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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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

一、戴洁天五十年后识斯人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

2008年，每天早上8点，来自中国温州的商人陈坚，都会准时打开位于地中海马略卡岛的仓储批发市场的大门。这已经是陈坚在欧洲开设的第三个大型的仓储批发市场了。

占地2000平方米的市场，才刚刚开门营业，烦琐的准备工作显然还没有结束。他就住在市场里，与往常一样，身为老板的陈坚临时充当了接待员的角色，陈坚从许多来逛市场的顾客那里了解到很多重要的市场信息。他喜欢与客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认为这是获得商业信息最有效的方式，顾客意味着市场，也意味着商业活动的成败。

陈坚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认识与千百年来无数的地中海商人如出一辙。在地中海这片孕育了世界近代商业文明的海域上，来自不同民族的商船曾溅起无数商业的水花，编织起人类最早的国际性市场。如今，陈坚的仓储批发市场就驻足在地中海，在这片被整个欧洲视为“我们的海”上，留下了一个中国人的商业印记。

陈坚对于市场的认识并非源于地中海，而是源自另一片海，另一条江，起于一个同样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的人，起于53年前的一次胆大包天。那片海叫东海，那条江叫瓯江，那个人是他的父亲戴洁天，那次胆大包天叫做包产到户。

时间要回到1955年。

那一年，33岁的戴洁天风华正茂，生活向他张开了双臂，无数的可能性在向他招手。很多人认为凭他的才气和阅历，一定会走出一段极其精彩的人生路。

戴洁天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出身富家，曾祖本是雇农，但见识不凡，一心鼓舞儿子读书。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攻打瑞安。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一家来戴家所在的村子避难，两家交往密切，遂成通家之好。戴家祖父一面帮孙家经营，一面自己经商。孙诒让还为戴家题诗，手迹成为戴家传家之宝。

到戴洁天这一代，他幼年时便家道中落。戴洁天中学时代即参加进步学生组织、中学生抗日联合会、战时青年服务团等抗日救亡组织。1947年他就读于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学生中，就有他的身影。后因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他被迫离沪。

1949年戴洁天参加浙江省永嘉青年工作队，建国后，他长期在永嘉县参加土改工作和农业建设。当时大学生还很少见，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更少，因此戴洁天颇受县里领导重视。他也具有当时知识分子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且长期在农村开展工作，让他对农村和农民充满感情。

那一年，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戴洁天在浙江温州永嘉县潘桥集体农庄，帮助那里进行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

当时，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进入关键时期，毛泽东批评了当时收缩、控制发展速度的意见，并用“小脚女人”形容这种意见。

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农业的发展越快。合作化意味着消灭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能够釜底抽薪一般消灭市场和商品，最后消灭总是与市场“联姻”的资本主义和剥削。那时的人们，还无法想象市场同样可以与社会主义“联姻”。人们忘记了，刚刚从土改中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们将因此失去对土地的经营权，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将大受打击，这将对未来的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业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加快了并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国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

这股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也席卷了浙江省温州永嘉县，并将戴洁天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中。

在永嘉县，一些群众本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性很高，有人对戴洁天说：“群众情绪很高的，有的人说想不到一夜之间乘着电梯升到了社会主义的天堂。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现在这样子穷，那样的生活谁不喜欢啊。”

但是，事与愿违，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贫困。问题出在哪里？戴洁天从一些打油诗里读出了农民的心声。

“出门鹭鸶探穴，回家流星赶月，干活李逵叹苦，评分武松打虎。”

出门鹭鸶探穴，鹭鸶是一种鸟，很笨很大，走起路来慢慢的。回家流星赶月，是说收工了大家拼命往家走。干活李逵叹苦，干活的时候马马虎虎，怕苦怕累。评分武松打虎，是说评分的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非常认真。

又有“出工等等队，田头吸吸烟。晚上计划像朵花，天亮下雨烂金瓜……”

这是说计划再好，却落不到实处。

还有“走起路来一长串，实际上十把锄头只有两把动。”

这是说除了正副队长还因为责任感出力劳动外，其余人都因为丰收的成果多数分不到自己手中，而没有积极性。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忆道：“过去把群众的一些牢骚话，都当做阶级敌人破坏和富裕农民对抗社会主义改造来揭发批判是不对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群众劳动情况、生活情况的关心不够，没有真正懂得人民的心，应该看到高级化后我们的领导水平、管理能力还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以致劳动质量下降，劳力浪费，大大挫伤了社员集体生产的热情，社员消极怠工，混分思想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分配原则的体现。”

这些场景此后20余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出现，很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一大二公”极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商品的流通。同时，新中国在薄弱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农村担负着提供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重任。许多农民感到，一年辛勤劳作的收获并没有多少能归自己所有，消极情绪的确存在。

对于这些，当时的戴洁天很困惑，为什么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会存在如许的巨大差距呢？

1956年，戴洁天购买了大量有关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籍。他惊讶地发现，即使在苏联，人们对于集体农庄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前苏联出版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中清晰地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戴洁天在探索、在思考，集体农庄搞得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这条路看来有问题，新的路在什么地方呢？能不能试一试生产责任制呢？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思想和行动的先锋，戴洁天正是其中之一。这个爱搞调查的工作队队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好办法：“定额到丘，责任到人（户），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社员生产责任制，那就是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历史的四个字：“包产到户”。

戴洁天在燎原社进行的大胆尝试得到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副书记李云河的大力支持。李桂茂甚至对戴洁天说：“你大胆地试，就是试到供给制，燎原社的粮食都由国家供应了，也由县委负责。”

1956年的夏天，戴洁天来到了永嘉县的燎原社。中国农村一次大胆的变革即将在这里上演。

戴洁天走遍了燎原社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家底。他和燎原社的干部们把全社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280件大小农活按作业工种、工分、产量落实到778户、8919个劳动者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把所有农活按劳动强度与技术要求分为10个等级，并根据不同季节和不同地块的土质、远近等自然条件，把定额指标逐件计算到丘，制成分级定额、按件计酬对照表，分发给各生产队，各队按照自己的条件参照执行。

同时，造纸厂、砖瓦厂、竹编工厂等村办企业开始实行按件或按值计酬。农副业并举，社内劳动力流动，一个小型的市场在形成。

辛苦是没得说了。10个月300多个的日日夜夜，戴洁天没有节假日，他甚至意识不到晴天和雨天。爱人分娩都顾不上照顾，让她自己半夜上医院。晚上研究得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到水缸里面舀一杯水，喝了权当晚餐。和他一起工作的村干部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常常挨老婆骂。家属们质问这些干部，天天三更半夜都在搞什么名堂？

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仅春粮就增产了40%。

燎原社试验成功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吸引了温州地区1000个高级社，17.8万农民自动参与到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中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忐忑不安的戴洁天终于可以用事实告诉人们“它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是美女还是妖精”。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最大的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段话放在30年后，将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在那个即将进入人民公社的年代，这样的话却显得太不合时宜。

早在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还配发了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

这篇文章拉开了绞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序幕。

刚开始的时候，戴洁天写的报告还是得到了浙江省委的认可，省委书记林乎加认为：“社员没有责任是不行的，永嘉动了脑筋，办法许多是好的……《浙南大众报》批评你们倒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你们概括的‘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四句话要倒过来，把‘统一经营’放到前面，这样就不会让人钻空子了，包产到户一句话太简单了……”

同时，《浙江日报》还将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发表了出来，还加了按语。但《浙南大众报》并不服气，将情况捅到了中央。其实，此时的中央希望农民集体化的程度能再高一点，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举措，早已定性为“单干”。一年之后，“人民公社”这个新词成为中国农村的新体制，将农村集体化的程度再向前推动了一步。对于燎原社和戴洁天来说，风波将起。

地委检查组的一个科长在燎原社召开座谈会，问燎原社一个叫林阿杰的小组长，包产到户到底好不好？林阿杰为人憨厚，还意识不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居然点点头说：“当然好了，社员现在生产热情非常高，我过去也没有养猪的，今年也养了头猪。短短两个月，全社增养生猪160头。”

那位科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拍案而起，大骂林阿杰是何居心，还是不是共产党员，集体的时候不养猪，单干的时候养猪？

林阿杰被骂得哭了起来，戴洁天心情异常沉重。因为村干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为包产到户的前途担忧。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同情他的人说：“你先天不足（指戴洁天出身不好），试验成功不属于你，失败却是罪有应得，你又何必以天下为己任？”

作为基点乡的燎原社干部，以前去乡里区里开会都是坐在前排，大家都很羡慕他们。现在不行了，开会的时候他们坐在灯光很暗的地方，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谁都怕别人那种仿佛自己身上带着致命病毒的异样眼神。所以燎原社干部一接到开会通知就害怕，开会坐门口，不等散会就先走。

后来，在一位省委领导视察前，县委布置每一个机关干部一个晚上必须写三张大字报来揭发包产到户，一夜之间，满城尽是大字报，空气肃杀。一面墙上有关于戴洁天的一幅漫画：一个青面獠牙，头上长角，披着虎皮，后露狼尾，手持利剑的怪物，样子非常可怕。许多人说他是混进温州革命队伍里头的反革命。

有一位干部也写大字报，却秉笔直言，认为包产到户不该算戴洁天一个人的账。结果捅了马蜂窝，许多大字报大骂这位干部是戴洁天的干将，是马前卒，整得那位干部十分狼狈，以后再没有人敢为戴洁天说话。

省委领导到了永嘉一看，大为震惊，指示严厉处理。县里组织人开会批判戴洁天，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毛主席的指示，分田单干。之后又大挖他的历史问题，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计划、步骤、集团。

然而，戴洁天有温州人的倔强，他认为自己没错，建立责任制是解决当时农村问题的正确途径。他一遍遍地在心中暗诵着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相信党和人民会“实事求是最终了解我”。人无私便无畏，于是他的态度在某些有心人的眼中便成了“麻木不仁”或者“顽固不化”。

其实，1956年试验包产到户的除了永嘉外，还有安徽芜湖、四川江津等地。但是在一个县范围内进行如此有组织、有计划、成系统的试验，并形成一系列的经验和结论，实属少见。那么，与之相应，对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处理之严厉也是少见的。

1957年10月13日，批判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意味着燎原社的大胆尝试走到了终点。戴洁天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这段历程，戴洁天以愤懑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

众矢集孤的，千锤铸大冤！

心瘁志难夺，身单胆未寒。

夜阑望北斗，几度击栏杆。

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

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1958年的永嘉县，许多人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其中就有陈小梅——戴洁天的爱人。在严酷的风雨中，许多人面前都摆着两种可以预见结局的选择。陈小梅也是如此。

当时，永嘉县划为右派、反革命的干部大概有100来人，基本上都离婚了。为了生存，“大难临头各自飞”似乎成了常态。作为“天”字号“大右派”、“反革命”的爱人，陈小梅面对着无形却重逾泰山的压力。单位领导旁敲侧击地对她说这种状况很难维持下去，宣传部长是一个女同志，追着问陈小梅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家里的一些亲戚也做她的工作，要她离婚，一来免得被生活的重担和旁人歧视的眼神压垮，二来也免得连累亲朋。

陈小梅却难以割舍早已融入血脉的情感。两人初相见仿佛就在昨天，相识、相知、相爱的一幕幕如电影般一遍遍地闪过她的脑海。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上天赐予的缘分。1954年，戴洁天是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陈小梅刚满21岁，是县里的文化干部。两人就是在燎原社初相识。

初相见便是惊艳。50多年后，一说起这段往事，戴洁天的第一个记忆还是陈小梅的两条大辫子，一直垂到腰间。其实，陈小梅的外号就叫“长辫子”。当时的陈小梅天真、活泼。她早在见到戴洁天之前，就知道他是永嘉县唯一的大学生，而且有下笔成章的才名。陈小梅一见之后，深为折服，于是郎才女貌的故事自自然然地发生了。

两个年轻人相识在燎原，相爱在燎原，结婚也在燎原。如今，戴家还保存着他们那张结婚照，黑白照片上有岁月赋予的无尽沧桑，照片上书生意气的年轻人和长辫子的姑娘却分外青春、浪漫。残酷而公正的历史同时也赋予了这张照片一种坚贞与忠诚，一种对于爱情和理想的执著。戴洁天曾以简练的笔触写过四个字“爱在燎原”，这其中既有对这一世深情的描述，也包含着他与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实践之间那种难以割舍的联系。

1958年，大难临头，陈小梅心中却张扬着不被祝福的爱，她还分辨不出戴洁天的包产到户到底是对还是错，但她相信戴洁天“是个好人”，她狠不下心来独善其身。此时，陈小梅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她的母亲。陈母坚定地说：“绝对不要离婚，一个人掉到河里去了，你再拿一根竹竿戳下去，这样做不行、不好。一旦离婚，一戳下去，他就没有奔头了，没有希望了。”

其实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抛弃了戴洁天。在戴洁天对之抱有无限情感的农村，人们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同情。这一年3月，戴洁天以戴罪之身，被派到另一个乡村工作。在那里，从村干部到村民，大家都以一种正常的方式与他交往，虽没有特别的殷勤，却也绝没有歧视。这让戴洁天疲惫沮丧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中，还帮助建设了全县第一座大型沼气池组，实现了沼气发电。有人建议在那里开个现场会，传授经验。可是，当县里一查此事与戴洁天有关，马上压了下来。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县里突然深夜电召戴洁天回城。第二天一早，民警送来了法院判决书。那上面的语言风刀霜剑般将戴洁天打入了另册：“被告自混入革命队伍以来，坚持反动立场，特别是在1956年利用职权便利，在三溪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的合作社受影响，县委已两次向被告提出批评，而被告拒不接受……”

戴洁天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管制劳动三年。“双开除”（开除政籍、团籍）和“两顶帽”（右派、反革命）如钢丝拧成的锁链将戴洁天牢牢捆绑，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支持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的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剥夺党内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也被划为右派。

此后，永嘉县规定，凡是燎原社的干部，今后一律不准提拔，到过燎原社的干部要记上一笔账。直到20年后，当小岗村的人们开始了类似的实践，包产到户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戴洁天和燎原社的人们才走出了历史的遗憾。

离别的时刻到来了。判决时间比送达时间早了20天，已过上诉期限，戴洁天沉重地按下指印，然后被两位民警押送回老家瑞安去执行三年的管制劳动。临走之前，明令不许带走任何书籍文件。戴洁天连传家宝——孙诒让的手书都没带，却趁民警不备，把已经整理好的包产到户的一些原始材料塞到被子里头带走。因为那是他的心血，实在丢不下。

那一天，陈小梅不敢相送，也不愿用悲凉的哭泣让戴洁天柔肠寸断。倒是只有4岁的女儿一路跟在父亲后面，一边蹒跚地追随戴洁天的脚步，一边哭泣，还不停地问：“爸爸你去哪里，爸爸你去哪里？”

直到戴洁天上了轮船，船至江心，还可以听到女儿的哭声和叫声。戴洁天不忍回头看，只能目视前方，却全然意识不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这个家庭被生生地拆散了。

民警将戴洁天押到瑞安县白门乡，再由民兵押赴下川村。下川村连夜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他是“混入革命队伍，恩将仇报破坏合作化的阶级敌人”，“只许老老实实种田，不许乱说乱动”。如果晚上偷看一下书报，有人会说“阶级敌人窥测方向”。

回到瑞安老家的戴洁天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他被取消了一切与城市有关的待遇，比如工资、福利等，没有一分钱的生活补贴。因为当时农村劳动实行工分制，工分制又注重政治评分。以戴洁天的政治问题他只能评4分半，比妇女半劳力还低半分。戴洁天承受着高强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带来的双重折磨。

戴洁天每天都是很早摸着黑起身劳作，擦着黑回家。劳作期间，其他人会偷偷躲到稻草堆里休息一会。他却从来不敢，因为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如果他也钻稻草堆，那就出了不得了的大事，人们会以为他这个“阶级敌人”在搞什么阴谋。他只能在防范的眼神里，日复一日、一刻不停地劳动着。

刚开始戴洁天只是感觉到腿酸脚痛，到了后来腿都麻木了，感觉不是自己的了。睡觉的时候，要用双手把腿搬到床上去。戴洁天非常劳累疲倦，有时候他吃着饭，端着饭碗就睡着了。

那个时候，陪伴着戴洁天的宝贝，除了秘密藏匿起来的包产到户资料，还有一条扁担，它陪伴戴洁天劳动了22年，是他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农民的见证。他曾千万次地用它进行繁重的劳动，也曾偷偷倚着它歇歇腿脚。

除了肢体的痛苦，还有肠胃对戴洁天的折磨。因为工分低，口粮少，他只能靠采集一些诸如饲料、野荷茎和别人扔的蕉耦来充饥。戴洁天曾经在畜牧场看到煮得热腾腾的猪食，竟垂涎三尺。后来，陈小梅托人带给他5斤粮票。他在深夜向食堂管理员请求以粮票换10斤粗糠。那位食堂管理员看他实在撑不下去了，没要他的粮票，给他了一袋粗糠。直到如今，说起那段往事，戴洁天总是用“雪中送炭”来形容那个好人。

戴洁天的勤劳让他渐渐融入了人们中间，人们从这个老老实实、勤劳工作的“读书人”身上，感觉不到“阶级敌人”、“坏人”这些词所包含的险恶味道。人们同情戴洁天的艰难和困窘，也发现他的健康状况的确没法在饥饿中长期坚持高强度的劳作，于是将他调去畜牧场，负责养猪养兔。但是没过多久，一位前来检查的领导发现了这一情况，马上向公社提意见，右派、反革命怎么可以当饲养员？于是戴洁天又被赶回了田地。

历史的天空布满阴霾，戴洁天一家的辛酸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个案。在岁月的阴影里，瓯江上的渡船见证了一段不离不弃的感情。

戴洁天有时会坐夜里的轮船到家里去看看陈小梅和孩子们，不敢跟邻居甚至亲友见面，后来他形容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偷偷摸摸”。而陈小梅每次突然看到戴洁天，就仿佛他是天上掉下来的，高兴得不得了。

陈小梅有时候也偷偷坐船去看戴洁天。看到他脏得不得了，当饲养员的时候，被子里全是跳蚤，不敢盖身上。但陈小梅只要有时间，还是安排好孩子们，披星戴月偷偷去看他。瓯江的风陪伴着陈小梅的探夫路，一次一次，风也因她的期待而急切，因她的关怀而温暖。陈小梅给了戴洁天很大的支持，戴洁天在最艰难的日子能够挺过来，能够熬下去，对于渡船的期待是一个重要原因。瓯江上的渡船仿佛载的不仅仅是陈小梅，而是生活的勇气和坚持的力量。

1963年，就在往返瓯江的过程中，他们有了最后一个孩子。陈小梅在医院里生产，戴洁天抽个空，向队长请了半天假去看她。陈小梅当时已经生下孩子好几天了。戴洁天到了陈小梅的病房门口，想喘口气再进去，结果一坐下来，疲劳至极的他就睡着了，结果被陈小梅数落了一顿。这也让陈小梅更加心疼丈夫，她为小儿子取名陈坚，就是希望戴洁天坚持、坚强。

除了妻子的不离不弃，让戴洁天坚持下去的最大力量来自于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他在60年代初曾再见到原县委书记李桂茂，说起往事，李桂茂不胜欷歔。而戴洁天则因为多年深入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越发认定自己当年的作为是正确的，中国农村“迫切需要责任制”，当年的探索对于中国农村是有价值的。李桂茂则让戴洁天耐心等待，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一天。

其实，李桂茂当时还保存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总结》，即使后来他在“文革”中被挂牌揪斗，仍将这份总结交给爱人，转移到她的工作单位秘藏起来。李云河虽然从县委副书记变成了食堂“工作人员”，却仍利用空闲时间写了10万多字的文章，论证包产到户的可行性。

对戴洁天来说，22年的扁担生涯里，相濡以沫的妻子温暖着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支持着他。

53年之后，那些记录包产到户材料的纸张已渐渐发黄，字迹也不那么清晰了。多年来，戴洁天一直随身保存着这些材料，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53年里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和它们分离。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开始就是破“四旧”。政治空气越发严峻，面对随时会有人闯进来抄家的危险，万般无奈之下，戴洁天用尼龙纸把包产到户的资料一层一层包起来，放在一个小木箱里，然后埋在菜园里。心头的波澜起伏化作了一句诗：“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多年后，他对来采访的记者解释这首诗：“忍将心血埋深土，这些都是我的心血结晶，现在没有办法，埋到泥土里头去了；为待他年人问津，将来会有人重视我这些资料；甘为苍生受苦难，现在我是为了苍生受难；五十年后识斯人，将来人家会理解我。”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戴洁天再次遭到调查。一些人向当年燎原社的干部们查问戴洁天当年的“反党”言论。那些干部虽然普遍受冲击，却相约实事求是，绝不落井下石。他们为戴洁天写证明材料，并郑重地联名盖章。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抹亮色，为“包产到户”的实践带来了悲壮的风骨，也使戴洁天在大地上站得更为坚实。

“右派”、“反革命”两顶帽子让这个割裂的家庭变得更加弱不禁风，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国大地所发生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无一例外地冲击到他们。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

陈小梅那个时候时常被抓走，被人叫做“右派丑婆娘”，戴上14斤重的大木牌示众、游街、批斗。造反派时不时地呼啸而至，破门而入抄家，陈小梅则被带走隔离审查。半夜三更，孩子们惊恐地看着造反派冲进家里，乱翻乱砸，抓走妈妈，于是哭成一团。隔壁邻居人人自危，虽然心存同情，却无人敢过问。当时县城里不仅有批戴洁天的大字报，还有批陈小梅的大字报，甚至将矛头指向她的小儿子，为什么要取名“坚”，是想坚持反动立场？

但在当时，陈小梅还有值得庆幸的事。当年戴洁天被押解回原籍的时候，很多笔记本留在了家中。戴洁天每天都记笔记，所以笔记本非常多。为了防止发生问题，陈小梅把那些笔记本都烧了。多年后，戴洁天还问陈小梅那些笔记本的下落。当得知被烧掉后，戴洁天很是心痛。陈小梅却暗暗庆幸，如果当时不烧掉，怎么找地方保管？到了“文革”，那要惹出多大的祸事？

陈小梅原本是一个公办教师，虽然受人歧视，好歹还能带着孩子们在城里勉强度日。但是她注定在劫难逃，先是开除团籍，后来下放纸厂劳动，又几次调动，越调离城越远，最后到一个农村小学当老师。不过，那时唯一的幸事就是陈小梅越调离戴洁天越近，1970年，患难之中的家庭终于聚首，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原本在机关幼儿园的四个孩子也被迁到戴洁天的管教单位，小小的孩子从此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一切基础，作为右派、反革命的“小鬼”，他们失去了升学、就业、参军等一切机会。

四个年幼的孩子随后也来到农村，他们和父亲一样每天下地干活，靠稚嫩的双手挣工分来养活自己。陈小梅则带着最小的儿子陈坚下放到永嘉县上塘镇，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戴家大姐陈明丽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大弟弟只有13岁就参加劳动去了，拿个小小的扁担，他那个时候去很高的白云山上砍柴。我们快晚上了到山脚下去帮他，看他又累又饿地挑着柴。一看到我就高兴地叫‘大姐快过来称称，我打了多少斤柴’，一称32斤！”

令孩子们更难受的是自己的家庭成分。刚到乡下，人们问他们的家庭成分，他们都不敢说。因为父亲是右派，歧视已是家常便饭。孩子们在农村参加生产队劳动，工分也比同龄人少。和其他孩子一吵架，就被人指着他们说：“右派的子女还这么牛，轮得到你们说话吗？”

孩子们受了委屈，回家问戴洁天：“为什么要当反革命？害得我们抬不起头。”戴洁天总是无言以对。陈坚在多年后回忆说：“那个时候觉得很无奈，又觉得命运对我们很不公平。”

孩子们最害怕的就是“运动”，因为运动一来，父亲、母亲就会被人家批斗、羞辱。长此以往，一个很大的阴影就一直笼罩在一家人的头上：越是热闹的地方越不敢去，生怕别人笑，生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一家人期待着可以正常走在人群中的时刻。

岁月可以磨去许多痛苦，也可以消去许多记忆，人总会有归宿，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晓。历史没有让戴洁天等待50年。就如同一个轮回，1978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正是从农村撕开的，人们采取的方式与当年的戴洁天极其相似。

这一年寒冬，距温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坚定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同样是“包产到户”，同样被视为胆大包天的举动，这一次成为中国农民的共同选择，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随后的五年中，99%的中国农村都实现了包产到户，这时距离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27年。

历史给了戴洁天一个期待已久的答案，给了中国一个再次出发的机遇。

1979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

一、戴洁天五十年后识斯人敢为天下先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名句很能代表1979年时戴洁天的心境和举止。那年，摘掉“帽子”的戴洁天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此时的戴洁天，虽然因为落实政策而喜悦不已。但久不接触书报的他，却随着对时局的了解，又开始担心起来。

1979年3月15日，戴洁天看到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上面还附了“编者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一篇文章让全中国的许多人忧心忡忡，一些已经开展包产到户的地方又缩了回去，人们在观望。作为积极推动包产到户的安徽，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省委书记万里表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写了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在安徽省委的力争下，3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附了“编者按”，说明3月15日的某些提法不够准确。风波暂时平息。

一年之后，万里调至中央，分管农业。在当时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尤其是包产到户已初见成效，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没有纠缠于包产到户是“社”还是“资”，只是大谈“包”字诀的妙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穿衣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阳关道和独木桥》，阐述包产到户精神。戴洁天和许多地方的农民一样，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其他地方还在争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时候，温州的农民早已把包产到户又“拾”了起来，正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当温州的农民开始包产到户的时候，他们不仅把它应用于农业生产，还放到了工业、服务业，一系列劳动密集、生产生活必需品、产量较大的小商品工厂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新的时代给了戴洁天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眼前发生的急剧变革让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看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释放出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他在思考为什么温州就能那么快地将包产到户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他相信，土地上的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经过长久的思考和调研，戴洁天认为温州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包产到户搞得早，为什么呢？其实，戴洁天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包产到户从来没有真正在温州绝迹，只不过从公开转为秘密进行。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温州基层农村有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于是包产到户又悄悄地展开了。虽然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温州一直都在纠正包产到户，但就是“纠正”不了，常常明“纠”暗“包”。有的干部干脆说，哎呀，纠正包产到户好像水上按浮瓜，这边按下去，那边又冒出来。有的群众也这样说，想纠正包产到户，除非是瓯江的水倒流，不可能的。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首往事，并没有沉浸在对艰难岁月的回忆中自伤自怜，他挖出埋在地下的包产到户资料，细细回望那些激扬岁月的坚持与奋斗，反思原因和问题。198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将燎原社的试验定性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自我完善”。在他看来，“1956年的高级化，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与余粮收集制（统购统销）为‘催生剂’的产物。这样一来，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农民失去了土地经营权与劳动自主权，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业积累统统被挖走，农业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更不能向商品经济转化，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收入减少，购买力衰退，国内市场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戴洁天认为过去都认为包产到户解决的是农业问题，是农民吃饭、生产的问题，其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包产到户打碎了束缚农民几千年的锁链。包产到户以后，耕种土地用不了太多的劳动力，多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总不能浪费，于是剩余劳动力都跑出去了。用戴洁天的话说：“这些能人啊，有办法的都跑到五湖四海去了。”

但是，能人的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开放后，温州一批最早的市场弄潮儿第一次遭遇寒流，他们是“八大王”。

“八大王”是温州柳市镇八位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户，主要是“矿灯大王”程步青、“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线圈大王”郑祥清、“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旧货大王”王迈仟、“胶木大王”陈银松。

由于认识的局限，温州“八大王”先后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感到了一种低沉的氛围，他说：“现在放得还不够，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1983年8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300多名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代表进行座谈，他鼓励大家说，“从事个体劳动是光彩的，凡是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这样的评价，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思想震动。“八大王”的命运由此逆转。

“八大王”，作为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也是温州乃至全国第一批尝到“市场”甜头的人，他们的命运与一位叫袁芳烈的人紧密相关。正是袁芳烈下令逮捕“八大王”，又在日后积极为“八大王”平反。

1984年，萧条的经济让温州市市委书记袁芳烈看到了问题，他明确提出：

“‘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抓错了，这实际不是犯罪，他们是有功的，由于我们界限不清，思想不解放，把他们当犯罪分子抓了，这是个非常大的损失。我说我们共产党员光明磊落，错了就错了，错了我们就改。”

当时，温州市委已决定对“八大王”平反。但袁芳烈认为平反是平了，但仅仅由法院寄个通知，影响太小。

1984年，袁芳烈代表温州市委、市政府为“八大王”平反。袁芳烈宣布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八大王”无罪释放，得以平反。

后来袁芳烈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后到温州，专门安排了3个小时会见“八大王”。他说：“十几年前他们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后来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平反成为一个信号，温州经济发展跨过第一道鸿沟，开始有了新的天地。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温州政府的管理职能才逐渐从计划经济下的“无所不包”，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此，有些专家认为这是高明的“无为而治”。

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一界定不清、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罪名。

“八大王”把温州人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羁绊，温州人此后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

桥头镇比它所属的永嘉县更为出名。让这个小镇声名远播的，是一种小得几乎不能再小的商品——纽扣。

快速变迁的30年，让刚刚过去的时光迅速地成为历史。今天的纽扣交易已经登堂入室，那些变得冷清的街道，曾经就是农民们自发经营起来的大名鼎鼎的“桥头纽扣市场”。

即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个体经济也还是一个禁区。但是，春天挡不住地到来了。1979年开始，从“纽扣一条街”，到桥头纽扣市场，这里成了“中国纽扣之都”。80年代中后期，桥头镇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客商，中国有90%的衣服上都缝着来自桥头镇的纽扣。新华社的《半月谈》将这个因纽扣市场而蜚声中外的小镇称为“东方的布鲁塞尔”。

桥头镇让戴洁天的思想更加深入。桥头镇原来是很贫困的地方，人均只有两分多土地，但是很长时间里非要“以粮为纲”，劳力归田。解放前，桥头镇的人们已从事做面条、做缸等手工业生产，后来把农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完全束缚于土地，富裕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做起了生意。

在戴洁天看来，包产到户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唤起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为深远的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冲垮了人民公社，突破性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并最终使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

仅仅两三年间，在土地匮乏的温州，一些农民开始进入了工业领域，他们诱发了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市场的蓬勃发展。

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市场。

桥头纽扣市场、金乡镇的标牌市场、宜山的棉花市场。人们用一句夸张的话比喻温州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温州买不到的”。

“十万温州供销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用双脚拓展着温州发展的空间，用带回的订单向全体中国人阐述一个叫做“市场”的概念。戴洁天为温州商业的欣欣向荣感到兴奋和自豪。

1985年，《解放日报》的记者张也平来到温州，同温州政策研究室的人们一起下去调查了解，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上面总结了一个惊动全国的现象。

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温州模式”，创造了这个模式的人们被称为“温州人”。“温州人”三个字逐渐变成一个特定的称谓，不仅指一个商人群体，还包括那个群体独特的精神气质。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温州人”还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亮相的中国商人群体。

对于戴洁天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吸引着他和其他许多中国人的目光。无数的考察团、访问团带着疑问纷至沓来，戴洁天一边研究全新的温州，一边接待无数的访客。1985年到1987年，每年都有一万多人来考察，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当时接待的任务很多。很多时候，接待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论的过程。人们带着问题来“挑刺”，戴洁天和他的同事们就依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向考察者作出报告。

和当年首创包产到户一样，做起了生意的温州人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但走在前面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一个到金乡镇搞调研的考察团，就让戴洁天和很多温州人不安了好一阵子。

考察团来之前就对温州有一定了解，是带着问题专门来的。当他们走入企业，与人们座谈的时候，一下子发出一二十种表格，每个企业都要填，包括企业雇多少工、有多少资金、多少收入。人们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人心惶惶，生怕是来找毛病的。

一个多月时间里，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但是，即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我们都相信：历史总是向前走的。何况这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考察团终于表态，金乡镇走的确实不是什么歪门邪道的致富路，金乡镇是靠三分邮票发业务信来联系业务的，正所谓“三分邮票闯天下”。考察团发现只要去看金乡，不分白天黑夜，金乡人都在劳动。这让考察团感慨万千，他们拿出了一面旗，上绣五个大字“敢为天下先”。

这是温州市第一次得到外来的调查团、考察团的鼓励，这个表态让大家终于放心了。戴洁天则认为这是对温州人的最高褒奖了。

一、戴洁天五十年后识斯人市场经济破土生长

在温州每一个普通的早晨，无数的温州人会从一个叫麻行（hang）的码头乘坐渡船往返于瓯江两岸，那里是很多温州人财富之旅的起点。近30年前，戴洁天的小儿子陈坚每天都从这个码头出发，到对面的银行上班。

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戴家全家和亲戚朋友都非常高兴。大家都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可以跟别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了。

办公室里的陈坚却坐不住了，他也想到那个热闹的商海中遨游一番。没想到，最大的阻力却来自一向开明的父母。

戴洁天和陈小梅对陈坚下海持坚决反对态度，因为一家人中属陈坚的工作最好。他的哥哥在一个集体工厂做陶瓷，很苦很累，他的姐姐还在乡下教书。在这种情况下，陈坚还要下海，家人都觉得不可理解。

对于陈坚的请求，戴洁天感到忧虑。作为父亲，他尤其反对陈坚的想法。刚刚从禁锢生活中走出来的他更希望儿子过得平凡安稳一些。作为一个思想的先行者，戴洁天在儿子的下海问题上表现得有些保守。

怜子如何不丈夫，也许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吧。但是，戴洁天没有意识到，儿子身上同样流淌着开拓者的血液。

陈坚更希望生活多一些挑战。倔强的陈坚和当时的许多温州人一样，搞起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和哥哥办了一个鞋厂，每个星期都要骑着摩托车去进货，平常一下班还要去进鞋料、钉等辅助材料。

后来，陈坚还做了个“小生意”——出生纪念币，用180吨的液压机压出8厘米直径大小的铜片，送到各地妇产科医院，在小婴儿出生以后，每个纪念币打上小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卖给父母们。就是这么个小点子让陈坚赚了不少钱，有十几万。

就在这个过程中，陈坚体会到了自己和无数温州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气质。“首先我觉得温州人非常吃苦耐劳，就如大家所说的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种人大有人在，真的大有人在。因为温州没有什么资源，地域又小，人口又多，也不是什么出达官显贵的地方，几乎每个温州老板都是平民出身，所以大家都是想怎么样很勤劳地把第一桶金先赚回来。温州人的特点，一个是吃苦耐劳，另外一个很讲信用，又愿意帮人，因为他在帮助人家的时候又是在帮助自己。”

在此后的风风雨雨中，正是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等品质让陈坚最终走向了成功。

此时，年过六旬的戴洁天显得有些矛盾。

一方面他深深地认同温州人闯荡市场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一直反对儿子陈坚下海经商。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一直盼望的变革真的来到自己家的时候，反倒会裹足不前了。又或许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父与子的传承永远都是一个微妙的情感话题。

但是，陈坚最终还是像很多温州人一样去闯世界了。戴洁天没有想到，促使儿子走出国门的起因与自己有关。

陈坚每天要坐船到银行工作，有一天因为有雾，导致船没有按时开，迟到了。银行负责人就开始批评他，陈坚辩解了几句，结果银行负责人勃然大怒，说：“你爸爸是右派，说不定你将来也会是右派。你有意见尽可去告，有种把我也弄个右派嘛。”

从小就有阴影的陈坚如遭雷击，右派子女仿佛是一种永世的耻辱，罩在他身上一辈子都挥之不去。对此，戴洁天沉痛地说：“这个‘左’的思想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是看不惯我们这些平反的人，也看不惯我们的子女。”

陈小梅知道后也大为愤怒，她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刚刚工作，他向往美好的未来，可是他们总把他爸爸的事情压在他头上，怎么可以这样子做？那次以后，陈坚的心情糟透了，真是太委屈了。父亲那一代已经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了，为什么还要承担这样的罪？于是陈坚要出国去。”

陈坚决心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远远甩掉童年时代的阴影。1990年，在戴洁天、陈小梅不舍的目光中，陈坚只身踏上了前往澳大利亚的旅程。

踏上了陌生的土地，陈坚和许多出国寻梦的人一样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需要融入当地社会。这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关。他在初中、高中学的英语根本就用不上，只好从头学习，生存的压力让他的学习速度快得惊人，很快就掌握了简单会话。他以和戴洁天当年一样的韧劲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拼。

他曾在澳大利亚每天打三份工，在荷兰的餐馆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生活艰难却充满挑战，他的“战绩”和许多出国的温州人一样棒。到了澳大利亚仅仅半年以后，大部分温州人，当然也包括陈坚就有了积蓄。但陈坚并不满足，他需要一个身份，他还要寻找一个人生的突破口。

1992年，陈坚得知葡萄牙大赦，这意味着办绿卡会简单一些，于是他来到葡萄牙。刚到葡萄牙的第一天，陈坚一下车就找到一位在温州时的邻居，那是陈小梅一个同事的儿子，当时在餐馆打工。但餐馆当时要关门了，他要陈坚先去玩玩，等餐馆再开门的时候，一定介绍他进去。因为没有居留许可，陈坚不敢上街乱逛，只好到电影院消磨时光。可是当时语言不通，只能傻乎乎地一坐两三个小时。陈坚就这样开始了在葡萄牙的生活。

在葡萄牙的前8个月里，陈坚没有找到工作，在澳大利亚打工的积蓄即将消耗殆尽。而他请求长期居留的申请书仍没消息。总不能坐吃山空吧，有人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去练摊卖货。

对于开过鞋厂的陈坚来说，摆摊着实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第一天他把摊子摆得很远，既怕人围过来看，又怕人不围过来，即使逛街的人凑过来，他也觉得很难为情。可是，生意不开张，今天、明天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陈坚没想到在异国的创业正是从摆地摊开始的。刚开始他只感受到了艰难，当时，陈坚每天拖着一百多斤的货物，挤长途汽车，乘火车追逐市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坚几乎走遍了葡萄牙所有城镇的集市。他每天要把一百多斤的货拉到市场，到了晚上还要拉回去，那段路很辛苦，下雨天有时候会摔倒，一不小心连人带车都会滚下去。

吃饭倒好解决，都是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五包方便面泡在一起就吃了。晚上七八点钟有一班火车，到了家都十点多了，匆匆忙忙洗个澡就睡了。跟他的父亲戴洁天一样，陈坚同样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

渗入温州人骨髓里的是勤劳和坚韧，一年的练摊生活，更像是一堂商业启蒙课，让陈坚近距离地接触了葡萄牙的市场，知道了葡萄牙人的喜好。他发现葡萄牙人很喜欢手表、首饰、太阳镜、随身听之类的东西。对市场和顾客的把握让陈坚慢慢拥有了自己的积蓄。

市场总是特别青睐那些触觉敏锐的人。练摊过程中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环节被陈坚捕捉到了，他把这个环节变成了自己人生的机遇。

那个时候，陈坚每个星期安排一天时间专门去印度人那边买中国人的商品，买回来再卖给葡萄牙人。在买卖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产品一定要由印度人来经营，中国人难道真的连这点事情都做不成吗？

1993年拿到了葡萄牙居留许可的陈坚迅速回国，他怀里揣着从大哥和温州老乡那里借来的80多万元人民币，回国的第一站就是义乌。

义乌，中国的小商品之都。现在的国际商贸城气派而壮观，每天都有20多万来自国内外的客商汇集在这里。2007年，这里一年的市场成交总量达到了461亿元人民币。

过去的义乌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困县，许多讨生计的农民挑着自家的扁担偷偷干着“鸡毛换糖”的营生。1982年，为了解决百姓的生活出路，义乌敢为天下先，首先开放了小商品批发市场。9月5日，第一个批发市场——稠城镇小商品市场诞生了。从那时起，义乌的小商品开始从马路边、从农民肩上的挑担里慢慢向一个大型市场里汇集。

其后的20多年时间里，义乌小商品市场四迁其址，规模不断壮大。在陈坚回国的那个时候，义乌已被称为“小商品的王国”。

在义乌，陈坚把80多万元人民币都变成了工艺品和首饰，上百种商品足足装满了两个集装箱。那是40尺的标准柜，一共上百个立方。那个时候，个体做外贸还不多，陈坚购买的东西中，有龙泉宝剑，他一张口就要50把。内贸那个时候一般批个10把、20把，顶多买一箱就了不得了。因此商家还以为听错了，又见他年轻，实在不敢相信，付了定金还是很怀疑。

陈坚第一次进的货都放在老房子的天井里，半夜里发动全家人轮流看守这批货。晚上打包的时候，全家除了戴洁天，全体动手。陈小梅的手指头打包打得都变形了。

就在那两个集装箱还在海上漂泊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商业计划已经在陈坚的脑海里成形了，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为什么不可以用中国的商品去开创或者掌控属于中国人的市场呢？

不久，两个集装箱到达葡萄牙波尔图，全部货品在一周内一售而空。陈坚赚取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桶金，他再次将收益变成了中国商品运到葡萄牙，如此几个来回之后，物美价廉的中国货帮助陈坚动摇了印度商人的垄断地位。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2000年开始中国制造的小商品开始大规模出口到了国外。而中国小商品的丰富多样，也就成为了陈坚从事国际贸易最好的助推剂。

2000年世纪之交，陈坚占领了整个葡萄牙的小商品市场。陈小梅曾骄傲地说：“那时候，讲得难听点，葡萄牙是我们的天下。”

陈坚的企业规模发生了质的飞跃。从零售店、仓储超市起步的陈坚在里斯本开办了他在葡萄牙的第一个中国城。这个占地1000多平方米，共分两层的中国城，成为当时中国和葡萄牙民间贸易最为重要的一个市场。

中国城的开业典礼非常隆重，里斯本市长和中国大使，以及葡萄牙很多政界人士都应邀而来。里斯本市长很惊奇，因为他10天前就曾来过，那时中国城还是空的，当时他希望由市政府把中国城作为旅游文化的载体来推广。可仅仅10天之后，45家商店居然同时开张了，而且环境干净、漂亮、整齐。市长觉得中国人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距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40公里，有一座小镇叫波尔图奥图。葡萄牙国内贯穿东西、南北的两条交通大动脉在这里交汇。

波尔图奥图拥有西方城镇所有的典型元素：教堂、广场、古老的街道。

在贯穿小镇的公路旁，耸立着一座高大的中华门。鲜艳的色彩，独具东方气质的建筑造型，明白准确地告诉路过的每一个人，这里有中国人的身影。

2002年，陈坚看准了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将自己的中国城二期商城建在了这里。中国城二期的面积达到了4800平方米，拥有80家商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商品。

生意好极了，每天人来人往。一到周末，里边全是黑压压的人群，陈坚后来没办法了，只好在门口安排四个人看着，只要顾客不直接把货物拿出去，就任人进进出出。

随着陈坚这样的中国商人的出现，中国商品开始进入广阔的世界市场，而中国商人也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走得更远。陈坚曾自豪地说，现在只要是4000人以上的村庄，都有中国人的商店，除了大型的零售业，比如家乐福这些公司以外，小型的零售店几乎被中国人垄断了。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现在在葡萄牙的零售店大概有3000多家。

戴洁天的家庭也成为全球化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的但又不可或缺的环节。地中海、太平洋的波涛直接连通了中国东海边的瓯江。陈坚的货物早已发展到海陆空立体运输了，有时候从宁波港出港，有时候从温州港出港，有时候干脆从广州直接空运。

戴洁天的老伴陈小梅现在成了家庭的主角，一家人有着明确的分工。陈坚在国外了解市场需求、组织销售，母亲和大姐负责在国内采购，形成了一道别具中国特色的“生产线”。一个温州普通家庭，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焕发出了无限的活力。

为了让陈坚更好地看到样品，陈小梅在1997年时成了温州市第7个登记上网的人，那一年她64岁。陈小梅开始学习电脑，甚至学会了使用电脑视频，让陈坚通过网络看货。只是那时的网速还很慢，只要鼠标一动，画面就一格一格的，不太连贯。但这足以让许多人都竖起大拇指，“这个老太太了不起呀，居然会用电脑”。

陈坚说：“我妈妈那个时候是温州最时髦的一个老太太，她有一个司机，有一辆汽车，有个大哥大，所以不管她去哪里，大家都说你这个老太婆在温州是最时髦的。”

在中国义乌，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隐藏着陈坚商业链条上最为细小、最为敏锐的一只触角。一头联系着中国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制造工厂，另一头延伸到了万里之遥的欧洲大陆，中国的商品随着浩瀚的波涛涌到地中海、欧洲。就像一幅写意的画卷，描绘了中国与世界最本质的联系。

陈坚属于回国频率最高的一群华侨，每年起码五次以上，但即使回国如此频繁，还是觉得国内变化很快，每次回国都有新发现。特别是那些工厂，如今的规模、员工素质、设计能力一年比一年强。陈坚感到如今欧洲市场想要什么东西，在国内随时都能找到，要想生产什么东西也都能生产。

在世界的另一端，陈坚同样有自己的商业触角。每次当装满中国商品的集装箱到达葡萄牙，陈坚都会亲自开箱验货，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这样严谨的商业态度不仅让陈坚一次次打开了市场的大门，也赢得了合作者的尊重。

佩德罗是一位葡萄牙商人，陈坚的商业伙伴，他从陈坚身上了解了中国和中国商人。“陈坚先生人非常好，而且很能干，很有人情味，令所有的员工十分尊敬，是个非常懂得做生意的人，在技术层面来说，我从来没遇到过如此谨慎又富有经验的人。”

陈坚不仅赢得了佩德罗的尊敬，他在葡萄牙华人社会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还成为葡萄牙华人商会的副会长，进入了葡萄牙主流社会。如今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出席各类社会活动，为华人的利益奔走呼吁，人们对于这个成功的中国商人印象很好。

家里人认为是商人就好好做生意，不要参与政治。但已经完全从童年阴影中走出来的陈坚有了自己的思量：“我觉得一棵树长得多高，完全在于它的根有多深。根不深的话，这棵树也长不大。我觉得假如想在葡萄牙好好发展，或者说想在任何一个地方好好发展，必须很好很深入地融入当地的社会，只有跟当地社会融入好了以后，才有大发展的可能。”

就这样，戴洁天那一代人撒播的市场种子，在陈坚这一代以不可阻挡之势破土生长。

一、戴洁天五十年后识斯人陆地在此结束，海洋由此延伸

在里斯本郊区的一座高档别墅区里，住户皆是银行经理、律师、政府官员，陈坚的家就在这聚集了葡萄牙精英的小区里。

2008年的传统节日中秋节，陈坚要为大哥大姐准备一桌好菜。对于曾在澳大利亚和荷兰餐馆打过工的陈坚，这并不算一桩难事。陈坚的大哥13岁时就随戴洁天在农村做农活，如今在中国城二期经营自己的服装商店。大姐陈明丽曾经是一名乡村教师，如今在中国城一期拥有一家手表商店。

在夜幕降临之前，陈坚还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给远在温州的二老报平安。

戴洁天和陈小梅牵挂着异国他乡的儿女们，尤其是那个“不听话”的陈坚。直到今天，戴洁天也很少谈起陈坚的生意，夫妻俩都认为做生意总是会有风险的，宁可陈坚做事稳一点，不要跨大步。

偶尔的只言片语，还是掩盖不住一个父亲的忧虑。或许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父子关系。

53年前首创包产到户的戴洁天已经步入晚年，岁月慢慢改变了他的容颜和心境，儿女们的平安成为他最大的愿望。他和陈小梅安静地生活在温州一栋普通的住宅楼里。每天养养花、闲时写几篇毛笔字，仿佛这个家庭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安逸和平静。

2008年7月的一天，86岁的戴洁天和75岁的陈小梅来到了温州永嘉县的燎原社纪念馆。

老两口每年都会回来看一看，因为这里还有许多老朋友，这里存留着他们太多的人生记忆。隔着半个多世纪的距离，他们已经能够平静地回味那些曾经的风雨了。

那一天，陈小梅还笑着读出了纪念馆里的文字：“戴洁天，由于包产到户问题，划为右派分子，开除政籍、团籍。1958年10月11日，永嘉县人民法院永刑字1255号刑事判决，利用职权，首创包产到户。”

戴洁天则念出了当年写下了诗句，“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戴洁天的诗句很有预见性，2008年距离1958年他戴上那两顶帽子，正好是50年。如今，历史已经证明他是对的，但是最为此感到自豪的人还不是他，而是陈坚。

母亲一直是儿子温暖的支持，父亲则一直深藏在儿子心里。

燎原社纪念馆，作为戴洁天和老朋友们回忆历史的家园，有关戴洁天的内容和说明文字，是陈坚专门回国来整理撰写的。

父亲曾经是他童年时代的陌生人，是他少年时代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他青年时代试图飞翔时的反对者，但父亲更是他心中的英雄。

对包产到户和温州经济的研究，凝聚了戴洁天一生的心血。陈坚默默出资把父亲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出版发行。在他看来，包产到户影响了父亲和自己，甚至还推动着温州人走向了世界。

书的名字叫《燎原火种》。陈坚把书带到了欧洲，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朋友们。那是一段后人应该铭记的历史，它记录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实践和思考，也记录了一个国家进步的历程。对于陈坚来说，这是他的力量之源。

2008年8月，戴洁天和陈小梅回到了阔别54年的老宅，眼前的一切都如此熟悉。

54年过去了，一切物是人非，现在的老宅里住着一群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这里成了他们温暖的家。在这里，戴洁天仿佛看到了整个温州。

据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的温州人达160多万，侨居在世界81个国家和地区的温州人也达50多万。200余万温州人在全国、在世界各地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温州的对外贸易出口达到了100多亿美元。

温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符号，“温州模式”成为各地争相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戴洁天对于眼前的一切再没有遗憾，曾经的苦难已是过眼云烟。“现在国家中兴在望，千家万户都富裕起来了，我前天晚上想到了两句诗：喜看千家仓廪实。千家万户都富裕起来了，农民的仓里头粮食也多了。安心老病卧残阳。现在是老病，太阳也下山了，没有什么遗憾了。20年如一日，两字值千金，就是‘平反’两个字，其实都算了，一笔勾销了。”

陈小梅同样很知足：“事实证明我们当时做的是对的，你反过来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牺牲了多少战友，他们得到了什么补偿？都没有嘛。所以说我们也是这样的，无怨无悔。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就希望身体健健康康的，家人平平安安的，这就是幸福，不求什么。”

对陈坚来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欧洲的风云和波涛已经重新打磨了他，但他有一点没变，那就是敢为天下先。“温州人总是喜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喜欢不停地开拓，总是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商品市场的大潮中。是我父亲，我家里，我们出生的那个地方，使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

如今父亲退休在家，更多时候他是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而在万里之遥的地球的那一端，儿子正沿着父亲曾经梦想开辟的市场之路续写传奇。

罗卡角，整个欧洲大陆的最西端，距离陈坚的第二个中国城70公里，距离温州14000多公里。这里是500多年前欧洲航海家起航探寻新大陆的地方，也是世界市场形成的起点，这座巨大的石碑上镌刻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陆地在此结束，海洋由此延伸。

二、郭凤莲人不能和历史赌气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

她说“人不能和历史赌气”，她不愿生活在历史的辉煌中，却也无法割舍历史的记忆。她叫郭凤莲，她的村庄叫大寨。

外祖母说：他们是大寨的干部，他们在研究工作，比方明天都干点什么。

1964年12月26日，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分外热闹，一场别致的宴会在这里举行。宴会的主人是毛泽东，客人们是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由头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用自己的稿费宴请正好来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劳模们，其中就有陈永贵。毛泽东对陈永贵说：“贾进才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提交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村的阶级结构会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并以明确的语气说：“如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

小女孩的父亲是邻村——武家坪村的一个农民，子女众多，当时已有四子二女。小女孩的大哥在太原总机厂当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被选派到苏联学习技术，归国后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后来当上了车间主任和工会主席。二哥很早就参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先后跟日本人和美国人在战场上拼杀，堪称百战余生的老兵。三哥、四哥也都通过自己的学习成长起来。在1950年，因为母亲去世，父亲无力抚养这么多孩子，所以安葬完母亲后，让哥哥背着小女孩把她送到外祖母家。由此开始，这个外村来的小女孩一生都与大寨联系在一起，和大寨一起辉煌，一起失落，一起奋起。

她关于陈永贵的第一个幼年记忆就是威严，甚至一见到他就吓得掉眼泪。一次，郭凤莲在一条小道上路遇陈永贵，吓得不知进退，哭个不休。陈永贵说：“黑眼妮，我没有打你，也没有骂你，你怎么见了我就哭？”

三十年沧海桑田，大地上每天都有新的辉煌诞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昨天的故事随风远去。

她还是哭个不休，陈永贵只好说：“你快走，我不走了，你先走。”

1946年，加入了互助组的陈永贵以娴熟的农业技能奠定了在互助组的地位。此时，和他同住一个院子的几位老人，求他做做工作，一起加入互助组。但互助组的一些壮劳力怕被拖累，不同意老人和小孩儿入组。也许是老人们辛酸而无奈的眼神引起了他对父亲的记忆，也许是孩子们希冀而稚嫩的目光引起了他对不知去向的兄弟姐妹的记忆，他从“好汉组”退了出来，组织了一个新的互助组。因为由4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和6个14～15岁的少年组成，所以人称“老少组”。

互助组的少年们刚开始生怕因为干得少挨骂，但结果让他们很吃惊。陈永贵总怕他们干得太多，影响身体。为此，他经过研究发现，只有将人们有效组织到劳动的全过程，才能提高效率。比如原来运肥，各运各的，老的少的跌跌撞撞，效率很低，但如果人们分布在全程一个传一个，不仅少跑路，而且速度快，还带点娱乐因素，大家积极性很高。事实证明，“老少组”的成果不比“好汉组”差；如果各自与互助之前的情况比，“老少组”的增长率更高。

就在这个小女孩打量着眼前陌生的一切的时候，一位老妇人也在打量着她，眼里充满了泪水。一个小伙子擦着汗水说着情况。

但是贾进才和陈永贵都没想到，对于他们干得卓有成效的互助组，山西省委很早就有了结论，而这一结论却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意见分歧。

1946年，大寨刚刚解放不久，人们在喜悦之余突然发现，贫瘠的土地、生产工具的极度简陋，使分散耕种变得很困难，贾进才将15户农民组织在一起，以“变工组”的名义组织生产，实际上就是互助组。农闲时各干各的，农忙时便采用换工互助的方式，互相帮忙，共同劳作，提高效率，成效明显，人称“好汉组”。

小女孩问：当干部就那么辛苦，晚上就不睡觉？

1824年，晋中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以此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从此“汇通天下”。在晋商繁盛的时代，大寨所在的这片土地，被明清两代命名为乐平。1914年，改名叫昔阳，一直延续至今。大寨这个地方出名很晚，直到20世纪初的县志上，还没有书面记载。但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大寨以农闻名天下，后又用工商业另写篇章，走上了与先辈相仿的路径。几起几落，别有传奇。这一切，都与一位女子有关，她是见证者，是参与者，还是领导者。

时年24岁的张怀英觉得不能以“莫须有”之名，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世声名。于是，到处寻找知情人，后来甚至寻访到陈永贵老家，那里还有几乎坍塌的破窑洞，尤其是陈永贵一家的悲惨遭遇让他无法相信一个这样的人会给日本人卖命。当然，更打动张怀英的还因为陈永贵的那个大胆决定。

在她六十余年的岁月里，几番逐浪沉浮，几度如花开谢，不变的是中国农民的激情和梦想，那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她曾经荣耀地站在虎头山上放声高歌，也曾经失意地待在家中闭门苦思，如今她正沉着练达地驰骋于商海。

小女孩的母亲刚刚去世，年仅31岁。这个在今天来说还很年轻的年龄，在那个年代却意味着已经饱尝人间苦难。这是一个艰难的家庭，就像中国一样多灾多难；这也是一个顽强的家庭，像中国一样从未在艰难中弯下腰杆。

这一现代版的“让贤”故事后来传得很远，甚至传进了中南海。

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的一生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她所经历的光荣和迷惘、挫折和重生，其实是我们共同走过的一段心灵旅程。

2008年6月26日上午11时10分，奥运圣火在太原传递的最后一位火炬手点燃了圣火盆，在她身后的背景墙上写着“点燃激情，传递梦想”。她对记者说：“这是一项神圣而重要的使命，我代表农民承担起这个使命，就要代表农民跑好这一棒。”

对这个小女孩来说，另一个重大的影响来自邻居家经常彻夜不熄的灯火。她家住东窑，有一户邻居住北窑。男主人叫贾进才，是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女主人叫宋立英，与小女孩的外祖母有些亲戚关系。

她的外祖母年轻的时候是给地主家做饭的烧火丫头，后来嫁给了一位非常贫寒的农民，育有四子一女，四个男孩子饿死了两个，病死了一个，最小的一个战死在抗日战场上。她的外祖父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只剩下了她的外祖母和母亲。如今，她的母亲去世后，外祖母家门户萧条，一家7口就剩下她一个人，守着最小的儿子留给她的“光荣烈属”的牌子和每月几块钱的救济金，以及两眼解放后从地主家分得的土窑洞。

对外祖母来说，眼前的外孙女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将把这个小女孩抚养成人，并在她长大之后接受她的赡养。从小女孩到大寨的那一天起，大寨人的视野中就出现了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俩。老人是小脚，颤颤巍巍地走在前面；小女孩拽着她的衣襟，跟在后面。老人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就好像一个怕丢了姥姥，另一个更怕丢了小外孙女似的，那是真正的相依为命。

外祖母说：他们是共产党员。

但这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好汉组”不愿吸收老幼劳动力参加，怕在换工时吃亏，一些被拒之门外的家庭面临着许多困难。此时，一个32岁壮劳力的“奇怪”选择让他走上了大寨的政治舞台，这个看起来憨厚的农民凭借严谨、勤劳、聪明和极具乡土特色的口才，还将由此走向昔阳，走向山西，乃至走向北京，写下一段传奇。但在那个时代，他还只是“好汉组”的一个精通农活的普通农民。他叫陈永贵。

1950年，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重大的事莫过于6月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到了1953年春天，中国大陆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到了7亿多亩土地，并免除了以前每年向地主交纳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负担。中国农民因为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激情。

也许是因为山西这片贫瘠的土地无法养育太多的人口，历朝历代都有大批的山西人走出太行山，西迁陕西，东行河南。更有无数山西农民北出西口，唱着的悲怆歌谣，向北方寻找一片果腹之地。也就是这些原本赤贫的人，在走向荒凉而广阔的草原之后，迅速发现了无数的商机，原来世间还有如许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用自己被贫寒困苦磨砺出的坚韧和智慧，成为古老中国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晋商。

不过，在历史汹涌的潮流中，她从没失落过肩上的责任感和心中创业的激情，那是使她重生的力量。

就是这对夫妻让这个小女孩感到神秘和好奇。那是一个月色如水的晚上，她从梦中醒来，月光很亮，不经意间她发现宋立英家里泛出隐隐的灯光，几个模糊的剪影印在窗户上。

外祖母说：他们经常通宵开会。

最吸引小女孩目光的是两幅挂在最醒目位置的画像，上面是两位戴着军帽的男子，笑容含蓄而温暖（她将在十几年后见到这两位伟人）。当时幼小的她还很难明白，历史的机缘就像风一样，明知道它的存在，却很难看到它的形迹。

陈永贵这次带有“冒险”意味的举动不仅让他收获了心灵的慰藉，而且也意外地收获了威望。人们服膺他的同情心和组织能力，这一举动也让张怀英毅然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写上了“同意”。不久，陈永贵成为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不管对大寨还是对陈永贵本人来说，他的入党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组织和村民们对他品德与能力的肯定，也为他和大寨走上历史舞台打下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

贾进才和宋立英两口子堪称患难夫妻，贾进才本为同村富户贾登元之侄，因为家贫寄养在贾登元家。他7岁干农活，14岁就成了田里的行家。名为贾家的侄儿，实为贾家的长工。35岁时，贾登元以150斤玉米替贾进才买宋立英为童养媳，宋立英同时也是贾登元家的佣人。1945年9月，昔阳解放，实行土地改革，大寨35户农民分得土地400多亩和一些生产用具，贾宋二人才有了立锥之地，开始独立生活。一年之后，贾进才加入共产党，并迅速成为大寨的首任党支部书记。他在大寨组织互助组进行生产，支援解放战争。

小女孩从来不问为什么，她知道肯定是没干好。但当她看着年纪越来越大的外祖母踮着一双小脚，费力地为两个人的生活操劳着，心里总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她对外祖母说：“你现在教会我做针线活吧，等我长大了我给你做，万一你眼睛看不见了，花了，我给你做。”从那一天起，外祖母开始教她做衣衲鞋，做饭炒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的生活给了她最大的财富——生活的技能和面对苦难的忍耐力，这将对这个小女孩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消息传来，陈永贵很是高兴，向县委提出办合作社的请求。很快大寨便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

周围的人们对祖孙俩比较照顾，一方面是感叹她们的艰辛与苦难，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怜悯心；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她们的亲人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在那个年代，军烈属的身份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沉甸甸的。

那的确是一个单纯、朴素而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陈永贵“横空出世”的能力让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有了些“别样”的想法——退职让贤，由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他认为陈永贵比自己更能干，陈永贵一定可以把大寨带上更为光明的道路。贾进才的想法得到了妻子宋立英的支持。但陈永贵本人刚开始并不同意，贾进才又找到了张怀英等上级领导。几次做工作之后，大寨村党支部重新进行了选举，结果由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两人的位置换了一下。

当中国农民开始为属于自己的土地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大寨却因为恶劣的生存条件，摸索着自己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探索与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思考一致。这也为十余年后，大寨执掌中国农村建设大旗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宋立英成为大寨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堪称大寨第一个“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她挣脱传统“三台”（灶台、磨台、炕台）的束缚，走出家门，演新戏、做军鞋，办托儿所和幼儿园，解除妇女后顾之忧。这个小女孩称宋立英为“姨姨”。

小女孩问：为什么姨姨家这么晚还点着油灯？还这么多人？

小女孩问：什么是共产党？

陈永贵也不是大寨人，他原是昔阳县巴洲乡石山村人。1920年，昔阳大旱，饿殍遍野。为了让子女们能活下去，陈父卖掉妻子、女儿和小儿子，用一个箩筐挑着只有6岁的陈永贵流浪到大寨，寻得一眼破烂窑洞安身。20年后，再度逢灾荒，艰难一世却依然难得温饱的陈父自缢于祖坟。此时，已成年的陈永贵留在了大寨。1945年，昔阳解放，陈永贵却被抓了起来，因为有人说他是汉奸。

窑洞，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千百年来安居乐业的住所，是从山体里挖出来一个空间，有钱的人家会用砖石砌柱，没钱的人家会在门口用石头碹那么一层，看起来像是砖石式的窑洞，其实还是土窑洞。更贫穷的人家，连这个形式都没有。

土地改革时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后来说：“农民得到了土地，我们党就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全国农民拥护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

人们迅速接受了这个出现在大寨的外村人，只有在小女孩和小伙伴的嬉戏中，偶然产生一点小争吵，才会口无遮掩地斥责她是外村人。童言童语宛若山间的风，只是吹过而已，留不下什么痕迹，大人们也只当是一句玩笑。但对这个小女孩来说，这种偶尔的小冲突让她十分谨慎小心，显得比一些同龄的孩子更加成熟。她不会向外祖母撒娇，不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她常常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外祖母做针线活。好多次当外祖母去给她做饭的时候，她就接着干起来。一会儿，外祖母回来一看，总是微笑着拆掉重做，没有训斥，也没有赞赏。

抗战期间，大寨属于游击区，日本军队经常过境。为了应付日本人，村里推举他当伪代表，陈永贵本来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但八路军独立营一位姓曹的干部动员他去阳奉阴违，他只好应命而为。那个时代世事变化莫测，战斗、牺牲、转移是家常便饭，曹姓干部在战后不知去向，无法为陈永贵正名。好在陈永贵任伪代表期间从未伤害过乡亲，甚至自己还被日本人关押过。人们虽然不能证明陈永贵的清白，但还是相信他的，只是几次上报入党都被这说不清的历史问题挡住了。好在陈永贵遇到了一位很认真的区委书记张怀英。

外祖母说：共产党就是解放咱们穷人的，跟着毛主席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后来他们又当了八路军，你舅舅就是参加八路军牺牲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日本鬼子也经常来咱们大寨村扫荡。天不明，狗就开始叫唤了，村里头的人就赶紧藏身，都得赶紧躲起来，要不日本鬼子进来了以后，把男人都抓走，抓走以后，逼着他们干活，你不给他干活，他就把你活埋了，光在大寨村就残害了12个青壮年劳动力。如果听到小孩儿哭，把小孩儿抓起来都一劈两半，太残忍了。我带你妈妈抱着你哥哥一块儿跑，都藏起身来，要不被鬼子逮到就被害了。你姨姨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她是后方，后方就是给前方送粮食，送物资，还送一些军鞋，像你姨姨都是做军鞋，这么整整折腾了八年。现在咱解放了，平安了，谁解放的？都是毛主席带着共产党解放的。

故事常常会讲到大半夜。对今天的人来说，这样的故事也许缺乏吸引力，但对那些从战乱和饥饿中活过来的人们来说，却是最真切的情感表达。虽然那个时代还不富裕，但他们至少已经从100多年的屈辱中走了出来。对于一个从无数苦难中挺过来并无数次地用生命来维护尊严的民族来说，他们可以送丈夫、父亲、儿女、兄弟走上战场，即使明知他们会一去不回，也在所不惜。

对于那个小女孩来说，国家的沧桑变化她还体会不到，但就在她眼前演绎的一幕幕“活剧”却不能不影响她的心灵，尤其是贾进才和陈永贵的责任感和品德。不过，郭凤莲最害怕的人就是陈永贵。

小女孩问：为什么？

二、郭凤莲人不能和历史赌气大地的褒奖

有时候，历史的车轮是加速还是延缓，看起来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其实这又是必然的。没人能跳出他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心灵，至多是因为思想的高度而提前看到一丝曙光，但这已经足以让一些看起来普通的人站到时代的高点上。

郭凤莲听过很多故事，“愚公移山”是其中印象很深的一个。这个故事让郭凤莲既对太行山充满感情，也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个故事在陈永贵、贾进才的心头则有更为清晰的意义。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时逢抗战胜利前夕，原本力量极弱的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的八年血战中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在这一天的闭幕致辞中，毛泽东讲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认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建国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无影无踪，终于让人们搬走了。这时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前进路途上的新的“大山”应当是贫穷。

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大课题，同样也是陈永贵、贾进才乃至后来的郭凤莲面前的大课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南海里久经战火的领袖和太行山深处那个小村庄的领导者居然形成了共识：重整山河。

大寨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沟、八粱、一面坡。800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成4700多块，还很贫瘠，产量很低。怎么办？陈永贵心里盘算着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十年造地计划”，他试图在深沟筑坝再填上土，山坡里切外垫造梯田，让小地连成大地，斜坡变成平地。他用“愚公移山”表达自己的决心：“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一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

陈永贵第一个小试身手的地方叫白驼沟，大寨七沟之一，750米长，10米宽，像一道槽。1953年冬，风如刀剑欲刮骨。大寨50多名壮劳力走上白驼沟，垒石筑坝造地，苦干不休。吃饭由妇女们送到白驼沟，但是再热的饭菜让太行山的风一卷，很快就冻成了冰，人们把这种饭叫做“冰碴饭”。大家嚼巴嚼巴咽下去，接着干活。这一干就干到腊月29日，正月初三接着干。一共干了18天，得田数亩，有的说是5亩，也有的说是9亩。不管多少，对于大寨人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颇有点愚公的意思。为了纪念此事，他们将白驼沟更名合作社，以志合作社成立后的功绩。

此战也让大寨和陈永贵走出了昔阳县。陈永贵被昔阳县选派参加晋中地区劳模大会，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引人注意，有具体的事例，有乡土气息的幽默，还有一定的逻辑。当时的地委书记在大会上说：“大寨的陈永贵就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此后10年，每年的冬天，陈永贵就带着大寨人一条沟、一道坡地搞建设。到1962年，4700多块地连成了2900多块。400亩坡地变成梯田，200亩梁地围起了一尺多的地埂，从7条山沟里硬是淘出了80亩好地。同时，通过对土地的“三保”（即保水、保土、保肥）治理，改善土质，加深耕作层，大寨的土地就像披上了一层一尺多厚的海绵，足以蓄水纳肥，保证农业高产。

就在陈永贵带着大寨人苦战的时候，毛泽东也陷入了思考。中国农村薄弱的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日益明显，但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往往超出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规模，劳力不好调配，工程不好规划，建设不好进行。这需要将人们的力量集中到一起。

在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一化三改”。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这一历史性进程，也就是说需要至少15年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只争朝夕”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太久了，他希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能以更快的方式开展。1954年，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10万个发展到48万个。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已经发现过快的农业互助运动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干部冒进思想抬头，希望快一点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地方公有化程度过高，耕地、牲畜和大型农具无偿或低价归合作社集体所有，甚至有的地方连零散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也取消了。但手里刚刚有了土地的农民却并不十分愿意把土地再归到集体，“怕归公”的顾虑让一些地方的农民人心浮动，甚至滥杀牲口或者贱卖，滥砍林木。

还有的高级社规模太大，一下子就由二三十户扩充到成百上千户，比如安徽蚌埠郊区86个初级社两个月之内并成6个高级社，最大的社包括2900余户。事实上，许多农村干部根本没有领导上千户进行集体劳动的经验，乱弹琴、瞎指挥盛行，大呼隆、一窝蜂普遍，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大受影响。同时，大锅饭已露头，勤者懒者一个样，贫者富者全拉平，人们的积极性大受影响。

1955年初，邓子恢汇报了这些情况，建议控制一下进度，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同意。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签署了一则通知，要求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提出了“停、缩、发”三字经。3月18日，刘少奇对邓子恢说，农业合作化“一五”发展三分之一，“二五”发展三分之一，“三五”发展三分之一。

但是，毛泽东在4月的一次视察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了长势良好的庄稼，这么好的长势能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吗？他认为，这是“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放出的风声。他要求邓子恢重新研究一下，加快互助运动进度。但邓子恢一番研究的结果是维持原议，这让毛泽东感到十分不满。

7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语气严肃，态度严厉：“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法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最后，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下了断语：“理论家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8月26日，毛泽东明确要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由中央直接管，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被尴尬地放到了一边。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业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加快了并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国6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上半年，则达到了90%以上。

不过，大寨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自然条件的严酷让那里的人们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依靠集体力量。

当温州永嘉县干部戴洁天在燎原社实践包产到户的时候，大寨和几个村庄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为社长。对于社员的积极性，陈永贵的办法是干部带头。他的名言是“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

随着公社越并越大，有些农村干部滋长了一些不良习惯，比如不愿意再深入田间地头，养的闲人也多了。有人说，“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秋收时节地没耕，男女老少一肚气，埋怨干部不上地。”

陈永贵为大寨干部参加劳动制订了一个“三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不准占用劳动时间；不准干部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里办公；不准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干部在晚上开碰头会，研究第二天的工作；结果在第二天一早边吃饭、边开会宣布，不占用劳动时间；如果临时有事，就在劳动间隙找社员谈事，又称“地头会”。

陈永贵本人一直带头劳动，甚至在上地回家的路上也顺手搬石头回村，好用来盖房子。到县里开会，他会把村里生产的粉条拿到县里去卖，回去的时候再捎带着给村里买些生产生活资料回去。即使日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每次回到大寨，他还是参加劳动。对于他来说，劳动已经成为深植骨髓的生活方式。

此时，陈永贵并没意识到一种激情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甚至这种激情可以在欧洲、亚洲的许多地方找到共鸣。无论这种激情是否理性而客观，它只是一部分人在某个时期关于梦想的实践，只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1957年11月6日，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15年后苏联将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超过美国。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被这个巨大的构想而触动。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58年2月2日，一个陌生的字眼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还通过了“苦干3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大跃进”开始了。当时，衡量是否实现超英赶美的标志是钢铁产量。

9月1日，一个数字——“1070”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这一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社论说：“全力保证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目前我国正在形成的全民炼钢铁的热潮”。

1957年，中国钢产量不过535万吨，如今翻一番实在是一个过于艰难的数字。为此，不仅钢铁厂开足马力，遍布全国的几百万座土高炉也开始冒起了黑烟，人们将大量的生活资料投入到土高炉里，甚至连生活必需的铁锅、铁锁都熔了进去。其结果，只有800万吨钢可用，其余的300多万吨土钢根本不能用，但造成的资源浪费（比如大量森林被当做炼钢的燃料，一些铁矿石因为土法上马，质量不过关）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却极为严重。

此时，与“大炼钢铁”一起走进农村生活的还有“人民公社”。

1958年8月1日，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人们在一个公文里使用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公社”。几天之后，毛泽东视察华北农村。在七里营，他对“人民公社”大加赞扬，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他还特别表扬七里营公社“一大二公”。

消息一传到大寨，陈永贵大为振奋，立即联络了7个村组成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后改称大寨人民公社。但随后出现的许多现象却让陈永贵感到困惑。

比如湖北一个乡开大会宣布：1958年某日就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第二日便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散后，人心浮动，有人直接跑到商店，想拿啥拿啥；有的跑到邻居家里，捉鸡取鸭。甚至有人问乡党委书记：老婆还是不是自己的？党委书记瞠目结舌，不知怎么回答，说要请示上级。许多地方的公社把农民家里的粮食集中起来办集体食堂，好吃好喝，甚至一天五餐，吃饭不要钱，来了就吃，吃完就走，宛若流水席，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陈永贵想，如此做法，何以长久？毕竟粮食的总量是有限的，以前人们各过各的日子，精打细算；如今颗粒归公，人们生怕吃亏，猛吃猛喝猛浪费，哪里还有持久之道？

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寨虽然也办起了公共食堂，但并非流水席，而是根据劳动日确定基本口粮，按月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如此，在尽量公平的基础上，既节约粮食也保证了生活。

对于风靡全国的“大炼钢铁”，陈永贵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农民不种地，却去炼钢铁，实在是不务正业。当土高炉蒸腾的黑烟飞舞在全中国上空的时候，大寨静悄悄地干着自己的“主业”——种地。

对于甚嚣尘上的“浮夸风”和农业“卫星”，陈永贵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看到《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写着《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两个星期后，又一颗“卫星”傲视中国苍穹：“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

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一个起点。此后，广东连县亩产6万余斤，广西环江县亩产13万斤纷纷出现，粮食似乎不再是实实在在用来果腹的事物，而是美丽而虚幻的彩虹，好看却摸不到。

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的陈永贵，对于土地就像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大寨人惨淡经营那么多年，年年搞基础建设，不断施肥改造，才让土地亩产提高到540斤。陈永贵很怀疑那动辄上万斤的产量是否是在地球上发生的事？那宛若孙悟空翻筋头一样一夜十万八千里的产量到底是现实还是神话？

在一次省里的劳模会议上，陈永贵在座谈中明确怀疑这种神话。他说，谁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就请谁到大寨吃拉面。但人们说，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谁还用到大寨吃拉面？陈永贵意味深长地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到了。”

事态的发展让陈永贵不幸言中。1959年，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人民日报》撰文宣布：1959年，虽然遭受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但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其实，当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由于估产过高，当年征购粮食高达1348亿斤，高征购让许多地方甚至征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

“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显现，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的合同，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开始出现了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当时的湖北省省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告急，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要给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吟良久，苦涩地说：“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

此时，朱德到江西永新考察，在这个当年红军浴血奋战，得到过人民全力支持的地方，他发现人们在用红薯叶充饥，一时悲从中来，说：“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

1961年初，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来到农村调查研究：

毛泽东组织3个调查组，分别去了浙江、湖南和广东。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天华村住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

朱德去了四川。

陈云去了江苏青浦。

邓小平和彭真去了北京顺义。

调研的成果体现在这一年6月的《农业六十条》里：允许农民养猪、种菜，经营家庭副业。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时，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农村的公共食堂被解散，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包产到户”和自由市场。

此时，安徽宿县褚兰公社冯楼村的60多岁农民刘庆兰的创造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大为叹服。在困难时期，刘庆兰带着患肺病的儿子进山垦荒，凭一把锹和一把四齿扒，4年内居然开荒种地50余亩，产粮一万余斤，交给生产队近5000斤，还有现金、牲畜若干。就在不远处的一个200余人的村庄，种地500亩，每年应上交2100斤粮食，却总不能完成任务。

曾希圣提议实施“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其实就是包产到户。1961年8月，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猛增到74.8%；两个月后，这个数字达到84.4%。此时，安徽省经过调研发现，落实“责任田”的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284斤，比上年增产38.9%，成效明显。

一些人对此又起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是“单干”、“倒退”。其核心是人民公社制与“责任田”制的冲突，是“一大二公”与农民自主性的冲突。对此，中央的意见并不统一。邓小平借用刘伯承的话说：“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毛泽东原本支持“责任田”的实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责任田”的性质疑虑重重。在他看来，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克服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有效途径，是调整和完善人民公社制的最后红线。但包产到户显然远远越过了红线，是“单干”，难道不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吗？

在1962年1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责任田”被批判，因为这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既没“大炼钢铁”，也没大放“卫星”的大寨，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自己的实事求是获得了大地的褒奖。虽然连遭旱灾，但他们在1959年亩产仍高达600斤，1960年高达650斤。按照上级的要求，大寨每人留下400斤余粮，每户向国家卖“余粮”3500斤。他们还把粮食借给周边的村庄，有的曾因为大寨不放“卫星”而嘲讽过大寨，但陈永贵依然给予他们帮助。

