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文化 - xp1024.com
《中国史前文化》


序言 天荒地老有人识

人类历史上的史前时代，是文字发明以前的一个漫长时期。史前先民创造了史前文化，奠定了文明时代的根基。史前时期究竟是什么样子？史前文化的奥秘何在？中国古代就有学者进行过探索，在汉唐学者的一些著作中，可以读到有关洪荒时代人类活动的片断传说文字，包括作者们一些推断性的结论，有的极有见地。但是，古人对史前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史前先民创造的主要文化成就，终归是知之甚少，不可能有系统科学的认识。

对史前社会与史前文化的科学认识，还是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后。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史前考古学，就是通过史前人类遗迹与遗物的调查发掘，专门研究史前社会及其文化的一个学科。考古学家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几个发展阶段。大体说来，石器时代即相当于史前时代，而史前考古就是石器时代考古的同义词。后来，经过史前考古学家们的长期研究，又将石器时代区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阶段，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人类由古猿分化出来以后，直到文字出现之前，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发展过程。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经历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也是发展速度最缓慢和经历时间最漫长的一个阶段，大致从人类出现至距今约一万年前，即为旧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学会了用火，以采集和渔猎作为重要生活手段，并且创造了最原始的艺术作品。距今一万年前后，是发展时间不很长的中石器时代，以用间接打击法获得的细小石器为工具，经济生活方式大体上继承了旧石器时代的传统。农业、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技术出现，表明新石器时代已经到来，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农耕的发明。新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大约在5000年以上。当红铜冶铸技术发明时，红铜器具制成，但主要工具仍然为磨光石器，这便是铜石并用时代。再往前跨进一步，就到了青铜时代，人类社会便开始了灿烂的文明时代。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研究者对是否将“中石器”和“铜石并用”作为史前时代的两个独立发展阶段，尚持有异议，实质上它们是两个年代并不长的过渡阶段，承前启后，其重要性不可低估。

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起步较晚，在欧洲人首先发现旧石器和猿人头骨化石半个多世纪之后，外国学者于本世纪20年代在黄河流域找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接着是中外学者共同发掘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并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开端。

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已有2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是数以千计，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则有四五百处之多。由于时代上的差别和分布地域的不同，这些史前文化遗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考古学家根据它们的特征，区分为一些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并且以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遗址名称来命名，称之为“某某文化”。中国目前已经发现并且命名的史前文化已达60多个，如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

史前文化的命名，一般经过了一系列同类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几个过程，年代学便是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一般规律，在某一遗址的发掘中，下层文化堆积在年代上要早于上层文化堆积，这种由地层关系判定相对年代的方法，在田野考古中运用十分广泛，称为“地层学”，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另外，在比较不同遗址的内涵，以及判定它们年代的早晚方面，则要使用考古学称作的“标型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将遗迹和遗物分类排比，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找出它们的演变序列。不同形制的遗迹和遗物在这个序列表上的位置，便是它们的相对年代位置，出现早的自然年代就早，反之则晚。标型学是判断不同遗址文化内涵异同的重要方法，不同遗址如果都能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和遗迹，不仅表明它们的年代相近，也表明它们是同一人类族团创造的文化共同体。这种代表同一时代、集中于一定地域、具有一定地方特征的共同体，便是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可以挑选一个最典型的遗址名称来命名这个考古学文化，通常习惯于选用最先发现的那个遗址的名称。

随着史前考古学的不断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在逐渐应用到考古研究的各个方面，例如勘测、修复、鉴定、断代等，没有科学技术方法是不可想像的。尤其是自然科学断代技术，它能给出遗物和遗迹的绝对年代数据，对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目前已应用于考古学的年代测定方法，有古地磁断代、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骨化石含氟量断代、树木年轮断代、氨基酸外消旋法断代、铀系法断代、钾-氩法断代等。其中运用得最广、作用最明显的，则是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它是利用生物遗体中碳-14不断衰变的原理进行年代测定的技术。它的基本原理是：宇宙射线与地球大气中的原子发生核反应，产生出和普通碳素原子重量不同的同位素碳-14。生物体中的碳-14浓度与大气中的碳-14浓度是平衡的，但死亡后碳-14便得不到补充，逐渐衰变和减少。通过测定死亡生物体中所含碳-14减少的程度，便可计算出它死亡的年代。将放射性碳素测定结果与树轮对比校正，可以得到比较真实的年代数据。这种方法应用到考古学后，史前考古的年代学才建立在有绝对年代为依据的可靠基础之上，这被称为是史前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中国已测出的碳-14年代数据已有数千之多，为建立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中国史前文化年代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了这样的绝对年代数据和相对年代关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排列出各地史前文化发展的序列表，还可以有目的地去寻找和补充这序列表上存在的缺环。

中国发现的史前文化，有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距今180万年的山西西侯度文化、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文化，也有稍晚的距今约10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文化，和距今70—20万年的北京人文化；有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山西丁村文化，距今约10万年；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在华北、东北、西南、华南有广泛的分布。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有较早的距今8000—7000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有稍晚的河姆渡、仰韶、大汶口、龙山和良渚文化等。在许多地区，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而以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序列最为完善，发现的史前遗址数量很多，研究比较透彻。当然，序列表上也有一些缺环，例如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面貌，人们知之甚少；在长江和黄河以外的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很不完整，或者根本还没能建立起来，发展脉络很不清楚。这些课题的解决，有待未来考古学家的一代代努力。

通过对诸多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对史前时代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生产、日常生活、宗教信仰、艺术活动，有了直接深入的了解，更由此明白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远古时代的先祖所创造的灿烂的东方史前文化，正由考古学家们辛勤的工作一章章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和深邃的内涵，也必将由考古学家们的深入研究，更加完整地阐发出来。

第一章 东方世界的远古居民 第一节 从猿群中走来

人，是世界上最富灵气的动物。探索人类文化的起源，首先就涉及到人类的起源问题。千百年来，人对于自己的来历进行过许多猜测，自古就有人并非是开天辟地就有了的论述，还有猴子变人的古老传说，更是存在于某些民族的创世纪神话中，例如藏族就有类似妇孺皆知的传说。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也有一些猿猴变人的说法，只是无法与现代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学说相提并论。

19世纪中叶，进化论的奠基者、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公元1809—1882年)，发表了和两部名著，用生物进化原理论证人类起源于早已绝灭的古类人猿，建立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科学学说。古猿究竟如何变成人，达尔文没有深论，这个问题由恩格斯作了科学解释。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阐明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由于气候环境的变迁，由树居改为地面生活的猿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形成了简单劳动，促使前肢分化为手，后肢分化为脚，最终站起身来直立行走，从此开始走出猿群，在将自己创造为人的漫长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直立行走以后，猿人的视野大大扩展了，大脑逐渐发达起来，语言由交往中产生，劳动也愈来愈见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劳动的标志就是工具的制作，这是除人以外的任何高等动物所不可能办到的事。所以能否创造工具，也是人与猿区别的最重要的标志。掌握工具制作技能是人类智慧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之一。

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类的直接祖先是腊玛古猿，生存年代为距今1400万—800万年前。腊玛古猿属“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可能有了初级语言交流。我国云南开远和禄丰陆续发现过几批腊玛古猿化石，生存年代大约为距今800万年前。而南方古猿(纤细种)的化石及其文化，则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南方古猿已非真正的猿类，不仅能直立行走，并能制作粗糙的工具，其最早年代可达距今500万年前。我国在湖北建始、巴东和广西南宁都发现了可能是属于南方古猿的牙齿化石，为探索人类在亚洲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人类学家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1)南方古猿(早期直立人)，开始直立行走，已能打制简单的石器，生存年代一般认为距今300万—200万年；

(2)直立人(晚期直立人)，开始用火，能制作较复杂一些的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00万—30万年；

(3)古人(早期智人)，体质上接近现代人，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能制作不同用途的标准石器，时代距今约30万—5万年；

(4)新人(晚期智人)，掌握了雕刻和绘画艺术技能，开始制作装饰品，年代自距今约五万年始。

我国发现的直立人、古人和新人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迹相当丰富，在北京、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广东、广西、内蒙古和辽宁等地，都已寻找到我们远古祖先留下的足迹，其中最著名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等。与这些远古居民同时代的遗址发现更多，200多个旧石器地点广布在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南辽阔的大地上。

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我们古老的东方世界，早在17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以属于早期直立人的云南元谋人为代表。元谋人已开始使用打制石器，还见到大量炭屑和烧骨，有可能表明当时已开始用火。大约在距今100万-75万年前，是陕西蓝田人生活的时代，这时的石器技术有所发展，石器类型开始固定化，但依然比较粗糙。距今70万-23万年前，是著名的北京人生活的时代。北京人化石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半个多世纪的间断发掘获得了多达40个个体的人骨化石。北京人的石器种类较多，用途比较明确，有少数较为精致的小石器和一定数量的骨器，发现了明确的用火证据。

我国发现的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主要有距今约10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和许家窑人等，他们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广泛使用打制石器，掌握了较为复杂的石器加工技术。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主要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和山西的峙峪人等，他们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开始使用更高级的间接打击法加工细小石器，发明了弓箭，又在创造性劳动的发展中大大迈进了一步。

人类学家根据出土人类化石研究证明，人类自脱离猿群200多万年以后，在距今50000—10000年之间开始形成不同人种，这就是现今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三大种群的来历，即所谓蒙古人种(黄种人)、欧罗巴人种(白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生活在世界东方的蒙古人种，有研究报告说，可能是在中亚和东亚的干燥草原和半沙漠地带形成的。中国早期智人化石大荔人的头骨开始出现蒙古人种的性状，而晚期智人化石山顶洞人则已有明显的蒙古人种形态，也就是说，大荔人和山顶洞人同是黄色人种的祖先，远古中国是黄种人的重要发祥地。

第一章 东方世界的远古居民 第二节 在黄河两岸

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社会又跨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现今在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星罗棋布，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在高原，在海岛，到处都留下了先民们的足迹，到处都埋藏着先民们创造的文化遗存。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区，也是史前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遗址分布相当密集，这虽然有可能是考古工作在这里开展得比较深入的缘故，但也说明这一带史前人口分布密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黄土与黄河哺育了史前农业文明，这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

黄河流域迄今发现的较早的新石器文化，有渭河地区的白家村文化、黄土冲积带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及后李文化，它们都属比较发达的原始农耕文化。另外，在河北省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文化遗存，其中包括了若干陶片，这一发现可能会提早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起始年代。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发现最早的一支新石器文化，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经过数十年的发掘与研究，人们对仰韶文化的面貌有了深入了解，它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陕西、山西南部、河南及邻近地区，关中平原为这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仰韶居民生活的时代大约为距今7000—5000年前。在这一广大地域的较长时间范围内，各地的仰韶文化面貌存在着一定差异，考古学家们又将它区分为几个小的文化圈，以便更准确地了解它们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黄河下游的鲁南苏北地区，继北辛文化发展起来的是大汶口文化，它因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史前墓地的发掘而得名。大汶口居民生活的时代为距今6300—4400年前，与仰韶人的时代相当或稍晚。同仰韶人一样，大汶口人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主要农作物也是粟，饲养猪、狗等家畜。手工业较发达，有精致的骨角、象牙、玉石制品。陶器工艺水平也较高，出现轮制陶，有精美的薄胎、黑胎和白胎，也有不少可同仰韶文化媲美的彩陶，开始制作专用酒器。大汶口人有较大的公共墓地，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部分死者有比较丰富的随葬品。

北辛文化因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发掘时间几乎与裴李岗遗址相同。北辛人制作陶器时比较注重外表的装饰，使用磨制石器和骨器，也有数量较多的打制石器，生活的年代稍晚，距今7200年前后。

磁山文化因70年代河北南部武安磁山遗址的发掘而得名。磁山人制作有质地较粗糙的陶器，使用磨光石器，种植的主要谷物是粟，还饲养有猪、狗、牛、鸡等家畜，生活的年代为距今8000—7500年前。磁山遗址的发掘刚刚结束，河南新郑又发掘到另一处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裴李岗，这类遗存在河南中部的许多地点都有发现，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裴李岗人使用的陶器和石器与磁山人的多有相似之处，制作有一种十分精致的带齿石镰。居住面积不大的圆形半地穴房子，还有较大规模的氏族墓地。裴李岗人生活的时代也与磁山人相当，或者还略早一些。

这几支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在内涵上表现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陶器多见三足鼎形器和鼓腹器(图1)，农作物有粟，在发展过程中可能相互产生过一定影响。这几支文化后来又发展成为更繁荣发达的新石器文化，白家村、磁山、裴李岗文化是著名的仰韶文化的渊源，北辛文化则是大汶口文化的前身。这种发展关系的确认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是许多考古工作者长期共同努力发掘的结果。

磁山人、裴李岗人和北辛人都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冲积扇上，在黄土高原上也生活着一支早期新石器时代居民——白家村人(对于这一类文化遗存的命名存在较大分歧，我们这里采用以最典型的临潼白家村遗址来命名)。白家村文化几个主要遗址的发掘时间，也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白家村人制作实用且富于美感的陶器，发明了彩陶；使用磨光石器，但磨制并不精细；居住圆形半地穴房子，有规模不很大的公共墓地。白家村人生活的年代为距今7800—7000年上下。

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齐家文化，因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的发现而得名。齐家人生活的年代为距今4000年上下，以农耕为主，有狗、猪、牛、马、驴、羊等家畜。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绘简约的几何纹图案。房子为半地穴式，同龙山文化一样，居住面上涂有白灰面。有大规模的公共墓地，墓穴排列整齐，随葬品多寡不均。

在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龙山文化，它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起初人们将山东境内以灰黑陶为代表的晚期新石器遗址称为龙山文化，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几百处相似的文化遗址也都被纳入龙山文化之内。后来为区别起见，分别称作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更有将这类文化所代表的时代称为“龙山时代”的。各地龙山文化有不同的渊源，有本身的特点，又由于年代相近，互相有较多交流，所以也有不少相似之处。龙山时代普遍采用轮制技术制陶，火候很高；房屋建筑较为讲究，有夯土台式房基，居住面上涂抹有防潮白灰面；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城堡，发明了凿井技术；有不同规模的墓地，少数墓筑造讲究，有丰富的随葬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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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中地区早起新石器文化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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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山东龙山文化陶器

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及附近地区，有一支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由20年代发现的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其年代约为距今5200—4000年前，在千余年的发展中，前后变化很大，可区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分别命名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马家窑文化居民以种植粟、黍的农耕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彩陶相当发达，是所有新石器时代居民中对彩陶最为偏好的一支，主要绘有变化多姿的几何形图案，极富韵律感；房屋多为半地穴式，有较大的公共墓地；开始制作小件青铜器，这是马家窑人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第一章 东方世界的远古居民 第三节 在大江南北

长江流域史前考古工作开展较晚，系统研究起初不很深入，致使不少人在五六十年代还以为那是一个开发很晚的地区，不会有太早的农耕文化。近三四十年来，在中下游地区有了许多重要收获，基本上弄清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主要居民及其文化，表明长江同黄河一样，也有同样悠久的开发史，也有同样灿烂的远古文化。

据最新考古发现证实，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彭头山文化，因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9000年前或更早。彭头山人有了手制粗陶，陶片中夹杂有稻壳痕，表明已开始水稻种植，并饲养有水牛；石器以打制为主，少见磨光器。

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因四川东部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但主要分布区还是在江汉及周围地区，年代约为距今6400—5500年前。大溪人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家畜；陶器造型规整，注重外表装饰，有黑绘彩陶；居住红烧土建筑的房子，有一定规模的公共墓地，流行屈肢葬式。屈家岭文化因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其分布地域与经济生活大体与大溪文化相同，年代稍晚，约为距今5500—4500年前。屈家岭人的陶器工艺稍高于大溪人，有套间和多间连建的居址，也有涂抹白灰面的现象。

继屈家岭文化发展起来的是石家河文化，由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而得名，该文化曾被称为“湖北龙山文化”，年代在距今4400年上下。石家河人有较发达的稻作农业，饲养家畜；开始用土坯做建筑材料，使用了年代最早的模制砖块，并营建了规模宏大的城堡建筑。

在长江下游地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遗存是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时代大致为距今9000年以前(年代尚有争议)，人们居住在洞穴中，使用打制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与骨器，能制作形态原始质地粗糙的陶器，似乎还没有农业种植和家畜养殖业，主要靠渔猎和采集为生，在几处火堆遗迹旁发现了当时人们食剩的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和螺蚌介壳。

在长江三角洲和邻近的宁绍平原，也发现了许多史前遗址，最著名的有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姆渡文化因此而命名，其年代约为距今7000—5400年，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代相当。河姆渡人有较高的农业栽培技术，种植水稻，饲养猪、狗和水牛；陶器火候不高，陶土中羼有炭屑，器型较为丰富；居住高架的干栏式房屋，并掘有浅水井，有较高的木作技术；制作较多的实用雕刻艺术器，包括象牙雕、骨雕、木雕、陶塑等，还有不少加工精细的玉石类饰物。

同河姆渡文化时代大体相当的文化遗存，在稍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发现，以浙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为代表，也可早到距今7000年前。罗家角遗址通常认为属早期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因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延续发展达1000年上下。马家浜人的经济生活与河姆渡人相同，拥有更精致的磨制石器，陶器亦较粗糙，质地松软。死者多采用俯身葬式，随葬数量不多的日用陶器，很少用石器随葬。

由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成的崧泽文化，两者均以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崧泽文化因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而得名，时代为距今6000—5200年前。崧泽人的经济生活亦以稻作农业为主，使用精磨的石器；陶器火候较高，有了轮制技术；有较大的公共墓地，出现了男女合葬。再往后发展是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又有扩大，遍布三角洲地区，系由30年代发现的杭州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时代约为距今5200—4200年前，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或稍早。良渚人除水稻栽培外，还种植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葫芦等，开始养蚕织绢；制作出漂亮的磨光黑陶；掌握了很高的琢玉技巧，制作出大批精美的玉器；居住干栏式建筑，修造大型墓葬，随葬大量玉器和陶器。

在南京地区还有一支与崧泽文化大体相当的北阴阳营文化，因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时代约为距今6000—5000年。北阴阳营人的农作物也是水稻，有狗和猪等家畜；使用精致的磨光石器，有一定数量的彩陶，这在长江下游地区还不多见；佩带有各种玉饰品；有大规模的公共墓地。在安徽境内，还有一支与北阴阳营文化并行发展的薛家岗文化，它因潜山薛家岗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年代估计在距今5500—5000年上下。薛家岗人居住在江淮之间，亦以种植水稻为生，使用精制的石器，包括一种很有特色的长条形多孔石刀。有较大公共墓地，除随葬陶器外，还有不少玉石类装饰品。

第一章 东方世界的远古居民 第四节 在地角天涯

东南沿海地区、西南高原地区和广大的北方地区，甚至在偏远的山麓，在孤立的海岛，虽然远离新石器文化发达的中部地区，但也有史前居民在那里繁衍生息，遗留下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遗迹。这些居民中的不少部族，就是现代一些少数民族的祖先。

在福建闽江下游地区，有以闽侯昙石山遗址命名的昙石山文化，时代估计可早到距今4000—3500年。昙石山人虽然已有农耕和畜养，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以海生贝类为主要食物之一。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及澎湖、兰屿诸岛，也都有新石器时代居民生活的遗迹。因台北县大坌〔ben笨〕坑遗址得名的大坌坑文化，有简单的石器和粗糙的陶器，渔捞经济可能占主导地位，未见农耕和家畜存在的证据，年代可早到距今6400年前。稍后有圆山文化，因台北市圆山遗址而得名，有进步一些的石器和陶器，时代为距今4400—3000年前或更晚。

华南的两广地区，发现不少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有些洞穴遗址发现的磨制石器远少于打制石器，也不见陶器，文化堆积中有十分丰富的兽骨和螺蚌壳，年代可早到距今一万年前，应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在部分贝丘遗址中，打制石器亦多于磨制石器，但出现了粗糙的陶器，也有大量介壳发现，表明当时是以经营渔捞为主，还不能肯定有农耕活动。稍晚一些的遗址不仅有了农耕遗迹，制陶技术也有了显著提高。

华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史前农耕文化是石峡文化，因广东曲江县石峡遗址而得名，时代为距今5000—4000年前。石峡人种植水稻，有加工精细的石器和玉器；陶器采用轮制技术，器型变化多样；流行二次迁葬习俗，注重用生产工具随葬，有随葬100多件陶器、石器和玉器的大型墓葬。

西南地区也发现了不少新石器遗址，但系统发掘做得不多，比较重要的有云南宾川县白羊村遗址和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等。白羊村遗址位于滇西洱海地区，白羊村人生活的时代可早到距今4200年前，种植水稻，饲养家畜，使用磨光石器和器型简单的手制陶器；居住长方形地面建筑，墓葬有单人葬和合葬，基本不见随葬品。

卡若遗址位于海拔3100米的昌都附近的澜沧江边，后来命名为卡若文化，时代为距今5300—4000年前。卡若人有同于黄河流域的农作物粟，也饲养有猪和牛等，大量使用打制石器，有一定数量的磨光石器和细石器；陶器较粗糙，器型也很单纯；居住半地穴式和地面式房子，以石块为建筑材料。

