，孙文乘坐专车抵达总统府（原两江总督署），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典礼安排在晚上十点。黄兴左立，徐绍桢右立，各部科长以上官员一律身着西服，排列两阶。

四十六岁的孙文高声宣誓：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帝制与民治的分水岭，凝聚在这篇不到一百字的誓词中。然而，现场欢呼的人群并不清楚，走向共和的路崎岖而漫长，再给一百年，恐怕都不够。

两天后，各省代表投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徐绍桢为南京卫戍司令。

黎胖子一点都不高兴。

临时政府上上下下几乎全是同盟会的人，各部总长里没有一个来自武昌集团。首义功臣孙武特意去南京跑官，心想捞个次长应该问题不大，结果空手而归。

在任人唯亲上，即使是归国华侨，也不能免俗。

黎胖子打定主意“联袁拒孙”，以“北伐”为借口，把湖北军队扩充至八镇，孜孜不倦地培植个人势力。

最生气的还是袁世凯。

深感上当的他暂停了逼宫的步伐，迫使唐绍仪辞职，自揽谈判大权，并在发给伍廷芳的电报中责问道：

国体问题既由临时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方党人，其实不堪一击。

一次，安徽来人向南京请饷，孙文大手一挥批了二十万元。可待秘书长胡汉民拿着批条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金库里仅有十块现洋。

实业总长张謇向孙文汇报工作，这是两人第一次面谈。在当天的日记里，张謇对孙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漫无边际）。

家徒四壁的临时政府打起了刚脱离清廷魔爪转为民营的招商局的主意。在黄兴的指示下，陈其美准备武力接管招商局，将其抵押给垂涎已久的日本，换取一千万两白银的借款。

后因舆论沸沸扬扬而作罢，改为招商局“报效”临时政府五十万两。

孙文的日本友人贼心不死，又伸出挂满支票的橄榄枝，想同中方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首家钢铁联合企业）。而具体经办此事的，竟是恶名远扬的盛宣怀。

当然你会问，上赶着崽卖爷田到底要闹哪样？

反袁。

从走下轮船的那一刻起，孙文就没相信过袁世凯，一心想直捣北京。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他称：“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

而之所以专找日本人借，则源于一段若隐若现的秘史。

<h3>明白自己，比搞懂别人重要</h3>

许多人认为甲午之后日本就对中国持轻视态度，其实不然。由于明治维新没有斩断日本的文化传统，稍有知识的都读过孔孟，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更是一生俯首拜阳明。因此，当康有为的一个外侄流亡到日本乡间时，仍然受到欢迎和尊重。

虽然中国输了甲午战争，但从全局来看，日本还是弱小的，深具危机意识。

民间的情感和恐惧投射到政界，使得“如何防止中国报复”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

大隈重信在当上首相前，即安排心腹犬养毅派遣浪人到中国调查秘密会党，物色反清力量。其中，一个叫宫崎寅藏的义士发现了孙文，立刻成为其追随者。

通过宫崎，孙文搭上了不少日本朝野的大佬，但对这些所谓的“友谊”，犬养毅在给一个浪人的信中吐露了实情：

彼等（孙文等人）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仍愿吾兄将之握住，以备他日之用。

其实，只要看看同孙文关系密切的极右分子头山满都培养了些什么弟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就清楚日本的动机了。

而要想推翻庞大的清廷，势单力薄的孙文似乎也只有以毒攻毒一条路可走。

临时政府成立后，头山满跑到南京劝孙文放弃议和，发动北伐（因袁世凯始终提防日本，由他统一中国明显于日不利）。后者则提出，如加大援助，可将东北租让给日本。

张謇对日本的渗透极为不满，挂冠而去，并苦劝孙文：

举凡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万不可。其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始终不能得志，盖因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

看来只要去过朝鲜的都清楚日本的真实嘴脸。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也发来电报，表示愤慨：

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惜汉冶萍公司。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清朝遗孽亦当笑人矣！

看来打过甲午海战的也清楚。

加之北方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南方党人唯恐把袁世凯逼急了变身为曾国藩，相继转向。

孙文愈发孤立。

在汪精卫、胡汉民乃至黄兴的轮番苦劝下，孙文不得不审时度势，发电给伍廷芳：

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并以英文发表到《字林西报》上，公告国际。

汪精卫立刻电告袁克定：“项城雄视天下，众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得到公开与私下的保证后，袁世凯再次开启了逼宫模式。

在他授意下，驻荷兰公使陆徵祥（1871—1949）联合多个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避位。同时，以内阁名义趁热打铁，上奏道：

读法兰西革命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讲路易子孙被杀得片甲不留颇具针对性，隆裕肝胆俱裂。

正得意间，意外发生了。

这天，早朝散后，袁世凯出东华门，坐马车来到王府井大街。

突然，三颗炸弹从道旁茶叶店的楼上扔下，两匹大马登时肠穿肚烂。袁世凯从翻倒的马车中爬出，在亲兵的掩护下逃离。

这场由京津同盟会（汪精卫出狱后在天津成立的同盟会分会）策划的刺杀并未得到南京的授权（汪还曾电阻）。因此，当袁世凯全城搜捕抓获凶手后，汪精卫的电报随之而到：

议和期间，北方同志的一切行动均已停止。此事当为匪类所为，请依法办理。

其实，“匪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在此之前，皇族亲贵整天对大头指指点点，说他是王莽、曹操。而炸弹一响，非议自然全成了“无耻谰言”。

袁世凯就坡下驴请了病假，把梁士诒、赵秉钧和胡惟德推到前台去磨。

内阁会议。

见已不是大臣但还属于王公的载沣和奕劻也出席了会议，恭亲王溥伟顿觉国事尚有可为。

宗社党创始人溥伟是奕訢的长孙，经常教育周围人：“有我溥伟在，大清国就不会亡。”

不要觉得狂，人毕竟曾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

慈禧临终前，病榻之侧的载沣叩头请辞监国之位。老太婆情急之下道：“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

闻听此言，溥伟按捺着内心的狂喜，静待任命。

然而，等张之洞拟写的懿旨颁布时，溥伟才傻了眼：有摄政王监国之命，却无自己只言片语。

权力的赛场上，失去了一次机会等于失去终生。怒火冲天的溥伟叱问张之洞，为何没有皇太后要他助政之语。

张之洞不软不硬地回敬道：

摄政王以下，吾等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行写入懿旨？

败下阵来的溥伟只好在禁烟大臣的闲差上打发时光，却于清廷垂亡之际再次找准了自己的定位——顽固派领袖。

彩色的画面幻化成一团火红，镜头拉远，原来是一个太监拿着铜火钳在拨弄炉里的炭火。远处一座神龛前摆放着一尊三足加盖的铜香炉，上面的镂空处正向外冒着氤氲的烟。

群臣列坐一个钟头了，唯彼此闲谈，无一人提及国事。

溥伟忍无可忍，蓦地诘问赵秉钧道：“总理大臣（袁世凯）邀我等会议，究竟议论何事，请宣布出来。”

赵秉钧：“革党势大，各省响应，北军不足为恃。袁总理想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他们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溥伟：“朝廷以慰庭为钦差大臣，复任命为总理大臣者，是以为他能讨平贼乱。今设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不足恃而天津足恃吗？且汉阳已经收复，正应乘胜痛剿，却罢战议和，这是什么道理？”

梁士诒接过话茬儿：“汉阳虽胜，奈何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立危急已甚。设政府于天津，是怕惊扰了皇上。”

溥伟不依不饶：“从前洪杨之乱，用兵二十年，也没有议和与别设政府之举。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倘遇贼即和，人人都可做到，朝廷又何必召用袁慰庭呢？”

二人一时语塞。胡惟德掌管外务部，岔开话题道：“此次之战，列邦皆不乐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受外人责难。”

溥伟铁了心斗争到底：“对内平乱，乃中国主权，外国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也没有胁迫人君俯从乱党的道理。公既然如此说，请指出是哪国人，伟愿意当面问问他。”

见吵得不可开交，奕劻又开始和稀泥：“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难以决断，当请旨办理。”

说完就站起来走了。

众人窃窃私语，也陆续离开。气得溥伟在回忆录大发感慨：“呜呼！群臣再无一人开口支持我的，真是令人痛心啊！”

<h3>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h3>

夕阳西下，乾清门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金色之中。一缕光线穿过养心殿的窗纸，投射到光亮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照出空气中的无数微尘。

这是清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除了奕劻，所有宗室近支全部到场。

对着自家人，隆裕也不说外话了：“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全都答君主好。看来是唯一得分的标准答案。

隆裕叹了口气：“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

溥伟愣了愣神，思绪飘回到两个小时前。

上书房。

载泽兴冲冲地跑进来，对溥伟道：“昨天见到冯华甫（冯国璋），说革党不足畏，但求发饷三个月，即能奏功。一会儿你先奏知，我再详奏。”

溥伟两眼放光，却见载沣凑过来小声道：“今天这个会，庆邸（奕劻）本不愿你来，有人问起，只说是你自己要来。”

又是奕劻这只老狐狸。

对家财万贯的奕劻来说，年老体衰，移民不便，没有比财产安全更重要的事了。而一旦打仗，火光四起，玉石俱焚，作为京城著名的房祖宗，损失就惨重了。

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别看史书上正气凛然之士和大奸大恶之徒斗得荡气回肠，其实百分之九十的政客都是没有历史感只有现实感的庸官。

对庸官而言，时间是停滞的，“纸上清名万古难磨”就是一句废话。人死如灯灭，把自己和儿孙搞爽是成功的唯一标志。

因此，对奕劻这类一边贪墨一边演戏（装改革派），完全无视历史评价的庸官，除了给他颁个奥斯卡终生成就奖，你毫无办法。

溥伟回过神来，对奏道：“奕劻欺君罔上，求太后不要再相信他的话。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给饷三个月，情愿破贼。请问载泽，有没有这回事？”

载泽赶紧道：“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

隆裕蹙眉道：“内帑已竭，上次发的三万现金还是皇上名下的，我真没有。”

溥伟站出来，一边磕头一边激动道：“日俄之战时，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冯国璋既然肯于出力，求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军费，虽不足数，然官兵感激，必能效死。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三思！”

善耆帮腔道：“恭亲王所言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隆裕顾虑重重：“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谁说亡清等于亡国）？”

溥伟继续晓之以理：“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跟‘迎闯王，不纳粮’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试问大权既去，逆臣乱民若有篡逆之举，当如何制止？又向谁去索要优待条件呢？”

隆裕为难道：“就是打，也只有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

善耆道：“除去乱党几人（暗指奕劻），内外臣工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溥伟打气道：“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杀贼报国！”

隆裕望着一直没开腔的载涛，道：“载涛，你不是带过兵吗？”

载涛面无表情道：“奴才带过兵，但是没打过仗。”

……

隆裕默然良久，道：“你们先下去吧。”

善耆不放心，提醒道：“一会儿国务大臣（赵秉钧、梁士诒和胡惟德）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

隆裕叹息道：“我怕见他们。”

溥伟一副亲娘被欺负了的表情，道：“若彼等有意外要求，如设立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请太后断不可行。”

又叩首总结道：“革命党年少无知，本不足虑。臣所忧者，是乱臣借其势力，胁迫朝廷，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

散会后，溥伟又在那感慨众人缄口不言。

那也比徒托空言强。毕竟冯国璋再恋旧，也不敢无视人心向背，罔顾袁世凯的立场，替气若游丝的清室出头。

两天后，传声筒载沣找到溥伟，道：“你在御前的奏对言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于此。肃亲王（善耆）爱说冒失话，你转告他，以后不准再如此。”

其实，隆裕念念不忘的唯有优待费。

十五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变态，每天过着非人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两宫晏驾，总算出头了，Game也快Over了。

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作的，三百年来的债却要她一个寡妇来偿，凭什么？

因此，当她听说南方允诺的皇室优待费每年有四百万元时，还是颇为心动的。

可悲的溥伟，自己想当史可法，上面却没有崇祯。

<h3>天地无私，贵贱皆为角色</h3>

更惨的是良弼。

作为多尔衮的后裔、宗室里最早剪辫子的潮人，良弼思想前卫，交游广泛，素以改造大清为己任，致力于推动顶层设计。

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良弼进入军界，在步步高升的同时延揽了吴禄贞、蒋百里等英才，试图以自己的同学来替换北洋旧将。

武昌起义后，良弼茶饭不思，主动请缨“平叛”，却遭到奕劻的打压：“黄口孺子，纸上谈兵！”

危急时刻，悲愤的良弼发起组织宗社党，党员一律在胸前刺两条青龙，誓死捍卫大清。

他们纠集满族军人，天天开会，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封恐吓信，内称“愿与阁下同归于尽”，极为嚣张。

袁世凯正恨得咬牙切齿，替他出气的彭大侠从天而降。

彭大侠叫彭家珍，竟然也是京津同盟会的，看来该组织的宗旨是杀人不分左右。

川人彭家珍，当过新军队官和代理标统，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部长。

谋刺良弼前，他四处踩点，碰巧在金台宾馆的前台发现一张名片：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

仔细一问，原来这个军校校长来京办事，后又去了保定。

彭家珍灵机一动，揣起名片，回到住处。

他备好炸弹，穿上借来的军装，向同志们告别后，来到军咨府良弼的办公室。

门卫禀告说“崇恭”来访，良弼一愣，半晌才想起是自己留日时的同学。公务繁忙，他让“崇恭”晚上去自己家里见面。

大红罗厂街，良弼宅。

等到很晚，彭家珍才看到良弼的马车驶回。大门一开，院子里射出的光亮把主人映得一清二楚。

彭家珍迅速闪出，亲热道：“赉臣，我来了……”

良弼见其陌生，立刻警觉地倒退两步，想钻回马车。

彭家珍扔出炸弹。

巨响之下，良弼的左腿被炸断。一块弹片击中下马石反弹回来，打到彭家珍的后脑，当场致死。

失血过多的良弼在医院呻吟两日，不治身亡。临死前哀号道：“炸我者，知我者也。我一死，大清亡！”

的确，良弼在满清贵戚里的人望比溥伟高多了，彭家珍的壮举诚如孙文所言，是“小弹丸而收巨功”。

后来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参谋部次长陈宧（yí）每月都能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前来领钱，回回都是一千银元。打听一下得知，正是彭家珍的父亲。

宗社党瞬间作鸟兽散，溥伟和善耆连夜离京，躲到租界不敢露面。

那是个革命党的炸弹能使小儿止啼的时代。孙中山被清政府描绘成红毛绿睛的江洋大盗，身怀“明拳”“明足”和“明身”三样绝技，手下的好汉个个飞檐走壁，无孔不入，还自觉接受先进科技，手枪炸弹一应俱全。

隆裕也是看长大的，登时大惊失色，唤来赵秉钧、梁士诒和胡惟德，号啕大哭道：“我母子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

北洋军头再次联合发难，由段祺瑞领衔上奏，严斥“二三王公反对共和，陷两宫于危险之地”。声称要率全体将士入京，同那几个败类“剖陈利害”，结尾还颇有画面感——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满眼刀光的电奏撕破了最后一层面纱，隆裕终于同意逊位。

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起草、徐世昌润笔的退位诏书公诸天下：

今全国人民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其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总期海晏清河，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天下大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岂不快哉）！钦此。

末尾的“岂不懿欤”是徐世昌加上去的，收煞得干脆巧妙，彰显了翰林出身的文字功力。

翌日，各家报馆都转载了诏书全文，民政部也用黄纸誊写了一份，置于天安门外的牌座上，供路人观览。

几天前还“心跳益剧，头眩尤甚”的袁世凯突然不治而愈，向南方发了一封意味深长的电报：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国民无穷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即民国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四年之后回头看，可谓一句莫大的讽刺。谁能料到，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不仅没拿到毕业证，还打回高中复读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给一望无尽的殿銮披上了一层银装，从空中向下望去，往日金碧辉煌的大殿显得无精打采，萧索颓败。

乾清门以内，还是小朝廷的天下。隆裕以泪洗面，五岁的溥仪却没心没肺地发出清脆的欢笑。

刚收了袁世凯上万两银票的太监小德张难掩内心的喜悦，低头劝道：“太后，您老人家不必担心。有袁大人在外面罩着，您和皇上安心享福，荣华富贵一样不少，跟从前一样。”

落暮寒鸦，白云苍狗。夕照中的京城，在寒冬岁末里显得冷冽而静穆。

<h3>庙堂伪号虽除，僭主心态未去</h3>

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蔡廷干亲自操刀，替兴高采烈的袁世凯剪了辫子。

剃发令随即颁布，截止到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一），所有公务员必须剪头。

草民则不做硬性要求，结果街上跟过万圣节似的。有莫西干和朋克头，有不想剪的买来道士服把辫子藏在道冠里。一家名为“改良帽庄”的小店门庭若市，只因老板抓住了市场需求，专卖后面拖着假辫子的改良帽……

家世显赫的贵族，悄悄地把先朝冠服和诰命御赐收藏起来；皇族后裔启功则被家人送到雍和宫当小喇嘛，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姓爱新觉罗。

同启功的隐姓埋名形成百年反差的，是那些为了开启星途不惜攀龙附凤谎称皇室的女艺人。

对戏子而言，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但对中国而言，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场好革命。尤其由袁世凯掌镜的下半集，以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将改朝易代的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了兵连祸结、哀鸿遍野，可谓双赢。

然而，《泰晤士报》冷静地指出：“革命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长久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能否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政府的形式，来替代君主政体？”

步子迈得太大，一夕之间跨越了欧美上百年的进程，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天，八十多岁的盐商萧某从扬州赶到南京总统府，求见孙文。

门卫问他何事，答称“无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门卫拒绝引见，他却执意不走。

闻听此讯的孙文派人把萧某搀扶进来，含笑起立，准备同他握手。谁知萧某却放下手杖，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孙文连忙将他扶起，道：“总统在职一天，就要为全国人民服务，是国民的公仆。”

萧某不解道：“那离职后呢？”

孙文答：“离职就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和老百姓一样。”

萧老汉兴奋道：“今天总算见到民主了。”

帝国的基层是县、乡，在没有的时代，你很难看清这场巨大的历史震撼给那片广阔天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竟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道：“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生倒有几个，举人却是一个都没有。”

而在广州附近的乡间，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百多个社会团体。劣绅和地痞都在社团里找到了新的位置，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志士”。

这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在争权夺利上，顶层和底层心有灵犀如影随形，硬要说有什么不同，无非后者更简单粗暴，比如当社长演讲到高潮时，主持人会举起一张“请众鼓掌”的提示牌，为会场招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外形易学，而内在的文明难求。对中国而言，这似乎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梁启超曾列举国民性的六大弊端：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麻木。主张“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并给新民开出了药方：兴民权。

但很显然，那个宁快勿慢的时代没有给建设预留任何土壤。连孙文都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砸烂一切的革命自然成为热血青年们心向往之的事业。

于是，清朝灭亡还不到一个月，刚当上小学老师的叶圣陶就开始同好友顾颉刚讨论无政府主义，认定“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

对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晚年感慨道：

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是我们眼里的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现在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轻人一腔热血，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但最终你会发现，只能用温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无法消灭人性中的恶。

南京。

尽管不情愿，孙文仍得恪守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倒不是诚信问题，搞政治的人节操早就碎了一地了。主要因为列强不承认，穷得叮当响，执政的又是一帮同盟会的小年轻，好多人自己都感到学识跟经验不足，主动弃官，重新磨炼或留学。

因此，对孙文的“拱手让江山”，既不应指责其软弱妥协，也不必谬赞什么绅士风度，真相很简单：玩不转了。

当然，对袁世凯严重猜防的孙文是不可能裸让的，他祭出了杀手锏——立法。

刚成立不久的临时参议院（同平民色彩更浓的众议院一起构成国会）代行国会职能，是中华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可惜，四十三名参议员，三十三个都是同盟会会员，公信力堪忧。

临时参议院赶在孙文“禅让”前，为袁世凯量身定制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作为宪法，它是成功的，规定了我们依旧向往的“人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又是因人而设的，偷天换日地将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孙文一直醉心于美式民主，同盟会也采用三权分立的组织架构，但为了限制袁世凯，竟不惜把总统变成有位无权的摆设。

宋教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见：总统取名，总理取实。

革党的幼稚于此展露无余——如果立法成了对人不对事的儿戏，法律也就丧失了其神圣性，寸步难行的袁世凯又怎么可能甘受约束？

可即便如此，孙文仍不放心，又设了两道封魔符。

一、定都南京；

二、必须到南京就任总统。

结果除了黄兴全部反对，都认为此举无异于自弃外蒙（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清廷无暇北顾，在俄国挑唆下独立）。

孙文带着一肚子怨气跑去祭拜明孝陵，黄兴也换上军装，准备前往。临走前，给总统府秘书吴玉章撂下一句狠话：“你去告诉他们（参议院），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把决议（定都北京）改过来，我就派兵来！”

惨遭威胁的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决议，结果引来各省都督的非议。

<h3>问题很简单，复杂的是脑袋</h3>

袁世凯接电，一喜一忧。

喜的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要等国会成立后由议员选出），古今中外只有华盛顿享此殊荣；忧的是必须南下即位，龙离大海。

平台就是舞台，放弃等于下台。

于是，袁世凯婉拒道：不是我不去，而是人民不答应列强不乐意。并以退为进地提出自己打算告老还乡，当共和国的国民，北方军队就有劳你们妥善接收了。

孙文决心奉陪到底，派出以教育总长蔡元培、法制局长宋教仁为代表的专使团，赴京恭请袁世凯南下。

专使受到隆重的欢迎，袁世凯每日宴请，气氛融洽，就是绝口不提南下的事。

蔡元培等人也不着急——本来就觉得孙文的要求不科学，权当公费旅游了。

谁知，天子脚下因为刚没了天子，不太安定，一场兵变不期而遇。

当晚八点过，城东忽然传来枪声，一群士兵从朝阳门冲入，高喊着“袁宫保要走了，没人管我们了”，一路打砸抢掠。

从东四抢到东单，直至前门大街，上千家商铺民宅遭殃。

蔡元培等闻听窗外嘈杂喧哗，须臾枪声大作，慌乱中连鞋袜都顾不得穿，衣冠不整地逃往东交民巷，跑到英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里避难。

哗变并非针对专使团，而是曹锟所部官兵因不满政府停发每月的“战时特别军饷”，遂以阻袁南下为名出营抢劫。

结果误打误撞地给袁世凯提供了拒绝离京的借口，黎元洪和列强第一时间表态，拥护奠都北京。风遗尘整理制作。

饶是孙文嘴硬，说要提一支“劲旅”北上协助袁世凯维护和平，但还是架不住内部同志的苦劝，勉强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当然，事变发生的时间太过诡异，袁世凯的运气也好到不可思议——革命党炸不死，不想走乱兵留。整个一日本热血动漫里的男主角，如有神助。

因此，怀疑兵变由袁大头自编自导的流言一直不绝于耳。

这种说法之所以经不起推敲，在于不了解袁世凯的心态。

从大局看，他亟须的是安定而不是动乱。毕竟民间的信赖，列强的支持，都建立在只有袁世凯才能重建秩序这一心理基础之上。

因此，他但求传递“只有我能终结混乱”的信号，给被义和团吓怕了的洋人看，给冯国璋和张勋等成天以为自己是伯夷叔齐的北洋将领看。

而此次骚乱一度蔓延到天津，做梦都想让中国分而治之的日本甚至从东北驻军抽调了一千五百人赶赴北京——种种迹象，完全同袁世凯的愿望背道而驰，自然也帮他洗清了嫌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就职典礼上，他以河南口音宣读誓词，豪迈的语句（“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却被念得索然无味。

莫理循现场记录道：

袁世凯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他太累了。

睡得越来越迟，起得越来越早，可时间永远不够用。

以前无论是当直隶总督还是军机大臣，头上总有一片天，总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指挥棒。而现在，面对共和这个全新的事物，没人告诉他路在哪里，只能摸黑一步步往前挪。

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各省都督自立为王，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前清遗老们躲进故宫成一统。

社会矛盾层层叠加，最终都堆到袁世凯的案头。可即使他有心解决，巨大的财政窟窿也不允许。

中央的孱弱、地方的混乱，迫使他去了解鼎革之际在主流视野之外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多少真相隐藏在黑夜之中，无人打捞，正如多少冤魂在革命的宏大叙事里湮没无闻……

正文第十三章府院之争与刺宋谜案

<h3>为谁流下潇湘去</h3>

湘西的凤凰城古色古香，恍如梦境。

沱江穿城而过，清莹澄澈。虹桥的倒影随波荡漾，变幻多姿。吊脚楼下，苗家少女赤足临江，洗菜淘米，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扬，宛若从里走出来的翠翠，沁人心脾。

烟雨中，江上薄雾缭绕，大山景物朦胧，好一派远离尘嚣的桃源仙境。

然而，当九岁的沈从文一觉醒来时，宁静被打破了。

几个叔叔全部消失，父亲脸色惨白地坐在太师椅上，两眼无神。

“爸爸，爸爸，你到底杀过仗了没？”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覆没，死了几千人！”

造反已然失败，杀戮刚刚开始。

我在道台衙门口的平地上看见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辕门上也挂满了。（）

清军将城内布置妥当后就下乡抓人，集中起来赶到河滩上乱刀砍死。每天杀一百个，持续了个把月才收手。

天寒地冻，也不担心尸首腐烂，陈列在河边正好“以儆效尤”。

鲜血淋漓的画面刺激着沈从文幼小的心灵。当他成年后来到北京，向亲戚解释为何背井离乡时，道：“六年中我眼看身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也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的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

湖南的光复血雨腥风，概括起来就是：革命的杀了反革命，反革命杀了不革命但被当成了革命的，革命的杀了被当成反革命的不革命的……

归根溯源，要从巡防营统领（湖南武装警察最高长官）黄忠浩讲起。

黄统领带兵有方，人称其军“忠字旗”，唤其人为“小曾国藩”。

深受张之洞赏识的他官至湖南提督，退休后办起了实业，在士绅的拥护下做得风生水起，成为矿界领袖。

人望日隆的黄忠浩修治洞庭，资助教育，保路运动兴起时还率众反对铁路国有化，可见思想非常进步。

如果不是一念之差，死后定能和同乡黄兴一样变成铜像。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履新不久的湖南巡抚余诚格极为恐慌。

湖南是革命老区，出产了唐才常、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一批清政府的克星。况且，长沙刚刚爆发了抢米风潮，人心思乱，一点即燃。火药桶上的余巡抚只好返聘黄忠浩，让他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巡防营，至于新军，早已毫无悬念地被同盟会渗透，不抱希望。

黄忠浩刚换上军装，就见到了老相识——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

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处世圆滑，被誉为“药中甘草”。谭延闿对黄忠浩大谈由巨家世族（咨议局）和军政长官（黄忠浩）联合的所谓“文明革命”，劝其“宣布革命，自任都督”。

黄忠浩略有心动，派亲信去汉口打探消息。回报说清军已大举南下，民军却无新的战果。

于是态度逆转，摆出一副要当中兴名臣的样子，准备佑我大清。

谭延闿只好退而求其次，也不管什么“文明革命”了，派人同革命党接头。

同盟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焦达峰和新军排长陈作新浮出水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焦达峰是自费留日的。加入同盟会后不久，便因不满孙文只经营华南而无视长江上游的战略，同孙武成立了外围组织共进会，回国分驻两湖，策动起义。

