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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书史话》 第二章 中国古代藏书起源 第一节 中国最早的图书形式——简牍与帛书 书籍，一般指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在一定材料上记录知识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从文字出现到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图籍，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出现了图像文字。到了商代后期，汉字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语法构造、能表达一定思想的文字了。这一点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文得到了证实。殷墟甲骨文使用的单字约有4500个左右，目前已认识的约有1700个字。甲骨文已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四种形式，为后来的汉字发展打下了基础。甲骨文是把当时占卜时占问的事件和结果刻在龟腹甲和牛肩胛上的文字。商代人十分重视这些卜辞，作为文献档案保存起来，以备查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用铜锡合金铸成的器具即青铜器出现了。商代后期已有人在青铜器上铸字或刻字，以记载重要的史实。我们把这些青铜器上铭辞，称为金文或钟鼎文。周代金文多为颂扬功烈及庆祝赏赉〔lai 赖〕之作，记载了征战、俘获与赏赐，铭辞写得很具体。但所有前述的甲骨或铸有铭文的青铜器，虽被赋予了图书的某种功能，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书，还谈不上有目的的图书收藏。 我国图书出现的最早形态是简牍〔du读〕与帛书。简，以竹作原料的称为竹简，用木作原料的，则称为木简。形状是长条形的，尺寸不等，多数长约汉尺二尺四寸左右(约合55厘米)。为了防蠹、防潮，把竹剖成条状(牒)，然后用火烤，使水分蒸发掉，这种处理办法称为“杀青”。这也是现在仍称书文完稿为“杀青”的来源。这样的竹条用笔和墨去写，就成了简。牍是木板，大约有汉尺一尺见方，用以在上面写字。简册是指按顺序用绳子穿起来的一束简。一般多用二道绳穿成。为结实起见，有的采用皮绳，这种皮绳亦称“韦”。古书记载孔子晚年喜欢读，由于经常阅读以至把编连简册的皮绳磨断了三次，史称“韦编三绝”。 有关简牍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册有典”，但至今尚未发现过商简实物。西汉武帝末年，在孔子住宅的墙壁中发现《尚书》、《礼记》、、《孝经》等竹简，是发现的最早竹简。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在河南汲县魏襄王墓中，发现了约2500多枚竹简，后世称为汲冢〔zhong肿〕书。经整理有16种古代著作，其中有《竹书纪年》、《国语》、《穆天子传》等。本世纪初至今共有近30起竹简出土，其中以1975年湖北云梦一次出土1000多枚秦简为最多。 与简书同时流通的还有帛书，帛书亦叫缣〔jian肩〕书。帛是丝织品的通称，帛书就是把字写在丝织品上的图书。春秋战国时提到图书时已是竹、帛并称，如《墨子》中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的提法。《韩非子》、《晏子春秋》等也屡屡提及帛书。帛书在春秋时尚不十分通行，但在战国时期已经比较普遍。我们现在所见出土最早的帛书是1942年发现的战国缯〔zeng增〕书。虽然帛比竹简使用方便，但价钱昂贵，所以没能成为取代竹简的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在纸张出现之前，竹木简和帛书是我国图书的主要形态。这个时间大约从战国至三国之间，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前后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 第二章 中国古代藏书起源 第二节 国家藏书机构——藏室的产生 古代中国的藏书机构与管理人员从何时开始设置，由于文献不足，实难确定。根据现有的史料至少可以推断，早期图书和档案并没有严格的区别，统称为图籍，并由史官管理。因此中国最早的藏书是官藏。 我国周朝的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图书馆的雏形——藏室，并设置了专司管理的负责人——守藏室之史。著名思想家老子(公元前571—前480年前后)就是东周王室守藏室之史。《史记》上说：“老子者，楚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当时周朝f="#note1">故府①</a>收藏大量的资料，主要是各国的史书，有“百二十国宝书”。孔子修《春秋》去收集材料，有“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之说。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周朝藏室保存的简策文献是可以供人查阅的。不仅如此，孔子为要了解当时人们行动规范的“礼”，专门去请教老子。史书上有“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的记载。老子是既占有大量历史材料，又有丰富知识的“守藏室之史”。这个故事发生在孔子34岁时，即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从图书馆功能的角度来说，这恐怕是世界上记载最早的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了。古代文献上关于图书典藏的直接记载较少，但我们还可从一些其他史料中印证这个问题。《左传·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据此记载，鲁国官藏中收藏周室之书是丰富的。《左传·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景王姬贵问一个叫籍谈的人为什么姓籍？籍谈答不上来，景王告诉他，因为过去他的高祖“司晋之典籍”(即掌管晋国图籍)，“故曰籍氏”。可见春秋时期各国都已建立了管理图书、档案的专门机构，并设置了专门管理人员。 <hr /> 注释： 第二章 中国古代藏书起源 第三节 私人藏书的出现 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又引起了政治上变法与革新。这些变化促进了学术与文化的进步，造成了私人讲学与著述的出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讲学和私人著述的开创者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私人讲学与著述的产生，打破了官学对知识的垄断，打破了只有史官才能记言记事的陈规，到了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名、法、阴阳等派别“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都聚众讲学，表达他们的主张与思想。儒家尚仁贵中主张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法家主张严格法制，名家主张讲究名实，阴阳家主张观天象察四时，纵横家主张合纵连横。这些不同的学派继承前人文化的方式不外有二：一是师生相授，口耳相传；二是阅读先代典籍。先秦诸子根据个人的认识，发挥自己的见解，同时又需要用先辈和同辈诸子的思想学说来丰富自己，因而需要占有图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私人藏书首先在先秦各学派的学者中出现了。成语“学富五车”来源于《庄子·天下篇》中“惠施(公元前370—前300年)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又如墨子(公元前480年—前397年)，对古代圣贤非常推崇，言谈中常引《诗》、及各国《春秋》。墨子周游各国时就带了大批书。史书记载墨子“有书三车”，显然，丰富的藏书为他掌握各家学说与主张提供了可能。《史记·苏秦列传》还讲了一个故事：苏秦在齐国学艺，并在外游历多年，试图说服各国君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落魄归来，受到家人的嘲讽。他十分伤感，搬出他的数十箱藏书，发愤攻读一年，总结出了他的合纵理论。最后佩六国相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以上史实说明，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批判别人的思想，争取自身的社会地位，先秦诸子基本上都注意自己藏书。 第四章 汉代藏书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两汉的藏书及其机构的建立 西汉末年，发生王莽篡权，引起政治动乱，藏书受到很大损失。公元25年，刘秀取得政权，建立了东汉，定都洛阳。东汉初期的几位皇帝，崇儒尚文，重视图书收藏。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光武帝曾从长安运来书籍2000余车，后经过明、章两帝近30年的经营，国家藏书有了较大的增长，达到原有藏书的三倍，计有6000车图书。这么多的书籍，除收藏于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等处外，还在宣明殿和辟雍(皇族读书处)以及等处也藏有大量缣帛图书。西汉时虽设有管理图书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太常、太史等官职，但他们都是从事监察、礼宾与史官工作，只是兼管图书。东汉桓帝刘志(公元147年—167年在位)设立秘书监，成为管理图籍的专门机构，以后历代各朝都设此机构(明、清除外)。东汉管理图书的职官有兰台令史、东观郎、校书郎以及秘书监等，《汉书》的撰写者班固当时任兰台令史。正是有了专门性的图书管理机构与专职官员，才使图书管理与图书整理工作走向正规化。 公元前206年，刘邦创建西汉王朝，定都长安(今西安市)。目睹了秦代暴政的严重后果，汉初统治者着力恢复经济，减轻赋税与劳役，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对文化建设也较为重视。西汉王朝在藏书方面的许多做法，为后来历代承袭与仿效，最后演化为一种制度。这些做法是：一，建立国家藏书处，收藏与管理图书；二，在全国范围内访书、征书，力图使国家藏书齐全；三、选派专门人员对收藏的图书进行整理校勘，编制国家藏书目录。 汉武帝时由于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图书增加很快，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汉武帝进一步“建藏书之策，置写书(指缮写图书)之官”，除了萧何修建的石渠等三阁放置从咸阳收集的秦代藏书外，据《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称，当时藏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说明：宫内在石渠、天禄、麒麟、延阁、广内、秘室六处等有藏书；宫外主管礼制、修史、授学的太常、太史、博士等所在的机构也有藏书。不仅如此，西汉时期规定了御史大夫(副丞相)的助手御史中丞是既掌管监察，又管理图书的主要官员。因此，御史官署所在地——兰台也成为朝廷的另一个重要藏书处所了。 <hr /> 西汉时国家藏书的总数量，根据刘向父子校定编目的数字为13269篇卷，其中六艺类3123篇，诸子类4324篇，诗赋类1318篇，兵书类790篇，数术类(占卦)2528卷，方技类(医药)868卷，加上不同写本与残本就数量更大，多达33090卷。 当时私人图书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国家赐书，如西汉末班斿，东汉窦融都曾得到皇帝的赐书；二是私相授受，如蔡邕亲自赠给王粲〔灿〕“数千卷书籍”；三是由书店采购而来。随着经济文化发展，人们对书籍需求量增加，已出现专门买卖书籍的书肆。在西汉著名思想家扬雄(公元前53—后18年)的《法言·吾子》中已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的记载。《后汉书》也说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汉代既有国家藏书，又有私人藏书。图书既有典藏，又有流通；图书来源既有赠赐，又有购买。那时藏书达到很高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藏书控制很严，除太常、太史、博士等官外，其他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抄录，否则给予严厉的制裁。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为此苏昌被罢官。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遭到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因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象灾异、地形要塞也不宜诸侯王掌握。可见汉朝统治者所以十分严格控制图书流通，是为巩固其至高无上的皇权，以防诸侯王谋反。 在两汉，由于简册书写与收藏不便，加上缣帛之书昂贵，故私人大量藏书者并不多，能够大量收藏图书的首先是有权和富有的诸侯王，比较著名的收藏者有淮南王刘安与河间献王刘德。献王曾步朝廷之后，向民间高价征书，“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就是请人精抄一份，把正本留下，抄本归还原主，于是四方人士纷纷献书。献王所得到的大都是古文先秦旧书，致使刘德的藏书与皇家藏书数量相差无几。西汉的私人藏书家中有些是官宦学者，如刘向父子、班斿、卜圭，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东汉时最有名的藏书家是蔡邕(公元132—192年)，据史书记载，他是我国第一位藏书近万卷的藏书家。 至于民间私人藏书，至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后，才成为合法之事。在此之前，民间藏书都以隐匿形式保存，因此藏书者不多。 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在丞相萧何的主持下建成未央宫。与此同时，在正殿北面修建三座藏书楼：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作为专用的皇家藏书楼。在这三座藏书楼建成后，萧何将灭秦时在咸阳收得的秦代书籍置于其中，作为汉初第一批皇家图书而入藏。所以后来“石渠”、“天禄”则成了皇家藏书的别称。为了防火、防潮，在藏书楼中用石块砌成“石室”，书柜是用铜镶边的柜子，称之为“金匮”。 东汉国家藏书由于《后汉书》中没有艺文志，所以很难得以精确地统计。清代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对东汉图书目录记载分为内外篇，内篇有“六艺志”、“记传志”、“子兵志”、“文翰志”、“数术志”、“方技志”；外篇为“道佛志”。其中章、篇、卷数可考者81章1790篇，2321卷；不可考者208部，占全部藏书的绝大部分。尽管这是些大约的数字，从中也可看出东汉的藏书规模。 第四章 汉代藏书制度的确立 第二节 两汉的征书与献书 汉初，虽然秦王朝已被推翻，但焚书令并未废除，汉惠帝刘盈时(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才正式废除了秦始皇所规定的私人不得藏书的禁令，使讲学、著书与藏书又开始在民间兴起。西汉王朝鉴于国家藏书甚少，开始大量收集图书。《汉书·艺文志》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号召百姓把家藏图书献给政府。《汉志·乐经》记载，汉文帝时，有个曾在战国时魏国做过乐师的叫窦公的人，就将自己收藏的《周礼·大司乐》献了出来，使人们对于古代乐理有了了解。西汉经过“文景之治”，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力有所增强，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达于极盛。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加强思想统治。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将儒学确立为指导思想。诸子之学虽经秦代焚书，在民间仍不断流传，诸子著作也散传于各地。汉武帝既要实行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就要了解全国的图书文献状况，进行校定和整理，并禁止一些图书流传。为此，在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命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大合天下之书。这一措施首先得到河间献王刘德的响应，他将所藏《乐记》、《礼》、《古礼》及《毛诗故训传》等书献出。由于政府图书征集面十分广泛，国家藏书大量增加，图籍“积如丘山”。此后百年，由于藏书制度不够完善，国家藏书又有散失。汉成帝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又命礼宾官员陈农为使，到各地去征集图书，这是西汉第二次下令征书。与此同时，成帝又下令将收集到的图书加以整理，校雠定本，为文化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动乱不止，长安大火，使宫内藏书化为灰烬。东汉初建，光武帝刘秀为了取得儒生的支持，进行了“先访儒雅，采求阙〔que 缺〕文，补缀漏逸”的图书收集工作，据《后汉书·儒林传》说，原先许多携书逃遁的人，这时“云会京师”，向政府献书。明帝时，据《论衡·佚文篇》说，曾“诏求亡失，购募以金”。章、和二帝继续明帝刘庄的政策，并十分关心藏书情况，“数幸东观览阅书林”，从而使东汉的国家藏书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四章 汉代藏书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中国的第一个国家书目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而藏匿的书简，在汉武帝下征书令后，不少从地窖、墙壁和山中被发掘出来，因埋藏日久，简编断朽，错乱脱落；另外，同一种书籍，版本很多，“遂使分为二，《诗》分为三，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喘〕驳，不可胜言”(《隋书·经籍志》)。因此，亟须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和编目。 汉初，就开始了图书整理、编目工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汉武帝时因对外用兵的需要，整理和编制了军事图书，《汉志》就有“军政杨仆捃摭〔junzhi郡职〕遗逸，纪奏《兵录》”的记载。这个目录虽然不完备，但它毕竟是我国第一部专科性目录，值得一提。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刘向工作了19年就死去了，汉哀帝刘欣命刘向之子刘歆(约公元前50—公元23年)继续完成这个工作。经过长期的工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书目的开创之作——《别录》和《七略》。这两部官修目录不仅为中国的图书事业打下了基础，而且给历代中国目录学和藏书管理工作以深远的影响。 《别录》亦称《刘向别录》，确切地说它是校订定本的一个记录。当时的书籍十分混乱，每一种书都有若干不同的写本，不少篇目都不相同。刘向的工作就是首先用多种写本核定篇目，然后选较好的本子为正本，参阅其他本子进行校正，再写出每篇的提要(叙录)，说明整理或编辑过程以及内容大意。最后一道程序是誊抄定稿。例如《管子》一书，刘向用了国家藏书389篇，民间藏书175篇，剔除重复，校订为86篇。又如《荀子》一书，在刘向之前并没有成书，只有荀子及其后学所写的许多论文，经刘向校定之后冠以《荀卿新书》，就成了现在的《荀子》。《别录》一共校定图书13000多卷，开拓了古代藏书史的新篇章。 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刘歆据刘向等人所编叙录，编出图书分类总目录，名叫《七略》，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七略》分为辑略(六大类目录之总序)、六艺略(经书类)、诸子略(各学派的著作)、诗赋略(文学类)、兵书略(军事著作)、术数略(占卜类)、方技略(医药类)。在总编过程中，每一类别都写序言和书名目录。在六大类下分为38小类，603个细类。在图书分类中，《七略》分类是世界上最早的、较为系统和科学的分类，比德国在1545年提出的万象分类法早1500年。 《别录》与《七略》两部书都是书目，《别录》是将所整理的藏书每部都写一个提要，说明这部书的整理过程，其中包括作者生平、主要思想、该书内容概要，以及对该书的评价。《七略》只列书名和作者姓名，没有叙录，可以说《七略》是《别录》的节本。《别录》与《七略》在唐末五代时期失传，但是《七略》的基本部分在班固著的《汉书·艺文志》里被保存下来，只是辑略部分在《艺文志》中被删去。 东汉时期，负责图书管理工作的兰台令史班固在其撰写的《汉书·艺文志》中，专门记载了西汉图书的总目录，为后人提供了该时期的图书名称。从藏书史角度而言，《汉书·艺文志》是目录学新形式——史志目录的起点。所谓史志目录系指在历史书中加上目录部分。从此《艺文志》或《经籍志》载入正史，更便于研究各时代的藏书历史。《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传统，又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如《汉书·艺文志》对《七略》图书分类与归属，则有“出入”、“入”和“省”三种处理办法。“出入”系指从别的类中剔去而收入此类；“入”则是指《七略》中未收录的要加入，“省”指在重复的应删掉。《汉书·艺文志》不仅仅是中国史志目录的创始，而且承上启下，成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 <hr /> 注释： 分为二，指今、古文《尚书》；《诗》分为三，指有齐、鲁、韩三家；有齐、鲁，还有古文；《春秋》古文的有《左传》，今文的有《公羊传》和《榖梁传》。</a> 第四章 汉代藏书制度的确立 第四节 石渠阁会议与《熹平石经》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思想被推崇为正统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孔子和儒家学派的观点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孔子学说微言大义，学者们只能根据经书，予以阐发。这在当时被称作“引经断事”，不仅学术上如此，而且许多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疑难问题，也乞求于儒家经典。因此皇帝对经书的收藏异常重视。据《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叫张延平的男子，到皇宫自称是汉武帝的儿子卫太子，昭帝命丞相、御史等前去辨认。京城长安官民闻讯，数万人前去围观，朝野惊恐。事关重大，京兆尹隽不疑援引《春秋》经文，断然将张延年逮捕，解决了事端。有人问他，真假不辨怎能抓人呢？隽不疑说：《春秋》记载，昔日卫灵公太子蒯聩〔kui愧〕得罪了灵公跑至晋国。后来灵公死了，蒯聩之子辄嗣位，晋国欲立蒯聩为君，聩自行返卫，辄拒而不纳。以《春秋》的论断对照现在：卫太子得罪了先帝(指汉武帝)，逃出而不就死，今天跑回来，是个罪人，故把他送入狱。后来经审讯，张延年确系假冒，结果被处死。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为了讨论《五经》的异同，在国家藏书处石渠阁召开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石渠阁会议。会议搞出《〈五经〉杂议》18篇，《〈书〉议奏》42篇，《〈礼〉议奏》38篇，《〈春秋〉议奏》39篇，《〈论语〉议奏》18篇，统一了对《五经》的解释。会议之后将这些篇籍向全国颁行并由国家藏书馆收藏。这些篇籍现已散佚，只有残篇留世。 东汉为确定标准经文，特意刻写了《熹平石经》。刻石风气在西汉已十分流行，碑、碣、摩崖都很多。《五经》既是国家仕进考试的科目，政治上又多“引经断事”，因此经文的准确性愈显重要。虽经西汉石渠阁会议的统一，《五经》的今古文之争仍旧很激烈。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民间仍有不少人坚持古文，甚至有人用贿赂的办法，要求国家藏书处的兰台修改所藏经文，以符合其私藏经文。特别是刘歆鼓吹的古文经学，成为王莽代汉自立与托古改制的根据，确立标准的今文经本已十分迫切。《熹平石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汉灵帝刘宏在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为确定今文经本，命蔡邕把《易》、、《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七种经典，用朱笔写在石碑上，让石工雕刻，历时八年完成，矗立于当时鸿都门的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石经刻成后，每天到碑前观看、核抄经文的士人学子的车子常达千辆。