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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缺什么·高层智囊大解局》 上篇 危机之下，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一章 危机：内忧外患制造“完美风暴” <h3>中国经济的“依赖症”——魏杰</h3> 全世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都出现了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到2008年为止可以说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现在人们关注的是：2009年之后，这种增长奇迹是否还能继续？ 魏杰：这个问题值得深究。不难看到，2008年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对此，归因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居多，其次就是“周期论”。 我个人认为，既不是所谓的经济周期问题，更不是由次贷危机诱发的。 以美国次贷危机来说，它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在时间点上并不衔接——次贷危机是2008年9月全面爆发的，而我们企业大量停产实际从2007年底2008年初就开始了。 危机溯源，问题何在？把原因推给美国或是经济周期显然不利于我们自我检讨，那么会不会是我们的战略有偏差？ 1998年以后，中国基本靠出口拉动经济，出口对GDP的贡献达到40%以上！ 要知道，全世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都出现了问题，1987年是日本，1997年是东南亚，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惹的祸。 在中国，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问题早在2006年就暴露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出口导向一定是双顺差、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 双顺差的结果是大量外汇流入中国，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幅上升，就迫使央行发行人民币收购；外汇在中国是不能流通的，必须让央行收购，央行发行货币太多，通胀压力很大，导致国内经济不稳。同时外汇拿在手里又成了“烫手的山芋”。因为外汇是对外购买力的符号，只能对外投资；但对外投资都出了问题，无论是买美国国债还是买美国的企业债券，最后都成了中国财富缩水的重要渠道。所以中国的方向是不能搞高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必须调整。 按说应该是先启动内需，根据内需调整情况再减少出口，慢慢转向内需拉动型，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2007年，中国开始大幅减少出口，两大政策起到最大效果：一是大幅降低出口退税，依次于当年3月1日、11月1日以及年底三次降低出口退税，涉及3000多种工业产品，有的降幅达到80%。然而，国内很多企业基本是靠出口退税存活的。另一政策是大幅提高出口关税，比如焦炭提高了40%以上。于是在2007年，我们在没有启动内需的条件下，大幅度减少出口，结果出口出不去、内需又没起来，加上包括货币紧缩在内的宏观政策影响，企业大量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和总结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过程中的失误。 <h3>中国经济有“内伤”——魏加宁</h3> 2007年末，企业家稀里糊涂就赚了钱；08年末，辛辛苦苦也没赚到钱。对当前危机形势的正确认识，无疑是对症下药的关键。但这往往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动态过程。作为研究宏观经济、金融以及危机管理的经济学家，对这次危机的成因，您更侧重于怎样的判断？ 魏加宁：关于当下危机的原因，目前有很多种判断，我谈点个人的看法。 咱们国研中心有一个企业家调查系统。2007年末在开会的时候，许多企业家表示自己稀里糊涂就赚了钱，我说这是经济泡沫的典型特征；2008年11月又开会时，情况恰好相反，许多企业家反映，这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钱赚，需求急剧萎缩，这是泡沫破裂的典型特征。泡沫破裂时，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几乎是一夜之间的突变。 2008年的中国经济之所以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原因在于两个泡沫同时破裂：一个是外部经济泡沫。首先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引爆了美国的金融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之后，又引发了欧洲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另一个是国内泡沫的破裂，其实最早破裂的是普洱茶。 2007年6月普洱茶突然价格暴跌，接着股市价格暴跌，然后是房地产价格开始松动。国内、国外两个泡沫“碰头”，导致需求急剧萎缩，尤其是9月份之后，令很多人措手不及。这是经济泡沫破裂的一个典型症状。“泡沫”毕竟还只是一种现象，两个泡沫同时破裂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前不久，吴敬琏老师在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就把更深层的原因说得很清楚：美国是高消费/低储蓄而出现的泡沫；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用大量出口来支撑美国的高消费。这样一个失衡的状态，最终导致两个泡沫同时破裂，使得当前经济形势剧变。 关于对策，国内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 一派意见主张调整，认为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结构失衡，包括内外结构失衡、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地区结构失衡。这就需要调整结构。而以往经济增长很快的时候，根本调不动，只有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才有这种调整的压力和动力。 另一派意见主张扩大内需。主要是担心调整过度，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太快，忧虑“刹车容易，启动难”。 我是第三种意见，主张一手抓结构调整，一手抓扩大内需。 但是，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扩大内需，都需要依靠改革。 <h3>“中美共同体”只是“看上去很美”——夏斌</h3> 华尔街喝醉了，酒是谁送的？相当部分是中国送的。我们知道，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了多年的高增长，直到2008年初以美国金融危机为标志出现重大转折。对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有很多种解释，诸如华尔街的贪婪、监管不力、高杠杆率等。 夏斌：这些原因固然重要，却都属于技术性的、第二层次的。我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在本轮经济全球化中，美国政府错判了形势，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宏观决策失误，拼命扩张信用、刺激房地产市场泡沫、扩大消费，想以此维持并促进经济的高增长。所以从美国政府的主观角度来讲，是由于政策失误。美国政策的失误，能够犯这么大的事，那英国、德国、欧洲央行、中国宏观政策失误也能有这么大的事吗？不可能。这说明这场危机背后还有深刻的制度原因。那就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 在危机爆发的2007年，小布什曾经批评“华尔街喝醉了”，我补充小布什的话：华尔街喝醉了，酒是谁送的？相当部分是中国送的。现在华尔街不喝了，我们就要自己喝，就需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原来华尔街喝的是XO，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喝这个酒。北京人喝二锅头，南方人喝花雕，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世界经济两大“发动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都面临着重大的结构调整，美国可能比中国更加困难。奥巴马正在推动医疗保险改革。美国有议员说，美国出现了自他从政以来从没出现过的国内老百姓情绪的对立，甚至有人把奥巴马画成希特勒的模样，说他是反白人的民族主义者。而且，美国白宫前段时间刚刚宣布，今后的10年财政赤字要达到9万亿美元。 所以，美国在推进医疗保险改革的同时，又要加快结构调整，刺激经济，无非是要多一点出口、多一点投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资源更多地放在搞金融、搞服务上。其结果会怎么样？必然会出现美元贬值。因此，美国的经济未来形势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想，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参与，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就不要抱有太大希望。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来回讨论是无可置疑的，也有可能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中间的某些细节改动，但是从根本上要解决当今世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是不容易的。那么，能不能像中国节能减排、低碳经济问题的思路一样，从一点一滴做起，从眼前做起？因此最主要的，就是让制定国际货币体系游戏规则的程序稍微改一点点，比方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美国17%的投票权能不能稍微缩减一点。美国应该从长远的国际经济持续稳定角度出发，要有个姿态。我相信中国政府在低碳经济问题上，肯定会从全球的角度、从双方协商的角度出发，会有姿态。那么，在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上，美国政府也应该像对低碳经济那样，从一点一滴、从眼前做起。 今后五年十年世界资本市场格局会出现什么变化？关于世界经济复苏，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复苏中的结构调整问题，您怎么看？ 夏斌：我认为中国的结构不平衡问题相对好解决，也有条件解决，关键是政府的决策，取决于决策的决心和决策的时机。这是我的基本判断，不展开细说。从美国角度说，我认为美国比较难。当前美国社会两大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奥巴马总统自己说的，是从他执政以来最艰难的问题，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医保改革问题。奥巴马也下定决心，准备以不连任总统为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将来的风险是增长下滑的问题，美国的风险则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因为制定大量的赤字预算时，相信美国官方经济学家和政策智囊，潜在的思考是想先渡过目前的难关，完了以后还是想恢复历史上的经验做法，先贬值，然后再升值，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在此，我们应该对今后五年、十年世界资本市场格局会出现什么变化，进行全新的思考。不要简单按照历史上曾经成功的做法来规划今后的预算。如果这么做的话，我认为很危险。因为在这样的战略引导下，有可能把美国这个经济上、军事上的霸权国家，引向更快下滑的方向。就是说，其他国家在这轮金融危机之后，对世界资本市场格局的看法，对“去美元化”的倾向，美国经济学家不能不重视。从长期看，你再升值时，全球的资金还会不会像过去历史上曾经演绎过的一样，又大量地回到美国，这要打个问号。不管南美也好、俄罗斯也好、中东也好，都在想少用美元，用本币做结算和投资。包括我们也在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由于各个国家都看到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所以，美国制订财政金融政策要注意新情况的出现。 上篇 危机之下，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二章 “4万亿”救市：要数量，更要质量 <h3>怎样拯救中国经济——魏杰</h3> “4万亿”救了谁？民营企业是国民就业的主要承担者，是经济复苏的希望。而目前政府救市，显然把投资的主力倾向了国有企业。 魏杰：我觉得政府的“救”就要像打枪一样，这枪打出去总要引爆别人才行，因为国家的“子弹”是有限的。我要“打”投资，就既要引发投资也要引发消费；我要“打”民生投资，就要引发生产性投资和资产型投资，同时要引发消费才行。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放大功能，打一枪就是打一枪，不能引爆别人，那就很成问题。原因就是“4万亿”投资基本上都是针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拿不到，这样就偏离了政府启动这项计划的本意。 保就业重点是保企业，就业的关键是必须救企业，救企业的核心问题是减少企业税收，将其税费负担降下来。 企业激活了，就业机会就会随之增加。这样产品就有降价空间，价格低就有人买，市场则会开启，企业进而就能存活。对于出口企业，要增加出口退税、降低或取消出口关税，这样就会激发增加它的积极性，减少企业负担，增加利润。对不出口企业，就要减少税费，减轻企业负担。 两者并举对激活企业和增加就业方面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是解决经济衰退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h3>“4万亿”的重点有偏差——茅于轼</h3> 奥巴马一当选就宣布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没说GDP要增长多少。针对“4万亿”投资计划，您大力呼吁政府要瞄准就业而不是瞄准GDP，这一观点亦被普遍认同。您呼吁的依据是什么？ 茅于轼：在美国，奥巴马一当选就宣布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没说GDP要增长多少，似乎不是很关注这一点。在中国，政府部门关心的是GDP，老百姓关心的是就业。如果仅仅是GDP上去了，失业趋势却未被遏制，对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只是官员在政绩上、面子上好看。当然二者也有关系，GDP增长也会使就业增加，但是二者不是一种完全对应的关系，瞄准就业和瞄准GDP后果显然不同。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实现GDP增长，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工程”；而通过民生建设提高社会福祉，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工程”。二者在政绩的彰显上有着差异。现在政府部门也存在利益的博弈在里面，存在对显性工程和隐性工程的权衡。 比如，究竟如何效用最大化地配置“4万亿”投资？中国现在的总产值约为25万亿，4万亿将近占了20%，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绝不能依赖于显性工程。目前社会保障关心的仍然是城市人口，应该将重点转到农村。城市大部分人口都已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民还没真正意义上享受公费医疗的权益，包括教育也是偏向城市。还有住房，纯粹是牺牲农民利益为城市人买房子创造条件，是“劫贫济富”的行为。理应是从富人手里拿过来帮助穷人，现在的模式却是从穷人手里拿出来帮助富人买房子。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并且滋生腐败。越来越多的舆论认为，只有多在民生问题上下工夫，改变国富民穷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需问题，进而拉动经济良性循环。解放初期是国穷民穷，现在也不能说是国富民穷，民间还是很有钱的。确切说是，现在是国家富了，老百姓也富了。现实问题在于大政府、大财政的问题，政府部门的开支很大，并且缺乏监督。 目前财富创造主体已经在民间，民间不富，国家也富不起来。但是富的比例太悬殊，从GDP的分配来看，国家分配得越来越多，包括税收、垄断的国企利润越来越高，表现为国家的财富增加过快，而且手里有大量土地，不够还可以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现在需要扩大内需，减少国家的分配部分，增加百姓的分配比例，比如减税。除了减税，重点应加大国有企业私有化力度、改革垄断部门和行业。比如铁路，效率低、浪费大、服务差，政企合一。民航和铁路就不一样，民航的服务就好得多；甚至铁路还不如公路，公路因为有竞争，所以服务有很大改进。铁路还和30年前差别不大。铁路的问题是垄断问题。铁路的垄断很难避免，因为有轨道在。这条轨道归谁，谁就有垄断权，除非另外修一条轨道。同样电网也是垄断的，除非另外修网，那可以竞争。从资源配置讲，如果一个网就够了，再建一个就是资源的浪费，电力可能就是这样了。不过对于铁路来讲，铁路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民间资本。 <h3>“4万亿”投资不要火上浇油——张卓元</h3> “4万亿”救市存在什么风险？张老，您是资深经济学者，长期支持和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国内经济形势有着深刻的思考。以您的观察，时下中国经济体现出的问题主要来自哪里？ 张卓元：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近几年确实发展得太快了，经济超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其次，外部的冲击、世界经济环境恶化、一直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自然出现问题，反过来影响国内。两个因素叠加，于是就使得国内经济增长下滑。记得早在2004年，我就说过中国经济已有点儿过热，早晚会暴露问题。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连续五年多超高速增长后陷入失衡，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第四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8%，11、12月，电力生产和消费、进出口贸易、财政收入（11月）甚至出现负增长。从现在的形势看，经济收缩趋势尚未遏制住。 我们看建国以来以及改革30年的实践证明，两位数的增长，特别是连年的两位数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不行，出口依存度那么高，明摆着肯定要回调的。还有，出口太快所付出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太大，所以国家也及时调整了政策：扩内需、保增长。在刚刚提出“4万亿”投资时，就有人担心这是不是在饮鸩止渴或以毒攻毒。如此巨大的投资，下半年会不会产生新的通胀？张卓元：其实通胀还不是主要的问题，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用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来治理现在的产能过剩。我觉得扩大投资需求比较容易，而扩大消费需求特别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以扩大内需为主要途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是着力点和主攻方向；还有就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改善民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是正确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靠扩大投资来保增长是有风险的，投资如果习惯性地主要投向“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一些重化工业，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现在看来，中央投资项目比较合理，有不少改善民生的项目，这类投资有助于提高消费水平，但是地方投资项目就难说了。有报道披露，一些原来被认为不能上的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项目，又在酝酿重新上马，死灰复燃。这就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企求用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来克服原来的产能过剩，出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常见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式地不断自我循环的窘况。地方一旦投资失控，可能到最后中央也没有办法。现在不是宽松的宏观政策嘛，结果中国的银行1月新发放贷款1.62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有迹象显示，一些借款人可能将现金转入了投机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中。许多投资者认为，2009年上证综合指数的飙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贷款资金进入了股市，而没有用于可能改善中国经济前景的经营活动中。这就太可怕了！ <h3>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国计民生上——江平</h3> “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在美国，政府救市政策通过后，随即出台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监督措施，包括成立经济恢复计划透明和问责委员会、监督资金使用、并建立一个专门网站及时公布资金去向；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期间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新增的“4万亿”投资项目都是经过论证的，而且将会全部公开，全过程接受监管。政府救市政策应该如何保证立项及实施的透明化？ 江平：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议会一个最大的权力是监督预算，钱到底是怎么花的，纳税人当然有权知晓去向，向老百姓借钱（国债、地方债）都是要通过议会解决的。美国两次救市方案都是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重重审核才通过的。这是它能掌控政府的最大权力。反观我们国家来看，《预算法》就差多了，“4万亿”根本不需要人大审核，在这点上人大的预算监督是差强人意。 我也当过第七届的人大代表，讨论预算的时候，还坚持保密原则，笼统列出几项，看完就收回。2009年的预算那么巨大，财政部随时有权增加，《预算法》形同虚设。但是，尽管如此，这次“4万亿”投资应该是透明的，政府信息的公开化，是能够有效监督的最重要的渠道。拿奥巴马政府来说，所通过救助的企业高管工资要受国家监督，美国AIG公司却给自己管理人员发分红奖金，这明显是违法了。虽然金融界有自己的规矩，有人说接受了国家的补贴，并不代表改变人家原有的制度，但你毕竟违背了美国的法律。所以，有了法律之后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做，如果规避了这条法律，政府有权拿回纳税人的钱。这就需要，一方面群众监督，另一方面政府要及时制止违规行为。美国“阳光法案”在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句话：“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只有在透明的情况下，才能减少犯罪的发生。一直在黑暗中不透明地做，那最容易产生腐败的行为。 所以，现在公权力最大的是解决透明度的问题。只有解决透明度，才能保证公权力不被私权所用。很多学者和网民纷纷要求全国人大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尤其是在“4万亿”刺激经济投资方案的分配和实际用途上。“两会”期间，吴邦国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特别讲到，人大监督不是与“一府两院”唱“对台戏”。对此您怎样理解？江平：吴邦国同志讲的人大和政府不是唱“对台戏”，我理解更多的是，在危机的情况下，我想在决策思想上还是要统一的，不像两党制、多党制，在野党就是故意挑执政党的过错。但话反过来说，监督就是唱“对台戏”，也是正确的。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但是并不否认监督的权力。最高的立法和监督是人大的两大职能。权力必须要有分工和制约，没有的话是会产生腐败的，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监督就是看你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比如说对《产品质量法》的监督、对工矿企业的安全监督，需要你从里面找毛病、找问题，从这里理解就是需要唱“对台戏”。 上篇 危机之下，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三章 经济复苏：别好了伤疤忘了痛 <h3>正视经济复苏中的数据争议——陈志武</h3> 经济复苏，信心真的是黄金么？关于经济复苏的问题，很多人质疑它的真实性，以房地产为例，有研究者表明：“地王”基本上都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地产商在炒；您也曾表示，中国经济复苏的代价很大。那么，判断经济是否复苏的标准是什么？“复苏”二字，应该怎样定义才科学？ 陈志武：评判复苏与否，更多的还是依赖官方的GDP数据。尽管大家都知道背后有些水分，包括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方面的压力，而不断往数据中注水、做一些手脚。但是从一些硬指标看，“4万亿”刺激方案和7万亿天量贷款，肯定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中，短期内制造一些GDP。所以总体上说，确实存在经济复苏迹象。我觉得，复苏更多地要从GDP增量的角度来衡量，只要它的增量是大于零，总体上不再变成负增长，那就说明它从低谷反弹了，这就是复苏。当然，可能有人把复苏定义为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那是个比较高的标准。现在看来，短期依赖7万亿信贷刺激经济，起码在结构上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一点突出的问题，就是这7万亿贷款的去向。 大量的信贷主要是支撑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集团，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各种“铁公基”的项目，这些对整个社会而言，包括老百姓的收入和就业，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市场经济本身也会遭受破坏，许多民企由此要戴上“红帽子”。最致命的是，把国内有限的资源投到“铁公基”项目之后，必然使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得到的资金更少，民(私)营经济将进一步陷入困境。这些中小企业，给中国非农就业的贡献超过了四分之三，即75%左右。所以，当天量资金投到这些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大项目后，就业机会的创造性将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旦就业机会增长下滑，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下降了；虽然就业机会增长在下滑，但是就业需求还在增长，每年有1000多万人的新增就业队伍。这使得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加剧。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即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以后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和收入上涨的压力等于零，下降的压力却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说此次信贷的过度宽松以及“4万亿”的刺激方案，负面影响非常大的原因所在。在强大的挤出效应下，“铁公基”对货币乘数效应尚产生不了太大影响。货币乘数效应是依赖民营经济借到的资金，包括财政开支、政府的一些信贷投入，进而产生一些放大的效应。而如果民营经济得不到金融支持，则能产生的放大效应会非常有限。现在已经能够看出来，放大效应在民营经济领域很少。最明显的现象是商业旅行市场，商住的酒店、旅店，在过去半年甚至到现在，生意一直很惨淡。进而反映出背后的一个现实，即真正做贸易的经济活动减少，说明实体经济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据我了解，像一些外资企业，金融危机以来所公布的销售数据都存在虚假成分，因为出于政治上的压力，提倡信心就是黄金。如果真实数据被公布出来的话，不是打击信心嘛！因此，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2009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好像普遍都不如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这背后也让我感觉到，一些企业增长的水分还是比较多，否则，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都在中国做业务，差别怎么会那么大？外资企业都是负增长，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高速的正增长。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数据的问题。信心就是黄金，前提是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而不是虚假的。虚假的信心等于是让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夸大，而盲目地做一些投资和消费。这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公众对这些数据其实也是怀有疑问的，长久来看，总会带来一些泡沫和负面影响，也会对未来产生信心上的透支。 中国经济“希望它好，准备它坏”。 作为一位学者，您尽管在大洋彼岸，但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却如此深刻。不知道您对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是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 陈志武：长远来看，我对中国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本人对人类历史演变的进程，以及对具体国家，包括中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中国以后的发展会跟发达国家一样，最后也会实现基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回首过去30年的革新，不管是在经济、法制还是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改革的趋势应该得到肯定。所以，从增量的角度来看，我还是很乐观的。尽管短期之内，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人们从类似金融危机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但从长远而言并不是那么悲观。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人类本性的原因，基本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态度，进而不得不需要一些危机，促使社会进行一些制度上大刀阔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说，危机尽管会给社会和一些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但无奈的是，没有危机社会就没有自我修正的压力。 极具悖论的是，一方面，所有的学者和决策层都希望社会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和其他危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社会上的所有危机都完全根除了，那对人类社会未必是件好事。客观地看，要把危机完全克服掉也是不可能的，没有危机人类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进而张狂，也就成为了危机的伏笔。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我自己也有着如您所说的比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我也在想办法帮助不同的国家尽量减少危机的概率；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危机有时候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它正面的影响。我唯一要补充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本来很多人抱着良好的愿望，以为中国会本着经济长久增长的考虑，利用此次金融危机的时机，推进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举措，特别是民有化改革。但现在看来，经济开始复苏了，压力越来越小，改革的声音停滞，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h3>金融危机提升中国地位——斯蒂格利茨</h3> 全球经济复苏中国角色重。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将会担当怎样的角色，发挥多大作用？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复苏当中会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首先，中国通过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会保持其经济继续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贡献；其次，通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国也会对全球经济全面而综合的复苏做出贡献。而通过参与G20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将会促成它们的改革，这些改革将会是重塑信心和打造一个更稳定的全球经济所必需的。现在面临的这次国际经济衰退将是非常深度的，而且是长期的。现在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此次金融危机将是20世纪大衰退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前银行都是做银行的业务，但是现在银行从事了很多诸如赌博类的业务，所以这也导致了银行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在6个月以前，有很多人希望美国以及在欧洲发生的经济危机不会影响到新兴市场，包括中国。 当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可以独善其身，但是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多多少少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全球化既带来好处，但是也带来很多坏处。比如说美国政策带来的负面代价也产生了全球的影响，美国出口了有毒的贷款，到现在美国也出口了它的经济衰退。其中，有一件值得让人觉得讽刺的事情，就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受害最严重的。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中，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最多的国家像中国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也最严重，即使是那些在以前的经济政策比较好的，包括银行业以及监管措施都比较好的这些国家，他们也受到了影响。此次金融危机将对很多国家产生严重的影响，它影响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出口、投资、需求等等。它跟1997年、1998年的危机还不同，在十几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中，当时全球经济回暖地非常快，因为很多国家就通过出口迅速得到经济的回升，各国的经济相对还是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 而从去年开始的这次危机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虽然前十年美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好，出口也非常强劲，但是，现在美国的出口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包括就业率的降低。有专家指出，美国以及中国在接下来几年由于农村人口又从城市向农村进行反流动，也将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这是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以应对措施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政策也将影响到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出台的这种刺激政策还都不够的原因。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是过度注重于国内效应，而缺乏对国际效应的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全球经济回暖不会特别快的原因。我们学的都是凯恩斯的经济学，有些人一直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刺激措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因为国内的经济刺激措施同国际经济刺激措施之间是有非常重要的区别的。 刺激措施中总会有一些钱不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投资的，有些投资也会对邻国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对一个国家进行的刺激往往会对邻国或者全球产生影响。现在过多的国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供应和需求上，而对国际供应、需求照顾不多。在进行这些刺激措施的时候，必须有长远的眼光着眼于长远的需求，要需求平衡，要寻求负债表上的平衡，要在确保追求负债表平衡上的努力不要得到削弱。因为我们通常过多关注于负债，而不是关注与整个负债表平衡的状况。刺激措施也必须关注长远需求，而不是建造一个过去被事实证明已经失败了的金融或者经济体系，这是在制定经济刺激措施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的。另外，必须有一些后续的经济措施，同时必须要对微观经济非常敏感，在失去工作的地方创造就业。倘若有一个好的判断刺激措施的标准，美国的刺激措施就不是特别好，太少、太晚了，而且其中大多以减税的形式出现，它对经济的刺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将是一个机遇，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设定的愿景就是要建立和谐社会，但前提是必须要减少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在这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另外要建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是很好地使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国家，我当时就说如果能够好好地学经济学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得到8%以上的经济增长。中国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这一点为接下来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有方方面面的，包含的很多因素都非常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它的因素是好的，但是它的比例好不好？作为一个学者，我总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中去。教育对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来说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对医疗的投入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基础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投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业的调整。有些工业的调整可能会有损于竞争，并且导致供需方面进一步不平衡。一些专家也认为应该更多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中小企业都是就业很重要的提供者。应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这也需要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很大的调整。还有，就是要大力提高消费。现在经济面临问题，但是还是要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时期来促进消费。 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政府的这些措施非常有信心，尽管外部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们也应该记住，哪怕增长率稍微低于预定的目标，我们还是能够获得一些切切实实的发展。因为经济环境可能会进一步地恶化，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另外，还应该把短期的刺激计划同长远的需求结合起来。