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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史话》 第二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 第一节 生长在文明古国的肥壤沃土上 山就好像是中国大地上的脊梁，众多的山脉绵延于中华大地的南北东西。气势磅礴的泰山，雄伟险峻的华山，挺拔如飞的衡山，群峰屹立的恒山，宛如卧龙的嵩山，还有风景秀丽的峨嵋山，奇如仙境的黄山，都是闻名世界的名山。它们以雄伟壮丽的气势激励着中华儿女的志气，以观赏不尽的美景陶冶了中华儿女的情操。山上的茂林修竹，山下的丰富矿藏，是人们赖以改善生活的自然财富。山也给人们提供潜心研究学问的安静环境，提供探索自然奥秘的理想场所。峰峦重叠，山路崎岖，给人们的来往交通造成困难，因此，山也培养了人们勇于克服重重困难的雄心壮志，“愚公移山”这则富有鼓动性和哲理性的寓言，自古以来，教育了多少人在困难中奋起，面对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勇往直前。 <hr /> 注释： 与万里长城可以媲美的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它北起涿郡，南达余杭，是一条全长约2500公里的人工开凿出来的河道。它连接了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等水系，便利了南北的交通往来，也显示了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力量。比大运河更早的水利设施还有邗沟、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这些都是人工开凿的能便利灌溉和交通的水利工程，也是中华儿女智慧与力量的象征。万里长城、大运河和许多古代修建的水利设施，既保障和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人们树立了发挥智慧与创造力的典范，激励人们努力去继承前人开创的事业。这些中国人的祖先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建设成就，对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 从地理环境来说，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得天独厚的国家。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雄伟秀丽的山河孕育并哺养着勤劳淳朴的中华儿女。黄河、长江，一北一南，滋润着大片田地，丰富的农林产品为人们提供衣食来源。黄河长江从青海发源，南北分流，沿途汇合成千上万条溪流江河，冲破千山万壑，滔滔不绝地向东奔腾入海，它们象征着中华民族宽容开放、博采众长的广阔胸怀，也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坚毅精神。黄河、长江万古奔流，前浪提携后浪，后浪推涌前浪，它们象征着中华民族前人为后人开路，后人奋起超越前人，继往开来，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历史进程。在黄河、长江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华儿女，受大自然的启发与熏陶，自会形成宽广的胸怀和坚强的毅力。 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又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驰。”中华大地上的黄河、长江、泰山、华山等山山水水，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于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是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有人说过，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如果不是在青少年时代到全国各地去游历，亲自考察过的禹穴、山东邹鲁孔孟的讲学之地、四川岷江上的都江堰、战国时代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县地)、汨罗江畔的屈原自沉之处，他的眼界就不会如此开阔，积累的原始资料就不会那么丰富，也就写不出场面波澜壮阔、人物栩栩如生的《史记》。正是因为他在游历中对祖国的山河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才对历史人物的当年处境会有深切的体会，所以才能把《史记》写成一部既是历史名著、又是文学杰作的“史家之绝唱”。也有人说，王勃如果不是一度漫游蜀中，后来又沿着长江作过一次长途旅行，目睹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景色，决写不出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决写不出“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样的诗句。正是因为祖国的大好河山陶冶了他的性情，他才能文思如潮涌，诗文一挥而就。 总之，有黄河、长江的哺育，有泰山、华山等名山的陶冶，有万里长城、大运河等的激励，有自古就受重视的文化教育的培养，生长在这个文明古国肥壤沃土上的中华儿女是十分幸福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养成了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自尊自信精神，养成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倔强坚毅精神，养成了厌恶空谈、讲求经世致用的实践创造精神，养成了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团结友爱精神。有了这些良好的精神风貌，中国古代的青少年才有了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才的可能性。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就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并驾齐驱，为创造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积累是我们祖先的血汗结晶，它们犹如哺育婴儿成长的乳汁一样，需要主动去吸取，很好地消化，才能吸收其中的营养，渗透在自己的血液之中，成为自己的东西。如果不努力去吸取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积累，纵然生活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之中，天天见到高山大川、流泉飞瀑，也难以成才，难以成为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一个没有丝毫文化修养的凡夫俗子，站在泰山之巅或黄河岸边，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泰山之高和黄河的宽阔与漫长，决不会兴起“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或“黄河远上白云间”那样的遐想，也决吟唱不出“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或“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样的诗句。 古人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前者指的是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妙景色，陶冶自己的性情，同时也增长对人生百态的阅历，积累起丰富的社会经验；后者指的是个人的勤奋读书，用前人积累起来的知识武装自己，丰富自己。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一个像井底之蛙那样蜗居穴处、没有领略过高山大川、流泉飞瀑等美妙景色、见过大世面的人，是决不会“下笔如有神，吐字如珠玉”的。中国古代成才的青少年，有不少是在祖国大好河山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人都不可能独自一个人关在密封的屋子里长大。一个人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就必须生活于国家民族赖以生息繁衍的国土之上，国土民情的哺育与熏陶，对于他的成长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人的幼年大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最早给予影响的是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成员。走出家庭来到社会上，会受到师长、朋友、同事的教育、帮助与关照。此外，还有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地方习俗等无形的东西，也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事实上，物产丰富、山清水秀的肥壤沃土，淳朴敦厚的民情习俗，良好的家庭教育，良师益友的熏陶，政治风云的激励，以及千里良驹遇伯乐那样的偶然性机缘等等，都会给青少年成才提供有利的外因条件。在有利的外因影响下，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艰苦奋斗，一个人成才就有了可能。自己不努力的人是不可能成才的，外因的有利与不利，也会影响一个人能否成才，或影响一个人成才的迟早及才能是否得以充分发挥。因此，讲中国古代青少年的成才，不能抛开他们周围的环境，孤零零地讲他们是如何成才的，因为那样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把事情交代清楚。为了讲清楚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条件，这里先介绍中国这个大环境。 与大好河山关系十分密切的是我们祖先的文化积累。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开始建造防备敌人侵扰，保卫人民和平生活的长城，以后历朝历代不断增修巩固，修成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蜿蜒万余里的万里长城，成为举世闻名的一项宏伟工程。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体现。“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成了中华民族衡量一个人是否坚毅勇敢、强劲有力的标准，成了鼓舞人们奋起前进的动力。 第二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 第二节 圣哲先贤的谆谆教导 中国古代有过许多圣哲先贤，他们留给后人不少很有意义的教导。以这些教导作为生活的准则或求学办事的指南，对一个人的成才很有帮助。历史上许多有志的青少年，就是时时刻刻以圣哲先贤的教导来勉励自己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句曾经勉励了千千万万青少年发奋自强的教导。这句话见于儒家经典之中，意思是：天道是日夜运行永不止息的，是十分刚健有力的；一个具有崇高道德的人，应当以天道运行为启发，也要十分刚健地自强不息地去奋斗，去努力，才能有所成就。这一教导在历史上曾被许多有志青少年作为座右铭，用来督促自己去努力奋斗，甚至像三国时代曹丕那样已经被立为魏王太子的贵族人物，也常用这一教导激励自己发奋自强。他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曹丕《与吴质书》)他想到了时间是像流水一般流逝的，如果青少年时代不努力，岁月是永远无法再拉回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时常督促自己不断努力。后来他做了魏国开国皇帝，不但在政治上英明果断，是一位旧式明君的典型，并且在文学上也卓有成就，留给后人辞赋散文30来篇、诗歌40来首，称得上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政治家兼文学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见于儒家经典《大学》之中，意思是：一个人想要成就大事业，首先得从搞好自身修养做起，然后把自己的家庭管理好，再然后才能谈得上去治理国家，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如果自己个人的修养很差，家庭中兄弟不和、父子不睦，那又如何能谈得上去治理国家、为天下人谋福利呢？ 这一番“修、齐、治、平”的教导，历史上曾勉励了不少人，使他们在树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以后，实际行动上从修身齐家踏踏实实地一步步去做，最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向，成为受人尊敬的伟人。如果检视一下历史上伟人们走过的足迹，就会看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个人道德修养很高尚，而家庭又很和睦的，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中”，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规律。例如宋朝的杨业，从小就立志做为国出力的大将军，他自己刻苦练武，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建立家庭以后，他对家人的要求很严。后来他不但自己为国效死疆场，成为一位爱国英雄，并且他的子孙也都是竭尽全力保卫国家的忠臣，真称得上是一门忠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一句勉励人们应当谦虚好学的教导，是儒家圣人孔子教导学生为人和求学应有的修养。孔子又说过：“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意思是：有道德的人，即使有了成就也不骄傲；而那些骄傲自满的小人，则是不会有所成就的。孔子关于为人和求学必须谦虚的教导，对历史上许多学业有所成就的人都曾起过很好的指导作用，他们就是从小谦虚好学，如同海绵一样吸收别人的长处，融会贯通，就成了自己的东西，从而长了学问，长了才干，后来终于成为了不起的学问家。例如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就十分谦虚好学。