《熹平石经》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所写，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因改朝换代，岁月久远，现已完全毁坏，只剩下发掘出来的少量残石了。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藏书旋聚旋失 第一节 纸的发明与纸书的出现 无论中外，书籍大都是用纸张印制的。直到目前为止，纸张仍是印制图书的主要材料。因此纸张的发明是藏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提供了便于书写或印刷的材料，也便于收藏与管理。本世纪30年代以来，相继几次发掘出土了古纸，它们分别是西汉武帝、宣帝和东汉和帝时期的产物。据此，我们可以说，最早的纸张出自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前87年)。这些最初的纸张，质地粗糙，大都为麻类纤维所造，没有书写文字，这说明西汉时的纸张，还不能用做书写的材料。到了东汉，造纸工艺有了很大的进步，《后汉书·蔡伦传》记载：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又据《东观汉记》记载，蔡伦用树皮做谷纸，用鱼网做网纸，用麻做麻纸。蔡伦造纸经过很多工序。如用树皮造纸，要经过剥皮、沤烂、蒸煮、舂捣、漂白等工序，从而使纸张平整、光滑，适于书写。此后纸张使用和制造技术逐渐向西传播。公元2世纪西域一带开始使用纸张；5世纪中亚开始使用纸张；直到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交战时，造纸技术才通过被俘的中国士兵中的造纸工人传给了阿拉伯人。后又经阿拉伯人，将造纸术传给了欧洲。公元1150年，西班牙人首先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造纸厂，这时距蔡伦造纸已有1000多年了。至于欧洲其他国家，造纸就更晚些，如法国1189年才出现了造纸作坊。之后，1276年在意大利、1391年在德国、1494年在英国、1564年在俄国，相继出现造纸作坊。 由于纸的出现与改进，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形式从简、帛、纸并行逐渐走向以纸书为主。这个转变，可以从《三国志·魏文帝纪》的注里得到印证。注里讲到曹丕的作品《典论》和诗赋时说，他曾把其著作写成帛书与纸书二套，帛书赠给孙权，纸书给张昭。可见这时帛、纸并存。到了东晋末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楚。在他称帝后不过三四个月，就被刘裕赶出建康(今南京)。在这期间桓玄做了一件值得记载的大事，就是他下令废简用纸，诏令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初学记》卷二十一)从此以后，纸才取代了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过渡：公元二三世纪的纸张出土极少，出上以简牍为多。4世纪以后，简牍已不多见，主要是纸书了。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的现存最早的纸书——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就是公元4世纪的遗物。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藏书旋聚旋失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藏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局变动较大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中西交通的发展，各个民族频繁地接触，加之佛教的兴盛，又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与此相应，便于书写的楷体逐渐取代了隶书，纸张作为书写材料也普遍起来。所有这些，都使藏书有了较快的发展。 <h3>(1)魏晋的国家藏书</h3> 东汉末，董卓进军洛阳，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又逼献帝迁都长安，皇家藏书要跟着搬运。因时局混乱，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所藏之书，散失很多。许多用缣帛写的书卷被军人用做车帷和口袋。余下来运往长安的图书简帛不过只有70余车。仅有的这些图书，在途中又丢失与损坏过半。运抵长安后不久，又遇战乱，使残存的皇家藏书丧失殆尽。 魏王曹操雄才大略，十分重视图书的收藏，他在征战中就注意收集图书。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军战败吕布，众官收集战利品，“唯袁涣取书数百卷”敬献曹操，深得曹操赞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把袁绍的全部图书收归己有。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以后，御史大夫袁涣建议曹操收集天下图书。他“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裴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三国志·魏书·袁涣传》)。《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曹操询问蔡文姬过去家藏图书的情况，并准备派10名文吏帮助记录与整理。蔡文姬说，其父蔡邕有书4000多卷，她能诵忆的400余篇；并自己动手“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可见曹操是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工作的。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西晋直接继承r魏的藏书，并注意收集天下图书。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时，王濬进建业(今南京)时，首先“收其图籍，封其府库”，运往洛阳。西晋除将原来魏、蜀、吴三国图书集中外，也获得各地不少献书，凉州刺史张定〔shi 时〕就送不少经史图籍至洛阳。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西晋国家藏书分成四部：甲部为经部；乙部为诸子；丙部为史书；丁部为诗文集，共有29945卷。 西晋后期，社会动荡，诸王相互残杀，文化遭到摧残。图书的损失比东汉末年还甚。公元317年，司马睿〔rui 锐〕建立东晋，设都于建康。他虽然注意收集散失的图书，但效果不大。东晋初，藏书只有3014卷，仅为西晋藏书的1/9。 魏晋时国家藏书，私人可以借阅，这与两汉时期严格控制阅读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晋书·皇甫谧〔mi密〕传》记载，西晋皇甫谧“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有人说他这样会损害身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曾上表给晋武帝，要求借书。武帝送了一车书给他，他虽卧病，依然披阅不怠。 魏晋的图书管理机构，大体是继承了东汉的管理体制。曹操建秘书、中、外三阁为国家藏书处。设立了主管图书的官员秘书令(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校书郎等官职。担任过这些职务的有郑默、王象、薛夏、王肃等人。吴国孙权也努力搜集图书，建立了图书管理机构——东观。蜀国还任重臣郤〔xi细〕正为秘书郎，吴国任华覈〔he核〕为东观令。 晋袭魏制，国家藏书处有秘阁、兰台、崇文院，后又建石渠阁。晋惠帝司马衷恢复了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著作郎、佐著作郎等。当时图书分为经、子、史、集四部，晋武帝时为此设秘书郎四人各管一部。西晋的荀勖〔xu序〕、东晋的李充都担任过秘书监。 <h3>(2)南北朝的国家藏书</h3> 南朝(公元420—589年)包括宋、齐、梁、陈。与战乱不已的北方相比，南朝相对安定，也较重视文事。一方面，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随之将图书南移；另一方面，南朝统治者也注意收集图书，使图籍增加较快。 宋武帝刘裕在任东晋大将军时就注意收集图书。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称帝，接管了东晋全部藏书。据王俭编制的目录，宋的藏书在元徽元年(公元473年)为15704卷。南齐时，在齐武帝萧赜〔ze责〕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图书增加到了18010卷。梁武帝萧衍即位不久，下诏向民间收书，使国家藏书迅速增加，仅宫内文德殿就藏图书23106卷之多。梁武帝之子元帝萧绎〔yi 义〕酷爱书籍，多次收、抄、买书，遂使秘府藏书达10万多卷，为梁朝藏书之冠。 梁朝图书曾遭两次焚毁。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梁武帝慰问东魏降将侯景部队时失火，使建康城内“东宫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在此之后的第二年，侯景举兵攻占建康，逼死梁武帝。梁武帝的儿子湘东王梁绎平定了侯景之乱，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称帝，为梁元帝。元帝收罗文德殿及建康各处藏书，共有七万多卷，移至江陵。又从私人藏书者征购与缮抄所缺图书，使梁朝图籍得以恢复。承圣三年十一月末(公元555年1月)，北朝西魏军攻占江陵。梁元帝投降被杀。在投降前，他感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在悲郁中下令侍从高善宝把梁朝所聚古今图书14万卷付之一炬。这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又一次巨大损失！ 南朝宋、齐、梁、陈四朝都设有秘阁典藏图书。梁朝由于图书较多，便采取分类收藏，佛教经籍收藏在华林园；经、史杂书放在秘阁；其他则藏在文德殿中。梁朝已注意到复本书的问题，他们将复本书藏在其他地方。 南朝图书管理机构基本上由秘书省主持管理，设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著作郎等官职。这个时期门阀制度极为盛行，士族子弟多慕高官清职，所以秘书省的这些官职多为他们所担任。如谢灵运(公元385—433年)、王俭(公元452—489年)、任昉(公元460—508年)曾经分别任宋、齐、梁各朝主管图书的官员。 在北方，至北魏统一之前，为十六国割据时期。由于连年战争，藏书事业根本提不到日程上。个别统治者虽想收集图书，但因时局混乱，收效甚微。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在北魏之后，北方相继出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连同北魏，共为五个朝代，是谓北朝。由于北魏注意吸收汉文化，道武帝、献文帝和孝文帝相继三次发起访书、征书活动。特别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改革，推行汉化。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下令“求天下遗书，秘书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偿”(《魏书·孝文帝纪》)。为了准确地搞清北魏缺书情况，他派人编制了一部《魏阙书目录》，按籍索书，并到南朝的齐朝借书令人缮抄，使秘府图书逐渐充实。北魏末年，尔朱荣叛乱，国家藏书又大批散失。之后国家分裂为东魏与西魏，接着东、西两魏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北齐国家藏书不过万卷，北周仅有5000卷而已。 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多年里，国家分裂动荡，战乱不已，王朝更迭频繁。政局稍一稳定，国家便征集图书；一有战乱，图书就遭受损失。因此，这一时期国家藏书形成旋聚旋失的局面。 <h3>(3)魏晋南北朝的私人藏书</h3> 由于纸张的出现，书籍便于缮写与保存，所以私家藏书见于记载的比两汉为多。三国时期曹魏时哲学家王弼(公元226—249年)藏书多达万卷，并著有《老子注》、《周易注》等书，为魏晋玄学的开创人物。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公元177—217年)是一位著名藏书家，曾经得到蔡邕数千卷的赠书。蜀国最著名的藏书家是向朗，他“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西晋最为著名的藏书家是张华(公元232—300年)，《晋书·张华传》说他在搬家时“载书三十乘”。并说他“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文史溢于几箧”。在张华的藏书中，有不少“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以致秘书监选定国家藏书时不得不靠张华藏书的一些版本来校正。另外，《晋书·范平传》载，西晋的范蔚有书7000余卷，常有远近百余名读者前来他家看书，范蔚非常热情好客，还为他们准备饭食。南朝的国家藏书因政局动荡，损失很大，但私人藏书却受影响较少，以致出现了一些藏书达万卷的藏书家。如梁武帝萧衍的女婿张缵聚书数万卷，恐怕是当时最大的藏书家了。陆澄藏书也很多，《南史·张率传》记载“澄有书万余卷”，张率与其子陆少玄友善，常去陆家去阅读其书。《南史·陆澄传》说时人开玩笑称陆澄为“书橱”。他家多藏世之佚书，为人所罕见。另一著名藏书家为南齐的崔慰祖，在《南史·崔慰祖传》中记载他“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假借，日数十，亲自取与，未尝为辞。”此外，王僧孺、张缅、沈约、任昉也都是当时有较多藏书的藏书家。 北朝的私人藏书比南朝少，范围也有限。颜之推、辛术、司马子端、李谧等都有较多的藏书。辛术不但雇人抄录自己没有的图书，而且还派人到淮南收集南朝的佳本，故使他的藏书突破万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社会动荡，连年战争，但不少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原因有二：第一，纸张产生，抄录书籍成风，遂使孤本书得有复本。史书记载了不少学者矢志抄书的感人事迹。南朝梁朝的袁峻早年丧失父母，家贫无书，但勤奋，好学，常向人借书手抄，每日抄15纸，纸数不足则不休止。《南史·沈麟士传》载，南齐人沈麟士，家贫，以织竹帘为生，常借书以背诵，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后隐居，讲经读书。其间，他的藏书被烧，他虽年逾八十，仍然抄书，矢志不渝，几年后，“卷满数十箧”。我国的许多古代典籍就是在众多的好学之士的尽力抄录之下才得以保存的。第二，不少藏书者十分珍视图书，注意珍藏，嗜书如命，遂使典籍保存完整。《南史·丘巨源传》记载，虞和家贫屋漏，恐怕雨水打湿了图书，便打开被子，将书盖上，结果“书获全而被大湿”。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藏书旋聚旋失 第三节 图书的分类与编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了10余次国家校书。魏时的校书工作由秘书郎郑默负责，最后形成了国家书目——《中经》，此书现已遗失了。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派著名学者荀勖主持图书整理工作，他编有《中经新簿》，把当时中国图书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分别代表着经、子、史、集。《隋书·经籍志》总序称： 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四部分类法。很可能郑默的《中经》就是这样划分的，但它已不存世，无法确证了。值得提出的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中，把书分成六大类，历史类的图书只是放在六艺略的春秋小类当中，而荀勖把丙部确定为历史类并独立出来。这个改进并不是荀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反映了当时图书发展的现状。魏晋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史书，不仅有古代编年体的史书(如《春秋》)，还有了纪传体的史书(如《史记》、《汉书》等)，更有记载帝王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以及族谱、方志之类的史书，因而荀勖便把历史类变成一个大类独立了出来。 东晋穆帝派李充去整理图书。《晋书·李充传》称：“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李充对东晋初年晋元帝征集各地的图书加以整理，编成《晋元帝四部目录》。这个目录仍本着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的分类思想，把目录分成甲、乙、丙、丁四部，但却改变了荀勖乙为子部、丙为史部的次序，而以经、史、子、集为序。李充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从东晋起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图书编目的主要分类法。 <hr /> 注释：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藏书旋聚旋失 第四节 汲冢书的发现与整理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準盗发了战国魏襄王墓，其中有大批散乱的先秦竹简，晋政府将这些竹简装了数十车运往洛阳，竹简计有10余万字，均为。由于这些竹简是在汲郡墓中出土的，故称汲冢书。 晋武帝司马炎对此十分重视，令荀勖与和峤加以整理。他们整理的办法是用相当于原简长度(约二尺余)的黄纸抄写竹简上的文字，这样容易发现与纠正错简，也可大致看出残简缺漏的字数，缺漏的字用□□代替。为了辨认文字，他们把简上的文字与洛阳学宫前用古文、篆字与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正始石经》核对，最后用晋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成书。经他们整理，汲冢书为15部87卷，并收入荀勖所编的《中经新簿》，划入丁部。 晋惠帝时，秘书监挚虞精心校读汲冢书，编定官书一部。秘书丞卫恒从文字学角度研究汲冢书，由于战乱，卫恒被杀。未竟之业由好友束皙完成。束皙对汲冢书重新划分编定为16种75篇，与荀勖的分卷和篇名有所不同。汲冢书对一些史事的记载与已有的一些史书不同，对了解与研究历史很有意义。从汲冢书中整理出的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汲冢琐经》等书，丰富了我们的古代典籍，但遗憾的是除《穆天子传》外，其余各书，后又散失，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辑本了。 <hr /> 注释：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藏书旋聚旋失 第五节 各类书目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不仅有了综合性藏书目录，还有了专业性藏书目录。 如前所述，荀勖的《中经新簿》是反映西晋藏书的综合性总书目，他的著录方法是只登录书名、卷数、作者，并加以简要说明。在简要说明中，他未像刘向父子那样对图书内容加以叙述和评论，但是记载了图书的存亡情况，这种目录对后代考查、辨伪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典籍丰富的文明古国是非常有用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私人编制的目录。最著名的私人编目是南朝刘宋王俭的《七志》和梁朝阮孝绪的《七录》。《七志》改刘歆《七略》六分法为七分法，即将各类中的图谱集中在一起构成第七类图谱。它开创了我国私人编目活动。阮孝绪则是梁朝的“处士”，他在过去目录的基础上编制了《七录》。《七录》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外篇有仙道、佛法。共收书6188种，44521卷。这个目录现已佚亡，只能从《广弘明集·七录序》及其他记载中了解一二。阮孝绪编制目录时很穷，住在寺庙里。他对“遗文隐记，颇好搜集”，使天下遗书和以前未见之书能在他的《七录》中看到。他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甚为感人。以致有一个叫刘杳的人得知阮孝绪在整理目录，便主动把自己收集的材料送给了他。 这时编的专业书目，主要是佛经和道藏总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著大量问世。在此情况下，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高僧道安编制了中国第一部通录古今的佛经分类总录——《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道安之前的佛经目录，只列经名，不著录名类与年代。这个目录则根据当时流传的佛经分门别类，并标明年代与译者，便于辨别和整理。《高僧传·释道安传》说“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鉴别)品(评定)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不过这个《安录》早已佚失，原来的题目不详，《综理众经目录》只不过是后人给定的名字。梁朝的僧祐见过道安的目录，他的《出三藏记集》中的第二部分“经论本录”就是在吸收道安目录的基础上增补、扩大而成的。因此，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成为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古的佛经总目。这个时期还产生了我国第一部佛家人物传记——梁朝慧皎撰的《高僧传》，收录了自东汉至梁450余名著名僧人传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也有很大的发展，道教书籍很多，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道士陆修静编制了道藏的第一个总目录——《灵宝经目》，包括经书、药方、咒、符、图等目录，总共2228卷。 第六章 隋唐盛世藏书大增 第一节 从卷轴式写本到雕版印本册装 隋唐时期我国图书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由卷子发展到册子；印刷术的发明使图书由写本变为印本。在公元4世纪至9世纪中叶之间，中国图书主要是卷轴式的写本。这种写本用棒作轴，粘于最后一幅纸上，以此为中心卷成一束，称为卷轴。每张纸上都画有边栏和界行，以便于书写。卷子在书架上放置的时候，轴头往外以便于抽出与插入。轴头上有一根签子系在上面，写着书名与卷数。 <h3>(1)雕版印本的出现</h3> 雕版印刷的最早出现时间不迟于唐朝中期。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四月十五日由王玠〔jie 介〕出资刻印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本实物。柳玭〔pin频〕在其《柳氏家训》序里也提到雕版印刷： 中和三年癸卯(公元883年)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印刷术最先是在民间产生和流行起来的，首先刊刻的大都是人民经常要用的、需要量较多的图书，因此群众生活的必需书——历书，识字用的工具——字书、小学，人们喜闻乐见的诗集以及占卜和风水之书，最先被雕版印刷出来。为了宣传佛教，隋唐两朝抄写佛经的风气达到惊人的地步，寺院和个人都有从事抄写佛经的。由于需要数量大，因此佛经成为最先被刊印的图书的一种。 在民间印刷事业的推动之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由政府雕版印刷、《尚书》、、《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及《仪礼》、《周礼》、《礼经》等九种经书，《五代会要》记载了这件事： 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 “九经”的雕印主要依据唐文宗李昂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立于长安国子监内的12种儒家经典，即所谓《开成石经》，前后费时20多年时间，雕印而成。在此之后，政府刊刻书籍的工作开始了。五代以后，图书手抄本逐渐被印刷本所替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并为世界文明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h3>(2)册装形式的流行</h3> 雕版印刷的出现，引起了书籍形式的变化，出现了从卷轴向书册过渡。