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193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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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1931-1945）》

第一章 1931——东亚历史的分水岭本年大势

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是令人无法忘怀的一年。经历过这一年的国人遭遇到数十年一遇的洪水、统一之局的破裂、国共内战与日本对东北的入侵等多种劫难，留下了抹不去的沉痛记忆；而后代人从这一年的历史中感受到的依然是遗憾、惊讶、愤懑和屈辱。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方向一旦形成，轻易不会改变。可是就像黄河也会改道一样，在重力压迫下历史也会突然偏离固有的方向。无法不承认，1931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秋，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多年形成的东亚的“均衡格局”就此被打破，从此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上已无安宁之日，直到把中、日与周边的国家都拖进战争的旋涡。

【1931年，蒋介石志得意满，经过中原大战，他已经打败了众多对手（但这年他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处置失当，引发国民党党内大分裂。此后，对日军侵略东北的应对消极迟钝，奉行不抵抗政策，年终下野纯属咎由自取。）。】

其实，刚进入1931年的时候，中国人是有理由怀着美好的期待的。当时中原大战已经尘埃落定，不管这次空前内战起因的是非曲直，它已经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内战终于告一段落，苦于战争的民众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内战的平息也有利于国家的重建与经济的发展。南京的独裁者蒋介石睥睨四周，军中旧敌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已经遭遇到沉重打击而纷纷流亡。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跨越国境，远走越南。山西的阎锡山被迫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躲到了大连，并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冯玉祥的处境也同样悲惨，他经营与统率的西北军系统已经分崩离析，只有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还能够为他在山西提供一隅避难之地。党内敌手如汪精卫，已经狼狈流亡香港。蒋介石和从东北入关的张学良将军已结成了稳固的联盟，共同主宰着整个中国。

胡汉民被囚使得反蒋派重新在广州集结，并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受到已经肆虐欧美和日本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统一的再度出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实业界当时的气氛是很乐观的。但这个稳定只维持了数月，蒋介石和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发生政治歧见。骄横的蒋介石将胡汉民这位国民党的元老软禁在南京东郊的汤山。这个冲动、粗暴、缺乏政治智慧的举动，立刻使国民党内部再度发生分裂，同情胡汉民与厌恶蒋介石的政治人物重新集结，广州甚至出现了新的“国民政府”。统一之局再度破裂。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本是国民党的元老，因政见不同遭蒋介石软禁，从此不愿与蒋介石共事，至死不再踏进南京城。

国民党内部的再度分裂使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而这年夏秋，发生了波及整个长江流域的特大水灾。武汉等城市被汹涌的江水灌入。这场水灾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居民丧失了生命与财产，还使一亿多民众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恢复正常生活及繁重的救济善后工作使各级政府焦头烂额。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东北形势已经极度紧张。蒋介石明知东北的危机，却集中30万大军并亲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耗费了大量的军力和财力。

1931年5月，日本商工省的职员向政府陈情，反对因为大萧条而减少官员薪俸。

1931年7月日本仍然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图为东京免费住宿处挤满了贫民。

1931年五六月间，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勾结汉奸郝永德，怂恿朝鲜农民来到长春北万宝山地区拦河筑坝，引水垦田，使中国农民的万亩耕地和生命财产遭到毁坏。为此，当地农民强烈反对。但日本当局竟唆使朝鲜浪人强行挖渠，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日本警察乘机开枪，打伤中国农民多人。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故意颠倒黑白，编造“中国农民屠杀许多朝鲜人”的谎言，引发朝鲜境内的排华骚乱，数百华侨死难。

张学良1930年10月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的情景，那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张学良父子与日本周旋多年，最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被赶出东北，流浪一生。）。

中国内部的剧烈动荡使日本的激进军国主义分子感到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早就图谋占领我国东北。经济危机带来的焦灼感更使日本国内的扩张主义者把占领我国东北视为解决其国内经济萧条的关键所在。当日本关东军在9月18日夜按照预定计划在东北挑起事端的时候，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做好处置这一巨大灾难的准备。从东北将领缺乏断然抵抗的决心与行动，到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味地指望国际联盟的干涉，使这一场有可能加以控制的事变演变成为了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3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整个世界为这一幕的发生而瞠目结舌。从此，日本侵略的魔影紧紧笼罩着中国。中国人民已经无法回避这一生死悠关的问题。这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到每个国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决策与行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甚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为日本占领东北这一可怕的事件而发生了改变。

“九一八”事变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提出武装抗日。

第一章 1931——东亚历史的分水岭 “九一八”之夜

1931年9月的东北，凉意已深。18日夜，一轮满月高挂于清澈的夜空，皎洁的月光轻抚着东北的黑土地，大地泛着霜白的宁静。

沈阳（旧称奉天）城北约4公里处，有一座名为北大营的军营，晚上10点时，军营里的6000多名官兵早已酣睡。他们隶属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该旅是东北军中的精锐。

距离北大营约800米处，有个地方叫柳条湖，到处长着茂密的高粱，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从这里通过。那天夜晚，在铁路的两侧，驻防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还在沈阳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日军组织了50多次的军事演习。进入9月以后，高密度的实枪实弹军事演习，不断地进行，此起彼伏的枪炮声，已经成为东北军民日夜最为熟悉的噪声。就是在这司空见惯的训练中，关东军完成了全面进攻东北的缜密而有效的准备。

关东军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保护南满洲铁路的安全，但在9月18日晚间10点20分，沉闷的爆炸声骤然响起。在现场，南满铁路的路轨被炸开了两米。就在这并不起眼的残迹，也就是不到两米伤口的路基上，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也拉开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的序幕。

爆炸几分钟以后，日本军队在夜色中扑向北大营。

睡梦中的第七旅士兵被枪炮和呐喊声惊醒。他们得不到旅长王以哲的指示。因为这位备受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喜爱的将领，当夜没有宿在营中。值班军官直接打电话向沈阳城中的参谋长荣臻请示处置措施，荣臻见事态严重，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很快，他被告知张学良正在同英国公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在这紧要情况下，荣臻脑海中浮现的是张学良避免与日军冲突的严令，于是，他给惶恐和摸不着头脑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营房中的官兵在混乱中开始突围和撤退。许多人甚至没有武器，大量武器已经锁在仓库里。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如凶神恶煞般涌来的日军还不到他们数量的十分之一。也不知道以前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日军为什么突然要攻击他们。他们是军人，只能接受上级古怪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要他们战斗，而是逃生，哪怕缴械也行。这些本该保家卫国的军人，在上级的命令下莫名其妙地成了逃难者。但日军并不理睬中国军队的和平态度，他们攻入营房内用刀枪杀伤不准备抵抗的中国军人。

王铁汉团长的六二〇团没有能够及时接获撤退指示，面对毫不留情的日本士兵，他和他的部下不得不进行自卫性的抵抗。这也是北大营中、日军队最激烈的交火。19日上午5时50分，日军占领北大营。第七旅在付出了死亡官兵149、负伤173名的代价以后到了东大营，但这里很快也被日军占领，便衣返回军中的王以哲旅长后来领着这支伤心的军队辗转到了锦州。这是大悲剧的开端，也是耻辱的开始。日本进攻的军队只有数百人，而北大营的中国军人有6000多人。但统帅他们的将领根本缺乏战斗的意志和准备。

柳条湖爆破以后约1小时，即9月18日夜11时18分，参与阴谋的花谷正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18日晚10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半小时后，他再次发报撒谎，说中国军队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日军兵少，陷于苦战。

旅顺，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接到事发报告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举行紧急军事会议，与会参谋大多参与了事变的密谋。他们一致表示，关东军必须立刻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打击，着手占领东北所有的军政中心。本庄繁司令官很乐意地接受了建议，并追认了坂垣先前以他名义发出的作战命令，下令关东军全面投入作战。在“满铁”的协助下，他当晚就将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就近指挥。

在北大营遭遇攻击的同时，日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开始向沈阳城区进击，第二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适合寒冷地区作战）袭击沈阳的督军公署。他们遇到的抵抗很轻微。次日清晨6时30分，日军占领沈阳内城，控制了各政府机构、警察所和通讯设施。北宁路车站被占领，与关内的交通陷于中断。数十万沈阳市民一觉醒来，悲伤地发现青天白日的国旗已经换成了刺眼的日本太阳旗。

与沈阳遭受同样不幸命运的还有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

一夜之间，这些城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占领进展的顺利超越了关东军的预料。一个昼夜失地千里，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如今，在东北最大的都市沈阳，竖立着一块纪念碑：“残历碑”。碑上的累累弹痕中镌刻着一个醒目的日期：“九一八”。近十几年来，每逢这一天的夜晚，沈阳的上空便响起连续而尖利的汽笛警报声。它提醒如今和平的居民们，就是在1931年的这一天夜晚，当时还名为奉天的沈阳遭遇日本军队的突然入侵。就是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东北、中国、东亚乃至世界亿万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走上歧途的军国主义日本把这个世界推进了流血、流亡和屠杀的深渊。

第一章 1931——东亚历史的分水岭石原们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于“九一八”事变，而“九一八”的首谋是日军的石原莞尔中佐。众所周知，关东军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尖兵，而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两位校级军官便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中心人物。但在战争结束后的东京审判中，坂垣作为战犯受到处罚，石原却免于法庭起诉，只是作为证人被传讯出庭作证。这个喜欢收藏拿破仑塑像的小个子军官深通战略。根据他的逻辑，将会发生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战争的原因是东方精神价值和西方物质价值的冲突。本来，他把美国看成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决战的对象，但随着苏联的兴起，他认为苏联是近在眼前的最大威胁，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远不是苏军的对手。占领中国东北是他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

石原有着不同于其他显得循规蹈矩的日本军官的思维。当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后来他曾经到柏林学习，研究欧洲的军事史，对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理论的了解，不亚于其他日本军官熟悉日本近代名将东乡平八郎或者大山岩的著作。他的住所收藏着许多拿破仑的塑像，他崇拜这位法国征服者。他要在中国东北实现这一征服梦想。这位个头矮小的军官，为了实现这个梦，筹划、等待了整整3年。

1928年10月，他来到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出任参谋，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的助手。这位河本大佐在四个月前制造皇姑屯爆炸案，谋杀了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石原到来以后，当年就和河本制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会议讨论。计划立足于以寡敌众，万一发生事变的时候要“闪电般的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半年以后，河本停职，顶替他的是坂垣征四郎大佐，他和石原是武汉的旧相识。他们成了“远东阴谋”的轴心。

1929年7月，石原等组织了参谋“旅行”。当时声称目的是“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但他们的真正企图是为了准备武力对付中国的东北军，为此，甚至研究了哈尔滨与海拉尔等地的攻防问题。

在开始旅行的7月4日，石原在长春发表了《对现代战争的考察》的演说。石原有他特别的理念。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欧洲民族的最后决战，不能够称为世界大战。只有将要爆发的下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战，也是人类最后的大战。它将是以飞机为武器的毁灭性战争。最后的战争将在代表东洋文明的日本与西洋文明的美国之间产生。就像一位日本研究者所说的，石原等人的思想是以“20世纪反革命的最激进最好斗的面目出现的日本式军事法西斯”。【石原莞尔后来与东条不和，退出了现役，战争结束以后侥幸没有成为战犯。】

演说以后，他提议就东北的统治占领问题进行研究。事后，石原感慨地说：“长春的这一夜，是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后来石原一心研究满洲占领地区的行政问题，并在1930年出书。关东军的参谋长三宅光治看到书以后说：“这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他一页也没有看就签了字。石原的答复是：“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

在“旅行”的第三天，他题提出了《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旅行”课题，内容是“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于我手中”。后来，他还与坂垣一道说服关东军司令官和东京的军事首脑们相信迅速占领东北是必需的，南面可以对付中国，北面可以防御苏联，东北作为日本的战略供应基地，可以补充日本矿产资源的匮乏，所谓“以战养战”是他战略的最好概括。

1947年5月，在山形县酒田市的临时特设法庭上，石原对新西兰法官艾利曼·诺思克罗夫特表示：“满洲事变的中心是我自己。就是锦州问题、满洲建国问题也都是因为我自己。为什么不把我作为战犯逮捕呢，不可思议。”石原不承认满洲事变是下克上，如他所说，第一，因为满洲日中军队冲突危险日增，关东军应该作好用武力达成任务的应变准备，这是基于陆军中央统帅部的命令和指示。关东军向军部提出积极意见，甚至屡次激烈争论，“但从根本上，可以断言，在军队的统帅、作战方面一次也没有违背命令或者指示”，不是下克上的行动。石原并没有推卸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责任，他的证词只是表明，他当时的计划不仅得到关东军少壮派的认可，而且在事变发生后，立即获得关东军司令的认可，而东京的军部也给予支持与赞许。

第一章 1931——东亚历史的分水岭江桥的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立即将日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动诉诸国际联盟裁决。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的外交工作很有效果。由于他们的努力，国联于1931年10月24日通过决议案，要求日军于11月16日前撤退。中国政府为此成立了接收委员会。但日本军队不仅没有移交一寸占领的土地，关东军反而在11月又进窥黑龙江省。

嫩江大桥在黑龙江省的大兴县，是洮昂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路，居南北交通要冲，是通向省城齐齐哈尔的前沿阵地。口口声声维护条约权利的日本人的势力从来也没有伸展到黑龙江，但为了赤裸裸地全盘控制东北，侵略者把魔爪伸到了黑龙江。此时，它已经不在乎什么借口了。

1931年11月4日，1300多名日军借在嫩江修桥的机会突然在7架飞机掩护，和4列铁甲车、数门山炮配合下，向江桥和大兴车站发起猛烈攻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马占山命令守军还击。日军的进攻被击退。最艰苦的战斗是在6日，日军反复进攻，死伤较重。4日到7日，日军死亡167人，伤600余人，伪军死伤700余人。这是日军在占领东北过程中遭遇的最大损失。果敢的行动使得马占山将军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皆知的民族英雄。日军调集13000名重兵，由第二师团长多门亲自指挥，在三间房等地与马占山部展开激战，直到18日夜，马占山和他的部队撤离战场，退向齐齐哈尔，19日，又向偏僻的海伦、克山转移。

黑龙江的沦陷使张学良将军极为沮丧。11月22日，他发表宣言，表示对国联权威的忧虑和失望。他感慨地说：“予实不解世界对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公约之将来持如何感想，抑此三种维持和平之公约，均将置之于废纸堆中乎。”

张学良的上司蒋介石的处境则更加狼狈。黑龙江的危机使得一度有所缓和的学生运动再次爆发。但事实上他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准备去发动对日战争，在冲突的旋涡中，他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他的对日不抵抗的态度正好成为政敌严厉攻击的靶子，在国民党重新讨论统一的时候，广东方面把解除蒋介石的权力作为与南京政府重修旧好的交换条件。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22日离京，偕宋美龄回到了他的老家浙江奉化。

第一章 1931——东亚历史的分水岭制造北平、天津骚乱以扩大侵略

当日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动受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之时，关东军又在北平、天津引发骚乱，转移人们的视线。

1931年11月8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收买一些中国人在天津街头发动暴乱。参加暴乱的是2000多名由日本人训练和组织的“便衣队”，以李际春、张璧为头目。他们由海光寺等地冲出，分数路袭击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及警察机构。一时间，城内交通断绝，商铺关闭，许多无辜平民死于非命。由于叛乱者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所以习惯上又称之为“便衣队暴乱”。

9日，天津日军驻屯军乘机出动，日军司令部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在一片混乱中，土肥原贤二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8日，也就是暴乱当日，日租界和附近的中国管区宣布戒严。日军的装甲车以“保护”的名义开到了溥仪居住的静园门口。当天晚上，溥仪终于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潜出家门，经舟车辗转秘密到达旅顺。

恐慌气氛一直持续到10日深夜。由于中国方面事先得到情报，作了戒备，这一暴乱受到了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的迎头痛击。保安队击毙暴乱分子60余人，捕获300多人，斩首和枪决了40多人。便衣队遭到失败后逃回日租界。这次天津骚乱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为了把住在日本租界里的溥仪带出天津，以便为日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埋下伏笔。

11月26日，日方再次组织暴乱，依然是出于土肥原贤二的诡计。便衣队事先潜出日租界，进入天津市区。当晚，日租界电灯熄灭，日军用大炮轰击天津市政府以及警察局、电话局，以掩护便衣队进犯。这第二次天津骚乱是日军为找借口继续侵犯辽宁西部，第二天，日军命令向山海关进发，关东军全军扑向辽西。

第一章 1931——东亚历史的分水岭东北之殇

谁丢失了东北？蒋介石，张学良，或者是另有其人。这是一个颇为折磨人的追问，这成了张学良一生的心结，蒋介石也始终难脱干系。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并不在南京。当晚，他乘永绥号军舰沿长江而上，正在由南京赴江西南昌督剿红军途中。第二天凌晨，他在南昌接到南京转来的张学良的电报，报告日军已占领沈阳。21日下午两点，他乘飞机赶回南京，处理危局。此刻他心中已经升腾起不祥的预感，他在私人日记中留下了“心神不宁，如丧考妣”的字样。23日，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向国民通报东北发生的严重危机：“此次日本军队在东省之暴行，其性质之严重，为空前所未有。此种事变，实于我国全国之存亡有莫大之关系。”

关于不抵抗的命令是谁先下达的，到现在依然有许多争论。目前还没有查到蒋介石下达命令的证据。据说那个电令保存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手上，作为为张学良洗刷责任的有力证据，但一直没有人看到过，而且当天晚上蒋介石没有及时得到情报。

“不抵抗”三字以后如同沉重的十字架，由张学良背负着。直到西安事变，才扭转了他在国民中的形象。

张学良是直接下令和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他背负了好几年。这个悲惨的事件影响了他整整一生。他常面对自己和别人无数的追问：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要做出“不抵抗”这不名誉、可怕而又愚蠢的决策呢？

1990年，事隔59年以后，年近90岁的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承认自己当年判断错误。事变发生时，他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是不会赞成出兵入侵中国的，事件仅为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一部分野心家所为。基于这个判断，他认为日本政府必会约束关东军的侵略行径；若他属下的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冲突，则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学良如果能及早发觉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并非“寻常之事”，而是要并吞整个东北，他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但他最初的判断显然有误。

张学良最初所作的判断有他的经验和理由。1928年，他遇到过性质更加严重的危机。那年6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在皇姑屯制造爆炸案，谋害了他的父亲张作霖，想乘乱占领东北。那个丧父的危机时刻，他从容应对了过去，并很快成功接管了东北的最高统治权。他坚持东北易帜，统一国家，中间也经历了日本人的种种挑衅。上述两个空前的危机，他都凭借自己的机警而缓和了危险的事态。“九一八”事件时，他没有想到日本敢公然武力占据东北，仍想和以前一样息事宁人，结果酿成东北快速沦陷的国难。

但不管真相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和张学良一样，蒋介石一开始就决定避免武力抵抗，防止事态扩大。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说法：“当时之国力不足抗日，果若引起大战，必遭亡国之祸，故忍辱而避战。”他甚至后来更耸人听闻地警告国人，中国抵抗三日就会亡国。

第一章 1931——东亚历史的分水岭狂热的岛国

“九一八”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日本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事变之初难以预料到的。

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得手，就像吗啡一样刺激了岛国日本。事变后日本国内各方的反应颇值得关注。

1931年接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裁的内田康哉，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他不仅指挥满铁职员参加了关东军的演习，而且他是最清楚不过地料到满洲事变的发生、甚至发生时日的人。事变一发生，满铁就提供运输上的一切便利。以本庄繁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乘专列从旅顺出发，19日11时55分到达沈阳，进驻东拓旅馆。一周之内，满铁为关东军生产了6辆装甲列车。

席卷日本的“忠君爱国”情绪使得日本的社会舆论站在了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一方，反过来指责日本内阁的“软弱”政策。

关东军得到了驻朝鲜两个师团日军的支持。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在本庄繁请求支持以后，21日下午1时20分到4时30分，不等天皇与军部指示就派兵越过鸭绿江支持关东军作战，这种逾越自己防区并跨越国境的行动顺利进行，可见占领满蒙是众多日本军人的共同信念，这使他们配合非常默契，甚至不惜违反军中纪律。林铣十郎违令派军越界进入中国，博得的是日本新闻界的一片喝彩，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他危险的违令行为也就不再被严厉追究了。

关东军不想收兵是因为它有一整套的计划和更大的阴谋，不仅没有撤兵的行动，还在占领地区组织傀儡政府。著名的特务机关长、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出任了“奉天市长”，这只是暂时过渡，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独立国家”才是他们的理想。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与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在满洲建立一个以溥仪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家”方针。

69年前，东京国际法庭对战争责任进行裁决。不仅为日本天皇开脱责任，还为日本政府开脱责任，把战争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那些策划阴谋的少壮军人。

日本首相若规礼次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白：“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坂垣征四郎的持续晋升，石原莞尔执掌东京军部中枢，本庄繁、林铣十郎得到表彰的事实证明，日本军部和内阁不仅很快追随了那些少壮军人，而且巧妙利用，并大力褒奖了他们的冒险行动。因为军部和内阁对东北有着共同的扩张欲望。而侵占东北只是日本帝国更庞大扩张计划的开始。

拉开人类历史最大战争序幕的“九一八”事变，最初竟然是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都没有正式同意的状况下，由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自行设计与发动的军事作战，日本军人的气焰从此日益嚣张了。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毅首相杀害。当时的日本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毅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的兵变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并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开脱减刑。

而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则把占领东北当成一次历史性的冒险，假如能够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为日本帝国开疆辟土，还可以借此声威改造日本的政治，最终主宰日本的命运，把整个日本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去追逐称霸太平洋乃至世界的狂妄梦想。

日本政治家们从开始的担心紧张，到后来的窃喜、认可、追随和配合。对于日本而言，可以说是一场导致日本政府体制失控与毁灭的“兵变”。这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同样也是日本的灾难。“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也很流行。犬养毅首相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只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的政府其实已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热衷扩张与战争的所谓“廉洁军人”如东条英机之流的当政，使日本失去起码的自我控制，最终把日本带向了毁灭。

第二章 1932——南与北：孤独的抵抗本年大势

1932年是在中国的政局处在混沌中到来的，那时的南京刚经历了一场权力更迭。蒋介石已经退出了权力的中心，行政院长孙科接管了南京的中央政府。但政治最终是力量的抗衡。在江浙一带缺乏基础又不能掌控军队的孙科内阁是短命的，取代他的是国民党内两个巨头的全新组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蒋主军，汪主政。真正的权力落在蒋介石的手中，“蒋委员长”就是从这时叫起来的。

新的政治联盟还在酝酿之际，上海发生了空前剧烈的战事。日军占领东北后，日本特务机关为吸引各方的注意力，掩护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不断在中国工商业中心城市上海寻衅滋事。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正要遵命后撤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想在国际商埠上海上演一出新的“九一八”事变，好不让日本陆军专美于前。但出乎日军预料的是，第十九路军的战斗意志异常强烈，上海民众对守军的支持也非常踊跃。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运气远不如令他们嫉妒的关东军，因为守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官兵是一支勇敢善战且爱国情绪炽热的军队。他们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没有得到南京政府首肯就果断进行了抵抗，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们打得来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第十九路军在淞沪的抵抗是中国军队自动行使防卫权，开中国军队大规模抗战之先声，与东北军的几乎不战而退截然不同。头戴斗笠的第十九路军战士成为与东北义勇军交相辉映的抗日象征。

广袤的地域是中国的财富，但同时也带来反应迟缓的弊病。在地方主义盛行的20世纪初，各地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东北的丢失对东南沿海人民的震动起初还止于理念和情绪上。但4个月后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战事惊醒了许多在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人。日军的炮火与轰炸让他们终于有了切肤之痛，如骨梗在喉，如锋芒在背。

就像沈阳人忘不了“九一八”，“一·二八”永留在上海人的记忆里。

当时，在上海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正对面的公寓里，住着鲁迅和他的家人。从公寓的窗户，可以看到在司令部院内集结的大量士兵，随后卡车在轰鸣声中载着他们向南驶去。至今，在鲁迅书斋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当时残留下的一个弹痕。

极少人可以停留于战争之外，连一向被认为最安全的租界也不再是苟安之地。尽管交手双方都尊重租界的特殊性，但谁也不能在技术上保证，子弹和炮弹百分之百不会落在租界内。国民党政府在内部的一片混乱中勉强形成决定，将政府的办公地点从南京临时迁往河南洛阳。洛阳这个地处内地的故都虽然破旧不堪，交通不便，但可以免受日本军事力量的直接打击和胁迫。

第十九路军、第五军和上海市民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这场战争所吸引。30年代的上海是各国侨民杂居之地，在这个城市发生战争，立即会引起国际瞩目。日本在这里的收获不及在东北的一个零头，而伤亡要比在东北惨重得多，他们遇到了中国真正的战士。

1932年5月28日，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五卅公园举行，那时战事已经结束。5万军民涌向了会场，司法院长居正代表政府主祭。参战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亲临致祭。6月1日的上海《申报》描述道：“当天参加追悼会的第五军官兵，衣黄呢制服，整齐严肃而躯干彪伟，精神饱满。十九路军将士则穿青灰布制服，短裤露膝，背系光荣无上而受外人崇拜的十九路军战笠，身材虽较短小，而勇健活泼。”

“一·二八”，也就是1932年1月28日，那个战事初发的黄昏，最先与日军交火的是第十九路军的张君嵩团。张团长向他属下的牺牲者，以及全军阵亡官兵献上了一幅挽联，饱含了对这些为国捐躯者的深深敬意：“是国家柱石，是民族先锋，气吞倭寇，神勇远震全世界！为正义牺牲，为和平奋斗，血溅沪野，忠魂长绕大江南！”同一天，全国各地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一天，向阵亡将士的英灵致哀。那场延续了30多天的战事中，第十九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五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

第十九路军的官兵大多来自南国广东，为保卫上海而战死异乡。有了这些忠于民族的无名英雄，第十九路军才成为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珍惜的名词。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黝黑瘦长，行伍出身，面色冷峻，一看就是位职业军人。“一·二八”战事一开始就是世界瞩目的战争，第十九路军与蔡廷锴将军的威名随即名扬中外。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则是一副儒雅书生模样。他是蒋介石的爱将，也是中央军少见的有政治头脑的将军。他常奉命带兵出征，但一打完仗，就立即交出军符，到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办公室上班。考虑到当时带兵将领的赫赫权势，像张治中这样不恋军权的“傻瓜”百不一见。当初，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无畏表现感染了这位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他组建了第五军，由原来的国民政府警卫师第八十八师、八十七师构成，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烽火连天的淞沪战场上，第五军是焦急待援的第十九路军盼到的惟一援军。两支军队渊源并不相同，但张治中很识大体，一开始就表态，要诚意服从蒋光鼐指挥。

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是为保卫上海而战。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会，世界列强在这座城市都有利益上的瓜葛。由于“一·二八”一役，日本在上海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收获，以致当时多疑的人怀疑中日停战协定后面必定还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条款。其实，协议中最糟糕的条款就是规定中国军队不能驻扎上海，而由保安队和警察负责上海的治安。但这一条并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军队于1937年的“八一三”前夜重新进入上海布防。

上海战事部分挽回了中国军人的名誉，证明中国军人绝不缺乏捍卫祖国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而在此之前的数月，东北军在日本的侵略面前无所作为的表现，已让中国军人在全世界面前蒙羞。不论是当时的舆论还是后来的历史书，都把赞美之词奉献给了第十九路军将士。他们果敢应战，并以一军之力单独抵抗日军长达半个多月，赢得举国盛誉，当然是名至实归。不过，第五军将士虽然后至，但付出的牺牲几乎与第十九路军相当，只是轮到分享荣誉时却难免有向隅之感，悄然湮没在第十九路军的巨大光环下。这种落差由于蒋介石顾虑战事扩大而刻意低调处理第五军参战一事而愈发显眼，不过在内心里，蒋介石与其左右将领开始对第十九路军心存芥蒂。第十九路军本来是忠于蒋介石的军队，但在这次战事后双方却疏远了。后来双方关系日渐乖离，直至反目为仇，演成1933年底的“福建事变”。个中原因至堪玩味。

在1932年淞沪前线休战后，蔡廷锴曾去谒见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的蒋介石。那次见面给蔡廷锴留下了灰暗的记忆，并记载在他后来撰写的《蔡廷锴自传》中，他尴尬地发现，自己的统帅蒋介石“除普通照常训勉数语外，不似从前北伐时得胜归来召见的微笑与欢容，最后更用力地嘱咐一句，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最后一句话是有所指的。

1月28日，淞泸战事发生的当日，汪精卫赶往南京就任行政院院长。第十九路军已经接到了撤离上海的命令，他们虽然感到不痛快与不甘心，但并无意违抗军令，准备调防。当时，上海市政府已经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但日本海军陆战队气焰嚣张，主动挑衅，于是尚未换防的第十九路军毫不示弱，在没有接到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前，就自行决定武力还击。战争是在半自发的状态下进行的。与东北军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不同，第十九路军抗战是成建制中国军队的有计划作战，并得到上海市民的充分而有效的合作。这甚至也算得上是中国的精锐正规军在1901年辛丑条约以后，第一次大规模与外国入侵者作战。

蒋介石虽然同意张治中的第五军增援上海，但从“九一八”以后，他就始终不赞成全面与日本开战。第十九路军经过淞沪一战，成为抗日的象征和代言人，这与蒋汪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极不合拍，而且蒋介石还怀疑蔡廷锴等将领利用民族英雄的名声，在政治上别有抱负。双方互不信任，结果终于走向决裂。

1933年底到1934年初，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上演了废弃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称号，建立新政权的惊人一幕。这支因为抗日而赢得过巨大荣誉的军队已经厌倦默默无闻而旷日持久的“剿共”内战，也厌倦了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的刻意隐忍。但新政权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摧毁。在那次军事镇压行动中，张治中奉命出征，并在古田和平接受第十九路军守城部队的投降。第十九路军原将领后来一直参与反蒋活动，一度在广西重建第十九路军。但随着1936年9月广西与南京的和解，重建活动昙花一现。1937年淞沪大战再起，张治中老马识途，率第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三十六师重新进入上海，而那时的第十九路军已经湮没为历史名词，真堪浩叹。这是一个悲惨画面，在国家政治未上轨道的时候，大量质量低劣的军队靠将领的政治投机而在中国国防军中滥竽充数，而像第十九路军这样少有的优秀部队却被解散、消灭，不能重新为国效力，演绎了一出民族的悲剧。

第十九路军官兵已经在国人的脑海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榜样的力量就像源源不断的清泉，浇灌着已经枯涩而苍老的民族精神，激发怯懦者的勇气，增进勇敢者的信心。与这支英雄部队相比，轻易丢失东北的不抵抗主义者显得苍白而怯懦。就像“一·二八”四周年的时侯，李公朴所评论的：“‘一·二八’的记忆，并未在大众的脑中洗淡。客观事实给予不抵抗者的残酷的暴露，更使这一段光辉的争斗的事迹，活跃在亿万人的脑里，一天天认识了这一段斗争的价值，一天天认清了‘一·二八’一隅的抗战就是整个中国整个民族惟一应走的道路。”

南京东郊中山陵附近的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着淞沪之役的128名阵亡者的遗骸，第十九路军70名，第五军与宪兵团58人，他们是“一·二八”中国军人顽强不屈精神的象征。1937年后，它与庙行无名烈士墓等几处公墓都受到日军的破坏。

其实还应该追悼那些惨死的普通市民，战争让他们失去的不只是生命，还有财产和住所。在战火最激烈的闸北五区，原来有10.1万人，战后只留下800人，逃难的人回来后寻觅不到自己的住所，原来的7627所房子，有6435所毁于战火。

这一年，东北义勇军空前活跃与强大，日本总是淡化事态的严重性，其实，发生在上海与东北的早已经不是什么事变，而是真正的战争。

第二章 1932——南与北：孤独的抵抗锦州、哈尔滨被占，东北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要求人民忍耐，以等待国联的决议得到日本的尊重，等待公理战胜强权。可两个星期过去了，东北的危机每天都在恶化。辽宁、吉林二省政府已经瓦解，黑龙江省政府也处于瘫痪状态。辽宁省政府无法回到沈阳办公，只好暂时迁到了锦州。张学良还在那里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由张作相代理他的司令长官职务。这座距离山海关不远的城市是中国在东北行使主权的最后政治象征了。

当时的地理书上对锦州有如下描述：当北宁铁路中枢，内障幽燕，外控关东，为军事上必争之地。城濒小凌河北岸，人烟稠密，商务兴盛，为满蒙物产集散之中心，本省中仅次于沈阳、安东、辽阳之巨城也。

1931年10月8日，日本空军空袭锦州。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首次发生的对一个和平城市的空袭，造成许多居民死亡。事态的发展清晰地显示日本军队和政府已经决定用武力强占东北，它是在不宣而战。

11月27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命令1个师团及两个旅团的日军向辽西、锦州发动攻势。日军的这一军事行动招致国际主流社会的强烈谴责。28日，在一昼夜间，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突然下令关东军回返原驻地。

12月中旬，中、日两国政局同时发生动荡。11日，日本若规礼次郎内阁因为财政危机以及被舆论指责外交上软弱等原因而总辞职。13日犬养毅组阁。他一上台就表示：“关于满蒙问题，内阁应与军部协同一致，积极解决之。”15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宣布下野，孙科内阁组成，新一届政府虽然对守卫锦州持积极态度，但它本身却是软弱无力的。

12月26日，日本关东军再度做好了攻击锦州的准备，集中了1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的兵力。第二天，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政府支持“土匪”在满铁周围活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不自动撤入关内而在北宁路一带构筑工事，宣布为保护日本侨民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东北军发起进攻。

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因为力量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会议，但却拿不出具体方案。士气消沉的东北军几乎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于山海关以内。

1932年1月3日，日军没有遭遇太大的抵抗就占领了锦州。整个辽西地区落入了日军之手。

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持，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孙科政府体会到了“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

日军占领锦州之后，于1932年1月下旬，进攻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由于苏联当时在东北问题上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日军决定占领哈尔滨和东北北部地区。日军第二师团等部于2月5日下午占领哈尔滨。随后，控制了整个北满地区。

人口多于日本7倍，土地大于日本17倍的中国对这个小小岛国的强盗行为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意识到必须进行抵抗，但为什么在行动上没有很好的表现？

这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和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有密切关系。晚清以后，私家军体制是中国军事体制上的一颗毒瘤，是中国无力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大原因之一。一个频繁陷于内战分裂的国度不得不吞下外敌入侵时涣散无力的苦果。

那是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在这种充满诱惑力的名义下，日本帝国从事了有史以来最丑恶的14年侵华战争。当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领土上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中国政府却怯懦地幻想在国际联盟的会场上用言辞和条约来替代疆场上的铁与血。在“九一八”事变后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一万零几百人，加上武装起来的在乡军人，约26882人。没有飞机坦克，炮兵和工兵也微乎其微，没有什么机动能力。东北军有20多万部队，拥有飞机、大炮、坦克，有迫击炮厂和兵工厂。但一支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仅仅3个半月的时间，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中国失去了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400万东北民众不得不生活在日军的刺刀下，长达整整14年。它给中国人带来的酸楚不仅是东北的轻易丢失，而且是精神和名誉上的巨大创伤。

第二章 1932——南与北：孤独的抵抗鼎盛期的东北义勇军

1931年10月，美国《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来。”1932年初，《伦敦每日导报》也撰文说：“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

这支使伪满洲国和日本人“日陷不宁”的武装力量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这支由东北军游散官兵、绿林武装、普通平民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替代了正规军，成为日军恐惧的对象，成为白山黑水间表现中华民族不屈意志的战魂。

1932年3月9日，清廷逊帝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沐猴而冠，出任了伪满洲国执政。傀儡政权的出笼更激发了东北人民和东北义勇军的极大愤慨，一个更大规模的抗日热潮在东北全境轰轰烈烈地掀起。当年4月1日，江桥抗战后一度妥协的马占山幡然醒悟，率领卫队出走省城齐齐哈尔，在拜泉邀见李杜、丁超（后降日）的代表，倡议吉、黑义勇军会攻哈尔滨，夺取这一北满重镇，然后大兵南下，直捣伪京长春，推翻伪满洲国。4月下旬，吉、黑两省义勇军同时向哈尔滨发起反攻，吉林义勇军出动三路大军沿松花江和绥（芬河）哈（尔滨）路西进，黑龙江省义勇军也集中精锐力量在松花江北摆开战场，另有原马占山旧部李海青在哈尔滨西部的肇州、肇源对青山一带助攻，王德林部则开赴镜泊湖南部地区阻敌援军。吉、黑义勇军十数万人马，分别在4个战场打响了这场气壮山河的复土战争。

不出半个月，吉林省义勇军连拔方正、一面坡、苇沙河、珠河、阿城、宾县等哈东重镇，直逼哈尔滨近郊；黑龙江省义勇军将松花江北之敌驱退；李海青部则挺进至距哈市十数里之遥；王德林部也在东南战场成功地扼制了吉敦一带日军的北进，哈尔滨克复在即。就在这关键时刻，日军收买叛徒程志远等人在黑龙江省义勇军后方发难，又出动主力沿松花江而下，从水路偷袭义勇军大本营依兰。5月中旬，兵力空虚的依兰不幸失守，切断了义勇军前后方联系，反攻大业一朝崩溃。义勇军出征部队陆续撤回勃利、宝清及绥宁一带，黑龙江省义勇军及李海青等部也被日军各个击破，转入其他战场。吉、黑义勇军反攻大业虽然失败，但是，这场战役发动在国际联盟所派李顿调查团来华之际，在国际上产生强烈反响，向全世界表明了东北人民坚决否认伪满洲国，绝不屈从于日本刺刀的严正立场，也充分显示了东北义勇军不畏强敌、敢洒热血的战斗精神，更广泛地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吉、黑各地的民团、民间秘密结社（如大刀会、红枪会）、绿林武装以及热心救国的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纷纷加入抗日的行列，使原来以东北军为主体的吉、黑义勇军增添了新的成分，渐而形成各阶层、各民族联合抗日的壮观局面。当年10月1日，黑龙江省海满护路军司令兼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联合步兵第一旅旅长张殿九发表抗日通电，宣布将所部编成“东北民众救国军”，照会马占山、李海青等部联合反攻省城齐齐哈尔，吉、黑两省义勇军的抗敌活动出现新的高涨。

在此期间，辽宁省各地已兴起百余支大大小小的民众抗日武装。为了协调作战，统一领导，东北民众救国会派员统编辽宁省各地义勇军，最后编成五大军区（团），军团下设置梯队，仅辽西地区的第一军团便辖有56路梯队，外加27个支队。其他如辽北及辽热蒙边地区的第四、第五军团，辽东的第三军团，辽南的第二军团，各辖十数支乃至几十支武装。此外，另有国民党中央监委朱霁青在辽西一带组织的一支救国军，全省义勇军武装达15万人之多。这些民众武装虽然武器低劣，素质较差，却表现了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此间，他们多次袭击日伪盘踞的沈阳市，袭击飞机场、兵工厂、南满车站等地，焚毁日机数架，也多次攻袭锦州、营口、抚顺、鞍山、海城、新民、辽阳、义县、绥中、大虎山、黑山等重要城镇和日伪据点，扰得敌寇不得安宁。他们出没在北宁、安奉、营沟等铁路线两侧，颠覆日军军车，切断敌人交通，使运输枢纽常常陷于瘫痪，并歼灭了相当数量的日军。

这个时期东北义勇军活动的特点是发展迅速、规模庞大、战斗频繁，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日本侵略者陷入四处挨打、寝食不安的困境。

第二章 1932——南与北：孤独的抵抗第十九路军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上海是远东最国际化的大都会，是中国的工商、金融等行业的中心，也是外国在华利益高度集中的地方，“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成了全国抵制日货和各种抗日运动的中心。

日本军方为转移国际上对东北问题的注意力，阴谋在上海挑起事端。1931年11月，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与日本驻上海助理武官田中隆吉秘密策划，阴谋在上海搞出点事来，使“满洲独立”能顺利实现。为此，坂垣付给田中两万元做活动经费。

1932年1月，上海的《民国日报》登载了朝鲜人李泰昌狙击天皇的事件，报道的标题有“不幸只炸副车”等字句，一直在上海寻衅滋事的日本侨民即借机要日本驻沪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吴铁城委曲求全，同意取消报道、赔礼道歉、处分有关人员后才勉强平息了事态。1月18日，5名日本日莲宗僧侣敲着鼓，念着佛经走在马玉山路上，在上海三友实业社附近遭到中国流氓袭击，结果造成1名僧侣当场丧命，两名被打成重伤。殴打日本僧侣的中国流氓是由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雇用的。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她的父亲是前清的亲王。她喜欢女扮男装出没于中国大陆。她在上海的行动是根据田中隆吉的指令行事。田中隆吉阴谋得逞后，便称袭击日僧的人就藏在三友实业社内。三友实业社是家生产毛巾的工厂，以积极参与反日运动著称，田中指使手下冒雨袭击了三友实业社，放火烧毁了三友实业社的仓库。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舰队和海军陆战队纷纷开往上海，黄浦江上日舰的聚集给日本侨民好战的狂热情绪火上加油，他们在街上到处游行滋事，捣毁中国商店。日本海军陆战队则在城市街道上武装示威，公然向中方挑衅。

当时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是一支抗日情绪饱满的军队，总指挥为蒋光鼐，军长为蔡廷锴。官兵主要来自广东，有3个师约3万人，曾在北伐革命中屡立战功，是一支久经战阵的劲旅。“九一八”事变后，官兵们一直要求到东北去抗敌。

1月23日，第十九路军营长以上军官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决心保卫上海，并作了紧急部署，会议决定，日军若向中国驻军进攻即应全力消灭。27日，日本驻上海领事村井仓松就日莲宗僧侣事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递交了限中方24小时内答复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国赔礼道歉、逮捕惩办反日事件的参与者、立即解散上海的抗日团体、撤出中国军队等。次日下午3点，吴铁城屈辱地答应了日方的全部要求。吴铁城的妥协并未能阻止战争。日本海军本来就眼红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的战绩，企图在上海一举成功。一位日本海军将领宣称：“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上海的陆战队已非昔日的陆战队，有2000人，配有野战炮和装甲车，对付十九路军没问题。”

1月28日深夜，日军海军陆战队兵分五路突然向第十九路军阵地发起进攻。日军出发前，日海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狂妄地宣布，日军将在4小时内占领上海。日军首先进犯的是四川北路的天通庵路，在此地驻守的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长下令立即还击。战斗首先从四川北路西侧开始，迅速扩大到闸北地区。29日凌晨，从日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轰炸，北站、商务印书馆等被炸成一片废墟。

战事在第一个星期内集中在闸北地区，直到2月4日，日军发起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但日军的进攻被粉碎，进犯江湾的一个日军联队被消灭。战败了的盐泽被免职调回国内，由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取代。野村声称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时，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言辞间十分自信。增援日军于2月11日在蕴藻浜、曹家桥一带发起攻击，上海市民热烈支持第十九路军作战，组织起义勇军、情报队、运输队等，单在第十九路军处登记的义勇军就有50多队，两万多人。上海市民踊跃为军队募捐，1月30日一天就募集到10万元，作战期间共收到700万元。在上海日本工厂、商店、住宅工作的中国人纷纷罢工和离职，以表示对在前线浴血奋战将士的支持。

战事爆发后，宋庆龄、何香凝等往前线慰问抗日的官兵，一天工夫便筹设了10多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在前线看到官兵在大雪中只穿单、夹衣时，便立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5天内就赶制3万多套，运送给全体官兵。日军抓住汽车司机胡阿毛，逼迫他帮日军运送军火，当车行驶到黄埔江边时，胡阿毛毅然将车开进黄埔江中，车中的日军与弹药沉没于江水中，胡阿毛献身救国的精神激励了战斗中的抗日军民。由于日军的进攻，上海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为了躲避日军的攻击，众多的市民纷纷在混乱中逃往租界或外地。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已于1月30日宣布迁都洛阳。当第十九路军将领向军政部长求援时，何应钦以剿共抗日两难兼顾为由，不肯增兵上海。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代表全旅官兵于1月30日到军政部拜见部长何应钦，请求全旅到上海参战。何应钦却不快地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拒绝了宋希濂的请求。

当天晚上，何应钦在住宅中听到外面的嘈杂声，原来是宋希濂率本部军官30多人请愿求战，一位营长对何应钦坦率进言：“我是部长的学生，也跟部长当过参谋，‘九一八’事变后，大家都骂我们军人无耻，现在日本人打到大门口来了，我们还不起来抵抗，长官竟要我们甘心当亡国奴吗？！”第十九路军在前线孤军奋战，一再向中央请援。各界对中央政府按兵不动的做法十分不满，严加抨击。刚复职的蒋介石见不派兵无法向国人交代，决定派亲信部队第八十八、八十七师编成第五军，于2月18日由军长张治中率领赴上海参战。

“九一八”事变后，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送给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一件女装，让他转达黄埔学生，并附了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这次，张治中有机会率部在抗日中洗雪耻辱。

野村等日本海军将领没料到第十九路军斗志顽强，而且战斗力强大，屡遭失败后只得请日本陆军出马增援。2月7日后，日军第九师团等在上海及吴淞口登陆，由师团长植田谦吉替代野村指挥上海的战事。他至上海后马上给蔡廷锴送去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第十九路军从前线自动撤退。第十九路军的指挥部不予理睬。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指挥所部以江湾、庙行为主攻对象。日军先以飞机向中国阵地全线轰炸，然后重炮轰击庙行与江湾，再由坦克掩护步兵袭击张家浜与杨树浦。

这时张治中部第五军已经抵达战场，张治中任左翼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右翼军总指挥，蒋光鼐为战场最高指挥官。第五军接替第十九路军在江湾、庙行、蕴藻浜至吴淞的防线。第五军与第十九路军密切合作，凭借既设阵地顽强抵抗，使日军死伤惨重而进展缓慢。

东京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2月23日继续派第十一、十四等两个师团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率部准备在位于上海中国军队背后的七丫口登陆。29日，白川义则乘巡洋舰来到长江口，此时日军已近10万人，拥有100多架飞机、3艘航空母舰及大量军舰。3月1日，日军全线发起总攻，在浏河登陆，并迂回到中国军队后方，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庙行、闸北、江湾等阵地。日军在占领上海市区及郊区时烧杀抢掠，毁坏工厂、公众建筑与民居，到处逮捕、滥杀平民和抗日志士。上海守军不仅装备远差于日军，数量也不及日军。前线将领再次向南京政府请求支援，但蒋介石无意扩大战事，不愿将剿共的大量军队调来前线。苦战一个月的第十九路军伤亡8000多人，第五军也死伤5000多人。

“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得到世界舆论的赞扬，中外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淞沪抗战的战况。列强对上海的战争及本国在华的权益感到担忧。英、美、法等国都向上海增派了军舰与陆战队，对日本在上海的侵略提出警告。日本害怕在国际间陷于孤立，加上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不想在上海扩大事态，接受了英国公使兰普生的斡旋，中、日两国代表在英国旗舰上举行了上海停战谈判。3月3日中、日双方宣布停战。6日，蒋光鼐宣布接受停战的决定，如日军不攻击我军，我军也不攻击日军。上海战事到此结束。

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根据条约的规定，中国军队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同时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至此结束。5月7日国民政府命令第八十八师开驻武汉，第八十七师驻常熟，后调南京。

第二章 1932——南与北：孤独的抵抗伪满洲国的出现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政府的精心策划下，日军占领的东北出现了伪满洲国，它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后来又将热河置于统治之下。1934年，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成为“皇帝”。日本政府在与国民政府谈判时还一直蛮横地要求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满政权，但即使执行亲日妥协政策的南京政府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这一点。

日本觊觎中国东北已久，1931年9月22日，“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在沈阳秘密举行会议，土肥原贤二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的计划。

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出面策动已经投降日军的原东北军政要员臧式毅、熙洽、张景惠、赵欣伯等组织各省伪政府，1932年2月，他们在沈阳召开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公然宣称东北“独立”。

日军一直企图以清朝逊帝溥仪出任伪满洲国元首。溥仪自被冯玉祥西北军赶出北平紫禁城后，经罗振玉的活动投奔日本使馆，在日本使馆的帮助下，逃到了天津日本租界内。他受到日本特务的保护，与在天津的日军将领往来密切，日方如此厚待他是有深远而险恶的政治用心的。“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前往天津，劝说溥仪到东北，溥仪一心想复辟大清王朝，他表示，如果到沈阳复辟，他便去，否则便留在天津。土肥原贤二与溥仪的见面被中国报纸揭露出来，许多人写信给溥仪，叫他不要认贼作父，溥仪心有疑虑，逡巡不前。不久，溥仪收到装有两枚炸弹的礼品箱，这是日本特务恫吓溥仪的一个举动，他们却谎称炸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经不住诱惑与胁迫的溥仪终于答应了土肥原贤二去沈阳的要求。