他年轻时不但恭恭敬敬地跟老师刘宗周学习，继承并发扬了老师的学问，并且还很谦虚地向一些同辈的青年朋友学习，只要别人比他懂得多，哪怕只多一点点，他也一定要把这一点点学过来。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思旧录》这部书中说，他的学问除了得自老师刘宗周的教益外，还受到过朋友沈眉生、陆文虎等人的影响，所以他对他们都很感激，永远铭记他们对自己的帮助。 “卧薪尝胆”是勉励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艰苦奋斗的历史典故。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勾践为了报仇雪耻，晚上以柴草为床，又在房梁上悬挂一颗苦胆，每天三餐饭之前都要先尝一下苦胆，为的是警告自己不要贪图安逸，追求享受，而是应当牢记仇恨，发愤图强，报仇雪耻。这个历史故事中表现出来的发愤图强精神，也是圣哲先贤给我们留下的有益教导，对不少人起过十分有益的启发作用。人们在求学问或做某种事业的时候，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遇到良好的机缘，处境就比较顺利；有时候则道路坎坷，每前进一步都免不了要磕磕碰碰。在这种时候，人们就常常以卧薪尝胆的精神来激励自己，令自己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毫不气馁地去面对现实，放眼未来。例如东晋的祖逖，在北方故土被匈奴、鲜卑等占领以后，跟随晋元帝到了江南。他牢记国破家亡的耻辱，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勉励自己，每天清晨闻鸡起舞，练习武艺，准备北伐收复失地。后来他渡江北伐、中流击楫，发誓不收复失地决不回头。他在北伐中取得了重大胜利，鼓舞了广大民众。最后他的誓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使他含恨九泉，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在卧薪尝胆精神勉励下的杰出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除了上面列举的以外，中国古代圣哲先贤对青少年的教导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种种教导是推动青少年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的动力。凡是自觉地按照这种种教导去做的青少年，往往很早就能成才，为国家为民族做出重大贡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中国古代的青少年就是十分幸运地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走上成才之路的。 第二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 第三节 家庭的教育培养 孟母以后，中国历史上重视家庭教育的故事俯拾皆是，已经形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当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表现不好的时候，往往会被人们斥之为“缺乏家庭教养”，“没有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子女长大后成才，不要成为无用的废物。中国古代上层社会的家庭教育主要是鼓励子女读书，因为读书做官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汉朝的邓禹，13岁能诵读，在长安求学时结识了同学刘秀。后来他跟着刘秀起义反对王莽篡权，南征北战许多年，终于帮助刘秀建立起了东汉政权。刘秀就是汉光武帝，他封邓禹为高密侯。邓禹鉴于天下安定以后，不能光靠骑马射箭驰骋疆场了，就教育他的13个儿子，每人必须各专一艺，作为立身治国之本。古人所说的“艺”是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学问，或指、《尚书》、《周易》、《春秋》、《周礼》、《乐经》六部儒家经典。六艺中掌握了一艺，有了专门本领，就可以做官了。其中射、御是射箭和骑马，是武将必须精熟的本领。想要精熟，就得刻苦练习，才能练得百发百中和驰骋如飞。礼、乐、书、数则是指朝廷礼仪、音乐、书写、数学等专门学问，都需要刻苦学习、勤于练习，才能娴熟地掌握。邓禹的意思就是教儿子要刻苦锻炼和用功读书，各人专攻一门学问，作为立身处世的本钱。只有这样，才能做官，才能有社会地位，生活才有保障。由于邓禹教育儿子的目标十分明确，很容易遵照着去做，所以后来他的13个儿子多半都在青少年时代掌握了一艺而成才，为国家做出了贡献。邓禹的家庭教育，在历史上一直被传为美谈。 宋朝著名廉吏贾黄中的学问和才能得益于幼年时父亲贾玭〔pin贫〕对他的严格管教。从贾黄中五岁那年起，父亲每天早晨都要叫他站在书房里，用打开的书卷比量他的身高，身材有多高，当天就要读完有同样高度的书卷，把这叫做“等身书”。不读完等身书，就不许吃饭睡觉。贾黄中很听从父亲的教导，每天都能把等身书读完，所以他六岁就考中了童子科，七岁就能写出字句优美的文章，并且还能作诗和赋。贾玭还规定儿子只许吃蔬菜，不许吃肉。他对贾黄中说：“事业有了成就的人，才能吃肉，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事业有成，吃肉的机会多的是。”贾黄中对此也谨遵父亲的教导，虽然天天吃蔬菜，却毫无怨言。他15岁考中进士，被授予、等官，早在青年时代就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官员。后来贾黄中又做过几个州的太守，还主持过科举考试。他每到一处，都留下了清廉正直的美名，成为宋朝一位很著名的廉吏。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幼年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良好的品德教育。有一次过新年，戚继光去给外祖母拜年，外祖母送给心爱的外孙一双用绸缎缝制的漂亮鞋子。戚继光很高兴，就穿了鞋子去给父亲看。父亲一看儿子那美滋滋的样子，严厉地训斥说：“你小小年纪光知道爱漂亮，穿这么好的鞋子，长大了一定会更加奢侈浪费，吃好的，穿好的，自己的钱不够用，就会去克扣士兵的军饷，贪赃枉法。从小不知道艰苦朴素，以后怎么能与人同甘共苦！”硬逼着戚继光把新鞋脱了。戚继光当时虽然很难过，还为此哭了一场，可是到他10岁至17岁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这时候他才想到幼年父亲对他的教训是完全正确的，一个人的生活的确不应当过得太奢侈了。后来戚继光奉命带兵抗击倭寇的骚扰，从对倭寇的战斗中，他亲眼看到有些军官带领的队伍战斗力不强，常吃败仗，一了解才知道这些军官常常克扣士兵的军饷，所以士兵不听指挥，纪律很差。这时戚继光又一次记起了父亲的教训，体会到这教训真是意义深长。因此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处处都跟士兵同甘共苦，把自己率领的戚家军训练成一支团结紧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为保国抗倭作出了贡献。 读书获得书本知识，虽是古人“学而优则仕”的不可缺少的本钱，但是想做一个清官、好官，又不是光凭书本知识所能办得到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懂得官爱民、民才能拥护官的道理才行。所以古人的家庭教育中也往往包括有道德教育的内容。晋朝的殷仲堪，很懂得这方面的道理。他自己早年读书很用功，尤其喜欢读《道德论》这部书。后来，他做了荆州刺史，当地连年水旱成灾，百姓十分穷苦。殷仲堪为了教育子弟关心民间疾苦，长大了做个受人民爱戴的清官，他自己就节衣缩食地做出榜样。他家每餐饭刚够吃饱，从无剩菜剩饭抛弃，吃饭时饭粒掉在桌子上，也一定把它捡起来吃了。他对子弟们说：“别人见我做了刺史的大官，以为我一定会改变以往俭朴的习惯。其实，我过惯了清苦的日子，做了大官怎么可以忘本呢？我希望你们能继续保持俭朴的作风！”殷仲堪自己后来虽然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走了弯路，结局令人惋惜，但是他在家庭中对子弟所进行的道德教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大儿子殷简之，青年成才，跟父亲的政敌继续斗争，取得了胜利，最后为国牺牲。二儿子殷旷之，青年成才，官至剡城(今浙江嵊县)令，一直保持着父亲的俭朴作风，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498_1.jpg" /> 欧阳修母芦荻教子 隋朝的赵轨，也很注意对子弟进行道德教育。他自己少年好学，品行端正，长大后做了官，生活仍很清苦。他家东邻有株桑树，成熟了的桑葚常常落在他家的庭院里。他叫儿子小心地把桑葚拾起来，送还给邻居，他对儿子说：“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之物，不愿侵人。汝等宜以为诫。”(《隋书》卷七十三《循吏·赵轨传》)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这样做并非为了沽名钓誉，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认为这不是我们通过努力得到的，不能随便要属于别人的东西。希望你们以后永远记得我对你们的教导。”赵轨对儿子进行的道德教育，深深地印在儿子的头脑之中，他的两个儿子赵弘安、赵弘智，都是青年成才，成为当时的知名人物。 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的母亲程氏，善于以历史故事来教育子女。苏轼的父亲苏洵经常游学四方，长期不在家中，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到了程氏肩上。一天，程氏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她先讲了范滂抑制豪强，疾恶如仇，反对宦官专权的正义行为，接着又讲了后来范滂被捕，母亲送他上路，嘱咐他要保持气节的情况，然后长叹一声说：“后汉时期，人们崇尚气节，真是了不起啊！”苏轼听了母亲生动感人的讲述，内心很受触动，他倚在母亲怀里说：“母亲！要是我长大了也像范滂那样，您愿意吗？”程氏听儿子这么说，心里十分高兴，她抚摸着苏轼的背说：“要是你能像范滂那样，我怎么就不能向范滂的母亲学习呢！”苏轼把母亲的教导牢牢地记在心头。后来他因为为人正直，在做官时屡次遭受挫折，但是他始终以范滂为楷模，保持气节，终于成了一位品行与才学都能作为后人榜样的大文学家。 家庭教育对于一个青少年成才的重要，最感人的故事莫过于“岳母刺字”了。岳飞小时候，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已经被金人占领，宋朝只留下了半壁江山。广大人民群众深深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纷纷投入保家卫国的战斗。岳飞的母亲为了让儿子记住自己对国家民族所应承担的责任，就在岳飞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仅留在了岳飞的皮肤上，也深深地印入了岳飞的脑海。从此，他刻苦锻炼，终于成长为一位抗金名将。后来秦桧陷害岳飞，派一个名叫何铸的官员审讯他。岳飞坚决否认对他的诬告，在公堂上当众撕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背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给何铸看，借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落泪。 明朝文学家归有光的母亲周氏也很懂得对子女进行品德教育。她以身作则，教育子女应勤俭节约。归家是个小康之家，归有光的外祖父家又很有钱，能时常送钱送物过来，使幼年的归有光和他的兄弟姐妹生活得很幸福。周氏虽然不愁柴米油盐，但是每日仍是辛勤地纺纱织布，直到深夜才休息。冬天生火炉剩下的炭屑，她也要叫婢女用水和成团，晾干了当好炭用。家里凡是能修修补补继续用的东西，从来不当作废物扔掉。周氏对子女的学习也抓得很紧，有时候半夜醒来，发觉还没有叫儿子背书，就起来把归有光叫醒，令他默读《孝经》，直到会背了才让继续睡觉。母亲死时归有光虽然才只有八岁，但是母亲的教育已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使他永记不忘，懂得为人要勤俭节约，要用功读书。正是由于母亲的教育，使得归有光青年时就已成才，成为明朝中叶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注释： 在通常情况下，家庭教育由父母实施，但是历史上也有接受叔叔伯伯或家庭中其他长辈的教育而成才的人。南北朝时期南朝梁陈之际的周弘正、周弘让、周弘直三兄弟，自幼死了父亲，由他们的伯父周捨〔she舍〕抚养。周捨对侄儿的教育十分严格，教育他们不要自恃天资聪颖，而是应当刻苦学习，才能成长为有用的人。周弘正在伯父的严格教育下刻苦学习，10岁就读通了《老子》、《周易》等书，15岁在一边做学生继续学习，一边当老师为诸生开讲《周易》这门课程。不久，他被任命为博士。周弘让也是少年成才，博学多通，官至、。周弘直也像大哥弘正一样，青年时代就做了太学博士。 宋朝文学家欧阳修的成才，得益于幼年时母亲的家庭教育。欧阳修从小就死了父亲，家里很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离开家乡，去投靠远在外地做官的叔叔。叔叔官卑职小，收入不多，家庭负担很重，经济也不宽裕，仅能供给他们母子俩吃一口粗茶淡饭，没法供欧阳修上学。欧阳修到了该上学的时候，连买纸笔的钱也没有，更不用说交给老师的束修(即学费)了。因此，母亲只好折点芦杆来当笔，把沙土铺在地上当纸，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在母亲的教育下，欧阳修学习很用功，一天能认读并学会书写几十个字，到10岁时，就具备自修的能力了。于是，母亲就带着他东求西告地到有书的人家去借书来读，并督促他把书上的内容背诵或抄写下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读了许多书，为他后来成为一个文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他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走上社会以后良师益友的熏陶，他终于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芦荻教子的故事，也一直被当作家庭教育的典范为人们所颂扬。 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中国人很深的家族观念，这在某些方面不利于社会进步，但是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家族观念使家庭中的长辈认为自己对晚辈的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十分有益的。