对于大寨人来说，每年400斤粮食不算多，但在那个时代，却已堪称“富裕”。虽然还不能保证人人都吃饱，但总算能勉强果腹。

当时的郭凤莲还在武家坪村读小学，留给她的最深记忆都和吃有关。有一天下午，郭凤莲与几个小伙伴在院里游戏，玩着玩着，几个人饿得不行，下午的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等大人回家还不知要等到何时。孩子们饥饿的眼神在屋里院外搜寻，可是哪里还有吃的东西轻易出现在眼前！

渐渐地，孩子们的眼神聚焦在院里的大磨盘上。几个孩子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她们居然把磨盘抬了起来，把磨盘底下的面扫出来，然后放到锅里煮好，蘸了点辣椒，几下就吃了个干净。然后，再刷锅洗碗，恢复磨盘。大人们回来后，啥也没发现。只是再磨面的时候很奇怪，怎么磨了半天才磨出来。

当时郭凤莲正在长身体，有一次干着干着饥饿就上来了，于是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掰了一个玉米，跑到大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点堆小火，把玉米塞进去，一会儿就可以吃。还有收核桃的时候，偷偷吃一个半个的，决不敢多吃，因为吃核桃容易弄黑嘴唇，有时不小心弄上了，就得用石头磨磨嘴唇边，把黑迹磨去。

其实，这样的事在整个童年也不过两三回，不是饿到一定程度，郭凤莲他们是不会做的。那时候，大寨村里面，道两边都是苹果树。在郭凤莲的印象中，那些苹果总是红灿灿的，个儿特别大，似乎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么红、那么大的苹果。但当苹果落到地上时，孩子们都会拣起来送到村支部办公室，没有人会偷摘一个苹果吃。

对于郭凤莲来说，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是快乐的，即使是与艰难、饥饿的对抗也是在一个单纯而激扬的氛围里完成的，以至于她认为生活的一切本该如此。透过女孩朦胧的双眼，多难家事国事，纷繁世事，艰难时局，反复探索，都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梦而已。不过，很快命运将在她的肩上放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从此，她将挑起自己和大寨的兴衰荣辱。

二、郭凤莲人不能和历史赌气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八个字，40岁以上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这八个字曾经牢牢地与大寨联系在一起。

1963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寨村，七天七夜的洪水弄得山流地冲，房倒窑塌。140眼窑洞塌了113眼，125间房子塌了77间，180亩土地被冲毁。洪水过去后，大寨简直一贫如洗，也就只有库房的粮食还存下一点，但好在人没死，牲畜还在。

原本就在艰难中度日的大寨人面临着最严峻的生存挑战，是向邻村请求帮助，还是向政府请求救济？人们似乎别无选择。

如今，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纪实影片中，还记载着陈永贵当时的决定，他说：“地是冲毁了，家也塌了，庄稼倒了，我们只要有人，家塌了我们会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个一个能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都能办，有我们这个一把锄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条腿，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党的领导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我们集体经济的优越，一定能够战胜灾荒。”

大寨人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灾难。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人们只是默默地走向面目全非的土地和被毁坏的家园，用加倍的辛劳来追寻幸福与富裕。陈永贵代表大寨人表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在那些像钢铁般不停地劳动的人们中间，就有年仅16岁的郭凤莲和22名同样年轻的少女们，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17岁。

多年之后，郭凤莲回忆道：“正困难的时候，天不亮，人都下地了，干到晚上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回来，回来还得加班修房子，修完了房子回去以后吃酸饭，酸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白开水下点小米，再放点咸盐，再放点野菜，这就是酸饭。男同志少吃点窝窝头，糠面窝窝头，我们女同志吃一碗酸饭都睡觉了，没有办法。”

那时候，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最大的敌人还是饥饿。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已是饥肠辘辘，人们盼着午饭赶紧送到地里。人人的饭量都变得奇大无比，一个四口之家用的大锅，每人都可以喝一锅稀饭，有时是玉米面条上放点萝卜丝，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油，很快就饿了，头犯晕。陈永贵会对大家说，把那腰带往紧的勒一勒，就不饿了。

宋立英的记忆同样如此：“那会儿确确实实是苦，冬天是吃冰碴饭，一天两顿饭，黑夜还得加班干，冻的冻的，我们也都不叫苦，也不叫累，怎么能修好，多打下粮食，咱们吃饱肚子，给国家作贡献。”

1963年11月，天特别冷。下午到五六点的时候，寒冷仿佛能够冻僵一切。少女们手上起了泡，开裂了，流血，然后再冻成冰。谁也没有戴过手套，没有穿棉鞋，没有钱去买，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手套，什么叫棉鞋。

数九寒天，陈永贵会点燃一堆玉米秆，让大家烤火。烤完火，陈永贵总是劝少女们早点回去。可是郭凤莲发现男人们却又接着干活去了，她不认为女人可以比男人少承担辛劳。于是，又喊着姐妹们回到现场。她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垒石头，抱起石头走一大段路，垒到堤坝上。

这些和男人们一样承受苦难和繁重劳动的少女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陈永贵感叹说，“这是群铁妮妮呀”。“妮妮”是山西农村对女孩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后来变成更具普通话味道的“铁姑娘”，并风靡一时。郭凤莲逐渐成为“铁姑娘”中的带头人。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是什么驱动力使郭凤莲们甘之若饴地承受如此艰难的劳作？

2008年，郭凤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一脸激昂地说：“参加了第一线的劳动，那就是要奋不顾身地干，就是一个字——‘干’，就是把‘干’字放在当头，能干的事我们就干，需要我们干的我们就干，需要我们怎么样干我们就怎么样干，所以我感到它是‘干’字当头，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也没有想争个名，争个利，根本没有这个想法，非常单纯，（就是想）把大寨恢复了以后，我们能吃饱肚子，能穿上衣服，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时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青春岁月中的郭凤莲有一个外号，叫“大寨的刘三姐”。如今，已无人知晓是谁给她取的绰号。那时候，她虽然不知苦、不知累地干活，却也和现在的少女一样爱唱爱跳。

那是一个充满了单纯的激情与快乐的年代。繁忙的劳动、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泯灭少女们的爱美之心。那个年代提倡“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化，要求女孩子们穿军装、理到耳根的解放头。郭凤莲却悄悄保留了自己对美的理解。白天，她穿着军装去劳动，晚上会悄悄地在家里穿着红衣服照镜子，甚至她的长辫子也不是自愿剪的。

有一次，郭凤莲参加民兵集训，一天睡觉起来以后，发现辫子突然掉下来一把，郭凤莲大吃一惊，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和她同住的另一个女民兵，觉得郭凤莲的辫子不够“飒爽英姿”，于是趁夜里把郭凤莲露在外面的辫子剪掉一股。郭凤莲一看只剩下2/3，实在太难看，只好全部剪到耳根。后来，“铁姑娘”们都剪了辫子。

1966年春，年届20的郭凤莲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大关头，因为她的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当母亲了，但她没想到自己的婚姻问题居然摆上了大寨村党支部的会议桌，而且是连开三次会讨论她的恋爱结婚事宜。

此时的郭凤莲和“铁姑娘”队已经名声在外，有了许多追求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当“铁姑娘”队长、团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等一个个光环落在郭凤莲身上的时候，这些给了她荣耀，也在她身上套上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摆脱的责任。无论是大寨还是陈永贵，普遍都不愿意郭凤莲嫁出去，希望她留在大寨，培养一个人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郭凤莲对大寨的小伙子们没有产生特别的感觉，她甚至想着也许会在大寨以外碰到一个可心的年轻人，并愿意到大寨当上门女婿。但是陈永贵没有松这个口，而是明确表态，郭凤莲应该带头在大寨找对象。陈永贵还积极为郭凤莲张罗对象，最后他敲定的“最佳人选”是原来在大寨放羊，后来参军入伍的贾富元。

此后的一切让郭凤莲如坠梦中：明明是自己的事，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却动弹不得。当时为了做通郭凤莲的工作，大寨的领导们甚至跑到外村做她父亲和哥哥的工作，再让她父亲和哥哥来做她外祖母的工作。当全体人员一致表示同意的时候，一肚子不乐意的郭凤莲也没办法了。

多年之后，郭凤莲对采访她的记者笑着说：“我跟我爱人的恋爱是一天半时间，两个人谈话是半天，第二天就订婚。”当时，她唯一能做的最后抵抗就是死活不在结婚证上签字。可她没料到，陈永贵居然乐呵呵地替两人把名字都签了。

到了婚期，郭凤莲头一天回娘家，第二天再返回大寨，这就算是结婚了。陪嫁的东西就是个包袱，里面有自己缝的衣服、裤子，还有哥哥们花了2.8元买的一双鞋和几块布。所谓的婚宴就是买了点白面，做了点拉面，吃了点年糕，这便算是“大婚”告成。下午，郭凤莲就开始参加劳动——搬沙。

第三天，爱人就回部队了，郭凤莲回父亲那儿去看了看，吃了点饺子就回大寨。整个结婚过程总共花了150块钱。据说主要是花在两个被面上了，一个被面是粉色，另一个是绿色，都是绸被面。爱人走了以后，郭凤莲越盖这个被面越心疼，干脆就把被面从被子上拆下来，拿到供销社又卖了，把钱换回来。然后，郭凤莲给爱人做了个布面被子，自己继续用“铁姑娘”时代的旧被子。

以今天人们的观点来看，郭凤莲的恋爱婚姻带着点不太让人“欣赏”的包办味道。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人此后琴瑟和谐，称得上幸福。

当时，郭凤莲因为经常要开会、接待参观、参加劳动，白天晚上连轴转，太辛苦了。贾富元就承担起带孩子、操持家务等一切家庭琐事。郭凤莲的二儿子因为长期没和母亲在一起，长到8岁的时候，还不愿意叫妈妈。此后，在郭凤莲人生低谷期，贾富元更是不离不弃、体贴入微，使家庭的温暖成为郭凤莲栖息心灵的乐园。

对郭凤莲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快乐是在“铁姑娘”们参加劳动的一年之后。那个秋天，郭凤莲看着在废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万斤粮食，激动不已，因为那里也有她的一份辛劳和努力。大寨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还向国家卖了余粮。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智慧和勤劳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并深深沉醉于艰苦创业带来的成就感中。更令她惊讶的是，大寨这个普通农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电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大寨曾经拥有的地位，他们只能从老人们的叙述中，去感受当年红色海洋中激情的氛围。其实，早在1964年，大寨就开始了辉煌的历程。

1964年2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名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在停靠在邯郸城的主席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大寨的事迹。毛泽东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意味深长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4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小组讨论时插话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同年6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中央决定树大寨这面红旗了。为了稳妥起见，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赴大寨调查研究。5月下旬，廖鲁言写的《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

大寨开始走入全体中国人的视野，他们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勤劳，打动了许多人。

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一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周恩来曾经三次陪同外宾前往大寨，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到过大寨。此外，还有2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到大寨参观过，比如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塞内加尔总统桑格尔、缅甸总统吴奈温、莫桑比克总统马歇尔等。1964～1978年，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各地先后赴大寨学习参观的人，超过了1000万人，有时候一天就有上万人。

渐渐地，大寨的接待工作也成了一个中心任务。昔阳县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公室，负责协调大寨的接待。只有重要客人，才由大寨干部出面。当时，在接待各地来“取经”的人群时，来访的人们站成两排，大寨干部从中间走过。然后，由在场职位最高的大寨干部讲讲话，就可以了。据说这是得到中央批准的接待方式，因为大寨的干部白天要劳动。陈永贵、郭凤莲本人也是边劳动、边接待。在无数来“取经”的人群中，一位来自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农民给郭凤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叫吴仁宝，在多年之后，他和他的村庄对大寨产生了另一种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郭凤莲就像一只雏凤已发出清音，引人注目。有一次，周恩来视察大寨。当他看到一个深坑时，就问郭凤莲：“你看这人厉害，还是这水厉害？”

郭凤莲笑着说：“还是人厉害，几千年才形成这么一个坑。我们人呢，战胜灾害没有几年，就慢慢地把狼窝掌和大寨的七沟八梁治理了，还是人厉害。”

周恩来对陈永贵说：“这是个好苗子，你要培养她。”

1973年6月，陈永贵不再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26岁的郭凤莲接掌大寨的帅印，成为大寨村第三任党支部书记。

9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陈永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6个月后，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走进了中南海。后来，他写信给毛泽东，要求1/3时间在中央工作，1/3在全国搞调研，1/3在大寨、昔阳蹲点。

就在郭凤莲就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这一年，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大寨，在快走的时候，郭凤莲鼓起勇气，请求总理和大寨的女同志合个影。周恩来慨然应允。可惜拍照的时候，男同志们也围了上来。这是郭凤莲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合影，也永远烙在她的心灵深处。

郭凤莲开始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她带领大寨人继续进行土地改造和建设，实行种植制度改革，并大力推进山区田园化、水利化、机械化，大寨的农林牧都有长进。同时，她满足地看着大寨成为一片精神圣地，各地的人们朝圣般的涌来。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笼罩在光环之中的人都能意识到光环背后的阴影。

郭凤莲坚信作为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有普遍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文革”期间，大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山区农业生产的典型，而是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先进大“熔炉”，只要是中央的号召，或是上级的提倡，大寨很快就能整理出一整套先进经验。

大寨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但是，那个时代所有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的人恐怕都来不及思考：大寨带有特殊性的建设模式能适用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甚至到国防建设的一切领域吗？人们似乎忘记了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当大寨这篇“文章”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越做越大，它的示范意义也就越来越偏离中国农村的实际，尤其是当大寨的经验被总结为“大批促大干”的时候。“文革”中推行的大寨“经验”，包括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和表现，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三条根本经验”，又常被概括为“大批促大干”。

所谓“大批资本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把农民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统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为了学习并超过大寨，有的地方还搞过所谓“五大革命”，也就是没收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缝纫机，等等。

当时，农村老太太养鸡也是有定额的，多养一只鸡也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偶尔有农民将自留地上的农产品拿到城里出售也得提心吊胆，因为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专政”打击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哪里会有生产的积极性？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的1952年多30公斤。

在那个年代，大寨被树为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从大寨村、大寨公社，到大寨县，人们恨不得把全国都建成“大寨”。随着大寨声名日隆，郭凤莲也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高点。

1977年8月，郭凤莲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8月，郭凤莲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在20多天的时间里，郭凤莲走过了美国13个州，她默默地对比着中美两国农业的特点。美国人口少，土地面积大，森林面积大，水利灌溉条件好，一户人家经营一个农场，种田几千公顷，农牧俱备。郭凤莲想，要比自然条件，大寨是比不过美国农场的；整个大寨村才几百公顷，人口多，土地少，就算把地种出花来也达不到美国农场的生产条件。大寨能仅仅依靠人均几亩地就实现社会主义吗？那么，大寨要怎样才能实现富裕呢？

现实不能给予郭凤莲答案。就在郭凤莲感到困惑的时候，历史已渐渐对那个年代的逻辑失去了耐心，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在人们的心灵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一些人走在大寨的前面寻找到了答案，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即将来临。

二、郭凤莲人不能和历史赌气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978年12月18日，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在169位中央委员和112位中央候补委员中间，有一位31岁的年轻女性，她默默地坐着，茫然地感受着眼前热烈的气氛和一项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她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

一切变化让她目不暇接。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农村典范的大寨，在这次会议中却难觅踪影。郭凤莲感到有些意外，她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一切将被后人视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转折点之一。这是中国新的起点，也是大寨16年辉煌的结束，她和大寨由此将开始艰难的蜕变。

此时她并不知道，其实在此之前，变化已开始酝酿。当辛勤的劳动并不能让人们收获富裕，甚至不能让人吃饱饭的时候，一些朴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人们心中。

1978年，安徽大旱，全省绝大多数江河断流，土地龟裂，受灾农田6000多万亩，粮食减产。

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心急如焚地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1978年9月15日，肥西县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他们让群众种“保命麦”，每人借三分，谁种谁收。对外称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当夜分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根本不用吹哨，人们就下地播种，荒芜的土地出现了很多年没见过的热火朝天的景象。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在全村的支持下，干脆把地分了，先干一年再说。龟裂的土地硬得连牛都犁不动，小井庄人就用锄头一点一点地锄开。一周时间，全村就种下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不几天，老天真的下大雨了，庄稼长得格外好。人们把“分地”和大自然的雨都称为“及时雨”。

不过这场“及时雨”，却惹得波涛汹涌。在山南镇的街道和小井庄的墙上，一时间都贴满了大字报：“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一封状告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

当人们还在争论不休时，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了“秘密协议”，按下了18个鲜红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开始，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提议将山南公社作为试点，年底总结，好就干下去，不好就收。他还说：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消息一宣布，整个肥西县甚至其他各市县都动了起来。

当时，群众这样概括“包干到户”：

“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并且编了首顺口溜：“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然而，随着这种做法的影响扩大，争论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提出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编者按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

与此同时，有的地方甚至刷出大幅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民，顿时忐忑不安，不知何去何从。

5月21日，小井庄会计李祖忠正在地里干活，突然通知有领导来家了。李祖忠心里七上八下的，扛着锄头边走边想，分田单干怕是闯大祸了！到家门口，看见站着4名公安，李祖忠吓坏了，进屋一句话也不敢说，直看着屋里坐着的一位白发老人。没想到老人第一句话是，“分田单干是好事，你们走了第一步”。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万里。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主张不争论，也不强制，让人们对农村改革有一个“看”的过程。同时，邓小平用行动默默地表示鼓励。

邓小平对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时称“四川十二条”。这个规定强调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特别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四川省成为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又一个发源地。

1979年6月15日，正值麦收时节，万里来到凤阳，得知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后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2万斤。面对心存顾虑的县委领导，万里坚定地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

到1979年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全国尽管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但各地纷纷仿效，数量迅速增加。

到1980年春，肥西全县9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增，比上年增产13.6%，向国家贡献的粮食是上年的3倍。

“大包干”，砸碎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也吹响了破除人民公社的号角。中国的改革正是从这里率先取得突破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包干”使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由过去的行政指挥关系变成了以承包合同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微观主体。农业、农村经济这种微观层次或微观基础的变化，使人民公社成了一个空壳。

1979年，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小心翼翼地摘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耐人寻味的是，与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时的喧闹不同，它的消失悄无声息。没有广播，没有登报，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公社成为全国第一个重建的乡政府。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劲风让大多数中国人欢欣鼓舞，却把郭凤莲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后，她还是像过去一样，一边组织社员们学习文件，一边利用冬季农闲和大家一起修地垒坝。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岗村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她还不想改变大寨的方向。

郭凤莲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多。大力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明确宣布：安徽决不再组织参观大寨。多年之后，他回忆道：“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这实际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这让刚过而立之年的郭凤莲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经感觉到，大寨执掌了16年的中国农村建设大旗将从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文件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郭凤莲当时思想上有点接受不了，尤其是在参加各级会议的场合，当人们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她的时候，郭凤莲如芒刺在背，着实难受。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来自昔阳县组织部的通知说：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郭凤莲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17年的大寨。

那天，郭凤莲向宋立英告别时，忍不住哭了，哭完后说：“还是走了，服从党的调动。”

同月，在北京，陈永贵向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请求”，得到批准。1983年春，他写报告给中共中央，请求到基层工作，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小岗村农民1978年冬天的冒险，在一年多后，变成了近1/3中国农民的选择；又过了7个月，这个数字变成了4/5多。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4年，99%的农民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农村焕发出重生般的活力。

大寨的道路成了过去时。

然而，郭凤莲和大寨的转身却显得格外艰难，对于包产到户，大寨人确实在很长时间都想不通，接受不了。宋立英和一些群众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又回到解放前。

郭凤莲被调离后第二年，大寨才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宋立英等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走了回头路。大寨成了“老大难”。

1983年，昔阳县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土地承包工作组进驻大寨，一待就是整整40天。当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贾长锁最后对所有村民说，“别再让领导为难了，土地按好坏搭配，以抓阄的形式下放，男劳力每人5亩，女劳力每人1亩8分，集体的果园、牲畜、水利设施等等改成集体承包”。大寨包产到户，比其他地方整整晚了两年，贾长锁完成了承包的组织工作后就卸任了。

此时，大寨没有了排成长队来参观学习的人群，只有寂寞的风吹过曾经火热的虎头山和梯田。“郭凤莲”这个名字，也从人们的视野中长久地消失了。

剪报是郭凤莲在那段沉寂的岁月里养成的习惯，她将与大寨有关的报道都剪贴了起来，细细地思量着、揣摩着。当时的郭凤莲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幸福是因为她收获了家庭的温暖，以往聚少离多的丈夫和孩子们给了她最大的精神安慰。

26年后，郭凤莲感慨地说：“在困难之中才显真情，我感到了家里头的温暖，我丈夫和孩子们对我的这种爱护、体谅、理解比在60年代跟70年代还强烈！就是感到很不容易地走过来，现在又在政治上受了这么大的波折，他们非常同情我。我感到我们真正的感情产生在80年代。”

郭凤莲享受着以前没时间享受的天伦之乐，但这并不能抵消她思想上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她不明白大寨的问题出在哪里。

那时候，她特别喜欢一本小说——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托尔斯泰用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沉沦与复活，鞭笞了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农民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现象。伴随着郭凤莲度过了将近两年等待分配的时光，也是两年思考的时光。我们很难猜测这部著作给郭凤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也许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和逻辑去审视走过的路，这本身就是一种重生。郭凤莲已经意识到：无论是自己，还是大寨，都需要复活，需要重生。

她曾经说：“人生的道路很难，坎坷太多，也知道了怎么坚持，怎么鼓起勇气坚持。正确的东西应该坚持，什么时候也不要把它否定了。”

在那时候，有一个消息曾让她泪流满面。1985年，陈永贵患肺癌住院。半年之后，病情恶化，他立下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运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生病期间，他经常只吃半片药。临终前，嘱咐家人将药片转交国家。3月25日20时35分，陈永贵病逝，其骨灰被运回大寨。1988年，大寨人把他的骨灰葬在虎头山上，立碑纪念。他的石像面带微笑，身前身后是矮松绿柳，在一片柳叶依依之间，似乎在对岁月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在10年里，郭凤莲调动了两次工作，先在晋中地区果树研究所担任了4年零11个月的副所长，后又调任昔阳县公路段当了4年零11个月的党支部副书记。但不管到哪里，她都无法排遣心中的沉重和孤独。她的心始终遥望着大寨，因为那里有她的青春和梦想，有她创业时的光荣和离去时的不甘。

与此同时，大寨村换了四任支书。虽然日子要比六七十年代宽裕一些，但不论人们怎样努力，都无法再使自己勇立潮头。大寨人怀念光辉岁月中的郭凤莲，希望她能够重新带领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宋立英曾对上级领导说：“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寨，现在你看成了这样了。水泄不通，灰腾腾的也没有人管了。要想让大寨重新振兴起来，你们还是要让郭凤莲回大寨。”

二、郭凤莲人不能和历史赌气历史是无法割断的

2008年夏天，央视的记者用摄像机镜头记下了这样的一幅场景：

游客：您给签个名吧。

宋立英：我没有念过书。

游客：那你怎么会想到学写字呢？

宋立英：来的人都让签名。这不，慢慢就学会写了。

游客：奶奶，这上面的照片都是你吧？

宋立英：对。

照片上的时代已经过去30多年了，岁月可以改变许多往事，包括大寨这个曾经的典范，也包括照片上的这两位女性——郭凤莲、宋立英。

在30多年前，人们不会想到，作为“大批资本主义”的典型，作为最“一大二公”的地方，整个大寨有一天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并将曾经的历史作为商品向游人出售。

签名售书的老人是已经79岁的宋立英。了解大寨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位大寨村当年的妇联主任，如今她是一家销售旅游纪念品的个体老板。这位原本不会写字的老人，在70岁的时候居然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原因很简单，她需要签名售书，以提高销售量。如今，光这一项每年就能为她带来近万元的收入。

宋立英直到2000年才开这家小店，那时她已到了70多岁的古稀之年，她也许是最后一批放下历史包袱的大寨人。

当时，宋立英去找郭凤莲，说：“凤莲，我也开个小商店行不行？”

郭凤莲回答说：“你开起小商店来更行！你有名气，你是宋立英，就把那个房子做商店，一定能富起来。”

如今，在大寨这片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4多的居民像宋立英一样，为每年二三十万旅游者提供服务，每年的旅游收益高达1000多万元。市场经济的意识已经深入大寨人的骨髓。

对于大多数大寨人来说，这个转变起自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二年。

1991年11月15日，在群众的呼吁声中，郭凤莲被任命为大寨村第八任党支部书记，这时她已经45岁，但心里憋着一股劲。

郭凤莲多年后回忆道：“我是给大寨人拉马车的。说实在话，这个车上就座的是大寨人，那么我这个车，究竟要把他们拉到哪里去？究竟他们应该怎么活？让大寨人思想怎么转换过来？一大堆的问题都摆在面前。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又苦又辣。”

刚回到大寨不久的郭凤莲读到了一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在这篇改变了许多人思想和命运的著名文章中，郭凤莲被邓小平一系列精彩而深刻的话语所打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这些话宛若闪电般劈开了郭凤莲和大寨人心头的阴影，他们在新的时代终于寻找到了新的驱动力和历史逻辑：致富光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寨人难道就不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搏击出新的风采吗？郭凤莲带领大寨开始进行第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这个陌生的领域中，无论是艰苦奋斗，还是自力更生都有了新的意义，虽然她心里还有些矛盾和难堪。

郭凤莲既害怕别人认识自己，又害怕别人不认识自己，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透着几许苍凉。外出开会，她进了房间就不愿意再出来了，甚至不愿意出来吃饭，买包方便面泡泡，办完事马上离开。生怕人家说：“改革开放多少年了，农村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郭凤莲还像个要饭的一样。”她更怕让人笑话大寨，使整体形象受损。

但是，时代在不停地敲着大寨的大门，催促它赶紧踏上新的进程。

1992年春，郭凤莲和宋立英乘坐火车前往上海。在这个即将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流域领跑者的怀抱里，郭凤莲了解着一切新鲜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郭凤莲对着麦克风唱起了曾经在虎头山上唱过无数次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那一夜，她无法入睡，不仅是因为咖啡，更是因为憧憬大寨新的风光。

郭凤莲对宋立英喃喃不休地说着自己的梦想——让大寨尽快实现年收益百万元。郭凤莲仿佛被肩上的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她要尽快让大寨发展起来。

此时，人们已经将“天下第一村”的名号赠给了华西村，因为它的工农业产值早在4年前就已过亿了。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时候，华西村已经形成了棉纺、发电、锻造、化工等六大生产系列，工业化在这个村庄里已初步完成。

当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报纸和电视上发表时，吴仁宝当天晚上召集村里的干部开会到凌晨两点，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并且破天荒地向外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囤积3个月的原材料。吴协东，吴仁宝的四儿子，华西村现在的当家人后来透露说：“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华西村已经彻底完成了市场经济意识的转变。

这一切让郭凤莲心向往之，她去过华西，也去过大邱庄，感到变化真大，她从这些村庄里学到了改革开放的经验。

郭凤莲后来说：“原来我不会搞经济，原来就是种田的农民，或者是修路的工人。那么现在，需要我变我就得变，如果我不变会带来大寨不变。你一个郭凤莲变了，你是带动了大寨村都变，所以我不变不行。所以我变了，变成了市场观念，原来是计划经济，现在变成了市场经济。”

1992年11月28日，北京首都宾馆迎来了一位熟人——郭凤莲。她对众多的领导和新闻记者说：“在过去的年代里，大寨曾经是举世瞩目的地方。经受过时代浪潮的冲击和时代风雨洗礼后的大寨人，不会忘记大寨的昨天，也不会看不到大寨的今天和明天。”

重新走进这个她曾经来过许多次的地方，郭凤莲的心情是复杂的。其实，那天在场的所有人心情都是复杂的。

那天的主题是为刚成立的大寨羊毛衫厂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也是郭凤莲和大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12年后的第一次亮相。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和纺织部长吴文英出席了这个小小的乡镇企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对于大寨，人们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不希望看到这个曾经的中国农村典范永远沉沦下去。过去与现在，冷清与火红，失落与奋起，时光演奏出的巨大反差和激昂旋律，成为大寨重新站起来的宣言。

创业难，二次创业更难，在市场经济中二次创业难上加难。但对于曾经战天斗地的郭凤莲来说，她扛得起任何艰难。她走南闯北，卖煤炭，办水泥厂，请专家，一点一滴地学习着经营，学习着商业谈判，甚至学习着赔笑脸求人，学习着喝酒。

有一年，为销售煤炭，郭凤莲陪客户饮酒，盛情难却之下，喝酒喝到麻木，吐都吐不出来，其实已经失去知觉，休克了，甚至失禁都不知道。幸亏赶紧被送到医院，大夫采取紧急措施，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吐出来。事后，人们都很后怕，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她很可能变成植物人。郭凤莲却对来看望的人表示，不怨任何人。

也许是因为她的真诚和诚信，大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市场和人脉。但在大寨，却出现了一些杂音。宋立英曾为郭凤莲抱打不平：“个别的人说郭凤莲要饭吃了，也就说当乞丐了，到处向人家要。咱听着了，很是难受。就算是当乞丐要，你去要点！我说要回来也是给咱们大寨的，也不是她要回来光顾她自己了，她要回来是为了咱大寨人的富。”

对于郭凤莲来说，这是新的创业和新的奋斗方式，虽然不喜欢，但必须接受。无数次醉后的痛苦，无数次签订合同的欣喜，共同谱写了这段五味杂烩的创业路。

随着时光的淬炼，郭凤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越来越得心应手，又先后兴办了服装、水泥、运输、饮品、旅游等十几家企业。她甚至学会了品牌的有效扩张，在5家与外地的合资企业中，光凭着“大寨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就占有20%多的股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世易时移，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

2001年春节，当年农村“大包干”的带头人，凤阳县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严宏昌贴出了一副对联：“税费改革负担轻，发展经济劲头增。”这正是安徽农民心境的一个真实写照。

2003年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这天下午2时40分，温家宝来到湖北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接着，温家宝和代表们谈起了“黄宗羲定律”：

“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几天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宣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温家宝所说的“一个过程”，其时间之短和最终的结果，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2600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但中国农民实现富裕梦想的路还很长。农业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对农民本人都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没有人会怀疑，在中国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度，农民要想实现富裕，仅靠农业已经远远不够。

2007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1.2亿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600倍，此时大寨这个40多年前的农业典型，现在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0.003%。曾经名震九州的大寨梯田，有一半已经退耕还林。

2008年，一位央视记者采访大寨时，见到两位正在修梯田的老人，一位73岁，另一位67岁。他们是大寨农业组的成员。农业组一共有40人，平均年龄55岁。40多年前，正是他们修建起了举世闻名的大寨梯田。如今，仍是这些老人在侍弄着这400亩土地。

比起1992年郭凤莲在上海时的那个百万元梦想，大寨已经走得很远了。大寨已经完成了从昔日的“政治品牌”到今天的“经济品牌”的转变。

郭凤莲曾讲起自己对企业的理解，在她看来：“家里有个好媳妇才能过个好光景，家里头没有好媳妇就过不上好光景，有钱也不会花。每一个企业的当家人（就是这个角色），你总经理当好这个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好；你总经理当不了这个家，这个企业就越来越完蛋。”

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这两个角色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其融洽地聚集到郭凤莲的身上。她从没忘记那些开创了大寨辉煌的人们。

郭凤莲制定了一系列的养老政策，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养老金，金额从1992年的每月40元调整到现在的200元。2008年重阳节，郭凤莲第16次组织老年人聚餐，除了按惯例发放保健酒和油之外，她还宣布了一条好消息：70岁的老人，每月都领300块钱，60岁以上是200块钱。只要大寨经营良好，养老金就会一年一年往上涨。

在大寨村，不光老人享受着特殊的福利。2006年全国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而大寨的孩子们从1994年开始，幼儿园到小学就已经免除了一切学杂费和书本费；考入大学的，村里每年发放800～1000元的奖学金；村民全部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如今大寨有1/3的村民已住在至少165平方米的别墅中，到2009年，还有40户农民将搬入新居。

人们的生活富足而安逸，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但郭凤莲忧心忡忡。大寨有了新的生存之道，也有了新的忧虑。

井沟村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曾被称为“小大寨”。2005年，昔阳县号召“富村带穷村”，郭凤莲兼任井沟村党支部书记。现在，井沟村又叫“大寨二村”，因为交通闭塞，井沟村的人们自己集资，自己动手，修起了直通村口的水泥路。村里还出了好几个白手起家、自己办企业的人。而在大寨，现在维修房屋这样的事也都雇外面的民工来做，村里的人会干也不再干了。

2008年，一位记者记下了郭凤莲与“大寨二村”马村长的一段对话：

郭凤莲：你看井沟现在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石一块也是人搞起来的。

马村长：都是两只手干出来的。

郭凤莲：现在人家看了十分感动，说井沟出了井沟精神，我说在井沟可以找到大寨精神，大寨现在找不到大寨精神。

马村长：逐渐逐渐地也有问题。

郭凤莲：是，你说大寨年轻人现在一出去就回来。宁肯在家里挣几个小钱，也不愿意去挣大钱，这都是贪图安逸，这就是小富则懒，他不想往前走，个人创业很少。

郭凤莲既欣慰于“大寨二村”的艰苦奋斗和创业精神，又失望于创业精神在大寨自身的淡化。为了鼓励大寨人创业，郭凤莲曾经组织大伙到“大寨二村”参观，她还多次在集体会议上表示，希望大寨村能出几位像井沟村那样艰苦奋斗、自主创业的企业家。但年轻的人们更喜欢过得轻松一点，娱乐一点，他们对于扑克和麻将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梯田，大于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大于今日的创业和开拓。

当尘埃落定，郭凤莲突然发现曾经激昂的精神气儿似乎被一些东西侵蚀得锈迹斑斑，而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创业精神却还没得到足够的彰显。正是那股精气神儿，让郭凤莲和大寨在低谷中重获新生。现在，怎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持大寨的创业精神？怎样在新时期给大寨人提供新的发展驱动力？我们依靠什么继续创造未来？这是郭凤莲最大的课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中国农村的课题。

经历过风雨沉浮的郭凤莲再次陷入思考。她知道，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论是她还是大寨，今天都源自昨天，明天都始于今天。

郭凤莲希望：让岁月带走那些该带走的，留下那些该留下的。

三、张希永被破产改变的人生 1978年：人生中新的一页

我们今天的很多故事，似乎都要从1978年说起。

这一年年底，18岁的沈阳青年张希永翻开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页，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匆匆结束学业，成为一名工人。

当时，还没有人叫他阿希，都叫他的大名——张希永。在1978年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两年，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但随着“文革”初期狂热气氛的消散，上山下乡逐渐被人们视为畏途，想方设法逃避下乡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选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中的工作岗位非常珍贵，接班顶替是那个年代年轻人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常常是一个工作岗位父母亲干了一辈子，再传给儿子接着干。在沈阳这样一个重工业城市，能接班到国营企业工作也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理想。1978年，张希永的母亲退休，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就业机会，也为了逃避即将到来的上山下乡，张希永没等高中毕业，就顶替母亲的岗位成为一名工人。

张希永参加工作的那一天是1978年12月10日，多少年后，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已经逐渐淡出了张希永的记忆，但是这个日子，张希永一直记得很清楚。

其实，张希永并不知道，就在他工作的前两天，因为一位在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女知青的意外死亡，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云南知青回城运动，云南8万知青用罢工游行、卧轨和上京请愿等激烈行动，掀起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第二年，长达1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进了历史，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

这一年更早的时候，1978年3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再早的时候，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

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讲话虽然是针对知青问题的，但是用经济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

1978年进入人们记忆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封闭的国门开始被重新打开，改革开放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主题。

在1978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国营大厂成为人们就业的第一选择，进了国营企业，就意味着终身有了保障。张希永现在谈起当年的国企，语气中还透露出艳羡：“大厂房，大设备，工人上下班，我就特别羡慕，瞅着他们特别牛，都是饭盒驮在自行车后面。下班了，整个气势磅礴，很浩荡地从工厂的大门出来。上班的时候厂子有音乐，那时候流行的就是什么《祝酒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之类的。”

这些当年的歌曲中充满着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从母亲那里接班得到的工作却让年轻的张希永感到有些沮丧。母亲退休的那家工厂是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厂，当时的厂名叫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它的前身是街道组建的一个解决家庭妇女和家属就业的小企业。

张希永工作的企业就在他家的后院，在参加工作之前，他对这个街道工厂非常熟悉，全厂就几十号人，大部分都是张希永眼里的“大娘”，年轻人很少。在1978年12月10日这一天，与张希永一同走进这家工厂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胡百君，和张希永一样，胡百君也是顶替母亲进了这个厂，两家是几十年的邻居。

曾经担任过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的石永阶对他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非常熟悉，“这个厂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厚厚的一本书。”这是石永阶经常对来访者说的一句话。

1966年，沈阳市变压器厂的职工家属成立了一个街道生产组，在没有资金、设备、产品的情况下，靠着变压器厂资助的一些旧砖瓦、木料，家属们捡砖头盖起了一间80平方米的厂房——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前身。厂里40多名职工，除了两名因经济问题刑满释放人员是男的，其余都是家庭妇女。在当时，为了解决家庭妇女和街道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中国很多城市的街道办都开办了这样的弄堂工厂。

这个白手起家的厂子刚起步的时候，生产过螺丝、垫圈等产品，后来又组装过电焊机，自负盈亏，有活就干，无活就散，挣钱就开支，停产就回家，上边既不干涉也不保底。

1975年，48岁的石永阶被派到了这个厂当调度。这一年，这个街道的生产组被沈阳市上收，这个厂变成了市属“大集体”，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沈阳市拖拉机总厂。从此，工厂开始完全采用全民企业管理模式。但是，虽然企业在生产关系上进入了“高级形态”，但是依然“先天不足”，管理薄弱，企业当时连买肥皂都没钱。石永阶回忆说：“当时这厂没领头的，那大汽油桶烧着火冒着烟都没人管，大伙儿找到我，让我领他们生产，我就去干了。”使石永阶感到不快的一件事是，这个七八十人的小厂，大大小小的主任竟然有11个。石永阶觉得，企业的管理非常棘手。

在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指导下，这家不起眼的街道小厂，像当时很多其他作坊式的小厂一样，被划归国营企业管理。工人们发现，企业和过去不一样了，领导上边派，经营有人管，就是劳保福利也都参照国营企业。但是，工厂在经营上却没有任何起色，甚至每况愈下。

1976年，这个被命名为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的企业开始生产汽车水泵。大批量生产后，一天能生产近100台，但质量太差，卖出去10台就会被退回三四台。石永阶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上面要产值要数量，不管质量好坏。由于没有技术员把关，一天生产50台，就有40台不合格，最后竟然积压了2000台。

从此，这个厂开始走向连年亏损的道路。生产的汽车水泵，由于质量差，产品不断积压，但是企业被上收后没有了生产自主权，结果亏损不断增加。雪上加霜的是，企业上划以后，职工待遇迅速向国营企业看齐，各种开支猛增，但生产却没有多大发展。

在张希永进入企业的1978年，全厂工人生产一年的结果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但是工厂亏损了30多万元。上级单位的对策是换领导，结果在1978年一年之内，企业就换了4个厂长。石永阶说，上面派下来的人一看企业债务太多，把乱摊子一扔就走了，上级单位重新派人当厂长，搞两天干不下去了就调回去，走马灯似的来回换。

这个街道小厂的生存状况，其实是这一年中国国营企业的缩影。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国民经济面临调整。运行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潜力发挥殆尽，弊端暴露无遗，积重难返。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旧体制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活力，贫困和物质短缺无处不在，广大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而城市工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电动车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下的占93.9%。

该厂贫困户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四口人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虽精打细算也只能用入不敷出来形容。按照张淑珍一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照国家标准发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证不能买全，很少能吃到肉。

张希永没有讲述当时他们家的生活状况。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张希永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他的月工资是19元，身份是学徒工。张希永说，第二年他的工资是21元，满徒以后是30多元钱，这已经是他参加工作几年后的事情了。

1979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这一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改革在农村悄悄进行的时候，在城市里，改革的呼声也与日俱增。这一年年中，《人民文学》在当年第7期发表了天津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大刀阔斧治理整顿的“改革厂长”乔光朴的动人形象。蒋子龙和这篇小说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乔厂长”也成为改革的符号性人物，以至于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人们都习惯地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当时的《人民日报》这样描述“乔厂长”给人们带来的冲击：

据说，有的读者忘记乔光朴是小说中的人物，到处打听乔厂长现在哪里；有的还写信给工业领导部门，要求把乔厂长调到他们那个单位工作，带领群众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一部短篇小说在群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是不多见的。

在张希永工作的这个工厂，并没有“乔厂长”这样的人物出现，张希永甚至记不清楚当时工厂的生产情况，他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工厂生产的好像是一种水泵，收入和其他企业一样。

三、张希永被破产改变的人生 1985年：铁饭碗不保

张希永后来说，他对当时的工厂情况记得不清楚，主要是因为不喜欢自己被安排的这种命运。他觉得工厂太小，不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张希永当时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希望能够去一个大一点的、正规一点的工厂，在当时，能够去一个国营大厂是像张希永这样的年轻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好的福利和前途。但是，张希永知道，他当时没有其他选择，毕竟就业的机会不多。而且，这是他摆脱下乡当知青的唯一选择。

作为新工人，张希永被送进了上级单位——沈阳市拖拉机总厂学习。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张希永又开始读沈阳市开办的电视中专，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成人教育。

就在张希永在外面学习的时候，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却江河日下。当时身为调度的石永阶对这个时候工厂的情况非常清楚，自从1978年一年换了四任厂长后，工厂在1979年又熬过了一年。到了1980年干不下去了，工厂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大会，宣布工厂干不下去了，从今天开始大家自谋职业，可以利用厂里的设备和厂房自主合作。

工人们组织了三个生产组开始自谋生路，但是还有20个老弱病残没人要，石永阶就带着这些老职工开始寻找出路。

作为工厂的“能人”，石永阶找到自己的小舅子，拉到了防爆电器的活，成立了一个生产小组。结果，在石永阶的带领下，这个由老弱病残组成的生产小组反而干得红红火火，到1982年，职工不仅能按时发工资，连保健、福利待遇都有了。1983年，在上级的要求下，其他三个生存不下去的组也被归并到石永阶这里，工厂改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石永阶也成了厂长。工厂的主管单位变成了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

但是石永阶很快与主管单位之间因为产品的定位问题发生矛盾，他因此被撤职，这个刚刚有点起色的企业又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下去。

防爆器械厂和上级单位的矛盾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遍现象，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厂长必须听命于上级。当时一个比较极端和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厂的厂长连修一个厕所都要向上级打报告，待批准后方可动工。

此时，张希永对工厂的经营状况并不了解。对工作没有太多热情的张希永，很快找到了释放激情和剩余精力的地方。从小爱唱爱跳的张希永参加了沈阳市总工会举办的工人歌舞团，在这里张希永接受了非常专业的舞蹈训练。这个业余歌舞团白天工作，晚上排练，周末演出。没有任何报酬，却让张希永内心感到非常充实。张希永说，他喜欢舞台上的那种感觉，灯光、大幕、漂亮的演出服都让他觉得，舞蹈演员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和状态是最美的。

工人歌舞团经常到大工厂的俱乐部或厂区为工人演出，台下工人们的掌声给了张希永巨大的满足。不过，当时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演出会成为他谋生的方式。

直到现在，张希永都非常怀念当年的时光。张希永说，当年的经历让他现在受益无穷。

还有一件事张希永一生都铭记在心，那就是他的恋爱和结婚。这个时候，张希永和同他一起在电视中专学习的同事胡百君逐渐熟了起来。张希永说，胡百君学东西很慢，他总辅导她，胡百君就逐渐对这个聪明外向、爱唱爱跳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学习还没有结束，两人就成了恋人。

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谈恋爱大多是骑着自行车去公园玩，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感觉就如同今天开车带女友出去兜风一样。但是，此时的中国还处在物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属于紧俏物资，买不到自行车的张希永，自己动手用自行车零件组装了一辆，带着胡百君去公园划船。张希永记得，当时他们最喜爱的流行歌曲是《太阳岛上》，在划船的时候，张希永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这首歌描述得还要美好。

但是，两个人的恋情遭到了胡百君家里的强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家里就一个女儿，张希永的单位太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在那个年代，单位几乎可以决定人们的前途和命运。胡百君的父亲对从小就爱唱爱跳的张希永也没有好印象，觉得这个年轻人不稳当。不过，张希永家里对胡百君倒是挺满意的，张希永的母亲觉得这个姑娘懂事，会操持家务。

矛盾升级的结果是，张希永进不了胡百君家的门。倔犟的胡百君却认准了张希永。张希永自得地说，他那时候年轻、帅气，比胡百君长得好看，而且胡百君也很喜欢他的聪明劲儿和活泼的性格。于是，外界的阻力反而成为爱情的动力和催化剂。

张希永和胡百君的奋斗有了结果，他们的爱情终于得到了双方家人的同意。1983年10月，一场隆重而热闹的婚礼在张希永家里举行。结婚那一天，张希永家里专门请了一个大厨师，备办了10桌酒席，一桌14个菜。张希永说，当时的婚宴一般是12个菜。

当时的中国，很多商品供应依然紧俏，但是张希永和胡百君却感到很满足，许多父辈根本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东西，都摆进了他们的新房。双方的父母为这对新人准备了单缸洗衣机、单卡双喇叭台式录音机，还有皮箱、立柜、高低柜、沙发。张希永的哥哥还给他装了一台12英寸的电视机。直到今天，张希永还对当年的婚礼颇为骄傲，他说，当时一般家庭用的都是9英寸的黑白电视，12英寸的电视让他觉得非常有面子。

唯一让张希永不太满意的是住房，在当时住房紧张的情况下，张希永的父母在自己家旁边接了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算是他们的新房。

房子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但那时人们的生活普遍是这样，张希永并没有太多的不平衡。

结婚的第三天，夫妻二人去照相馆拍了一张5寸的彩色结婚照。在张希永夫妇的想象中，日后的生活就该是这样风平浪静地继续下去了。

但是，生活并不像张希永夫妇想象的那样风平浪静。他们结婚后，单位的效益愈发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夫妻俩只好跟父母一起过日子。张希永的姐姐看到弟弟一家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就隔三岔五地回来送上一捆菜、几斤肉。

1984年的春节给张希永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这一年春节工厂开不出工资，第一年结婚，囊中空空的张希永夫妇只得靠着父母度过年关。张希永对妻子说，等过完年工厂开出工资后，要好好地请父母和姐姐他们吃一顿。

但是张希永始终没等到这一天，工厂情况始终不见好转。这一年，张希永的女儿出生了。张希永在感受到初为人父的喜悦之时，也感到家里的负担更加沉重了。

对于工厂的问题，此时赋闲在家的石永阶是最清楚的。石永阶说，工厂搞不好主要是缺乏技术力量，要不来大学生，自己培养的张希永夫妇还没有毕业。工厂没有技术员，也没有技术工人，甚至没有一个好的质检员和业务员。做防爆器材，石永阶的小舅子是防爆工程师，可以帮忙。但是，工厂搞汽车配件就不行，搞水泵也不行，在石永阶看来，一没人二没技术，上汽车配件和水泵只能是死路一条。

失去了厂长职务的石永阶发现，在此时的防爆器械厂大院里，几十个女工在砸铁丝，厂里的几台车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动。石永阶感觉到，厂子要黄了。几十年后，他还认为，如果让他继续搞防爆器材，工厂是不会倒闭的。

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中国农村改革大见成效。在国庆35周年的群众游行中，由5辆拖拉机组成的彩车方阵驮着“联产承包好”的巨幅标语缓缓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成为这一年的经典画面。

国庆刚过，城市改革的大幕就拉开了。

这一年的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短的一次中央全会，但是就在这一天之内，中国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迈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全会对城市改革的重点作了具体的规划：

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就在探索城市和国营企业的改革之路，但是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企改革才全面开始。

沈阳作为国营企业云集的老工业城市，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

这一年6月，刚刚从沈阳市汽车配件公司调到沈阳市经济计划委员会集体经济办公室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韩耀先，收到了一份市领导的批示，要求韩耀先他们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研究那些经营不好、管理混乱、产品没有市场、技术落后、严重资不抵债的集体企业如何退出市场的问题。批示说：“此项改革在集体企业中先做起，你们拿出意见，这些经营不好、不能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有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上半年，沈阳市有43家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但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下，这些企业没有通过竞争求发展的渴望。工人们和厂长都是混日子。

市里面的批示，落到了有企业工作经验的韩耀先身上。

韩耀先后来回忆说，在1986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很多街道企业被上划成市管企业，生产和销售都要由上面做计划，企业失去了灵活性，越来越不景气，政府则要为这些企业日渐庞大的亏损埋单。1984年，沈阳市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政府就开始考虑从集体企业入手推动企业改革。

改革的思路主要是减政放权，还权给企业，集体企业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民主管理。

循着这个思路，韩耀先来到经营困难的企业调研。

韩耀先发现，当时大约有1%～2%的企业经营确实很差，亏损严重。此时，在韩耀先的脑子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把这些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企业直接关掉，人员由劳动部门重新安排。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一些难以维持的企业就是采取关停并转的办法。在韩耀先看来，这个办法简单易行，也符合过去的一贯做法。

调研完了，思路也出来了，韩耀先就回到机关开始起草关闭集体企业的文件草案。为这份前所未有的文件韩耀先连续加了几天班。

草案大约写了40多条，详细规定了亏损到什么程度的企业该关，以及关完以后采取什么措施，对厂长、工人如何处罚，等等。韩耀先的同事们讨论了一下，认为草案很实际。

半个月后，领导的批示下来了，韩耀先觉得被劈头浇了一盆凉水。

批示说：“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企业倒闭了，职工怎么办？救济金怎么发？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韩耀先的第一稿就这样被否定了。对他来说，这寥寥数语不啻一声惊雷。

韩耀先开始重新思索，他发现自己起草的初稿，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过去几十年来人为关闭企业的思路和观念。而在现实中，企业倒闭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应该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去引导和规范企业，而不是靠过去的老思路——政府行政命令。

不用行政手段，企业应该怎么办？怎么用经济手段来解决企业经营生产过程当中的问题？韩耀先开始重新整理思路。此后半年，韩耀先都在企业搞调研，中间还到北京去了一趟，找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专家交换意见。

半年后，第二份草案终于完成，提交市里讨论。这一回韩耀先觉得很有把握。

韩耀先记得，这份文件的草案在送交政府讨论时，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很多，当时银行方面的负责人问，企业要是倒闭了，债务怎么办，我们怎么向上级银行交代？还有人认为，破产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最终，会议达成了一致：沈阳市是改革试点城市，不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改革就推行不下去。

1985年2月9日，这份被人们称为共和国“首部破产法规”的文件，经过10个月的酝酿，6次修改，最终以沈阳市政府沈政发（1985）24号文件——《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文件对企业破产倒闭作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这份文件，连续亏损两年以上的企业将面临倒闭，在倒闭之前，主管部门先给予黄牌警告。

这份文件在一片争论声中，在各种怀疑、观望、不安、等待的目光中出台了。韩耀先拿着文件，送到《沈阳日报》去发表。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报社拒绝发表。韩耀先又找了几家报社，却发现没有一家敢刊登这份文件，理由是“国家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

最后，韩耀先所在的单位——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从集体经济联合会的账户上拿出1万元，以广告的形式在《辽宁经济报》上全文发表了。这部意义重大的法规，最终以广告的形式与人们见面。

如今，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当时的沈阳市民和普通中国人对这份文件有什么反应，因为国内媒体没有对这份文件的出台进行报道。但是，敏感的国外媒体立即就解读出了这份文件蕴涵的重大含义。日本的广播电台在文件出台的当天，就迅速报道了这个消息，将它称之为中国的第一部《破产法》。

韩耀先的下一个工作是将这份文件付诸实施。他先是找了13家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后来担心目标太大，最终挑选了3家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和沈阳市第三农业机械厂。

1985年8月3日，沈阳当地的报纸显示，当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雷阵雨。张希永看到自己工厂的名字出现在报纸的显著位置，这大概是这家小工厂头一次出现在当地报纸上。

第二天，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新华社电讯：

新华社沈阳8月3日电（记者周保华）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今天向防爆器械厂、五金铸造厂和第三农业机械厂三家企业发出“破产警戒通告”，限令这三家因经营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在一年之内改变面貌，逾期则正式宣告企业倒闭。这是沈阳市根据《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要求，第一次宣布的通告。

……

这三家工厂厂长表示，要根据“破产警戒通告”的要求，在限期内搞好企业的整顿。否则，甘愿接受破产倒闭的处理。

韩耀先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去这些工厂宣布“破产警戒通告”时的细节，有的工人知道他是始作俑者，故意当着他的面说，谁发明了黄牌警告这玩意儿，干脆一棍子把我们打死得了。给韩耀先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沈阳市五金铸造厂，他去这家工厂开会的时候，厂长周桂英非常激动地对职工说：我们厂真就这样倒下去了吗？咱们还能不能直起腰来干一番？往往最困难的时候，我看凝聚力更大！整个会场气氛顿时显得激昂悲壮，全厂工人流着泪发誓要好好干。

一年之后，沈阳市五金铸造厂扭亏为盈。黄牌警告就像是背后猛击一掌，把这个厂打清醒了。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收到黄牌警告的消息，对张希永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虽然工厂经常开不出工资，但在张希永看来，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这一年，张希永考上了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办的电大，开始了为期3年的脱产学习。

虽然张希永对自己的人生仍然充满希望，但是日子却一天天紧了起来。一天，张希永在电大的同学要到家里做客，张希永拉不下面子回绝。家里来了客人，张希永竟然拿不出钱来买几个菜，请同学吃一顿像样的饭。同学看出了张希永的困难，掏钱请张希永一家出去吃了一顿。

后来，张希永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没肚子就没脸。

在张希永读电大的时候，单位效益越来越不好，胡百君放了长假。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胡百君开始偷偷摸摸地做一点小买卖，卖一种叫菇茑的东北野果。张希永记得，他们第一次卖菇茑就像做贼一样，把装货的袋子藏到身后。碍于面子，两个人谁都不敢叫卖吆喝。张希永说：“我让她喊，她让我喊，最后俺俩谁也不喊，最后是我拿着货在车站老远等着，我爱人到车站等车的地方去问，大姐，要不要菇茑？便宜卖你。你要，跟我走。那时候不敢在市场卖，怕人看见笑话。”

一个星期下来，张希永和胡百君卖了20斤菇茑，一共挣了两块钱。张希永说，这是他一生中印象最深、最艰难、挣钱最少的一笔生意。

在电大，张希永虽然是脱产带薪学习，但实际上却经常好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因为工厂开不出工资，而他们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工厂破产之前的两年当中，张希永夫妇经历了他们生活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胡百君挑起了养家和供养丈夫读书的重担，为了让丈夫安心学习，每天她都给张希永准备好饭菜，装在饭盒里带到学校吃。张希永知道，家里生活困难，上市场买的都是最便宜的菜，有时候给张希永做一点好菜，胡百君一口都不吃。每次谈起这些事情，张希永总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这个时候，张希永也在沈阳市文化宫找了一份兼职教员的临时工作，一天的工资是6块钱。张希永说，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

胡百君在外面做小买卖的时候，张希永有时间也会去帮忙，夫妻俩一起卖过水果、服装、冰棍。张希永好面子，总觉得不好意思，帮妻子卸完货后总是躲得远远的，以免被熟人看见。

虽然张希永已经认识到，人处在困境中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架子和脸面，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改善生活，但是做生意还是让张希永感到难为情。

尽管几乎到了快吃不上饭的地步，工厂也好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张希永还是坚持读书。张希永对当年岳父看不上自己仍耿耿于怀，他想学出个样子，让岳父看到自己的潜力。

三、张希永被破产改变的人生 1986年：工厂破产后的“新希望”

就在张希永为自己的学业和生活苦苦挣扎的时候，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了。

1986年8月3日，沈阳成为全国媒体和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又一次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天，沈阳市政府召开了一场特殊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扭亏无望，正式破产倒闭。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布了这条消息：

沈阳市人民政府8月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告，连续亏损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2/3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并被收缴营业执照。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的企业，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地方法规程序对企业进行破产处理。

这一天，张希永并没有得到工厂破产的消息，他还在电大读书。

对于当天新闻发布会的细节，韩耀先记得很清楚。会议的第一道程序是由主持会议的市政府秘书长宣布企业破产，然后是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企业营业执照，接着，企业法人代表上缴营业执照，最后是记者提问。

这一天，新闻发布会在沈阳市迎宾馆举行，主角之一——防爆器械厂厂长王刚却迟到了。

韩耀先说，王刚的妻子觉得王刚这个破产厂长的角色不怎么光彩，像历史罪人去接受审判，不想让他去，就把王刚的上衣藏了起来。

王刚迟迟没有出现，韩耀先在会场急得直跳脚。主角不来的话，这台戏就得唱砸。韩耀先找到汽车工业局的副局长贺仲宾，让他去做工作。贺仲宾找到王刚，要求身为共产党员的王刚遵守组织纪律，立即参加新闻发布会。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王刚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沈阳市迎宾馆。

会场大约有150多人，气氛显得有点严肃、紧张，除了几十名中外记者相机的快门声和主持人的讲话声，现场一片沉寂。

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宣读了《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破产通告第一号》：

……根据企业申请，主管部门同意，经研究决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收缴营业执照，取消银行账号。

宣读完毕后，神色憔悴、面容疲惫的王刚上缴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营业执照。

记者们迅速冲上来抢镜头，现场一片混乱，这让没有经历过新闻大战的韩耀先感到有点吃不消。这一天，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被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下岗工人。新闻嗅觉敏感的记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抢新闻的好机会。

石永阶没有出现在现场，他已经被要求“病退”。这时石永阶离开工厂已将近两年，但是由于王刚是上级单位派来的，不算正式厂长。结果，“第一破产厂长”的称号就落在了石永阶的身上。

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个记者问道，企业破产以后，职工怎么安排？救济金怎么发放？韩耀先认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在当时是不好回答的。因为在防爆器械厂破产的时候，现在的社会统筹和保险还没有建立起来，只能说一点原则性的条条框框。怎样善后还要继续探索。

防爆器械厂破产的消息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日本驻北京记者的电传打字机上出现了如下字样：“中国——改革的一项重大试验”。一些外电甚至称：“中国东北的沈阳发生了‘地震’，‘超过八级的改革地震’。”

防爆器械厂的大门被贴上了硕大的封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公有制企业贴上了这样别具深意的封条，被封住的大门将永远不再对它的员工敞开，工厂也将作为中国企业改革重要的标本永远被保存在历史中。

韩耀先记得宣布破产的时候，很多工人当场就掉泪了。在防爆器械厂的一个车间里，职工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坐在车床旁，情绪激动、鸦雀无声地听着破产通告。这个时候，职工们的情绪很复杂，有的职工对破产很恐惧，不知道将来的路在哪里；有的对韩耀先还有点怨恨；有的职工觉得破产来得很突然，有点不知所措。

宣告破产的第二天，韩耀先陪同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到防爆器械厂采访，他不敢亮明自己的身份，也不敢让记者暴露身份。在已经被贴上了封条的厂门口，韩耀先看到大门口墙上一边挂了一个小花圈，没有挽联，也没有落款。防爆器械厂的职工们三五成群地围在厂门口，有的在哭，有的在骂，有的则面无表情地或站着或蹲着。

当时的媒体对防爆器械厂的破产总结了几条原因，而当时的沈阳市委书记李泽民说，企业亏损的原因很多，但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行政干预是个重要原因。李泽民认为，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贻害很深，今后政府不能对企业直接干预，只能间接管理。

我们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查到了沈阳市政府对防爆器械厂职工的安置办法：

这个厂的职工因企业破产，失去了原有职业，由劳动部门按待业人员进行管理、培训和组织就业，同时鼓励他们自谋职业。职工待业以后，在半年内每月领取原基本工资的75%，自第七个月起的两年内，每月领取30元的破产社会救济金。待业人员重新就业或自谋职业后，救济金停止发放。

经历过一番史无前例的折腾之后，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终于以新中国第一个破产企业的身份走进了历史。张希永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让他备感沮丧的那间不起眼的工厂，在他离开的那一天竟然闻名全国乃至世界。

在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4个月后，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从此，有关企业如何退出市场的问题有了统一的法律依据。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位于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93号，后来，这里被人们认为是国企破产的“破题”之地。如今，张希永当年工作过的这家工厂已经彻底消失了，连同厂名一起不复存在，工厂昔日的厂房早已不见踪影，在它的原址，我们看到的是一栋居民楼，石永阶和他的老伴就住在这栋楼里。

在工厂破产后的一段时间里，石永阶觉得破产厂长这个名声不好听，没脸见人，在家里待了半年。石永阶白天甚至不敢出门，因为一出门，就有人指着他，说他是“破产厂长”。还有人说，老石得判15年。

石永阶的老伴本来就因为企业破产情绪低沉，听到了这些闲言碎语后心里开始着急上火，右眼因此失明。石永阶说，当时主要是因为厂子破产倒闭，没有钱看病。

老伴右眼的失明，让石永阶一直内疚至今。心情低落的石永阶，也大病了一场。这一年，石永阶整整60岁。病愈后，他开始考虑全家人以后的生活。

老伴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1987年1月30日，石永阶的名字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

记者今天从沈阳市政府有关部门获悉：1986年8月宣告破产的原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石永阶因对企业倒闭负有一定责任，日前受到免发两年破产救济金的处罚。

……

据悉，1月27日，石永阶已在处罚决定上签字，同意受罚。但他同时指出，在他任职期间，有关部门干预过多，也应承担责任。

工厂破产之前张希永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觉得生活突然没有着落了，心里一下没有底了，原有的期盼似乎都落空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和学业怎样继续下去。张希永说，他和妻子当时都感到非常绝望，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大家都蒙了，因为没有前车之鉴，倒闭之后，谁给你分配工作？闲散在社会上，将来有没有饭吃？有没有保障？这让大家都非常担忧。

对于张希永和胡百君来说，他们当时无法理解正在试点的企业改革。在他们看来，工厂破产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企业领导班子没有能力。

张希永记得：当时的政策对于这些新中国首批下岗的职工非常宽松，自主创业可以得到优惠贷款和三年免税的优惠政策。但是当时张希永夫妇根本不敢选择下海，他们已经习惯了这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了。现在张希永回想起来都颇为后悔，他说，当时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没有那个胆量。

在经历了工厂宣告破产最初的惶恐忧虑之后，张希永又有了新的希望。凭借年轻和学历优势，又通过亲戚关系，张希永夫妇分别找到了接收企业，而且新单位也承担下了张希永电大的学费。对于新单位，他们格外珍惜，希望就此再度安定下来。

胡百君转到了沈阳市汽车消音器厂，张希永的新单位是沈阳市第二变压器厂，两家企业的效益当时都还不错。唯一让张希永感到不太舒服的是，在新单位，别人看他的眼光和说话的语气有点异样。

在经历了一番风雨之后，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三、张希永被破产改变的人生 1995年：毅然下海

张希永对接收他的新单位很满意，他可以继续带工资脱产完成学业。张希永想，毕业后一定为企业做贡献。在电大，张希永入了党，还成为学生会干部。张希永说，那时候他们虽然成了家，有了孩子，但还是有很强的上进心的。既然生活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张希永夫妇打击。

没过几个月，胡百君所在的沈阳市汽车消音器厂停产了，职工放长假回家。此时，张希永还在电大读书。

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胡百君在原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找到了一份到干果厂做包装的工作，为了多挣点钱，胡百君又干了一份割蚕豆的工作。

1987年的一个雨夜让张希永难以忘怀。那天晚上，胡百君很晚还没有下班，把女儿哄睡后，放心不下妻子的张希永去干果厂接胡百君。张希永到厂子一看，发现只有一个厂房还亮着灯。透过一扇小窗户，张希永看到了让他刻骨铭心的一幕：偌大的车间空空荡荡，在昏黄微弱的白炽灯光下，胡百君正在麻利地割着蚕豆，蓬乱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了，顺着发际耷拉下来，遮住了半张脸。

那一刻，张希永泪流满面。直到现在，张希永每次谈起这一幕，泪水都会溢出眼眶。

艰难的生活迫使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的胡百君继续做一些小生意，她在街头摆摊卖雪糕、小孩的裤子和头花儿，这时胡百君还不到30岁。

一年夏天，胡百君在马路边顶着烈日卖雪糕，女儿看妈妈被晒得满脸通红，就用一个小瓶子灌满凉水，拿着一个干面包送给妈妈。

至今，张希永都不太愿意讲述这些令人感伤的生活细节。他和妻子决心，再苦再累，也一定要让孩子过上好日子，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胡百君的哥哥原来是做塑料袋零售生意的，他发现这个生意很挣钱，就让妹妹也去做。从此，胡百君就做起了塑料袋的零售，一干就是十几年。

胡百君发现，塑料袋零售生意虽然辛苦，但利润很厚，于是她就走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1987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胡百君在卖塑料袋时不小心把右臂摔成骨折，张希永让她休息，但胡百君知道，春节前是塑料袋销售的好时机，不能停手。

一天，在回来的路上，张希永看到妻子打着石膏卖塑料袋。他说，这一天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单位上班的张希永承担起了照顾家和孩子的重任，他甚至学会了织毛线裤，孩子、妻子的毛线裤，都出自张希永之手。

两年下来，胡百君挣了两万元钱。他们的生活第一次摆脱了生存的危机。张希永觉得，从此可以挺着腰走路了。1990年，胡百君在沈阳南二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了一个摊位，正式做起了塑料袋批发生意。起初，张希永比较谨慎，觉得两万元钱的血汗钱挣得不容易，不愿意冒险租这个摊位。但胡百君则坚持要租，她是典型的东北女人，觉得要干就一定要干大。

当时的南二批发市场还是一个露天市场，一到冬天，胡百君的脸、耳朵、手都会起冻疮。到了夏天，胡百君的脸上还是一块紫一块黑的，腰腿也落下了一些毛病。不过，尽管艰苦，胡百君的塑料袋批发生意效益却非常可观。

胡百君的生意越做越大，人手开始不够，她希望张希永停薪留职，但张希永考虑到单位培养自己不容易，不想辜负单位，就在业余时间给妻子搭把手。

张希永说：到了冬天，南二市场没有任何遮风挡雨的地方。一次他们正准备吃饭，突然接到了一笔生意。等到装完货回来，一碗面条已经冻硬了，没法再吃。

对张希永夫妇来说，自谋生路尽管艰难，但是生活已经不再是一条下降的轨迹，不再徘徊于温饱的底线。

就在张希永夫妇的生活悄悄发生改变的时候，1988年，石永阶也走出了企业破产的阴影。他东拼西凑借了1400元钱，买了一台旧车床，在家门口挂起了沈阳市长城电器开关厂的牌子，开始生产防爆开关等产品，并为自己生产的防爆器材注册了“长城”牌商标。

石永阶说：“开始就是赌气，不信自己不行。”石永阶心里憋不下这口气，他想，不是不让我搞防爆器材吗，我非得干出个样子叫他们看看，出出这口气。做防爆器材，石永阶心里有底，他把原来防爆器械厂的职工找来继续干老本行，工资比别的企业只多不少。

在石永阶的带领下，他的长城电器开关厂最初经营得很好，每年赢利可达到10万元。

1990年，开始告别物质短缺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一个新问题——经济疲软，这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时间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卖不动了，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的“三角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石永阶的小工厂也没有逃过“三角债”的纠缠，他的工厂开始亏损，资金运转发生困难。一开始，石永阶对客户端偶尔欠债并不是很在意，这在以前也是有过的。但是，石永阶逐渐感到不太对头，欠条越来越多，欠债越来越难讨回。有时候欠债大户前来拉货，还得继续赊账做生意。石永阶说，如果不让客户继续赊账，以前的欠款就要不回来了。

外面拖欠的货款迅速增多，而要不回来的欠款也开始沉淀为企业的亏损，这是石永阶的小工厂难以承受的。石永阶眼看越干越亏损，觉得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再干，就得关门大吉。

石永阶召集全体职工开会，宣布停止生产防爆器材，转产做豆腐。石永阶的算盘是，豆腐能卖现钱，谁也不能买豆腐赊钱吧？他觉得，做豆腐生意不存在企业被欠账拖垮的风险。

直到现在，当年石永阶做防爆器材时的一部分欠账还没有要回来。石永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债务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钱是要不回来了。1998年，石永阶的豆腐房开张，很快，老石头大豆腐以物美价廉远近闻名。在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后的12年中，这已经是石永阶进行的第三次创业。在开豆腐房的同时，他在豆腐房的后面还开了一家饭馆。

做豆腐生意是个本小利微的辛苦活，而这一年，石永阶已经72岁了。不过，石永阶有自己的想法，在当初防爆器械厂破产的困难日子里，石永阶一家生活困难，经常靠吃豆腐度日，豆腐，伴随着石永阶渡过了最初的难关。其实，与石永阶同样困难的中国第一批下岗职工中，与豆腐相伴熬过苦日子的并不在少数。

1997年，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职工下岗，到这一年年底，全国下岗职工累计达到1152万人。东北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在石永阶生活的沈阳市，国企职工下岗已经成为那一年这座城市最普遍的现象。

1997年6月，沈阳市有关部门对全市6000多户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企业需要精减的富余职工总数是43.6万人，其中下岗职工37.8万人，而在下岗职工中，还没有安置的达到了24.9万人，在沈阳市国企最集中的铁西区，30万产业工人中就有13万人下岗。每一个下岗职工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而他们也许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对当时常住人口600万的沈阳市来说，上述任何一个数字都是沉重的和令人惊心动魄的。

作为中国第一批下岗职工的代表，石永阶对破产下岗有着切身体会，他希望通过开豆腐房多吸收一些下岗职工，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低谷。石永阶并不指望靠豆腐房挣多少钱，豆腐在他眼里具有渡过难关的特殊含义，白干还是赔钱，他考虑得并不多。

当时，豆腐在沈阳市场的价格是L元钱一块，石永阶做了“让利下岗职工和老百姓，8角一块豆腐”的招牌。石永阶的豆腐房选用优质黄豆，不添加任何色素与调味品，他做的豆腐块大肥厚，卖得很好。后来，“老石头大豆腐”成为沈阳市“名牌产品”和“沈阳市民放心食品”。

就这样，石永阶的豆腐房坚持了下来。不过，与豆腐房同时开张的饭馆最后却关门了，石永阶说，主要是免费招待的朋友和单位太多，给吃垮了。

石永阶在1990年以后的境遇，实际上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国企改革的风雨历程。在石永阶遭遇“三角债”的时候，国有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张希永所在的沈阳市第二变压器厂在这时效益也开始下滑。

1992年，这一年成为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关键年份，中国的改革在这一年发生了飞跃。年初邓小平的南巡拉开了这一年精彩华章的序幕，这年秋天，随着十四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坚定选择，加快改革和开放也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中国人被压抑已久的活力得到了释放，全世界都感到了这种已经积蓄了巨大势能的活力。这一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4%。

这一年，有12万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辞官下海，继1984年的全民经商热之后，又一个“下海潮”在中国出现了。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市库存的公司营业执照竟然悉数发光，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张以解燃眉之急。很多后来在中国经济领域十分活跃的民营企业，在这一年开始迅速成长。

与中国经济的蓬勃生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年，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却看不到多少活力。这一年，国企改革的一个亮点是轰轰烈烈、半途而废的“破三铁”运动，所谓“三铁”是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破三铁”意味着企业可以辞退职工，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工人下岗回家的现象。尽管这场运动不到半年就因为缺乏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得不中止，但是曾经“以厂为家”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工厂不再是市场经济大海中永远的避风港了。

1993年，沈阳市第二变压器厂开始裁员，一部分职工下岗。

单位效益不好，张希永开始考虑搞点兼职。这个时候，一种歌舞餐厅在沈阳悄然兴起，曾是业余舞蹈演员的张希永发现自己的业余爱好有了用武之地。他开始在下班后到歌舞餐厅唱歌伴宴，为家里增加收入。每天晚上从七点唱到九十点钟。

1993年，张希永每月唱歌的收入达到了1000多元，胡百君也在市场里建了一个小商亭，生意越来越忙。

在朋友和熟人眼里，张希永是一个性格活泼、能说会唱的人，平时亲戚、朋友结婚都找到他去主持婚礼，最初张希永只当给人家帮忙，也不收钱。后来，张希永主持婚礼逐渐出了名，找他主持婚礼的人越来越多，从1994年开始，几乎每个周六、周日都有人来找他。那时，张希永主持一场婚礼价码一般是50元，最多100元。

1995年，张希永所在的第二变压器厂开始滑坡，一些车间停了工，很多工人面临着下岗的局面。当时有人用多种方式求领导，希望不要下岗。张希永也找到了工厂领导，却是主动要求离职，他想自己给自己做主，离开企业，和妻子一起做生意。

张希永的第二次下岗没有任何犹豫，这次他离开单位的心态和第一次工厂倒闭时的心态完全不一样。1986年工厂倒闭时，张希永觉得好像掉进万丈深渊。但这次离开单位却没有这种感觉，在他看来，自谋生路并不可怕，而且此时沈阳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建立。下海，对张希永来说并没有多少后顾之忧。

张希永看到，他妻子做生意的市场越来越繁荣，而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多，他觉得自己的选择不会有错。

1995年，张希永正式告别了工厂，告别了熟悉的工作环境，成了一名个体户。白天帮妻子卖塑料袋，晚上在酒店唱歌伴宴，虽然辛苦，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光做塑料袋生意每年就能挣到四五万元。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几年，从1997年开始，唱歌伴宴这种形式渐渐被市场淘汰，于是张希永专心和妻子一起做了两年塑料袋批发生意。靠着勤奋和敬业，张希永一家的日子开始步入小康。

张希永有时候也和女儿张音谈起以前艰苦的生活，但是年幼的女儿难以理解，总觉得父亲说的是电影里的旧社会。

有一天，正在上中学的张音在语文课上学到了一篇课文，突然想起父亲给她讲过的一段经历：有一年夏天，张希永要赶好几个场子，第一场演出结束后，身上的演出服被汗水浸透，等到第二场演出结束后，演出服几乎能挤出水来。张音觉得父亲和夏天在马路上拉车的祥子很相似，想到这里，张音哭了起来。

张希永说，孩子长大以后，就能理解父母了。

在张音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晚上，一家三口在一起聊天，张希永心情很好，突然提议全家出去旅游。女儿不假思索地说，上大连呗，我没去过。张希永记得，当时家里没有那么多现金，他半夜到银行自动取款机上去取钱，一家人半夜坐火车到了大连。

一家人在大连玩了三天，逛遍了大连的著名景点，张音很喜欢这座海滨城市，高中毕业后就考取了大连的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那次大连之行花了2000多块钱，一家人玩得非常开心。这也是一家三口唯一的一次外出旅游，此后，全家人各自忙碌，再没有一起到外地旅游。

就在张希永夫妇的塑料袋批发生意逐渐红火的时候，2000年，国家开始治理白色垃圾，他们的生意出现了滑坡。进入不惑之年的张希永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他重新操起了老本行，去夜总会这些地方赶场子演出。

2001年的一个晚上，张希永先后跑到四个地方演出，回到家已经是午夜一点多了，他已记不清那天是怎么爬上楼的了。还有一个晚上，张希永和他的搭档一连赶了五个场子，回来的时候，他靠着门就想睡觉。

一天，张希永无意中看到了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的小品，赵本山的小品引发了东北小品热，张希永想起朋友们开玩笑说他像老太太，于是从这不经意的玩笑中，张希永开始了全新的尝试——演小品。

让张希永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小品一出现就受到了欢迎。同时，张希永也帮别人主持婚礼，名气越来越大。在这几年当中，张希永的交通工具从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夫妇俩在沈阳市铁西区买了一幢100平方米的房子，他们对这一套有厨房、卫生间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很满意。张希永后来回忆说，搬进新居觉得就像到了天堂一样。

2005年，张希永花了三万多块钱买了一辆当时很便宜的吉利轿车。他解释说，买车主要是业务需要，因为他要经常赶场子。在张希永还没钱买车的时候，有一次坐公交车赶场子，结果手机被小偷偷走，损失了不少生意，这让张希永很是懊恼。

知道张希永名字的人逐渐少了，很多人都只知道他叫阿希。张希永也习惯了别人叫他阿希，偶尔听到别人叫他的全名，反而觉得不习惯。

对于成为一名个体演艺人员，张希永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张希永以前因为生活所迫，也和妻子一起做过生意。但是，张希永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生意，赚不了大钱，于是果断停止了做生意，继续靠演出吃饭。

对于未来，张希永很有信心，他说，做婚礼主持人和小品演员，年龄大一点反而更受欢迎。如果将来彻底干不动了，张希永打算做一个演艺经纪人。

就在张希永四处赶场子的时候，2000年，胡百君也离开了南二市场，成为一名职业股民。

股票对于胡百君来讲并不陌生，早在1988年，胡百君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股民。那时，对大多数中国普通的百姓来说，股票是遥远而陌生的。当时，胡百君所在的汽车消音器厂是沈阳金杯汽车公司的下属企业，而金杯汽车公司正是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1988年金杯公司发行内部股票，要求本单位职工认购。那是胡百君头一次听说股票。

股票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很多人将它等同于国库券甚至是捐款。胡百君记得，当时人们纷纷传言，说股票是一张废纸，买股票等于捐献。对于企业发行的内部股票，人们习惯性地抵制，以至于工厂不得不动员干部职工每人购买若干。

胡百君随大溜地买了1000股，这是她第一次拥有股票这种有价证券。当时，胡百君并没有想到靠股票赚钱。

然而没过几年，人们就开始对股票趋之若鹜，正在试点的中国股票市场迅速升温。1992年，深圳甚至发生了百万股民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的“8·10”事件。此时，胡百君当年认购的金杯股票也开始赢利，她看到了一条增加财富的新路。1996年，胡百君第一次走进了股市。

