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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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帮600年》

第一篇晋徽盐商崛起 1370～1643（上）第一章作为试验田的山西盐政

中国商人可称得上“帮”，是在明朝。中国商帮萌芽于明朝，这足以让明朝与众不同。

元朝由流淌着杀伐之气和霸气的成吉思汗开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朝代，但也是这个王朝，却被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微的皇帝朱元璋所灭。这种历程，使得明朝从一开朝就显现出不同寻常的特质。

与汉朝的刘邦一样，朱元璋出身草根，灾荒与瘟疫曾夺去他三位亲人。在走投无路之下，他进入皇觉寺（今洛阳境内）当了小行童（和尚）。因为天灾，寺庙也得不到施舍，16岁的朱元璋被迫外出云游4年。在最难熬之时，他曾仰天长叹：“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

可以说，朱元璋是成功的李自成、洪秀全。我们对中国商帮史的记录，正是从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1370年正式开始。是年，朱元璋实行了名为“开中制”的盐业政策。

因为最早受益于开中制及屯田制，山西盐商率先进入我们的视野。在了解山西盐商如何受益于这两项政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这两项政策。我们的开篇就从一个与山西有关的古老趋势讲起。

<h3>朱元璋为什么没灭20万蒙古铁骑？</h3>

1386年，一只机械钟被挂进了高123米的英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这是一只历史地位显赫的钟表，它不仅是全英国最高的钟表，也是迄今为止仍可以保持工作状态的最古老的机械钟。

同年的欧洲大陆和中国正处于战争之中。上任4年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发动了反击英国、收复失地的战争。这段历史成为两个冤家对头断断续续持续了116年的百年战争（1337～1453）的组成部分。

在同一时期，中国迎来了它的新皇帝朱元璋。尽管元朝已经灭亡，但山西、陕西、甘肃、辽东等地仍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他们企图重新入主中原。就这样，明朝与元朝残余势力一直对垒，直到一年后明朝开国名将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部落。

扩廓帖木儿部落是蒙古四大剩余势力之一，大本营设在太原，经此一役，折兵4万，再没有重整旗鼓的精力，最后同行十八骑，逃往甘肃，狼狈至极。1370年，甘肃与陕西被明朝收入囊中。

尽管扩廓帖木儿部落被朱元璋打得溃不成军，但明朝仍面对着北边20万蒙古铁骑的威胁。为了防御，100万人的大军被朱元璋调往北边，这几乎是明初全部军队的总和。

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将这20万蒙古铁骑消灭？他不是不想，是力有不逮，但又不仅仅如此。最初明朝对蒙古军队采取了强势打击之势，但1372年的一场明蒙大战，明军大败，从此拉开了明朝以整修长城为屏障的内敛守势的序幕。

朱元璋怕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告诫后世，永不征伐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今位于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安南国（越南）、暹罗国（泰国）、爪哇国（今位于爪哇岛一带）等15个国家，并特别嘱咐“切记不可”。

朱元璋的理由是，四方诸夷“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但他也警示后世说，“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迹：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显然，当时要警备的是来自北方的心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也认为，明朝时的中国在东亚没有竞争对手，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其学习并纳贡。当时俄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和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朱棣（1402～1424）是明朝历史上一位血性的皇帝，为“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古民族”，他将父亲朱元璋的训诫置于脑后，在1410～1424年先后三次发起对蒙古的战争。虽然征讨取得了胜利，但远没有达到扫除边患的程度。

同样的一幕，在200多年前北宋开国之初对辽的对策中，就曾出现过一次。公元979年、986年，北宋两度对辽用兵，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但全都失败。1004年，两军再次交兵，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仍俯首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1044年，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以至于黄仁宇在中写道：“它（北宋）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去。”他的结论是，两宋319年的纪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的记录，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

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堪称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战国到明朝，这一命题如影随形。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汉武帝时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其后，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各自修筑过长城。

长城千年的修筑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北部安防命题，这让长城多少有些归于宿命的悲壮。《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长城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

该书还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自从拓跋魏（北魏拓跋民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的，并下结论说，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

长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但并不具有连贯性。一旦南侵的铁骑出现，明朝的北疆就犹如洞开的门户，大有无从抵御之患，所以，明王朝只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

尽管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归化、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实际上并不为明朝所有效管理。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当时的边境实则只有一系列自朱棣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为标志，仅有中国骑兵巡逻其间。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在北疆相继建起了9个关口。当时山西行省囊括的范围远较现在广阔，包括今天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以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方，所以位于当时山西行省的关口就是5个，分别是大同镇、宣府镇（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延绥镇（驻地在今陕西榆林）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

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从中可见一斑。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首领俺答说：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则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段，军队后勤维护费用偏高。

明初与宋初一样，都作了一个囚徒式的选择，那就是聚于防守。尽管朱棣不甘认命，但最后落下的仍是一个认命的结果。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了86.3135万士兵，配备34.2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后，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以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以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其配备的士兵、骑兵数量和手操纵火箭、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等，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要塞。

《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认为，保卫北京唯一坚固的城墙，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而非边关的所谓屏障。远比想象中要弱的边关，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大肆扑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h3>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h3>

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明朝亟须经济的恢复来巩固和捍卫疆土。

当时，蒙汉交兵，北部人烟稀少，如何为军人和战马提供足够的粮草，是一个棘手而现实的问题。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分量及其拱卫北京的重要意义，使国家政策从一开始就对山西有所倾斜。

历史上并不缺少像朱元璋这样性格多疑的皇帝，他要求君臣绝对忠诚，不容许有丝毫欺瞒。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派人“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要求“无不奏闻”。

太原人杨宪就充当过这种角色。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他投奔朱元璋做了幕府。因为办事干练，杨宪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后被委派到老家当行省参政。1370年6月，杨宪向朱元璋提出了在大同实行“开中制”的建议。

当时大同的粮储供应需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山西马邑，路远费繁。杨宪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政府给以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盐（200斤），并允许这些盐被贩卖到指定区域。在这一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盐税）。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让国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议，杨宪的这一建议默认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这一切，对于刚刚开始运转的明政府来说，显然并不现实。若粮储交由普通百姓运输办理，一则运费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达到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则运输周期长，民运粮任务过重，将直接影响到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征民运、官办与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建朝当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并下谕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大臣：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1371年，在任命首任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时，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

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这实在是一石三鸟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杨宪的建议。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盐业的新政几乎都与国家税收、军饷供应有关，也形成了山西、陕西、徽州盐商推动各自区域商帮萌芽、兴起的基础性环境。

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盐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意味着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对战争的投资。韩毓海认为，明政府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在战争中向私人银行家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相似性。

盐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种情形的形成。在古代，田赋和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1796～1820），这种状况还一直没有改变。嘉庆时的《两淮盐法志》记载说：“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

盐业产业链条包括生产、批销、运输、销售，其中，生产是官督民产，批销大权紧握在官府手中。开中制下的商人，等于用往边区转运粮食的辛劳换取了对盐的转运权和销售权。换句话说，开中制通过盐业运输和销售的民营化，实现了政府财政和民间收入的增大，完成了盐的空间转移。

开中制率先实行于大同，后又在山西、河南、陕西实施，1371年在全国推广。大同的先行，俨然有试点的味道。尽管开中制曾时断时续，大同纳粮中盐却一直未曾停止。在1371～1412年间，宣府5个卫所因没有设立边仓，每年的官军俸粮都靠大同供给。宣府到1413年才设置粮仓，山西商民被官府命令到顺天府纳粮中盐，这也是晋商最早去宣府纳粮的证明。

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后来还延伸出了纳麦、粟、豆、草、铁、茶、棉花、衣物等换取盐引的做法。1436年北边受鞑靼和瓦剌族人扰边，大同、辽东、延绥、甘州等重镇的边防军缺少战马，时属山西的太仆寺（今在内蒙古）以及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苑马寺所属的各个官牧场又不景气，明政府还曾推行过纳马中盐制度。

<h3>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h3>

在实行开中制的同时，明政府实施了屯田制，希望通过自力更生，实现军粮军饷在边区就近解决。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达到这种效果，与实行屯田制和迁徙老百姓实边息息相关。

1388年，明政府规定，50%的卫所都卫和王府护卫的军士都要屯田，后来这一比例增加到70%，这就是屯田制中的军屯。军屯的重点是九边，这里从事屯种的官兵人数最多，垦殖范围也最广。其中，山西大同镇有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西宁卫1万多名军士，垦种27万亩土地；辽东镇4.5名军人，屯田253万亩，这与我们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几分相似。

因对山西边塞屯务的重视，1395年明政府又命令山西省内26600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立屯垦耕，自给兵饷，甚至连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也受命实行军事屯田。

无地少地的贫民也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最初的政策是，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塞外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两地就被征调了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之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

那时，山西中南部的被迁之人都汇集到洪洞县大槐树下待命。树旁的广济寺里驻着钦命官员，负责给移民登记造册，办理迁移手续，发放勘合（凭照）和盘费。由户部委派的官员将所迁之民编入目的地的里甲，然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军士护送上路，一直送到接收地，予以安置。史载，张其明、冯冕、袁嘉盛等原来生活在洪洞县的居民，就是在迁出的过程中走上了从商之路。

作为军屯、民屯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屯让“耕者趋利，边地尽垦”（杜萼语），也逐渐成为永乐以后九边军饷供应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商屯的来源分为被迁徙的大户和自觉商人两大块儿。其中，不少从外省迁徙而来的商人也融入了晋商的历史洪流之中。

朝廷迁徙大户实边在永乐时达到高潮。实边在古代并不鲜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把各国12万户富豪迁徙到咸阳和巴蜀等地。在明朝实边中，山东寿光人冯盛就被迁往山西代州，他的孙子冯天禄出生于1516年，尝“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后到“商淮浙间”，成为巨商。

冯天禄生有四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继续从事盐业生意，二子冯恩、四子冯愈业儒，发展为儒商家族。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公赏识，令他驰骋齐鲁、淮浙盐场十余年。另外，平阳首富亢氏，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孔祥熙的先辈，都是被迁往山西的山东人。

不失敏感的商人，在开中制实施不久，也加入了这一队伍。为就近纳粮开中，他们自筹资金，长期固定开中地点就地雇人种粮以换盐引，于是许多山西富商大贾出没于辽东、延绥(榆林)等各边镇，一些新的村落在屯边形成。

除大同、宣府外，山西商人也是最早进入山西偏头关（今忻州市偏头县境内）、雁门关（今忻州市代县境内）、倒马关（今河北保定唐县境内）等处进行商屯的商人。曾有史载，在边关“凡戮力于南亩者，皆山右（山西）之佣，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这样，雁门关外，屯堡相望，塞上田禾广袤无际，而东北官员向朝廷上奏称：“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商人争出财力……边储大裕。”

1429年，纳粮开中扩展到宁夏。因路途遥远，为能吸引客商到来，政府对陕西、山西商人予以政策优惠，他们每引盐仅需纳米麦4斗，而当地人需要5斗5升。

明清以来，官府文书和社会舆论都习惯把山西和陕西商人合称“山陕商人”。从明中后期到清朝，具有地缘好合的山陕商人，迈着共同的节拍，在同一个地域，建起了象征两省商人友谊和协作的会馆：山陕会馆，彰显了两省商人相互取暖、抱团打天下的共识。

以盐作介质的纳粮中盐、移民以及商屯，对山西人的牵引不仅在于生存和销盐的有利可图。在这个过程中，山西人四海为家的情怀被触动乃至激发，让山西人见识更多、视野更广、信息更灵，便于在长途经商中，发现不同区域之间，除了盐利之外的其他种种商业机会。

随着山陕商人的到来，“缎绢、绫绸、纱罗、梭布、花绵、巾帕、履袜、南货及诸铜铁木竹器、纸劄”等，也都贩运到了宁夏，并成为政府纳税商品。山西人范世逵（1498～1557）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祖上三辈以农商为业，少年时即走四方。对于政府的输粮换引政策，他认为“奇货可居”，就亲赴关陇（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至皋兰（今兰州），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后，他便在这一带专门经营粮草生意，数年内大获其利。河西都御史和边防将校，都愿意与他交往，并对他礼敬有加。

<h3>从暴力到货币统治的核心意义</h3>

很多专家学者喜欢将开中制和屯田制作为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阐述，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北部边疆的安危及山西在北边的军事地位，让宋、元、明面临着共同的边境状况，并进而让明朝相承了宋元时期诸多的政策，譬如开中制和屯田制。换句话说，开中制实是对北宋“钞盐法”、盐引制及元初的“折中制”智慧的抄袭。

中国商帮诞生于明朝。但山西盐商能够称得上“商帮”，绝非开中制和屯田制所能成全。如果盐政或者屯田制能让商帮萌芽，那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存在这样的环境，但那时并无商帮。

仅就商帮的萌芽、发展来说，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用来汲水用的那个轱辘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这里有几个相辅相成的事实：

第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明朝初年，盐业政策一如既往地推动了国内长途贩运贸易，这与唐宋时期盐、粮一直是长途贸易的主角没有太多的差别。到了明朝中后期，长途贸易的内容变成了以粮食为主、棉布次之。朱大为在《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中说：蓝靛、木材、大豆、棉花、丝、铁、烟叶、桐油、皮张等生产资料，成为长途贩运的重要商品，这对于促进买卖双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刺激作用。

更为直观的效果由交通的改善而引发。明初，朱元璋命全国府、州、县修桥治路，使京师到各行省都有陆路交通干道。水运也较之前有很大改善，永乐年间浚通了临清至济宁北段的会通河，嘉靖年间又修复了通惠河，从此大运河从杭州至北京全线贯通，成为商人南北贩运商品的首选运道。江南、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上游、华北和西北五大经贸区在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中形成，它们之间的频繁贸易，意味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最终形成。

第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民营化最为利朗的时代。明朝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时期与汉朝，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朝。

明朝的私营工商业，无论是冶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都在世界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郑和下西洋时，官方用让周边国家前来朝贡的方式垄断了对外贸易，但所需的手工业品多来自民间手工业作坊。于是，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也让跃跃欲试的民间对外贸易形成对官方垄断的挑战。1567～1571年，海陆贸易相继对外开放，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到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海上家族年入几千万两白银，连当时气焰最盛的荷兰人也要对他们退让三分。

与此形成映衬的是，官营工业不断萎缩。官方冶铁业在正德以后迅速衰落，万历时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虽说民间禁止开采金银矿，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在景德镇的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京郊门头沟的煤窑很多，官窑只有一两座，其余的都是民窑。

就盐来说，当时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为18亿斤，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但价昂质次的官盐终究难敌价廉质优的私盐，政府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宋元时期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深受世界影响。明时的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宋元时期商业发展及海外贸易虽然繁盛，而且也有新的突破，但与中晚期的明朝不可同日而语。

明朝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民营作坊生产能力的增强，以及新形势下国外对以丝、茶为主导的中国商品的追捧，牵引了整个国内大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对接，乃至改变了国内货币本位的地位。

更早的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外贸商品以奢侈品为主。而此时将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的载体是丝绸、布、丝纺织品以及稍后的茶叶和白银。首先将明朝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的国家是偏居在欧洲西南一隅的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其意指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出，而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专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估计：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至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这是前朝从来没有过的气象。

尽管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但真正将明朝与宋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观察明朝商帮兴起的一个核心判断。

作为一种基于苦力和劳顿的普众性政策，开中制并不具有引发区域商人群起的可能。与商屯之下的商人一样，纳粮开中的商人受制于政策实施的时间、官僚的廉洁程度、币值的稳定、粮盐的比价以及农业看天吃饭的脆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累积财富的可能性和持续性都值得怀疑。

政策的不稳定随时会打乱财富的积累过程，粮价及币值的不稳定蚕食着财富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开中制和屯田制并不具备培养大商人的底蕴和土壤。白银本位化的过程，也是明朝纸币持续贬值并被逐出市场而银价仍相对稳定的过程。当中盐与国家本位货币白银发生较为稳定、持续的关系时，政商家族用权势夯筑了财富之基，由特权大商人领衔的区域性商帮才最终得以成形。

那么白银是如何推动商帮的萌芽和发展的呢？如果说，我们先前更多受到了山西盐商借助政策及地利之便而率先成就区域性商帮的诸多干扰，这导致我们没有看到或者说漠视了另一只无形之手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徽商的兴起中清晰地看到白银发挥作用的历史印迹。

第一篇晋徽盐商崛起 1370～1643（上）第二章白银货币化的徽商起点

白银在中国商帮形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最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山西盐商被徽州盐商超越的历史进程中。

1492年，叶淇在徽商的建言下发动了一场盐法变革，中国的商帮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次变革，无意间拉开了晋徽盐商上百年历史演变的序幕。这一序幕的源头当从1424年朱棣病逝说起。

<h3>1424年，明朝货币史的拐点</h3>

病逝前，朱棣正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从北征途中返京城。逝前，他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原吉爱我。”

朱棣所说的“原吉”，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五朝老臣夏原吉，他以犯颜直谏著称。对于朱棣用兵，他并不赞同，因此被朱棣打入大牢。在明朝历史上，人们多看到夏原吉敢于直谏的一面，却鲜有人看到其在明朝白银本位化进程中所发挥的源头作用。

就在朱棣去世的1424年，夏原吉官复户部尚书。他向新上任的仁宗皇帝朱高炽提出了放开银禁交易的建议。如果这一建议得到批准，这将是明朝货币史上的一场重大变革。

明朝前期，纸钞的价值稳定，金银、铜钱、纸钞三种货币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说，明朝时，中国的市场存在着两种货币系统，一种是作为日常买卖使用的铜钱和白银系统，一种是作为交税使用的纸钞系统。

在银铜没有上升到交纳税赋功能之前，纸钞的作用就是交税，还包括应付关卡和作为政府的官俸。大明宝钞始印于1375年，从一开始就被明政府推到了本位货币的地位，这是仿效元朝的做法（从元世祖开始至1287年，元政府一直发行和使用纸币——至元宝钞，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但大明宝钞贬值，民间重钱轻钞，明太祖不得不在1395年下令禁用铜钱，并限令军民、商人在半月之内，将所有铜钱收官，依数换钞，并下令“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者，罪之”。

1398年，因杭州诸郡不论货物贵贱，一概以金银定价，“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明政府再次颁布禁止以金银交易的命令。为增加纸钞的政府信用和减少官方对粮食的需求，1402年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官俸六成为粮食，最低级的官员只收到两成，其他官俸则发放纸钞。后来，在都督府和都指挥使司、各省和诸王的封地完全领取稻米作为薪俸的官员，也部分接受了纸钞。

1405年7月，郑和第一次率队下西洋。在下西洋之初，明政府大量使用纸钞作为交换货币，但伴随着纸钞贬值，外国使团不再收取纸币作为官方交换物，明政府不得不在1408年开铸永乐通宝，且做工精良。同年，明政府以强硬的姿态再次申明严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即处以死刑。第二年，明政府“又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钱”。

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明政府对铜钱的政策泾渭分明：在对外贸易中可以使用，但在国内禁止。铜钱与兵器、丝绸、陶瓷、黄历以及儒家伦理经典、六经、诗词传记、医学针灸等著作一道，被郑和船队带到西洋广加赠赏，交换贡品。

当国内收藏界还惊诧于永乐通宝钱币在国内出土为数不多，甚至在许多明清时期的窖藏钱币中也不见一枚时，在南海和海外却有大宗的发现。从日后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等国及南海出土了大批永乐通宝钱币的情形来看，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堪称是中国货币在亚非大陆的推广史。明朝在当时的世界地位，决定了明朝铜钱与其前代的铜钱一样，在600年前是亚非贸易尤其是东南亚贸易的硬通货。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客观上是近现代中国货币走向亚非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官方推广。

明政府纸钞购买信用力的下降，加速了铜钱的铸造和外流。作为纸钞、铜钱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伴随纸钞的贬值、铜钱在郑和下西洋中的透支和在国内市场的缺位，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

对此，明仁宗朱高炽似乎心如悬镜，一上任就与户部尚书夏原吉探讨货币紧缩之策。

之后，两条政策被执行：一是在一些道路、关津处，设立关卡，对来往商人征收纸钞，以强令纸钞流通和增加日益困乏的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允许有钞之家用钞中盐，将旧钞根据情况折收，烂钞全部焚毁。

与此同时，明仁宗做了一件改变整个明朝命运的事情，那就是同意夏原吉开放银禁交易的建议。尽管明仁宗在位仅一年，但他做的这一决策对整个明朝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从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此举成为整个明朝货币史的拐点，也成为叶淇变法的一大背景。

明朝是一个缺金少银的朝代，在国内外不少专家看来，是白银货币化及本位化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认为，将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等于将明朝的央行搬到了拉美矿山。如果这种观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1644年明朝的灭亡，早在明仁宗放开银禁之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之后，用银做载体纳税充役的现象一发不可收拾。在郑和下西洋所采办的物品中，除珍奇异宝、珍珠、珊瑚、麒麟、狮子、斑马、金钱豹、鸵鸟外，末期也出现了铂金的影子。

耿升在《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中认为，中国以其威望和典型朝贡贸易的外交特征，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得某些财宝。在1433年之前，中国收到各国进贡的白银与黄金数量不菲，譬如从朝鲜获得了1600两黄金和1万两白银，从安南获得了千余两黄金和2万两白银，所以有一种说法，后期郑和下西洋肩负了寻找金银的使命。

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并在同年逝世。根据沙朝振的说法，1435～1503年，明政府在近70年间没有铸造铜钱投放国内市场。日本则用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地位日益上升的白银来换取中国铜钱，这对明政府多少有些投桃报李的味道。在1432～1547年中日第二期勘合贸易的第四次遣使贸易中，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领赐物品以外，还要求特赐铜钱和书籍，公然令瑞溪周凤在附件上作了如下记载：“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侍周急。”

明政府答应了足利义政的这项要求，但不幸的是，这批铜钱在归国途中，遭到日本大内氏的袭击而被夺去，所以在第五次遣使时，足利义政又申述“公库索然”，在领取赐物以外，另外要求了50000文铜钱。

铜钱不准在国内流通，并非说国内没有铜钱流通。明政府曾屡次试图通过禁止事实上的铜钱交易来保证纸钞的通行，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1436～1449）就曾下令，阻止宝钞者，追罚一万贯，并罚全家戍边。

1448年，监察御史蔡愈济上奏，虽然朝廷以钞票作为合法货币，但是北京市场仍以铜钱交易，而且每贯钞仅折铜钱二文。朱祁镇就下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即使在这种雷厉风行的政策下，民间依然使用铜钱如故。

到1449年，1贯钞仅值钱1文或银1/40两。也就是说，至正统末，钞与钱相比，宝钞贬值了1000倍；钞与银相比，宝钞贬值了400倍。

1465年，在银禁解除44年之后，明朝才解除了用铜钱交易之禁，这种情况无意加速了一个过程：白银货币化。

<h3>白银帝国的货币化实践</h3>

从事后看，明朝的中国是全球不折不扣的白银帝国。放开银禁之后，陕西首开了明朝一系列以折征白银为主线的赋役改革大幕。这一实践的背后是15世纪中期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

宣德三年（1428年）陕西巡抚张信等言：“陕西西安、凤翔诸府，岁输粮草于宁夏、甘肃洮河、岷州镇卫，道路险阻，运致为艰。民往往赍金帛，就彼市纳。”

1430年下半年，财赋重地江南行省拖欠租税的问题比较严重，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租税就达800万石。百姓往北京运粮是租用船只，往返需要一年，耽误农事。不仅如此，运粮会有杂耗，百姓每交纳三石粮食，大约要多加一石的损耗。豪富大户不肯加交耗米，就全部摊到了小民身上，小民因为贫困就一逃了之，导致税额愈缺。周忱以工部右侍郎兼江南巡抚的身份，被派往江南总督税粮。

周忱创造平米法，下令均摊交纳耗米，并将纳粮要用的铁斛定出标准样式交给各县，防止有人用此作弊，一举解决了拖欠问题。同时，周忱发现，民间每年把马草运到两京（北京和南京），劳费难以估算，于是，他就将每束马草折成白银三分，在南京则将所折的银两就地买纳。北京百官都要持帖到南京领取月俸。米贱的时候，俸帖七八石，换得白银一两。周忱又检查出税重的官田和极贫的农户，准许其两税折成金花银交纳，每两抵米四石，解送往北京用来兑换俸禄。这样百姓杂耗很少，而官俸常足。

明朝赋役折收货币则是由折钞起，当时宝钞是国家的法定货币。周忱改革之时，赋役折征还处于钞、布、绢、银等并列时期，赋役折银在当时只是个别现象。不过，之后白银货币化的进程逐渐加速，并为“一条鞭法”的出现和推广到全国奠定了基础。

到朱祁镇在位时，用银之禁已经松弛。《明史·食货志》中提及：正统初年，纳税不用金银，“唯坑冶税有金银”。所谓坑冶税就是开采铜矿者要向官府交纳的税种。“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铜）钱”，纸钞被搁置在一边。

不仅如此，1436年明政府将江南的赋税一概以折银征收，第二年，下令两广、福建将输送南京的税粮折纳白银，有愿纳布绢者亦可。1438年，山西布政司衙门试行农田货币税，将山西各府州县运往大同镇和宣府镇的40多万石税粮改征为税银。税银由百姓统一交纳，政府统一征解，尔后输往边关，由军方就地购买所需的粮食。

在此前后，已有一些较有资本的商户采用变通的手段这样做了，他们带上棉、布等轻便之物去边区贸易，然后用换来的银钱就近购买米粮，上纳国仓。山西试行几年后，官民一时称便，1443年用银纳税遂成定例：省内中部和南部的常项输边税粮，改征为税银，而只在雁北地区保留旧例，仍实行实物税——上纳本色米麦，输入军仓。

1465年，户部尚书马昂乘宪宗即位之初，就上书钞法不通，建议将天下户口、食盐等项，铜钱和纸钞各半征收，这个建议也随即得到刚继位两年的宪宗皇帝的批准。同时，政府也承认了事实上的纸钞贬值，放弃了1贯宝钞兑1000文铜钱的官价，下令“每钞一贯，收钱肆文”，尽管这一纸钞价格仍比市场偏高。

这一政策让铜钱有了后发制人之势，但好景不长，民间对铜钱的猖獗私铸，再次置铜钱于尴尬之地。私铸铜钱的利润可达100%～200%，这足以让人们以身试法。私铸的铜钱成色品相千差万别，搅乱了市场，导致铜钱贬值和物价上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在其《劣币与良币：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480年，北京的物价突然上涨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一方面，这一年河北多个地方，包括顺天、河间、保定、永平等府出现天灾，农产品收成下降，米价随之腾贵。推动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除了天灾外，还有劣币的泛滥。当时，顺天府大兴县民何通上书，指出铜钱的贬值最令小民受苦：“看得先年每银一两，准使铜钱八百文，以此钱贵米贱，军民安业。近年以来，不料外处伪造铜钱与贩来京，在卫货买行使，每银一钱，准使一百三十文……近于十二月以来，街市选拣，铜钱阻滞不行，米价愈加增贵。”

从每银1两值800文铜钱到值1300文，铜钱币值大跌。不仅老百姓深受影响，明政府也为库房中由折税赋缴纳上来的大量积存的铜钱发愁，政府甚至将这些铜钱折发给成化十一年未领到俸米的官员。银矿较之铜矿少，私铸的可能性较小，白银保值度一贯不错。在这个过程中，白银成为最大赢家。

之后，1474年两淮、两浙盐场灶户上缴的课税也以银计。1477年，周忱巡抚江南的继任者——河南襄城人李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他见山东、河南的输边之饷道远耗费，便悉令输银。1484年，李敏改督漕运，“寻召拜户部尚书”，他大刀阔斧地进行税制改革，主持将北畿（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的运边物资，不论夏税、秋粮，凡是运道稍远者，都用银折征粮税。《明史》载：“北方二税皆折银，自敏始。”

1488年，政府公认每钞1贯折银0.003两，只相当于原来价值的1/333。由于库藏空虚，明政府下令“除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司局”照旧钱钞兼收外，其“河西务等处钞关并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刘家隔、正阳镇柒税课司局”，都折收银两，由此，各钞关税收大多改征银两。纸钞在民间失去信用，已经贬值到无可挽回的地步。1489年之后，政府再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以使宝钞获得普遍接受。

最早注意到明初民间实际使用通货状况的是傅衣凌。他指出，明朝前期的100多年间所使用的通货是很复杂的，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年间以钞为主，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年间则钞、稻谷、布、银兼用，成化（1464～1487）、弘治（1487～1505）年间以银为主。

李敏任户部尚书的时间，跨越成化和弘治，直到1490年。他得病乞休，在帝“复力请”仍不从的情况下，“乃以叶淇代”。叶淇不仅在李敏之后做过大同巡抚，而且是李敏在户部尚书一职上的继任者。

<h3>叶淇变法：徇私的乡情？</h3>

1492年，哥伦布携带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率领一支小型船队驶向遥远的未知世界。从那一刻开始，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中的一段描述。

同年，在徽州商人建言下，淮安籍户部尚书叶淇进行了盐法变革，史称叶淇变法。从此，山西盐商失去了开中制带给他们的地域之便，并在日后平添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徽商。

徽商并非现在安徽商人的简称。“安徽”一词直到康熙六年（1667年）才出现，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组合而成。当时安庆府为安徽的政治中心，而徽州府则以商业和文化著称于世。徽州商人指的是明清时期从徽州府走出来经商的商人，又称新安商人。古徽州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六县。其中，婺源现属江西，绩溪属安徽省宣城市，其他均在安徽省黄山市内。

在历史上，徽州与江南的关系非同寻常。西周以前，天下分为九州，徽州属扬州，那时那里还是“蛮夷”之地。在南朝陈文帝时，徽州仍隶属于东扬州。在明朝的行政区划中，无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远都隶属于南直隶。从这种意义上说，叶淇是徽州商人的老乡，而祖辈在南京、在安徽濠州（今安徽凤阳）长大的朱元璋也是徽商的老乡。作为开创新王朝的核心成员，朝廷的主要顾问及文官武将李善长、胡惟庸、徐达、常遇春等，均是南直隶人。前两者是安徽濠州人，后两者是当时属于凤阳府的现安徽定远人。

在开中制下，山陕商人就边商屯，徽商路远、人生、地疏，习俗相差很远，垦辟既难，屯种非易。无论是输粟边塞还是就近屯种，徽州阀阅之家一般都不屑于经商，寻常百姓又拿不出经营盐业所需要的雄厚资本，所以到成化弘治以前，徽州仅有少数商人来到两淮。

叶淇变法前，开中制已经被破坏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其一，明政府增加了每引盐的纳粮数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愿纳米开中。其二，权贵上奏讨取盐引，垄断开中，贩卖私盐，使开中商人受到排挤。其三，灶户不堪剥削，纷纷逃亡，盐产量大减。其四，明政府基于财政的需要，始终对盐商采取提前敛取的政策，任意增发盐引，造成商人手中持有的盐引过多，甚至到孙子那辈都得不到兑现，严重挫伤了他们开中的积极性。

甚至在1429年，有商人手中还持有27年前颁发的盐引无法兑现。以松江为例，英宗正统（1436～1449）年间，有待政府支盐的盐引就多达60多万引。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朝发生了大同各城草豆不足，开中长芦、河东盐引而无人上纳的局面。弘治二年（1489年）因无盐可支，明政府就允许盐商购买灶户正课之外的余盐以补正盐之缺，结果引起私盐泛滥，全国陷入“民日贫，财日匮”的窘困局面，于是才有了叶淇变法。

1492年，叶淇在其上任的第二年就着手进行盐法变革，将原来的开中制变为开中折色制。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原来到边区纳粮，变成直接交钱，以换取盐引。换句话说，折色制与开中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筹集边饷的方式不同，前者以白银为中心，后者以实物为中心。

明朝是一个低税负的国家，政府可控制的财政收入有限，叶淇变法等于将盐税揽在国家手中，也就是让盐商直接缴纳白银到中央政府，然后由中央政府组织运力，以保障边防军饷。此制的确立，标志着边饷筹集体制由物物交换到了银物交换的新时代。

但在当时，叶淇变法是一件颇具争议之事。明朝初建之时，国空民虚，米贵银贱，商屯的出现，使得米的供应充裕，于是出现了米贱银贵的情形。在叶淇变法之下，商人每引盐向军仓输米2.5斗，过去值银3钱（1钱等于10分），现在仅值银5分。若将纳米改为缴银，每引征其盐税银3.5～4.2钱，则获利在8倍之多，国库为此每年增银100多万两。

诟病者则认为，叶淇变法是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它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1506年）时，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边粮供应体系，边防粮食生产量下降，导致银贱米贵。其结果是，政府因叶淇变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仍远远不能满足后来因粮价上涨形成的亏空，结果粮食不能就边而仍要从其他地方转运，边粮运输问题又回到了开中制实行之初的情形。

延绥、甘肃、宁夏、宣府、大同五镇原来饷额中屯粮154万石，民运粮114万石。到嘉靖（1521～1566）初年屯粮已下降到57万石，下降53%，民运粮上升到207万石，增长近一倍。

资料来源：张正明著，《明清晋商及民风》，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当朝及后世对叶淇变法以负面评价居多，“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叶淇变法的弊病，让为数不少的历史记载迁怒于叶淇和身居首辅大臣之位的徐溥徇私乡情、偏袒同乡。被引用较多的文献是《续文献通考》，其在《盐铁》一节中这样记载了叶淇变法的来源：“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叶淇又将商人的这一建议请示了首辅大臣徐溥，因溥与淇“交最厚”，故亦同意。“淇遂请台商纳银公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海鹏认为，虽然该书未能明确指出建议叶淇变盐法的是何地商人，但可以肯定，那是徽商无疑。因为在两淮经营盐业的主要是山陕商人和徽商。原来的开中纳粮政策于山陕商人方便，于徽商不便。山陕商人在边储纳粮，地近而费力少，只有徽商才有“远涉之劳”。纳银于两淮之后，徽商地近两淮，才能“得易办之利”。

《明史考证》中记载：部臣叶淇，见贾人输薄而获利厚，遂奏令纳银运司解部，部分输各边，于是商各归散。淇淮人，盐商多淇婚媾，故为奏改输银运司，司以解部，部以饷边，以为年例云。

关于徽商参与变更盐法的事情也多有记载：嘉靖年间，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研史的商人，他先“商于齐东”，后转徙两淮经营盐业。他博览古今，从《春秋》、《管子》之书到东汉盐铁之论，从唐宋食货之志到明朝的《大明会典》均有涉猎。因为熟谙历代盐法，所以黄崇德才能参与盐法的修订，盐运司才愿意采纳他的意见，而山陕商人好夸夸其谈（“唾奇画策”），言法不及徽商。

与黄崇德同时代的盐商程正奎，也在两淮经营盐业。他不仅参与盐法的改革，而且还能从理论上讲述其独到的见解。以往的盐法对灶户逃亡、盐课大减这种情况没有兼顾，他就提出通融变法，但因与成法不合，有人以高皇帝法胆敢变理为由称“祖宗之法”不可变。

程正奎应对说：“高皇帝法迄今数十百年，法穷矣。穷则变，变则通，庶可为长久计。故变则法在，不变则法亡。”结果，“有司以便宜请，诏从之”，他变更成法的建议，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灶户，所以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有中国近代清史学科杰出奠基人之称的孟森（1869～1937），也在他的《明开国以后之制度》中直言不讳：“当时近淮之豪民，怂恿变法，不任饷边之劳，而欲占行盐之利，以增课之说动叶淇，淇以乡情而中其说。”

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看来，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并不能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之后突然实行的纲盐法，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朝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不断分化过程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暂且不说徽商雄起是不是因为盐商分化所致，从明皇帝、叶淇、徐溥与徽商之间的微妙关系来看，要完全撇清徽商兴起与乡情执掌下的盐业新政之间的关系，并不现实，但如果一味拿叶淇变法与开中制相比，无视折色制实施前开中制业已存在的问题，无视发生在明朝的顺应世界潮流的，从西部、沿海再到北部边区的白银货币化现实，任何对叶淇变法的评价都失之偏颇。

徽商第一次成批来到两淮就是在弘治到万历年间。最早到达两淮业盐的徽商是歙县人，大约在朱元璋、朱棣年间。朱元璋入皖缺饷时，歙人江元就一次助饷银10万两。

在徽商中，盐商主要来自歙县。从朱元璋时代到成化年间，徽商子弟的登科比例中，出自歙县商人家庭的就高达90%以上。其他徽商如典当商主要来自休宁，祁门商人以茶商为主，婺源商人以从事茶叶和木材生意而著称。

<h3>一条鞭法</h3>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1530年以后，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出口中国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为之一变：出口和贸易造成货币流失的担忧不再是主要威胁了，且物物交换也不必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代替这一切的，是以商品和物资的大规模出口来换取美洲白银货币的时代潮流。

也是在1530年，福建延平县令徐阶（1503～1583）因为成功处理了一件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由此开始了他光辉的前程，最终一路升到了首辅。而另一位权臣、户部尚书梁材（1470～1540）却因拒绝增派修建工程的人数，在1540年被解职。当时为政府修建工程的人数多达4万以上，用于修建宫殿、祭坛和庙宇的全部费用已经超过600万两白银，应付未付的物料、劳务金额达27万两白银，但梁材仅有6万两白银可供支配。

明朝财政的白银化包括田赋、课、役三个方面。课的白银化，首先是盐，其次是茶、矿等。役的主体是遍布乡镇的里甲、均徭、杂泛。城市之役，主要是铺行和火甲。因支付特殊的修建工程，国库的银锭储备往往被耗费一空。由于政府没有更多银两去购买货物和支付劳务，1540年以后将实物税和徭役折银的现象变得普遍，以致续任的户部尚书先后在1544年和1550年建议，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30%折银缴纳，部分徭役折成白银。这项建议被批准，但由此得到的白银补充量仍不能满足皇帝对银锭的需求。

明朝海外走私贸易也是在这前后达到了一个高潮。16世纪初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以前，中日关系紧张，1542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开始与日本开展贸易，中国澳门—长崎—中国航线迅速发展成为澳葡获利最巨的黄金海道。从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游刃于中日，到1567年明政府开放福建月港作为贸易口岸，葡萄牙商人通过垄断的中国澳门—长崎—中国月港贸易，以及将马尼拉设为据点的西班牙商人通过秘鲁—马尼拉—中国月港等多条渠道的航线贸易，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大明帝国。

也是在这前后，美洲和日本都发现了大量银矿。16世纪40年代，西属美洲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银矿，1554年，一种便宜、简单使用水银和盐以提炼低含银量矿石的炼银法——汞齐化法诞生，自此，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大量增加。

因白银提纯技术的提高，在此前后，秘鲁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猛增到原来的3倍，随后又增至5倍；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至16世纪末，日本发现大量银矿，“灰吹法”的白银冶炼方法也由中国传入日本。

到嘉靖年间，江南行省以法令的形式规定田赋用白银缴纳，而广东自1450年起，就已采用了部分徭役折成白银的形式。16世纪初，大臣桂萼提出了赋役新构想：将杂役、正役和两税（即夏粮和秋粮）合而为一，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这一设想被后人概括为“一条鞭法”。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明朝名臣南海人庞尚鹏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琼山人海瑞在南直隶地区先后推行“一条鞭法”，东南沿海遂成为全国较早实施新赋役法的地区。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铜钱在与白银的较量中已经完全处于下风。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税制从1465年的户口、食盐等钱钞各半兼收的局面，进而演变成1581年完全用白银交纳的张居正“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能得到推行，就是因为经过多年经营，晋北边疆防区各类屯田——军屯、民屯、商屯皆有增长。首辅大臣张居正将大部分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折成银两缴纳，取代陈旧而复杂的赋税制度，并向全国推广，最终使得白银成为明朝的税收和贮备货币。一条鞭法标志着，我国税法由税人向税物、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化。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而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

万明在《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一文中指出，明朝白银的货币化，充分显示出社会过渡和转型的特征。整个推进过程，是由自下而上的趋势转为自上而下再全面铺开，是成化弘治以后民间促动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

第一篇晋徽盐商崛起 1370～1643（上）第三章山西盐商与政治的较量

叶淇变法，并没有改变山西盐商累积的势头，山西盐商作为国内盐商老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从明朝中期开始，山西经商之风渐已形成，经营各种商品的巨商大贾相继涌现，这时山西平阳、泽潞有“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

山西盐商家族所率先达到的权势，在盐商敢于参奏户部尚书以及户部尚书辞职等事件中表露无遗。尤其是因开市所引发的政治大地震，更是显露出了明朝盐商特权家族的势力之大。

<h3>户部尚书的辞职</h3>

1518年，一场发生在商官之间的较量，显示出了山西盐商作为“帮”的分量。

这场较量发生在吕铃等山西盐商和户部尚书叶玠之间。如果说开中制和折色制是政府盐业运输、销售商业化的表现，那么吕铃等盐商就是试图在盐业生产民营化上打开一个缺口。他们的要求是盐业生产领域国退民进的体现。目前中国的盐业生产、销售均由国家专营，从这个层面来说，明朝盐业的民营化远比今天走得远。

叶淇变法的着眼点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所以他并没有考虑到、事实上也没有解决政府拖欠商人的盐引问题。尽管1489年明朝出台了允许食盐生产者私自卖盐给商人，但由此加剧的私盐泛滥，让这一问题的解决更为复杂化。弘治年间，河东盐年办盐课额才42万引，到了1509年，拖欠往年的正额盐就达46万多引。

官办下的盐业生产效率低下问题也凸显了出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以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由于人口相对固定，食盐市场有限，加之官盐税负重，成本高，使得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了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官盐在远离产盐地的省份供应不足，大量积压在盐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失去了盐课收入而私盐泛滥。在16世纪20年代、60年代和1600年左右发生了三次严重的盐务危机。

当时，灶户是国家盐业的生产者，以服徭役的形式由国家招募。他们所生产的盐要全部上缴官仓。政府对他们规定的盐业生产量叫正额盐，正额盐之外所产的盐叫余盐。基于对灶户的鼓励，生产出的余盐可获得高于正额盐一倍的工本费，但问题是，朝廷并无力向灶户支付余盐的工本费。另一方面，明朝的官盐产量也在增加。河东盐由宋朝的年生产最高8000多斤，上升到了1604年的2.8万多斤，行销区域也在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1518年商人吕铃等人上奏说，在河东盐池的东场、西场和中场盐池中，仅中场盐池一区的生产量，就已经足够作为正额盐缴纳，其他盐池的生产量都被闲弃。他们恳请每一盐引定价一钱二分，“召商中纳，令其自雇夫役捞办关支，庶官民两便”。

对于商人的这一恳请，户部尚书石玠不仅不采纳，还认为这是奸商玩法，所以欲治其罪，但因吕铃等有豪贵支持，石玠最终作罢。石玠是今河北省藁城人，与父亲、弟弟三人同为进士，父亲曾担任山东按察使。因敢于直言，石玠名列明代三大名宦之一。

这是一次没有明确胜负的官商较量。之后，对于是否允许商人自备工本雇人参加盐池生产，官方没有明确表态，但在正德、嘉庆后的隆庆年间（1566～1572），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说过，盐丁把盐业生产视为官事，贫民则把它视为家事，由此而产生的卖力程度也迥异：盐丁出的力“十不得一二”，贫民则“一可以当十百”。

来自民间的商业实践，最终还是得到了官方的默认。明初废除中书省后，以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六部之中，吏部的职位最尊，户部的权势最重。即便如此，该事件中石玠不得不罢手的结局似乎可以说明，这时的晋商势力已经不容小觑，并有了一定的政治靠山。

这期间，大同镇积欠山西商人周全等粮草价银10万余两。因长期讨要不给，周全等人屡奏户部催要，最后户部用拨付盐引及其他款项的办法予以融通补偿。另一个山西商人郭弼到河东盐场取盐却无盐可支，后奏准其改支淮盐22万引，折银四五万两。《明史食货志校注》甚至还有记载，秦金，1527年官至户部尚书，因反对商人逯俊等奏要30万两淮盐引，遭到权贵打击，被迫辞职，这是山西盐商势力的预演。

除在政治上逐渐渗透努力外，山西盐商也在积极应对徽商逐渐兴起的努力。叶淇变法之初，山陕富民也应时而变，纷纷内徙淮浙，以与徽商“分庭抗礼”。仅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山西太原府代州籍商人，就有阎瑶楚、杨继美、冯天棣等人。阎瑶楚的祖父和父亲先是纳粮报中于北方边镇，换取盐引，以太原望族的身份在两淮从事盐业贸易。到明中叶开中制由纳粮改为纳银后，他由边商转为内商，“举家迁居扬州”，清初时，阎家还出了个大学者阎若璩。

盐是古代的战略物资，在国家财税体系中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淮浙盐场，又在国内盐业市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全国最大的盐场，仅仅两淮盐场的额征盐课就占据了全国盐课总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淮浙盐区的税收收入牵动着明清政府的神经。

当时淮、扬一带，山陕商民的势力很大。在1558年前后沿海倭寇侵扰之时，世居扬州的山陕盐商家属曾选送500名骁勇善射的精壮子弟组成商兵，驰骋于抗倭疆场，可见晋人之多。这种商兵组织，比20世纪初国内商团组织的出现早了将近350年。

从开中制到折色制，山西商人为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表现出了他们所拥有的闯劲、开拓意识、不懈追求的执著感、对商业机会判断的敏感性和对资本积淀的追求。当这些积累所形成的势能以政商结合的方式体现在盐业组织中时，晋商捷足先登的先天优势被发挥到了极致。

嘉靖时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这样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而在其列入“首等”的全国17家富商中，晋商占三家，徽商占两家。

<h3>盐商豪势与政治斗争</h3>

明代山西商人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散见于各类史籍。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临猗阎天杰、大同薛氏和李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但最为闻名者，当数蒲州的官商家族张四维家族和王崇古家族。

王崇古，今山西运城永济县人；张四维，今山西运城芮县人。在明时，两地均属平阳府的蒲州。前者时任宣大总督，后者为吏部侍郎。两家都有盐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晋商。

张家是元朝时避乱永济的张思诚的后代。到张允龄一辈时，始远游从商，西到兰州，贩货张掖、酒泉，数年后又南至淮、泗，往来楚、蜀之间。虽然身在商界，但张允龄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为众商所敬服。在遇到事情时，他往往判断正确无误，人们甚至怀疑他有异术。虽然说张允龄足迹半天下，但也是拮据20年。他的弟弟张遐龄也到过吴越、广州、南昌等地，但资本耗尽，穷困而归，并不成功。

王家的第一代商人是王现、王瑶兄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是时人对这对兄弟的评价。他们的父亲官至管教育的邓州学正，但没有什么实权。叔叔王珂也曾中进士，任中书舍人，但早逝。经商的王氏兄弟俩一生奔波在外，辛苦劳顿自不用说。哥哥王现为士不成，然后就外出经商，到过洮陇、张掖、敦煌及巴蜀、吴越等地，最后客死郑家口。弟弟王瑶，也辗转多地，西到陕西、张掖、酒泉，东到淮浙和苏（州）湖（州）之间。

王瑶的三子就是王崇古，他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河南布政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部督。

在明朝，盐业是反腐败的重点领域。明政府禁止4种高官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这4种高官分别是监察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成化年间，原来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居然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卖给商人以获暴利。到弘治年间，盐业已被这些官员垄断，商人要想获得盐引，必须依靠官家。

1571年4月，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发起了对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弹劾。他说，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横行，并称王的弟弟和张的父亲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张家族为势要，请皇帝“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郜永春弹劾的要害之处在于，王张两家是姻亲，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乔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沈江。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来自当时的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张四维的一个儿媳妇是兵部尚书杨溥的孙女，张四维的女儿嫁给了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则是著名的陕商。

在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看来，张、王两家第二代经商能够远远超过第一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商合一。姻亲关系将两个家族豪势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一个特权政商家族，其日后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商帮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时间上看，在郜永春弹劾王张两人的前一个月，即1571年3月，一场持续了三年、对蒙古是战是和、是否对蒙古开放马市的争论，刚以议和派占据上风而告终。

这场争论源于蒙古首领俺答的养孙把那汉吉投降。他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做未来的妻子，但俺答却将其所聘之女许配给了其他人，把那汉吉一气之下，于隆庆四年（1570年）9月到大同镇败胡堡，投降明军。

把那汉吉的归附是接受还是拒绝，直接事关明政府与蒙古族中最强大的鞑靼部落的关系。此时俺答已调兵向明朝索要把那汉吉，明蒙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过去的近30年间（1542～1570），蒙古族鞑靼部首领俺答多次提出通贡互市要求，但遭到明政府的拒绝，明政府甚至斩杀蒙古来使，传首九边（将蒙古来使的首级给九边将士看），明蒙关系紧张到鞑靼部频年入犯，明朝北部边境“华夷交困，兵连祸结”。

这时大同的最高军事首领就是宣大总督王崇古。军人出身但有商人家庭背景的王崇古认为，“此奇货也”！他深知此事可以游刃有余之处，就与时任大同巡抚方逢时联名上疏，提出把那汉吉归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并把封赏把那汉吉作为上策。

当时的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等坚决反对接受把那汉吉归附，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湖北人）等则主张议和开马市，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以至于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

最终，隆庆皇帝采纳了议和派的建议。俺答原以为养孙自投罗网，必死无疑，后听到把那汉吉不但没死，反而封了官，于是将明朝叛臣送还明朝，换回养孙，并上书愿世代服从明政府。王崇古再次上奏朝廷，希望加封俺答爵位，将其作为属国，与俺答订盟通贡，开放马市。

隆庆皇帝从其议，与蒙古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幕下皆授衔，是为“隆庆议和”。议和内容还包括，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蒙古族用马匹换取其需要的布帛、菽粟、皮货、服装、针、线等物品和杂货。

明政府以每年付出马价银10万两和抚赏鞑靼部银22000两的代价，获得该部每年上贡500匹马和在马市交易14500匹的承诺。此后，俺答汗四代世袭封贡至明末。

在主和派看来，双方的敌对状态是因为明政府的闭关政策。如果双方能够各取所需，边区安宁足以维持。主战派更多是从雪耻报国的角度来看待与蒙古的关系，而主和派则更多是从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出发。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明史》记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张四维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

时任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也是议和派的主要人物。当年司马相如曾为西南夷事奏请汉武帝，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就隆庆议和之事，张居正曾借用这番话，用知己的口吻给王崇古写信说：“此所谓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虽然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之事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显然是对议和派的不满。两派的分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斗争错综复杂，随后引发了明朝历史上一场大的政治地震：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内阁大学士首辅李春芳辞职，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内阁首辅，与张家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

高（拱）张（居正）内阁继承了王张家族的执政理念，他们对内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在与俺答议和通贡的同时，对外切实加强边地防务，不仅调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镇，还重用各镇督抚总兵王崇古、方逢时、刘汉、马芳等著名将领，切实加强了沿长城各镇的防御。

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背后影响和推动这一政策的，其实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在山西，靠盐业起家的很多商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首富的平阳（今临汾市）亢氏、代州的冯忠等，都是依靠官府势力而成为晋商第一代富商的。

第一篇晋徽盐商崛起 1370～1643（上）第四章徽州盐商翻盘之撒手锏

如果说叶淇变法使徽州盐商兴起，那么纲运制的实施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商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1617年的纲运制则揭开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到明朝中后期，徽州到扬州的标准路途大约为700里，水路成为徽州到扬州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当山西商人把大同、张家口等地逐渐变成边区商贸重镇时，叶淇变法和纲运制让扬州在明朝的区位优势急剧蹿升。

<h3>徽州盐商逐渐称雄两淮</h3>

与晋商不同，多数徽人是结伴来扬州的，并且大多是徽州大姓，即晚清民国人陈去病所说的汪、程、江、洪、潘、郑、黄、许八姓。其中，来自徽州歙县江村外村的江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徽商崛起于两淮的历史进程。

到了万历年间，徽州在两淮的大商人势力已超过山陕商人。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早年他与四方名士结社论文，从游甚众，但后来放弃了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起了盐业。

对此，万历时《歙志》记载，原来所谓大商人都是燕、齐、秦、晋之人，而今“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

同一时期的《扬州府志》也记载，扬州的盐商，“新都（徽州）最，关以西、山右次之”。对此，明人谢肇涮写道：“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

真正奠定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地位的，是江国茂的儿子江演。江演的历史机遇就在于，他碰上了一个对于徽商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盐业新政，这就是1617年由户部尚书李汝华和两淮盐政大臣袁世振等倡导并推行于两淮盐场的改革：纲运制。

纲运制，是食盐专商制度的开始，它的内涵是盐由老百姓生产，由商人收购、运输和销售。唐朝中叶，刘晏创立了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在历经了855年之后，至此被食盐专商制度所取代。两相比较，就场专卖归利于国，纲运制则归利于商。

纲运化的本质，就是把商人的利益与官方的利益绑在了一起。因为官方拖欠盐商积引过多，盐商购买新引的积极性就不够，这样官方的盐税和财政就没有保证。官方就把盐引分成十纲。商人要兑现官方拖欠的每单位积引，就要重新购买九单位新引。官方以10年为期，把旧引完全疏清。

为此，官方层层选拔出了不同级别的总商，30总商对12总商负责，12总商对4总商负责，4总商又对总商之首负责。纲册有名者，方可到盐场领盐。不仅如此，注册的盐商对盐具有世袭包销权。官方将盐税任务层层分解，总商既要对官方保证纳税总额，又要负责查禁私盐和管理名册下的散商。完不成官方纳税任务的总商会被剥夺职权。每年第三季度，官方确认明年总商及盐册盐商的名录。

纲运制意味着，每个盐纲是一个管理团队，需要担负20万盐引的销售任务。为数不少的徽商举家迁往两淮盐区，就等于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较之山陕商人，徽州距离两淮近，举家或举族迁徙，不仅便利，而且徽州本就具有这样的家族传统。

尽管在前一阶段的盐业竞争中，徽商还显势弱，但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徽商凭借地利，后发优势显著。1617年的盐业新政，让中国区域商帮的名次更迭，第一次有了翻牌的可能。

与晋商相比，徽商的崛起也夹杂着权势的行使和政商结合的因素。不同的是，徽商最讲究宗族联系。结族成纲，用族法宗规来凝聚和节制纲法，成为徽州盐商后来居上的撒手锏。

事实上，自明代以后，山西、陕西两省就已经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迁出地。举族迁徙的现象在山西商人家族中不能说没有，但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发生在明中期叶淇变法以后，但之后山西商人更加强化的是“安土重迁”的习俗。

山西商号早有明文规定，伙计无论职位高低，不准带眷，不准在外娶妻。渐渐地，这种商规定型成为山西人约定俗成的一个传统：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面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入清以后，晋商举族迁移的现象就更少了，这也与山西盐商被徽州盐商超越的时间节点比较吻合。

明朝万历年间，政府已经为到两淮的山陕商人设立“商籍”，以解决他们的子弟异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困难。在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看来，这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在政治上具有优势的表现。尽管此时在两淮的徽州大商人人数已经开始超过山陕商人，但两淮徽商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取得商籍。也是在康熙、乾隆年代，两淮徽州盐商盛极一时，并超越晋商而执盐商之牛耳。就以歙县的盐商而论，“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从此，以两淮盐商为主体的徽商崛起在中国商界，并把在盐业领域的领袖地位捍卫得固若金汤。“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镇不成街”，一时成了民间谚语。光彩四射的徽州盐商，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盐业发展史上最具权势的商人，以至于清末民初的陈去病认为，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甚至扬州就是“徽商殖民地也”。

纲运制对盐业的组织方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并让其变成一个只有窄众群体才可以有所作为的行业，而徽商族居的传统，更为适合和匹配纲运制下的盐业组织方式，这让徽州盐商一步步夺得了国内盐商的头把交椅。反过来，纲运制又推动了徽商对宗族的认同及其宗族制度的发展。

纲法的推行有其进步作用，但行盐成为盐商家族的专利，开启了此后绵延200余年的专商独擅盐利的盐政弊端。由于当时徽商在两淮盐场持有的旧引最多，在纲册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徽商把持两淮盐场的特权便逐渐固定了下来。

所以，当时一个徽商家族几代人都是总商，或某一代从事总商四五十年，这种现象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江演是江氏家族的第一位总商，任职34年，之后，他的三子江承喻由30总商成为四大总商之一，干了28年。江承喻的儿子江春又继承祖业，成为总商之首，并且一干就是52年。

<h3>盐业总商与江氏家族</h3>

江氏家族所掌握的盐引数占两淮盐引总数的1/10。江演的老家是歙县江村外村，该村居住着在扬州从事盐业生产的商人，刨去江演家所经营的盐引量，其余商人所掌握的盐引数也占到两淮盐引总量的1/10。从江国茂到江春这一代，堂兄弟10人为盐商。江承喻的族兄江承炳、江承丰、江瑞茜都是扬州大盐商。江瑞茜之子江进又为两淮四大总商之下的12总商之一。

江承瑜去世时，他的儿子江春才18岁，江春的母亲田氏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明末以来，歙县盐商已经形成实力极为雄厚的乡邦集团，控制了淮盐生产、转运和销售的特权。家族的凝聚力和战争力有效保证了结族成纲的组织稳定性和组织效率，而同族之间的相互照应，对盐纲之权的传承意义重大。所以，江夫人继任了其丈夫的总商职位，也在情理之中，家族力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田氏弱肩荷重，并不能支撑这一家业。当时江春正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族亲的帮扶下，他白天抽出部分时间外出应付盐务，晚上苦读，竟也没有耽误盐事，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成长为这一时代最为杰出的两淮盐业总商。

乾隆帝一生6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负责操办接驾。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深得乾隆褒嘉。江春三次入京为太后祝寿，极徽商之盛，而他为国家和社会捐输的银两，也在两淮盐商中居首，多达白银1100多万两。

徽商讲究对皇家的“报效”，这与这个群体在扬州的崛起以及皇权对于盐的垄断是紧密相连的。当时徽商因皇帝南巡而修建了大量行宫，每次南巡都让扬州在市容市貌、城市道路、环境绿化等方面获得了较大改善，并因此改变了扬州的城市格局，形成了以这些行宫为中心，大盐商住宅、盐商书院、商业区、民宅逐渐扩散的城市空间。

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晋商也讲究官商结合，但是他们公关手段的灵活性、主动性远不如徽商。徽班是清朝中期兴起于安徽、江苏等地的戏曲班社，以唱“二黄”声腔为主，兼唱昆曲、梆子等，以扬州一带为盛。因艺人多来自安庆府，因而得名徽班。江春就是一个乐于征聘四方名旦入戏班的徽商。因徽腔声腔及剧目丰富，逐渐压倒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秦腔与昆剧。许多秦腔和昆剧演员转入徽班，形成徽秦两腔的融合。

1790年，也就是江春去世的第二年，乾隆帝八十大寿，由江春出资组建的春台班和其他三个同样出自歙商家族的三庆、四喜、和春班合称“四大徽班”，一起从扬州进京演出。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

第二篇海商宿命 1370～1643（下）第五章巅峰之争：“夹心化”的海外贸易

正当国内白银货币化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朝贡及海外贸易所提供的白银解了明政府的眼前之渴。在山西盐商家族引发政治大地震之前，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商家族已经逼死了一个巡抚出身的副都御史朱纨，甚至连四任首辅的老臣夏言这样的主战派人物，也掉了脑袋。

整个明朝，海商绝大多数时候是以非法的角色活跃在海外贸易中的。他们甚至嚣张到以武装走私的方式公然对抗政府。从粤籍的陈祖义到闽籍的金子老、许光头；从徽籍的许栋、王直到泉州籍的李旦、郑芝龙，都是如此。

这些中国海上走私集团却在无意中结成了一张遍及东亚、东南亚的商业网络，并在不经意间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前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但他们仍走不出宿命，寄希望于海外贸易开放而不得，最后一个个身首两端。

唐朝时，官府鼓励外国和外族商人到大唐经商，并给予种种优惠条件，但对本地商业的发展却有诸多抑制，除禁止商人入仕外，甚至禁止商人乘马，并对出国经商者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还明确禁止锦、绫、绢、丝、金、银、铁等出国。

明朝沿袭了唐朝对内开放弱于对外开放的格局。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对朝贡体系进行了创新，赋予了朝贡与贸易一体化并均由官方垄断的新内涵，于是郑和下西洋成为明朝试图以官方垄断方式统筹外贸的象征。

