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 - xp1024.com
《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


第一章 类书 第一节 什么是类书?

我国古代有句成语:“开卷有益”。这是宋朝皇帝宋太宗赵光义讲的。宋太宗每天要看三卷《御览》,如果有一天事情忙而没看,他一有空,就会补上。有人说:天寒日短,一天看三卷,太辛苦了。宋太宗却回答说:“开卷有益嘛!读书不是什么辛苦的事情。”这句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意思是读书有好处。他看的《御览》,即《太平御览》,这是一种类书。

那么,究竟什么是类书呢?类书的性质、范围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元人修的《宋史·艺文志》把政书、丛书都归入类书;清人修的《明史·艺文志》也把丛书当作类书;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把所有的姓氏书都归入了类书;《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类书之部》更把姓氏书、政书、日用常识书都算作类书。在今人的论著中,还有人把明代科技专著《天工开物》也算作类书的。总之,自古至今,由于对类书的性质、范围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因而看法很不一致;具体到某一部书是否是类书,也各有看法;而且往往划界较宽。其实,应该宁窄勿宽,对类书的性质、特点揭示得越明确,概念越清晰,就更有利于查检资料。

类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是我国工具书的一大类别。它是一种采辑群书,将各种材料分类汇编,以供检查资料用的。其内容与形式都较为特殊。它罗列文字训诂(对古书字句的解释)、辞藻、典故,却不是字典、词典;它涉及典章制度、山川、地理、医卜星相、花草树木、禽兽虫鱼等等,但既不是政典、丛考、方志、舆图,也不是任何一家专著。它包括经史杂传、诸子百家的言论以及诗文作品。可是,按中国古籍,它却没有合适的部门可以归入,因为类书既非经,又非史,也非子、非集,但又兼包了四部的内容。它以杂见称,这就是类书的突出特点。由于类书取材广泛,涉及经、史、子、集等全部古籍,内容包括历史事实、人物传记、事物源流、政区沿革、名物制度、诗词歌赋、文章丽句、成语典故,甚至医卜星相,以及天文地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等。可以说,它的内容包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所以,它十分接近百科全书。无怪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介绍中国百科全书时,就举出中国古代类书27种,并指出《永乐大典》是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但它只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只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同于现代百科全书。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而中国古代类书只是搜集、选择、摘录原始材料,分门别类地汇集、排比在一起,犹如“资料汇编”。因此,类书具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两者的性质,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也就是说,类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再者,其编辑方法是区分门类的,“类书”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

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类书,从内容到形式都集中体现儒家文化的精髓,天、地、人、事、物的类分体系,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它的分类,大多是根据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社会生活的需要,分成若干大的部类。例如,关于自然现象的,一般分为天文、地理、山、水、鸟、兽、草、木等部;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礼教范围的,一般分为帝王、后妃、职官、封爵、刑法、州郡、产业、人、礼、乐等部;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的,则分为居处、服饰、舟车、食物、布帛、珍宝等部;在每个大类里面,再分若干子目。例如,在“天”部里,常常再分天、日、月、星、云、风、雨、雷、雪等子目;“人”部一般都分为忠、孝、富、贵、圣、贤、师、友等子目;“乐”部里,往往分为歌、舞、琴、筝、鼓、箫、笙、笛等子目;“居处”部则有宫、殿、楼、阁、亭、台、园圃等。这些部类内容和分类方法,都充分反映着封建时代社会面貌的特征。我们查类书,首先要了解它们的编次体例和大小类目,知道所查材料典故属于哪一个部类,再按部类去寻检。一般类书辑录材料,大都是先分大类,后标子目;先列故事,后排诗文;以经、史、子、集或时代先后为次第。唐、宋、明、清类书所分部类,大同小异。例如,《艺文类聚》有“岁时部”,《太平御览》有“时序部”,都是辑录有关四时节令的事文的。《艺文类聚》有“州郡部”,《太平御览》也有“州郡部”,而《古今图书集成》虽没有“州郡部”的名称,但“方舆汇编”的“职方典”所收内容却正与之相当。一般类书卷首都有分门别类的总目,标明卷次。查类书,先看总目,看这部书有哪些门类,再断定要查的材料属于哪类,然后查出卷次,再进行查找。

类书有多种类型:

从编录的体裁看,最早的形式是征事的,如《皇览》;有征事兼采诗文的,如《艺文类聚》;有辞藻典故的,如《佩文韵府》;有编成韵语的,如《幼学故事琼林》;有重视图表、图文并茂的,如《三才图会》、《图书编》;还有几种综合的等等。

从类书编纂的情况看:有官修的,是用国家的力量集中人力物力编纂大规模的类书;有文人学者为作诗写文储备材料而自己编印类书的;待印刷发达、刻板盛行、书肆林立后,书坊也编辑类书。

从类书的编录方法来看,分类是主要形式,而且大多数类书都是采取分类编录的形式。后来又发明了采用“字典”式的依韵编录的方法。这种类书,已消失了分类的形式,但仍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实质;所以,没有分类形式的类书仍属类书,如最著名的《永乐大典》即是。还有以数目字来编录的,专以数字为纲来聚集事实,如《小学绀珠》;这种类书为数极少,也就不做介绍了。

为论述方便起见,我们从类书的内容性质,依其采辑范围,把类书概括为两大类:

(1)汇编各种材料,山包海涵,综合各类的一般类书——这是类书的正宗,也就是综合性类书。

(2)只辑一类的专门类书——这是类书的别体,也就是专门性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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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 类书 第二节 类书的出现和发展

“类书”这个名称在宋代以前没有出现过。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将这类书列入史部,唐代李延寿、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时,将类书归入子部杂家类。到后晋刘昫等修撰《唐书·经籍志》时,才在丙部辟出“类事”一类,著录这类图书。宋代欧阳修等修《新唐书·艺文志》时沿袭下来,又改“类事”为类书。自此以后,才有了类书这个名称。

但是,丛书籍体制上说,类书创体之早,可能在秦、汉之间。其早期胚胎,有人认为发端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著的《淮南子》;也有人认为是西汉刘向所编的《新序》、《说苑》;还有人认为《尔雅》按类收词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更有把类书的开端上推到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及门客们共同编写的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认为它是类书的先驱。然而这些书都只可看成是类书的远源,却不能把它们当作类书。类书的出现,应该说是到曹魏初年《皇览》问世后,才有此一体;因为这书的性质和形式完全符合前面所说的,具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综合体的性质,而且编辑形式上是区分门类的;所以,一般公认《皇览》是古类书的始祖。

类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不能不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抄撮之学。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的流传,文人士子的学习,全凭手抄。早在姬周末年,研究《春秋》的学者,就曾做文章资料的抄撮工作。《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里就记有:铎椒为楚威王摘抄《春秋》里有关世事的成败,成40章,名《铎氏微》。其用意与后世的类书略似。自汉代以来,文学创作中有一种特定的文体——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讲究文采。著名赋家以其丰富的知识,优美的笔触,极尽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如:江山宏伟、山川绮丽、城市繁荣、物产丰饶、宫殿巍峨、服饰的华丽奢侈、人物神采风流、草木鸟兽的奇异、狩猎的惊险等等,无不刻意描写,真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使其作品简直就像名物制度的专著,不但取材广博,且按事类排比。如: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西晋左思的《三都赋》,都具穷思博访之功,三年乃成或十年乃成;一成之后,即闻名遐迩,远近传诵,以致洛阳纸贵。不仅因其辞藻华丽炫奇而震惊,实则因其内容丰富而当着类书来读的原故;或可视为类书的早期胚胎。

在后汉,人们的抄写还只限于史书;而后发展到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到三国时,抄撮之风最盛,上自帝王,下及百姓,无不风靡。这就是酝酿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出世的土壤。当时抄撮出来的书籍有两类,一是原文照抄,另一类则是摘抄经、史、子、集中的各种材料汇编成书,是分门别类编次排比的;这就同时具备编纂类书的两个条件:即杂取众籍,又分类排列。这已成为当时士子们读书学习的普遍方法。于是,自然使类书的产生具备了主观因素。

类书之所以产生于魏晋,还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两汉经学到这时已经崩溃,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诸家,又重新为人们所探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出现以“杂”为特点的类书;另一方面,汉末魏晋之际,随着骈体文的兴起,文章全篇以双句(偶句)为主,讲究对偶和声律,尤其重视辞藻、典故;谁知道得多,谁的学问就大。汉魏间的文人,如荀悦、祢〔mi弥〕衡(就是京剧《击鼓骂曹》里的那个祢衡)、曹植(曹操的第三子)、孔融(世称“孔融让梨”的孔融)、王粲等著名人士都因他们的博闻强识而备受称道。而一般的文人,受当时风尚的促使,就不得不求助于资料类编,以便做文章时随时查检,这就成为类书出世的社会需求,也就促成了我国第一部类书——三国曹魏《皇览》的诞生。

《皇览》的出现,不但在古籍中开创了类书这一种体裁,也给后世许多封建王朝在开国初年,集中人力大规模编纂类书以显示文治之盛,做了一个示范。《皇览》之后,历代帝王相继仿效,委派大臣,延揽当朝名人学士依据皇家藏书纂修类书。齐、梁、唐、宋和清初,风气更盛。其中也有不少是私人撰修,推波助澜,使类书更形发展。

类书的发展也不是偶然的。封建王朝大规模编辑类书,首先是为夸耀王朝“文治之盛”,所以才不惜人力财力地编类书。当然也确为实际应用。当封建专制权力高度集中之后,王朝的政事涉及各个方面,就需要各方面的知识,熟悉各种典故,所以,封建王朝总是要委派博学强记的人做执政和侍从之臣,遇到问题可立即作答。但是,任何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把所有资料都记在脑袋里,因而必需准备可以临时查阅的资料工具书;结果,王朝为此目的而编辑类书,文人学士自己也为此而自编类书。据记载:有一次唐太宗出行,有人提议带一些书去;太宗说,不需要,有虞世南在,他就是“行秘书”。“行秘书”就是现代语讲的“随行书库”。虞世南是隋末唐初人,博学多才,很得唐太宗的赏识。但估计他能做“行秘书”,恐怕与他自己编的类书《北堂书钞》有关。由于他勤抄类书,也就助长了他的博闻强记。而且类书既有选择,又有分类,可以迅速翻检;对皇帝骤然提出的问题,能够应急地作出答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王自己和皇族想借类书来熟悉封建文化的全部知识,从《皇览》、《御览》的书名即可知道;名义上是专为皇帝看的,实际上同时也让封建士大夫来熟悉这些东西。而且封建文人学者自编类书,虽是为了积累资料,以备撰写文章的不时之需,但最终也是为给统治阶级更好地服务。还有一个因素:隋、唐以来,统治集团都是通过科举的形式来选拔人才,文人应试制文更讲究辞藻华丽,用典奇特;于是各种专门收集经、史、子、集中辞藻、故实,以类排比,以供文人采摘的辞藻性工具书——类书,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日益隆盛了;到了清代,更为成熟。