对于第一次购买股票时出的洋相，胡百君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买股票还要填单子，胡百君来到证券营业厅，对工作人员说，买一股南岭百货的股票。工作人员看了胡百君一眼，告诉她最少要买100股。

胡百君买了100股“南岭百货”。第二天出手时，胡百君赚了几块钱。几乎是历史的重演，当年卖菇茑赚到两块钱让胡百君开始做生意，这回又是从微不足道的几块钱开始，胡百君加入了炒股的大军。2000年，胡百君离开了南二市场走进了股市，从不懂到着迷，从散户到大户，胡百君跟着中国股市的涨涨跌跌，一直走到今天。

从周一到周五，胡百君每天准时到证券营业厅，下午休市后离开，如同原来在单位上班一样有规律。

2007年，石永阶的豆腐房面临拆迁，此时，81岁的石永阶才决定收手，安度晚年。现在除了每天早晨听听歌，白天看看报纸，石永阶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早晚两次带着老伴出去遛弯儿。

2007年5月，张希永一家又一次搬进了新居，将原来的房子租了出去。张希永说，原来住的房子有点偏。

虽然居住条件改善了，不过，张希永对自己开的吉利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小有名气，开着小吉利到外地去演出，让他这个“大牌演员”比较没有面子。有时候碰到盘山公路，汽车动力不够强劲，也让他感到难堪。

2007年，中国股市出现了罕见的大牛市，胡百君在短短几个月内赚了十多万，富有经验的胡百君怕再炒下去赔钱，和张希永商量之后，决定把钱提出来买车。这一年10月，张希永买了一辆宝来。张希永说，过几年条件再改善了，还要换更好一点的车。

张希永的父亲是沈阳变压器厂的职工，1976年退休，张希永没接上父亲的班，这成了老人一生最大的遗憾。张希永的父亲临终那年在本子上写道：今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带我孙子孙女回家乡，让父老乡亲看一看。但是，这个心愿没有实现。

每年9月，张希永都要带家人回老家给父母扫墓，以完成父亲的心愿。

如今，张希永的女儿张音已经从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成为沈阳市一名公安民警。

张希永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他觉得心里踏实，生活稳定。他和胡百君都很知足，夫妻俩从不吵架。

想想过去30年的人生经历，张希永认为自己是最爱感慨的人。他不太愿意提起当年的困难处境，回忆一次，记忆深处的伤痕就要裂开一次，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张希永更愿意回忆和妻子一起经历过的风雨和岁月深处的感动，他总是想起妻子对自己的支持，和夫妇俩曾经为这个家共同付出的艰辛。

对张希永来说，苦难是他们的一笔财富。他说，如果现在再遇到什么大灾大难，他们还能从头再来。张希永自信地说，通过这些年的打拼，他们对战胜生活中的困难有绝对充足的信心，任何大风大浪都能挺过去。

现在，张希永虽然没有任何单位，但是他对未来却没有什么忧虑，他和胡百君都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张希永说，这几年越干越火，他准备再干几年积累点养老钱，等以后闲下来了，老两口出去旅游，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不然真是有点对不起与自己风雨与共的妻子。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次破产，张希永现在觉得这是他人生转变的一个契机。他说，栖身的树病死了，对小鸟来说，失去的是这棵树，但却飞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森林。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40后”经历的革命洗礼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切换到20世纪50年代的柳传志。他们全家定居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个从小就对国家大事感兴趣的孩子，已经从家庭的变故中感受到了时局的复杂。他任职于银行系统的父亲，由于喜欢给领导提意见而遭到警告，全家也因为父亲的不顺而弥漫着压抑的气氛。

从小熟读《毛泽东选集》、、等政治、古典书籍的初二学生柳传志，对环境的敏感强于同龄人。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已经不那么单纯，大家开始关注彼此的父亲：谁是资本家、地主、职员、工人、干部。孩子们之间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玩伴关系，大家开始了激烈的争吵。

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说，“60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大西洋的另一边，发达国家经过战后20多年的迅速发展，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开始酝酿第二次现代化。IBM已经占据了计算机市场80%的份额，并且建立了商用计算机的标准。电子产品对于战后出生的西方人而言，已经成为时髦的象征。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在“四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运动中度过的，所有人都陶醉在政治激情和狂热气氛中，这样的激情甚至感染到了地球的另一边。的作者菲力普·肖特说，对于他们这一代成长于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文革”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这是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的烙印。”

这个年代的世事变迁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必然会留下更多的烙印。十几岁的柳传志拥有区别于同龄人的冷静，但在那个梦想与激情充斥的年代，他也先后加入了炼钢铁、“除四害”的队列中，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洗礼。

1961年，高中毕业的他满怀憧憬地报考空军飞行员。经过层层考核，柳传志最终成为了全校唯一入围的学生。然而老天似乎已经留意到了这颗聪慧的种子，需要托付给他另一个使命——柳传志因为舅舅是“右派分子”而落选，并于秋天进入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同样由于“政治不够清白”，他不能接触当时最热门的原子能和导弹专业，只能选择去学雷达。正是种种因缘，让他不知不觉慢慢靠近了计算机之路。更没有人会料到，这种种选择，暗示着他日后将会开辟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事业。

经历了挫折的柳传志，开始学习妥协，学习涵养，学习倾听别人说话，学习掩盖自己的情感，学习绵里藏针的境界和技术，也要去学习用极大的热情做自己讨厌的事。他意识到，这些学习都是必要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潮涌动。22岁的柳传志正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做最后的润色。踌躇满志的他，立刻被毛泽东的号召鼓舞起来，成为第一批造反派中的一员。他口才好，说话有极强的煽动性，还善于抓住对手的漏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时的他，俨然已经具备了领导者的素质。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怀疑眼前的一切，他意识到，自己不该做一个投机者、一个糊涂人，这条造反之路不正当，还很危险。1968年，柳传志从学校毕业，到成都一个研究所做了研究人员。这一年的夏天，一个名叫费德里科·费金的年轻人，设法让极其微量的硅披上一层绝缘氧化物的外衣，然后悬浮在晶体管的表面。他成功了，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创了历史，这一发明不单单使得其副产品——英特尔公司于当年7月16日成立，更重要的是——电子时代的基本逻辑从此改变了。

那时的柳传志，正在把缴获的美国雷达弄来，拆开研究，然后设法改进中国的雷达系统，对于此后大半辈子与他纠结在一起的计算机，他还是如此的陌生。几个月后，中南海传下号令，要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柳传志被分配到了广东一个靠近澳门的农场去种水稻，后又迁往湖南。他从西北到华南，再到中南，在辗转半个中国后，回到了北京，被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历史的时钟指向1970年4月，这一年柳传志26岁。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幸存者”，如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美的的何享健、万向的鲁冠球，都生于20世纪40年代，用现在的话叫“40后”。他们见证了中国自解放以来的60年岁月风云，更是改革开放30年弥足珍贵的“硕果”。

回顾柳传志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那个特殊时代洗礼的“40后”代表，经历了那么久的颠沛流离，他已经善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在危机中知道怎样从有力量的人那里获得帮助，当然，他也具备了作为一个实业家应该具备的关键素质——不屈不挠和不断挑战的精神。他在忍受了种种不平和残忍后，由一个梦想家变成了一个超级现实主义者。下一个10年正在召唤他，他将在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造就未来的中国电脑王国。

统计学家说，人一生一共有七次机会。第一次真正的机遇出现在二十几岁，其后大约每七年出现一次。第一次机会出现时，很多人因为太年轻还不懂得把握机会。纵向来看柳传志的一生，26岁的他走进中关村，这是他的第一次机会；几年后，他正式开始进入计算机圈子，或许可以算为第二次机会；以此类推，1984年参与创办公司，第三次……

柳传志回忆说，70年代的中关村实际上是两种地方的结合，一个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周围一块全都是农田。那时候，每到夏天，研究所的成员都要帮农民割麦子，叫双抢。割麦子根本不用走多远，就在研究所附近，用食堂的车运载粮食，吃食堂带来的包子。

那时的计算所已经占据了中关村很大一块地方，队伍规模达到了好几百人。所里研制成功的“104”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让大伙儿鼓起了更大的信心。中南海把计算所从中国科学院的机构中抽离出来，归属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赋予他们一个军队的代号：“京字116部队”。柳传志就这样成为了一名不穿军装的军人，也算是实现了自己先前的军人梦。

尽管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荒芜之地，但计算所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圣殿。在军事目标的推动下，大批资金不断涌入计算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电子管时代”和“晶体管时代”，柳传志加入这个行列时，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了第三代。

1976年，柳传志32岁，他进入了计算机圈子，成为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一个磁记录技术工程师。然而这却完全出于偶然，他当时只是想找到一个机会携妻女回到父母的身边。至于计算机，他还是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诞生了个人计算机，他不知道微软公司、苹果电脑公司已经建立，并将开创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计算机的新历史。甚至，他连那时中国的计算机研究水平如何，也了解甚少。他只是心里憋得慌，事实上那时候的他政治情结依然很大，即使是在30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会因为那时政治事件的跌宕起伏而激动得容光焕发。

柳传志回忆说：“刚到计算所的第三天早上，大喇叭广播到大操场集合，揪‘反革命分子’，一个礼拜抓一个，一个月抓好几个，抓完就隔离，很森严很恐怖的气氛。说错了话、喊错了口号都是非常大的罪，所以人们根本就没动力。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拱猪，晚上打扑克，上班就是混俩钟头，工间操过后女的就赶紧回家，捅炉子、买菜；男的就找个屋子打扑克，工间操休息15分钟，一打就打一个多钟头，都是那么在混日子。”那时谁要是说点心里话，不定什么时候漏出去，就很危险。柳传志说，后来终于有了两三个非常好的朋友，大家关着门谈论国事，就觉得舒服了不少。

1976年的春天，在那个沉闷又激昂的年份，他参加了“天安门事件”，经历了一次从“反革命”到“革命”的历程。他在天安门广场高声朗诵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悼词。

事后，柳传志把自己的诗稿和几张现场的照片拿塑料纸一层层包好了，严严实实地藏在家里厨房的油毡底下。

警察开始搜寻与会的民众，无数人被逮捕收监，柳传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当他和调查人员百般周旋、死不认账的时候，他们全家都捏了一把冷汗。柳传志始终摆出清白无辜的样子，加上研究室同事的掩护，他逃过了此劫。

柳传志说：“当时搜查得很厉害，抓住就被当做‘反革命’。我心里是很希望让后人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时有种豁出去的想法。即使抓到我，为了最后一点尊严，为了为之奋斗的事，我也绝不会低头。今天回忆起来，我在1966年就能把事看得比较透，这样的人很少，到了1976年大多数人都看透了，尤其是在科学院，真不明白的就是糊涂蛋。所以打倒‘四人帮’时，我就觉得也许中国的命运真的要扳过来，果然就扳过来了。”

经历了风风雨雨，他开始信奉这样一句话：“既要做点事，又要保护自己”，在他下海创业之后，这句话演变为他的一句格言——“不做改革的牺牲者”。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40岁下海，我还年轻”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次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15～20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而其目的是“到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次的大会，让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时代列车转换轨道的隆隆声响。

这一年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是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开始重新回到世界，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从此将埋首于经济建设，走向更辉煌的明天。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直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中国才真正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年代。

柳传志依然是科学院的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但，他已经感觉到要好好干活了。

1978年，他知道中国要变了。他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

柳传志说：“打倒‘四人帮’的第一年还是把纪念周总理那些人定为‘反革命’，历史还没有翻过来，所以老百姓心里还是非常紧张。但是邓小平上台后，事情一步一步展开了。科学大会是一个信号，而且那一年恢复高考了，这是让人非常震动的。中国要变了，逐渐变成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已经给我们这种感觉。中国真的要向科学的现代化前进了，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兴奋心情不言而喻。但家里的矛盾却因此变大了，为什么？我和我老婆都在计算所工作，晚上就该争时间了，但回家一堆家务事。给小孩洗尿布谁也不愿干，谁都愿意在办公室看书、学外语、钻研业务，风气一下就起来了。”

1978年科学大会的最后一天，柳传志又听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颇具文学色彩的演讲：“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让我们展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科学的春天”由此成为了中关村新时代的关键词。

1978年，计算所已经成立整整22年，规模已经扩展到1500人。从这座研究所走出去了很多人，他们在上海、西安、武汉、成都和沈阳建立了自己的计算机队伍。

那时候，国外的学者逐渐开始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计算所，不断有国外的先进技术讲座举办。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得以了解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这一时期，学外语的风气大大高涨，大家都在争取出国做访问学者，开阔眼界，学术气氛迅速活跃了起来。

柳传志记得，那时陈景润和他在一个办公楼，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作为典型被特别树立起来，他是在生活上极度不注意小节、全心全意做科研的人。榜样树立起来后，鼓舞起大家的士气，尤其是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身边人的状态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的精神都很饱满，白天工作，晚上回去看资料。计算所开始慢慢出新成果了，所谓新成果就是机械。柳传志所在的研究室是做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如磁记录器、输入输出设备之类，柳传志是做磁记录器电子线路部分的。

计算所的主要研制任务仍然是“国家任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去过问大洋彼岸的“牛郎星8000”，大家都在大型机上铆足了劲儿。然而，他们不知道，正在着手的为期8年的“757工程”，已经是旧体制下以“国家任务”的名义下达的最后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计划了。

工作有激情，但是现实却让计算所的人员陷入苦闷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是，一直依靠国家拨款的中国科学院，9万员工，每年3亿支出，而科研成果却很少能付诸实践，或者说转换成那时的人们还很陌生的“经济效益”。战争已经远离，军事工业还能继续存在吗？是生产线转向民用还是成为历史的弃儿？大家都在等待着答案。

所长曾茂朝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计算所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1984年，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可计算所却开始冷清。一个传言让曾茂朝寝食难安——中央政府就要颁布一个《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其财政拨款将在下一年削减20%，还将在5年内全部取消。资金没了，不单意味着全所的员工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更意味着大家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

柳传志属于敏感的人，他开始琢磨这些事。

他记得当时社会上有个形象的说法，“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大伙儿聚在一起讨论说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好、生活条件差。柳传志想了想，觉得这句俗话说得好啊，操手术刀的大夫，还比我们有贡献呢，人家还能救人命呢，我们给国家创造什么了，技术不能变成实际的东西，成不了大气候。

柳传志想调工作了。他回忆说：“不单单是上面说的原因，而且当时我看磁记录的研究方式，很难跟得上国外的先进水平，个人前途没出路。1984年，中关村已经有人开始办企业了，科学院又在号召，我当然就特别想做这件事。”

是的，柳传志不是第一个创业者，更不是最后一个。先行者出现在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到美国加州的“硅谷”转了一圈。他第一次惊奇地发现，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创造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的中关村，人才密度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但创造的价值却不值一提。陈春先觉得，中关村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开办。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陈春先是中科院第一个辞职的研究员，他成了在科技大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7个年轻人，借债500万，加上一间旧车库——和硅谷学生创业之路如出一辙。

“下海”成为当时的流行词。公司一个个出现在中关村大街上，“两通两海”——京海、科海、信通、四通，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家，都由中科院研究所的工程师创办。他们当中走得最早的，比柳传志提前了至少12个月，而且走得更加义无反顾。

去这三家公司的人多数属于中专生，还不是技术骨干，但待遇比所里的技术骨干好了很多。计算所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这时候科学院又明确地下达文件，说要在五年之内把应用型研究所的经费逐渐削减为零，让研究所靠市场的力量去生存。

曾茂朝开始行动了。他召集大伙儿，想办一个公司闯闯看。当时柳传志已经调到科学院的领导干部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回来了。

创业之前的柳传志，对资本、资本家完全没有概念。学工科出身的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但他没有看过《资本论》，也从来没想过要进入经济领域，而且银行是干什么的好像他也完全不知道，即使他父亲在银行工作。

40岁那年，柳传志下海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了什么叫经济，什么叫资本。他开玩笑地说，或许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与DNA有关。

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育有儿女四人，老大叫传善，后改名传志。柳传志说，中国传统的严父慈母模式，在柳家也不例外。“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我父亲是个有块云就要下雨的人。我是老大，脾气秉性最像父亲。虽然我和父亲也有不同，但他的某些行事原则确实让我特别受用，比如说像诚信，说了话一定要做到。他是一个说了话一定要算数的人，这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产生影响，就是把信誉看得特别重。”

“现在有人觉得我40岁下海很老了，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是63岁才下海，相比之下，我年轻多了。”柳传志提到了父子二人双双下海的事。

“在研究所工作，是件很不错的差事，但我决意要闯荡了。我不甘心在那儿。父亲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们父子俩达成了共识。按理说，63岁该退休了，但国家的变化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改革为我们两代人提供了共同的机会。在改革面前，我和父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只有一个想法，好好折腾一番。40岁下海，我还年轻。”

从现在的文献资料可以查到，到1984年10月联想成立之时，中关村已经拥有40家科技企业，而且还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然而，在当时的改革浪潮中，这样的称谓并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完全褒义的，它有时意味着“骗子一条街”。人们这样描述一些企业，“一些不满于现状且具有冒险精神的书生投身商海，拿着形形色色的计算机零件哄骗顾客”。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20万元翻开传奇故事的第一页

1984年元旦刚过，邓小平突然决定要去南方看看。这一次的南方之行，留给我们的不单单是“珠海经济特区好”这句简单明了的题词，也不单单是自那之后广为流传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更重要的是，在他离开广东后的几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这一年被后人定义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1984年。这一年，王石的公司开始了它的原始积累；张瑞敏调入了一家濒邻倒闭的电器厂，海尔正在日渐成形；刚刚创立的健力宝，利用洛杉矶奥运会的机遇一举成功……

这一年的世界历史，也有如此多的精彩。1984年1月24日，苹果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Macintosh计算机，这一天后来被《时代》杂志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的第一日；这一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在无政府补助的情况下，成功商业运作；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参加奥运会，许海峰获得了中国也是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24年后，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联想成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话题重点还是在用20万元人民币翻开的联想传奇故事。

联想，准确说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的具体日期，没有明确的史实资料记录。有人说是1984年10月17日，人到中年的一群员工聚集在一起，召开了联想发展史上著名的“小平房会议”，柳传志是其中最年轻的。官方给出的说法是那一年的11月1日，这一天，所里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于这一天获得批准。

公司的筹备过程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家已经铁了心，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个适当的时间，选了一个适当的地点，做了一件适当的事。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的话语让当时的老百姓激动不已。“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辞去公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在期待着以自己的智慧和资金，在这个躁动、纷争、摒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

终于，这阵风刮到了京城西北一隅的中关村。这里当时已经聚集了70所大学和至少200家科研机构，集中了30万大学生和10万科技人员。

从计算所西大门往东走，你会看到一个用砖块堆起来的深灰色的房子。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面有个窗户。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更没有电脑，即使是摆设的那些家具，也是别人扔掉的破东西，修理好了以后再搬进来。

这间屋子20平方米，有人回忆说这儿原来是计算所的传达室。全公司11个人，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传志被选中担任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问他对公司有什么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其实，创业之初的联想根本没有多少资金可以利用。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需专款专用，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他们。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咬了咬牙，把这些年来出租所里大型计算机的收入悉数贡献，一共20万。这是全部的家当，是按照1小时1元慢慢累积起来的20万。

在现在来看，似乎20这个数注定了和联想的光辉历史密不可分。20平方米的初始面积，20万元的初始资金，成立20年之际收购IBM全球PC业务……历史的偶然性，用同一个数字让我们诉说着这个民族企业的辉煌。

联想创办之初最大的优势在于，曾茂朝不想束缚属下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时下放了三项关键性的权力。一是人事权，计算所办的公司算是处级，但是所里不往公司乱派人，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人事事宜；第二是财务支配，计算所投入20万元，公司年收入交给所里一部分，剩下的由公司自主决定；第三条是经营决策权，计算所对公司业务不予干涉。柳传志说，计算所巴不得不决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所以就给了这三条政策。

柳传志当时也不明白该怎么干，但这三条他都很满意。多少年后他回想起来的时候，感慨地说，这三条的作用可是大了去了。

1986年、1987年总结什么叫民营企业的时候，中关村总结说符合四个“自”就是民营企业——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柳传志一一数下来，说：“我们这不就是吗，20万初始投入，后面大量的钱靠自筹。”

民营和国营的区别何在呢？在那个年代，国家计划内的企业和非计划内的完全不同，计划内的企业国家就要给你指标，年年拨钱，但同时也捆着企业，参与企业的决策。民营就什么都不给你，自己负责自己。柳传志决意永远往民营那堆儿里混，他需要一个自由的体制。再后来，公司就自称是股份制企业，然而用柳传志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性质完全是民营”。

曾茂朝对柳传志和王树和说，你们创办公司是“埋伏一支精兵，也许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柳传志记得，当时这句话让他热血沸腾。

我们仔细去查找公司档案中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曾茂朝的许多决定都为日后联想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多年后，柳传志总结道，这些决定确保了联想能够充分利用传统制度中的资源来实现新制度的功效，对他而言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强有力的后盾。即使是后来企业做大了，已经拥有了非常好的治理结构，科学院还是很照顾，始终不把公司当做一般的国企。2008年联想开办的“联想之星”科技创业高级人才培训班，可以视为联想的反哺行动。

这就样，公司办起来了。1985年春天的时候，公司的牌子制好了，在面向科学院南路的大门挂出来，长2.2米，宽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制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体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牌子并列。

随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职后面都加了行政级别，王树和为正处，柳传志和张祖祥为副处。无须辨别级别是在哪个层次，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有个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党组织认可他们，依然把他们当做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并以组织的形式加以认定。

在联想日后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柳传志一直坚持这样的态度——不和传统的制度分道扬镳，不离开计算所这个大家庭。

1985年12月，很多人提议公司能够在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柳传志不同意，他自有考虑。他不想扮演一个叛逆者的角色，联想的更好发展离不开计算所这个母体。在之后的20多年里，计算所凭借最初掏出的20万元，每年收获数千万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占了大便宜，但柳传志始终明确表态，为计算所辩护。

而历史也证明了，他的眼光是长远的。凭借计算所这块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银行贷款都以其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同时获得中科院开发局的担保。再如，1985年1月21日，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将科学院拥有的外汇额度中的20万美元，批给这家公司使用。计算所的若干项研究成果都被顺利带到公司，进一步开发利用，如Kt8920大型计算机、“汉字系统”等。种种优惠，给公司带来的业绩是不可低估的。

“倒爷”时期的迷茫，第一桶金来自何方？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柳传志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企业家生涯是从“倒爷”开始的。

公司刚成立，一切都在摸索中，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去做些什么，即使是当时公司的三个核心人物——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也是如此。

柳传志摸不清楚自己心里到底想要干什么，更摸不清楚所处行业的行情。他跑过几个地方，打听人家需要什么技术上的东西，当然，打的依然是计算所的旗号。然后又在计算所贴出了公司布告，说如果有科研成果需要转化，可以代办。一切都无果而终。

“迷茫”——柳传志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处境。

公司员工要养家糊口，还要活动费用，那就随便看看公司能卖什么吧。柳传志隐约知道，那时候整个国家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就这样，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公司的人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的“倒爷”。他们倒卖过旱冰鞋、运动裤衩，也有好歹与电子技术相关的电子表、电视机、冰箱之类的。

柳传志当时负责进货。有一次他和同事带了1000块钱去深圳，他在40岁之前一次存款最多时是80块钱，所以他很小心：“我让老婆缝了个口袋，把钱缝在裤子里，但买东西时得提前解裤子，不能只顾安全，忘了这事，否则会非常难堪。”

当时的环境很复杂，骗子防不胜防。柳传志也多留了个心眼，做买卖时小心得很，可最后还是栽了。

一个同事汇报说，江西省妇联手里有彩电批文，需要打14万元过去。柳传志叮嘱一定要亲眼看到彩电才能汇款，手下人兴致勃勃地说自己亲眼看到了大批彩电，一点不假。公司的人都相信赚钱的机会终于来了。

作为这次大买卖一方的买主，他们汇了14万——20万原始资金中的14万。可他们被骗了。彩电在汇款前的确是存在的，钱一汇去就没有了。

柳传志从没有如此束手无策过。

整件事来得太快了。用柳传志的话说就是，这么多钱再也找不着了，连个浪花都没有。公司那么多人所寄望的大买卖，就这样卷走了最初的资本。没倒卖东西前，走科研成果推广的路行不通，公司的支出已经很紧张了。14万被骗后，大家都蒙了。

这件事的后续，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段子，曾被戏称为中关村的“十里相送”。两位主角当然不是梁山伯祝英台，而是柳传志和王树和，其中的辛酸苦辣也只有他们二人能体会。14万被骗后的一天晚上，他们俩又是绞尽了一天的脑汁还是没有思绪。天色已晚，他们也饿了，在中关村一家面馆边吃面条边聊。王树和住在林业学院，柳传志说“我送你回去吧”，两个人就在晚风中沿街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王树和家，王树和说“我再送送你吧”，两人又往回走。来来回回已经记不清几次了，柳传志只记得走一趟也得一个多钟头，他也记不清楚是不是当时想出了解决办法，但他清晰记得的是，那段路程中的无奈和同病相怜。

14万被骗，困惑、彷徨，努力想要寻找出路的感觉，交杂在柳传志的心中。

柳传志回顾自己的受骗经历时说，钱这样个丢法，并不是最折磨人的。什么事打击最重呢，就是钱丢了，从发生到发现到追回来的这段时间比较长，这才是真正的折磨。比如300万被人挪用的那次。

柳传志说：“我被人骗过若干次，还有一些别的风险的打击，那次的商业风险真是永生难忘。那是1987年，我们已经有一定能力销售电脑和汉卡了，但电脑都是用人民币在北京买，谁有就买谁的，其实也是倒买倒卖。有些人有批文、有外汇或者有胆量，在深圳直接用人民币换成外币从香港直接进口，那个利润比在北京拿人民币买二手货高多了。”

销售渠道畅通后，柳传志当然不甘心受这份盘剥，他决心直接进货。在香港他谈妥了合作对象，一家叫导远的做IBM代理的公司。双方说好了，4月底前如果能够买500台机器，价值共约100万美元，柳传志他们就可以拿到40%的优惠折扣。柳传志在最短的时间内部署好了人员的分工，这其中最难的就是到深圳找到一家进驻公司，用人民币买它的批文和外汇。

最难的工作，自然留给了自己。柳传志带人到了深圳，经人介绍认识了几家潜在的合作公司，其中一家的老板是潮州人。那人是做进出口的，说得很肯定，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是什么比价，给他钱他就替你打到香港，然后你就在那儿等着买机器。当时1美元约合6块多人民币，柳传志先把手里300万美元的支票开给了他，还留了一个同事跟他联系。公司事儿多，柳传志不能久留深圳，他叮嘱同事随时汇报情况。

却没料到，他这一走，就断了音讯。问同事，只回答说没办好，办好了再告诉您。柳传志一听坏了，忙说：“办好了就没事了，进展到底怎么样了，赶紧给我催一下。”同事随后去找那人，不在办公室，就连公司也没了，原来那就是一个人一间房的“皮包公司”。

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就像天打五雷轰。那天我手表都没戴，穿着双凉鞋就去了机场，当时机票很难买，托人买机票去了深圳。那几天不停地找那人，查到最后只知道他姓林。后来实在没办法，只能顺着谈生意的那条路打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终于知道他家就在我们住的沈阳宾馆不远处，但具体是哪个房子不知道。我决定晚上在那蹲着等吧，反正他要回家，连等几天，守着他就能逮着他。

“连续等了几天，那人一直没露面，但几天后他让人打电话给我们的同事，估计是听说了我们蹲点的事。他约我们在沈阳宾馆的一个咖啡厅里见面，抓住他的时候，真是拿砖拍他的心都有了。但他不肯把钱拿出来，倒是抛出一句话——‘柳总，我不是要把你的钱卷走，我就是挪用，当时给你定的6块钱便宜你们了，我给挪用了。’”柳传志哭笑不得。没办法，钱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只好问他什么时候还。

柳传志记得自己当时还吓唬那人，说你们家在哪儿我也知道。那潮州人说：“你放心，一个礼拜，人民币还给你，美元根本没办法换。”

为了不耽误4月底完成的事，柳传志只得另找合作的公司，后来又经过很多周折，终于办成了。这件事前前后后不到20多天，但真不是一般的难熬。

柳传志回忆说：“钱丢了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李勤，他是负责筹那300万的，这一说他也吓坏了。那段时间我们根本睡不着觉，常常在晚上一两点吓醒，心狂跳不已，像做噩梦一样，连续几天心一直这样跳，后来钱追回来了，还是连续几个月不能睡觉，到后来就完全不能睡觉，就有点发呆了，说话也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后遗症就这么落下了。回想起那段日子，柳传志觉得心里挺受煎熬。因为那时家里还有个重病人，医生说他爱人是恶性葡萄胎，好在最终查出是误诊，但那段时间很揪心。

后来有记者就这段被骗经历采访过他，问他当时想没想过退缩。柳传志说：“我怎么可能退缩呢？全公司一年的利润才100多万元人民币，这是借的钱，这事出了之后不但银行的债没法还，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对得起公司的员工。”

好在后来这事办得很圆满，这批机器买得非常便宜，这一次公司大大积累了资金。

柳传志坦言，这种种经历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尤其是在改革刚刚开始的年代。他说：“我想起一个踢足球的人说，守门员要是某个角度自己没扑过，别人再怎么跟你说也是没用的，像这种事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后面才不会再受骗，我也不会去骗人。”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不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体制约束

从14万被骗走，300万被人挪用，联想公司在一步步艰难地发展。柳传志已经意识到，公司遭遇的种种，根源在于当时的体制和不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回忆那几年的电视剧，那时候很多人一夜暴富，很多人也想挣大钱，却无能为力。

其实，当时很多国企都在利用批文这些指标赚钱，这就成了当时的人们暴富的关键性资源。那时旧的制度被打破，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整个秩序是混乱的，很多人就想在新旧制度之间钻空子。

柳传志没想过钻制度的空子，但在那样的环境下，烦恼自会来找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规变成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我实在没法适应，这就成了当时最大的困难。”

1987～1988年，公司赚钱的途径主要是卖汉卡，把汉卡插在PC机上，卖外国人的机器。但是，公司终归还是要做自己的机器，这就涉及解决生产批文的问题。不幸的是，公司没办法拿到这个批文，理由是没资格生产。

柳传志还记得，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副院长到电子部去谈，希望看在是中科院自办企业的分儿上，给他们生产批文。电子部的人一句话就给堵回去了，他说我们国家引进了80条生产线，没有一条做得好的，为什么还要给你们呢。

不单单是生产批文，由于公司不在编制内，也拿不到外汇指标。一个属国家所有的企业有美元指标，就可以按两三块钱的人民币换一美元，否则就要在黑市上换，六块钱、七块钱、八块钱，甚至更多。

公司没有办法，只能采取后一种方法。不但花的钱多，还整天担心被抓。

柳传志把这一点归结为5个字——“不公平竞争”。

更麻烦的是进口问题，当时的很多计算机的元器件都要进口，国家不给你进口批文，也得“求助”于黑市。而买走私的物品，按国家当时的规定等同于走私。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二次买卖。有进口批文的人买到了东西也走私，他们会把东西低价卖了。比如国内有一些国家规定允许生产PC的厂，他们的PC由于质量等问题卖不出去。这些厂就动起了歪脑筋，拿进口批文买元器件，再转卖给未获得批文的公司。

不走私不倒卖，元器件就没有来源，公司只得铤而走险。当时的法律现状使得公司除了面对商业风险以外，还有非常大的政策风险。而政策风险不单单体现在生产元器件的购买方面，也反映在薪酬的发放上。

柳传志经常讲述一个故事，1987年时，公司做销售的同事按照预定的承包合同应该拿到很高额的奖金，他和他的团队一共有6000多块钱，结果却没法发放。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奖金额超过你三个月的工资要交300%的奖金税。大家协商之后，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是不发了，跟员工解释，但这显然行不通，尤其对于一家年轻的公司，信用对外重要，对内也同样重要；二是发了工资、奖金再交了税，这样做也有不妥，会影响资金流动；最后一个办法就是，不入账，拿支票换了现金发放。

为不失信于下属，柳传志决定采取第三套方案，他让公司财务人员从银行开具现金支票，然后跑到广州找当地的一家企业换了现金30万。没想到，第二年东窗事发，换现金的单位出了事牵涉到了联想。公司受了警告处分，也罚了钱。

这件事到底有什么不合适呢？中关村的其他公司都是真的民营企业，赚了钱是自己的，联想不同，性质上是民营，但当时还被当做国有企业。这件事使得公司的财务制度经受了第一次的严厉审查，也导致了柳传志个人生涯中的又一次危机。经过一番紧张的解释、坦白、私下与公开地承认错误，再加上多方斡旋，事情才算过去了。

但是，柳传志却发现，自己在员工中的信誉有很大提高。大家私下谈论：“柳传志不说就不说，说了的话就是坚决敢做，而且敢担风险。”凡是为企业利益做的事，遭遇当时的政策商业风险时，第一个站出来的肯定是柳传志，敢于承担风险的人也是他。

是的，制度是死的，再怎么恨它，公司还是要继续朝前走。但这时，经历过几次惨痛经历后，柳传志的身体开始“抗议”了。

1987年春夏之交的三个月里，他先是头晕，然后失眠，日夜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又突然惊醒，满心恐惧，心跳不止。有一段时间实在无法支撑，只好住进了海军医院。他在那儿住了三个月，天天跑步，慢慢调养。

医生诊断说他是神经系统紊乱，也许是美尼尔氏综合征的先兆，却无法解释病因。当时，他的老搭档李勤也落下了心房纤颤的毛病，只有他俩知道，彼此的病都是那被挪用的300万吓出来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工资水平。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柳传志的月薪105元，比他资格更老的研究员是115元，而比他年轻的工程师是97元，大家的工资相差无几。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像柳传志这样的家庭仍然需要节衣缩食。他们一家三代住在计算所东院墙边的屋子里，12平方米的房间，从1971年搬进来已经十几年了。刚到这里时，柳传志夫妻俩自己动手把房屋四周糊上报纸，在顶棚架上竹席。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住的地方曾经是一个自行车棚，但相比于之前一家人分居男女宿舍，以及待过的那个大型机房的狭小过厅，已经不错了。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这样描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时代，自由的气息在空中流动，人心随着希望不断加快的节奏跳动；在这个时代，在漫长的沉寂中积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喷薄而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这样一种气息的催促下，夹杂着种种损人利己、蓄意欺骗、违背承诺的社会现象。柳传志在成功后，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创业艰难，总结出了三个不易：“第一个不易是跟环境去磨合，不要说去改变环境，就说去适应环境，也要受很多委屈；第二个不易是同事之间的同心协力；第三个不易就是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困扰非常之大。”

他曾用“42度下孵小鸡”来形容联想创立之初时的艰难环境。42摄氏度下，一个鸡蛋能不能孵出小鸡来？能，但就那么几个，必须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来。联想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鸡蛋之一。

公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来自于汉卡。柳传志当年所在的研究室有一项成果——联想汉字系统。要做汉字系统本身，就要把主持这个汉字系统的设计研究人员倪光南请到公司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需要钱的，倪光南来了以后，公司需要把他的研究成果推广出去，推广需要资金。怎么去挣钱呢？柳传志又研究了一套现实的方法——员工可以给人维修机器、可以给人讲课。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解哪个单位有进口的机器，然后和人家联络，说我们可以做维修。当时刚好科学院有500台进口机器，他们计划着要把这个事抢到手。如愿以偿之后，却是新问题迎面而来——维修机器需要地方。

柳传志当时做了个对比，比如1000平方米的房子，计算机排开占500平方米，留500平方米做操作空间，维修这活就不累了；如果是600平方米的房子，500平方米摆机器，100平方米做维修，工作量就翻倍了。当时公司选择了第二条模式，所以工作量大得不得了。当时和柳传志一起的同事老蔡，后来是公司的书记，比柳传志大六七岁，天天搬机器搬得腰都直不起来。柳传志也参与了，所有人都在搬，大家一起艰难支撑着。

那时还有很多非常苦的故事，比如大雨天舍不得打的，中关村的窨井没了井盖，公司有个同事到外头去跑业务掉到井里边了。柳传志回忆起当年的穷日子，连连感叹道：“我们因为没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第一年拼命赚钱，积累了有70多万，拿这个钱作为开发汉卡的基础，所以我们的第一桶金还是非常干净的。”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海外拓展计划”，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

80年代后期，考虑到制度带来的不小的利润损失，柳传志开始琢磨其他路子。

公司要卖SAtA电脑，海外订货的通行规则是让中间商留下至少15%的折扣。但是，如果在香港办一家外贸公司，自己控制订货渠道，这15%就能赚下来。

柳传志和张祖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制订了一个“海外拓展计划”，是指从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边境以外的地方办一家贸易公司，积累资金和经验；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地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整合行业，这是第二步；进入香港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第三步。

柳传志选择了两家合作者——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新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但它的三个投资者都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又有海外商业体验的年轻人，这正好可以和柳传志麾下的老派书生取长补短。我们需要着重提及的是另一家公司。

柳传志在1988年10月10日召开的“开拓国际市场”的会议上对这家公司是这么描述的：“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

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姓柳，正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柳谷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累积起来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那年，这位老人带着80万港元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要让我们国家的专利转让事业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在以后的6年里，他为这家公司赚了大约5亿人民币。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行中获得了极高赞誉，也是儿子心目中的榜样。

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最重要的铺垫，香港联想获得了当地银行业的支持。柳传志在父亲的引荐下，结识了香港商界的人物。他还从父亲那儿学会了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

有一次，他和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他们在约定的时间之前5分钟内到达，但父亲宁可在门外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在公司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就在那一天，他从父亲那儿学到了这样的礼仪——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失礼的行为。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无形之中对柳传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联想”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候出炉的，只是较现在多了两个字，叫“香港联想”。“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实在太长了，也没有新意。

其实“联想”的最初雏形出现在汉卡上。随着“联想式汉卡”的销量递增和名声的远扬，用联想作为香港公司的名字再好不过了。

柳传志和两个合作者达成协议，各自投资30万港元作为新公司的资本，并且拥有同等的股权，以及同等的责任和利益。柳传志为公司董事长，吕谭平任总经理。由于父子联手，柳传志对这家公司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

香港联想初创时，几乎就是大陆兄弟公司的复归。公司被贫穷笼罩着。公司用78万港元在太古城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好安置留在香港的全体北京人。房子的首期款是向吕谭平借了18万港元才付清的。柳传志、倪光南、张祖祥都住这里，房间不够了就在小过厅的地板上铺条毯子过夜。

当时香港的公共汽车票价1元，有轨电车更便宜，只有6毛。但他们出门一律步行，不肯坐车，也不敢在家招待客人。为了保持尊严和富有的形象，约人会谈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立刻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应邀赴约，则是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车开到门前。这样的日子，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8年6月23日，星期四，香港联想在这一天成立了。柳传志并不迷信，但还是照当地的风俗花5万元请了算命先生，挑了个“黄道吉日”。算命先生就公司的家具布置指点一番后，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一切照办，一年至少赚个500万港元。

香港联想一炮打响，在最初的4个月里，每月拿到900万港元的销售额和55万港元的利润，而当时那家公司的员工总共还不到30人。第一年，香港联想利润果然超过500万港元，一切成真，但是不是托算命先生的吉言，倒是其次。我们看到的是，香港联想一天天发展壮大，业务不断拓展。用柳传志的话讲就是，“公司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见几次报，生意越做越兴隆。”

国内的情况也不错，汉卡在国内市场渐渐站住了脚，累计销售超过了1万套，有1000多个用户分布在全国。合作伙伴几乎都是公家客，所以预示着极大的潜在市场。

柳传志当然没有满足，他寻找到了新的目标——把ASt控制在自己手中，并逐步走上ASt公司的道路，让公司拥有生产个人计算机的能力。

ASt是一家美国公司，实际上是两个香港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办起来的，三个人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组合起来，成了ASt。1982年他们做出第一批电脑主板，适用于IBM微机，还适用于各种兼容机，所以在全世界都能卖。两三年后，他们又聘请几位工程师研制个人计算机，并开始组装整机销售到世界各地，到1988年，它已经有1500多个员工分散在全球，每年大约有十几亿美元的销售额。

1988年10月的一天，“开拓国际市场，掀起销售高潮”动员会召开。柳传志在会上汇报了香港联想的大好形势。他说：“联想公司在香港和ASt公司已经签订了1000万美元的合同，要买3000台机器，这些机器是向着国内和海外市场的。这一下等于把ASt机器全部控制在咱们手里了。”

当时每台ASt微机的毛利润大约为1万元，3000台意味着什么，与会的人稍稍动动脑子就知道。何况还能配套3000块汉卡和同数量的外部设备。一年前柳传志在深圳相中这个品牌的电脑，似乎就有了一些打算。

“我们要走ASt公司的道路。”柳传志最后重重地抛出这句话。

他不是随便说说的，随着微机时代的到来，这已经成为了必要的行动。几个星期后，柳传志用香港联想赚来的第一笔利润，从一个名叫蒋辉国的香港人手里买回一座工厂——Quantum公司。以此为基地，他迈出了“ASt之路”的第一步——开发计算机板卡。

当80年代走进尾声时，“联想式汉卡”实至名归地捧回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的过程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复议程序，最终推翻了之前所定的“二等奖”。中国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与联想同岁，都是创立于1984年。这个奖项意味着，联想式汉卡终于得到国家的承认。

随后，“联想286微机”在联邦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上首次参展并获得极大成功，并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牌。

1989年11月，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公司花费了大力气请来众多大牌媒体参与报道，刊登的广告词是“联想集团成立志庆，联想与您共创明天”，并套印了大红色彩，旁边印着个人计算机的照片。这幅照片预示着，联想公司的明天将与微机联系在一起。

11月14日，更名大会上，柳传志发表的演讲题目是《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这为联想90年代的奋斗目标书写了最好的宣言书。会上，他还提出了发展海外事业需要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战略：

“瞎子背瘸子”——这是我们的产业发展策略。

“田忌赛马”——这是我们的研究开发策略。

“茅台与二锅头”——这是我们的产品经营策略。

从此，“联想”和“LX”正式成为公司产品的商标——商标证第334693号。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我们如今熟悉的Lenovo才会定型。

1990年1月，柳传志召集香港公司的12位经理，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ASt微机能够风靡中国市场？”

那时，大陆的人买一台ASt/P386，要付33900元，去掉进口商的折扣、关税和营销成本，还有24%的纯利润。香港联想就是靠这块业务赚的钱。当时所谓的“进军海外”其实就是把ASt微机从香港运到中国大陆，然后就忙着点钱。

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ASt微机的黄金时代，其80%的产品通过香港联想进入中国大陆，香港联想又通过北京联想来占领客户群。联想的汉卡插在ASt机器上，ASt觉得它和联想的合作天衣无缝，殊不知自己的合作对象已经野心勃勃。联想把代理ASt获得的利润拿去弥补自制板卡的亏损，还拿出1350万开发“联想微机”。

1990年，联想286微机通过检验，还获得了第一年生产5000台的生产许可证。

柳传志说：“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长年追求的自己研制生产的机器能和外国机器一比高低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他把公司所有销售人员集合起来，举办了一个“干部培训班”。李勤在会上宣布：“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不再推销ASt286机器，我们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只留一小部分还继续撑着ASt，而把联想的主力队伍全部转向联想微机，包括生产、采购和销售。”

销售人员其实并不怕推销新产品，联想286除了一块主机板和一块品牌，其他配件和ASt微机是一样的，连机箱都一样。他们表示自己会跟客户说，联想机器的运行功能和ASt不相上下，价钱却便宜。价格该定多少呢？直到几天后会议结束，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目，只有一个结论，“我们的机器绝对是高档产品，价钱可不能便宜太多。”

但是大家还是挺舍不得ASt这块肥肉的，也有些隐隐地担心到时竹篮打水一场空。柳传志说：“我们可以有三种结局，把自己的做好了，ASt也没有丢，这是上局；把自己的做好了，却把ASt丢了，这是中局；自己的没有做好，把ASt也丢了，这是下局。我们要办一个长远的公司，为子孙后代做点事，而不是办成一个短期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

联想式汉卡、代理ASt只是公司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柳传志的真正目标是“让联想微机成为中国名牌”。这个信念坚定的企业家，阐述了自己的梦想后，也把全体员工的步调统一起来了。

联想的销售收入连续5年翻着跟斗往上涨，1990年已经达到32680万元，给政府缴的税也在迅速增加：1988年287万元，1989年428万元，1990年达到940万元。

对于全世界的电脑行业而言，1991年是悲惨的一年——恐怕只有英特尔和微软例外。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IBM已经属于“电脑业的泰斗”，对一般的风吹草动是不会在乎的，可是这家公司把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很简单，因为公司的股价跌去70%。在香港，和联想一样正在生产电脑板卡一类产品的厂家里，雪崩似的倒闭了至少40家。

香港联想从4月份开始连续亏损，夏天快结束时，财务周转已入不敷出。公司设法通过多年累计的信誉增加信贷，银行却摆出一副情断义绝的样子。一向乐观豁达的柳传志也不得不承认“电脑市场天下大乱，形势非常严重”。

联想20多年历史之中，有过几次“九死一生”的时刻，1991年夏秋之交的香港联想就是一例。

柳传志这个人，常常会在紧要关头采取铤而走险的措施，放手一搏。

这一次，他开始大幅度缩减公司的开支，比如规定“招待费人均一次不得超过20元，陪客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乘飞机出差须经主任经理批准”、“公司员工出差到广州、深圳、珠海每人住宿标准不超过40元”、“出差期间的交通以公交汽车和小巴为主，报销出租车票需注明理由”，都是那年秋天新增的规定。

不过，度过此次“黑色风暴”的最重要步骤，是率领整个公司战略转移，把生产线从香港撤回到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掉，这样能够让公司每个月的开支减少120万港元。

大撤退的决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91年底，新扩建的深圳联想厂房投入使用，面积3600平方米，正好对应了中央政府将联想微机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好消息”。这一年的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面对政府和银行业的官员以及计算机同行发表了题为《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91黑色风暴》的演说。

柳传志看着冲过风暴危机的联想，心情舒畅。然而，1992年早春的一天，他忽然头晕目眩，一头栽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医生说他老病复发，已经演化成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征。他开始坚持练习长跑，400米的跑道，每天早上起来跑6圈。之后他又迷上了游泳，天天早上起来游泳。柳传志笑言，美尼尔氏综合征倒是让他爱上了运动。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狼来了”

1992年春天的新闻格外的多。邓小平的再次南巡，让关于“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反和平演变第一”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讨论响彻整个中华大地。

机电部在北京召开厅局长会议，对于联想竟能把每月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卖到海外去，与会者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2月份，深圳的房地产价格涨了一倍，联想当初为把香港生产基地撤回大陆，在那里买了半公顷土地，现在大家直后悔当初没有多买点。与此同时，财政部在电子行业部分企业中实行的减税政策终于惠及联想——好多年来他们一直被排除在这个利益圈之外。减税条款共计10项，联想可以在未来3年里享有其中4项：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发费用；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

然而，2月20日，政府又决定把公款购买微机列入“专项控制”之列，这将使微机的销售额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机电部又向中南海提出了一份激进的规划，其主旨是在10年内实现大规模的计算机应用。倘若这个规划能实现，那么中国市场上的商用微机的销售额将不是降低5%，而是每年增长50%。

这一个春天，也是国际贸易壁垒的最后崩溃点——中央政府宣布立即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国务院的官员为了缓解国内计算机生产厂商的不安，承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具体名单公布了，“保护”的对象是机电部下属的长城计算机公司、长江公司和浪潮公司。机电部的报告还详细列举了国家将在今后5年中对这3家企业投资3亿元，令这些企业的微机生产能力的总和超过35万台。联想被抛在这个保护政策之外。

从当时的市场情况来看，联想虽然拥有排名第二的销售额，但大部分都是靠销售外国产品赚来的。联想更多的是作为一家代理商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从微机市场的销售排名榜来看，联想并不在前10名。

柳传志和李勤没有停留在是否有国家政策保护这个问题上，他们在中关村联想总部讨论起国内外计算机市场的对比。中国计算机工业已有36年的历史，有了小型机、微机、外设、软件和信息处理服务业的整个链条，有了一个大约7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但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计算机制造厂商仍有至少12个月的时间差，200家计算机企业的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如人家一家大公司，销售规模大约相差100倍——人家以“百万”计，我们以“万”计。

李勤说：“我们要抢占他们的市场，等于从虎嘴里夺食。”

柳传志说：“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从1978年到1992年，历经14年的摸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明确的方向。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开始被人们不断提及，并被郑重地写入中国历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头沉睡多年的雄狮。1993年3月，采访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外国记者报道说：“一位资本家成了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他就是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荣毅仁，经全国人大选举，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国际舆论评价道：“荣毅仁是中国选择市场经济的象征。”

跨国公司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并逐渐超过港澳成为来华投资的主体。

柳传志也意识到“狼来了”。

在一次银行业的订货会上，银行一向是微机市场的大客户，联想志在必得，于是把“386/33”的性能提升为“386/40”，把“25000元”的单价降到“20500元”。柳传志自信地认为这是很有竞争力的价格，“我们主动降低利润，拿卖两台的利润去换取过去卖一台的利润，以求总的利润不要下降。”没想到，柳传志的同事走进订货会大厅时，立即发现情况不妙，他们被来自外国和台湾地区的电脑包围了。IBM、ASt、康柏、宏碁、神通。最要命的是，那个价格“根本拿不出手”。

那些外商的报价比联想低了2000元。

原来，那时宏碁已经在香港建起直属分公司，又在大陆寻求代理商。中关村上也多了不少台湾、香港公司的办事处。

这是一场必须取胜的战争。如果说当时的联想是一艘行驶在大海上的船舰，那么，已经牢牢掌握着控制权的柳传志，现在显然想要拨正航向。经过了若干次的会议讨论，大家得出来的结论是——销售为王。销售前沿成为了主战场。

如何才能在销售上取胜对手呢？结论是“必须降价”。当时台湾的电脑制造商已经在使用价格策略，而且迅速登上大陆那些具有支付能力的机构案头。要夺取市场份额，就必须让公众感到联想是最慷慨的供应商，所以李勤说：“把利润率降到最低点，卖出三倍数量的机器。”

以联想曾经的老搭档ASt为例，联想微机的价格紧紧盯住ASt，总要“便宜一些又不能便宜太多”——大约便宜10%。

随后的几天会议上，还制定了“奖惩的规矩”：卖出一台机器就拿一台的佣金，不论是谁都一样，还要把那些“特殊贡献者”送到国外培训，公司掏钱让他们旅游。至于经理们，完成“及格指标”，按员工平均收入的2倍拿奖金；完成“良好指标”拿4倍；完成“优秀指标”拿5倍。若是完不成指标，就要拿风险抵押金来赔——福利基金加上奖励基金，再乘以2。

那一年，联想新产品层出不穷：联想汉字激光卡、联想电脑刻绘系统、联想汉字喷墨打印系统、智能多用卡、微机安全汉字综合管理系统……

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联想微机的质量已经得到用户认可，公司的市场抽查证明产品的合格率是100%。

可直到1993年，联想还是没能跳出这场战争。ASt一年至少卖了8万台机器，联想微机的销量却没怎么上去。

《科技之光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中关村面临生死战》的报道，称根据他的调查，当时“电子一条街”上出售的电脑，“98%是美国康柏、IBM、ASt、惠普等厂家的产品，国内生产的电脑还占不到1%”。此外，国外产品还占了50%的显示器、80%的复印机、90%的软件、90%的软磁盘、100%的打印机、100%的传真机、100%的硬盘、100%的主机板市场。

那个时候的计算机市场正在面临着转折点。1992年冬至1993年春的那段销售淡季，意味着中国的计算机产业正在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柳传志这时开始琢磨联想上市的事。中国大陆的股票交易市场自1991年在上海深圳两地开创以来，在艰难中挣扎了12个月，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一飞冲天。1993年，四通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招股，当日募集港币1.89亿元。柳传志坐不住了。

他开始督促公司把计划中的“上市过程”加快节奏，并找来了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出面帮忙。周给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写了封信，请他对香港联想在港招股一事给予指导和支持，并邀请他到北京联想参观指导。

1994年西方情人节那天，联想与香港股市完美结合。根据当日香港股市的记录，公司售出1.68亿股，每股1.33元，市盈率为13.8倍，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香港联想股票的市值一下子达到8.28亿港元。

这一天，对于股市投资者而言，无非是多了一个选择，然而对于联想却意义非凡。

联想的产权原属国家所有，而柳传志却在策划把其中的一部分分割出来，归属企业的开创者及后来的员工，他甚至已经授意属下做出两份详细的计划，起名为“股份制改革的方案”，呈送上级从中选择。

他成功了。中科院对公司的红利做了如下分配：65%留归自己，其余35%归联想员工。柳传志明白，这一天来得不容易。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当即将这35%的“分红权”作出如下分割：

1984年开创者占有35%。

1986年以前加入公司的员工占有25%。

1986年以后加入公司的员工占有40%。

对股市尚不了解的员工，并不把这些数字当回事。柳传志是极少看出此事价值的人，他相信这是走向“财产归属”之途的第一步。他从这里又走了7年，终于在2000年将35%的分红权转变成35%的股权，分割出来归属员工所有。他有足够的决心和忍耐性与现行制度周旋，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战略抉择掩饰下的内部纠纷

公司仍然面临着国际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联想内部也出现了忧患。

柳传志自认为是个识人才的人。公司筹建之初，他力邀张祖祥、倪光南、李勤加盟，都被传为一段佳话。柳传志一直认为，是共同的梦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并将一直走下去。但现实始终会充满不确定的因素，带来若干措手不及的残酷事件。

倪光南一直被树为联想的功臣。作为公司总工程师的他，在公司初创时期以汉卡让公司收获了第一桶金，创造了早期“中国制造”的辉煌。倪光南当时被称为“中国最具市场眼光的科学家”，柳传志也高度评价他：“我并不想介绍他的学术功底有多深，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如何令人赞叹。我想突出说明的，是他的改革思想，他的求实精神。”

倪光南是联想汉卡的发明人，他一直被视为联想高科技的象征。他秉承了“技术完美主义”这种中国传统科学家的文化，对技术的信仰和追求深深根植于他的内心。他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投入其中。

然而，在1994年前后，由于软件系统的升级，汉卡产品在市场上江河日下，对公司的贡献率已经微不足道。倪光南决心为联想创造新的技术制高点，他选中的方向是“芯片”。当时国际上，芯片技术日新月异，英特尔等公司把持着技术的方向。如果联想能够在这一领域获得突破，将一举确立其在全球电脑产业中的地位。倪光南奔波于上海、香港等地，广揽人才，成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他的这个设想被称为“中国芯”工程，中科院和电子工业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然而，他的方案却出人意料地遭到了柳传志的反对。在柳看来，芯片项目风险巨大，非联想现有实力可支撑，中国公司在技术背景、工业基础、资本实力及管理能力等方面，都还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格局。柳传志在给倪光南的一封信中明确表明，“我本人不同意仓促上马”。按他的想法，联想应该加大自主品牌的打造，发挥成本上的优势，实施产业突围。因此，他任命杨元庆担任新组建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了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他看来，“有了高科技产品，不一定就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能有钱。”

就这样，十年联想走到了一个动荡的岔路口。柳倪关系迅速恶化，联想的每一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两位都对自己的判断十分自信的领导者根本无法说服对方，柳传志认为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则说，“我永远和你没完”。他开始向上级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控告其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一场战略抉择演变成个人纠纷。柳传志对张祖祥说：“老倪说昧心话，把我给告了。”张意识到两人的决裂对公司来说是个重大损失，试图从中调和。但事情到这个地步，已经无法挽回了。这场纷争一直到1999年才尘埃落定。

对比90年代中期国内涌动的“民族品牌”的旋风，有人不太理解柳传志为何拒绝“中国芯”。其实，柳的想法是，“民族品牌大旗”无法插上集成电路的制高点，却有极大可能插在杨元庆的微机组装生产线上。

当然，柳传志也知道，一蹴而就的民族品牌是不可能的。他再次显示了作为一个卓越的经理人是如何站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桥梁上，充分借鉴竞争者经验的。

这一次，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惠普。

1939年在硅谷成立的惠普公司，开始时是一家典型的“车库公司”。联想初创时的小平房常被人拿来，与惠普的“车库”相提并论。

那时的惠普产品已经拥有40多项世界第一，包括个人计算机、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和彩色打印机，并且成为仅次于IBM的美国第二大计算机公司。1993年全世界的计算机行业都惨淡经营，惠普却把它的营业额增加了24%，达到203亿美元。

杨元庆过去30个月一直都是惠普在中国最重要的代理商。他不仅成功推销了惠普的产品，而且还在这中间看出了惠普的名堂。

联想从惠普那儿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当属“分销制”。尽管过去10年，联想的销售业绩卓越，但细细分析就能看出弊端。那时的推销员是“一条龙服务”，身上带着小票，谈成一笔生意就自己开票，然后自己收款，自己去财务处核对，等用户的货款终于到达，自己拿着证明到库房提货。几十台机器，全要自己搬上搬下，验机、打包、寻找运输部代办托运。运出去后还要把运单号交给客户，帮他催款。好不容易货到了，又出问题，于是帮助用户去维修。

惠普的分销制度则分工明确，销售人员只做客户关系，签下订单后，剩下的事情都是代理商来做，体现了代理商在整个产业链条中的价值。

联想开始复制这一销售模式。首先，公司采用世界上所有大公司一直采用的叠床架屋的结构，把销售的触角伸向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在柳传志的支持下，杨元庆把全国分成东北、西南、西北、中南、华北和华东6个销售区。四处寻找代理商，这样的过程是艰难的，所幸的是渠道取胜的战略最终赢得了市场的肯定，并为公司铺开了全国的网络。

在联想的发展过程中，向世界知名品牌学习的精神不断被历史见证。90年代后期学习戴尔。戴尔的法宝坚定不移地信奉“直销模式”，让它的销售人员直接面对客户。杨元庆在1997年说：“联想正在采用最小库存、最短渠道的营销策略，这有点像戴尔模式的改进型。”

1994年，联想10岁了。这一年，柳传志被评为“全国改革风云人物”，联想集团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并被列为全国电子创业优秀企业。

12月8日，联想成立10周年大会在21世纪剧场召开。一首新歌在公司流传开来，名字叫做《联想之歌》：

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回响，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我们的目光在科技高峰上翱翔，

肩负历史的责任，托起中华的太阳，

我们的大船在汹涌的大潮中起航，

求实进取创新写在不落的风帆上。

我们的队伍在联想世界里成长，

团结勇敢坚定把美好的未来开创。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势在必行的整合之路

1995年4月16日，联想第10万台电脑走下流水线，它是以星座命名的“宝瓶II型”，编号196007。围绕着这台机器的宣传活动早在月初就已在全国展开，广告词为“用户是联想的上帝，联想向上帝请教，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向何处”。反馈者达到上万人，人们纷纷集合在联想这个民族品牌的大旗下。

正如李勤所说：“联想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单是联想人的联想，而是社会的联想。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往何处，也不单是一个企业行为，而是一个社会行为。”

这台寄托着中国人无限自豪感的电脑最终送给了陈景润，那个20年前和柳传志在一个办公楼的数学家。捐赠仪式有个振奋人心的标题：“十年辉煌创业路，十万精品满神州”。

90年代的中国，“市场推广”概念开始出现。

随后，“联想电脑快车1995中国行”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联想电脑快车跑遍大江南北，联想的旗帜飘扬在至少300个城市的科技馆、文化宫、机关、商店、广场和街头，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掌握电脑是21世纪人才的身份证”。联想内圆外方的蓝色商标也让数百万计的中国人记在了心里。

联想作为一个民族品牌，正在慢慢深入国人的内心。

1995年末，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刺激了中国的开放进程。江泽民在日本大阪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进口关税降低至少30%，涉及6000多种进口产品中的至少4000种，还将取消174种产品的配额许可制度，而这一切将从1996年开始实行。

有位记者当时采访柳传志，问他：“如果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说到底又会怎么样呢？”

柳传志瞪着眼睛回答：“说到底又会怎么样？没有什么怎么样，任人宰割罢了。”

《联想风云》中提到当年春天结束时，源流资讯调查传播有限公司提交了一份让人激动的报告，他们在消费者中开展普查，尽管拥有电脑的家庭只占总数的9.3%，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在使用公家电脑，所以有16.1%的人说出了自己“最喜爱的电脑品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联想。

1996年9月9日，北京联想与台湾宏碁集团同时宣布，两家公司将联手行动，开发新一代的个人电脑，并取了一个让人激动的名字——“全民电脑”。

自从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形，普通百姓口袋里的钱就成了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商家对消费者怀着信徒面对上帝时的敬畏之情，献上最好的商品，再加上微笑、循循善诱和百般奉承，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迫老百姓购买不愿意买的东西。

“全民电脑”的设计理念是：“以成熟产品技术寿命的延长来获取挑战更低价位的机会，以尽可能低的价位来换取更广泛的消费群，使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够运用和掌握电脑，享受信息社会带给人们的效率、便利和乐趣。”其实，简单来说，“这是真正为中国百姓设计的电脑”。

柳传志与宏碁电脑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豪华大堂内，共同为第一款“全民电脑”揭幕，并宣布它的最高配置售价为9000元，最低的只要4988元。这个价格打破了当时市场上名牌电脑的价格底线，人们完全可以预期它将对市场形成巨大的吸引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以每天1000台的销售速度度过第一周后，订单越来越多。

当然，这件事的意义远非如此。柳传志说：“我们与宏碁的合作是一种策略性的联盟，台湾一支、大陆一支，双方共同开发销售，所以我们的第一款全民电脑叫‘双子星’。从电脑的名字看，我们的合作就意味着海峡两岸的携手并进。”

1996年11月，柳传志又开始策划新的未来。他率领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访问美国，到达硅谷时开了一天会。大家讨论着联想两线作战的现状，南方战场的香港联想连续两个财年的亏损累计达到24500万港元，只能靠贷款勉力支撑；ASt微机衰败，主机板卡的销售量下降62%；公司并没有新的业务方向跟进，仅凭修补无法恢复赢利能力。

柳传志意识到，需要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把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香港联想”。这是他权衡过“北京联想把香港联想买过来”后最初的决定。他说：“这是最好的整合，我们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

他知道，这是唯一能够拯救香港联想的办法。他有银行贷款，可以暂时填补香港联想的亏损。中科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也都对整合的决定给予了支持。

柳传志虽然有些难过，但毕竟这招帮助联想闯过了最难的一关。最终的决议在1997年2月3日的北京联想总部大楼505室形成：

——把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合并为中国联想。

——具体做法如下：把北京联想业务的主要部分通过资产评估，以该部分资产购买香港联想的股票。

——整合后的北京联想将成为香港联想的绝对大股东，所占股份将由原来的42%上升为60%。

董事会将合并后的公司大权赋予柳传志，他成为中国联想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首席执行官。董事局中除了李勤和曾茂朝之外，还有杨元庆、马雪征和郭为。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位置意义重大，它强烈预示着公司未来的权力格局。

1997年的中国，大事频频。邓小平在春天去世；香港在夏天回归中国；秋天，五年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召开。

次年春天，朱镕基上任，他满面春风地迎接着数百名记者的目光，他讲到了改革、发展、信念、阻碍和风险，讲到“科教兴国”，讲到“新的机制”，讲到“开放中国电信市场”，讲到“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还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既有悲剧色彩又鼓舞人心的话语的感召下，整个中国都激昂起来，一下子变得像初生牛犊一样勇敢无畏。

朱镕基召见柳传志，希望他能谈谈中国企业的问题。柳传志不客气地谈道，国家政策和制度不断变化，这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他对总理说：“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走过的路，会有高兴甚至自豪的感觉，而回忆当年面对风险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甚至会吓出大病。”柳传志大脑里闪现出创业之初那段艰难的历程，继续说道：“在我们所冒的风险中有两类，一类是商业风险，一类是政策风险。在中国，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你想办成企业，政策风险是非冒不可的。”

柳传志举了自己亲历的例子，当年中央政府征收高额奖金税，自己如何偷逃税款又如何被处罚。这次谈话事隔数月后，政府便把这个税给取消了。

柳传志当时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当选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者，把几百台联想电脑搬进人民大会堂。这两个会议每年都开，会场一直使用外国品牌的电脑，也没有谁觉得异常。现在柳传志走进来，一看就不顺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使用国产品牌，还说什么振兴中华？”

他知道，把联想电脑搬进人民大会堂当然不是为了增加销售利润，而是某种象征意义。

此时，联想的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40亿，在《关于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研究报告》中，联想是唯一入选前十名的计算机品牌。

这一年，柳传志开始被国内媒体赋予了这样的头衔——“中国信息业的教父”，而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排名中，他被列在第14位。

1999年，柳传志在广州会晤了全球电脑界的大腕比尔·盖茨。他来听比尔·盖茨的报告《感受数字生活》，还想接过这个口号并且把它变成自己的产品。

比尔·盖茨满怀激情地歌颂数字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业务的通信量每100天翻一番。全世界互联网用户在1994年是300万，到1998年有了1.53亿人。上网用户的普及，在美国和加拿大为29%，在欧洲为5%，在亚太地区和南美地区小于1%，在非洲只有大约100万人在上网。中国有210万人上网，普及率小于2%，其个人电脑普及率也小于2%，但有成熟的消费电子市场，还有不可思议的4000万VCD市场。”

当天下午，中国计算机市场上出货量最大的硬件公司和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诸如掌上电脑、机顶盒一类相当具体的项目上“有更深入的合作”。为了表示诚意，柳传志在会晤结束时，把联想中央研究院和微软中国研究开发中心的第一台基于indows CE的掌上电脑送给比尔·盖茨。

柳传志曾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让我从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角度，谈谈为什么尊敬比尔·盖茨先生。个人计算机正在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80岁的母亲就能通过个人计算机给她的孙子发送邮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微软推出了indows这种以图形为界面的操作系统。没有微软的努力，个人计算机绝对不会像今天这么普及。”

在历经了亚洲金融风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协议、国庆50周年庆典后，站在世纪转折的起点上，联想内部确定了15年来的15件大事：公司初创；进军香港；汉卡获得一等奖；组建联想集团；江泽民和李鹏视察公司；香港联想上市；微机事业部诞生；联想微机销量占国内首位；京港整合；百万台电脑下线；改造计算所；跃居“电子百强第一名”；在港成功配售股票集资9.36亿港元；以8.5%的市场占有率在亚太地区夺魁。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联想的未来要靠你们去开创。”

新时代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联想正在策划着新的改革，这次要拿自己开刀——柳传志想把联想进行分拆。

公司在法律上的分拆到2001年才能完成，但2000年的春天就已经开始运作。其基本原则是由杨元庆统帅全部联想品牌的业务，而将代理业务和系统集成归于郭为旗下。要把一个拥有几十家分公司、几十项业务、一万名员工、20亿元资产、200亿元销售收入的庞大公司一分为二，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要冒很大的风险。

柳传志很早就开始培养联想的这两位少帅，但“一山难容二虎”。正如他所说：“这两人的摩擦是必然的，不是他们的品格太低——钩心斗角，而是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所以只好分开。”他提到了惠普公司成立安捷伦公司，解释公司的分拆是“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

但他后来也承认，以上这些话是说给股票市场听的，“实际的原因还是打算让杨元庆接班，又舍不得郭为走，所以才要另外搭出一个舞台。”

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柳传志的决心。他曾就此事请教高盛公司，结果遭到坚决反对。柳传志则认为，“与其钝刀子割肉，不如快刀斩乱麻”。“不是谁也不服谁吗？那就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到市场上见。”他选择将自己苦心开创的事业一分为二，运用智慧、计谋、哄劝和权威，把两位少帅分开，正如朱立南所说：“引导他行动的不是他和哪个人的感情，而是联想公司的利益。这两人都是柳传志的爱将，都有能力独立管理一家大公司，无论谁走他都舍不得。这样的安排还得考虑，放走一个人，就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对公司没有好处。”

公司分拆的结果是，杨元庆继承大统，只将公司大约10%的财产、20%的员工、20%的业务和20%的销售收入分到郭为名下。公司一分为二后，主持自由品牌业务的杨元庆显然顺理成章继承了公司名称、商标以及由此带来的40亿元的无形资产，股票市场上的“0992”也都归属他名下。郭为曾想为自己领导的公司起个“联想科技”一类的名称，最终在柳传志的亲自出面下只得作罢。

郭为想到自己12年来为了“联想”这块品牌呕心沥血，情深意笃，可在一夜之间竟不再是联想人了，当场痛哭。他后来和员工说起这事，还会眼圈发红。他说：“伴随着15年的发展历程，联想的荣誉和辉煌就像电视剧一样，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我是联想第一个企业编制的员工。联想的名字已经在我心底打下永远磨不掉的烙印，联想的事业已经深深融入我的生命中，联想的精神已经在我思维的土壤上长成参天大树。我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心血，最后却不得不放弃，真是难以接受。”

企业的发展不承认眼泪，在这里是无休止的进取。郭为领导的新公司定名“神州数码”。当他用英文“Digital China”注册时，就已经向世人宣布他的新梦想，开创第二个驰名商标。

2000年4月3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领到了营业执照。柳传志送给郭为四个字——“再创辉煌”。

5月12日，联想公司举办的“誓师大会”，是两代人之间交班和接班的历史时刻。过去16年，公司员工从11人增加到1万人，平均年龄从45岁下降到28岁，老一代中至少有100人已经退休。柳传志宣布联想从事业部体制转变为子公司体制，杨元庆和郭为分别担任联想电脑公司和联想神州数码公司总裁。公司公共关系部特意制作了两面蔚蓝色的大旗，由柳传志亲自将旗帜转交给两位接班人。

那一天的会场里悬挂着公司执行委员会拟定的最新誓词：“主动应变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说到做到是我们不变的承诺。”

柳传志对两位接班人的共同嘱托是：“联想的未来要靠你们去开创。”两位年轻人挥舞大旗，一先一后高声叫道：“联想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神州数码一定会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斯巴达克方阵。”

一年之后的2001年6月1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代号“0861”。6月22日，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改制工作完成，正式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联想控股把自己的办公区设在京城四环北路的融科资讯中心。所谓“控股”，首先是指它拥有“联想电脑”57%的股权和神州数码51%的股权。柳传志和李勤分别担任“联想控股”的总裁和常务副总裁，又分别成为“联想电脑”和“神州数码”的董事长。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第一家跻身TOP的中国企业

在移交权力后的15个月，柳传志度过了自己有生以来最轻松、惬意和“豪华”的一段时光，没有了压力，也不再失眠。他陪着太太周游了世界。他在广东观看野生动物世界；到日本京都拜访青山寺，击掌三下，祈祷神灵赐予他健康和智慧；到意大利聆听歌剧；到法国参观宫殿和教堂；到美国国际管理科学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论坛，在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和企业家面前发表演讲，接受国际管理学院副院长西蒙·福雷泽教授的热情洋溢的颂词。

然而，这时的世界并不平静。“9·11事件”改变了冷战格局解体后全球的方向。但是，深谋远虑的中国人意识到：纽约世贸双子大厦的倒塌，意味着中国有更多机会让自己的影响波及世界。

2001年盛夏时节，两件大事让中国人扬眉吐气：7月，北京得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9月，中国完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谈判，因而成为这一组织的第143个成员。

申奥成功时，柳传志正在法国游历。他显然没有让自己置身事外，新的梦想开始扬帆起航。早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时，联想就已经掏出了1200万元赞助北京政府的申办活动。这时的联想已经羽翼丰满，更有能力支持祖国的奥运事业。

2002年底，联想成立了一个小组，制定“进军奥运会”的计划。由于到2008年还有7年，小组有个颇具神秘感的名字——“007”。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送给联想一段录像，站在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的五环旗下，他热情洋溢地说：“我非常高兴看到有一个中国品牌成了我们的电脑技术赞助商。”所谓的“电脑技术赞助商”是个特有名词，其典型特征就是“独家占有”和“排他性”。联想的进入意味着，其他电脑制造商都被排斥在外。此前两届奥运会上，这个位置为IBM所有。2008年奥运会上不同行业的技术赞助商还有可口可乐、通用电气、柯达、松下、三星等等。联想的名字将第一次和这些最具国际声望的跨国公司并列在一起。

经历了长期谈判，在2004年3月26日，双方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联想正式成为第六期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并成为第一家跻身tOP的中国企业，加入这个国际顶尖品牌的阵营。这成了中国企业自信力和国际信誉的一个证明。

签约仪式的主席台上挂着一副巨大的会标，上面写着“让世界联想中国”。

几个星期后，联想的英文标识和“奥运五环”并列在所有大城市的街头。在2003年4月28日替代“Legend”而产生的“Lenovo”，如联想期待的一样深入人心。

作为tOP，联想肩负支持奥运和推广奥运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联想集团要为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及奥运代表团独家提供台式电脑、笔记本、服务器、打印机等计算技术设备以及资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联想还有责任采取一系列的举措，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奥运，传播奥运精神。作为回报，tOP伙伴可以获得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一整套权益回报，并享有产品、技术、服务类别的服务。

在奥运会的筹备中，联想还参与了奥运祥云火炬的设计，并赞助奥运火炬手的选拔等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联想在此期间还首次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期望通过各方的反馈来改善公司的实践。

2008年8月6日，柳传志作为第47棒火炬手，参加了北京站的奥运圣火传递活动。60多岁的他有着年轻人一样的心态。

中国实现了对世界的承诺，这届奥运会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高度评价。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对世界更加开放，世界各国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中国这个亚洲强国。联想，作为奥组委全球合作伙伴，通过自己的优秀表现，向全世界诠释了中国企业的实力，获得了各方的尊重，也让全中国人感受到了骄傲和自豪。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从未停下脚步的柳传志，转身进入投资行业

柳传志是一个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决策者，他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步。现在的他早已抽身钻进了投资行业。联想的投资事业，在他的带领下早已蔚然成风。

2001年，联想创办了“联想投资公司”。在公司分拆上有重大功劳的朱立南，被柳传志任命为总裁，并给了他3000万美元作为第一笔投资，以后又迅速增加到1亿美元。

柳传志说：“我们是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的意思就是投高科技，在当时，我们自己有一定的能力，懂得高科技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有经验教训，所以就放手去做了。”

柳传志领导的联想不再仅仅经营信息产业，而且还是信息产业的投资者。公司的风险投资沿着三个环节迅速前进：选择项目——培育和管理项目——退出。

这个以“谨慎”著称的资金管理者并没有放弃他的传统逻辑，他特别在乎创业者的品格。有一次他在中央电视台和几名清华学生对话，有个学生想要休学创业，还说：“办不好企业无非再回学校念书，也没有损失。”柳传志当即指出这是没有责任心的表现：“你没有损失，但是投资者的损失呢？”又有一次，有家公司得到他要投资的消息，立刻开始谋划如何分钱。他知道此事后，当即取消投资计划。“我不敢投给那些留了后路的创业者，也不敢投给那些大雁还没射下来就先想着分肉的人。”

他发明的风险投资原则，是一个融入浓厚传统味道的新理念——30%投给企业所在的行业；20%投给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准；50%投给“首席执行官”。

他不断为新的梦想奋斗着，要在自己麾下再造几个联想。他目光四射，就像他崇拜的杰克·韦尔奇一样，信心十足地挺进那些本来不属于他的领域：

建立“北京融科智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立“志勤美集公司”，致力于物流配送行业。

建立“金白领餐饮有限公司”，把中关村地区数万名员工每天的午餐全包了。

……

总体非常成功，柳传志觉得，主要在于边做边总结，投的案子反复拿回来研究，再跟理论相对应，他们称为“复盘”。

柳传志没有仅仅停留在风险投资方面，后来进入了第二阶段。2003年，联想控股又办了一个投资，今天叫私募基金，主要投大企业，尤其是国企。关注国企改造，主要是因为联想原来属于国企，经过多年努力变成了一个股份制企业，所以十分清楚国企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做。

联想控股还成立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自己投入一部分，再募集一部分资金，用别人的钱为别人投资，所得的利润80%还给钱的主人，20%是联想自己的辛苦钱。

联想进入投资行业已有7年。2008年，柳传志对国内外媒体透露，联想控股未来将以投资业务为重点，以投资的方式进入保险及信托等金融领域。这意味着联想控股继涉足PC、It产品分销、It服务、风险投资、传统行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之后又进入金融投资这一新领域。

从最初的制造业转而进入投资行业，这之间柳传志是如何衔接的呢？

柳传志说：“我们不是一般的教书先生，也不是理论研究者，而是从实际中走过来的。我们从自身制造业的发展总结，再由一个企业做成两个企业，然后又投资了七八十个小的企业，把自己这套管理原则反复实验，觉得可试用才来做投资。所以，虽然以前做的是制造业，却和今天的投资有必然的联系。”

7年来，联想连续投资于60多家企业，约投入四五亿美元。但是，柳传志内心最深的情结并不在此。他特别希望对科学院的研究所也能够尽一点力。

科学院办的企业除了联想以外有好几百个，但都不太容易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多半是科研人员、科学家办的，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很多东西，最显著的是缺资金，除此之外还缺很多。如何来弥补这些不足呢？当时中科院院长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念——社会化，让社会上其他的企业来投资，让这些科研人员帮忙管理，把企业做大。柳传志觉得很有道理，就去认真研究分析了科学院的研究所到底缺什么。他投资了科学院的两个下属企业，然后拆开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缺三样东西。