父母健在的人，家庭教育由父母来实施。自幼失去双亲的人，他的祖父母、伯父母、叔父母，以至外祖父母、舅父母和其他长辈，都会自动地来承担起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帮助他成长为有用的人。限于长辈的学识和思想水平，家庭教育中也许会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如教育孩子要明哲保身、唯利是图等等，对青少年的成才不利，但是大多数的父母和其他长辈，都是希望子女和晚辈能够出人头地、光耀门庭的。他们对子女和晚辈所进行的家庭教育，多数都是值得肯定的正确的正面教育。这对于中国古代青少年的成才，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外因。 家庭是构成社会国家的细胞，当一个人呱呱坠地来到世间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是家庭中的成员，父母、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姑姑等人。人的幼年，是在父母的精心哺育与爱护之下成长的，是在与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游戏之中逐渐懂事的。一个人长大后能否成才，家庭中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成员的影响，以及家庭周围环境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古代有“养不教，父之过”的格言，意思是父母生养了子女而不进行教育，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中国古代还有“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前一个故事说，孟子小时候，起初家庭住址靠近一块墓地，幼小的孟子游戏于坟墓之间，摹仿的是人们如何掘地筑坟，扫墓烧纸一类的事情。他的母亲认为这不是少年儿童所应当做的游戏，对儿子的成长十分不利，于是就赶快搬家。新搬的住址在靠近市场的地方，那里来来往往的都是做买卖的小贩，幼小的孟子受环境的影响，又开始摹仿着商人玩起做买卖的游戏来。孟母认为这也不是少年儿童所应当玩的游戏，对儿子的成长不利，就决定再一次搬家。这次的新居是在一所学宫旁边，琅琅的读书声和老师教学生如何进行祭祀及揖让进退的礼仪，吸引了幼小的孟子，他开始学习起这些读书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来了。这时，孟母十分高兴地说，这才是我们居住的好地方。从此就在那里安居下来不再搬家了。后一个故事说，孟子小时候，上学归来，说学习太没有意思了，表示想要停止学习。这时，孟子的母亲正在织布。她听儿子说完后，立即拿起剪刀，一下子就把正在织着的布剪断了。孟子大吃一惊，问母亲好好的布为什么要把它剪断。孟母说，你想要停止学习，就好比我把这幅正织着的布剪断了。学习是增长知识的事情，能使人懂得如何判断正确与错误，成长为一个有用的人，怎么可以中途停止呢？这正像我织布一样，一寸一寸地把布织成了，才能缝制成衣服，中途把正在织着的布剪断，那就做不成衣服了。孟子听了母亲对比式的启发教育，才知道中途停止学习是不对的，从此就勤奋地学习，不敢再有丝毫懈怠，最后他终于成长为继承孔子学说的儒学大师，与孔子合称为孔孟。这两个与孟子有关的故事，说明了家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才有着密切关系，家庭住处周围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才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孟母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她给了孟子良好的家庭教育，也为孟子选择了良好的家庭周围的环境，这些对于孟子的成才都是有着重大关系的。 <hr /> 第二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 第四节 良师益友的熏陶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重视师友的说法，认为师友的熏陶对一个人能否成才有很大关系。关于老师的作用，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所说的“道”，本意是指道统，但也可以解释为道德，即老师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业”是指学业，授业也就是传授知识。“惑”是疑惑，解惑是帮助学生解答疑难问题。韩愈的话，用现代语言说就是：老师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给学生知识，帮助学生解答疑难问题的人。由此看来，老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一个人的成才实在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古人也认为学生对于老师不应当亦步亦趋地单纯仿效，被动地接受教育或盲从，而是教育学生要在老师的引导下独立思考，要跳出老师的窠臼。“举一反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都是强调学生要在老师的教导下独立思考，并且下决心将来定要超过老师。《礼记·学记》中说：“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意思是说，善于学习的人，老师很省力，而他得到的收获却很大，并且还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善于学习的人，老师虽然很卖力气地教，他的收获却很小，并且还常常埋怨老师没有讲清楚。由此可见，得到一位良师，并善于向良师学习，对于一个人的成才是很重要的。 关于朋友的作用，《礼记·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说，在学习上如果没有朋友互相帮助，切磋琢磨，取长补短，则会使人孤陋寡闻，知道得很少。至于如何结交朋友，朋友之间的关系应当怎样，在《礼记 ·曲礼》和《礼记 ·儒行》中也都有论述，大意是朋友之间要讲仁义，要讲信用，相互间是志同道合的关系，在一起很快乐而不会互相讨厌。分别后久不相见，听到挑拨离间的流言决不会相信。因为交友的出发点是志同道合，所以意见一致的时候能共同进步，万一有了分歧，也应客客气气地分手。根据古人这样的原则交朋友，结交的当然是益友，这对于一个人的成才自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499_1.jpg" /> 邴原拜谢老师的帮助 作为为人师表的优秀教师，南宋的吕祖谦是当之无愧的。吕祖谦自己出身于书香门第，具有家学渊源，继承了中原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且由于他虚心好学，师从过林之奇、汪应辰、胡宪等著名学者，又结交了当时青年中之佼佼者朱熹、张栻〔shi试〕等人，互相切磋琢磨，终于形成了他自己博大精深的学问，人们称之为“吕学”。吕祖谦晚年与弟弟祖俭、从弟祖泰等在金华创办了一所丽泽书院，聚徒讲学，培养人才。吕祖谦把丽泽书院办成一所开放式的书院，不以门户相标榜。学生来去自由，愿意在这里学习的固然欢迎；学了一阵子想走的也不勉强挽留，更不会革出教门，师徒反目为仇。如果到别处学了一阵子又想回来学习的，照旧欢迎，不加歧视。当然也欢迎别处的学生来丽泽书院游学。吕祖谦给学生讲课时，经常提醒学生不要盲从老师的说教，应当自己独立思考，跳出老师的窠臼。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窠臼。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意思是：学生跳不出老师的窠臼，成就不了自己的学问，只有跳出老师的窠臼，才能成就自己的学问。正是因为吕祖谦公开鼓励学生要跳出老师的窠臼，所以丽泽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有不少在青年时代就已成才，也有不少后来成长为跟吕祖谦一样有名的学者。 晋朝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成就大大超过钟繇，被人尊称为“书圣”。他七岁就喜欢写字，而在书法上真正有所长进，那是在得到老师卫夫人的精心指点以后。据说，卫夫人曾详细地向王羲之讲解了她自己著作的《笔阵图》。从此，王羲之在运笔上才有了很大的长进，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已成长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学生尊敬老师，老师爱护学生，这是正常的师生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教学相长，使文化学术得到继续发展。南宋教育家朱熹和他的学生黄榦〔gan干〕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黄榦是听刘清之的介绍去找朱熹问学的。其时朱熹正在武夷山讲学。黄榦冒着严冬的风雪赶到武夷山，正巧朱熹有事出门了，他就在朱熹的寓所附近找家客店住下，每天和衣而卧，等着朱熹。过了两个月，朱熹从外面回来了。黄榦赶快前去行拜师礼，从此就在朱熹门下求教。朱熹对黄榦很器重，认为这个学生不但能很好地体会老师的教导，并且还善于独立思考，对书本知识作进一步的发挥。为了开阔黄榦的眼界，朱熹还叫他到吕祖谦那里请教，又叫他读张栻写的书，对当时鼎足而立的朱、吕、张三家的学术观点进行比较。张栻去世时，朱熹语重心长地对黄榦说：“我们这一辈人越来越少了，发展文化学术的责任已落到你们这一辈人的肩上了。”他为了让黄榦能全部继承自己的学术，还把自己的爱女嫁给这个诚实可靠的学生为妻。朱熹修建的竹林精舍完成后，每逢他自己因事外出时，就请黄榦到精舍帮他代课。他编撰《礼书》的时候，把《丧礼》和《祭礼》二编交给黄榦编写。黄榦写出初稿后，朱熹看了很满意，认为跟自己当初拟订的编写提纲和体例完全一致。朱熹晚年病重的时候，黄榦不在身边。他写信给黄榦说：“我已不久于人世，我相信你能继承我的学业，我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朱熹死后，黄榦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兼岳父守孝三年，并且终生为了发扬老师的学术从事教学和著述。 中国古代的青少年，由于朋友间的互相切磋互相鼓励而成才的实例，也可以举出许多来。东汉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一带)的陈重和雷义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从小在一起学习，互相切磋砥砺，学业日有长进。豫章太守张云听说陈重的学问和人品都很好，就想举他为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科目，凡被举孝廉者，多数能被任为“郎”这种官职)。陈重知道后，说雷义的学问和人品都比自己强，坚决要求把这个做官的机会让给雷义。为此，他和太守互通书信达10余封之多。太守张云不同意陈重的推让，但答应于第二年也举雷义为孝廉。这样，陈重才答应接受推举。后来，陈重和雷义二人都做了尚书郎的官，成为当时著名的一对人才。这个朋友之间互相切磋、互相推让而共同成才的故事，十分感人，人们编了两句歌谣称赞他们说：“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意思是说，胶和漆的结合是十分坚固的，但是还不如雷义与陈重的友谊更为坚固。 老师对于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性，有时还超过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范围，有些老师还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无私地帮助学生，如不收学生的学费，完全为学生尽义务，使本来没法上学的孩子也能得到学习的机会而后来终于成才。三国时期的邴〔bing丙〕原，11岁丧父，家里十分贫穷，无法上学。他家隔壁就是一所书塾，邴原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佛的孩子每天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不禁悲从中来，站在书塾门口放声大哭。书塾中的老师出来问他为什么哭，邴原回答说，我羡慕那些能到书塾中读书的学生，所以不由得伤心地哭了。老师说，你想读书也可以来呀。邴原说，我没有钱交学费。老师说，只要你有志气，好好学习，我可以不收你的学费，还送书籍和纸墨笔砚给你。邴原听了十分高兴，赶快跪下给老师磕头拜师谢恩，从此就进书塾读书。他一个冬天就读完了《孝经》、等儒家经典，童年时代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后来终于成长为一个有名的人才。 朋友之间的互相切磋砥砺对于一个人的成才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甚至朋友之间还产生了互相影响学习进步的情况，那又怎么办？这在古代也有具体例子，那就是毫不可惜地分手，也就是前面所引用的《礼记·儒行》中说的，交朋友的出发点是志同道合，意见一致的时候共同进步，万一有了分歧，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三国时期的管宁与华歆原是一对好朋友，早年同在一个老师门下求学，同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课余同在一起锄地种菜。有一次，两人正在锄地，忽然从地里刨出一块金子来，管宁认为那不是自己的东西，毫不动心，就像没有看见似地依旧低着头锄地。华歆见财心动，把金子捡起来，掂掂分量，贪婪地仔细端详，想往自己的怀里揣，可是因为管宁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他感到一阵脸红，就把捡到手的黄金扔到一边了。又有一次，他们两人正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忽听门外传来鸣锣开道的嘈杂声。管宁安坐如故，专心读书，不为所动。华歆却赶快跑去看热闹。原来那是有个大官出巡，前呼后拥，热闹非凡。华歆看后怦然心动，他回到席子上，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津津乐道地谈论大官出巡是如何威风，还说自己书读好了将来也一定能做大官，显显威风。华歆的行为使得管宁十分厌烦，他认为与华歆做朋友坐在一起读书已不能收到互相鼓励共同进步的效果，于是就拿出刀来把坐席割为两半，并对华歆说：“我们二人的志趣不同，今后我们就分开坐，各读各的书，各奔前程吧！”后来，华歆做了大官，管宁没有做官而讲学著书，成为一位学者。如果就个人利益而言，华歆是达到目的了，但是就成才对社会有所贡献而言，管宁所得到的赞誉比华歆要多得多，所以“管宁割席”的故事后来一直被作为处理朋友关系的典范来传诵，人们普遍地认为管宁是做得对的。 中国古代的青少年，受良师教导而成才者，有许多实例。如孔子的弟子三千，其中有72贤人。