此外,类书的发展与某些帝王企图借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的。唐宋以来,一些大型官修类书,大都编于改朝换代或政局动荡之后。如《艺文类聚》和《文思博要》撰于唐初;《三教珠英》撰于唐武则天称帝之时;《太平御览》撰于宋太宗赵光义得帝位之后;而《永乐大典》撰于明成祖朱棣〔di第〕“靖难”之后;《渊鉴类涵》和《佩文韵府》撰于清初,《古今图书集成》则重编于清世宗雍正帝胤禛〔yinzhen印真〕夺得帝位之时。这难道都是巧合吗?唐初多用陈、隋旧臣,太宗怕他们失职怨恨,恐生意外,就设文学馆,延揽这些人,给他们丰厚俸禄,叫他们编类书。武则天则因宠臣张昌宗丑声在外,所以命他领衔修《三教珠英》,为的是想以美事掩盖他的劣迹,收拾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宋太宗赵光义的帝位是从他哥哥赵匡胤手中得到的,且有杀兄嫌疑,当时他必须安定人心,首先需要安定旧臣的心,就给他们优厚待遇去编类书,以消除其不满甚至反抗情绪。明成祖诏修《永乐大典》,是在发动内战、残酷地镇压异己之后,作出故示宽大、偃武修文的姿态,借以耗磨逊国诸儒的不平之气。至于清圣祖康熙诏儒臣大编类书,除了点缀升平之外,自然还有麻醉人民、冲淡士大夫们故国之思的意图;而清世宗雍正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印行圣祖时陈梦雷已经编就的《古今图书集成》,也是在对其政敌的斗争结束之后,为显示文治以消除臣下疑惧的措施之一。由此来窥测这些帝王广修类书的心理及其政治作用,不难看出,他们的手法雷同,没有一个单纯是要发扬文化的。鲁迅先生在提到《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等书的编纂意图时,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不过,不管他们当初编类书的动机如何,毕竟还是促进了类书的发展。

封建文人写作诗、文时大多需要堆砌典故,临时得题,不得不求助于类书,而平日也就不得不准备。虞世南编《北堂书钞》、白居易编《白氏六帖》、元稹编《类集》、李商隐编《金钥》、温庭筠编《学海》、晏殊编《类要》、秦观编《精骑集》等等,这些唐、宋时期有名的文学家、诗人都自编类书,无非是为了作诗文时采用方便。后来,也有书坊辑录类书的,那也是为供读书人查检资料、典故和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书坊也编出过一部分适应民间日用需要的常识性类书;这当然还有营利的目的。应该说,正因为当时文学上有在辞藻里兜圈子的要求,以及追求堆砌典故的风气,就必然促使辞藻性类书的出现。以上几种因素交织,也定会推进类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演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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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 类书 第三节 类书的作用

在前一节里,我们谈了编纂类书的动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于随时迅速查检资料;准备材料为作诗、写文章之用。这在当时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编纂类书为一般检查用的,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为诗文取材的,如《白氏六帖》、《佩文韵府》;有专为科举考试用的,如《玉海》、《永嘉八面锋》;有为幼童启蒙之用,往往编成四六韵语,对偶成文,以便记诵的,如《蒙求》、《幼学故事琼林》;还有备家常日用的,如《兔园策府》、《事林广记》、《万用正宗不求人》(类似现代的“日用手册”或“日用百科全书”)。这些类书,当时的确起了作用。但时过境迁,那些用途已是“明日黄花”,成了过眼云烟。但是,类书兼有“资料汇编”性质,所以,它们对后世以至今天,还能在学习和学术研究工作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它们并非以其原来的用途而发生作用,乃是以编纂者始料所不及的用途而起作用,也就是下面要谈的特殊作用。

第一特殊作用:古类书可以用来校勘古籍、校补史籍和辑录已散失的古籍遗文。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和它编纂上的传统特征和优点分不开。古类书在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书籍中辑录资料时,绝大多数是引用原材料,而且标明出处;虽然有时有删节或个别的更动,但一般来讲,总是忠实于原文的。时代变迁,各朝书籍不免有很多失传;一部分虽还存在,夹带着不断地经过传抄、刻印和其他有意窜改所造成的脱误和混乱。于是,古类书以它特殊的功能为校勘、校补、辑佚的学者所用,在校理古籍的存真、存佚上大大发挥了作用。因此,清朝的考订学者视古类书为宝山,很为重视。如清代学者周星诒说过:《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这四种类书里收录的材料,有许多出自今日已见不到的古书,所以,这四种类书是学者必读的书。当他在垂暮之年将藏书转给别人时,唯独把这四种善本古类书留了下来,仍然孜孜不倦地摩挲披览。他宝贵古类书,于此可见一斑。就是今人亦然。鲁迅先生就用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刻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书著其异同,校勘了《稽康集》。

我国古籍很多,但历来保存不善,而且兵火频仍,散失很严重。古类书从已散失的古书中引用的片段很多,历代学者就利用这种引书很多的类书作辑佚的工作,甚至可恢复不少已失去的古籍。这种辑录佚书的工作,南宋时即已开始利用类书。到明代,借辑佚而编成的书陆续出来。及至清朝,辑佚工作蔚然成风,甚至成为学者们一种专门职业,作出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乾隆中官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历代佚书,包括宋、元两代的佚书388种,如果加上《四库存目》的127种,从而得知,此前有题目的佚书共515种。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遗产,更给辑佚工作一个大大的刺激。此后,大规模地掀起从古类书中和其他引书丰富的古籍中搜集先秦、两汉、六朝佚书的高潮,辑佚而成的书籍越来越多。如:清马国翰从各种类书中辑录宋以前古籍626种,汇刊为《玉函山房辑佚书》;清黄奭〔shi是〕辑有《黄氏逸书考》,又名《汉学堂丛书》,辑录古书200余种;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也大多取材于《艺文类聚》等类书。直到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共又辑录了36种,其主要来源,也还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以及其他类书。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编印《曹操集》,其中文集三卷,辑录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中的曹操的著述就有93篇(节)之多。用类书辑佚的工作,由此可见其盛。

不仅是唐宋编的古类书保存了先秦汉魏六朝遗文,后来编的类书也同样保存了唐宋以下的佚书。如晚唐诗人温庭筠的《采茶录》早已失传,而《古今图书集成》却保留了一部分。

古类书征引古籍,都是用当时或更早的本子,甚至原本。若类书本身版本完好,则可校正流传刻本的错误、脱落或其他混乱。清代学兴起,从事校勘的学者,无不使用古类书来订正古籍文字的脱误。但要注意该古类书版本的完善,否则也会有佚误。因此,在清代后半期,又引起了寻找古类书善本和校勘古类书的活动。这是为了要用尽可能完善的古类书来作考订和辑佚工作,即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第二特殊作用:查考史实和搜集参考文献。在祖国文化遗产的清理工作中,对资料的搜集,古类书能起到助手的作用。古类书包含的科目比较完备,利用它们来考查史实,特别是对某一专题搜集文献资料,可以节省不少时间精力。当然,类书里的资料是第二手的,还需要原始资料来核对。但它们已经把一定门类的资料汇集在一起,起着“索引”的作用,比我们一开始就在浩瀚无边的文献海洋中去摸索第一手资料,效果当然大不相同。古类书中保存的不少今天已不传的古书佚文,实际上已经等同于第一手资料,这是更为珍贵的。

因为类书按类集中资料,所以用以搜集参考文献极为方便。如有关中外交通史料,可从《古今图书集成》里的《边裔典》中找到;历代旱灾,在《庶征典》里有;有关我国工程技术史料,可在该书的《考工典》里找到文字资料和绘图;该书的《理学汇编·学行典》里集中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文献资料等等。再如,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1957年编辑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一辑,内有《中国古代足球资料汇辑》,所有资料都是从《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蹴〔cu促〕鞠部》录出的。我国著名数学史专家李俨编著《中国古代数学史料》和《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的民间数学》,资料来源全都是由唐、宋各种类书里辑录出来的。还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利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天中记》、《渊鉴类涵》等唐、宋、明、清26种古类书中的音乐类,汇编成《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该书序文指出:这许多珍贵的音乐材料,对于每个音乐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这些音乐资料中包括不少散佚不传的资料,也就是今天在其他任何书籍中都找不到的这一专题资料。

除上述的特殊作用外,类书用于检索诗词文章典故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典故,指有关国家的典章制度、掌故等等,包括史实和诗文中引用的传说故事。我国大约自六朝以来,历代文人多喜在作品中用典。确实,诗文中采用典故,可以使作品熠〔yi义〕然生辉;议论中引述典故,可以使论证强劲有力。用典可以丰富作品的内容,增强感人的艺术效果。但由于时代相隔,古人并不陌生的事情,后人感到生疏,不能不借助工具书来解决阅读的困难;不懂得这个典故,你就读不通这首诗词,更没有感染力。而查典故除一般综合性辞书外,类书往往可以解决问题。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吧!

读唐代诗人李贺(公元790—816年)的《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这首诗,其中有“犬书曾去洛”一句,出自何典?查《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兽部·狗目》,可查到《述异记》中有快犬黄耳往来于吴洛之间为陆机传送家书的故事。故事说:“西晋文学家陆机(公元261—303年),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西)人。他到洛阳做官,很久不知家乡消息,很惦念家里人。友人曾送他一只狗,名黄耳,步行如飞。陆机写好家信装在竹筒里,挂在黄耳脖子上,让黄耳去老家送信。黄耳似通人性,接信后如飞跑去。到家门后,狂叫几声,家人看到,拿下它脖子上的竹筒取出家信。黄耳又叫几声,表示要回信。家人写了回信,如法挂在它脖子上,黄耳又如飞跑回。不几日就来回传递了家书。陆机很高兴。”李贺的诗就借用了这个典故。读者一查知这个典故,就可理解诗的意思。再如读七十八回,晴雯死了,贾宝玉写《芙蓉女儿诔》来悼念她。其中有“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香”。这是什么典故呢?也可在类书里去找。这里的关键词是却死香,那么,按类可在《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香部》里查。果然其中关于却死香的记载有好几种,名称各不同。在《香部·外编》引《十洲记》里记载的故事说:有个聚窟洲,洲里有大山,名叫人鸟山,山上有反魂树,风吹如牛吼,树的花叶香闻数百里。伐其木根心煮成黑状,做成丸子,即反生香,亦称却死香、震灵香等六种名称。死人埋在地下,闻香即可复活。这显然是无稽之谈。贾宝玉用这个典故来表达他无法使晴雯复活的悲伤心情。

再如,蔡元培先生当年要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时,曾用“杀君马者路旁儿”为比喻,婉言谢绝别人对他的挽留。这句话含义是什么?也可在类书里找。《艺文类聚》卷九十三和《太平御览》卷八九七都有《兽部·马目》。两书都引汉代应劭〔shao邵〕的《风俗通》。《风俗通》里记载说:“杀君马者路旁儿也。”大意是说:马吃得好,养得很肥,很娇嫩,很少外出,偶尔出来,因路旁小孩围观而惊死;又说:围观的人夸奖马跑得快,骑马者就用鞭子打马要它跑得更快,这样使马力衰竭而死。这两个说法,都包涵一个意思,就是“爱之适以害之”,爱它却恰恰是害了它。知道了这个句子的出处和含义,就可理解蔡先生当年用这个比喻的心情。