11月11日晚，溥仪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潜出寓所，然后乘汽艇出海。在经过军粮城时，中国巡防队下令停船检查，日本特务佯装接受检查，但当汽艇驶近河岸时，即鼓轮掠岸飞驶而去。坂垣征四郎代表关东军将建立满洲国的计划报送东京，得到军部和政府的批准，日本天皇还破格接见了坂垣征四郎。坂垣征四郎返回东北后，要溥仪出任满洲国的执政，并与痴心复辟的溥仪发生争吵，坂垣征四郎威胁说，“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果不接受只能看成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答复。”溥仪只得屈服。

1932年3月1日，日本宣布在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与中国政府脱离关系，以长春为首都，年号大同。9日，溥仪放弃登基的计划，举行“执政就任”典礼。

溥仪的老臣郑孝胥被任命为“满洲国”的国务总理。他在主持第一次内阁会议时，总务厅长驹井德三首先拿出一份各部次长名单，人选全是日本人，众人愕然。熙洽说，聘请几名日本人做顾问是可以的，安插这么多成何体统。驹井厉声说：“满洲国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对日本官员你们应该欢迎而不应该有敌视和怀疑。”郑孝胥等听后哑口无言。

在“满洲国”的官员中，司局级的领导人以及重要工作人员大都是日本人，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仍然觉得不够。“满洲国”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由总务长官向关东军参谋长通报，由关东军首肯后方可实施。

1932年9月，日本宣布承认“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过去在东北取得的一切权益，确认日军可以长期驻扎“满洲国”。“满洲国”形式是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直到1934年，除意大利等极少数法西斯盟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承认这一傀儡政权。

第二章 1932——南与北：孤独的抵抗国际联盟的介入

瑞士的日内瓦，是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所在地。莱芒湖畔的深秋，澄澈的湖光，映着四周葱翠的山色，景色清新优美。在庄严高大的国联的白色建筑前，不断有行人车辆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巴黎和会通过的《国际盟约》，于1920年1月16日成立国联。国联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国家有63个。美国作为建立国联的倡议国，却因为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所以初期的国联的常任理事国实际只有英、法、意、日四国；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后，成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日本与德国在1933年退出，意大利于1937年退出。苏联在1934年加入，1939年因苏军进入波兰而被开除。

1931年9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起诉，控告日本在东北的野蛮侵略行为，指出中国对日本的暴行采取了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公正的裁决。日本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后来回忆：“中方立即就该事件向国联提出申诉，开始对日本的攻击。日本代表对事情一无所知，什么也不能回应。空着两手，等着外务省的来电。”

9月29日晨8时，张学良乘他的福特私人飞机离开北平。下午1点1刻到达南京，先到北极阁宋子文宅休息，晚上晋见蒋介石，讨论东北空前恶化的形势。两位最有权势的中国将军已经是焦头烂额，他们拿不出任何阻止东北局势继续恶化的办法，国内对他们的批评日益严厉。他们把宝押在国联的身上。尽管当时东北有着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和兵工厂，但出于对国联的迷信，他们把东北的命运全都押在了国联的明智、公正和权威上。而国联自诩的官员也一次次信誓旦旦地说，它会让东北完璧归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里，国际社会一度迷漫着对国际公约和国联的玫瑰色的梦想，在列强夹缝中谋生存的中国更是心驰神往。国联的仲裁、“非战公约”的道义、“九国公约”的声威，似乎构成正义与和平的保障。许多人对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怀有莫大的希望，就好像国联除了不会生孩子，其他应该无所不能。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达成决议案，限定两周内日本军队无条件撤退，恢复9月18日以前的状态。日本政府表示接受，并信誓旦旦地表态说：日本没有对满洲的领土野心；在满洲日军的出动仅仅是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日军将立即开始撤退回铁道附属地内。

日本官方还装扮得很无辜，声称自己的军事行动是受到中国的威胁而不得已采取的自卫。币原外相也亲自赶到了国联，为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日方散发了大量宣传资料，并翻译成各国文字，列举中、日悬案300多条，中国违约侵权案54件，混淆世界视听。这个国际强盗在犯事之后还振振有词地蒙骗国际社会，企图影响那些同样受到中国要求收回利权压力而心怀不满的欧美舆论。

在东北问题上，日内瓦的大国代表从头到尾拒绝说这是场战争，而这正是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想做的。那些大国代表极其小心谨慎和胆小怕事的举止，令中国驻日内瓦的全权代表颜惠庆等非常震惊。

苏联因为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与东北军交战过，与中国的关系极为低迷，事变时保持了沉默。这时的欧洲人还在恐惧中国民族主义对他们已经取得的在华特权有威胁，英国人并不积极，驻北平的英国公使就曾把东三省比做一只梨，长在伸出墙外的梨树枝上。他说：“那么，邻居摘下这个梨来品尝，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当战争扩大到上海的时候，英国政府才积极起来。在长江流域有着大量利益的英国必须防止上海完全落到日本人手中。

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也是九国公约中最有力量的。在日本占领锦州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寻求英国合作不成的情况下，单独发表了“不承认主义”的声明，对日本侵略造成的局面不予承认。但除此之外，美国并没有带头采取任何帮助中国或制裁日本的实际行动。那时的美国国民并不真正关心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他们也不相信这个事件最终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

1931年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做出了一个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考察，以调查中、日冲突的真相。1932年1月中旬，国联调查团组成。这个调查团有5名成员，英国爵士李顿被推为主席。此外，中国前外交部长顾维钧与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负责协助调查团的调查活动。这年2月底，国联调查团先到日本，然后到达东北，与溥仪等见面。

日本对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工作横加干扰。日方先不允许他去东北，此举不成功后又对他的通信、行动严格限制，甚至不提供交通工具。日方还禁止东北民众与国联调查团会面，各阶层的东北人士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去见调查团成员，有些在伪满州国中任职的官员向调查团成员剖明心迹，表明他们是身在伪国，心向中国，对日本人十分痛恨。国联调查团还收到上千封信件，内容揭露了日本军队在东北的阴谋与暴行。调查团团长李顿在中、日冲突上态度含混。调查团在4月间与中国东北居民代表团会谈时，中方代表吴景濂表示支持美国的“不承认主义”，代表团中的美国成员显得很兴奋，甚至从椅子上站起来，坐到桌子上，再次声明美国坚持不承认主义，但李顿却显得极不耐烦，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拖至1932年10月，调查团起草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才正式公布，洋洋10万言，报告书摆出不偏不倚的姿态，在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的同时，又称日本在东北应有特殊地位，并指称“九一八”事变与中国抵制日货有关。最后还提出了“满洲自治”、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等主张。中国舆论界对李顿的报告书提出严厉指责，有的指责它是“代表世界谬论的报告”，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内的高官也指责国联的无能，但国民政府还是接受了它。日本政府则不满李顿的报告书。

当时在国联内部，小国代表与大国代表态度各异。英、法等国态度暧昧，不愿开罪日本。多数小国则指出，日本的侵略行为违背了国际法，中、日争端中不仅涉及两国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和平和国联的前途。如果国联对成员国日本用军事手段侵占另一个成员国中国的大片领土的行为不予制裁，它本身就不配存在了。

1933年1月，国联终于通过《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论报告书》，它的内容与李顿报告书基本相同，但明确指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制造满洲国的罪行事实，要求日军撤回，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但国联要求日本撤兵的决议对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中、日冲突中，国联显示出根本的缺陷，它没有实际能力来维持国际和平。等国民政府明白这一点，误国已久。

第三章 1933——城下之盟本年大势

长城是中国先人留下的伟大建筑。在荒郊野岭间，长城蜿蜒着，从东方的海滨一直到西北的荒漠。在冷兵器时代，先人们将他们的财富、气力、智慧与生命连续不断地花费在长城上，他们一定相信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有报偿的，先民将和平、安宁的无尽期待凝聚在每一块坚实的长城墙砖上。

1933年第一天，山海关就发生了战事，对相信预感的人来说，这是不祥的预兆——新的一年会是刀兵之年。这年杀戮气很重，上半年是热河、长城线中国军队抗击日寇入侵的喋血之战；下半年是由蒋介石挑起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生死内战。可谓烽火遍中国。

北平被长城线上的炮声震动了，惊扰了。北平本是个文雅、宁静、守旧的都市。它并不是没有变化，只不过变化得有些迟缓。它不像沿海的商埠，有洋房，有摩天楼，假若那时到北平去找巍峨华丽的大楼，那只有败兴。当时北平最高的建筑是正阳门、六国饭店。北平市民也追时髦，然而时髦有个限度，譬如同仁堂的门面，沙锅居的肉锅，你就是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换的。北平的街道建筑古朴而典雅。它的居民多礼而乐天。据说，世界上最重传统的国家，首推英国，另外就数中国了。而在中国，北平人又算得上最守传统的。乐家的同仁堂代表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对永久价值的执著，许多追赶时代的企业消失了，但它还傲然存在。北平不像上海那样对外来文明敏感，紧紧追随，崇洋的情结远不如沿海城市。

那时，北平的街道非常宽阔，东、西长安街，东、西交民巷，东、西单大街，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都是柏油马路，比同时代上海的路面至少宽一倍以上，街道两边有树木葱郁的人行道，人在街上走，仿佛在大公园里散步。

在北平一个月用十几块钱可以租一座四合院，一两块钱可以招待朋友吃饭，有一毛钱坐洋车，可以从城东拉到城西。在上海或南京至少要两三毛钱车资的路程，在北平只要花20枚或者26枚（合大洋4分或5分）便够了。而这些洋车夫，靠这样低廉的价格，一天所得，可以维持他一家的生活。南京的教授们喜欢大屋顶的建筑，并呼吁复兴中国的本位文化。住在北平的胡适博士却穿着长袍在他的四合院里写着“论全盘西化”。

可在花园般美丽的都市背后，藏着的是城市的衰败。这座当过中国800多年京师的城市，在1928年几乎落魄成了凋敝而寂静的废都，可以说，老北京的消亡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它得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从教育区，到观光城市，再到文化城，它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真切的存在感。

可这个城市中安详、达观的市民终于听到了战火的呼啸。1931年冬，它与东北的铁路交通中断了，随着山海关的失守，这座古都不幸成了国家的边疆，到1933年，情况更不妙了。占领了热河山地的日本兵，如果没有阻挡，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乘着坦克从长城沿线开进北平城。长城和守卫长城的数十万中国士兵是这个都市，也是河北大平原的唯一屏障。1933年，为了避免日本的威胁，故宫的无价珍宝被运到南方，存放在银行的地下室里，一些惊世绝伦的绘画在虫蛾的包围下，在潮湿的空气中走向了毁灭。

大清帝国时代，来自关外的满族人用宗教、通婚等高明的手法争取到了大漠上蒙古人的支持，长城早已经失去了军事价值。长城成了诗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对象，成了客商和行旅中途歇脚的地方。它好像真正成了供人凭吊的摆设，再也派不上用场。谁能够料到，在近300年以后，古老的长城竟然再度披挂上阵，只不过它的对手不再是拥有金戈铁马的异族大军，而是装备坦克、大炮与飞机而来的异国恶魔。长城，这个冷兵器时代的巨无霸，再度发挥它固有的防御功能，参与并见证了一场中国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殊死的反侵略战争。

1933年的那场战争，真正的状况，人们未必知道，也许有人也未必想知道。一个神话的形成，总是决定于一个民族的想像力和理解力。既然是流传了几十年的故事，必定有它流传的道理。长城之战中，大刀的英名是靠第二十九军官兵流传下来的。这是西北军统帅冯玉祥一手训练的部队。使用大刀是西北军的传统。这支以大刀作为专业武器的军队曾经威风八面。

在长城战役中，第二十九军防御的地点是长城著名的关隘：喜峰口和罗文峪。第二十九军占有地利，日军只能仰攻，武器的优势不能够充分发挥。而第二十九军官兵素来以精神饱满、擅长防守著称。敌寇的多次攻击都无功而返。有一次，第二十九军的部分官兵在夜里大举偷袭精神松懈的日军，获得很大的战果。在整个沉闷被动的战局中，这一很带有惊险传奇色彩的消息让记者们如获至宝，迅速出现在当时全国各报刊上，尤其是消息灵通的上海各报，对大刀队更是赞美不绝，活龙活现地描绘敌人怎样一个个被大刀砍死，日军如何望见大刀队就害怕得发抖。一场偶然的偷营得手让中国人对日寇的痛恨得到了一些满足，甚至还传说日本军为了防止刀刃砍断自己的脖子，自己的灵魂不能够升天，而特别定制了“铁围脖”。

民间人士到前线慰问自己的战士时，都对大刀情有独钟。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等女士特地手捧着大刀，拍下了一幅幅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大刀上甚至还残留着敌寇的血迹。但当时的一些中国军事专家对大刀的威力并不以为然。据受南京政府委派、协助长城中方主将何应钦指挥的内政部长黄绍将军回忆，他在停战后回到上海，与《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谈起报纸为什么热衷于宣传大刀的问题。黄将军对报界颇有微词，他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但史量才也道出了报界的苦衷：“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

长城与大刀，成了国人的自豪，这实在有些悲凉与无奈。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军事技术正在发生巨大的革命。新兴的空军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的兵种，一些思想敏锐的美国、意大利的军事家宣布，人数很少的空军飞行员们能够直接决定战局的命运；坦克部队正在努力摆脱附属于陆军的状况，准备集团使用，发挥它快速的机械化特性，好让思想迟钝、动作缓慢的敌军束手就擒；体积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出现在蓝色的海洋，能够支持海军、陆军和空军进行远洋作战。对拥有最先进技术的民族，像美国、英国、日本，战争将是立体的、壮观的，但对那些还需要借助大刀来发挥想像力的民族，对还把长城作为防御看家宝贝的民族，战争的凶险是不言而喻的。

但新闻界迫切需要胜利的消息来鼓舞国人的士气，哪怕是一些偶然的，并不能够影响战争进程的战斗结果。可惜的是，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缺乏协作以及后方支持的前线军队无法提供满意的答卷。在1933年的那个春寒交替的季节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从组织，到物质、到精神都是如此。不管怎么说，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严峻残酷的现代战争，决不是大刀长矛式的古老战争，如果因为战争一时的无望就迷恋上冷兵器的效力，那就是误入歧途，起码落后了时代整整一个世纪。

大刀队的一时得手只是战争中的一个小小花絮，影响不到战役全局的胜负，长城全线失守后，南京政府终于决定签订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其实当时日本政府碍于国际影响，并没有占领北平的打算，它只是想用军事压力，尽可能多地进行敲诈。《塘沽协定》结束了一个有战争之实却无战争之名的尴尬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处于战不能全力以赴，隐忍求和又无人敢负责任的尴尬局面。因这个协定北平的市民又苟安了几年。只是这个协定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两年后出现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日本人后来通过冀东大规模走私都是这个协定遗留下的恶果，而且，这个协定使长城再也不能够成为中国军队的防线。当4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真的要占领北平时，北平这座无险可守的文化古城没有像样的反抗就沦陷了。只是守卫卢沟桥士兵背着大刀的形象依旧化成了一种绝不屈服的精神象征。

本年一月份，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宣言，提出愿意在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等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但和平没有到来，内战仍在进行。

第三章 1933——城下之盟山海关的尴尬

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就将侵略重点一直放在华北。1932年3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要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一带作为对华、对苏的国防第一线，宣称“满洲国”不仅包括东北三省，还应包括热河省在内。

日军计划将东北军彻底逐入关内，首要目标即为山海关。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号称天下第一关，是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咽喉要道。明末，镇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投向满族人，摄政王多尔衮由此率领八旗子弟杀入关内，奠定了大清的江山社稷。山海关及其周围地区由东北军第九旅守卫，旅长何柱国。

与何柱国部队紧邻的是日本利用《辛丑条约》设立的山海关日军守备队。他们与关东军互通声气，对从关外退向关内的东北军情形了解得非常清楚。何柱国对这种晚清残留下来的可悲态势无可奈何，他谈到中国军人的苦衷时说：“有辛丑条约在，除非宣战，他们是有驻军关内的权利。他们高兴时可在我们境内演习，演习起来可真可假，我们防备比真打仗还要麻烦。明明是敌人却不能采取敌对行为，古今历史无此例，中国实在无奇不有。”日军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一直想在关东军动手前抢得占领山海关的头功。他多次劝降何柱国，表示日本愿意提供武器装备帮助他取得热河，在热河与滦东地区实行“独立自治”，甚至支持他进入平津取代张学良，何柱国旅长对此断然拒绝。日军见劝降不成，便不断制造事端。

1933年1月1日，山海关的日本宪兵守备队在南口外鸣枪并投掷手榴弹，袭击比邻的中国军队步哨，反称是中方首先滋事。第二天清晨，日军将中方的警察局局长扣留，缴去了中国警察的枪械，还炮轰临榆县城，日军用木梯攀登城墙，守军被迫反击，击毙儿玉中尉等数十名日寇。

3日，日军陆、海、空军3000多人发起联合总攻，向山海关内冲击，何柱国旅长在城墙上指挥战斗，战士们不顾日军炮火的威胁，坚守阵地，沉着应战。在日军炽烈的炮火下，守卫山海关的安德馨一营官兵全部壮烈殉国，山海关失守。安德馨是回族人，上海的回族群众为纪念这位勇敢的军官和他的战友，决定捐购安德馨号飞机以示悼念。

第三章 1933——城下之盟热河的耻辱

山海关失守标志着日军侵犯关内的开始。但日军并没有从山海关一路进军平津的计划，而准备以主力侵入热河。热河山峦起伏，易守难攻，既是北平的屏障，也是东北义勇军出没的基地，因此日军势在必得。日本政府公然宣布热河是“满洲国”的一个省，进攻热河是“满洲国”的警察行为，中国与国联无权过问。

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在抗日问题上一直未能有良好表现。他们的痛苦是双重的，不仅失去了故乡和亲人，还成了被耻笑、辱羞的对象。平津、河北成了他们的寄居之地，张学良也从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降成了北平军分会主任。当日军在华北开始新的侵略时，蒋介石还在江西南昌指挥大军进攻苏区，只派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前去北平，表示南京政府将在财政上与军事上支持东北军在热河抗战，张学良与宋子文还共同视察了热河防务。

热河的危机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关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代表杜重远与上海地方协会代表黄炎培赶到北平，代表东北和上海的抗日团体与北平等地抗日团体合作，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协会，由朱庆澜出任会长。协会支持东北军在热河抗日，同意将接受该会领导的义勇军交与政府指挥。决心雪洗“不抵抗将军”耻辱的张学良十分重视热河的防守，他将长城以南的东北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自己兼任，令第四军团万福麟部约4万人进入热河布防，其余3个军团守卫北平、天津及河北各地。

第二集团军由东北军老将张作相任总司令，汤玉麟任副总司令，统率东北军及热河驻军共约4万人，在热河的东北义勇军约5万人也归第二集团军指挥。但张作相仓促组成司令部后很快便发现他的部下各行其是，谁也指挥不动。

长期统治热河的省主席汤玉麟是影响这场战事的关键人物。他是张作霖的盟兄弟，也是张学良的父辈，张学良对他难以指挥。这个老军阀将热河看成自己的私产，长期横征暴敛，他对老百姓预征的租税已经收到30年以后。民众在隆冬三九的季节多数都糊不成窗纸，完不了税的人怕吊打、坐牢，便将地契文书贴在门窗或树上向四方逃荒而去。汤玉麟的手下将领也是吸毒贩毒，侵吞军饷，无所不为。因此热河民众对汤玉麟及其政府怨恨极深，部下官兵也军心涣散。

2月21日，日军第六、第八等师团分三路进攻热河，日军人数远不及守军，但在坦克、大炮和飞机掩护下，给中国军队造成很大伤亡，日军很快占领了开鲁、凌源、朝阳等要地，万福麟、汤玉麟及孙殿英等部的防守阵地纷纷被攻破。汤玉麟的部下如旅长崔兴武、团长邵本良等甚至率部投降日军，其他部队也因闹饷不听从张作相的调遣。只几天时间，数十万热河守军完全失去作战能力，孙殿英率部远退察哈尔东部，万福麟部撤向长城各口，坐镇指挥的张作相束手无策，只能坐在司令部里暗自流泪。

留在省会承德的汤玉麟闻知前线作战不利，竟于3月1日开始扣留前线所用军用汽车抢运私产向天津租界日夜输送，前线官兵闻讯士气更为低落。4日黎明，汤玉麟弃守承德。日军长驱直入，日军第八师团128人的先遣队如同行军一般轻松地进入承德。

热河地势险要，又有数十万大军防守，但在10多天时间内竟全部丢失，令全国朝野上下为之震骇。中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颜惠庆、顾维钧等愤而辞职。靠近前线的平津民众更是惊骇莫名，中国在军队与政治上的腐败落伍再次暴露。天津《益世报》评论道：在热河，“中国人不只武力打了个大败仗，全国4万万人在精神上亦打了个大败仗”。

朝野各方均纷纷要求惩处前线丧师失地的将领，华北主帅张学良再次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蒋介石也备感全国舆论的压力，国民政府遂下令将汤玉麟撤职缉拿。蒋介石为稳定北方大局，只得离开“剿共”前线乘火车北上保定。在车站他与应召前来的张学良会晤，他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颜面已失的张学良决意承担责任辞职，将东北军交与于学忠、万福麟等统帅，自己交出权柄后，于4月11日离开上海赴海外游历。

第三章 1933——城下之盟长城鏖战

日军占领热河后，河北、平津暴露于日军的进攻锋芒之下。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控制华北军政大权，负责北方军事，同时任命内政部长黄绍任何应钦的参谋长。何应钦手下辖有14个军，约35万人，其中以第二师黄杰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第八十三师刘戡部、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第六十七军于学忠部的战斗力较强。他们配置于长城到滦河一线，分兵防御各关口，从渤海到察哈尔，战线长有三五百公里。当时的中国军队依靠长城为唯一的防御工事，战事最激烈的便是长城各口保卫战。长城沿线成为中、日军队鏖战之地。从东北沦陷至卢沟桥事变之前，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中、日间规模最大的战事。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等共同参加了战斗。

1933年3月上旬，日军第六、第八等师团4万多人在飞机、坦克、火炮的配合下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三个方向向长城一线发起攻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从长春到达锦州，直接指挥进攻长城线的作战。

冷口之战是长城战役的第一仗。3月初，日军在追击从热河前线溃退下来的万福麟部时已乘势占领了冷口关。奉命增援的第三十二军商震部一三九师于3月7日乘日军立足未稳，于傍晚果断地发动了反击，收复冷口。日军于3月底反攻冷口，但在商震部顽强的防守下，进攻没有得逞。

喜峰口是北平与热河的交通咽喉，3月5日，日军第八师团先遣部队偷袭冷口得逞后，师团主力停止向冷口前进，改为向喜峰口疾进。9日，日军开始对喜峰口进攻，并乘万福麟部立足未稳之际，占领了喜峰口外约20公里的前哨据点孟子岭。

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本来前往冷口增援，但在喜峰口危急后，又驰援喜峰口。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王长海团以半天前进100多里的速度，从遵化赶到喜峰口，乘天色已暗，潜登山头，一举将日军所占制高点夺回。

当晚，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越出长城夜袭日军，凌晨3点进入敌阵，烧毁了日军行李车10余部，歼敌500多人，拂晓，日军发起反攻后，赵部且战且退返回长城之内。日军以强大的炮火连续攻击喜峰口阵地两天，虽给守军造成相当伤亡，但日军也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并且仍无法突破第二十九军的阵地，双方反复拉锯。

第二十九军将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何基沣等经会商后，决定利用第二十九军官兵夜战与近战的特长主动出击，以赵登禹、佟泽光等两个旅的兵力分两路潜至日军侧背，于3月11日晚进行大规模的夜袭。

当夜，赵、佟两旅兵分两路而行。当赵旅攻入日军炮兵阵地时，疲劳的日军已进入梦乡酣睡，万万没有想到白天挨打的中国军队还敢发动夜袭，于是在睡梦中便被大刀队用大刀、刺刀结果了性命。第二十九军官兵们将日军阵地上的装甲车、大炮统统加以破坏，然后回到原阵地。这次大规模的夜战，歼敌1000多人，给日军意外的打击，成为长城抗战中最大的一次胜利，大刀队的威名立即传遍了全中国。这场战事，距今已经间隔了70年。谈到这次战事，留在人们记忆中最明晰的，还是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从当年激动人心的新闻报道，到后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浑歌曲，再到历史教科书不惜笔墨的详细记载，它成了抗战史上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大刀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毅然决然的精神，一种操起家伙奔向前线的热血冲动，一种为生存而反抗的礼赞。

经过7天7夜的激烈较量，日军在喜峰口阵地上未能占到第二十九军的便宜，便转而攻击罗文峪，想攻击第二十九军的侧背。罗文峪守军最前线的一个营在阻击日军时大都阵亡，但第二十九军已有准备，下午便增兵反攻，击退了日军。

3月18日，日军再攻罗文峪，刘汝明与张自忠部全力抗敌，团长李曾志腿部受伤，仍在前线指挥，王春生营长力战阵亡，他所率的一营官兵仅剩下70多人，但仍坚守阵地，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喜峰口在历经多日战火后，城墙壁上弹洞累累，但它仍然牢牢掌握在第二十九军战士手中，使日军望而生畏。日本报纸承认喜峰口的战斗丧尽了日本“皇军”的荣誉，受到了60多年来未有的侮辱。

长城线上的古北口位于北平东北约200公里，也是从承德到北平的重要孔道，它的东西两面都是崇山峻岭，形势十分险要。从热河南下，日军将这里作为一个主攻目标。蒋介石忙于调集大军在江西从事内战，长城告急后，他派谴原在江西东南部参加围剿红军的第二十五师北上，后来又将驻兵潼关、洛阳的第二师及湖北的第八十三师北调。这北上的3个师合编成第十七军团，由军团长徐庭瑶统率。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到达北平时，北方已经是冰天雪地，而来自南方的官兵们尚是赤足草鞋。当时朱庆澜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及时捐赠了皮大衣以及挖掘工事的工具，才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3月10日凌晨，二十五师赶到古北口。原在古北口防守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在古北口外的青石梁阵地上与日军苦战4昼夜后，已呈不支之势，于3月9日下午退往古北口以南占领阵地。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一在日军于青石梁遇阻时赶至古北口督战，11日，日军终于占领了古北口关。日军向在关南设置的第二道防线的关麟征部开始进攻，并对阵地的右翼进行包围。师长关麟征见状，率领师部特务连赶往增援右翼阵地，准备指挥反击。途中，他被日军的狙击手用手榴弹击伤，副师长杜聿明接替他指挥，保持阵地不失。

12日上午，日军的进攻更为猛烈，二十五师师部的通讯线路被炸断，阵地被日军切为两段。古北口一战十分激烈，连日军也承认是“激战中的激战”。二十五师消灭日军2000多人，而自己激战3昼夜后兵员伤亡有4000多人，其中连排长死伤3/4，士兵死伤3/5，杜聿明决定放弃对古北口的争夺，退守新的阵地南天门。徐庭瑶下令由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替代二十五师守卫距古北口5公里处的南天门，屏障北平。

18日，在天津主持策反活动的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坂垣征四郎通知关东军司令部，预定北洋军阀余孽张敬尧于20日在北平发动叛乱，要求日军在长城沿线加强进攻以便配合。20日夜间，第八师团开始攻打南天门。第二师在八道楼子、四二一等阵地与日军激战5昼夜，伤亡过重，由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再顶上去防守南天门，血战3昼夜，阵地工事完全被毁，26日退往南天门以南600米处占领阵地。后来中国军队由南天门退到石匣镇，又由石匣镇退往密云，节节抵抗，节节撤退，陆续打了两个月。在这场惨烈的激战中，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日军伤亡5000人，中方伤亡更多，时间之长与战斗之烈为长城抗战之最。

为呼应古北口、南天门方面的战事，4月下旬，日军第八师团第三十一联队3000多人占领了兴隆镇，企图攻击徐庭瑶军团的侧背。徐庭瑶调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收复兴隆。第二十六军于27日上午攻入兴隆镇，将残敌围困于县署与兴隆山上，萧军逐步逼近日军据守的房屋，迫令日军投降。但此时，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陈仪和日本驻上海海军武官根本博已经开始交涉华北停战问题，根本博提出停战的要求之一便是让中国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5月1日，何应钦令萧军解除包围，这才使兴隆的日军逃脱了被全歼的命运。

关东军在热河作战时轻松得胜，如同行军一般。但它在长城沿线作战中伤亡很大，到3月下旬双方已呈对峙局面。无奈之下，日军便将作战重点转向北平东北的冀东。何应钦见冀东前方的第五十七军何柱国部处境危险，下令何军撤回到滦河一线。当时舆论不知内情，为之哗然，指责何应钦不该轻弃土地。冀东的战斗首先从日军攻打并占领沙河寨与石门寨开始，第五十七军在海阳镇与2000多名日军反复争夺，失而复得多次，直战至4月3日才被迫放弃。7日，何柱国指挥所部在汤河一线集中兵力全线反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收复了海阳镇，然后继续向前推进，日军不支向后退却。日军交战后知道冀东不易轻取，便从冷口等地进军，威胁何柱国军侧背。在何军反攻刚有进展时，日军占领了冷口，商震部向滦河两岸撤退，冀东战线全线动摇。恰在此时，日本军部不赞同关东军超越长城线在冀东作战，于是冀东日军开始后撤，大部分退至长城各口附近。

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已经考虑如何占据有利的形势停战，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建议关东军越过长城一线作战，得到了日本天皇的批准。日军从长城与冀东各方面展开全面进攻，摆出对平津志在必得的架式，以诱使中方签订城下之盟。

中国军队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已经消耗很大，在日军的强攻下已呈不支之势。5月21日北平军分会召开各军将领会议，未有结果，只决定由徐庭瑶任北平城防司令，军政首脑机关做好撤出北平的准备。当日军占领密云、通县等地后，北平三面受围。何应钦急调傅作义部第五十九军由昌平进入怀柔，阻击南下日军，保卫北平的北大门。傅作义在1927年北伐战争中曾因以孤军固守涿州88天而闻名全国。他治军极严格，接到命令后，率部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飞速赶到昌平后，在怀柔以西从古北口至北平的大路上修筑防御工事。

从5月21日起，日军先头部队进攻傅军阵地，被击退。两天后，日军第八师团主力赶到，一边在正面进攻，同时还迂回包围傅军阵地，傅军则以近战的方式减少日军重武器的威力。双方在牛栏山下展开恶战，一时杀声震天，血肉横飞。傅军阵地上有的全连被日军飞机和炮火炸死，有的连仅剩数十人把守，这些尚存的战士有的袒臂跳出战壕肉搏杀敌，有的携带10多颗手榴弹伏在外壕里，一人独自炸死日军数十人。傅作义急调孙兰峰旅长率总预备队增援，战至晚上，傅军已与日军连续战斗了15个小时。战事正酣，傅作义得到何应钦连续3次电话通知停战的命令，还派人送来他的手令，傅作义这才下令全军向高丽营撤退。第二天，日本随军记者在观察傅军阵地后，向国内报道：“敌人所筑的俄国式的阵地，实有相当的价值。且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殊令人惊叹！战壕中的尸体，有的不过十六七岁，也有的很像学生，青年人的战斗狂热可以想见了。”怀柔一战，日军死伤700多人，傅军也阵亡367人，受伤500多人，这一仗成了长城战役中的最后一场恶战。傅作义为纪念所部阵亡将士，后来在归绥附近的大青山建立起阵亡将士纪念碑，请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撰写碑文，由钱玄同书写。碑铭中写道：“这里长眠的是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早在3月22日，长城战事方酣时，蒋介石曾秘密来到北平，在居仁堂召开军事会议，他对与会将领们说，要以现有兵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助。

4月下旬，中国军队已经损失严重，而且没有后续兵力，日军当时已经准备撤退，便以战迫和，中方不知道日方意图，担心平津有失，何应钦托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请英国大使兰浦生出面安排中、日间的停战谈判。蒋介石请他的义兄黄郛出面与日方联系。

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与黄郛会晤，黄郛内定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主持与日本进行交涉和停战谈判的任务。

5月21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得知平津告急，无计可施，便告诉北平军分会何应钦等可以根据情况酌情处置。后来他还告诉黄郛，在议和时除了不能在承认伪满洲国与割让四省的条约上签字外，其余条件都可答应。

日军本无占领平津的计划，而且它的策动华北叛乱的计划也破产了，坂垣征四郎收买的原北洋阀军张敬尧被中国特工人员在六国饭店刺死，这给那些投靠日本的汉奸们以很大的震动。坂垣征四郎也承认策反失败，急于压迫中国在接受日方苛刻条件后停战。

5月24日，日军迫近顺义、通州和香河，北平已经三面受围，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中国的前线部队已经处于溃退中，而后方没有增援部队。黄郛、黄绍、何应钦等紧急商讨对策，最后决定由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诒充任军使，向日军求和。徐祖诒于25日到达顺义的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西义一师团长接待了中国军使，在乘机提出苛刻的条件并迫使徐祖诒接受后，同意暂时停战。25日，中日双方全线停战。

1933年5月30日，日中双方代表在塘沽举行会谈并签订停战协定。中方全权代表是参谋部厅长熊斌，日本全权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熊斌于第一天会后声明，停战会议完全以军事为范围，不涉及政治事宜。第二天上午，日军代表冈村宁次拿出事先印刷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声称这是最后草案，中国代表必须在1个半小时内做出是与否的答复，在距日方限制时间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中国代表被迫一字不改地签订了协议。这便是屈辱的《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须撤退到昌平、延庆、香河、芦台等地连线以南、以西的地区，日军为确认中国军队的执行情况，有权用飞机或其他办法来视察；日军退至长城线以北一线；在长城线以南与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以北、以东地区为缓冲区，由警察维持治安。

《塘沽协定》是一个军事协定，也是中方无奈之下签订的城下之盟。这个协定的达成，结束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既不全力对日作战，又不愿屈服谈和的犹疑局面。蒋介石、汪精卫已经决意避免在日本与红军之间两线作战，而彻底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将精力转向围攻红军。对蒋汪政府而言，该协定让它赢得了数年的喘息之机。但《塘沽协定》使中国对冀东22个县的主权名存而实亡，它不仅没有妥协者所幻想的那样能保卫平津和华北，反而成为被日本利用来蚕食华北、分离华北的利器。

第三章 1933——城下之盟日本退出国联

中国著名报人戈公振曾经就“九一八”事变之后事态的演变有过极沉痛的描述。他说：“有不抵抗的张学良，才有本庄繁的侥幸成功；有徘徊观望的政府，才有傀儡国的成立。日人的地位，一天一天地巩固，我国的机会一天一天地错过。从前是日本希望和中国妥协，现在是中国希望和日本妥协；从前是日本向中国争权利，现在是中国向日本争权利；反客为主，遂造成糟不可言的僵局，现在绝不交还东北，又成为日本的国论了！”

1932年，离开“满铁总裁”职位担任日本外相的内田康哉在日本帝国议会上火药味十足地表示，即使将日本列岛化为焦土，日本也决不放弃“满洲”。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一片怒骂，纷纷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1933年2月21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41票对1票（1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代表松冈洋右却在表决后微笑地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与会的各国代表一片愕然。松冈洋右回国后受到了狂热的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日本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日本军队在东北的军事冒险大获成功预示着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大浩劫的开始。日本帝国走上了与世界和平为敌的不归路。

第三章 1933——城下之盟困境中的东北义勇军

1932年是东北义勇军的鼎盛时期。那时的东北义勇军以原东北军余部为主，人数众多，但各自为战，实行的也是正规战斗和正规军形式。后来因为缺乏补给，难以支撑，到热河作战时，东北义勇军主力已基本失散。

到1933年夏，原来30万左右的义勇军只剩下几万人。著名的义勇军首领，如王德林、李杜、马占山等纷纷率领余部撤往苏联境内，部分义勇军还远赴新疆。初期规模较大的义勇军队伍虽然消失了，但东北还有大量小股的东北军残余军队、地方民团、绿林武装和秘密会社，这些队伍成为1933年以后新的游击战争的基础。他们不惧作战条件极其艰苦，一直坚持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地上战斗，打击日本侵略军。

第三章 1933——城下之盟飞行热

1933年7月20日，一驾涂着“航空救国”字样的小型飞机在广州降落。24日，这架飞机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受到南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穿着飞行服的年轻飞行员神采飞扬，接受着凯旋般的欢呼，这位勇敢的青年就是驾单机飞越欧、亚两洲的孙桐岗。

孙桐岗，天津人。他的兄长孙桐萱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手下的大将。1928年，20岁的孙桐岗赴德国参加航空研习班，在德国研修5年，获得高级飞行证书。1933年，他结束了留学生活，并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归国之路，即用留学5年的储蓄两万银元购买了一架90匹马力的德制简易木造飞机，取名“航空救国”号，准备驾驶单机归国。6月25日，他驾机从德国起飞，经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等欧、亚15个国家，最终飞抵南京。

他的飞行总航程达14450公里，航行28天，累计飞行时间135小时。平均航速每小时107公里。打破了美国飞行英雄林白创造的单机从美国飞往法国的世界纪录。孙桐岗的航程是林白的2.5倍，平均航速是林白的1.8倍。

孙桐岗的飞机极为简陋，得靠手摇发电和发动，凭自己的飞行经验估计天气，途中几次受到暴风雨的困扰，但他还是冷静地处理了。他成为世界上首次单机飞越欧、亚两洲的英雄。

在1933-1934年的全国航空热中，孙桐岗的出现正逢其时，他成了航空时代到来的极好象征，每飞到一个城市都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全国出了好几位仿效他单飞的空中勇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并不大，它给人们的印象却极深。人们都本能地意识到，飞机必是以后战争中决定最后胜负的利器。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热在欧美漫延，并很快感染了中国人。中国人对飞机钟情很早，开始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据统计，在这20多年间，中国先后向国外购买的飞机不下七八百架，价值在六七千万元，这还不包括购买相关零件及机油。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侵略时刻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国人痛感中国陆军和海军的落伍，对建设一支威力强大的空军充满了幻想和热情，特别是年轻人更是满脑袋的飞机。“航空救国”一下子成了时髦的字眼。各界人士筹集款项，购买飞机送给年轻的中国空军。翻开当时的报纸杂志，到处都有关于献机的报道。献机的有团体，也有个人，像天厨公司的老板吴蕴初就自己出资买了一架命名为“天厨”号的飞机献给空军。献机还慢慢演变成一种比较固定的程式：集资者选择一个巨大的广场给自己捐献的飞机举行命名典礼，然后请航空署派员接收，特邀名媛举行掷瓶礼，然后由机师驾机凌空表演，绕场3圈，向杭州笕桥机场方向飞去，那里有南京政府的空军基地。整个过程风光而热闹。仅1933年一年，国内就献机20多架，金额高达2000多万。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对于空军特别关照，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就是空军的控制者。但扫兴的是，1934年8月，杭州飞机厂失火，数架飞机被毁，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将军政部航空处处长徐培根召到庐山，要以通匪罪行将其枪毙，并下令逮捕与此事有关联的南昌行营航空司司长唐文仪等人。

奇怪的是，没有几个人想到，这样速成的空军无异于是在沙滩上砌高楼。中国空军的飞机买自世界各国，其中以产自意大利及美国的为最多，但空军的真正基础——航空工业极为薄弱。

当时中国的航空工厂大都只能是修理飞机，极少数可以仿造飞机。主要有以下几个飞机制造厂。

海军制造飞机处：1918年创办，原来在福州马尾船政局内，1931年迁到上海，制造了“江凤”、“江鹊”等水上飞机。它只有一家厂房，另有仓库和油漆间各一，飞机棚厂两座，条件简陋，主要靠工人手艺精巧来生产。

广东大沙头航空修机厂：生产飞机最多，制造羊城五一到五七号飞机。其中五三号为战斗机，装有hispano-v8180匹马达，为中国生产的最好的飞机。

上海虹桥航空工厂：1927年底创办，设备来自德国。1929年制造了“成功第一号”教练机，它除发动机外其余全部国产，国人观感为之一变，知道自己制造飞机并非不可能。“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本空军将它炸毁。

只要现成的飞机，并不关心飞机的生产。国人急功近利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也可见外患的急迫。

第四章 1934——中国：岛国的后院？本年大势

1934年是中国14年抗战史上最平淡的一年。从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观察，这一年也显得灰色而平淡。在这一年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长江流域的国、共内战，红军遭遇严重挫败，并开始长征。

1934年，《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上登载了部分知识界人士对那年前景所作的预测。

他们悲观极了！其他人也不敢抱什么奢望，国人多数意气消沉，忧心忡忡，主要是忧虑三点：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特别担心日本人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不仅中国不妙，世界也不妙，许多人认定未来的1936年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头。

1934年，中、日关系能够显得较为宁静，日本的动向是关键性因素。从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从报纸上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噩耗，1931年整个东北沦陷，1932年中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被强行拉进了战争旋涡，1933年日军占领了热河省，并越过山海关，进攻长城沿线。东北、华北与江南的民众都已经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但在1934年，日军暂时停止了在中国攻城略地的侵略行动。当然，这不是日本侵略者良心发现，也不是《塘沽协定》有神奇的约束效力，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利品太多：东北三省加上热河。这个战争恶魔尽管贪得无厌，也不能不先消化一下过多的食物。结果，1934年中、日之间的纠葛局限在天羽声明、关外与关内的通邮、通车等口舌之争的范围内，甚至还出现了日本使馆的藏本英明外交官在南京走失而复得的闹剧，此事令中国方面虚惊一场，也让日本政府颇有些尴尬。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从来也没有收敛过，它在1933年已经退出了国联，但对国联给予中国的技术援助极为怨恨。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官员天羽英二在东京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要经日本同意。此言一出，中国震憾而世界惊诧，因为日本已经不把中国当成独立的国家看待，而是看成了它的附属国。中国外交部18日获悉此事，深感震惊。但第一次发出的声明态度很是软弱，直到第二次声明，态度才有所强硬，声明中提到：“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稍予损害”，“中国不能容受列国之共同束缚势力，犹如不能受任何国之单独束缚势力”，声明在最后一段表示：“对外则致力于国际安全之保障，及国际条约如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之维护，对内工作之进行，不容他国之干涉。”声明表达了中国最低限度的立场，也就是凡有损及中国主权与独立国格的行为，中国决不能忍受。但此外，外交当局就保持低调了。

当时，中国驻外各公使纷纷打电报回来，询问究竟。驻美公使施肇基每天都有三五次电报打回来，报告美国各大报纸的论调及记载，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各国在遏制日本侵华问题上依旧是态度消极，英国只是“质问”而止，美国并未有具体行动，至于法国、意大利则声明不问此事，苏联态度沉默，称日本的声明是针对借款给中国以及供给飞机军火给中国的国家而发，苏联既没有借款给中国，也没有把飞机军火供给中国，所以此事与它无关。

与日本休战，为蒋介石赢得了喘息之机，可以安心于内部的事务。自1932年复出后，蒋介石认真吸取了教训，在处理国民党内部冲突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张狂、鲁莽。1934年，他成了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改善自己一介武夫的公共形象，同时，他悄悄地加强了特务组织，利用庐山军官训练团加强军官阶层对自己的忠诚，更重要的是，他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并摧毁了长江流域的苏维埃政权，重新确立了他在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中的强势地位。

福建事变只是延续了上年末的余波，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陈铭枢等改变了中华民国的国号，扯下了青天白日的国旗，脱离了追随已久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大幅度改弦易辙，无奈各方面反应冷淡，尤其是两广的不合作态度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惟一有能力直接帮助它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未能全力救助。在中央军有条不紊的攻击下，福建政权迅速瓦解，有光荣抗日历史的十九路军就此一下子解体。

国内最惨烈的战事是“剿共”内战。双方进入短兵相接的地步，很凑巧，双方军中都有来自德国的军事顾问，蒋介石有塞克特等，博古有李德。国民党的军队靠愚笨的碉堡战术和冷酷的经济封锁蚕食苏维埃的土地，红军将士虽然依旧勇猛顽强，但对手的实力太强大了，无法打开战局。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占了上风。到了下半年，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成功引起了关注，伴随法西斯主义世界性的号召力，一批人愿意拥戴他为中国的独裁者，他的秘密党徒自不待说，连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从海外归来后，也明确了自己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忠诚。

张学良是1934年1月8日下午，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到上海的。这时的他与出国前像换了一个人。戒了毒瘾的少帅不仅恢复了一个少壮领袖的神态，而且体格健壮了许多。3天后，张学良发表书面谈话，称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感慨地说了三点，其一是公民拥戴领袖，领袖忠诚无私。而中国争做领袖者太多，既不能令，又不愿受命。国人应该允许有一个领袖有机会试验。张学良没有明说，但记者们知道他说的那个领袖是蒋介石。其二，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磨穿铁砚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呐喊。因此需要刷新教育，培养人才。其三，欧洲极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中国各方应泯除恩怨，从速准备御侮。他强调对内和平是可以的，但对外和平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上，能奋斗才能生存。他再次重申，自己是个军人，将无条件地服从命令，自己的志向在维持和平、促进和平。他甚至要求到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当然，以蒋介石的精明，他是不会把有实力的东北军统帅放在一个幕僚长的位置上的。尽管张学良一再袒露和平统一的心愿，蒋介石还是委之以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重任，将东北军的9个师南调参加对红军的围攻，张学良匆匆赶到武汉就职指挥，坐镇内战的最前线。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把政府的经费大部分用在军费上，这使得已经持续处于深刻危机中的中国经济愈加风雨飘摇。人们忐忑不安地注视着白银外流、物价跌落、市面萧条，连荣宗敬经营的棉纱企业都摇摇欲坠，遑论其他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市民们祈祷自己的饭碗能够端得还像以前一样牢靠，破产或者失业的命运不要轮到自己头上。农村越发凋敝，1934年水灾与最严重的1931年几乎同样严峻，而号称富庶之区的浙江则困于干旱，恶劣的气候导致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受灾。

尽管经济不景气，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书刊、电影、新闻等方面的审查日益严厉，文化界仍然显示着充沛的活力。本年被称为文化史上的“杂志年”。电影《渔光曲》上座率之高也代表了电影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1934年中国要分出几个新国家的预言，幸好没有成为事实。但中国的处境仍然非常危急，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处于疏离的状态。不论从对日作战须有安定后方考虑，还是从国家统一考虑，边疆事务都关系重大。达赖十三世的圆寂引发了南京政府派出黄慕松使团进藏，西藏与中央政府开始重建双方的关系，尽管这一进程开始得很艰难，但毕竟起步了；新疆的动乱告一段落，军人盛世才成为新疆的统治者，苏联在中国的这个边疆省份影响巨大；这一年，内蒙古王公的自治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蒙政会在百灵庙成立，但德王并不满足于此，他和南京政府的分歧并未消除；在东北，当了两年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重新登上了皇位，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登基，只不过，这次当的是“满洲帝国”皇帝，路人皆知，这是日本人与溥仪间无耻的把戏，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报之以冷笑而已。

第四章 1934——中国：岛国的后院？溥仪：从“执政”到“皇帝”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为帝制，溥仪由“执政”变成伪满洲国“皇帝”，年号康德。但伪满洲国一切权力都操于日本人手里，关东军司令官便是满洲国的太上皇和满蒙的总督。在关东军司令部内专门设置第四课，具体负责对溥仪和伪满洲国的操纵，此外，还派有一个常驻代表监管溥仪。其中，任职最长的吉冈安直以所谓“帝室御用挂”的名义严密监视溥仪的一言一行，他本人因此从中佐升为陆军中将。

“满洲国”形式上是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直到1934年，除了意大利等极少数法西斯盟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承认这一傀儡政权。

第四章 1934——中国：岛国的后院？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源起江西南昌。

与大多数内地省份城市一样，南昌市容显得破旧败落、杂乱不堪。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到南昌后，对此感到吃惊，她成长在沿海城市和国外，对内地的传统生活感到厌恶和不适，蒋介石对内地社会的了解远甚于宋美龄，但对妻子的见解很有同感。他们认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宋美龄、复兴社的邓文仪等建议蒋介石应该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蒋介石接受了建议。他下令南昌所有机关、团体、商店必须整理内务，搞好清洁，改善环境，振奋精神。南昌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闻风而动，一时间南昌城内外到处都在清除垃圾、整顿市容、整理街面。