再有，那就是如何提高中国的需求。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美国人的储蓄率几乎是零。美国曾经有过经济危机，一些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储蓄率稍微提高了2%～5%，甚至更高，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美国人的消费方式。我希望能够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这个问题很多人谈的都是居民储蓄，但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只是略微有些高。而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话，还是可以降低居民储蓄的。而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带来直接以及间接地促进消费的效应。另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好，特别是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很不好。很多小企业必须要存钱以扩大自己的业务。如果它们的融资环境更好一些的话，那居民的储蓄率就会降低一些。 对中国来说非常有意思的是，并不只是居民的储蓄，因为居民的储蓄只是稍高而并不是特别高；而反常的是企业部门收入过高，它们的利润过高，而且企业的储蓄率过高，从而导致工资水平过低。那么，如何提高工人的工资？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增加中小企业的数量，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并且通过帮助工人建立更积极的工会来改善工人的状况，使得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很好地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未来中国的高利润率使得中国的投资非常高，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供应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是失衡的，出口也进一步地失衡。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因为如果现在就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通货紧缩以及相应宏观经济的危险。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关于市场扭曲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自然资源定价太低，如果把定价调高的话就可以赢得更多公共投资的资金；第二个因素，就是垄断性、利润很大的行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我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转型，要发展以市场为主的经济，应该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和谐、更可持续。我认为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次危机。 斯蒂格利茨，您是否认为中国并不能在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 斯蒂格利茨：在这样严重的经济衰退形势下，中国很难免会受其影响，但中国可能会经受住危机中最严重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庞大，也在采取一些很有力的措施。我想这些都可能会减轻危机的负面影响，但并不能完全避免。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减缓，但中国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这使减缓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我想目前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是这一次的经济衰退要严重得多，因此中国的经济减缓要显著得多。 我认为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次危机。中国将采取措施，减轻出口困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中国的两千万农民工失业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两千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我觉得，认为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全解决经济危机是不现实的。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保持经济的活力，为失业人口提供社会保障。但真正的挑战是将用于复苏经济的财政开支用来推动经济的重新调整，比如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所提出的，争取创造社会环境更加稳定的经济、创造型的经济，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改变经济的架构。我认为这是未来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有些人认为经济危机的第二波影响到来了，认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事态有可能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经济衰退在持续，刺激计划并不足以帮美国走出危机，因此经济的下滑趋势有可能持续。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会很有限，但我对中国的一些出口商品保持乐观态度。 一些商品只是暂时性地存货堆积，等存货数量减少后，人们就会重新开始消费，也许消费能力不会很高，但快速地经济下滑会被遏制，之后就会恢复一些增长，实现复苏。伯南克称美联储将收购美国长期国债，您是否认为这对中国外汇储备会造成不利影响？ 斯蒂格利茨：美联储扩充了其资产负债表，为经济注入流动性，目前还没有通货膨胀的直接风险，因为需求非常低迷，所以风险在通货紧缩上。但将来某个时候，经济复苏之后，这么多的流动资金会使通胀压力迅速增加。美联储希望大家相信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妥善解决问题，他们将非常谨慎地将那些资产和流动资金取出来，经济就会稳步运行。虽然他们以前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而且他们购买的资产要比他们以前通常购买的短期国债流动性小，因此想扭转趋势的难度可能会更大，所以，将会出现潜在的通胀和汇率的风险。如果人们非常担心以上这些风险，政府可能会发行更多的通货膨胀指数化债券。担心这一问题的人可以通过购买指数化债券规避风险。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四章 经济走向：痛并快乐着 <h3>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滞胀——刘伟</h3> 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已成为共识。2009年中国经济已陷入低谷，在此情况下，民营经济也出现了很大问题。我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 刘伟：2009年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之年，中国政府针对这次危机也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9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是79%，这样就止住了15个月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跌的趋势。回顾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6%，相比2007年的13%跌幅达2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是101%；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跌破了7%，这是非常少见的！接下来到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是61%，更低。由此，中国经济15个月是直线下降。而2009年的第二季度拉升到了79%，从数据看止住了下跌的趋势。这与中央一揽子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付此次危机的举措，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做一个近期和中期的判断，近期就是2009年，中期就是未来两到三年。其中2009年可能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从数据看是这样：经济增长是“保8”，但2008年是9%；失业率2009年是力争控制在45%，但是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2%。另外从2009年的财政看，包括中央和地方，1月到8月份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是负的、放慢的；从企业的利润来看，2009年国资委刚刚公布的国有企业利润普遍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则不只是利润下降的问题，它的现金流都有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都有问题。总之，我们应该从微观的企业情况、政府的各级财政、社会的宏观登记失业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等几个方面来综合研判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激增，从而让经济学界产生了对通胀风险的担忧。我认为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通货膨胀水平来看，2009年很可能处在“通缩”的警戒线之下。因为上半年的物价，不管是PPI还是CPI，工业品和消费品出厂价格，相比去年都是负增长的。 2009年我们实现“温和的通货膨胀”目标问题不大，就是通货膨胀率在5%以下。但是我们2009年有可能掉到通缩警戒线之下（2%），考虑到统计误差，如果物价上涨水平在2%以下，就认定为通缩。所以，2009年有可能是通缩警戒线的临界状态。通缩比通胀更可怕，更难治理。其实，2008年已被证明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困难、最复杂的一年。最开始是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这个论断，当时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2007年经济情况这么好，2008年有困难能难到哪儿去？经过2008年一年时间，印证了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论断是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实属误判。各种矛盾，包括国际的、国内的、宏观的、微观的矛盾，各种失衡，包括结构的、总量的失衡伴随在一起，导致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速度之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没有的。因为2008年初，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通胀。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双防”：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局部上涨到全面上涨，核心是防通胀、防过热，控制总需求。 是年7月份，中央调整了这项政策，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致使沿海的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停产，导致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这个时候，中央提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制物价水平，这样就把物价从年初的首要的调控目标，降为次要目标。但是，到了年底情况更进一步恶化，中央又调整了宏观政策，叫“一保（保增长）、一扩（扩内需）、一调（调结构）”。保增长和扩内需是短期的任务，调结构是长期的工作。短期就是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而2008年初是紧缩性的调控政策，经过7月份到年末变成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一年之内出现了方向性的逆转，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2008年矛盾的复杂性、宏观政策变化的速度之快、抉择的难度之大、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和上年相比跌幅之大、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之大、月度经济直线下降的速度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现在来看，2009年比2008年更糟糕，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已成为共识。 尽管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成效，经济增长止跌的势头在第二季度开始有所回暖，但是这种回升总的来说还改变不了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的事实。这是我近期的一个判断。 现阶段中国经济，反衰退还是反滞胀？未来的两三年应该属于危机的哪个阶段？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困难？ 刘伟：2010年包括2011年，属于后危机时代中期，也就是“十一五”规划完成期间，我觉得不至于更加困难，但恐怕还是比较困难。2009年短期来看是反失业和反衰退，刚才讲短期内可能有困难，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胁就是失业和衰退问题。政府救市使大量资金注入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岌岌可危。但是，据了解中小企业承担了就业的3/4，国有企业近几年非但不能提高就业率，反而在减少。中小企业作为中国就业的生力军，它们要是出现了问题，就业保障失衡在所难免。短期内的主要威胁不会是通货膨胀。毕竟，这次救市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在2009年还显示不出明显的通胀表现。虽然下去很多货币，但由于货币本身有时间的滞后性，一般情况是长则两年，短则半年。 在西方，一般是6到8个月，我们国家大概是7到24个月，所以2009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使得贷款大概已经超过8万亿元。总之，我们实施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财政赤字就已经9000多亿元了啊，已经接近了警戒线了嘛，通常财政赤字3%，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1万亿。这样下去，就会形成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实质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同一个举措形成“两个车轮”。这一轮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方面会拉动需求扩张、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推动各种成本的提高、带动通货膨胀。需求扩张的同时，它既有拉动增长的功效，也有推动通胀的作用。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形成通货膨胀之前，中国经过经济增长的拉动，让失业问题能够得到短期缓解，使反衰退、抗危机取得一定的成果；等过了一两年，当通胀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腾出手来集中治理通胀。所以，现在为了缓解失业率，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未来的通胀压力。关于中期，未来两三年主要任务是反滞胀，因为有可能经济停滞，发展速度没有上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又通货膨胀。 短期政策实施之后，显示不了通胀，更多地显示拉动增长，但到中期就会表现为需求拉动物价，经过一两年的经济周期，带动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动物价。如果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举措，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拉动，那失业率在短期内就不能有效地缓解和降低。过了这个时期之后，通胀就会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也便是，未来两年可能出现经济滞胀，即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样就使得宏观总量政策很难抉择，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要求的宏观调控的方向是相反的。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滞胀。意思是任务要先明确，近期就是反衰退，为此即使加重通胀也值得——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正是如此；中期就是反滞胀，那只是一个和近期衔接的事情。衔接不外乎两条：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尽快地显示出扩张效应，假使对经济增长和反失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就麻烦了；二是如果取得预期效果，失业率很低，经济增长上去了，过两年有通货膨胀就不再恐惧，届时宁愿牺牲失业率换取通货膨胀的降低也可以。 在经济学上，本来宏观调控就有两个目标：一个反通胀，一个反失业，但是中期很可能出现这两个目标同时有问题，那么宏观总量政策就没法选择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就出现过这种问题。当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时出现，关键是能不能置换得动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当时即是如此，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个选择和替换：如果一个时段内，威胁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失业率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通胀。为此所有的目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宁愿降低需求、减少通胀，宁愿让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要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 政策就是要有重点。假如在另外一个时段，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率，是经济停滞萧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要为解决失业让步。到了这种情况，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价是物价要上升，即意味这个时候政策重点的选择是要降低失业率，而不惜提高通货膨胀率。为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牺牲次要矛盾，这就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但也有人认为，为什么到70年代出现问题了呢？特别是当时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此时就出现了滞胀。这种局面实际上意味着，凯恩斯那一套已经失灵了。 <h3>中国经济基本面依旧是好的——魏杰</h3> 中国经济走向“谨慎乐观”。可否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做一个预期展望？ 魏杰：我认为，中国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还是会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现状，普通老百姓的致富欲望还很强，推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动力还在，我们称之为“两化一动力”：致富欲望，加上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致富欲望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支持下就能实现，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要注意能力提升和修养提升，社会一方面要加以爱护，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推动其提高。这样才会引领经济不断向高端发展。在当前全球衰退的背景下，对于未来，主流学者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非常悲观，认为中国还会出大问题，甚至预测明年只增长3%；另一种则对危机麻木不仁，不太重视问题，过度强调希望。我的观点可以说介于二者中间，应该是“谨慎乐观”。我估计，2009年会是艰难的一年，也可能会出现大的改革契机，比如维权事件的增多势必引起高层问责。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年。 乐观地看，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生。2010年的重要任务是什么？中国2010年是不是继续保增长，如果保增长要不要延续2009年的基本政策？如果延续2009年的政策要不要根据2010年的情况做一个调整？ 魏杰：现在看来，已逐渐形成共识，中国2010年保增长仍然是重要的任务，而且要继续延续2009年的政策方法，要根据2010年做一些基本的调整。我想按照这个共识对2010年的情况做一个讨论。2010年我们的首要任务肯定是继续保增长。除了近期发生的“迪拜事件”，2010年还会有很多国际事件爆发，对中国的影响还会很大。应该是中国2010年一定还继续把保持增长速度维持在8%左右作为首要任务。既然这样的话，那2009年对策主要是三个。2009年情况怎么样，2010年怎么调整？这是我重点讨论的问题。2009年保增长三个主要的对策：第一个是启动投资。投资由三部分构成，一个就是民生投资。有四大类：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第二个是生产性投资，是对各个产业的投资。 比如对制造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等等。生产性投资主体是企业。第三类投资是资产投资。主要包括资本市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2009年启动三种投资，现在看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启动效果比较明显。 2009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投资这个因素来讲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的效果比较明显。民生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比较大。资产投资11月份开始，房地产资本市场已经远远好于2008年。所以从投资上现在看来，三类投资中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生产性投资远远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和应有的贡献。为什么呢？主要是结构问题。就是结构不合理阻碍了企业投资，现在很多企业进入到生产力过剩阶段，当然不能再投资了。 要从过剩进入短缺这是一个过程，现在结构调整没有获得太多的效果，所以企业没法投资，当然生产投资起不来。因此我估计2010年投资上重要突破点是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为什么结构调整不了？比如说国务院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企业也想结构调整，但是就是非常缓慢。 魏杰：主要原因是技术准入。 也就是没有核心技术，所以没法增加投资。现在很多企业想投资，就是投不了，原于没有核心技术。我去东莞、温州调研，许多资本有钱但是没法投资的原因就是没有核心技术。缺乏核心技术的原因使中国的技术创新一直没走向正轨。中国整个技术创新体制并没有形成，因此技术投资没法进行，我们没法进入短缺领域结构就难以调整。比如说美国之所以技术创新非常强大的原因就是它有一套非常有效的技术创新体制。美国是一个实业经济的大国，核心就是技术。中国恰恰缺乏这个非常重要的体制，美国讲实业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就是把知识孵化成技术。而我们很多政府到处办开发区。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实业经济国家，现在出口是美元、一个是规则、一个是技术，而中国恰恰缺乏这个。所以重点是技术创新体制的构造问题，而技术创新构造体系问题又是改革的问题，所以有人强调2010年要加速改革。所以我想，关于启动投资问题，2009年三大投资的启动应该是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效果比较好，主要是生产性投资起不来，没有起来的主要原因是结构不合理，结构不合理关键是技术创新体制没起来。 这就是2009年保增长的第一条关于启动投资的分析。2009年保增长的第二个对策就是启动消费。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好，2007年出口对增长贡献是10万亿元人民币，2009年统计少了一半。年初定了启动消费两条，一个是增加收入，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这两条做得非常不好。现在中低收入增长微乎其微，再加上最近关于税收、增收的调整，将有些福利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范畴。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从2009年某种意义上讲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有些单位还微微下调。社会保障制度也没有达到应有的状况。虽然2009年的消费比2008年有增长，但是就我们来看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2009年出口减少5万亿GDP，竟然差不多4万亿是靠投资，消费仅仅占了1万亿。所以，2010年恐怕在投资和消费重点是消费的启动。消费启动的重点是提高人们的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方面应该有重大动作。看一下1998年到1999年收入的波线，显示人民收入猛然上了一个台阶，这对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我们要改革目前的国民收入，目前居民个人收入比例占得偏低，国家财政比例收入偏高，重点要调整这个结构。这个结构不调整，个人收入增长很难。所以2010年应该在消费问题上重视对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上多做一些工作才行。比如2009年退税提出了3亿到5亿，农村家电下乡我调研一个是数量太少，再加上做法有问题。老百姓最重要的负担是教育负担，2010年退税应该提高到2000亿，减税个人只减了2200亿，也太少了。我建议2010年减税最少是5000亿。2010年能不能增加个税起征点，如果退税、减税、个税起征点都做的话，消费这块会大幅度提升。2010年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加速调整才行。投资和消费相比，投资2009年贡献比较大，消费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原因就是国民收入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没有达到效果。保增长第三个对策就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从2009年状况来看，我们认为2010年应该收缩货币政策。2009年货币政策过于宽松。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定义是货币增长速度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到6万亿。 2009年新增贷款是10万亿左右，这就不是17%左右，而是30%左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宽松的一次。所以经济增长必须要稳定平衡问题。我自己认为2010年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持续，但是量度必须要约束。应该是2010年CPI增长速度加上GDP增长速度，加上4到5个增长点。2010年GDP是8%左右，CPI是3%左右，加起来是11个点；2010年货币增长15%左右，相当于新增贷款7万亿以上。昨天晚上我和一些企业家通电话谈到这个，他说不行，跟2009年相比少了三分之一的新增贷款，就不可能保证GDP有8%的增长。所以我估计2010年宽松的货币政策量化到什么程度，恐怕还有一个争议的过程。我自己认为应该要寻求一个平衡点。寻找平衡点最后货币政策还是宽松的，只不过用量控制。我自己认为新增贷款一定要控制在7万亿以下，不然可能会有问题，不能延续到2009年。2009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我判断2009年财政政策不是太积极。因为中央政府年底有6万亿国债余额，这相当于借了GDP的20%。按照欧盟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借债可以借到本国GDP的60%。 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2009年的财政政策显然不够积极。所以2010年财政政策能够再积极一点，就可以把货币政策控制在7万亿以下。最近讨论中有人说，你们的计算方法不对，说现在国债余额不是6万亿，是22万亿，去年是30万GDP，借60%是可以借18万亿，现在已经是22万亿了，所以2010年财政政策不能再积极了。后来经过研究发现欧盟标准好像不太适合中国，因为欧盟是私有制国家，还债靠税收，而我们是公有制国家，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我们土地资源国有资产至少卖30万亿，认为还可以继续增长财政政策力度，所以主张2010年财政政策再积极一点。这就是2009年保增长三大对策的效果，2010年要延续它，要根据2009年的情况做一个调整。我总结一下主要有三条：第一个调整是投资上。2010年应该重视生产性投资，关键是结构问题，结构背后是技术创新体制的建立。第二个调整是消费上。2010年应该更加重视消费的启动。2009年消费贡献没有达到预想效果。第三个调整是在宏观政策上。从2009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有所收敛的货币政策。 <h3>中国经济休整过后有晴空——张卓元</h3> 中国经济休整过后有晴空。在经历了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后，2009年GDP增速可能剧降，很多人担心能否保持既定目标。您对经济增速有何看法？ 张卓元：总体来看，中国未来经济有良好的前景。首先我们有很高的储蓄率，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中国有广阔的市场，特别是潜在市场，农民、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收入都还很低；第三，中国有很充沛的劳动力，他们一般有初中以上文化，技术力量增长很快。另外，我们的体制也在不断完善中，不断给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也很重要。 但是，未来中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有些难度，因为还有若干领域改革要攻坚，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分配关系改革。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下滑，GDP经过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也该适时休整了。我认为休整期间，主要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转变；一是解决几方面经济失衡的问题，比如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出口比例不协调的问题。中国经济本来就该要休整、放缓时，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从2008年开始下滑。在政府出台很多救市政策的情况下，我估计整个经济不会出现负增长，只是增长速度下滑。但一些具体指标会出现负增长，例如出口量、发电量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要“保8”，估计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2010年，GDP恢复到9%左右的正常范围，是可以做到的。 <h3>打造金融安全网与社会安全网——魏加宁</h3> 危机还会持续多久？眼下这场危机的传导之快、影响范围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从美国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它究竟还会持续多久？ 魏加宁：目前，国内外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有三种看法：一是V字形，即一两年之内见底反弹，短期内可以很快复苏；二是U字形，即三到五年的时间，有个调整期；三是L形，即调整时间很长，可能十年或更漫长……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年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曾经一再提醒要注意泡沫经济的危险性，是因为泡沫经济只有破灭之后才能知道有多危险。泡沫是相似的，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日本不尽一致，可能中国的情况比日本更复杂。日本经济泡沫是怎么形成和破灭的呢？80年代中后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后，为抵御因出口受阻而带来的经济衰退，日本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大量资金都流到了资产市场，导致日本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包括高尔夫会员证、文物收藏品的价格，几年间两三倍地往上涨。 到了1989年一般商品价格开始涨上来以后，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一提高利率，股市泡沫也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也破了，所以整个泡沫经济破灭了。后来，日本中央银行前任行长几次来中国都讲这个事情，说根据日本的教训，中央银行不但要关注一般商品价格，也要关注资产价格。我们现在还应当关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情况。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是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后来还爆发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还应注意到，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都干了些什么呢？就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日本政府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在泡沫经济形成时期，当时日本的中央银行不仅受政府的控制，而且还受大藏省的领导的控制，没有独立性；第二件事是把金融监管从大藏省独立出来，几经周折逐渐过渡到现在的金融厅；第三件事是推动金融机构重组，发展金融控股集团。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停滞了十几年，还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它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的金融安全网虽然不够健全，但是它还是有金融安全网的。金融安全网一般包括三样东西，一个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再有一个是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职能，还有一个是存款保险制度。日本在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一方面加快金融改革，另一方面调整了存款保险制度，结果很快就把金融市场稳定住了。如果没有这些，其金融危机肯定要更深刻得多。再有一个，日本有很强大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是说它的社会安全网非常健全。所以，日本经济停滞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下岗失业，包括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社会安全网比较健全。我认为，中国要抓紧时间，把这几个网建立起来，而不是光搞项目投资。否则中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有很大的风险。大多人恐怕还是认为建立安全网不能解决眼前之需，立项更能稳住现状，以保短时不出大问题。搞项目多少资金都舍得，但建立安全网这种看不见的工程就不舍得投钱了，因为它不体现政绩。其实还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 现在，回头看看朱镕基总理当年在社保方面所做的改革是高瞻远瞩的，只是后续政策没有继续推进。在政策方面，我们还要有一个反思。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过热，要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过热，冷的时候应当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启动经济。但现在发现一个悖论，热的时候一紧缩货币，首先受到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冷的时候一上项目，往往受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长期这样下去，经济实体会分化，大的国企越来越好，民营中小企业越来越困难。这种悖论的产生，还是由于调控方式有问题。我们紧缩货币的时候是靠贷款规模控制，而不是靠利率，因此首先控制住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如果是用利率手段的话，看起来是一刀切，但是有效益的项目，不管大小企业都可以贷款。关于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有两个问题要看到。一个是此次美国及全球经济下滑，是需求没有了，而非价格的问题。不像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需求还在，美国经济正强盛，别国在贬值，我们不贬就出现价格竞争的问题。再一个是中国长期的发展方式要转变，继续靠出口补贴、人民币汇率低估，等于把福利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 所以现在又回头捡起出口政策和汇率政策，用过去的办法来应对危机，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有专家讲，与其补贴给出口企业，为什么不补贴给农民呢？农民有了收入就可以扩大内需啊。我们总是提要转变发展方式，但真正到应急的时候，就把它扔到一边了。我认为，金融海啸来的时候，当务之急不是“出海抄底”（收购），也不是内部“挖坑蓄水”（扩大内需），这都来不及了。重要的是“筑防波堤”，筑金融安全网、建立社会安全网，先保住自己的安全才是首要问题。 当前中国处于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的低迷期，尝试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刺激内需，或可保一时的GDP。然而，假如美国经济未来两三年迟迟走不出衰退阴影，那中国经济的支撑点会在哪里？ 魏加宁：现在国库还算殷实，一旦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没能产生良好的效应，到时钱也花完了，那会是非常可怕的。因此，不能不提的是垄断部门的改革问题，尤其是铁路的改革问题。“4万亿”很大程度上将投入铁路，问题是铁路体制最落后，政企合一，它带动不了民间资本。所以要依靠改革，带动民间资本，政府就可以投入很少的钱解决很大的问题。 <h3>美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真正走出危机——斯蒂格利茨</h3> 美国提出“Buy America”，这违背了tO协定。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关注到，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斯蒂格利茨：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2008年11月在华盛顿的20国峰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推行保护主义，但几个月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个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美国提出“Buy America”（买美国货），这违背了tO协定。同时另一个观点就是tO协定，它很少考虑到穷国。它更多的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而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其实比保护主义还要糟糕。