另外,从类书中查找的各类资料,也可为我们编写各种类型的新词书服务:无论选词立目,解释词义,还是征引书例等方面都是大有可为的。例如:“修养”一词,一般词典都大同小异地把它释为道德品质、学问方面的学习和锻炼为修养。《辞海》的解释有二:“一指个人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锻炼和培养所达到的一定水平,如:政治修养;文学修养。”“二特指逐渐养成的在待人处事方面的正确态度。”还有的解释为指儒家以内省方式培养个人品德的方法。经查《太平御览》卷六七三《道部·仙经下》引《太微黄书经》,则知“修养”也是道教称炼丹服药养生求仙的方法。这就丰富了词汇的内容。又如“吴牛喘月”这句成语,一般词书都引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的记载说:“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刘孝标注:“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认为这是最早书证。但查《太平御览》卷四《天部四·月(月蚀附)目》下,则引《风俗通》曰:“吴牛望见月则喘,使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的记载。《风俗通》为东汉末应劭撰,这样书证就可提前两百多年。这都说明类书里的资料还可以为编写各种类型的词书更好地充实内容。

以上简单谈了类书的特点和在当时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看到它在今天仍可起相当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可以在必要时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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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 类书 第五节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类书的发展,有政治、学术、以及社会制度诸方面的原因。它起始于魏,发展于隋、唐,繁荣于宋、明,完备于清。经过1500多年的发生、发展,到康熙、雍正时期已达高峰;此后,就是一段间歇时期。清道光以后的类书成书速度明显下降,而且乾隆以后编纂的类书,除《奁史》等规模较大的个别情况外,都为中小型。且质量极为平常,情况很不景气。说它是间歇时期也罢,但这与兴盛于乾嘉年代的考据学不能说没有关系,有人甚至说考据学直接导致了类书的衰亡。关于考据学极盛时的情况,梁启超在他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说过:乾嘉间的考据学,几乎独占了学术界的势力,素来崇尚宋学的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所以,稍微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说几句考证的内行话。

因此,历史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以后,盛极一时的类书就遭到了非议,兴起。士大夫纷纷以类书为鄙陋之学,他们只把类书做为辑佚、考据的工具而已。认为正因类书提供了便利,所以才使一些读书人舍本逐末(不抓根本,只在枝节上下功夫),只想走捷径,不肯博览群书,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形成了坏风气。这其实是抹煞了类书的特殊用途而着眼于它的副作用。有了类书,对于作文、注书确实方便;而读书人从此不读原书,不究本源,便于剽窃,因而形成流弊。在这种情况下,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三月就有大臣奏请严禁书坊刊刻《类典》等书的事。从此,风气所播,时尚有变,流习一转,对类书的购求日益减少,编纂自然也越来越稀见了;就是前人编纂的类书,流传也渐不广。这严重影响到类书的编纂事业,类书的地位大降。1500多年来,类书走过了从出现到繁荣发展,最后逐渐衰落的道路。

总起来看,根据历代艺文志、经籍志的著录,自六朝到清代,类书约有六、七百种之多;其中大部分都已散佚,但现在尚存有200多种(有人说尚存有500多种)。由于类书集中而又分类别地保存了历代浩瀚的文献资料,至今仍显示出较高的参考价值,是一笔丰富的遗产。虽然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它的精华仍可为今天所用;毕竟它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代人要了解我国灿烂的文化历史时,应该知道“类书”这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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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章 政书 第一节 “三通”、“九通”、“十通”

郑樵主张通史,反对断代。他著作宏富,《通志》一书为其代表作。《通志》的体例与《通典》有所不同。《通典》著录的内容只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传记。《通志》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谱(表)、略(志)俱全的通史;而内容所叙述的历史时间,却又不大一致:本纪自三皇五帝到隋,《后妃传》自汉到隋,列传自周到隋,这一部分体例一本旧史,只是古今打通,包括各朝而已;实无多少参考价值。

<h3>“十通”</h3>

《通典》的门类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诸志不同;自汉代以来,史家通常以礼、乐、天文之类置于志首,而《通典》则不载天文、五行等与政治、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却特别把“食货门”(经济)列为第一;这是前史从来没有的。他在书序中提出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这是杜佑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看法。可能杜佑是个重视人民经济生活的官吏,且屡绾国家财赋,体验到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在社会经济中,又注意到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食货门”中,先述田制,次谈社会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和各种杂税。在“食货门”12卷中,涉及到了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杜佑不仅系统记述,而且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是颇有见地的。

政书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三通”、“九通”、“十通”;另一类是断代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的是“会要”,记载一代行政机构职责及章程法令的是“会典”。

“三通”之外,在清乾隆年间,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又改称三通馆,集中力量编出了六部政书,就是《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这六部书加上“三通”,即所谓“九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六部书。

前面所说的“九通”,再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是“十通”。

第二部分是“二十略”,52卷,历史时间是自传说时代到唐及北宋,这是郑樵一生精力所在,亦为《通志》的精华。

《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348卷,元马端临编著,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

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三部最早的政书;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被后人总称为“三通”。在古代,这三部书是读书人的必读书,说是“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三部书中,《通典》和《文献通考》的体例相同,《通志》虽然稍有不同之处,但其中有“二十略”与前面两书内容相近,所以,习惯上总是合称为“三通”。

上述六部书都是仿“三通”的体例而作。《清文献通考》在“清三通”中是成书最早的,如上所述,内容相当充实。后来修的《清通典》、《清通志》的材料就是转抄自《清文献通考》的。因此,“清三通”虽然体例详略有所不同,但材料相同,不少篇目又相近似,所以雷同、牴牾之处,在所不免。不过,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各有所长。

《通典》取材广泛:唐以前主要是把各史的“志”系统起来;魏晋以后的文集和其他资料,也被充分利用;唐朝的材料,则取自实录、国史,及政府档案等,内容翔实。此书最重要的一点是“通”,是从古到今的“通”。

根据自序,这部书是自光绪甲午年(公元1894年)开始到1921年,费了28年的工夫编成。初稿320卷,上起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下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辛亥革命后,更续纂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室逊位,初稿的疏漏部分亦多增补,写成定本400卷。其体例,除依照《清文献通考》所有的26门外,增加“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以适应道光、咸丰以后的新形势,共为30门。所属230余子目,亦有所更动,如国用考增“银行”、“海运”诸目;学校考增“书院”、“图书”、“学堂”诸目;兵考增“陆军”、“海军”、“船政”等等。全书叙述了由乾隆五十一年起,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为止的典章制度。

马端临认为历史有继承也有发展变化,所以著史应有“会通,因仍之道”。马端临的《通考》就是贯彻自己的历史观点,继杜佑的《通典》而作的一部历史巨著。

《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刘锦藻编。编者是浙江吴兴人。吴兴刘氏是浙江有名的藏书家之一,刘氏嘉业堂原来藏书就很多,后来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又为刘锦藻购去,所以他能够以私人力量,著成这部巨著,这与他的丰富藏书不无关系。

《通考》编纂方法上与《通典》相同,基本上依据《通典》体例;共分24个门类: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据作者在自序中说,前17门和末二门虽和《通典》的类目名称不同,有是析出,有的改称,但都是仿效《通典》的成规,主要是增补唐天宝以前的材料,天宝以后至宋嘉定末年则进行续编;只有经籍(图书目录)、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个门类是新立的,《通典》里没有。“经籍考”采录了历代著作书目;“帝系考”叙历代帝王姓氏出处及其统治时期;“封建考”叙历代封爵建国事略;“象纬考”叙天象;“物异考”叙各项事物灾异。

《通典》是我国的第一部政书,是了解唐代天宝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书。它成书在《唐会要》和《旧唐书》之前,讲唐代历史自然是第一等的史料。此外,由于这部书所引用的史书都是卷子本,不少已经散失,所以它又往往为史料辑佚和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来源和依据。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曾从中辑出了杜环的《经行记》(原书久佚),使后人得以知道这位曾经游历过西亚、北非的旅行家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

但正如《四库提要》所说:此书资料丰富,且多有精辟的议论,虽然有缺点,但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h3>“三通”</h3>

在杜佑之前,刘知几(《史通》的作者)的儿子刘秩博采经史百家书,取《周礼》六官的法制撰写了《政典》,35卷,很受当时人称赏。但是杜佑认为不够详备,于是他扩充体例,加入了《开元礼》、《乐书》,成书200卷,自己命名为《通典》。这部在《政典》基础上充实内容而成的《通典》,是我国现存有关典章制度最早而又有很大价值的综合性文献。

人们通常把我国古代社会的制度和法令称做“典章制度”,它包括土地、田赋、贡税、职官、礼俗、乐律、兵刑、科举等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就是政书。这个名称是在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才开始使用的。政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和各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因而也成为一种工具书。它近似一种专门性类书,所以,在介绍过类书之后,让我们再简单谈谈政书。

《续通志》、《清通志》:《续通志》640卷,是郑樵《通志》的续编,也是乾隆三十二年官修。其中“二十略”的内容有所增补,时间则上续《通志》,自五代开始至明末为止;纪传部分从唐代开始到元末为止。《清通志》,126卷,也是同年官修,内容只有“二十略”,没有纪传、年谱。“二十略”中与《清通典》有许多重复之处。

要想查阅“十通”里的资料,就用得上《十通索引》了。这部索引是汇印精装本“十通”的附册。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篇目、主题四角号码检字索引,是将“十通”里所记载的制度、名物、篇章节目,凡成一词或可定为条目的,都按其首字的四角号码顺序排列出来,注明所属书名,所见的页数和栏目。第二部分是分类索引,其中又分三编:通典部、通志部、通考部。书的后面附有笔画检字表,可以在这个表里查出单字的四角号码和该字在第一种索引里的页数。根据索引,就可以很方便地查得“十通”里记载的历代的典章制度了。

郑樵是历史上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年轻时于夹漈〔jì际〕山下苦读30年,一生好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他曾说:“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所以《通志》的全部编著时间,至少是30年,也可说是费了他一生精力才著成的。

《通典》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每一门类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门前有总序;后面许多地方有论;发表了不少精辟见解。

马端临在宋朝灭亡时,年23岁,大约在30岁前后开始编写《通考》,经过20多年,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成书,这时他54岁。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饶州路以《通考》付印时,他还健在,已经是69岁了。此书自序说:“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

乾隆时既修“续三通”,何必又另修“清三通”呢?据说是因为清朝和它以前各朝的“尊号”等,在书写格式上,体例难于划一,前朝之事可以平书,清代则必须跳行出格,势难划一,不如另自为书,于是把清开国后的典制部分另编。

《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典》150卷,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官修,是杜佑《通典》的续编。内容记载了自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将近900年间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典章制度,其中以明代的史料最为详细。《清通典》,100卷,与前书同年官修,是通纪清朝典章制度的汇编,自清初至乾隆中叶止。体例依杜佑《通典》,其中细目,因古今沿革不同,稍有变通。

<h3>“九通”</h3>

这24个门类,包括了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通考》虽说是从上古论述至宋末,但有关宋代的内容,约占全书一半以上,是全书的主干。

