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变1978-2008 - xp1024.com
《中国巨变1978-2008》


第一篇 开放与激活（1978—1983） 〇一、民心思变，邓公奋起开国门

1978年冬，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格外寒冷。新华社记者在当年的一篇新闻稿中这样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然而就在这一年，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一种命运的召唤。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邓小平主导中国命运的开始。此前的中国不堪回首，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浩劫几乎让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l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使用。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为了避免在可能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拥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转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且不计经济合理性地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国有企业暮气沉沉，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们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

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命题拷问着每一个对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小个子巨人——邓小平——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他掌控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整场变革的节奏。他有着惊人的坚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彻底的决断力。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1976年10月份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

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随后他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共有6 000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虽然此次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要在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的目标迄今并未实现，但在当时确实让人们精神为之一振，所有的人都仿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轨时的尖厉声响。

任何一场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一场观念的变革。经过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家正常秩序遭到极大破坏，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极“左”思维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5月11日，《光明日报》突然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作者称：

“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此文一出，舆论哗然。几天后，邓小平指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它在思想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从此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则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这年夏天，61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奔赴高考考场。事实上，高考制度在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的正式高考则是在1978年。他们中很多人当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不得不离开城市，因为城里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现在他们则迫不及待地离开农村。在这支史无前例的考试大军中，一共有40多万人重返校园，很多年轻人将从此彻底改变命运。他们中的佼佼者日后或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或成长为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

上山下乡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在国内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热浪之后，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走进过资本主义的工厂了。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又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后来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一个细节：

当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时，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外交政策的一系列微妙变化，说明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从此把整个国家战略放在经济发展的主轴之上。

指在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照市场经济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创造的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所行相差不多，好像在国家的“大锅”里吃饭一样。

尽管所有的政治变化都以北京为中心，不过，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却并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内地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回顾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常常会发现，最重大的变革往往从民间自发地产生。对于决策者来说，除了必要的勇气和魄力，关键在于懂得如何顺势而为，把人民的创造力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事实上，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90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份，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

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来。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写信，希望在全国推广这种好办法。“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有那么大，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日后有人曾经这样小心翼翼地求证。

变革每天都在发生。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兰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至！

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线，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无疑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国门乍开，突然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一切似乎都感到新鲜而陌生，毕竟中国与世界隔绝的日子太久了.与此同时，两方世界地此与众不同的国家。1978年底，邓小平继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第二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这本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的杂志足足用了48页介绍邓小平和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的标题为：《新中国的远见卓识者》(“Visionary of a New a”)。

第一篇 开放与激活（1978—1983） 〇二、钱从何来，吸引外资遭寒流

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开头难。”对于雄心勃勃的邓小平来说，要想启动百废待兴的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区区1.67亿美元，聊胜于无——到30年后的2008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7万亿美元，整整增长了1万倍。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迅速拯救中国经济。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这一次邓小平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

邓小平曾在一次与中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都可以尽快开工。根据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产品的生产，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如矿山、钢铁联合企业和石油化工设备。

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招商引资成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据《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披露，1978年全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属于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

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国外资本闻风而来。1978年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尽快来考察中国市场。

第一个来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0月21日，通用派出由托马斯，墨菲带队的大型访问团来洽谈轿车和重型汽车项目，后来出任副总理的李岚清接待了他们。在这次洽谈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资”的概念。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ure)？”李岚清后来回忆说，尽管中方人员懂得一些英语，但对“joiure”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

紧接着，一批德国汽车专家考察上海，他们开始与上海的领导人谈大众汽车合资的项目，而这一谈就是整整10年。中国在谈判中唯一坚持的是：

大众汽车必须国产化。

1979年，第一批3 000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往北京，发货方是香港五丰行。在经过了试探性销售之后，美国方面进而提出向中粮公司赠送一条每分钟生产300瓶可口可乐的瓶装线，并达成了一项为期10年，授权中粮公司独家使用可口可乐商标，在中国大陆生产、销售产品的协议。中粮希望将第一条生产线设在创办于1864年的上海正广和汽水厂，但此举却被指责为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粮公司只好转而退居北京丰台，由这条生产线上下来的可口可乐主要供应旅游饭店，但很快这一市场就饱和了。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放宽国外记者的采访审批权。《日本经济新闻》驻北京记者冈田抱怨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意外地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还在使用；《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被允许参观广西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马修斯写道：“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他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最有远见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它在一篇文章中大胆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从长远看，“洪水猛兽般的中国产品出口会成为必然”。20多年后，这则预言终成现实。

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政策环境动荡不明、基础工业设施极端落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他的新闻稿中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查尔斯，艾布拉姆斯是第一个感受到这股寒流的美国商人。就在1980年的美国《财富》杂志上，他还被描述为“去中国淘金的新美国梦的成功代表者”。这位57岁的纽约不动产交易商在中国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拜访了中国40余次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公司。

他得到了中国很多官员的热情接待，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数家国有企业的白皮书，甚至包括一些价值上千万的初步订单合同，为此他成功地从纽约股市募集了2 500万美元的资金。

可第二年，艾布拉姆斯拿到的很多订单合同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日后评论说：“600亿美元的引资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

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

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

第一篇 开放与激活（1978—1983） 〇三、特区先行，南下深圳开窗口

1979年春，一个远在南海边陲、毗邻香港的小渔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之前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没有人想到这块弹丸之地日后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动机”。

邓小平为这个地方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特区”，其主旨无非是政策先行。早在1978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曾提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只不过当时少为人注意。他一口气列举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邓小平选择与资本主义世界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作为开放的突破口无疑是一次新的冒险，也是他“摸着石头过河”的又一次尝试。“特区”的提出，意味着邓小平开始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由于“天高皇帝远”，东南沿海远离内地，计划经济影响弱，即使实验失败也无关大局。

深圳的巨变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最早来深圳淘金的移民们都将从此展开自己的戏剧人生。

深圳特区初创时，除了特殊政策，国家只有3 000万元贷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于是深圳方面想到以地换钱。1980年1月1日，深圳签下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卖国行为”。终于有人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据说当时深圳的干部几乎人人记得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当场背诵。1982年，特区人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树在蛇口管委会门口，这一标语迅速风靡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经典的改革口号。

土地迅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最早登陆的香港商人首先尝到了甜头。按照深圳制订的土地使用费标准，价格仅相当于河对岸香港的1/11。深圳用这笔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据统计，从1980至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施76.3亿元，建成了—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事实上，随着深圳等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出现，大量的资本和人才向东南地区聚集，与此同时，一个市场转型期所特有的经济怪胎——“倒爷”——也随之浮出水面。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倒爷”往往是一些神通广大的人，他们不仅对商品价格有着最直接的敏感，而且非常擅长在灰色地带进行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他们中很多人轻快地游走于北京和深圳之间，一夜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最终，这群“倒爷”像蚂蚁一样把僵硬的计划流通体系啃得遍体鳞伤。

在各路“倒爷”们的推波助澜下，深圳很快成了人们趋之若鹜“卖全国、买全国”的“大本营”，一些内陆省份的政府纷纷到这里开设贸易公司，巧妙利用深圳的优惠政策进行货物的倒卖流通。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初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等人提出的深圳四个发展目标到1983年都已渐渐偏离：“产品以出口为主”，实际上进口多于出口4.84亿美元；“引进以先进技术为主”，实际上引进的主要是中国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设备；“投资以外资为主”，实际上外资只占投资的300%，而且绝大部分是港资；“结构以工业为主”，实际上当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为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多得多。

尽管深圳特区的崛起有些“走样”，但应该承认，这个弹丸之地的示范效应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深圳的成长之路并不总是充满阳光雨露，一种几乎是宿命式的烦恼从来没有断过，每当宏观经济发生波动，人们很容易用异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急先锋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两年后，由于物价上涨，中央财政吃紧，国家开始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1982年个体经营初兴，做时装生意的姑娘难免羞怯。

围绕深圳特区的一场风波也接踵而来。多年后，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回忆说：“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广东省委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1979年是中国经济的细胞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开放素开始复活。3月，北京成立了外汇管理总局，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5月1日，著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重新挂出了招牌；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土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土的雷达牌手表。同一天，雷达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由于时间和操作上的原因，这条广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说，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虽然当时中国懂英文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三天内，到黄浦区商场询问这个品牌手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香港学者张五常教授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不无大胆地写道：“我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我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他在论文的注脚中还说：即使将来中国容许资源的转让及私有使用权，中国可能也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等名词来形容其经济制度。十多年后，他因为这些预言而声名大噪，到2000年前后，“私有产权”成为一个被公开运用的名词，2004年，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一样，中国的改革历程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其结果往往出乎当事人的预料。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新旧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的时候，历史常常会作出新的选择。从这一点说，中国经济的再生能力极强，正如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

第一篇 开放与激活（1978—1983） 〇四、首钢改革，国企复活难破局

那么，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有企业又是一副怎样的景象呢？

1979年，一位到广州游历的香港学者无意中看到这样一些细节，并因此而引起了忧虑：在他人住的国营酒店里，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平方米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工作，20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在餐厅一角任意闲聊。

由于“人人都是主人，人人却不负责”，效率低下一直是困扰中国国有企业的难题。

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年代里，安置在政府“襁褓”之中的国并不用为自己的生计担忧，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都。来调控，产品价格由国家制定，国有企业只是计划经下的一个车间，企业领导人则是名副其实的“车间主这样的企业显然无法适应未来的竞争。但另一方面，国又支撑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维系着社会安定，而且人极其复杂，改革的难度超乎想象。

了激活树大根深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成为人们最的“药方”。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一并发布。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振兴国有企业的漫漫征途开始了。无数经济学家将为此绞尽脑汁，直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令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3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纷纷成了中国最赚钱的公司。

很快，一场围绕首钢改革的风波扑面而来。在自主权下放之前，这家工厂虽然管辖着20万职工，但厂长只能有权改造一个厕所。为了争夺自主权，首钢首先提出了承包制，即“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在一个商品极端短缺的年代，垄断性的重工行业由于效率的提高快速增长几乎是一种必然。随着首钢越来越有钱，有关部门对它的利润索取也越来越大，双方矛盾在1986年终于激化，这年12月，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的利润。

首钢拒不执行，厂长干脆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信内称，“如果让我们缴出1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资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行文至此，已颇有要挟之意。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批示下来了：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首钢风波其实是国有资本集团内部两个不同利益群体的一次拉锯和争斗，这样的争斗在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都曾出现。但人们很快发现，尽管承包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如果没有利益分配上的明确界定，即便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被暂时释放出来，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矛盾也无法缓解。同时，由于缺乏预算的约束力，企业的投资冲动会盲目膨胀，基础建设和计划外的项目大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就是因为没有人需要对投资的后果负责：先把蛋糕做大，分了再说，至于如何收拾摊子，那是“国家的事情”。

即将国有企业财政缴款中的上交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

为了改变现状，中央政府决定从税制改革下手。“利改税”是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它把企业从“父爱式”的大包大揽中解放了出来，尽管这个“解放”才刚刚开始，而且“父亲”的所得仍然是“大头”。从日后的执行情况看，“利改税”在客观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部分地缓解了企业与主管部门的紧张关系，不过，潜藏的问题仍然很多，例如：税种过于单一，难以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税后利润的分配仍然比较复杂，且具有任意性，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涉及企业一旦出现风险和亏损时，责任如何界定。国营经济还是一个“大锅饭”，“利改税”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企业与主管部门抢饭吃的问题。

在围绕国有企业的改革争论中，有人提出了“笼子与鸟”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这种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未来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

国有企业改革进退维谷的景象，将一直持续到1998年前后，在20年的时间里，由于一直不敢面对敏感的产权变革，国企活力始终无法唤醒。相映成趣的是，在体制之外，一股草莽的民间力量开始隆隆兴起。

第一篇 开放与激活（1978—1983） 〇五、乡土星火，意料之外显活力

1979年，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他居然请了12个雇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么，这个小商贩究竟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呢？于是，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当时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 000公斤，赚的钱据说已过100万元了，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还尘埃未定。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商贩竟能掀起如此争论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子里，私营经济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尾巴”。

事实上，就在内地的人们为“傻子”瓜子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民营经济的火种早已在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点燃了，形形色色的“地下工厂”如杂草般蔓延。

个体工商户的简称，是指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主要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支配的一种经济方式。个体工商户有个人经营、家庭经营与个人合伙经营三种组织形式。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营工业、手工业、服务业、修理业及其他行业。由于个体工商户对债务负无限责任，所以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不一样，不具备法人资格。目前，个体户的数量在急遽减少。

在浙江温州，一艘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偷运进来，但法不责众，当地政府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这些走私货便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稍成规模的商品集贸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些前来采购包括走私货在内的大胆商贩和背着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温州人则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资料显示，到1980年前后，温州的个体工商户已经超过3 000个，在交易活跃的一些集镇相继出现了一些专业的制造作坊。到1983年前后，温州的家庭工业已有10多万户，从业人员40万人，常年有10万人奔波于全国各地，推销产品和采购原料。后来有人用“四千精神”来形容这“10万创业大军”的艰辛：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今天在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在做生意，那样一种建立在血缘、乡缘基础上的企业组织令人生畏。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从事个体商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往往是失业者、返城“知青”、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这些人被排挤在“温暖”的体制之外，为了生活被迫走上经商创业的不归路，但他们中却不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者，而且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只要有一线阳光，他们就会发疯似的拼命生长。