原来卷轴阅读起来费时费事，十分不便。所以明代学者胡应麟(公元1551—1602年)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指出“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 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公元1862—1943)从我国敦煌盗走的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雕印的佛经一册，即是我国现在见到的最早的册装形式的本子。斯坦因在《敦煌取书记》中称“……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形转变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由此可见，唐末五代时期，是我国图书由卷轴变为册装的转折时期。 第六章 隋唐盛世藏书大增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藏书 在建立集贤书院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场争论：徐坚(有书称陆坚)认为集贤院学士人多，且开销与膳食太厚，徒为奢靡，于国无益，没有必要设立。但中书令张说认为“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旧唐书·张说传》)。玄宗肯定了张说的意见，命其为学士知院事，主管集贤书院。 隋朝皇帝的图书阅览室的建筑与设备十分先进，隋炀帝时东都观文殿前的皇帝阅览室尤其考究。《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记载：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一个半世纪的长期对峙的历史。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结束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科举取士。这一制度促使知识分子阶层扩大，直接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江州(为现江西德安县)陈氏办的藏书机构——东佳书院，这是我国最早的藏书书院，据说有图书4000卷。书院图书可以借阅。当时国家藏书不许借阅，私人对其藏书十分爱惜，东佳书院如此慷慨，实属难得。 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橱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官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橱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这个阅览室有机械操作，踏机则二个飞仙下而幔帐拉起向上，阅览室各房间的门与书橱的门都自动打开。人走了，则又紧闭如初。在1400多年前，能有这样的阅览室，堪称为世界之一绝。 唐代后期，以苏弁藏书最多，共聚书达二万卷，俗有“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的说法。当时的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都非常珍视，一则因为得书不易，特别在雕版印本未盛行时，每书皆需抄缮，耗资费力；二则读书好的可以求官——“学而优则仕”，这点在唐初任江南道巡察大使的李袭誉对其子孙的教诲中就说得十分清楚，他说：“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旧唐书·李袭誉传》)。正因如此，所以当时十分注意图书保藏，不轻易借人。如唐玄宗开元时任监察御史的杜暹教育子孙爱惜图书，他在藏书上都题字曰：“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yu预〕及借人为不孝。”(周煇〔hui辉〕《清波杂志》)从唐代开始，藏书者一般在自己所藏图书上打上印记，以示珍惜。唐太宗自书“贞观”命人刻成二小印“贞”、“观”二字，唐玄宗自书“开元”二字，刻成开元印，还有集贤院印、秘阁印、弘文馆印，均为图书专用印章。 唐初对秘书监的人选十分重视，所择之人大都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名士，如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秘书省的官员中，秘书郎为从六品上，校书郎为正九品上，虽然地位很低，但由于有阅读国家藏书的条件，加之又有与皇帝接近的机会，仕途远大，其职位仍为士子所向往。事实上唐代许多名臣都是从这里选拔的，如张说、张九龄等就是例子。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白居易以进士的身份授秘书省校书郎。在任期间他写诗道： 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 小人难大用，典校在秘书。 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邺侯家书多，插架三万轴。 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 唐代的国家藏书主要放置在弘文馆、史馆与集贤书院等三馆。 <h3>(2)唐代的三馆与四库书</h3> <h3>(3)五代十国的藏书</h3> 唐初沿袭魏晋南北朝而设立的文馆，最初的目的是网罗文士以备咨询。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门下省设修文馆，后改名弘文馆，招收皇族、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子弟30名为学士与直学士，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另设有校书郎及楷书手若干人，还设典书二人负责典藏与出纳图书工作。武则天垂拱年间(公元685—688年)又以宰相兼领馆务，称为“弘文馆主”。 唐代的藏书，经安史之乱，“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平乱之后，藏书虽有所恢复，但终究与过去不能相提并论了。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进入两京，图书又损失甚巨。后经大力购集，藏书也仅增为二万余卷。到了唐昭宗时秘书省掌四部书共12库，又增至七万余卷。但这时藩镇割据，京城制置使孙惟晟〔g城〕命军队把藏书处作为军队的营房及娱乐场所，使图书多有残损。加之迁都洛阳又丧失了一半，最后唐代藏书就所剩不多了。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十二年，先后在长安和洛阳各设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通改称集贤书院，宰相以“学士兼知院事”的名义为书院的名义主官，书院设修撰、校理、校书、正字等官，还有从事缮抄的书手与装潢的书直。 集贤书院的主要任务有：(一)刊、辑古今之经籍；(二)征求天下遗佚之图书；(三)访贤求才，网罗人才；(四)撰写书文；(五)校理经籍等。集贤书院是唐代最大的从事藏书事业的机构。 隋末唐初，我国藏书遭受重大损失。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炀帝游幸江都(今扬州)时带有大批皇帝所用的正御书，装书的船只中途沉没，图书大都损失。所余下的书籍也在隋炀帝被杀后散失了。唐朝初期，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将东都洛阳观文殿等处的图书，装船经黄河运往唐朝都城长安，船在底柱(今三门峡)沉没，打捞出来的图书不过十分之一二。隋朝的30多万卷图书这时已损失大半。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为了编撰梁、陈、北齐、周、隋的五代史志而设立。这里除备有大量修史需要参考的图书档案外，还藏有国史、“实录”、“起居注”等有关资料达3682卷。史馆由宰相监修史书。管理图书由典书四人负责。 <h3>(4)隋唐时期的私人藏书</h3> 这首小诗反映了唐代校书郎的生活。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初国家藏书仅有15000多卷，都是北齐与北周遗留下来的。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奏，请求朝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定本后，原书归还原主。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灭了南方的陈朝，又接收了一批图书，经过检点、整理，将秘书省所藏补续残缺，抄成正副两本，分别藏于内宫与秘书省，共三万余卷。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继位，他对图书事业极为重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他首先令增加图书的复本量，一本书令写50个复本。其次，将大量图书贮存于东都洛阳的宫内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两部(经、史)，西厢存丙、丁两部(子、集)。在观文殿的后面还修了两个文物库，当时称之为台。东边叫妙楷台，收藏古迹；西边称室迹台，收藏古画。此外还在宫内收藏道经与佛经。上述管理办法，犹如现代图书馆的按类分库管理，很有实用价值。第三，对于收藏的图书按照图书的质量加以区分，办法是将图书分为三品，上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黑红琉璃轴，下品为黑漆轴。这种区别就如今天图书馆将图书分为善本书及普通本书。隋朝京城长安宫内嘉则殿也有大量藏书。隋炀帝对藏书进行过一次去重剔旧的工作，他命秘书监柳(上巧下吉)〔bian弁〕主持。柳(上巧下吉)在长安嘉则殿藏书中挑选出37000多卷，时称正御书(意思为经过整理的皇帝用书)。由于隋炀帝常住东都洛阳，所以在东都观文殿也放置了部分藏书。隋朝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聚书37万卷，超出以往任何朝代。 五代十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个割据和混战时期，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五个朝代，南方先后建立10个国家。政治上动荡不定，藏书发展就受到限制。后梁从唐朝接收的图书不足万卷。后唐庄宗李存勖定都洛阳不到两个月，便下令奖励献书，甚至提出献书300卷的平民“特授试官”，并派员去三川(今四川成都一带)征集图书，但收集到的图书不多。后唐定州节度使王都好聚图书，在灭梁之初，他着力收购，聚书达三万卷。但后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王都反叛被围，他纵火自焚，连同藏书化为灰烬。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辽军入侵汴京(今开封)，灭了后晋，“自中原辇载宝货、图书而北”，后晋藏书全失。南唐李昪〔bian便〕在公元937年代吴称帝。他在吴国曾主持过礼贤院，聚图书万卷，并广泛求书访书。称帝后，仍然注意图书的搜集，南唐藏书有所增加。公元975年宋军兵临金陵城下，后主李煜吩咐宫中掌管藏书与藏画的保仪(女官)黄氏：“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金陵陷落之日，南唐宫中书画遂被付之一炬！在后周与宋的交战中，图书损失也较大。所以到宋灭南唐时仅获图书两万卷。 元行冲等整理的这批图书，抄有正副本，分别藏于长安与洛阳。两套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入四个书库，故称“四库书”。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八月十四日，玄宗偕“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叹骇。”(《玉海》卷五十二引《集贤注记》) 注释： 唐代由于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特别是纸张的普遍使用和雕版印刷的出现，使唐代的私家藏书有了极大的发展，藏书超过万卷的藏书家就有10余名。这些藏书家多为官宦，当然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如唐初校雠学家颜师古，“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著名史学家、的作者吴兢，家藏书13400余卷。目录学及史学家韦述藏书二万卷，文学家柳宗元家藏赐书就达3000卷之多。唐初高祖的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唐代中期藏书最多的当属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其藏书多达三万余卷，且多较精美。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赞曰： <h3>(1)隋朝的国家藏书</h3> 在这次整理之后，不断有新书入藏，开元盛世是唐代国家藏书最盛之时，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开元时著录的四部书共53915卷，若依长安、洛阳各存一份，总计为107830卷。其中唐代学者的著作28469卷。另据《旧唐书·经籍志》称，此外尚有佛经、道经9500卷。从唐初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前，图书增加十分迅速，隋炀帝正御书只有37000卷，安史之乱前已经达到82384卷。 <hr /> 唐初沿袭前代制度，由秘书监掌管图书收藏，并设有秘书少监二人，协助秘书监、秘书丞主持日常工作。下设秘书郎四人掌甲、乙、丙、丁四部(四库)之图书；校书郎八人，“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有大规模校书则可随时增员。另设典书八人，掌四库书典藏与出纳。还有楷书手、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等若干人。 第六章 隋唐盛世藏书大增 第三节 图书的分类与编目 <h3>(1)隋唐的图书分类</h3> 隋唐两代的图书大都沿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隋书》中的十志(30卷)原为编修五代史志而撰，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因记载隋朝书籍较详细，故入《隋书》。其中《隋书·经籍志》将西晋荀勖、东晋李充先前倡导的四部分类(二人的四部顺序不同)进行调整、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体系。它将顺序确定为经、史、子、集四部，然后在各部下再分细目若干。经部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附尔雅、五经总义)、孝经、小学、谶纬10类；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类；子部包括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家、兵法、天文、历数、五行、医方14类；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3类。集部之后附道经(经戒、饵服、符箓、房中)和佛经(经、律、论)。这个分类法从唐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达1300年之久，至今在编制古籍目录时不少人仍在沿用这种分类法。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总序一篇，四部后序四篇，分类小序40篇，道佛录序二篇，后序一篇，共计48篇。这些都是研究初唐以前的学术史(特别是图书发展史)的十分重要的文献。在总序中叙述了初唐以前图书发展的简要过程，从图书产生，孔子删书，秦皇焚书，到西汉刘向、刘歆校书，东汉班固、傅毅校书，魏晋南北朝的校书，直到隋朝牛弘、柳(上巧下吉)的校书，给我们勾画出一幅图书发展史。至于分类小序，学术价值更高，如史部簿录类将西汉刘向以来各代学者编制的29种书目列出，为后代查询有关图书提供了检索根据。 <h3>(2)图书目录的著录</h3> 图书目录的著录是图书编目的重要内容，图书正是借著录以反映它的内容与形式，因此著录既表明图书编目者的学识水平，同时还标志着目录学的成熟程度。从这个角度观察，《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水平是相当高的，基本包括了现代目录学所要求的著录事项，即书名、著者、版本、附注等主要内容。首先，它著录了书名、卷数；其次著录了著者，包括时代、官职、姓名。再次，对不同的版本加以著录；此外，还对图书书名、著者与版本方面包括不了的，给予注释。注的内容很广，有些另注书名；有些把某些图书的内容简介于读者，如《赵书》10卷，一曰《二石集》，记石勒事。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有的还注出该书的残缺或佚亡，如“《周易》四卷，晋儒林从事黄颖注，梁有十卷，今残缺”。《隋书·经籍志》的图书著录体例为以后各代的编目工作起了示范作用。 <h3>(3)重要的书目</h3> 隋朝编制的几个书目早已佚亡。记载隋代图书的书目最著名的当属唐代编纂的《隋书·经籍志》，它包括了大业初年隋炀帝派柳(上巧下吉)编制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 唐代编制的目录除《隋书·经籍志》外，最重要的要算《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 《群书四部录》由元行冲、殷践犹、毋煚〔jiong炯〕、韦述、余钦等人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编成，共200卷。有大、小序，解题，著录图书2655部，48169卷，是我国著名官修目录之一。目录完成后，编者之一的毋煚指出，这个书目有一些缺点，收录政府藏书不全，分类、解题有误。但该目录已在宋代佚亡，无法多加评论。 为了弥补《群书四部录》的缺点，毋煚“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编成《古今书录》4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45个小类，著录图书3060部，51852卷。此书目收书亦止于唐开元年间。 从以上情况看，《古今书录》不过是《群书四部录》的修订本。元时修纂的《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类第二部目录就收录了此书目，可惜后来也佚亡了。 《唐书·经籍志》二卷，为五代时后晋刘昫〔xu许〕等撰。这个目录著录取自毋煚《古今书录》，而把原有的大小序及注删去，同样止于唐开元年间，以后的图书未予收入。其目的在于“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开元以后的图书，收录在撰者的传中。 《新唐书·艺文志》四卷，为宋代欧阳修等撰。它仍以《古今书录》为基础，除将《书录》所载的图书照录外，增加了开元以后的唐人著述27127卷。在该《艺文志》中每个类目内分“著录”与“未著录”两个部分，前者是指《古今书录》原有的著录；后者是指欧阳修等人增补的唐代著作。这样使后人便得以了解唐代藏书的全貌。 第七章 宋元官私藏书发展空前 第一节 雕版印刷的普及与活字印刷的发明 宋元两代是我国藏书史上的极其重要的时期。宋元刻本，历来为藏书家们所珍视。因为其时间较古，校勘较细，装帧精美。 <h3>(1)雕版印刷之盛</h3>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命窦仪等重新修订后周《刑统》，模印颁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的法律书，也是北宋官方印书之始。北宋初年朝廷组织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三部各1000卷的大型图书，又编纂了500卷的《太平广记》，这些书的编成与印制，把印刷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宋代的刻本出于不同渠道，有官刻、私刻与坊刻之分。官刻，是指政府刻书，包括中央各殿院、监司与地方省、州、府、县等的刻书。私刻，是指私人出钱刻印的书，这些书一般都经人校订，质量较高。坊刻，是指一般书商的刻书。宋代刻书以开封、成都、杭州、建阳(今福建建阳)等地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刻印图书范围包括经、史、子、集及应试书、日用书等。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成都开始雕刻全部汉文大藏经，至宋太宗赵炅〔jiong窘〕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历时12年。共13万版，5048卷，480函，因开雕的年代为开宝年间，故称为《开宝藏》，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印刷的佛教总集。在此之后，宋徽宗赵佶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第一次雕印了我国道教总集——《万寿道藏》。 <h3>(2)活字印刷的发明</h3> 雕版印刷虽然比以往写本的图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但它毕竟是雕刻费时费工，版片笨重，保管不便，因此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出现了活字印刷。沈括《梦溪笔谈·技艺门》记载：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后世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 这就是最早的活字印刷，大约比德国古登堡(J.G.Gutenberg公元1394？—1468年)于1450年前后使用铅活字早了400多年。元代王祯(公元1295—1300年)，在毕升泥活字基础上，制成了木活字，并于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排印了《旌德县志》。到了明、清，用铜活字或木活字，印刷了大量的图书。 第七章 宋元官私藏书发展空前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藏书 宋元时期藏书大体可分为政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三个系统。 <h3>(1)国家藏书</h3> 北宋接受后周藏书13000余卷，后又陆续从其他地区收缴一些图书。除此之外，北宋初期还在民间征集图书。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宋仁宗赵祯和徽宗赵佶都分别下诏求书，多次按唐朝目录公布国家缺书目录，并规定了优厚的奖励办法：献书多的量才给官，献书少的从优给价；不愿献出的，国家可以借抄。另外，规定各地必须送缴新出版的图书。由于有了这几项实际的措施，北宋的国家藏书增长很快。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最盛时藏书达到6705部，总计73877卷。 公元1127年，金国攻陷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同年，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即位，第二年定都杭州，史称南宋。北宋灭亡使其160年积蓄的图书损失惨重。所谓“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无有”(王明清《挥麈〔zhu主〕后录》)。 南宋建立后，当局大力搜集图书。首先搜集北宋以来的实录、会要、国史、宝训等以补全北宋以来的重要典籍。 南宋政府还注意真迹与善本的收藏，凡献的图书，先交秘书省甄别，确认为善本时方可收下。 经过南宋政府努力收集，国家藏书骤增到9819部，119972卷。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灭南宋，建立元朝，接收了金和南宋的国家藏书。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和元惠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分别下诏在江南征集图书，但收效甚微。 北宋初年，国家藏书处有三馆：史馆(掌编修国史、历书及图籍之事)、昭文馆与集贤院(掌管四库图书修写、校雠之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设立了崇文院，作为管理图书的总机构，并以三馆之书充实之。与此同时，还将三馆藏书万余卷，另设书库，称之为“秘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与秘阁统称为“四馆”，是国家藏书中心。此外，政府还在国子监、学士院置有藏书；宫内图书则分藏于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等处。