《通典》200卷,唐杜佑撰,是一部记述古代经济、政治制度沿革的史书。上起传说的唐、虞,下迄唐天宝末年;食货等部分间又述及唐肃宗、代宗、德宗时期的情况。旧目录学以《通典》列政书之首。

商务印书馆在1935—1937年把“十通”汇印成精装本,连索引一共21册,这是目前通用的版本。

《通典》向来被评价较高,《四库全书提要》说:《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注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杜佑在唐玄宗至宪宗六个朝代,长期作官,出将入相,史载他虽位及将相,但手不释卷,往往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已着手编写《通典》;过了30多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全书方才编成,可见功力之深。

总之,《通考》的编述年代比《通典》长,取材范围也比《通典》广,包括了南宋嘉定末年(公元1224年)以前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沿革材料;在详实而又可靠的材料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自古至宋代的典章制度的历史;价值很高。《通典》中最可贵的资料是唐代的,而《通考》的资料以唐中叶至宋朝的为最佳,各有侧重。特别要提到的是,马端临对各种制度的沿革和历史现象所做的按语,能够贯串古今进行归纳,从而得到比较概括的结论,使读者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就是明清以来史学家对《通考》评价比较高的缘故吧。

《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250卷。本来明王圻曾著《续文献通考》254卷,作者搜集史乘和名家文集以及当时存留的“往牒及奏疏”,据事节录,编次而成。是续马氏《文献通考》的,自宋嘉定起,止于明万历,且较《文献通考》多节义、书院、氏族、六书、道统、方外等六门。但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认为其中有碍清朝统治的记载,被列为禁书,不准流传。而且,清乾隆时,以马端临《文献通考》止于南宋嘉定以前,而王圻《续文献通考》体例糅杂,且终于明万历年间,因而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敕命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命张廷玉等为总裁、齐召南为纂修,修成《续文献通考》,250卷。门类以马氏《文献通考》原目为基础,而于“郊社考”分出“群祀考”一门;“宗庙考”中分出“群庙考”一门,共26门。内容记载宋、辽、金、元、明五朝400多年间(自南宋宁宗以后至明崇祯以前)的典章制度,内容丰富。实际上,此书取材多根据王圻的《续文献通考》而加以删减改编。王圻《续文献通考》第一次把嘉定后事迹典故汇为一编,并以记载明代事最详。王圻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真实具体,何况他的记载下限,与清《续文献通考》只差40余年,所以清《续文献通考》其实是抄袭了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再引证各代正史、说部、杂编,以及文集、史评等重加考订成书,因而它在“续三通”中是最好的一种。《清文献通考》,300卷,同年官修。分类与《续文献通考》同,内容略有增减。如田赋考增“八旗田制”,户口考增“八旗壮丁”,学校考增“八旗官学”,封建考增“蒙古王公”等,都是前代所无而清代所特有;删去的子目如:选举考删去“童子科”,兵考删去“车战”等,则是因为这些都是前代所有而清代所无者。全书叙述自清代开国到乾隆年间的事迹,是记清代前中期行政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料汇编。

其实,《史记》里的“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是正史中记载典章制度最早的著作。《汉书》以后,大多称之为“志”,乃是一部史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历代正史中的“志”,如食货志、刑法志、礼乐志、艺文志、律历志、郊祀志、天文志、地理志等等,都具有政书的性质;但其材料分散。要想了解某一种制度的沿革或了解正史以外的材料,就需要查阅一些专门的政书了。

另一方面,出身于关中大族的杜佑,受到六朝、隋唐时期重礼的社会风气熏陶,因而《通典》一书中,“礼典”居其半,为百卷;百卷礼典中,前65卷阐述了历代有关吉、嘉、宾、军、凶五礼的情况,后35卷是摘抄《大唐开元礼》而成。从唐代以礼设科取士,可以概见礼为当时之所重。通观“礼典”,可以了解六朝、隋唐时期的风俗和社会习尚。

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在宋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因和奸相贾似道不合,辞官而去。马廷鸾是个博学之人,宋理宗时曾任史馆校勘、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等史官,著作甚丰。马端临的史学工作,在资料搜集和对史事的见解上都受马廷鸾不少影响。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为马端临著《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考》里不少地方引“先公曰”,都是绍述马廷鸾的意见。

“三通”和“续三通”都是“通古今”的政书,“清三通”则专述清一代的典章制度,应属于断代,但习惯上都合称为“九通”。

《通志》,200卷,南宋郑樵撰;时间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诸略引而至唐),是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

顺便提及:清政府为编“清三通”曾调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书中载明的就不下数百种,以《清文献通考》为例,材料多取自当代档案、实录、会典和国史馆资料,还有玉牒、起居注、《大清一统志》、各种地方志、《圣训》、《大清律例》等等,内容相当充实。

第二章 政书 第二节 “会要”和“会典”

专门记载某一历史朝代的典章文物制度和法令规程的政书,主要有“会要”和“会典”。

“会要”是断代政书的总称,就是把一代的典章制度集中在一起,扼要叙述。性质与上述的“典”、“志”、“考”类似,特点是断代。“会要”曾是官修政书的名称,到后来,因为私人编撰的很多,就成为私人编撰的政书的通称了。

“会典”是明、清两代官修政书的名称。在明代以前,只用“典”来命名,如《唐六典》、《元典章》等。“会典”是专门记载法令规章等方面资料的,体例与“会要”相近,但是以六部(当时中央行政机构中礼、吏、户、兵、刑、工各部的总称)分述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

下面分别简介历代的“会要”和“会典”:

<h3>《唐会要》和《五代会要》</h3>

《唐会要》,100卷,宋王溥撰。“会要”的体例是唐代苏冕开创的。他曾把唐高祖到德宗(公元650—780年)九朝的典制事迹编成《会要》40卷。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崔铉、杨绍复等奉皇帝之命续编了德宗至宣宗的典制事迹,叫做《续会要》,40卷。到了宋代,王溥即以此二书之80卷为基础,补收了唐宣宗到唐末的史料,编成《唐会要》,100卷,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奏进。此书记述了整个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各项制度的沿革变化。所以此书实即保存苏、杨二家之书,此唐人所记材料,价值自当在新、旧《唐书》之上。且唐实录除顺宗一朝外均已亡佚,此书可取代实录之地位。研究唐朝历史,天宝以前材料《通典》可以依据,天宝以后则《唐会要》为最早史料,且此书所引,原书早佚,弥足珍贵。

《唐会要》全书分为帝号、皇后、籍田、舆服、雅乐、学校、书法、经籍、贡举、修撰、史馆、职官、户口、地震、漕运等等共514目,目下分条记载有关的典章事迹,材料翔实,可以补充新、旧《唐书》,甚至《文献通考》所缺的史料。可惜的是原书已有残缺。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出版。

《五代会要》,30卷。继《唐会要》之后,王溥又撰写了《五代会要》,30卷。王溥历官后汉、后晋、后周三代,位至宰相,对五代史事见闻较切。此书是他据五代历朝实录,参以旧史,挑选编排出来的。成书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文彦博请刊印。全书共分279目,起帝号,终杂录,分类记述了五代50年间的法制典章制度,记载翔实。

五代史料缺乏,诸史所存典章制度之记载更觉简略,《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不少重要制度均略而不详,甚至删除不载。《旧五代史》今仅存辑本,五代一段典章制度幸赖王溥此书收集旧闻,得以保存。此书编撰比新、旧《五代史》成书都早,所以,里面保存的资料极为可贵,不少是《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不但如此,还可订正《五代史》中的讹误之处,如租税类中,载周世宗读元稹的《长庆集》,见元稹所上均田表,因而命令在白色绢上绘制成图,颁发诸道。而《五代史》说是世宗见元稹的均田图,以为图是元稹所作,这就错误了。

此书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又有印本。

以上两部书保存史料多,是各朝“会要”中价值较高的。

<h3>《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h3>

《西汉会要》,70卷,《东汉会要》,40卷,合称《两汉会要》,都是南宋徐天麟编的。他是做古代会要的第一人。后来这种作法就多了,至清代,撰前代会要的,颇不乏人。

正因为是后人补作会要,只能根据前代史书去做。《西汉会要》主要根据《史记》、《汉书》所散载的有关资料编订,分为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15门类,367事,记述的是西汉的典章制度。但由于只据二史,对汉制之见于他书的概不采录,取材未免狭窄,价值不大。

《东汉会要》,40卷,徐天麟继《西汉会要》之后,又成此书。此书主要根据的是范晔的《后汉书》,但还旁采《东观汉记》、《汉官仪》、《汉杂事》等书,取材较广。体例与《西汉会要》略同,分帝系、礼、乐、舆服、文学、历数、封建、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15门,384事。记述了东汉一代的典章制度。两书稍有不同处是:《西汉会要》不加论断,此书间或附以案语,或杂引他人议论。

《两汉会要》近年有中华书局的校点本。

<h3>《宋会要辑稿》</h3>

《宋会要》是宋历朝官修《会要》的总称,包括:《庆历国朝会要》、《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政和重修会要》、《乾道续修四朝会要》、《乾道中兴会要》、《淳熙会要》、《嘉泰孝宗会要》、《庆元光宗会要》、《嘉泰宁宗会要》、《嘉定国朝会要》等,原书均佚。所以《宋会要》经过一番坎坷,现存只有辑稿。

宋王朝自统一以后,就设立了“会要所”,开始辑录各种典章制度以及政事得失的事例,为修“会要”作准备。自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绶等纂修《国朝会要》150卷以后,一续再续至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的280年间,经过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前后共修撰了10次,成书2200余卷。此书取材,主要是实录与日历(史官纪事册),此外,六部所属以及诸路监司所有档案,无不网罗搜集。但没有正式刊行,却允许大臣自由传抄《会要》的内容。因此,南宋在临安(今杭州)偏安以后,《会要》散失,就派人到私人家里去抄录《会要》,作为编写国史的材料。

元朝灭宋,两宋积年编撰的全部《会要》抄本都被运到大都(今北京),成为后来元朝修《宋史》各志材料的主要来源。明朝初年,修《永乐大典》时,把宋代《会要》里的各部分内容分别编入各韵目中。不幸,明代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一次内廷失火,宋代《会要》原本竟然全部被烧毁。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徐松奉命修《全唐文》时,他利用可以调用《永乐大典》和官府备有抄写人员的方便,以搜集《全唐文》资料为名,命人把《永乐大典》里所收的各本《宋会要》的内容全部辑录出来,共五、六百卷,成为《宋会要》的辑本。但是徐松生前没有来得及整理出这部《宋会要》辑本。后来做张之洞的幕僚的缪荃荪得到了这个辑本,又经他的手,转到广雅书局。当时张之洞是两广总督,他聘请缪荃荪和屠寄整理辑本,但没有整理完,就因离任而中辍了。于是辑本后来被书局提调王秉恩占为己有。1915年著名藏书家刘承幹用重金购得辑本,藏入嘉业楼,并聘人重新整理、改编,成为清本。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从刘承幹手中买下了徐松辑本,成立了由陈垣任委员长的编印委员会,在1935年影印出版,名为《宋会要辑稿》,线装本200册。1957年中华书局缩印成为平装本,八大册,这是现在通行的本子。