与在夹缝中成长的私营企业相比，同时期的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则颇有些戏剧性。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农村问题，政府开始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明确规定：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但不能搞“无米之炊”，不搞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业，不能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不能破坏国家资源。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不缺乏智慧，他们中不乏深谙国情、嗅觉灵敏同时又有魄力、敢于实干的人，为了生存，一些头脑精明的农民早就偷偷搞起了副业。

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的简称，实际上指的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在城市的中小学校受过教育，根据“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由政府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陆续到乡村、集体场队或国营农场从事农业生产。总数估计达到1600多万。

在浙江萧山，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到处收废铁，有人要什么他就生产什么，令人惊异的是，他已经这样悄悄干了10年。1978年秋，这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汽车易耗零配件，为了打入市场，他在只准国有企业参加的行业交易会门口支起小摊，以低于国有企业20%的产品价格出售产品；1993年，他所创办的企业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在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样早在举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日后他一手打造出了一个工业王国，甚至生产了一种以自己村名命名的香烟；1999年，这个村子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

在天津大邱庄的一片洼地上，同样是村党委书记的禹作敏也办起了自己的大工业，声名显赫一时，后来这里一度成为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村”。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幽灵已经安然降临中国大地，改革开放度过了充满争议的初期，历史的车轮无法再度逆转，生活中的人们都意识到世界变了，民间的力量如泉涌般四处漫流。随着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发财致富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愿望，一个物质化的年代滚滚而来了。

第二篇 骚动与喧哗（1984—1992） 〇六、企业元年，各路英豪齐登场

1984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当这一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没有看到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预言的一个专制时代的来临。此时的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全民经商热正在席卷全国，人们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下海了吗”，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喧嚣的开始，中国人仿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狂欢年代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及日本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政府在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供这些国家的侨民居留和经商的特定区域。租界分为一国单独管理的租界和几国共同管理的租界两种。列强在租界内设立市政管理机构（工商局），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而中国政府一般不敢干涉其内部事务。租界在中国被视为主权丧失的象征。直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宣布收回所有的在华租界和租借地，租界的历史才在中国宣告结束。

在火热的深圳，一位不久前还整天忙着倒卖玉米的年轻人王石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他发财的秘诀在于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赚取“倒爷”手中的外汇兑换差价。随着内地对特区进口商品的需求迅猛扩大，他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路风雨走来，带领自己的团队大举进军地产，终于造就中国最成功的地产企业之一。

随后，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在这里，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态度，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特区经济下了结论。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领导的再三暗示和恳请下，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在最后的落款上，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有这个评价。至此，继1981年后关于经济特区的又一次争论终结。

这是一段让很多企业家自豪却又不愿意多作回忆的历史，在创业初期，他们几乎无一不在灰色地带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出身不同，秉性各异，却无一不充满激情，渴望闯出一个新世界。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才刚刚开始学习市场经济的“ABC”，但他们的创业精神和生存智慧仍令人难忘。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企业家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断接受市场化、全球化的洗礼。

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走上一条崎岖坎坷的命运之路，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活了下来。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后来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

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还有一次他当众砸毁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十多年后，他创办的海尔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并以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服务意识赢得了用户的欢迎，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创办的这家小公司日后成为It行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20年后竞收购了美国电脑巨人IBM公司的PC业务，与世界行业巨头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在北京中关村，每天在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工作却无所事事的技术工程师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设在单位原来的传达室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信誓旦旦地对领导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创业之初，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每天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

这一年1月，邓小平来到已是早春天气的广东。就在不久前，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长文，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其后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很多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一‘特区姓‘资’不姓‘社’了。”

在珠江三角洲，一个小县酒厂的厂长李经纬因为到广州出差看到人们喝可口可乐，于是萌发了办饮料厂的想法。他偶然听说有人开发出了一种“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饮料，便找上门要求合作。不久，一种被誉为“东方魔水”的饮料健力宝开始风靡全国，此后15年，这种饮料一直被视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同样是在1984年前后，军医大学教授赵新先带着自己的产品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并一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制药企业老总。

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纷纷上路了，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李东生利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在广东顺德的一个小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试验成功那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号啕大哭。

客观地说，在整个邓小平时代，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天也没有停过，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厂长经理责任制；但由于产权不清，单纯靠“内部改造”提高效率的思路最终无法奏效，那些试图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下拯救国企的改革家们曾经风云一时，但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正所谓“基因决定命运”。不过历史的另一面是，正因为有了国有企业的步履蹒跚，才给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

这一次，邓小平要亲眼看看特区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他一路上不讲话，也不表态。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经理联名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并在《福建日报》上全文刊登。他们抱怨“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异口同声地要求“松绑”。其具体要求，一是人事权，企业管理干部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副职由厂长提名、上级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预；二是财权，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由企业自己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得干涉；三是企业自营权，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去”。当地政府当即下文表态：

“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还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

就在第一代企业家开始创业的时候，“笼子”里的国有企业却依然是政府的“老大难”。

这封“公开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议题，呼吁通过扩大权力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这一呼声很快成为共识。5月10日，国务院顺势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后又作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直到两年后，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一厂之长，是企业法人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第二篇 骚动与喧哗（1984—1992） 〇七、到海南去，价格双轨出奇招

很多年后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海南岛已经成了一个传说。除非当年身临其境，否则人们很难想象在这片岛屿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狂欢。几乎是一夜之间，前方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下海大军”向同一个目的地进军，他们中很多人都赚到了大钱，又在很快到来的宏观调控之前完成了“胜利大逃亡”。在他们的创业生涯中，小小的海南无异于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当年以近乎朝拜的心情在这里挥洒着青春，不经意间勾勒出一个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片段。

就在1984年初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此前的海南不过是一个孤悬在南海之中、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作为军事前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岛上一派祥和的田园风光，民风淳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这个岛屿突然从大后方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命运之神终于来敲门了。

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不满于现状的人放弃计划经济下较有保障的就业体系，转而经商的行为。

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城市，1967年至1948年间曾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

也许是命运来得太过突然，当地政府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为了跟上形势，决策者们想到了“草船借箭”，简言之，就是把中央的特殊政策转化成真金白银。按照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善于变通的海南人很快发现了快速致富的捷径，一时走私成风。

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变得不可收拾。1984年的海南还是一个官贫民穷的偏远之地，当时全岛的财政收入只有2.856亿元人民币，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连开工资都不够。当时的公社改成乡和镇要挂牌子，有的公社连挂牌子的钱都没有，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这是真的。”而如今，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这对于海南人来说，无疑是在家门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 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连政府高层日后都无奈地承认，“连幼儿园都来搞汽车批文，因为批文可以变钱……外地没有批文，海南岛可以有批文啊，他转手之间把这些批文给别人，那不就赚钱了吗？”

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典故。传说在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孙权和齐备的联合军队与曹操在赤壁举行大会战，双方隔着长江相对峙。战前，齐备的主要谋士诸葛亮率领20艘布满草靶的小船，借着大雾靠近曹操的营地。曹军不知虚实，便向船队放箭，许多箭射在草靶上，统计下来，总共有10万余枝。诸葛亮就这样巧妙地获得了大量重要战争物资。

这年夏天，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随便到哪间茶楼、饭馆、旅馆、商店、机关、工厂、学校、报社，直至幼儿园、托儿所，听得人头昏脑胀的一个词汇，就是“汽车”。

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2 000多辆，到7月份，当地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黑市外汇变得公开化了，价格疯狂飙升，美元和人民币的比率成了1：4.4，甚至到了1：6，而1984年7月以前的官方汇率仅为1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人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人民币，涌到珠江三角洲换港币。深圳、北京等地的一些人也从海南的政策中嗅到了金矿的气味。当时其他地方进口家用电器、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国务院审批，但海南岛却拥有自己进口的特权，谁都判断得出其中的利益空间，于是，“到海南去倒汽车”成了那时最诱人的商机。

但海南热很快在半年后戛然而止，只剩下一栋栋“烂尾楼”矗立在风雨中，向人们诉说着往日的辉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常常会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一旦经济特区的门户打开，全中国的资源都会瞬间向“洼地”集聚，引发无法估量的共振效应，以至于决策者不得不再次治理整顿。

在海南热的带动下，20世纪80年中期，整个中国都处在经济“发烧”的状态，基础信贷资金猛增，中央银行连夜赶印钞票，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引进外国设备潮。

据统计，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共引进115条彩电生产线、73条冰箱生产线、15条复印机生产线、35条铝型材加工生产线、22条集成电路生产线、6条浮法玻璃生产线，仅广东一省，就引进21条西装生产线、18条饮料罐装线、22条食品面包生产线、12条家具生产线。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一批工程师、技术员和包装工来到了法国的工业城市瓦尔蒙，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把已经破产的博克内克特冰箱厂的设备尽数拆去，5 000吨设备装上了轮船、飞机和火车，启程运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里它们将被重新组装成一条每天生产2 000台新冰箱的生产线。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在整个欧洲，中国的代表团手中拿着想要物品的清单，到处搜寻二手货的工厂和设备，这已经是一种趋势。对欧洲的公司来说，这些设备如果不卖，要么被毁掉要么闲置不用，中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因为它总是付现金。”然而，到1985年底，全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137.8亿美元，相当于出口总额的52%。

指已经办理用地、规划手续，项目开工后，因开发商无力继续投资建设或陷入债务纠纷，停工一年以上的房地产项目。因为产权发生纠纷、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停工的项目，也算作烂尾楼。

随着经济过热，企业生产资料出现紧缺，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利益，一个名叫“价格双轨制”的政策终于出台了，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的一次强烈震动。“双轨制”的意思是， 一种生产资料存在两种价格，一种是国家掌控的“计划内价格”，针对国有企业，一种是市场化的“计划外价格”，针对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后者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前者。

大大出乎决策者预料的是，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马上演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游戏。“手眼通天”的倒爷们四面出击，利用价格差倒买倒卖，一吨钢材经过几次倒手，价格可以翻上一番。在暴利的驱使下，各种国家统配物资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市场，国家指令性计划彻底失去了严肃性。事实上，在执行“价格双轨制”的年份里，国家统配物资从来没有完成向国家供货的合同，那些遵守国家调控计划的国营企业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可以说，得益于这种畸形价格制度的倒爷阶层是压垮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学者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仅在1988年，全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就超过1 5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的利差和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三项合计价差达3 5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的腰包。

面对如此后果，一位当年倡议“双轨制”的经济学家后来苦笑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对于“价格双轨制”的历史评价，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双轨制”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并造成了大范围的贪污腐化，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做法，理由是反问式的：如果不实行“双轨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计划单轨，要么采用休克疗法直接进入市场单轨。前者没有效率已是不争的事实，后者则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而且事实上带来了很多困难。原因首先在于，市场开放以后，原有经济格局并不能马上改变，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会利用特权抬高价格，在正常的经济链条没有理顺以前，经济会随着价格的放开剧烈波动。相比之下，“双轨制”一方面保留了计划价格，同时放开一部分市场，虽然滋生了贪污腐败，但这种制度也让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得以在“双轨制”的游戏规则下快速成长。

今天看来，关于“双轨制”的争论其实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一场改革都要付出代价。常常困扰政府的是，既要维系国家的稳定，又要激活市场最基本的细胞——企业，而多种所有制的企业组织在一次次经济热浪中又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对于决策者来说，如何循序渐进地进行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一项平衡的艺术。尽管政策的出台会引起经济的一时波动，但幸运的是，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走回头路。

但令人焦虑的是，全民性的心态失衡已经暴露无遗，每个人都在打听赚钱的门道和机会，价值观正在重建。《人民日报》的三位年轻记者在《中国改革的历史方向》一文中提醒说，“改革是一项特别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设计得天衣无缝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听来非常刺耳，绝大多数的人仍然沉浸在对改革的膜拜中，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场经济变革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制度冲击、观念颠覆和阶层分野。

第二篇 骚动与喧哗（1984—1992） 〇八、物价闯关，冒险失利掀惊澜

1988年，中国迎来了一位尊贵的美国客人，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项建议竟引发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场震荡。

弗里德曼之所以受到中国政府的礼遇，自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自由化浪潮席卷东欧。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激烈的社会改革，它最终导致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在这一年，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一书，在这部影响甚广的著作中，他认为对高度计划经济的追求是理性主义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负”，并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在导论中，哈耶克写道：“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

这部著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及时提供了理论武器，在中国日后也被一些人奉为至宝。

而此时的中国则处在又一个经济高烧期。几年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更为严重的是，推行了四年的物价“双轨制”终于释放出它所有的负面能量。

《经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恰在此时，弗里德曼来到了中国。

作为芝加哥制度经济学派——这个学派以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而闻名——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被认为是当时国际最知名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大师。在一次会谈中，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的他给中国经济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极力主张中央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香港《信报》引用他的观点说，“不应该把放开价格与通货膨胀混为一体，如果放开价格，仅是部分商品会涨价，在最初几天，人们可能会感到痛苦，但很快会发现价格并不一定会轮番上涨。”