要了解明朝海商的命运，不能不从朱元璋对朝贡体系的创新和郑和下西洋说起。

<h3>朱元璋创新：朝贡贸易一体化</h3>

明朝最早来中国朝贡的国家是高丽，这时它刚被朱元璋改名为朝鲜。

作为朝贡体系的一部分，明朝的四夷馆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翻译机构。四夷馆初设之时，隶属翰林院，选国子监生学习翻译之事。明朝著名学者、大学士邱浚的名著《大学衍义补》，可以看做是中国朝贡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他阐述了一个道理：国家富有万国，固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大清皇帝由此引申出一句口头禅：天朝上国，无所不有。

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周礼是用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后来，中国人把这套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到明朝，中国这种通过串亲戚为名的朝贡贸易，以白银为交易工具，最终推动世界从实物经济过渡到了货币经济时代。

明初，非入贡不许互市，朝廷赋予的朝贡是唯一准许的合法对外贸易，这种贸易体系由市舶司负责管理。市舶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互市及抽分征税。

第一个市舶司设立于朱元璋建元称帝之前的1367年，地点在之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发点—长江口的太仓。洪武三年（1370年），该市舶司因离南京过近而被废弃，另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及广东广州三处传统口岸设置市舶司机构。其中，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及后来的西洋诸国。

海盗骚扰次数的多寡是明朝开关对外口岸的重要参考。因沿海迭遭倭患，又有番商假冒贡使入贡，加上张士诚、方国珍等流亡势力的存在，1374年，朱元璋关闭了所有对外贸易口岸，实行海禁。从此，明朝已有锁国迹象。

但这并不能说明朝就没有对外贸易发展，只不过对外贸易完全被朝贡贸易所取代。在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张彬村看来，朱元璋的创造性体现在“把贸易和朝贡完全绑在一起”。他阐释说：

明太祖改变了历来的朝贡与贸易分开的做法，让中外贸易只能在外邦的使节团来中国朝贡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礼部官员或港口的市舶司官员的监督下，公开进行；或者由朝廷派遣到海外的中国使节团，在外国顺便做点买卖。将民间贸易的管道完全封闭的朝贡贸易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为了实现这个制度，明太祖颁行严格的“海禁令”，禁止中国人民私自渡航到海外，也禁止外国朝贡使节团以外的任何船只到中国来，有时候甚至禁止人民在沿海的捕鱼活动。

早在20世纪50年代，史学大家李剑农就指出，“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具体表现在：以市舶附于贡舶，优于贡直而免市税；有贡则许市，非贡则否；宋元时的市舶商人持有的公凭公据，到明朝变成了贡使的勘合。凡定期入贡者，都提前颁发勘合，勘合不符者不被认可。

<h3>海盗入贡：缺位的私人海商</h3>

在实施朝贡贸易一体化的过程中，明政府三番五次对私人海外贸易作出限制，仅在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到三十年间（1381～1397），就下达了至少6次与海禁有关的法令或命令：从禁止商民私通海外到不允许外来国家与中国“交通”，从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海外产品到禁止商民下海通商，从废弃舟山群岛上的昌国县到责令舟山岛及其他46岛（山）居民内迁，一次比一次严厉。

《大明律》甚至规定：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带违禁货物去海外交易者，正犯要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当然，海禁也并非禁一切航海活动，撑单桅小船，在近海捕捞鱼虾、采打柴木者，不受此限。之后，有关海外贸易的限制政策，不绝如缕。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颁布法令，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海外产品，同时制定了制裁措施：“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发边卫充军”。为什么要对苏木、胡椒等香料作出特别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以胡椒为例比价，结果显示，朱元璋年间，明政府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

1405年7月11日宦官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比先前有大幅下降。甚至在1422～1424年，苏木、胡椒还作为文武官员的折支俸禄出现。明政府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这也是纸钞贬值之际减少流通货币量的途径之一。

到宣德九年（1434年），明政府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到正统元年（1436年），折钞的人群又扩大到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情形到成化七年（1471年）才终止。

如果发展民间贸易，势必扰乱朝贡贸易的价格体系。当这种情形发生之日，也是香料作为宫廷奢侈品的角色向民间日用品转化之时，明政府显然不愿看到这种情形的发生。

郑和为什么下西洋在国内外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在政治上，有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之说。在对外关系上，有人认为是为远播大明王朝的威望，威慑周边国家。在经济上，有人认为是为维护明政府对朝贡贸易的垄断，甚至有人认为其后期是为了寻找黄金白银……各种说法都没有定论。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印度早92年，比麦哲伦首次横渡太平洋发现菲律宾早114年。郑和劳其心智地领导着一个载有2.7万多人的庞大船队，先后7次下西洋。199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过去100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探险家，郑和是唯一入选的东方人。

郑和船队的规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15世纪末由西欧人主导而展开的全球性大航海时代，船队规模虽然都很小，却代表了一个海洋发展时代的到来。

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达·伽马等人要早，这并非说西欧国家没有更早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就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后的第十年，由葡萄牙国王率队带领的一支远征队从里斯本出发，开始了一系列对外扩张和海上探险活动。这支远征队由19000名陆军、1700名水兵、近200多艘战船组成，当年便占领了非洲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休达，它是扼直布罗陀海峡及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的海上咽喉要道。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回国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与之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任命哥伦布为他所发现或取得的所有岛屿和大陆的元帅，并保有这些领地的出产、交换所得和开采出来的一切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和其他财物的1/10，完全免税；他和他的继承人永远享有元帅职衔及相应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每当开辟出一个海区，后继的民间海商要交纳“执照”税，方可进入规定的海域经营。

这是一个由航海和突破精神作先导而将王权、贵族、商人乃至海盗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时代，而在郑和下西洋中，中国私人海商显然是缺位的。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根本容不下想在外贸上与大明皇帝平起平坐的海商，因此海商承担了“海盗商人”的骂名。

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无疑是政府对外采购的重要平台。对于朝贡使者来说，能纳入明政府的官方采购渠道的东西，无疑意味着财富，尤其像香料这类东西，绝对是说一不二的畅销货，所以那些侨居国外的华人千方百计地想挤进这一管道。

林翠如曾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当时的日本、琉球、暹罗、爪哇、高丽、占城、苏门答腊和榜葛剌等国都有以海外华人充当朝贡使团成员的情况发生。明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各国宣谕他们回国，但一纸诏令很难把海外华侨召回，不少久居海外的华侨，就见缝插针地作为外国使团成员，利用大明的朝贡通道保持与明朝的贸易往来。

以使者的身份出现，等于合法地纳入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而一些无法进入这一体系的粤闽海商，只能以海盗的身份出现，从而成为明政府眼中的干扰者。

陈祖义便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他来自广东潮州，明洪武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生。当明朝官方盯上他时，他已经成为盘踞在马六甲的中国海盗王。陈祖义曾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王手下当大将，国王死后，他自立为王。他也想到永乐皇帝那里去进贡，可他的很多贡品并不是在本国港口准备好的，而是空船出发，一路抢，抢到什么送什么。

陈氏集团成员最多时超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范围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南海、印尼旧港（今巨港）等印度洋地区，总计有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遭其掠夺，明朝有50多个沿海城镇被其攻陷过，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为此，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要陈祖义的首级。朱棣在位时，赏金更是高达白银750万两。

此时的大明还没有任何强大对手需要面对，日本海盗隔三差五的骚扰，尽管扰乱了日本对中国的苏木贸易，但并不成气候。蒙古在明朝初年中兴之时，寻衅对抗尚不是时机，陈祖义的出现让大明发现了一个目标。

彼此似乎都早有准备，当陈祖义胆敢对郑和船队有所觊觎时，他的举动已经被视为对明朝贸易体系的冲撞和挑战了，这直接导致他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被俘。最后，当着各国使者的面，他被朱棣下令杀掉。

<h3>角逐南洋：若隐若现的影响力</h3>

马六甲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贸易继续兴盛。

郑和下西洋前两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复置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因诸番来华渐多，明政府遂在三市舶司分别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馆驿，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

贡使团到达京师后，除朝见皇帝、进行“贡”与“赐”的礼品交换外，还被允许在隶属礼部的会同馆与中国商人进行一定规模的互市，这也属朝贡贸易的组成部分。

贡使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朱棣要求各级官员对“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尽管一些贡使有恃无恐，横行霸道，骚扰乡民不可胜言，但官民以为朝廷招怀远人，“无敢与较”。朱棣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虽加厚不为过也。”

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后一年，有16国遣使臣1200人同时随郑和来华。整个永乐年间，各国贡使团来华多达318次。除了一些王子、王妃外，还有4个国家的国王8次来华访问，这也是前朝所不曾见过的。

贡使团附带来华贸易的商货被特旨免税，但照例有抽分，并由政府出高价收买其中的大部分。明朝永乐年间的朝贡不看重花销，不拘商税，尽在礼数与威严，这注定了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朝贡史上最为辉煌和最为璀璨的一幕。《剑桥中国明代史》对永乐帝的文治武功作出了高度评价：

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

维持频繁的朝贡贸易，并不仅仅取决于其继任者的执政素质和政治影响，更何况明朝具有文治武功的皇帝寥若晨星。因为是以和平的方式，所以郑和下西洋并未在南洋留下驻军及基地，仅满足于非常规的外交联络。尽管如此，明政府仍换来了在100多年间甚至更长时间内，在南洋若隐若现的政治影响力，直到葡西商人闯入。

马六甲是这种政治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它犹如一面多棱镜，映衬出递次出现在这里的暹罗商人、明朝海盗商人、郑和下西洋船队、印度古吉拉特商人以及后来的葡萄牙商人的身影，他们构成了马六甲的古代史。

这些接踵而至马六甲的商人不约而同冲着一种商品而来：香料。它与中国的丝绸、瓷器及之后的茶叶一样，曾经左右着世界贸易的格局。马六甲特殊的战略位置，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每年从这里产出的香料被运往中国以及通过地中海转口到欧洲<kbd>ｈttｐ://wｗw?99ｌｉｂ?ｎｅｔ</kbd>。

马六甲最初的主人是暹罗商人，这个又叫满剌加国的马六甲王国，在1405年脱离暹罗宣布独立，并于同年与明政府通好纳贡，寻求明政府的庇佑。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间，马六甲王国的使臣来华朝贡达15次之多，国王更是5次亲自前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1411年，拜里米苏拉亲率妻子陪臣540多人到南京面见明成祖朱棣。

郑和七下西洋，至少5次靠岸马六甲。依托马六甲作为中转站，郑和在马六甲设立仓库。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在马六甲兴起及其在维护亚太——印度洋贸易网中发挥了作用：如果马六甲不是向中国输诚纳贡，“暹罗和爪哇无疑会一口吞掉这个因地方政治的偶然机遇而诞生的小城市”。

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中国在此地的影响力不比印度，马六甲的外国商人中以古杰拉特（现巴基斯坦东北部旁遮普省城市）和卡利卡特（现印度南部城市）的穆斯林商人居多。

古杰拉特是当时属于印度坎贝的另一名称，这是1406年郑和与1489年葡萄牙达·伽马两位东西方航海家共同登陆过，并最后去世的地方。古杰拉特的商人在苏门答腊、爪哇与马六甲同样站稳了脚跟，控制了转手销往地中海的大部分香料和胡椒。印度在对外关系方面远比中国开放，就这样再次显示了它潜在的优势，并与伊斯兰和濒临地中海的近东地区的商业网连成了一片。

作为当时最大的马六甲香料消费国，明政府以马六甲为中枢，保持与南洋、印度洋的畅通以符合国家利益，中国的兴趣也在于限制暹罗侵犯马六甲和爪洼向马六甲的扩张。暹罗政府也注意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几乎每年都派纳贡使团到中国并从中得益。暹罗曾对马六甲动武，要求马六甲成为其藩属国但最终失败，以此为标志，明朝的朝贡贸易圈出现了漠视宗主国权力的离心力，此时马六甲王国只认中国为其宗主国，就遣使向明朝皇帝控告，明政府的保护到这时还有效果。古杰拉特商人黄雀在后，也分享了中国的存在给马六甲地区所带来的政治平衡与潜在利益。在1408年、1419年、1436年，明朝在协调暹罗与占城、苏门答腊、马六甲王国之间的纠纷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h3>微小的关税：政府忽视的外贸需求</h3>

面对出手阔绰的明朝，朝贡国及其商人都看得精明透亮：毕恭毕敬是获取更多利益的最好办法，所以都竭尽所能地呈上朝贡物品，甚至是正常量的几十倍。明政府最初规定日本进贡刀不超过3000把，但之后日本进贡数量增加到9900多把，最多一次达到37000多把。会发生这种事情，原因就在于朝贡物品的利润丰厚，比如第三次的9900余把日本刀，明朝出价每把5000文，而这些刀在日本的售价每把不过800～1000文。

在朝贡贸易制度下，外国使团带来的商品分为“进贡品”和“附搭物”两类。前者与皇廷交易，朝廷对应有赐物；后者与中国官方交易，因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大，使得永乐以后的官僚可以为减轻明朝的财政负担而在减少附搭物数量和压低价格上尽职。

增加本朝与外番的感情及贸易联络，是郑和下西洋的初衷，但来华朝贡的繁杂及逾越规制程度偏大，又让明朝在财力上和精力上不胜其烦。胡椒和苏木利润惊人，但其在朝贡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和分量并不清楚，所以也不能说明官方在其中有利可图，否则车驾郎中刘大夏就不会上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明朝官员对朝贡贸易并不乐见其成。在这种情况下，郑和下西洋的收获，显然并不能用简单算经济账的方式来计算。

永乐时政府还有底子，在1412～1424年建造的1800艘海船中，有1700多艘是在前6年造成的，其中包括著名的宝船。造一艘大船的代价是近1000担（近60吨）大米。这对于当时每年有3000万担大米收入的明政府来说，尚可接受。在6年间制造1700艘船，即每年平均耗费28.3万担大米，不到国家全年大米收入的1%。南宋初，政府财政总收入不满1000万贯，市舶收入达150万贯左右，占财政总收入的15%；元朝建朝的前26年，市舶收入中仅黄金一项就达3400两，占岁入黄金之数的1/6以上。

也有官员提出要对附搭物征税，朱棣回答说，“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征税之想遂作罢。

为什么朱棣不把征税看在眼里呢？张宇燕、高程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一种解读，那就是民间海外贸易在朱棣看来是鸡肋。他们在《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中对此予以解答：

根据达维南特的计算，17世纪的英国，在政府每年收入的330万英镑中，仅来自海外贸易的进口税就大约有130万镑，约占39.4％。光荣革命后，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每年可达200万英镑，占政府总收入的相当比例。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同时代的中国情况却大为不同。黄仁宇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盐课200万两，杂色项目400万两。向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征收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列入杂色项目之内），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两项总和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左右，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90！

此文的结论是，国家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决心”和“意志”明显不足，当时在欧洲国家出现的重商主义风潮无法在中国形成气候，而这一风潮曾在西方兴起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继任者仍然坚持朱棣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治基础，但《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最关键的是，每况愈下的经济已经不足以支撑讲究排场的朝贡贸易。

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张彬村认为，郑和的航海活动就是永乐皇帝为实现朝贡贸易而推动的最昂贵投资。黄仁宇推测，郑和下西洋所需费用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

明政府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在不断增大，甚至有应接不暇之嫌。于是明政府对朝贡间隔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都作出了较多限制性规定，譬如，限定占城、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每三年才可以到广州港一贡。日本定例10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数不得超过300人，船不得超过3艘。琉球入泉州港，两年一贡，人数不得超过100人等，外国贡使团前来的次数也随之消退。

这种措施外宽内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然而，张文德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实：在弘治（1487～1505）统治的18年间，马六甲王国对外贸易兴盛，《明实录》却没有反映过一次马六甲王国使臣前来朝贡的信息。

1433年郑和航海活动中止后，马六甲王国继续兴旺昌盛，古吉拉特商人越来越多地来到马六甲。张文德推测，马六甲王国不来朝贡的原因，很可能是它更重视与印度西北各港口穆斯林的贸易，或者是它一时还顾不过来。

朱棣死后，文官们发动舆论攻势，竭力贬低、丑化郑和航海下西洋的活动。现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很多都找不到了。这是一件让人欷歔的事，对此，史上有刘大夏藏匿和焚毁两说，但不管怎样，为数不少的文官集团成员与盐商或海商家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制止国家垄断和控制海外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

<h3>太监与文官之争：海外贸易“夹心化”</h3>

明朝对太监的重用，是从朱棣开始的。

作为朱元璋的四子，朱棣是在与侄儿建文帝的夺权斗争中登基的。在这一过程中，宦官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和，浓眉大眼，体态健美，且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忠于职守，出入战阵，屡建奇功，在河南郑家坝战役后，因战功赫赫，被赐予“郑”姓，他就是领衔下西洋的郑和。

朱元璋曾有对太监任用的限令，但朱棣突破了其父的禁令，还将郑和晋升为四品内官监太监，这是宦官中最高的级别。明初，市舶司由市舶提举司负责管理，但朱棣即位初年，市舶宦官取代了市舶提举司，从而改变了明初贸易管理体制。在唐朝，向海外贸易商人征收市舶税，也由宦官主管。

就这样，市舶宦官，与市舶所在的三省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员，构成了朝贡贸易事实上的多头领导。市舶宦官以皇帝钦差身份常驻地方，来历不凡，口衔天宪，权势显赫。

根据儒家伦理，经商是一种低等且有损荣誉的职业。作为士农工商末等的商人，与文人的身份、地位相去甚远，所以明朝也明令禁止王公及其后裔们由科举入仕或经商，这些人在破落后，宁可做文人、艺人，甚至为匪作盗，也不肯经商。

他们的生活来源，也就是俸禄的筹集工作就落在了宦官身上。宦官，在明朝成为缓冲经商与儒家伦理冲突乃至皇帝与大臣体制裂痕的一道奇妙的隔板。15世纪初，皇室成员数量增长，国库不堪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由5万石降到1万石，宦官地位提高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英宗在位的正统年间以后，宦官势力膨胀，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插手地方事务，凌驾于地方当局之上，在贸易管理中具有统领全局的权势。到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史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

由文蓝主编的《宦官的历史》一书详述了宦官在明朝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分量：

明代宦官出任与经济相关的职务，更是数不胜数，主要有市舶司、盐税司、采办、织造、烧造。明初，设置广东、浙江、福建三口对外通商，设市舶司管辖，由宦官出任。永乐以后，市舶司由宦官出任成为定制，除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市舶司太监还能请旨节制、提督沿海军队，应对突发事变。明代皇庄设有观仓太监。草场亦由宦官管理。不仅如此，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漕仓，初归户部，后亦加派宦官监督。明代初年，即委派宦官监督、核查各地税务……明永乐年间，还曾派宦官核查矿物。景泰年间，开采浙江、福建银矿，命宦官提督管理。

美国学者牟复礼指出：“礼仪性的礼物交换以外的各种贸易和交换，至少在名义上是为了取得供皇室使用和享受的物品而进行的。这样，一切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宦官手中，以皇帝私人利害关系的名义来经营，一般不受制于朝廷所制订的政策。”所以，由太监领衔的下西洋，其所代表的是由皇室统领和垄断的海外贸易，这与文官所代表的民生利益，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都懒于政事，像嘉靖、隆庆和万历三位皇帝，甚至一二十年不上朝，于是皇帝“批红”的大权被放到了太监手里。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负责用红笔批示处理意见是否可以执行，而掌印太监则负责复审、盖章，拥有太监中的“一号人物”之称，像刘瑾、冯保、魏忠贤等人就是司礼监中的佼佼者，他们可以说是权倾天下，用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话说则是，有宰相之实。

就这样，司礼监实际上成为皇帝与外廷、内阁之间的政务枢纽。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受亲信太监王振的怂恿，御驾亲征。在王振的盲目指挥下，明军全军覆没，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被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至于他的财产，据清赵翼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更是无法统计。仅银子一项，就相当于明朝60年的国税收入。

有关刘瑾的资产总量，历来说法不一，但作为明朝传说中最富有的宫廷太监，刘瑾成了道德范本中贪权揽财的典范，这是太监权力在明朝政治、经济领域膨胀的结果。

在韩毓海看来，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冲突最激烈的朝代，那时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可用僵持来描述。朱元璋在位第13年时，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宰相之位，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大变动，从此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独揽决策权。为弥补无宰之职所形成的空缺，皇帝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

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与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在杜车别看来，明朝政治一个最核心的特点就是舆论控制权和政治权力的分离独立。由司礼监太监掌握的锦衣卫和东厂的出现，弥补了皇权的萎缩。

尽管锦衣卫并不是宦官，但宦官掌握的东厂所用的小特务都是从锦衣卫中挑选出来的，二者在组织上互相渗透。同时，锦衣卫和东厂的宦官首领私交都很深，而且锦衣卫中的高级官员都是宦官子弟，在人事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朝时，宦官渗透到了司法的各个领域，但其对军事的渗透力则不如唐朝。

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加剧了宦官与文官集团的矛盾。对于两者之间的斗争，《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样写道：

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控制政府决策权的主要斗争是在皇帝的两套顾问班子之间进行的。一套班子来自士大夫集团。他们的组织基础是翰林院及它对内阁职务任命的垄断。这个集团容易产生派系活动和正当的政策分歧，但是在大部分士大夫心目中，这类分歧不过是伦理和思想价值观念总的一致下的一个枝节部分。与之竞争的一个集团是皇帝的私人的官僚机器——宦官——连同他们管理皇宫的以司礼监为首的24个宦官机构。

在宦官权炽之时，文官集团也显现出了与前朝不一样的气象。隋代首开了以文字水准代替血统作为选拔依据的考试，是为科举制度。之后，平民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开始压倒世族。在之前的九品中正制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重要官位几乎为门阀贵族所独享，但在隋唐时期，政府并不曾允许商人入仕。尽管执行并不一定到位，但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下诏，工商不得仕进，唐制也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仕伍。

之后的朝代取消了这一规定，下层平民出身的官僚日益增多。有商人背景的家族开始重点投资培养子弟读书，让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因为他们深知，要与官僚阶层结合的途径多种多样，最可靠的莫过于让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分子。

晚明时期，商人后裔人数占到进士和举人总数的3/4以上。明清两代共考取进士51000人，其中商业最为兴旺的江南地区有7800余人，约占1/6，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商业富户的子弟。据《两淮盐法志·科举志》记载，明代两淮共取进士137名，其中徽、陕、晋籍占到106名；共取举人286名，徽、陕、晋籍有213名；均占总数的70%以上，而他们基本都是商人的子弟。

中国士农工商社会秩序中的士商界限，自宋朝开始，已经有了长达几百年的模糊历程。特别是到明朝以后，士商界限已经模糊到身具理学大师和官员双重身份的王阳明为商人写墓志铭的程度。1523年，当王阳明为商人方麟做这件事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中国士商史上的破天荒之举。之后，晚明名士、曾经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的湖北人李维桢，也为浙江衢州府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了传，以表彰这个世代经商的家族乐善好施的品性。士商界限的模糊历程，一直持续到晚清。1905年科举制度被取消，士商力量的演变由原来的模糊状态发生质变，最终导致了清朝的覆亡，这是后话。

在科举制度之下，宋明时的平民知识分子力量急剧上升，但与宋朝依靠高俸禄笼络文官不同，明政府对文官实行的是低俸禄，黄仁宇在中这样写道：

他（朱元璋）的文官组织充其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米而已。

在杜车别看来，宋朝对文官的优厚待遇，让相当一部分文官脱离出身阶层，而形成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即便仅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说，也会赞同国家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来源，但明朝的低俸禄、苛刻的待遇，以及舆论控制权分散在民间和众多知识分子手中的情况，又让文官不得不依旧依附在原来的阶层上，才能获得舆论的好评以及长远地站稳脚跟，这样文官在更大程度上被推向了民间利益阶层尤其是商人阶层的利益体。

太监凌权及晚明的增税问题，无疑让文官集团的微词达到高峰。铜钱的历史命运也与太监有关，万历末年，“万历三大役”（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援助朝鲜抗击倭寇之战）的爆发，让铜钱的铸造速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沙朝振在《明朝钱币的铸行》中列举的数据表明，1593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60座钱炉，到1593年时增加到了100座，1603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250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了100座，一年便增加了350座。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竟无法统计。

即便如此也没能解决皇廷资金供给紧张的局面，大批矿监和税监被派往各地，他们横征暴敛，一时又激起民愤。到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12万两，也就是在这一年，明被后金大败，抚顺失守，万历皇帝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50万两的赤字。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矿监和税监功不可没。

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那年由税监监铸过一种天启小钱，初铸的时候，每文有一钱三分重，以55文折银一钱；天启二年秋天，每文就减为7分许。以后，由于铸局人员的舞弊，铸钱更加轻小，铜的成色也由铜七铅三降为铜铅各半，有些地方铸的钱甚至只有两三成铜，其余尽是铅砂，掷到地上就会碎掉。

人们的不满在税监杀人事件后爆发，苏州市民发起了席卷苏南各州县的拒用天启钱运动，持续10个月之久。这时，市场上充满了币值相同、金属含量不等的金属货币，而金属含量高的铜钱被人们私藏在家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出现。

到1629年，明政府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发的俸禄只有15万两，还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到此时，明朝离灭亡已经不远了。

第二篇海商宿命 1370～1643（下）第六章海盗交欢

在耿昇看来，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永乐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郑和远航之后，世界的未来便取决于海洋，当西方国家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中国却在自我退缩。中国皇帝自愿地使其显赫的海军失去辉煌，大明王朝那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被封存进历史暗道中，永远停滞。

由于缺乏持续性和传承性，郑和的英雄史诗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明朝的海外贸易进入海盗群起的无政府状态。明清时期相当长时间的海禁政策，让中国海商一直处于非法非主流的边缘商人角色。明朝舆论控制的民间化和文官集团的亲商化，又让明政府对于禁海的态度较为分明，由此酿成了一批主战派官员的悲惨人生。

<h3>葡西商人闯入与争贡事件</h3>

1433年郑和航海活动中止后，马六甲继续兴旺昌盛，古吉拉特商人越来越多地来到马六甲。作为东南亚和东亚贸易中心，马六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其中大部分香料销往中国。

除了海盗商人，葡西商人也试图挤进明朝的朝贡贸易圈。1143年葡萄牙从阿拉伯人领土上独立出来，13～14世纪，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波尔图的商人垄断了从直布罗陀海峡至北海的香料贸易，但这是整个香料贸易链的最末端，葡西商人尚没有势力与控制前端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相抗衡。

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1254～1324）是威尼斯商人由盛转衰的时代。他出身于是威尼斯商人家庭，父亲和叔叔在元朝曾通过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到中国见过中国皇帝。马可·波罗在狱中的口述史《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狂热向往。当威尼斯商人日渐式微时，葡萄牙人接过了欧洲人对东方狂热的接力棒。

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伊斯兰国家和蒙古各部封锁了从欧洲由陆路通往中国的道路。1390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建立，开罗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马木路克王朝扼红海之口，垄断香料贸易，阻断了欧亚商人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所形成的“丝绸之路”，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对打通亚洲新线路，包括海上香料贸易航线的态度更加积极。

1396年，西班牙人入侵东欧，到16世纪初，他们先后打败伊朗沙法维王朝、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1516年）和埃及（1517年）等阿拉伯地区，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世界大帝国。

1509年，葡萄牙人在环大西洋航行一圈后进入了印度洋，击溃阿拉伯舰队，确立了在印度洋上的历史地位。同年，葡萄牙的船队驶抵马六甲，并与当地经商华人展开交往。

华人运往马六甲的主要货物为麝香、丝绸、樟脑、大黄等，以换取胡椒和丁香。葡萄牙人千方百计向华人打探中国的情况，但因舰队已在马六甲逗留数月，无法补充给养而撤退。

1510年，葡萄牙人强占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第二年攻陷马六甲，此举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也意味着明朝的朝贡贸易圈被葡萄牙撕开了一道口子。就这样，在时间的流逝中，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商业扩张一步步蚕食和肢解了大明王朝织就的朝贡贸易体系，同时将这种体系嫁接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葡萄牙人托梅·皮里在其《东方诸国记》中写道：“如果它们要十分富裕繁荣的话，那么，马六甲没有坎贝（位于印度西部）就不行，同样，坎贝没有了马六甲也不行。”

尽管此时坎贝与马六甲的经贸关系更为亲昵，但马六甲王国还是派使节向明朝皇帝控诉了葡萄牙人的入侵。

1520年，当托梅·皮里以葡萄牙大使和葡属马六甲总督大使的身份从广州前往北京时，明朝御史义正词严，要求其归还马六甲王国领土，否则将驱逐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托梅·皮里不仅没有见到明朝皇帝，还被礼部下层官员一顿训斥，悻悻而归。

1523年，明朝发生了两起颇有意味的事件：一是发生在浙江宁波的“争贡事件”，二是发生在广东新会（东莞）的“西草湾之战”。

1511年占据马六甲之后，葡萄牙人一直想在中国近海找到另一个落脚点以开展贸易，“西草湾之战”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结果，葡萄牙人对广东新会的入侵被中国水师击败，托梅·皮里被俘，这是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史前期所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所谓“争贡事件”，是说两个日本贸易使团争相来华朝贡，后来一方暗中行贿太监赖恩，得以先进港验货。在欢庆贸易团宴会上，双方因先来后到和席位安排而激起武斗。这两大使团在日本国内就分属互相敌对的两派，结果先来一方将后来一方的正使杀死，后来一方的副使、宁波人宋素卿逃走。

先来一方纵火焚毁了嘉宾堂和宋素卿所乘之船，并追杀宋至绍兴城下，在折回宁波时，又沿途杀掠，然后夺船逃走，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率军追赶，不幸战死。

在此事件中，先来一方来使先后扮演了外交使者、商人和海盗的角色。朱元璋曾定下祖制，日本朝贡以10年为期，每次200人和两艘船。尽管日本使团多次交涉，明政府也没有松口。在“争贡事件”发生时，明政府废除与日本的勘合贸易已达17年，此时正值日本战国时代（1467～1566），部分大名、土豪、寺院乃至部分失去藩主的日本浪人，实际不为将军和天皇控制，之后流落为倭寇。

这一南一北两个事件，成为明朝对外贸易转向的标志性事件。1523年，给事中夏言上奏“倭患起于市舶”，另一给事中张冲也有类似建言，这直接导致1523年浙江、福建两地的市舶司被停罢，只留广州的市舶司到1566年。

当时浙江的市舶司负责管理对日贸易，如此一来，官方对日贸易停滞，但处于地下状态的中日民间贸易，由于中外官商的勾结而更趋活跃，也变得更为纠结。对此，柏杨在其《中国历史年表》中有如下表述：

凡日本货至，皆委托商家，商家负其债，故不付，多者至数万金，少者亦数千，索急则避去。日商无奈，转委托贵官家，而贵官之奸，尤甚于商。日人于近岛坐索欠债，日久不得，乏食，乃出没抄掠，贵官诬之为“倭寇”，命官府发兵驱之，复先泄于日商以示惠。他日货至，又复如此，日商大愤，乃据近岛不去，海民及衣冠之士多与之通。

1524年，托梅·皮里被明政府处死，标志着葡萄牙人想在广州海域寻找的努力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与明政府正面交锋受挫后，葡萄牙人逐渐放弃了武力攻华之野心，并慢慢学会了与明政府打交道。

16世纪初，明政府规定，凡造两桅以上帆船者处死。1525年，明政府命令海防官吏立即查处、拆毁所有这类船舶，并逮捕任何继续使用这种船只的海员。到1551年，在内外勾结海盗猖獗之时，任何乘一桅以上船出海者，都会被视为间谍，但对于摆脱了大西洋羁绊而进入印度洋、进而闯入这个体系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来说，明政府的钳制之力逐渐变成了强弩之末。

<h3>双屿结盗</h3>

“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人销声匿迹于广海，却出现在了当时隶属于浙江宁波的双屿岛。

舟山群岛位于对日实行朝贡贸易的宁波港外围，由千余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的海湾错综复杂。双屿位于舟山群岛东南百里，悬居海洋之中，为倭夷贡寇必经之路，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是海洋天险。

最初，双屿不过是中外私商的一个季节性贸易场所，他们每岁夏季而来，望春而去。在1524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地方，但之后，海盗、倭寇、殖民者搅和在一起，让这里不再平静。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在东亚和东南亚撕开朝贡体系的裂口，与明朝走私商人的外部推动也不无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葡萄牙人通过明朝走私贸易网络，完善和延展了他们日后所需要的网络。对此，葡萄牙人加斯帕尔·达·克路士在《中国志》中曾这样叙述：

因被朝廷禁止回到中国，而不得不居住在马六甲、大泥（今北大年）等南洋群岛的海外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互相勾结，私下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最终造成了在广东进行贸易的葡萄牙人也失去了做合法贸易的资格。为了能将贸易继续下去，进行走私贸易的海外中国人又将葡萄牙人带到了他们的亲戚朋友所居住的双屿岛。

当时浙闽海上通番之人，多从宁波双屿出洋到日本，从漳州月港出海到南洋。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漳州互市。较早来双屿从事走私贸易的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商人，他们所坐的海上商船，被宁波人称为“漳船”，漳船进入宁波海域的时间大概也在这前后。

1526年，从监狱中逃出的福建人邓獠下海经商，鼓动葡萄牙商人来到双屿港，与宁波商人卢黄四等私下开展交易，这成为葡萄牙商人到宁波经商的开始。

久而久之，葡萄牙商人就在双屿定居下来。翁佳音在《十七世纪的福佬海商》中认为，浙海私商自邓獠诱使葡萄牙人到宁波进行朝贡体制外的走私贸易揭开序幕。据日本小叶田淳的研究，到1541年，漳州海面商船往来不绝，留居漳州的葡萄牙商人达500多人。

舟山群岛走私贸易的发达，是以漳州龙溪地方为主的福建人所带动的，其他各股福建海盗也是这样，譬如1548年的漳州海寇阮其实，1562年贼首洪獠、林獠、郭獠、魏獠等。

参加沿海走私贸易的宁波人主要是盐场的“灶丁”。灶丁生活在沿海地区，他们负责采办渔课，可以借采办之名，私下制造大船下海，帮双屿港走私分子搞物资运输，有的则直接参与交易。到了1532年左右，海上私人贸易公开化。宁波人万表在《海寇议》中称：“十数年来，富商大贾，牟利交通，番船满海间。”

海商势起并非一朝一夕，用明朝范表《玩鹿亭稿》中的话说，原来浙东海上无寇，“渔民也遵纪守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后来冒出一两个胆大的海商，在福建、广东的近海干起了海上渔盐的买卖。他们贿求地方官或托乡官说关，得以以小船早晚进货，“祖宗之法尚未破”，到嘉靖时，这些人勾引番船，海上寇盗纷纷而来。

1541年之前，是海上私人贸易自由发展的阶段。起初，大多数海商自买自卖，承揽货物，尚未成群，后由于强弱相凌的竞争，慢慢形成了“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的海上贸易集团。他们不但雇用本地的舵工、水手，又“哄带”日本贫穷的倭奴，“借其强悍以为护翼”，有的还与富实倭奴合伙做买卖，行迹遍布日本、暹罗、南洋等地，又兼在沿海伺机劫掠。

1538年，福建海商金子老以番舶主身份（相当于现代的国际航运公司的大老板），“据宁波之双屿”，这里才渐成气候。金子老招来了李光头和徽州人许栋、王直等人共同经营双屿，并相继引来日本私商和葡萄牙商人，双屿才逐步发展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和中外私商、海寇最大的据点。所以，德国学者弗兰克对明朝自郑和下西洋之后实行“闭关锁国”的看法表示质疑，“东南的海上贸易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非法贸易很快就与‘日本人’（其实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海盗活动交织在一起，发展得十分兴旺，其交易量远远超过官方的‘纳贡’贸易”。

当“番舶以禁严而不至”，而“私舶以禁驰而转多”之时，政府控制的朝贡贸易慢慢让位于海上私人走私贸易。之后，许氏兄弟、李光头两大海商集团逐渐形成，成为双屿港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1544年，王直与同乡徐惟学、叶宗满等人一同投靠在许栋门下。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力，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成年后，先与徐惟学等人贩盐，后和叶宗满等人南下广东，收带硝黄、丝绵等违禁之物到达日本、暹罗等国，往来互市。1542年，他首航日本成功，并在次年为日本商人效力。在许氏集团内，他先由“管库”而至“管哨”，逐渐成为手握军权的实力派人物。

据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远游记》记载，1540年，葡萄牙人就在双屿和浯屿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临时居留地”，搭棚交易、存货，并建有堡垒房屋，当时在双屿驻扎有1200多葡萄牙人，浯屿则有500多人，直到1549年被逐出。除葡萄牙人、华人外，用《葡萄牙同明朝的早期关系》中的观点，在双屿港居住的至少还有日本人（倭夷）、马来人（彭亨人）、琉球人与暹罗人，甚至还有远至东非、印度的黑鬼番。

1543年，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九州，尔后便开展了对日直接贸易。在马六甲与日本之间，双屿成为他们理想的临时停驻和补给点，从而形成了以日本、闽浙、马六甲为支点的一个三角贸易区。在这个链条中，他们从马六甲等地贩卖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双屿或者月港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销售，换回白银，再到中国买丝或布，卖到马六甲。葡萄牙人甚至还通过果阿将货物贩卖到了欧洲，这条线成为澳葡获利最丰的黄金航线。1636年，澳葡与日贸易仍处历史的最高点，达到314万两白银。

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晚明嘉靖年间。经过陕西、江南、山西等地以周忱、李敏、叶淇为代表的纳粮、租税、盐税、开中折银改制之后，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已经由税赋纳银演变到了徭役纳银阶段，市场迫切需要更多白银以满足流通的需求。因此，日本银矿出产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日本对中国丝与丝织品的巨大需求，构成了日本银产量激增的动力。

就这样，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日本成为以中国为轴心的世界白银贸易中的重要一翼，处于海盗身份背景下的海商与澳葡商人则一起搭起了这一黄金通道。

<h3>朱纨之死</h3>

葡萄牙人是1542年在漳州人领航下，从澳门转泊漳州，沿闽南经琉球到达日本的。同年，宁波知府曹浩以“通番船招致海寇”为名，逮捕了一些通番商人。

地方士绅因获利丰厚，为之说情解脱；豪门权贵因贪恋海外奢侈之物，为之庇护；狡吏黠官也奔走引线，以至于曹浩说：“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

因为惧怕倭番，官兵前去剿灭，反为之所败，但这事并没有掀起波澜，倒是1547年海商内部一次带有黑恶性质的杀人放火事件，被县令以“倭贼入寇”为名仓促上报，震惊朝野。

《嘉靖实录》记载说：“余姚谢氏某者”与王直、徐海等走私商有着合作关系，他习惯拖欠货款，遭到走私商的催逼，就恐吓说，“吾将首汝于官”，走私商一不做二不休，就纠集一干人马和“番客”，夜里攻入谢家，杀人放火，烧了谢家，并掠财而去。“余姚谢氏某者”是宁波典型的参与走私的官宦之家，余姚县令一时不能查清缘由，就张冠李戴上报了这一事件。

这次事件直接成为嘉靖皇帝决意抗倭的导火索，副都御史朱纨随后被授予“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的身份，前去抗倭。

朱纨，苏州人，在嘉靖帝登基的当年（1522年）中了进士，此时被赋予两省抗倭之职，旨在“通摄”各处，以对付“出没无常”的海寇，且他握有“王命旗牌”，具有因地制宜的行事大权，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可以自裁军法从事。自此到1566年近20年间，海盗商人遭遇了灭顶之灾。

换句话说，在1548年朱纨平定舟山双屿港以前的26年间，是舟山海域基本无寇乱的时期。但这时的双屿被抗倭派称做“根抵窟穴”，“倭寇”其实基本上都是中国武装走私商人。

在朱纨看来，抗倭至少可以剿除通倭的内鬼。当朱纨暗中调兵遣将之时，在双屿岛上的海盗商人们尚不知覆巢之危将至。

因为海盗拥有武装力量，双方在九山洋发生激战，许栋被擒杀，自此，中国武装走私商人及葡萄牙人在双屿的据点被拔掉。朱纨下令，以木石筑填通往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使所有船只无法进入内港，中外私商苦心经营多年的双屿遂成废墟。

之后，经过大小数十战，这些私商被赶出浙江海域，部分残余逃往福建浯屿，没有死心的葡萄牙人纠集大量中国海盗南下福建，进犯漳州、月港、招安、走马溪，浙江最早的军事长官卢镗与巡海副使林乔，率领明朝官军迎击葡萄牙人的进犯。

在走马溪之役中，明军生擒葡萄牙人16名，并便宜行事将96名明朝海盗就地问斩，拔除了倭寇在福建的侵略据点。朱纨在报捷奏折中写下了“全闽海防，千里肃清”八字，宣告福建抗倭斗争取得胜利，但在此时的北京政坛，主张通番与反对通番却上升为一场政治斗争。

1547年，伴随抗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日本以周良为代表的使团提前近一年来华朝贡，并且所来人数和贡船数量都超过了限制，即便据理力争，但仍被阻隔在舟山群岛停泊了10个月之久，直至次年春天贡期到后，才准入贡。在处置日本贡使问题上，朱纨与专门掌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的主客司、福建籍的林懋和发生了矛盾，招致闽人官僚仇恨。

1548年，根据福建籍御史周亮及负责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的给事中叶镗之言，吏部上奏将朱纨由巡抚改为巡视，以弱其权。1549年年初，福建籍另一名御史陈九德上奏朝廷，弹劾朱纨擅杀，专门针对其未经朝廷批准便杀死96名涉嫌走私的福建百姓事件。对于其擅杀，朝中众多官僚，尤其是闽浙籍官员极为不满。兵部侍郎詹荣、兵部尚书翁万建等人因此相继上奏弹劾朱纨。

对于众人指责，朱纨先后上章辩解，“臣看得闽中衣食父母尽在此中，一时奸宄切齿，稍迟必贻后悔”，“浙闽大姓素为倭内主者，因失利而怨声四起”。尤为要害的，朱纨公开上奏他所说的通倭的官宦之家，并在《甓余杂集》中点名批评林希元等地方官绅，“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

市舶司废除之后，对于海盗的管理、缉拿之松紧，全在地方官绅的把握，当地官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都是事实。当地绅商望族，交结官僚，向海商借本或者转用船只，利益共享，这种情况也并非无中生有。

林希元比朱纨年长11岁。早在嘉靖二十年（1542年），林希元就被黜归家，此时他是一个闲人。1530年，林希元升任南京大理寺丞，次年辽东兵变，他上书说“兵变起于姑息政策”，与权臣夏言意见相左，被贬为钦州知州，之后他仍屡次上书，对主抚派大加抨击，直到被夏言罢官，返乡精研理学。1558年倭寇进犯同安时，78岁高龄的他，仍上书提出抗倭保境之策。

对于朱纨的批评，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说：“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累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

林希元不是一般的主战派，他坚决反对外敌入侵及官方的绥靖政策。他虽主张用兵，但在海禁与通商政策的选择上，又是积极的通商主义者。他的观点也并非没有局限，甚至为佛郎机人辩解，说他们初来时，也曾担心海盗掠夺自己，为此，他们也曾驱逐横行海上连官府也不能治的强盗林剪。据此，林希元认为，“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林希元也坦承，佛郎机人收买华人子女有罪，但在他看来，“罪未至于强盗。边民略诱卖与，尤为可恶，其罪不专在彼”。对此，《提督之死》作者李远江写道：

与朱纨只管埋头做官不同，林希元十分关注国计民生。他自幼生长在福建海滨，对家乡百姓泛海求生的艰辛深有体会，因而对求食海上的走私贸易有着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在他看来，保护和资助当地百姓下海通番，甚至从中获利虽不合天朝法度，但绝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面对福建官僚的群起弹劾，朱纨被暂行解职，回原籍听候处理，同时朝廷派两位非闽浙籍官僚兵部给事中杜汝祯和福建巡按御史陈宗夔调查事情真相。调查后得知：所谓葡萄牙人其实是马六甲王国的商人，每年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卖外国货物，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之后，被俘虏的葡萄牙人都被认为是马六甲王国的来市者，而非佛郎机行劫者，遂被流放到广西桂林。

嘉靖皇帝遂下诏要拘捕朱纨到北京询问，朱纨得讯，悲愤交加，上书给嘉靖皇帝说，“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

1549年1月底，他写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厓朱公纨圹志》，服药而死，终年57岁。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的《国榷》说朱纨作为十年中丞，“田不亩辟，家徒壁立”。

朱纨死得刚烈，死得傲气，他在《圹志》中表明心迹说，一不负天子，二不负君子，“命如之何？丹心青史”。

朱纨用服药自杀的方式了结自己，对明政府的忠诚天地可鉴，但他没有兼顾到朝廷上下闽浙官僚及其身后以海洋为生的百姓情绪。在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之间，那些既能把握政府（某种程度上是宦官）意图，又能号准民间舆情脉搏的文官，才能博得民间好评，从而在官位上行之既远。明朝的舆论氛围有参政群体扩大化和舆论控制民间化之势，从这种意义上，与其说朱纨是被闽浙人逼死，不如说他是逆了一种趋势而死。

后来，企图私吞船上货物的抗倭将领卢镗以及朱纨的另一位副手柯乔也被定为死罪，关在按察司狱里，直到另一位苏州人王忬就任浙闽巡抚后，才得赦出，而此时，浙闽巡抚一职已经空了4年。

<h3>王直：在对抗与招抚之间</h3>

卢镗出狱后，与随后亮相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一起面对的对手，就是在上述战役中侥幸逃脱的王直。

王直在双屿战役后，率余部北上定海的烈港，也就是烈表山，距舟山县城30公里。1549年，因官方在遣散剿杀双屿港的福清捕盗船时不支粮饷，导致大半兵船投奔王直麾下，使王直集团成为舟山海域独一无二的大势力，名声大作，并逐步成为继李光头、许栋之后独霸江湖的走私商人集团首领。

1550年，海盗卢七集团抢劫战船，攻击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浙江的海道副使丁湛以“拿贼投献始容互市”为条件，要王直前去剿灭卢七集团，王直遂打垮卢七、沈九等海盗，缴获船只十余艘，消灭千余人。

1551年，海道副使李文进命令负责宁波府监察之职的通判唐时雍、把总张四维（此四维非彼四维）前去和王直商议，希望合力消灭陈思盼海盗集团。陈思盼曾将带船前来投奔他的海商王丹杀死，吞并其船队，王直就与原来属于王丹的陈部取得联系，以海道官兵以及宁波慈溪县柴美德及其家丁数百人为外援，里应外合，斩杀了陈思盼，并将其侄子陈四及属下400多人押送海道。

此数役后，王直确立了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他自号“五峰船主”，海上船只只有插上“五峰旗”方能进退。在实力最为鼎盛时，他拥众20万人，巨舰百余艘，并让毛海峰、徐碧溪等分领船队，往来日本、暹罗诸国，自称徽王。

朱纨捣毁国际走私基地双屿港后，舟山的走私海商分裂成互市派与寇掠派。王直便是主张通商的互市派，尽管海上快意纵横，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开放海禁”的愿望，以谋取“合法经商”的地位。在捕杀陈思盼时，他以此为功，再次向朝廷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但只得到百石米的馈赠，互市之求被搁置一旁。

1552年，王直公然在舟山开市贸易，傅衣凌在《明代徽州商人》一文中提到，王直曾言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但这仅是王直的一厢情愿，1552年，王忬抵达浙东之时，标志着王直与官府“合作”的短暂“蜜月期”结束，一场新的血雨腥风即将来临。

之后，王忬遣俞大猷等人率兵夜袭烈港。王直猝不及防，于慌乱中乘船突围而出。有人说王直在日本避了4年，也有人说王直勾结日本浪人，派部属回来进行了极端报复，导致1553年的“壬子之变”，史书称海寇“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海盗来势汹汹，势不可挡，闽浙海道，由暗中走私恶化为公开武装对抗，并另行开辟了日本—台湾—澎湖—福建大金、浯屿和粤东南澳的海上通道。在明政府眼中，他们的做法已经不是一般的出格。

相反，学得乖巧的葡萄牙人在1553年取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这也是明政府化解倭乱的一大举措。4年后，葡萄牙人以租借澳门的方式，独享了之后百余年间澳门作为广州外港的独特优势。在倭乱期间，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日本平户等港直接贸易，这是东海海域唯一不受海禁影响的航线。

在荷兰霸占马六甲的1641年之前，澳门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葡萄牙史学家儒塞斯记载了这个贸易链条：

欧洲与东洋的贸易，全归我国（葡萄牙）独占。我们每年以大帆船与圆形船结成舰队而航行至里斯本，满载上毛织物、绯衣、玻璃精制品、英国及富朗德儿出的钟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而到各地的海港上换取其他的物品。船从哥亚航行至爱琴得到香料与宝石，又从爱琴至嘛喇甲（马六甲）更得香料与宋大岛的白檀。其次，再把此等物品，在澳门换取绢加入为船货。最后，又把以上的货物到日本换取金银块，可得到投下资本的二三倍利润。然后，再在澳门滞留数月，则又可满载金、绢、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航器、漆器，细工木器以及陶器而返回欧洲。

从王忬到继任者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杨宜，浙江倭患还是没有得以平息的迹象。闽浙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人先后因不服领导、贻误战机等存在争议的原因而被处决，弃尸于市，参将汤克宽坐牢。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因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惨遭毒手。

徽州人胡宗宪接替任职不过半年，同是徽人的杨宜便出任了浙江、南直隶总督。经过陶宅之败，胡宗宪及权臣赵文华认识到，单靠明军脆弱的武力难以剿灭飘忽不定的倭寇。在这种判断下，1555年，赵文华与胡宗宪在“当事诸君与之筹划不敢出一语”的情况下，派辩士蒋洲、陈可愿等前往日本招抚倭首王直。此时，胡宗宪已经将王直的母亲与妻儿接到杭州作为人质。

王直让其养子毛海峰答复说，“愿意听从胡公的命令，但要开放海禁”。胡宗宪一口答应。

1556年，王直将胡宗宪手下的指挥夏正扣下，部队交给毛海峰，自己孤身一人，于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入胡宗宪府邸。

胡宗宪对王直早有收归己用之心，使请皇帝饶其死罪，令其戍守海上，但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坚持要杀王直，双方争执不下。不久，朝廷有人怀疑胡宗宪收受了贿赂，群情激愤。胡宗宪为替自己辩白，将王直交给王本固，王直遂入狱。王直在死前于狱中以带罪犯人的口气曾写了这样一份上书：

连年倭贼犯边……劫掠满载，致使来贼闻风仿效，纷至沓来，致成中国大患……此臣拊心刻骨，欲插翅上达愚衷，请为说客游说诸国，自相禁治。日本虽统于一君……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其犯中国之贼，大致出于沿海九州，其他十有二岛，臣已遍历，劝自约束……经臣抚谕，必不敢仍请攻犯。臣当自五岛征兵剿灭，以夷攻夷，此臣之素志，事犹反掌也。如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之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港，仍如粤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宣谕诸岛，其主各为禁制，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敢不捐躯报效，赎万死之罪。

在迟疑两年后，王直被斩首，这等于判了王直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周末》杂志曾刊发吉青文章《明代舟山抗倭二十年》，用情景式描写简要记述了王直死前的情形：

那天，王直被一顶小轿抬到杭州官巷口法场。临刑前，他提出要求：与儿子见最后一面。王直把束发金簪交给儿子，父子相拥而泣。然后，他拭去眼泪，不发一言，伸颈受刀，就此毙命。

<h3>四任首辅老臣之死</h3>

在整个抗倭斗争中，朱纨不是斗争的唯一牺牲者。同时代的主战派官员，譬如提携朱纨的首辅大臣夏言，以及王忬、曾铣等，也是被杀的杀，免的免，好一个惨烈的下场。

夏言是江西人，尽管他先后4次出任首辅，也没能逃脱被诬杀的命运。夏言在1538年首次出任首辅，到1548年的10年间，明政府换过7次首辅，夏言得任4次。

在16世纪40年代，夏言是主战蒙古、收复河套和抗倭的灵魂人物。1547年，夏言最后一次任首辅的第三年，在他的组织下，中国南北同时兴兵。

在北方，明朝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这场战役由三边总督曾铣上书而提上日程，他一度将蒙古人赶出河套。在南方，夏言推荐朱纨前去闽浙平倭，主张要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朱纨不负众望，以强悍之态，肃清了盘踞在浙闽多处的中外私商乃至海盗。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扭转了全局。1548年，北边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对此，魏斐德写道：“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靖嘉帝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下诏对驱逐蒙古提出质疑：“今逐套贼，师果有名乎？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乎？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乎？”

或许夏言也认识到，战争并不能解决北部边疆的安宁问题，湖北专业作家熊召政曾在演讲中指出，夏言晚年也曾提出和蒙古人改善边关贸易，但被严嵩借题发挥说破坏了祖制，并污夏言收受了蒙古王的贿赂，要里通外国。

夏言与严嵩是同乡，且对严嵩有引荐之恩，但两人关系处得很僵。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并以门客视之，这是两人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夏言不近女色，不贪不占，不畏权贵，早在入阁前就参过弘治皇帝的小舅子张延龄。

得势的时间一长，夏言也多少有些骄横气盛。他甚至答应了严嵩的宴请，却刻意不到，借此羞辱严嵩。他视太监为奴才，而严嵩看到太监甚至会让座，走前必给红包，见者有份。

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夏言招致嘉靖帝不满，而此时严嵩则以谦恭之姿维持着嘉靖帝的恩宠。嘉靖帝不满、做人傲慢、与蒙古关系紧张，使得夏言在1548年被严嵩设计致死，妻子儿女被流放。之后，严嵩第二次出任首辅，受宠22年不衰。

在夏言被斩的第二年（1549年），朱纨失去庇护，以“擅杀罪”被群起弹劾，最终没等到明政府对其追究就自杀而去。王忬也是在与蒙古作战失利后被杀。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掀起北京保卫战。100年后的1550年，蒙古再次兵临北京城下，之后明朝北边继续受到蒙古侵扰，王忬因在抗倭中任用了俞大猷、汤克宽等人而立有战功，被以副都御史的身份调离去巡抚大同，后加兵部右侍郎，代苏辽总督。

1559年，因滦河失事，王忬在次年被严嵩构言而杀。王忬有两个做官的儿子，在王忬被杀前，他的大儿子王世贞解官赶到京师与其弟王世懋每天在严嵩家门外自罚，请求宽免，但没有如愿。后王世贞累官至刑部尚书，王世懋则官至南京太常寺少卿。隆庆元年（1567年），王氏兄弟终为其父平反。

与夏言不同，严嵩对攻守并没有直接表现出鲜明的态度，更多是通过他的代理人赵文华体现其意图。赵文华是宁波慈溪人，是严嵩的学生兼义子，他生活作风奢靡，为人诟病，但也颇有些才干。

早在朱纨全权总督闽浙军务时，赵文华就建议朱纨应审时度势，不要危害海外贸易。1554年，赵文华又请开市舶，但因户部阻挠而未果。到达江南后，赵文华又结合实地考察的情况，向朝廷上奏《陈海防事宜六事》，明确提出“驰海禁”的主张，“宜令督抚等官，止禁通番大船，其余各听海盗官编成排甲稽检出入，照旧捕采”。

历史上的严嵩、赵文华，是“权奸”到只知贪权纳贿、陷害忠良之人。在谢禾生看来，严嵩当政多年，政绩并不突出，其主要作为体现在对待“南倭北虏”的民族政策上。赵文华主张驰海禁、开市舶、轻民赋，他与严嵩在倭寇的起因、成分及其对策上是基本一致的。

对于倭寇，严嵩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

在赵文华保荐下，胡宗宪当上浙江、南直隶总督，招抚开市之事就是胡宗宪的主意。在胡的幕僚郑若曾执笔的《筹海图编》中曾提到嘉靖时的主事唐枢对商寇的认识，“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

显然，胡、赵等人对唐枢的话深表认同。严嵩不主战的思想背后，已经初步具有推动通商互市的倾向，只是这种思想更多由赵文华出面来主张。严嵩在文官中的名声不佳，似乎让这种倾向缺少落地生根的外在环境，赵文华虽是其代言人，但其本身的分量却不足。

碧血汗青在《明朝海禁以及倭患、王直和海商》中提到，王直在临刑前的公开遗言中曾长叹：“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死后，他的话很快得到应验。倭寇的活动并没有如明政府一些官吏们所想象的那样，因为王直这个“倭寇”头目的被杀而消弭下去，而是在王直死后达到高峰。

1562年冬天，倭寇猖獗达到极点。以前倭寇充其量攻陷一座县城，这次动静大到直接攻陷了兴化府。曾被胡宗宪陷害入狱的俞大猷，这时升任浙江总兵，戚继光副之。早些时候，俞大猷有赖陆炳贿赂严世蕃和取得大学士徐阶的担保才得以脱身。

此时徐阶已取代严嵩而位居首辅之位。当年，张璁为斗倒夏言，开启了明朝党争的时代。27岁的翰林徐阶违逆张璁，说其出身不正，张璁扬言要将其正法。逃过一劫的徐阶，最终被发配福建为官。夏言在斗倒张璁之后，举荐提携了徐阶。之后的故事是严嵩把夏言整死，徐阶又将严嵩扳倒。后来，三起三落的高拱又将曾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徐阶斗了下去，但没想到高拱又被徐阶提拔的张居正赶下了台。

在俞大猷被委以重任的同年，胡宗宪以“严党”之流被捕下狱，其被弹劾至少有两处：一是倭乱，二是阿谀严嵩。胡宗宪曾多次写信乞求罗小华（又称龙文）在严世藩面前为自己说好话，而这罗小华可不是一般人，否则犯不着胡宗宪来求他。在傅衣凌所写的《明代徽州商人》一文中，我们得知，罗小华的身份是徽州墨商，他善用桐油烟制造上品墨，年轻时就取得了在制墨业的执牛耳地位，他拜了严嵩做干爹，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关系密切，而且还是王直的亲戚。

在惩处“严党”时，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因一连串的关系，罗小华以同样的罪名被抄家。而胡宗宪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万念俱灰，1565年在狱中横刀自杀。1572年，他的死得到昭雪，并被国史录入平倭功勋名单中。有一种说法，胡宗宪是将钓鱼岛划归中国领土的第一人。

1566年，勾结倭寇多年的大海盗吴平，从海路窜逃安南（今越南）途中被闽、粤官军全歼，至此，中国沿海倭寇巢穴被全部荡平，大股倭寇基本肃清。舟山史志办撰写的文章《明朝舟山海商研究》这样评价明朝舟山民间海外贸易发展的意义：

纠番与诱倭私市贸易是明朝中叶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发展的两大进程……在纠番私市贸易活动中有以许氏兄弟为首的双屿港私市贸易活动，在诱倭私市贸易中则有以王直为首的烈港私市贸易活动，并进而发展到以日本平户为根据地的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舟山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这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史上有其重要的一席之位。值得一提的是，以王直为首的诱倭私市贸易活动的开发，加速了明朝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演变。自王直以后，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商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此外，据日本《铁炮记》所载，葡萄牙人与日本的通商贸易往来以及西洋铁炮传入日本，均与王直有关。

同年，新任皇帝隆庆上台，日本战国时代结束。之后，真正在政府的战略及执行层面有毫无掩盖的通商互市倾向的，是高拱、张居正内阁。

整个明朝，把政治权威与民意传达拿捏得最为娴熟的年代，当数高张内阁时代。1570年，张居正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重新恢复了对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和谈绥靖政策，并在1571年削减了2/3以上的军队，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200年兵戈相加的局面。而之前，每次蒙古族俺答长驱直入所侵扰的地区，如晋中汾阳、介休、太原、祁县、太谷等地，生灵涂炭，蒙受了很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是在这期间，汉蒙边境出现了很多明朝在塞外的固定村落“板升城”，最大的“板升城”呼和浩特，就是在1566年建成的。

与夏言、朱纨等主战派官员被弹劾而死不同，1571年前后，因蒙汉关系及官商关系交织引发的对张四维、王崇古家族的弹劾，却造成了被弹劾一方的政治大地震。但两次弹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胜利的一方都主张通商开市。

高张内阁时期，南方海疆祥和，海商获得合法身份，与大明社稷、舆论两相无事，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发展机会，中国海商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第二篇海商宿命 1370～1643（下）第七章海上私商：最后的屏障

明朝所以能够成为白银帝国，是因为有一个总被置于幕后的港口存在，那就是漳州月港。尽管朝野上下对开放港口分歧较大，但月港还是在1567年开放了。作为一个不到1公里长和拥有7座码头的月港，与厦门及葡萄牙人租居的澳门等，一同承载了明朝最后近100年贸易的繁盛以及对白银病态般仰仗的历史。