《宋会要辑稿》和《宋会要》原本内容、形式都已有很大不同,又经过多次转抄,脱衍错误很多,尽管这样,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历史史料中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书,所以也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一部书。

《宋会要辑稿》现存有366卷,共分为17类: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约800万字。每一类下面又分为若干子目,内容包括皇帝诏令、政府规定、臣僚章奏、地方报告等等有关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此书也可说是有关宋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关于《宋会要》,史学界还在进行大规模的辑录、复原、整理工作;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宋会要辑稿》遗文,已经宋史专家陈智超整理,以《宋会要辑稿补编》为名,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影印出版。

<h3>《春秋会要》、《七国考》、《秦会要订补》、《三国会要》、《明会要》</h3>

《春秋会要》四卷,清代姚彦渠撰。这是一部在钻研儒家经典基础上写成的专著,取材于春秋三传及各家注疏。体例与历代会要不同,仅立世系、礼二门,分96个子目。世系按列国分记,并注明执政,附以后、夫人、妃。礼门则以吉、凶、军、宾、嘉五礼为纲,叙述事迹,并摘引经传原文。此书可作为史料参考。

《七国考》14卷,明代董说编。此书记述秦齐燕楚韩赵魏七国制度,分为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征等14个门类。资料来源,以《战国策》、《史记》为主,兼采先秦诸子及杂史。体例与《会要》诸书大体相同。所以,这部书虽然没有“会要”的名称,但是实际上相当于战国“会要”。战国200余年,由于七雄逐鹿,战事连年,典章文献大多散佚,赖此书搜集,使一、二百年间兴废沿革,历历可见,足资参考。只是体例不一,引书不很严谨,是其缺点。

《秦会要》,26卷,清末人孙楷编撰。此书搜集《战国策》、《史记》、《汉书》、《太平御览》以及诸子、杂记等书40多种,从中采取秦典章制度记载,依会要体例,编成此书。分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14门,301子目。1904年成书,但流传不广。后来徐复取原书逐条加以订正补充,改名《秦会要订补》,较详细地辑录了古籍中所记载的秦代典章制度。1959年出版修订本。

《三国会要》,23卷,清杨晨撰。作者主要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并参以《魏书》、《后汉书》、《续汉书》、、《元和郡县志》等150多种史籍,采录出有关魏、蜀、吴三国典制记载,仿《两汉会要》体例编成。分为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庶政、四夷15门,96个子目,集中地记述了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

以上四种《会要》是明清及后来学者补编的古代会要,由于时代较远,材料都是采自前代文献,只能参考,不宜轻信。

《明会要》,80卷,清代龙文彬编。此书采辑有关明史和一些明代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约二百余种,参酌《两汉会要》及《唐会要》例,以类编纂,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15门,下面又分498个子目。细琐典故、轶事,列为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如有讹误,加按语,予以辨明考证。内容记有明一代典章制度掌故,比清官修《续三通》记载明代典制部分更为详备,可以互相参证。特别是其中的职官门,详记明代官制因革之由,间或记载各官事迹、奏疏,尤其可资考镜。

<h3>《唐六典》、《元典章》、《明会典》、《清会典》</h3>

这几部书都是古代官修的政书。

《唐六典》,30卷,题为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际上出自张说、萧嵩、张九龄、徐坚、韦述等人之手,是唐代官修政书。以玄宗拟定的理、教、礼、政、刑、事“六典”为名,是模仿《周礼·六官》编定的有关职官制度的专著。卷首列三师、三公、尚书都省,依次分卷叙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按照职官编制列有门下、中书等五省和御史台、九寺、五监、十二卫及东宫有关属官。末卷为地方三府、督护、州县等行政组织。正文记述职官编制与任务,注文分别追溯了诸官职的历代沿革或细则说明,由此还可看出历代官制变革的概略。另外,此书收入了若干唐代诏令,还记载了不少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料,均属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书是现存关于唐代官制的最早著作。虽然其中有些制度规程,当时没有实行,但是它的内容足以反映唐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只可惜文稿出自众人之手,其中有不少矛盾、重复或失载之处,是其缺点。

日本新刊《大唐六典》,为当前此书的最佳版本。

《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它并不是元代朝廷官修的。终元一代,元朝政府没有制订出一部正式的法典,因此,一些地方官吏就抄录圣旨、律令、格例和案例等,作为处理政务的依据。《元典章》一书,是当时福建的地方官吏抄录汇集,后来由建阳书坊刻印的。它分为前集和新集两个部分;前集60卷,新集不分卷。前集收录了元世祖中统元年至元仁宗延祐七年间(公元1260—1320年)的各项敕旨、条令和有关案例;新集辑录的是元仁宗延祐七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间(公元1320—1322年)的有关材料。这部书以纲、目、子目来编排。前集分为大纲10项,纲下有81目,在目下又分若干子目。其中“六部”计有子目327条。纲的分类编排次序是: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新集分为大纲八项: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计有39目,94条子目。所记史实多为《元史》所未载的。

《元典章》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法律,以至风俗的重要资料。它保存了元代极可珍贵的原始资料,并且还收录了许多江浙等地上报朝廷的公牍,其中有不少的方言俗语。另外,它也保存了一些可以补史籍之缺的佚文。这部书材料可靠,但是由于是抄件,所以难免有不少脱落讹误的地方,而且体例也很乱。已故陈垣教授有《元典章校补》10卷,可参阅。

《明会典》,是明代朝廷官修的政书。前后共纂修三次。最初是明孝宗弘治帝朱祐樘命吏部尚书徐溥等编修,在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成书,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由李东阳重校,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刊行,称《正德会典》,共180卷。仿《唐六典》、《元典章》记述明初至弘治间的行政法典。文职衙门,从宗人府以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他衙门;武职衙门,从五军都督府以下诸衙,分别详述其职掌。南京诸曹附北京诸曹后,与北京不同者另立条目。此书材料是以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刊布的《诸司职掌》一书为主,参以《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教民榜文》等12种书,并附以历年的有关事例。到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开始续修,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完成,有53卷,没有刊行。明神宗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第三次纂修,在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成书,共228卷,题名申时行等编,是为万历本。除校订补辑前两朝《会典》外,又增加正德至万历间事例。全书以六部为纲,分述了明代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记载了明代开国至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200余年间职官的建置沿革、冠服、仪礼等,附有插图。由于这部书是“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所以,记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最为详细和完备,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1988年,中华书局据1936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的万历重修《明会典》缩印为一大册,是现在通用的本子。

《清会典》是清王朝仿《明会典》体例官修的政书。这部书在清代先后共修过五次,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所以它又被称为《五朝会典》。

清代的《会典》最早修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仿《明会典》方法,把有关的规章制度,分别系于各所属的衙门之下。到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修《乾隆会典》时,把典则和事例,分别为两个部分,即会典和会典事例,“以典为经,例为纬”,事例作为会典的辅助,把各门各目的“因革损益”的情况,按年进行排比。这样既有门类,又有时间顺序。在嘉庆和光绪《会典》中,又把礼部的仪式、祭器、卤簿,户部的舆图,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绘图成编,叫做《会典图》。《五朝会典》包括:《康熙会典》,162卷;《雍正会典》,250卷;《乾隆会典》含会典100卷,则例180卷;《嘉庆会典》含会典80卷,事例920卷,图132卷;《光绪会典》有会典100卷,事例1220卷,图270卷。这套卷帙浩繁的政书,为清朝一代典章制度的总编,对了解清朝典章制度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第二章 政书 第三节 其他具有政书性质的著作

历代典章制度是我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历代的典章制度,除了上述的各种政书以外,还有一些具有“会要”性质的政书或带有政书性质的著作,或记载各朝某一方面制度的专著,如《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我国最早的法典;《大唐开元礼》是朝廷举行典礼的准则。又如宋代的《营造法式》及清朝的《大清律例》等等都是。此外,还有用谱表形式写成的专著,《历代职官表》等,也应该知道。

《历代职官表》是可以用来查阅历代职官的表谱类工具书。清代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由纪昀〔yun匀〕等主编,历时三年成书,共72卷。这部书以清代官制为纲,然后分栏列举从三代到明朝的历代中央与地方官制,并比较异同。由于内容过繁,道光年间曾作了删节,1965年中华书局根据删节本校勘整理重印;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历代官制的沿革和各种职官的职能演变情况,特别增加了《历代官制概述》和《历代官制简释》两篇文章;对了解历代官制是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

《历代职官表》所记载的清代官制只到乾隆朝为止,而清代后期官制发生了很大变动。所以今人钱实甫又编了《清季重要职官年表》、《清代新设职官年表》;后来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从顺治到光绪九朝的《实录》和《宣统政纪》,他又编成了《清代职官年表》。此外,对了解清代官制有用的书还有章伯峰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其他这类书籍就不一一介绍了。

最后想要提到的是,政书对于我们阅读文史方面的书籍是一种很有帮助的工具书。阅读文史书籍,有必要了解我国典章制度;同时,利用政书,也可查找历史资料。例如:要查有关“陨石和陨石雨”的资料,在《秦会要订补》历数门中陨石目下;《西汉会要》祥异门中星陨目下;《东汉会要》历数门中陨石目下,都可找到有关资料。这些资料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史书中关于陨石的记录,也是世界上陨石最早的记录,并由此可知当时对于陨石已有正确见解。此外,就是阅读诗文,有不解的地方也可以利用政书。例如,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其中最后有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是什么官呢?一查《通志·职官略》,就可以知道司马是负责军事的官,江州司马是负责江州军事的官员。又根据《历代职官简释》,得知唐中叶以后,州司马这一官职一般是安排被贬斥的官员的,不能干预公事,只是虚有名义而已。再看《通志·器服略》,记载了“贞观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红色);六品、七品以上服绿;八品、九品以上服青……”这就是说青衫是当时八、九品低级官吏穿的衣服。因为白居易当时被贬官为江州司马,身着青衫,所以才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了解这些,就会对诗文加深理解。今天,有些历史题材的电影戏剧,在服装道具上闹出了笑话,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于古代典章制度的知识。

第三章 丛书 第一节 什么是丛书?