咨议局代表跟革命党约好在福寿茶楼见面。当天，代表恭候多时，方见“有穿天青团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陆续而来四十余人，长袍短套，不伦不类”。

焦达峰的“小弟”成分比较复杂，有新军士兵，也有黑帮成员，被咨议局的代表鄙视很正常。

关键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咨议局较保守，主张光复后推黄忠浩为湖南都督，稳定人心；陈作新和新军士兵则坚持要杀黄忠浩。

最后不欢而散。

举事当日，由于事机不密，听到风声的余诚格预为布置，一时间哨岗林立，便衣四起，还有谣言说巡抚衙门已架起大炮，准备把城外的新军营房轰平。

按照教科书的论调，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动摇了。一个叫吴作霖的咨议局议员担心真打起来殃及池鱼，急得通宵失眠，大清早跑到单位求见谭延闿，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结果门卫都没起床，哪有人来办公？

吴作霖越想越生气：都什么时候了，你大爷的还睡得着觉？

最后竟在咨议局门口骂起街来：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我姓吴名作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两千多人，分驻满城客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即能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帮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作甚！

门卫被吵醒，不知所措；路人上前围观，都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个唇焦舌敝，无人理睬，悻悻地回家去了。

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票号发生挤兑，巡防营全体出动。

焦达峰一夜之间活明白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在每人只有两颗子弹的情况下，领导新军一鼓作气冲进城。

居然就光复了。

余诚格摇身一变成了余则成，换了衣服，逃到湘江上的日本军舰里。黄忠浩则没那么好的运气，刚跨上马预备跑路，一个巡防营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

新军士兵顺着话音方向一拥而上，将黄忠浩刺于马下，绑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示众。

一路上，有人拳打脚踢，有人用刀乱刺。这些同黄忠浩素不相识的士兵，是出于公仇还是私怨，抑或只是狂欢？已不得而知。

<h3>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h3>

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而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文告贴上街，长沙市民惊诧莫名——没人知道这个二十五岁的都督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于焦达峰和黑帮大佬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很快就口耳相传了。

更要命的是，一身江湖习气的焦达峰毫无管理经验。

一个青年跑来要官，他问对方会做什么，答以“会写字”，便道：“你去当书记吧！”

青年走出去，见桌上放着一大捆白带子，便随手拿了一条，写上“三等书记官”，往身上一挂，招摇过市。

不过他很快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

由于连长满街走，营长多如狗，杂货铺的指挥刀顿时卖到脱销……

谭延闿则对民政部长的任命嗤之以鼻：自己出身翰林，深孚众望，凭什么受一帮“丘八”领导？

他以“模仿英国立宪精神，防止专制独裁之弊”为由，将咨议局改组为议会，规定都督的命令必经本院议决盖戳后，方可发交各部执行。

焦达峰自然不满，在一帮同盟会会员的鼓噪下，起了杀心。

岂料谭延闿速度更快，趁焦达峰派两协军队支援武汉，长沙空虚之机，勾结新军管带梅馨发动政变。

当天，都督府接报，说北门外的和丰火柴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请求弹压。

陈作新单骑前往视察，刚走到文昌阁便被埋伏于此的叛军乱刀砍死。

素喜诗文酬唱的陈作新生前曾赋有一诗：

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像易倾城。

可惜，最后还是死于名而非色。

焦达峰听到陈作新的死讯，不顾同志劝谏，坐等叛兵上门，结果被乱枪射死于照壁之下，鲜血溅到一旁的石狮子身上，触目惊心。

当晚，有人瞧见身穿蓝布长衫的谭延闿面如死灰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都督府，在梅馨等人的“劝进”下，欲迎还拒地就任都督。

对内，谭都督把梅馨擢为协统；对外，则诬陷焦达峰乃黑帮头子，冒充党人来夺权。

三天后，同盟会会员用行动扇了谎言一记耳光，在常德给焦达峰、陈作新开追悼会。讵料刚献完花圈，就被谭延闿派来的官兵抓获。

悉数被砍后，原址立刻举行了另一场追悼会。而这次，灵堂上悬挂的是黄忠浩的遗像。

杀人循环，至此结束。距湖南光复，还不到十五天。

革命的进程中，一组难以调和的矛盾存在于自由和平等之间。由于自由无法像平等那样给予革命者物质的奖励（打土豪、分田地），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便成为一个危险的趋势——甚至可能为了平等，选择同专制结盟，牺牲自由。

因此，东欧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中写道：

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集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集权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之所以没能被坚持到底，盖因“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只是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故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后，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

最后得出一条结论：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过渡时代的袁世凯，身处最原始的角斗场（群雄割据），面临最深沉的灾难（内忧外患），却要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治结构（民主共和）。

何其艰巨。

亡清的理想业已实现，站在云端的感觉却唯有空虚与孤寂。

他终于明白，清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阳光仍未洒向大地。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而在学海中游了一圈后，袁世凯悲哀地发现，问题更复杂了。

许多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需要一些起码的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这一切，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

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当公开招标这一政府采购形式出现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门一把手，拿单的胜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当招标产生后，你不弄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逐一拜访，都不敢去竞标。

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腐败的面积也扩大了，“立法愈峻，索贿愈频”成了一道永远绕不出去的怪圈。

而当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时，便会寻求彻底解决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临。

对袁世凯来说，两难的选择在于：不终结各自为政的乱局，制度建设便无法落实，民主共和就难以兑现；而欲使从上到下令行禁止、运作有序，震住贪官、军阀和潜滋暗长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授人以“独裁”的话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h3>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h3>

有些日子没见徐世昌了，听说他和一帮前清遗老跑去青岛当起了寓公。

传闻说他食君之禄不忘君恩，故拒绝当民国的官。

纯属扯淡。

袁世凯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带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鲜明特征——好名。因此，绝不会公然弃清投袁，给舆论留下口实，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过场，迂回一下。

但当袁世凯派人去请时，却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张字条，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

意即一匹好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累死了。

徐世昌借此提醒袁世凯：中外拥戴只是表象，民国大总统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转型的千沟万壑中，在这盘前无古人的新棋里，即使再高强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彻那样下到吐血而亡。

形势比人强。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变不了的形势，那么身败名裂的悲剧完全可以逆料。

徐世昌的看法是，自从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与大我。

自由主义者追求小我的权利保障，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是“没有大我，何来小我”，个体的存在有赖于群体的稳定。

前者要启蒙，后者要救亡。

即便在和平年代，二者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遑论那个真的有境外势力的时代。

徐世昌料想民主政治再过一百年都未必能实现，十年内就更不用奢望。勉强仿行，君权下移，其结果只能是官员分了民主的好处，文人过了民主的嘴瘾，平民仍受专制的剥削。

久而久之，民国给国民的观感反倒不如大清。

1918年，思想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观察了民国七年后，失望到连六十大寿都懒得过，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梁济在前清官职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遗老。他本人思想开明，并不敌视共和。之所以要跳湖，确实是对现实绝望了。

在《伏卵集》中，梁济记载了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见闻。比如每逢召开国会，各党工作人员就会到前门火车站树起招牌，拉扯刚下车的议员去本党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

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甲党的招待所，得到红包后承诺投该党的票；又住乙党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处，最后却投了自己的票……

七十年后，生命的尽头，梁漱溟依然记得父亲死前留给自己的那个沉重的疑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时任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没察觉出任何异样：“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能好就好啊！”

说完便离开了家。

康有为替张勋起草的复辟通电虽说反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乱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溯自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纪纲颓坠，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视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已压抑良善为自治，以推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最后得出结论：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

佐证还有李宗仁的回忆。他说自己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觉朝野上下朝气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却朝气全失，唯见满目漆黑，一片混乱。

其实，之所以酿出这么一个上下争利的蛮荒世界，盖因错把自私当自由，混淆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知前者有权利观念也有责任意识，而后者则只追求利益与享乐。

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各逞其能地扩大自己权利的边界，无视他人的权益，严复方才将穆勒的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告诉国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徐世昌的悲观并非无源之水。

早在两千年前，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分析过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即法令越颁越多，罪案却不减反增；打击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战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风气彻底败坏，人心极度糜烂，欲从根子上解决，必须“正人心”。

问题是人心已经正了两千年，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变化。“杨朱之学”（利己主义）还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义的面具，戴着登堂入室。

比政府腐败更严重的是社会的溃败。当共识破裂，所有人都对国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时，腐败便成了见怪不惊的常态。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从而不愿为共和做牺牲，反倒容易被权力所网罗，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去当专制的帮凶。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来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积习和俯拾皆是的腐败导致共和制度的设计难以开花，不易结果。

在舆论“中华民国已变成中华官国”的讥讽声中，杨度主动求见。

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数百人的专制。县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们在国内行动，不过是从一个专制区到另一个专制区，而权利保障什么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无法调动，还谈什么建设农村、发展教育？

杨度提醒袁世凯注意，作为民主摇篮的古希腊，雅典的法庭民主到连法官都没有。遇有案件，根据大小，从六千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平时抽签选取）里调五名以上的陪审员审理。

一切都是随机的，能有效预防贿赂，确保公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制度，把不容于世的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正确解释了月食现象）、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等最优秀的人才赶出雅典，还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雅典民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陶片放逐法”。它规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无需任何罪行，得票超过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一次，指挥过马拉松战役，为抗击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阿里斯泰德被公民大会宣布放逐。投票前，一个文盲把陶片递给正好坐在旁边的阿里斯泰德，请他代刻“阿里斯泰德”。

阿里觉得很奇怪：“你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

文盲的逻辑是：“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干脆放逐算了。”

<h3>最终幻想</h3>

杨度向袁世凯挑明：抽刀断水的唯一办法是实行开明专制。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在梁启超笔下，民初的议会幼稚到让人心碎：

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销此半日之光阴，相率鸟兽散而已。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更具体。“一省六都督（陕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乱局刚结束，各省又肆无忌惮地截留税收，断了中央的财源，使得北京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强烈的个人意志不允许袁世凯后退半步。他一向坚信政治家和文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敢于自污，甘愿为政治理想放弃原则、隐忍求全。

于是，他一边感慨“我这个大总统当的还不如一个总督”，一边打定主意：与其扛着民主的大纛（dào，旗帜）实则官主，不如亲自操刀，制定实实在在的规则，确保国家机器运作稳定。

从管家到当家，从顶层亡清到顶层设计，深感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袁世凯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抬望眼，振作精神，目光投向潼关以西那片还挂着龙旗的大清遗民乐土。

镜头闪回到四个月前。

陕西的光复跟武昌一样，都是新军一觉醒来顿悟了，匆忙成事。

先是西安将军文瑞在听说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当即要求护理陕西巡抚（平级代理称“署理”，由低一级的布政使暂代则称“护理”）钱能训抓捕新军中的革命党。

钱能训担心急则生变，计划先将新军打散了往边区调，再按图索骥，各个击破。被同盟会陕西分会渗透得最理想的第二标瞬间站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

不起义，迟早也是死；起义，有枪无弹。

一帮革命士兵找到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一营管带张凤翙——这是军中能找到的最高级别的革命党了。

张凤翙正在营房睡觉，突然稀里哗啦涌进一群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暴动。

“啥时候？”

“奏是今个儿！”

“能行！”

话说当天的确是个造反的好日子。钱能训和军方高层皆在咨议局开会，驻守军装局（保管弹药）的一个连也因周末的缘故，大部分人都跑去逛街了。

革命军以“到灞桥洗马”为名冲到军装局，一声怒吼，几百个赤手空拳的士兵分分钟便占领了此地。

张凤翙就地成立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营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便溃不成军，钱能训自杀未遂，被革命军礼送出境。

只剩下满城了。

满清入关后在各省省会修筑了满城，驻扎八旗军，以防汉人造反。

此刻，满城尽带黄金甲。

血战一日，革命军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艰难杀入，引爆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

文瑞指挥旗兵巷战，留下三千具尸体，仍负隅顽抗。

革命军怒不可遏，挨家挨户地屠城，砍死两万多旗人妇孺，震惊宇内。

文瑞投井自杀，剩下的千余旗兵想反攻军装局，悉数被灭。

演完同舟共济的上集，当然少不了同室操戈的下集。

军政府的大会上，个个都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吵了半天，竟搞出粮饷、军令和兵马等六个都督。当然，张凤翙是“大都督”。

众人欢天喜地，完全没意识到放走了一个祸根。

两年前因反对立宪而被载沣革去陕甘总督一职的升允听到西安出事，连夜渡河，逃往甘肃。

升允这个人很有特点。慈禧七十大寿时，奕劻曾命各省献金祝寿。大家都慷慨解囊，只有他不掏钱，还上奏请求停止这劳民伤财的摊派。

跑到兰州后，升允被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为陕西巡抚，同提督张行志分南北两路率军东征。

甘肃风气之闭塞，冠绝各省。

在清末国会大请愿的浪潮中，根本看不到甘肃代表的影子。其咨议局正副议长都是翰林出身，却对立宪不感兴趣，倒是武昌事变后热衷于“迎銮”，一面通电反对共和，一面联络北京，欲替皇帝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革命根基如此之差，对升允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西顾，放心大胆地跟陕军拼杀起来。

一直杀到清帝逊位，长庚挂印而去，甘肃布政使领衔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仍无收手的迹象。

除夕之夜，醴泉的陕军寻思着甘肃都易帜且宣布停战了，大为放松，喜迎新年。不料正烹羊宰牛、吃酒赌钱，升允的甘军便从城角攀援而上，组团前来拜年。

连南路的张行志都收到消息停火了，占领醴泉的升允还在那厉兵秣马，把远在北京的宗社党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叫雷恒炎的陕军参谋估摸着升允可能没收到停战消息。作为醴泉人，他觉得有必要前去通知一下。

革命同志置酒送行，并发炮三响，为雷恒炎壮胆。

结果，次日到了甘军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的来电，就听升允下令：“斩！”

雷恒炎恍然大悟：哪里是消息不通，根本就是秘不宣布，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

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接着是割耳、削鼻、挖心三部曲，最后弃尸于枯井之中。

恶斗持续到元宵节，张行志都回家团年去了，甘军上下也知道宣统已然退位，且袁世凯的援陕部队正在路上。

升允愈发孤立。

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个理学名儒过来劝他休战，升允环顾四周，只见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

他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唾骂袁世凯，道：“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

清廷最后一个疆臣“陕西巡抚”升允撤回甘肃，仍念念不忘迎驾西北，重建朝廷。他致电袁世凯，要求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将来安置两宫。

果断遭拒。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亡西宁，辗转经西伯利亚流亡日本，长期从事复辟活动，死后被溥仪赐谥“文忠”。

中华民国终于在形式上完成统一。

然而，新的号角才刚刚吹响。

<h3>府院之争</h3>

即使内阁制将大总统的权力关进了笼子，孙文还是不信任袁世凯。

之所以把镁光灯让给袁，一来是形势所迫，二来无非想利用其威望降服人心，稳定过渡。

因此，孙文坚持内阁总理的人选必须出自同盟会。

袁世凯则提名唐绍仪，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退半步，让唐先加入同盟会再就任总理。

其次是敏感的陆军总长一职。南方推黄兴，北方推段祺瑞。

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段祺瑞胜出，黄兴任陆军参谋总长，留守南京。同时，南方派的王芝祥（广西副都督）北上当直隶都督。

1912年的愚人节，孙文正式辞职。三日后，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唐绍仪内阁出炉：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财政总长：熊希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施肇基。

虽说南方占了五席，北方只占三席（另有一共和党与一无党派），但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内务部、陆军部和海军部）。

即便如此，袁世凯这个国家元首还是当得很窝囊。因为，一向温文尔雅的唐绍仪突然爆发了。

像被施了蛊惑大法一般，唐绍仪不顾二十多年的交情，事事站在同盟会的立场跟袁世凯对着干，驳其手谕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他每次到总统府，袁的侍卫都会小声嘀咕说唐总理今天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原本忠诚的老部下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袁世凯开始怀疑同盟会是不是邪教组织，苦劝唐绍仪回头是岸，退党保平安。谁知唐绍仪毅然决然地表示：宁可辞职，断不能牺牲党籍。

又一次争吵结束后，袁世凯失望道：“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少川默然不语，镜片上闪过一阵寒光——总理既操大权，挺住意味着一切。

窝了一肚子火的袁世凯迅速着手拆台。

在其遥控下，赵秉钧长期不参加内阁会议，每逢开会都人间蒸发。陆徵祥则把精力投入到派人疏通外交部大院里的下水道这类琐事上，具体的外交工作都扔给蔡廷干，让他直接向袁世凯汇报。

眼看就要玩儿不转，黄兴要钱的电报又摆到了唐绍仪的案头。

南京留守，听起来挺慈悲，给同盟会一块自留地。

其实就是收拾烂摊子。

一场革命下来，南京附近啸聚了三十万官兵，个个以功臣自居，天天跑官要钱，成为长江以南的安全隐患。

关键是襁褓之中的民国养不起这帮人。无法安置便只能遣散，于是涉及到转业费的问题。

黄留守估算了一下，发现要想彻底甩掉包袱，至少需二百五十万两白银。

孙大炮从来都是朝别人要钱，指不上，只能给北京打电报。

问题是中央也没钱，只好借外债。六国银行团（英法德美日俄）答应贷笔巨款，帮中国一次性解决捉襟见肘的局面，但条件非常苛刻，甚至要求监督中国财政。

唐绍仪一怒之下不借了。可袁世凯不能坐视政府破产，不然正遂了同盟会的心愿。他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跟六国银行团磋商。

同盟会见唐绍仪被踢出局，不明就里，纷纷通电指责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强烈反对借款，并连带着把熊希龄也口诛笔伐了一番。

洋人一看动静闹这么大，也不想蹚浑水了，陆续撤离。

袁世凯气得想跳楼，当即以牙还牙。

王芝祥北上出任直隶都督是南北双方早就达成的协议，虽说监视的意味很明显，但为了换取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袁世凯也同意了。

此刻则悍然毁约，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改王芝祥为宣抚使，给了一大笔钱，令其南下协助黄兴裁军。

当初唐绍仪拍着胸脯向同盟会保证落实此事，而现在王芝祥拿着没有总理署名的委任状赴南京上任，赤裸裸地破坏了副署制，只留下颜面扫地威信全无的自己，还有什么干头？

他跑到天津躲起来，轰走了袁世凯的说客，坚决要求辞职。

唐内阁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宋教仁功不可没。

袁总统说：“你发布任命，我不盖印。”唐总理说：“你盖印，我不签字。”

苦心孤诣的设计制造了避无可避的对立，中道崩殂自然在意料之中。

紧随其后，同盟会的阁员也联袂辞职，以示与总理共进退。

宋教仁泡在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启动了一项政治实验。

唐绍仪为什么失败？因为摊上了混合内阁。三个北洋老人，一个无党派人士（陆徵祥），外加一个共和党（党员多为清末立宪派）的熊希龄，把持了军事、外交和财政，一切唯袁世凯是从，不输才叫没天理。

正式国会选举在即，临时政府为期不久。宋教仁意识到，必须尽快将同盟会改组为现代政党，再推行“政党内阁”。即参议院里占多数席位的党派选出内阁总理，再由总理指定内阁成员，从而上下一心，不被总统分化瓦解，真正实现权在内阁。

如此一来，政治斗争下沉到了各党对参议院席位的竞争，简称党争。而这，正是宋教仁所擅长的。

袁世凯听说后，睡不着觉了。

不搞混合内阁，自己就无法纵横捭阖，总统彻底变成虚位。

因此，他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封公告：

余不注意党派，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必引为辅助。故重在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不论其党与不党。

并“苦口婆心”地劝大家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拘泥于党派之争，破除成见，同心协力建设民国。

最后还不忘抨击一下《临时约法》里的“总统不负责任”。

他打比方说，国民好比股东，大总统好比董事长，总理好比CEO。公司的运营发展，固属CEO之责任，但若因用人不当，致使商业失败，濒临破产，则董事长不能不负责任，股东也未必肯宽容董事长。

袁世凯的话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报纸甚至指责同盟会结党营私，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桎梏。

<h3>水流如激箭，人世若浮萍</h3>

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袁世凯提名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担当第二任总理。

作为职业外交官，陆徵祥常年在驻外使馆工作，连老婆都娶的洋妞。后受“庚子五大臣”之首的许景澄赏识，官至驻荷兰公使，于王朝末日前，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电奏隆裕，逼清帝逊位。

虽说陆徵祥在外交总长任上引进西方的管理制度，刮起了一阵科学的新风，但让他当总理，资历和人望还是太浅。

之所以有此动议，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中华民国还没得到世界各国的正式承认，俄国又在策划分裂外蒙，总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外交干才，不然连钱都借不到；

二、陆徵祥无党无派，刚从国外回来，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容易在临时参议院通过；

三、逼宫一事上，陆徵祥帮过自己，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好同志，必须回报。

果然，其上任没有遭遇任何阻力。

因为在宋教仁的布置下，同盟会把视线放到了不远的将来。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必须在十个月内召开国会，临时政府才能变成正式政府，临时大总统才能变成正式大总统。而届时，所有部门都要洗牌重选，谁占领了国会谁就拥有天下。

因此，战略重心已发生转移的同盟会会员先后从政府辞职，跟着宋教仁造党去了。

本以为可以太平几日，却在陆徵祥组阁时又碰到了麻烦。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六名候选人被提交到临时参议院。其中，提名担任教育总长的孙毓筠（同盟会籍）遭到同盟会的强烈抵制。

当然你会问：都是革命同志，咋大水冲了龙王庙？

因为同盟会一致认为孙毓筠是个叛徒。

其实人是名门之后，孙家鼐的侄孙。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当过帝师，做过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官至内阁大学士，死后谥“文正”，与曾国藩同。作为文官楷模，能拿的成就都拿到了，还活了八十多岁，死在清朝的前面，可谓完美人生。

进步青年孙毓筠鄙视这样的人生。

他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又回国响应萍浏醴起义，同潜伏在新军第九镇里的革命同志柏文蔚一道谋刺两江总督端方。

结果事泄被捕。

换个人家属铁定准备后事了，但谁叫他叔爷爷是当朝军机大臣呢？

端方立刻给孙家鼐打了封电报确认：“孙毓筠是否属于华族（您的家族）？”

孙家鼐不便公然作保，只好暗示道：“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巧妙地默认了。

端方心领神会，派人下狱去教孙毓筠：“你在口供里只承认政治革命，莫谈种族革命，如此便能起死回生。”

最后，孙毓筠被判五年监禁，暗地里则在端方的安排下躲到总督衙门的后花园读书。

令人唏嘘的是，另外两个从犯却被判处终生监禁。

这件事情教育我们不要以己度人，官员眼中的意识形态同我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在官员眼中，这玩意儿即使逻辑上不能自洽，被时代抛弃，遭世人唾弃，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法宝，既能清除异己，又可兜售人情，当真是国之利器，百用百灵。

辛亥后，孙毓筠获释，任江浙联军副秘书长，旋即出任安徽都督。

可惜等他空降过去，才发现安徽遍地都是都督，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儿，个把志存高远的还准备攻打省城。

孙毓筠只好向南京求救。岂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招来了柏文蔚。

柏的军队迅速稳定了安徽的乱局，而他本人也董卓附体，跟孙毓筠抢起都督来。

官司打到南京，孙文很为难。又觉得两人二十年的交情，当无大碍，便将皮球踢了回去。

事实证明，权力面前，友情只是浮云。

当孙毓筠的心腹被柏文蔚砍死时，他只能选择默默地离开，怀着对同盟会的满腔怨恨跑到北京，去临时参议院报到。

袁世凯对这个失意的议员高度重视，把锡拉胡同的旧宅和端方的一个爱妾送给他，致使孙毓筠彻底倒向大总统，并引来种种非议。

象来街，临时参议院。

陆徵祥向议员介绍六位总长候选人（其中同盟会籍三人）。这是他第一次向临时参议院作报告。

与会人员的评价只有十六个字：猥琐支离，毫无政见。旁观骇异，全院失望。

陆总理在国外太久，把脑子呆傻了，不懂墙内的会怎么开。

再加上想跟议员们套套近乎，刻意放低姿态，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在驻外使馆工作时，厨师的薪水都要从他工资里出；一会儿说自己不吃花酒，不肯借钱，不恭维官场，回国后被各界视为怪人，颇多质疑。但清夜自思，又不失为生平一大乐事……

一场演讲下来，岂止被视为怪人，简直就是纯屌丝。

临时参议院当即投票，把陆徵祥提出的六个总长全部否决。

对此，民国史家李剑农评价道：

此举诚属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铅笔刀，随处乱砍，不管有效无效，有害无害。

的确，之前王芝祥的委任状未经唐总理副署，在议员那竟能通过，《临时约法》已成空文。而现在只因陆徵祥的发言杂乱无章，就对其组阁全盘否定。政治活动至此，可谓形同儿戏。

新疆。

俄国在边境制造事端，借题发挥，派兵攻打喀什，并绑架中国平民和官员，新疆都督杨增新告急。

章太炎义愤填膺，撰文狂喷：

借款不成，势即瓜分，究其原因，在政府之无能。政府之无能，在参议院之筑室道旁，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请大总统便宜行事，毋再拘泥《约法》，以待危亡。

袁世凯重新拟定了阁员名单，一面将议员里的领袖人物请到总统府磋磨，一面让人放出风去，说再不通过即以武力解散参议院。

终于，陆内阁艰难开张。

阳寿只有唐内阁的一半。

<h3>生存的障碍不是无知，而是傲慢</h3>

追根溯源，杀死陆内阁的是黎元洪。

不要觉得好多集没露脸，就以为黎胖子领了便当。人经营湖北，图谋大业，选上副总统都不去北京，就是要稳坐老巢，拥兵自重。

武汉的不和谐因素有很多，主要集中在“首义三武”身上。

军务部长孙武主动向黎元洪靠拢，副部长蒋翊武跟同盟会眉来眼去，另一个副部长张振武东奔西走当独行侠，最不可控。

起义前，孙武和蒋翊武分别是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老大，派系矛盾由来已久。

两人斗得越凶，黎元洪越高兴，还时不时把火往张振武那边引。

张振武是个炮筒子。

起义时黎元洪扭扭捏捏不肯做都督，拔枪要毙他的是张振武；满城的旗兵反攻军政府时，要拿他脑袋安抚叛军的也是张振武。

而且，张大侠一贯不尊重领导，对黎元洪呼来喝去当阶级敌人看，黎督的任何人事安排都要不阴不阳地讽刺两句，深深地伤害了黎胖子的自尊心。

南北议和期间，张振武携款数十万跑到上海去买枪，结果碰到日本奸商，买了一堆废枪。

黎元洪得知后，电催他返回。讵料张振武看到议和濒临破裂，准备去山东投靠蓝天蔚，北伐清廷。

无组织无纪律，此风一开，以后队伍还怎么带？心念及此，黎元洪严令张振武回鄂。

归来后，黎元洪认真查账，细追每笔款项，惹得张振武勃然大怒，冲进都督府指着他鼻子大骂：“当初把你拉出来当大都督，现在你富贵了，也清起我们的账来！”

黎胖子不吭声，挥笔核销了张振武的发票。

其实，首义后张振武纳妾九人，私生活不检点，难免有侵吞公款的行为，但数目不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照黎元洪这样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不如搞整风运动算了。