期间，身在日本长户的李旦、长崎的张敬泉、福建厦门的许心素、鼓浪屿的漳州诏安人黄明佐、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苏鸣岗等，结成了一张华人贸易关系网。

到明末清初，郑芝龙家族成为中国最成功、也是最后的海商大佬。明清走私海商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的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

<h3>四港成就的白银帝国</h3>

1567年，明政府在漳州月港所在地设置海澄县，在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建议下，准许民间私人远航到除日本以外的国家通海（进行海外贸易），日本以外国家的商船也被允许随时进入中国口岸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早在1564年，前福建巡抚谭纶也曾建言通海。他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诙谐地指出：“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

明政府内部关于开港贸易的呼声也一直不断，最终决定开放一个港口，一如谭纶描述的留下一个“鼠穴”。对于选择哪里作为开禁出海口比较合适，明政府经过了一番谨慎的思量。最初确定的地点在梅岭，但稍后改成了月港，明政府别有一番深意。

南澳、诏安梅岭一带的海港其实更适合商人出海活动。月港属于内河港，港道不深，大型船舶不能靠岸，“必用数小舟弋之，舶乃得行”，它满足的是边海居民下海谋生的需要，而非要鼓励居民远洋。作为开放海禁之地，月港便于明朝官吏设卡盘验和管理，其最终期望达到“有汉之威远而师饷不内耗，有唐宋之通货而情况不外泄”的目的。

月港开放是妥协的产物，此举也是明政府对原来月港海上走私贸易的被迫承认。从1530年月港由海防机构安边馆管理，到1551年明政府在月港建立靖海馆，再到1563年谭纶将靖海馆改为海防馆，尽管海防机构不断升级，海防力量逐渐增强，但月港的走私活动并未减弱。

1567年，明朝用开放和置县两手，加码对月港走私的防治。从此时到明朝灭亡，月港都是明朝唯一存在的合法的民间出海通商港口。当然，这里有三个误解：第一，这个出海港口之后就没有被叫停过；第二，明朝只有月港这一处对外贸易口岸；第三，只要商民申请，就可以从月港出港贸易。

月港受时势影响较大，时开时闭。1593年，因日朝战争爆发，明政府实行过一年海禁。1622年，因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岛，拦劫商船，杀人越货，明政府又实行过一次海禁，直至1624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澎湖才开禁。1628年又因海寇猖獗，明政府再次禁船出海，直到1631年才开禁，此后似乎又实行过海禁，否则给事中傅元初不会在1639年仍上疏请开海禁。如此频繁的海禁使月港几乎成为死港，“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生路阻塞，商者倾家荡产，佣者束手断餐，阖地呻嗟，坐以待毙”。

月港作为明朝钦定的唯一出海口，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允许外商前来贸易的进海口。

尽管月港是明末最大的商港，但在受海盗林凤冲击后，西班牙人因祸得福，在明政府追踪海盗林凤一事上，配合到位，在1576年不费吹灰之力，意外获得明政府特准在厦门通商的权利，直到1603年发生马尼拉大屠杀。

伴随月港的开放，明政府对澳门的政策也基本定型。1569年，澳门开始成为广州外港。为管理澳门，1573年，明政府在澳门北面咽喉之地莲花茎（今关阐马路）上，设关建闸，置官防守，定期开启集市贸易。1578年，明政府规定在广州定期举行贸易集市，葡萄牙人可以一年两次到广州进行直接交易。1582年，两广总督陈瑞在居澳葡萄牙人答应“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的前提下，在葡萄牙人居澳问题上公开表态，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

在这个过程中，月港舶税收入直线上升。到1576年，已经从初时的3000多两白银达到万两白银，1583年“累增至二万有余”，1594年“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到1613年，福建税银近6万两，月港舶税贡献3.5多万两，占全省税银的大半。

为了这笔税银，泉州府和福建地方先后与漳州府多次发生归属权争夺事件，这种争夺在1599年万历皇帝向各地大派税监时画上了一个句号，月港的税银征收权被牢牢捏在太监税使手中，月港遂变成“天子之南库”。

同年，明政府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但仍禁止对日贸易。明政府因日本统帅丰臣秀吉1592年侵朝而引发中日敌视对抗，之后伴随着丰臣秀吉的病逝（1598年8月）而告一段落。而这时，市舶制度已经演变成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通过抽分恣意勒索、掠夺财富，纲纪荡然无存，漫无法度，中外商人和正常贸易都深受其害。

月港是明政府海商的出海口，厦门、广州等是明政府允许外商前来贸易的进海口，4个港口共同成全了明政府作为白银吸泵者的角色，但月港独成全了福建泉州漳州两府的商人，因为当时明政府规定非两府商民不得参与海上贸易，这是明政府规定的“硬杠杠”，所以当你看到这一时期大量漳州府商民外移以及最为活跃的海上商民似乎只是以李旦、郑芝龙等为代表的泉州府商民时，也就不用大惊小怪了。

16～17世纪之交，到东南亚、东亚贸易的华商以漳州河两岸的月港人、龙溪人，以及同安人、厦门人为主。进入这一领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商人，所遇到的第一批汉人，就是这些地区出身的“福佬人”。

另外，能否出海取决于是否能从官府申请到执照，这种执照的数量最初只有50份，即便后来增加到100多份也满足不了需求。更要命的是，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明政府对商民都有严格限制。从一开始，明朝海商在与西方商人的角逐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

月港地处闽南，位置偏僻，与内陆商品货源地有重山相隔，尽管其是唯一的出海口，但其对内地的影响被降到了最低，对全国经济的意义也大打折扣，这是明政府的如意算盘，寓收于放之中。

尽管如此，早期蓄积的能量一朝释放，加之世界也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两者和谐共振，明朝仍迎来了一个短暂但蔚为壮观的开放局面。

<h3>白银帝国是这样“炼”成的</h3>

月港开港是闽浙官僚、民众及到此地就任的官员共同呼吁推动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海外白银的牵引。

当时银荒之象已经显现，银贵物贱得即便织女“终岁勤动，弗获少休”，以数石之粟、数匹之帛，也不能换得一金（谭纶语）。

官方及民间对白银的巨大需求，造成了白银求大于供的局面。破落的财政也彰显着明朝对白银的渴求。就在1567年年底，户部尚书马森奏称，太仓见存银1304652两，而岁支官俸银要135万多两。

开港前后，明朝正处于白银本位化就要定型的最后阶段，也是白银与纸币的较量达到白热化之时。对此，权臣高拱建言，特降圣旨，“行钱只听从民便”。在争议之中，明朝小心翼翼地开港，将目光投向了海外。

这时的世界，云蒸霞蔚，一派新的气象。作为世界白银主要出产地的西属美洲，不仅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银矿（16世纪40年代），还在1554年发现汞齐化法，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为之大增。16～18世纪，西属美洲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的80%，并且很多被中国收入囊中。

为打通以明朝为代表的东南亚大市场，1565年，西班牙海军从墨西哥远征菲律宾，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的白银通道从此一度畅通无阻。

日本生产的白银，绝大部分也被输入中国。从1543年首次抵达日本，到大约1600年，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并通过日本—澳门—广州贸易，将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智钢所认为的三个主要的白银输入渠道：以马尼拉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美洲白银的涌入；以长崎为中心的中日贸易与日本白银的入华；以澳门为中心的西洋贸易与外银的内流。

资料来源：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

1571年，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政府，两艘马尼拉大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闻名于世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始了。

丹尼斯·弗株和阿图罗·吉拉尔德斯认为，世界贸易就在这一年诞生了。

万明也认为，虽然宋朝商业发展繁盛，但与晚明的发展不能同日而语。重要的是，货币化这一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动力，促使晚明发生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根本性转变。万明写道：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币，采取银本位制，促使白银成为世界货币，跨越了巨大的空间，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货币流动形态，从中国开始，几乎绕地球一周的贸易结构，以白银为轴心建立了起来，围绕白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或称世界市场体系。于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第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出现了。

1571年，明朝的银库收入从75000～86000公斤（1公斤＝20两）增加到116250公斤，进口白银的作用显现。

1580年，葡西两国合并。同年，两艘澳门商船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随同商船一同到达马尼拉的货物，以中国货为主，次为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

随着中国货物在欧洲销路日广，葡萄牙再无有销路的货物可供出口，就改用现金采购中国货物，1582年后基本用白银结算，中国港口向葡商征税也均以白银计值。菲律宾吕宋岛也有地无他产，中国商船返回时，除了银钱，几无其他货可以捎带之说。白银成为葡西商人平衡中西贸易的唯一有效方法。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学界中有套利之说。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仅在各国间倒卖就可以赚得钵满盆盈。

就这样，中国以吸泵者的形象左右着世界贸易的流向。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以至于美国学者弗兰克得出结论说：“1500～1800年，在经济全球化中，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那么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了明朝时期的中国？这是一个诸多国内外专家都热议的话题。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在33万～48万吨。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5000吨。万明粗估说，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

凤凰网的一篇文章则认为，从1572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保守估计约为17700吨，并且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李隆生估计整个明朝中国从国外输入了约14750万吨白银，尽管这一数量在他看来，只有唐、宋、元、明四朝自产白银总量的六成左右，但考虑到这是在明亡前100年的流入量，相当于同一时期明朝中国国内白银产量的近10倍，就不难理解它对中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h3>飞来横祸：死里逃生马尼拉</h3>

月港开放，改变了许多漳泉人的生活。

因明朝时中国的棉布、生丝、丝绸等受到葡西商人及海外市场的普遍认可，很多漳泉人就移居菲律宾从事这一中介贸易。在16～17世纪，到吕宋一地的福建月港（海澄）人就占了绝大多数。明人高克正在《折吕宋采金议》中说：“澄民习夷，什家而七。”

福建人一贯的做法是，与西班牙人约定价格，然后回国代为采办。1591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发现，当地土著因为使用中国的衣料，不再种棉织布，中国棉布很快成为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2年马尼拉总督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

但回国采办也有硬伤，那就是商品运输不方便，增加成本，部分福建人索性将部分生产环节转到菲律宾，于是在菲律宾出现了大批由华人经营的围绕棉布、丝织业做文章的作坊商店，这是中国移民史上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幕，也是400多年前国际分工合作下中国向周边国家的一次产业转移。

作为菲律宾的首府，马尼拉是一座以耶稣名字命名的城市。自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之后的300年间，这座城市接踵而来了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而来的最多的，还是福建商民。

在马尼拉贸易之初，就已有150多名华人生活在这里，除许多来自中国的水手外，马尼拉的建造者主要是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1582年，马尼拉出现华人区。再稍晚，也就20多年的光景，马尼拉华人就达到2万多人，华商日益成为一股力量。

就是这个时候，因与西班牙人做生意成为佼佼者的华商李旦跃升为马尼拉华人社会的领袖。李旦，大约在1560年出生于泉州府同安，是一位百货业大王，从印度尼西亚泗水到日本长崎，从大到小的生活必需品，都能在李旦经营的百货店里找到。

当菲律宾总督气急败坏地下令禁止土著使用中国衣料（丝绸、棉布）时，在西属拉美市场上，西班牙货也相继被中国的棉布、丝绸所驱赶。中国的棉丝在世界市场有所向披靡之势，这得益于它们的价廉物美。一直到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占据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期间，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秘鲁的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甚至，中国铁钉在菲律宾市场价格只是西班牙产品的1/4，致使秘鲁总督卡涅特于1590年专门派人赴菲律宾购买中国铜、铁制品。

大量棉丝织品涌入西属殖民地，这种建立在棉丝与白银之间的交易，在西班牙国内，引起了以格拉那达和安达卢西亚的纺织业及商运集团最为强烈的反对。在王室看来，这种贸易关乎西班牙的国际战略，他们认为，“最好是购买中国货，不购买欧洲货，因为中国永远不会构成对欧洲的威胁；而欧洲一旦以西班牙的白银养肥了自己，就会用武力来对付西班牙”。

王室也作出了某些妥协，那就是只允许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与墨西哥进行贸易，而规定其不得进入其他西属美洲殖民地（1582年），甚至在1585年禁止墨西哥进口中国商品，此后到1727年，西班牙国王又至少18次下令禁止中国丝织品在美洲的转销。

这些禁令也遭到大帆船货运集团、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集团以及菲律宾和墨西哥等殖民当局不约而同的抵制，从而使得禁令难以奏效。1594年，西班牙国王再次发布命令，禁止菲律宾、墨西哥直接对华贸易，将此项贸易特权留予澳门葡萄牙人独享，其他人不得染指。

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绸多于穿棉布。1602年秘鲁总督报告说：“身居利马的西班牙人都穿用价格昂贵的绸缎，其妇女衣着之华丽举世难寻。”不仅利马如此，稍后，“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都售卖和穿着中国丝绸”。

1586～1590年，马尼拉从中国商品所征收的进口税才只占全部进口税的36%，到17世纪初就上升到80%，最高年时达92.06%，贸易额超过100万比索，这一时期的中国商船牢牢控制了马尼拉贸易。

这一切构成了1603年马尼拉大屠杀的宏观背景，而导火索多被传言与一个谣传有关。为迎合万历皇帝对金银的需求，具有海归背景的泉州同安人张嶷妄称，菲律宾吕宋岛上有一个叫机易山的地方，每年出产10万两黄金和30万两白银。福建矿税听说后，就满怀憧憬地上报给了万历皇帝。

尽管科道官员强烈抗议，但万历皇帝仍奏准并派人前去查证，于是海澄县丞王时和与百户于一成抵菲律宾勘探。1597年，明政府前脚刚走，西菲殖民当局便下令大量驱逐华人出境。在西班牙当局的揣测看来，明政府官员前来求证是假，联络华人里应外合是真，西班牙当局弥漫着些许恐慌，并为此采取了预防措施，搜查中国居民的武器甚至铁器。

恐慌随之在华人中蔓延，华人村社马上开始设法自卫，接着演变成为一场西班牙军队和华人村社之间的名副其实的战争。战争从马尼拉开始，被打败的中国人被赶到了八打雁，在那里被掀动的土著菲律宾人也袭击了他们。

对于这次事件发生的起因还有其他一些蛛丝马迹。2007年3月25日菲律宾《世界日报》刊文指出，1603年马尼拉大屠杀与李旦有一定关系。李旦是庞大的厦门海上贸易网络的首领，时间跨度达30年。很多西班牙人欠他钱，因为怨恨他拥有的财富，他们就挑起一场争吵，逮捕了他并没收了其财产，其中包括超过40000根的金条。传说这只是他隐藏的大量金锭和银锭的一小部分，这件事情激起了马尼拉华人的愤怒。

关于死亡人数的版本较多，从15000～30000人不等，而当时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才只有2000人（包括军队在内）左右。这一事件被拖了一年才上报给万历皇帝，张嶷遂被处死，马尼拉与福建月港及厦门的贸易往来一度中断。

与被屠杀人数有多个版本一样，生还者也是一个糊涂数字。不管怎样，当时的吕宋华侨首领黄康就因此不幸被杀。他创办于泉州的黄合兴商号的控制权，就此落入掌柜黄明佐手中。尽管西班牙殖民者为安抚和继续招揽华侨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是大屠杀造成的影响，短时间内难以在泉漳等地抹去。1604年，仅有13艘中国船抵菲律宾贸易，不到以往的1/3。

在这次屠杀中，华人的财产和货物几乎都被西班牙人没收。从事后的拍卖情况看，36000多比索被西班牙拨为军用，30000多比索缴入皇家金库，这其中也包括李旦的财物。不过，他还是保住了一条性命。

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李旦遭到西班牙人惩罚，在一艘叫“galeyen”的船上做了多年苦役，于1607年逃走，后移居日本长崎平户，并娶日本女为妻。

<h3>一张单薄的华人贸易网</h3>

李旦到达日本时，新上任的德川幕府正有意改善与明政府的关系。

马尼拉大屠杀之年，也是由丰臣秀吉一手缔造的政权覆亡之年。同年，一直延续到1867年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上台。

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侨民已有两三万人。旅日华人主要集中在长崎和平户，甚至在今平户岛户木引町一带还形成了“唐人町”。就连福建巡抚南居益也说：“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

尽管明政府禁止商民去日本贸易，但出海商民行踪难控，他们往往先南行，然后再调头东去日本。为什么要争着往日本去？福建巡抚谭纶一语中的：“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同是福建巡抚的陈子贞也曾说：“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

因无法获得福建当局颁发的正式贸易许可证，以有限的开放来成就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又反过来让事实上的走私变成未捅破的窗户纸。

对明朝商民来日走私贸易，德川幕府持鼓励态度。1615年，德川幕府给赴日的中国商船授以“朱印状”。对于官控贸易的德川幕府来说，这就是盖有官印的贸易通行特许证，获得特许的商船就是“御朱印船”。

李旦善于结交长崎、平户两地的权贵，与长崎奉行（相当于长崎市长）长谷川权六藤正、平户岛主法印镇信一家关系都很好，慢慢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是继王直之后，又一位在日本的头号华人传奇人物。王直是最早到日本平户定居的华人，他的到来受到当时岛主道可隆信的礼遇厚待，而法印镇信是道可隆信长子。

长袖善舞的李旦就是“朱印船主”之一，他逐渐成为在日本的华人所选出的“甲必丹”（“甲必丹”是日本人对葡萄牙语“Capito”的音译，具有船长、司令官或首领之意）。

1613年，第一批英国人到达平户时，李旦已是当地华人社区的首领，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商船来往于中国台湾、厦门、澳门、柬埔寨之间，被外国人称为“非常富有的中国人”。他与当地权势松浦大名有互相关照得益的私人友情。英国人约翰·萨利斯奉命在日本建立商馆时，得到允许，租了李旦的房舍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总部。1613年，李旦在家养病之时，约翰·萨利斯和松浦法印的女婿还前往问候。

在这一过程中，身在日本平户的李旦，与同在日本长崎的张敬泉（漳州龙溪人）和欧华宇、福建厦门的许心素（漳州人）等，以及先后在泰国大泥和印度尼西亚的李锦、菲律宾的黄明佐（漳州诏安人）、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的苏鸣岗（泉州府同安人）等，结成了一张华人关系网和亚洲贸易网。

其中，在东线贸易圈中，李旦、欧华宇、许心素不但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是结拜兄弟，而欧华宇与张敬泉关系亲密，两人都是日本德川幕府承认到越南等地贸易的“朱印船主”，并在1600年前后共创悟真寺，参加策划建立唐人墓地，是17世纪初期颇具分量的长崎华商领袖。

在东南亚航线中，苏鸣岗与Ingie atting（巴城汉人“甲必丹”的寡妇），Jan Con与茂哥、林六哥等人有姻亲关系。

作为长崎华人社会的福建帮领袖，张敬泉于1636年逝世。而欧华宇在1619年前后就已去世。也就是在1619年，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苏鸣岗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特命为首任华侨“甲必丹”，作为“华人之领袖，管理一切民事诉讼”。

苏鸣岗，少时念过私塾，能文善武，15岁就赴印度尼西亚谋生，初经商于西爪哇苏丹王国所在地万丹，后迁居巴达维亚，通晓马来语和葡萄牙语，1644年去世。他的陵墓巍峨华美，一条特筑小道被命名为苏鸣岗巷，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达亲王大街。

许心素身份特殊，他一方面是总兵俞咨皋（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的心腹，在厦门担任中级军职的把总，仅次于守备，一方面又是李旦在厦门生意的实际代理人。李旦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与许心素的牵线搭桥关系很大。

为与葡西商人打交道，李旦、李锦、郑芝龙等都成为天主教徒。李旦到达日本时，日本反天主教运动正在深入，对葡西商人的限制也日益增多。1600年，也就是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那年，日本的天主教徒达70多万人，连德川幕府的帐下亲信都入了教，引起德川幕府的惊恐与警觉。同年，安汶（今印度尼西亚港口城市）的统治者允许荷兰人在安汶修筑城堡，给予荷兰人丁香经营专利权，排挤了葡萄牙人。

荷兰原为西班牙属邦，从1566年尼德兰（尼德兰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和法国北部的一小部分。14～16世纪中期，通过中世纪的王朝婚姻关系和王位继承传统，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爆发反抗斗争开始，荷兰人酝酿的就不仅仅是挣脱束缚。当时安特卫普（今比利时最大工业港口）是欧洲主要金融中心，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1585～1622年，阿姆斯特丹人口从30万激增到105万。

16世纪末，各种意外的事件相结合，驱使荷兰人公开挑战葡萄牙在东方的霸权。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其著名的环球航行（1577～1580）中的一个意外发现，加速了这一进程。在他眼中，葡萄牙人树敌甚多，商船航线和据点漫长而分散，其在东印度群岛的势力并非无懈可击，也远非东方主人。

尼德兰的反抗运动妨碍了殖民地商品在北欧的运销，荷兰人不能再从伊比利亚各港口得到货物。以往有一段时间，英国人一直在地中海东部诸港口获得东方的产品，但这一贸易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军舰封锁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航道而被抑制。在这些压力下，荷兰人和英国人决定，既然不能从里斯本和亚历山大得到香料，那就直接到东印度群岛去取。他们越是侵入，越是发现对方出乎意料的虚弱。

一开始在西属美洲露面的英国闯入者，试图以和平的、商业的方式进入，但当时外国人在西班牙殖民地通商是非法的，遭到西班牙的抗议乃至伏击，船队5艘船里有3艘被击沉或捕获，这一厄运发生于1567年，是英西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平、合法通商的希望，于是英国人以海盗和劫掠的方式驶往西属西印度群岛。

最早向西班牙发起致命挑战的是英国人，但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侵犯英国时遭遇灭顶之灾，百年的海上霸权开始走向衰落。1594年当葡西国王下令荷兰人不准与东方发生商业关系时，荷兰人开始了自己的东方冒险。1598年，荷兰船队抵达东南亚。尽管葡萄牙人已在此称霸80年，但从未能有效垄断这里的贸易。

以香料来说，其主要源于德那地、蒂多雷、安汶和班达等群岛。德那地和蒂多雷盛产丁香，安汶与班达群岛是肉桂、肉豆蔻的主要出产地，胡椒则遍布马来群岛。1511年以前该地的物产大都由爪哇商人运至马六甲集中转口，但是这种商业秩序却因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而瓦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后，马六甲在东南亚贸易中的地位就出现了下降的尴尬。

英西关系史上的转折，首先发生在荷兰人身上。1601年9月，荷兰人首次抵达澳门，尽管被驳回了通市要求，但得到广州当局的善待。澳门葡萄牙人认为这是荷兰不可饶恕的冒犯，就用残忍方式杀害了部分荷兰船员。这激怒了荷兰人，马六甲海峡遂出现了集结的荷兰战船，专门截击从澳门驶往果阿等地的葡萄牙船。

1603年2月，荷兰人在柔佛附近海域对葡萄牙进行了一次劫掠。这艘满载中国丝绸、漆器、陶瓷等物品的船被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一共获得了350万荷盾，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这让荷兰人对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充满期待。

同年，荷兰人将永久商站设在爪哇万丹。在东南亚，贯通东西航道最理想的港口，一处是马六甲，另一处就是万丹。一年之前，英国将商馆开到了这里，直到1682年这里都是英国在东南亚的贸易总部。英国人似乎总比荷兰人快半步，1600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时，荷兰国王、高级官员和大富商才在两年后合资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准其拥有从非洲好望角到南美洲之间的贸易垄断权，以及建立军队、设置法庭、签订条约、宣战媾和等特权。

尽管这时荷兰有多达5倍于英国的船只，但荷兰人容忍了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的竞争，他们仍在为摆脱西班牙统治而独立战斗，无力再树敌。两者在很多地方相安无事，一直到1609年荷西缔结安特卫普休战协定，荷兰人开始转身对付英国人。与朝贡贸易圈是一种非侵略性的亲疏关系不同，18～19世纪，荷兰、英国吞并了很多由其保护的联盟国家。

葡西商人在安汶被直接排挤的境遇，很快延伸到了日本等地。1604年德川幕府实行生丝特许制，统制生丝贸易，由葡西商人操纵的局面一去不复返。1612年，日本发出禁止天主教令，同时宣布不再对西班牙实行生丝特许制，却给予分别在1609年和1613年才到日本贸易的荷兰、英国商船以内地贸易的自由，尽管他们带给日本的是与葡西商人大致相同的贸易商品——枪炮、火药、铅等军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绒、生丝、绸缎及棉纱棉布等。

17世纪初，荷兰一派如日中天之象，其旷日持久的反西独立战争，也是打破葡西对东方垄断的过程。明朝朝贡贸易网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风光，取而代之的华人私人贸易网络，正面临着荷兰人的入侵。

<h3>华商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h3>

1602年，荷兰人在暹罗南部的大泥建立了商馆。紧接着，荷兰驻官发现当地中国人数目远远超过当地居民。

“若欲通商，无如漳州，漳州之南有澎湖，南北交通之要地也，诚能踞而守之，则互市不难。”当被问及中国事时，久居大泥的漳州海澄商人李锦，给荷兰人支招说道。

荷兰人问：“如果守将不允许，怎么办？”李锦就授之以贿赂之说。

春汛之后冬汛之前，澎湖没有明兵驻守，荷兰人一边乘机登上马公岛，“伐木筑舍，为久居计”，一边向福建当局要求与漳州“通商”互市。

按照明朝“非朝贡国不与之通商”的法律规定，福建巡抚徐学聚、总兵施德政对互市要求予以拒绝。在明兵威慑下，荷兰人短暂占据澎湖到1604年，后撤出。李锦后仍在大泥从事贸易，1612年，他举家迁徙到安汶，1614年死于当地。

1604年，东南沿海发生了有史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8级），泉州发生大涝，民饥，上下无策。《明代大员宣慰司研究》说，福建名士陈第向徐学聚建议，把数万饥民迁到台湾地区，给三金一牛，以垦荒岛，得到官府默认，于是就出现了有组织地向台湾地区移民的一幕。

这次移民也能看到商人的影子，黄合兴商号就是重要的组织者。在《东番闻见录》中，时任黄合兴商号的账房程子嘉详细记载了这次移民所用的船只和物件，1604年初首次移居台湾地区的大陆人有3342人。在中国海商史上，作为在政府点头情况下对台湾地区较早进行商务开发的商号之一，黄合兴商号是一个仍未被充分认识的商号。

先前葡萄牙船只远航东海，路过台湾之北，遇见澎湖，这是欧洲人发现台湾岛之始。1613年，日本平户荷兰商馆馆长建议占据台湾岛作为贸易基地，但并没有下文。因为对日本平户—马尼拉、平户—中国澳门的贸易前景不太乐观，大约从1615年开始，李旦派人前往澎湖等地从事贸易活动。

也有一种说法，荷兰人需要得力的中国人帮助他们打开对华贸易，李旦成为他们主要借助的力量。而在1617～1618年，李旦儿子李国助取得德川幕府的朱印状，从事台湾地区贸易，并利用台湾地区进行对福建的转口贸易。

不知道其中是否存在内在联系，1615年，德川家康向长崎代官（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村山等安发出朱印状，令其组队远去台湾地区。1616年，村山等安的次子率船13艘，动员3000人进犯台湾鸡笼（现基隆），这一消息为琉球国王获悉，他立即派人向明政府通报，于是出现了1617年晚明的一次重大抗倭战役——“东沙之役”，最后村山等安一家被德川幕府以“远征违背国策”的罪名，满门抄斩。

1614～1625年，李旦共发船18艘，欧华宇发船5艘，目的地包括东京、交趾、吕宋、高砂（台湾别称）4地，其中前往台湾地区的船只数量就占了一半，达11艘之多。李旦的生意包括外销日本的工艺品和金属，交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收购台湾地区的鹿皮。一船的货物通常价值大约10万两白银，以现今白银价值来算，相当于100万美元，李旦生意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1621年，李旦派颜思齐带队在笨港南岸（今云林县北港镇）登陆，伐木筑寨，建立了10座营寨，移民前来，并提供生产工具（船、牛、耕具等）和武力保护。各部落头目订约划界，向移民抽税、收租。为支援台湾地区的移民基地，这年李旦共派3艘“朱印船”到台湾岛，为历年来最多。1622年，李旦的儿子李国助也来到台湾岛。李旦船队的货物主要有来自日本的工艺品、金属和从澎湖收购的鹿皮，在和许心素派来的船会合后，交换明朝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

在荷兰人占有台湾岛以前，李旦、颜思齐、郑芝龙共同以日本的平户、长崎和台湾地区的云林、嘉义一带为基地，从事对日贸易和海上武装打劫活动。

1622年4月荷兰人从巴达维亚港出发，分乘8艘战船进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但受挫，随后占据澎湖列岛，明政府官方遂严海禁，不准中国商船出洋兴贩。同年，日本发生屠杀外籍及日本教士事件，1623年驱逐葡萄牙人出境。

1624年日本禁止西班牙人来日通商，并强行将天主教徒集中到长崎，结果引起教徒的强烈反抗。荷兰人趁机向德川幕府说，这是葡萄牙人暗中策划煽动的暴乱。德川幕府将军大为震怒，以武力平息了暴乱。

长崎于1571年开港，由信奉天主教的大村纯忠所开，从此长崎就作为对外贸易及传播天主教的据点而急速发展，但当新的西欧势力崛起时，长崎更多受到荷兰文化的影响。

在谋求通商不得的情况下，1617年，荷兰人对中国南下商船的劫掠变本加厉。仅这一年，就有11艘中国商船遭到荷兰人抢劫。根据荷兰船长威廉·庞德的记述，在1622～1623年，荷兰人又劫掠了12艘中国商船，并在漳州港烧毁中国商船60多艘。

在与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西方武装商船的竞争中，中国海商基本上是以个体或群体面目出现，很多时候处在被排挤和杀戮的劣势地位。

由漳州人颜思齐出面组织的28人拜盟兄弟团，包括泉州南安人郑芝龙、漳州海澄人陈衷纪、福建莆田人洪升、泉州惠安人张弘、泉州同安人林福等，欲起事，不幸事泄，遭到搜捕，仓皇逃往台湾岛。

颜思齐原是一介成衣匠，1612年遭官家欺凌，逃往日本。郑芝龙，先祖世居河南固始县，唐时入闽，从小习海事，被舅舅黄程领上商道，并结识李旦，这成为其人生拐点。

在日本待不下去之时，郑芝龙奉李旦之命，搭乘荷兰船“好望号”由平户起程赴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翻译）。1624年8月李旦也从日本平户抵达澎湖。到这时，中国人各类渔船被荷兰人抢走600多艘，修筑工事、炮台和城寨成为被强迫之事，以至于1300名中国人饿死累死，270多人被掠往爪哇做苦役。

在荷兰人占领澎湖期间，中荷双方打打谈谈，一直没有结果，福建巡抚商周祚遭到撤换。1623年8月，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他在1624年2月下旬开始筹划进攻澎湖。因为双方势力差距较大，荷兰方面提出交涉。

南居益听从总兵俞咨皋的建议，通过许心素找到李旦出面调解。当年王直在死前的上奏中说，如赦其死罪，“倭奴不得复为跋扈”，“不战而屈人兵者”。这样的一幕在李旦身上实现了。对此，南居益记载说：

今镇臣俞咨皋言：泉州人李旦，久在倭用事。旦所亲许心素，今在系，诚质心素子，使心素往谕旦，立功赎罪，旦为我用，夷势孤可图也……而倭船果稍引去，寇盗皆鸟兽散……

台湾历史学家曹永和记载：“在李旦的斡旋下，俞咨皋‘保证’，若荷兰人移往明朝版图之外的台湾岛，则将获准与中国贸易，在此条件下，荷兰人不得不在1642年8月下旬撤出澎湖。”

撤出澎湖的荷兰人迁往台湾岛，这里成为荷兰人新的行政中心和其在东亚海域唯一控制的贸易港。之后，郑芝龙抵达台湾岛和颜思齐会合，领船加入荷兰人的船队，但俞咨皋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李旦以荷兰谈判代表身份前往中国交涉，争取福建当局发给荷兰人正式贸易许可证，但未果。1624年11月，李旦回到台湾岛，在转交给台湾岛的荷兰长官孙克的一封私人信函中他说：“关于贸易的事情还要上报。”荷兰人大失所望，指责李旦是个有害的人物，但许心素在此间获得了都督的执照和贸易代理权。

月港体制不允许外国人前往漳州贸易，荷兰人只能以台湾岛为基地，以福建商人为中介，采用预付资金、按样加工、期货贸易等方式开展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事务报告多次提到，许心素等人以承包形式独揽福建与公司的全部贸易，返还订货非常迟缓，有时甚至比商定的1个月或6个星期还要再拖后3个月，结果使得公司无法估计资金支付后何时能够得到供货，这使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往日本的丝绸，比原计划减少了200～300担。不仅如此，福建商人往往临时提高商品价格，有些商品的购入价甚至高出一般价格的50%，造成经营成本增高。

1625年年初，李旦托荷兰船带了一封信给巴达维亚的苏鸣岗，7月便染病在身，他匆忙从台湾地区返回日本治疗，但病情并未好转，8月12日在平户去世。没多久37岁的颜思齐也在台湾地区去世，临终前，他召众人告之：“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

<h3>最后的海商大佬</h3>

从1604年短暂占据澎湖开始，到1622年再次占据澎湖，再到1624年占据台湾地区，荷兰人一直游离在明政府的贸易体制之外。

当葡萄牙人学会以乖巧的方式取得合法贸易地位与明政府周旋时，荷兰人强硬有余，耐性不足，取代了葡西商人成为与中国东南沿海走私或海盗商人互为表里的外来商人。

漳州双屿的盛极而衰，是福建人李光头、林剪以及徽州人许栋、王直等与葡萄牙人里应外合的结果。之后，荷兰人又与层出不穷的刘香、李魁奇、杨六、杨七等海盗集团结成这种关系，但不同的是，明末最具实力的李旦及之后的郑芝龙海商集团都选择了比月港更具优势的厦门作为开展海外走私贸易的港口，厦门港逐渐取代了漳州月港，延续了汉唐时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泉州后渚所承载的福建海商的历史命脉。

崇祯皇帝上台后，福建巡抚熊文灿为对付荷兰人和其他海盗商人，与明政府假手王直如出一辙，招抚海盗。为长远考虑，郑芝龙奉招归附明政府，从此拥有了在大陆的牢固基地，免去了遭受官兵的威胁与攻击，并集中力量对付荷兰舰队，将中国南海上的海盗集团一一消灭。

1640年，明政府擢升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从此，郑芝龙集团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艘海洋贸易船只的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中国商船都悬挂着郑氏令旗，郑芝龙成为明朝最巅峰的亦商亦盗的海商代表。

17世纪中叶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尽管荷兰人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但在郑芝龙海上集团面前，荷兰人不得不每年向郑芝龙商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

作为逆势而起的海商，徽州人王直的雄起不过10年左右，郑芝龙家族则达30多年。王直被招安之后却成为刀下鬼，郑芝龙只此一次招安经历，但郑芝龙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明清交替之际，最终因为儿子郑成功不愿接受招安及其他一些辱没感情的事情而身首两端。不过，他的出现，让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野心，直至1661年被赶出台湾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的存在，不经意的成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最终用鸦片肢解中国朝贡体系之前，最后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使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商人，在左奔右突几十年试图主导对中国的贸易中，终无所获。

当清朝再度开放国门时，荷兰、英国等东欧商人势力已经渗透、填补和控制了后郑氏家族时代的中国海上商人贸易航线。从此，明朝海上商人不再是海上强者，郑氏家族成为我们观察几百年前的中国海商最后、最辉煌的剪影。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最终昙花一现。这种在政策不连贯和殖民者夹击环境中成长的机会，对于中国海商来说，如果算是春天的话，也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春天。明末的海外贸易，就是中国海商从南洋、东南亚、印度洋全面萎缩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讲，与西欧人小规模航海事业在全世界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不同，明朝航海事业尽管捷足先登却最终无足轻重的原因还在于，私人海上贸易受到的阻截及王权与之的势不两立。

<h3>帝国央行搬到拉美矿山</h3>

月港等公私贸易港口的存在，有如神助般地让明朝白银确立了货币本位地位，这种局面创造了1550～1680年间以意大利和中国为中枢的白银统治期和全球经济体系（法国学者肖努语）。

一个缺银少铜的国家选择白银做货币，竟然还持续500多年，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看来，这很荒谬。他的结论是，在国家发行信用（宝钞纸币）的努力失败之后，将货币出路委之于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了国家货币主权，这是明清两朝败亡的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与郭沫若齐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系统地指出：“中国的闭关政策，基本动因乃是货币的保存。外藩进口的货物大多是珠宝香料，中国付出的代价乃是货币，货币乃是商人资本特殊发达的社会财富最高形式，于朝贡中流失，于中国乃最不偿失之事。”

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命的软肋就是白银问题。据魏德斐估计，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在25万～26.5万公斤。这些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等于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

在1620～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而在衰退的贸易来临之前，停泊在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时降为6艘。

艾维泗在《1635～1644年间白银输入中国的另一种考察》中这样写道：

毫无争议的证据表明，1635年后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急剧下降，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不畅销，而是因为马尼拉的商人得不到足够的来自新世界的白银来支付货款。

一位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官员在1638年曾说：“最近从中国来了一小批杂货商品，但对马尼拉的商人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几乎没有货船来过。墨西哥运来的白银很少，这又使得他们担心今年中国人又不会来进行贸易。”

几年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评价这段时期内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经济形势时说：“必须注意到，自从贸易仅靠赊欠进行后，马尼拉人所熟悉的贸易中有3/4被中国商人控制了。在1636～1637年，运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商品并没有给菲律宾人带来钱财，这些商品都是中国商人赊卖出去的，而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和官员又不能满足中国商人这些要求。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已经不再来进行贸易了，他们已经损失了，不愿意再损失更多。”

从1630～1640年，或者说在1636年左右，亚当·斯密也发现，“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

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明朝。到明崇祯年间，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达到了1∶13。不仅如此，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1626～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与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有的学者提出，从1585～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

这一切又导致通胀危机和银贱物贵，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在这个过程中，明朝犹如患上慢性哮喘，白银就是那个氧气罐，一旦离开它，哮喘症状就会出现。总之，这是一个让明政府有气无力的病灶，偏偏这一病灶又遭遇“连阴雨”。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白银的生产和流通量都在缩减，而此时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时期，市场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1635年，一位英商的船停靠在澳门。这位英商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国人获取白银的急切程度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并对他们“获取白银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表示难以置信。

但来自国际市场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1634年后，菲利普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8月，两艘从阿卡普尔科驶往马尼拉的船在途中失事沉没，损失惨重。三个月后，西班牙和中国几年来政治经济间的紧张关系终于在菲律宾发展成公开的武力对抗。从1638年11月到1640年3月，据说武装精良的西班牙人在全岛屠杀了20000名中国人，毫无疑问这也导致了1640年和1641年马尼拉贸易的严重瓦解。

无独有偶，1640年，日本断绝与葡萄牙租住的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之手，葡萄牙占领的果阿与澳门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

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在600万两。1618年辽东战争发生之时，除东御府储银还有300多万两，太仓储银只剩下12万两。5个月后，明政府议决，除贵州外，全国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1620年，再增二厘。三年内先后三次增赋，合计九厘，共得银520万两。这宗以“辽饷”名目加征的田赋，被明政府固定下来，成为常赋，之后加征的还有“剿饷”、“练饷”，合称“三饷”。对于这段历史，有御史称，“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是亘古未有之事。

到了崇祯年间，则是内外库俱空，不得不依靠一宗又一宗的加派，明朝最终走到了终点。对此，魏斐德写道：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6个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

第三篇外贸商人的天下 1644～1842 第八章晋商第一次转型

清朝时的山西处于中国两大通商动脉的交汇处，交通四通八达，地位无人能及。这一区位也决定了处在十字架上的张家口在中国商业史上的范本意义。一部张家口的发展史也正是晋商兴衰史的映衬。

从八大皇商到普世晋商的参与，再到1727年以后恰克图贸易的兴盛，晋商从盐商时代迈入外贸商人时代。当陕商、徽商因盐政变法而先后元气大伤时，转型的晋商得以延续其在国内商帮的地位，并较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1684年清朝取消海禁，用海关代替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从最初的四口通商到广州事实上的一口通商，福建籍商人崛起于广州港。1760年，十三行公行复设，十三行进入产生巨富的时代，以潘启、伍秉鉴为代表的福建泉州海商相继成为广州乃至世界首富。

珠江和泰晤士河，一条连接清政府的广州十三行，一条连接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各有优越感的官方外贸垄断团体，构成了18～19世纪中西关系的商业中枢。当英国东印度公司被一群叫“港脚商”和散商的小鬼们瓦解时，作为清朝对外贸易的垄断者十三行，离毁灭也已经不远了。

如果说山西商帮史是一首交响曲，那么盐商只是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这一乐章沉闷舒缓，从明初商帮萌芽开始，用了整整一个朝代兴衰的时间，才逐渐过渡到第二乐章。第二乐章讲述了晋中商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故事，以他们为主体的外贸商人，人才辈出。这一乐章，音域广阔，韵味悠长，精彩纷呈。

如果说山西商民走西口、走东口是“花开两朵”的话，那么一朵开在了明朝，以盐商的崛起为标志；一朵则始开于明末清初，以外贸商人的崛起为标志。

在清朝前200年，内陆城市张家口的历史地位，少有城市能够撼动。清朝时山西的版图比明朝时更大，与山西北部万里长城接壤的归绥六厅（即今呼和浩特和包头），以及“八旗”中的六旗地盘（包括多伦），都是山西的管辖范围。原陆路丝绸之路向东的延长线：西安—湾关—太原—北京，也通过山西。

更重要的是，山西处于两条东西通道和一条南北通道的交叉口。这一连通东西南北的枢纽就是张家口，它一方面扮演着京津连接塞北的商业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对俄进出口贸易的前哨。

大同在山西边防中的地位，决定了其一度是辐射张家口、包头、归化城的一个区域中心。从走西口、走东口的商民流动来说，大同也是一个分流中心，但这只是在明政府。清政府统一内外蒙古后，大同的军事功能荒废，张家口马市在清朝崛起中的历史地位及其连接张（家口）库（伦）大道贸易的传统经济定位，让它很快成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中俄恰克图协议更是让张家口作为中国北方贸易中心的地位呼之欲出。

而上海在国内城市的地位和水路交通工具的限制，决定了当时的武汉还不足以成为连接上海—重庆的枢纽。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加之内陆的开放和以机器制动的轮船在长江上的航行，武汉才成为沟通上海与连接西部的黄金口岸。

在一定程度上，张家口的历史地位不再之日，也是晋商衰败之时。

<h3>马市张家口与八大皇商</h3>

1429年，明政府在长城边塞设置了一座城堡，取名张家堡。这是一个荒凉之地，不仅风沙四起、烽烟弥漫、号角长鸣，而且诸物不产，商贾舟车，“足迹罕至”。

1529年，张家堡扩建，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取名张家口（今张家口市堡子里街），张家口作为边塞城市的雏形基本形成。1571年，在以王崇古、张四维为代表的晋商家族3年的努力下，蒙汉放弃敌对，张家口与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成为宣化府设立的5处马市。

张家口的蒙古名字是“Kalgan”，最早则叫“C haalga”，意思是“聚集之门”，至今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仍然这么称呼张家口。这里是昔日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进入中原的马踏之地。

蒙汉设立马市几经反复。明初，中原物品被限制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人私下做生意。1405年3月，明政府在辽东的广宁、开原最早开放马市，并允许东蒙古部落每卫每年进贡两次，每次100人，明政府试图将民间私下贸易变成政府监督下的规范交易。

之后，明政府在抚顺、清河、瑗阳、宽甸等处设立马市。1438年4月，大同设立马市。

明正统（1435～1449）年间，蒙古部落的朝贡使团动辄数千人，对使臣的大量回赐给明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使团人数被屡屡限制，引起以异姓贵族篡夺汗位的也先部落的不满，最后导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

土木堡之变后，马市皆停，直到1478年在辽东以及1551年在大同、宣府、延绥再开马市，此后又停，直到1571年双方修好。

马市从设立之初，就带有官营性质。张家口开市之初，前来入市的蒙古各部落非常踊跃，但明政府可供互换的钱粮有限，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于是，王崇古就广招四方商贩前来，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山西人不断来到张家口。到明万历（1572～1620）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仅1579年，张家口年易马就超过35000匹以上。

在相当长时间内，铁器不在与蒙古互换的物品之列。明政府容许铁器入市也是从辽东通马市开始的。之后，王崇古也奏请铁器入市，并建议陕西各市仿行。1572年后，山西潞州铁器流入马市。但在明朝高层，还存在另外一种思想：用铁器换马匹，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日后无穷之患的灾祸之举。

这种想法让清太祖努尔哈赤非常不满，他在起兵时就很想教训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在对明政府发出的挑战书中，他列举了“七大恨”，其中一“恨”便是，明政府对辽东马市限定了许多条件，主管互市的官吏又对前来贸易的女真人敲诈勒索，不能公平买卖，激起女真人（明末女真人改称满洲人）的怨恨。努尔哈赤从辽东发出挑战书，也绝对不是偶然。

王崇古用互市的办法了结了蒙汉之间长期以来的怨恨，曾有人用“化干戈为玉帛，具有远见卓识”来评价他的这一举措，但从事后的历史进展来看，互市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乱世时更是如此。诚如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思想：从中原流出的铁器武装了女真人的部队。

张家口与辽东互为唇齿，张家口商人既去辽东参与马市，辽东的满族人也到张家口贸易。作为开放时间最早、最长的边地市场，辽东马市活跃着很多山西商人。嘉靖（1521～1566）时期的进士葛守礼就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此时的马市已不再是临时摊点，临街商铺鳞次栉比，这里不仅有来自本省的潞州绸铺和泽州帕铺，而且有来自南京、苏杭的罗缎铺和山东临清的布帛铺等。

明朝末年，辽东战事频仍，两地的马市贸易重心转移到了张家口，使张家口成为内地与东北的贸易中心。满族人所需的铁器及其他物品，就在张家口与山西商人的互市中取得。换句话说，山西商人充当了满清入关前的武器原材料乃至物质的供应商。

满清入关后，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帝没有忘记为满族人入主中原而立下赫赫功劳的山西商人，于是有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8家商人被皇帝在紫禁城设宴召见的故事，他们随后成为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并享有特权。范永斗被任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7家，也各有封赏。

1644年，也就是顺治元年，清政府还在张家口修筑了大境门，这在张家口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页。清政府对晋商的器重，奠定了张家口在北部边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张（家口）库（伦）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从此时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张库大道整整运行了285年。

张库大道全长1400多公里，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期。在元朝，张库大道便被辟为驿路（元朝建立后，在全国设立了1500多处驿站，当时的张库大道还处于默默无闻阶段）。

之后，八大皇商在形式上垄断了对蒙俄的商贸往来。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的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商所贩之铜，六成上缴国家，四成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的进口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的。大约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15艘，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艘。1766年以后，范氏的船增加到7艘，年贩铜140万斤。

1721～1748年，范毓多次为康熙、乾隆西征准噶尔承运军粮。在此过程中，因多种原因，范氏家庭拖欠户部很多钱，贩铜是清政府提供给范家抵折欠款的一次补过机会，但范家最终因难以弥补负债而于1783年被抄家。

直到1691年，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康熙帝才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榆次车辋村常氏来到这里开铺的事。

<h3>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常家样本</h3>

常威是榆次常家家业的开创者。他的家族，上溯七辈都以务农为生。

清康熙（1661～1722）年间，常威拿着从家乡带来的“榆次大布”，打开了张家口市场。盐、布是那个时代商人发家的两大商品。这种布纱支较粗，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深受欢迎。1711年左右，常威拿出自己的积蓄，开设了第一家商号——常布铺。雍正（1722～1735）年间，常家的分号开始向张家口周边地区扩展。

这样一组数据显示了张家口后来的图景：清初张家口商户80家，道光（1821～1850）年间260家，同治（1861～1875）年间1027家。到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上下两堡专做旅蒙业买卖的多达700余家。最高时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仅一处标准铺面，月租金就高达50两白银。

不过，张家口日后的兴旺，与一个叫恰克图的村落的兴起息息相关。作为一个个体，常家的生意真正发达是在1727年以后。

也是在这年，中国一南一北各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南方，一艘名叫“奥古斯塔斯王子号”的商船来到了珠江口。这艘商船由多国公司联合派遣而来，只希望得到较为公平的贸易机会，但没有如愿。在北方，中俄两国政府郑重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祖鲁海尔、恰克图、尼布楚三地为两国边境贸易的通商地点，允许两国商民在上述地方建造房屋、商店，免除关税，自由贸易。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话说，类似这种按平等原则从事中俄私人贸易的市场，正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国沿海取得但未能如愿以偿的。直到30年后的1757年，广州才在清政府的诏谕中确定了其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山西内陆外贸商人比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广州十三行海陆外贸商人起步略早。

尼布楚是1689年7月中俄两国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钦定的贸易城市，之前的1685年，清政府确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但与祖鲁海尔一样，尼布楚地理位置较偏，其到北京的路途，要比恰克图至北京的路途至少远1000多公里。这样，中俄贸易重心就转向了中俄边界上的恰克图。

1728年，俄国政府在色楞格斯克（今乌兰乌德）附近开始建立恰克图城，常氏家族将“常布铺”改称为“大德玉”。1730年，清政府批准中国人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建买卖城。这是一座由贸易商民建成的木城，由松木桩围建，城中设有衙门，城东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关帝庙，西边设有电报局，北边设有邮政局。北门上悬一匾，上题“北方雄镇”4个大字。买卖城具有纯正中国风格，街道直线延展，两侧分布着院落。北京师范大学邵继勇在其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中介绍说：

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张家口成为晋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枢纽。出口贸易要先在张家口完税，然后运往库伦，经办事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方可运到恰克图出口。

这等于清政府将出塞贸易的管理机构设在了张家口，张家口遂成为内地通往外蒙古和俄罗斯的贸易中心。1754年，俄国取消国内关卡，清政府也决定停止允许俄商每三年一次来京直接贸易的规定，将对俄贸易全部放到恰克图办理，恰克图贸易因此由1737年左右的不超过1万卢布，激增到83万卢布。

1755年之前，常万达就来到了恰克图，他很看好恰克图贸易的前景，但更多商人因贸易的不明朗态势而持观望态度。这一点也并不难理解，在1762～1792年的30年间，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中俄贸易曾4次中断，总计时间有15年之久。也是在此期间，俄国放开了对毛皮贸易的国家垄断，允许私商经营毛皮。屡禁屡开并没有阻挡贸易的不断升温，1770年的恰克图中国买卖城已经是一个拥有400多常住人口的小镇，而1800年的贸易额也由1757年的113万卢布增加到623万卢布。

1768年，常威主持分家，将“大德常”和“大德玉”分别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常万和常万达。此时的常万达果断先行一步，将在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布号改为茶庄，并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金放在了对俄的茶叶贸易上，这是常氏家族从榆次大布起家后的一次经营方向的重大转变。

常万达及其他商人经营的茶叶量，在1755～1762年间仅占到对俄进出口总额的6%～7%。当时中方对俄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棉织品和丝绸，其中土布占据80%以上的份额，但茶叶在进口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显示了常万达的眼光和判断。

那时，英国人对中国绿茶格外垂青，素食腥膻的俄国人则酷爱浓烈砖茶。在英国通过海路从广州进口中国茶叶时，俄国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要比英国长。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返国时带回茶叶200袋奉献沙皇，俄国饮茶之风由此开始，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饮茶最甚。

常万达在张家口先后建了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三座茶庄，并在恰克图设立分庄，独慎玉茶庄还前往莫斯科贸易。内蒙古多伦、呼和浩特，辽宁沈阳（时称奉天）、营口，北京等地也出现了其家庭商号。不仅如此，常万达又直接将目光投向了南中国的茶山，与之后的晋商一道，开辟了南起福建武夷、湖南安化、浙江建德等产茶之地，经张家口，再送往恰克图的绵延数千公里的“茶叶之路”。

在郎咸平眼中，原来的晋商还只是卖盐巴的小商人而已，但这个时期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创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产业链经营。他举例说，今天中国的工厂生产一个芭比娃娃，出厂价为1美元，卖到美国的价格接近10美元。那9美元是谁创造的？是除了制造以外的所有大物流环节创造的，包括运输、包装、物流、仓储、批发、零售，整条大物流产业链创造了9美元的价值。

事实上，晋商比当今绝大多数企业家更早发现，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就必须掌控整条产业链，而不仅是制造这一个环节。晋商从南方贩茶叶，把制造、包装、加工、运输、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在了手中，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条高效整合的产业链。

南贩的茶叶一般在湖北中转，汉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1683年时，山陕商人已经将会馆设在了这里，这是武汉规模最大的会馆。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武汉周边及其向北的必经之路——河南沿线的山陕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仅以武汉周边的分布来看，就有湖北随州、孝感安陆、荆门钟祥、宜昌当阳、十堰市陨西、襄樊老河口光化。仅今荆州一地就存在4所山陕会馆，分布在荆州、公安、江陵和石首。

与湖北交界的河南南阳的淅川县紫荆关镇、邓州、社旗、唐河和驻马店泌阳、正阳也建起了山陕会馆。向北沿线的平顶山郏县、伊川、洛宁县老城街、洛阳，漯河舞阳北舞渡，许昌八里桥及靠近安徽的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会馆，1693年沙河北岸会馆）等地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山西商人还单独在河南安阳水冶镇、开封朱仙镇、洛阳（称为潞泽会馆，1744年）、许昌禹州等地建立了山西会馆。

之后，山西商队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再经晋城、长治，北进太原，再出雁门关至大同，一路从杀虎口西行过包头，至甘肃安西，进入新疆哈密、伊犁等地。另一路到张家口或归化，换成骆驼，运至库伦、恰克图交易后，再被运至伊尔库茨克、莫斯科。

这条联通欧亚大陆的南北茶叶之路，全程近5000多公里，水陆转运需要3个月，足以同唐宋元明的“丝绸之路”相媲美。这一路下来利润可观，但其中的艰辛非常人所能体会。去库伦，一年最多走两趟；到恰克图，一年只能走一趟，大部分时间都被花在路上。当时有个民谣《提起个拉骆驼》唱道：

提起个拉骆驼，三星照路坡，蓝天当被盖，沙地做被窝，吃的是莜面沾盐水啊，提起个拉骆驼。

提起个拉骆驼，几辈受饥饿，冬天冻个死，夏天热个慌，受不完的罪过吃不完的苦啊，提起个拉骆驼。

清政府规定恰克图买卖城不许妇女居留，故买卖城定居的都是些单身商人和由他们从内地带来的12～14岁的男孩，这就是当时晋商长途贸易生活的写照。

1785年，常万达由商界推荐出席了乾隆皇帝的“千叟宴”。1796年，常万达去世，其子常怀、常怀玠、常怀珮继承父业，继续拓展。到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贸易在俄国与亚洲各国贸易中居第一位，占贸易总额的68%。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所征关税占俄国总额的20%～36%。到嘉庆（1796～1820）年间，像常家这样到恰克图设立商号的晋商达60多家，占在此经商商号总数的1/3。

常万达没有等到茶叶占据中俄贸易首位的那一日，但他的家族最终从他奠基的家业以及对贸易形势的研判和提前布局中受益。与常家的发展路径一样，很多在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辽阳等地发家的晋商此时已经有了家业上的积累。当他们的第一代退居幕后而第二代被推向前台时，他们看到了恰克图存在的贸易机会和茶叶贸易的上升势头，乘势把家业推上了另一个高峰。

祁县渠家先祖渠济，早在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就带领渠忠义、渠忠信两个儿子往返于潞州府长子县和祁县之间，贩卖土特产，用潞麻、黄梨交换红枣、粗布。不过时运不济，一直未能发迹。渠家后代渠同海走西口，在包头发家，其后代继承父业，先后开设长源川、长顺川、长裕川多家茶庄。最盛时，渠家的资产曾高达四五百万两白银，成为清代显赫的外贸世家。

起家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罕省扎布哈朗特，时为清朝设立的管理外蒙和新疆阿勒泰的军政机构所在地）的大盛魁商号，后来将总部迁至呼和浩特，也成为到恰克图贸易的一大商号。在辽东起家的太谷曹家也是经营绸缎、布匹的巨贾，也是这时来到张家口设立锦泰亨商号，并在恰克图、库伦、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设立分庄的。

道光（1821～1850）年间，中俄贸易处于空前繁荣阶段，中国每5元的贸易出口中就有1元多是通过恰克图的对俄贸易获得的，贸易货值比乾隆（1735～1795）前期增长10倍以上，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茶叶出口的迅猛增长。

到19世纪40年代，茶叶贸易已经位居恰克图输俄贸易商品的首位，棉布和绸缎退居次要地位，俄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到1851年，茶叶已占全部出口的93%，从俄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毛皮、毛呢哔叽、金属和牲口等。茶叶贸易不仅使俄英等国税收陡增，而且也为山西茶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可以说，中国沿北疆一线都活跃着晋商的身影。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山西商人，在明初纳盐中粮和九边屯军的政策下，大规模走向四方。他们以张家口为东口、以杀虎口为西口，串起了山西人一条走东贩西的贸易大动脉，而对俄罗斯贸易的晋商正由东、西口商人演化而来。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恰克图等三处为陆路贸易口岸。山西两口沿线商人不约而同汇集到了事实上的一口通商之处恰克图。从此，他们多了一重身份——外贸商人，并在这种跨越国境的市场竞争中成为佼佼者。

由此拓展而来的商道从苏杭、福建武夷山、武汉向北经过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沿张库商道及其辐射范围迅速崛起了张北、庙滩、多伦、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归化（今呼和浩特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今属蒙古国）、二连、闹狗庙、嘉卜寺（今化德）等十几处商业城镇。

明嘉靖、万历年间，欧洲人开辟了拉丁美洲—菲律宾—广东贸易航线，这一航线横跨太平洋，且主要进行中国丝货贸易，故称“太平洋丝路”，张库大道则是世界上最长的草原丝茶之路，它是继阿拉伯人主导的海、陆丝绸之路和西欧人开辟的太平洋丝路之后的另一条欧亚贸易大通道。

初期晋商是晋南人多，晋北人少。明朝山西盐商虽以平阳商人为最，但在明晚期的边贸市场上，晋中商人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说开中制和屯田制让山西南部平阳、泽潞商人成为当时山西商帮发展最高峰的代表，那么，山西北部汾州、太原两府的商人，在明末清初则逐步崭露头角，并形成自己的优势，为清后跃居晋商首位迈出了重要一步。

<h3>泛山西化的北疆：山西贸易商人版图</h3>

山西是唯一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从山西人所活跃的北部边疆范围来看，从祁连山以东到北京以西的泛长城周边地带，是一个泛山西化地区，这也是由山西的位置及其商业力量决定的。

山西贸易商人是一个草根群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出身草根，因家境拮据，或遭遇灾荒饥馑外出谋求生路，或受雇作佣，而成贩夫走卒。

马市中的茶马互市与中俄茶叶贸易具有承接关系，但山西在明朝已经有所积累的盐商与清朝中期外贸商人之间基本没有传承。尽管如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们都与走西口、走东口有着一定的渊源。换句话说，盐商与外贸商人都是走西口、走东口的山西商民中的一部分。

在明朝，走东西两口首先源自戍边军屯和纳粮中盐的国家需要，其次才是为了生计；在清初，边民已经没有了烽火连天、号角长鸣的忧患，维持生计上升到第一位。虽然有此差别，但两个时代商民“春来秋走”的候鸟式生存方式，以及风餐露宿的艰辛，却是一脉相承的，此间建立和积累的对不同区域风土人情的了解、对区域间商品需求的发现与认识，以及由此建立的对商业机会的敏感，无形中成为山西商民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的一笔财富。

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长城不再是蒙汉往来的屏障，没有了蒙古各部落大军骚扰之虞，军屯和中盐已没有如明朝那时的迫切和必要，所以盐商风光不再，外贸商人则在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中乘势而起。

山西外贸商人由东口商、西口商和对俄罗斯贸易商人三大块组成。东口商是在张家口或从张家口出走东北而发家的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今辽宁朝阳、沈阳（时称奉天）、营口，内蒙古多伦、呼伦贝尔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前期代表人物是清初被清政府册封为皇商的范永斗等8人，他们以张家口为大本营，承接了女真族首领从辽东远道而来的物物贸易，这一时期的晋商具有外贸走私性质。后期代表人物是榆次常家和太谷曹家，他们分别在张家口和辽宁朝阳城发家。