丛书可以说是广义的工具书,因为我国很多古籍都收在各种丛书中。据估计,我国从雕版印刷术发明到辛亥革命为止,现存古籍约有15万种之多,而丛书一类所收约有五万种,占全部古代典籍的1/3。丛书的编印在历史上起到了保存与流通古籍的作用。直到今天,丛书仍是学术文献的渊薮;从事学习和研究的人们都需要从中汲取资料。

丛书还有许多别的名称:丛刻、丛刊、丛钞、汇刻、汇刊、汇钞、汇编、全书、遗集、合集等等,名虽不同,但实际都是丛书。

“丛”字有总、聚、众的意思,把很多种书籍汇集在一起刊行,总冠以一个名称的一套书,就是丛书。因为丛书是把许多单独的著作编辑起来而汇刻成一大部书的,所以又叫“汇刻书”。编刻者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或难得的许多书籍(少则数种,多则几百、几千种)集合起来,给一个总名,刻印传世。这类书籍的特点是所谓“各存原本”,就是收集在里面的书都能保存原本面目。它就像许多树木合成丛林,而树木又是独立存在的。当然,丛书中汇集的书籍并不一定都是首尾完整的,有些也是删节选录的,但都各自独立。

第三章 丛书 第二节 丛书的种类

丛书的编刻由于主旨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综合性丛书:凡汇集各类性质的书籍或者至少收有四大部类(经、史、子、集)中两类以上的书籍,都属于综合性丛书。综合性丛书又可再分为普通丛书(一名杂纂)、地方丛书(一名郡邑丛书)、氏族丛书、个人丛书四种。普通丛书是丛书中最主要的部分,有包括范围很广、包罗四部的,如《百川学海》、《说郛》、《学海类编》;也有专收某一时代著述的,如《汉魏丛书》、《唐宋丛书》。地方丛书是以地区为范围的,专收某一地区人的著述,如《泾川丛书》、《豫章丛书》。氏族丛书以一姓为范围,专收同族人的著述,如《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晁氏丛书》。个人丛书是以一个人为范围,专收一人的著述(但必须是兼有四部中两类以上的著述),如《船山遗书》、《戴氏遗书》等等。此外,辑佚书大都是断简残篇,既认为可以独立成书,但又与其他体裁有别,如《黄氏逸书考》、《玉函山房辑佚书》,都是内容兼及各类,也应是综合性丛书,但若专辑一类的则可入专门性丛书。

二是专门性丛书:有按经、史、子、集来分的,如《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百衲〔na纳〕本二十四史》、《史学丛书》、《十子全书》、《百子全书》、《乾坤正气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有以学科来定的,如《当归草堂医学丛书》、《中西算学四种》。文学方面的丛书还有按照体裁区分的,如《唐诗二十六家集》、《古今说海》、《元曲选》等。甚至还有按地区分的,如《江左三大家诗钞》、《浙西六家诗钞》等;以及按氏族分,专收同族人的,如《武林丁氏家集》、《高邮王氏家集》等。总的都是聚集这一学科中某些著作合而成为一部丛书的。

第三章 丛书 第三节 丛书的简史

追溯丛书的起源,就要谈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六经》,是用一个书名统括群书,包含有丛书的意思。所以,丛书当起源于汉代。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还有《公羊》、,刻在石上作为标准本;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这种石刻,被治中国书史的人认为是书的一种形式;论汇刻群书的形式,当也从此开始。到纸和笔发明以后,书籍就以抄写为主要流通形式,逐渐有丛书出现。根据史书的艺文志记载,始见于齐梁时期,《隋书·艺文志》记录了南齐陆澄的《地理书》和梁代任昉的《地记》;这两部书属于专门性丛书。就写本来说,可算是丛书之祖,可惜的是两书都已失传。

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为丛书的刊刻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流传和搜集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刊印群书而题以总名称,首先是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刻印《九经》,还是属于专门性丛书。到宋代,何去非校《武经七书》也是专门性丛书。看起来专门性丛书的编印要比综合性丛书早得多。

综合性丛书以现存的传本来说,最早的是俞鼎孙、俞经合编的《儒学警悟》,书成于南宋嘉泰年间。继《儒学警悟》之后,宋代的第二部综合性丛书是《百川学海》,凡10集100种,179卷,所收以唐宋人著作为多,间有晋代及六朝人著述。辽金时期最著名的汇刻书:一是《契丹大藏》;一是《金藏》,就是《赵城藏》;都属于专门性的丛书。综合性丛书没有。到元朝一代,为后世著称的专门性丛书有元杜思敬辑《济生拔萃》。综合性丛书在当时有陶宗仪辑的《说郛》。《说郛》收经、史、诸子、诗话、文论及百氏杂记之书,凡千余种,可惜原书早已不存。原编的种数、卷数,皆不可知,传世的一为明代传抄的100卷本(近人张宗祥搜求旧抄本重校的《说郛》也是100卷,192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一为明陶珽重校的120卷本,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宛委山堂刻本。都非陶氏原本。

到明代,丛书的编纂、刊刻发展到兴盛时期,除了普通丛书,还有氏族丛书、个人自著丛书、地方丛书和各种专科丛书等。明代藏书家无不喜刻丛书,自左氏《百川学海》流行而后,明代屡经传刻,刊刻丛书之风接踵而起。刊刻精良的,首推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无锡华珵仿宋刊的《百川学海》,刊刻之精,竟有以之冒充宋刻的。次为专门性丛书,长洲顾元庆的《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自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到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经16年时间才刻成;收书自汉至宋著作40种,多据宋本翻雕。清黄丕烈得到这部丛书中的《开元天宝遗事》特写跋语,视为罕秘,珍贵可知。袁褧(即絅)辑《金声玉振集》,也是综合性丛书,收书55种;其中54种都是明人著作,只有一种是元察罕的《帝王纪年纂要》,但也经过明人黄谏订正;此书刊刻也很精良。还有《纪录汇编》,明沈节甫辑,收书一百多种,216卷,收自朱元璋的御制皇陵碑起,全都是明人著作。综合性丛书中还有《古今逸史》,明吴琯辑,设“逸志”、“逸记”两门,共收书55种;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分正集、续集、广集、普集、汇集、秘集,共收书229种。这些都是著名的丛书,有的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内容和刊刻都很精良。

明代刊刻丛书在嘉靖、万历以前,大体上可分两类:一宗《百川学海》;一宗《说郛》。明季震于陶氏之名,或仿陶氏之书,或继左圭之作,重为编辑;如吴永编的《续百川学海》、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本身就是续编、续刊性质。其他如范钦的《范氏奇书》、高鸣凤的《今献汇言》、王完辑的《百陵学山》等,也都是仿照《百川学海》和《说郛》的体例。万历以后,新的丛书类型出现,即汇集某一历史时期的著述,如程荣的《汉魏丛书》(这是第一部名实具备的丛书),收书38种,绝大多数是汉魏时人著作;钟人杰、张遂良辑的《唐宋丛书》,按“经翼”、“别史”、“子余”和“载籍”四部共收书103种,其中除20余种为汉、魏、晋、南北朝等各代著作外,其余都是唐、宋人著作。同时,汇刻专门性的丛书,如李栻的《历代小史》、周子义等的《子汇》、陆楫的《古今说海》、朱警的《唐百家诗》、潘是仁的《宋元四十三家集》、毛晋辑《汲古阁合订唐宋元诗五集》等也陆续出现。而专门性丛书中,集部早在万历元年就已有按地区刊刻的丛书,如朱炳如辑、丁一中续辑,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泉州郡丞丁一中刊本的《温陵留墨》,只是规模不大。综合性氏族丛书也已出现,如王永熙辑、万历震泽王氏刊本的《震泽先生别集》;明刊的其他各朝氏族丛书也有多种,如《河南程氏全书》(一名《二程全书》)等。而专科性的氏族丛书,早在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即有程敏政辑《唐氏三先生集》出现。而个人丛书,如《欧阳文忠公全集》、《陆放翁全集》等都已刊刻。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海盐县知县樊维诚编辑的《盐邑志林》,是第一部郡邑丛书,收历代海盐县人的著述,自三国到明共40余种,其中明人著作近3/4。明代丛书至此,可以说是各体具备了。

但明代刻书自万历以后质量逐渐下降。如胡文焕的《格致丛书》,往往合并卷数、删落标题,擅削原文,或自立标题,此种刻书陋习,当时已成风气。到天启崇祯年间,毛晋刊刻《津逮秘书》,才开始力革这些流弊。毛晋,常熟人,家藏图书八九万册,多宋元佳刻,精本名抄,著称于世。特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庋藏。他传刻古书流布海内,所编《津逮丛书》是汇集了宋元旧帙,据胡震亨所辑《秘册汇说》重为刊成,约140余种。其中所采汉唐著述,首尾完备,无割裂臆改的现象,比《说郛》等书为好。毛氏汲古阁刻书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的,《津逮秘书》之外,还有《十三经》、《十七史》、《宋名家词》、《六十种曲》等。他尤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为“毛钞”。

清代是我国古籍丛书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著名的官修《四库全书》外,各家私刻丛书如雨后春笋,竞相镌印;其数之多,种类之全,超越前代。

首先谈谈官修丛书。官修丛书开始于康熙年间,曾先后组织编纂刊刻了《御纂七经》、《古香斋袖珍十种》、《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以及《律历渊源》等。其中《古香斋袖珍十种》为经、史、子、集四部俱全的综合性丛书,而《律历渊源》则为天文学著作的汇编。乾隆时官修丛书,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刊行《二十四史》、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敕撰刊刻的《辽金元三史语解》,特别是乾隆三十七年到四十七年(公元1772—1782年)纂修的《四库全书》更为丛书中之巨著,部头之大,前所未有。但只是写本,并未刊刻。而在修《四库全书》时,特别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种书,大都是宋元著作,用皇家武英殿特制的木活字排版,定名聚珍版,印了一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是很有价值的。

私修丛书和官修丛书相比,则不论种类、卷数都超越后者,且门类齐全;其中更多有因文献价值和刊刻质量精美而享有盛誉的。可分为三个时期来概述。

清代前期(包括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初汇刻丛书仍沿明代旧习,至曹溶编《学海类编》,才稍改旧观。《学海类编》收罗丰富,收书441种,卷目分列四部:一经翼、二史参、三子类、四集余。取择较严,要矫正明季刻书的弊端,凡认为荒诞不经,茶酒说部之书,概不收录;且要求完整,不加割裂。但原书仅存稿本,直到道光年间才有刊本。其他如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汪士汉辑《秘书二十一种》,据《古今逸史》刊版重编印本,收自先秦至宋古籍21种;王晫、张潮辑的《檀几丛书》,收录明清两朝人著作,分三集,收书157种;张潮又辑刊了《昭代丛书》,收书除明黎遂球的《花底拾遗》一卷(黎有牡丹状元之称,南明时殉国)之外,全都是清朝人著作,分甲、乙两集,每集六帙,共收书90种,分别刊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和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收书中还有清初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合著的《西方要纪》一卷;吴震方辑的《说铃》分前、后、续三集,共收书62种,除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的《坤舆外纪》外,全都是清朝人的著作,其中包括后来遭禁的屈大均的著作《登华记》,前两集刊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续集刊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此外还有曹寅辑的《楝亭藏书十二种》,内收宋元人著作,于康熙四十五年刊行。这时期的专科性丛书有清著名词家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1800余卷,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刊行;还有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刊;以及张士俊辑的《泽存堂五种》等;都是这时期著名的专科性丛书。

清代中期(包括乾隆、嘉庆及道光前期)乾隆以后,刊刻古籍之风蔚然勃起,不仅单纯的辑刻,而还注意爬梳整理,从事抉择校雠,这时期又可分数派来叙述:

