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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字典词典史话》 第一章 中国古代字书——学习古汉语、阅读古籍的桥梁 第一节 字书——古代字典词典的统称 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语言文字类的书籍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类。《尔雅》等书划为训诂之属，《说文解字》类的书划为字书之属，《广韵》类的书划为韵书之属，这样“小学”类的范围更加明晰。大致说来，《尔雅》等训诂类的书是侧重讲字义的，《说文解字》类的字书是以讲解字形为主，讲求字形和字音、字义的关系，《广韵》类的韵书是讲字音为主，也简单地解释字形、字义，同样起到了字书的作用。因此，“小学”就是有关文字研究的学问，“小学”类的书籍主要是指字书而言，古代“小学”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丰富。可以说，中国古代字典、词典的产生和演进，与传统“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顾名思义，字典收录的是单字，词典收录的是单音、双音和多音节的词汇。但就古汉语而言，由于单音节词占优势，往往一个字就相当于一个词，字和词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实际上古代解说文字的书籍，大多数既收单字，也兼载复词，包涵了字典、词典的双重成分，而且，讲字的不能不讲名物制度，解词的也不能不释字义，两者并没有一定的界限。因此，我国古代把解释文字的形体构成和字音字义，并按一定方式编排的书籍统称字书。用字典作为解释文字之书的名称，是自《康熙字典》开始的，清代人所说的“字典”即专指这部书。 周代“小学”是指为八岁到14岁贵族子弟办的学校，“小学”就是指幼童在校学习认字，老师给他们讲解文字形体结构而言。东汉班固(公元32——92年)的《汉书·艺文志》把幼童识字用的字书和解释字义的书附在经学《六艺略》之后，统称为“小学”。这样，“小学”的含义逐渐有了变化，识字变成了专门的学问，其内容包括：解释文字的形体结构，“通知古今文字”(通知即知晓之意)，“正读”字音等。从东汉到隋唐五代，“小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了讨论字形、音韵一类的书籍。及至唐代编纂《旧唐书·经籍志》，把《尔雅》等书归入“小学”，从此，“小学”的基本内容得以确定下来。宋代时，开始有人把“小学”称作“文字之学”，把文字之学的内容分为三类：体制(字形)、训诂(字义)、音韵(字音)。 汉字是中国古代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创造出来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文字学著作，记载和解说汉语字、词的书籍——字典、词典，无一不与当时文字的演变有着密切的相应关系，都是历代文字学研究成果的汇辑，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通过古代字典、词典，我们可以了解到毎个汉字的构成原理，构成方式及其本义和引申义；了解到毎个汉字的古义和今义，古音和今音，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和区别；理解每个汉语语词的组成、涵义和变迁，古代字典、词典对汉字形音义及其相互关系、各种词语的解释，不仅为揭示汉语文字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提供了依据，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情况，可以使我们从中获得不少关于古代自然科学、社会风俗人情方面的常识，为我们学习古汉语，从而更进一步去阅读古籍，顺利地吸收古代文化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化。数千年来，各民族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又以汉语典籍为数最多，有不少是稀世珍品，它们是祖国文化宝库中最为精萃的一部分。要想读懂千百年前的古书，就必须懂得古代汉语，特别是要掌握用来记录古代汉语典籍的文字书写符号——汉字的形、音、义。 第一章 中国古代字书——学习古汉语、阅读古籍的桥梁 第二节 字书的分类 我国古代的字书，源远流长，种类繁多。从春秋战国时起，就开始有了编制识字课本一类的书籍，见于史志著录最早的一部识字课本是周宣王时代(公元前827—前782年)太史籀〔zhou昼〕编的《史籀篇》。它和秦代李斯编的《仓颉篇》、汉史游编的《急就篇》等书，都只是把常用字编成便于记诵的文字形式，没有任何注解。 大约在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古代第一部训诂词典《尔雅》形成，首创按文字内容性质分类解释词义的体例，这也是世界词典编纂史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词典。西汉扬雄编纂《方言》，辑录汉代方言俗语，开了古代方言词典的先河。东汉刘熙编《释名》，与《尔雅》稍异，专以音同音近字解释词义，成为声训词典的滥觞。东汉服虔编《通俗文》，是为通俗词典的前导。《方言》、《通俗文》是不同于《尔雅》类的语义词典，开创后世专门性词典编纂的先例。东汉许慎编《说文解字》，首创部首检字，以“六书”理论解释文字形体结构及音义，是古代第一部真正的字典，早于西方同类字典近1400年。 《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通俗文》的产生，奠定了后代字书发展的基础。古代为数众多的字书，大体是从它们演化而来。 继承《说文解字》一类的字典，像晋吕忱的《字林》、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等，都按《说文》部首分类，解释字形、字音、字义。南朝时梁陈间顾野王撰《玉篇》，部首比《说文》多出两部，但以楷书代篆书，不析形体，注重音义。明代梅膺祚编《字汇》，简化《说文》部首，部首和部内字按楷书笔画多少先后排列，首卷附《检字》，排列难查的字，使字典通俗化、实用化。明代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俱沿用《字汇》体例。 《尔雅》一类的词典，如汉代孔鲋〔fu付〕编《小尔雅》，三国时魏国张揖编《广雅》，宋代陆佃编《埤雅》，明代方以智编《通雅》，清代史梦兰编《叠雅》等，或仿《尔雅》而作，或是《尔雅》的增广、订正、补充，都是解释词义与各种名物。 唐代以后解释文字音义而功能各异的专门性词典日益增多。有的注释经传文字音义，如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有的辑录经传子史文字训诂，如清代阮元的《经籍纂诂》。解释佛教经典文字音义的则有唐代玄应和慧琳的两部《一切经音义》、辽代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明朝陈士元《俚言解》、清朝翟灏《通俗编》，主要采集解释各地方言俗语；清朝吴文英的《吴下方言考》专门解释吴越方言俗语。诠释虚字的字书有：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还有的字书专门汇编古书中的词藻典故，如清代的《佩文韵府》和清朝张廷玉等编的《骈字类编》。 魏晋南北朝以后，以审音辨韵为主，兼讲文字形义的韵书大量产生。先有三国时魏国李登的《声类》，“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唐代封演《闻见记》)；晋人吕静的《韵集》，以“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魏书·江式传》)，成为韵书的萌芽。继后有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产生，它按四声分类，类下依韵目排字，这是一部韵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唐代李舟作《切韵》，使四声依次相承，增加韵目，调整韵目编排次第。宋代颁行的官修《广韵》，集正统派韵书之大成，把韵目从陆法言《切韵》的193韵增加到206韵。宋代丁度等人的《集韵》、《礼部韵略》等都属这一系统。金代韩道昭的《五音集韵》，改革《广韵》系韵书韵目下同音字分组排列的体系，把韵字按36字母(即用36个汉字表示声母)为序编排。韵书具有字书的性质，自唐代开始，到宋代定型。《广韵》可说是一部按韵编排的字典，类似现在的同音字典。清代人编的《佩文诗韵》、清人李光地等的《音韵阐微》、清人何萱的《韵史》，都可起到字典的作用。 总的说来，古代字书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解释字体构成和字音、字义，以《说文》为首，按部首检字；第二类，讲求训诂名物，以《尔雅》为代表，依义分类；第三类，以审音辨韵为主，兼释字义，以《广韵》为典型，按韵目编排。 第一章 中国古代字书——学习古汉语、阅读古籍的桥梁 第三节 字书与古代文字统一 汉字的起源很早，如果从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遗址、大汶口遗址中陶器上的刻划记号、象形符号算起，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汉字是甲骨文，已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文字系统。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4000多个。从甲骨文产生的3000多年来，有的汉字渐渐消亡，新的汉字又大量产生。汉字数量的增长，使得后出的字典总是在前书的基础上增加不少新字，编制时代越晚的字典收字也越多。以古代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来说，它收集经典中的汉字共9353个。继《说文》后，晋代吕忱的《字林》收录汉字12824字，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的《玉篇》，收16917字。北宋时编纂的《类篇》收31319字，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字汇》收33179字。至清代《康熙字典》问世，它记载和解说的汉字总数已达47035个。 同时，古代字书的收编范围也不断扩大，有的字书保存了不少的古字、冷僻字，有的字书则集中了不同时期的繁体字、异体字、通俗字，也有的字书汇辑各种语词和专门名称，还有的字书专门汇释外来文献中的字词。 汉字是一种表意性的文字，主要是通过字形来表达语义。同一个汉字在古今各种方言中，它们的读音可以不同，但字义是一致的。用汉字记录的书面语言能够突破时空、地域的局限，而“传于异地、留于异时”(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范围内起到交际作用。说各种方言的人们都可以用汉字来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因而，古代的文字学家特别重视汉字形、音、义的考释。他们常常采用辞书的形式致力于建立字形、字音、字义的规范。历史上的统治者，出于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也往往采用行政手段推行文字的统一工作。 文字的形、音、义三者中，与语言比较，“形”是指文字的形体，是文字这种记录传播工具所特有的。汉字的字体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五种。 甲骨文是殷商时代(公元前1300—前1028年)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汉字。它外形参差不齐，字体较小，笔画线条细瘦，直线形笔画多，写法不固定，多异体。 金文是指从商到汉(主要是西周)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铭文)。金文外形轮廓比甲骨文方正，笔画粗肥，有的字有实笔(即笔画充实整个轮廓)，笔画的拐角处，由殷末周初的方折渐趋圆转，西周后期到春秋时笔画趋向线条化。 春秋战国时的秦国使用一种笔画为圆转的书写线条字体——篆书，为与秦统一中国后的篆书相区别，称它为大篆，又因收在《史籀篇》中而得名籀文。大篆字形在承袭西周金文写法的基础上，作了某些省改，笔道匀称，笔画圆转线条化，形体整齐。 战国时代，除秦国外，其他六国各有自己的文字，称战国(或六国)文字。它不如金文凝重浑厚，而是趋向秀丽流畅，最大的特点是字体简化，多异形。 秦始皇统一中国，颁布文字的标准字体——小篆，是在大篆基础上整理简化而成，笔画比大篆简省，形体较平整匀称，偏旁写法一致，结构固定，废除异体，做到字有定型。 秦朝时，为书写方便快速，流行一种更为简便的字体：隶书，也称秦隶。把小篆的圆转弧形线条变成方折平直的笔画，但整个字形构造保留了较多篆书形迹，又被称作古隶，以区别于很少篆书痕迹的汉隶。 汉隶把秦隶的平直方折笔画，变为撇、捺和长横有波势挑法的笔画(略带微波起伏之势，并在笔画末端加粗，收笔略向上挑)，字形呈扁方形，笔画粗细不同。 兴起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楷书(又称真书、正书、正楷)由隶书演化而来，将汉隶的波势笔画变为点、横、竖、撇。字形方正，字体规矩、整齐，简单易写，沿用至今。宋代专用于刻版印刷的楷书称为宋体，而现在一般报刊所用称为仿宋体，笔画匀称，比宋体稍细。 总的说来，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形体演变的趋势是简化，即从图画性的象形字发展到纯粹的书写符号，从字形的参差不齐到方正匀称，笔画从弯曲复杂到平直简易，从一字多形到合并或简化偏旁使之易于辨认书写。这种不断简化的趋势也体现在同一字体的变化中。 汉字发展又是很复杂的，大量异体字、别体字的产生，繁简字共用，古今字并存，所形成的复杂异形现象，直接影响了汉字的相互区分和实际使用效果。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就认识到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黄帝之前，文字没有定型，妨碍认识和使用，待黄帝统一华夏，史官仓颉“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箸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章太炎《检论·造字缘起说》)。 《史籀篇》是周宣王时文字整理的产品。《汉书·艺文志》上说：“《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用大篆书写的《史籀篇》成为周代史官教贵族子弟识字的规范化课本，由此可窥见周统治者对文字统一的重视程度。 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字整理是在秦始皇时代。战国时期，七国各自为政，互不相谋，“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六国，立即着手“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规定“以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李斯作《仓颉篇》成为宣传小篆，统一字体的“范本”而传于后世。 虽然秦始皇的“书同文字”对后世汉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当时仅限于官方文书，且秦二世而亡，文字统一的实际效果很差。到了汉初，隶书成了通用文字，不仅战国文字一般人不认识，就连秦小篆认识的人也不多。两汉的统治者注意到文字的混乱状况，做了一些有利于文字规范化的工作。如西汉元始年间(公元1—5年)，平帝在朝廷召开有爰〔yuan元〕礼等百余人参加的文字讨论会，扬雄吸收会议的成果，作《仓颉训纂篇》。 全面、系统地对文字进行整理，当属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的时代，隶书盛行，作为小篆字体范本的《仓颉篇》也改用隶写。字形的极大变化，使有些字看不出本来的形态，因而也就看不出字的本义。为“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Zhi止〕”(许慎《说文解字·叙》)，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对小篆进行整理，使它规范化。全书以小篆为主，收集了不少古文、籀文、奇字、秦刻石、汉代俗体、异体字形，全面分析字的形体结构，说明每个汉字的本形、本音、本义。《说文解字》流传以后，战国以来至秦汉文字形体的混杂，以及胡通乱转的现象逐渐得到克服。 魏晋南北朝时，篆隶实用价值递减，楷书取而代之成为主体的字书越来越盛行，南朝顾野王全收楷体的《玉篇》应运而生。从此以后，古代字书全用楷书编纂，也极少附录篆书。 唐代，篆书已不通行，开始了整理异体、辨别俗讹、订正经典文字的工作，产生了一系列“字样”书。像颜师古编《字样》、杜延业编《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编《干禄字书》、欧阳融编《经典分毫正字》，唐玄宗有《开元文字音义》，张参编《五经文字》、唐玄度编《新加九经字样》等，对标准楷体的确定起了积极作用。 自楷书通行以后，古今文字的形体有了较大的差别，宋以后编纂了一批不同类型的字书，或着重辨析字体的正俗、错别，或主要考订古今文字异同，或推求篆楷的变迁，或着力于文字形声讹变和字划疑似的研究。影响较大的，宋代有郭忠恕的《佩觿〔xi希〕》、张有的《复古编》、李从周的《字通》，辽代有行均的《龙龛手鉴》，元代有李文仲的《字鉴》等。 至清代，《康熙字典》首次用“典”字称呼一部字书，也就是要把这部书作为规范文字的“典则”、“典范”。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社会交际的工具，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典范，没有一定的规范势必引起混乱。自唐代定楷书为汉字形体的正宗，刊定石经后，规范化的楷书字体得以固定下来，沿用至今，这不能不归功于历代字书在字形演变过程中所起的规范和统一作用。 第一章 中国古代字书——学习古汉语、阅读古籍的桥梁 第四节 字书的注音方法 古代书籍的注解和字书、韵书里字的注音用的是汉字，主要有两种方法：直音、反切。 直音法 就是两个字同音，用其中一个字标注另一个字的读音。例如“遽音具”。一般是用常用易认的字为生僻字、难认字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应用最多的注音方式是：“读若”、“读如”、“读如某某之某”、“读如某书之某”、“读与某同”，这是一种比况的方法，即用一个同音或音近字说明被注字的读音，与“直音”相似。例如：“趁，(走上亶)〔zhan〕也，读若尘〔今音〕。”用来注音的字有的是同音，有的只是音近，有的未必通行，实际上完全同音的字很少，如果遇到难字而没有同音字。或同音字也是生僻字，这样字音的标注就成了难题。况且同音法的运用，是以读者掌握大批字的读音为前提，因而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很大。自汉末反切法发明以后，字书中字音的标注，就以反切为主了。 反切法 就是用两个汉字合拼成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如：“东〔dong〕音德红切”，德、红相拼，成为东。“切”〔qie〕是拼切之意，“反切”的“切”就是上下两音向一起拼切的意思。“反切”也称为“切语”，魏晋至唐称为“某某反”，宋以后称为“某某切”，现统称为“反切”。用反切注音，反切的前一字取声母，反切的后一字取韵母和声调，把前一字的声母跟后一字的韵母和声调拼合起来，就成为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工，古红切”，“工”音gong，“古”的声母g与“红”的韵母ong、声调(平声)合在一起，拼出被切字“工”的读音gong。反切的前一字与被切字双声(古、工两字声母相同)，反切的后一字与被切字叠韵(红、工两字的韵母相同)、同调。在古代没有拼音字母的情况下，反切的前后字被当成拼音字来用，每一个汉字都可以用反切拼出它的读音。 反切产生于汉末。三国时魏国安乐人孙炎撰成《尔雅音义》，这是古代第一部大量运用反切的著作(已散失)，其中的反切被《经典释文》等书采用百余条。从《玉篇》到《康熙字典》等大量字书主要采用反切注音，直到民国时期《辞源》、《辞海》编纂时还沿用。 第一章 中国古代字书——学习古汉语、阅读古籍的桥梁 第五节 字书的释义方式 字义、词义是指字、词所表示的意义。古代的字书是用文字来解释字词的涵义。在汉语创造文字的最初阶段，一个字的字形结构，是和这个字在语言里所要表示的意义相一致的。字形可以直接表示的语义，就是词的最初意义，也叫词的本义。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往往用一字表示多种不同的意义，这样词从一种意义引申转变为多种不同的意义。 古代典籍中，有些词的使用还保存了它的本义。但词的本义不一定就是这个词的常用义，而很多词的引申义和转义成了常用义，词的本义却很少用。《说文解字》是古代专门解说文字本义的字书，而一般字书的释义比较注意文字常用义的解释，在排列文字各种意义时，一般都把常用义排在前，罕用或冷僻义附于后。 古代词义的解释又称为训诂。“训诂”一词，最早叫“诂训”，或称“训故”：“训”，即“训释”之意，就是用通俗的语词去具体解释词语的涵义、应用范围，以及它与其同义词、近义词的分别；“诂”，即用当代标准语、通语的词去解说古语词、方言词的意义。 古代字书训诂的基本方式有三种。形训：用分析文字形体的方法解说词义。声训：又称音训，或“谐声训诂”，是采用声韵相同或相近的字去解释词义。义训：不必借助于字音或字形，而是直接用通行的词语去解释古词或方言词的意义。 释义中以词释词，一般是用同义词、或有关的词、或反义词去解释另一个词的意义。它包括如下的方式。 同训：把一系列同义、近义词罗列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同义词来解释它们的意义。如“怡、怿、悦，乐也。”直训：用一词释另一词。如：“元，始也。”互训：用两个同义词互相训释。如“颠，顶也；顶，颠也。”递训：用三个以上的同义词辗转训释。如：“语，论也；论，议也。”反训：形式上是用反义词对词义加以训释。如“乱，治也。” 采用以词释词的方式，有时对被释词的意义不可能解释得很准确。因此从《尔雅》开始，古代字书更多地采用定义释义的方式，就是用词组、语句给词义下定义，确定词义的内涵。如《说文解字》“系”部：“孙，子之子曰孙。” 采用定义释义，有时也很难下定义，或对所要定义的词，很难有明确的解释。因而在释义中，常常引用例证，就是引用经典的原文、古代的字书、名家的注疏、前人的论说、或调查得来的材料，作为释义的根据。一部字书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词义的解释是否全面、准确、简明。释义方式的选择是根据被释词的特点和各种字书的编纂要求来决定的。事实上，古代的字书，没有哪一部是只采用一种释义方式，一般都是以某一种或某几种方式为主而兼采多种，互相补充，以期释义的完整和准确。 第一章 中国古代字书——学习古汉语、阅读古籍的桥梁 第六节 字书的查检 字典、词典是按一定的编排方式把汉字组织起来，以便利读者查检的工具书。我国古代字书的编排方式主要有三种：部首编排法，按韵分部编排法，按义分类编排法。它们的查检方法各不相同。 部首编排字典的查检 部首编排法是把同一偏旁的字归在一起成为一部，那个偏旁列在每部开头作为部首。这种方法由东汉许慎创制，他在《说文解字》中把9000多个单字分排在540个独体字下，这540个独体字称作部首。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把540部简化，归并为214部，规定部首之间和部首内所属字一律依笔画多少先后排列(笔画少的排前、多的排后)；全书前附“检字”，排列难查的字，每卷卷首列表载明该卷部首及部首所在的页码，这样排列条理更加清楚完善。这套编排方式经清代《康熙字典》采用而定型。晚近以来，部首法得到改造而进一步完善，成为一般汉语字典、辞典编排的主要方法。像《中华大字典》，新、旧版的《辞海》、《辞源》都采用了这一方法。现以《康熙字典》为例讲述部首类字典的查检。 《康熙字典》按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为12集，每集又分上、中、下，收字47035个，分排在214个部首中，部首和部首内单字以笔画多少为序排列(笔画少的排前，多的排后)。书首附有：《等韵》、《总目》、《检字》、《辨似》各一卷。 从《康熙字典》里检字，首先确定被查字的部首，依据部首笔画在总目中查出该部首所在集次，然后依这个字的笔画(部首的笔画除外)从《字典》中查出这个字。例如：从《字典》中查“熙”字，属火部、九画，由总目查知，火部在巳集中，据此，可以从巳集中的第12页查得。在该字下列有它的古体、俗体字，解说了它的本音本义、异音异义，引有书证，介绍它在其他字书中收部情况。 此外《字典》正文后附《补遗》一卷，《备考》一卷，凡正集查不到的冷僻字可从中试查。1980年中华书局重印版书首有《部首索引》，列有部首及其所在的集次、页码，使读者一目了然。 韵书类的编排与查检 《切韵》、《广韵》等韵书按声、韵、调的关系编排单字，着重在划分韵部，又简释形义，同样可以用来检字。现以《广韵》为例说明韵书类字书编排、查检方法。 《广韵》的编排方式，先分平上去入四声，再依韵分部，每一韵部(韵目)内同音字排成一组，用反切注音。这些同音字组称为小韵，各小韵间的排列次第无一定之规。《广韵》共有206个韵部：57韵，如上平声的一东、二冬、三钟、四江等；下平声的一先、二仙、三萧、四宵等；上声55韵，如一董、二肿、三讲、四纸等；去声60韵，如一送、二宋、三用、四绛等；入声34韵，如一屋、二沃、三烛、四觉等。东、冬、肿等是韵部的名称，一、二、三等是韵部排列次第。 《广韵》的每一韵部内，首列韵部名称的字，再分列同韵的字。