西口商中的“西口”指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西口商就是指从杀虎口向西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乃至青海西宁，甘肃兰州、敦煌以及叶尔羌（疆域包括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塔里木盆地）等地经商的山西人，或者从归化到库伦、乌里雅苏台和新疆哈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经商的山西商人。

走西口的除了山西人，还有陕西、河北、北京、宁夏、天津等地的人。不过，山西人最多，陕西次之。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就是再现了一代山西人走西口的艰难历程，剧中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但事实上山西人走西口的故事，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开始。西口商人在路线上并没有太多开拓，到达兰州后，再往西所走的路线敦煌—叶尔羌—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就是汉朝与罗马帝国通商时形成的古丝绸之路。

“走西口”、“闯关东”与“下南洋”，并称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浪潮。当时无数山西人为了生计离乡背井，用一代代人不懈的足迹，开辟了一条沟通中原腹地与西北边疆及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

走西口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民族贸易的开拓史。西口商群体，前期以在乌里雅苏台创办商号大盛魁的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史大学、张杰最为著名，后期以在包头创业的祁县乔家和渠家为代表。在阿拉善旗（先后归宁夏、甘肃、内蒙古管辖）的商号则以平遥董家的祥泰隆最为出名。

时至今日，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犹存在的有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和宁武巷，乌鲁木齐的山西巷子、蒙古共和国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在东北、内蒙古、西北还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

张家口的一些宅院还保留着当年的印记：四合院、高房子、单出水、无后窗，不仅防盗，而且私密，取“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院中的排水口为铜钱造型，意为“水流钱留”，这些都是山西人留下的印记。

现在蒙古国人去世，下葬的时候总是在头下枕一块茶砖，这正是一种寄托和文化影响。蒙古的商品主要是用茶叶来标价的，1870年，在靠近今乌兰巴托市中心土拉饭店的库伦老市场，一头羊的前半身值两个半到四个黄茶。

在多伦，人们特别爱听山西梆子，《十五贯》、《算粮登殿》等都是多伦人爱听的曲目。当时归化城共有十六大商帮，其中十三帮为晋商，此外还有蔚县帮（原属山西大同，后属直隶宣化）、北京帮和回民帮。在山西十三帮中晋中地区占据九帮。早年，内蒙古地区盛行山西的北路梆子，到清朝晚期，晋中一带的中路梆子，即晋剧，占据上风。中路梆子源于蒲州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清道光、咸丰年间盛行。

多数山西外贸巨商崛起的轨迹，基本上都是先从外出谋生、经商致富而起，之后回乡建宅，设置总号，然后走向全国，遍设网点。清初，晋中商人以张家口和包头为经商大本营。乾隆以后，张家口的地位未变，包头的位置则被呼和浩特所取代。晋商一般将总号设在张家口或呼和浩特，然后将分号向北设到库伦，向东北设到多伦，向西设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

从18世纪晚期开始，晋商的大本营从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回撤到以山西平遥、太谷、介休等为中心的老家，于是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以平遥及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极具山西特色的古城、古村和院落。

当南北商道向南延伸、贯通后，山西商人的活动区域便不再拘束于张家口、北京、天津、陕西以及甘肃老西庙、新疆古城塔等北方区域，昆明金殿的铜鼎、扬州的亢园、亳州的花戏楼等，都为山西商人所建，著名的贵州茅台酒也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用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酒工人共同创造的。从分布在各省的山西会馆来看，山西商人的足迹已经踏遍大半个中国。《晋商史料与研究》一书指出，历史上，只要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几乎就有山西会馆，全国共有200多处。

中国古代的商道大多数是东西走向，从隋唐到两宋，都城从洛阳、开封到杭州的变化，以及用大运河连接起的洛阳—杭州的水路交通，都显示了这种东西走向的贸易特点。从局部来说，山陕盐商从山西河东盐池到河北长芦、两淮贩盐的拓展以及从外商到内商的身份转变，也体现了这种趋势。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南北贸易的通道问题。

到中俄将恰克图开辟为陆路贸易口岸时，另一条莫斯格—张家口—苏杭的南北贸易大通道形成了。这一通道的一头连着俄罗斯的毛皮，另一头连着苏杭的绸缎、棉布。当茶叶贸易取代丝布而跃升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时，福建武夷山，两湖蒲圻、临湘，江西河口等地，取代苏杭而成为贸易的主要源头，山西商人的势力延伸到了南方各地。

当晋商在恰克图对俄贸易如火如荼时，广州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也引诱着福建商人、徽州商人纷纷南下，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区域。这是两个逆向的辐射，分水岭在武汉、苏杭一线。尽管广州—恰克图的贸易通道形式上已衔接成为一条直线，但遗憾的是，恰克图和广州的贸易量能辐射的范围，外半径都只在福建、江西和两湖的茶场，而从恰克图到广州的毛皮贸易成本远高于从海路而来的同样货物。

换句话说，这一通道由两条半截的通道拼接而成，人、财、物无法自然贯通，或者说两者的辐射力到达武汉或苏杭后都稍显式微。而把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的运河又运力不足。直到民国之后，北京—武汉铁路和武汉—广州铁路的先后开通，才真正让这条大动脉南北贯通。

<h3>山陕商人：“术”字形的会馆见证</h3>

最早的会馆是接待科举试子的“试馆”，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之后，会馆成为联谊乡情、沟通商务、唱戏娱乐、结交绅官的场所。山西商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不许纳妾，不许携带家眷，因此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气候以后，都会在当地建立会馆，作为听戏、聊天、联络感情的场所。

另外，商人离开父母而在千里之外营生，深感“身与家相睽，时与命相关”，在消除灾患的朴素愿望上，“唯仰赖神明之福佑”，所以，晋商会馆中崇奉的关公，实质上是晋商共同的精神寄托。

清人抗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前期的会馆多由行业商人或者县域商人所建。《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作者李华曾对明朝时期在北京所建的会馆进行过统计，有资可查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它们建于万历（1573～1619）以后，分别是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在北京所存的55个商业行会中，山西会馆占据15个。李华的调查显示，建于明朝的有5个，年代不详的有2个，其余8个全部为清朝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所建，占27%。光绪（1875～1908）时，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占总数61所的14%强，这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已在全省范围内形成氛围；行馆6所，占总数23所的26%，也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此外，还有府馆6所。

素为京城人称道的六必居酱菜园、万全堂药店、洪吉纸号、都一处饭馆等，都是留传至今数百年的老店。六必居是临汾赵氏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设的，万全堂则设于永乐年间（1430～1424），比同仁堂药店老得多。

除北京之外，山西商人还在新疆巴里坤、乌鲁木齐，宁夏银川（亦称太汾会馆），甘肃酒泉、张掖（时称甘州）、永登（兰州通往青海、河西走廊及新疆的交通要道），陕西西安，内蒙古多伦，天津，辽宁辽阳、铁岭、海城、朝阳、沈阳，吉林省吉林，黑龙江宁安、五常县拉林镇，河北保定、永清、大城、吴桥、张家口、故城、任丘、蠡县大百尺镇、迁西县三屯营，河南安阳水冶镇、开封朱仙镇、洛阳（潞泽会馆），许昌禹州，山东泗水、曲阜、东平、菏泽、馆陶、恩县、东阿、济南，安徽泗县、六合、芜湖、涡阳，江苏徐州、苏州、南京、镇江、盛泽（大馆圩和西肠圩两处），浙江杭州，上海（一个山西会馆，一个汇业公所），四川自贡，重庆等地建有山西会馆。

可以看出，晋商较为强势的区域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与江苏等区域势力略次之。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康熙皇帝巡视后甚至感叹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查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不仅如此，山西商人还在湖南湘潭联合陕豫鲁冀四省商人共同建造了北五省会馆（1665年），但在合建会馆中，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合作最多。在明朝盐商中，陕西商人也是一支劲旅。它几乎与山西商人一道受益于边区的经济和屯田政策。与晋商一样，陕西商人的经营领域并不局限于盐，其经营区域以泾阳、三原为中心，重点辐射西北及川、黔等西南地区，又被称为秦商或关陕商人。

黄河由北而南，将陕西和山西隔开。陕西的渭水由西向东在潼关汇入黄河，山西的汾河由北向南在河津汇入黄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地即有“秦晋之好”的故事流传。到明朝，从山西的永宁、太平、蒲州渡河可以分别到达陕西的米脂、三原、同州，通过咸阳的水陆码头经渭水也可直达山西。山西的炭、铁、枣、酒等被晋商“车推舟载，日贩于秦”，而山西的平阳、蒲州、解州、汾州等地，因人稠地狭，粮食“向赖陕省商贩”。

范金明在《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一文中指出，山西、陕西商人或就近买粮上纳，或就地屯种粮食上纳，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此早期无论是边地还是淮、浙地区的盐商，均以山陕商人特别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后，“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两省商人逐渐以两淮为中心，以扬州为基地，扩大经营范围，向全国市场扩展，与徽商共分霸业，成为南北对峙的两大盐商集团。

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陕商在两淮盐业贸易中比晋商更有优势。这不是因为陕商掌握的资源更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兴趣范围较之晋商更为有限，所以，明朝后期，支配北方盐业贸易的是陕商，而徽商则支配着南方的商业。用明朝谢肇淛的话说，陕商“财富胜于徽商”。

明朝著名科学家、《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1587～1661）也曾说过：“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被排在三帮之首，应不是无中生有之事。在明清众多陕西巨商中，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著名小说开头就是从孝义镇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以赵家为代表的陕商当时在全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赵家在明朝初期利用食盐开中政策，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到了清朝则主要靠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等，在西安、咸阳等地店铺很多。当时渭南流传着一句谚语说：“赤水的蚊子，孝义的银子。”

陕商最盛之时是在清朝以后，在西北大学教授李刚看来，那时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随后又把经营势力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陕西商人的传统强势区域在西北和西南。他们在新疆建有陕西会馆，在甘肃康县与甘肃商人共建了陕甘会馆。四川堪称陕商的大后方。以盐与茶搭台，陕商建有成都历史上最早的会馆（1663年建立，后为大火所烧）。康熙年间，外省商贾尚无力修建会馆，陕西会馆一度是成都城区唯一的会馆。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年间以后，外省会馆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譬如1756年修建的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1768年的贵州馆街和湖广会馆。除此之外，陕西人还在四川安县、叙永、双流、绵竹、什邡、雅安、阆中、自贡等地建立了会馆。

1376年明政府在陕西设置布政司，管辖陕、甘、宁、内蒙古河套及青海西宁等地，到了1666年，清政府又将甘肃、西宁、宁夏从陕西省分出，由甘肃管理。此时的甘肃及同样与山陕两省毗邻的河南，成为山陕商人联手开拓的重点市场。湖北则是两省商人共同扩大市场影响的另一区域。

作为两省商人传统友谊的象征，山陕商人在不同的区域建造了很多山陕会馆。从地图上来看，两省商人联建的会馆，总体呈现一个“术”字形。

一横即是从西向东所涉及的区域，依次是：青海西宁，甘肃临夏、古浪县土门镇和大靖镇、兰州山字石、皋兰、榆中、景泰、定西、甘谷、天水，陕西监军镇，河南洛阳、开封，山东聊城。

由南向北沿线是一竖，分别是：山西临汾浮山，河南新乡辉县、许昌八里桥、平顶山郏县、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会馆，1693年沙河北岸会馆）、漯河舞阳北舞渡、南阳社旗、唐河、驻马店泌阳和正阳，湖北随州、孝感安陆、汉口（汉口山陕会馆是规模最大的会馆）、荆门钟祥、宜昌当阳、沙市（今荆州）及荆州公安、江陵、石首，广东广州、佛山。

向左那一撇沿线是：河南洛阳伊川、洛宁县老城街，南阳淅川县紫荆关镇、邓州，湖北十堰市陨西、襄樊老河口光化，四川宜阳、灌县（今都江堰市，后与湖广等组成七省会馆）、温江、康定、西昌、会理，云南省晋宁县。向右那一捺是：安徽亳州、芜湖，江苏扬州，福建福州。那一点则是河北张家口阳原县。

<h3>群商闪烁：百年商业家族</h3>

晚清以来，除了荣氏兄弟和一些老字号以外，中国家族企业传承至今的屈指可数，但在山西外贸商人群体里，整个家族从商超过百年者，比比皆是。

中国票号鼻祖“日升昌”的创办者平遥李氏家族，从颜料转行票号算起，家业承沿超过110年。介休常氏家族事业，从乾隆（1736～1795）时期从事贸易发家算起，到清末民初已有200多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原型乔氏家族，从乾隆初年（1376年）出外谋生，到1952年才结束全部产业；旅蒙第一大商号大盛魁从1700年开始，一直做到1929年；1736年，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在张家口设立了祥发永账局，一直存续到民国初期，三者都传承了200多年。

清朝百年商业家族的群现，绝非偶然。为什么山西外贸商人百年商业家族如此之多？一句话，这得益于北部边疆的安宁以及恰克图的对外开放政策。

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了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到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1000万两，传世24代，历经300余年。

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史大学、张杰，这三位走西口的山西人，创造了中国贸易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他们所成立的大盛魁商号成为清朝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到清嘉庆初年（1796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清同治到光绪初年，大盛魁到达极盛，积累了2000万两银子，每年贸易金额达900万～1000万两银子。1690～1696年，清军三次征讨葛尔丹，他们是跟随三路大军中的西路军西行北上的。

由于要深入漠北不毛之地作战，粮食等军需供应是一大问题，清政府就准允商人随军贸易。王相卿等三人就是随军贸易中的三个肩挑小贩。王相卿善于统筹管理，史大学精于算计，张杰则是马贼出身，敢说敢做，三人搭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团队。清兵击溃葛尔丹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吉盛堂”。

王相卿和另两个年轻人一起，用扁担挑着货物到各个军队的帐篷里出售。一开始，商品包括烟草、食品和茶叶，但是生意并不是很景气，与乔贵发（乔氏家族创始人）早先一样，两个年轻人就回到了家乡，只有王相卿在坚守。王相卿从蒙古人那里购买牲口和肉，在熟悉游牧民族的社交习惯的同时，也逐渐学会了蒙古语，这成为日后他在大草原上做成生意的先决条件。

战争结束后，原来充做汉蒙交易市场的马市因为江山的一统和安定而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费扬古的部队驻扎在漠西蒙古的乌里雅苏台，这个地方成为蒙古的满洲军队的前营，后营则在科布多。之后，有关王相卿跟着清军来到乌里雅苏台发迹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据说一个蒙古王公的女儿生了重病，濒临死亡。王相卿给她服用了一帖珍贵中药“龟灵集”，这是一种源自山西的珍稀秘方，救了这位小姐一命。为了报答救命之恩，这位蒙古王公把他的女儿嫁给了王相卿的第三个儿子，王相卿的商业贸易网络随之便无限量地发展起来，尽管康熙（1662～1722）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人制定了严格的贸易禁令，譬如，旅蒙商人赴蒙贸易必须向主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或归化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多伦同知衙门批准，领取部票（亦称龙票），才可去指定的蒙旗进行贸易。部票上要写上商人的姓名，经营商品的名称、数量，经商地点，起讫时间等，但有着随军贸易和蒙古王公贵族背景的王相卿，还是拿到了在蒙古各处通关的执照，同时包揽了蒙古的皮货贸易。

最盛时，大盛魁在浙闽山地购买了数百亩茶场，包办了茶叶的全部收售加工；又购置桑园千顷，并设立了收购丝绸的机构，在紧缺时，将南方的货物尽力收购并垄断在手，然后通过水陆两路运至北京。张家口的大盛魁成为南货最大的集中地，然后从俄蒙商人那里换回毛皮、牛羊、鹿茸、蘑菇、羚羊角、水晶石、麝香、药材、黄金、白银等。

从创业之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关门歇业，大盛魁绵延近300年，经商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及俄罗斯和中亚诸国，雄踞塞外而傲视天下。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亲自出面，组织内蒙古政协开始组织编写大盛魁史料。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大盛魁还曾经是秘密的中国国际地下交通点。

不仅晋商中存在百年商业家族，徽州盐商江氏家族，三代传承担任总商，也持续了114年。广州十三行潘家，两代传承也超过百年，但它是十三行中唯一一家超过百年的商业家族。当然，最为显眼的百家商业传承家族就是山西外贸商人。

为什么其他区域商人没有像晋商这样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三：一是两准盐业政策的腐败及持续时间不及恰克图的开放时间长，让当时的徽州盐商难以与山西外贸商人相提并论；二是海路对外开放时间的略微偏后及其被鸦片战争过早所打乱，又让中国海上外贸家族命运多舛；三是山西商人开创了票号时代，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外贸商人到票号商人的过渡，顺应历史发展，从而延续了商脉。

第三篇外贸商人的天下 1644～1842 第九章十三行：从边缘到中心

以台湾地区被清政府收复为标志，郑氏海商家族覆灭，清政府宣布废止沿海“迁界令”，于1684年开放海禁，并在第二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粤、闽、浙、苏四海关，这标志着中国自唐朝以来1000多年的市舶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

与明朝时太监掌揽外贸大权不同，四口通商口岸的管理机构由司礼监改为户部，监督人由满族人或者巡抚大人兼任，但一开始，广州港的地位并不明显，在经历了80年的历史演变后，才逐渐显赫起来。

<h3>从塌房、官牙到十三行</h3>

“牙”字，在古代也被用来指交易中介人。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始见于唐朝开元年间。两宋时期，牙人必须从政府手中领取“付身牌”，才能成为合法的经纪人。为经营与辽、西夏之间的榷场贸易，两宋时官府招募了许多出色的牙人做官内牙人，而关于“牙行”的最早记载，则始自元朝。

明初时官方禁止“牙行”贸易，试图建立一种被称做“塌房”的商业经营模式。“塌房”初设于京师，它的定位是“以蓄四方客货，富实京师”，具有一统京城商业的意图，是一套官营贸易体系。

但商人们认为，“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官方遂同意设立牙行，但要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官牙制”应运而生，牙商成为官营贸易体系之外唯一的中间贸易合法商人。它的出现，意味着对“塌房”官营贸易体系效果的否定。景泰（1450～1457）以后，“塌房”之名，逐渐消失于史书记载之中，这说明以“塌房”经营模式为主体官营贸易体系已经严重衰落。

嘉靖时，广东市舶司中的客纲、客纪等都属于官牙，市舶司所属的保舶牙人逐渐发展成为牙行。“凡外夷贡者……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

从明朝至清初海禁解除之前，还有一批被称做“揽头”的人，来往于广州澳门之间，不但直接与外商交易，而且跟随政府官员参与对外交涉，并对外商的行为负责。当外商有违法行为时，揽头即便没有过错，也要承受连带责任，这是古代政治上的连坐政策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1685年，延续千年的“市舶司”制度寿终正寝。这意味着由官吏直接介入与外商交易的行为不再被鼓励，官方开始指定商人，在今天的广州十三行路设立“洋货行”，统称“十三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样，以“十三行”为代表的牙行商人登上历史舞台。

这些牙商在登台之初，就兼具官商气质。首次遴选商人参与牙行贸易的招商，由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4月组织，在其发布的《分别住行货税文告》中说：

今公议：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即有一人愿充二行者，亦必分别二店，各立招牌，不许混乱一处，影射朦混，商课俱有违碍。此系商行两便之事，各速认行招商，毋处观望迟延，有误生理。

大意是说，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但招商情况并不理想。一年后，李士祯与两广总督吴兴祚在会奏中说，“今货物壅滞，商人稀少”。

<h3>广州外港：从澳门到黄埔</h3>

明末清初，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心一直在浙江宁波双屿与福建漳州月港、厦门一线。尽管广州离南海更近，但厦门、漳州更接近中国的生丝、丝织品、茶叶产地。在四口通商之初，广州港的优势并不明显。

1613年，传教士曾德昭来到南京，自此在中国待了22年。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叫《大中国志》。在他看来，“论富庶它（浙江）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做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1679年12月，清政府准许澳门与广州之间开展陆路贸易，到1684年，澳门都一直是清朝唯一的海外贸易通道。因考虑到澳门历来是广州外港，1688年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澳门总口和4个税口，并宣布澳门隶属广州府香山县管辖，澳夷视同为子民。对澳葡商船，只征收与中国商船相同标准的船钞，只及其他国家的1/4，葡商不仅可抵广州交易，还随时可进入关闸，与香山县牙行直接交易，这是其他国家商人无法得到的贸易自由。

1607年，荷兰从澳门运茶到印度尼西亚万丹，然后于1610年带回荷兰，这是西方人来中国运茶的最早记录，揭开了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序幕。由荷兰人所开创的中欧茶叶贸易，牵引着新一轮中欧贸易的发展。1688年，荷兰人率先将商船开到澳门港，这是荷兰商船少有的以和平通商姿态进入中国的门户。

之后，其他国家船只也进入澳门港，但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认为，澳门历来是葡萄牙人独处之地，所以竭力阻挠其他国家商船进入澳门。尽管葡萄牙商人几乎垄断了澳门乃至中国对外的茶叶输出，但从1709年起，澳葡商贸仍陷入困境。到1716年，葡萄牙商人已负债累累，极度衰落，澳门议事局接二连三向里斯本告急。

对此，郑永常在《晚明（1600～1644）荷船叩关与中国之应变》中这样分析：

葡萄牙对东南亚的海外贸易由王室所垄断，是一种“单边性贸易”，葡萄牙人拿不出物产与东方交易，王室要用大量黄金和白银才能购买东方的胡椒、香料及丝绸，因此债台高筑。为改变这种局面，早在1570年葡王室就放弃了对胡椒及香料的垄断权，允许葡萄牙商人从事这类贸易，但是白银出口仍为王室所垄断，所以葡萄牙商人的经营规模一般不大。事实上，葡萄牙人在军事上和宗教方面的花费太多，超过了他们在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利益。因此，葡萄牙在东亚的贸易并没有为国家带来大量的收益。

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商船只得驶入黄埔，这直接推动了广州贸易地位的提升。1715年后，各国商船再也不进澳门港，这种情况到1724年时成了定例，黄埔取代澳门迅速上升为广州外港，广州又回归到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

<h3>四口争胜</h3>

1715年，当各国商船不再入澳门港时，发生在厦门的一起武装冲突，让英商再度把目光投向了广州。《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一文这样描述了当时的经过：

起因是中国商人欠了英商的2600两货款，不愿还，反而勾结当地官员一道，设法赖账，要将英船“安尼号”赶出厦门港。英商自然不干了，他们把一艘要开往巴达维亚载货的中国帆船扣了下来当“人质”，以此逼中方发还欠款。这边，中国水师受命，派船去夺回被扣下的中国货船，从而与“安尼号”发生炮战，打了个昏天黑地。这一事件发生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下令，所有前往中国的船员，全部转向广东口岸进行贸易。

第二年，正当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接二连三地向里斯本告急之时，三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广州，他们的到来，受到粤海关监督的热情欢迎。在1716年，有11艘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

1717年，茶叶已经替代丝绸成为中国对英贸易的主要出口物，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是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广州，外贸并不兴盛，捐资白银4.2万两就可以成为皇商，但1704年来自英国的5艘商船上的商人却拒绝与皇商做买卖，他们通过行贿，与行商进行了私下交易。

从18世纪初开始，十三行商自感势单力薄，一直寻求建立一个组织，以与垄断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相抗衡。福建籍的十三行行商凌官（一种商名，每个行对应一个商名）和安官，在1720年前曾垄断对外贸易。1720年，凌官突然去世。对十三行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出现在他去世的这年年底，十三行行商组织成立了十三行历史上首个商业行会团体——公行。安官、谭康官等十三行的行商在神前杀鸡歃血，结为同盟，并制订了13条“公行制度”，这是十三行贸易史上行商们第一次正式公开结盟，而且制订了共同执行的“商贸天规”。

“天规”规定，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交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茶、丝等大宗商品，只能由行商经营，各行商要以一个拳头对外，共同商议货价，包括外省商人到广州与外国商人交易时，公行也要介入协定货价，以避免大家进行竞争，让外国商人“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而对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其所揽得的贸易份额也相应最大。

虽然之前并没有正式、公开的组织以及白纸黑字的约定出现，但公行所要达到的目的——对公行外成员的贸易限制，共同议价，贡献大者具有贸易优先权等，恰恰也是先前的皇商所心照不宣的目的。

两种商人立即反对公行的成立，一是没能进入公行的商人，二是外国商人。当时英商与中国的贸易量最大，他们从中看到垄断的迹象，就以停止到华贸易相威胁，迫使看重税收的广东当局撤销公行。

英国“麦士里菲尔德号”轮船的商人站了出来。20年前，正是这艘商船打开了中英贸易的大门。其站出来的原因有二：一是由公行商人垄断市价，不符合自身利益；二是非公行商人也向英商大班诉苦，公行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让非公行商人有限制地参加瓷器与茶叶生意。之前，非公行商人与外国商人从事瓷器和茶叶生意要给公行交纳20%～40%不等的货价。

当时广州港的地位尚不稳固，如果广州当局无视英商的要求，外国商人可以选择到厦门、宁波或者松江贸易。最终，广州公行在建立半年多后解散。广州十三行商人心有不甘，甚至跑到厦门成立了一个公行，但同样面临与广州类似的情形。

1727年，一艘由各国的联合公司派来的“奥古斯塔斯王子号”的商船来到珠江口。它停泊在广东香山鸡颈洋面，这是一个离澳门不远的停泊地，既不归葡萄牙管，中国人也管不了。该船大班向前来贸易的行商提出从陆路或水路到厦门交易，并在厦门签订运送丝织品的合约，但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如果是以前的行商可能会遵照外国大班的意思行事，但这时，广州十三行商人对这种行为说了“不”。外国大班将信将疑，就又与另一位行商谭康官提出这种要求。《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中记录说：

他们劝说谭康官同去厦门，因为他们得到“秘密命令”，如在广州受到勒索，这一年就上厦门，但谭康官告诉他们，英国人久已不至厦门了，装运、办手续会有不少困难。还是不去的好。末了，大班找了一位官商，一位满大人，而且刚刚从厦门调来，谁知这位官商也拒绝了，并说，你们不可以再劝诱任何一位行商同去厦门，因为他们如今已经不再受前任巡抚兼海关监督的敲诈勒索了。

文中所说的前任巡抚兼海关监督就是杨文干，他在处理外事上与大班不甚投机。此时，他因“丁忧”不得不回老家，新任代理巡抚则相对温和一些，并提出要见大班。本来大班借口要上厦门而不去见他的，但后来还是去了，并受到礼遇。经过一番争论并权衡利弊之后，英商留在了广州。不管怎样，经济发展环境对于招商和外贸的影响，在当时已经可见一斑，外商最终用脚投票决定了去留。

对于广州港收费的不合理之处，《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在转述马士在编年史中的记录时说：

我们在这一天内同时交付通事1950两，由谭康官担保，当做我们的船送给道员(toyen)总督及其他大官员的规礼；按照现行的惯例，它已被视为和船钞相同的课征。

这是在已缴的1320两法定船钞费后，又再次缴纳的白银。对于“礼银”，外商一直心存芥蒂，这成为未来100年内中外磋商和讨论的一个特别事项。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到，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商船驶入广州港交了300两礼银，到此时要交1950两，海关监督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

继英国东印度公司1685年在广州首设商馆后，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来华通商并在广州设立商馆，法国于1728年，荷兰于1729年，丹麦于1731年，瑞典于1732年在华设立商馆。之后，英商和1732年搭乘“哥德堡”号木帆船来广州通商的瑞典商人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海上贸易伙伴。

1736年，25岁的乾隆皇帝继位。8月，在广州的英、法、荷大班联名向大清皇帝申诉征收1950两的规礼银不合理。之后，这项收费被叫停。同年10月29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出两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于是，中荷贸易由原来的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逐步变成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

在1739～1756年的17年间，粤海关关税收入共454.9万两白银，平均每年26.8万两白银，占4个海关关税总额的61.8%。

<h3>“中国通”改变的历史</h3>

1757年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年份。就清政府来说，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清政府以诏谕的形式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地位，二是乾隆南巡，三是清政府第二次远征准噶尔。

三件大事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这之前又发生了什么？故事要从一位被称为“中国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翻译洪任辉开始说起。

洪任辉，英国人，早年跟着一位船长来到广州，在中国学了多年汉语，甚至连官话土话都能听懂，号称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之后，他在孟买等地晃悠了一圈，最终落脚到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1753年8月4日，他打破常规，绕过行商和中国通事，直接将公司拟写的禀帖译成汉文，递交给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禀帖要求，免去雇用的通事和买办们向官员们献礼物的负担。

尽管他没有在禀帖里提到其懂汉语，但显然他有理由认为，东印度公司无须再由海关指定通事和买办为他们服务。从1750年起，清政府要求，外国商船来广州同中国进行贸易，必须在广州十三行洋商中选择一家作为担保人，担保他们按时纳税、守法和照应他们在中国的行踪，是为“保商”制度。洪任辉的意思，换句话说，无非就是要摆脱行商的束缚。

粤海关设有广州、澳门等七大总口和其下的60多个小口岸，由此形成一张严密的税网。清朝时关税主要有船钞、货税和规银。前两项为正税，船钞按船的大小分等级征收，一等船纳税1400两，二等船纳税1100两，三等船纳税600两。货税亦称商税，税率较低，康熙末年及雍正年间，进出口货物平均关税率为4%，其中最高的是生梓，为7.7%；最低的是茶叶，只有0.4%。

问题出在规银上，它属于陋规，名目繁多，从放关入口银到放关出口银，从签押人员规银到验舱、轿金、缴送规银等，多达五六十项，上至海关监督，下至书吏巡役都有涉及。结果，外国商人在规银上的付出甚至远远大于法定关税。

乾隆元年海关正税是4万多两白银，当年各项“规礼”就达十多万两，远远超过正税的数额。对这种陋习的质疑，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当各国商船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将贸易集中到广州时，处于弱势的外国商人们都选择了不了了之。

1753年，当洪任辉对规银陋习提出挑战时，浙江也发生了一件有关陋习之事：一艘荷兰商船因海上风浪漂流到了浙江，荷兰商人通过给浙江大小官员赠送金刚钻、珠宝等贵重物品，进行了一次贸易。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它在广州的商馆发去指令，热望开展对宁波的贸易。

徐中约认为，广州地方政府蛮横专断而又荒诞不经的敲诈勒索，以及昂贵的茶丝价格，促使东印度公司在1753年左右恢复了对宁波的兴趣。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员，洪任辉充当了开拓新航线的先锋角色。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出现在了宁波定海港，但这一动作，不经意间激发了广州、宁波两个口岸之间的博弈。

浙江省官衙向清政府禀报，“红毛”船舶多年不至，自应“加意体恤”，但外国商人连续造访宁波的现象，也引起清政府的警戒，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政府在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的上谕里写道：

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今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

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舟触风涛”，要晾晒“水渍贡物”，用行贿的手段租占了澳门。作为海疆重地，清政府担心宁波会成为另一个澳门。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担心，外国人与奸牙或通事勾结，以及海上守备清兵，会因为私利而放任外国商船出入口岸。之后，两广总督上奏提到，到广州贸易的船舶日益减少，更加重了乾隆对宁波问题的担心。

从1754～1757年，英国前往广州的船舶由27艘减到22艘，又从15艘减到7艘。也就是说，从英国商船转口到宁波贸易的那年起，到广州的商船数量就处于下降趋势。清政府的调查认为，这与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有关。

对此，乾隆帝直接责令两广总督杨应琚和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商议提高宁波关税的问题。1756年，宁波关税提高100%。宁波关税的提高，绝非偶然。1756年，江春领衔下的徽商正在扬州古运河边的天宁寺西园兴建行宫和御花园。第二年正月，乾隆第二次南巡来到江南。

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曹雯看来，乾隆之所以下江南，与当年春天清政府派出大军远征准噶尔息息相关，这是自1720年来时隔30多年清兵的第二次远征。当英法在印度开战时，大清朝也在酝酿着一场恶战。

曹雯以乾隆十八年（1754年）为例，计算了该年户部银库收入约10480000两。其中，由江南（江苏、浙江）输入户部银库的各项钱款计银4820000两以上，约占当年总额的一半。

乾隆目睹了江南商船络绎不绝的情形，当时的浙江巡抚并不赞同限制商船到宁波贸易，并就此给乾隆吹风。一时间，乾隆对驱使商船到广州一口贸易的做法有了回心转意之念。“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唯多增税额。”1757年，英国商人如期到了宁波。

乾隆在松口之时，还将杨应琚由两广总督调任闽浙总督，想让他按照粤海关之例，来浙江署理海关贸易。上任伊始，杨应琚先后上递了两份奏折，再次让官方对宁波港口的态度发生逆转。

乾隆看重宁波港所提供的税收，但与税收相比，乾隆对安防更为在意。杨应琚的上奏就是从海防的角度提出：浙江不比广东有虎门之险可守，且黄埔设有官兵，而浙江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以直达腹地。在奏折中，杨应琚不无担心地说：“洋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

乾隆当即批示：“所见甚是。”之后乾隆以密谕的形式诏谕杨应琚和两广总督李侍尧：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江省。在1757年之后的5年中，广州港每年来航的商船有所回升，但一直没有超越之前1752年的25艘和1754年的27艘，然而越来越明显的一个变化是，英国商船数额增多，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

广州港一口通商地位确定后，凡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大宗出口商品，只能由行商承办，唯有瓷器和其他杂货，才允许散商经营。这一年，广州港洋行数目创下历史最高，达到26家。

就这样，英国东印度公司去宁波贸易的想法也变得不再可能。洪任辉并不甘心，他认为他的舆论并没有被广州地方当局上达，就以大清子民的名义写了一份诉状，于1759年越过东印度公司的保商和广东地方官员，擅自驾船一直来到天津递交了这一份请愿书。

在这份请愿书中，他再次戳穿了礼银陋规的潜规则，并把行商的积欠问题给揭露了出来，同时要求开放宁波通商。洪任辉的这一大胆举动让清政府大吃一惊，在清政府看来，这不再只是宁波通商问题。

作为事件的处理结果，洪任辉被处以在澳门圈禁三年并遣送回国的处罚，牵连陋规问题的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执笔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被处极刑，与洪任辉有密切交易关系的安徽商人汪圣仪则被依照“交结外夷罪”处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罚。除清理规礼外，清政府并没有如洪任辉所愿取消保商制度，相反继续强化保商这一角色的职责。

同年，清朝官方批准实施《防范夷人规程》等专门措施，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来华外商进行严格控制。此后，约束外商的规定越来越多，如外国商人不得在澳门长期居住；不得乘坐轿舆；不得向官府直接传送文书；外国妇女不准前来广州；居住在广州商馆中的外国人只许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到附近的花园和海幢寺游览散步，每次限10人，平时不准擅自出入商馆等，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曾有外商怒指中国待他们如狗，查清朝君臣的诗文，也确有将外商称为“犬羊”的。当时，外商唯一可以接触的中国人，就是广州十三行的行商。

从地理方位上讲，广东远离中央政府心脏，历来为华洋杂处之区，而浙江是华夏文明礼教重地，清朝官方不希望西方商人逼近江南漕运财富中心乃至京师重地。也就在洪任辉北上的1759年，清政府正式提出撤销宁波、厦门、松江等三处海关而由广州一口通商。

1760年，徽州茶商詹万榜离开婺源老家，举家迁往广州。詹万榜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曾孙——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詹万榜的迁移是“一口通商”政策下群体迁移的一个个案。伴随茶叶贸易的兴盛和海上贸易的日趋向广州港集中，一批原来在产茶区经营茶叶的徽州人也来到了广州。

<h3>1760年，进入生产巨富时代</h3>

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愿看到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出现一个与之抗衡的外贸垄断团体，但这种局面还是再次出现了。1760年，由9家十三行行商共同倡导的十三行公行团体成立。来自福建的同文行行商潘启，成为复设公行的首任总商。此时，他已经在洋行里摸爬滚打了18个年头，并以此为契机，开启了他人生最为辉煌的篇章。樊封在《夷难始末》中这样记载：

乾隆间，有闽人潘启者，熟于洋商贸易事，条陈官办得失。总督李侍尧请于朝，置户部总商，每岁保税保征，除旧额外，正款可加四十余万，平羡银余，可收百万，奏入许之。

以公行的再次成立为标志，广州十三行商人才真正进入生产巨富的时代。这次公行，把十三行的业务框架划分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分别负责办理外国商人贸易、暹罗贡使及商人贸易事务、本省潮州商人和福建商人来粤贸易事项。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十三行承销，一切中国出口货物也均由其代售，这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公行制度确立之前，清朝官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以一个体系的形式，奠定了十三行商人的垄断地位。这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包括1728年的总商制、1754年的保商制，以及1757年11月广州成为事实上的一口通商口岸的相关规定。

总商制让总商也成为官商种类之一。在清朝官方眼中，只有具有官吏品格的总商，才是信实可靠的。清朝官方选择潘启充任总商，主要是看重他的资金充裕，不至于“仰外国人鼻息行事”，并可以保证每年订立的税收任务的完成。

保商制解决的是清政府进出口税收的问题。这一制度规定，由十三行总揽一切对外贸易，凡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必须在广州十三行洋商中选择一家作为担保人，担保人称为保商。保商向清政府承担洋船进出口货税的责任，保证外国商人在中国守法，并照应他们的生活起居，但保商还被附加了至少两项义务，即应付南洋各国贡船贸易和解决外国商船的关税拖欠问题。

洪任辉事件也直接诱发了十三行公行的成立。作为一种防夷的手段，清政府还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外国人不得乘轿、不得乘船游河、不得雇用汉人婢仆、不得申诉大府而首先要经行商转达；妇女不得携入夷馆；在夷馆寓居之外人必受行商管束，购买货物要经行商之手等，共14条，被作为最初的防夷章程，在1760年开始生效，直到《南京条约》签订时被废止。

公行设立后，垄断对外贸易达10年之久。因为资金雄厚、信用好、充满智慧，潘启揽得越来越多的订单，并因此崛起。从此，十三行商人群体有了灵魂人物。到18世纪60年代初，潘启已经成为广州洋商首富，他的茶叶与生丝的交易额分别居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总额的前两位。1764年，清政府取消了1759年丝绸不准出洋的规定，176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订购生丝2000担，因潘启给出的价格优惠，数量较多，双方成交。此后，潘启的同文行每年有1000～2000担生丝交给英国东印度公司。

当时一位与潘启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发回《法国杂志》的报道称，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潘启因此被《法国杂志》评为18世纪的“世界首富”。

1769年的珠江，一派忙碌的景象，英国人威廉·希克曾不胜感叹地说，珠江“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只不过河面上帆船的形式不一。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景象了”。

潘启游刃于官府、本地商人与外国商人之间，坚持多赢的商业准则，不卑不亢，有退有进，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予了以他为代表的商人较高的评价，一位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其1775年的日记里这样记录说：

这时我们见到一种新现象，即我们已经发现了高级商人，他们善于经营，坚持要获得好的价钱，但当价钱已达到极限时，他们立即让步，尊重他们的对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们。从这个时期起，双方不断冲突，但在整个过程又是亲密的朋友。

1788年，潘启病逝。从1760年公行复设到此时，潘启一直担任着几经反复的公行总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没有成熟外交体系的清政府在无形中赋予了十三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交及商务使命。作为公行总商，潘启要代表清政府处理十三行内与外国商人有关的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诸多事务。潘启死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他评价说：

他的死亡，是否会使欧洲贸易不便，这是难以判断的。他确实是一位有大才干的人，非常善于处事，但当他自己的利益或安全受到动摇而陷于困难时，他终究有能力将其消除，同时他是善于玩弄权术的，他的儿子一定能够保持其商行的信用与经营，所以没有理由设想他的去世是有遗憾的。

潘启的第四子潘有度继承了家族生意，他表现出后辈的谦恭，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像他的父亲那样坐头把交椅，但之后还是出任总商长达10年。在广州一口通商的85年里，潘启及其家族出任总商的时间最长。潘启的同文行（后改名同孚行）也是十三行里面唯一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商行。

<h3>十三行里的福建人</h3>

潘启只是十三行里福建籍行商的杰出代表之一，以他及之后出现的伍秉鉴为代表，福建海商传沿明末100年来福建海商的积淀，继续引领清朝海路贸易。只不过，引领者由福建漳州人变成了泉州人。

与李旦、郑芝龙一样，潘启也来自泉州府同安县。以李旦为标志，尔后到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再到十三行领袖商人潘启、伍秉鉴，泉州籍商人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海上贸易。因为清朝一度不允许商人出海贸易，所以以潘启、伍秉鉴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一直独揽着清朝的海上到岸交易，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

此前，同为闽南商人的漳州人独占鳌头，这似乎与身为宦官的漳州府人王景弘有关。王景弘是郑和下西洋时的副使，先后5次跟随船队南行。没有南行的两次，他受命到闽浙沿海招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许多漳州人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官方水手，他们成为事实上公费出门看世界的一个群体。1434年，郑和死后，王景弘还奉命率领船队出使了一次苏门答腊。

从那时起，漳州人的海外贸易意识被激发。1572年，漳州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准许海上私人贸易的港口，这种安排绝非意外。这段时间，漳州商人独占先机，掌控了通过马尼拉、长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澳门等港口转运到中国的白银贸易，显赫一时，向外移民大增。其中，在马尼拉的漳州海澄人十居其八。

伴随月港的衰落和1603年西班牙马尼拉当局对华人的大屠杀，漳州商人元气大伤，尔后郑氏父子以泉州安平为大本营，构建了海上贸易帝国，奠定了泉州海商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

在潘启到达广州前，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福建商人，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鳌头，譬如十三行中的凌官与安官就实际独揽了整个外贸。黄启臣在《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中表示，康熙（1662～1722）年间，在广州的福建行商有Limia、Anqua、kimco、Shabang、Canqua5位，在雍正（1723～1735）年间则有Snqua、Cowlo、许藏兴等数家，乾隆（1736～1795）年间有林广和、郑德林等数家，嘉庆年间拥有洋行8家和大小商行30余家。

黄启臣文章中的Limia、Anqua很可能就是凌官与安官。如果事实如此，这时的福建商人已经在十三行中占据主导位置。章文钦参阅《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所载资料说：1732年十三行洋行共有17家，结果被“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三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其他14家中，还有6家是陈汀官等人的亲族所开，剩下的卖货行店，如果不是钻营在陈汀官等门下，“丝毫不能销售”。不仅如此，凡卖货物给洋商，必须“先尽九家卖完，方准别家交易”。章文钦的结论是：“若非监督纵容，伊等岂敢强霸？”

黎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曾提及15家行商籍贯。其中，福建籍7人，徽州籍1人，浙江籍1人，广东籍6人（可能还包括寄籍者）。福建籍的是同文行潘启、义丰行蔡昭复、怡和行伍秉鉴（泉州安海人）、丽泉行潘长耀、义成行叶上林（漳州诏安，祖上是徽州婺源人）、东裕行谢嘉梧（漳州诏安人）、资元行黎光华（晋江人）。安徽籍的是东生行刘德章，浙江籍的是万成行沐士方，广东籍的是西成行黎光远、会隆行郑崇谦、天宝行梁经国、孚泰行易元昌、隆记行张殿诠、广利行卢文蔚。

虽然在公行存在的中后期，十三行里的福建人从数量上并没有明显优势，但仍占据中枢之位。

<h3>国际投资家</h3>

伍秉鉴是十三行后起的福建商人，他将福建商人在广州的势力推向了最高峰。

1800年，潘有度表达了辞去十三行行商职务的意愿，1801年，伍秉鉴成为行商。他的父亲伍国莹曾在潘家做账房，1783年自己开设了怡和洋行，成为行商。与潘启一样，伍家的祖籍也是福建泉州府，先祖原在武夷山种茶为业，于康熙初年时进入广东。

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保持最大的交易份额，这是潘家成为广州首富的原因所在。与潘家第二代在事业上有所收敛不同，伍家第二代扮演了超越者的角色。尽管潘家仍维持着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宗订单贸易的地位，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后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伍家第二代跳出了既有的贸易框架，主动出击，与广州口岸新兴的外商面孔——美国的自由商人以及来自印度的港脚商人打成一片，这是伍家能脱颖而出最为关键的选择。

18世纪中叶，以印度或英国私商为主体的散商开始出现在广州，他们接受东印度公司的特许，主要从事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之间的贸易，被称为“港脚商人”，他们接受公司驻中国业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委员会的管理。

这也是亚当·斯密1776年创立自由经济理论的一大背景。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鼻祖，毕业于牛津大学，终生未娶。他认为，“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每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与利益，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但是，在他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并不是他本意追求的东西。这样，由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自己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能产生的效果还大”。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散商的出现就是那个“不是他本意追求的东西”，但其所出现的效果，比真正想维护的东印度公司垄断所产生的效果还大，英国政府在18世纪末慢慢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到1780年，港脚商人与十三行行外商人间的走私活动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为维护垄断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极力限制散商的活动，规定不属于商馆的英国臣民不得在中国停留，但这种硬性规定，如当年西班牙限制白银过多流入中国一样，并没有奏效。

1782年，十三行公行再度设立。当其他国家的散商在自由经济理念的主导下，陆续肢解本国的垄断贸易组织时，清朝十三行公行的垄断却一直存续到了鸦片战争，这是中国与英国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命运迥异的一个细节。

也是在1782年，由英国散商亨利·柯克斯与其他人合伙成立的柯克斯·理德行洋行出现在广州，它创造了外国散商在中国设立代理行号的先例。

刘诗平在其著作《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中提到，柯克斯的父亲詹姆士·柯克斯是给广州十三行行商提供钟表八音盒等“打簧货”的商人。这些东西成为皇帝及宫廷内外把玩的时髦洋货，至今北京故宫依然保存着一些詹姆士·柯克斯贩卖的钟表。柯克斯·理德行洋行就是横行中国100多年的英国怡和洋行的前身，它突破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意味着自由贸易理念在广州的“破壳而出”。

从一开始，柯克斯·理德行洋行就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前一年，参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的中国非行外商人就曾动员潘启参与鸦片销售，但遭到了潘启的拒绝。对此，由外国人创办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记载说：“潘启具有儒商固有的商业道德、守法观念，拒绝不道义的商业活动。”

尽管伍秉鉴出道晚，但上升迅速。仅在两年后，他便升任总商。1807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海神号”船上岸度假的水手与广州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导致一名华人死亡而凶手逃逸。作为“海神号”的保商，广利行商卢观恒被广州官员责成缉拿凶手。卢观恒上下使钱，又出赏缉凶，最终一无所获，这件事情不仅让他的财产损失大半，其本人也受到官吏的拷打与羞辱。

1807年3月，潘有度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新任大班喇佛表明了其离开洋行的决心，并不惜花了50万两白银，从粤海关衙门那里买到了退商的许可。对于行商退职，清政府曾规定：“乏商应即参革，殷商不准求退，即实有老病残废等事，亦应责令亲信子侄接办。总不准坐拥厚资，置身事外。”也就是说，对于家底殷实的商人，无论是徽州盐商还是行商，即便老病残弱，也要找其亲信或子侄出面接办。在清政府看来，盐商或行商总商，不仅仅是商人，更是商官，效力朝廷是天经地义的。

早在1804年，行商叶上林就曾出人意料地获得各方同意，成功从洋行脱身。到1815年，在嘉庆帝的亲自过问下，潘有度无奈再次出山，与伍秉鉴共同负责洋行事务。对此，日本学者增井经夫在其《广州的十三行》中说，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广州十三行也是官僚化的商人。之后，潘有度完全停止商业活动，潘家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的保商地位被伍家、天宝行的梁经国等获得。同年，伍秉鉴成为广州第二大行商。不久，5家行商倒闭，7家陷入困境。

1813年，伍秉鉴登上首席行商的位置。此后数十年，他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1817年，当广州的港脚贸易提供了3/4的英国进口货时，中美贸易总额也首次超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总额。与美国商人的合作成为解读伍秉鉴的重要事件。当时很多行商明知道商船装运的是鸦片，却仍然给予承保具结，伍秉鉴也不例外。1818年他因承保运载鸦片的美国商船“华巴士”号，被罚160000两白银。到1820年，美国的私商贸易已经超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鸦片则超越合法货物成为进口的主要货项。

伍家毫无疑问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家族，一方面有着19世纪世界首富之一的荣耀与光鲜，另一方面是串通外商、勾结官府、贩卖鸦片、私运白银的龌龊与灰暗。伍秉鉴财富人生灰色的一面，与王直、李旦等走私海商没有什么两样。

与以往山西、徽州商人将剩余资本用来置地盖房不同，伍秉鉴已经具备国际投资眼光和现代商人的特质，他投资于美国的铁路、银行、保险等多个行业，俨然一位跨国投资财阀。伍秉鉴也与旗昌洋行签订合同，在美国做实业投资，条件是美方要把每年的利息支付给他的后裔。他通过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家族，先后投资了美国的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铁路和密苏里河铁路。约翰·默里·福布斯进一步将伍家的基金使用于建立美国股票投资公司，以及包括如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的投资。

1840年6月28日伍秉鉴给约翰·默里·福布斯去信说：“我在美国和欧洲拥有大量基金，这些基金你必须尽可能谨慎管理，保证其安全，并让它产生利润；在英国商业确定以后，把我的所有基金以孟加拉的硬币或账单的形式，送回我的朋友——旗昌洋行那里。”

有资料表明，伍家在美国投资的利息，每年达20余万两白银。当旗昌洋行于1891年宣布破产，约翰·默里·福布斯成为伍氏家族的受托人时，记录显示，旗昌洋行拥有属于伍氏家族100万多美元的受托基金。伍秉鉴还通过巴林洋行投资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让其子伍崇曜在其死后可以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伍氏家族似乎收到了125万多美元的红利。

美国学者穆素洁博士根据伍秉鉴写给他的美国经理人的50多封信件，发现了伍秉鉴与世界沟通的渠道。这些信件现在收藏在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叶显恩在《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介绍。

19世纪初，伍秉鉴贩茶到欧洲，租用的是美国货船。1833年，伍秉鉴代旗昌洋行的合伙人约翰·P·库欣贩茶到汉堡，租用的是普鲁士货船。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11月21日，他给已经从广州回到波士顿的库欣写信说：“4月和5月，我把价值约100万美元的茶叶用船运到纽约和伦敦，我认为有希望取得好的结果。”

两天后他在写给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则说他正将三四百吨的茶叶装船运往荷兰。信中还透露以前贩运的商货，已经取得约50%的利润等。

在印度方面，伍秉鉴曾通过在广州营商的印度帕西商人默万吉·马尼克吉·塔巴克等，在印度建立其商业网络，还与印度孟买商人莫霍马达利·阿利·罗盖，以及以澳门为基地的达达布霍伊·拉斯托姆吉等，也有商务往来。尤其是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作为伍氏在孟买的代理商，他经营有方，到19世纪30年代初已在印度建立了独立的贸易网络。

1842年4月24日的一份账单显示，受伍秉鉴之托，詹姆塞特吉购买珍珠后送到旗昌洋行，所需的款项他提出可用孟加拉政府的7000卢比支付。如果不够，再请旗昌洋行代垫。他还受托在印度和英国经销中国的丝和肉桂，并要求把在伦敦经销丝货所得的款项归入加尔各答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账目中。

如果说泉州走私商人李旦、郑芝龙建立起了辐射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那么伍秉鉴则建立起了中国与太平洋的美国、印度洋的印度、大西洋的欧洲之间庞大的世界性贸易网络，只不过，他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支配者。

俗话说，和气生财，伍秉鉴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性格谦恭顺从，甚至有人认为他胆小如鼠、懦弱无能。林则徐下令禁烟时，曾要求洋商无条件上缴所有在广州的鸦片，如果不顺从，就要将伍秉鉴等两名行商就地正法，有商人说伍秉鉴当时“吓得瘫倒在地”。

这个瘦瘦小小甚至丑陋的人，既聪明，又诚实。他在给一位美国商人写信时说：“我们被迫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造大炮，所承受的巨大负担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

鸦片战争使伍秉鉴损失大约200万美元。其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涉及商欠的外商款在300万银元，他一人承担了100万银元。1831年，清政府对商欠实施国家干预，对不奏报粤海关的借贷行为，不予法律保护，而且不允许这种借贷关系保持3个月以上，否则承担连带责任。

李远江在《世界首富伍秉鉴的末路人生》一文中这样描述死前的伍秉鉴：

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也有说法认为，伍家的怡和洋行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但作为具保的行商，伍家对私带鸦片现象视而不见却是事实。这让人们对伍家颇有不满，从当时人们给伍家人所起的几个诨号中，可以看出一二。

因机警狡诈、冒险成性，人们送怡和洋行的查顿“铁头老鼠”之称。伍秉鉴的诨号是“伍穿鳃”，以其有一齿穿露于颊外为意。十三行同顺行商吴健彰，则被取号“卖鸡爽”（吴商名为爽官），因其曾市鸡为业。吴健彰发家于鸦片贩卖，与伍家后人一样，他在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后，与诸多洋行一起北上，成为十三行商人中屈指可数的将生意和事业从广州延续到上海的人。吴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被清政府任命为上海道台，又兼江海关监督，后镇压小刀会起义，并参与了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

伍秉鉴死后，岭南名士谭莹曾撰碑文说，“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内外形象的评判形成鲜明反差。

伍家后代中有一人名叫伍廷芳，他在新加坡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后到伦敦学法律，是伦敦许可在香港法庭开业出庭的第一个中国人。在1882年李鸿章请他到天津时，伍廷芳已经是香港大名鼎鼎的律师。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一个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广州十三行商馆被民众一把火烧成了灰烬。这个浓缩了近代中国海上外贸商人最后辉煌的群体，这个毁誉参半难以在鸦片贸易中独善其身的群体，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h3>南太平洋大撤退</h3>

14～17世纪是中国海商由盛而衰的转折期。之前的7～14世纪，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贸易构成了国际贸易体系的主干。

从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尽管一直面临北方好战民族的侵扰，宋朝的航海史仍达到了一个高峰。宋政府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还在海岸线上建了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宋高宗更是亲自寻求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自此，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

南宋时期，中国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直接将操纵在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手中的海上贸易掌控权夺了过来，但这种局面在1390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建立后被打破。马木路克王朝扼红海之口，执行垄断香料贸易的政策，在西亚阻断了欧亚商人的直接往来，埃及的开罗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中国商人被迫撤出西印度洋。

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明朝时的中国建立和完善了朝贡贸易圈，并试图在南太平洋建立一个以中国为轴心的体系。除永乐帝时介入了安南内政而出现了相持20年的战争，这个以政治威慑力和经济辐射力为前提的朝贡贸易体系，维系着这一区域的政治与经济平衡。

日本是游离于这个体系外的一个另类。1592年，日本大举入侵朝鲜，并制订了进攻中国的军事计划，甚至任命了占领中国的各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作出了援朝的决定，举全国之力与日军在朝鲜苦战7年，败多胜少，最后日军因为统帅丰臣秀吉病死而撤退。

此战使得中国（与日本相比）曾经拥有的绝对优势下降，不过，试图谋求东亚霸权的日本对朝贡体系造成的冲撞，仍被明朝朝贡贸易体系自身所存在的修复系统缝合。

从1511年葡萄牙人侵入马六甲开始，中国朝贡体系就面临着一次次的被撬动。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绕过非洲好望角，沿着郑和下西洋和中国南方与印度洋帆船贸易的航线，驶抵广东。到达不久，他们就强占海岛，盗窃行旅，掠卖人口。

1553年，葡萄牙租占了澳门。随后，西班牙（1575年）、荷兰（1601年）、英国（1637年）、法国（1698年）、美国（1784年）的船只，先后闯入中国东南沿海。最初的闯入者利用了中国走私贸易既有的网络，但当国家力量与海上武装走私力量合一，也就是官方利用海盗钳制海盗，再将海盗招安而取得预期效果时，对付那些入侵的力量对于国家来讲还是小菜一碟。

荷兰、西班牙对台湾岛有过短暂的占领，但郑芝龙家族的存在，让任何对中国贸易的觊觎都只能留做念想。用张丽、骆昭东在《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中的话说，明政府和中国海商郑芝龙的一次偶然合作，成就了中国海商对中国南海贸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垄断。

无论是海禁时的海盗集团，还是对外贸易开放时的海外移民，这种由分居在东南亚及东亚的侨民群体组成的民间贸易网络，一度以相互补充的形式，与朝贡贸易体系一道有效抵御了外来商贸势力对朝贡体系的肢解，但这种抵御又慢慢被“默视的屠杀”所侵蚀。

1603年，西班牙马尼拉当局屠杀了2万多中国侨民，他们怕明政府兴师问罪，就向漳州地方官员探听口风，得到的答复是，“勿容畏惧”，“多系不良之徒，亦勿容爱怜”。明政府对这一事件的不恰当处理，助长了西班牙当局多达4次的用屠杀来解决与中国侨民对商业贸易网络占有的潜在争端。

一个极坏的后果也由此造成，中国移民构建的由马尼拉前往澳门等处的贸易网络被打破，这等于封锁了中国移民与中国的乡土乃至贸易联络。1639年的最后一次屠杀，直接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了本土的澳门和广州。

继葡西商人之后，荷兰、英国等国商人亦跻身对华直接贸易以图分一杯羹，里斯本—好望角—果阿—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的西端从里斯本扩散到了多处港口，但东端一直集中在澳门。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欧洲各国对华贸易商始终没有找到一处足以取代澳门的中转港口。

早在16世纪末，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就曾两度遣使致书万历皇帝，备言两国通商之利，但没能送达。1635年，英国考亨商会组织了一支船队强行驶入珠江，但仍未能与明政府建立起正式的贸易关系，因为明政府只允许藩属国凭勘合入中国朝贡。

1717年，清政府发现，每年出海船只千余艘，“回来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并认为“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于是禁止中国商人的南洋贸易。这等于清朝退出对南洋海上贸易的角逐，将商利拱手相让，于是东欧国家逐渐完成了对中国外围朝贡圈的又一轮侵蚀，天朝大国的朝贡体系正向纵深撕裂。

17世纪初，荷兰商人以海盗的角色闯入中国南海。继西班牙人之后，1740年荷兰人对巴达维亚的中国侨民举起了屠刀，是为“红溪事件”。这次事件造成中国商人从巴达维亚的回撤。每一次回撤，都意味着殖民商人把殖民据点移向中国本土，中国商人的商业版图日渐萎缩。

“红溪事件”后，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数骤减。1741～1750年，平均每年从中国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数量下降到10.9艘；在1771～1780年，更是下降到年均5.1艘。1741～17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广州直接购买的茶叶价值为249702荷兰盾，约是1740年“红溪事件”前的两倍，而由中国海商运到巴达维亚的则只有16247荷兰盾，只有“红溪事件”前的11%。也就是说，在“红溪事件”后的第一个10年里，仅茶叶贸易这一项，荷兰人就从中国海商手中拿走了中国海商原来市场份额的89%。

而在清政府内部，乾隆听到“红溪事件”发生，倒觉得荷兰人帮了他的忙。他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所以荷兰人与当时中国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早在17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理事会”就决定，由巴达维亚当局统一经营对华贸易。每年从巴达维亚向中国派遣一艘公司的船，在广州贸易结束后，直接返回荷兰。第二年，再从荷兰出发，每艘船载有300000盾，其他装载欧洲货物。它们不再直抵广州，而是先行驶往巴达维亚，将欧洲货物卸下，代之以印度尼西亚当地出产的锡、胡椒、苏木及其他热带产品。然后再驶往广州，用销售这些货物的所得，购置茶叶等货。以前由中国帆船商人承担的“闽广—巴达维亚”贸易，逐渐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取代，中国海商逐渐被排挤出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贸易圈。

慢慢地，除有限的朝贡贸易外，唯一能体现中国与朝贡国走动的就是中国私人海外侨民在海外辛苦的劳作、智慧和创造的财富。清政府甚至禁止大清子民前往南洋贸易，中国的海外民间贸易结点在没有国家庇佑的现状中，最终一个个脱落而只赤裸裸地剩下朝贡体系一张皮，这是一张毫无生机且功能机理下降而不能应时而变的皮。

在相当长时间内，清政府不准子民到南洋贸易，其海商的最高发展水淮已经难及明朝海商之项背。叶显恩在《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一文中转述美国学者范达克博士以1763年为例所做的估算，广州帆船所承担的广州对外贸易货运量占总量的30%，约略与英国的货运量相等，余下的40%由各国来广州的货船分担，但广州帆船的货仓往往为外商租用。

更重要的是，不复武装的海商以及绝对没有武装的十三行商人，已经不可能再有与国家力量结合的可能，即便19世纪初东南沿海因鸦片贸易而有海盗出现，但这时的海盗力量已经远不可与明末清初相提并论。