各个国家不推行保护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保护主义不要发生，否则这会使经济复苏变得困难。因为在经济学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每个国家都在推出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中都是要最大化本国的利益，就势必要推行保护主义。 那这样在刺激计划中带给本国的利益就会被别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所抵消。如果每个国家都只追求自身的利益，那最终的结果便是每个国家都变得更糟。但是不幸的是消除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关税是一种重要的保护主义手段，与此同时补贴也是一种保护主义。在此次各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补贴的影响要比所有人想象得还要大。现在银行体系、汽车行业等很多行业都存在补贴的现象，而这对经济的复苏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在这次危机后要重新思考全球化的问题，保护主义这些措施完全抵消了经济刺激方案所带来的好处。 世界经济的走向如何？世界经济的发展，以您的观察，究竟会走向何方？ 斯蒂格利茨：有一些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全球的贫穷问题、环境问题和全球变暖问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经济的无效率：如何能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如何保证我们消费的购买力能够转化成社会真正需要的产品。我们应该做的是在下一个十年，减缓全球变暖。在这一方面有足够的需求。 我们将会有足够的激励和机会去将这些需求转化为市场。就这个问题，我对联合国有三个关键的建议：首先，需要一个新的全球信贷机构，而且它的监管应该比现有的机构更好；其次要建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最后要有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这是一个很早就被凯恩斯提出来的问题，而目前的系统运行并不良好，所以现在到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的时候。作为金融危机的肇发地和重灾区，美国的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我认为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以后可能无法施加危机之前它所能产生的影响，原因我认为在于美国的金融行业。美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真正走出危机。那么今后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就会共同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有可能重复这样的故事：从一个泡沫走向另一个泡沫。有人问，美国人现在应该增加消费还是增加储蓄？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在讨论的两难问题。 遇到现在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说收入会下降，从长远来讲我们是肯定需要更多的储蓄，零储蓄率绝对不行。但是，问题是现在储蓄率在上升，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在我讲到美国应该如何恰当地应对经济政策的时候，我提到我们不应该鼓励消费，而是应该鼓励投资。比如说，如果你要减税的话，我们应该提供投资信贷，使大家能够更多地投资。给居民减税并不是非常有效的，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从长远来说，正确的方向是更多地储蓄和更多地投资。关于美国所做出的应对政策，大家认为迄今为止美国做出的反应还是很不够的，那会使危机持续时间更长。大家应该从美国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这不仅仅是在金融领域，而且在公司的法人治理中有更深层的问题，这些银行发展得块头过大，以至于它们不可能不失败。我们还需要货币政策的框架，有很大问题的货币政策框架也造成了这次的危机。大家已经多次讨论过全球化，它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也就意味着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全球性的协议是由一些觉得市场万能的这些人所制定的，因此，这些协议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多次提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也需要全球来应对。我们需要国际组织来行动，有G20，但是全球有192个国家，也就是说172个都不是G20的成员，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受到了影响。联合国有一个专家委员会在研究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我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一个就是钱的分配办法要改变，现在的机制效率太慢了。如果这样改革的话，等到下次危机到来之前都不能够完成这些改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配制度，需要一个全球协调机制，也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在这期间我们可以发挥区域倡议的作用，比如说清迈议程。在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自己的经济保持增长。另外，就是它可以为全球均衡地恢复做出贡献，中国可以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和中国自己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希望中国在它自己所属的这个区域以及在全球建立恰当的机制，使得更多的资金能够转向新兴市场方面发挥其作用；并通过G20和联合国来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恢复人们的信心。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五章 金融创新：别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h3>金融阴谋论在中国为何流行——陈志武</h3> 金融阴谋论在中国为何流行？据我所知，您的《金融的逻辑》，主要是根据当前中国热点问题，基于金融学逻辑，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所作的冷峻思考，得以在金融危机拐点乍现的背景下出版的。 陈志武：是的。有本给公众产生了诸多误导，不少朋友都一直考虑如何理性回击。因为它本身就是“歪门邪道”，就像看金庸的小说一样不能太当真。其实，作者对现代金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对于社会的贡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理解都非常欠缺。我觉得，他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不得要领的。针对于此，《金融的逻辑》更多从正统、正道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包括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经营得好；而不是那种从上往下看，讲一些金融大家和金融财团的历史，内容充斥着剥削和阴谋的论调……那样导向不好，不能给后人一个学习的机会，也会对领导层的决策产生误导。几个月前，大家一谈起美国的金融，还都想到的是“危机”，实际上危机在3月份已经探底。两个月前，实体经济已经明显复苏，估计美国经济三季度会有2%的增长，这使得人们对美国金融负面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回归理性的认识。 在这种背景下，《金融的逻辑》出版，也能够让公众从更理性更具有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金融。其实我本人也没有想到，出版的时候会遇到这个转折点。不过话说回来，关于金融的阴谋论，在中国为什么能够这样流行，是因为中国社会总体上还存在着比较相信迷信的风气。那种阴谋论，与其说是科学的理论视角，还不如说是一种迷信。像所宣称的，一小撮金融巨头掌握了众多的金融资源，具备了巨大的金融实力之后，可以产生巨大的控制能力，由此剥削了社会，控制了政治，引发了战争。这些听起来貌似很过瘾，但是，没有讲清楚的是，这些人背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就像我们当年教科书的逻辑：西方的跨国集团总是在掠夺、剥削，如此定调之后，却没有给中国社会以及学界一个机会反问——为什么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会经营得很好？因为，跨国公司面临的政治、文化、制度环境，包括人种环境，这些因素都是非常不利的经营因素。这些公司到了国外之后，是怎样克服方方面面挑战的？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礼仪安全，他们有些什么技巧和方法去开拓市场？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以前，没有从另外的角度来问这些问题，所以没有给知识界学习的机会，以至于中国的公司今天要走出去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一看，原来的教科书和教育里面，没有可以给中国的公司提供什么帮助的。没有让海尔这些公司走出去的时候，吸取西方跨国公司的经验，减少交学费和少走弯路的机会。原因就是以前的西方式掠夺、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宣传教育所致。归根结底，是没有给人们问为什么的机会，也就是英文讲的“why”和“how”。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就没办法去学习，更无法挖掘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一书中，“揭秘”了美联储为“私有的中央银行”。以金融的逻辑来讲，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陈志武：这是作者搜集的原始资料里面，很大的一个误导人的地方。他本人一直强调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货币的发行权必须掌握在政府和公权力的手里。根据这个假定，他看待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不是以历史演变为背景，而是以现在的政治格局作为一个价值尺码看问题，这是非常误导人的地方。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 举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存在好几种货币，30年代更是种类繁多，中央和地方都在发行自己的货币。往上追溯至晚清和民国初期，山东省各个县都有自己的货币，而且银钱和铜钱彼此不同。有美国学者研究，当时货币之间的差价悬殊甚大，烟台等沿海地区的3000钱才换一两银子，内陆的县可能是1500或2000钱换一两银子，差距悬殊却同样可以维系下来。同时，内陆的铜钱和铁钱相对受欢迎，而沿海的银钱更贵，原因是跨地区的贸易，往往以银子做货币兑换；而内陆的县更多的是农贸市场交易，更受欢迎的是碎钱。中国古代的当铺、钱庄、票号等民间金融市场一直比较兴盛，甚至很繁荣。尤其是到20世纪中期，各个省都有自己的纸币和金属币，银钱和铜钱的成色不同，比价差别也很大。因此，历史上除了官钱之外，私钱历来就有。西方国家也存在同样的状况。这其实和民主宪政有关系，当公权力受到社会制约太强的时候，有私钱做银行，做货币发行，可以使中央集权受到老百姓的制约，不会把金融的财富全部集中到政府的手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公害。如果单独存在官钱，朝廷转移民脂民膏的能力达到极致，后果就难以想象。 所以，“阴谋论者”抨击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的股东做起来的背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人类所有的金融发展史皆是如此。再者，对于私人银行掌握货币发行权，人们不必看得那么可怕，就像今天的香港，尽管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汇丰、渣打、中国银行的手里，并不是由政府公权力控制，但它的金融秩序、社会秩序照样运转良好。所以，私有银行控制货币发行并不意味着其会滥用，因为有市场的力量来制约货币发行权。我觉得，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宁可把货币发行权留给市场、留给民间的金融机构，也不能完全掌控在公权力手中。至少因为市场的压力，避免了许多混乱和风险。正因如此，山西的票号，多数时候还是经营得颇为兴旺的。因为它们要想使自己的钱庄世世代代经营下去，就必须懂得信誉和声誉的重要性；滥发票号，最后会导致自己的钱庄崩溃。事实上，的逻辑有许多隐形的假设，最后一概没有解析清楚。整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假设：民间私人银行或私人股东掌握货币发行权，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逻辑。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有些人开始有所膨胀了，普遍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为这种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陈志武：因而，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人已经开始飘飘然了。对他们讲法制和科学，无疑是对牛弹琴。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背后的制度依赖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段时间，我在做电视访谈时曾说，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得“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因此，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在美国，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 最初，《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但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所以，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另外，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这不是坏事。 从综合经营直接就跨到了混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之后，链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在综合经营时代，功能性监管就有效，而在混业经营之后功能性监管也出现许多问题。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又出台了一个《爱国者法案》，针对亚洲和非洲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投资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限制。比如，中国企业要在美国上市，基金一定要在半年之前冻结，这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您怎么看待《爱国者法案》的问题？ 陈志武：你说的其实是一个很新的问题。早前我在瑞士日内瓦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当地的人口十分稀少，国家却很富有，它们基本不制造生产什么东西，当然也有世界流行的瑞士军刀和瑞士手表，但总体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主要发展依赖金融服务业。瑞士银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只要还有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一些对私人的财产保护不完善的国家存在，那么，瑞士私人银行的业务需求就会继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大量空间。 可以说，瑞士的经济增长乃是拜拉丁美洲、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法制不健全、私人财产保护不完善的国情所赐。两者恰好成反比。以此角度来理解《爱国者法案》，可以说，它相对于美国的金融业有利；但是会打击瑞士的私营银行，包括新加坡、香港，原本也想加入瑞士类似的金融业，来提供这种隐私保护的业务。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种打击对各国制度方面的竞争非常不利。因为像瑞士这种给发展中国家的富裕家族和法人服务的私人银行，信用度会随之越来越低。 实际上，原本这种金融服务业的存在，对于那些法制不健全、私人财产保护较弱的国家，形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压力。因为最终只要这些国家，在这些基础制度上差别很大，那么给瑞士这样的国家带来的制度套利的空间就可以很大。然后瑞士通过这种制度套利，给那些制度不健全、私人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产生很多压力，这样逼着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在私人产权保护和法制架构方面，尽量向所谓的国际水平靠拢。但是，有了美国的《爱国者法案》以后，逼迫瑞士银行和全球所有的金融机构，必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短期内制造一些GD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官方公布的GDP有一些虚的成分，但是总体上，能够看到的方方面面的迹象，表明经济复苏是有希望的。 <h3>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是中国金融业的很大漏洞——魏加宁</h3> 危机一来地方政府首先先救企业，这是不对的。具体而言，今后的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才能达到综合疏导的效果？ 魏加宁：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加固金融安全网。金融安全网有三大支柱，首先是审慎监管的监管体系，即银监会；其次是拥有最后贷款人功能的中央银行，即人民银行；还有就是保护中小存款人利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存款保险机构，现在中国还没有。你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立即把存款保险从2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加固存款保险制度；然后是德国，实行全额保险；澳大利亚也宣布在三年之内实行全额保险；科威特也对存款进行担保。大家纷纷这样做，而我国到现在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所以，这是中国金融安全网的一个很大的漏洞。第二件事，是要加强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也就是社会保障。 因为要调整，就会有部分企业倒闭，有倒闭就会有失业。现在很多失业民工提前返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社会保险、养老保险都带不走，社保没有全国联网，它不能跨省漫游，这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民工退保，只能退自己交的那部分，企业交的部分带不走。社保迟迟没有全国联网，这涉及到统筹地方之间，尤其是富裕区域和落后区域的利益平衡问题。像富裕的广东省，省内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保水平也不一样，更不用说省际之间的问题。富裕地区不愿背起外来人员的穷包袱，贫穷地区也没有能力解决那么多人的保障问题。所以说，与其把钱砸到项目里铺路架桥，还不如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基础建设还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为获益的是国有大型企业，而民营中小企业很难分到一杯羹。 失业人员生活没有保障、没有吃、没有住，就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带来诸多不稳定。现在的情况是，危机一来地方政府首先先救企业，这是不对的。在市场条件下，企业生死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去救企业，企业就没有了效率，更会产生很大的依赖性和道德风险。企业经营不符合市场规律就会倒闭，关键还要看有多少企业新生。而政府要解决的是企业破产后，失业的工人要有饭吃，要有社会保障，它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固社会安全网，中央政府要加大投入。政府资金投在这儿，才真正是解决民生问题。所以第三件事，就是要扶持中小企业，建立一整套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政府首先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中国至今也没有一家；然后是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把地下钱庄“暗翻明”，使之规范化，变成民营的中小银行。成立担保公司、互助合作社等等，可以探讨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模式，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h3>没有法律保护的地方融资是危险的——江平</h3> 中国金融监管存在哪些问题？在政府大规模出台救市措施的特殊背景下，放开价格管制会不会提上日程？ 江平：我觉得逐步放开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前几年是物价难以控制，石油价格飞涨，煤电价格也上涨。现在的局势是产品价格下降了，由于价格难以控制所造成的危机已经小多了，所以现在是更好理顺价格关系的时候。比如说，过去发电厂多生产一度电就要赔很多钱，现在电煤的价格大幅下降，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了。价格应该和成本平衡，不能说多生产一度电就赔很多钱，这必须要改变，要不然生产者没有积极性，只剩下国有企业在搞，国家还得补助你。所以，我觉得现在是理顺价格的时候，价格应该能够更好地解决。煤电油运，这些最基本的一些民生产品，应该尽可能地符合市场规律。 关于政府现行的结构性减税和推进税费改革问题，温家宝总理表示，2009年将采取减税、退税或抵免税等多种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强微观经济活力。究竟税制怎么改革，我觉得两个问题可以考虑：一是中国现在的税费问题主要是对经营者的征收负担比较重，过高的税收肯定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尤其在金融危机大量企业倒闭的情况下，你不减税免税，就不可能有太多的积极性。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应该扶持投资的积极性，还税于民。二是缩小收入之间的差距，比如个人所得税，2000元的起征点也太低了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仍未见底。国际市场需求继续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在这种形势下，出口企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可预见的风险加大了，由于汇率、价格或者政府管制的原因，有些本来合同承诺的最后很难兑现。 如果需要法律环境来解决这一问题，就是你在订立国际合同交易时，要把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归纳进来，这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加上在国际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时候允许双方再次谈判，尤其是汇率大幅波动时要备注条款，这样可以避免损失。所以，我们现在要更注意合同里面的预见性、科学性和准确性。在法律规定中，双方发生了问题，合同就是唯一的依据啊。现在有《交易法》、《国际贸易法》，应该是有法可循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定得更准确。我觉得这是大有可为的，操作性非常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求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时间，地方债、民间金融迅速放开，但是这个没有法律依据，到底地方是怎么发行、发行多少、担保的制度如何？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购买的人对于风险的预见性就不可而知，这种问题应该是从完善法制来推进。我们国家往往是因为改革，促进一些措施，先做后立法。实际上就是行政权力太大了，有些做法我不赞同。所以，虽然中国的金融问题不像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样巨大，但是中国金融监管的问题依然堪忧，风险还是不能忽视的。 <h3>现代金融体系既高效配置资源又可分散风险——吴晓求</h3> 把过去以储蓄为主的方式慢慢转变为以投资为主。按照您的观察，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十年奠基后会迎来一次革命性的变化，目前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格局将被彻底改观，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将建立在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基础上。您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缘由是什么？ 吴晓求：中国金融体系的转型是必然的，因为这涉及到金融功能的结构设计问题。我早前就曾说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从原来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转变为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结构状态，但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人对这种改革的战略目标开始出现动摇。因为危机发源地美国的金融体系就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所以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美国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体系，也不会有后来的成就，反而会遇到更大的问题，现今的金融体系分散了这种风险。虽然美国的金融体系遭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它通过良好的金融结构设计还是能够生存下去。可以说，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金融体系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功能正在由资源配置转向风险配置，即金融体系如何使风险流动起来，把风险分散开来，这是其首先必须考虑的，这是现代金融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功能和目标。 以前总是忽略这个问题，人们只知道配置资源，而没有想到把全社会的资产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流动起来，以分散风险。所以，中国金融体系除了需要有一个比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外，还需要有分散风险的功能。国务院批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出于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考量。因为没有资本市场，很多改革就难以找到平台。比如工商银行无法上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永远会是一个自我循环的改革，老百姓就买不到它的股票，也就难以获得工商银行的分红，更获得不了工商银行资产的增值。同时，工商银行也难以建立一个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正常的业务就会受到许多干扰。一旦有了资本市场，现代金融体系就会慢慢构建起来，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我本人确信这个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国内的一些学者，总是觉得中国金融体系应该以商业银行为核心，因为银行体系占据了金融资源的80%。殊不知这正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地方，也是中国金融体系落后的表现。我相信，再过二十年，通过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一定会超过50%，这是金融结构发展的必然规律。 那时，人们收入盈余之后，第一选择的将不再是银行，而一定是选择资本市场上的资产配置，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实际上也就是说，把过去咱们是以储蓄为主的方式慢慢转变为以投资为主。当然，这也是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的。生活水平高了，吃饭问题解决了，人们自然就会关注自身存量财富的增长。强国金融战略要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本币的国际化。 关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您提出，需要一种具有变革精神并顺应现代金融发展趋势的强国金融战略。没有推动金融结构变革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形成强国的金融战略。那么，您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应该作何调整？ 吴晓求：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问题是目标比较实物化，关注CPI。有时候物价的变动和资本与货币关系不太大。比如说物价上涨5%，它是由通货太多引起的，还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这就需要研究；再比如说，2007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的确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这可能与货币没有太多关系。它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相对稀缺品。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除了要关注CPI，还必须关注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 要推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要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型。强国金融战略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本币的国际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强国金融战略？因为这种金融体系在开放条件下，可以将全球资源为我所用。如果既开放，流动性又好，中国的资本市场就可以吸纳大量外部资金，显然可以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的发达离不开其强国的金融战略。为什么中国一直买美国国债，就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机制，加上美国有一个流动性比较好的金融市场，让你不得不去拥有美元，不得不去投资美国市场。这就是强国金融战略。当一个经济体系越来越大，要想维持持续稳定增长，仅仅依赖本国的资源是难以维系的，必须通过强大的开放的金融体系去吸纳他国资源。像韩国、日本的金融体系就没这个功能，基本上是通过非金融因素来维持15年的增长从而成为发达国家。但是现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看似乎进入停滞阶段，这是因为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美国为什么能保持一个世纪的增长？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资源配置机制——金融体系。再看中国，仅仅是人口资源、制度释放，就足以维持15年的高速强增长。 但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保持10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显而易见，这就要在金融体系结构设计上有别于其他国家，要向美国学习。这就是我呼吁构建一个强国金融战略的深层原因。在实施强国金融战略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风险将日趋国际化，市场波动会加大，这一点要有足够认识。中国金融的崛起将要求我们加快推进民主法制化进程，绝不能出现某人一句话就改变规则的事情。当全球的投资者都跑到中国来投资，拿着你的股票、国债，这个时候你想随意改变规则，那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按法律程序进行，必须按国际规范进行，而且信息还要透明。我始终认为，金融的开放和发展与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可能是中国社会民主法制不断完善的重要推动力。这也许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民主化过程。我们不就是要建成这样一个社会吗？如果说我与其他学者有什么不同观点，那就是我是从战略的角度意识到：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动力，同时还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根基。这次危机削弱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美国自身的政策也正在削弱美元的长期信用。 这就意味着原来的金融和货币体系出现了裂缝，裂缝给了新的货币、新的金融力量以成长的空间。中国恰恰可运用这个巨大的裂痕，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来推动金融市场的大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强有力的保障，是强有力的先头部队，资本市场发展是中国金融崛起的主力部队。中国中央政府2009年屡次出牌大动作，在国内五大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力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这些举措，力度和意义都不可谓不大，但还是存在一种最基本的疑问：人民币到底能否做起来？ 吴晓求：我相信人民币能国际化。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它的产业必须具备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中国的产业目前虽然还不完全具备这一点，但是整个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加上人民币具有较好的国际信用，同时美元的长期信用现在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削弱，也就是说全球货币体系里面已经出现缝隙，此时如果有新的稳定货币出现，就会慢慢被人们所接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多种弊端的深刻反思，鉴于这种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利己性、缺乏约束制衡机制、权利义务不对称等内在缺陷，各国在不断比较与衡量的基础上，希望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当打破现有货币体系的收益大于成本成为一种持续预期，美元将无法再维持唯一国际货币的地位。世界贸易呈现出的多元化开放格局，以及世界金融储备体系和世界贸易结算体系的变化趋势，促使全球货币体系必将作根本性调整。从单极向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会全面提升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货币地位。人民币虽然目前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甚至还不是可交易的货币，但中国具有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且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整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之重要一元。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形成负面影响，但就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及中低价产品，收入弹性相对较小，在经济不景气和居民收入下降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可能不降反升。同时，中国通过采取上调部分行业产品出口退税率、改善对外贸易环境等系列措施，部分缓解了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因此，金融危机之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不乏有利因素。此外，危机反倒逼中国贸易结构升级，提高产品竞争力和科技含量，这将增强贸易支付的选择权和货币影响力，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要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必须解决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这需要依托金融的崛起，而金融崛起则要求拥有国际化的货币环境。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下各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的较量中，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大于挑战。如果要想牢牢抓住历史机遇，贸易将是一个突破口。这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结算、投资的使用范围。政府近期公布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措施，从短期来看，主要是为国内的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所采取的重要措施；长期来看，它是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关键一步。此外，中国还要积极稳妥推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使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整个亚洲率先实现区域化。最后，不仅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不仅在实体贸易上还要在金融投资上，逐步放松对人民币兑换、交易的限制，最终使之成为完全可交易的货币和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区域化只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非常短期的目标。我认为，到2020年，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二大货币，目标也就是超过欧元。这一目标非常重要，中国在相当长时间不要成为老大，一定是美元在前面，中国排在第二。 因为，美国虽然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但它毕竟是全球金融体系100多年的霸主，世界经济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撼动。中国若与之竞争，还为时过早，短期内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与美元共同发展上。不过，国际货币体系在未来一段时期有可能出现欧元和美元争夺主导权、日元和人民币伺机出击的局面。最终能否出现多强鼎立的局面，仍将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消长。但从单极到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必然发展趋势。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具有足够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来支撑。发展资本市场，首先要通过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法制体系来实现规范发展，以有效解决资本市场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增强对市场主体和资金的吸引力，实现资本的可持续流动，保持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其次，要完善结构，不仅注重股市，还要注重债市与金融衍生产品及市场的发展培育。在产品创新上把握尺度，加强产品设计各环节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最后，制定全球化发展战略，要树立起大国心志、大国视野和大国责任意识，把中国资本市场培育成新世纪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重要的资产配置中心或财富管理中心。 