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新疆所在的北方地区，也进行了许多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化遗存。东北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而得名，年代为距今8000—7500年前。兴隆洼人有手制夹砂陶，使用的石器有打制的、磨光的和细石器，建有半地穴式居址。年代稍晚的有新乐文化，因沈阳新乐遗址而得名，约为距今7300—6800年前。新乐人有一定的农耕活动，石器类型与陶器器型同兴隆洼文化有相近之处。

在黑龙江密山县，70年代发掘了新开流遗址，因此命名为新开流文化，年代为距今6000年前。新开流人以渔捞经济为主，发现有大量渔具，还有不少藏鱼的窖穴，未见农耕和家畜存在的证据；石器有磨光斧、凿，也有细石器；陶器为手制，器类不多；有公共墓地，流行二次合葬，随葬品主要为生产工具。

在辽宁长海的广鹿岛发掘的小珠山遗址，是一处很有特点的海岛史前遗存，年代可早到距今6500年前，延续2000年上下。小珠山人有粟类作物栽培，饲养猪和狗，亦取海生贝类为生，居住半地穴式房屋，发掘时未见到墓葬。

在长城以北的赤峰，30年代发掘了红山后遗址，后来命名为红山文化，年代约为距今6000年上下，与仰韶文化年代大体相当。红山人有农耕和家畜养殖；以石块砌筑祭台和神庙，用黏土塑造神像；墓葬有积石冢和石棺葬，大墓随葬品比较丰富；以玉石制作装饰品和艺术品，有了龙形玉雕。

在内蒙古和新疆地区的多次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不少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址，作过一定规模发掘的遗址不多，要全面认识它们的文化面貌尚有一定困难。过去人们曾将细石器作为北方草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看待，认为华北地区是细石器起源的中心地带。近些年在南方地区也发现了不少细石器地点，究竟是一地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还有待深入研究。

第二章 艰难的历程 第一节 不灭的火种

饥饿、寒冷和黑暗，是人类童年时代常常遇到的难题。自从人类掌握了用火技能，发明了取火和保存火种的方法，便获得了光明、温暖和熟食。

人类最早使用的是天然火。称为“天火”。天火包括火山熔岩火、枯木自燃火、岩石碰击引火、电闪雷击和陨石落地所燃之火等。天火时有出现，人类起初见到熊熊烈火，也同其他动物一样，都要避而远遁，逃之夭夭。但人与普通动物毕竟不同，恐惧之余，当在天火余烬中感受到温暖时，可能会有意收集一些柴草，将火种延续下来，借此度过难熬的严寒。或者在烈焰吞噬的森林中，发现了一些烧死的野兽和烤熟的坚果，取过一尝，别有一番滋味，于是开始了烧烤食物的试验。从取暖到熟食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的用火技术进入到成熟的阶段。

中国史前最早用火的确凿证据现在还没有找到，开始用火的年代不得而知。周口店北京人洞穴发现过用火遗迹，考古学家们发掘到厚达四—六米的灰烬层，中间夹杂着一些烧裂的石块和烧焦的兽骨，还有烧过的朴树籽，这些是比较明确的用火证据，年代在距今50万年以上。其他更早的一些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如蓝田人遗址、元谋人遗址、西侯度遗址，都曾发现过炭屑和烧骨，但材料还不大丰富，究竟是否为人工用火遗迹，科学界在认识上存在分歧，认为是自然野火所致的大有人在。

碰到野火之后，将它引燃到需要的地方并不难，但要保住让它不再熄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保存火种，可能是史前人遇到的第一个技术性难题。那遥远时代的真实情形虽难明了，但从开化较晚的民族中，我们找到了不少保存火种的原始方法。篝火法是不少民族采用的保存火种的简单方法，用火时不断往火堆上添加柴草，不用时则盖上灰烬，使火保持阴燃状态，以备下次使用。生活在西藏的珞巴人，由年长的老人负责看管火堆，彻夜不眠地向火堆上添柴。在不少民族中，管理火种是老人的一项重要职责，这是有关生计的大事，非老人承担不可。

在没有房子没有定居生活的时代，人类不得不被迫经常迁徙，以寻求新的食物资源。迁徙时，必须携带火种。转移火种的方法，主要采用火炬法和与此相似的方法。鄂伦春人采用干蘑菇作火种燃料，点燃后无明焰，不易熄灭，用树枝串好，别在腰间便可上路。大凉山彝族用草绳法保存火种，长长的专制草绳在阴燃状态下可将火种保存很长时间。

尽管有不少保存火种的方法，但火种的熄灭肯定是经常发生的事。遇到这种时候，又不知要经过多么长久的等待，等待天火重降人间。也许就是在这焦急的等待中，使人类萌发了造火的念头，这该可以算作是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理想。我们难以想象出，人类迈出这伟大的一步是多么的艰难，而这闪耀着智慧之光并照亮以百万年计算的人类进化史的伟大发明，几乎在多数原始族团中都独立完成了。人类在不同地区用不同方法造出了自己迫切追求的第一把火，从此有了永不熄灭的火种，再也不用担心火种突然熄灭了。

在19世纪上半叶生产出最实用的取火用具火柴之前，历史上发明了各种造火方法，最原始的方法当数钻木取火。中国古代传说“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韩非子·五蠹》)，那是一种摩擦生热的取火方法，用钻法和锯法都可以得到点燃草绒的火星。许多开化较晚的民族都使用这种方法，高超的钻手10秒钟便可钻出火来。另外，敲击石块也能得到火星，这可能是制作打制石器时的一种无意发现，可称为击石取火，有一种燧石最堪作此用，俗称“火石”。

可以想象得出，当第一颗火星从人类手中迸射出来，第一团人造火在人身边燃烧起来，人们欣喜若狂的神态。人工取火照亮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之路，如果没有火，现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不可能的事。人类成了火的主人，也就等于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用火与取火，是人类支配自然力的第一次尝试，它揭开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辉煌篇章。

第二章 艰难的历程 第二节 破石作器

人类之所以能超越所有动物而成为地球的主人，主要是因为人掌握了制作工具的技能，并能不断发展这项技能，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器具。上面所说的造火技能，实质上也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火也是广义上的工具。从简单工具到复合工具，从机械器具到智能机器，人类已不满足于成为地球的主人，已经开辟了进军宇宙的航程。

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并没有复杂的制作过程，自然界赐与人类许多随手便可拣来的工具，如枯枝、裂石等。当人类萌发出想改变石块的形状以使之更适合使用的愿望时，这种愿望一旦付诸实施，工具制作的时代便开始了，这就是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起点。

石器制作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过程，先是打制，后来又发明了磨制技术，这是新、旧石器时代的分野。最早的石器经过简单的打制即可使用，外观粗糙，器型单纯，用途没有严格的区分。一般是将石块上直接打下石片稍作修整即成，常见的器型有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几种。有些打制石器与自然破裂的石块似有相同之处，实际人工石器有明显能观察到的打制痕迹、修整痕迹和使用痕迹，并不难将它们与自然石块区分开来(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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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旧石器中期丁村文化石器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磨制石器技术又有了提高，石器表面相当光滑，有的还用皮革进行抛光处理，光滑无比，器型规整，棱角分明，刃口锋利。还发明了切割石材和管钻技术，钻出的孔眼相当工整。加工石器的这些成功的技术，同时也被采用到玉器的制作中，而且又有发展，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述及。

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工具制作技术上取得的成就还有两个：磨制和钻孔。山顶洞人就有磨制锋利并带线孔的骨针，而且还有穿孔后作饰物的兽牙、海蚶壳、石珠、小砾石和青鱼骨等，类似穿孔饰物在华北其他几个晚期旧石器地点也有发现。

石器的制作可能是随时随地进行的，但也曾发掘到一些专门的制造场所。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大窑村，就发现过一处旧石器制作场，在大块燧石周围，分布着成层的石块、石片、石屑，有许多是石器的半成品和废品。这处石器制作场揭示出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从原生岩层中开采石料、就地制作工具的情形，为研究旧石器制作程序和工艺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磨光石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磨光石器的制作要求更高，先将石料打成预想的器坯，再经细细打琢，最后磨光。起初只是磨光刃部，后来全器都磨得十分光滑。新石器时代石器器型与过去已有明显不同，最常见的已非砍砸器和刮削器，而是斧、铲、锛〔ben奔〕、凿、刀等，不少器型要加缚长柄，组成复合工具，使得劳动效率有明显提高。

考古工作者发现新石器时代也有一些专门制作石器的场所。山西怀仁县鹅毛口和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都曾发掘到这类石器制造场。西樵山为珠江三角洲平原上的一座孤立火山丘，山体周围发现有当时人们为采石而开拓的洞穴，附近有大量石片碎屑、石器半成品和废品，也有少量石器成品，包括一些磨光石器，还发现人们食弃的成堆介壳。

中国史前时代的石器有自己的特点，这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特点所在。例如旧石器中，石片石器始终占主导地位，砾石器较少，器型以刮削器和尖状器最多，构成了中国旧石器的主体。同时也表现出分区特点，南北存在一定差异。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也有一些明显的地域性特点。黄河中下游地区早期多磨制较精的舌形石铲、石镰，还有带足的石磨盘；仰韶文化石器在器型上有所增加，见到穿孔石斧和石刀，还有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石刀；龙山文化又新见半月形石刀和石箭镞，磨制精细。黄河流域磨制石器的特点是多长方形石刀，石斧多，石锛少，又以厚形斧居多。

长江流域较早的磨光石器型体稍小，如河姆渡文化所见。稍晚出现较大石器，如马家浜和大溪文化所见，一般通体磨光，有棱有角，用管钻法穿孔。长江流域磨光石器中的斧、铲，以扁平形居多，锛也较多，并有一定数量的双肩石器。

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使用较多的是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种类较少，不大见刀形器，流行有肩的斧、铲，锛形器所占比例较大，并有高水平的石器抛光技术。

北方地区流行形体小巧的细石器，还有一定数量的打制与磨光石器，但磨制并不很精细。

石器制作技术的不同，造成了石器种类和形态上的不同，而这些差异归根到底是需求的不同造成的，显然与生产方式的不同有关。南方多锛、凿，大体与发达的木工制作相适应；黄河流域多石刀，则是收刈粟穗的需要；北方多见细石器，又被认为是发达的畜牧经济的产物。

史前时代劳动工具的主体是石器，也有不少辅助性的工具，包括木器、骨角器、蚌器等。木器由于不易保存，发现不多，河姆渡遗址集中出土过一批，器型有铲、耜、槌、矛、匕、桨、碗等。骨角器在许多史前文化中，是除石器外使用最多的器具，有作农具的耜、铲、锄，也有作猎具的箭镞。河姆渡遗址出土骨箭镞千余件，半坡遗址也出土过300件之多。兽骨还被广泛用于制作生活用器，如笄、串珠、食勺、衣针和发梳等。蚌器中最常见的铲、刀、镰，是使用普遍的农业生产工具。

此外，还有一类陶土烧制的用具，如纺轮、锉刀等，还有一些残破陶片加工的长方形陶刀。

史前时代的石器、骨器、蚌器等，并没有因发明它们的时代的消亡而消亡，它们在文明时代初期仍然在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青铜时代的生产工具以青铜铸造的并不多，安阳殷墟出土的石、骨、蚌类生产工具就相当多。后来青铜工具不少都仿自石器，清楚地表明了一种传承关系。

第二章 艰难的历程 第三节 陶轮旋转

我们常对文明时代的许多重大发明津津乐道，却不知道史前时代也有不少伟大发明，如前述取火，还有农耕、烹饪、纺织、建筑和制陶都是伟大发明，这里我们来说说制陶术的发明与发展。

需要是创造发明之母。稳固的定居生活需要容器类用器，竹木制品已不能完全满足需要，陶器便从窑火中诞生了。制陶术发明的契机并不十分清楚，人类为何突发奇想，要让黏土变成器具？多以为事出偶然。有的说，起初人们可能使用抹上泥片的竹篮，篮子烧坏后而泥片更坚实，人们逐渐认识到黏泥的性能，懂得了它在高温下产生的质的变化，获得了最初的物化知识。黏土为岩石风化而成，加热至800℃以上，就变成结构紧密的新型物质，这便是陶质器皿的由来。认识到这种变化不易，要走出制陶的第一步就更不易了。

陶器的制作过程，要经过选土、拌泥、塑形、晾干、焙烧几道工序，如是彩陶则还要彩绘。陶土要有选择，一般选用的是低钙高铁易熔黏土、镁质易熔黏土、高铝质黏土。陶土要求细腻纯净，否则还要淘洗，去除杂质。纯黏泥作原料制成泥质陶，适宜制作碗、瓶、甑等高密度器物，多数彩陶和黑陶即属此类。有时陶土中还要特意加进砂粒、植物炭粒，称为夹砂粗陶，具有耐高温的特点，多用于炊器和大型储藏器具的制作。长江流域流行夹炭陶，陶土中搀有水稻皮壳等，具有较好的导热性能。

陶土配置捣熟后，便可制成器坯。原始的成形技术为手制，后来发明旋转的陶轮，通过慢轮修整过渡到快轮成形，制陶术发展到成熟阶段。快轮成形技术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后，山东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的陶器都普遍采用了轮制技术。快轮制陶的具体做法是：将陶泥放在轮盘上，借助陶轮快速旋转的力量，提拉陶泥成形，并可当即进行修整。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工作效率高、器型美观、器胎薄匀。

陶轮发明后，各种各样美观耐用的陶器就在快速的转轮上由陶工制作出来，这是史前人类成功利用机械力的第一个例证。就是在这样的旋转中，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

许多陶器制作时还要经过一道美化的工序，以各种方式装饰上一些流行图案，这些装饰方式主要包括拍打、戳印、刻画、镂空、附贴和彩绘若干种。还有一种打磨方法，将器表打磨光滑以后焙烧，成品表面呈现光泽，多数彩陶在绘彩前也都经过打磨这一工序。

器坯完成后，经过一段时间晾干，便可入窑焙烧了。这是十分关键的一道工序，弄不好会前功尽弃。最早烧陶并无专用的窑室，一般是在平地堆起器坯和燃料，在外面抹泥密封后点火烧成。中国在距今8000年前发明了地穴式陶窑，一直沿用了5000多年；到东周时代又发明地面窑，沿用至今。地穴式陶窑又分为横穴式和竖穴式两种，以前者时代稍早，也较为原始，到仰韶文化时期还相当流行。竖穴式窑的火膛位于窑室底部，有助于提高窑内温度，自然也提高了陶器的烧结温度，增加了陶器的硬度。竖穴窑最先是仰韶人的发明，自龙山时期开始盛行。陶窑构筑技术越来越科学，烧出的陶器质量也就越来越高。

中国的制陶技术大约发明于距今10000年前，华南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年代测定为万年前的陶片，没见到完整器型。到距今9000年前后，使用陶器的证据已确定无疑；到了距今8000年上下时，制陶业已较为发达，工艺技术也渐趋成熟，最初的彩陶也在这个时候发明了。当然，这时陶器质量并不算太高，火候较低，多见褐色陶，器型也较单调，多为炊煮饮食类器具。距今6000年前后，是制陶术发展进步的一个高峰时期，陶器火候较高，多红色陶，器型也较多，注重器表装饰。其最高水平表现在彩陶的普及制作上，此期的大部分遗址都出土过精美的彩陶，分属仰韶、大溪、北阴阳营、大汶口、红山诸文化，以黄河中游地区的彩陶最为发达。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彩陶分布中心移至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居民成为最绚美彩陶文化的创造者。在这个时候的中原及南方地区，制陶术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轮制技术普遍采用，出现薄胎陶器，多灰黑陶，彩陶衰落以至完全消失。

中国的原始陶器，按古代传说有三人享有发明权，即昆吾、神农、黄帝。佚书《世本》说“昆吾作陶”，又说“神农耕而作陶”；《古史考》则说“黄帝始造釜甑〔zeng赠〕”。陶器是史前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一定是某一地某一人的发明，当是长时期经验积累的结果。陶器主要用之于饮食生活，它的起源显然是饮食生活的需要。陶器不仅伴随着人类走过了5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也伴随着人类行进到了文明时代。虽然在现代生活中，特别是在城市生活中，陶器似乎已属可有可无的物件了，但我们仍在大量使用的其他容器，如瓷器、搪瓷器等，无论在造型和制作技术上，依然可以看到陶器的影子，这都是建筑在制陶术基础之上的新发明。改良了的现代化的陶轮还在不断旋转，伴随着人类不断创造新的现代文明。

第二章 艰难的历程 第四节 “绿色革命”

向大自然伸出双手索取，不一定总会那么如愿，人类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需要的果实，于是畜养业发明了，农耕业也发明了。农业的诞生被研究者们喻为“绿色革命”，又因它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又被称为“新石器革命”。

称之为“革命”，似乎是突然到来的事情，其实不然，农业的起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大自然里所有能作为食物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索取的对象。旧石器晚期像峙峪人那样发明弓箭以后，大大提高了狩猎的成功率。但是随着环境的变迁和人口的增殖，采集和渔猎已越来越不能保证稳固的生活来源，寻找新的生活来源，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事情。

猎手通常由男人充当，而采集任务则由妇女完成。妇女们在年复一年的采集活动中，对植物生长规律有了一定认识。春去秋来，开花结实，这种无穷反复的现象可能曾使人类迷惑不解，思考和探索就在这种迷惑中开始了。大概是将吃剩的植物籽实扔在驻地附近，于是发生了发芽、开花、结实的事，人们观察到一个完整的植物生长过程，收获到无意种出的果实。妇女们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意进行了无数次实验，也不知经过了多少代人的经验积累，终于她们不再感到迷惑，她们成功了，农耕时代到来了。妇女不仅由此为人类创造了新的生机，也由此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最初的种植活动规模不大，通常在居址周围进行。后来在取得一定经验后，才开始开垦大田，进行大面积种植。垦殖方式经过了由火耕发展到锄耕(耜耕)的过程，锄耕大约出现在新石器早期的稍晚阶段，至迟是在距今8000年前。这时的农耕活动已有较大规模，已培育出较好的栽培作物种子，收获量大体能满足生活需要，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

中国“绿色革命”最伟大的成果，是粟、黍、稻三大谷物的栽培成功。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中国原始的农业耕作自一开始，就形成了南北两个不同的类型。

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发现了大量史前稻作遗存，时代最早的属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距今已有9000年以上。在距今7000年前后，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已相当普遍，并且已培育成功粳、籼两个品种。这些发现证实，中国是稻谷的原产地之一。世界其他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于泰国，距今只有6000年上下。

在黄河流域广大干旱地区，气候干燥，在几处早期新石器遗址里发现了旱地作物粟的遗迹，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粟，表明华北是粟的原产地。在其他几个重要的栽培作物起源地，如西亚、印度河与恒河流域，都没有发现这样早的粟类遗存。在华北与粟同样古老的栽培作物还有黍，但种植范围可能稍小一些。

华北地区稍晚栽培成功的谷物还有小麦和高粱，近些年的发现与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过去的研究认为，小麦最早是在西亚培植成功的，传入中国的时间是西汉初年。但是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也可能是小麦的原产地之一。早在50年代，在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的一件陶器内，发现盛有906克植物炭化籽粒，经专家鉴定为小麦，年代为距今3000年上下。1979年在发掘新疆罗布泊西北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时，在几座墓中同时发现了小麦籽粒，年代为距今4000—3600年前。1985年，甘肃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多种炭化作物籽粒，其中有栽培小麦数百粒，年代为距今5000年前。在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龙山文化房址的烧土块上，还见到了小麦秸杆的印痕，年代鉴定为距今4300—4000年前。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已知的中国最早栽培小麦的证据，至少有了5000年的历史。科学考察发现，在西藏和云南发现了一种野生普通小麦，有可能是栽培小麦的祖本，这就为小麦可能起源于中国找到了前提条件。中国小麦最早可能是在西部高原驯化成功的，估计在距今5000年前引种到黄河流域，种植不一定十分普遍。

黄河流域种植小麦时代较早但又不普遍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受了食用方式的限制。中国自古有粒食传统，而面食技术很不发达，麦子粒食口感不佳，赶不上小米，所以北方在史前时代以粟为主要农作物。在面食技术较为成熟，特别是石磨发明之后，小麦的种植才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样的历史只有2000多年。

关于高粱，据国外研究结果和我国文献记载，一般认为高粱早先在赤道非洲栽培成功，于史前传入埃及，又于公元前后传入印度，最终于公元3—4世纪传入中国西南地区，迟到元明时代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植。实际上这个传播路线只具有推论性质，非洲并无早期栽培高粱实物出土，印度出土高粱遗存的最早时代只在公元初年。可中国考古发现的西汉高粱遗存已是屡见不鲜，集中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东北及岭南也有种植高粱的证据。许多材料还表明先秦已有高粱，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也有高粱种植。

早在1931年，山西万荣荆村的史前遗址就发现过高粱皮壳，其时代按最保守的估计距今也有4500年。1972年在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房址内，发现了一瓮炭化高粱米，年代测定为距今5600多年。1985年，甘肃民乐东灰山史前遗址采集到不少高粱籽粒，年代为距今5000年前。与此同时，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南北各地都发现了高粱野生种，为论证高粱在中国的起源提供了坚实证据。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中国高粱是在比较干旱的黄土高原起源的，而且是独立起源的，与非洲高粱没什么关系。