首先，缺少适应时代的观念。做企业需要把成果变成产品卖出去，科学家是企业负责人，但是他们不太清楚中间有多少环节，轻重缓急是什么，怎么去筹集资金、管理财务，怎么去生产、销售。他们只看重科研成果，认为别的一切都应该为科研成果服务。柳传志觉得，这实际上是个观念问题。

其次，缺少明确的产权激励机制。到现在为止，国家科学院，还有别的大学在产权机制上对这些创业人员并没有根本的保障，不清楚他们和研究所应各占多大比例。分配不明确，即使做好了依然是个打工的，柳传志从联想早期的经验出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他说，科技型企业中，人的因素最重要，明确的产权激励十分必须。

创业者观念上也调整了，国家给他们明确的产权激励，就能办好了吗？还不行，最后一个问题就更实际了，也更难解决。科研团队招进来的课题组长都是科技人员，成天研究技术，让他们来当CEO，这是一个陌生领域。在美国硅谷有大量的科技企业，有一大批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是科技人员出身，自己创过业，后来出去给人管企业。中国这些科学院里面没有这些人。联想投资两家科学院的企业时访问了100多个课题组，30多个研究所，只招作研究的课题组长。因此职业经理人的来源很缺乏。

柳传志说，如果这三个问题能解决好，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可以被推到社会，形成生产力。这也是他和联想老一辈创业者的一个夙愿。要把这件事做好，实际上需要的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中科院、科技部、发改委甚至财政部等，这些部门各管一段，要想真正系统地配合起来其实很难。

但他觉得可以先做局部，这样联想也有能力承担。条件完善后，联想愿意做孵化器的投资，将最早期的科研成果投下去，慢慢把它做大，到达成长期时再进行风险投资。柳传志认为，联想有做这个孵化器的能力。这个想法提出后，得到了中科院最大的支持，院领导认为这本来是院里的事，联想能够直接参与，院里特别高兴。

其实，柳传志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联想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非常希望能够为科学院出把力。

党的十七大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作为提高中国综合国力的关键。柳传志意识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科技产业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重要方面，是中科院成为“三个基地”、实现“四个一流”的具体体现。

2008年1月，“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开班。开班前，联想执行筹备组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在11个城市、36个科研院所，对143个项目做了调研，其中对54个项目做了深度调研，然后对34人进行了面试，最后选出30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配备了强大的师资力量，专门针对院内研究所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创业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指导。联想将以其丰富的科技创业和企业运作管理经验，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帮助学员企业理顺产权机制、规范公司治理、协助制定战略、介绍合作伙伴和关系网络等全方位的增值服务，帮助学员把学习成果落实到科技项目孵化和企业提升中去。

从长远看，举办联想之星培训班，对联想也是极其有利的。科学院的成果不单市场需要，可以有经济回报，更重要的是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包括对能源、对环保。联想的孵化器，更像是一种催化剂，把一个原来无法推行的东西，经过他们的投资投入到市场，就有可能得到上百倍的经济回报。而且这是一个大的民间项目，对联想在品牌上也会有极大的升华。

入选该项目的学员，都经过了柳传志的一一面试，可见他对这次项目的重视。柳传志则认为，这样的方式不但让他进一步了解了项目的实施情况，也让下属看到了他的决心。

四、柳传志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把联想做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2008年7月9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8年全球企业500强排行榜，联想集团作为中国唯一一家非垄断性民营企业首次入围。《财富》公布的联想集团收入为167.88亿美元，位居全球500强第499位。

早在1997年联想就制定了进军500强的目标，柳传志说，当时主要是想替中国人争争脸。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联想终于做到了。

柳传志说，能够跟国外企业抗争进入500强，标志着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我们在管理企业时，都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弄清楚，比如供应链的管理，卖电脑像卖新鲜水果，它是不能放的，电视机降价不会像电脑那么快，电脑说降价就降价。因为重要部件，存储器、CPU随着技术发展不断变化，为了降低成本，库存要短，不能买了很多元器件，做成成品后搁置三个月，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幅度上升，但是由于技术发展了，你的产品必须降价，随后新的元器件降价，而且不规则……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我们在如何做好供应链上下了很大工夫，这是门技术。”

对于让很多人诧异的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柳传志认为主要原因也在这里。他说：“我们改造他们的供应链使得整个成本大幅度降低。”

作为企业管理者的柳传志，将站稳脚跟看得很重要，这也正是联想不断发展的关键。他说：“很多人认为联想应该发展核心技术问题，我觉得首先要弄清楚怎么能一步步站稳脚跟，然后再去谈发展问题。当然，直接发展核心技术也有成功的，如我非常尊敬的华为任正非先生，他就是直接奔着珠穆朗玛峰爬，我是爬一步，再爬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各有不同，但我觉得根据我的本事我只能这么做，这么做在今天看来确实也是成功的。”

很多人问过柳传志，如果40岁下海那年，不是走的电脑这条路，他还能不能成功。他都是笑着回答，我觉得能。

在百废待兴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很难评判什么是一个好创业者必须做的，什么是可以不做的，但柳做到了明辨和严格自律。

创业之前，柳传志的太太想方设法让他戒烟，他怎么都不肯，但他决心要戒时，就在心中暗暗起了一个誓：如果再抽烟，我这个企业办不好，从此就没再抽过。这些年来他在夜里梦见自己抽烟大概不下20次，倒不是想抽，而是在梦里想到自己没遵守规定，都被吓醒。

柳传志说：“我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没有今天这么高的目标，只是觉得这是个人生存价值的一个体现。但我心里头还是有愿景，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就把话说在明处——把联想做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他的要让路。比如说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自然会有同学、亲戚来找我求职，我有这句话放到这儿，哪怕得罪人，我也绝不影响公司的利益。慢慢的这些事就都没有了。”

1978～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是令人振奋的30年；同时，企业发展、阵痛、失败或者破茧而出，是充满喜悦、痛苦、回味以及省思的30年。这些历史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眼前。

联想已经不可避免地和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联想24年的发展历史，也是柳传志自身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我们回顾联想发展历程之时，贯穿其中更多的是柳传志的心血煎熬和他的果断决策。

在见证了柳传志的领导史和他对接班人未雨绸缪的安排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充满期待地想象：世界500强之列的联想，未来会是怎样？或许，我们可以修改一下联想那句广为流传的广告词——“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五、龙安志寻找通往香格里拉的路香格里拉在中国吗？

人类历史上有一些很特殊的时刻，发生了一些当时看起来很重大的事件。人们自以为对此进行了精确的分析和解构，但放眼10年，20年，并且勾连于更久远的历史纵深，突然会发现还是低估了这些事件的爆炸力和穿透力。它们就像魔力无穷的指挥棒，不仅策动着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还深入影响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

1972年，中美重启交往大门，就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新的时代开始了，历史的发展悄然改变。这不仅意味着世界政治格局由此开始的深刻变化——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在某种意义上更意味着中西方新的交流和接触，就像两个性格相去甚远而且误会重重的巨人谨慎地开始了新的对话。事实上，在一个已经用飞船探索宇宙，用飞机和电缆线沟通得无比容易的时代，地球已经狭小得可以用“村”来形容，无法想象一个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老死不相往来，这无论对两个国家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悲剧。

1972年，宛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水面，激起层层涟漪，许多人的命运因此产生了一些波动，甚至由此走上一条别样的道路。构成涟漪的人物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无疑都是构成大历史的水花，区别仅仅在于这些水花的大小而已。这些人中，有的名噪一时，有的声名不彰，但他们都见证并促成了30年激流澎湃的历史大河。如果我们对此30余年间的中国人物耳熟能详的话，那么换一个维度，看一看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发生过契合的外国人，看看他们与中国的故事，读读他们在中国的心路历程，了解他们眼中的中国变迁，也是一件颇有意趣的事。

尼克松与周恩来握手的时候，“二战”传奇英雄乔治·布什仍处于战败的沮丧之中，此前四个月，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没能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他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对现场发生的一切，我的感觉不仅仅是悲哀之极，简直可以说是厌恶之至”。但另一方面，“无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持有何种感情，从长远的观点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与之进行外交接触都是显而易见的明智之举”。尼克松和周恩来的握手，无疑对布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年后，他选择到中国担任第二任驻华联络处代表。他们一家在中国过得很愉快，包括他们的儿子小布什。可以想见，两位布什，三任美国总统在考虑中美关系乃至全球性的事务时，也许会想起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此时，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施密特同样密切关注着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为自己的远见感到自豪，因为“1971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1972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一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施密特将在三年后访华，那时他已是联邦德国的总理。

此时，一位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德国青年施罗德对中美关系的这一幕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在西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就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26年后，他将成为第七任德国总理。

此时，一位28岁的英国青年彭定康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的私人助理兼政治秘书。来自中国的消息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但他更多地只是将此作为研究国际形势的一个非常一般的素材。他没有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末代港督，为了“使英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享有尊严并体面地退出”香港，他做了一些并不很讨人喜欢的事。

此时，一位美国作家已经逝世了6天，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内幕新闻”是关于毛泽东在1970年对于中美关系的谈话，核心内容是：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吗？

这件堪称作品的新闻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有这位美国作家的墓，中国元帅叶剑英题写了墓碑——“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在生前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也许还有未来，斯诺都是少有的具有大情怀的人，他对世人抱有真正的情感和宽容，美国政府因为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热爱迫使斯诺远走他乡，但他即使到了最后仍对祖国抱有深深的爱。而且，他的确实现了他所说的连接中外人民的善良愿望，他曾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美国人，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他的著作影响了很多西方人，包括一些政治家和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比如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个11岁美国男孩。

这个男孩是一个独生子，由于他的调皮，父母认为一个孩子就够了，不能再生了。这是一个具有艺术氛围的家庭，父母都出身于美国演艺界。文艺的环境培养了这个孩子的文艺气质，他喜爱绘画，也喜爱中国菜。

父母经常带他到纽约唐人街吃中餐。大红的灯笼，佛龛里神秘的中国武将（关公），墙上挂着不知名的中国皇帝像，两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可以夹起任何食物的筷子，鼓着肚子的中国饺子，余韵悠悠的中国民乐，穿着唐装的和气中国服务生，这一切都让这个美国男孩对那个万里之外的国度充满了好奇，一个能用最简单的东西（筷子）进行世上最复杂活动（西方用餐的食物少而器具复杂，中国菜内容繁复而器具简单）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而，让他困惑的是，美国媒体所渲染的中国与他想象中的似乎完全不一样，那些衣冠楚楚的节目主持人或者专栏作家以专家的口吻，竭力试图说服受众：一个以邪恶的龙（在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中龙是邪恶的）为图腾的民族，难道会是什么善良的民族吗？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难道会是什么爱好和平的国家吗？

事情真是如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专家”所说吗？尼克松访华拨开了太平洋上的重重迷雾，让这个小男孩看到了精彩的一幕：

尼克松受邀观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西方表演艺术与中国故事相结合的这朵奇葩令尼克松感到新奇。他问陪同人员此剧的导演、编剧和制片是谁，他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答案：“人民集体”。尼克松愣了一下，接着连声自语：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的确很有意思，在一个讲究个人利益、突出个人力量、崇拜个体英雄的国家，人们没法理解中国人对于集体主义的弘扬和珍视，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差异，源自两种迥异的文化基因。5000年来饱经沧桑、承受了人世间所有苦难的中华民族，对于集体力量的信仰是深入骨髓的。与此相比，承续欧洲文明且别开生面的美利坚民族只有300多年历史，日子过得顺风顺水，于是自信阳光普照，仿佛人人都是上帝的使徒，力量无穷。

不过这个小男孩还没有如此深刻的领悟，他只是本能地感受到一片前所未知的新天地在向他招手。他一头扎进了书海，在少得可怜的关于中国的图书中，斯诺的《西行漫记》显得非常醒目。9年之后，他开始了他的探寻，并从此和中国结下永久的情缘，他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龙安志。

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个美国小男孩龙安志在书中寻找着中国印象。

中国引发了他对一系列特殊人物的兴趣。他读毛泽东、胡志明、切·格瓦拉，他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领袖，他们发挥思想，就是想把人的那种不好的生活改变过来。”他尤其喜欢毛泽东，以搜集毛泽东英文著作为乐事。在他看来，毛泽东了解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他的许多思想对现在仍有指导意义，包括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和优势的看法，国际问题跟国内问题的关系，特别是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龙安志对社会主义制度很感兴趣，因为他觉得美国社会有很多弊病。这个观点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欧美各国青年中非常风行，冷战与霸权、战争与鲜血尤其令二战后出生的年轻人难以接受。当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欧美各国的青年们在质疑西方的价值观，反对霸权和战争。虽然中国的“文革”与他们的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他们把“文化大革命”浪漫化了。欧美的年轻人举着红宝书涌上街头，宣泄他们的不满和叛逆，成了当时很具经典性的历史镜头。

龙安志从斯诺的《西行漫记》开始了解中国，他喜欢斯诺笔下的延安：在物质艰苦的地方战斗着一群精神富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单纯、热情、乐于奉献和牺牲，为了在地球上建造一个公平、正义的天堂而不懈地努力着。

斯诺的描述让龙安志想起了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作品《消失的地平线》中对于神秘的香格里拉的描写。同样是一片净土，但人们并没有与世隔绝，了解现代科技和文明；人们不偏激，富有激情和生活情趣；那里可以躲避战争和经济萧条以及污染，实在是人类的诺亚方舟。

香格里拉在中国吗？这个疑问一直纠缠着龙安志，可能伴随他一生。

五、龙安志寻找通往香格里拉的路中国大龙的“龙”，天安门的“安”，小平同志的“志”

1979年，给龙安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邓小平访问美国：盛大的欢迎仪式上，世界第一强国的领袖陪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检阅三军仪仗队，邓小平与美国企业界的早餐会，邓小平戴上了牛仔帽……

“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上千位各国记者恨不得把邓小平在美国的每一秒都传递给全世界的人们，因为人们都想知道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究竟会走向何方，邓小平就这个问题作了清楚无误的回答。他在西雅图出席午餐会时说：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目前，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美国人开始谈论中国新领导人的风格，以及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开放。美国人突然发现中国人好像“很可爱”，有的人甚至觉得除了肤色和眼睛不同，中国人同美国人没什么区别，至少要比“北极熊”更容易接近。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我感到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

龙安志支持卡特总统，多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卡特是现代美国最好的总统，他把中美关系搞得很好。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龙安志想学习中文，可是当时美国很少有人教中文。一番寻找之后，他找到了一位好老师。龙安志的一位同学是香港人，同学的母亲是在广东长大的医生，会讲普通话。于是每个周末，龙安志都会到同学家，同学的母亲做中国菜，在具有中国风格的餐桌上，龙安志学会了第一句中文：“你好吗？”这可能也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中文。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这三个字无数次从他口中飞出，倾入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耳中，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

龙安志后来到杜克大学就读，他选修中文。但令他诧异的是中文老师由德国人担任，水平令人难以恭维。后来换了个台湾老师，第一课的内容还是那句“你好吗？”几位美国学生将这几个字念得千奇百怪。一位美国南部学生的口音令那位老师大笑不止，学生问是不是念错了，台湾老师说：错倒是不错，就是没想到你把美国南方口音移植到中文里，居然能说出上海话的味道。

虽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经济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领域，它与政治、文化等交织在一起。

1978年12月13日，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协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也许是巧合，四天之后，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作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产品，可口可乐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由于可口可乐总部在亚特兰大，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正是亚特兰大人，人们认为卡特故意将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殊荣”留给了自己家乡。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从未得到过证实。

1979年3月，一场“内部观摩”的服装表演会让北京服装界和外贸界的人们瞠目，所有服装以当时的眼光来看都堪称“奇装异服”，带有深深的“资产阶级烙印”，而且四名日本模特和八名法国模特在“t”形台上的表现“很不庄重”。

为了方便模特更衣，中方用篷布将男女分开。服装设计师却要求中方去掉篷布，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这没有什么不方便。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模特的形体。”

出于对客人的尊重，中方听从了服装设计师的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赞同客人的意见，中方特别通知工作人员不得将此事外泄。我们无从知道当时每一位观众的观感，但这场“内部观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位服装设计师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时装品牌，并成为高档、时尚的代名词——皮尔·卡丹。

如今全世界多数人的衣柜里都有了“MADEINChINA”。皮尔·卡丹先生的作品也早就引入了中国元素。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巨大动能和光辉业绩，对于皮尔·卡丹来说，他有足够的理由夸耀当年那场“小儿科”般的服装秀，即使他后来甚至在紫禁城办过服装秀。

其实，谁影响了谁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塑造了世界。

1981年4月12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起飞。作为世界第一架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它赢得了指挥中心一片掌声。

当“哥伦比亚号”一飞冲天的时候，一架从美国旧金山起飞的班机悄然降落在北京机场。对于走下飞机的龙安志和几位留学生来说，来到神秘的中国，不亚于“哥伦比亚号”在太空的探险。事实上，龙安志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与美国社会迥异的中国，还将看到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他的“闯入”让他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这一点从他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刚下飞机，北京的一切都令龙安志感到新奇。人们衣着“极其朴素而简单”，但间或有年轻的姑娘穿着连衣裙，中国人待人接物礼貌但有些拘谨。喇叭里既回响着《东方红》，也有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甚至还有台湾歌手的和。这是一个承接过去与开启未来的年代，一切改变如魔术般令人眼花缭乱。

龙安志口渴，在友谊商店，他花1美元买了一罐可乐，这令中国老师大为惊诧，但出于礼貌那位老师没有说话。随后，他们上了一辆破旧的客车，客车随着发动机的牛喘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让美国学生们担心它随时会散架。大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客车终于瘫在了路上。

在司机修车期间，老师将再次口渴的美国学生带到路边小店，向他们推荐了一种“大众”饮料，价格不到可口可乐的1/5。老师以一种不经意的姿态指出用1美元来解渴，实在太浪费了。多年之后，龙安志记不起来那瓶饮料的名字，只记得“很甜”。

其实，不管是这位南开老师还是龙安志都不知道，那瓶可口可乐已经“国产”了。就在龙安志到达的几天前，可口可乐在北京五里甸成立的灌装厂已经投产，但规定只能在友谊商店和旅游饭店销售。这一年，广州出现了第二个可口可乐的瓶装厂，可口可乐的老对手百事可乐也在深圳成立了灌装厂。这两个企业到2008年已经走入中国千家万户，那位南开老师不会再把喝可乐与“浪费”联系起来了。

除了可乐，龙安志还注意到一个词——“公社”，就在那家小店旁不远处。老师告诉美国学生，那是某某“公社”，这个名词令龙安志想起了巴黎公社。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名词在中国即将和“巴黎公社”一样成为历史术语。早在两年前的1979年，四川广汉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就已经被摘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到1984年，绝大多数公社都将解体更名，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新体制确立。

对于这一切，龙安志当时还一无所知，但他很快就体会到中国农民沉默的力量。当天晚上，龙安志颠簸了六个多小时才到达天津。此后，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天津的大街小巷，体会民风民俗。

有一天，龙安志看到一个农民骑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他问那个农民，车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个农民只是憨厚地笑笑说：自己做的，技术不好。这个农民没有钱，就从垃圾堆里捡来各种废铁，自己焊成一辆自行车。

龙安志为之震撼，他认为这个农民就像一个隐喻，意味着中国人民的未来和前途。在他看来，一个极具智慧，又能从艰难的生活中寻找意义和价值、自强不息的民族，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当然，中国人民面对的是极其艰难的处境，就仿佛一场百米赛跑，当中国还在起跑线上的时候，许多选手已经早跑了两秒钟。对此，龙安志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

南开的老师在美国留学生进校的时候就告诉过他们，在校外买东西一定要有粮票，否则什么也买不到。龙安志没当一回事。他有一次在街上买烧饼，忘记带粮票，卖烧饼的大娘不卖给他，他就求这个大娘，大娘才勉强同意卖给了他。这个烧饼让龙安志明白了什么是计划经济，多年之后，他回忆道：

“那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中国社会什么都没有，从物质上来说什么都没有，国有体制生产的东西种类不多、质量很差。买东西是要票的，比如你买粮食要用粮票，不是说有钱就可以买米饭吃，不是，必须有粮票才允许你吃，全是规划的，计划经济的。”

不过龙安志也注意到，在计划经济的铜墙铁壁间，已有一些市场的小花在风中摇曳生姿。就在南开大学的门口，慢慢开始有了自由市场，附近的一些农民开始摆出一个个小摊，卖白菜、花生；一些返城的知青开小饭馆，做小生意。在自由市场，可以不用粮票买到东西。在学校里，居然已经有人走门串户，用鸡蛋换粮票。粮票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宛然成了一件商品。市场有着惊人的魔力，它仿佛能够将一切东西都纳入自己的怀抱。

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乃至国际上最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没意识到，那一个个小小的自由市场会推动着整个国家坚定地向市场经济迈进，直到加入tO。用龙安志今天的话说：“中国已经完全市场经济，可能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市场经济的一个国家，这就是30年的变化。”

在学生时代，龙安志最得意的事莫过于快速地融入中国社会。开始的时候，人们用看外星人的眼光看他。封闭已久的中国人对外国人充满了好奇。龙安志有时在街上一回头会发现好多人好奇地跟在身后。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由于风太大，眼里进了沙子，他想取出隐形眼镜，就进了一个商店，找了一个镜子照着取眼镜。当他把镜子放回去时，突然就看见镜子里面有好多人，一大堆人想看看这个老外要做什么。

一个同学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龙安志”，解释为：中国大龙的“龙”，天安门的“安”，小平同志的“志”。每当龙安志把这个名字和意思告诉刚认识的中国人时，他总能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到理解、亲切，仿佛一根无形的绳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为了更好地和中国人交流，他到商店买来军用挎包，装上一些魔术道具，经常骑着自行车外出找人聊天。晚上到自由市场去，他会买来花生米，跟别人边吃边聊天。如果感觉人少，他就开始变魔术，吸引来逛市场的人，有时候，连一些摆摊的人都会丢下摊子来看他表演。这个时候，他用当天学的中文和人们交谈，他的舌头有时完全不听大脑指挥，爆出一些令人捧腹的读音和语法，现场一片大笑。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中文进步很快。不过，他一直没兴趣学方块字。到了现在，他会写的中文仍然寥寥无几，写得最熟练的就是“龙安志”三个字。

在南开的校园里，龙安志堪称异类。黎明时分，喇叭里传来《东方红》的乐曲，龙安志就会兴冲冲地跑到操场上去跑步，他本以为所有人都会闻鸡起舞。但很多时候，操场上只有他一个人。这跟他对中国的遐想完全不一样。后来他回忆道：“我本来觉得人们会很‘革命’，其实不是。中国已经是另外的状态。”

龙安志的特别不在于他穿着“奇装异服”，而在于他按当时中国人的方式穿着：绿色的军装，夏天穿白色的衬衫。当时的商店里，服装种类很少，人们要么穿绿色的裤子，要么穿蓝色的裤子，女孩不穿裙子。当时的社会刚刚开放，人们的观念还不能接受“花哨”的装扮。

龙安志曾经送给一个中国女孩一瓶香水，却没想到给她添了很多麻烦，很多人批评她，说她被腐蚀了，太腐败了。与这种思想认识截然相反的是另外一种倾向。

有一天，几个学绘画的学生邀请龙安志参观他们的画作，并希望龙安志给提一些意见。在一间小屋里，龙安志看到摆了一地的画。这些画都是模仿法国印象派的作品。龙安志突然有一个感觉，他明确告诉这几个中国同学，他们的作品模仿的痕迹太重，简直就是复制，跟中国没有关系，跟中国文化相去甚远，那只是一堆无思想的死物。应该用西方的方法、工具，描写中国社会和生活，反映中国情感和思想，而不是复制一个法国或者美国的乡村，那毫无意义。

龙安志的话对这几个人产生了影响，虽然无从知道这种影响有多大，但是这些年轻人在不停地探索，从写实到抽象。渐渐地，龙安志从这些年轻人的画作里看到了一些属于中国的东西，一种改革时代特有的生机和迷惘，开拓与困惑。

这一切让龙安志感到一种参与人类伟大历程的神圣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并促使龙安志下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心：

“我觉得那时候挺有意思，许多的细节都意味着中国未来的路。但是中国会走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很考验智力的地方，我想留下来看看。”

五、龙安志寻找通往香格里拉的路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大香港，肯定是这个前途

1981年，一架来自天津的飞机降落在香港机场。一位穿着绿色军装、戴着绿色军帽、背着军用挎包的人赢得了极高的回头率，因为在这身俨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束下是蓝眼高鼻长发的西方人，在穿着时尚的人群中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位“怪客”坐上出租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同志，请送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租车司机愣了半天才缓过神。

到了学校，这位满口“同志”的“怪客”让香港同学很尴尬、很难受，于是他们表达欢迎的方式是陪这个自称“中国大龙的‘龙’，天安门的‘安’，小平同志的‘志’”的人去买衣服。也难怪香港同学感到奇怪，香港与内地之间交往实在太少，而双方的差异实在太大。

那时候，如果在从北京飞到香港，在飞机上就会发现晚上7点以后，全中国都是黑的，灯都关了。一位日本记者回忆道：“北京的大街上街灯很少，霓虹灯更是几乎没有。现在想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汽车竟然关掉前灯在黑暗中行驶。直到1984年3月以后，汽车才可以在夜里打开前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从前为防备外国侵略，北京采取灯火管制，不开前灯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政策的影响。还有一种解释……当时中国国产汽车的前灯大多无法上下切换光线。”

那时候，北京的饭馆7点钟就关门。龙安志和朋友到王府井东来顺吃饭，进门的时候6点半，服务员态度很差，把菜“咣咣”地扔到桌面上，并且说：“你们吃完了，我们才能走。”在众多服务员的注视下，龙安志他们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刚出门，就听见身后传来巨响，服务员已经把门关了。

香港的7点钟只是华灯初上，夜生活刚刚开始，一盏盏路灯和霓虹灯把整个香港点缀得一片璀璨，宛若不夜城。酒店、饭馆、舞厅乃至街边的大排档，人头攒动，非要热闹到凌晨一两点钟，但是再晚也很少有服务员驱逐顾客。

香港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灵活，积极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到80年代，香港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高点，堪称世界级的金融都市。香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作为全球名列前茅的自由港，“开放”是成就香港的关键词之一。

经历了经济腾飞的香港人拥有极强的自豪感，他们称呼对岸同胞为“表哥”，意思是乡下的亲戚。很少有人愿意学普通话，对许多人而言大陆意味着贫穷和落后。种种传言让香港的人们对一水之隔的同胞有些隔膜，有些紧张。但是1982年的中国毕竟已经打开了大门，曾经阻隔双方的东西已经拆除，在此后的岁月中，双方的交流将随着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而不断深入。一切不过刚刚开始而已。

那时候，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公寓后面有一个山坡，那里可以看到连通香港与内地的火车，车上有一些老太太带着桶，里面装着鸡爪，她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叫卖。对面就是深圳，那时候的深圳大部分还是农田。攻读法学硕士的龙安志经常带着书坐在山坡上，看着火车来来去去，而且班次越来越多。他时常会问自己：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怎样？香港会不会影响内地？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大香港，肯定是这个前途”。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龙安志穿行于香港和内地之间。这位住在一间地下室里的穷学生备着一个皮箱，以便随时能够以业余导游的身份带团到内地。他带着各国的游客来来去去，体验着一个古国新生的过程，这令他有一种参与大历史的感觉，很奇妙。

1985年，北京的街道上汽车渐渐多了起来，只是远不能同纽约、巴黎、伦敦、香港等大都市相比，更不能与20年后交通拥堵的北京相比。下班时分，街道还是自行车的洪流。在无数骑自行车的人中，有一位蓝眼高鼻的美国人，总是在下班后从北京饭店的办公室出来，骑着自行车到建国饭店的商务中心去收发传真。

当时，北京的外企办公地点多集中在北京饭店和民族饭店，只是多数饭店都没有传真机。建国饭店有一台传真机，于是，许多外企的员工便奔行于两者之间，收发信息，这其中便包括那位喜欢骑自行车的人——龙安志。此时，他服务于一家开在香港的美国法律事务所（Denton hall），这家法律事务所有中国事务部，龙安志就是其中的一名律师。在那个年代，普通话说得好的香港人都不多见，何况一个美国人，而且还对中国有一定了解。在一般人看来，龙安志简直就是“中国通”，因此他很受事务所的重用。

不过，龙安志经常遭到香港同行的嘲讽。在香港律师看来，中国内地实在太穷了，怎么可能赚到钱呢？中国连市场经济这个词都不认可，怎么可能有律师的空间？然而，龙安志的感觉截然相反。早在一年前，中国政府又宣布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成为新的对外开放桥头堡，这一开放政策顿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在香港隔岸相望的外国企业逐渐听到了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的声音。始终关注内地的龙安志觉得自己正在参与历史，那是一种莫名的成就感。用他的话说，他“喜欢富有开拓性的工作”。

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中国在1979年才有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数年后才有实施条例，在政策上已经允许外资进入，但怎样进入？在哪些领域进入？用什么方式合作？对外资如何监管？中国的体制如何与国际惯例相融合？这一切的一切既没有模板，更没有先例，只有一些既原则又模糊的规定。

后来的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回忆说：“内地1983年底之前都没有《合同法》，1979年有了《中外合资法》，但是很粗，操作层面的细节纠纷没有办法处理。”

梁定邦曾组织了一个包括会计师、律师以及相关行业专家在内的小组，到内地处理港商与当地政府的纠纷，以两地的法律为依据进行仲裁和调解。第一项调解就是针对一家非常有名的香港富豪家族与当地政府的商业纠纷，由于工作细致，充分考虑到两地的差异与实际，并以两地法律为依据，结果皆大欢喜。

就在调解商业纠纷案的过程中，梁定邦受邀到刚刚成立的深圳大学办讲座，讲香港法律，听众中包括一些全国知名的法学教授。梁定邦的讲座后来编成了一本书《香港法律十八讲》。虽然不过一册小书，却为开放之初的中国人了解世界经济规则打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借以窥视大千世界的复杂。

与梁定邦不同，龙安志一方面研究中国的法律，了解中国法律机构最新确定的法律词汇，看看有多大的空间允许外资“折腾”；另一方面，中国新出台的法律里面有很多特词（术语），他把这些特词翻译成西方法律词典里相匹配的词汇。

龙安志根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编辑了《中国经济特词词典》（China Law）。里面可以查到“商标”、“版权”等词的英文翻译和详细解释。这本没有正式出版的书开始在外国律师中间流传。

当然，词典是死的，人是活的，合同是复杂的。每一份中外合作的商业合同都不仅仅是一份合同，每一个企业都不同，每一种合作方式都不一样，每签一份合同就如同酝酿一部法律。

双方企业来回谈判，谈判成果还要得到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认可。有的合同会被其他律师事务所关注，并通过各种明的、暗的手段“挖”过去使用。类似的项目多了之后会反过来成为中国政府考虑类似合作的样本和模板，然后催生一些操作性强的管理条例，最后中央政府会参考世界各国法律，立法颁行。

这一系列的过程，都从实践中来，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说，“摸着石头过河”。这看起来似乎有点盲目，但有了石头，就有了依据和航标，就有了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可能性。这石头是什么？就是中国实际。多年之后，龙安志回忆道：

“法律事务所忙什么？研究语言。要知道中国确立的新法律有什么新词，有什么含义，在合同里怎么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时候，我主要是做语言方面的工作，接下来就是做合同。怎么做合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的国度。1986年美国《时代周刊》再次把邓小平请上了封面，并用庞大的篇幅介绍“邓”领导下的中国。周刊中写道：“仅仅隔几年重访中国的外国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商品丰富多彩的自由市场，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的整洁小屋和充满生机的乡村工业，这些都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东道主所没有见到过的。”

但是这种变化到底会将中国带向何方？这个问题没人能解答。有些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一种热情，他们认为这会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圈，这么庞大的一块处女地实在让人垂涎三尺；另一些人也同样抱有热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必定会导致中国走向西式民主的道路。这些想法反映到媒体上，是对中国的好感，虽然这种好感并不单纯且一相情愿。但是一些睿智的政治家已经得出一些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结论。

1985年，李先念主席在访问美国时说道：“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只有那些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促进双方友好关系的正确政策和行动，才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并显示力量；而那些不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事物，不论如何盘根错节，也难免被历史的浪潮淘洗净尽。”

同样在这一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布什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写道：“我们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虽然我们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有一致看法并进行互利合作。”

1988年底，已经赢得美国大选的布什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地方掀开了那个特殊圣诞节的序幕。12月22日，布什带领一家三代18人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官邸做客，这一前所未有的姿态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五、龙安志寻找通往香格里拉的路我是龙安志，我是龙的传人

1989年，龙安志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他在此前被挖到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任中国事务部负责人。正当他大展拳脚的时候，上司找他谈话，表示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中国市场已经没戏了，法律事务所已经在中国大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应该打住了。上司给龙安志的出路是到台湾去。这个提议遭到了龙安志的拒绝。龙安志的强硬姿态令他的上司非常费解，因为此时的国际局势的确对中国大陆不利。

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政界不断发表言论进行干涉。一些议员要求布什总统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民主党众议员索拉兹甚至说：“如果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主动，改变美国的政策，国会将代他做。”

布什对中国比较熟悉，有自己的想法，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姆斯（美国参议员，是当时提议制裁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总是想搞乱这一关系（指中美关系），索拉兹则是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

布什得到了尼克松的支持，尼克松请求他不要断绝对华关系，这对两国都有益。布什不想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更不想中断商业联系。他告诉助手们：“我了解中国人，我知道怎么与他们打交道。压力与制裁无济于事。”

面对国会过于强大的压力，布什决定采取中间路线。他一方面指责中国并停止与中国高层的接触，中止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停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华公司的帮助，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对华贷款；另一方面又表示：“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刻，而要采取理智的、谨慎的行动，既要考虑到我们的长远利益，又要承认中国国内局势的复杂性。”

西方各国跟着美国的步调前进，采取了类似的制裁措施。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山雨欲来风满楼。

邓小平告诫自己的同志和人民：“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就看不起你。”

应该说美国白宫与国会的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布什的态度比较温和，他考虑得更为长远，也更愿意对历史负责。他曾经试图打电话给邓小平，但被婉拒。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

“首先，我是本着真正友好的精神写这封信的，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的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来的感受。尽管处于困难处境，但今天我比以往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邓小平迅速回了信，同意布什派出秘密特使的提议。邓小平在接见美方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时，引用了中国俗语“解铃还需系铃人”，一再强烈表示绝不容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跌入低谷，但在中国与西方一些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和西方各国没有完全陷入冷战的泥潭中。许多西方人并不看好此时的中国，因为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9年，柏林墙倒塌，大量东德居民涌入西德。第二年，德国人以东德并入西德的方式实现了数十年的心愿——两德统一。

1989年，仅仅因为抗议解除一位神甫的职务，罗马尼亚西部一座城市引发的群众示威演变成全国性的骚乱，国家领导人被逮捕并处决。

从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直到苏联，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山河变色，江山易帜。

一位日本作家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社会主义这个巨人倒下去了，西方世界所谓的自由民主将难觅敌手，历史终结了。这本书透露了当时西方世界的狂喜，并很快成为当时西方社会的主流认识。

随着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倒下，人们在问两个问题：中国还能走多久？中国会走回头路吗？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时，坚定地指出：“中国在10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10天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中外记者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将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继续欢迎外商来华投资。

4个月后，邓小平在上海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10个月后，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市长们会见了美国政界、工商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向世界传达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没有变。这次访问，代表团团长以坚定与机智给美国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

与西方政界对中国的灰暗认识相反，许多在华企业表现得非常坚定，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不可能走回头路。一位西方汽车制造商甚至对中国一位副总理说，他们从未考虑过要撤离。美国一家研究公司指出：“尽管经济改革看似进展困难，但西方的投资者们仍然把赌注下在长远的发展上。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仍然认为这个国家对于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始终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而且他们都相信中国的经济在未来5年内将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尽管这一进程可能比预想的更久，更曲折，但他们认为这一天的到来终将不可避免。”

这也是龙安志的认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就像奔流东去的长江水，谁也无法令它倒流，它将排除一切阻碍，整个世界只能像大海那样张开双臂拥抱这条蜿蜒万里的东方巨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龙安志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对象，也许还可以成为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1989年，东南亚的几个发展中国家开始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龙安志受亚洲开发银行之邀到老挝中央银行任顾问。他刚到老挝就面对一场争论。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竭力推销休克疗法，要老挝在最短时间内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全面放开。这一理念几年后在俄罗斯大行其道，结果俄罗斯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在21世纪初凭借雄厚的资源扭转颓势。

龙安志的意见是老挝应按照中国方式进行改革开放，以渐进的方式把对人民生活的冲击降到最低。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候他们经常向农民发放贷款，农民没有资产，有两头猪，猪值多少钱，先评估，再贷款。其实按照实际的情况研究出来的法规，是比较实际的。从美国照搬过来的很复杂的法律，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行不通。中国有很多东西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家面临很多矛盾，很多问题，在克服困难中形成的经验值得参考，我把这些文件带过去，带到老挝，我们经常探讨这个（中国）模式。”

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龙安志不愿再等待，他按照中国相关法律结合老挝的特点草拟了外汇法、企业法、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一天晚上，老挝一位高级官员拜访龙安志，非常激动地说：老挝太穷了，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进行没有结果的讨论，我们迫切需要改革。龙安志草拟的法律条文第二天就摆上了老挝政府的议事桌。

此后，龙安志还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帮助越南政府处理通货膨胀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龙安志一趟趟跑北京，向中国人民银行的专家们咨询，然后把中国在80年代控制通货膨胀的经验，以及外汇管理的经验带到越南去。

虽然龙安志在东南亚几国做得风生水起，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

1992年，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着一个“老外”。他非常喜欢老北京的生活，早上到卖煎饼果子的小摊上买一份早点，和周围的邻居们聊两句，然后骑着自行车去国贸的办公室上班。当时的国贸远非如今这么热闹，基本是空的。就在空空荡荡的国贸，龙安志看到了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为整个中国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这位88岁的迟暮老人用睿智的大脑和非凡的魄力以及高度的影响力描绘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春天。几个月后，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这列以改革开放为燃料的火车加速了。

这一切让龙安志感到热血沸腾，仿佛一个在荒野中埋头赶路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座巨大的城市，惊叹又喜悦。龙安志积极为中国和外资企业牵线搭桥，完成外国资本、技术与中国大地的融合。龙安志成立了南龙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从柯达到爱立信，再到拜尔，专门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咨询服务。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为此接到了一个特殊邀请。

那一天，龙安志陪一个华侨经贸团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人大委员长万里的接见。万里谈笑风生，先后问候了来自东南亚的几位华人企业家和投资者。轮到龙安志时，万里笑着说：“你也是华侨吗？”现场一片善意的微笑。

龙安志一愣，同样微笑着回答：“我是龙安志，我是龙的传人。”现场一片掌声。

三年之后，龙安志写了一本书——《中国第一》。这本书谈了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预测中国会变成市场经济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国产品将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货架上。对于他的说法，特别是书名，当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在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成名作《日本，世界第一》。那是个日本产品崛起的年代，不仅日本货风靡一时，连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也成为各国学习的对象。对于1996年的中国，一个刚刚认可市场经济概念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第一”吗？

多年以后，龙安志回忆道：“我是在帮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变化。我在书里预计的一些事情，现在都发生了。事实证明，现在的中国是商业投资和金融管理最安全、最不出事儿的地方。我当时的观点，现在成了主流。”

五、龙安志寻找通往香格里拉的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1993年，身为一家外资咨询公司老总的龙安志背着包，打个“的”直奔北京首都机场。几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湖北“活力28”集团的会议室里，拿着笔和本，认真做着记录。

这是一次国有企业与外资的合作谈判。从一开始，谈判就存在着很多分歧和不确定性，这既来自双方对各自利益的考量，也来自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龙安志这次的角色是德方聘请的律师。但在实际操作中，他的角色更加多元——律师、谈判者、顾问、双方的协调人。这实在是一项艰难的工程。事实上，双方的首轮谈判就谈崩了。

德国美洁时集团的谈判代表拍着桌子说：我们带这么多资金进来，力图改善你们企业，你们怎么可以不感谢我们？中国代表也大为愤怒，认为德方不尊重中国国情和法律。龙安志和中方翻译都停止翻译，出门抽烟、喝咖啡、聊天，听着会议室里吵架声越来越大，但是吵架双方相互间根本听不懂，估计对方说的不是什么好话，自己在气势上绝对不能示弱。可惜人的精力有限，吵到后来双方实在没力气了。这时候，龙安志和中方翻译才进去把双方带出来用餐。第二天，接着谈。

此时，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标，德方希望在新公司无偿使用“活力28”的商标，而中方希望将“活力28”品牌价值进行评估，作为中方投资计入新的公司。第二个方面主要是中方员工的安置问题。引入德国设备后，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70%的人要下岗。中方希望德方安置，德方认为无此义务。

如果说第一个分歧是在任何一个商业谈判中都存在的话，那么第二个就颇有认识上的差异。任何一个跨国集团都以赢利为第一目标，美洁时也不例外，他们无意背上人力资源的包袱，认为这与己无关。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出于理智还是情感，都不愿意让为企业作出过贡献的工人们面对下岗的窘境。

德方作出了第一个让步，他们将为每名下岗职工提供3万元的补助款，这就是风行一时的“买断”。在这个概念中流淌着辛酸的无奈，因为谁都知道岁月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谈判再次陷入困境。

龙安志和湖北省主管部门的领导以及活力28的负责人进行了几番磋商，最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见：由德国注资（近原补助款总额的3倍）另行成立一家企业，从事衍生产品和服务，将本来要下岗的职工纳入这个新企业，由中方负责经营。

这个全新的方案由龙安志传达给德方，龙安志甚至追到德方在欧洲的总部。他说：不管你到哪里发展，是中国还是德国，当地对你的要求都不仅仅是市场的扩大，更主要的是要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不但不创造就业机会，反倒造成大面积失业，这不是长远之计，也不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该方案被接受。作为德方聘请的律师，龙安志不可能不考虑德方利益，但龙安志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情感。他能站在尽量公平的角度上撮合双方的合作，就像一个负责任的媒婆，为两个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家族做媒，既希望双方结成秦晋之好，更希望这个结合能够长远。只是文化差异的存在总是引发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当德方代表第一次到湖北的时候，中方盛情款待，却不谈合作事宜。德方很着急，龙安志协调中方，中方再次邀请德方参加晚宴。宴会上宾主双方频频举杯，最后都喝醉了，正事却没谈。德方更加着急，对龙安志说，下一次能不能不按中国国情办事，别老是除了喝酒还是喝酒，能不能正式开会。

龙安志再次协调湖北省外事办，请求分管副省长接见。湖北省外事办表示没问题，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又是谁安排吃饭。情况汇报上去，湖北省政府的领导非常重视，决定专门由分管副省长开会协调。会上，副省长问有什么问题，双方把情况一说，副省长表示支持，同时为表示欢迎，他代表省政府宴请双方企业。最后，问题是解决了，但德方已是闻宴色变。

当中德双方代表形成了最后合同样本的时候，合同要交给双方老总作最后的审定。几天后，德方一位谈判代表问中方一位代表，对合同的感觉如何。

中方代表回答说：“可以。”德方代表追着问：“别说可以，你觉得合同怎么样？”

中方代表回答说：“应该可以。”德方代表说：“别说应该可以，这个合同到底怎么样？”

中方代表回答说：“还行。”德方代表只好说：“那么，总裁会签字吗？”

中方代表回答说：“不知道，我们还没把合同给他看！”

由此发生的有趣故事很多，但这毕竟是一次成功的合作。1996年的这个合作为民族品牌参与国际化的努力探索了一条路径，事实上这次合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尤其是在那个下岗成了大问题的年代，活力28的模式无疑是一个让人们眼前一亮的好模式。

对于美洁时集团来说，他们控股60%，中方40%，凭借着活力28这个桥头堡，美洁时集团旗下的若干国际品牌顺利进军中国市场，并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虽然此后商海波涛汹涌，活力28的老东家几度沉浮，被其他企业并购，但是活力28这个品牌并没有从中国品牌榜上消失，它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并创造了相当的商业价值。

对于龙安志来说，这次谈判和无数次类似谈判一样，构成了一个历程。他看到中国的企业是如何改造旧有的经济结构，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中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的进程。

“1992年以后的状况，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外资的进入，合资公司的成立，那些下岗再上岗的模式，或者国外收购国内的品牌，很多的事情当时很成功。但是后来有的品牌消失了，企业也有重建的，或者再被收购，总是在改变。现在中国市场的状态，与国际市场差不多一致了，因为中国已经加入tO，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新经济状态。但那个时候很多概念还不存在，只能根据实际不断地创造新的模式，一个新模式就代表着国企改革以及中外合资等等经济改革的新突破，一个突破接着一个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正当龙安志着力弥合东西方差距的时候，他的祖国与中国之间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苏东剧变，尤其是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悄然落下，让一些人带着看笑话的心理等着看中国的窘态。

1992年底，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刚一接任就改变了布什总统的许多政策，比如将对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政治化，并与人权问题挂钩，甚至将人权问题凌驾于中美关系之上。不久之后，美国人干脆以一种极其蛮横无理的行径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独霸地位。

1993年7月，一个轰动性的事件让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瞪大了眼睛。美国指责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跟踪，并坚持要检查“银河号”。中国经调查向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说明情况并不属实。消息传回美国，中央情报局却一口咬定中国政府在掩饰罪恶。

最后，中国政府同意由第三方沙特对轮船进行检查，经过一周时间对所有集装箱角角落落的检查，没有发现所谓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中国、美国、沙特共同签署文件证实“银河号”与化学武器无关。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要求美方道歉、赔偿。但这两个要求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甚至有美国官员倒打一耙，指控中国用假情报设计陷阱，打击美国的全球形象。

美国的行为让自己丢了脸面，一些政要也对此非常不满，前国务卿黑格甚至公开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质疑道：我们凭什么告诉全世界必须执行美国的人权标准？

也许是质疑的声音还不够强烈，美国随后以更加轻蔑的姿态挑衅中国人的情感。

1993年，全体中国人以无比强烈的热情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大街小巷都挂着一幅幅真诚的横幅，“开放的中国盼奥运”。中国人赋予了奥运特殊的情感，那里有自尊和骄傲，有开放的胸怀，有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激情。然而，这么一件与政治无关的体育盛事硬是让一些美国人把它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这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心，许多对美国抱有善良遐想的国人突然发现山姆大叔实在霸道得令人齿寒。一位美国学者忧虑地说：“这一回杠杆的使用，比任何其他事件更使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相信，美国不仅反对中国政府，而且反对中国人民。”

也许来自内部的规劝力量还不够大，但是在全球领域的一系列新情况却让克林顿政府不得不重新估量中美关系。从朝鲜问题到中东问题，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环境危机到人道危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和支持。而且，与许多心怀恶意的人所希望的相反，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欣欣向荣。许多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已经用自己的笔向世界诉说不得不说的事实。

1994年1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采访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的报道。芮效俭说：“如果你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那你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过去的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15年。而在这15年中，最近这两年在经济繁荣、个人选择、得到外部世界信息的可能性、国内的自由流动和国内状况的稳定方面又是最好的时期。”

1996年5月1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第一次阐述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时表示：“毫无疑问，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未来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只有当两个国家以建设性的、公开的方式对待对方时才能服务于这些利益。”

三年多的时间让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就像美国的态度从1972年到1979年发生的变化一样。此后，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从竞选时标新立异的挑剔，到当选后的自大，再到彷徨和犹豫，最后发生改变。变化的模式几乎相同，只是时间长短不一。

1997年，围绕着中美关系，美国政坛内部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这年2月13日，《华盛顿邮报》以耸人听闻的笔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中国以“政治献金”的方式操纵美国大选，使克林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仿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师出现在美国白宫门口相类似的臆语，竟令美国媒体如获至宝，无数似是而非的“独家发现”充斥美国报纸的版面。

同一个月，两位美国记者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将中国与威胁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书中第9页信誓旦旦地说：“在过去10年中，中国为自己确立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对于所谓的政治献金，美国国会耗费巨资调查却一无所获，只能不了了之。对于中国威胁论，一番讨论后，务实的态度占了上风，一位美国参议员的态度代表了主流：

“美中两国现在被一张密密的利益网交织在一起，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为承认了这一现实，现在华盛顿和美国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一种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识，既反对对中国持敌对态度，也反对热情接受中国，而是谋求同中国的合作，同时现实地接受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

中国自身的积极变化和对世界的影响力让美国不敢忽视，而且随着中国开放的深入，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找到共同利益。这不是简单地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就可以轻易切割的。随着经济领域和民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双方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1997年，《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这部电影的票房位居全球及北美地区第一名，在中国同样以狂卷3.6亿元人民币的成绩创造了一个传奇。奢华的视觉效果让人们啧啧称奇，但更能打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还是杰克与露西之间纯美而执著的爱情，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北京，都有许多人带着泪花离开影院，并在脑海中留下了冰海浪漫爱情的交响。

1997年，一位伟人的离去让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为之叹息。

2月20日是农历正月十四，第二天就是元宵节，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年味。这一天人们一早起来打开电视机，发现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身着深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用沉重的语气播送着一则新闻：

“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称邓小平是“世界舞台上一位非凡的人物，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力量，他1979年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为中美关系和双方合作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副总统戈尔则亲自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悼念邓小平。

在克里姆林宫，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设计师。”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评价道：“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都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就邓小平的逝世发表讲话，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

美国学者派耶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

龙安志亲眼见证了邓小平的离开带给中国人民的悲痛，他看到了天安门降下的半旗，他看到了高校校园里开完追悼会后人们把胸前的小白花别在一棵棵青松上，他也看到了中国人悲痛但并不迷惘，中国沉重但并不压抑，这与二十几年前毛泽东去世时人们宛若天崩地陷般的失落感相比，是一种新的进步，因为前进的道路已经指明。

在许多年后，龙安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突然说起邓小平：他很务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那种实用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无论在延安时期还是北京时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服务于他的理想，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一个富强的民族和国家。而他的伟大在于，他能极好地用最务实而简洁的办法实践宏大而艰难的理想，并使之实现。

龙安志深深为邓小平惋惜，因为这位用一国两制的思想为香港回归奠定基础的伟人，无法实现在回归时去看一看的夙愿。从内地到香港，人们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没有忘记邓小平。

1997年6月30日，香港大雨如注。龙安志默默地注视着“日不落”帝国以一个被称为“日落仪式”的方式与香港告别，英国旗和英治香港旗在《最后一站》的乐曲声中和着大雨降下。在“日落”号声中，查尔斯亲王和全体来宾默默注视着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落。晚上8时，仪式在全体乐队和演出者合唱的“终曲”声中结束，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行将“曲终人散”。末代港督彭定康艰难地说：

“当初揭开这个篇章的序幕，从20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的观点来看，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予以宽恕。”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虽然自1984年以来，港英政府用各种方式谋求自己在香港回归后的影响力，在中英港之间酝酿了许多矛盾，但在最后时分，彭定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他的一位顾问对一群西方记者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当一个伟人离开的时候，天亦为之动容”。彭定康对此质疑，顾问承认此话是自己编造的。彭定康后来用一句真正的中国谚语表达了心情：“既来之，则安之。”大不列颠似乎无奈地承认了东方明珠物归原主。

当时，龙安志和几位香港朋友谈起眼前的暴雨，香港朋友对他说这在广东的风俗中就是发财的意思，香港未来一定很繁荣。

在香港回归的当天，首任特首董建华对龙安志微笑着说他的书不错。在香港回归前，龙安志写了一本书，名为《红色资本》，所谓红色资本就是内地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的名称，此书讲述内地企业对香港的积极作用。龙安志认为这支力量一定会帮助香港稳定繁荣。

这本书不仅得到了董建华的赞赏，也得到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认同。周南很高兴地写信给龙安志，称他为新的“红色资本家”。后来，“新红资”成为龙安志旗下一系列企业的品牌。

在龙安志看来，香港回归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就像落叶终将归根，秋雁总要南飞，日落还有日升，花谢总会花开。

多年之后，他从许多细节看到了香港的新风情：香港人最大的变化是普通话标准了许多，拥有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过去的香港人是殖民地思维方式，以英国殖民地为荣，如今香港人会说“我是中国公民”，这是一种思想的转变。过去香港律师的普遍愿望是退休之后，可以在伦敦郊区拥有一套乡间别墅，而现在许多人的愿望是退休后到北京住四合院。

五、龙安志寻找通往香格里拉的路世上唯一永恒不变的就是不断的变化

2001年，一场新书发售仪式在北京召开。在这本书上赫然印着“中国的世纪”五个大字，编者龙安志。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由朱镕基总理作序，内容汇集了八位中国政府部长，世界500强的一些董事长、CEO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和判断。

这本应运而生的图书有它产生的深刻背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人对中国的态度显得非常复杂，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这两派时常出来搅扰世界的视听。

1999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窃取美国原子弹计划建造更好的武器”的爆炸性消息，并指出这位“核子大盗”就是华裔科学家李文和。一时间，李文和成了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之一，美国乃至西方各媒体连篇累牍地挖掘幕后信息，把一件臆测的事弄得仿佛十足“铁案”。看过美国媒体报道的人们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直接对每一位美国公民造成了威胁。

但是，美国政府断然否定了这一消息，克林顿直接表态：“在我的任期内，没有人向我报告过中国搞间谍活动的事。”能源部长理查森表示：“许多猜测是毫无根据的。多年来，我们的实验室保密工作是非常严格的。”

中国政府和媒体对此更是进行了严厉的驳斥，驻美大使李肇星认为这是“毫无根据和极不负责任的”。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一些美国华人致函美国当局，认为这将“引起恶劣的反华狂热”。一些华人侨社还成立了李文和法律基金会，以支持李文和打官司。

与此同时，一些熟谙美国政治游戏的人士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撰文说：“把对华政策当做党派之间的皮球踢来踢去，那就危险极大。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后来都不得不花好几年时间，在一堆竞选时说过的敌对言辞的瓦砾上重新建立起日后的对华政策共识。”

中美建交的核心人物基辛格说：“我们正在转向对抗……你打开报纸就必定会看到攻击中国的文章。这是怀念过去的对抗。”

《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间谍丑闻无中生有》，认为这“是以《纽约时报》为首的新闻媒体和共和党政客的耻辱，他们为了增加发行量和当选而打出已经磨破了的中国牌。在此过程中，他们破坏了由尼克松总统在30年前开创的民主的接触政策”。

有的报纸则干脆将之联系到1949年中美开始的敌对关系，并高声呼吁“不要再次失去中国”。另一家报纸则谴责一些共和党人及其总统候选人“正在发出冷战号召”，“华盛顿最不该做的就是捏造出来一个‘中国威胁论’”。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李文和在被监禁9个月后释放，负责此案的法官表示此案“令整个国家和每一位公民感到难堪”，并代表美国法院向李文和道歉。在这起闹剧般的案件中，某些美国人丑化中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反倒浪费了美国纳税人上千万美元，并伤害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华裔的情感，美国政府的信誉与被美国人奉为心灵圣经的民主与自由因此蒙羞。两个月之后，另一起恶性事件将中美两国人民卷入了旋涡。

5月8日凌晨，一架美国B-2A隐形战略轰炸机在南斯拉夫的万米高空发射了5枚导弹，它们的目标是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它们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20多名使馆人员受伤。

一小时之内，中国政府最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很快，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5月8日下午，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均爆发示威游行，数十万人聚集在美国使领馆前，强烈抗议美国暴行。然而“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捍卫主权，还我使馆”等代表中国人民心声的标语口号似乎没有打动美国政府及北约成员国。

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英国首相布莱尔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北约发言人谢伊则对中国记者声称：北约的打击是合法的。

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培根大谈美国军队拥有最好的飞行员和武器系统，拥有精确的指挥和优良的训练，而结论是“战斗造成意外是难免的”。

美国媒体刚开始保持了一种沉默，随后则开始大力报道中国人民的游行示威，并对美国在华人员的安全表示“合理的担忧”。此时，公理和正义似乎既没有盘旋在贝尔格莱德（那里只有北约的飞机和炸弹），也没能在华盛顿发出声音（那里只有轻佻的发言人和仿佛患了后现代失语症的新闻媒体）。

面对中方提出的强烈要求，5月14日，克林顿向江泽民表示“由衷的道歉”。年底，美国政府向中国支付2800万美元的赔偿，此前，美方向伤亡人员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金。

这一在人类外交史上罕见的恶性事件以及中国人民的愤怒似乎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深刻反思，一切又回到原点。一年后，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论调再次冲击着美国人民的视听。

2000年，“中国崩溃论”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一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4月1日，《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而《中国即将崩溃》把这种论调推向了高潮。

到底是崩溃还是威胁？在这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措辞中，龙安志感到深深的失望：

“其实外国主流媒体基本上不知道中国的改革跟变化是什么样的。在90年代开始有崩溃论，就是谈中国肯定会崩溃的。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比较清楚，所以我主编了一本书，叫《中国的世纪》。”

龙安志认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可能是中国的世纪。

2001年3月16日，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龙安志。龙安志把《中国的世纪》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送给朱总理。

对于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龙安志非常佩服。中国坚持按照自己的实际和文化传统走了自己的路。中国发展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不只属于中国。

彭定康在2004年写道：“在20世纪最好的20年里，中国赤贫人口减少了2.2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马可·波罗行纪》里旁注‘不计其数的贸易’，中国的情况一直如此。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当代中国实践与时代形势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更大的飞跃。人们在为此赞叹的时候，仿佛又看到了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

2008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龙安志说：

“中国领导人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用10年时间，从完全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1992年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到2002年中国加入tO，10年时间完成。而且政治很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这个事情太难了，大部分国家是做不到的，但是中国做到了。”

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年，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经济总量突破了1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商品零售额双双突破了4万亿元人民币大关，进出口也突破了6000亿美元大关。人们用“活力四射”形容中国经济。

面对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龙安志作出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在《中国的世纪》发售仪式上，刚刚致完辞的龙安志心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香格里拉在哪里？

这并非一个突兀的念头，在那个时期，中国西南部的好几个地方在争论香格里拉这一地名的归属。这场争论引起了龙安志的兴趣，他再次想起了少年时代的那个疑问：香格里拉在哪里？在2002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吗？在宛然国际大都会的北京还是上海，或者深圳？20世纪30年代的斯诺造访延安时，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谈论的地上天堂就是这样吗？

对于这些问题，龙安志无法回答。在龙安志看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有了奇迹般的成就，但也有一些遗憾，这些遗憾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在北京东四九条有一个四合院，是传统青砖灰瓦的旧式明清四合院，现在的名字叫“新红资俱乐部”，它的主人是龙安志。当年，龙安志买下这个院子，是因为他喜欢四合院的生活方式，在檐下听雨滴打在水缸的声音，在天井中堆起两个小小的雪人，在房中就着透过窗棂的阳光读斯诺或者韩素音，在门口与礼貌而亲切的街坊聊天，骑着自行车穿过两个胡同去买烧饼……这一切都带着老北京别样的风韵和文化。

在龙安志看来，最能代表北京文化气质的大概就是四合院了，似乎只有住进四合院才能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感受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刚接手这处院落时，这里着实有些残破，龙安志请整修故宫的老师傅补齐了回廊，重新定做了大门，还从河北买来两个门墩儿。不久之后，他又买下另外一处四合院，并安上了“客栈”的旗号，房间里的家具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式样，旧沙发和扶手椅曾属于中南海，那些指点江山的巨人们曾在上面休憩；《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斯诺和韩素音的英文版图书放在书架上；在一本英文版《周恩来传》旁边放着一个红色娘子军的雕像；墙壁上有一幅红军长征的油画。这一切让许多追慕中国文化的人趋之若鹜，即使住宿费用堪比北京最贵的酒店，但没人嫌贵。

以前喜欢骑着自行车徜徉于北京的龙安志现在很少骑车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也找不到那种老北京城的感觉。他觉得北京已经变了，不再是那个很熟悉的北京，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城市，纽约或者伦敦，就是不像北京，而且人也是另外一种状态：

“每个人都在忙着挣钱、想钱、谈钱，纯粹为了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活着，他们现在似乎被金钱崇拜折磨得苦不堪言。为获取金钱，人人都在经商并且乐此不疲，买空卖空，进而获得更多的金钱。今非昔比，中国已经不再是22年前我初来乍到时那个样子了，而我也并非为了要看这种情况才来中国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似乎一切都贴上了金钱的标签，一些古老的文化载体被拆迁，成了历史中点点的墨痕，以后只有在书中才能找到。用他的话说：现在的北京跟美国的城市有多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在哪里？“如今，北京已不再是原来的北京。先前绿树成荫的街道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水泥路面。古老的大片四合院几乎也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除去拥堵的交通和水泥建筑之外，似乎一无所有了。”

龙安志曾经到天津买老家具，他看到有的平房的窗户上会用木头拼成一个个汉字，“善”、“礼”、“道”、“信”等等，或者在檐下墙上用彩绘或别的方式描绘中国古代故事。龙安志看得兴味盎然，他觉得中国传统价值观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是多民族的智慧和心灵汇合而成的。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拥有多样化的文化，有佛教，有道教，有伊斯兰教，有儒学，有诸子百家，有太多的智慧和情感。

然而，北京的很多四合院都被拆迁了，龙安志心里空落落的。他突然感到这仿佛是把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给拆迁了，把植根于民族心灵的最宝贵的财富换了最不值钱的“钱”，这实在是太可惜了。龙安志最大的遗憾是没在更早时期积聚力量购下王府井附近的四合院，如今那些最“棒”的四合院被一家香港富豪买下变成了一个硕大而华丽的购物场和写字楼。龙安志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最大戕害。

龙安志有一种很深的忧虑，认为下一步中国的问题不是股票市场的运行，不是人民币的升值或者贬值，而是中国人民将来还有没有理想，有没有精神。如果没有精神，中国也就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的伟大，首推精神和文化，这是可以影响世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是可以对人类心灵发挥积极作用的。那么，“面对社会面貌的巨大变革，中国能在时钟的摆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空有如山财富、似海激情，也无法对世界和历史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何处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龙安志不想再继续做他的“王牌咨询师”和“超级顾问”了，他觉得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物质问题，而是精神问题。他一再问自己：“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究竟为什么要来中国？”

就在《中国的世纪》首发仪式的那天晚上，龙安志宣布今后不再写经济方面的书，咨询公司马上关闭，他准备去寻找香格里拉，寻找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他的精神家园。

在6年时间里，龙安志走进了中国深处。他曾走进青海的瀚漠，在那里牧民追逐牧草，而他追逐牧民，寻找宁静；他走近黄河的源头，在牧民的帐篷里喝酥油茶，看苍鹰飞舞，长河奔流，在梦中聆听中国古老的歌。

在云南，他访问艺术家和普通人，有人对他说“寻找香格里拉就像寻找回家的路”，也有人说，“香格里拉不是某个人能够指定的地方……它是一个概念，自然、平和宛若天堂，是个自身能够生存、具有旺盛活力的国度”。

他曾聆听积雪的融化，看冰冷而纯洁的雪水从山脊倾泻，融入江河。他曾徒步行走在丽江的山谷和山岗，看到“傍晚时分，村庄很安静。村上的纳西人已经回家。家畜挤进了窝棚准备过夜。寂静村舍的山谷给人以和谐、共生的感觉，并不疏离。在这个山谷里生活的人们是惬意、满足的。他们不知道我在穿过山谷前，坐在山顶，注视着他们的家园。从这幅画面，你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满足的气息，共同拥有山谷的人和绿树和谐共生。我等了很久，这些树的树荫渐渐地融入落日后的黑暗中”。

他为某一个县城欢呼，因为县政府决定凿掉建筑物外部的那些白瓷砖，“中国的每一个小城镇的建筑物都贴着卫生间用的瓷砖、装饰着蓝玻璃，没有一点特色和个性……对中国来说，一场真正的城市规划和美学革命终于在酝酿之中了”。

他曾倘佯于西部的蓝天白云之下，在稀薄的空气中感受中华民族对于善良与和平的理念，在学校他听到了孩子们震撼心灵的歌声：

“看那雄鹰，在天空展翅翱翔，你不知道它从哪里飞到了我们学校。我们懂得生命的价值，野花正在开放……第一天上学，半信半疑，像一个梦……我们感谢呀，生命中的这个机会，不了解自己的文化，那十分可悲……实现美好的梦想，不要白白地虚度时光。”

在长久的寻找中，龙安志明白自己不是在考证香格里拉在什么地方，而是在寻找中国文化的根，让灵魂的翅膀在新的时代翱翔万里。他的寻找和思考凝结成了一套丛书——《香巴拉宫随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龙安志说：“我急切地盼望阅读这三本书，因为它们所阐述的价值观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2008年的一个早晨，一位编辑走进新红资，她请求龙安志修订一下一本大型图册《中国》，好向来参加和观看奥运会的世界各国人们介绍一个历史和现实交融在一起的中国。龙安志欣然接受。

画册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作为五个篇章。所有的图片都是龙安志亲手挑选出的，所有的文字都是他反复斟酌着写下的。它们由龙安志27年的中国生活凝聚而成。

他把自己30多年的中国情结、20多年的中国行、6年多的寻找注入了《中国》。他用中国古老的哲学解构中国的历史与现在，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中国的美丽与辉煌：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自然轮回式的，含蓄而不张扬，顺其自然而不强迫，运行而不停滞。这种哲学认为世上唯一永恒不变的就是不断的变化。

在喧躁骚动的现代化、全球化社会的浮华笼罩之下，中国文化的潜流仍然强劲而坚韧。

具有5000年连续文明的中国，不断延长着人类大部分可被追溯的历史。

六、廖晓义用脚前行的“中国苏菲” 回首那段时光，廖晓义认为这是她的幸运

全国解放后，卢光特被调往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并于1953年与14岁就参加革命的才女廖宣敏结为连理。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女儿。廖宣敏家在南川农村，从小就想读书。因家贫，而且那时没有女孩上学的传统，廖宣敏只能借着给哥哥送饭的机会，到学堂偷着听课。后来，她开始绝食，要求上学。她妈妈吓坏了，只好送她去读书。廖宣敏读书极刻苦，成绩也尤为突出，还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以至于她们中学老师想要培养她做“丁玲第二”。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廖宣敏毅然放弃学业，中断了文学青年梦，带着满腔的革命理想和激情，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被安排到西南妇联工作。有一次，廖宣敏下乡调查，瞒着领导，不顾自己正怀有身孕，竟一个人爬过二郎山！后来领导知道了，哭笑不得。

看到整天都在忙工作、忙革命的妹妹带着三个孩子太难，廖宣敏的哥哥便把廖晓义接到他家里。从3岁到8岁，廖晓义每天都跟着外婆到菜地玩。外婆栽种着各种蔬菜，她就蹦跳着玩耍。广阔的田野、花草树木、涓涓细流，让她觉得大自然真美！

卢光特是那场生死较量中的幸存者。他1921年出生在川东巫溪县，初中毕业后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8年，在川东起义中幸免于难，后来成为江姐的上级。按川东临委的指示，发动多次起义……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时，他乘坐第一艘江轮渡江，代表地下党与刘邓大军的前线指挥员接头，迎接解放军入城，从此结束了十多年的地下工作生涯。

该上学了，廖宣敏便把女儿从外婆家接回来。每天早上起来，廖宣敏照样阅读《资本论》；到了6点钟，就把三个孩子叫醒，喊着一二三四，做早操。对于孩子们的学习，廖宣敏一直严格要求，从不放松。

由于妈妈太忙，10岁的廖晓义就开始“当家”。她要洗衣服、买菜、做饭，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弟弟的学习。她姨妈、舅舅经常会送过来一些玉米糊糊、大米，还有地瓜，廖晓义早已知道关心别人：她自己少吃，让妈妈和弟弟多吃点。

“我就是这块土壤里边的一粒种子，最后我得回到这块土壤。”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由于中共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错误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造成了严重后果。

演讲结束，廖晓义将她主编的《儿童环保行为规范》递给克林顿。美国总统饶有兴趣地翻阅了这本图文并茂的画册，大加赞赏，并欣然题词：“致北京‘地球村’，感谢你们为我们共同的家园做出的出色工作——比尔·克林顿”。

女儿生下后，廖宣敏给她取了个有些男孩儿味道的名字：廖晓义，希望女儿可以明晓革命道义。这个在娘胎里上了一次二郎山的女孩儿，从此就注定了要强的性格。刚刚懂事儿，就要看管两个弟弟，还要做家务，却从不抱怨。那时，爸爸天天不回家；妈妈呢，一旦回家，总要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读。

坐在前排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带头鼓起掌来，这是整个圆桌会议唯一的一次鼓掌。

那天，克林顿在七星岩的青山秀水间作完访华的最后一次讲演，大步走下讲坛，突然间大声呼喊廖晓义的英文名字：“雪瑞……雪瑞……”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雪瑞，再一次谢谢你。”过了一会儿，美方邀请廖晓义等7人与总统乘船同游漓江。事后，一名随团访华的美国记者风趣地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被一位东方女性的才华、学识和睿智倾倒了……”

30年间，她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游历了世界五大洲之后，再次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乡。命运似乎用一种诡异的方式画了一个圈，但是一个信念让这个年过半百的瘦弱女子的命运，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她的信念面前，所有的人都会被点燃。她把自己视为草根，她把信念称为公民社会。

廖晓义阐述第二点：“现在中国环境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环境法规少，而在于执法不力。执法不力的原因之一，是缺少以社区为基础的监督执法机制。”见克林顿点头，廖晓义三转话题：“美国对中国环保方面的经济支持远远落后于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不久中国在环境方面将会有大的变革。如果美国不愿放弃这个包括政治、经济和环境的机会，你们现在就必须有所行动了。”

1998年7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华。在广西桂林七星公园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凉亭中，克林顿与中国7位环保人士座谈。最后发言的是“地球村”的创建者廖晓义，她的第一句话就让克林顿为之侧目：“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耗大量生态资源为代价的，中国不能重复你们的错误，比如说太多的私家车、空调、一次性制品。”她的话音刚落，克林顿下意识地拧开手中的笔，在证实手中的笔不是一次性产品后，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又伏案在笔记本上记下些什么。

卢光特是这55万人中的一员。作为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他只因为写了一篇题为《市委书记与麻雀》的文章，遂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老家进行劳动改造。对丈夫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廖宣敏措手不及，内心充满了矛盾。最后，她心中的革命理想和政治热情占据上风，作出了和卢光特离婚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就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开始重新招生。但这时招生办法不再是考试录取，而是进行推荐。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经过推荐后直接进入大学，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

廖晓义的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她家住在长安汽车厂厂区，那个地方属于城乡结合部，背后是一片山。她经常抱着弟弟，和小伙伴们到山里玩耍。那里有一大片菜地，地里种着茄子、辣椒，周围还有些树木，很安静。她无法想到，这样美好的日子是那么短暂，伴随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而结束了！

廖晓义在云南一待就是3年。每天都接触泥土、阳光，接触工人、农民，接触一些最本真、最质朴的人，还负责给厂里职工讲授《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这一切都让廖晓义觉得满足。机会总是眷顾生活中的强者。1974年，在廖晓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悄然到来了。

虽然此时的廖晓义仍然是“右派分子”的女儿，但由于在插队期间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她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htｔp://ｗｗw?９９ｌｉb?nｅｔ入四川大学哲学系学习。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女儿能圆大学梦，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学习、读书，廖晓义欣喜至极！那时，上课内容多样化：学农、学工、学军，丰富多彩。学农时，会拿着锄头，又背着赤脚医生的药箱在田坎上走；学军时，借来军装穿上，拿着枪，很神气。廖晓义还借来一个相机，到山野上照相。因为不考试，这给廖晓义很多自由阅读和玩的空间，让她浓郁的激情和革命理想得以完整保留，若干年后，这些珍贵的品质大放异彩。

廖晓义印象最深的是她8岁那年，廖宣敏让她写日记，写读书笔记。她咬着笔杆晃来晃去，始终没有头绪，于是就对着正在烧饭的妈妈说：“下次再写吧。”廖宣敏不让步，坚决要女儿写完日记。或许，廖晓义永远都不会想到，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养成了写笔记、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直到今天都没放弃！她说，感谢妈妈让她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让她学会了观察和思考，并且保持着内心世界的充实。

克林顿即刻表态：“我同意。美国国会在这一方面没有给予充分援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回国后，将把你所说的话传达给更多的人。”

六、廖晓义用脚前行的“中国苏菲” 她觉得长大了，能够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永远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在这一年，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显示出独特的气息。尤其是在年底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个全新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教育界，最重大的事件当属高考的全面恢复。尽管高考制度在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然而全国性高考的正式恢复则是在1978年。从这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涌向刚刚重开大门的大学。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在成都考区，一位容貌秀美的女老师宣布考场规则，下面的考生瞪着新奇的眼睛，目不转睛又略带紧张地注视着。试卷发下来，这位老师面带微笑在教室里来回走着，她的笑容里包含着甜蜜、欢快，还有一丝惆怅……

这位女老师就是廖晓义。一年前，她完成了四川大学哲学系课程，毕业后留校，担任哲学系助教。远在重庆的妈妈和两个弟弟都来看她，刚刚摘下“右派”帽子的爸爸，在1978年秋天也风尘仆仆地从重庆来到成都看她。起初，廖晓义对爸爸是很抵触的，因为他对于这个家伤害太大了。

廖晓义忘不了小时候那凄苦悲怆的一幕——她8岁那年的一天，门庭冷落的廖家突然传来门卫的吆喝声：“廖宣敏家，有人找！”廖晓义带着两个弟弟急冲冲地跑到大门口，只见一位衣衫褴褛、脚穿草鞋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

廖晓义气喘吁吁地问：“你找谁？”“晓义，怎么不认识了？我是你的爸爸呀。”中年男子眼里滚动着泪水，想把女儿揽到怀里。廖晓义吓得后退了几步，怯生生地躲到大门后边。卢光特喜滋滋地跟着儿女进屋。踏进门槛，廖晓义蓦然发现妈妈脸色很难看。

那天傍晚，廖晓义目光凄楚地望着爸爸一步三回头地怆然离去。当他的身影被嘉陵江的雨雾渐渐吞没时，他在廖晓义童年的记忆中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爸爸走后好多个夜晚，妈妈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给组织写检查。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廖晓义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每次一年一度班干部的选举，她都被选中。但是由于爸爸的问题，每每落榜。看着被选上的伙伴们兴高采烈的样子，要强的廖晓义伤心地哭了。不过，她很快就振作起来。

有一次，在“学少年英雄刘文学”主题队会上，廖晓义发言说：“刘文学为保护国家财产舍弃自己的生命，我又有什么利益不能舍弃呢？我虽然没有被选上小队长，可我照样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老师带头鼓掌，对她说，无论做什么事，只要能坚持到底，不灰心，相信自己，就肯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此刻，面对分别16年的爸爸，廖晓义心底涌动着心酸往事。她心里为爸爸的平反感到高兴，但童年以来的隔膜和误解使她拒绝与爸爸亲近。饱经20多年凄风冷雨的卢光特，见到女儿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我的女儿长得这么漂亮……”说着，这位饱经风霜的刚毅的革命者竟然泪流满面……

廖晓义的心里感到一阵阵酸楚。

卢光特看到廖晓义的书案上放着哲学课教案，作为一生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老共产党员，他很想将女儿的讲义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为女儿教好哲学课当参谋。然而，他刚刚翻了一下书桌上的讲义，廖晓义便不近情理地说：“请别动我的东西。”

“晓义，爸爸只是看看。”卢光特有些尴尬地说。

“征得我的同意了吗？”廖晓义还是那副冷漠的面孔。

深爱着女儿的卢光特只好遗憾地将讲义合上，轻轻叹了口气。

此后，卢光特仍旧频繁地往返于成渝之间，默默地来，默默地走……有一天，望着父亲渐渐衰老佝偻的背影，廖晓义突然在后边喊道：“爸爸，您应该坐下来，将自己的一生写出来。”

已经走远的卢光特听后倏地转过身来，老泪纵横，仰天长叹：“晓义啊，你不懂，爸爸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作为当年地下斗争的幸存者，我比那些含冤九泉的英烈们幸运多了。”

廖晓义并不知道父亲平反昭雪，出任歌乐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之后，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为60多名蒙诟受冤的川东地下党的同志上访呼吁，终于使这些革命烈士得以平反昭雪。他饱蘸感情主撰的文章《党没有忘记他们》在报纸上整版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得无数人泪祭无名英魂。而对自己的坎坷经历，卢光特却三缄其口。

得知爸爸这些感人事迹后，那天晚上，廖晓义在成都的望江公园哭了很久。这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爸爸也是无辜的，他经受的痛苦太多了！作为女儿，不应该这样待他！她应该给他温暖，给他爱……

就从那天起，廖晓义原谅了爸爸。她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完全能够坦然面对过去发生的一切。

考生们在奋笔疾书，廖晓义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着。看着他们中间有些比她年纪还要大的考生，廖晓义突发奇想：自己才24岁，就在大学校园里待一辈子吗？她可不可以也像他们一样，凭自己的实力参加考试啊？对，她要摆脱“工农兵大学生”的帽子！廖晓义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热血沸腾，时代变了，改革大潮奔涌，她突然对平静的校园失去了热情与渴望。此刻，她并不清楚自己的未来，但她想尝试一番，想按照自己最真实的意愿，重新选择自己的归宿。

廖晓义在四川大学蛰伏了5年，当她不安分的心达到饱和状态后，她再也无法忍受平静生活的折磨，毅然决定辞职！在那个年代，敢于辞去公职，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的！廖晓义身上从不缺少这种勇气，在她那有如嘉陵江水般激流涌进的血脉里，时刻涌动着时代弄潮儿与天地奋斗、与天地争辉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