宋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崇文院及四馆的人员称之为馆职，四馆的负责人称为直馆事(相当于现代图书馆的馆长)，校理、校勘等人员，也颇受朝廷的重视，且升迁比较快。藏书实行分库管理制度，管理书库的人称之为库子。南宋大体上沿袭北宋制度。南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正式建秘书省，主管图书典籍，未设集贤院、昭文馆，重要的图书藏于秘阁，一般图书藏于秘书省书库。书库分经、史、子、集库各五间七橱。秘书省统理有关事务。 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序》所述，元代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9年)设置机构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及阴阳五行禁书。及灭宋平金后，“曲章图籍，皆归”。元初建立了兴文署，专管印刷出版工作，隶属于翰林国史院，后来撤销。另设有艺林库主管图书典藏工作，隶属于奎章阁学士院。 <h3>(2)私人藏书</h3> 宋代因雕版、活字印刷的兴盛，图书印制较易，图书数量大增，使宋代成为我国私人藏书的极盛时期，出现了许多藏书家。曾任参知政事(副相)的宋绶(公元991—1040年)及其子宋敏求(公元1019—1079年)藏书多达三万卷。不少士大夫为便于去宋家借阅图书，往往在他家住的汴京春明坊一带租房住下，由于租房人多，致使这一带的房租比别的地方贵出一倍。曾任秘书监少监(秘书省副长官)的王钦臣，藏书43000卷。江陵人田伟的博古堂藏书37000余卷，宋徽宗下诏求书时，他就献了三馆所缺图书1000卷。宋英宗的兄弟荣王宗绰，藏书多达七万余卷。著名学者李昉(公元925—996年)、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公元1084—1151年)与其丈夫赵明诚(公元1081—1129年)亦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藏书家。赵明诚、李清照二人省吃俭用，搜集图书，将许多亡书逸史与少见之书借来，自己抄写下来，妥加收藏。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为避金人骚扰，李清照夫妇南下时只将精萃金石、古籍15车南迁。以后，李清照多次逃难，南迁的文物、古籍相继散失。著名藏书家有叶梦得(公元1077—1148年)，字少蕴，江苏吴县人，20岁中进士，历任尚书右丞等官，生平喜好藏书。宋代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记载：“南渡后，唯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建书楼以储之，极为华焕”。南宋绍兴初年，枢密院编修官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zhi至〕与他的两个儿子王廉清、王明清共同收藏图书几万卷。王铚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的后裔，其父王萃，也是个藏书家。后来王明清利用其父留下的资料写成笔记《挥麈录》，记载了宋代政事与制度。著名学者晁公武、尤袤、郑樵、陈振孙藏书都很多，他们不仅收藏图书，而且根据自己的藏书分别编成《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为我国藏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私人藏书大多为汉人，著名的藏书家有庄肃、元好问、张思明、汪惟正以及契丹族学者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等人。庄肃，字恭叔，原为南宋秘书小吏，宋亡后乡居不仕，聚书八万卷。元惠宗于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诏求遗书，曾派学士危素前往选书，这时庄肃已死，他的后人怕藏有禁书，于是将书焚毁，危素只得图书500卷。元好问(公元1190—1257年)是金代著名文学家，收藏大量图书。金宣宗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蒙古人南下，为了保存图书，把几千册善本藏入夹墙。后来为躲战乱，他将珍贵善本与常读之书1000多册，装了满满两车，由太原启程南渡黄河，到了福昌(今河南宜阳)三乡镇后，因潼关失守，再度南逃，不料途中住宿失火，两车书均被焚毁。史载，张思明藏书亦达37000余卷。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材颇爱藏书，《元史·耶律楚材传》称其死后留有古今书画、金石和遗文数千卷。 <h3>(3)书院藏书</h3> 据统计，宋代共有书院719所，北宋只有几十所，南宋有数百所。其中最著名有六大书院，即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苏金坛的茅山书院。宋代各大书院多得朝廷或地方州府赐书与赠书，如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赐书白鹿洞书院，太宗于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赐书嵩阳书院，真宗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赐书岳麓书院等。南宋孝宗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除获赐国子监本《九经》注疏外，又向各处征书。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潭州守李允为岳麓书院建一书楼，以安置书院藏书。书院一般藏书较多。如曾任南宋秘书监的魏了翁(字鹤山)在家乡四川蒲江设立的鹤山书院，藏书就达10万卷之多。 元代政府对办书院采取鼓励政策，宋灭元兴，许多汉人儒士不仕，多退而建书院讲学，有的致仕后亦兴办书院，致使书院大兴。《续通考》载元代书院只有41所，实际未记载的数倍于此。据统计元代新建书院211所，复兴的56所，改建的19所，共计296所。元代统治者提倡建书院的目的是把读书人引入读书做官的利禄之途，好受其控制。对于元代书院的藏书，因缺乏史料记载，无从多述。 <h3>(4)采书八法</h3> 随着藏书的迅速发展，藏书的指导原则被提上日程，采集图书则是藏书建设的首要问题。如何使自己采集的图书较全较优是各个藏书机构与藏书家十分注意的事情。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明确地提出采集图书的八种方法：即类以求(在同类书中选优)、旁类以求(从旁类中鉴别选择)、因地以求(依不同地域求书)、因家以求(从不同学派求书)、求之公(从国家出版物中选书)、求之私(从民间刻家与印刷作坊求书)、因人以求(从不同的学问家、藏书家求书)、因代以求(从不同的时代求书)。这些方法是郑樵在印刷事业兴盛、出版物品类繁多的具体情况下提出的，是适时、有效的办法，也是对宋代藏书建设实践的总结，是十分可贵的理论概括，推动了尔后中国的藏书建设。 <hr /> 注释： 第七章 宋元官私藏书发展空前 第三节 图书的分类与书目 <h3>(1)郑樵的目录学思想</h3> 郑樵，字渔仲，福建莆田人，又称夹漈〔ji祭〕先生，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为宋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平生嗜书，遇书必看，尽兴乃去。郑樵撰《通志》200卷，其中《校雠略》表达了他的目录学理论，《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体现了其分类的原则。 郑樵认为，“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就是说，如果没有编制图书的方法(即分类法)，怎么能够记载与著录图书呢！他提出图书分类应以学术类别为基础。强调“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要详明图书类别，就要剖析学术源流。图书分类“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郑樵强调以学术类别分类的主张对之后我国目录学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郑樵创造了全新的12类分类法，将古今图书划分成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12类。12类下的第二类目称为“家”，共有157个，再下的第三类目称为“种”，共282个。郑樵把原来的四部分类变成12类分类了。原来的经、史、子都保留，并把礼、乐、小学从经部提出，把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等从子部提出，改集部为文部。这些变化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框框，是依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总结而成的。这种大胆的尝试是可贵的，但12类分类与四部分类在本质上并无根本差别，加上四部分类简便易行，年代久远，已为人们所熟悉，故郑樵的分类法并未推行开来。 <h3>(2)重要的书目</h3> 《崇文总目》66卷，是记载北宋国家藏书的官修目录，由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于宋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编成。总目仿唐代《群书四部录》的体例，注录崇文院三馆、秘阁图书3069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45类。其中经部9类，史部13类，子部20类，集部3类。史部特设“目录”类，在子部把佛经、道藏列为两个类目，能全面反映北宋的图书全貌。 《中兴馆阁书目》70卷，由陈(马葵)〔kui葵〕等仿《崇文总目》在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编成，收录图书44486卷。后又有张攀等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编成《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共收录图书14943卷。 根据宋制，国史亦有艺文志，据官修目录编成。每类有序，每书有解题，开创了编写当代史志目录的先例。这类当代史志目录共有四个： 《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国史艺文志》，吕夷简等编，共收国家藏书39142卷。 《两朝(仁宗、英宗)国史艺文志》，王珪等编，共收图书8446卷。 《四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国史艺文志》，李焘等编，共收录图书26289卷。 《中兴国史艺文志》，著录了南宋时期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图书59429卷。 《宋史·艺文志》为元代脱脱主持编纂。主要根据以上所列的四部宋代国史艺文志，删其重复、增补宋宁宗嘉定以后的新书汇辑而成。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7类，集部4类，共44类。著录图书119972卷。 宋代私人藏书盛行，因此不少藏书家编制自家的藏书目录，这种目录有书可考的约在30种以上。现在仍然流传的、最为重要的当属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的辑佚本。 《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公元1105—1180年)，山东巨野人，晁氏世居汴京昭德坊，又称昭德先生。因避靖康之难，随父晁冲之入蜀。后中进士并任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官。井度晚年将50箧图书交晁公武，加上晁公武的个人收藏，除去重复，共有24500卷。晁公武在荥州(今四川乐山)做官，写书于郡斋，所以书名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采取四部分类法，即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7类，集部3类，总计45类。每部之前有大序，亦称总论。每类有小序，写在每类的第一部书的解题当中。每书有提要，多所考订。它所著录的图书不少为《宋史·艺文志》所未见。另外还著录了500多种现在已佚亡的图书，对于今天古典文献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郡斋读书志》的目录体系与考订论辨有较高的水平，它是历代目录学著作中体例最为完善的一种。 《郡斋读书志》在南宋时就有衢本和袁本两个本子，清代学者王先谦依衢本分卷又将两个本子合刊校勘，并附上赵希弁的《附志》所列的《郡斋读书志》问世后100年间编写的480种图书书目，成为记载宋代图书最完整的书目。 《直斋书录解题》 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卒年不详。陈氏20多岁开始做官，50多岁升任国子监司业。他为官30多年，积累了51180卷图书。据周密《齐东野语》称：“近年唯直斋陈氏书最多”。他的这个藏书数目比国家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与《中兴馆阁续目》所载书目之和59429卷只少800来卷，收书数目十分接近，可见《直斋书录解题》收藏之多。而且它所著录的许多珍本善本藏书质量很高，是国家书目没有的。 陈振孙收集图书常冒犯时忌，辗转追踪，不遗余力。例如南宋文学家周必大的《周益公集》中《奉诏集》、《恩陵录》等卷，官方禁印，很难寻到，陈振孙几经周折借到私刻本，全数抄录。唐人所撰《造化权舆》不见著录，陈振孙访求多年，终于在别人收藏的《天庆道藏》一书中发现，遂立即辑抄，成为单行本。 《直斋书录解题》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二级类目为53个：经部10类，史部16类，子部20类，集部7类。没有总序与大部类序。在53类中仅七个类目有小序，这七个序是在类目设置上需要做特别说明时才增加的。每类之下，著录书名、卷帙、撰者、版本以及品评等项。它介绍图书内容，评介人物，记述了选材范围，标示编纂时间及版本，开创解题目录之先河，为以后目录学家所沿用。 《直斋书录解题》原书56卷，早已佚亡。现在通行本是清《四库全书》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的22卷本。 第七章 宋元官私藏书发展空前 第四节 宋元时期的图书流通 北宋时国家藏书与私人藏书，多对读者开放。宫廷内府藏书对皇室宗族开放，政府藏书对官吏开放。在科举考试殿试时，集贤书库负责提供图书。至于大臣子弟与官吏因工作需要在政府藏书的馆阁查阅图书资料，已属常见。《宋史·沈括传》记载，沈括在与辽国萧禧交涉黄蒐山(今山西浑源县)归属问题，曾去查阅不少图书档案，谈判中“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馆阁图书为了应付外借，如现在一些大图书馆一样，设有外借书库，其他书库所藏图书不得外借。《中兴典故汇记》卷三记载，负责借书的人称“库子”，借书手续有“单子”，在“监门”处检查后放行。《天禄琳琅后编》卷二载，宋版《大易粹言》卷末纸背有记云：“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必须爱护。损坏缺损，典掌者不许收也。”由此可见国子监崇文阁的图书是可以借阅的。 既然国家藏书可以借阅，那么缮抄官书也必然产生，这就使得图书的流通范围更加广泛，人们可以通过私借辗转相传，流通渠道大开。但馆阁藏书因此也遗失严重。所以沈括《梦溪笔谈》称：“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 至于宋代私人藏书家的图书流通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元代秘书监所藏图书是可以供大臣与部属阅读的。元代每逢夏天，皇帝要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一带)避暑，丞相率百官相随，秘书监还要带一批图书跟随以备阅览。元代私人藏书也是可以借阅的。 第八章 明清一统，藏书规模恢弘 第一节 明清两代的藏书 <h3>(1)明代的国家藏书</h3>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定都应天(今南京)。同年大将徐达率兵攻下元大都(今北京)，将秘阁所藏图书典籍，运往南京。这批书籍，多为宋、辽、金、元四朝的旧藏，有不少宋元刻本与抄本，奠定了明朝国家藏书的基础。朱允炆〔wei文〕继位后，“购遗书，申旧典，日唯汲汲不遑逸”(傅维鳞《明书》卷十五)。1403年，朱棣〔di帝〕即位当年，便命解缙主持编纂一部类书《文献大成》，并于次年完成。明成祖朱棣阅后嫌该书太简略，遂命亲信大臣姚广孝、刘季篪〔chi迟〕、解缙负责重修。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重修完成，定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就是利用南京文渊阁的藏书编成，全书辑录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卷数22877卷，另有凡例目录60卷。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成祖问起南京文渊阁的藏书情况，学士解缙说“尚多阙略”。成祖听后便说：“士庶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乎！”《明史·艺文志》遂召礼部尚书郑赐派人四出求访遗书，并指示不要计较价钱。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命从南京文渊阁藏书中各取一部，共计100柜，装了十几船，由陈循运往北京，其余仍贮南京。据《西园闻见录》记载，为了放置这些南来的图书，明成祖另建一个文渊阁加以收藏。明宣宗朱瞻基十分重视藏书，又喜欢读书，曾“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四月，为便于阅览，宣宗命杨士奇、杨荣等从藏书中取出《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图书，分置于广寒、清暑二殿及琼花岛(今北京北海公园琼华岛)。当时，文渊阁等秘阁藏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3/10为刻本，7/10为抄本。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杨士奇主持查勘了文渊阁、东阁的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书目共著录图书43200余册，约7000余种。据《明史·艺文志》记载，这批“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南京宫殿失火，所藏宋元以来善本焚毁俱尽。从此明代的国家藏书开始走下坡路。这与皇帝的态度直接相关。由于后来的皇帝对藏书不重视，管理不善，损坏盗窃之事屡屡发生。据《万历野获编》载，明武宗正德年间，主事李继先借整理文渊阁藏书的机会，盗窃精本；内阁大学士们更是只借阅而不归还，这些情况不断出现，致使国家藏书锐减。嘉靖时，御史徐九皋曾上书建议明世宗朱厚熜〔g匆〕派人“查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凡经籍不备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缮写”(《万历野获编·访求遗书》)，被明世宗拒绝。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孙能传、张萱等清理文渊阁藏书，并编出《内阁书目》八卷。该书目所著录的图书与英宗正统六年所编的《文渊阁书目》记载的图书相比已“十不存一”，相距甚远。明末动乱，在兵燹战乱中北京宫中藏书损失惨重，“宋刻之镌〔juan捐〕，胥归残阙”。《永乐大典》原抄本从南京运来，一直藏于宫中文楼，全部毁失。 明代除宫内藏书外，中央政府的各部、院、国子监以及地方各府、州、县官署都有一定的藏书。其中不少是朝廷颁发的书，如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曾经“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当然各地官署藏书多寡有很大的不同。 <h3>(2)清代的征书与献书</h3> 清兵入关，明朝灭亡。鉴于明末图书损失较大，清世祖遂于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诏直省学臣购求遗书”。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皇帝又诏求经学史乘等书，但都收效甚微。原因是汉族知识分子与满族封建统治者对立情绪严重，加之清政府虽有求书的诏令，但无切实的措施，所以宫中藏书增长很慢。后来清朝在编修各种类书中，通过多种渠道征集图书，使藏书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 对于学术与文化，清政府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控制。首先，提倡尊崇孔子与程朱，既以此限制人民自由思想，又以此来缓和与汉族知识分子的矛盾。康熙时，重刊《性理大全》，编印《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重用所谓理学名臣李光地、汤斌等。康熙、乾隆二帝都亲自到典阜祭祀孔子。尤其是乾隆皇帝，前后祭孔竟达九次之多；其次，查禁对清朝不利的书籍，如宋人攻击女真、明人涉及清朝先祖及有关忌讳之书，依照情况，或部分抽毁或全部销毁，乾隆三十八—四十六年(公元1773—1781年)八年间共收缴书板67000多块，全部焚毁。再次，大兴文字狱。最著名的是《南山集》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撰《南山集》，多采方孝标《滇黔纪行》中所述南明事获罪。戴名世被杀，其时方孝标早已死去，竟令开棺戮尸，被株连杀死的100余人，流放的达数百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下，相应地有两种情况出现：一方面不少学者因怕触犯时讳而避免接触现实，于是考据学大盛；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为控制臣民思想、笼络知识分子，寓禁书于修书。从康熙帝起多次下令编纂各种书籍，著名的有类书《渊鉴类函》450卷，辞书《佩文韵府》444卷，诗总集《全唐诗》900卷，还编大型类书《古今图书汇编》，后经雍正朝重修，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其中最大的当属《四库全书》。在编修这些图书的过程中，征集图书。如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正月四日，颁发征求图书的谕旨，规定了征书范围与办法。在乾隆帝的亲自督促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行动，访得遗书，献给朝廷，随后各省相继行动。乾隆三十八年，征书活动全面展开。藏书家及经办征书的官员一怕文字狱，二怕政府无信，背弃归还原本的诺言，所以在一个时期所得图书不多。针对这一情况，乾隆屡屡降旨，加以解释。说“岂有下诏访求遗籍反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申明“即有忌讳字面，也与藏书人并无关涉”。针对怕借走不还的顾虑，乾隆帝规定各家献书所到之日，在书的封面上加盖翰林院图章，注明进书年月、官员、图书主人。并依此另造一册，逐一登记。待发还之日，按册与所献之书各项核对。如有交发不明，唯督抚是问。由于实行这些措施，所以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五月以后，大批图书到达北京。为了促使藏书家献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书，乾隆帝规定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办法，推动了整个献书活动。乾隆的办法主要有三个：一曰皇帝题辞。规定献书百种以上者，择其精本，请皇帝阅览，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并将此书先交书馆录抄，再将原书发还。二曰赏赐图书。当时几部官修大型书籍刚刚问世，社会上还很难得到。乾隆遂对浙江鲍士恭、两淮马裕等四家进献图书500种以上的藏书家各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他进百种以上的赐《佩文韵府》一部。三曰《总目》留名。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规定，凡献书人收藏达百种以上者，可称之为藏书家，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后。由于实行了上述三个办法，满足了藏书者的心理与嗜好，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献书的积极性。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各地到京图书多达一万种以上。这是我国古代征书最成功的一次，极大地充实了国家书库。 <h3>(3)清代国家藏书及南北七阁</h3> 清袭明制，没有设立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但南北七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除翰林院、国子监皆有藏书外，国家图书多置于宫廷之内，由内务府有关机构管理，故称内府藏书。