1934年2月10日，在南昌市中心附近的广场上，举行新生活运动大会。蒋介石在会议上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他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列举了少年在街上吸烟、随地吐痰，或走路抽烟、蓬头散发、帽子歪戴、扣子不扣、拖着鞋子等现象，批评南昌市民的日常举动不够文明，还告诉他们，不懂礼节，不讲清洁，是国家不能进步，社会混乱频仍的根源。如何才像个文明国民呢？蒋介石推出了他的“新生活运动”：“现在要先从南昌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要使南昌所有的国民个个都过整齐、清洁、简朴、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中国人被外人欺侮，被外人轻视，因中国人身体不及他们强，生活不如他们整洁，现在我们努力开展新生活运动，要先从自己做起，爱护自己方能爱护国家，爱护国家先要爱护自身。这个运动将通过复兴中国古圣先贤所提倡的礼义廉耻诸道德，让国民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大会还当场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由蒋介石担任，熊式辉任主任干事，阎宝航任书记，宋美龄后来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散会时，全场齐呼大会宣布的新生活口号和准则：“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守时间，爱清洁。”

这场从南昌发起的运动意在重整道德、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改造社会风气，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蒋介石有时讲得更直截了当：“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整个运动先由“规矩”和“清洁”两项开始，要求从自己做起，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做起，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院、公园、会场等做起，然后再推向整个社会。通过身教、言教再配合图画、文字、戏剧、电影等手段来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要义。

新生活运动发起人认为治本的办法在于教育，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可算为独辟蹊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主旨》中说，新生活运动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和礼义廉耻为基准。蒋介石把礼义廉耻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中心意思是把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贯彻到“食衣住行”四事之中。而治标的办法在“严守纪律、服从命令”8个字。

此项运动发起后，江西各界组织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制定标识图样。新生活运动的图样整体为盾形，中间有指南针，边上染有红、黄、蓝、白四色。据宣传者称，盾是表示自卫，指南针表示生活有一定的准则，红色表示奋斗热烈勇敢进取的精神，黄色表示光明和大公无私的态度，蓝、白色表示青天白日的意义。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口号四起，《新生活公约》中对人们如何走路、吃饭、穿衣、住房、行事等做了一些具体规定。诸如“拔上鞋跟，扣齐钮颗”；“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鱼贯出入”；“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等。再如，“吐痰在地，在所禁忌；行路走动，安全第一；举止稳重，步伐整齐；走路靠边，上车莫挤；窗户多开，通光能气；捕鼠灭蝇，习劳习逸；漱口刷牙，黎明即起；饮食养生，莫恣油腻；互救灾难，和洽邻里；端其视听，走路莫急；小孩清洁，零食勿给；厨房厕所，净扫仔细。”蒋介石夫妇像家长教幼儿一般一招一式、不厌其烦地教诲着全国的子民。

各种新奇的景象出现在南昌的街头：童子军们纠正路人歪戴的帽子，还要监视正在饭店用饭是否超过四菜一汤的食客；值勤队在处罚随地吐痰的人；化妆打扮和穿短袖短裤的女性被盖上“奇妆”、“异服”的印章，提醒她们保留点儿羞耻心；烫发和新式游泳衣更被禁止。新生活促进会的工作人员到处宣传、鼓励集体婚礼，简化葬礼，每日每人要洗三次手，每周要洗一次澡，一时间热闹非凡。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开始设在南昌，后迁往南京。各省、市、县相继成立新生活运动组织。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和4个直辖市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会，有1355个县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分会，形成了遍及全国的网点。在国民党的强制命令下，各地学校也都推行了新生活运动。但是，这场喧嚣一时的新生活运动，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此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尽管南昌不到3个月就成为所谓的“模范市”，江西不到一年就成为所谓的“模范省”，可蒋介石“3个月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风动全国”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以致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中说：“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识，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

不过，对蒋介石夫妇来说，新生活运动也有意外的收获。一是使第一夫人在全国出尽风头，南京城里的文武官员，对这位与蒋介石结婚以来在政治舞台上还不过多露面的第一夫人有了新的认识；二是蒋介石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有所改善。

第四章 1934——中国：岛国的后院？叶木花之死和藏本英明失踪案

1934年5月24日，旅日华侨学生叶木花在长崎被杀害。此案引起中国舆论的关注。事情的经过很简单。5月23日，叶木花在赴华侨所办的中小学途中，遭到长崎贸易学校学生渡边信义等数人的无故辱骂，叶忍让而走，才躲避无事。24日，叶木花在上学途中竟遭渡边信义等用短刀刺死。6月1日，中国外交部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转请日政府严惩凶手，并注意审判情形。中国报纸也登载了叶木花的遗像和血衣照片，要求严惩罪犯。7月20日，日司法机关仅判渡边信义2年以上、7年以下的苦役，送少年刑务所了事。叶木花的父亲叶修仪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赔偿也被拒绝。

在叶木花案审判期间，南京发生了日本驻南京外交官藏本英明失踪事件，为此南京被搅得鸡犬不宁。

藏本英明是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因仕途失意，决计轻生。

1934年6月8日晚10时45分左右，他趁同僚们前往火车站为日本公使有吉明来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外交部宴会送行的间隙，单身出走。他雇了一辆洋车，嘱咐车夫将其拉至中山门外，车抵中山门时，已近夜间12点，夜色中他登上了紫金山顶。随后，他来到山顶的三角塔旁，将随身所带的名片、照片用手帕扎在三角塔扶梯上，作为曾经到过此处的标志。两天以后，他由紫霞洞走向后山。据他事后称，想在山中僻静处“断食绝命”。因绝命场所未能准备好，又苟活下来。

6月11日，藏本英明从中山陵后山，一路蹒跚来到明孝陵后山，打算在这里搬运石块重新建筑坟墓，但已经体力不支。于是他改变计划，走向明孝陵后山深处，发现一山洞，足能容下一人，于是他就藏匿其中。

6月13日一早，明孝陵前的一家茶馆刚开门，便迎来了神情沮丧、蓬头垢面的不速之客藏本英明。茶馆女主人还算见过世面，没有惊慌失措，收下了藏本英明送上的两毛钱茶资，安排客人喝完茶，又按藏本英明的要求，端上一碗刚捞起的阳春面。女主人坚持拒收藏本英明从西装袖口扯下的两颗充做面资的金纽扣，连称：“所食甚微，可俟下次。”藏本英明用流利的汉语苦笑着说：“未必再来。”说完将两粒纽扣放置桌上，神情木然地离开了茶馆。

藏本英明前脚离开茶馆，南京军警机关便接到茶馆女主人差工友打来的电话，称有政府查访寻人要情报告。

从6月8日藏本英明出走至6月13日被寻获，南京城内城外已经闹得鸡犬不宁。

6月9日上午10时，日本驻南京副领事田中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口头照会藏本英明失踪，要求搜查。下午4时，日方向中方递交了备忘录。下关江面上日本长江舰队蜂拥而至。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面对来自日方的汹汹抗议，通知驻京军警当局“严密搜查，务期明了真相”。当日，南京警厅即将藏本英明近照翻印多张，分向藏本英明平日来往各处及城关车站，在四处查访的同时，军警当局悬巨额奖赏，以期水落石出。

6月10日是星期天，南京军警当局破例不休息。经过星期天紧张寻查，仍未发现藏本英明踪迹。此时，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还传出“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的消息”。面对这种形势，汪精卫急忙召集唐生智、朱培德等军事将领计议，这时才知南京城内无作战部队，军事主力已全部调往江西剿共前线，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可以临时应战，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汪精卫得知蒋介石将定于6月13日前后回南京参加军官学校成立10周年纪念。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汪在一天中3次致电蒋介石，劝他万万不能回南京。

6月11日，南京警察厅在督察处召集各主管会议，决定实行大规模户口总检查及四郊侦查。饬令各下属单位不分昼夜加紧工作，“即日寻出线索查得藏本下落”。与此同时还派员分赴苏州、无锡、镇江各处查访。

6月12日下午，日领事馆一等秘书须磨、日本使馆参赞有野奉命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以藏本副领事行踪尚无着落，要求严饬彻查”。

自藏本英明失踪后，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警察厅督察处接连几天组织探查。查访范围由市区扩展到城郊的京芜道路及沿江管辖区域。南京城里城外，行迹可疑者、面貌奇异者、似有精神病状态者都成了重点探查对象。重赏告示布满了全城要道，但直到6月12日晚仍无藏本英明线索。

6月13日上午9时，军警当局接到明孝陵茶馆举报的有关线索，当即派人依此线索向明孝陵后山寻觅。上午11时左右，在明孝陵后山，发现了神情沮丧、蓬头垢面、身着西装的藏本英明。经查问姓名，核对照片确认是藏本英明无疑。

警方当局派人请其下山登车入城，藏本英明坚辞不允。直到下午两点终于首肯，由警厅人员将他径直带至南京警察厅。藏本英明对于出走原因一再表示：“我不愿说，回领事馆后，也不愿发表。”但他强调：“我一身存亡与贵国均无关系，我今已回，贵国无负于我。”当美联社记者、路透社记者向藏本英明采访新闻谈话时，他言语清楚，记忆良好。

6月13日下午，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日总领事馆须磨来部接洽转送藏本英明事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亲自出面接待。曾经登门兴师问罪的须磨一脸的尴尬。藏本英明的寻获使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倒是藏本英明见到这位上司，涕泪横流，抽泣不止。之后，须磨领走了藏本英明。

6月14日，日领事馆派须磨等人进见汪精卫时称：“过去疑云已一扫而空。两国邦交益见好转。”并掩饰说：“藏本副领事8日晚之出走，系一时神经衰弱，毫无其他原因。”第二天，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派专人“陪同”藏本英明赴上海福民医院“疗养”。

其间不准他接触任何宾客和来访记者。藏本英明及其眷属，在不久后由日警“护送”回国。搅得南京鸡犬不宁的藏本英明失踪事件，随着藏本英明的押解回国，销声匿迹。

藏本英明失踪案，日本政府声嘶力竭的威胁引起南京全城的骚动，中国政府、外交部与警察在责任未明的情形下，便诚惶诚恐地四处寻找。可叶木花案，日本根本不把中国的态度当回事，年轻的叶木花的生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当时一家刊物只能默默写下：“哀哉，叶木花！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第四章 1934——中国：岛国的后院？中东铁路的买卖

近代史上，铁路是列强在中国伸展势力的利器。中东铁路本来横贯整个东北。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从战败的俄罗斯手上获得了中东铁路南段的经营权。“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侵占整个东北，中东铁路的存在对它犹如眼中钉，它利用自己在东北的军力，压迫苏联交出中东铁路。这条铁路南起长春，全长1700公里，是东北北部的主动脉，它是苏联继承沙俄特权而管理的。1929年，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曾经与苏联红军发生冲突，因战败，未能收回。

日本占领东北后，日苏在东京开始谈判中东铁路问题，历时数年，由日本外务省欧亚局第一课长西春彦、苏联远东部长柯资罗夫斯基、伪满外交次长大桥忠一组成协约起草委员会。会谈40多次，在1934年达成了协议的主要内容：苏联将中东路权作价1.4亿日元出售给伪满洲国，由伪满负担苏联职员退职津贴3000万元，以后这段铁路改称北满铁路。1935年三方正式签订了协定，日伪以1700万元的代价赎得1700公里长的中东铁路及附属财产。自此，东北的铁路经营权完全落入日本“满铁”手中。1935年3月23日，三方代表在日本东京正式签署《中东铁路买卖协定》。

第五章 1935——谷底本年大势

20世纪30年代是喧嚣的，世界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人们难以忘怀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人们备受失业、饥饿和绝望的煎熬。乘乱而起的法西斯主义横行欧洲，好战的狂吼让人们胆战心惊，黑压压的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大半个地球。人类面临思想、自由和生存权利被完全剥夺的巨大威胁，只有苏联好像是世外桃源，经济建设在飞速发展，但那里的政治清洗和思想迫害也同样严酷，不过，它的真相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广为人知。

在1935年的中国，所有世界流行的一切，中国也同样流行，从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日本侵略到共产主义运动，只是还多了一个经久不息的内战。

1935年的元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抵达岭南，去了广东和广西。他和其他许多旅游者一样，对于这两个省的印象截然不同。外观上，就像《大公报》的记者胡政之在《粤桂写影》中评价的：“广东富而广西贫，广东大而广西小。”至于其内在差别，胡适在《南游杂忆》里不客气地将广西与广州作了比较：“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祀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纪风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但为了对抗南京的蒋介石，两广的当局一直团结得像兄弟一样。当红军过境时，使他们更加恐惧的倒不是夺路而行的红军，而是尾随而来的南京军队。

从中央苏区撤退两个月后，中央红军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湘江一战，亲历者日后回忆起红军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悲壮一幕，仍然心有余痛。1935年的1月，在贵州的遵义，红军的将领们无法再忍受这样重大的伤亡，拥护毛泽东复出。毛泽东的复出，后来被公认为红军、共产党乃至中国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但在当时，奇迹并没有立即出现，为了摆脱追兵，衣着单薄、营养不良的红军队伍不得不向越来越荒凉的西南、西北方向寻找生路。在那一带，他们的敌人既有国民党的追兵，又有严酷的大自然，饥饿、寒冷、雪山、草地等各种因素都在威胁着这支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

蒋介石在享受着胜利者的快乐，他不仅将红军逐出江南地区，而且让他的追兵开进了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这些省份从袁世凯称帝失败以来，整整20年的时间里，就从来没有完全臣服于历届软弱的中央政府。这些边远省份的将军们在红军过境时暴露了自己的虚弱和落伍，他们看到了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开进了自己多年的领地，既羡慕，又嫉妒，更害怕。弱小的贵州首先被南京政府控制，云南的龙云将军盛情接待蒋介石，四川的军阀们在门户洞开后也不敢怠慢蒋介石这位来自长江下游的“下江人”。

这年初，厄运连连的中国突然受到列强的恭维，英、美、日在对华投资上惟恐落后，争得面红耳赤。美国派来了经济考察团，日本的工商人士来得更频繁。中国俨然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和远东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了。

1935年，整整一年，蒋介石的政府对日本曲意承欢。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刚提出亲善外交，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附和，双方军政高官频繁互访，民间的经济代表团也你来我往，中日关系出人意料地迎来了小阳春。这一年中日关系由公使升格为大使一级，英、美、德等相继仿效。可是国府高官刚刚破涕为笑，华北危机来了，白银危机发生了，大家立刻预感到大祸临头。

1935年，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是最令人羞愧的，为了满足日本，不惜粗暴地压制本国民众的反日舆论和情绪。当“闲话皇帝”事件发生时，杂志主编杜重远被捕入狱，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敦睦邦交令》的颁布更是异乎寻常，政府简直就是在声色俱厉地警告国人：日本人可以在中国胡作非为，而中国人只剩下保持缄默的自由。

1935年，整整一年，日本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折磨，有“新生事件”这样小题大做的精神折磨，有“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前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还有像“华北自治”等直接肢解华北的致命性行动。日本终于真的在华北动手，南京政府胆怯了，从京、津、冀撤走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留下无依无靠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去和日本人周旋，当时的局势令人绝望，好像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日本人夺取华北的步伐了。

几近疯狂的日本政府用行动证明：日本不但要东北，还要华北，甚至要奴役全中国。

这一年，使得那些对日本能“悬崖勒马”尚存在一丝希望的中国人感到了完全幻灭，结束南方之旅回到北京大学的胡适便是其中一人。1935年底到1936年初，胡适与日本政治评论家室伏高信之间有过许多回合的通信辩论，两人对当时危机四伏的中日关系同感惶恐不安。眼看着一场战争劫难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理智胜于情感的两个知识人在拼命找寻灾难的源头，胡适发表了《敬告日本国民》一文，警告日本人的行动不仅会毁灭中国，也会毁灭日本。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国交向来密切。中国虽占了数千年优势，却从未向日本派过一兵一卒。甲午战争带来了东亚新格局，日本把向中国大陆扩张作为国策，日本逐渐成为东亚的主宰，中国却变得羸弱不堪。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着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共和国之父，他的政治生涯与日本渊源颇深，他晚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1924年底，生命之烛行将熄灭的孙中山曾经取道日本北上，在短暂的逗留期间，他对日本朝野发表忠告，告诫日本要做亚洲的干城，而不是欧美的鹰犬。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曾想与日本化敌为友，甚至不惜以整个东北为代价。1934年底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即为明证。这篇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署名是徐道邻。它的精神完全是蒋介石授意的，从题目来看就可以想见蒋的心思，他不愿意与日本真正为敌。说他是亲日派也好，说他是知日派也好，其实无关紧要，他自信比别人更了解日本，也一直很敬畏日本，这应该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军队里服役的经历。和蒋介石一样，很多所谓亲日派都是留学过日本的，他们许多人都对日本抱有幻想。因为他们不仅知道日本军队的意志顽强、训练有素，也了解日本特殊的风俗、精神和文化。许多日本人帮助过同盟会与国民党，有的日本人是他们的老师，有的是他们的同学，有的还是经济上的赞助者，也有的甚至成为了他们的私人朋友。没有到过日本的人，往往从日本当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看到日本人凶狠、贪婪、心胸狭窄和狂妄的一面，而留学过日本的中国人还看到了日本文化优秀的一面，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自有它的道理，并不只是侥幸所致。但自认是通晓日本民性国情的人对日本了解得越多，有时反而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对于日本“改弦易辙”、“悬崖勒马”抱有很大的幻想，总以为凭自己与日本人的关系和私交可以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速率与路向，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胡适在中国算不上是激烈的反日分子，他甚至根本不主张与日本进行没有把握的战争，这从他1933年支持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后来又在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就能够看出来。所以，他完全是凭理智来考虑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虽然那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失去理智。这一点，胡适自己也很清楚，他的文章是写给那些为数不多的理性尚存的日本人看的。如果说，胡适是中国人中温和与理智派的代表，那室伏高信就算是日本人稀有的理智尚存的政论家，因为他意识到日本疯狂的对华侵略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但即使这样的人，居然也责怪中国人只知道向英、美靠拢，而不肯与同种的日本人亲近。

华北的命运考验着中国人的忍耐极限。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大声呼吁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声明发表在1935年8月间，那个时候，国内的共产党军队正艰难跋涉在长征途中，等到达陕西北部，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他们便很快地融进反抗日本侵略的大潮流中去。这支历经数不清磨难的红军队伍，意志坚强得举世无双，但在数量上、装备上仍然是弱小的。他们需要休养生息，新的政策很快制定出来，最主要的就是强调将民族的危亡放在首位，使内战的对手逐渐失去“剿共”的热情和意志。南方苏维埃时代的孤芳自赏、到处树敌的政策在党内受到了批评。

国民党仍然在“和”与“战”之间徘徊，但华北事变动摇了对日妥协政策的基础。自1932年以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汪精卫一直在前台，成为举国公认的亲日派首领。1935年6月下旬，监察院对黄郛、殷汝耕等6人提出媚日卖国弹劾案，汪精卫本人也受到舆论日益严厉的批评。这是对汪精卫推行对日妥协政策的严重警告。蒋介石此时还需要汪精卫为亲日妥协政策分谤，于是请汪精卫复职，汪精卫也就半推半就地重新视事。

但这年底，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应日本人要求成立的、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政权的成立，中国已经到了不是爆发就是死亡的临界点。11月3日，《大公报》的星期评论呼吁：“我们希望自此以后政府要有一个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政府各方面负责的人在这一个月里要决定和与战的问题。要和就不要怕骂，就要忍痛；要战就不要怕死，准备牺牲。”

在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抗日统一阵线，坚决抗日。

12月9日，一个凛冽的冬日，华北的数万学生走上了街头，这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率先突破了政府压制反日舆论的大格局，“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共鸣与呼应。

1935年，渐渐失去了华北主权的中国，身不由己地跌入谷底。华北的危机使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基被日本侵略者彻底撼动了，向日本妥协、忍让、讨好的政策也已经快走到尽头。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终于承诺，到了他心目中的最后关头，政府准备全面抵抗。从1935年底开始，无论有什么高尚的借口，内战越来越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日本政府万万没有想到，把中国逼进无路可退的死胡同将迫使中国人焕发出求生的勇气，并找回共同对敌的紧迫感。1936年将验证这一点。

第五章 1935——谷底华北的危局

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这年4月间，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共同制定了“华北自治运动”的具体计划，并得到东京批准，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实施。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察哈尔。

那时的察哈尔省是第二十九军的防区，军长宋哲元兼任省主席。他是山东乐陵人，1935年正好50岁。家境贫寒的宋哲元于1908年进入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在冯玉祥部服役，历任师长、总指挥、热河都统等职。中原大战后，西北军风流云散，剩下了残余一点军队随宋哲元到了山西，编为第二十九军。1932年7月，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次年率部在长城抗击日本侵略者，重创日军。这支有抗日传统的军队是日本人总想赶走的。

1935年6月5日，日本驻阿巴嘎旗（位于多伦西北）特务机关员大月桂等4人，自多伦乘汽车经张北前往张家口方向绘制地图。守卫城门的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士兵将其拦住，查看护照。这4个日本人态度蛮横，欲强行通过，卫兵将他们扣留，送往军法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息事宁人，指示：“就放了吧！但是下不为例。”

但日方决定扩大事态，制定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限土肥原贤二两星期内完成。土肥原贤二公然声称：“关东军将提最大要求，要宋主席去职，一三二师调开及惩办肇事人员。若中国政府自动办理，则此要求即不提出。”正在为对日交涉忙得焦头烂额的何应钦大为恼怒，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宋哲元总惹乱子。6月19日，国民政府便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并向蒋介石建议，准备将第二十九军调离华北。事前一无所知的宋哲元，看到免职令后颇为愕然。带着失望和怨恨，他连夜离开张家口，返回天津。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由他的副手、民政厅长秦德纯暂时代理。

6月23日晚，土肥原贤二偕松井、高桥等来到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与秦德纯开始正式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多钟。土肥原贤二表面上态度谦和，但所提出的要求极为苛刻，秦德纯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土肥原贤二无计可施，便冷笑着对秦德纯说：“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秦德纯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接着，土肥原贤二向秦德纯摊牌：最迟到26日晚为止，察省事件必须解决，否则他将离平返回奉天。第二天一早，秦德纯一边派员挽留土肥原贤二，一边急电南京请示解决办法。热河方面的关东军为配合土肥原贤二，特于26日在古北口、南天门组织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实弹演习，北平形势骤紧。晚上，南京方面复电，答应日方要求。

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的日本使馆武官室完成签约手续，签署了《秦土协定》。此协定包括“昌平、延庆延长线之东，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作为撤退区域，守军部队应撤至其西南，此后不得侵入”；“排日机关应予解散”；“招聘日人为军事及政治顾问”等11项内容。日方宣布，秦德纯对此“全部承认，并宣誓执行”。但秦德纯则坚持中国方面只承认其中6项。《秦土协定》迫使第二十九军大部移驻河北，日方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东部的目的。因“张北事件”而被撤职的宋哲元，回到天津家中“养病”，蒋介石几次电召，他都托辞不往，以示其怨。

正当宋哲元为第二十九军的出路焦虑不安时，机会在向他招手。根据7月间的《何梅协定》，国民党的中央军撤离了河北与北平、天津，河北平津地区在军事上“真空化”了。亲日分子在北平发动叛乱，宋哲元趁势将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从察哈尔调往北平弹压。这样，他被迫离开了察哈尔，却意外得到了河北与平津。北平、天津是北方的重心，更是中、日冲突的最前沿，成为英雄或者名誉扫地都是一转眼的事，在平津到处是诱惑，也到处是陷阱。宋哲元登上了大舞台，他的才智和品德也面临巨大的考验。

在逼走中央军、东北军后，日本又迫不及待地进行第二个步骤——华北政权的“真空化”，即物色对日俯首帖耳的军政首脑，倡导、实施“自治”。这个步骤，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线同时展开。所谓“自下而上”，也就是指使日本浪人纠合汉奸、流氓，制造所谓要求“自治”的“民意”，同时发动武装暴动，以组织汉奸自治政权。这种武装暴动有土肥原贤二唆使的丰台白坚武夺城事件和香河县武宜亭的暴乱，但都先后失败。他转而进行“自上而下”的策动，土肥原贤二把目光盯在了失意的北洋军阀巨头吴佩孚和孙传芳身上。他认为吴、孙二人曾风云一时，资望很高，可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极有利用的价值。然而，吴佩孚和孙传芳对其游说始终不加理会，土肥原贤二的计划再次落空。从1935年六七月间开始，土肥原贤二、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驻北平武官高桥坦等人四处奔走，企图拉拢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商震等华北实力人物与日本合作，参与华北自治。但阎锡山与日本人虚与委蛇；韩复榘不买账；傅作义干脆将日本人顶了回去；商震为了逃避土肥原贤二的纠缠，借口“感冒”住进了医院。此后，日本人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身上。

当时第二十九军已经进驻平津，但要长驻下去，日本人和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宋哲元一方面以日本人野心勃勃为由，向南京政府表白，称“如将军队撤走，华北岂不断送”，要求南京政府能够同意第二十九军合法地在平津待下去；蒋介石虽然知道宋哲元不愿意对他俯首听命，他与西北军的这支残余部队之间结怨已久，但他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最起码宋哲元是个思想正统，又有抗日战史的单纯军人，还不至于叛国投敌。

7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了宋哲元的代表秦德纯，决定将维持华北的责任交给宋，并要求他与日本周旋时，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9月21日，宋哲元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还努力取得日本的谅解，一再表示要捐弃前嫌，化敌为友。而此时日本人认为宋哲元是具有实力的西北军将领，与蒋介石有宿怨，“张北事件”后又被解职，使他对南京政府更加不信任，为了生存发展，有与日方合作进行“自治”的可能。日本因此也对第二十九军进入北平采取容忍态度。

10月间，土肥原贤二开始频繁地给在天津的宋哲元施加压力，每天至少有3次不请自到。宋不堪其扰，避走北平，但刚一下车土肥原贤二即风尘仆仆地赶来。

11月11日，他甚至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将最时间限定在11月20日中午，并通令宋在11月20日前必须实行。他通知新闻界在这一天齐集北平，报道新政权成立的消息，还疾言厉色地威胁说，若不在这个时间以前宣布自治，日本准备派5个日本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为了配合土肥原贤二的活动，关东军于11月12日发布715号作战命令，在11月13日前做好从长城外进军华北的战斗准备，并且在16日动员空军做好在20日进入平津地区的准备。海军从旅顺、青岛调来巡洋舰、驱逐舰驶入大沽口海面。

与此同时，关东军大批向山海关、古北口等处增兵，飞机则连续盘旋于平津上空。日军以海、陆、空三方面的示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关东军扬言“将不惜用刺刀威胁持观望态度的华北将领，使其必须断然采取自治”。摆在宋哲元面前的出路只有三条：抵抗、辞职、屈服。此时正值国民党五大即将召开之际。一向对蒋独裁不满的宋哲元便向大会拍发了一份“真电”，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宋电发出，大会震动，举国吃惊。在国民党执政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突然提出要求取消党治，国人很容易联想到日本人正在提出的“华北自治”。南京政府更为惊慌，惟恐宋哲元部铤而走险，背叛国家。但宋哲元只是始终不满意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无危害国家的意图。相反，19日，宋哲元急电南京政府请示谈判如何进行，当天下午，蒋介石电令宋哲元中止与日谈判。于是宋哲元令人将电文转告土肥原贤二，他自己则避居天津，一走了之。

11月20日，土肥原贤二原定宣布自治的最后期限到了。但是，这一天华北并没有出现日方意料中的“新政权”。宋哲元忽然不见了，土肥原贤二十分恼怒，得悉宋的去向后，当日一早便赶赴天津循迹追踪。再次逼迫宋哲元于11月30日前宣告“自治”，平津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5天后，一个宣布“自治”的傀儡组织出现了，没人想到，南京政府任命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这重要的关头背叛了国家。

殷汝耕，与宋哲元同庚，1885年出生于浙江平阳县一望族之家。他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的妻子井上慧民是日本人。1925年，殷汝耕曾参与郭松龄反奉事件，兵败后只身遁入日本领事馆，请求保护。由于奉天总领事吉田“富有人情味”的安排，才使他得以逃脱。殷从此以后与日本人关系日益密切。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他在黄郛手下当秘书。先后参与了淞沪停战和《塘沽协定》的谈判，深得日方赏识。所以根据《塘沽协定》划定冀东停战区后，日方便力荐殷担任停战区督察专员。当时，国民政府在冀东设蓟密、滦榆两个行政区。殷汝耕、陶尚铭分任二区督察专员。殷、陶二人都出生于浙江，同在早稻田大学毕业。但殷机敏，善于随机应变，不论好坏，千方百计与日本实力人物合作；而陶对日本军部并非言听计从。由于殷与日本人的特殊交往，所以整个停战区的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

1935年8月，殷兼任滦榆区专员，更是一手遮天。日本人以停战区为据点进行大规模的日货武装走私，殷汝耕只象征性地收极少的“检查费”。致使日货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殷汝耕以出卖国家主权博得了日本人的欢心。

这一年的10月，殷汝耕潜入东北拜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表示对“华北自治”的兴趣。对于土肥原贤二的建议，殷汝耕不仅欣然从命，并且表现了出乎土肥原贤二意料的决心。据当时土肥原贤二的助手专田盛寿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殷汝耕于1935年11月23日晚在天津的一家饭店召集停战区各保安总队长开会，秘密布置‘自治大计’，我和土肥原亲自到会，要求尽快行动。殷汝耕立即忙不迭表示，‘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太好了！’土肥原喜不自胜地说：‘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我立刻向饭店要香槟酒，但香槟酒已全部卖完，如果到英、法租界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时间已晚，我提议用日本酒代替，土肥原与殷汝耕商量说：‘太不巧了，只有日本酒，怎么样？’殷急忙献媚：‘用日本酒庆贺比香槟还好！’于是，以干鱿鱼当酒菜，额手称庆，干起杯来，散席时已至深夜。”

24日晨，殷汝耕召开各方负责人会议，决定25日在通州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25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墨迹未干就挂在了行政公署大门，还挂起五色旗。当日发表宣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同时，殷汝耕还向宋哲元等人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以真正实现华北自治。

《字林西报》的记者对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作了记述：“冀东自治政府今晨在此间孔庙中一小屋内正式成立。由殷汝耕主持，礼式草率已极。既未悬旗，亦未鸣炮。盖以新国尚未制旗，故无旗可悬。而其所有之最大军械，厥为保安队之来复枪，故亦无炮可鸣也。路透记者到后往晤当地中外知识阶级之人士。则彼等毫不知政局之变更，更不知己身现住于新都中也。”记者证实，当地未有民众欢声，亦没有聚集任何民众。在一个糊着窗纸的小房子中，放着一个旧式煤炉，9个人寂寞地坐在那里正式就职。上午8时，殷汝耕召开成立大会，会后向记者发表了谈话，并派员向土肥原贤二做了详细汇报。

南京政府立即对殷汝耕的行动做出反应，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一面发令通缉殷逆，撤销冀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在日军庇护下，南京政府无力惩办殷汝耕。蒋介石说：“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冀东就这样脱离了南京政府的控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了日本人在中国华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

但这个傀儡政权的内部并不一致，如伪保安队长张庆余和张砚田，原是东北军的两个团长。在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他们密见宋哲元，表示不甘附逆。宋对他们说：“二位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对我不要见外，并望坚定立场，不再动摇。”临别时，宋还赠他们每人各1万元。从此，二人留在伪政权中，待机而动。

11月30日这一天，是土肥原贤二第二次划定宣布自治的最后期限，但宋哲元仍没有如期行事。土肥原贤二既恼怒又焦急，于是在当天半夜亲自召集新闻记者，谎称宋哲元已被说服，电请南京中央迅速与日本取得谅解，或遣何应钦北来，否则，冀察平津将同时宣布“自治”。

面对危险的局面，何应钦奉命北上，于12月3日晚抵达北平。宋哲元一面向何表示在他主持华北工作期间，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无丝毫秘密协定；一面又特别强调日方阴谋的险恶和形势的危急，向何施加压力。日方担心由于何应钦北上，宋哲元会倒向南京政府一边，因此在何到达北平的次日，即明确表示不欢迎他留在北平的态度。同时，威胁宋哲元不要在背离日本的轨道上走得太远。

12月5日，宋发表谈话：“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何部长负责处理。”将难题推给了何应钦。此时，日军派出多架飞机在北平低空飞行，并投下大批殷汝耕署名的要求响应自治的传单。一些汉奸、流氓组织也高呼“自治自决”等口号，四处游行请愿。何应钦感到空气紧迫，很难应付，不得不将华北大权交给宋哲元。这天深夜，他与萧振瀛、秦德纯等会商，仿照西南政务委员会的体制，提出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方案，南京政府知道这样的半自主的机构一成立，就再也无法直接控制平津一带的局势，但那时难有其他选择，只有吞下这个苦果。但这一方案是大多数国人无法忍受的，4天后就引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2月6日，萧振瀛携着何应钦的方案前往天津征求多田骏、土肥原贤二的意见。在华北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显然与日方的想法有较大距离，但日本人企图竭力影响它以逐步达到华北自治的目的，所以同意了这一方案。

12月18日，在北平外交大楼举行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仪式，宋哲元被委任为委员长。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土肥原贤二自认为大功告成，迫不及待地跑回奉天报功。他得意地声称：“该政权确属成功的典范”，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军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宋哲元及所部第二十九军谋地盘图发展的共同产物。一方面，名义隶属中央，实际半独立；另一方面，与日军联系密切，但又较多地表现出不妥协的一面。故它与冀东伪政权不可同日而语。

在决定华北命运的重要时刻，宋哲元、殷汝耕和土肥原贤二充当了历史舞台上最为出头露面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影响了整个华北的命运、整个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东亚的命运，也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殷汝耕以政府官员的身份甘心卖国求荣，充当日本的傀儡，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傀儡政权，成为“老牌汉奸”。多行不义必自毙，卢沟桥事变后，张庆余、张砚田发动起义逮捕殷逆，但在押送途中被日军劫走。不久，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殷失去利用价值，渐被日本主子冷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其逮捕归案，1947年执行枪决。

宋哲元是个典型的军人，为人忠实且有强烈的民族感。虽在其领导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对南京政府处于半独立状态，但他始终顶住了日本企图迫其与殷汝耕伪政权合流的压力。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军队防守的卢沟桥成为民族自卫的象征，他的名字永留青史。1940年，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后，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故陆军上将叙第二级宋哲元，追赠为陆军上将叙第一级。”

抗日战争开始后，土肥原贤二出任第十四师团长，进攻山西、河南等地，后又对吴佩孚进行了诱降工作。他在1941年4月升为陆军大将，出任陆军航空总监。1943年3月去新加坡任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4月调回东京，任教育总监。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于1948年12月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其实，这个应有的惩处一点也不能减少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第五章 1935——谷底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天空晦暗，寒风刺骨。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从清晨开始前往新华门参加请愿，吁请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何应钦宣布抗日，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开始。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很相像，学生不满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不再沉默，从此全国的舆论也不再沉默。

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了。围绕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学生们意识到了亡国的恐怖。在吁请何应钦宣布抗日的同时，他们把矛头也指向当时华北的军政长官宋哲元。此时，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正游离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日本人之间。

宋哲元的暧昧态度，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血气方刚的学生们都担心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喜峰口的英雄，而只会步刚刚叛变国家的殷汝耕的后尘。清华大学救国会在12月8日的《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曾显赫一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将军都已化做‘神龙’了。”12月9日和16日的示威游行中，学生愤怒地喊出了“打倒汉奸宋哲元”的口号。

宋哲元和手下的军官们却认为救国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学生的本分只是读书，上街游行是不务正业，高喊“打倒宋哲元”的口号更是大逆不道。因此，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强硬措施。12月9日游行示威前，宋哲元派出的军警几乎包围了北平所有准备参加请愿的学校，学生们冲出校门后，在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等地遭到手持水龙头、大刀、木棍等武器的军警的袭击。第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大刀挥向了学生，虽然用的是刀背而不是刀刃，许多学生依然被打伤，游行队伍被冲散，10多名学生被捕。12月16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样遭到血腥镇压，20多名学生被捕，近400人受伤，其中包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的女儿。第二天，宋哲元发表《告学生书》，指责学生“受共产分子所欺骗煽动”，对学生运动表示要“为维持安定人心计，决予以适当之制止”。北平市学联则于22日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行血衣展览和控诉大会，共展出了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受伤的学生的血衣500多件。

北平的学生运动惊动了南京。蒋介石尽管一向对学生运动不抱好感，但看到学生们喊出打倒宋哲元的口号，也觉得可以利用学生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同时打击一下难以控制的宋哲元。在“一二·一六”游行后不久，他就让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立奎出面，以“北平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名义请学联代表黄敬、姚依林等吃饭，杨在饭桌上传达蒋的意图，希望北平学联能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南京政府甚至可以出钱资助学联。蒋介石的试探并不为学生接受，他有些恼羞成怒，觉得学生运动十有八九和他的政治天敌共产党有关，就改变方针，同意宋哲元镇压学生。日本政府对这场反日的学生运动更加不安，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就通过驻华军事代表和外交代表向南京政府和北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表示严重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求中国方面全面镇压学生运动。

于是，从1936年2月21日起，北平当局开始了对学生的大规模逮捕镇压行动。当天下午，北平内二区警察署在得到中国大学学生正在召开会议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监视，并封锁校门，禁止学生进出。晚上10点，警方入校搜查，抓走学生50多人，查出《学联日报》等多种进步书刊。接着，军警又袭击了东北中山中学、河北高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院校，逮捕学生近百人。2月29日上午6点，北平大学北河沿三院学生宿舍遭到宪兵和巡警的搜查，抄走进步书刊、信件等近200件，抓走进步学生韩仕中等人。

这次大逮捕中，规模最大的是对清华大学的搜查和逮捕，2月29日午夜，400多名军警在督察长钱宗超的指挥下潜伏在清华园周围，拂晓5时跳墙而入，分别包围各学生宿舍，禁止学生行动，按特务学生提供的“黑名单”进行搜捕。愤怒的学生与军警展开搏斗，拆毁了警车，使军警只好徒步悻悻而归，而学生没有一个人被捕。宋哲元接到逃回去的军警的报告后，火冒三丈，当天下午派出5000多军警，其中包括二十九军大刀队、机枪连，由北平公安局长陈继安亲自指挥，到清华抓人。军警们从晚上9点一直搜到天亮，才在清华后体育馆中发现集中隐蔽的学生，胡乱抓了20多人，却没有抓到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和主要学生干部。

大规模的逮捕镇压，使学生们决意反击。1936年3月31日，爆发了“三三一”游行示威。这天，学生们在北平大学三院礼堂举行悼念大会，悼念因酷刑折磨而死于监狱中的北平高中学生郭清。宋哲元派出大批军警和特务打手将北大三院包围，在门口架上机枪，禁止学生出入。追悼会后，学生们从邻校孔德中学冲出，举行抬棺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等口号，走上街头。在北池子南口附近，遭到大队军警的突然袭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53名学生被逮捕。被捕学生在监狱中遭到残酷虐待。

“三三一”事件使学生和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完全处于尖锐的敌对状态，形同水火。这时，刘少奇和他主持下的中共北方局改变策略，不再把锋芒指向有着抗日历史的部队，而是决定要和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建立统一战线，并及时提出了“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学生们的头脑也冷静下来，开始谋求缓和与宋哲元二十九军的紧张关系。4月6日，北平学联发表致宋哲元的公开信，信中称赞了第二十九军长城抗战的光荣历史，希望宋哲元能“负起抗日领袖的责任”。同时，学联还组织学生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到第二十九军驻地，沟通与官兵的感情，教士兵打篮球、踢足球、练习田径等。在接触中，学生和第二十九军的官兵之间逐渐消除隔阂，建立了友谊。

宋哲元见学生不再反对他，也就不为己甚。他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对1936年2月大逮捕和“三三一”游行中被捕人员的处理上。5月，被捕人员全部获释。6月13日，学生为反对日寇武装走私和增兵华北以及要求彻底清查海河浮尸事件而举行示威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和“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奉命沿途拦截的军警也只是跟着队伍两旁走，维持秩序，没有再发生殴打和逮捕学生的事件。

“六一三”示威游行后，日本人向北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宋哲元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下令取缔北平学联及一切学生团体。但北平学联并没有销声匿迹，也没有与宋哲元正面对抗，而是继续派代表积极参加劳军、追悼阵亡将士等活动。1936年农历7月15日，宋哲元为给在喜峰口抗击日军壮烈牺牲的官兵超度亡魂，在北海举行盂兰盆会。学联派代表参加，献了花圈和挽联，还上台念了祭文，令到会官兵深受感动。第二十九军接受学联的花圈、挽联，等于是承认学联的合法存在。

1936年9月18日，北平各学校都顺利召开“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第二十九军没有干预。当天，第二十九军驻丰台部队与日军发生冲突，宋哲元被迫屈辱地接受日方关于撤退丰台中国驻军的无理要求。北平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代表前往丰台进行慰问，在代表返回北平后，学联又召开各界谈话会，谴责日军暴行，同时发动各校学生到西苑第二十九军驻地去慰问，使广大官兵非常感动。

日本为了保持对第二十九军的军事压力，从1936年起频频增兵，华北局势愈加急迫。10月下旬起，驻平津日军进行军事大演习。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也不甘示弱，决定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军事演习。11月7日，驻西苑的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在红山口举行小规模演习。经过事先联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许多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开始时，士兵们宣读了学联代表代拟的誓词：“我们以百姓血汗换来的子弹，须诚心竭力，期望命中、歼灭仇敌日本鬼子。”“我们要准备战死在疆场。”演习中，学生和士兵一起参加冲锋，打的靶子也全是“日本鬼子”。

11月11日，第二十九军秋季大演习在固安举行，宋哲元亲往固安主持。经他同意，200多名清华大学学生前往固安参观演习。演习完毕后，宋哲元站在一张方桌上进行讲评，同时也对学生发表讲话，表示对学生“不畏劳顿随军而来……甚为敬佩”，希望大家“锻炼身体，努力读书，备为国用……”对宋哲元倾向抗日的转变，爱国学生表示欢迎。学生代表在讲话中表示愿意同士兵携手共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其后，学生们分别以北平学联和清华大学学生会名义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黄缎旗一面、“国家干城”旗帜一面送给第二十九军。学生的献旗，使二十九军受到很大鼓舞，在学生回北平时，宋哲元特地拨了4辆军用卡车送学生直接回北平。至此，爱国学生和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之间的关系由以前的敌对变成了合作。

第五章 1935——谷底进退维谷的国民党

1935年的最后两个月，南京政府是在紧张、慌乱中度过的。

11月1日，南京秋意已深。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央大礼堂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正在主持四届六中全会。

身材魁梧的冯玉祥将军从泰山赶来，轻易不出山西的阎锡山从太原赶来，两广也派来邹鲁等代表。严重的局势需要国民党集中力量来应付。就像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的，国民党已经许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汪精卫承认：距离1931年秋四全大会已经有4年，国民党只是在“剿共”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国难却愈发严重了。当时令蒋介石、汪精卫政府最头疼的两件事，一是日本人在华北得寸进尺，二是日渐加剧的金融危机引起的社会恐慌。

7点零5分，与会人员正准备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拍照，从拥挤的记者群中突然传来了3声枪响，排在中央的汪精卫应声倒下。刺客孙凤鸣被卫士打伤。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汪精卫住进中央医院疗伤。当初慷慨悲歌行刺摄政王的英雄如今成了被行刺的对象。这是对蒋介石、汪精卫向日本一味忍让妥协的严重警告。

汪精卫遇刺引起上海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从2日起各银行都面临着挤兑风潮，幸亏3日是照例休息的星期天，事态才没有完全失控。

3日晚11时，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了币制改革的方案《法币政策实行办法》，规定“白银国有”，全国各地银行应将所存现款运往上海中央银行，以换取法币。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为全国统一流通的“法定货币”，流通了千余年的白银就此完成了它的使命。

由于白银危机的日趋严重，法币政策早在酝酿之中，英国人给予了合作。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非常清楚：如果中国的金融业和经济系统一旦覆灭，英国在上海的商业和巨大资产也将遭受严重打击。他派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协助主持中国币制改革的孔祥熙和宋子文。

币制改革密切了中国与英国、美国的经济联系，这引起了日本的痛恨。日本在华银行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币制改革。

法币政策的实施使法币的价格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波动而变动，造成市场物价大幅回升，许多企业开始赢利，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1月12日，当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南京召开之时，华北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舆论都在紧张地追踪着事态的发展。

1935年底，在南京近郊，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参与指挥秋季联合大演习，除中央军校的学生外，大批空军与机械化部队参加了演习。这一年，他还主持修筑了上海、南京间的3道永久性国防工事。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是针对日本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中国与苏联开始靠拢。

1935年10月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被推选为协会会长，苏联大使鲍格莫诺夫参加了成立大会。他作为苏联的使者，在中国一直受到欢迎与重视。中苏两国在有意识地增加相互了解。

在对国联不再抱有希望后，冯玉祥、孙科，甚至蒋介石都意识到，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是共同对日的潜在盟国，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也影响着中苏关系。

第六章 1936——殊途同归本年大势

1936年是铁青着脸来临的，渴望和平生活的人们因为它的到来而胆战心惊。早就传说，世界大战将在这一年爆发，无数的人将失去最宝贵的生命。

1936年1月2日，新年的第二天，中国开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断绝贸易关系。理由是意大利入侵了阿比西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20万意大利军队，配备着新式的装备——坦克、飞机、毒气、重炮，正式向草昧未开的阿比西尼亚开战。阿比西尼亚像中国一样紧急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配备最新式武器的意大利军队对只有刀、箭、火枪的阿比西尼亚人动武，阿比西尼亚的外交代表在国联说了一句最伤心的话：“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则洋洋得意地向他的追随者许愿：“我们要回复古代罗马的光荣”，“意大利需要殖民地”。

1936年5月5日，是中国立法机构公布宪法草案的日子，阿比西尼亚京城沦陷，皇帝流亡英国。欧洲集体安全体制首先被墨索里尼钻了个窟窿，而希特勒最后恶狠狠地摧毁了它。当1936年德国与日本签订防共协定，希特勒压抑不住战争的欲望时，中国的爱国者才逐渐清醒过来，原来纳粹的铁十字闪耀着阴冷的光。法西斯不仅不是中国爱国者的朋友，而且终究会成为自己的死敌。

阿比西尼亚的命运让国人不免兔死狐悲，中国人正在抛弃幻想，国联指望不上，英国、美国也无法指望。国民政府把目光转向了苏联，但寻求国内和解才是最重要的。自己没有牺牲的决心，没有统一的步伐，没有内部的团结，外援就如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即。

1936年是五国海军公约到期的日子，没有人指望野心膨胀的日本人还愿意再受美国、英国的束缚，它执意要摧毁“5∶5∶3”的海军舰艇的吨位限制。面对周围邻国越来越重的戒心，日本感到了四面楚歌，所有的周边大国都成了日本国防计划中的假想敌，如北方的苏联、西方的美国、英国。东方的中国一向为日本瞧不起，但在1936年，也郑重其事地将中国作为一个开始值得重视的战争对手，首次列入国防作战计划中。

《中外月刊》在这一年的元旦发行了新一期，它的主编马星野提醒国人：“1936年的世界大战，第一个火花会发生于太平洋。”“我们已踏进了1936年，我们应该有什么准备与决心？”

胡汉民在海外住了半年多后回国，他给国人一个新的忠告：抵抗日本要自力更生。蒋介石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收敛好勇斗狠之心。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整整一年他和周恩来一道致力于化敌为友。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大难快要临头的时候，中国靠不了别人。他们这样做有很多自身的特别理由，但毫无疑问，日本可怕的魔影正在他们的脑海里张牙舞爪地晃动着。

过去的1935年，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一片灰暗。经济的萧条让工厂主和工人垂头丧气，白银外流困扰着金融家和南京政府的财政官员。痛恨日本的作家、记者们无法用文字发泄心中的郁闷，同情苏维埃运动的人为红军的命运担忧。那年年底学生们在北平空旷街道上的呐喊刺激了国人麻木已久的神经。人们是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迈进1936年的。1936年是个充满奇妙、刺激的年份，众多影响深远的大转变就是在这一年完成的。

国人还在熟悉着法币，但对普通民众来说，感受最深的还是经济的复苏。

法币实行两三个月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连续出超。有人欢呼出现了产业复兴的前兆，但两个月后又恢复入超局面。农民的购买力增强，到1936年秋收以后更加明显。1936年的6月生产指数达到105.7％。1936年9月、10月，棉纱、棉花、小麦、稻米的价格在上海、天津、青岛各处都一致上涨。