<h3>被肢解的“金刚”</h3>

西方建立了一个新的贸易体系，取代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并在英美散商群起之后得以实现。

1783年前后，英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丢了美国的同时，却巩固了其在印度的政治经贸地位。依托印度这一牢固的大后方，英国用鸦片敲开了中国向来贸易顺差的“铜墙铁壁”，并顺势向中国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渗透。这时的英、美等国已经远非先前的葡萄牙、西班牙。以港脚商人为标志的自由贸易商人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东印度公司和十三行的新的贸易势力。

178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这样一条法令：东印度公司的“监理委员会”，对于航行在中国的、领有执照的港脚商人有充分的管辖权力。英国企图用政治力量对散商强加限制，但是，这种硬性规定阻挡不了代表自由资本主义势力的散商的贸易活动。

178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勒令亨利·柯克斯于第二年春天离开中国。同年，他的两个合作伙伴约翰·里德和丹尼尔·比尔，分别以担任奥地利和普鲁士派驻广州的相关职务的方式，设法留在了中国。这种方式让他们可以不受东印度公司的管束而留在广州。

广州十三行的废废设设似乎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呼应，当十三行公行在1782年再度设立，并且进一步体现了政府的强制意图时，中国散商已经没有了出头之日。到18世纪末，不过20年的时间，广州的英美代理行号已达24家以上，它们直接走到中国的南大门，切断了中国外贸商人走出国门的最后可能。

当连庞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都被这些机动的新兴力量推向末路时，广州十三行遂成为港脚商人吞噬的下一个目标。原来不起眼的散商，扮演了瓦解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十三行这类庞大“金刚”的终结者角色。

早已经没有了海上张力而萎缩在广州十三行街区的行商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满眼泛着绿光的食人蚁，啃食自己愈发老朽的躯体，直到自己干瘪得只剩空壳。这时，破产成为行商最残酷、普遍而无助的结果。而那些适时与散商糅合为一体的商人，最终逃过了这一劫，譬如伍氏家族和吴健彰。

尽管此后为外商所认同的伍秉鉴及他的儿子伍崇曜参与了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的多次谈判，但这时他们的身份已经被利用殆尽。在获得了军事胜利的英国领事看来，伍家的角色充其量是一只左右摇摆的狗。

如果以1644年清军入关和1640年英国爆发内战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的新时代作为两个国家分水岭的话，那么到1800年前后，另一个分水岭日渐显现，那就是清政府乃至十三行商对公行、保商等制度的僵化坚守，一如既往地逆着新兴的商业自由趋势而行，从而与整个世界的潮流脱节。西方的商业精神不断调适着西方国家的意志，但这种情形在1800年前后的中国并没有发生过。

<h3>没有的倚重，没有的余留</h3>

在鸦片战争之前，藩务由礼部执掌，它们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礼仪关系。俄国和边疆事务由理藩院管辖，与西洋海国的贸易则委派给驻守广州的总督办理。总督通过户部粤海关监督和行商“驾驭”那些外夷。清政府将十三行行商作为“以商制夷”的手段，除限制外商在广州的活动范围外，还将与外商交涉等诸多外交事务全部推到行商头上。换句话说，清朝的官僚们放弃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或者说他们是通过广州口岸的海关官员来审视正在变化的世界，但当贿赂降低了这种看世界的真切度和清晰度时，海关官员这个被安插在中国南疆的眼睛便被蒙蔽了。

如果说魏源、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辈，不如说中国的行商们——这些风雨几十年与外商打交道的中国人才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群体。十三行造就了中国最早的兼涉商务与外交的洋务活动者。《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中国杰出商人潘振承》一文中提到，1772年，潘启（即潘振承）成为中国人使用汇票的第一人。潘启1780年捐建的“漱珠桥”、“环珠桥”，由外国人绘成板画后，在1813年刊登于俄罗斯彼得堡某杂志上。由潘启、潘有度做猎头，搜寻西方效力于中国清政府的专才不少于5批，其中包括精于天文、机械、医学、绘画、音乐等方面的人才。潘有度对外国客人常谈论的拿破仑战争津津乐道，对英国在印度开疆拓土的时事也相当了解。

1815年，受邀到潘有度南墅家访问的波士顿商人Bayant Parrott在日记里这样描述潘有度：“虽然举止十分威严，但与聪明的外国人在一起时则和蔼可亲。他爱探询有关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事情。与他的大多数同胞不同，他坦诚而自在地谈论宗教等问题。”1819年，潘有度被美国麻省工学会吸收为会员，这个荣誉头衔是美国人对潘有度求知精神的肯定，而伍秉鉴在美国投资铁路、股票及保险业，与印度港脚商人和欧洲都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能说不熟悉。

当有些东西需要付诸查禁乃至需要上升到武力来解决时，最熟悉外情的行商们本来是政府最应该倚重和拉拢的一个群体，却被政府逼到了问题的对立面。尽管他们可能参与了十恶不赦的鸦片走私贸易，但从明清政府曾经假手王直及郑芝龙等海盗商人的成功做法来看，行商们才最清楚如何作为才能更有成效。当然这时的行商已经与要查禁的对象有着深度的利益交结，形成了利益同盟，但在瓦解这一同盟方面，早期曾参与禁烟的广州官员做得远不到位。

在他们看来，查禁与驰禁之间，没有留余。后来署理两广总督之职的邓廷桢认为，如果驰禁，禁止民间吸食鸦片将成为不可能之事。他建议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并点了9个鸦片洋商的姓名——查顿、英尼斯、颠地等，这是把行商推向洋商的开始。所以早年曾在苏州禁烟的林则徐还没有到任广州之时，伍秉鉴第五子伍崇矅就已经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他的合作伙伴美国旗昌洋行。

林则徐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这位中正而雷厉风行的大员手腕凌厉：如果洋商不如期缴纳鸦片，年迈的伍秉鉴和卢茂官两位行商就要被处死。行商与禁烟官员的这种针锋相对，无形中让由行商居间传递信息的洋商在整个过程中对情报工作的掌控都比查禁官员对洋商的了解更为详尽，这种不用离间而导致的缝隙，同时成为林则徐被调离的一层原因。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

在战争的进行中，皇帝在抵抗与妥协、开战与求和之间游移不定，对伦敦承担海外利益义务的错误估计以及缺乏敌方的准确情报——所有这些都预示了失败。林则徐深信，伦敦不会在鸦片贸易这样邪恶堕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国商人，但他却不理解，没有这种非法交易，英国人就无法在不承受巨额逆差的状况下进行正常贸易；他也不知道，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非常热衷于维护它的海外利益。中国人对敌人一方的一些错误观念令人瞠目：林则徐相信，英国人没有茶叶和大黄就活不下去，且认为英国士兵的双腿因打了绷带而不能伸展；一位御史提出，只要击中他们的脚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则报称这些夷人在夜里视力极差……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h3>明清朝贡贸易体系的崩溃</h3>

曾德昭于1636年返回欧洲，他在《大中国志》中不乏溢美之词：

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做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明清时中国的谦逊和热情好客，是一种俯瞰世界、唯我独尊的傲慢，并夹杂着些许优越感，具有从容生活的平静态度。这种傲慢，最典型地表现在臣民及异帮来人朝拜中国皇帝时要下跪。这种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观念的对立，以及中国朝贡及贸易体系与西方外交往来体制的不兼容，最终因为禁烟而通过战争的方式予以解决。作为这种傲慢的尾巴，即便1842年大清因战败而被迫割让香港和开放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仍表示，应以小恩小惠及外表的诚信来应付他们，所谓“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精神意淫。

韩毓海认为，广州一直在亚洲体系中扮演着贸易核心和中转站的角色，广州十三行即公行制度，一直是对大宗贸易进行组织、调节的机构。鸦片战争造成的广州陷落，使得亚洲体系的贸易链条在广州断裂，曾经有效调节、组织亚洲市场的广州公行制度，为不平等的条约制度所替代，环太平洋的亚洲商业贸易体系从此瓦解。

从1814年英（国）尼（泊尔）战争开始，在大约半个世纪内，英属印度连连发动了对尼泊尔、缅甸、拉达克、不丹和锡金的战争，中国的藩属国及附属领地如多米诺骨牌般落入英国的掌握之中：1816年尼泊尔、1846年拉达克、1861年锡金、1865年不丹、1886年缅甸。1852年，暹罗曼谷王朝最后一次入贡中国，同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略战争，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中法战争后，安南落入法国人手中。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独立”，中朝宗藩关系结束。至此，清政府的藩属国丧失殆尽，朝贡体系彻底崩溃。中国原来由朝贡而搭建起来的贸易网络，已经成为以英国为轴心的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篇外贸商人的天下 1644～1842 第十章晋商第二次转型

如果说晋徽盐商的次第崛起，缘于粮盐物物交换和盐银的货币交换，那么银票之间的信用交易，则催生了中国商帮史上另一伟大的一幕，那就是票号商人的出现。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结款方式的变革，都带来了财富革命，当代网上购物结款也不例外。

张家口—恰克图贸易是一条用骆驼、牛、骡、马车拉出来的贸易通道。牛车运输，多在春季4月出发，8月底返回，这时草原水草丰茂；骆驼运输则从秋天9月开始，直到冬季，多走戈壁沙滩。

商队一般在11月1日到来年4月1日这150天的冬季行路。夏天酷热难当，晋商一般不在夏天行路。即使在夏天，一般也会选择在晚上赶路。骆驼商队的领路人被称为“驼手”。驼手不仅要精力充沛，而且要熟悉路途，要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水和食物，以及怎样治疗生病的牲畜等。

最要紧的还不是长途跋涉。已经垄断了北边外贸的晋商，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伴随贸易额增大而带来的现金白银的携带和安全问题。10万两白银的重量达2.5吨，为保证银子的安全，抵御恶劣的天气和土匪的任务就成为每趟贸易的重中之重。于是，中国最早的镖局，由一个叫张黑五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创办，专门为远途商人押运货物，保驾护航。每趟运输必有镖师和卫犬。镖师更番巡逻，入寝，就以犬代之。

但镖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晋商历时两三个月长途押运的风险问题，新的问题接踵而来。从1796年开始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持续了近20年，波及国内多个省份，镖局的局限性被无限放大。而1823年在京城率先出现的票号，无意间破解了这一难题。

<h3>从赌博房学徒到票号创始人</h3>

约190年前的平遥城，有关织布、染布和贩卖生丝、茶叶的生意遍布在这座城市之中。来自陕西或上党的棉花、曲沃的旱烟、岚州的胡麻油、苏州的绸缎、两湖的茶叶，让这座小城充满了省内外的商业讯息以及包容、创新的意识。

一种叫压宝的赌博是这座小城的主要娱乐方式。元朝从陕西汉中落籍山西平遥达蒲村的李氏家族的二公子李大全，就是这赌博房里的常客，而来自平遥细窑村（后改成雷家堡）的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就是在赌房里度过的。

雷履泰父亲早逝，家道衰败，13岁便辞母离家，弃学从商。不过三年的功夫，雷履泰就已经是赌房里的大把式，以致财东破天荒地给他分配了人力股，以示对他的器重。三年学徒届满就顶人力股，这在当时平遥商界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场合里，雷履泰练就了一副好眼力、快速心算术以及对人情的练达，这一切都被李大全看在眼里。但赌博，毕竟不是一个谈得上有声望的行业。在李大全的邀请下，雷履泰跳槽到了西裕成。

李家是大户人家，在平遥有高楼院落三处，同时投资新设商号十多处。西裕成是一家颜料行，颜料是平遥达蒲村的传统手工业。雷履泰先是做业务，也就是“跑街”，他能放下身段和放弃身股来西裕成，绝非常人。很快，他就被提拔重用，1810年领班汉口分号，1814年执事北京分号，1818年接任西裕成总号总经理。

雷履泰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能从山西商人的商业实践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金融工具中，找到全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和商机。诸多解决资金结算、汇兑和借款的机构，在当时已经出现。中国最早的账局就由山西人首创，出现在对俄北边贸易的城市张家口。与账局主要给候选官吏和商人放贷不一样，作为小额信用借贷机构，印局产生于明末清初，放款对象主要是城市贫民与小商人。18世纪初，大盛魁印票庄开张。

山西在金融领域诸多方面的实践，为雷履泰的创新提供了可能。1910年，在京注册的账局共52家，山西人开设的有34家。按总经理籍贯分，52家账局中，除3家外，其他的也全由山西人在打理，在库伦、恰克图、莫斯科等地也有晋商的账局。19世纪50年代，北京159家当铺中，68.55%由山西人开办。1753年，全国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有5175家，占28.6%。

当时在北京经商的平遥人很多，每到年底都要往家捎银子。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先把这些银子存放在北京西裕成分号，让雷履泰亲手写封信，告诉平遥总号谁在这里存了多少银子，平遥人可定时到平遥总号去领。开始还只是同乡之间帮忙，后来效仿者越来越多，雷履泰就与对方达成协议，收取一定费用，后来费用越滚越大，所赚的钱慢慢比颜料生意赚的钱还多，于是，雷履泰便借鉴“账局”的经验，把汇兑业务由同城扩大到了异地。

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雷履泰就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就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即有利息的借贷。在这些设想日渐清晰时，西裕成的金融经营格局初步形成，雷履泰就劝财东改组西裕成为票号，获准。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了全国。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

从中国金融行业百年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票号创始人这个身份，足以让雷履泰获得“中国金融业百年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称号。

1840年，雷履泰70岁寿诞，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这种分量的评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明清中国商帮发展的前几百年中，独占鳌头的山西商人灿若群星，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商人或职业经理人获得过如此高的荣耀。

雷履泰的首创票号之功，将山西商人的主体从盐商、外贸商人更进一步推进到了民营金融领域。他开创了一个让晋商更具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并将山西商帮推向了辉煌500年的巅峰。

日升昌也因此成为清朝票号业的“黄埔军校”。蔚家五联号总掌柜毛鸿翙、范凝晋，协同庆票号掌柜陈平远、百川通首任经理武大德、广西银行总经理王治臣等，都出自日升昌。

<h3>雷履泰vs.毛鸿翙：两个人的较量</h3>

“人养好儿子，只要养三个：大儿雷履泰，二儿毛鸿翙，三儿最无能，也是程大培。”这首歌谣曾经在中国票号的发源地——山西乃至整个晋商中广为流传。歌中所说的三个好男儿，不是别人，就是“汇通天下”的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三位创始人，即大掌柜雷履泰，二掌柜毛鸿翙，三掌柜程大培。

毛程二人都是雷履泰发掘出来的苗子。毛鸿翙是被雷履泰看中，从一家油面铺挖到西裕成的，两人所在的村庄相距只有5里地。毛鸿翙虽出身贫寒，但从小喜欢经商，不到30岁就被提升为副经理。程大培原在李家汉口分号做号内临时杂工，一次店里遭遇土匪抢劫，伙友都离号逃跑了，只有程大培未逃。之后，事态平息，伙友都以为铺号大受损失。不想，程大培在土匪来之前就已将号内银钱及账簿等贵重财物一一收拾好，埋在房院之内，铺号毫无丢损。这次劫遇有惊无险，程大培被正式吸收入号，不久便被委任为汉口分号掌柜。嘉庆（1796～1820）末年，程大培被调回平遥总号，提升为襄理。

三驾马车的形成，为日升昌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日后山西票号核裂变一般的斗争，则是从雷毛二人的个人恩怨开始的。在雷毛之争之前，日升昌独吃票号生意。起初，雷毛相安无事，直到1826年雷履泰大病一场。

雷履泰一贯勤奋敬业，加之创办票号立了大功，在日升昌票号内说一不二，大权独揽。生病这年，雷履泰已经56岁，毛鸿翙39岁，程大培40岁开外。尽管雷履泰年老又兼病体，但依然带病处理号务。毛鸿翙以让雷履泰养病为名，向少东家建议让其离号回家休息。在毛鸿翙看来，这场大病将是大掌柜结束掌柜生涯和自己出头之日。

此时李大全已经病故，担当起日升昌财东重任的是他年仅16岁的儿子李箴视。在李箴视看来，较之雷履泰，他与和自己年纪差距较小的毛鸿翙沟通隔阂较少，所以李少东家未加思索就答应了毛鸿翙。

雷履泰在万般不情愿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家中，但他并未休息，而是忙着给少东家写信。他的病还没好，少东家前来探视，他就向少东家交底说：“字号是东家的，码头（即各地分号）是我安的。现在我离号了，也该写信给各地的码头老帮（即分号经理或者掌柜）让他们撤号，东家再安码头，另请高明吧。”

少东家是秉性忠厚、闲静寡语但心中有数之人，一听此言，权衡利弊之后，便竭力劝其留下。那日，雷履泰没有给少东家放个明白话，于是，少东家就差人每日给雷履泰送一桌酒席、30两银子劝慰。半个月后，雷履泰看到少东家的诚意，便答应了少东家的请求，但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毛鸿翙出号。就这样，二掌柜被辞了。

李箴视执东期间，是李氏家族最为鼎盛的时期。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在全国设35处票号分庄。日升通、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四处钱庄，左右平遥钱业市场，称雄一时；东如升、如升大、日升祥、日升当、日升庆等众多商号店铺与之遥相呼应，互相支撑，财源滚滚，把李家推向了平遥首富的宝座。李箴视先后在平遥老家西达蒲村新建了中院、东院、西院、南院4座宅院，并自成一堡，后人称为“李家堡”。

在日升昌的百年发展史上，没有发生过一次票单被误领的现象，这其中，认票不认人的制度管理和严密的防伪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后者，极为保密，构成了这一行业的先期门槛。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以及字的拐弯处都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也是秘密。而像毛鸿翙这样熟悉票号的人才，在当时的晋商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山西侯氏家族的富三代侯培余，正在思忖着家族生意转型的事情。一日，他正在家里喝闷酒，忽然手下兴冲冲地喊道：“天降大喜了！”侯培余问何喜，当听到是毛鸿翙被辞退时，他喜出望外，立即预备厚礼，登门拜访。

当祁县乔贵发、太谷曹三喜还在为生计发愁时，侯培余的父亲侯兴域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奠定侯氏家业根基的是侯培余的爷爷侯万瞻。侯万瞻是一位绸布商，早年去苏杭，南贩北卖，家道日隆。在山西现在可知的著名外贸商人或票号商人中，有这种家境的并不多见。

榆次常氏家族的常万达是富二代，他与侯兴域是同一时代的人。当山西商人还在有滋有味地经营着绸布生意时，常万达已率先将经营方向由布转到了茶，但侯兴域则把生意重点由布转到了盐业生产。在侯兴域看来，盐业比绸布杂货利润大，所以就收缩了绸布杂货生意，转而让六个孩子经营河东池盐。侯兴域娶有两房妻子，与祁县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一样生有六子。

从1649年以来，河东盐业推行“畦归商种”新政，标志着政府从盐业生产领域退出。一时晋商蜂拥入盐业生产领域。仅1680年，经营河东池盐的晋商就达513名。侯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盐业生产领域的，但盐业生产领域陋规浮费，名目繁多，商人不堪负重，侯家又见机从盐业退出，再次将经营方向转向了原来的领域。

这次转型失败后，侯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那就是将侯家的投资重点由家乡介休转移到了平遥，这个看似不经意的转移成全了侯家后来的成功转型，不然侯余培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平遥李氏家族两个掌柜闹矛盾之事。侯家在介休张兰镇开设了义顺恒、中义永等字号，但在平遥开设了更多的字号，像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新泰义等，领域涉及绸缎、布料、茶庄和钱铺。

当时票号业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侯余培感到这是一个难逢的机会，就对毛鸿翙开出了种种优惠的条件，以期让他为自己的家族效劳。第一，他给毛鸿翙在蔚泰厚、新泰厚两个店铺各顶一份人力股；第二，日升昌不允许掌柜的人力股身后被继承，侯家则对毛鸿翙开了先河；第三，日升昌不允许掌柜后人用现银入股，但侯氏家族又对毛家开了先例。这三点是连雷履泰在日升昌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可见侯家对这一机会的重视和把握，可以说，他们是志在必得，容不得有任何纰漏。侯家一不小心开了中国商帮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事激励的先河，与之相应的，侯家也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赶超传奇。

人力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这一制度设计，是对票号职业经理人的极大激励。很多票号大掌柜十年二十年如一日地效力于所在的东家，甚至累死在掌柜岗位上，人力股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山西票号商人与其他诸多商帮商人不同的一点。

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有多有少，在光绪三十二年协成乾票号有工资的职工中，33%有顶身股。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对于身股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范卫峰曾撰文写道：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因为这种方式被扫地出门，毛鸿翙也咽不下这口气。毛鸿翙对侯家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他正想出口恶气以雪耻辱，便一口答应下来，发誓与日升昌票号一决雌雄，于是，就在日升昌票号对面，侯家的票号很快就开了起来。

说来也怪，毛鸿翙和雷履泰这对冤家都活到了79岁，并且他们的东家都是在宋元时由陕西迁入的。李家是平遥首富，侯氏也不是一般家族。清人徐珂曾对山西商人进行过一次财富排名，其在《清稗类钞》中称，山西侯氏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仅次于另一个山西人亢氏。侯培余的父亲在60岁那年，将家产分给六个儿子，并将家业交给了主张把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的侯培余主持。

侯培余本是一介书生，曾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为人处世精明练达，颇具才干。侯家的生意一经他的掌管便如鱼得水，财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广招贤能，锐意改革，颇具大家风范。

离开日升昌的同年，毛鸿翙将蔚泰厚绸缎店铺改换招牌为蔚泰厚票号，这是平遥城内继日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号，打破了日升昌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原日升昌的业务骨干郝名扬、阎久安也被毛鸿翙挖到自己门下，并带走了一批客户。在五联号成立之初，虽说号称五家票号，实际资本仅有30余万两白银，与日升昌票号持平。中期增加到65万两白银，后期近140万两白银。

对于毛鸿翙的挖人举动，雷履泰恨得直咬牙，写信给日升昌各地分号，讥讽跳槽的是无名小卒、墙头草。当时，雷履泰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壮志凌云，豪气不减，他常把自己和晏子、范蠡相比，并在日升昌前院二街门门楼子上刻上“我学鹦”、“栖鹂处”门额，以此自勉。

为保持日升昌在各地市场上“独居奇”的地位，雷履泰常常放款减息，少收汇费，与蔚泰厚争揽顾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号苦不堪言。1844年6月，蔚泰厚苏州分号向其京师分号诉苦道：“苏地钱店以及为士人学子捐纳功名等生意，由于日升昌揽做，咱号概不能做分文。”所谓代办捐项，是指替买官者代付、汇兑款项。有些官员有前途但没有资金走动，票号等一些经营兑付生意的山西商人就介入了这块蛋糕。

蔚泰厚票号大约是在1835年开始代办此项业务的。雷履泰以赔钱的代价，挤得蔚泰厚大有在苏州待不下去的感觉，但后来蔚泰厚苏州分号却经营得有声有色。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曾记载蔚泰厚票号：“咱号各处捐项，苏州局第一，常德局第二。”蔚泰厚苏州分号，1847年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共承汇各地银两211793两，同时收到各地汇款314192两。

毛鸿翙是一位好斗之人。雷履泰在哪里开分号，他也随即在哪里开号，并在京津汉口等地，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在中国最早的两家票号的争斗过程中，苏州曾是双方争斗最为白热化的市场之一。蔚泰厚最兴旺时，在全国设有33家分号。1844年9月，蔚泰厚北京分号就受张家口5家商号的委托，在汉口、山西太谷、徐沟、交城等地，于当年腊月代收24979.66两货款，来年2月汇往苏州，蔚泰厚每千两收取他们汇费7两。

从日后的竞争来看，日升昌的业务重心多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和南方，与很多山西本土票号一样，蔚泰厚似乎有意回避日升昌的重点区域，所以，其东北和西南区域的分庄业绩较为突出。在经济衰败阶段，经济发达地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日升昌也因此被拖累，所以也有“日升昌倒在南方”之说。随着日升昌与蔚泰厚竞争的加剧，雷履泰、毛鸿翙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以至于毛鸿翙给他的孙子起名为毛履泰。

侯培余不久后去世，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族生意，并索性把蔚字号下属的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享统统改为票号，交由毛鸿翙掌管。侯家与其他人合资的蔚长厚布庄也在毛鸿翙的敦促下改成票号，毛鸿翙也入了股份，至此，侯家形成了六联号经营的格局，各票号“八仙过海，各展神通”。譬如，蔚丰厚票号与官吏来往甚密，其中尤以京师、西南、西北地区各分号为最，主要与户部尚书赵尔巽、川北道观察张麟阁、甘肃藩台毛庆蕃、四川总督刘秉璋、北洋大臣袁世凯、宁夏马福祥和马福寿兄弟等经常交往，揽做大宗官司款汇兑业务，使蔚丰厚获益匪浅。

蔚丰厚票号中，不乏干练有识之士。其中，票号改革家李宏龄、杰出票号管理人才郝登鳌和郝登五等均久负盛名。尽管后来日升昌东家李氏又开了日新中、日升通、日升达等票号，“蔚”字六联号还是成为日升昌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并有后来居上之势。

毛鸿翙在侯家“蔚”字六联号票号担任总管39年，为侯家挣了几百万两白银。在毛鸿翙时代，毛家前后购置了数百顷土地，还购置了山林六七处，这些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仅地租就可收入4000余石粮食。期间，毛鸿翙及其后人还创办了粮行、布庄、绸庄和烟店，与人合资了票号，毛鸿翙及其后代成了山西票号业职业经理人中的另类。

让人感慨的是，侯家和毛家后代的下场都很惨。辛亥革命后，在经济来源断绝之时，侯氏后辈不仅仍养尊处优，还吸食鸦片，家产从动产到不动产都被变卖，以至于到侯崇基一代，侯家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而毛履泰之儿孙也大都染鸦片瘾，不务正业，变卖家产，甚至穷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第三篇外贸商人的天下 1644～1842 第十一章徽商的倒掉

1804年，两淮盐市发生了一起与歙县商人有关的“抗旨误税”案。故事的主角是刚刚去世三年的两淮总商鲍志道的弟弟鲍芳陶。他一直在淮南业盐，1803年他被两淮巡盐御史佶山强制派往淮北办理盐务。

此时，淮北盐务已经难以为继，积压的盐引到1799年时已经达30多万引。1802年，商人主动请领的盐量才400引。可以说，淮北盐场基本被盐商所抛弃。鲍芳陶也不看好淮北盐务，便称病不愿听命。

<h3>两淮盐业的“落魄”</h3>

如果大家都效仿鲍芳陶，那么这一年的盐税任务肯定完不成。佶山大怒，就拿鲍芳陶开刀，上奏告发。此事惊动了嘉庆帝，他责成两江总督、总理盐法大臣、新授兵部尚书陈尚文到扬州查办案情，并在一个多月内连下了三道上谕。

淮南很多盐商都出面为鲍求情，情愿摊付盐课，风波才算平息。有人说，鲍家朝中有人为官，之后才不了了之，但不论如何，经历这件事情之后，鲍氏子弟基本绝迹两淮。

盐业官盐的摊派等浮费太多，且淮南运费较高，增加了业盐的成本和销售价格，而私盐泛滥，价格低廉，对被摊高的官盐冲击很大，再加上清朝盐场销盐的区域划界，并未斟酌得尽善尽美，像江南的镇江府，规定必须吃浙盐，但两淮的盐就近可得，价亦甚优，却不准市民买浙盐。也有一些盐商钻缝子，窜货走私私盐到镇江府。各个盐场都存在类似的情形，盐商无利可图，自然不想干。

早在1704年，江南总督阿山就对两淮盐场多收的浮费进行了调查，发现多达13项浮费应该禁收，譬如赏差役银、送远近别敬银、馈送官员及过往程仪杂费、盐院书差解带盐收银等项。以两浙盐场为例，1726年户部调查发现，两浙应纳盐课不到29万两，但每年收取的浮费却高到42万多两。在三年半的时间内，三任盐臣先后收取的浮费就高达71.2万两。其中，34.2万两落入三人的腰包。盐政官阿克当受贿100余万两，被称做“阿财神”。

1768年，两淮盐政官高恒、普福、卢见曾三人，因受贿被判处死刑。侍读学士纪晓岚因给亲戚卢见曾私通信息，被革职发配到乌鲁木齐。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内，高恒等三人先后收受贿赂近百万两白银，他们对商人的越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两淮盐商销售私盐，偷漏盐课多达1000多万两白银，而定额官盐无商问津、无民愿购，出现滞销。

平时徽州盐商对于朝廷用兵、接驾、赈灾等都很舍得花钱，可以说是一掷千金。就仅军需报效来说，在乾隆、嘉庆两朝，因朝廷用兵，淮商就先后7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才捐540万两。

其实，这些银两并非完全是从盐商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两淮盐务总商可以在盐务实践中转嫁或消化这些费用，譬如，通过摊高盐价，或者将官盐通过私盐渠道流入市场。

随后，一批两淮大盐商被清政府整肃。曾经显赫一时的几大盐商家族成员黄源德、徐尚志、黄殿春、程谦德、江启源等被逮捕，革去职衔。尽管江春被赦免，但也被抄了家。曾经飞黄腾达的他，到此时连生活都难以为继，乾隆从库银中借了30万两，“令其作本生息，以为养赡之计”。1789年，江春病死。他没有亲生儿子，唯一的过继之子江振鸿，生计窘迫。

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再次改革盐政，将纲盐制变为票盐制，此时徽商已经风光不再。票盐制的实施，等于剥夺了两淮盐商的盐务垄断特权，盐商手中掌握的银票顿成一堆无用废纸。

陶澍变法之前，先以私书征求重臣曹振镛的意见。在曹振镛点头后，改革才得以实行。曹振镛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官长达52年，清朝官宦几乎无人能及。当时，曹家亲属也反对盐法变革，纷纷反馈到曹振镛处，曹振镛以“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把亲属的声音挡了回去。

之后，清政府为了追缴盐商历年所欠下的旧额盐课，采用抄家没产的办法，使得许多大盐商遭到空前的沉重打击而破产，或者顿变贫户。过去的高堂曲榭，第宅庄云，“改票后小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扬州因盐商而出名而繁华，也因盐商衰落而成过眼云烟。王振忠在《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中借用臼井佐知子的话说：“乾隆末年以后，有关徽商的记载减少了……这个变化主要是当时有相当多的徽州人向以江、浙为中心的各客商地移居，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1850年以前，盐商是徽商的中坚。以盐业来说，徽商主要集中于两淮盐场，尤以扬州为中心。1832年票盐法实施前后，徽州盐商一败涂地。

盐、茶、木、典是徽商所涉及的大宗行业。道光（1821～1850）以后，茶商支撑着徽商的贸易残局。徽商主要收购安徽、江西两地名茶，内销以川、赣、皖、苏等地为重，但外销茶占据80%～90%的比重。茶由江西运至广州，更多是水运到杭州，再转运到上海，售给茶栈和洋行。1891年12月28日出生在上海的徽州人胡适，祖上就是经营茶庄的。

18世纪初，一首民谣袅绕在徽州的山间小路上，反映了盐业衰败后徽州人去处的微妙变化，歌词这样写道：

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溜。雨伞挑冷饭，背着甩溜鳅。过山又过岭，一脚到杭州。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转来转去，到上海，求亲求友寻路头。同乡多顾爱，答应肯收留。两个月一过，办得新被头。半年来一过，身命都不愁。逢年又过节，寄钱回徽州。爹娘高兴煞，笑得眼泪流。

<h3>茶业倒退，徽商的下坡路</h3>

“徽杭锁钥”，人称“江南第一关”，位于绩溪伏岭，翻过这一条崎岖的山道，徽州人就可以来到浙江，这是徽州人去杭州、苏州的一条陆地交通要道。徽商中的许多人都是通过丝布贸易发财致富的。杭州是丝业中心，徽州与杭州一水相连，地相邻，习相近，人相亲，作为江南两大都会、丝织业中心之一和两浙盐运司所在地，杭州成为很多徽州人闯天下的第一站。

当时苏州是布业中心，而且还是办铜官、民商局之所在地。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苏州西北边的“金门”和“阊门”，以及城门附郭的南濠一带，始终是米豆、丝织绸缎、加工棉布和种种海外之货的集散地。经销绸缎的杭州商人也是以苏州为最重要的绸缎转运市场，然后将绸缎发售到河北、山东、陕西、山西、两湖地区、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等地。在苏州经营徽菜的徽馆，在清朝同治年间就有数十家，其中以绩溪伏岭下人最多，在商界闻名的苏州“状元潘”、“酱园潘”，几乎是歙县大阜潘氏家族在苏州兴隆的标志。

1843年12月，上海开埠，这让苏杭两座城市的命运从此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广州茶叶外销市场则遭遇重挫。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生丝出口几乎全部通过上海运往世界各地，仅从上海运往美国一地的茶叶，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从广州北上上海，很快成为很多徽州茶商的战略选择。

徽州到上海，较之到广州，距离更近，徽州茶商在上海延续了其茶叶的生意并扩大了规模，但徽州茶商的声势和影响，远不及山西茶商对俄的贸易，在海外贸易方面，他们又赶不上临江靠海的江苏、福建商人，而太平天国运动更是让苏杭迅速衰落。2004年12月25日，周武在东华大学以《近代史上的江南与上海》为题的演讲中指出：

作为太平军与清军搏杀的疆场，苏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随风而逝，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亦如梦幻般消失了。原先异常喧闹的城西一带，以及通和坊东口至瓣莲巷北一带，战后已繁华不再，一派寥落，沦为荒郊。到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从上海到苏州旅游，他所看到的苏州已变成夸示“颓废美”的“sleepy town”（沉睡的古镇）。

和苏州的命运相似，杭州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加速走向衰落。1853年太平军“闯入”江南后，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清政府和商人只好发展途经上海的海上运输，杭州因此丧失了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不仅如此，战争让1860年年初号称天堂的杭州，城市人口从80余万骤减至20万，一度仅剩下数万人。

不仅如此，茶叶在出山之前的出山税也逐年递增。1853年，每引茶的出山税在9钱3分，1862年已经提高到每引2两零8分，1863年后则达2两4钱8分。并且，外销用茶还要收取每100斤2两5钱的关税，而洋商运茶交纳的子口半税，远低于徽州茶商所交之厘税，茶商隐受亏损，但却无可奈何。

更为致命的是，光绪（1875～1908）年间，竞争者出现了。这些竞争者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印度、锡兰和日本。这些地区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为提高竞争力，印度、日本对茶叶免税，锡兰不仅免税，而且还有补贴，以推广种茶量，从而对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发出了挑战。

更为不利的是，中国茶叶质量下降，让中国茶叶的销售价格大幅降低，最高降幅达50%以上。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江西婺源、浙江天台、绍兴平水、安徽徽州等地成为上海出口绿茶的主要货源地，所占比例分别为35%、25%、15%、15%。这些茶叶2/3运往美国，原本途经钱塘江、大运河直达上海，但茶叶经过杭州时要增收“海塘捐”或“提防税”，茶商为了避开杭州的关卡，便绕道九江或宁波等地运到上海，从而使运费和出口成本增加。

1874年宁波岸出口茶叶上升到9556吨，也就是这一年，宁波绿茶因茶叶色泽问题，受到英国检验部门的非议，宁波口岸的绿茶出口增长势头开始减退。

到光绪（1875～1908）中叶以后，中国的茶叶出口额跌到了空前的最低点。对此，前来中国考察的英国海军少将、下议院议员贝思福在其《保华全书》中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对出口茶加重税率，无异于自弃其土产，自绝其利源。而且外国炒茶用机器，让手工操作的中国茶了无效率的缺点一览无遗。1896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意欲借鉴外国机械制茶经验，明确下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害怕费多效微，增加资本投入，望而却步，甚至激烈反对，此事最后只得作罢。故缺乏适应工业化进程的开拓意识，也是徽商倒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这样，在生产方式无可比较、洋茶倾销、税收有所区别等情况下，欧阳昱在其《见闻琐录·后集》中写道：“二十年来，以业茶起家者，十仅一二；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

与盐、茶一样，徽商木业和典当业的经营重点也基本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19世纪50～60年代的战乱，打乱了徽州木商、典当商再次复苏的可能。19世纪80年代，茶商由盛而衰，作为徽商标志性人物的胡雪岩在丝织领域的完败，标志着徽商开始走下坡路，但晚清安徽高官子弟孙多森和周学熙的表现，则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徽州这片土地上曾经受世族影响的痕迹。

第四篇上海开埠、买办商人与苏商崛起 1843～1956（上）第十二章商人迁徙：最伟大的时刻

从1727年开始，恰克图贸易带给了张家口150多年的超然与荣光。从1757年一口通商地位的确立到鸦片战争，广州也傲然自我了80多年。时光流转到了1843年，以上海开埠为标志，中国商界最伟大的时代开始属于上海——这是一个至今仍能让我们感受到澎湃和力量的转折。

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的斗争。作为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卫普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仅在1585～1622年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数量便从3万增加到10.5万，这一变化促进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

260多年后，同样的一幕出现在上海。租界的建立，让太平天国起义在无意间推动了闽、江、浙等地的人、财、物向上海的大转移，于是随洋商北上的粤商与闽、江、浙等地的商人，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展开了一场竞技，你方唱罢我登场。

当苏州、杭州无可挽回地在太平天国战争后衰落之时，地处长江入海口的滨海县城——上海因缘会时地快速崛起了。这个隋唐时隶属于苏州府华亭县的小渔村，到1192年才有了取自今天十六铺一带的“上海浦”小河的“上海”这个正式地名。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农民、渔民、盐民交错相居的村落。在整整100年后，上海才置县，隶属于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上海的崛起绝非一朝一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727年后，南洋贸易以厦门为正口，西洋贸易以广州为唯一口岸，中日贸易从宁波入口，上海的地位并不高于厦门、广州和宁波。

到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鼓励海上贸易。一度“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上海，凭借襟江滨海的地理位置，时来运转，港口贸易迅速升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

<h3>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h3>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官衙的迁移，是这一趋势演化过程中发生的一个细节。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监督和统驭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务及军事力量的高级长官，官居四品，职掌一道之军民政务，其地位高于府衙，比当今的厅局级还要胜出一头。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官衙过去一向都设在苏州或太仓，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苏松太兵备道官衙整体搬迁，办公地点从苏州移驻上海。之后，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又别称为“上海道”、“苏松太道”、“沪道”、“江海关道”等。

弗里德利奇·毕谷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1756年，他就向英国政府建议，要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

在封闭的封建帝国版图上，上海不过是个沿海的“边远”地区，并不被格外重视，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但把全球看成一盘棋的西方人，却对这个地方惊叹不已。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较之广州内陆腹地更为广阔的地方。其地处长江入海口，可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将全国纳入其贸易视野，上海如此优越的条件，自然成为外商的投资首选之地。

虽然早在条约签订前，上海就被英国政府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代表、首任港督璞鼎查视为贸易前景不可限量的地区，但清政府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当广州作为中国最大口岸时，上海还远未受重视。

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传教士郭士腊来到上海，发现7天内竟有400艘100～400吨的商船经吴淞口进入上海港。商船多数来自天津及东北各地，来自福建、广州、台湾地区、东印度群岛、越南、泰国的船每天也有三四十艘。码头上货物上下卸装，昼夜不绝。他们回去后即大力宣扬，上海是仅次于广州的最佳通商口岸。

1840年6月28日，21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咆哮着下令向中国开战，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1842年，上海城区人口数量才23万，是全国第十二大城市。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每年的吞吐量，据《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记载，接近200万吨。当时，往来于上海至长江各口岸之间的船只约有5300～5400艘，年货运量约45万吨，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22.5%。

1843年11月4日，作为《南京条约》约定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正式开埠。开埠当年年底，25名英国人在上海租界登记。这是一个耻辱的时刻，也是上海沐浴国际化的开始。

1861年1月，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增多，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分设大臣管理南北方口岸。其中，五口通商大臣就成为办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初设于1842年10月，它原由两广总督兼任，又称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虽然五口通商大臣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实际两者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要按例由总理衙门承转。

从此，五口通商大臣的驻所也由广州移设上海，由驻守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兼任。当年，广州十三行商是外国同中国高级官员交往的唯一沟通渠道。此时，五口通商大臣筹办一切通商交涉事宜，由两江总督例行兼任，这是继十三行商之后清政府试图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产物。两次鸦片战争都发生在广东，鸦片战争中广州人与英国入侵者结下的仇视情结又不能一时解开。在广州外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日益把上海视为他们与清政府交涉的重要之地。

<h3>第三次商人大迁徙</h3>

五口通商大臣驻所的迁移，是由上海代替广州、苏杭而执清朝经济牛耳地位决定的，也是中国在20世纪以前最大规模的一次商人大迁徙的结果。

中国商人的大迁徙在中国商帮史上发生过多次，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盐业政策由明初的开中制转变为1492年的叶淇变法之时，徽商、山陕商人举家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成就了扬州曾经的奢华。

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18世纪中期。在北方，以1727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标志，恰克图成为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人趋之若鹜之地；在南方，1757年广州取得事实上的一口通商海上贸易地位，福建、徽州商人大批南迁到广州，十三行商人成为与晋商、徽商并驾齐驱的三大商帮之一。

第三次大规模迁徙则发生在1843年11月上海开埠时，广东香山买办、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及湖州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诸多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更为多元化的商人群体成就了上海的崛起及其在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

1842年前，与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的洋行虽然数量较多，但仍然控制在居垄断地位的大洋行手里，如怡和、宝顺、旗昌洋行。

伴随着五口通商，广州十三行也终结了清政府委派的外贸垄断权。梁小民在《夹缝中的粤商》一文中用一项不完全统计说，当时的34家行商中有20家破产，由于受鸦片战争的牵连，被抄家发往边疆充军者有10家。

1843年，上海开埠之年，一批英国商人跟随着他们的首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当时的外滩不过是上海县郊外一片不起眼的荒滩。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反复交涉，英资的8家洋行最先得以在外滩落户，由北向南依次是：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洋行和宝顺洋行。

当怡和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时，十三行总商伍秉鉴随即前往开辟。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粤商也跟随洋行一同转移，成为第一代买办和上海的开拓者。

也是在1843年，巴富尔“刚到上海，就立刻注意到广州的一些人已经纷纷来到这个口岸”，他抱怨说，这些人把广州流行的许多最坏的习惯和观念——非常普遍地倾向于结成行帮来和外国人进行贸易——也带了进来。

1845年11月，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产生了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上海英租界开始设立。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先后设立。与此同时，1846年，美国开设旗昌洋行；1848年，法国开设利名洋行；1855年和1856年，德国开设鲁麟洋行和禅臣洋行；英商的三家银行丽如银行（东方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也先后在1848年、1857年和1865年进入上海。

1867年1月1日，太古洋行在上海营业。至此，对上海影响最大的四大洋行怡和、宝顺、旗昌、太古悉数进入上海。

就连刚刚经历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商人，也在1870年到上海开设了吉隆洋行和东如洋行。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英属帕栖（即印度）等国也先后要求与中国通商贸易。由于华人不准入住租界，到1853年，租界的外国常驻人口也不过300人左右，中国人却仅500人左右。

到19世纪50年代，广州就已经被新生的上海所超越。上海的出口贸易额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1844年时，上海出口茶叶比重仅占全国2%，广州占98%。

6年后，上海跃升到44%，广州陡降至23%。到19世纪50年代末，上海的进口商船已是广州的3.5倍，上海的外贸关税银收入也从开埠初期的17万两猛升至180万两，跃居五口之首。

一些浙江丝商也尾随洋行到了上海，湖州发迹最早的丝商顾福昌，就是在这时率先到达上海的。宁波郑氏家族的郑熙（1813～1858）在1844年来到上海，开设了钱庄，并于1848年在上海小东门方浜路创办了凤祥银楼。继外商、广州商民、湖州丝商等率先进驻上海后，更多的江浙商人接踵而至。不过，他们多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仓皇背井离乡而进入上海的。

1853年，也是太平军定都南京转而北上、西征和东进的第一年。在绵延十余年的内战烽火洗礼下，作为江南地区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非常自然地成了首选的避难所。最初的难民主要是上海周边的男女老少，有的还牵着水牛和黄牛，之后，江、浙、粤、徽等各省绅商士庶及难民涌向租界。

1853年，苏州人席天甫的哥哥席嘏卿来到上海，在一家钱庄做起了学徒。湖州丝商陈熙元、邱仙槎、张颂贤也在这时到达上海。

从1853年9月到1854年7月，在短短10个月里，租界内的广东路、福州路一带就建起了800多幢木板房屋，这些房屋一时成为外商租赁土地上最抢眼的建筑群。

当江浙人都竞相往上海避难时，徽州茶商江有科父子的北上南下贩茶之路，也因战火肆意而受阻。1854年，江有科带着两房姨太太，走上了从广州到歙县的返乡之路，同年11月他一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他的儿子江文缵继续从事茶叶贸易，但把目标改在了上海。

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买办也是在这个时期到达上海的。最早到达的是徐润，1853年他15岁，他随叔父徐荣村一块儿来到这块散发着开发味道的土地。徐荣村参加过首届世博会，也是第一位参加世博会的中国商人。之后是席正甫，1857年随长兄而来，次年唐廷枢和郑观应到达。

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挥师东进，杀向江南，江浙官绅士庶丛集沪上。在太平军进军湖州时，更有大批丝商避难上海租界，经营丝业。后被称为南浔“四象”之首的刘镛，在1860年6月南浔被太平军占领前，携家并“尽运资装于上海”。“四象”之一的庞家，“八牛”之一的周家，也是如此。

来自无锡的14岁的荣熙泰，经人介绍比刘家早两个月来到了上海。他就是荣氏兄弟的父亲，起初他在一家铁器作坊里当学徒。他的家人大多在战争中死去，他因到上海做工才躲过一劫。

当其他人都在逃避战争时，38岁的徽商胡雪岩却抓住机会，直接介入战争。1861年年底，太平军进攻杭州时，他成为给清军购运军火、粮米的官商。

在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时，有外国武装保护的租界一时人满为患，外商乘机大肆兴建房屋，高价出租给中国人居住，转瞬间一排排崭新的被称为石库门的民居建筑，如森林般崛起。2010年，石库门作为上海世博会的形象被推向世界，这里承载着近代上海最早的历史。房地产成为这个新兴城市，继鸦片贸易之后，率先突出的产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节骨眼上的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数量增至30万，1862年又激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也就是在这一年，租界的地价由1852年平均每亩不过50磅左右，炒到了每亩1万磅白银，涨幅高达200倍。据最保守的估计，在1860～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

当时的作家姚公鹤感慨地写道：“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小刀会——编者注），为华界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广州、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上海的《北华捷报》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甚至声称：“（中国）对外贸易的心脏是上海，其他口岸只是血管而已。”从1865年起，上海已牢固地确立了国内外贸易的首席地位。这一年，上海承担了对外贸易总额的63%，广州仅占13%。

于是，上海滩上演了一个世纪的传奇。这里既有茶馆、戏园、园林式家园，也有鸦片馆、妓院、跑马场、赌场及西洋建筑。中国历史上的城市，还没有哪座城市像这时的上海那样，充满欲望，又不失性感。这里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发酵出的诱惑，让这座城市具有了一种朦胧美。

这里交织着各国口音、情报战和商战，这里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船工、纱厂工人等。最为重要的是，这里充满着各种机会，让每一人都有可能重新定位和塑造自己，以找回自我的憧憬。这里成为各色人等的竞技场，也成为梦想家和野心家的舞台。有胆有识者，在这里用诚信和智慧收获名利；有家有业者，在这里继承演绎着家业传承的财富故事；无亲无故者，如宁波人叶澄衷、无锡人祝大椿等穷小子，也在这里通过打拼收获了尊敬。

第四篇上海开埠、买办商人与苏商崛起 1843～1956（上）第十三章上海买办，香山制造

伴随着上海的崛起，从广东输往上海的，最惹眼的不再是货物，而是一群叫“买办”的活生生的人。

上海开埠前，广东人贩卖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也不少。当时中国的食糖集散中心就在浙江嘉兴乍浦。

从广东到上海的商船被称为“估船”，一个月能往返一趟，上海商人则用“沙船”把本地棉花、布匹运往广东，其次是陶瓷、茶叶。据统计，鸦片战争前，上海每年从闽粤运进糖约50万担，染料和物品12万担，运往闽粤的棉花、茶、丝等物在20万～30万担。糖的价值，达数百万两银子，是一种大宗交易。沪粤间的棉糖对流，是这两个区域间的传统贸易内容，一直持续到清末。

在晚清四大买办中，除席正甫（1838～1904）是江苏人外，其他三人——唐廷枢（1932～1892）、徐润（1838～1911）、郑观应（1842～1921）都来自广东香山，他们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亮点的买办。

<h3>为什么是香山？</h3>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香山与包围它的伶仃洋一样默默无闻。直到南宋，香山才有了县的名分，它的管辖范围就包括现在的中山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部。

宋末文天祥一首《过零丁洋》为后人传诵，伶仃洋（即零丁洋）之名才为世人所知。到明朝时，香山依旧“其地最狭，其民最贫”。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租占澳门之后，香山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之地。

为什么中国早期的买办大多数来自香山？可以说，一部葡萄牙的殖民澳门史，就是香山多出买办的最大注解。香山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充任中外贸易中的买办，目前还没有定论，但葡萄牙是最早试图与中国通商的殖民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

1473年，当明孝宗器重的大臣刘大夏和项忠建议废止下西洋、拆散舰队、焚毁郑和航海档案时，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方兴未艾。

1415年，葡萄牙人在北非摩洛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殖民据点，揭开了近代殖民主义的序幕，接着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也开始了全球性的殖民活动。

之后，葡萄牙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王子亨利。他一心一意地投身于航海事业，不仅远离了豪华舒适的宫廷，而且放弃家庭生活，终身未娶。他创立了航海学校和天文台，让葡萄牙的航海事业蓬勃发展。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成为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航海路线的开拓者，实现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直接到达印度的愿望，开辟了欧洲至亚洲的新航线。

在1502～1524年，达·伽马又两次到达印度，后一次被葡萄牙政府任命为印度总督。达·伽马通航印度，促进了欧亚贸易的发展。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前，欧洲对印度洋沿岸各国和中国的贸易，主要通过这条航路进行。这条航路的通航也是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在亚洲从事殖民活动的主要条件。

1509年，葡萄牙舰队在印度洋上打败阿拉伯人，终结了阿拉伯人对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的控制。至此，葡萄牙人完全掌握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垄断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

1514年，葡萄牙人第一艘航船来到广东屯门岛，与当地商人贸易，获厚利而回。之后，葡萄牙人就以马六甲（1511年已为其占领）为基地，多次派船队到广东沿海活动。当他们得知中国的“贡舶贸易”都是薄来厚走后，也想挤进这一行列，但当时没有葡萄牙进贡的先例，所以广州官府就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擅自在屯门岛盖起房子，并不时“剽劫行旅”和拐卖人口，激起了广东军民的愤怒。1521年葡萄牙人被逐出屯门，之后一再碰壁，葡萄牙人于是转而向北，销声匿迹于广东沿海。

1540～1548年，葡萄牙人与日本人，以及明朝以徽州人为主的海盗商人结伙，一同纠集在舟山群岛上的双屿岛；1549年在明朝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中葡萄牙人又被逐出福建海界；在1550～1553年，葡萄牙人完成了上川—浪白澳—澳门的贸易基地的过渡。

澳门当时叫壕镜澳，归香山县管辖，是南海诸国贡舶贸易船的临时停泊点之一。像这样的临时停泊点，广东沿海有将近10个，来朝贡的番船入珠江口前，必须先在各澳接受澳官检查。

1552年，第一个耶稣会传教士到达澳门，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便病死。1553年，葡萄牙买通广东海道副史汪柏，“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从而得以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初时也是搭建暂住式草棚，后澳官因受贿赂，不仅不命其撤去，而且默允他们运砖瓦木石，修建永久性的住房。如此房屋越建越多，在四五年时间内，澳门便初具城市规模。

葡萄牙商人因控制了日本、马尼拉和欧洲的贸易航线而趾高气扬，无视广东政府的法令，从事走私活动，许多葡萄牙的船只到处在沿海停泊，全不理会中国官吏一再提出的反对抗议，中国对这些船只无法征收船钞和关税，但偶有船只被拿获，这些葡萄牙人便嚣张地反对地方长官，诡辩说他无权惩罚私商。这种争吵的结果是中国封闭了广州（1631年），不许葡萄牙船只入口，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政府正式宣布禁止葡萄牙人进入广州贸易。

尽管浙江宁波，福建漳州、厦门等闽浙地区的商人，曾在明末的一个世纪内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商人，或以合法身份或以走私形式打过交道，但这种交道因明政府与海盗持续不断的战争而断断续续。虽然买办也在这期间出现过，但并没有形成足以传承和延续的空间和环境。

1577～1842年，葡萄牙除1685～1717年和1724～1760年外，大部分时间都以其租借澳门的独特优势，以澳门作为广东外贸的中转港身份，独揽着中国对外的贸易往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香港被英国占领，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从此以后，澳门的外贸完全衰落。1887年，葡萄牙通过中葡《北京条约》攫取了对澳门的“永驻管理”权，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

葡萄牙依托澳门的200多年的合法而较为稳定的垄断贸易，使得广州府理所应当地成为中国最早出现买办群体的地区。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居多，这与葡萄牙先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与中国贸易有关。当时澳门归香山管辖，香山与澳门这种先天的联系，决定了香山是中国最先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的地方。

容闳，1828年11月出生于香山县南屏乡，幼入澳门西塾读书，14岁入读澳门马礼逊学校，后随校迁香港就读。1847年该校校长布朗带他就读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1850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

容闳以留学事业先驱的角色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870年他与曾国藩、李鸿章第二次联名上奏，选送幼童赴美留学。这一计划在第二年获得清政府批准。1872～1875年，清政府先后送了4批共120名学童赴美留学。其中，40名为香山县幼童。

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下，官员不愿把自家子弟送到国外去，民间更有关于西洋的种种不祥传说，以至于第一年容闳在上海竟凑不足第一批30个名额的学生，他只好回老家香山去动员乡亲，最终成行。这第一批30名幼童中包括后来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总办钟文耀、清华学堂的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初外交部长梁如浩及其亲家——中国第一任共和制内阁总理唐绍仪，而后三人都来自香山唐家村。

中国第一位共和制总统孙中山也是香山翠亨村人。他在筹办中兴会时，曾得到同乡郑观应的关照和黄咏商的拥护。作为香港第二位华人议员黄胜的儿子，黄咏商还是香港兴中会的临时负责人。舒式在《风起伶仃洋，中国最早的“海归”》一文中这样写道：

西风吹到了伶仃洋，香山人睁开眼睛，隐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宋玉的《风赋》中有一名句：“风起于青萍之末。”留学风改变了中国，而香山与伶仃洋正是那风起之处。

作为晚清中国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便成为香山人谋求发展的重点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估计说，在1853年以前，上海有广东人8万，其中广肇帮最多，潮州帮其次，雷钦惠梅帮最少。在广肇帮中，香山人最多，人数有两万多，从而奠定了香山买办势力在上海的影响。

<h3>买办之乡</h3>

“买办”一词是葡萄牙人“Comprador”（康白度）一词的意译，原意是采买人员。清初，买办专指为广东十三行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被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用的居间人或代理人。

买办，从本质上讲是经纪人，是中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按照当时广州府的规定，一艘外国商船到广州来，必须先在澳门靠岸，船主在那里从左堂衙门聘请引水、通事和买办，才能开往广州。

通事为外国商人向粤海关办理纳税和进口手续，买办则供应船上人员的伙食、代雇码头搬运工人、代购日常必需物品。买办必须领取政府颁发的执照，外商才能聘用他。

1832年瑞典人龙思泰在其所著的《早期澳门史》中记述：“一个人要在广州筹办一家商行，必须先找一名买办……他对商行的内务有总的监督权，按雇主的愿望介绍其他仆人，购买食物及日用品等。”

此时的买办事实上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保管员、大班的机要秘书，他们被禁止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广州一地，但鸦片战争让这一切成为过去。

五口通商后，英国人可在上海、宁波等各个口岸交易，特别是1844年《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后，外国商人雇用买办，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于是，一批广东买办伴随上海开埠通商，跟随洋商来到上海。他们起到了中外贸易轮轴的作用。

最早到上海开设分行的怡和洋行负责人达拉斯，于1844年带着商馆仆役来到上海，并向香港总行要求派遣买办。总行当即派去了一个名叫亚三(Asam)的广东人到上海担任分行买办。1846年，亚三因病被另一名叫亚桃(Atow)的广东买办接替。

根据那时洋行买办多为同乡人且互相推荐担保的惯例推测，这两人很可能也是香山人，因为他们的后任林钦、唐廷枢都是香山人。林钦在1863年离任，他举荐了唐廷枢接任。此时，唐廷枢刚刚31岁。

唐廷枢，出生于香山唐家村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唐宝臣曾在澳门玛礼逊学校为校长布朗打工。玛礼逊学校创办于1839年，是澳门第一所教会学堂，1842年迁到香港。初迁到香港时，为使唐廷枢能在玛礼逊学校读书，唐宝臣同布朗签订了延工8年的合同。

1848年，16岁的唐廷枢毕业于玛礼逊学堂，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当助手。下层社会生活的体验和磨炼，让他逐渐懂得了人情世故。期间，唐廷枢转入英华书院，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这所书院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创办。从19～26岁，唐廷枢受聘于香港政府巡理厅，担任了7年翻译。

在19世纪，香港是中国买办的训练基地，许多广东的年轻人就是在那里得到基本的语言训练和商业知识教育后，开始走上买办的经商之路的。太古洋行香港第一任买办由香山人莫仕扬于1870年担任，这一年他50岁，太古洋行将总部从上海移至香港。莫父莫裕嘉是富有人家，多次捐资纳官，而莫仕扬年轻时，曾在吴健彰的同顺行工作，在那里结识了十三行洋人，粗通英语，深谙洋务，1860年转到香港经商。

从莫仕扬开始，太古洋行的买办一直由莫家祖孙三代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担任，并长达60年。香山买办中论财富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者，首推莫氏家族。香港汇丰银行的第三任买办刘渭川（任期：1892～1906年）和第四任买办刘伴樵（任期：1906～1912年），也都来自香山县。

1858年，唐廷枢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在海关做翻译。1861年，唐廷枢辞职，通过当时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的介绍，开始为怡和洋行代理经营长江一带的业务，主要任务就是替该行推销进口货物以及到内地收购蚕丝和茶叶。

1863年，因为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棉花出口减少，英国、印度等国棉纺厂货源短缺，于是转向中国采购棉花。上海市场棉花价格暴涨，唐廷枢把握住了这个机遇，在上海开设修华号棉花行，为怡和洋行收购棉花，赢得了怡和洋行老板的赏识，直到1863年被同乡举荐接任总买办，开始了10年的买办生涯。

这年年底，唐廷枢取代林钦掌管怡和洋行金库，原来洋行的全部现款均由买办保管。这时，唐廷枢开办了怡和钱庄，把怡和洋行的现金转入该钱庄，由他向洋行支付利息，一举两得。1872年，在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去轮船招商局做总买办时，其兄唐茂枝接替了其在洋行中的职位，且为其权益的代表。唐廷枢的兄弟唐瑞枝、唐国泰，均是著名的买办。

与唐廷枢得以进学堂学习英语不同，比唐廷枢小6岁的徐润出生于香山北岭村，1852年来到上海，在宝顺洋行当学徒时学会英语，并慢慢升为主账、副买办。宝顺洋行的首任买办是徐荣村。1851年，徐荣村以自己经营的中国特产“荣记湖丝”参加在伦敦的首届世博会，一举摘得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金、银奖牌各一枚，并获得允许湖丝进入英国的特权，这枚金牌比后来在世博会上“一摔成名”的贵州茅台酒还要早几十年。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博会曾被中国人称做“炫奇会”、“赛奇会”，后来叫做“万国博览会”。之后，徐荣村和侄子徐润，相继担任该分行买办。该行在香港、天津、九江、汉口等处的分行，1861年任买办者俱系粤人。

资料来源：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1》，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能否掌握一口实用的英语口语，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买办、通事、跑楼、跑街等涉外职业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翰林院曾开设了一个叫“四夷馆”的机构，专门用来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和外语。1862年清政府同意开设京师同文馆，以学习英、法国文字，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到那时才以迟钝的姿态对这个世界作出适应。