目录派:可以鲍廷博所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为代表,这是一部影响较大,别有特色的大型古籍丛书。鲍廷博是清代乾嘉时期有名的藏书家。他年轻时科场失意,遂绝意仕途,致力于购求古籍。取《大戴礼记》:“学然后知不足”的意思,名其藏书斋为“知不足斋”。他的搜求古籍不遗余力,每听说有异书,就借来抄,想买的书,就是典当了衣裳来买,也决不吝惜;经过30多年的经营,藏书已很可观,有不少宋元旧刻、旧抄及其他珍本秘笈。当清政府修《四库全书》时,征集天下遗书,他把自藏的600多种善本,献给朝廷。乾隆皇帝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并作诗说:“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加以褒奖。鲍氏不仅苦心搜书,而且精心校书,热心刊书。“凡有善本,无不刊行”,“朝夕雠校,寒暑不辍,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至老不衰。从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开始刻印《知不足斋丛书》到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鲍廷博去世为止出了27集,以后其子继承遗志到道光初年又刻印了三集,前后经历了50多年,总共刻印30集。每集八册,收书共207种,781卷。这是一部以精善而著称的综合性丛书,在清代私刻丛书中占重要地位。其特点是:多收罕见难得的珍本秘笈。由于明清之际战乱频仍,是我国文化典籍遭到破坏比较严重的时期,许多珍贵书籍难以得到。因此,鲍氏乃着意搜访,使之得到保存。而已有刻板,流传很广的书概不收入。鲍氏丛书发挥了丛书辑佚的功能,辑刻了不少久已亡佚而又重新复出的珍贵典籍。例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儿子苏过的诗文集《斜川集》,南宋以后流传已很少,清代康熙年间曾下诏求此书而不可得。据王士祯的《香祖笔记》记载: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闻有书商以此书索价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见之,其存佚今不可知”。为了得到此书,鲍氏曾悬金购求真本,以与三苏文集并行,但也未能如愿。由于士人如此看重此书,以致有些书商竟以假乱真,索取厚利。自元末以来,书商就有将宋刘过的文集改题为《斜川集》,冒充欺世,赝〔yan雁〕本流传,受骗的人不在少数。直到乾隆年间,翁方纲和赵怀玉等人从《永乐大典》、《宋文鉴》等书中抄辑而出,分为六卷,才使沉晦隐伏600多年的珍籍重显于世。鲍廷博闻讯喜极欲狂,亟索校阅,首次刊刻在《知不足斋丛书》第26集中。类似情况,还有不少,一些亡佚罕见之书都被收入这部丛书之中,就不一一细述。同时对流传极少,几将绝迹的书;藏书家有抄本而无刻本的书;流传很久,但旧版已经散失,难以得到的书;也竭力搜求网罗,或重金购买,重新开雕,辑入其丛书之中。他的搜访异书由中国甚至扩大到海外。他曾托友人通过来往商船到日本去寻求佚书,此举也引起日本学者的兴趣,因而他的丛书中也刊刻了一些从日本传来的中国已经亡佚的文化典籍,如《孝经郑注》、《全唐诗逸》等。这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中日文化交往的动人故事。除此外,鲍氏刻丛书虽以罕见为主,但并不猎奇,而是着重实用。这可能因清初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对鲍氏丛书有影响。鲍氏丛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主要为经史、考订、地理、算学、金石、诗文集、书画、书目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关于历史、地理、科学技术、诗文及其评述的一些著述,尤为引人注目,算学著作尤多。而且鲍氏为了保证丛书质量,刊刻准确,尽可能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以及一些珍贵的抄本;有些书已刊刻在其他丛书中,但校勘不精,错讹太多,鲍氏必用善本重新校刻,辑入丛书。校刻过程中,得到不少名流学者的协助,并对一些校勘家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所辑之书必求首尾完备,序跋,题识务使毕录不遗。这方面比以前刊刻的一些丛书都胜过一筹。而且鲍氏还在大部分书后题有自己的跋语。这些跋语对作者生平、版本源流、校勘优劣、书的内容梗概、特点,都有所简述。

总之,《知不足斋丛书》是以罕见和实用为宗旨,注重善本,校刻精审,力革前人丛书之流弊,收书首尾完备,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综合性丛书。在当时和以后都有很大影响。当时的学者名流都推重此书,几乎视为私刻丛书之泰斗。对其他丛书的产生也有很大影响。续鲍书的有:高承勋的《续知不足斋丛书》、佚名的《仿知不足斋丛书》、鲍廷爵的《后知不足斋丛书》。刻书之风由浙中而传至粤东,在浙中者则有与鲍氏同时的顾修,收鲍氏丛书所未收,仿鲍氏丛书体例,不以时代为限,每刻一书必与鲍氏商榷论定,辑为《读画斋丛书》。李调元则以鲍氏丛书为楷模,编了一部规模较大的丛书《函海》,声称要和《知不足斋丛书》并驾齐驱。继此而后,就是到清代后期,蒋光煦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钱熙祚所辑的《指海》,也都具有鲍氏丛书之遗风。在粤东,有伍崇耀的《粤雅堂丛书》、《岭南遗书》;潘仕诚所编的《海山仙馆丛书》等,也都是仿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体例,择辑前贤遗编,板式亦与《知不足斋丛书》相同。而他们都是拥有游资贸易海外的商人。可见乾、嘉间,不仅士大夫好刻丛书,就连富商巨贾,也喜附庸风雅,广事传刻丛书。

版本派:鲍氏所刻丛书以罕见为主,不以版刻争奇。而黄丕烈则注重版本,主张仿刻善本为高。黄丕烈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的藏书以既富且精而著称。曾辟“百家一廛〔蝉〕”专室贮藏所得宋版书一百余种。而因购得宋刊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两种,《仪礼》一名《士礼》,因题藏书室名为“士礼居”。据所藏宋元珍本精工仿刻辑为《士礼居丛书》,据说皆用原书影刻,惟妙惟肖,毫厘不差,后人得其书者,几可乱真,可见当时刊刻之精。影响所及,如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影刻书,以及其后的杨守敬、黎庶昌访求日本所藏古籍影刻为《古逸丛书》,都有士礼居一派遗风。

校雠派:这一派认为读书应以实用为主,宋人刻书,也未必尽善尽美,所以书必校雠而后能读,以实事求是为主。这一派代表为卢文弨所编的《抱经堂丛书》。卢文弨,人称抱经先生,乾隆间进士,官至侍读,后乞养归田,终日以读书校书为乐,积20余年。每校一书,必搜罗各种版本,反复考校,手批目验,然后定夺。继卢氏一派有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平津阁丛书》等,校雠古籍都极精湛。一脉相传的还有《传经堂丛书》、《拜经堂丛书》、《浮溪精舍丛书》等,都是一时之选。

综合派:以张海鹏的《学津讨原》为代表。此书多取明季毛氏汲古阁所辑刻的《津逮秘书》。毛氏刻《津逮秘书》15集,143种,流传150多年,渐渐散佚。张海鹏辑刻《学津讨原》有20集,171种,于津逮旧籍,所收独多。《津逮秘书》所收终于元代,此书由上古以迄明代,所辑皆本原书,无一删节,可谓统古今之盛。此外,又刻《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继张氏一派的为金山钱熙祚。《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残版后均归钱熙祚,钱氏取《借月》残书增为20集,137种,更名《指海》,《墨海金壶》则增辑补刊改名《守山阁丛书》。丛书书名与编纂者虽不相同,但其书同出一个版本源流。清代传刻丛书,此一点是应该注意的。

清代后期(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映到丛书刊刻上,一部分仍沿袭乾嘉学风之余波,以汇刻校勘古籍为重。如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以及前面提到过的蒋光煦的《别下斋丛书》、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伍崇耀的《粤雅堂丛书》;还有钱培名的《小万卷楼丛书》、王懿荣的《天壤阁丛书》、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等。另一部分更向专门发展,舆地、金石、目录、词曲等专门性丛书日益丰富。如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丁谦的《浙江图书馆丛书》(一名《蓬莱轩地理丛书》)、王蕴香的《域外丛书》、叶德辉的《观古堂书目丛刊》、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迄至民国的罗振玉的《楚雨楼丛书》等。嗣后,殷墟、敦煌文物宝库的发现,小说、戏曲的被重视,都为丛书增添了新的内容。

清代丛书值得提出来的有两点:一是很多丛书的编纂者或是藏书家,或是校勘家,或是某一学科的学者,所以他们刊刻的丛书,有以汇集辑佚为主;有以仿刻宋元旧本为主;有以校勘精审为主;因而清代丛书的质量远远超过明代。二是乾嘉以后,丛书发展达到极盛时期,特点是辑佚、举要等各种形式具备,如《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等的编刊,显示了辑佚工作的兴盛。此外,自宋到明的各种丛书所收多是短篇、小品;也就是篇幅短小的著述。但到清代乾隆以后,长篇巨制也被收入丛书,而且有所选择,注意精刻,质量很高。这时期的丛书数量多,种类全,内容也精,不仅普通丛书、地方丛书、族姓丛书、著名学者的个人丛书刊刻的极多,而且专收经、史、子、集中某一部的丛书也猛增,举不胜举。还有一些专辑医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丛书。总之是应有尽有。

辛亥革命以后,风气犹存,所刻丛书值得称道的有徐乃昌的《积学斋丛书》、缪荃孙的《云自在龛〔kan堪〕丛书》、刘世珩的《玉海堂丛书》、张均衡的《适园丛书》、董康的《诵芬室丛刻》、刘承幹的《嘉业堂丛书》等。陶湘的仿宋刻《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是志在传古,犹有乾嘉遗风。

自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传来影印的方法,于是影印之风兴起,而雕版印刷渐趋衰落。同治、光绪年间,同文书局影印《廿一史》、《十三经》等古籍;也曾翻印已刊出过的丛书。到了现代,有三部著名的以收集古籍为主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是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所辑的一部著名丛书,分为初编、续编、三编,所用底本主要是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涵芬楼所藏的古本、精本,也有借来的善本,共468种。这套丛书的编印目的是搜集影印宋、元、明、清的精刻本、精抄本和手稿本,供考订古籍、整理文献时参考。《丛书集成》是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开始编辑出版的,选定宋、元、明、清四代的丛书100部,原拟分订4000册,计划10批出齐,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出书中断。初编已出版的计有3467册,没出的533册。此书集古今丛书之大成,故名叫《丛书集成》。《四部备要》是中华书局编印,收书336种,底本都是清代学者整理过的本子,内容也称精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所印的丛书不止这些,其他书局也有丛书的编印,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三章 丛书 第四节 丛书的鼻祖——《儒学警悟》

《儒学警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书。它是南宋俞鼎孙、俞经同辑的,辑成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这是一部综合性丛书,全书七集41卷,收录有宋朝人的著作六种,包括:汪应辰的《石林燕语辨》10卷、程大昌的《演繁露》六卷、《考古编》10卷、马永卿的《懒真子录》五卷、陈善的《扪蚤新语》上下集各四卷,以及俞成的《萤雪丛说》上下集共二卷;这些著作记录了宋代制度、掌故、人物琐事等。此书一直流传至今。<strike>wrike>