中国史前时代的其他栽培作物还有不少，如白家村文化的油菜，仰韶文化的芥菜，河姆渡文化的葫芦，良渚文化的瓠瓜、甜瓜、大豆，可能还有花生和芝麻。

古代文献中将常见的谷物统称为五谷、百谷，主要包括稷(粟)、黍、麦、菽(豆)、麻、稻等，除麦和麻以外，都有了7000年以上的栽培史。古人将农业的发明归功于神农氏，说猎获动物不足时，人们发明了农具，利用天时地利开始农作物的栽培驯育。这种农耕起源的主观推测，与考古学揭示的“绿色革命”的事实大体吻合。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地区，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原始农耕的发生与发展，又带来了另一个辅助性生产部门——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有一种理论认为，种植业的发明可能是家畜养殖的需要，也就是说早先的栽培活动是以动物的饲养为目的的，后来才逐渐培植成功食用谷物，作为人类自己的食粮。这说法虽不一定十分确切，但农耕和畜养的密切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两者有一定的互补性。

家畜中较早驯育成功的是狗，其祖先为狼，由狼驯化为狗，当是猎人们的苦心所致。中国多数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有狗的遗骸出土，最早的有7000—8000年之久，属磁山、裴李岗和河姆渡文化。内蒙古东部兴隆洼文化的一座房址还发现有一条整狗，表明了狗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农耕部落的家畜中最重要的是猪，驯化成功的年代与家狗基本同时，普遍见于各新石器文化，许多文化共同体的居民都有用猪作随葬品的习俗，表明人们对猪的重视程度。

同栽培作物一样，中国史前南北方的家畜品种也存在着一定差异。猪和狗南北都有饲养，且都是以猪为主，区别在南方多水牛，北方则有鸡，都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过去曾一度认为中国家鸡是自印度引种的，而考古发现磁山文化已有家鸡。到了龙山时代，北方又驯化成功家马、家猫、家山羊绵羊，南方是否有这些家畜尚不清楚。

中国传统家畜习称为“六畜”，指的是马、牛、羊、鸡、犬、豕。在新石器时代，这六畜基本都已驯育成功，我们当今享用的肉食品种的格局，早在史前时代便已经形成了。

第三章 生存与发展 第一节 告别洞穴

史前先民对居址的选择显然很有经验，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一般选择在背坡面水的地点，在河谷阶地和沼泽边缘，主要是从取水便利方面考虑的。有些较大的村落往往建筑在两河交汇处的台地上，这个经验一直沿用到今天，许多现代城市便都是建在大河交汇处附近。为逃避洪水的危害，又得居住在一定的高度，南方地区有许多土墩类型遗址，就是当时人们从水害方面充分考虑过的证据。掌握了这些居址的选点规律后，考古学家们在野外往往很容易就能寻觅到史前遗址，常常是十拿九稳。

告别洞穴之后，人类所经历的考验是严峻的，风雨、严寒与酷暑的侵袭锻炼了人们的意志，也逼迫建筑技术一步步向更高水平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

在南方由巢居发展而成的架空居住形式，称为“干栏”。这种竹木结构的房屋有很好的通风防潮性能，适宜气候湿热和地面低潮的地区居住，人居住在上层，底层可圈养牲畜。河姆渡遗址就发现过干栏式长屋遗迹，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木作技术。现代南方的许多地区，仍然流行干栏建筑，可见这种居住方式的传统是多么古老。

在现今发掘的较早新石器文化遗址，大都发现有当时的房屋基址，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发掘到的房址数量已相当可观。其中以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史前居址保存最好，数量也最多。广阔丰厚的黄土层，适宜穴居、半穴居和地面居住。在黄土梯地的断崖上，是开掘窑洞的理想场所，山西石楼岔沟遗址发现过仰韶和龙山时期的窑洞式居址，窑室中央有火塘，窑壁上还掏有贮藏物品用的洞龛(图4)。在窑洞式穴居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半穴居技术，使半地穴居住方式成为中原和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普遍的建筑方式，甚至南方和西南地区也见到半穴居的例证。最早的半穴居建筑见于磁山、裴李岗、白家村和兴隆洼文化，都是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圆形坑状竖穴，上面可能支撑着一个很简陋的草木顶盖，只有兴隆洼文化的房址面积较大，由10余平方米直至100余平方米。再往后发展，坑穴挖得愈来愈浅，地面上筑起了矮墙，架起稍高的房顶。为稳固起见，又发明了支柱架梁技术。这些建筑技术的成熟，使得修建更大面积的房屋有了可能，也使得半穴居向地面居住的发展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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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龙山文化穴居复原图

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套间和多间连建的大型房屋。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100多座仰韶文化房址，早期多为半地穴式，面积较小，建筑方法也简单；晚期则多为地面建筑，面积较大，有的达到100平方米上下，其中最大的一座为占地达420平方米的多室建筑，有主室、后室和左右侧室，精心铺设的居住面，效果与现代混凝土相似，具备防潮、保温、抗压多种功能，居住面经数千年保存依然十分完好，平光如新。河南淅川下王岗屈家岭文化时期甚至有长达80米，分为17个单元29间的长屋。类似的建筑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中也有发现，且布局严整，显为事先规划好而后建的。山东龙山文化的日照县东海峪遗址，还发现有夯筑台基的地面建筑基址；河南水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址则见到土坯残墙，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模制土砖，表明专用的建筑材料已制造出来。所有这些，都证实史前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史前居址的建筑技术，大体经历了几个进步过程：房子由小间到大间，由单间到套间和连间；墙体构造由木骨泥墙、乱石砌筑发展到土坯墙和版筑墙；柱子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深埋到应用础石；居住面由不修整到烧烤，再到涂抹石灰面和夯筑混合土等等。建筑形式由半地穴、架空转向地面，再进而夯筑高基；居住形式由散居到聚居，再而到城居。这一切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基础，也奠定了帝王宫室殿堂建筑的基础。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能力的提高，还有人口不断增殖，大规模的村落随之出现了。在仰韶文化时期即已形成相当规模的村落，不仅聚集着数量可观的大小房屋，而且有比较严谨的布局，构成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组织单位，或者就是一个氏族公社。在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县姜寨和河南洛阳王湾，都发现了这样的聚落遗址，遗址清楚地划分为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墓地三个部分。如西安半坡遗址，面积达50000平方米，居住区占去30000平方米，建有数十座房子，房子周围掘有窖穴，还见到畜栏遗迹。所有住房都环绕在一座中心广场周围，其中包括一座可能用于氏族成员聚会议事的公共大房，面积为160平方米。临潼姜寨遗址面积也有50000平方米，居住区为20000平方米，也有一座中心广场和一座大房子。小房子可看出分为五组，也都分布在广场周围。半坡和姜寨聚落外部都掘有壕堑，是一种较早的防御设施。墓地一般都设置在壕堑之外，与居住区相隔离。到了仰韶时代晚期，聚落形态一改早期的向心型，而转变为成排分布，与现代村落相仿。目前发现的淅川下王岗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及蒙城尉迟寺遗址都是如此。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聚居传统有了一些改变，至今还没见到太大的聚居遗址，聚落内没有专门的制陶作坊区，窑场都散布在房址附近，明确分属于某个家庭单位；窖穴都掘在室内，表明对私有财产的看重程度；也没发现是否有中心广场，但房屋有成组分布现象，可能表示着是一个个大家庭单位；村落周围不见深深的壕沟，却筑起了厚实的夯上围墙，在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安阳后岗遗址都发现过这样的围墙。

人类最早的庇护所是自然洞穴，由于主要活动都限于山林中，居住洞穴也许并没感到有多大的不便。许多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石器都是在洞穴里发现的，说明这种原始居住方式在当时得到普遍采用，如北京人、山顶洞人便居住在洞穴里，洞中不仅有人类化石出土，还有许多石器、骨器、装饰品和食弃的大量动物遗骨，还有烧土灰烬。其他一些著名的史前洞穴遗址还有辽宁营口金牛山、贵州黔西观音洞、河南安阳小南海数处，都有很重要的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南方仍有不少洞居者，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等洞穴遗址的发现便是证明。

富丽的宫殿，巍峨的大厦，高超建筑技术的形成，是在人类告别洞穴居址之后积累起来的，是在营造茅茨土阶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如果人类当初死守在洞穴中，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广厦千万间了。

第三章 生存与发展 第二节 经纬丝麻

纺与织的技术可能是同时发明的，或许纺技出现略早。织技的发明估计可早到新石器时代前期，开始是用针编织，进而发展到原始机织。根据出土木器残件分析，河姆渡人已发明了原始腰织机，这是一种将经线一端固定在木桩上，另一端固定在腰部的手织机具，分经穿杼技术与后来的竖式织机已无太大区别。织机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彩时代，它在人类最终摆脱野蛮生活的过程中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人类从此主要不再依靠自然物品御寒，开始拥有自己随心所欲织造出来的纺织品。

衣服的发明，主要原因当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有人认为是出于遮羞和美化的心理，但这样的心理，推测只是在原始社会晚期才出现的，与服饰的起源并无直接的关系。衣服起源的主要原因还是御寒的需要，在热带地区还可能出于防晒的需要。最早的衣服原料无非是树皮、树叶和野兽皮毛之类，经过简单的缀合便可披挂在身上。

新石器时代居民不仅会裁制合体的衣服，也会缝制帽子和鞋子等，想方设法将全身打扮起来。陕西临潼邓家庄遗址出土一件头戴厚大帽子的半身陶塑人像。说明仰韶人冬季可能有皮帽御寒。黑龙江密山新开流文化居民时兴戴一种尖顶皮帽，亦见于出土的陶塑人像上(图5)。在马家窑文化遗址则见到彩绘靴形器，马家窑人一定会制作长筒靴，否则不会有这样写实的彩陶艺术品。

磁山和裴李岗文化居民已开始使用纺轮，那是用陶器碎片加工而成的，陶片打磨为圆形，中间钻一孔即成。后来在烧制陶容器时也烧制纺轮，仰韶文化发现的陶纺轮数量相当可观，半坡遗址就出土50件。最精致的陶纺轮是屈家岭人制作的，表面绘有对称的线条，具有一种运动的美感。

史前织物的纤维原料主要有葛、苎、大麻和蚕丝等，以野生纤维为多，可能已开始人工饲养桑蚕。在仰韶和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陶器的底部，都曾见到过布纹痕迹，这是纺织技术发达的证明。考古发现的史前纺织品实物也有多例，如仰韶文化的陕西华县柳子镇遗址，1958年出土了麻布类织物残迹；马家浜文化的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1972年发掘到三块炭化了的野生葛纤维织物残片；良渚文化的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1958年发现较多织物残片，有苎麻布片、绢片、丝带等。良渚人悠久的丝织技术传统，已有了5000年以上的历史，这正是文明中国高度发展的丝织技术渊源之所在。“锦绣”、“绮丽”之类美好的字眼，都是源于发达的纺织技术。没有史前时代原始纺织成就，就不会有文明时代发达的纺织技术，也不会有那条对外开放的著名的丝绸之路，也不会有今日如此绚丽多彩的世界。

生活在两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能制作精致的缝衣骨针，说明当时已有了衣服的裁缝技术，人类几百万年赤身露体的处境有了根本的改观。到新石器时代以后，不仅骨针有了普遍使用，而且发明了纺线的纺轮，半坡遗址出土穿孔骨针达270枚之多。更有原始的织机，织出轻而薄的布匹，裁出了合体的衣服。

考古工作者虽然不曾发掘出哪怕是一件史前时期遗留下来的衣服，我们却可以由一些当时的陶艺作品上得知有关的信息。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盆内绘着三组五人的手拉手群舞场面，舞人似穿着无袖长衣，衣后还有一尾形装饰。人们推测，早先的衣服式样比较简单，无领无袖，在一张兽皮中央挖一个洞，将头从洞中套进去，兽皮分前后两片裹住身子，腰间系上一根绳子，就是一件很不错的皮衣了。这实际上成了一种袍子或裙子，有的研究者称其为“贯头衣”。随着缝纫技术的发展，贯头衣又加缝上两条袖子，变成了更实用的标准服装。待有了布帛织物之后，衣服的缝制更为精细、更为便利了，样式也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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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新石器时代帽子式样

第三章 生存与发展 第三节 炮燔烹炙

人类最早的饮食方式，大概与动物没什么两样，弄到什么吃什么，无所谓烹饪，古人谓之“茹毛饮血”。自从掌握了用火取火技术以后，便开始了熟食时代。刚刚开始的熟食，或者可以称作原始的烹饪，既无炉灶，也不知锅碗，陶器尚未发明，主要烹饪方式不过是烧烤而已。将肉块直接投入篝火中烤熟，或者将石块烧热后放在盛有水和肉的非陶质容器内，通过反复投取热石，直到煮熟肉块。《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当用火之后，“以炮以燔〔fan烦〕，以烹以炙，以为醴酪”。这些话基本上说清楚了烹饪发明前后的大致情形。

“绿色革命”完成以后，谷物很快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由于谷物不宜生食，谷物的熟食成了一大难题。古人推测说，史前先民起先大概借用了烧烤肉类的方法，将谷物放在烧热的石板上烤熟。《礼记·礼运》即说：“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捋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烧烤虽是一种永恒烹饪法，但并非适用于所有食物，食用谷物此法就不那么十全十美，因此不能完全照搬烧烤肉食的方法来食用谷物，还得寻找新的烹饪方式。

也许陶器正是在这种寻求新烹饪方式的过程中被发明出来。早期的陶器多为炊具，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史前发明的陶质炊具有釜、甑、鼎、鬲〔li栗〕等，它们的主要功用是蒸煮，而不是炮炙，烹饪的对象改变了，烹法也有了明显的不同。炊器中陶釜的发明最为重要，各新石器文化居民都使用它，其他类型的炊器如鼎、鬲等，都是由釜改制而成。鼎、鬲退出厨房后，釜又回到饮食生活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锅。

青铜时代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曾发生过重大作用的鼎，起源于史前的陶鼎。陶鼎在70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便已广为流行，几个最早的文化集团都曾使用鼎类器。鼎在长江流域较早见于马家浜文化，再晚些时候才得到普及。形体大一些的鼎通常为炊器，小些的则作食器。到龙山时代，炊器中又多了鬲和斝〔jia甲〕，形状与鼎相似，三足改实心为空心，增加了受热面，变得更科学更实用了。

仰韶居民的副食来源可以半坡人为例，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判断，当时的肉食品种有鹿、獐、鼠、野兔、狸、貉、獾、羚羊、雕和鱼类。龙山居民享用的野味除了鹿、獐、兔、獾，还有螺、蚌、鱼、鳖。大汶口居民还以龟和鳄为美味，这在其他文化的居民生活中还不多见。

生活在东北山地森林边缘地带的富河文化居民，猎取野猪、麝、狍、麋、黄羊、狐、松鼠、狗、獾、鸟类作为补充食物。生活在大海岛礁上的小珠山人，肉食除了猪、狗、鹿、獐外，还有大量海产贝类，包括牡蛎、青蛤、锈凹螺、荔枝螺、毛蚶等，甚至还有法捕食鲸鱼。华南史前贝丘遗址的发现表明，滨海先民更以蚝蛎、海鱼、海龟、海鳖为主要食物，食剩的贝壳都堆成了小丘。长江下游的马家浜人，除猎取梅花鹿、四不象、獐、麝和野猪外，还捕捞龟、鼋〔yuan元〕、鳖、河蚌、蛤蜊和鱼类，采集野生杏梅、桃、菱角等为食。河姆渡人食源也很广泛，渔猎对象有鹿、鸟、鱼、龟、鳖，还有亚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红面猴，采集食物则有橡子、菱角、酸枣、桃、薏仁、菌类和藻类等。

现代广为使用的甑，在陶器出现之初并没有发明。在中原地区，仰韶人已开始用甑，但并不很普及；到龙山文化时期，甑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在种植水稻的长江流域，甑的出现稍早，河姆渡文化已有标准的陶甑，但使用也并不普遍，到崧泽、大溪、屈家岭文化才大量使用甑作炊器。甑是套在釜、鼎、鬲上使用的。原始蒸法是人类利用蒸汽能的最早实践，是东方饮食文化区别于西方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这个传统已有6000年的历史。直至今天，西方人还极少用蒸法，甚至在一些国家厨师连“蒸”法的概念都没有。西方在烤法上十分精到，所以主食吃的是面包；我们以蒸技见长，所以做出来的是馒头。

酒的酿造成功，是人类通过化学手段改变食物性味的成功尝试，开了其他许多酿造活动的先河，后来出现的醋、豉〔chi齿〕、酱、菹〔zu租〕等工艺，无不与酿酒技术相关。酿造给人类的饮食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试想如果没有酿造，我们的生活该会是多么的平淡、多么的没有滋味！

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饮食生活，与当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话颇相吻合。人类对山珍海味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与史前饮食文化传统不能不说没有一点关系。中国烹饪富于创造性，首先体现在选料广泛，五谷菜蔬、飞禽走兽、虫鱼鳖蜃，无所不取，皆可为美食，这个文化传统确可追溯到史前时代。

中国史前文化在饮食生活上的另一大成就，就是谷物酿酒的发明。古人有说酒为仪狄初酿，或说为杜康，晋代文人江统在《酒诰》一文中却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芬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他不大相信传统说法，认为酒的酿造成功纯属偶然，是剩饭发酵变成的，很有见地。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巧事，一些无可挽回的错误，反而铸成意外的成功。人类的初酿成功，可能就起因于谷物贮存不善而发芽发霉，这种变质谷物煮熟后食之不尽，很容易变成酒醪〔lao劳〕，这便是谷芽酒。就是这样的失误，却使人们常能尝到另一种美味，有意识的酿造活动随之被发明出来。

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有许多精制的黑陶高足杯、觚形杯、壶、盉〔he和〕等，都是与后来商代酒器相类似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它们同样也是酒器，可以证实大汶口居民已有酿酒的实践了(图6)。还有报道说，仰韶居民也有成套酒器，但并不习见。应当指出的是，这些都是礼器化了的酒器，是酿酒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产物，并不能用作始酿时代的证据。要论证何时有酒，最重要的依据应当是有无酿具。考古确曾发现大汶口居民制作有带滴孔的大酿缸，这类酿具在仰韶文化以至更早的白家村文化中都能见到，这是酿酒存在的确证。也就是说，酿酒技术的发明已有了不下7000年或更久远的历史，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了更多的剩余谷物，才能用于更大规模的酿酒活动，可以肯定，酒在开始出现时就是一种奢侈品，在谷物不够食用时，人们是不会拿它去大量酿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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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

由这些炊具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的烹饪方式主要有两种，即蒸和煮，得到的是饭和粥。对主要谷物粟和稻的食用，这也是最便利的方法，称为“粒食”。人们推测，史前居民吃饭一定与许多后进民族一样，是用双手抓食，其实不然。粥饭热时不便以手抓取，需有一种合用的食具，现代用筷子和餐匙，史前也用匙，并不直接动手指头。考古已发现7000年前的专用食匙，河姆渡人就有，一般为骨片制成。大汶口人还有蚌片匙，磨好的蚌匙缚一小柄，非常实用。当亲人去世后，要取他们生前用过的骨匙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大汶口和齐家文化居民盛行此俗，食匙或悬系死者腰际，或抓握死者手中，可见在史前它已是必不可少的个人装备了。

第四章 美的使者 第一节 不倦的追求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一件仰韶文化人像彩陶瓶，瓶口塑有生动的人头像，前额和两鬓为齐眉的短发，脑后为平耳垂的断发，有这样整齐的梳理实在是意想不到，可能为当地当时成年男子的标准发型。马家窑文化陶器上见到一些彩塑和彩绘人头像，面部都绘有一些下垂的黑色线条，很明显这是披发覆面习俗的写照，当是青壮年妇女的流行发式。另外，甘肃礼县还见到辫发盘绕在头上的陶塑人头像，说明当地也有编发的习俗。多种多样的发式，也常常用作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人的标志(图7)。

爱美之心，并不一定是在有了丰厚的生活条件之后才萌发出来的。在充满艰辛困苦的史前时代，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美的追求，努力美化自己的生存环境，创造了无数美妙的艺术品。人类同时也在不断美化自身的形象，将自己装扮成“艺术品”。就是这样不倦的追求，使得本当平淡无奇的史前文化放射出十分绚丽的光彩。

人类同动物还有一种根本的区别，就是尚美，热爱美好的事物，也用智慧创造美，人类是美的使者。

现代人的头发，使用现代化手段，可以烫出许多新奇的发式，在古代、在史前时代，人类也有一些手段，也能做出自己认为合适美观的各种发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都有互为区别的发式，都有独到的美感。史前不同文化集团的居民往往以发式作为互相区别的明显标志，这些发式主要可能有披发、椎髻、编发几种，在史前陶塑上可以找到这些发式存在的证据。

在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簪发的骨笄，表明中原地区有古老椎髻的传统，这传统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成为男子的标准发式。在史前墓葬中，一些骨笄出土时横置在死者的头顶，这就是用作簪发于头顶的笄，这样的发式称为“椎髻”。发笄多以兽骨磨成，也有陶土烧成的，形状变化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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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新石器时代的人形陶塑

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装饰风格是不相同的，各有特色。黄河中游地区仰韶和龙山文化居民，除了骨、石、蚌质类饰品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陶质饰品，有环、珠、管、笄等，以陶环数量最多，作手镯佩带。陕西临潼姜寨的一座仰韶墓葬中，有一少年女性佩有骨珠串成的项链，珠数达8721颗，仰韶人对饰品的注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了比较简单的装饰品，一般都是经过稍稍加工的小件自然物品，如兽牙、鱼骨、小石块、贝壳等，稍加打磨，基本保持自然形状，穿上一孔后作坠饰挂在身上。新石器时代开始有了真正的人工饰品，使用了比较复杂的加工技术，不少以自然物为原料的饰品也完全改变了自然形状。装饰品在最初也许并不纯是以美容为目的，但在后来这种目的渐趋明显，饰品本身也越来越精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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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新石器时代的象牙梳、骨梳和石梳