1862年6月11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踏进了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的总理衙门东院，开始了他给同文馆学生上的第一堂英语课。京师同文馆的开馆是清政府开始重视外语的标志，但因招生时遇到很多阻力，这所开始只教授外语的学馆，在1876年后，还教授数理化、天文航海、国际法、世界历史地理等，由一所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了综合性的西学学校。

也是在1862年，第一所英文培训班在上海出现，这座城市几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展开了它的西化过程。“大英学堂”、“英华书馆”、“英文书塾”、“英语班”、“英话英字馆”等，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学校大多是由在华的外国人所办，针对的学生群体也各有不同，有高价收取富商子弟的贵族班，也有针对贫民子弟的英语夜校。如果说同文馆的英语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场的话，那么上海这上至洋行经理，下至跑街店员口中以宁波、上海话发音为基础的洋泾浜英语，则完全是主动的、商业的、职场的。

这其中就有一位主动求学者郑观应。他白天在上海宝顺洋行工作，晚上就到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学习英语，这种局面持续了两年。傅兰雅之后成为曾国藩为江南制造局所请的翻译之一，也是曾国藩两个儿子的英语老师。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即应试指南）。科举未中的郑观应，于1858年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此时的郑观应深知，“盖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于是，加倍努力，以期在从商的道路上出人头地。此时的郑观应先在叔父郑廷江任买办的上海新德洋行做学徒，后到有亲戚曾寄圃在的宝顺洋行任职，在这里他与徐润成为同事。

1873年，郑观应担任上海太古洋行买办，次年，被聘为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并在牛庄、上海等地开设商号、钱庄，成为买办商人。陈可良、陈雪阶等太古洋行的其他买办也都来自广州。琼记洋行上海最早的买办朱雨滕，原来就是广州琼记洋行的学徒。

这些早期的买办商人，在推荐自己的继任者时，往往以自己的亲戚族人或者老乡为主，这种裙带关系不仅促使买办家族的形成，也使得当年的买办主要集中在香山地区。有学者统计，在19世纪末，中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这些买办属于香山地区的有8成左右，他们分布在沿海及长江流域各通商口岸的外国洋行。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洋行的买办几乎为广东帮所控制。

<h3>买办转型与洋务运动</h3>

值得称道的是，栉西风沐洋雨而起的一代买办，在官督商办模式的召唤下，转投由地方大员主导的洋务企业，为国所用，完成了一次从边缘到主流的历史演变。

1852年，在上海的外资洋行增至41家，1864年增加到68家。之后洋行开开闭闭，但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868年的103家，1880年100家，升到1895年的116家。

上海开埠初期的通事大多数是跟随外国领事和洋商来上海的，以广东人居多。王韬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唯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唯其如此，通事从业者与日俱增。《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记述买办数量暴增的趋势：“1854年有250人，至1870年增加到700人，到1900年则增至20000人。”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推算，1842～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5.3亿两白银。而1902年外国人在华全部的投资，也只有5.84亿两白银。也就是说，这时的买办已经不是原来广州十三行跑腿办事意义上的买办，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既熟悉洋务又通国情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五口通商后，初期与买办数量一同增长的是鸦片贩运到中国的数量，到1857年，鸦片的输入数比20年前输入全中国的数字还要多，达到3.1万余箱。因为很多洋行最初将贩卖鸦片作为主业，所以在上海开埠之初，这些替洋人效力的买办的身份和地位就染上了非主流的色彩，而朝廷内外对此也多有诟病。1841年秋，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多方寻觅和英国侵略军的接线人物，结果找到了鲍鹏。

鲍鹏充当颠地馆买办多年，据英军一个大佐记载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买办鲍鹏。”琦善和英国侵略军签订《穿鼻草约》正是鲍鹏所接线的，所以林则徐斥鲍鹏为“汉奸”，裕谦亦奏称：“有买办鲍聪（即鲍鹏），系买办中最为可恶之人。”曾国藩曾也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

对于近代买办的历史地位，极而言之者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

法国全权公使刺萼尼曾说：“在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几乎没有一个受尊敬的中国商人，没有一个资本雄厚、有信誉的人敢和外国商人建立直接的联系……这难道不是因为那些薄有资财的人知道，和外国人做生意，虽然表面上受到地方当局的鼓励，而实际上是受歧视的。”

广东人容闳就拒绝去当买办，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他坚守的是中国文人珍视清誉、爱惜羽毛的传统。对于买办来说，除本职工作之外，他们的身影还出现在了茶叶、航运等领域，此时他们身上又多了一重角色——投资人，他们也在伺机转型进入主流社会。

就清朝内部来说，也有一个对买办重新认识的过程。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财政的捉襟见肘让国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为减弱。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商人通过捐官参与公众事务显得更为可能。伴随洋务运动（1861～1894）的出现和官僚李鸿章的邀请，近代买办有了一次转型的历史契机。因为李鸿章也看到了，利用广东买办既通洋务又有实力的同乡网络是最为现实的招商手段。

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兴人士发起的一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清政府对洋务的态度及演变进程，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所能进行的广度和深度。洋务派在清政府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分量，也直接决定着洋务运动的走向及介入洋务企业中的操盘手腾挪空间的大小。

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派中占居首位，其一生四大洋务实践中的三件：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前期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个香山人展开的。

唐廷枢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中国开平煤矿的筹办者和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的唐胥铁路的创建者，李鸿彰评价他，“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1892年，唐廷枢去世，十三国领事馆下半旗志哀。当时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赞扬唐廷枢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当然，也有外国人指责他，在东方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然后再运用习得的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

徐润是唐廷枢的助手，他的一个雄心就是要开拓国际轮船航线，让龙旗在美国和欧洲的港口上飘扬。1873年轮船招商局派“伊敦”号航行到日本的长崎，这是中国商轮第一次开辟国外市场。1879年招商局派船航行到美国檀香山，第二年派船航行到美国旧金山，第三年，招商局轮船的龙旗终于飘扬在了英国伦敦的港口。招商局的远洋航行虽然由于西方的干扰很快停止，但这在国运不昌的晚清属于一件彰显国威、鼓舞民心的喜事。

徐润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40余家，其中属于国内或地区内首创的就有八九家。徐润家族祖籍河南，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和保险业的先驱，而且还是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更是19世纪上海颇有影响的地产大王。

郑观应先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粤汉铁路购地局、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他不仅是商人，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1879年9月5日《申报》记述：“广帮为生意中第一大帮，在沪上尤首屈一指。居沪之人亦推广帮为多，生意之本唯广帮为富。”

作为一个群体，买办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上海开埠后。当越来越多的洋行排除了语言障碍绕过买办而直接同中国打交道时，买办的作用和地位就逐渐降低了。这一变化是从日本洋行开始的，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效法。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华界沦陷，公共租界和外国租界形成“孤岛”，买办制度逐渐被废除。1960年，香港汇丰银行的“买办”称呼被“华人经理”一词取代。5年后，汇丰银行的第一个“华人经理”，也是最后一个买办李纯华退休，买办制度彻底退出汇丰。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孙毓棠、汪敬虞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除了上表外，经李鸿章倡导、支持，又淮系成员兴办的，还有徐州利国峄煤矿、山东登州铅矿、平度金矿、淄博铅矿、湖北长乐、鹤峰铜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上海伦章造纸厂、湖北聚昌、盛昌火柴公司等。）

<h3>粤闽商人：一场起义的分水岭</h3>

一个新商埠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缺少不了两种人，一是商人，二是码头上的脚夫和水手。黄浦江上的摆渡船、蛋船、鸟船，其船主和水手多为福建人。在传统船业和中国海政历史上，福建人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中国第一个近代轮船制造厂就在福州马尾，这是一例。在调任陕甘总督前，左宗棠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当时，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也设在马尾。

沈葆桢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在建厂的同时，他在福州定光寺和仙塔街设立两处求是堂艺局，挑选聪明子弟入堂学习，这是我国培养近代化海军人才的开始。1867年，求是堂艺局移设马尾，次年又设专门培养技工人才的艺圃，造就了大量海洋军事和科技人才。

1870年前后，全国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产业工人，据估计不到一万人，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就占了13%，且“工匠皆闽、粤、宁波人”。1905～1912年，清政府将船务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其首任督办叶祖珪是福州人，少年时进福建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学习，与严复、邓世昌等有同窗之谊。总办吴应科是早期留美幼童之一，归国后长期在海军供职。继任督办萨镇冰也是福州人。

上海开埠后，轮船运输业兴起，这一群体一度为生计所迫，烟、赌、娼无所不为。上海福建人不仅人数多，且群体个性突出，商人极富，水手和雇工极贫。原本就乡土观念强，族群意识深厚，再加上语言与地方方言格格不入，好勇斗狠的个性与上海本地人的温文尔雅截然不同，福建人在上海人群中显得特别与众不同。用《上海福建人（1843～2008）》一书中的话说，他们将福建人的落泊、骁勇好斗、极善铤而走险的个性留给了上海。

185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月报中说，上海邑处边壖，五方杂处，“闽、粤人居多，良莠不齐，居恒逐利构怨，树党相仇杀，近则小刀会兴焉”。

这里所提到的小刀会起义，就主要与闽粤人有关。1849年前后，小刀会在厦门重建后，很快传入上海。1851年英国人为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这成为他们起义的诱因。

泉漳会馆是福建船商在1759年建造的，这是福建人在上海影响力的体现。在18世纪中期，比泉漳会馆更早的会馆无非是湖州会馆，清乾隆初由绍兴钱、豆、炭商修建的浙绍公所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会馆。

泉漳会馆建在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当时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里临近黄浦江，曾经沙船林立。因地域接近、语言相通，广东、潮州和福建三方同乡互相帮会，甚至在1739年的天津组织了闽粤会馆。

泉漳会馆董事李仙云就是小刀会起义的幕后积极筹划者之一。至少三所闽商会馆卷入其中，除了泉漳会馆，还有点春堂和兴安会馆。其中，点春堂是福建帮的指挥所。这次起义由广东人刘丽川、潘启亮联合福建帮小刀会首领李咸池、陈阿林等进行。1853年9月上海知县袁祖德被击毙，上海道台兼江海关的吴健彰被活捉。

吴健彰是与小刀会成员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李仙云曾是吴健彰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一，他纠集闽粤游民，创办团练，公开的说法是抵挡太平军，暗地里却在为小刀会积蓄力量，而刘丽川是吴健彰的同乡兼朋友。

吴健彰出身寒微，早年以卖鸡为业。20岁时，他开始尝试与洋人做小额买卖，后来在广州洋行做仆役，游走广州、澳门之间，充任洋行司事与买办之职。由于他乖巧勤快，善于揣摩洋人心意，更学得一口流利英语，所以很受洋商器重。

1832年，41岁的同顺行商人吴健彰跻身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并于1842年来到上海，比刘丽川早7年。与刘丽川从事糖业和丝茶生意略有不同，吴健彰主要经营茶叶贸易和贩卖鸦片。

江海关、上海道，都是当时的肥缺，一手握政权，一手握财权。吴健彰为什么能入主这两个职位？与前两任相比，吴健彰的优势就在于对洋务比较娴熟。

宫慕久是上海开埠后的首任道台，原籍山东东平州，出身书香门第，1819年中举，之后在云南边陲当过小官，并无办理外交的经验，1843年5月被保举为苏松太兵备道。在江苏巡抚孙善宝的眼里，宫慕久“质直出于自然，廉介本乎天性”，这样的人放在对外商务管理中比较放心，具有培养潜质。

宫慕久在任内办了一件洋务，让他博得了“擅长夷务”的名声，这也成为日后其他口岸城市效仿的做法。这件洋务就是将外国人与中国人分开居住，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减少外国人生活方式对中国人的影响，维护中国的传统和风俗。

最后的方案是划定一块地方让外国人租住而不是购买，租期不限。除支付租金外，租界还要向清政府纳税。经过两年的谈判，英国人率先获得了一块面积830亩的居住地，这就是最初的租界雏形。1847年3月，宫慕久升任江苏按察使，类似于今天分管政法的副省长或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官，但他时运不济，到任不久就去世了。

1848年4月，又一位上海道台咸龄被调离，这与发生在3月的上海青浦事件有关。上海开埠时，对外国人出入上海的距离，“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为限，但3名英国传教士超越了这一规定，擅自到距离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动，遭到中国船民的袭击，传教士“受有轻伤”。

英国驻上海新任领事阿礼国迅速做出反应，以英舰扣押了停泊在上海港的中国漕运粮船1400艘，以此要挟清政府。为化解这场冲突，两江总督李星沅就撤换了咸龄，相关人员受到惩办，并向英方赔偿300两白银。还有一种说法，宫慕久与他的满人继任者咸龄都是官僚出身，不熟夷务，对开放贸易、办理外交的行政治理无所建树，这是他们被调离的关键。上海特定的地域环境与文化认同，有别于儒家传统文化与士绅阶层的政治生态，委派内地仕官或者具有显赫军功的满、蒙贵族充任上海道台，与上海文化和地缘政治格格不入。

青浦事件发生以后，英美等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都希望上海道台是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情况、容易沟通的人。于是，在洋行里干过事、与外国人比较熟悉、会说英语的吴健彰便成了新的上海道台的理想人选。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认为，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中外态势选择了吴健彰。

19世纪前上海行政军事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官绅结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也不敢奢望有参政要求。中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绅阶层对城市变化反应的迟钝，将熟悉洋务的商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上海需要的就是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务实派官僚。当上道台之前，吴健彰已经是咸龄的助手。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两件事情促成了他的脱颖而出。一是在旗昌洋行进入上海的第二年，他就成为该行的首位中国股东。旗昌洋行是美国洋行中向中国走私鸦片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家洋行。二是1848年，在英美的支持下，野心勃勃的吴健彰以大手笔捐资50万两白银，出任上海候补道台兼江海关（上海海关）监督之职。

咸龄被调离后，吴健彰如愿以偿地当上上海道台，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涉足政治舞台的买办。从此，吴健彰完成了由单纯的买办商人向政界要员的华丽转身，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政经两界的风云人物，但与宫慕久相比，他远谈不上廉洁。他利用职权，肆无忌惮地从事投机活动，走私鸦片，贪污索贿，无所不为。

吴健彰被活捉后，就处置问题，小刀会内部产生了分歧。福建帮主张一杀了事，广东帮主张劝降。刘丽川念同乡之谊，下令勿杀。作为美国洋行的股东，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在吴健彰被俘的当天，就致函刘丽川，表示愿负保护之责。

刘丽川接信后，当晚就会见了马沙利，表示吴健彰的安全没有问题。之后，旗昌洋行派人到吴健彰被关押的地方，让他脱去官服，扮成商店伙计模样，着便服，戴墨镜，持破伞，由两名身强力壮的广东人充当侍从，溜到城墙根，用事先准备好的长布条缒城逃脱。

吴健彰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放走了，出来后的吴健彰与小刀会势不两立，大肆屠杀起义军。小刀会起义宣布豁免3年赋税钱粮，并铸造货币，发展商业，保证粮食供应，打击高利贷，受到民众欢迎。吴健彰攻城不下，就通过放火的方式，对闽广人清算自己补捕之辱，在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放火焚烧店铺民房，大火连烧4天，大片民居化为灰烬。1853年12月，连最为繁盛的小东门至大小南门，也没有幸免，涉及店铺民房2000多间，“百年富庶精华”于一夕之间皆被抹去。

由宁波人创建的四明公所、徽州人所建的徽宁会馆、泉漳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等，都被彻底烧毁，上海的商业中心也迅速向城外以北的租界转移。起义被镇压后，闽广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这让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

对这种行径，《北华捷报》也指斥吴健彰道，“祸首却是一个理应保障而不应破坏同胞财产的人”，认为吴健彰是一个“完全失掉民心的道台”。

英、美、法当局曾声称对局势保持“中立”，但为维护在华利益和趁火打劫，旗昌洋行带头拒缴海关关税，以此想获得在华特权。1854年4月，英美驻军借机袭击了上海城内的清军营盘。7月，清政府任命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吴健彰受命与英、美、法当局谈判。

吴健彰以出卖上海海关和租界主权，换取了英、美、法当局的支持。从此，上海海关由英、美、法三国委派的“税务司”共管，上海租界建立了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统治机构，所以，可以说小刀会起义在不经意间促成了上海租界的真正独立，加快了上海国际化的步伐。

1854年8月，吴健彰以通夷养贼、贪赃枉法，而被革职抄家。他使出浑身解数，大肆贿赂查案官员，并捐助军需，以求自保。当时太平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攻清军，清政府也意识到“非和夷不能灭贼”，就策略性地起用吴健彰，以取得列强的支持。

1855年2月，吴健彰及英、美、法等驻军将小刀会起义镇压了下去。1856年春，经大将向荣保荐，吴健彰留在向荣的江南大营效力，同时，咸丰帝还让广东督抚发还其原籍被查抄的家产。185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吴健彰，趁奉令赴粤之际，“以病返籍作终老计”，回乡广置田地，安享晚年。

小刀会起义之后，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福建籍人口急剧下降，此后也未出现大规模的回升，福建人在上海的势力逐渐淡出。后世有人观察到，今日上海街道名称少有来自福建县市的名称。上海闽商的整体退却，从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开始，到民国时形成定局。苏浙移民则大量流入，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

上海的商业由商埠间贸易、中外贸易和城市零售贸易三大块组成。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埠际贸易地位最为突出，这让以食糖、棉、棉布、纸、木等沿海埠际贸易为主的闽商还有立足之地。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外贸易占据了大头，加之小刀会起义的影响，闽商地位一落千丈。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粤商保持了其在上海的地位。其实，这个现象与以下三方面有关：一是上海的贸易及税收结构；二是粤商对洋务的熟悉程度；三是政商界背景。

上海港在近代的兴起，很重要的一点是与鸦片贸易有关。鸦片贸易在广州是非法的贸易，在上海却成为畅通无阻的商品。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它在1890年前一直是外国输入中国最主要的进项，其次才是丝与茶。迫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压力，鸦片贸易慢慢势弱，并被棉布超越。

当时的英商宝顺洋行、美商旗昌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都靠鸦片走私起家。怡和洋行是英商四大集团中规模最大者，在沪的全部资产占英商在华全部资产的20%以上，初进上海时，其有12艘鸦片走私船。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的规模、装备与此大致相仿。这些鸦片走私船来往于香港、印度、上海之间。到1851年，怡和洋行进上海港的船只共25艘，有18艘是全副武装的鸦片走私船，其余的运销棉织品和杂货。这一年，怡和洋行输入的鸦片，占上海走私输入鸦片的32%。

<h3>鸦片生意中走来的粤商</h3>

尽管福建人是早期到上海最多的人，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力量也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的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如广潮帮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引发的影响，也不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这一点让粤商在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

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为筹集军饷，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推出厘金制。吴煦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的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清政府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政府捐税10两银子，并从中提出2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

1857年全年广潮商人义捐为53万两白银，1858年和1859年为140余万两白银，占同时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畀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无奈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此举标志着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对此，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

这样一来，广东商民在上海的地位并没有因小刀会起义而受到太大影响，反而获得了承办鸦片捐税的垄断权。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30年。

之后，另一位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骁勇善战的香山人叶廷眷，深得清政府的赏识，1864年，他受李鸿章委派，主持上海会捕局，制订《中外会捕章程》，使上海治安有所改善。也是这一年夏天，广东人丁日昌成为上海道台，在李鸿章领导下，创办江南制造局，之后一路升任福建巡抚，并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后因贪污被劾，丁日昌行疾辞职。

1867年，叶廷眷被委任为上海知县。在1853年以前，广肇帮就已在上海建立同乡组织广肇会馆，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会馆被清政府焚毁。1872年，在叶廷眷、买办商人徐润等倡议下，广肇帮重建广肇公所。广东会馆买办商人唐景星、徐润、郑观应在1870～1880年间因受李鸿章的赞赏，特别活跃。

老天是公平的，当它拿走了福建商人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时，又给他们及他们的后裔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在明清私人海上贸易中，福建商人向来是一马当先。当福建人在上海待不下去时，他们再次拾起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东南亚，并以此为活动半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1864年厦门海关税务局报告说，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来亚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

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历时一个多世纪的隐忍，在最近三四十年绝地而起，给了现代中国人一个无比惊人的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福建产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级华人。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来说，如今在中国台湾地区（以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施崇棠、施振荣为代表）、新加坡（以黄廷芳、李成伟为代表）、马来西亚（以林梧桐、林国泰、骆清燕、刘耀全、陈志远、林木荣、邱继炳为代表）、菲律宾（以陈永栽、郑周敏、吴奕辉、郑少坚、施至成、陈永成、杨应琳为代表）、印度尼西亚（以黄奕聪、林天宝为代表）的世界级富豪大多来自这里。而广东产生的世界级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国，其中以潮汕商人较多。宁波商人在海外的活动，除香港外，主要集中在日本，次则马来西亚。这两个商帮产生的世界级富豪，远难与福建商帮相比。

从这个角度来说，福建商人是中国商帮史上最悲壮的商人群体，但也正是这种悲壮，让其与晋商陆路长途贸易的土气，具有了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两个商帮所演绎的波澜壮阔的财富故事，也让他们成为中国商帮史上最大的两个商人群体。

如果说山西商帮在清朝时产生了中国商帮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华商家族就产生于这批以福建籍华侨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篇上海开埠、买办商人与苏商崛起 1843～1956（上）第十四章山西票号发迹史（1862～1910）

山西票商真正发达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起义军切断了清政府的运银官道，清政府被迫在1862年12月允许票号汇兑京饷。战争让清政府增加了对票商的信任，并在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票商先于外资银行成为官方最大的金融及理财合作伙伴，官僚们也会将自己的钱放到票号生息，这拓宽了票号的吸储范围。票商从原来的草根起家时代进入到了政商结合时代。

<h3>185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物价上涨</h3>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爆发，两年后，一次因银根紧缩而造成的物价上涨，在北京悄悄爆发。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人数增加到50万。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同年，另一支农民军——捻军也揭竿起义（1853～1868）。一时，风声鹤唳，舟楫不通，南北商船，闻风裹足。

日升昌票号较早对战争做出反应，时任日升昌大掌柜的程清泮，首先收撤了中南部成都、重庆、广州、汉口等地分号。1853～1856年，山西票号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撤庄行为，各号收撤了长江流域汉口、芜湖、扬州、南京等地的分号，并在太平军北征逼近京津地区时，暂时从京津地区撤庄或收缩业务。

1853年3月，繁华的北京城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萧条，一半以上的商铺歇业，几万名百姓失去生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北京的账局、票号收紧了银根。当时清政府并没有自己的金融中枢可资调控，市场的金融信息主要通过民间的反应得以体现。

1853年，北京共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的有210家，其次为顺天府商人。在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看来，“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他估计，在京贸易的山西商民因战争歇业回家，让京城一下子少了数千万两资金。

由于山西人开的票号、钱铺、账局，只收不放，或索性收业返乡，商户周转资金发生困难，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而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政府的大量财政被挪用到了战事上，仅到1853年就已经支出了2700多万两白银，而户部银库到这一年的6月中旬，存银仅剩下22.7万多两。

于是，民间捐输提上日程。1853年，程清泮捐给清政府750两银子。这场全民捐款活动，从1852年2月开始持续了多年。到1853年正月底，各省督抚将军及所属文武官员捐银129万两，绅商士民捐银424万余两。最为抢眼的还是山西各界的表现，捐银159.93万余两，居各行省之首，占捐款总额的37.65％。为此，山西还与陕西、四川在乡试、生员招生上获得了增加名额的奖励。

这次捐输持续到1855年11月，山西绅商共捐银303万两，实际交银287万余两。平遥日升昌李氏家族这一年内捐了1万两，从财东李箴视到其弟弟、三个本家兄弟，每人捐输都得了一个官衔。

不仅如此，李箴视还为故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捐了官衔，兄弟72人及家族同辈男子12人均捐了文武头衔，而李家的女性也都请封“宜人”、“夫人”头衔。毛鸿翙家里从父亲到玄孙上下五代31名男子，也都捐得“将军”、“大夫”官衔。

因赔款所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山西绅商派捐200多万两白银，但民间的捐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以铜钱计算的物价不断上升。

为解决皇室和财政危机，从1853年起，清政府开始在北京集中滥铸滥发大面额的铜铁大钱，加剧了由于票号、账局等撤离京城所导致的混乱。铜钱面额价值划分为15个等级，咸丰元宝甚至当百上千，物价猛涨。

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城市，北京的粮食、杂货均靠外地运入，农户运农产品进城，换回的大钱回到本地便不能使用，自然不愿再进京贩运。外地商人运货到京，销售而得的铜铁大钱，七八千文才能换银一两，而京城外面不过4000文即可换银一两，商人利益明显亏折，由是货物不能源源运入，京城货价自然昂贵。1斤麦面京城外乡镇售价不过十六七文，城内则需三十七八文。到1853年年底，1两银与京票的兑付比例已经从1∶2000飙升到1∶4000。

<h3>1862年，进入政商时代</h3>

清政府对各省的财政收支，历来用京饷和协饷的办法来进行宏观调控。上解朝廷的称京饷，它是对各地承担的清政府的官吏俸禄、八旗军费、皇室费用等支出的总称；而由户部指定有盈余的省份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调拨给那些需要但入不敷出的省份，叫协饷。

但是，无论是京饷还是协饷，历来奉行的都是各地官府的解饷委员会装鞘运解，但1828年，浙江省盈余饷项的解京发生了一点小变化，沿途还是由解饷委员会押解，但到部投文领批、银鞘交库都由票号商人办理，结果浙江省受到惩处。道光帝为此重颁上谕，凡解押京饷，每个环节都不得假借商人之手。

那时，山西票号诞生的时间不长，根基尚浅，由票商办理银鞘交库，还难以赢得清政府的信任。1854年，第二批官银钱号，即“五宇官号”（宇升、宇恒、宇谦、宇泰、宇丰）设立。清政府仿效民间票号、钱庄用银票来兑付会票或期票的做法，用发行的“京钱票”来收兑宝钞。这种办法被都察院左都御史和淳称做“不必抑勒驱迫，而财源已裕于不觉”，但由此引发了京城的金融混乱和物价上涨。1861年，银票兑付比高达1∶30000。

随着票钞日益贬值，清政府不得不下令京钱票“一概停发”，并限令在1867年前收回。1853～1861年期间，大钱和票钞的发行量共合银6024.9万两，占这一时期清政府国库收入8667.3万两的69.5%。

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和上海的崛起，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拨解京饷的资金多向票号借垫。到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够凑拨，就向山西协成乾、志成信票号各借银5万两汇兑，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

1857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占领广州，1859年6月占领天津，1860年10月攻入北京。此前后太平军占领苏州，石达开转战四川，北至京师，南至广州，东至苏州，西至成都，山西票号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撤庄。开设票号最多的平遥帮，损失严重，日升昌开设的日新中及聚发源、义兴永、隆盛长、万成和、万盛成、光泰永、隆和永等票号，无法维持，相继关闭，程清泮被迫辞退员工19人，收撤京师、张家口、开封、长沙等5个分号。

1861年，各省应解京饷700万两白银，直到当年农历8月时，北京户部仅收到100多万两白银。这时，太平军与清政府进入决战阶段，战争阻塞了交通，使清政府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在1862年12月允许殷实票号汇兑京饷。从此，在官方主动的情况下，票号与清政府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解禁令到达各省之前，江西巡抚沈葆祯在1863年4月首次交给新泰厚票号汇兑10万两京饷进京。江西的先行和清政府的解禁，让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纷纷效仿。

但好景不长，1863年9月，户部认为，部库多收一批汇兑，京城就少一批实银，以此奏请同治帝批准禁止用票号汇兑京饷的命令。同年，在杭州经商的徽州商人胡雪岩在上海开设阜康银号，从此票号业有了所谓西帮（山西帮）和南帮两大派系。

此后户部又先后三次禁止商人汇兑官饷，但从来没有被真正禁止过。也就是从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的主要业务逐渐由汇总经营民间银两转向巨额公款。

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直到1903年10月，因为库款见绌，甚至连户部尚书鹿传霖也从银库中提取白银100万两，放在京师票号里生息。就这样，政府库银交给商人生息的做法应运而生。到1904年4月16日，上海关税收入和赔偿款，也被清政府准许拿出70%，外放生息。

<h3>从武汉到上海：票号业务中心的转移</h3>

与其他地方商人向上海转移一样，1861年前后，山西票号进入上海。同年汉口开埠，钱庄和票号成为维系上海与汉口之间资金周转的桥梁。因为战争，票商对在汉口存放较多资金心有余悸，这使得汉口的钱庄和票号无力支持西南地区商人的信用需求。上海较为丰裕的资金市场，直接促使西南地区商人直接转向上海进货，上海洋货很快辐射到西南地区。

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江南各地及汉口票号资本力较以前大为削弱，上海成为票号势力增长最快的地方。大约在1871年，山西票号的业务中心从武汉转到上海。1880年，光平遥票号分号在上海就有14家。

到1881年，在汉口的山西票号分号很快恢复到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16家，占据半壁江山。这一年，重庆进口洋货量接近上海进口量的1/9，地位仅次于上海、汉口和天津。在许多进口商品中，重庆作为货物集散中心，数量上甚至超过汉口。上海票号对向重庆内销洋货的商人所提供的信用，是它在重庆所收的款项的两倍。依靠票号信用经营这类贸易的商号，其经营额常常为其资本额的5倍，而在重庆设立的山西票号也已多达十几家。

山西票号进入上海后，并没有借助财雄势大而与上海钱庄抢生意争地盘，而是在细细观察一番后便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对于票号与钱庄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有过这样的描述：“从表面视之，大有两雄对峙势不两立之状，但实际上相处正善，毫无冲突之虑。”

之所以形成这种格局，在于本地钱庄资本薄弱。有记载称，那时上海钱庄资本一般都在2万～6万两白银之间，大钱庄的资本一般在5万两白银左右，个别的达到8万～10万两白银，即便宁波帮的方家和李家也是如此，而早在19世纪60年代，山西票号贷放给上海钱庄的资金就高达200万～300万两白银，票庄委托殷实钱庄为其代理处，钱庄则依赖票庄借贷民间取得信用。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在金融调度上主要是使用钱庄庄票，借以把自己与外商之间的债务关系转变为钱庄与外商之间的债务关系，慢慢地，票商与钱庄划清界限，互不侵犯，“本地之事，钱庄任之；各省之事，以票庄任之”。

在1862～1893年，上海票号汇款额占全国25个地区总汇款的百分比最高为10%，而从1865～1895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09万两白银，增加到了3.15亿多万两白银。

<h3>1900年，十年的鼎盛</h3>

在上海金融风潮中，由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亏空了清政府上千万两的白银，为此，清政府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贷，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但这种情况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再次得到改变，并在至少十多年时间里再没有发生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在战争中筹集军费的借款、战后给日方的赔款以及由此的借款，都由各省海关按期汇交到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其中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其中，所有的赔款都要在上海交割。这意味着，原来解饷到北京的进项，一律要滞留在上海，中国的金融格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外交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在意大利人萨尔瓦戈·拉吉侯爵看来，在1900年被派驻到北京担任驻华公使，并非一件好差事。他甚至觉得，驻在北京的外国人正“克尽厥职”地生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这座城市凋零破败，街道脏得无处下脚，没有电灯，严冬奇冷，夏天闷热。“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这位公使大人从热那亚登船前，曾这样写下他的期待：

他们（指驻在北京的外国人）梦想着去东京度假，那里已经有了电灯，或者去长崎的小山上，住在俯瞰海湾的舒适的小别墅里度过惬意的几天。最差的是去上海，那里最起码看上去像一个欧洲城市，有着黄浦江边的外滩大道。

西方列强用炮舰胁迫清政府让外交使节长驻北京。象征屈辱印记的跪叩之礼被废除，大清帝国在起码的礼节上实现了与西方的对等，但作为帝国顽固的象征，北京仍以其古板的生活和静止的节奏，给意大利公使萨尔瓦戈·拉吉侯爵的外交旅行留下了不甚愉快的回忆。

与公使大人百无聊赖的公使生活一样，作为北京金融窗口的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也已经雨打风吹去。“四大恒”声誉大震于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之时。当时北京城人心惶惶，200多家钱铺倒闭，“四大恒”却没有受到影响。此后，几乎所有官宦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都要经“四大恒”之手。《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当时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市面繁荣萧索与之有关系。”

到清朝末年，北京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其意是说，当时北京人以腰缠“四大恒”钱庄的银票为富有的体现，但世事无常，1909年，清政府因宫中库银不足向“四大恒”借银300万两，内务府出借据，答应日后偿还，但仅隔两年，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借出去的银两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期间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抢掠，北京“四大恒”钱庄遭受灭顶之灾。修订多版的《中国金融简史》一书描述了当时的过程及其对北京乃至对中国金融界的影响：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沿途烧杀掳掠，京津一带钱庄亦不能幸免，遭到侵略者的大肆抢劫，继以焚烧，库银、房屋、契据荡然无存，北京的300余家钱庄几乎无一幸存，其中最大的4家钱庄，亦称所谓的“四大恒”现银全被侵略者洗劫一空。从此北京的钱业一蹶不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从北京移到上海。

山西票号总部地处内陆，直到1937年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八国联军进京，毁灭性地打击了北京的银号、当铺业。尽管票号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韩业芳在《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中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由于各家票号都非常重视信誉，“官商士庶，皆知票号之殷实”，于是官款（包括税款、军饷、协款、丁漕等）、私家储蓄，“无不提携而来，堆存号内，大有挥之不去之势”。

亲历了这场严峻考验的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回忆说：“庚子内乱，天子西行，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李宏龄所说的“天子西行”即慈禧太后携带皇帝西逃事件。西逃的线路，由内务府大臣桂春安排，山西票商因此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接近清朝最高层的机会。乔家大德通票号高钰和桂春私交甚笃，桂春把路线安排好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高钰，说慈禧太后几月几号到山西，准备住在祁县，让他作好准备。

高钰得信后就向东家通报，在慈禧路过太原时，让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为代表，孝敬慈禧往西安的路费30万两白银，但同时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

慈禧太后到祁县时的行宫，就安放在乔家。逃抵西安后，慈禧传旨各省，令所有上解京饷款项，一律改为电汇山西总号。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再次作出一个决定：将根据《辛丑条约》中国要赔给西方国家的10亿两白银款项，分配到各个省、关和盐道筹集，由各省交由当地晋商票号负责保管和汇划给外资银行，再转交给各国政府。

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等地票号成为清朝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山西票号的声誉空前高涨。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中指出：“自庚子之变回京后，独我西号声价大增，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诚为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甚至，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将分号设到日本，并在《神户新闻》、《神户又新日报》登出广告。1893～1910年，受益于战争赔款的存汇，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作为全国的金融调拨中心，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县，通过分布在国内外的100多座城市的400多家分号，形成了蜘蛛网般的金融汇兑网络，并以自己“聚散全国金融主权，而能使之(资金)川流不息”的巨大能力，为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美名。

第四篇上海开埠、买办商人与苏商崛起 1843～1956（上）第十五章集体呐喊与个人褊狭：心性改变的一切

从开中纳盐的盐商到北上贩茶的贸易商人，再到“汇通天下”的票号，晋商的辉煌延绵了500多年。持续时间之长，纵观国内各大商帮，无与伦比。其发展历程起承转合，波澜壮阔，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耐人寻味的商帮。

当山西票业还只有日升昌一家时，雷履泰与毛鸿翙的分歧，充其量是事关日升昌及其东家的兴衰。但在晚清，山西票业最具影响力的大掌柜毛鸿瀚与职业经理人李宏龄的分歧，却在事关山西票业历史发展的最关键节点上，让整个山西票业对未来失算，而毛鸿瀚对于属下的芥蒂之嫌，也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因其心性而穷途末路。

<h3>李宏龄的远见与执著</h3>

晋商在明清时期称雄商界500年，以清朝山西票商所达到的高峰为最。但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晋商，却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审时度势失误，以致接连错失天赐良机，等到醒悟过来时，已为时过晚。

雷履泰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其在中国票号业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受到毛鸿翙的强有力的挑战，但也不足以出其右。期间，时势曾给予山西票号一个超越雷履泰的机会，但主导山西票号业的精英群体却没有培育出一块承接这一角色诞生的思想土壤。

在这中间，有一位人物离超越雷履泰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他叫李宏龄（1847～1918），是“蔚”字五联号之一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他21岁进入蔚丰厚，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是一个对事不对人甚至有点较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遇事认真，而好直言”。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间尝自省，亦知非处世良策，无奈至性勃发，不能自禁”。

但他不能控制的是时势的变化和总部的无动于衷。1904年3月，清政府决定试办户部银行，并颁布《试办银行章程》，户部尚书鹿钟霖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山西票商出人组织银行，为此还派人到山西票号北京分号挨家挨户传递信息。

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多数经理赞成这种提议，但山西票号为财东赋权下的大掌柜负责制，重大事项要经总号定夺，然而总号的回复竟是：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1904年8月16日和18日，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两次登载了《劝设山西银行说贴》。文章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但愿晋省富商视创此银行实为山西全省生计所关，如同办理善举，盖办成则全省数百年养命之源；不办则数十年之内必东伙同归于尽”，但这些希冀并没有让事情有所转机。

与山西票商的被动相比，江浙商人尤其是宁波帮商人则积极主动地承揽了这档子事。他们在上海乃至中国金融业的霸主地位也就是在此期间一步步酝酿而成。此前一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山西票号没有理睬。

从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成为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的中国人以后，容闳、郑观应、汪康年、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等洋务派人物，都曾建议或作过开办银行的努力。直到1897年，这件事才在盛宣怀手里变成现实——中国通商银行成立。

盛宣怀曾拼命挖山西票号熟手，他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想聘请他来。即便此人不能来，他也决定要用有山西票号背景的人。为此，他委托熟人，愿其“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

当时山西票号的掌柜，都因东家给予的顶身股而身价不菲，他们的忠诚度很高。没有更大的筹码和平台，新式银行想挖他们并不容易，所以当年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时，选择从山西招了60个票号学徒。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指出，“夫论信用力之强弱，我票商经营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与人争衡。而银行一设，未免相形见绌者，其间亦自有故”。

1904年，协和信、乾盛亨倒闭，1905年由毛鸿翙的孙子毛履泰4年前创办的永泰裕倒闭。也是在这一年，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俄国靠马车运输茶叶的历史终结，恰克图的贸易中心地位丧失。

1906年4月，清政府颁布《破产律》，1908年制定《银行通行则例》，后者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颁发的专门管理金融机构的法令，它将票号纳入银行的经营范畴，其颁布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金融业实行法律监管的开始。在这之前的200多年，从账局、钱庄到票号都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

大多数山西票号在创设之初，资本金很少，它们利用政府客户预存的储金，大肆放贷，不断滚动发展。《银行通行则例》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否则不能经营银行业务。也是在这时，清政府打算改组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即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的前身），再次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

1908年3月22日，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山西会馆召开。这一天，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都赶到这里，一方面公议清政府颁布的银行章程，一方面商议票号改革事宜。

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李宏龄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本次会议还特邀了曾是祁县首富家族的渠本翘参加。据《清稗类钞》记载，渠氏资产为白银三四百万两，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渠氏经营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渠本翘是一位胆识、开明兼具的人物，他与父亲不和，长期住在外公家读书，这让他成为这个家族乃至山西票业的一个另类。

就渠本翘本人来说，他有学识，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1892年考中进士；有眼界，当过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有威望，捐助过山西省立女校，1906年领导过山西赎矿运动；有资历，接办过官办的山西火柴局，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企业双福火柴公司。

从东家的财势来说，如果说祁县渠家票号与平遥侯家票号不分伯仲的话，那么山西票商要组建银行，总经理的人选最可能在这两个家族及其职业经理人团队中产生。侯家全权委托职业经理人毛鸿瀚管理，渠家则自己培养出了一个渠本翘。如果拿这两个人来作对比的话，毛鸿瀚才浅志疏、迟钝褊狭，显然占据下风。尽管李宏龄是毛鸿瀚的下属，但他的倾向和态度也很明朗，就是要推选最理想的人选。

祁县、太谷、平遥三地票号京庄的经理们一致同意合组“三晋汇业银行”，并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第二天，一封由北京发出的绝密信件寄到了所有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

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故立银行以补救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机，否则同归于尽而已。

这封信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三五万两”白银，组成500万两白银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再次，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最后，新银行作为各票号的后盾与清政府开办的通商、大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

但山西票号总部再次对改组的建议予以回绝，“老号诸执事，泄泄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已无关”。期间，由浙商投资的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先后于1907年和1909年成立。

国内政治及经济领域已经积蓄的新气象，让地处内陆腹地的山西票号总部的大掌柜们，难以感同身受。李宏龄并没有因此放弃，这是他最为难能可贵之处。他随即向山西票号驻各地的20多个分号致电，阐明利害，以求响应。对此，李宏龄向总部老帮们甚至向东家发信：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唯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山西票号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驻外分号掌柜不得直接面见财东，财东不能轻易干涉号务。李宏龄原以为执事者没有与东家商讨，就不惜越级上书票号东家侯崇基，结果东家竟以“号中之事须由执事做主，我不便吩咐”为由，把李宏龄挡了回来。

外界的动荡、时局的变幻莫测和来自商业领域的喧嚣与天顺堡的宁静无为以及薰堡追求的通达和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山西平遥、太谷、祁县显赫结实的老宅子，无形中成为山西大本营的东家和大掌柜故步自封、视野禁锢的一堵围墙。

关于成立银行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了，但毛鸿瀚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断送了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他对各分号说：“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毛鸿翙试图搬开雷履泰时，才36岁。1908年李宏龄力主成立银行时，已是61岁。对于自己苦口婆心、连篇累牍换来这样的结果，李宏龄在10年后仍用“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来形容自己当时听到这番话后的情形。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乡开杂货铺为生，这个强势且坚忍的职业经理人，最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眼睁睁地看着山西票号如自己所言地走向了“恐再迟数年，虽欲立而不得”的宿命。

“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山西票号业宣扬的职业操守和美德。晚年，李宏龄打破了这条行规，自费印刷出版了《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号成败记》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的兴衰得失。

毛家是贯穿山西票号业发展的一个家族，并注定要被鲜明地写进历史。作为雷履泰大权独揽的对立面，毛鸿翙锐气十足，勇气可嘉。而雷履泰首创票号，为人老成持重、兢兢业业、忠诚不贰，尤其是他慧眼识珠、任人唯贤，少有人及。雷履泰、毛鸿瀚都是有资本可以悬傲于世的人。

与雷履泰专注于东家的生意不一样，毛鸿瀚的心计和精力让其对东家有所要求，也为其身后的子孙铺好了走上富裕之路的物质基础。毛鸿瀚与雷履泰对阵时的那种偏执，无意中推动了山西票号业的发展，但当这种偏执没有大才压底时，这种偏执比独断专行更容易让人诟病。

当毛鸿翙的一位远房本家毛鸿瀚成为蔚泰厚第三任大掌柜后，他就不幸成为这样一位人物。没有了雷履泰的山西票号业，毛鸿翙成为至高无上的行业权威和符号。作为在业界最具影响力的蔚字联号票号总经理，毛鸿瀚延续了本家初创事业时的荣耀，并成为这一代人中的执牛耳者。

不过，当票号业唯日升昌一家时，雷履泰与毛鸿翙的分歧，充其量事关李家和日升昌的兴衰，且这不妨碍因此给山西票号业带来的裂变效应以及其他票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晚年时的毛鸿瀚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的所作所为，却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对未来的前途失算，而其对下属的芥蒂之嫌，也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因其心性的狭窄而穷途末路。

<h3>银行与钱庄：夹缝中的山西票业</h3>

当山西票业错失了一个个机会时，中国国内金融业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新的变局。由于贸易总额及对象的增多，外资银行纷纷抢滩上海，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进入上海。19世纪80年代，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款项调拨的总额中已达80%。19世纪末，天津地区的外国银行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外资银行通过借款给清政府，攫取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通过赔款的清偿，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通过进出口贸易，垄断了国际汇兑。1900年后，外国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对靠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

清政府不惜以关税、盐税收入作抵押来向外资银行举债，使上海的外资银行成为控制中国财政经济的枢纽。外资银行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国内市场，从而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7月，户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白银，其中存放银行424万两白银，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206万两白银，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57万两白银，占总额的8%；存放其他行号6万两白银，占总额的1%。

1906年也是一个转折之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编写的《山西票号史料》记载，这一年票号汇兑的公款总数达到2250多万两白银，创历史之最，之后逐渐下降，到1911年只剩530余万两白银。

而在1897～1911年，由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中资银行达到17家。在1909年，仅交通银行就收汇白银1970.5万余两，其中工商业汇款为1520.5万余两，占77%；交汇2074万余两，工商业款为1900万余两，占91%。

户部银行成立后的一两年间，迅速在上海、天津等十余个繁华城市设立支行，并且由政府的法律条文进行明确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兑交京师。”交通银行设立后，清政府又规定：“各省凡设行之处官款统交银行存汇。”交通银行享有独家经理中国轮、路、邮、电四政营业收支的特权，其总理和协理均由邮传部派官吏充任。

就公私款项汇兑变化而言，票号受国内银行和官银钱局的竞争影响，减少了很多官私款项的汇兑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钱薇在《旧上海的票号业》一文中指出，现代银行的设立，使票号处于相形见绌的地位。外国银行的咄咄逼人，更令票号经营者忧心忡忡，票号内部守旧势力又不敢改革，墨守成规，不屑趋步现代银行组织经营之法，于是票号业便只有在日益萧条的境遇中苟延岁月。

1910年上海发生了“橡皮股票”风潮，钱庄倒闭大半，但在1913～1914年时，上海钱业渐趋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发展迅速，上海钱业也在1913～1923年迎来了“黄金十年”。除自行收歇外，期间上海钱庄无一家倒闭。除原有的五大钱业家族外，宁波又出现了一批新的钱业投资者，如徐庆云、徐承勋、严信厚、徐霭堂、薛文泰、孙衡甫、王伯元、周宗良、刘鸿生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白银大量出口，战后银元的缺乏加剧了票号经营的捉襟见肘。中外银行和钱业力量的扩张和增长，大大削弱了票号的市场空间和竞争力。

1912年，山西票业筹办银行之事再度被提上日程，14家票号联合发起在太原组建三晋银行。当年的反对派领袖毛鸿瀚也表示支持，用李宏龄的话说，他“力表赞成，毫无推诿，实出意料之外”，但此时的山西票号因为虚空过多，信用日减，已失去募集本金的能力。即便是500万两白银的银行资本金，对此时的山西票号来说也不再是个小数目。山西票号业不得已求助政府，但政府并不可能拿真金白银再入股成立银行。

也是在这一年，在袁世凯政府财政部的牵线下，山西票号决定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银元作为本金，以重组票号体系。可是，美国银行认为，它们要在借款所办的实业内拥有相等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有股份，且要有抵押的保障。但这时，山西票号既不愿意让出股份，也不能提供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抵押，居间牵线的财政部也已经厌倦，表示不再过问此事。这是从成立户部银行到改组成大清银行之后，山西票号业成立银行计划的第三次流产。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再次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由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6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第四次失去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但这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第五次落空。

<h3>日升昌倒闭与山西商帮的尽头</h3>

就在连毛鸿瀚也站出来要成立银行的1912年，李宏龄又发了一番并非危言耸听的话。他说，如果成立银行，或可救数年后不可设想之票帮，而一旦票号空虚的事情为世人所知，形势则会急转直下，“号事则为元丰玖，老总则为王康侯”。意思是说，再发展下去，山西票号业及经理人的下场，就如同倒闭的元丰玖及其被传唤的老总王康侯。

他担忧的事情，旋即而至。日升昌的倒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光绪末年（1908年）起，日升昌东家李氏的商号、票号、钱庄都已经出现亏赔。到1913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号，被拖欠的债权达3100多万两白银。其中，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近300万两白银。

票号追讨欠款和储户追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辛亥革命后，因兵匪的劫掠和纸币的贬值，票号亏赔更加严重，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的损失尤为严重。储户存钱催逼甚急，广西军政府甚至端着步枪冲进日升昌的票号，强行提走10万两前清官银。清室贵族的放款很多因此打了水漂，有的债主便直接逼账到李家家门。

主持李家商号的李五峰，就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到了内兄赵鸿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五峰便向赵氏索取寄存财物，不想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欲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这也让李家雪上加霜。

日升昌票号和那个曾经开创了海外开设分号纪元的合盛元票号是一对“相与”（生意伙伴），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但这种“相与”在1912年的挤兑中搁浅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扣押了其京号经理，这个经理被具保后无力清偿债务，一时仓皇，便逃回了祁县总号。此时日升昌在全国的19个总分号，存款额近296万两白银，放款额约为343万两白银。放款收不回，存款要本利返还，日升昌多少已经力有不逮。

1914年的秋天，检察厅向担保人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侯垣索人。一方面是各债主的追讨，一方面是检察厅的追逼，侯垣和伙友竟也携账本连夜返回平遥。一味的逃避加剧了债权人的恐慌，日升昌北京分号被查封，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号事。时任日升昌总号经理的郭树柄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

值此危急关头，已经离号的曾经的二掌柜梁怀文携带伙友，奔赴北京，到审判厅报到，开始清理号事。他开诚布公，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检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的谅解和信任。1915年，司法部宣告日升昌破产，农商部通饬全国各地商会知照办理，日升昌一败涂地。

1915年3月出版的《大公报》对此报道说：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然失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水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鸣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经梁怀文与债权人协商，72名债权代表向司法部请求暂免日升昌破产，让它以收账还债。之后，日升昌的债权从1914年10月的多于204万两白银减到1921年2月的170万两白银。1922年，在296户日升昌债权人中，293户赞成日升昌复业，之后获准，日升昌不再受京师地方审判厅之节制。李姓财东不再为专一股东，债权人也成为股东，保留日升昌招牌，仍由梁怀文负责经营票号业务，此后分号只有北京、天津等地，其余全部收撤。

但到1932年，清理无望的日升昌票号最终还是歇业了，部分伙友利用日升昌的牌号改营钱庄。1948年，日升昌钱庄停业。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历经100多年跌宕起伏之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日升昌票号的后门旁建有一堵挡风墙，当年雷履泰每天都从这里进出。在修建这堵墙时，墙内嵌入了铁片和铜钱，有取“铜墙铁壁”之喻。雷履泰老骥伏枥，志向不小，但世易时移，一切都随风消散。

在中国票号史上曾诞生过51家票号，山西占绝对大头，有43家，其中平遥占22家。到民国初年，上海的票号尚有20多家，其中祁县帮有大盛川、大德通、合盛元、存义公、三晋源、大德恒6家；平遥帮有蔚泰厚、蔚丰厚、百川通、协同庆、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蔚长厚、宝丰隆9家；太谷帮有志一堂、大德玉、协成乾、大德川、锦生润5家。

到1921年年末，平遥、太谷两帮各大票号相继倒闭、改组或在清理之中，阎锡山把持下的山西银行逐步控制了金融市场，只留下祁县帮4家票号三晋源（到1934年歇业）、大盛川（到1929年歇业）、大德通（到1932年歇业）、大德恒（到1932年歇业）仍在惨淡经营。而与蔚字连号东家侯家及其大掌柜毛鸿翙的后辈一样，毛鸿翙的后任范凝晋的后代以及协同庆东家王栋、米秉义的后代也都染上了吸毒的恶习，最后变卖家产，坐吃山空，在穷困潦倒中饿死，空留下一时的显赫。

作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日升昌开创了一个时代，由此发轫的金融智慧和实践，让这片厚重的土地人才辈出，这足以让山西人引以为豪。除清朝第一家官办银行的行长由山西祁县人贾继英获任外，7岁丧母的山西太谷人孔祥熙，在其46岁那年，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广州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事务，支持北伐战争，之后成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

而4岁丧母、生在山西洪洞县的南汉宸（1895～1967），则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毛泽东召见任命为边区财政厅厅长。用毛泽东的话说，“我就是要你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之后，他先后出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华北银行总经理等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他出任首任行长，1950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6月兼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成为新中国中央银行的奠基人。

山西票号的衰落标志着山西商人辉煌历史的终结，纵横驰骋中国商界500多年的山西商帮从此走到了尽头。

第四篇上海开埠、买办商人与苏商崛起 1843～1956（上）第十六章从钻天洞庭到全面开花

当山西、陕西盐商纵横驰骋在中国商业历史上时，江苏商人以洞庭商人为先导，在中国商帮史上“小荷才露尖尖角”。当徽商及广东香山商人式微之时，江苏商人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上海开埠之初，闽粤移民居于优势地位，在数量上也仅次于上海本地人，位列二三，苏浙等省移民只占相对较低的比例。在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军大肆屠杀起义军，特别是对作为起义军主体的闽广人进行清算，专门制定措施以打压闽广势力，使得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被迫向海外特别是南洋迁移。苏浙移民乘势大量流入，由此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

<h3>从钻天洞庭到上海开埠</h3>

苏州洞庭的东山与西山，就在今天吴县的东山镇和西山镇，它们是洞庭商帮的缘起之地。东山（即古胥母山）为伸入太湖之半岛，西山（即古包山）在太湖中，这是两个面积分别为80平方公里和90平方公里的地方，也让洞庭商帮成为地域范围最小的一个商帮。

在今人眼里，这里有山有水，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古代，这里的恬静安详，成为人们避世而居的绝佳场所。籍贯为河南南阳的一代“商圣”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庆功酒还没冷，就决定急流勇退。他将家产全部充公，从政界转入商界，来到沿海地区发展农牧业。就是这样一位埋名隐姓的商人，曾经带着西施，泛舟在烟波浩渺的太湖和洞庭湖。若不是因致富惊动齐王，让其推辞不过再次回到政界，想必他最后也不会再举家迁往山东定陶。

洞庭商帮，成就了日后苏商的魂魄。换句话说，苏商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洞庭商帮，在逍遥隐居中积智、识势而来。明朝中叶，被称为“钻天洞庭”的东山洞庭山人纷纷外出经商，王、翁、许、席为其杰出代表。自此，洞庭商帮初步形成。

翁家后人翁澍在其《具区志·卷二》中曾记录明朝人李维祯的话，“东山多大贾，走江、淮间”。康熙时洞庭东山人汪琬说：“西山之人商于湖广者多。”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在他编的中也曾描写道：“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

洞庭商人活动区域集中，经营商品种类固定。苏商最早的经商商品是棉布、丝绸。这两者是江南地区生产量最多、销路最广的大宗手工业品，也是当时东山、西山商人走天下依仗的商品。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经营布匹贸易为主；西山商人家族则主要活跃在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经营米粮、绸布贸易为主。

东西两山商人活跃的区域分别取决于对外交通的方式。东山商人多通过一条从南向北的大运河，以江南松江府的朱家角镇等为起点，以运河重镇山东临清为终点，过江涉淮，北走齐鲁大地，中转后将丝布供应京师，通达边塞九镇。

生于东山的清初文人翁澍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修撰成书的《具区志·卷一三·人物》中记载了明至清初洞庭商人的行踪轨迹。东山的“翁百万”翁笾，在其父辈时即已经商到临清。翁百万去世时，嘉靖时的苏州状元、后位居首辅的申时行为之作传。东山席氏，在席左源、席右源时，就已经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以致“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

西山商人多通过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广大地域。苏州是起点，南京、汉口、长沙、芜湖是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场所。西山商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在长沙与汉口建立了金庭会馆。

因为在商业领域名声大著，当时江湖上将东、西两山的商人与徽商合称“钻天洞庭遍地徽”，但洞庭商人并没有出现特别响当当的代表人物，以与其他商帮相提并论。这时以洞庭商人为最高水准的苏商，仍处于蓄势阶段，以布与丝为载体而与外界建立起来的商业实践，成为苏商群体商业智慧启蒙的最好老师。

当山西、徽州盐商在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流域大放异彩时，苏商正以苏州西南的吴县附近，悄然积累着自己的商势。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扬州、苏州等昔日繁荣之地，一夜之间在烽火中凋零。无论是沿运河一线还是沿长江一线，那些洞庭人家曾经行商的重要通道，都因战火蔓延而断绝。当洞庭商人原始的商业实践，遇到近在咫尺的全国经济中心大转移时，一次千年一遇的机遇，便展现在苏商面前。

于是，祖辈们为躲避战乱而逃难于洞庭两山的洞庭后人，迁移到了可以避乱的上海。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席氏家族不得已离开了东山。曾经偏居太湖一隅，让这个家族避过了从唐末到明朝的历次战乱，而日后，席家许多人的生活，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h3>走出洞庭的席家人</h3>

上海席氏家族最早的始祖居于关东，西汉初年从关东迁徙到安定（约在今宁夏固原一带），这就是天下席姓“望出安定”之由来。历史上的“席”姓，由“籍”姓演变而来。之后，席姓又扩展到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并逐渐成为当地的大姓。东晋时期，席姓一支携家眷南迁至湖北襄阳一带，之后一支迁徙至河南，并培养出一个礼部尚书席豫。

席家的再次南迁与唐末黄巢起义有关，公元880年，当时身为将军的席温（来自河南），在黄巢攻破长安之际，带着3个儿子日夜跋山涉水，抵达太湖边，隐于苏州洞庭东山，席温从此成为洞庭席氏家族的始祖。席温是唐玄宗时的礼部尚书席豫的五世孙，晚年的席温，过着优游泉石的生活。

自南迁以来，席家历时1100余年。从唐末至明初的500多年间，席家子孙们一直过着农耕与田园的生活，但明清时期，洞庭东山席家与“隐居时代”渐行渐远，不少席家人开始走出洞庭。

明万历年间，席左源、席右源兄弟移居上海青浦。清乾隆年间，席襄移居青浦朱家角。清咸丰年间，席元乐移居上海。清末民初，还有席姓移居于闵行、嘉定安亭及市区。到了近代，席家人能在上海金融界显赫百年，席元乐的长子席嘏卿具有初创之功，而真正使这个家族具有了核心或者说灵魂人物的则是席元乐的二子席正甫。

作为晚清四大买办之一，席正甫是苏商中绕不过去的人物，其家族也是中国商帮史上绕不过去的家族。

在席氏家族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商人。到席元乐一代，席家的商业网络和关系半径已经到了昆山，以典当业为生。席嘏卿早年的经历，与传统洞庭子弟所走之路并无二致。席嘏卿出生于1833年，10岁时母亲去世，此时弟弟席正甫仅5岁。父亲再娶，并生下两个儿子。

13岁时席嘏卿还在学习珠算，一年后就弃儒从贾，就职于典当业。之后，本乡当铺闭歇，他又寄身到浙江鹤沙典当行。1850年，他的父亲、祖母相继去世。这个有着一个后妈及三个弟弟的家庭，就靠17岁的席嘏卿勉力支撑，但战争又让他丢了工作，他就改营布业，来往于周浦、川沙一带（今上海浦东）。

1853年，在太平军横扫江南的时候，席嘏卿就到上海的钱庄里做起了学徒，也有说他投靠了他后母沈氏的哥哥沈二园。那时，沈二园在上海开了钱庄。1857年，席正甫也随兄来到上海，兄弟俩干了几年，对钱庄套路操纵裕如，于是就学着舅舅的样子，也开起了钱庄。1858年，席嘏卿进入英商东方汇理银行，经理收付银元帮理账务；次年，改入老沙逊洋行司账；1860年又去了英商麦加利银行，为会计司出纳。到麦加利银行那一年，席嘏卿已经28岁，并基本站稳了脚跟。

沈二园在无意间成了席正甫家族绝处逢生的物质和精神领袖，1877年新沙逊洋行在上海创办的时候，沈二园成为第一任买办，负责该行进出口货物的销售和栈房的管理，渐渐发了财。从钱庄到洋行，从学徒、跑街到买办，沈二园成为日后席氏兄弟以及其他席氏家族成员的榜样，也成为1838年出生的席正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重要参照系。

上海改变了席姓子弟的生计和职业，也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打破了中国固有的传统，不仅做事没有太多顾忌，而且视野开阔，见识宽广，只差一个任凭自己施展和释放的平台。

有关席正甫进入汇丰银行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说是一位经纪人（掮客）将他介绍到了汇丰银行，一说是他的舅舅沈二园推荐他进入汇丰银行。不管如何，在汇丰银行，席正甫是从最底层的跑街做起的。到1874年，也就是他舅舅当上新沙逊洋行买办的第三年，席正甫也进入了在上海的第十个年头，当上了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

席正甫的机会来自于一次政治贷款。1874年，清政府面临沿海防务上的危机，由清政府福建船务大臣沈葆桢出面，向汇丰银行提出“福建台防借款”，数额达200万两白银之巨。