创业板上市是否能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目前，中国创业板上市的有关政策业已明朗化，但此前您却认为创业板出台为之过早，不知您持此态度的缘由是什么？ 吴晓求：我对创业板的理解经过了几个阶段。早期，从资本市场结构的角度考量，需要呼吁推出一个孵化中小企业的市场；之后，开始思考资本市场的风险结构设计，包括社会公众、原始股东、风险投资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些是必须分清职责的。原来有观点认为，创业板上市能够解决中小企业急于融资的困境，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资本市场对融资的要求很高，实际上是一个并不便宜的融资渠道，它对股东的回报超过债务的回报。就是说，如果到银行都融不到资的话，到创业板就更成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政策的出台非常谨慎，到创业板上市还是有条件的，上市的条件虽然比主板低，但上市后的监管则更严格。第一，门槛不能太低。股本现在已提高到3000万元，而且还必须有赢利要求，有一套财务标准，主要是为了过滤风险。第二，创业板企业上市之后，要对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进行严密监控。减持条件从理论上讲要比主板苛刻，因为创业板主要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控股股东一旦跑了，企业就完了。所以，对控股股东的减持要吸取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控股股东每年减持不能超过所持股份的10%，按照这个标准十年之后才能减持完。第三，一定要对创业板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最严厉的处罚。这中间没有警告，也没有停牌，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一旦有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那就要迅速退市，而且是永久退市。创业板首先是个高风险的市场，其次才是个高成长的市场，要跟投资者说清楚。第四，要把壳资源废掉，创业板没有什么壳资源。把以上四条做好，创业板才会有希望。如果没有这些约束，让创业板任意发展下去则会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灾难，可能会变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观点正在被有关部门逐渐接受，在逐步落实。人性是贪婪的，没有制度约束，贪婪的人性会无节制地膨胀。2009年6月18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就重启IPO发布的有关办法已实施，关闭长达九个月的A股IPO大门重新打开。我认为IPO重启，没有什么指数标准，甚至也没有什么最佳时机。纯粹来说，发行上市是有标准的，符合标准即可IPO。IPO重启不应与指数挂钩，而应该按照正常发行规则走。把IPO重启当做市场调控的砝码是不恰当的，不能认为指数越低，重启IPO的风险就越大。 IPO是中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股市的发展。我认为只要是成长性的、信息透明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都欢迎。股市回暖实际上是投资者对美元贬值的担忧。 对于上半年股市转暖的话题，您曾表示“资源能源股价格的上涨并不是由实体经济需求引起的”，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吴晓求：前段时间资源股价格涨得非常快，这并不是经济回暖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实际上是投资者对美元贬值的担忧，从而带来资源配置性需求的提升。事实上，在美元贬值预期下，投资于战略资源是一种避险行为，资源配置结构调整之后，所带来的需求不是因为经济回暖，而是一种避险需求。这种上涨是不会长久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稳定下来。关于2009年股市的走势，基本上是一种上升态势，当然这种上升在下半年是会有波动的，预计在2000点到4000点左右徘徊。现在的行情，实际上就是2008年大幅度、非理性下跌的一个校正，使之回到一个正常的价值体系中。我认为，3000点左右是比较符合目前的经济情况的。 当然，整个的经济回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大概会比其它国家率先复苏。这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健康的，信贷市场不但没有收缩，反而在大规模扩张，这样就有资金支撑并推动实体经济率先复苏。欧美国家主要是金融体系受到了严重影响，从而信贷市场大幅度收缩。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内需正在扩张，而美国内需已经不可能再扩张。我们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正在形成。因此，中国的股票市场往上涨，是有经济好转预期的。应该说2009年的市场不会出现2007年疯长的情况，应该是相对理性的上升趋势。 中国资本市场好基础已形成，改革需深化。您怎么看待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情况？ 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情况，应该说已经处于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中。 过去几年，我们花大力气解决了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三大问题，从而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改革的成功为资本市场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制度平台。如若不然，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没有前途的。 二是资本市场的资金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6年之前，证券公司都是准银行，每个人买股票都要到证券公司存钱，证券公司把客户的钱分成三部分，一是结算，二是自营，三是同业存款。所以，经常会出现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情况。市场一旦大跌，证券公司便纷纷破产。但是，这次股市从6000多点下到1600多点，没有一家证券公司破产，原因是我们改革了资金管理制度，从原来的证券公司保管客户的保证金，到现在由第三方也就是银行来保管，中间有一个非常高的防火墙。以前的证券公司是市场风险的放大器，市场涨的时候，它挪用保证金助市场上涨；市场下跌的时候它又疯狂地抛售，这就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因此，资本市场资金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克服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资源约束。这指的是2006年5月份之后海外蓝筹股的回归。蓝筹股的回归确实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如果没有它们的回归，全是一些小公司，这样的市场还有什么价值？有了大量蓝筹股，才有大量资金通过基金等方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这个市场才会成为财富管理的中枢。上述三大改革，的确使中国资本市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并非没有问题，比如虚假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还有一些亟待改革的地方。股权分置改革给市场留下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大股东利用减持的机会来操纵市场，有的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在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内幕交易。最近，我发现上市公司高管们减持非常严重。在高位减持，相关部门要对此严格监控。在高管离任一年之后才能允许减持。无论是大股东还是高管，一般情况下不能随意买自身的股票，只有当市场遇到重大危机，下跌得一塌糊涂时，为稳定股价，才能允许增持或上市公司回购。如果说股权分置改革留下了一些后遗症的话，那就是大小非解禁到期之后，对于减持比例和节奏没有作出相应规定，这对股市的稳定会带来一些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国市场如何更好地开放，毕竟中国市场还是要做大做强的。中国政府决定把上海建设成为新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中心的核心是资本市场，所以开放是必然的趋势。全球的金融体系很容易被美国“绑架”。持续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让中国亦喜亦忧。记得您曾表示，完全不认同“投资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结构最优选择”的说法，称是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讲？ 吴晓求：中国的外汇储备之所以这么多，是和长期的贸易顺差、FDI联系在一起的，是目前外汇管理制度的必然结果。首先，中国无论是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还是外汇储备越来越多，我始终认为是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结果。实际上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已经非常严重。本来中国的产品价廉物美，利用我们自身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使得中国制造的日用消费品占据全世界消费品的80%。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之后，我们想买一些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资源，或者是目前还不具备优势的一些高科技产品，以此平衡我们的贸易收支，相互弥补、共同发展。 一个国家不可能包打天下，它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比如说美国，显而易见它的高科技产品是贸易优势，中国需要的就是用消费品交换它的高科技产品。后来发现美国人不卖高科技产品给我们，这样中国就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了，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无奈。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么多，也是投资保护主义的结果。中国逐渐富裕之后，我们的企业想去国外投资，却发现国外投资是难以想象地艰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有的地方不惜省长出动带队踏出国门招商引资。一旦我们的企业要去欧美投资，人家就觉得你有什么动机似的，像要来颠覆这个国家一样，对你严加防范、相当排斥。中国企业出国投资很不容易。反观自己，我们在某些方面似乎对外有点儿过于开放了。媒体经常报道，国内的很多矿产莫名其妙地就被外国人买走了！基于此，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所有的地下战略资源严格禁止外资进入。 你看这次收购力拓，我们花185亿美元人家都不同意，他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本来跨国投资可以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但是阻力重重，投资不成就只能换成美元了，而美元一直不断贬值，无奈的出路就是买进美国国债。所以，购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选择，是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主义的牺牲品，一个受害的结果，决不是最优的选择。源头出在目前全球是单一的货币体系。单一美元货币体系有很大问题，它没有约束，全球的金融体系很容易被美国绑架。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刺激财政，剩下的伎俩就是通过大量发行美元来刺激需求；但大量发行美元就意味着持有美元及美元资产的国家资产贬值，中国首当其冲。现在中国已经是受害者，所以我们必须改革，推动全球金融结构和货币体系的改革，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要改变目前的情况，首先必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也就说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上要有制衡，要有多样化选择。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次，还必须调整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现在美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资产市场，但是一个不够，应该出现几个同等重要的资产市场，比如中国。因此，要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构造新的金融秩序，就要建设新的金融中心，就要让人民币逐步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才能够改变目前的状况。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六章 货币与财政：让人民币为人民服务 <h3>要全球化，但不要全盘西化——刘伟</h3> 人民币封闭起来，就能屏蔽掉风险吗？为避免经济下滑，当局可能寄望调整汇率政策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放慢升值步伐。如今已经出现人民币从升值转向贬值的趋势。这样一来，中国应该如何从根本上调整汇率政策？ 刘伟：这就是汇率机制的问题。国内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这次避开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包括上世纪90年代末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货币不是自由货币，中国的金融体系开放得还不够，基本上是封闭起来的，所以屏蔽掉了风险。为什么没受到正面冲击呢？因为你落后。不妨打一个比喻：乙看到甲游泳时不小心呛水，就为自己不会游泳而窃喜。不能把自身缺陷和不足作为优势总结。那么，经过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调整，大家要看到，中国的方向是国际化和市场化，人民币也一定要国际化。 而且，伴随着国力的提高，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肯定是一种进步的、文明的方向。这场危机告诉我们，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的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要盲目地货币自由化，但又不能由此反对或阻碍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方向。难道更加封闭就好吗？中国的货币政策一如心脏需要供血，但血管这儿被堵塞。通过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考验，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还有哪些不足？在危机到来时，我们使用金融工具时都出现了哪些问题？怎样改进？刘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肯定有问题，各个国家的货币问题都在通过这次危机进行自我检讨。有人认为货币政策根本就没有用，甚至认为危机是货币政策惹的祸，然后让财政政策来买单。但在中国，说句老实话，不是货币政策不够松，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问题。整个社会制度，使得整个货币的扩张传递不出去，实现不了，这个是很要紧的问题。 比如心脏需要供血，但是血管这儿被堵塞。这恐怕是将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这次危机验证了中国过分的外需依赖，不过这个判断我不是很同意。什么叫过度？你有没有一个准确的度？中国要是真正进入西方的一体化，弄不好自己要承受更大的灾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要反对的是一体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和发达国家一体化？我们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和西方的基督文明怎么一体化？我们是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社会、法律、行政制度，你和西方的制度怎么一体化？所以一般我们不要撇开国情和国际的现实，去盲目地简单讲一体化，像历史上东欧的一体化实践都证明是失败的。但是要知道，不能由此而反对全球化。全球化一定是一种趋势，是遏制不住的历史潮流。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一定是全球当中的一部分，中国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一定是全球化的一个内容。上述几个问题，都是对中国体制影响非常关键的问题。 <h3>我有四项理由主张地方发债——魏加宁</h3> 减税比增加支出更有意义和效率。当前经济形势之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减税呼声很高。对此您认为有没有较好的改革举措，纾解作为市场经济细胞的企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群体的眼下之困局？ 魏加宁：这个问题其实是财税改革，即增值税转型。它一方面可以起到减税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企业设备更新。现在中央正在做，估计要减税1200亿元，对此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目前这种经济环境下，减税是一个首选的政策，它比增加支出更有意义和效率。这是学者们的共识。除此之外，个人所得税能不能以家庭为单位出现。其实国外就是这样的政策，这有两方面好处：一可以减税，有抚养人口就可以减少税收，减轻家庭负担；二可以减轻就业压力，夫妻没有必要两个人都去工作，妻子可以在家照顾家庭。因为减税的时候把抚养人口的部分剔除了，然后家庭赋税的压力大大减小。另外需要理顺资源价格，包括征收燃油税。像燃油税问题已经争论了14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推出，就是因为油价在不断地上涨，担心消费者承受不起；现在油价降下来，推出正是时机。 燃油税也可以说是费改税，可能把养路费、过桥费并到里面，这样的好处是鼓励买车，但不鼓励用车。以前只要买，车开不开都要缴费，现在是不开就不用缴费，趋于合理。要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来推动地方财政制度改革。我有四项理由主张地方发债。理由一，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是地方政府在落实，而用于建设的资金往往来源于上代人或上几代人，基建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数年建成之后，往往是下代人甚至下几代人去享受，这样就存在一种代际之间的不公平。所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就可以解决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后人享用应该由后人去还债。理由二，即使中央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依然拥有各种形式的隐形债务。这个隐形债务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计算，风险无法控制，无法管理。它和地下金融是同样道理，所以我主张“暗翻明”……第三个理由，就是它比银行贷款要有很多好处。现在基建项目都是靠银行贷款，最近实施的“4万亿”投资，地方政府肯定会找上银行，理由就是银行必须贷款支持地方建设。中央有精神指明就是拉动内需，而银行只能放贷，没有挡箭牌。 所以，地方用钱就不用担心效益好坏，而银行的风险就加大了。如果发债，可以有四个约束环节：首先，地方发债必须要经过当地人大审批，各国都是如此。其次，中央政府把关，可以把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先行挡下。第三，就是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第四，约束机制是投资者，包括商业银行，可以自主决策，有利可图就买，认为风险过大就可以不买。这种约束是市场化的，投资者拥有完全的主动权。这种债券是全国互通性的，没有限制。但一般当地老百姓更了解当地的状况。比如，北京修地铁，北京的老百姓容易知道效益如何，当地的媒体对项目更清楚。如果搞成形象工程之类的项目，当地的百姓肯定不会买单。所以，地方发债对项目的约束更强，比银行贷款的风险更小一些。第四个理由，就是地方发债比国债项目更注意效益。国债项目都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地方报项目的时候，没有效益的项目也要上，毕竟可以拉动当时的GDP。一般都是先把钱要到手再说，项目建成以后实际的效益如何，地方政府不关心，中央部门也不关心。我们在地方调研时发现过这种问题，国债项目建完之后就荒废起来。因此1998年以来的国债项目很值得去考察。 <h3>扩大居民消费要靠财政出钱——张卓元</h3> 我认为现在一个劲儿地投资也有问题。您怎样看待中央这次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什么把保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张卓元：在经济寒流严重袭击下，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看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实施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保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所以必要，主要是近几个月经济下滑过猛，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大量工厂关闭或停产，失业人员增加很多。比如，有报道称，中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这不但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出手促进经济增长，核心是促进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扩大内需是必然选择，这几年我国内外需严重失衡，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对外出口依存度（即出口占GDP比重）为18%，而到2007年则上升到38%；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最终消费率降到点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占的比重更降到40%以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经济衰退之中，进口需求锐减，导致我国大批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出口萎缩，甚至处于停产状态。所以，要抑制经济的严重下滑，就必须扩大内需，改变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的局面。实际上，2008年底，中央政府已经紧急启动扩大内需的政策。2008年11月国务院提出“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各省市又提出了本地区的投资刺激计划，加起来总达235万亿元。与此同时，长期建设国债拟发行数一再加码，2009年一年发行数额就将远远大于1998～2000年三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的3600亿元。上述投资计划将逐步落实，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只要国际金融危机不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恶化，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的情况下，保增长问题不大。估计2009年下半年经济很有可能在密集的投资带动下转暖。 我认为现在一个劲儿地投资也有问题，特别是到了地方，过去被否了的项目又重新上马，影响生态环境，等于用新的产能过剩解决暂时的问题。这是肯定不行的。在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加深的背景下，这次提出“保8”（即GDP增长8%），究竟能不能做到？我个人认为要“保8”并不太难，难的是后面的几个配套，比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节能减排、改善民生等。又好又快是扩大消费需求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着力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不要把提高中产者的收入水平放在第一位。这对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也有好处。所以，在怎么样扩大消费方面，要更多地想办法扩大需求，而且要更具体一点。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我们国家长期投资增速过快，扩内需应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十七大报告说：“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是实际做起来很难。这主要是因为，扩内需促增长短期见效要靠扩大投资需求，而靠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调整结构和长期的持续增长，但不易短期见效。目前政府部门的主要倾向还是着力扩大投资需求，投资于产业链条长的工业项目。只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主要扩大消费需求。有人说，中国这几年消费增长已经不慢了，很难大步加快。的确，靠常规的办法，消费增长难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难以大幅度提高。所以，如果要较大幅度提高消费，特别是居民的消费比重，就要另有大的动作，要靠财政拿钱，而这会影响投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最难的是调结构。调结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 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且要用慢工夫，急不得，甚至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一定能明显见效。所以，一些政府部门很难选择它作为工作着力点。他们优先选择的是保这两年经济增速不要掉到8%以下，哪怕要上一些“两高一资”项目也在所不惜，尽可能把矛盾往后推移。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能降耗减排，这是一个硬功夫，没有四五年以上努力难有大的成效。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使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这包括，不再用GDP增速作为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理顺要素和资源的价格、提高市场开放度、开征环保税、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型等，这些，有的同短期保增长会有一定的矛盾，因而不容易出台。这次燃油税出台也说明改革之难。如果不是国际市场油价下跌2/3多，叫喊了多年的燃油税是无法出台的。现在出台的燃油税税负似乎也太低，对节能的作用不够大。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七章 房地产：中国人的幸福经济学 <h3>房产“物业税”征还是不征——白重恩</h3> 物业税所引起的一次性房价降低，有利于中低收入消费者购房。您早前曾提出，出台物业税对解决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盛行、中低收入消费者买不起住房等问题，对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金融系统的稳定，也有重要意义。最近，关于物业税的问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您能否以此为基点，综合系统地谈谈中国房地产的深层问题？ 白重恩：物业税的利好因素我也谈过多次，但是目前还是有些争议。首先，物业税所引起的一次性房价降低，有利于中低收入消费者购房。其次，在一般情况下，未来的物业税额和届时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正相关，所以消费者支付物业税也不应成为问题——经济状况好时，房地产价格会较高。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物业税额也比较高，消费者收入和支付能力也相应提高；经济状况较差时，尽管消费者支付能力较低，但房价因经济较差而不会太高，所以物业税额也相应下降。综合这两个因素，物业税的实施有益于中低收入的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购房能力增强，房地产开发商将把注意力转移到为他们提供自住房上来，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直接竞争以及开发商注意力的转移对房地产投机者是不利的。 最后，即便未来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物业税也会随着大幅上涨，投机者所得的投机利润将受到抑制。当中低收入消费者购买自住房相对增加而投机性购房相对减少时，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都会相应提高。首先，房地产的空置率会下降，而过高的空置率是影响房地产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其次，消费者对自住房的需求比较稳定，而投机需求则受很多外在因素影响（比如境外投机者对汇率的预期）而波动很大。而且，物业税带来的房地产消费者支付形式的变化，也会有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物业税的直接效果是将消费者的支付从很高的一次性支付，变为较低的一次性支付加上未来的多次较小额支付。如果消费者从银行贷款，物业税使消费者的支付从每月较高的按揭付款变为每月较低的按揭付款加上物业税款。在后一种付款方式下，消费者面临付款困难的可能性较小，从而减少消费者拖欠按揭付款或停止按揭付款的可能性，并减少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物业税的推动有几个难点。 例如，对什么样的人减免，如何减免？一个退休的老职工，企业分给他一套房子，当时几万元买下来，现在升值到100多万元，你叫人家怎么缴税？怎么划线？再者，不同的地方政府有不同的态度，像浙江地皮已经没有多少，反正土地出让金没了，当然希望收税。有些地方，还没怎么开始征收土地出让金，你收了物业税以后，土地出让金就开始受到影响。地方政府的利益怎么平衡？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设想可以从增量开始，存量先搁置，从新开发的房子开始征税，如此，消费者也会有预期心理。这里面，存量的二手房依然不缴税，否则会影响二手房的交易。当然，地方政府并不一定待见这项政策。 假如新增房价收税，新房价格就会降低，开发商就不愿意买地，那么地方财政就要受损。前段时间，地方政府根本批不出去地。如果物业税出台，财政收入有一点是一点，但是2009年一季度的“小阳春”又让地方政府兴奋起来了，物业税可以说是举步维艰。针对这个矛盾，政策可以开一个口子，即允许地方政府以物业税为抵押发行债券，把未来物业税的一部分收入拿到现在利用，补偿地方政府的潜在损失。但即便这样，也有人反对：怎么可以让政府拿明天的钱今天用？其实土地出让金的局面已经是这样了。试想债券规模可以限制，土地出让金没法限制，因为债券投资者就会考虑，未来物业税的还债能力如何？政府自然就会限制债券规模，规模太大就没有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 <h3>中国房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夏斌</h3> 讨论房价问题，要防止舆论上将长期与短期问题混淆。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讨论，是当前宏观经济领域讨论中问题最多、意见最不易统一的领域。鉴于此，目前要选择从长期看来是正确的调控政策，必须先就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从宏观角度予以理论上的澄清。基于澄清后的正确认识，可以说调控房市的长期政策倾向本应是清晰的、简单的。 夏斌：一是房价的长期与短期问题。媒体上经常将上海、北京的房价与香港比，认为中国房价将持续上涨。确实，如果看好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再过20年经济总量将逼近美国、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景；如果看好中国经济在进一步提高全球化水平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将更加繁荣这一历史必然。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从长期看，房价会呈上涨的趋势。但是，也应该看到，因为经济周期调整、因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尚未成熟，政策尚需不断完善的因素、因为人口老龄化，城市独身子女家庭继承双方父辈房产逐渐增多的因素，或是宏观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后的调整因素等等。 由于诸多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在某个历史时期，房价未必一定是涨，也许是跌，或者涨的趋势根本不是现在人们所预期的走势。因此，投资房市特别是借钱进行投资，也许就会遭到严重损失，甚至是倾家荡产。所以，讨论房价问题，要防止舆论上将长期与短期问题混淆。二是民生与市场的问题。经过近几年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摸索，人们越来越清楚，居民住房问题不仅是个市场问题，也是个民生问题、社会政治问题。调控房市，首先必须基本保障每个公民有最起码的居住权，需要对一部分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以非市场化的廉租房形式予以保障。在此前提下，才谈得上对除廉租房性质之外的一切住房，从宏观经济变量间平衡的角度出发予以市场化调控。因此，基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处于较低阶段的特点，基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个渐进过程的特点，在调控中，只要是确保了宏观经济的基本平衡，即使面对居民改善性住房及其他房价的上升，舆论上的引导，不能给居民购买改善性住房和大学生毕业没几年就可以按揭买房，以更高的期望值。 同样，在调控中，面对改善性住房及其他房价的下跌，也不必惊慌失措，应尽量由市场规律发生作用。因为只要宏观经济保持了基本的平衡，短期内房价出现较大幅度的涨跌，并不意味宏观调控出了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的可能是一个不成熟房地产市场中的其他政策制度的问题。只有区分了民生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宏观调控才有主动权，才有空间。三是支柱产业与虚拟资产问题。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已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承认，当前的中国，买房既可作为消费，又可作为投资，这也是一个现实。因此，如果政策引导不当，房价上涨预期较快，这时购房的投资、投机因素往往是大于消费因素，虚拟资产的特征会明显突出。而在实际生活中，支柱产业因素与虚拟资产因素又是混合、同时存在的。虚拟资产因素往往又是宏观经济周期过度波动的干扰因素。 因此，基于宏观调控的长期政策思考，第一，应想尽办法消除房市中虚拟资产因素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负面影响；第二，即使作为支柱产业也不是鼓励其做得越大越好，似乎一说支柱产业就不应该在一定时期采取压缩、限制其过快发展的政策。因此对一个支柱产业同样应在宏观经济总量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考虑其在增长与物价诸平衡间的取舍问题。特别是在当今流动性过多、存在资产价格上升压力的情况下，且房市本身诸多制度还不完善、调控房市的政策尚处摸索阶段时，更要关注其虚拟资产因素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中国要吸取世界各国发展房地产市场中的经验与教训。凡是将房市作为消费市场的，一国经济周期波动就比较小，如德国、法国等。凡是将房市作为投资市场的，一国经济周期波动就比较大，如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基于此现实，“十七大”文件提出要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收入，应鼓励老百姓从投资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收入（资本回报），而不是鼓励老百姓从投资虚拟资产市场去获得不稳定的财产收入（靠资产价格上涨）。四是跨期消费与信用膨胀的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后，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之一，是结构问题。集中反映诸多结构问题的突出表现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因此，扩大消费是当今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中的核心内容。由此出发，鼓励居民利用金融功能进行跨期消费是题中之义。但是，跨期消费应不应该有个“度”？“度”在哪里？这同样又必须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平衡角度进行思考。相对于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较慢，此时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较大而出现利率水平的频繁调整，原按揭利率水平较低的贷款或首付比例较低的贷款，有可能出现贷款偿付风险，或者出现信用膨胀的宏观风险。因此，从宏观经济平衡增长出发，必须对跨期消费要有一个“度”的控制。既要允许跨期消费，又要防止信用过度膨胀。在这个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已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训。最后是中长期原则。 基于以上四点宏观思考，面对中国当前房市调控中的一系列政策，有些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偏、调整有一定的难度；但从中长期看，必须毫不动摇地予以明确坚持的原则是：第一，对民生与市场问题，要有清晰的区别政策，不能含糊不清。第二，必须运用税收、金融等手段，减弱房地产市场中的虚拟资产市场因素。第三，只要是涉及金融放大功能的，一定要坚持一定的监管限制政策。同时，当前认为金融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冷热的舆论，是不正确的、危险的，要加以正确引导。在运用金融功能支持房地产企业进行跨期生产和支持居民跨期消费时，不能仅仅看到其实体经济意义上的投资与消费的作用，而忽视其宏观风险。 必须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之一的金融政策，置于经济增长与物价、经济增长与信用供给、国际收支平衡的最基本的长期考量中。总之，只要解决好房市中的民生问题，并将房市按消费品市场进行一定风险度控制的制度约束，中国的房市自然会出现一个稳定发展的走势，政府的宏观调控也不会因房市过度波动而带来烦恼与被动。眼前，上述政策的调整，也许会影响房地产行业，进而影响投资。对此，调整策略可采取：首先，坚持渐变、先易后难、逐步衔接的原则；然后，保持清醒认识，对于短期内投资下降的问题，绝不采取简单的饮鸠止渴政策，不迁就从长期看早应解决的制度问题。应尽快通过改革，以改善其他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投资消费政策予以弥补。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八章 以人为本：下一个三十年的重心是“富民” <h3>中国经济效率堪忧——刘伟</h3> 如何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效率？从凯恩斯理论及菲利普斯曲线看到的，现在一是失业率的问题，二是通胀的问题。中国失业率已经在提高，而股市、楼市却在涨，这会不会构成滞胀的因素？从总供给角度看，应该怎样调整宏观政策结构，降低失业率，来提高经济效率呢？ 刘伟：股市、楼市是一个资产品的价格，相对微观，暂时还无法构成整个经济的滞胀。宏观地看，物价总水平和失业率的提高并行就是滞胀。物价总水平、宏观问题讲的不是股市或楼市等某一个产品。因为滞胀的局面很复杂，宏观政策选择起来也很困难，所以现在就要考虑：第一，这一轮拉动增长的效应能否尽快显现出来，增加就业。如果显现得越快，就表明恢复得越好（即使出现通胀），我们政策掉头时候的“本钱”就越大，这就得通过把宏观政策搞得很紧来治理通胀了；第二，如果这一轮政策下去带来的增长不大，失业率不低，通胀一来就不敢大手笔地治理通胀，那是因为失业的压力太大了。因此，这一轮宏观政策的选择和拉动增长的效应，对未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控制滞胀必须提高经济效率，此时要特别考虑这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 因为未来出现滞胀的关键是成本提高，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品的价格、生产资料投入品（煤电运油、上游投入品）的价格。特别是在这儿，一方面资本品、稀缺品的价格在提高；另一方面，关键是人们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滞胀的要害是成本推动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产出没有压住它。所以要特别突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技术含量、投入产出比越好，未来滞胀的可能性就越小。目前在效率方面实在令人堪忧，包括过去一些被禁止和限制的项目，现在也因为保增长而纷纷上马。这是近期的问题，可以理解。这属于短期对付危机的手段，但是中期不能如此，否则又会形成新一轮的次贷和低效率。