廖晓义下一步将奔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广州，在那里，廖晓义会有哪些收获呢？她的命运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六、廖晓义用脚前行的“中国苏菲” 要做“地球村”的守护神！

1980年12月，北京大学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事件：一个叫胡平的哲学系研究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

据《北京大学选举运动大事记》介绍：1980年10月6日，北京大学开始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开始酝酿候选人。当天上午，经济学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相继贴出竞选宣言。随后，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国际政治系杨百揆、中文系张曼菱、哲学系杨利川、经济学系张炜相继宣布参加竞选。竞选活动极有声势与活力，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刊物。12月11日正式选举，投票率达91.25%，胡平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2月18日进行补选，候选人均未过半数，选举运动遂告结束。

就在北京大学开展竞选运动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也都相继掀起了竞选运动的热潮。而在北京之外的诸如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在湖南还引发了学潮。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则把选举推向了高潮。

正当北京大学竞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有一个26岁的女孩也煞有介事地跟着竞选人流东奔西走。眼前这一切让她吃惊，她骨子里沉睡的“革命热情”顷刻间被点燃。闹了10年革命，荒废了10年的学子们，如今已受到社会重视，并在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而努力拼搏，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也是多么令人惊喜的事件啊！

这个激动万分的女孩，就是廖晓义。

她是1980年初离开四川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的。由于她在校任职期间教课成绩显著，因此特被送到北京大学进修。能够来到心仪已久的科学与民主的文化摇篮，廖晓义无比兴奋。每天她都像是一个饥渴的孩子，孜孜不倦地吸纳着各种“营养食品”。一些新的思想、学科、言论，还有数不清的讲座、活动、社团、组织，让廖晓义眼界大开。她突然间觉得成都太小了，而她需要的就是像北京这样一个大的舞台，展示自己的激情……

在北京大学，廖晓义待了一年半，结交了不少好朋友，也阅读了大量书籍，尤其是西方的一些哲学书籍，她近乎顶礼膜拜。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让她在心底隐约感到西方式的民主和科学在中国正发生着效用。完成北京大学的进修，廖晓义回到成都。这时的她已经心猿意马，开始设计着出走四川的路线图。恰巧这时，她的一个成都朋友要考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廖晓义便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她也要参加考试，也要去广东。

20世纪80年代的广东，充满了活力。自1984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后不久，14个沿海城市便全部对外开放，无数胸怀梦想的青年人纷纷奔赴广东，实现淘金梦。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经济界的标志性人物，比如创立了“健力宝”运动饮料的李经纬、创建万科集团的王石、创建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创建tCL的李东生、创建科龙公司的潘宁……

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赚钱、赚钱、再赚钱”，去广东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廖晓义来到广东，也是为了发财吗？她不知道，只感到有一种亮光在前方吸引着她，让她跟随着前行……

1983年秋天，29岁的廖晓义走进了中山大学这所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及学术传统的大学。漫步校园，脚踩着无数前辈在这里留下的足迹，廖晓义心情澎湃，久久不能平静。5年前，她当时的一个突发奇想，今天竟变成了现实。她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高兴：尽管她的“辞职”曾一度引起轩然大波，令她父母、学校领导、喜爱她的师生感到失望和惊诧，她也曾一度感到迷茫，但是有一点她很清楚：此刻的选择是她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是她真正想要的！她相信，她将开启那扇属于自己的门，让自己的人生色彩斑斓。

广州历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内地联系海外的桥梁，因此在中山大学能接触到更多的国外文化，实现更多的对外交流。西方现代化的成就深深吸引着廖晓义，让她愈发认识到国外近现代科技、文化领先于中国的事实，因此在学校三年的时间，廖晓义孜孜矻矻地沉浸于书海之中。最迷恋的自然还是西方哲学，甚至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不管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不管是康德还是柏拉图，廖晓义几乎全盘吸收。当时国内的主题就是经济改革，<bdo>hｔｔｐ://wwｗ.９９ｌｉｂ.nｅｔ</bdo>廖晓义深受鼓舞，跟几个师兄弟合写了《社会主义实论》。后来，她的硕士论文《思维方式的改变》，提出改革关键是转变思维方式，要接受市场经济、西方科技与民主，要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来改变一切。

1986年，廖晓义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工作。当时她对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更加痴迷，认为中国下一步就是如何复制西方的现代化。她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要想发展，要想进步，必须照搬照抄、全盘西化。

正当廖晓义痴迷于西方现代文明之际，她的一个好朋友方玲此刻在北京大学完成了她的硕士论文。在这篇讨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论文中，方玲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正面临着重大的环境问题，这种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就凸显出来，仅仅靠市场本身是很难解决的，如果没有相应的好的解决办法，终有一天人类会面临灭顶之灾。廖晓义觉得方玲的观点过于悲观，她认为科技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怎么解决？论据呢？拿出来。”方玲一脸的绝望。

“你等着，我会说服你的。”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方玲是在杞人忧天，廖晓义跑到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环境问题及相关数据。但查询的结果是：方玲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廖晓义仿佛是挨了当头一棒，幡然醒悟。环保作家徐刚在《伐木者，醒来》以及《江河并非万古流》中指出，我国森林被乱砍滥伐，肆意毁坏；江河水源污染严重，土地荒漠化日益严重……工业化高速推进的负面效应已大大影响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尤其是对于人均资源薄弱的中国，环保更是一场决定生存的生态革命。徐刚大声呼吁：“请大家爱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如果再这样糟践地球的话，我们将成为无家的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和数据如针戳心扎肺，廖晓义心底阵阵疼痛，忧国忧民的激情在胸中鼓荡。这是廖晓义第一次接触环境问题，第一次了解到西方工业文明给地球造成的灾难，而且是毁灭性灾难。面对这种灾难，西方人也束手无策。廖晓义对西方文明的肯定开始发生动摇和怀疑，也对自己先前的盲从产生了怀疑。在苦苦思索后，廖晓义颠覆了她先前所有想当然的观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环境出问题了，生态系统不能支撑，什么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会崩塌！

面对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生态环境所遭受的严重冲击和破坏，廖晓义觉得她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减少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损失。此刻，她沉寂已久的生命激情燃烧起来，几乎是为了完成一个神圣使命，廖晓义决定写书，要把工业化的环境代价问题，以及工业化的负面影响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她悄然发誓：今生今世只做一件事，就是从事环保事业，做再造绿色“地球村”的守护神！

1990年12月，北京朔风凛冽。一连数日，廖晓义都在她那个没有暖气的筒子楼里奋笔疾书。一周后，洋洋万言的论文《中国工业化和环境代价》完成了。在文章中，廖晓义痛心疾首地罗列了大量环境污染的数据后大声疾呼：“长此以往，很可能人类还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地球就毁灭了，拯救地球就是拯救自己。”

由12年前的四川大学教师，到中科院马列理论研究，再到此刻现代化环境代价的研究，廖晓义悄然间完成了她人生中的三次重大转型。那么，这一次转型会是最后一次吗？也就是说，环保事业会成为廖晓义的最终目标吗？在环保意识还很淡薄的中国，廖晓义将会遭遇到哪些挑战？她将如何应对？

六、廖晓义用脚前行的“中国苏菲” 《地球的女儿》博得一致好评

1970年4月22日，在美国爆发了以斯坦福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海斯为首的，有2000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旨在督促政府对“噩梦般的环境问题作出改善的承诺——还我碧水蓝天”。随后环保问题委员会挂牌，接着有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动物保护法》。为庆祝这些法律诞生，美国人把4月22日命名为“地球日”。

26年后的4月22日“地球日”这天，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在18点50分首次播出了一档关于环保类节目——《环保时刻》，主持人叫廖晓义，对于全国的亿万观众来说，这是极其陌生的名字。但他们不知道，廖晓义做电视这一行已整整6年了！

1991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以环保为主题的纪录片《撼人的回声》。对于当时环保意识还不够强的中国民众来说，这部纪录片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然而，对于廖晓义来说，意义大不相同。她是偶然间看到这个片子的，看后感触很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天这么多的电视节目，却唯独没有环保方面的内容，实在是个缺陷。廖晓义决定自己试试，虽然此前她对电视制作一无所知。

廖晓义的做事风格一贯如此，在她眼中没有一定之规。只要她想做，有激情，就没有人能改变她。她曾发表过《中国工业化和环境代价》，但反响平平，令廖晓义倍感失望。她想起CNN的一个环保节目制作人说过的话，他说美国公民的环保意识70%都来自电视。廖晓义决定向电视媒体进军，用电视媒体来唤醒国人的绿色环保意识。她联系到一家媒体，主动给人家写有关环保方面题材的电视脚本，起名为《绿色文明与中国》，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环保者成立摄制组。脚本出来后，廖晓义和摄制组的伙伴们一起，先后采访了30多位生态专家，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制成60分钟的《绿色访谈录》，这也是她作为独立制片人的处女作。其间经历的艰辛不计其数：脚本写完后，因没有资金拍摄，廖晓义就抱着脚本，四处求援，“把它拍成电视吧，眼下地球在‘流血’，这部片子会使政府完善法规，观众纠正非环保行为……”没有人理睬廖晓义的行为。遭到冷漠拒绝后，廖晓义感到费解：“环保是大家伙的事，怎么就我着急上火？”

1992年，廖晓义带着女儿去了美国，丈夫在那里攻读数学博士，廖晓义也想圆了博士梦。可刚来3个月，“摄制组”就来信了，希望她能搞到点钱儿，实现“绿色的梦”。廖晓义坐不住了，跟丈夫借钱，丈夫说她“不可理喻”，周围人都笑她“神经有毛病”。女儿赴美的签证，在美的住房等，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弄妥，家刚刚安定下来，她却要走？廖晓义管不了这些，带着借款毅然回国。一下飞机，廖晓义就感到呼吸不畅，难过地哭了，“同是一个地球，凭什么人家的空气就好？”她下了决心，要改变这个事实。为了能省钱，廖晓义一个人承担起编导、主持、剪辑等职责。采访时也经常是骑着自行车去，每天吃煎饼果子，吃了100多天。晚上，她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陋室里休息。所有这些还都能忍受，但她最怕见女儿的明信片：“妈妈回来了，太阳就出来了。”

历尽千辛万苦，专题片终于完成了，但却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播放。有好心人告诉廖晓义：“你们在中国谈这个话题，至少超前了10年！”

1993年5月，廖晓义带着一个“破碎的梦”回到了远在美国的丈夫和女儿身边。为了能尽快攻克口语关，廖晓义到一个美国人家中做保姆，看管一个刚刚一岁的孩子。每天主人下班，她就抓紧时间和人家练口语。晚上回到家，看电视、看书，学到很晚。睡前也塞上耳机，不断学习。耳朵因长期的异物刺激影响了听力，以至于女儿常提醒她：“妈妈，您耳背。”一年后，廖晓义能正常对话了，就辞去保姆工作，选修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国际政治专业。每天上午上课、泡图书馆，下午到餐馆打工。到星期日，参加当地人组织的环保活动，参加环保组织，接受环保理念，研究环保法规在中国的可操作性。有一次，在某垃圾处理厂，她看见那儿的妇女包着头、戴手套分拣垃圾，就问：“这方法从哪儿学来的？”“中国呀，你们现在不分了？”廖晓义失望地说：“我们现在不分了，全堆起来，然后填埋。”那个美国妇女瞪大眼睛：“这么好的传统，怎么都放弃了？”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前夕，非政府论坛环保会议隔三差五地举行。廖晓义发现，环保人士中女性占绝对比例，都来自民间环保组织，她们监督执法，其力度影响国会。看着这些指点江山的女子，廖晓义产生了做片子的冲动，“如果采访环保女杰，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放映，让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人投身环保，该有多好”。为此，廖晓义直接奔向纽约。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她听到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如巴西、肯尼亚、印度、菲律宾代表的声音，但唯独没有中国人。而且令她尴尬的是，当她提出采访要求时，很多人都以为她是来自韩国或日本的记者。廖晓义感到很伤心，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成立一个中国的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

廖晓义通过了托福和GRE考试，并拿到了美国绿卡。这时，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专业的马尔文教授看中了廖晓义的背景，想留她攻读博士学位，并愿意给她提供丰厚的奖学金。面对这如此难得的机会，廖晓义放弃了。在接触了许多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后，廖晓义在中国建立类似环保组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此时，《绿色访谈录》作为1994年“6.5特别节目”已经在北京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于是，她对马尔文教授说：“谢谢您的好意，美国不缺少博士，但中国却缺乏环保人士，我没有时间读取一个博士学位……”但她最终选择了做马尔文教授的访问学者。

放弃了博士梦，廖晓义集中精力拍摄她的环保专题片《地球的女儿》。她想把这部片子拿到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播放，让中国有影响力的女性投入到环保工作中。她倾尽打工所攒的两万美元，高薪聘请专业摄像师分赴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等地采访了40多位国际环保女杰。钱不够，又向朋友借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债，这是一笔以生命作为抵押的无息贷款。在美国的两年，廖晓义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份人身意外保险，这在美国那个世界上车祸率最高的国家简直是匪夷所思。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给廖晓义提供环保人士的采访线索和最新资料，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她采访了国外40多名热心环保的女士，其中有家庭妇女，也有身居高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主任道德丝·微尔，第一次提出环保问题的美国生物学家卡逊、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

1995年5月，廖晓义离别丈夫，带着女儿和尚未杀青的《地球的女儿》回国，借住在朋友家。酷暑七月，主人家只有一台电扇。在筒子楼里两室之间的狭窄过道上，用两只旧木箱搭一张床，成了母女俩和帮着带孩子的表妹的栖身之地。晚上为了让女儿舒展开身子，廖晓义只能把脚支在墙上，头低脚高地睡，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半。有一天雨夜，她留宿在一位女友家，第二天醒来，躺在宽敞大床上的廖晓义感觉特别幸福——总算能伸直腿美美睡了一觉。

1995年9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次主题是：健康、教育和就业。这次大会和论坛的参加者超过了4万人，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规模空前。大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采，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在大会的10个工作日里，组委会共安排了7天的“一般性辩论”和13场大会发言，先后有270多位代表登上讲坛，代表189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表意见。专题片《地球的女儿》登上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博得了与会者一致好评，成为这届大会民间组织论坛的中国骄傲。福特基金会为此给了廖晓义4万美元。有了钱，廖晓义一方面酝酿着创建民间环保组织；另一方面，也在加紧拍摄环保专题片《环保时刻》，并和中央电视台洽谈播放事宜。

在《环保时刻》拍摄艰难时，一家国际咨询公司看中了廖晓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中英文的综合能力，并许以优厚薪酬。朋友善意地劝她：“先解决生存，再谈环保吧。”廖晓义摇摇头，颇怀忧患地说：“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的生存，蓦然回首的那一天，就会发现这个地球上已没有人类。”

1996年3月，挪威前首相布兰特伦夫人访华，廖晓义以民间环保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致函挪威驻中国领事馆，要求采访。布兰特伦夫人是全球皆知的“老环保”，对廖晓义的提议欣然同意。整个采访过程圆满完成，为《地球的女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布兰特伦夫人中国之行只会见了4个人，廖晓义是其中唯一的民间人士。

1996年4月22日，对廖晓义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由她担任制片人和总编导的电视专题片《环保时刻》终于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定期播出了。首播那天，前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先生与她一起主持。廖晓义以这一档每周一期的栏目作为自己的讲台，向数以亿计的观众宣传“再循环、再利用”的环保观念。《环保时刻》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由民间环保组织创办的电视专题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评。每周五18点50分，廖晓义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人类只有一个可生息的村庄——地球，保护环境是每个地球‘村民’的责任”。

2001年，廖晓义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又开播了《绿色空间》，栏目在关注生灵、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创造和谐的定位的引导下，用敏锐的眼光捕捉自然界各种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用清醒的头脑去判断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与资源和环境相关的事件。在表现自然界的美好画面的同时，也展示本不该出现的地球创伤的景象。

从2003年开始，廖晓义又开始着手拍摄反映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电视专题片——《天知道》，提出了令西方震惊的“乐和”理论，包含着独特的中式环保理念。

廖晓义还经常在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电台上不遗余力地宣传她的环保理念，唤起国人对环保的重视。廖晓义环保之旅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

六、廖晓义用脚前行的“中国苏菲” “我不喜欢你们的生活方式”

1998年，北京市秀水北街3号的美国驻华使馆大厅里，很多人都排着长队，争抢着申请签证出国；而在旁边的窗口，只有一个女子，在填写《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理由一栏写的是：留在中国搞环保。廖晓义的身后空荡荡，她的每一次选择都与众不同。

她说，放弃绿卡对她有着划分人生阶段的意义。因为这是个“摘帽子”行为：考取中山大学研究生，就是不想被人看轻她“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同样，她此刻也不想被人误解为在美国无所事事才回到中国搞环保。还有一个原因，她看了一个电视剧《绿卡族》，她很不喜欢这个称谓，这更加坚定了她做个“环保人”的决心！

放弃绿卡，让她想起了已去世的父亲，心潮起伏。

1993年夏天，廖晓义第二次办理赴美探亲签证，准备申请绿卡。出国前，她专程到成都向父亲告别。离开成都时，步履蹒跚的父亲坚持到火车站送她，孤零零地伫立在月台上，望着火车渐渐远去。岂料这竟成了他们父女的永别。

1994年早春二月，卢光特病危入院。守候在病榻前的两个儿子征询他是否将在美国的大姐叫回来，见上最后一面。卢光特摆摆手，叮嘱两个儿子：“千万不要影响你姐姐申办绿卡。”

2月18日夜晚，老人心情平静地交代两个儿子要将他的骨灰撒在他寻找党的路上，然后默默地辞世了。

时隔很久，弟弟才将父亲去世的消息通知已拿到美国绿卡的廖晓义。惊闻噩耗，正在当保姆的廖晓义悲痛不已，僵卧在地板上任由泪水滚落，任凭那个一岁的小男孩爬到她身上，用小手抚摸她的脸颊……

1995年，廖晓义回到祖国，从事绿色环保事业，因每年不能在美国住满6个月，手持的绿卡随时可能被注销。她深知这张小小的绿卡倾注了父亲对女儿的最后一片爱心，可是为了地球“母亲”，她最终还是到美国驻华使馆毅然注销了绿卡。

廖晓义不后悔。她相信已秉承了父亲理想主义的血脉，不会让父亲失望。她所做的关于“地球村”的事业，总有一天会彰显它的全部价值！

廖晓义的“地球村”创建于1996年3月，全名叫“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这是廖晓义期待已久的一个心愿，也是酝酿长达4年之久的目标。

早在1992年，廖晓义第一次去美国待了三个月又回来，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绿色访谈录》。这期间，她听说著名学者梁从诫打算成立国内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并且召开了一个草地会议。廖晓义很想参加，但是由于当时正为拍摄《绿色访谈录》而弄得焦头烂额，最后无奈错过了。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据媒体报道，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我方代表团竟不知如何作答。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廖晓义，她开始考虑要在中国创办一个民间环保组织。

那时候，中国创立环保组织还只是政府行为。从1978年起到90年代初，国内的环保组织，诸如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都是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极少有人能够理解民间组织的内涵，也不知道它能做什么。改革开放冲破了单一官办社团的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需要成为民间社团生长和发展的土壤。

1993年6月5日，当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和王力雄等人举办中国首次民间自发的环境研讨会——“玲珑园会议”时，廖晓义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猛攻英语。

1994年3月31日，“自然之友”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诞生。“自然之友”支持政府保护环境的各项政策、法规和措施，尽可能多地予以配合和监督。此时的廖晓义正在制作《地球的女儿》，无暇东顾。

1995年，返回国内的廖晓义忙着《环保时刻》，为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作最后的冲刺。

1996年，中国农业大学国际环境中心的李小云为廖晓义无偿提供了一间房，有了安放理想的栖息地，廖晓义于同年3月8日注册了“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地球村”是以环境保护为主旨，不以营利为目的，虽不具有行政权力，却可以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成为推动中国和全球环保事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地球村”的基本理念是“立足社区”，要做社区群众的观念转变工作，即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污染治理、生态建设，都需要公众参与，而环保第三方面的内涵——绿色生活则是公民和政府的共同行为。想要建绿色社区，选择绿色生活，必须从身边小事做起。使用节能灯、节能水、无氟电器、无磷洗衣粉，不吃野生动物，少用一次性制品，垃圾分类，绿地护养，购买绿色食品，珍惜纸张，少用贺卡，以自行车族和公交族为荣，支持发展公共交通工具，从我做起，监督他人的不环保行为。

从此，廖晓义更多的时候是脱下职业装，到社区、家庭主妇和孩子们中间去，一点一滴地倡导中国人自己的绿色生活模式，推行绿色社区理念。

1996年12月15日，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王庭蕴找到“地球村”，说街道居民看了电视节目《环保时刻》都很受启发，愿意尝试将垃圾分类。于是，廖晓义便亲赴大乘巷讲演示范。就是从那天开始，三个红色的塑料桶矗立在街头巷尾，废纸、垃圾、玻璃分类投放。大乘巷的这些红色塑料桶成了中国公民走向绿色生活的醒目路标。

1997年6月，北京宣武区环卫局局长张鸿声风风火火地赶到“地球村”，希望在宣武区尝试将垃圾分类。廖晓义和同事来到槐柏树街，一一向居民示范垃圾分类的处理方法：绿色桶装生物垃圾，黄色桶装非生物垃圾，红色桶装弃土类垃圾。为了能让老百姓感受到绿色生活的广阔前景，廖晓义又不辞辛劳地带着他们参观了再生资源分选站，废塑料经过处理即可变成建筑业用胶。在“地球村”的实验田里，经过24小时发酵后的生物垃圾里种上了绿色无污染的蔬菜。时隔不久，“地球村”把这些鲜嫩的圆白菜、生菜送还居民，不少群众惊叹不已地问道：“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不早点干呢？为什么不在全国推广呢？”

1998年夏天，在一位美籍华人的资助下，北京“地球村”终于建立起3000亩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基地”。在基地里，设有三色分类垃圾箱，垃圾箱旁还设有垃圾分类意义的指示牌。40多户农户选择了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种田不施化肥，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凸现了21世纪中国农民的崭新形象。在奠基仪式上，有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先生、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郝克明及当地政府和环保企业的有关领导，更多的是踊跃参加的市民和学生。环保——这一阳光下的事业，正在人们热情和良知的托举下放出熠熠光辉。

1999年4月23日，即“地球日”的第二天，由政府管理的全国首家垃圾分类清运回收系统。

从1996年到1999年，3年来廖晓义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她拍环保、说环保、呼吁环保，在北京、西安、重庆、成都、石家庄等地的机关、社区、学校作了上百次的环保讲演，发表有关环保方面的论文和文章40多万字。为了让环保走进生活，“地球村”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审编了《公民环保行为规范》、《儿童环保行为规范》。在卷首语里，作为主编的廖晓义这样写道：“21世纪，环保行为意味着一个人的素质和教养，环境质量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力量。”

通过大众媒体和现场活动，“地球村”一直在传播这样一个理念：环境问题与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拯救环境。传播绿色文明，动员公众参与，廖晓义和她的“地球村”从生活方式入手，从一点一滴入手，弥补了政府行为的不足。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廖晓义多次参加在美国、英国、日本、挪威、印度、巴西等国的重要环保会议和活动，成了民间“绿色大使。”

最令人难忘的当属和克林顿总统的那次“交锋”，中国女性的睿智和尊严赢得了美国总统的敬重。

1998年6月27日，克林顿访华期间，廖晓义应邀参加了中国妇女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女性圆桌会议。临近尾声时，廖晓义终于抓住一个与美国第一夫人交谈的机会，她操着流利的英语对希拉里说：“过几天，我将在桂林看见您的丈夫。”

“是吗？”希拉里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廖晓义点点头，颇带几分自豪地介绍着自己的事业：“我从事的是以妇女为主的民间环保事业。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妇女都应在环保交流上多做些事情。”

“我赞成！”希拉里热情地说，“我丈夫对人类生态与环保的关注绝不亚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我期待着过几天再次见到您……”

5天之后，在桂林七星岩古式凉亭，美国总统与中国7位民间人士举行的有关环保问题的圆桌会议上，廖晓义谈到生活方式的话题：“希望中国老百姓不要重复你们犯的错误，太多私车，太多一次性用品……”克林顿频频点头，说：“我要把这些想法带回去，中国有很多学习的东西，像科学、民主并不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们应该效仿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得到了全世界包括本国内的环保人士的批评！”

廖晓义说，“我们是个人均资源小国，如果我们选择跟你们那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是自毁家园，不用别人来打我们，我们就成了生态难民。”

2000年初夏，廖晓义应邀访问美国硅谷，与全美一流的科学家、公司总裁和作家轮流上台讲演。对这片主导微电子世界的梦幻之谷，廖晓义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硅谷虽然实现了人类的光荣与梦想，将人类引进了高度数字化的时代，但是对不起，我不喜欢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的转基因食品，在美国还在争论不休却销往中国。美国消费主义全球化，对人类来说只能是一场灾难。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可持续消费的全球化，这是我们的共同使命。否则，人类终究会失去最后的家园……”

台下的数百位科学家和公司总裁都纷纷站起来给廖晓义鼓掌，一直等到她走下讲坛落座之后，才一一坐下。

廖晓义永不疲倦地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终于修成正果。新千年后，地球那端的一项最伟大的荣誉，向她频频招手……

六、廖晓义用脚前行的“中国苏菲” 丹尼斯缄默了，眼睛里噙满感动的泪水

1991年，一位叫乔斯坦·贾德的挪威高中哲学教师出版了他的哲学史小说。小说出版后，立刻成为挪威、丹麦、瑞典和德国的畅销书，销量达300万册。此后，长期雄踞各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这部风靡全球、超级畅销的哲学奇书，不仅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敬仰与赞叹，对人生意义的关心与好奇，而且也为每一个人的成长——使生命从混沌走向智慧，由困惑进入觉悟之境，挂起了一盏盏明亮的桅灯……

1997年，乔斯坦和他的妻子用销售这本书的收入创办了一个“苏菲基金会”，设立挪威环境与发展奖项——“苏菲奖”。“苏菲奖”始于1998年，由苏菲基金会颁发给个人或组织，以奖励他们在关注环保、当今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先锋作用。“苏菲奖”每年颁奖一次，奖金10万美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奖金最多的环境奖之一，因此又被称为欧洲“诺贝尔环境奖”。

2000年6月14日，挪威首都奥斯陆著名的皇家学院。

一条猩红的地毯通向最辉煌的颁奖圣坛，伫立在金色大厅的挪威皇室、政府部长、国际知名人士200余人，祈盼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苏菲基金会主席艾琳·昂女士宣布：将欧洲拥有“诺贝尔环境奖”之誉的“苏菲奖”和10万美元授予来自北京“地球村”的廖晓义。顿时，雷鸣般的掌声在大厅里响了起来。自“苏菲奖”颁发以来，廖晓义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女性。

艾琳·昂女士高度赞扬廖晓义永不知疲倦地推动中国公众参与环保运动，并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主张加强污染控制和资源管理，倡导绿色生活，并为之做了大量工作。艾琳·昂女士引用印度甘地的名言“绝不能低估个人改造世界的力量”，作为对廖晓义守望理想主义的最大褒奖。

翌日，在历届“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发表演说的讲坛上，廖晓义操着流利的英语为挪威政界名流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学术演讲，之后用中文唱了她亲自作词的《地球日之歌》。歌中唱道：“当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地球母亲把我们抚养，我们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却常常把母亲遗忘。今天我们已经醒悟，地球母亲就不再悲伤。只要每个人从现在做起，就有拯救地球的力量……”

说到这首歌，廖晓义解释说，有一次在国际环保论坛上，在听到许多国家的环保人士高唱本国的环保歌曲时，她感到羞愧困窘，情急之中脱口而出：“小松树，快长大。”她决心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环保歌曲。歌词写出来后，遇到一个叫潘龙的曲作者，他看到歌词后流泪了，愿意无偿谱曲。歌手叶凡主动要求唱这首歌，不收一分钱。所有人都怀着一颗爱心来参与这项事业，令人感动。这首歌曲后来还得了金钟奖，在环保人中反复传唱。今天，她又把这首歌插上翅膀，飞到世界每个角落，让中国和世界的环保成为一体，共同努力……

唱罢，廖晓义又深情地朗诵：“我们曾经用歌声救国，今天我们要用歌声挽救伤痕累累的地球母亲。”这位温柔而又执著的环保者的动情演讲和优美歌声感染了异域同行们，他们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随后，挪威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国事繁忙中抽空会见了她，赞扬她在2000年中国“地球日”行动中所作的贡献，也对她以无私无畏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改造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生活方式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推崇和赞赏。

三天之后，载誉而归的廖晓义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荣誉代表过去，廖晓义眼中只有未来。稍作休整，她马上又投入到“2000年地球日——中国在行动”中。

2000年初，廖晓义两度飞往美国，邀请“地球日”国际主席、被《时代周刊》提名“地球英雄”的丹尼斯参加中国“地球日”，丹尼斯点头：“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要。”

2月29日早上8点，廖晓义陪丹尼斯乘车出席“中国在行动”启动仪式。车上，廖晓义见丹尼斯不断地揉眼睛，便关切地问：“丹尼斯先生，请问您哪儿不舒服？”“廖女士，请恕我直言，飞到贵国首都后，我便一直眼睛疼。”

廖晓义一阵沉默。望着车窗外不时涌来的沙尘和污浊的空气，她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善解人意的丹尼斯仿佛已触摸到廖晓义心头的沉痛，他扭转头，宽慰她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本可以留在美国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你放弃了。对从事环保的人士来说，没有比挚爱自己脚下这片国土更可贵的了。”

“谢谢您的褒奖，丹尼斯。为了你下次来中国眼睛不疼，我就在这儿永远干下去。”

为了调节一下气氛，廖晓义说她小时候特别喜欢少年英雄刘文学，他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与地主搏斗，壮烈牺牲。廖晓义又说起她的偶像索南达杰，为了保护国家野生动物，同样献出了宝贵生命。那是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地区，那里是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聚集之地，很多非法偷猎者常来此猖獗地猎杀野生动物，这里每年被捕杀的藏羚羊多达20000只。1994年，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追缴18名偷猎者，结果在枪战中牺牲，他死后还在雪地里保持射击的姿态。刘文学可以献出生命，索南达杰也可以献出生命，她仅仅是做了一点环保工作，又算什么呢？

丹尼斯缄默了，眼睛里噙满感动的泪水。他问：“可可西里现在怎么样了？”

廖晓义说，“环保志愿者杨欣来到那里，1999年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并不断从全国各地招募志愿者，参与反偷猎工作……”

8点半，廖晓义和丹尼斯来到了北京环保宣传教育中心，在这里举行了“2000年地球日——中国在行动”启动仪式。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对丹尼斯说：“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目标一致，是环保伙伴。”丹尼斯寄语中国人说：“以2000年‘地球日’为契机，建立一种对环境更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共创更加美好的世界。”

上午11点，“保护地球，选择绿色生活”的承诺签名开始，丹尼斯第一个拿起笔，之后是廖晓义，然后100多人庄严提笔。

“地球日也是人类自身的拯救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选择绿色的生活方式来参与环保：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消费，环保选购；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垃圾分类，循环回收；救助物种，保护自然。”

启动仪式结束后，廖晓义见到杨欣，恳求道：“给我一张索南达杰的照片吧。”杨欣问：“干什么？”“我要把它摆在‘地球村’，让所有来‘地球村’的人认识他。”

4月1日，“地球村”联合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研讨会，谈论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绿色生活承诺签名，发表倡议书和承诺卡，举办2000年“地球日”纪念仪式等。

随后，廖晓义又风尘仆仆地南下武汉、重庆等地，开始了她作为“2000年地球日——中国在行动”总协调人穿越中国腹地的环保之旅。久未联系到她的女儿在因特网上发了一封寻母启事：“妈妈，廖晓义，46岁，身高1.65米，面目憔悴，患有轻度的环保综合征，自4月某日出差昆明后不幸丢失。知情者有重赏。女儿王胜寒。”

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在北京见到廖晓义之后，立即风趣地给王胜寒草拟了一封电子邮件：“胜寒小朋友，捡到妈妈一个，完‘妈’归赵。”

廖晓义深感自己对不起女儿，通过越洋电话向女儿道歉时，她哭了……

六、廖晓义用脚前行的“中国苏菲” 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时间18时15分（北京时间22时15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世界贸易中心会场庄重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这是一个令中国人兴奋、激动和扬眉吐气的时刻，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一次公平、公正和历史性的抉择。面对强大对手的挑战，以高水平的申办工作和泱泱大国的实力，最终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这是北京第二次“申奥”，吸取了8年前的沉痛教训。1993年，北京首次申奥。据媒体报道，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我方代表团竟不知如何作答。或许，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细节，最终导致北京在最后时刻被悉尼击败。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有志于环保的一大批人，这其中包括后来创建“自然之友”的梁从诫，创建“地球村”的廖晓义，创建“绿家园”的汪永晨，创建“绿岛”的张可佳，以及马军、沈孝辉、于晓刚、郑易生、熊志红、李来来、薛野、赵昂、张玲等众多环保者，他们一道大力发展民间组织，最终成为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1995～1999年，“自然之友”动用各种资源，在国际和国内呼吁打击非法藏羚羊绒贸易，拯救濒危的藏羚羊。会长梁从诫致信英国首相布莱尔，呼吁西方社会抵制藏羚羊绒制品，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1999～2001年，“自然之友”、“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绿色江河”、“藏灵网”、“地球之友”、“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高原”、“绿家园”、“绿网”、“绿色北京”、各大高校社团等多家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拯救藏羚”的热潮，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大批民众通过物资捐赠或亲自以志愿者身份赴可可西里参与“拯救藏羚”公民行动……

进入21世纪，环保民间组织迅速倍增。截至2005年，已有民间自发成立的环保组织200多家，学生环保组织1000多家，国际组织的分支机构若干。这些环保组织在功能上也开始分化，根据自身的优势、特长，分别关注不同的环境领域。“三江源协会”的牧区保护与社区发展、“自然之友”环境教育、“地球村”绿色社区建设、“淮河卫士”的水污染监督举报，等等。同时，民间组织开始走向联合，通过公众参与，对决策产生影响。比如：“怒江反坝”、“圆明园防渗事件”、“抵制高尔夫球场”、“北京动物园搬迁”、“内蒙东乌旗草原污染诉讼”等一系列活动，均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掀起了一阵“绿色风暴”。

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日益成熟。

2000年，包括“地球村”在内的20家民间组织与奥申委共同签署了《绿色奥运行动计划》，共30条具体行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单位等作为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的内容，为我们国家组织推动公众参与提供了现实的渠道。

同年8月，廖晓义向北京市长刘淇提交了绿色社区推广方案，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和奥申委的重视。自北京市政府组织了百余名区长以上的干部在试点地——宣武区建国南里小区开现场会后，原本只是“地球村”的试点工作变成了由政府文明办牵头的政府政策工作。“申奥”成功之后，那个以绿色建筑、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绿化等环保设施和公众参与机制为基本模式的绿色社区方案得以推广。随后，廖晓义、金鉴明、梁从诫、廖秀冬4人被北京奥组委聘请担任环境顾问。

自担任环境顾问以来，廖晓义参与了《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的制定，对奥林匹克公园规划、绿色施工、绿色酒店标准等具体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2000年以来，“地球村”帮助建立了宣武区椿树园绿色社区，该社区在2001年2月成功地接待了前来考察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同一时期，“地球村”和北京市少工委合作，发起了“绿色奥运、绿色生活、绿天使承诺”的活动，83万名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填写了用再生纸制作的承诺卡，这意味着北京1/3的家庭接受和参与了“绿色奥运”的理念教育。

2001年6月，廖晓义在北京奥申委的支持下到悉尼取经，利用她在那里接受澳大利亚环境奖——“班克西亚环境奖”的机会，拍摄了悉尼“绿色奥运”具体实践的专题片，介绍了奥运村不使用空调，减少纸张使用，使用无氟冰箱，同时还设置了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大量的临时厕所全部用回收的水来冲洗。该片在中央电视台“绿色空间”的黄金时间中反复播出多次，对于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体育、文化、环保”的奥运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地球村”和多家民间组织一起，在配合奥组委实施“绿色奥运”行动计划方面，开展了一些具有影响力和独创性的活动。2004年，“地球村”在奥组委的支持下，推动了空调“冬天调低1度，夏天调高1度”的酒店节能承诺，把“环保节能宣传卡”送到了80余家奥运签约酒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004年和2005年的夏天，“地球村”和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自然之友”、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绿家园”志愿者、香港地球之友和保护国际9家环保组织提出“26度空调”节能行动倡议，并建立公众监督机制，进行测温活动，测量大型公共建筑的室温。此倡议得到了奥组委环境工程部余小萱部长的肯定和支持。2007年，“26度空调”正式成为国家的节能标准。

2005年，“地球村”和铁道部环保办、全国铁道团委、北京市奥组委环境活动部共同发起“绿色列车”项目，依托昆明铁路局t61/62次，在北京往返云南的列车上通过广播介绍环保信息，将西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及可持续旅游结合起来。次年又开通了北京通往呼伦贝尔的绿色列车——草原专列。

2006年，“地球村”联合奥组委环境工程部、北京市环保局、旅游局、密云县政府等部门一道推动了《北京绿色奥运生态旅游行动指南》的发布，提出“绿色奥运”生态旅游的基本概念和原则，以及生态旅游的具体操作规范，使奥运旅游开发商、服务者、旅游者的行为细则与国际上的绿色旅游标准接轨。这是国际生态旅游标准在中国落地的重要一步。

2007年，“地球村”同北京6个城区的10余处街道共同倡议发起的“奥林匹克伙伴社区”活动启动。“奥林匹克社区伙伴”正在实施“运动、文化、环保”奥运精神的三大理念，同时与自然养生、乡土文脉以及生态智慧——中国文化的三大宝藏相融合，为奥运精神走进社区探索了中国式的经验。

2008年初，全世界的目光和脚步聚集中国，很多中国人都在思考，怎样回答世界和我们自身的问询：5000年中国文化在那里？如何进行文化与环保、体育与环保的结合。经过反复思考，廖晓义发明了简便易学的“易行养生操”，就是融和奥运理念和中国文化内涵的一个尝试，它是由“一分钟伸展操”、“一分钟呼吸法”、“一分钟冥想术”、“一分钟拍打功”和“一分钟五禽拳”组成。它综合了武术、气功、形意、太极、八卦的特征，同时又融合了国学、国医、国术、国乐的内涵与精髓。

廖晓义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那就是“绿色713理念”：其中的“3”就是奥运的三个支点——运动、文化、环保，“1”是指一个平台——公众参与，“7”是环保要做的七个方面的工作——垃圾分类、大众节能、绿袋子、生态保护、节水、企业公民的环保责任、中国太极文化与奥运文化的结合。通过“绿色713理念”的广泛宣传，促进了“绿色奥运”理念的普及和实施。

2001年，廖晓义在担任奥申委环境顾问时，写过一首歌《承诺》：“当新世纪钟声刚刚敲过，让我们作一份绿色的承诺。为一个健康的星球，为了永远的奥林匹克！承诺，为每一片天空找回蓝色；承诺，让每一条河流变成清澈；承诺，每双手种下绿色的希望；承诺，每个人选择绿色的生活。这承诺是新的重托，这承诺是爱的诉说，这承诺是善的良知，这承诺是生的选择。”

2008年8月24日，当北京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之际，“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深入人心之际，廖晓义欣慰地笑了。她兑现了7年前的承诺：虽然奥运走了，但是绿色却留下了。

廖晓义说的“绿色”，是人们正在追寻的精神家园，是心灵环保和生命环保，而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环保。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心灵“污染”和“精神荒漠”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善环境，要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着力。最早的奥运会，只有一个支点：运动；在法国人顾拜旦的推动下，文化成为奥运的第二支点；从悉尼奥运会开始，环保成为第三个支点。北京奥运会则是对精神家园、自然家园以及生命意义的修复。这期间，廖晓义提出“心灵环保”：首先就是节物能，减少物质的消耗；其次是续心能，从我们心理智慧中寻找能量；再次是增体能，关照自己的身体。节约就是环保，简朴就是环保，有爱心就是环保，养生就是环保。总之，顺应自然就是环保，这是中国式的环保。

北京奥运会期间，廖晓义和一个痴迷于中国文化的法国女孩苏菲聊天。她说喜欢中国文化是为了“做人”：儒家讲人事，人不可能只是一个经济人；道家讲人本，应是自然之子和自然融为一体；佛家讲人心，要向内观看发以及蓄养自己的智慧；中医讲人生，注重调解、保养自己的身体；琴棋书画讲人修，让生活变成艺术！一句话，中国人知道健康和快乐。苏菲说，她全部的生活方式都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在复归，包括太极、打坐。

廖晓义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命环保。古人就是生活在这种行为艺术之中，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美感当中，生活在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境遇当中。今天，她要把这种理念还原出来让更多人接受，让世人传承……

六、廖晓义用脚前行的“中国苏菲” 乐和家园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导致近10万同胞罹难，4600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8400多亿元。与此同时，13亿同胞众志成城，数百亿民间捐款于十几天内汇聚，百万志愿者奔赴灾区，百家民间组织也活跃其中，为灾区尽自己一份爱心，一份关怀。

在红十字基金会的资助下，廖晓义深入重灾区——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在那里蹲点建设以绿色生计、绿色民居、绿色伦理、绿色参与、绿色养生、绿色安全为内容的“乐和家园”，为灾后乡村重建走上生态文明的轨道，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模式探索一种有效的范例。

事实证明，只有把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才能对生产要素产生最科学的集聚效应，并营造出源源不断的发展后劲。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强调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批判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环境污染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某些区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利于长远发展的错误执政理念。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廖晓义来到了通济镇大坪村，实施她的“乐和家园”的项目。大坪村地处海拔1500多米的龙门山，村民280多户，800多人，经济上以种植黄连等药材以及开采矿石为主。“5·12”大地震后，大坪村95%以上的房屋被毁。虽然大坪村贫穷、落后，但那里的山水没有遭到污染和破坏，人们的心灵还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自然生态保存得很好，都是廖晓义理想中的“香格里拉”。因此，她相信“乐和家园”的理念能建立起来，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益。

“乐和家园”理论包括六个方面：绿色生计，要建立中药材加工、生态食品市场，以及个性化手工业等；绿色生活，建立乡村的生态民居，从生态建筑到节能设施，再到村民生活方式；绿色伦理，要建立乡村学堂、乡村公共空间，把传统的乡土文化和一些现代文明中间的绿色时尚融合起来，即精神家园；绿色参与，建立以当地社区领导人为主导的生态协会、公共参与机制；绿色养生，要建立乡村诊所，把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加以传承；绿色安全，建立起包括节能、节水、化学品安全和环境健康、垃圾分类，落实到社区层面的环境管理体系。廖晓义想通过灾后重建的契机，为受灾的或没受灾的地区尝试一种生态文明的落地范例。但是，这种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却受到抵制。

大坪村以及相邻的村有一项重要产业：石灰矿开采。这项产业据说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解决了很多农民的就业问题。地震刚过没多久，村里就有人想在山上开山炸石。对此廖晓义与通济镇领导进行交涉，要求停止开山炸石。因为开山炸石，污水排放，本身就是在破坏环境；同时，容易引起滑坡，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大坪村地质环境的稳定性，当然也不利于灾后重建。

但通济镇领导很为难，因为对大坪村来说，这个产业一旦被破坏，没有更好的产业来代替，政府不好做工作；村民都有矿山开采的合法手续，要关闭它就得收回行政许可；但是要收回行政许可，就涉及赔偿的问题……

对此，廖晓义解释说，“乐和家园”已经为大坪村发展做了详细的规划。首先是用传统的手工业代替石灰矿开采，然后为村民统一规划，建起一批生态民居；还会尽快推动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替代石灰矿这种不可持续的产业。

当廖晓义再次来到大坪村时，她不仅带来了两家大型基金会为“乐和家园”提供200多万元资金，还带来了从西安、昆明、成都等地赶来参与灾后重建的建筑专家。这些专家们对廖晓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大加赞赏，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

2008年7月29日上午，廖晓义接受“中国村”络工程赠送给大坪村的两台笔记本电脑，电脑涵盖了农村生产、养殖等相关信息服务内容，为“乐和家园”的建立添加了“信息化血液”。这标志着“中国村”络工程四川彭州试点正式建立。

2008年8月13日下午，廖晓义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5·12”灾后重建社会服务项目资助协议书上签字。就此，“地球村”的“乐和家园”项目已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正式批准。此时大坪村村民生态协会已经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建立起来，形成可喜的“大坪模式”。在协会的带领下，全村村民主动在“乐和家园”协议书上摁了手印，支持集体修建生态民居，同时也都支持建立手工刺绣、养殖、蔬菜种植等经济共同体，为今后其他项目的实施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2008年9月25晚上，正在大坪村蹲点实施“红十字乐和家园”项目的廖晓义专程飞到纽约，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二届“克林顿全球公民奖”颁奖仪式。该奖由克林顿基金会设立，自2007年开始启动，分别颁发给世界范围内在慈善、企业责任、公共服务和公民社会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来自中国的廖晓义成为2008年公民社会领域的“全球公民奖”的唯一得主。

颁奖仪式作为每年一度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的“压轴戏”，在几百名世界政要、商魁和民间精英云集的会议大厅举行。脱下农装、换上旗袍的廖晓义登上讲台，接过奖杯，发表简短的获奖感言。她介绍了自己在四川建立“乐和家园”的生态文明理念，指出“心灵环保”的重要意义。

这些短短的信息得到了强烈的回应，几乎所有人包括克林顿本人都走到廖晓义身边表示祝贺，并表达他们从这些实践性的古老中国的视角之中受到的心灵震撼与启迪。廖晓义说，她在感慨和感动之余，更深深地相信我们古老的和谐智慧，不只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更是这个世界的生命诉求。

几天后，大坪村里又出现了廖晓义消瘦的面容，她正为生态民居的样板房10月中旬落成而忙碌。她说，到2009年夏天，“乐和家园”的生态民居将全部完工。到那时，以刺绣品产业、生态旅游为支柱的生态经济将初具规模。

又一次回到大坪村的廖晓义，选择在山上的帐篷中长住下来。在这里，廖晓义找到了她心灵的居所。54岁的她从来没有著书立说，她这40年的哲学是用脚写成的，包括眼下这本写在大地上的“乐和”篇章。在这里，她继续着她的人生哲学，继续走她的中国式环保之路。

六、廖晓义用脚前行的“中国苏菲” 奔赴永无止境的环保路

2008年9月27日，在刚刚获得“克林顿全球公民奖”两天后，廖晓义就匆匆来到北京，接受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个人贡献奖”。这个由国家发改委支持的奖项的获得者共30人，来自社会各个领域，廖晓义和“淮河卫士”的主任霍岱山是来自民间组织的人士。

再一次接过奖杯的时候，廖晓义重复了她在2006年被评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时的感言：“在艰难的环保道路上，有的人默默地前行，有的人无声地倒下，而我这个后来者接过了奖杯。我知道这奖杯有多重，那是一路同行的伙伴们和同志们用心力浇铸的重量，也是自己要用生命去交付的重量。”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个人贡献奖”的获得者，廖晓义对自己能成为30个获奖人之一有一份特别的感受。今年54岁的廖晓义亲历和见证了这30年的历史，经历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追随、困惑、反思和转向，参与了通过推动公民环保意识与公共环境政策来减少现代化环境代价的现实运动，思索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廖晓义坐着公交车回到“地球村”办公地点：朝阳区华展国际公寓。竹窗帘和手工编织屏风，使这个在水泥“森林”里的3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弥漫着一份自然的气息。客厅被分割成格子间，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忙碌着，三间卧室自然被当做了三个办公室，桌面上凌乱地摆放着书籍、报纸和文件。这里的空气，不会给人以局促感和压迫感。屋里有些热，但并没有开空调，因为廖晓义对空调的憎恶是尽人皆知的。

早在1998年，克林顿访华邀见廖晓义时，就受到她的当面指责：“你们美国人在生活方式上为全世界带了一个坏头，你们拼命地使用空调，夏天室温低得要穿外套，冬天室温高得要穿单衣，仗着有钱便肆意耗费能源，这对得起子孙吗？”克林顿点头同意，因为这是事实：美国一夏天空调的耗电量比中国全年耗电量的总和还多！只是一个美国就已经够可怕了，但更可怕的是，全世界都在跟着美国学。

有一年冬天，廖晓义穿着红棉袄去参加一个欧盟高层代表团论坛，讨论气候变暖。到了酒店，她发现空调开得和夏天一样，只得一件一件地脱衣服。面对身穿丝袜的代表团女团长，她觉得有些尴尬。会上，廖晓义有些气愤地说：“文明难道就是要把夏天变成冬天，把冬天变成夏天？然后消耗那么多不可再生的能源，制造那么多二氧化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吗？”

廖晓义解释说，“地球村”并不主张极端的简单生活方式，并不排斥文明的进步，只是希望人们能够对自然多点爱心，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考虑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廖晓义家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她的女儿回国前已经在美国待了4年，那里的幼儿园都是恒温的。在北京的家里，她起初受不了酷热。廖晓义就开导女儿，引用中医的说法，说出汗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是最有效的一种排毒方式，减少肾的压力，帮助调和经络。也许是理解妈妈的一片苦心，女儿居然慢慢习惯了出汗。到后来，娘俩干脆比赛谁出汗多。

这十几年来，廖晓义经常不在家里，女儿就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廖晓义发现女儿的性格像自己一样执拗、倔强，从小就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她。有时候对她要求太高，她们也会发生冲突，如果女儿说的有道理，廖晓义就得向她道歉。

女儿现在也很环保。只要看到哪里有绿色社区，就会打电话给廖晓义。前段时间她看见电视里面讲车展，就跟她同学说：“我妈肯定又该不高兴了。其实，我也觉得中国不应该发展私家车。”

廖晓义说，她现在有两个自认为最大的骄傲：第一“地球村”没有她还在成长，第二就是她和女儿几乎没有代沟。她这么忙，这么老套、传统的观念，怎么能和21世纪的、正处在叛逆年龄的小孩儿没有代沟呢？廖晓义说，原因就在于她俩的价值体系是彼此靠近的，在环保路上她们走得很近……

火车穿过重庆，沿着长江，直奔成都。坐在火车上的廖晓义激动地看着窗外，童年的那些美好回忆在眼前浮现……她想起小时候在江上坐渡船，想起家乡的那片青山，还有在云南的时候看见的那一大片绿色的森林，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都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她后来之所以会那么亲近自然，坚定地走上环保之路，和这一段经历是不无关系的。

然而，她心目中的那些山清水秀的景色，如今正在受到污染。这让廖晓义心底生出一阵阵疼痛。她头脑中又像中那个14岁小女孩一样，生出很多疑问。而解决这些疑问的钥匙，对廖晓义来说，就是继续用她的双腿不断前行，永不停歇，奔赴在永无止境的环保路上……

七、陈哲守护精神家园不安分的工人

1986年以前，每一个认识陈哲的人提起他时都知道，他是一个工人。准确地说，陈哲是首都钢铁公司第五电工队的一名电工。但是，陈哲却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一个工人了。

1970年，陈哲中学毕业。同学们都要“上山下乡”，他被照顾进了“首钢”。

其实他很想去插队，因为他一直喜欢农村，喜欢那里的蛐蛐，喜欢那里的蚱蜢，喜欢在地里拔草种菜的那种感觉，喜欢和那里的老头老太太聊天。但学校告诉他，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让你带队去工厂你就去工厂。他知道，学校是出于实际考虑。出生在“单亲家庭”的他，6岁那年，母亲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得了重病。家里那么穷，你还不进工厂养家糊口？

他还记得原先对自己的要求——在哪一个岗位都一样，在什么岗位都要做好，都是革命需要。他进工厂时是作为学生组织的一个领队。那时他还寻思着要坚持思想改造，要支持红色，用那时的说法就是“革命”。但这样的状态没有坚持多久，他就开始“消极”了。他用消极换来的是更多的自由，他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自己想问题。

似乎是陈哲性格里的某种因素在起作用，他潜入人文领域，渐渐开始远离正常的工人的轨道。开始时，他还每天谴责自己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一种罪过。他还是很希望自己改正过来，以一种热情去走工人这条道路，他在日记里每天提醒自己，甚至反复地批判自己。他处在一种矛盾状态。

但那时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的活动领域涉及素描、音乐、摄影、种花，甚至包括做衣服、做家具。在那段时间里他用了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些事，可以算是业余，也可以算半业余，因为他的心不在工厂了。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那时，陈哲还处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但他自己的思想正在经历巨大的转折。那时的他，心思早已不在电线电路上了。他知道自己要做另外一件事，但却说不上来是什么事。他开始请病假，闷在家里不出门。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在名分上还是一名工人，但那时思想已经开始蜕变了。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的“工人”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那时人人必须有身份，整个中国就是由几亿农民、几亿工人、几百万解放军和很多知识分子构成的。

如果不把自己装入这几个“方块”，你就是社会“异己分子”。没人喜欢“异己分子”，他们代表着不安分、不正常、不求上进，喜欢在阴暗的角落干些危险的事。但是，陈哲似乎注定要进入这个“圈子”。

因此，那时的陈哲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压力，虽然不会像“文革”时那样被打成反革命。厂里派人调查，看他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在干活。别人一看，他的屋子里全是画，全是书，全是稿子。别人问他是不是想当作家或者画家，陈哲只能回答：“我当不了。”是想挣钱吗？他说：“没挣着。”

那时的人们不会想象得出，一个人可以像陈哲那样活着，去想自己的问题，而且想得很深。

但他还不确定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要是那时自己想好了去做一个诗人或者一个哲学家，或许现在真的就成了，但那时他还没有想得那么清楚。

那个年代笼罩着这样一种色彩，就是你一定要按照一定的系统去解读一件事。但陈哲的内心是不能被解释的。你做着一件事，却想着另外一个东西，这在当时是被认为有问题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有个性的，而且即使你想表现得有个性，你自己可能也找不到个性的答案。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身边的人劝他去报名。他心里倒是很想去，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现在的他是这么解释的，他那时的思想比较悲观。又有人劝他去当兵，陈哲还是没去。为什么呢？他自己作决定前作了个判断，觉得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你的一切东西都会被别人剥夺。之前的他因为“出身问题”，所经历的遭遇似乎让他渐渐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信心。

陈哲开始知道一点，所有的现实世界的系统对他都没用。他告诉自己，他需要依靠自己的系统。

进入80年代，陈哲变得特别刻苦，开始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吴璐琪曾经和陈哲是住对门的邻居。1981～1984年间，吴璐琪在中国唱片社音乐编辑部做编辑，上下班时间没有规律，有一次天快亮时回到家，看见陈哲屋里还亮着灯。他敲门进去，发现陈哲在写东西。拿起纸稿一看，是一些诗，他写了很多。吴璐琪跟他一聊才知道，他的专业不是文学，写诗是出于兴趣，他特别喜欢写东西。

那时陈哲的形象可以这样描述，穿着一件皮夹克，长长的，那是当时最时尚的装扮。他经常在床上躺着，看起来像是在抽大烟。陈哲的这副形象可以在当年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的一期节目里找到。当时的陈哲被视为美术界的人，被选中去拍摄反映当时改革开放的片子。片子里有很多知识分子、科学家，陈哲在其中似乎是个不着边际的异类，他生疏的面孔，让观众看起来似乎觉得假模假式的。那时的他，已经明显游走在整个社会的系统之外。

如果调出当年的镜头，你会看到陈哲那像图书馆似的家，比陈哲本人更吸引观众的眼球。那个小小的空间，竟然容纳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当年拍摄的人，并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样，因为他一直躺在床上，不曾起身。留给观众的印象似乎就是这间充满智慧的屋子。

这是陈哲第一次让全国的人知道他是谁，不是作为一个词作家，不是因为歌词，而是因为美术。

那时，陈哲的朋友几乎每三天来看他一次，理由很简单，就是来看看三天后，他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屋子发生了什么变化。陈哲现在了解他朋友那时的心态，因为那时善变的他带给朋友的震撼太大了。

他画了大大小小的一堆画，存放画的仓库已经很陈旧了。他只能找出几张保存得不错的。

他会把烟盒上的人的图像撕下来，拼贴成画，甚至可以用一些街上捡来的马赛克做成很抽象的立体雕塑。他能为了干这事，蹲在地上一整天，直到拼完为止。有时朋友过来，又会看到他一个人待着，屋里是用纸铺好的路，除了白纸，其他有字的东西都不能动，陈哲坐在地上一边写字，一边晾干，然后挂在墙上。

贴的画不好，他就在纸的边上写字，写歌词。后来很多人过来找他写歌词，他就从墙上扯下来一张，觉得挺不错，稍微修改一下，就给人家了。好多歌词都是这么诞生的。

陈哲至今还对装修抱着这样的观点，主人的创造性都附设在装修的墙面上，能够体现出主人的兴趣爱好。如果大家都把房子装修得跟酒店似的，那不是自己的家。因此，陈哲的屋子，完全代表了他作为主人的个性。

历史进入1986年，陈哲终于做了一件最不正常的事，他辞职了。人事干部觉得他有问题，要不就是神经病。他不明白陈哲为什么要辞职。最后人事干部给陈哲下了个定论：你出去肯定是死，我们这里没有辞职一说，这个叫除名，你被开除了！

人事干部本来想通过这招吓唬陈哲，让他放弃，没想到陈哲很干脆地签完了字说，就这样吧。人事干部没有说话，陈哲已经把他气坏了。陈哲至今还记得，他看到人事干部拿着那张单子，手直抖。陈哲由此真正结束了自己近十年之久的不安分的工人身份。

当时他并没有可以换的工作，也不存在什么职业的概念。因此，离开首钢这个组织体系，很多人都觉得他将无法生存。

但是，陈哲知道，自己真的已经不行了，这时他在首钢已经待了整整15年。15年来，他完成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推动着他去解决一个问题，需要他去寻找自己的另外一个未来。但是未来是什么，他还是不知道。问他要干什么，目标在哪里，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的方向不在工厂，而且这种感觉已经存在很久了。

回忆这15年的生活，陈哲发现自己过得很散，没有什么核心，自己是一路盲打莽撞过来的。他学过诗歌，拉过提琴，学过作曲，搞过音乐，搞过美术，做过裁缝，种过地，养过花，做过家具，修过车，还做过望远镜，上天入地，没有不干的，而且每件事情都和别人不一样，都有个结果。

他在首钢工作之外的时间里，自己涉猎了人文知识。他没有上过正式的大学，书也是自己琢磨着看的，但他什么书都看，古今中外，逮着什么看什么。

他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很多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北京德胜门内大街265号广电部的宿舍，那个他一直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他认识了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还有院子里其他叔叔阿姨。他们有教他画画的，有教他拉琴的，还有借给他世界名著的。他曾经和院子里的一位中学老师进行过思想的交流，探寻一个人怎样才能活得有意义，一个人应该怎样活。

陈哲说，这些人说的话他不能完全懂，但他却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的同辈人中间能够倾其心声的，没有几个。对当时年轻的他来说，院子里那些感情朴素的大人，是他乐意与之交流的。这些大人不是他的父母，现在想来，他觉得他们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时候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陈哲，一直觉得自己的视角较为客观。他说，别看我带着主观的行动欲望，被人认为性格很要强，但是我的理智判断从来不偏激，反而特别平衡。陈哲几乎对所有的领域都不生疏，对工农商、美术、地理等等都很熟悉，因此他对自己有一种信任。

有人对陈哲说：辞职了，你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得有失。陈哲的想法是，当时如果他后脚不拔，前脚就不会迈出去。他说，有些历史时刻你必须作出这种抉择，没有回头路，大踏步往前走。当然，最好事后证明你的抉择是对的。他说自己不能鼓励所有人冒这种险，但是他每次作出这种抉择都没有后悔过，因为它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经过了很久的思考。思考过程中，他很矛盾，矛盾就会犹豫，犹豫就会判断，然后反复掂量，所以最后作出抉择时一定是不可阻挡的。

所以，他不去担心吃饭的问题。他相信，自己不会饿死。尽管辞职之后的生活会很艰苦，他面临的不再是首钢那么好的环境，但他要去尝试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

他知道，一个地方再好，但不是你所钟爱的，那也没用。相反，一件再艰苦的事，对你来说是兴趣，你执意去从事，那就是一种快乐。就好比一个雕塑家，光着膀子拿一把刀在山上削泥，旁人看来觉得他很累。但是，他自己看着那碎屑飘起来，却是一种别样的快乐。

在此过程中，完全是利用自己的力量，这种过程是如此充满美感。所以，在陈哲看来，过程很重要，最后达到目标时可能欣喜若狂，或者一时被人津津乐道，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过程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培养你的能力和精神承受力，让人去应付更大的未来和更艰苦的挑战，让人感觉到快乐。在陈哲看来，人如果没有这种扭转事物和战胜不可逾越的困难的快乐，人生是有点悲哀的，那样你就无法信任自己。

这样的一种看法让陈哲体验到，人只要经历过了，原来你认为90%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都能做到。如果你经历不下来，那90%的事都是别人做了，只有10%的事是你做的。至于智商之类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陈哲说，自己从小属于比较笨的，在学校的时候，虽然成绩不错，但只是用功些罢了，并不是最出色的孩子。直到中学，他突然开悟，之后就感觉有一种空间感和穿透问题的能力，然后慢慢信任自己。从那之后，原先那个比较木讷、软弱、害羞、腼腆的他，变了。所以，他总结说，“文革”也好，中学也好，首钢也好，这段过程，在30多岁前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他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开始颠覆之前的一切。

30多岁前的经历，没有太多的起起伏伏，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回忆，平淡的生活反而给了陈哲一种东西，那就是健康的思维。他不喜欢偏执狂妄，尽管他有时表达意见比较激烈，希望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但这是因为他要追求效率，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深思熟虑过了。他说，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他很信任自己。

如果我们把陈哲日后的种种兴趣和行动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在首钢这15年来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经历了自学反思阶段，他掌握了多个领域的知识。他说，人的知识构造就像金字塔，都是从底下垒起来的，比如一个400米×400米的塔基，只能从底部一层一层地堆起来。很多人却认识不到这个规律，或者说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总以为可以突击达到某种高度。陈哲是一步步慢慢走来的，他是在这种常识性的、恒定的规律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瞎摸。

这15年，陈哲很平淡地走过来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他从来都不主张做梦，他从来没有期盼着自己一步迈过别人，站到塔尖，那儿的位置已经有人了。认同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从一个不安分的工人一路走来，出现在中国流行音乐界，在接下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将创造属于他的精彩。

七、陈哲守护精神家园 “生猛之人”，造就中国流行音乐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世界局势的发展作出了新判断，“和平与发展”将是未来的主题。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中国人彻底告别了多年以来“备战、备荒”的日子。

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一年前，迈克尔·杰克逊在美国发动了50名大腕歌星，为非洲的灾民募捐。很多国家转播了演出，这直接影响到了台湾的流行音乐人，他们策划了一场60人演唱会《明天会更好》。那时的信息传播已经很快了，内地的很多音乐人迅速获悉。

这一年，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策划为“和平年”组织一场大型的百名歌星演唱会，马上得到了东方歌舞团的全力支持。

表达，是权利，尤其是对年轻人。20多年前，陈哲也是这样的年轻人。1986年4月，离开工厂3个月后，陈哲获得了一次表达的机会。

“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方案初步成型，词曲创作由郭峰、陈哲、小林、王建等人负责。1986年10月，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演唱会的实况录像。

早在1985年以前，陈哲就在酝酿着这一主题的歌词，他曾给自己的朋友看过文稿，文字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他对社会的一种感知、感触。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哲开始慢慢转向写歌。别人来找他写，他也不需要再蹲在地上了。陈哲那个多变的屋子里，能够保存起来的东西他慢慢开始收拾了。他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和那些找他写歌的人谈流行音乐。

陈哲喜欢这样形容中国流行音乐的崛起——“是冒出来的”。那时作为中国流行音乐代表人物的陈哲，用他自己的话说“气焰比较嚣张，属于生猛之人，非得把人覆盖掉，自己才觉得我们存在”，今天想来他觉得比较幼稚。但正是这种气焰，使得中国的流行音乐崛起，进而被官方认可，再产生唱片，最后再循环地产生一批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

陈哲把1986～1989年看做和五四时期、百家争鸣时期一样的年代，是中国思想变化最活跃的时期。那时出现问题了，最先去关注的是知识分子，搞创作的这批人也把自己看做知识分子。他们属于有文化的一批人，年轻而有热情，努力寻求表达机会。流行音乐给了他们舞台。不管是表达情感、表达思想，还是表达兴趣，通过流行音乐，你都能实现。

陈哲记得，那时整个社会环境很宽松，宽松得甚至有些糟糕。他记得人民大会堂门口还有摆摊卖糖果的，弄得四周乱七八糟。他说：“连我这么思想自由的人都觉得太不像话了。”

80年代中期的中国，翻滚着一股经商潮流。日后驰骋商海的王石，那时正欢快地倒卖玉米；李经纬瞄准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适时创办了健力宝，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柳传志走出中科院计算所，创办了日后的联想；广东顺德的容桂镇上，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组装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并成立了珠江冰箱厂……那时，大家见面互相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是，你下海了没？

人们开始拼命地经商，进而渐渐孕育了疯狂的利益竞争。

陈哲说，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为此付出了代价。改革开放快10年了，精神家园本来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但相反，它模糊掉了，消失掉了……那是精神家园荒芜的年代。

那时崛起的流行音乐开始用集体表达的方式关注社会现实。

现在的人们，回忆起1986年北京工人体育馆内盛况空前的“让世界充满爱”流行音乐演唱会，仍然感到激情澎湃。韦唯、程琳、杭天琪、付笛声、蔡国庆、崔健、孙国庆、常宽等国内当时最出名的128名歌星手拉手、肩并肩地齐唱《让世界充满爱》。

陈哲一夜成名，歌约不断。就在他那间小屋门口，常常会有很多出版社的编辑及唱片公司的人提着一包钱来找他写歌，陈哲率先成了“万元户”。那时一般人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

虽然陈哲在工厂时就写一些东西，但他那会儿却以为，世界上最丑恶的就是拿笔杆子赚钱的人，他不喜欢这个职业。他从小不喜欢干的事，一个就是以营运为生，第二就是以文字为生。不曾料到，他干的正是这两样。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首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深深地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紧紧地握住你的手，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这首歌并没有回避苦难、伤害，但是它给了人们一种承诺，让你感到苦难的时候，有人和你一起扛着，受伤之后，有人为你抚平伤口。这让人感到安慰，也让人觉得温暖。

陈哲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他发现自己所受的痛苦是这个社会好多人共同疑惑的问题，可是那时候无法解答。但是他信奉一个真理，我受那么多伤害，把自己的伤口拿出来给人看，不是个高尚的行为，应该让别人避免受伤害。

就凭这一点，他与“文革”时期稚嫩的想法完全不同了。四五岁时就经历了生活苦难的陈哲曾经一度以为，世界上只有他是唯一在最底层的，但他突然发现“文革”的时候所有人都进入了地狱，所有人都失去了天堂，每一件事都会导致某人入地狱。那时的他，似乎有点这样的意味，自己过得不好，就希望所有的人一起受罪。

但80年代的陈哲，早已摆脱了这样的看法。《让世界充满爱》的语言来源于陈哲的日常积累。他是怎么走上作词这条路的呢？

《让世界充满爱》产生之前，陈哲还是特别想以自己对美术的见解和创作力，从事雕塑、组合、装置，做出有创意的作品。那会儿他还办了个“平添艺术社”。他把自己一直捣鼓出来的“马赛克作品”拿到庙会、展览馆去，通过走后门的方式，以一条烟换来一个一米多的展览空间。他试图用美术去开拓一个新的生活领域。

至于音乐，似乎他一直有这方面的特殊才华。他曾经问过别人怎么作曲，在他自己用小提琴演奏一曲的时候，常常拉到一定程度就停下来，改拉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其实，他是在胡拉。但胡拉给了他的思维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或者说给了他一双翅膀。胡拉的旋律很强，他意识到，所有的旋律都是人心，技巧是其次的。如果你连心都没有，再多的技巧也不会让人感动。

他认为，一个作曲家如果没有感觉了，没有人性了，最好停下来，否则你是在写垃圾。

那时朦胧诗开始流行。陈哲接触了一些，他看不太懂，也不太喜欢那种灰色的意象。但这些文字让他感觉到，如果你有不快，一定要有表达的欲望，用自己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

当时陈哲对门住着的吴璐琪，还是每天晚归，还是每天看到陈哲的灯亮了一整晚。有一天，吴璐琪对他说，看你那么认真，你来帮帮我吧，尝试一下能不能写歌词。

陈哲刚开始写出来的歌词，都是由诗改成的，所以不太上道。诗不受格律的影响，歌词不行，歌词要有音乐性。他后来慢慢认识了一些搞音乐的朋友，来往多了之后，这些朋友把他的歌词拿出去谱成曲。

创作《让世界充满爱》，也是经过他的朋友吴海刚的推荐。事后，他才知道，朋友们帮他走进这个圈子，是看中了他的一个特点：他独特的思维，加上他独特的语言张力，能够产生极强的感染力。比如“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从这个很具象的内容可以让人感受到很极致很凝重的情感。

这一年的秋天，陈哲离开了喧嚣的都市，前往山西北部的乡村。这次旅行的结果是一首名叫《黄土高坡》的歌，现在看起来，这首歌对陈哲的未来有很强的预言色彩。

河曲，位于内蒙、山西、陕西三省交界。黄河，穿过广阔的草原之后，由这里进入绵延500多华里的“晋陕大峡谷”。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层被一切两半。这里是中国人最早的家园之一，早在4000年前，在河谷两边的台地上，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人类定居点，它的密度不亚于现代村落。

20世纪60年代末，数以百万计的“知青”在这里“上山下乡”。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骆汉城就曾经是其中之一。1986年8月，他决定回到这里，为一个叫《观察与思考》的栏目拍摄关于当年插队知青的一个纪录片。出发前，他叫上了陈哲。或许他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希望能给片子带来一首不错的歌。

陈哲一点儿都没犹豫就答应前往。骆汉城对他说，那儿非常艰苦。他说：没问题，我跟你去。他拿着一个小包，其他什么也没带。看着他瘦弱的身影，骆汉城心里暗暗担心，这哥们儿能行吗？

他们来到了山西、陕西交界的黄土高原。几个世纪以来，“贫困”是黄土地上不变的主题。那里恶劣的生存环境，给陈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黄秃秃的一片，没有草，大地像皱纹一样裂开。但这样的土地上竟然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在那里能感受到一个巨大的张力场。

陈哲发现，那里和乡间的绿色、繁荣完全不同，但是那儿有一些人在生活，而且还生活得挺快乐。他不知道，这样的苦日子有什么可乐的，他不明白，这样的穷地方，为什么“给中国这么巨大的刺激和力量”。回到北京后的两个多月，陈哲一行字也没写出来，他拿不出东西来描述。

1986年11月，北京的冬天快来临的时候，有一天，陈哲去宿舍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走出屋子，他突然听到呜呜的声音。那种声音，他感到特别熟悉，就是北风在电线杆刮过的呜呜的声音。但那时陈哲没意识到自己处在北京，他的大脑还沉浸在黄土地上。他突然想说“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这句话一下蹦出来的时候，他跑回了屋子，把《黄土高坡》一口气写完了。之前在黄土高原上孕育了那么久的感受，终于被这场大风引了出来。

“不管经历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这是《黄土高坡》中的一段词。

此时，陈哲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大家庭的一员。萍水相逢，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们，一下变成了兄弟姐妹。来源于家的亲情和温暖，不正是支撑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坚持下去的力量吗？他找到了那里的人快乐生活的答案。

陈哲代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表达对历史的思考，表达对未来的希望，甚至也包括对当下的一种诉求。《黄土高坡》就是他的表现手法。

说到《黄土高坡》的创作，陈哲觉得就是自然生发出来的，自己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感觉，只是隐约觉得需要一些来自土地本身的东西。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为的方向性的运动去引导这种感觉，只能靠之前的积累，再加上受了外界的一些刺激，就形成了这样的西北元素，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大潮流。陈哲个人的感受是，受那片土地的启示，他觉得其中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冲淡了当时流行歌曲的演唱方式。

此时，“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以各种全新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崔健高唱着“一无所有”，中国摇滚开始崛起；一直处于地下的北岛、舒婷、顾城走到了前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朦胧诗开始流行。

1986年，摇滚和“西北风”成为年度流行音乐关键词。

急速的现代化过程，最容易让人迷失在速度的旋涡里。昨天还很熟悉的同事、邻居，昨天还相依相伴的胡同、四合院，也许一夜之间就面目全非。我们不再认识自己了，为了确定自己身在何处，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重复同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

“寻根”文学和“西北风”歌潮，在同一时间开始撞击人们的视觉和听觉。叛逆和传统不可思议地在同一部作品中共生。

1987年，崔健翻唱了西北革命歌曲《南泥湾》。张艺谋在电影《红高粱》中请赵季平创作了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徐沛东、孟广征分别以曲、词创作了《我热恋的故乡》。1988年，那英以一曲西北风《山沟沟》成名，首度亮相中国歌坛。

这一年，杭天琪在中央电视台第三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演唱了《黄土高坡》。

这首歌的曲作者苏越说，他觉得山西梆子和秦腔那种感觉，就是中国的摇滚，直接用嗓子喊，而不是那种带优美色彩的民歌。

歌手杭天琪拿到《黄土高坡》的词时，想到的就是西北风，满天的黄沙、羊群，甚至想到黄河壶口。将近20年之后，现在她再唱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没有那么立体了，展现在眼前的应该是一幅水墨山水，很写意，而不是当年那种强烈的写实，不再像当年那样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因为当初人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需要发出一种喊的声音，需要把内心深处多年积压的情感给喊出来。

《黄土高坡》带给人们的震撼远远超出了陈哲自己的意料。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年代。那是个充满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河殇》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利，“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转身进入流行音乐界的陈哲呈现给大众的歌词，体现出独特的风格，即那种特别让每个人都感觉到透心的温暖。那么，陈哲是偶然成为一个写歌词的人，还是他走进这个圈子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呢？

陈哲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说，歌词中使用的语言、采用的语式，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积累形成的。在这之前他对自己所面对的一切，一直抱着反驳的态度，但社会却没给他反驳的机会，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表达的权利，他只得将自己沉淀在书本中，一支烟、一张纸，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自己的感想。抽身进入音乐界，让他日积月累的知识，发挥了其应有的功效。

七、陈哲守护精神家园单刀赴会，理想难以支撑流行乐坛

1990年，中央电视台组织创作了一批迎亚运会的歌曲，由陈哲作词、孟卫东作曲的《同一首歌》被选用在开幕式前播出。但播出后反响平平，歌曲并未火暴。后来，毛阿敏拍了《同一首歌》的MtV。这部MtV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在那之后，《同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成为经典曲目。

提到这首歌的创作，陈哲说，自己那时总觉得不满足，而这代表了很多人的感觉。创作《让世界充满爱》时存在的疑问还没解决。他需要寻找到一个答案，他需要去思考。他一直在写一个母题的稿子，叫《共有家园》，这算是为《同一首歌》奠定的基础。

当时央视的导演陈临春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陈哲。那段时间，陈哲正在香港。陈临春和他说了这事后，陈哲想了想，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写。但是交稿的时间很紧，而且要求越快越好。

陈哲这么爽快地接下这活儿，其实有他自己的深层思考。简单而言，就是他有话要说。中央电视台要做一个亚运会开场的旋律，但这旋律并不一定和亚运会那么直接相关，这正是陈哲喜欢的。他不喜欢太具象的主题，他希望去创作形式下的东西，以另一种意向来解决表述问题。

陈哲先用两天时间，找来自己之前创作的稿件，组织了三篇，第三天的时候传真过去交稿了。之后他又连发了三篇，三个不一样的版本。他对中央电视台的人说：你们把我这三个稿子表达的意境组合一下，凝结起来。

随后他还应导演的要求，推荐过几个作曲家。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陈哲也没接到什么通知，说稿子用了没。当时忙于公司事务的他，或许根本都没意识到一年之后，这首曲子将在全中国流传开来。

直到1994年，一位朋友到陈哲在北京的工作室找他帮忙拷贝一个片子，从CD拷成卡带。陈哲无意中听到了一首歌，感觉好熟悉。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同一首歌》。他一问，这首歌是孟卫东作的曲。陈哲之前和他虽然认识，但对他的作品没有太深印象。但这首歌的感觉，陈哲很喜欢，不张扬，所有的情愫都拿捏得很到位，也很顺畅。

说到唱这首歌的人，陈哲觉得毛阿敏演绎得最好，气定神闲，一丝不苟，处理得都很到位。

从那之后，陈哲走到一个地方，发现人人都会用这首歌来介绍他，就像是他的一张名片。

陈哲说，其实那首歌是他自己80年代后期的一种情怀，他希望能把自己的个人历程，不管愉快不愉快的，都凝结为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是沉浸在过去。

《同一首歌》渐渐地变成了大型集会上凝聚大家思想感情、表达共同心声时常用的歌，后来还出了很多版本和MtV。陈哲的朋友曾经邀请他去唱卡拉OK，发现点播率最高的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和《同一首歌》。陈哲说：“如果一首歌能够被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阶层接受，那人文性就达到了。没有人文的东西，这个世界就很糟糕，我的创作里比较强调这一点。”

从1986年的《让世界充满爱》一直到1990年的《同一首歌》，这是陈哲主要的创作期。很多人把《同一首歌》看做他作词的巅峰作品。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那时自己的颠峰期还没到来，因为相较于他后来10年尤其是进山之后的创作，这些作品缺少饱和度。他自认为现在的创作更舒展、更尖锐、更漂亮了，就像是拨弦弹吉他时，奏出来的饱满的音律。