整风没搞起来，倒孙运动爆发了。

一帮原共进会的革命士兵，起义成功后不但没分到革命的果实，还被投闲置散，弃如敝履，一个个别有忧愁暗恨生，全把气撒到孙武头上，高喊着“驱逐民贼”的口号，冲向军务部。

幸亏孙武跑得快，躲到汉口的租界里。乱兵烧杀抢掠，扣押了蔡济民等军务部高官，跟黎元洪叫板。

孙武寒了心，主动辞职。黎元洪趁机把军务部缩编为军务司，两个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均被罢免，只留以“顾问”的虚衔。

一场乾坤大挪移打完，军政府上下全成了黎元洪的心腹，兄友弟恭，其乐融融。

蔡济民很识趣地拒绝了军务司司长的任命；蒋翊武一头扎进同盟会的怀抱，不跟武汉这帮人玩儿了。只有张振武不甘心边缘化，把持着武装力量将校团，继续死磕。

为了改组这个团，黎元洪想尽千方百计，却连派个副团长过去都被赶回来，顿时感到不下黑手不行了。

可惜，张振武是公众人物、革命元勋，杀了他既会遭到舆论非议，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破坏湖北的稳定局面。

因此，黎元洪将皮球踢给袁世凯，向北京“推荐”张振武出任“东三省边防使”，还给他一镇军队，天天盼着这尊大神能早日离境。

张振武一心想扬名立万，根本不用家长操心，已经开始收拾行装。

袁世凯却不乐意。东三省是战略要冲，怎么可能用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

他拖了一阵，随即电令三武入京，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以示笼络。

孙武和蒋翊武都默默地接受了，唯独张振武，又开始放大炮：“我们湖北人只配当顾问官吗？”

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外派戍边，其实是想效法黎元洪，霸占一块地盘。

为了敷衍张振武，袁世凯授其为“蒙古屯垦使”。

但凡懂点事的，拿了俸禄也就算了。可他一根筋，三番五次地申请拨款，要当真的屯垦使。

袁世凯搪塞说政府没钱，张振武大怒，撕了委任状，气呼呼地回武汉去了。

精力旺盛的他又在湖北四处奔走，上下串联，设立了屯垦事务所，一边筹兵，一边找黎督要经费。

黎元洪则一面敷衍，一面发文痛斥武官干政的“十大害”，着手在湖北推行“军民分治”。

张振武针尖对麦芒，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煽动道：“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一批下岗的起义同志受激，暗中策划“二次革命”，准备武力推翻都督府。

幸亏黎元洪提前侦破，一举捣毁该反革命团伙，砍了十几个带头的，镇压下来。

见武汉派系林立，乌烟瘴气，袁世凯派去了两个湖北籍的参议员了解情况。

连月来，无论袁世凯作何选择，黎元洪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还经常发些貌似忧国忧民的通电，怒斥南京集团的拖延刁难，赢得了袁的好感。

因此，通过参议员，黎元洪同袁世凯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

<h3>饶汉祥的剧本“梨园红”的戏</h3>

收到大总统的电邀时，张振武喜上眉梢。因为按电报里的说法，他即将走马上任梦寐以求的东三省边防使。

张振武带着三十多个将校团骨干，拿着黎元洪给的四千元路费，趾高气扬地踏上了入京的不归路。

到京后，张振武四处宴飨会友，大讲安边之策，还呈递了《上袁大总统书》，整个一舍我其谁的架势，殊不知两天前袁世凯就收到一封要他命的密电。

电文言辞恳恳，杀气腾腾，罗举了一大堆罪名，说张振武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假政党之名，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扬，掩其凶顽之迹。

简直就是坏得掉渣，恶得流脓，人神共愤，百鸟悲鸣。

控诉会开完，作者叹了叹气，一副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口吻道：

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

袁世凯召集在京的湖北官员商议，又回复黎元洪，征询电文是否确定。

黎元洪马上确认，并派自己的笔杆子饶汉祥赴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已布置妥当，不会因杀张振武而出事。

1912年8月15日夜，张振武一行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

晚上10点，酒酣人散，张振武乘车返回金台宾馆，途经正阳门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军警袭击，被绑到西单的军政执法处。

该处好比前苏联的克格勃、以色列的摩萨德，直属于袁世凯，处长陆建章。

陆处长亲自审讯，先念黎元洪的电文，再读由袁世凯签发、陆徵祥副署的手令，直听得毫无思想准备的张振武目瞪口呆。

他当场抗议：“不能仅凭一纸电文就擅杀无辜，请执法处查明真相再做处置。”

陆建章两手一摊：“军人只知服从命令，你准备遗嘱吧。”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想起启程时，前来送行的黎元洪握着他的手说“抚心自问，对阁下并无一丝相待不好之心”，张振武就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

他痛心疾首地提起笔，良久不能成一字，最后仅留书黎元洪：“但恨不能死战场，而死于仇雠之手！”

行刑时，张振武身中六枪，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开枪者说的：

不料共和国竟如此黑暗！

举国震骇。

按理说张振武跟南京集团关系疏远，又曾与黄兴交恶，同盟会完全没有必要替他出头。

但或出于倒袁，或因为义愤，弹劾瞬间满城风雨。

袁世凯淡定地将黎元洪的电文在报上全文发表，说自己只是出于维护湖北长治久安的好意遵照办理的，撇清了干系。

怒火又烧到陆徵祥和黎元洪头上。陆总理脸皮薄，不禁骂，愤然辞职。黎元洪则让饶汉祥写了一篇珠圆玉润的骈文，通告全国，历数张振武罪状十四条，泣陈自己挥泪斩马谡的无辜与无奈：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刲（kuī，割）臂疗身，决蹯（fán，兽足）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夫汉高、明太（刘邦、朱元璋），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勾践、夫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怀光（唐德宗时的叛将李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君集被擒（初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侯君集，因从太子李承乾谋反，事败被诛），书不原其战绩。矧（shěn，况且）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疆土），不当为个人保铁券（皇帝赐给功臣的免死勋章）。

然后声东击西，一会儿说自己“积劳成疾，咳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一会儿又装好人，说要“赡其母以使终年，养其子以使成立”。

演戏就要一撸到底，黎元洪来了个富贵险中求，自请辞职。

紧接着，由他策动的署名“湖北全体军民”的电报打到了北京的临时参议院，竭力挽留黎元洪，搞得人一走湖北就要大乱似的。

其实，黎胖子完全可以冷处理。国人对政治事件的关注不会超过半个月，时间一到，注意力自然跳转到别的新闻，对真相的挖掘从来浅尝辄止。

这次的“救场新闻”是孙文的北京之行。

当然，他不是来替黎元洪解围的，而是专程参加国民党的成立大典。

民初的政党有六百多家，但小党众多，想在国会中争得一张议席，除了合并或被大党招安，别无他法。

宋教仁甄选了四个大党予以收编，将同盟会改组为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

当然你会问：卧榻之侧，袁世凯能容他人安睡？

事实上他一直在隐忍，想像笼络汪精卫那样把宋教仁拉到自己这艘大船上来。

为此，袁世凯曾赠宋教仁一沓空白支票，任其填写。宋教仁辞掉农林总长，袁又派人以退休费的名义送来五十万元。甚至当陆徵祥下台后，提名宋教仁当内阁总理。

可惜，作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宋教仁一概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袁世凯倒也不生气。进入民国后，他经常对周围人说的口头禅是“办共和”。地方大员来京请训，也喜欢问“你们那儿共和办得怎么样”。虽不好听（又不是办洋务），但说到底，共和还是靠人而不是口号办出来的。

为了得人，别说宋教仁这样不给面子的，便是像瞿鸿禨、岑春煊和康有为等多年的政敌，也能拉下脸主动示好，邀请其参政议政。

怀柔与妥协弥合了各派间的裂痕，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不同阶层，却也使得袁世凯愈发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共和只能靠自己来办。

他在总统府特设了“军事处”，由亲信唐在礼负责，绕开财政，专事收买。接受过该处糖衣炮弹考验的不胜枚举，如黎元洪、王芝祥、孙毓筠、柏文蔚、陈其美……

一次，同唐在礼闲聊时，袁世凯吐露了心声：

他们（南方党人）来，我是欢迎不暇的，但要在我们的圈子里。

<h3>最天真的人，有时是最高明的</h3>

北京的夏天烈日炎炎，孙文的火车磨蹭到下午五点过才到，把前来接站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内阁代总理赵秉钧以及各部总长热得汗流浃背。

欢迎仪式备极隆重。鼓乐声中，孙文走下火车，同政府官员简单寒暄了几句，坐上一辆朱漆金轮的马车，在三十个骑兵的开道下，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下榻于袁世凯特意命外交部改建的迎宾楼。

翌日，孙文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高票当选理事长，却坚辞不就，暂由宋教仁代理。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孙文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每次都在六个小时以上。这是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也是二人绝无仅有的一段蜜月期。

袁世凯极为谦恭，夸奖孙文“光明正大，毫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文则对外宣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由于会晤只有梁士诒在场，具体的谈话细节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文提出：袁世凯再当十年总统，练兵百万；自己则专任修路，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

袁世凯求之不得——只要你不搞政治，别说修路，就是修火箭也全力支持。

他立刻委任孙文为“全国铁路督办”，月薪高达三万元，并把当初慈禧回銮时乘坐的豪华专列拨给他，以便巡视四方。

背地里却对人开玩笑说孙文是个“大炮”。

的确，终其一生一里铁路也没修成，而二十万里的目标，要到一百年后方能实现。

不久，黄兴抵京，袁世凯在总统府摆了晚宴，政府要员悉数到场。

先是袁世凯讲了几句开场白，无非竭诚欢迎招待简慢等客套话。接着是孙、黄讲话，都未涉及政治，黄兴还夸袁世凯是民国第一流人物。

轮到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发言时，由于想出出风头却又不善言辞，所言从恭维孙文自然而然地转为恭维袁世凯，继而牵扯到政治，批评了国民党几句，把气氛搞得不伦不类。

袁世凯很不高兴，当场打断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

所幸孙文面无愠色，不以为意。

宴后，黄兴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后者没有接招，而是推荐赵秉钧加入国民党，为其去掉总理前面那个“代”字扫清了障碍。

离京前，孙、黄联合袁世凯、黎元洪发表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八条大政方针。四大巨头捐弃前嫌，调和歧见，对内以安人心，对外昭告列强，于外交承认和金融贷款都是利好消息。

黄兴顶着“汉粤川铁路总办”的头衔南下，逢人便赞袁世凯忠心谋国，劝新闻界不要再诽谤国家领导人。

孙文更是直言不讳道：

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与旧手段，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深感其人可倚的袁世凯投桃报李，特命国有交通银行垫付了孙科（孙文独子）及其妻的留学费用，并下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文热情接待，聆听教导。

望治心切的国民再次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自我安慰说改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而老辣的读者，却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摩出另一条信息：全面左转的时代，正步步逼近。

很好理解。试问原本互相提防的孙文和袁世凯怎么就一见如故了？靠袁的个人魅力？可惜搞政治不是谈恋爱。

事实是，孙文在关系上跟宋教仁更近，但在政治主张上则同袁世凯一拍即合。

按照他在《革命方略》里的设计，欲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分别实行“军政”和“训政”，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开明专制。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他来做这个威权领袖，但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连袁世凯都开不好这艘刚改装过的旧船，自己就更搞不定了。

因此，孙文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袁，谆告国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而他不愿当国民党的党魁，亦有此考虑。

其实，共同纲领只字未提议会制度，第六条却明白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已完全说明问题。

站在1912年的丁字路口，面对纷纷攘攘的时局，左转之人，不乏精英。

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成整齐严肃之治”；云南都督蔡锷也抨击《临时约法》，主张造就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李烈钧，虽不满袁世凯，却同样不愿国会操立法之权。

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用血的教训昭告世人：但凡专制，不论个人专制还是政党专制，失去了制约的力量，盲目寄希望于它开明，只能是与虎谋皮。

既是专制，就永远不可能开明。

<h3>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民国</h3>

右转的道路上，只剩形单影只的宋教仁。这条荆棘密布的路，只留给寒冬夜行人。

为了尽快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普通党，宋教仁不得不迁就其他四个党，将男女平权的主张删去，结果激怒了同盟会首个女会员唐群英。在一次公开大会上，她冲到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耳光。

多疑不如独决。真正的先驱，从不渴求世人的理解，动摇自己的主张，正如宋教仁至死都未尝怀疑内心所坚持的信仰：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他不顾孙文的劝阻，摩顶放踵，奔走呼号，于中华民国的正式国会召开之际，在南中国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宋教仁旋风”。

武汉。

宋教仁的演讲万人空巷：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权力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因此，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活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只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其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便能够求其贯彻了。

一开始，宋教仁的心态是很平和的，经常教育同志们“如能实现政党内阁，纵使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低调是高调者的权力。能如此释然，盖因国民党独孤求败，胜券在握，除了共和党偶尔发发杂音，基本天下无敌。

不过，前提是那个人不回国。

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复出当内阁总理时，就曾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抛出橄榄枝，电邀其回国出任司法部副大臣。

梁启超没接招，但同袁世凯开始了频繁的电报往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理财治兵，我不如袁；引导舆论，袁不如我。因此，若双方推心握手，则天下事大有可为。

1912年的冬天，千呼万唤中，梁启超衣锦还乡，成为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在京十二天，赴会十九次，总统府设宴，各部总长作陪，一时风光无限。

国民党天天派人拉梁启超入伙，让他当理事，但跟同盟会积怨已久的他一直不为所动，还在给女儿的家信中轻蔑道：“彼必愤愤，然亦无可奈何。”

人回来是要当党魁的，目标就是共和党。

作为立宪派的大本营，共和党奉黎元洪为理事长，囊括了张謇、伍廷芳和章太炎等社会贤达，但独缺一个像宋教仁那样的精神领袖，缺乏凝聚力。

在袁世凯的暗中支持下，梁启超着手改组共和党，以便同国民党一决雌雄。

最让宋教仁崩溃的是，梁启超居然要剥夺国会的宪法起草权，主张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大政党推荐人才，在总统府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制宪，还美名其曰“仿照美国开国的先例”。

被《临时约法》折磨得想跳楼的袁世凯当然举双手赞同，却把宋教仁气得吐血。

危机感与日俱增的他开始在演讲中猛烈抨击袁世凯：

现接到各地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极其顺利。袁世凯见此情形，一定忌惮得很，一定会想方设法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也不用惧怕。将来他若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行为，便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真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也不迟！

各种犀利之词，以剪报的形式汇集到一起。袁世凯看完后不禁皱眉道：“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春，选战正式打响，国民党攻势凌厉，狂踩共和党，大获全胜，在国会参众两院（其中参议院每省十个名额。众议院则根据各省人口多寡，每80万人选众议员一名）共计八百二十个席位中夺得近四百席，组阁已无悬念。

作为第一届国会，距清廷的九年预备立宪提早了五年；同日本明治维新用了二十二年才召集国会相比，更是神速。

而泥沙俱下，也就无可避免了。

一个叫吴宝璜的农民向媒体爆料，说共和党骨干汤化龙曾派人找过他，许诺只要投汤的票，当选后即赠送三百银元的酬劳。自己依言而行，汤化龙也选上了议员，结果之前向他画大饼的那人瞬间杳无音讯。

类似的新闻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但该案被证实是国民党诬陷汤化龙的苦肉计，目的就是扳倒梁启超的这位政治密友。

按照《临时约法》“国会里的多数党自然组阁”的规定，总理的位子，宋教仁手到擒来，赵秉钧只有回家卖红薯的命。

并且，万能的《临时约法》还规定，正式大总统由国会制宪后根据宪法选举产生。

问题是国会已被国民党占领，真要投票，袁世凯可能也得回家抱孙子。

而宋教仁的举动恰恰坐实了这一可能。

国会召开在望，报纸上却风传一则劲爆内幕：国民党准备排袁举黎，在正式总统的选举中推黎元洪为候选人，将袁世凯淘汰出局。

虽说民初的媒体享受了空前绝后的言论自由，经常耸人听闻，但这条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站在宋教仁的立场，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个人意志都太过强烈，让他们当总统，只会实行开明专制，破坏自己“政党内阁”的政治蓝图。

而黎元洪至少看起来比较憨厚，懂得发扬民主，将其调离湖北老巢到北京来当总统，显然有利于内阁制的推行。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教仁信心十足，在杭州登山时临风赋诗道：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h3>其人虽已殁，百年有余情</h3>

束手待毙向来不是袁世凯的风格。

他电召宋教仁进京议事。

3月20日晚10点半，上海火车站。

所有人都以为宋教仁此行多半入阁拜相，故送行者众。除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文外，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和廖仲恺等国民党政要几乎悉数到场。

列车鸣笛待发。

检票口前，宋教仁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转身正要上车，但闻“砰”的一声，从月台的水泥柱边飞来一颗子弹，正中其右腰。

宋教仁惊呼：“我中枪了！”向前踉跄两步，倒在栏杆边的铁椅上。

众人还在错愕，又是两声枪响。

循声望去，只见一身形矫健的矮个子正向站外飞奔。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一面高喊抓刺客，一面将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

由于弹头抹毒，伤势沉重，拖至次日凌晨4点，宋教仁不治身亡，年仅31岁。

临终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挣扎着口述了一封给袁世凯的“遗折”：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举国哗然。

袁世凯接连发电慰问，并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

悬赏之下，两名学生到巡捕房（租界警局）报案，说一个跟他俩住同一间旅馆名叫武士英的曾开口借钱，并自诩杀人后即能如数奉还。

警察赶往旅馆，武士英已不知所踪，只发现一张写着“应桂馨”的名片。

在一家妓院，警察逮捕了应桂馨。两天后，杀手武士英落网。

从应桂馨的寓所抄出大量同北京往来的密电，直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其中两封，坐实了二人买凶杀宋的罪行。

洪述祖：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应桂馨：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望转呈。

一个“望转呈”，又把洪述祖的幕后指挥赵秉钧牵扯出来。

洪述祖早年在湖北混社会，卖假地契给洋人，造成外事交涉，被张之洞下令通缉。后经巡警部侍郎赵秉钧求情改为逐出湖北，从此投靠赵，成为其心腹。

洪述祖奉命收买应桂馨，盖因此人黑白两道通吃，还当过孙文的侍卫队长，可以借其革命党的外衣在南方搞间谍活动。

不久，国民党在竞选中独占鳌头，赵秉钧痛感总理的位子还没坐热就要被撵下台，惧恨交加，命应桂馨运作上海的媒体抹黑宋教仁，编造其贪污纳贿乃至生活作风问题。

当然，赵秉钧不是没有考虑过消灭宋教仁的肉体，他在等待时机。等到宋的演讲把袁世凯都激怒时，洪述祖来到了总统府。

洪述祖：“国事艰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

袁世凯：“一面捣乱尚不能了，况两面捣乱？”

没有答应。

待宋案发生，袁世凯急召洪述祖，问及宋教仁究系何人所害时，洪说“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

袁世凯脸色煞白，面有怒容，洪述祖出府后惴惴不安，旋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其实，赵秉钧干的这事在我国博大精深的政治文化中有专门的术语：希旨承颜。

即在领导不便明说的情况下揣摩其意图，然后放手去干。踩准了扶摇直上，踩错了万劫不复。

愿赌服输。

袁世凯何尝不恼恨宋教仁？但直接动刀子代价太大，自己毕竟是国家元首，不是陈其美。

因此，召宋入京，是想通过协商化干戈为玉帛。岂料，担心相位不保的赵秉钧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当然，群情激愤的国民党是不会去做冷静的案情分析的。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献上了一副对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虽说宋教仁“舍袁就黎”的举动使得袁世凯貌似具有充分的作案动机，但无任何证据显示他同宋案有关。

杀吴禄贞是千钧一发下的“斩首行动”，杀张振武更是黎元洪的主意。但杀宋教仁，作为利益攸关方袁世凯根本逃不脱舆论的指责，得不偿失。

况且，国民党既已雄霸国会，杀了宋教仁也于事无补。宋一死，正好师出有名，不管政治倒袁还是武力讨袁，都能得到国民的拥护。

素来客观公正的张一麐的结论，也许最接近这一版故事的真相：

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以上就是如电影《禁闭岛》般的前九十分钟，下面进入刺宋案的另一个版本。

艺术的魅力源于其内容的多义性，历史的复杂则超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

<h3>宋教仁的“罗生门”</h3>

当武士英和应桂馨从公共租界移交给上海当局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武士英吃了一个毒馒头暴毙狱中，再是应桂馨成功越狱，逃之夭夭。

而负责看守监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老班底，戒备森严，除了陈本人，几乎没人能搞出一死一逃这么大的手笔。

事实上，应桂馨在狱中潇洒自如，甚至有恃无恐地吸鸦片，安逸得跟自己家似的。

联系到应桂馨是陈其美的青帮兄弟，给陈当过谍报科科长，向北京“投诚”还不到三个月，里面的内幕就引人遐想了。

当然你会说，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报在那摆着，还能有什么隐情？

通读两人的往来电文不难发现，洪述祖关心的是如何诋毁宋教仁，当他听说应桂馨能搞到宋早年在日本的犯罪记录时，立即许以重金。

而刺宋则是应桂馨主动提出的，在洪述祖发“毁宋酬勋”之前。

暂且不论“毁宋”到底是毁灭还是毁谤，就应桂馨对杀宋教仁比洪述祖还热心（若不去宋，恐大局必为扰乱）这一点而言，都值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学习，那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敏锐的你不难猜到，应桂馨的幕后指使可能是陈其美。

草菅人命的魄力不用怀疑，毕竟人前科累累。问题是，动机呢？

首先，陈其美不爽宋教仁很正常。因为宋根本看不起孙，经常在日记中指责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坦怀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还曾直接对日本友人说：“孙逸仙是落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其次，自从唐内阁倒台，陈其美从工商总长变成无业人员后，心理落差一直比较大。于右任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有这回事。

信末，他不免有些慨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反观宋教仁，年纪轻轻，蒸蒸日上，不日便会出任内阁总理，让一帮老同志情何以堪？

而事实上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革命阵营内部也不例外。

最后则是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即“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往哪里去”的问题，由此在国民党内部分化出“孙系”和“宋系”两派。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鲁迅借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抛给革命者的终极命题。

从来破坏易，建设难。当孙文的洋顾问端纳看过他那张画着密密麻麻的“铁路线”的地图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文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对自己将要开创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的确，根据孙文的描绘，铁路时而翻过崇山峻岭扎进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时而又穿越茫茫戈壁来到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整个一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革命家是人群里的酵母菌，只有当国家害了重病时才能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而在和平年代，这些人毫无用武之地，大多抑郁而终。

所以，秋瑾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也许冥冥之中都意识到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毕竟革命成功后，梦想不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到制度的改革和琐碎的行政事务上，诗意烟消云散。

故由乱而治之日，便是革命家生不如死之时。烈士暮年，老骥伏枥，没权的刀枪入库也就认了，有权的则可能突变为终生革命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从革敌人的命到革自己人的命。

作为《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缔造者，宋教仁取代孙文是大势所趋，也符合同盟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

但从孙文拒绝出任国民党理事长来看，其内心是抵制这一转变的。常年策划起义的他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主张同盟会仍为革命组织，今天可以拥袁，明天操家伙便能反袁。

不要以为去修铁路就意味着默认了出局的现实，也可能是曲线救国，争取一击命中，彻底整垮宋教仁。

这就是宋案真相的两个版本。

镜头切到六年前，二十五岁的宋教仁潜入东北，成立同盟会东北支部。其间，他四处走访，遍览群籍，写就《间岛问题》一书，成为对日交涉的有力根据，以至于惊动了中央，要以五品京衔邀其入外务部供职。

如流星划过夜空，宋教仁以天纵之资给国人带来了唯一一次走向共和的希望。可惜，倏忽的逝去使初具规模的制度设计戛然而止，空留一腔“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遗恨和一句至今无解的百年之问：

在这片专制深厚的土地上，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宪政民主？

诚如于右任为宋教仁撰写的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宋之死不单单是一党一姓的损失，更是全体国民南柯一梦醒来后的怅然若失……

潘多拉的魔盒业已打开，刚刚启动的民主实践又回到了以武力决胜负的旧轨道。

正文第十四章专制之上，还有天命

<h3>二次革命</h3>

孙文迅速回国，准备武力讨袁。

黄兴以下全部反对，认为司法程序已经启动，当诉诸法律。

孙文怒道：“总统指使暗杀，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陈其美附议。

国民党此时的地盘只有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湖南都督谭延闿虽加入国民党，但奉行自治）。结果，当孙文电令三省都督宣布独立时，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均不买账，气得孙大炮逢人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当然大家心知肚明，即使有，也绝非袁世凯的敌手。

不过不打紧，国会已经开幕，宋教仁留下的政治遗产可以帮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

首战便是“善后大借款”。

所谓善后，即收拾清朝留下的烂摊子——各种外债加赔款共计一千二百万英镑。

政府不但没钱，还等米下锅，只好再举新债，结果唐内阁时的首轮融资即在同盟会一片“丧权辱国”的唾骂声中偃旗息鼓。

可民国百废待兴，总不能宣告政府破产吧？于是，暗地里的谈判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同五国银行团（美国主动退出）达成了总计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

由于列强坚持认为中国仍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信用等级偏低，故定了个奇高无比的利息，算下来到手的钱只有三分之一。

消息传出，舆论鼎沸，国民党更是一副国亡无日的表情，对袁世凯不经国会批准就擅自签订借款合同这一悍然践踏《临时约法》的行为捶胸顿足。

孙文给五国银行写信拆台，众议院则命内阁派人过来回答质询。

龙潭虎穴，谁敢去闯？最后还是陆军总长段祺瑞出马。

国民党籍的议员一见到段，登时血气上涌，有跳到凳子上大骂赵秉钧的，有拍着桌子高喊打倒袁世凯的，甚至还有朝段祺瑞扔墨盒的。

共和党的议员则默不作声，静观场面失控。

段祺瑞神色自若，岿然不动，等国民党闹够了，才淡淡道：“借款一案，请国会追认。”

意即覆水难收，已成定局，请你们批准是给你们面子。

议员们又七嘴八舌地质问起来，段祺瑞始终只有这一句回答。

参议院的情况也一样，稍好些的是袁世凯亲自给议长张继（国民党籍）写了封信，语重心长道：“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拖延。”

国民党本部召集两院议员商议，认为合同既已签字，袁世凯势必蛮干到底，国会的否决完全无济于事，还有损《临时约法》的权威。

既然秀才解决不了，就交给兵吧。

孙文同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谭延闿联名通电，反对违法借款。

袁世凯怒了。

中华民国好不容易得到巴西和古巴等寥寥数国的外交承认，孙文又来败坏政府的国际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对梁士诒道：“我算是看透了，孙文、黄兴除了捣乱没别的本事，左是捣乱，右是捣乱。他们要敢另立政府，我即刻派兵讨伐。”

作为反击，直隶都督冯国璋、河南都督张镇芳、山东都督周自齐、陕西都督张凤翙以及山西都督阎锡山等联电指责孙、黄“以宋案牵诬政府，以借款冀逞阴谋”。

为了逼南方首先发难，袁世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免去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而命黎元洪兼任。