汇丰银行大班麦克利要求时任买办的浙江人王槐山负责接洽，但王槐山将这件事交给席正甫去办理。席正甫周旋于政界、商界，经过反复交涉，最终促成了这笔借款，但条件也十分苛刻，那就是清政府必须付出高出行市几乎一倍的利息（即年息8厘），以盐税作担保，分10年还清。高利息、分期付款、以盐税或海关税作担保，这也是日后许多贷款条约里必有的条款。

事后席正甫名利双收，清政府奖励有功人员，席正甫被赐四品顶戴，并得到上万两银子的好处费。也是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大买办，并且一做就是30年，直到1929年年底他的孙子席鹿笙被枪杀。期间，席正甫祖孙三代，在汇丰银行上海历史上当了55年的买办，可谓“上海第一买办世家”。

在中国近代史上，席家的这种跨度仅仅略逊于广东香山买办莫氏家族。莫仕扬与儿子莫藻泉、孙子莫干生，服务香港太古洋行60多年，但席家的影响要比莫家深远。而席正甫的舅舅沈二园祖孙三代（由他妹妹那过续的儿子）也在新沙逊洋行的买办职位上，一待就是35年。在19世纪末期，新沙逊洋行、汇丰银行、太古洋行及英美烟草被称为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席家与沈家的姻亲关系，让汇丰银行与新沙逊洋行在业务上互通有无，更为强势霸道。

从1847年丽如银行（东方银行）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起，英国人实际上垄断了中国近代银行业务达半个多世纪。两个英国控制的最重要的企业分别是1857年开业的麦加利银行和1865年开业的汇丰银行。上海的汇票价格原由麦加利银行挂牌决定，后来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超过了麦加利银行，遂取得挂牌资格。在1935年以前，上海市场的官方外汇汇兑率是根据汇丰银行每天的行情作出的。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需赔款2万两白银，便大借外债，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联合与清政府谈成了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的《英德续借款》。席正甫事业的高峰，也就是这段时间。之后，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获利之厚非常惊人。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营业额，不但居各地分行之首，甚至超过了香港总行。

席正甫不仅掌握了洋行的大权，还控制了上海钱庄的命脉。自开埠有外商资本进入起，上海钱庄就逐步被外商银行所控制。钱庄的信誉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依靠外商银行的“拆票”。席正甫任汇丰银行买办后，利用汇丰银行的影响和手中的权力，使汇丰银行扮演了外商银行和各钱庄之间“总清算”的角色。

在1877～1895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共投放给清政府的大笔巨额贷款达610万金镑。期间，席正甫与清政府的洋务大员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等，被李鸿章拉出洋行来为清政府做事的先例，李鸿章也曾保举席正甫当官，要他为中国人做事，但是席正甫没有接受。他只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接受了二品衔的红顶花翎，赏穿黄袍马褂，和杭州的胡雪岩一样，成为沪上有名的“红顶买办”。

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即便是东山同乡的联谊也极少参与。马学强在《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一书中称，他查阅了当年东山同乡会的活动记录，很少看到有关席正甫的记载，仅在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静安寺的时候有过一次捐款。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却在数十年中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席家在上海金融界编织的这张网，堪比当年山西因盐起家的亦官亦商的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席温临终时，他曾告诫子孙：勿为官，勿出山。虽然席家子弟出了山，但在勿为官方面，恪守了祖训，并且席家所织之网更侧重于有商人背景而非政务的家族。

1904年，70岁的席正甫去世，长子席立功接任了汇丰银行的第三任买办。去世前，席正甫跟湖南籍的上海道台袁树勋（任职时间：1901～1906）结成换过帖的拜把兄弟，为这个家族夯实根基。这是席正甫的深谋远虑之所在。

1905年，席立功代表汇丰银行同清政府签订了借款100万英镑的合同；1913年，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财团，又贷款2500万英镑给当时的袁世凯政府。这项借款是清政府与美、英、德、法4国银行1000万镑借款合同的延续，但资金才到位了10万镑，清王朝就覆灭了，袁世凯政府希望将此贷款改为“善后大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贷款的4国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签署了借款《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

借款为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4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在1915～1939年年初，关、盐两税用以偿还这项借款的本息银数共计383203981元，为实收银数的3.63倍。

民国初年，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除手无兵权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压力。孙中山也曾试图以路矿税收抵押，向外资银行贷款，所得甚微，他当时也认为除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对于善后借款，他却以未经国会表决，挑起了国民党对于袁世凯的发难，并以此作为讨袁的一个借口，但在当年各省都督中，只有4省反对借款，通电赞成者有17省。

从1874年到192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汇丰银行向中国政府提供政治及实业贷款共82笔，共计3亿5千多万两白银。这些贷款，都是席正甫与他的儿子席立功在汇丰银行期间所做的事情，从此奠定了席氏家族在洞庭帮中的核心地位。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席氏家族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传奇：祖孙三代共有11人在外商银行做买办。席正甫的三子席德辉后来担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孙子席德懋曾出任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8）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和中国银行董事。作为宋子文在海外的重要代理人，席德懋曾任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代理理事，长期在纽约，管辖中国银行海外分支行，而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曾任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职。除此之外，席正甫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的买办，胞侄席锡藩是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后为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席家作为具有影响力的买办家族在上海金融界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声望，加上席氏家族通过他的舅舅沈氏而与王家、胡家等结成的姻亲，这个大家族成员曾先后有30多人担任买办之职。1949年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了中国内地，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也全数消失。

<h3>颠覆者盛宣怀</h3>

与席正甫一样，对于中国商帮史来说，江苏常州人盛宣怀（1844～1916）也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

与席正甫不同的是，盛宣怀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他颠覆了以唐廷枢、徐润等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势力和祖籍徽州、发家杭州的丝商胡雪岩的角色，开创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

盛宣怀是跟随洋务大臣李鸿章开始其与工商业打交道的生涯的。1870年，26岁的盛宣怀在无锡同乡杨宗濂的推荐下，进入天津府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他前后三次乡试不中，遂决意科举。他的父亲盛康是清朝官员，与李鸿章有交往。

盛宣怀是在1883年中法战争时发迹的。这年春天，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奉命赴英考察商务、船务，亲历西洋，“眼界为之一宽，所见外人商业、船务、铁路，一意经营，不遗余力，殊深钦佩”。

1883年5月18日，中式庭院、凉亭和小桥出现在了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渔业博览会上。参会的两名大清工匠在博览会上宣读了一篇关于中国渔业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在这几千年与世隔绝之后》。闭幕时，中国获得3枚金牌、3枚银牌，《泰晤士报》称：“中国满载荣誉。”

而在此时，上海正在酝酿一场金融风暴，这也是近代上海爆发的第一次金融风暴。1880～1883年，上海掀起了中国首次工业投资热潮。近20家新设的官督商办工矿企业来沪招股，外商也建立了15家工厂。从轮船招商局发行中国第一张股票开始，股价一路走高，展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投机机会。1882年9月，股市涨到最高峰。

在风暴发生前，轮船招商局会办徐润在上海房地产界长袖善舞，并相继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口岸进行了一系列的大手笔投资。严格地说，徐润并非经营房地产，而是靠内幕消息，提前介入土地的购买，尔后倒卖，赚取巨额利润。换句话说，就是炒地皮。他在上海所建的“愚园”寓所，以自己的别号命名，也是今日上海愚园路之名的由来。

徐润在上海的房产项目多集中在其名下一家叫做“地亩房产”的公司。该公司名下房产总成本为220万两白银，总市值为350万两白银，每年可收租金12万两白银，回报率约5%。在徐润的计划里，他准备将名下的地产资产打包上市，折合为400万两白银，分为40万股，每股10两，先发行一半，融资200万两白银。对于徐润的融资手段，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者雪珥在《徐润：大清国的“烂尾”巨富》一文中继续交代说：

他融资的前提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宁借高利贷，也绝不稀释股份。在这一前提下，徐润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钱庄贷款，这是主流，而且多用房地产本身抵押，借贷一笔，开发一批，再拿新开发的项目作为抵押，继续新一轮的借贷，类似今日的“滚动开发”；二是股票质押贷款，将自己持有的其他产业的股票作抵押，这等于是将其他产业也纳入了房地产的资金链；三是挪用各种能挪用的款项，不仅有其他产业上下游的欠款，甚至还包括“存户款”（估计应是客户的预付款之类）及公款。

就在徐润对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充满更多期待的时候，法国人将军舰和炮口对准了大上海——中法战争（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爆发，上海的股票及房地产市场从高潮跌入低谷。银根紧缩，钱庄倒闭，股票暴跌，徐润的资金链断裂。到1883年，徐润以股票形式在近代企业投资达白银127.5万两。这些企业股票的大幅缩水，让徐润被深度套牢。

22家钱庄找上门来索要贷款，在无法从钱庄再贷到钱的情况之下，徐润以寻找新股东入伙作为应对策略。情急之下，徐润试图以公司一半的股份说动盛宣怀入伙，但没有成功。

徐润找错了入伙人，接踵而来的一场人事清肃将他置于了死地。对于轮船招商局在金融风暴中蒙受的损失，李鸿章派盛宣怀去轮船招商局清查，盛宣怀调查后禀报朝廷说，徐润“假公济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应该革职处分，并照数赔偿。

徐润提出，他在轮船招商局11年，仅领薪水2.5万两白银，局中存有各项余款70万两白银，作为出资股东，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两成分红，可不可以用这笔分红抵消所欠局款，但遭到盛宣怀的拒绝。徐润职权被夺，股权尽失。无奈之下，只得将股票和地产贱价脱手，套现解困，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白银，茶叶等其他生意也深受影响。

1883年年底，唐廷枢满怀热情和斗志，准备回国大干一场，但他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因同一原因，唐廷枢、徐润被迫离开轮船招商局，郑观应也曾被迫离开机器织布局。与徐润不同，唐廷枢之前一直在筹办开平煤矿，他离开轮船招商局后就委身于开平煤矿，一干就是多年。

与徐润囤积房产和地产不同，胡雪岩是在囤丝大战中毁于一旦的。在此次危机中，徽商胡雪岩被盛宣怀在最关键时刻踹了一脚，最终导致破产。

与祖籍徽州但在外地发迹的湖州丝商张颂贤（1817～1892）一样，胡雪岩也是出身徽州，不同的是他发迹在杭州。胡雪岩的红项商人身份，在中国无人不知，张颂贤却为人知之甚少。张颂贤是湖州商人“四象八牛”中的“四象”之二。所谓“象”，指拥银百万两以上的丝商。他的孙子张静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1870年左右，胡雪岩与湖州南浔“四象”之一的生丝商人庞芸皋合作，从事丝出口生意。19世纪七八十年代，胡雪岩察觉到在沪洋商日益掌握丝价主动权，抑价收购，使华商吃亏过甚，于是，他集结散户，合力对付洋人，以图扭转局面。

从1882年5月开始，胡雪岩垫付大量资本套购运往上海的所有生丝，外商想买一斤一两也不得，生丝价格大幅上涨。外商就向胡雪岩说愿加利1000万两白银，将其手头的生丝如数转买，而胡雪岩非要1200万两白银不可，双方没有成交。胡雪岩邀请丝业同行合议，收尽各地生丝，共进退，迫使外商高价收购，以图厚利。

在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佗看来，过去中外贸易是冒险事业，但在电报使用和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它将被只有最低利润的稳健商业代替”。他是在目睹了一批洋行先后倒闭后说这番话的。当胡雪岩试图坐庄时，风险也正向他袭来。

1883年1月，著名的金嘉记丝栈倒闭，2月11日，大约50家商号、41家钱庄关门。1883年，中国生丝再度减产，估计只有35000包，而意大利丝再获丰收，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中法战争爆发。1883年11月，胡雪岩与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不攻自破，胡雪岩损失惨重。

更不凑巧的是，胡雪岩为左宗棠筹措军需向汇丰银行的贷款中，有一笔80万两白银的借款到期，这笔款项是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的，每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盛宣怀事先给上海道台邵友濂打招呼说，“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20天”，邵友濂照办。

随后，盛宣怀又串通由同乡席正甫操持的汇丰银行向胡雪岩催款。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胡雪岩就从阜康钱庄调出白银80万两，以备急用。之后，盛宣怀又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放出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赔了血本，挪用了阜康银号的存款，局面一时失控。

胡雪岩把他的地契和房产都押了出去，同时以亏损白银150万两的代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挺过挤兑风潮，但为时已晚。1883年12月1日，阜康钱庄上海总号倒闭。消息传开，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相继关门，引发当地挤兑风潮。

胡雪岩一生倚仗两位人物崛起，一是王有龄，二是左宗棠。前者，胡雪岩曾资助其500两银子，作为其进京进入官场的费用。投桃报李，王有龄资助胡雪岩开办了阜康钱庄，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让近水楼台的胡雪岩办理粮械和漕运事宜。1862年，王有龄困守杭州城两月，城破，以身殉节。

随后，左宗棠以浙江巡抚身份，全面署理浙江事务。胡雪岩以筹粮及军费而获得左宗棠的信任，福建水师就是在左宗棠首倡、胡雪岩筹款下创办的，但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1884年9月，左宗棠病逝福州。

据传，恭亲王奕䜣、协办大学士文煜在此胡丝一案中也折亏百余万两白银。清政府立即出面干预，各省开报胡雪岩亏欠公款以及亏欠两江与江海、江汉关采办经费总计达白银240多万两。1884年11月，胡雪岩被革职查抄。

暮年，胡雪岩靠开办的胡庆馀药店收入维持余生。1885年，这位曾红极一时的晚清红项商人黯然离世。与他同样落魄的还有唐廷枢，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轮船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以示格外体恤。

有分析认为，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盛宣怀的后台是李鸿章，左宗棠与李鸿章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雪岩、盛宣怀争斗的缘由。另外，轮船招商局举办之前，胡雪岩曾表示有入股意向，但最终没有下文，让李鸿章不尽痛快。尽管胡雪岩成功地向李鸿章推荐了宁波人严信厚，似乎为释前嫌，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h3>个性鲜明的苏商群体</h3>

晚清时期，有两位江苏商人将各自的角色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就是买办商人席正甫和幕僚商人盛宣怀。

前者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并称“晚清四大买办”，但后三位香山买办，无论做买办还是后半生转做实业，他们的生意或者说事业都没有被家族以继承的方式得到延续，而席正甫则让整个家族承袭了买办血统，进而让一个家族屹立上海滩半个世纪不倒。

盛宣怀则是那个时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转型最为成功的人。这个亦官亦商的人，隐忍持重，能屈能伸，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游刃有余，做了那个时代“官督商办”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段交织着保守派与洋务派、买办商人与幕僚商人、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等多重争斗的历史中，盛宣怀游刃其间，演绎着属于他的传奇。

盛宣怀，最早提出了“官督商办”的思想，并在晚清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欢迎的官商。作为跨越商官的两栖商人，他一步步成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个时代商人中争议最大的一个。

在盛宣怀那里，权势也被当做谋商的手段，尽管盛宣怀从来就是一个商人。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并将晚清主管经济最具分量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收入囊中。他直接促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想以此来影响中央政策，营造举国商办的氛围，进而将洋务企业变成商办企业，甚至想将它们纳入自己名下。

最让人惊诧的是，一心倡导商办的盛宣怀，却在晚清铁路收归国有的运动中，成为最忠诚的执行者。该运动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盛宣怀终以“误国首恶”的名声留在了《清史稿》中，成就了一段奇特的商业史。

不论在当时还是现世，盛宣怀都与李鸿章一样，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盛宣怀提出的一个命题，即使在13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政商两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那就是做官的如何照顾经商的，经商的如何考虑国家，这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商人所留下的旷世命题。

以胡雪岩失手生丝贸易为标志，除了以厚实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周学熙和孙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经日益被江苏商人和宁波商人所遮掩。当上海政界以吴健彰和叶廷眷为代表的势力，相继被来自浙江定海的蓝蔚雯和杭州的吴煦两任道台所取代时，广东商人的地位在不经意间被苏商和宁波人逐步取代。

其他苏商中，银行家陈光甫（镇江人）是一名“海归”，他是那个时代民营金融业首屈一指的开拓者。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他与席正甫一道充当了山西票商掘墓人的角色。

陈光甫还开创了中国人自办旅行社的历史。他的一个理念是，“本行欲在某地发展，先在某处办旅行社……故旅行社为银行之先锋队”。很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旅游部，发展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国旅行社（1949年后歇业）。

当以长途贸易起家的山西贸易商人活跃在张家口、包头、恰克图、辽宁朝阳、甘肃西宁时，一句句民谚点滴记录了这个时期为生计而奔波劳顿的晋商。近代江苏商人了然没有晋商的草根气息和长途跋涉的劳顿，他们的命运似乎更多与集股招商、公司章程、中外商战、外资银行等近代的商业元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很难从他们身上再看到传统商人的影子，他们已然打上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及近代商人的时代烙印。

在那个社会动荡、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苏商个个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一群体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帮无以比肩的。除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外，无论是来自常熟的主张实业救国的清朝状元张謇，还是来自无锡的有“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双料之称的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无论是出生于吴县（今苏州）、与范旭东等人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碱厂的化工专家兼商人陈调甫，还是出生于淮安的“海归”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办者周作民，个个都如雷贯耳，形象鲜明。

由他们组成的苏商群体，成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如果算上当时归江苏管辖的上海（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设上海特别市，从此，上海在法律上脱离江苏管辖），那么江苏商人的阵营中还应包括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浙商与苏商在银行业也同样叱咤风云。与苏商在面粉、纺织等行业一枝独秀不同，浙商在轮船、钱庄、医药、电影、火柴等行业独领风骚，此一。

第二，苏商领袖中少有浙商中像虞洽卿、朱葆三、傅筱庵等饱受争议的角色，这让苏商群体以其不尽出格之姿而显得较为中正。无论是张謇还是席正甫，无论是陈光甫还是荣氏兄弟，都是中国商帮史上某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即便有如盛宣怀这样不遗余力地通过官职的爬升而谋求财富者，但也并非肆无忌惮之人，总体还是有所追求和克制的。

第三，宁波商人主要群聚在上海，并辐射天津、汉口等地，苏商则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经济体系中，依托苏州、南通、常州、无锡（清时常州、无锡同属常州府），跨越天津、汉口等地，以全面开花的姿态，迎来了苏商在中国商帮史上的辉煌。

<h3>张謇身上张之洞的影子</h3>

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出来办实业者寥若晨星。屈指算来，也就两位。一位是苏州人陆润庠（1841～1915），一位是南通人张謇。首先迈出这一步的是陆润庠，但他仍热衷于仕途，所以真正成为实业家的只有张謇一人。张謇兴办实业，是晚清版的官员“下海”。

33岁时，陆润庠中了状元，张謇还只是一介举人。没有放弃的张謇，又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但都名落孙山，于是他发誓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每个走在求索路上的近代中国人，似乎骨子里都未曾完全摆脱过为官求名、光宗耀祖之念想。无锡的荣德生也是这样，只不过，荣德生的父亲以“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的说辞，打消了荣德生的这一想法，张謇家族则没有荣氏父亲那样开明。

1894年春天，慈禧六十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了一次科举考试，此时张謇已经41岁，他的祖父和父亲仍逼着他走进了考场。主考官翁同龢点了张謇中头名状元，张謇很快成为六品翰林院负责修撰的官员里的一员。

23岁那年，仅是秀才之身的张謇成为吴长庆的幕僚文书。期间，他为吴长庆起草的政论文章《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以对外国侵扰采取强硬政策的立场，受到两位苏州人出身的“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的赏识。

他与后来投奔吴长庆的袁世凯（1859～1916）一起成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这是他与袁世凯渊源的开始。在朝鲜战争中，吴长庆听从张謇建议，起用新人，并推荐了袁世凯，袁世凯从此在军营中渐渐崭露头角。1884年，如袁世凯所预言，中法在越南开战，战事往北蔓延。1884年5月，吴长庆率三营淮军回防中国北方。日使和朝鲜国内亲日派勾结发动政变，劫持朝鲜国王，处决亲华派，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甲申政变”。在来不及向国内请求的情况下，袁世凯一人带队直冲王宫，苦战一日一夜，将朝鲜国王救出带往清军大营。此事引起了清政府对袁世凯的关注，此时袁世凯尚不足25岁。

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在主战和主和立场的选择中，袁世凯背弃了主战的吴长庆，投靠了主和的李鸿章，这让张謇气愤不已，他亲自执笔，联名数人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达8000余字的谴责信，不久便和袁世凯断交。到李鸿章甲午一役身败名裂后，袁世凯又马上巴结荣禄。及至荣禄一死，他又搭上庆亲王奕劻。就这样，袁世凯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这是后话。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一丧权辱国之举，遭到了清流派、维新派的强烈谴责。时值18省1300多名举子在京会试，37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在一夜之间赶写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强烈要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公车上书”。

张謇也义愤填膺，那时张謇正在守制，没有任官，这一事件加深了他对软弱的清政府的失望。在张之洞相邀之下，张謇最终带着“舍身喂虎”和替书生争口气的心态，走上了办实业这条道路。这是他的不归路，尽管也有气馁和抱怨，尽管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但从此，他热衷于举办实业，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兴办工厂及举办教育等公益事业之上。

如果说在张謇人生的前42年里，翁同龢是他生命里的贵人的话，那么他后半生的恩人便是张之洞。张之洞与张佩纶一道，是北清流派的代表人物，都来自河北。两位与清流为伍的官僚，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都顺应时势、不知不觉地擎起了洋务大旗。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毛泽东对张之洞评价甚高，曾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对于刚中状元不久的张謇来说，张之洞就像一面旗帜，成为他生命中冥冥的坐标。

换句话说，同样的清流意愿、同样的主战态度、同处转型背景之下，张謇对于张之洞的认同，无意间让张之洞成为中国从洋务思想向更进一步的“实业救国”思想过渡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尽管张之洞在吸引有才干的商人方面，与李鸿章相去甚远，对张謇的指引却是其识人的一大亮点。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家，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这么多企业集中在江苏南通城北外6公里的小小唐闸，有人说这里俨然一个“小汉阳”。只不过，张謇不像张之洞那样能调动国家投资。作为开埠城市，汉口活跃着外国资本势力、晚清政府阶层、武汉近代民族工商业阶层，而南通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张之洞在武汉主持的多是重工业，张謇在南通则主持轻工业和民生工业。武汉三镇历史悠久，在三国、汉末和明末前，武昌、汉阳及汉口三镇已分别形成，而南通在张謇经营下，也奠定了一城三镇的城市格局。唐闸是工业区；西北的天生港有码头、海关、火柴厂、电厂等，是港口区；城南是文教商贸金融休闲区。

张謇在南通20年间所参与的企事业数量高达180余家，囊括工业、垦牧业、交通运输业、金融商贸、商会民团、文化教育业和公益事业。即使到现在，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还是在张謇所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更俗剧场，张謇当年在这里接待过欧阳予倩、梅兰芳、袁克文；大多数南通人都在濠河岸边的公园里散过步，晒过太阳，打过水漂，这个公园是张謇当年规划的5个城市公园之一。

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说：“南通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其起始之早、功能之全、理念之新、实践意义之强，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南方人物周刊》在《张謇：近代实业第一人》一文中这样评价张謇对于南通的意义：

如果说城市也有血脉的话，那南通的血管深处，永远活着一个张謇。这个城市里有个说法叫“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通仿佛是一个黄金城市。举国动荡，这个江苏一隅的县城却在张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城市系统。

张謇的事业并不是苏商里做得最大的，但他的影响却是最大的，这种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苏商的范畴。晚清状元、实业先驱、民间首任实业部长，这些荣誉与头衔让他成为历史标签。尽管在胡适看来，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失败英雄，但他高擎的“实业救国”大旗，用一位读书人不同凡响的报国热忱和情怀，共鸣了一个时代，引领和启蒙了一个时代具有理想和抱负的中国人，这是他远非一般实业家所能比拟的高度和境界。

张謇，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非巨富，但社会地位很高。他是那个时代政府鼓励创富所树立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

<h3>无锡商人镜像</h3>

张謇曾说，南通事业由其个人主持，较有系统，但要维持久较难，不若无锡之能人自为战，可以永兴不败。

清末时无锡已有新式学堂120所，20世纪20年代，在无锡商人的积极参与下，无锡的新式学堂陡增至380所，形成了初等、中等、职业教育相并举的格局。在无锡市中心的崇安寺附近，有一座城市公园，名叫公花园，建成于1905年，这是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供市民免费游乐的公园，由无锡工商界人士集体捐资建造。

另外，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修建的梅园、锦园，王禹卿修建的蠡园，杨翰西修建的横云山庄、澄澜堂、长春桥，王心如、王昆仑修建的七十二峰山馆等景点，都在建成以后，免费向市民开放，使无锡变成了被众多公园簇拥的花园城市。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794公里，在无锡境内长40.8公里，流过无锡市区的长度是14.96公里。运河两岸鳞次栉比排列着前店后坊的江南民居建筑，在河水的映衬下，处处荡漾着江南小城的韵味。就是这座小城，在100年前相继涌现出周舜卿，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祝大椿，唐骧庭（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曾祖父），薛寿萱（曾任中国驻英、法、德、意4国公使的薛南溟第三子）等众多民族工商业的巨子，他们在无锡沿大运河两岸或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武汉、郑州等地，用跌宕起伏的人生，抒写了一段段传奇。

1904年，周舜卿（1852～1923）在家乡周新镇创办了无锡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裕昌丝厂。更让他扬名的是，1906年，他按有限公司体制集资50万两白银，在上海创设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取“有信必成”之意，这是中国民营银行的鼻祖，也是中国第一家有货币发行权的民营金融企业。

在张謇实践着一个实业家之于一座城市的理想的时候，周舜卿也在无锡通过辟道路、创工厂、设店铺、开邮局、办中小学校和养老院，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发展成了一个新兴市镇——周新镇。1933年，年仅23岁的曹禺写成了多幕话剧《雷雨》。剧中的老爷周朴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趣的是，《雷雨》上演后，便有了周朴园的原型实是当时上海滩的大富豪、锡商代表人物周舜卿的传闻。从开矿到休妻，周朴园与周舜卿之间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中国商业史中，兄弟默契配合创立家业的例子不在少数。1904年后，张謇与张詧弟兄俩情深意笃，配合相得益彰：张謇主外，操控全局；张詧主内，沉稳干练。1906年，广东佛山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07年广东香山人郭乐、郭泉兄弟在澳州创办了永安百货。这种情况在无锡杨宗瀚和杨宗濂、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身上再次得到体现。不同的是，杨氏兄弟只专注在南通一处，整理和实践着自己的抱负；荣氏兄弟则先立足于无锡，后放眼上海滩，尔后环视汉口、徐州、郑州等地，事业走得更远。

作为无锡第一家近代企业和无锡近代工业的奠基人，业勤纱厂和杨氏兄弟已经永远融入了无锡工业发展史，但真正让无锡这座城市扬名中国的，却是比杨氏兄弟晚一代的荣氏兄弟。

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什么会走上实业之路？荣宗敬给出的说法是，自己年轻时崇拜张謇，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荣德生平生也处处推崇并仿效张謇，这是榜样的力量。张謇一生，最喜欢用的花押是“自强不息”四字，有时简写为“自强”二字。他儿子评价父亲说，“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他做事，嘴里不说空话，只管做实事，笔下写出来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碰到棘手困难的事，只是不声不响，一不求人，二不气馁，终日终夜，想应付解决的方法。有时越碰钉子，越提他的勇气，越经困难，越振作他的精神。他的成功，没有一件不是从劳苦困难中得到”。

张謇曾对下属说过：“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大生纱厂的初创和通海垦牧公司的初创，靠的都是他的这股子劲。荣氏兄弟的创业历程靠的何尝不是这股子劲呢？在祝贺兄嫂60岁的文章中，荣德生写道：“家兄一生经营靠的不是充实的资本，而是充实的精神，精神才是立业之本，而这个‘精神’，就是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以大生纱厂为起点，张謇着力建设家乡南通。荣氏兄弟同样以实业为基础，开发无锡。梁启超说起中国地方自治，常以无锡与南通并举。1943年荣德生70岁时，钱厚基将无锡与南通、荣氏兄弟与张謇兄弟相提并论。而通过荣毅仁、荣智健的传承，荣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百年商业基因传承的家族。

追溯荣家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朝代的更迭、军阀的混战、外国的侵扰、政治的腐败等，每一种情况背后都藏着不为人所知的险境，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创业的艰难和创业者性格的坚韧。

用傅国涌的话说，以荣氏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复兴，然而悲剧性的是，每隔30～40年，这个进程就会被外乱和内患所打断，所以对于那个时代践行“实业救国”的商人们，我们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第五篇上海开埠与甬商天下 1843～1956（下）第十七章站稳上海滩

1844年1月1日，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城，在清政府与率先在此设立领事馆的首任英国领事罗伯特的主持下，在江北岸开市贸易。初开时，这里是一片滩涂，被称为宁波外滩，它的开埠标志着浙东沿海贸易的合法化。

但在开埠后的前五年中，宁波港对外贸易额不升反降，由50万银元下降到此数的1/10。也就是这几年，上海的对外贸易额超过广州，升居全国第一位。地缘优势让具有冒险开拓精神和商业敏感性的宁波人开始大批向上海挺进，并超越粤商，在五金、金融、轮船、电影等行业遥遥领先，成为与苏商并驾齐驱的一大商帮。

当宁波人在新式工商业中小试牛刀时，晋商家族的后辈们，或聚古玩，或买姣童于吴闾，或购美玉于燕赵，或将银两窝藏于地，坐吃山空，没能为手头的资产开辟出一条增值之路，逐渐被时代所抛弃。

1853年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是甬商在上海发展的关键点。小刀会起义后，宁波人在上海的人数快速增长至6万，仅次于广东人。李也亭和叶澄衷是逆势上扬的在沪甬商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生轨迹是甬商在上海态势的缩影，他们在萧条中昂首前行的智慧，是130多年前中国商人留给后世的一大遗产。更为难得的是，叶澄衷不仅是卓越的商人，也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首善商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拉开了晚清民初商人办学的序幕。

<h3>从“郁半天”到“李大王”</h3>

早在18世纪晚期，宁波人就已经在上海崭露头角。

明朝实行海禁之后，舟山群岛出现大批走私、海盗集团，宁波人也参与了以许栋、王直等徽州商人为首的海盗活动。嘉靖（1522～1566）年间，海盗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宁波商人因此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了国内贸易。

北京是宁波人最初闯荡去得比较多的地方。从明朝后期到清初，宁波商人先后在北京创办了鄞县会馆、浙慈会馆。前者为宁波鄞县在京的药业商人所建，后者是由宁波慈溪裁缝组成的成衣会馆，这是宁波商人由成衣匠转变为“红帮裁缝”的蓄积阶段。1771年，宁波人又在江苏常熟设立宁绍会馆，1780年在汉口设立浙宁会所。

沙船，更多时候是宁波与外界联系的工具。宁波码头历来是南来北往的船只的栖息港，这也促进了宁波人走南闯北的沙船业的形成。慈城商人最初沿着运河北行，到天津从商。较早到天津的是顺治（1644～1661）年间的慈城人严应翘，其孙严克宽在1870年曾任长芦盐区纲总，其曾孙严修（严范孙）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一手创办了天津南开大学。慈城人冯若愚在明万历（1573～1619）时曾任天津巡抚。

到乾隆（1736～1795）年间，以慈城人童承初、冯氏、董氏、孙氏、郑氏为大股东的宁波“北号船帮”船队，已频繁往返于甬津两地的海路之上，许多慈溪商人都长住在天津客货栈内。

与连接宁波与天津的作用一样，沙船也拉近了宁波与上海的距离。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由上海崇明船商建于1715年，位于黄浦区老城厢，这是上海最早的行业组织，比上海开埠早128年，是上海开埠前最强势的行业组织。

在上海早期的会馆中，除上海钱商、猪商、布商，湖州丝商，福建纸商、黑枣商，北京帽商，江西茶商等所建立的会馆或公所外，由其他各地船商建造的会馆也为数不少，譬如潮州会馆、泉漳会馆、潮惠会馆、浙宁会馆等。其中，浙宁会馆由宁波慈溪董萃记船号倡导创立于1819年。

早在乾隆嘉庆年间，慈溪董棣林就载着江南的粮食、棉花、纸张、瓷器、绸布等南货，运往辽东，采办参药、大豆、杂粮，到宁波或上海销售。到他儿子那一代，董家已在上海设立大生沙船号，往来南北装运土产。

此前的1797年，同样是以慈溪商人费元杰为首的宁波人，率先在上海创办了宁波同乡会馆。这一会馆是1790年旅沪甬籍缙绅们发起的“一文愿捐”活动的延续。所谓“一文愿捐”，就是旅沪甬人每人每天捐输一钱。1802年，同乡会馆加建一座关帝庙，正式取名“四明公所”。

在浙宁会馆创立时，时任上海知县的是宁波定海人叶机（1764～1824）。之前，叶机曾出资募集义勇，与胞弟叶槐一起和福建漳州海盗蔡牵作战，为此，龚自珍曾亲自拜访叶机，写下《书叶机》一文。1813年，叶机出任上海知县，于1921年高升。

1823年，一名15岁的宁波穷小子来到上海滩南市码头。他早年丧父，与兄长寡母度日，后无奈背井离乡，只身来到上海。他就是日后的沙船大王、宁波镇海人李也亭。

李也亭先在一家糟房当起了学徒，有时船工需要酒水，他也会被派去送酒。他手脚勤快，踏实肯干，拾金不昧，没满学徒期，就被一沙船商看中。船主给了酒店老板一笔钱，将他雇到自己的船上工作。

李也亭节衣缩食，年复一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便独资买下沙船，在上海开设了久大沙船号，拥有沙船十多艘，每艘价值少则七八千，多则数万银两。每次船只出海，他都亲自出马。不久，他又买下沿黄浦江边的码头，并命名为久大码头。

原来漕粮由京杭大运河运送，但到了1826年，运河淤积，用海运漕粮的方案映入决策层的视野，于是上海沙船业被纳入清政府的粮食运输体系。“苏松太二府一州”的部分漕粮，改由上海沙船业海运。由于当时外国船舶还很少进入北洋航线，上海沙船业便控制了北面海洋的豆麦南运业务，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契机。

上海开埠前，上海沙船商的资本和利润在各行业中首屈一指，规模较大的船主拥有四五十艘船。民国时期编写的《上海百年史料初稿》称：“当时沙船号商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家，唯有李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声势独盛。”

其中的李大就是李也亭。但这时，李也亭刚刚起步，上海本土最知名的沙船号商，还要数郁润桂、郁润梓兄弟和之后替李鸿章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朱氏兄弟等。直到1853年，李也亭受命经办苏（州）、松（江）、常（州）粮道和浙江的漕粮海运任务。李也亭抓住这个独特的机遇，成为上海沙船业的巨擘。

郁润桂13岁时到沙船字号当学徒，后独立经营，专事海外贸易，把中国货物运到日本、爪哇、安南、菲律宾等地销售，再从当地办货，运回国内贩卖。最多时，郁氏兄弟拥有七八十艘沙船，2000多名雇工。他们还开设了许多商号、钱庄，企业遍布松江，人称“郁半天”。去世前一年，他在城内乔家浜购地造屋，成为上海首富，人称“上海大郁家”。

海运被纳入清政府粮食运输体系的那一年，郁润桂去世，享年54岁。他32岁的长子郁彭年继承父业，承办海、漕粮运，并在商船会馆中被推为总董，将家族事业推向了高峰；次子郁松年是一位藏书家，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原名郁钟正）的先祖。

1853年是郁氏家族的一个转折点。郁彭年本患有气喘病，加之多年劳累过度，在这年病发辞世。这时也正是小刀会起事初占上海城之时，城内富户士绅都避之不及，进入租界，而继承家业的郁松年选择为兄守柩而留在了城中。

在清军围城、民食艰难时，郁松年出资赈济，民感其恩，曾作歌谣颂之。官府闻听，也示之以兵饷军需目录，这就是陷郁家于两难境地的“外捐官军，内捐贼匪”的故事，从此，郁家与官方关系微妙，以至于1855年2月，清军攻陷上海县城时，郁家被官府处罚，在认捐20万两白银后，郁家才算没事。

虽然有兵船保护，但因经常遇袭，而帆船又不尽安全，宁波船帮领袖费伦志、盛植琯开始商议购买大轮船护航。1854年冬天，经在沪宁波商人张斯臧、杨坊的鼎力相帮，大家集资白银7万两向外商购得宝顺号轮船，这是上海最早的万吨轮船。

朱棣于1415年决定开通从杭州到天津的数百里大运河，这敲响了海运粮食的丧钟。由此从事海运的人数、造船、海员的数量、海员的地位、船舶的修理、船舶的体积等均受到了严重影响。继叶机之后，浙江人出任上海知县或道台者为数甚多。被小刀会击毙的上海知县袁祖德，就是浙江钱塘人。

1854年8月，蓝蔚雯成为吴健彰之后的上海道台。他虽原籍广东大埔，但寄籍浙江定海。也是在这一年，14岁的宁波人叶澄衷来到上海，在法租界一家杂货店当起了学徒，17岁时便在黄浦江上摇小舢板，专做供应外国轮船日用品和副食品的小生意。

1836年，徽州人汪忠增出任上海道台时，发动徽商出资建造了土地免税的徽宁会馆。在蓝蔚雯任道台时，四明公所董事谢心、庄巨、方椿等人呈请蓝蔚雯，将四明公所划入官图，免去税收，得到成全，蓝蔚雯还欣然撰写了四明公所义冢碑文。

1859年，另一位浙江人吴煦督理上海海关兼上海道台，1860年，为钦命盐运使署上海道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吴煦干了两件在洋人及清政府眼中都可圈可点的事情。一件事是，在任上海道台前，他奏请由广潮商人协助收取鸦片捐税，成绩不菲。另一件事是，他与同乡买办丝商杨坊组织洋枪队，用西洋方式训练士兵，并组织菲律宾雇佣兵参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仅如此，杨坊甚至将女儿嫁给洋枪队首领华尔。不幸的是，华尔很快战死了。

1862年，“商战”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也是在这一年，太平军围攻上海，另一位浙江永康人应宝时（1821～1890）进入了李鸿章的视线。应宝时以候补知州身份，与当地士绅联合外侨设立上海会防局，筹措械饷，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1864年2～7月，应宝时以候补松江知府身份代理上海道台，1865年9月接替广东人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到任不久，他就拒绝了英商淞沪铁路公司修造淞沪铁路的请求，而丁日昌在任时，曾降低中国商船的税收，以便中国商船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中同外国船舶竞争。

<h3>叶氏智慧与首善：做人当如叶澄衷</h3>

叶澄衷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他走出了很多草根出身者梦寐以求的人生。

在兄弟姐妹5人中，叶澄衷排行第四，他6岁丧父，在去上海前，他11岁就开始在油坊铺里做学徒。他在上海的奋斗史，就是一部鲜活的励志剧。

很多传奇的财富故事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演。譬如宁波人穆炳元，原是清兵里的一个小头目，在鸦片战争定海之役中成为英军俘虏，英国人“以其年少且习琐务”，就教他英语及普通学科。

上海开埠后，穆炳元被派上用场，每有大宗交易，英国人必请他为居间人，于是他成了上海滩最早的买办之一。他一人顾及不暇时，便广收学徒，教授他们英语及外贸知识。

宁波鄞县秦君安是一名颜料商，其发家据说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名德籍商人回国参战，将在华业务及财产无偿转给了秦君安负责，栈存染料则以低价转让。

其他因学识、潜质而鱼跃商门的倒插门女婿，也为数不少。广东大埔的张弼士是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早年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去闯荡，成为福建纸行侨商的女婿，进而开创了一番精彩的事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天津成为航海公司负责人的女婿，福建人李光前在新加坡成为陈嘉庚的女婿，广东人郑裕彤在香港成为周大福老板的女婿。

叶澄衷自身的成长也是一个传奇。不过，他是靠拾金不昧而在人生关键时刻获得转机的。拾金不昧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所具有的闪光品质。这似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贪而有自制，越是能放下，机会就越能够留存。

到上海的第三年，叶澄衷花两块墨西哥鹰洋币买了一艘小舢板。当时上海有很多外国船只进出港口，但这些船不能直接上岸，船上所需要的日用品，往往通过舢板船居间交易。他们开出一张单子，列出所需物品，包括蔬菜、鱼、肉、蛋类及其他日常用品，由舢板船主代为购买。

与外国人沟通时，有人居间翻译就要收费，为节省这笔费用，叶澄衷就慢慢学起了英语。与那个时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英语成为叶澄衷成才的工具。那时上海已经有了简易英语书籍，用宁波方言注音的就有《英语话注解》，这类书在当时很畅销，由此学成的英语，就是我们常说的“洋泾浜语”。

有空就学，加之天天与外国水手打交道，叶澄衷的英语水平也慢慢提高了。有一天，有个洋行的英国经理搭乘叶澄衷的小船从浦西到浦东，下船时心不在焉，把存有巨款现金的包遗忘在了船上。

叶澄衷发现以后，便在英国经理下船的地方一直守候，连生意也不做了。失物复得，英国经理对眼前这位少年欣赏不已，便把他带到自己在浦西的公司门口，对他说，以后任何时候有困难都可以来这里找自己，并且向他透露，今后几年，五金业在上海将会有大发展。

叶澄衷对洋行经理所说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他开始每天用货物向外国军舰和商船上的水手换取缆绳、铁锚、罗盘等船头五金，以及铁钉、工具等器材。1980年6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连克无锡、苏州、杭州，8月，吴淞口东岸被太平军占领，李秀成挥师直逼上海。

与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发展几乎如出一辙，此时的上海租界也获得了畸形的发展。无数江浙绅商涌入上海租界。上海人口骤增，房屋需求勃兴，叶澄衷便在吴淞江北岸的虹口美租界设摊，将日积月累收集到的五金器材卖了出去。

光想着设摊也不是长久之计，面对上涨厉害的房价，叶澄衷就期望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家店铺，这时他想到了那位洋行经理，就直接去找他。这位经理答应了他的借款要求，并且免息，但要求叶澄衷从他这里进货。

叶澄衷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位经理还向他保证，货价不会高于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洋行提供的价格，叶澄衷的人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一年冬天，叶澄衷偿还了从英国洋行借来的钱，将他的摊铺从虹口迁到了百老汇路口，并将店面扩大，更名顺记洋货号，先后在宁波、温州、镇江、芜湖、汉口、天津、烟台、营口、广东等地，设立顺记的分号或联号多达18家。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一名德国商人被召回国，他所开设的可炽煤铁行只好盘出。叶澄衷获悉此消息后，当即将其盘入。可炽煤铁行是上海滩最早以经营进口煤和旧铁为主的商号，从此成为第一家华商经营的钢铁企业。

叶澄衷堪称一个经营天才，他在危机中择路而生的智慧和突破能力，最终让他在上海滩站稳脚跟。1866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上海的影响首当其冲地体现在了外国在华金融机构的身上，之后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由11家下降到5家，宝顺洋行在这次危机中倒下。敏感的叶澄衷抢先从银行和钱庄中把资金抽回，又火速催讨客户欠交的火油货款，尽一切办法回笼了所有的欠款。

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最严重之时，仅一个月就有60%～70%的钱庄歇业。叶澄衷是美孚石油的两个代理商之一。面对这次危机，他及时地调整经营思路，避开多事之秋的上海，将美孚石油通过他的商号分布在沿海及内地的分支机构，迅速铺向全国。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波及不到广大农村，这里的竞争对手也少，是一个低成本开拓新市场的绝好机会。不仅如此，他还趁着上海棉花行纷纷倒闭之机，用低廉的价格收购了10多艘原来运棉的沙船，建立起了自己的船队。扩充后的沙船多达100多艘，频繁在沿海和长江航线上往来，及时运送煤、铁等货物来往南北，美孚煤油的销量因此骤增。

当时的《中外日报》报道叶澄衷的分号说，“遍于通商各埠，北达辽沈、南既交广、东渡渤海、西极巴渝”，“不独五金事业之权利在其掌握，即他行之土货、洋货欲销行内外各埠者，价值高下，无不视成（澄）衷为转移”。

叶澄衷对政治的态度是，愿闻而不从。张之洞再三聘请叶澄衷，让其负责汉阳铁厂，他都坚辞不就。1884年，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同时向叶澄衷订购煤炭备战，他却积极效劳。

1884年4月，一批法国伤兵从安南来到上海，住在四明公所旁的空地上。接着，6艘法国军舰陆续开进黄浦江。法军登陆，入驻法租界，并在四明公所进行操练。

对此，叶澄衷在四明公所董事会上，提出要警惕法国人的挑衅，并愿意出资筹建宁波帮团练进行自卫，但董事会其他成员怕惹恼洋人，损害自己的商务利益，竟议而不决，叶澄衷对此扼腕长叹。十多年后，这种由商捐助的商团才最终出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以拳拳之心派人长驻江南制造局，保证军火生产中的煤、铁、铜等燃料的供应，帮助清政府向欧洲采购军火。

与同时代的其他商人相比，叶澄衷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另一面，就是他成功地培养出了一批宁波籍的同乡。

慈溪人王铭槐原在叶澄衷上海老顺记商号任司账，1879年被叶澄衷派到天津任刚开设一年的分号的经理。在天津，王铭槐通过同是慈溪老乡的严信厚，投靠到了李鸿章门下，在甲午战争前为李鸿章购买鱼雷等军火，深得赏识，后由李鸿章推荐出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成为天津四大买办之首。

王铭槐的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分别在外商洋行充当买办，有“一门三代六买办”之称。他的孙子王品南曾在1928年与冯友苓（作家冯骥才的祖父）在天津法租界合创了天津福绿林中西大饭店。叶澄衷手下其他被派到天津的职员中，徐企生去了荷商恒丰洋行，陈协中去了法商逸信洋行，叶星海去了德商兴隆洋行，时人有言：“老顺记是洋行买办的摇篮。”

在这方面，宁波人王筱亭与穆炳元的关系，也如王铭槐与叶澄衷的关系一样。王筱亭原在穆炳元手下工作，后入美国法利洋行从事签约劳工和鸦片贸易，这都是拿不上台面的工作。1860年时，王筱亭从跑街升到买办，再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买办。此外，宁波人周仰山也曾经提携过刘鸿生，但他们与叶澄衷相比，要逊色不少。

另一个人也不能不提，此人在武汉打拼出了一片天地，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称为“有为之士”，他就是宋炜臣。宋炜臣原是宁波庄市阜生南货店的学徒，1882年被叶澄衷看重，招进老顺记。当时，上海有家创办于1880年的英商燧昌火柴公司，产品行销华中各省。1888年，叶澄衷委派宋炜臣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厂，任其为副经理。燮昌产品优良，胜过燧昌，燧昌火柴公司因此倒闭。

1896年，叶澄衷又委派宋炜臣去汉口创办更大的燮昌火柴二厂，开了武汉近代民营资本投资企业之先河，这家企业的产品一直到1917年都垄断着整个湖北市场。

到1906年，宋炜臣已经可以一呼四应，他邀请鄂、赣、浙等省商人筹资白银300万两，又筹官股30万，在汉口创办了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1909年电厂建成发电，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办水电企业。同时，宋炜臣与顾润章等集资白银40万两，在汉口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机械厂——扬子机器公司，这家公司的资本里有由汉阳铁厂供给的旧机器设备以及白银5万两。

由于成就突出，宋炜臣被誉为“汉口头号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解决燮昌火柴厂的原料问题，宋炜臣同吴蕴初合伙，分别在上海和汉口建立燮昌烧碱厂。28岁的上海宝山人吴蕴初，1919年在汉口燮昌火柴分厂任工程师兼厂长，后来离开，在1923年创办了天厨味精公司，成为味精大王。而燮昌火柴苏州分厂经理叶世恭就是后来上海的煤炭大王、宁波人刘鸿生的岳父。

叶澄衷之所以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一是因为他的事业规模大，对人才的吸纳量大；二是因为他所介入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高，开拓性强，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水准自然高人一等。叶澄衷可以说是中国最早通过教育来培养和发现人才的近代商人，这是叶澄衷比同时代其他商人的敏锐和高明之处，也形成了其他商人无以比拟的叶澄衷式口碑。

早在官方倡导办教育之前，叶澄衷就在1871年出资3万两白银，在家乡创设叶氏义庄，即中兴小学的前身，并开设英语课。这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商邵逸夫，以及港台实业家赵安中、叶庚年、叶谋升、包从兴、朱之信、楼志章等，都曾在这里受过启蒙教育。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慈善会议召开，叶澄衷与会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会后，他立即筹办顺记商务学堂，以招收小学毕业生为主，学期一年，毕业后由顺记号录用，实习后大多数分赴各地洋行工作。这是叶澄衷利用教育培育商务人才的第一次实践。

4年后，叶氏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这时，叶氏的骨干企业有18家，每年都选派学徒与员工到商学馆学习，按照顺记五金洋杂货店的商务、会计形式进行训练，为期一年。在叶记商务学馆的学子中，叶氏企业的学徒与员工占到一半以上，其余学子向社会招收，学费全免。当时学馆设定的学科内容有会计、商务、报关、英语等。学业结束后，学子留在叶氏企业内当练习生，这些学子中有一批成为上海、汉口、天津等地洋行的买办与协办。国人主办新式学校的最早范例，当数1896年由教育家王培孙在上海设立的育材书塾（1904年定名为南洋中学堂）。为形成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体系，1899年叶澄衷在上海兴建澄衷学堂（今澄衷中学的前身）。在叶澄衷兴建校舍时，美国人福开森前来劝说叶氏，说中国人少持久性，有头无尾，难以善后，不如把土地与资金委托给上海租界内的英国工部局办理，对此叶氏予以婉言谢绝。此时叶澄衷已是病榻之人，对于他的所思所想，《叶澄衷：上海商界翘楚》这样写道：

我常常在想，那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和日本国，和我大清国土相比，都是区区弹丸小国，为什么它们能以小欺大，令大清屈辱呢？

我从小失学，没读过多少书，所以在创业时，倍感艰辛。搞实业，没有文化不行，不懂科学不行。同样道理，要想强盛吾国，不再受人欺辱，我们的后一代，更不能没有文化，不懂科学啊！

澄衷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是34岁的蔡元培。不过，他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1901年9月，蔡元培被南洋公学聘为经济特科班总教习。之后，澄衷中学与浦东中学、民立中学，被誉为上海“中学三鼎足”，培养出了一批多学科的名家，譬如竺可桢、乐嘉陵、陆道培、俞梦孙、卢于道、胡适等，还有获国际小行星命名的旅港实业家李达三、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创办人戴耕莘。

叶澄衷心怀着商人的强国梦想，他甚至参与编写了澄衷学堂最早的课本。不幸的是，学校破土动工之际，叶澄衷突发疾病，不久便离开人世。学校的事情，由他的后人按照他的遗嘱办理。

综观那个时代，首善之人非叶澄衷莫属。促学、扶掖同乡、爱国，构成他的三重境界。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做人当如叶澄衷”。

<h3>站稳上海滩：四明公所事件</h3>

1873年，当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接连受挫时，宁波商人在上海滩也面临着一次大考。这次大考后，宁波商人在此后的30年间站稳了上海滩。

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因居间调停有功，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了在库伦、喀什噶尔、乌里雅苏台等处贸易的免税特权，而且在天津通商也比各国低1/3税率，这对晋商来说是一大打击。从此，俄商开始撇开晋商，直接深入两湖，设立茶栈，贩运茶叶或推销产品。

1866年，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也就是免征茶叶的半税。这意味着，俄商贩运成本将大幅度下降，而在北部的恰克图，因不能享受水运之便，加之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需付出的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贸易一落千丈。到1868年，在恰克图买卖城中的山西行庄由120家下降到了4家。之后，清政府对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但并没有让情况产生根本好转。到1873年，晋商为节省运费，也准备像俄国一样把两湖茶叶经水路运抵天津，再走陆路贩运到俄国。让晋商想不到的是，他们被阻止并被告知，如果要这样，将照旧收取厘金税。

这个落魄的国家并没有给予商人应有的关照，哪怕是最起码的平等。不过，太平天国起义后，票号得到了官方初步的认同，这让晋商多少可以重拾一些宽慰。而在远东上海，宁波人也正面临进入这座城市以来的第一次大考，这成为他们蓄势的开始。

在宁波籍上海道台蓝蔚雯的关照下，1844年后清政府免除了四明公所的纳税之责。1847年后，法租界扩界，四明公所成为其一部分，于是两个问题摆上了租界大人们的议程：一是免税有损租界权利；二是公所内的义冢，有碍租界环境卫生，要求予以搬迁。此芥蒂直接酿成了1874年及1898年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两次流血的“四明公所事件”。

在1862～1863年，法租界董事会明确表示：“为了消灭这些坟墓，绝不在任何尝试面前后退，不管这种尝试有多么艰巨。”其理由是，公所是传染疾病的根源。1895年初夏，北京、香港等地瘟疫爆发，人口大量死亡，在上海的中外人士更是谈“疫”色变。在这种情势下，法租界也一直在找适当的改变时间。事实上，这一诉求暗含着法租界扩界和修路的主张。

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宁波同乡在四明公所向法租界抗议，在随后的示威中，法国工程师开枪射向群众，死伤各一人，宁波人放火烧掉40多间法人住宅。此事惊动了上海道台及总理衙门，后经双方多次交涉，于4年后的8月达成协议：中国赔偿法国白银37650两，法国支付中国死难者家属白银7000两；法租界放弃原筑路计划；四明公所及属地永久免税，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房、种植，致损葬棺。

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时的上海道台都是浙江人，第一次是沈秉成，湖州人；第二次是蔡钧，余杭人。法兵悍然强占四明公所，蔡钧因对法方态度强硬而被撤职。1901年蔡钧被派任日本公使，1903年他向清政府建议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参与人数上千，第二次声势更为浩大。官方的软弱，让广东同乡会等其他城市的人也参与了宁波籍工商界组织的抗议。一些愤怒的市民用石块将法大马路一带的路灯全部击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南一片黑暗。

叶澄衷的气愤也是不打一处来，他不无愤怒地说：“吾等乃甬人，首先代表着甬人之利益。但是，吾等更是中国人，更应有中国人之骨气，岂能让洋人轻视吾辈。小人死于利，君子亡于义。今日是也！”

同乡虞洽卿与他站在了一起，并力挺后来宁波人的罢工罢市斗争。当时的宁波人沈洪赉一手组织了长生会，会众大多数是在西洋人手下工作的人，譬如厨师、保姆、洗衣工等。

沈洪赉性情勇烈，重义轻利，在底层民众中极负盛名，叶澄衷、虞洽卿穿针引线，也获得了他的支持。僵持之中，一二十万旅沪宁波人及各界人士掀起抗法浪潮，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水手上岸，受雇于洋人者，一律辞职。

法租界内中国店铺总罢市，少数不愿关门的店铺被群众捣毁。上海其他地区各业群众也纷纷罢工罢市。在冲突中，上海市民被杀害17人，伤数10人，被捕10余人。

江苏布政使聂缉椝介入交涉。1898年9月2日，中法政府签署《解决四明公所案四项谅解原则》，原则在维持四明公所土地权的同时，同意了法租界扩张的要求，并规定：公所内不得掩埋新尸或停棺柩，原有旧坟也应陆续起送回籍。

法方达到了目的，这是一个弱势政府最能化解纠纷的妥协，尽管这种方式并没有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但从此，宁波人用一个铿锵有力的声势，证明他们有能力对这个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响。

这次事件之后，叶澄衷对待洋人的态度，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出席洋人举办的社交聚会，也不亲自与洋行或外国银行打交道。这个多事的国度让每个商人都承受了抹不去的酸楚。

第五篇上海开埠与甬商天下 1843～1956（下）第十八章宁八波实业金融家们

如果用一条轨迹来显示宁波帮在上海的成长路径，前期的代表人物首推方介堂（1783～1846）、李也亭（1808～1868），前期与中期的过渡人物为叶澄衷（1840～1899），中期以严信厚（1828～1906）、朱葆三（1848～1926）为代表，后期则以李也亭的孙子李云书、虞洽卿（1867～1945）、宋汉章（1872～1968）、刘鸿生（1888～1856）以及方家后代方液仙（1893～1940）等为代表。

“在上海的本国商人之势力，宁波商人居于王者之位”，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报纸的评论。1890～1927年，上海人口激增到264万余人，这一时期也正是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又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多万，而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约为498万人，每5个上海人中就有1个宁波人。

如果说广东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商品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19世纪最后的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买办不仅超越了广东买办，而且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房产、航运、银行、钱庄、纺织等行业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人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90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达43人，约占总人数的48%。其中，宁波籍代表人物有朱葆三（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法商东方航业公司华人董事、法商达兴银公司华人总理）、虞洽卿（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买办）、傅筱庵（美兴银行和长利洋行买办）、许春荣（德华银行买办）等。

买办转型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一个话题。如果说香山买办是铺路者或奠基者的话，那么后续者和开拓者就是这批宁波买办。他们继承了香山买办血统里转投新式工商业的血统，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商帮史上最耀眼的群体。

当宁波人在新式工商业中小试牛刀时，此前资产雄厚的山西太谷曹氏家族，正坐吃山空。曹家全家老小每日山珍海味，还吸食鸦片，雇的佣人多达370余人，家兵养了500余人，每年家用开支10余万元。除购田置地外，山西祁县富商渠源浈的资产有三四百万两白银，而他却将银两窖藏了起来，没有让它们增值。其他晋商也过着奢侈而无所追求的生活，丧失了先辈创业的动力与方向，逐渐为时代所抛弃。

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新兴工商业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从船舶与机器修造业开始的。1882年，董秋根在虹口外的虹桥开办永昌机器厂，拉开了宁波商人在上海工业方面大显身手的序幕。之后6年内，何德顺、郑良裕、周梦相分别在上海开办了广德昌机器厂（1885年）、公茂机器船厂（1885年）和大昌机器厂（1888年）。1894年前，在上海类似的工厂仅14家。

之后，黄楚九于1887年接盘中西大药房，1890年创办中法药房；严信厚于1888年参与设立恒丰纱厂，1889年与朱葆三参与创办上海第二家华人西药房华英药房（第一家华人西药店在1888年由上海人顾松泉设立），1894年投资中英药房，并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沪甬富贾集资45万两白银，在轧花厂的基础上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叶澄衷于1890年涉足火柴行业，1892年创办纶华缫丝厂。期间，严信厚还与叶澄衷、朱葆三参与投资了中国最早的通商银行，并与周晋镳等人参与创建了华新纺织新局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

<h3>拐点式人物严信厚</h3>

1910年对于宁波商人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年份。所谓质变是指宁波人在上海滩的话语权、影响力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宁波商人在上海滩的前期打拼是一种量能积累的话，那么这种积累的关键时刻离不开一位叫严信厚的宁波商人。

早年影响宁波商人的标志性人物主要是两位江苏人，一位是盛宣怀，一位是张謇。无锡张謇，一度在全国商界具有公认的号召力。1906年12月，张謇、汤寿潜（浙江人）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云书及李薇庄等都加入该会成为会员。

但在1910年前后，当这些人将目光由张謇身上转移到孙中山身上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商人的江湖地位开始动摇，随之被后起而上的宁波人所占据，以宁波、湖州、绍兴为代表的浙商，从此逐渐执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之牛耳。

晚清时期最显赫的官商是盛宣怀，其与袁世凯就早期洋务企业的权利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其捍卫家族利益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1897年盛宣怀倡导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1902年倡导成立上海商业会议会所，是其所办的对整个中国商界都具有意义的两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都以宁波人为班底。

早年李鸿章倚仗广东香山买办，但当盛宣怀出面将香山买办一个个“扫地出门”后，他或许没有想到一个后果，那就是香山买办的缺席给洋务事业所带来的遗憾，并不是其他的区域商人可以弥补的。从此时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商人对工商业的投资欲望最压抑和沉闷的10年。

盛宣怀一直在寻找自己羽翼丰满的那一刻，李鸿章去世后，清朝再没有可以倚重的权臣，盛宣怀的机会来了。当他具有话语权时，他也寻找到了新的倚仗目标——宁波商人。作为盛宣怀意图的最直接的执行人，严信厚脱颖而出，成为宁波商人的力量代表。

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负责筹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总经理。这家银行吸引了严信厚老家广东的近代侨商张弼士的资金，以体现其更强的代表性和兼备更广泛的号召力，但在入股这家银行的商人中，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人最多。

严信厚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在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就是由他创办，资本银100万两，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设立分号10余处，他还在上海、杭州、汉口、宁波等地投资有大量钱庄。