对于好歌词，陈哲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他觉得自己那时的歌词知识感比较强，但缺少文化感，后者比前者要淳厚得多，知识分子有些矫情，文化则不然，文化很尖锐，很丰满。歌词要能这样，就很出彩。另外一点就是用词用语上还有点毛病，他觉得那时的自己有些小资，虽然中国觉醒的一大批人都是小资，但小资们拥有一种重建的犀利的文化感，他们的语言可能很朴素，背后的感觉却很犀利。再一个方面就是感情的把握，他认为好的歌词不应该寻求人们感情的一致，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那么大家自然就能有同样的感受，比如《香格里拉》，人们看一眼就能找到自己心里的香格里拉。

所以，这十几年来，陈哲一直在解决思想历练上的问题，希望自己能够从具体的问题中去发现普世性的问题，所以歌词需要从一个特别细致的画面或镜头入手，比如一座桥，但下面讲述的故事却要让大家觉得并不限于此，这个故事好像是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在你梦中的每个地方都能见到。这是陈哲希望追求的结果。

创作《同一首歌》之时，其实陈哲已经开始了新的转向，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唱片制作人。如果要去溯源的话，流行音乐业者自己办唱片公司，就是从他开始的。

早在1989年初，陈哲去了次香港。第二年，他在香港投资开了家音乐制作公司（CZ唱片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在北京有一个办事机构，组织唱片的创作，然后再通过香港进行国内外的发行。他要让中国的音乐，在世界的唱片市场上唱响。

他觉得，海外对内地歌坛了解得太少。他想成为一个制作人，自己出资来制作主题带，去展示中国。他做到了，花很多心血制作的唱片《黑月亮》后来在香港发行，那里面没有多少政治，但是提倡立体看中国。随后，该唱片在中国内地发行。

他天生不是一个安静的人，做企划、找歌手、出唱片……这段经历，让陈哲见识到了什么叫“速度比觉悟快”。

之前，他还忙着张罗另外一件事。世界人口达到50亿，他和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合作，在首都体育馆办了一场大型演出。那场演出收了很多歌，做成了卡带。卡带的封面是陈哲设计的，是一幅平面画，画上有两个眼睛，眼球上有一个人，就是陈哲自己。他把自己藏在其中，看看这个有着50亿张面孔的世界。

90年代中期，网络浪潮开始进入中国。一批“海归”创办了中国第一批网络公司，网站渐渐被人们所熟知。陈哲是国内最早学会上网的人之一，他在北京开了第一个音乐网站，很多年轻的词曲作家围着他的那间小屋跑。

那时圈子里的人都喜欢这么来形容陈哲，说他是在“单刀赴会”，一杆枪走天下。陈哲没辙儿啊，他也希望有人能帮上他。

他原本打算培养一批小年轻，希望他们最起码扛起机器、拿起相机就能拍摄，可他却很失望地发现，这些小孩都是闻着创意而来，提着算盘走，一遇到不高兴的事就算钱走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关怀，似乎在那个时代，具备这种品质的人迅速地消失了一样。

1996年，陈哲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公司。他不承认这是失败，只说是兴趣转移。说实在的，即使兴趣不转移，他能不能撑下去也值得怀疑。当时的流行乐坛，已经不是靠理想能支撑的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界。早在80年代末，大批港台歌星的盒带正式被引进，王杰、童安格、姜育恒、张雨生、千百惠、小虎队、红唇族、谭咏麟、梅艳芳等港台歌星风靡一时。90年代中期，大批的外国电影被引进，施瓦辛格的、汤姆·汉克斯的、《廊桥遗梦》开始为中国观众所熟知，韩国乐队的专辑成为首张进入中国音乐市场的韩国唱片，“韩流”初现……90年代初期出道的内地歌手渐渐脱离了沉寂，开始崭露头角，并撑起了内地流行音乐的一片天。

中国的流行音乐似乎走入了发展的佳境，而这时，陈哲却选择了离开日益喧嚣的流行乐坛，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他要再一次改变自己的方向和身份。

他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很平民化的人。谁不喜欢显耀、富贵、被人羡慕？这是人类的本性决定的，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期间，陈哲快速地经历了这一切。

陈哲也喜欢钱，写过那么多有名的歌，挣钱应该不是件困难的事，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行了。但是，陈哲越来越受不了，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要重新界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利益，然后才是感情。

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流行音乐也在发展，同时它已经开始商品化，而陈哲的性格当中，对于商品化存在着天生的抵触。

站在今天回看自己当时的选择，陈哲有他自己的解释。他发现，那时的中国流行音乐已经不能产生撞击时代的东西了。

他说，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变化一直没有停止，流行音乐也一样，按照正常的情况应该可以留下一些值得称道的作品，但我们看不到。这么多年来，能够被所有人认可，感动了所有人而被流传的歌曲很少。而80年代的那些作品，比如《让世界充满爱》、《血染的风采》甚至《篱笆·女人·狗》，听这些作品，观众才会感到有强烈的时代感，这些作品，包括“西北风”，时隔多年还是会让人感觉是非常正的、很主流的东西。其实在当年，这些完全是一个亚文化的运动，完全是靠作品本身的魅力而留下来的。他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环境无论从创作人群的精神还是从技术上来看，甚至不只是流行音乐，包括我们的整个流行文化，都不是自然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流行音乐的高楼是盖不成了，那个时候陈哲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开始转向乡土，去收集整理原生态音乐。

七、陈哲守护精神家园 “土风计划”，记录民间文化最真实的声音

陈哲第一次民间采风的经历是在1994年，他为雨果唱片公司制作专辑《半梦》时，动用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元素。他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采风”，希望给创造力枯竭的流行歌坛注入新鲜的活力。他说：“当时是想为贫血的中国音乐和文化寻找再生的机制，因为我觉得当时中国的流行音乐是苍白的。”或许他自己都没预料到，自己会迷上这样的活儿，并将以此为事业。

那一次他完成的是“中国音乐西行计划”，在西部流行音乐尚未渗透的地方，挖掘当地的民歌资源。他一个村寨、一个村寨地跑，痴迷其中。

在大山里行走的陈哲，和一般的采风不同，他接触到的不是单个人和单个人之间发生的故事，而是整整的一群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他走遍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的山山水水，采撷了大量丰富的民间文化素材，包括服饰、歌舞、工艺、吟诵、对话，并把一切民族文化的养分都纳入了自己的声像资料库中。

他发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为中国的音乐人补课，能够使人找寻到“中国背后的东西”。

他的脚步最终停在了滇西北的兰坪县。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很早就听说，但却并不了解的民族。在那里，他看到一群人穿着蓝色的衣服，唱着高亢的歌曲，他们发出的抖音是陈哲从来没听过的。

那是他第一次去兰坪，身份是“县里请来的客人”，他要写一首“兰坪之歌”。也许，城里人听了这首歌，会来到这个山清水秀、充满民族风情的地方，住上几天，听听歌、看看舞，如果顺道发现兰坪矿产资源很丰富，那就更好了。

歌写出来了，效果似乎不是很理想。文化搭了台，经济的戏却不热闹。陈哲倒不在乎这个，他爱上了这里。

和他一起去的是一个团队，正如团队里的一位成员于江盈所描述的，兰坪是一个能够让人记一辈子的地方。即使这一生去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兰坪能够给你的触动也是最大的。

陈哲开始经常出现在云南兰坪的村寨里。每踏进一个村寨，他都要先找到最熟悉当地民俗和民间艺术的长者，记录下他们的语言、歌声、舞姿和手艺。

有一次，采风的队伍半夜才到山上，他们来到一个叫李冬梅的小姑娘家里，后来又来了几个小姑娘。这些姑娘的歌声让创作团队的人都惊呆了。于江盈说：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如果能让我留在李冬梅他们家，我天天给他们家干活都行，只要天天能听见这些歌，能让我跟她们学唱这些歌我就满足了。这个汉名叫李冬梅的小姑娘，后来被陈哲选为普米使者，进入“土风计划”的普米小组。

兰坪姑娘们的歌声中，想表达的情绪是那种很单纯的、发自心底的非常原始的情感，她们的表达方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陈哲也被深深地感动了。

她们的歌声让人感觉，即使时间流逝，这些姑娘还是一点没变，她们心里那种最纯朴的东西，或者说所谓的根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这种歌声对于长期生活在都市的创作人员，是如此的新鲜。陈哲开始着手创作《兰坪姑娘》。

90年代中期时，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北京文艺台、广东电台《音乐之声》为了推动民乐改革创新，联手倡导了一次行动，取名“新民乐运动”，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学院派的传统民乐。从那以后，中国的音乐圈中开始了对创作真正的民族民间音乐的讨论。据陈哲挚友金兆钧回忆，当时开了一些讨论会，陈哲也参加了。在会上，陈哲的观点显得比较激烈。在围绕发展民族音乐的讨论中，他提出了“创作民族音乐，不穿长袍马褂，也不穿西装”的口号。

那时的陈哲，延续了80年代的创作激情，他可以被称为一个理想主义的音乐人。他所倡导的纯粹的民族音乐，并不为当时大部分音乐人所认可。陈哲的心是一颗艺术家的心，他整个人甚至整个灵魂都充满着艺术细胞。认准了一件事，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兴趣所在，不管外界怎么变，他都会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独自转向民间，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创作发现之旅”，并在实践中从理想主义的音乐人慢慢变成了民间文化保护的实践者。

刚开始的时候，陈哲完全处于一种摸索状态。他没想过后来会怎样，很多东西都是未知数。但当他越走近这个民族，就越发掘出其中的细节，并慢慢地积累起来。

如果硬要来寻找其中的原因或者动力，或许可以称之为陈哲作为艺术家的责任感以及对于艺术的虔诚。他把这项事业内化在自己的生命中，执著地开展着“原生态音乐”的工程。

“土风计划”是陈哲发起并推动的一项原生态文化传承行动，是一项旨在抢救保护濒临失传、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资源，探索良性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由资源优势转化为民族文化产业优势的系统保护工程。

这个计划分为两步，一是固化，一是活化。首先需要艺术家们介入、摄取，寻找到当地的民族文化，然后还要让这些文化能够实现自我传承。

陈哲将民间文化比喻为一棵大树，因此有了“土风计划”的理论核心——ABC理论。

A是根文化，是民族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可以称做资源库、基因库，就像树根，必须尽一切可能完整地继承下来；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根文化多样性的基因是不能动的，所以不是展示给人看的。根文化长期不为人所知，正是因为它长期孤立在主流文化之外，所以急需人们去传播。

B是树干，是对A的延续，允许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调整，以便优势化、集中化地进行展示，让外界对A进行充分了解，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够让B对A造成干扰，因此必须要用科学的手段来传播，或者这样的传播应当是一种国家行为，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有主人翁的意识、“根文化”的意识，这一点还体现在歌手的选择上，一个歌手只有经过了考察，才能去展示这种“根文化”。

C就像树梢，或者说是大树的枝叶，是对树干果实的张扬，是艺术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改造的部分，它受到A的启发，但并不受限于A。这一阶段主要是艺术家的创作，这需要事前去了解根文化。

陈哲觉得，民间文化这棵大树只有按照这样的顺序，才能将根、树干、枝叶协调起来，才会有生命力。他希望能够把这些民族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陈哲发现，中国很多所谓的非物质文化的专家们都持这种观点，他们在把关的时候，都是先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死了？死了我们那儿卖牌匾，没死的不算，这叫非物质文化抢救。20年来国家做的都是静态传承，对民族民间音乐做了抢救保护，比如说收集、整理成书成册、录音录像等等，但都止于保留资料。

陈哲也赞成这些，在没有办法看清楚未来之前，还能做什么？首先要把它保存下来。起码500年以后，子孙要找什么还能找到吧。这没有错，这是20年来从上到下政府做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他觉得，民间文化的保存不仅要拯救，还要“活化传承”，要让文化在下一代中活起来。通过口传心授一代代延续下去，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持民族文化“根”的纯粹性。对今天来说，音乐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活化。因为音乐具有流变性、即兴性，通过死板的记录，那些音乐中最珍贵的东西，即“魂”的东西就会丧失殆尽。

活化传承，相当于保留住了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基因，这样就保住了这种文化的根，有了根，可以生发出无数枝叶来。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意味着我国文化多样性的维持，有助于保持文化的生机和活力。

他也知道，目前做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件超前的事情，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阶段才能去进行。现阶段，陈哲能够做的就是去传承它，让它自身慢慢循环流动下去，最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活态文化，而不是用录音、纪录片记录将会消失的东西。在民间文化保护过程中，陈哲提出要让根、树干、枝叶各司其职，让民间文化这棵大树枝繁叶茂。

对原生态音乐进行活化传承这一理论很有创造力，因为少数民族文化消亡的速度比挽救的速度要快得多，每一个逝去的民间艺人身后都留有一个空白。因此，陈哲觉得，分秒必争。

“土风计划”启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有个现象，叫文化断根。年轻人不懂老年人会的，新生的力量不尊重旧有的文化，新长成的小树得不到大树和老树的“基因”，村庄的传统、民族的传统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他说：“自然的基因都在大树身上，要让小树得到大树的基因，就必须让小树活在大树身边，一起活在自然界中。人其实和树是一样的，自然界中没有大树，与人群中没有大师，没有有智慧的族长，没有共同的和谐的信念，同样危险。”

这个已经默默地在乡间村寨行走了10多年的人，用自己的才华和真诚一点点收集和记录着民间文化最真实的声音。

七、陈哲守护精神家园活化传承，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

很多人问过陈哲同一个问题：你在那儿到底做什么？有什么意义？

陈哲和他团队成员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去采风，不是去扶贫的，我们做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活化传承”。

对方都对这个词感到很陌生。即使你对他们解释说，我们是要把少数民族生活劳动的整体环境尽可能地保存下来，全方位地将他们的文化沉淀下来，并且通过组织将其传承下去，他们或许还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其中有什么价值。

而且，陈哲的这个小组，所有人都是没有报酬的，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在旁人看来很不可思议。他们看不到这项工作带给小组成员精神上、人格成长以及心灵上的回报，而这些回报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小组成员也开朗地表示，价值观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有人认为没意义的，其他人可能觉得很有意思，这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但是对于陈哲而言，他是一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的，无论前方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他。

因此，陈哲遇到了很多不解。对于企业家或者商人而言，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东西，文化也好、艺术品也好，他需要将它变成商品，这是他的责任。在别人看来，这个计划是无利可图的，他们不会了解陈哲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责任，不能了解他追求一生的梦想，或者说得简单一些，不会理解他最喜欢做的事。正是这种责任感，让陈哲将“土风计划”内化成了他自己的使命。

在陈哲团队里的人看来，他在漫长的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人。这一计划的很多想法，还是比较前卫的，也是比较宏观的。如果具体细化到一件小事，或者涉及他人的一些小利上，陈哲就需要让人们了解自己所做的事，这就涉及沟通的问题。他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

“土风计划”首先在云南兰坪县推行，重点是兰坪县河西乡箐花村玉狮场自然村。

普米族被称为“怀恋故土的民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现有人口33600人，主要居住在云南西北高原的兰坪老君山和宁蒗的牦牛山麓，少数分布于丽江、永胜、维西、中甸，以及四川的盐源、木里等地，与汉族、白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交错杂居。

玉狮场，在森林的深处，离最近的集镇也有20多公里。苞谷、青稞和羊，是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上百年前就是这样，现在基本上还是。这里是普米族的聚居地。之所以选择这儿，陈哲有他自己的考虑。

普米族村庄玉狮场有上千年的大树，大树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考察普米族文化的时候，陈哲是从文化生存的环境着手的，因为文化是根植于民族的生存、劳作这样的日常、天然环境当中的。如果环境不存在，这个文化赖以生存的机制就不存在了。他发现，普米族的所有歌曲都跟森林有关。于是他开始进入山村去寻找大树。

在中国许多地方，巨大的树已经不存在了。陈哲在中国大地走了十几年，也看到很多片林子，都没有兰坪县的茂盛和原始。直径2米、周长6米多的树很常见。人站在树下显得如此渺小。那里的森林是玉狮场的村民用血汗保存下来的，他们曾英勇地和砍树集团作斗争。村民向陈哲介绍，这些树很多都有1200～1500年了，唐宋时期就在这里生长了。村民捍卫森林的精神，感染了陈哲。

他说：这些树站到今天，在中国几乎是绝无仅有了。站在树下的时候，想着一件事：如果这样的树给我带来一种震动的话，那么它们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喜悦？一个民族保护了罕见的原始森林，也守卫着他们的传统。可惜的是，这个传统正面临断裂、弱化。他们的作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价值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我们就开始推动土风计划，到今天，很多人参与进来。我们就想通过大树的故事，告诉全世界，中国人还能保留一片完整的精神家园。

陈哲心里很清楚，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大树”，是“精神家园”，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提供一种真正有效的模式。

陈哲慢慢摸索出一条路子，他觉得有效的办法是创造小树与大树亲近、来往、学习、模仿的机会。因此，能不能把年轻人组织起来，向老年人学习，学习歌舞、祭祀、传统的劳动技能，比如编织、刺绣，比如制作口弦、羊头琴？

他想在村寨里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小组成员都是年轻人，让他们做村寨的协调员，或者说作为C（大树的枝叶）。

陈哲说，“土风计划”要有建设性、思想上的引导性。因此，他需要让这个民族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为之自豪。一个民族不是为了别人而存在的，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存在价值，这样才会有自豪感，才会自觉地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传承。陈哲觉得，决策应该交给村民去作，让他们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中更深地了解自己的母体文化，这样的话，即使陈哲没能完成这个计划，但却可以薪火相传下去。

2002年，陈哲在兰坪建立了第一个“山村小组”。

2003年，他带领普米族艺人参加广西民歌节。

2004年4月，他带领普米小组参加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会议。

2006年2月，“普米族文化”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2007年，普米小组参加“亚太及中国人与生物圈高级会议”，并作专场展演。

2008年4月，陈哲和村寨中的16人一起，赴上海参加“2010世博会”前期活动。

……

这个历史进程表，似乎可以看做陈哲的成就列表。但这其间的艰辛，却不是这几步可以简单说明的。

2003年的除夕夜，地上下了很厚的雪，陈哲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大家都找不着他。他一个人在那儿踱步了很久，想了很多，想着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这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项计划的推行中肯定会有挫折，遇到挫折以后怎么办呢？

“土风计划”进行得很难，经费太少，何况，这其中的很多事情有钱也未必做得到。

1992年，陈哲还是很有钱的；2002年，陈哲也算富裕，至少，当他卖掉房子的时候，手头有那么上百万元。现在，这笔钱全都流进了“土风计划”，随风而去。

刚开始推行时，陈哲希望村子里的年轻人能够学会老人们都快忘记的民歌、舞蹈、手艺和祭祀仪式，这种学习过程构成了“土风计划”的主要内容。他组织了一个小组。但首先是村里人不支持，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外来的文化人到底想干什么。他把小孩子组织起来，耽误他们干活，耽误他们上学，耽误他们“找钱”，去学一些花哨的“文化”，半夜还在火塘边跟着村里的老年人学跳舞，学祭祀。

普米族文化传承小组有学员专门负责解决成员的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愿意学或者学了几天以后苦恼了想退学，他就得去向他们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不要说整个“土风计划”，仅仅是“普米传承小组”，从2002年到2008年，就经历了好几次震荡，小组组成了又解散了，成员来了又走了，满怀的信心最后都被疑心和焦虑所冲淡。

陈哲还面临着其他问题。玉狮场的树，一直被人盯着。

玉狮场有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人马驿道，孩子们从这里到镇上上学，老人病了，从这里由人抬到医院去。

玉狮场村村长杨周泽说：我们之所以贫穷落后，很大程度上是交通不便，交通改变了，我们什么事情都好办，路通了我们方便得多。我们建房子运材料，马上运到工地，现在我们想砌砌不了，外面拉不过来，我们需要的百货商品运不进来，运的成本太大，代价太高，我们付不起。如果是路通了，我们当地有些土产品可以打入市场，可以运出去，像水果，吃不了多少，都烂在地里面。

2005年，县、乡两级政府决定安排部分资金修路。但是一些媒体担心生态会遭到破坏，工程停了下来。

如果砍树的老板来，非要砍掉这儿的树，或者不经过村民同意就砍了，村长和村民会齐心协力地反抗，这已是历史多次证明了的事实。

陈哲说，我们都知道一个前提，哪里路通哪里原始森林就消失。普米族这个村寨与森林相伴400多年了，它的敬山神、它的祭祀、它的礼仪都跟这些环境有关。环境不存在了，文化环境哪里有？人不存在了，文化的依附哪里有？这个实质的问题摆在面前，想回避都回避不了。

路旁大片的树倒下了，将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希望找到一条绕过原始森林的路线，为此，他还专门找了上级部门。但是，工程过于浩大，事情不了了之。

“土风计划”在云南有很多项目点，玉狮场只是其中之一。普米传承小组的成员也不是全来自玉狮场，而来自所有普米族人的村庄，包括与四川交界的宁蒗县。普米族的3万多人，分散居住在许多县里。很多村庄遭遇的“危险”超过玉狮场。“至少玉狮场周围的8万亩林子现在还没有被动过，而其他村庄几乎都把树砍了。”自然破坏伴随的其实就是心灵的破坏，自然界发生的水土流失，伴随的是文化的水土流失。

好在陈哲十几年的坚持得到了一定的反响。

口弦是当地的一种特色乐器，是竹子削成的宽约1厘米的薄竹片，中间切上两刀，一头连着，一头断开，像个簧片那样能够震动。三片或者四片，一手拿着放在嘴前，嘴里吹着，另一只手伴弹着。

口弦过去常用于男女之间沟通，还可表达思念家乡、思念母亲的感伤情怀，或者是挺温馨的一种感受。而现在，起码前一种形式，作为男女青年交往的一种表述、传达的工具或者是表述的形式，在今天的山村里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已经有手机了。

陈哲看到了这个苗头。他努力寻求着维持的方法。

陈哲在发现了普米族令人震惊的口弦后，成立了口弦传承小组，开始时由几个女孩组成，但后来她们迫于各种压力，一个个相继离去。有的女孩宁愿选择外出打工。最后一个坚持下来的女孩，在唯一支持她的同伴也离开后，给陈哲打了一个电话。陈哲对女孩说：“只要有你在，有你一个人在，这个小组就永远存在。”

陈哲的话给了女孩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从16岁到22岁，女孩坚持了6年，慢慢地，这个小组现在已经发展成8个人。这个女孩2008年参加了上海音乐厅的演奏，用一根小小的竹片，靠着上下唇舌的配合，演奏出了旋律完整并伴有多重奏的美妙乐曲，将大山深处令人神往却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展示出来，令现场听众叹为观止。

这些女孩们，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出大山，被别人误认为纳西族、彝族或者维族。慢慢地，她们的服装被外人所了解，她们的舞蹈音乐被外人所欣赏，她们的民族文化被外人所尊重和认可。

2008年春节的时候，17个普米小组成员中，有9个人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回到了玉狮场。有8个人，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七，都在北京世纪坛的庙会上演出。她们感觉到，一些观众一直在关注她们，这让她们的表演更加有了信心。虽然每天下来她们都很累，但看到观众的笑容就完全放松了。

人们对普米族由陌生到了解，她们充当着重要的使者，将自己民族的信念和文化传播开来，同时也向人们宣扬着这样一种价值——自然是美好的，需要保护；文化是美好的，需要被尊重和传承；精神家园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而这个精神家园可能就在你自己的心底，只是你把它抑制了、弱化了、隐藏了。你只要稍微转个弯、回个头，就可能重新触碰到它。

玉狮场的一些村民说：“在陈老师来之前，我们没有太想过，到底我们的文化有多大价值，我们保护森林的传统有多么重要，我们面临的文化流失和断裂的危险有多么巨大。有许多人认为，生活在改善，只要生活改善了，文化就会回来；只要生活改善了，自然环境就会好转。现在，我们开始慢慢有些明白了。文化丧失了，就像石头下了山一样，可能永远不会回来。”

那里的人们现在保持着对陈老师的热情，因为他们知道，“土风计划”是对普米族利在千秋的事。随着这一计划的继续推进，他们会愈加意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愈加产生保护这些精神财富的责任感。

七、陈哲守护精神家园 “文化使者”的商业巡演

普米族的村落多分布于半山缓坡地带，以血缘的亲疏关系各自聚族而居。村寨之间距离很近，可以炊烟相望，鸡犬相闻。各家又自成院落，互为邻里。陈哲不但被这里独特的民族文化打动，也被这里淳朴的民风、人和人之间毫不戒备的真情深深地吸引了。

没有人会反对把这些代表“美”和“温情”的东西保留下来，传承下去。但是，似乎只有少数人会真正为此做些什么。陈哲是少数人。

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可以算做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目的、行动都很确定，他需要以一种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现实问题。

陈哲曾经写过一首歌：走完大路走小路，走完小路走山路，走完山路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走路。他很欣赏这种精神。这首歌其实和他自己体现出来的精神相符。

他在玉狮场待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就越能发现这块土地的神奇之处。这个只有3万多人口的民族，有着如此多的故事。这儿每户人家的房门外都悬挂着牛羊的骨头，据说这是家庭财富的象征，同时也有驱邪镇宅的作用。这儿的大叔、大婶们在田里插秧的时候就会对山歌，姑娘小伙子们每个傍晚都会围在火塘边跳拐着脚的舞蹈，用竹片片吹小调，弹长着羊角的四弦琴。

如果没有“土风计划”，现在普米族的年轻人可能没有一个会弹口弦。

羊头琴也是如此，在陈哲到来之前，村里已经几乎没有人会拉、会做羊头琴。祭祀、“古歌”也是如此。玉狮场村里的“古歌老师”杨国栋80多岁了，他说，如今附近的各个村庄，能够在婚丧嫁娶等公共活动时和他“对歌”的，几乎没有了。如果再不教给年轻人，这一切大概就无法流传了。

正如一些淳朴的普米族年轻人表达出的最真实想法：随着社会的进步，普米族也在悄悄地被汉化，他们也住上了瓦房，穿上了牛仔服，很多民族自身的东西开始被淡忘。如果没有“土风计划”组织他们学习这些古老的习俗和艺术，很有可能这些民族的特色就会在他们这一代永远消失。

陈哲希望这些年轻人的身份是“普米使者”。这些普米族女孩，曾经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听完演奏后流泪。

“土风计划”已经做到了将村寨有机地组织起来，将该传承的内容进行传承，比如老人家教小孩一些歌、舞、乐、祭祀等。工艺方面也在做，但这是不长久的。陈哲觉得，要想长久，必须建文化、经济、生态园这样的东西，产生一种价值，将当地传统的劳作方式和经济、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特色，这样才能够有价值的回馈。

“土风计划”运作初期，陈哲变卖了自己的房产，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这个无偿的文化活动上。“很多唱片公司听了我采集来的音乐，都只有一个反应，就是给我灌成唱片发行。我的劳动可以立刻化做经济收益，但是，那些深山村寨的人们，他们的价值又该怎么体现？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有所交代。所以这些音乐，现在依然都在我的电脑里，一个都没有动。”

在2007年年底，北京的一次推介会上，陈哲宣布要举办商业演出。很多人对这个决定感到意外和不解。陈哲的回答是，文化是有尊严的，也是要经受市场考验的。“土风计划”的精髓，就是活化传承，不是静态传承，不是标本化传承，不放在博物馆里，不泡在福尔马林中。

陈哲希望商演能够让普米族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朋友都知道：这些差点被他们丢弃的本民族文化、艺术具备怎样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也会回报给山寨，由此促成良性循环。

文化传承小组的成员都是农民，他们需要不停地轮换，演出一段时间，回家务农一段时间，但他们从来不伸手向别人索取。他们演出的报酬并不高，但他们都很投入。他们必须能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收入，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村寨父老的支持，也才可能反哺家乡。

这十几年来，陈哲在发掘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同时，发现部分地区过度的旅游开发使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在都市化、商业化的影响下被严重扭曲变形。这些质朴的民族文化掺杂进都市色彩、流行色彩之后，其特征就会渐渐消失，身份也越来越模糊。陈哲强调的是，文化使者的商业演出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

这些走上舞台的普米族居民从山里出来，还要回到山里去。他们要经受主流社会环境的考验，但又不能像许多文化承载体那样，成为主流环境的牺牲品。他们要在村庄里默默地生活和劳作，但他们的文化又必须充分地表达，获得时代的尊重和信任。

陈哲希望，“土风计划”的项目能够在开放的空间中健康运行，不但可以避免偏远山区文化因长期孤立在公众视线之外日久无援而出现的萎缩，也可以使村民、艺人和文化本身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免疫力和抗冲击力，从外部世界反馈中获得自信，避免在外部经济浪潮猝然到来时遭到灭顶冲击。

陈哲还打算在北京建立一个基地，与各方力量有意识地合作，并开始积极推动在兰坪县的玉狮场举办“大柳树文化节”。

文化传承小组的成员表演的节目都和森林有关，和热爱自然有关，都有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次排练的时候，有村民提出建议，可以在节目中加一个小品，把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对抗砍树集团的故事演绎一番。村寨居民很清楚，他们美好的村庄，与周围8万亩生态系统所凝聚出来的美好自然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他们的心灵和诸多大树的心灵是相通的。

如果在兰坪县城，陈哲绝大多数情况下，就住在那儿的茶楼里。茶楼2007年才盖好，也是“土风计划”的一部分。他的考虑是，民族文化需要一个实体性的载体。

建这个茶楼的想法在陈哲心里盘旋很久了，目的就是能让这个民族文化的成果通过载体可以持续生存下去。茶楼项目组通过社会集资、个人捐赠的方式建成。茶楼的管理者是村寨里的年轻人，这样他们可以通过亲身实践来学会如何管理、如何生存。

在茶楼里，普米族以成果的形式将民族文化不断地向外传递。歌舞表演是茶楼的特色之一，演员主要是在“土风计划”中受过训练的年轻人。这样的茶楼在许多旅游城市和景点都能看到，只不过这里更简陋、收费更低。市场经济的大潮不会绕过兰坪县，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它。

村寨里的年轻人，刚进小组的时候大点的才十七八岁，那时他们还可以靠家里养着，现在四五年过去了，他们开始有一种自立的觉悟，他们要自己去挣钱养活自己。和普通人一样，他们需要吃饭、买衣服。如果加入这个小组，却不能带来挣钱的机会，这于情于理都不能成立。茶楼的表演可以提供这样的机遇，尽管观众给的钱不多，但也算一笔稳定的收入。这笔收入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对于那些真心希望传承文化的年轻人而言，也是一种鼓励。

因此，茶楼肩负着几大功能。一是安定的功能，说白了就是小组成员能够挣到钱，能够去养活自己，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价值；第二就是文化传承的功能，为什么不是在那儿开饭馆，因为茶楼有一种文化因素在其中，它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去宣传民族文化，去和外界交流；第三个功能是社会协调，当地如果出了什么事，茶楼可以作为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对话场所，对社会事务进行协调，这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影响。

从目前取得的进展看，“土风计划”还算顺利。但陈哲也暗自感觉到了一些危机，这个计划涉及大量的工作，仅仅靠他一个人，靠他的那个非营利的团队，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他开始注重发动社会力量了。讲座、会议、演出、组织一些音乐专家就一些问题进行交流……什么样的形式他都尝试过了。他期望这些活动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能够吸引一些仁人志士，一些愿意把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的人参与进来，建立一个有机的生态园，或者其他的什么载体也好，只要这个载体能够让民族文化自己生存、成长，保持自身的特点。

当然，还不止于此。他发现，这个社会还需要一种觉醒的意识。

2008年3月初，陈哲又回了一趟玉狮场。他发现，如果外界的力量再不提供适当而有力的帮助，那么这个村庄这一年很可能开始砍树。此前，这个村庄为了避免大树被砍，宁可拒绝修路，宁可生活在贫困中。

“其实道路只是一个象征，假如这个村庄有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的能力，身边有千万条高速公路也能相安无事；如果他们无法保护自己，那么即使层层封锁也挡不住自然的破坏和人心的损伤。因此，‘土风计划’要做的就是在开放的环境下保护文化，就像大树，就像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物种，都是在自然的风雨中传承。”

于是，3月12日植树节这一天，“土风计划”与多家环保组织、搜狐公司共同发出了“留住美好大树”倡议书，号召人们从这个春天开始，不要只顾埋头种树，而是要有意识地“先保护好长在中国大地上的天然林”。

陈哲希望整个社会能有一种觉醒的意识，能够接收到他所传达的这种活动的信息，去思考应该怎么样帮助、支持民族文化和生态系统。他希望的境界是这样的：村里的事情村里办，民族的事情民族办，社会的事情社会办，传承的事情咱们大家合着办，这就需要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一起加入。

如今，专家、媒体、政府、非政府机构给予的关注越来越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了村寨的表演，也觉得陈哲做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土风计划”的经费来自社会上大大小小机构的资助。

陈哲的“土风计划”涉及的不只一个普米族，还有其他若干少数民族。他深入黔南自治州荔波县永康乡德门村水族村寨、翁昂乡布依族村寨和瑶麓乡瑶族村寨，以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采风，登门拜访当地民间老艺人、老歌师，收集原生态服饰、语言、歌曲等，尤其对当地保存完整的民居建筑、浓郁的民风民俗颇为感兴趣。

如果说创作《黄土高坡》是陈哲原生态音乐创作跨越时空的引子，那么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会欣然发现，这时的主流社会已经渐渐产生了这样的自觉意识，那就是寻找本土，近些年原生态作品的出现表现了一个转型的趋势。全球流行音乐都面临着强势流行文化的同化，多元化的声音在流行音乐创作界时常能听到，不少当今的华语创作人都在试图在自己的音乐中加上某些本土的符号。我们欣喜地发现，这其中陈哲的功劳不可小觑。

七、陈哲守护精神家园家在千里之外

在市场大潮之下，陈哲希望将玉狮场原有的一切“原汁原味”地保留下去的梦想，显得苍白而脆弱。为了这个梦想，他离开了女儿，离开了母亲，离开了朋友，离开了钱。陈哲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陈哲的女儿陈雪在北京宣武区的一所区重点学校读高二。由于户口不在北京，高考时她要参加港台生的考试。接受采访时陈雪说，自己需要比其他同学付出几倍的努力。

陈哲经常出差，一去就是两三个月，回来没多久又走了。平日里父女之间就电话联系。

这个女孩比较懂事，一般不会去告诉爸爸自己出了什么事，怕他担心。有一次，她腿受伤，咬着牙自己去了医院。

陈哲说：这孩子在我心里头是一个根子，如果在山里接到她的电话，我会乱成一团，甚至十分内疚，什么事都不能面对。女儿在他心里头占有一种不可代替的地位。他说他出来没想过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他就觉得女儿很重要。陈哲很少管女儿，只是希望她能够健康，希望她有能力去面对未来的困难、挑战。他觉得自己最自豪的事就是，教会了女儿一种东西叫平和。他告诉女儿，前面有无限的风景，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未来实现，不要着急去要，尽管有时会受委屈，但是只要健康就好。

陈哲有时候也会陪女儿上街，但是，大多时候不知道女儿需要什么。例如，他不知道女儿喜欢裙子还是牛仔裤，他不知道女儿需要什么样的参考书……想起这些，陈哲心里就会觉得咯噔一下，觉得很对不住女儿。

陈哲觉得，女儿在这样的有得有失的环境中长大，应该会形成自己的一套得失观念，但愿她能和自己一样。

问起陈雪：知道你爸爸现在在做什么吗？她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那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吧，还保护自然，不让它们受破坏。这是陈哲在电话里跟她说的。

陈雪特别想知道，她爸爸是怎么保护文化和自然的，想知道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在她看来，这很吸引人。

陈雪说，她知道爸爸一直在做着一件好事。怎么判断出来的呢？因为他一直帮助那儿的人，他自己愿意出力，别人也没给他薪水，他只是把这当做一个奋斗目标。为了传承少数民族一些快要消失的文化，他把这些文化展示给大家，让全世界都知道。

陈雪从小到大都是住校，从小就很自立，她从来没有因此埋怨过爸爸，因为她知道爸爸要干大事，所以应该让他留些时间去干大事。

当然，女儿对陈哲还是有要求的——不抽烟或者少抽烟，因为抽烟不好。还有一点就是，她要求爸爸为了“土风计划”，为了她，千万不能早死。

父女情深，爸爸不在身边的时候，陈雪很惦记他。陈哲过生日的时候，收到的唯一祝福是女儿的短信，写着“爸爸生日快乐，一切平安”。

陈哲也给女儿过生日，但是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不是买蛋糕，而是带着女儿出去逛一圈。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反而让陈雪觉得很好。当然，这样的时候比较少，陈雪过生日时，更多的时候，爸爸是不在身边的，她只能和同学一起过。

每次回到北京，陈哲都有一条必经的路线，从自己住的小屋走到母亲的住所，没有一次例外。陈哲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直是他的牵挂。每次和母亲见面，陈哲都有一大堆的事要做，陪母亲聊聊天，帮母亲理理东西，陪母亲吃饭。每次离开，他都觉得心里很难受。

陈哲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他体验到了快乐。但他也承认，在这样的过程中，他的家庭、亲人，他的女儿，或者曾经跟他一起生活过的人，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让他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作出选择。他把自己比做一匹烈马，一匹不管怎么拴还是很刚烈的马，拴住他倒不如放他走。他知道二者之间的矛盾，但从来没作过判断，看哪个选择是正确的。他只是由着性子去生活，因此遗憾、内疚、茫然，这种感觉始终有，他觉得自己还不完美。等到哪一天，他的人生境界变得如此完美，两者都能兼顾，当然最好了，但这需要时间，而他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不会给他留出这个时间的。

所以，他形容说，自己的个人庭院显得有些荒芜，但他不希望把这种荒芜展示给别人看，来换取别人的同情或者希望别人来帮助自己，他不需要。他觉得这种荒芜纯粹是主观导致的，是他自己把这么多年的心血全扔在事业里，没有去建设自己的家园，这在正常人眼里应该是场错误，是不可理喻的，因此他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希望将来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陈哲的朋友眼中，他是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人，不讲究吃不讲究穿，表面看来很冷酷，事实上却是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人。他的平民视角或者说底层观点特别强烈，因此他才能创作出被大众称道的作品。

至于个人生活水平，他的追求不高，底线是不要妨碍做事情就行了。他说，通常人们认为金钱买不了时间，但他认为是能买时间的，一个时间点上你必须作出选择，没有车的话，是打车还是坐公交车。打车和自己开车是一样快的，就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一部分金钱去抢回时间。但在个人享受上，他觉得打车和坐公交车没什么区别。

他把财富看得特别透。他劝过很多朋友，财不会自己来的，要通过自己的能力得到财富，但是如果在找财富的过程中，财富找到了人也完了，不值得。很多人赚不了自己期望的那么多钱，就心灰意冷，甚至心死了，这样的生活一点也不快乐。在陈哲的观念中，幸福指数不是绝对的金钱值，虽然我们的生活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金钱多少、经济水平多高、财富积累多少，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陈哲比较敬佩李嘉诚，他觉得那样的商人头脑冷静、眼光长远，是中国商人的代表，而且他的历程是扎扎实实过来的。陈哲认为，商界应该重新提倡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认知问题，传授中国传统的做人道理，那些历练了中国2000年辉煌的人文成就，必然会历练21世纪的新一代的企业家。

七、陈哲守护精神家园 “我是一个平民”

陈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一起加入“土风计划”的陈哲的同事或者说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心很细、很容易动容的人，只不过外表看起来显得比较强硬。

在兰坪的一天，天色晚了，陈哲和伙伴在一个学校外面遇到一个小孩子在哭。他走过去问怎么了。小孩子哗哗地流着眼泪，说老师不让他上学了。陈哲说，这怎么行，随即拉着小孩去找老师。他很认真地对老师说，咱们要教育他，不能这么惩罚他，说了一大堆话。小孩子站在他旁边，一边哭一边对陈哲说，谢谢叔叔。陈哲摸摸他的头，笑了。

普米族的文化小组有一个成员家里比较苦，父母都有病，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因此她承担着很多责任。陈哲第一次去她家时，看到只有床，还有一个柜子用来供奉。陈哲立即不说话了，板着一张脸，干坐在那儿，旁人能看出他哽咽着。

那家人养了11只鸡，本来要留着卖的。那天他们家杀了一只炖汤给陈哲他们补补。陈哲看到那碗鸡汤时，还是一言不发，心里很难受，不吃的话对不起人家，吃的话根本咽不下去。

他说过，别人介绍他时都是用《同一首歌》做名片，但他觉得自己呈现给别人的和自己的作品呈现的，完全是两回事。80年代末，他写了《血染的风采》，很多人把他想象成很有军人气质、很成熟的一个人，但见面之后发现他带有那么多的平民气质。

陈哲觉得，自己常常给人很大的反差感。如果一定要把他的那两首歌当成名片的话，大家对他的期望是一个模样的，但接触三分钟之后却发现他是另外一副模样，就会有一种不平衡、不舒服。他不希望这样，反倒希望没有先前的背景，没有所谓的“名片”。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个很矛盾的人。无论是作为一个不安分的工人，还是作为流行乐坛代表人，抑或是现在作为活化传承原生态音乐的文化保护使者，或许是因为他这个人学习的东西很杂、涉猎很广，又喜欢去实践，而且他的动作很快，所以他常常是在矛盾之中寻求主见。

随着经验的增长，他慢慢意识到，这其实就是所谓的“道”的问题，天有天道，就是规律。不管你是谁，应该顺应规律去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自己总是能带给人冲击感。

陈哲所说的冲击感，是指他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他喜欢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这和中国人喜欢的中庸平和、慢条斯理是不一样的。他也向往那样的境界，但他做不来。他希望自己像一个找着病根的医生，一下把问题说出来；或者像一个找着灵感的摄影师，那一瞬间他不会向别人作任何解释，而是自顾自地抢拍镜头；希望像一个画家，找到了满意的素材，就站在那个地方，不管自己的姿势，不管别人的看法，立马素描；或者像一个采风者和一个诗人，迅速地以任何符号性的语言记录下来。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接近目标、解决问题，他需要尽情地表达，然后期望所有人跟他一起关注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的性格，和他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小时候，在别人眼里，陈哲很腼腆，有些怯懦，不爱说话，喜欢独处。他记得自己从小不善表达，最害怕别人眼光的注视，有点像山村里的妹子。或许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那个时代讲究家庭背景，陈哲属于非主流的，在那种背景下话语权比较少，也没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从幼儿园开始，到陈哲能记事到青少年时期，他似乎都在躲着这个社会，舞台都是别人的。

不过，他在那个过程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虽然社会给他负担给他压力，但小孩子比较单纯。寂寞给了他空间，他可以去思考，可以去幻想。在这个地方你不给他东西，他就到别处找。这样的体会他觉得很重要，直到今天，他已经是个走过两个阶段的人了，50上下了，他还认为人多的地方不好走，大家都去玩他就不去了，他一定要找没人或者别人不到的地方去看看。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他会从异于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这种习惯不是有意的，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定式。

和陈哲接触后，就会发现他在看别人或者对待别人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会着急，但他总是用一种很善良的眼神看人，或许是因为陈哲喜欢那种天然的、简单的快乐。他从小就不喜欢作假。

陈哲觉得自己也是个俗人，而且是个平民，所谓的跳跃性思维并不影响他和朋友之间的交流。他所理解的平实，是指通过很繁杂的努力得到一个简单的认知，而他恰巧发现这种简单的认知竟然是一个最简单的规律。只有经历了艰难的彷徨、反复的掂量、痛苦的抉择以后，才能体验到什么叫平实。他能够从自己身上所有正反面的经历来告诉世人，这些起起伏伏都是必要的过程。

其实，陈哲身上的这些特点，和他创作的作品是一致的。博爱、人文、平等、善良，以及平和、平实、平淡，这些是他生命的基础色。

七、陈哲守护精神家园坚守梦想

中国音乐家协会2008年10月底表彰了改革开放30年来30首最有影响力的歌曲，《黄土高坡》、《让世界充满爱》、《同一首歌》一并入选。这三首歌曲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出自著名作词人陈哲之手，陈哲可谓“三喜临门”。陈哲的作品脍炙人口，流传广泛，感动了一个时代的民众。

在30首歌曲中，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品辐射力最强，这似乎验证了陈哲所提及的对当今乐坛的一个判断。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的流行音乐作品，已充斥全球网络“管道”之中，这种“自来水效应”带来的海量性、自主性、多重性、廉价性，已经导致人们音乐观念的变化。此外，现在的歌曲创作日益趋于快餐化，创作者似乎很少能够静下心来，“磨”出一首曲子。新世纪的10年、20年、30年，还会留下多少能真正“流行”的高含量、高纯度的“金曲”？

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那段时间，陈哲正在准备后几个月的演出行程。他要和他的“陈家班”——那群来自村寨里的小孩，以及村寨里的其他人手，排练一些表达他们生存方式的节目，拿到上海等地去作一次集体的展示。

上海的初演是在2008年5月2日音乐楼附近，面对的是媒体和专家。这次演出的目的，其实是作为上海世博会的前期行动，是为了介绍世界音乐，介绍世界大国之一中国的音乐。

在表演会上，平日非常能侃的陈哲，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多说话，因为相对于参加“土风计划”的少数民族演出者来说，他觉得自己只起着一个主持人串场的作用。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比喻陈哲，他是一个传教士，当然他传的不是宗教，而是一种留住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精神，一种责任感。在音乐圈中，很多人认为陈哲“疯了”，但静下心来思考，我们真的需要陈哲这种人，需要普米族小村落这样的“乌托邦”存在。陈哲所做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我救赎。他在试图挽救现代社会边缘化乃至消亡的民族文明的根与魂，就像他自己经常告诉人们的那样，他是在还债，是在替现代化、替城市人还债，在替我们还债。

“土风计划”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尝试，可以算是一次比较成熟的尝试。不过，陈哲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事业，这件事只是收到了一定的效益，效果比他想象的要大。但是，这项事业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30年，我们一直在赶路，因为前面总有梦想等着我们。今天，至少在物质上，许许多多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分不清哪些是梦想，那些是欲望。

陈哲走上了他的道路，是改革开放30年中文化改革的一种探索与追求。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甚至有些急功近利的年代，他坚守着梦想，也许，是因为他对大自然的渴望比我们更强烈。他像一根孤独的标杆一样立在山谷中。看到他，我们忍不住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失去什么。

八、樊建川收藏民族的记忆 “国人到此，低头致敬！”

一个曾经的军人，一个辞官下海的商人，一个富有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一个干了一件伟大事情的平凡的人……所有这些形容词因为一座博物馆而凝聚到一个人的身上，那是怎样的博物馆？那里有真实的历史，民族的苦难，还有你我的灵魂，你要走进去吗？

2008年6月12日，在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一场名为“震·撼——5·12—6·12日记”的展览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建川博物馆正式开幕。这场展览从筹备到开幕仅用了八天时间，记录了从5月12日到6月12日的一个月内，在四川、在中国发生的感天动地的历史瞬间。在震区余震频仍的时候，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来到灾区，开始收集凝固了这个历史瞬间的地震文物，此次展出的上千件展品就是他们近一个月废寝忘食工作的成果。ｈｔtｐ://ｗｗｗ?９9ｌｉｂ?ｎet

这个时候，灾区的重建工作才刚刚开始，国家的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尚在筹备之中，四川的民间博物馆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与正在发生的历史保持同步，这在以前似乎还没有过，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

中国人素来有修史的传统。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在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承担起了“终极审判”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之于中华民族，相当于基督教之于欧洲民族。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盛世修史”虽绵延不绝，但历史话语的书写权却一直是官家的禁脔，以至于中国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发出这样的感慨：“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民间修史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一直是凤毛麟角。

在宏大叙事的如椽之笔下，历史被简化成英雄人物的传奇，生活被抽象为简单的概念和教条。英国历史学家伍德沃德在他的《英国简史》序言中写道：“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大不列颠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伍德沃德感慨于正史难以记载许许多多在历史上未留下踪迹的寻常百姓。他想起了这样一句话：“有的人湮没无闻，他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曾说，“百姓日用即道”，但是正史并未给王艮所言的“百姓日用”之“道”留下多少空间。宏大的历史叙事，虽不难引起我们的激情，但却很难唤起我们心灵的感动，因为历史的细节和血肉已经被“宏大”消弭于无形。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历史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想象和可能。人们可以放飞自己的梦想，也可以追逐自己的愿望，生活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广阔起来。历史给了樊建川这样的空间，使许许多多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经历第一次成为我们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时代通过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保存了民间对于历史的记忆，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保存了一个可以触摸得到的历史和记忆。

樊建川投资3.5亿元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他对民族的承担意识和责任感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这30年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就是樊建川的人生历程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意义。

八、樊建川收藏民族的记忆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在樊建川人生开始的时候，“收藏”这个在他生命中具有特殊位置的爱好，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生于1957年的樊建川的第一个收藏品，是他五岁时在幼儿园的一张成绩单。谈起他的第一个藏品，樊建川说，当时我们那帮孩子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彼此用同学父亲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同学。让樊建川得意的是，别人不知道他父亲的名字。

樊建川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发成绩单，樊建川拿到自己的成绩单以后感到很紧张，因为上面有他父亲的名字。于是，成绩单上写着父亲名字的那一栏被樊建川抠掉了。樊建川很高兴，这样他的同学就不会知道父亲的名字了。但是，樊建川也不敢把有一个洞的成绩单拿给父母看，因为这样就免不了挨父亲一顿打。

樊建川决定将这张成绩单收藏起来，这成为他的第一件藏品。樊建川说，这张成绩单诱发了他对收藏的爱好。后来，樊建川把上小学时的成绩单、通知书，以及“文革”期间当红小兵的胸章、臂章都收藏起来了。此时，他收藏的还是他个人的记忆。

樊建川把自己的收藏元年定在自己五岁这一年，他在幼儿园的这份成绩单，现在已经成了他收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件藏品中的一部分。

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是山西晋县人，属于“南下干部”，年轻时曾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当过兵，抗战时被日军俘虏，后来又参加了八路军，一路枪林弹雨走过了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后南下落脚到四川宜宾。

樊建川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与一般的父母不同，樊建川觉得小时候父亲根本不管他，也不操心他学习的好坏。樊建川夏天到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去游泳，父亲也听之任之。樊建川说，别人家的孩子都不让下去游泳，怕被淹死。但是，如果樊建川跟别人打架，父亲却很关心打架的结果，如果打赢了，他就很高兴。

有时候，樊建川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父亲就出来收拾残局，到县医院去给人家打破伤风针。只要他胜利了，父亲就很高兴。樊建川回忆说：“如果打败了，我爸就跟我一起讨论，为什么会打败，打不赢的原因是什么。要偷袭啊，打游击战啊，用弹弓打啊，教了很多办法。我觉得对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父亲留给樊建川最深的记忆就是为人重情义、负责任，敢做、敢为、敢牺牲。樊建川觉得，他的血液里流着父亲这种行伍出身的精神。在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有父亲遗传给他的这种性格和精神——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拼。

1966年，这一年樊建川九岁。夏天，他仍然到金沙江去游泳。金沙江流过宜宾之后，就被称作长江。樊建川游泳的时候并不知道，在距宜宾一千多公里的武汉江面，毛泽东也在畅游长江。

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发动和领导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年的7月16日，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出现在人们中间。在响彻江面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领袖与人民合为一体。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领导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的具体形式。

这一年的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场大动乱开始席卷全国，各级干部成为被打倒的“走资派”。一批批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开始向所谓的“黑帮”、“黑线”开火，“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抄家、打人成为正当的“革命行动”。整个中国开始陷入空前的混乱。宜宾这个内地小城也没有置身事外，正在上小学的樊建川和他的家庭逐渐被这场风暴裹胁了进去，正常的学校教育被打断了。

樊建川的母亲是地主出身，父亲此时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双双成为被批斗的“专政对象”。在“文革”刮起的第一阵红色风暴中，樊建川的父母成为被送上祭坛的第一批牺牲品。很快，樊建川家里被抄，父母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游街，然后在批斗会上遭到“群众专政”，被造反派用棍子打，“触及灵魂和皮肉”。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因为参加过阎锡山的晋军，被迫跪在煤炭渣上接受批斗；他的胸前被挂上沉重的木牌子，木牌上细细的铁丝勒进了脖子。

“天下未乱蜀先乱”，樊建川无忧无虑的童年在九岁这一年被迫结束。他没有资格参加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是家中最大的孩子，环境迫使他开始懂事。他开始考虑如果父亲被关起来，他去送饭的时候怎样才能避免挨打，怎样才能让父亲吃得饱一点。樊建川开始逐渐适应这种新环境，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

樊建川和他的家庭适应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担任的“运动员”的角色，生活似乎变得不再沉重了。樊建川的父亲在参加完批斗会之后，回到家中会和儿子交流当天的“斗争”情况，这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刚开始作为批判对象出现在批斗会上的时候，樊忠义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他用竹子编了一个很重的高帽子，作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道具。但是，很快樊忠义就感到吃不消了。他必须保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的姿势，高帽子太沉，稍微一晃动就会掉下来。这时，樊忠义就会被造反派们实实在在地打翻在地，然后再踩上一只或更多只脚。

当批斗成为“走资派”樊忠义生活的主要内容的时候，如何保持在批斗会上“低头认罪”的姿势而又不让高帽从头上脱落成为他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和儿子探讨的结果是：用牛皮纸做一个更大但是非常轻的高帽子，上面写着“走资派樊忠义”，这样既能更好地体现低头认罪的态度，又能减轻身体的重负。樊忠义对这个办法很满意。后来，樊建川回忆说：“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折起来，去了以后再把它拿出来，捋抻牛皮纸再戴上。我爸说这个办法不错。”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樊建川一家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樊忠义逐渐变成了“死老虎”，造反派们的兴趣开始转移。“文革”升级了，造反派内部开始分裂，“拿起笔做刀枪”的“革命小将”们开始拿起真正的刀枪“捍卫毛泽东思想”。

1967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开始发生急遽变化，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夺权”，并迅速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

这一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规模不一的武斗，其中以四川为最。而四川最为惨烈的则属重庆，离重庆不远的泸州和宜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的宜宾是在武斗的枪声中度过的。樊建川的父亲不再处于运动的中心，他们父子俩目睹了宜宾这场规模空前的武斗。造反派对立的两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彼此用自制的巨型弹弓、钢钎、步枪、机枪、手榴弹互相进攻，整个宜宾城区成为一个巨大的战场。双方不断有人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壮烈牺牲”，一些无辜的市民因为身处“战场”而惨遭不测。

在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樊忠义眼里，造反派的武斗纯属“业余”战争。这位曾经的职业军人带着儿子，近距离观察两派的战斗。十岁的樊建川就这样开始认识“文革”。当时，大字报、传单和油印的小报遍布大街小巷，樊建川在观战之余，就将这些随处可见的宣传品拿回家去。日积月累，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纸片开始增多。樊建川将这些传单、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像章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收藏起来。樊建川收集的“文革”期间的检讨重大八吨，报纸上百万张。

有时，樊建川将他的收藏品炫耀般地展示给前来串门的同伴看，但是无人喝彩。除了樊建川，没有人对这些在社会上到处泛滥的“文革”宣传品感兴趣。这位未来的收藏家只好一个人自我欣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到了1968年，运动初期的狂热开始褪去。这一年年底，报纸和电台开始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一年年底，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学已经停止招生，那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曾经的红卫兵们，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知识青年”。

在“文革”岁月中，樊建川逐渐上到了高中。此时的中国在经历了“九一三”事件之后，人们在“文革”初期参加运动的热情已经消散，开始小心翼翼地用革命的辞藻掩饰自己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樊建川知道，自己高中毕业后就要面临上山下乡，他极力想躲过“上山下乡”的命运。

1974年，樊建川的高中生涯只剩下一年了，毕业后他将毫无悬念地下乡当知青。为了避免“上山下乡”的命运，樊建川开始给自己寻找出路。他有一个亲戚在山东胜利油田，樊建川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到山东胜利油田采油指挥部的子弟学校上学，读完高中的最后一年，然后争取当一名石油工人。但是，当他在油田开办的学校毕业后，因为户口在四川，他的钻井工人梦破灭了。樊建川不得不回到四川，下乡当了一名知青。

在离开山东之前，樊建川去了一趟青岛，生平第一次喝到了啤酒。不过，樊建川并没有想到收集啤酒商标。当第一杯啤酒入口之后，他觉得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这辈子一直有啤酒喝。

八、樊建川收藏民族的记忆走进军营：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不过，命运对于樊建川并不是太残酷。1975年8月，樊建川的知青生涯开始了。他下放当知青的地方就在宜宾县日辰公社，离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几十公里。这里虽然离他家很近，但是由于地处山区，连公路都不通，更不通电，全村就他一个知青。

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下，18岁的樊建川被安排住在一户李姓农民家里。在1975年普遍贫困的日子里，李家粮食也不够吃。樊建川说，李家对他非常好，他们吃稀饭的时候让樊建川吃干饭，到了连稀饭都不够吃的时候，他们就吃野菜做的菜团子，让樊建川吃稀饭。如今，他离开插队的那个村子已经有30多年了，每年还要回去看望他们。

在插队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城里长大的樊建川对于农活完全不在行。他所在的村子地处偏僻，交一次公粮要走20多里路。在一次交公粮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樊建川不愿接受照顾，挑着很重的担子和从小就干惯重活的村民们一起上路，结果肩膀上的皮被扁担磨破，化脓溃烂。

因为没有干过农活，樊建川曾经不小心用锄头把脚挖伤过，割水稻的时候把指甲盖割掉过，弄得满身都是伤。但是让樊建川印象最深的是饥饿。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樊建川连稀饭也喝不到，只能吃菜团子。有几次，樊建川在干活的时候，因为饥饿而晕倒。晕过去之后，樊建川被送到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给他开的处方是：批了一个到公社供销社买块红糖的条子，将红糖化成糖水喝。

在20世纪70年代，知青的出路主要有三条：招工回城、参军、推荐上大学。当然，也有少数知青选择了扎根农村和边疆。作为当地知青中的“名人”，樊建川给自己未来的规划是当兵。他选择当兵的原因很简单：在农村吃不饱饭。宜宾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而在当时，当兵至少可以填饱肚子。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十年“文革”结束，樊建川和整个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这年年底，有两支部队来到宜宾接兵，早有打算的樊建川去接兵站报了名。他知道自己眼睛近视，就找了自己一个好朋友帮忙作弊，混过了体检。就在樊建川接到入伍通知的时候，一封举报信使他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樊建川被取消了参军资格。看来，命运并没有特别关照他。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樊建川感到绝望。此时，万念俱灰的樊建川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毛笔字写得很好，还会吹拉弹唱，他想凭借自己的这些专长打动第二支接兵部队的干部。在1976年寒冬的一个早晨，樊建川鼓足勇气带着一堆乐器来到宜宾县县委招待所二楼，找到了接兵部队的副团长。接兵的干部对这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原本兴趣不大，就随口问道：“你会干啥？”樊建川想也没想就说：“啥都会。”

大半个上午，樊建川充分表现了他的才华：他写出了几种字体的美术字，又拉二胡又拉手风琴。樊建川的才艺表演结束之后，几个接兵干部决定收下这个年轻人。绝处逢生的樊建川直到今天，还深深感激给他机会的那个徐副团长。

第二天，新兵队伍出发了，樊建川成为队伍中唯一一个没有穿新军装的新兵，敢做敢为的性格改变了他的命运。老兵出身的樊忠义亲自把儿子送上了火车。

但是，樊建川并没有太多的喜悦。作为眼睛近视而又多招的兵，一路上他忐忑不安，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一句话没说好部队不要他了。火车一路北上，到了这一年11月份，樊建川和500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新兵到了部队驻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化德县。

樊建川所在的部队是陆军某部守备一师，部队驻地乌兰察布盟地处丘陵。在蒙语中，“乌兰察布”一词是“红山口”的意思，这里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在当时中苏对抗的大背景下，樊建川所在的部队被部署到内蒙边防一线。一旦发生战争，樊建川的守备一师将成为继边境零星的边防部队之后，投入战争的第一批成建制部队。樊建川的军人生涯就在浓厚的备战气氛中开始了。

“红山口”不仅是个山口，还是个风口。樊建川的战友、山西人杨建昭对当年的部队生活记忆犹新。一年到头吃土豆白菜对他们来说并不算艰苦，杨建昭认为最艰苦的是气候。当地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春天一刮起风来，漫天都是黄褐色的沙尘暴，连白天都得点灯，“红山口”一词可谓形象。冬天一刮风，气温常常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樊建川的一个老乡，因为没有御寒经验，在这一年冬天被冻掉了八个手指头。

有一件事情令杨建昭终身难忘。1976年冬天乌兰察布盟迎来了一场特别大的风暴，一时气温骤降。一天晚上，杨建昭到团里去看“文革”结束后刚刚解禁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在回来的路上，杨建昭觉得冷得难以忍受，他不想走了，准备停下来蹲在地上取会暖。这时，两个老兵架起他就往回拖。因为，一旦他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杨建昭认为，樊建川肯定不适应这样恶劣的气候，因为当时绝大多数新兵都不太适应，但是樊建川当时没有表现出来这种不适应，因为他是宣传鼓动的骨干。杨建昭说，樊建川喜欢接受环境的挑战，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樊建川叫苦。

在新兵连的三个月，眼睛近视成了樊建川的心病，他担心自己会被退回去，就咬着牙拼命训练。三个月后，他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领章和帽徽。

在樊建川的军人生涯中，最让他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成了连里的特等射手。樊建川知道自己视力不好，就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练习射击，直到成为特等射手。

野战部队的生活艰苦异常，一年只有几个月不穿棉袄，一年到头只能吃土豆和白菜。

樊建川的正式岗位是在连队的炮台上，他是炮兵，还要自己挖工事、碉堡、战壕。樊建川觉得，训练的时候是最愉快的，因为平时战备施工比训练苦多了。他觉得最苦的工作是挖坑道，每天樊建川都要带着钢钎、铁锤、导火索、炸药上山，用铁锤和钢钎在岩石上凿出炮眼，然后放炮炸石头。樊建川说，打炮眼很容易把手砸伤。

挖坑道是个重活，樊建川写信向父亲诉苦，说自己累得吐了血。让樊建川没想到的是，父亲回信说，吐血也得干，就是死在部队都不丢人。

樊忠义寄了几瓶云南白药，要樊建川用二锅头吞服，说这样就能够治吐血。

我们现在能够在媒体上查到的有关樊建川最早的报道是在1978年。这一年10月15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出现了樊建川的名字：

一个来自四川宜宾的小战士樊建川，他父亲当年在贺龙的部队当炮手。小樊入伍时，父亲对他说：“你去的正是我和我的战友战斗过的地方。那儿很艰苦，你要是个软蛋就去哭鼻子！不过，我希望你能做个坚强的战士，到风雨里闯闯。”小樊由于在家的优裕生活，加上母亲的娇惯，哪能理解父亲这番话！他一来到这个“六月刚停雪，九月又结冰”的严寒世界，心凉了。在施工中，因为他身子单薄，推小车，小车倒；抡铁锤，手发抖。他心里直嘀咕：“这日子啥时到头？”可是，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在家连面包都不想吃的小樊，现在吃起馒头就五六个，体重由一百零几斤猛增到一百三十多斤。他晃起紫铜色的臂膀，一气能打二百多锤。他学雷锋，做好事，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

这篇报道守备一师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题目叫《戎马边疆创业歌》，作者是《解放军报》通讯员凌志军、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阎吾和《人民日报》记者叶旭林。许多年后，在樊建川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和收藏家的时候，凌志军也成了人民日报社的高级编辑和畅销书作家，他写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成为1998年最畅销的出版物。

这篇通讯提到的樊建川“立了功”，是指他在1977年立的一次三等功。杨建昭说，一个连一般最多只有一个三等功的名额给新兵，樊建川在第一年能立到三等功非常不容易。

在樊建川获得三等功的这一年，中国正在悄悄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这一年，“文革”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考。这年冬天，570万樊建川的同龄人走进了考场，他们中的幸运儿在1978年的春天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就在77级大学生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樊建川也高高兴兴地当上了连部的新文书。此时，杨建昭已经从连队的文书岗位上调走了，樊建川成为三连的新文书。杨建昭说，樊建川有文采，他这个文书等于是半个连长，半个指导员。连队有些活他自己就安排了，全连的工作总结樊建川一个人就能写出草稿，连长对他非常满意。

如果生活不发生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樊建川在部队的前途。

樊建川自己当然看得更清楚，他在部队的表现给他的战友和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对樊建川来说，部队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这一年年底，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当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历史发生飞跃的激情中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守边防一线的士兵樊建川却似乎与整个时代脱了节，他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因为我们在内蒙，不能听收音机，一听收音机就是苏联的广播，反华的广播，就不让听收音机。当时根本没有电视机，想都别想。也不能看到报纸，其实不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说老实话，我在内蒙当兵，这种变化对我来讲，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樊建川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回忆。

时间进入了1979年，改革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题。

但是，樊建川在部队里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在197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用了一半的版面发表了国防部长徐向前的文章《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文章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立足点放在敌人提前发动战争上，准备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准备它对我搞突然袭击。我们要加快速度，争取时间，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这些话并不是空穴来风，从1978年开始，中国南疆局势逐渐紧张。这一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2月，樊建川所在的守备一师进入了一级战备，全师上下荷枪实弹进入战备坑道，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仿佛一触即发。

守备一师守卫的阵地是重点地带，而且本身就是战场，一旦战争打响，樊建川他们就要像钉子一样死守阵地，争取时间让二线部队上来。

杨建昭说，当时弹药都发放到了每个人手里，一下子就充满了战争气氛。在父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樊建川非常渴望能真打一仗，杨建昭还记得，当时只要和他一聊起打仗，就特别兴奋。在这个时候，樊建川的激情表现了出来，他觉得当了兵就要真正参加一场战斗，这种冲动不可抑制地在樊建川心中翻滚。好像只要战争一爆发，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就要诞生了。

樊建川对战争的激情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想象中的战争并没有爆发。不久，樊建川的部队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他在部队中的人生轨迹已经被清晰地画了出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优秀士兵樊建川将被提干，成为一名基层军官，比他早一年入伍的战友杨建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79年，对于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边防一线军营的樊建川来说，外部世界的变化似乎对他毫无影响。事实上，樊建川对外面的变化尽管有所感觉，但还是懵懵懂懂。1979年对他来说是幸福的，他早已摆脱了农村艰苦而不能保证温饱的生活，他在部队的前途似乎是光明而一帆风顺的。

八、樊建川收藏民族的记忆迟到的高考：与时代同步

就在樊建川幸福而快乐地过着他的军旅生涯的时候，一天，对他非常赏识的教导员在和他闲谈时，无意中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使樊建川后来的人生被完全改变了。直到现在，樊建川对那段话还记得清清楚楚。

樊建川记得，教导员对他说：“小樊，时代在变，今后没有上过大学的，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不光是社会上生存不下去，就算是在军队，如果不经过正规院校培养，也有问题。”接着，教导员对樊建川说，你应该想办法上学。

教导员无意中的一席话，彻底打破了樊建川内心的平静。此前，时代的变化，已经使樊建川在懵懵懂懂之中产生了读书的想法，但是一帆风顺的樊建川并没有立即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

命运之神在不经意间，将樊建川推向了另一个方向。喜欢向自己发出挑战的樊建川，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参加当年的高考。直到几十年后，樊建川还对这位后来成为中将的教导员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一年，高考已经恢复整整两年了，人们对于高考也不再陌生。樊建川向部队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很快就获得批准。但是，樊建川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就是此时距离当年的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而自从离开学校，无论是下乡当知青，还是到部队当兵，整整有四年半时间，他从来没有摸过课本。

樊建川性格中的倔强基因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在这20多天里，樊建川一直穿着衣服，因为白天连里的工作他还得做，晚上就抓紧时间复习，累了就不脱衣服稍微睡一会。

每个人都有人生关键的那几步，眼下对樊建川来说就是关键的一步。许多年后，樊建川还记得这一步的若干细节。内蒙古地广人稀，部队和地方考生那几天都到县里去参加考试，大家住在一个招待所，樊建川因为喝招待所的蒙古奶茶，结果消化不良，考试那几天一直拉肚子，考完人瘦了一圈。

樊建川坦率地承认，他对这场考试完全没有信心。第一门考的是数学，樊建川拿到数学卷子一看大多不会做，就赶快把会的题做完，然后迅速交卷，腾出时间去临阵磨枪。他想，这门考试考砸了，把其他科目考好还有机会。

考试结果，樊建川的数学成绩是8分，满分是100分。

让樊建川至今感到得意的不是他的分数上了线，而是最后上了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正常情况下他应该上地方院校，然后再回部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到他所在的部队招生，而且只有一个名额，樊建川决定去试一下。

考试的地方在大同军部，樊建川所在的军有几十个人参与角逐这一个名额。连队对这件事很重视，樊建川坐着马车来到了县城，再转乘汽车和火车来到军部。

考试很简单，就是一次面试。那次是西安政治学院的师资班招生，因为师资班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要到其他军校当教员的，所以对面试特别重视。

前来参加面试的几十个人都是上了当年高考的文科录取线的，按照樊建川的说法，这几十个人，都是这个军队的尖子，里面有军部的电影放映员，有首长的警卫员。樊建川觉得自己面试表现还不错，但是一想起几十个人竞争一个名额，樊建川就没有信心。面试完后，一个教官对他说，回部队等消息吧。于是，樊建川无声无息地走了，他并没有看到一点希望。

就在樊建川离开军部的时候，他的前途其实已经尘埃落定。几个教官一致认为，这个小伙子像个教书的样子，是个当老师的料。

这一年，樊建川收到了分别来自地方和部队院校的两份录取通知书，他决定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部队基层考入军校的大学生，樊建川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交叉。

来到西安以后，樊建川很长时间不会过马路，因为一过马路，看到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汽车，樊建川就会不知所措。

在西安政治学院，樊建川接触到电灯和自来水，一时间竟然感到非常兴奋。无论是在四川农村插队，还是在内蒙当兵，樊建川用的都是马灯，吃的是井水。让樊建川感到高兴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买了生平第一双皮鞋。吃饭也不再是土豆加白菜。能穿上皮鞋，有自来水，有电灯，还可以读书，樊建川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等待樊建川的不仅有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还有随处可见的被抛弃的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在1979年到1980年这个新时代刚刚开始的岁月里，这些保留着那个大动乱年代鲜明印记的物品大多被当做废品丢弃，或者成为孩子们的玩具。对这个时代的记忆，也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褪色、淡化了。

中国人素来有厚今薄古的传统，当下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重心。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逆转地走进历史之后，这些承载着中国人上一个时代生活记忆的东西就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在很多人眼里，“红宝书”和“宝像”是那段狂热和荒诞岁月的象征，他们并不愿意保存这些物品。

如果要认真追溯樊建川的收藏史，应该是从这些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的像章和语录开始，它们勾起了樊建川心灵深处的某种意识，他拣了好几百个人们丢弃的像章和小红书。

这些沾满灰尘的像章和小红书唤起了樊建川对那个逐渐远去的时代的记忆，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和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开始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反思。对以往经历的记忆和模糊的历史使命感的萌动，引发了樊建川对“文革”旧物的收藏冲动。此时，军校学员樊建川并没有多少钱搞收藏，他的主要收藏途径是在垃圾堆、废品站翻拣旧物，以及到朋友熟人家软磨硬泡。

两年后，樊建川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他选择了离家较近、地处重庆的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樊建川说，他当时非常高兴，觉得像做梦一样，就等着毕业去报到了。

初到重庆的樊建川踌躇满志，壮怀激烈，他的人生又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年，樊建川24岁，成为一名排级干部。

八、樊建川收藏民族的记忆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研究经济

在第三军医大学，这个聪明而且勤奋的人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报到两个月后，樊建川就走上了讲台，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樊建川说，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西安上学时读书比较刻苦，一本《资本论》他读了几百遍，最后把厚厚的一本书读得散了架。

就在樊建川初登讲台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开始从农村走进城市。

1984年10月20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城市改革的号角吹响了，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企改革成为改革的重点。

研究经济的樊建川自然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在教书之余，他用了大量时间进行社会调查，重庆钢厂、嘉陵机器厂等重庆大中型国有企业是他调查的重点。许多发生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鲜活案例被他结合进了教案，原本沉闷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居然受到了学生的追捧。

对樊建川来说，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到地方上进行调查，使他对地方上的经济建设非常熟悉。几年之后，他转业到了宜宾，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在1984年，樊建川还做了一件至今引以为豪的事情。这一年，樊建川到三医大新兵连当指导员。一天，在训练中，一个女兵过于紧张，在把手榴弹拉环拉掉之后，没有把手榴弹投出去，冒着白烟的手榴弹在女兵的脚下哧哧作响。

反应迅速的连长冲上去一脚把手榴弹踹开，然后就地卧倒。樊建川则下意识地冲上去，把吓呆了的女兵摔到地上。在他卧倒的时候，手榴弹的弹片呼啸着从他的头顶飞了过去。

当樊建川站起来的时候，脖子里灌满了土，三个人毫发未伤。一场“手榴弹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

从危险中走出来的樊建川和连长两个人用颤抖的手点了支烟，抽完后继续训练。事后，樊建川没有挨批评，也没有立功受奖。

20多年后，樊建川在天津找到了连长。在这位昔日战友的帮助下，樊建川把他在天津发现的一个日军碉堡运回四川，成为建川博物馆最大的收藏品。樊建川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三个战友能再见一面。

在8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樊建川经过一个工地，具体的年月日他已经没有任何印象。此时，收藏已经成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在这个工地，工人们无意中挖出了一个蒋介石的铜像，这引起了樊建川的注意。

樊建川记得，工人们挖出了这个蒋介石铜像之后，就开始用工具敲砸。樊建川用废铜的价格，将这个被砸了一个裂口的铜像买了下来。现在，它被陈列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国民党抗战中的醒目位置。也许，我们今天会感慨那些工人对历史的无知和狭隘，但在当时，即使是樊建川对此也没有更高的认识。

从这尊有裂口的蒋介石铜像开始，重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收藏家樊建川搜集到的反面教材越来越多，但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并没有任何改观。

直到1987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公映，才让军人出身的樊建川对原来根深蒂固的观念产生了怀疑。《血战台儿庄》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电影，影片公映之后在大陆、台湾和香港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影片最后一幕中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肉长城，使观众受到极大的震撼。《血战台儿庄》所表现的国民党杂牌军这种敢于牺牲、死打、硬打的精神使樊建川感到震动。他觉得，真实的历史可能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作为“反面教材”收藏的国民党文物，现在得重新认识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樊建川有意识地去收集国民党抗战以及美军抗战的文物。樊建川说，这部电影给他敲了一棒子。他意识到：樊建川，你要去关注。

直到今天，只要电视上播放《血战台儿庄》，樊建川总会坐下来把它看完。

从收藏文物到关注历史，樊建川的业余收藏完成了一次飞跃。但是，跨过这一步对樊建川来说只是意味着更多的艰辛。正像樊建川后来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个人的抗战》的书名那样，一个人的抗战开始了。

樊建川的收藏开始从爱好变成了一种责任和探究，成为了一种现在与过去、当下与历史的对话，一种对于历史的责任感已经在樊建川心中产生。他继续在成堆的破烂和废品中寻找他感兴趣的东西，收藏的范围从“文革”扩大到了民国，收藏在他生命中的权重开始增大，直至成为一种事业。

在重庆做收藏很方便，樊建川的收藏嗜好逐渐传了出去。很多朋友把家里的“文革”传单、小报、搪瓷缸子、唱片主动送给他。樊建川说，收藏品多了起来很重要，这样在翻看的时候就会有归类、整理的习惯，平时也会下意识地去研究这些藏品。时间长了，藏品就会和自己形成一种互动，就会从看到什么收集什么到主动去收集。

但是在这个时候，樊建川的工作和收藏并没有关系。

在第三军医大学，樊建川的才华迅速显露了出来，他成了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在几年之内，樊建川先后在《红旗》、《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高等级的期刊上发表了许多篇文章，涉猎的范围从农村改革到个体私营经济。他在这些文章里所持的观点，现在看来是正确而富有前瞻性的，但是在当时，部队的氛围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樊建川的观点被视为异端。

樊建川先后受到的指责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斯大林的观点”、“为个体户说话”，等等。他的文章《减少农业人口》因为指出农村存在过剩人口，被指责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过剩人口，社会主义怎么会有过剩人口？

不过，樊建川对此颇为理解。当时“文革”结束还没有几年，人们的思想解放还需要一个过程。时代毕竟不同，樊建川虽然因为文章观点迥异而受到批评，但是他还可以继续在学校教书，在学校里面的考核他仍然名列前茅。

按照正常的轨迹，第三军医大学教员樊建川将按部就班地得到提升，他将按照年限逐级提拔，到退休时，他可以成为一个正师级教授。樊建川对这种生活并没有太多想法。

直到有一天，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一天，樊建川在学校里面散步，看到了一些老人提着篮子买菜，樊建川突然觉得异常恐惧。因为，这些老人樊建川并不陌生，他们大多是学校里面退休的正师级教员或者干部。看到他们，樊建川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樊建川后来说，那一刻一种莫名的恐惧突然笼罩在他的心头，因为他特别恐惧这种能够看到自己人生终点的生活。

樊建川开始考虑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想转业回宜宾。

这个时候，樊建川已经结婚，唯一的女儿也好几岁了。对于樊建川的决定，他的妻子并没有反对，她觉得在重庆待着和回家都可以。

樊建川开始要求转业。作为单位的骨干和“壮劳力”，学校自然不会轻易放他走。学校一位姓周的处长立场鲜明，坚决不让他走。樊建川自然不能硬顶，因为这样只会使事情越办越糟。樊建川开始寻找其他突破口。一天，樊建川打听到新来的政委是山西人，他就挑选了一个周末，提了一瓶汾酒去和政委套老乡关系。