内府图书分藏各处：皇史宬〔g成〕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内阁专收过去明朝的文献、档案及历朝实录；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设有修书处，所刻之书皆在此保存，这类书叫武英殿本，简称殿本，是国家殿本书库。另外，在坤宁宫后的摛〔chi赤〕藻堂藏《四库全书荟要》，这是从《四库全书》中精选出的善本书。此外，养心殿、南熏殿、紫光阁、南书房等处均有藏书。1929年清理清代宫廷藏书有13081部，195732册。 在清代国家藏书中，南北七阁藏书占有重要地位。南北七阁，是指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盛京(今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前四阁位于北方故称之为北四阁，后三阁位于南方称为南三阁。乾隆帝在决定建立北四阁时，为防火、防潮、防虫，曾派人赴宁波了解天一阁的情况。北四阁建筑就是仿照天一阁建造的。文津、文源、文渊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文溯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分别建于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公元1779—1784年)。南北七阁都收藏有《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如果说北四阁是皇家藏书楼，一般士子难得阅读的话，南三阁则有不同。乾隆帝认为江浙为人文渊薮〔sou 叟〕之地，为便于当地士子“就近观摩誊录”，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下谕，由国家拨款抄录三份《四库全书》，分藏于南三阁。后来地方官员恐士子翻阅污损，便珍秘保存。乾隆帝又重申“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上谕》)。因此，南三阁在传播古代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四库全书总目》中，我们了解到全书共收录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基本上将乾隆时中国主要图书都作了记载。如果再加上《四库未收书提要》及《四库撤毁书提要》所著录的图书，就全面反映了清代前期国家藏书的概貌了。 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帝既对藏书做出过贡献，同时也销毁了一大批图书。最初他销毁的只是晚明人的违碍著述，后来扩大到几乎所有含有排满言词的著作，这样就将明穆宗隆庆元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公元1567—1644年)刊刻的2000多种著作销毁了。根据《清代禁书总目四种》的记载，其中违碍者756种，禁书1531种，全毁者146种，抽毁者182种。这些著作大多为记述清兵烧杀抢掠或明朝攻防清军的对策、奏议。著名学者章太炎为此写了《哀焚书》一文，悲愤地抨击了这一文化专制的行为，指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当然统治者是终久禁绝不了图书传播的，到了民国时期，这批被禁销的图书又有上百种被发现。 南北七阁保存的《四库全书》，现在仅有四套收藏着，文渊阁藏的《四库全书》曾有残缺，清内务府以文津阁本抄补齐全，现藏于台湾；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于1915年调入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得到妥善保存，成为最完整的一套。文源阁由于在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两套《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被毁。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太平天军攻入杭州，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阁圮书散，后经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冒险收拾，又组织人员三次补抄891种，大体恢复原样。这套书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免于落入日军之手，由夏定域先生筹划从杭州转浙南，后到贵阳。有一车图书落水，打捞上来，夏先生在贵阳市郊张家祠堂头顶烈日，一本本翻晒，费尽心血。后于1944年再迁至重庆青木关。1946年5月运返杭州，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民国时期补抄时，有些是按原本抄的，当初编纂时窜改、删节之处已照原本改正，因此较原本的《四库全书》更符合古籍的真相，有其独特的价值。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h3>(4)明清图书管理机构</h3> 明承元制，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以秘书监掌管内府书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七月，内府书籍又改翰林院职掌，设典籍二员，从八品，职位低下，致使图书屡有丢失。明代实际上取消了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藏书不过是令别的机构附带管理一下而已。 清沿明制，未设立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翰林院、国子监都有藏书，各自管理。绝大部分书籍藏于宫廷之内，由内务府有关下属机构管理。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建立了四库全书馆，由361个不同等级的人员组成。第二年开始建立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建成，设官兼掌，设领阁事三人总管其事，由协办大学士及掌院学士兼任，直阁事六人同司典掌，这些均由科甲出身的内阁学士、侍讲学士兼任。校理16人，分管注册点验，由庶子、侍读、侍讲、编修等兼任。 <hr /> 注释： 第八章 明清一统，藏书规模恢弘 第二节 明清私人藏书激增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清私人藏书的总数，已大大超过宫廷所藏，校勘精审的善本书，也以私家所藏为多。明清两代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他们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校勘、鉴别古籍。二是保存古籍。 <h3>(1)明代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h3> 明初的私人藏书，以一些藩王为多。他们的藏书既有皇帝赐予的宋元善本，又有他们依仗权势大量搜购与翻刻的图书。像明太祖的儿子周王朱橚〔su速〕和宁王朱权都有大量珍籍秘本，宁王朱橚的五世孙朱睦(木挈)〔jie接〕，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遗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宗室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就全国来讲，私人藏书最集中的地区是以江浙为主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明代藏书家，据统计不下数百人。对后来影响较大的约10余家，其中以下几个藏书家和他们的藏书楼最为著名。 宋濂和他的青萝山房：宋濂(公元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又号玄真子，浙江金华人。他是朱元璋的重臣，明代著名的学者。宋濂藏书始于青年时代，元末避战乱迁居浦江青萝山(今浙江浦江县东)，筑室读书，藏书楼称“青萝山房”。战乱中因宋濂藏书置于青萝山中，未受到损失。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讲道，少时因家贫，无力购书，因此，常借书缮抄，计日以还。寒冬酷暑，仍不懈怠，从不超过借期，故人多将书借他，他得遍观群书。宋濂的藏书达八万卷以上，其中有不少是他亲自缮抄之书。宋濂晚年因长孙宋慎被列入胡惟庸党，全家被贬往四川茂州，宋濂于途中病死。他的“青萝山房”藏书也散失了。 叶盛与菉〔lu 录〕竹堂：叶盛(公元1420—1474年)，字与中，号蜕庵，江苏昆山人。成年后便访求占书，28岁步入仕途，公务之余，访求、抄录、整理、校勘图书，“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他的官邸十分简单，但总雇有几个抄书人长年为他抄书。每有迁徙，没有什么行李，只有载书的马车和跟随他的抄书人。经过几十年辛勤访求与抄写，到了晚年，他拥有图书4600多册，22700多卷，成为江苏一带最大的藏书家。他曾计划建造一座藏书楼保存其书，并亲自定名为“菉竹堂”，但在他生前未能如愿，死后才由其孙叶恭焕主持建成。叶盛根据自家藏书编成《菉竹堂书目》六卷，著录家藏书二万多卷。叶盛非常珍惜图书，他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若书也。如余昔日之所遇，皆是也。”(《菉竹堂书目序》)由于有了这个认识，他教育子孙对于图书“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斅〔xiao效〕，借非其人，亦不孝。”他希望子孙爱护藏书，并不是只藏不用不借，而是要求借得其人，否则图书就容易散失。 范钦与天一阁：范钦(公元1506—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yin寅〕县(今宁波)人。范钦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他在家乡鄞县月湖之西创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多达七万多卷，为浙东第一。 范钦一生嗜好收藏图书。为了搜求图书，他遍访浙江藏书家与书坊，收购异本。他在江西、广西、福建、陕西、河南等地做官时，广搜图书，抄录善本。使他因书藏丰富而远近闻名。 范钦针对历来对藏书的两大危害天灾(水、火、虫灾)与人祸(管理不严、易遭散佚)，制定了有效的措施，叮嘱子孙严格执行。从建筑设计上看，天一阁的修建是相当科学的。“天一”名称取自“天一生水”与“地六成水”之说。天一阁分上下两层，上层喻天，天一生水，不分间，通为一厅；下层喻地，地六成水，所以下层分为六间。为了防潮，图书全部置于上层。楼上前后都有窗户，书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便于通风。书橱中还放有防虫芸草。为了防止书楼遭火，楼前挖有一池塘，用以贮水，并定名“天一池”。这样“天一阁”把防水、防火、防虫，都考虑到了。范钦为保护天一阁，制定了十分严格的守阁之约，规定：天一阁“书库门上的钥匙，每房子孙各掌一把，要开库门，必须是各房子孙全到方可；阁中之书不借外人；子孙有读书之志者，就阁读之；读者不许夜登，不嗜烟草”。这样就防止了散失之患，且“永无火厄”。这个规定直到1949年，还坚守不渝。故使天一阁藏书保存了400多年，可谓私家藏书史上的一大奇迹。天一阁避免了天灾，但无法完全避免人祸。明末战乱、乾隆帝敕修撰《四库全书》时调书、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宁波、以及中外文化奸商的盗窃，使天一阁遭受不少损失。至1949年初，天一阁藏书只剩下13000多卷了。现在，国家十分重视对天一阁的保护，维修了藏书楼，还陆续收回散失的旧藏3000多卷，并在阁后修建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书库，收藏近年漏贮和征集的古籍。 王世贞与小酉馆：王世贞(公元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弇〔yan眼〕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史》说他“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19岁中举，22岁中进士，后任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嗜书成癖，每遇好书，总想法弄到手。一次，他碰到一部宋刻本《两汉书》，版刻精美，装帧考究，他爱不释手。由于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钱，便用一座庄园来换了这部书。他的同窗好友朱太史藏有《六臣注文选》，极为珍贵，他因无力买进，“每每念及，常以为恨”。王世贞的庄园名为弇州园，园中建有他的藏书楼，名曰“小酉馆”，藏书达三万多卷。除此之外，他另建“尔雅楼”，专藏宋版书；“九友斋”，专藏善本书。 胡应麟与二酉山房：胡应麟(公元1551—1602年)，字元瑞(或明瑞)，号石羊生，又称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胡应麟25岁中举，其后科场不第，把一生的精力放在藏书、校书和写作上。他10多岁时，随父亲在北京居住，从那时起，就访遍京城书肆，购得不少好书。后回到故乡兰溪，经常典卖家产以购图书，致使父亲留下的家产被他卖光。为了买书，不惜花钱，常常弄得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自己“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寻之故家，求诸绝城，中间节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腹筋骨靡不所惫”。他建造“二酉藏书山房”，共收藏图书42384卷。 黄居中、黄虞稷父子与千顷斋：黄居中(公元1562—1644年)，字明立，又称海鹤先生，福建晋江(今泉州)人。万历举人，曾任南京国子监监丞。其子黄虞稷(公元1629—1691年)，字俞邰〔tai台〕，又字楮〔chu处〕园，16岁中秀才，后一心埋头书事，不求功名。黄居中一生“锐意藏书，老而弥笃〔du赌〕”，收集图书六万多卷，在南京建“千顷斋”用以藏书。黄居中做官的俸禄，除吃穿外，全都用在购书上，著名藏书家钱谦益在《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说他“寝食坐卧，宴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黄虞稷根据家藏图书编成《千顷堂书目》，收录明代图书极全，后来黄虞稷参加编纂《明史·艺文志》的工作，他编的书目，事实上成为《明史·艺文志》的草本。 祁承爜〔ran 染〕与澹生堂：祁承爜(公元1565—1628年)，字尔光，号夷度，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祁承爜从小就喜欢图书，早年仕途坎坷，屡试不中，但他爱书之情与藏书之心矢志不渝。每次去杭州或京城，总是遍访书肆。初期藏书逾万卷，其藏书楼载羽堂在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因火灾而毁。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在42岁时中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由于经济上的宽裕与活动面的扩展，他的藏书迅速增长，终于藏书10万余卷，并在故乡绍兴梅里建了旷园，在园中建了“澹生堂”作为藏书楼。他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写出了《澹生堂藏书约》。分为《聚书训》、《藏书训略》和《读书训》三篇，分别对图书采访、编目、典藏和阅读进行了论述。《聚书训》、《读书训》主要是记述古人聚书读书的事迹；《藏书训略》分“购书”与“鉴书”两节，提出“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的购书三术和“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的鉴书五法。以及四个分类要点，为我国古代图书建设作出了贡献。 毛晋与汲古阁：毛晋(公元1599—1659年)原名凤苞，字子九。晚年改名毛晋，改字子晋。江苏常熟人。他“通明好古，强记博览”(《毛子晋墓志铭》)，从小喜欢读书，抄书，编书。二十四五岁以后，他开始收藏与刻印图书。他收集图书是采取高价购买的办法，据说他家门口贴一告示，申明本户主人购书计页付钱：宋刻本每页200；旧抄本每页40；时下善本，别家出1000，主人出1200。因此远近书商纷纷上门，他家居的常熟迎春门外的七星桥一带湖州书舶云集。因而使毛晋收藏了许多宋元时期的善本。杭嘉湖一带是藏书丰富的地区，有许多藏书家。凡买不到的善本，毛晋就寻访借抄。他发明了“影抄”的办法，所谓“影抄”，就是用纸蒙在底本上摹写原书，照原书点画行款，所抄之本与原书无异，保留了原书的面貌。毛晋雇用了很多人为他抄书，清人吴伟业在《汲古阁歌》中写道： 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 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版工。 毛晋藏有大量的影抄本，提高了毛氏藏书的价值。经过近30年的收集，毛晋藏书多达84000余册，分别收藏于他的藏书楼——汲古阁与目耕楼中。毛晋一遇善本便开坊刻印，以广流传。所以《汲古阁歌》说他“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汲古阁不但是藏书楼名，也是他刻书的书坊名称。为了刻印《十三经》、《十七史》，在崇祯十四五年(公元1641—1642年)，他就卖掉了良田300亩。毛晋刻印的经、史，多为宋元善本，书版几次校正。没有确凿证据者，从不轻易改动。加之所用纸墨精良，装潢考究，故当时有“天下之购善本者，必望走隐湖毛氏”之说。汲古阁藏书后来散失，刻坊10万多块书版后来也损失殆尽，这是非常可惜的。 钱谦益与绛云楼：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东涧遗老等。江苏常熟人。明代进士，官居礼部侍郎，降清后不久便隐居乡间。 钱谦益的诗词、文章“声华炟赫，莫与为比”。他最初求书是为了读书，所以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一般不轻易借人。钱氏购得刘子威等四个藏书家的遗书，又重金收买了赵琦美的脉望馆的全部藏书。到了晚年，他在家乡红豆山庄建造了绛云楼，把平生收藏的书籍，重新整理、编目，装满了73个大书柜，藏于楼中。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绛云楼不慎起火，焚毁了钱氏全部藏书，钱谦益痛不欲生，说道：“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宋本汉书跋》)。后来钱谦益将余书赠给族孙钱曾，钱曾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述古堂藏书室，并出版了《述古堂藏书目》。 <h3>(2)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h3> 明末的许多藏书楼，清朝仍然保留了下来，如常熟的绛云楼、汲古阁，宁波的天一阁，南京的千顷斋，在清初仍负盛名。后来除了天一阁，其他藏书楼或因失火，或因经管不善，藏书逐渐散失。清代中期建的藏书楼还有江苏吴县黄丕烈的“士礼居”和“百宋一廛〔禅〕”，浙江海昌吴骞的“拜经楼”，江苏苏州孙星衍的“平津馆”，浙江杭州汪宪的“振绮堂”、汪启淑的“开万楼”、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户文弨〔chao超〕的“抱经堂”，浙江嘉兴朱彝尊的“潜采堂”，浙江宁波卢址的“抱经楼”；江苏昆山徐乾学的“传是楼”，北京大兴翁方纲的“三万卷楼”，满族昌龄的“谦益堂”，蒙族法式善的“梧门书屋”，山东历城周永年的“借书园”等。这些藏书家和藏书楼，为保存中国文化，传播知识，作出了贡献，为时人所称道。 清王朝的后期，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各地藏书多有损失。道光以后，私人藏书已不能与乾嘉时期相比。晚清时，有海源阁、铁琴铜剑楼、皕宋楼和八千卷楼等四大藏书楼值得介绍。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阁主是杨以增(公元1787—1855年)。他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时候，收购了苏州汪士钟艺芸书舍的藏书；后来其子杨绍和(公元1832—1875年)在北京又收购清怡亲王府乐善堂的图书以及其他一些图书，到了其孙杨保彝(公元1852—1910年)时，海源阁达于鼎盛期。杨保彝编的《海源阁书目》，著录藏书经、史、子、集四部3336种，共208300多卷。海源阁于1929年和1930年两次被山东土匪占据，当做司令部，藏书连遭匪劫，后来逐渐散失。海源阁部分藏书分别被北京图书馆和山东图书馆所收购。 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楼主是瞿绍基(公元1772—1836年)。瞿绍基祖孙四代，仕途坎坷，隐居乡间访书读书。他们的藏书楼原称恬裕斋，因避光绪载湉音讳，改名“敦裕斋”，后因瞿绍基子瞿镛家珍藏铁琴一张、铜剑一把，他的词集称《铁琴铜剑楼词草》，到了瞿绍基孙瞿启甲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刊印其家藏书目录时，便以“铁琴铜剑楼”称其藏书处了。瞿氏藏书多达10余万卷。铁琴铜剑楼的藏书目录仅著录宋、金、元珍本及稀见抄本(普通书未著录)，计有经部82种，史部265种，子部370种，集部525种，共1242种，可见其藏书的价值了。 瞿氏后人刚直不阿，光绪时皇帝曾派侍郎等四人来到铁琴铜剑楼，要想取走一书，并答应封瞿氏后裔三品京堂，赏钱上万，但瞿氏后人不为利禄所动，拿出乾隆赐给恬裕斋的诏书加以推辞，光绪帝因不能违背祖训而作罢。瞿启甲于辛亥革命后，积极倡导公共图书馆事业，并亲自创办常熟公共图书馆，还曾任当时北洋政府时的众议员，后因拒绝曹锟贿选而愤然辞职。抗日战争中，瞿启甲将珍贵善本全部运往上海藏匿，得以完整保存。瞿启甲去世，其子济苍、旭初、凤起三兄弟妥管藏书，尔后全部捐献国家。铁琴铜剑楼图书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瞿氏家族的藏书允许外人入楼阅览，设有阅览室，供应茶水膳食，颇得好评。 浙江归安(今吴兴)陆氏皕宋楼：创始人陆心源(公元1834—1894年)，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中举，先任南韶兵备道台，后官至福建盐运使。被参削职归家后，在城东辟潜园，藏书、校书终身。陆心源嗜书成癖，他在任职广东南韶时运回老家图书就有100多箱。时值战乱不少藏书家的藏书流散于社会，陆心源便乘机收购珍籍。到了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他收藏图书已达15万卷。陆氏将一个大藏书楼分作两部分，一部分称为皕宋楼，另一部分则称“十万卷楼”。“皕宋”意思是说黄丕烈藏宋版书100部，将其藏书室称为“百宋一廛”。“皕”意双百，皕宋楼，表示所藏宋版书倍于黄丕烈。10万卷楼则藏明清刻本与名人手校、手抄本及稿本。另建守先阁藏普通刻本与抄本，对外人开放。 李宗莲在《皕宋楼藏书志》中指出，皕宋楼比范氏天一阁藏书还多，宋元善本，皕宋楼为天一阁的两倍；且天一阁管得太严，而皕宋楼则让人阅览；另外，皕宋楼收书选择严格，天一阁收书较杂。总之，他认为皕宋楼藏书质量和数量都高于天一阁。 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楼主是丁申(公元？—1880年)、丁丙(公元1832—1899年)两兄弟。丁申字竹舟，丁丙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丁氏兄弟二人，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当时有“双丁”之称。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因为战乱，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一日，丁丙在西溪镇购物，发现商店包装纸竟是四库散页。于是兄弟二人四处搜寻捡拾，每天往返数十里，将文澜阁残编运至西溪，经过兄弟二人的努力，搜拾《四库全书》800多捆，随后转运到上海。战乱平息后，又全数运回。经他俩抢救出的《四库全书》共8689册。后因所缺甚多，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又开始进行补抄，先后向省内外很多藏书家借书作底本抄写，历时七年，共补缺书891种，2174页，使文澜阁藏书大体上恢复了原貌。丁氏兄弟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值得称颂。 丁家藏书一万种，计40万卷，并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建筑了嘉惠堂，内有三个藏书楼：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著录图书达3400种，存目书1500种；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载之书，计8000多种，主要是佛教、道教、小说、戏曲方面的图书；小八千卷楼，又称善本书室，藏有宋元刻本200多种以及精美的明刻本、旧抄本、稿本等2000种。