交通不便妨碍着经济发展。从美国中部运1吨小麦到上海，一切税捐在内，只须30元，而从陕西中部运麦1吨到上海却需要140～150元的巨大费用。汉口商人自美国采办面粉，反比从川黔采办面粉便宜。运价差额达到1比4。外货畅销到中国有其内在的原因。

在上海，1936年申新各厂获得了稳定的盈余，多年来为债务困扰而惶惶不安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是在这一年还清了欠债的，包括欠汇丰银行的债务也提前偿还了。历经了持续数年的经济大萧条，经历了日本走私物品洪水猛兽般的无情袭击，中国的经济依旧顽强地呈现出新的生机。

那时的中国毕竟还是农业国，经济回升最初是从农村的复苏开始的，而且也是它带动起来的。1936年，农民得到了喜出望外的好收成，许多报刊登载了农民笑眯眯地捧着饭碗的照片。

农民最开心的是，不论在产量上或者价格上都欣逢良机。农民在连年灰色黯淡的生活中透了一口气，产品价格的上涨都在秋季以后。以前农产品丰收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价格狂跌，丰年成为丰灾，1932年丰收的结果就是价格大跌，造成“丰收成灾”的奇闻。1933年小麦价格大幅下跌，出现了10多年未有的低价记录。1934年继续下跌，特别是大豆遭遇厄运，价格跌到了1931年的54％。而1936年的价格却在飞涨，棉纱、棉花、小麦、稻米在各大商埠齐齐上涨，以致政府未雨绸缪地防止谷贱伤农的办法成了杞人忧天。以小麦论，收获不久，外国商人就来大批收购，日本面粉厂以前向来是到澳大利亚购买洋麦，但因为考虑到中国小麦价格低廉，转向中国购买，在芜湖、汉口和上海3处购买，并在天津大量收购。此种现象引发了国内小麦是否应该禁止出口的问题。主张禁止出口的是担心小麦价格低廉，卖到国外不利于本国的面粉业；担忧日本的订购会影响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而主张促进出口的则担忧面粉工业消费有限，大量小麦在农民手上，应该鼓励出口，防止小麦价格下跌。直到这年的9月中旬，财政、实业两部才商定暂时不禁止小麦出口。根据上海和汉口的统计，全年的小麦价格每百斤在5元左右，高出上一年度30％左右。

农产品的丰收增加了乡村的购买力，秋季开始，上海货物销往内地的数量增加。仅仅10月间，就有70班江轮，船只上无不装满了客货，价值在3000万元以上。从上海装运各埠的货物刺激了物价上涨，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复苏，纺织业率先出现欣欣向荣的迹象，申新企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扭亏为盈的。工业化是孙中山留下的最伟大的梦想之一，但是日本严峻的战争威胁总是使国民党的官员们和商界人士在发展经济方面犹豫不定、意见分歧。认为建设时机未到的人有自己的看法：国际环境恶劣，国际经济侵略日甚一日；外交紧迫，国家处境危险，没有精力从事建设。还有人称资本、技术两方面缺乏，不足以建设。而认为需要排除一切干扰，专心从事建设的人则强调：只有建设好才能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是对经济并不内行的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也在这一年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现代化途中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可怜与左右为难。既然日本不能接受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既然它掌握着战争的时间表，中国人就得永远绷紧自己的神经，随时准备牺牲建设、和平与安宁。

是什么让这些铁石心肠的将军们走到一起，是对漫长内战的厌倦。广东的空军、陆军厌倦了，他们投奔南京政府，而让陈济棠成了光杆司令并逃到香港当寓公。东北军厌倦了，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与红军互通有无。舆论厌倦了，不管是谁挑起内战，他们都要谴责。是谁让这些政见迥异的仇敌化干戈为玉帛，是日本没完没了的武力威胁和精神折磨。日本的双重外交是有名的，但对中国是一样的。不过是一个外务省（霞关）主缓进，力求不战而胜；军部（三宅坂）主急进，用武力压迫，扶植傀儡政府，分离地方与国家。在1936年初，日本军人到处活动，日本的外交官们已经追随在后面了。外务省专门找中国中央政府“商量”，军部的对手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而且是各不相关地分头进行。

日本依然用高压手段对付中国，威胁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大规模增兵天津和华北，装备德王的蒙古族军队骚扰绥远省，利用冀东、沿海等地带走私货物，将数量庞大的走私物品偷运到沿海各地。个别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安全问题总是让日本政府喧嚣一阵，每发生一起外交纠纷，日本政府都小题大做。悬案多得叫人吃不消。日本外交官却乐此不疲，他们满心指望拿着一把芝麻，从中国政府那里讹诈到一车皮的西瓜。而中国与日本之间马拉松的外交谈判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表现得十分软弱，令人羞愧。等到这年年底，日本首先惊恐地发现，中国人不仅开始拒绝忍受他们的讹诈，而且迅速完成着对日战争的心理准备和政治准备。

第六章 1936——殊途同归西安事变

1936年的最高潮出现在年底，它在引爆两件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件以后突然落幕。

12月10日，傅作义将军的军队收复了大庙子，绥远的战事实际已经结束。但就在这一天，中国人听说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正式逊位。一个世界上非常强大的国家，国王竟然弃王位如破靴，也许就是世界霸主地位将要衰弱的征兆。其实，论国力，美国已经大大超过了英国，只不过还没有充当世界盟主的意志和经验。

两天后，12月12日，更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了。军队的统帅、政府首脑蒋介石被他的副司令张学良扣留在西安。在政治运转良好的英国，国王逊位的痛苦只是心理上的和名誉上的，受损失的主要是皇室，而皇室在英国政治中早已只剩下礼仪上的功能。而蒋介石却是中国政府权力的重心，不管是崇拜他，还是鄙视他；不管是喜欢他，还是痛恨他，关键就是还离不开他。当他失去自由后，人们像电击一样地感受到这一点，包括张学良本人。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乘坐张学良派去的专机从延安降临西安。周先是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商谈，表明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

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并向蒋说明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和政策，申明外敌当前，抗日之<dfn></dfn>外无以图存，团结之外无以救国，内战只能加速自己灭亡。蒋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答应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但并没书面签字，而是以个人人格做保证。中共以此为契机，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到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2月25日是圣诞节，中国得到了圣诞礼物：蒋介石重获自由。国共内战，这一中国流血最多的伤口开始愈合。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备受社会革命与民族危机的双重折磨，但到1936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治纠纷、社会革命得让位于准备对日战争。学生、知识界率先迈出了行动的第一步，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执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局部停战。固执的蒋介石在被扣留之后终于意识到了人们对内战已经厌恶到何种程度，中国人忍受了多年的羞辱和损失以后，不愿意再在内战中流血，而渴望把血流在抗日的战场上。南京政府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内战终于停止了。各种势力都在融进准备对日抗战的时代大潮。

1936年3月17日的一个夜晚，有一位作者在南京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为了天赋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的权利，我们向日本恳求过，向日本抗议过，向日本做外交的折衷过，也向日本做最后的哀求过，世界上弱国对强国的可能的乞怜方式，我们都隐忍地做过。但是日本给中国的答复是什么呢？很简单，是日本统治整个中国的枷锁！日本可以再扮演一次扬州十日记的屠城故事，但是中国人还未替自己做一桩表现民族精神的事！”一位诚实的日本学者，十分感慨地说：“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9个月后，即1936年年底，中国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再过7个月后，中国人无所畏惧地走向了战场。

1930、1931年初，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潮。但受“九一八”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步入危机，直到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才走出困境。但就在短短7个月后，日本又发动战争，扼杀中国的发展机会。世界大战其实早已经开始，只不过欧洲中心论者总觉得只有在欧洲爆发的战争才配称得上世界大战。

1936年初冬，这个多姿多彩的季节，在最后统一之前的动荡里，中国人的精力终于难得一见地集中起来。这一年，中国迎来转机，正所谓否极泰来。

第六章 1936——殊途同归日本的“二二六”事件

20世纪，随着海底电缆、飞机等的出现，空间的阻隔正在消除，纽约的商人可以隔着太平洋和伦敦的客户讨价还价。英国新国王爱德华八世借助电波将声音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连电视都已经发明，人们不仅能够听其声，还可以观其形。

可惜，空间的接近未必能使人类的感情接近，友善增加。

1936年初，中日无线电通话开通。在中日无线电电话通话后几天，便传出了东京政变的消息。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发生兵变。当时正值日本议会总选举结束后的第四天，拱卫东京的第一师团第三步兵联队官兵奉令向中国东北开拔。正走在通往东京车站的街道上时，忽然间有几个大、中尉级的军官出来指挥，士兵分成数队，脱去肩章，开始袭击首相官邸等处，占据了内阁办公处、内务省、首相与内相的住宅等。冈田启介首相侥幸逃脱，高桥藏相伤重死亡，陆军教育总监渡边被杀。

27日，叛兵与日本政府谈判，商量终止行动，次日回营。但叛军没有回营。

29日上午5点20分，戒严司令官香椎大将奉天皇之命颁布讨伐叛兵的命令，上午11点，叛乱士兵全体回营缴械。东京宣布取消戒严。发动兵变的是代表最右翼的国家主义分子，军队中的下级青年将校与失业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的土壤。中国人熟悉的广田外相在兵变后出任首相，这届政府是在军人扶植下产生的。

许多中国爱国者笑看这场日本的内乱。王汉中在一篇名为《从“二二六”兵变谈到中日的前途》（《中外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文章中，嘲笑了日本，称日本仿照西方的宪政，就像“三家村里的小姐穿起美丽的高跟鞋来，究竟脱不了忸怩难行的‘土着气’，于是历代的什么元老被刺，总理大臣被杀，以及其他种种花样都相继在日本政治舞台上扮演过，直到最近‘二二六’政变发生，日本立宪政治的西洋景才算完全给世人拆穿了”。这位王先生承认，“二二六”事变是热衷扩张的军人的胜利，陆军与海军的势力从此无限制地发展，但他观点奇特的地方在于，不将这次兵变看成是对中国的威胁，而称“日本政变是给中国的礼物”。因为日本迅速像一战前的德国看齐，走向军国主义，才会刺激英、法、美、苏的结合，刺激中国全民族的觉醒。从而让日本重蹈德皇威廉二世的覆辙。他的结论是，“二二六”事变是“日本前途之不幸，但是由中国方面来看，却又是赠与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礼物”。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军中“下克上”风气达到的顶点，此后以东条英机为中心的统制派掌控军权，皇道派军人势力衰退，军人开始统一步调，并在政坛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得势给日本、给中国、给亚洲、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是可怕的战争灾难。

第六章 1936——殊途同归救国会“七君子”

就像在北京的学生反日运动中总可以看到东北人活跃的身影一样，上海的市民抹不去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

1936年1月28日，适逢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农、工、商、学、妇等各界民众在市商会集会纪念，800多名与会者公推沈钧儒、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史良、沈兹九、欧阳予倩、李公朴、王晓籁等19人为主席团。由沈钧儒任执行主席。矮小瘦弱却激情洋溢的沈钧儒颂扬了第十九路军将士对国家的忠诚，期待国人改变平日的醉生梦死的安乐生活，他呼吁要牢记三个教训：第一，军人应捍卫国家，以尽军人之责；第二，民众团结力量前进；第三，保持和平是梦想，永远不能实现，亦等于坐以待毙。活跃人物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登台演说。王造时的演说词特别打动人心，当他着重强调讲到“我们到今天损失的土地，有现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生的老家浙江28个省大”这句话时，全场听众为之震动，激愤之情难以抑制，与会代表一致决定反日组织大联合，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散会后，全体与会代表800余人列队由主席率领出发，步行至庙行镇公祭无名英雄墓。沈钧儒走在最前面。由上海市商会所在地天后官到庙行镇，全程有四五十里，沈钧儒以六旬的高龄，和代表们一道，精神振奋，步履稳健，毫无倦容。章乃器后来回忆说：“会毕出发游行的时候，沈老由于过度兴奋，从主席台上一跃而下，跌了一跤。我们赶过去搀他时，他已经起来奔向队伍了。游行队伍前面两个壮汉举着两面国旗，这是抵御警察特务的一种武器，他们怕指摘为侮辱国旗，沈老和我们都走在前头。”

从此以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群众爱国游行，走在最前头的总是这位光头、身材矮小、胸前飘洒着美髯、步履沉着坚定的长者。反日的民众痛责政府软弱无能，南京政府责难救国会的领袖幼稚冒进。国民党人有一个论点，即中国抗战需要准备，而且须在政府统一号令下准备。但它的准备并不为人所知，这一方面是顾忌到日本的强烈反应，另外一方面也是蒋介石的个性与这个政权的独裁性质决定的。在南京政府的眼里，任何其他主张抗日的人不是左倾幼稚病，就是沽名钓誉，或者别有企图，有政治野心，或者是共产党的附庸，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他们这种自大与狭隘的心理招来了各种魔鬼的幻影。

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两点半，上海市警察局派出8个小组，会同公共、法国两租界巡捕房的中西警察，逮捕了李公朴、沈钧儒、章乃器、史良、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理由是涉嫌鼓动工潮。陶行知因已经出国没有被捕。上午7点，沈钧儒等被解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邹韬奋、史良、章乃器被送往第三分院提审。当日，警察局在法庭上既拿不出证据，又无拘票，两个法院裁决交付律师保释。第三分庭更裁定为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

但沈钧儒等刚刚出来几小时，在上海市警察局的请求下，法院再次发出传票，于当日深夜再次将沈钧儒等逮捕。

救国会领导人的锒铛入狱，招致了抗日人士的普遍愤怒。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人，并请缨支持绥远抗战。但蒋介石充耳不闻。在多次苦谏蒋介石“联共抗日”毫无结果后，气愤的张学良批评蒋介石过于专制，与以前的袁世凯、张宗昌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专横地回答说：“我就是政府，反对我，就是反对革命。”不久，对蒋介石的固执无法忍受的张学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和杨虎城联手将蒋介石以及随同强行扣压在西安。

经过这一连串事变的相互激荡，全国抗日言行已经无可遏制，政府和民间的隔阂也逐步化解。

第六章 1936——殊途同归华北：演习中的对抗

驻防河北、察哈尔、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处在国防的最前线。到1936年，学生和第二十九军已经缓和了紧张关系。刘少奇等共产党人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在军队中宣传抗日，第二十九军中的下级军官抗日态度尤其激烈。

第二十九军能够从偏僻贫瘠的察哈尔省入主北平、天津与河北省，当初离不开日本方面的容忍和默认。尽管这是一支有抗日英雄历史的军队，长城之战中，第二十九军官兵在喜峰口、罗文峪有着良好的表现，但日本人相信只要诱以富贵权位，就可以笼络住第二十九军的将领，成为日本帝国的马前卒。日本人的自信就是中国人的忧心，当1935年底出现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国人对宋哲元等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对祖国是否忠诚发生了怀疑。

但过了几个月，日本人开始失望了。第二十九军虽然利用日本的势力抗拒了蒋介石的压力，但官兵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而士兵与下级军官的反日情绪更为强烈。

1936年3月下旬，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在视察华北形势以后，致电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提出了增兵平津和驱逐宋哲元的计划。他说：为了压迫宋哲元服从日本，增强中国驻屯军乃其先决条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也开始对华北驻屯军改造宋哲元的计划表示怀疑，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日本收买，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也。”事实上，宋哲元既要敷衍日本人的淫威，又不能背叛中央政府的利益和国民的期待，实在并不轻松。

1936年五六月间，广田弘毅内阁借口防共忽然增兵华北，不足3000人的华北驻屯军一下子增至近万，分布地点也超出原来条约规定的区域。5月21日，新任驻华北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到天津。这位司令官的军衔是中将，而以前的司令官都只是少将，他统率的军队也从“华北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规格的提升显示出分离华北已经正式定为日本政府的国策。“中国驻屯军”的实力在迅速膨胀，一年里就增兵约6000人。这支军队正扮演着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扮演过的角色。

中国舆论异常愤怒，5月28日天津学生游行抗议日军增兵。即使忍气吞声的宋哲元也感到刺激和心寒，他和他的将领明确表示：“二十九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

1936年10月，中国驻屯军举行秋季大演习，炫耀武力，以威胁华北军民。日军坦克、日军步兵在北平市内以民房、公共建筑以及平民为假想敌进行演习，从朝阳门到东交民巷的街道被坦克辗得乱七八糟。

第二十九军不甘示弱，为显示对抗的态度和力量，以3个师的兵力在冀察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参加人数超过了日军3倍。继之在河北固安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战演习。参加的部队有三十七师、一三二师和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在5万人左右。宋哲元将军亲自奔赴庞各庄现场指挥。随后，驻华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商震的三十二师及驻河南新乡的庞炳勋第四十军也都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演习。

对第二十九军，日本终于失望了。第二年，他们便决心借卢沟桥事变驱逐二十九军，从而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第六章 1936——殊途同归绥远的捷报

绥远，在今日的内蒙古西部，是一个只有177万人口的小省。而绥东到绥北，防线长500多公里。在这个很难出现奇迹的地方能够出现奇迹，是因为这里驻有一支善战的军队，他们的指挥官是傅作义，是中国最有能力的将军之一。

绥远抗战是以“剿匪”的名义进行的。“匪”是指得到日本支持的武装，即“大汉义军”的王英、“蒙古军”的李守信等人指挥的队伍，他们奉蒙古的德王为首领，而德王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实现蒙古“独立”的酣梦。日本关东军提供经费、枪支、军事顾问，甚至飞机。绥远的军队有山西做后盾，两省唇亡齿寒，而且阎锡山是傅作义的老长官。南京政府也准备全力支持绥远抗战。

11月的绥远，室外温度降至零下37摄氏度左右。南方人很难忍耐这么寒冷的天气。先后到那里集结的20多万中国军人备受严寒的折磨。而各国军队享受的便利，中国军队都难以得到，军人服役时间长，交通运输、后勤补给、防守救护等均不及外国。但绥远将士却打出了三个亮点，赢得了胜利。

第一个亮点是首战红格尔图便告大捷，使军心大振。

第二个亮点是奇袭百灵庙，此庙曾为蒙古自治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德王常住之所，地位显赫自不待言。傅作义用奇袭取胜。11月29日上午9点，蒋介石在出席洛阳军分校总理纪念周上训话时，高度评价绥远的胜利，他称赞说：“百灵庙之收复，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之关键。”

第三个亮点是攻占锡林木勒庙（又称大庙），在军事上它更有价值，这一战令王英的“大汉义军”主力尽丧，不能再危害绥远了。这一战中，有一胜利关键，即王英第二师金宪章等部在绥远方面策动下，决定投诚。先后投诚的还有石玉山、安华亭、王子修等部。12月9日凌晨，金宪章手下突击队攻入大庙的日本顾问驻地，杀死日本军官27人，并袭击蒙古军，10日率领2000人正式投诚。金宪章、石玉山的部队占王英“大汉义军”的80％以上，而且是精锐所在。绥远战事急转直下。剩余的只是如何收编投诚伪军，安抚战区民众和救济灾民的问题了。

绥远的军队表现得富有攻击意识，这和傅作义平常训练有方，战时用兵果断有关，无愧“国之干城”的称号。顷刻间，他成了继马占山、蔡廷锴以后最知名的民族英雄。这场战争得到了举国一致的关注和支持。北平学生节食省下伙食费捐助给前线的官兵，支持抗战。11月21日，一位10岁的女孩子也献上了5元，这对她是非常巨大的数目。广西、东北军、南京政府等一致支持绥远的抗战。

日本政府没有预料到绥远的军队如此骁勇善战，在向国际社会解释时备感尴尬，甚至无法自圆其说。在北平的日本武官否认日本军队参与绥远肇事，声称也没有日本军官个人参加。但上海日本领事馆喜多诚二武官直言不讳，称蒙古军队中有日本军事顾问。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和知鹰二则表示喜多诚二的言论不可思议，坚决否认有日本军官参与绥远军事行动，因为绥远是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尽可以自由剿匪。当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军队在察哈尔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方面会做何反应时，他也爽快地回答，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当然可以自由剿匪。当记者问及德王军队的大炮来自何处时，武官怀疑是从日本走私来的。

11月26日，《大公报》发表题为“绥北大捷之意义”的评论：“吾人为东亚大局计，甚望日本认识新中国的精神，制止援助扰绥之举动，由外交交涉，求一新两国关系之道，此其时矣！此其时矣。”但日本关东军打破了人们的幻想。11月27日午后3时，关东军以谈话方式对绥远问题表示意见：“关东军对于内蒙军之行动，有莫大之关心而愿其成功。同时万一满洲国之接壤地受此战乱之影响，治安为之紊乱，累及满洲国或发生中国全土濒于赤化之危殆的事态时，则关东军将不得不讲求认为适当之处置也。”中国朝野对关东军这种威胁性的宣言非常愤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谈话：“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惟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国家生存必具之条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不幸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职责也。”

从绥远战事开始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停止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

这场战争接近尾声时，猝然爆发了西安事变，全国、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西安，关注着被扣留的蒋介石的命运。连德王也就此事变发出一个奇怪的通电，从而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停战借口，趁势下台。而在这敏感的时刻，日本政府也不想刺激中国人的情绪。绥远的局势终于缓和下来。

虽然这场军事行动被称为绥远抗战，但它的内容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并不相同。日本关东军策动了这次侵略行动，提供武器、资金和军事顾问，但日本的正规军确实没有直接参战。而南京政府的中央军汤恩伯部第十三军开往绥远增援后，也没有直接参战。这是一场真正主角隐身其后的奇怪战争。但当时的中国人愿意将这场胜利看成是直接打败了日本军队。它给了国人以强烈的胜利了的心理暗示。中国需要这样一个胜利来鼓舞自己的斗志，在经受了太多的失败和侮辱后，此刻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持续处在亢奋之中。

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记录了当时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绥远傅作义军击败内蒙军的捷报，瞬间传遍整个中国，新闻纪录片也及时在北平及其他各地上映。我也曾身着中国服，混在中国人中间去北平电影院观看。群众随着影片的解说而鼓掌、跺脚，兴高采烈。每当出现蒋介石和傅作义的特写镜头时，观众肃然起立，对救国英雄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到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穿着华服只身一人的我，被他们挤得推来撞去，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第七章 1937——到了最后关头本年大势

春夏之交，古老的北平城雍容而平静，其实它已经是个围城，日本侵略者早已经给它套上了绞索，只是不知道它那罪恶的手何时会拉紧。

在北平周围，日本驻屯军多达万人，分布于北平、天津、塘沽、滦州、秦皇岛及山海关之间铁道沿线。东面有傀儡的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万余人，北面的热河集结有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

一位正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学人拉铁摩尔感受到了危机逼近，后来他成了蒋介石的顾问。那年的春季，一向争吵不断的中、日两国好像突然失去了争执的兴趣，一切归于沉寂。拉铁摩尔忧心忡忡地对朋友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

日本驻华武官今井武夫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也承认，日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都在谈论一个神秘的传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为此，日本军政界均派人到京津明察暗访。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对记者来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有价值的消息来自北平、天津和保定三地，而最有价值的消息则来自庐山、南京和东京，不再是来自宛平的卢沟桥前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城门紧闭，平汉铁路中断。中国共产党对卢沟桥事变迅速做出反应，7月8日就发表通电，呼吁武装保卫平津和华北，实行全民族抗战。

在南京，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提出书面抗议，要求日军撤回原防。日本政府诬蔑中国“非法炮击及排日侮日”，反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还蛮横地说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件”，可由日方直接与冀察地方当局交涉，中国政府不必过问。中国外交部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

日本面对强硬的中国需要立即做出决定，是对这个新的对手让步，还是干脆彻底摧毁它的实力与意志；如果让步，那么日本让到何种地步，并且向中国要求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平津的局势早已经不由当地的冲突双方所能够左右，决定着事变结局的是南京与东京。

中国面临抉择，是再次低头，把卢沟桥事件作为地方事件处理，还是坚守原则，哪怕以战争对付战争。

8日，蒋介石在庐山得知卢沟桥事变后，要宣传部长邵力子对事变如实报道，不加任何限制。周围敏感的人觉察到蒋介石已经要下决心抗日了。9日，他下令孙连仲等部北上石家庄和保定。孙连仲部进入河北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准备遵守屈辱的“何梅协定”。12日下午7点，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中国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的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骄横好战的日本侵略者低估了中国人民抵抗的决心与力量，以为只要拔刀威胁一下便可以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在上奏日本裕仁天皇时夸下海口，要在一个月内解决“支那事变”。近卫内阁匆匆于11日宣布向华北增派3个师团的兵力，并在日本国内进行动员。日本政府将这一事件当成解决华北问题的恰当机会。这一决定比日本军方走得还远，这是把卢沟桥事变导向全面侵华战争的关键性步骤。

时当盛夏，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多在江西庐山避暑。国民政府还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上山召开谈话会，在庐山上，最受人们注意的便是挂着五老峰徽章的谈话会代表。正因为如此，国内外的视线都集中到庐山。

7月17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庐山谈话，郑重表示：“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到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现在就是最后关头了。”同时，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仍争取和平，只应战，而不求战。蒋介石宣示了中方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点立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的改变；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此时蒋介石是在表达一个民族的意志，中国人已不准备再屈服于日本的任何压力，包括战争的威胁，他表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从这天起，中央政府终于断然负起了保卫华北的责任。

8月初，最高国防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各重要省份的将领，如四川省主席刘湘、广西省的白崇禧、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等，都赶到南京与会。他们将以前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暂时放却，共议抗战大计。

在国防联席会议上，蒋介石表示，如果日本人说话算数，能以长城为界而不南犯，他个人愿意负责与日本谈和。但日本的行为证明，不灭亡全中国它是不会罢休的，因此中国只有起来应战。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宣布，四川作为抗战的后方，将出兵百万为国效命。他的这个表态非同小可，因为如果沿海地区沦陷，四川将成为中国抗战的最主要的后方基地。

会议最后以是否起立的形式来表决是否抗战，与会者均一致起立，决心抗战。全国的军事领袖们在国难临头之际，终于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稍后，中国共产党红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乘飞机从西安赶到南京参加了国防联席会议，贡献了他们在战略战术方面的特别心得。

8月13日，日军制造事端，以致上海燃起战火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后为何应钦）和白崇禧分别出任正、副参谋总长。

上海战事爆发后，蒋介石迫切需要红军开往华北增援，国共谈判很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3个师，每师辖两旅，每旅辖两团，全军共4.6万人。国共两党后来还围绕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进行了谈判。10月，红军在南方的各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面对抗战全面爆发的新形势，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会议，讨论红军作战的战略与行动方针，与国民党的关系及发动人民起来抗战等重要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全面抗战八大纲领，确定共产党应使自己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核心，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将工作重点放在战区与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实行持久抗战。

15日，开始全国总动员。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地方要员们匆忙回各省组织和动员军队开赴华北和华东前线。前线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河北、河南为第一战区，山西、察哈尔、绥远为第二战区，上海、江苏、浙江为第三战区，福建、广东为第四战区，山东南部及江苏北部为第五战区。

日本近卫内阁也公开放弃“不扩大”方针，组建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第三、第十一等师团开往上海，将战争区域扩大到整个中国。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就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甚至全面战争开始以后，双方也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将这场战争称为抗战，抗战从局部抗战一直发展到全面抗战，日本将这场战争叫“事变”，从“满洲事变”、“北支事变”一直发展到“中国事变”。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各省军队纷纷向华北、华东前线开拔。连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爱国人士也不落人后，在省会昆明，人们先后热情欢送第六十军、第五十八军等子弟兵开往抗日的前线。

云南第六十军的官兵在军长卢汉的率领下，唱着作曲家冼星海为他们创作的军歌越过万水千山奔向抗日战场：“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崇山峻岭，开到抗日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不能让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让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军歌唱出了云南军人的光荣，此前20年正是他们率先振臂一呼，让袁世凯的帝制政府灰飞烟灭。这些官兵空闲的时候喜欢唱几句滇戏，或者拿出两尺来长的圆烟筒吸烟。这烟筒又名痨病筒，紫红色，闪闪发光，不一定看得出是竹制的。初到异地的时候，老百姓总以为是一种什么武器，或者当成掷弹筒，或者当成水机关枪，甚至被认做是酒壶或小便壶。其实这便是云南人爱吸的水烟筒。就是这些普通的官兵，要在抗日战场上延续他们的光荣传统。

比邻云南的广西省，在战前就拥有比较完整的民团组织和行之有效的征兵制度，因而，抗战之初，广西省很快便动员起两个集团军数十万部队奔向抗日的前线。他们的军饷、服装等主要是由本省提供的。

在没有真正统一的国防军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阵营依旧在最初表现得像一个整体。抗战时的中国军队统称为国民革命军，由南京的统帅部统一调动。与其说它是一支近代化的国家军队，不如说它是由许多不同性质军队组成的盟军。红军是战争爆发以后才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称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它宣誓服从三民主义，但全体官兵上下绝对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半年前，东北军、西北军还因为扣押蒋介石而与中央军壁垒分明。一年前，广西军队还盘马弯弓，准备与南京的军队作战。在国民革命军的名下，还有许多地方乃至私人性质的军队，如川军、晋军等。抗战前他们彼此之间大多交战过。但在国难来临时，各种类型的中国军队握手言和，从不同的地区开赴华北平原上的津浦平汉线、山西高地和淞沪低洼水网地带。

前线的司令官们看到了穿着不同制服的各种军队，也看到了他们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将他们的武器放在一起的话就像是举办一场大型的世界过时武器博览会。在淞沪战场，云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张治中上将手下的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三十六师配备有德国的武器，他还可以指挥他的坦克手们攻击已经被逼到海边的日本军队。而在山西，来自四川的王铭章师长属下的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各地部队的军饷不统一，训练不统一，新兵补充不统一，连编制也不统一，要想让这样的军队在一场现代化战争中密切配合，应用自如，那是不现实的。

尽管有了这些不利的因素，中国的领袖们还是决定抵抗。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面对日本旷日持久的侵略、侮辱和压迫，中国人民终于决定用铁血与日本决一死战。战场上的挫败早在预料之中，大片富庶的土地被占领也在预料之中，大批生命的死亡也已经不可避免，但中国还是要战斗下去，正所谓哀兵必胜！中国军队所持的最大资本是战士的强烈的民族精神。一位小战士的面色刚毅的照片曾被国外的杂志登载，他的眼神充满着复仇的欲望，这是一个象征，是中国军人准备冒一切困难与日军血战到底的精神象征。

1937年炎夏，对日战争开始，转眼到了落叶飘零的深秋。战局也像秋天的景色变得萧瑟黯淡。

在忻口会战失利后，山西战局变得严峻起来。11月8日，山西省城太原失陷。山西军政中心向山西南部的临汾转移。

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转移到了山西东南部和顺县的石拐镇。这是个位于正太铁路之南的小镇。当时小镇的居民和那里许多临近战线的区域一样，人心惶惶，很是冷落。

朱德将军的到来使得当地的人心镇定下来。作家丁玲率领战地服务团也来到了八路军总部。两个东北的学生来到八路军总部，他们是从太原徒步找来的。他们找遍了山西东部，为的是参加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9日晚上，战地服务团在街头演出，城门口变成了剧场，街道与屋顶上挤满了战士和居民，一个演员打着竹板，用说唱的形式讲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当时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随八路军总部采访，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随军向山西南部的洪洞、临汾转移。她亲眼目睹了朱德将军在许多地方受到热烈欢迎的场景。13日晚上，在榆社县县城宽敞的文庙内召开群众大会，“当朱德在人群闪让开来的地方向前走的时候，全场的人们都站起来，高唱中国歌曲。当地的和邻近城镇的游击队、县城的警察、山西军的一个连、当地的救国会以及全体居民都在欢迎他。”

11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两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坦克、飞机分8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这是首次较量。

华东战场的情形令人忧伤。

11月9日，上海的主力部队在浴血抵抗3个月以后，终于无法支撑，蒋介石不得已下达了撤退命令。军队早已经筋疲力尽，撤退变成了可怕的溃败，蒋介石苦心经营的精锐部队遭遇重创。撤退时最可怜的是重炮部队，炮车与重炮这类笨重的大家伙在逃生的时候成了累赘。仓促混乱之中，在上海与南京间修筑的号称东方马其诺的数道防线和工事也没有发挥作用。仅一个月的时间，日军已经把10多万中国军队围困在南京城中。这座古城已没有空中保护，因为年轻的中国空军已经损失了几乎全部的战斗机。至于本就弱小的海军，已与海无缘，变成了江防部队。

1937年的冬天冷得严酷。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除少数部队侥幸突围，其余都成了战俘。中国的首都在一场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变成了人间地狱。被俘士兵、城中的平民被杀害达30万人。到处是强暴妇女、抢夺财物和纵火等，日本侵略者行同无法无天的野兽。而在日本的首都东京，国民却涌上街头，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

在华北，津浦线上，日军到达黄河，直逼济南。平汉线日军也快速向南推进。

那时的中国已处在虚脱的状态中。

第七章 1937——到了最后关头卢沟桥的见证

1932年初，三面受困的北平，只剩下向南的一条出路——平汉铁路。而被誉为北京一景的卢沟桥紧邻着它。随着时间的消逝历史总是被浓缩，大量的信息被过滤，只留下简明而形象的东西存留在历史教科书中，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卢沟桥很幸运，一座历经沧桑的石孔桥，成了中国抗战的永久象征。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10多公里处，在河北宛平县境内，和平汉铁路遥遥相对。这座建于金代的石桥，呈南北向，横贯于永定河上。桥下有水声，潺潺可闻。桥栏上雕刻着众多的石狮子，大小不一，姿态各异。每逢秋冬季节，衰草枯黄，朔风劲吹，商旅驮队不紧不慢从桥上走过，渐行渐远，消失在高耸神秘的群山之中。这里是古战场，这里也是皇帝南巡，首程停留之地。桥的两旁有瓦亭，亭旁竖着大清乾隆皇帝亲题的“卢沟晓月”和记叙亭史的石碑。登临这座古老的石桥，人们会感受到中世纪东方艺术的伟大魅力，同时也会生出时事推移、江山依旧的感慨。

1937年初，桥南入口处堆满沙袋，防卫森严，只能让一人侧身通过。

穿着灰色棉衣，打着裹腿，提着步枪的第二十九军士兵在卢沟桥守卫。战士身后背着的大刀，是这支军队特有的标识。忠诚的战士来自淳朴的乡村，而今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忠诚卫士。沉着、勇敢和爱国是他们的品德。守桥部队的番号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第三营。他们眺望着几百米处的平汉铁路。战争一爆发，那条铁路将成为偌大北平城居民南撤的生命线。

6月下旬，驻丰台的日军第一联队以攻占宛平城为目标，昼夜演习。

7月7日，该联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事先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便在卢沟桥旁边第二十九军驻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这天夜晚，从宛平县城东附近的日军演习位置传来一阵枪声。日本的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是个传令兵。其实是因为小解掉了队，20分钟后便归队了。日本军官明知如此，却借题发挥，包围了宛平城。日军随即要求进宛平城搜查，理由是演习中有一名士兵失踪。

8日凌晨，得到增援的日军突然向宛平县城发起攻击，驻守该城的中国士兵断然开枪抵抗。第二十九军军部得到事变消息后，给前线士兵下达如下命令：“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旅长何基沣也下达3条命令：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署名流火的作者写了如下诗句：“怒吼吧，卢沟桥！我们抗战的日子已经来到。忍辱负重亦非一日，祈望和平亦非一朝，可是我们得到的是，卢沟桥头的无理取闹。如今已有二十九军的崛起，用铁血回答着敌人的横暴！听啊！杀敌的喊声起了，健儿们的鲜血正洒在北国的荒郊！”

长达8年的全面抗日战争的狂飙正是由卢沟桥旋起，然后迅速席卷整个中国的。

第七章 1937——到了最后关头平津沦陷

就像“九一八”事变时沈阳一夜之间被日军侵占似的，当日军7月28日发动进攻时，北平与天津转眼就成了日军的猎物。

对战争而言，行动保密至关重要。但那时的中国军队要做到保密这一点却很难。尤其是开放度很高的上海、天津与北平，更是难上加难。1933年长城沿线中、日两军在猛烈交火，可是北平城内的日本情报人员可以公开参观中国军队的作战准备，因为他们与其他列强一样享有条约上的合法权利。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丑陋局面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并没有什么改变。

第二十九军的前线官兵在抵抗，但指挥他们的将领还在雇用着日本人做军事顾问。

樱井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军事顾问，第二十九军中也有日本顾问。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拥有冠冕堂皇的合法身份。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情报人员。包括他们雇用收买的汉奸。借助庞大的情报网络，日本特务画出了比中国军官们拥有的更为精确的军事地图，他们对中国资源财富数据的了解甚至超过了中国主管经济与财政的官员，他们也洞悉中国政局的内幕，尤其是高层之间的纵横捭阖与勾心斗角，他们处心积虑地利用内讧，又在心理上极端藐视陷于内争的中国官员。

卢沟桥事变之初，日军因为兵力单薄，并没有占到便宜。相反，由于第二十九军一个旅切断日军后路，日军颇为狼狈。平时含垢忍辱的官兵们见能痛快地打击日军，个个将郁在心里的闷气在战斗中充分发泄出来，宛平城内的居民没有人出城出逃，而是为部队运送弹药。

7月10日深夜12时，第二十九军发动夜袭，铁路桥附近的日军受到致命打击。

驻守平津两市和冀察两省的是中国第二十九军，总兵力10多万人。军长宋哲元，下辖4个师。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率部驻守北平一带；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率部驻守天津一带；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部驻守河北境内；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驻防在察哈尔省。

吃亏的日军采用了缓兵之计，而第二十九军高层显然还存在战事可以侥幸避免的心理，采取妥协的态度，同意在日军退向丰台的条件下，中国军队退向卢沟桥以西地区，宛平城由保安队接防。但在实施过程中，日军多次违背协议，以等待日军援军从天津、通县、古北口、山海关陆续赶来，并配备飞机、重炮、坦克车等。

当日军发动总攻后，平津很快沦陷了。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与数千士兵牺牲。谋和是自取死路，拼死一战虽然不能稳操胜算，但却带来了死里求生的机会。

第七章 1937——到了最后关头上海：三个月的恶战

中、日之间进入全面战争实际上是从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真正开始的。上海的战事从爆发起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惨烈。

这场战事，中方颇为主动。为争取先机，事先就派遣军队秘密开往上海，由于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市区布防，于是官兵们便一批批化装成平民和警察，分批潜入市区，按照预定计划构筑阵地。

1937年8月11日傍晚，京沪铁路全线停止客运，旅客全部在各站下车，铁路全线紧张地运送着满载士兵和装备的一辆辆列车。听说上前线打日军，官兵们的士气都非常高涨。上级命令火车到了上海郊区的南翔，必须下车。但许多官兵不肯下车，一定要火车直接开到闸北去，迟了担心打不上仗。上级解释说：“这是考虑到日军炮火射程的缘故。”他们却说：“怕炮火还来干什么。”

12日清晨，上海的居民从梦里醒来时，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已经进入上海市区。看到自己的军队来到，市民们非常兴奋。八十八师在上海闸北车站一带布防，八十七师到了江湾市区，行动之快出于日方预料。两个师的老兵们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曾经在“一·二八”事变中与日军交过手。

战争的胜负在相当程度决定于交通的状况。抗战前夕，中国全国铁路尚不足18000公里，而水道有47000公里。交通运输通过航空、铁路、水运、驿运、公路进行，其中公路最为重要。所以抗战时期，汽车司机备受重视，堪称一时无双。战争爆发后，军情紧急，车辆大量增加，而缺乏熟练的驾驶人员，幸亏有许多华侨回国效力，1939年，人数多到3032人，以至昆明特别设置了华侨机工互助社。

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大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最重要的会战之一。中方有70万部队，日本动员陆、海、空三军27万人。这是在上海及附近打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兵团战役，淞沪会战的规模与死伤数量，都是二次世界大战记录中最大的战役之一。无论是诺曼底登陆与硫磺岛血战，都不能与之比肩。就历史而论，这场会战才是决定中、日迈入全面战争的历史之战，虽然就时序而言，卢沟桥事变无法结案而最终引发中日战争，但是当时中日双方最初却都没有因卢沟桥事变而立即决定进行全面的战争。

等到“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之后，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8月15日，日本宣布全国动员，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的全面战争就此踏上了不分胜负誓不罢休之路。

如今对这场会战的认识远远算不上深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一般说来可从3个方面来看待这场会战。一是仅仅把它看做是战火蔓延到全国的象征。二是涉及到中国方面是否有意识地将日军进攻的战略重点从华北转移到华东，从而对抗日的整个战局更为有利。这种说法最早是陈诚将军提出来的，至今在研究者中还争论不休。三是如何评判统帅部军事战略及蒋介石在战役后期在撤退问题上的优柔寡断。

若从交通方面来看这场战争，也会有新的认识。没有上海及周边地区快捷的交通条件，根本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全国集结起这么多精锐军队。事实上，此后再也没有如此人数空前密集的战役出现，因为再也没有地方有如此优越的交通条件了。日本之所以长期使用100万左右的兵力就可以有效压制人数超过自己近5倍的中国军队，除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外，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战争初期就控制了铁路、水路、公路等重要交通线，转运兵力快捷方便，可以节省大量兵力。

第七章 1937——到了最后关头八路军东进和平型关大捷

1937年7月的南国，正是大暑天，庐山牯岭上的蒋介石行辕“美庐”，却是另一个世界，只觉凉意阵阵。蒋介石和周恩来正在这里举行又一轮谈判。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在西北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称十八集团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不久，十八集团军划归第二战区，朱德兼任战区副司令长官。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大敌当前，国共双方摒弃前嫌，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国共握手言和后，八路军立即开往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

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在日军蚕食中正越缩越小，张家口、大同等城市一个接一个地陷落。

当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达山西时，阎锡山立即要一一五师开赴灵丘，以阻止日军攻势。

师长林彪带了几个参谋，赶着大车直奔灵丘。一路上，听得枪声越来越密。到灵丘一看，城内硝烟弥漫。原来这里完全在日军射程之内，日军离此只有几里。林彪当机立断，灵丘不能守，必须移师平型关。

平型关在山西东北的古长城上，那里群山叠嶂，沟渠交错。关内只有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狭窄沟道，长10多里，沟深数十丈。沟底通道只能过一辆汽车，地势十分险要。而南北的沟岸，却是较平坦的山地。

正当部队要开进平型关时，副师长聂荣臻从西安赶回了部队。林彪向聂荣臻介绍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说着，摊开地图把初步作战设想说了一下。

中共中央批准了作战方案。9月23日夜晚，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悄悄地在距平型关东南15公里的冉庄集结。

雨后初晴，道路十分泥泞。不可一世的坂垣第五师团第21旅团辎重部队在25日早晨8时左右向平型关开进。路不好走，车子像老牛拖破车似的，缓缓而行。

一一五师早在24日午夜就开进了长达几公里的伏击区。

“叭！”5时整，随着一声枪响，所有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突然开火。六八五团、六八六团首先冲上公路，其他部队也迅速冲过去。整个峡谷中，杀声震天。狭长的路上，双方摆开了肉搏的架势。

意外的打击使日军不知所措。车辆堵在路中，不少汽车被炸毁，行车纵队被分割成几段，几乎陷于瘫痪。

日军从惊慌中立即醒悟过来，那些带着军刀的指挥官拼命地呐喊，日军向山上爬去，企图占领老爷庙等制高点。

最激烈的肉搏在三营、五营阵地上展开。外号“猛子”的五连连长曾贤生，率先带领部队向敌阵冲去，全连在20分钟内炸毁了日军20多辆汽车，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多个鬼子。突然，一群鬼子向他包抄过来，他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

日军使出了最后一招——用飞机增援。但肉搏战中，飞机使不上劲。坂垣又要二十一旅团前往增援，却遭到了一一五师杨成武独立团和骑兵营的拦截。

从这天早晨到午后，被切割成几块的敌人全部被一一五师歼灭。阵地上，到处都是尸体、废弃的武器和炸毁的车辆。

平型关大战，一一五师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100多辆，缴获步兵炮1门，步枪1千多支，机枪20多挺，炮弹3000多发及其他大量战利品。

这是抗日战争以来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

第七章 1937——到了最后关头山西：日军的泥沼

从1937年8月25日开始，一支3万人的部队从贫瘠多沙的陕北陆续出发，渡过咆哮的黄河，东进山西，踏上了现代军事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征程。

当朱德将军和他的官兵们乘着简陋的木船渡过湍急的黄河，进入山西陡峭的群山之中时，山上散落着的碉堡肯定会勾起并不遥远的回忆。这些碉堡在1936年是山西军队抵抗红军东征的屏障，如今，它们成了肃立的看客，目送这队曾经厮杀过的对手前去抵御侵入黄土地的外来侵略者。山西的“不倒翁”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红军总司令朱德不久就任该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他的官兵们惜别了红五星，他们部队的番号先是第八路军，很快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他们一直更愿意使用第八路军的番号。

八路军在雁门关与平型关打过恶仗，集结起数千人的大部队，但从此以后，八路军就化整为零，分散成小部队活动。八路军的指导者知道自己的弱点，如果进行旷野上的阵地战或者进行城市据点的攻防战，他们因缺乏重武器而且兵员不多并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八路军先得保存自己，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游击战以及善于在乡村生存的技能。

山西是华北战场的制高点。这个多山的高原瞰视着河北的大平原，这里是日军志在必得的地方，不能控制山西高原，日军即使占领了整个华北平原也无法安寝。

山西的抗战是战争史上值得书写的一页。山西的战争富有创造性，几乎全国所有的战争类型，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八路军在平型关漂亮的伏击战，忻口顽强的阵地战，遍及全省的游击战，民众已被组织起来参与战争。所有的战争形式最早是在这里出现的，而且山西的抗战最有持久性与韧性。可以说，不了解山西的抗战就不配说了解了抗战。

在山西的交通要道上，可以看到多姿多彩的军服，形状迥异的军帽。中央军戴着笨重的德国钢盔，上面缀着青天白日徽。有些是英国式样的白铁帽子，有些是皮帽子，还有来自四川的戴草帽穿草鞋的队伍。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末，战争的线索很清楚，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军队防御。

在战略分工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队有着天然的互补性，虽然他们由于互相之间的政治成见而过分贬损对方。

政府军承担了野战与防守城市的重任，这是一个伤亡惨重，但又必须要做的事，作为中央政府，蒋介石知道不做必要的抵抗，是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法面对国际舆论的。蒋介石总是指示他的将领死守每一座城市、阵地和要塞。

在山西，他的这项指令同样严厉，他不准中央军渡过黄河，退到河南。这是他发出的最重要的命令之一，如果撤退，山西为日本控制，陕西与河南备受威胁，八路军也难以借道山西向整个华北渗透。

共产党的军队在武器不足，供给困难的条件下，依靠民众的支援和勇敢、无畏的必胜信心，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展开游击战争，牵制并消灭了大量的侵华日军。

在一个县里，往往分成3个部分：国民党的、共产党的、日本人的，其间的边境是模糊的。中央军、八路军、阎锡山的部队互相合作，也互相竞争，这种竞争从口头批评发展到了兵戎相见。政府只有建立在人民中，让人民感激地接受它，它就必须保护人民免遭暴力的杀戮和伤害。从这个角度看，蒋介石的政府已经不是真正的政府了，它已经游离于它的人民。红军与日本人好像有种“共生”现象，日本人侵略到哪里好像就发展到哪里。日本人的残暴有助于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的竞争。这辉煌的成功，令日本人不安，也令蒋介石的军队不安。战争中发生的复杂现象是和平时代的人难以想象的。共产党是抗日的，但是用全新的思路和方式——开展游击战，尽可能脱离重庆政府的控制。中央政府以不服从军令为借口停发共产党军队的军饷，拒绝后勤支持，而共产党干脆建立自己的政府系统，为自己的军队提供后勤援助，这点令重庆政府无法接受。国共摩擦，包括皖南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并愈演愈烈。

日本军队在山西却停顿不前，1941年，他们才大败在中条山坚持了多年的中央军，山西本省的军队被削弱了，但阎锡山却一直在山西、陕西的边境处生存着，虽然这位军阀一度几乎向日本屈服。但对于共产党的军队，日本人除了防止他们发展得太快，就无计可施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像一股股细流渗入整个华北平原、山岳而心神不宁。游击战是一场崭新形式的战争模式，蒋介石在内战时痛苦地领教过，现在轮到日本人享用了。如何应付如此规模与形式的游击战，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教程中没有教授过的。日军使用了野蛮的三光政策，但只能刺激得愤怒之火燃烧得更加炽烈了。

第七章 1937——到了最后关头南京的陷落

1937年深秋，在德国柏林郊外的两间幽静的平房里，一位中国人正在伏案写作，题目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回味刚看完的莎士比亚戏剧《王子复仇记》，不知怎么的，悲剧的主角哈姆莱特让他联想起了邻邦日本人。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哈姆莱特更悲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而现代的悲剧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蒋百里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日两国的军队正在淞沪与华北激烈交火。