是指有官方背景的倒买倒卖的投机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尚处于尝试阶段，一些官员或官员的亲属利用“价格双轨制”等政策造成的计划和市场差价，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到高价市场出售，以谋取暴利，深为广大民众痛恨。

一次戏剧性的对话后来广泛流传。在四川考察时，弗里德曼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事后，同行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发表文章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老鼠的尾巴都一同砍掉，事情就解决了。”

弗里德曼很快在中国找到了知音，与他一样，想把“中国老鼠”的尾巴一次性砍掉的，还有当时中央的一些高层领导。

他们显然意识到，当前物价的不正常波动是计划体制和“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要摆脱体制怪兽的缠绕，必须用非常的霹雳手段，让物价迅速地进入到市场调节的轨道之中。价格大师弗里德曼的建议给了中央领导层理论上的依据，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基层企业职工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则让中央信心倍增，那次调查的结果表明，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改好，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于是，中央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物价闯关”运动迅速拉开了序幕。1988年3月，闯关行动从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当月，上海调整280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幅度在20%到300%之间。4月，国务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方案。5月19日，新华社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这一调价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国。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

但“物价闯关”却很快全面失控，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更可怕的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瞬间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以电扇为例，当时中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 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在贵州、云南等偏僻省份，人们甚至为了抢购毛线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物价上涨让全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大呼“吃不消”。一些大学的教师因为物价飞涨，无法维持生计，公开在校园里摆摊卖起了馄饨、面包、鸡蛋和冰棍。

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

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 .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 .70%的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抢购风诱发的通货膨胀还造成了生产物资的空前紧张。5月份，上海市所有电厂存煤不足两天，数十万家企业奄奄一息。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峰，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本申请购买。9月26日的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改革路上的弯路》为题报道说：“今天，中国的改革正在失控。为了应对危机，物价改革在上个月被冻结。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给中外投资者带来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国目前正在进入紧急控制状态，澳大利亚使馆的一位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旨在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地毯式运动……”

“物价闯关”后来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央开始调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此次失利，表现为商品抢购和物价飞涨，它对于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是负面的，但并没有招致毁灭性的生产崩溃；然而，这对全国民众的改革热情却是一次重大的挫败，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对“价格双轨制”下大发横财的“官倒”更为痛恨，并由此产生了“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印象。

事实上，“物价闯关”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经济政策的失利，它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仍继续蔓延，中国社会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又一个不安期。当改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药到病除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波澜已经积蓄好力量，只等爆发了。

第二篇 骚动与喧哗（1984—1992） 〇九、治理整顿，南巡春风再出发

1989年元旦，人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2月，刚刚过了春节，百万民工“进城潮”又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脚乱。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政府不得不迅速开始治理整顿，很多建设项目下马，约有500万农民建筑工返乡，而此时在乡村，整顿也使得大量乡镇企业倒闭萧条，民工们只好再次涌回城市里找工作。春节后，从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发的数百万民工就把全国的铁路、车站挤得客流爆满，各大中城市的就业和治安面临巨大压力。3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盲目进城”。

形势严峻，私营企业成为政府治理整顿的第一个对象。

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5月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一场全国性的偷漏税打击行动开始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 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整治的第二步是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它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新兴的家电业成为整治的重点，其中增长最快的冰箱业则是重中之重。在过去的三年多里，尽管各部门对非定点企业大加压制清理，按规定它们不得进口一台压缩机、得不到一吨钢材，甚至不能得到检测报告、不得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是，这些企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国产或进口的原材料。非定点的冰箱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建越多。

在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浙江省杭州市，居然有66家大大小小的冰箱工厂，其中一些非定点企业已经达到年产10万台的规模，比很多定点企业都要庞大而先进。相映成趣的是，一些国营企业在得到定点资质四年后，都没有装配出一条生产线，连厂房也没有结顶。

198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12年改革所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及成长锐气遭到了空前的挫折。

便是在这样的情景下，物价闯关失利加之随后而来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让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1989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第二年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出乎一些西方学者预料的是，中国并没有崩盘。以1990年召开的亚运会为起点，宏观经济从过热转入平稳，重新启动开放再次成为发展的主题。1990年2月，专程南下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提出要开发浦东，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开发政策的确立，让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其长远效应十分巨大。从1990年到2004年，浦东的GDP从区区60亿元增加到1 790亿元，浦东以上海1/8的人口、1/10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上海1/4的GDP和工业总产值、1/2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1/3的利用外资总额，等于在15年里再造了一个上海。这里成为中国金融的核心区，以及跨国公司总部最密集的区域。按1990年的中央规划，浦东的优惠政策将享受15年：到2005年，就在这个期限到来之时，国务院又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其试点效应继续延伸和扩展。

如果说，浦东开发是上海起飞的战略一翼，那么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则无疑是另外一翼。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片忙乱中开业，朱铬基致开业辞。交易所负责人敲完锣后竟兴奋得当场晕倒，毕竟中国人已经有40年没搞过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有意思的是，12月1日，就在上海即将开市之前，不甘落后的深圳已抢先“试开市”。

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 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

然而，就在人们重塑信心、趋于平静、逐渐走出经济低迷的时候，由于对经济的波动仍心有余悸，加上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局持续“恶化”，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却愈演愈烈，一时间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姓社姓资”又成为争论的焦点。受此影响，各级政府官员摸不透未来的方向，开始徘徊不前。

历史的使命再一次落到了已经宣布“完全退出政坛”的邓小平身上。1991年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一次讲话，先后发表了三篇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文中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评论一出便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引起一些人土的指责和围攻。某杂志在4月20日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本杂志推出《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事情终于在1992年春天发生了变化。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他一口气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观点，为后来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他已经没有耐心继续在“理论”的层面上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讨论了。

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每年3月份“两会”先后召开全体会议一次，每五年称为一届，每年会议称X届X次会议。

3月26日，一篇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转发。以往此类重大报道均由《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统一首发，这篇通讯的非同寻常实在耐人寻味。而通讯的发表之日，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它所诱发的轰动和新闻效应可以想见，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此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入党章。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邓小平面带微笑地向与会代表们招手，这是这位老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代表会议上。

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是，邓小平南巡后的热浪首先从股市爆发。这一年的8月7日，按照深交所发布的公告，将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公告一出，雪片般的身份证立刻淹没当地邮局，两天内约有150万人拥向只有60万常住人口的深圳，可谁知原定销售两天的抽签表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苦候两天两夜却两手空空。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龙。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这起猝然爆发的事件让公众及政府看到了资本市场的潜在能量，从而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和股市的火爆。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惊涛骇浪的1992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在加快改革和开放上的姿态让西方人长松了一口气，自1989年以来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不信任的迷雾逐渐散去，跨国公司再次加快了进军中国的步伐。

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那么，回首1989到1992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无疑走过了一个异常敏感而又不乏惊险的“循环交替”中的一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当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却又不经意为下一次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如此循环往复，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去寻找更合理的生存空间，于是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了新生。

第三篇 激进与梦想（1993—1997） 一〇、铁腕治乱，清债分税救国企

1993年8月，德国斯图加特体育场一片沸腾，中国运动员一举囊括了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1500米金牌，3000米金、银、铜牌和10000米金牌，并打破两项世锦赛纪录。

直到多年后，很多人还清晰地记得被誉为“东方神鹿”的王军霞身披国旗满场飞奔的镜头。

这无疑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2月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此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一一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英国《经济学人》在当月的一篇评论中说，“在许多因素的推动下，竞争已经在整个经济领域扩展开来。一个因素是外资和外贸的扩大，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权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间的角逐，这同美国联邦制搞的社会和经济实验惊人地相似。”

种种迹象表明，1993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在民间，私营经济快速发展，“投机倒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乡镇经济如火如茶，资本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已初步运行。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走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也凸显出来，单靠“摸着石头过河”已无法应对新的形势。

在邓小平的力荐下，从1991年起，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铬基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在此后的12年中，他一直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改革走向。这意味着一个新权威主义时代的到来。

擅长治理的朱锫基先是以清理“三角债”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加之随后而来的宏观调控导致生产不景气，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资金已司空见惯，在很多地方，“讨债学习班”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尽管国家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但到1991年，“三角债”已累计达3 000亿多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为清理“三角债”，朱铬基赶赴债务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镇，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铬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 283个，收到了乏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

从某种意义上，朱铬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一方面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如脱缰野马，势不茫挡。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 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五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另一方面，供求继续失衡，金融秩序混乱，国有企业改革仍无实质性进展。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底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1993年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0%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继清理“三角债”首战告捷之后，朱铬基在金融领域开打“第二战”，矛头直指民间日益失控的非法集资。此前，一家打着高科技幌子的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集资10亿多元，投资者达10万之众，其中个人占集资总额的93%，一场疯狂的圈钱游戏愈演愈烈。但这家公司很快撞到了亲自兼任央行行长的朱铬基的枪口上，得到了政府最严厉的惩处。

一切深层次的改革归根结底都涉及到利益分配，对真正的改革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考验。随后，朱铬基顶着巨大压力，提出分税制改革，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多年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的发展，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是“一个老子，养了成千上百个儿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困，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则让人不寒而栗。鉴于这种现状，有经济学家提议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由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1993年7月23日，朱铬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为了说服各省，朱铬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其间颇多拉锯、妥协，但是，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1994年到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 .5真90，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 019亿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长36%。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铬基还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的一条“金融尾巴”，既保护了国有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外汇交易黑市。从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此前的官方汇率1：5.7贬值330%——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除了清理三角债和进行金融大变革之外，朱铬基主政的“第三战”针对国有企业。在此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做文章，但收效甚微，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尽管国有企业领域涌现出一批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改革先进人物，但其结局都趋于黯淡。

山东一个叫诸城的小县城很快吸引了朱铬基的注意。这个小县城在国企改革方面走得更远，当地政府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卖”。对于那些效益低下的国有中小企业，政府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想尽一切方法把包袱丢出去，按照中央文件，“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当地政府声称：“十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的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结果，政府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七种形式，将全市272家乡镇办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都出售给了个人，由此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但在朱铬基看来，诸城的大胆尝试值得肯定。对于无处不在的国有企业，政府不可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只有国有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振兴无望。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私营企业也不断发展，同时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

另外，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

正在此时，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到1 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

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由此也带来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震荡。这一变革的成效在2003年之后彻底地呈现出来。

第三篇 激进与梦想（1993—1997） 一一、价格大战，民族品牌狂飙起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1994年盛夏，正值美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一条气势如虹的广告，短短45秒钟里，人们看到黄河千年冰破，长城万里鼓鸣，一头东方雄狮昂然而起、仰天长啸，继而听到一个雄浑的声音这样传来。宣言体般的广告词和精致壮美的画面，构成了一股撼人心魄的激情冲击力。从某种意义上，这条广告可以看做是中国企业的一次集体宣言。

激情首先从保健品行业进发。从事保健品行业的企业家大多是“营销天才”，虽然他们身上常常带着浓厚的草莽气息，但他们对于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对于广告策略的理解、对于营销网络的组织，令很多在中国市场上经略多年的外资品牌和港台营销高手百思不得其解。

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快速繁荣的保健品行业折射出中国庞大市场空间的超级魅力，也显示出中国本土企业在市场上的惊人创造力。

1994年的中国商业界，几乎到处弥漫着保健品行业所带来的激情。随着经济的持续成长，民众的消费能力日渐提高，几乎所有的消费行业都呈现出兴旺蓬勃的景象。企业的高速成长使得企业家们信心爆棚，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正在迅速膨胀和无限延伸中的大市场，“扩张、再扩张”的冲动催生出企业史上的第一次多元化浪潮。

正当中国企业集体发力之时，跨国公司的铁甲军团也已隆隆而来。就在前一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版权条约组织，早已家喻户晓的美国迪士尼卡通形象“米老鼠”正式进入中国，不过随着面带微笑的“米老鼠”而来的，却是跨国公司的钢牙利齿。

1993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四家公司和五家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泽一布希公司斥资l 640万元购买了中国最大啤酒公司青岛啤酒5%的股份；柯达赞助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M移动电话；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波音飞机公司在中国赚到了大钱，它一下子得到了总共120架、价值90亿美元的大订单；福特企业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伯克说，“我的头号业务重点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终于下线了，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挂了一条很有意味的横幅：

“感谢中国，美国制造”；这一年日企在华投资急剧增长，被批准的投资项目数量达到3 414个的高峰，是1991年的三倍。

有数据表明，自1979年至2000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3 462亿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后发生的，1992到2000年的累计流入量占总量的93%。1993年底，合同外资达到了1 114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270亿美元，几乎都是上一年的两倍。

每一个跨国公司都对中国这块土地带着玫瑰色的东方梦想，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柯达公司总裁，他雄心勃勃地说：

“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的基数，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这是几乎所有跨国公司进入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

对于中国本土公司而言，真正面临这场压力的不是一路高歌猛进的保健品企业，而是外资重兵压境的传统家电行业。

一场民族产业的保卫战迅速打响。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在面对媒体采访时直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当有记者问他，“如果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说到底又会怎么样呢？”他瞪着眼睛回答说：

“没有什么怎么样，任人宰割罢了。”很快，这家中国电脑行业的第一品牌企业推出了“第一台经济型电脑”，在保证同等性能的前提下，通过极力压缩成本，价格比跨国品牌竟然便宜了近一半。