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丁丙逝世八年后，丁氏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严重。两江总督端方请江苏著名藏书家缪荃荪与丁氏后人洽谈，以75000两银的代价购买这批图书。这批图书后收藏于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内。 <h3>(3)明清两代的书院藏书</h3>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曾立洙泗、尼山二书院。此后各地屡有设立。但自嘉靖以后，明朝统治者为了打击政敌，曾三次下令废毁书院。又加之重科举，兴学校，使书院发展缓慢。由于王阳明办龙场书院，主贵阳书院，修濂溪书院，辟稽山书院，明代统治者对书院态度有了些变化。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710所，遍及19个省。 清初，全国书院甚少，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谕令每省设书院一所，由政府拨经费，聘请，学生由各省道员与布政司会同考核。同时放宽对书院的限制，各地纷纷建立书院，据统计，清代书院多达近3000多所。 明清两代书院都有藏书。书院藏书来源，一为私家捐置。如明代洪武初年，江西吉水刘惠庭建仁山书院，“聚古今图书，以待来学者”(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河南襄城李敏设紫云书院“聚书千卷与学者讲习”(《明史·李敏传》)。清代张伯行入闽，建鳌峰书院，“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ren纫〕其中”(《碑传集》卷一十七)；二为书院购买。清代冯光裕主持贵州贵山书院，“遣人至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碑传集》卷七一)；三为朝廷或地方官府所颁赠。如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上谕赐江南(今南京)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清通考》)。此后各省大书院都有“御书楼”。“尊经阁”等建筑，以藏朝廷赐书。 至于以钻研经史为主的书院，更重藏书。阮元在杭州和广州先后创设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精舍后被毁，同治五年蒋益沣重建，买四部书1300册作为藏书。学海堂建文澜阁为藏书楼，贮藏很多刻版。广东广雅书院藏书最丰，有43500余册。 <hr /> 注释： 第八章 明清一统，藏书规模恢弘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重要书目楼 <h3>(1)国家书目</h3> 《文渊阁书目》 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由杨士奇主持编修而成。它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首先以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天字至往字，分成20号，每号下分若干橱，橱下再分类，依类登录图书。目录共收图书7200余部，多不著撰者姓名，有册而无卷数，目录学史上对此书目评价不高。 《明史·艺文志》 从汉到宋，历代正史艺文志，基本上都是反映当时政府藏书的官修目录，而《明史·艺文志》只记载明代人的著述。《明史·艺文志》仍取四部分类，每部之下分成35类，共收明人著作4462种，105794卷。这种只收本朝著述的办法，为后来各种增补史志与民国时期撰修的《清史稿·艺文志》所采纳。 《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 这是清代康熙、雍正两帝先后命陈梦雷及蒋廷锡编制的官修目录。经籍典是将以前历代正志、专史的艺文志、经籍志加以汇总的大型目录，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从先秦至清代2000多年间典籍存亡的丰富资料。它将所收图书分为65类，虽未标出四部之名，但实际上以四部为序。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乾隆帝批准，由《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昀主持，将所征集的图书“详细校正，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办理四库全书档案》)。根据著录收入图书3461种，79309卷；未收的存目6793种，93550卷。基本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的中国古代书籍。总目含经部10类，史部15类，子部14类，集部5类。四部前有总序，大小类前都有小序，书附提要，一目了然。由于卷帙太大，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仍由纪昀删节提要，不录存目，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h3>(2)私家目录</h3> 《读书敏求记》 它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学的专著。作者钱曾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楼绛云楼主人钱谦益的族孙，对于鉴别古本，评定价值有很高的造诣。《读书敏求记》收录634种宋、元精刻本。书以四部为序，经部6类，史部10类，子部20类，集部3类，共计39类。对于各书次第完缺，古今异同，都加以标明与考订，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笔墨断定雕印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确定版本价值。是一本有价值的善本书目。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精于版本鉴定之学，每得一善本，辄作题跋。光绪时，潘祖荫多方觅求，得黄丕烈所作题跋350篇，以《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为名刊行。该书虽以题跋记的形式出现，但涉及图书的版本、校勘、流传，仍起到目录的作用。 明清两代还有许多著名私家目录，如《菉竹堂书目》、《百川书志》、《澹生堂书目》、《世善堂书目》、《红雨楼书目》、《传是楼书目》、《振倚堂书目》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第八章 明清一统，藏书规模恢弘 第四节 敦煌藏书西流与皕宋楼藏书东渡 <h3>(2)皕宋楼藏书东渡</h3> <h3>(1)敦煌藏书的西流</h3> 甘肃敦煌鸣沙山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石窟藏两晋至宋初写本书籍甚多。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洞藏暴露，使其中珍贵的藏书和遗画为道士王元箓〔lu 录〕发现。窟中收藏儒家、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的经典以及史籍、文牒、契约、簿录等约二万余轴。英国汉学家匈牙利人斯坦因得知这一消息，遂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来到敦煌，设法将其精品570种，窃往英国。之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公元1878—1945年)、美国汉学家华尔纳(Langdon arner公元1881—1955年)、俄国汉学家鄂登堡(S.F.Oldenburg 公元1863—1934年)相继前来敦煌盗窃图书文物。其中伯希和盗买5000件，路过北京，我国学者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前去观看，罗振玉将伯希和所盗敦煌图籍编成《敦煌石室遗书》、《石室秘宝》、《鸣沙石室逸书》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刊行。日本人橘瑞超也闻风而至，窃得400轴，吉川小一郎亦得百余轴。外国人盗买中国珍贵图书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舆论大哗。在人民的压力下，清政府学部遂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命陕甘总督派人将敦煌图书文物残卷(约8000余轴)，全数解呈北京，收藏于京师图书馆。1922年由陈垣主持，俞泽箴参与，编制了《敦煌劫余录》。被外国人窃走的大部分书籍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及巴黎图书馆。 皕宋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它的藏书总数量比天一阁还多，约有15万卷(天一阁著录仅五万多卷)。而善本书为天一阁的两倍，无论数量与质量都高于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日本汉学家岛田翰，笃嗜中国古籍，在光绪三十一、二年(公元1905—1906年)，曾数次到我国，登楼看书，十分垂涎。这时正值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的儿子陆树藩家道中落，经济困难。岛田竭力怂恿陆树藩把皕宋楼藏书卖给日本。最初陆树藩索银50万两，经过岛田讨价还价，1907年4月最终以10万两银的价钱，卖给了岩崎弥之助，不久皕宋楼全部图书载舶东渡，成为日本东京嘉静堂文库的藏书。清末学者王仪通为皕宋楼事件所吟十二首诗中写道： 于今有， 海涛东去待西还； 愁闻白发谈天宝， 望赎文姬返汉关！</span> 充分表达了爱国学者的沉痛心情，盼望有朝一日，皕宋楼典籍重返祖国。 <hr /> 注释： 第八章 明清一统，藏书规模恢弘 第五节 明清时期藏书的流通 明清因袭宋元以来的制度，除内府藏书外，许多官家藏书对士子开放。明代国子监及地方各府州及学校藏书可供生员阅览。这种官书，常印有“某某学官书，许生员观看，不许带出校门”等字样。但文渊阁的藏书是不许一般人借阅的，官员奉诏备做顾问时才可动用文渊阁藏书。清代在《四库全书》编就后，经乾隆批准，南三阁即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与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及翰林院之副本曾一度对士子开放。但控制很严，能够看到藏书的只是少数人。至于朝廷对各地官学及书院的赐书，士子接触就比较多了。 明清藏书家对于图书是重藏轻用，这个思想对于图书的流通是不利的。如著名的天一阁藏书就不许外人借阅。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规定“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看，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澹生堂书约》)。当然也有少数藏书家愿意外借，如江阴李鹗翀〔g冲〕与吴县杨循吉认为“天下好书，当天下读书人共之”。但这种人在藏书家中为数不多。另外，在藏书家之间相互借阅、借抄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也是一种藏书流通的方式。 值得提出的是，山东历城的周永年(公元1730—1791年)，乾隆时进士，曾参加《四库全书》的纂修。他曾提出“儒藏说”，主张“将天下图书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让无力购书的“寒士”使用。还建议由各地官府、富户出面，建立义学义田，接受捐书捐款，免费供给各地寒士学读。他还身体力行，亲自置买土地，建立“借书园”，将自己五万余卷藏书移入其中，其好友曲阜桂馥也将藏书捐入，一时传为佳话。周永年死后，借书园也解散了。周永年的思想和事业在中国藏书史上是值得歌颂的，他无疑是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驱。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一节 铅印技术的传入和书籍形式的变化 与此相比较，我国固有的雕版印刷已逐渐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知识界宣传革命和学习知识的需求。这样，西方印刷技术便陆续被采用了。最初铅印的书籍和杂志，在形式上仍完全模仿雕版书籍的传统模式，版面格式都与雕版印刷书完全一样，栏、界、中缝齐全，双页单面印刷；甚至装订也是线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英人克拉科(J.D.Clack，公元1840—1922年)在上海开始用煤气引擎轮转印刷机，使铅印效率极大地提高，成为书刊的主要印刷方法。至于文字的排法，当时基本上沿用中国人的习惯做法，采取竖排。碰到数学公式版面需要横排时才出现了横排本，后来除包含数学公式的数理化一类的书籍一律横排外，直至1949年前，中国图书基本采取竖排形式。 20世纪初，机械化印刷机构已在我国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各大城市纷纷创立，逐渐成为印刷业中的主流，从而为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整套汉文铅字是英国人台约尔于1838年在新加坡首先制成的，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运抵香港使用，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美国人谷玄(R.Cole)在澳门设花华圣经书房，利用台约尔的这套铅字印制中文圣经。次年，该书房迁至宁波改名华美书馆，并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迁至上海。该馆美国技师姜别利(illiam Gamble)改革汉文活字规格，定出七种标准，发明电镀汉文字模，提高了印刷质量。 随着铅印的普及，西方新闻纸和铜板纸的传入，出现了单页两面印刷的书籍，这种印刷方法，既能节省纸张，又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一印刷方法很快就普及了。由于版式的更动，传统的线装已不能适应这一变革，于是就采用了西式装订方法(即今天所谓的精装和平装)。正如李文祺在《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一文中所说，“晚近印刷大昌，所有书籍均趋重于所谓铅印，除刊版书籍尚需线装外，余则半皆改为包背装矣。其包背装之精者，则用厚纸面敷以皮或布，或烫金字，或印黑字，俗称为精装。次者不用厚纸面，仅以各式之书皮纸，或印就之封皮，作背装，俗呼之为‘平装’。” 清末民初之际，大约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我国印刷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中文铅字和新闻纸的传入，使铅印成为印刷业的主流。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二节 清末民初文化教育的发展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国人目睹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西方的强盛，力图变革图强，主张“救国保种”。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思潮与主张：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以建立新式工业的方式挽救中国；维新派力主变法革新，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上取消八股取士，设学堂，办报纸，发展资本主义文化；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主张都不奏效后，出现了革命派，他们主张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伴随着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潮的迭起，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西书译介、近代报纸的出现、全国教育的发展三个方面。 <h3>(1)西方书籍的翻译与介绍</h3> 翻译西方书籍，对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沟通中西文化，打破封建桎梏，宣传新思想，有重要意义。从16世纪以来，先后有80多位各国传教士翻译过400多种著述，他们的翻译多为宗教图书。随着19世纪西方对华侵略的加强，我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类图书和哲学、政治、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图书也开始翻译与介绍。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林则徐开始在广州组织人员翻译西方书刊。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广州设广方言馆，既培养外语人才，也从事翻译活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专门从事译书工作。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律例》，由京师同文馆出版，是我国出版最早的国际公法。京师同文馆主要是培养外语人才，翻译并不多。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其间40多年只译出46部著作。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成绩斐然。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其间译书178种。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译著主要是工艺、武器、船舶和自然科学，也有少量的史地、法律、医学图书，其中不乏著名的科学著作。如10卷本的《几何原本》、侯失勒的《谈天》等。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由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illiamson，公元1829—1890年)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改名为广学会，为基督教新教在华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主张“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大量出版基督教和西学读物。 在翻译西学方面最有名的当属严复。严复先后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其中《天演论》的主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极大地震动了全国同胞。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总结出至今还为翻译界所遵循的信、达、雅原则。 除此之外，文艺小说的翻译也得风气之先，颇受欢迎，英、法、美、俄等许多国家的名著相继翻译出版。其中1895年译出的小仲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和1901年由林纾、魏易合译的《黑奴呼天录》(即美国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译本的出版，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林纾翻译的小说，依靠他人口述，用文言文写成。语言流畅、生动，颇具影响。仅他署名出版的就有167种，对我国读者全方位地介绍和了解西方是很有益处的。 <h3>(2)近代报刊的出现</h3> 有人说我国古代的“邸报”和“辕门抄”之类，就是近代报刊的先声，然而就其内容的深度、广度，就其版面形式、刊载方式和出版周期等方面来说，二者还有相当差异。 近代中国的报刊，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中外文报刊；另一类则是国人自己办的中文报刊。 外国在华最早出版的外文报纸是道光二年—四年(公元1822—1824年)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出版的《蜜蜂华报》(A.Abelister)。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广的英文报纸是《字林西报》(North a heraldeekly)，1863年改名并变成日报的，直到1951年才停刊。至于德、法、俄、日各国在华都有外文报刊出版。 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中文报刊为数不少，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英人韦烈亚力(Alexan-der ylie)最早在上海采用汉字铅印的中文杂志是《六合丛谈》(S Major，公元？—1908年)创办的中文报纸《申报》，同年申报馆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文艺月刊《瀛寰琐记》和聚珍版丛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又出版了通俗版增刊《民报》，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还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画刊《瀛寰画刊》以及儿童刊物《小孩月刊》。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以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刊的《中外新报》最早，在内地则以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广州创办的《羊城采新实录》、次年在汉口由艾小梅主编的《昭文新港》及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王韬在港办的《循环日报》三家为最先。此后《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苏报》等报纸都很有影响。国人办的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杂志》等最具影响。 <h3>(3)新式学堂在中国的蓬勃发展</h3> 最早的新式学堂为外国传教士所创建。从1842年英人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起，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宁波、上海、福州、北京、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天津、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杭州等地设立了教会学校。从道光七年至民国元年(公元1827年至1912年)，基督教在华的学校，学生从5975人增至1912年的138937人。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出版课本84种、地图图表50幅，销售三万多份。 这时，国人创办的新式学堂也开始出现。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基本分成两个阶段：前期(指19世纪)是洋务教育时期，主要开办了外国语学堂(即同文馆)、军事学堂(水师学堂)和技术学堂(机器学堂、电报学堂)等三类；后期(即维新运动及其以后的时期)，主要针对当时的书院和科举采取了措施。1904年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并以法令形式在全国推行。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至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全国学校由719所增到87272所，增加了121倍。学生由6943人增至2933387人，增加422倍。与此相应，1906年7月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的初等小学暂用书目102种，主要由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1912年高梦旦、庄俞、谭廉等人编纂中小学和师范各种用书，经教育部审定，各校纷纷采用，为民国第一套完备的教科书。