从1937年7月开始，一场生死搏斗已经持续几个月了，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前途看上去并不美好。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中国人表现出的坚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就像要印证他们的论点，这一年的12月13日，日本军队的身影出现在中国的首都南京，这座俏丽的古城淹没在鲜血、呻吟和绝望的哭泣中，放下武器的士兵被集体屠杀，无辜的市民遭到杀害，日本的军队像失去约束的野兽一样疯狂强暴南京的妇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从此成了中、日民族之间难以愈合的伤口，成了受害者和他们后辈心中永久的噩梦。日本帝国的军队用一场疯狂残忍的大屠杀炫耀着自己的武功。当时的日本国民狂喜着涌向东京的街头，提灯游行，欢呼侵华战争就要结束。世界上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无论是个人、团体与国家，都感受着1937年隆冬凛冽的寒意。

这年的深秋，中国在承受着日本近代化战争机器的疯狂攻击，孤独而无助。这是场强弱过于分明的战争，如果中国不是为了生存而战，是断然承受不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的。

第八章 1938——以空间换时间本年大势

1938年是在灰暗的气氛中到来的。上年底首都南京失陷及随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证明了日本入侵者已经用残暴冷酷将中国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当时中国军队接连在南、北战场遭受重大伤亡，如果华东的日本军队乘胜沿长江攻击武汉，形势将异常严竣。

当时的日本军人还沉浸在占领中国首都的狂欢中，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谈和条件，等着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画押，那些极为苛刻的条件是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

1938年1月15日，是日本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日本政府没有收到中国政府任何实质性的答复，日本的军政首脑失望又恼怒，因为战争还得继续。第二天，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了傲慢的“一·一六声明”，宣布不再以交战中的国民政府为对手。1月18日，日本外相在回答国会质询时，又盛气凌人地做了补充声明，他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已经开了国际法上的新例，是否认国民政府并彻底抹杀它。

日本军方着手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

在1938年里，日军的目标首先是打通津浦路，实现华北与华中日军的会师，然后通过平汉路与长江进兵中原，占领武汉，一举结束对华战争。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制定者们最有想像力的计划了。

1938年初的武汉还是一片和平的景象，那时中国战时首都已经定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但交通便捷、工商业发达的武汉才是中国抗战的实际的政治与军事中枢。抗战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不仅是紧张，也有兴奋，甚至还有短暂的繁荣，酒楼茶馆依旧门庭若市。

如果说穿城而过、沟通东西的汹涌长江是武汉三镇的魂魄，那贯通南北、汇聚武汉的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东南地区沦陷以后，交通便捷的武汉就成了最重要的军火补给基地。从海外购买的各种战略物资由广州通过粤汉铁路北运，经武汉三镇集散后，再分头接济各战区的军队。值得夸耀的是，武汉号称“中国的芝加哥”，是内地惟一的工业城市，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对许多苦于没有像样武器的战士来说，依旧是心爱之物。

走在盛夏的武汉街道上，常常听到一首亢进的歌曲，歌名叫《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共产党人和左翼的人士喜欢这种联想和类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围攻，而中国面对的是日本法西斯，所谓环球同此凉热。

保卫武汉是整个1938年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这一年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蜜月时代。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往南昌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为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新四军全军共10300人，分成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新四军划属第三战区指挥。

整整一年里，国共双方在山西、徐州和武汉战场上，从战术到战略的配合丝丝入扣。

这年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陈诚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登门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周恩来深知国民党内部复杂，再三推辞。中共中央得知此事，特意发来电报，表示如果屡次推辞，蒋介石和陈诚也许会误会共产党无意相助。就职以后的周恩来成为国民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很重视这项工作，常常白天在政治部处理公务，晚上再赶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工作。共产党人对保卫武汉倾注了热情和智慧。

严竣的局势提醒人们，对整个战局也好，对武汉的防守也好，天时、地利不如人和。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召开。当天，创刊刚刚两个多月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各党联合一致，亲密无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也受到各方面的拥护。

4月1日，负责防卫津浦线与徐州一带的第五战区传来了捷报。在以前并不知名的山东南部小镇台儿庄，中、日军队激战8个昼夜以后，日军开始溃退，台儿庄大捷造成日军数万人的伤亡。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胜利。自从上海、南京、太原等重要都市相继陷落以后，中方在战场上没有传出过什么激动人心的战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令武汉三镇一片欢腾。武汉举行了10万人的火炬游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有段生动的描写：“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

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当大会宣布这一结果时，汪精卫面色不快。他把对蒋介石的不满及对抗战前景的悲观看法藏在了内心深处。

中国的抗战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下去，首先得挖掘自己的力量。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150名代表中有重要党派的代表，也有社会团体、边疆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7名共产党的参政员除毛泽东请假未来，其他的都参加了会议。国民参政会给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与个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条途径，它甚至被比喻成中国的“战时国会”。抗战以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也与它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国民参政会代表了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开端。中国共产党表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后来周恩来曾向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表示，尽管国民参政会“提供给中共的席位数与中共的实际力量不符，但中共仍接受这些席位，因为这使中共能够有一个公开自己主张的机会，并希望通过这一有限的机会参与国家政务”。

武汉的市民最初是从难民、报纸、杂志、广播和演讲了解战争的，他们目睹并欢送面色坚毅的军人经过街道然后开往前线布防，许多官兵来自四川、广西、湖南、广东等遥远的省份。日军飞机的空袭使武汉市民立刻感受到战争离自己很近。战争使中国的空间好像变小了许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更加亲近。战争爆发后，沿海人口稠密繁荣地区的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日军的侵略结束了民众的和平生活，侵略者用炮火毁坏了他们的住宅、农田，还轰炸医院和学校，成千上万的民众意识到残酷的战争不是短期内能够结束的，那些有财产的或没有财产的人们，因为不甘心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掠夺，不惧长途跋涉，形成蔚为壮观的难民潮，人们先到武汉等地，然后转往西北、西南等安全区域，最后定居在重庆、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或周围的小城镇与乡村，在紧张、焦虑、期待和喜悦的复杂心境中度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沿海、沿江的政府机关、学校等也纷纷内迁。现代战争离不开工业，抗战初期的实业家们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在运输工具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历尽艰苦，举厂内迁。工厂内迁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海及沿海省份的工厂迁往武汉；第二阶段是从武汉继续向重庆等西南、西北各地迁移，据当时主持工厂内迁的工矿调整处统计，战争初期内迁的民营工厂450多家，它们重新在大后方运转，改变了大后方工业落后的格局，成为支撑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围绕武汉的攻与防，进攻的日军动用陆、海、空军35万军队，防守的中国方面更是投入百万大军。双方的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攻打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在进攻武汉作战中，他常有3个隐忧。

一是中国军队的兵力优势，双方的兵力对比常常达到10∶1的比例。

二是炎热的气候，他从台湾调来波田旅团打头阵，因为这支队伍适应炎热的气候。作战中，日军因为水土不服而生病的人数众多，甚至超过了战斗中的减员。中、日两军在长江流域恶斗的时候，正逢当地发生严重的瘟疫，日军本就不服水土，病者众多，因为疾病而死伤的人数与在战斗中死伤的人数不相上下。中国的士兵同样也受到疾病的折磨，而且因为缺乏医药，因病而死的战士极多。当时中国所有的本钱，都已放在购置军火上，枪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强有饭吃，根本谈不上营养，在野战部队中，医药几乎等于没有（除了红药水），在这种几乎无法想象的艰苦状况下，中国的守军，生病、发烧、呻吟，却又没有医药的治疗，但他们仍然在每场战斗中尽力地保卫自己的国土。

三是复杂的地形。这是进攻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最苦恼的。感慨之余，他甚至写下了“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的字样。

中国保卫武汉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吸取了淞沪会战与南京守城战的惨痛教训后，武汉会战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不战于武汉的郊野，而战于湖泊丘陵密布的远方。

当长江在海军占绝对优势的日军面前不再是天堑的时候，湖泊，特别是山岳就成了中国军队最好的盟友。祖先留下来的广袤的国土和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丘陵山岳成了中华民族从敌人虎口中争得生存的宝贵资源。中国军队即使不能把大别山、庐山、幕阜山化为日军的坟墓，至少也要让这些雄奇的山脉变成日军难以逾越的门槛。中国军队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在富金山、沙窝、田家镇、广济、庐山等地给予来犯的各路日军重创。尤其是在赣北万家岭一役，第九战区薛岳兵团包围了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几乎全歼日军。

8月到10月，是武汉保卫战打得最惨烈的时候。中国急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需要对日本的全面制裁。恰逢9月9日，国联召开第102届常会，它又一次凝聚了中国人的目光。中国政府愤怒地表示，国联如不再实施盟约第十七条对日本进行制裁，中国就退出国联。11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照会国联秘书长，表示按照盟约第十七条制裁日本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国联，为了世界和平。12日，武汉、南阳、广州、重庆、兰州、长沙、南昌、桂林等大中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拥护国联援华制日的民众大会，人数多达数百万人。

希特勒曾经讽刺说：“国联是一根稻草，中国却想抓住这根稻草过河。”但中国已经从“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教训中看破了国联的本领，中国只是想通过国联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对国际侵略势力的坚决抵抗和制裁。抗战的中国已经率先迈出了这一步。

9月12日这一天，德国与捷克之间火星四溅，剑拔弩张。各大国的外交部长多数不在日内瓦，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苦于侵略气焰的嚣张，柔弱的国联终于做出了它成立以来最强硬的决议：第一，指称日本的行动已经违反了非战协定和九国公约；第二，各国可依照盟约十六条，个别实施对日本的制裁；第三，各国可以力所能及地个别援助中国。决议通过的第二天，会议临时主席、新西兰代表乔丹发表讲话，他指出，国联的成功与否，靠的是会员国政府的智慧和决心。没有会员国的意愿与行动，国联不能独立存在，也没有行动的能力。

尽管这项决议既没有集体性也没有强制性，但国联的明朗态度已经尽了道义上的努力，给侵略者名誉和精神上的打击。但国联的弱点也暴露于天下，它就像一个不配备手枪的警察，这个先天不足无法挽救。一个法国记者说：“日内瓦碧绿的树林里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宫殿，远远地望去，辨不明白到底是和平之宫或和平之墓，但是一走近才知道这是一所奢华的病院，一进门就听到沉痛的叫喊，尤其是受了空袭的残骸叫喊得格外惨痛（中国和西班牙），内中有几位医生也会抚摸一下以表示慰藉。如果是连叫喊的资格也没有的（如阿比西尼亚），就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他已经死了。”国联最终解散，而由更强有力的联合国取而代之。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先锋。蒋百里曾写了一篇名为《为国联开会警告英伦人士》的文章，在武汉、香港、重庆同时发表，警告英国人。他写道：“我们这次抗战是在替英帝国挡着最前线，同时替国联的和平政策守着最后的堡垒。”可此时主宰着国际秩序的英国和法国的当政者想的却是绥靖和妥协。9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德国会晤希特勒，在为和平做努力，甚至不惜牺牲了弱小的捷克。9月18日，也是中国的“九一八”纪念日，捷克首相霍德采拒绝德国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呼吁“惟有奋斗，乃有和平”。可是到30日，英国、法国和德国、意大利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会晤，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而张伯伦回国时还洋洋得意地告诉英国人，他带回来了一个世纪的和平。门口失火，两国还一味地忍让，中国能够指望他们在远东做些什么呢？相反，英法的绥靖主义者正准备割了中国这块肉去喂日本这个饿虎，好保全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地。5月，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有关中国关税的协定，7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英国国会公开宣布不再借款给中国。

整个1938年，未见美国有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就像在中国服务过的美国陈纳德将军说的：“当苏联帮助中国之际，美国正把大量的废铁和飞机所用的汽油售给日本，无形中协助日本对中国进行不断的轰炸。”顾维钧也说过，当时的国联会员国中只有苏联给了抗战中的中国真正实质性的帮助。1938年7月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公布了一项统计，抗战开始以后，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中，德国无论在品种上还是数量上都占了第一位，而苏联居于第二位。这是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数据，当中国和日本作战时，却不得不从它的法西斯盟友纳粹德国那里购买武器装备。但战争是块试金石，朋友、同情者和潜在的敌人都逐渐显山露水。在日本人的持续压力下，希特勒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德国在中、日之间徘徊许久之后，决定公开站在日本一边。1938年2月间，希特勒承认了“满洲国”，4月间宣布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5月23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路透社记者表示，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的共40名德国顾问。

德国军事顾问走了，苏联顾问填补了他们的角色，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名将的崔可夫等都出任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从苏联购入，经过西北运输进来的飞机以及各种武器是孤立无助的中国特别需要的。这一年的5月11日，杨杰将军成为中国驻前苏联大使。他是位军事家，对军事采购的业务很熟悉。早在1934年，他就率领中国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过苏联，1937年11月，他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与苏联方面签订了财政借款和军火援助的合同。合同签订后，苏联将飞机、大炮及各种军用物资经过新疆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到1939年，苏联共提供了2.5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抗战，而中国的抗战也牵制了一直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眈眈的日军。

田家镇失守以后，中国政府决定从武汉撤离。只是日军进攻的缓慢出乎中方的预料，中国政府决定好几次推迟了撤退的时间。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回忆说：“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九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10月中旬开始了最后的撤退。当时这个城市几乎是空城，武汉的民众从6月开始就已经陆续向内地转移。汉口的政府机构也先后搬迁，民政机关迁往重庆，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最后撤出时，把武汉的重工业与军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整个武汉只留下一个旅（一八五师第五四五旅）做象征性的抵抗。

撤退时最大的意外是华南的广州竟然先于武汉4天失守。武汉会战开始后，日军进展缓慢，认为粤汉铁路给武汉方面不停输血是关键。9月，日军大本营决定攻占广州。但中国统帅部和广东地方政府一直不相信日本会轻易触犯英国脸面，进攻与香港毗邻的广州，更何况进犯广州在战略上有分兵之嫌，结果疏于防范，还陆续将驻守广东的精锐军队北调参加武汉会战。10月9日下午，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护送运载步兵的巨大船队悄然向广东大亚湾进发。12日凌晨，日军第二十一军登陆大亚湾，司令官为古庄干郎。日军在海滩附近集结时，几乎未受任何抵抗。10月21日下午，日军轻装坦克部队已经闯进了广州城。

10月24日，武汉失守的前夜，蒋介石还没有离开。他向左右表示，他留在武汉一天，武汉可以多守一天。眼看日军的合围已经快要成功了，左右的人请来宋美龄劝驾。到晚上蒋介石终于答应了，8点半，蒋介石夫妇离开武汉。在夜色苍茫中，飞机向南飞去。这天晚上，周恩来到汉口《新华日报》社，口授了一篇社论。他说，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25日凌晨，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撤退之后，他和叶剑英离开了武汉。

10月25日夜，日军第六师团进入长江北岸的汉口，26日早晨，波田旅团攻入长江南岸的武昌。在一片火光中，伟大的江城沦陷了。

11月4日，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故去了。他和冈村宁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军事理论家。一生坎坷的他，虽然没有在疆场上和冈村宁次等一决雌雄，但抗战的到来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当花朵盛放的时候，也许是将要凋谢的时候”，在国人需要他的时候，他悄然而去。他没有看到抗日的胜利，但胜利已经在他预料之中。他正告日本人：“战争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他给国人留下了近似格言的一句话：“对已经鬼迷心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千言万语，只是不要和它讲和。”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认为抗日战争该结束了，在国民参政会等公开场合，他依旧风度翩翩，依旧口若悬河，极动听地告诉人们为什么要抗战到底，但在私下，他已经公开向蒋介石进言：继续抗战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外国的援助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与日本人妥协，倒可以防止共产党发展壮大。

1938年底，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最年长的参政员张一麟提出《为抗战到底，宜由会议决议，请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案》，远在3000里外的新加坡城的参政员陈嘉庚因故没有参加会议，他用电报发来了提案“官吏谈和者以汉奸论罪”。会长汪精卫在宣读这一提案时，突然脸色苍白。最后这个提案被通过，定名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准言和”。武汉沦陷后数月，这位对抗战悲观的国民党副总裁突然离开了重庆，取道云南，到了河内，不久以后，他出现在上海，与日本官员把酒共欢，甘为汉奸之首。一位大人物的变节免不了引起国民的不安，但就像一位官员所评价的，他的行为只是与己有害，与政府的形象有小损，与抗战无损。

本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并首次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日本侵略军高歌猛进之时，也是泥足深陷之日，注定了必然败亡的命运。

日本军方没有感受到胜利的快感，日本的将军们已经不得不无奈地放出话来，准备要打“百年战争”。

日本人如愿地得到了武汉，但也正如中国之所愿，从此日本落入深陷的泥潭无从自拔。日本侵略者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几千公里的补给线，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被不停地消耗，这使它对东南亚的橡胶、石油等天然资源垂涎三尺，也与这些殖民地的宗主国荷兰、美国、英国、法国关系日益紧张。占领武汉，它得到的不是中国的崩溃，而是日本帝国的绞索。

1937年底，在东北坚持抗日的人民武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各军积极出击，以原来的山地游击区为依托，实行远征，扩大了活动范围。全国抗战开始，为集中力量联合作战，联军组成了3个路军司令部，三路大军总兵力有5万多人，分别由抗日名将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任总指挥，负责“南满”、“东满”、“北满”的作战。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战斗，浴血白山黑水之间，牵制了大量日军。

第八章 1938——以空间换时间堡垒般的山西

在雪花飘落的北国，冬暖夏凉的窑洞成了避寒的好居所。延安杨家岭的一间窑洞里，昏暗的煤油灯在闪烁不定。旋涡的中心常常是异常安静的，延安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毛泽东可以在煤油灯下从容地读书、思考与写作。在延安，他读了《孙子兵法》，读完了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战争论》，他还兴致勃勃地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毛泽东很赞赏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的用兵之道，这也是法国伟大统帅拿破仑的用兵奥秘。毛泽东深邃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混沌暗淡的战局。他发现凡是非正义的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守。他已经预见到武装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必定也要重蹈覆辙。

1938年初，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他提醒蒋介石，“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的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毛泽东和八路军将领都特别希望，山西的其他军队应该和八路军一样决心留下来，而不是退过黄河。毛泽东指示八路军要深入敌后，建立多处能够独立作战的根据地来坚持长期的抗战，配合友军作战，钳制日军向潼关、西安和陕北的进攻。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当时蒋介石也意识到山西的重要性，下令不允许山西的军队退过黄河。

1938年1月31日，是阴历春节。第二战区副司令兼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卫立煌带着手下的两个军长从临汾到洪洞县的马牧村给朱德拜年。卫立煌是忻口战役的主将，而朱德是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统帅。这次见面使两个抗日名将发展起深厚的私人友谊。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回忆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老总对这两样礼物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待要留下保存好。”卫立煌、朱德率领着山西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两个集团军。两人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对山西战场能够迅速稳定下来至关重要。

2月间，朱德担任了第二战区东路军司令，除了八路军的3个师，还指挥阎锡山与卫立煌拨来的7个半师。20日，朱德、左权率领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马牧村，准备前往太行前线。随行的除了总部的10多个人，就是负责警卫通信的两个连。行军中，情况突然变化，日军兵分两路准备攻占临汾。临汾在太原失守以后，成为山西的军政中心。尤其是东路日军行动很诡密，临汾的军民全然没有心理准备。朱德没有因为兵力不足而转移进山地，他反而把部队开到古县镇进行阻击。当日军探知挡在他们前进路上的竟然是八路军的统帅朱德，便出动了十几架轰炸机，幸亏日本的飞行员把目标搞错了，朱德将军虽然躲过了轰炸，但有几天外界也不知道他的消息。25日晚上7点日军占领了古县镇，朱德与总部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并下令前来增援的一个营的军队攻击日军的后续辎重部队。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只有百余里，朱德率领数百人干扰日军的一个旅团竟达三天。28日临汾虽然失守，但已经为当地的数十万军民赢得了安全转移的时间。朱德后来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到黄河转弯的地方，那个小角角里面去，你还往哪儿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这个办法倒聪明，但是我们也聪明，那时候我们八路军已经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着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向东北打出来，让你打向黄河边上。结果他打到了黄河边上，朝四处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

3月8日，山西的日军炮轰陕西潼关，双方炮战。日军一部曾经渡过黄河，攻入陕北府谷，但被中国军队击退，日军在西北的攻势被遏制，战线率先稳定下来，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黄河成为对峙的分界线，直到抗战胜利日本军队也没有能再越雷池一步。日军在山西投入了6个师团，占领了所有重要的铁路及路边城市，但中国军队依旧拒绝撤出这个至关重要的省，就地战斗，山西战场成为日军最头疼的地方。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于11月25日在南岳衡山召集军事会议，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参加。蒋介石终于认识到抗战以来用兵上的失误，想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那次会议上通过的抗战最高战略指导原则上，已经出现了“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字样。蒋介石决定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人参加。叶剑英等多名八路军教官参与教学工作，友军的军官们听八路军教官给他们传授游击战争的理念和技巧。训练班共开办3期，数千名学员受训。

武汉失守之前，常规战争模式一直出演主角，在此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擅长的游击战开始闪亮登场并上升到主要地位。

第八章 1938——以空间换时间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线作战

日军在占领南京、上海后，日军大本营决心打通南北战场的联系，继续分南北两路沿津浦路进攻，以打通南北日军的联系，它的战略目标是占领徐州。徐州位于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归中国第五战区管辖。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将军，抗战之前他便提出了“焦土抗战”的主张。他手下辖有桂、滇、川、中央、鲁等各路军队，而他对不同系统的军队能给予比较公平的待遇。津浦铁路日军与山东韩复榘的部队隔着黄河对峙了将近一个月。日军见韩复榘无意投降，准备南渡黄河，占领济南。韩复榘自黄河北岸一战以后，已无斗志，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下令将弹药、给养等军用物资及军官眷属等送往河南南阳、漯河等地。从12月底到1938年1月初不到20天的时间里，韩复榘一退数百里，轻易丢失黄河天险、省会济南，不战而放弃津浦铁路上的泰安、兖州等地，造成了徐州以北的空虚局面。

韩复榘的行为破坏了第五战区的战略布置，整个津浦铁路北段大门洞开，徐州和陇海铁路暴露在日军攻击之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大为吃惊，李宗仁责问韩复榘为何放弃泰安，韩复榘竟回电道：“全面抗战，何分彼此，南京已失，何守泰安。”为了严肃军纪，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借在开封召集第一和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开会之机，扣押了韩复榘，并将他押往武汉，经军法审判后于1月24日枪毙正法。一个集团军司令兼省主席因怯战被处死，令全国军心为之一振。

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于1938年初从六合、滁县等地沿津浦铁路南端北上，先后占领安徽的蚌埠、临淮关、凤阳等地，与华北日军在津浦铁路上的进攻遥相呼应。

2月初，蚌埠日军500多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乘坐橡皮艇开始强渡淮河，严阵以待的第五战区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趁日军立足未稳，将他们聚歼于阵地前。经过淮河两岸边的多次争夺和血战，于学忠部力战不支，日军渡过淮河向北推进。统帅部从第一战区急调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赶至淮河北岸增援第五十一军。

张自忠，字荩臣，山东人，“七七”事变后，张将军适任天津市长和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因善后暂留平津，临别之前，张自忠对宋哲元等黯然说道：“诸位此去成了民族英雄，我则被人当成汉奸了。”当时的张自忠对日军尚抱有一定幻想，因而平津失守前后国内舆论怀疑他有不利于国家的行为。他的旧部气愤得将他的照片都撕毁了。张自忠从平津脱身返回南京后，仍不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备受冷嘲热讽。但蒋介石听从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劝告，仍给张自忠以兵权，让他重返旧部，任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决意以战斗来洗刷所蒙受的耻辱，在就职时对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增援淮河是张自忠重掌军权后第一次率部出征，他与于学忠部密切配合，使日军受阻于淮河北岸。

在淮南，廖磊所部广西军队攻击日军的侧面，日军被迫全部退回南岸应战，双方在淮河两侧形成对峙局面。由于南路日军受阻，日军无法按计划南北齐进夹击徐州，为日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此时，山东境内的日军兵分两路。2月至3月间，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及坂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各一部分分别由津浦铁路北段和台（台儿庄）潍（潍坊）公路向徐州地区突进。这两路日军均为精锐部队，他们以为中国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便放胆孤军冒进。

3月初，第五师团的坂本旅团约两万人迫近临沂，10日起开始攻击。负责防守该城的是庞炳勋军团长，他的职务虽高，但实际只有5个团的兵力，另外还有从青岛撤退而来的部分海军陆战队官兵可供调度。在日军的猛烈进攻和飞机的轰炸下造成重大伤亡，渐渐不支，庞炳勋只得向司令长官李宗仁连电告急。李宗仁命已调至滕县附近作战的张自忠部紧急增援，并派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亲往临沂协调指挥。张自忠与部下昼夜兼程，以一昼夜强行军90公里的速度，于12日进抵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对日军展开攻击。16、17日，张自忠部在沂河一带与日军4000多人交战，日军全力攻击崖头、刘家湖与茶叶山阵地，五十九军的简易工事被日军密集的炮火摧毁，这3处阵地落入日军之手。张自忠下令两个旅增援反击，阵地几度换手后，日军被击溃。五十九军全线出击，日军纷纷逃命，残余日军龟缩于汤头、白塔一线负隅顽抗。庞炳勋部为配合张自忠部也从城内杀出，与张自忠部内外夹击，经过3天血战，日军完全被击溃，大部逃向莒县。临沂一战，日军精锐部队败于中国的杂牌军，伤亡3000余人，包括一名联队长战死。日军用载重汽车拉走的尸体有100多车，就地掩埋的达七八百具。日军第五师团受阻于临沂，无法按预定谋划与津浦铁路南下的第十师团会师于台儿庄。

鉴于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迅速南下，为了让徐州方面有时间完成兵力部署，李宗仁命令由孙桐萱出任原由韩复榘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所部反攻已被日军占领的汶上和济宁。2月12日夜，第三集团军展书堂师分别从汶上城的西北、东、南三面攀登城垣，进行偷袭。突进城内部队与日军激烈巷战。展书堂师与日军血战4昼夜，在伤亡2000多人后，被迫撤退。同时，进攻济宁的第3集团军在反攻不能奏效后，于19日全线撤退。这次反攻虽然没有成功，但牵制了日军兵力，有利于津浦铁路正面的作战。

在津浦铁路正面，日军第十师团的濑谷旅团等部于3月中旬进抵滕县附近。第一二二师受命守卫滕县，城内约有5个营的兵力。这支部队属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他们来自四川，装备相当陈旧，但士气高昂。日军步骑兵5000多人进抵滕县东郊，用重炮猛轰城内，东城墙多处被毁，南城墙更被炸开6～7米宽的缺口，日军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缺口突入10多次，都被击退，守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日军攻入城后，开始巷战。王铭章师长亲自在西城督战，腹部中弹后，仍击毙3名日军，壮烈牺牲。18日清晨，坚持两昼夜的滕县失守，守军除数百人由北门突围外，其余2000多官兵均为保卫滕县而战死。

日军主攻地点是台儿庄，它位于徐州东北约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是徐州的门户。李宗仁派以善于防守著称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防守台儿庄及运河沿线。日军第十师团孤军深入，3月下旬开始进犯台儿庄，守军是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官兵，在他们的阵地上，每天都要落下数千枚炸弹。在摧毁台儿庄外围阵地后，日军即利用当地居民房屋做堡垒，因为台儿庄一带盛产石块，居民多垒石为墙，每个住宅便成天然堡垒。而第二集团军却没有平射炮和装甲车来有效地对付日军。日军猛攻3昼夜后冲入台儿庄内，双方逐房逐屋争夺，各自在墙上开挖枪眼，互相投掷手榴弹，反复进行拉锯战，为了争夺一间小房子便死伤几十人。第二集团军不断派部队增援台儿庄，守军继续坚守阵地，第五战区还将野战重炮团及战车防御炮营、铁甲车一个中队调往台儿庄，增强守军火力。

3月27日，日军以9辆坦克为先导，占领台儿庄东北角，但守军的战防炮显示了威力，击毁了6辆日军坦克。28、29日两日，战斗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日军飞机、大炮昼夜轰炸，车站与煤厂成了一片瓦砾场。守军设法与日军展开近战，使日军炮火发挥不了威力，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在第二集团军伤亡过半的情形下，孙连仲向李宗仁请示，能否让第二集团军撤下，好让该军留下一点种子。李宗仁虽心有所不忍，但还是严令第二集团军坚持到底。同时，他命令装备较为精良、机动作战能力强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所部4个师，火速南下赶至台儿庄，从背后攻击日军。师长池峰城看到台儿庄处境危急，死守下去必然全军覆没，便询问孙连仲是否可以撤退，孙连仲总司令的回答是：“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4月1日午夜，池师长组织了数百名敢死队，分成几个小组，夜袭日军，冲入敌阵。日军没有想到中国军队还能反攻，乱成一团，经过一个通宵的混战，台儿庄大部分地区又重新被守军控制。汤恩伯已率部赶至战场，关麟征军占领台儿庄以北的林庄，从侧背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日军濑谷旅团撤退不及，陷入重围，已成强弩之末，机动车辆多数被毁，剩下的也因缺乏汽油陷于瘫痪。从临沂赶来的第五师团坂本旅团与台儿庄日军合流。

4月3日，第五战区开始总攻。日军死伤万余人后，被迫突围，向峄县、枣庄地区撤退。这就是有名的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击败日军，对国人有很大的鼓舞，武汉等地军民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以示庆祝。

蒋介石对徐州会战十分关注，曾亲临徐州视察，并派副参谋长白崇禧组织参谋团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台儿庄大捷使得中国的高级将领有点过分乐观，统帅部调集大量兵力前往徐州以图扩大战果。不到1个月，援军已有20多万人，加上战区原有部队总兵力已超过60万人。日军大本营侦知徐州附近集结有大量中国的主力部队，命令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派遣军协同作战，从南、北两方向夹击徐州，意在捕捉和消灭中国野战军主力。

日军以第五、第十师团在峄县、枣庄一带固守，吸引第五战区的注意力，汤恩伯等部虽不断攻击，但因缺乏重武器，总不能取得决定性进展，相反在进攻中造成重大伤亡。日军第十六师团和一一四师团等部增援峄县、枣庄，至16日后形势逆转，日军已经转守为攻，再次向台儿庄方面进犯。来自云南的卢汉部第六十军在台儿庄和禹王山一带与日军血战20多天，挡住了日军的去路。日军见第五战区主力已经被吸引在徐州周围，从各个战场调集13个师30多万人分6路向徐州大包围。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占了徐州西南的永城一带，5月13日，由永城北上，炸毁了汪阁东面的铁桥，截断陇海铁路。5月15日，统帅部见南、北日军已对徐州构成包围，决定放弃徐州。16日，第五战区军队陆续开始向日军兵力较薄弱的西南方向的豫、皖等地撤退。第六十军是最后撤出徐州城的，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

在大军撤离时，为避免日军飞机轰炸，多数部队都是昼伏夜行，日军因兵力不够，夜间不敢外出阻击，各路中国部队都能从日军的接合部寻求空隙突围，避免了淞沪会战撤退时发生的悲剧，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没有成功。

第八章 1938——以空间换时间以水代兵的花园口决堤

徐州会战期间，驻守武汉的军事统帅部在兰封、商丘、砀山之间的陇海铁路沿线地区集结了大量部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有黄杰、宋希濂、俞济时、桂永清、胡宗南、李汉魂等部，这样大规模的集结仅次于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的目标是围歼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蒋介石亲赴郑州督战，由薛岳任第一兵团司令，负责战役的具体指挥。

土肥原贤二是日本的中国通，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是日本侵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率领第十四师团从河南东北部南下，抵达兰封附近，威胁陇海铁路。

5月下旬，中国军队各部在兰封附近的罗王砦、三义砦一带连续围攻土肥原贤二部，反复不下10多次，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日军负隅顽抗，中方各路围攻部队却也无可奈何。由于其他日军前来增援，于5月28日攻陷归德，黄杰部开始西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决定全线向平汉铁路以西地区撤退。6月4日，土肥原部攻击著名古都开封，开封守军一四一师于6日晨撤离。

日军在中原大平原上使用机械化部队，意图快速夺取开封、郑州，然后从平汉线南下快速攻占武汉。为延缓日军凶猛的攻势，蒋介石无奈之余，决定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蒋介石下令新八师师长蒋在珍督促部下在郑县花园口关帝庙西挖掘黄河大堤。9日用炸药炸毁了堤内斜面石基，并用平射炮发射几十发炮弹轰击缺口。黄河之水从缺口处奔腾咆哮而下，堤岸不断自行崩塌。黄河下游地区尽成泽国。中国军队经常涉水作战，或者乘帆船在洪水泛滥的地区行动。洪水泛滥将日军第十四师团及第十六师团困在中牟等地动弹不得，中止了向郑州的前进。进至新郑的日军骑兵联队的一个支队因后路已断，被第一战区军队全部消灭。日军用火车运载汽艇、弹药、给养援助被困日军，被困日军则纷纷征集门板及各种渡河工具，向东逃窜。

黄河水淹没地区从西北至东南，总计400多公里，流经豫、皖、苏三省44个县，形成了区域很宽广的黄泛区，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威力。至此以后，双方军队隔着黄泛区一直对峙到1944年。黄河泛滥虽然换得军事上一时喘息之机，但数百万中国平民为这一决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人葬身洪水，更多的人的房屋田产均受灭顶之灾，黄泛区灾民大批流亡。

在黄泛区内，粮食颗粒无收，导致了以后的长期灾荒。

第八章 1938——以空间换时间保卫大武汉

徐州失守后，武汉成为日军进攻的首选目标。日军本准备以主力直下郑州和开封，然后沿平汉路南下，与准备用于长江方面的一个军合攻武汉。但因黄河决堤挡住了河南境内日军的进攻势头，日军被迫改变作战路线，以主力沿长江两岸，一路沿大别山北麓西进合攻武汉。日军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要地将是压迫中国政府投降、结束战局的最好机会。

1938年六七月间，已是初夏时分，这年的长江流域迎来了特别闷热的季节。6月中旬，日军已经占领了安徽境内的安庆，然后沿着长江水道西上，直取安徽、江西交界处的江防要塞马当。在这里，有39艘船只被凿沉，躺在江底充当障碍物，还投放了1600多个水雷，外加30处人工暗礁。但日军乘中国部队换防的间隙以及增援缓慢，用了3天时间占领了马当，接着迅速穿过彭泽，准备直逼湖口、九江。由于初战意外的顺利，因此日方乐观地认为，只要一个月，就有望攻下武汉。

7月17日上午，冈村宁次中将乘飞机从南京抵达长江南岸的彭泽，准备进攻江西的门户湖口与九江。两个星期前，日本大本营已经任命冈村宁次为第十一军司令官，统帅日军第六、九、二七、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以及其他部队，总兵力15万人，沿长江两岸西上，是攻占武汉的主力。日本海军在长江中协助他的进攻，并负责补给的运输。陆上协助他进攻的是第二军，有第三、十、十三、十六师团，以及特种作战部队，由具有皇室血统的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指挥，总兵力12万人，它将在合肥集结，然后沿淮河与大别山北麓向西进攻，从北面压迫武汉。直接指挥冈村宁次的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南到杭州，北到包头，日军到处抽调兵力，并忙于将会战所需要的兵员和武器向长江一带集结。

中国军队早已严阵以待。6月14日，中国政府在武汉卫戍司令部基础上组建了新的第九战区，负责江南与长江两岸的防守。卫戍司令陈诚将军出任战区司令。这位矮小勤勉的将军要对付的正是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在战前他就曾经在武汉整编军队，监督建造国防工事。蒋介石把精锐主力交给这位爱将，最多的时候第九战区集中了多达70个师的军队，与冈村宁次的兵力达到了10∶1的比例。他手下分成了薛岳将军的第一兵团和张发奎将军的第二兵团。主力集结在鄱阳湖以西地区的长江南岸，迎击日军第十一军的攻势。江北及大别山区的防御则交给了第五战区。战区司令李宗仁此时不幸染病而将职权交由长期搭档、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代理。战区的兵力分成了两大兵团，孙连仲将军曾经在台儿庄立下战功，现在他率领第三兵团负责大别山的防御，来自广西的李品仙将军则率领第四兵团在长江北岸抵抗日军的攻势。日军第二军是他们的主要对手。

围绕武汉的攻与防，日军动用陆海空军35万，中国方面更是投入百万大军。双方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任何战役所未曾有过的。

7月25日凌晨，冈村宁次的部队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对九江开始了总攻。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将军是北伐时代的名将，统帅过著名的“铁军”。他在九江一带部署了数十万军队，但在日军飞机的威胁下，大军只能靠九江到马回岭的小路补给粮食和弹药，结果士兵挨饿，而伤员也难以运下。而日本海、陆、空军的联合火力也使守军的人数优势无从发挥。九江的抵抗只坚持了两天，26日晚，就不得不放弃了。长江对岸的小池口要塞也失守了。武汉攻防战到了最激烈的时候。

占领九江以后，江南日军兵分两路，主力沿长江南岸西进，迂回武汉之南；一部沿南浔铁路向德安、南昌方向进攻，准备切断浙赣铁路，进犯湖南，实行战略大包围。

在长江北岸，冈村宁次的第六师团沿着潜山、太湖、宿松间的狭长地带从东向西猛攻，8月3日攻克了黄梅。白崇禧上将见日军孤军深入，决定围攻在黄梅集结的第六师团，取得另一次台儿庄大捷。他的部队成功地截断了第六师团的陆上补给线。围攻黄梅的李品仙兵团一度包围日军第十一旅团，第十一旅团粮弹断绝，几遭灭顶，令第六师团相当紧张。可惜的是，本来的长江天堑，现在却因为日军海军的绝对优势，变成了沿岸日军后勤运输的坦途，第六师团改由小池口获得补给。围攻不下以后，日军反击，进攻广济，30公里的路程，日军整整苦战了8日，攻取广济后已成强弩之末，休整7天，又补充新兵3200人后，才继续向田家镇进攻。

田家镇在广济县内，在九江上游60公里处。这里江面狭窄，丘陵湖泊密布。它的对岸有半壁山、富池口要塞相呼应，共同拱卫着长江航路。在马当、湖口、九江相继失守以后，江防是否稳固就取决于田家镇要塞。这里就是武汉的大门。过了这里，江面开阔，就无险可守了。第五、九两个战区也通过这里相衔接。陈诚计划要在这里固守两个月，白崇禧也亲自来视察。

8月6日，蒋介石要求要塞的官兵准备与要塞共存亡。驻守这里的是第二军，原来的要塞部队也归第二军军长李延年统一指挥。他们用水泥建造了几百个坚固的据点，从四望山的高地到田家镇的山地设置了几道铁丝网，每个区域都配置了20多门野炮和山炮。田家镇成了名副其实的长江中最坚固、也是最大的江防要塞。日本海军对要塞发起了猛攻，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第九师在李延年的指挥下殊死抗战，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可是这个要塞设计时的一个错误，断送了抵抗的成果。因为设计时只考虑了面向长江一面的作战需要，而在侧背后的防御上，几乎没有任何坚固的防御设计。当日军从广济迂回攻击田家镇时，整个要塞的弱点暴露出来。

9月28日，日军攻入要塞核心，双方炮火的猛烈，是抗战开始以来少见的。这一天，日军出动了78架飞机进行轰炸，侧翼陆军和海军军舰的数百门大炮将炮弹倾倒在这块狭小的阵地上，中方防御工事完全被摧毁。激烈的战斗中，中国军队用迫击炮击落了一架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成为战争奇闻。施中诚师的官兵死守阵地，团长龙子育在阵地上战死。9月29日，战斗沉寂下来。

弹尽粮绝的守军遵命撤离。要塞被日军攻陷，武汉虽然门户已开，但日军第六师团也筋疲力尽，需要停下来补充休整了。

负责从北路进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在日军攻打汉口的战略规划中，原先只是助攻的角色。

8月22日，当南路日军已经打得昏天黑地之时，北路日军才开始沿大别山向西进攻。因为沿途地形险阻，并不适合大兵团的运动与作战，所以给孙连仲兵团配备的防守力量也是最薄弱的。当一路顺利的日军到达富金山的时候，第七十一军官兵已经在险要的阵地上守候着他们。军长宋希濂经历过两次淞沪之战，他指挥的第三十六师的陈瑞河部，在十天十夜的富金山血战之中，几乎打光了所有的弹药，造成进攻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死伤惨重。此后日军的第十师团也加入战斗。日军死伤累累，全军需要大量补充兵员，才能继续作战。富金山阵地之战，第七十一军官兵战死2618名，受伤12401名。这一战也给孙连仲调度兵马迎战，争取到准备的时间。日军在攻占富金山阵地之后，同样分兵两路，北路进攻固始、潢川、罗山；南路进攻商城与沙窝。伤亡极重的宋希濂部队本应该撤下休整，但因为前线兵力吃紧，不得已继续协助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防卫沙窝与小界岭，日军自己统计死伤4500人，而第七十一军只剩下了4个团。在北路，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血战潢川，日军往城中施放了毒气瓦斯，全城毒气弥漫。师长刘振山两次中毒，仍然不退，第五十九军将士的顽强战斗令日军受到重创。

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队在富池口、西孤岭、富金山等多处战场施放毒气。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对付化学战的防护装备。面对毒气攻击，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毛巾泡水，掩住口鼻，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抵挡日军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因此，每当日军以毒气攻击中国军队的时候，战场状况是极其悲惨的，常常整个阵地就成为了尸骨堆积场。后果最严重的是8月22日，日军在瑞昌东北朱庄施放毒气，中国军队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两个营的士兵死难，只有3人幸免。

9月末，突破田家镇要塞以后，沿江日军进入湖北境内，武汉已经遥遥在望了。在江西南浔线的战场上，中国军队巧用庐山等险要地势进行战斗，让日军陷于不安和惶恐之中。在这条战线上，冈村宁次遭遇了会战中最大的失败。

沿南浔路进攻德安的是日军一〇六师团，从7月末就出师不利。它面对的是薛岳统帅的第二兵团。从星子到德安，激战不断，使日军的进展慢得像蜗牛一般。冈村宁次决定再调日军一〇一师团在星子登陆，企图侧击中国军队阵地，中国军队利用庐山的险峻地形固守，日军用尽一切手段，包括施放毒气、飞机轰炸与炮舰的火力支援，但在星子、东孤岭和西孤岭、隘口遭遇抵抗，日军第一〇一联队长饭在攻占东孤岭时被击毙，一〇一师团长伊东中炮受伤。战斗延续40多天，陷于僵局。两个日军师团，都被打到近乎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

冈村宁次无奈之下，决定冒险。一面继续在正面施加压力，一面出动军队，先猛攻右翼的瑞昌，然后向南旋转，进行大迂回，包抄中国军队的后方，准备围歼中国守军。担负迂回任务的是日军一〇六师团。这个师团1938年5月才在日本熊本编成。它是征召预备役人员临时组建的。此前在南浔路战斗中，连遭中国守军重创，参战官兵16000人，伤亡高达8000人，中队长和小队长死伤过半。惨重的损失不仅让一〇六师团一度几乎失去战斗力，还落得了日本第一弱师团的名声。冈村宁次把一〇六师团调回休整，补充了2700名新兵，还将从杭州调来的山炮兵联队配属给一〇六师团。初步恢复元气的一〇六师团，按冈村宁次命令迅速行动，10月2日，主力进抵瑞昌西南方的万家岭地区，但因为地形不熟，常常迷路。第二兵团司令薛岳是个有决断的将军，他看到战机来临，下决心要歼灭这支孤军深入的敌人，他调集了第四军（军长欧震）、二十九军（军长李汉魂）、六十六军（军长叶肇）、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把万家岭的日军一〇六师团紧紧围困住。

后来，日军原一〇六师团的一个幸存者——辎重队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在他所著的《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中记载了这段可怕的经历：

“雷鸣谷是周围环山的狭小盆地，我们向这峡谷进军。后来才知道，周围的山中有数万敌军在等待我们。

“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我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上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地在烽烟中胡冲乱撞。离开九江时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连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10月的月亮，我放声大哭。”

中国军队在万家岭血战10多天，第七十四军（担任主攻，牺牲最大，下属的冯圣法部五十八师，到了全员上阵的地步，连军长俞济时也率领警卫营支援作战）。日军一〇六师团左右挣扎，但始终无法突围。外围的日军援军受阻，无法打破包围圈。困在方圆几公里阵地上的日军逐渐弹尽粮绝。日军第一〇六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几度准备焚烧军旗和切腹自杀。还算他命大，中国军队的突击队几次从他的阵地前擦身而过。在武汉会战长达4个多月的战斗中，中国共计使用了110个师左右的部队参战，日本没有消灭过中国成建制的一个师。可在万家岭，日军一〇六师团却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

消息传到了日本东京，震动了日军大本营与天皇裕仁。日本军人自称，近代日本建军以来，还没有遭到整个师团被围歼的败绩，但这个记录眼看要在万家岭成为事实。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亲自介入，把所有能出动的飞机，都派到万家岭上空，空投食品与弹药，还空投了200人的军官团到一〇六师团的阵地上。他还紧急出动所有预备队，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战场，救援万家岭的日军。

眼看双十节就要到了，蒋介石希望薛岳的部队用一次彻底的胜利作为国庆的盛大礼物。万家岭上出现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双方分别组织了上百组的敢死队捉对厮杀。只是此时中国军队已经筋疲力尽，派不出更多的预备队兵力投入战斗，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残余无几的日军一〇六师团被远道而来的日本援军救出。

逃出危险的日军一〇六师团与参与救援的第九、一〇一师团都被打到了失去作战能力的地步，必须进行全师团的休整。从星子到德安，仅仅30公里，但日军花费了两个多月，直到日军占领武汉两天以后，南浔路上的日军才到达德安。中国军队顽强勇猛的战斗力令日军极为困惑和震惊。中国军队10月中旬开始了最后的撤退，这座城市几乎是空城。武汉的民众从6月开始就已经陆续向内地转移。汉口的政府机构也先后搬迁，民政机关迁往重庆，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最后撤出时，中国军队把武汉的重工业与军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整个武汉只留下一个旅（一八五师第五四五旅）做象征性的抵抗。

10月25日夜，日军第六师团进入长江北岸的汉口，26日早晨，波田旅团攻入长江南岸的武昌。武汉终于失守。

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安庆失守起持续了4个多月，中国军队以武汉为中心，沿长江两岸的大别山、鄱阳湖一带布防，在会战中投入了120多个师，这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协同作战。它不像淞沪会战仅局限于长江三角洲一隅之地，而是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为战场，包括江西、安徽、河南、湖北4个省。日军在进攻时先后投入12个师团的兵力，补充四五次，总数40万之众。当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投入中国内地的兵力已达到26个师团，日本国内只留下一个近卫师团，还准备在必要时来华作战。经过这次会战，日军战略进攻的势头大为削弱，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为止，正面战场上的中、日军队一直在湘、鄂、赣、豫等地区拉锯对峙。

第八章 1938——以空间换时间晋察冀：第一个敌后根据地

当日军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正面战场上的常规战时，八路军已经深入到山西从事游击战争。山西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开始集中力量以山西各处山区为基地创建抗日敌后根据地。第一个也是国民政府惟一正式承认的八路军创立的敌后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它是由聂荣臻将军率领第一一五师近3000人以五台和阜平为中心艰难开辟的。接着，第一二九师刘伯承部开创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第一二〇师贺龙部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等。

这些根据地都是在不断粉碎日军的进攻中建立起来，在经受日军反复扫荡后而得到巩固的。

1938年春以后，八路军不再局限于山地作战，还果断地向被认为不适宜开辟游击战争的山东与河北等省的平原地区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武装和根据地。

敌后根据地的创立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上友军的作战，迫使日军将主要注意力转到巩固占领区的统治，而暂时停止了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太原失守后，八路军主力开始分兵各处，深入敌后，创建山区根据地。平型关战役以后，第一一五师主力转往晋东南作战，副师长聂荣臻则率领1个独立团、1个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约3000人驻扎在山西东北部五台山一带。当时，晋东北完全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官兵们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行军，只穿单衣单裤，晚上就在四处透风的破庙里胡乱地睡上一觉。到达五台一带时，发现各县官员已南逃，只有五台县县长宋劭文、孟县县长胡仁奎还在本县坚持职守。在他们的协助下，八路军摧毁各地伪政权，建立了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聂荣臻部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占领了察南、冀西的10多个县，形成了以阜平为中心的冀西游击区。在冀中，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在团长吕正操率领下拒绝南撤，在晋县小焦镇举行誓师大会，以“人民自卫军”的名义坚持作战，占领了安平、高阳、博野等县城，开辟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各根据地联合成立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4个军分区。稍后成立的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军区归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