在彩电行业，惠州tCL的李东生以“敢死队长”自居，他的彩电在北京大商场的黄金柜台与日本品牌展开了搏杀，价格只有后者的2/3；偏居四川内地的彩电制造商长虹公司一边高喊着“用我们的品牌筑起新的长城”的口号，同时以近乎自杀式的价格策略一次次血拼。在这家公司的宣传册上赫然写道：“凡是国外产品有的功能，我们都有；凡是国外产品具备的品种，我们都具备；凡是国外产品提供的服务，我们都提供；但是，在同等功能和同等质量下，我们的价格比国外产品低30%。”果然，价格战屡试不爽，最后这家公司竟然一举超过所有国际品牌成了国内市场的销售冠军。

令跨国公司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他们竟真的输在了此前从未见过的价格战上。美国通用电气(GE)在南京创办的嘉宝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一直无法盈利。这家由爱迪生创办的百年企业尽管是灯泡的发明者，可是在中国市场上，由于运营及制造成本始终居高不下，根本无法与江浙一带的中小照明工厂竞争。在当时，一个光线柔和且环保的GE灯泡可以使用一年，但是售价为10元，而国内一些小灯泡厂生产的光线比较刺眼的灯泡虽然只能用几个月，但是售价仅为2元。

GE的市场研究人员最后不得不承认，“与GE灯泡所具有的各项优良性能相比，中国消费者似乎更青睐灯泡的价格。”

与GE相比，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制造商惠而浦在中国的表现更为糟糕。为了快速打人中国市场，惠而浦通过并购的方式，在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和彩电四大领域分别找到了当时市场表现甚好的四家中国企业，但事情并不像外方想象的那么顺利。一位中方员工后来回忆说，合资之后，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美方总经理整天把自己关在一间用毛玻璃封起来的办公室里，里面不时传出美国味儿十足的英文，或者新马泰式的汉语，几乎听不到标准的普通话，而原来的中方员工则主要负责把热咖啡送进去。结果，作为一家拥有全球家电产品14%市场占有率的大公司，惠而浦在中国前后砸进5亿美元却一无所获。

“理解中国市场的关键字眼是耐心！”有“全球第一CEO”美誉的GE董事长杰克·韦尔奇事后这样总结道。

第三篇 激进与梦想（1993—1997） 一二、五百强梦，激进主义成主流

1996年5月，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论著作横空出世，首印5万册就在20天内销售一空。这本书的五位作者都还只是大学毕业不久、30岁上下的文化青年，他们在书中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美国驻华使馆还专门约请作者交谈。这在当时被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乐观的气氛始终弥漫着整个商业界，人们相信奇迹可以瞬间诞生，一夜之间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帝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竞标大会上，一位去年刚刚因夺得“标王”而名噪一时的酒厂厂长满怀豪情地说道：“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最后，这家酒厂以令人瞠目的3 .212118亿元蝉联“标王”。当有记者问投标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他爽快地回答：“我也没怎么算，这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此时的中国有理由自豪，人们目力所及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前景，消费市场空前活跃与繁荣，本土公司充满活力和激情。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看上去也是最成功的。

北方的俄罗斯经济正陷入困境，自1992年推行“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经济改革以来，俄罗斯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持续下滑。为了支持叶利钦政府，西方提出了10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新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每一个领域制造令人惊奇的巨大影响，从台湾海峡到美国商店的地板，这都是1979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所没有被预见到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开始出现。作为一股经济力量，中国正进入和改变着全球市场，有些时候甚至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世纪”的脚步声已经倾耳可闻了。受乐观景气的影响，上海的股市从年初的537点上涨到了11月的1200点。

中国经济的复兴是市场型新兴企业集体崛起的结果，与此同时发生的事实是，那些老牌而陈旧的国有企业则已经彻底跌入了谷底。发生在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景象是一个缩影。从1990年到1999年，上海一直在进行“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的城市战略转型，大量的工业企业被解体或迁出中心市区，这是一个十分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近10年间，创造过无数辉煌的上海纺织业先后破产终结41家，销号200多家老企业，棉纺锭从原来的250万锭压缩到70万锭，60万纺织职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岗分流。这期间，上海失业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53%，其中1990年到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3.17%而这仅是登记失业人数。

上海的景象在国内其他老工业基地大量存在，必须记住的是，数以千万计的老国营企业职工们为城市经济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这期间，“上市指标”成为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都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意外”地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笼中虎难题”。

当最危险的时刻来临，政府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尽管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输血”得以暂时维持，但由此也使新兴的资本市场成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为了拯救数十万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最终决定采取“抓大放小”的战略，“放小”就是借鉴“诸城经验”，而所谓“抓大”，就是全力扶持那些从市场中冲杀出来的国有企业，把它们尽快送进“世界500强”。

“世界500强”原本只是美国《财富》杂志的一个排行榜，它以销售额和资本总量为依据对全球企业进行排行，每年10月定期公布。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出现在“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公司。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评选，企业家们也并不在意，每年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1995年，《财富》杂志首次将所有产业领域的公司纳入评选范围，也正是在此刻，中国的新兴公司第一次将进入“世界500强”作为自己的目标，青岛的海尔公司明确提出要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排名，在随后的半年内至少有近30家左右的公司提出了自己进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表。渐渐地，“世界500强”变成了一种图腾，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很快，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等六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具有国有资本的背景，在市场竞争中证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还有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在中央政府确定了“国家队”之后，各省应声而动，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内将它们送进“中国500强”，而各地市则相应地提出了打造“省级百强企业”的构想。就这样，围绕着“500强”的目标，一个由上而下的“抓大战略”逐渐成形了。

在进军“500强”的运动中，当时全亚洲成长速度最快的韩国大宇集团被人们当做榜样。过去30年，由于政府的强力支持，大宇从一家注册资金只有l万美元的小贸易公司奇迹般地成长为一家规模惊人的综合企业。它独特的制造业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模式引起了中国企业的强烈兴趣，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东方式的，是完全可以被“移植”到中国来的。在当时国内的经济学界和决策层，培植若干家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超大型企业集团几乎是一个共识。人们认为，这种规模庞大、无所不包的航空母舰式的财团式企业是抗击国际竞争风险的最好模式，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

进入“世界500强”的美好憧憬以及对“大宇模式”的仿效，把方兴未艾的多元化热浪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每一个行业都充满了无数的商机，所有的人都变得迫不及待，扩张、再扩张，企业家们还远远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日后的事实将证明，在多元化的浪潮中，那些失去理智和控制力的企业家都将自食其果。

企业的激情继续在燃烧，这种浮躁现象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家电产业尤为突出。本土家电企业在打垮了跨国公司之后，迅速地陷入了更为惨烈的“内战”。由于所有的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概念大战”。在其后的几年里，中国家电企业不断宣布自己实现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有人曾经对这些“新技术”作过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描写：譬如“光触媒空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装一张含有活性炭的过滤网，活性炭潮湿了，就拿出来晒晒太阳，其成本不到1元钱；“无菌冰箱”被宣告是“冰箱进入绿色时代的标志”，其实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注入一些药剂，成本不到10元，却可以靠这个技术概念拉抬200元的售价；采用了“数码景深电路”的“数字彩电”，其实是把彩电技术中的电子束原理进行了一个新的概念描述；“环形立体风空调”是某大空调企业投入上亿元开发出来的专利性技术，其实就是在风叶上装了一个定时器，让它定时上下左右变换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很多国产家电企业都信誓旦旦地要设立技术中心，但最后人们发现，这些所谓的技术中心都不过是一些炒作的题材而已。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海尔公司发明出了“地瓜洗衣机”，随后又根据消费者需求研制出了“打酥油的洗衣机”、“洗龙虾的洗衣机”，这些故事当时为传媒所津津乐道，甚至被写进了大学的教材。一个经济学家质疑说：“这点地瓜，挑到河边井边用手洗，省力省钱又干净，为什么非得费水费电费时间地用洗衣机呢？”这种对产品创新的曲解和误导，最终让中国家电业的技术进步陷入了形式主义和技术空心化的歧途。实际上，一直到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但是仍然无法完整地制造出一台百分之百的“中国彩电”、“中国冰箱”或“中国空调”。

在狂飙突进的多元化浪潮席卷下，企业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的耐心。“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在中国沿海考察的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有点担忧地说，“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只想在五年之内就学到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事后证明，中国企业集体跃进“世界500强”的梦想更多的只是一种青春期的冲动，并很快被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打断，但在当时，大前研一的这种声音却很少有人能听得进去意外转折，国退民进新国策1997年2月1 9日，93岁高龄的政治家邓小平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位老人最终没能在香港回归之日亲赴见证。7月1日，飘扬在港岛上空整整一个世纪的英国米字旗缓缓落下。

第三篇 激进与梦想（1993—1997） 一三、意外转折，国退民进新国策

当人们仍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之中，一场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已悄然袭来。

这场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2月，一个名叫乔治·索罗斯的美国投资家领导的量子基金最先发起了攻击，它瞄准经济过热、出现赤字危机的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投资家们随后迅速冲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三个国家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在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两个多月里也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刚刚还被中国企业家视为标杆的大宇集团轰然倒塌。

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本实施了金融管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但随着整个亚洲的低迷，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清，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6月份，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速企业商品流通。这种积压景象以前只在1990年时出现过一次。

随着市场环境的骤然变化，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雪崩之年”，一批曾经风云一时的明星企业陷入困局。但中国的经济变革常常让人生发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感慨。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

时刻出现，它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陡然爆发以及国内市场的空前萧条，却“意外”地让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进程突然加速。

事实上，国有企业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

这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 .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

乡镇企业同样遇到了问题。在过去20年，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与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并驾齐驱，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产权不清晰，集体经济已经染上了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病。一位官员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苏南模式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已渐为旧体制所‘同化’，活力锐减，而且许多地方领导仍抱住苏南模式不放，片面强调集体性质的公有制，阻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这段话被视为官方对苏南模式的一次集体反思。此后，环绕在苏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环开始日渐散去，到2002年底，在苏南地区有93%的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改制”成了私营企业。苏南模式的终结，意味着集体经济的一次脱胎换骨，在更广泛的时空跨度内，它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的彻底淡出，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以产权人格化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终于成为主流。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至此，关于国有企业该不该进行产权改革的争论宣告结束。

《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在畅销一时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1998年出版）一书中，将此次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之后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锋，而中共十五大的召开则表明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思想廓清之后，政府开始大）J阔斧地实施“抓大放小”，但思路却发生了转折。在此之前，“抓大”思路是“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防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实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韩财团在金副风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让中央政府对这条路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连大宇这样的企业都无法抵抗国际金融资本的袭击，那么中国的“类大宇”企业们能够逃脱出这种命运吗？

于是，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在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国有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减弱而是更为增强。这一国策之确定，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成长逻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四篇 震荡与博弈（1998—2002） 一四、闯地雷阵，改革进入深水区

1998年春，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此时的中国已经度过了改革开放的20个春秋。3月19日上午10点30分，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铬基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慷慨激昂地讲了这样一段话：“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推向深入的艰巨性表露无遗。朱铬基将任满一届总理，他承诺在四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而在当时看来，最后一项内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攻坚战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力保人民币不贬值是当务之急。1998年初，在东南亚频频得手的游资大鳄素罗斯决定袭击与人民币关联度最高的港币，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当时正值香港爆发禽流感，全港陷入一片恐慌，正是在这样的动荡背景下，索罗斯对港币的狙击战打响。国际炒家们一天之内抛售200多亿港元，第二天炒家又抛售200亿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咬紧牙关照单全收。其后炒家继续疯狂出货，多空激战空前惨烈，恒生指数一路狂泄到6 600点，比一年前几乎下跌了10 000点，总市值蒸发2万亿港元。但香港政府很快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直接对抗。

决战之日，港府终于托市成功，股指企稳，索罗斯铩羽而归。

香港之所以能顶住国际游资的压力，自然离不开中央政府的背后支持。早在1997年10月底，世界银行在香港举办年会，索罗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俄罗斯总理丘拜斯等都受邀与会，此时的亚洲各国已是一片风雨飘摇，人民币是否贬值成为年会最敏感而重大的话题。世界银行专门为朱铬基举办了一个专场演讲会。在例行的演讲中，朱铬基郑重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此言一出，在场的亚洲各国领袖大松了一口气。《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展现了经济大国的风范。”

为了捍卫人民币不贬值，朱铬基承担了空前的风险和压力。受金融风暴影响，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6月份，长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 150人，直接损失2 551亿元。当时，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

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然而，朱铬基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在当时的局势下，欲扭转经济的下行趋势和消费过冷现状，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内，启动内需。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只要把这部分消费能力释放出来，经济复苏或可迎刃而解。于是，朱铬基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朱铬基一直对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出现的投机行为颇为警惕，采取了抑制发展的政策，而如今，在他看来，能够快速启动内需的，似乎只有房子了。

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福利分房政策的取消，让住房市场化的空间大大拓宽。

几乎就在同时，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则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了住房贷款有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方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允许按揭贷款和取消福利分房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中国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地产热，无数财富故事在这个领域中演绎。