史前不仅有整齐的发式，也有了各种各样的首饰。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装饰品，有玉石质、蚌质和骨牙质的，也有陶质的，可能还有不少其他有机质的饰物没能保存下来。史前饰品的种类较多，有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等，装饰的部位由头、颈至全身，甚至延至足部，头部和手臂是重点装饰部位。

生活在东部沿海一线的红山、大汶口、龙山、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居民，流行玉石质饰品，较少或不见陶质饰品。新近在山东临朐朱封村发掘的龙山文化大墓中，发现有雕琢精美的玉笄玉簪，是史前饰物中的珍品。在长江流域的诸新石器文化中，流行一种玉璜类的项饰，是一种两端有穿孔的半环形饰品。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饰品，其佩戴方法还有待研究，不一定全都为项饰。

史前的建筑装饰也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新石器晚期已有在墙壁和居住面上绘彩的做法，秦安大地湾一座仰韶文化房址的居住面上，就有黑色彩绘的人物图形；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排房建筑中还发现有内墙涂朱的现象；河南龙山文化房址中央的灶塘周围，有的用颜色勾绘出一圈宽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过刻绘几何纹图案的白灰墙皮；宁夏固原麻黄剪子的齐家文化房址残墙上还绘有红色几何纹壁画。

许多器具的制作，玉器、骨器和陶器等的多姿的造型和多彩的装饰，体现了史前工匠们对美的不倦追求。还有其他许多雕刻艺术品，以及音乐舞蹈等，无不体现了史前人尚美的精神世界。下面我们仅就雕刻、彩陶和乐舞几个方面，来粗略看看史前先民所创造的美，所崇尚的美。

第四章 美的使者 第二节 彩陶精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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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

大汶口文化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色彩有黑、白、红、赭诸色，纹饰有网格纹、花瓣纹、八角星纹、折线、涡纹，几乎全为几何形。

史前彩陶的纹饰变化多样，有各种各样的母题。不同文化共同体所经常描绘的纹饰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各自表现的主题不同，色彩的选用也各有特点，形成了各自的传统特色。

仰韶文化前期彩陶以红地黑彩为主，纹饰多见动物形及其变体，具有浓厚的写实风格，母题有鱼、鱼网、鹿、鸟、蛙、人面等，还有折线、三角、圆点等几何形纹饰，多以直线表现。后期除红地黑彩外，又出现了白衣黑彩，也有鸟、鱼、蛙等写实类母题，比例稍少，更多见到的是垂弧纹与花瓣纹，多以弧线表现(图9)。

绘有彩纹的陶器不仅能带给人们美好的享受，而且还是史前居民精神生活的一种形象寄托。人们不仅仅是为了美化生活而绘制彩陶，还要由此表达他们特定的心理和意识，甚至表现他们的宇宙观等等。所以选用什么纹饰，采用何种构图，都有既定的法则，根深蒂固的传统就这样形成了。例如仰韶和马家窑文化中常见的蛙纹、鸟纹及其变体，可能就表现了当时对蛙和鸟的崇拜心理。中国文明时代初期也是极崇拜蛙与鸟的，鸟为太阳神，蛙(蟾蜍)为月亮神，可见日月崇拜是植根于原始社会的，这样的崇拜在史前的情形，由彩陶纹饰的发现充分展示到我们面前。我们也由此观察到，中国古代的日月崇拜，最早应是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它是原始农耕文化的产物(图12)。

大溪文化彩陶也有特色，在红陶上绘黑彩，黑陶上绘红彩，纹饰洗练，常见平行线、波浪纹、人字纹、绳索纹和花瓣纹等。屈家岭文化有独具一格的朱绘黑陶、蛋壳彩陶、彩绘纺轮，颜色有橙黄、橙红和黑色几种，并采用一种晕染绘法，不同于一般常见的勾线设色的方法，纹饰主要有旋纹、弧线等几何形，构图大多也比较简练。

就甘肃青海地区出土的彩陶而论，不少几何形图案母题的祖型都是象生类母题，有的演变轨迹相当清楚。如直边三角形分别由鱼体、鱼尾或鱼鳍形状演变而成，涡纹则由鸟首图形变化而成，波折纹又是由蛙纹和蛙肢纹简略而成，所以三角形、涡纹、波折纹被分别认定是鱼、鸟、蛙体的标志图形。由这个发现看，不少几何图形确实是由象生图案递变而成，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

马家窑文化彩陶数量多，色彩富丽鲜明，红、黑、白几种色彩并用。图案也很丰富，出现比较复杂的图案组合形式，常见的母题有涡纹、同心圆、波纹、平行线、网格纹、折线、齿带纹等，线条流畅多变，具有较强的动感(图10)。

彩陶纹饰尽管种类相当丰富，但也并不是史前陶工们随心所欲画成的，该描绘什么，本来是有一定之规的，因为常见纹饰都有一定的含义，受到原有文化传统的制约。

从整体上来说，彩陶纹饰通常采用的是变化多样的几何形图案，少见人形与动物形构图。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不少几何纹都是动物纹变形简化的结果，其本质表现的还是某些动物，仍当以动物纹看待，这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半坡发现的一些三角形彩陶纹饰，很显然就是由鱼纹演变而成的(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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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仰韶文化彩陶鱼纹向几何纹的演变示意

从彩陶图案流畅的线条和严谨的构图看，史前已发明了绘画用的毛笔，尽管目前还没有当时的毛笔实物出土。鲜艳的色彩取自不同的矿物颜料，如赤铁矿粉、高岭土等，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过紫、红两色彩锭，据分析是彩陶颜色的原料。很多遗址还发现了研色用的石盘和调色用的陶碟，彩绘工艺当是掌握在一些专业人员手里。临潼姜寨的一座仰韶文化墓中，死者足部随葬有石砚、磨棒、水杯和赤铁矿石块，表明墓主人可能是一个彩陶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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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仰韶文化的彩陶

中国史前彩陶分布范围广，时代跨度也很长。彩陶艺术起始于距今8000年前，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约有近4000年之久。彩陶的繁荣期大致是在距今6500—4500年前，也有2000多年之久。在这样一个时代跨度内，大部分新石器文化居民都有彩陶制作，但数量上有多有少，风格上有很大差异。彩陶工艺较为发达的有仰韶、大汶口、大溪、屈家岭、马家窑文化等，集中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中心地区是在黄河中上游一带。华南和华北地区也有彩陶发现，数量很少，远不能同黄河流域相比。

另外，也有许多彩陶纹饰的意义很神秘，并不能一目了然。例如仰韶人所绘的人面鱼纹，在关中和陕南地区都有发现，基本构图比较一致，对它的解释却众说纷纭，竟有20种之多，论者谁也说服不了谁。其中很可能已经包含了比较合理的论说，但要检验哪一种是正确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图13)。

最精美的一件彩陶杰作，是1978年在河南汝州阎村发现的，时代属仰韶时期。在一个深腹平底大罐的一侧，绘有一幅大型彩画：一只站立的白色鹳鸟，嘴上衔着一条大鱼，它的对面绘有一柄石斧。这幅画被命名为“鹳鱼石斧图”，它不同于一般的图案装饰，表达了某种完整的意义，或者至少表达了人们的某种愿望，到底说明了什么，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恐怕还是一个待解之谜。

彩陶是史前先民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也是史前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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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仰韶文化绘有蟾蜍图形的彩陶

第四章 美的使者 第三节 细刻精雕

雕刻作为美化生活的工艺手段，在新石器时代采用相当普遍，我们现在已发现了那时代的大量雕刻艺术品，其中有不少原始艺术珍品。这些雕刻采用的材料有骨、牙、陶、石等，有线刻，也有浮塑和圆雕。有的属器具上的附属雕刻，数量不少，也有一些单体雕刻艺术品，都闪烁着史前先民的智慧之光。

骨牙雕刻是既细腻又高雅的一种艺术品，多出于分布在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河姆渡遗址的刻有双凤纹的骨匕，江苏邳县刘林遗址的用猪牙雕成的猪首，泰安大汶口墓地的透雕象牙筒和象牙梳，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的骨雕人头像，都是难得的雕刻工艺珍品。

考古发现的陶塑艺术品较多，尽管陶塑有更大的随意性，不过也有许多佳品，主要是写实的人体和动物形体。如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女神塑像，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陕西华县太平庄鸮形鼎，泰安大汶口的狗形陶器，胶县三里河的猪形陶器等，都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此外，在南方和北方都发现了大量凿刻或朱绘在崖壁上的岩画，其中一部分的时代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属史前人的作品。岩画内容主要为再现的狩猎和放牧活动，表现各类动物的画面占多数，显然不是农耕部落遗留下来的。这些简练粗犷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史前人类活动的真实画面。

石雕艺术品相对发现较少，尚不足以反映史前时代的工艺发展水平。甘肃永昌鸳鸯池的石雕人头像，北京平谷上宅的石雕小猴，四川巫山大溪的双面人头石雕等，这些发现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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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表现动物形体的新石器时代陶器

作为造型艺术的雕塑、雕刻工艺品，在史前社会具有特定的意义，并不纯是工艺品。同其他工艺品一样，雕刻品也表达出了史前人的信仰与追求，甚至大部分作品都有它们特定的含义，多与原始宗教和巫术紧密联系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真正表现自然情趣的艺术作品也并非没有，至少不是主流。正是在这种原始信仰与追求中，雕刻工艺水平有了一步步提高，尚美的情趣逐渐向高层次发展，一些高水平的手工业艺人也由那个时代培养出来。许多精美的雕刻工艺品，没有具备专门技巧的人是做不出来的，更不用说那些需要专用设备的琢玉工艺了。

从史前起源的中国雕刻艺术传统，在青铜时代得到继承与发扬，青铜器纹饰不论是几何纹饰还是动物纹饰，都是在史前时代原有风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上看，艺术的根基本是植于史前时代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之树愈渐茂盛起来。

第四章 美的使者 第四节 歌舞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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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中的舞人

任何舞蹈，尤其是群舞，必得有一定的节奏，所以伴奏是不可缺少的。初期舞蹈的节奏，主要是舞者自身的拍打与呼号，有时借用一些现成的器具敲打，由此制出打击乐器，这是史前乐器的主体。声乐和器乐的产生与舞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歌、舞、乐一体的结构。

原始乐舞是在劳动中起源的，实际上，乐舞最初往往是劳动进行过程中的固定内容，属于劳动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始狩猎部族的猎手们，在出发前要预演狩猎的过程，进行一次模仿狩猎活动的操练，还有模仿狩猎对象的表演，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化妆舞会。在广西左江、云南沧源、内蒙古阴山发现的早期岩画中，都有这种狩猎者舞蹈的壮观画面，这舞蹈寄托着舞者祈求丰产的愿望，它的本质是再现狩猎活动，激励猎手的勇猛精神，唤起人们的集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前舞蹈是一种实用艺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与这种狩猎前的舞蹈相联系的，是一类庆贺丰收的舞蹈，用于表达狩猎与生产丰收后的喜悦心情。这舞蹈有时要重演获得丰收的艰辛过程，使用的道具都是实用的工具。当神灵观念笼罩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时，乐舞又被用于祭神、娱神，而且有了一些固定的程式和传统的内容，真正美的艺术作品由此诞生出来。乐舞逐渐脱离劳动而不再是劳动的附属品，最终成为一种表演艺术。乐舞最原始的社会功能即便在当代社会也能表现出来，但抒情与愉悦的作用显得更突出了。有些纯艺术的乐舞不一定都直接表现劳动者的情感，但同样能唤起人们内心的思索，引起观众的共鸣，这便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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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马家窑文化舞蹈图案彩陶盆

史前舞蹈的舞姿之美，可以从我们提到过的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上看得很真切，陶盆上描绘了一个集体舞蹈的场面，舞者手拉手，踏着一定的节奏，步伐整齐地边歌边舞，一幅史前风俗画跃然眼前(图15)。在各地岩画中，所描绘的舞蹈场景也很动人，有单人舞、双人舞，也有场面壮观的多人群舞，包括狩猎舞、假面舞、征战舞、祭祀舞、生殖巫舞等，有些作品是属于史前时代的，就是年代稍晚的作品，依然体现出史前舞蹈的风格，让人感觉到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图16)。

史前乐舞出现以后，还被广泛运用到宗教、巫术、丧葬、誓师、祝捷等仪式上，由此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诗经·周南·关雎》)钟鼓之乐，在商周时代是贵族们风度的体现。史前也有钟鼓之乐，虽然那时还没有真正的贵族。不仅有钟鼓之乐，也有歌有舞，史前艰难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愉快，充满了欢乐。

乐舞作为美的享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早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早已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史前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乐舞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尽管那时已有了一些专家，但它从来都是大众参与的活动，人人都有这方面的天赋，言传身教保证了这传统代代相传，保证了这门艺术不断得到发展。

除打击乐外，史前的吹乐也很发达，明亮的音色，高亢的旋律，不须太高的演奏技巧，也无须高超的制作工艺，所以受到史前人的重视和喜爱。史前吹乐主要有哨、笛、埙〔xun熏〕、号等，都有实物出土。笛、哨均用动物肢骨制成，江苏吴江梅堰遗址、河姆渡遗址都有出土，数量多达100件。不久前河南舞阳县贾湖一座新石器时代墓中一次出土16件骨笛，年代测定为距今7500年以上。这些骨笛大多钻有七孔，通过实验测音，得知它们已具备七声音阶结构，发音准确，有的尚能吹奏出旋律。这是一种直握笛，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直笛演奏家，或者是一位乐器制作工匠。贾湖骨笛的出土，导致了音乐界对中国史前音乐发展水平的重新评价，过去一直认为“中国乐制只有五声音阶”、“先秦无七声音阶”，这样的结论显然没什么讨论的价值了。

早期的节奏性打击乐器，多是取材于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后来发展起来的旋律性乐器也大体符合这个规律。从这个意义说，乐器的诞生与史前社会生产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打击乐中最古老的乐器是鼓，考古发现过一些史前陶鼓，以陶土烧制为筒形，再蒙以兽皮。青海民和阳山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一件彩陶鼓，形如现代腰鼓，可悬挂起来敲击。古有“鼓缶而歌”之说，缶即是陶盆，史前人拍击陶盆而为节奏当是常见的事。石块也是常采用的打击乐器，大块的石片能发出清脆的乐音。龙山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一件大型石片，背钻一孔，可吊挂起来敲击，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石磬。青铜时代的石磬磨制光滑，制作规范，成套的磬能奏出优美的完整乐章，它的祖型就是史前的打制石磬。此外，后来常见的钟和铃形乐器，在史前时代即已有了制作，龙山时代有陶钟与铜铃，不过发现的数量不是太多。

史前是否已有弦乐器，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

第五章 崇拜与信仰 第一节 造作众神

人类在史前有鬼神崇拜的传统，鬼神有大小善恶之分，人们诚惶诚恐，坚信不移。鬼神由何而来？原来却是人类自己臆造出来的，人类在创造自己的世界时，也创造了一个鬼神世界，人是众多神灵的造作者。

在史前时代的各种崇拜形式中，首先出现的是自然崇拜，其次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史前人类在能力有限的艰难跋涉中，深深感到自然力和许多自然物的力量很大，远远超出人力之上，于是逐渐产生一种变形的认识，以为自然力与自然物同人一样，有生命，有意志，而且高于人本身。这实际上是将人的特点赋予了自然力，认为自然力有神灵主宰，于是由此产生信仰，这便是自然信仰。自然被人格化，进而被崇拜，形成自然崇拜。在史前人看来，自然界是一个充满神灵的世界，神灵既可赐福人类，又会降祸人类，只有顶礼膜拜，才能获得神的护祐。

一切自然物，上自天体，下至大地，所有与人类相关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各自都有主宰的神灵，都具有人类无法超越的力量。自然崇拜的形式依崇拜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区分为山石崇拜、水火崇拜、动植物崇拜、大地崇拜、天体崇拜等几大类，在考古遗迹中大体都能找到它们存在的证据。

山石和水火崇拜，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崇拜形式。齐家文化墓葬中常随葬一些小白石，有的一墓葬有304块之多，这是白石崇拜遗迹。这些白石作随葬品的用意何在，还有待深入研究，是否像后来羌人那样以白石作为一切神灵的代表，不得而知。还有一些新石器时代居民将墓葬方向朝向山顶，或朝向远方的高丘，也与山石崇拜有关。

大地崇拜在农耕文化中表现为地母崇拜，地母就是后来俗称的土地神。大地崇拜的仪式常与农事活动相关联，通常表现为播种前的祈求丰产的仪式，还有获得丰收时的谢神仪式，这是春秋两季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大地养育了人类，所以要献祭，具有报恩的意味。史前出现的妇女雕像，通常被认为是土地神的象征物，是将地母人格化的神灵。红山文化发现了崇拜地母的祭坛，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中国古代以“社”为地神，以“稷”为谷神，社稷合称又成了国家的代名词，由此可以看到原始宗教打下的深深的印记。

天体崇拜包括对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的崇拜，还有对上天的整体崇拜。对天神的礼拜同大地崇拜一样，也是农业部落十分重视的事。天候气象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耕作需及时雨，得求雨神；作物需阳光照，得求日神。天体虽是高高在上，却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当然也慢待不得。仰韶、大汶口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中有太阳与鸟，被研究者认定是天体崇拜的证据。大汶口文化陶缸上见到日、月、山的复合象形符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存在的综合自然崇拜。

游牧部落也并非不流行天体崇拜。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看到许多有关天体星座的画面，还有“拜日图”等，生动地描绘了游牧人拜天的事实。

由自然崇拜派生出来的灵物崇拜，在史前时代也极为流行。灵物崇拜的对象也很广泛，包括许多人工制品，如房屋、工具等等。拿一个小物件当护身符的做法，就是灵物崇拜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山东和江苏的几处大汶口文化墓地中，发现了一些以龟甲随葬的例子，应当是龟灵崇拜的遗迹。泰安大汶口11座墓共出龟甲20，邳县刘林九座墓出龟甲13，大墩子15座墓出龟甲16。此外四川巫山大溪文化墓地，也发现有四座墓随葬有龟甲。龟甲一般放置在死者腰部，显然是随身携带的一件灵物。商代盛行的龟甲占卜，可能源于史前时代的龟灵崇拜。

在薛家岗文化中还见到一些在石器上彩绘的现象，这类器具很可能是被当作神器看待的，也是灵物崇拜的表现之一。笔者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在大量打制石器上涂有红色，认为这也是灵物崇拜的表现，将红色涂抹在石器上，赋予它生命与力量，工具也就变成了神器。

自然崇拜是史前人类对自然力无能为力的一种思维与行为方式，人们希望有神力帮助自己，渴求神带来希望，这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一切原始部落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虽然人类在事实上终归还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取得了进步，却打心底里认定一切都是神灵赐予的，于是会更加虔诚地礼拜。人类就是在这样的神灵膜拜活动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和力量。他们是以自然崇拜的方式作为自己改造自然的手段之一。

第五章 崇拜与信仰 第二节 神龙诞生

良渚文化的许多礼器化玉器上，通常琢刻有精细的兽面纹，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人兽复合纹饰，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它们被认为可能是良渚人的神徽，实际上也与图腾崇拜有关(图17)。

凤的原型，据研究有鸡、鸷(猫头鹰)、燕、鸾(孔雀)等，是若干鸟崇拜的综合体。仰韶彩陶中所见的三足鸟和燕子图形，当是较早的凤崇拜形式的表现。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制作有各种鸟主题的工艺品，似乎表明那里比较流行鸟崇拜，凤的起源肯定是缘于这种鸟崇拜。

红山文化中有陶土抟制的女性塑像，也有大型的形同真人的女神塑像，那是红山人自认的始祖神，人们为此盖起神庙，砌好祭坛，举行隆重的祭仪。中国古代传说中也有女始祖，名叫女娲，说她用黄土造出了人类，这传说的起源一定也是很早的。

考古发现过不少动物形体的雕塑艺术品，还有绘有动物图形的彩陶，研究者认为其中当有图腾标志。像半坡人彩陶上的鱼形人面纹，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鱼图腾的写照，人形与鱼形的合成图，表现了人与鱼的结合，鱼已明显人格化，这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图腾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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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图案

龙的原型，有鳄、蛇、猪、马、闪电等，究竟什么是主体，人们有着一些不同的认识。内蒙古赤峰赵宝沟遗址发现了刻绘在陶器上的猪首蛇身图像，被认为是北方地区最早的龙图形。到红山文化时期，开始制作精美的玉龙，玉龙为环状身躯，猪形首，无足，被称为猪龙，从这里确可看到猪为龙的原型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一件玉猪龙，高26厘米，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是难得的精品。猪的饲养是以农作物栽培为前提的，所以猪龙被认为是北方农耕部落的图腾之一。

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也有龙形艺术品，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陶盆内绘有红色的蟠龙，亦是长躯无足。中原更早的龙形是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那里的一座墓中发掘出用贝壳摆成的龙虎图案，龙形有足有尾，张牙舞爪，形态十分生动。