一顿酒喝下来，结局自然是毫无悬念的。从1981年到1988年，樊建川七年的教书生涯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樊建川又回到了宜宾，他的人生轨迹仿佛画了一个圆。

八、樊建川收藏民族的记忆辞官下海：从常务副市长到成功的商人和收藏家

转业后的樊建川回到了故乡宜宾，成为宜宾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办事员。樊建川觉得这个岗位比较适合自己，可以继续去做自己擅长的调查研究。他觉得，政策研究室是个中枢机关，可以了解宜宾全局的工作，而且自己的见解也可以转化为领导的意志和行动。

在两三年之内，樊建川跑遍了宜宾农村，他的理论水平和生活阅历使他写的调查报告不断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位笔杆子很快得到了宜宾市市委书记孙文启的青睐。1990年，樊建川成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孙文启的秘书。1992年，这位深受书记赏识的秘书成为宜宾市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我们在观察樊建川的人生轨迹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他在自己人生关键时刻的选择总是正确而理智的。当他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的激情和冲动在他身上释放出来的活力；而当他一旦重新确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用与现实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樊建川总是能够做出游刃有余的切换。

到现在为止，樊建川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熟悉中国干部使用和提拔程序的人们不难看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樊建川接下来将要成为市长、市委书记。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樊建川当了不到一年的常务副市长后，组织部门找樊建川谈话，准备要他当市长。对于宦海中人的樊建川来说，这样的前途可谓平坦。按照正常的思维，樊建川应该感谢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接受组织部门对自己的安排。

但是，就在这次谈话之后，樊建川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樊建川觉得，自己当市长不太合适。他觉得自己有些眼高手低，而且观念比较超前，在开会的时候经常和别人不一致，很难得到同僚们的理解和认可。樊建川认为，自己容易激动，有时会感情用事，当副手还可以，当正职就不太合适。在他看来，这条路虽然很顺，但是很艰难。

此时，樊建川的收藏已经蔚为可观，他收藏的胃口逐年增大，但是他的收入却难以支撑自己的收藏嗜好。樊建川经常利用到成都出差的机会去逛收藏市场，每次他都觉得很愉快。樊建川觉得这里的好东西很多，在宜宾根本看不见，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但是樊建川每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元，靠这点收入去面对水涨船高的收藏品市场，只能是捉襟见肘。

这一年樊建川35岁，年富力强。突然，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再次从他脑海划过：辞职下海。

但是，此时的樊建川捧的是一只含金量很高的饭碗，自己就这样把它打碎难免有些踌躇。

樊建川继续在常务副市长的位子上工作，但是他心里老想着成都收藏品市场那些无力购买的藏品。

就在樊建川在宦海浮沉的时候，1992年2月28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中央二号文件的形式传达了下来。这成为今天很多传奇故事的开端，以至于“1992年以后”成为我们讲述很多故事时的常用短语，就如同“三中全会以后”。具有历史坐标性意义的南方讲话，自然给了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比较敏感的樊建川更多的刺激。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层干部，樊建川比一般人更早地看到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凭着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樊建川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将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层次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做得好，都会被社会认可，市长、医生、演员、高级技工和商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给樊建川以很大的触动，那就是四川万县人牟其中的“罐头换飞机”。1991年，牟其中和他的南德集团同苏联方面签订协议，用500车皮积压日用小商品从苏联换回了四架“图154”客机。1992年，这些飞机陆续飞抵四川。做成了这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生意”后，牟其中一夜之间成为传奇人物。

“罐头换飞机”的成功，给樊建川这个与牟其中和南德集团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他从中读到了挑战、刺激和生命力。这种感觉就像他当年在第三军医大学新兵连训练新兵时，和连长共同在三秒钟之内成功化解那场“手榴弹危机”一样。

兴奋之余，樊建川给南德集团写信，希望去南德集团工作。很快，南德集团回信表示欢迎樊建川前来。这给樊建川很大的鼓舞和信心。他觉得找到了一个自己向往的地方，一个在他看来很有希望的地方。

不过，辞职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在南方讲话之后，樊建川反复思考了大半年，最后的决断一直没有做出。但是，在这次组织部门找上门的谈话之后，樊建川决定辞职下海。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大概是1993年四五月份。樊建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主要是想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觉得人一辈子很难遇到像1992年这么好的时代和机遇。

这次辞职，樊建川的行事方式与以往截然不同。他做得很彻底，干脆利索地把辞职报告送给宜宾市领导班子的每一个人，市里每个部门也都收到了一份。这样的做法颇有壮士断腕的悲壮色彩，这一次，樊建川根本没有打算给自己留余地，他要破釜沉舟。

樊建川的辞职，迅速成为当时宜宾市最震撼的新闻。但在樊建川看来，他辞不辞职对宜宾市政府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当时宜宾有八个副市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樊建川说，就算只有一个副市长，政府一样照常运转。

但是樊建川的辞职，却使一个人非常生气，那就是当初非常赏识他的市委书记孙文启。看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人要“下海”，孙文启无法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甚至不愿意面对这个曾被他寄予厚望的晚辈。樊建川带着礼物前去解释，孙文启连门都不让进，根本就不愿意看樊建川一眼。

唯一支持樊建川的，是他的家人。

在樊建川眼里，1993年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了，当官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时的樊建川认为，他可以在社会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和职业。辞官在他看来是一个很轻松的选择，因为一个两袖清风的官员一个月工资也就是几百块钱，对樊建川来说，干什么工作一个月挣不到几百块钱呢？因此，樊建川选择了这种不留后路的方式与体制告别。

辞职报告送上去之后，樊建川就从办公室消失了。当以前的下属找到樊建川汇报工作时，樊建川说，我已经辞职了。

按照组织程序，市委组织部长又一次找樊建川谈话。樊建川调侃地说，辞职以后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卖面。

组织部长拂袖而去。

1993年，樊建川正式“下海”，他收集的各种“文革”文物已达万件，小有所成。和以前每一次做出的人生重大抉择一样，樊建川这一次仍然充满信心，踌躇满志。

不知什么原因，离开官场的樊建川并没有去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他拖家带口，带着总共2000块钱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成都。樊建川选择成都的原因很简单，成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收藏品集散城市之一，而且，樊建川在成都搞收藏的朋友很多，在收藏上大家可以互相启发交流。

但是在这个时候，刚刚到成都的樊建川考虑的显然不是收藏。他租了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女儿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面。一家三口一人一个塑料便携衣柜，全部的家当就装在里面。找到落脚点之后，樊建川就带着简历，四处寻找工作。

三天之后，樊建川找到了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港资房地产企业当办公室主任。樊建川的简历很吸引人，他懂经济，当过一方官员，有管理才能，还会开车，竞争力和优势明显。

樊建川打工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他对这个收入很满意，因为这相当于他在宜宾10个月的收入。一个月之后，樊建川的月工资达到了8000元，樊建川决定将工资积累起来创业。

就在樊建川准备在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甩开袖子大干的时候，一天，他以前的一个秘书从宜宾到成都来看望他。当这位秘书看到他以前的领导带着两三个人打扫办公室的卫生时，不禁潸然泪下。以前，樊建川在宜昌的时候，食有鱼出有车，前呼后拥，现在却在带人打扫卫生，这种反差让樊建川的前秘书无法接受。

樊建川却没有这种悲惨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现在过得很好，一个月收入是以前的10倍。而且，在樊建川内心深处，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级打工者。在下海的时候，樊建川就准备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此时他胸中已经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后来樊建川的这位秘书也下海了，辗转成为樊建川公司里的一个主管。

在樊建川下海的第一年里，他还干点倒卖酒瓶子和五粮液之类的小生意。到1993年年底，樊建川积累起了十几万元的资本，他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凑了100万元，准备办一个股份制公司。在这一年的12月28日，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正式开张，注册资金就是这100万元，这就是今天建川集团的前身。

1993年，是成都房地产迅猛发展的一年。这一年11月，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房改工作会议，提出了“以出售公房为重点，售、租、建并举”的新方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开始升温。

对政策异常敏感的樊建川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在房地产刚刚冒头的时候进军这个市场。但是，樊建川的公司资本和规模都很小，如果第一个项目失败，公司就得关门。

第一个项目果然遭遇到了危机，从来没有做过房地产生意的樊建川不可能无师自通。他买地花的钱比别人多了一倍，后来樊建川将之归咎为轻信了熟人，加上不熟悉行情，吃了亏。建川公司开发的第一个住宅小区封顶之后，他发现盈亏点在1400元一个平方米，这个价格在当时的成都市并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

但是，樊建川无法降价，因为他承受不起亏损。小区建成之后，几百套房子只卖出去了一套，还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买的。此时，银行贷款早已花光，樊建川的第一个项目已经山穷水尽，他的公司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月，工程就得停工，他的经商下海生涯眼看就要以亏本而告终。樊建川又想起了1984年的那次“手榴弹危机”，他的第一个项目就像一颗正在哧哧冒着白烟的手榴弹，眼看就要爆炸。

就在樊建川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仅仅卖出一套房子的樊建川，却莫名其妙地转危为安。

此时，成都双流机场需要一些宿舍楼来安置员工，樊建川说：“这样的国营企业一定要一个完整的小区，因为它要给员工补助水费，补助电费，开班车接送员工去上班，所以小区一定要很干净。我们卖不掉的房子成了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最大的问题变成我们最大的优势了。”

双流机场以1430元一个平方米的价格包了樊建川的房子，而他的成本是一个平方米1400元。樊建川自称，做第一个项目，他把房地产做成了卖白菜。不过他有三万平方米，最后的利润还是将近100万。樊建川并不在乎这100万的利润，而是在乎把他解放了，他的第一笔生意成功了。

双流机场要得很急，公司拼命抢工，最后提前一天交工。当天晚上，樊建川带领全公司的人打扫小区卫生。打扫完后两个小时，双流机场就来验收房子了。

第一个项目是樊建川最困难的一个项目。樊建川觉得这个项目对他的公司来说至关紧要，这个项目做成之后，樊建川就知道房地产的成本和政策，知道哪些关键环节的手续该怎么办，要跟哪些部门打交道。后来，樊建川再做房地产项目的时候，每个项目都做得很成功。

有了第一桶金，以后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尽管也不乏精彩的故事，但讲起来都是大同小异。樊建川的公司开始迅速膨胀。

此时，樊建川一家仍然住在租来的30平方米的房子里，他和蹬三轮、擦皮鞋的邻居相处得极为融洽。只是，樊建川的妻子和女儿对他的收藏根本不感兴趣，有时候樊建川的妻子看到他在屋子里放满了收来的“破烂”，难免会有些抱怨。

一天，房东到樊建川的公司来收房租，看到租他房子的房客居然是一位大房地产商，顿时感到不可思议。

樊建川赚的钱主要用于收藏和发展企业。租了四年房子之后，他才搬进了新居。

到2000年下半年，樊建川的公司挤进了四川省房地产公司十强，房地产商樊建川的生意达到了一个顶点。

在做生意之余，樊建川仍然去逛文物旧货市场。成都青羊宫附近的送仙桥古玩文物市场是他去得最频繁的地方，樊建川贪婪地吞噬着他认为有收藏价值的东西，他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起他日益增长的收藏嗜好。樊建川还在各个省发展自己的眼线，他的收藏迅速膨胀。

樊建川将暂时卖不掉的房子当做他收藏文物的库房。于是，他的收藏品就这样散落在成都市的各个角落。

随着樊建川房地产生意的做大，他的收藏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从“文革”、抗战逐渐扩大到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樊建川的收藏“野心”和他的收藏品一起膨胀，一个世纪以来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文物都进入了他的视野。

日本也进入了樊建川的视野。樊建川知道，历史上日本人收集情报和保存资料的意识很强，为了搜集抗战文物，他多次前往日本，他将之称为“反扫荡”。樊建川在日本搜集的方式是：看到多少就收多少，仅购买、翻拍的照片数量就达到30万张之多。

时日一多，樊建川开始安排线人在日本守候。

1996年，樊建川一共在日本购回了1000多本日本二战时出版的画报，包括《历史写真》、《支那事变写真》、《日支事变画册》、《北支事变画报》、《国际情报写真》、《支那事变画报》、《武汉陷难画报》、《跃进之日本画报》等，其中的照片大多是日本记者拍摄的，还有1000多张日本士兵的明信片。这些资料让樊建川大为兴奋，因为这些当年的战争宣传品披露了大量不为人们所知的真相。樊建川决定发动在日本的线人，集中收购日本人称之为“二战品”的文物。一时间，日本文物市场上的抗战文物在短时间内竟忽然大规模消失。

后来，樊建川对记者说：“与日本人争夺抗战文物，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次，樊建川收集到了一本侵华日本兵的日记，里面的一段话使他感到震惊和愤怒：“今天我的将军给我发了一把刀，我想尝试一下它有多快，我把几个中国人的人头给砍下来了。”语气轻松得仿佛是在游戏。

血液开始在樊建川体内翻腾，宏大的历史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这种透着血腥的历史细节则让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释怀。樊建川说，像这样的东西他看了很多，所以他的血气一直在体内翻腾。

此时，樊建川的收藏开始变得宏大，他的这项爱好开始逐渐脱离“业余”，在他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和他的房地产生意难分伯仲。尽管如此，樊建川的房地产生意仍然经营得非常稳健，自从第一单生意成功之后，他在投资中从来没有犯过错误，颇得公司股东的信赖。

而且，樊建川生活俭朴，也不乱花钱。

2000年1月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事情，让这位平时低调的收藏家、房地产商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年的1月2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判决东史郎败诉，这位日本老兵在他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樊建川在他的收藏品里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这张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8月再版的地图上清晰地标明了桥本光治虐杀中国人的那个池塘。樊建川向媒体公布了这幅地图，为东史郎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樊建川的收藏事业凸显了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他的抗战文物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八、樊建川收藏民族的记忆一个人的抗战

2000年8月，就在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跻身四川省十强的时候，樊建川将他多年收藏的抗战文物写成书结集出版。这位集激情、热血与理性于一身的人给他的新著取的名字是：《一个人的抗战》。在首发仪式上，樊建川对于历史和抗战的情感突然爆发，他哽咽难言，泪流满面。

这本书的序言这样写道：

“55年前，抗日战争冲天的狼烟尘埃落定。而今，两军拼死厮杀的战场沧海已变为桑田。战争的亲历者年届高龄，接二连三撒手人寰。这段战争历史正在远离我们的视线，滑入那幽暗的历史隧道，变得越来越抽象和次要。

“我的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认识‘皇军’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她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在《一个人的抗战》的封底，樊建川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个人都承担！”

启功给他的新书题了两个字：“旁证”，樊建川曾经说过：“我要为百年历史保留细节。”在他看来，历史的细节是正史最有力的旁证，最容易被时光销蚀，他收藏的意义就在于此。樊建川为自己的收藏事业总结出了这样的意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2001年4月21日，四川省博物馆响起了一声漫长而令人感到压抑的警报声。“樊建川抗日文物收藏展”就在这个穿越历史的声响中正式开展，他收藏的数百件抗战文物走出尘封已久的历史，出现在人们眼前。

樊建川和一名老红军共同摇响了他收集的这个性能完好的警报器，它是50年前随侵华日军一路漂洋过海，从日本来到中国的。50年过去了，它仍然令人吃惊地保持着完好的性能，释放着带有血腥和杀戮气息的声音。战争怪兽的幽灵突然被释放了出来，毫无防备的人们纷纷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这声音对他们来说遥远却绝非陌生。

2001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70周年之际，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赴香港展出，顿时引起轰动。

此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樊建川，已经是一位抗战文物收藏家，他房地产商的身份反而被人们淡忘。

2002年4月，樊建川在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抗战文物收藏展。

樊建川第一次到卢沟桥是在1987年。当时正准备转业的樊建川看着这个刚刚建成的、占地数万平方米的博物馆，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有一个像这样的博物馆。2002年，樊建川借办展出之际，仔细研究了一下纪念馆的馆藏文物。此时，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已经有上万件，樊建川觉得，自己收藏的文物和纪念馆的差不多。

樊建川在纪念馆转了转，一个想法慢慢地出现在他的心里：盖一个跟它差不多的房子，然后再把自己收藏到的抗战文物放进去……他突然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原来自己也可以建一个跟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样的抗战博物馆！

樊建川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他的企业规模不大，但是挣的钱建两个像样一点的博物馆还是可以的。作为房地产商的樊建川，可以找到很好的设计师来设计博物馆。樊建川开始兴奋起来，他的藏品足够他开一个博物馆，而盖房子则是他的本行。

一种自信在樊建川胸中开始建立，他决定凭一己之力，建一个博物馆。樊建川觉得办博物馆主要是要战胜自己，相信自己能办博物馆，敢想才会敢干。

理想主义者樊建川给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博物馆的规划在他的头脑中逐渐清晰了起来。但就在他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他发现，建一个博物馆并不像搞收藏那么容易。对于民营资本来说，投资建博物馆并没有太大问题，在樊建川之前，民间力量建博物馆已有先例。樊建川的问题是：他要建的是一个规模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博物馆，这将是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樊建川将之称为博物馆聚落，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博物馆经营模式。

樊建川首先想到的是北京，洽谈的结果是在卢沟桥地区可以划给他八亩地，有关方面认为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才占地十几亩地，一个私人博物馆，8亩地足够了。樊建川又跑到上海，上海方面倒是很干脆，同意给他500亩地，但是上海高昂的土地转让金却让樊建川难以承受。

碰壁之后，樊建川把眼睛放回了四川盆地。他先后来到重庆和都江堰，建博物馆的计划得到了当地的支持，但是在土地这一环上还是出了问题。有人怀疑，樊建川是打着建博物馆的旗号搞房地产开发。

樊建川的计划搁浅了。

2003年年初，一次意外的机遇使四川大邑县的安仁镇进入了樊建川的视野。樊建川对安仁镇有一些印象，他知道这个地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是一个非常冷清的小镇。但是在这里樊建川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得到他想要的500亩土地，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将他的博物馆聚落逐一完成。用500亩地来建博物馆，这在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纪录。

作为房地产商的樊建川对城镇规划也了如指掌。在这个历史文化名镇不允许建超过13米高的建筑，这意味着全镇不能有超过4层的楼房，他规划中的博物馆壮士广场将看不到高大建筑、立交桥和烟囱。

樊建川迅速做出了决定：投资2亿元，集中建设一个占地500亩的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樊建川说，当地政府对他的项目非常重视，允诺修一条四车道的公路直通他的博物馆。

作为一个收藏家，樊建川一来到安仁镇，就被镇上刘文彩家族的老公馆吸引，他清楚地知道这15座老公馆的价值。当年，统治四川的刘氏家族建造的这些老公馆，无论面积、规模还是园林艺术水准，都是当时四川最高的。此时，这些老公馆被当地驻军占据，部队觉得这些漏风漏雨、长满蒿草的老房子居住和管理都很不方便。

除了已经成为国家博物馆的刘文彩庄园，樊建川以5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批藏在山中无人知的珍宝。现在，除了上千万件文物之外，这14座老公馆已经成为樊建川所掌握的最有升值潜力的东西。

选择大邑县安仁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一年，熟悉房地产政策的樊建川敏锐地感觉到土地政策的闸门即将关闭。如果再不出手，他将失去建博物馆的机会，他规划的博物馆聚落也许从此将永远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樊建川的博物馆梦开始变为现实。

2003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成都兴建抗战文物馆》，樊建川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这则两百余字的消息说：

“一座占地500亩、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的抗日战争文物展馆已在成都市大邑县开始兴建，预计2005年9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将正式开放。

“这座建设中的文物馆计划由万众一心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战场、盟军参战及日军暴行和汉奸丑态等展室组成，主要以近万件抗战文物真品、图片和抗战英烈群雕等展品和艺术作品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缅怀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展馆是四川省建川博物馆的组成部分，由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建设，主要展品以收藏家樊建川个人收藏为主。”

樊建川始终觉得，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时代的风云际会和很多历史机遇撞击的结果。

在安仁镇的建设工地上，巨大的施工机械日夜轰鸣，图纸上的规划逐渐变成越来越多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他规划的25个馆正在一点点破土而出，他的设想也一天天地接近现实。而走过了改革开放2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国也一天天地变得成熟和自信，中国人正在越来越精彩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年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又走到了一起。

在与连战的会谈中，胡锦涛说：

“从你们踏上大陆的那一刻起，我们两党就共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我们共同迈出的这一步，必将记载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史册上。”

这个时候，与亿万中国人一样，将收藏和保存历史的记忆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樊建川也激动不已，他立刻感觉到了胡锦涛和连战的这次历史性握手对他的博物馆事业的意义。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一个甲子的轮回，在中国人眼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对60年前那场战争进行反思的一个良好契机。樊建川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年中国人对抗战会作出很多新的阐述和新的结论，并且会产生很多新的观念。

在修建博物馆的时候，樊建川就定在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开馆。现在，樊建川开始了最后一百米的冲刺。在樊建川的人生历程中，他似乎总是在一次次地完成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直到当年8月13日，对樊建川的事业比较熟悉的人还认为，樊建川的博物馆不可能在两天后开馆。因为，这一天准备开馆的是博物馆的5个分馆：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和抗日战俘馆。

熟悉历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能不能开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能否如期完工的问题。办一个博物馆，不仅仅是把文物放在展馆中供人参观，而是牵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争议最大的就是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在革命史观的宏大叙事中，为国民党军队正面树碑立传，似乎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

在为博物馆办“准生证”的过程中，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关于现代历史宏大题材的大型民间博物馆，是从来不曾有人涉足的盲区，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在具体政策和尺度上，到处都有使樊建川寸步难行的障碍，他似乎在一片荆棘密布的丛林中穿行。

樊建川被有的媒体称为“机谋深沉的现实主义者”，商人务实的特质在这时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了与现实妥协的办法。这一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以“试馆”的名义开馆。

这一天，樊建川26年来搜集到的上百万抗战文物中的精品与人们见面，包括武器、钢盔、报警器、防毒面具、匕首、军用地图等，其中还有14件国家一级文物。樊建川放在成都市区的上百万件抗战文物终于有了一个妥当的新家。

这天与人们见面的还有3个庞然大物，这是樊建川在开馆前的6月14日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找到的，这3个由水泥、钢筋、鹅卵石制作的巨大碾子，是抗日战争期间修建军用机场跑道用的，最重的一个达13吨。在中国造不出压路机的时代，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用血肉之躯拉着这些犹如巨型农具的简陋工具，建起了可以起降巨型战略轰炸机B—29的大型机场，这些轰炸机从四川起飞，将成吨的炸弹倾泻在日本上空。

60年后，这3个见证了当年中国老百姓胼手胝足，筑起血肉长城的大碾子被安放在建川博物聚落的援华美军博物馆的大门旁边。

200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指出：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樊建川迅速把这段文字放在国民党抗战馆正对大门的墙上，替代了原来放在那里的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演讲的那张巨幅照片。樊建川是一个懂得与现实妥协和变通的人，他知道在中国办事光凭热情和金钱是不行的。

此时，建川博物馆尽管已经开门，但是还没有报上“户口”。直到这一年的12月27日，樊建川才走完所有程序。当初参与建川博物馆筹划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他们很难想象，建川博物馆聚落抗战系列中的国民党馆、川军馆、美军馆、战俘纪念馆竟然能在今天的中国存在。在与现实的不断妥协和变通中，樊建川历经九曲十八弯，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这个比赛耐心和毅力的马拉松式的过程中，建川博物馆的抗战系列分馆经历了馆名、内部装饰等一系列变更之后才获得通过。原来的“国民党抗战馆”在正式开馆时被改成了“正面战场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题写的馆名和题词也被放在馆内，当做文物收藏了起来。

樊建川觉得，对国民党的抗战，长期以来我们没有给予理智、公正和冷静的对待。在正面战场抗战中牺牲的军人理应得到尊重，这一段历史也应该得到肯定。樊建川的正面战场馆开办以后，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的肯定和赞许，他把这看做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樊建川原先最担心他父辈那批离休老干部对他的正面战场馆有意见，但最终他最担心的却变成了最不担心的。很多离休的老共产党员在参观之后，一致认为樊建川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樊建川说，中国人只有正确地看待和尊重历史，才能对未来负责。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尊重历史，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民族的繁荣和强大。

八、樊建川收藏民族的记忆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当然，在建川博物馆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对收藏历史记忆的贪婪胃口，他的博物馆规划听上去似乎是野心勃勃的妄想。第一批开门的五个抗战博物馆只是他的博物馆聚落中的一部分，樊建川在给博物馆做规划时发明了“聚落”这个词。按照他的设想，这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将由抗战、“文革”、民俗3个大系、25个展馆组成。樊建川想得更远，他想把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和灾难，都建成博物馆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他甚至考虑增加一个华夏名人系列，把百年历史中的著名华人都收藏到他的博物馆中。

樊建川对博物馆的未来有这样的设想：“将来要想看这100年的中国历史，还得到我们大邑的博物馆聚落来。”

但是，樊建川的梦想相对他的实力显然过于庞大了。他只持有建川集团50%的股份，他的公司在四川并不算太大，像樊建川这种层级的富人在四川并不算少。他有钱做收藏，但建川博物馆聚落似乎成了一个吞噬巨额资金的无底洞。樊建川觉得，他的财力与他庞大的梦想相比较而言，是“小马拉大车”。

在建博物馆的时候，樊建川选择了一个国有企业合作，但是这家企业在中途突然退出，樊建川的资金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缺口。他后来颇为惋惜地说，如果当时这家企业不退出，他设计的25个博物馆可能就会完工，至少可以建到20个左右。

这突如其来的退出，使得工程面临停工。樊建川只好把公司在成都的办公楼卖给一家保险公司，得到了近5000万的资金，使工程得以进展下去。

尽管资金链经常吃紧，但是樊建川对博物馆的质量却非常讲究。每个馆他都请最好的设计师设计，美军馆他请来了美国建筑设计协会主席怀登先生设计，侵华日军馆由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设计，这也是他的创意之一。

樊建川认为，中日两个民族文化接近，地理位置接近，以后还得好好相处，他开办日军馆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做两个民族的交流工作，让日本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来他这里参观。

对此，樊建川有这个自信，因为在侵华日军馆，每一件文物，日记、文件、情报、报纸、作战地图、武器、装备等等都是日本人的，樊建川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进去，这些客观的展示能最有力地说明问题。

距这几个抗战博物馆不远处有一<kbd>ｈｔｔｐ://ｗｗｗ.９９ｌiｂ.nｅt</kbd>个广场，这就是樊建川规划的壮士广场。在这里矗立着一组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中国壮士”抗战英雄群像。在这组202人的群像中，既有抗战中为国捐躯的赵一曼、杨靖宇、谢晋元、张自忠、王铭章、左权、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日英雄，也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国共两党的领袖，甚至后来发动内战的张灵甫、胡宗南、汤恩伯、薛岳等国民党将军也都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都被按照抗战时期的各自战斗过的地方，摆在中国地图上。

在2003年的语境中，樊建川为了这个广场曾经受过许多责难。广场完工后，他甚至准备将这些雕像埋入黄土，等到若干年后，再让它们像兵马俑一样重见天日。

现实主义者樊建川对自己把握中国当代历史脉动和社会变化节奏的能力非常自信，他对自己预计提前量的能力颇为得意。他知道，中国是一个磨炼人耐性的好地方。时代在一点点地变，机会在一点点地成熟，有什么样的时机就做多大的事，这是樊建川为人处世的原则。

就在樊建川的壮士广场处于困境中的时候，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樊建川从困境中解放了出来。樊建川后来说，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参加者，跟着时代变革的步伐比较紧，但是重大理论研究往往比较滞后，往前赶一点就会遇到很多阻碍和责难。对此，樊建川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而胡锦涛的讲话，对樊建川无疑是一个解放和保护。

当壮士广场在博物馆横空出世的时候，樊建川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创作，他只是其中的一个策划人员。壮士广场是时代的产物，是包括雕塑家在内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劳动创作的作品。樊建川认为，壮士广场应该会很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给参观者同样视觉冲击力的，还有樊建川策划的手印广场。3500个印在玻璃上的抗战老兵的手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和力量感。半个多世纪前，就是这些普通庄稼人的手，挡住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当樊建川刚刚开始征集老兵手印的时候，只有2000个手印，短短一两年就变成3500多个了，樊建川希望征集到5000个甚至是1万个，这将成为一个令全世界震撼的老兵方阵。这个方阵体现出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在收藏家樊建川看来，这些老兵的手印给了后人一种召唤，一种希望和力量。

樊建川设计壮士广场和手印广场的初衷，是希望唤起中国人的血性。樊建川说，一个民族，当受到欺负的时候，要能够反抗和还以颜色，这样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才能长久平安。他觉得，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地方军阀团结起来抵御外侮，这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事情。中国人只要团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谁都不敢小看。这是樊建川从他的收藏中读出的结论。

徘徊在壮士广场，樊建川经常想起中国在秦汉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荣光。

樊建川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这是一个名叫成本华的抗日女战士在就义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半个多世纪前，面对侵略者的刺刀和镜头，这个被俘的女战士嘴角浮出了一丝淡淡的冷笑。拍完这张照片，一个鲜活的生命便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而这个轻蔑的冷笑，竟然成为参与这场暴行并保存这张照片的侵华日军老兵半个多世纪的梦魇。

1998年冬，在日本东京的古玩店里，樊建川被这些日本人拍摄的战俘照片深深地灼痛了。1张、2张、3张，10张、20张、30张……樊建川的脸颊一片冰凉。

对于战俘的遭遇，樊建川有切身体会，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在抗战期间曾经被日军俘虏。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被敌人俘虏的军人不仅会受到歧视，甚至还会被社会遗弃，终身笼罩在道德和文化的阴暗角落里。

在三天的时间内，樊建川把日本市场上所有中国战俘的照片一扫而光。这只是樊建川的一种收藏习惯，他觉得不能让这些照片在外面漂泊。樊建川很清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当年被日本人抓住的战俘，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更别说留下什么照片了。唯一有可能给他们拍照的只有日本人，对于不少战俘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照片。

樊建川以前也收藏了不少抗战俘虏的文物，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他特别的注意。在这次从日本购买回大量图片之后，樊建川一回国就开始整理这些东西。当樊建川看到第一张抗战俘虏的照片时，他没有予以特别的注意，但是当看到十几张、二十几张的时候，樊建川突然醒悟了过来。他发现，这是一个被中国人长期遗忘的群体，是一个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群体。

樊建川记得他当时的感受：“我看到几万人的身影，上千张脸，有的脸清楚，有的脸不清楚。几万个身影，我敢保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局部，一个微观，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是日本人拍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张战俘的照片。”

樊建川还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张中国战俘照片时的心情。照片上，一群战俘打着白旗，日本人拿着枪对着他们。这些战俘裹着毛毯，神情沮丧，绝望、木然而自责地站着。被悲愤和屈辱笼罩的樊建川顿时产生了一种冲动，“我特别想进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是我进不去。我特别想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来受这种屈辱，一起被日军枪杀。”

对抗战史非常熟悉的樊建川，自然知道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日军的巨大差距。中国国力孱弱，军队装备窳劣，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没有大炮，甚至没有足够的弹药，士兵缺乏训练。与日军交战出现战俘，是必然的，而且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樊建川认为，当一个军人拼到弹尽粮绝的时候，当牺牲没有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成为战俘，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已经尽到了军人的职责。樊建川把他们称为抗俘——被侵略军俘虏的抗日战士。

樊建川开始研究抗俘问题。他发现，抗俘是长期以来被遗忘和埋没的一个群体，没有人知道到底有过多少抗俘。10万、100万，还是200万？樊建川沮丧地发现，他无法弄清这个问题。

这些抗俘为国家牺牲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能精确地知道他们的人数，甚至没有给他们一个名分。樊建川认为，战俘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是我们民族的战士。樊建川决定，他的博物馆必须建一座“抗俘馆”，提醒人们注意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和这些同样为中华民族作出牺牲的战士，他们的战士身份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记忆和怀念。

樊建川请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程泰宁设计抗俘馆，在设计的时候，樊建川对外墙设计提出了不同方案。他希望表现出“抗俘”的历史内涵，这是房地产公司老总樊建川的第一次设计。抗俘馆的阴森高墙犹如监狱，馆内用温度、灯光、材料组合出了集中营的气氛。最后，程泰宁认可了樊建川的方案。

走进馆内，抗俘的照片布满了由铅灰色的铁板建成的抗俘纪念馆，行走在弯曲狭窄的走廊上，感受着两侧战俘的照片投射下来的目光，几乎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和铁板一样沉重的感觉。

樊建川并不想太多地走进抗俘馆，实际上他进去了很多次，但是每次走出来樊建川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每次进去，樊建川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想说的冤屈和遭遇。看到民族历史深处被割裂的伤口渗透出的鲜血，樊建川甚至无法解除这种痛苦。

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抗俘馆是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为战争中的俘虏建造的博物馆。如今，由程泰宁院士设计的抗俘馆，已经获得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最高荣誉奖——“梁思成建筑奖”。

2006年，以色列驻华大使来到建川博物馆，当看到馆内如此众多的抗战文物竟然出自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收藏时，感慨万千。临别，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樊建川还把从日本搜集到的老画册翻译整理，编成一本书，取名《抗俘》。2006年7月5日，《抗俘——中国抗日战俘写真》，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首发仪式。这本“献给为国流血牺牲的抗俘同胞”的书，因为“视角独特”被学界评价为“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八、樊建川收藏民族的记忆国人到此，低头致敬

熟悉樊建川的人将他称为贪得无厌的浪漫主义者。一位熟悉樊建川的人对记者说：“樊建川这种人是典型的病人。但没有这种痴迷的魔征，他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一位与樊建川近距离接触过的记者这样描述樊建川：他身上有着典型的布道者与实业家的混合气质。皮肤黝黑如建筑民工，热情不竭如传销讲师，那双早年当兵打风钻的手，握上去坚定有力。

这位记者发现，在他面前，樊建川可以随时从理想主义者切换成一个精明的商人，樊建川身上的这种混合型气质颇能吸引人。从筹建博物馆开始到2006年，这位精于计算的投资者和房地产商已经在博物馆项目上投入了3.5亿元，但是直到今天，他规划的抗战系列、民俗系列、红色年代系列3大系列25个分馆还有许多尚未完工。包括维持博物馆的运作和建设，所有的资金全靠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的赢利来维持。

樊建川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博物馆的生存问题。在他看来，他的博物馆现在就像个没学会谋生的傻儿子，在儿子还没有生存能力之前，老子怎能放心得下？樊建川的策略是：拉长产业链。在设计的时候，樊建川将3大系列的博物馆打乱布局，使观众在兴趣的不断转换中始终保持兴奋。在博物馆聚落里，人们可以看到阿庆嫂茶铺、红卫兵接待站、工农兵大食堂、古玩店、旅游商品店、照相馆、咖啡厅，甚至还有夏令营和拓展训练营，以及影视外景拍摄点。这个产业链还包括出版，樊建川的博物馆迄今为止已经出了五六本书。樊建川希望把产业链拉长，用其他业务带来的赢利养活博物馆。樊建川说，博物馆一年的开支是1800万元，只要把1800万挣出来，博物馆就可以不依靠外面的帮助，自己生存下来。

在规划的时候，樊建川就认为，博物馆要想生存下来就不能做小。他的长远打算是把博物馆做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今后他会在安仁镇陆续建设会议中心、展览中心，还有一座五星级酒店。

2007年，樊建川在一份已经经过公证的遗嘱中留言，在他去世之后，建川博物馆将全部捐献给国家。樊建川的妻子和女儿对他的博物馆事业和收藏没有任何兴趣，樊建川也认为他的女儿承担不了管理和经营博物馆的责任。在长年累月的收藏中，樊建川感到他的收藏是一个非常苦、非常折磨人的事情，面对大量充满血腥的东西，需要有很坚强的神经来对待。他认为，自己的女儿应该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幸福的生活，而不应该承担这么繁重的责任。

樊建川给博物馆建筑的设计寿命是1000年，他觉得由政府来接收博物馆是最好的归宿。成都市的武侯祠有1780多年的历史，每代政府都把它管理得很好。樊建川觉得，由成都市政府来管是最好不过的。

2008年，樊建川给博物馆的投资计划是近8000万元。

当初对樊建川辞职非常不理解的宜宾市委书记孙文启，如今经常到樊建川的博物馆来。

作为房地产商人的樊建川在房地产领域并没有突出的表现，他的公司在众多的房地产企业中也没有太多的抢眼表现。樊建川没有为房地产写过一个字的文章，他对房地产没有激情。樊建川说，四川有1000个房地产商，少一个可能还是好事。樊建川经营企业的动力来自于收藏和建博物馆，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他也许已经离开了房地产市场。

樊建川说，他的公司建造的房子，100年以后就会看不到了，他们的企业会被人们忘记，但是他们的博物馆将会超越他们的房地产。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袭击了四川，震中就位于离成都不远的汶川县。一时间，全球的目光都投向了四川。

兼有房地产商和收藏家双重身份的樊建川自然不会置身事外。樊建川是重灾区都江堰最大的开发商之一，建川集团在都江堰开发了大量房产，在地震中，这些房子没有出现问题。作为一个开发商，樊建川感到很欣慰，他开发的房子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

在余震频仍的时候，樊建川带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奔赴震区收集地震文物，一队由建川集团总经理带队前往汶川县映秀镇，收集抗震第一线部队官兵的签名军旗；另一队由樊建川带队前往都江堰城区收集文物。

一个月后，“震·撼——5·12—6·12日记”展览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尚未完工的“红色年代镜鉴艺术馆”举行，裸露的水泥，钢筋和钢管搭建的护栏，给参观者强烈的废墟悲壮之感。

2008年7月6日，在“卢沟桥事变”71周年前夕，建川博物馆的新作《国人到此，低头致敬》出版，它提醒人们，对那些中华民族英雄，你必须低下头向他们表示敬意。

第二天，来自解放军空降兵某部的500多名官兵专程前往建川博物馆参观，向壮士广场的先烈们敬献了鲜花，并将一顶当时用于抗震救灾中空投物资的降落伞捐赠给了博物馆。在初期的抗震救灾中，这支部队的15名官兵从空中跳伞直抵汶川县城。樊建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迅速和这个军的副军长和师长成为朋友，将那15顶降落伞悉数收藏。

樊建川决定，增资2500万元左右建设一个新的地震博物馆，将在2009年地震发生一周年的时候对外正式开放。

200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樊建川建成了他的第11个博物馆——改革开放博物馆。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樊建川准备建一个以新中国60年的民间记忆为主题的新馆。他希望建川博物馆成为与时代同行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凝固的博物馆。

樊建川的故事还在继续，经过30年的奋斗，樊建川告别了饥饿和生存的困扰，他的事业和奋斗从改变命运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建川博物馆和樊建川的身上，折射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告别偏执、走向成熟的历程。

樊建川对这30年的改革开放充满感激，因为这个时代允许像他这样的人成为民营企业家，使他能够办一个民间博物馆，实现自己的梦想。樊建川一贯坚信，一个人的努力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在时代的框架里面拼搏。他的博物馆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给了他机遇。“从内心深处，我感谢这个时代，感谢天府之国。”

国人到此，低头致敬。我们要致敬的不仅仅是抗战，而是包括抗战和新中国在内的书写着我们的苦难、艰辛和奋斗的历史。

九、张亚勤少年班传奇与中科大的偶然结缘

1966年，张亚勤生于山西太原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读完大学后曾分别在大学、中学任教。孩提时代的张亚勤饱受读书世家的文化熏陶。5岁时，一场灾难降临到小亚勤的家庭，父亲在历经生活的磨难后，离开了人世。从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便降临到他们一家人的头上。

张亚勤3岁识字，5岁上学。幼年时期，他就显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天赋。“我从小看什么东西就能记住，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张亚勤回忆说。与普通孩子的死记硬背不同，他对图像有天生的敏感。读小学时，老师让他看5分钟报纸，然后他就能背出报纸上的内容。“我的记忆是影像式的记忆，在脑海中保留一幅图画，回忆的时候照着图画念就行，像放电影一样。”

由于他经常在自己家和外婆家两个地方走来走去，不断转学，有的时候留一级有的时候升两级，到11岁时，张亚勤就上到了初三。

那是1977年，文革结束，整个国家像是大病初愈，大家都充满着期待、希望。这一年的10月，全国到处在传播着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张亚勤也感受到了这种欢乐的气氛，但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将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决定。

张亚勤记得，那年12月的一天，地面的雪堆积了一地。他正在暖和的屋里和小伙伴下军棋，班主任老师敲门而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班主任是来找妈妈谈事情的，张亚勤继续专心和小朋友对决。

“毕老师，你看这份报纸，上面讲到一个13岁的神童，江西的，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知，还是数学的天才……”

张亚勤一下来了兴趣，他拿起那份报纸，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个小时。他从报纸上得知，这位小神童已经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

11岁的小亚勤被这篇报道吸引住了，或许是小孩子的好胜心，又或许是这颗璀璨的童星注定要开始发光发热，他坚定地对妈妈说：“我要上大学。”

母亲不想给亚勤压力，对他说：“你11岁上初三已经很了不起了。”

张亚勤果断地说：“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

但是，按照规定，只有高二的应届生才能参加高考，张亚勤非但不符合条件，他还有两年的课程要补。身为中学老师的母亲找到学校的校长，想让张亚勤直接上高二，这是唯一的能让张亚勤符合高考条件的办法。校长说：“亚勤很聪明，我也很乐意帮忙，但是他必须先考上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上师资力量强，才有上大学的机会。”

当时，距离尖子班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在那短短的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并成功考入了高二的尖子班。他回忆说：“‘文革’时的功课也比较简单，所以一个月把两年的课学完，还是有可能的。这一个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个月，每天学习差不多20个小时。所以，有的时候动力很重要。我的动力就是，要去参加高考，要去上中科大。”

距离高考只有7个月了，拿到考试资格的张亚勤，在这样的动力下，投入了到更紧张的学习中。但他的身体开始抗议，长期的劳累，使他突然得了急性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疗。半个月后，他出院了，但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他一门心思还是想着两个字——“高考”。

母亲心疼张亚勤，怕他的身体扛不住。母亲说：“你还小，今年还是不要考了吧。明年考或者后年考都没关系。”张亚勤的回答是：“我还是应该去尝试一下，如果不去尝试，不去考试，等于承认失败，等于是零分了。”

母亲知道，儿子决心已定，自己无力阻止。她在为儿子担心的同时，也感到了骄傲。

1966年6月，我国的高等院校停止招生，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同时停止。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几近瘫痪，没有高考，没有经过统一正规考试的大学生在校学习。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期盼多年的考场。1978年夏天，又有590万考生参加考试。

年仅12岁的张亚勤参加了1978年的“黑色七月”那场考试，和其他几百万比他大很多的考生一起，解答着相同的试题。

一个月后，分数揭晓。遗憾的是，张亚勤的高考成绩比中科大在山西的录取分数线差了10分。正当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张亚勤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他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

30年后张亚勤回忆起当时的事，依然记忆犹新：“当时少年班的招生，也不是十分的规范，最后决定在全国大的城市里面进行一个统考。我报名的时候，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了。当时我连考哪几门都不知道。我说肯定会考数学吧，我就拿了一本老的数学习题集，开始复习。”

张亚勤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他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人。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张亚勤去学校的时候，甚至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太原出了个神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

回忆30年前的那场考试，张亚勤说：“1978年，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邓小平恢复工作，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恢复高考。这其实是改革开放里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是最佳的渠道。而且恢复高考还有一个象征的意义，那就是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接受教育，走向社会。”

他说，恢复高考这件事，对于整个改革开放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人才。高考恢复了，给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基础。

他感慨道：“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具知名度的高等学府。除了与北大、清华一样出色的学生、老师和校风之外，中科大的少年班是当时报刊杂志上最吸引人的新闻。

12岁的张亚勤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

上大学的很多事情，比如办理转移粮户关系、买火车票、行李托运等，都是张亚勤自己办理的。虽然有母亲陪着，但她不出面，只是提醒张亚勤不要把证件丢了。

有趣的是那次办理行李托运时，工作人员说：“叫大人来办，小孩不能办。”坐在稍远处看管行李的母亲这才上来说：“他能行，让他办好了，我不会写字。”工作人员无奈，只好让张亚勤办。填完各种表格后，工作人员赞赏地说：“还真行！”大家一问才知道，这个年仅12岁的小男孩，要去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上学。办事的窗口一下围起了一堆人，张亚勤和母亲在一片赞扬声中费力地离开了现场。

小时候，他就常常一个人乘火车来往于太原到晋南的姥姥家，母亲说：“男孩子，就要到外面跑跑，才能独立，才能真正了解外面的世界。”因此母亲对张亚勤此次的只身前往，倒很是放心。她知道，张亚勤从小就是一个很自立的孩子。

其实，在火车站等车的张亚勤，还是满心期盼着母亲能够送自己，毕竟他还是一个孩子。一路的旅程由于同伴的相随而不显孤单，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些趣事。那时从太原开往合肥的火车，需在山东转车，之后的几年，他们都是来来往往坐着同一趟车。离开父母的快乐的孩子们会改变乘车路线，选择在山东德州转车，为的是转车的时候，饕餮一顿著名的德州扒鸡。

那时的中科大是什么样子呢？张亚勤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母亲拿出一张老地图，想要找出中科大的具体位置。地图上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大的城市有三个圈，像北京大五星三个圈，中等城市两个圈，小城市是一个圈。张亚勤记得，那张地图上，太原是两个圈，合肥是一个圈，他对母亲说，原来我要跑到一个更小的地方去啊。

但是到中科大他才发现，中科大尽管在一个小的城市，但是这里藏龙卧虎，集中了各地的精英。所以后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合肥这个地方尽管很小，但是中科大可真大，觉得自己真是开拓了眼界。

张亚勤记得，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他个子小，就问他是不是少年班的小孩。他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他说：“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张亚勤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少年班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他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他也大不了几岁。

在中科大少年班，张亚勤发现，别人的成绩大都比他好。刚进中科大，首先碰到的是上铺的同学，他考了430分，整个考试是500分；又过来一个同学，450分。那一年山西的状元是410分，这次简单的聊天让他感觉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世界真的很大。学习的基础比其他的学生要差一些，还是孩子的张亚勤，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种无形的压力加剧着张亚勤在新环境下的不适应。一个12岁的孩子，需要去承受很多他这个年龄不该去承受的东西。他记得，那时自己经常堆了很多衣服，很久都没洗，班上的汪老师经常帮他洗衣服。汪老师后来找他谈话，害怕他功课会耽误，帮他解决思想问题。第一学期前半年考试张亚勤的数学是61分，语文71分，其他也都是六七十分，只有物理考了80分，在中科大成绩属于比较差的。

但是，年幼的张亚勤当然不会满足于在科大混日子。他知道，年龄和成绩无关。在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他渐渐适应了新环境，第二、第三年也就开始慢慢开窍了，到了毕业的时候，张亚勤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张亚勤选专业时，是1979年，他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拉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所以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张亚勤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到的事情都是他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张亚勤眼里那些都很神奇。当时他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很有意思。他说：“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回忆在中科大的生活，张亚勤说：“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山西1978、1979年高考的前十名都去了中科大，每年中科大可以招10到20个状元，当时是中科大的鼎盛时期。中科大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像朋友一样，汪老师就像我们的母亲。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学会了很多——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张亚勤从小就好奇心比较强，所以学校的讲座不管听得懂听不懂他都去。比如说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是中科大的客座教授、名誉教授，他们讲的课深入浅出，张亚勤听得懂一点儿。但是有些国外学者讲的就不太懂了，比如说当时的霍金，他讲黑洞，讲得特别理论化，张亚勤尽管听不懂还是坚持下来了。他还记得，有一次日本的教授讲关于生命科学，很学术，当时的翻译比较差，最后等于他一个人用日语讲，下面好几百人在那儿听，听不懂也硬听着，当时的学生有很强的求知欲。

在中科大的8年学习生涯，正是一个年轻人世界观、价值观定型的时候，中科大的学习生活为他未来的传奇拉开了序幕。张亚勤在中科大长大，在回忆母校时，他说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在中科大时，他没有特别去想眼下要做什么，而是把自己的目标设立得十分长远，朝着一种追求去奋斗。

九、张亚勤少年班传奇走出国门，享誉国际学术界

1985年，一封信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中科大。那是一封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收信人是张亚勤。

在这之前，张亚勤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没有考托福、GRE，甚至都没申请过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本科毕业后，张亚勤考上本校电子工程硕士，继续深造。硕士即将毕业时，张亚勤正在做通讯方面的硕士论文。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和整个发展水平和全球还有很大的距离。计算机的速度比较慢，加减乘除还没有自己算得快。而且输入、输出的设备比较原始，当时用的是纸带穿孔，首先像打字机似的把程序用0、1打到一个纸带上再输入到电脑里，一有问题的话，你的程序就通不过。张亚勤从事的课题是相关应用，是热力学，关于风动方面的计算机数字采集的一个课题。他的指导老师在学术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他说：“教授可以说是整个手把手教我，包括选题、每一步的试验结果和最后的论文撰写和答辩等。我一方面在做论文，一方面也读很多书和相关论文，也接触了其他领域的一些知识。”

经常查资料的张亚勤，有一次读到了一篇文章，他觉得无比困惑，怎么就看不懂呢？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皮克·霍兹。现在人们所熟知的CDMA的前身就是阔频通讯，皮克·霍兹是这一领域的鼻祖之一，他原来是军事通讯方面的专家。

1984年底，皮克·霍兹教授到北京访问。因为中科大和中科院是姐妹单位，中科大是中科院的大学，所以读研时张亚勤经常去北京调研，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皮克·霍兹当时有好几场的讲座，其中一场讲座，由于张亚勤对通讯比较懂，而且读过他的文章，做了皮克·霍兹的翻译。

张亚勤觉得皮克·霍兹教授讲得特别有意思，尤其是CDMA，用密码就可以有这么多种通讯的方式，可以提高通讯的容量、效率，太神奇了。皮克·霍兹走了之后，张亚勤继续读他的文章，遇到问题了，当时还没有Email，就给他写信。皮克·霍兹教授很热情，回过一两封信。

皮克·霍兹对这位19岁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热情，印象深刻，所以就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到美国来上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给他奖学金。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国还是比较罕见的。主要是数学、物理专业的优秀学生希望到国外读博士，读工程专业的机会少一些，因为数学、物理比较容易拿到奖学金。

1985年底，张亚勤硕士毕业，回到了太原。那时的他有几个选择，一是接受皮克·霍兹教授的邀请，前往美国继续自己的科研；另一个选择是，一直想尝试新领域的张亚勤，可以去德国学企业管理。他当时在太原理工大学一边任教一边等待机会，最终他欣然接受了华盛顿大学抛出的橄榄枝。

1986年9月，他来到美国，成为皮克·霍兹的门生。

这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12岁的大学生，一直在冲击着人们的视线，在20岁那一年，即将远赴重洋的他，又将在美国的学术界激起怎样的巨浪？

20岁的张亚勤，从山西太原到安徽合肥，再到美国华盛顿，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张亚勤说：“去了之后，感觉什么都特别新鲜，对一切都感觉特别好奇，甚至感觉周围的空气都有些不同。”

那时他住在离学校半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没有车，他常常是走路去上学，路上会经过白宫、美国的国务院、国会大厦、世界银行很多机构。有一次，他遇到了一场大游行，上百万人在反核武器，原本打算去上课的他也加入了。

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张亚勤还是感觉到了不适应。首先是语言问题。他说：“尽管我的英文算是不错的，但第一学期上课的时候，50%～60%都听不太懂，我就买了一个录音机，把老师讲的录下来，再去复习，每次上课前都预习。”

他刚去了两个星期，教授拿来一堆文献，让他做一个评价，一个月内完成。皮克·霍兹教授当时是IEEE transactions杂志的主编，文章都是那本杂志上的。张亚勤一看这些文章，头就大了，很多知识都是国内没有学过的，而且都是通讯方面最新的技术研究。他接到这个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图书馆，借了60多本书，反复地阅读。在国内学的词汇有些搞不清楚，还有很多的词汇都不认识，而且他还不是很清楚论文的国际标准。他耐着性子看了又看，做了很多笔记，慢慢弄清楚了思路。

当他把自己总结的论文内容、公式的推导过程、对论文的评价交给皮克·霍兹教授时，教授很惊讶。张亚勤回忆道：“教授说他本来是希望我随便看看，没有想到我每篇文章都做了很仔细的评价。所以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博士了。我那时才去了几个月，老师的这句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对我却是很好的鼓励，我把它看做一种肯定，信心增强了不少。”

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同时也发现功课比国内要简单，特别是数学、物理。他说：“在基础学科方面，中国学生的培养深度比国外要强很多，基础比较牢。”

张亚勤在华盛顿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做课题，因为教授有很多的课题，有一些像国际卫星组织通讯的课题，还有一些图像处理压缩的课题，一边读书、一边做课题，训练也很多。一年半以后，他参加了博士资格考试，考了满分。美国的博士分两部，一部分是读书，一部分是考博士资格考试后进入论文阶段。皮克·霍兹让张亚勤和他谈一谈博士论文的选题，张亚勤问教授要做什么选题，教授的回答是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张亚勤说：“这和国内不一样，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在美国的话，可能阶段也不同，因为是读博士，老师完全看你要做什么，他对你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做研究、做科研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自己选课题的时候都是最用心的时候，也是最培养你独立研发能力的时候。”

其实，他到华盛顿大学不到一年，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就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他说：“当时去得比较急，华盛顿大学在文科方面特别好，像法学院、商学院、外交、政治方面都是一流的，在工程方面也很优秀，但却不是最顶尖的。”

但他还是决定留在华盛顿大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在国际卫星组织所做的课题已经开始了，负责解码的他一走，这个课题就会中断。另外一方面，张亚勤觉得，跟皮克·霍兹读博士可以学很多的东西，尽管其他学校名气大，却不一定能遇到这样好的导师。其实，所有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字——诚信。这也是张亚勤一直恪守的信条。

他在华盛顿大学依旧平静地生活着，博士毕业论文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国内来朋友了，他会充当免费司机，去机场迎接；也经常和女朋友开车从华盛顿冲到佛罗里达。

但是，他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毕业论文快完成时，他竟然在一位日本访问教授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份日文专业杂志，上面刊发的论文标题和自己的一样。原来，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刚刚在日本发表。张亚勤从这件事中意识到了封闭的危害。做研究，如果不能与外界保持及时便利的信息交流，就会多走不少弯路，甚至做不少无用功。

距离毕业论文截止的时间越来越近，张亚勤只能从头做起。美国全新的教育方式激发了张亚勤的潜能，这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初到华盛顿的稚嫩青年了。知识结构的梳理，学习方法的改善，再加上老师的指导，让张亚勤感到自己完全“清醒”过来，接下来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如鱼得水。他做出了更出色的博士论文。

1989年，著名的GtE研究中心迎来了一位年轻的东方人。在接下来的5年里，他作为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全身心地投入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讯研究领域，并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这位年轻人就是刚刚博士毕业的张亚勤，他在教授的推荐下进入GtE工作，那一年，他23岁。

当时，GtE是美国除了EtNt之外第二家大的电信公司，位于马塞诸萨州。张亚勤觉得那是自己做研究最集中最有成果的5年，也是最有激情的5年。他说：“在那儿的5年，我是研究员，顶多夏天雇两三个学生，但却是完全的百分之百深度的焦距，我自己选择研究方向，自己写论文，不受到什么限制。现在想起来，这段时期却是如此的重要。”

张亚勤举了一个例子。因为自己一直好奇心比较重，所以他和同事们吃饭时常常聊天，问人家做什么。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从台湾过去的同事，也是无线通讯方面特别领先的一个博士。张亚勤介绍说自己当时是做视频通讯和图像通讯、图像压缩，那位同事则在做怎么样把语音通过tDMA，通过数字的方式、无线的方式传输。张亚勤考虑到自己做图像和视频，信息很大，就建议两个人一起做这个课题，把图像和视频结合起来，等于电视在无线频道上传输。那位同事听了之后，觉得不可能，因为那时连声音还没法传，更别谈视频、图像。但是，两个人还是坚持下去了，合作半年之后，他们做出了一套模拟系统，写了一篇文章。

张亚勤介绍说：“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成为这个领域运用最早的论文。现在在手机上可以送图片了，可以有视频的电话、看电视，但当时还是20世纪90年代，快20年前了。”

张亚勤总结了在GtE的收获。他说，在做研究的时候，好奇心很重要。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要选择跨领域的或者是新领域，不要满足于在旧领域做一些小小的改进。选择一些新领域，这是最重要的。此外，选合作伙伴时，一定要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最后，所做的东西要有前瞻性，而且要对产品和产业有影响力。他说：“我在GtE研究中心学习了如何把商业和技术相结合。”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传统彩电产业已基本上被日本人所控制。彩电技术的创造发明者美国希望在这一工业领域找到一种高清晰度的电视，而日本人似乎在这一研究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们开发出模拟制式的高清晰度电视技术，并形成了标准，索尼和松下公司期望以此进一步控制全球市场。而美国学者一开始就直接瞄准数字化的高清晰度电视展开研究。为了达到制定全球标准、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取胜的目的，1993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仪器公司、荷兰菲利浦公司、麻省理工学院、汤姆逊公司、Sarnoff实验室等欧美这一领域的领先研究机构和企业形成高清晰度数字电视的大联盟，工业标准也正在制定之中。接下来就是要有人在标准下开发出技术，做出新产品，而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就是解决图像视频信号的压缩处理和高速传输，其中有很大部分工作属于压缩、编码、处理及传输。

1994年，张亚勤离开GtE，受聘于Sarnoff公司，任职于该公司的多媒体实验室。Sarnoff发明了电视机、摄影机、FhS、NCR、LCD等家电，在美国被称为是“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特别是在数字视频方面，是全球做得最好的。

张亚勤当时参与了Sarnoff最重要的一个关于高清晰电视的项目，并领导了美国部分高清晰电视系统的集成和标准的制定，比如现在很有名的AtAC标准。

他担任的职务从项目经理到部门主管，直到1997年成为多媒体实验室主任，这是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获得的最高职位。在此期间，Sarnoff多媒体实验室创造了数百项新技术，申请了无数专利，而其中5项最重要的技术和专利，都是张亚勤直接创造的。

Sarnoff实验室开创了研究自立的先例，采取三种商业模式：其一，接受委托从事研究工作；其二，自己研究，开发出技术，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授权获得商业收益；其三，对于一些看中的技术，单独投资或与风险投资公司一道投资，直接创办企业获利。

Sarnoff多媒体实验室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张亚勤开始与世界一流的大企业打交道，讨论商业合作。先后一共有包括休斯在内的20多家大公司与其合作并转让技术。同时，张亚勤还利用自己开发的技术创办了两家公司，只待产品成熟，上市运作。

1997年Sarnoff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四大杰出研究中心之一。在Sarnoff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张亚勤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

这一年，他个人也获得了巨大的认同——张亚勤荣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这是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成为该协会100年来获此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31岁。

他在美国继续创造着东方人的荣誉。1999年1月，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将1998年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授予了张亚勤，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他发来贺信：

“祝贺您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您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成就无疑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巨大鼓舞。”

在这个领域，张亚勤一共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0篇论文在世界最权威的IEEE transactions杂志上发表，这个杂志审稿周期是两年，能在这里发表论文，代表着一种认可。他还先后出版了11本专著，在视频压缩、交互式电视、多媒体通讯、桌上可视电话等方面取得了几十项专利，其中有些专利已形成产品。他的关于“小波图像及纹理编码”和“全球动态判断和补偿计划”等50多项技术对国际标准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我到现在为止可能在这家权威杂志上共发表了100篇文章，其中有50篇是我独立做的，另外50篇是和别人合作的。我自己做的文章，没有一篇曾经遭到拒绝。”

作为全球知名的杰出科学家，皮克·霍兹教授多次在公众场合毫不掩饰地夸耀张亚勤：“和张相处一个星期，就会感到他非常特殊，他是世界的一份财富。”

九、张亚勤少年班传奇结盟微软，如同对一位朋友的承诺

在美国已经待了十几年的张亚勤，似乎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习惯了每天对着大西洋彼岸的空气开始自己一天的新生活。1998年10月的一天，一个越洋电话让他和微软结缘，并将由此创造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期。

微软向张亚勤抛出橄榄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4年他从GtE准备换工作时，就拿到了三个公司的Offer，这三家公司都大名鼎鼎——微软、IBM和Sarnoff。那时微软刚刚成立了自己的多媒体部分，但是还处于起步阶段，权衡之后，张亚勤选择了Sarnoff。

张亚勤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在Sarnoff的这几年，他也看到了微软的迅速发展。而此时的张亚勤，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Sarnoff多媒体实验室已成型。

越洋电话的那端是在业内名气颇响的李开复博士。1998年，比尔·盖茨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全世界最高水准的研究机构”，李开复接受他的邀请，到中国开始招集人才，筹建微软中国研究院。

这其实是张亚勤第一次和李开复直接接触。电话里李开复介绍了微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院的意愿，并表示希望张亚勤回来一起创业。

张亚勤在美国的这么多年，回来过几次，但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但在张亚勤的心中，自始至终有着十分浓郁的祖国情结。在Sarnoff工作时，张亚勤接待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于他们的要求，他总是尽力满足，并且给予热情的关照。在他的实验室，他接待最多的也是华人学者。

因此他非常希望在美国的工作交接妥当后回国发展，李开复的这个电话被他认为“可能是到时机了”。

1998年的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20个年头。上一个年份，金融风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一一发作，景象之惨烈让人胆战心惊，中国虽然成功躲避开了，但也多少受到了影响。随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十五大的召开被誉为是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开始的标志。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改革的浪潮。

这一年的中国，朱镕基新任国务院总理，他承诺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三件事，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全世界都在见证着中国的发展。

1998年11月，张亚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来后，他和李开复见面了，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张亚勤说：“我觉得开复不仅仅是在建立一个机构，其实是在实现一个理想，希望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方面的机构。另外我对微软也是十分敬佩，我自己也是微软技术、PC产品的使用者，或者说是微软的FANS。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是研究。”

随后李开复陪同张亚勤看了北京的很多地方，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在他的心中依旧是如此熟悉，长城、故宫……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亚勤算了算，这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他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

他和李开复来到当时希格玛大厦的五楼，那里还在装修。李开复说，如果你接受的话，这里就将是你的办公室。张亚勤欣然接受：“我回来！”

从此，张亚勤正式加盟微软。不久，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李开复任院长，张亚勤担任副院长兼首席科学家。他和李开复一起把研究院从无到有，建成了世界级一流的研究机构，在产品方面、学术界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并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那时适逢回国的第一个高潮，很多人回国是为了创业，比如张朝阳以及后来回国的李彦宏组建互联网公司。所以当张亚勤听李开复说回来做研究，觉得挺新鲜的，和别人回来的目的不太一样。

但张亚勤感觉，当时不但是在做一个实验室，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一流的研究院，他们其实也是在创业，在创造一个历史。

当时很多人都不了解张亚勤做出的选择，这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张亚勤如此解释自己的选择：“微软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公司，我也很想回到中国，而且我还想继续我的研究。因此，微软中国研究院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选择，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平台。”

张亚勤说，自己在人生重要关头的抉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有时是根据自己的感情，而很少出于一种特别逻辑的思维或者特别系统的考虑。做出加盟微软的决定，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待遇如何，中国的空气如何，自己将有什么得失。这一决定就像是对一位朋友的承诺，要闯出一番事业。

刚回国的他，面对的是正在展开新画面的中国，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新事业，前方必然面临着许多不可知的挑战。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20个年头，对外交流也已经渐成气候，但当时中国的研究水平和世界还有较大差距。张亚勤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他说：“当时完全是一张白纸，你可以随意去勾画。”

张亚勤是个天生喜欢冒险，喜欢挑战的人，这样的生活才有乐趣。他说：“这样的生活，常常期待着能够出现一些惊喜。就像通讯里面的一个概念叫做熵，熵越大，随机性越大；不确定性越大，也就越有意思。如果事先什么都知道，对自己的10年、20年看得很清楚，能够看到自己退休前、退休后的状态，熵为零，那样的状态太没意思了。”

成立研究院的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找到一流的人才。研究所的领军人物已经确定了，李开复领导语音识别方向，张亚勤负责多媒体方向。

1998年新年前夕，张亚勤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回美国探亲。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让许多杰出的中国海外学者十分感兴趣。张亚勤向他们详细地讲述了到中国以后的情况及自己的感受。有相当一大批杰出的中国海外学者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聘请，回国工作。他们中的几位与张亚勤一起，最终在多媒体领域建立起了实力很强的团队——沈向洋，全球最杰出的图像处理学家之一；张宏江，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领域的先驱；李世鹏，多功能图像/视频处理和压缩领域年轻有为的学者；朱文武，来自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网络及通信领域的专家，以及当年清华大学的“神奇小子”李劲。这个团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水平，甚至堪称世界一流。

研究院用了一年的时间扩建自己的团队，定义研究方向（同时和微软总部尤其是产品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和国内的学术界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研究所的自身定位是国内学术界的一部分，与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都成立了联合实验室，与国内学术界资源共享、共同成长。他们也开始在全国高校找寻博士人才，第一年，他们总共带回了10个人。

微软研究院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

2000年夏天，微软内部推出了一个向比尔·盖茨汇报的项目。这一机制希望把公司里面最前沿、最优秀的项目向比尔·盖茨介绍，听取他的意见和回馈。这一机制的推出一直是比尔·盖茨30年来想做的事，可以申报的包括产品或研究成果。汇报的结果将直接对某项产品开发、研究方向以及公司发展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成立仅1年多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抓住了这次的机会，将研究院在多媒体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出来，参与了这次的汇报。张亚勤率领阵容豪华的多媒体研究队伍抵达微软公司雷特蒙总部。

这是张亚勤和比尔·盖茨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会议是在一个很小的房间举行的，参会者只有十来个人。张亚勤负责作报告，讲述的是小波视频压缩的技术，比较专业。比尔·盖茨不时从座位上走出来，问这个频率点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同的层次代表什么，当系统出现噪声的时候，对质量有什么样的影响，问了不少特别专业的问题。阐述原定一个小时，但由于比尔·盖茨的不断提问和反馈，会议超时了半小时。比尔·盖茨的助手一直催他走，他还是不走，继续和张亚勤讨论。

张亚勤之前听说比尔·盖茨很厉害，脾气挺大，对某些方面感到不满意就会严厉地批评甚至骂人。然而，真正接触时，比尔·盖茨说：“你们是科学家，你们是专家，我是来学习的，来听你们讲课。”张亚勤觉得他很和气，很谦虚。

在这次的会议上，张亚勤还让比尔·盖茨了解了，在过去的一年内，微软中国研究院多媒体小组已经在全球最优秀的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在网络协议领域，申请注册了40项美国专利，做出了60项新发明，并已有8项成熟技术转让给Netdoc，DMD和MStV等相关产品部门。

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发展势头，让比尔·盖茨大为震惊。他对微软的董事们说了自己的评价：“在中国，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多媒体团队，他们做的东西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他称赞张亚勤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微软中国研究院开始崭露头角。从那次会议之后，张亚勤所领导的团队向比尔·盖茨汇报项目就变成了传统，每年都有三到四次的机会。

九、张亚勤少年班传奇接棒领导，将微软中国研究院推向世界最前沿

汇报一个月后的2000年7月，张亚勤在新泽西的家中度假。刚刚休息了两天，李开复打来了电话。他声音显得很沉重，说道：“亚勤，我要离开了，全靠你了。”

张亚勤一时没回过神来，急忙问道：“什么意思？你要去哪儿？”李开复被调回微软总部任全球副总裁，全力投入微软公司最新提出的Microsoft.NEt方面的有关工作，他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棒子交到了张亚勤的手中。

张亚勤觉得李开复在开玩笑，因为研究院才刚刚起步没多久。三天后，他结束了短暂的度假，回到了北京。

2000年的8月2日，他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当时研究院的规模接近50人。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站在新起点上，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东方的中国。亚洲资深的政治家、77岁的李光耀出版了自传《李光耀回忆录》，他预言：“中国有可能实现其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经济大国的目标，它将以一个平等和负责任的伙伴姿态参与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以及成为世界重要成员中的一员。如果它不转移教育和经济两大发展中心，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就是中国50年的一个构想——现代化、自信和负责任的大国。”

在即将加入tO的利好消息的推动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呈现良好的态势。微软中国研究院在这样的氛围中，在张亚勤的带领下，进入“新世纪”，开始走向另一个辉煌。

这一年，比尔·盖茨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这里的一切让他感到回不过神来。研究院更像是一个游戏软件生产基地，像一个科幻世界！“光子”、“量子”、“基因链”、“DNA”、“火药库”，这些都是会议室的名字。墙上啥都没有，多的是大白板，有些甚至没有墙，只有没完没了的大白板。

这是微软研究院，还是艺术展览馆？

比尔·盖茨和微软的其他高官渐渐看清楚大白板上的字，那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式和一些奇奇怪怪的字。

原来那些大白板是张亚勤用来记录员工瞬间灵感的。初到研究院时，张亚勤向李开复提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在他的办公室安装一块长四米的白板，便于他记录自己突发的灵感。显然，研究院后来的白板都是这个初始创意的拷贝。

研究院的同事对张亚勤的评价是，他展示给员工的始终是积极的表情，他把所有不确定和所有挑战，都当做生活中的乐趣所在。他以自己轻松淡定的生活方式感染着身边的人，虽然他从来不会说什么激动人心的话。

2001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发展为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此举显示了微软公司对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巨大信心和对本地区信息产业发展的郑重承诺。

第二年的夏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率团访华，纪念30年前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微软全球CtO克瑞格·蒙迪和他同行。克瑞格·蒙迪既是微软的CtO，也是基辛格很好的朋友。张亚勤和公司的三四位同事，陪同基辛格和克瑞格·蒙迪吃饭时，谈了很多事。基辛格当时回忆了他1971、1972年怎么样装病，躲到汽车的后面，飞到中国，和周恩来总理谈判。

张亚勤说：“基辛格是中国打开大门和中美建交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当时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小的有细节的故事，讲完之后，他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去北京饭店吃饭。到了北京饭店的顶层，他回忆说1972年时，周总理在这儿指着北京的烟囱对他说，我们北京多么地发达。”

张亚勤站在基辛格身边，听他说得很有意思。这时基辛格问他：“微软在中国做得怎么样？”张亚勤向他介绍了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基辛格十分感兴趣，对一些技术方面的事情提出了不少问题。克瑞格·蒙迪趁机邀请基辛格博士去微软中国研究院参观。

基辛格很有兴趣，决定第二天早上前往。第二天是星期六，本来安排了自由活动，去游长城。他推却了，决定去参观微软研究院。那天，他带了医生和克瑞格·蒙迪，把研究院所有的管理者和经理召集起来。那是在希格玛大厦三楼的会议室。

张亚勤事先做了一些准备，打算先给他介绍现在研究的方向。基辛格则表示，先停一下，在你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背景？大致介绍一下。每个人都回答了是在哪里读的书。结果很有意思，“我们一圈十几个人都是同样的背景，全部是在国内出生，在美国读完博士，然后又回来。”

张亚勤说：“基辛格80多岁了，还刚刚做过心脏手术。但听完大家的介绍，我看到他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中美建交的受益者，我们都在为中美科技的交流做贡献，我能看到基辛格老人脸上的那份满足感、那份自豪感，他确实为中美大门的开放做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次，微软的CtO克瑞格·蒙迪还肩负了重任，他代表微软与原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在北京签署了加强软件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原国家计委支持微软公司与中国境内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等，开展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一揽子计划。

在微软的五年，张亚勤实现了比尔·盖茨的理想，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变成亚洲研究院，并推向了世界最前沿。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MIt technology Review评为全球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之一。

九、张亚勤少年班传奇转战微软移动业务，难使的“上方宝剑”

2003年11月，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来北京。这一次，他的行程中重要的一项是会见温家宝总理。在张亚勤陪同前往的路上，史蒂夫·鲍尔默表露了一个新的想法——进入移动领域，并表示他和比尔·盖茨都觉得张亚勤是领导这个团队的最佳人选。最后，鲍尔默问他：“你有兴趣吗？”

张亚勤听了鲍尔默一番话，倒是有些矛盾。研究院发展势头正猛，张亚勤的家也刚刚搬回了国内，他倾向于留在国内。但他内心里却还是想尝试一下这个新领域。

张亚勤本身对手机、移动通讯，还有CE平台很感兴趣，这一工作可以称之为做软件、电子器件以及做通讯的融合，这结合了他过去很多年工作的不同方面，也代表了微软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

两个星期后，张亚勤到了总部。圣诞节降至，美国一片节日气氛，他来到华盛顿的雷蒙德微软总部，与比尔·盖茨会面。

在微软的5年，每年张亚勤都会飞到总部向盖茨展示有关移动计算技术的研究成果，而微软indows CE部门的业务进展实在让盖茨有些失望。张亚勤在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及互联网方面都是世界级专家，他在通信和多媒体技术方面的研究经验和每年的汇报成绩，都令盖茨叹服。于是，盖茨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让张亚勤来做这件事情呢？

“张，我告诉你，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

“这是当然。It、通信和多媒体一直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离不开的，而手机，恰恰将这三方面融合在一起。”

“不，还有一点更重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张，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情。”

2004年初，时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张亚勤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征战微软总部雷蒙德，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

张亚勤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个全新的领域，indows CE部门在他接手时死气沉沉，毫无起色，看上去像一潭激不起浪花的死水。

他开始思考这个部门死气沉沉的原因。这里长期沿袭了PC操作系统的开发模式，所以产品更新周期缓慢，面对已经开始出现加速迹象的移动计算市场，indows CE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因此这个部门还被称为“粘在骆驼上的一只蜗牛”。

早在三年前，他就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小组，研究无线网络，一直在做indows CE的产品转化工作。这无疑有助于他工作的展开，也坚定了他冒险尝试产品研发的信心。虽然，前方充满了挑战。

对微软来讲，PC一直是强项，但计算已经进入了新的领域，包括手机、电视、汽车等。张亚勤分析，有电的地方都会有计算，有计算的地方都会有智能，有智能的地方都会有互联网，所以未来是一个互联网的世界，一个多平台的世界，所以非PC是微软未来战略的要点。

他说：“移动是非PC业务中最重要的一块核心，这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挑战的一个任务。”

移动业务部分刚刚启动时，缺人也缺资金，而且由于公司事先在该领域没有建立任何信誉，从头做起的难度超乎想象。张亚勤将其简单归结为三个一，即一个模式，一个人才，一个合作伙伴。

面对一个新的领域，如何去制定战略模式？团队里都是学历高的It精英，大家各有各的看法，不少人提出学习苹果，做手机。

张亚勤还面临招兵买马的难题，怎么样去找到最优秀的人才。好在比尔·盖茨对他说，你放手去做，想雇多少人就雇多少人，没有约束和限制。但一下子要找那么多精英人士，而且是在这个新领域内，如果想从PC领域找跨领域的具有前瞻性的人才，也很难。

第三个难题就是怎样和运营商、手机制造商合作。他们的观念可能认为，微软是PC领域的霸主，占90%以上的市场，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会不会将他们吞并？因此，微软移动团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他们的疑虑，建立一种信任。

再次回到美国的张亚勤，孤身一人，家还安在国内。他记得，那时自己做了很多决定，每天脑子里都在琢磨这些事，到了深夜还面对着电脑，做技术架构，构思战略版图。有时很晚了，他一个电话或一封Email召集下属开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一群人集体熬夜，第二天个个都很憔悴。在美国很少晚上开会，张亚勤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同事的抱怨。

比尔·盖茨对他说：“这是我们公司的未来，我等于把未来交给你了。我给你资源，你可以做任何决定，唯一的要求是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张亚勤感觉到了自己肩上的压力，公司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必须以最快的效率理清发展方向，加强执行力。

但这个任务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完成的。有一次，几个大公司的CEO不断给张亚勤打电话——张亚勤他们的产品要晚两个月才能出来。因为这个业务在产业中属于比较上游的，一旦延迟，就会影响到很多人。当时这个产品晚了两个月，意味着错过了圣诞节这个重要商机。

张亚勤那天正在国内出差，早晨四点，一个多普达的CEO打来电话。多普达是张亚勤他们当时最大的客户。那位CEO打电话时都快哭出来了，说产品要是晚两个月，公司今年的销售就泡汤了，整个公司的业绩也会大受影响。

张亚勤接到电话时，心情很复杂。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有晚过，做什么事情都是提前完成任务。这是第一次，我切身体会到如果我们的产品晚了，对运营商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对合作伙伴的业绩、数据服务以及运营库产生多大的影响。”

那三个月，张亚勤几乎天天失眠。从公司回到家里，他整个脑袋都还停留在工作的状态。孩子和他讲话，他也根本没有感觉；他太太跟他说事，他也没有任何回应，他太太索性不理他了。

这样的状态，张亚勤还经历过一次，那是写博士毕业论文的时候。那时满脑子是解码，他感觉那段时间是处于一种飘浮的状态。现在做indows Mobile项目，又回归了这种状态。

当时张亚勤的移动团队1000多人，原先分属于不同的几块部门。张亚勤下面有四个总经理，都是公司的元老级人物。这些资深人士投入讨论的时候，特别坚持己见，彼此之间常常就某个问题不能达成共识。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团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但是大家的意见往往是对立的，完全不同。有几次，张亚勤开经理会议，看到大家板着脸生气，自己气不打一处来，就会拍桌子、扔笔，有时甚至扔到别人头上去。

好在这都是一个必要的磨合过程。大家互相较真却也没受伤，只是讨论问题、做决定的时候，气氛相当紧张。后来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做了规定，不准扔东西。