由于房地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因而也确实起到了复苏经济的作用。有经济学家日后评论说：“这个政策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改善市场需求的转折点，其效应持续10年。消费信贷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释放着持续的投资品需求。大量的企业也就是在这之后开始进入投资扩张时期的。由于投资旺盛，整个经济对于上游基础部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为大量地处上游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在朱铬基上任伊始提出的施政承诺中，“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无疑是最艰巨的一项。现实让所有人感到尴尬，据财政部的一次通报，国有企业不得不通过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该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年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发言人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所有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在发表了“地雷阵”演讲的五天后，朱铬基签署了一个看上去很疯狂的计划，中国政府同意全球胶卷业的老大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根据协议，中国胶卷业的七个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企业，柯达承诺投入10亿美元，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个轰动了国际商业界的协议被称为“98协议”。

中国胶卷业是国有企业的一面镜子。与家电、饮料等行业一样，1978年之后的中国胶卷业改造也是从成套设备引进开始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各地政府争相立项，相继从柯达、富土和德国的爱克发引进了成套的彩色胶卷生产线，其中，厦门福达与柯达的引进项目投资15亿元，汕头公元与富土的项目费用更高达40亿元。在短短10年内，中国建成了七家胶卷工厂，成为世界上拥有胶卷企业最多的国家。

国营企业的所有痼疾都在胶卷业集中暴露出来：巨额的重复投资，缺乏技术消化能力，市场竞争乏术，机制僵化而管理混乱。到1993年前后，国内胶卷企业全数亏损，行业总负债超过100亿元。面对这样的局面，连治乱高手朱铬基都有点束手无策了。

柯达的计划最早萌生于1994年，这年秋天，柯达总裁在杭州西子湖畔与朱锫基见面时，突然提出了“全行业收购中国胶卷企业”的设想。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荒诞不经，这是预先没有讨论过的话题，甚至连柯达总裁的高级随从们都是第一次听说。然而，只有朱铬基不觉得异想天开，因为在他的心里，正盘算着另外一局棋。

柯达的方案是诱人的：“在中国政府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柯达将带来三样东西，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世界级的管理，一个是至少10亿美元的投资。”但柯达同时也要求排他性：“我们请求不要允许任何国外的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因为我们要重组现有的老企业，而他们却可以从头开始建造新的工厂。”实际上，柯达的构想正契合了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造乏术的现实，这让朱铬基在第一时间下决心冒险一试。

将一个重要的产业全数转托于一家跨国企业，在中国企业史上还是闻所未闻的做法，也是一招地地道道的“险棋”。

且不说全行业收购直接改写了传统的利益格局，这一动议本身就意味着民族胶卷产业的全军覆没。在此过程中，朱铬基始终是全行业购并的支持者，他甚至因此被人批评为引狼入室的“卖国贼”。在一次视察时，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所谓的“几个胶卷”，自然是针对柯达收购案而言的。

柯达收购案的通行，标志着中央政府的国企改革思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以1998年为分界点，此前的主题是经营机制的转变，此后则是产权的重组与清晰化。有区别的是，前者尽管成效微渺，不过，政策设计却是非常清晰的，而后者的改革，效果卓著但政策界定始终混沌不清。通过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行的“改革、改组、改造”，一场浩浩荡荡的“国退民进”运动从此拉开了大幕，并最终在几年之后完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整合，曾经步履蹒跚的大型国有企业变成了一支“无敌舰队”。

事后一个不断引起争议的话题是，在其后几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通过各种方式完成了产权革命，但由于“国退民进”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泛运动化和法制监管空缺的特点，到底有多少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转制的过程中实现了巨额财富的重组，是一个永远也没有答案的谜，后来在各种财富榜上出现的富豪们相当一部分都是这场改革的最大获利者。因而，它又被人称为“最后的盛宴”。

种种迹象表明，以1998年为起点，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利益格局更复杂、冲突更激烈的新阶段，从中央决策层到思想界、企业家，每个人都感受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将把这个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带向何方而有着莫名的亢奋与迷茫。

在未来的几年里，人们日渐从“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说法中咀嚼出更多的意味。

第四篇 震荡与博弈（1998—2002） 一五、庄家凶猛，股市怪胎成痼疾

1999年，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纪终于走到了它的“末点”。美国《财富》杂志十分机敏地宣布，将把一年一度的《财富》年会放在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举办，时间是国庆大典前的9月底。这是国际知名传媒机构第一次把全球性年会选在中国举办，它的主题非常符合人们的想象——“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

从宏观经济来看，中国的表现也让人充满期待。东南亚各国还没有从金融风暴的眩晕中清醒过来，俄罗斯经济再度爆发危机，南美的巴西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 中国可谓“一枝独秀”。随着各项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渐见效，消费市场重新活跃，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各个产业的拉动效应渐渐呈现出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到来了。

资本市场向来是宏观景气的“晴雨表”，而在中国，这个“晴雨表”却常常投影在扭曲、诡异的哈哈镜里。

1999年5月19日，一个看上去不会发生任何新闻的平常日子，持续委靡了700多天的中国股市突然惊醒，一根阳线起势突然，继而凌厉，一拉就是32天。这期间，央行宣布降息，《证券法》开始实施，一向谨慎的《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求大家“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向阳锣鼓声声敲，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 700点，涨幅超过50%。随着“5-19行情”的突如其来，股民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曙光，但一批精明而又大胆的“庄家”也呼啸出笼了。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首先，那些当年体质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企业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所谓的“壳资源”。其次，中国股市自创建以来，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存在很古怪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股权，而且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约为2/3，并且通常处于控股地位，其结果是同股不同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极易产生“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霸”现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的代价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企业。再者，监管机制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最流行的名词是“题材”，你只要敢于想象、胆大妄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这些凶猛的庄家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无一不是编故事的高手，在一个拥有大量散户的股市里，后者无疑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由于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庄家常常躲在幕后用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题材操纵股价，甚至利用媒体为自己选中的股票造势，一个个奇迹就这样被轻易地创造出来。其次，他们中不乏资本运营的高手，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股市更吸引人的盈利场了。他们常常利用那些名存实亡的“壳资源”，以及未流通的国有上市公司法人股，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幕后收购，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打造金融与实业混合经营的帝国。

一位风云一时的庄家曾自创一句格言：“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极盛时，他控制的三只股票五年之内均全数狂涨10倍以上，而自己则从这种坐庄活动中总计获利数十亿元。但其实，他旗下的这三家企业即使是在效益最好的年份，净利润之和也不过24亿元，远远算不上是“效益奇迹”。为了维持高股价，这位庄家一面不断在资本市场上发布购并公告、夸大实业整合的绩效，以此为稳定和抬高股价的炒作手段，另一方面又创办和控制了多家信托金融机构，同时在银行、证券、金融租赁、保险、基金等多个领域，通过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开展委托理财业务。这种灰色及不规范的运作模式，让庄家渐渐衍变成了一头规模惊人而无比危险的金融怪兽。根据计算，这家企业每年用于维持高股价的费用需10亿元，用于融资支付的利息需30亿元，也就是说，起码有40亿元的资金才能保证自身的正常运作。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数字，其融资成本之高，让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惨败的命运。

在维护股市的健康发展上，媒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二年10月，北京的《财经》杂志刊登封面调查《基金黑幕》，将中国股市中一个刚刚诞生的光鲜神话骤然间刺破了。

在此之前，跟私人庄家贪婪的形象不同，基金公司正以科学、负责及可持续的专业精神成为资本市场上值得信赖的势力。

1998年以来，每一批基金来到市场，无不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舆论的褒扬，更被视为引入西方成熟市场经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举措。但有人终于发现，基金公司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天使，与庄家一样存在大量的违规、违法操作事实。《基金黑幕》的报道，顿时平地掀起千重巨浪。

正当财大气粗的基金公司怒不可遏时，时年70高龄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站了出来，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赌场”。他说：“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

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为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股市因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这位为人谦虚、和蔼可亲的老人后来因此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尽管股市问题充分暴露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年轻与幼稚，以及先天不足的制度性缺陷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整体看来，中国的经济仍充满活力，企业家们意气风发。

9月27日，美国《财富》杂志的年会在上海如期举办，300多名跨国公司领导人赶来，其中有60多位“世界500强”企业的总裁。美联社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兴奋，时间、地点和议题都是。那感觉就好像是超级杯（美国职业橄榄球总决赛，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节目）现场，人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比赛。”跟务实的跨国公司领导人相比，与会的200多位中国企业家则表现得更加亢奋，他们迫切想从世界级企业家身上取到真经，日后很多人把这次年会看做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又一个好消息在1999年底传来，11月15日，一张真正的全球化“门票”终于预售成功了，这一天，中国与美国正式达成协议，后者表示支持中国进入tO（世界贸易组织）。

谈判一度在5月陷入僵局。5月8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媒体记者死亡。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点起蜡烛，为死难者守夜，转而冲向他们心中能代表美国的跨国公司。麦当劳被迫关门歇业一天，IBM大楼的玻璃被石头击中了，微软大中华区总裁紧张地在公司向员工发出安慰邮件，称“如果有必要，公司可以关门，职员可以回家避难”。学生们的情绪很微妙，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在学校贴出标语——“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而更多的学生在白天游行结束后，晚上又到灯下复习“托福”。就在反美情绪如此高涨的同时，美国又与日本公布了以亚洲周边国家为假想敌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但危机终于过去，中美tO谈判协议在1999年底戏剧性地达成了。也许所有伟大的时刻都充满了戏剧性。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以积极、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家庭，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终于握到了这张“入场券”。

第四篇 震荡与博弈（1998—2002） 一六、跨越彩虹，国企换血大重生

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点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电视机前屏住了呼吸，为这一刻人们已经整整等了四年。当人们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然后用有力的声音说出“Beijing”的字眼时，万里之外的华夏大地顿时烟花满天。

北京成为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始终是中国宏观景气持续上扬的重要投资拉动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喜事接踵而来，“2001是中国年”的说法不胫而走。10月7日，中国男子足球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以1：0战胜阿曼队，历史性地冲进了世界杯决赛圈，实现了国人呐喊多年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11月10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天下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tO)的决定。

事实上，加入tO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就是中国政府应对tO的重大战略决策，国有资本集团的进退及重组无一不是根据tO的市场开放时间表来制定的，其结果是整合后的国有大型企业的全线飘红，纷纷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盈利水平的最高纪录。

在过去的几年里，国有大型企业的“换血重生”出现了三种状况。一是大规模整体海外上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先后在纽约或香港成功上市。一向保守的国有公司集体“闯海”，绝不仅是个普通境外融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主动变革的巨大决心和痛苦抉择。二是基于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的大跨度拆分重组，在世人对电信等行业的一片指责声中，“寡头”们不动声色地对自己举起了手术））。中国电信一分为五，中国石油、石化重新分家，中国民航酝酿重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就地解散，中国五大军工集团五分为十，几乎所有的老牌国有公司都在“分家”。

三是国有公司的企业家群体浮出水面，初显企业家本色。作为上市和重组两大变革的直接操作者，这个一贯低调求稳的群体被推上浪尖，他们身上的企业家潜质得到前所来有的激发和展现。

另一方面，盘踞中国多时的跨国公司也随即调整自身战略，掀起了一场独资化的浪潮。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外资办厂都要在国内有一个合资的伙伴，譬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各地的罐装厂都必须与国营粮油公司合资，宝洁的合作对象则被规定为地方国营的日化工厂。但中国加入tO后，这种限制逐渐取消，一些已经合资的跨国企业立足已稳，便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完成了独资化的转型。日本松下向媒体证实，“在中国设立的50家松下合资企业都将谋求独资”；生产手机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也作出了这样的决策，董事会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到100亿美元，同时，董事们认定“独资是中国人世后合资公司的一个自然选择”；碳酸饮料市场放开后，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两大巨头也相继实施坚决的独资行动，后者甚至不惜与原来的中国合资方挑起一场国际仲裁风波。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开始从竞争性领域进入垄断或准垄断领域。在改革开放的前、中期，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生产饮料的可口可乐和生产洗发水的宝洁，以及家电业的日本公司。但跨国公司后来发现，在消费品领域跟中国新兴公司搏杀，如果不是本土企业犯下致命的错误，跨国品牌要取得决定性胜利非常艰难。2001年之后，跨国公司开始转入资源性行业，并首先获得了投资合作权。

例如，通用电气在1992年进入中国后一直发展不顺，但后来将投资重点从民用产品转移到了技术含量更高的基础工程上，通用电气的工业照明、医疗设备、燃气轮机、风机、水电发电设备、飞机发动机、工业性集团的电力输送等项目投资都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回报，这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民营资本的禁入地带。

由于对中国前景的一致看好，跨国公司的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中国加入tO之后，金融市场的开放被排上了时间表，各大跨国金融机构明显加快了对中国的业务布局。2001年前后，汇丰、花旗、友邦、渣打等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从新加坡或香港迁到了上海。此前已经暗中布局的金融投资公司也开始浮出水面。据《经济观察报》披露，早在多年前，摩根土丹利就与中国建设银行等组建了“迄今为止本土唯一和最优秀的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一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并持有35%的股份。2001年10月，中国首次允许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在第一次招标会上，摩根士丹利独家获得价值10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这些不良资产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涉及地产、纺织、冶金、医药等行业的254个公司和工厂，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很显然，这些不良资产是“国退民进”战略产生的剩余价值。

就在跨国资本不断渗透、国有资本强势重组的同时，“第三力量”民营资本也在奋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