不久，又令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果然激起反弹。

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之名发表檄文，号召天下共击之。安徽、广东、湖南和上海等地陆续呼应，声势浩大，颇有重现辛亥年之局面的架势，史称“二次革命”。

其实，由于兼并了其他几个党，比起同盟会来国民党的纯洁性已大打折扣。即便是许多老同志，心态也发生了转变，以革命功臣自居，汲汲于仕途名利。

黄兴虽不在此列，但对贸然举事也很动摇。因为他认同《纽约时报》的说法，清楚所谓的“天下云集响应”只是表象：

当前的所谓反抗，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和干禄之徒想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内战不可能持续太久，其结果是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稳固。

黄兴举棋不定，气得陈其美诬赖他收了袁世凯的钱。

两人一理论，陈其美祭出激将法，要他以游说程德全出兵来自证清白。

性情刚烈的黄兴当即赶赴江苏都督府，“扑通”一声给程德全跪下，求他发兵。

程督不紧不慢道：“我不是不同意北伐，但出兵要饷要械，总而言之，要钱。”

黄兴给陈其美打电话，答称：“明天有两车钞票运到。”结果第二天一查验，全是已经倒闭的信成银行的废钞。

程德全不快道：“讨袁我和诸君立场一致，但拿废票采购军需，坑的可是百姓。害民的事，我决不做！”

看似浩然正气，实则明哲保身。

南方议论未定，北军兵已南下，相继攻克安徽和江西，气得柏文蔚痛骂黄兴“一将无能，千军受累”。

不久，张勋带着还乡团杀回南京，虚张声势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全线溃败，孙、黄再次流亡日本。

长江以南被袁世凯全盘接收，各省都督均换上了自己人（湖南汤芗铭、安徽倪嗣冲、江苏冯国璋、广东龙济光），中央政府的威望臻于极点。

列强相继表态：只要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即给予中华民国外交承认。

<h3>选票长啥样</h3>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制宪在先，其次才由国会根据宪法来选总统。

制宪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袁世凯想赶在本年的双十节（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于是，在他授意下，黎元洪联合十九省都督发表通电，建议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虽说二次革命的惨败让国民党一蹶不振，但毕竟还占据着国会里的多数席位，不可等闲视之。

因此，袁世凯一面命梁启超以共和党为基础，兼并数党后扩大为进步党，一面对国民党恩威并施，分化瓦解。

利诱之下，士气低迷的国民党议员有的改投进步党，有的坐等袁世凯来买他们的选票。一时间，报纸上满载国民党人的退党声明，进步党趁势拿下了参众两院的议长之席。

袁世凯宜将剩勇追穷寇，对“孙黄乱党”发出通缉令，罪名除煽动叛乱外还有贪赃枉法，说查账后发现孙文一里铁路都没修，却挥霍挪用了大笔公款。

刚在日本落脚的孙文听说后，痛定思痛，认为所有的噩梦都是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开始的。混进来的四个党目无尊长，良莠不齐，污染了组织，破坏了纪律，必须加以改造。

他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告诫全党同志：“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必须对唯一的领袖绝对服从。”

紧接着，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级，新人入党时必须按手印发誓。

黄兴、汪精卫、李烈钧、柏文蔚、蔡元培和吴稚晖等元老纷纷大摇其头，敬而远之，只剩陈其美、戴季陶和居正几个不离不弃。

计划中的“三次革命”从此遥遥无期。

北京。

辞去了总理之职的赵秉钧调任直隶都督。

对一般疆吏而言，直督意味着荣誉和信任，但以总理之尊改迁于此，只能是失势的标志。

毁宋一事，自作主张的赵秉钧已经深深地伤害了袁世凯。现在嫌疑洗不清，自己担着就是了，可他又派心腹王治馨（时任顺天府尹）去参加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的宋教仁追悼大会，当着一千多人的面理直气壮道：“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绝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

王治馨含沙射影的对象可能是陈其美，因为当时对陈的质疑一度甚嚣尘上，梁启超在给女儿的家信中甚至直言“真主使者，陈其美也”。

但也有可能指袁世凯，至少国民党是这么理解的。

作为北京市市长，王治馨的话极具杀伤力，且捕风捉影的事，袁世凯又不好站出来辩解，非常恼火。

不久，王治馨贪污案发，袁世凯公报私仇，重判其死刑。

赵秉钧自知闯祸，赶紧递了辞呈，袁世凯和国会都爽快地批了，而命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总理一职。

相位不宜久悬，七零八碎的内阁也到了重组的关头。

国民党大势已去，进步党锐不可当。以熊希龄为总理（兼财政总长），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交通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的“一流人才内阁”华丽亮相。

这帮学者型官员全是社会名流，无可指摘，但袁世凯更看重的是他们进步党党员的身份。

很快，国会拟定了宪法中的一章——《总统选举法》，以便先选总统。

三天后，参众两院七百五十九名议员走入会场，举行总统大选。

最高领导人的任命，在这片土地上终于实现了竞选而不是竞猜。

根据游戏设定，无记名投票共分三轮。

想第一轮就搞定对手，得票必须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即五百七十票），否则进入下一轮；

第二轮的胜利条件同第一轮一样。若仍决不出胜负，则得票最多的两人进入终极PK；

在扣人心弦无比刺激广告商青眼有加主持人巧舌如簧的该环节，谁的得票数超过总数的一半，即为赢家。

袁世凯一合计，发现问题很严峻。

投票人里有三百五十多位国民党议员，只要其中超过二百人不投自己的票，前两轮就无法胜出。而等挨到第三轮，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危险系数还很大。

没办法，只好耍流氓了。

投票当天，会场外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新生事物——公民团。三千多名团员自称热心市民，专程前来维护竞选秩序，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

在这批社会闲杂（部分是军警便衣）的监督下，会场的确井然有序，因为外面的进不去里面的出不来……

偶有议员想出去买根油条打个豆浆啥的，刚跨过大门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到了中午，主持人汤化龙宣布休会。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点心，被公民团拦下，经反复解释，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用的，方准进入。

国民党本部送来的午餐则始终不予放行，气得国民党议员冲外面破口大骂，公民团则恶狠狠地回敬道：“饿死你们也是活该！”

为了早点慰劳自己的肚子，议员们抓紧时间投了两轮，袁世凯位居第一，黎元洪紧随其后，孙文和伍廷芳垫底，都没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三。

时已薄暮，二选一的巅峰对决拉开帷幕。

国民党议员交头接耳，“投黎元洪，投黎元洪”的叮嘱声击鼓传花般蔓延开来。

然而，更多的人选择向现实低头，因为袁总统明码标价：一张选票，大洋八千。当有人质问某出卖选票的国民党议员时，对方自我解嘲道：“横竖袁世凯都要当选，拿这笔钱作亡命费也好。”

终于，汤化龙宣布袁世凯得票过半，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

掌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盖因国民党不愿鼓掌，进步党精疲力尽也懒得鼓。

公民团领了赏钱，一哄而散。

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毫无争议，高票当选。

<h3>专制都是突然垮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h3>

1913年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开通的当天，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

典礼既不在国会也不在总统府，而被刻意安排到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用意不言自明。

是日，北京天降大雨，数千来宾齐聚太和殿广场，静候袁世凯莅临。

上午10点，三百多名头戴金线军盔、身穿蓝色制服的卫兵列队进入广场，在来宾席前分东西两侧立定。

随后，四顶四人抬的肩舆出现，载着此次大典的仪从梁士诒、唐在礼、荫昌和夏寿田（总统府秘书）。

终于，身着海蓝色大元帅服的袁世凯乘坐八抬大轿来到广场。

下轿后，由梁士诒等拥护前行，登上主席台就座。

仪式在礼官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进行。轮到总统宣读誓词时，离主席台很近的国民党议员韩玉辰惊讶地发现，袁世凯的态度极不严肃，一句“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执行大总统之职务”八个字念得铿锵嘹亮，余者则声如细蚊，几不可辨。

袁世凯已不是辛亥前的袁世凯了。

两年来，才五十开外的他迅速变得老态龙钟。曾经神采飞扬精力充沛的男人，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累了，也厌倦了在野者通电声讨、宣布独立，执政者大张挞伐、剪灭异己的游戏。

对妥协这一议会政治的精髓，他并非没有尝试。为了调和党见，还发表过一通声嘶力竭的呼吁：

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皆一时之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无利己之私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多属纯洁。惟党员既盛，统管不力，两党相持，言论无不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辛。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消除成见，专趋利国利民之一途。如怀挟阴私，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指无用之物），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

然而，效率的低下，动机的不纯，使得空谷足音变成了自言自语。

感觉就要被泥潭吞噬的袁世凯产生了与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一致的想法——一种力量只能被另一种力量打败，而非为一种原则所推翻。

从权力斗争到兵戎相见，共和制度旋踵而亡。摆在袁世凯眼前的，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

重拾集权，国事短期内可见成效，风险低代价小。但长远来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耽搁了民主政治的推行，终究误国误民；

选择扩大民主，则不得不面对政局的长期混乱。好处是提前试错，造福子孙，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惜，悲剧恰恰在于，正因为“乱”，反倒激起了他“治”的冲动和野心。

两年里，他降低税收，鼓励创业，制定银行和证券交易法，签发《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激活了民营资本，点燃了经商热情。

无锡荣氏兄弟的面粉帝国狂飙突进，荣宗敬在上海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

随着一战的爆发，茂新面粉厂的拳头产品“兵船面粉”远销南洋和欧洲。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回国已经四年。他即将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破天荒地推出“一元账户”——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开户。

他曾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一千元还是一百元，都要热情接待。”陈光甫道：“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也要热情接待。”

刚届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则站在天津塘沽的海滩边，望着冰雪般无边无际的盐坨，激动地对同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志气了。”

即使有一个当过赵秉钧内阁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范旭东也没有选择走捷径，而是学以致用地创办久大盐厂，打响了精盐品牌“海王星”，结束了国人只能吃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粗盐（西方早已实现氯化钠不到50％的盐不许做饲料）的历史。

始于民初，一直持续到北伐战争前的这轮“下海热”，被史家称为“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与上一轮由政府和附庸其上的官商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洋务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一轮是民营资本崛起的盛宴，投资大多集中于民生领域，提供消费类商品，主角则是以盈利为动力的新兴企业家。

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正是不断出台经济法规、完善市场机制的袁世凯。

其实长期以来，这个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男人对法律的重视都被严重低估。

在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袁世凯透露了他对共和的理解：

共和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备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

为此，他主持修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残忍的酷刑；又颁布《文官考试法》，设定的科目对考生的法学和经济学基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的人，正义无反顾地往人治的路上迈进。

当治国变成一种神圣的使命，当对秩序与稳定的渴望和对分裂与灭亡的恐惧缠绕在一起时，坚信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出一条新路的袁世凯舍弃了依法治国，选择了以法治国。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h3>把角色演成自己，把自己演到失忆</h3>

大位既正，受够了国民党鸟气的袁世凯开始磨刀霍霍。

他向亲信吐槽道：“两年来，我非驴非马，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堪受，衰朽如此，更何希望？唯欲救国救民，保全大局，不使我同胞子孙作他人之牛马奴隶耳。”

问题是想让解散国民党从程序上看起来更合法，则必须有熊总理的副署。

但这种明摆着开历史倒车的事，文人秉性的熊希龄未必肯干。

不打紧，袁世凯手头捏着他的把柄。

当初唐绍仪内阁散伙时，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因借款失败自请辞职，被袁世凯委以热河都统（热河省的都督）。

熊都统性本爱丘山，一到任便被承德避暑山庄的美景吸引，故不住衙门，径自搬入山庄办公。

若只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倒也罢了，可熊希龄待着待着就派人清点起庄里的宝物来，还慷公家之慨把一面乾隆用过的折扇送给驻防热河的北洋老将姜桂题。

由于馈赠过于贵重，姜桂题不敢隐瞒，立刻密报，文物上缴。

袁世凯特意等到熊希龄入京组阁，方才派人赴热河明察暗访，搜集材料，汇编成册。

而拿到黑材料后，又故意引而不发，一直捂到需要将熊希龄一军时。

这天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前来谒见。

时间这么巧，显系事前安排。

袁世凯依礼先见外宾，嘱熊暂入办公室稍候。

室内空无一人，熊希龄四下打量，目光停留在袁的办公桌上。那里摆着一沓卷宗，上书“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九个大字。

熊希龄凑过去略加窥看，登时脸色苍白，如临大敌。

外使走后，袁世凯唤熊出来谈话。他以极为关心的口吻道：“秉三，你昨晚是因公事忙没睡好觉吧？怎么脸色这么不好看？”

熊希龄敷衍了两句，额上涔出汗来。

袁世凯疾言厉色道：“国事难以推进，都因国民党故意刁难，实在令人痛心。不将其解散，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则内阁事事受掣肘，总统也无法履行职责。秉三，你怎么看？”

威慑之下，熊希龄六神无主，最终俯首签字。

翌日，从本部到支部，全国所有的国民党机关皆被勒令解散，四百三十八名议员被吊销资格。

议员少了一半，国会几近瘫痪，梁启超猛然醒悟。

进步党给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对抗力”，其宣言书则是梁启超个人政见的完整体现：

与官僚（北洋系）和乱暴势力（国民党）对抗，并造就两大政党对峙之象。

一开始，国民党来势汹汹，袁世凯独木难支，同“乱暴势力”吵了十年的梁启超自然选择联合后者。

但当天平完全失衡时，他和进步党议员才意识到底线已被突破。

唇亡齿寒的梁启超跑到总统府，力陈解散国民党之不当。袁世凯耐心听着，笑而不语，最后只淡淡道：“晚了，命令已经发出去了！”

内阁会议上，愤懑不已的梁启超再提此事，主张阁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

众人面面相觑，主席位上的熊希龄也毫无表情，最终不了了之。

一切都验证了著名报人邵飘萍一年前的预测：

纵使将来国会议员人人比肩于卢梭而驾孟德斯鸠，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皆成无数木偶。

可即使是木偶，袁世凯也弃之如敝履。

因为木偶们还掌握着制宪权，起草了《天坛宪法》，一如既往地坚持《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

袁世凯则当够了有名无实的“盖章总统”，调集程树德等法律专家逐条研究，要求增加总统权限。

国会置若罔闻。

但很快，随着国民党议员集体被炒，两院不到法定的开会人数，基本名存实亡。

袁世凯再接再厉，对非国民党籍的议员也许以重贿，告诉他们只要公开申明辞职，即在政府委以官职。

终于，他连这具只剩躯壳的国会也不想要了，玩起“俯顺舆情”的老把戏，在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都督的“劝谏”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解散国会。剩下的议员，每人发四百元路费，饬令回籍。

共和医治无效，宣告死亡。

当1914年的爆竹声响起时，袁世凯头也不回地沿着专制之路绝尘而去。

<h3>官讳经</h3>

国不能一日无宪，否则便是无照经营。当然，有照也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手打一份挂在那儿欺骗消费者的情况你我都见过。

袁世凯可以踢走国会，却不能不制宪。他的方案是由各省、内阁和总统府荐人，组成政治会议，制定宪法。

正好前进步党国会议员汪荣宝赴任比利时公使，辞行时劝袁世凯道：“请勿行总统制，以免遇事总统首当其冲。”

袁世凯摆了摆手，道：“不然！以往一直实行的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徵祥）讨段（祺瑞）！”

熊希龄见国事不可为，和梁启超双双去职。时人送上对联一副，讽刺道：

名流内阁，名誉扫地；大政方针，大事糊涂。

少了最后一道障碍，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中华民国约法》出台，史称“袁记约法”。

在颁布通告中，他一泄积郁道：

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

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虽易帝国为民国，而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政府者独重，责望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慢而艰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快速而容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袁记约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且能连选连任。

如果袁世凯愿意，完全可以当终身总统，因为三名继任总统的候选人要由现任指定。

于是，国人悲哀地看到，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爬起来后发现历史竟在倒车。

很快，黎元洪的山大王也做不下去了，被突然造访的段祺瑞软硬兼施地“请”到北京，当起关在笼子里的副总统来，湖北都督代之以人称“干殿下”的段芝贵。

同当初授孙文全国铁路督办一样，袁世凯每月给黎元洪发三万元工资，还让九子袁克久娶了黎的女儿，一天到晚亲家长亲家短叫得无比亲热……

中央政府的架构做了重大调整，各部总长直接对总统负责，内阁改为负责上传下达的政事堂，下辖法制局、机要局等六个次要部门，首长叫国务卿。

两年前，袁世凯想邀徐世昌出山，后者没答应。

他也不强留，只道：“等我将这帮昏小子（同盟会）撵了，再来迎请大哥！”

时人以为徐世昌躲起来当寓公是因为不忘清室，不作贰臣，连他弟弟徐世光也这么看。

实则大谬。

多数政客，为官只知“思进”，为了百尺竿头，可以把黑的唱成红的，红的打成黑的，不择手段，生死以之。

而徐世昌的老辣，在于懂得“思退”。

阳极生阴，盛极必衰。世间之事，从来只做简谐运动。

徐世昌不愿复出，盖因深感民国无法治——既缺乏法治，又无药可治。

他甚至觉得袁老弟应该像孙文那样远离是非之地，把中国这个烂摊子扔给别人，隔岸观火，浑水摸鱼。

当然，以袁的心气和抱负，明显不可能。

在孙宝琦和段祺瑞的轮番游说下，徐世昌打算再帮慰庭一把，接受了国务卿的任命，并自书“后乐堂”的匾额挂于衙门正厅，标榜自己并非来做官而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与政事堂平级的是参政院，院长由黎副总统兼任，下设杨度、严复等七十名参政。

参政院就是缩水版的国会，有立法权，但参政皆由总统提名选派，比前清的资政院还不如。

除此之外还有大理院（审理民众的最高法）、平政院（审理官员的最高法）以及肃政厅（最高检）。

抛开制度，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经济上，在梁士诒的推动下，民国铸造了统一的银币“袁大头”。由于制作工艺好，含银量高，截至1949年，仍是广受欢迎的硬通货。而更穿越的是，一直到1978年前后，东南沿海的渔民仍用“袁大头”跟境外走私集团交换紧俏的手表、牛仔裤和收音机。

军事上，发源河南，持续一年遍及五省的“白朗起义”终于被扑灭。放眼神州，再无硝烟。

不过，安内好办，攘外却不易。

1912年6月，流亡多年的十三世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回藏重掌政权。

他驱逐汉官，大搞清洗，并派僧军扰乱川边，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反击，一时间边衅大开，烽烟四起。

三岁小孩都知道，幕后指使是英国。因此一年后，谈判在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山梁上的英式小镇西姆拉城（印度）启动。

英国的梦想是策动西藏独立，再并入自己的殖民地印度。

但因列强干预，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故不得不采取逐步蚕食的方案。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以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为中印边界线。这意味着南麓逾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疆土将划入印度版图，面积相当于三个台湾岛。

袁世凯当然坚决反对。

正好一战爆发，英国无暇东顾，谈判无果而终，但“麦克马洪线”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延续至今，聚讼纷纭。

<h3>黑暗舞者</h3>

见英国这么上进，俄国急了。

恰巧时局给了它一个不要脸的机会——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活佛趁清廷气数已尽，效法达赖，宣布脱离中国，托庇沙俄。

作为外蒙的政教领袖，库伦活佛有自己的名号：哲布尊丹巴。并同达赖一样，在理藩院的主持下以金瓶挚签的方式寻找转世灵童，代代相传。

即使在蒙古族内部，哲布尊丹巴八世的叛变也是不得民心的。

有清一代，蒙古和满族一样享有各种统治特权，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亲王。而汉族功臣，即便如曾国藩、李鸿章，最高也只能封侯。

因此，蒙古的上流社会早就不在边远苦寒的库伦混，而是吃着爆肚，唱着《北京一夜》，融入了京城纸醉金迷、宝马雕车的夜生活。

回库伦搞独立？除非脑子进水了。

便是那些住蒙古包的贫苦牧民，也很想对哲布尊丹巴竖中指，因为脱离中国将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皮毛贸易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可惜，清廷正面临灭顶之灾，无力顾及外蒙，只好劝告哲布尊丹巴不要“轻举妄动，为人所愚”，并派蒙古郡王前往“宣慰”。

哲布尊丹巴根本不理，悍然宣布建立“大蒙古国”，自立为帝，并与沙俄签订协约，成为其保护国。

等袁世凯接过清政府的烂账后，俄国又武力兼并了阿尔泰和唐努乌梁海等边区，趁火打劫，不可一世。

立足未稳的袁世凯除了沿袭晚清的老办法开展忍辱负重的外交谈判，别无他途。

本着“经济权益可以谈，主权问题不松口”的原则，经过艰苦卓绝的拉锯，《中俄蒙协约》签订，规定：俄国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是外蒙的宗主国，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中国则必须承认外蒙古的“自治”以及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各项特权。

在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争取到这样的结果，也算智尽能索了。

可惜，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卷入战争，黑龙会创始人、孙文的老朋友内田良平认为机不可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呈交了一份意见书。

之所以叫黑龙会，皆因该境外势力长期在黑龙江一带活动，刺探情报，绘制地图，收买汉奸，大搞分裂。

由于屡建奇功，黑龙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对官方的政策具有莫大的影响。

内田良平建议大隈重信趁着列强欧战缠身顾不上亚洲，赶紧胁迫中国，狠捞一把，操作好了多个保护国也未为可知。

最损的是，内田主张帮反袁势力回国闹事，尤其是十年前就在他家组织革命同志开会的孙文。

大隈重信考虑的则是国际形势。

列强已分成两大阵营，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和以德奥（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

日本欲对中国下手，必然侵犯这些国家的在华利益。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方，打击另一方，免遭群起而攻之。

横向比较，日英有盟约，日俄有密约，虽说都是朝秦暮楚的利益结合，但暂时还不能撕破脸。

权衡再三，日本宣布加入协约国。

紧接着，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给日军登陆山东找到一个借口（山东半岛为德国势力范围）。

接到山东都督的报告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各部总长全部到场，外交部顾问伍朝枢（伍廷芳之子）和顾维钧也列席参加。

袁世凯的开场很简短，说邀请两位顾问是因为他们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精通国际法，想先听听专业的建议。

言毕，望向顾维钧。

这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时年仅二十七岁的才子道：“我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交战国应尊重这一立场。日本登陆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抵御侵略，以维护其中立的立场。”

伍朝枢的看法也一样：“默许日本的行动，是没有尽到中立的义务，等于自动放弃了国际法保障的中立国的权利。”

袁世凯转问段祺瑞：“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

段：“如总统下令，部队可阻止日军深入山东腹地。但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

袁世凯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能维持多久，段祺瑞回答说四十八小时。

袁：“四十八小时以外怎么办？”

段：“听候总统指示。”

会场沉默了。

半晌，袁世凯又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说没有成熟的意见。

很快，两万日军攻打青岛，德国猝不及防，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便弃租界而去。

中方做了极大忍让，甚至专门划出一片区域给德日交战，但拿下了青岛的日军得陇望蜀，一路向西，借口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为中德合资，将其全线占领。

北京立刻诉诸英美，顾维钧奔波往返于两国使馆，终于拦下了侵略者的步伐。

然而，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凯时，毫无征兆地代表日本政府呈交了五款共计二十一条明火执仗的要求，并威胁说如泄露出去，后果自负。

袁世凯看了一眼公文，淡淡道：“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谈。”

五款里，第一款是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款关于在满蒙开矿修路，第三款涉及觊觎已久的汉冶萍公司，第四款只一条：中国承认所有沿海港湾和岛屿概不出让或借与他国。

最无耻的是第五款，要求聘请日人担任政府和军队顾问，合办各地警察局，霸占江西、浙江、福建、广州的筑路权，刷新了不要脸的世界纪录。

若答应“二十一条”，中国就是下一个朝鲜；若不答应，一战正酣，日本要真的海陆并进，列强即使想管也分身乏术。

<h3>“二十一条”真相</h3>

袁世凯清楚，同缠斗半生的日本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刻。

他唤来总统府秘书曾彝进。

一直以来，曾彝进担负着一项秘密的工作——收买日本浪人。

在袁世凯这儿，浪人是实施反间计的最佳人选。

浪人每月能从曾彝进那领到高达五百元的薪酬，而当曾秘书想从浪人那获取日本使馆的内部情况时，发现这帮日奸的能力极为有限。

于是，他向袁世凯提出解除此项任务。

袁摆了摆手道：“我想知道的，不单单是使馆内部的情形，还有日本商民的动静。比如近期是来的日人多，还是回国的多？为什么来，为什么走？走时是否尽卖家财，有一去不复返之势？”

汇总各种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凯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二十一条”是大隈内阁闭门造车鼓捣出来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他马上命曾彝进去找在华的著名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请教宪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学术研究？

袁世凯耐心道：“如果外交决裂，大隈会不会挑起全面战争？如果会，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必须依他所请呢，还是可以驳回？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但以探讨学问为名旁敲侧击地套话。”

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曾彝进从有贺长雄口中抠出了答案：不经御前会议，大隈没有用兵之权，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两成。

探明对方底牌的袁世凯命更为专业而不懂日语（可以拖延时间）的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条”，作为陆徵祥谈判的依据。

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出让或租与他国”，袁将“他国”改为“外国”；

如“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

如“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

……

对于侵犯主权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凯则多次强调“必须声明不议”。

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让陆徵祥尽量拖延，苦撑待变。

日方提出，谈判要天天开展，每周五次；陆外长说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会海，每周只能谈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陆徵祥就和颜悦色地跟他磨，反正这也是拖延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三次。

然后进入磨洋工环节。

每次会谈，讲完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后，陆徵祥即命献茶。

他揭开茶盖，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来。

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尽管日置益如坐针毡，也不好贸然打断。陆徵祥悠然自得，就差问对方要不要来手谈一局。

与此同时，蔡廷干和顾维钧游走于各大使馆，痛诉日本的丧心病狂，终于惊动了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布莱恩急召日本驻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严肃道：“美国的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的在华利益。对任何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对外否认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凯趁势倒打一耙，命陆徵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给日本，把第四款也给否了，前三款则严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怒火中烧的他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妄图从军事上威胁中国。

于是，浪人们又从曾彝进那下载了新的任务——打听御前会议的内容。

虚虚实实的信息难辨真假，雾里看花的曾彝进一会儿收到消息说天皇将采取某一方案，一会儿浪人又说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这般。

曾彝进觉得这帮人纯属骗钱，没有任何报告的价值。在袁世凯的一再追问下，才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袁不以为然道：“你何以知道没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到了最后摊牌之时，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按我说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匿。”

一天，浪人来报，说日置益收到东京密电，御前会议否决了用兵的动议，最终方案为：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略有让步。

威胁度最高的两条是：

一、日人可以在满洲杂居和购地；

二、满洲警察局须聘日人为顾问。

这是谈判底线，若中方不答应，日本即决裂。

袁世凯马上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诚如《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的论断（除了满洲租期的延长外，“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太大意义），这一方案对中国伤害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倒不是天皇比较仁慈，只因条约外泄，日本成了舆论公敌，连黑龙会原本打算拉拢的柏文蔚、李烈钧等革命党都公然宣称“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也劝告孙文“放弃讨袁，免为日本所逞”。

而在中国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上海南京路的日人商店一律关门歇业，日产商品通通被称为“仇货”，游行学生看见便砸，逮住就烧。整个1915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近两千万美元，外贸受到重挫。