所以，这次宏观调控中央有很大的变化，叫“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调结构就不是需求方面的，而是供给方面的，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长期的。结构变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即由于效率的改善，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样，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成长的竞争力不同，然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就有了结构性的变化，包括地区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 所以结构变化是效率改善的结果。由于效率改善不同，国民经济表现出结构也开始变化，而效率改善是建立在技术和制度创新之上的，这两者是中长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总需求那样，措施一下去就见效。从总供给角度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就需要技术和制度的改变，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务衔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统统衔接好。这才是在能够有效地保增长、扩就业的同时，避免未来中期出现滞胀的根本办法。近期威胁主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滞胀。治理衰退就是刺激总量需求，但是治理滞胀就不是总量的问题了，而是供给问题，就要有结构的变化、有效率，这样才能把成本降下来。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建设一样东西却很难。我们为实现阶段性任务和主要矛盾的解决而有所侧重，的确可以理解，但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建设一样东西却很难。 在“危机”、“复苏”等语境下，会不会出现违背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以保增长为名推迟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刘伟：这是两个问题。增长问题只是宏观目标、政策倾向问题，而社会问题分为增长问题、发展问题、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就是这次经济危机会不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影响。这次危机是一百多年来西方最大最深刻的危机，也是西方对中国影响最深刻的危机。本质上讲，它对西方世界的经济体制提出的挑战，恐怕也是极其深刻的一次，由此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影响也可谓空前。从西方经济的制度演变和政策方式演变看来，它始终有一个经济哲学的分歧，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理性干预主义两个阵营的争论。从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开始，经济自由主义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背景的古典经济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叫做“看不见的手”，这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的观点主要是战胜两个东西，一个是封建的、专制的政权，即资产阶级革命；另外一个从政策方面，它实际上是反法国的重商学派。在英国的革命之前，重商学派是主张干预的，认为财富的源泉来自于国际贸易，那么国家就是最大的获得财富的动力，国家肯定要做主导了。当年英国财政大臣提出一系列的财政保护措施及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政策，即后来所谓的重商主义。 所以，英国产业革命实际上宣告了商业革命时代的结束，它以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反对之前法国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在此前后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最后经济自由主义取得胜利。这既是对封建时代、也是对重商主义的一个胜利。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到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第二波世界强国的崛起，德国和美国逐渐崭露头角。但是它们的工业化比英法要晚，在19世纪起来时不能主张自由竞争，因为它们的资本力量比英法要弱，所以要追求国家保护。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制度学派，当时就提出来国家要干预，所以德意志始终对国家意志很强调。这时他们对经济自由主义就提出了怀疑，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开始形成，但是没有占统治地位。 不过，到了1929～1933年大危机，表明市场自发的自由是有问题了，就产生了凯恩斯革命，国家理性干预主义就开始出现，取代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经过“二战”几十年就出现了滞胀，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就形成新自由主义学说。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新的经济自由主义重振，强调产权问题、市场自由竞争，因为它们觉得国家干预主义也有失灵的时候，而且问题更大。这一次是第五次，经济自由主义遭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怀疑。出现危机之后，大家都在检讨自由竞争是有一定问题的。1999年美国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美国的金融机构开始转向混业经营，监管机构由分业监管变为功能性监管。 这是一次监管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而监管制度不成熟不完善的困境，这也是金融危机失控的一大原因。而21世纪的这次危机我们也会迎来一场新的制度革命。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过分泡沫化，过分地交易，造成市场中的种种问题，诸如，信息不对称问题、欺诈问题、道德问题、投机问题、约束问题等等。这就表明在现在经济中，发达市场就有发达市场的缺陷。由于这次危机是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危机，将会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又一次大的变化，又一次重新的思考，但是理论变化有其滞后性，并不会马上产生。而这次危机对中国制度的影响恐怕也同样是空前的，大家多是关注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体制问题，且要比增长问题的影响更深远。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改革历史时期，即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危机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可能影响很大。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h3>内需乏力乃社保费率不当之过——白重恩</h3> 社保可能不仅没有增加储蓄，反而有可能减少了储蓄。眼下，人们对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有着形形色色的论断。我认同您的一个观点：国内经济危机的根源早就存在，美国金融危机只是雪上加霜。以您的观察，国内经济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白重恩：没错，对于中国，金融危机仅仅是雪上加霜而已。外部需求的问题开始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的内部需求也有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资产市场方面的泡沫，即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当初股市从6000多点掉到1600多点，这显然是泡沫，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是要破灭的，房地产也是如此。为什么会有这个泡沫？可能和金融危机有同样的根源。美国货币供应过于宽松，我们也随之宽松，而且中国的汇率没有那么大的灵活性，我们总是跟从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个问题更严重在于，在中国货币灵活度欠佳的时候，很多人想趁机升值，于是大量热钱流进来。从中长期上说，这两个泡沫即使不破灭，国内的需求也是远远不足的。 近期的原因，是两个资本市场的泡沫破灭，使得短期的需求被压抑；长期来说，过度地依赖出口，依赖投资，原因就是消费不足，这是很明显的理由。问题的根源在于，为什么老百姓不去消费？以前老百姓谨慎消费，就是因为没有社保，没有医疗保障，为了防患于未然，不敢消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现在看来，是社保缴费比例（费率）不甚合理。因此，社保可能不仅没有增加储蓄，反而有可能减少储蓄。我们来算一笔账。以完全参加社保的单位来说，养老保险单位缴纳20%、个人缴纳8%，总共28%；医疗保险，单位6%、个人2%，其它总共加起来“五险”大概40%左右。然后再看住房公积金，当然不同的城市不一样，以北京市为例，其单位缴纳12%、个人12%，总共24%；“五险一金”大概60%左右。这一部分钱来源于消费者自身，缴作社保后，消费者就无法再支配。比如，住房公积金可以贷款买房，可是买完房之后还要继续缴纳，这部分钱就无法支配。所以，消费者可支配的收入因此而减少。没有社保的时候，居民会刻意地储蓄，会为养老、医疗做准备；可是有了社保之后，人们还是要储蓄，因为手上的工资相对减少了。 比如一个40岁的中年人，假如已有房产，养老保险要继续交到20年以后，他不知道那时能从中拿回多少钱，而他储蓄的时候并不把这笔钱当做自己的，他觉得为未来的养老还要存足够的钱。我们是期望养老保险能减少消费者的储蓄的，现在社保把这部分钱拿走以后，人们还要储蓄，由此可能减少消费。所以，我认为社保缴费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消费者的消费空间。事实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上调，其影响是很小很小的。比如起征点从2000元增加到3000元，就是调高了1000元，而所得税的最低税率只有5%，也就是较低收入者少交50元，其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微不足道，而且收入越低者受益越小。社保缴费是一种隐性的劳动税收，而且“税”率很高，个人所得税与之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可是社保不一样，60%多的份额，这里拿走的是大头。之所以人们对它的关注不高，主要是因为社保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缴纳的，很多人就认为企业缴费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经济学上讲，企业缴和个人缴没什么区别，最终都属于企业劳动者成本与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额。假如企业没有社保缴费的负担，企业就会增加员工的工资待遇。所以，这个钱名义上是企业缴的，其实是从消费者口袋中掏的。 <h3>城镇化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艾丰</h3> 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走势有何看法？“五对”思维会进一步发挥功效吗？ 艾丰：这次经济危机不同于1929年的那场危机，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模式就是超前消费，整个国民就是超前消费。美国人从银行借的钱超过往银行存的钱。美国政府是世界最富的政府，可是它也是借债最多的政府。挣500花1000，能够持续下去吗？中国的问题是国内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农民的购买力太低了，要以城乡一体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这个问题存在多年了，这次金融危机逼着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也是一件好事。需求不足主要是农村消费不足。 1998年，我向中央提出加快城镇化建议，后来写入第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特别指出农村不光是解决农业的问题，还应解决拉动全国经济的问题。因为中国主要的问题是要变成一个以内需为主的国家，而不是依存度过高的外贸国家。中国农民当务之急是增加现金收入，那么就必须推进城镇化。近20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模式也有问题，几乎等同于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其实大多数回过头来，身份还是农民，只不过是劳动力的局部转移。艾丰：那不叫城镇化。城镇化的严格意义是农民变成城镇居民，它的家庭必须是生活在城市，生产和消费模式必须城市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唯一道路就是减少农民。长远来看，就要采取“以一对二”的政策，一体化代替二元化，必须改变二元化。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这些年的政策一直断断续续没有衔接，各方面没有综合起来的意识。 比如，我们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县域经济，这两个口号就没有衔接。其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点应该是发展县域经济，建设村庄、拨款修路都是起不了大作用的。我们知道，县城是城乡结合部，它有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也可以直接联系农村。如果县域经济发展起来，就可以作为突破口，比较快地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不可能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的。农民收入低就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低。我们的小麦好的亩产可以达到2000斤，亩产已经很高了，但是农民为什么还穷呢？因为土地少。澳大利亚小麦亩产150斤，为什么还一直出口啊？因为它的人均耕地面积达到2000亩，劳动生产率高。意思就是不减少农民数量，生产效率就提高不起来，农业就业没有太大需求，必须转移出来。城镇化之后就形成了规模，才会有广大的县型级的工业化和现代商业出来，没有聚集不可能有现代商业，农村没有第三产业。现在大村庄制也是集中化和规模化的思路。 <h3>中国经济增长要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陈志武</h3> 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如何能长久持续？ 陈志武：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扩张产能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经济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综上考量，为了长久持续地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改革。 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虚的全民“所有者”给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再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这样一个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这样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我知道，关于这一方案已经说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因为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本来就有1.5亿左右的基金账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账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账户，在规模、难度上应该是相差不多。 <h3>国家要同时启动三种消费——魏杰</h3> 国家富有了，接下来关键是老百姓富有的问题。应该说，现在中央高层已经非常重视内需问题，从战略到政策，都不遗余力地把启动内需放在重要位置。 魏杰：启动内需的主要途径无非就是投资和消费。投资见效比较快，消费见效比较慢，投资差不多6到9个月就能见效，也就是2009年6月份就能见效。见效意味着市场开始回升，如钢材、水泥6月份可能首先回升，其它产业随之回暖，作用开始释放。消费比较慢，最快9个月，最慢一年以上。所以，我们先启动的实际是投资。我把投资分三种：一是民生投资，就是你说的公共产品投资，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主体是政府；二是生产投资，是对生产的投资，主体是企业；三是资产投资，是对股票、房产等的投资，投资主体是公众。这三种投资中，政府首先能做的是民生投资，因为政府是投资主体。问题是，仅仅靠民生投资还不够，因为民生投资只占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还是不能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民生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长8%有意义，但对企业解困和消费上升意义不大，必须三种投资都启动。 但是光靠投资应该还不够，最终还须消费来支持。如果消费不支持，需求不可能维系。消费又分三种：一是收入型消费，自己挣钱来消费。收入型消费的关键是收入，收入提高，消费就上升；收入不提高，消费就萎靡。提高居民收入才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长期内需乏力、一直依赖出口，原因就在财富分配上面，即国家拿的太多，居民拿的太少。所以，应该大幅度减税、免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如果不调整国家和居民的分配关系，就不能增加消费、拉动内需。二是信贷型消费，就是借钱消费。比如按揭买房。因为不动产消费主要靠信贷型消费，推动不起来的话也不能拉动内需。三是预期型消费。人的预期决定消费：预期好，消费就高；预期不好，消费就低。这个因素也很重要。预期型消费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如果社会保障很好，人的心理预期就好，居民就敢于消费；反之，预期悲观就拒绝消费。比如现在降息，国家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老百姓是很紧张的。国家可以降低贷款利率，但不能降低存款利率，可以贴息，因为存款利率是老百姓的自我保障，降低存款利率实际上是把老百姓应该得到的钱拿走了。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国家富有了，接下来关键是老百姓富有的问题。老百姓不富有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内需，没有内需就依赖出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30年来，国家创造的财富是庞大的，但老百姓享用的财富却是很小的一部分，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增长8%的核心问题是为了就业，但这次就未必。 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救市计划后，地方政府也相继配合18万亿的追踪项目。考虑到经济惯性很大，近期出台这么多宏观调控政策，会否导致2009年下半年经济过热，有无引发新一轮通胀之忧？ 魏杰：对于这次救市政策，我有两个方面比较担心。 一是过去控制地方政府搞投资，以防过热；现在全放开了，鼓励投资，那么就可能出现许多没有效益的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对增加居民的收入没有积极性，对解决社会保障没有积极性，而热衷的是基础设施，因为硬件建设内藏权钱交易。这样一冷一热就会有问题，明摆着是GDP提高了，但最后留下一大堆没有效益的公共产品。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此次启动的货币政策力度很大，2009年货币供应量将增长17%左右，多发行货币就等同于贬值，等于给所有人上货币税，而且给穷人上得最惨，所以我担心2012年中国还会出现通胀。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保8”，因而8%的增长率被业内默认为我们经济增长的底线。其实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一至两个百分点，就已经很热了，那中国为什么要强调8%，低于8%就不行吗？ 魏杰：之所以说保增长就是“保8”，原因是我们国家有个数据统计，就是只有经济增长8%才能新增就业人口一千万，其核心问题是为了就业。但这次就未必，因为8%的增长率是建立在大量中小企业生存，大量民营企业、出口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运作这个环境基础上的。而这次要靠基础设施拉动，就不一定能解决就业，对增加就业作用不大。所以，我非常不赞成8%的提法，而应当是“保就业、启内需、调结构”。因为保增长不一定能保就业，那么就要明确提出保就业。 保就业就是保企业，就业95%靠企业提供，企业都倒闭了，怎么去保就业？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是依靠房地产和出口拉动8%的增长率的，因为房地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出口又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以容纳一千万就业人口。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房地产和出口企业都陷入了危机，所以核心问题就是要明确保就业。我们注意到，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很多专家提出了要放弃简单的追求GDP的观点，呼吁坚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放弃经济转型的机遇。 现在我们这次把调结构作为政策之一，调结构应该是市场行为，为什么要提呢？因为我们是强调政府，为了尽快把经济拉动起来，就要强调政府在结构上的作用。最近提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都是政府计划，而且是不计效益的，可能政府投入很大，但是企业却没有感觉到。实际上经济增长模式在市场的作用下是必然要变迁的。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只要做到公共制度政策的制定就行了，不要过多地冲在第一线，把自己作为投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否则就容易出问题。我们现在的创新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企业行为，其结果就是不利于整体的经济调整，最后可能是越调越糟糕。现在怎样度过危机？我们有两个对立的选择：一个是加快改革，一个是恢复传统体制。有人感觉我们现在有种恢复传统体制的倾向，有点儿计划经济的影子，每天打开电视都是政府在救市，很少看到市场主体的情况。 <h3>缓解就业压力，仍须大力发展密集型服务业——黄桂田</h3> 中国第一、二、三产业观。您如何看待中国过去60年的产业变化？ 黄桂田：我认为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制造业经过60年工业化的进程，使得我们的制造业进入了重化加工阶段。60年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对重化加工业比重的上升，大家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有关的产业数据都可以了解到，靠这种变化，新世纪以来在工业结构中重化加工业的比重超过60%，一直持续到有数据的2008年底。我只谈我自己的判断。我认为这是几百年来或者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值得骄傲的变化。作为一个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和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是相适应的，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在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规划选择了重工业发展战略。计划经济时代有正面意义，利用建立健全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对中国的规划体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这在现有大量发表的文献里都可以看到。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放弃了人为选择的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这个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重化工业在不断上升，这是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这是令人高兴的变化。另外一个变化是第二产业、制造业。制造业的生产要素替代程度发生变化。 我们一般把产业按照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分类。其中有一种分类是按照产业使用相对要素的比例把产业分为所谓的劳动力型、资本力型、技术力型。到底中国的制造业是否发生了生产要素相对集约程度的变化？ 黄桂田：在官方研究和民间研究机构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最近我领导我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研究，使用聚类方法，用我们自己设计的软件以中国的1993年到2007年30个大的行业、制造业，其中28个行业作为样本，讨论1993年到2007年这个时间段里，中国的28个大类制造业的生产要素集约程度的变化得出的结果，显示生产要素结果已经发生了变化。 1998年28个大类都是劳动密集型，所有生产要素里劳动占的比重大。这是大家普遍认同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化进程，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便宜取得今天在国际中相对的地位。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发现，从1998年开始，这28个大类制造业逐步向非劳动产业转移。2007年底28个制造业里有19个已经转成非劳动力型，只有9个仍然保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并且这样个转移在发生变化。大家知道制造业里如果资本、技术、这种要素比例在上升，而劳动相对比例在下降就意味着一个产业业态在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怎么看？一方面说明中国的产业尤其制造业在升级。由原来的劳动力型向非劳动力型转移，资本的要素在替代劳动要素，这是产业链发生变化重要的方面。是改革开放30年乃至计划经济时代30年，60年时间从1949到2009这段时间中国的产业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重化加工业的比重在上升。另外一个变化就是非劳动力型的制造业比重也在上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在这样的变化中，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黄桂田：到2049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过去60年以伟大的复兴带动了基础，但是未来40年面对的问题和任务仍然非常沉重。未来40年我们要基本实现市场化。大致到2020年要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2030年我国基本进入后工业社会。2049年21世纪中叶基本达到像8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的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为了实现百年梦想，中国产业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第二产业、制造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比例在下降，资本、技术比重在上升，这就有可能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下降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竞争进一步强化，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可能会加速。这可能是中国在未来40年左右时间实现百年梦想过程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里，在结构上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都谈到了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服务业分为不同类型，现在可能变成非劳动力型，比如银行业过去是手工操作，现代技术等因素在替代原来的手工操作。银行业也可能发生替代的变化。比如纺织业按照我们的观念就是劳动密集型，食品加工业已经转成非劳动密集型了，大家会怀疑纺织业也会变成非劳动密集型吗？规模以上的纺织业基本实现了半自动化。食品加工业也是这样的，比如奶制品，相当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这是国际经济竞争加剧导致我们的产业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第三产业相当一部分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笼统地说中国的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其实第三产业中相当一部分也变成了非劳动力型。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到50%。按照十一五规划2010年年底中国城市化目标是47%，只有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才能使劳动密集的服务业有支撑。中国到目前为止，城镇化成本太高，如果不大幅度降低中国城镇化成本和体制变迁，可以用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缓解就业的压力。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九章 经济模式：是时候换血重生了 <h3>中国改革需要1998年那样的大手笔——魏加宁</h3> 靠政府的要素补贴，补贴到出口环节，实际是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从结构调整来说，作为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所在，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着我们的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的转变和调整？ 魏加宁：总的来说，有四个因素决定着我们必须调整结构。先看长期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要素价格扭曲实现的高速增长。首先，土地价格人为地被地方政府压低了；然后，劳动力被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压低了；接着，资金的价格被中央银行压低了；最后，资源的价格被中央政府压低了，即价格管制。环境的价格实际上也被压低了，因为环保力度不够。但是，目前所有这些要素价格都在发生变化。土地如果真正流转起来的话，价格应该是上升的；劳动力价格，随着人口老龄化也会逐步上升；资金的价格随着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也将逐步上升；资源价格也会上升，将会征收资源税；此外，随着环保力度的加强，环境的价格也会上升。 当这些要素价格都在上升时，依靠要素价格扭曲实现的快速发展模式，依靠隐性优惠政策的发展模式，就难以为继。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中国优势”，或者叫“中国竞争力”，首先靠的就是这种大量的隐性的优惠政策。靠政府的要素补贴，补贴到出口环节，实际是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进行一次调整。所以从长期来看，有一次调整的要求或压力。再有一个因素就是周期的压力。就是从经济周期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国家都有一次整顿和调整。而这一次，从2003年开始有些经济学家就提出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是真正的调整实际上是从2007年物价上涨以后才开始的。本来应是逆周期调整，因为姗姗来迟，最终却变成了顺周期调整。这也是2008年9月以来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因素就是来自外部的压力。美国的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后导致需求萎缩，外部的萎缩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从而迫使中国经济要进行调整。第四个因素就是国内泡沫的破裂。 从短期来看，国内的泡沫破裂也构成了调整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抓扩大内需，目的是要缓冲调整的冲击力。否则，冲击力太大，调整过度，就可能很长时间上不来。 要正确、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教训。您讲的这些因素和压力，共同决定着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减少潜在的危机或从危机中走出。那么不管是说中长期的结构调整，还是近期的扩大内需，它们有没有共同依靠的力量？ 魏加宁：在这里，我需要就此强调一点，就中国经济当前情况来看，无论是调整结构还是扩大内需，都必须依靠改革。现在很多人认为靠扩大内需就能解决问题，但我认为一定要正确、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教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国内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下滑，1998年启动扩大内需政策，但实际上从1999年开始，中央政府的重点就转移到改革方面了。 当时的改革，一是中央做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决定，当时的国家经贸委还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 二是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赋予民营企业以外贸出口权（此前民营企业产品都须卖给国有贸易公司，然后才能出口）；国家经贸委还成立了中小企业司，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是实行住房体制改革，停止福利分房，从而启动了房地产市场。这一轮中国经济起飞实际上房地产起了很大作用。 四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当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的包袱解除。 五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立了全国社保基金，最先从辽宁开始进行改革试点。 这样，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上一揽子刺激内需的政策，才带动了中国经济从2001年出现拐点，2003年以后连续5年实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全面、正确地总结这段历史经验。能不能这样说，当时的扩大内需有些“种瓜得豆”的意味？真正的内需并没有拉动，而是扭向了一个出口拉动经济的形势？可以说也有这一方面因素，但更多的并非如此。比如住房改革、民营企业出口权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这次改革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一再强调要在改革上面下足措施。 <h3>中国分配改革大多不是立法的问题是执法的问题——江平</h3> 社会保障必须要有金钱做保障。诚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当前一些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根本缓解，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治安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监管和执法不到位，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食品安全事件和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接连发生。您认为法治如何保障市场经济秩序？ 江平：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现在讨论最热的《社会保障法》，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安全网”），社会各界总的来说都是拥护的。一个国家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怎么行啊？《社会保障法》以前也曾多次讨论如何完善，但最后都搁浅了，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必须要有金钱做保障，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无法保障全体民众的利益。在这里面，如何把8亿农民也纳入全民保险是非常困难的。 坦率地说，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大而发展的。有些城市现在发消费券，可以看出，只要是经济实力强的地区保障就更完善。医疗和社会保险，是现阶段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我没有太多的专门研究，但涉及收入的分配、公共事务的投入，大多不是立法的问题，更多是执法的问题。比如现在对高收入的人提高税收，基本的法律规定有了，但是否能缩小两极之差，这是执法的问题。这很难做到有效监控，关键是执法太松，缺乏执法处罚的力度。我们曾经多次讨论遗产税的征收，现在也是没有下文。在发达国家遗产税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有媒体报道日本的一些贵族过世后，土地遗产是天文数字，而遗产税必须用现金交付，当然就必须拿土地变卖了。这样看来，遗产税确实是“杀富济贫”的重要手段。虽然中国不存在太多私有土地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动产越来越多，遗产税有很大的征收空间。 <h3>产能过剩只能中国消费者来消化——夏斌</h3> “华尔街喝醉了”，必须中国自己喝。中国上半年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对于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您为什么强调“不仅是总量政策，更应是结构政策”？ 夏斌：首先要指出，之所以要关注复苏中的结构问题，是由于我们整个经济系统结构中的不合理、不均衡影响了我们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也影响了增长的可持续性。讨论结构问题是为了讨论GDP的增长问题，还有是为了讨论总量问题。眼前讨论产能过剩问题，当然也涉及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但是当前讨论结构问题绝不仅仅是去讨论经济系统中间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问题，比如能源供给问题、某一个产品的供给结构问题等等。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从总量出发，经济能不能在复苏形势下保持下去，这是个重大问题。关于结构问题，我认为时下有很多观点存在误区，容易混淆几个不同类型的问题，应该清醒认识和厘清这一问题。比如：地区结构、城乡结构问题，涉及财政转移支出、投资资金的分配、消费支出的问题。 一般讨论的是既定消费总量的分配，更多时候谈的是在一定的投资总量下，如何向落后地区、向农村倾斜，讲的是既定总量下的投资分配问题。产业结构，讲一二三产业结构，讲的是一定投资总量下的合理分配问题，讲的也是投资本身的问题。产品结构，是讲产能的分配和投资量的分配，涉及的意义是防止产品过剩，防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防止不良贷款。但是解决了这个结构问题，却解决不了当前中国主要的经济矛盾，也解决不了中国复苏中的主要结构矛盾。而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更多的是涉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问题，涉及扩大消费的问题。但是，第一，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不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全部含义，因为消费政策本身又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投资政策需要配合。第二，我们是在讲宏观经济中的结构失衡，讲总量中间、总系统中间的结构失衡，因此是涉及总量的指标，即投资、消费、净出口之间的失衡。所以收入分配问题不是总量的直接表现。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形成总量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好，才产生了高储蓄、低消费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是第二层次的结构问题。 而高储蓄、低消费结构问题，是结果、是各种原因性结构不合理的集中反映。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结构问题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储蓄减去投资等于出口。