清代光绪以前,学者都以南宋左圭辑刊的《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跋百川学海》一文中明确说过。《百川学海》用太岁纪年,题“昭阳作噩”,不署年号,但书中所收李之彦的《东谷所见录》成于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查阅太岁纪年表,可以得知“昭阳作噩”应该是南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在光绪时,近代目录学家缪荃荪发现了《儒学警悟》的明嘉靖年间的王良栋抄本,才知道《儒学警悟》是辑成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早于《百川学海》72年,从此,《儒学警悟》就被推为我国丛书的鼻祖了。不过,《儒学警悟》辑成以后只有抄本流传,经缪荃荪校雠,于1922年才由陶湘刊行,而《百川学海》收书100种,分十集179卷,雕版流行。所以一般认为《儒学警悟》是我国第一部辑成的丛书,《百川学海》是我国第一部刊刻的丛书,二者都可以算作丛书之祖。

第三章 丛书 第五节 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古代中国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同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相比,卷数竟是后者的三倍半。这部书当时一共抄了七部,分藏在七个藏书阁。它究竟收录了多少书籍呢?因为七部《全书》抄成时间不同,抽补散失等情况各异,所以它们的总数并不相同,现以文津阁本为例,共收书籍3503种,79337卷,36304册。

这部书为什么定名叫《四库全书》呢?这同我国古代的书籍分类方法有关。公元前1世纪,西汉刘歆著《七略》,把古书按六类分部。到公元3世纪,西晋荀勖〔xu续〕创立四部分类法,甲部是经,乙部是子,丙部是史,丁部是集。公元4世纪东晋李充把荀勖的乙、丙部予以对调,这样大体上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的四部顺序。完全奠定四部分类法的是《隋书·经籍志》,自此靡然成风,沿用了1000余年。在唐初,设有集贤书院等皇家图书馆,按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名叫“四库书”,这便是“四库”名称的由来。清代《四库全书》按四部分类,又沿用了唐代四库的名称,更因为收录的书籍比较完备,包括各方面的知识和多种学术流派,所以定名为《四库全书》。

当时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呢?清高宗弘历(乾隆)在位时(公元1736—1795年),清王朝统治已有100多年,这时我国虽处在封建末世,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则是封建末世中一个比较隆盛的时期,国内较安定,经济上繁荣,封建文化达到相当水平。清朝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一方面沿袭明朝办法开科取士,笼络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很多学者回避现实,把精力集中在整理古书上面,适应这种学术空气,有人就提出要把图书集中起来,分别收藏在学校和名山古庙等妥善地方,供学者应用。在有利于加强统治的前提下,乾隆帝下达了征求天下遗书的命令,准备编一部规模空前的大丛书。他的目的是一来借修《全书》机会在全国范围征集图书,就此将历代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评论和总结;二来借修《全书》的机会消除汉族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意识;三来借此宣扬清朝是文治盛世,显示清朝不仅以武力统一中国,而且是超越汉唐文化的太平盛世。于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正月初四日下诏各省搜集历代及清朝人的著作,并在第二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在武英殿设缮书处。后来续办南三阁书,又在东华门外云神庙、风神庙、地安门内帘子库、官房另设四局,按经、史、子、集分头缮写。

编纂《四库全书》的书籍来源有四:一是政府藏书,即内府本;二是清代皇帝著述和奉皇帝之命纂修的书籍;三是各省采进、私人进献和通行的书籍;四是从《永乐大典》里辑录的佚书。10年间从各地征集的图书约3.3万种,其中以浙江省最多。私人进献图书的著名藏书家有29人,进书500种以上的有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和宁波天一阁主人范茂柱等。

四库馆开馆修书前后共任命正、副总裁以下官员360人,总裁于敏中和副总裁金简出力最多。还先后派了三位皇子担任正总裁以加强监督。正、副总裁之下,有总纂官,其中纪昀出力最多,其次是陆锡熊。其他还有总阅官、总校官、督催官等等。四库馆简直就是一个封建官僚机构,不过里面也集中了不少著名的学者。缮书处除总校官外,主要是抄写人员。抄北四阁书时,有誊录2826人,续写南三阁时,又添书手1000人,光是抄写人员前后就达3826人。再加上四库馆官员,总计有4186人。

第一部《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12月修成,这时距乾隆下令征集图书已经10年。接着又用将近三年的时间,在乾隆四十九年11月陆续完成了第二、三、四部《全书》。这四部《全书》分别藏在北京宫中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奉天(今辽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也叫“内廷四阁”。这四处地方不准外人出入,完全是皇家的私人藏书阁。

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到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约五年时间里,四库馆又另外抄写出三部《全书》。这三部分别送到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里的文澜阁贮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也叫“江浙三阁”。这三处地方是对外开放的,允许读书人入内阅览。

北四阁的《全书》,用的是上等开花榜纸,南三阁的则用的是白太史连纸,而本头较小,横度上窄七、八分。书页都是直行红格,名叫“朱丝阑”。每半页八行,每行21个字。有注的地方,每竖格里是双行小字,有些书内还有精致的插图。书的装帧是绢面;绢面的颜色,区分了书的类别。北四阁书的经部是绿色,史部是红色,子部是蓝色,集部是灰色。南三阁书中,文宗阁和文汇阁的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玉色,集部藕合色;文澜阁与众不同,经部是葵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黑灰色。这七部书每册的首、末页尾部盖有乾隆皇帝的玺印,但每阁一式,各不相同。贮藏的方法是,每若干册放入一个楸〔qiu秋〕木制的匣内,名为一函,函面上刻有书名,在函内的书用香楠木片上下夹起来,再用绸带束住。函面的字、绸带与书的绢面,颜色都是相同的。用这种办法保存书籍,不仅美观,而且防潮、防虫。为了取书方便,每种书在架上的陈列都有一定位置,而且画出图样,叫做《四库全书排架图》。一套《四库全书》犹如一套精致、贵重的工艺品。

为了贮藏这部巨著,特别建筑起七座专用的藏书阁,大体上都仿照宁波天一阁的式样建成。从外面看是两层,里面实际上是三层。底层面积约600平方米。每层陈列着书橱。阁前有水池,后面有假山,左侧建有碑亭。这一切都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巧。

《四库全书》所包括的知识范围,在当时确实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这部书共收录著作3500多种,在经、史、子、集的下面,又分为若干类,如经部10类、史部15类、子部14类、集部5类,共44类。其中有15类又划分了若干细目,叫做“属”,分了64属。从收录书籍的著者情况看,它收录了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各代人的著作,只是不收当时还活着的人的著作(除了皇帝的作品和官修书以外)。所收的书籍,总的来说是突出了儒学文献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对有明显进步思想的著作深恶痛绝。另外,它的重大缺点是不重视生产技术著作,除农、医、天文、算法外,所收的科技书籍很少。对国外的史地也不重视,而对小说、戏曲更是大量禁毁。

《四库全书》历尽沧桑,现在仅存四部。文渊阁书现在台湾;文溯阁书现在甘肃图书馆;文澜阁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文津阁书现藏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文津厅之名由此而来。文宗、文汇、文源三阁的书都不幸毁于战火。特别是文源阁书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随同美丽的圆明园一起被焚毁。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正是侵略者罪恶的铁证。

清代修《四库全书》是对前代文化进行整理和总结的好事,但由于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执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在《四库全书》中,对部分书籍内容作了篡改删削,同时又大搞禁书毁书,并厉行文字狱。当时究竟毁掉了多少图书呢?根据不完全的禁书目录来看,共计有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加起来将近3000种。焚毁的书籍在10万部以上,烧毁或铲毁的书板六、七万斤。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乾隆朝60年间发生的75起文字狱中,四库开馆后10年内发生的文字狱就有48起之多。这样将许多弥足珍贵的古代文献毁于一旦,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严重地阻碍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鲁迅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但是尽管如此,还应该看到编纂《四库全书》又有整理和保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面。我国的图书到明末清初时,历经战乱,散失很严重。修《四库全书》时,清王朝以中央政府的力量,花费10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采集图书,由当时许多著名学者进行整理,对历代学术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保存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对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科技、哲学思想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历史资料。

我国在18世纪中叶编成的《四库全书》,就其内容之广博和篇幅之宏巨来说,当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古代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开凿了大运河,又编出了空前未有的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这都是中华民族值得引以自豪的。《四库全书》如果摊开逐页相接,它的长度会比地球的直径还多出1/3。它的内涵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极其灿烂辉煌,它是我们的祖先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我国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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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章 丛书 第六节 经久不衰的丛书

丛书不仅在数量上占我国古代典籍的1/3,大体上我国古代的各类重要著述均收录在丛书里,因而有人说:“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以其收罗丰富远胜单行本,大至经、史、子、集四部,以及社会风俗、科技发明、世界地理,小而琐事轶闻、茶酒志怪之事,无不可自丛书中求之。特别是许多被旧时文人看作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从无单刻机会,而以丛书形式流传下来。因此,丛书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学的重要资料来源。对于方便学者,保存古代文化和典籍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它把单种图书汇集在一起,少则几种,多至数千种,这种汇集既为我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流传作出贡献,又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特别是汇集某一部类、某一学科、某一地方、或某个族姓等的专门性丛书,尤便于学者。有的书从无单行本,有的书有单行本,但已流传稀少,收入了丛书,便成了容易得见的书。其次是丛书有辑佚的功用。中国古代典籍经过长期人为的或自然毁坏,有的已散佚;后代的许多学者从类书或其他著作中搜求佚文,掇拾补录,重新辑出后刊刻在丛书中。如前面提过的《斜川集》,首刊于《知不足斋丛书》第26集,后来《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均有收录,使我们今天能见到《斜川集》的概貌。还有前面提过的专门汇集辑佚的丛书多种,都为我们提供新的书源。再者,一部古籍流传至今,中间经过多次传抄、刻印,产生不同版本。一般地说,越是早期的本子,流传越少,越罕见;藏书家得到罕见的精本、善本,往往秘不示人。所以,过去一些著名学者,偶尔在朋友处看到一部宋版书,必在册尾写下跋语,写下“某年月日,某某敬观”,或印上“某某过眼”等,当作一生最大眼福。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见到宋元版本,但在丛书中却可看到。如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就收有据宋元旧本刻印的图书,特别是近代印刷术发展,影印图书出现,使学者们看不到的宋元旧刻,在丛书中能见到。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古逸丛书》、《续古逸丛书》等都收录了大量的宋元旧刻的影印本。此外,有些书在多次传抄刻印过程中产生脱漏删节现象,在汇刻丛书时重加校勘,这样的丛书远胜单刻。特别是清代由藏书家、校勘家、版本学家编纂的丛书,不但自己校勘,还延请当时的名家参与校勘,经过名家精校审择的丛书,文献价值更高。

总而言之,我国古籍单行本散佚严重。丛书的巨大作用就是保存并流通了大量稀见难得的古籍和文献。也使古籍中的善本得到广泛流传。丛书大大方便了做学问的人,往往可使他们事半功倍。因为手边有丛书一部,足以省去许多翻检众书之劳。在历史上,丛书对发展古代科学文化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今天,丛书对文化科学研究的推进仍可起到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这种编印形式长期以来经久不衰,一向和类书、政书一起,共同把我国古代的文化点缀得千娇百媚,使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更加瑰丽多彩。

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了解类书、政书和丛书,有助于我们了解祖国的昨天和前天,对推动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大有裨益。

附录 辅文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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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1736-1795)编纂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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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城藏》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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