当龙成为综合图腾时，人们似乎对图腾崇拜并不十分热心了，事实上图腾观念已在悄悄发生变化。这主要是人对自己存在的意义、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在进一步探寻人的来历时，人类不再满足于动植物起源的传说，终于对生殖奥秘有了清醒的认识，得知女性为人类之母，进而将女性祖先神化，造出女神，因之完成了图腾人化的过程，祖先崇拜也因此出现了。

氏族扩大为部落，部落又结成更大的部落联盟，结成分布地域广大的文化共同体，由此会产生新的更高一级的综合性图腾，作为共同体的标志。被作为中国文明象征的龙与凤，便是史前时代就已出现的两大图腾，它们是综合性图腾，是文化融合的产物。龙与凤已不是任何实体动物，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表明它们的崇拜者来自不同的氏族部落，是新的文化共同体一起创造出的共有图腾。这图腾已没有了原来的质朴意义，它的性质已产生了明显变化。

除了始祖崇拜，史前也有近祖崇拜，它是以丧葬仪式为主要形式表现的，这一点我们将放在后面去谈。

初始的图腾往往是某种具体的动物或植物，通常以动物为多见。在图腾艺术中见到不少半人半兽的作品，这是图腾人化的产物。最后图腾完全人格化，原始宗教又向祖先崇拜方向发展，最终人类认定自己的祖先是人而不是其他，人神由此诞生。

史前人类处在氏族社会时，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植物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或者认定本氏族就是起源于这种动物或植物，那这动植物就是神圣的祖先和保护神，这就是“图腾”。图腾是北美印第安人奥基华斯部族的一个词，表示氏族的徽号或标志。氏族社会的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人们崇拜它，认为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崇拜。

第五章 崇拜与信仰 第三节 虔诚的献祭

造出了那么多的神灵，同时也制定了许多礼拜的规矩，而礼拜的最高形式是献祭。只有在献祭活动隆重举行时，神的威严才充分体现出来，人与神的距离也缩小到最低限度。一些重要的献祭活动，后来逐渐演变成定期举行的各种宗教节日，这种传统甚至由史前递嬗到了文明时代。

献祭的目的很明确，通过这种讨好神灵的举动，希望能起到影响自然力的作用，使之为自己造福，实际上是对神的贿赂行为。正如《诗经·小雅·楚茨》中所说的：“神嗜饮食，卜尔百福”，“神嗜饮食，使君寿考”，你献给神灵吃的喝的，神就会使你长寿多福，这种观念应当也是源于史前时代的。

中国史前时代已开始修筑专用的祭坛和神庙，作为礼拜神灵的场所，这是从红山文化几次重要考古发现中得到确认的。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一组石砌建筑，经研究认为是原始宗教遗迹。建筑中有卵石圆台和巨石长方坛。石圆台周围发现了妇女陶塑像，说明那是供奉女神的祭坛；方石坛也是祭坛，附近出有玉龙和非实用的彩陶器等。这里是一处重要的祭祀地母、农神的宗教场所，它的主人是整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在特定的日子里，人们成群结队长途跋涉来到这里，通过隆重的祭典，了却自己的心愿。

东山嘴祭坛建筑群发现不久，又在距离不远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更大规模的祭坛与神庙遗址。牛河梁遗址面积相当大，是一处有严谨布局的遗址群，以山梁顶端的女神庙为中心，周围山丘环绕着积石冢。女神庙是南北方向布置的多室殿堂，北边为一石筑的大型山台，南边有三处大冢和祭坛。女神庙结构复杂，有主室、左右室、前后室等，供奉有女神群像。神像比例如真人，据出土塑像残片推测，当时还塑有大于真人三倍的女神塑像。由此看来，这里可能是一处以祭祀女性先祖为主的多神礼拜场所。

神庙附近的积石冢，即是石砌的大墓，墓内随葬有许多精美的玉器。周围排列着一些小型墓葬，墓间也有石砌的圆形祭坛，墓前有石铺的台面和烧土面，附近出土有猪骨和鹿骨，这都是举行祭祖仪式的处所。由此看来，祭祖在红山文化中已经形成制度，祖先崇拜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发展阶段。遗址所见的墓祭遗迹主祭的是近祖(真实祖先)，坛庙则主祭的是远祖，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始祖神。

浙江余杭的反山和瑶山，也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坛遗迹，它的主人是良渚文化居民。两处都是在人工堆起的土山上筑成祭坛，再修建大型墓穴。如瑶山祭坛为方形，面积约400平方米，中间有一南北方向的红土方台，台上修建大墓。大墓有木棺木椁，墓中随葬成堆成组的玉器，这些玉器大多并非生产工具，又不是生活用品，为纯礼仪用具，不少就是专用的祭器，刻有神灵图像。

礼器的出现也是祭祀活动频频举行的必然产物。红山和良渚流行玉琢礼器，其中良渚的琮、璧、钺〔yue越〕是专用的祭器，这传统在青铜时代得到继承，钺成了权力的象征，琮璧乃是祭天地神灵的礼器。中原龙山文化居民墓中随葬物品中也有礼器，包括具有权杖意义的钺和乐鼓等。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也有琮、钺、鼓，有一些墓中出土许多这类礼器，表明死者生前当是专门的神职人员。

祭祀仪式还包括杀牲这个重要内容，既要杀兽，也要杀人。上述祭坛附近出现的兽骨，就是杀牲的证据。杀人以祭称为“人牲”，即以人为牺牲，供献给神灵。史前居民认为对地母最大的敬意就是祭献人牲，以人血灌地，以求农作物能有好收成，这种做法在许多当代的原始民族中都曾经流行过。仰韶文化的一些遗址发现过不少非正常死亡的埋葬，不规则的土坑中埋着没有常规葬式的死者，有的还与牲畜共埋一处，这很可能就是杀祭人牲的遗迹。到龙山时代，这种杀祭更为普遍，发现不少无头死者和多人丛葬，有的死者肢体残缺不全，也很可能属于杀祭一类的遗存。

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不少奠基牲遗存，也是一种典型的人牲现象。在一些较大的房址居住面或墙基下，往往发现有埋葬儿童或成人的现象，这是建房过程中处死的人牲，都是奠基用的牺牲品。如汤阴白营遗址，发现有二座房址埋有童牲；安阳后冈的15座房址中，埋置幼童27人；永城王油坊的一座房址下，就埋有人骨架三具；登封王城岗夯土建筑下面的一座奠基坑中，见到七具人骨架，有幼童，也有成人。杀人奠基，是为了房子的坚固耐久，也是为了驱邪避鬼，祈求神灵保护。

对于神灵的献祭，史前人表现得十分虔诚，他们可以献上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甚至是生命也在所不惜。这都是受了共同信仰的驱使，对于自己建立起来的信仰，他们坚信不移，也让子孙后代坚信不移，代代相传。

第五章 崇拜与信仰 第四节 大礼安魂

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智力有了很大开拓，人们开始思索生与死的问题，得出了灵魂是人体主宰的结论。人类不仅有了灵魂观念，并且还认为灵魂有不死的性质，以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鬼魂世界。于是就有了鬼魂崇拜，有了对死者的灵魂进行妥善安置的意识。安抚亡灵的最好方式，是举行隆重的葬仪，将尸体掩埋起来，寄托哀思，祈求灵魂早日得到新生。

对死者实行掩埋的习俗，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将死者埋葬在自己居住的洞穴中，表示了生死同在的骨肉亲情。到了新石器时代，埋葬渐渐形成为一种严格的制度，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共同体中，出现了互为区别的埋葬方式。

氏族公共墓地的存在，是原始氏族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裴李岗、仰韶、大汶口、马家浜、崧泽、大溪、马家窑、齐家等文化遗址，都发现过大面积的公共墓地，数十座乃至数百座墓葬，比较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年代稍晚的墓地，出现了分区埋葬的现象，可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聚葬。

就多数情况而言，对死者的埋葬都是一次性的，但也发现过不少二次葬墓。二次葬指在死亡后作一次临时埋葬，待尸体腐烂后再拾骨重新安葬，埋入公共墓地。大汶口文化的山东兖州王因墓地、仰韶文化的陕西渭南史家墓地、华阴横阵村墓地，都发掘出大批的二次葬墓。有的甚至将数十人按顺序埋入同一座墓穴中，这种二次合葬的墓在东北、华中、华南都有发现。

死者安息时的姿势在史前也很有讲究，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传统习惯。安葬死者的姿式主要有仰身直肢、俯身、屈肢、蹲踞等式。仰身直肢是最常见的葬式，死者仰身平置，手足自然垂直。俯身葬恰与仰身葬相反，死者俯身放置。马家浜文化居民盛行俯身葬，类似葬式在大溪和齐家文化中也有发现。屈肢葬是将肢体盘屈捆扎后掩埋的一种特殊葬式，见于马家窑和大溪等文化，这种葬式在青铜时代的关中地区仍很盛行。蹲踞葬与屈肢葬有类似之处，但头颅向上，取蹲踞姿势，主要见于南方的贝丘遗址。

为了安抚亡灵，还要给死者随葬一些生活必需品，以供他们在冥间使用。新石器时代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生产工具、装饰品和食物，有时还用牲体或全牲。一般在早期使用的随葬品数量不多，各墓之间看不出明显差别，这一方面反映了一种平等状态，也说明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墓葬，随葬品明显多于其他墓葬，有的多达数百件，而小墓有的却一无所有，不仅显示了贫富分化的事实，也表明社会生长出了一个权贵阶层，以平等和平均为特征的史前社会开始崩溃。

随葬的陶器一般都是日常用具，后来有了专门烧制的明器，是专用的随葬品，形体较小，工艺也较差，没有实用价值。随葬的生产工具也都是一些实用的器具，有些地区男性一般用石斧、石铲、石锛等，而女性则用纺轮和磨盘等，与生前从事的生产活动相吻合，说明社会劳动分工已有明显的性别特征。

牲畜作为随葬品，一般只将牲体的一部分埋入墓中，如蹄脚、头颅、牙齿等。中国史前墓葬中发掘到的牲畜遗骸以猪为多，西北地区有猪也有羊。常见以猪下颌骨随葬，甘肃永靖秦魏家一座齐家文化墓中就见到68块。也有用整猪埋葬的，江苏邳县大墩子的大汶口墓葬中就有发现。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洼遗址中一座居室葬，就使用了两头整猪殉葬。大汶口墓地还有殉狗的习俗，邳县刘林有八座墓殉狗，大墩子九座墓殉狗达18只。

更有甚者，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以人殉葬的现象，具有一定地位的男性死后要求妻妾殉死。大汶口、齐家、朱开沟文化都见到典型的以男子为中心的女性殉葬墓，男子葬式为仰身直肢，女子为侧身屈肢，还有二女同殉的例证。死时的殉葬是生时被奴役的写照，妇女失去了原先的平等地位，人压迫人的现象出现了(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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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齐家文化的殉葬墓

还有一点要提到的是，史前先民对墓葬的方向十分讲究。大量统计研究表明，同一墓地乃至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大多数墓葬都有一个大体统一的方向，死者的头颅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如裴李岗文化几处墓地都是南向略偏西，仰韶文化则是以西向和西北向为主，齐家文化亦以西向和西北向为墓葬的主要方向，马家浜文化为北向，北阴阳营和薛家岗文化为东北向，石峡文化为东向。

据研究，墓葬的方向可能表示着灵魂的去向，即所谓“灵界”的方向，也即是传说中的氏族起源地的方向。人死后灵魂要回归故土，所以用墓向来指示回归的方向。由于分布在一定地域的某个文化共同体有共同的信仰和传统，所以埋葬方向有惊人的一致性，而且极不易发生大的改变。

墓葬是史前考古经常见到的最重要的遗迹之一，对它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因为它是了解史前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个年代久远的时代虽然早已逝去，可它的许多秘密却珍藏在那个时代的墓穴中。

第六章 文明的曙光 第一节 中国文明的起源

世界上独立发展的最古老的六大文明起源的过程，曾是许多研究者的终身研究课题。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几十年来经历了曲折的认识过程，代表性的论点基本上可分为传播论和独立起源论两大派，两派不断交锋。独立起源论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的支持，也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早在18世纪时，国外就有人说远古中国人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又有人说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更有人说中国人是《圣经》人物诺亚的子孙。人种都来自外域，文化自然就不会是独立发展的了。

直到本世纪20年代，有些权威人士还认定商代仍处于史前时代，以为中国文明起源很晚。不久殷墟有了重要发现，一个灿烂的殷商文明被揭示出来，于是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有些外国学者也认为殷商文明出现太突然，于是推断中国文明可能是受了来自西方的刺激后产生的，或者干脆说是近东两河流域文明的翻版。对于中国文明起源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就这样用最简单的方式下了结论。

诚然，商代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大都市，有了十分成熟的文字系统，有了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又有高超的玉器等手工业技术等等，确实是一个不能否定的灿烂文明。但是商代文明并不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国文明的起源还要追溯到更遥远的时代。中国文明并不是突然在东方出现的，中国在远古时代也并非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在这里有从猿到人演进过程的证据，也发生过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革命，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

中国有发达的史前文化，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文化因素，而且这些都是独立发展的，并非是外力影响的结果。殷商文明也并非无源之水，它所具有的城市文明、青铜文明和文字等，都是在中国史前文化已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认为，中国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建造，而奠基则早已完成。

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还有待完善，人们对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究竟有哪些尚存有争议，但有这么几条标志基本得到一致的认可，即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中心——城市，发明了文字，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城市、文字、冶金可以作为文明的三要素，其中又以文字最为重要。当然，三要素也并非缺一不可，世界六大文明中的墨西哥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秘鲁文明没有文字，埃及文明没有城市。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文明也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不仅具备文明三要素，还有一些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东西。

中国文明是在中国本土起源的，是土生土长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文明三要素在史前时代即开始萌芽的证据，以此追溯中国文明的源头。

第六章 文明的曙光 第二节 城垣高筑

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初级城市，为大都市的出现创造了基础。事实上有少数城市已有相当规模，与文明时代的城市相比已没有太大距离。

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后，人口迅速增殖并相对集中，不同于一般村落的大型聚落出现了；手工业技术向高精水平发展，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越发专门化了(包括制陶、琢玉、纺织等)，手工业已开始与农业分离，手工业者的居址也与农业村落分离开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交易活动频繁，集中的交易场所形成，集市出现了；知识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孤立分散的乡村居住状态已满足不了一些特权人物的需要，所有这些就是城市出现的经济基础。

社会由氏族公社发展到部落和部落联盟，不可避免地生出一级一级的管理机构，高级权力机构的驻地，一般要建在经济中心，这是城市出现的政治基础，城市是统治者的权力中心。

城市的出现还有军事上的原因，主要出于防御上的需要。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城市的出现还有宗教上的原因。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神治”的方法进行管理，要举行礼天礼地的活动，或者称为“礼治”。敬天礼神，要有专门的宗教场所，这往往就是城市所在地。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有宗庙建筑，后来的封建王朝也将礼仪建筑作为都城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个传统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城市起源的时代。

史前考古获得的大量资料表明，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城堡和城市，我们不妨简要叙述一下这些发现。

就目前的发现看，龙山时期的古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见到的较多，已有河南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山东寿光边线王村、章丘城子崖、辉县孟庄、郾城郝家台、丁公城和临淄田旺城等处。

安阳后岗发现的是一段宽3—4米、长70余米的夯土围墙，城圈大小尚不清楚，城内发现许多房屋基址。

淮阳平粮台的城址为正方形，面积五万多平方米。夯筑的城墙顶部宽8—10.2米，底部宽13.5米，现高3.6米。城垣南北各有一座城门，南门有土坯垒砌的两个门卫房，附近的道路下面发现有排水管道。城内发现有夯土台，台上有长方形排房建筑基址。

登封王城岗发现的是两座并列的城址，西城平面呈梯形，东城大部为洪流冲毁。两城面积总共约10000平方米，是一座不大的城堡。城墙已荡然无存，仅存筑城时挖掘的基槽。城内发现有殉人、殉兽的奠基坑。

寿光边线王村城址平面为圆角梯形，总面积近五万平方米，城内也见到奠基用的猪、狗和人骨架等。

章丘城子崖城址早在30年代即已发现，近年又做过一些勘察。城址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达20万平方米，超出边线王村城址3—4倍，是王城岗城址的20倍，是现今所见的龙山时代最大的城址。残存墙体深埋在地表下2.5—5米，宽8—13米，规模相当可观。这座城一直延用到夏代时期，后来又曾重新修筑，是一处十分重要的考古遗迹。

北方地区也发现了早期城址，地点在内蒙古凉城的老虎山。城址面积达13万平方米，四周筑有石墙。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座石头城。同在内蒙古的包头市附近的阿善，也见到一座石砌围墙的城址，面积也有五万平方米，年代也比较早。

类似的石城遗址在北方还有发现，内蒙古赤峰附近就有数十座之多，只是年代略晚于龙山文化。这些城址大小不一，一般为1—2万平方米，也有大到10万平方米的，有城墙，也有城壕。城内有大量石块垒砌的房屋基址，一般有40—100座，有的达600多座，规模不算太小，超过了许多中原的龙山文化城址。当然这类城址的性质还有待深入研究，还有待细致的发掘，这些城址对于城市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长江流域，在这个时候也有了规模较大的城堡建筑，例如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澧县城头山等。良渚文化虽无明确城址发现，但也有大规模夯土台和红烧土建筑遗迹发现。

龙山时期的城址发现的已不算少了，未及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这些发现证明龙山时代确已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市与城堡，这是任何聚落都不能比拟的。当然也有些令人遗憾，虽然已经发现了这么多的城址，却因为种种原故，没有一座进行过全面发掘，城内的建筑布局很不清楚，开展研究还有很多困难。

城市的出现，表明形成了政治、经济中心，也许就是一个个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城邦。中国早期城市形成的起始年代，大约是距今4500年前，或者还会更早一些。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高筑城垣的都市已是比较发达的城市。为防御目的而修筑的城垣，主要当是部落间征战的产物，更早的城市也许不一定有城墙环绕。没有城墙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样也是城市，城墙并非是城市的决定性标志，如安阳殷墟和周代都城就都没有发现城墙。照此说来，将来发现没有城墙的早期城市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六章 文明的曙光 第三节 琢玉烁金

中国史前时代取得的科技成就中，有两项值得重点谈谈，这就是琢玉和冶金。冶金术的发明是文明到来的一个标志，很多人认为琢玉技术也应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两项重要工艺的起源都是在史前时代，因此可以说史前时代孕育了后来的文明时代。

关于史前玉器，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中已经数次提及，对它的制作工艺和社会功能已有所了解。玉为美石，也是一种矿物，习惯上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类。硬玉古称翡翠，软玉即透闪石、阳起石，硬度都极大，中国古玉用材主要为软玉。中国史前古玉的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但当时将出土玉器的时代统统定在汉代，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到了50年代，长江下游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了玉器，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查过去的结论，从而将玉器的大量使用作为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来认识。后来又陆续在大溪、大汶口、仰韶、红山、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精美玉器，良渚文化遗址更有惊人的发现，使得史前玉器的研究受到很大重视。

早期的玉器加工技术，主要借用了磨光石器的技法，即切割、钻孔和打磨等。后来逐渐增加的有镂雕、线刻技法等，为精密纹饰玉器的出现打下了技术基础。减地浮雕和线刻技法，是史前玉器加工技术成熟的表现，复杂的图案装饰由此而大量出现在玉器上。

年代稍早的玉器器型，多为小件生产工具和装饰品，都是实用器物。到后来实用器只有装饰品一类，玉石多被加工成非生产生活用品，制成的神器和礼器占多数。就良渚文化玉器来说，主要器类有琮、璧、柱形器、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和斧钺等，大都属非实用器。实用器仅有镯、璜、串饰、带钩等，除玉镯数量较多外，其他都很少。良渚玉器中数量多且形体大的玉器，主要有钺、琮、璧三种，是玉之重器。大墓里常见钺、琮、璧三器同在的组合，有研究者认为墓主人生前当是拥有军权、神权、财权的显贵，因为钺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琮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神器，璧很可能是财富的标志物。钺一般死者只随葬一件，琮有随葬32件之多的，玉璧则有用到54件之多的。齐家文化墓葬中还见到出土82件玉璧的例子，是西部地区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例。

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即辽宁红山文化、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江浙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的分布区，还有邻近的北阴阳营和薛家岗文化分布区，都发现了不少玉器，似乎有一个明确的玉器分布带。由此看来，重视玉器的传统起源于东部地区，玉器是东部地区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样也是文明时代初期的一个重要特点。

有研究者认为，玉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催化剂作用，玉与权力(政权和神权)这样紧密地结合，玉的神秘与高贵的属性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

玉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切美好、珍贵、高尚事物的代称，美物、美名、美德、美人，都可用玉指称。特殊的玉器更是富有与权威的象征，究其观念的起源，与史前文化不能说没有联系。

史前大量精美玉器的出现，表明当时已有了专业玉工和琢玉作坊。遗憾的是玉作坊遗址和关键的琢玉工具至今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可靠资料复原史前时代的琢玉工艺，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史前时代与玉器的精加工技术成熟的同时，冶金术也开始出现了，这为金属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可以认定，中国冶金术至迟发明于仰韶文化时期，繁荣的彩陶文化大约是与冶金术同时出现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仰韶文化房址内，出土了一块半圆形铜片，年代测定为距今6500年前。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铸造小件铜器的陶范，年代稍晚。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了一柄铜刀和一些碎铜片，这是考古所得的年代最早的成形铜器，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上下。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出土铜制品有明显增多，已有10多个地点发现了铜器及相关的遗物，重要的地点如下：