现在出口减少了，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果消费上不去，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不是表现在这块产能过剩就是那块产能过剩的问题。为什么说高储蓄、低消费是最主要的结构问题？因为美国危机后，全球复苏要有一个长期过程。我们现在通过扩大投资来弥补出口缺口，但过度投资既可能有赤字问题，又有产能过剩问题，所以要长期保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必须增加消费，这是主要矛盾。因为不能因投资不足而不断扩大赤字。赤字不断扩大下去是挺不住的。如果美国及全球复苏很难，出口没有了，中国的产能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那就必须靠中国消费者。我7月7日在温家宝总理面前讲，小布什把美国危机比喻为“华尔街喝醉了”，现在美国不喝了，必须中国自己喝，这没招。靠增长消费来解决主要矛盾，这是保增长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保住了消费，就是保住了增长，也保住了民生。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日曾对温总理讲，下半年及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不是简单的总量政策，而是结构政策；不应该仅仅突出投资政策，而应该突出长期难以解决的消费政策；要抓短期政策，更要抓中短期政策的结合。就此意义上说，宏观调控重点方向应是在继续维护经济复苏趋势的基础上，突出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首先，在年初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议上和7月7日温总理召集的专家座谈会上，我讲了要结合中国国情，制订“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发展纲要，从上到下要下达每年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指标。现在十大振业规划中恰恰没有振业消费的规划。从国务院到各地方政府，应该给自己下定量提高居民消费的指标，像抓节能减排指标一样定指标，严格抓，抓上三五年，自然就扭转过来了。但也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支撑和保障。我现在只是谈简单的思路，如果可行，不妨进一步研究操作细节。这是第一点。其次，完善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这个不多说了，涉及较多方面，现在政府都在做，譬如，农村医保、城市低保、医疗教育等等。不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可以再提高点，让利于民，扩大消费，到头来有助于GDP和税收。 再者，政府不要仅仅算当年财政部的收入账，还要算国家收入账，算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账，通过让利于民刺激经济。中国已经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我认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到共同富裕，现在已经能做一点事了。下面从经济体平衡的角度提两条建议：一是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地方国有企业都要分红。为什么中央国企分红，地方国企不分？另外，分红的比例，可以动态地调整，如何调整，资本说了算。分红的钱统一充实各级财政预算，救穷人，补消费。二是有计划地减少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包括非上市的公司、集团。现在减持股份的是上市公司，我的意思是一些上市公司上面的集团，可以按照国家战略考虑，除了需要保持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之外的，剩下的股权都可以有计划地慢慢出让。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民间资金有的是，让老百姓、让民营资本来投资。政府转让股权拿了钱，由国家统一纳入预算，用于扩大消费、支持三农等。 中国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有的是钱。我经常讲，中央企业18万亿元的资产，搞得好都可以变成老百姓“碗里的肉”。而且如果参照市盈率出售，价格也不会低。 那么，如何积极培育居民消费的资本性收入来源？ 夏斌：刚才讲到，政府出让一部分股份让民间持有，只是改变了持有人结构，整个社会投资率并不变。培养新的居民消费的资本性收入来源：在4万亿元中间，2009年分一半，明年还有，应该“让利于民”。只要能够赚钱、有盈利的项目，都让民间资金来参与，包括道路、交通等项目。地方政府不要发债去搞项目。其次，倒计时、限令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放宽民间资金进入有关领域的方案。如果不行，委托市场机构研究。另外，培育资本性收入来源，即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来源，已写入党的十七大文件。但我们不应该鼓励老百姓到虚拟资产中去，把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性收入、财产收入的来源，这对于长期稳定宏观经济非常不利。我们应该把房地产市场作为消费市场，不断进行规范。再有就是加快户籍管理改革。大城市一时是难以做到的，应先放开中小城市，让一部分农民工赚钱以后到中小城市落户。在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建设的同时，推动城镇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抓城镇化建设很重要，这是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结构问题的重要途径。总之，我认为关于提升消费的政策措施，应该像温家宝总理讲的“4万亿”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狠”一样，否则会耽误时机。 <h3>先有教育升级后有产业升级——陈志武</h3> 企图获得一种基于迷信的“红利”，一些人总要为自己的愚昧买单。“不做基础科学的论证，不以实证数据经过系统地研究而得出结论”，这折射到的究竟是什么层面的问题？ 陈志武：我认为，这件事情反映了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正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不是培养人们去问问题、独立思考进行科学地反思，而是一味地愚昧接受、死记硬背。所以非常遗憾，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提倡“赛先生”，而90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更相信迷信、不相信科学的社会。相较于当时五四青年的先知先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起那些先烈的奋斗。90年后我们拥有的现代化资源比起过去好多了，却依然无法掌握“赛先生”的精神。追根究底，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我们不妨再看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这绝对是受到教育约束的一个典型。中国的教育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西方的情形则不然。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自幼儿园开始，思辨能力的训练就是教育的重点。学校要求在四年级以前，就要让小孩掌握科学方法，主要分五步：一是问题的提出，就是为什么；二是根据问题，进行逻辑推理；三是为证明自己的假设，去收集实际数据；四是分析，根据实际数据证明假设的正确性；第五步是总结，把所有的过程记录下来，得出结论。我的两个女儿从小接受美国的教育。到四年级时，她们已经把科学分析掌握到看待任何事情，变成一种本能的思辨能力，每当看到一个东西不是马上接受，而是问：为什么？所以，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分析能力，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在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 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但现在中国社会的教育还不甚乐观。比如，在申购股票代码时，大家都不喜欢以4结尾的数字，而是喜欢8和9，没有人会怀疑以8和9结尾的股票的回报。后来，我和北大的一位教授做了一个研究，结果表明以4结尾的股票长远回报却更高。企图获得一种基于迷信的“红利”，一些人总要为自己的愚昧买单。这说明中国还不是以“赛先生”占主导的社会。在经历了200年全球化的运动之后，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人们一时还没有弄明白、甚至一些决策者还没有弄明白的情况下，却发现落后的体制并没有妨碍到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规模的发展，照样让过去30年沧海变桑田。这令人感叹，因为全球化的好处在于，先进的经济基础可以模仿，由此实现飞速的增长，这也是中国所谓的科学家、工程师没有完全理解“赛先生”精髓的原因。毕竟，一个工程师也许不需要搞清楚真理，只要你会照着原理制作，完全可以生产。正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自由贸易和世界软秩序，才使得中国可以在短短30年内，实现如此飞速的发展——以至于更多的人开始麻木起来，不去追问“为什么”。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十章 “国进民退”：是百年大计还是解燃眉之急 <h3>国企的竞争力来自于不交租金——盛洪</h3> 国进民退是如何发生的？有人指出，虽然国家2005年就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但近几年整个中国经济国进民退整体趋势依然没变。那么出现通钢、林钢事件，是否会影响国企改革的步伐和进度、进一步强化国进民退的趋势？ 盛洪：国进民退的背景是这样的：经过前些年的并购、重组，现在剩下来的这些国有企业占据了一些特有领域，包括稀缺性战略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还有的属于垄断性的行业，如电信、电力、民航、铁路、金融等。这两类行业，由于其战略特殊性，资源价值会随着资源的稀缺性而上涨，石油价格从2000年到现在涨了很多倍，就是因为稀缺性的上升。这种价格的上涨，所包含的租金本来是由资源所有者来获得的，至少要按比例分享。在中国，资源所有者就是国家。但在现实中，国有企业因为是国有，所以享受了很多特殊待遇，它不支付租金，只支付很低的固定费用，因而这资源价格上升的部分就变成了利润。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职工的收入又和利润挂钩，这样一来，因为白吃了这一块租金，即使很多企业的效率很低，但从表面上看也显得很有竞争力。 如果把租金交了，可能就没这么多利润了，甚至可能是亏损的。还有一些垄断性行业，在销售上可以依靠垄断高价，能够赚更多的钱，这并不是由它的能力，而是由垄断地位所决定的。再加上它们是不交地租的，在贷款上也是有优惠的，所以相对民营企业来说，它们有各种各样的优越条件，才有这样一种国进民退的局面产生。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其本质问题是什么？这是一个宪政问题，而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是基本原则产生的错误。也就是说，政府的边界，包括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儿？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应创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否应该进入竞争性产业领域或一般商业领域？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公共目标还是为了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国有企业管理层占用了公共资源但又享用其带来的利益是否公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监督国有企业管理层？在国有企业管理层已经侵占了公共资源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使这些公共资源回归公共权力部门，最终回馈给社会？最后，根据上述原则，我们是否应该设立相应的制度，使得行政部门及其衍生的“国有企业”不能随便地“进”？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这些都是宪政概念，而不是一般概念。我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一般企业。意思是民企不需要说明特殊理由就可以创立；国企就不同，因为社会有一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界限，有些事情是政府能做而企业做不了的，有些是企业做更好但政府不让做，做了就要犯错误。还有，介于这两者之间，政府做不适合，民营企业也不太恰当，这就需要国企来做。所以，在创办国有企业时不能任意创办，必须要说明创办的理由，待说明理由之后，经过立法机关的同意才能创办。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第一不需要特殊说明；第二不需要经过立法机关，完全属于行政部门的意志。而且这些国企可以自行决定成立二级企业和子公司，这些都是问题。实质上，这涉及国有企业创立本身的宪政原则问题。再往前推就涉及政府的宪政定位问题。所谓国企的大扩展，政府说国进民退是为了公共目标，那么现在的疑问是：我们公共目标的实现是否需要创立国有企业？举个例子，“为了富国强兵，增加财政收入，我们要创立国企”，这种讲法显然是不对的。富国强兵的资源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来实现。对民营经济的税收，可能比国企的利润更多更稳定。 所以，这种逻辑就不对。至于解决有关安全的问题，就要加强政府的安全监管，而不是由企业的国有或民营性质来解决。国企有自己的正面因素，好像能够由政府直接监管；但是它有自己的问题，国企也会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安全措施，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国有煤矿屡屡发生安全问题的原因。另外，环保恰恰是国有企业做不到的。国企太强势，它的污染对周围村庄的损害是当地民众无法投诉的，没有制度制衡，想诉讼都是没地方立案的。而恰恰是国企的强势，导致了像山西等类似地方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如此一来，宪政的作用非常重要，政府不能随便介入到市场中去，否则会产生负面的结果，使得市场不能公平地竞争。因为在既有国企又有民企的时候，国企又是所谓的“共和国的长子”，这时政府怎么能够公平对待国企和民企呢？更有甚者，它去帮着国企兼并民企。由于国企是政府权力加上市场规则，它们的收入更多的是靠政府权力得到的垄断权力，这个结果对社会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导致社会效率的降低。 垄断背后=官进民退？垄断企业利益背后往往是行政力量和部门利益。 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从而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 盛洪：对，这个“部门利益”很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行政部门的权力不受约束，而国有企业就是行政部门的一个衍生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进民退”是不准确的，应该叫“官进民退”。“国”字会引起误解。把国企和行政部门放在一起看，行政部门也分成不同的部门，如果说行政权力不受约束，其实体现在部门权力也不受约束。意思是，行政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它还有许多整体的、长远的、理性的考虑，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现在是具体的部门权力不受约束，它比抽象的行政权力不受约束还要厉害，因为部门只是单个角度。部门利益不应高于政府整体利益和社会全局利益。如果我们行政机关还不能驾驭到具体的部门，而部门权力又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就会给社会的公正与安定埋下隐患。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后面简称“修订草案”），修改条款（包括更改、新增和删除）多达116条。 对于一个原来仅有86条的法律来说，修改率高达135%，用“脱胎换骨”或“天翻地覆”都难以形容。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2005年电话记录的74000多起群体性事件中，有15312起与土地有关。每年有将近8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其中64%就是因为征地引起的，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每天都有几百起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本来农民利益就被侵夺，我们现在已经有几千万的失地农民，他们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因此怨恨在心。在这种背景下，还要出台一部进一步侵犯农民利益的“部门法案”，你拿什么去解释？说法律要与时俱进，是说不仅要随着时代演进做出调整，而且还要根据过去实践中的利弊得失修正原有法律中的错误，使法律变得更为公正，并使社会更能有效运转。这首先需要对自上次法律修订以来，相关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梳理。这些围绕着土地的重大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我国有关土地的实践与现有法律框架的互动关系。若要修改法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调研、梳理与判断，认定这些事实确实存在。当然，对目前围绕着土地的问题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认定。 如果对导致问题的法律原因判断有误，甚至完全颠倒，也会影响到法律的修订。例如，对于城市扩张侵蚀耕地的问题，有些看法认为是政府管制过少，有些看法认为是管制过多，政府权力过大，导致政府可以以强制力低价征地。如果按照后一种看法，在修法时就要约束政府部门的管制权力，也许会阻止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然而，反观这一稿“修订草案”，围绕着土地的重大问题似乎都不存在，或者认为不需要总结和提炼《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的利弊得失；而“修订草案”的修改方向，包括进一步增加土地管理部门和征地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进一步剥夺农村集体的土地权力，则显得毫无理据和武断突兀。中国书面上的政治结构还有许多可取之处，包括有人大的监督，有相对完善的司法体系，因此法律法规也必须通过人大来决定。其实监督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提醒和弥补不足之处，防止犯错误。但是，现在监督依然有问题。既然有书面的这种政治结构，就得寄望人大发挥作用。我们的义务和职责只能是建议和呼吁，我们应该有这种共识：唱对台戏不是互相成为敌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好，为整个执政党好。防止犯了错而没人纠正，这是好事。 有时候，所谓的宪政原则不见得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更不见得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有时候也是通过执政者的理解，依赖许多精英人物。就像美国，当初华盛顿当了总统，人们原以为他至少要当终身总统、甚至是国王，但是他到期就下台了，许多人还是很意外。这个问题包含了一种文化传统。应该说中国新的文化传统还没有形成，宪政思想还没有成为主流。我相信很多人不是想做坏事，而是没有宪政思想。他们认为政府什么事都可以做，认为可以因为一个技术性的理由而违反基本原则，认为“小道理”可以管“大道理”，这就是因为宪政思想没有形成主流文化所致。而眼下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形成主流文化，也没有达成宪政共识，没有形成不言而喻的一种基本原则。以前中学的课本宣扬的都是阶级斗争，如今已经变成宪政民主，这是社会的一种改进。另外也要考虑现在，高层肯定也有疑问，比如对国进民退至今没有表态，存疑就是好事。我认为中国知识精英应该超越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体制外机构的研究人员。说话是否有影响，不在于你的权力和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你说的是不是正确的。我们不会去炒作，只是尽量坚持说得对，尽量希望有关方面能够重视，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h3>政府要给老百姓“减负”——陈志武</h3> 谁是“国进民退”的罪魁祸首？目前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的局面，已成为这么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您曾经提到税收刚性增长的问题，这是否也是内需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陈志武：现在看来，只要政府税收增长的速度继续失控地增长，然后，国家掌握社会的财富继续扩张的话，中国的民间消费就不可能有太多的增长机会。我们知道，征税权的失控，必然意味着国民收入越来越多往政府间转移。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9%，1978年的时候下降到45%，到最近，民间消费只相当于GDP的35%。我觉得，过去的60年，总体上民间拿到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在下降，而与此相比较的是，政府掌握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上是在上升。1952年，政府消费开支相当于当时GDP的16%，但到现在，已经上升到GDP的30%，即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60年里减少了一半，而政府的开支占GDP的比重，基本上翻了一倍。 这两条不同的曲线，是怎么来的？背后的支持，主要是来自于：第一，征税权，基本上不会受到太多的制约；第二，通过国有制的安排，国家垄断了社会资产的绝大部分，而不是由老百姓的家庭来分享。由此产生的结局，必然使得民间消费增长艰难万分。打破对过去经济模式的依赖，唯一的出路或选择，就是制度上的改良，尤其是要控制税收的增长。特别是2009年，据报道6月份全国财政税收增长了将近20%；相对于去年同期，7月份的财政税收，还是增长了10%以上。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如果税收还继续按照这种速度增长的话，这是不可原谅的。据我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地税局和相关部门，给当地企业施加压力，要求把明年的税赋提前上缴，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破坏性的举措。为了追求税收增长率，不惜杀鸡取卵，要求民营企业将好不容易赚到的一些钱提前缴公，等于把民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从长远来说，对中国经济的活力、对老百姓的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根本性的打击。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上半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8%，许多网民戏谑为“被增长”（当前，越来越多的“被”字句流行，比如“被就业”、“被捐款”、“被代表”等等，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就像我的另一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却没到老百姓的口袋里。我觉得，9.8%的数据和其他方面的数据是不一致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劳动力就业市场供给不出现根本性增加的话，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前提之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出现快速上升。从这些大的宏观数据可以看出，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8%，可信度却不是太高。 <h3>要以民间投资部分替换国企投资，这是共富之道——夏斌</h3> 如何降低“国进民退”的现象？在解决促进新消费的资金来源问题上，您曾提议“应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分红范围，有计划地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以增加国家财力来大力扶持居民消费”。基于中国的国情，扩大国企分红范围，落实起来能否冲破重重阻力？ 夏斌：有两条措施。第一条措施是，进一步扩大国企分红范围，有计划地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以增加国家当年财力，大力扶植居民消费。目前，不管是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还是扩大内需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不管是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社保水平，还是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直接受制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状况。虽然2009年财政安排已出现3%左右的赤字，但我认为，这时不仅要算当年财政部的财政收入账，更要算国家大账，算国家收入账，算国家资产负债表账。因为与我国政府手中掌握的财力相比，负债累累的美国、日本政府根本不能比。中国政府手中掌握了中央、地方国企及金融企业优良资产有十几万亿元。要进一步增强提高居民消费的国家财力，我们是有余力、有空间的。 一是除了对中央企业继续认真执行国企资本分红制度、充实中央财政预算外，对各级地方国资企业也可执行国企资本分红制度，以充实地方财力或者减少中央财政的转移支出。而且，分红的比例可以动态执行，酌情提高。二是可以在目前国企持股的上市公司部分股权划拨社保基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上市公司的国资控股母公司以及未涉及上市的一切国有企业，根据国家战略意图，除需要继续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之外的，可以有计划、有选择地逐步减少政府的持股比例，向市场竞售。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政府减持后，不是简单地吃光、分光，而是欢迎民间资本投资投股，整个社会的投资率并不降低。政府减持部分股权后获得的资金，应该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用于国家提高居民消费和公共财政。这是第一条措施。第二条措施是，加快组织和扩大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提高投资中的民营资本占比。 今后，对政府新增投资项目，包括在这一轮中央和地方刺激经济中安排的“4万亿”项目，只要是有盈利回报的项目，除需要贯彻国家战略意图之外的，各级政府应该坚决做到“不与民争利”。鼓励和放宽政策，尽可能吸引私人资金投资工业、市政设施、金融、医疗和教育等领域。政府腾出资金后，同样是充实居民消费和公共财政的资金来源。与此相适应，金融的投融资制度一定要跟上。在吸引民间资金方面，社会上已讨论了很长时间。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要加快有关领域的制度改革。应该做到，哪方面有阻力，就坚决改革哪方面的制度。如果中央政府有决心改革，但有关部门改革方案迟迟拿不出，中央政府可以同时委托市场机构去研究、出方案，给有关部门施加压力，提高执政效率。在当前扩大投资的情况下，鼓励民间投资跟进的意义，不仅仅是刺激经济的短期意义，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到它对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中长期意义。 首先，政府通过减持部分股份和减少投资，各级财政可省下一大笔投资或者可以持续增加一大笔收入，集中用于扩大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和增强公共财政实力，有助于解决经济可持续性增长中的结构问题。其次，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由部分民间投资替换国企投资，只是改变了投资人性质，整个社会投资率水平并不变，因此既不影响当前刺激投资的需要，也不影响将来经济增长中合理的投资需求。再者，如果不以部分民间投资替换国企投资，就容易出现国企投资→赚钱→再投资的循环，进而出现改革中“国进民退”现象的加重，出现当前房地产市场上炒作“地王”的多半是国企的现象。如果以部分民间私人投资替换国企投资，而且由于私人投资更多的是通过创新金融工具，集聚众多居民储蓄进行投资，则投资回报率越高，越有利于解决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和刺激居民消费。 特别是如果进一步放宽市政设施和休闲养生、文化娱乐、医院教育等服务产业的投资门槛与限制，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水平，有助于形成我国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众多案例表明，私人投资的产权约束力强，比国有投资讲究效益，有利于防止低效、重复投资，同样有利于防止重大项目投资中防不胜防的各种腐败现象（当然，不排除私人投资中也会出现为争项目而产生的行贿腐败）。鼓励民间私人投资工业、市政设施等实体经济，是鼓励老百姓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中得到更多的资本收入意义上的财产收入，而不是鼓励老百姓得到更多的房地产市场等虚拟资产市场意义上的财产收入。此时，如果政府再配以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予以引导，更是有助于克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泡沫现象。国外一些事例已表明，将房地产市场主要作为居民消费市场而不是资产市场的国家，如德国、新加坡，其经济的增长就不容易出现资产泡沫。采取以上两条措施，同样是让国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当今，也有条件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逐步探索解决共同富裕的道路，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十一章 反垄断：中国财富大洗牌 <h3>垄断=劫贫济富——白重恩</h3> 赚了钱之后不给国家不给百姓，自己消耗了，这不就是“济富”嘛。除了统计方法上的变化，有没有更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迅速下滑？ 白重恩：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的改制，以及垄断问题的增加。如果说初次分配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垄断。第一，垄断降低了劳动总体收入的比例。垄断企业的总利润比较多，所以劳动收入在企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就低。第二，垄断导致了劳动收入在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形成垄断的企业工资比较高，其他企业的工资比较低。而且，垄断形成的问题不能靠行政干预增加其他劳动者的收入来解决。行政性地增加工资，产生的后果是减少了就业。经济学中有一个说法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劳动成本增加了，就业人口就减少了，就会造成初次分配更不平均。因此，最重要的是打破垄断或者减弱垄断，这才是根本的办法。打破垄断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 首先，我们需要检讨行政垄断的必要性，到底什么样的行业需要行政垄断，什么样的行业不需要？行政垄断的条件是涉及国计民生、战略性的行业及产业。到底什么样的行业是战略性的？战略性的行业值不值得去保护？值得商榷。比如能源，行业内有三家石油公司和有十家石油公司，如果都是中国人控制，则战略性不会受影响。那么，三家和十家的竞争程度就变得不一样，也就是说，战略性和竞争不一定有矛盾，而人们往往将二者看成对立的。事实上国家利益和竞争不一定是矛盾的。所以说，金融危机在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而且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其实经济危机仅仅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我们本来就有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前，有些部门和企业打的是保护民族产业旗帜，表面上关系到国计民生，实际上是关系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为什么把垄断过程叫做“劫贫济富”？因为垄断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是老百姓在消费，只要是垄断产品，价格就会高昂，这就是“劫贫”；赚了钱之后不给国家不给百姓，自己消耗了，这就是“济富”。如果垄断企业能够分红，拿出其中一部分以社保基金的形式转换成劳动收入，就变成了老百姓的收入。所以，这种利益的再分配是非常有益的一种方式，因为一时间打破垄断还很困难，但可以要求垄断企业多分红，打开一个缺口。最近，国资委把10%的股权转移到社保，我认为还是力度不够，企业的超额利润远远超过10%。这些钱其实有些被糟蹋了，有些被分掉了。说白了，你既然赚的是“国家利益”的钱，就得反补给国民再分配。但这种既得利益从政治上来说势力很大，要有足够的压力才有可能推动反垄断的进程。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是通过民间倒逼的方式推进，要让老百姓意识到垄断是直接伤害了自己的利益。现在大家只是觉得与己无关，其实垄断的利益本来就是来自于劳动者。 垄断的坏处有多种，一是垄断利润很高，效率反而很低；二是对创新有极大的影响——垄断企业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它是不希望创新的，新的企业成长起来会压制垄断阶层的利益；三是垄断会导致人才资源的配置严重失衡。国家培养的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都“分配”到了垄断企业，垄断企业又不创新，人才成了摆设，浪费严重。原因很简单，垄断企业确实比其他单位收入要高，有利益驱使，不能怪这些学生。垄断的利益有自己的持续生命力，那么多人削尖脑袋往里钻，进去之后就自然会保卫固有的既得利益。这是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是断送国家前途的事情。那么垄断市场该如何放开呢？有的应该从对国内投资者开放做起，但是对国外投资应当谨慎一点。其实，我们社会资本是很有力量的，尤其是信息通讯行业的准入应该放得更开一些。高科技产业是未来创新的来源，像中关村很多企业有非常好的技术，但由于进入门槛高，需要和垄断者合作才可以进入。所以说，打破垄断很难给出一个普遍性的政策推荐，不同的行业垄断的形式也不一样，所采取的措施也不相同。比如银行业和通讯业，通讯可以放开准入，银行就不能放开准入，银行需要做的是利率市场化。两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政策不能一刀切。 <h3>中国经济是依赖于某些精英们的聪明，而不是市场的选择——魏杰</h3> 中国是一种政府偏好的市场经济。说到体制问题，其实国内颇为严重的是行业行政垄断，这是跟建立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的。 魏杰：现在我们行业垄断太厉害，如石油、石化、通信、公共交通等等，反垄断是大问题。我认为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可以放开让民营企业参与经营；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可以搞股份制企业，让国家相对控股。国家迟迟不能放开垄断行业的原因就在于现在还是政府本位的体制。 中国经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同于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运作上强调市场经济，但最后控制它的又是政府，而且政府直接参与了这种产业的控制。 政府本来就是提供服务，另外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而现在政府做的是行业管制，什么都需要发改委审批，明显是一种政府偏好的市场经济。 它依赖于某些精英们的聪明，而不是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危机。吴敬琏先生有个说法是“权贵资本主义”；我把不是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称之为“权贵市场经济”，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市场起作用，而是权贵在起作用，价格是被扭曲的。一是在经济基础上真正走向混合经济，另一个就是在上层建筑上发展民主。只有在民主条件下，才能真正起到限制权贵的作用，才能解决问题。这两个是最见效的办法，但是我们一时难以实现。中国现在恰恰可以做到的是民主监督。随着互联网等信息媒体传播的日益发达，民主监督逐见成效。通过民主监督可以有效约束公权的过度扩张，但是民主选择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而推动混合经济体制，就一定要修宪——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如果现在还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制度并存，已经不符合现实。因为评价一种经济是主是副，主要有四条标准：一是对GDP的贡献，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达60%以上；二是对税收的贡献，像浙江税收的80%都是靠民营企业；三是对就业的贡献，90%以上的就业是靠民营企业；四是技术创新，我们去年专利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民营经济。 同时，十七大提出要提高人们的财产型收入，必然要放开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样就很难讲谁主谁副，再讲就很难自圆其说。所以，走向混合经济时不我待。我们确立混合经济状态就可以消灭行业壁垒、行业垄断，有利于经济发展。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变化，就会自然地消灭垄断。我们的混合经济一种是社会形态，一种是企业形态。成为企业形态的混合经济就是真正的混合经济，才能真正解决意识形态的问题。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公司化股份制，就是混合经济体制。 <h3>反垄断要靠中央自上而下强有力地推行——张卓元</h3> 垄断就像“玻璃门”，看上去是通的，实际上是进不去的。此前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源和垄断实现的，垄断行业的壁垒能否被打破？ 张卓元：现在一些垄断行业，民间资本想进入非常困难，包括金融、电信等等，尤其是铁路，“铁老大”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当它一家垄断时，任何费用都算成成本，人们根本搞不清楚它究竟是赚钱还是亏损。解决方法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自上而下”，找一些利益之外的人来设计改革方案。比如对铁路的改革，非得要铁道部同意才能改革，那样就很难办了。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自然要保护自己的收益。所以改革一定要自上而下、有力地推进。 现在深层次的改革不敢轻易动，既得利益抵制得厉害。这让我想起1994年那次财税改革，朱镕基总理花了很大的精力搞，跑了30多个省，一个省一个省地谈，相当艰苦啊！不过，结果还是比较成功的，现在要想推行那种改革太难了。1998年的改革也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金融，为什么那么多中小企业倒闭？就是因为中小银行太少了！当然开放还是会出现监管问题，但是你得先开放再说啊。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打破垄断是很难的，它就像“玻璃门”，看上去是通的，实际上是进不去的。民营企业的负担很重，现在老百姓要办个小企业，那些公安、城管、税务，甚至街道……风气非常不好，明着拿、要，不给就罚！我总觉得反腐力度还是太轻。 <h3>垄断利益集团往往打着国家战略的旗号——盛洪</h3> 垄断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2009年初至今，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案时有发生，地方政府主导的国企重组不断进行。可以说，历经12年漫长酝酿的《反垄断法》乍一出台，中国新一轮国企整合就掀起了大潮。尽管外界关于央企重组应纳入《反垄断法》约束范围的呼声高涨，但执法部门的态度依然模糊。 盛洪：在中国，垄断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成为一种政治问题，甚至是宪政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持续时间长，已经演化成一系列的问题，表现为一种系统性错误。这包括，第一，国有企业占用国家稀缺的自然资源（如石油），但实际上没有按市场的水平来上交资源租金；第二，土地亦是如此，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农场、林场是一直不交地租；第三，国有企业14年没有上交利润；第四，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奖金亦不受限制，又挤占了利润。上述问题放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即政策系统性地偏向于国企以及国企管理层和员工，而损害了全国人民的利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国人民把自己的资源和财产交到一个集团手里，希望他们好好运营，然后希望由此获益。但现在需要警惕的却是，他们拿着全国人民的资源来为自己谋利益，而人民却看不到从中能获得什么。 因此，人们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但现在发现，改变起来又非常困难。由于垄断利益集团往往打着国家战略的旗号，而国有企业往往都是政府创立和支持的，才对政府和执政党产生极为深刻的损害，因为它违反了最基本的产权原则和宪政原则。