磨合期过了之后，张亚勤总结出了一些东西，并对自己团队的成员做了阐释。他认为一个领导者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能力：首先是洞察力，对这个产业的洞察力；其次是简化问题的能力，把一个很难的、大家看起来十分复杂的概念，用简单的语言讲出来；第三点就是判断的能力，做到CEO这个重要的位置，你作为聪明的人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这个能力考验你到底会选择哪个。缺的不是办法，缺的是选哪一个人的办法。此外，还有一点，心态很重要，时刻保持好的心态。

张亚勤说，自己现在的心态相对而言还是好的，但做indows Mobile项目时还是明显感觉到压力很大。现在想来，那时他对自己要求过高，逼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交出成绩。主要是当时没有很清楚的方向，尽管比尔·盖茨给了他一个上方宝剑，但抛给他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新问题，一个比尔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问题。

新业务的开拓用了两年，一切终于渐渐有了起色，微软已经在这个领域排名第二，indows Mobile已占据全球窗体顶端智能手机操作系统25%的份额。微软移动平台的合作伙伴已有55个国家的47家设备制造商与115家移动运营商。后来，张亚勤回到国内，从来没有睡不着觉的，一般头一靠在枕头上5分钟就睡着了。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第一站在西雅图，访问了微软公司以及比尔·盖茨的家。张亚勤作为公司高层，与比尔·盖茨一起接待了胡主席。

张亚勤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胡主席去了微软的“未来之家”。比尔·盖茨十分重视胡主席的这次访问，他安排了张亚勤作技术演示，并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和张亚勤一起排练。胡主席来了要站在哪里接待，每个地方需要站多长时间。张亚勤第一次看到比尔·盖茨念稿子，直到胡主席抵达前的两三个小时，比尔·盖茨还在准备。

张亚勤准备了两个演示，时间都做了严格的分钟规划，第一个演示2分钟，第二个3分钟，共计5分钟。但第一个演示就花了差不多5分钟，因为胡主席一直问问题，因为他也是学工程的，对一些技术的问题很感兴趣。整个演示过程不像是在汇报工作，倒更像是一个交流。比如，胡主席问他关于自签名的问题，胡主席说，你这个签名对不对，你首先怎么保证这个准确性？其次数据库训练的时候，样本多大？

张亚勤说：“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胡主席的知识面很广，他的好奇心很强，而且挺幽默，不是想象中那么拘谨。”

随后，胡主席一行去了比尔·盖茨家里。那天晚上，比尔·盖茨邀请了100位客人，有很多企业界的知名人士，基辛格博士也应邀参加。在家里就比较轻松，欢迎的时候也没有稿子要念。张亚勤记得，胡主席之前曾问过微软的工作人员，说盖茨用不用稿子，员工说可能不用，平时都不用的。胡主席说那他也不用了，讲得十分风趣。

盖茨带胡主席参观了他的图书馆，有很多的收藏，很多名画，也有很多过去总统的亲笔，包括《独立宣言》的原稿。胡主席对其中的一本书很感兴趣，是关于达·芬奇的。那是达·芬奇原来设计水泵的原稿，他不但是很有名的艺术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工程设计家。比尔·盖茨有一个很长的原稿，胡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他自己也是学水利工程的。

张亚勤记得胡主席这次行程中的一个细节。在微软“未来之家”访问完后快要走出中心时，胡主席忽然停住，对比尔·盖茨说：“盖茨先生，你是中国的朋友，我们中国也是微软的朋友，我每天工作都要用到微软的indows。”盖茨也很幽默，说：“你遇到什么技术的问题，我随时待命。”张亚勤当时站在他们中间，能够感觉出当时轻松愉悦的气氛。

他觉得，胡主席参观微软并且在盖茨家用晚宴这一举动，不仅仅是表示对微软的重视，也是在向世界传达中国政府对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视。

张亚勤说：“我自己也觉得特别荣幸，在第一时间，以最近的距离看到两位主席的亲切的对话。这对我来讲，这是高科技的一个闪光点，也是中美科技交流、中美两个国家交流的一个闪光点。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中国长大了，另外一方面是我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又回到了中国，为中美的科技服务，为中国服务，我觉得特别地欣慰和荣幸。”

九、张亚勤少年班传奇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在以“Made in China”为世界所熟知。

加入tO的2001年，中国外贸规模为5000亿美元，到2004年就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过了日本，2005年达到1.4万亿美元。随着中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出国门，欧美消费者发现“Made in China”已经像空气一样，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至于一位美国的女记者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她和家人将在一年内不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因为她在圣诞节期间整理家里的东西时，发现每个角落里的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

但这位女记者很快发现，这个决定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她根本无法摆脱“中国制造”。一年后，这位记者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名为《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A Year it “Made in China”）的书籍，她在书的最后宣布：“原本想让中国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但后来才明白中国原来已经渗透到我的生活中，这令我非常吃惊。我和家人决定向现实妥协，否则为此忍受的生活不便和代价真是太大了。”

“中国制造”风靡全球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字——“廉价”。这是“中国制造”制胜的唯一武器，也是最令世界难以抵挡的竞争力。

但是，张亚勤看到了中国拥有的更重要的潜力。他想要打造中国“智”造。

张亚勤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前面的30年里我们用大量的人力、劳力从事制造，这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机遇，我们的经济可以说创造了全球人类历史的奇迹。但是在以后的30年，能不能保证同样的快速增长，能不能通过原来的第一劳动力，通过高成本的模式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只有通过研发、创新，通过‘中国智造’，中国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保持快速的增长，继续领导世界高科技的潮流。”

张亚勤回来，正是为了这样一个理念。

此时的中国发展很快，不仅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其实也是创新人才的基地。张亚勤向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提议，在中国建立一个非常大的研发基地，不仅仅是研究院，也不仅仅是基础研究，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从事核心技术孵化和产品开发的大团队，其实这和微软整个公司发展的战略是不谋而合的。

2006年1月，微软宣布在中国成立研发集团。张亚勤负责将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微软中国研发中心、微软中国技术中心、微软互联网技术部（中国区）、微软亚洲硬件技术中心及其他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各类产品研发机构等整合成中国研发集团。

这是他第二次回国开创事业，这一次他的头衔是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两年前他搬到微软总部去时，曾对秘书说：“别把我的书搬走了，我还要回来的。”一切正如他所料，他又回来了。

这一次的目标也很简单、很清楚，和第一次一样。1998年底，张亚勤和李开复是想要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机构；这一次，是要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研发团队，不仅仅有研究，而且其产品要对全球都有贡献，所以提出了“中国智造，慧及全球”。

他要在中国做出征服全世界的产品，要把全球的产品智慧拿到中国，服务中国的用户；同时也要把中国最聪明的人才聚集起来做最好的研究、最好的产品，推向全球，为全球服务。

张亚勤说：“我定期要参加由比尔和鲍尔默主持的考试，因为他们是赚钱的，而我是花钱的，他们需要知道钱是否花在点子上。”

盖茨和鲍尔默考核张亚勤有三个指标：第一，是不是雇到了一流的人才；第二，是否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第三，对产业生态系统、对中国做出了多少贡献。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战略特别清晰，确定了五大研发方向：移动通讯和嵌入式系统、互联网技术产品和服务、数字娱乐、服务器和工具，以及新兴市场。这五个方面都反映了微软全球的需要，体现了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和用户需求，以及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

显然，张亚勤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张亚勤在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担任着伯乐角色，他需要在全球相马，将自己的团队组建成最具竞争力的队伍。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创新，或者更广泛的外企的研发和创新，是中国整体自主创新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和微软战略中的合作和双赢的理念是一致的，不仅仅是自己成功，而且要和产业合作、共同创新。中国的信息产业成功，微软才能成功。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是张亚勤考卷中分量很重的一个指标，因为它是微软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研发集团设立了战略合作部，其中的业务包括把软件项目外包给国内公司，对部分企业做战略性投资，技术授权，与国内的产业一起发展。微软作为一家大公司，有责任来带动中国国内的产业、公司的发展。

经过两年的发展，现在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包括研究院、工程院和五大产品部门，已经成为美国之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功能最齐全的研发中心。有3000多名顶尖的、高端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已有100多项出自中国的技术成果被转移到微软核心产品中，如indoa中的ttS语音合成系统，Office system 2007中的Outlook移动服务等。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创新不仅服务于中国的用户，也服务于全球的用户。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是中国目前科技发展的一个象征。

2007年4月，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第十次访华，他宣布微软将投资建设在中国的研发园区。新园区建成后，将能容纳8000人一起工作。

初夏时节，微软正式投资20亿元人民币在中关村建立亚太区的研发总部大楼，每年还会投资30亿元左右作为研究的经费。因此，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远远超出了别的国家，仅次于在美国；员工数也是海外最多的，从事的项目影响也是最大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也是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最大的。

10年前建立研究院时，他和李开复就希望能建立一栋楼，但当时并没有被认可。10年之后，为什么公司会同意呢？张亚勤认为这是微软全球化建设的一部分。比起10年前，微软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了，中国研发集团要在中国扎根，要有长远的发展，要有长期的承诺；二是因为过去的10年中，微软中国研究院做出了一流的成绩，取得了总部的信任，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微软看到了信心和潜力；第三，建大楼也是一个好的投资，在中国买地建房子，微软可以打造自己的文化园区，从成本上来讲，长远来看也是合算的。

当然，这其中，张亚勤的功劳不可小觑。他在2005年底就做了一个规划，涉及整个的规模、研究所的战略、研发的方向，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方案，比如在北京、上海这样中心的地方，需要去买地、建楼。那时他就已经和公司的CFO去谈，谈得比较多的是成本问题。当时的分析是，买楼的话，成本在5～10年内就可以收回来。

其实，在此之前，很少有跨国公司在中国买地建自己的研发基地，一般采取租的方式。张亚勤则考虑到，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规模很大，很难租到合适的地方。比如现在已经3000多人，规模还在快速地增长，能不能在黄金地段租到这样的房子，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张亚勤说：“两年之后，应该可以看到在中关村标志性的高科技大楼，一个19层、一个17层，有15万平方米，能容纳5000～8000名员工。”

2007年，张亚勤荣膺“2007中国It年度人物”奖。刊发在各类媒体上的获奖理由如下：2007年，张亚勤博士所领导的研发集团，为软件产业的划时代产品，如indoa操作系统、Office 2007、Exchange Server 2007做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中国信息产业向“中国‘智’造，‘慧’及全球”的创新理想不断迈进。

在他的推动下，微软公司2007年4月宣布微软公司中国研发总部项目正式落户北京中关村和上海紫竹高科技园区，这是微软公司首次在美国以外投资兴建自己的研发园区。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微软公司在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务已经达到上亿美元，并将继续快速增长。这一系列举措将对推动微软公司和中国信息产业的共同成长带来深远影响。

当下，他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去做。一切都还是正在进行时。

他开始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去找到领军人物。微软中国研发集团3000多名员工，有很多聪明的充满潜力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是，公司需要更多的有产品研发经验的架构师和领军人物。这类人才在国内都是比较缺乏的。

张亚勤记得，2003年年初，刚上任的教育部部长周济给他打电话，想和他聊聊人才培养的问题。张亚勤后来和他交流了一个上午。那时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和国内的高校、学术界开展了合作。周济原来是华中理工大学的校长，听了张亚勤的介绍很高兴，称赞这样的合作很好，并谈了他自己对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一些想法。

周部长觉得软件产业的人才比较稀缺，但这个产业的发展潜力很大，他希望从中国选出30几个大学，建设专门从事软件过程开发的软件学院，希望微软能在这方面给予支持。而且学院的建设缺少青年教师资源，微软如能提供帮助，将会有很大益处。

当时微软和国内高校有很多不同的合作，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框架。张亚勤让微软中国的高校关系区把不同的方面整合起来，起名为“长城计划”，从事基础研究方面的工作，包括人才培训，如青年教师的培训，也包括其他方面如学术交流、奖学金等。这是微软中国和教育部合作的一个全方位的框架。

“长城计划”当时的投入是2亿元人民币，已经开展了3年，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也曾亲自主持过一些项目，参加高校举办的一些会议，合作十分成功。

教育部曾给张亚勤颁发了一个特别奖，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特殊贡献奖。张亚勤说，自己得过很多奖，这个奖让他感受很不一样，因为这是对他在教育领域的认同，是对他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认同。

如今的张亚勤已经是20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五六个学校的院长或名誉院长，每一年，他都会到多家学校去讲课做报告，鼓励下面的研究人员或者工程人员多到学校去交流。所有这一切都免费的。张亚勤觉得，这是一种义务。

现阶段张亚勤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怎么和国内企业合作。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致力于打造软件It产业的航空母舰，中国现在有很多软件公司、It企业，但规模相对比较小，研发集团希望可以借助自己的力量，帮助建立几个旗舰性的软件公司，协助国内的企业快速发展。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和国内企业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软件外包、技术授权、战略投资和人才培训。研发集团有很多产品，当产品市场化时，与中国的公司合作，共同把产品推向市场；微软每年有2000多项专利，这些专利在过去完全是用于微软产品，从2006年开始研发集团把一部分专利拿出来，让其他企业去使用，特别是刚刚起步的创新型中小公司，因为他们本身没有技术或资源。现在这些授权占微软整个专利的一小部分，每年的授权都将会增加。在战略投资方面，已经针对好几家公司做了比较大型的投资，包括中软、浪潮、大连华信等；现在还有很多公司在洽谈之中。

但张亚勤也提到了授权的几大原则，一是不希望给与之竞争的公司，二是选择创新型的公司，三是对方要有很强的市场能力。

在两年多的发展历程中，在张亚勤的带领下，研发集团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营造了一个开放、透明的合作文化氛围。

他总结了5个企业文化和管理方程式：

第一个是It=IQ+IP。It这个产业看起来很复杂，最终的决定因素是IQ和IP，IQ是人才、IP是创新。

第二个方程式是E=MC2。这也是张亚勤重新诠释的潜能转换方程式。招聘聪明人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潜能释放出来；要找到像镭这样的放射性元素，使他们产生连锁反应，发生裂变。

第三个是测不准原理。张亚勤鼓励创新，允许失败，同样研发集团也有管理自己的风险和投资平衡的标准。

第四个是E→inf（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说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共赢的It产业生态圈，与全球范围的学术界、企业界合作伙伴协力创新，共同分享资源、经验与成果环境。

第五个是1+1≥3。说的是在“多赢”的前提下，合作才是有价值和必要的。

当然，在微软中国研发中心强调得最多的还是两个字——“创新”。

张亚勤说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源泉，我们希望依托于微软的平台，不断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软件精英，助力中国智造的不断升级。希望越来越多智慧、热情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技术人才加入进来，共同实现这一创新愿景。”

2007年9月9日，“中国智造，慧及全球”微软创新之旅第一站在深圳大学城清华多功能报告厅开幕。张亚勤作为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中国智造，慧及全球”的演讲。

这是第一站，随后，微软创新之旅在浙江、武汉、南京等地区的高校展开，反响巨大。

微软创新之旅，这不是最后一次。2008年的微软创新之旅也已经顺利启动。以校园讲座形式开展的创新之旅，将会展示微软全球发展策略与世界技术走向，让世界了解微软获得成功的创新机制。

张亚勤用一个机制——“IQ+IP”对“中国智造，慧及全球”做了最好的注解：智慧，所以要有IQ；IP就是研究的结果要惠及全球。

他说：“现在想一想，邓小平同志真的是十分有远见。30年前，他就提出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并恢复了高考这种人才培养的机制。这两点可以归纳为‘IQ+IP’，既包括创新的过程，也包括创新的结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中国智造、慧及全球’就是他老人家当时提出的大的战略的一个实践。”

九、张亚勤少年班传奇亦师亦友，寻找自己的重力场

在微软的10年，是张亚勤职业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微软不断国际化的重要阶段。

张亚勤和比尔盖茨在1992年就认识了，那时他还不是微软的一员。初次见面是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展览会上，张亚勤正准备做一个演示，忽然听到一个声音，问他视频压缩速率是多少，张亚勤回头一看，正是比尔·盖茨。两人在展览会上就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交流起来，盖茨把他对技术的理解、对市场的感觉联系在一起，超越单个技术、单个产品的层次展开探讨，这给张亚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张亚勤加入微软后第一次和盖茨见面，盖茨对中国很是好奇，问了中国的政府架构、大学教育的相关问题。此后，两人也没有太多的交往，仅限于见面点下头，握个手，讲几句话。直到2000年张亚勤向比尔·盖茨汇报微软中国研究院多媒体团队的成果时，才第一次真正了解了盖茨，也让盖茨对这个为微软打出一片新天地的年轻人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

之前张亚勤曾听说盖茨有一个习惯，经常在他的局域网里骂人，是一个易怒的人。所以，汇报项目前，大家都不知道盖茨会有怎样的反应。没想到，见面交流之后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挺和气的人。

比尔·盖茨对科学家很尊重，他一直说自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听汇报的，中间还和项目组成员做了很多次交流。

张亚勤说，和比尔·盖茨在一起，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的知识面很广，他知道很多种不同的产品，不但了解科技的前沿，而且有很强的商业洞察力。盖茨能把所有的东西简单地列在一起，这是他体现高度的地方。此外，盖茨简化问题的能力很强，他可以把很难的事情，很简单地帮你描述出来，或者是整合起来，能够用一句精练的语言将问题的实质提炼出来。这主要是源于他对技术、产品及市场等综合因素的把握都游刃有余。

这种简化问题的能力，在采访中张亚勤也曾多次提到，也是他一直强调的一种能力。在华盛顿大学读博士时，他从第一次从皮克·霍兹教授身上学到了这点。

他发现在导师评点他的研究时，只看结果，不看推导过程，几乎每一次都这样。有一次，导师看了两三分钟，就笑了，和他说这个不对。张亚勤感到很困惑，自己的推导过程肯定是没有错的，结果怎么会不对？

教授说：“在通讯里有个N，是指用户的数目。比如有10个人通讯，N就等于10，当N等于1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没有人通讯，那么熵就应该等于0。”

张亚勤这才发现他的结果确实有问题，因为N等于1时，按他的公式算出来的不是0；N无穷大的时候，熵也应该是0，而他的结果也不是0。

自己推导了半天，也看不出问题，导师用极限情况作判断，只用了两三分钟，就看到了结果的正确性。这件事情令张亚勤深思。不需要看大量烦琐的过程，而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判断。科学特别是数学有时候有一种令人震惊的简单的美。

由于工作关系，张亚勤跟全球最顶尖的500个公司的CEO有不同程度接触，发现他们很不一样。有的人热情、奔放，有的人内敛，甚至有点害羞，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结巴。但这些领袖拥有的共性中，有一点就是简化抽象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他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也寻找到了。

张亚勤记得，盖茨在那次会后对他说：“做研究应该是探索性的，冒的风险不同，产品也不一样，产品和市场就不允许有不确定性，所以研究本身有它的性质。做基础研究的，如果每一个项目都成功了，那你们就失败了，说明你们冒的险还不够。”

这样的论断对张亚勤的鼓励力度很大。他记得，自己后来做产品的时候经常有争论，在总部indows CE部门做移动和嵌入式的时候，内部之间常常会有争论。他说，争论并不可怕，争论的问题是次要的，比如所做的业务、产品线、技术等，但争论的过程却是收益颇丰的。因为他会提供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最后交给你去做决定。最后的结论或者主意改变了，不是盖茨说了算，而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果，因此这样的争论是没有输赢的。

张亚勤和比尔·盖茨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和探讨，有的时候达成共识，也有出现分歧的时候。争论中比尔讲的是对的，张亚勤坦然承认，但如果张亚勤是对的，他一定坚持己见，不会因为对方是盖茨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张亚勤介绍说，比尔·盖茨是个很厉害的人，但他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有时他如果觉得自己的观点错了，没有道理，他会马上对大家说我错了，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微软公司有一个导师计划，员工可以自由申请或者由公司为员工指定一位经验丰富的员工做搭档，导师将帮助员工制定个人职业规划，并在员工所专注的那些领域助你成长。搭档关系可以帮助双方增强技能、实现目标，并在公司内提高个人能力和职业能力。

2004年，张亚勤调回微软总部负责全球通信及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比尔·盖茨成了他的导师。这样的一个机制，为他们俩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必要时，盖茨会找几个人一起，每个星期或每个月抽个时间去谈话，就像是大学的教授一样。张亚勤和盖茨的交流，他很少准备，因为和盖茨谈话其实很轻松，但却是高智商的碰撞。

张亚勤曾用一句话来评价盖茨，说他闪烁着人性的智慧和光辉。在和他交谈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脑力场的发射。盖茨多次来到中国，作为学生和朋友的张亚勤都随行陪同。他发现盖茨有时问的问题很独特，思维异于常人。有时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到中国很复杂的问题，他不由得佩服盖茨的智力。

在张亚勤看来，盖茨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或商人，他更像是一个战略家，总能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对产业未来5～10年的发展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盖茨的好奇心很强，有时候他好奇的范围超过了软件。一次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因为安排的细节失误，一个会议临时取消，浪费了两个小时。当时盖茨和张亚勤、陈永正、张宏江、刘凤鸣在一起吃着麦当劳的汉堡，他询问中国的一些情况，问得最多的就是在中国农村里面怎么选举，为什么中国的小学生这么优秀等。

盖茨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只身一人跑到北京。这几年，盖茨每次来中国都和学生交流，他只是觉得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盖茨甚至曾经问过张亚勤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学生都这么聪明。对中国学生的好感，或许部分源于张亚勤“神童”形象的影响。

盖茨来中国有时也会和中国一些领导人交流，他说中国领导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强的。张亚勤说：“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不是外交辞令，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没必要再为了什么目的说言不由衷的话了。”

张亚勤每次见到盖茨，盖茨也会欣然地接受他的“洗脑”。比如两会开完了，张亚勤会和他讲讲两会的报告；十七大之后，给他传达十七大的精神。2008年夏天张亚勤回美国参加微软举办的全球CEO峰会，在他家里聊了很多，聊到了中国发生的汶川大地震。

盖茨对中国很感兴趣，这些能让他更多地了解中国。而这其中张亚勤的功劳很重要，用他的话说就是，他是“盖茨了解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2007年比尔·盖茨再次来到中国，这次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并表示将出席北京奥运会。盖茨很早就买好了奥运会的门票，准备观战。在接受CCtV专访时，主持人水均益问他来中国看奥运会，是希望中国队赢还是美国队赢。他回答说，乒乓球肯定是中国赢，篮球肯定是美国赢。这个回答睿智又幽默。

2008年6月，比尔卸下了肩上的重担，宣布退休。张亚勤参加了微软举办的告别晚会，并为盖茨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

活动是晚上六点开始的，持续了五个半小时直至深夜。张亚勤和太太回到Mercer Island的家中已过了午夜。比尔的家人、保罗·艾伦、沃伦·巴菲特、微软董事会的成员、微软所有的副总裁以上的核心管理团队、所有的微软战略技术专家和他们的家人大约200人出席了晚会。

张亚勤在一篇向媒体公开的文章中写道：“回首比尔·盖茨过去32年的微软人生，所有的人都十分动情，眼中泪光闪闪。比尔在这个密友、同事、亲人的聚会中，数度淌下热泪。作为他的少年同窗密友、并肩努力了28年的同事，鲍尔默也数度流泪，哽咽无语。”

张亚勤代表微软中国的全体同仁和自己向比尔赠送的两件礼物很特别：

一本《比尔在中国》的影集，记录了从1991年起比尔十多次中国之行的精彩瞬间，感谢他坚定支持微软中国发展的远见卓识。

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埙，上古之乐，有如天籁；篪，古乐极品，轻灵深邃。取意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比尔·盖茨对这份珍贵的礼物十分高兴，还仔细地向张亚勤询问了关于埙、篪这两件乐器的历史。

有一次，张亚勤和盖茨聊天。张亚勤和他开玩笑说：“我32岁加盟微软，10年了，我把我的青春献给了微软。”盖茨说：“我也一样，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微软了。”

比尔·盖茨用30多年时间创立了微软公司，用创新的“技术”实现了他的梦想并且改变了世界。

他的退休让张亚勤感觉既留恋，又替他感到高兴，因为盖茨又开始投入一项让他充满激情并且对整个社会都有益的事业当中去了。今后盖茨每周仅需到公司工作一天，他的更多精力将投入慈善事业。这位曾经连续13年占据世界首富位置的风云人物，将由以往的用“技术改变世界”，变为“用财富改善世界”。

张亚勤说：“盖茨是微软的灵魂人物和大家长，另一方面也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对技术有热情、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他有很多财富，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比尔对于财富的态度和他对梦想的不断追求，是我的楷模。”

这就是张亚勤和盖茨之间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

我们可以从盖茨和张亚勤的社会活动中发现二人作为朋友的相似面。

张亚勤曾说自己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参与者”。他觉得，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利用技术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更要尽到相应的企业公民责任。微软在2007年为全球政府贡献了5000多亿美元的税收。

除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与中国高等教育界一如既往的良好合作之外，张亚勤还担任了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等多个地区政府的经济与科技顾问。这种身份不仅帮助张亚勤代表的微软更深入了解中国，更是他“跳出科学家、外企高管”身份参与中国社会的契机。

张亚勤在美国的很多同学，回国之后都选择了自主创业，这与张亚勤选择跨国公司平台不同。

对此，张亚勤表示，创业者也是创新，是为中国社会创造巨大财富价值的楷模。但自主创业并不是实现自己价值、为社会尽职的唯一方法。

他说：“立足于微软平台，我能通过自己个人的经验、能力来协调各种有效资源，帮助中国It产业少走弯路，帮助更多中国的优秀科技人才迅速进入到世界级的阵营中，并且影响一些决策，使得中国政府、中国用户享受到更多利益。追求外在成就感的话，当然是自己创业、上市成功更满足，但我目前做的工作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创新、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我感觉到了自己的重力场。”

九、张亚勤少年班传奇回忆少年班，不以成败论英雄

从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第一期“少年班”起，30年来，中科大前后培养的少年大学生已经近千人。少年班曾创造了中国教育界一系列之“最”：年龄最小的11岁大学生、15岁的硕士研究生、23岁的博士、26岁的副教授、30岁的教授……

有人说，张亚勤的经历是“出名要趁早”这句话最好的写照。很多人问过张亚勤，他是不是失去了很多童年的时光。因为在他的同龄人还在玩泥巴、打弹弓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基础教育入读大学。他似乎过早地跨入了成人的世界。

张亚勤则觉得，自己的并没有觉得遗憾。他小学、中学那时，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很少，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跳级了。12岁上大学，他反而更开心了，因为那是他成长速度最快的时期。

当时的张亚勤因为年纪太小，即使有压力，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无非就是再用点心学习，所以，压力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多的负面作用。他说，自己倒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锻炼身体，去听一些相关或者不相关的报告，参加很多的课外的活动，看上去更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自建立之日起，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就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说，常规教育很难满足超常少年的需求，少年班这种特殊的高端人才培养形式，能够指引那些在天赋、资质上异于常人的少年，取得更好的发展。也有人说，少年班的确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而巨大的学习压力，也令这群年轻的孩子们遭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少年大学生宁铂、谢彦波等的生活经历，使少年班的成效受到了质疑。

张亚勤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少年班是在特殊的时空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教育机制，对很多人可能不合适，但于他却是特别好的环境。中科大良好的环境和气氛，让张亚勤收获了很多，也让他的记忆中增加了无数开心、逗乐的事情。

在中科大，年纪最小的张亚勤，总是有意外的“用途”，经常帮助那些大孩子们传纸条。读研究生的时候，张亚勤有一个在北京的同学，正在追中科大的一个女生。张亚勤去北京出差的时候，同学让他带了一包吃的和一封信给梦想中未来的女朋友。

不曾料到的是，张亚勤回安徽的火车在路上晚点了，饥肠辘辘的张亚勤就把人家精心准备的这包东西给吃了。到了学校之后，他找到那个女孩子，把信送给人家，把所有吃的东西列了一个清单，也给了人家，并且郑重其事告诉人家：酱牛肉十分正宗！

张亚勤在中科大最大的收获则是，小小年纪的他，居然“拐”到了一个漂亮女孩当女朋友。

“虽然她年纪比我大，但是比我低很多级。‘不幸’的是，她后来还成了我的太太。”每次提到这个，张亚勤的幸福之情就溢于言表。

当时，来中科大采访少年班的记者很多，有人花很多的精力去跟记者接触。张亚勤听了母亲的告诫，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见记者，不要单独跟记者谈话。因此那时记者来了，他就躲到一边去了。在中科大少年班时，他对外曝光得很少，知名度也比较低。

他觉得这是件好事情，那样的话考分低点也没有人注意。但玩笑话归玩笑话，张亚勤心里很感谢母亲的忠告，让他能够安心去学习，专注在学业上。而且抱着良好的心态去学习，他不但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有趣味。

而相反的，当时曝光多的一些人，社会压力比较大，社会会把它的一些意愿强加在他们身上，最后他们自己也对自己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

当年中科大的很多神童，曾经引起全国的轰动。毕业后很多人走进商界，也有人留在学术界，当然，也有人从此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今天，在一些世界闻名的大公司内，你会发现几十位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在其中占据着“金领”的位置。美国华尔街有些猎头公司，就是做中科大毕业生的“生意”的，78级首届88名同学的绝大多数，都曾是他们相中的“猎物”。

在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中，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第一位列出张亚勤，因为他的显赫身份，因为他的成功。

张亚勤则认为，我们很难说一个人成功或失败，每个人走的路不同，选择的方向不同，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

或许是和自己的经历相关，张亚勤有着自己的一套教育观。从小就以聪明著称的张亚勤并不太关心女儿的聪明程度，他看重培养她的爱心。“要有开阔的胸怀，要和大家分享。”他说，这方面女儿做得不错，很多小朋友来家里玩，她会把爸爸给她的零花钱统统分给自己的小伙伴，还有食品和玩具。

张亚勤希望孩子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自由成长，而不会试图给孩子设计什么，让孩子顺其自然，自由发展。

张亚勤说自己的女儿性格和他不太一样，小小年纪逻辑性就比较强，一件事情她会从头到尾想得非常清楚。张亚勤倒是很满意这样的状态，他觉得“她会走好自己的路”。

女儿曾经问他，什么是成功。

张亚勤回答：“成功是一种感觉，是自己的感觉和别人对你的评价的一种平衡。但是，首先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自己要幸福，要感觉很快乐。”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被“逼”出来的大包干

有些年份，注定要成为历史，有些历史，注定会成为永恒，比如，1978年。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份。尽管在这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被打倒，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依旧让神州大地充斥着僵硬气息。

但就在这种气息中，嗅觉灵敏的人仍然能够“嗅”到季节和时代的变迁。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主席。3月18日至3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出人意料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很多地方，“违反中央精神、违反毛泽东思想”等讨伐声隆隆四起。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符合马列主义，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它与随后几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

这一年年底，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承担起艰巨的历史使命。

这一年年底，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这个在当时引发激烈争论并被许多人认为是“昏了头”的决定，若干年后被认为是正确决定，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之后的若干年时间里，大量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大批涌入深圳、广州，涌入观念先进的东南沿海地带，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致富的机会。于是，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也就是新中国的产业工人诞生了！到深圳、广州谋求发展和赚钱，成为农民工第一选择。后来，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遂成为滚滚洪流，难以遏制，而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并成为社会上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那时候，到城里打工，仿佛是一种时尚。为了实现梦想，农村人离开家园，充满了热情、勇气、力量，涌入绚丽多彩的城市，期待过上好日子！可是，背井离乡的他们，能适应城市生活吗？能收获他们想要的一切吗？他们都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的生活从此以后会发生哪些转变呢？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出去打工，就是为了盖房子，娶媳妇！”

长江上游，有座美丽的历史名城——重庆。这是个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因为位于盆地，四周环山，遂形成了独特的巴渝文化。大山大川铸就了重庆男儿热情似火而又坚韧豪迈，重庆女儿柔情似水而又英气勃勃。大自然的熏陶、险恶的环境，炼就顽强、坚韧、彪悍的性格。历史上的巴渝人以勇猛、善战而著称。1978年，随着改革大潮喷薄涌起，尤其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重庆人看到了再次雄起的希望。那一年，云集朝天门客运码头的，除了那些俯看两江汇流、纵览沿江风光的游人外，还有从周边农村出来打工的农民。他们有着怯生生的目光，登上船舱，随着那声势浩荡的江水，穿三峡、通江汉，到达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开始了他们作为农民工的艰苦创业征程！

在距离重庆只有58公里的永川县石牛寺村，16岁的康厚明一边在山上放牛，一边手捧着小收音机，新闻正播放着农村改革的相关报道：吴仁宝在江阴华西村，申纪兰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史来贺在河南省新乡刘庄村，都带领当地农民走上了富裕之路。同时，关于那些出外打工挣了钱的农民工的消息，也时时刺激着他。他跑回家对父母说：“我要出去打工！”父母惊愕地看着他，问他为什么要出去。他说：“将来盖房子，娶媳妇！”父母都被逗乐了，以为他是在说笑话。他只有16岁，个头很矮，也没力气，从没出过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到外面闯荡！但这个倔强的孩子却是认真的，坚持出去挣钱养家。

康厚明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加上父母，全家九口人。按理说，他家的田地在全村还是不少的，一个人有一亩多地。但由于人口太多，就靠那十来亩地，日子过得太艰难！原本父母还希望康厚明能够继续读书，但念完初中，康厚明说什么也不读了。他有个亲叔叔，在永川当包工头，父母让他带着康厚明干点活，他答应了。就这样，康厚明第一次离家，来到永川，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时，生产队还没解散，出去打工的劳动力要向生产队交一点钱，每人每天交给生产队大约八毛钱，生产队有收入，然后才能给评公分，康厚明还是孩子，不用交钱。临行前，康厚明的父母送他到村外，母亲还拉着他的手哭了起来。

康厚明跟着叔叔，在永川一个机械厂当小工，做了将近一年。他叔叔带的那个班是石工班，干的是体力活，抬石头。康厚明抬不动，于是被安排干打杂的活儿，有时候帮着提灰桶，收拾工具等。这段时间，康厚明过得很开心。比起死气沉沉的生产队，在这里打工，很新鲜、很自由。晚上，康厚明他们住在允红机械厂的一个大空厂房里，比起在外面搭的棚子，显然要好得多。吃的方面，厂子里面有一个伙食团，用饭票打饭打菜，菜有很多种，花一块五可以打一份荤菜。厂里面还有一个卖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店，卖洗衣粉、肥皂、牙膏等，康厚明和工友有时会到这里溜达一会儿。经济收入上，成人劳动力每天能够拿到5元钱，康厚明能拿到3块多。因为不用上交生产队，所以这个钱是纯赚的。不过因为康厚明太小，他打工的钱，全都交给叔叔保管，之后转交给父母。

康厚明第二次出去打工，也是第一次真正的出远门是去西藏，时间是1982年。在永川的这段时间，康厚明挣钱不多，建筑工又太辛苦，他撑不下去了。恰巧这时，他在西藏军区工作的舅舅回家探亲，说他们那里招民工。就这样，1982年3月，康厚明兴冲冲地跟着舅舅来到西藏。在部队打工，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康厚明的工作地点在一个车材仓库，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帮着搬运车材。活不太累，工资却很高，一天至少8元钱，有时候是10元。一个月下来，可达到300元。除去下半年大约三个月冰天雪地没活干，没工钱，一年下来有9个月上班时间，去掉生活费，可以剩下1000多元钱。这样四年下来，总共剩下4000多元！家里父母都很高兴，因为这些钱能够建一所房子。康厚明自从离开家到西藏，一直没有回过家。虽然康厚明已经23岁了，但是他的想法还是很简单，每天都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中。他远在永川的父母很想念他，也很着急。因为村子里像他这个岁数的年轻人，早都结婚生子了。所以，父母急着给康厚明介绍对象，最后选定了一个叫刘胜玉的女孩，都是一个村的，彼此熟悉。父母马上邮寄了一封快件，催康厚明回家，说有重要事情商议。

1985年10月，康厚明离开西藏，回家后得知父母所谓的“重要事情”是让他准备结婚。1985年的腊月初二，康厚明和刘胜玉结了婚。他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家里有八间房子，都是土墙盖瓦的。康厚明分了两间，里间住宿，外间是厨房。厨房里还带个小猪圈，中间有个隔断，那边喂猪，这边煮饭。到了晚上，康厚明在里间屋里睡觉，猪就在外屋睡觉。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村子里是很普遍的。康厚明攒下的那4000多块钱，除了给丈母娘买礼物、送彩礼，自己还要买些家具，等到一切办好后，积蓄也没了。日子虽很艰苦，不过这对小夫妻对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土地早已经分产到户，没什么牵绊，农村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妻子除了在家种地外，还可以到附近的茶厂做临时工，而康厚明决定过了年还要出去打工。这一次，他不去西藏，因为舅舅已转业到永川工作。康厚明最后的落脚点，是永川的一个煤矿。

1986年春节过后，康厚明离开了已有身孕的刘胜玉，到县城当了一名矿工。相比在西藏打工，这里的收入很少，但每天的劳动量却很大，工作很累。由于康厚明的任务是放炮，就是打电钻、打煤炮，非常危险，对人体的伤害也很大。这年秋天，妻子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康钦华。由于得不到康厚明的照顾，产后不久又出去干活，劳累过度，刘胜玉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这让在工地干活的康厚明很挂念，也很自责，他第一次感到肩上的压力很大。虽然娶了老婆，成立了家庭，有了孩子，但是他没能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没能让妻子和儿子过上好日子，他很惭愧。康厚明离开煤矿，回到家里。眼下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放下外面的活儿，安心照顾好生病的妻子。

春节期间，康厚明见到了他那个包工头叔叔，此时他叔叔已在重钢二处揽了个建筑活，效益很不错。康厚明动心了，他还想出去。考虑到妻子的身体已经慢慢康复了，于是1987年的春节过后，康厚明跟着叔叔来到了美丽的重庆。

正当康厚明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时候，这一年的年底，却发生了一件令他很生气的事情。即使多年以后，他仍然无法释怀。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

就在康厚明从永川来到重庆打工的时候，此时云阳县三峡库区的一个名叫李建明的农村男子，也来到了重庆。像康厚明一样，这个憨厚朴实的农民也刚刚新婚不久，妻子在家里养了几头猪，他到外面当建筑工。在一个小工地干了两个月，一分钱没得到，李建明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家中。后来，他和妻子去单位找领导讨说法，往返了好几次，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件事传到了康厚明的耳朵里，他为那对夫妻感到难过。

但就在这年年底，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康厚明自己身上。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叔叔会拖欠他的工资。而且，不仅拖欠他一个人的，很多村民的工资都要不回来，数目巨大。起初，他们的工资发放还比较正常，定期发放。但是到了最后两个月，工资迟迟不发。他叔叔的解释是钱有点紧张，等到春节回家给带回来。最后这段时间，康厚明做了50个工，按照每天最少4元算，工资也在200元以上。但是，叔叔只给了他50元的饭票钱，又给了50元的路费，让他回家买一点吃的。叔叔回家后，一句都不提关于工资的事。后来，被康厚明父母追问，只吞吞吐吐说这个钱是差不了的，他现在有些事情急需用钱，稍微缓冲几天，一定把这个钱给他们。康厚明父母不好再说什么，但春节过后，没有让康厚明再去叔叔那干。

李建明回家后，和妻子一起养猪。时间充裕的话，也经常到县城打工，被拖欠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2002年，李建明在云阳县某建筑工地打工一年，被拖欠2240元工钱，几番讨要都没结果。

2003年10月24日，国家总理温家宝视察重庆三峡库区。下午5时，在库区一个偏僻的小村落——重庆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村民熊德明刚刚割完猪草回家。就在家门口，她遇见了温家宝总理。“总理来到院子里，招呼我们坐在他身边。”熊德明回忆说，“我刚割了好多猪草，觉得自己手又黑，衣服又脏，很不好意思。”她拘谨地坐在了温家宝总理的左后侧，心里不断翻滚着一件烦心事：丈夫李建明做建筑工人，被拖欠的2000多元工资至今没有讨还，以致娃儿没钱交学费，家里没钱买饲料喂猪。熊德明张了几次嘴，却忍住了没敢开口。“我当时想，这点事讲给总理听，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直到半个小时后，夜幕降临，温家宝总理仍然恳切地追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熊德明这才终于憋不住了，鼓起勇气壮着胆子说出了丈夫被欠薪的事。“当时总理细心地问我，有没有欠条，包工头是哪里的，我鼓起勇气一一回答了。总理面色沉重地说：‘我一会儿要到县里去。这事我一定要跟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

令熊德明没有想到的是，24日当晚，当地的干部就送来了丈夫被拖欠的2000多元工资。她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事件被报道后，在“总理为农妇讨薪”的示范效应下，全国立刻掀起了“清欠风暴”。“风暴”的起源地云阳县政府发出文件，要求全县建筑企业清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1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12月初，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要求各地限期清偿拖欠工程款，严罚拖欠民工工资者。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规定，对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纠纷，要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严打拖欠民工工资行为。

“熊德明事件”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促使重庆市开展“百日追薪”大检查活动。之后全国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为民工追薪政策，北京市有关部门出台严厉举措，凡是严重拖欠民工工资的企业被一票否决，驱出北京建筑市场。上海则建立了中小企业欠薪保障条例，江苏规定欠薪的企业主不得出国，杭州市起草了《杭州市欠薪保障条例》，从制度上减少欠薪现象的发生。

熊德明的直言令人感动，她获得了2003年“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的社会公益奖。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的颁奖词是这样评价她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诚实的劳动者，她说了一句话，让全社会都听到了。虽然她不拥有多少财富，但是她是亿万财富创造者中的一员。我们关注她，更关注她身后的9亿中国农民。

在成为“名人”后，大量媒体的登门采访和四面八方前来求助讨薪的农民工使熊德明的养猪生活不平静起来。据熊德明统计，2003年她至少接待了1000多位前来求助讨薪的农民工朋友。而且在她成名后，周围的邻居渐渐与她疏远。无奈之下，熊德明前往城里一家公司打工。在工作8个月后，她辞掉了这份工作，再次回家养猪。

当时《经济半小时》曾报道说，熊德明再敢说实话，也还是不敢出外打工，为什么？她说：“总理不可能天天到这里，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去找他。所以，打工还是不能打，打工还是怕拿不到钱。”有媒体这样说，解决拖欠问题不能靠“人治”，不应寄希望于某“青天”，必须走依法讨薪之路，要靠法治。然而，民工依法追讨欠薪的道路，却走得艰难。

2004年底，熊德明出面替民工维权，再次引起20多家媒体的关注。结果，维权没有如愿。回来时，熊德明连路费都凑不齐。那是熊德明第一次以名人的身份替人维权，也是最后一次。“我只是一个会养猪的农民，我想回去安安静静地养猪。”熊德明说。

在维权失败后，熊德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这时，仍然被自己亲叔叔拖欠100多元钱的康厚明，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2005年，康厚明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2008年又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他的小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农民工面对的各种问题。其中，就有拖欠工资这一条。面对媒体采访，康厚明表示，他看到每当年终岁末，农民工盼望拿着这一年的血汗钱回家过年的时候，许多人却因被拖欠工资而陷入困境。不少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有家不能归，因讨工资受辱、挨打、负伤等，对此他也很痛心。

他相信，“熊德明事件”的出现，为政府解决好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和警示作用。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咱们终于有自己的窝了！”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有限，无法向农村大规模投入资金，为了促进农村的发展，解决9亿农民的出路问题，国家采取了支持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兴办乡镇企业的方式，来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因此，相对其他类型的企业而言，乡镇企业是农村的二、三产业，与农民、农业、农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经历了极不愉快的拖欠工资事件后，康厚明就一直待在家里。爱听广播的康厚明已看到乡镇企业的美好前景。于是在1987年，他创办了一个小型的粮食加工厂。

土地承包之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粮食收入也都有大幅度提高，无论是水稻、玉米还是小麦，都比以前大基地粮食收入要多得多，很多家都是粮食翻倍，到了秋后一个粮仓根本就不够装，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搭建两个粮仓。除了交公粮和自家食用外，粮食另外一个大的用途就是作为猪饲料。四川养猪人家多，很多人都赚了大钱。希望集团的老大刘永好就以养猪而致富，而那个为丈夫讨薪的熊德明也有自己的“养猪场”。在2007年，她家仅出栏的猪就有300多头。2008年底，有1000多头猪出栏。养猪的收益让熊德明逐渐富裕起来，家里也盖起了两层小楼。

正因为如此，康厚明才决定在村里成立一个粮食加工厂。他和妻子凑钱购置了一套加工设备，“两人小作坊”悄然开张。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稻谷打米加工成大米，供村民食用。另外，就是把粮食打成粉喂猪。那段时间，康厚明的活很多。全村只有这一个加工厂，猪饲料、人的日常食用、打米都是靠加工厂加工，因此康厚明每天经常是从厂子里跑回家吃饭，再跑回厂里，发现已经有好多村民在等他呢。康厚明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他一直对机械和电器很有兴趣。那时候，他购置了三台机器，除了打灰面、打米、打饲料，过春节时，还打一点人们喜欢吃的米花糖，很受村民的欢迎。一个月下来，康厚明的收入达到了七八百元，有时候效益好些，有上千元，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不多见的。

除了经营粮食加工厂，康厚明还是村里的电工。那时候村里时兴安装高音喇叭，一个坡上安装一个喇叭，播放生产队的一些通知，康厚明负责安装高压线、低压线、广播线，以及农网。由于大喇叭容易坏，还经常被偷，后来又安装了小喇叭。那时候，康厚明每天吃饭都不要钱，同时镇里面、乡里面一天还给他5元钱补助。在这期间，康厚明主动参加了全县统一的电工培训班学习，拿到了电工证。

1978年，16岁的康厚明出去打工，当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娶媳妇，盖房子。直到18年后，他终于靠自己的双手实现了目标。

1996年，石牛寺村最漂亮的两层小楼拔地而起。楼主人康厚明的脸上有着幸福满足的笑容，这个一楼一堤的房子花去他4万多，这是他这些年所有的积蓄。不过他觉得值得，因为这是他自己奋斗出来的家。

建成这个家，很难。因为那时候乡村公路还没有开通，康厚明舍不得雇车，只好赶着马到县城，把砖、水泥、木材等建工材料放马背上，一步步地驮回家，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一边盖房子，一边搞加工，同时还负责村里用电，康厚明忙得焦头烂额。以前村里盖房子，使用的石灰、水泥的量都不大，有些人家只需两吨水泥就够了。成本低，牢固性不好，房子也不耐用。康厚明说，他盖这个房子用了十几吨水泥，这是安身立命的地方，一定要住得舒服。

房子竣工那天，康厚明喝了不少酒。只剩下他们夫妻二人时，刘胜玉说：“咱们终于有自己的窝了！”那天晚上，他们睡得很香很甜。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赚钱、赚钱、再赚钱！”

1984年1月24日，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抵达深圳。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领导的再三暗示和恳请下，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此后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民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

在80年代中后期，“民工潮”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属广东。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赚钱、赚钱、再赚钱！”去广东的人都这么想。在这种效应的引导下，上百万民工涌入珠江三角洲寻找发财之路。

在那些民工中，有一对来自重庆永川的夫妻，男的叫康厚健，是康厚明的弟弟，他媳妇叫杨作蓉。康厚健也像哥哥一样，16岁就出来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重庆，做了3年多的建筑工，后来到了新疆克拉玛依。同样是到西部边疆打工，康厚明在西藏的经历是打工过程中最愉快的，而康厚健在新疆工作时，每天都会把手磨破，经历了他打工生涯中最辛苦的过程。

那时康厚健刚刚20岁，他的目标也跟哥哥一样，出去多挣点钱，回来娶老婆。在新疆，康厚健是一名货运工，一包货物多的110斤，少的90多斤。康厚健要把货放到秤上，每天干200吨，每一包都要过两次秤。第一天干活的时候，康厚健的手被磨得生疼，第二天早上发现手都肿起来了，一触摸到袋子手就出血。当时，和康厚健一同来干活的三姐夫梁益海心疼得掉了眼泪，他说，“不干了，太辛苦了。”

在新疆干了6个月后，康厚健挣了6000多元钱，回到家乡娶了媳妇后，也像哥哥一样分了两间小房。第二年，杨作蓉生了小孩。等孩子稍大些，他们便交给孩子奶奶看管，两口子决定到广州打工。他们由重庆坐船到武汉，换乘火车到了广州，找了个出租房后，便马上开始找工作。他们希望能进入一家效益好的正规公司，然而，找了很久也没如愿，看来一切并不像预想中的那么顺利。

80年代的广州有很多民营公司，但这些公司毕竟属于新生事物，它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在体制外壮大的，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特征也决定了这些企业随时会出现各种混乱的局面，从而也引发了日后关于“农民工”的种种社会问题。

康厚健和杨作蓉来到广州是80年代末期。那时，民营公司仍不正规，被国营公司、外资公司所冲击，生存困难。康厚健人生地不熟，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每天只好干一些建筑方面的零活，工资都很低。这期间，两个人先后在广州皮革有限公司、广州沙湾镇玩具厂，以及肥料厂、轧钢厂干过，但真正稳定下来是在广州的一家手袋厂。这是一家小厂，刚成立不久，厂里的员工只有9个人，主要是设计、生产、销售各类箱包手袋。两个人什么都不懂，起初只是打杂工、机修工，后来随着员工陆续离开，康厚健成了里面最老的员工，当上了包装组的组长。进入90年代后，手袋厂效益越来越好，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设立了独立的真皮系列车间、布配皮系列车间、综合品类车间流水线，以开发、生产各类中高档公文袋、时装手袋、银包、化妆袋为主，并配套开发生产各类运动袋、手提箱、各类证件袋、工具袋等。

这时，康厚健已经是公司的一名管理者了。他先后把来广州打工的妹妹、姐姐弄到了厂里，后来三姐夫梁益海也过来打工，因为身体原因，梁益海只干了两年，便回到重庆老家。就在他离开广州回到重庆时，有一个人正离开永川，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他，就是康厚明。

1996年，康厚明完成了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任务：盖房子。当时，花了4万多，欠了大约一万元的债。就在这时，康厚健来信，让他马上过去，多赚点钱。于是，康厚明把自己的粮食加工厂交给别人，便来到广州。康厚明每天的任务就是打包装，把生产出来的成品袋装在纸箱里面，然后封好，打包装袋。这种搬运、装箱、打包的活还是比较累的，但康厚明的体力非常好，而且不怕吃苦，因此干得很顺心。每月工资至少在1000元以上，有时会达到2000元左右。

在手袋厂工作的这段时间，康厚明过得很愉快。手袋厂的效益不错，他很放心，不用担心干不长。另外，康厚明的弟弟、妹妹，还有老乡都在那里，他觉得不寂寞。

有一次，康厚明连着加了两天夜班。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货物还没到，他等着货物不能走，后来就睡着了。这时候，厂里面合资企业的老总来检查，看到康厚明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个老总当即推醒康厚明，转身对着车间主任说：“你叫他回家睡去，现在就叫他回去，不要再来了！”车间主任跟老总说：“他已加了两天夜班，现在他的货没到，他在这里等，马上就会到的。”老总听了，没说什么掉头走开了。

而就在那时，康厚明的一个老乡也在加班，在等货，因为闲着没事，便滑轮椅玩，被迎面而来的老总看见了。老总生气地说：“这个小孩干什么？这不是游乐园，你回家去吧。”于是，这个老乡被开除了。

这两件事让康厚明陷入思考。一方面，农民工的地位没有保证；另一方面，他要珍惜眼下的工作，好好干。然而就在这时，远在永川的刘胜玉生病了。她把康厚明寄回家的打工钱全都花光了，又把母猪也卖掉了，尽管如此她的病还是不见好转。

无奈之下，康厚明请了单位能允许的最长的半个月的假，回到了永川。临走前，康厚明跟弟弟康厚健以及别的亲戚借了些钱，加上自己两个月的工资，一共凑了6000元。回到家乡，康厚明带妻子去了医院，结果诊断为鼻炎、肝炎。住院半个月，刘胜玉的病情才好转。钱快用光了，康厚明的假期也到期了，他于是离开妻子回到广州。

快到春节时，刘胜玉又犯病了。康厚明焦躁不安，不可能再请假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辞职。正在这时，他妹妹康厚友从武汉捎来信息，说有个好工作，让他马上过去。康厚友也曾经在广州打工，挣了一万多元钱。后来她和同事去武汉，找到好活儿。虽然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活，但康厚明此刻已没有选择，他下定了决心去武汉。在火车上，康厚明一直都在盘算着，如果能挣到钱的话，就把刘胜玉接过来。

然而康厚明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等待他的会是一场骗局。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大家都受害了，受传销的害了……”

2005年，传销头目罗国文在山东被捕。这个影响遍及十多个省，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的中国“传销教父”落网，是“反传销”的一次伟大胜利。这也给那些仍旧执迷于非法传销的人们敲了一记警钟！

什么是直销？有实际产品，人员不发展上线、下线，没有中间环节的销售模式。

什么是传销？有实际产品，人员发展上线、下线，金字塔式的销售模式。

什么是非法传销？没有实际产品，人员发展上线、下线，金字塔式，限制人权的非法销售模式。

1998年的武汉，正聚集着一大批非法传销人员，这其中就有康厚友。她把哥哥从广州拉到武汉，就是要他也参与到这个骗局之中。

到了武汉，妹妹起初没敢说啥活，而是把康厚明带到一个秘密的小屋子听课。内容竟然是传销“知识”，教人们如何转化别人的思想。同时，让大家购买摇摆机。

康厚明相当生气，心凉半截。他把妹妹拉出屋来，质问：“你怎么会叫我做这呀？你嫂子用钱，你知不知道？你叫我来买这个东西，这是传销，我早听说过了，绝不能参加这个传销活动！不行，我现在就回家！”

康厚友说：“哥哥，我也是别人介绍进来的，已经把钱都赔进去了。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要不我还能怎么办？你的状况也不好，我嫂子等着用钱，可你在广州打工挣钱太慢了，根本不行啊。你现在回家的话，有钱给嫂子看病吗？所以，还是在这干吧，你肯定能够挣到大钱。因为你这个人比较诚实，相信你的人比较多。你在外面打工，家乡很多人相信你，你若是叫他们来的话，肯定就有很多人会来的……”

康厚明气愤地坚持道：“不行，这东西不能做！这是害人害己啊。你真糊涂啊，怎么会干这个呀？不行，我坚决得走……”

“哥哥，你不能回去！你一走，他们就都跟着你走了！哥哥，你就帮帮我吧，也是帮你自己，嫂子要用钱啊！你把那些认识的人都叫过来吧，叫一个人来，你就能够分上500元，叫上两个人来就能分上1000元。那些人再叫人，你也跟着分钱，你只要叫上十个、八个，你就成了上线的经理，到这个时候你坐着都要分钱，这不比你打工强多了？”

看着妹妹哀求的目光，康厚明心软了，于是被妹妹拉回小屋。康厚友请了个“教授”，口若悬河，大谈传销的好处。期间，他还从裤腰中间拿出一个“大哥大”，现场给他的下属打了几个电话，布置“任务”。大家都情绪激动，康厚明也动了心。讲完课后，康厚友让大家交钱入会，并购买摇摆机等产品。

屋子里这十几个人都面面相觑，盯着康厚明。看见妹妹可怜的眼神，康厚明横下心，拿出4000元钱，买下了摇摆机。大家见他买了，也都纷纷掏钱。

散会后，康厚明猛然清醒过来，觉得自己做错事儿了。他找到妹妹，坚决要求退掉摇摆机回家，马上回家！尽管妹妹不断哀求，但康厚明顾不了这么多了。

在由武汉到重庆的火车上，康厚明竟然遇上一大群搞传销的人。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传销害人害己，十足可恶。康厚明所在的那节车厢里，几乎全是被传销人员叫去的人，大家也都买了各种传销产品。挨着康厚明坐着的夫妻俩，就是被他们的大舅子骗去的。他们也买了摇摆机等产品，待了一个月，钱都用光了，没有找到“下线”，摇摆机也退不掉，也没有人买他们的产品，只好回家。火车上，夫妻俩边说边吵，越吵越凶。

康厚明心里也很难过，对他们说：“你们别吵了，我也是被传销骗去的，骗我的人是我亲妹妹！我是受害人，我的妹妹比我还惨！她在广州打工一万多块钱，三个月就花掉了！所以，你们不要吵了，大家都受害了，受传销的害了……”

一到永川，康厚明马上给购买摇摆机的几个老乡打电话，让他们立刻退货，不要搞非法传销。随后又给妹妹打电话，让她立刻离开武汉回到广州打工。康厚友见事已至此，也只好作罢，回到广州。

在康厚明的带动下，很多人走上了与非法传销决裂的道路。而那些仍执迷于非法传销死不悔改的人，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那天，康厚明喝了不少酒

2005年4月26日，很多匆匆忙忙上班的人们利用坐车的间隙，翻看当日出版的《重庆晚报》，惊讶地发现有这样一条新闻：永川农民工获全国劳模称号。相比那些曝光率很高的明星脸谱，那个叫康厚明的农民工无疑是人们极其陌生的。

4天后，这位农民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奖章。

那天他说，他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重庆首位获选全国劳模的农民工！更没想到国家对农民工如此重视，为此他感到无比荣耀。

2008年3月，这位农民工再一次来到了北京，来到人民大会堂。此时，他的身份已经不仅是全国劳模，还是全国人大代表！

此时，重庆的600万农民工因为康厚明而自豪，而重庆人则早把康厚明当成“明星”。

临去北京前，康厚明的单位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会。会上，康厚明表示，能成为全国第一批三个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是他一生的光荣。他会认真履行代表的职责，反映农民工的心声。之后，他希望能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更加努力地工作。

三周后，在重庆城建控股（集团）第一市政工程公司，康厚明又开始了他熟悉的工作。在这里，康厚明已经工作了10个年头。这10年，他为人生谱写了一曲华彩乐章！

1998年，康厚明离开武汉，回到家中。在他精心的照料下，妻子刘胜玉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正当康厚明想再次去广州时，他的大姐夫捎来信息，让他召集一些人手，到重庆建筑集团帮忙。

康厚明的大姐夫曾是石牛寺村村长，1996年，他辞去了村长职务，带上些村民，来到重庆建筑集团打工。帮工两年后，康厚明的大姐夫决定单干。康厚明又从家乡召集些亲戚同事，还有村民，一共36人，成立了第一支属于自己的建筑队。他们接的第一个活是市政一公司对洋河大道进行道路改造。施工时，总赶上雨天，建筑队经常顶雨干活，深坑挖土，将近20米深，全是稀泥。那时没挖掘机，全靠人抬，非常辛苦。只干了三天，36个人就差不多走了一半。康厚明是代班，也很累，但咬牙坚持。后来，他跟甲方商量，能不能买一个卷扬机？把卷扬机用钢丝吊下去，再卷起来，中间的这段空间用不着人抬。甲方说公司里面就有卷扬机，可是谁会用啊？康厚明高兴极了，他当即表示他在农村安装过电器，对这方面比较熟悉，自己就能使用！

有了卷扬机，工程进展很快。经过一年苦干，这个比较让人头痛的基础工程终于完成，并且最终顺利通过。项目经理对康厚明印象很好，认为他不但能吃苦，脑袋还很聪明，决定把他留下来。这个貌似平常的决定，改变了康厚明的一生。

让康厚明声名鹊起的，是修盘溪河排污工程。当时正是工程施工的关键期，连降暴雨引发了大水，冲垮了正在施工的挡墙，威胁着周围群众的安全。康厚明第一个跳入齐胸的河水中，将一袋袋土抛入河中堆码。奋战近6个小时后，眼见围堰就要围成，康厚明因体力不支差一点晕倒，工友们将他扶上岸时听见有人喊“污水泵被冲走了”，康厚明没有丝毫犹豫，不顾一切地跳下水，摸水泵。他这种用行动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举动感动了工友，大家共同努力，找回了价值数千元的五台污水泵。项目经理目睹了这一切，他一方面责备康厚明不该冒这样大的风险下水，万一出了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他又为康厚明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品质而感动。

虽然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建筑工，但康厚明这些年一直都很会“干活”，他不满足于“下笨力”，不断地学习新技术。

2002年初，因为工作需要，他被调到重庆市政一公司路面工程处，开始接触沥青砼的生产施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于是开始专攻沥青路面铺筑的关键技术——找平。他勤学苦练，经过多个工程的锻炼，他和他所带领的班组熟练掌握了该技术。

2004年，康厚明参加建设的牛角沱至上清寺单循环改造工程，获得了该年度中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奖。

2005年，在单位组织的“找平”技术比赛中，康厚明所在的民工班超过了职工班。

2006年底，康厚明参加了四川遂宁城区过境公路黑色化改造工程。该工程首次采用了从美国引进的橡胶沥青路面铺设技术。该技术科技含量很高，具有环保、降噪，以及路面抗裂性强等优点。康厚明没有放过这个学习的好机会，抓住一切机会向美国来的专家请教，以至于这名美国专家开始时还不相信他是一位农民工。

2007年，康厚明参加了重庆市北部新区新牌坊立交改造工程。该工程是进出重庆北大门的交通要道，康厚明把所学的技术，全部运用在了这个工程上。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了特大地震。三天后，康厚明作为全国首支到达地震灾区的机械化建筑抢险队成员之一，在青川出生入死8天。为了一个小女孩心爱的书包，他冒死冲进危房；废墟内挖出12万元现金，他如数上交……

康厚明是2002年入党的，每次单位过组织生活，学习国家的时事方针政策，康厚明都很认真地听讲、记录。正因为他的勤奋好学，以及事业上的突出成就，他才得以在众多农民工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最终在2005年当选了全国劳模。康厚明很兴奋，重庆城建控股第一市政工程公司是国有大企业，农民工多达十几万人，有突出业绩的人很多，因此能够当选全国劳模，确实荣耀。不过，对于憨厚的康厚明来说，所有荣誉都是过去，国家既然给他这么高的荣誉，他唯有更好地工作，才能回报社会。

2007年3月8日，康厚明看“两会”报道。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该有农民工代表。

康厚明永远都不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他由一个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两会”报道的农民工摇身一变，成了农民工的政治代言人，并得以参会。

“我接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通知的时候，正在工地。那天是2月18日，二三十个工友都在身边，那信件是红头字，上面写着康代表收，里面有很多文件。工友都非常高兴，抢着看里面的文件。信在工友手上传了一遍，才回到我这里。他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工资、劳动保障、工作环境、医疗、工伤保险、高温补助……希望我能给反映一下！”

康厚明坦言，这封红头文件让他感到震惊和慌乱。因为他是一个入党不过6年的老农民，怎么可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有两亿农民工，却只有他以及朱雪芹、胡小燕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中的首批农民工代表！他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很久以后，他才清醒过来，听着工友们提出的意见，他感到了压力。当劳模，他不怕，他自信多年的实践工作经验，能让他起到表率作用。但是当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他绝对不敢想的。

那一天，康厚明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记下了工人们的意见，他们提的每一个意见，他都认真记录。当天晚上，妻子刘胜玉炒了几个菜，康厚明和几个工友喝了不少酒。他已经好长时间不喝酒了。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握手，两亿农民工热血沸腾

2月末的北京，还有些春寒料峭。

在奥运村，走过来一位中年男子，东张西望、面带笑容。他上身穿了件灰色的西装，灰色圆领毛衣，下身是一条灰色牛仔裤。西装和牛仔裤已略微变形，显得有点旧。那是刘胜玉给买的，花了200多元。

康厚明这是第二次来到北京。三年前当选为全国劳模时，他就来过这里。那一次，他无比轻松幸福；而此刻，他的心里有些焦灼。

出席那么重要的会议，他该如何应对？说真的，康厚明心里没底。

在“鸟巢”，康厚明对这个恢弘的建筑不住赞叹！在那里，他和正在施工的几个重庆老乡聊了一会儿，还特意看望了来自河南的农民工翟树森。这个曾被温家宝总理亲自接见、承担着“鸟巢”场馆三分之一建设工程的农民工杰出代表，和康厚明紧紧拥抱，情景感人。康厚明说，“别看我现在是人大代表，三周后，我回到工地，还是个农民工”。

刚从“鸟巢”回来，康厚明就被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编导拉到了演播室。他们正在做“两会”特别节目《我建议》，康厚明有点慌。虽然事先进行摆拍，但面对演播室里面的摄像机、灯光、观众，康厚明非常紧张，浑身全是汗。好不容易录完《我建议》，全国各大媒体、外国媒体都争相采访他。康厚明来京仅仅10天，至少接受了200次采访。通过了采访这一难关后，康厚明又进入另一个生疏的领域，他每天都要随着重庆代表团一起参加活动，开会、吃饭、讨论，为即将召开的人大会作准备。康厚明准备得很认真，他要用最佳的状态，迎接人生最大的挑战。

3月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3月5日上午9时，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为期13天半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隆重开幕。人民大会堂内鲜花竞放，主席台上国徽高悬，鲜艳红旗分列两侧。由35个选举单位选出的2987名人大代表，亮相中国政治舞台。代表们认真听取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表达了代表们对政府过去五年所做工作的认可，表达了对政府今后工作的期待。

3月6日下午，康厚明等10名基层代表集体接受了记者采访。这场原定为一个小时的集体采访，最后竟延长半个多小时才结束。康厚明、朱雪芹、胡小燕，这三位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成了焦点，200位中外记者轮番提问。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在镜头和闪光灯前，竟然分外从容。

“请问康厚明代表，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不是我个人的成绩，我想这一点应该归功于全体农民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经过了20多年的艰苦磨炼，对国家和城市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是大家看到了的，因此我们农民工被选为代表也是必然的。对我来说，这是压力也是责任，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非常重。”

短短100分钟时间里，三位农民工代表目光坚定、镇定自若，一些幽默的回答不时还引起记者们一阵轻松的笑声。明亮的会议大厅里，虽然人头攒动、灯光闪烁，但现场氛围始终轻松、活泼。

3月7日，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内，温总理听完胡小燕的发言感慨道：“五年前，我们这个会场里是没有农民工代表的。今年有了三名了，数量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两亿人，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三名就代表着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代表着社会走向更加公正。”

与此同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认真听取了康厚明重庆代表团的讨论报告会，康厚明提了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关于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与物价不同步。第二，关于农民工技术技能的培训。第三，关于农民工职业病的防治、治疗等措施。第四，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希望全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能够全国一卡通。

“给农民工培训，让他们多学点知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益；关于农民工医疗保险，比如社保，重庆这方面也搞了一些，有一部分农民工已经入了保险。但是对我们所有的建筑工人来说，参加得比较少；关于农民工职业病，希望得到政府的重视。农民工干的活是最脏最累的，比如挖煤的、水泥厂的，从事毒气行业的，引起职业病的很多。我在广州打工时，有个同学为了多挣点钱便到了硫化车间。那里虽然闻不到农药味，但毒气是很重的，一个人在那干不上两年，绝对要走的，否则后果很严重。我那个同学在那干了一年多，就得病了，回家后几个月便去世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得了职业病，没有体检，没人告诉他，当他感到自己体力不行了，只好回家……”

3月18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后，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三位农民工代表，手握着手，依依惜别。请记住这感人的一刻，三个人的手相握之际，众多闪光灯闪烁不停。电视机前的两亿农民工热血沸腾，这是他们整个集体的骄傲，是他们获得尊重获得认可的最好证明！

在完成自己人大代表的使命后，康厚明又来到国家博物馆，将自己的出席证交给馆里的工作人员，以备收藏。“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广大农民工的荣誉，这一切将被载入历史，这显然比我自己留着更有价值。”在这13天里，农民工代表的特殊身份使得康厚明成了媒体追逐的明星，也成了最忙碌的代表之一。平时不善言辞的康厚明，努力履行着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积极为农民工“代言”。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家，在哪里？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居者有其屋”，然而中国最基层的农民工，目前已成为我国重要的产业工人，对国家、对社会、对城市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他们中绝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居者有其屋”。他们在不断地奔波、游走、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他们依旧住在简陋的出租房，他们不知道，到底家在哪里？

山城重庆，两江环抱，三面濒水，最美的是这里的夜景，若站在市区最高处鹅岭公园的两江亭上，整个山城尽收眼底。每当夜幕降临，但见整个山城华光四射、灯火通明，宛若“银河落九天”。曾有诗人这样写道，“此景只应天上有，天下夜景在渝洲”。

2008年4月的一个傍晚，在重庆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十几个农民工边吃火锅，边兴奋地谈论着。坐在最里面的就是康厚明，挨着他的是刘胜玉和儿子康钦华；在左侧靠外面的是康厚健和媳妇杨作蓉，还有他们在镇里读中学的儿子，还有康厚明的三姐夫梁益海和女儿；靠着康厚明右侧的是他大姐夫和儿子、女儿。除刘胜玉沉默外，大家都对康厚明不久前在北京的“精彩表现”表示祝贺。

这是一次难得的家庭聚会。

这些年来，康厚明家的兄弟姐妹七人聚少离多，除了二姐在家种地，其他的几个全都出外打工。最小的两个妹妹命运都挺坎坷，一个搞过传销，赔了不少钱；另一个在老家离了婚，到了广州。她俩一般至少两年才能回来老家一次，每次都待不了几天，还得匆忙回去。

康厚明的三姐夫梁益海曾是知青，在下乡期间认识康厚明三姐，后来结婚了。他曾去过新疆、广州、重庆等地打工，因为身体原因，梁益海不到38岁就“病退”了。现在他们就住在永川，打一点零时工。他们的女儿刚结婚，目前在康厚明大姐的儿子开的公司打工。

康厚明的大姐一家日子过得不错，在家族中也颇有地位。大姐夫原来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现在又是康厚明打工的公司的老板。除此之外，他们的儿女也都有出息，儿子是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开了公司；女儿在电厂工作，属于正式职工。目前他们农村的房子全部卖掉了，田地也交给了生产队，户口全都迁到城里，他们已在永川买了房子。

一直奔波不定的康厚健，现在也总算稳定下来。他和爱人几年前已经从广州回到重庆，目前和哥哥在一起，搞建筑工程。他们农村的房子已卖掉了，刚在永川买了120平的房子，花了20多万。他的新房没钱装修，还不能去住，只得边租房，边打工挣钱。他们的儿子已初中毕业，想到永川读高中。在广州那十几年，康厚健其实挣钱还是不少的，尤其是轧钢厂那几年收入很高，每个月至少有四五千块钱的收入；在手袋厂，他也已成为了管理人员，但广州房价太高，根本买不起，最后无奈地选择离开。

或许，康厚健还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在永川买了房子，尽管贷了些款。康厚明的际遇显然要糟糕得多，尽管他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曾奋斗了18年，才在农村盖好房子。但是要想在城里买楼房，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在人大会上，他曾提出给农民建立廉租房的建议。

“我们的民工班，有10对夫妻同在城市奋斗，公司只能提供民工的集体宿舍，夫妻两人要想住在一起，就只有出去租房子，但租最简陋的房子，每个月都要两百元左右。最后只有把一间房子用层板隔成若干个小家，供夫妻居住。这样很不方便、很尴尬。这些年来，政府建了些廉租房。但总量太少，并且首先满足的是辖区的低收入居民，农民工住上的非常少。建议政府每年可以按土地供应总量的一定比例建廉租房，让更多买不起商品房的农民工也能在城市里有个窝。”

从1998年至今，康厚明一直住在重庆。从2003年开始，刘胜玉也离开石牛寺村，到了重庆城建集团，两口子一直住在单位集体宿舍。目前两个人积蓄还不到4万元，康厚明现在月收入2000元，妻子刘胜玉月工资700元，他俩把攒下来的钱都供儿子读书了，想在城里买房子，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两年儿子念书花了些钱，这是必需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俩常年在外面打工，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回来没待几天，又得匆忙地离开。儿子因为过于节俭，现在得了白血病，作为父母没尽到责任，感到很难过。儿子没考上大学，我们拿钱让他在重庆大学计算机专业读完了大专自考课程，之后又让他到北大青鸟软件开发专业学习。等他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就没这么大了。重庆现在房价太高，我们准备在永川买房子，买小一点的，两室就够住了。因为目前还不知道儿子在哪边发展，所以花得少一点，清静就行……”

康厚明在农村的房子还没卖，而且他的田地还在。现在农村种地免除农业税，还给各种补助，刘胜玉有时候还想回去种地，但康厚明摇头说，不可能了。

“我们岁数大了，种田不行了；就算体力行，农村现在种地都科学化了，根本就不需要一家人。农村环境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是儿子要在外面工作，不会回农村来的。我们在城里打工，可以给他提供好一点的条件。现在农村人口都大量输入城市，年轻人到城里打工，没有多少还想回农村去的……”

没错，康厚明留在城里有太多理由。作为人大代表，城里有他的事业。但残酷的现实却是：他的家，在哪里？仅仅在单位的宿舍里面吗？像他一样的农民工还有千千万万，也都寄宿在城市里面吗？农民工早成为农村联系城市的纽带，为城市建设辛勤劳动。他们又把在城市里学会的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带回农村，加速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民工对实现中国城乡之间的功能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等方面，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农民工在城里有太多忧虑，比如子女教育、住房问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安全保险等，农民工还有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遭遇，都需要解决……

不能否认，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农民工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纷乱和冲突，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城市才能成为这些农民工真正的“家”。

十、康厚明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见见证

2008年，金秋。石牛寺村，阳光普照，麦田飘香。一辆小轿车停下来，车里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笑容可掬地跟收割的村民打招呼。立刻，有十几个村民围上来，和这个“大领导”攀谈起来。

这个人，就是康厚明，他请了半天假给母亲过生日。此刻，他俨然已成了全体村民心中的“大领导”。他去过北京，并且和那么多“官”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还在电视上不断露面、接受采访，村民们仰慕他很久了。

那些原来称呼康厚明为“老康”的人，此刻只是嘿嘿地笑着，不敢张口。康厚明原本是话语不多的人，但现在可不能冷场，必须要“表现”一番，便逐一问候起来。其实，和村民说话，可比电视上接受采访轻松多了，他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

村民说，现在在家种地太好了，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这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可把他们乐坏了。真没想到，国家对农民会这么重视了。另外还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简直跟做梦似的。

正说着话，有一群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去。马上又有几个村民说，石牛寺村从去年就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政策了，孩子上学都不花钱了。要是发现哪个老师收钱，家长就要告他去，因为这是不合法的……这句话，把康厚明说乐了，十几个人也都着笑。

有个村民说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好处多，他前一阶段做了心脏病手术，花了9万多，后来给补助3万元。这件事全村子都很震惊，因为大家此前一直持怀疑态度，这下子全都相信了。

大伙正说着，从远处小跑着过来一位婆婆，气喘吁吁的。原来是康厚明的母亲，听说儿子今天回家看她，给她过生日，就在大道上等着。看见一帮人围着地垄沟说话，老太太就急忙赶了过来。这时候，她激动地从人堆里冲过来，拽着康厚明的手说：

“我种了这些年地，还有我爸爸我爷爷我太爷爷，一直都种地，可从来就没听说过种地不交税的！那要是放在康熙爷年间的话，那可叫皇粮国税啊，你不缴纳，是要杀头的！现在呢，国家全都给免了，我起初都不信。谢谢共产党，谢谢毛主席！”这句话又把大伙全都逗笑了。

有人纠正说，现在的主席是胡锦涛，老太太便说，“谢谢毛主席，谢谢胡锦涛！”

康厚明告别了村民，和母亲一起回家。

此时，大姐、大姐夫、二姐、三姐、三姐夫都回来了，给母亲过生日。康厚健正在工地紧张施工回不来，刘胜玉要给工人做饭，也抽不出时间。康厚明的两个妹妹从外地打来电话。

康厚明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这些年在家里照顾他们兄妹的孩子，很辛苦。大家都不断往老太太碗里夹菜，还让老人家喝了点酒，祝愿她长寿。

晚饭后，康厚明因为单位还有事，就准备离开。老太太送出很远，叮嘱康厚明注意身体，经常往家里打电话，才慢慢回去。

轻烟缥缈的石牛寺村，显得安详、幽静。白鹭在田野间飞过，湛蓝的天空下面，是宽广起伏的麦田。家乡是美丽的，铺垫千年的乡土，散发着一串串留恋。康厚明在车里看着窗外金黄的麦浪，心潮起伏，他为农村30年来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1978年的中国农村，一片萧索。那一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33.5元，其中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40元以下。有2.5亿的农村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占农村总人口的33%。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很快提高。1978年到1985年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增加了264元和192元。贫困人口由1978年以前的2.5亿下降到1.25亿。到2000年，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原先的8000万减少到3000万，占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3%左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是一个历史的壮举！

进入21世纪后，中央连续出台了多个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惠农政策，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初见成效，农民奔小康的速度提升，我国在国际上农业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使中国进入了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贯彻“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连续下发五个“一号文件”，作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部署。

康厚明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见证了农村巨变的这一切，同时，他又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路——产业工人即“农民工”之路。这条路充满艰辛，不过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历练的过程，康厚明才一步步变得成熟。

毋庸置疑，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从2004年开始，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给予了足够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对清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出批示，温家宝总理为农民追讨工钱成为佳话。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还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农民工培训、农民工劳动安全等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5年3月31日，国务院第8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2005年工作要点》，将“制定和完善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2005年4月初，根据国务院要求和温家宝总理的指示，国务院研究室牵头成立了农民工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组，经过近4个月的辛勤工作，最终形成了近5万字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为起草《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奠定了基础。

2005年11月2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各地区要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认真解决他们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2006年1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这是中央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举措。文件涉及农民工工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方方面面的政策措施。

康厚明是幸运的，从一个农民工，到劳动模范，再到人大代表，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大潮席卷着每一个角落，也见证了这股力量蒸蒸日上不可阻挡，正带着中国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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