从《广韵》里查字，首先要辨明这个字的声调和所在的韵部，然后按声依韵查到这个字，并根据这一字的读音而查知一组字的读音、字义及异、俗体。例如查“先”字，属下平声，在第二卷，由卷前韵目得知，“先”排在下平声第一。 由此查得“先”字条。下列的“跹、蹮、跣”三字与“先”同音，属于一组。又从卷首韵目表得知“先”与“仙”两韵中的字可以同用。 今人从《广韵》中查字，如不熟悉某字的声韵，可先从《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旧版)中查到此字的声韵，再依声韵从《广韵》中寻检。此外，沈兼士编《广韵声系》(文字出版社印行)，把《广韵》中收的字按部首笔画编成索引，注明在《广韵》中的页码，读者只要根据某字的笔画即能从《广韵》中查到此字。极为方便。 宋以后的两部书《五音集韵》和《佩文韵府》韵部内韵字的编排、查检异于《广韵》。《五音集韵》韵字的排列按36字母为序。《佩文韵府》以字的难易先后编排韵字，易识常用的排在前，难认不常用的排在后。这部书的原刻本，已由中华书局影印，按笔画和部首重编目录索引、同字异体表，便于查索。 分类编排词典的查检 分类编排法是按字、词的意义或词的学科类别加以分类，把性质相同的字、词集中在一起编排。这一方法始于《尔雅》，为历代雅书类词典、东汉的《释名》等辞书采用。由于这类词典在编排时，有些跨类词，读者不能准确地判断它们的性质，后人为它们做索引的又极少，因此这类词典的检查极为不方便，往往需要反复查找，甚至翻遍全书才能找到。 <hr /> 注释： 第三章 古代字书的产生 第一节 《尔雅》——第一部故训词典 从宋至清，出现了八部以“雅”命名的词典，它们以《尔雅》为范例，补充内容，增加解释，又各有特色。这八部书是： 《尔雅》收录的词语包括人文关系和社会日常生活，以及天文、地理、生物等，内容丰富。书中不仅说明了它们的意义，还给人以广博的知识。如南朝宋刘庆义《世说新语·纰漏》篇记载：晋代蔡谟不认识彭蜞〔qi棋〕，也没有吃过螃蟹。一次到江南，根据《大戴礼记·劝学篇》的说法“蟹，二螯〔ao敖〕八足”，把彭蜞误当螃蟹吃，结果大吐。蔡谟后来向谢尚提及此事，谢尚讥笑他“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 第四类，包括《释地》、《释丘》、《释山》、《释水》，是解释地理和地理名称。其中： (3)二字互训：以两个字来互相解释； 现代的学者一般认为，《尔雅》的作者既非一人，也非某几个人，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递加增补，最后成书；但对它的来源、实际作者、所指成书年代等，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最初成书是在汉武帝之前，书中有些地方是东汉人增补进去的；有说《尔雅》的雏型约在战国形成，西汉初年儒家学者把经师口授的《尔雅》整理成书；有说成书于战国末年，编纂人是齐鲁儒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物释义的汇编；有说在战国初开始整理，最后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后比较盛行。 从《释亲》至《释畜》的16篇，解释的是百科名词，因此后人称《尔雅》是一部百科词典。《尔雅》先解释普通语词，后释百科名词。由《尔雅》的分类，反映当时人们对名物的认识和类别。 故训词典是时代的产物。先秦的典籍到了汉代，由于时代远了，字形、字音、字义都有了变化，已经很少有人能通读理解，需要用当时人通用的语言去对文献中的难词难句进行诠释，《尔雅》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而形成的。这是中国第一部解释词义的专书，又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按语义分类的故训词典，也是汉代最先产生的一部字书。 《广雅》十卷，编纂者张揖，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人，三国时魏明帝时代的文字学大家。他推崇《尔雅》，又认为有不足之处，所以广征汉及汉以前经传之训、诸子之注、辞赋之解、字书之说，博采“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言、庶物易名”(张揖《上〈广雅〉表》)，凡是《尔雅》没有收录的古代训诂、后出的词语，都列入《广雅》中。既增广《尔雅》未收词语，又对《尔雅》原有的解释作补充。它的分类篇目与《尔雅》完全一致，每篇词语排列次序、释词方法与《尔雅》大体相同。虽也和《尔雅》一样存在释词太简略、归类不完全准确的缺点，但在研究文字变迁和保存周、秦、两汉古训上，仍是一本值得重视的训诂词典。 《释丘》，分丘与厓岸两类，丘是自然形成的高地。如：“丘上有丘为宛丘。”“重厓，岸。岸上，浒。” (2)相反为训：说明一个词和本义相反的用法； 《释器》是关于器用名词的解释。如：“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器。” 《释水》关于水的解释。如：“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 《尔雅》中的一些词语保留了其原始古义。如《释亲》上说：“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以“舅”“姑”称公婆，实际上是原始社会交表婚制的残余在称谓上的反映。因为上古人稀少，社交不方便，常常是男子娶舅父的女儿或姑母的女儿为妻，女子也以舅父或姑母的儿子为夫，在这种近亲婚中，舅父就是公公或岳父，姑母也成了婆婆或岳母。我们从《尔雅》保存的“原始语言”，可以窥见原始社会之一斑。 《尔雅》训诂词语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采取“某、某、某……，某也”的形式，把许多意义相同的词汇集在一起，用比较通俗、比较容易理解或常见的、普遍通行的词语给一个总的解释，被解释的词往往是古代词语或者当代比较难懂的词语。如上面所举例子，用“始也”解释“初”等11个词；如果一字而有两义，先解释第一义，再解释第二义，如：“乔、嵩、崇，高也；崇，充也。”如果有一字三义，依次序从第一义解释到第三义，如：“遘〔gou购〕、逢，遇也；遘、逢、遇，遻〔wu务〕也；遘、逢、遇、遻，见也。”第二种采取辨释词义的方式，是把内容有关的一类古语词或古称列在一起，分别用今词、通语解释。如：“日出而风为暴，风而雨土为霾〔mai埋〕，阴而风为曀〔yi义〕。”《尔雅》的前三篇大多采用第一种方式解释词语，第二种方式则运用于后16篇的释词之中。此外，刘叶秋在《中国古代字典史略》一书里还从《尔雅》中归纳出几种释词情况： 《释乐》是关于乐器名称和音乐术语的解释。如：“大钟谓之镛。” 《释草》主要是关于草本植物名词的解释。如：“荷，芙渠。其茎，茄；其叶，蕸；其本，密；其华，菡萏〔handan旱旦〕；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 作为诂训辞典，《尔雅》的地位与价值不言而喻，如以字典的标准来衡量，《尔雅》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是： 《释言》主要是解释秦汉间的语言文字，有的是用今言解释今言，有的是用古语释证今语，有的是用通语解释方言。如：“〔fen分〕、馏，稔也。”这三个字都是今言，全作熟解；“逆，迎也。”在多数情况下，被解释的常用词，往往只有一个，顶多罗列两三个。 《尔雅》辑录了古代大量的语词，加以总结和整理，解释了先秦经籍中一些词语的意义及诗歌中词语的用法，对许多义同词异的词加以辨别，因而它保存了不少先秦古义，成为我们研究先秦词汇、阅读古籍的主要参考材料。如《释言》上说：“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就是说，在先秦“宫”、“室”是同义词；《释山》上又说：“大山宫小山，霍。”“宫”在先秦又有“围绕”的意思。汉以后，“宫”的“围绕”义已消失，后人不了解，就出现了诸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庐江水》的断句错误，他误认为“宫”是名称：“余按：《尔雅》云，大山曰宫。宫之为名，盖起于此。” (1)有些字词的归类不够恰当，编排不够严密。如把不具有近似义和同义关系的词混编为一条，或把虚词、实词混同编排，或把假借字当本字用。 《尔雅》的价值 《尔雅》一书所解释的古词古义和各种名物，成为诠释经传的最基本依据，所以从东汉起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唐宋以后，《尔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列入经部，被视为儒家经典。但实际上，《尔雅》并不是专为解经而作，也是一部按语义分类的词典，首创了按内容性质分类释词的体例。它把2000来个词条分成19个义类，分类篇目清楚明确，对词义的解释，兼及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两个方面，形成完整的编撰体系。后世续《尔雅》而作的一类“雅书”，差不多都仿照它的内容和这种分类归总安排材料的方法。 《释亲》是关于亲属名词的解释，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类。如：“父为考、母为妣。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 总之，《尔雅》以今言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以俗语释雅言，其解释词义的方式多种多样。 《小尔雅》，关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至今没有定论。全书分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度、量、衡共13类。主要是补充《尔雅》未收或失收的字词。前十类是《尔雅》内容的推广补充，后三类内容都是新增。全书收字虽少，包括解说在内，不足万言，但保存了不少汉语早期词汇资料，对研究古汉语和经籍训诂有重要参考价值。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以后，此书渐渐受到重视。 《埤雅》，20卷，宋代陆佃编。不释语词，专释名物，其中动物名词189条，植物名词95条，主要解说动植物的形状、特点、性能。此外还有天文名词13条。 <hr /> 《释鸟》是关于鸟类名词的解释。如：“舒雁，鹅。舒凫，鹜。” 《释兽》是关于兽类名词的解释。分为寓属、鼠属、齸〔yi义〕(反刍)属、须(呼吸)属四类。如：“猶，(猴属)如麂〔ji几〕，善登木。” (3)有的词重复出现，编排上显得杂乱。 《尔雅》的编者 《尔雅》的编者是谁，成书在什么时候，古人历来的说法不一。第一种说法认为，周公旦著《尔雅》一篇，而流传下来的《尔雅》三篇，“或言仲尼(孔子)所增，或言子夏(孔子弟子)所益，或言(西汉)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张楫《上〈广雅〉表》)。第二种说法认为“《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郑玄《驳五经异义》)。第三种说法认为，《尔雅》是“秦汉间之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之言而成(见于欧阳修《诗本义》卷十)。第四种说法认为，《尔雅》是“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三》)。 第六类，包括《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五篇，解释动物名词。其中： 《释畜》是关于家畜类名词的解释。如：“羊：牡，羒〔fen坟〕；牝，牂〔zang赃〕。” 第三类，《释天》是关于天文名词的解释，分四时、祥、灾、岁阳、岁阴、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十三类。如：“北极谓之北辰，谓之牵牛。” 《释训》，大多数情况下，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解释古代有关形貌、状态的词，被释的多数是叠词，不少出自。如：“肃肃、翼翼，恭也。”“洸洸、赳赳，武也。”但也有解释一般语词的。 《尔雅翼》，32卷，宋代罗愿编。将名物分为草、木、鸟、兽、虫、鱼六类，一字为一条，共407条，考辨详实，引用资料都注明出处。以上两部书对所列举之物的解释，除引证古书、故实，结合文字训诂、常识外，还参入个人的见解，比较详切。 《尔雅义疏》20卷，清人郝懿行撰。繁征博引，每类标目下有题解，有助了解《尔雅》分类目的。撰者据目击所见和实地考察，解释各种草木鱼虫，详细而确切，还纠正了历代相传的一些错误。 (2)对词义的解释过于简单笼统。如用一个词解释排列在一起的许多同义或近义词，使人不能准确区分各个被释词意义的异同和用法上的差别、事物的内容和文字音读。 《释鱼》是关于鱼类名词的解释，其中包括爬行动物。如：“蝾螈，蜥蜴；蜥蜴，蝘蜓〔yanting眼廷〕；蝘蜓，守宫也。” 《释山》是关于山的解释。如：“山小而高，岑。” (1)直言为训：对所释之字直接加以说明； 第一类有《释诂》、《释言》、《释训》，解释普通语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 《汇雅》，28卷，明代张萱编。每篇把《尔雅》、《小尔雅》、《方言》等书依次罗列其内容，然后引载注疏及个人见解。 中国历史发展到汉代，国家空前统一，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在基础上产生了完全不同于识字课本，具有真正字典意义的古代字书，《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通俗文》等相继出现，把古人对文字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尔雅》以今语释古语，《方言》以通语释殊言，开创了解决“古今言殊，四方谈异”(王充《论衡·自纪》)的先例；《说文解字》“以形说义”，有了探求文字形音义之间关系的创举；《释名》作了“以音说义”的尝试；《通俗文》改变从经典辑录文字的成规，开辟了从民间搜集俗文字的新路。两汉文字学者通过这些字书所提出的一套文字研究的方法，成为后世字书编纂的不祧〔tiao挑〕之祖。 《释诂》用今语翻释古语，主要解释古代的语言文字。篇中往往罗列古语中的十几个同义词，再用当时通行的一个语词去解释。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始”是当时的通语，用“始”解释“权舆”以上罗列的词。 《通雅》，53卷，明代方以智编。卷首有《音义杂论》、《读书类略》、《小学大略》、《诗说》、《文章薪火》五篇，次列《疑始》篇，以下分释诂、天文、地舆、身体、称谓、姓名、官制、事制、礼仪、乐曲、乐舞、器用、衣服、宫室、饮食、算数、植物、动物、金石、谚原。书末附：《切韵声源》、《脉考》、《古方解》、《刊误》等，包罗了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和百科名物。它内容充实，引文注明出处，对词语解释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个人判断也不乏创见。特别是作者受到西学的影响，在语词解释中运用西方科学知识否定传统的说法。 (4)双声为训：以声母相同的字来解释一个词； 《尔雅》的释词方法 《尔雅》是古代“训诂名物”的重要字书。它主要是以义训的方式解释词语，即不必借助于字音或字形解释意义，而且直接用通行的语词去训释古语词或方言词的意义。 第二类，有《释亲》、《释宫》、《释器》、《释乐》四篇，解释人事的名词。其中： 《比雅》，19卷，清代洪亮吉编。把古书中词义相近的解释加以编排。 研究《尔雅》的著作 历代学者对《尔雅》都有过研究，从西汉以来就有人为《尔雅》作注，又以清代人研究的成就最大、著述最多。有较大影响和重要参考价值的注疏有： 《释虫》是关于虫类名词的解释。如：“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食苗心，螟；食叶，蟘〔te特〕(同螣)；食节，贼；食根，蟊〔mao毛〕。” 《释宫》是关于宫室名称，以及与宫室相连的道路、桥梁名称的解释。如：“宫谓之室，室谓之宫。” 《尔雅注》三卷，晋代郭璞撰。该书特点一是大量引用《左传》、《诗》等书中的说法，二是广采当时的方言俗语，三是在注内标音。全书释义慎密，存留不少晋代语词和俗语的发音和声转，后人誉之为另一部《尔雅》。 (6)合音为训：合两个字的声音来解释一个词。 注释： 《别雅》，五卷，清代吴玉搢〔jin晋〕编。辑录经书、诸子、史传、汉代碑刻、前人注疏中字形歧异、音义相同的双音词和少量单音词，按四声编次，各注明出处，加以辨证。 《尔雅》的内容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尔雅》原书三卷20篇；据说亡佚《叙篇》一篇，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只有19篇，篇名依次是：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按内容和性质划分，19篇解释的语词可以分为六大类： 《尔雅正义》20卷，清代邵晋涵撰。广辑汉魏六朝旧注，博采诸经传注及先秦两汉诸子说，在订正文字、推求文字古音义上颇有成就。 第五类，包括《释草》、《释木》两篇，解释植物名称。其中： (5)叠韵为训：以韵母相同的字来解释一个词； 《释木》是关于木本植物名词的解释。如：“灌木，丛木。”“榆白，枌〔fen 坟〕。” 《叠雅》，13卷，清代史梦兰编。解说经史子集等书和各家注疏中的“重言复字”，收录的都是叠字。解释中引用书证极广，而且都注明出处，包括书、篇、作者名，甚至作者的年代等。 《骈雅》，七卷，明代朱谋〔wei伟〕编。专门搜罗周秦汉至六朝的经史文集，唐宋类书中冷僻深奥、两字联言的词语排列解释。所释也有多音节的词。分为释诂、释训、释名称、释官、释服食、释器、释天、释地、释草、释木、释虫鱼、释鸟、释兽13类。 后世“雅书”类的著作 《尔雅》是古代训诂、百科词典的先导，后世模仿它的内容体例而编纂的辞典不断出现，形成源远流长的“雅学”，成为我国训诂研究的主体。继《尔雅》而作的词典中，以《小尔雅》出现最早，《广雅》影响最大。 《尔雅音义》20卷，宋代陆佃撰。书中注释引文的原书，现多亡佚，而所据《尔雅》原文又多是北宋善本，可以用来订正其他本的错误。 第三章 古代字书的产生 第二节 《方言》——第一部方言词典 《方言》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专门搜集、解释方言辞汇的书籍。原名《殊言》，全称是《輶〔you由〕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是古代一种轻便的车子，周秦时代天子使臣常乘这种轻车，“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闻，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华阳国志》卷十)所以使臣也称“輶轩使”或“輶轩使者”。应劭〔shao哨〕《风俗通义·序》上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就是在周秦时，常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使者”到各地调查、搜集方言，回来记录整理，收藏在秘室。这就是《方言》名称的由来。 《方言》的作者 《方言》的作者扬雄(也写作杨雄，公元前53—公元16年)，字子云，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末年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汉书》扬雄本传称他“博览无所不见”，少年好学，善作辞赋，多识古文奇字，通晓训诂，作《训纂篇》、《太玄》、《法言》等。扬雄40多岁来到京师，被举荐为郎，“得观书于石室”，“校书天禄阁上”(扬雄《答刘歆书》)。 “輶轩使者”搜集得来的方言资料等，经秦末战乱，到汉代，大部分散失了，只有成都的严君平、临邛〔qiong穷〕的林闾翁孺“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扬雄《答刘歆书》)。严君平收藏有1000多字，林闾翁孺保存有目录提纲一类的资料。因为严君平是扬雄的老师，林闾翁孺是扬雄的亲戚，所以扬雄有机会看到它们，就以这些残存的资料为基础，又亲自着手收集。他趁各地士人和调访士兵来京的机会，常常带着书写工具向这些人作调查，然后汇集整理。经过27个寒暑的积累，才编成一本9000字的《方言》。天凤三四年间(公元16、17年)，当时的刘歆编《七略》，求观《方言》，被扬雄回绝：“未定，未可以见”，并表示如果刘歆“必欲胁之以威，凌之以武”，强迫他交出《方言》的话，将“缢死以从命”(扬雄《答刘歆书》)。由此可见扬雄对《方言》是何等的珍视了。第二年(公元18年)扬雄病逝。 《方言》的编纂特点 《方言》原本15卷，9000字；今本分13卷，近12000字。共收录词条658个，卷十二收102条，卷十三收有149条。书中收录的语词，虽然没有标明门类，但大体是参照《尔雅》的体例，采用分类编次的办法，每个词条按义类归入各卷。卷一、二、三是语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卷四衣物；卷五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语词；卷八动物，下分飞鸟、走兽、家禽等；卷九车、船、兵器等；卷十一昆虫等。 书中还把搜集到的古今方言、通语根据时间地域的变化，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创制了专称加以解说，用以区别这些词的区域差异和古今流变： (1)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指不受地域限制的共同词汇； (2)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指因地域关系，语言发生变异的各地方言； (3)某地某地之间通语：指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 (4)古今语、古雅之别语：指古代不同的方言； (5)转语、代语：指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语音发生转变而产生的词汇。 书中解释词语的方式，一是举出一个词作为标题性的东西，然后把各地不同的方言词罗列其下。如卷八释“猪”条： 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jia加〕；关东西或谓之彘〔zun屯〕，或谓之貕〔xi希〕；吴扬之间谓之猪子；其槛及蓐曰橧〔zeng增〕。 这种方式，有人归纳为“标题罗话法”。再一是先列举一些同义词，用当时一个通用的语词解释。与《尔雅》不同的是，这些同义词都属不同的方言词汇，所以接着说明这些词分别属于何种方言。如： (忄夌)〔ling灵〕、怃〔wu五〕、矜、悼、怜，哀也。齐鲁之间曰矜，陈楚之间曰悼，赵魏燕代之间曰(忄夌)，自楚之北郊曰怃，秦晋之间或曰矜，或曰悼。 书中在记录方言的同时，还说明由于地区隔绝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方言；指出词有古今、雅俗之别，因时间的变迁和地区的变化而造成了古今语、方言词的差异。如： 敦、丰、厖〔mang忙〕、(大下介)〔jie介〕、憮〔hu忽〕、般〔pan〕、 嘏〔gu古〕、奕、戎、京、奘〔zang葬〕、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厖，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大下介)，或曰憮。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先罗列12个同义词，用当时的通语“大”解释，然后分析各地的特殊说法，指出12个同义词与“大”的意义相同，都只是古今语的分别，这些词各地原本不全是互相通用，而现在有的成为通语，这些词在古籍中都有记载，恐后人不能通晓它们的差异，所以著书加以解释。这段话把各地方言的异同，古今语、雅俗词、方音与通语因时间地点的移易而产生的交错演变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把当时的口语方言和古代的书面语言进行比较研究，除了记录方言外，还记载了古今词汇的不同，保存了一些古代词语。 书中记录的语言，不仅有汉语的方言，还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它们采摭自不同的地区，包括西汉的许多地方，东起东齐海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yi疑〕，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ou欧〕，西南至梁益蜀汉。这些地区范围大小不同，古今属地有别。既有行政区划的地名，也有自然地理的名称；既有古代的地名，也有汉代的地名；既有表示较大范围地域的，也有表示个别地域的，因此书中所指的方言区域，相当复杂。有的是古国，如秦、晋、韩、赵、燕、齐、鲁、卫、宋、陈、郑、周、楚、吴、越等；有的是州，如幽、冀、并、豫、青、兖、徐、扬、荆、雍、凉、梁、益等；有的是郡，如代、汝南、沛、平原、临淄、会稽、广汉、蜀、巴等；有的是县或某一地，如曲阜、钜野、郢等；有的是江河，如江(长江)、河(黄河)、汾、济、汝、颍、淮、泗、湘、沅、洌水等；有的是山岳，如岱(泰山)、衡、嵩、九嶷等；还有其他国家民族，如朝鲜、瓯等。此外，书中还以函谷关为界，划分方言区。函谷关以东叫关东或自关以东，函谷关以西叫关西或自关以西。书中也常用两个以上的地区名并举，以显示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方言接近，说明某些语言在全国范围是方言，在某些地区又是通语。 《方言》的价值 《方言》的编纂，作者虽没有到各方言区去进行实地调查，只是向集中在大城市各地的来人采访收集，这种收集材料的方法，以及书中所采用的不同以往各种语义辞典的编纂体例，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的一大创举。