这些贤人当然是出类拔萃的人才。72贤之中，有的与孔子年龄相差无几，当然不能算青少年成才，但是青少年成才的也不乏其人。以德行著称的颜回，死时才30岁左右。以政事著称的子贡，比颜回还小一岁。以文学著称的子游，比子贡小14岁。孔子死时他才27岁。子夏比子游大一岁。子张比子游小三岁。曾参比子游小一岁。子鲁、子循、子析，都比子游小五岁。子石，即后来以“坚白之谈”著名于世的公孙龙子，比老师孔子小53岁，孔子死时他还只有19岁。他们的成才，与孔子这位良师的教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东晋的祖逖和刘琨互相勉励共同成才的故事，在历史上也一直被引为佳话，千古流传。他们俩年轻的时候，中国北方的大片土地已被匈奴等少数民族所占领。他们俩跟着司马氏皇族迁徙到了江南，同在一处做小官。他们胸怀大志，不甘心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白天，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共同研究学问。夜晚，在一起共同谈论国家大事，抒发个人的爱国胸怀。谈累了，两人就共盖一条被子同床而睡。睡到半夜鸡叫头遍的时候，祖逖就把刘琨叫醒，两个人一起到庭院中拔剑起舞，锻炼身体，准备将来好为国出力。后来祖逖被起用，带兵北伐。他中流击楫，发誓定要收复中原。刘琨听到祖逖被起用的消息后，给亲友们写信说：“我枕戈待旦，立志杀敌，常恐祖逖先我一步。”祖逖和刘琨最后虽然都没有能收复中原，祖逖因北伐受人牵制而忧愤死去，刘琨在北伐中为国牺牲，但是他们的友谊促进他们共同成才的故事，对于后人是颇有教育意义的。 三国时期曹魏的著名书法家钟繇〔you由〕，用正楷写的《贺捷表》，被人称誉为“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意思是写得规规矩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成功的楷书，是后代临摹学习的典范。钟繇的成就，实得力于他从师东汉的书法家曹喜、蔡邕、刘德升。特别是刘德升，写的字被人称赞为“丰赡妍美，风流婉约”。他悉心指导钟繇学习书法，把自己多年学习书法的体会全都手把手地传授给了钟繇，这才使得钟繇在青年时代就已成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钟繇后来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他自己精思学书30年，一是得力于勤学苦练，连在临睡时还要不断地在被子上比划，把被子都划穿了；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基本功是由老师刘德升传授的，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老师的指点。 清朝初年，江西宁都以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也是朋友之间互相切磋琢磨共同进步的典型。魏禧的父亲魏兆凤，在明朝灭亡后，不愿意做清朝的官，隐居于江西宁都县城西北10余里的翠微峰，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取名为“易堂”，潜心研究《周易》。魏兆凤死后，魏禧和哥哥魏祥、弟弟魏礼，约了同乡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及南昌人彭士望、林时益，一共九人，同在易堂治学，并躬耕垄亩，自食其力，号称“易堂九子”。当时，这九个人都在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时代，他们之中谁读书有了心得，就眉飞色舞地讲给其他八个人听；谁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就请其他八个人帮忙共同研究求得解答，因此大家的进步都很快。后来魏氏三兄弟都成为著名的文学家，魏祥著有《魏伯子文集》10卷，魏禧著有《魏叔子文集》22卷和诗集八卷，魏礼著有诗文集16卷。李腾蛟专门研究《周易》，著有《周易剩言》。邱维屏既长于古文，又通西洋算术，对《周易》也很有研究，著有《周易剿说》。彭任对《周礼》很有研究，著有《礼法类编》和《草亭文集》。曾灿以擅长写诗出名，著有《止庵集》和《西崦〔yan淹〕草堂集》。彭士望为学以躬行为本，著有《躬耻堂诗文集》。林时益工书法，善写诗，著有《冠石诗集》。九个人互相帮助，共同成才，都成了清朝初年的著名学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499_2.jpg" /> 管宁割席 第二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 第五节 政治风云的激励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因，那就是政治风云的激励。有些青少年生长在黑暗的政治统治下，生活处境十分恶劣，周围是此起彼伏的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这种个人生活处境和政治环境的激励，使得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现状，促使他们努力奋斗，最后终于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有些青少年生长在国家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们刻苦锻炼，最后终于成长为名扬千古的英雄豪杰。还有些青少年生长在国家分裂、各种政治势力纵横捭阖〔bai he百合〕的争斗之中，为了跟别人争出路，争地位，他们努力学习，不断在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也终于成长为杰出的人物。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属于第一种类型。他出身寒微，少年时代是在元朝的黑暗统治下，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度过的。他一家人都因冻饿而死，他自己侥幸活了下来，栖身佛寺，做了小和尚。但是朱元璋不向命运屈服，胸怀大志，在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之中经受锻炼，接受考验。他发愤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决心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他在24岁那年参加了郭子兴率领的反元队伍，开始了改造江山的战斗。经过10多年战斗生活的锤炼，朱元璋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斗策略。在网罗到了许多文武英才以后，他的前进步伐加快了。最后他终于在39岁那年领兵推翻了元朝，消灭割据群雄，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汉朝的霍去病、南宋的辛弃疾、明末清初的郑成功属于第二种类型。 霍去病出身微贱，父亲是个衙役，母亲是平阳公主家里的使唤丫头。霍去病从小生活在奴婢群中，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人们都看不起他。但是霍去病从小就有雄心壮志，他认为在匈奴不断南下袭扰、汉朝北部边境大部分地方不得安宁的形势下，一个男子汉应当努力学习武艺，到战场上去杀敌立功，那样既能对国家民族做出贡献，同时也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他一有空就舞刀弄棍，骑马射箭。到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已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因而被汉武帝看中，选拔任侍中之职，负责保卫皇帝的安全。当时军事形势的发展促使他一再地要求到抗击匈奴的战场上去，他18岁那年终于得到汉武帝的同意，任他为，派他跟着大将军卫青一起带兵去抗击匈奴。在战场上，霍去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干，他带了800名精锐骑兵组成一支突击队，经常出其不意地狠狠打击匈奴人，取得了多次胜利，在战争中立了头功，被封为侯、将军，其地位逐渐与大将军卫青相等。霍去病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建功立业的首要目标是为国家民族做贡献，其次才是自己的利益。当他23岁那年最后一次与卫青一起打败匈奴主力，追到狼居胥山(约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胜利归来时，他谢绝了汉武帝为他修建府第的好意，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意思是匈奴还没有消灭，还不能考虑自己安家的问题，充分表达了他那为国忘家的豪迈气概。第二年，他因病去世。他真不愧为一位了不起的青年英雄。 辛弃疾生活在金兵不断南侵的时期，他自己的家乡山东历城遭到了金兵的蹂躏，只好流亡江南。国仇家恨激励年轻的辛弃疾向东晋的祖逖学习，起早贪黑地练习武艺，准备为国效力。21岁那年他加入了抗金队伍，曾经带领50名军士，闯入有五万金兵把守的军营，活捉叛徒张安国南归处决。后来他在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地做官时，也一直念念不忘为抗金做贡献，因而他被人称赞为“热烈之爱国者”、“勇敢之强健男儿”、“做事敏捷、勇于负责”的英雄。辛弃疾还以雄健的笔力写词，表达自己力图恢复国土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他是南宋时期一位富有才华的杰出人物。 郑成功生活在明末清初政局动荡、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错综复杂的时期，为了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他勤奋读书，也不忘刻苦练武，十几岁时就已读了不少书，练就了一身好武艺。22岁那年，他的父亲郑芝龙背弃国家民族的利益，投降清军，郑成功毅然与之决裂，带兵到广东南澳岛举起抗清义旗，誓死继续效忠明朝。他屡次打败清军，一度打到南京附近，使清廷大为震惊，不得不抽调大批军队来与他对阵。郑成功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清基地，把抗清斗争坚持到底，渡过台湾海峡，打败荷兰殖民主义侵略军，收复了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那年他才37岁。他在青年时期即完成辉煌的事业，博得了后人的赞颂。 三国时期的孙权、诸葛亮等著名历史人物，还有汉昭帝、北魏冯太后、清康熙帝等一些帝王属于第三种类型。 孙权的哥哥孙策，17岁开始驰骋疆场、出生入死地为创立东吴基业而奋斗，26岁那年被仇人刺杀，没有能完成他的事业。那年孙权才19岁。他勇敢地接过哥哥未完成的事业，挑起了扩大并巩固江东基业、跟群雄争夺天下的重担。他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努力学习，锻炼自己的胆识。在内部，他选贤任能，把有能力的文官武将团结在自己周围；在外面，他顶住曹操数十万大军的压力，毅然联合刘备，在赤壁大战中打败曹军，终于完成了称霸江东的事业。孙权本身是在青年时期成才的，他所任用的将领也多数是成才的青年，指挥赤壁之战的大将周瑜，那年只有33岁，在战争中立了大功的吕蒙，只有30岁。 帮助刘备在四川开创基业的诸葛亮，从小死了父母，17岁那年跟着叔父在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北)隐居，刻苦攻读经史和兵法。他胸怀大志，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乐毅为自己学习的榜样。隆中的隐居生活并没有使诸葛亮与世隔绝，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准备一旦时机到来，出山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人们把他比作卧在地上准备腾飞的龙，称他为卧龙先生。正因为诸葛亮有着如此抱负，所以当刘备带着关羽、张飞一次再次地三顾茅庐来请他的时候，他未出茅庐就估计到了天下可能会向三足鼎立的趋势发展，就建议刘备到四川去打开一个局面。他出山以后干的第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是定计联合孙吴，在赤壁打败曹操。那时候，诸葛亮比周瑜小六岁，还只有27岁，是个典型的青年人才。这里附带说几句，今天我们看舞台上演出的三国戏，除了周瑜由小生扮演白面无须以外，其他如孙权、诸葛亮、吕蒙等多由须生或净角扮演，都有一大把胡须，那是艺术加工的结果，与当年的实际情况是相去甚远的。当年活动于三国政治军事斗争第一线叱咤风云的多数是青年人，他们虎虎有生气，政治风云的激励使他们思想敏捷，行动果断，所以才使得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十分曲折复杂、紧张激烈。 中国古代帝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有时皇位也会传给其他的王子。这就使得宫廷内部围绕皇位的继承人展开激烈斗争与争夺，也促使许多继承了王位或掌握皇权的青少年不得不尽早成才。汉昭帝刘弗陵是汉武帝的小儿子，继位时才八岁，还不会独立管理国家大事，汉武帝临终时指定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帮助他掌权。当时汉昭帝的地位并不巩固，他的大姐盖长公主、同父异母哥哥燕王刘旦，跟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勾结起来，想要谋王篡位。少年汉昭帝在霍光的帮助下，一面努力攻读史书，一面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特别对于如何巩固皇权、识破阴谋家的伎俩等方面，他倍加留意，因而使得他在政治上很快成熟起来，懂得了许许多多事情。在他14岁那年，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等想要先除掉霍光，然后发动宫廷政变，废掉汉昭帝，由燕王刘旦来做皇帝。有一天，正当大将军霍光到长安附近的广明去检阅军队，并调了一名校尉到大将军府去做事的时候，左将军上官桀等人就用燕王刘旦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送到汉昭帝那里去诬告霍光。信上说，霍光去检阅军队的时候，盗用了皇帝的仪仗队，耀武扬威，十分骄横；他还调了一个校尉到他的大将军府去帮助他策划，看来恐怕要谋反。信的最后用燕王刘旦的口气提出建议说：“我愿意交还燕王的大印，请把我调到长安来，到皇宫里担任皇上的警卫，镇压奸臣霍光的叛乱。”汉昭帝接到这封诬告信后，仔细看了几遍，胸有成竹地说：“这事等明天霍光阅兵归来再说，朕自有主张。”上官桀等人以为汉昭帝上当了，相信了这封诬告信，于是就赶快放出风声说，霍光想谋反，已经被人告发，皇帝已经准备要处决他了。