任何执政者理所当然地要接受一些大家认同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基本的产权原则。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些利益集团公然在偷窃和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还自以为理所应当。其实，这样下去，最大的输家就是我们的政府和执政党。那些人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老百姓看到的不是那些人，而是政府，人民会产生对执政党的不信任。 这件事情我认为是迫在眉睫。说实在的，我很忧虑这件事情，在为我们的执政党着急。中石化的员工人数是国外同等规模企业的15倍。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万世开太平”的济世情结。但您所指出的这个现象，有没有一些更为量化的数据？ 盛洪：我们现在估计一下，没有上交的地租有多少。第一，我们的国有农场土地约58830万亩，按每亩地租400元算，2007年的地租约是2353亿元；第二，国有矿山占地约1131万亩，按每亩1500元地租估计，也有169亿元。 还有一个估计，我在“中国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上找到了国有居民点和工业用地面积。1984年到1995年的数据是426万公顷，约合7290万亩。2009年8月份35个城市平均地价是3189元/平方米，我假定全国平均是1500元/平方米，以4%推算地租，大约是60元/平方米，每亩将近4万元。还有一部分是工业用地。按国土资源部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第七等192万元/亩，以4%推算地租，约7680元/亩。假定居民点用地和工业用地各为一半，最后我们估计的国有居民点和工业用地的租金约为17365亿元。因为有些国有土地已经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出售了，所以等价于地租一次收回。这部分大约有30%，所以要剔除。剔除后，我们流失的国有居民点和工业土地租金约为至少每年12155亿元，这是一个估计。上面几个数，加在一起是14678亿元。我还没有算国有园地租金和国有牧草地租金。这样看来，国有土地每年没有上交的利润是14万亿元，保守估计也有1万亿元；而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30万亿元，每年的财政税收是5万亿~6万亿元。 再者，中石油、中石化并没有按照市场水平交纳石油资源租金，每吨只交30元人民币，实际上最少按照10%比例租金水平，每吨至少要300~400元，假如1亿吨就是300多亿元。近年国家虽然征收了特别收益金，但这是在石油价格每桶超过40美元之后的征收。还有，就是没有上交的利润。从1994年开始，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国有企业上交利润的记录，虽然规定从2008年上交最多10%，但现在还是没有发现这10%的数据在哪儿。实际上，到2008年，这些年没有上交的利润累计为71811亿元，2009年可能达到8万多亿元。国有资源被占用后，还可以出租和出售。比如，国有农场的场长可以把土地再出租出去，而租金是他们自己享用的；在城市，他们可以出租属于国有的房屋等等。以地租而言，现在每年就达上万亿元，累计起来5万亿元以上是没有问题的。租金按说肯定是归土地所有者的，但这5万亿元的流向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国企高管和职工工资与利润挂钩，国有土地的地租有一部分变成了高管和职工的奖金。 2002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国企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本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企业的工资水平。这个大家能看明白。还有，国资委有一个文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这个办法可以把企业的股权用来激励高管，最多是1%，大约是工资的30%～40%，什么含义呢？他有权分利润，而利润其中有一部分是少交地租和资源租金得来的。无论是原劳动部副部长步正发说的一般企业的2～3倍，还是媒体披露的6万～7万元一年，以及最高的中国移动的每年1236万元（约为全国平均工资的7倍），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可以想见，这是在人浮于事基础上的高工资。据一份研究报告，中石化的员工人数是国外同等规模企业，如意大利埃尼集团的15倍。影响收入分配更为严重的是垄断利益集团“合法的”侵夺。 对于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公众通常更多地还是将其归因于官员腐败问题。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盛洪：人们将官员腐败与收入分配不公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没错。然而腐败是一种非法行为，法律威慑使腐败只能是一种非系统性错误。 人们很少注意，影响收入分配更为严重的是垄断利益集团“合法的”侵夺。由于是为一个集团争取利益，力争者并无负罪感；这些部门又多处于资源稀缺且具有战略性的领域，在争取本部门利益时又可以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又由于我国的宪政缺陷，行政部门有实际立法权，通过发布一纸部门“意见”就可以将垄断权拿到手。有了“合法的”垄断地位，垄断企业可以一只手伸向消费者，另一只手伸向国库。据一项研究报告，石油资源国政府占总利润的所得份额，包括矿区使用费、利润油分成和税收。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约为60%～70%，在发展中国家约为75%～85%，个别国家高达90%。而在我国，尽管利润受到工资福利等成本的大幅挤压，据中石油2005年财务报表，政府所得仍只占40%；据中石化2005年财务报表，这一比例也仅为54%。更为荒唐的是，尽管2005年中石化赚取了509亿元巨额营业利润，却还从中央政府那里索要了100亿元的补贴。 如果按比较保守的70%的标准算，中石油2005年的总利润中应该有1357亿元归中央政府，中石化则应有318亿元归中央政府，且应取消100亿元补贴。在另一方面，面对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垄断企业的优势更为明显。例如随着技术进步，电信服务成本在迅速下降，但价格却没有随之而降。这归因于受垄断力量影响的价格监管；也归因于电信巨头们不时利用其垄断地位和技术手段，阻止电信企业间的竞争，维持其高价格。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居民的电信消费占收入的比重高达7%，远高于电信发达国家的2%。可以发现，只要一个产业存在垄断，全社会，包括国库和消费者每年就可能有数千亿元的收入被侵夺；十个垄断产业就会转移走数万亿元的收入。这相当于我国一年GDP的若干分之一，也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收入的不小份额被垄断部门侵夺。这部分巨大利益，就按照垄断部门的内部规则分配了。除名义工资之外，还包括以住房为主的非货币的高额福利。 更不用说，在工资福利之外，还有所谓的“职务消费”，包括出门开豪华公车、出差住五星级酒店……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滋生腐败，比如陈同海每月就有120多万元的消费，贪污近2亿人民币。有调查称，对澳门赌场99名大陆客人统计，“59人在政府或相关部门任职：其中33人是政府官员，19人是国企主要负责人，7人是政府和银行部门的现金出纳”。可见国有企业的资金在被肆意挥霍。由于其垄断地位的存在，就可能千方百计地左右国家政策，使政策失去公平。所以说现在的政策犯了袒护国企管理层的系统性的错误。资源租金、利润上交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没有解的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是由于存在着垄断利益集团的原因。据报载，政府要出台规范国企负责人薪酬的制度，但解决国企利润上交问题的方案还是遥遥无期。有评论说这涉及到了分配问题，所以很难。这说明这些央企的管理层已经把属于人民的利润当成自己的既得利益了。当人民想要回来时，已经对不起他们了。然而，似乎不能再等了，一年就是一万多亿。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您喜欢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来解析现在的社会转型，这种结合式研究比较创新、比较中国。 盛洪：包括国际、国内问题分析和价值判断，我们可以大量运用儒家的资源。比如，《大学》里有一句话叫：“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意思是，一个国家和政府不应该以一般的商业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以“义”为重。儒家讲“义者利之和”，就是说所谓“义”，所谓“公正”，就是互相冲突的利益的均衡，这样政治治理才能巩固。用这种思路来追溯国家的起源就很有意思。不管是部落时代，祭司向部落成员征收贡品、祭品，还是封建时代，暴力夺取政权者向民众征收税赋，都是为了维持整个部落或国家机器的运转。关键在于这个机器能否提供公共物品，就是保护产权安全，维护正当秩序，提供公正司法，这叫“义”。而“以义为利”就是政府可以收税。既然给百姓提供公共物品，纳税就是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这就是儒家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政府不要掺入到商业领域去，把自己的公共服务做好，自然会有利。税收其实就是服务费，最初始的是安全保障服务：在部落或宗教社会是向人们提供一种“心理咨询”、心理抚慰，说神灵会保风调雨顺；历史上的暴力政权则给民众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都必须保境安民。 “纳税”不言而喻地包含着双向义务：公民向政府纳税，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政府和公民之间在手段上并不对称，政府可以强制性地让公民纳税，但公民却没有手段让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更有可能，对自己义务履行不足的一方不是公民，而是政府。“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就是一种宪政原则。这是政府的定位、政府的边界。儒家还有很多类似的表述，其中的《盐铁论》讨论的情形和现在很相似。当时御史大夫们认为，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为了抗击匈奴，朝廷去聚敛一些财富用于军费，就要盐铁专卖等等，政府就要进入到一般商业领域。这被所谓贤良文学们反对，因为它导致了垄断和腐败，并由此推动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不与民争利”是儒家一个很重要的宪政原则。比如煤矿和钢铁等一般的商业利益，政府介入就是争利。争利的含义还不是抢夺而是竞争。有一个成语叫做“拔葵去织”，说的是一个人当了官，回家就把自己庄稼给拔了，把织布机给毁了，因为自己已经有俸禄，就不要再和老百姓在市场上争利了。所以，古老的儒家宪政原则在今天都很有教益。 关于边界和越界的问题，我们要形成一套宪政原则，包括中国传统思想、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中外好的东西都可以吸取，能从已有的宪政原则提炼出来，作为共和国的制度基础。如此，中国的发展将是前途无量。像孟子、老子等思想，我们也运用到了产权问题上，这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2008年写了篇《天命与民权》，讲的是传统中国的基本的宪政原则，就是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合法性不是先天存在的，而取决于政治集团的作为。对执政党来说要保持警醒，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刻刻想到百姓。孟子还讲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要仔细体会这样一个顺序的宪政含义。要有危机感，要有所改革。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近表示：国企要么改革，要么消失。这对我们国家也是一种警示。垄断利益之争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不能把部门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否则最终受损失的是整个国家和民众。 比如说日本当年侵华，可能不是日本政府想打仗，而是军方想打，整体受局部操纵，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所以，不论是西方的议会，还是中国的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要真正制约部门利益。 垄断局面如何打破？上面您谈到国有垄断企业的一些弊端，那么最终我们要寻求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法。具体来说，您认为国企利润应如何分配？ 盛洪：这个问题，最终需要明确和强化国有产权制度的宪政原则。要以宪法为基础。宪法规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含义是说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资源，要有现代的产权制度，还要维护和执行合同秩序。宪法还规定，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其含义是说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是一种特定的产权制度。国有产权也是产权，要遵循企业、公司和产权制度的一般原则，包括产权收益归产权所有者所有，企业上缴利润是一种绝对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严格区分租、税、利。现在在国有企业利润中包括了自然环境的租，如地租和矿产资源的租。 同时利税不分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应该严格区分。租是要素的报酬，尤其是自然资源要素的报酬，税是公共物品对应的费用，利是产权的利益。要明确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合法程序。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修法，修改《公司法》中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部分，明确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合法程序。关键要避免相关部门的失职和企业管理层的操纵，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应该有一种必究的法律程序；第二个方案是释法，由最高法院对《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部分进行解释。对国资委代表的是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国家出资人，还是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代表，作出明确的解释。 那么，如何让民营企业在反垄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一，改善“进入管制”。首先要分清到底什么是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人们以前所说的“自然垄断行业”其实有些领域是具有竞争性质的。比如说有一些行业本来就是竞争性行业，只不过有别的原因不能放开，比如金融业。第二，在反垄断这个问题上，法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改进反垄断法。第三，要自上而下强制性地取消不合理的审批制度。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些地方政府已经自愿减少审批，这样做有正的马太效应，政府让老百姓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老百姓发财赚钱，政府征税。第四，反垄断的同时要改进管制。提高管制水平很重要。比如价格管制，什么地方该管制，什么地方不该管制都该弄清楚。 市场制度已经从竞争性领域走向垄断领域，和民营企业已经进入的产业相比，公用事业显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产业。电信业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原来认为是垄断的产业中引进市场制度，会带来何等的奇迹！然而越是接近“边疆”，市场制度适用的条件就越少，它所遇到的障碍就越多，直到市场完全失灵。市场在电信业的成功在于，由于技术革命，电信业不再是自然垄断行业，它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竞争性质。当再向前走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公用事业领域。有两类公用事业：一类是真正的自然垄断行业，一类干脆就是公共物品。 谈到“边疆”，包含着“未开发”的意思，同时也包含着“机会”。与民营企业已经进入的产业相比，公用事业显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产业。每年的投资应在数千上万亿元，存量就更大了，服务收入也是一笔巨大的数字。据说近年来以公用事业为主导产业的香港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约为15.3%。虽然在这一领域中，目前还是以效率较低的国有事业单位为主，但国内外的一些民间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城市供水、燃气供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路和桥梁等领域的投资和经营。对政府来说，公用事业的民营化也同样是一个机会。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在财政资源之外，吸引大量的民间资金，投入到公用事业中来，并且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以既定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就会使政府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从而也获得更大的政绩。尽管我国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还有许多妨碍公用事业民营化的问题，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趋势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并对政策和制度加以调整，不仅民营企业会发现一个有用武之地的广阔“边疆”，还会创造出新的我们仍然无法想象的奇迹。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十二章 中国市场：学习西方，反思西方 <h3>西方化的私有制也不是万能的——刘伟</h3> 市场出现问题是因为不够纯粹的“私有制”吗？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市场化，尽管有人说国际金融危机给自由市场经济以一记响亮的耳光，但问题和危机，恐怕更多还是出在应用层面，而不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对中国来说，许多问题暴露的可能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市场不够的问题。 刘伟：有可能。我认为，危机在现今可能会对市场有挑战。对此，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大概列了五个方面，其实就是表明私有制越纯粹未必就越能解决问题。前一段时间风行经济自由化的时候，认为市场出现问题是因为私有制不够纯粹，产权不够清晰，所以出现了市场交易成本如何如何。很多理论支持这种观点，即产权清晰化就能够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在西方这种高度自主的市场制度下，确实也有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有盲目自发性的必然。这就告诉人们，在中国搞纯粹的市场化未必就能够构筑起健康的市场，所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应该走纯粹的私有化道路。 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市场化的方向，因为人类没有一个社会文明是在市场以外形成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就是说，高度自由化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以后，面对国际金融混乱局面，斯蒂格利茨于2002年在《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就预警：如果国际经济金融界不做出改变，未来更大的危机很难避免，可谓一语成谶！斯蒂格利茨也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但强调自由是要有严格的制度约束的。他当时是说，如果放弃约束的话，这个自由就没边际了，就会出现所谓次贷、烂账。 所以，从第一个方面来讲，危机的巨大影响，使得人们对私有化的神话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但是你不能由此而动摇市场化。危机同时也表明，竞争的过度自发肯定会导致危机，它不会自我收敛，不会像“看不见的手”一样，自发地、分散地收敛成一个和谐均衡的状态。你可以反对过分的自发性，但是你不能反对竞争，问题不是出在竞争上，而是过度的分散。第二个方面，中国分散的状况也是存在的，比如产业组织不理想。当然，中国的竞争更多不是过分而是不够，这和西方不一样。 <h3>是“驾驭市潮”还是“干预市潮”——茅于轼</h3> 政府配置的资源太多。茅老，当前这场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转眼已席卷全球了，以您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茅于轼：应该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问题和原因，中国的情况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受到发达国家衰退的影响，国内的订单减少；内部原因是低劳动、低环境成本的经济模式亟须调整，属于价格的低估。这是总的原因。具体的原因就要微观分析到个人行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市场经济也有很多问题，要针对实际问题去解决。中外问题存在着差异，中国更多的是“市场不够”的问题，欧美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中国之所以市场不够，是因为市场配置的资源太少或者政府配置的资源太多，像现在垄断的国有企业都是政府在配置资源，这是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果。 改革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还在。宏观经济是总量经济，微观经济是个体经济。宏观经济理论是从凯恩斯起产生的，在亚当·斯密、马歇尔时期都是没有宏观经济之说的，这是凯恩斯的重大贡献。宏观规律和微观规律不完全一样。宏观是总量，微观是通过价格的调整达到供给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不能平衡，这就形成了宏观上的种种问题。 微观的最佳状态是：价格是自由的，任何一种商品都能够供需平衡。但是每个微观商品供需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却不能平衡，这中间还存在储蓄转换为投资的问题。再比如说环保的问题，原本也是微观问题，但反映到宏观上就会影响到整体环境。 现在的危机存在于微观还有宏观两个层面上。首先价格就有问题，国家可以干预公共交通和电力价格，但绝对不能干预肉和粮食价格，这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必须放开价格管制。在目前的政府思维中，政府一方面依靠市场，另一方面干预市场。只有依靠市场，才能生产财富，没有市场就无法生产出财富；只有干预市场，才能在市场失灵时，让权力有用武之地。因此二者都需要。权力的干预，应以尊重市场为前提。前段时间吴敬琏先生也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说，有些官员自认为有了权力就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乃至于视市场规律、自然规律为无物，试图“驾驭”市场。这种思维不是一天形成的。“驾驭”与“干预”尽管一字之差，就眼下危机对中国而言，令人担忧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种问题。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大部分还是投到基础设施领域而非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自然也有对市场认知不够的一面。 <h3>在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之间走钢丝——江平</h3> 美国的做法好像“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江老，您一直研究和推动法律对市场的监管，在当前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势下，法律到底如何合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江平：这个问题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比如现在热议的《劳动合同法》，在这个时期出台是不是合适？据我所知，现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经济学家是否定的，认为在中国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是不合时宜的，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可是我的看法是，法律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准绳，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的保护，水平肯定要提高，不能够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有人说对劳动者保护的条件过高了。确实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体现出如何规定，但如果认为在时代背景下太过超前，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不同意。因为，总要有个基本判断的东西：要不要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保护到什么样的程度更合适。总的来说，这部《劳动合同法》是法律和经济相互促进的典型案例。有人认为现在《劳动合同法》造成大量的企业倒闭，失业增加；但是从国际国内经济因素分析来看，恐怕还很难说《劳动合同法》是主要的原因。 《劳动合同法》充当了中国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信号，但对一些企业而言，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像《反垄断法》到底超前不超前？这也是个问题。国际竞争的秩序要求有一部《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个事情无可厚非。但是，里面有些地方规定得比较模糊，不是很具体，这个是可能有的。立法本身就存在多方利益的冲突，要使各种不同利益相互平衡。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西方国家纷纷使用宏观调控的办法来治理经济，所以现在有人说，美国的做法好像“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对我们搞法律的人也是一个考验。200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对经济的看法和做法有着明显的转变，或者是根本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现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是相当大了，国务院接连的常务会议，对十大行业都做出了具体的部署。国家对于行业有了很大限制，过去很柔性的政策现在很刚性了，比如造船业，多少吨以下的不能造，不能批准。 这对法律人士来说确实产生了一个问题：“公权”和“私权”到底该怎样去理解？我们所讲的那些市场经济的法则到现在是不是过时了？这实际上反映了两个规律，即拯救经济只有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两种选择，或者用国家和市场两种手段而已。现在需要加强宏观调控的成分更多，合理使用公权就显得重要；过段时间不需要那么多调控了，需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成分就更多，强调保护私权就显得重要了。市场经济还是应该作为主流，如果连市场机制都没有，一切都由国家来分配资源，就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两者加在一起，能够正确反映整个市场经济法律的根本问题：还是应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首先要保障市场经济主体在发展中的自主性。在自主性实现的过程中，必定每个时期的侧重点不一样，但这两者都是国家治理经济的重要手段。比如去年，有人认为上半年对于经济的预见性可能差一点，所以下半年国家对于调控的力度明显加大。 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主体哪个优先？早些年，您和吴敬琏教授对话时，他认为应该对宏观调控的权限作出法律认定，规定出哪些是宏观调控应该管的，哪些权力应该还给市场；您当时也指出，宏观调控代表的是公权，市场经济主体代表的是私权，而私权是市场经济的权利和目的，所以必须承认市场经济主体的优先权利。私权和公权到底是怎样的顺序？ 江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一个原则，就是在经营这个领域里面，国家要掌握什么样的批准原则。在法律上，主要表现为《行政许可法》。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在做报告时专门讲了一个观点，就是：当市场经济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国家来规定，只需要当事人的合同来约定。当事人双方合同约定有困难的时候，可以由中介组织第三方来解决。只有两者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才可以要求国家来干预。这就确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三段论”原则：私权不能解决的，社会权力解决；社会权力不能解决的，公权力解决。公权力是放在最后的。社会权力的范畴，现在来说是我们法律中是最薄弱的环节。社会权力来自于社会团体组织，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团体很多是变相的公权力，实际上成了公权力的一种延伸。 西方国家的社会权力就很大，特别是在环保、卫生等涉及公共利益的团体。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够，需要我们不断地扩大。这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应该朝着目标去做。公权力应该放在最后来行使，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关头，各国终于按捺不住，纷纷加大了政府干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除了以法律形式明确宏观调控的权限和操作程序外，是否应该对因宏观原因造成的企业损失进行相应的赔偿？ 江平：在经济危机情况下，宏观调控给民营企业造成困难和损失，有的需要赔偿，有的不需要，要划定一个界限。国务院有权制定法规，只要是以法规的形式出现，比如有的投资额度有明确的标准，就必须按照这个法规执行。法律和法规都没有，那没办法，赶上宏观调控啦。以前是笼统性的规定，你要造多少吨级的船舶可以向地方申请，现在一律否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国家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很难说，因为这是国家调控手段的一种。 还有一类是地方执政权力的滥用，今天项目让上马，明天又否决了，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碰到过一个案子，某城市原来的体育场拆了，要建设奥运体育场，批准建设完工后，一位领导来视察，认为大门太窄、停车场太小，总之缺乏气派，于是下令拆除。这就麻烦了，那是条购物街，有许多商铺，造成商户损失上亿元。先前只有口头通知限期拆除，后来迫于抗议又不拆了，前前后后经过了一年多的折腾。商户损失应该怎么算呢？向政府提出来，政府认为这是奥运会需要。像这样拆和建全由着个别领导的话，如果没有合法的依据，就应该给予私营企业主补偿。另外，不要把历史某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作为法律的普遍规律。还是要区分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比如现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国家需要紧急控制局面，拿出4万亿元来救助市场，这是一种紧急措施，是应该的。但是，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长远的法律规范。 所以，我不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做的政策能够作为普遍性的规律。市场自身规则会在这个时候有所变通，有所改变。 有人问，经济恢复之后，市场还会回到原有的状态吗？ 江平：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市场经济的自由和秩序。从立法的角度讲是最基本的两点，市场既要有自由也要有秩序。市场经济没有自由，就没有基础，更谈不上活力，没有秩序就会产生混乱。我们和西方国家在自由和秩序上，要找到其中的不同之处。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以自由经济著称，比如美国的西进运动，鼓励私人开发，给予极大的自由度。那时候缺乏的是秩序——前段时间，我看了《洛克菲勒回忆录》（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这本书很多人推荐。那时候的美国只有自由，没有市场秩序啊。1929年经济危机后才逐步规范市场秩序，各种法律出台（一年间出台了150多部法律，其中金融法就30多部），所以现在美国的市场秩序非常完善。 那么，中国现在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怎么样呢？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说，按最近公布的材料，世界排名120多位。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数一数二，市场秩序却很靠后，产品质量的问题层出不穷。三鹿事件，引起中央重视，包括修改《产品质量法》、出台《反垄断法》，这些竞争的规则，我们很多地方都是空白。所以，我们需要在立法上填补，在执法上完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市场经济一开始就是既无法律又无秩序，开放市场之后是自由比较少，所以立法开始比较偏重的是在市场自由方面。比如出台《知识产权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债权法》等等，给市场的参与者更多的自由度，能够真正体现和享有市场主体权利。但是现在做得还不够开放，像垄断行业还没放开。所以，要问改革的空间还有多大，我觉得还是两个问题：市场自由和秩序的更好完善。你给市场竞争的主体更多的自由是比较好实现的，但是怎么加强秩序的监督和管理，相对难多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还有许多的空间需要去完善。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十三章 中国企业：从土八路到正规军 <h3>企业如何降低由“社保”带来的运营成本——白重恩</h3> 我建议国有企业应该多分红，用部分分红去补充社保资金。有没有降低这种变相的企业运营成本的方法？ 白重恩：我觉得有两种方法。首先，社保是必须的福利政策，不能完全取消，但是经济学中有个“拉弗曲线”，意思是税率太高会产生诸多影响：一是人们避税的倾向会更强，缴税的人就会减少；二是税收会带来扭曲，一旦征税太多经济活动就会减少，那么最后所缴的税就会减少。“拉弗曲线”的意义在于，税收的总收入并不是税率越高收入就越高，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收入反而会降低，因为缴税的人少了。所以，总税收和税率的关系是“倒U形”的关系。中国的社保就是如此，一方面企业想方设法地逃避缴费，尽量不加入社保，一旦降低税率有可能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因为逃避缴税的企业会减少；另一方面，这么高的社保费用会减少就业，因为劳动力成本在增加。企业主会由此觉得一个人能做的事绝不找两个人，尽可能地压缩人员数量。 就业减少，缴税的人就减少了，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得供给和需求之间失衡。我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计量研究，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建议国有企业应该多分红，用部分分红去补充社保资金。首先，从效益的角度讲，国有企业的盈利与其像现在这样消耗掉，或者投资到一些没用的地方，还不如反补给劳动者。当然有人会说，分红转移之后企业就没钱投资，没钱发展。没关系，国有企业没钱了可以找银行借钱，大型企业贷款是不难的。只要是投资项目好，有盈利，银行就支持，且银行会对投资起到约束作用。如果国有企业不分红，它就有许多剩余资金，即使投资不赚钱也去投。但是分红出去以后，这些国企投资必须向银行借钱，效果就不一样，银行会严格把关，审查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这样外界的约束会使其投资更加有效。其次，从公平的角度讲，国有企业大多是垄断性质，垄断的利润应该由全体参加社保的人们分享。现在有社保的退休人员多是以前国企退休员工，他们为国有企业付出了一生的辛劳，应该反补其应有的待遇。 国企分红补贴社保资金，一方面，可以遏制盲目投资，改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留给消费者更多的劳动收入，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会增加。通过这个方式，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可以理顺一些。这次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靠出口保持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即使没有经济危机也是走不通的。现在只好依赖国内的投资和消费，然而投资已经过热，只有寄望于消费。消费从哪里来？就是社保缴费的减少，然后就是国有企业的分红。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初次分配的研究，即收入在劳动收入、资本收入之间的分配。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劳动收入比例下降迅猛，从1995年开始至今，大约降低12%左右，其中有5.25%集中发生在2003年和2004年之间，原因是统计方法的改变。2003年之前，个体经营者的收入本来算作劳动收入，2004年经济普查之后，就划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我国有4000万个体经营者，假如每人平均收入3万元，那就是12000亿元，占国民收入的4%的收入的一部分就变成了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就减少了4%。 一正一反6%左右的下降幅度就产生了，而剩下的6%则是结构调整的原因。转变体现在农业份额的减少，第三产业在增加，使得劳动收入比例开始发生变化。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是经济发展中有利的因素。 中国企业走势如何？针对内需的困局问题，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提到了价值链和利润率的悖论说。缘起是年前在东莞的一次经济讨论会上，吴敬琏先生认为：“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企业代工，一双鞋价值10美元，在美国的终端市场却卖了90多美元，我们只得到了价值链的12%，太亏了。”一些代工制鞋的老板则根据他们的切身体会，用利润率质疑：“国外的品牌商不见得好赚钱，品牌开发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而我们的代工企业利润率却是20%。”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白重恩：施正荣提出过一个“微笑曲线”的概念，意思是价值链两端是科研环节和销售环节，中间是制造环节。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科研和营销的市场，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处在中间的制造环节。许多人认为两端盈利率高，希望中国的制造企业也升级进入两端市场。 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市场取向，企业能在两端赚钱，如果经济没有什么扭曲，它自己就会跑到两端去。你提到的那些东莞老板所说的也对，只要中间赚钱也可以。两端做得也不容易，虽然挣得多但是投入也多，比如营销，需要那么多广告来打通渠道，所以不仅仅看赚了多少钱，还要看投入了多少钱。一方面，我主张让企业依据市场需求自主做决定；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里面也存在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如果制造企业带来的污染没有让企业承担，而是让全社会来承担，这就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目前有一种说法叫做“成本社会化，利润个体化”，这就造成了市场的扭曲，使制造业过度扩张。这时，我认为不应该限制制造，而是应该让企业承担污染成本，把该得到的收益在决策者身上体现出来，该付出的成本也要在决策者身上体现出来。总结一点就是：只要理念正确，一切问题都会顺其自然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特别指出的是能源的价格。大家总是指责制造业消耗了太多的能源和资源，但你只要把价格提上去，企业就会变得有远见，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就会变得合理起来。 另外，吴敬琏先生还有一个观点，意思是两端市场刚开始的时候并不赚钱，但是你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慢慢成熟之后盈利就变得自然起来。如果企业有长远的眼光，也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一旦部分企业开始做两端，其他企业也会开始跟随做两端，这就创造了一种社会的价值，要鼓励其发展。