《方言》的全书只有9000字，但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汉语的发展，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词汇、汉语音韵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通过《方言》，还可以了解到汉以前汉民族共同语的存在情况，汉语方言分歧、交错的复杂现象，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情况。书中记录的若干专门词汇，为了解汉代社会文化面貌，提供了语言上的依据，可以从中窥见社会的风土人情和汉文化的实际情况。通过方言可以了解汉语发展变化的种种情况，从通语与方言的互相消长转化，考察古代社会发展对汉语发展的影响，证明我国各地区的方言都是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语言。扬雄通过对汉代方言词汇在地理上、各地方言在构词形式和词义上的差异，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的研究，揭示出若干汉语言发展的重要规律。 《方言》的产生，不仅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也是世界方言学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 与扬雄同时代的学者，给《方言》以极高的评价，汉代著名古文经学家张敞之孙张竦，看了《方言》的部分手稿，称赞此书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应劭《风俗通义·序》)。为《方言》作注的晋代学者郭璞，赞誉该书搜辑广泛，辨析细微，贯穿条理，使人“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资而物来能名”，是“真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也”(郭璞《方言序》)。晋代的常璩、杜预也把《方言》与《尔雅》相提并论。 方言俗语类的字书 继《方言》之后，出现的一部通俗辞典是《通俗文》。它的作者，相传是东汉古文经学家服虔。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是我国用反切注音的先行者。《通俗文》原书已散失，从一些古籍的引文及清代人辑录的佚文看，此书专收汉代新产生的通俗用语，如： 撞出曰打。 沉取曰捞。 辛甚曰辣。江南言辣。 中国言辛。 惭耻谓之忸怩。 张帛避雨谓之繖盖。(繖，后作“伞”) 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 书中对语词的解释，既释义，也注音，成为古代第一部从生活用语中辑录词语的通俗辞典，它很注重实用。 受到《方言》、《通俗文》的影响，后世的许多学者都重视方言俗语，特别是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一批续补《方言》和专门研究俗语，或某一地域方言的书籍。续补《方言》的著作，如清人杭世骏的《续方言》，清代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清人程先甲《广续方言》；辨析俗语常言的如：明代陈士元的《俚言解》、张存绅的《雅俗稽言》、陆嘘云的《世事通考》、周梦旸〔yang洋〕的《常谈考误》、佚名的《目前集》等，清代有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xin心〕的《恒言录》、顾张思的《土风录》、郝懿行的《证俗文》、钱大昭的《迩言》、厉荃的《事物异名录》等；考证某一地方言的有：明代李实的《蜀语》、清代吴文英的《吴下方言考》。 上述诸书，总的来说，主要是从经史子集等古书，以及类书、历代笔记杂著、小说、戏曲等作品中抄录材料，罗列排比，释义简单，有的甚至没有解释，缺乏辨析。虽然也程度不等地辑录了当时口语中的常用词汇，但极少像扬雄那样下功夫调查研究，对研究古今语的变化价值自然低得多。但由于这些书中辑录了古书中丰富的汉语词汇，对于我们阅读古籍，了解文义和古代名物制度、社会风俗，也很有帮助。 研究《方言》的著作 历代对《方言》的注疏，最有名的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这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郭璞的注释，包括注字音，解释语义，说明声转，证以方俗通语，引证古文，标明异体字或通假字，解释地名等。注释中，郭璞引用许多晋代方言词、方言口语。实际上，郭注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晋代方言词典。可以说，《方言》能对后世的方言俗语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郭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人戴震的《方言疏证》13卷，搜集古书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与《永乐大典》本相互参订，又用《永乐大典》本同明刊本校勘。逐条疏通文字，订正讹误，补充遗漏，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还通过严密的考辨，确认《方言》为扬雄所作，得到后世公认，从而澄清宋代洪迈提出的《方言》是否为扬雄所作的质疑。 清代卢文弨〔chao抄〕的《重校方言》、钱绎的《方言笺疏》、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都有一定的影响。 今人周祖谟校、吴晓铃编《方言校笺及通检》，校正原文讹误脱漏，集历代注疏之大成，是《方言》的最佳校笺本。 <hr /> 注释： 第三章 古代字书的产生 第三节 《说文解字》——第一部字典 《说文解字》的撰写，时在东汉前期，正值今文经学逐步衰落，古文经学日益兴起的关键时刻。 汉初，经学书籍都是用隶书写的，汉武帝末年，有人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一批古文儒家经典，从文字的形体到经书的内容都与当时流行的经典有所不同，称为壁中古文，也称为古文经(这些文字实际上是战国时的文字)。而隶书写的经书称为“今文经”。汉代隶书是通行文字，当时已很少有人懂古文字，刘向、刘歆父子对古文经进行了考释、整理，古文字(小篆和六国文字)方始为人们重视，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古文学派。西汉至东汉初年今文经学流行，国家设立的经学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的人，古文经学受到排斥。东汉时许慎与许多著名的学者一道揭起“古学”(包括古文经学与小学)的旗帜，同今文经学较量。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后，古文学派渐渐占了优势。古文学派在学术上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说文解字》的成书提供了条件。 《说文解字》的作者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zhao照〕陵县万岁里(今河南郾城县)人。大约生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约卒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任过汝南郡功曹、太尉府南阁祭酒、沛郡洨〔xiao崤〕(今安徽固镇东)长等职。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贾逵任侍中骑都尉时，从师于贾逵。许慎精通古代典籍，被时人誉为“五经无双许叔重”。 东汉时，文字混乱，书写异形，说解不一。其时，隶书已完全替代小篆，成为通行文字。隶书的形体很多都失掉象形的原意，而一些抱残守缺的“俗儒鄙夫”就隶书胡乱解说文字、经义，随心所欲。甚至认为“隶书为仓颉时书”，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今文经学派用一成不变的观点看待文字，认为古文字是一些“好奇”的人故意改变隶书的字形而造出来的。 许慎对乱解文字、经文的现象非常愤慨，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之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所以穷毕生之精力撰成《说文解字》一书，以此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均见说文解字·叙》)。使人们明了文字的本源和变化的原理。约从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许慎开始《说文解字》的写作。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完成初稿。永元十二年至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00—110年)，许慎与马融等50余人在东观(汉代国家图书馆)校书，他充分利用接触到的古文字资料(包括《尔雅》、《仓颉篇》、《仓颉故》等)，据以补订《说文解字》。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病中的许慎派遣儿子许冲把写定的《说文解字》一书上奏朝廷。 此外，许慎还撰写有《五经异义》一书(郑玄曾撰《驳五经异义》加以辩难)，以及《史记》、《淮南子》注等，都已佚亡。后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称他为“洨长”或“南阁祭酒”，或只称“许君”、“许祭酒”而不直称其名。 《说文解字》的“六书说” “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的实际形体，归纳出来的六种分析汉字结构的方法，即所谓“造字之本”。“六书”之名是《周礼·地官·保氏》中讲“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时提出来的。汉代郑众(？—公元83年)注《周礼·保氏》提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不仅为六书定义，而且用六书分析文字构造。“六书”是贯穿全书，解说文字的基本理论。其六书顺序是：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郑众、班固、许慎讲六书，六书的内容三家的说法一致，只是名称、次第不同。唐代张参讲六书，名称用许慎的，次第用班固的，一直沿用至今，这便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许慎等人的六书说，对后来汉字的研究很有影响，历代研究文字的人，必先考究六书。因为传统的六书学说，不但指出汉字的构造规律，也包括了汉字孳乳和应用的法则。 象形：在文字的形成过程中，图画文字(或称文字画，即原始文字的刻划记号和象形符号)中图画成分逐渐减弱，而符号性质逐渐加强，随着符号系统的形成，它们成为文字系列中的一员。这种画成实物形象的字体，很容易被认出是什么字，这样的字就叫象形字。象形字是用文字的形体来直接表示具体的概念、意义。有的物体，在画图记事的阶段没有，而生成在文字产生之后，人们就用描绘物体形状的办法造出新字，这种办法就是六书之一的象形。即许慎说的“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意思是描画成物体的形状，线条(笔画)随着物体形体的轮廓而弯曲，如日字、月字。 《说文解字》的解说中，凡是讲到“象形”或“象……”的，大部分是象形字。象形字分纯象形、合体象形二类。纯象形有日、月、人、目、牛、羊、鱼、山、水等字，比如《说文解字》中说：“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合体象形有果、眉、父、包等字，比如《说文解字》中说：“果，木实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说文解字》9353个字中只有364个象形字，大部分现代汉字已经不像原物之形。象形字数虽少，它们却是汉字构成的基础。掌握象形字的古字形及本义，对于掌握汉字的构造、了解汉字的意义，有着重要的作用。 指事：复杂、抽象的事物，有的无法象形，有的无形可象，单靠象形字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因而就采用简明的符号标示所指的概念，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字就叫指事字。指事字是用象征性的符号表示意义。指事字分两类，一类是纯粹的符号，如一、二等字用横画的数量表示数字；上、下字用短线在长线的上方或下方表示，这类也叫纯指事字。还有一类叫合体指事字，用象形字加上抽象符号，如刃，在刀字上加一点表示刀刃的部位。指事字正如《说文解字》所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视而可识”指字形而言，“察而见意”指字义而说，意思即看起来可以识别字形，考察一下就明白含义。 《说文解字》的解说中，除了说“指事”是指事字外，少数说“象形”或“象……”指抽象的、概括众物的字，也是指事字。六书之中，指事字最少，而又最难辨认，《说文解字》中指事字共125个。指事字与象形字的区别在于：指事字是表示抽象的、概括的事物，象形字的形状是具体的事物的描绘。 会意：仅用简单具体的形状，或抽象的符号不足以表示不断发展而复杂的客观事物的含义，就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字组成一个新字，会合它们的涵义表示一个新的概念。这样造出来的字叫会意字。《说文解字》中“比类合谊，以见指撝〔hui挥〕”即是此意，“指撝”作“指向”解。许慎举武、信两个字例：武字是由“止”和“戈”(楷书变成弋)组合成，“戈”是古代兵器，“止”是脚，合起来是带着兵器走路，表示用武力征伐，即武的含义。“信”字由“人”和“言”组合成，人说话应当真诚，信的含义是诚。戈、止、人、言都是独体的字，称偏旁，偏旁分表义和表音两类。表示意义的偏旁叫“形旁”、或“义符”。一般来说，会意字的偏旁和字本身没有声音关系。但有些会意字的字音和偏旁的读音有关，如“吏，从一、从史，史亦声”。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表意符号组合成的会意字，叫同体会意字，如《说文解字》说“从，相听也，从二人”。比、林、友、步、品、磊、轟等都是同体会意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表意符号组合而成的叫异体会意字，如采、莫、休、苗、初、男、秉、祭、监等。《说文解字》上说：“采，捋取也，从木、从爪。”还有的会意字不是组合方式造成，而是用改变现成字形方式造的，如片字，是木字的右半边，表示把树纵向分割开的一部分。会意字大部分是异体会意字。会意字与象形字、指事字的区别是：象形字、指事字都是单体的“文”，即使有两部分，这两部分也各不成字；会意字是合体的“字”，由两个以上的“文”合成的新字。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是纯表意的文字，没有表音的成分(个别会意字与偏旁有关，称会意兼形声字)。会意字在《说文解字》中共有1167个。 形声：也叫“象声”、“谐声”。《说文解字》上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组成，表示字的类属或意义的偏旁叫形旁(义符)，表示字的读音的偏旁叫声旁(声符)，如江、河都与水有关，用“氵”表义，用“工”、“可”表音，“工”与“可”分别与江、河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形声字的声符、义符的安排，有六种情况： 左形右声：江、村、钨、堆、把、谈、渴、侄、徐、险、狗、结。 右形左声：创、郯、战、救、欣、领、功。 上形下声：宇、花、竿、窝、霜、崇、厕、庖、病。 下形上声：盆、煎、妄、想、贷、堡、肓、裳。 外形内声：园、围、阁、匣、裹。 内形外声：闻。 有些形声字的形旁、声旁位置在一角，如荆，从艸，刑声。有少数字，义符声符全同，因位置不同，音义各异，如售、唯；含、吟；忠、忡；召、叨；胡、(月古)；某、柑；架、枷等。有的字因声符、义符的位置不同而成为异体字，如峰、峯；略、畧等。 象形、指事、会意三种字都是纯表意字，形声字是表意兼表音的字，凡是语言中无形可象、无事可指、无意可会的词都可以用形声的办法造出新字。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占20%以上，《说文解字》9353个字中，形声字7697个，凡以“唱：导也。从口，昌声”形式出现的字，大抵都是形声字。现代汉语中的形声字占90%以上，成为汉字的主流。我们通过形声字的形旁了解字义、声旁了解字的读音，可以帮助纠正错别字。由于古今语音语义的变化，不少形声字，声旁不能准确表达字的读音，形旁不能准确表示字的类属或意义。 转注：《说文解字》上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由于许慎对转注的解释不够明确，而且《说文》中也没有具体指明那些是转注字，因此，后人对转注的理解很不一致，有的偏重字形，有的偏重字音，有的偏重字义，而分成形转、音转、义转三派；义转派又分声义、部首、互训三支。现在一般是指部首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类似的一组字。如考、老二字。《说文解字》上说：“考，老也，从老省，丂声。”“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考、老同在老部，音近、义同，是转相互注。根据《说文解字》中小篆“考”、“老”的字形，考是形声字，老是会意字(甲骨文中的考、老都是象形字)，是根据形声、会意造字法造出来的，转注的办法不能增加新字，不是造字法，是用字法。在《说文解字》中，类似考、老的转注字不多，如刀部的“刑，刭也”，“刭，刑也”；穴部的“竅，空也”，“空，竅也”；页部的“颠，顶也”，“顶，颠也”。 假借：《说文解字》上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是说，当口语中已出现新词，而还没有记录它的专字，又不容易用表形、表意的方法造新字，于是依照它的声音找一个同音或音近字来记录新词，以表示新的概念。如：其，本是“簸箕”的“箕”的本字，后来借为代词“其”。假借字在甲骨文里已出现，如：我，本是一种兵器，借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我”。有的字原来表示一个意义，把它假借来表示另一个意义后，原义保留，又增加新义，如：会，原指会合，后也用作“会不会做”的“会”；有的字假借表示另一个意义后，原义湮没，如：而，本义是颊毛，像毛的形状，假借为连词或代词；也有的字假借义取代了原义，又给原义另造一个字，如：求，原是皮衣，被假借作“请求”的“求”，而给原字加“衣”旁，写作“裘”，表示皮衣。 假借字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汉字的使用范围，但它毕竟只是用字的方法，而不是造字的规律。假借字是以音同或音近的字替代，然而也有极少数不是，如段玉裁《说文注》“(艸字去右边)”下说：“古文以艸为(艸字去右边)，以疋为足……或因形近相借。”在古书中，还有一种借字情况，如《汉书》中有一句“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其中“幕”字一般作“帐幕”讲，但这句中的“幕”当“漠”讲，是沙漠的意思。类似“幕”这样的字叫通假字，是本有其字的借用，与本无其字的假借有本质的区别。古人习惯用通假字，读古书，就要熟悉通假的情况，把假借和通假区别开来。 清代戴震根据《说文解字》对六书的分析，及前人的研究，提出“四体二用”说，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实际上在《说文解字》中，指事字数量很少，且与会意、形声字容易混淆，所以现在一般讲六书，把指事字归并到会意里。这样，汉字造字法只有三种：象形、会意、形声。 《说文解字》的部首 《说文解字》共15卷，本文14卷，第十五卷是《叙目》，共收篆文字头9353个，重文(即附在篆文字头下的古籀异体字)1163字(《说文解字·叙》，通行大徐本字数与此不同)，许慎解说133441字。许慎根据六书原则分析汉字，选取可以统率众多汉字的独体字(其中的大部分是表示一定类别的义符)，如人、木、系、鸟、马等，建立540部，把正体9353字、异体1163字分别列于各部之下，创立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部首归类法。书中如何排列540部次序呢？首先，许慎根据汉代阴阳五行家“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思想，将“一”部定为第一部，将“亥”部定为最后一部。至于其他部首大致是“据形系联”。许慎说“据形系联”是把形体相近的部排列在一起，即段玉裁所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说文解字》“一”部末段玉裁注语)如：一部、丄(上)部、示部；人部、匕(<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168_1.jpg" />)(化)部、匕(<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168_2.jpg" />)部、从部、比部；……衣部、裘部。有时也依意义相近而相连，作为“以形之相近为次”排列的补充。如：牙部在齿部之后，人部以下62个部首言人，自豕部以下20个部首言兽。再有凡是重叠形体的字作部首，一般都紧接单体之后。如炎部在火部之后，晶部在日部之后。《说文解字》把形体相似或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等于把540个部首分成若干大类，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意符的作用，从而更确切地了解字义。 《说文解字》的部首，一般都有所领属的字。艸、木、水三部每部400余字，言、人、心、手、女、系六部各有200多字；其他各部最多的有百余字，少的如蓐部只有一字；还有的部内，只有部首，没有领属字，如三部，排在示部与王部之间，作为这两部的过渡，仅有一个重文。各部内字的排列，大体有一定的规则，正如段玉裁所说：“凡部内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说文解字》“一”部末段玉裁注语)即把类别相同或意义相近的字集中在一起，同一部首的字具有同一义符(偏旁)。每部中字的先后一般是： (1)“先实后虚，先近后远。”(黄侃等认为，《说文》中每部字的排列次序是“先名后实”)如冰部先列水的专名，后列形容水的形态之名。 (2)“无虚实远近之可言，则以训义美者列于前，恶者列于后。”如：示部，把有吉祥之意的字“礼、禧、祯、禄、神、祥、祉、福、祐、祺”排在先，而“祸、祟、(礻芙)、禁”之类含有灾祸之义的字排在后。一部之中，“有上讳皆在首，以尊君也”。如汉光武帝刘秀的秀字排在禾部之首。 (3)每部中凡“与部首反对者，必在部末”，就是凡相反的形体又没有立为部首的，放在部末。如丅(下)在丄(上)部之末。“叠部首为字者必在部末”(以上所引均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是没有建立部首(因无领属的字)的叠形字必定放在单一形体那一部之末。如赫在赤部之末。 此外，许慎还把一些没有具体地点的地名等也放在部末。如邑部最后20余字，只是罗列地名，无确切地点所在的说明。许慎所创造的部首归字法，使文字可以分类，便于检查，为后来的部首检字法奠定基础。但许慎从意义出发安排字的次序，和后世依笔画多少排列字的次序不同。后者更便于检字。 《说文解字》的释词方式 《说文》的解释，一般先分析每部的部首，说明同部首的字都与本部首的意义相关。然后再对该部之字逐一解释，一般是用小篆写下一个字来，先讲字义，再根据六书法则说明其形体结构，有时还列出异体，用形声声旁或“读若”来说明读音，收录异说，引经据典以证明其说。如：“炳，明也。从火，丙声。”“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哙，咽也，从口，会声，读若快。一曰嚵〔谗〕哙也。”“呱，小儿啼声，从口，瓜声。《诗》曰：后稷呱矣。”“象某，从某”都是讲字形。但也有不少字的解说，必须和前面的篆字连读，才能领会其意义。如：“昧爽，旦明也。”以上例句中“炳”、“昧”在《说文》中都是篆体。 《说文解字》的文字形体，以小篆为主体，即每个字先列篆文，加以解释；如有古文、籀文与篆文异体，则把古文、籀文列在篆文下面。如果籀文形体与篆文相同，则不列古籀。但也有的用古文为部首，该部中的字俱以古文为主，如上(上)部、页部、首部、大部等。又有用古籀为部首，其部中的字俱以古籀为主，如人部，人部后边的匕部、从部、北部等。这些部中，如有小篆与古文、籀文形体不同，则附小篆于古文、籀文之下。《说文解字》收的文字形体，除小篆、古文、籀文外，又有奇字、秦刻石、汉代俗体、通儒所用形体等。 《说文解字》中说解的体例，非常复杂，简要介绍如下： (1) 引用古文 a解说中引用的文字，除注明是古文的外，凡是引用经书、先秦典籍的文字也都是古文。如：“《夏书》玭〔pin贫〕从虫、宾”，蠙是玭的古文；“墨翟书义从弗”，墨翟书指《墨子》。b凡是说“古文或以为某”，是说古文借此字作某字，如：解说(艸字去右边)字：“古文或以为艸字”，古文借□字作艸字。c凡说“古文某如此”，是说知道古文是某一个，但这个字不能用作解释形体。如羌字下面有一字，“古文羌如此。”D凡说“或曰”，是古文的另一种说法。如解释(貝爲)字：“或曰此古货字。”E凡说“从古文之象”或“象古文之形”，是说小篆和古文的形体差不多，但已稍加整齐简化。