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三节 清末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中国古代官私藏书，总的看来，是供少数人阅读使用的，这一状况同封建时代文化事业为少数人掌握是相适应的。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维新变法时，维新派主张启迪民智，提倡新学，仿效西方国家，设立公共图书馆，允许公众借阅。并要求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外，收藏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 20世纪初，清政府被迫实行所谓新政，诸如废科举，办学校，设立公共图书馆等皆为其中措施。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浙江藏书楼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正式开放。紧接着湖北、福建、湖南三省图书馆在次年开放。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政府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建立。光绪三十四(公元1908年)在天津建立了直隶省图书馆(5月)，在沈阳建立了奉天省城图书馆(9月)。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建立了陕西、云南、河南、山东、广西、吉林、黑龙江、直隶(保定)等省馆以及京师图书馆。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各省市建立了近20个图书馆，使我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辛亥革命后，1912年广东省图书馆、1913年安徽省省立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先后成立。随后各省都陆续建立了省立图书馆。甘肃1916年成立省立兰州图书馆，山西1920年成立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江西1920年成立江西省公立图书馆，绥远1926年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成立绥远省立图书馆，新疆1930年成立新疆省图书馆，宁夏1934年成立宁夏省立图书馆，青海1935年成立青海省图书馆，上海1936年建立上海市立图书馆，贵州1937年创建贵州省立图书馆，四川1940年成立四川省立图书馆，西康1941年成立西康省图书馆，台湾1946年4月成立台湾省图书馆，热河1941年成立热河省图书馆，察哈尔1947年成立察哈尔省图书馆。与此同时，1933年和1943年在南京和兰州分别成立了两个国立图书馆：一个是国立中央图书馆，另一个是国立兰州图书馆。中央图书馆1936年9月开放阅览。次年7月抗战爆发，该馆迁至重庆。1941年1月建成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抗战胜利后，重庆分馆将中西文普通图书与设备全部移交重庆罗斯福图书馆。1946年5月中央图书馆迁回南京，1949年改称南京图书馆。国立兰州图书馆于1944年7月开放，1945年4月停办，图书设备交西北师院代为保管。1946年9月又奉命恢复，1949年8月改名为西北人民图书馆。 此外有些省、市还在不同地区建立了若干个省立图书馆和市立通俗图书馆，它们依次是：南京通俗图书馆(1927年)、天津市图书馆(1929)、天津市七个通俗图书馆(1929年)、重庆市通俗图书馆、广西省立南宁市图书馆(1931年)、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1932年)、云南省立昆明市图书馆(1936年)、江西省立九江图书馆(1939年)。至1947年12月底我国共有国立图书馆三个，28个省共有省立图书馆34个，市立图书馆19个。 在各省普遍建立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上，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省份，开始建立县级图书馆。据1925年统计，全国公共图书馆共有259个，除了省级图书馆、市级图书馆外，其余大部分为县级图书馆。其中东南沿海各省图书馆数量较多，东南沿海地区，以江苏最发达。江苏省当时有56个县级图书馆，苏州、南通、无锡等地县立图书馆规模较大，以南通县图书馆为例，其藏书超过10万卷，大小馆舍达67间房屋，可谓县级图书馆之最。1935年普通图书馆903个。1936年增至1502个。应该说，清末和民国时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四节 各种类型图书馆的普及 随着公共图书馆的普遍建立，其他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也开始创办，我国图书馆进入普及时期。 学校图书馆是仅次于公共图书馆的专门性藏书机构。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其章程第一章第六节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宏，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书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煦分别提取各省官书局或购买民间旧书、时务新书以及外文图书，归入藏书楼，正式建立京师大学堂图书馆。 京师大学图书馆创立之后，各省相继模仿，公私大学图书馆的建立，如雨后春笋，十分迅速。清华学校图书馆于1911年成立，北京高师图书馆于1917年成立，厦门大学图书馆于1921年成立，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于1928年成立。1931年全国大学和学院约70所，还有专科学校30所，普遍建立了图书馆。当然各馆收藏图书数量不等，参差不齐，收藏20万册以上的有北大等三校图书馆，藏书在10—20万册有东南大学等六所图书馆，五万册以下的36所，一万册以下的13所。 教会大学图书馆虽为数不多，但注意图书管理工作，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校的图书馆比较有名。 根据1933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全国中学图书馆1927年统计有92所，有些馆的藏书无论质量和数量皆属上乘，其中上海南洋中学、澄衷中学、浦东中学，北京的潞河中学、汇文中学，厦门的集美学校，天津南开中学等学校的图书馆，藏书量较多。这些图书馆馆藏各有其特点，如南洋中学的方志、潞河中学的中西善本等。而集美学校1933年馆藏达42917册图书，甚至比某些大专学校都多。 根据商务印书馆的工作需要，东方图书馆古今新旧图书都收。东方图书馆是以1904年张元济创建的涵芬楼为基础扩大而成的。涵芬楼建立后，张元济不惜巨资广收善本秘籍，先后购置了江南几大藏书家的藏书，加上张氏刻意搜求，使涵芬楼在1932年遭战火之前，所藏善本已达50000册，其中宋本129种，元本179种，稿本718种，抄本460种，名人批校本达288种，所藏宋元刻本超过了黄丕烈，在近代私藏中无与伦比。1924年商务印书馆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层馆舍，决定将涵芬楼改名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1926年5月2日启用。该馆除收藏原涵芬楼的古籍外，1931年藏书总数为502765册，其中有中文图书398765册。善本3745种35083册，除5370册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中外，其余在新楼三层仍称涵芬楼的善本陈列室保存。西文图书约八万册，还有大量的日文书、教科书、地图、挂图、碑帖、报纸、杂志等。该馆聘王云五为馆长，另设副馆长和总务、中文、西文、流通、研究等部主任各一人。1926年开馆后，公开阅览，为社会服务。1928年还增设了儿童图书馆。读者只须交纳保证金后即可凭证阅览，并可借书出馆，1930年阅览人数大约36800人次，外借图书45517册。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455_1.jpg" /> 东方图书馆外貌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是1925年成立的，1924年11月，冯玉祥所辖国民军将溥仪驱逐出宫，为此设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的物品进行清点。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下设古物与图书两馆。图书馆又分图书和文献两部。选定故宫外西路寿安宫为图书馆馆址，南三所为文献部馆址。图书部是以故宫原有藏书为基础加以整理而成；文献部则是明清档案馆。图书之中除文渊阁四库全书保存原处未动外，主要将散藏于故宫各处的图书集中于寿安宫，加以编目整理，分类移入各库。除汉文书外，还有满文图书362种12843册，其中有许多海内外罕见的图书，如《御制五体清文鉴》等就是其中一例。馆藏图书据1936年统计，总计有70705种331293册。藏书中有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其他善本1062部11150册，宋刻本5部854册，元刻本80部765册，写本184部1288册，殿本书808部35096册。经部1052部13293册，史部1316部28261册，子部1543种36877册，集部1951种27268册。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五节 从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化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生质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步进行的，其主要表现为： <h3>(1)从保存典籍的藏书楼向图书为大众使用的图书馆转变</h3> 清末一批仁人志士，在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之后，提出改革我国文化教育的主张。早期的如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都反映出利用公共图书馆启迪民智、洗涤人心、振兴中华的愿望。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在保存典籍传播文化方面起了它的作用。但古代藏书楼往往要求采集善本、孤本，束之于高阁，藏之于石渠，独占性与封闭性是封建藏书楼的特点。古代官藏虽富，布衣百姓无法窥见，只有少数士大夫使用，而公共图书楼的性质就在于普及国民教育，适应人民需要。浙江绍兴徐树兰(公元1837一1902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就是这一转化的典型。在该楼《恳请奏咨主案文》中明确该藏书楼是“以备阖邦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之辅翼”。主张存古、开新。在这思想指导下把藏书按“学部”、“政部”分类，包括经史子集、声光电化各学之书和各种图画、学报、日报等馆藏七万余卷，提供读者阅览。 <h3>(2)藏书结构的变化</h3> 封建社会藏书楼入藏多以古籍为主，多以善本、孤本称奇，近代图书馆的馆藏则因图书馆的性质、任务不同其收藏也有所不同；或者依出版物内容、类型的不同及读者需要而有所侧重。例如像北京图书馆这样的国家图书馆，由于是国家总书库，中文书刊要求收齐收全；又如1917年成立的天津儿童图书馆，1922年开办的上海商业图书馆都是向社会开放的，但又根据各自图书馆的性质任务收藏符合自己馆藏特点的图书。综合性大学图书馆，除一般新书外，配合学生吸收新知识的需要，尤其重视中外杂志的收藏，为开拓知识，增广见闻，裨益良多。 <h3>(3)管理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h3> 由于社会的发展，印刷技术的改进，图书出版、印刷出现了一个飞跃，出版物大大增加。面对着大量出版物，图书馆管理必须规范化、科学化。由于新学、西学的引进和图书的出版，中国原有的四库分类已无法准确地反映书籍的类型，于是在图书分类上打破中国从西晋荀勖开创并经东晋李充修订而成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采用了多元分类的方法，即旧书和古籍仍用四库分类；新书依照学科分类，或是在经、史、子、集、丛书的基础上增加文、法、理、医、实业、杂志几个类目，后发展为中国人自己的分类法，如刘国钧、杜定友等的分类法。他们的分类法均以现代科学分类为基础，注明图书的著者、出版者、出版地、出版时间、版次、开本等内容，为图书管理和读者借阅提供了方便。1908年上海亚洲文化会中国支会图书馆，第一个使用卡片目录，方便了读者检索。各图书馆根据读者需要，逐步开展了开架阅览、图书外借、馆际互借等工作。 <h3>(4)读者层面的转化</h3> 过去封建社会的藏书楼，读者多为官吏、士大夫，近代图书馆建立后，其读者对象是全方位的，面向不同行业的男女老少读者。这一点在各地建立的通俗图书馆尤为明显。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六节 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是中国的国家图书馆，是一座历史悠久、典藏丰富、闻名于世的文化宝库。它是1909年4月24日，张之洞奏请清廷筹建的。辛亥革命后由北京政府接管，并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称为京师图书馆。1917年确定为国家图书馆，接受国内出版物的缴送本。1928年7月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8月，隶属于中美庚款基金会的北海图书馆与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名称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由于原北平图书馆古籍善本多，北海图书馆外文洋书多，二者的合并，使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藏中外古今图书极大丰富起来。1931年建成的文津街馆舍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1933年南京中央图书馆成立，两个国立图书馆并存。北京图书馆的历届馆长，大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马叙伦、袁同礼、丁西林、刘季平等，现任馆长为任继愈。1987年北京白石桥新馆建成，占地7.42公顷，建筑馆藏为14万平方米，连同文津街分馆，共计17万平方米，目前馆藏居世界各大图书馆的第五位，亚洲图书馆的第一位。 北京图书馆自创办以来，作为国家图书馆在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传播知识信息、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推动全国图书馆普及与发展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任何图书馆不能比拟的。 北京图书馆是世界上保存中国古籍最多的图书馆，馆藏古籍线装1633658册，藏有中外善本316955册，其中包括时间最早的北魏太安四年(公元458年)的敦煌写经和数量可观的宋、金、元刻本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宝贵文献。 北京图书馆创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在我国启迪民智、革新图强、引进先进的理论学说和科学技术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今为止，外文书刊共有8368337册，为国内之最。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大师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北京图书馆密切地联系着，因而北图所选购的图书多为精品，反映了该时期学术和科学发展的脉络，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北京图书馆藏书总量，截止1995年已达到1959万册(件)，辟有30余个阅览室，拥有3000多个阅览座位，日平均接待7000余人次。1995年全年共接待读者1443283人次，阅读书刊5228978册，外借书刊191376册。现在，它正在向现代化过渡，我们相信它将以新的姿态迎接更多的中外读者，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七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机构与管理 清末，图书馆的行政管理隶属于中央主管教育的机构——学部。 学部设大臣，下设左右丞，管理图书馆事项。清政府又在各省设提学使司，作为新式省一级的教育行政机关，上面受中央的学部和本省督抚领导。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公所下分六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图书课、会计课。各省图书馆统一归图书课领导。京师图书馆归学部领导。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次年临时政府成立。图书馆行政管理隶属于教育部。1914年7月颁布“教育部官制”，其中规定总务厅负责“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修建事项”。社会教育司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和“各种通俗博物馆、通俗图书馆事项”(见《第一次教育年鉴·甲编·教育总述》)。1918年12月《教育部分科规程》中，规定总务厅下属庶务科负责“本部所辖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修建事项”和“调查公立私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设置”事项；社会教育司下属第一科(图书博物科)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第二科(通俗科)负责“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事项”。正是根据这个规定，民国初期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对京师图书馆选址、调书等事项，才由周树人(当时为第一科科长)负责办理。 1928年6月颁布的《修正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取消各省教育厅，把全国划成若干个大学区，负责管理各地教育、学术机关。规定大学院直接管理国立学术机关，其中包括国立图书馆。各大学区设立教育处，负责公立图书馆事务。大学区取消后，恢复省教育厅制，规定教育厅第三科(即社会教育科)负责图书馆、博物馆事项，县教育局条例中，规定教育局负责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事业。 关于图书馆内各级机构的设置及职能范围，在1939年公布的《修正图书馆规程》及《图书馆工作大纲》里都有详细规定。一般说来有行政部门：负责处理文书、会计、庶务等事项；采编部门：负责选购、征集、分类编目等；阅览部门：负责庋〔gui轨〕藏、流通；特藏部：负责善本、舆图、地方文献；参考研究：负责咨询、研究、辅导等。 总之，所谓隶属关系，就是归谁管理，归谁领导，谁拨经费的问题。 民国时期图书馆虽然发展很快，但经费不足，管理落后，始终是困扰着图书馆发展的关键环节。有人指出，当时政府用于教育的经费极少，用于社会教育者甚微，而社会教育中用于图书费者则更微乎其微。据四川省教育厅调查，1935年全省有图书馆138所，藏书共93万册，当年经费91182.6元，平均各馆为660.7元。青海省图书馆经费为1800元，西康省馆仅有260元。浙江金华县立孝顺民教馆图书经费竟少到16元。该馆藏书102册，且所藏多系从前书院旧物，多为不合时代需要之古书。 大学图书馆较之公共图书馆经费稍为宽裕一些，1931年教育部视察北平各校后，不得不承认“设备非常缺乏，图书馆大半有名无实，经费方面，薪金往往占预算十分之八以上，而设备费则在十分之一以下”。北京大学每年图书馆经费7.5万元，除工资外，其余图书设备行政费用仅有1.5万元，1933年交通大学图书馆年购书费为2.4万元，同济大学只有1.6万元，由此可见一斑！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八节 民国时期的藏书 民国时期的藏书，大致可分成四种：一是清代及清以前遗留下的线装书；二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图书；三是国内出版及进口的外文书刊；四是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报纸。 中国的古籍有多少？民国时期没有统计过，但我们可以大致有根据地估计一下。这个根据是：一、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其子目共收38891种；二是根据孙殿起编的《贩书偶记》，该书收录清人非丛书的单刻本约有10000种；三是根据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所收录的山川、地理类的古籍共有7413种；四是根据本世纪90年代新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它记载了中国大陆各大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善本的经、史、子、集、丛书五类共55908种；五是根据中国古籍收藏最多的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古籍线装的刻本、写本、抄本、善本大约有30万种，其中同一内容而不同的版本就约有20万种之多。当然线装版本与现代版本的含义有所不同，只要刻本年代、地点、颜色、字体、装订、批注、序跋略有不同就视为不同版本，这样就造成同一内容版本不同的书很多。加上港、台收藏的古籍，可以大概地说，我们的古籍约不超过八九万种，这个估计虽不十分精确，但却有相当的根据。 民国时期出版了多少中文平装和精装图书，民国时期没有一个完整的出版目录，只有1935年11月出版、由平心编辑的《生活全国总书目》可供参考。《生活全国总书目》收录了从1911年至当时全国出版的图书20000种，作者是从全国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各大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私人藏书汇集而成。这也是民国时期收录最多的记载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书目，其中杨家骆所编《民国以来出版新书总目提要》(1936年5月由南京辞典馆出版)书目收书较多，该书也是收录从1911年以来出版的图书，但只收了8553种，与《生活全国总书目》相比，收书数量差距很大。再从出版社角度来看，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全国最大的两家出版社。根据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在《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总计》中记载，该馆在1911—1950年6月共出版图书26016册。据1987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总目》(1912—1949)记载，该局在此期间共出版图书5700种。 最为可靠的还是1978—1992年由北京图书馆编定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该书是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的馆藏为主要依据，将1911—1949年10月国内出版的中文图书编成一个总书目，该书目共分18类20个分册，总计收录124040种。 民国时期，上海是全国出版的中心，根据夏衍回忆，“上海在文化出版方面，不啻是全国的‘半壁江山’，而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次是北京学府林立、学者云集，出版物之多仅次于上海。重庆则是抗战时的陪都，战时出版物先以桂林为枢纽，后以重庆为中心。《总书目》以北图、上图和重图的馆藏为主要依据，看来这个估计是差不多的。 民国时期中文期刊杂志有多少，北京图书馆联合目录组在1961年编成的《全国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共收全国50个馆的期刊19115种。该书出版后，又发现还有不少期刊没有收录进来，遂在80年代进行补编，补编收录16410种，这些都是过去联合目录中没有编入的期刊，二者共有35525种，其中清代末期约有几百种，多也不过千种。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期刊至少有34000—35000种左右。现在期刊馆藏最多的单位，依次为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民国时期中国版图内出版的中文报纸有多少，也很难查到准确数目。