(1)山东胶县三里河，有断为两截的铜锥；

(2)山东诸城呈子，有铜片一块；

(3)山东栖霞杨家圈，有铜锥和炼铜渣；

(4)山东长岛北长山店子，有圆形铜片；

(5)山东牟平照格庄，有铜锥；

(6)河南登封王城岗，有铜容器残片；

(7)河南淮阳平粮台，有方形铜炼渣；

(8)河南郑州董砦，有方形铜片；

(9)河南临汝煤山，有炼铜坩埚残片；

(10)山西襄汾陶寺，有铜铃一件；

(11)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有铜锥一件；

这些地点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境内，说明在这一广大地区，铜器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稍晚一些的齐家文化，也有许多遗址出土了铜器，仅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一处就出土30件。加上其他发现，齐家文化的铜器已出土了近50件，器型有锥、刀、凿、匕、斧、镜、环、指环等，以小型器具占多数，几乎不见容器。

早期铜器的发现只限于黄河流域，铜料既有自然铜，也有人工冶炼铜。器型也小，数量较多的是锥和小刀。根据研究推测，人类最早使用的是自然铜块，尔后利用单金属矿冶炼出红铜，或者利用多金属共生矿治炼青铜、黄铜和白铜，最后才是有目的的采用多种矿物炼出铜合金，合金的比例方式逐渐趋向合理。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铜器的原料既有红铜，也有黄铜和青铜，前者为自然铜，后两者为共生矿直接冶炼得到的合金铜，冶炼实验已证明了这一点。

早期铜器的成形技术，已有锻打和浇铸之分。小件条环状和片状器具多采用锻打技术，大件的则用浇铸技术。浇铸多采用单面范，是比较简单的浇铸形式。目前发现的铸范实物很少，只红山文化见到过陶范。

新石器时代晚期确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铜器，但数量毕竟很有限，作用同样也很有限，在社会经济生产中不会占有太重要的地位。但不论怎么说，金属冶铸技术终归是已经出现了，取代石器时代的金属时代实际上已悄然来临。

如果说琢玉是一种冷加工技术，而铸铜则是一种热加工技术。冷加工的琢玉技术在史前时代末期财富的集中与权力的强化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热加工的冶铸技术在新生产力的开掘和利用上，则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就是这冷的雕琢与热的熔铸，在中国文明的诞生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六章 文明的曙光 第四节 从刻符到文字

文字的发明被认为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也就是文明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中国文明载体的汉字，又是怎样起源的呢？这个问题近年来成了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十分关注的课题。

古代传说汉字为仓颉所造，仓颉为黄帝时的史官，他受鸟兽爪蹄印迹的启发而“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叙》)。这个说法并不能作为文字起源研究的依据，汉字的创造决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孕育过程。

自从殷墟甲骨文字确认以后，人们知道商代的文字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人们很自然想到甲骨文的出现并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于是希望能由考古学探讨远古汉字的演进轨迹，解开汉字起源之谜，以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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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和彩绘符号

陶器上的刻符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也即是说不算标准文字。但这些刻符有固定的形体，有明确的含义，不能说与文字意义毫无关联，刻符中也未必一个都没有文字意义。汉字的起源与刻符的关系相当密切，至少文字的造作是受到这些刻符的启发，如果说仓颉是看了鸟兽足迹而萌发造字的奇想，还不如说是看到陶器刻符后加以改进整理而造出文字。

可喜的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确实发现了文字，可以认为它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汉字。不过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刻符，是表达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读音也许已确定了，所以它又并非是普通的刻符。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诸城前寨等遗址，多次出土刻有象形文字的陶器，所见象形字有近10种，而且常能重复见到同一字形，如以日、火、山3个象形字组成的<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54_2.jpg" />字，就发现了好几例。这些字与常见刻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笔画相当工整，结构也较为固定，与甲骨文字体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也属于象形字体系，完全可以认定属于汉字范畴，是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汉字，年代距今约4000—4500年。<strike>rike>

人们很快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新石器文化陶器上都有一些刻画符号，简练而醒目。如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大溪、马家窑等文化都发现有刻符的陶器，半坡遗址陶器刻符有27种，姜寨遗址多到38种，柳湾墓地则有50多种，刻符种类相当可观(图19)。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断言，史前陶器上的刻符具有文字性质，或者直接认定那就是文字，是原始形态的汉字。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符号并不是文字，而是一种原始记事符号，是与语言毫无关系的刻画。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用的工具，记事符号并不与语言发生直接联系，不具备形、音、义这三个文字的基本特点。两种意见的争论，真有些相持不下。

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比较原始的文字，但不会是最早的文字，文字的起源可能早于距今4500年以前，我们还要耐心地等待新发现。事实上，现在已开始有了一些零星的发现，可以用于证明大汶口陶文之前已有文字，只是材料还不够丰富。

甲骨文字确实不是无源之水，它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在孕育之中了。

从我们简略的叙述中已不难看出，中国文明深厚的根基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具有循序渐进的演化规律和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更进一步说，中国文明所得以奠基的史前时代，就已经透射出文明的曙光。

附录二 中国史前文化及重要遗址简介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

丁村人属早期智人阶段，文化遗物以石片、石核为主，石器较少。石片多采用碰砧法、投击法加工，石器有砍斫器、手斧、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刮削器和石球等，是“匼河—丁村系”的代表，属于大石器系统。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多为适应森林、树林生存环境的种类，各种鱼类和大型丽蚌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温暖湿润，有大面积的水域存在。人们通过采集、渔猎来维系生存。

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贵州省盘县大洞。文化堆积物上层年代约距今数万年至30余万年，地质年代跨经整个中、晚更新世。

文化遗物中有石制品2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常见刮削器、尖状器、石钻和砍斫器。另外出有六件打击骨片。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现于山西省朔县城西北峙峪村附近。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8945±1370年或28135±1330年。

观音洞文化与北京人文化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南北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观音洞文化的技术传统在西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遗址中发现有人顶骨、额骨、枕骨和牙齿等。顶骨化石外表为棕色，并带有黑色斑点，矢状缝尚未愈合，顶结节不显著，似为一年轻男性个体。左镇人可能是由大陆渡海移居台湾的，其发现将人类开发台湾的历史至少提早了一万多年。

峙峪文化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石器三种，多两极石核，石器多小形器，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新出现了石刀和石镞。另外还出有骨质尖状器、骨片和石墨装饰品。伴出的动物化石多为蹄类动物，绝灭种占40%。峙峪人生活在草原地带，已开始根据动物习性来集中猎取几种动物，显示了该文化的进步。

该文化发现了同属于一个男性个体的头骨及全部的体骨。石制品中石核少、石片多，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加工。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地层中出有灰烬层、灰堆和烧骨，说明当时人们已开始用火。伴出的动物化石中有更新世的典型动物，也有第三纪和早更新世的残余。当时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有森林、草原和广阔的水域。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雷火山。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台湾省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遗址命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5000年。

下川文化的石制品以细小石器为主，琢背小刀是代表器型，还有石叶、尖状器、雕刻器、镞、锯、钻及石核、石片等。粗大石器较少，器型有石核、石片、尖状器、刮削器、砍斫器、锤、砺石和磨盘等。下川细石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准，它们及复合工具的使用标志了生产力的长足进步。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发现于台湾省台南县左镇莱寮溪，属晚期智人。其年代距今大约30000—20000年。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位于山西省芮城县匼〔ke柯〕河村一带。其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

该文化石制品以小石器为主，属小石器技术传统，原料多为燧石，绝大多数为石核、石片，石器极少，仅见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砍砸器。伴出有少量动、植物化石，发现有用火遗迹。

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两件人头骨和一枚牙齿化石，同时出土了古动物化石4000余件。对研究当时气候、环境、动物群迁徙及其与人类关系等一系列课题有重要意义，填补了中国直立人地域分布上的空白。

旧石器中期文化。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属晚更新世早期。

该文化石制品多以砾石为原料，常见石片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骨角制品丰富，有长条尖器、两头尖器，有孔骨针和凿形器等。伴出的木炭表明长滨人已掌握了用火技术。他们住在洞穴里，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

蓝田人的文化遗物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主要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大尖状器和石球。其中大尖状器又称三棱大尖状器，最具代表性。公王岭化石层中的几处灰烬说明当时古人类可能掌握了用火技术。伴出的动物化石包括中更新世早期到晚更新世的动物。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辽宁省营口市田屯村金牛山遗址命名。金牛山文化指遗址A点的下部堆积，属中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发现于安徽省和县陶店镇汪家山石灰岩洞穴中。其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属直立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四川省铜梁县张二塘村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1550±310或25450±850年，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南部运粮河北岸。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2370±300年。

许家窑人的头骨特征部分像北京人，部分像尼安德特人，属由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平均年龄约为20岁。他们的文化遗物有石制品及骨角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砍斫器和石球等，属小石器系统。伴出的动物化石有鸟类和哺乳类两种。当时的气温略低，属大陆性气候。

文化遗物有石制品10万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常见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及石锤、石钻等。另有各种贝质、石质、骨质和鸵鸟蛋皮制装饰品。发现有炉灶坑。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北京人”又称“北京中国猿人”、“北京中国人”或“北京直立人”。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和古地磁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

马坝人的化石是头骨的一部分，部分特征表现了与直立人类似的原始性，但其颅骨骨壁较薄，有着较北京人略大的脑容量，表现了智人的进步性，代表了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转化的重要环节。遗址未发现文化遗物，伴出有19种脊椎动物化石。

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官亭北侧小长梁。地质时代属于早更新世末或中更新世早期。

元谋人的文化遗物有石核和刮削器两种。大量的炭屑和黑色的烧骨表明，元谋人可能已开始了人工用火的历史。与之伴出的动物群绝灭种几乎占100%，多为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动物。当时的自然环境应是森林和草原。

北京人善于直立行走，上肢能进行与现代人相似的活动。他们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和骨角器。石器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大量的灰烬表明北京人善用火，可能已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技术。伴出动物绝灭种占30%，这些动物群的变化表明北京人生存期间，自然环境曾经历了寒冷、干旱、温暖湿润三个时期。

小南海文化以小石器为特征，石制品原料多为燧石，包括石核、石片、石器。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两类，还有少量装饰品，弧边刮削器是其代表性器物。伴生的动物骨骼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有大面积的森林、草原、河流、沼泽和沙地。人们就在这种环境中过着狩猎、采集的穴居生活。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村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0500年，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位于陕西省蓝田县。“蓝田人”包括公王岭和陈家窝两个地点的人类化石，据古地磁断代，公王岭化石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至75万年，属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化石年代约为距今65万年至50万年。

大荔人属早期智人，脑量估计为1120毫升。他们的文化遗物中石片、石核较多，石器占少数，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石锥。未发现明显的用火痕迹。伴出的动植物化石或孢粉分析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要比北京人生活时期更为干燥、寒冷些。

该地点出土石制品4000余件，主要用锐棱砸击法打片，石核、石片均粗大且规整，石片石器较多。所有石器均形状规则，器型粗大，类型稳定，加工精致，以尖状器和单凸刃刮削器为代表。另外出有磨制或刮制的骨、角器及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

元谋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据古地磁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70万年，亦有人认为不应超过73万年。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贵州省兴义县猫猫山。据铀系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4600±1200年，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遗址命名。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

遗址主要发现有人类化石、烧骨、炭屑、灰烬、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器。石器主要有刮削器、钻、斧、镐、砍斫器、锤和砧等。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六目39种哺乳动物及鸟、鱼类，部分为绝灭种。

山顶洞人类化石代表八个个体，体质特征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脑容量较大，与现代人相似。他们的文化遗物中石制品较少，仅见砍斫器、刮削器和两极石片，骨针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他们的装饰品十分发达，表现了远古人类对美的追求。狩猎和捕捞是山顶洞人维系生活的手段，掌握了钻孔、磨制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把死者葬在下室，并在身体上涂布赤铁矿粉，表达了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

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东谷坨村许家坡。据古地磁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地质时代处于早更新世末或中更新世早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8865±420年，其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末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鸡公山。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遗址分上、下两层，上层文化年代约为距今一至二万年，下层年代当更早。

和县人体现了直立人的典型体质特征，脑容量较小，总体形态与北京人相似，但又有某些进步性，属直立人的进步类型。伴出有骨片和鹿角，脊椎动物化石包括了华北和华南中更新世的常见种属。

中国的史前文化和遗址，由于旧石器时代的发现较少，习惯上按南方和北方分成两个区域；而新石器时代的发现较多，特别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所以地区划分较细。

上层出有500余件石制品，多为石片石器，器型以小型刮削器为主。下层的重要发现是揭露了一个较完整的人类居住、活动面，包括五座石圆圈居住址和一处石器加工区。所出石制品有石片、石核及大量砍斫器、尖状器、刮削器、石锤、石砧等，其中三棱尖状器是该遗址代表性器物。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附近。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年代约距今10余万年。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山石灰岩溶洞中。其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属早期智人。

该地点发现人头骨残片化石一块，定名为“哈尔滨人”，属晚期智人。哈尔滨人所用石器发现有砍砸器，另有石片和石核。有些骨片上也有人工痕迹，似为骨器。较重要的发现是揭露了一处营址遗存，它由500余件哺乳动物骨骼构成，分析为当时的围墙，应是季节性的临时居住址。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河南省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命名。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1000年±500年。

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或中期早段的文化。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之间。据铀系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0万年，属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

<h3>北方地区</h3>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山西省沁水县下川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中条山主峰及附近地区。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末期，下限进入了全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4000—16000年。

柳江人是目前中国及东亚地区发现最早的晚期智人。他的前囟点较现代人靠后，表现了原始性。面部短宽、眼眶低扁，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接近。其主要特点说明他们属于蒙古人种。柳江人在时代上较山顶洞人和资阳人为早，代表了蒙古人种的早期类型。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通天岩旁的洞穴中。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

该文化的石制品多以硅质灰岩为原料，石片多以锤击法产生。石器中刮削器占大多数，还有砍斫器、尖状器、石锥、凹缺刮器和雕刻器等。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多为森林动物，一部分为山地竹林动物，还有些喜水动物，由此可知当时的自然环境多草木、竹林，分布有较多的湖泊或沼泽。

匼河文化的遗物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烧骨是匼河人用火的证明。伴出的动物化石多为中更新世的典型种属，象、鹿、水牛、披毛犀的共存说明匼河人的生活环境为温带气候。

所出文化遗物中石制品多以石英岩为原料，石器加工粗糙，个体粗大，主要有砍斫器、尖状器和刮削器。伴出有植物化石及华南动物群成员的化石。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贵州省黔西县沙井观音洞命名。其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

所出文化遗物有石制品16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另外还有打击过的骨片。该地点与其附近的小长梁地点被合称为“东谷坨—小长梁文化”。

附录二 中国史前文化及重要遗址简介 第二节 中石器时代遗存

<h3>灵井文化</h3>

华北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以河南省许昌灵井遗址命名。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的较晚时期。

该地点出土了分属两个个体的股骨两段，虽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但和现代人的很接近。采集石片和石器共1353件，其中细石器较多，类型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小型厚刃斧状器等。另外还发现有骨化石刮削器、赭石块及一块有磨制痕迹的扁平小砾石。用火的遗迹比较丰富，有烧骨、烧石及炭块等。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安氏鸵鸟、赤鹿、象、野马、野驴等18类。

<h3>沙苑文化</h3>

华北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以陕西省大荔沙苑遗址命名。地质时代属全新世。

该文化有典型的细石器，包括船底形、楔形或锥形石核、石叶及制成品和小型刮削器、石镞等，工艺精良的刮削器和尖状器是其代表器型。

附录二 中国史前文化及重要遗址简介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文化

(参见新乐遗址)

李家村文化的陶器以未经淘洗的泥质陶或夹砂灰白陶为主，代表性器物为圈足碗、三足器和平底钵。石器器型有斧、铲、锛、凿、尖状器、刮削器、敲砸器及石片等，其中扁平舌状双弧刃石铲最具特色。

该文化石器以烟叶形或草履形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最具特点，还有砍砸器、磨盘、磨棒、镞和圆刮器等。陶器手制，有夹砂、泥质两种。夹砂陶以褐色为主，器型有大口深腹罐、折口深腹罐、斜口罐，纹饰以“之”字纹和直线划纹为主。泥质陶多红色，器型有钵、罐、盆、瓮，纹饰多以平行线纹、三角纹、鳞片纹为主的黑或紫色彩纹(图32)。另外，红山文化出有精美的玉器及各型陶塑人像。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1973年首次发现于河北省武安县磁山。主要分布于河北中南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未校正)约为距今7400—7100年。

农业是磁山人主要生产部门，他们种植粟，并饲养猪、狗和鸡，渔猎经济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现了大量的骨镞、鱼镖、网梭及鹿、鱼、龟鳖、蚌、鸟等骨骸。主要生产工具是石斧、刀、镰、铲、磨盘等。陶器手制，用泥条盘筑或捏塑法制成。器型有杯、碗、盘、钵、三足钵、双耳壶、罐、豆、盂、支架、器盖等。纹饰有绳纹、编织纹、篦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划纹、乳丁纹等。以夹砂陶为主，包括红、褐、灰褐色三种，泥质陶仅见红陶一种(图20)。出土骨器有刀、锥、凿、铲、梭、针、笄等，另有少量蚌、角器。

农业是其主要生产部门。主要农作物是粟，主要生产工具是石镰、铲、磨盘，其中以带齿石镰和四足近鞋底状磨盘最具特点。另外饲养猪、狗，兼营渔猎、采集。陶器手制，多用泥条盘筑法。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泥质陶多素面，部分夹砂陶饰有篦点纹、弧线篦纹、划纹、指甲纹和乳丁纹。器型有杯、碗、盘、钵、三足钵、双耳壶、三足壶、深腹罐、鼎、豆、勺、器盖等(图21)。房址有圆形、方形两种，均较小，设有斜坡或台阶状门道。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台湾省台东县卑南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台湾东部地区。年代约为距今3000—2000年。

属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发现有房址30余座，墓葬300余座，出土了一批多为七个音孔的骨笛，随葬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对探索文字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h3>长江中游地区</h3>

又称客省庄二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于泾、渭流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距今约4300—4000年。

(参见白羊村遗址)

<h3>西南地区</h3>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江西省修水县山背村跑马岭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鄱阳湖周围和赣江中下游，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大约距今4800年。

大汶口文化有着显著的自身特征，大汶口人盛行枕骨人工变形，拔除上侧门齿及口含石球等风俗。陶器多见夹砂或泥质的红陶，晚期出现了硬质白陶，纹饰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篮纹，还有彩陶和朱绘，器型有鼎、觚形器、豆、杯、鬶〔gui规〕、壶、瓶、背壶和大口尊等(图24)。石器磨制精美，中期以后更出现了制做精良的玉器，主要包括斧、刀、铲、锛、凿、玉铲及其他装饰品。此外，大汶口人还制做了各种骨制、牙制的工具或装饰品，例如针、骨管、骨珠串及镖、鱼钩等。他们从事着以种植粟为主的原始农业生产，饲养猪、狗、牛、鸡等家畜，同时渔猎经济也是他们的重要生产部门。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以安徽省潜山县薛家岗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巢湖以西，宿松、黄梅以东区域内。年代约为距今5700—4900年左右。

山东龙山文化以黑陶著称，曾被称为“黑陶文化”。陶器普遍轮制，三足器、圈足器和袋足器发达，常见鼎、鬶、盉、甗〔yan演〕、盆、盘、罍〔lei垒〕、杯，又以鬼脸足鼎和蛋壳陶器最具特征(图25)。手工业发达，生产出了各类陶、石、骨、蚌质的生产、生活工具及象征身份、地位的精美玉器。此时，冶铜成为新兴的手工业。龙山人的居住条件在此时发生了飞跃，不仅有从小到大的各级村落，而且出现了筑有城墙的大型城堡。体现了严格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山东龙山人死后的葬俗部分继承了大汶口文化，显示了更为明显的贫富分化。基于上述变化，有人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可能已进入阶级社会。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为泥质黑陶或泥质灰陶，纹饰常见凸弦纹和镂孔，彩陶以薄胎晕染最具特点，还有少量朱绘陶，器型主要有鼎、甑、豆、罐、壶、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其中发达的圈足器和凹底器是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征。生产工具包括石斧、石锛、石凿、石镞及彩陶纺轮。其他遗物有空心陶响球和彩陶球(图28)。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兼营渔猎和采集。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主要分布于豫中一带，豫北和豫南也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未校正)距今约为7500—6900年。

山背人的居址为圆角长方形或圆形的地面建筑。他们多使用夹砂红陶器，包括鼎、鬶、罐、豆、壶、簋〔gui 鬼〕等。石器以厚重的有段石锛，半月形、梳形或长方形石刀最具特色。当时，人们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原始农业生产。

良渚文化的墓葬资料非常丰富，依其规模和随葬品多寡，可区分为大、中、小三型，大、中型墓又与祭祀址复合存在，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已较明显，氏族社会开始解体，至迟在它的晚期阶段已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命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5350年。

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吉林省也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5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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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屈家岭文化陶器和石器