第二天霍光阅兵归来，听说有人告发他，汉昭帝已准备把他处决，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吓懵了，不敢去朝见汉昭帝。汉昭帝一上朝，立即召见霍光。他见霍光跪在殿上，自动免冠叩头，请求发落，就说：“大将军请起，复冠。朕已阅过告发你的书信，认定那是别有用心的人伪造的。你没有罪，不必害怕！”霍光谢过恩站起来，惊奇地问：“臣感谢陛下圣恩，但不知陛下如何知道这书信是伪造的？”汉昭帝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说：“大将军到广明去阅兵，是在京城附近；调校尉去大将军府做事，也还不出十天。燕王在遥远的北方，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事情？即使他真的知道了，马上派人送信来，恐怕今天也还到不了京城。再说，大将军如果真想谋反，调一个小小的校尉又有什么用？因此，朕认定这是有人想陷害大将军，才伪造了这样的书信。朕虽然年轻，却也能判别真伪，决不会上当。”霍光和满朝文武百官听了汉昭帝的分析，觉得这位少年皇帝思想如此敏捷，判断如此准确，真不愧为一位少年英才，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皇上圣明，大将军确实是无罪的。”汉昭帝不但识破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并且在霍光的帮助下追查阴谋集团，终于杀了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并迫使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自杀，巩固了自己的皇位。由此可见，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也能锻炼青少年的才干，使得有志向的青少年成长起来。 北魏冯太后是魏文成帝的皇后，文成帝去世时，她只有23岁，就担负起协助年幼的献文帝执掌朝政大权的重任。皇帝年幼，太后年轻而又是女流之辈，一些野心勃勃的大臣如乙浑等人，阴谋发动叛乱，夺取皇位。冯太后面对这样危急的局面，毫不退缩，决心经受这严峻的考验。她沉着地进行布置，一边提拔那些靠得住的官员担任重要职务，做自己的帮手，一边派人去调查乙浑等野心家的阴谋活动。一切布置停当以后，她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乙浑，立即加以处决，并下令允许参与阴谋活动的追随者当众自首，保证改过自新。后来献文帝禅位给年幼的儿子孝文帝，冯太后成了太皇太后，继续临朝听政，帮助孝文帝执掌政权。她为了改变吏治败坏、社会动荡、生产停滞的状况，在一些有才干的大臣帮助下，颁行俸禄制度以杜绝官吏的贪污，推行以安定社会秩序，实行均田令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终于使得吏治逐渐清明，社会日趋稳定，生产步步发展。年轻的北魏冯太后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熟的事实，说明一个青年妇女也能在政治风云的激励下成长为政治改革家。 清初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八岁即位做皇帝，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辅政大臣帮助他执掌政权。四位辅政大臣并非个个都是赤胆忠心的，其中鳌拜是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他趁着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病死的机会，制造种种借口，害死了苏克萨哈，并在朝廷上到处安插亲信，企图谋害康熙皇帝，夺取皇位。康熙皇帝是个幼有大志的少年，他即位以后，目睹自己皇位不稳的形势，就努力学习文化，想从历史上吸取巩固皇位的经验。他为了培植亲信，选拔了一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贵族子弟，早晚聚在一起练习布库戏(摔跤)，表面上是玩耍嬉闹，实际上是锻炼身体，训练他们做自己的贴身侍卫。他14岁那年决定自己亲政，跟阴谋家鳌拜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两年后，康熙皇帝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在那批少年侍卫的帮助下，先下手为强，当众宣布鳌拜的劣迹，把他逮捕下狱，粉碎了即将发生的叛乱，巩固了自己的皇位。少年天子康熙皇帝也可以说是在政治斗争的锻炼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历史人物。 总之，中国古代不论是在黑暗的政治统治下奋斗成才的青少年也好，在国家民族危难下刻苦锻炼成才的青少年也好，或在国家动荡时期的政治斗争中经受考验成才的青少年也好，他们都是在政治风云激励下成才的，所以说政治风云的激励也是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一个重要的外因。 <hr /> 注释： 第二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 第六节 千里驹遇伯乐的机缘 中国古代把有才华的青少年称为千里驹，意即他们的前途无量，他们的才华足以使他们奔驰千里，去追求那美好的明天。中国古代又有个伯乐相马的故事，说春秋时期有个善于相马的能人，名叫孙阳，又名伯乐。有一天，伯乐乘车路过一个叫虞坂(今山西平陆一带)的地方，见到有一匹外表并不怎么起眼的马，伏在一辆盐车之下。它一见伯乐，就咻咻长鸣。伯乐认出这是一匹千里良驹，为它仅仅被用来拉盐车而惋惜，竟下车为之哭泣起来。这个故事实际是以伯乐与千里驹的关系来比喻人际关系，意即一个有才华的人，并非人人都能赏识，必须遇到个慧眼识英雄的人，才会把他从人群之中识别出来，加以提拔重用。如果千里驹遇不上伯乐，就像有才华的人遇不上能识别人才的人，那也可能会长期埋没，甚至在不得志的忧愤中默默地死去。千里驹遇伯乐的故事，看起来似乎有点机会主义的味道，即强调了人的机缘，忽略了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可是，事实上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机缘对于一个人的能否成才确是有一定关系的。正确的做法是个人既要不断努力，使自己具备成才的基本条件，同时也要恰如其分地向人表露自己的能力，为群众做点好事，以便于遇上能从人群中识别出自己而加以提拔重用的人。 中国历史上千里驹遇伯乐的实际例子，最为人所熟悉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韩信年轻时家里很穷，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只好东求西告地向人讨吃。有个在河边漂洗绵絮的老婆婆，认定韩信是个落难公子，将来定会有出息，经常拿饭给他吃。但是在韩信的出路问题上，老婆婆帮不上忙。而另有一个无赖汉，却不断地来欺侮韩信，叫韩信从他的裤裆底下爬过去，以此取乐。事实上韩信胸怀大志，并且还有一身的本领，只是生不逢时，没有人赏识他，一时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已。项梁起兵的时候，韩信带着自己仅有的一把宝剑去投奔，当了一名小卒。项梁战死后，韩信又跟着项羽做了郎中。他屡次向项羽献计献策，既为项羽着想，也希望自己能得到重用。可是项羽根本没有识别人才的能力，并没有重用他。韩信一气之下，投奔了刘邦。可是刘邦也不是伯乐，识别不了韩信这匹千里驹，他只是叫韩信做了个，负责经办粮草。刘邦手下的萧何却是个能够认识千里驹的伯乐。他与韩信谈过几次话以后，就认定韩信是位将才。当韩信由于得不到刘邦的重用而愤然离去的时候，萧何乘着月色连夜追赶，终于把韩信追了回来，并向刘邦再三推荐，使韩信终于被拜为大将，在楚汉之争中立了大功，帮助刘邦建立起了汉朝。青年韩信胸有韬略，这是他足以成才的内在因素，是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他的真正成才，则靠了萧何慧眼识英雄，把他从治粟都尉这个普通的职位中识别出来，并建议刘邦加以重用这个机缘。 东汉时期的班固能够修成《汉书》，有赖于汉明帝对他的赏识。班固自幼聪明，九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长大后被送到京师洛阳入太学读书，由于他刻苦用功，很快就成为一位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的青年学者。23岁那年，班固的父亲班彪去世。班固为了继承父亲正在编修《史记后传》的事业，接着在家编修，结果被人告发私作国史而下狱。幸亏他的弟弟班超到皇帝跟前伏阙上书，才得以释放。当时汉明帝无意中读了几篇从班固家中没收来的史书初稿，竟被吸引住了。他发现班固确实是个编修史书的人才，就决定任命其为，令其一面点校皇家收藏的秘籍，一面继续编修国史。班固从27岁起，正式从事编修史书的工作，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不朽巨著《汉书》。如果不是得到汉明帝的赏识，令班固以史官的身份公开编修史书，那么，一则他在家偷偷摸摸地私作国史未必能最终写成，二则在他被捕下狱、书稿被没收以后，也就根本无法再继续编修了。班固的机缘是汉明帝偶尔亲自阅读了他的书稿，从而得到赏识，得以荣膺编修国史的重任。由此可见，班固有编修史书的能力是他成才的内因，而得到汉明帝赏识是他成才的外因。内因与外因相结合，他才有了成才的可能。 三国时期蜀汉的蒋琬，官至丞相，在诸葛亮死后支撑残局多年，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他是在得到诸葛亮的赏识后才能够出人头地的。原来，青年时代的蒋琬早就在刘备手下做事，因为刘备没有发现他是个人才，在入蜀之前，只让他做个缮写文书的小吏。入蜀之后，虽然政权初建，到处都需要人才，但是刘备也只是任命蒋琬为小小的广都(今四川双流)县令。胸怀大志的蒋琬，当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县令，县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用个把时辰就能全部办完，空闲的时间他就喝酒解闷，等待着施展抱负的机会。有一次，刘备因事到广都去，看到蒋琬不但不来迎接他，竟喝醉了酒在家里睡大觉，就不由得龙颜大怒，下令要把蒋琬处以死刑。后来经人说情，虽然免除死罪，但是还是被撤掉了县令的官职。可是诸葛亮具有伯乐的眼力，他认定蒋琬是匹千里良驹，重新把蒋琬提拔起来做官，担任尚书郎和东曹掾的职务。后来当诸葛亮自己出师北伐之际，还进一步重用蒋琬，任命他和张裔一起担任代理丞相的职务。从此，蒋琬这匹千里良驹终于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尽心竭力地在后方筹集粮草，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解除了诸葛亮的后顾之忧，使他能竭尽全力在战场上与老对手司马懿斗智斗勇。当诸葛亮感到自己年老力衰，将要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多次上书后主刘禅，建议在自己死后由蒋琬接替他的职位，所以后来蒋琬终于成了支撑蜀汉政局的出色人物。要是没有诸葛亮这位伯乐，识别出蒋琬是匹千里良驹，则蒋琬可能永无作为。由此可见，蒋琬自己的才干是他能够成才的内因，而诸葛亮对他的赏识则是蒋琬得以成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外因。 东晋十六国前秦的王猛，因为秦王苻坚赏识他的能力，才做到辅国将军职位的，王猛年轻时家里很穷，靠卖畚箕〔ben ji本机〕维持生活。他人穷志不短，刻苦学习，广读兵书，希望将来能做一名将军，可是没有人能赏识王猛。人们总以为这个破衣烂衫满身虱子卖畚箕的小伙子，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年，东晋的大将桓温带兵北伐，到了关中，屯兵霸上。王猛认为出头的机会来了，就去拜见桓温。他见了桓温，一面捉着身上的虱子，一面侃侃而谈，分析当时的形势，表示自己对政局的看法。然而桓温并非伯乐，他对这个古怪的青年人的谈论将信将疑，认不清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匹千里良驹，正在那里咻咻长鸣。他听完王猛的谈话以后，没有收留贤才的意思，而是把王猛打发走了。后来桓温班师南归时，虽然曾经打算把王猛带走，可是王猛已经认清了桓温的真面目，认为他不是自己所应投靠的人，所以没有跟着走，而是依旧留下来卖他的畚箕，等待着真正赏识他的人。秦王苻坚听人介绍了王猛的情况以后，认为这是一颗被埋没在草丛中的珍珠，赶快派人去把王猛请来面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王猛侃侃而谈，苻坚侧耳静听，还一边听，一边不断地点头表示赞同。一席话使苻坚认定王猛是匹千里良驹，立刻决定予以重用。先任命王猛为，不久提升为兼，后来又派他做，拜为辅国将军。一年之中，把王猛的官职提升了五次，那年王猛才36岁。从此，王猛脱去了长满虱子的破衣烂衫，扔下了他赖以糊口的畚箕，帮助苻坚大刀阔斧地革新政治，尽其所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前秦拥有了王猛这样的人才，国势从此蒸蒸日上，很快成了北方的一个强国。 南宋初年富有改革精神的学者汪应辰，如果没有被他家乡玉山县(今江西玉山)的县尉喻樗〔chu出〕发现是个英才少年，决成就不了他后来的一番事业。汪应辰是信州玉山人，自幼凝重老练，五岁就知道用功读书，与人应对常常出语惊人，并且多识奇字，为人们所称道。他父亲是玉山县衙的弓箭手，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少文化修养，家里又很穷，晚上买不起灯油照明。汪应辰想多读点书，只好自己上山去拾些干枯的树枝来，晚上点燃了当作灯火照着读书。他在家乡私塾里读了两年以后，塾师已没有能力再教他，而他的家庭实在无力供他到县学里去读书。当时正巧有位叫喻樗的学问家被派到玉山县任县尉。他到任后，发现玉山县很闭塞，文化落后，于是就大力扩充县学，培养人才。他听说县衙有个弓箭手的儿子叫汪应辰，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就叫去当面考试。一见面，喻樗见汪应辰英俊而有灵气，十分高兴，就出了个“马蹄踏破青青草”的上联，叫汪应辰对个下联。汪应辰立即脱口而出：“龙爪拿开白白云”。小小的孩子一出口居然就是象征皇帝的龙，使喻樗感到十分惊异，认定汪应辰长大了必定是国家栋梁，就留他在县学里读书，免收学费，还供给食宿。过了两年，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汪应辰18岁那年，喻樗叫他到京城临安(今杭州市)去参加进士考试。汪应辰在试卷中提出了“为治之要，应以至诚为本”的名言，使宋高宗看了大受感动，御笔亲点他为头名状元。从此，玉山县弓箭手的儿子一步登天，成了全国闻名的新科状元，开始走上了做官的道路。后来汪应辰先后做过吏部郎官、秘书少监、代理吏部尚书等官，还被派到四川去做兼成都知府，最高官职一直做到吏部尚书兼。他每到一处，都要进行澄清吏治、节省开支的改革，颇得人心。后来汪应辰受到奸臣排挤，被贬官。他回到家乡，开馆授徒，为发展家乡的文化教育贡献力量。人们对汪应辰的成长深有感慨地说：一个弓箭手的儿子，如果没有县尉兼岳父喻樗的大力提携，是决不能出人头地的。