一家民营企业持有了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此前在国有银行全面垄断的金融领域，民营企业想要分一杯羹简直是做梦也不可能的事，民生银行固然弱小，但却是唯一试验性质的、产权清晰的商业银行；一位海外归来的企业家敏感地发现了中国电信业两大巨头之间的市场空间，将一项在海外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变成了他的“魔棒”，他所创办的企业Ut斯达康一度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值高达260亿美元；草根出身的浙江企业家李书福在艰苦奋斗了近10个年头之后，破天荒地拿到了政府发放的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许可证，无论结局如何，这家名叫吉利公司的私人企业从此有了参与国际竟争的机会，这件事很快被解读为中国加入tO后产业开放的重要标志。

总体而言，入世后的中国是令人亢奋的，tO似乎是一道漂亮的彩虹门，当中国终于跨越的时候，举国上下竟有大松了一口气的意味。预言中国的未来与走向成为全球经济圈最热门的话题，日本通产省在一份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

但与此相关，“中国威胁论”也悄然兴起。

一个名叫章家敦的美国华裔律师还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五年。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则预言，中国加入tO的前五年将会出现4 000万人失业，严重的就业压力将迟早把这个国家压垮。事实将证明，上述的所有预言都没有“自我实现”，中国的经济和企业成长，仍在按自己的逻辑曲折前行，而与那些过于乐观或悲观的猜想无关，正如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约翰，加尔布雷斯在谈中美关系时所说的，“我们对中国的很多预言都仅仅是一己的猜想。”

第四篇 震荡与博弈（1998—2002） 一七、风景独好，中国制造显威力

2002年，一个“中国制造”的新名词开始在媒体上广泛传播，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存在和力量。

这一年，中国向国外出口了一项最大的“单宗商品”：

一个身高2.26米、名叫姚明的篮球运动员。有人为这个亚洲小巨人算了笔账，如果他在美国NBA打到38岁，可以有2.7到2.9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获得的场外赞助、广告费等巨额收入，这一价值按当时的国际商品价值来换算，就相当于中国出口了102万吨大米，或46万吨钢材，或239万台电视机，或630万辆自行车，或98万吨原油，或6 489万米丝绸。

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巨人更是无处不在。2002年初，美国零售业巨子沃尔玛决定把它的亚洲采购中心从香港搬到深圳的罗湖区。中国区总裁对记者说：“我们找到了最大的卖家。”沃尔玛当年度在中国的采购商品总额为1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计算，“沃尔玛若是一个国家，将成为中国第六大商品输出国和第八大贸易伙伴。”

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中国制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终于向全世界发威。在1998年5月份举办的韩日世界杯足球赛上，中国足球队颗粒无收，中国商品却出尽风头，江苏扬州的玩具工厂制造了30万只世界杯吉祥物，浙江义乌的服饰公司生产了225万面球迷呐喊旗和数十万件“球迷假发”，福建的工厂则提供了上百万件球迷服、护腕及足球袜。一个真实的笑话开始以各种版本流传起来：

很多人出国旅游买回一大堆纪念品和时髦的商品，回到家里后扒开商标一看，都是“Made in a”。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背后，却洋溢着一种特别的自豪。

但有人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的秘诀只是在于将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广东格兰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格兰仕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微波炉的专业工厂，2002年的产量已突破1 200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3。它的竞争之道很简单：微波炉重要的上游零部件是变压器，日本产品的价格是20多美元，欧美的价格是30多美元，在日货冲击面前，欧美企业痛苦不已。格兰仕这样和美国企业谈判：把机器拿给我做，按美方现在的产量，我一台给你8美元。美国人很痛快地把生产线搬过来了。由于格兰仕员工工资很低，而且工人可以24小时“三班倒”，因此一周只有一两天为美国人生产，其余时间几乎都在享用免费的午餐。在横扫国内市场后，格兰仕又去找日本人谈判：

我每台给你5美元，你把生产线也租赁给我吧。随着多国生产线不断汇集广东，格兰仕就成了“微波炉世界工厂”的龙头老大。

如果说格兰仕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制造”在成本上的优势来源，那么芭比娃娃的故事则能显示中国商品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芭比”是迪士尼公司最热销的儿童品牌玩具，每年在全球120个国家销售，其最主要的制造基地在中国。一个在北美市场零售价为2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工厂的离岸价仅为1美元，而且这1美元里还包括了制造商和渠道商的成本、利润以及各项税收，钱全让美国赚走了。

尽管有人对“中国制造”的可持续性表示出忧虑，但“中国制造”本身就是中国崛起的一场前奏。

自1991年临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总理，朱铬基用专业和强势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国经济。在他任内，宏观经济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线”内：即通货膨胀不超过3%，GDP增长始终高于8%。正是这种持续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在动荡莫测的世纪交替年代保持了“这边风景独好”的繁荣景象。

在上海，一位香港商人将2 000多户老居民迁走，却把他们的老宅留下来，改造成一个叫做“新天地”的消费场所，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西餐馆、咖啡馆、酒吧、时装店和画廊。夜幕降临，时尚青年们沿着灰砖路面行走在狭窄的弄堂，举目全是英文招牌、民国时代的美人月历牌，耳中充斥着缠绵悱恻的老上海歌曲，擦肩而过的半是碧眼金发的西方男女。很少有人还会留意新天地东南角的一幢两层老宅，80年前，13个年轻人在这里会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北京，一个女文化人看中了京城东北角一片灰暗的大厂房，这是一家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军工厂，所以还有一个神秘的番号：798。她以极便宜的价格租了一个车间当做自己的艺术工作室。跟她一起看中798的，还有一个做艺术网站的美国人，他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在二人的鼓吹和示范下，一些前卫艺术家也先后喜欢上了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的“雪球”就这样滚了起来。美国《时代》周刊将这里评为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随着文化生活的空前丰富，人们开始用黑色幽默调侃那些暴富者。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6070的被调查者认为，富人是通过不合法手段发财的。《大腕》成为2002年最火爆的国产电影，这是一部尽情嘲笑新兴暴富阶层的贺岁喜剧片，男演员在影片中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什么都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还有人将《福布斯》评选出的中国前50个富豪与国家税务局公布的“私营企业纳税50强”名单进行了一个比较，结果发现重合的名字只有四个。

9月2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怜的过剩》的中国特稿，作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描述了几位中国富豪的生活，其文字之戏谑竟跟《大腕》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人建造奢华俗气的仿白宫办公室、仿洛可可式别墅；在郊区建造别墅却不敢打开豪华吊灯（因为害怕导致穷困的邻居家里跳闸）；他们的妻子忍受着丈夫的无数情人，备感孤独，只能以养昂贵的宠物、上庙烧香和多生孩子打发生命；他们往最昂贵的葡萄酒里倒雪碧，像喝水一样地咕嘟嘟往下灌，吃的是煎鳗鱼、焖海藻和炖蚝……充分享受着穷奢极欲的每一分钟。”这幅栩栩如生的、可怜的中国暴发户的素描迅速在网上传播，给被采访者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第五篇 责任与理性（2003—2008） 一八、SARS冲击，经济过热再调控

2003年3月6日，就在朱铬基总理作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退出政坛的第二天——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温家宝——，北京市接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

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并有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科学家们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病原的时候，SARS已经在中国迅速蔓延。从广东、香港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 199人，疑似病例1 275人，死亡59人。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整个上半年，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全部被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

恐慌一直持续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位售货员兴奋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让世界感到真正“牛”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从数据上看，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受疫情冲击，增长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实现了强劲的反弹，到年底，GDP的增长率达到9.1%，不仅高于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旅游、航空、餐饮及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药品、食品、纺织、电信等产业则得到了意外的商机。实际上，“非典”后的强力反弹喜忧参半，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另一方面已显露出经济过热的苗头。

“中国制造”仍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据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一项统计，“中国制造”已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的上百个产品市场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50%，彩电和冰箱都为30%。

在外贸势头强劲时，房地产行业的暴热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在沿海一些城市新开发的楼盘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群群人举着“温州购房团”的小木牌，像买菜一样地买进中意的房子。上海《东方早报》刊文《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记者称，“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 000亿元。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按照回报率15%计算，1 000亿元投资客可净产出150亿元，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可谓温州第一产业。”温州人所到之处房价迅速攀升，而当一个城市的房价上涨到相当程度时，他们又像蝗虫一样向下一个城市扑去。

城市化浪潮的快速推进，购房大军源源不断，市场有效供给的不足，随着房价节节攀升而带来的恐慌性购买……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房地产业赶上了一个千古一遇的黄金时代。

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香港和台湾一样，在经济高速成长的通道里，最具景气特质的地产业必定会成为成长最快、也最暴利的集中地。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上，人们十分惊愕地看到，以房地产为业务（或涉及房地产）的富豪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的房地产商（或涉及房地产的商人）竟占了六人。难怪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一个人只要做过房地产就什么也不愿意做了。”

“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的经济景象，一个非理性的繁荣周期又来了，但与之伴生而来的，却是各种原材料和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

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2003年夏季之后，全国各省市爆发缺电危机，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为了应对“电荒”危机，各地纷纷频出奇招：除了错峰、避峰、拉闸限电等计划用电方案外，各省市均对高耗能产业限制用电或部分停电。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江苏被迫对企业实行“开二停一”、“开五停二”甚至“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这是1978年之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就连素有“不夜城”美誉的上海外滩也关闭了大部分景观灯光，为了节约用电，市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受“电荒”带动，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乘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一千万元，一百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资。”

为了满足国内无法遏止的需求，中国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石油、矿石、天然气等，所到之处，国际市场无不惊呼：“中国饿虎来了！”精明的国际卖家立刻结成联盟，集体抬价，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尴尬局面，以至于在国内渤海发现了一个大油田的消息，竟然让温家宝总理兴奋得一夜未眠。

宏观形势的剧变立刻引起国内企业的骚动，于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一场浩浩荡荡的重化工运动又拉开了序幕。

席卷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重化工浪潮中的，不仅有开足马力的国有企业，还有不少企图冲浪的民营企业。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后者几乎无不遭遇“滑铁卢”。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 .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 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 .9%。随着企业投资能源行业的愈演愈烈，宏观投资过热已渐成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警笛终于鸣响。

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同时向引起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开）J，一道道整治“金牌”接踵而出。2004年3月到5月间，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包括：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耕地；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和新建的项目；进一步加强贷款风险管理，等等。与此同时，国内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言论，对房地产过热进行猛烈声讨，这个行业俨然已成了“政治问题”。

一连串紧缩政策的组合拳出击和强大的舆论营造，不仅改变了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和消费者购房的价格预期，而且改变了政府对房地产发展的支持理念和支持方式，从而直接导致了购买力的迅速下降和楼市成交量的急速萎缩，房地产的冬天突然降临了。

随着宏观调控的来临，股市也应声下挫，到2004年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分别收于1 266.5点和315.81点，比年初分别下降15.4%和16.6%，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

发生在2004年春夏之交的这场猛烈的宏观调控风暴，让国际观察者也有点不知所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文章说：“这些日子，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睡前都要为中国经济祈祷，世界逐渐被中国借助廉价劳动力、原材料需求以及外资投资而确保的巨大的资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国泡沫破裂，世界上的所有泡沫就会一齐爆裂。”5月下旬，韩国政府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中国计划对过热经济踩“刹车”可能对韩国造成的影响。

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公开表示担忧，他在联邦参议院的演讲中说：“如果中国出现问题，对于东南亚经济体和日本，间接地对于我们，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然而，中国经济的走势再次让全球的学者跌破眼镜。2004年三季度，亚洲开发银行曾预测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下降为8 .3%，而商务部的数据更保守，为7.5%。可最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高达10．1%，为1996年之后增长最快的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一切表明中国经济仍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通道里。

后来有人评价这次宏观调控是“点刹”而不是“急刹”。

第五篇 责任与理性（2003—2008） 一九、成长阵痛，外贸急增引摩擦

2005年10月12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两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六号飞船再次飞上太空，举国一片欢腾。就在两年前的10月12日，中国第一位航天员乘坐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与宇宙飞船同时升空的，还有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

2005年的一天，一位家住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女记者作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她和家人将在一年内拒绝“中国制造”。她首先要换掉儿子的中国鞋子。为了购买价格低廉的产品，她来到了附近的欧洲产品打折店，但是因为生意不好，店铺已经关门停业。玩具商店、卖场里也摆满了中国商品，家居用品即使出了故障也无法修理，因为表面上虽然是“美国制造”，但配件全都是中国产品。从捕鼠器到照亮住宅外面的电灯、生日蜡烛、爆竹等，要想找到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简直难如登天。后来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最后的结论是，她和家人决定向现实妥协，否则为此忍受的生活不便和代价真是太大了。

没有别的故事比这位记者的经历更能说明现实了，廉价是“中国制造”制胜的唯一武器，也是最令世界难以抵挡的竞争力。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在中国商品的冲击下，各国的制造工业受到了致命的挑战，贸易摩擦随之而来。一夜之间，中国成了tO成员国中反倾销的焦点国家，全球七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一件是针对中国的。

早在2002年6月，欧盟宣布对中国温州地区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这成为中国加入tO后的“反倾销第一案”。