如解释革字说：“象古文革之形”，革字是古文革(<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168_3.jpg" />)字的简化。如说“象古文某省”，是说小篆比古文形体简化得多。 (2) 引用籀文 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直称籀文，如旁字下面有雱字，说解：“籀文”。一种是称作大篆，如蒜篆下说解后有：“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从。”另一种称作“史篇”，如奭字下说解：“此燕召公名，读若郝，史篇名丑。” (3) 引用经书 有的是用来证释字形，如说解祝字：“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有的用以证明字音，如说解(走上樂)字：“动也。从走，乐声。读若《春秋传》曰：辅(走上樂)。”还有的是用来证释字义，如瑱〔zhen振〕字的说解：“以玉充耳也。从玉，真声。《诗》曰：玉之瑱兮。” (4) 引古语 引古语以证释今言，如茮〔jiao交〕字的说解：“茮，莍也。” (5) 引方言 如雅字的说解：“楚鸟也。一名鸒〔yu玉〕，一名卑居。秦谓之雅。” (6) 引俗语 引用俗语解释字义，如皇字的说解：“大也。从自。自，始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 (7) 博采通人之说 通人指诸如孔子、韩非、司马相如、董仲舒、杜林、卫宏等人，书中引用了他们的某一说法，如用字的说解：“可施行也。从卜，从中。卫宏说。” (8) 引秘书说 许慎说的秘书是指纬书而言，如瞋字下有(目戌)字，说解：“秘书瞋从戌。”说明秘书中瞋字形体和通行的小篆不同。 (9) 引秦刻石 秦刻石文是小篆的另一种写法，如攸字下列(氵攴)字，说解：“秦刻石峄山文攸字如此。” (10) 从某，某声 凡说“从某，某声”的，都是形声字，如江字：“从水，工声。”水是江字的形符，工是江字的声符。 (11) 象形，象某某之形 对于象形字，有的只说“象形”，如吕字的说解：“脊骨也。象形。”有的还对所象之形，加以解释，如山字的说解：“宣也。谓能宣散气生万物也，有石而高，象形。”如说“象某某之形”的，则是指事字。如亦字：“人之臂亦(腋)也。从大，象两亦之形。” (12) 从某、从某；从某某 凡说“从某，从某”或“从某某”的，都是会意字，如敝字，“从(敝字去攵)，从支”。凡说“从某”，是指被说解的字与某字的意义相同或相近。 (13) 从某省 凡说“从某省”，即被解说的字与某字，意义相同，形体的某一部分相同。如隶字的说解：“及也。从又，从<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168_4.jpg" />(尾)省。又持<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168_4.jpg" />者，从后及之也。”被解说的这类字，往往是会意字。 (14) 从某，某省声 凡说“某省声”，就是用某字的声，而不采其全形。如梓字：“从木，宰省声。” (15) 从某，某亦声 凡说“从某，某亦声”，就是指出这个字既从某字形体以得义，又取其读音以象声。如姓字：“从女生，生亦声。”这类字一般都是会意兼形声字。 (16) 同意 凡说某与某“同意”的，是指两个字的形体的意义，有某些相似或相同之处。如工字的说解：“巧饰也。象人有规榘(同矩)也，与巫同意。” (17) 读若、读同 许慎时没有反切法，《说文》中采用另外一个字给本字注音。如雀字的读音：“读与爵同”；(艸字去右边)字的读音：“读若彻。” (18) 一曰 一个字有两种不同解释，《说文》中用“一曰”标明第二种说法。如禋〔yin音〕字的说解：“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为禋。” (19) 阙 表示阙疑的意思。如(叟)字的说解：“老也。从又灾，阙。”《说文》中对不能解释的文字的形音义，都用阙字标明。 (20) 或体 解说中凡是说“或从某”的，都是小篆的异体。如祀字下列禩字，说解：“祀或从異。” 《说文解字》的价值 《说文解字》是古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字典，它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我国近2000年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它是许慎在李斯《仓颉篇》等书的基础上，征引大量先秦诸子之说，博采汉代经学家、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引用几十种方言，搜集了不少俗语常言，穷毕生之精力而编纂成的。书中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集周秦两汉训诂之大成。《说文解字》“举一形以统众形”，“檃〔yin隐〕括有条例”，以偏旁分部法统摄全书；书中以小篆、籀文作为基本字形，“就形以说音义”，“剖析穷根源”(均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五)，力求从形体上窥探各字的本义、考明各字的声音、推求各字意义的由来；它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汉字的理论——六书，并运用这一理论，以丰富的古文字资料，对汉字的形音义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许慎在编排上、释字上的创造已具备现代字典的特点，其科学性的体系，给后代字典的编纂以极大的影响。《说文解字》搜集秦小篆字体达9000多个，同时又收录了不少的古文字、籀文、奇字、秦刻石、汉代俗体、汉儒用的异体，对我们今天研究甲骨文、金文、简化字和汉字形体的演变提供了基础，它是保存古文字的功臣。如果没有《说文解字》，我们现在想读懂秦汉以前的古籍，想认识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商周青铜铭文、籀文等古文字，就像过河没有舟楫桥梁，该是多么困难！前人给《说文解字》以极高的评价。颜之推说，许慎在学术上可与孔子并提；孙星衍说，《说文解字》的功绩不在禹下。 《说文解字》内容广博，“六艺群书之诂，皆讯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冲《上〈说文〉表》)它不仅是文字学家的必读书，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先秦两汉的政治、制度、经济、自然和民情风俗。陆宗达说：“《说文》真称得上是汉代的百科全书。” 由于时代的局限，《说文解字》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特别是19世纪末叶以来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证明《说文解字》中有不少解说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字形有误。《说文解字》从字形说明字的音义，但字形认错了，解说就有误差。有的是字义的解释不错，但字形搞错了；有的字形错了，字义的解释也跟着错了。 (2) 解说牵强附会。因许慎距造字的时代久远，没有见过甲骨文，商周铭文见得也不多，不能完全了解古人造字的本意。 (3) 把后起字当作本字，把假借义当作本义。 (4) 在释义上，有些是用敬天、信神、尊君、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解释词义。 此外，《说文解字》的部首是否都是基本形体？分部是否完全合理？在部首次序的编排、同部中字的排列次第、字的归类等问题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使读者查检起来很困难，宋代徐铉说：“寻求一字，往往终卷。”(《说文解字篆韵谱》徐铉序)所以它的部首需要作些调整和改进。对《说文解字》部首进行改进最早的字典恐怕是撰于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的《开元文字音义》，分为320部；其次是作于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五经文字》，分为160部；辽僧行均的分242部，部首依平、上、去、入四声排列；金韩孝彦的《四声篇海》依笔画多少排列各部中字的先后。对《说文解字》部首进行重大改革的是明末梅膺祚的《字汇》，部首合并为214部，正文按子丑寅卯等地支分为12集，部首和各部收字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 《说文解字》的研究 《说文解字》问世后，一直深受历代学者的重视，不断对它进行整理、修订、注释。仅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及《补遗》收录的研究《说文》的著作就有338种之多。在《说文》的长期流传中，转相抄写，讹误颇多。唐代书法家李阳冰首次刊定《说文》，分为30卷，修正笔法，“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徐铉《进说文解字表》)所以多受后人指责。五代时南唐徐锴撰《说文解字系传》40卷，前30卷对《说文解字》作通释，基本上恢复《说文解字》原貌；后10卷有《祛〔qu区〕妄》一篇，驳斥李冰阳臆说。宋太宗时徐铉等人奉召重新校订《说文解字》，全面整理《说文》内容，纠正脱误，用唐代孙愐〔mian湎〕《唐韵》的反切标注字音，有些字条还增加了注释，题为“臣铉等曰”；新补19个见于《说文》释文而失收的字，补收许慎未收的字402个，加以解说，附在各部之后，称为“新附”字；把《说文解字》原15篇各分上下，共30卷。此本流传至今。称为“大徐本”，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称作“小徐本”。现在除了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及口部数字外，我们看到的只有“二徐本”及“二徐本”的校印翻刻各本。 注释《说文解字》的历代都很多，以清代的研究最盛，论著汗牛充栋。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是清代说文四大家，其中又以段玉裁、朱骏声成就最大。段玉裁(公元1735—1815年)，江苏金坛人，文字音韵学家、经学家，用近30年时间撰写成《说文解字注》15卷。段书对“二徐本”《说文解字》的文字做了细密审慎的核订。段注对许慎分编部首的原则、每部中文字排列、六书理论等作了分析阐发，实际上归纳揭示了许慎没有明确写出来的编撰体例，对读懂《说文》很有帮助，是初学《说文》者的入门必读书。段玉裁的注，引证各种字书、传注的训解等，对《说文》的解释作了较为详细的疏证，以补充许说，推求许说之所本，详考《说文》引文的出处。段注《说文》在每字下都标明该字在古韵中所属的韵部，用古韵来求古形、古义。段注对许书的缺点错误作了中肯的批评，而且有所创见。段注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文字学上的成就已超越了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虽然在学术上享有极崇高的地位，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最主要的是改字太多，其中难免会有武断之处，因此自段书刊行，匡谬订补者屡见不鲜。 桂馥(公元1736—1806年)山东曲阜人。他花了40余年功夫研究《说文》，撰写成《说文解字义证》50卷。他认为许慎的说解都是对的，他的书就是为许慎所谓的本义搜集古籍例证。卷一至卷四十八疏证《说文》正文，先引古书证明某字有某义(限于本义)，举例证实增补许慎的说解。再分别解说许氏的原文，并订正二徐本讹误。书中的例证遍及经史子集，材料丰富，可与段书互为补充。 王筠(公元1784—1854年)，山东安邱人。他认为《说文》全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须从其体例入手，方能“明许君之奥旨”(《说文解字句读·序》)，于是“条分缕析，为之疏通其意”，他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用200多天时间撰成《说文释例》20卷。前14卷阐明“六书”的定义，《说文》体例、文字的各种异体和孳乳形式、列字形式、双声音韵、脱讹字、衍文、改窜等。后六卷是《说文》的存疑问题以及个人的见解。此书主要对《说文》的体例加以整理阐发，但在字形、字义方面也有些独到见解。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王筠撰成《说文解字句读》，主要辨明句读，解说简明扼要，比较适宜初学《说文》者。 朱骏声(公元1788—1858年)，江苏吴县人。一生从事写作，精于天文数学，擅长词章，他尤倾其心力于文字训诂之学。所著《说文通训定声》18卷，始撰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至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完成。全书分为三部分，一是“说文”，对许慎《说文》补充订正，以字形为主，说明字形与字义、字音的关系，讲解文字的本义；二是“通训”，专讲字义(词义)的引申和假借，赋于转注与假借不同于许书的新义；三是“定声”，把文字按古韵分类，以上古韵文的用韵证明古音。第二部分是全书精华所在。书中着重从文字的音义关系考察词义的会通，又引用大量的例证和古人训诂，全面地解释词义(包括本义、别义、引申义、假借义)。 近人丁福保把前人研究注释《说文》的专著和其他书中有关《说文》的资料，编成《说文解字诂林》；1932年又汇集了近代研究《说文》的著作编为《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全书共计千余卷。此外1933年徐文镜编撰《古籀会编》一书，搜集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资料，可作为《说文》所引古文字研究的补录和参考。 <hr /> 注释： 第三章 古代字书的产生 第四节 《释名》——第一部声训词典 《释名》的作者刘熙，字成国，东汉青州北海郡(郡治在今山东潍坊西南)人，生卒年不详。据后人推断，他可能是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学生。大约在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之前刘熙撰写成《释名》27篇，订为八卷。《后汉书·文苑传》载刘珍撰《释名》30篇，但其书后世无传，所以也有人说《释名》始作于刘珍，成书于刘熙。书的体例仿照《尔雅》按词义分类，故又名《逸雅》。但对词义的解释完全采用声训的方法，与《尔雅》的性质迥然不同。所谓声训，又称音训或谐声训诂，就是用音同、音近的字解释词义，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来。刘熙认为凡是同音或声音相近似的词语，在意义上就有互相联系之处，因此他在《释名》中有意识地用同声相谐来解释词义，考究词的来源。 《释名》的产生 中国古代有许多学者对事物命名的真正原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哲学家们关于名与实的争论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涉及词源的探讨，特别是荀子在《正名篇》中提出“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他认为：事物的命名，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只要人们共同约定就行了。事物名称并非天然地要跟某一实物相当，约定俗成就是合理的，不合于约定的名称就是不合理的。在先秦的典籍中，如《周易》、、《孟子》、等，已开始用声训解释词义，但并非为了探寻词源。到了汉代，今文经学家着意去寻求事物之名与事物本身的联系，对词的来源，提出了与荀子“约定俗成”论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事物的名称与事物本身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他们大量应用声训解释许多天文、律历、地理、政治、人事、名物制度等方面的语词，刻意宣扬封建思想，以迎合封建王朝的需要。 在汉代，声训的运用很普遍，如《淮南子》、《史记》、《汉书》等书个别篇章用了声训。像《白虎通义》几乎每章都有声训。汉代的一些古文经学家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人也用声训去解释经义。许慎的《说文解字》运用声训推求字的本义，已达“十居七八”(黄侃语)；郑玄更是明确提出“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就是要从谐声偏旁去求训诂。东汉末年，声训资料的积累已非常丰富。刘熙认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释名·自序》)，事物的命名都是有原因可探寻的，他正是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声训专著《释名》。 《释名》的内容 刘熙完全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声训，《释名》的声训对象与一般书所声训的词语有所不同。在汉代，人们一般是就那些已经不能考证其原始意义的事物名称进行声训，如天干、地支、四时、四方、五行、五声；再有就是古人认为重要的事物的名称，如名号、典章制度等名词。对常用的形容词和动词不作声训。刘熙则把声训扩大到汉代“百姓日称”的一切事物名称上，包括“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以及“民庶应用之器”等方面的词语。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些词的“所以之意”(上引均见《释名·自序》)，即各种事物称名的原因。因此，在《释名》中，对词义的解释，摈弃了封建说教。 流传至今的《释名》27篇，篇次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全书总计1275条，大多是常用词。每条的解释，刘熙有意识地使用声训，不仅释字词之义，还指出这个词称名的由来。如浍〔kuai快〕字的解释：“浍，注沟曰浍。浍，会也；小沟之所以聚会也。”又，沦字的“沦，水小波曰沦。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这两例中，每例的前一句是解释词义，后一句是用音近或音同的字说明词的来源。 《释名》的价值 《释名》从语音上全面探寻事物之所以命名的原理，并运用“声同则义同，声近则义近”的原则解释所有的词语，这在中国文字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刘熙的独创和对声训的发展。声训作为训诂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注重语音与语义的联系，比仅从字形研究语义，是一大进步。在一定的范围内，某些字词之间确实存在音义上的对应，但是不能把它夸大为音义之间的普遍对应。汉语中音同或音近的词，为数众多，只要稍加牵强附会，一个词能产生出多种不同的声训，然而这些词彼此之间不见得都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滥用声训，容易望文生义。在《释名》中，“作者所使用的声训方法较为原始，没有严格的准则，解释语源近乎猜谜，所以‘偶而臆中’的地方固然有，远离正鹄〔gu古〕的也很多。”有的纯属随心所欲，随便用一个同音词来解释。如《释州国》对“宋”字的解说：“宋，送也；地接淮泗而东南倾，以为殷后，若云滓秽所在，送使随流东入海也。”殷商后裔的封地是宋，刘熙把他们比作滓秽之物，要让流水送入大海，用来证明“宋”源于“送”。有的声训则与《说文解字》上的正确说法相违背。如《释形体》：“汁，涕也；涕涕而出也。”认为汁字是由涕字转化而来，《说文·水部》的说解是：“汁，液也。从水，十声。”汁字与涕字毫无关系。还有的声训，用来解说的字与本字的音义牛头不对马嘴，如《释彩帛》：“白，启也；如冰启时色也。”刘熙对声训的应用，解释对的比较少，说错了的占多数。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刘熙认为他已创立了法则，“亦欲智者以类求之”(《释名·自序》)。后来的聪明人只要照办就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发展的结果表明，后来人是摒除了其声训中的糟粕，而吸收其精华，建立了科学的语源学理论体系。 尽管《释名》的错误不少，其中有些分析也不乏精彩之处。比如《释天》对岁字的解说：“岁，越也；越故限也。”《说文·步部》对岁字的解释是：“岁，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从步，戌声。”只是解说木星称岁，但没有说明木星为什么称为“岁”。《释名》运用叠韵为训，解说了木星称名为岁的原因，可以作为《说文》的补充。诸如此类的解释，对后人理解语音与语义的关系很有启发。 《释名》是中国第一部声训词典，对后人的古汉语研究有其积极的作用。为《释名》作疏证的清代学者毕沅指出：《释名》“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毕沅《释名疏证·序》)，是继《尔雅》、《说文》之后一部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释名》收的字没有《说文解字》多，但它收录了一些《说文》不收的常用字，以及双音词、同义词、反义词等，可以让我们了解汉代方言和东汉词汇的面貌。《释名》应用声训，不少词是用较古的词义作解释，这也有助于我们今天了解词的较古义。书中大量的声训材料对于研究汉代以前的语音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释名》所广泛采用的声训方法，对于后世的语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清代王念孙学派“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因声求义；近代学者章太炎、罗常培、周祖谟等人充分利用《释名》的声训资料以证明古音系统。这些都是《释名》积极影响的结果。《释名》在对词义、词源的解说过程中，讲述了不少有关名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知识，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文化生活、了解古代事物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释名》的价值不可低估。 现今，只有明代的覆宋本《释名》流传下来，缺误多多。清代毕沅作《释名疏证》、王先谦作《释名疏证补》，校勘其中讹误。 第四章 古代字书的演变 第一节 《玉篇》——第一部楷书字典 《玉篇》的特点 《玉篇》全书都用楷体汉字书写，这和以小篆为主的《说文》不同。楷书汉字同小篆的根本区别在于不遵照“六书”的原则，也就导致《玉篇》的部首、释文等显示出与《说文》不同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各族人民杂居，不同的语言相互接触交流。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融合，以及佛经的大量翻译成汉文，促进了汉语的发展，产生了大批的新词，增加了大量的新字，于是各种字书纷纷问世。有的字书专载常用字、杂字，有的辨证错别字、异体字，有的专注字音。这一时期，雅书一类的词典，有三国时魏国张揖的《广雅》。《说文》一类的字典中，比较有价值的包括：魏国张揖的《古今字诂》，晋人葛洪的《要用字苑》，晋人吕忱的《字林》，南朝宋人何承天的《纂文》，北魏阳承庆的《字统》和江式的《古今文字》。这些字书中，除《广雅》外，其他的早已佚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吕忱的《字林》，其袭用《说文》的部首，比《说文》增收3471字，解说也略有不同。这部书审辨古籀奇惑之字，采用正统字体，在当时便受世人重视，至唐代更与《说文》并称，是《说文》和《玉篇》之间承前启后的字书。约在南宋时，《字林》亡佚。 今本《玉篇》每一卷首都列有本卷的部首，每10卷的开端列有这10卷部首的总目，但全书首不列部首总目，还是不便于读者的查检。 《玉篇》对字的解释，只释音义，不再像《说文》那样用“六书”原则分析字的形体。在每个字下面，先用反切注音，后解释字义。每个字的解释，有的引用《说文》的解释，有的引《说文》来证明解释，并尽可能引用例证。有时对所引例证给以必要的说明。对字义的解释，务求全备，不仅讲字的本义，如果一字有多义，还把多种意义列在一起。这与《说文》讲字的形体为主，用字的本义证明字形，不讲字的引申义，有很大的区别。除楷体以外，如果这个字还有籀文、小篆、古文，或有异体字、俗体字，也标列在后面。例如： 诉，苏故切。讼也，告诉冤枉也。曰：“公伯寮诉子路。”亦作“愬”。 由于国土长期分裂，相互阻隔，这些字书收字不一，字义解释时有出入，错误很多，而《尔雅》、《说文》等字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讹误，又翻检不便；再加上字体由篆书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发生很大的变化，篆体谬误，隶体失真，由楷书取而代之的趋势日益明显。新编一部字典，规范字形、确定义训、纠正谬误、便利检查，势在必然。这样，顾野王汇集魏晋以来的各种经书注释，字书、辞书上的训诂资料，加以取舍编定，于是中国的第一部流传至今的楷书字典就在公元543年产生了。 噎，於结切。说文云：“饭窒也。”《诗》曰：“中心如噎。”谓噎忧不能息也。 《玉篇》的注音以反切为主，偶用直音，比《说文》的注音以“某声”或“读若某”表示，要精确。此外，《玉篇》对于一字两读而释义相同者，注音不分立；如果一字两读而释义各异，则注音必分立。这样处理，不仅反映了当时汉语词义的分化情形，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字书编纂方法上的进步。 