当然，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也是他能成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讲了许多千里驹遇伯乐的故事，最后仍然要回过头来强调一下前面说过的话，这就是：千里驹首先必须自己具有能千里奔驰的能力，这是依靠自己努力刻苦锻炼而成的，这是内因。伯乐相马，把千里驹从普通的马群中识别出来，使之得以受到重用，撒蹄奔腾，这是机缘，只是一种外因。一匹货真价实的千里驹，一时遇不上伯乐，甚至一辈子遇不上伯乐，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多数出类拔萃的千里驹，早晚总会有伯乐赏识，把它挑选出来，使之能千里奔驰的。一匹又懒又笨的驽马，是决不可能遇到伯乐式的人物，硬是把它拉来充当千里驹的，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千里奔驰的能力，最后必然会倒毙在路边。 <hr /> 注释： 第三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内因 第一节 得天独厚的幸运儿 前面讲到，中国古代的青少年，有的四岁就能写文章。这个年龄还没有入学，不可能是老师教育的结果。这个年龄尚未步入社会，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教育或政治风云激励的结果。要说是家庭教育的影响，也不一定符合事实，因为他的父母即使是了不起的教育家，恐怕也很难把四岁的孩子培养到如此程度。看来唯一可能的是这个孩子有异于常人的天赋才能，即通常所说的天才。 一说天才，有人认为这是在宣扬天命论，可是事实上天才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承认有天才，有许多事情就没法解释。例如在同一个家庭里出生的孩子，受的是同样的家庭教育，所处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也完全相同，为什么有的能少年成才，而有的则大器晚成？又如在同一位老师的教育下，作息时间相同，为什么有的学生一篇文章读一两遍就能背诵，而有的学生读了几十遍还背不下来？这些都没法用别的原因解释，只能说是由天才决定的。天才的有无，能使一个人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能使一个人少年成才，或大器晚成，甚至于成不了才。 天才是个人所独有的生来就具备的内因，其实那是由父母在其出生之前所赋予的。说得明白一点，天才的产生是父母的功劳，是父母的优生使得孩子成了得天独厚的幸运儿。 优生学告诉我们，父母在生育子女的时候，如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并且智力状况良好或高出于一般人，那么他们所生育的子女就有可能会比较聪明，或竟是一个天才。反之，父母的健康不佳，精神忧郁，智力一般或低于常人，就决不可能生出聪明的子女来，天才自然更谈不上了。另有一些情况是：近亲婚配的父母，酗酒或有其他不良嗜好的父母，感情不和的父母，也都不可能生出聪明的孩子，更谈不上天才。再有，父母的健康、精神、智力虽然都很好，但是母亲在怀孕过程中营养不良，有病服用了某些药物，或身体突然受了外伤，或受到了外界的不良刺激，以及受到了其他种种不利于孕育新生命的因素的干扰，也可能会影响胎儿，使孩子出生以后智力低下。 中国古代有所谓“胎教”之说，要求妇女在怀孕期间，思想、视听、言语、行动都必须纯正，那样胎儿才能受其感化，出生以后智力体格发育正常，长大以后能成为正人君子。古书中还为胎教之说举了具体例证说，周文王之母太任，在孕育文王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因而文王生而明圣，得归功于太任的胎教。这个例子并不是为周文王或他的母亲太任涂抹神圣的灵光，其实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目不视恶色”，就是不看那些不好的、杂乱的、或令人烦恼的事物。“耳不听淫声”，就是不听那些嘈杂的、震惊人的、或听了使人不愉快的声音。怀孕期间真能做到这样，就会终日心情舒畅、恬静安适，如果再能看些有教育意义的书籍或画片，听听美妙动人的音乐，那么对于腹中孕育着的胎儿自然会产生好的影响，能使其出生以后智力体格优于常人，具备长大后有可能成才的先天条件。今天所说的优生学，其实是与中国古代的胎教之说相吻合的，或者说是吸取了中国古代胎教之说的某些部分，再加上现代科学的实验结果而发展成的一种学说。 不重视优生学，或者说不重视胎教，因而自食苦果的具体例子是不少的。试举晋武帝的子女为例。晋武帝司马炎生了许多子女，光是儿子，据史书记载就有26个之多。26个儿子中有八个“不显母氏，并早夭”，可能不是正式的后妃所生，而是随便与哪个宫女生的，自然活不了，也不许可活下来；18个有名字可查的儿子中，又有九个早死，一个白痴，一个少有风疾口眼歪斜；其余略为像点样子的儿子又多是心术不正者，多数死于“八王之乱”争权夺利的战争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史书上记有现成的答案，那就是因为晋武帝“好色多内宠”，后宫多到将近万人。晋武帝每晚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睡觉才好，他只好坐了羊车，任羊跑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停下来。后妃们为了想得到晋武帝的宠爱，就想尽办法招引羊车，她们知道羊爱吃竹叶，就竹叶插户，知道羊爱舔咸的东西，就盐汁洒地。晋武帝听任羊的指挥，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以后，先要摆酒狂饮，喝醉了才与后妃同房。像他这样荒淫酗酒的皇帝，自然生不出天才的子女，只能生出一些短命鬼、白痴和有残疾的儿子来了，而继承他皇位的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在位期间闹出许多笑话，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不光是晋武帝一人如此，历史上的许多封建帝王，由于生活荒淫，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大都生不出有天才的子女来。这就告诉我们，封建帝王虽然号称九五之尊，把整个天下视为他们的私产，他们不愁吃穿，并且还要吃最美味的食物，穿最华贵的衣服，但是由于他们多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不懂得胎教的道理，也就是不懂得优生学，所以他们的子女有天才的不多。 既然说帝王的子女有天才的不多，可是前面又曾说过汉昭帝和清康熙帝少年有为，这又如何解释？是否前后矛盾？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般与特殊之分，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帝王的子女不是优生优育的，而有少数则属于特殊情况。 先看汉昭帝刘弗陵。他是汉武帝刘彻的儿子。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其文治武功彪炳史册，与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并称。他的健康、精神、智力都是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超常的。汉昭帝的母亲赵倢伃，是汉武帝的宠姬。她与丈夫虽是少妻老夫，但是她既是宠姬，他们的结合应当是愉快美满的。史书记载，汉昭帝五六岁时就号称“壮大多知”，又健康又聪明，被汉武帝称赞为“类我”的一个儿子。因此，我们说汉昭帝是个得天独厚的幸运儿，多少有些天才的成分，或者至少可以从他身上排除那些帝王子女常有的不良的先天因素。 再说康熙帝玄烨。他是顺治皇帝福临的儿子。顺治帝虽然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健康、精神、智力都没有什么问题。他虽有后妃数人，但生育的子女并不太多，说明他并非是个荒淫无度的皇帝，过早去世自有另外的原因。康熙帝的母亲孝康章皇后是个汉人，满汉两族的结合，在血统上是有益于下一代的。史书上记载，康熙帝自幼“天表英俊，岳立声洪”，说明他的健康、精神、智力都有些超常。他自幼就“愿效法父皇”，想做皇帝，在读书时特别留意于统治权术，所以，康熙帝身上既有天才的成分，又有后天的努力，他也是异于一般的帝王子女的。 根据历史记载，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确实是生来就很聪明，具有天才，号称神童的。如唐朝的诗人元稹〔zhen枕〕，九岁就能写出一手好文章，15 岁就以通二经考取了明经科。后来他成为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被并称为“元白”。北宋的文学家王禹偁〔g称〕，本是农家子弟，七八岁就能写文章，使当时任济州郡从事的毕士安感到很惊奇，就到他家里去了解情况，看到他当时正在磨面，于是就以石磨为题，叫他当场作文。王禹偁略加思索以后，很快就写了一首诗：“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这首诗不但把磨的轴心必须正，磨的漏眼里应慢慢地放进粮食，人们只要轻轻用力，就能把磨转动起来的情况写出来了，并且一语双关，写出了自己的心地正直，眼下虽然还迟迟无出头之日，但是只要有人肯着力提携，他就能很快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后来，王禹偁在29岁那年终于考中了进士，先后出任成武县、长洲县知县、评事等职，而他写的诗文也开始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学家。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生而警敏”，幼年读几百字的文章，读几遍就能背诵。12岁去参加六论考试，文章援笔立就，内容还写得很好。刚20岁就已名闻四方，受到大文学家欧阳修的赏识。南宋的清官兼学者陈埙〔xun勋〕，自幼聪明而又好学。他的祖父陈叔平去世的时候，他才四岁，就已能跪在灵堂上向前来吊唁的客人答礼，跑前跑后地迎宾送客，俨然像个成人的样子了。祖父的好朋友楼钥看到陈埙很聪明，就以“银杏”为题，叫他对对子。陈埙脱口而出说“金桃”。楼钥说：“银杏是果实的名字，俗称白果。你这金桃是什么？”陈埙回答说：“记得杜甫的诗中有‘鹦鹉啄金桃’的句子。据我看，那是一种金黄色的桃子，即俗称黄金桃的品种，所以与您说的银杏正好是一对。”陈埙小小年纪，就能背诵杜甫的诗句，并能以金桃与银杏相对，使楼钥听了很高兴，连声夸奖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后来，陈埙十几岁就通过县、府二级的考试，20岁就考中了进士，先做了黄州教授，后又任太学博士、枢密院编修及常州、衢州的知州。晚年他在家乡鄞〔yin银〕县讲学，培养了许多人才。 总之，自幼智力超常的天才事实上是存在的，这是中国古代某些青少年成才的一种内因。那些得天独厚的幸运儿的智能，并不是由老天爷赋予的，而是由他们的父母赋予的。优生学为我们解答了所谓天才之谜，而历史上的某些记载，特别是有关帝王子女的记载，又为我们提供了不优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的反证，使我们敢于做出有无天才的结论。我们既为中国古代那些具有天才的青少年成才而庆幸，也为那些由于父母不负责任所造成的低能儿和夭折者而惋惜。做父母的应当讲究优生优育，以求生育出一个有天才的子女来。而那些得天独厚的幸运儿，更应当发奋自强，使自己的天才得到很好的发挥，真正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这里还有一点必须着重说明，因为上面所举的例子多数是皇帝、官员和政治家、文学家，那也许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只有这些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好，或者父母都是有学问的人，所以这些人才有可能生来就很聪明，是天才儿童。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朱元璋出身农家，父母都没有什么文化，他自己的才干是在艰苦环境中奋斗锻炼出来的。霍去病的父亲是衙役，母亲是丫头。邴原的家里很穷。王禹偁是农家子弟。汪应辰是县衙弓箭手的儿子。他们的家庭都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父母大都是文盲。由此可见，天才跟家庭并无必然联系。只要父母健康而又没有酗酒等坏习惯，母亲在怀孕期间没有生病或遭受意外伤害，即使是农民、工人或穷人家庭，都有可能产生天才儿童。中国古代的谚语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出身与天才没有必然联系，而有了天才还须努力，才有可能成才。 <hr /> 注释： 第三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内因 第二节 从小树立远大目标 具有天才的人，决不能因为自己有天才而不努力学习，有了天才还应当从小立定志向，树立远大目标，并锲而不舍地去努力学习，勤奋读书，为实现自己的志向不懈地奋斗，这样才会有所成就。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没有为自己树立远大的奋斗目标，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到什么山才唱什么歌，那样即使有所成就也是侥幸得来的，其成就也必定是极其有限的。查查中国古代史书，凡是那些事业有成的著名历史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从小就有大志，想要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或想要与前人媲美并肩甚至超越前人的人，很少能发现或根本找不见毫无志向而侥幸获得成功的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那些从小就有大志，经过自己不断努力，后来终于实现志向，成就了大事业的伟人，他们是怎样立志，又是怎样获得成功的。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齐间(公元420—502年)的史学家兼声韵学家沈约，出身于已经破落的官宦之家。他的父祖辈都立有军功，做过将军、太守一类的官，并且多数能文能武，有著作传世。到沈约这一辈时，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家族中已有多人被杀，家里的财产或被充公，或被瓜分，已经变得十分贫穷了。沈约13岁时，父亲也在政治风波中被杀，使得沈约少年时代就“流寓孤贫”，过着投亲靠友混口饭吃的日子。但是沈约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从小就立定志向要振兴家门。在颠沛流离中他没有学好武艺，不能像父祖辈那样立军功做将军。他读书却是很用功，积累了不少知识，于是决定著书立说，做个文人学士。沈约特别喜欢史学和声韵学，很早就立定志向做个史学家和声韵学家。他生活的时代离晋朝灭亡还不远，记晋朝始末的史书还没有人编写，于是他先着手编写《晋书》。经过多年努力，编成了《晋书》120卷。