严信厚也是一位标准的绅商，只不过，他的官色和权势要比盛宣怀小很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其第一任会长就是严信厚。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严信厚率先遵办，以会议公所的名义筹款12000两白银作为经费，并修正章程，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而成为首任会长。之后，天津、京师商务总会先后成立，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一批商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严信厚被誉为宁波帮的开山鼻祖，似乎也实至名归。

辛亥革命后，因上海商务总会领袖由清政府商部委任，新政府决定解散上海商务总会，并于1912年6月11日将其改组为上海总商会。虽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更换了两次，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却变化不大，商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甬商手中。在1912～1929年，总商会进行了9次会董选举，除第五届和第九届外，其他各届会长都由甬商执掌。

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近乎开玩笑地说：“上海总商会似乎只能算是四明会所的一个分所。”至于在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内部，宁波商人也无不占有重要地位。

<h3>两位世界船王的宁波读本</h3>

董浩云和包玉刚是两位宁波籍的世界船王，他们虽然不是在上海发家，但在他们的成长背景里，都离不开宁波商人在近代航运业的独领风骚。

因看到新兴的轮船业有利可图，叶澄衷曾请求集资成立私人轮船公司以与外商竞争，但被李鸿章拒绝。1891年，镇海商人戴嗣源创办戴生昌轮船局，成为长三角地区开办最早的民族内河轮船企业。到1896年，该公司拥有轮船9艘，活跃于长江沿岸。

1906年，朱葆三与同乡陶祝华、杨晨、朱似兰、李秀松、俞梧生等合资创办了越东轮船公司。从1916年起的3年内，他又联合同乡蘅牕、盛省传、傅筱庵等，先后创办了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轮船公司，并组建了轮船集团。1922年，同样是通过同乡力量，他与许廷佐、丁梅生、陈箴堂、范锦章等人合作创建了舟山轮船公司。

1923年，朱志尧与苏北巨商杨在田合办了大通仁记航业公司，专驶沪杨线，他向中法求新造船厂定做千吨级隆大轮一艘，后抵押借款再造鸿大轮，一年之中成船两艘，价值40多万元。

在近代中国轮船业，处于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抗战前，虞洽卿投资近代轮船业的资本达450万元。1935年，我国轮船总吨位为67.5万吨，其中，虞洽卿一人拥有大小船只65艘，吨位9万吨，约占13%。

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曾考察了中国各地的航运业，1926年，他写道：“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

也是在这一年，重庆人卢作孚东拼西凑筹足了5万元创办了民生公司，在6月份开进川江——这家公司就是一艘船。而日后成为世界船王的宁波人董浩云和包玉刚，这时也分别才15岁和8岁。

董家的祖父以制衣为业，董浩云的父亲董瑞昌先开办印刷所，后在上海南市大东门开设源森玻璃五金号。父亲在生意受挫后回到老家，留下董浩云一人在上海。此时，董浩云对海洋的兴趣，达到了“以船为第二生命”的程度。1927年，他不顾家人反对，考入由江苏金融家周作民兴办的亚洲航运训练班，1931年被派往天津航业公司工作，这成为董浩云事业和爱情的转折点。

董浩云自学了英、法、日三国文字，并能运用自如。一天，一艘来自浙江宁波的货轮在天津港靠岸。董浩云带着自己的小提包奔向轮边，放出钢缆，系紧。轮靠岸，他不慎被绊倒，提包内的英文字典等被抛出。这一幕正好被该船船东看见，船东把董浩云叫住，问了他的姓名和籍贯。

董浩云离去时，这个船东指着他的背影对身边的人说：“此子年纪轻轻，如此好学，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这个船东就是当时的海运大亨顾宗瑞（1886～1976）。顾宗瑞同样是宁波人，13岁辍学到上海当学徒，后任海关报关员，直到1920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报关行。董浩云考入航运训练班的第二年，顾宗瑞才涉足航运业。

之后董浩云一路高升，并在1932年成为顾宗瑞的女婿。到1934年3月天津航业同业公会成立时，24岁的董浩云以天津航业公司董事会秘书长的身份入会，并被推为9名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之一。

1935年，他利用外交手段，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港务局周旋数月，将“九号码头”收归天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从此，天航有了自己的码头，结束了租借洋人码头、长期受外国人无端刁难的历史。

同年，卢作孚通过联合国轮、一致对外、小鱼吃大鱼的方式，先后将重庆到宜宾的所有华商轮船并入民生公司。1936年，董浩云以《整理全国航业方案》上书国民政府交通部代理部长俞飞鹏，主张以金融力量促成航业合作，以保息制度控制无序竞争，并建议成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切成为镜花水月。

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6艘，吨位1.87多万吨，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业务，并在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而在1933～1941年，董浩云先后三次创业，期间辗转上海、重庆、香港，皆因日本侵华等原因，公司要么破产，要么被接管。

1947～1948年，董浩云的万吨巨轮“天龙”号，试航大西洋，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轮船横渡大西洋。对于这次划时代的远航，多年后董浩云和友人回忆起来依然豪情满怀：

那时候的期待心情，并不亚于英国这次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皇加冕时，听到额士尔菲峰被人类征服兴高采烈而感慰得下泪。当时这种情况与感觉确是如此，至少，对我本人是终身不能或忘的一件大事。

与董浩云逆父之意考取轮船训练班不同，包玉刚在其13岁那年被父亲送到了中国最早的航海高等学校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是一位鞋业商人，常年在汉口经商，后到上海设立钱庄。

抗战爆发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成为一所流动学校，与家人辗转重庆的包玉刚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深造，而是自作主张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他的父亲也转身成为重庆工矿银行经理。抗战胜利后，包兆龙曾任上海银行的业务部经理，并与人合资开办造纸厂，包玉刚则凭借自己的努力也升任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

1948年后，大批宁波商人从上海等地迁移到香港。董浩云、包玉刚与厉树雄、宋汉章等一样，也是在这时离开了上海。与董浩云的创业史不同，香港承载了包玉刚从涉足轮船业到成为世界船王的整个历史。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众多宁波人开始在香港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例如厉树雄、陈廷骅、曹光彪等在纺织业，包玉刚、董浩云等在航运业，丘德根、邵逸夫、袁仰安等在影视业，李达三在酒店业等。

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香港特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前副主任王宽诚、前任香港特区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前委员邬维庸、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前委员马临、前港事顾问郑维健、李宗德、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处长林光宇，文艺界著名演员周星驰、洪金宝等都是宁波人。

<h3>中国电影产业的拓荒者</h3>

当甬商在上海滩金融业与苏商一同独步天下时，以张石川（1889～1953）和柳中浩（1910～1990）为代表的宁波影视人乘势而起，一骑绝尘，无人能及。前者被称做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后者则是中国电影事业的教父级人物。

最早涉足电影业的宁波人非张石川莫属。从1913年涉足电影业开始到1953年去世，他编导了156部影片，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张石川的父亲是一名经营蚕茧生意的小商人。张石川15岁时，父亲去世，张石川便辍学去上海投靠了舅舅经润三。经润三是一名洋行买办，张石川起初在洋行当类似文书类的小职员。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学英语，两年后便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

经润三对新鲜事物特别敏感。20世纪初，留日学生王钟声被日本话剧的舞台表达方式深深打动，回国后便在上海与马相伯、汪笑侬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社团——春阳社，随后在上海掀起了一股新剧社团成立的热潮，经润三也就是在这时成立了立鸣社。之后，已经小有历练的张石川出任立鸣社经理，组织管理当时如火如荼的新剧演出。

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上映于1905年，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中国电影之父是一位祖籍山东的照相馆商人任庆泰。1874年，他曾自费去日本学习照相业务，1892年回国在北京开设了首家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丰泰照相馆。他以拍合影和戏装照闻名京师，尤以摄制出售戏曲名伶照片为重头经营项目，颇受老北京人的欢迎，他曾数次应召为王公贵族拍照，被慈禧赏赐四品顶戴。

1905年，适逢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60寿辰，任庆泰忽然有了拍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的冲动，于是就有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与当时中国所有的影戏楼一样，他的大观楼放映的全是舶来品，任庆泰痛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便动了自己拍片的念头。之后，谭鑫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电影演员，任庆泰则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山鼻祖。

张石川在电影行业的第一步与一家叫亚细亚的影视公司有关。这是中国第一家影片公司，由美籍俄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创办于1909年。也是在这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失火。从此，中国电影的地域重心慢慢从天子威严的皇城根下转向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

1912年，布拉斯基因经营不善，将公司转让给了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美国人依什尔。布拉斯基是第一个被允许拍摄紫禁城的西方人，他在香港投资的短片《偷烧鸭》被视为香港电影的开山之作，在回国前，他带走了黎民伟拍摄的《庄子试妻》等片，无形中完成了中国电影的首次出口。

依什尔总结了布拉斯基失败的原因，决定聘请中国人来当顾问。他首先找到了在美国洋行做事的经营三，经营三是张石川的另一个舅舅，于是经营三便推介外甥去了亚细亚影视公司。就这样，23岁的张石川成了亚细亚影视公司的顾问，专事电影拍摄事务。张石川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差不多连电影都没看过几场，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只是为了一点兴趣和好奇。”

1913年，中国首部电影故事片《难夫难妻》问世。之后，张石川与他的团队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诸多第一：创办第一家国人自主投资的电影公司幻仙影片公司（1916年）；与郑正秋、周剑云等“五虎将”合作创办中国第一家真正的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明星公司（1922年）；创办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表演人才的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导演中国第一部商业艺术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导演中国第一部多集系列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18集）；导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开创了中国有声电影时代。

期间，张石川的电影梦想几经被打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进口电影胶片断档，亚细亚公司关门歇业。无奈之下，张石川加入了小舅父经营三掌管的民鸣社，做起文明戏来。在摄制中国首部喜剧片《掷果缘》和揭露鸦片毒害的《黑籍冤魂》的过程中，因资金不足，幻仙公司停业。当时上海电影市场外国滑稽片走俏，美国笑星卓别林、罗克（即罗德·劳埃德）风靡银幕，张石川决定将仿拍滑稽短片作为明星公司创业片样式，但当他的得意之作在影戏院上映时，观众寥寥，最后连成本都没赚回来。

之后，他接受郑正秋的建议，破釜沉舟，改拍正剧长片《孤儿救祖记》。结果，这部正剧不仅救活了明星公司，也确立了张石川在中国电影导演界的地位。沿着这条正剧长片的路子，张石川在3年时间内接连导演了、《空谷兰》、《最后之良心》等17部影片。

为增强明星公司的实力，1928年张石川向社会招股增资20万元。这次，投资者不请自来，一举就将资金招足，张石川就注册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他以总经理兼导演的身份，主持业务达17年之久。在此过程中，张石川推出的演员签约制、电影明星制、演员试镜、投资与制作分离等举措，都因开创历史先河而被载入中国商业电影的史册。

张石川广纳贤才，特别是千方百计地将一些有名望、有实力的导演和演员罗致进明星公司，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创作班子。他平生最得意的两大“杰作”是挖来了红极一时的大明星张织云和银幕美人胡蝶。这两位演员后来都被观众戴上了“电影皇后”的桂冠，为明星公司赚取了巨额财富。张织云主演的明星公司影片《姐妹花》，票房收入高达20万元，超过《空谷兰》，创下当时中国电影票房之最。

张织云原是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主演。在将手伸向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同时，明星公司还给同是宁波人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以致命打击，它一方面挖走名演员胡蝶，一方面联合大中华百合、神州等5家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与发行商签订排他性的合同，如与六合公司签约，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公司出品的影片。六合影业几乎占据中国电影市场60%的份额，财大气粗，无人敢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商战，最后以天一公司创办人被迫出走海外而结束。

被逼走的电影人就是邵氏兄弟。邵氏兄弟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当时，上海剧院“笑舞台”的老板因无力还债，只好把“笑舞台”折抵，邵玉轩就派当律师的长子邵仁杰接收该剧院。邵仁杰接手剧院后，走通俗路线，大演武侠戏，“笑舞台”一时颇受欢迎。

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公司成立前，邵家已经趋于败落，所有家业中只剩下一幢房子和“笑舞台”一家剧院。邵氏有兄妹八人，当时邵逸夫还在上学，邵家四兄弟仁杰、仁棣、仁枚、仁楞（即邵逸夫）都没有继承父业，而是毅然卖掉房子，举家搬进“笑舞台”，挺进影视业。老大是制片兼导演，曾有买卖电影片子、放电影的从业经历，其妻子陈玉梅是领衔主演，老二擅长编剧，老三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也来帮忙，在摄影上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于是有了兄弟们通力合作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以及《女侠李飞飞》、《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孟姜女》等黄梅调古装戏。

在张石川明星公司的挤兑下，邵氏兄弟的破釜沉舟之举，最终换来的是远离上海、前往新加坡开拓电影市场的结局。

1930年，邵氏兄弟公司挂牌成立，这是邵氏兄弟走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辛苦得来的回报。为专门放映天一公司的新影片，他们还出资收购了两家影院。此时恰值全球经济危机（1929～1933），为数不少的影院关门停业，这对邵氏兄弟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当时国内及南洋的电影还是无声电影，邵氏兄弟决定寻找突破口，引进有声电影设备。1931年，张石川旗下的明星公司率先推出中国首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由胡蝶领衔主演，引起了轰动。虽然邵氏兄弟拍摄的有声电影《白金龙》直到1933年才上市，但该影片在香港、广州、泰国等地巡演时，万人空巷，令邵氏兄弟大赚一笔。

到1937年，邵氏兄弟已经称雄东南亚电影市场，以110多家电影院和9家游乐场的拥有量，建立了覆盖东南亚的电影发行网络，但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邵氏兄弟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产业。

邵逸夫熟悉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从剧本创作、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从化妆、剪辑到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他样样在行。他工作勤勉，精力过人，年轻时曾创造了1天看9部片子、1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他说：“我晚上只睡1个小时，其余时间便是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决心重振邵氏家业。1957年，50岁的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香港，以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两年后，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直到1987年5月宣布停止电影生产，转向电视业。

期间，阮玲玉、李丽华、林黛、凌波、李翰祥、邹文怀、张彻……都是邵氏门下，而由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获得包括金马奖、金像奖等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纪录。其中，《江山美人》、《貂蝉》、《倾国倾城》、、《大醉侠》、等影片都曾享誉海外，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张石川并没有比邵氏兄弟走得更远。身处国内的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并没有比邵氏兄弟少受磨难，先是新建的枫林桥总厂被日寇占领，后又因拒绝出山为日寇掌管电影厂，在马路对面眼睁睁看着公司被日寇烧掉。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操纵汪伪政权，留在租界内的新华、国华等12家中国资本的电影公司被强行合并为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张石川被留用为分厂厂长、导演和制片部长，这为后来他与柳中浩、李丽花等一批留沪影人被指控汉奸罪埋下了伏笔。

张石川听闻自己被指控汉奸罪这一消息时，心脏病和糖尿病发作。这时张石川的幼女张敏玉正和吴绍澎（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谈恋爱，经吴绍澎一番疏通，张石川汉奸的帽子才被摘掉。尽管如此，他的健康状况还是每况愈下。从1946年起，张石川便经常卧病在床。1953年，在辗转病榻3年后，张石川病逝于上海，终年64岁。

在上海沦陷前，张石川从总厂抢运出来了一批电影器材和底片，并以此作为资本，以制片和编导之身，加入了设在租界内的国华影业公司，而这家影业公司的执掌人同样是宁波人——柳中浩、柳中亮兄弟。

柳氏兄弟最早起家于南京，他们一开始并非电影界专业人士。面对上海影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选择在南京试水影业也有降低风险的意味。与邵逸夫一样，柳中浩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曾是轮船招商局一名高级职员，可惜英年早逝，好在留给了3个儿子一笔遗产。

南京新街口世界大戏院的开创是柳氏兄弟介入电影业的开始，这是1929年的秋天，柳中浩刚刚19岁。当时最时髦的文艺消遣就是看电影，柳中浩的妻子是一位电影迷，这对柳中浩选择电影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4年2月后，柳氏兄弟登陆上海，先后创办金城、金都等大戏院。与世界大戏院主要放映外国电影不同，金城、金都大戏院以播放国产影片为主。1938年，电影《渔光曲》在柳氏兄弟的戏院首映，连映84天，创下了当时国产片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同年，柳氏兄弟成立国华影片公司，不到4年便拍摄了《风流冤魂》等40多部影片。

抗战期间，柳氏兄弟与日寇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兄弟俩又办起了国泰影业公司，11年间拍摄了《无名氏》、《忆江南》等近40部影片。1948年，柳氏兄弟分家，柳中亮与儿子成立大同影片公司。1952年2月，在公私合营声中，国泰影业公司加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另一位宁波籍的影视大家袁仰安，于1947年旅居香港，接办了濒于倒闭的长城电影制片厂，从此介入电影产业。他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获选参加英国爱丁堡电影节，其后他又导演了《阿Q正传》、《迷人的假期》、《渔光恋》等多部电影，其中《阿Q正传》荣获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帆奖。1960年年初，袁仰安退出电影界，改营玩具工业。

如果说宁波商人在近代轮船业的投资与后来出现包玉刚、董浩云两位宁波籍世界船王具有一脉相承性的话，我们很难说张石川当年在上海滩电影业方面独树一帜的盛况，没有对宁波籍影视巨人丘德根、邵氏兄弟、柳氏兄弟、袁仰安产生过影响。

<h3>家族转型：钱商集团九居其五</h3>

从晚清到民国，在上海滩九大钱庄家族集团中，甬商占据五家。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掌握上海乃至中国钱业、银行业者，不是江苏人就是浙江人。那个时代产生了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譬如宋汉章（宁波人）、张公权（上海人）、陈光甫（镇江人）、李铭（绍兴人）、钱新之（湖州人）、周作民（淮安人）。但从介入的钱业及银行业数量、资本、经理人数乃至行业公会的领袖人物籍贯来说，宁波帮力压绍兴帮和江苏帮，傲视群雄。

在中国人的创富史上，山西外贸商人群体从单纯的外贸到外贸与票号并举的经营策略，是一种应时而变；唐廷枢等买办投身近代洋务工业，也是一种应时而变。晚清时期，宁波商人从沙船商到钱商、从丝布商到纱厂投资人、从钱商到银行家的转变，也是一种应时而变。

转型，是这一时期宁波商人不变的节奏，也是解读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的关键词。

广东买办的中外贸易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起家于上海的宁波人则多数从事着与沙船有关的生意或工作。当近代航运业被洋务运动中的官商专利之时，从事沙船业等于步入了死胡同，毕竟漕运已经不足以支撑沙船业的未来。于是，近代宁波商人便进入五金、钱业、颜料等流通行业，进而成为近代工商业的翘楚和上海工商业的最主要的生力军。

早在乾隆（1736～1795）年间，上海钱业就已出资购置内园，辟做钱业总公所。就宁波人来说，镇海方氏家族在向钱业转型方面是捷足先登。方氏源出河南，自“方叔以后，以字为氏，望出河南”。在本书中，“望出河南”的客家人不在少数，将中国海商势力推到最顶峰的郑芝龙、十三行历史上的灵魂人物潘启、广东买办徐润，以及下面要提到的郑氏家族等，都是源出河南。

镇海方家的方健康，原是一介沙船商，在清朝嘉庆（1996～1820）年间开始涉足商业经营，譬如在镇海憇桥开设粮食、杂货之类的店铺，经过六七年时间，积累数百金，辗转到上海经营食糖买卖，这原来是福建商人比较强势的一个行当。他去世后，弟弟方介堂在上海开设了方义和糖行，并把侄子方润斋、方性斋也招来帮忙。除经营糖业外，方润斋开始扩大钱庄、生丝、土布、杂货等业务。

1830年，方润斋在南市开设履和钱庄，这是方家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钱庄，也是上海最早的较有规模的钱庄。鸦片战争后，方润斋看准形势，在上海开设方振记字号，专营生丝、茶叶和洋布生意。之后，以方性斋为代表的方氏家族在上海开了17家钱庄，在汉口、杭州、宁波开了7家钱庄。方建康的儿子方仰乔在上海开了8家钱庄，在杭州、宁波开了10家钱庄。其中，承裕钱庄信誉极好，存放款在100万两白银以上，在当时的各大钱庄中居于首位。1855年，四明公所被吴健彰一把火烧了之后，就是由方氏家族捐资发起重修，历时两年乃成。

1844年，镇海郑家村的郑氏家族后裔郑熙也来到上海开设钱庄，并在嘉兴、绍兴、湖州、汉口、广州等广设分号。郑氏家族是名门望族，这个家族数代所建的宅居，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郑氏家族在南宋时从河南荥阳迁居于此，六世之后，世代业儒，代代封禄，并逐渐产生了一批商人。

郑氏家族商人形成于清初，郑世昌之父在康熙初年（1662年）经商，比同是宁波慈溪的中医乐显扬在北京开设同仁堂药室早6年。后来，郑世昌子承父命，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了四恒银号。四恒银号是我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钱铺。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当年京都钱庄，首推四恒。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当时也有说法说四恒银号是慈溪董家所设，或者是多家合资。无论如何，都是宁波人所设。

作为旧上海著名家族商业集团“小港李家”的创始人，李也亭的后代也先后开设了近十家钱庄。叶澄衷也一样，在上海、镇海、杭州、芜湖、湖州等地开办大庆元票号与升大、衍庆、大庆等钱庄，又与许春荣合股开办余大、瑞大、承大、志大等钱庄。这些票号、钱庄的资本至多不过白银5万两，少则2万两，但放账却多至百万两，数十倍于其资本。叶澄衷家族经营的钱庄，在鼎盛时期多达100余家，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鄞县秦君安在19世纪70年代才起家于恒丰昌颜料号，后与贝润生等合伙开设瑞康颜料号，成为上海经销进口颜料的巨商。恒兴钱庄成立于1905年，为秦家所设的第一家钱庄，之后，秦君安先后与严康懋、柳笙源、徐庆云合资，在上海共办有8家钱庄，在宁波开设了晋恒、鼎恒、复恒、泰源等5家钱庄，盛时拥资1000万元。

镇海方家、李家、叶家以及慈溪的董家（董棣林）、鄞县秦家，都跻身进入了上海九大钱业资本家族。其他4家分别是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万家和苏州程家。

上海早期的钱庄均开办在南市，开埠后，钱庄重心逐步北移至租界区内，这里聚集着外资所办的最早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在国内尚无银行之时，资金的融通全赖钱庄支撑及与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

<h3>上海金融业的重塑者</h3>

1918年，应浙江省长吕公望、宁波省立四中校长励建侯的邀请，孙中山前去浙江考察。在省立四中，宁波各界举办了对孙中山的欢迎会。孙中山对宁波商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也就是几年时间，财富的排序随着荏苒光阴而发生着残酷的变化。1918年，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7家银行发起组建了上海银行公会，这时人们已经见不到晋商的影子了。同年10月19日，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首批会员银行还包括聚兴诚银行、四明银行、中华银行、金城银行等5家，占上海国内银行的半数以上，宋汉章当选为第一任会长。

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盐业银行是官办银行外，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孚银行、四明银行、新华储蓄银行等，都与宁波帮息息相关。

其实，上海滩最早的私营银行是成立于1906年的信成银行，它由两位无锡人周舜卿、沈缦云倡议开办。1909年，信成银行倡导筹办银行公会，但没有得到同行的响应。

辛亥革命前后，信成银行以商业银行为掩护，筹措大量经费支持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站和于右任主编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经费均由沈缦云资助。上海光复后，比朱葆三更早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的便是沈缦云。由于沈缦云的革命财政输纳较多，造成银根紧缺，加上所发钞票上印有清政府官员头像而信用骤减，信成银行于1913年停业。

此时能在国内银行业、钱庄呼风唤雨的，不是浙江人就是江苏人。上海银行公会第一任副会长是江苏镇江人陈光甫，第四届会长是镇江人倪远甫，第二、三、五届会长是宁波镇海人盛竹书，第二任副会长为湖州人钱新之。1931年10月，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第二、三任主席为陈光甫。1943年6月，日伪期间改组的上海特别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第一、二任理事长则是苏州人叶扶霄。

上海钱业也向来有帮派之分，从股东来说有九大家族资本集团；从经理来说，有宁帮、绍帮、洞庭山帮、苏（州）帮、镇江帮等；在地域上，又有南市和北市之分。地缘、乡缘、业缘和友情等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得钱业股东之间、经理之间以及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微妙。

在1910年的上海金融风暴中，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席锡蕃（席嘏卿儿子）、茂和洋行买办陈逸清等持有大量股票，使洞庭山派钱业大受打击，一致倒闭，但苏帮程家在上海滩的地位仍很牢固。

1917年，上海南北两市钱行组成上海钱业公会，拟订章程及业规，朱五楼（湖州人）被选为会长，秦润卿（慈溪人）、魏福昌（余姚人）当选为副会长，一同主持工作。尽管都是浙江人，但从股东派别看，前三任会长朱五楼和秦润卿二人皆执业于苏州程家钱庄。朱五楼在第二任会长期间常因病出缺，提议委托秦润卿代理会长职务，朱五楼的嘱托得到上海钱业界的一致赞同，后来秦润卿的表现也充分证明了朱五楼的慧眼，同时也保证了苏州程家钱庄在上海钱业公会领导层中的稳固地位。

尽管当时的绍兴帮魏福昌、王鞠如先后担任过第一、二届副会长，但他们代表的是宁波镇海方家。镇海方家安裕庄，长期由绍兴王尧臣、王鞠如父子及徐长椿经营。

从经理的派别看，初期公会领导人主要是宁波帮和绍兴帮。其中，宁波帮占主导地位。尽管绍兴帮钱庄势力后来居上，但一直没有改变宁波帮长期掌握公会会长之职的状况。《上海钱庄史料》记载说：“1921年上海有钱庄69家，其中绍兴帮占38家，绍兴帮田祈原在第三、四届均当选为唯一的副会长，并于1924年当选为会长。”

1921年，田祈原卷入“信交风潮”，让绍兴帮声誉受到了一定影响。因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稳健的作风，秦润卿再次在钱业公会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24～1935年的4届会长，均由秦润卿担任。期间，1929年，秦润卿与王伯元、李馥荪等接办天津中国垦业银行，将该行迁至上海，秦润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1年，钱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15人，秦润卿、胡熙生（余姚人）、俞佐庭（宁波镇海人）、裴云卿（上虞人）、严均安5人被选为常务委员。1933年任期届满进行改选，秦润卿虽辞去福源钱庄经理之职，但仍任公会主席。

1933年上海有钱庄72家，其中绍兴帮占37家。在1936年上海55家钱庄的经理中，来自绍兴帮的最多达27人，宁波帮16人，苏州洞庭帮7人，上海本地帮3人，镇江帮2人。之前一年的选举中，何衷筱（绍兴上虞人）任第十届主席，第十一届主席为邵燕山（绍兴诸暨人）。1946年2月，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此后两届的会长都由宁波镇海人沈日新担任。

1935年，上海再次发生银钱业风波。这次风波表明，钱庄不再拥有在上海开埠初期的优势，而处理善后事宜的“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的成立，更表明钱庄已不得不接受官僚资本的控制与监督。钱庄不再是商业贸易赖以进行资金划拨清算的所在。也就是在这时，绍兴帮取代宁波帮占据了钱业的头把交椅。

宁波人在钱业中的优势也在此前后逐渐转移至银行业中，而钱庄处于银行的从属地位。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的调查报告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上海的银行资本为2.421亿元，与宁波人有关的银行资本为1.968亿元，占上海的银行总资本的80%以上。同年，上海共有丝厂97家。在已知经营者籍贯的90家中，浙江人经营的达58家，占64.4%。

至1935年，中国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的有47家。在剩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11家由宁波人独资经营，13家为宁波人主经营，28家为参与经营，占据半壁江山。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副会长，也长期由宋汉章和另一位宁波人盛竹书担任。1949年12月28日，上海市银行、钱庄、信托三业合并成立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各种钱业及银行公会随之结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宁波帮在经营形态和商帮性质上，已不同于以往的山西商帮或者徽州商帮，而转变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并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资本家的核心及中国第一大商人群体。

宁波帮称雄上海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他们掌握着上海总商会的实权，并通过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控制着上海工商界的各业公会。在上海总商会内部，尽管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的代表只占到商会会员总数的1/10，但他们居于关键性的地位，控制了作为上海金融和贸易基础的货币、信用及汇兑。

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对当时的上海工商界名人作过一番统计，在所涉及的1836人中，宁波籍人士就多达453人，占据1/4，宁波人在上海已经树立了“王者地位”。

资料来源：吴景平、张徐乐，《上海解放初期的钱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h3>宋汉章对北洋政府说不</h3>

宋汉章（1872～1968）是第一代银行从业者，也是宁波商人群体力量的延续。当他还是孩子时，上海南北市钱业公所就基本为宁波人所把控。1883年，钱业总公所董事、宁波慈溪人冯莲汀等，购置上海大东门外的土地，建立了南市钱业公所。1889年，北市钱庄业者陈笙郊（浙江绍兴人）、洪念祖（江苏江阴人）等，在上海北市筹设钱业会馆。到1903年，上海南北市钱庄共82家，其中宁波人开设的22家，占26.8%。

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跻身外滩。这一年，25岁的宋汉章成为中国通商银行的跑楼。宋汉章原名宋鲁，出生于福建建宁，老家却是浙江余姚。早年余姚归属绍兴府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划归宁波。宋汉章曾就读于上海正中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电报局工作，曾参与通电拥护康梁维新，为清政府所通缉，因逃亡而离开上海，后改名汉章才得以返沪。

1906年，宋汉章出任大清银行附设之储蓄银行经理，次年出任上海大清银行经理，这时宋汉章才27岁，是那个时代风华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之一。

1907年11月，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清末最后几年里起着中央银行的作用。辛亥革命后，在广东南海人、海归派陈锦涛的操刀下，大清银行改称为中国银行。1912年2月，宋汉章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当时金融界出现一批名角：张公权、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周作民。这5人都是留学生，除陈光甫在美国留学外，其他4人都在日本留学。25岁时，张公权和李铭分别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和浙江银行总协理。29岁时，张公权升任中国银行副总裁，32岁时钱新之升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周作民则成为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年方34岁。1917年5月，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时，才33岁。

当时，中国民间商业银行也悄然兴起。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四明银行（1908年）和浙江实业银行（1910年）等，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天津盐业银行（1915年）等，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主力，而多家银行都与宁波资本密不可分。其中，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称为“南三行”，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江浙金融财团的初步形成及金融实力的日渐壮大。

1912～1914年，全国新设工厂11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40家，占35%，洋货路阻，民族资本抬头，仅在1912年一年，就有14家私营银行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华外资银行在资金周转方面出现一些困难，甚至连一度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以实力雄厚著称的汇丰银行，此时也向中国同行求援通融。在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德华银行在中国的营业被迫停止。华俄道胜银行在“十月革命”后，更是如丧家之犬，成为“流亡银行”。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提到，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初级产品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这进一步刺激了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银矿后就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3倍。

在1914～1919年，有两个行业的利润增加非常明显，一个是纺纱业，每支纱利润增加了70%；一个是钱庄，利润高达74%。上海金融风暴后，钱庄业迅速复生，一些灰色资本也纷纷进入这一行业。吴景平、邹晓昇在《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中写道：民国初年，政府发起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运动，造成许多烟馆关门，一些人弃邪归正，将资金转投钱庄。1912年，具有鸦片土行股东资本的鸿胜钱庄开设，同年开设的还有由阜成、信和、源大、聚成4家土行开设的信成钱庄。1912～1916年，鸦片商投资设立的钱庄有15家，资本总额达白银45万两。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地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中央纳税，北洋政府财政因此极为匮乏。作为官控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成为政府的提款机，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在1913年只有502万元，到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也一样，仅隔一年，就由1914年的893万元增加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交通银行总办、广东人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谋划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政府所用。那时，北方人心浮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出现市民到中、交两行挤兑。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为稳住局势，于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两行“停兑禁提”，一切存款止付。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上海人张公权公开抵制这一指令。中国银行库存200多万两现银，恐难以应付危情，于是就与汇丰、德华等10家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宋汉章还专程拜访南通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出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务全归商股股东联合会主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钞票可以随时兑现。

张公权在日记中说，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人数仍未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第十九天，再无挤兑者。

袁世凯试图集权中央，尚可让人理解，但复辟帝制使其大失人心，威信扫地。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兑现钞票，造成老百姓怨声一片，而中国银行宋汉章和张公权经此一役，名声大振，引得中外报纸纷纷报道，并把两人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是两个“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刨除复辟帝制的因素，人们似乎并不愿意看到外界对羸弱的北洋政府的挑战，但就挑战这一事实本身所形成的平息挤兑的结果，却让各方皆大欢喜。1916年5月30日，44岁的宋汉章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宋汉章后以公务繁忙为由未就，68岁的朱葆三被第二次选举为会长。7天后，袁世凯在郁愤中病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但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又不能向外国贷款，这使得中国银行家们处于优势地位。《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机会获利……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力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这些新式的银行家与历届政府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愿与历届政府走得太近，也不愿弃业做官。1927年，南京政府曾邀陈光甫出任财政部次长，以作为其积极合作的回报，但被陈光甫拒绝，张公权、徐新云等人也多次婉拒到政府中任职。他们社交广泛，注重扩展社会联系网络，包括结交达官显贵，但着眼点不在做官当政客，而是为发展金融业、经营银行业务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不仅如此，这些银行家还相互渗透，以保持他们在时政中的力量。到1931年，有6位上海银行家每人参加了5家以上的上海各银行的董事会，有15位银行家每人同时在3家以上的银行中兼任重要职务。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其他商人家族的光环慢慢消退，中国经济逐步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组成的新的垄断集团所控制。

这四大家族横跨三个区域商帮，蒋介石是宁波人，父亲继承祖业经营盐铺。陈氏兄弟出身于湖州丝商家庭，他们的叔叔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陈其美。陈其美与蒋介石是拜把兄弟，都是广东人孙中山的追随者，蒋介石就是由陈其美介绍给孙中山的。孔祥熙曾是壳牌火油的山西总经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把阳泉所产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并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逐渐成为山西首富。之前，孔祥熙曾任由美国人拨款而在太谷建立的欧柏林大学分校（即铭贤学校）校长。

宋子文，广东文昌（今海南）人，他的父亲宋嘉树小时候投靠过一位在美国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远房舅舅，这一经历让这个家族之后与美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宋子文曾在盛宣怀手下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后应孙中山之邀出任广州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中央银行总裁。

在四大家族中，除陈果夫没有留洋经历外，其他人都曾留学海外。宋子文留学美国，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孔祥熙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先研习矿物学，后获理化硕士。这两人都当过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孔祥熙曾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此间结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子文的妹妹宋霭龄，并与之在日本横滨结婚。

与宋霭龄一样，她的妹妹宋庆龄、宋美龄都曾就教于美国教会办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宋霭龄之后介绍宋庆龄继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孔祥熙与宋霭龄结合一年后（1915年）在日本东京结婚。1927年，宋美龄在孔祥熙和宋霭龄的撮合下，嫁给了蒋介石（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则迎娶了盛宣怀的亲戚胡筠庄的女儿）。蒋介石曾留学日本，而陈立夫则取得了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

<h3>回到传统中的政商选择</h3>

2010年9月，冯仑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总结了民营企业家的四大关键修炼：一是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而不是追求金钱，顺便理想；二是要处理好政商关系；三是民营企业在坚持理想的同时如何处理和社会的关系；四是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

在他的演讲中，政商关系赫然在列。在中国民族资本家中，冯仑对虞洽卿比较感兴趣。早在1994年，在无望地游荡海南时，冯仑曾经集中阅读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传记。“我发现了虞洽卿。”后来冯仑在接受《外滩画报》时说。

“这个人很有意思，出身贫苦，做过学徒、买办，后来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他还做过政府官员，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密切和复杂。我很想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处理政商关系的。”“如果可以穿越时空对话，我选择虞洽卿。”冯仑说。

冯仑在2007年出版的一书中，就提及虞洽卿。他认为虞洽卿是100年来政商关系做得最成功的几个人之一。1949年以前，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里面，在政治家跟“企业家”关系上最顺风顺水的应该说就是虞洽卿。一则他在荷兰银行做过，跟洋人关系不错；二则他跟蒋介石有层关系。

冯仑从虞洽卿的身上看出，当时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最佳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辛亥革命时，上海革命党人原定于11月5日起义，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从宁绍公司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中获知，清军已派了5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

宁绍公司是由虞洽卿等宁波商人合资创办的轮船公司，虞洽卿就在第一时间将这一重大情报告知了陈其美，当时兼任上海道署总账房的宁波商人朱葆三也提供了两江总督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革命党人的起义就在11月3日提前爆发了。无论从物资还是情报方面，虞洽卿都是孙中山的支持者。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虞洽卿走的道路都是寻求最高处的庇护。1927年3月26日，北伐军挺进上海，当天，蒋介石同外资势力、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他向外国资本家保证“解决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在上海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向资产阶级保证“劳资问题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他向租界当局和商人们保证要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这是给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的一服镇静剂。

自从北伐军占领湖北后，已有2000万到3000万银元流入上海，上海的银元储备高达1.3亿银元到1.4亿银元，上海的经济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重要。1927年3月27日，由商界联合会派出吴蕴斋、穆藕初等9名代表前往会见蒋介石，众商人承诺向蒋介石认捐500万银元，蒋介石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

同日，宋子文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以财政部长之身到达上海，以控制上海与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阻止蒋介石的分裂、叛变行为。当时上海金融界信不过蒋介石，要求得到宋子文亲笔签名的偿还“贷款”保证，才肯放款，但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这种要求，蒋介石气急之下，查封了宋子文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宋子文性格软弱，彷徨中就想偷回武汉，并在一个美国记者的帮助下化名买好了回武汉的船票，但当他得知武汉的革命形势高涨之时，又打消了这一念头。张福兴在《中国1927：解密80年前中国政局的历史谜团》中提到宋子文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我想，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的商人和工厂老板都吓得不敢生产和营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和使货币正常流通呢？而且，我怎么知道回到武汉后不会被革命的劳工拖出财政部，然后被他们打死呢？没有他（蒋介石）的军队保护，我用什么方法制止货币贬值，怎么平息劳工闹起的风波呢？所以，我不能与他翻脸，更不要去武汉。

1927年3月，在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郭沫若发表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认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1927年3月31日，虞洽卿向上海各报投递了一份公然反共的公告，内称：“名曰共产，实则破产，甚至假借名义，隐图侵占……所举我蒋名司令烛照阴谋，立施乾断，妖雾既消，澄清可待。”4月9日，蒋介石成立戒严司令部，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上海总工会委员会书记汪寿华被青帮杜月笙等诱至杜宅，并被活埋。

蒋介石是在上海总工会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后进入上海的，但此时的工商关系已经发生了不同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微妙变化。根据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资料显示，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江浙财阀给予蒋介石一笔又一笔的巨额财政资助，仅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用，外国资本势力连同本国企业家、银行家、大商人等共出资1500万元。其中1200万归蒋介石，150万归白崇禧，100万归周凤歧，其余50万则用于雇用青红帮流氓。

驻上海的澳大利亚观察家温·李普曼在1828年出版的《中国的革命：1926～1927》一书中说，蒋介石凭借恐怖手段搜刮的钱财，估计达到5000万美元，“现代以前的政权从未在上海有过如此恐怖的统治”。

冯仑认为，商人与政治家的关系，要与基本的道义、制度方向相一致，这样才能赢得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支持，但这一尺度并不好把握。

因为虞洽卿跟蒋介石走的路一致，所以他不会像荣宗敬那样因不愿认摊税库券而遭侦缉，并被查封了无锡家产；他也不会像商人郭辅庭那样因拒绝认购公债，而以反革命罪被捕，直到交出一笔巨款才保住性命。其他如《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席正甫的孙子席鹿笙等人的下场则是被暗杀。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南浔“四象”家族之一的张石铭、荣宗敬等都被黄金荣、杜月笙等绑架过。在荣氏家族及其企业经理中，多人被绑架过，甚至连先施百货的经理欧炳光3岁的儿子也曾遭此毒手。

在虞洽卿得势的背后，还有一个站错队的人，那就是同是宁波人的傅筱庵。1926年7月8日，在孙传芳的干预下，傅筱庵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第二天，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他们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孙传芳。

作为投桃报李，傅筱庵征调船只为孙传芳运送军火和军队，阻挠北伐军的东进。一年中，招商局共有9艘轮船被征用，以致在1926～1927年亏损高达440万两白银。

吴佩孚败北后，孙传芳也在与北伐军的战斗中惨遭失败。为挽回败局，筹集军费，孙传芳发行了以关税作抵的1000万元库券，傅筱庵对此全力支持。傅筱庵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召集上海银钱业摊认，但各业代表无人响应。无奈之下，他又利用职权，从中国通商银行的准备金中拨款200万元作为捐赠。

在蒋介石进入上海时，傅筱庵一方面遣人表示欢迎，一方面又在孙传芳逃离时亲往送别。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傅筱庵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通电“竭诚拥护”。是年，他以支持孙传芳罪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后逃至大连寻求日本人的庇护。

傅筱庵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从人性上说，他是一个让人面目可憎的人物。既想做同伴的朋友，又想做敌人的朋友，这种通吃策略，看起来实用，却往往并不现实。在动荡年代，做商人最忌讳像傅筱庵这样，把立场摆得太明，做事不顾及尺度，谁上台就千方百计地想用金钱为己铺路。其商人的投机性，一览无遗。

傅筱庵有两个酒肉朋友，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张啸林。虽然傅筱庵与虞洽卿有矛盾，但经杜月笙和张啸林拉拢，虞洽卿也就顺水推舟，改变了态度，再加之傅筱庵在各方的疏通，国民政府在1931年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同年，傅筱庵从大连回到上海后，董事会改组，选出傅筱庵、厉树雄、徐圣禅、朱耐寒、张啸林、杜月笙等成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

此时的中国通商银行已经被呆账掏空。该行放款总额为2228万元，其中26个大户的呆滞放款就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其中，北洋军阀政府拖欠230多万元，长兴煤矿、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拖欠500多万元，黄楚九的九移公司、上海日夜银行宣告破产，又吃进了一笔倒账。此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向该行借用资金金额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为装潢门面，傅筱庵不顾实际情况，在1934年自建中国通商银行大厦。1935年春，大厦竣工。为吸揽存款，这年上半年的存款利息在7%～9%之间，个别甚至高达11%，最终因为银行亏空越来越大，经杜月笙牵线，大厦以150万元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

然后，傅筱庵另起炉灶，凭借他在上海的关系，先后担任了美商永安人寿保险公司买办、美商耶松船厂董事、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董事长、汉冶萍煤铁矿公司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监察人等职，重新成为上海工商界的显赫人物，直到他在1940年10月10日被暗杀，时年69岁。

与傅筱庵一样在国民党军统锄奸行动中被暗杀的还有顾馨一等汉奸。宁波人袁履登，也因成为汉奸，在抗战胜利后，被判处7年徒刑。他曾担任上海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兼任上海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恒安轮船公司和上海远东体育场的董事，并于1925年当选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尔后的中国历史成为很多近代名人名声的分水岭。朱葆三的例子则说明，离政治太近也并非好事。作为总商，他遇上了一个浮躁时代。

作为《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

梁漱溟则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与此同时，平常只有下午才来授课的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力子，意外出现在学校，告诉学生们两天前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并呼吁学生们支持北京同学。江苏省教育会也聚集了一群大学和中学的校长，在副会长黄炎培的支持下开会，决议呼吁上海各社会团体参加次日的国民大会，上海的“五四运动”正式揭幕。

1919年5月8日，学生代表拜访了唐绍仪。此时唐绍仪正以南方政府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参加南北会谈，他向学生们说：“假如你们想成为全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团体扩大，全国之人除了学生之外，尚有工人和商人甚多。”

唐绍仪透露说，前一天的国民代表大会只有少数的商业团体参加，而且没有一个代表来自上海商会。要想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联合社会各个阶层，同时要有明确的计划和组织，有秩序地进行。

在唐绍仪说这番话的前一天，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已率先向北洋政府发去电报，要求严惩“二十一条”的当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被捕学生。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由十几家各业同业公会和各地旅沪同乡会于1919年3月组成，其中有虞洽卿的身影，首任会长是宁波方氏家族的后代方椒伯。

但它终究只是一个新兴的商人团体，影响力不足以取代上海总商会的地位。上海总商会迟迟没有表态，直到1919年5月9日（佳日），才给北洋政府致电，要求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佳电”风波。

“佳电”发出后，上海总商会成为靶子，朱葆三被指责为“奸人逆贼”。在国人看来，收回青岛是我们自己的事，日本无资格与我协商。与日协商，等于承认日本对青岛拥有权利。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总务科主任陈公哲甚至将总商会的朱葆三、沈联芳两位会长看做继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后的“第四、第五卖国贼”。

1919年6月4日当天，北京政府“大捕学生”的消息传至上海。第二天，上海罢市，从南市到法租界，从公共租界到南京路的店家，都加入了罢市。上海南北市钱业也决定，停止汇兑。“三罢”之初，上海总商会、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团体，分别在报纸上呼吁“一切举动，务求文明”。罢市第三天，虞洽卿就担忧地说：“罢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滞，人心为之恐慌，危险已甚。若再相持，谁能保地方不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罢市乃表示商人爱国之心，既罢市三日，亦自应宣布开市，以谋社会之安宁并各个人之生活，此理至明。”

到1919年6月11日，《时报》公开发表时评，呼吁商界从速开市，希望商民将开市与政府准许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分开处理，认为延长罢市并非抗议政府的唯一良法，开市与“爱国”亦不发生矛盾。《新闻报》亦有署名评论认为，罢市已使各地牺牲匪细，“苟因罢市而使工厂辍业交通断绝，则于公安秩序大受影响，一致爱国之结果适等于一致自杀”。

之后，上海总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据称，在1919年6月初上海为期7天的罢市中，商界损失高达2000万银元。6月12日清晨，虞洽卿、傅筱庵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应者寥寥。同样的一幕曾在1905年时出现过一次，在这年的“大闹公堂案”中，朱葆三、虞洽卿和傅筱庵，与上海道台袁海观，就曾挨户劝告租界的中国商人开市。这时，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内部，因为开市和罢市问题而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在余下的岁月里，朱葆三再没有介入政治，也极少在商界露面。晚年，他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等25个慈善公益事业。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也是由他创办的。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落魄商人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1000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模范区。

朱葆三心中的块垒难消，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业已失落的东西以及尊严。或者，他在用一吨重的真诚来换取他丢失了的一两重的声誉。

古人王通曾说：“其名弥消，其德弥长；其身弥退，其道弥进。”这句话用在朱葆三身上，或许是恰当的。1926年9月2日朱葆三病故于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命名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的马路为“朱葆三路”（现名溪口路）。

如果说在政治间摇摆的过程中，傅筱庵试图达到通吃的境界，荣宗敬则是硬朗的态度。

当孙传芳统治中国南方5省时，荣宗敬曾请孙传芳吃饭。当以虞洽卿、张公权、周光甫等为代表的江浙财团正在为推翻军阀混战统治而与国民党紧密接触时，作为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的荣宗敬，却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整个上海华商纱厂认购50万元库券的要求，以“各厂营业不振，经济困难，实无力担负”为由予以拒绝。

荣德生劝说哥哥：权当火灾，烧了一家工厂，50万元相比之下不算多。但荣宗敬并不为所动，以致蒋介石心怀芥蒂，将荣家无锡工厂查封，直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说话，方才了结。

不仅如此，抗战爆发后，为求自保，荣宗敬加入了带有伪政府性质的“上海市民协会”。这个协会的组织成员受到了设置炸弹的警示威胁，让荣宗敬承受了极大压力。1938年1月，荣宗敬在万分忧虑之下从上海前往香港，2月10日因脑出血症复发，病逝于香港，享年65岁。

同样是摇摆，张謇则显得更为灵活。同样是首鼠两端，傅筱庵所要达到的景况，在张謇身上出现了。张謇的灵活让其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生存智慧的体现，也闪现着远见的光芒。

在晚清江南立宪派中，张謇是负举国重望的领袖人物。他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创设的维新派组织强学会的成员。1906年12月，200多名江浙闽商绅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张謇由维新而立宪，并被推为副会长。之后，张謇受沪、汉、粤、津四地商会公推，由汉口取道京汉铁路北上进京推进立宪，与袁世凯形成了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呼吁立宪的局面，但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远超过张謇的预料。

1911年10月，张謇旗下的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开业，10月10日晚，张謇参加完庆典准备返沪。在汉口登船时，他发现长江对岸火光冲天，两天后到达安庆时，才知发生了武昌起义。他旋即从安庆赶往江宁，要求驻防将军铁良派兵增援湖北，挽救清朝之危，被拒。

之后，张謇的两位立宪派友人——江苏巡抚程德全和浙江巡抚汤寿潜，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当时南方14个省和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均宣布独立。于是，张謇剪掉辫子，转向了共和。1911年12月，17省的代表齐聚上海，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组织内阁，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张謇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实业部总长，汤寿潜成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交通总长，程德全成为第一任江苏都督和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内务部总长，但都未到任。

然而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并不高，用他日记里的话说就是，“不知崖畔”，这是张謇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会面之后所作的评价，这种倾向也成为张謇日后选择袁世凯的一大注脚。张謇主张实业救国，尽管孙中山非常重视振兴实业，但强调革命是“改造中国之第一步”。两个人都主张利用外资，且前提是不丧失主权，但孙中山主张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发展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而张謇主张将外债、外资重点用于发展棉、铁业。

两人的分歧最鲜明地表现在汉冶萍事件上，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两个人决裂。临时政府成立，军政开支巨大，迫于无奈，孙中山、黄兴通过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合3000万元，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其50%的股权，与其合办，再由公司转借500万元给政府以应付财政急需。

张謇在上海得知消息后，立即致函孙中山加以劝阻，强调铁厂不可与他国更不可与日本合资，他认为日本别有用心，抵押借款或出让股权均有严重后果。孙中山命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向张謇作说明，但张謇不能曲谅此事，于1912年2月12日正式辞去临时政府实业部长的职务。

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立宪派的梁启超、张謇等也摇身而变成拥袁派，张謇不仅替袁世凯写了清帝退位诏书，并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上海总商会也见机站在了袁世凯的一边，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领袖刘福标在公共租界被捕，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

张謇在这段历史中改弦更张的心路历程，相信是惊心动魄和复杂的。只不过，张謇的每次选择，从与清流为伍到高擎实业救国大旗，从立宪到共和，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无论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都曾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当他发现自己眼光有误时，譬如他支持的袁世凯要复辟称帝时，他还坚决而及时地与之划清了界限。他不仅顺从政治，有虞洽卿择高处立之意，还顺应了阶段性的民意和趋势；既有对政治的迎合，又有名声的保留，这是张謇与虞洽卿境界不同之处。

<strong>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回到传统中去</strong>

袁世凯在初步稳住局面之后，所做的一切都围绕一件事情，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他先后解散了国民党（1913年11月）、国会（1913年12月）及地方谘议局（1914年），以消灭革命的苗头。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

1905年上海爆发了一场空前的抵制美货运动，起因是美国虐待华工、迫害华侨和收回苏浙铁路利权。此时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通电全国，以抵制相抗争，得到上海70多个行业资本家的签字赞同。可以说，抵制美货运动是商会突破清政府禁令、首次发起和领导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当初，清政府为消除官商隔阂而鼓励商人成立商会，但商人的出格表现，显然与这一初衷相去甚远。

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展示了本土商人的集体力量和社会使命感，这是近代商人首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企业界试图肩负起保障社会秩序的责任。工程局、消防队、体育会和商团等的组建就是这种倾向的体现。1905年10月，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组成，负责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的开始。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发起成立华商体操会，这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经常在四明公所开会，而体育会是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军事组织。1911年年初，上海商团成为反清的主要武装力量。同年4月，在虞恰卿的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恰卿任名誉会长。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上有枪。

1916年，北洋政府对团练组织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对此影响，《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和国民党实行合作，这一指示不仅在共产党内部大起风波，大批国民党元老也持反对意见，商人也不能容忍他们成为“共产”主张的拥护者。在联俄联共政策背景下，商人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1924年2月，各军催饷，孙中山无计可施，竟打起广州善堂的主意，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引起商人全市罢市。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绶为副长。商团和政府的冲突，最终由购买军火问题而引爆。

孙中山以商团叛形既露，命令由李福林宣布罪状，令各地民团“协助防乱，毋为所惑”，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坚决支持镇压，就这样，商团叛乱被镇压。之后，国民党内部将商人区分为代表大资本家、大买办等利益的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中小商人利益的商民协会两派。

1924年，时为国民革命中心的广州市成立了商民协会，这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小商人团体，目的是动员商民参加革命，改变以前商民“在商言商”的心理，动员商民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形成革命化的商民。蒋介石进入上海后，上海商民协会延续了广州的动员，鼓励商人成为革命商民中的一员，打倒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旧商会。

到1927年前后，商人更被国民党人分成“革命”与“不革命”的两派，被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冯筱才在《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法学理论》中认为：

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9世纪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

商民协会成立后，原有的商会并未废除，故各地普遍呈现商民协会与商会并存的局面。商民协会与商会在废除苛捐杂税、调解工商纠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和要求，因此商民协会成立之初，与商会组织互相渗透，二者团结合作，和平共处。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商民协会与商会的矛盾冲突产生，进而激化。

1928年10月，国民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六条原则，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意味着商人被再次退回到传统中去。1930年6月，上海市会馆、公所、行会、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等改组成立170个同业公会，上海市新商会因此成立，会员组成也吸取了商民协会的成分，商会与协会之间的纷争终于有了彻底了断。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者高超群看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党政与政府意志并不完全一致。国民党的控制力量并不那么强大，政府还有自己独立的系统和意志，他们更在意建立规矩和秩序，如何缓解财政的压力，以及如何发展经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魏文享认为，商会与协会的争斗背后隐藏的是国民党争夺对民众运动的组织控制权的目的，尽管两者相争最终以取消商民协会告终，但国民政府并未放弃对商人团体重新进行政治建构的意图。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有望实现和谈。上海市200余工商团体于1946年1月14日举行时局座谈会，并致电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盼望政治协商会议“结束纷争不安之局面，奠定和平建国的方案”。1946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很快蒋介石就用战争背离了双方约定。魏文享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中这样写道：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重开国民大会，实际上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仅商会、同业公会代表，除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也难有真正的发言权。国民政府按照训政原则对同业公会及整个民众团体体系进行重构和改组，复以改组后的民众团体作为民意代表来宣示训政的合法性，其循环自证的政治设计相当完美，商人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也可能由此获得一条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只不过国民会议及国民大会本身并非真正的民意表达机构，其内在的政治空间也就很有限了。

那个时代很多人具有双重自我，非商界的张君劢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是银行家张公权的二哥，他的一生充满矛盾：他从小进的是新式学堂，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却拥有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精通三门外语，用德语和英语写有著作，却拒绝使用白话文，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用的都是文言文；他既热情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他既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封建家庭对妇女的压迫，却顽固反对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作为民国宪法之父，他一生徘徊于国共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既被国民党绑架和软禁过两年，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同时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在商界，双重自我更多时候表现在：一个是对外的脸谱化自我，以寻求对环境妥协的理性；一个是深藏不露的自我，以寻求两条腿走路的保全。这两个自我，有的全放在明处，有的则一明一暗。中国电影先驱柳氏兄弟是前者，宁波商人刘鸿生是后者。

柳中浩的儿子柳和纲曾说过，对于与社会各方关系的处理，当时父亲与左中右、党政军、地痞流氓都得结交。所以，在柳氏兄弟的团队里，既邀请了国民党要人张道藩、潘公展出任国泰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又聘请了进步剧作家田汉、洪深、于伶等担任特约编辑，采取的是左右讨好的策略，因此出品内容混杂，既有《忆江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和《无名氏》，又有《粉红色的炸弹》、《月黑风高》和《假面女郎》等。

国民党在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曾邀请柳氏家族前往，但被柳家拒绝。对此，2009年8月《新民周刊》以《柳氏六十年：惯看秋月春风》为题这样写道：

蒋经国的建议让柳中浩与儿子柳和纲、侄子柳和清彻夜难眠，“是走是留”难以决断。“我父亲素来是无党派人士，怕的就是两碗水端不平。老人家信的只有一样：‘佛’。”那一夜辗转反侧的情景柳和纲老人直到60年后依然历历在目，“父亲后来想想，‘国泰’的根已深植于大上海这块土壤，日本人时代都熬过来了，还怕别的吗？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中国人吗？共产党我又不是没碰到过，都是好说话的。于是便决定留在上海，不去台湾”。

但为表示对蒋经国的一片谢意，柳氏兄弟特地组织了一个摄影组赴台拍摄故事片《阿里山风云》，这部电影正是流传至今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的出处。为此，“文革”中，柳氏家族多人被抄家、批斗、插队、进牛棚，但这个家族保持了淡然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多人长寿，柳中浩在1990年80大寿后去世。那时，强加于他头上的各种罪名早已被推翻。

有人的选择着眼于今朝，有人还试图给自我留下一个未来。刘鸿生既出世又入世，他周旋于蒋宋孔陈等民国要人之间，同时洞察事理，秘密资助六子刘公诚5000元，筹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为自己的晚年留下了一条后路。

刘公诚是带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给周恩来的介绍信而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刘鸿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和伤兵救护委员会会长，组织民众在前线救护抗日将士，日伪组织数次派人胁迫他担任伪商会会长，遭到拒绝。后来，刘公诚从延安辗转香港来到上海，在一天深夜，帮助父亲化装成危重病人，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脱离险境。

而刘家在沪的所有产业，却被日军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身在香港的刘鸿生决心“实业救国”，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1939年，刘鸿生由香港飞往陪都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宴请，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各种技术人才，你要钱，我就给你钱！要原料，我就给你原料！你要人，我就给你人！”当刘家费尽周折将机器转运到大西南时，在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兑现其承诺。

1947年，刘公诚回到上海，在父亲创办的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华工厂担任厂长，以资本家的身份组织水泥生产，又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工作，掩护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脱险。1948年秋，蒋经国以特派员身份到上海“打虎”，借此推行金圆券。一次，他把沪上著名实业家召到南京路汇中饭店，当着众人面对刘鸿生说：“请老伯带个头，交出全部黄金、美钞、外汇，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拜托！”接着杀气腾腾动起了真格：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被枪毙，申新大老板荣鸿元等数十人被捕入狱。刘氏四家企业（水泥、码头、毛纺、煤矿）被迫交出金条800根、美元230万元、银元数千枚，而换来的却是几卡车形同废纸的金圆券。

随着内战加剧，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都走了。中国银行界的陈光甫、宋汉章、周作民、钱新之、李铭等及实业界的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也都离开了大陆。由于长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除了已走的孩子，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四子荣毅仁。荣德生坚决不离开故土，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于是，荣毅仁与父亲一起留在了大陆。

尽管在“文革”中，荣毅仁受到了批判，但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之下，他熬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出头之日。1999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公布，荣毅仁及其家族被排在中国50位富豪之首。

1950年，宋汉章、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于1917年5月创办天津金城银行，1936年该银行总行迁往上海）、卢作孚、刘鸿生、吴蕴初等金融及实业界人士，都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会议。作家邢建榕认为，他们虽不能说洁白无瑕，但大体上总算是白的。在他看来，灰色是最好的保护色。最终，周作民、卢作孚、刘鸿生、吴蕴初等回到了大陆。其他在外者，有些过得还算可以，有些晚年境遇不佳。无论如何，没有哪家能比得过荣家。

1952年年底，荣德生在无锡谢世。墓地是他亲选的，周围种满了他喜爱的梅花。同年2月，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家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终年59岁。1955年，周作民到上海视察行务，突发心脏病，于3月8日去世，享年72岁。

新中国成立前，技术型商人陈调甫是在家中的实验室里迎来新中国诞生的。因拒绝与日军合作，他于1929年创办的永明油漆厂被迫停产。因不愿走孔祥熙的门路，他在家里潜心研究制漆。1953年1月，永明油漆厂成为全国油漆行业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61年12月25日凌晨，他在编著《油漆词典》时，心脏病复发，在案台猝然离世，享年73岁。

晚年，刘鸿生说出了他拥护共产党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兵舰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人们走过这里，会不知道这儿究竟是哪国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码头企业的，往往站在码头上摇摇头。如今呢，这一带地方每个码头都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你想想看，一个看过上海50年变迁的中国人，他心中会不高兴吗？”

1956年年初，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刘家价值2000多万元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同年10月1日，刘鸿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9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在追悼会上给他写下铭文：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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