该文化的陶器以棕灰色细砂陶为主，部分施红彩。生产工具有石、骨器两类，石器有锄、铲、斧、镞等。其晚期出现了青铜制品。

目前，在典型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山东地区还没有发现大型的聚落遗存，而在它的一个地方类型——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址。它由成排分布的红烧土排房建筑构成，这些排房多则六间一排，少则两间相连，布局严谨，显示了较高的建筑技术。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以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甘肃省，东至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与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与宁夏南部，南到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5300—405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陕西省西乡县李家村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汉中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6995±110或6895±12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东部、中部及江苏省北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

凤鼻头文化由早至晚分为三种，早期以红陶为特征，陶器有鼎、罐、豆、瓶、盆、碗等。石器多磨制，有锄、靴形刀、半月形穿孔刀、磨盘、矛、镞等。主要经营原始农业，兼营渔猎。中期以黑陶为特征，主要种植水稻。晚期以印纹和刻画灰黑陶为特征，已进入铁器时代。

<h3>北方地区</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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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马家窑文化陶器

后李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陶，个别羼云母，主要有釜、盆、钵、碗、罐、盂，其中深腹圜底釜为代表性器物。其他石、骨、角、蚌器较少，主要有石质的锤、斧、铲、砺石、磨盘、磨棒、支脚、刮削器、尖状器和石核，骨、角质的镞、锥、镖、匕、耜等及蚌刀、蚌镰。后李人居住条件不十分清楚，应是住在半地穴或浅穴式的房屋中，利用竖穴式的陶窑烧造陶器。当时已有了农业生产，但采集、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死后则葬在有所规划的氏族墓地中。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东起鄂中南，南至洞庭湖北岸，西至川东，北至汉水中游沿岸的区域内。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6400—5300年。

良渚人从事着以种植粳稻、籼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有着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犁铧和石破土器等新型工具。他们的居住址不十分清楚，但发现有干栏式建筑和大型土台上的烧土堆积，有些居址附近还挖有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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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大溪文化陶器

富河文化的陶器多夹砂褐陶，主要纹饰是压印“之”字纹，代表器物是大口筒形罐。大型石器多为打制，锄、锛、凿等加工精细，富有特色。并出有骨制工具和卜骨。富河文化的房址分为方形或圆形两种，一般房址中间设有方形的灶址。当时的自然环境为山地森林类型，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有了原始农业，但渔猎经济仍然占重要地位。

该文化陶器皆手制，以夹砂和夹滑石陶为主，器类简单，常见深腹罐、钵、盆、碗、杯、盅、舟形器、支架、陶塑等。石器多为打制、琢制或磨制的大型石器，有盘状器、斧状器、砧石、铲、磨棒、磨盘、锄形器。细石器有镞、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等，还有掷球、弹丸、雕刻品。上宅人过着定居的原始农业生活，渔猎、采集、家畜饲养也占一定比例，有着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或图腾崇拜。

兴隆洼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陶，烧制火候低，质地疏松，器型简单，常见筒形罐。石器多大型打制石器，也有磨制的石铲、斧、磨盘、磨棒(图31)。骨器有凿、匕、针、鱼镖等，还出有骨梗石刃的复合工具。该文化的玉器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玉器。当时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人们住在长方形或方形的半地穴房子中，这些房子成排分布在一条环形壕沟里构成村落。兴隆洼人死后的埋葬习俗较为特殊，部分人被埋在居室当中，其中更有人、猪合葬或随葬玉器等特殊的做法，以此显示了墓主人身份的特殊性。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5000—46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以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命名。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分布。在其分布范围内可以区分为若干个地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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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河姆渡文化陶器

仰韶文化在其广阔的分布范围内根据地域和时代的差异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他们的总体特征是：陶器以泥质或夹砂红陶为主，泥质陶上多绘有黑彩的几何纹或动、植物花纹(图22)。石器多磨制，有刀、斧、锛、凿、镞、纺轮等，也有部分的打制石器。此外还有磨制精良的骨器。仰韶人主要从事种植粟和黍的旱作农业生产，饲养猪、狗等家畜，同时兼营采集和渔猎。他们的居室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体现了多样性，早期多半地穴式建筑，村落布局为向心型，晚期则出现了地面建筑，有的更出现了成排布局的红烧土连间式排房。仰韶人死后葬在公共墓地中，墓坑排列有序，体现了一种血缘关系。

屈家岭人的居住条件较为优越，一般是方形或长方形地面建筑，出现了多间相连的排房。在建筑技术上采用挖槽筑基，以黏土或草泥掺烧土碎块培砌墙体，居住面抹细泥并经烧烤，以利于防潮。有人认为这种形式的建筑是父系社会的反映。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南达钱塘江，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000—6000年。

陕西龙山文化有一组独具特色的陶器群，多泥质灰陶，主要饰篮纹或绳纹，捆绑状附加堆纹为该文化仅有，袋足器的袋足部采用内模法加工。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另外出土有玉质装饰品和与祭祀有关的卜骨。社会经济中农业占主导地位，还饲养家畜，渔猎、采集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两种“吕”字形双连间房址较为特殊。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泰山周围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另外在河南和皖北亦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距今约为6300—4500年。

<h3>长江下游地区</h3>

<h3>华南地区</h3>

夹炭黑陶、骨、木加工技艺及发达的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特征。陶器主要有釜、罐、钵、盘、盉、支脚等(图29)。骨器则以耜为代表，另外还有镞、针、哨等。木器加工技术主要表现在大量的榫卯结构、企口使用和大型干栏建筑上，另外还有目前所知最早的木胎漆器。除稻作农业外，河姆渡人还经营家畜饲养和渔猎经济。

该文化陶器群极富特征，主要有夹砂黄褐陶、红陶和红褐陶，堆纹发达，常见鼎、釜等器类。石器中打制品占一定数量，器型规整。骨、角、牙、蚌器丰富。北辛人的居址一般采用地面营筑，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同时饲养鸡、猪等家畜，采集和狩猎经济也占有一定比例。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南，燕山南麓以北的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200—6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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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山东龙山文化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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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红山文化陶器和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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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河南龙山文化陶器

<h3>黄河下游地区</h3>

该文化陶器多灰、黑陶，三足器发达，有鼎、鬶、盉三类，容器中以壶为主，形制多样。石器中以多孔石刀最具代表性，还有铲、锛、凿、斧、钺及小件装饰品。另外，加工精致的玉器也是该文化的特征之一。

<h3>黄河中游地区</h3>

良渚文化以其独特的陶器群、精美的玉器和丝、麻织品著称。陶器以夹细砂灰黑陶或泥质黑皮陶为主，多用轮制，以素面磨光为主，少量器物用刻画纹或镂孔装饰。器型多见鼎、竹节把豆、贯耳壶、盘和带流杯等。玉器加工的工艺水准较高，器型有珠、管、坠、玦、瑗、璜、镯、琮、蝉、璧等。器身多饰有繁复、精美的纹饰(图30)。在该文化钱山漾遗址中还发现了平纹织法的家蚕丝织品和苎麻织品。另外，竹编和船桨等木器制作技艺也为良渚人所掌握。

磁山发现有两座房基，均属半地穴式建筑。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说明，在我国远古时期，长江流域有着灿烂的文化，它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赵宝沟人使用的陶器多为夹砂褐陶，主要饰压印几何纹、之字纹、动物纹，数量较多的是筒形罐，尊形器和器盖最具特色。石器分磨制、琢制、打制和压制四种类型，包括斧、耜、凿、环状器、磨盘、磨棒、磨石和细石器。骨器较少。他们的居址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建筑，房间中部有方形灶坑，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大的达100平方米。

屈家岭人的埋葬习俗中，成人多用单人仰身直肢葬或少量的屈肢葬，不用葬具。儿童多用瓮棺葬。

<h3>黄河上游地区</h3>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北京市平谷县上宅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及临近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400—6300年。

根据早晚差别，马家窑文化可以区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四个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彩陶发达(图26)。生产工具有石质的镰、镞、磨盘、磨棒、斧、凿、锛以及骨镞、陶刀等，另外还发现有铜刀和碎铜块。马家窑人主要从事种植粟、黍的旱作农业，兼营家畜饲养和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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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裴李岗文化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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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良渚文化玉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以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甘肃洮河、大夏河、渭河上游及青海湟水流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早期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以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环鲁中南山地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300—6100年。

(参见新开流遗址)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以台湾省台北县圆山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距今4400—310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直至燕山南麓地区，外围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巴林左旗、辽宁阜新、河北三河等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8200—740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山东省淄博临淄后李官庄遗址命名。其年代约距今8000年。

(参见小珠山遗址)

(参见陶寺遗址)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命名。目前分为城背溪、皂市两个类型。城背溪类型主要分布于湖北省西南部，皂市类型则分布于洞庭湖西侧和北侧。年代推测在距今7000年左右。

大汶口人死后的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另外还发现了折头葬和折肢葬等较为特殊的葬式。中晚期以后出现了木质葬具，在有些成人墓的随葬品和几童瓮棺葬的葬具中还使用了带有各种陶文的大口尊。

(参见崧泽遗址、寺墩遗址)

该文化的陶器主要有红褐陶圜底钵和三足钵、灰褐陶圜底钵和三足钵、圈足碗、三足罐和鼓腹罐等，其中以红褐色彩陶最具特点。石器有铲、斧、刀、锛、凿、磨棒等。另有骨制的矛、锥、镞、针和蚌制的锯齿镰、弧刃刀。大地湾的先民们过着定居生活，住在圆形半地穴式的窝棚中，从事原始农业生产，渔猎经济也是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南至钱塘江，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5300—4200年。

陶器以红或灰陶为主，有釜、鼎、壶、罐、豆、簋和杯，拥有少量彩陶。石器以断面呈三角形的石锛为代表。从出土的遗迹、遗物看，昙石山人已经有了农业，渔猎经济也较发达。该文化发现有男女合葬墓，是当时原始父权制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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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兴隆洼文化陶器和石器

王湾三期类型以洛阳王湾遗址命名，陶器多见泥质或夹砂的灰陶，一般饰篮纹、方格纹。生产工具中以带肩石铲、石镰、蚌镰、穿孔石刀最具特征。农业有较大的发展，饲养家畜并兼营渔猎、采集。后岗二期类型以安阳后岗遗址命名。陶器多灰陶，常见绳纹(图23)。生产工具多长方形石刀，另有骨、蚌质工具。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渔猎和采集。造律台类型又称王油坊类型。陶器以轮制灰陶为主，常见篮纹和方格纹。半月形石刀、丰富的蚌器和网坠是其重要的文化特征。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捕鱼和采集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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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磁山文化陶器和石器

马家浜文化的陶器以夹砂或泥质红陶为主，常见釜、鼎、豆、罐、瓮、盆、钵等，一般为素面。石器磨制精致，以锛为主。另外马家浜人还掌握了木器加工和制作玉器的技术，他们制作的玉璜、玉玦〔jue决〕后来成为中国的传统装饰品。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文化草鞋山遗址发现了三块纬线起花的罗纹布，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此时人们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种植粳稻和籼稻，同时还饲养家畜、捕鱼、打猎。人们居住在方形或圆形的居室中，死后则采用较特殊的俯身葬式埋葬。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的文化。以台湾省高雄凤鼻头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台湾西海岸中部地区。其起迄年代约距今4500—35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福建省闽侯县恒心乡昙石山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闽江下游一带。据热释光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4300—4200年。

大溪文化盛行红衣陶，常见器型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和器盖等(图27)，还有陶球和陶响球。石器中常见圭形石凿，还有铲、锛、锄和巨型石斧。大溪人的社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还饲养猪、狗、鸡、牛、羊等家畜，渔猎和采集是他们获取食物的辅助手段。大溪人掌握了较高的建筑技术，他们的住房经火烧烤，有的还建有散水和檐廊以利于防潮、遮风挡雨和隔热。他们死后多采用直肢葬，以仰身直肢为主，另外还发现有屈肢葬，其中以双脚压于髋〔kuan 宽〕骨下的仰身跪屈葬和下肢向上蜷曲的仰身蹲屈葬最为特殊。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命名。分布于天水与潼关之间的渭水流域(又被称为老官台文化或白家村文化，分别以陕西省华县老官台遗址和陕西省临潼县白家村遗址命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400—7050年。

卑南人的陶器多夹细砂陶，手制，部分作轮修，器型主要有罐、瓶、钵、盆、勺、盘、豆、盖、匙、纺轮、环、槌、陶塑等。石器较多，有斧、锄形器、镰、刀、杵、矛、镞、针、钻、网坠、锛、凿、棒、锤、砥石、钺和轮等。另外还有玉器。卑南人死后的葬具板岩石板棺是该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型墓葬有随葬品，有些骨架上有拔牙的作法。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宁绍平原，东达舟山群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大约为距今7000—5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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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仰韶文化陶器

附录二 中国史前文化及重要遗址简介 第四节 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h3>黄河中游地区</h3>

(参见大地湾文化)

(参见李家村文化)

(参见磁山文化)

(参见裴李岗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面积约5500平方米。

遗址中有房基、灰坑、陶窑、墓葬等各种遗迹，其中房址有单间、双间、三间、四间几种，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发现墓葬300余座。出土遗物有各类陶、石、骨制品，陶器有壶、罐、钵、鼎、支架等，石器分为打制、磨制两种。重要发现是作为随葬品的龟甲契刻符号，为探索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资料。另外，骨笛是该遗址颇具特色的遗物，为鹤骨管制成，一般为七孔笛，可以吹奏旋律。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仰韶文化为主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对它的首次发掘是于1921年由瑞典人安特生主持进行的。

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为五期，一、二期属于仰韶文化，三、四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向河南龙山文化过渡时期，五期则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主要遗迹现象有墓葬和灰坑等。有些墓出有少量的随葬品。所出遗物，仰韶期有尖底瓶、罐、彩陶碗、盆、甑、釜、灶等。仰韶晚期有碗、盆、罐、豆、鼎、壶、小口尖底瓶及澄滤器等。河南龙山文化期出有鬲、鼎、釜灶、双腹盆、单把杯、豆、甑等。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浐河东岸的半坡村。面积约五万平方米，揭露面积为一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6800—6300年。

遗址文化遗存分两期，早期即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遗存。这种遗存出有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的陶器群，各种石、陶、骨质的农业、渔猎生产工具、装饰品及家畜骨骼、菜籽。重要发现是半坡类型的聚落遗存，聚落形状为南北长、东西窄的椭圆形，有壕沟环绕，沟外东边为窑场、北侧为氏族公共墓地，沟内房址以向心型分布。晚期遗存发现较少，被称为半坡晚期类型。

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为主的遗址。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北。面积约为五万平方米，揭露面积为1.658万平方米。遗址文化遗存由早至晚分别为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半坡类型年代为距今6600—6400年，史家类型为距今5600年左右。另外该遗址还有少量陕西龙山文化遗存。

半坡类型遗物丰富，有各种绘有精美纹饰的彩陶、贝饰，在有些陶器上还发现了刻画符号。史家类型的一座墓葬里出土了我国迄今最早的一套美工用品，计有石砚、砚盖、磨棒、陶杯各一件和黑色颜料数块。半坡类型的聚落布局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居住区有壕沟围绕，房址以向心型布局分为5组，每组房址中都有一间较大的中心建筑。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面积约30万平方米。遗址分为六期遗存，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二、三期遗存年代为距今5700—5000年。

遗址一、二期遗存近于庙底沟类型或与之相当。三、四期遗存为秦王寨类型，有人称之为大河村类型。这种遗存出有四组连间建筑和大量陶器等遗物、墓葬，其中尊、背壶和锅显示了与大汶口或屈家岭文化的交流关系。五期遗存是早期龙山文化，六期遗存为河南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面积约24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仰韶遗存年代为距今5900年，早期龙山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4700年。

仰韶遗存发现有房址、窖穴、墓葬。遗物中陶器多红陶，彩陶发达，有丰富的陶、石、骨质生产、生活工具。早期龙山(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发现有房址、窖穴和墓葬。出土遗物显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

新石器时代为主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村。面积约4000余平方米。

遗址文化堆积由早到晚分别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仰韶文化大量的二次迁葬和屈家岭文化的成排连间建筑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发展提供了研究资料。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金陵河西岸。遗址面积大约六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4727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早期年代为距今7100—6900年，中期年代为距今6700-6100年，晚期年代为距今6000—5700年。

早期遗存较少，主要遗迹有灰坑、墓葬和陶窑。出土陶器以红或红褐陶为主，卵形三矮足瓮及罐、钵、碗为其代表器型。具有上承老官台文化之末、下开仰韶文化之初的性质。中期遗存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遗迹主要是两片墓地。出土陶器则以尖底瓶、蒜头壶、彩陶船形壶等为代表。晚期可能属于半坡类型晚期，是一处聚落遗存。聚落中心是广场，其北、西、东南方为三组房址群，另有一处墓地。房屋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屋内火塘边一般设一个保存火种用的火种罐。陶器则以钵、盆、罐、器盖和各类彩陶为代表。

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为主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谷水镇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5300—4300年。

遗址分为三期。一期文化陶器以重唇小口和葫芦口尖底瓶为代表，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址均为地面建筑，墓葬中发现有头骨涂朱现象。二期文化主要遗迹有灰坑、墓葬两种。三期文化出现了陶质的斝、鬲。目前一般认为一、二期应作为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三期则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内新民街南。面积约五万余平方米。

遗址主要遗迹有房基、窖穴和墓葬。其中M45较为特殊，平面呈人头形，墓主人葬在正中，另有三人分别葬于墓坑的东、西、北侧小龛内，似为“陪葬”。墓主人的左右两侧还分别用贝壳摆塑了虎和龙的图案，显示了墓主人的权力地位。图案本身亦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为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史提供了宝贵资料。所出遗物中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常见碗、钵、鼎、盆、瓶、缸和罐等。石器则常见斧、铲。另外还有少量陶、骨质的生产工具或装饰品。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汤阴县城东白营村。面积三万平方米。遗存分早中晚三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早期年代为距今4500年，晚期年代为距今4200—4100年。

早期出有房址九座，并有一座圆角方形带有井字形木构架的水井。中期出有八座房址，晚期出有46座房址，其中一座是土坯砌墙，代表了中国早期的土坯建筑。早中晚各期均出有各类陶器及石、骨、蚌质的生产工具。其中一件高圈足盘上刻有两个伸臂露乳的人像，是线刻艺术珍品。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永城县王油坊村东北。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发掘面积600平方米。

遗址主要遗迹有房基、灰坑和墓葬。房基一般是圆形的地面建筑，有的铺白灰面以防潮。所出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多饰方格纹，常见罐、碗、鼎、盆类，甗也较多，个别陶器上发现有刻符。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主要有刀、铲、刻刀形器、镞和打制石器等。另外还有骨、蚌、角质的网坠、锥、凿、镞、刀、镰等生产、生活用品。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龙山文化的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八方村东北。据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应为距今4000年或3900年。

城址分为东、西二城，东城的西墙即为西城的东墙。东城仅残存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城角似设有凸出城墙的“马面”，城内仅残存若干灰坑残底。西城轮廓较为清楚，面积约10000平方米。城墙夯筑，四角均设有凸出城墙的“马面”。城内中西部较高处发现有一组夯土基址，应是“宫殿区”。其他遗迹有夯土坑、奠基坑、灰坑等。出土有各种陶、石、骨、蚌、玉质的生产、生活用具。从大量遗迹、遗物分析，当时社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性质很可能发生了变化，“文明”可能已经悄然出现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龙山文化的城堡遗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东大朱庄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该城始建年代应早于距今4400年并延续使用至距今4100年以后。

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面积约34000多平方米。城墙夯筑，基宽13米，顶残宽8—10米，残高三米余，南、北墙各开一门，南门两侧还设有土坯墙的门卫房，门道下铺有陶制排水管道。城内发现房址10余座，普遍使用土坯，并建筑在高台上。“高台建筑”是古代人类的发明创造。另外，在城内灰坑中还发现了铜渣和一块铜容器残片，把中原地区冶铜史提早了数百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龙山文化和西周时代为主的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沣河西岸。最下层有少量仰韶文化遗存，以陕西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出有以“吕”字形双连间房址为代表的半地穴式建筑、窖穴和窑址。遗物丰富，计有陶、石、骨、玉类生产、生活用品和卜骨等宗教用品，还有大量的家畜、野兽的骨骼。西周时代遗存主要是墓葬。

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已揭露6000余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4500—3900年。

遗址出有丰富的文化遗物。日用陶器以夹砂或泥质灰陶为主，多饰绳纹，晚期常见篮纹。随葬陶器中的泥质陶多有黑陶衣，并施彩绘，陶盘上绘的蟠龙为中原地区最早的蟠龙形象实物标本。生产工具常见陶、石、骨质品，也有复合工具，还有石磬、鼍〔tuo驮〕鼓、铜铃、陶铃、埙等乐器和大量玉、石质的礼器。大型墓出土彩绘木器，是陶寺文化的又一特色。

陶寺人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饲养家畜，手工业也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社会分工。他们的居室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和窑洞三种形态，其间有道路相连，并分布有水井和密集的灰坑。他们有大型的公共墓地，墓葬分大、中、小三型，大、中型墓数量少但规格高，有木棺，随葬品丰富，小型墓多，但一般不见木质葬具和随葬品。

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可能已出现了阶级，走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

<h3>黄河下游地区</h3>

(参见后李文化)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山东省滕县东南约25公里处。面积约五万平方米。1978—1979年两次发掘。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400—6400年。