不久，刘宋灭亡，南齐建立，沈约又决定编写《宋书》。他不是那种光会立志不去努力的人，而是立定志向就孜孜不倦地去实行的人。又经过多年努力，他编成了《宋书》100卷。后来沈约编的《晋书》在战乱中亡佚，而《宋书》则流传了下来，并早已被列入《二十四史》之中。在声韵学方面，沈约经过多年研究，撰有一部《四声谱》，为中国声韵学的研究开创了先河。另外他还有文集100卷，收有他平日所写的诗文。沈约的成就，实在是与他从小就立定志向，树立了远大目标，并为之不倦地奋斗分不开的。他的成就说明了立志与成功之间的必然联系。 宋朝文学家柳开自幼喜欢文学，仰慕唐朝文学家韩愈、柳宗元的文风，因而自己改名为肩愈，字绍元，表示欲与韩愈比肩和绍承柳宗元的意愿。他立定志向以后，每天都要用功诵读这两位唐朝大文豪的作品，不但把他们的文章读得能够朗朗背诵，并且还逐字逐句体会文章的意思，揣摩篇章结构的奥妙。经过这样苦心孤诣的钻研以后，柳开又摹仿着进行写作。他每写一篇，都要十遍八遍地修改，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了为止。经过摹仿以后，他才放开手脚自己出题作文，或请别人帮他出题和修改文章。开始写的文章总是不如人意，字句有些别扭，气势不够恢宏。后来柳开体会到文如其人的道理，认为写文章并非只是用字造句的技巧，而是跟个人的思想修养和对事物的观察力有关。韩愈、柳宗元为人正直而有骨气，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时也毫不气馁，从不向人乞求怜悯，所以他们的文章才有气势；他们对事物的观察又很细致，所以文章中有精彩的描写，读来能娓娓动人。因此，柳开决心也要做个正直的人，并细心观察周围的事物。他小时候本来就疾恶如仇，13岁时曾单独跟前来抢劫的强盗决斗，不但赶走了强盗，还砍下了强盗的两个脚趾。而且他还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他决定保持和发扬自己从小就有的这种优良品德，使个人修养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又在课余时间跟朋友下棋，培养自己仔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经过这样学习做人和培养观察力，久而久之，他觉得对自己写文章确实大有帮助，写起文章来能得心应手，并且也颇有气势了。这时候，他才敢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谒当时具有文名的学者，终于先后受到了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一带)知府王祐和著名作家杨昭俭、卢多逊等人的赏识。他们都夸奖他的文章写得好，具有韩柳遗风。其时柳开还不到20岁，说明他在青年时代就已成才了。后来柳开做官也很有成绩，他做过文官，也做过武官，带兵打过仗。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得到了人们的好评；他的文章也越写越好，一扫五代十国时期的柔弱文风，开创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风气。因此，他被人们称许为“开古圣贤之道”、“开今人之耳目”的文章大师。柳开的成功，也是与他少小立志，并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志向分不开的。这又一次证明了立志与成功的密切关系。 宋朝文学家苏轼从小立志向东汉节义之士范滂学习的故事，已在前面讲过，这里再补充一个他从小立志向当代贤人学习的故事。苏轼刚上学读书时，看到同学中有人在传阅石介写的《庆历圣德诗》，在这首诗中提到了宋朝贤臣韩琦、富弼、杜衍、范仲淹等人。苏轼抄写了这首诗，指着诗中提到的人名，请求老师一一讲述他们的先进事迹。老师给他讲解以后反问苏轼说：“你为什么对这些贤人很感兴趣？”苏轼回答说：“古人云，见贤思齐。我弄清楚了这些贤人的事迹后，好便于向他们学习呀！”苏轼不光口头上说立志要向贤人学习，并且在实际行动上用功读书，努力积累知识和学习做人的道理。他长大以后，在从政为官、待人接物上，处处向东汉的范滂和当代的韩琦、范仲淹等人学习，力求做一个正直节义之人。他写文章诗词也是如此，尽可能地宣扬古圣先贤之道，树正气，斥奸佞，所以他的文章诗词都写得豪放而有气势，被称为豪放派作家，并选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的成功，自然也与他少年立志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是值得人们好好学习的榜样。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个从小就有远大志向的人。他是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七、八岁时，有一天去吉水的文庙参观，见文庙中除了供奉着孔、孟、颜、曾等古代圣贤以外，自己的同乡先辈欧阳修、杨邦乂〔yi义〕、胡铨也在那里受到供奉。再仔细看这些先辈的神位上，都有带“忠”字的谥〔shi市〕号。欧阳修的谥号是文忠，杨邦乂的谥号是忠襄，胡铨的谥号是忠简。文天祥看后内心深受感动，从此就立志长大后也要做个忠臣。他对人说：“死后如果不能忠字的谥号，受到人们的供奉，那一辈子就白活了。”他自从立定了远大的志向以后，读书就格外用功了。他20岁考中进士，被选送到集英殿由皇帝亲自出题殿试。文天祥针对当时政治上的腐败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写了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宋理宗看了他的论文很受感动，御笔亲点他为头名状元。当时任主考官的王应麟说：“文天祥的试卷引用历史典故为鉴戒，表现出了铁石一样的忠肝义胆，大宋能有这样的人才，真是大有希望了。”后来元朝大军南下进攻南宋时，文天祥起兵勤王。当时敌强我弱，文天祥临时招募的士兵根本不是元军的对手，但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际上已下定了以身殉国的必死决心。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天下的忠臣义士能闻风而起，众志成城来保住宋朝的天下。结果南宋不幸战败，文天祥奉命去元营议和时被扣留。他乘机脱逃后继续抗元，且战且退，直到最后被俘仍不屈服，在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后慷慨就义，实现了他从小就立志做个忠臣的愿望，真不愧为后人学习的光辉榜样。 明朝著名爱国英雄于谦，也是个从小就有大志的人。他15岁考中秀才，读了许多书，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颇有所体会。他认为国家兴盛的治世是因为有许多忠臣在辅佐君主；而国家衰败的乱世，就是因为奸臣当道，忠臣受到了排挤。因此他立志长大了定要做个忠臣，跟那些祸国殃民的奸臣做斗争。当时明朝正在由初期的兴盛走向中期的衰落。北边蒙古的瓦剌部正虎视眈眈地准备南侵，边界的形势很紧张。于谦常常听人讲宋朝爱国英雄文天祥誓死抗元的故事，就决心以文天祥为榜样，立志做个文天祥那样的忠臣。他从祖父的书房中找到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就在上面题了几句赞美这位爱国英雄的话，挂在自己的书桌旁，用来激励自己。有一天，于谦看到人家建造房屋，运来许多石灰，就深有感触地写了一首题为《石灰吟》的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表示自己愿像石灰那样经受千锤万凿和烈火焚烧的锻炼，即使粉身碎骨也不害怕，只要名留青史就心满意足了。又有一次，家里冬天取暖，把煤炭放进炉中燃烧，于谦看了又有所感触，写了一首题为《咏煤炭》的诗：“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jue觉〕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他在诗中又一次表达了自己愿为天下苍生幸福而不惜贡献自己力量和生命的决心。于谦后来为官清廉，一直为实现自己少年时的志向而努力。当他任代理兵部尚书的时候，瓦剌部首领也先领兵南下，明英宗御驾亲征兵败被俘，也先兵临北京城下。于谦反对有人提出的弃城逃跑的错误主张，带兵抗击也先，保卫了北京的安全。后来于谦虽然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不幸被杀，但是他抗击也先保卫北京的英勇事迹永远为人们所传诵。他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实现了早年立定的志向，成了明朝中期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英雄。于谦的事迹也充分说明了一个人少年立志与后来获得成功之间的重大关系。 总之，一个具有天才的幸运儿，不能被自己的天才所误，而是应当少小立志，树立远大目标，并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才能使自己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才。一个幼年并不聪明的平常少年儿童，如果他能少小立志，树立远大目标，并且能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长期努力，他也有获得成功的希望。这里面的关键是立志加努力，天才是其次的。天才加立志加努力，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平常人能立志加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小；光有天才而无志向也不努力的人是成不了才的。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史书中提到的孔融志大才疏的故事，用来说明立志与努力的关系。孔融自幼有很好的品德和聪明的头脑，说明他是有天才的。幼时家里分梨吃的时候，他把大梨让给哥哥弟弟吃，自己挑最小的。这就是千古传诵的孔融让梨的故事。他在少年时也曾立有靖难安邦的远大志向，想要为国家的统一安定出力，但是他才疏意广，到头来也未成就什么事业。才疏就是本领不大，意广就是意志不集中。为什么本领不大？那是因为不努力。为什么意志不集中？那就是因为有患得患失的私心杂念，缺乏专心一意干事业的恒心。所以史书上说他“才疏志大不自量”，“才疏意广，迄无成功”。由此可见，立志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立的志向越大越好。立志要根据个人情况和客观条件，考虑国家民族的需要，立定一个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目标；目标既经确定，就要专心专意地、孜孜不倦地去为之奋斗，求其实现。一切患得患失的私心杂念都应去掉，即使偶而遇到一些挫折也不要退缩回头，那样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少小不立志是会一事无成的，而志大才疏，即立了大志而不专心专意地去努力奋斗也是不会成功的。 第三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内因 第三节 勤奋用功才有真才实学 南北朝时期北齐的著名学者李铉，自幼十分聪明，但因家庭贫穷，九岁那年靠着亲戚朋友的帮助才开始上学读书。他一边上学，一边还得帮助家里干地里的农活。农忙季节还要暂时停止学习，抢收抢种。但是李铉读书比别人用功，成绩也比其他同学要好得多。16岁那年，他就读完了、《尚书》、《礼记》、《周礼》、《仪礼》、《左传》等儒家经典，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在家乡已经没有人再能教他了，他便和同学结伴外出求学，拜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儒学大师徐遵明门下受业。李铉跟徐遵明学了五年，五年中许多日子都是黎明即起，到深夜才睡觉，连睡觉时也常常是衣不解带，偶有心得就赶快起来写读书笔记。他这样勤奋刻苦地学习，终于继承了老师的学问，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告别老师回家。后来李铉把自己的读书笔记整理成书，完成了《孝经义疏》、《论语义疏》、《毛诗义疏》、《三礼义疏》、《春秋三传异同》、《周易义例》等多种著作，成了当时很著名的一位学者。 春秋时期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有人说他是生而知之者，可见他在幼年是很聪明的，但是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幼年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学问是从15岁那年起，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了，通过勤学好问的刻苦自学，才逐渐地积累起来的。他曾经说过，他在学习的时候，从来也不会感觉到厌倦。他读的时候，把这部用竹简编写的书翻来覆去地读了许多遍，连串在竹简上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三次，这就是“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故事。韦，就是熟牛皮。韦编，就是串在竹简上的牛皮带子。坚韧的牛皮带子都给磨断了三次，这说明孔子读是多么的勤奋用功。读如此，读其他书也莫不如此。正是因为孔子既有天才，而又勤奋好学，所以后来他才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成为影响中国达二千多年之久的大圣人。 清朝的考据学家阎若璩〔qu 渠〕，从小口吃，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脑子也很笨拙，理解力很差。他六岁上学，老师教一篇课文，同学们读上三遍五遍就能背诵，阎若璩读了几百遍还背不下来，因此常常要挨板子。阎若璩虽然皮肉受了痛苦，但是始终不灰心。他相信功到自然成的说法，认为只要自己比别人加倍用功，多花力气，一定能赶得上同学。晚上放学回家，吃完晚饭，他就在灯下十遍百遍地读书，不把当天学的课文背下来，决不睡觉。天赋较差的阎若璩，就是依靠这样的加倍努力，终于在学业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不但赶上了同学，并且还逐渐超过了他们，成了最优秀的学生。阎若璩到15岁的时候，已经读了很多书。为了把读过的书彻底弄明白，他对书中的疑难问题逐字逐句地进行考证注释，用小字写在书的边上。后来他竟慢慢地摸索出了一套考据学的理论，成为一位很著名的考据学家。 南北朝时期南方梁朝的王筠，自幼聪明过人，七岁能写文章，16岁那年写的《芍药赋》，文辞极美，被人们广为传诵，在乡里颇有点儿名气，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天才少年。可是王筠并不因为自己聪明过人而骄傲，他为人十分谦虚，学习十分刻苦。他读《五经》，每部都读了七八十遍。他尤其爱好《左氏春秋》，把它读得滚瓜烂熟，并且还从头至尾抄写了五遍。他抄书成了习惯，从十三四岁起，每读一部书，都要把这部书整个抄写一遍。除了《左氏春秋》外，他抄写《周官》、《仪礼》、《国语》、《尔雅》、、《本草》各两遍，子史诸集各一遍，抄成的本子，共有百余卷。