因此，站在天皇的角度，大隈重信不打招呼欺上瞒下且不说了，还因操作不当麻烦缠身，自己要再不出面干涉以正视听，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搞不好会以为大日本帝国一不留神变成虚君立宪了。

<h3>运去英雄不自由</h3>

连日来，袁世凯暗嘱段祺瑞秘密备战，物资运输彻夜不停。而此刻，他决定妥协。

首先，日本政府正在重金收买西方驻华记者，让他们捏造“中德同盟”的假消息，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

其次，孙文一直不对“二十一条”表态，还对问他“可否暂停革命，一致御侮”的同志表示“袁世凯蓄意卖国，非除去之，不能保卫国权”，以至于日置益向日本外长建议煽动革党，施压北京；

最后，朱尔典苦劝中方接受伤害不大的最后通牒，实际已表明英国的立场。

但同时，袁世凯对左右道：“购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杂居，我让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虽用他，月间给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随后公布的《惩办国贼条例》中规定：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租售土地矿产）

张一麐认为不妥，道：“要么签约，忠实履行。要么拒绝，开诚布公地向彼言明不能应允之故。如不听，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虽败犹荣。似此表面答允，暗中破坏，必为祸根。”

袁世凯斥其为书生之见：“开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当然，搞破坏也是一种天赋，非独当一面的枭雄所不能为。

袁世凯属意的人选是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1875—1928）。

辽宁人张作霖从小上房揭瓦，下河摸虾，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投身于社会这所大学校，当过兽医，做过土匪，还绑过盛京将军的老婆，人生丰富多彩。

直到日俄战争前，被政府招安。

由于剿匪平叛都是一把好手，张作霖累迁至标统，受到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注意。

辛亥后，袁世凯一就任总统，已成地方一霸的张作霖便宣布拥护中央政府：

愿负驽前驱，唯大总统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张作霖的立场白首不渝，口头禅远近皆知：

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卖国，叫后辈儿孙也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中南海居仁堂一楼的东头是袁世凯的办公室。

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在此见到大总统。

关系不近但地位重要的来客，便安排到西头的会客室。

而一般生客，则只能在居仁堂前院一处叫“大圆镜”的房子里恭候袁世凯。

按理说张作霖就是一大圆镜的待遇，谁知竟被领到了总统办公室。

他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不安地打量着室内的陈设。只见北面的博古架上摆着各色器物，其中一个丝绒盒里放着四块金表，正面镶一圈珠子，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精致而华丽。

袁世凯见张作霖时不时地注视着金表，当场将四块表都送给了他。

从此，表哥张作霖在袁世凯的扶持下异军突起，雄踞东北，成为远近闻名的扶桑噩梦。

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被张作霖的油盐不进、不受利诱激怒，盛气凌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办法！”

张作霖当即反击：“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又要出兵吧？我姓张的等着你！”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调回国。

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节节胜利，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认为实施分化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找到张作霖，说可以暗中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跟南京的国民政府划江而治。

张作霖认为中国人闹家务，不劳外国人插手，始终无动于衷。

芳泽谦吉只好转而去找山东省主席、狗肉将军张宗昌。

张作霖闻讯，立刻电召张宗昌入京，劝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代的骂名。”

张宗昌奉命唯谨，日本的诡计又告落空。

在前后交涉二十五次，穷其智计地化解、牵制了日本的阴谋后，袁世凯派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日置益。

两人一路上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在随即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面对全体高级官员，袁世凯沉痛道：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委曲、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签约的5月9日，从此被袁世凯定为国耻日。

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为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史学家蒋廷黻也说：“‘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十六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经历，五年后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演讲时，他感慨道：

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正如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的《告国民书》所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骂袁世凯卖国确实不公，其在签约后的“惭愤交集”也并非作秀，但能不能知耻而后勇则另说了。

<h3>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h3>

袁静雪眼中的父亲，变化不大。

每早七点，他总是分毫不差地拄着那根铜拐杖从居仁堂二楼“咚、咚、咚”地缓步下来，长吟一声后，到办公室办公。

他吃饭的速度快于常人，吃完后胡子上会沾些菜汁，均由姨太太帮忙擦掉。他还爱吃人参、鹿茸等热性补品，经常大把大把地放在嘴里嚼食。

他和正妻相敬如宾，每隔几天便到福禄居去看望于氏道：“太太，你好。”于氏也总是回以：“大人，你好。”然后两人说阵家常话。

唯一让袁静雪不爽的是，一次，袁世凯打算把她许配给溥仪。

已经派人提亲了，袁静雪哭得梨花带雨，跑到父亲跟前闹。袁世凯佯嗔道：“以后我非要把你送礼不可！”

袁静雪昂起小脸，赌气道：“我又不是鼻烟壶！”

袁世凯忍俊不禁。

此事因溥仪拒绝而作罢，却不难一叶知秋地察觉到某种趋势。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似乎成了每个国人的必经之路。

夏目漱石有言：“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总之，人世难居。”

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重复着伤害与被伤害，生活成为一场严峻的历险，直到有一天你尝试着同这个世界和解，顿悟“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别人的”。

托尔斯泰构思之初，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卧轨自杀的小三。她背叛丈夫，追求虚荣，在作者心中极不可爱。

行文愈久，托翁发现自己并没有美化安娜，人性却自有其力量，从故事的树枝上生出芽来，愈发繁茂。最终，安娜之死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读者心中引发广泛的共鸣。

托翁进一步论断道：

如果一个人没有形成任何成见，就算他再笨，也能够理解最困难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坚信那些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早已了然于胸，没有任何疑虑，那么就算他再聪明，也无法理解最简单的事情。

经验主义者不会用强弱黑白来两分世界，也不相信一个概念就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而是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和自己的独立性，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在煽动各种偏见互殴取得的平衡中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然而，在同平政院院长汪大燮（汪康年堂兄）闲聊时，袁世凯悲哀地发现，真实的世界也许是无解的，根本没有答案。

汪大燮谈到一个棘手的案子，原告和被告是夫妻，两口子闹矛盾，媳妇跑回娘家，丈夫去接。

媳妇不回，遭到毒打。娘家不干，一家子围着他打。自卫中，丈夫把大舅子刺死，把丈母娘捅了两刀，媳妇则被捅成轻伤。

浑身是伤的丈夫当晚自首，被判无期。媳妇不答应，跑到县府门口自焚，要求改判。

县府见其状可哀，改判死刑，结果被告的父亲又不答应了，跑到省府门前服毒。

案子上报到平政院（被告父亲告地方官司法不公），汪大燮觉得丈夫有自首情节，又是家庭矛盾，夫妻俩还有孩子，不当判他死刑，便同大理院院长一起做工作，让省上发回重审。

省府同意重审，可根本落实不下去。媳妇一方天天闹，非要政府维持死刑的判决。最后只好花钱买平安，在判丈夫无期的同时，给受害人家属一大笔救助款善后……

对法律的不尊重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

里提到，一个父亲偷了羊，被其子报官。孔子很生气，说连儿子都告老子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

众所周知，他向往的是伦理道德。

问题是如果只讲道德不讲规则，那再干净的国家最后也只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度；相反，要是人人都开始谈规则，那么再野蛮的地方，道德也会逐渐回归。

在乱象纷呈的民初，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重建规则的言论并非全无市场；一帮把青岛当首阳山的前清旧臣也不甘寂寞，时不时跳出来抢个戏。

当发誓不当“贰臣”的赵尔巽接受袁世凯的礼聘到清史馆当馆长时，遗老梁鼎芬写信责备他说：“清朝未亡，你修个什么清史？”

梁奇葩的逻辑是：北京城还有个小朝廷，里面还住着个小皇帝……

隆裕死后，梁鼎芬和劳乃宣跑到西陵跪地号哭，如丧考妣。孙宝琦身穿西服前来，刚在灵前鞠了三躬，梁鼎芬便大骂其“洋鬼子”“不要脸”，一干遗老则拍手称快……

袁世凯关注的是年轻人，比如时任农商部地质所所长的丁文江。

年未三十的丁文江曾说：“中国实在太乱、太穷、太弱、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

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毒药，民主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无法化解日益深重的亡国危机，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

因此，他呼唤一个思想开明，以国家利害为利害，能够凝聚和善用人才的独裁领袖的出现，并对反对他的人说：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心有戚戚的袁世凯注意到的第二个人是三十出头的周树人。

那是冬天的一个早上，刚刚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的周树人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进见大总统。

当然你会说：各部有那么多科长，难不成每换一个袁世凯都要接见？

事无巨细、完美主义的处女座真干得出来。

记者黄远生曾问过赵秉钧，说总统遇事躬亲，不嫌琐碎和因小失大吗？

赵秉钧说：“这是总统做过十多年督抚的缘故。正因如此，一把总钥匙才无人能管。军兴后功将纷出，然有袁总统在，无人敢飞扬跋扈。”

<h3>人生最大的失败是失去自我</h3>

进见持续的时间很短，周树人一生也只见过袁世凯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后来评价道：

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在袁世凯看来，周树人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他对仕途很冷淡，不是逛琉璃厂就是抄古碑，或者摇着蒲扇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生命。

但他的洞察力无人能及。

周树人认为民国这座舞台招牌是新的，布景是新的，座位也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唱戏的还是老人。

说白了，辛亥革命没能拔本塞源地根治病灶，人们依旧缺乏爱与诚，习以为常地虚伪和无耻，在暴戾愚昧的空气中互相中伤。

如果国人的生活借由武力而非理性来塑造，则自由主义永无出头之日，毕竟，凡因刀剑得到的，必将因刀剑而失去。

其实，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因此，自由主义需要的土壤是各负其责的秩序，而非混乱。

可惜，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即便是对待自由。

比如，人们拒绝排队，你争我抢地往前挤。久之，大家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的维护者。终于，一个恶棍跳了出来，用棍子敲打每一个人，宣布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

秩序实现了，但众人也被奴役了。结果虽好于混乱，权利却遭到剥夺。

世间许多悲剧，并非由丑恶造成，而产生于追求美好的中途。于是，就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人总是为自己的行为用心堆砌词汇，觉得世界不理解我，而真相其实是我不理解世界罢了。

当经验主义者袁世凯决定倒掉一盘散沙，重建秩序时，“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者”（张君劢语），便又多了一道真实的注脚……

北京。

久未露面的应桂馨出来觅食了。

他向政府索要钱财和勋位，不愿旧事重提的袁世凯拨了笔款想打发他走，谁知应桂馨非要政府“昭雪其罪”，甚至承认刺宋有功。

这就颠倒乾坤了。

烦闷中，袁世凯突然想起初见宋教仁时的情景。

彼时，因《间岛问题》一书，袁世凯仰慕宋教仁已久。但见其衣服破旧，便问是否还是留日时所买，宋教仁点头。

事后，袁世凯请人做了一套高级西服给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后非常合身。原来，谈话间他就把尺码给记住了。

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回忆，唐内阁期间，袁世凯谈及农林总长宋教仁，总是颇多推许。

转变发生于国会选举期间，宋教仁在南方各省演讲拉票并猛烈抨击北京政府。大为光火的袁世凯听赵秉钧说洪述祖正在安排人诋毁宋教仁，也就放心了。

没想到毁宋不是毁谤而是毁灭。当得知宋教仁的死讯时，他蒙了，喃喃道：

如何是好？国民党失去宋教仁，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

应桂馨但凡有一丝自知之明，也该清楚袁世凯对他除了厌恶就是蔑视。他不学洪述祖的低调（为逃避北京警方的抓捕躲到青岛德租界），反而抛头露面，狂犬吠日，终于在离京途中被军政执法处的特务暗杀。

袁世凯从不讳言自己就是杀应的幕后主使，但巧的是，随后直隶都督赵秉钧便暴毙家中，坊间纷传总统下毒害死了自己的心腹，杀人灭口。

逻辑链是成立，但赵秉钧不是应桂馨。杀应无伤大雅无人问津，杀赵则必定轰动全国，在国民党已垮、宋案已时过境迁（过了一年）的大好局面下，是自找麻烦的不智之举。

事实上，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后来在家信中表明，他爷爷是死于脑溢血，倒在床头边，家属亲见，并无谣传的“七孔流血”的症状。

赵秉钧死后备极哀荣，梁士诒和袁克文前往天津送终，丧事极为隆重。袁世凯手书“怆怀良佐”的匾额，优恤家属，并令京津两地为其修建专祠。

饶是如此，汹涌的谣言还是在北洋旧将心中埋下了浓重的阴影。曾担任过军政执法处处长的陆建章就对亲信说：“我们参与老头子的机密大事太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老头子总有一天要消灭痕迹。”

由于冯国璋远在南京，王士珍整个一神龙见首不见尾，矛盾便在当过北洋六镇里四镇的镇统，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段祺瑞身上爆发。

段祺瑞人品没得说，不抽不赌，不贪不嫖，一辈子清廉耿介，唯一的爱好就是下围棋。

不过，性格缺陷同样明显：固执自大，争胜好强。

早年留德，受不了洋人耻笑的他打算剪辫，被督学荫昌瞧见。

荫昌一把夺过剪刀，问他何故发狂。段祺瑞说，我宁愿发狂也不愿受辱。荫昌劝道：“你是官费留学，剪了辫子万一朝廷震怒，断了你的学费，到时求学不成，归国亦不可得。”

段祺瑞若有所动，但仍道：“终不欲受人讥也！”

荫昌让他先电奏朝廷，再做决定。段祺瑞依言而行，结果遭到痛斥。

他找到荫昌，表示感谢：“要不是你提醒，真回不了国了。”

荫昌笑道：“我也要感谢你啊。”

段问何故，回以：“你电报打过去，如果朝廷准许，我也援例行之；如不许，我亦无冒请之嫌。难道不该谢你吗？”

棋品如人品。段祺瑞虽说酷爱下棋，但棋艺不精，还输不起。一次，被11岁的棋圣吴清源杀得大败后，段祺瑞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还有一次跟儿子段宏业对弈，又败，段祺瑞咆哮道：“什么都不会，就知道玩儿这个，以后有什么出息？滚！”

段祺瑞一生不置房产，在北京租房子住，直到袁世凯以给干女儿为名（段在原配过世后娶了袁的义女张佩蘅为妻），送了段家一栋。

房东是一个输了袁世凯四十万大洋的牌友，房子是抵押品，没给房契。大头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找到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老段验明正身后，二话没说，带着一家子搬走了。

段祺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易接近，而一旦得其信任，则终生不疑，亲如一家。个中典型便是人称“小扇子”的徐树铮。

收复外蒙的民族英雄徐树铮被视作段祺瑞的影子。他极富才干也极其骄狂，树敌众多，深为袁世凯所不喜，要不是跟了段祺瑞，估计早就被乱刀砍死，用不着日后冯玉祥出手。

<h3>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h3>

1936年，汉奸王揖唐等在报纸上刊登声明，鼓吹“华北自治”。署名中，领衔的竟是袁克定。

事隔两天，袁克定在报上登一启事，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日本在华北的势力正迅速膨胀，袁克定此举风险极大，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果然，其住宅很快便处于日人的监视之中。

北平沦陷后，投敌的曹汝霖找到袁克定，鼓动他把彰德的养寿园卖给日本人，一来能换笔可观的收入，二来也能博取日人的欢心。

事实上，北伐战争胜利后，控制了河南的冯玉祥没收了大量的袁氏财产，袁克定没有固定收入，养着一大帮下人，很快便外强中干，急需用度。

即令如此，袁克定还是以“先人发祥之地，子孙不可出售”为由拒绝了曹汝霖。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帮袁克定谋了个馆员的身份，月薪六十元。但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很快袁克定便丢了工作，寄居在表弟张伯驹家。

即使生活潦倒到只能吃窝头，他也要戴好餐巾，用刀叉进食。每次提到袁世凯，一定尊称“先总统”，绝不辱及先人，始终保持着恍如隔世的贵族范儿。

1958年，伴着“大跃进”的喧闹，八十岁的袁克定在“家国山河半梦中”悄然离世。

临终前，他的思绪飞回到民国元年的春天……

那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袁家由洹上村迁居京城。一天，袁克定送袁克文到火车站后骑马返村，不慎从马背上跌落，摔成重伤。

袁世凯闻讯大惊，在咨询专家后，给家人的电报里殷殷叮嘱，说切不可乱治，“必须专信西医”。并让他们赶紧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的医院，途中缓行，由医生随同照料。

担心于氏迷信中医的他还不忘提醒五弟“切劝汝嫂，万勿固执，速同往诊治”。

其实，这封舐犊情深的家书，最具史料价值的是这句：

兄年已逾五旬，当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讵（怎）不爱念。

一年后，落下腿疾的袁克定应德国公使之邀赴柏林治病，热情的德皇威廉二世设国宴款待。

彼时欧战刚刚打响，德国气势方张，欲拉拢中国的威廉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和西南的英国（英属殖民地印度、缅甸）都是君主立宪国，北面的俄国更是君主专制国。因此，中国实在不适合共和。如改为帝制，由令尊主持国事，则更为妥当。到时朕会全力襄助此事。”

见袁克定似有所动，曾经一即位就罢免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威廉把当年对载沣讲的那套“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复述了一遍。

结果，袁克定一回国就向袁世凯提出两项建议：

一、迎王士珍来京，代替段祺瑞主持军事；

二、在总统府内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总统挂帅。

刚愎自用的段祺瑞的确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提拔重用了许多门生故吏，使陆军部隐然成为一股势力，但忠诚的秉性决定了其永远不可能背叛袁世凯。

不过，至少有两件事让袁世凯觉得，袁克定的建议应当采纳。

一次，几度想把徐树铮从陆军部次长的位置上调离的袁世凯又向段祺瑞提出这一老生常谈，谁知段当场发飙：“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另一次是“二十一条”交涉时，袁世凯正焦头烂额，陆军部很不识趣地上了一道呈文，请求增加部员薪水。袁怒批八个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河北正定。

袁克定亲自去迎王士珍入京，对方却以“不愿过问政治”回绝了其美意。袁克定磨了半天，最后道：“不参加政治活动可以，难道不能到北京看看我父亲吗？”

北洋之龙沉默半晌，同意了。

不久，凌驾于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之上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段祺瑞、刘冠雄、陈宧、萨镇冰、王士珍和曹锟为办事员（常委），陆军总长的权力严重缩水。

倔强的段祺瑞开始消极怠工，部务全交给徐树铮处理。

一天，袁世凯查问一件公事，段祺瑞茫然不知所答，半天才说：“容我到部查明。”

袁世凯高声道：“怎么还待查明，你的呈文不是早都送来了吗？”

很快，秘书夏寿田私下里便听到总统的吐槽：“人家都说我重视北洋团体，其实我何尝有南北之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何尝不能重用他们？”

未及回答，袁世凯又道：“你看，小站旧人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要到12点以后才起床，芝泉（段祺瑞）老不过问部务，咱们北洋成了什么样的团体！”

每天下班，夏寿田都要和同门师弟杨度凑在一起密谋大事。他知道，一向坚信自己是王佐之才的杨参政是瞧不上参政院的闲差的。

早在熊希龄组阁时，杨度本来有望出任交通总长，结果在梁士诒的作梗下被周自齐顶替。只对教育、司法和农商三个俗称“冷衙门”的总长人选有话语权的熊希龄给杨度协调了一个教育总长，好言相劝老友“帮帮忙”。

谁知杨度冷言冷语道：“我帮忙不帮闲！”拒绝赴任。

于是，以当帝王师为毕生追求的杨度在郁郁不得志中把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身上，成为袁克定的狗头军师。

<h3>雾中风景</h3>

1914年底，总统府军事顾问蒋百里上了一个条陈，建议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一支模范军，给老气横秋的北洋军打打强心针。

夏寿田与袁克定立刻附议。

除了觉得提法比较高调，给改成“模范团”外（袁世凯自任团长），一切均按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倡议规划：

一、模范团的士兵从北洋各师的下级军官中抽调；

二、模范团的下级军官从各师的中级军官中抽调；

三、用五期练成十个师的模范军官。

当时全国的北洋军合起来还不到十个师，进展顺利的话，从第二期就开始担任团长的袁克定便能另起炉灶，培植自己的势力。

除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外，还有两个原因促使袁世凯力推模范团。

第一，如曾经看过剿办白朗起义相关电文的蔡锷所言，北洋军已不堪大用：

先后调动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二，费时近两年，械齐饷足，奖赏超乎常规，而白朗纵横出入豫、鄂、陕、甘，如履无人之境，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

第二，割据一方的北洋军头已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动不动就跟北京叫板。

二次革命时，段芝贵率第二和第六师南征。六师师长李纯打下江西后被任命为江西都督，二师师长王占元则因驻守湖北接应，什么都没捞着。

论资历，王占元比李纯老；论年纪，也比他大十来岁。心中不满，可以想见。

问题是王占元的反应令人费解，他把气撒到顶头上司、接替黎元洪任湖北都督的段芝贵身上，整日给领导穿小鞋。

段芝贵也不是吃素的，收集了一堆黑材料，暗中参了王占元一本。

奈何王师长情报工作搞得比较扎实，破获了段芝贵的密电，看完后气鼓鼓地打电报向袁世凯辞职。

王占元的兵跟他十几年，你批一个“同意”试试？

袁世凯一面派人到湖北调和矛盾，一面升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怒。

疗效只持续了一时。

由于段芝贵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湖北，离鄂期间的工作由王占元暂代。结果“干殿下”痛苦地发现，每次回来王师长的态度都比之前更为骄横。

而且，王占元扩了权，第三师师长曹锟就必须得扩，毕竟人在清末当镇统时王只是个协统。于是，曹锟捞了个“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的头衔。

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是，对两个重要岗位上海镇守使（军分区司令，位同前清总兵、民初师长）和松江镇守使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有兵权而无地盘的张勋不干了，给自己的“长江巡阅使”一职正名，制定了一个条例，把长江流域各省一律划入其势力范围，并呈请公布实施。

袁世凯大惊，立即批示：“长江上游已另设员警备，该使不宜过劳”，并规定张勋的巡阅范围是从安庆（安徽）到上海……

为了化解统治危机，袁世凯着手在地方推行“军民分治”。

这既符合历代开国后偃武修文的惯例，也是黎元洪早就在湖北开展过的实验。当时，黎的笔杆子饶汉祥用骈四俪六的文章力陈唐代藩镇之祸，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切割权力，自古不易，袁世凯的措施迂回曲折。

首先，废除“都督”，改称“督军”。以前是什么都能督，现在只能督理军务；

其次，给各省督军加将军衔，在北京设将军府，由段祺瑞管理。按照袁的说法，将军既可内调北京，也能外放各省，流通自由。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将军府就是个坑，掉进去便出不来，只能坐冷板凳；

最后，改原都督之下的“民政长”（省长）为“巡按使”，兼管军事。当然，这必定会引起督军的反弹，但袁世凯尽量起用前清的封疆大吏为巡按使，结果军头们在情感上非但不好拒绝，还得自觉接受老领导的监督。

废督裁兵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须，但也因此，袁世凯犯了众怒，在各地埋下了反叛的隐患。

为了配合大总统全面左转的政治立场，“相国”徐世昌掀起了一阵复古的浪潮，把中央的官职全部改回旧称，并在法制局局长顾鳌的建议下，由政事堂议决，交参政院颁行恢复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一批有行政经验的遗老遗少被返聘回来做官，支撑民国这栋摇摇欲坠的新屋。舆论讽刺参政院有“枯木逢春之气象”，袁世凯的辩解是：

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极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对此，朱尔典附和说：“老成持重者联翩而出，是政治稳定的吉兆。”

也是人心大乱的肇始。

以劳乃宣为代表的投机分子倾巢而出。

庚子国变时，吴桥县令劳乃宣写了篇《义和拳教民源流考》，居然“考证”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奏请朝廷取缔拳匪，名噪一时。

此番他故伎重演，写就《共和正续解》，说当初周成王登基时因年幼不能理政，由周、召二公辅助，称为“共和政治”，由此知共和乃君主而非民主政体。

接着，“劳你宣”笔锋一转，说溥仪仍在幼冲，故袁世凯可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等十年后再还位清帝，受封王爵……

从赵尔巽那儿收到劳乃宣的“大作”后，袁世凯一笑而过。见七十岁的老头求个官也不容易，便给了个参政院参政。

谁知刹那间便刮起阵阵阴风，国史馆编修宋育仁甚至抛出“还政清室”的谬论——不明真相的还以为大总统真的准备禅让了……

谣言越传越广，连刚刚就任国史馆馆长的王闿运，拜访徐世昌时也揶揄说政事堂少了一块匾，匾上应题“清风徐来”四个字。

正文第十五章你我都是基因的载具

<h3>君宪救国论</h3>

在去帝制未远的民初，任何关于国体问题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微妙的冲击，毕竟新旧交替的时代，原本光怪陆离。

甘肃都督赵惟熙一直拒绝剪辫，还不准治下的民众剪。见遗老们玩儿得很爽，他也发电请求恢复谥法。

其实，民间私谥一直就没断过。对死去的旧臣，小朝廷也经常用发表上谕赐谥来刷存在感，比如陆润庠谥“文端”、梁鼎芬谥“文忠”，以至于人们在聊起曾国藩、左宗棠时，还是一口一个“曾文正”“左文襄”，看不到一丝新气象。

而地方官因为觉着民国的官当得不如前清威武，私下里也开始为封建残余招魂。桐城县县长用名片去见安徽都督倪嗣冲，结果被骂“目无长官”，轰了出去；琼崖道尹呈请恢复清朝仪仗，如传人令箭、八抬大轿什么的，广东巡按使当即批示准行。

不是所有人，都爱民族风。面对声浪四起的反对，袁世凯发表了禁止紊乱国体邪说的申令，并以“年老荒谬，精神错乱”为名，将宋育仁“递解回籍”。

清室大惊，瑾太妃（光绪妃）派人到政府解释，袁世凯派阮忠枢代为接见。

来人交出劳乃宣的一封密折，内称德国陆军最强，建议溥仪向其皇室求婚，立威廉二世之女为皇后，如此则复辟有望。

这可真是碧血丹心，感天动地。

为免节外生枝，袁世凯没有深究，而是命人重修《清室善后办法》，制定了更加严厉的约束条款。

然而，一切都逃不过杨度的眼睛。

他注意到两个事实。

首先是阮忠枢的宦海沉浮。阮大秘跟袁世凯的关系毋庸赘言，前清时几乎所有袁的奏折都出自其手，深悉幕主机密。

可惜到了民国，公文程式为之一变，阮忠枢顿失所长，不知不觉便打了酱油。

不久，袁世凯给他布置了新任务——奔走于北京和徐州之间，安抚、笼络张勋这个日渐坐大的老将。

阮忠枢不辞辛苦的身影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唤作“神行太保”。

而令杨度心中一动的是，当总统府秘书厅被改为内史厅时，出任内史监的竟然是阮忠枢。袁世凯需要他起草什么，可堪玩味。

另一个事实是袁克定透露的家事，说袁世凯命人找来《德皇威廉本纪》和严复翻译的《欧洲战纪》细读，还聘请荫昌为家庭教师，吩咐子女不要再学英文，统统改学德文。

然而，嫌疑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根据袁记约法，不论“终身总统”还是“志在传子”，都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称帝，动机不足，风险却很大。