根据北京图书馆1981年编辑出版的馆藏报纸目录共收录中国境内出版的民国时期中文报纸1813种，这个数字应视为一个根据，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中文报纸至少有这么多，实际数量可能比这一数字多一些。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收藏报纸在国内最多。 至于民国时期国内出版和国外进口的外文书刊有多少，始终未有一个可靠的数字，但是从1929年北海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之后，北平图书馆的外文书在全国图书馆中所藏最多，至今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刊总计8368337册，居全国第一。其中外文图书2711386册，外文期刊共有5656951合订册。由于国内很难找到一个完整准确的数字，故不再赘述。 就全国来说，1936年以前，图书馆事业是处在发展上升的阶段，据统计，1929年全国图书馆总计为1131个，1930年全国共有图书馆1428个，1931年为1620个，1935年为2935个，1936年增至最高峰为5196个(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抗日战争中图书馆事业破坏严重，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46年全国图书馆降至831个。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共有藏书140万册，国立中央图书馆共有藏书94万册。1947年全国26个省的市立图书馆收藏图书805676册。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47年全国公私大学及学院115所图书馆共有藏书6236220册。与此同时，全国60所私立专科学校总计拥有图书616380册。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九节 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h3>李盛铎及其木犀轩</h3> 注释： <hr /> 傅增湘还有校书之好。去职之后，定居北京。新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命名藏园。正如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所说：“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ku枯〕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由于傅增湘是专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他规定每天校书30页，昼不敷则夜补上。从1943年开始，他对长达1000卷的《文苑英华》进行校勘，这时他已年过七○，天天伏案校书，无论盛暑严冬，从不间断，不知老之将至。著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赞他： <h3>傅增湘及其双鉴楼和藏园</h3>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沪州江安县(今属宜宾地区)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戊戌变法，他与维新派刘光第、杨锐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后参政，创办女子师范学堂，曾任王世珍内阁教育部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罢免蔡元培的命令，被免职。此后傅氏便专心从事收藏图书与校勘的工作，并进行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始于辛亥革命之后，他随唐绍仪南北议和团去南京时，生平第一次买到一部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此书为四库进呈本，曾被人窜易删落，十分可惜，遂激发他奋力购书。他家祖辈原有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又购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浙本，他把两部宋元本合称双鉴，并将自己藏书楼起名为“双鉴楼”。后来傅氏购得清朝宗室盛昱〔yu玉〕所藏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南宋宫廷唯一的最完整的写本，一直在内府保存，民初才流落民间，确系稀世珍宝。他在盛家见到此书的时间是在1917年。1928年初春，书商定高价出售，傅氏毅然将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去，购得此书。1934年傅增湘又以一万余元的空前的高价购得宋本《周易本义》一书。二三十年代双鉴楼每年平均买进宋本书大约有10部左右。1929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元善本约有180种左右。因而傅增湘成了京津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宋元刻本之多是双鉴楼的特点之一。 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和隆福寺书肆，也常涉足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甚至赴东瀛日本访书。每知善本出售，必求一得；倘若财力不及，必求一见。往往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常常绌于资金，被迫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他还与同时代的藏书家盛昱、张元济、董康、章钰、叶德辉、袁克文、陶湘、周叔弢、缪荃孙等密切交往，互通有无，代为访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记载了二人论述访书、收书、印书、借书之事，表达了他们高深的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及保护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堪称文苑嘉话。 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其夫人高君箴及其子郑尔康将全部西谛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正好体现了郑振铎生前为祖国保存文献的伟大志愿。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郑振铎在八年抗战中为民族搜集图书，的确买到不少珍贵的善本，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其书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手抄和手校的，它包括340种元明杂剧，曾为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顾珊、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著名藏书家相继收藏过。1937年苏州沦陷，该书散出，书商限三日出万金成交，他四处借款，终于购得该书。 傅增湘是现代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他每得一书，就撰一题跋；每见善本，必在所写书录中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伪误，集刻工之姓名，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傅增湘的目录学著作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580篇；《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著录1929年前所收善本1287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著录1930年所收图书51种；《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稿本)，著录1931年后所收图书280种。还有《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稿本)，著录名贵善本169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3年出版的《藏园群书经眼录》19卷，记录了作者几十年来访书、购书、读书中所见之珍贵藏书，计4500余种，上百万字，是目录学的一本巨著。 郑振铎就是以这种精神来收集中国古籍善本的。郑氏藏书，包括中外文在内，共计17000种，近10万册，其中古籍达7500种。 民国建立后，随着西方科学教育的传入，社会面貌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封建经济逐步解体的情况下，旧日的许多身为官僚、富商和地主大户的藏书家，在战争中濒于破产，已无力维持自己的藏书楼。正如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所述的那样：许多人由于“家道中落，以书抵债；或卖书以供挥霍；宦途失意，以书变卖充公或折求盘缠，造成藏书散出”。其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公共图书馆的出现，私人藏书已经失去原来的重要性。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民国以来的私人藏书日益萎缩。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藏书楼毁于日寇炮火之中。抗战之后，著名的藏书家已大大减少。 李盛铎斋号甚多，依照不同类型的书籍而分斋收藏；建初堂收藏李氏先人遗书；甘露簃〔yi移〕收藏钦定图籍；庐山李氏山房收藏家乡图书；古欣阁和延昌书库专藏金石；俪青阁专收墨宝；麐〔lin淋〕嘉馆是其在京师的藏书处；凡将阁为保存本人著作之处。木犀轩是李氏藏书的总名称。记录李盛铎的藏书目录大约有十一二种，其中以赵万里、常芝英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最为有名，它记载李氏藏书9087种58385册，基本反映了李盛铎藏书的面貌。李氏木犀轩藏书大约有一万多种，在李盛铎晚年，其妾以“木斋遗弃伤害罪”诉于天津地方法院，索赔金5万，李氏曾与北京图书馆协商转让藏书，时因北图经费紧张未果。1935年李盛铎辞世，1939年其子将木犀轩藏书全部售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郑振铎自幼喜欢藏书，每见同学买到好书，便借来抄写，视藏书为人生一乐。成年工作之后，十分注意购书藏书，他洋书古书都藏，无论何地出书，只要他欲得者，“典衣节食不顾也”。至1932年他34岁时，藏书已有二万余册。他将大部藏书寄存于上海开明书店图书馆内。“一二八事变”，寄存于开明书店的藏书毁于战火。目睹国家千年文献或毁于战火，或被当成废纸付之熔炉，或被外人买走，郑振铎强烈的爱国心被触动了。于是他隐名埋姓，蛰居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做收集与保护祖国文献的工作。头四年是以个人之力与敌周旋，后四年他参加了蒋复璁、叶恭绰等人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搜集图书工作。敌人四处搜捕他，而他毫无惧色，却大义凛然地说：“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担子挑在自己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求书目录》)。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70多捆古书，共有5000多册，被当作废纸卖给纸商时，他用自己仅有的6000元买下这批图书，“竟以一家十口数月粮款，作此一掷之豪举。”头四年，以他的名声和力量吸引南北书贾，保全了不少山西、平津、广东和汉口的古书和文献。他说：“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在购书，但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求书目录》) 李盛铎，字嶬〔xi西〕樵(椒微)，号木斋，原籍江西九江，生于北京。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系道光年间贡士，在九江建木犀轩，收藏图书10万卷。祖父李文(氵昱)〔yu育〕为奎文阁典籍，专司宫廷图书管理。父李明墀〔chi池〕为户部员外郎，先后任过湘闽两省巡抚，生平好聚书。李盛铎为光绪时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和京师大学堂总办，后出使日本、比利时等国。曾任过山西巡抚。民国后任过参议院院长、农商总长等职务。李盛铎从小遍读经史，酷好目录、校雠之学，染上嗜书之癖。李氏木犀轩原来藏书质精量富，后在湖南收购了湘潭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的大部分藏书。在出使日本时，因日本明治维新后，旧籍废弃，得日本岛田翰和岸田吟帮助，购得很多国内少见或久佚之书。任学部大臣时，敦煌劫余卷子运至北京，他挑选许多精品收藏。基于以上原因，李氏木犀轩所藏宋元善本有近300种，其中有南宋初建阳刻本《史记集解》、《汉书》，建安黄善夫刊本《后汉书》、《通典》、《说苑》、等一大批宋元刻本，多为海内外孤本；木犀轩另一突出特点是所藏不少为明清抄本，抄字规整，不少抄本保留了宋刻原来的面貌。还有一些名人抄本如汲古阁影宋本《谢宣城集》、钱曾述古堂影宋本《才调集》等，都是稀世之书；李氏还收藏许多稿本和名人校本。收有戴震、翁方纲、焦循、丁晏、缪荃孙等人的手稿。藏有钱谦益、黄丕烈、顾广圻、周锡瓒、李文田等人的校本。这些都是别的藏书家不能比拟的。 傅增湘为了宣扬传统文化，还做了许多传布典籍的工作。他用自己所藏善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精本加以校雠后，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蜀贤全书》及、《周易正义》等书。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提供古籍善本30多种。《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时，有相当多的底本取自双鉴楼，使这些善本广为流传。 郑振铎号西谛，常署名纫〔niu扭〕秋，幽芳居士，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与耿济之、许地山等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入商务印书馆，曾主编《小说月报》等，1934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中留居上海，从事抢救文献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傅增湘一生爱书、购书、藏书、读书，但不以珍贵善本奇货可居而秘不示人。他认为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应由国家保存，1947年傅增湘将其藏书373部约4300册，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傅氏病重时，嘱其家人将其所藏宋、金、元、明、清精刻、名抄、名校及傅氏本人校本均捐给北京图书馆，通行本捐给家乡的四川大学。1950年傅氏长子傅忠谟将藏书480部，约3500册图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充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中国文化的伟大精神。 <h3>郑振铎及其西谛藏书</h3>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十节 日寇对中国图书馆的摧残和劫掠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不少日本人喜爱中国文化，十分珍惜中国典籍。其间也产生了一些文化强盗，念念不忘想把中国典籍文物弄到日本。历史上，中国是个世界大国、强国，这种觊觎往往不能得逞。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日本文化强盗便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掠夺中国古代的典籍。窃取敦煌经卷，购买皕宋楼善本古籍就是这一行动的发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常常采取了三种作法，以达目的。 首先，在日军占领区，以查封没收方式，疯狂掠夺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图书。日军对沦陷区的出版社和图书馆的图书进行检查，凡见到好书，就以种种借口加以没收，如1941年在商务印书馆检查时，一次就没收图书21.3万册。当1938年日军占领南京后，除了进行令全世界震惊和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外，日本政府还派出各类科学家和版本学家对南京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等70多处地方进行搜查，动用卡车310辆次，将88万册图书劫往日本。这次抢劫的书刊当中，有1938年以前完整的中国各级政府的公报，当时中国产业调查和计划，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等文献。不少正直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起“文化大屠杀”。 对于私人藏书楼，日军照样抢掠。日军命令中国藏书者“自动缴呈”，并以帮助缴呈为名进入私人藏书楼，按目索书，大肆掠夺。吴兴嘉业堂、常熟铁琴铜剑楼等著名藏书楼，经常受到日本文化特务的骚扰，不少图籍被抄去。 其次，对于数量很多一时难以搬运的图书文献，尽力焚毁。 江苏国学图书馆多藏宋元以来历代珍本书，抗战中为防日寇掠夺，该馆将这批图书寄存在苏北兴化县，被日寇发现，结果使这批木刻图书与方志6803册全被敌人焚毁。另外，该馆保存的清朝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代江南各官署的档案，已清理好的6486宗，未清理的60个大篓，全部被毁，片字不留。1944年日军入侵桂林，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的20万册图书全数被焚毁。 最后，日军在战争中还专门针对图书馆进行炮击、轰炸，焚毁图书典籍。“七七事变”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中不得对文化设施、学校、医院和平民采用武力的规定，放肆地狂轰滥炸学校。南开大学图书馆于1937年7月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1937年8月松沪战役中暨南大学图书馆在日军炮火下化为灰烬。1938年11月日军飞机对湖南大学连续投弹50枚，半个小时内有八万余册的图书馆和整个学校变成废墟。最令人痛心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被焚，藏书达50万册的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于1932年1月28日晚遭日军海军陆战队炮火攻击，29日飞机密集轰炸，日机在商务印书馆投下六枚炸弹，在得知东方图书馆没受到根本性破坏时，又派浪人潜入该馆纵火，一座设备现代化、馆藏十分丰富、且有许多稀世珍藏的东方图书馆毁于一旦。 当日寇侵略意图已经十分露骨的时候，我国图书馆界为了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开始了图书的内迁、疏散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紧接着日军指使汉奸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眼看华北将陷入敌人魔爪当中。1934年政府当局决定北京国宝南运，当时南迁的除有北京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外，还有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南迁的北图善本书籍，有原属甲乙两个库藏的善本书约5000余种，六万余册，另外还有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在运抵上海后，存放在公共租界的仓库里。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的租界日军尚未占领，成了孤岛。当时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与驻美大使胡适联系，欲将此批善本运往美国，托请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以避战乱损失。1941年初，袁同礼秘密赴沪布置安排，由徐森玉和王有三两人选出部分最为珍贵的古籍善本精华，计2954种20970册，分装成102箱。其中有宋刻本72种，金刻本12种，元刻本120种，交由北图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办理。为了躲避日人耳目，安全通过海关，箱子分成10批，每隔几日，便报关运走一批。最后一批运走的时间是1941年12月5日，事隔两天，即12月7日发生了珍珠港事变，美日宣战。多次启运一事虽引起日本华北兴亚院方面的注意，无奈书已运走，只有望洋兴叹了。抗日胜利后，北图曾有把书运回的动议，因国内战争又起，遂议暂缓。1965年2月，前北图馆长袁同礼在美病故，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g聪〕建议将这批图书运往台湾，由该馆代为保存。取得美国国务院、国会图书馆同意后，这批珍贵图书于1965年11月运抵台北。台湾中央图书馆发布消息，声明代北京图书馆保存，一俟条件成熟将返还北京图书馆。 抗战当中，许多图书馆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将重要珍贵的典籍内迁。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7年8月15日，在日机袭击南京后，立即停止阅览，将重要图书装成263箱封存疏散。11月奉命西迁，由南京迁武汉，再迁长沙，最后迁至重庆。“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向华北进攻，7月30日，平津陷落。北京大学在城内，图书全部陷于敌人手中，清华图书馆抢运出来的图书文献，中途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南开图书馆已被日寇炮火焚烧殆尽。所以三校最初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之时，仅有中外文图书6000余册。与此同时，山东大学、唐山工学院、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武汉大学等校的图书馆都辗转迁徙。迁移当中有的损失是很惨重的，如中央大学图书馆40万册图书，1937年迁往重庆，途中民船沉没，损失不少，后遭敌机轰炸扫射，又焚毁了一部分。直至1948年该校藏书只有18万册，一直未能恢复原有数量。广东、安徽、湖北、湖南等8个省图书馆都进行了迁移，途中，由于雨淋、日晒、风吹、虫鼠为害，都损失了大批藏书。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我们的国土，枪杀了我们的人民，还焚毁了记录中国文明的典籍，然而华夏儿女胸膛中跳动着一颗中国心，始终为反对侵略战争和繁荣中华文化而奋斗。 附录 辅文图辅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462_12.jpg" /> 1987年建成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462_3.jpg" />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462_4.jpg" /> 北魏太安四年(公元458年)敦煌写本《戒缘》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462_11.jpg" /> 1931年建成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462_10.jpg" /> 收藏《四库全书荟要》之故宫摛藻堂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462_2.jpg" />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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