从魏文帝公元220年立国，到明王朝建立的1000多年的历史中，各项文化亊业的发展、中外文化的交班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都给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以积极的影响，也促进了这一时期辞书的演变，呈现了古代字书重实用的发展方向。首先，编制了大量的韵书，其中《切韵》系韵书对汉字读音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其次，自《玉篇>后，字书的注音以反切为主，字体全部楷化。而唐宋间《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佩觿》等正字法专书则成为科举吋代的标准字体，对汉字楷体的规范作出贡献。第三，从《玉篇》以后，不断简化《说文》部首。辽代僧人行均撰《龙龛手鉴》合并部首为242，部首与部内字排列以四声为序；金代韩孝彦撰《四声篇海》，使部首按36字母排列并依四声归类，部内字以笔画多少为序。《龙龛手鉴》与《四声篇海》开创古代字典按音序排列的先例。第四，唐代为经典作音义的《经典释文》与佛家的辞典《一切经音义》开创了古代字书专门集释经典文字的新例。 极，渠忆切。栋也。曰：“建用皇极。”极，中也。又至也，尽也，远也，高也。 《玉篇》写成后，太宗(即简文帝)当时还是太子，命萧恺等人删改。到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又经孙强增加字数，删削注解。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由陈彭年、吴锐、丘雍等奉敕重修，删掉原书的许多内容，称为《大广益会玉篇》。现在通行的就是这个本子。 总的说来，今本《玉篇》虽不是顾野王的原书，而且在分部和内容上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字书，它的实用性和普及性都优于《说文》，对后世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宋代的《类编》、明代的《字汇》、《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等，就是在《玉篇》的基础上发展而编纂的。 《玉篇》原本30卷，收16917字，比《说文》增收7564字，注文407530字。今本《玉篇》30卷，卷首有顾野王的序言一篇，讲述编书的目的。今本收字22561个，连同注文共20余万字，已不是顾野王原本《玉篇》的面貌了。 《玉篇》原本大部分散失。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黎庶昌出使日本，在东京看到了《玉篇》残卷共四卷，经黎庶昌、杨守敬、李慈铭等考定，这些残卷是原本《玉篇》，称为《玉篇零卷》，连同以后陆续得到的共有五卷。后人也有的认为零卷可能是《玉篇》的唐代人写本。这些零卷的注文详细，引证较多，有顾野王的按语，内容比今本充实丰富。 在部首上，《玉篇》542部，虽比《说文》多出两部，但对《说文》的部首有增有删。其中与《说文》相同的529部，不同的13部。《玉篇》部首的排列起于“一”终于“亥”，但是各部间的编排次序，除开卷的几个部首和最后的干支部首与《说文》相同外，其他部首都是重新排列。它力求把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以义相从，分别部属。如卷三的部首排次：“人、儿、父、臣、男、民、夫、予、我、身、兄、弟、女”，是把和人有关的名称排在一起。这种方法，不如按笔画编排的部首理想。但比《说文》依据“六书”，以“据形系联引而伸之”的方法进步，更便于读者检索。 今本《玉篇》还有一个特点：在全书末附有《分毫字样》，把248个形体相近而容易混淆的字，每两个字排在一起，分别注音和解释。如：袖、柚；菅、管；毐〔ai矮〕、毒等。这可以帮助读者辨别字形、区别读音，防止写错别字。《分毫字样》中的有些字，直到今天还很容易写错、读错。 第四章 古代字书的演变 第二节 《一切经音义》——广释佛典文字音义的词典 隋唐时代，佛教经典的传播和翻译空前繁盛。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记载，当时入藏的经、律、论三藏的汉译佛典已有1076部5048卷。随着佛经数量的增加，佛典中音译、意译的梵文名词也增多了，非常需要一些专门释解佛典文字音义的书籍。这种书南北朝时曾有一部，即北齐僧人道慧编的《一切经音义》，其书现已亡佚。至唐代为佛经文字作音义的书籍增多，唐太宗时长安大慈恩寺的翻译僧玄应编撰的《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注释佛经音义书籍中最早的一部。 玄应大约与玄奘同时，他从454部佛经中按原书卷次摘选词语，注以音义。除选释佛经中特有的梵文词语外，也选释一般的汉语文字音义和较冷僻的字词，约占全书内容的1/2。因此，它不仅是一部注解佛经音义的词典，也是一部解释汉语，主要是中国古字、词的书籍。但它对音义的注释，注音重于释义，而释义有的又不够准确，内容有重复，详略不当，体例不够完善。玄应之后，唐宪宗时，慧琳(公元736—820年)撰《一切经音义》100卷，亦称《慧琳音义》，一名《大藏音义》。 《慧琳音义》的作者 慧琳是唐代长安西明寺翻译僧(一说为大兴善寺法师)，俗姓裴，西域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人，是密宗高僧印度不空法师的弟子。他深得印度声明之妙，又精通中国文字训诂声韵之学，懂梵语和西域语言。慧琳于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开始编著《音义》，到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完成，费时25年(一说写作时间是德宗贞元四年至宪宗元和五年)。 书中所释佛经从大乘的《大般若经》至小乘的《护命放生法》共1300部，5700余卷。其中300多部经的音义是玄应、窥基、慧苑、云公等人所作《音义》的重订、删补或转录。另有100多部经只有书名而无音义。其余800余部经的音义是慧琳本人所撰。这是一部集佛经训诂之大成的作品，全书约60万字。书稿问世后，“京邑之间，一皆宗仰”(《宋高僧传》卷五)。 《慧琳音义》的特点 《慧琳音义》主要根据《说文》、《字林》、《玉篇》、《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七部书解释字义；参照《韵英》、《韵铨》、《考声切韵》等书注音；不见于这些字书、韵书的，就广泛征引经传注疏，达251种之多。书中每条解释都先注音切，再引书证解释字义；有的还辨析文字形体，或引用当时语言加以说明。例如，卷八十二《西域记》第三卷的音义： 确不从命 上苦角反，《易·系辞》：确，坚也。《埤苍》从土作塙。《文字典说》从石，从摧省声。摧音角。 《慧琳音义》的解说，不仅是它以前各家佛经音义的继承和补充，而且在它广泛引用的各种古籍中，有许多是久已散失的字书、韵书和各家注解。例如书中引用《说文解字》的解释，有的是今本所没有的；再如引用今本《玉篇》已删去的顾野王的按语。它所引用的各家已亡佚的注解，像：汉代包咸的注，郑众的《考工记》注，贾逵、服虔的《春秋传》注，许慎的《淮南子》注，贾逵的《国语》注；魏孙炎的《尔雅》注；晋司马彪的注等。古代辞书中，保存的古佚文内容之丰富，征引的古籍种类之多，未有在其右者。 《慧琳音义》的流传 《慧琳音义》成书后，稿本收藏在京师西明寺，后亡佚于唐末、五代的战乱中。另在北方有存本，宋初尚保存完好。辽圣宗统和五年(公元987年)燕京沙门希麟根据该本增补而撰《续一切经音义》。明天顺年间，《慧琳音义》和《续一切经音义》由高丽重新刻版；清乾隆初年日本也有了这两部书的翻印本，但国内并不知晓，以为已失传。清光绪初年中日通使，高丽和日本的刻本传回中国，才为国内学者所闻知，民国十三年(1924年)丁福保据日本狮谷白莲社1737年翻刻本影印。 僧人为佛典作音义，原本是为了“正名”、“显教”，所以玄应、慧琳、希麟的三种《一切经音义》都是以佛典各书为单位收辑解释字词，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佛经文字的原义，但从字典的角度来看，查检非常不方便。1936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编印了《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把《慧琳音义》和希麟续作中所引各种书的解说加以汇集，列出目录，按笔画多少先后排列，又注明它们在《音义》中的条目、卷数、页数、经的卷次，为查阅这两部书的引文提供方便(然而还是不能靠它来查找两部《音义》的字词)。不久前印行的《正续一切经音义》一书，除附上述索引外，还附有清末陈作霖所编《一切经音义通检》，将所收词条按字头排列查检，对查找该书字词颇有裨益。 第四章 古代字书的演变 第三节 《广韵》——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韵书 我国古代韵书，创始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至隋，陆法言综合各家撰写《切韵》一书。《切韵》的编纂，颜之推等著名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颜之推是陆法言父亲陆爽在北齐时的同僚，陆法言研究音韵得到他的指点。隋开皇初年(公元581—589年)，颜之推已50多岁，一天他与刘臻、卢思道、魏渊、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切韵·序》)。他们谈到了古今语音不同，各地方言的特点；评论各种韵书，以为分韵辨音不同，“各有乖互”；计划“捃选精切，除削疏缓”，从前代韵书里选取精密的反切，削除不当之处，编一部既可供作者创作时选韵之用，又可供读书时审音辨韵用的韵书，并确定了编制原则和体例。当时年仅20多岁的陆法言“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十多年后，他因父亲的缘故，罢官归里，“屏居山野”(以上均见《切韵·序》)，把当年的记录加以整理，参考古今字书以及吕静的《韵集》、夏侯该(该或作咏)的《韵略》、阳休之的《韵略》、李季节的《音谱》、杜台卿的《韵略》等，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写成《切韵》五卷。 陆法言，名词，又名慈，以字行。河北临漳人，祖先是鲜卑族，由步陆孤氏改姓陆。他的《切韵》失传已久，清末从甘肃敦煌发现该书的残卷54行(多数残缺不全)。本世纪初以来曾陆续发现一些唐五代写本、刻本的残卷和残页。唐高宗时长孙讷言为《切韵》作笺注，也失传，仅有讷言的序留存。唐中宗时王仁昫(煦)作《刊谬补缺切韵》，有完本流传。后人从以上这些资料考证，《切韵》分五卷，平声上下两卷54韵，上声一卷51韵，去声一卷56韵，入声一卷32韵，共计193韵，收11558字；注释简略，书前有陆法言《序》一篇，此序现刊载于《广韵》之首。 《切韵》是韵书发展史上的继往开来之作，唐宋韵书及宋元明清诗韵，无一不是承继《切韵》系统，也是后世考求古音、调查方音的桥梁。 唐天宝(公元742—756年)年间，孙愐把《切韵》改订为。稍后唐代李舟订正《唐韵》作《切韵》，调整韵目的编排次序。孙、李二书只留存一些残卷。陆、孙、李三书成为宋代官修《广韵》的基础。 《广韵》的内容 《广韵》是宋代陈彭年、丘雍等人奉诏依据隋唐韵书加以增广修编而成。第一次修订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第二次修订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现存的《广韵》是第二次的修订本。在这之前，句中正、吴铉、杨文举等曾奉诏编纂《雍熙广韵》百卷，开始于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完成于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故陈彭年等的修订本全名为《大宋重修广韵》。全书五卷，分206韵，其中193韵采自陆法言的《切韵》，两个韵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或开元本《唐韵》，11个韵依天宝本《唐韵》。韵目(部)的排列次序，四声相承的关系，则依据李舟的《切韵》。 《广韵》收字多，共收26194字，不少是奇字、怪字、冷僻字；注文有191692字，注解繁冗，往往罗列姓氏名、人名、地名等。比如一东韵“公”字的注解中，讲古姓氏有几百字，实在太繁琐，是为繁注本。元代人根据宋本删削韵字、注文，刊行略本《广韵》。 《切韵》系统韵书的改革 《切韵》系统的韵书，包括《切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其书早已不存)、《平水韵略》以下各种平水韵韵书。这类韵书编制的目的，一是为审音辨韵，一是为应试作文。为审辨读音异同，必须一一分析比较字音，因而韵部(目)的分列，力求细密。可是为了应付考试，制作诗文，分韵越细，越难于掌握使用。因此，现今流行的《广韵》各种版本，在韵目下都注明“独用”或“同用”字样。“独用”是说此韵部中的字与其他韵部中的韵字不能通用；“同用”是说某两个或几个韵部中的韵字可以同用为一个韵。这些“独用”、“同用”的规定，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广韵》以后的韵书据此原则，把可以合并的韵部尽可能合并。金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韩道昭编定《五音集韵》，把206韵合并为160韵，开并韵之先例。金代王文郁编的《新刊韵略》(公元1227年)、《平水韵略》(公元1229年)，金代张天赐的《草书韵会》(公元1229年)都分106韵。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刘渊作《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简称《新刊韵》，或称《平水韵》，分韵为107韵。宋末元初阴时夫的《韵府群玉》亦分106韵。至明清科举考试、文人作诗，都以的106韵为准。 不过，还须一提的是，今天《广韵》同用、独用有所讹乱，戴震曾有《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较为可信，为音韵学家所遵用。所以现在一般音韵学著作所列《广韵》韵目表，和《广韵》原书韵目表略有差异。 唐宋《切韵》系统的韵书，重视研究文字的韵母和声调，而疏于文字声母的探求，韵部中韵字的排列无一定次序。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编制的《集韵》在改订《广韵》反切的同时，每韵下面分别列同音字组，每组同音字首标注反切，并注明同音字字数。到金代韩道昭编撰《五音集韵》时，发展为依36字母排列韵部中同音字组的次第。 <hr /> 注释： 第五章 古代字书的兴盛 第一节 《字汇》——第一部通俗易查的字典 (2) 收字切实用 《字汇》收录经史常用字、通俗字，怪僻字一律不录；收录的古文俗字予以区别说明，在通用字下凡有古文或异体一一罗列。 刊 丘寒切，看平声，削也，剟〔duo多〕也，又槎木也。《禹贡》：随山刊木。○又叶丘虔切，音牵。曹子建《怨歌行》：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又叶丘谏切，牵去声。班孟坚《南宫侯赞》：横耻愧景，刎颈自献。金紫褒表，万世不刊。○从干戈之干。杨升庵曰，刘歆《答扬雄》：悬诸日月不刊之书，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误作刻梓之用，各处乡试序多云刊其文之佳者若干篇。读者因之。学之不讲，一至此乎！ 张睿甫曰：刊字亦可用，刊其字之余木而后字成，故刻字而谓之刊，犹迁官而谓之除也。 《字汇》的价值 《字汇》在编排方式及内容等方面注重实用，方便读者查检的创造性发明，使它在明末受到一般读者的极大欢迎。“人人奉为拱璧”，“老师宿儒，蒙童小子，莫不群而习之”(年希尧《五方元音序》)。明清时为它作续补或袭用其名称的字书不在少数，其中以《正字通》流行较广、影响较大。 (4) 释文简明 随声释义，按不同音切列不同义项。凡有异音异义一一搜列，尽量引用书证，也采用一部分口语、俗语的意义，因而释义既全面又简明。现以刀部对刊字的解释为证： 书的末卷附录《辨似》、《醒误》、《韵法》等篇。《辨似》分辨字形相似而音义不同的字470余个。《醒误》纠正坊刻本中经常易刻错的字60余个。《韵法》以图解说明分辨四声和掌握反切的方法。 明清两朝，是我国古代字书发展与兴盛时期。从《字汇》开始，《说文解字》派字典沿着通俗实用的方向，改善体例，充实内容，到《康熙字典》集大成而终结。清代各类专门性辞典盛行，《通雅》、《经籍纂诂》、《助字辨略》、《经传释词》、《佩文韵府》、《骈字类编》、《通俗编》等，为后代字书的编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范例。 《类篇》的编纂，是由于丁度等人编撰《集韵》时，收字以“务从该广”为原则，把各种不同写法的字：正体、古体、异体、或体、俗体，只要认为有根据，都统统收罗，共收53525字，比《广韵》多27331字，比今本《玉篇》多30964字。在司马光等人看来，《集韵》的篇幅太大，与《玉篇》“不相参协”(《类篇·附记》)，于是从《集韵》中分出一部分韵字另编《类篇》。《类篇》的部首和各部排列次第基本上沿袭《说文解字》，它对文字的解说，讲求古音古义，阐明古今文字形体的变化。《类篇》增收了很多唐宋间产生的新字。在每个部首之下，先对部首释义，再释形，最后注反切，实际上是收录《说文解字》中关于这个部首的解释。然后再解释本部的字，每字先注反切，后释义。注重音义，并不逐字分析形体结构，但对文字有异体的，则注于本字下，间或附列篆文。如有异义或异读，在解释字义后再加说明。每部中文字的排列依韵目次第。 尽管《玉篇》、《类篇》的内容和编排体例，较之《说文》有所改进，还是不便于一般人的查阅。对部首分类法作较大改革、释义简明易懂的字典，是成书于明万历乙卯年(公元1615年)的《字汇》。 (1) 检字方便 《字汇》简化了从《说文解字》以来字典的部首，把部首按楷书“以字画多寡循序”排列，从一画至17画列为214部，按地支子丑寅卯依次分为12集，子集是一、二画部首，丑集、寅集是三画部首，卯、辰、巳三集是四画部首，午集是五画部首，未、申两集是六画部首，酉集是七画的部首，戌集是八、九画的部首，亥集是十画以上的部首。每部中的字也按笔画由少到多依次编排。偏旁有改易或异形的，主要是指楷书有变化的，都加以注明。每卷卷首列表标明本卷部首，列出每一部和部中单字的笔画数及在卷内的页码。这种编排比《说文解字》、《玉篇》便利于检索。 (3) 注音详明 每个字的解说先注音后释义。书中采用的注音方法，一般有四种：反切、直音、四声、音近。每字先用反切注音，再加直音；如果没有合适的同声调字直音，就另加平上去入四声标注，如“判”字下注：“普半切，潘去声。”有些字连四声法也不能注出其音，就采用音近的方法。如“(亻冘)〔dan淡〕”字下注：“徒感切，音近淡，上也。”又字凡有转音或的，则先注本音，再注转音或叶音。 《字汇》的特色 《字汇》的作者梅膺祚，字诞生，宣城(今属安徽)人。全书14卷，正文12卷，附录两卷，收33179字，全部楷书。这部字典在编排、收字、注音、释义方面，比以往的字典有很大的改进，主要是： 《玉篇》以后，在宋明两代，依部首分类的字典中，《类篇》、《字汇》、《正字通》的影响较大。 注释： 《正字通》的作者是明末的张自烈，清初廖文英增补“国书十二字母”(即满文十二字母)。全书12卷，在分部、部首和部内字排列等体例方面一仍《字汇》之旧，主要是为补正《字汇》的缺漏，改正《字汇》在解说字音字义、训诂及引文等方面的错误。又把《字汇》中散见各部每个字的古体、籀体、篆体、俗体、讹体等字体，集中在本字之后加以注释，只要查到本字，就能了解它的异体。 300多年来，《字汇》按笔画多少排列先后的部首检字法广泛地为各种辞书采用，为中国字典编纂法奠定了基础，从而显示了它存在的价值。当然，《字汇》远非一部体例完美的字典，诸如它在释义上的错误，引文不注明书名、篇名等缺点，直到《康熙字典》才进一步得到改善。 (5)《字汇》的卷首，刊载梅鼎祚的序文、全书的凡例和总目，并附录《运笔》、《从古》、《遵时》、《古今通用》、《检字》等篇。《运笔》列举各种形体的字70余个，分别说明每字落笔先后，教给读者写字落笔的顺序。《从古》列举160余个字的古体，说明这类字应该按古字结构形体来写。《遵时》举出近120个通用字，列出每字的古体，告诉读者类似的字应依当时通行的写法。《古今通用》列举古今形体不同字130余个，说明这些字古今通用，两种写法都可以。《检字》按笔画排列不易辨明部首的难字。 第五章 古代字书的兴盛 第二节 《康熙字典》——古代字典的定型 整个清王朝只有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工具书，它就是清圣祖玄烨〔ye夜〕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谕命张玉书、陈廷敬等编撰、至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完成的《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的特点 《康熙字典》全书从子集到亥集共12集，每集分上中下卷，连同附录等共42卷，收47035字，分列于214个部首下。书首列有：《字母切韵要法》、《等韵切音指南》、《检字》、《辨似》；书末附录：《补遗》、《备考》。部首和各部中所收的字，都按笔画，由少到多顺序排列。释字先注音后释义，每字下注音，先列《唐韵》、《广韵》、《集韵》、《洪武正韵》、《古今韵会集要》等韵书的反切，然后引用古书逐层依次注释本义、别音、别义、古音。各音和义项间都空一格，并用“又”字加以分隔。古体列本字下；重文、别体、俗书、讹字附注后；考辨列注末，加“按”字以示区别。这一体例基本上仿照《字汇》、《正字通》而稍加改进。 康熙曾批评：“《字汇》失之简略，《正字通》涉于泛滥”，要他的文臣删繁补漏、辨伪订讹，编辑《康熙字典》以“增《字汇》之阙疑，删《正字通》之繁冗”(均见《康熙字典·上谕》)。《康熙字典》的形式与内容，都是以《字汇》、《正字通》为蓝本增改而成。 首先，主要沿用《字汇》、《正字通》的部首，又调整某些字的分部，归并两书中异部兼收、同部互见的字，或把原属某部的字调入更为相宜的部首。 其次，简化《正字通》重复繁冗的音训，对音义相同的字，不再注释音义，只标明“注见某字”；又广辑《唐韵》等各种韵书、字书中的反切，分异合同，充实音注资料。 第三，充实增补《字汇》简略缺遗的内容。对字义的说解，非常详备，除引用《说文》、《玉篇》、《广韵》等书的解释外，还搜罗其他字书的解释，以至“自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证，使有依据”(《康熙字典·御制序》)。同时还注意收列新产生的词义及外来词词义。列举的书证基本上全录书名、篇名，依时代先后为序，证释中所引用的《注》、《疏》也是原书的注、疏。在解说中还附释一些词语，使释义的内容更加丰富。 第四，《康熙字典》正文收字47035个，较《字汇》增收13856字，连同《补遗》、《备考》等，共收单字49003个，是古代收字最多的字典。凡古代字书、韵书、经史子集中的僻字、奇字、其他字书不收的字，大都可以从中查到。 第五，订正《字汇》、《正字通》二书的字形讹谬和错算笔画。 第六，书首所列的《字母切韵要法》、《等韵切音指南》，便于读者了解切音；《检字》、《辨似》可以检阅不好辨明部首的异形难字，辨认笔画近似音义有别的字。书后附《补遗》、《备考》，收有音义不见于正集的冷僻字、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的不通用的字。 第七，自《玉篇》改用楷书后，古代字典不再用篆书，也极少附录篆书，后出的《康熙字典》的各种版本，凡是有小篆的字都在书眉加列小篆。 《康熙字典》的缺误 康熙以《康熙字典》为“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自居，而命书名为“字典”。实际上，《康熙字典》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由于《字典》的编纂者都不是精于文字学的专家，加上收字多，篇幅较大，而成书于众手，过于仓促，因而书中的缺误数不胜数。解说文字或拘泥于古说，不够确切，忽视今义，对后世的通俗用法多不提及；或解说过于简略。引证虽多，但引书书名、篇名不少错误，或妄加改动，又疏于考证，引文错误百出，时有脱落；错将经传的注疏当作正文引用，且任意改动原文；至于引文的断句、错字更是不少；书名、人名、地名误注。没有反映出清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真实水平。 《康熙字典》是皇帝“御定”，只许歌颂，不许批评。尤其是在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江西举人王锡侯编写《字贯》一书，书中纠正《康熙字典》的一些错误，对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字不加避讳，竟遭满门抄斩，两江总督、江西巡抚都受到处分。经过这次血腥的文字狱，清代学者接受教训，无人再谈《康熙字典》。直到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经学大师王引之奉道光之命，作《字典考证》12卷，查考出《康熙字典》的错误2588条，其实书中的错误远不止此。他给陈奂写信说：“现有校刻《康熙字典》之役，错误太多，不可胜改，只能去其太甚者耳。”(《高邮王氏遗书》本《王文简公文集》卷四)后来日本人渡部温作《康熙字典考异正误》，查出错误4700条。王力先生在《康熙字典音读正误》一书中订正出5200字的错误音读。至今，《康熙字典》也没有完全校正，现在影印的本子，还是那个错误百出的原本。 在我们今天看来，《康熙字典》虽谬误百出，但它收字较多，而且不见于一般字典的字，由此可以查出，仍不失其存在的价值。 <hr /> 注释： 第五章 古代字书的兴盛 第三节 《佩文韵府》——古代诗词歌赋词藻的汇辑 古代的辞书中，有一类词典，专门汇集典籍中的词藻、偶句、典故、轶闻，目的是供人们吟诗作赋时用来押韵对句，选择词语，查明典故。清人所编的《佩文韵府》就属于这一类词典。 《佩文韵府》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张玉书等人奉康熙之命开始修编，至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成书刊行。