杨度明白，轮到自己上场了。

洋洋洒洒的奇文《君宪救国论》出炉。

立意虽说反动，理论上的贡献却也不容抹杀。

文章一上来便正本清源道：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即先要搞清楚，我们是为了富强才去立宪，不是为了立宪而立宪。

然后分析地缘政治：

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杨度没有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共和的基础是法治，用杨度的话说就是“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但可惜，中国自古就没这习惯。

宋教仁临终前给袁世凯打的电报里称自己“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可见直到那会儿，“权利”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个贬义词。

在杨度看来，民国人大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没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权利意识，“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严扫地，社会呈现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中，“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最后给人留下的混乱观感让唐德刚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以广东和湖南为例，两省分别是孙文和黄兴的故乡，党人众多。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四散而逃，粤督和湘督被换上龙济光与汤芗铭。

两人向以残暴出名，党人还不断挑战其底线。

一天，龙济光出署去看他哥，走到半路被党人扔出的炸弹炸伤。刺客当场被捕，龙命人处以寸磔之刑。其时“凌迟”已废除多年，酷刑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声讨。面对袁世凯质询的电报，龙济光矢口否认，搪塞道：“凶犯正法后，军民人等痛恨此种暴行，剖心食之，实所难免。”

为巩固都督之位，资历较浅的汤芗铭嗜杀程度更在“龙王”之上。监狱人满为患，浏阳门外的刑场号啕之声终日不绝。三年间，被汤屠户搞死的，有案可稽者便达两万人，其中大多是以党人为名，剪除异己。

暴力抢来的权力，只能靠暴力维系。当权者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的恐惧中，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还政于民的改革。

事实上这种各领风骚两三年的都督也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因为即使人存政举，终究人亡政息。

久之，中国式的共和诱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所有人都假共和之名攫取私利。看淡的浮萍般漫无目的地混世，绝望地赌上性命拔剑而起。

一个皇帝倒下了，千万个皇帝站起来，化身为大队委、青年导师和居委会大妈，遍布于各行各业，时不时冒出来教育你该如何做人。

杨度坚信，只有宪政才能保证政策的持续性，从而“人事有变，法制不变”，避免周期性的历史雪崩。而大清之所以败亡，正是由于不听袁大总统“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的劝告，搞假立宪。

行文至此，推理基本没有破绽。但当杨度抛出他的终极观点时，人类震惊了：这不科学！

<h3>风起杨花愁杀人</h3>

杨皙子亮明真身：只有实行帝制，才能确保宪政成功。

在他看来，各省都能暗中招兵买马、走私军火的国家是没有宪政可言的。统治者“止乱”尚且乏力，哪还顾得上建设？

恢复帝制等于昭告天下鹿死谁手，猎鹿人们不要再想入非非争总统了。

杨度认为，君主和宪法的关系应当是共生，前者维护后者，后者制约前者。

从而以开明专制治国，严刑峻法，普及教育，走上复兴之路——比商鞅变法多了一道加在秦孝公头上的紧箍咒。

杨度的解释很牵强，说如果从共和改为君宪，那么帝位就是国民公投、宪法赋予的，君主要想永延帝祚，就必须实行宪政，否则会被人民抛弃，酿成革命。

其实，不管杨度的雄辩如何气势纵横，推导如何步步为营，舍弃一条，《君宪救国论》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便是可行性。

或者换一种说法：人民答不答应。

替人做主的时代早已远去，总想管别人的人只能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因为你之蜜糖，安知不是我之砒霜？

文章通过夏寿田交上去后，袁世凯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金匾赐给杨度，此外再无表示。

态度不是很明朗，杨度决定团队作战。

事实上几个月前他就推荐老师王闿运出山，但很明显，八十多岁的王同暌违了数十载的袁世凯气场不合。

刚到北京，会晤段祺瑞。段对眼前这个长袍马褂留辫子的老古董不屑道：“民国了，还是胡人服装？”王闿运当即回以：“西装革履，也是胡人服装。”

访问老乡熊希龄时，问：“国务院何在？”熊答以在集灵囿（中南海西北角）。王淡然一笑：“此中飞禽走兽必多。”熊知他说笑，没接话。

王闿运不依不饶：“想必有熊。”熊希龄忍不住了：“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国务总理了，继任者为原山东抚台孙宝琦，现又改名国务卿，由前清相国徐世昌担任。”

王闿运若有所悟道：“毕竟大官还是大官。”

见到袁世凯，王老头对贴身女仆周妈道：“这是我侄儿（王跟袁保庆一年中举，拜过同年），像不像总统？”周妈说：“头很大，就是个子矮了点。”

吃席时，王闿运又对周妈道：“你要多吃点，这就是当年皇上的御宴。”

袁世凯无语，结果发现还有更无语的。

一次，同王闿运到新华门前，老头冷不丁来了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繁体的“华”跟莽接近，指王莽）门吗？”

前清时王闿运就经常讽刺封疆大吏，故袁世凯也没跟他计较。谁知隔天便得知老头给国史馆题了一副门联，曰：“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自封起民国总统来。

平生专攻帝王学的王闿运反对的其实不是帝制，而是不符合他心目中明君圣主条件的袁世凯。因此，在国史馆装神弄鬼一番后，老头不辞而别。

汤山。

自从袁克定以养病为名迁居此地，帝制运动的大本营便转移到了京郊。

1915年初，下野的梁启超接到一张署名袁克定的请帖，邀他参加春宴。

等赶赴汤山，发现只有袁克定和杨度在场。闲谈间，话题逐渐往政治上靠，两人极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好，试探梁启超对复辟帝制的态度。

梁明确反对，并劝他们断了这比还荒诞的妄想。

一生都在做选择的梁启超之所以大面上不错，盖因在位时短，在野时长，用史学家张朋园的话说就是“每当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设性的言论；及自身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

袁克定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敏感的梁启超离开汤山，立刻举家迁往天津租界。

要知道这是代表着中坚力量的进步党的党魁，虽说国会没了，但在地方极有势力，比如说蔡锷。

不过，袁克定对恢复帝制非常乐观，因为手中还有王牌。

牌是顾维钧送来的。两年前，他向法制局推荐了自己的博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世界政治学权威古德诺。

民国草创，亟须宪法专家，但在哥大的象牙塔里教了三十年书的古教授显然把政治和政治学搞混了，拿着高额聘金，正儿八经地顾起问来。

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法制局属于“行政”系统，站在这一立场上看“立法”系统的国会，古德诺发现问题很严重。

国会中起草宪法的人党派偏见太深，竟然要用宪法规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还提出在国会休会期间保留一个国会委员会代行职权，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

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古德诺认为这种“国会独裁”的制度很荒谬。并且，不谙内情的他对南方发动的“暴乱”（二次革命）也心生厌恶，毕竟人幼年时经历过南北战争，很自然地站在了代表北方的袁总统一边。

民初的政治更迭本就频仍，中间回了趟美国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等到1915年夏第二次来华时，就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彼时，“二十一条”刚刚签订，袁世凯给古顾问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比较世界各国政体之优劣，以资参考。

古德诺觉得既然是写给总统的密件，就从学术角度毫无保留地向雇主论述了自己的思考。

岂料，这篇备忘录被袁克定搞到手，组织杨度等翻译成《共和与君主论》公开发表，一时间举世皆惊。

古文主张：帝制与共和，无高下之分，但看采用之国能否适应。

当初法国革命直承美国独立战争之余波，醉心于自由民主。但因没有议会政治的传统，经历了两次复辟，直到普法战争帝国崩溃，方才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距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已近百年。

而相继摆脱殖民，建立共和国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更等而下之，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中次第走向寡头政治。若独裁者强势，亦可相安数十年，但待此强人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全国大乱。

古德诺以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为例。该寡头独裁了三十五年，一再连任，终于在衰病之年因没设法定继承人闹得诸侯割据，一国之内竟出现了五个总统。

总之，古教授的立论并不新鲜：制度派生于文化，文化制约着制度的变迁。

激进浪漫的法兰西显然无法容忍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君，而冷静理性、崇尚高贵的英吉利则愿意同皇室谈判妥协。

具体到中华民国，古德诺主张君主立宪。考虑到开倒车的风险，文末他提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方能恢复帝制：

一、不会引起反对；

二、严格确定继承法；

三、为立宪政府的发展做好规划。

<h3>穆赫兰道</h3>

居仁堂的夜，已经很深了。

黑夜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那个不曾有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接受，别无他策。

曾几何时，人们为自己从上亿颗精子中拔得头筹、赢得诞生的权利而深感庆幸。但慢慢发现，这可能并非胜利，而是放逐。人生即痛苦，最大的痛苦便是明知一个意味着“永恒消失”的黑洞在终点收割一切，却只能机械地朝它奔去。

袁家祖上普遍短寿，五十八岁成为一道迈不过去的槛。因此，对死神的恐惧在袁世凯晚年持续发酵。

翻检家书不难发现，袁世凯经常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老宅不要轻易改门。1910年，周馥去洹上村拜访前，他叫周携堪舆大师杨焕之同来，专程到项城看袁家的祖上风水。

深谙乃父心理的袁克定伺机大造舆论，称只有做“真命天子”才能改写命运，闯过生死大关……

袁世凯何尝不明白，死亡才是唯一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往哪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所指引的方向。

仰望夜空，他产生了一种更绝望的猜测：宇宙其实早就死了，星系、恒星、行星乃至人类，无一不是它的残片。

我们生活在一具加速膨胀的尸体之内。

证据便是光永远无法从宇宙的一端传到另一端。

既然速度的极限光速都做不到，说明宇宙一端的信息根本传不到另一端。如果宇宙是一个人，这意味着他已经全身瘫痪，没有知觉。

而地球，这个待死的细胞，正绕着银河系悬臂上一粒毫不起眼的微尘（太阳）公转，体积不足其百万分之一。

银河系也毫无特别之处，离它最近的星系在几十万光年以外，像它这样无足轻重的点缀宇宙中至少有几十亿个。

许多年后，太阳的死亡将宣告地球的终结。

但眼下看来，末日好像还远。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这场人类的浩劫对银河系而言不过如恒河少了粒沙，同样的剧情每天都在宇宙中上演，多少未知的故事消失在光锥之外，无人打捞。

万般皆逝去，死神独永生。

无涯的痛苦造就了无边的恐怖，在凉如秋水的孤独中，袁世凯昏昏睡去……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西北角的槟榔屿华人众多，是马六甲海峡上的重要港口。

俯瞰槟城，只见一排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平房，顶头一座小院的门被一个步履蹒跚的欧巴桑推开了。

“Mrs.沈，谢谢你来看我。”虚弱的老人从床头取过眼镜，一边强撑病体，一边微笑着打招呼。

九十多岁的沈玉英徐徐道：“听嘉惠霖博士说，你被提名诺奖候选人。正替你高兴呢，就听说你病倒了。”

伍连德摆了摆手：“人老了，难免头疼脑热的，不碍事。”

他指了指沙发，示意沈玉英坐下，接着道：“你在信中没提要来，可有紧要的事？”

沈玉英像是陷入了悠远的沉思，良久方道：“先夫当年并非必死之症，你推荐的贝希叶医生也认为病情可控，为什么……”

伍连德打断道：“膀胱结石引发的尿毒症，住院开刀，绝无性命之虞。”

沈玉英：“但他拒绝了？”

问对方，也像是在问自己。

伍连德望向窗外：“这里是我的故乡，直到两年前它才真正独立。此前，英国人、马来人以及马共争斗不休——是不是很像那时的中国？”

沈玉英点了点头：“还不是为了老头子要不要做皇帝，吵来吵去。”

伍连德：“所谓的政治立场，实在是最无价值的东西。按佛教的说法，世界是不可表达的，当你表达时，已经错了。”

沈玉英没接话。

伍连德：“屈指一算，人生不过两万来天，所能接触的事物，对世界而言只是沧海一粟。正如这院子里的蚂蚁，从没走出过院门，又怎能对槟城发表意见？但人类就敢。殊不知结论是简单的，结构是复杂的。”

沈玉英：“政治家改造世界，文人总结世界，只有科学家在探索世界。现在看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远远不够，扭曲和加工却习焉不察。”

伍连德：“因为人的感官全部向外，对自身缺乏了解，对世界颇多误解。所以，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管理别人。”

沈玉英表示赞同：“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标准的世界图式。任何一个主义，都无法彻底解决现实问题。”

伍连德点头道：“宇宙的熵增（趋向混乱）决定了一切都在变，所谓的定论皆如盲人摸象般残缺片面。故笛卡尔有言，一切皆可质疑，只有我的质疑不可质疑。”

“但是，”沈玉英道，“如果诸事可疑，真实与虚妄的边界又在哪里？”

伍连德：“印度教认为世界是梵天的一场梦，梦醒之时，世界重启。而梵天又在另一个神的梦中，一切的尽头都是虚无。”

沈玉英笑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搞不好你我也身处梦境啊。”

伍连德正色道：“人们生活在熟悉环境里，学习、工作、恋爱、生育，忙忙碌碌，日复一日。公司前台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礼貌用语，银行账单每月准时寄到分秒不差。究竟什么是真实？如果你认为由视觉、嗅觉和触觉感知到的就是真实，那么这种生物电在大脑特定区域作用产生的信号并非不能模拟。”

见沈玉英一脸狐疑，伍连德举例道：“设想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将活人的大脑从身体上切除，放入盛有脑存活营养液的器皿，神经末梢同计算机相连。按程序，计算机持续向大脑输送信息，刺激指定区域，构建‘真实的’虚拟世界。同时，通过对海马体与杏仁核的改造，重写大脑记忆，使之彻底‘忘记’被动过手脚。那么请问，你如何担保自己不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h3>第七封印</h3>

沈玉英笑道：“这不是里的‘洞穴寓言’吗？一列世代住在不见天日的洞里的穴居人像囚徒一样被人锁住脚和脖子，无法环顾，全部面向尽头的洞壁。队列后方有一燃烧的火堆，几个手持器物的人绕着火苗游走，高大的身影被火光投射到对面的洞壁上。由于‘囚徒’不能回头，不知成像原理，皆以为影子是实体，以给它们命名为乐，习惯了这种生活。一天，一个‘囚徒’偶然间挣脱枷锁，回头发现了真相。顺着蜿蜒曲折的甬道，他走出洞口，双眼却因阳光的刺激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一片虚无。他不得不原路返回，且追悔莫及，恨自己看清了一切，但自食其果了更大的痛苦。”

伍连德：“洞内负重，洞外虚无，柏拉图是想告诉世人要立足于生存，但不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吧。”

沈玉英：“此岸，还是彼岸？回到缸中之脑的假想，即使那颗大脑觉醒了又能如何？面对的不过是比虚拟残酷百倍的真实，要之何用？”

伍连德颔首：“的确，无知才是快乐。”

沈玉英盯着他看了半天，从包里取出张黑白照片，一字一顿道：“伍博士，这是真的吗，周遭的一切都是幻象吗？”

那是一张五十年前的照片，伍连德在哈尔滨拍的，复印后给几个朋友寄过。

他接过照片，摩挲了一番，道：“物理学无法解释的漏洞太多，大自然何曾自然过？”

沈玉英感慨道：“我时常想，人类栖身于一个波澜不惊的无知岛屿，处在浩瀚无尽的黑色汪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该为此远航。迄今为止，自然科学的纵深发展尚未对世界酿成严重的灾难，而在不远的未来，彼此孤立的学科拼凑整合为一体，将开辟出关于现实世界的恐怖景象，人类……”

“会消亡在自我的精神废墟里，”伍连德道，“文明的终极形态。”

沈玉英：“文明的终极形态？”

伍连德：“人类被自己发明的工具改造了几百万年，牙齿退化，手指灵巧。蒸汽机出现后，进化一路狂飙，却终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鸿沟——信息衰变。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覆盖面，却对人类落后的感知力爱莫能助。即我们仍受限于原始的感官（耳鼻口目），意中有，语中无，接收信息的方式也跟动物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显微镜之所以能看见细节，是因为视野足够狭窄，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所谓的真相云山雾罩，各执一端，传媒搭建了一个失真的世界，权力与财富隐身其后，如操傀儡。”

沈玉英似有所悟：“如果技术能实现人与人的大脑在精神上直接沟通……”

伍连德：“思维的交互将达到最大化，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发展。要知道，人脑有一千亿个神经细胞，轴突以每秒一百米的速度传递信息。而这一切，只需要摆脱肉身，以‘义体人’的形式存在，即全身上下除大脑外一律更换为电子义体，外表与常人无异。通过义体，大脑统一联网，交换信息。”

沈玉英：“问题是，这样的你还是你吗？”

伍连德：“从诞生之日起，新陈代谢就贯穿了生命的整个过程。最初的受精卵在第一次分裂时便宣告死亡，而每天又有多少细胞死去，多少细胞生成？人的存在，不能靠肉体确证，而要靠记忆（否则无法解释两个一模一样的克隆人）。是记忆，塑造了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

沈玉英举一反三：“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就是文明的记忆，也是人类存在过的证据。”

伍连德：“可惜，联网使得记忆也变得不牢靠，有被篡改的可能。‘滴水杀人’的实验假设，死刑犯被蒙住双眼，得知将被割断动脉流血而亡。接着，行刑官用刀背划过他的手腕，再用细小的橡皮管把温水灌到其手心。尽管犯人滴血未流，最后还是因为极度恐惧而死。”

沈玉英：“听说医生有时也会将营养品谎称为最新研发的妙药，患者服用后，病情竟得到控制。”

伍连德把话题拉了回来：“全身义体化会造成对自身存在的困惑，认为自己可能早就死了，现在的‘我’只是诞生于信息海洋的虚拟人格。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沈玉英：“繁衍？”

伍连德点了点头：“‘完美’是祝福，也是诅咒。生命经由变化而不朽，DNA在遗传中变异，顽强地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与妥协的艺术。而义体人无法繁殖，也就丧失了生命体最重要的责任——延续物种。即使系统再强大，甚至长生不死，也只能在单一化中走向灭亡。一个病毒就够了。”

沈玉英：“如果传承才是生命的意义，义体人显然是对进化论的挑战。不过，伍教授，你还是没有解释这张照片。”

沉默。

漫长的沉默。

伍连德叹了口气，道：“我们都是不存在的，是Program。”

沈玉英瞪大了眼睛。

伍连德：“起初我以为是精神容器，像缸脑那样，均匀稳定，但嘉惠霖博士坚持认为，即使出于实验的目的，人类也不会用这样的系统把同类‘关’起来，且无法复苏。只有一种可能。”

沈玉英的声音有些颤抖：“什么？”

伍连德：“这是一套不在人类操控范围之内的系统，缔造者可能是地外文明，也可能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存在。”

沈玉英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你是说我们连缸脑都不是，只是，只是一堆代码？”

伍连德两手一摊：“也许你能接受周围的一切都是建模的，但不相信人类丰富多变的情感也能编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性？程朱陆王都试图定义人性，但人性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甚至连灰色都不是，而是‘无限复杂’。人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出任何念头，只要网络单元极度繁复，庞杂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往‘人性’的方向发展，模拟出人格。”

沈玉英还是摇头。

伍连德：“三维世界的人，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提到的四维世界只能想象，无法感知。就像如果有一群生活在二维世界的‘纸片人’，可能会谈论三维世界的话题，却描绘不出这个世界的样子。而身处三维的我们，却能看清二维世界的全貌。”

<h3>傀儡谣</h3>

沈玉英：“即便如此，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伍连德：“许多年前，父亲送给我一架天文望远镜。每当我用它观测夜空时，就在想人类文明之于宇宙的意义。后来我终于想通了，人类的出现纯属偶然，对宇宙毫无意义。这种可有可无是如此地彻底，以至于它连清除你的兴趣都没有。因此，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宇宙的敌意，而是冷漠——你看窗外。”

沈玉英顺着他的目光，只见院子里一个男孩蹦蹦跳跳，正在踩蚂蚁玩儿。

“灭了你，与你无关”，伍连德见沈玉英回过头来，道，“不管我们怎么定义自己的意义，对上面那级文明来说都无关紧要。这个世界只是那个世界的一粒灰尘，既然还存在，说明对他们有用。”

沈玉英：“嘉惠霖的看法呢？”

伍连德指着照片：“他曾满世界寻找同样的‘奇迹’，最后真让他找到一处。而且，他还把手伸了进去。”

沈玉英有些激动：“他看到了什么？”

伍连德：“这个系统是那个世界的游戏，模拟文明的演变。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文化制度的不同，承担不同的模拟任务。我们感觉过了一个世纪，在他们看来只运行了一两分钟。”

沈玉英神色严肃：“中国呢？”

伍连德：“嘉惠霖是个白人，但对中国的研究比我深入得多。他和李约瑟、费正清讨论过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两千年前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黄河水患’。古代中国，水患严重，战国时，黄河沿岸的小国一遇洪灾，上下游不能协同应对，损失极其惨重。作为以农为本的民族，要抵御洪水，就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快速有效地调动资源。因此，中国的专制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早熟、复杂和精密。这种外部危机也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使之时刻处于过度竞争的生存恐怖主义当中。”

沈玉英：“听起来不错。”

伍连德：“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源。嘉惠霖体验‘奇迹’后，真相浮出水面，即中国人的‘理性无知’。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不明白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级领导炮制假数据，不清楚隐藏在‘大好形势’后面的灾难？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不想知道，因为在这个情境里，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带来安全，满足意识形态的偏执，它就像一块肥肉，蝇营狗苟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沈玉英：“如果国民都对真理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确保这个国家平稳地模拟专制政体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伍连德：“没错。在这样的国家，热爱真理的人注定要倒霉，追求真理的人要倒大霉。但是，Mrs.沈，我们今天不是来批判专制的。没有天敌，物种会退化；没有专制，民主就无法凸显其价值。这便是系统生成一个永世专制之国的意义所在。”

沈玉英：“永世专制？”

伍连德：“欧洲历史上的波旁王朝和都铎王朝也是封建专制，但陆续被推翻。而有的国家，专制深入灵魂，颠扑不灭，其独裁领袖可以叫Emperor、President、Chairman，无论叫什么，专制的内核永远不变。”

沈玉英：“可历史上反抗专制的英雄……”

伍连德：“反抗的不是专制，而是加诸自身的不公。因此，他们创造了历史，又成为历史的拦路虎。”

沈玉英：“为什么出不了华盛顿？”

伍连德：“源代码。嘉惠霖在那次事件中发现，构成中国人的代码中有一行是相同的，大体在三十岁后表征，他将之命名为‘凯利班’。”

沈玉英皱眉道：“那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怪物吗？”

伍连德：“不错，冷血、独断、野心勃勃。你不要生气，兽性是先于人性存在的，没有这些特质，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被自然界淘汰了，哪轮得到周公制礼作乐？而‘凯利班’无疑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和最森严的等级秩序万古长青。”

沈玉英：“既如此，从汤武革命到辛亥革命，一次次的轮回又有什么价值？”

伍连德：“专制的自我更新。生命之所以在死亡时带走所有的经验信息，只留下DNA，盖因外部世界时刻在变，过去的经验不但无用，反而会成为累赘。从中书省到军机处，进化虽说缓慢，却蕴藏了多少权力的游戏和血腥的代价。”

沈玉英忽然想到了什么：“先夫到底因何而死？”

伍连德眯起了眼睛：“大概是天命吧。既然系统定义了‘永世专制’，那称帝才是顺天承运，才是Chosen One（天选之子）。如能维护好帝制，长命百岁也未可知。”

沈玉英喃喃道：“若我命由天，人还有选择的自由吗？”

伍连德：“也许你应该考虑的是‘选择’这一行为或者说自由意志是否真的存在。桌上有一块蛋糕和一只苹果，蛋糕看起来美味，苹果没洗很脏；你即将跑马拉松，旁人劝你吃蛋糕补充能量。如果只能二选一，所有的条件又都指向应该选蛋糕，此时的‘选择’不是注定的吗？推而论之，所有的‘选择’不都是被我们的性格、身处的环境等等等等确定好的吗……”

伍连德的声音越来越小，袁世凯感到自己的意识在模糊与清醒间切换，他努力让自己在梦中多逗留几秒，终于看清了那张照片：

坟场的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长蛇般向景深处延绵。诡异的是，在距镜头不远处，画面从实景变成了线条，像被拦腰截断一般，这边是真实，那边是素描……

<h3>筹安会“六菌子”</h3>

久未北上的冯国璋来京述职了。

一个月前，冯在南京会见了南下探亲的梁启超，从其口中得知一条惊天秘闻——袁世凯可能会称帝。

半信半疑的冯国璋打算摸一摸袁的底——这事他不做，也没人做得了了。

在京期间，冯国璋受到了无微不至的优礼，甚至连其饮食习惯，大总统都了如指掌。

一日午餐，夏寿田作陪，有一大碗红烧猪蹄髈，袁世凯用筷子指着道：“这是华甫爱吃的。”说着，令差官打电话告诉冯将军等等再吃饭，总统有菜送过来，佐以大馒头四个。

又一日晚间，袁世凯回卧室休息，见几个姨太太和袁静雪在闲聊，便道：“今天冯华甫来了。”

袁静雪不知道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

袁世凯说明以后，问女儿：“你应当叫他什么？”

袁静雪迟疑道：“叫世哥。”

袁世凯笑道：“不是世哥，是四哥。”

连自己续弦再娶的夫人，都是袁世凯给介绍的才貌双全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冯国璋实在没有理由怀疑情同家人的大总统。

但在饭桌上，他还是忍不住发问：“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袁世凯道：“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事？近来新法颁布，总统得授爵位，有人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先兆。我早就感到五族平等，既然满、蒙、回、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授爵条文对各族都不应限制，要一视同仁。但为免误解，目前还不打算授给汉人。”

接着又道：“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至于为了子孙，我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其他的都还小，哪一个能继承大业？况且，帝王家从来没有好下场，我也不忍把灾祸留给他们。”

冯国璋试探道：“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但到了天人与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啊！”

袁世凯面有愠色：“什么话！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已叫他在那边购置薄产，如果有人逼我，我就出去，再不过问国事。”

下来后，冯国璋找到“天子近臣”、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张的话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有人想做开国元勋（杨度），鼓动老头子当皇帝。但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信得过的。”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前不久政事堂的一次密会上，针对由劳乃宣等遗老刮起的复辟风，袁世凯曾道：“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朝帝统取自朱明，最好找个明洪武的后人，实在寻不着，朱总长（内务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

当然，据此便指责袁世凯连心腹（冯国璋）都骗，也不客观。称帝是何等大事，既想又怕很正常，表现出来便是一面默认，一面否认。

杨度跟夏寿田一合计，觉得既然呼之欲出，岂能袖手旁观？袁克定既然不喜欢北洋老人，背后唤徐世昌为“活曹操”，对段祺瑞的不满更是写在脸上，若日后登极，新朝宰辅的位子还不是他杨、夏二人的囊中之物？

于是，杨度径自面见袁世凯，提出组织专门的机构宣传帝制。

袁世凯摆手道：“不可，外人知道你我关系，以为由我指使。”

杨度正色道：“我主君宪，十有余年，如办君宪，我当为发起人，且有学术上的自由，总统不必顾虑。”