晋察冀根据地以阜平和五台为中心，边区政府与军区司令部设在这里。这一带地区有恒山、五台山等山脉，道路崎岖难行，易守而难攻。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由平绥、正太、平汉路分兵8路围攻晋察冀边区，但均被击退，日军死伤1000余人，经此一战，根据地得以稳定与巩固。晋察冀地区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国共两党代表，各部队的代表，各群众团体、少数民族、包括五台山的僧侣代表参加会议，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推举宋劭文、胡仁奎为正、副主任委员。边区政府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开始正式办公。根据地内陆续设立了银行、邮电局，还有兵工厂，能自制步枪、子弹和手榴弹。

晋察冀边区地处平绥、平汉、同蒲、正太铁路之间，日军将晋察冀根据地视为心腹之患，日伪报纸称：以价值论，汉口、五台各为国民党军及共产军之根据地，日军决心一面围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1938年10月以后，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攻击，占领了除阜平以外的晋察冀的所有县城，但很快被根据地军民击退。外国曾就敌后作战的情形电询国民政府外交部，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宠惠作了如下回答：“我军仍在华北敌后坚持，五台山根据地依然屹立。”晋察冀边区是最早和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是华北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政权组织，具有与省级政府同等权力，它也是惟一得到重庆方面承认的中共敌后抗日政权。

到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包括冀中、冀西、晋东北、察南70多个县，面积几乎等于河北省，人口近1200万人。

第九章 1939——积小胜为大胜本年大势

从低调悲观开始，却以高调乐观结束，1939年蒋介石的内心画出的是这样一条略有波动的上升曲线。

1938年底，广州、武汉的失守，长沙大火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离开重庆出走越南河内，给人们的心理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正面作战的中国野战军战斗力严重损耗，只是这种损耗远不如1937年底那般严重。就战争的大局而言，中国抗战已经出现了转好的迹象。

第一是苏联的支持仍然很坚定，不仅有武器、作战志愿人员的输送，而且还派来了许多军事顾问。

第二是共产党的军队开始在敌后扎下了根，致使日军深感占领区的“治安”大成问题，这就使日军继续向前进攻有了后顾之忧。共产党军队的壮大对国民党开始是喜，稍后是忧喜参半。但从1939年开始，随着八路军逸出山西向整个华北平原展开，蒋介石等的感受已经是忧大于喜了。国、共两党合作中的隐患，两年以后通过皖南事变而为全世界所知晓。

第三是在顶住日军长时间的进攻以后，对日军的恐惧减少。所以从南岳会议开始，蒋介石就认为中国军队已开始进入了转守为攻的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国际形势对中国日趋有利，“各友邦援助物资益见积极，而英、美、法对倭之联合制裁则更日见具体化”。因而军事委员会先后指示各战区抽调部分兵力发动1939年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这种有限度的主动出击的战略指导是武汉弃守前未曾见过的。在这方面，毛泽东比蒋介石冷静得多，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已经明白无误地预见到武汉失守以后，战争将进入漫长而艰苦的相持阶段。

攻占广州、武汉以后，日军失去了方向感，它也得考虑苏联等国的军力。兵力不足、供应线过长是它的软肋。尽管日军还可以用重拳挥击中国残破的军队，但权衡利弊，它决定还是稳妥地打持久战了。它先巩固占领地，同时在武汉留下一支精锐的野战军不断进攻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实行反消耗作战。而决定打持久战就已经落入了中国的步调。

于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结束，相持阶段开始，战争双方的战线相对稳定，战事已经从平原作战转变为山地丘陵地带作战。

日本战略的调整，给了重庆方面喘息的机会。国民政府军事统帅部在南岳、西安等地召开军事会议，在会议上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重于军事、敌后方重于前方、训练重于作战等。国民政府决定将全国三分之一兵力配置于游击区域，还在敌后设立了苏鲁与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长官分别是鹿钟麟与于学忠，大批部队重新进入敌后作战。

蒋介石在沦陷区与战区均将共产党军队、地方军队及非嫡系部队配置于前方，一方面借以削弱日军战斗力，一方面则保持效忠于他的嫡系部队对共产党军队、地方军队及非嫡系部队的实力优势。

其后，国民政府统帅部同时抓紧整训部队，培育新的有生力量，将正面战场上的部队化成小单位行动，不断发动有限攻势。从春季攻势开始，经历夏季、秋季攻势，而达到冬季攻势的高潮。

这一年，共产党的方针是明确的，就是继续向华北和华中渗透和发展，“东进”是这一年的主旋律。第一一五师在罗荣桓的带领下挺进山东，八路军已经成功地从荒凉的内陆踏上了富庶的沿海土地。经过1938、1939年两年<bdo>?9９ｌｉb?</bdo>的快速布点做眼，中共敌后武装在中国北部的根基已经奠定，而在华中地区也建立起了基础。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宣布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公开表明不再尊重列强在华权益。日本全面侵华渐渐引起英美等国的不安。1938年12月，美国宣布给中国2500万美元的信贷借款。随后，英国也对华提供550万英镑的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国的抗战来说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鼓舞了中国民众抗战的信心，表明中国以顽强的战斗逐渐赢得了美、英等国的尊重与支持。

1939年6月，日本正式封锁天津英国租界，搜查所有进出租界的人员，侮辱英国男女侨民，干扰他们的商业活动。英国政府对日本的挑衅感到愤怒，但面对强大的对手，却可耻地采用了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对日绥靖政策，7月间与日本签订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要求英国在华人员不要做任何有损于日本军队的行动。中国舆论将这个协定称为另一个慕尼黑协定，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抨击。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日军撤退回原防而告终。蒋介石及统帅部的幕僚们为此而滋生了一种乐观情绪，以为日军已丧失了实施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中国第二期军队整训工作则大体完成，部队实力得到恢复和增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支撑了这种乐观情绪，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3日，波兰的盟国英国与法国正式对德国宣战，欧洲陷于全面战争状态。反法西斯阵营与法西斯阵营之间已是界限分明，中国的抗战已与欧洲的战事连接起来，因此，中国应乘此绝好机会组织大规模的反攻，“企图夺回重要据点，树立最后胜利之根基”。但是煞费苦心组织的冬季攻势有声势而少实质性的战绩，这次规模很大的进攻战役反而暴露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固有缺点：缺乏战略战术配合，各处进攻力量分散，成效有限。虽然有昆仑关大捷，但紧跟着就发生宾阳的惨败。当发现延伸到1940年初的冬季攻势效果不彰以后，蒋介石对他的军队进攻能力已经无法再抱有幻想。这也是1940年以后，正面战场开始变得有些沉寂的重要原因。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经济在1939年运行良好，因为战争和日军的封锁，一直在中国倾销的外国商品无法进入，这难得的机会大大刺激了后方的工业生产，手工业更是大行其道。这年的粮食也是个丰收年，平稳的经济和物价有力地支撑了战争。

第九章 1939——积小胜为大胜胶着的正面战场

1939年的战事与以前的战事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特点。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在战争中基本上可以做到守必固，攻必克。但日军在战略上所犯的错误就是低估了中国政府与民众抵抗的决心，除了决心之外，中华民族坚忍的民族性格也展现无遗。

抗日战争进入1939年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全局性的战略进攻，转而致力于保守和巩固已占领区域，企图消灭占领区内的中国敌后游击部队。正面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盘踞于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成为中国第五、九战区的主要对手。对于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日军则采取攻势防御，只进行局部性的进攻。采取这种攻势主要有两种意图：一是占领某些战略要点，改善自身所处的战略态势——攻占南昌的行动即是如此；二是捕捉机会打击和消耗中国军队主力，挫伤中方的士气——随枣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的日军行动即是如此。中国军队在南昌、随枣、长沙、枣宜、昆仑关等战役中的顽强表现使日军感到中国军队仍旧有不容轻视的实力。在这两种战役中，每次攻势持续的时间均甚短暂，一般在两周左右，而且攻势结束后都几乎退至攻击前的防线。日军兵力短绌的痼疾在辽阔的中国战场上已无法遮掩了。

1939年，日军占领了海南岛。这个行动是日军有机会便会南进东南亚的信号。在中国大陆，日军为了确保武汉的安全，决定占领武汉周围的战略要地。日军选择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江西省会南昌，它南有浙赣铁路，城郊还筑有飞机场，使长江方面的日军感到威胁。

江西春季多雨，1939年3月3日起，连日降雨，修水河水暴涨3米。隶属第九战区的第十九集团军在修水河南岸的工事大部被水浸没，日军乘此机会发起进攻，20日，日军集中200多门大炮猛轰南岸守军阵地，守军损失很重，日军同时施放毒气，引起守军军心恐惧，纷纷向后撤退。

进攻南昌的日军主力是在武汉会战时在南浔线上连遭败绩的第一〇六、一〇一师团，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这两个师团配备了第十一军拥有的大部分坦克与火炮，以确保夺取南昌。日军强渡修水后，凶猛的石井坦克联队3天后已向南深入120公里，将尚未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守军抛在后面。26日，日军先锋已经兵临南昌城下，与守卫赣江的中国军队激战，并向中正桥冲击。南昌城内守军很少，援军还在途中，城防空虚，中国军队在危急之际炸毁了中正桥。日军于26日傍晚乘民船渡过宽达千米的赣江，次日会攻南昌，守军两个团在经过激烈巷战后于深夜撤离南昌。日军只用了10天便占领了南昌，还顺势南下切断了浙赣铁路。

4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发动春季攻势，第三、第九战区负责反攻南昌。由于在防守南昌的战斗中，一些高级将领远离前线而不能有效指挥，蒋介石下令各集团军总司令须亲赴前方督战。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根据军事委员会的计划，以3个军攻击南浔线以截断南昌日军的后援，而以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担负奇袭南昌的任务。4月22日，战斗全面展开。

日军占领南昌后，以为大功告成，便从南昌撤走不少兵力，没有料到中国军队在新败之余又转入反攻，只能被动挨打，固守各据点待援。在南浔线上作战的中国军队包围了西山万寿宫、奉新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并未能完成切断南浔线的使命。24日晚，攻击南昌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所部一个便衣队混入南昌城，当攻击部队第七十九师、预五师进抵城郊后，便衣队便在城内起事，日军一日数惊，但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胆怯不进，便衣队得不到外面的配合，只得退到城外。

冈村宁次急调日军海军陆战队进入南昌，而以第一〇一师团在空军支援下转入反攻，双方在南昌东南及正南郊约10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一个星期的争夺战。

5月1日，蒋介石限攻城部队于5日前攻占南昌，上官云相将第二十六师投入攻击，再次推进至南昌城下，此时战斗已经失去奇袭性质，部队只能正面强攻南昌，进展困难。5月7日，南昌日军发起反攻，与前来增援的日军夹击第二十六师等部队，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亲赴前线督战，在战斗中，陈安宝腹部中弹殉国，刘雨卿身负重伤，军心因而动摇，转为退守。5月9日，蒋介石见攻城无望而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南昌攻防战自此告一段落。

日军占领南昌解除了武汉日军来自东南部的后顾之忧，但位于武汉西北的第五战区仍使武汉日军难以安枕。1939年4月，日军结束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后，便集中兵力准备围歼第五战区主力。日军从4月中旬开始，在武汉西北的钟祥、安陆、应山一带集结了约4个师团的兵力，企图将第五战区主力消灭于随县、枣阳地区。

日军采用了“分进合击、两翼包围”的战术，5月8日占领了枣阳，并以主力企图歼灭由鄂南移往江北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

第五战区部队在稍做抵抗后，迅速撤出包围圈，日军占领枣阳、唐河等地后一无所获，至5月20日仍重新退回钟祥、应山等地集结，第五战区军队迅速跟进，恢复原有阵地，双方恢复战前的对峙态势。

在南昌与随县、枣阳出现的战役特点，到这年稍后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再次重演了一回，而且此后于长期对峙中在许多战场频频上演。

第九章 1939——积小胜为大胜鲜为人知的冬季攻势

从1938年底到欧洲战争爆发的约一年时间里，中国军队的主力从第一线战区撤往后方休养、改编和补充，第二期的整训已经完成。重庆方面开始寻求在军事上从被动转向主动，从1939年4月、7月、9月起先后试探性地向日军发动了春、夏、秋三次进攻，但都收效不大。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重庆统帅部内滋生了一种乐观情绪，认为中国可能已经到了转守为攻的绝好时候，计划发动全面总攻，夺回重要的城市与据点，以取得战场上的优势。10月10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向蒋介石呈送了《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得到他的批准。

1939年冬季，重庆统帅部为组织冬季攻势，向长江下游地区反攻，事前做了大量后勤等准备工作，动员了全国近半数的军队，以第二、三、五、九战区担任主攻，其余战区为助攻，预定要攻下包括武汉、南宁等在内的14个大中城市。为了鼓舞士气，还拟定了数额不同的赏金。11月，蒋介石秘密发布了冬季攻势训令。日军电台破译了中方攻势计划，武汉日军司令部很快掌握了进攻的企图和行动细节，通报各部队进行准备，但各地日军以为中国军队只是虚张声势，并未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

1939年11月开始，中国第三、五、九等战区主动向正面日军发起攻势，担负攻击任务的军队有120多万人，参战人数之多与涉及战区之广是武汉会战以后从未有过的。

华中一带的日军分散在各个据点，一旦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只能死守待援，而日军第十一军当时要控制广大的占领区，几乎没有像样的机动部队，只能东调西抽，疲于奔命，一时间，受到攻击的各地日军岌岌可危，几乎处于被消灭的境地。

第五战区部队在襄阳、花园公路及应山、信阳公路上，给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主力以沉重打击，特别是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出色地完成了出击任务。第三战区是主攻战区，重庆统帅部给它的任务是突向长江岸边，切断长江交通，使湘、鄂、赣长江中游的日军处境孤立。攻击开始后，第三战区在面对只有日军一个师团时，其中担负右翼作战的郭勋祺部在中央集团开始主攻时，袖手旁观，在攻击受挫后又首先后退。负责指挥第三战区反攻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只是下令将郭勋祺撤职查办了事，整个战区只作战数日便不战而退。第三战区停止进攻，影响了整个冬季攻势，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的固有弱点：各部在进攻上缺乏协调和进取精神，不能贯彻执行命令，导致冬季攻势最终未能达到目的。

绥远方面，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部为了配合长江方面的攻势，防止华北日军调往华中，决定进攻绥远日军占领的战略重镇包头。日军在包头城内外以钢筋水泥碉堡群构成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外阵地周围挖掘有深、宽各4米的外壕，壕外设有通电流的铁丝网。傅作义计划以奇袭手段攻入包头。为了迷惑日军，隐蔽意图，他故意将司令部由五原迁往陕坝，后退100多公里，到处修筑防御工事，以示只满足于防守与避战。

12月19日，傅作义部乘夜向包头奔袭，抵达包头城下时，发现城外日军根本没有发现我军的行踪，完全没有进入筑好的阵地。当先锋团长安春山率部接近包头西北门时，遇见一位拉骆驼的青年王有良，他看到中国军队前来攻城，自愿带路，找到了最易进城的地点。当时正值拂晓，城内日军尚在熟睡中，城关上的两名蒙古族伪军士兵发觉攻城部队，便加入了傅作义的军队，一齐向日军进攻。到20日下午已经占领了包头城的三分之二，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可是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发动晋西事变，忙于进攻山西新军，而没有按计划在晋西南和晋北发动攻势，使得晋北日军主力从容北上增援绥远，迫使傅作义部匆匆退出包头。这次战斗消灭日军数千人，包括击毙两名日军联队长，摧毁4辆坦克和60辆军车。

山西东部与东南部的八路军在冬季攻势中配合友军在平汉路两侧破坏交通，袭击日军。第一二九师于12月下旬先后占领了黎城、东阳关、涉县、潞城等地，负责指挥北方各战区的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为此呈报重庆统帅部，要求嘉勉晋东南八路军。

几乎与冬季攻势同时，在第四战区发生了桂南会战。

1939年11月15日，日军为切断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滇越铁路，在广西南部钦州湾登陆，登陆者为日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为安藤利吉，下辖今村均的第五师团与台湾混成旅团。在钦州湾一带布防的中国军队只有1个师的兵力，未能阻住日军。日军主力迅速前进，24日占领了广西重镇南宁，并继续北上占领了昆仑关等要地。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决定实施反攻南宁的计划，由蔡廷锴、夏威为东、西路军指挥官，指挥各部破坏日军后方交通，并骚扰、袭击、牵制日军。由徐庭瑶任中路军指挥官，负责攻击昆仑关，然后寻机收复南宁。北路军的第五军由杜聿明指挥，主攻昆仑关，下辖荣誉第一师、第二〇〇师和新编二十二师，它在国民政府军队中机械化程度最高。

第五军与第九十九军等联合反攻昆仑关，配有54辆坦克、18门重炮、28门野炮。在昆仑关大战中，中国军队一度还占据了空中优势，集中了100多架飞机，击落日军飞机11架，炸毁15架，给日军阵地、机场和仓库造成严重损失。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率部驰援昆仑关，被第五军阻击于九塘枯桃岭，伤亡惨重，中村正雄伤重而死。日军孤军困于昆仑关，不断反扑，并凶残地施放毒气助战。至12月31日，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终于攻克昆仑关。

日军于1940年初从广东抽调两个师团到桂南反攻，中国军队也大量增兵。日军对宾阳疯狂轰炸，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被炸毁，丧失指挥能力，各部队间的联系因之中断，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日军占领宾阳，切断了昆仑关方面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战区20多个师，被包围于邕宾路以西，秩序大乱，突围中损失很大，昆仑关再入敌手。中国军队退向武鸣西北山地。

1940年2月起，已经进驻越南的日军因桂南失去战略意义，开始撤退，中国军队发觉后，乘势尾击日军，收复龙州、南宁、钦县、镇南关等地，至10月30日，桂南已无敌踪。

冬季攻势使日军备受攻击之苦，死伤多达数万人，第十一军一度担心会被全歼，中国军队在反攻中显示出来的实力使日军感到想要结束在中国的战争还很遥远。战事一结束，蒋介石在柳州召开会议，会上，根据各部在冬季攻势中的表现，表扬了第五战区与第八战区傅作义等部，处分了在桂南前线指挥的白崇禧、陈诚、叶肇、徐庭瑶等一大批高级将领。

第九章 1939——积小胜为大胜共产党武装的迅速成长

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战略性的进攻以后，华北的日军兵力达到15个师团，另外还有11个独立旅团，从而对华北平原抗日敌后武装的发展造成巨大压力。从1939年1月到1940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了3次“治安肃正”战。

1939年冬，日军调集第一一〇、二十六师团等部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区实行冬季大扫荡。2000多名日军在90多辆军车的输送下占领了涞源县城，企图寻找机会消灭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

10月25日，日军从涞源、易县、满城、唐县、完县出动，分5路合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驻地管头。从涞源到银坊沿途多为谷道，群山连绵，八路军方面计划将日军诱至雁宿崖地区加以伏击歼灭。

11月3日，1500多名向银坊进犯的日军进入雁宿崖伏击区，第一军分区主力将日军团团围住，将日军村大佐以下500多人全部消灭，缴获大量武器。日军北线指挥官、独立第二混成旅旅团长阿部规秀闻讯大怒，不待其他日军配合，便于4日凌晨亲率1500人向雁宿崖方向急进，准备对八路军进行报复。阿部规秀到达雁宿崖后，未发现八路军，连忙下令部下收拾日军尸体及八路军未能运走的重武器，然后调头沿崎岖山路向黄土岭方向寻找第一军分区主力决战。黄土岭是2.5公里长的山谷，晋察冀军区迅速调动大批军队，在日军毫无察觉时将他们四面围住。号称山地战专家的阿部规秀旅团长在指挥所中炮身亡，日军被歼900多人，其余在飞机掩护下脱逃。阿部规秀的死引起日军的震动，日军将领悲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日本《朝日新闻》也称“中将级指挥官阵亡，皇军成立以来不曾有过”。

1939年后，八路军发出了多次整军训令，将八路军建立的许多游击队编成正规军。到1940年，八路军已经从战争初期的3万多人，增加到150个团，40多万人，大大突破了重庆政府规定的编制，并拥有共计40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

中共抗日敌后武装的快速发展以及它的特别之处给许多国际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海军上校卡尔逊曾经访问过八路军，他随八路军走过5个省，共2000多公里。卡尔逊和八路军战士一起生活，一起吃高粱米饭，一起和他们穿过日军封锁线。

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八路军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官。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朱德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家与战术家，他的亲切引起人们的爱戴，八路军全体人员没有一个不敬爱他；周恩来出身宦家，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也同样有着高贵的个性与谦虚的精神；彭德怀的举动是粗率的，但这是由于他那动力的个性，他憎厌迟滞和懵懂，无时不在竭力清除八路军兵员中的这些缺点；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和徐海东等，也都是最诚恳的和深谋远虑的军人，在计划时非常谨慎小心，在执行计划时则非常机敏和迅捷。”

美国生活周刊记者白瑞德曾经在文章中描绘在敌后根据地穿行的情形：

“我有一次在敌战区，和组织游击队的国民党士兵在一起，年轻的士兵和我共四个人。我们在日军占领区不断活动，被发现了，我们拼命逃跑，被追赶了一整天。夜里，好不容易到达一个村庄，人困马乏，要村里人给马弄草和水，这时一个士兵从旁边插了一句，我们是八路军。对此，我感觉很惊讶，士兵小声告诉我，假如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他们就不会给我们弄了。这时我才知道，毛泽东和共产党把手伸进了日本占领区，影响很深。”

第九章 1939——积小胜为大胜白求恩医生与战地救护

伤兵曾经是抗战军队的一大难题。与拥有强大炮火的日军作战，造成伤兵的人数非常众多。抗日战争发生在20世纪，但中国的医药事业与社会组织却远远落后于20世纪，无法有效地为大量伤员提供康复保障。

当时，正规的内、外科医生极少到军队中，这是因为军队的工资很低，工作环境艰苦而危险。一个伤兵最大的希望是被战友们从战场搬上担架，抬到医院去，接受治疗。

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队在长江两岸向西进犯的过程中，备受疾病减员之苦，疾病减员远远超过了战争中的伤亡减员。其实，中国军队也一样受到疾病的危害，以致一位正在长江流域考察的英国女作家阿特丽，看到中国部队大量官兵身受疾病的折磨，惊呼“也许疟疾会把中国的汉口送掉的”，“金鸡纳霜和医药调护的缺乏是中国对于伤兵之可怕的忽视的总说明”。

当时都自豪中国有4万万人，既然不缺乏兵源，伤兵的命运就容易被忽视了，其实，伤兵问题关系到整个军队的士气。中国士兵需要尽可能多的林可胜、柯棣华、白求恩那样医术高超、满怀爱心的医生。当他们出现在战场上，就不止是救助了受伤的战士，还给随时可能受伤战士的心理上以极大的温暖和安慰。在需要官兵在第一线牺牲最宝贵生命的时候，竟然不能解决他们受伤以后的后顾之忧，这是一幅可怕、令人伤心的图景。当为国而战的官兵在战场上流了血，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照看和关心，看不到改善的希望时，他们的心情当然变得沮丧而又愤怒，以致不遵守秩序的伤兵成了全面抗战以后许多地方“谈虎色变”的社会问题。伤兵们愤怒地发泄，甚至超出了许可的范围，危及社会秩序，地方官员与民众往往因为内心愧疚而无法说服、制止他们。八路军与其他中国军队一样都面临着严重缺乏医疗设备的问题，伤亡很大。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联盟等将募集到的医药物资送往根据地，后来还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设立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

宋庆龄还介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以及德国医生米勒等到八路军中提供医疗服务。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也是医术高超的胸外科医生。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了晋察冀边区，他的到来受到了八路军官兵和司令员聂荣臻的欢迎。白求恩努力为八路军建立有效的医疗护理队伍，救治了大量的八路军战士。他见到伤病员到后方医院治疗不得不靠担架，抬着走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致使伤员的创伤由于感染而由轻转重，他就建立了一个流动的医疗队，用几头骡子驮着医疗设备到离战场很近的地方做手术、包扎。有时候，他的医疗队刚从村子的一头撤出，日本军队就已经从村子的另一头闯进来了。

1939年，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割破了手指，不幸因伤口感染而以身殉职。在白求恩大夫去世以后，印度国大党派来了医疗队，这些医生到达了五台山，柯棣华大夫接任了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职务，直到1944年因病去世。

第十章 1940——窒息时刻本年大势

1940年元旦，重庆的市民听到了忧喜参半的两条新闻：一条是来自广西的好消息——昆仑关被中国军队强攻下来，因为这是抗战以来大部队攻坚战中的第一次；一条是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山西，向八路军靠拢的新军受到山西阎锡山部队的攻击。国共的统一战线开始遇到严峻的考验。这一年初春，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途经西安，将重庆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军饷带回延安。但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这笔军饷已成为抗战中重庆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最后一笔军饷。

1939年是在乐观中告别的，动员了百万军队的冬季攻势便是这种乐观情绪的证明。但这个攻势延续到1940年初就了无声息了。它给了日军震惊与消耗，但并没有取得任何计划中的有战略意义的胜利。对这场战役寄望甚大的蒋介石很失望，中国军队的战斗经验远比两年前丰富，但武器装备依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而且鉴于后方的运输状况，迅速集中大量兵力进行攻击作战是相当困难的。

1940年，日军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围绕切断中国与国际的补给线而展开的。当时，东部铁路线已经大多陷于敌手，沿海口岸也相继陷落。在堵上中国的正门以后，日军还要把所有的后门、边门堵上，如果可能，连小小的出气孔也不放过。这年1月，滇越铁路中国段受到日本千余架次飞机的轰炸，因为日军占领南宁，切断桂越铁路以后，通过滇越铁路的运输量增加了一倍。这只是日军对中国采取的窒息战略的一部分。日军占领广西南部以后，广西与法属越南的联络被切断。连接云南与缅甸的滇缅公路也因为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被封闭。这条路线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它的关闭使得大后方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无法运输进来，军火补充也断绝了。

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窒息政策，则表现为“囚笼战术”，即通过构筑碉堡、壕沟，封锁、切割中共敌后根据地。打破这种封锁以摆脱困境的欲望便是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将军发动百团大战的主要动机之一。

在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以后，日本政府想用“以华制华”的策略瓦解抗战的中国。在日本人眼里，汪精卫便是这方面的最好人选。这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宣布“还都”。国民党、国民政府、国号都一概不变，青天白日的国旗也悬挂出来，只是旗上多了个“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除了满洲国，日本人还同意把臣属于日本的几个傀儡政府都合并到汪精卫的傀儡政府里，给足了汪精卫面子，而这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动摇抗战阵营的军心。

这年5月，纳粹德国打破了西欧宣战以后却并无战事的奇怪局面，大举进攻法国。在坦克与飞机等武器使用上，军事观念已经远远落伍于德国的英、法联军在欧洲大陆的抵抗迅速瓦解，在抵抗不到40天后，法国政府决定向德国投降。英国军队经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丢弃了大部分装备，狼狈逃回英国本土，凭借英吉利海峡与海军、空军的力量苦守英伦三岛，并努力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

1940年国际局势的变化让本来对英、法两国抱有很高期待的中国政府与民众感到异常失望，对抗战前景的艰难有了更深切的体认。这年夏秋，正是法西斯势力在全球横行的时期，日本政府认为寻找到了结束侵华战争的好机会，在迫使英、法两国同意封闭从印度支那与缅甸通往中国的国际交通路线后，更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犯西安”。

对中国来说，除了国际交通线被封锁，其他许多的打击也在1940年接踵而至。

这一年春，华中地区的枣宜会战开始。日军把进攻目标定在了长江中游的宜昌，这座城市是通往重庆的重要门户，也是联络第五、第九战区的枢纽。在这场战役中，中国第五战区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总司令在襄河南瓜店前线力战身亡，他是抗战以来战斗意志最为强盛的将领之一。在他战死一个月以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宜昌。宜昌的失守对大后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蒋介石承认，1940年失去宜昌是战争以来令他感到最困难的时刻。

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仍然在继续。轰炸从1938年开始，1939年加剧，而到1940年更是大规模展开，重庆的全体市民在痛苦之中煎熬。轰炸的剧烈与造成的破坏，只有当时在德国空军轰炸下的英国首都伦敦可以相比拟。

在危急之际，在需要众志成城的时候，国共关系却出现非常危险的龟裂。在山西、河北与苏北，国共双方的摩擦日益加剧，重庆军事当局甚至要求新四军军部等悉数离开皖南，渡江北上。中共担忧重庆政府欲对日妥协动摇，同时也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曾于8月发起了正太铁路破袭战，战斗中卷入的八路军人数众多，故被称为“百团大战”。这是共产党武装在整个抗战中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蒋介石向八路军总部发去嘉奖电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此嘉奖。”地处华北的第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阎锡山等致电朱德，盛赞“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的鼓舞”。

正面战线与敌后战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分别进行了抗日战争中两次最大的反攻，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巧合。这两次战役都出乎日本人的预料。但两次攻击都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暴露了中国战斗力的不足。事实已经证明日本不仅能在中国维持长期的作战态势，还能在东北保持大量军队以防不测，并且还有力量在太平洋与东南亚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这一点是出乎许多中国政治家与军事将领的预料的。本来以为资源贫乏的日本，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支持长久战争的，但到了1940年，日本的国力与军力依旧强大。抗战的胜利显然还遥遥无期。

这一年，东北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损失，抗联将领杨靖宇战死殉国。这年的年底，周保中、李兆麟等抗联将领为保存实力，率领余部退入苏联境内。

1940年，后方工业承续了1938、1939年经济上的良好走势，是个好年景。但对战时经济异常重要的粮食生产却遭遇了歉收的局面。因为春旱，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但幸亏小麦等丰收，弥补了水稻的减产。粮食总产量只减少了10%。当时，重庆米价指数在所有物价指数中最为重要。而从1940年5月到12月，米价指数增加了4倍。米价暴涨的原因，不止是粮食歉收，滇缅路的中断与宜昌的失守也导致了人心惶恐，一般主妇有点余钱，就多买些日用品，如肥皂、布料和罐头食品等，而地主与商人都开始囤积粮食。农业专家沈宗瀚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1940年10月初，“内子骊英告我，日间房东太太与房东争吵，向骊英诉称：‘我家有田40余亩，收得租谷每年自食有余，现在仓有余谷。他不许吃，偏向市上买米来吃，近数日米价涨得很快，他在市上买不到米，而以甘薯充饥，全家都怨他，他还看米价上涨，坚持不肯吃自己的米，真不讲理。’我听了不禁惊异，荣昌是余粮区域，尚且如此，设使这一事实是四川目前普遍现象，则为大小地主之普遍囤积，其对米价上涨之影响，较之都市米商囤积更大”。他便写了“四川食粮之供给与米价”一文，登载到11月17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建议政府于战时要多掌握粮食，可改革佃农稻谷缴租方式而为法币缴租，以减少地主掌握稻谷的数量。当时中央政府的田赋是以法币计算的，通货膨胀使政府实际收入减少，中央银行只得靠多发钞票维持，结果币值跌落得更严重。于是重庆政府决定成立粮食管理局，由卢作孚任局长。

这一年，福建首先尝试田赋征实。10月通令63个县试办，征收了200万市担稻谷与杂粮。每亩10斤稻谷的价格等于战前的5角。1941年5月，粮食问题的严重，使得政府决定设立粮食部，7月1日，粮食部正式成立。徐堪任首任部长，田赋归中央统一征收。1941年秋季，全国改收实物。而且开始禁止用糯米、高粱、玉米、小米等粮食制酒，每年可以节省粮食4000万市担。粮食部的首要任务是供应军粮，数量达到征收粮食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然后是供应公教人员、学生、警察等，其他的又次之。军人的标准是每人每天24市两，文职人员16市两。1941年征实征购了5200万市担，为这一年粮食总产量的7.4%。尽管征实的总量不大，但已经占了可以供应粮食流通市场的很大部分，对当时的粮食投机之风打击不小。1941年到1942年的粮食价格趋于平稳。

从1940开始，持久战的残酷已经初现端倪，除了军事外，战时社会、政治及经济政策都直接影响到民众与士兵的士气。抗战已经进入了最难熬的困难时期，整个民族的战斗意志经历着考验。

而日军本年的攻势也仅到宜昌而止，中国顽强的抵抗让日本政府深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同样遥不可及。它的注意力也在逐渐转移，它已经注意到欧洲战争对英国、法国、荷兰的致命打击，它盯上了南洋，那里蕴藏着丰富的能源，如橡胶、石油等。而日军注意力的分散对抗战的中国绝不是坏事。

第十章 1940——窒息时刻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目的之一是要打破日本在华北加紧推行的治安肃正计划和以铁路为主、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外加当时日军散布8月进攻西安的传言，也增加了中共方面对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妥协的担心和忧虑。

国民党称“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与中共敌后武装的冲突与日俱增，而日军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造成大片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民众受到日军的掠夺后，还要在财力上支持八路军，负担过于沉重。

1940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克服空前的投降危机和面临的困难。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制定了在华北开展交通大破袭战的计划，8月8日下达行动命令。具体部署是：晋察冀军区部队破坏正太铁路东段的石家庄至阳泉段，第一二九师破坏榆次到阳泉段，第一二〇师破袭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

这次作战最初叫正太铁路破击战。正太铁路是进攻的重点，这条路通过太行山，全长230多公里，大部分路段处于两山或峡谷之间，桥梁、涵洞极多，它连接平汉铁路与同蒲铁路，是华北日军重要的战略运输线。

战役发起后，八路军共计投入了105个团，27万多兵力，于是便改称为百团大战。而在作战地区的日军也有20多万人，另外还有15万多伪军。

8月20日晚上8点，八路军在副总指挥彭德怀的指挥下开始发起总攻。首先以正太铁路为攻击重点，还有平汉铁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随后开始向日军各交通线进攻。

晋察冀军区出动近20个团的兵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冒雨穿过山间公路，隐蔽于攻击阵地。由于战前准备充分，加上青纱帐旺盛便于掩蔽，日军完全没有发觉到八路军的行动。

攻击开始后，整个正太铁路处于军民的破袭火海中。晋察冀右纵队两个团的主攻目标是娘子关，它是晋冀两省的交界要区与正太铁路的咽喉地段。他们先潜入娘子关下的村庄中消灭了伪军，然后全力攻击娘子关上的日军据点。

攻关部队前赴后继，向娘子关仰攻，架起的云梯被炮火打断就搭人梯上，但在日军优势火力下造成了较大伤亡，未能取得进展。娘子关正面受阻后，另一团八路军则从娘子关后侧接近日军碉堡群，发起猛攻，日军遭受突然的打击，慌忙反扑。进攻部队趁机用手榴弹、手雷及爆破筒将碉堡一个个炸毁，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占领了娘子关山头，黎明时分，将胜利的红旗插在了丢失3年的娘子关上。

八路军的3个团重点攻击了井陉煤矿，得到了矿工的协助，切断了矿区的电源线，将矿区内的日军全部消灭，然后对厂房矿区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使矿区半年内都无法恢复生产。

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战士在战火中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女孩，聂荣臻司令员批示由专人照顾，随后将其送往井陉城内的日军据点，并附信一封，斥责日军侵华造成的灾难，八路军的战斗力和人道主义精神引起了日军内部的震动。

晋察冀边区的冀东、北岳及冀中区军队攻击了周围的日军据点，动员了10多万群众破坏平汉、津浦、德石、北宁等铁路及附近的公路，破坏了正定以北的铁桥。日军一个月后才修复通车。

晋察冀军区迅速将主力由正太铁路线北调，进攻涞源、灵丘一带。这里驻有日军1500多人和伪军1000多人。军区以主力进攻涞源，以一部分阻击从灵丘等方向增援的日军。9月22日，八路军发起进攻，但该地日军已有警觉，各据点增加了兵力，加固了工事。一夜激战后，八路军仅攻占了东、西、南城关。

八路军决定以一部分监视涞源日军，而以主力扫清涞源周边的日军据点。他们先消灭了三甲村日军80多人，然后集中力量攻击日军重要据点东团堡，这里是日军后勤供应站和分割晋察冀边区的战略据点。以上下三层碉堡、地堡、围墙、外壕、铁丝网等构成坚固的环形工事，由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士官学校数百名小队长和日军170多人把守。八路军夜间开始攻击，突破了日军据点外围，日军以探照灯照亮四周，用火力组织封锁线，并不断组织反击，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日军大部被歼。残余的日军进入了最后一个堡垒，陷入绝境。负责指挥的井田中佐见大势已去，下令将武器弹药、物资等堆在一起用汽油点燃焚毁，他和残存的27人跳进火中自焚。涞源、灵丘之战进行了18天，日伪军死伤1000多人。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一度收复了40多个县城，最后巩固了20多个县城。百团大战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使得八路军各部能在被分割的各大区域内和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统一行动，显示了惊人的战斗力。日军虽然未轻视八路军，但也没有想到八路军的力量如此强大。日军对八路军力量的新认识，使得他们对中共动员民众参加抗日的特殊能力感到惴惴不安，立即从华中地区调兵至华北加强扫荡。

百团大战鼓舞了困难中的中国军民，全国报刊争相登载百团大战的消息。《力报》写道：“华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敌机170架狂炸我陪都，市区大火，精华悉付一炬之时。我军以胜利的出击回答日寇之残暴兽行，为被难同胞雪恨。坚定了全国的抗战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其逞。”1941年，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对1940年的中日战局进行了评论，称1940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队于去年8月华北进行过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部队始终采取守势”。这从反面证明了百团大战的巨大影响。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几乎动员了所有的主力部队，在辽阔的华北地区与20多万日军激战100多天，尤其是在攻坚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相当的伤亡的代价。第一二九师在战事后期损失尤其大，造成对日军随后更大规模的扫荡难以给予有力的回击，使华北根据地受到重大损失，面临严重困难。

第十章 1940——窒息时刻张自忠的殉国与宜昌失守

1939年底，第五战区开始了冬季攻势，尤其是张自忠部在襄花路上重创日军，曾获统帅部嘉奖。

1940年5月，日军为扫荡武汉外围，对冬季攻势进行报复，决定进攻襄河以东地区的第五战区中国军队，同时夺取宜昌，控制入川的咽喉，威胁大后方。

5月10日，兵分多路的日军在襄东、白河会合，但并未能按照设想包围住第五战区中国部队主力，反而被中国军队反包围于襄东平原，经一周激战后，日军不支，向南败退。

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所部在襄河西岸驻防，他曾率部参加了鲁南、武汉等会战，后就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成为第五战区的柱石，曾在随枣之战中立下功勋。他对在平津蒙所遭受的耻辱始终不能忘怀，多次对新闻记者表示：谁是民族英雄，谁是王八蛋，要死了才算。每次投入战斗，他都抱有必死之心，出征之前都留下遗嘱，生还后便烧掉。

会战开始后，张自忠深感战局严重，虽然驻防在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并未成为日军主攻对象，但他不愿作壁上观，不顾身患痢疾和众将领的劝阻，率第七十四师等攻击日军，东渡襄河督战。日军向东南撤退时，张自忠所部奋力截击。5月16日，张自忠率总部官兵与特务营等少数部队在襄河东岸张家集一带与大批撤退之敌激战，因敌众我寡反受日军包围，但张自忠决心拖住日军。在激烈的搏杀中，张自忠的右胸被子弹洞穿，血流如注，身负重伤。战至下午，手下官兵仅剩200多人。到下午4点，张自忠已经负伤6处，他不愿被俘而自杀殉国。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最后的话：“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身居总司令高位而身先士卒效死疆场者，抗战之中惟张自忠将军一人。连日军也感佩张自忠的忠勇，盛殓其遗体，举行军祭，将他安葬，墓前立一灵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第五战区和重庆统帅部得知张自忠殉难，严令不惜代价抢回遗体，经两昼夜战斗，张自忠遗骸被中国军队运回，转送重庆安葬。当灵柩至重庆，蒋介石率文武百官等隆重公祭张将军，然后举行国葬。

日军主要目标是夺取宜昌。5月31日，日军夜渡汉水，攻占襄阳，随后分道南下直取宜昌。另一路日军则从沙洋渡汉水西进，向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进攻，南北夹击宜昌。6月14日，宜昌失守，进入四川的门户被打开。日军如愿地占领宜昌后，内部还闹出了笑话：日军大本营担心宜昌占领容易防守难，下令退出宜昌，日军退出时歇斯底里地纵火毁城；到了第二天，日军大本营又突然改变主意，下令日军返回宜昌，结果重新占领宜昌的日军连住宿的地方都难以找到。

但宜昌失守对中国政府精神上的打击还是沉重的。宜昌的失陷使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只得各自为战，西南后方已经感受到门户洞开的威胁。

第十章 1940——窒息时刻大轰炸下的重庆

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空的航空部队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时间共计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大商埠，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四川“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是一座山城。它像一个半岛，三面环水，一面有金碧山雄踞其上，山高水长，气象万千。四川俗语说，天生重庆，铁打泸州。重庆是西南的商业中心，商业气息浓厚。四川人在自己的打花鼓的唱词中，也自嘲重庆是“一进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水，笑贫不笑淫”。

当重庆成了中国战时的首都，也是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后，日本为了打击后方人民的斗志，对没有防空能力的重庆进行了狂轰滥炸。

从重庆成为陪都的那一天，幸运与厄运就一直伴随着这座都市，直到战争结束。

1938年2月18日，日军两个轰炸机队从汉口出发首次轰炸重庆。重庆的天气是无法恭维的，一年中有6个月被雾和雨笼罩着，一下雨便到处都是泥浆，但抗日战争时，作为天然的防空网，市民们又感激它的阴雾深沉了。

1939年4月底，重庆的浓雾逐渐散去，日军航空队立即制定了“5月攻势”计划。

5月3日，日军36架飞机由汉口飞临重庆，这座城市几乎是不设防的，没有雷达或任何先进的防空武器系统，它的防空火炮火力太微弱了，日军完全可以忽视它们，然后从容地把炸弹随意扔下去。城里的居民拥挤得可怕，房屋多是木竹结构的，一燃就着，而市政救火器具以及水源却少得可怕。日本人可以随意撒野施行暴力而受不到惩罚。他们携带大量燃烧弹准备轰炸重庆的众多木结构的建筑物。

下午1点，日军开始狂轰滥炸，投下98枚炸弹和69枚燃烧弹，造成无辜市民数千人死亡，繁华的陕西路等市区被炸成一片废墟。一幢幢民房被大火吞没，大量市民无家可归。次日，日机于黄昏窜至重庆上空继续进行轰炸，熊熊的大火燃烧了3天才熄灭，10多条街道被焚毁，3800多间房屋烧成灰烬，市民死亡3300人。日机虽尽量避开轰炸外国驻华使馆建筑，以免引起国际纷争，但频繁的空袭使外国人的建筑也难幸免。驻重庆的英国使馆在日机的轰炸下也难逃厄运，成了一片废墟，几名外交官员被炸成重伤。面对日军的轰炸，重庆方面加强了防空炮火，并组建了防空预警制度，当日军飞机从汉口一出发，重庆便很快能知道。市民对付轰炸、减少损失的办法是依靠城内岩洞，建立有效的防空制度，还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市民们一看到升起的红色敌机来袭信号装置，便赶紧避入郊区或躲入防空洞。狡猾的日机见中方有所准备也改变了战术，空袭多在傍晚、月夜或凌晨进行。但日机因很难寻找目标，命中率下降，给重庆民众造成的损失比以前要减少。

1940年，日军发起了枣宜会战，企图打通从地面攻击重庆的陆上通道，同时进行陆、海、空航空兵联合进攻重庆的“一百零一号”作战计划。第一期重点轰炸重庆，第二期重点轰炸成都。日军集结了297架飞机，都是性能优良的新型飞机，数量超过整个中国空军，是中国驻守重庆空军的7倍左右。5月20日，日军70架战机侵入重庆市上空，整个市区成了烟山火海，大火蔓延连续烧了七八天，半个市区几被毁灭，猛烈的大火呼呼有声，蔓延速度之快使许多人来不及躲避便被火舌吞没了。在日机空袭时，政府机关、工厂和繁华市区等成了重点攻击目标，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的官邸曾三度被炸，造成两名卫兵被炸死，4人受重伤。

就是学校也不能幸免。复旦大学等学校校舍被炸毁，师生多人死伤，其中一位学生刚订婚不久，未婚妻闻此消息，捧着结婚戒指，痛不欲生。日军实施“一百零一号”计划3个月，至9月结束。袭击重庆日机达2664架次，炸死4119人，炸伤5411人，毁坏房屋6952幢，给重庆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1941年6月5日的夜晚是一个雨后初晴没有月光的黑夜，许多疏散到郊区的市民根据经验估计日机不会再来，纷纷回城。不料晚上6点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仓促间，人们纷纷进入重庆当时最大的公共防空设施——大隧道内。大隧道很长，其中有一段可以容纳4000多人，但由于事出非常，进入隧道内的人大大超过正常容量，缺氧严重。防空团员照例关上了隧道出口栅栏。日机分3批接连不断在重庆上空盘旋轰炸，全市处于警报状态达5个小时之久。由于时间太久，隧道防空洞内已发生窒息现象。到晚间11时，警报终于解除，这时许多市民已经惨死洞中，未死者奄奄一息，有的尸体汗如水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衣裤撕裂成襟襟片片，洞内悲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在这场隧道大惨案中有1115人死亡，813人受伤。隧道惨案发生后，舆论哗然，政府方面见案情严重，立即对死难者家属发放急赈，同时下令将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长吴国桢等革职以息民愤。太平洋战争后，中国空军力量在得到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加盟后，占据了空中优势。

1943年8月，日军飞机最后一次侵入重庆，当即被中美联合空军击落两架，从此日军飞机再也不敢飞至重庆。

云雾比防空炮火更能够保护这座都市，市内的山崖能够挖成世界上最坚固的防空洞。战争期间，很少听说过防空洞被炸塌的事例，在防空洞里产生的悲剧是人为的失误。人们开始还寻找各种各样的防空办法，到最后就得靠不屈不挠的意志，面对日本轰炸机反反复复、年复一年的恐怖战略而从容镇定。

在死亡的阴影中，在拥挤的防空洞里，穿西装的上等人和穿蓝布衫的平民感觉到了彼此是同胞兄弟。人们处在炸弹与通货膨胀的夹击之中，炸弹并不能摧毁他们的意志，但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却消磨着他们的士气。何况还有越来越严重的政治高压，重庆变得灰色、单调，缺乏活力。

重庆受日本空袭之害为全国之最，在重庆死于空难者达到9990人，负伤者为10233人。

日军飞机的炸弹让中国所有人的命运连结到了一起，无论他们相距多遥远。日军的残酷轰炸也让中国人知道，中国是整体的。这对地方观念极强的中国人是民族精神的洗礼。

第十一章 1941——内与外本年大势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谁能在持久态势中坚持到最后成了关键。这不仅体现在中、日两国之间，也体现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之间。不幸的是，正当抗战步入艰苦岁月之际，一直对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怀有戒备猜忌之心的国民党不惜使用武力来解决内部的争端。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9000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遇到国民党军队的拦击。蒋介石从重庆下了讨伐新四军的命令，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兵力包围下陷入绝境。新四军血战近9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1000多人突围外，大部阵亡或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高级干部遇害，军长叶挺在下山准备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立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皖南事变的发生导致了国共内争暴露于世人面前，为国内外所关注与震惊。

皖南事变引起了国内的强烈谴责。救国会提出“营救叶军长，反对内战”的呼吁，救国会参政员邹韬奋愤然辞职。职教社领袖黄炎培指责蒋介石的措施绝对错误。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致电蒋介石，称在大敌当前之时，围攻新四军是自毁长城，自促亡国。连华北毗邻八路军的阎锡山与卫立煌都没有对皖南事变表示赞同。国际间对皖南事变的反应很强烈，不仅苏联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质问，英、美等国的反应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美国政府通知蒋介石，在中国内战危险消除、国内团结恢复前，美国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国共关系经历皖南事变以后，跌落到谷底，这种内耗造成了抗战阵营力量的削弱。这在军事上，就已经有所表现。

1941年的战事，仍然是拉锯战，但战事明显是有利于日军的。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开始进入到严重困难时期，土地与人口严重萎缩，财政非常拮据，这段时期延续了两年半之久。山西战场的中国军队在中条山遭遇了重创。