该遗址出土物中以陶器最具特点，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纹饰有堆纹、篦划纹、压划纹、乳丁纹、指甲纹、锥刺纹及少量带状彩纹，器型有鼎、釜、罐、钵、红顶碗、支座等。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石器有铲、刀、镰、磨盘、磨棒、磨饼、斧、锛、凿、匕首、杵等。另外出土有丰富的骨角器、蚌器。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墓地。位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镇与宁阳县堡头村附近，故曾被称为“堡头遗址”。面积约为82万平方米，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5500—4500年。

墓地已发掘部分出有墓葬133座，用木葬具的14座，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头向多数向东。随葬品丰富，有各类陶器、石器、作为礼器的玉器、骨、角、蚌器及龟甲、猪下颌骨、其他兽骨等。根据墓葬规模及随葬品多寡，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型，小型墓有的仅可容身，大型墓则可随葬数十件至百余件精美的随葬品，显示了氏族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

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山东省兖州市王因村南，面积约六万平方米，揭露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6100—5500年。

遗址主要发现是清理出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899座。墓葬多数长方形浅穴，墓向东，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发现有头骨人工变形，拔牙及口含石球的作法。同性合葬及多人二次合葬是该墓地的主要特点，显示了氏族成员之间牢固的血缘纽带。随葬品不多，主要是日用陶器或明器及小件的生活用具、饰物和祭食。陶器中的觚形器造型奇特，极富特点，它与随葬的龟甲和獐牙应代表着某种宗教含义。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山东省胶县北三里河村，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1570平方米。

遗址中大汶口文化遗存的遗迹主要有房址、墓葬和窖穴。墓葬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有木葬具，随葬品丰富，有的墓主人手握长条形蚌器或獐牙勾形器，骨骼普遍有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现象。所出遗物中陶器器型较多，骨、角、牙器总数要多于石器，并出现了蚌刀、蚌镰等新工具。龙山文化遗存的主要遗迹有居住址残迹、窖穴和墓葬，并在墓葬区内发现了一处河卵石遗迹和一处卵石底坑，用途特殊。墓葬中骨骼也有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现象，所出陶器陶色较多，有黑、灰、褐、红、桔黄、白灰等，纹饰简单，薄胎高柄杯在遗址中罕见，却常见于大、中型墓葬中。另外还有石、骨、角、牙、玉质的生产工具或装饰品。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的花厅村附近，年代约距今5000年左右。

遗址主要遗迹是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和可能用于祭祀的猪坑。墓葬中随葬品丰富，有些大墓中的随葬品多达100余件，多为陶器和玉器，也有少量的石器和骨器。该遗址是大汶口文化较为典型和丰富的墓地之一，但部分陶器或玉器呈现出了浓厚的良渚风格，甚至出现了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因素，表明了海岱文化区与太湖文化区之间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关系。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城东南的东海峪村。面积约八万平米。遗址分上中下三层。下层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4800—4600年。中层是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或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这三个文化层在器物形态上相互衔接，墓葬、建筑上有承袭关系，解决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上层房址出现了台基和夯筑技术，这是中国传统夯土台基式土木结构建筑的开端。

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的城址。位于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年代约为距今4600—4000年之间。

城址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10万余平方米，属台城型。城墙夯筑，宽约20米，现存高度约1.5—2米。城内遗迹现象复杂，主要有房址、陶窑、窖穴和墓葬。出土陶器近千件，以白陶鬶、蛋壳陶最引人注目。还有各种石、骨、蚌器。城址的出现表明了这一地区在这一时代的社会变革，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线索。

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

城址平面近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夯筑，东、南、西三面城墙较规整，北墙向北弧凸，现宽8—13米。该城的规模在黄河流域诸史前城址中称冠，已超出了单纯的防御性城堡的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该城所处地区的社会生产，可能已成为我国早期文明的中心。

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址。位于山东省寿光县孙家集镇边线王村附近。

边线王城分大、小两重城墙，小城大约在龙山文化中期或略晚，大城则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是在小城破坏后重新扩建的。大城圆角方形，面积约57000余平方米，四墙夯筑，各开一门。小城亦为圆角方形，面积约一万余平方米，布局、结构及建筑方法与大城基本相同。这一时期城或城堡的出现表明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变革，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到来。

<h3>黄河上游地区</h3>

新石器时代前仰韶及仰韶文化的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揭露面积为13700多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前仰韶时代遗存年代约为距今7800—7300年。

遗址一期遗存中陶器以夹砂红、红褐陶为主，主要以圜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为组合，盛行钵口涂红带彩纹，有人将其归入老官台文化，亦有人主张称其为“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相当于半坡类型的中、晚期，中期遗存则与庙底沟类型接近，但又有自身特点。陶器器型主要有曲腹盆、尖底瓶、敛口钵等。晚期遗存则接近于半坡晚期类型，敛口罐、尊形器、假圈足碗及部分彩陶纹饰是其区别于半坡晚期类型的自身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城南马家窑村。遗址由早到晚分别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期、半山期、马厂期，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存。其中马家窑期遗存最为丰富，陶器中彩陶发达。

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半山期的遗址。位于甘肃省和政县洮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半山遗址是一个遗址群的总称，包括瓦罐嘴居址和墓地、半山墓地、边家沟墓地、王家沟墓地及半山南、瓦罐嘴东的墓地。出土陶器以黑红相间的锯齿纹构成的涡漩纹、菱形纹、葫芦纹为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的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遗址大部分被破坏。出土彩陶多为单色，纹饰母题较马家窑期和半山期有较大变化，呈现了一种衰败趋势。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的墓地。位于青海省乐都县柳湾村北，总面积约11.2万平方米。

墓地分东、中、西三区，东区以半山类型墓葬为主，中区以马厂类型墓葬为主，其北端则以辛店文化墓葬为主，西区以齐家文化墓葬为主。墓地共揭露墓葬1500座。半山类型墓葬共257座，普遍用木葬具，随葬各类陶、石、骨器，数量区别不明显。马厂墓葬共872座，其“凸”字形洞室墓多用木葬具。随葬品多寡不一，相差悬殊，个别墓葬的随葬品数量远远超出个人使用的需要，且其中不乏珍品，显示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其他发现有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塑在陶壶上的裸体人像及40余枚刻齿骨片。齐家墓葬共366座，多以独木棺为葬具。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辛店墓葬共五座，一般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品不多。

(参见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的一处墓地。位于甘肃省永靖县莲花城西南部。

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上层有六排99座墓，下层仅八座，北区有三排29座。两区墓地可能各属不同的氏族。葬式有单人葬和合葬两种。大部分墓有多寡不同的随葬品，其中有三座墓出有铜器。作为随葬品的陶器主要有双大耳罐、豆、盆、高领双耳罐和侈口罐。随葬的猪下颌骨应是当时财富的象征，有的墓仅随葬一块，多的却达60多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

<h3>长江中游地区</h3>

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的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大坪乡彭头山。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400平方米。推测年代应为距今8500—7800年。

遗址主要遗迹有居住面、灰坑和墓葬。遗物中陶器以夹碳红皮陶为主，主要有罐、钵和支座。有较多的打制石器。在遗址的红烧土块和支座上发现有稻壳印痕，是较早的稻作农业的证据。有人主张据此遗址将其命名为彭头山类型文化。

(参见城背溪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的遗址。位于湖南省石门市皂市。揭露面积达1100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6920±120年。

遗址上层为商文化遗存。下层遗存属城背溪文化，也有人称之为皂市下层类型文化。出土陶器均为红陶，火候不匀，手制，主要有圜底、圈足或平底器，不见三足器；石器有用砺石加工的磨制石器和用燧石打制或压制的小型石器。

(参见大溪文化)

新石器时代以大溪文化为主的遗址。位于湖北省枝江县城东北的关庙山。大溪文化遗存分为四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第二—四期年代约为距今5900—5300年。

大溪文化主要遗迹为红烧土房址，房基多方形或长方形的地面建筑，室内有方形火塘，房基墙根外还设有红烧土散水。建房时采用了多种防潮、加固措施，显示了较高的建筑技术。遗物中石器普遍磨光，也有少量打制石器。陶器在一—四期的发展过程中，夹碳陶变少，泥质陶变多，第四期出现了较多的泥质黑陶。该遗址还出有少量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迹、遗物。

(参见屈家岭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的城址。位于湖南省澧县西北车溪乡南岳村。年代约为距今4700—4000年。

城址平面呈圆形，直径约310米，城外环绕宽35—50米、深四米的护城河。城墙夯筑，基宽约20米，顶残宽约七米，开有东、南、西、北四门，四门相连的街道将城区分为四区。城内西南部发现有一组呈长方形夯土台基，应该是相当于宫殿区的建筑。

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的城址。位于湖北省天门石家河。年代约为距今5000—4600年之间。

该城面积约100万平米，平面略呈方形。城垣夯筑。城内谭家岭遗址是该城的中心部分，试掘到的房址，应为主要的居住区。西北部的邓家湾遗址发现有大量塔形陶器、陶塑动物及陶缸相套组成的弧线，应该是宗教活动场所。西南部的三房湾遗址出土了数十万件的红陶杯，作工粗糙，显非实用器，也应是宗教活动所用。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址。位于湖北省郧县青龙泉村。面积约4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1144平方米。仰韶文化的年代推测约距今5200年，屈家岭文化晚期年代约为距今4800年，石家河文化年代约为距今4400年。

遗址中仰韶文化遗存的主要遗迹有房址、墓葬。遗物有各类陶、石、骨、角质的生产、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有房址和灰坑两种遗迹。遗物中陶器器类丰富且富于变化。生产工具以石质为主，骨、角、陶质较少。另外还有玉、石、骨质的装饰品及象牙梳子。晚期遗存主要有房址、陶窑、灰坑和墓葬。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彩陶丰富。另有陶、石、骨、角质的生产、生活用具及装饰品。发现有稻壳痕、竹席或木板的印痕及涂朱龟甲等。石家河文化遗存主要有灰坑和墓葬。陶器类型复杂，常见鼎、鬶、甑。石器多磨制精致。骨角器主要是镞，另有少量装饰品。

<h3>长江下游地区</h3>

(参见河姆渡文化)

(参见马家浜文化)

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也有少量春秋时期的遗存。位于江苏省吴县唯亭镇东北。面积约44000平方米。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由下至上分属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马家浜文化层年代约为距今6300—6000年。

马家浜文化遗存主要是100余座墓葬。葬式以单人俯身葬为主。随葬品较少，发现有碳化稻谷和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崧泽文化层中发现有墓葬89座，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多数墓有随葬品，多者达25件，以陶器为主，也有个别的玉饰品和猪下颌骨。良渚文化层内有大墓一座，墓主人男性，附葬两个二次葬女性，墓外殉葬一狗。随葬品丰富、精致，有精美的玉器及刻纹陶器共60余件。

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县城东约四公里处。面积约15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从下而上依次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青铜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崧泽文化年代为距今5900—5300年。

遗址下层马家浜文化遗存出有釜、罐及籼稻、野生的桃、杏核等物。中层崧泽文化遗存中陶器多见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器型有鼎、豆、罐、壶等。石器常见铲、锛，一般都通体磨光。当时的人们从事着稻作农业生产。另外，这层遗存还出有90余座墓葬。上层遗存主要出有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位于江苏省武进县三皇庙村。面积约六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良渚文化层的年代约为距今4700年。

崧泽文化层发现墓葬一座，随葬有鼎、豆、壶、纺轮各一件，其他遗物也主要是陶器。良渚文化层内涵丰富，发现有四座墓葬。位于东侧的M3随葬品多达124件，有陶器、石器和玉器，引人注目的是玉璧和玉琮。据玉器表面分析，良渚人使用了石英砂圆盘琢制玉器，掌握了先进的玉器加工技术。璧、琮作为古代社会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随葬在良渚文化大墓中，表明当时的原始氏族制已临崩溃，文明的曙光出现了。

新石器时代和商周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年代约为距今6000—5000年，共发现墓葬271座，灰坑三座，灶坑一座。墓葬分布密集，盛行单人一次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未发现墓坑和葬具。出土的陶器群风格独特，以夹砂或泥质红陶为主，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部分器物施陶衣，常见饰以牛鼻扳，角把、弯屈足的鼎、罐、盉、豆、钵、碗。石器磨制精美，有穿孔石斧、穿孔石锄、穿孔石刀、石锛和凿。另外还有玦、璜、管、珠和坠等玉或玛瑙的装饰品。北阴阳营人居住在带有椭圆形大灶坑的房间里，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渔猎经济。“北阴阳营文化”便由此得名。

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位于安徽省潜山县城南7.5公里处。遗址面积六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二、三期最具特点，有人据此提出了“薛家岗文化”的命名。它的分布区域大致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的江淮之间。其第三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5200—5000年。

薛家岗二、三期遗存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共发现残房基三座，房基烧土块中发现的稻壳印痕表明，薛家岗人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活。另外发掘了103座墓葬，分别有多寡不同的随葬品。陶器以夹砂灰黑陶为主，多素面，有极少数镂孔、刻画纹、弦纹和朱绘。两期代表性器型有鼎、豆、壶、鬶、盆、甗等。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锛、石刀等，又以多孔石刀最具特点。

(参见良渚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墓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面积约2700平方米，发掘面积600平方米。

反山系良渚文化的“高台土冢”，分布有良渚文化的墓葬12座，排列有序，分为两列。墓底有棺床，并有板灰痕迹。随葬品丰富，共出有1232件(组)，90%以上为玉器，其中包括璧、琮等礼器，制作精美。从墓地的营造规模、墓穴排列有序、用棺椁等葬具及随葬品丰富这些特点分析，这里应是一处良渚文化部族内贵族的专用墓地。

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墓地与祭坛的复合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安溪乡下溪湾瑶山顶部，面积约400平方米。

祭坛平面呈方形，里外三重，内重为方形红土台，土台外围绕灰土围沟，围沟外西、北、南三面为黄土台并有砾石起磡铺面的土台。良渚大墓即分布在祭坛南部，有12座，分为南、北两列，随葬品丰富，以玉器为主，还有少量陶器、石器和嵌玉漆器。

<h3>北方地区</h3>

新石器早期兴隆洼文化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8200—7400年。

遗址出有丰富的遗迹、遗物。陶器多为夹砂，器类简单，习见筒形罐。石器多打制，锄占大多数，还出有其他骨角质生产工具和骨石复合工具。所出玉器是目前我国最早的玉制品。遗址六次发掘共获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房址160余座，其中时代大体相当的有100余座，分成11排左右分布，周围环绕一条围沟，构成了村落。有些房址周围还分布有排列有序的窖穴。较为特殊的遗迹现象是居室葬。

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附近。1973年发掘。其下层遗存属新石器时代，命名为新乐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7300—6800年。

该遗址出土遗物中磨制石器较多，有镞、斧、锛、凿，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石铲、网坠、磨盘和磨棒。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均手制。纹饰有压印“之”字纹、弦纹。器型有筒形深腹罐、斜口筒形器、敛口罐。另外，该遗址还出有煤精饰品。

其主要遗迹是一座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圆角长方形，室内中部有一灶坑。

(参见上宅文化)

(参见赵宝沟文化)

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位于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西。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分上、中、下三层。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年代约为距今6300—5900年。

下层遗存陶器以含滑石黑褐陶为主，手制，器型简单，主要是直口筒形罐。石器多打制，磨制石器仅见石斧。中层遗存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手制，主要有侈口筒形罐。石器以磨制为主，另有骨、牙、蚌器。上层遗存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器型多鼓腹罐。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石器仅见网坠和磨棒。中、上层分别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当时已有了原始农业，饲养猪、狗等家畜，渔猎占有重要地位。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附近。1972年发掘。命名为新开流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6100年左右。

该遗址出土遗物中渔猎工具较多，其中打制石器有矛、网坠，磨制石器有斧、凿、镞等，细石器有镞、刮削器、尖状器等。骨、角、牙器丰富，包括工具和装饰品。陶器多是夹砂陶，均手制，纹饰有鱼鳞纹、菱形纹、网状纹、篦点纹。器型仅见罐、钵两类。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遗址。位于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南的大凌河西岸。面积约2400平方米，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5485±110年。

遗址主要遗迹有砌石建筑基址、房址及墓葬。石建筑基址所用石料大部分经过加工，并在砌墙过程中采用了错缝法。房址内有一方形“灶坑”，加工精致，可能与祭祀有关。所出遗物中陶器占绝大多数，且以泥质红陶为主，常见钵、盆、瓮、罐；石、骨器极少，其中石器分磨制、打制两种。另外还发现有孕妇塑像、人物坐像及玉、石饰品。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遗址。位于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

遗址内主要遗迹有积石冢、女神庙、路面及车辙印迹和转山金字塔式的大型建筑。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墙与地面经过烧烤，室内出有泥塑人像残块。积石冢则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冢内排列大、小不同的墓葬，随葬品丰富，多为玉器。这一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布密集，尤其出土了专门供奉“神像”的庙宇性建筑，表明红山文化社会在这一时期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可能已迫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积石冢则是东北地区石葬具的首例发现，为探究东北地区石葬具的起源提供了资料和线索。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面积约六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距今5300年左右。遗址出有圆形和方形的半地穴房址。遗物则以打制的有肩石锄、凿、钵、“之”字篦点纹筒形罐为代表，还有各种骨质的生产、生活用品及卜骨、动物骨骼。从出土的遗迹、遗物分析，当时人们应过着定居的原始农业生活，渔猎经济占相当的比重。

新石器时代的石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老虎山。

城址面积约13万平方米。石墙呈不规则的簸箕状，墙基夯筑，其上以石块错缝垒砌，内填石块或黄泥。在其西北角处还建有一边长约40米的小城，小城开两门，并建有门卫房。大城内地形分为八层阶地，每层均建有二—三间为一组成排分布的房址。另外，城外有窑址区和墓葬。

<h3>华南地区</h3>

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江西万年县城东北15公里处的小河山。遗址分上下两层。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未经校正，下层遗存年代约为距今8825±240年。

下层遗存中陶器多粗砂红陶，器类仅见罐一种，表现了较强的原始性。生产工具中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石器数量和种类均较少。另外还有锥针、镞、凿、鱼镖等骨角器和极少的蚌器。

上层遗存有了较大进步，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细砂或泥质的灰陶，器类有罐、豆、壶等。生产工具中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新出现了石锛、骨矛和蚌镞。仙人洞人应是依靠渔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的。它代表了当时华南地区洞穴遗址的一些共同特征。

新石器时代为主的遗址。位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面积约三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新石器时代遗存(遗址下层遗存)年代为距今4900—47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存共发现墓葬64座，盛行单人二次迁葬，其中大型墓的填土要经过夯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常见鼎、盘、釜、豆、壶和罐。有些墓分别随葬有成套的石锛、石凿、石镞或石钺。大型墓往往随葬成团的稻谷和米粒。在其晚期墓中显示了较明显的贫富分化，有些墓随葬有大量精美的玉器、生产工具和陶器，而有些墓则非常贫乏，它反映了私有制的发展和氏族社会的逐渐解体。

石峡遗址的中、上层遗存分别相当于夏商之际和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

(参见山背文化)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贝丘遗址。位于台湾省台北县八里乡。遗存分上、下两层，下层属大坌坑文化，上层属圆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6400年。

大坌坑文化层出土遗物中有褐色砂陶器、打制或磨制的石器，未见农业或家畜饲养的明显迹象，当时的社会经济应以渔猎、采集为主。

圆山文化层发现有房址遗存，遗物包括细砂棕灰色陶器、石器和一件青铜镞。

新石器时代为主的贝丘遗址。位于福建省闽侯县恒心乡。遗址分上、中、下三层。其下、中层代表了昙石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下层遗存年代约为距今3300年。上层为青铜时代遗存。

属于昙石山文化时期的遗存主要有陶窑和墓葬，遗物以截面呈三角形的石锛和红或灰色的陶器为代表。

(参见圆山文化)

(参见凤鼻头文化)

(参见卑南文化)

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独山西南麓。估计遗址上层年代约为距今7500年，下层年代约为距今9000年以前。

主要遗迹有灰坑、烧坑和墓葬。墓葬葬式盛行蹲葬习俗。有的头骨或盆骨上有赤铁矿粉末。所出石器中打制、磨制各半，还有成堆存放的石料。陶器则以红陶为主，器型有罐、钵、瓮及三足器。另外出有骨制的鱼镖和镞。当时的人们应该以经营渔猎或采集经济为主，可能有少量的家畜饲养或原始农业。

<h3>西南地区</h3>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云南宾川县城东北三公里处。现存面积约3000平方米。遗存可分早晚两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早期年代为距今4200—4100年。

该遗址发现房址11座，墓葬34座，残存稻壳、粮食痕迹的窖穴23个。另外出土了少量石刀以及罐、钵、匜〔yi 移〕、缸等陶器。它是洱海地区一处文化特征鲜明的典型遗址，有人据此提出了“白羊村文化”的命名。同时，它又是目前所知云贵地区较早的稻作农业遗存。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东南的卡若村西。面积约10000平方米。遗存可分早、晚两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5300—4100年。

卡若遗址出土遗物丰富。陶器多夹砂，常见绳纹、刻画纹装饰的罐、钵、盆。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是这个遗址的特点之一，还发现有骨、石复合工具。其遗迹现象主要是28座房址，晚期的半地穴石墙式建筑风格独特。结合遗址中出土的炭化粟及牛、猪等家畜骨骼分析，当时人们过着以粟作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饲养的定居生活。

附录二 中国史前文化及重要遗址简介 表一 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重要遗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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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中国史前文化及重要遗址简介 表二览 新石器时代重要文化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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