见杨度意气激昂，袁世凯让他回参政院找孙毓筠商量着办。

想当年孙参政的“皖督”被柏文蔚抢走，一气之下投了袁世凯。

陆徵祥组阁时，孙毓筠被提名为教育总长，结果老东家同盟会极力反对，愣是给压了下来。

新仇加旧恨，孙毓筠开始天天挖同盟会的墙角，还主持起草了“袁记约法”，成为袁世凯的马前卒。

杨、孙一碰面，立刻决定成立以拥袁称帝为己任的“筹安会”，二人分任正副理事长。

另外四个理事是胡瑛、李燮和、刘师培和严复。

胡瑛是黄兴的弟子，同盟会元老，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曾任山东都督，二次革命后逐渐倒向袁世凯；

李燮和是光复会的二当家，曾被以怨报德的陈其美抢走“沪军都督”。作为反袁急先锋，李燮和名列筹安会纯属乌龙事件。杨度再三威逼利诱他都不松口，最后被磨烦了，敷衍道：“我退隐已久，不问世事。诸君怎么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结果就上榜了；

刘师培乃一有才无德的国学大师。专治古文经的他名列《清史稿·儒林传》，早年跟章太炎好得跟基友似的，结果加入同盟会没多久便与之反目，又迫于经济压力被端方收买，为其提供情报，导致上海的革命机关遭到破坏。投入端方幕中后，被陈其美派来的杀手找到，魂飞魄散的刘氏夫妇献金求饶，总算苟且偷生。保路事起，随端方入川，被哗变的起义官兵扣留，幸得孙文通令全军，一致护卫，再得不死。经人引介，跑到山西去给阎锡山当顾问，又蒙其推荐赴京任参政院参政。四个理事里，属他最敬业，写了《国情论》和《君政复古论》等文为帝制张目。

严复是六人里的大腕，也是袁世凯在前清时就一直想拉拢的硕儒，但他总是不屑一顾道：“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辛亥后，严复的铁饭碗没了，一大家子等着吃饭，只好放下清高去找袁大总统，捞了个北大校长和海军部少将衔的闲差。严复主张君宪，但他始终认为袁世凯的才干只相当于一个督抚，绝非皇帝的理想人选。因此，他没为筹安会做过一件事，只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毕竟，写过“男儿生不取将相，生后泯泯谁当评”的他从不甘心只当一个思想家。

据说，当袁世凯听闻严复也参加筹安会时，极为欢悦。

<h3>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h3>

除了严复，能入袁世凯法眼的国士就剩梁启超和章太炎。可惜，与二者的关系都已搞僵。

本来，常年不爽孙文的章太炎同袁世凯有过一段蜜月期，但因思维方式的差异，终归昙花一现。

当初为了笼络章太炎，袁世凯任命其为“东三省筹边使”。这跟“蒙古屯垦使”“西藏宣慰使”一样，听着吓人，实则都是大而无当的空衔，作为荣誉称号收着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但章太炎认真了。

他兴冲冲地跑到长春去上任，结果发现从都督到道尹，根本没人理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宋教仁遇刺后，章太炎对袁世凯的印象急转直下，到“二次革命”爆发，甚至帮国民党起草反袁檄文，遭军政执法处盯梢。

行动受限的章太炎把袁世凯颁他的勋章挂在扇子上当扇坠，破衣烂鞋地跑到中南海门口骂街，刷出“民国祢衡”的称号。

卫兵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接待室，说总统正在议事，不便会客。章太炎就坐下等，从早到晚，越等越生气，最后把房间里的花瓶茶具统统砸碎，赖着不走了。

代价是软禁龙泉寺。

根据袁世凯亲定的“优待措施”，章太炎的幽禁生涯并不煎熬——起居饮食，用款不限；骂人毁物，悉听尊便。每月发五百元薪水，比大学教授的工资都高。

同时，章太炎还享受讲学和会友的自由，但抨击时政的文字不得外传。

龙泉寺传出的骂袁之声日甚一日。章太炎在桌椅板凳上遍写“袁世凯”三字，每日以杖痛击之，呼为“鞭尸”；又用不同字体写满“袁贼”二字，扔进火堆焚烧，伴以“袁贼烧死矣”的大呼小叫……

杨度也清楚，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刨开严复，就是五个二线演员。因此，他对外只敢宣称这是研究国体的学术机构，等不明就里的会员参加了几次组织生活，才发现是以“劝进”为目的、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

筹安会通电各省，发表宣言，把古德诺搬出来鸣锣开道，论证“中国不能不用君主政体”。

舆论大哗。

梁启超给袁世凯去了封长信，告其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张謇跑到总统府当面苦劝，说到口干舌燥。

肃政厅全体肃政史联名上文，请求取缔筹安会。袁世凯的批示整个一和稀泥：“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不应逾越范围”，让内务部查清后予以警告了事。

筹安会深受鼓舞，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公民请愿团”，如“商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乞丐请愿团”，代其拟写请愿书，等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呈递，要求立法变更国体。

天津。

梁启超悲哀地发现，国民党解散，进步党失势，自己要再不站出来振臂一呼，天下就任袁世凯予取予求了。

绝非故作惊悚。三年来，以商人裘平治、湘民章忠翊为代表，上书泣求恢复帝制的情愿接连不断，帝王思想在民间根本就死而未僵。

心念及此，梁启超提笔凝神，平生最得意的文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蹴而就。

同后续的几篇雄文一道，梁启超汪洋恣肆地痛斥了变乱国体的群丑，如平原惊雷，振聋发聩：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左手挟利刃，右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

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袁世凯得知后大惊，以给梁父祝寿为名，派人带二十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租界，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文章，遭到拒绝。

很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京报》发表，迅速引起轰动，报纸一抢而空。茶馆、旅店的客人因无报可买，只好辗转抄读，更有不少人直接跑到报馆请求再版。

群情激奋下，加上一向敬重的严修跑来规劝，袁世凯不得不作出回应，让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读了自己的声明，称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当前来讲是不合时宜的。

袁克定慌了，召集杨度等开会痛骂严修，商量办法。

于是，怪力乱神出现了。

一天，袁世凯正在午睡，女仆端碗进来，一不留神给摔碎了。

袁世凯被吵醒，问怎么回事。女仆不慌不忙道：“我端参汤进房间，见大老爷床上盘着条龙，一害怕就把碗给打了。”

不久，四川督军陈宧来电，说宜昌的溶洞里发现酷似“神龙”的化石。

袁世凯当然不信这些鬼话，他更重视的是同朱尔典的一次密谈。

一战正酣，英国担心袁世凯倒向支持其称帝的德国，让朱尔典向袁大总统表达了对中国改行帝制“极为欢迎”的立场，只要不因此产生内乱。

美国也强调只要改制出于民意而非武力，便不干涉。至于日本，翻开其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可以看到赞成是大于反对的。并且，政治学权威有贺长雄不止一次面劝袁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

自信满满的袁世凯开始着手制造“民意”。

在他看来，由无权无势的文人小打小闹的筹安会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已成为众矢之的，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推进此事。

以梁士诒为首，朱启钤、周自齐、阮忠枢、张镇芳、唐在礼和雷震春等十人组成的“总统班底”秘密开张。

<h3>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h3>

梁士诒失宠久矣。

没有人比他更懂经济，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让袁世凯产生“离不开”的感觉。

从清末到民国，梁士诒打造了一个以叶恭绰为代表、围绕于他的“交通系”，遍布铁路、关税、银行和各大国企，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财权之外，梁士诒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子上又牢牢把握着事权，同交通系的朱启钤、周自齐形成攻守同盟的铁三角。

搞钱能力一流的梁士诒也很受洋人喜爱，替英国代工步枪，跟美国合组太平洋轮船公司。逐渐，有入见袁世凯禀报工作者，总能听到“问梁秘书长去”的回答，其“二总统”的名号也因此越叫越响。

在梁士诒看来这显然不是什么荣誉称号，毕竟，以杨士琦、周学熙为首的“皖系”不爽他久矣，天天拿着放大镜找茬儿，袁克定也在杨度的影响下巴不得他滚蛋。

侍奉雄猜之主，获其信赖很难，而要摧毁建立起来的信任则再简单不过。

由于经常与各省军阀密电往来，时间一久，某些梁士诒自认的琐事就没有请示，而是自行处理。再加上反对派的挑拨离间，袁世凯的疑心病渐渐发作。

随着内阁被改为直接向大总统汇报的政事堂，居间联络府院（总统府、国务院）的总统府秘书厅撤销，梁士诒被贬为税务督办（国税总局局长），周自齐也从交通总长变成了农商总长。

当然，袁世凯决不会扔掉自己的钱袋子，而称帝这种兴师动众的事则更需要交通系的鼎力支持。

问题是梁士诒从内心抵制帝制，被袁世凯召见十四次，每回都顾左右而言他，决不松口。

袁克定建议敲山震虎，“五路大参案”旋即爆发。

铁路系统的官，一查一个准。在肃政厅的严参下，津浦、京汉、京绥、沪宁和正太五路局长营私舞弊的黑幕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时间舆论沸腾，对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心交口称赞。

五个司局级撤职受审，由此牵连出的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也被停职。

见火候差不多，袁世凯叫来绝望的梁士诒，道：“参案本有君，我令去之！”

袁克定更直接，找到梁士诒问他肯不肯帮忙操盘，恢复帝制。

为了保全交通系，一身冷汗的梁只好点头。

财神的加入如虎添翼，运动进入快车道，五路参案也化作青烟，随风而去。

在总统班底的运作下，由段芝贵牵头，二十个省的军政首脑联名通电，劝袁世凯“速正大位”。

当然你会问，这帮人无法无天惯了，怎么突然步调一致起来？

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各逞其私。

有搞政治投机、图谋再上层楼的，如湖南的汤芗铭；

有阳奉阴违、暗中磨刀的，如云南的唐继尧；

有和光同尘、人云亦云的，如山西的阎锡山；

当然，也有指哪打哪的李逵，如安徽的倪嗣冲。

不过，北洋系资格最老的段祺瑞、冯国璋和张勋始终没吭声。

懒得伺候太子的段祺瑞已把陆军总长的帽子扔给王士珍，甩手不干；冯国璋正因老头子欺骗了自己生闷气；张勋对复辟是喜闻乐见的，但他拥戴的皇帝是溥仪而非袁世凯。

“民意”被迅速伪造出来。参政院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各省代表在当地投票表决国体。当然，代表资格都是经过审查的，选票也是实名制，保证万无一失。

以四川为例。在陈宧的安排下，会场每个代表的桌上都放有毛笔一支、墨水一盒、点心一盘，在笔杆、墨盒与点心上，全部刻有“赞成帝制”四个字。

皇天不负有心人，1993张选票，全部同意改行君主立宪。

更搞笑的是，在朱启钤的暗中叮嘱下，各省的推戴书毫厘不差，一看就是统一的模板：

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接着便是三推三让的老戏。鉴于大总统曾有“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杨士琦舞文弄墨，强词夺理，极力辩解；袁世凯则口口声声“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自拉自唱，配合得天衣无缝。

忠心耿耿的张一麐自觉是最后一道防线，泣血劝阻，无效后当众顶撞袁世凯道：“果犯天下大不韪，群必起而共击之！”

帝制派下来就进谗言，说：“不诛少正卯，何以平众愤？”袁世凯打断道：“一麐罪不至此。”

政事堂开会讨论登极仪式，张一麐起立力斥帝制之非，遭到群嘲，应诏旁听的倪嗣冲甚至拔枪怒目而视。主持会议的徐世昌赶紧去拉张的衣角，说“仲仁随我来”，方才平息冲突。

事实上，连徐世昌也已经跟不上袁世凯的节奏。

他可以帮慰庭老弟独裁，但坚决反对称帝。

无他，料定必败。

徐世昌悬节而去，只留下一封措辞委婉的辞职信：

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为转圜。此时求去，非为自身计矣。

袁克定奉命登门劝解，徐世昌淡淡道：“我不阻止，亦不赞成，诸君好自为之。”

袁世凯无奈，只好把陆徵祥搬出来当傀儡国务卿。

失望的张一麐也跟着辞职，不想失去诤臣的袁世凯马上改命其为教育总长。见能远离是非，张也不再固辞，只是就任后涛声依旧地唱衰帝制。

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未能达成共识。

袁世凯的三子袁克良经常同四弟克端、五弟克权讨论老爸究竟是王莽还是曹操，最后一致认为是妄图篡晋的桓温。

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嘲讽长兄，说他一个瘸子，岂能君临天下？

袁克文则发挥特长，写诗讽劝袁世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然而，神也拦不住袁世凯称帝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他发表申令，接受推戴，改元“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恍惚间，大隈重信似乎看到中华帝国的军队正在琉球抢滩登陆。

<h3>不应恐惧死亡，应恐惧未曾真正活过</h3>

中南海，居仁堂。

早上9点，登极仪式在仓促和低调中举行，各部司局级以上官员参加。

是日，袁世凯没穿定做的龙袍，而是身着大元帅服，立于龙座旁，接受百官朝贺。

段芝贵传洪宪皇帝的话，说行礼简单些，三鞠躬即可，但众人仍旧跪拜，个把奴性重的还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现场没有司仪，一片混乱。

只行鞠躬礼的张一麐鹤立鸡群，引来众人侧目。一莽夫冲上去将其强行摁下，一麐含泪哀鸣。

袁世凯左手扶椅，右掌朝上，不断向行礼者点头。对年长位高者，则做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流露出一种内心受用而故作谦逊的复杂表情。

仪式草率结束，给时任参谋部次长的唐在礼留下的印象是“坐在家里称天子”。下来后，照常上班的官员们彼此交流着心中的疑惑。

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

袁世凯注意到，黎元洪没来。

黎胖子已经消失三个月了。自从袁世凯帝制自为以来，他就一再请辞参政院院长和副总统的职务。

除了不愿附逆，还有一点私心——共和国的副总统，再不济也有媳妇熬成婆的可能；退回帝制，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吧。

以袁世凯之精打细算，怎么可能放弃黎元洪这张牌？

仪式一完，当即册封黎胖子为武义亲王。

武义当然指武昌起义，发明这个称号有两大用意：

其一，暗示中华帝国和中华民国在血统上的继承关系，黎元洪既是民国元勋，又是帝国亲王，洪宪帝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国的问题；

其二，打消辛亥功臣的顾虑——你们过去参加革命是对的，今天赞成帝制也是对的。

命下之日，车队浩浩荡荡，陆徵祥带着一帮文官去东厂胡同的黎宅道贺。

黎元洪撂下一句“无功不受爵”后便一言不发，做起自己最擅长的事——装木头人。

次日，收发室的人误收了袁世凯送来的王服，被黎元洪大骂一场，原件退回。亲信饶汉祥劝他暂且低头，也被赶出来，不再相见。

姿态既已做到，袁世凯不再理会装聋作哑的黎元洪。他拿起那尊刻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的皇帝玉玺，下诏封爵一百二十八人，赐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嵩山四友”封号，赐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和世续“七旧侣”称号。

袁世凯自况嵩山，取五岳之尊、地处河南之意。诏令说得振振有词（“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但很明显是为了统战需要，把已无职权但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角色拉出来装点门面。

“嵩山四友”的政治待遇很高，不用跪拜称臣，议事平起平坐，每年还给两万元顾问费。但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写道：

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段祺瑞。

同袁氏父子闹翻的他什么也没捞着，每天在家闭门静养，有客来访就怒喷帝制，客人一走便大骂袁世凯。

一天，张佩蘅（袁世凯干女）听见老公又在骂，抢白道：“你今天的地位从哪来的，怎么这么没良心？”

段祺瑞闻言，气得跳了起来，当着仆人的面给了她两耳光。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公开唱反调，袁克定深感留着只会遗祸将来，必欲除之而后快。张佩蘅听说后，立即去找干妈于氏反映情况。

于氏吹完枕头风，袁世凯叫来袁克定，教育道：“你姐夫（段祺瑞）虽然对帝制有意见，但只是用嘴巴讲讲而已。我听说你想对他不利，要立即停止！他是我们的至亲，现在事还没定，内部就斗起来，将来还敢设想吗？”

确实不敢。

因为西南出事了。

由梁启超执笔、云南督军唐继尧署名的最后通牒摆到了袁世凯的案头，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要求袁贼无条件放弃帝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两天后，没有收到答复的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誓师北伐。

对此，袁世凯早就有预感。

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遍布大江南北，但，仍有漏洞。

由“外人”掌控的西南四省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动不动就发作，眠食俱废。

终于，他以合乎情理的借口把云南都督蔡锷和四川都督尹昌衡调到北京，用高官厚禄供着，原职则分别代以唐继尧和陈宧。

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作此安排时还没跟进步党闹翻（蔡是梁启超的学生），不能撕破脸。

陈宧也是拖到帝制运动开始前，才以参谋部代理总长的身份出掌四川。

袁世凯晚年，北洋系以“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宧”形容此二人的重要性，事实上陈宧的谋略丝毫不亚于其军事才能。

天生一副苦寒相的他心机似海，以至于章太炎初见其人后悚然道：“一流人物，一流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

陈宧早年在武卫前军当管带，庚子国变中崭露头角，引起锡良的注意，随其入川，主持编练新军，累迁至镇统。

辛亥后投靠袁世凯，献计献策，屡立奇功。比如，建议裁撤“南京留守府”，使黄兴彻底下岗；设计将黎元洪“押解进京”，成为袁的政治俘虏。

以陈宧督川，并抽调冯玉祥部和另外两个旅与之同行，除了说明其深受倚重，也跟他在蜀中有众多袍泽旧属密不可分。毕竟，一旦天下有变，西南的半壁江山要靠四川来支撑。

为了巩固陈宧的忠心，临行前，袁世凯赠金二百万元，并让袁克定跟他拜了兄弟，唤其“二哥”。

南下当天，百官送行，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林立，庄严肃穆，其阵仗除了孙文和黎元洪到北京时，未曾有过。

人群中，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露出倏然而逝的冷笑。

他就是蔡锷。

<h3>以一隅而为天下先</h3>

蔡锷和陈宧是老相识了，两人的朋友圈重合度很高。

在蔡锷看来，陈宧跟汤芗铭一样，都是没有节操的政治赌徒，随行就市，只不过前者藏得更深，不易察觉罢了。

十三岁那年，蔡锷考中秀才，后被推荐到湖南时务学堂，同总教习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戊戌政变后，他想东渡日本，却苦无经费，在袁世凯的资助下方才成行，考入陆军士官学校。

学成归国的他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被李宗仁奉为天神下凡的偶像。

武昌事起，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扛起义旗，赶走李经羲，被举为云南都督。

民国头几年，蔡锷紧密追随梁启超的政治立场，认为袁世凯“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极力支持他加强集权，抵御外患。

二次革命前，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明确拒绝，还反劝对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不要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

召蔡入京，在袁世凯，固然达成了其调虎离山的目的。而在蔡锷看来，越接近中枢，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可能性就越大，故无论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还是参政院，都兢兢业业，苦心赞画，直到筹安会的出现粉碎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迷梦。

天津。

梁启超对前来问计的蔡锷道：“我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章公开反对；你在军界大有实力，应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密图匡复。”

蔡锷然其说，每天和杨度打得火热，在八大胡同赏歌逐舞，诗酒风流，还跟名妓小凤仙擦出爱情的火花，把家里那位气得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异哉》一文发表后，蔡锷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在云南会馆发起军界请愿时，又第一个提笔签名，拥护帝制。

暗地里，则以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勘往来京津、居间联络，同梁启超敲定了讨袁大计：一俟袁贼称帝，云南即宣布独立。一个月后贵州响应，两个月后广西响应。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然后会师湖北，鼎定中原。

云南不成问题，但贵州和广西能接受策动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剧情怎么往下走？

作为偏远小省，贵州一直不受重视。封爵时，督军刘显世只得一子爵，而且很快挨了一记闷棍。

袁世凯没有征求刘显世的意见，就把戴勘调到参政院当参政，换了一个交通系的人接任贵州巡按使。

当惯黔王的刘显世强烈不满，却颇能隐忍，暗自等待发难的时机。

目光下移，广西的陆荣廷，对袁世凯怨憎更深。

清末，龙济光和陆荣廷，一个广东提督，一个广西提督，作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一手提起来的哼哈二将，互相不服，彼此较劲，却始终在伯仲之间，难分轩轾。

民国后，龙济光主动向袁世凯靠拢，陆荣廷则依旧我行我素。结果两人的差距逐渐拉大，封爵时，前者封公，后者封侯。

对陆荣廷放心不下的袁世凯把其子叫到北京来当官。而随着袁的疑心越来越重，陆荣廷打算终结“以子为质”的游戏，没打招呼便擅自召回了儿子。

谁知，小陆路过汉口时，忽因食物中毒暴毙。此事虽说蹊跷，但考虑到湖北是北洋的地盘，袁世凯难脱嫌疑。

动机很充分：做给所有被“扣”在北京的“官二代”看，告诉他们没事别乱跑。

杀子之仇，岂能不报？只是以卵击石，殊为不智。望着袁世凯猫哭耗子的表演（派员赴鄂料理丧事，大力旌表小陆之德），陆荣廷缄默不语。

他比刘显世更需要发难的时机。

北京。

蔡锷见戏演得差不多了，便留下一张谎称病重、赴日治疗的假条，溜到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坐上了开往横滨的船。

梁料理好一切，南下上海，同汤化龙等进步党骨干碰头。

收到蔡锷先斩后奏的呈文，袁世凯无奈地批了个“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私下则对周学熙感叹蔡之精悍，远在国民党诸公之上，自己“纵虎出柙（xiá，笼子）”，必酿大患。

心有余悸的他在袁克定等人的劝说下，决定于洪宪元年（1916）元旦举行更为隆重的登基大典，昭示天下，以壮声色。

可惜，取道香港、辗转回云南的蔡锷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同唐继尧和李烈钧（被老同学唐继尧专函请来）商定后，云南成立军政府，恢复“都督”，把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合称护国军，蔡、李、唐分任第一、二、三军司令。

唐继尧提出让老领导当都督，留守云南，自己和李烈钧挥师伐蜀。蔡锷道：“我来非占位置，而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的确，他早已同梁启超约定：事之不济，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决不在朝。所以，护国军开拔之日，蔡锷向一、二军的官兵道出了心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

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h3>为梦想痛苦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沦为笑谈</h3>

护国战争的规模比二次革命小得多，袁世凯以为不日即能荡平。

然而陈宧发现，麾下的三个旅根本不济事。一个旅长是蔡锷的旧部，冯玉祥则不愿为洪宪帝效忠，整天盘算着撤回陕西，投靠舅舅陆建章。

即便如此，川军的兵力也几倍于蔡锷的四千人马。

问题是，四川本土的军队不一定买陈宧的账。二次革命你可以指南方为“乱暴势力”，此番人可是打着“维护共和”的旗号来的，占尽道义上的优势。

果然，名正言顺的护国军连下宜宾、泸州，并策反了一批川军将领。

不过，空间还是为袁世凯换取了时间，以曹锟挂帅、吴佩孚与张敬尧为主力的三万北洋军在川南集结完毕，反攻泸州。

虽然蔡军神编过一本日后成为黄埔军校教材、蒋介石与毛泽东案头书的《曾胡治兵语录》，但过于悬殊的兵力还是让护国军感到空前的压力。

蔡锷一再向后方请饷，唐继尧节衣缩食，下令公务员只领基本的伙食费，挤出十万元送到前线，却再拿不出更多。

面对北洋军汹涌澎湃的攻势，“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语）的护国军没能保住胜利的果实，退到纳溪，与敌军隔江对峙。

袁世凯重赏三军。师长张敬尧加陆军上将衔，旅长吴佩孚授陆军中将，连团长刘湘都得了个陆军少将。

然而，随着已被戴勘策反、假意服从中央的刘显世骗得二十万元财政拨款后即宣布贵州独立，形势便急转直下……

袁静雪最爱吃的零食是五香酥蚕豆。

一天，她的丫头回家探望老人，遵其嘱咐，归府时带回一大包蚕豆，用整张的《顺天时报》裹着。

袁静雪一边嘎嘣脆，一边看报纸，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

这张《顺天时报》和她平日所看的论调南辕北辙，当找来同一天的报纸对比时，竟出现了日期一样，内容却截然不同的怪事。

袁静雪找到袁克文，问他怎么回事。

袁克文一点儿也不惊讶，说自己早就在外面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只是不敢对父亲明说。

继而问道：“你敢不敢去说？”

袁静雪：“我敢！”

当晚，袁静雪把这张真报纸交给了父亲。

袁世凯浏览了一遍，问明情况，皱眉道：“去玩儿吧。”

第二天一早，袁静雪听说父亲用皮鞭把大哥打了，边打还边骂“欺父误国”。袁克定皮开肉绽，跪地求饶，袁世凯却一直打到手软方才罢休。

原来，府中的“顺天时报”是袁克定组织写作班子山寨的，充斥着对洪宪王朝的阿谀吹捧，而由日本人发行的正版，立场恰恰相反。

说到底，成天搞外交讹诈的国家哪有立场可言？唯一不变的立场就是削弱中国，趁乱打劫。不然何以大隈重信刚刚宣布“改行帝制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拟干涉”，扭头就派特务护送蔡锷回滇，协助梁启超南下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送给孙文一百多万元倒袁，资助宗社党余孽搞满蒙独立……

很快，驻日公使陆宗舆收到日本政府的外交照会，要求袁世凯“切实延缓帝制”。随后，又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公然予以支持。

不久，广西独立。英、美、德、俄见局势失控，纷纷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徐世昌来信说：“在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

弃官从商的老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骂电，称袁先生“廉耻道丧，为中外历史所无”；

就连读者以为领了便当的康有为也从日本寄来长信，劝“慰庭老弟”退位让贤。

比多米诺骨牌还快，各地的反袁电文雪片般汇集到北京。对此，唐在礼的解释比较中肯：

本来大总统四年一任，不少人希望自己的上司有一天轮到，将来大家都有鸡犬飞升的机会，各部门的职位大可轮流过瘾。当大总统被袁世凯一人包办，既而称帝，各方人物的不满可想而知。

最不满的当属冯国璋。

作为北洋系最大的实权派，袁总统一旦殡天，冯国璋接替总统之位的可能性极大；而要是洪宪帝驾崩，就洗好脖子等着新帝“削藩”吧。

事实上，这也是梁启超游说冯国璋倒戈的有力说辞。

“五将军密电”由此出炉。

这封没发出去的电报由冯国璋联合张勋、靳云鹏（山东督军）、李纯（江西督军）和朱瑞（浙江督军）作为发起人，征求各省督军签名后，公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结果，传到直隶督军朱家宝手上时，这个在洪宪朝率先称“臣”、改用奏折的倒车司机直接向袁世凯打了小报告。

冯国璋和张勋的倒戈，袁世凯早有预感。

改制之初，冯国璋接到参谋总长的任命，却要求在江苏遥领此职，拒绝赴京。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再次召冯北上，命其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措辞严厉。冯国璋计穷，只好称病请假，让江宁镇守使代行己职。

袁世凯遣使南下慰问，冯国璋毫无病容，握着来使的手哭丧道：“我跟了总统一辈子，他要如何便如何。不知怎的，现在总统不认我作自己人了！”