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续编《韵府拾遗》，至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完成。“佩文”是清代皇帝书斋的名称。 宋、元间，阴时夫编《韵府群玉》106韵，明代凌稚隆编《五车韵瑞》，这两部书都采用“事系于字，字统于韵”的体例，把摘录的大量典故、词藻分隶于各韵之下。《佩文韵府》以这两书的原有材料为基础，考订讹误，增补脱漏，又博采典籍大加扩充，并仿照它们的体例编纂而成。 《佩文韵府》全书先分平(又分上平、下平)上去入四声，每声按平水诗韵106韵韵目分部，每部收录同韵的单字。每单字的排列依字的难易程度为次，易识的常用字置于前，难认的罕见字列于后。每个单字先注音切，再引书证，或先释义再引书证。反切依《广韵》。每一单字下收录了大量的语词，语词的尾字必须与单字相同。这些语词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韵藻”，分别收列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语词。下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从《韵府群玉》、《五车韵瑞》中摘出的语词；后一部分是新增的语词，开头用一“增”字标明。有时前一部分空缺，只有后一部分，就直接标上“韵藻增”字样。这些语词，包括词、词组、典故、成语，按字数由少到多顺序排列。语词一般注明出处，也有的加以注释或说明。 第二类是“对语”，是两两相对的语词，分别收列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对偶语词。 第三类是“摘句”，是作者认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五言至七言的诗句。现将卷一“上平声、一东韵”的第一个字“东”列下为例： 东 德红切，春方也。《汉书》：少阳在一方；一，动也。从日在木中，会意也。《礼记》：大明生于一。又姓。陶潜《圣贤群辅录》：舜友—不訾。 〔韵藻〕 南东 《诗》：——其亩。李孝先诗：余其归老兮沂之——。邵宝诗：楚帆连日阻——。 自东 《诗》：我来——。又：自西——。 在东《诗》：(虫带)(虫东)——。 苏轼诗：我言岁——。 徂东 《诗》：自西——。又：驾言——。 ……涧瀍〔蝉〕东《书·洛诰》：我乃卜—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首阳东 《诗》：采葑采葑，——之一。 …… 宿西食东 《战国策》：齐有一女，二家求之。其母谓女曰：欲东家则左袒，欲西家则右袒。其女两袒，曰：欲东家食而西家宿。以东家富而丑，西家贫而美也。 有文者东 《汉书·尹翁归传》：田延年为河东守，行县至平阳，召故吏令————，有武者西。阅数十人。翁归独中立，曰：翁归文武兼备，唯所施设。 ［增］ 震东 《易》：—，—方也。《汉书》：震在于东方为春、为木。《朱子》：——兑西。 离东 《伏羲八卦圆图》：乾南坤北，——坎西。 始东《易辨终备》：煌煌之耀，乾为之纲；凝合之类，坤握其方。雌雄呿〔qu去〕近，六节摇通；万物孚甲，日营——。 我东 《诗》：——曰归，我心西悲。注：言我东征既久，归途又有遇雨之劳，因追言在东言归之时，心已西向而悲也。马戴诗：云山迎——。 ……车不东 《诗》：狐裘蒙茸，匪———。 …… 〔对语〕渭北、江东 日下、天东 河内、济东……北山北、东谷东 鸡塞北、凤城东 床上下、屋西东…… 〔摘句〕力障百川东 农作正宜东 携琴又向东 ……翠华拂天来向东 岁岁春风绿自东 快睹扶桑日上东 …… 《拾遗》所作的增补包括： (1)对《佩文韵府》已列录的单字，增注字书上的反切； (2)增列《佩文韵府》未收的单字，注以音义； (3)增补词语，称为“补藻”； (4)增补注释，称为“补注”。 《拾遗》增补的词藻约是《佩文韵府》的1/20。 《佩文韵府》按106韵分为106卷，《拾遗》卷数相同，全书共212卷。所收单字，正集大约为10252字，拾遗大约为10293字。所录语词约六七十万个。这些语词，上自先秦典籍，下至明代著作。原刻本多至1800多页，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直到今天，我们也还可以用它来查找诗句、典故、成语的出处。这部书引用的资料很多没有注明篇名，有的只注人名；作为词句列入的，有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或句，甚至有的根本不是词；体例亦有不谨严之处。因此读者在使用时，必须逐条核对原文，否则极易构成大错。 《骈字类编》 240卷，清圣祖玄烨命张廷玉等编撰，始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成书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全书分为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邑、器物、草木、鸟兽、虫鱼、人事等13门。每门下按类标列字头，共标1604字；每字头下按类收录首字与字头相同的两个字的复词；每词下辑录经史子集中有关这个词的材料；注明引书的篇名、诗文的题目。例如山水门收山、岳、嶂、峤、巅、岫、石、水、江、汀、泉等；山字下又列：山天、山云、山雨、山月、山风、山雪、山霞、山露、山雷、山雾等。每词下分别引列资料，如： 山郊 江淹《齐太祖诔〔lei磊〕》：散簪——，解佩松石。谢庄《侍宴蒜山》诗：烟竟——远，雾罢江天分。 此书收录的词目数量多，引证丰富。但词语都不予注音，也不作释义。有的引书有书名无篇名，全书无索引，查阅不便。 《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都辑录了丰富的掌故、轶闻、典章制度、训诂名物、人名、地名以及诗文词藻，书中征引的古籍，不少现在很难找到，有的和今本不同。凡是古代其他辞书不载的词语典故，都可以试从这两部书中查找。不过其中的很多引证辗转抄录，未经核对原文，脱漏讹误，不可轻信，只能作为查找某些材料的线索。 第五章 古代字书的兴盛 第四节 《经籍纂诂》——集经传子史引文训诂之大成 经传注释始于汉儒。汉代崇尚经学，汉初立《诗》、、《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于学官，设五经博士依据故训(即前人传授下来的关于经义的解释)传授经书。自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经学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东汉经学发展达到极盛。经学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训诂学的兴盛，产生了一大批古书的注解。当时的一些经学大师如马融、郑玄等人同时也是著名的训诂学大家，他们给许多古籍作注。此外，像赵岐作《孟子章句》，王逸作《楚辞章句》，许慎作《淮南鸿烈解诂》，高诱为《孟子》、《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作注，服虔、应劭作《汉书》注等。他们对古书的注解，不外从四方面进行：字音、词义、名物制度、历史典故，而词义的解释占重要的地位。 魏晋时，对古书的注解与玄学结合，一反汉代注重字词的训诂、名物(反映事物名称的词)的考释。像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老子注》，杜预作《春秋左氏传集解》，郭璞作《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裴松之作《三国志注》等，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训诂名著。各家的注解，最初都是单独刊行，到后来有的被注经家或其他书籍采录，有的附在有关古籍的正文之中，不另印行。只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虽也分别附录各经典中，仍一直单行。 《经典释文》 作者陆德明(公元550—630年？)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人，从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开始编纂《经典释文》，大约完成于隋灭陈(公元589年)之前(或说唐初)。 全书30卷，采集汉魏六朝230余家音切、诸儒训诂，参考《仓颉篇》、《尔雅》等，对14部儒道经典进行训解。这14部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老子》、、《尔雅》。他把各书先标明篇章，再把经文和注解中必须阐释的字词一一摘出，先注音，后释义(《孝经》、《老子》摘录全句)。异体字或版本不同的字，分列注前或注后。不仅解释经典的正文，还对经典的注解加以训释。书中对经典文字的训解以考证字音为主，兼及字义的辨释，有的则只注字音，不释义；有的只释义，不注音；有的音义都不注，只考订、校勘文字，标明版本异同。 由于《经典释文》的训诂实际上依附于经典，其字词的编排依经文先后顺序次第，是一部资料性的工具书。阅读有关经典遇到疑难，可以从中依次检查，求得解答，而不能作为一部独立的字典来用。到了清代，因经学的复兴，随着注解、校勘、整理古籍的需要，乾隆时产生了一部集经传子史训诂于一书的词典——《经籍纂诂》。 《经籍纂诂》 清朝阮元主编，臧镛堂总纂。阮元(公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今江苏省仪征县)人，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进士。历任户、礼、兵、工等部侍郎，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经，经非诂不可。在浙江创办“诂经精舍”，在广东创立“学海堂”，平生致力提倡学术，又搜罗人才从事古籍校勘刻印，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学者，刊刻了一大批古籍，包括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将当时名家著作数十种汇刻为《文选楼丛书》。 阮元有感于经传训诂分散在各类书籍中，一直打算汇辑为一编。他定出了编写体例，又延聘几十人，收集100多种唐以前古书中的训诂、注解，由臧镛堂总纂，按《佩文韵府》分韵编字，一个韵部一卷。在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经籍纂诂》编成付梓。正编106卷，后来又编《补遗》106卷，把《说文》、唐宋的注疏附在正编每卷之后。 《经籍纂诂》依照《佩文韵府》把同一韵部中的字，按先易后难的顺序排列；每一字下汇集古书中的训诂和注解。凡《佩文韵府》没有载录的字，按《广韵》或《集韵》增补；如一个字的音、声调、意义有不同，就都按韵分入各部分释其义。每一韵字下，不仅收录单字，也收录同一单字头的复音词。 对各字的训释，以声音相近字的训释列前，然后再按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名物象数”依次排列；如名物训诂繁多，就按《尔雅》19篇排次；每字释义引用的古籍，先按儒家经典排次，后再列其他古籍引文；引用的古籍原文注明出处。例如： 诊 —，视也。《广雅·释诂一》。又《一切经音义》九引《字林》。○—，候也。《一切经音义》二引《三苍》。又《后汉·郭玉传》注。○—，候视也。《后汉·南蛮西南夷传》注。○—，占也。《史记·扁鹊仓公传》“特以一脉为名耳”《索隐》引司马彪。○—，验也。《一切经音义》二引《通俗文》。○〔訁尒〕验也。《汉书·董贤传》集注。○—，候脉也。《列子·力命》“—其所疾”《释文》。 诊 《说文》：—，视也。从言，(诊字去讠)声。 ○—，视验，谓视其脉及色候也。《汉书·艺文志》“原—以知政”注。○—，谓可言之证。《素问·风论》“愿闻其—”注。上引的前一条是正编，后一条是《补遗》。 《经籍纂诂》汇辑的资料非常丰富，编排方式较为严密。王引之在此书的《序》中说：“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古代训诂学资料的索引，是我们阅读唐以前古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书。遗憾的是这部书所收列的字没有注音，而且引文错误较多，用时必须核对原文。 第五章 古代字书的兴盛 第五节 《经传释词》——经传虚词的集释 “助字”是古人对虚字或虚词的称谓。在古汉语中，这类字、词一般置于句首、句尾或跟实字、词相关联，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只是对实字、词从语气和行文上起衬托作用。由于古人对虚字、词的概念的界限不很清楚，又把这类字词称为“语助”、“助辞”、“语辞”、或单称“词”及“辞”。现代汉语中的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等，在古代都属助字之列。虚字对古汉语组词成句起重要作用，因此，解释古汉语虚字用法的书籍，也是我们阅读古典作品时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早在先秦时代，虚字的运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到汉代，一些书籍如《说文解字》等对不同的虚字进行了一些具体分析。《小尔雅》、《释名》等字书中也有虚词的诠释。南朝梁人刘勰、唐代柳宗元等对一些常用虚字的运用有过研究。唐代孔颖达以词义作为标准，把词分成“义类”和“非义类”两大类，非义类即指语助类——虚词类而言。至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浙江永嘉人卢以纬(字允武)撰成《语助》一书，对古籍中的120多个常用虚词逐一辨析，分析用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专著。清代文言虚词的研究更是受到人们的重视。清康熙年间出现了两部研究虚词的著作。一是成书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由袁仁林撰著的《虚字说》，一是成书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刘淇撰著的《助字辨略》。 袁仁林是位教书先生，为给学生“说书”而作《虚字说》，收集经史子集里的虚词141个，从虚字所表现的语气情态推求其意义，从上下文的联系分析其用法。 《语助》和《虚字说》两书只是把一些虚词加以整理，着重从语法的角度分析文言虚词的运用规律，研究文言虚词所表达的语气感情等关联作用，极少引证，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虚词词典。在清代，对虚词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分析它们的意义作用，并按一定体例加以编排的虚词词典，当首推刘淇《助字辨略》，其次是王引之《经传释词》。 《助字辨略》 作者刘淇，字武仲，号南泉，或署龙田。康熙时人，祖籍确山(今属河南省)，家居山东济宁。他博闻强记，性情恬澹，不随便与人交往。似乎从未应过科举，也不曾做官，生平以著书闻名。作品除《助字辨略》外，还有《周易通说》、《禹贡说》、《堂邑县志》等。 《助字辨略》博采从先秦至元代，包括经传、诸子、史书、诗词、小说(元曲除外)中的助字476个，还收有复音词、唐宋人常语约1140条。它是清代研究助字的著作中收字最多的一部，其中不少字为后出《经传释词》所未收录。刘淇尝试对助字分类，书中把收录的助字分为30类：重言、省文、助语、断辞、疑辞、咏叹辞、急辞、缓辞、发语辞、语已辞、设辞、别异之辞、继事之辞、或然之辞、原起之辞、终竟之辞、顿挫之辞、承上、转下、语辞、通用、未辞、仅辞、叹辞、几辞、极辞、总括之辞、方言、倒文、实字虚用。 收录的助字按四声编排，同声调的字又按平水韵排列。采用训诂学的方法解释字义，包括正训、反训、通训、借训、互训、转训。除广引经史中例证外，还采集各时代一些俗语证释，资料丰富，分析助字的意义和作用较为详密。刘毓崧在《通艺堂集》中指出，人们如果按书中的条目例证去分析研究，触类旁通，则对东汉以后、宋元之前古书中的助字表达的语气异同就能有所领悟。 这部书的缺点是：体例不够严谨，助词的分类繁杂、标准不一，解说间有错误，引证亦非最原始的材料。主要从训诂角度研究虚字，就不能充分地揭示虚词的语法意义。对虚字与实字的区别，在理论上还不能作出明晰的阐述。尽管如此，《助字辨略》毕竟奠定了古汉语虚词研究的基础。 《经传释词》 清王引之(公元1766—1834年)撰。字伯申，号曼卿，高邮人。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进士，做过侍郎和工部尚书。他是清代著名经学大师王念孙的儿子，又是阮元的弟子。他承继其父的音韵训诂之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释词》外，还著有《经义述闻》等。 王引之所处时代，正当乾隆、嘉庆之时。清王朝统治者提倡经学和孔孟之道，士大夫阶层中的不少人推崇《尔雅》、《说文》，致力于钻研声音训诂之学，作为探究儒家经传“窥测古人之意”(《经传释词·自序》)的工具。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提出“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的训诂学原则，认为既然文字是有声语言的记录，则同音字就可同义，不但声符相同、意符不同的字可能同义，即使意符、声符不同的字，只要音同或音近也可以同义。他把“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经义述闻·序》)作为训诂学上重要经验传授给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王引之遵循义存于声、声近义同、声义互求的原则，运用了王念孙据上下文校字释义的方法，去考察虚字在古书中上下句之间，或句中上下字之间运用的规律。不但“以声求义”，考释虚词，指出了一批前代学者未曾发现的虚词，还从词句结构来推究虚字的意义与用法。因而王引之对虚字意义、用法的考释，往往能做到溯其源而穷其究竟。 《经典释词》收周秦、西汉古籍中虚词160个。以单音虚词为主，也述及连用的同义虚词。主要取材于《九经》、《三传》和《尚书》28篇(王引之研究虚词是从《尚书》的研究开始)，不如《助字辨略》中助字的来源宽泛。对于虚词的通常用法，因为是“常语”而一概省略，仅限于补前人所未及，正先儒所误解的部分。因此它对虚字研究的局限性较大，只适于对古书作较深研究时的参考，而《助字辨略》更适于作一般学习阅读古文之用。 《经传释词》中虚字的编排，以音同义近归组，以唐释守温36字母为序，按声母的发音部位喉、牙、舌、齿、唇分为十卷。这种排法，不如《助字辨略》依诗韵韵目分卷编排更适于一般文人学士的检查。 虽然《经传释词》使用的普及性不如《助字辨略》，但它的体例严谨，引证详细却优于刘书。它前后的编排一致，条理清楚。对每个虚字的解释，先讲用法，后引书证明，尽量追根溯源，然后阐明其演变，说明各种不同用法。引证资料详备，有的还对引证加以解说。例如卷五“盖”字的解释： 盖 盖者，大略之词。《孝经》：“盖天子之孝也。”孔传曰：“盖者，辜较之辞。”辜较，犹大略也，常语也。 盖，疑词也，亦常语也。《礼记·檀弓》：“有子盖既祥而丝履组缨。”正义曰：“盖是疑辞。” 盖，语助也。《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神夕奄虞盖孔享。”颜师古注曰：“盖，语辞也。” 尽管《经传释词》的编纂存在着不足，但从揭示训解虚词的研究方法和释词的精审上来说，它堪称为古代汉语虚字研究的一部力作，开创虚词研究的新局面。 第六章 近现代字典词典的演变和革新 第一节 《中华大字典》——新旧字典的津梁 《中华大字典》从清末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开始编纂，至1914年编成，历时六载，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中华书局重版，分为两册。 此外，《中华大字典》书前还附有《切韵指掌图》，说明反切声韵的类别；书后附笔画检字，以便检索。 (3) 释义 每个单字下，分项解说字义，每项只注一义，只列一个书证，一般都注明篇名；各项之间用㈠、㈡、㈢等数字标明顺序，分行排列，简明清楚。首创汉语字典中用数字标明义项顺序的方法，后来的汉语字典多沿用之。每个单字义项的排列，一般先列本义，其次引申义和假借义。在有的单字下还解说这个字组成的复词或事物名称，如“微”字下，解释了“微妙”、“微言”、“微分”、“微生物”。这就使《中华大字典》初具现代语文词典的功能。此外，书中还插入图解，以助诠释。 (1) 收字 《中华大字典》共收字48200多个，比《康熙字典》多收1000余字。凡是《康熙字典》漏收的字，《中华大字典》尽量补收。除继承《康熙字典》原有的字汇外，还收录了《康熙字典》没有收录而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的字，其中包括近代的方言字和翻译的新字，比如有关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创汉字，如“铱”、“镍”等。书中兼收古、籀、省、或、俗、讹诸体，但以音、义、证三者有其二为准。还收录一般字典查不到的僻字、怪字。 《中华大字典》是《康熙字典》流行200多年来，我国进行革新的第一部字典，在中国辞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大字典，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使用价值，解放以后曾多次重印。然而其中缺点也不少，主要是：有的字义项过多而使一般人难以辨析；大量罗列书证而没有加以新的解释；沿用有错误的旧说而没有使之得到纠正；释义和引书名称有时前后不一；有的引书没有列出篇目卷次。 《中华大字典》的编纂 《中华大字典》由陆费逵等编纂，参与者三四十人。陆费逵(公元1886—1941年)，字伯鸿，又字少沧，浙江桐乡人，1912年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历任局长、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主持编写《新学制教科书》、《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影响很大。著有《教育文存》五卷。 《中华大字典》的特点 为数众多的中国近现代字典、词典，从内容方面来看，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一般语文字典，专门词典，双语词典，综合性词典。这些类型的字典、词典中，较具代表性的要数《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国语词典》、《诗词曲语辞汇释》、《综合英汉大辞典》等。《中华大字典》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充实内容，改进体例，是一部承前启后之作；《辞源》和《辞海》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的框框，创造了新旧兼包的百科式词典的编纂方法；《国语词典》以正音为主，大量收录通俗口语中的语词，是符号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检法的先导；《诗词曲语辞汇释》开拓了词典编纂的新门类，为研究诗词曲特殊语词提供了专门的工具书；《综合英汉大辞典》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部双语词典，拓展了词典编纂的新领域。通过这几部辞书，我们从中不难窥见近现代字典、词典演变的痕迹。 陆费逵在给《中华大字典》写的“序”中指出，《康熙字典》有四大缺点：解释欠详确；讹误甚多；世俗通用之语，多未采入；体例不善，不便检查。正是为了纠正《康熙字典》的错误，补缺纠谬，改善体例，扩大收字范围，于是编纂了《中华大字典》，来代替传统的字书，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 《中华大字典》是继《康熙字典》之后，《汉语大字典》出版以前，收单字最多的一部字典，是中国传统字书向现代语文字典、词典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的产生，标志着我国辞书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从周秦汉识字课本的产生，到清代各类辞书的刊行，古代字书几经变迁，不仅种类繁富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源远流长，各具特色。但是古代辞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还很不完善。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急遽变化。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的东渐，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巨大影响作用下，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类学科有如雨后春笋，各种知识日新月异，以及汉文字本身的演变、发展，汉语言文字研究的日益精深，旧有的字典、词典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在继承古代字书编纂的优良传统，并借鉴外国辞书编纂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自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字典词典的数量、品种大大增加，在内容和编纂方法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有所创新，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型辞书。 