当时，温州几百家打火机企业生产了世界上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而其制造成本只有日本打火机的1/10。温州企业在应诉时声称，“中国价格”的低廉主要归因于有限的劳动力成本，温州工人的年收入比欧洲工人低了20倍，结论是“中国企业没有做亏本买卖”。此项诉讼最终以欧盟撤诉告终，一直以制造低廉商品而闻名的温州商人再度戍为国家英雄，直到今天还被当地津津乐道。

但“打火机保卫战”的胜利，并没有阻挡反倾销浪潮的汹涌而至。200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尔切爆发火烧温州鞋的暴力事件，数百名西班牙鞋匠冲进运货码头，将价值100万美元的16个装满了温州皮鞋的集装箱付之一炬。一周后，埃尔切再次爆发排斥华商的示威游行，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有数千人上街。事实上，据意大利鞋业联合会统计，过去两年有超过2.5亿双中国鞋进入意大利，该国鞋进口量首次超过了出口量，这对于一个以制鞋业为骄傲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事后欧盟为了安抚当地制造商，甚至设计了一个“非中国制造”的标签。

中国的专家及官员则试图从自己的立场来化解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2005年5月，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赴法国巴黎参加“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当被问到中国对纺织品倾销的态度时，善辩的薄熙来这样回应道：“各位也许没有计算过，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

一个相关的数据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购买了30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5架是昂贵的空客380。

回顾宏观调控背景下的中国，一切都仿佛在翻腾躁动，经济格局正在以最猛烈的速度裂变。

2005年6月6日，中国股市跌至冰点，上证指数无比冷酷地停在998.22点，八年来首次失守千点，曾经被人们批驳或视为笑谈的“千点论”，终于在欲哭无泪的投资者眼前应验。

正是在跌无可跌的低潮期，一场股权分置运动迎来了最好的启动时刻。

长期以来，同时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股权的格局，不但使流通股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还非常容易滋生丑恶的庄家现象。十多年来，这一现象一直遭到专家的猛烈诟病，然而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改革方案屡提屡废，但到了股市结构的负面因素已经影响到全局的时候，股权分置已迫在眉睫。

这场改革最先从湖南一家由民营资本控制的上市公司开始。根据董事会的决议，该公司以4月29日总股本2.4亿股为基数，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取得3股股票和8元现金，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将获得“上市流通权”。这无疑是一次“破冰之旅”。由于是在低潮期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之顺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启动之初，股市曾经出现了持续下跌的景象，甚至在6月份跌破了千点大关，但是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改革试点公司接踵出现，股市很快企稳。到2006年9月，已有1 151家上市公司进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达到92%，也正是从此时起，中国股市从熊市中猛然苏醒。

股权分置改革的历程颇似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物价闯关”及90年代后期的企业产权变革，它体现了中国这场改革运动的“不争论特征”：每当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争辩和强行推进的时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舆论的紊乱；而当所有争论者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改革却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取得突破。

实际上，开始于2004年春天的宏观调控正将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的深层矛盾以最激烈和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的变革已进入“深水区”，每前进一步都会触及一些人和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遭到现有利益格局的反对，因而必然遇到阻力，延缓改革的进展。在很多人听来，“深水区”的比喻有多层含义，它既指改革向更为艰难而未知的深处推进，也意味着利益冲突的复杂性与多元化，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纵深广阔、十分陌生的商业时代。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过去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在2006年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上，已故的中国政治家毛泽东主席第六次成为封面人物，不过这一次，毛的服装上耐人寻味地印上了著名服饰品牌LV的标识，周刊的主文标题则是《静静的革命》。

在高速成长的通道里，大型国有公司的光芒最为耀眼，它们在资源型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棵结满了苹果的大果树，那么，它们无疑是最大的、在有些繁茂枝条上是唯一的收获者。同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广，这些企业的资本市场化和竞争力也得到了加强。国资委成立三年以来，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21 .4%；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 .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提高了五个百分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 44.4%。现在，它们看上去是一支不可能被击败的“无敌舰队”。

以能源行业为例，在过去的两年里，全球能源空前紧张，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25美元上涨到70多美元。在这种背景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盈利能力暴增。2004年，中石化净利润比上年疯狂增长了70%，2005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42%，到2006年，再增28 .08%。中石油更是捷报频传，2005年实现营业额5522.3亿元，较上年度增长了39%，公司以1333.6亿元的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机器，一举超过了港交所多年的蓝筹老大汇丰控股和此前亚洲最赚钱的企业日本丰田汽车。在2006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年度“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上，共有22家中国企业入选，中石化由31位升至23位，位居中国企业之首，国家电网公司从40位升至32位；中石油从46位升至39位。

在金融领域，2006年5月，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纷纷上市，得到国际战略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捷足先登的国际金融机构巧妙地搭上了这班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效益暴增。

到2006年底，一场长达两年多的宏观调控似乎已经结束了。在过去将近30年的改革历程中，宏观调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被称为治理整顿）已成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词，它几乎每隔三五年就会出现一次，而且从来只宣布开始，而不通知结束。

宏观调控结束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启动的目标已经达到。

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在垄断性行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在很多人看来，2004年前后的经济过热正是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酿成的。2006年以来，除了国有银行的大规模上市之外，企业并购活动明显加快，一些重大的建设项目也相继宣布完成。

5月20日，历时12年建设的三峡大坝全部完工。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投资总额高达240亿美元，年均发电量将达847亿千瓦时，取代巴西伊泰普水电站成为世界最大的发电和防洪综合工程。7月1日，全长1 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该项目总投资逾330亿元。青藏铁路有960多公里都在海拔4 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原铁路。

6月6日，国务院发布《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天津滨海新区规划面积2 270平方公里，比深圳还大300多平方公里，是香港的两倍、浦东的三倍，它将成为北方中国新崛起的金融开放中心。人们将它与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相提并论。新华社在评论中认为，“在新一轮改革的版图之上，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市和天津滨海新区正在成为我国综合改革的‘三驾马车’。”

2006年11月20日，上证指数在六年后重返2. 000点，在2005年的6月6日，它曾经令人绝望地跌到过998. 22点。

从2006年1月以来的短短10个月，指数已经悄悄上涨了近800点，涨幅超过70%。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资本市场的复苏非常明显，人们开始把钱从银行中取出投入股市。

10月，银行储蓄五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华尔街日报》在评论中警告说：“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将创造过多的流动性，可能引发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和商业银行的放款冲动。”这些提醒都将在半年后被一一证实。

楼市的回升也是明显的。自宏观调控后，全国地产沉寂多时，从年初开始，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率先领涨。政府试图遏制迅猛的房价上涨势头，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条，是规定“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0%以上”。很显然，这几乎是一条无法被认真执行的法令，而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被执行过。在下半年，中央政府持续出招，银行升息、限制外资炒房、有些房价增长过快的城市的相关领导被惩戒，可是尽管如此，房价上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股市、楼市的稳步双涨是最为典型的景气信号，一个非理性繁荣的周期又开始了。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让人恍若隔世。

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生长的地方都已经不复存在。唐宋诗人笔下的江南早已面目全非，如今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工业基地。昔日蜿蜒的街道被拉直拓宽，街道上的青石被撬掉扔弃，上面建起了呆板高大的楼房和商铺，雨廊、飞檐、河埠头都成了记忆中的画面。过去20年中，约有4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迅速而广泛的城市化进程。

据专家预测，城市化运动还将持续下去，今后20年内，预计还将有4亿人迁入城市。整个中国像一个大工地。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参考消息》援引外电说，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50%左右，一年的房屋建设面积总量相当于俄罗斯全国现有的房屋面积。重庆10天的建筑成果，相当于15个纽约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

2006年夏，青年导演贾樟柯拍摄的电影《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金狮奖”。电影的拍摄地点是有着2 000年历史的重庆市奉节县。但他发现，五个月的电影拍摄竟跟不上场景的变化。一开始，他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等他短期回一趟北京再回到现场，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机镜头保持静止，里面的空间也早已面目全非。“古城到处在拆迁，”他不无感慨地说，“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

这时的中国，一本名为的畅销书正在悄悄成为人们的话题。在这本书里，作者宣称，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崛起和开放源代码运动共同创建了一个“平坦”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景观，使过去与权力和财富中心无缘的人得以直接参与赚钱和制造舆论的活动——只要他们有能耐、有胆识、有宽带连接就行。

面对这样的判断，美国人与中国人却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前者觉得自己将征服这个“平的世界”，而后者，则坚信自己将从边缘迈向这个“已经被碾平的世界的中心”。

第五篇 责任与理性（2003—2008） 二〇、网络经济，青春飞扬新势力

2007年11月6日，长着张娃娃脸、常常带着点儿淘气的坏笑、喜欢出语惊人的马云跃上了人生的巅峰，他掌舵的一家专门为600万中小企业提供外贸平台的互联网服务商——阿里巴巴——终于在香港联交所主板火爆上市了。而12年前，他还是杭州一所普通高校的外语教师，不安分的他刚刚照猫画虎地搞了一个中文网页。

在很多人眼里，阿里巴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超级神话。在国际配售部分，阿里巴巴获得了1 800亿美元的认购，相当于186倍的超额认购；在散户公开认购部分，冻结资金4 500亿港元，超额认购逾259倍，打破了港股发行的历史纪录。面对这种疯狂景象，连《经济学人》杂志都开始提问：“阿里巴巴是否是中国.的泡沫？”

应该记住1995年的那个冬天，喧闹的北京中关村突然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在当时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忙碌的交通警察们则气不打一处来：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儿，哪儿来的什么“信息高速公路”？这块广告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纪念性事件。也正是在这一年，一本全球畅销书从美国传来，这是世界顶级学者关于互联网的最新思想在第一时间被引进中国，它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信息世界的狂热想象。几乎与此书在美国出版的同时，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网民。此后10年，中国的互联网新锐们与美国硅谷同时见证了一个新兴产业的光荣与浮沉。

1997年，三个年轻人的集体出现，宣告了中国互联网元年的到来。

在广州，一个26岁的年轻人丁磊创办了网易，他的口号是“网聚人的力量”。一开始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人们要在互联网上联系，那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间”和“信箱”吧，于是，他写出了第一个中文个人主页服务系统和免费邮箱系统，至于网易怎么赚钱他也没多想，事实上也想不清楚。他更不会想到，六年后自己竟会成为中国的首富。

在北京，年轻的软件工程师王志东获得了一大笔美国风险投资，这是中国互联网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在网站创办之初，他专门搞了几个问答论坛，没有想到的是，技术论坛反应平平，体育论坛却异常火爆。10月31日，中国足球队在大连金州体育场参加世界杯亚洲十强赛，结果输给了只有52万人口的石油小国卡塔尔，第六次冲击世界杯失利。第二天凌晨2点15分，一个叫老榕的网友在网站体育沙龙上发了一个帖子《大连金州没有眼泪》，48小时内它被点击阅读两万多次。这是第一篇引起了公众轰动的网络文章，互联网的草根特征和惊人的传播效应第一次真实地展现出来。日后，这个论坛发展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人张朝阳也雄心勃勃地创办了一个叫搜狐的网站，他22.5万美元的创始资金来自两位美国教授，其中一位就是写出了的美国教授尼葛洛庞帝。网站一开始没有内容，他干脆把先放了上去，至于未来怎么赚钱只有天知道。再后来钱花光了，他磨破嘴皮，终于融到了英特尔和道琼斯的215万美元投资，并以“中国代表”的角色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成了中国网络经济中的第一个英雄式人物。

1999年，新浪选中知名的跨国投资集团摩根土丹利为合作伙伴筹备上市。事实上，即便像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大投行也对互联网了解甚少，更别说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了，他们唯一知道的是，这肯定是一笔能赚大钱的生意。在谈判中，新浪声称未来的战略方向是建设“门户网站”，摩根士丹利的一位高层低下头、掩住嘴，悄悄问坐在身边的项目负责人：“我一直认为新浪是家网络公司，他们要个门干嘛？”虽然还没搞清楚“门”和“门户”的区别，但他们对中国互联网的热情却与日俱增。这一年，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相继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闪亮登场。

但就在这些互联网公司还没从上市的好梦中醒过来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寒冬很快就来了。

第二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挫，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 132点跌去四成，8.5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几乎所有知名的互联网公司都遭遇重挫。在美国上市的几家中国公司无一幸免，新浪的股价跌到1.06美元的低点，搜狐跌至60美分，网易更惨，它的股价一度只有53美分。稚嫩的中国互联网经济跌入“幻灭的低谷”，刚刚吹起的泡泡瞬间破灭了。

麻烦最大的是网易。2001年，由于财务报表的问题，网易曾一度被纳斯达克停牌。‘丁磊后来回忆说：“其实那段时间很迷茫，连卖掉网易的心都有过。不卖的原因不是我不想卖，而是我们财务审计出了问题，人家不肯买了。”但身处绝境的他很快在第一时间嗅出一个行业的钱到底“藏”在哪里，随即宣布投资开发一款网络游戏《大话西游》，与此同名的一部电影正受到大学生的狂热追捧；同时与移动电信商大力开发短信业务。虽然在当年又亏了两个亿，但网络游戏和短信业务最终还是拯救了这个年轻人。他后来一次大学演讲时说：

“在30岁之前，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赚到了两三个亿，而是有过一段亏掉了两三个亿的经历。”