袁世凯听说后，愈发不满。

他又想起张勋，打算调辫子军征滇。

然而，阮忠枢刚到徐州，还没开口，张勋便先发制人，说全国局势紧张，兵力不敷使用，请转达元首，准其招兵十营……

为了北洋内部的团结，袁世凯都忍了，没想到二人合唱了这么一出。

攻守之势既异，再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还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气急败坏中，他几乎晕厥，对身旁的夏寿田悲凉道：“一切都完了！我昨晚看见天上有巨星坠落，这是平生所见第二次。上一次是文忠公（李鸿章）死时，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h3>一念放下，万般自在</h3>

刚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中国第一部公共卫生法），袁世凯就感到身体不行了。

元宵节。

只想一家人吃顿安稳的汤圆，可六姨太嘀咕说袁世凯要是不封她为“妃”，自己就带着孩子回彰德。

八姨太和九姨太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五姨太嫌她们不懂事：“别闹了！你们都当妃子去，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

能谋善断的五姨太是天津人，除大姨太沈玉英外，最受袁世凯宠爱，家里的日常生活全交她料理，连于氏都惧让三分。

结果三个女人合起伙来反讥五姨太站着说话不腰疼。

袁世凯把筷子一撂，叹气道：“别吵了！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起身回办公室去了。

袁克文进来倒茶，转身离开时，被袁世凯叫住了。

很久没跟老二谈心了，他是袁家诸子里公认最有想法的。

袁世凯叹了口气：“为父昏聩啊！”

袁克文把壶放下：“权力之下无真相，因为其本质就是对信息的垄断。而这种垄断不仅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

袁世凯若有所思。

袁克文：“熙宁变法时，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是著名的反对派。他觉着没办法说服宋神宗，便画了一幅《流民图》，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老百姓抛妻弃子，辗转于途，最后死于沟壑的惨况，跪地呈上。神宗看后，震惊得哆嗦了几下都没站起来。夜里又在深宫灯下展读，看一眼流一滴泪，不久，王安石便被罢官。”

袁世凯颔首。

袁克文：“纵观整个鸦片战争，上上下下都在蒙皇帝。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连道光最信任的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也撒谎。作为朝廷钦命的‘靖逆将军’，奕山一到广州便摇身一变成了‘抚远将军’，违旨停战，违旨谈判，违旨通商，违旨赔款，还在奏报中捏造‘一鼓荡平英夷，片帆不返’的‘战功’——”

袁世凯用手势打断了他，颓唐道：“历史会怎么评价为父？是耶？非耶？”

袁克文：“这个世上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袁世凯笑了：“你也乡愿了？不用讳言，外间都说我坏。”

袁克文：“因为父亲当了‘真小人’，想做皇帝就放手去干。殊不知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伪君子可以当，真小人却万万不能做。政坛上的衮衮诸公都是一丘之貉，半斤八两，伪君子虽不称帝，其独裁揽权却比皇帝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还要伪装成‘元首’‘领袖’，以愚黔首。”

袁世凯看了看窗外，悲凉道：“终究是搞砸了。”

袁克文：“但生命的价值在于对命运的反抗，既然要同天命扳一辈子手腕，那么，怀疑自己就是一件奢侈的事。而作出一个选择，是为了获得这个选择的意义，而非选择本身。”

袁世凯：“中国有得选吗？两千多年前管仲就知道‘以商止战’，为了刺激经济，对外降低关税，对内鼓励消费，甚至在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吸引商旅，而在税收方面则‘唯官山海而已’（盐铁专营），基本不与民争利。到了商鞅，走向另一个极端，奖励耕战，限制商业，用军爵和郡县制抹杀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人人都可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同时，国家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禁止贸易，农战立国。”

袁克文点头：“后世主政者莫不摇摆于二者之间。汉初天下凋敝，天子出巡配不齐肤色一致的六骏，‘放水养鱼’势在必行，故‘弛山泽之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繁荣工商，始有‘文景之治’。及汉武御极，连年征战，颁均输（统购统销）与平准（管制物价）二法渔举国之利，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国营化，甚至以‘告令’发动群众举报隐匿财产的富商大户。此令一出，中等以上商贾之家悉数破产，上林苑堆满了抄没来的民间财产。主管财政的大农令桑弘羊因此被时人斥为‘乱国酷吏’，某年天下大旱，对其恨之入骨的儒生甚至上书献策，说‘烹弘羊，天乃可雨’。”

袁世凯沉思道：“但我记得在盐铁专营政策的会议上，桑弘羊对质疑一一反驳，说如果不执行国营，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袁克文：“不错，这正是中国的死穴之所在。”

袁世凯一惊：“死穴？”

袁克文：“大一统。人人都追求大一统，希冀安全感、治世犬以及恩赐的保障，但要维持幅员如此辽阔的帝国，势必豢养臃肿的官僚体系，直面惊人的军费开支。桑弘羊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赋税确实没加，但国有专营的清单却越拉越长。到了北宋，茶、盐、酒、醋、矾、香药、象牙……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之大，远超前代，严重挤压了民间经济，并造成权贵资本的泛滥。”

袁世凯：“但你也说了，是在管仲和商鞅的一松一紧中螺旋前进。”

袁克文：“没错。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但时间一长，地方势力便会坐大，商人也会骄纵，中央权威受到挑战。此时，中央往往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强化控制力，后果就是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执政者又不得不放权让利，复苏经济，从而进入新一轮的循环。因此，不管是紧是松，一个无声的金箍咒永远存在，那便是‘稳定压倒一切’。”

袁世凯叹道：“民主是个好东西。”

袁克文：“也是个难东西。一个四合院住了几户人家，投票决定把大门刷成什么颜色，红色、棕色抑或黑色。其中一人钟爱黑色，但他知道黑色不可能赢，因为喜欢的人太少。但他又极端厌恶红色，怎么办？最理性的方式是把票投给棕色，因为至少不是红色，勉强可以接受。所以，民意的选择结果不见得代表民意，而操纵和玩弄民意的空间也永远存在。”

袁世凯突然想到了什么：“公平和正义是否存在天然的对立？”

袁克文思忖片刻，道：“美国建国之初，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战，其争辩的的焦点便是政府应站在公平和正义的哪一端。公平论者认为，只要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在其后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也没有作弊，那他即使富甲天下，也无可非议；正义论者则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清白，获取的过程也光明正大，但积累过多时，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因此，两者都强调了初始与过程的正当，分歧是该不该由国家来平衡不均。”

袁世凯：“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因为家世各异，起点不同。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任由社会按照适者生存的法则滚动下去，必然导致富者恒富，穷者愈穷，直至爆发革命，重新洗牌，把大多数人推回到同一起点，开始新的竞赛。”

袁克文：“政府为维护正义以公权力对弱者进行后天补偿，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分寸极难把握。很多时候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既破坏了公平，又损害了正义。”

袁世凯默然不语，半晌方道：“眼下的局势，你怎么看？”

袁克文直言不讳：“两千年的郡县制，耗尽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高调地宣传忠君的思想，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随时准备推翻君主。‘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国之君总被推翻，其实是件很悲惨的事。”

袁世凯并不介意：“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导致其不用同海外贸易便能自给自足。而且，由于吃穿用度不愁，统治者常常对技术进步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因为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可能对稳定产生威胁。”

袁克文：“所以长期以来，我国都不参与世界的‘公转’，而是在与世隔绝中‘自转’，”他顿了顿，又道：“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您的选择。我记得小时候您对我说过，要相信世间一定存在着善良，哪怕微不足道，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到底。因为总有一天，它会穿越重重黑暗，在未来的某个时空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袁世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居仁堂。

梁士诒看完连日来全国各地乞退、劝退、迫退乃至斥退的函电，默默地注视着御案对面的袁世凯。

时间在他身上汹涌地流逝了，除了那双还透着精光的眼睛，你实在无法将这个苍老的孤家寡人同国家领袖联系到一起。

袁世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涂画了半天，最后道：“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撤销帝制后，政事由徐菊人（徐世昌）、段芝泉担任。安定中原军事，交给冯华甫。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宧），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蔡锷）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撤销帝制令，袁世凯拟让张一麐执笔。

他把张调回内史厅，诚恳道：“予昏聩，不能听你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你作不可。”

张一麐安慰道：“此事为小人蒙蔽。”

袁世凯道：“是我自己不好，怨不得别人。”

一日，谈完正事，袁世凯对张一麐感慨道：“今日方知淡于功名禄位之人，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你在我幕府这么多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薪俸；严范孙（严修）与我相交数十载，也未尝提及职务升迁。你二人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侧而不能听从劝谏，我甚为羞愧。如今看来，那些推戴我的，真有救国的胸怀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者，比比皆是。梁燕荪（梁士诒）原不赞成，今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否则那些日夜盼望封官封爵之人便会解体，最后靠谁呢？有此忠言，还算不上首鼠两端。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

不久，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一干政要被官复原职，召集到中南海开会。

袁世凯先认错，自承对国内的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宣布即将取消帝制。

众皆不语，异常沉闷。

忽然，倪嗣冲起身大声道：“臣愿带兵平定南方，为我主效犬马之劳！”

袁世凯摆手道：“丹忱（倪嗣冲）别唱戏了！”随手把五将军密电递给他看，方才无语。

翌日，由张一麐起草、阮忠枢定稿的撤销帝制令公布。明眼人发现，申令是以“本大总统”的口吻写的，意味着袁世凯将退位而不退休。

从日本赶回来的孙文在上海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将讨袁进行到底；

广东督军龙济光，在徐勤、朱执信率领的民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以缓解粤民“屠龙”的热情；

梁启超和陆荣廷把袁世凯的老对头岑春煊拉了出来，在广东成立护国军的中央机构——军务院，表态说休战的前提是袁世凯下野，黎元洪继任总统。

浙江。台州镇守使联合两个旅起义，赶跑督军朱瑞，使浙江成为第五个独立的省。

<h3>断鸿声里斜阳暮</h3>

袁世凯尚希维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如不考虑善后，撒手便走，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

显然暗指杀回国的孙文和他背后的日本。

段祺瑞取代徐世昌被任命为国务卿，袁世凯打算借助其在军界的威望，迅速稳定局势。

然而，段祺瑞要求恢复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国事，否则免谈。

袁世凯答应了。

梁启超反应极快，当即给国务总理段祺瑞去信：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段祺瑞觉得梁启超想多了——自己想用徐树铮为助手，都不敢直接任命其国务院秘书长，而要请王士珍代为请示。

王半仙装黄老派装惯了，知道袁世凯最讨厌徐树铮，又不想得罪段祺瑞，故既不回绝也不转达。

见迟迟没有下文，段祺瑞又托斡旋达人、教育总长张国淦去说。

张刚提一句“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位秘书长”，袁世凯便问：“他想用谁？”

张国淦硬着头皮道：“他想用又铮（徐树铮）以资熟手。”

袁世凯的脸立马沉了下来：“不成话，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还是东洋刀！”

待神色缓和下来，指示道：“你去告诉芝泉，徐树铮是军人，让他官复原职，做陆军次长吧！”

当天下午，张国淦到国务院回话，略去了不利于府院团结的细节。谁知话音刚落，段祺瑞就把含在嘴里的烟斗甩到地板上：“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

几天后，袁世凯把张国淦叫来，商谈加强总统和副总统之间联系的事宜。

张国淦与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关系密切，经常扮演传声筒的角色。

两人聊完正事，袁世凯似不经意道：“你看我是退还是不退好？”

张国淦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应当从外交、舆论和军事三个方面来考虑。”

袁世凯明显不认可：“舆论，什么叫舆论？中国有舆论吗？外交是有把握的，三个方面依我看只有军事值得考虑。”

接着，担忧道：“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袁世凯皱眉道：“你是说华甫？”

张国淦：“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人比总统更了解他。”

袁世凯：“你认为他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

张国淦：“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

袁世凯哼了一声，不再开腔。

陕西。

陕南镇守使陈树藩绑了督军陆建章的儿子，威胁他独立或下台，陆选择后者。陈树藩率部开进西安，宣布陕西独立。

此人既不反帝，也不讨袁，纯粹抱着趁乱捞一把的心态称霸关中。但作为段祺瑞的心腹，其反叛具有特殊的意味，即北洋的高级将领也开始公然背弃袁世凯。

南京。

阮忠枢转达了袁世凯的请求，希望冯国璋出面调停军务院以及独立各省同北京的关系。

一如张国淦所料，冯不偏不倚，两头周旋，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很好理解。

人心鼎沸，袁世凯的倒台已无悬念，接下来的较量，在北洋系和护国军之间。

而冯国璋显然认为，自己就是北洋的第二任掌门。

出于这种心理，他发起召集会议，打算仿照辛亥年的故事，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总统，完成南北统一……

可惜只是幻想。

会是开了，但各省代表吵来吵去，连究竟叫“惩办祸首”还是“惩办奸人”都无法达成共识，还讨论什么临时政府？

拖了一个月，四川独立了。

陈宧的反水再正常不过。川军基本指挥不动，带来的三个旅，两个旅长都劝他独立。甚至当撤销帝制令下达后，有传言说川人将以当年对待赵尔丰的办法对付陈宧……

深感自身难保的陈宧居然向蔡锷借兵，而蔡锷为了促其独立，竟真的拨了十个营给他撑腰壮胆，自己只留三个营。

有了坚实后盾，敦促袁世凯下野的电报打到了北京。

这是第一封，语气比较平缓，内称“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袁世凯的回电也客客气气，说“容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切商办法”。

然而两周后，在各方的催逼下，陈宧发表了一封言辞激烈的通电：

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袁世凯接电，眼前一片漆黑，当场晕厥。悠悠转醒后，整日不发一言。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一周后，墙头草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的苦劝和护国军压境的威逼下宣布湖南独立。

想当初汤芗铭为了鼓吹帝制，专门招募一批文人，关在豪宅里搞封闭式写作。只要能写出工美的劝进书，名烟、好酒乃至妓女都不限量提供。

写好后，用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地誊抄在特制的表章上，文末署以“臣汤芗铭谨奏”，再放进金丝楠木的小匣中，遣使专程递京。

溜须的功力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封爵时位居八个侯爵之首，把资历老得多却仅得一伯爵的曹锟忌妒得直夸汤芗铭“威震三湘，名冠八侯”。

可惜，就像喜欢秀恩爱的明星多半以分手告终一样，前时的君君臣臣，此刻看来是何等的讽刺！

在“人心大变”的念念自语中，袁世凯一病不起。

后来，坊间把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合称为袁世凯的催命“二陈汤”（中药名）。

<h3>流沙幻影</h3>

膀胱结石并非绝症，法国医生贝希叶诊治后建议住院开刀，为袁世凯所拒。

从最初的小便困难，到吃不下、尿不出，尿毒逐渐蔓延全身。

在家人的强烈建议下，袁世凯同意导尿，先解除眼下之苦。

贝希叶在他后脊上扎了一剂麻醉针，用五个玻璃火罐于后腰处导尿，但抽出来的是血水。

在场的袁克定、袁克文、袁静雪和沈玉英等惊慌失措，袁世凯却很平静，让他们把段祺瑞和徐世昌叫来。

他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二人道：“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起草完退休声明，袁世凯遭遇了人生最后一场打击，且来自最信任的人——跟了自己三十年的贴身侍卫唐天喜。

清末，唐天喜任新军第三镇标统。武昌事起，他的一标人马成了袁世凯的卫队，护送其进京出任内阁总理，一时风光无限。

白朗起义平定后，唐天喜因保卫河南老家有功，升任混成旅旅长兼京汉铁路北段护路司令。

作为一个唱戏出身能力有限的小人物，按理说这个位子权钱皆有，唐天喜应当满足。然而，护国战争爆发后，一些北洋将领趁乱自抬身价（如王占元捞到了渴求已久的湖北督军），扰乱了正常的官员遴选机制，也使得唐天喜春心荡漾。

他主动请缨，要求带兵上前线。袁世凯嘱以看家要紧，却耐不住唐天喜再三陈情，划给他两个旅，编入马继增的第一路讨逆军作战。

真交上火，唐天喜后悔了——完全打不过。

与此同时，护国军了解到唐天喜素来贪财，当即奉上白银十六万两，促其反袁。

得了银子即变心的唐天喜撤到湘鄂边界，不进不退，观察动向。马继增则因缺少援兵，吃了败仗，愤而自杀。

袁世凯接报，异常震惊。强烈的情绪波动击垮了最后一根神经，不断对人道：“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一日，帮袁世凯打理家产的幕僚王锡彤前来探视，发现案头放着一纸清单。

袁世凯指着清单道：“家产全在这里了。把你经营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

王锡彤略作汇报，又统计了清单上的存款与股票，总计约二百万元。在后来的自述中，他感慨道：

袁公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无论如何，可以断言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担任大总统以来，（家财）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不容抹杀。世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

1916年6月5日，袁世凯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昏迷中转醒。自知死之将至的他急召“顾命大臣”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表弟张镇芳到病榻前议事。

徐世昌最后一个赶到，袁世凯望了他一眼，道：“菊人来得正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宽慰道：“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

又道：“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好。”

袁世凯嘴唇轻启，吃力地吐出“约法”两个字来。

四人意识到这是要讨论总统继承人的问题。但约法有新有旧，按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临时约法》，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副总统接任其职；而按照后来的袁记约法，则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后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在三人中选定一人继位。

徐世昌正要追问，守在榻旁的袁克定抢答道：“金匮石屋。”

袁世凯口不能言，只微微动了下头，似乎表示同意。

然而，袁克定的愿望落空了。几天后，当石屋打开，众人发现名单上的三人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

6月6日上午10时，五十八岁的袁世凯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临终前，望着窗外的那一小片天空，他仿佛看到父亲袁保中、养父袁保庆，看到吴长庆、李鸿章、丁汝昌、张之洞……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从云端浮现，冲自己微笑。他努力伸出手去，却发现那些脸庞逐渐淡出，化作一道道亮绿色的线条，在模糊中糅到一起，最后消失得杳无踪迹。

以手指天的袁世凯，最后的遗言是“他害了我”。至于“他”到底是袁克定还是杨度，抑或另有所指，则永远无人知晓了。

徐世昌考虑的是现实问题。

总统候选人看似有三个，其实只有一个。

黎元洪。

首先，黎胖子是三人里唯一同时满足新旧约法继承条件的，没有争议；

其次，军务院既然已经公开拥黎，换个人护国军肯定不答应，南北和平就无法实现；

最后，黎元洪人在北京，不啻为北洋手中的政治傀儡，不仅翻不了天，还能为我所用。

心念及此，徐世昌找到段祺瑞，得到他“与相国意见一致”的保证，拉着张国淦去请黎元洪了。

次日，国务院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学校放假一天，公务员停止宴请一个月。

两周后，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主持下，政府举行公祭，杨度献上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又五日，袁世凯出殡。黎元洪以下文武百官在新华门行礼，目送八十人抬的灵柩远去。

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两千人组成的队列，在警察开道下，送灵至前门车站。

袁世凯的丧葬，由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承办。但丧礼、移灵和下葬已用去大半，还要修建墓园，钱明显不够。

在徐世昌的倡议下，北洋政要解囊相助，又凑了二十五万，由德国工程师设计、河南巡按使督造，于洹上村附近修建了一座占地二百亩的“袁林”。

碑亭上，徐世昌手书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向世人诉说着墓主不同凡响的身份……

诚如蔡锷所言，“项城退，万难都解”。袁世凯的死，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始终没打出西南的护国军，终于松了口气；

孙文总算摘掉乱党的帽子，被世人奉为民国的缔造者；

进步党与国民党由于国会重开，党员得以重拾饭碗，北上赴任议员，冠盖如云；

而在日本，袁世凯死前自挽的一联足以概括：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讨袁诸公，唐继尧、陆荣廷和刘显世等全部成为割据一隅的军阀；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分裂成直系、皖系和奉系，征伐不断，兵戈不止。

从护法战争到直皖战争再到直奉战争，从黎元洪到冯国璋到徐世昌再到曹锟，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就像叶芝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唯一不变的，是《圣经》里的吟唱：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事……

（全书完）

正文附表员清朝官员体系

<h3>皇族：</h3>

分宗室和觉罗。

命好命坏，全看祖上跟塔克世的关系。塔克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爸爸，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的后代就是宗室。而塔克世的伯叔兄弟这些支脉，后代则均为觉罗。

<h3>宗室封爵：</h3>

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镇国公、辅国公）、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闲散宗室。除军功卓著，经皇帝特恩，亲王之一子可以世袭亲王爵位外，其余王公子孙都要降级袭封。

当然你会问，这么多级，已然眼花缭乱了，为什么“公”那一级还要分奉恩的和没奉恩的？

因为“八分”。

努尔哈赤将爱新觉罗子孙预定为八家，每一旗为一家，八旗宗室按照“八家均分”的原则分享政治经济特权。只有宗室中身份较高者（奉恩辅国公以上）才能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俗称“入八分”。而镇国公往下，则被称为“不入八分”。

<h3>中央文官：</h3>

清朝皇帝多患有受害狂想症，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合计怎么防备汉人。沉疴日久，终于在雍正朝集中爆发。后果就是，内阁这个自明以来的最高权力机关直接被新成立的军机处架空。

紫禁城里的文华殿和武英殿原本是内阁学士的办公场所，阁臣地位最高时相当于宰相，比如张居正。而对于雍正这类有着天蝎座一般强烈控制欲且精力旺盛的患者而言，他不宰人就算好的了，还想给他配个宰相？

清朝皇帝发布的命令分为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明发上谕由内阁学士拟就，皇帝首肯后下发到中央各部。

而军机处经办的寄信上谕则重要得多，由军机大臣拟给皇帝看，若无问题，皇帝就封起来盖一个“办理军机处”的印。此印一盖，则属高度机密，谁也不能看。比如，有关财政问题，发给江苏巡抚的寄信上谕，就连户部尚书也不能看。

唐宋时期的上谕是公开的，生效的前提是得有宰相的章，皇帝一人说了不算，君权相权相互制约。而到了清朝，尤其是到了事无巨细地大搞暗箱政治的雍正朝，独裁专制发展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

无论正一品的“大军机”（军机大臣）还是正四品的“小军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属官），都不能和明朝的内阁大学士相提并论，而只是执行皇帝个人意志的私人秘书。

清朝的六部，吏部（文官任免）、户部（户籍财政）、礼部（外交科举）、兵部（武官任免）、刑部（立法审决）和工部（工程制造），比之明朝，也大为缩水。虽然各部尚书和都察院（中央纪律检查机关）的左右都御史仍位居从一品的高位，各部侍郎和都察院的左右副都御史位居正二品的高位，但由于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一共六个堂官，皆可对皇帝密折言事，相互掣肘，谁也无法独大。

再加上皇帝经常越过六部直接跟地方对话，六部堂官很大程度上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

堂官都酱油了，底下办事的也只有无所事事。

各部下设数目不等的司，司长郎中（正五品），副司长员外郎（从五品），司员主事（正六品）。

除此之外，中央直属机关还有：

理藩院（管理蒙古和西藏等少数民族事务，汉人不得入院任职），长官为从一品尚书；

内务府（皇家办公厅），长官为正二品内务府总管；

翰林院（最高学术机关），长官为从二品掌院学士；

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从四品），侍读、侍讲（从五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立授此职），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授此职），检讨（从七品，由进士的二甲三甲中择优录取庶吉士，留馆学习一段时间考核通过者授予此职，余者派往各部任主事）；

大理寺（最高法院），长官为正三品大理寺卿；

通政司（上传下达，收受各省奏疏），长官为正三品通政使；

宗人府（管理皇族事务），长官为正三品宗人府丞；

国子监（中央大学），长官为从四品祭酒；

此外，还有十二个从周朝流传下来的虚衔，相当于现在的高级职称。

太师、太傅、太保（三公，正一品赐）；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师，从一品赐）；

少师、少傅、少保（三孤，从一品赐）；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少，正二品赐）。

无定员，随皇帝喜好赐予有功大臣。

<h3>地方文官：</h3>

总督（统管数省军政民政的地方长官），按理说是正二品，但由于要节制兵权，常加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衔，因此多为从一品。

直隶总督（辖直隶一省，治所保定、天津各设一处）。晚清的直隶总督兼任负责对外通商事务的北洋大臣一职，地位极其尊贵，甚至在军机大臣之上；

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治所南京）。兼任南洋大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

湖广总督（辖湖南、湖北二省，治所武昌）；

两广总督（辖广东、广西二省，治所广州）；

两广和湖广由于民丰物埠，扼交通要道，因此其总督地位也异常显赫；

闽浙总督（辖福建、浙江二省，治所福州）；

四川总督（辖四川一省，治所成都）；

陕甘总督（辖陕西、甘肃二省，治所西安）。陕甘只在左宗棠任总督时，地位稍显；

云贵总督（辖云南、贵州二省，治所昆明）。地位最低。

清末又增设东三省总督，辖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治所沈阳。

另外，直隶、湖北、福建、四川、广东、云南六省到了光绪年间，不再设置巡抚（正二品省委书记），而由总督兼任。山东、山西、河南则没有总督管，只有一个巡抚。

此外，还有跟粮食相关的仓场总督（管天下粮仓，正二品）、漕运总督（管粮食转运，正二品）和河道总督（管全国水路，正二品）。

布政使（从二品，俗称藩台，掌管一省民政的省长）。

按察使（正三品，俗称臬台，掌管一省司法的副省长）。

道台（正四品，分守道和巡道）。守道管理若干府（市）县，巡道则相当于现在各省的厅长，比如粮道（粮食厅厅长）、河道（水利厅厅长）。

知府（从四品市长），同知（正五品副市长）。中央直辖的府高一级，比如顺天府尹（北京行政一把手）就是正三品。

再往下就是州、县。州和县几乎平级，往往由特殊地区或繁华紧要之县改设。

知州（从五品），州同（正六品）。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

清朝全境有1314个知县。

<h3>武官：</h3>

领侍卫府（长官为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保卫紫禁城）。

步军统领衙门（长官为从一品九门提督，保卫北京）。

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皇宫安全，品级高，手下却没多少人，一般由多人兼任。而九门提督是专人专职，负责保卫整个北京城，兵多权大。

清朝军事系统分为八旗军和绿营（汉军），领侍卫府相当于八旗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步军统领衙门则是绿营的最高指挥机关。

八旗军又分为在京的和外地驻防的，在京的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虎枪营、善扑营九支部队，各营长官为正二品的“统领”，副官为正三品的“翼长”。

八旗驻防军的长官为从一品的“将军”（仅授满人，与爵位中的“将军”概念不同），相当于管辖数省八旗军的大军区司令。虽貌似与总督平级，实权却远不如后者。一些边省份不设总督，而以将军兼管民政。

将军之下是正二品的副都统。当然你会问：和将军平级的都统哪去了？事实上，最早八旗军一旗的长官叫都统（如正白旗都统），后来承平日久，各旗都被打散了，都统一职也只剩下两个，分驻张家口与热河。

张家口都统兼管察哈尔（省）的游牧之事，称为“察哈尔都统”（从一品），辖兵两万人。热河都统兼管木兰围场，辖兵九千人。

绿营在省一级的军事长官为从一品的提督（上将），受总督节制，统兵一万五。提督之下是正二品的总兵（中将），受巡抚节制（新军建制中的镇统与总兵平级）。再往下就是从二品的副将（少将）、正三品的参将（大校）、从三品的游击（上校）、正四品的都司（中校）、从四品的守备（少校）、正五品的千总（上尉）以及正六品的百总（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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