释义中，《中华大字典》采录了清人段玉裁、桂馥、王念孙等人的说法，运用乾嘉学派文字训诂的研究成果，纠正了《康熙字典》中的错误2000多条。 第六章 近现代字典词典的演变和革新 第二节 《辞源》——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语文词典 《辞源》是我国第一部大型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的综合性词典，无论是在收释的知识内容上，还是在编撰的体例上，都可说是一部推陈出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辞书。 《辞源》的编纂与增订 《辞源》由陆尔奎、傅运森、蔡文森主编。陆尔奎(公元1863—1935年)，字浦生，号炜士。江苏武进县人。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举人，1906年进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春开始了《辞源》的编纂，目的是为了开发民智，普及文化学术知识，以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先后有数十人参加编辑工作。至1915年《辞源》编成，历时八载。商务印书馆1915年10月以甲、乙、丙、丁、戊五种版式出版正编。正编出版后，新名词不断产生，社会上要求校正增补，因而有续编之作，由方毅主编，于1931年12月出版。续编的体例一仍正编，两相比较，正编注重古代词语，续编广收新名词术语。1939年6月正续编合订一册出版。合订本对正、续编漏列单字作了增补，并勘正文字、辞句。1949年出版简编本，精简内容，篇幅只有原书的1/3。抗日战争胜利后，商务印书馆“鉴于新词日增，而旧编篇幅过大，即决定将旧词删繁就简，增入新词，此项工作于1948年底全部结束。1949年全国解放……，新名词又有大量增加，经续行搜集，至1949年底，列于篇末，作为补遗。”这就是1950年11月(缩印)出版的《辞源》改编本。从1908年开始编纂《辞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续编、增补、改编，主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充实新名词，而最初编纂的宗旨并没有改变。 《辞源》的特点 《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充分吸收了现代外国新辞书的编纂方法和体例特点。以语词为主，博采百科性术语；以普及知识为主旨，供一般社会之用；以常见为主，强调简明实用；结合书证，重在考察词义的源委，故名《辞源》。 (1) 收词 《辞源》收单字13000个，收复词50000余条，续编增补了30000余条，号称收词目100000余条。不仅从语词的角度搜集字词、成语、典故、俗语、习语等，又从实用角度博采古籍中有关经史地理、典章制度、文化典籍、技艺博物等条目，特别是从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中广泛采收新名词、新术语，以及古今中外的人名、地名、书篇名等。其收录词条之多，门类之广，真可谓史无前例，堪称是融古今中外、旧知新学于一炉的百科综合性词典。 (2) 注释 先对每个单字用《音韵阐微》的反切注音，有的还加注直音，并标明其所属韵部。凡字有多种读法的，各自注音切，然后分别在不同的读音下分项解释字义，并列举书证说明。 对每个词条，也是一一分项解释并引列书证。一般是在词条下先说明词义和用法，然后再引书证明；有的还在引书证之后又略加按语辨析；有的则在词条下先列引文，再加说明；有的因引文足可代替解释，为了避免重复，只录引文，不再解释；有的为了避免引证的冗繁，就不录原文，只撮录其大意，然后再标明出处；有的常识性词条，只给以综述性的说明，而不引注词的来源。可见《辞源》的释义方式，既做到了条理分明，又能根据词条的不同内容，而灵活多变，很切实用。此外，为了帮助诠释，书中插入了图表。 (3) 排检 《辞源》借鉴《康熙字典》的部首、笔画排检法，将13000个单字归属于214个部首之下；并参考《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收录字词的方式，以单字为字头，在字头之下收列以这个单字为词头的复词。同部首中单字的排列，按笔画数多少为序，少的排在前，多的排在后。每个单字下复词的排列，按先“字数”、后“笔画”的原则，字数少的排在前，多的排在后；字数相同的，以第二字的笔画数为序，少的排在前，多的排在后；第二字相同的，按第三字的笔画数为序，少的排在前，多的排在后。依此类推。这个编排方法，使词条的排列和查检井然有序，其后所出的辞书如《辞海》等，纷纷沿用其例。《辞源》首创了“部首、笔画、以字带词”的综合编排方法。此外，修订后的《辞源》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辞源》编纂出版之时，正当我国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西学东渐的年代，它有关传统文化的解释，在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供了不少新的见解，适合了大众“贯通典故”的要求；而对于西学新词的收录和解释也切合了大众“博采新知”的需要。《辞源》既是一部为阅读古籍而用的古汉语辞书，也是传播新思想的启蒙工具。它与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都曾风行一时，对提高当时中国文化教育水平，有过很大的影响。可是《辞源》中的错误也不少。主要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一些名词术语的收录有不少缺漏，解说有的错误、片面，有的因时代的前进而陈旧过时；对有的语词、文史类词条音义的解释或错或似是而非；有些词条的收录取舍失当；引书著录格式不一，有的引书不标卷次篇目；笔画相同的字条排列没有规则，等等。解放后，根据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分工的原则，国家从1958年开始对《辞源》进行修订重编工作，1964年出版了《辞源》修订稿第一册，1979—1983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辞源》修订本四册，1989年出版了合订本。经过重新编纂的《辞源》，全部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条，主要收录古代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的词条，成为一部内容丰富而实用的古汉语词典。 <hr /> 注释： 第六章 近现代字典词典的演变和革新 第三节 《辞海》——语词及百科词语的汇聚 《辞海》是继《辞源》之后又一部综合性词典，它以百科为主，兼收语词。同其他辞书相比，由于它收词丰富，在体例编排、释义引证等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出版以后曾风行全国，在文化界教育界享有较高声誉，成为一部著名的工具书。直到现在，此书对查检语词典故仍有用处，其中许多百科性词目也能为读者提供有用的知识，因此，解放后中华书局曾多次重印发行。 《辞海》的编纂 1936年版《辞海》的版权页上，主编列有舒新城、徐元浩、沈颐、张相四人。1915年，当《辞源》出版时，中华书局的陆尔奎、范源廉、徐元浩决定另编一本性质相似的辞书，定名为《辞海》，来和商务印书馆竞争。最先是由徐元浩主编，1927年改由舒新城主持工作，为全书制订编辑计划，规定要旨、范围和体例。后来张相、沈颐等人相继负责部分工作。《辞海》的编写人员先后不下100余人，从1915年至1935年，苦心耕耘20载。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上册，1938年出版下册，1947年出版合订本。 舒新城(公元1893—1960年)，原名玉山，学名维周，遁庵。湖南溆浦人。由于家境贫寒，曾靠帮助国文教员代改作业、在黄鹤楼卖字等来换取学杂费以求学。1914年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深得校长符定一赏识。1917年毕业后，任中学教员、大学教授等。1927年起主持《辞海》编辑工作，1928年继徐元浩之后任主编。1930年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1944年长沙沦陷，日军曾企图要他出任伪职，他以重病为由坚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主持中华书局工作。 《辞海》的特点 《辞海》的编纂者以《辞源》为鉴，力图避免《辞源》的许多疏漏和不足，在《辞源》的基础上，自出新裁，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成为一部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书。 (1) 词目收录 以百科为主，兼收语词，共收单字13955个，普通语词21724条，百科词50124条，共计85803条，包括：古籍中常见语词，当时流行较广的新词，成语典故，历史上重要的名物制度，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常用古今地名，科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上各行各业常用的专门词语等。其中百科词语几乎占全书的3/5。对语词的收录，与《辞源》相比，特别强调博采“常俗用字”，增收了小说词曲中的常用词语，和采收近现代的新语词、活语词。 (2) 音义注释 对单字音义的分辨，比《辞源》详备。每个单字用《音韵阐微》的反切注音，还加注直音，标明韵部(平水韵)。如果古今音有变化的，也一同注明。如“铅”字下注“余全切，音沿，先韵。今读牵。”特地说明今音读作“牵”。书中还依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所定的字音，以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编成《国音常用字读音表》，附在书后，既便利读者查检字音，也增强了辞书正音的权威性。 《辞海》的词语解说，比较确切。对普通语词的训解，求完备中有创新。百科词语的解释，由专家编写。所引证的古书资料，除引自字书、韵书、类书外，还讲究查证原始资料，补充新的书证资料，使释义更加全面。由于《辞海》的编纂者在比勘查证上下功夫，资料性的错误比《辞源》少一些。 (3) 编排体例 《辞海》的分部，字及复词的排列，基本沿用《辞源》的方法。比《辞源》有较大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引书举例大多数注明篇目；词的释义，大多数先解释，后列书证，体例比较一致；一律使用新式标点，废弃旧式的句读法。 《辞海》是一部后来居上的综合性辞书。但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观念的更新、科学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大部分的百科词条，越来越显露出政治性的、科学性的、知识性的谬误，以致变得陈旧无用。书中有的错误和缺点还沿袭了《辞源》的疏失。在书证的引用上，有的抄自《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而没有重新复核，造成了以讹传讹；有的书证没有篇名卷次。一些词的收录也存在盲目性，并有各科词语不成比例的现象。此外，还存在音义解释上的失误和义项漏列等情况。为适应读者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决定对《辞海》重新修订。修订工作始于1958年春，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先后担任主编。1962年初，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出版了《辞海》试行本16个分册，1965年4月出版《辞海》未定稿。1979年10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辞海》三卷本，次年出版缩印本，1983年出版《辞海》增补本。从1985年起又对《辞海》1979年版进行修订，出版了《辞海》1989年版，以及新二版《辞海》26个分册。经过修订后的1989年版《辞海》，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部内容充实、新颖、准确、“以百科为主，兼顾语词”的大型工具书。 第六章 近现代字典词典的演变和革新 第四节 《国语词典》——符号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检法的先导 中国的近现代词典中，《辞源》、《辞海》等都是用旧字书的反切标注音读，按部首排检字、词。到了《国语词典》才改用注音符号标注音读，按注音符号的音序排检字、词，从而开创中国现代字典、词典以符号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检的方法。 辞书注音、排检方式的革新与近现代汉字改革运动 近现代字典、词典在注音、排检方式上的革新，同19世纪末以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国语统一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资本主义文明和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价。他们认为中国落后挨打，是由于科学不发达，科学不发达是由于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根源在于汉字繁难，因此改革汉字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19世纪末叶，一些人受到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以罗马字拼写中国地方方言用来翻译、传播《圣经》的启发，开始创制中国拼音文字。第一个创制者是卢章(公元1854—1928年)。1892年，他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一书，推出55个变体拉丁字母记号，制成一套音标，名为“切音新字”。所谓“切音”，就是拼音。到1911年，先后有27种切音字方案问世，其中在社会上推行较广、影响较大的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而“合声简字”是根据“官话合声字母”，补充南方话特有的音素，拼读南方方言。他们的方案发表后曾得到清朝个别官员的赞赏和支持。如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1902年，他考察日本学政，亲眼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有成效，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主张学校教习“官话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在推行方案过程中，王照曾得到袁世凯的赞助，劳乃宣得到时任江苏巡抚的端方的支持。为争取清廷颁行“合声简字”，劳乃宣1908年上书慈禧，没有结果。1910年，因为得罪清摄政王载沣，“官话字母”被查禁。之后，清政府资政院先后收到一些请求推行“合声简字”的提案，于是开会并通过严复等人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审订切音字方案，作为“范正汉文读音”和“拼合国语”的工具。报告提交学部后又送交1911年夏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议决，最后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这个决议案建议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词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同年十月，爆发辛亥革命，这个决议案没能实施。 中华民国建立后，1912年7月，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实施国语教育。1913年2月，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不少切音倡导者与会。会议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音”，核定音素和采定字母。字母采用的是会议用来审音用的“记音字母”，经修订后形成一套正式的“注音字母”方案，还拟定七条推行办法。这套字母共38个，都是汉字式的字母，笔画很少。1918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时，增加一个字母，成为39个，1920年又增加到40个。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改“注音字母”的拼音标准为北京语音(即“新国音”或“京音”)，不再拼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的“国音”(即“老国音”)。1930年“全国教育会议”改“注音字母”为“注音符号”。 “注音字母”方案正式公布前的1917年，陈独秀、胡适等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影响下，钱玄同于1918年提出废弃汉字和汉语(《新青年》四卷二期)，陈独秀主张过渡时期“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青年》四卷二期)，胡适赞同陈独秀的看法。《新青年》、《新潮》、《国语月刊》等刊物相继发表文字改革的文章，傅斯年、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等也纷纷撰文参与讨论。到1923年，讨论达到高潮，社会影响很大。是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刘复等11人任委员，开展有关罗马字的各项研究。1926年9月“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正式通过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拟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1928年9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予以公布。“国语罗马字”是我国拟定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拼音文字方案，完全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以北京语音为标准，有比较完善的正字法。 到20世纪30年代初，苏俄华侨扫盲运动中产生的“拉丁化新文字”被介绍到中国，正值国内“文言、白话、大众语”论战达到高潮之时。1935年12月，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等688人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倡导“新文字”。之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展开，“拉丁化新文字”以其易懂易学，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日、普及教育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中国拼音文字运动，是汉语言文字学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汉字改革运动。它大致经历了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几个发展过程。是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本着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进行汉字改革的尝试。虽然只有“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拼音方案曾被当时政府正式公布，但是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近代以来的文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积极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国语统一运动”的发展。 为了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公布后的第二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专门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该会1928年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20年教育部就训令全国各国民小学校，把“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初级小学国文改为语体文，规定教学注音字母，统一国语读音。从此以后，全国各地小学一二年级，大都开始讲授“白话文”，教“国音”和注音字母。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收正字9920个，异体字1179个，异读字1120个，共计12219个。该书只注定单字的“国音”，确立北京音为标准音，正文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从而在字量、字形、字音、字序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规范。注音符号也就被采用为中文字典、词典注音的工具。《国音常用字汇》和1937年出版的《国语词典》都采用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对照注音。在此之外，国语罗马字就很少被其他工具书用来注音，也始终没有进入小学，因此国语罗马字推行不广，在社会上影响不大。而“注音字母”作为汉字正音、传播国语、帮助识字、代替汉字的工具，从1918年到1958年，在大陆推行了40年。台湾迄今还在使用。 为了推行国语，“国语统一筹备会”和“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音字汇、字典、国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工作。1937—194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出版了其第一部词典——《国语词典》。该词典所收之词，包括单字(即单词)、复合词和成语，都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方式，依照标准音一一注明；书中的单字和复词，按照注音字母及拼音次序排列。这就完全改变了古代字书注音、排列排检的方式，成为现代字典、词典用符号注音、按音序排列排检的先导。 从以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近现代字典、词典编纂体例上的革新是清末以来汉字改革运动、国语统一运动的产物。 《国语词典》的编纂 《国语词典》由中国大辞典编撰处编，黎锦熙、钱玄同主编。 黎锦熙(公元1890—1987年)，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编过中小学教材，当过报纸编辑，担任过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撰员。1920年起，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文法纲要六讲》、《汉语语法十八课》、《汉语语法教材》等30余部书，论文300多篇。 钱玄同(公元1887—1939年)，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改掇〔duo〕献，又号疑古。常效古法缀号于名前，称疑古玄同。浙江省吴兴县人。近代著名音韵学家。1905年入上海南洋中学，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07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教育总署视学，1913年起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五四运动时期，坚决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又积极参加国语运动，提倡汉字改革。著有《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部首今读》等。 早在五四运动前，黎锦熙有感于中国传统字书的缺陷，认识到编撰汉语语文词典的重要性，主张编一部新型的汉语词典，于是在1917年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编写《国语词典》的建议，以便供学校汉语教学、广大群众学习语文和专门学者研究汉语时使用和参考。