1941年五六月间，日军6个师团向中国军队长期坚守的山西中条山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将守军分成左、右两部。守军在激战后不支，分别向黄河南岸及其他地方突围，但由于先失去了垣曲等黄河渡口，退路被截断。准备渡黄河南撤的中国军队在突围途中受到日军截击，而黄河中也无充足的渡船，刘茂恩的第十四集团军总部和第十五军军部就是靠仅有的两只小船才脱险南渡的。每只小船仅能坐7人，往返一次需要数小时。这次战役后，第一战区失去了中条山的掩护，日军强渡黄河，占领了中牟与黄河铁桥桥头堡。在中条山作战中，中条山守军损失严重，战死4万多人，包括军长唐淮源，师长石作衡，寸性奇、王峻等多位高级军官，官兵3万多人被日军俘虏。日方声称，中条山会战的战果在战争开始以来是少有的。这年秋天，围绕长沙的攻防，第九战区与日军第十一军再次交手，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双方都称这次战役是对手的大败。但从事实来判断，这次战役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而第九战区的损失稍大。

除了军事上遭遇挫折，从这一年起，通货膨胀也成为在抗战之中仅次于日军的凶恶敌人，而且这一个无形的敌人比有形的日军更难对付。一个普通百姓未必能够有机会走上战场与日军搏斗，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和通货膨胀天天搏斗。通货膨胀在1937年战事开始以后初露端倪，但还不足以让人惊慌恐惧，但从1941年起，通货膨胀变得可怕起来。前线官兵的生活待遇以1941年为界，在此之前，士兵的薪金虽远比不上军官，但是比起其他行业尚好；一般士兵每日三餐，菜虽不多，但饭还能吃饱。1941年后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以后，在大后方受冲击最重的是军人、公务员和教师，而在这三者中又以下级军官与士兵的生活水平下降最为严重。通货膨胀加剧后，士兵的伙食远不及一般的工人和农民，军队中的普遍现象是：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困难更大，毛泽东在延安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动员令。

1941年，中国在年初失去了一个物资与武器的供应者——苏联。这年的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在纳粹德国的威胁面前，苏联政府不愿意在远东惹恼日本，而试图和日本缓和关系。两国政府随即声明：苏联尊重日本对东北的占领，而日本尊重苏联对蒙古的控制；苏联对华的军火输入宣告中断。这对中国的抗战从物质上到心理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3个月以后，德苏战争爆发。日本把精力转移到南边，9个月以后，日、美战争爆发。中国又得到了最强大的同盟者——美国的援助，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第十一章 1941——内与外皖南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冷冻

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武汉失守，这段时期是国共两党的蜜月时代。但八路军、新四军的急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严重不安，而在基层，双方军队围绕补给、兵源等问题的矛盾冲突日渐严重。在正面战场战线稳定以后，国民党方面开始限制共产党及其武装的发展，国共冲突逐渐上升到了高层。双方的冲突在新四军问题上公开爆发了。

新四军属第三战区。1939年初，新四军江南部队陈毅部不顾重庆的限制，派管文蔚等率一团兵力渡过长江，进入苏北，在沿江的仪征、扬州、泰州一带活动，创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

1940年7月，江南指挥部渡江到达了苏北，改称苏北指挥部，率部东进黄桥等地。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以10万兵力在苏北活动，他将新四军在黄桥建立根据地的举动视为侵入自己的防区，将新四军看成莫大的威胁，于9月初举兵进攻新四军。李长江、李明扬等部虽奉命同行，但无意与新四军为敌。新四军先后在营溪、姜堰等地使韩军的士气受到了抑制。

新四军在初战取胜后，要求与韩德勤谈判以解决纠纷，苏北名流韩国钧等对此极为赞同，于9月中旬出面邀请苏北绅商各界名流在海安举行座谈会，要求苏北各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陈毅复电表示同意和解，并顾全大局，按照韩德勤的要求让出了姜堰，这一举动深得各界的钦佩。韩德勤无意和解，要求新四军开回江南，并在所办报纸上攻击为和平奔走的士绅们是“亲共分子”、“失意政客”，甚至指责他们是“汉奸敌探”，士绅们一见此报纷纷拍桌而起，韩国钧怒骂：“贼子无信，天必殛之”，并劝陈毅速做应战准备。

9月底10月初，韩德勤亲率主力3万多人向黄桥进发，新四军仅有7000多人的兵力，但凭巧妙的战术和坚强的意志，大败韩德勤军。韩部第八十九军等主力1万多人被消灭，旅长翁达自杀，军长李守维在逃跑中落水身亡。韩德勤率残部退保兴化。

黄桥一战，决定了新四军在苏北一带的优势地位，新四军苏北部队连克海安、东台等地。10月10日，先锋部队与黄克诚所率南下八路军先头部队在东台白驹镇会师，建立起了巩固的苏中与苏北抗日根据地。

蒋介石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对韩德勤部在苏北失败极为恼怒，但对苏北的新四军又无可奈何，便将反共重点移往皖南的新四军。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与叶挺，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扰乱行政系统，不打敌寇专事并吞友军等，强令八路军与新四军执行《中央提示案》，在收到电报1个月内必须全部开往黄河以北地区。

共产党对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做了回答，不同意新四军、八路军撤往黄河以北，同时也做出让步，同意将皖南新四军迁至长江以北。11月14日，军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着手军事解决皖南新四军，内战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12月9日，蒋介石秘密下达了《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顾祝同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对围攻皖南新四军做了布置。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担任前线总指挥，调集了7个师1个旅的兵力用来围攻新四军。上官云相率围攻部队进入茂林、泾县、南陵等地设伏。在江北，李品仙部数万人在江北布防阻截，捣毁江北渡口，焚烧渡船，欲与上官云相部夹攻准备渡江北上的新四军。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机关及其他部队共9000多人冒雨由云岭起程，按照顾祝同指定的路线准备取道茂林等地到达苏南，然后再渡江北上。他们没有料到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早已布置好的圈套。

1月6日，新四军在茂林、泾县等地遇到国民党军队的拦击。蒋介石在重庆下了讨伐新四军的命令，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兵力包围下陷入绝境。新四军血战近9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1000多人突围外，大部阵亡或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高级干部遇害，军长叶挺在下山准备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立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向国民党及重庆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他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痛心地写道：“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延安对皖南事变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等在就职通电中宣布：“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与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新四军共编成7个师与1个独立旅，总兵力有9万多人。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并向重庆政府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善后办法。主要内容是：惩办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祸首；恢复新四军番号及叶挺自由，交还被俘人员，抚恤伤亡官兵；废止一党专政；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等。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向共产党表示了缓和姿态，他在国民参政会上虽然仍强调“军令”必须统一，但也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共产党不欲抗日统一战线完全破裂，也逐渐采取了缓和态度，争端暂时平息。但经皖南事变的刺激，此后国共之间只保持了非常低调的关系。

第十一章 1941——内与外长沙：正面战场的焦点

湖南是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不仅有优良的兵源，也是抗战时中国的大粮仓，与四川相似。武汉、广州失守后，中国与日本的军队都以重兵在湖南展开攻防战。1939年在中国的10个战区中，以湖南为主要辖区的第九战区拥有的兵力最多，有52个步兵师，占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强。

1939年到1945年，正面战场有12次大级别的会战，分别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大会战、老河口芷江会战。其中有6次会战就发生在湖南。

1941年秋，苏德战争爆发，日美谈判陷入僵局，英、美的制日行动开始积极起来，禁止飞机、汽油输日，并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金。日军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解脱，以便在太平洋上打击美、英，便孤注一掷，纠集南北战场之精锐部队，大举进犯湘北，企图在汨罗江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消灭第九战区主力。

为此，1941年9月，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维畿指挥所属4个师团又两个联队、6个大队、两个炮兵联队、两个工兵联队，以及兵舰30余艘、汽艇200余艘、飞机180架，共10万余兵力，分两路向长沙发动进攻。迎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两个飞行大队，共30余万人，按照第一次长沙会战的部署，利用有利地形与既设阵地，逐次抗击，准备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予以歼灭。

9月7日，集结于岳阳西南的日军第六师一部，为掩护新墙河方向主力展开，向大云山地区攻击。17日夜，日军第三、第四和第六师主力，早渊支队在新墙河北岸全线展开攻势。18日拂晓，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新墙河，从荣家湾、新墙、潼溪街等处突破南岸守军阵地。守军第四、第二十、第五十六军与日军激战后，以少数兵力迟滞日军，主力转移至双石洞、洪源洞一带侧翼阵地待机。日军主力速向汨罗江挺进。这时，第九战区令第九十九、第三十七军于汨罗江南岸阻止日军；令第二十六、第一十、第七十四军分别向瓮江、捞刀河、浏阳方向疾进，准备从右翼包围日军。但电文被日军破译。21日，日军强渡汨罗江后，改正面突破为侧翼包围，向东迂回，包抄中国军队。

9月下旬，第九战区在长沙北部地区遭到日军猛烈打击，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等数支主力部队被各个击破，损失严重。日军继续向长沙、浏阳河方向进攻。28日，早渊支队攻入长沙。29日，日军第三师一部抵株洲。为策应长沙作战，中国第三、第五、第六战区23日起分别对各自当面日军发动进攻，围困宜昌等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行动。第九战区在长沙失守后也重整旗鼓，从四面攻向长沙。29日，第九战区预备队和增援部队第七十二、第七十九、暂编第二军等6个军进入长沙外围，在敌后的第四、第二十、第五十八军亦尾随日军南下。日军陷于被南北夹击境地，补给困难。

10月1日日军北撤。第九战区部队全线反击，给日军以重创。9日，日军向北退过新墙河，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第十一章 1941——内与外敌后军民的困苦

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调整政治和军事的策略，把过去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扫荡”为主的方针，改变成为大力扶植、利用汉奸和伪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把“治安肃正运动”发展成为“治安强化运动”。日军把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日军占领区）；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三是“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对这3种地区，日军分别采取以“清乡”、“蚕食”和“扫荡”为主的方针，华北连续进行了“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彻底实行“三光政策”，仅晋西北全区被屠杀的民众就有5000多人，兴县地区被抢的牲畜有5000多头，被烧毁的房屋和窑洞19000多间。根据地的人们一度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日军以为用残暴手段可以吓唬中国人，却反而使抗日军民更加同仇敌忾。

在晋西北根据地，第一二〇师官兵们为克服经济困难，从1941年5月起没有一人领取津贴费。每人每日口粮由1斤6两减为1斤2两，后方机关更减为1斤。第一二〇师的官兵们体谅当地老百姓脆弱的经济能力，尽量自己转运伤病员，自己背粮食、运煤，而不打扰民众。

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众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风气一开，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起来仿效，大家靠着生产自救运动，渡过了1940～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

第十一章 1941——内与外租界：不再是避难所

明治以后的日本对于亚洲是不屑一顾的，有名的口号就是“脱亚入欧”。但在欧美面前，它又有着某种莫名的自卑感。在骄傲与自卑之间备受煎熬的日本帝国眺望周围，看到的似乎都是敌意。于是，它埋头建立强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结果就像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所说的：“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

蒋百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透彻分析了日本人的特性。他发现日本人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但它的行动总是在模仿西方。而且也由于它头脑过于细致缜密，往往注意了细节，反而忘了大处；注意了特别的，忽视了普通的。“譬如日本研究印度，比任何国家的人都详细，他很羡慕英国的获得印度。但却忘记了英国人对印度，是在大家没有注意的时代，用300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却想在列强环伺之下的30年内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国的个人人物，他们的传记和行动，他很有兴会记得，但他忘记了中国地理的统一性与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来改变五千年历史的力量，将中国分裂。他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和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他忘记了他无从产生一个首领。”

在1936年的日本国防计划中，将北面的苏联，大洋对岸的美国，南边的英国、荷兰、法国都列为假想敌，而且还第一次把中国郑重其事地列入假想敌中。

1937年7月，它攻击了看上去最好欺负的中国，但从此却泥潭深陷，心情焦躁。

在1941年和美国的最后交涉中，日本可以舍弃许多，但就是无法忍受从中国撤兵，舍弃它在中国4年的征战所得。为此，它不惜与美国开战，而且是采用偷袭的方式，抢先动手。偷袭珍珠港堪称一次战术行动的典范，日本人再次显示了他们在战术处理上周密与精确的才能，同时也再次暴露了他们在大战略上的昏聩。

日本诗人高村光太郎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片战胜的气氛中写下了题名为《十二月八日》的诗，歌颂翻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的日本帝国。

中国的政治家也为这一天的到来而暗暗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从这一天起，日本就输定了，只是在什么时候输得精光而已。一些自作聪明的政治家失去进取心，已经在计算如何轻轻松松地分享胜利果实了。似乎中国最懒惰的战略家也比日本最勤奋的战略家看得更远。早已经走上自杀之路的日本武士，终于主动招来了可以从背后结果他们性命的美国人。

1941年12月8日上午11点，日本军队进入上海的公共租界。这里除了中国人，还残留着包括犹太人、白俄人在内的73000多名外国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租界及香港、东南亚都不再是安全的避难所，而是新的囚笼。

第十二章 1942——结盟后的远征本年大势

1941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为独立抗战了近5年的中国——一个富有历史智慧的民族，看到事态不出所料时表达出由衷的快意，四肢发达、头脑疯癫的日本的跌倒已经指日可待。但战局的发展让这个笑意很快变成了惊诧，这表情凝固了。当日本军队像潮水一般地漫过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当英国、美国、荷兰的军队像多米诺骨牌般地倒下，或者狼狈逃跑，或者缴械投降，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日本军队惊人的表演。

其实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人在美国人的印象中仍然是很可笑的，就像一书的作者所描绘的：一个日本兵，看上去活像用黄色牛皮纸胡乱卷起来的包裹，又脏又绉，随时有可能散开来。他的绑腿不整，军衣肥大，裤筒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和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一样，中国人也把日本兵称为“日本鬼子”，只是中国军人与日本军队交战了多年，知道“日本鬼子”绝不像带着白种人优越感的美国人想象得那么稀松和不堪一击。除了嘲笑他们个子矮，是“倭寇”，是“小日本”，断然不会小瞧日本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等级服从性极强。而且士兵受到不怕死的武士道熏陶，战斗意志极为顽强。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日军真犹如一支魔鬼般的军队。战争爆发的第四周，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就警告他的同胞：“我们最后总会战胜日本人的。但不要带着玫瑰色眼镜来看这场战争。有的报道说日本军队训练差劲，装备低劣。但冷酷的事实表明，他们作战有经验，装备又好，他们身体粗壮，性格强悍，训练有素。”到了真正交手的时候，有着种族偏见的西方军人才会知道中国军队独力抵挡日本军队5年之久是多么的不易，而且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从来没有失去抵抗的意志，打败了可以后退，但绝不投降。

1942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的指挥下重创日军，在盟军黯淡凄凉的亚太战局中，这次战役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亮点。日军在后来的战史中承认：中国军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城内外的30万大军将日军包围。尔后，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于1月15日撤回到原驻防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日军官兵的必胜信念。

随着中国战区成立，中国与盟国的合作正式展开。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并任在华美军司令，但中国期待的美国援助并没有顺利到来，因为日军进入缅甸，彻底截断了中缅交通。为了打击缅甸的英军，也为了打通中缅交通，中国组建远征军深入缅甸，在密支那等地取得胜利。但这一次出国远征的后果是悲惨的，特别是翻越野人山的时候，牺牲极为惨重。

滇缅路的切断使得外来军火的输入只剩下“驼峰”空运航线一条，即美国的援华械弹先运抵印度，然后再从印度空运至云南。“驼峰”线路险恶，空运吨位有限，由此，美国运抵的援华物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不仅未能增加，反而锐减，以至于蒋介石在1944年6月22日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备忘录中抱怨道：“自1942年4月中印空运以来，物资之总吨位仅17000吨，平均每月650吨，最近方始达到1300吨左右，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

重庆政府没有对物资的支配权，加之美国人又坚持以装备攻缅部队为优先，因此大量积压在印度的援华军械就直接装备了由史迪威亲自指挥和训练的中国驻印军；就连实际运入中国供中国陆军使用的数量微薄的陆军装备，其中之大部分也还是用来装备用于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而中国内地战场面对日军强大攻势的中国部队，则并未获得美国先进武器装备的大量支援。国内部队的陆军装备，只有60门山炮，50挺战车防御枪，3000万粒步、机枪子弹是1944年5月以前拨交中国政府，其余大部分则是在长衡会战开始后才由美方陆续交拨中方的。这种不顾中国战场实际需要的外援，无疑是畸形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在中印公路未开通前，公开地怨言：“中国军队自与盟国联合作战以来，所得援助之实际数量，几不足供英美军一师作战一星期之用。”

1942年的上半年，大后方经济颇有起色。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部分金融资本内移，助长了大后方工商业的发展。1942年新开办了大小工厂有1070家，不过，由于不久中国当时惟一的对外通道——滇缅路被截断，经济发展逐渐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在大后方另一工业中心桂林，1942年报纸报道说：“目前各厂的情形，最多再维持半年或一年，一年以后北极区（工业集中区），将不会再看见烟囱冒烟了。”到1943年以后，预言变成了现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英、美、苏密切合作的国际环境影响下，冷冻的国共关系有所融解，在1942年里双方未发生重大冲突。1942年，蒋介石还曾数度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等会晤。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倾向于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问题，以避免全面的政治破裂。

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决定成立“特种研究委员会”，研究今后对中共的策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听命于国民党的支配，并非要与中共进行平等的合作和协商。他们所谓的政治解决就是中共听命于国民党的领导，中共军队服从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并统一编制，中共抗日根据地要奉行国民政府的法律。

为了缓解国共矛盾，12月1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林彪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4项条件：“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乙，扩编四军十二师。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但国民党方面并未认真对待中共的这一方案，他们以为时间拖长下去对中共将更为不利，显得并不急于解决问题。

中国与盟军的军事合作是从空中开始的。1942年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一天，飞虎队并入美国第十陆军航空队（总部在印度新德里），成为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陈纳德从原来的退伍上尉变成了上校。但中国政府希望有一支独立的美国航空队在中国作战，并保障从印度越过喜马拉雅山到云南昆明的驼峰航线。喜马拉雅山，平均海拔在7000米以上，被世人称为世界屋脊。10月，人类第一次从空中俯瞰这座山脉，这也是驼峰运输队执行的第一次任务。中、美被迫开辟从印度到云南的空中航线转运战略物资。这条航线上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此后的1年零3个月间，中、美两国飞行员为了打破日军对中国的空中封锁，驾机越过这条山脉，源源不断地将战略物资运往中国战场。

这年8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浙、赣两省的机场被彻底破坏，20余万居民及士兵在战事中丧失生命。为了阻碍中国方面日后修复机场，日军撤退时还在机场周围等地区，大规模地散布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细菌。其祸害一直遗留到了今天。

美国与英国成为了反日的盟友，为了表达善意，两国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其他相关权益，废除旧约，签订新约。这一喜讯由中国政府在当时国庆日（双十节）向全国国民宣布了。但谈判并不顺利，特别是英国，不肯放弃香港九龙的租借地，到1943年元旦，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蒋介石在日记中幽怨地写道：“美、英新约不能在元旦如期举行，乃为平生憾事，更知外交被动之苦。”滑稽的是，日本此时也宣布把租界等归还给汪精卫的傀儡政府。英国、美国于是也加快了签约的进程，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国、英国终于签订了新约。

1942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经过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措施，根据地军民渡过了难关，保存了实力。

第十二章 1942——结盟后的远征三战长沙：盟军的唯一亮点

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夏秋时节，日军占领长沙、衡阳，有将近6年时间湖南大地成了中、日野战军主力激烈交手的战区。第九战区官兵的主要对手便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日本第十一军。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从1941年底开始的，距第二次长沙会战仅两个多月，日军的兵力和位置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前同，赣北、赣中仍是第三十四师团、独立第十四旅团；鄂南、湘北仍是第三、第四十师团等两个师团。这场战役的重新发动是和太平洋战争有关的，日军是为了吸引中国军队的注意力，以便完成对香港的进攻。

日军依旧渡过汨罗江，约于战役开始后11天，开始进攻长沙。日军为了把长沙守军一举消灭，在完成对长沙北、东、南三面包围后才开始攻击。凭借步兵的绝对优势，日军冒死进攻，突进市区。守军第十军对于每一个地堡、每一个建筑物，都不轻易放弃，在重要地区，如八角亭至天心阁附近，与日军发生了逐街逐堡逐屋的争夺战。本来地堡的目标是明显暴露的，如日军炮兵占优势，不难破坏，但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都被中方彻底破坏了，日军仅能用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平射炮。而守军的炮兵，除了步兵炮不计外，尚有重、野山炮四五十门，较日军炮兵占绝对优势，能够有效地压制日军的炮兵。日军飞机不断以三五架至十几架轮番助战，并投掷烧夷弹，但中国方面由于预先构筑了隔火道，没有导致大面积燃烧。第十军由前进阵地的战斗开始，经过外围阵地的层层战斗，至日军接近中山路西段、黄兴路、八角亭、南正街、坡子街以南核心阵地附近时，经过3日的战斗，虽然长沙城市已失大半，部队伤亡约有三分之一，但第十军仍坚持战斗，士气旺盛。

而此时外围的中国军队正在集结，准备聚歼攻城的日军。日军知道能够攻击长沙的时间已不多，从第三、四日起攻击更为猛烈。由于它破坏地堡的火力和技术不够，只好采取越堡进攻的战术，即将成班成组的兵力插到我军地堡与地堡之间的侧面建筑物中，以火力封锁地堡，断绝堡内守兵的饮食。但堡内守兵并不因此而撤退。在这种两军交错的情况下，日军的飞机很难在长沙协助步兵作战，只好对湘江两岸及岳麓山滥施轰炸。第二阶段的战斗以八角亭、南正街方面最为激烈，几度发生白刃战，最后第十军的炊事兵、司号兵都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日军接连攻击三四日，终未得逞，被阻止在核心阵地以外。中国军队内外联合攻击，日军不得不开始撤退。第十军首先发觉日军由长沙南部撤退，即派小部队向长沙北部、东北部夜袭，这更增加了日军的混乱。当时正值隆冬，日军把大衣、军毯扔了许多；带不了的武器也没来得及破坏。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来得及将尸体烧完。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遭遇的第一次失败。这次战事取胜有很多原因，比如长沙的道路被彻底破坏，使日军的坦克、重炮不容易通过，火力难以发挥；其次，第九战区的作战计划完善，先将日军引诱到一个袋形地区，然后集中兵力包围歼灭。美国记者福尔曼曾经到战地采访，他写道：“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

第十二章 1942——结盟后的远征远征军入缅与蓝姆伽训练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将中国与英国、美国等联合在了一起。中国与盟国地面部队直接协同作战的地域是中、缅、印战区，这个战区涉及多个国家的军队与地域，构成非常复杂，这也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初次入缅大败而归的重要因素。

日军占领缅甸一方面是针对中国，通过切断中国的对外通道窒息中国。第二是将东南亚全部收归己有。第三是为了取得进军印度的基地与桥头堡。由此可见，缅甸之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最为关键的陆上战争。

1942年2月，10余万日军以泰国、越南为基地，分3路攻入英属缅甸。英国军队因为战事不利，请求中国军队增援。根据1941年12月中英签署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议》，中方以第五、六、六十六军共10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1942年2月先后从云南进入缅甸。3月4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到达重庆。当时在中国境内并没有任何成建制的美军地面部队，他能够指挥的军队就是准备开进缅甸战场、配合英国军队作战的中国入缅远征军。

有备而来的日军迅速占领了仰光，西北与英国军队相持于伊洛瓦底江、列宾一线，北面与中国入缅远征军对峙于派育、同古一带。在同古，中日军队激战4昼夜，日军承认这是日军在东南亚作战遭遇的第一场硬仗。到4月1日，中国军队放弃了同古。对同古丢失的原因，当时的戴安澜师长曾有如下解释：“因我军赶到太晚，该处平原一片，建筑工事极感困难；前线缅奸出没，耗我力量不少；又因英方运输不能配合关系，致某师在冬瓜（冬瓜即同古）被围；又无空军配合作战，制空权为敌获得，致我军未能达成预期之战果。”

16日，日军进攻仁安羌，该地是缅北的油田中心，英军第一师及一个战车营在仁安羌布防，被日军围困在当地，英国军队弹尽粮绝，水源也被断绝，危急万状。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星夜驰援，17日赶到仁安羌附近，当晚就展开了激战，18日拂晓，将当面敌军扫清。19日早晨，全面展开攻势，战事极为剧烈。中国军队所占阵地曾经三失又三得，从凌晨4点到下午3点，日军主力被击溃，日军死伤1200多人，而孙立人部的一一三团刘仿吾部也伤亡过半。到下午5点，中国军队完全占领了全部油田地区，先救出被俘的英国军人与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500多人，英国军队第一师也得以平安撤退。伦敦方面称仁安羌大捷为“暴风雨前暂时沉寂中之一道清流”。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深入缅甸与日军作战失利后，于1942年夏结束了战斗。远征军中的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和第五军直属部队取道撤入印度的蓝姆伽，其余各部则翻越野人山。士兵们最难对付的敌人不是日军，而是原始森林、疾病与饥饿。野人山河流交错，雨季泛滥，水势汹涌，舟船难通，因而有“绝地”之称。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写道：“……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撤退的官兵历尽千辛万苦，远征军的巨大伤亡大部分是因此造成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有10万人，可伤亡达到61000人，包括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在内的数万官兵死于撤退途中。幸运回国的远征军官兵最后撤至云南西部集结。第一次远征缅甸就这样以悲剧而告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固然与当时中国军队的战力不如日军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美、英三国配合不力，美、英之间争夺指挥权，英军抵抗意识的丧失以及史迪威指挥不力的问题。

1942年底，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北部改编为驻印军，经过淘汰、挑选和补充后，开始配备美国生产的武器装备，接受美国军事教官的训练。1942年秋，由美国军事教官在印度蓝姆伽训练营轮训中国官兵，国民政府军事统帅部还从国内选派一部分身体合格的官兵空运至蓝姆伽接受训练。蓝姆伽训练中心位于印度加尔各答以西300多公里的比哈尔邦兰契市郊，总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该处成了大学校，从普通士兵到现役中将，都成为了学生，科目包罗万象，从丛林战的技巧、钻木取火到运用大兵团的战略战术应有尽有，还有各兵种专门技术的训练。这里训练的特点是强调实践精神，讲完了理论，马上要实习表演，有时甚至是先实习，然后再讲解。语言障碍是学习的大敌，为此特别请到了许多翻译。翻译们克服了许多生疏的军用术语，编译了一部包括7000多个军事名词的英汉两用字典，对训练帮助很大。对中国士兵来说，他们食物营养比以前充足，都很健康，每天一早就起来训练，除了吃饭、午睡和学习外，生活都在野外。对中国受训官兵来说，最苦的是没有国内的书报阅读，一本书要传过许多人的手，《印度日报》成为他们每天惟一的读物。军营里，有一所电影院，各单位轮流去看，每个士兵每月至少有两次机会。

至1944年1月为止，计有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接受了训练。6月，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郑洞国先后任副总指挥。中国驻印军辖有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下辖5个师，装备、编制与美国军队相同，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中国驻印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至1943年，兵力已达两个军，为反攻缅甸做好了准备。

第十二章 1942——结盟后的远征敌后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

1942年是华北敌后根据地最艰苦的时候。1941年日军中条山作战成功后，一直想把这一幕在太行山重演，以便重创八路军主力，摧毁八路军总部。

在1942年春夏间，日军不断对晋东南太行山北部这一区域扫荡，并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兵力达5万人之众，另外尚有伪军4万人到5万人，合计达10万到11万人，其使用兵力之多，扫荡时间持续之长，烧杀破坏之残酷，都是前所未有的，使八路军陷于极为困难的局面。

1942年2月3日，日军突然先集中了1.2万多人再度突击八路军总部驻扎地的辽县麻田，实行“铁壁合围”、“辗转清剿”，烧杀抢掠了约1个月，但并未达到捕捉八路军首脑的目的。同时，日军也在太行、太岳的整个地区内，采取毁灭性扫荡手段，到处捕捉壮丁，耕牛、牲畜悉被<strike>rike>抢杀；凡能运走的物资哪怕破铜烂铁也都被运走，不能运走的，则一律砸碎和烧毁，甚至散布糜烂性毒物以残害根据地军民。太行区仅有4个分区，初步统计，此次战役即被掳去牲口6000多头，粮食损失近万石。

1942年5月，日军再度发动所谓“第二期驻晋日军总攻击”，由驻山西日军的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亲自指挥，以攻击太行山北部、晋东北与冀南为重点，同时也大规模进攻太行山南部的晋东南。

5月17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等部2.5万人进攻扫荡平定以东的侧鱼镇，赞皇的黄北坪，邢台的浆水、将军墓一带，“分进合击”，并控制了太行山北部制高点的峻极峰。另一路日军则向太行山腹地疾进，再一次企图歼灭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与第一二九师主力。第一二九师师部主力已跳出合围圈，但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与部队1万多人则被包围于偏关和辽县交界的南艾浦、十字岭一线。25日拂晓，日、伪军1万多人从四面八方“铁壁合围”，集中炮火猛攻，并大放毒气，使无数军民惨遭毒害。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指挥各部，分别向西、北、南三面突围。同日黄昏，日军占领了南艾浦，但八路军各部冲出了合围圈。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中炮牺牲。

当时日军在华北各地普遍修筑碉堡与防御性、围困性的据点，其总数有7700多个。另又修筑遮断围困用的遮断封锁沟壕达11860公里，其长度相当于长城自山海关至嘉峪关的6倍，为地球长度的1／6。敌后根据地被大大压缩，太岳区内已无一县区为八路军完全占有，所有任命的各县县长全逃到沁源一县的境内，而沁源城本身，也为日军所占据。自1942年夏季起，日军已集中一股相当大的兵力，专用于辗转扫荡各根据地。

1942年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的破坏非常严重，晋察冀边区的冀西与冀中也同样如此。山区根据地的一些建设被摧残殆尽，民众的积蓄全被毁灭，人民生活失常，忍饥挨饿，营养更差，疠疫接踵而来。加之水灾、旱灾、蝗虫灾，造成连年歉收，使太行山区在1942年与1943年连续两年发生严重的大灾荒。以沁源一县为例，有80％的村庄均被烧光，粮食、家畜、家禽均被抢宰一空。仅以1942年7月份内的太行区而论，整个晋东南地区内的大批壮丁即有12189人被日军抓去东北做奴工。

第十三章 1943——光与影本年大势

1941年底，中国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欢欣鼓舞，相信胜利已经不再遥远。仅仅过了一年，即到了1943年，人们的情绪却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工薪阶层营养不良，悲观失望的情绪已经难以掩饰。

1943年3月间，美国《时尚》杂志的记者为来访的宋美龄女士拍摄了一幅沙龙照。她穿着典雅的紧身旗袍，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伴随着蒋介石站在光荣的顶峰，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她获得了国会议员们的热烈掌声。这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作为大国领袖与罗斯福、丘吉尔坐在了一起。这是蒋介石夫妇荣耀的顶点，但致命的是，他们在国内统治上的弱点已经在这一年显露出来。光辉与阴影就这样结伴而来，显得极不和谐。

这一年，由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遭遇车祸去世，蒋介石继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到此为止，他已经获得了所有的最高名位，还在拼命地强化他个人的权力，但政府的无能并不因此而改变。他面临众多问题：他的政治对手共产党在不断提高谈判的条件；他的参谋长史迪威向他索要更多的军事权力；美国舆论从上一年的赞美也转而报道许多对蒋介石政府不利的消息；美国的驻华外交人员主动与共产党接触；日本军队准备发动孤注一掷的最后攻势；在野的反对党派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他们加强了政治活动，要求政治公开。蒋介石的权力开始遭遇到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他在领导抗战中积累的威望已经被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所抵消。

在重庆的美国人都觉察到了社会气氛的紧张，日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当时正在重庆做情报工作，与当地的知识界多有接触。1943年8月他写道：“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依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率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利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

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美国树立的美好印象也开始崩塌，就像一个充气过了分的气球一样，处于快要爆炸的危险状态，幻想的破灭也是在1943年夏。在中国生活长大的赛珍珠曾以《大地》一书荣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大地》一书就是以中国农村为题材的。蒋介石夫妇喜欢庐山，而庐山也是赛珍珠居住过的地方。但赛珍珠不喜欢宋美龄曾在美国风靡一时的谈吐，她评价宋美龄作为罗斯福的宾客，她的举止如同一个任性的公主。有一次她接到宋的侍从打来的电话，说，请马上来，夫人要接见你。赛珍珠从宾夕法尼亚的珀卡西镇匆匆赶来，却发现自己并未受到邀请。要找她的是宋美龄的随员陈珍珠，只说了句“对不起”就了事了。《纽约时报》记者鲍德温则在《读者文摘》第8号上以一名军事记者的身份反映了美国驻昆明的军人长期以来存在的幻灭感。

对重庆政府来说，危险信号已经不断发出。中国政府实行统治时一向特别依赖道德的声望，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历来不过是稀疏而分散地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的行政和司法官员构成的薄薄的一个阶层。作为统治者，与其说依靠实力，不如说依靠威信和它的公众形象，当人们从怀疑发展到确信它是不道德的政府时，这个政权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

重庆政府想控制日益升腾的物价，但到1943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越加恶化了。从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年开始，物价直线上升，1943年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城市内工人及公务员、教师等几乎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在所有居民中，城市居民要比乡村中的农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威害，而在城市居民中，军人、低级公务员、教师阶层的生活以致生存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而他们是国民政府权力的重要基础。在大后方囤积居奇的奸商、贪污的官员、走私的军官、控制外汇兑换的权贵等阶层生活得花天酒地，造成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极度低下和混乱。

在1943年发生了奇怪的事，这年已经是抗战的第七个年头，战争是头等大事，可是重庆政府下达了紧缩兵工生产的命令，经费减少，人员也要裁去五分之一。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拿出花名册，告诉上面来的人说：“我这里没有闲人，每个人都有工作，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花名册上个个有保人和相片的。”这一年，美国顾问纳尔逊来华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兵工生产的水准低下，竟然有的士兵在一年内分配不到一颗子弹。

知识分子逐渐失去对政府的忠诚，考古学家李济对蒋介石出面支持限价的行动感觉近乎可笑，仿佛经个人要求就会改变经济规律。在昆明，学者们对蒋介石既做英雄，又充做圣贤进行了尖刻的嘲弄。金岳霖拒绝阅读蒋介石的新作《中国之命运》。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真正受到重视的，或者在国难当头之时上上下下的阶层是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清贫挨饿也没有失落和怨恨。但在亲眼目睹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之后，真诚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终于开始心灰意冷了。偏偏自大而麻木的政府对教师们忍饥挨饿显得很冷漠，但对加强政治和精神控制却兴趣盎然，党化教育毫不放松。

前方战士们的待遇日渐低落，与物价形成反比。他们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隆冬腊月都是裹着一袭单衣。陆军上将月薪俸收入甚至不如一些行业的普通工人，若以生活指数计算，只抵得战前文书上士的收入。军人的待遇不仅偏低，而且还时常被拖欠军饷，军饷到部队后往往又被一些军官克扣。伙食的恶化带来士兵体质的恶化和衰弱，1943年，中国空运1800名新兵去印度蓝姆伽接受训练，其中有68％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的一位军长承认，“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一部分军官经商，有的甚至铤而走险进行走私活动，贪污和克扣士兵的军饷、吃空额的现象形成风气，高级军官精神颓唐，腐化堕落严重。蒋介石并不讳言这一事实，他承认，“自抗战末期以来，我们国民革命军内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但除了以家长式的口气进行道德方面的训导，他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这些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影响到军人的士气。由于上述原因，军队中逃亡的士兵很多，以致各部队无法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士兵进行有效的作战技能训练。这种恶性循环导致部队作战能力衰退，而且士兵的大量逃亡加重了军队中已经十分严重的作战伤亡以外的损耗。另一后果是军中军纪废弛，士兵中扰民的违纪行为也日渐增多，招致当地民众产生恶感。国民政府军队的虚弱在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时终于暴露于世。

一个日益老化、僵化、家族化的政府在不知不觉地掏空自己的政治基础，还误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悬空独立呢。

这年的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这一消息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国民党乘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也应该随之解散。国民党的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然后组织可以合法；另一种主张是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国民党军队还在陕甘宁边区附近集中了16个师，用武力威胁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些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战，重新造成国共关系的紧张和不安。

到了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论文，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从速准备实施宪政。他要求政府首先要做到：（1）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的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外人士，共同审查宪法，促进宪政；（2）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3）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4）在宪政实施前，各级准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等，应具有审核同级政府的预决算及弹劾同级政府不法官吏之权。这篇敢于直言的论文被印成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9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对宪政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会议表示要在抗战结束1年后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蒋介石在会上指出，中共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10月5日，中共领袖毛泽东也表示了善意，表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他要求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和国民党接触时应采取缓和的态度。15日，中共代表董必武重新出席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陷入僵局的国共关系开始有所缓和。

1942年滇缅路的截断使得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完全达成，大后方的进出口贸易均告中断。只有驼峰航线可以使中国得到盟国一点微薄的帮助。1943年，大后方有5266家工厂，资本总额48700万元。但从这一年开始，后方的工业全线走向萧条。新设工厂逐年减少，原有工厂纷纷倒闭。如重庆市原有工厂871家，到1943年停工的达270家。

以大后方薄弱的工业基础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来维持庞大的军队和战争开支，支撑由众多的行政与党务人员构成的巨大官僚组织，国民政府的财政必然难以为继。

第十三章 1943——光与影敌后根据地的复苏

1943年，由于正面战场上的相对沉寂，日伪军的主要注意力还是集中于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这一年里，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千人以上的扫荡就有150多次。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抗击住了日军的扫荡和蚕食，渡过了严重困难局面，迎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发展的时期。敌后武装主动深入日军后方，打击日军，开辟新区，收复了大片国土。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将沦陷区及接近抗日根据地边缘区的日伪军据点攻克或逼退，日伪军被压迫到主要据点、城镇和交通线附近。

晋察冀军区以主力军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地方部队的大部迂回到日军后方活动，恢复原有根据地的规模。至1943年底，北岳区共恢复与发展了1600多个村庄，建立了5个县的抗日政权。冀中区攻克和逼退日伪军据点600多个，恢复和扩大村庄3500多个。冀东军区以大量的武工队、小部队展开战斗，攻克日伪军据点40多处，在北宁铁路以南及滦河以东地区开辟了新区。晋绥军区派出的39个连和49个游击中队、37个武工队在1943年上半年即已将日伪军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1943年全年共摧毁日伪军据点58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形成整个晋西北日军全面收缩的有利局面。晋冀鲁豫边区共组织了近千个武工队和小部队，袭击日军据点。至1943年底，冀南区逼退和摧毁日伪军据点140个，攻占县城10个。太行军区恢复了平汉铁路西侧的广大地区。太岳军区成功地打开了高平、沁水、冀城、沁县等边缘区的抗日局面。山东军区在一年中拔除敌人据点340多处，占日伪军全部据点的10％，开辟村庄7000多个，整个山东的抗日斗争局面因此而好转。

1943年秋冬季节，日军为了隐蔽抽兵南下的意图，防止占领区治安形势的恶化，保障后方的安定和交通线的安全，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9月中旬至12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指挥第六十三师、第一一一师、第六十二师，及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分及伪军共40000多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发动了为期3个月的大扫荡，但以失败告终。北岳区军民歼灭日伪军9400多人，一度攻入日伪军防守的保定、望都、唐县、完县、定县等13座城镇，抗日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敌占区收复了1074个村庄。

日军还以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七、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九师各一部与伪军共30000多人以铁壁合围铁滚式等方式对冀鲁豫区和太行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但在死伤7500多人后扫兴而归。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军试图用轮番清剿的所谓铁滚式战法彻底摧毁太岳抗日根据地，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为此，日方专门组织了将、校、尉三级军官120多人组成“观战团”，10月24日，分乘13辆汽车，在由临汾进至洪洞东南的韩略村时，遭到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十六团的伏击，结果“观战团”中除3名生还外，其余全部被歼，其中有少将旅团长1人及联队长6人。

经过1943年上半年各根据地军民的努力，各根据地逐渐恢复了原有的规模。1943年夏季以后，部分敌后根据地掌握战机开始积极对日伪军进行反攻作战。其中7月间有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豫北发起的卫南、林南战役；山东军区部队在沂山、鲁山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等地发起的战役。

从1943年秋冬季日军扫荡的失败看，敌后抗日军队已经具备了阻止日军大规模正面进攻的能力，而且已具有一定的攻击力，特别是对伪军有很大的优势。

1943年，八路军与日伪军作战24800多次，使日伪军死伤136000多人，歼灭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棠等伪军的主力，俘获伪军51000多人，日军420人，日军自动投降的有90多人，伪军投降的有6500多人，攻克据点740多处。新四军在一年中与敌作战5300多次，毙伤日伪军66000多人，攻克据点200多座，伪军反正930多人。这些作战虽然是局部和地域性的，但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敌后根据地的作战逐渐由反扫荡趋向扩展敌后根据地，并向沦陷区的日伪军进行局部战略反攻的趋势发展。

第十三章 1943——光与影湘西的常德会战

从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军队在中途岛、瓜德拉蒂那岛和所罗门岛海战中接连失利，将珍珠港事变以来日本在太平洋上占据的海上优势丧失殆尽。面对美国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局面，日军不得不开始转入防守态势。它在欧洲的盟友德国、意大利在1943年以后也在苏联和北非战场上遭到挫折，在世界范围内，法西斯阵营的侵略气焰已经被遏制住了。

1943年秋，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方面作战，牵制中国军队由四川、湘南调往滇缅边境，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于8月28日制定了《昭和十八年秋季以后支那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要求华中地区的第十一军主力及第十三军一部分对湖南西部重镇常德进行攻击。这次进攻的作战目的是占领常德，牵制中国军队南调反攻滇西和缅甸，歼灭中央军主力，摧毁第六战区的根据地。10月初，日军第十一军开始集结兵力，为攻占常德做战前准备，共有第三十九、三、一一六、六十八、五十八师等约10万人的兵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亲自到沙市指挥。

常德地区位于湖南西北，是屏障川、黔两省的战略重镇，属于第六战区的辖区。它的得失直接关系到陪都重庆的安全，也关系到洞庭湖畔产粮区的得失。

11月2日傍晚，日军从石首、华容等地渡河西犯，对第六战区辖地展开了全面进攻。日军准备充分、火力强大，还得到了熟悉战区地形的汉奸的协助，使中国江防部队不能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进行有效抵抗，反而蒙受重大损失。日军顺利地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双方在以常德为核心的常德以西、石门以南的山岳地区以及常德以东、汉寿以西的沼泽地带展开激战，来自四川的第一五〇师师长许国璋便是在常德西北地区的作战中阵亡的。22日，日军攻占桃源、汉寿等常德外围重要地区。常德城失去周围的高山屏障，呈背水而守之势，形势岌岌可危。24日，日军终于完成了对常德的包围，开始攻城。25日，日军攻入北门城区，27日，又突入南门城区。

防守常德的中国军队是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余程万部。该师先与日军进行外围战，然后进入城郊战，战斗转入城区后，又顽强地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以争取时间等待外援。28日，日军再次发起猛攻，飞机将城内炸成一片火海，日军还施放了毒气，守军伤亡惨重，得不到补给，各级指挥官伤亡达95％，重武器被毁达90％，所有后勤兵员全部参加第一线的战斗。部队的指挥系统失灵，官兵们在弹尽粮绝、工事被毁的情况下，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日军向城内空投劝降书，但守军拒绝放下武器。余程万师长在给上级的电文中表示：“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在此期间，中国的援军第十军方先觉部已进抵常德附近，有一团兵力进入常德南站，但因隔江而望，又与第五十七师缺乏联络，不能有效增援。直至12月3日守军才被迫放弃常德城，余程万师长等率尚存的200余人渡江突出重围与援军会合，而担任掩护的官兵由团长柴意新指挥，全部战死在市内。第五十七师官兵在城池必陷的形势下，坚守常德10多天，赢得了时间，对于扭转战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常德守城战激烈进行之际，中国的各路援军已在外线作战，试图解救常德守军，造成了外线作战、包围日军的态势。

12月7日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攻常德一带日军。担任正面攻击的是来自云南的第五十八军鲁道源部。第十军等部则从常德的东、西、北三面压迫日军，战斗十分激烈，中国方面有暂编第五师师长彭士量、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等将领阵亡。在常德战役中，中、美空军利用设在恩施、芷江、衡阳、梁山等地的空军基地，动用各种轰炸机、战斗机约200架，先后出动批261次，其中使用轰炸机280架次，出动战斗机1467架次，轰炸、扫射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处的日军部队、物资、仓库、码头、船只及其他军事设备，给日军造成很大的损失，有力地支持了地面部队的作战。8日下午，中国军队开始进入常德城市区，9日，中国军队完全收复了失守6天的常德。

10日，日军开始后撤。日军大本营下令第十一军再攻常德，完成预期作战计划，但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认为日军伤亡较重，难以再战，便抗命撤兵。11日夜，日军开始从常德附近各地全面撤退。日军大本营、中国派遣军与第十一军之间几经交涉，最后鉴于实情，只得对第十一军的行动加以认可。13日，中国军队收复石门、牛鼻滩。20日，收复澧县、津市。1944年1月初，双方已恢复到会战前的战略态势。

在常德之战中，中国军队使日军伤亡包括数十名联队长在内的官兵40000多人，自己则付出了伤亡50000多人，其中包括阵亡3名师长的代价。

第十三章 1943——光与影后方工业的困顿

日本的入侵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工业化进程。当整个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后，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就成了农业的天下，中国几乎退回到农业时代。从上海、武汉等地迁到内地的工业只是沿海工业的零头。1937年上海有规模的工厂有1279家，搬迁出的只是这个数字的尾数。广州较大的工厂有164家，迁出来的更少，北方的新兴工业全部沦陷。

中国工业畸形的布局对中国抗战非常不利。就像主持工厂西迁的林继庸说的：“最使人痛心的是我们的工业百分之七十都是在沿海，资本家考虑了一切大小有利的条件，不过就是忘掉了一件：国防。面粉厂沿海占百分之六十二，纱厂占百分之七十七，火柴厂占百分之五十三，国防工业和有成就的碱酸工业也都在沿海、沿江。这样一来，战事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全部工业毁灭的时候，畸形的分布，就是最大的致命伤。”

抗战爆发，结束了这百年工业的畸形发展。工业总动员，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前方与后方都抱有一个希望：内迁的工厂能够奠定中国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

资源委员会是政府经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最重要的机构。它的规模在抗战以后持续扩大，到了1939年资源委员会的组织扩大了许多，全部事业达到了96个单位，职员达到了10000人，工人增加到了160000人，账面上的投资近6亿元，实际资产更多。总预算达到了中央总预算的1.2％。它成为支撑后方经济和抗战军事供应的一股重要力量。它所经营的最大企业就是玉门油田。玉门油田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结束了无油的历史。但从1943年以后后方的工业开始每况愈下。钢铁界的乐观气氛日渐减少。生产出的产品没有销路的担忧成为现实，钢铁实际产量不到生产能力的一半。一钢铁生产厂家感叹说：“你看，又是没有的时候各方来磕头打躬，如今有了，胃口太小，一时又消化不了，我们该是向别人磕头打躬了。”这家公司的炼铁成本是每吨35000元，最低30000元，但官价22000元，多炼1吨多赔1吨。

1943年，卢作孚因病离开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人怀疑他的廉洁和讲求效率。为了效率，这个热心社会公益的人士能够立即变回冷冰冰的面孔。摆脱了这个繁重的事务，他回任民生公司总经理。那时候，通货膨胀已经让民生公司困难重重，他回忆说：“今天钢板的价钱，超过战前千倍以上，圆条超过战前五百倍以上，柴油超过三百倍，煤超过一百六十倍……惟有轮船票价、运价仅仅等于战前的40多倍，更困难的是差运，使公司收入支出，更是无法平衡。”

1943年，张嘉被解除了交通部长职务。那段时间，抗战在继续，但购买力在逐渐走低，最感到痛苦的是经营基础工业的人，像钢铁厂、机械厂、基础化工厂，经营起来一天难似一天。精明的厂家都愿意制造经营生活必需品或者其他容易销售的产品。对于士气有些低落的工业家们，张嘉发出了新的警告：“不要以为复员时代就是可以发展的时代，诸位要以老厂折合成资本另办新厂请求投资时，银行家的心目中却认为所值无几，而且老实说，也将无力帮忙，复员时代将要成为我们最痛苦的时代。”两年以后，他的预言成了残酷的现实。

第十四章 1944——两条生死线本年大势

1944年，艰苦的抗战步入了第七个年头。这年元旦，已经重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中国胜利在望，围攻日寇，我须承担主要任务。”