这个问题总体来说不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首先是要把价格、税收理顺，享受该享受的利益，承担该承担的成本，然后再适当地给两端一定的鼓励政策。就秦晖教授谈到的这个现象，也有另一个角度：美国人尽管拿走价值链88%的份额，但是利润却由分布在物流、批发、销售、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等诸多的环节的大量从业者共同分享。这是美国除了美元霸权以外，之所以消费这么强劲的来源。中国虽然利润率只有12%，但是利润却高度地集中。这属于社会分配格局的问题。例如环境税、资源税，政府也正在考虑，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年初的燃油价格和税收改革有点儿半途而废的样子。当时是希望随行就市，跟着国际市场的价格走，结果税费改革是执行了，但价格最终没有形成机制。当然，我们现在经济状况不好，不能增加生产成本，可是从调整结构的角度来看，总有一天成本要上去的，还不如早一点做准备。 <h3>扶持两大产业，实现技术创新——魏杰</h3> “8亿件衬衫换一架欧洲380客机。”据了解，国务院正在组织有关部门制订两大规划：一是扩大内需的十条规划，二是十个重要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坊间盛传十大行业包括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您认为眼前政府最需要扶持哪些行业？ 魏杰：从十个产业里面看，首先是要振兴装备制造。装备制造就是各种设备和工作母机，我们现在产品制造很发达，但是装备制造很落后。中国光纤制造设备的100%、综合电缆制造设备的100%、石化设备的85%、数字数码机床的75%都是依赖进口。中国的现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装备需求国，大量依靠进口，这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制造业的最末端。因为制造业前端是装备制造，末端是产品制造，我们是处在产品制造的末端上，等于是为别人打工。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结构调整的问题，像国内的民营企业到处都是纺织、服装、皮鞋、食品等等薄利多销的轻工业，其实在国际市场利润都很低，用薄熙来的话说：“8亿件衬衫换一架欧洲380客机。”所以，我们呼吁要把装备制造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能带动整个技术创新。装备制造是社会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有了装备制造，钢铁、汽车才有真正的竞争力，才能真正发展起来。第二个需要重点扶持的产业应该是资源类产业，就是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类产业是应该加大的，尤其是对新资源，像新能源、新材料要尤为重视。这恰恰是政府要做好的，是战略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别的可以放开，因为市场可以解决。这两个产业发展起来，技术创新就能上来，然后把别的平台放给企业，它自己就能调整自己。不要搞十个，一把抓等于没抓，要选择主要的。 政府在结构上不能成为投资主体，主要是使用财政政策，要引导产业调整方向。不要把所谓的产业升级当成政府行为，应该当成市场行为。在产品制造方面，世界市场选择在中国生产主要还是因为规模，有规模成本就便宜，估计出口不会下降很多，中国依然是最佳选择。我认为，有市场就不要过度强调什么时候会产业升级，市场能自己调整。调整结构不代表不出口，出口导向和出口是两回事。中国在未来的制造业上，一方面还会是世界产品生产大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一时难以改变。另一方面，要加速装备制造的进程。现在装备制造业大国是欧洲。美国基本是金融业和服务业，服务业主要是产品设计、产品开发，处于产品生产的高端领域。环顾世界，制造大国无非是日本、德国和中国，德国和日本是装备制造（高端制造）的大国，中国是产品制造（末端制造）的大国。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h3>中国企业面临五大商机——夏斌</h3> 中国企业要当好中国大消费市场的“好猎手”。再回到经济主体企业层面。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处于大调整之中，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巨大的产能怎么办？如何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 夏斌：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么来看。第一，能出口的尽可能保出口，增加出口。我们现在是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比例有点儿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反映，当然也是我们要致力于调整的方向。但是，从世界经济的历史看、从长远看、从中国的崛起看，我们现在的净出口在三大比例中间是需要相对调整，但并不意味绝对量需要减少。中国在崛起、中国在赶超，“中国制造”的绝对量还要大大增加。中国出口2009年可能是世界第一。现在是三大比例失调，需要调整。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还不过是7%～8%，2007年是7%左右。而英国经济在它的顶峰时期，1870年英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达到18.9%，快20%了。美国在其顶峰时期，1950年美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曾经高达16.8%。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不平衡，是有问题的；但是从中国崛起、中国制造在世界的位置来说，与英、美历史顶峰时期相比，我们还差得远。第二，从大趋势看，今后的10年、20年，“金砖四国”、亚洲经济将进一步保持快速增长，世界经济的重心在向东移。我们企业的制造、物流、销售、产品设计，包括在全球的兼并，要未雨绸缪，要抓住时机，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向东移，向东盟、亚洲移，向非洲、拉美国家移。企业家的眼睛不要光盯着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些国家需要盯，但是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未雨绸缪，先走一步。第三，我相信我在去年危机刚爆发时说的话，即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坏事，同时又是好事，给中国带来了两大机遇。因为全球经济失衡，各个国家的原有经济结构走不下去，必须要调整结构。 从眼前看，中国政府也困难重重，在抓紧结构调整。但是，我相信过5~8年以后，两大机遇之一，就是中国会逐渐成为消费大国的机遇。现在我们正在很痛苦地调整结构，三五年后，居民的消费能力将比今天有快速增长。因此，中国的企业界，要睁大眼睛，当好中国大消费市场的“好猎手”。 面对不断变化的中国消费群体，如何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是怎么走过来的？ 夏斌：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企业家可以从五个方面考虑。一是开发新产品，加快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包括高档休闲和奢侈品消费。二是顺应节能环保的大趋势，创新各种节能环保的消费品，占领未来几十年消费品竞争力的制高点。三是细心研究中国农村大市场和准备不断进城的几亿农民工吃、穿、住、行的消费特点，抓住中国大众化的基础性消费品的开发。四是围绕主消费内容，如住房、汽车等，仔细观察、细心研究主消费的衍生消费。在这方面，企业家比我精通多了，我只是点到而已。 比如说，围绕住房的家庭装饰、日常用品、汽车上的导向图，以及配套的郊野远行、用品等等。五是配合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和中国老龄化的趋势，不断地创新和开发新的消费内容，就是有些老百姓现在没有想到的消费内容，比如说休闲、医疗养生、老人护理、儿童智力开发、不同内容的家政服务、教育养性等等。我相信，只要顺应全球潮流，抓住全球结构调整的机会，抓住中国大消费市场崛起的机会，开动脑筋，埋头苦干，中国企业界头顶上的光环，不仅仅是“中国制造”的光环，而应该产生更多的“中国服务”的光环、“世界办公室”的光环、“中国市场开拓者”的光环。 <h3>危机之下品牌出路何方——艾丰</h3> OEM，将来有一天要吃大亏的。在危机蔓延的今天，中国的品牌战略在哪里？ 艾丰：我在“五对思维”理论里有句“以上对下”，主要阐述现在是发展中国自主品牌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危机的“机”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其一是，中国的自主品牌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国家品牌，只要国家品牌提升了就等于自主品牌提升了。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提升了，发达国家的增速是负增长，中国依然保持在8%左右，加上奥运会的营销，国际形象日益增强。另一方面讲，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其中包括品牌课。三年前我去东莞讲课，我说：对你们的经济“一则喜，一则忧，一则担心”。喜的是加工业发达，可以说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忧和担心的是你们缺少品牌，多数是OEM，将来有一天要吃大亏的，因为你们没有自主权。无奈当时形势大好，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是，现在看来没有品牌的企业确实深受危机困扰。相反，品牌企业受损很少，相当一部分企业出口反而增加。我觉得这次危机对人们最大的教育是“市场的教育”，使人们更及时地认识到，不搞品牌肯定没有出路。中央组织八大部委的专家学者去广东调研，点名要求一个品牌的专家，这就说明了高层对品牌问题的重视。 以前我们认为谈品牌是个时髦的话题，现在可能不能局限于喊口号，还得有实打实的动作。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品牌在国家战略中有没有进一步的提升？ 艾丰：我觉得目前还谈不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及中央文件都明确指示要发展自主品牌，但依然缺乏一个对品牌战略的统一部署和统一研究。原来，品牌问题主要在质监局、工商局、商务部的管辖内，现在，我们迫切呼吁在中央成立一个机构，来统筹一切，这方面我们还有一点缺陷。作为企业，走出去要补足自身的薄弱环节，在研发、制造、销售三个环节，我们弱在研发和销售，所以要重点提升。研发可能提高得更快一些，基本上可以自力更生；但是销售必须和世界打交道，在发达国家有你的发言权这是特别困难的，人家的销售渠道已经很成熟，要挤进去很困难，需要做大力的探索。例如，先做一些华人渠道，华人渠道融合在世界各国社会里面，再利用华人和别国国民优势对接。现在由于中国产品质量提高了，特别是中国地位提高了，企业比较有积极性，外国人也开始接受“中国制造”了，实际上缺乏的是一个可操作的路径。作为国家，我认为政府大量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并不可靠，货币权在对方，别国想贬值就贬值。 建议考虑部分给企业做贷款，在国外买些矿山、股权，做一些实业，所谓“以实对虚”就是这个概念。不要“以虚对虚”，对于虚拟经济，我们不是欧美的对手。有些城市龙头企业就代表了地区形象。 实践证明，各个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本土品牌——“海尔”之于青岛，“长虹”之于绵阳，“春兰”之于泰州，“双汇”之于漯河，都说明品牌企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相当的带动作用。在您看来，品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哪些战略意义？ 艾丰：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我有个“五句话”的逻辑。 第一句话：“一个地方的发展，取决于它的市场竞争力。”以前追求门类齐全是不对的。 第二句话：“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它的经济有无特色。”就是差异化，它有两个内涵，一是标榜不同，你卖香蕉我卖醋，山西的醋有名就应该鼓励发展。二是他人不可替代性，不是替代他人性。比如牛奶企业多在内蒙，因为它有草原，沿海再发达也没有草原的天然生态，这就是最强的一个竞争力。比如广东，政策有不可替代性，机制有不可替代性，如果这两条被取代，它还可以有依托临近港澳等其他的不可替代性。所以说，地方经济一定要寻找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发展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这就避免了红海现象。 第三句话：“特色一定要形成支柱产业和产业集群。”即形成产业基础和规模。 第四句话：“支柱产业和产业集群一定要有龙头企业。” 第五句话：“什么企业可以做龙头企业？就是品牌企业。” 所以，一个地区的发展最终要看品牌企业的状况，许多城市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些地方一个企业就带动一个产业链的发展。有些城市龙头企业就代表了地区形象。比如，四川（绵阳）的长虹彩电、（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江西（南昌）的昌河铃木、（河南）漯河的双汇火腿……没有品牌，企业再大也是趴着的。 您曾说“如果没有品牌，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不管你企业多大，都是趴着的经济，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那么在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复苏的时代，如何实施品牌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奥巴马也提出要振兴美国制造业，这对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利的信号。 艾丰：我要是奥巴马，也会这么做。因为美国的制造业确实已经落后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不如日本，后来发展It业才反超日本，但是制造业一直没有很大改善。 现在美国市场三分之一还是日本汽车，通用焉有不倒之理？对于走出去战略，我认为应该把思路调整一下，把主要靠“优势对抗”转化为主要靠“优势对接”。优势对抗，意思是我的成本低，那就做低价格出口，那么人家就要封锁你，人家就要自我保护。虽然优势对抗会长期存在，但以此为主的出口模式肯定难扛大旗。今后的走出去战略还是要依靠“优势对接”，就是把我的优势和你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例如，浙江横店的节能灯产业，就是靠优势对接取得长足发展的。国内优势是低成本，国外的优势是高技术，把高技术引进来和国内的低成本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产品在国外有优势就是高技术，在国内也有优势就是低成本。外国人能赚到钱，我们也能赚到钱，完全靠低成本肯定销售不出去。再有，像海尔集团和世界家电巨头相比，它的最大优势是在中国的服务网络，这点外国人怎么做也做不到。 白岩松曾经提问张瑞敏说：“你怎样利用你这个优势和外国竞争呢？”张瑞敏回答：“我要让跨国公司利用我的渠道卖它的产品，然后，换取在国外利用它的渠道卖我们的产品。”后来，他和日本三洋签订协议，就是依附这个原则。这就是优势对接，双赢而不吃独食，就像联姻一样。我觉得“中国制造”走出去，要摆脱过去“打入国际市场”的宣传词汇，那样“狼”的味道太重。中央在十六大、十七大提出国际贸易要实现互利共赢，所谓共赢的主要方式就是优势对接。我认为，走出去战略一定要和优势对接战略结合起来，这样更实在一些。不然，外国人会认为，中国产品就是消灭他国的产业，走出去就是对人家的伤害，人家为什么不保护呢？保护主义和保护不是一个概念，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注意民族利益，但这不等同于民族主义。在走出去战略上要以自我为主，但要学会换位思考。20世纪90年代，我组织策划了“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借助各种渠道把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极致。 我们知道，国内的制造企业还停留在第一阶段，贴牌严重、产品附加值很低，加上新一波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制造举步维艰。今天看来，关于质量问题，我认为当今主要原因还是文化问题。当然，我们平常说的质量问题是工艺问题，也是技术问题，但现在已经成为文化问题。邓小平说：“质量是一个民族素质的表现。”质量就是一个民族的素质，也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中国民族文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急功近利。成本小小的，利益大大的，大家都想走捷径快速发财，偷工减料、假冒伪劣成了习性。其实，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演变成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急功近利的文化，我们才能踏实下去，才能把聪明才智用到正确的地方。所以，品牌建设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是一个文化问题。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不同，美国都是公子哥，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最富有，这种观念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就是过分的优越感。我们恰恰相反，是自卑感掺杂着急功近利的心态。中国的经济特点，就是“制造大国，品牌小国”。 在整个利润结构中，我们的制造和研发只占全部利润的5%~10%，“品牌小国”的诸多问题令人堪忧。国际上的“微笑曲线”，即一个商品、三个环节。三个环节指的是研发、制造和销售。其中制造环节占三个环节总利润的5%，最高不超过10%。研发的利润高，销售的利润高，笑起来的曲线就是两边高、中间低。无奈我们国家就处在中间环节。它和其他环节之间的差价基本上在10倍左右。品牌小国还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效益低。因为占总利润的比重很小，主要依靠数量，企业经济效益不乐观。二是影响外贸的持续发展。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我们的外贸也已经有了很大的障碍。反倾销的案件日益增多，姑且也可以说是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这和中国外贸的增长方式有关。我们原来是“增量降价”的模式，即出口的总量货物在上升，而单位产品的价格在下降。实际上，这对进口国也有损害，我们自己也不占便宜。一个杯子赚1元，十个杯子可能赚5元，可见这种模式难以为继。最佳的模式是，出口的量未必太大，但是商品附加值要大。三是OEM的模式不稳定。即便没有金融危机，随着工资的提高，加工的成本也会日益增大。 世界上许多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人家的工资要比中国低，取代中国的进度已经提前了，比如越南和印度。所以，品牌小国的状况必须尽快转变，无论是应对贸易摩擦，还是未来的贸易稳定都是必然的选择。中国企业家要学会更多地利用软资源发财。扩大内需和品牌战略的内在关系是什么？ 艾丰：我认为扩大内需主要的问题是，必须和转变增长方式结合。如果在原来粗放的程度上扩大内需，从而掩盖了增长方式的转变，那么带来的问题仍然很大，这是明显的短期行为，会陷入更大的瓶颈。以前所谓的增长方式是粗放的，耗费过多的资源和能源，造成过多的污染，我们称之为“三高两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产出、低效益。所以，中央提出的转变增长方式重点是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而品牌战略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和市场向优势企业集中，使得那些粗制滥造、低水平企业的市场不断地缩小，这样就可以把扩大内需和转变增长方式同时实现。同时，品牌战略可以更多地利用软资源即信息性资源，包括信息、科技、文化、创意等等，提高产品和品牌的文化附加值。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这个优势，只有实施品牌战略才能发挥出来。 我提出过一个口号：中国企业家要学会更多地利用软资源发财。现在中央的“4万亿”投资和各地的预算投资，投资到基础设施，我认为还是对的。中国还是一个工业化中期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未完善，特别是一些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如果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投资基础设施是不可行的，那样物价将飞涨，所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搞的基础设施，现在看来还是立足于长远的项目。危机是个辩证的概念，对整个经济形势是“危”，对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机”。这时候中央投资基建对GDP可以拉动，对物价可以平衡，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各区域的协调发展会起到非常大的正面作用。大众对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不太了解，实际上投资中大概有30%会转化为消费资金，比如铁路投资100亿元，最后不一定是铁路部门使用，它会带动许多产业和劳动力，最终消化之后，一部分就转化为消费。基础设施是大项目，只能是归属于大企业，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但是整个经济带动起来，中小企业也会受益。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这些事情是必须做的；这么大国家如果交通不发达，经济很难发展起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东中西能够协调发展，尽量实现一体化。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十四章 改革创新创：改革是持久战，现在还不到睡大觉的时候 <h3>市场的力量给每个公民创造了机会——茅于轼</h3>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学者指出，对外开放是这30年的最大成果。因为有了开放，通过行政手段获得生产性资源的路径才得以维持。 茅于轼：的确，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资源如果更多地掌握在政府手里，那政府可支配的钱就越多，民众口袋里的钱就相应越少，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如果没有开放，生产的东西就可能销售不出去。开放维持了我们外向经济的局面，所以改革和开放要分开来看。同时也要看到，30年改革开放最不容忽视的力量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财富并没有掌握在国家手里，是市场削弱了政府权力。就对外开放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实现了东西方交流，中国得以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没有这一点，中国改革不可能成功。开放最主要的结果，不能简单说是维护了统治阶层利益，更多的是促进了中国在技术、制度、文化等领域全面向西方学习。我们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到法院、律师、大学，还有各种制度等全是从西方来的，而不是慈禧太后的东西。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学习是不是更专注于形式，其实现在精神上也在学，最近出现的维权行动就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真正在学西方的，主要是一些民间人士；作为垄断利益集团，尽管一方面抵制西方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在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在人权方面。值得肯定的是，几十年一直不断在进步，其实是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权在加强。就“杨佳袭警案”来说，杨佳是该判死刑的，但下此判决还没那么容易，需要照顾到网上那么多的意见。这就是一个进步。我认为进步的动力主要就是学西方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人权思想，儒家没有人权思想，儒家是君王思想，人权思想是“进口”的。先是欧洲然后到美洲，现在全世界都在讲人权。人权不是靠权威来保护的，要靠老百姓的自觉。因此说，中国政府对改革开放的功劳很大。我们也去过日本考察，其开放程度远不如中国。这全是靠市场，市场的力量给每个公民创造了机会。现在社会上的有钱人，不全是垄断集权者，大部分还是民间的创造力量，经济杰出人物大部分来自民营企业。 <h3>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张卓元</h3> 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2009年“两会”前夕出现了诸多改革热点。作为中国多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能否提出一些解困当前局面的建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如何继续推进？您认为哪些领域是最需急迫解决的？ 张卓元：总的一点，我认为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要认真研究1998年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克服通货紧缩的经验，特别是研究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1998年以后几项大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比如，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使此后房地产产业大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改革，使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并迅速发展壮大；剥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总数达14000亿元，充实资本金，改善治理，为后来成功上市打下基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所以，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更好地走出困境，看来也要考虑在改革方面应有较大的谋划。 尽管上面说了有其困难重重的一面，甚至有的改革在短期内同保增长有不完全一致的方面，但从全局和稍微长远一点看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还是要下决心推进。首先，我们要抓住国际市场资源特别是能源产品价格下跌的机遇，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应致力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不是靠政府去理顺价格。这是一项基础性改革，因为减少以致消除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对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岗位，有重要作用。现阶段保增长主要是要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电信、民航改革，要更多地引入战略投资者；未来铁路部门改革，首先要政企分开。还有一些完全国有的企业，可以使它投资主体多元化，从改善公司治理的层面来提高效率，方法不完全一样。再有，要尽快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建立和健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不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出现各国老百姓挤兑现象，得益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我们要吸取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抓紧建立这一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制度。还有，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应将大部分用于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这对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的财税体制也有问题，在某些程度上，这种体制使得结构调整难以为继，比如分税制，你要有钱才能做项目，这是体制造成的。现在的财税体制改革阻力很大，不敢大动。按理说，比较合理的是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 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而我们正好相反，所以地方政府一上工业项目就有税收，像那些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收不了多少税，这不是逼着它们搞重工业吗？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还曾经动议过要把中央的比例增加，主要考虑的是解决东西部差异，把更多的中央财政转移到西部去，但最后还是没有成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策职能。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深，扮演资源配置主角，就会刻意追求短期GDP最大化。这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必然使经济增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越来越大，使发展不可持续，祸及子孙后代。其实服务业的促进，关键是解决地方政府动力引擎的问题，如果没有动力，强制也是没有作用的。比如财税制度改革，如果能够向服务业有所侧重，地方政府应当会更有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但说到底，最终问题还是要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项改革。 包括，较大幅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金额（第一步先从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200元），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如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甚至再多一点），继续推动家电和电子产品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用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制度等等。 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有力推动，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获得较大的动力。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积极配合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争取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 中国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根本性的瓶颈，乃是资源与体制。要突破瓶颈，唯有改革一途。最难且最急迫的改革，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财税改革、价格改革等三大领域。 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是其中的基础性改革，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资源的优化配置；否则只能是表面上“优化”，实际上却在断送子孙后代的活路。 张卓元：国家发改委对全球2500家公司的调查报告结论是，要节约能源，55%靠价格改革（此外，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节约环保意识等因素各占百分之十几）。中国能源弹性系数高于1，高耗能行业发展过快，背后原因是价格过低，未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应当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旨在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非靠政府去理顺价格，从根本机制上防止价格的人为扭曲，从而给企业的生产经营、社会的经济运行以一个准确的信号。中国在能源问题上的认识加深和战略成熟，近年来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在实践层面依然问题很多。2009年上半年，一些地方的优惠电价被国家发改委叫停，却又屡禁不止。为什么地方政府对高能耗、重工业投资如此情有独钟？这是因为，能源价格问题事实上涉及到另外两个改革领域。 一是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地方对产业的取舍，更多考虑的是能否获得更多的财政税收。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就要使财政尽快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如前面我们所读到的，当前财税体制改革阻力很大，未敢大动。按理说，比较合理的是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西方发达国家皆是如此。但中国正好相反。所以地方政府一上重工业项目就有税收，而那些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则收不了多少税。这不是逼着它们搞重工业嘛！ 二是涉及到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众所周知，现代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作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一旦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深，扮演资源配置的主角，必然会刻意追求短期GDP最大化。能源领域作为关键领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其改革难度既包括利益纷争的因素，又有尚未厘清的理论因素。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能源产业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大型企业兼并重组的意义？实际上，判断国有或民营的合理性，主要看的还是具体领域谁更有优势。 在需要承担公共义务和社会责任的领域，投资大、见效慢，民营企业搞不了的领域，自然还是国有经济占主导为好；至于大型能源企业的效率和活力，还是要通过竞争，哪怕是国有与国有之间的竞争来提高，还是要通过股东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来提高。现阶段，保增长的实质就是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任何领域引入竞争机制。2009年，能源界以结构调整为工作主线，其实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方面要求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能降耗减排；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使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但这说来容易，实在又难见其效，在本届政府任期内都未见得能有明显改善。也正因见效之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很难选择它为真正的工作着力点。基于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他们的“最优”选择，就是保住自己在位的这两年，经济增速不要掉到预设的8%以下，即便今后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也不惜上马那些原本已被弃如敝屣的“两高一资”项目，尽可能将矛盾往后推移……但愿，这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h3>中国如何打造创新型国家——张文魁</h3> 研发与市场“两张皮”。您认为还有什么因素更为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的创新进程？ 张文魁：实际上我们突然发现，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打上了很强的计划经济烙印，与市场经济的需求不是很符合。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改革最慢的部门是什么？科教文卫，首当其冲的就是科研。在“两弹一星”背景下，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我们把它叫做“创新供给促进政策”。这种体系主要表现为产业发展政策和科技计划，如《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等，旨在鼓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研制开发相关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技术的，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国家的创新资源都投向了科研单位和国有企业，而且那些供给不需要市场需求拉动，像“两弹一星”，造出来放在那里，更不用考虑买家了。那是一种更为特殊的政府采购。 即使是采购，像军用品都是军方直接订购直接付款，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需求。这样就导致我们过去的创新体系是个“闭循环”。这个“闭循环”就是，研发项目一直沿着“立项目—要资金—出成果—搞鉴定—评奖项—调职称—立新项”的封闭路径，无法与市场接轨，导致研发与市场“两张皮”，浪费了大量的创新资源。创新项目具有强烈的鉴定和评奖导向，而不是市场和效益导向。许多研发成果获奖一大堆，专利也不少，但能实现产业化的并不多。鉴定和评奖导向也显著地增加了创新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腐败行为，有很多连鉴定都是假的。前些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的“汉芯”项目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元研发资金，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种立项和鉴定都缺乏科学性，与市场是脱节的。其实研发产品真正的前端应该在市场，首先考虑需求，再通过相应的政策来配套拉动。仅仅组织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项目攻关，并不能保证攻关成果顺利转化为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更不能保证这些产品真正符合市场需求了。 要做到这点，就要靠一种与“创新供给促进政策”相对的、更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创新体系来实现，这就是“创新需求鼓励政策”。最近我们一直在呼吁这个。这种创新体系，主要是政府通过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价格优惠等措施鼓励用户购买创新产品，通过强制性标准和倾向性措施引导民众使用创新产品，或者以政府采购的方式直接购买创新产品。毕竟，建立在技术研发基础上的创新产品在投放市场之初，由于生产规模小、研发费用分摊大，甚至生产工艺还不太成熟，加上社会化的生产配套体系没有形成，生产成本高从而销售价格往往比较高，需求受到抑制。同时，创新产品的性能可能还不为外界所熟悉，会导致使用意愿低。过去，发达国家曾经也以供给促进政策为主，如欧洲国家在航空航天领域、美国和日韩在微电子领域都组织和资助过大型的研发活动。但是，近十几年来，国外越来越重视创新需求鼓励政策，创新供给促进政策退居其次。国际上的研究表明，政府的需求鼓励政策，往往比研发资金拨款等供给促进政策更能有效地带动创新，促进创新走向“研发—生产—销售—再研发”的良性循环。 通过创新需求鼓励，如税收优惠、区别性价格、直接补贴、政府采购等政策，以及标准设定和倾向性措施，一些国家各自形成了具有创新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像美国的国防工业、韩国的微电子工业、德国等欧盟国家的节能和环保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与它们的需求鼓励政策是分不开的。 中国应该说已经开始引入创新需求鼓励政策了。你看国务院颁布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就明确规定，要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国家税务总局也表示，将对混合动力汽车等产品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 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创新需求鼓励政策刚起步，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重供给促进、轻需求鼓励的观念由来已久，并直接影响到国家创新资金分配，已有的创新需求鼓励政策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中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经确定了核心电子器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大型飞机等16个重大专项，目前已开始或准备实施。但从配套角度讲，还应通过强制性标准、政府采购、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创造和扩大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同时要相应改革创新资金的分配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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