1923年“国语辞典编纂处”成立。他因为“打算要对于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设想编一本《中国大辞典》，要“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因而“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全然学术化”。因之，1928年“国语辞典编纂处”就改为“中国大辞典编撰处”，黎锦熙担任编撰处的总主任。计划中的《中国大辞典》分30卷，10卷合订一册，共三大册，按注音字母顺序编排，预计在1948年成书。黎锦熙和钱玄同任总编纂。钱氏主管字的形体音韵，黎氏主管义训和复合词，曾印出“中国大辞典样本稿”。到1930年，编纂处已基本完成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但是因为《中国大辞典》规模大，卷数多，加之当时战乱不断，一时无法成书，编撰处遂决定利用已经搜集到的材料，合并重复者，选定“常用”、“间用”之词，及“罕用”须备查考之词，逐词注音，作为正音的标准，并加以简明必要的注释，“凡高级中学以下各科术语大都采入，务求简而不漏，浅而不陋”，以供“教育界检查之用”和社会急需，名为《国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第一册，1945年全部出齐，分订八册，最后一册是检字表和附录。1947年重版，四册，书后附《国语词典补编》。 《国语词典》的特点 《国语词典》在收词、注音、释义、排序上有如下特点： (1) 收词 全书收词十余万条。收录古今汉语常用词汇，尤其注重收录文籍和现代语文及口语中通俗的词汇。如宋、元、明、清时的白话，凡见之于语录、说部、词典的尽量予以搜求收录。还兼收成语、熟语、古今中外人名、地名以及百科常用名词术语。 (2) 注音 《国语词典》尤其重视字词的注音。它收录的全部单字、复词、成语、术语都依照1939年公布的标准国音(即北京语系)，逐字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方式标注读法。单字下加注直音，或者用汉字拼切。字词的声调、轻声、儿化、词的连写，一一标明。凡是经史古籍中的生僻字，参照唐宋以来的韵书，遵循古今音变条例，斟酌定音。凡是属于活语言，则依当时北平口语注音。如果有异音，则分别列出。《国语词典》成为现代辞典注音改革的先导。 (3) 释义 释义用语简明扼要，大多浅近明白，力除旧字书训释含混不清的弊端。不一一罗列书证，酌情注明出处或引句例句。 (4) 排序 单字及复词都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这就打破了传统字书的编排方式，成为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音序词典。由于它按注音字母排序，将所收的同音字全部排列在一起，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汉语同音字典。 《国语词典》的价值 正如主编黎锦熙在《国语词典·序》中所说的，《国语词典》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学习、研究汉语，矫正读音： (1) 正音 凡学习标准国语的人，或者想照国音来诵读新旧书籍的人，得此随时检寻，不但可以矫正单字的读音，并且可以知晓复合词前后音节的孰轻孰重，孰应“儿化”，使之与活语言相符合。 (2) 定词 凡学习国语罗马字的人，或者想把汉字或注音符号照“词类连书”来写作或排印的人，得此可略知某词应连书，某词应分写，以免得写作时彷徨不定。 (3) 释义 单字的普通用义，复合词的特别涵义，得此也可以检寻一个概略出来。 此外，黎锦熙认为它还有三点特殊用处： (1) 可供小孩子作文查汉字之用。 (2) 可供熟习了注音字母的人查汉字之用。 (3) 可供懂汉语的外国人进修汉文之用。总之，《国语词典》以正音为主，大量收录口语语词，可以帮助人们掌握字的读音，有利于学习推广普通话。 《国语词典》的缺点主要是：收词有缺、滥，收录了不少非定型词；有的词释义太简单，不易理解；不列书证，缺乏资料性。《国语词典》经过删节后，改名为《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出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字典、词典中字、词的排检，除按注音符号的顺序外，也有使用四角号码、五笔检字法、头尾号码等方法的。其中，四角号码法曾被一些字典、词典采用，至今有的仍沿用，作为检字的辅助方法。而五笔检字、头尾号码等方法都没有得到推广，民国时期出版的字典、词典普遍使用的还是部首排检法。 <hr /> 注释： 第六章 近现代字典词典的演变和革新 第五节 《诗词曲语辞汇释》——诗词曲特殊语辞的汇释 《诗词曲语辞汇释》是一部专门解释唐宋金元明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语辞的书。该书的编纂，“成绩超卓，对研究古典文学和近代语汇贡献甚大”。 《诗词曲语辞汇释》的编纂 撰者张相(公元1877—1945年)，语言文字学家，精通文史，于诗词尤为娴熟。原名廷相，字献之。浙江省杭州市人。幼年丧父，依母成长，曾考取秀才。早年在杭州的安定学堂、府中学堂和崇文学堂讲授古文与历史。后应聘上海中华书局编辑的职务，除主编文学、历史、地理课本外，编有《古今文综》十册。1936年与舒新城等人主编《辞海》。译有《19世纪外交史》。从壮年起，“浏览诗词，抽绎疑滞”。他认为：前人诗集“虽有旧注，多重实典，间涉语词，究亦寥寥”。于是，50岁以后，“渐事札录……随笔件系，积数巨帙。六十以后，专心兹事，且札录，且整理，阅六年而写成六卷。又阅二年，赓续要删”，于1945年始写定成书。 《诗词曲语辞汇释》的特点 唐宋金元明时代，诗歌、词曲、戏文传奇中，常见一些特殊语辞，如须、则、却、且、斯、解道、怎生、则个、端的、兀自之类。这类语辞大多是虚词或当时的口语、方音俗语，它们“皆用以组辞成语，间亦以衬托神情，故实字犹骨骼，此则其关节脉络也。正确地解释它们，有助于理解文意。但这类词历来没有专书解释。编者综览各家诗词戏曲作品，把这类语词包括单字、短语汇集起来，共计标目537，附目600余，分条800余，列举大量的例证，来解释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兼叙其流变和演化。每条先解说其意义，后列书证。与其他词典所不同的是，书中对每条书证都加以辨释。凡是字词有两个以上意义的，以一义为一项，各举书证解说。书中引证取材丰富，采诗词兼及题序，录剧曲并及白文；每“释一辞，下一解，必罗列唐宋金元之诗词剧曲至数十百种”，“每一辞之例证，由十余至五十余则”；所举书证依诗、词、曲次序排列。诗以唐人为中心，宋诗次之；词以宋人为中心，金元次之；曲以金元人为中心，元以后次之。在撰者看来“词为诗余，曲为词余，诗词曲三者各为分流，仍属同源”，“汇而释之”，较为方便。所以书中对辞义的诠释，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因其分流”而“自汇”，即以诗证诗，以词证词，以曲证曲；二是“因其同源”而“互汇”，即以三者或二者互证。这样，“综合各证”，得出解释，“假定为一义”。“一义不足概括，则别求解释”，“复假定为他义”。为推定一义，作者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摹情节、比照意义，反复质难。撰者还结合古今口头语言，从多方面探究辞义及用法的流变，寻索其确切的含义。所以这部书对研究唐以来文学作品的贡献极大，现代很多研究近代汉语语词意义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其启示。即便是一般的诗词、曲剧、小说的读者，当碰到文字普通而用法特殊，或生僻难懂的词语，想从这部书中寻求解释时，亦可依照书末附录的《语辞笔画索引》，按词头的笔画去查找。 《诗词曲语辞汇释》的缺点在于有些义项区分较为繁琐；没有标注读音。 作者去世后，《诗词曲语辞汇释》始由中华书局于1953年印行。 几部重要的专门词典 中国近现代时期，编纂出版的专门字典、词典，门类广，数量多，内容丰富。通过这类字典、词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当时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水平。比如容庚的《金文编》和孙海坡的《甲骨文编》，就是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殷虚甲骨文首次被发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有大批甲骨文、金文和其他古文字资料相继出土和被发现，许多古文字学家，突破《说文解字》六书说的框框，开始采用科学的新观点、新方法进行古、近文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丰富的研究经验。随着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和近人古文字研究的繁荣发展，使相关古文字字典的编纂成为可能与必须，一批甲骨文、金文字典随之而产生。 《甲骨文编》 撰者孙海波(公元1901—1972年)，字函博，河南潢川人。古文字学家。 中国的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是王襄的《簠〔fu府〕室殷器类纂》，1920年天津博物馆手写石印初版本，1929年重订，该书释字错误较多，引用的卜辞文句不注明出处。1923年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问世，按《说文》分部次序把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的文字重新编次而成，凡有异形字，一一列出。解释主要采用罗振玉、王国维之说，略参己见，考释文字“精密矜慎不作穿凿附会之说”(见该书王国维《序》)。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编》，是就《殷墟文字类编》补正而成。 《甲骨文编》是在《殷墟文字类编》的基础上增辑而成。全书18卷，收录单字2116个，字形照《铁云藏龟》、《铁云藏龟之余》、《铁云藏龟拾遗》、《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华》、《龟甲兽骨文字》、《戬〔jian简〕寿堂殷墟文字》八种书的原形摹录，并注明出处书名和卷页片号。其中正编14卷，收录字形可以识别和可以按偏旁隶定的字1006个，其中见之于《说文》的为813个，按《说文》部首顺序编排，字条上方标注篆文；不见于《说文》的字193个，附在同部首的字之后，字条上方加隶定写法；每字条下大多简单注明字形或用例；每字条一般收有异体字数个；诠释“博采通人”，“以己意为定”。另有：合文一卷，收录156字；附录一卷，收不可识的字1110个；备查一卷，注明没有收录的甲骨文资料中的常用字字形的出处。书末附检字一卷。容庚评价说：“此书之用，不仅备形体之异同，且可为各书之通检，由字形而探求字义，得藉此以为阶梯。”该书1934年由哈佛燕京学社石印出版。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甲骨文编》的改订本，更加完备，成为学习、研究甲骨文者的必备书。 《金文编》 这是中国第一部最完备的金文字汇编字典。编撰者容庚(公元1894—1983年)，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 金文字典的编纂，发端于吴大徵的《说文古籀补》，其后有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的《说文古籀三补》，容庚的《金文编》。 《金文编》全书根据3000多件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收金文18000余字，其中正编1894字，重文13950个；附录1199字，重文985个。正编按《说文解字》部首排列，《说文解字》没有的字附在各部之末。“图形文字之未识者，为附录上，形声之未识者、偏旁难于隶定者、考释犹待商榷者，为附录下”。各字上方标注篆文，编有顺序号码。卷末附《引用书目表》、《引用器目表》、《检字表》等。《金文编》以其摹录精确、收字全面、考释严谨，得到历来治文字学者的赞许。王国维称赞容庚释字谨慎，书中立说大多可信。该书1925年写定，由罗振玉代为印行，1938年发行补订重版本，1959年出版校补本，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新修订本。 这一时期编纂的专门词典，比较重要的还有以下几部： 《新方言》 撰者章炳麟(公元1869—1936年)，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作者对古今语音有深入研究，见解独到，他根据语言声韵发展变化的规律辨释方言异同。全书11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前十卷是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收录当时流行的方言俗语859条，大体按词义分类，考求它们的本字和语源。第11卷是音表，包括古音韵母23部和古音声母21纽表。《岭外三州语》考释惠州、嘉应州、潮州客家话中一些方言词语的来源。该书写成于1907—1908年，后收入《章氏丛书》(1919，浙江图书馆校刊)。 《中国人名大辞典》 臧励和等编撰。参与编纂者20多人，“依据经史，参考志乘及私家撰著各书，遍征金石文字”，从乙卯至庚申，历时六载始成此书。书中收录上古至清末的帝王、诸侯、名臣、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及能工巧匠等40000余人。一人列为一条，以姓名的第一字笔画数为序；第一字相同者，以第二字的笔画数为序；前两字相同者，以第三字笔画数为序。同姓名者归于一条。姓名之下，简介朝代、里籍、字号，概举生平、琐闻轶事等。姓名不标注读音，凡有异读者，在本文或《姓氏考略》中标注。录有：《补遗》、《姓氏考略》、《异名表》。附：《中国历代纪元表》、《四角号码索引》。192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80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词诠》 解释古书中虚词的字典。撰者杨树达，湖南长沙人，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20世纪2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法课程，著有《高等文法》一书，《词诠》是它的姊妹篇。全书10卷，收古书中常见的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一部分代名词、内动词、副词，共534条，按注音符号顺序排列。每词都标明词类，然后解释词义、说明用法、列举书证，有的还加按语。书中结合词类，具体讲解古汉语虚词的语法作用。释义时，注意启发读者“虚实随其所用”，要联系上下文意去区别词的虚、实不同用法。对词的通常用法和特殊用法，通通详细加以解说。书中举证丰富，博采先秦两汉以至六朝古籍，并引用刘淇、王引之，以及孙经世、马建忠、童斐等人的说法相参证。《词诠》继承、总结和发展了前人虚词研究的成果，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查检古汉语虚词的工具书。该书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9年重印。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臧励和等编撰。收录上起远古，下迄1930年前后的省府郡县、镇堡山川、名城要塞、铁路商港、名胜古迹、寺庙亭园等古今各种地名40000余条。凡是古地名一律述其沿革，现代地名则介绍地理概貌。书中资料搜集丰富，“凡群经、正史、国语、国策、通鉴、诸子及各种古籍之有诠释者，本书广罗名家诸说，择善而从。至杜郑马三家之书及王厚斋玉海其言方舆并资采取”。本书注意订误，凡是没有把握的，一律存疑。录有《各县异名表》，附四角号码索引。该书是当时我国较为全面系统的地名词典，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出版。 《古书虚字集释》 解释古书虚字的字典。撰者裴学海(公元1899—1970年)，河北滦县人。作者自1927年开始古虚字的研究，搜集周秦两汉古籍中的虚字290个，按守温36字母排列。每字先解说，次列书证，最后为撰者的辨析。书中参酌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而以《经传释词》的训解为主。一方面补前人之不备，一方面纠正前人的错误，创建颇多，加之例证丰富，对阅读古书很有用处。193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4年中华书局重刊发行。 《辞通》 解释古书双音节通假词汇的书。撰者朱起凤(公元1874—1948年)，浙江宁海人。22岁时，一次帮外祖父(宁海安澜书院院长)批阅课卷，见卷中有“首施两端”字样，疑为笔误，便提笔批写“当作首鼠”，卷发，合院大哗。原来“鼠首”、“首施”同词异型。从此潜心读书，从400多种古书(主要是唐以前的古书)中摘录同义而异型的词。这类词有的因音同、音近相假借，有的因义同、义近相假借，有的因形近而讹。作者从1896年到1930年，历时30余载，易稿十数次，《辞通》才得以成书出版。书中搜集双音节的同义异形的词语，主要是联绵词，也有一些复合词和词组，约40000余条。以一个常见的词作为首词，把和这个词意义相同、而词形相异的聚在首词下为一组，按首词第二个字的平水韵106韵次第。词的解释，一般是首词下解释词义间或加注反切，或直音；每组末大都加按语，或者引用清儒的说法，或者以自己的看法分析比较，阐明这组词语之间的关系。书中引证详密，书证详载书名、篇名，并按经史子集次序排列。附有《笔画索引》和《四角号码索引》，以便查检。1934年开明书店初版，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联绵字典》 专收双音节词的词典。撰者符定一，湖南衡山人。从32岁开始收集联绵字，到62岁，用了30年的时间，编成400万字的《联绵字典》。全书36卷，分12集，广搜六朝以前古书中双声、叠韵、重音联绵字，并酌情收入助词、虚词和一般的双音复词，甚至既非双声、叠韵，也非重音，但是不可分训的复词。词的分部参照《康熙字典》。标音采用《说文解字》徐铉的反切；《说文》没有的字，或者今音有变化的字，采用隋唐反切或宋人韵书中的音切。每词释义，大量引证六朝以前的书证材料，六朝以下著述，只参考注疏经解；有的在引证后还加按语，分辨字词的转语、异文、本字、借字、正字、俗字、今字、古字、讹误等，尤其精于转语的解释。由于书中引证丰富，而且引书的篇名、卷次、引文的起止都很清楚明白，因此对查找古书句子的出处，十分有用。该书1936年由撰者在北京刊行，中华书局1946年初版，1954年再版，1983年重印。 《金元戏曲方言考》 解释金元戏曲中方言词汇的书。撰者徐嘉瑞(公元1895—1977年)，云南昆明人。作者因为金元戏曲中的方言俗语，有许多至今还在民间流传，但是没有专书考释。于是把《元曲百种》、《元椠〔qian欠〕古今杂剧三十种》、元人散曲、明人曲本和朱有炖〔tun屯〕的杂剧，从“曲”、“白”到“科”、“诨”重读一遍，“随读随写，以曲释曲，参以《元典章》、《元朝秘史》、《辍〔chuo绰〕耕录》、《唐音癸签》、《剧说》、《新方言》诸书。”以及今天各地的方言，于1944年写成此书。书中收录方言词汇600余条，按笔画排列。每词先释义，后列举书证(书名用简称)。有的词条后加作者按语，或者指出其在今天流行的情况，或者注释例证，或者进一步解释方言词。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修订重印时，除对原有词条补充例证外，又增补新方言词155条。附《引用书名及简称》。 <hr /> 注释： 第六章 近现代字典词典的演变和革新 第六节 《综合英汉大辞典》——词典编纂新领域的拓展 外语、汉语双语词典是中国辞书园地中的一个新品种。这一类词典的产生，是西学传入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学习、了解外国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 1840年，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资本主义文明和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清朝开明士大夫和爱国知识分子中间，激起一股变法维新、自救图强的思潮。他们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侵略，必须师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此，提出设立译馆，翻译西方书籍的主张，以汲取西方各种有用知识。到了1862年，随着北京京师同文馆的成立，再次掀起西学东渐新高潮，各地相继出现一些外语教学和翻译机构，翻译西方著作，开始编制各种外文、汉文双语词典，介绍西方词典编纂方法。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出版了英汉对照词典：《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年)，《汽机中西名目表》(1890年)、《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90年)；天津制造局出版了石印的《中西度量衡表》(1891年)。1903年，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章程专门写有“文典”一章，规定“文典”是“以品汇中外音名，会通中外词意，集思广益，勒成官书为宗旨”。这一章中还介绍了词典的编纂方法等。至民初，外语、汉语双语词典的编纂有了新的进展。仅1907—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双语词典就有：《英华新字典》(1907年)，《英华大辞典》(1908年)，《袖珍英华成语辞典》(1911年)，《汉英新辞典》(1918年)，等等。 五四以后，各种外汉、汉外双语词典纷纷编纂印行。如英汉方面的有：《汉英大辞典》(上海岭南中学1920年出版)，《英汉字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综合英汉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法汉方面的有：《模范法华字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汉法新辞典》(北平丁宅1934年刊行)。德汉方面的有：《德华字典》(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初版)，《德华成语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德华常用小字汇》(中德学社1945年出版)。西(班牙)汉方面的有：《华班字典》(上海徐家汇Union ercial 1933 nyinxin)。俄汉方面的有：《新中俄大字典》(哈尔滨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苏联缩语新词典》(哈尔滨广记印书局1933年出版)。日汉方面的有：《汉译日语辞典》(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综合日华大辞典》(上海开华书局1936年出版)，《日华成语辞典》(上海求益书社1936年出版)。以及《世界语中文大辞典》(重庆世界语函授学校1944年出版)，《现代中文世界语辞典》(上海曙光出版社1935年出版)，等等。 《综合英汉大字典》 这一时期编纂的各类双语词典中，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字典》影响最大。该书由黄士复、江铁主编，王云五、何崧龄、陈承泽参订，编者有文元模、李希贤、吴衡之等12人。书中收单语、复合语、略语、地名、人名、教名之语，合计不下13万条，成语约74000条，例证不下60000条。该书收语汇之丰富，超过当时任何一部双语词典。释义详尽，力求明确；释文后附有插图和表解；书末附有地名人名音译、教名英译、英语及对语、略语、中国地名表、不规则动词表。1928年初版原分两册，每册分正、补编，1937年合订为一册出版，到1948年共印行了八版。 在中国字典、词典发展史上，近现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短短的百年中，字典、词典内容、品种、数量、体例上的改变，对中国辞书的编纂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中国辞书编纂的科学化、知识化、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附录 辅文图图片 <kbd>ｐ://.９９ｌｉｂ?</kbd>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184_1.jpg" /> 晋郭璞注《尔雅》南宋国子监刊本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184_8.jpg" /> 《国语词典》1937年3月版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184_4.jpg" /> 《康熙字典》四库全书本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184_7.jpg" /> 《辞海》1948年10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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