当时的重庆已经解除了灯火管制，有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联合护卫，居民已经不再担心日本飞机的空袭。只是他们遇上了新的难题：天天需要面对物价上涨。工薪阶层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面对来自民众的不满和在野党派的批评，蒋介石在演说中不得不承认：“我们反省自身，实在是不够进步，不只是军事上有待于加强，我们的政治与经济，实未能配合战时的要求”，他许诺要“刷新政治”。不过，蒋介石确信，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

从中途岛海战以后，日本就已经转攻为守。到了1944年，日本帝国已经是正在西沉的夕阳。它正在惊恐地看着自己逐渐失去空中和海上优势。1943年9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确定了防御的底限。也就是说，在太平洋中，日本最少要据守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印尼群岛；在亚洲陆地上，日军则要控制中国的平汉、粤汉铁路及中南半岛，并延伸到缅甸与印度东部。这一庞大的防御线被称为“绝对国防圈”。

但所谓“绝对国防圈”不断被强大的盟军轻易突破。美军聪明地采用跳岛战术，兵分两路，发动攻势。一路自西南太平洋出发，以陆军为主，由陆军上将麦克阿瑟统帅；另一路自太平洋中部攻击前进，由海军上将尼米兹统帅。

1944年2月初，美、英军攻占马绍尔群岛。

2月26日，美、英军在新几内亚岛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登陆。

3月5日，英军温盖特少将的空降兵团在北缅伊洛瓦底江两岸空降。15日，英军第十五军在印东英帕尔发动攻势，28日截断科希马至英帕尔之间的大道。

3月30日至31日，美、英空军轰炸荷兰迪亚（今查亚普拉），日军第四航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

3月31日，日本南方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大将及司令部幕僚战死。

日本海军、空军的萎靡不振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散落在东南亚的50多万日本陆军与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随时会被美国海军切断，陷入补给中断、孤悬海外的窘境。

这一年，盟军的空中优势愈发明显。四川的数十万农民被组织起来从事一项巨大的工程建设。40多万农民，自带工具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工程从1943年就开始了，1944年1月到2月间，他们更昼夜忙碌。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90天内建成了6座机场。对此，美国盟友赞叹不已。美国《圣路易邮报》曾经兴奋地宣布：“我们感激中国供给我们可筑机场的重要据点，以及中国43万人民的劳动。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力征调是2000年前建筑万里长城以来空前的一次。”

从1943年11月起，日军开始酝酿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制空权的计划，以求缓解赖以生存的运输问题。11月初，日军参谋本部杉山总长首先提出：“压制中国大陆的美空军似有困难……难道不能从华中和华南打通粤汉铁路，使美空军不得使用中国东南部的基地吗？”

1944年1月13日，日军大本营经过御前会议，核定了这个试图挽救日本命运的行动方案，也就是“一号作战计划”。

一条从日本—朝鲜—华北—华中—华南—越南—泰国—新加坡的漫长的大陆交通线，被考虑用来替代海上运输线，同时也是为日本本土危急时在亚洲大陆与盟军决战预先留好的最后退路。日本军方勾勒出的这条交通线，其中平汉路南段、粤汉路中段和湘桂铁路牢牢控制在中国军队手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日军大本营再次把目光注视到沉寂已久的中国战场。“一号作战计划”有两大重点：一是打通铁路线，二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走投无路的亚洲海上霸主如今把陆上交通当成了救命稻草，以便挽回或者缓解战场上的颓势。

4月，日军进入河南，一号作战开始。这次作战中，日军在洛阳、衡阳、桂林遭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守卫衡阳的中国第十军官兵创造了许多例外。以往日军攻城都是以少敌多，但日军围困衡阳则是以多围少。中日战争中，双方伤亡率之比一般都是中国方面超过日本5倍以上，但衡阳守城战的结果却倒了过来，第十军参加守城的官兵17000人。据日军记载，缴械的第十军官兵共13306人，其中大部分为伤病员，能战斗者约4000人，牺牲约4000人。而根据日军公布的数字，日军死伤高达19380人，仅高中级的军官就死亡390人，负伤520人。至于孤军守城时间之长也是抗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本来，第十军的任务是守卫10天到半个月，但他们孤军坚持了47天。参与攻城的日军第一二〇联队长儿玉秀雄感叹衡阳之战是“近代战争中罕见的悲壮的决斗”。

但这次大战更暴露了重庆方面的弱点，在反法西斯各个战场高奏凯歌的时候，中国战场却在难堪的败退。到1944年夏秋之际，长沙陷落，衡阳危急，内政不力对军事的影响已经充分暴露，在战场上挫折连连的蒋介石的威望日低。国内外人士普遍忧虑，并对负有领导战争的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美国《圣路易报》直率地提出：“第一，我们至少能够利用空中堡垒一次，以协助中国防御内地，予敌以摧毁性的打击。第二，我们要坚决设法使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获得和解。第三，我们可以劝蒋委员长迅速对他的政府的效率，与他的课税法律进行早应该进行的改革。”

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的政府大失所望，而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可以分享美国运送来的战争物资。但蒋介石大为不满，并产生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之念头。

但共产党的强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从1944年5月间，停顿已久的国共两党谈判在西安重开。双方代表林伯渠与王世杰、张治中谈判了5次，最后一次会面时，把会谈结果整理成记录。后来谈判移到了重庆，谈到8月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9月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政员们纷纷对国民政府提出质询，用词的严厉和涉及问题的广泛，前所未有。涉及到了诸如河南、湖南的战败、通货膨胀、贪污、控制舆论和党化教育等。国共关系这一大问题第一次走上了作为民意机关代表的国民参政会的议程。参政员终于知道，共产党的军队在7年的抗战中已经拥有了47.75万人的军队，另外有120万的民兵。已经在敌后建立了15个根据地政权，选举了自己的政府。

9月15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林伯渠代表共产党正式提出了要建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人显示了力量和自信。毛泽东后来解释说：“‘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

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24日许多党派和知名人士如冯玉祥、邵力子等500多人聚会，要求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9月的蒋介石很郁闷，不仅面临国内要求宪政的强大压力，来自盟国的压力也是空前的。9月18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发出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电报称：“因阁下延搁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致损失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盟军在太平洋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即积极行动，在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场之影响亦将不免有‘来不及’之叹。”电报态度强硬地催促蒋介石交出指挥权。深受刺激的蒋介石拒绝了美国总统的要求，而做出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定。此时正是美国大选投票前夜，罗斯福为避免麻烦争取连任，迅速撤换史迪威，此一事件以蒋大获全胜而告结束。但他的弱点已经暴露，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他11月7日赴延安访问，带去的是国民党的方案。但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会晤中，赫尔利主动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11月10日，赫尔利偕周恩来返渝，带回一个与中共签署的5点新协议，核心是改组现政府为联合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为联合军事委员会。数日内赫尔利一口气赞同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案。新方案在国民党一方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但王世杰仍向蒋介石进言：“不可使赫尔利成为史迪威第二。”意思是刚刚赶走史迪威，不能再将赫尔利赶走了。

正面战场的噩梦还在持续，广西已经数年无日军踪影了，1944年秋，桂林守军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腹背受敌。南有从越南而来的日军，北有从湖南而来的日军。打通连接湖南与广西的湘桂铁路是日军最后的目标。桂林、柳州相继沦陷，日军一直打到了贵州的独山。

从1944年4月中旬到12月初，战事绵延了8个月之久。日军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3条铁路干线，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占领了洛阳、长沙、桂林等3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等数百个大小城市，占领了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

中国损失军队50余万，损失的武器装备可以用来装备40个师。大片国土沦丧，兵源及粮源大为减少，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当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最后一搏的时候，中国正在努力打通中、缅、印的交通。靠驮峰空运来的物资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对物资的需求。1943年底退入印度的远征军经过整补和换上美式武器装备后，开始向缅北发动反攻。1944年5月在云南的远征军向滇西的日军发起反攻。与第一次入缅作战不同，这次中国军队反攻缅北滇西，享有美国空军保障的制空权，补给和医疗救护也有充分的保障。在收复滇西和缅北以后，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在中缅边境的芒友会师。

在滇西、缅北的反攻中，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围绕史迪威的问题，有许多信件往来。他们把豫、湘、桂称为东战场，而把滇西、缅北称为西战场。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被用在了西战场，而美国运来的武器装备也主要用于美国驻华空军与远征军。尽管西战场节节胜利，但东战场的惨痛失败令蒋介石在国内的处境非常窘迫。他把怨恨发泄在了史迪威身上，他对罗斯福表示，北缅一隅之胜利实不足以抵中国东战场之损失。最终使罗斯福总统召回了史迪威将军。

巧合的是，当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中印公路也开通了，后来蒋介石命名这条路为“史迪威公路”。日本打通的大陆交通线除了给中国一次最后的破坏外，对日军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作用，而中印公路的开通给中国带来的却是源源而至的美援，这导致了后来在湘西雪峰山日军最后一次进攻作战时的惨败，也导致了国共力量对比的急速变化。

1944年，八路军一边恢复根据地，开始局部的反攻，一边开始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以适应全面反攻的需要。8月至9月，中共中央军委的高干会议在提出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时，认为在组织形式上多编组团、师和集团军，扩大炮兵、工兵和坦克兵。与抗战中期的坚持农村，巩固根据地，保存抗战实力，与日寇“熬时间”的战略已完全不同。新的战略可以概括为：除内线反攻外，积极与美军配合，向南方发展，向城市进军。

1944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伤心而愤懑的一年。临到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官僚政治暴露出了自己的无能。筋疲力尽的民众继续感受着战争的恐怖，而恶性的通货膨胀也极为可怕。谁都知道黎明是逼近了，而黎明前的黑暗越发叫人难耐。

第十四章 1944——两条生死线大陆交通线与日军的“一号作战”

1944年，“困兽犹斗”这个词再一次通过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得到了证实。1943年12月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制定了《纵贯大陆铁路作战指导大纲》，此作战计划确定名称为“一号作战”。

1944年1月24日，日本天皇批准了“一号作战计划”，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日本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日本海军逐渐丧失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日本本土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东南亚日军50多万人与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面临被美国海军切断之虞，随时可能陷入补给中断、孤立无援的困境，为改变这种局面，日本企图建立一条日本—朝鲜—华北—华中—华南—越南—泰国—新加坡的漫长的大陆交通线，替代海洋运输线，且可为本土危急时在大陆与盟军决战做准备。二是日本已经失去中国大陆的制空权。以中国大陆为基地的中、美空军对日本海上运输线及日本本土造成了严重威胁。制空权的丧失还使日军在华作战处于不利的劣势。

按照日军的计划，第一步先在河南境内作战，打通平汉铁路；第二步实施湖南作战，占领长沙、衡阳，打通粤汉铁路中段；第三步，在湖南、广东及越南的日军的配合下，打通湘桂铁路后，再打通粤汉线南段。对于日军而言，这一系列计划需要进行长距离的作战，从黄河到信阳约400公里，岳州至衡阳约400公里，衡阳至广东约600公里。日军要在这么长的战线上发动进攻，打通大陆交通线，确实是日军在无奈之下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计划投入兵力多达51万人，战马10万匹，火炮1500门，汽车15000辆。日军为此再次进行国内动员，命令华北的第十二军准备实施平汉路作战，华中的第十一军和华南的第二十三军准备实施湘桂作战。这次作战按照时间和地域可分为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三个阶段。

4月17日，日军第十二军约7个师的兵力在河南中牟、邙山头两处强渡黄河，突破中国军队的河防阵地。20日，日军占领了连接平汉和陇海两大铁路线的重镇郑州。5月1日，日军占领许昌，7日，从信阳北上的日军第十一军与由郑州北下的日军第十二军在确山会师，打通了平汉线南路。

另一路日军则是河南的日军主力，由郑州沿陇海线及其以南地区西进，以坦克师为前锋，于5日进抵洛阳附近的龙门地区，试图歼灭第一战区中国军队主力。洛阳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所在地。日军于5月19日起对洛阳发起攻势，洛阳守城官兵经一周激战、遭受严重伤亡后沿洛河西撤，25日日军攻占了洛阳，中国军队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等将领在撤退时战死。日军用38天时间占领了河南全省，中国军队伤亡失踪20多万人，失去城池288座。

进攻湖南是日军“一号作战”的关键部分。在河南日军攻占洛阳的同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将在南京的前线指挥所推进到汉口，直接指挥作战。5月27日拂晓，日军由洞庭湖、新墙河至鄂南通城一线100公里宽的正面战线上分3路齐头并进，在湘北发动攻势。

战争开始后，日军没有像以往那样长驱直入，而是在炮兵、飞机的掩护下稳步向南压迫，确保自己的补给线。尽管日军在战役中兵力的总数量不及中国军队，但在攻击的重点方面，均居于优势，在日后进攻长沙、浏阳、衡阳时更居于绝对优势。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并迅速南下进攻衡阳。

衡阳是湘南的重要战略据点，位于南岳衡山的南麓，作为粤汉、湘桂两铁路的交叉点，是东南各省通往西南后方的公路枢纽，也是东南空军基地与西南空军基地的联络站。6月22日，日军开始进入衡阳外围，守军将花费两亿元建成的湘江大桥炸毁，阻止日军通过。23日拂晓，衡阳保卫战正式打响。

日军在衡阳城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衡阳守军为第十军方先觉部，以死守城区为目标部署了军队。6月28日，日军发动第一次大攻势，由第六十八师、第一一六师等部实施，但进攻失败。第六十八师师长佐间、师参谋长等被中国军队的炮火击伤，日军有重大伤亡。30日，日军在第一一六师师长岩永汪指挥下再次发动攻势，但又告失败。7月11日，日军第十一军在得到强大炮火和飞机的支援后重新攻击衡阳，但只占领了一部分地区。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动的各路援军受阻于衡阳外围地区，始终未能与衡阳城内的守军会合，致使衡阳守军一直孤军奋战，弹药等主要依靠空中补给，先后投送40万吨。但第十军作战时间已长达1个多月，官兵无休无眠，伤亡十分惨重。军部直属队伤亡三分之二，预备第十师伤亡90％，第三师伤亡70％，第一九〇师仅剩下400多人，中下级军官伤亡太多，以致每一次战斗均要连升几个营长、连长。

7月30日，日军调集了多达5个师的兵力，以确保攻下衡阳这一弹丸之地。当时日本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日本的统治者想以攻下衡阳来装饰脸面，鼓舞士气。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于8月2日以后到衡阳亲自指挥。恶战至8月7日，在部队失去战斗能力后，日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与各师师长在防空洞中商量了投降的条件，方先觉签字盖章后，于晚间同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前线指挥所取得联系，日方同意了方先觉的条件，第二天，当方先觉率10多名高级军官会见日军师长时，日方却只允许第十军无条件投降。8月8日，持续47天的衡阳保卫战以守军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在数量与火力居于绝对优势的日军重重包围下，第十军将士孤军在衡阳血战了47天，这是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折。处于攻击状态的日军伤亡很大。据日方统计，日军在攻击衡阳战斗中伤亡19380人，其中，中高级军官有390多人战死，520多人负伤。

占领衡阳后，日军即沿湘桂铁路侵入广西。日军在广西境内作战顺利，至10月30日，攻入广西北部的日军已进抵桂林火车站附近。桂林城已处于日军围困之中。

桂林当时为广西省会，湘桂铁路、公路由此通往柳州，为广西省东北的交通枢纽。抗战以后，桂林就已成为收容饱受战火痛苦人们的避难所。自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后，湘桂各地城池连连失陷，大批逃难的人涌向桂林，桂林城居民由10万人左右猛增到50万～60万人。在这个因战争而人口迅速膨胀的城市里，工厂、商店、银行、学校、报社、难民云集。但当战火逼近广西时，疏散桂林的人口已刻不容缓。9月10日，城内的疏散工作开始强制进行，至14日，所有省府机关均已疏散完毕。原本繁华的都市转眼间便成了荒凉的空城。

10月28日，日军同时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外围攻击。

11月8日夜，日军攻占了城郊的大部分要地，渡过桂江，进入桂林中心市区。城中的守军陷于混乱，多数战死，部分官兵被俘，一部分守军于9日突围。突围中，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自杀，第一七〇师副师长受伤被俘，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阵亡。至11日，日军完全控制了桂林。

战争引发了第二次的大迁徙。自日军8月份攻陷衡阳，9月中旬打入广西境内以来，湘桂铁路沿线城池连连告失，使柳州成了临时避难所。

大量难民和南迁的机关、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纷纷涌入柳州，使市内人口暴增。当日军发动桂柳作战时，人们又纷纷外逃。柳州火车站上整天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大公报》报道：“日来列车秩序极乱，马桶浴盆与乘客争登，小鸡小鸭与物资抢位。”与桂林失守同一天，第四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柳州陷入日军之手。

日军占领柳州后，一部分日军继续沿黔桂路西犯，进入贵州境内，占领了独山。少数日军尾追中国军队直到离贵州省会贵阳50多里的地方才告停息。孤军突入贵州的日军实际已是强弩之末，战线越拉越长，供应不上，进入冬季，日军士兵仍穿着夏季的服装，为了躲避中美空军的轰炸，行动多选在夜间，宿营只好在野外。

日军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并没有改变它在战略上的困境，由于过分延长了战线，兵力非常分散，占领的空军基地到1945年5月几乎全部又回到中国军队的手中，纵贯大陆的铁路因运输材料缺乏，始终没有全线通车，而且随时处在中美空军的打击之下。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除了给中国人民造成更加深重的苦难外，没有多大实际价值，只是付出了兵员上和物力上的重大损失，加速了日本的失败。

第十四章 1944——两条生死线驻印军反攻缅北

远征军中的主力从缅甸撤到滇西后，1943年4月在怒江东岸的楚雄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陈诚任司令长官（10月由卫立煌接任），下辖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从1943年开始，远征军组织了“军委会驻滇干训团”、“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由美国教官负责远征军军官的军事训练，接受训练的军官先后有数千人次之多。

1943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会晤，决定1943年冬在缅甸发动攻势。具体目标是反攻缅北，军事行动主要由中国驻印军和滇西的中国远征军承担，英印军和美国军队一部予以协助。但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英国和美国决定仅将攻势局限于缅北。盟国任命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出任东南亚战区统帅，史迪威为副统帅，以协调和指挥东南亚盟军。

缅北作战的第一步是打通中印公路。中印公路从印度的列多，经野人山区、胡康河谷、密支那至八莫，与滇缅路相接，史称中印公路或史迪威公路。公路经过杳无人烟的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大小河流纵横交错，雨季泥泞难行，筑路、行军、作战都很困难。1943年春，中美各两个工兵团开始修筑公路，士兵们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为反攻作战做了准备。

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准备从印度和我国云南西部向滇西和缅甸的日军进行攻击，以打通中印公路。但因正值雨季，攻势延至10月底。1943年10月下旬，雨季结束，以驻印军为主力，联合英、美军队一部，沿中印公路向缅北推进，正式开始了缅北作战。他们的对手是日本的缅甸方面军，辖有3个军8个师，其中第三十三军的两个师驻守在缅甸东北部和中国怒江西岸地区，与中国远征军相对峙；第十五军的3个师驻缅甸北部，面临着中国驻印军、英印军队的压力，第二十八军的3个师则控制着缅甸首都仰光一带。

中国驻印军首先从印度的列多以南地区出发，途经野人山区，这里到处是原始森林。1943年11月4日，在盟国空军的掩护下，中国驻印军向日军缅北重要据点于邦发起攻击，经过激战，于11月28日攻克于邦，取得了缅北反攻作战的第一个胜利，日军因而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日军战史有如下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大队对付中国的一个师而绰绰有余……岂然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在编制、装备或战法与训练上都完全不同……使我军损失惨重。我军接得此情报后，均为之愕然。”

驻印军清除胡康河谷的日军后，将战线推进到孟拱河谷。孟拱城位于南高江、孟拱河与南因河汇合处，有铁路、公路通密支那、曼德勒，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4年6月23日，新三十八师攻克孟拱；7月11日，打通了从加迈经孟拱到密支那的铁路、公路交通。

当驻印军主力在孟拱与日军激战之时，驻印军一部对孟拱以东的密支那开始了攻击。密支那是缅北重镇，是滇缅公路和铁路的枢纽，攻下密支那，中印驼峰空运就有了一条比较安全的航线，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道也可与缅北交通线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援华军需物资的最大中转站。防守该地的是日军第五十六师。

从5月中旬一直战斗到8月3日，中国军队终于攻克了密支那，缅北各要点至此尽归中国军队掌握。由于雨季的到来，驻印军对缅北的攻势暂告一段落。

10月初雨季刚过，驻印军开始向八莫攻击。八莫是日军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12月15日，新一军攻克八莫城，歼灭日军城防司令原好三大佐指挥下的绝大部分官兵，日军只有60多人泅水逃离。驻印军在中国远征军的配合下，占领南坎等地，乘胜向滇西畹町挺进。其间，史迪威奉命调回美国，由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索尔登任驻印军总指挥，其间新六军为阻止日军占领芷江，奉命被空运回国。

1945年1月21日，驻印军与远征军在缅北苗西会合。1月27日，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第三十八师和中国远征军第九师、第三十六师、第八十八师及美军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至此，驻印军、远征军完成了反攻缅北滇西的任务。

第十四章 1944——两条生死线滇西之战与中印公路的开通

在滇西方面，中国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于1944年5月强渡怒江天险，开始反攻。1942年夏秋，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大部撤回中国境内，日军乘势侵入云南西部边境地区，中、日军队在怒江隔江对峙，未发生重大战事。远征军本拟于1943年年底完成准备，但直到1944年4月，才逐渐改换美式装备，进行短期训练。远征军下辖第十一和第二十两个集团军。

1944年5月，驻印军已经迫近密支那，为策应驻印军的反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对怒江以西日军反攻，以第二十集团军组成攻击军，下辖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及预备第二师。由栗柴坝、双虹桥间地区渡江攻击。而以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总司令宋希濂（后为黄杰），下辖第六军、第七十一军、第二军，担任怒江东岸的防守，但在防守期间，除第一线各师各派一营以上的兵力外，各军也派遣一加强团，渡江游击，牵制正面的日军，以策应主攻部队。

了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序幕。12日拂晓，第二十集团军第一线兵团全部强渡成功。

5月22日，统帅部为扩大战果，令远征军全部渡江攻击，原任主攻的第二十集团军改为右翼军，攻击目标为腾冲，原担任防守的第十一集团军则改为左翼军，攻击目标为龙陵、芒市。

5月29日，第十一集团军分批渡江，至6月3日全部渡过怒江。至6月10日，占领龙陵外围各处要点，一度突入龙陵市区。但因正值雨季，粮食、弹药等不能及时补充。至6月16日，腾冲及芒市方面日军数千人分别增援龙陵日军，经过12个日夜的苦战后，第十一集团军攻击受挫，恰好后方的荣誉第一师赶到，稳住阵脚，击退日军反攻，但龙陵外围的重要据点仍为日军控制，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战事胶着，数月没有进展。

8月中旬，第十一集团军调整部署后，开始第二次攻击。龙陵外围的日军阵地多被中国军队攻占，龙陵日军仅凭西山坡、红土坡、伏龙寺、东卡等要点死守。但8月27日，芒市附近的日军3000多人再行增援，久攻不下的中国军队再次受挫，失去多处阵地，形势颇为险恶。战至9月上旬，由于中方占领了松山，攻击部队的后方交通畅通无阻，第二〇〇师、第三十六师能及时增援，夹击日军，收回了失去的阵地。

日军屡受打击后，战斗力逐渐衰弱。10月27日起，第十一集团军开始对龙陵发动第三次攻击。经过5昼夜血战，对龙陵构成三面包围的态势。日军为防止全军覆没，于11月2日夜间向西南方向溃退。3日晨，中国军队终于完全占领龙陵，20日拂晓乘胜攻克芒市，12月1日占领遮放。残余日军纷纷退守中缅边境最后据点畹町，企图作最后的顽抗。

自12月上旬至12月23日，远征军为后面的决战做了准备，目标为畹町。12月27日攻击开始，激战25天后，第五十三军占领猛卯，进至龙川江南岸。第六军占领了蛮蚌、大黑山、黑山门等地。第七十一军占领回龙山、信结等地。第二军则攻占了上下罗古、黑猛龙、雷中山等地。1945年1月19日夜，日军退出畹町向西南方向逃窜，远征军进入畹町，20日10时完全控制了该城。同日，远征军越过边境线，进入缅甸境内，追击日军。

自抗战以来，中国的正面战场一直采取持久消耗战略，在各个战场和战役中大多进行防御作战，而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是中国军队主动与盟军合作采取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而且达到了预定的目标。这表明获得先进装备的中国军队具有了展开反攻并歼灭日军师、旅级兵团的实力。其中，中国驻印军作战历时1年半，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进军2400多公里。歼灭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师大部，重创其第二、第三十三等师，日军死亡33082人，伤42417人。中国远征军在滇西作战历时8个多月，造成日军死伤17229名，收复滇西失地83000多平方公里。通过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解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通了中印公路，打破了日军对盟国援华物资的封锁，盟国援华物资开始顺畅地进入大后方。但由于日军在作战前已有周密准备，并利用特殊地形和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进行攻势作战的中国军队也蒙受了重大牺牲。据中国远征军方面统计，阵亡26697人，伤35541人，失踪4056人，各军、师伤亡达三分之二。

第十四章 1944——两条生死线敌后军民由守转攻

1944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3年逐渐复苏的形势下，继续恢复与发展。同时，华北八路军各部队开始了正规化训练，以适应进入反攻时攻势作战的需要。华中敌后战场的新四军也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逐渐开始恢复与发展。

从1944年初春开始，日军为加强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和进行“一号作战”，不断从华北、华东等区域抽调守备部队投入攻势。

1944年4月，日军调集15万兵力进攻河南，接着又以30多万兵力对湖南发动进攻。这对敌后抗日武装的压力大为减弱，留守日军被迫收缩防线，实施重点守备，这也是敌后战场在1944年能够迅速恢复元气并转入局部反攻的重要条件。但这时，敌强我弱的根本态势并未改变，敌后战场的攻势作战还是局部的，特点是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

侵华日军在1944年初对中共的反攻做了考察后认为：“中共宣称中国已经进入反攻阶段”，“中共所谓的反攻是指发动民众武装革命”及顽强的政治攻势，并预计有可能转入军事上的反攻。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引起了中外的关注。

1944年6月，以美国记者为主的21名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延安。记者们不仅访问了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农场、医院等，还于9月初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观察汾阳攻坚战的实况，并在国际上做了客观的报道。美军观察组于7月抵达延安，随后在敌后战场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认为八路军会是反攻中的一股强大力量。因为他主张将美国援华物资公平分配给八路军等中共抗日武装，结果引起蒋介石的不快，成为他被罗斯福总统召回的重要原因。

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致力于开辟新区并向南发展，即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等地进军，开创抗日新局面，以便将来在日军退到沿海地区集结时，在南方配合美军等的大反攻，收复失地。

地处中原、历来为军事要冲的河南，是八路军、新四军向南发展的第一个目标。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

9月，中共中央还重申了发展东南的方针。为发展东南，决定以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首先发展苏浙皖边区与浙江沿海，争取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新四军在举行战略反攻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并能占领南京、上海、杭州、芜湖等大城市。在西进发展河南、南下发展东南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为此，江北新四军陆续组织部队南下，进军苏、浙沿海，加强了这一地区的斗争。

为增强华南的抗日力量，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于1944年11月9日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进入太岳区，再南跨黄河穿过陇海路，后继续南下，目标是挺进湘粤边区，创建以五岭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这支军队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后才北返。

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在对日军的局部反攻中，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据点2580多个，解放人口1700多万，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飞速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78万人、民兵200多万人，根据地的人口已有9000多万人。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承认，“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民心倾向共产党”。日军只能以县城为中心，占领少数乡村。

第十五章 1945——永载史册的胜利本年大势

进入1945年的中国，大后方还没有从日军“一号作战”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完全恢复过来。1944年9月，毛泽东就延安与重庆间的实力对比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认为国共力量的对比已经是势均力敌，考虑到日军在“一号作战”中的进展顺利，也不排除共产党的力量超越国民党的可能。这个判断促使中共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这个建议被已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断然拒绝。他认为召开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

这一年的1月28日上午，卫立煌的滇西远征军与孙立人的驻印军新一军在芒友附近的山坡上举行了会师典礼。这两支与日军恶战取胜的军队给蒋介石带来了自信与底气。更重要的是，随着滇西缅北反攻的成功，中国、印度间的交通完全恢复，这条从莽莽林海中开辟的道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和这条公路同时进行的是中印输油管道的铺设，这条1850英里（1英里约合1.6公里）长的管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道。美国生产的大量援华物资从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运到国内，30多个师被迅速用美国军械武装起来，而更多的美国援助物资还源源不断地到来。这些物资都武装了重庆辖下的军队，而共产党的军队得不到丝毫的补充。国、共两党的军力对比在数月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国民党依旧占了上风。

一二月间，赫尔利及魏德迈分别在大使馆和美军司令部训话，表示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并让属下所有工作人员签字保证，未经蒋介石同意不得与任何党派或组织商谈军援和经援问题。对违反这一规定的官员则施加压力，直至调离中国。这一规定致使了解中国政治，对共产党比较同情的驻华人员包瑞德、戴维思、谢维思等相继离职。魏德迈决定，任何武器装备不管任何用途，未经蒋介石同意不得分发，坚决反对将美国物资供给共产党或其他集团。4月2日，他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

这年3月，日军发动了湘西之战，目的是摧毁芷江机场。这次战役，是在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作战，进攻的日军第二十军遇到的对手已经是以美式装备为主的中国军队了。战事持续到6月，日军在雪峰山被包围，死伤近3万人。经此一战，日军在中国战线改为全面的收缩防守，而中国军队开始转入反攻。反攻的区域是从广西发起，重新收复了柳州、桂林。收复桂林已经是7月28日，离日军投降之期已非常近了。

尽管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分别开始了反攻，但考虑到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军力，国、共双方领袖都估计到中日战争会在1946年左右结束，美国方面在年初的判断也大致相仿。但随着美国原子弹的投放和苏联出兵东北，胜利迅速来临了。可叹的是当时的中国因为工业化的薄弱，只是有大国之名，并无大国之实，虽然顽强地坚持到了最后，但真正的胜负却不是在中、日军队之间决定的。

中国当时号称四大国之一，与英国、美国、苏联并列，但国际间最后还是凭实力讲话。西方的政治家和政治原则在传统上就是尊重实力，根据实力来分享权力。落后不仅挨打，就是成了胜利者还要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已经有此教训，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更是明显的例证。

1945年初，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罗斯福总统最关心的是对日战争，他估计如果没有苏联参战，美国将要付出100万人以上的死伤代价和以更长的时间击败日本。斯大林表示可以参加对日作战，但同时提出了参战的条件。

2月11日，英国、美国、苏联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是，德国投降后一两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对日本作战。条件是：外蒙古保持现状；恢复俄国1904年以前的所享权益，即库页岛归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苏联有优先权；苏联恢复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这个条约的特点便是牺牲中国的利益，而且在签订时中国政府完全不知情。直到6月15日，美国特使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蒋介石，苏、中才开始谈判。后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认可了《雅尔塔协定》，但条件是苏联将援助物资和军用物资全部供给、支持国民政府。国力羸弱加上内部分裂，在国际权力的大格局中，中国难免仰人鼻息了。

7月26日晚9时20分，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由杜鲁门、蒋介石和丘吉尔签署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27日，东京时间早晨6时，日本广播电台播出《波茨坦公告》的全文。当天，日本首相铃木主持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用一整天时间讨论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的立场问题。最后日本决定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决定导致的直接后果，一是招致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二是招致8月8日苏联正式出兵中国东北。

8月10日下午8时，日本广播宣布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正式照会已经托瑞士及瑞典政府转致中、美、英、苏四国。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送这一消息时，播音员感情激越，在播音结束时，他激动地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此时，收音机中传出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声音，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开来。那是个欢腾的夜晚，那种气氛会让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放。市民自发结队游行，高呼万岁，狂饮高歌者比比皆是，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被压抑8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宣泄，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就像一场足球赛，比较起过程，更重要的是结果。生存和胜利永远是最重要的。中国利用持久战略生存了下来，坚持到了胜利的到来，从而一跃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奠定了今日在联合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国、共代表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旧金山会议，共同见证了这一光荣的时刻。

胜利之后，流亡到西南的数千万移民蜂拥东进，喜归故乡，无人能够遏止这股耐不住乡思之苦的奔腾人流。胜利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欢乐到最后集中到了复员与返乡。胜利之初的那几天，许多人在明月升空的时候爬上重庆位置最高的地方，三两成群的人静静地坐着，默默地俯视着月光下的山谷与河流，向战争、向重庆做最后的告别。

中国政府根据盟国的协议，接受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归苏联军队受降）、台湾与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日军全部陆、海、空军的投降。中国政府对待战败的日本，采取了以德抱怨的政策，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形下，仅用了1年时间就把日俘与日侨遣返回日本。

但胜利的光辉因为国内政治争端的白热化而晦暗了许多。在受降之时，国、共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因此共产党被排除在了受降的行列之外，对此，共产党的反应就是公开藐视重庆的权威而自行其是。后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有过会谈，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在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返回延安。但和平是脆弱的，第二年，大规模的国、共内战重开。国民党政府如果将对待战败了的日本军人与侨民的宽厚精神施于国内的政治对手，许多悲剧和惨剧将不会上演；如果它能够深刻领会抗战8年之后国、共之间力量对比的巨大转换，就不会过于妄自尊大，轻用武力，也就不会失败得那么迅速、那么凄惨。在日本军事机器的打击下，这个政府支撑了8年，但面对从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军队，仅仅4年就土崩瓦解了。4年在历史长河中是极短暂的一瞬，但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

抗日战争让中华民族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亲人被野蛮屠杀，家园被夷为废墟，财产遭受掠夺，颠沛流离的逃难，战场上的流血牺牲。抗战的胜利给了中国丰厚的回报：台湾、澎湖列岛的收回，国际地位的恢复并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平等条约的废弃，一场真正的胜利。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民族战争，在抗战的那个大时代，千千万万的士兵倒下了，千千万万的民工倒下了，当时他们像蚂蚁被踩在脚下似的一点声息也没有，但战争是靠他们才能够坚持下来的。大公报记者徐盈在抗战胜利前后，曾经走访了大后方的许多地域，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群，他感慨地写道：“我在中南和西南走了9省，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广大人民的面孔上，发现了我们韧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会笑的民族，就是再有多少愁苦，我们的民族也能够用笑将它冲淡了。会笑的民族是不会失败的。”

第十五章 1945——永载史册的胜利苏联出兵东北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令世人震惊的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下午5时，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宣布，8月9日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佐藤回到大使馆时，已过了东京时间11时30分，距次日零时苏军发动进攻只有20几分钟了。而大使馆的电话线已被破坏，所以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时，日本国内并没得到任何消息。几乎同时，苏联远东部队在中国东北边境分3个方面军全线出击，展开对日作战。远东苏军总司令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1945年5月德国投降以后，苏联从9000公里至12000公里外的欧洲战场，迅速向远东地区和后贝加尔运送了136000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在远东共集结了11个合成集团军、两个战役集群、1个坦克集团军、3个航空军集团和3个防空军集团、4个独立航空兵军，总兵力为1577700人，有26137门火炮、5556辆坦克、3446架飞机，此外还拥有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地区舰队。苏联利用西伯利亚铁路把兵员、装备和其他作战物资输送到远东，日本未能及时发现，而且日本政府那时候还想通过苏联政府向盟国求和，对与苏军作战缺乏心理准备。

日本关东军本来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专门用来防备苏联。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利，日本不断将关东军中的精锐部队抽调到南方战线，使得关东军的战斗力大为下降。据东京审判时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的证词，到1944年底，由于精锐师团调往前线或防卫日本本土而由一些战斗力弱、装备差的后备师团接替，关东军已没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师团，坦克和飞机很少，军火和燃料储存也很有限。经过一周的交战，日本关东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很快结束的战斗中，苏联俘虏日军59.4万人，击毙8.3万人，而苏军阵亡则仅仅8219人。由于8月15日天皇宣读了投降诏书，关东军在16日午夜接到正式停战命令之前，已经决定“谨依圣旨，立即停战”。17日下午5时，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致电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称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愿向苏军缴出武器。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19日下午，苏军进入沈阳。22日，哈尔滨日军向苏军投降，同一天苏军进入大连。

苏联一向顾忌两面作战，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多次请求苏联出兵支持中国，但斯大林始终婉言拒绝。苏联这次出兵东北，是履行对反法西斯盟国的承诺，但也带有为日俄战争失败复仇的用意，谋求继承沙俄在东北的利益是苏联参战的主要条件，这些内容已经在雅尔塔协定中体现了出来。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中就特别提到日俄战争的问题。斯大林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

9月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等特意前往旅顺，拜谒了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沙俄官兵公墓，在墓前致敬并献花圈。出兵东北使苏联得到的利益远远大于付出。

第十五章 1945——永载史册的胜利受降的荣光：从芷江到南京

日本政府决定投降的时候，正面战线的中国军队的反攻才初露端倪，广西方面，已经收复了全县到达黄沙河一线；江西方面，正在追击赣江下游之敌，日军则退到丰城一线。因此，胜利以后，处理敌军受降及接收沦陷区成了重庆政府非常吃力的工作。

中国人无法忘怀1937年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放弃首都南京，日本市民涌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日本的军队在用超出想象的野蛮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战俘、强奸无辜的妇女，他们把一场占领变成了野兽的大餐。骄纵的日本侵略者在得意地等待被他们伤害得百孔千疮的国家低下高傲的头颅。在那些愁云密布的祭日，准备驰援东南沿海的滇军将士正在集结，有位叫鲁道源的师长当时冷冷地说：“谁会笑，谁最后笑。”8年后，中国人在笑。

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湖南芷江，整个受降工作从那里发端。

21日上午11点，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一行8人乘非武装的运输机到达芷江机场。这架飞机的机尾拖着两条3米长的红色布条。在飞行途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今井发现飞机内残留着一挺机关枪，显然是飞行员疏忽了，为了表示日军遵守命令绝无反抗的意图，今井赶紧让人将机关枪从洞庭湖的上空扔入湖中。

在飞临芷江时，今井发现6架中国飞机出现在日军专机的上下左右，监督日机的飞行。今井乘坐的飞机虽然是冈村宁次司令官的专机，但它外面的漆皮已经脱落，弹痕累累，寒酸之极，象征着日本军队没落的命运。

芷江是中国指定的接洽日军投降的地点。当时芷江万人空巷，人们争着前往机场，一睹日军投降使者的神色表情。中美官兵都举起照相机，留下这等待已久的时刻。胜利者互相竖起食指和中指，以V字形欢呼胜利。今井一行乘坐的吉普车上插着小白旗，这是战败者的标志。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他的心境：“战败的我们，有如被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净尽的。”

也许是上帝的意思，要让今井代表日本军人体验他们在中国人面前前倨而后恭的滋味。当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今井就在邻近卢沟桥的北平，而当抗日战争结束时，又由他到芷江投降，最后，他还出现在南京的日军投降仪式上。

今井武夫在战前就一直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对日军情报机关而言是一名勤勉优秀的情报人员，战争后从事谋略工作。但他并不比其他日本情报人员高明，属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愚人。

他们看到的都是中国的弱点，他们了解中国将军、政客们的恶习，社会的混乱。他们注意到了中国的革命中新生力量的成长，但看到的是革命的渣滓、对理想的背叛、革命党内部人际关系的紧张。他们无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害了中国人，也害了日本人自己。由这个号称中国通的日本高级特务来接洽投降，是件最有趣、也最有讽刺意味的事。

23日下午，何应钦召见今井，要日本军队做好投降的一切准备。对何应钦来说，他对日本投降有着更深切的感受。从1933—1935年的两年间，在北平，何应钦官居上将，却受尽日本酒井隆等校尉一级军官肆无忌惮的要挟和羞辱。酒井等终于在不久后被作为战犯审判枪决。

不过，中国将领仍然给前来洽降的日本军官以最起码的礼仪，今井从陆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肖毅肃处领到了有关日军投降指令的第一号备忘录。想起日本占领南京后宣布不以中国政府为对手的傲慢；想起1928年“五三”惨案时，日本师团长拒绝让中国军使贺耀组将军就座的狂妄，中国方面的宽厚是出乎今井一行的预料的，以至他后来回忆说：“我深深感激中国军人对战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同时，并深深认识到这里面隐隐蕴藏着日本战败的原因。”

当时在场的美国空军军官对待日本人的态度，远比中方严厉得多。而日本对美国的伤害与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根本不成比例。回顾日本军队战争期间对待中国战俘和平民的野蛮与残暴，回顾他们对中国国力与精神的伤害，中国将领对这些降将太过于温和了。往好里说，是中国文化的气度；往坏里想，重庆的受降工作已经让位于国内的政治斗争，他们希望日本人的行动能够完全遵照重庆的指示，而不接受延安的指令。

对何应钦来说，最荣耀的时刻是在南京。9月8日，何应钦的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中国选择了“三九”（9月9日上午9时）这一良辰吉时。

这一天早晨，按规定时刻，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及其幕僚的专车在中方引导之下，通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字样的牌楼，沿着打扫整洁的中央马路前进。进入黄埔路，来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宽阔的院子里，飘扬着盟国的国旗。

冈村宁次一行预先在车里把佩刀摘掉，解除武装，并把军帽拿在手中，走进会场。

场内，在四周的墙壁上张挂着红、白、蓝三色布，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国国旗，有“和平”两个字和一个“V”字，正面墙上悬挂着国父孙中山的照片，对面墙上挂着四国元首的照片。在会场正面的桌子中央，坐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他的左、右并排坐着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等将领。来宾席上坐有盟军将校以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等。

日本方面的桌子摆在中国方面桌子的正对面。中央是冈村宁次的席位，两旁是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法属印度支那军代表参谋三泽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和今井武夫。

根据中国军方的命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受降者审阅证明书后，取出投降书一式两册，小林浅三郎趋前敬礼，领取后交冈村宁次用毛笔签字并盖章。小林浅三郎捧着投降书再向受降者敬礼，送请审阅。其中一册交还日军，仪式即告结束。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全部解甲，成了战俘。

在许多城市，中国将领在接受当地日本军队的投降，其中也有那位决心笑到最后的鲁道源将军，当时他已经升任第五十八军军长。1945年9月14日，他在南昌主持胜利大典，接受了日军第十一军团长笠原幸雄中将的投降。鲁道源在晚上以私人身份招待笠原，询问他对中日战争的感想。笠原幸雄回答道：“我来华之前，在东京建有一座小洋房，满植樱花，自从美国空军轰炸东京后，房子和樱花同时毁了，我的军人生命也跟着房子、樱花完了。”在胜利者面前，他说得很委婉。他实际上是暗示，是美国军队摧毁了日本本土，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才跟着投降，他们没有败在中国军队手中。

在中国战场上的许多日本军官，包括冈村宁次，一直对他们频频取胜，最后却彻底输掉了一场战争无法理解。作为头脑狭隘的军人，冈村宁次并不承认他统帅下的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被击败。他投降只是服从了天皇的命令。1932年，冈村宁次是日军上海派遣军的副参谋长，曾签署《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他调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曾签署《塘沽停战协定》。这两次他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所以，日本皇族鸠彦到南京传达停战诏书时，曾对冈村宁次说：“我在东京风闻这里陆、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有被扣留的危险……阁下要扣留我吗？”现在，他率领120万日军投降，他承认，“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当他步入受降仪式现场时，不知道他是否回忆起了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那一幕，那时他是目中无人的胜利者。12年后，他必须在降书上亲手画押，而胜利者就是以前的失败者。冈村宁次承认他进入会场后，就采用“白隐禅师”的“内观法”，“把往来行人当做深山树木”，借此来转移注意力，转移他内心的绝望。这在他签降的当天向所属发布的训示中表露无遗：“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的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万感交集，无限悲痛。”

确实，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军队展现了自己的效率，尽管遭遇中国军队的抵抗和民众的敌意，尽管也有挫折，有延误日程的时候，但还是应该承认，他们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占领东京大本营要他们占领的城镇、铁路、军事要塞与港口，他们控制了整个海岸和全部工业中心，控制了黄河、长江与珠江的入海口。日军觉得完成这些战略步骤以后，中国所有的经济运输机构都将瘫痪，中国的政治组织将会瓦解，虚弱无力的中国马上会自动停止抵抗。他们等了7年，其间，他们看到欧洲的捷克、波兰，甚至强大的法国都在他们盟友德国军队的雷霆一击之下停止了抵抗。让日本将军们纳闷的是，以往表现脆弱、现在衣衫褴褛的中国军人却执意要坚持到底。

日本大本营讨论投降问题时，主和与主战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冈村宁次曾两度致电陆相阿南维畿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要求继续作战。8月12日他向所属中国派遣军发布训示：“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两天，东京曾经盛传“最反对停战的必然是中国派遣军”。冈村宁次自供，他曾同日军海军舰队司令福田良三进行策划，欲纠集所部陆、海军，退集山东滨海地区，盘踞烟台和青岛，作最后的挣扎。后来因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才放弃这个计划。

1937年的日本人不懂得中国，就像1894年的中国不懂得日本那样。但这次轮到日本人为他们的愚蠢、狂妄和贪婪付出代价，直到无条件向盟军投降了。胜负感强烈且感觉敏锐的日本民族，很难了解有着悠久历史意识的有韧性的中国人。

第十五章 1945——永载史册的胜利战犯审判、日俘日侨遣返审与战争赔偿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里，蒋介石对全国军民与友邦人士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生无限的感想，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击溃，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的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怨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个演讲的精神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以德报怨”。

日本人恢复理智的时候，表现了尊敬强者、服从性很强的另一面，对战胜者彻底顺从并保持了纪律。历史学家黄仁宇参与并目睹了受降活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回顾了当时的气氛：“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未曾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日本军队在投降过程中显示他们惊人的服从性，中国内部的政治冲突也常使他们左右为难。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经过各地的紧张审判，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遣返回日本者933名，引渡出国者27名，尚有在押战犯1137名，转移到司法机关者数百名。为统一审判在华日本战犯，中国于1946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王家楣为主任检察官，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的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首犯之一谷寿夫、乙级战犯田中军吉，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进行审判，并处以极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东京审判是从1946年5月开始，最后裁决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等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战争责任之所在，国际社会早有定论。

根据以德抱怨的政策，从1945年11月第一批遣返船从塘沽港离岸开始，到次年8月21日最后一批日俘、日侨在日本登陆为止，共计有125.5万余名日俘，784974名日本侨民从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基隆等港口乘船回国。之后，还有日俘、日侨陆续回国，总数达到310万人。遣返用了10个月，而当时一些外国人估计，中国的遣返工作需要4年半左右。当时的中国内部并不安宁，但中国政府依然动员大量交通工具和船只，让这些曾经在中国犯下暴行的日本人及时回到他们的家园。考虑到日本已成一片废墟，为减少他们回国后的生活困难，中方还允许他们每人携带30公斤的行李。

日本入侵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到现在还无法予以准确的统计，战争刚刚结束时的官方统计结果载在国民政府《关于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贴》中，仅财产损失就达350亿美金，死于战场的中国军人达到340万人，平民直接死于战争的有700多万人。在稍后行政院的一项统计中，中国战时损失达到620亿美元。而从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全面性的调查统计看，日本侵略造成的损失更加巨大，1931-1945年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数百万妇女被强暴。

但中国得到了多少赔偿，区区2500万美元！中国接受赔偿委员会从1948年1月11日派“海康”号轮船到日本横须贺接收日本赔偿物资，到1949年9月，派船只22次，运回赔偿物资15404箱。全部价值就是2250万美元。对国民政府提出的620亿美元损失，只占万分之三。

国民政府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以后，退守台湾，虽然还在国际上以中国名义进行外交活动，但地位之脆弱已自不待言。而日本坐收渔利，仅以不承认新中国就能够使得台湾的国民党人在赔偿问题上节节退让，而美国也要扶持日本对抗共产主义势力，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数小时前，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以致台湾学者余河青评论说：“血战8年的我国，在日方坚持下，所争取的只不过是‘自动放弃’的极度‘宽大精神’罢了”，“该日本代表对我们之宽大精神，似乎毫无感谢之意，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真是痛心之至”。

外交需要实力，而实力的形成需要内政的和谐与清明，国家分裂是分散国力的大忌。中国在20世纪初的对日外交中饱受其中的痛苦，在对日战争中饱受其中的痛苦，在战后对日索赔中依然饱受此痛苦。可惜这局面还在延续，因台独势力膨胀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若抗日阵亡将士地下有灵，也会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而深深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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