这是一段狼狈不堪的青春岁月。互联网经济曾经无比痛快淋漓地颠覆了过去的公司发展和财富积累模式，而在它降临人世10年之后，永恒的商业规律却以十分残忍和直白的方式告诉所有渴望成功的人们，跟以往的每一个故事一样，所有的成长都必须经历煎熬和历练。日后的辉煌将证明，危机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但就在沉寂了两年之后，正当中国的很多企业都在SARS的恐慌中艰难度日时，互联网的井喷时代又奇迹般地来了，日后一些主宰中国网络经济的力量已雏形初现。

2003年10月10日，网易股价升至70.27美元的历史高点，比年初股价攀升了617%，比2001年9月1日的历史低点攀升了108倍。丁磊的纸面财富超过了50亿人民币，成为第一个靠互联网成为中国首富的创业者。这个事实第一次让互联网的财富价值以数字的方式被清晰而准确地呈现出来。这是一种与上一代财富人物截然不同的创富方式。与当时商业界最耀眼的明星企业家们相比，这个年轻人从50万元初创网易到攀上首富宝座不过短短六年，它宣告了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主流力量，财富积累的“利基”已经轰然转移。

在电子商务领域，阿里巴巴一骑绝尘。2003年的SARS事件让这家企业经历了一次奇异的考验。阿里巴巴一位参加广交会的女员工被发现有感染非典的嫌疑，全公司500多名员工立刻被宣布“居家隔离”，公司的正常运作被全部打断，大家只能在家里上网工作。不过，出乎意料的是，“非典”竟是中国电子商务猛然觉醒的转折点，由于正常的商务往来和会展交易被彻底打断，很多企业只能靠互联网来维持联系和寻找商机，阿里巴巴反倒流量大增。四年后它终于跃上巅峰，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在网络游戏领域，2004年5月，30出头的陈天桥带领他的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一夜之间又成为一个中国首富，其后他还上演了一场收购新浪的大戏。可还在1999年，这个年轻人才刚刚辞去工作，在浦东的一套三室一厅里开发出“中国第一个图形化网络社区游戏”，但它并不受欢迎。让他没想到的是，两年后代理的韩国大型网络游戏却让他的公司成为中国最赚钱的游戏公司，高峰市值达到35亿美元，自身身价达到9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切加起来不过五年的时间。

在搜索引擎领域，全球霸主Google遭到一个中国天才青年的狙击。2003年，一家叫百度的中国公司在第三方评测中首次超越Google，成为中国网民首选的搜索引擎。百度的战略绝对是中国式的，它不断推出富有特色的中文类别搜索服务，看上去像一棵从黄土壤里长出来的苗木，相较之下，高高在上的Google则更像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一个盆景。百度推出了“搜索引擎竞价排名”，把盈利来源直接对准了中小企业，它们只要付出几百元的推广预付金，就能让自己的网页更容易被搜索到，这种介乎点击广告与电子商务之间的服务让百度一下子撞开了盈利的大门。2005年8月，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随后掀起了一场中国网络公司海外IPO的狂潮。

在过去的15年里，互联网在中国从无到有，肆意成长，终于自成一体，并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尤其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令世界里，本土企业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击败了各自的国际对手，这在其他行业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完胜场面。甚至连Google这样的公司都无法幸免，它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竞争对手百度的一半。另外一个奇异的事实是，凡是被国际公司收购的企业都前景堪忧，搜索领域的3721网被雅虎收购后不复存在，B2C领域的卓越网被亚马逊收购后一度陷入低迷，C2C领域的易趣网则在被eBay收购后遭到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的重击。

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造就传奇的地方。这里好比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大窑，烈火之中，偶然必然每每天人交战，绝美陶瓷时时惊艳出世。更令人充满期待的是，继20世纪90年代相继创业的一代年轻人之后，“80后一代”已鸣鼓而起，当这个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到人世，现在却已经开始颠覆所有貌似强大的东西。这是天生的“全球化”的一代，是生来就与互联网“无缝对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开放的家庭和社会，没有传统的羁绊与包袱，更没有产权制度的困扰。他们比所有的前辈商人都要幸运，看上去一个个前程远大。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岁月中，如果中国要诞生世界级的伟大公司、出现取得世界性声誉的中国企业家，互联网也许是仅有的领域之一。

第五篇 责任与理性（2003—2008） 二一、大国崛起，奥运昭示强盛梦

2007年春，一部中央电视台刚刚播出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大国崛起》引起人们的热议。

这部片子讲述的是500年来世界历史上九个强国的崛起之路，但其中并不包括中国。此前中央电视台没有作任何宣传，也不是在黄金时间播出，但这部片子却很快在知识界和互联网上成为最火爆的话题，专题片的解说词成了这年冬天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情结”开始撞击每一个人的心胸。

事实上，中国元素正在广泛走红。年初，很多经济学家就已经预言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出意外地超过德国，成为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人们开始变得自信起来，传统文化成了新的时尚。一档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成为最受欢迎的深夜节目，主讲“三国”和的两位大学老师迅速蹿红，他们的图书总是摆在书店里最显眼的位置，每到一地都受到明星般的追逐。就连台湾的一个少女组合ShE．也用一首《中国话》来作为年度新碟的主打曲，她们唱道：“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中国股市又进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狂欢”。在半年时间里，股指连连上攻，热点频繁转换，市场价值呈几何级膨胀，市盈率高达五六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的股票层出不穷，新开户股民每天多达30万人。涌进来的这些人不仅有城市白领、理财老手，还有大学生、农民、小商贩、邻居的大妈们。

典当行生意兴隆，很多人抵车、抵房向银行贷款冲进市场，他们或许连市盈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首股民创作的网络歌曲《死了都不卖》成为很多人的手机铃声，这首歌这样唱道：“死了都不卖，不给我翻倍我不痛快，我们散户这样才能不被打败，死了都不卖，不涨到心慌不痛快，投资中国心永在。”到5月25日，沪深两市开户总数已突破1亿户。

如果说股市的狂热已到了癫狂的地步，那么发生在楼市里的财富传奇则令人无言。

此时的全国房价又已全面飘红，很多城市都涨了一倍，甚至两到三倍。以北京为代表，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房价节节攀升，一周一价，五环内已找不到每平方米万元以下的房子，但依然是供不应求，消费者连夜排队领号，生怕这辈子再也买不着了。一位开发商悄悄地对记者说：“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政府紧急出台一系列土地和金融紧缩政策，同时放出即将推出大量限价房和廉租房的消息后，房价涨幅才放慢脚步。

1999年，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增加公众法宝休假日。春节、“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法定休假三天，再加上调整的前后两个双休日，就形成了每年三个连续七天的长假，因其掀起的旅游消费热，被人们称为“黄金周”。黄金周出现的动因之一，是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意图以此刺激消费，拉动国内经济。自2008年起，“五一”黄金周已经取消，所以2007年的“五一”黄金周实为最后一次。

就在股市楼市双双井喷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年“五一”黄金周，到太湖旅游的游客发现不少区域的水面漂着一层绿膜，最厚的地方像覆盖了一层绿油漆，有的地方漂浮大片死鱼。专家解释，这是蓝藻爆发。受蓝藻爆发影响，江苏省无锡市大批城区居民家中自来水水质骤然恶化，气味难闻，无法正常饮用，超市中纯净水被抢购一空。

蓝藻事件震惊全国。究其原因，太湖沿岸化工企业林立，污水排放没有监控，造成太湖水呈现严重的富营养化，平均氮、磷含量均高出标准10倍以上。近两年，太湖流域工业和生活污水年排放量达53亿吨，而污水处理率仅为30%左右，污染物总量已远远超过流域水环境承载能力。

中国的环境问题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

美国《新闻周刊》登出了一篇题为《中国输出污染》的文章。

记者写道：“多年来，北京的空气像一碗浑浊的蛋花汤……在西方，‘中国制造’是廉价货物的同义词，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正在输出更为昂贵的产品：环境恶化。酸雨和其他污染物正在毒害中国近1/4的耕地，甚至日本和韩国部分地区的农作物也因受到中国酸雨的侵袭而枯萎。过度伐木和草场退化造成的沙尘暴在北方肆虐，甚至吹到了美国西海岸，如今27%的中国国土正在沙漠化。美国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国紧随其后，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污染源。”这一年，随着奥运会赛期逼近，北京的空气污染再度成为国际关注话题。

事实上，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引起世界和国人的高度关注。根据专家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 .5%，但消耗的资源量却十分惊人，包括全球石油总消费量的8%、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化肥的30%，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另一方面，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下，几乎各项指标都比国际先进水平高一大截。很显然，这是一种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

这年秋天，国家发改委安排了5.4亿元国债资金支持98个重点节能项目，国务院还与地方及中央重点企业签订了45份节能目标责任书。同时，新的《节能法》即将出台。

与此同时，国际上针对“中国制造”的攻击性言论和行动甚嚣尘上，对“中国制造”的谴责成为某些政治人物信手拈来的“工具”。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湾市市长甚至发布命令，该市政府不得购买价值50美元以上的中国商品，或一半以上部件为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个有10.7万名居民的小城市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某一国家货物的城市。这是当今商业世界最诡异的事件之一：谁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可是每个人都在表达着对它的不满。《金融时报》驻京首席记者雷蒙德·马利德描述了西方世界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西方消费者获得巨大好处，另一方面，西方人大声抱怨廉价中国商品正在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让中国得到不容置疑的好处。”

实际上，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国际渠道商的步步进逼，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开始转向国内市场，并逐步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这一年7月，中国最大的袜业制造企业浪莎集团宣布，月底交完最后一批货后，不再接受沃尔玛的订单。

这家企业每年向沃尔玛提供500万美元的商品，然而因利润太薄，最终选择了放弃。

更大的压力来自国内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第一次出现递减迹象，而且通胀不仅仅是国内问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很多产品的供应国，中国的成本提高会体现在全世界沃尔玛及其他大零售商的货架上。美国商务部表示，在2007年的上半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4.1%。这是自美国在2003年开始追踪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以来增长最快的，而且远高于美国2%的通胀率。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一位中国战略家说得很简洁：“在过去10年，中国是通缩势力，在未来10年，它将是通胀势力。”

随后，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动荡时代：新世界中的冒险》一书中认为，老牌的欧洲强国英国会发展得很好，拥有雄厚能源储备的俄罗斯也会进一步发展，在重工业及It服务业表现抢眼的印度有巨大潜力，宏观持续低迷的日本则仍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在对美国经济表示忧虑的同时，他预言中国将在2030年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他说：“中国如何进一步拥抱全球市场将决定全球经济的命运。”

临近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国，仿佛同一时刻奔跑在两幅截然不同的风景中，或者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一个大国正在渐渐崛起，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贸易摩擦不断，大国情结日渐高昂；另一方面，股市乍热骤冷，楼市跌荡诡异，人民币持续升值，CPI指数居高不下。这两种景象的交错令人们在亢奋中又平添了几分焦虑。

相映成趣的是，2007年5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出了一个很醒目的封面，用的是好莱坞电影中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不过这次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1989年另外一个著名的杂志封面。当时日本的索尼公司买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新闻周刊》曾经设计了一个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但一年后东京股市崩盘，楼市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达17年的漫长低迷。中国会与当年日本走同样的道路吗？一切都似乎取决于人们的心态和理智。对于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来说，一个激情飞扬的时代正在远去，随着2008的跨越，中国正在开始一场理性的跋涉。

第五篇 责任与理性（2003—2008） 二二、新的起探点，中国道路待探索

如同罗马神话里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 一样有着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凝视未来。

回首1978年，那时的中国孤独地行走在世界的边缘。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人们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个人的力量被严重窒息。开放之初，从领导者到普通百姓都显得有些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

但在其后30年的时间里，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不甘于自身命运的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和世界转轨，民众为追求自身的民主与幸福拥入历史的洪流，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民众基于自由的改革。”从历史的角度说，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30年来，人们不止一次为“姓社还是姓资”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很多冒险者为之付出了代价，但在今天看来，正是这种信奉实践、追求真理的精神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不同，中国选择了一条极其特殊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虽然其间不乏曲折与冲突，但事实证明，这无疑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

直到今天，在这场精彩而多变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根本观察不到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客观规律”。在某种意义上，3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全体国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过的价值取向，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发展是最硬的一条。正是在这种整体共识下，任何曲折与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

2008年的中国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偌大的中国何去何从，未来我们又将遭遇怎样的挫折，又将迎来怎样的辉煌，或许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答案。2008北京奥运会的圣火已经点燃，随后中国将迎来建国60周年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条充满了无尽想象空间的繁华路径可能被打断。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减，“中国制造”面临转型，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政治改革如何推进，如何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关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仍然存在争议。

或许对于历尽世事沧桑的中国来说，无论遇到何种困难与复杂的局面，都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考验。但此时此刻，人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复兴中，我们作好了应对商业隆起的心理和道德准备了吗？我们会不会陷入自我崇拜的热焰呢？我们学会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了吗？世界性的光荣与同样庞大的危机，似乎一对孪生兄弟般潜伏在中国经济前行的远方。对一个辽阔而莫测的未来世界，临事而惧，保持必要的敬畏，不是一种怯弱，而恰恰是一种成熟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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