王筠自己说，经过这样又读又抄，做到了眼到、口到、手到，书中的内容才记得牢牢地永远不会忘记了。因为王筠如此刻苦用功，所以他的学问大有长进，文章越写越好，连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沈约，每次读到他的文章时，都要反复吟诵，自叹不如。后来王筠受到重用，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干。他做过尚书吏部郎、秘书监、光禄大夫、等官，不光在政治上很有建树，并且还著书百余卷，流传后世。 唐朝的李绅，写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是人们所熟知的著名诗人。他六岁丧父，母亲卢氏亲自教他读书。李绅天资聪颖，接受能力极强，是个与众不同的天才少年。在母亲的教育下，李绅知道聪明还必须加上刻苦用功，学业才能有所成就。他特别喜欢诗，每读一首前人的著名作品，都要十遍百遍地吟诵，不但要求自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并且还要求自己能体会诗中的意境和用字押韵的精妙之处。李绅15岁时，寄住在无锡惠山寺里读书，在寂静的寺院中，在惠山的松林怪石之间，他更加刻苦用功，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下了许多诗篇。《悯农二首》，就是他观察了山下农民的辛勤耕耘和贫苦生活、地主收租时的残酷剥削以后，写下的早期作品。李绅的成名，虽然有天才的因素，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刻苦用功的结果。 天才的人是有的，那是人们成才的一种内因。但是天才不一定能成才，历史上幼年聪明伶俐，却不立远大志向，也不勤奋学习，长大后碌碌无为变成庸才的也很不少。另有一些青少年，天资聪颖，但是读了几本书，有了一点儿基础知识以后，便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别人，甚至处处出言不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于是良师益友视之为鸱枭〔chi xiao吃肖〕，不敢再接近他；而他自己固步自封，学问到此为止，终于成了半瓶醋、半桶水，难以真正成才了。所以，有了天才的内因，还必须自幼树立远大志向，勤奋努力，刻苦用功，不断求进步，才能真正成才。勤奋刻苦是自己的事，和树立远大志向一样，别人代替不了，也不能硬加压迫，所以也是成才的内因，并且是比天才和立志更为重要的内因。那些自幼不很聪明，甚至智力略低于常人的人，因为他自知不如别人，就自幼立定了迎头赶上的志向，以求弥补自己的不足，学习上肯加倍努力地孜孜以求，不断进取，到头来终于得以成才的也大有人在，而且这样的成才更为可贵，对别人更有启发。古人把求学与成才比作植树，春天肯为树木松土浇水施肥，秋天才能获得丰收的果实。这种比喻是颇为恰当的。 这里先举些本来有天才，而又很勤奋用功，后来终于成才的实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504_1.jpg" /> 司马光破缸救同伴 宋朝的司马光，人们也都是很熟悉的。他自幼聪明，七岁就凛然如成人，听别人讲《左氏春秋》，句句记在心头，回家后能原原本本地讲给家里的人听。打破水缸救出落水同伴的故事，也是他少年时代的作为，后来京洛间甚至以这件事情为题材，绘成年画卖钱，用以教育孩子。由此可见，司马光也是有点儿天才的。可是他并不因为自己天赋较高而满足，自幼就勤奋好学，手不释卷，甚至到了不知饥渴寒暑的程度。他对文学、史学、哲学、音乐、律历、天文、书数都广泛涉猎研究，除了释老之学以外，他都有丰富的知识和出色的著作，、《涑水纪闻》、《稽古录》、《潜虚》是他的不朽名著。他于20岁中进士甲科，步入仕途，后来官至宰相，可以说是青年成才、老当益壮的著名历史人物，是天才加勤奋而成才的典型。 晋朝的周处，从小死了父亲，因为没人管他，从来不爱动脑筋，更谈不上有没有天才。他没有上学，一天到晚游游逛逛，打拳踢腿，舞刀弄棒，到10多岁时，虽然练就了一身力气，却到处惹是生非，闹得四邻不安。人们把他和南山上的猛虎、长桥下的蛟龙，合起来称为“三害”，只要一看到他，就远远地躲开，不敢和他接近。后来，他从父老口中知道人们都很害怕猛虎和蛟龙，就上山射死猛虎，入水勇斗蛟龙。他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才把蛟龙杀死。当他回到家里时，看到人们都以为他死了，正在互相庆贺，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也是一害，被人与猛虎蛟龙同等看待，于是就下决心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他到苏州去请教当时有名的大学问家陆机、陆云兄弟，对陆云说：“我想好好自学，却怕岁月蹉跎，已经太晚了。”陆云说：“我听得古人有句谚语，‘能改过自新的人是最可贵的’。你虽然比一般的学童大了几岁，但是毕竟还很年轻，我只怕你不肯立志，不怕你学业无成。你只要肯立志努力学习，将来一定会成才的。”周处听了陆云的劝告，从此开始好好学习，他虽然天资不高，并且走了一段弯路，学习起来很是吃力。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重新做人，他就加倍地努力学习，后来他终于成长为一个文武全才，在对敌斗争中以身殉国，还留下了好几部著作。 东汉时期的王充，自幼不同于其他儿童，别人喜欢捕雀捉蝉，他却喜欢读书写字。六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读书，他过目不忘。八岁进书馆读书，同学百余人，几乎人人都因为顽皮或成绩差而挨过老师的鞭子，只有王充循规蹈矩、成绩优良而受到老师夸奖。老师教他读、《尚书》，他一天能背诵千余字，并且能懂得意思，真可以说有点儿天才。他并不以自己有天才而自满，而是一直勤奋好学，刻苦用功。正是因为他以勤奋出名，所以出身寒素的他才得以被保送到京城洛阳的太学里去读书。进了太学，在良师益友的教育与熏陶下，他更加发奋用功了。他的老师班彪讲课时喜欢旁征博引，内容十分丰富。王充对老师引证过的材料，一定要找出来亲自读一遍，有了体会，才自信完全懂得老师所讲的内容了。他在太学读书几年，太学里收藏的书都读遍了，于是他在课余去洛阳街上书铺里读书。他买不起书，但是每本书他只要读过一遍就能背诵。如此有天才而又很勤奋的王充，后来终于成长为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的不朽著作《论衡》，被誉为“黑夜里发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灯”，由此可见其内容的精湛。像王充这样天才加勤奋的成才典型，对人们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下面再举些幼年不很聪明，但是有自知之明，肯于刻苦用功，后来终于成才的实例。 <hr /> 历史上像孔子、王充、王筠、李铉、李绅、文彦博、司马光那样既有天才又很勤奋而终于成才的人固然很多，而像周处、皇甫谧、阎若璩那样本来天资不高，早年不肯用功，而后来立定志向，加倍努力，终于成才的人也有不少。总之，不管有无天才，只要肯勤奋用功，就一定能掌握真才实学，使自己成长为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 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彦博，幼年就很聪明。有一次，他和许多小伙伴在一起踢球，一不小心，把球踢进了一个很深的树洞里。他们轮番着用手去掏，都没有掏着；想用两根竹竿像筷子夹菜那样去夹，也夹不上来。文彦博在树洞边观察了一阵以后，灵机一动，想出了个灌水浮球的办法。他叫小伙伴们拿来水桶木盆，大家一齐往树洞里灌水。树洞灌满了，球也就浮了上来。小伙伴们都很佩服文彦博的聪明能干。在学习上，文彦博并不倚仗自己的聪明，而是聪明再加勤奋，十分刻苦地用功。他拜在当时著名学者史炤〔zhao召〕门下，攻读四书五经。史炤的母亲懂点相面之术。她仔细地观察了文彦博的容貌和举止以后，认为他长大后可以做到一类的官。师祖母的话给了文彦博以极大的鼓舞，他更加刻苦用功了。他不但十分细心地读书，并且努力锻炼身体，注意边防形势和军队的训练，成了个文武全才。他10多岁进士及第，从知县一直做到宰相，对整顿财政、加强边防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了宋朝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 晋朝的皇甫谧〔mi 密〕出生在穷苦的家庭，幼年过继给在乡间务农的叔父。皇甫谧并无天才，不像那些聪明伶俐的孩子讨人喜爱，而是一天到晚只知道吃、睡、玩。到了20岁，他还不喜欢学习，整天东游西逛，与人打闹嬉耍，别人都当他是个傻子。但是皇甫谧很敬重他的叔母任氏，别人送给他瓜果，他就拿回家里孝敬叔母。叔母对他说“你要是没有出息，就是抬了猪牛羊三牲来奉献给我，我还是要说你是个不孝的孩子。你今年都20岁了，仍是不想学习，一点道理也不懂，拿几个瓜果来有什么用，我能吃得下去、高兴得起来吗？”叔母说着说着，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掉在瓜果上，把瓜果都弄湿了。叔母的一番话，终于打动了皇甫谧，他觉得自己的年龄虽然大了些，但是只要迎头赶上，还来得及。于是他跪下向叔母发誓，从今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他拜一位名叫席坦的老先生为师，开始与六七岁的孩子坐在一起，从最简单的课本读起。同学们看到一个长得又高又大的青年，读的却是和他们一样的课本，常常当面讥笑他，可是皇甫谧毫不在乎，他加紧学习，下决心把浪费掉了的时间夺回来。别人读三年的功课，他一年读完。叔父家里缺少劳动力，农忙时，皇甫谧得下地干活。为了抓紧时间，他把书和农具一起带到田间，锄完一块地，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读书，拔完一块地的草，再坐下来休息读书。劳动一天，农活干了不少，书也读了不少。读着读着，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甚至到了为读书而废寝忘食的地步。别人劝他应当注意身体，别累坏了。他回答说：“早上懂得了道理，晚上死掉也就不足惜了。何况寿命长短是早就注定了的！”经过这样加倍的刻苦用功，皇甫谧终于在短时期内读完了四书五经和九流百家之言，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他又集中精力研究医学，撰著了《针灸甲乙经》这部不朽的世界医学名著，创立了一套针灸学理论体系，成为针灸学理论的奠基人。 第三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内因 第四节 实践中获得真知灼见 前面讲到的历史上成才的人物，除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少年英雄以外，都讲到了他们如何勤奋读书，但是读书并不是成才的唯一道路。有些人没有读书的条件，但是能够在生活实践中注意学习实践经验，并且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也应当算是难得的人才。历史上有名的能工巧匠，如建造赵州桥的石匠李春，对纺织业做出过贡献的黄道婆，谁能说他们不是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人才？有些人，书读得不少，书本知识很丰富，但是实践与知识脱节，就不能说已经成才。如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熟读兵书，谈起兵法来连他的父亲名将赵奢都难不倒他，可是叫他带兵去跟秦国打仗，却一败涂地，长平一战，丧师40万。谁能说像赵括这样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已经成才？ 书读得多，得到的只是书本知识，如果不能在社会实践中运用，那么书本知识还只能算是死知识。能把书本知识拿到社会实践中去运用，并且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这才成了真知识，所谓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先举几个由于缺少读书的条件，书读得不多，甚至可能没有读过书，却对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过贡献的成才典型。 对人们最有教育意义的自然是那些读了书而能实践的人，他们在实践中检验书本知识，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创造出了新的知识。这种人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贡献最大，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辉煌的业绩，而尤其可贵的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在青少年时期成才的。 明朝末年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出生在大地主家庭，一生不愁吃喝，并拥有大量图书可供阅读。徐霞客从小就喜欢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地理方志一类的书。他从书中了解到中国拥有壮丽山河，下决心要亲自去游历那些名山大川，欣赏祖国大地的美妙风景。22岁那年，徐霞客游览了家乡附近的太湖，写了详细的游记。从此以后，他每年不断远游。他到过浙江、安徽、陕西、河南、福建、云南、贵州、广西、江西、湖南等省，游览了那里的名胜古迹、高山大川。那时候交通不便，道路崎岖，除了少数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可以乘坐马车、木船旅行以外，大多数地方只能步行。徐霞客不愿意走阳关大道，偏偏爱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跋涉奔波。有时候，他还攀登悬崖峭壁，爬进野兽出没的山洞，去体会艰苦冒险的滋味，探索大自然的种种奥秘。在没有旅馆客栈的地方，白天奔波了一天，晚上只好喝点泉水，啃点干粮，蜷缩在猪圈牛栏边歇息。徐霞客对于旅途中的艰难困苦毫不在意，在每次旅行以后，都要写详细的游记，记录沿途所看到的山川风景、地形地貌、风俗物产，以及自己冒险的经过。对于实际看到的景物与书本上的记载有不同的，尤其要加以详细的描写，纠正书本上的误记。对于那些自然形成的溶洞、石笋、石钟乳等奇妙景观，徐霞客在经过仔细观察以后，还做出了符合科学原理的解释。徐霞客游历一生，写下了20卷。这是一部十分宝贵的书，它不光记录了祖国的壮丽山河，并且也记录了徐霞客所走过的以实践结合书本知识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505_2.jpg" /> 郑樵向农民猎户请教 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些人不好好读书，或虽然读了很多书，却成为不会实践的书呆子。例如东晋至南朝时期的一些文人，大都迂诞浮华。他们读书不多，靠祖宗的地位取得高官厚禄或拥有大量财产，平日里光会夸夸其谈，不会实践。他们穿着宽大而华丽的衣服，系着漂亮的丝带，头上戴着缀有珠玉的帽子，脚上穿着高跟的靴子，出则乘车坐轿，入则有奴婢扶持，从来不会自己走远路，也不敢骑马驰骋，有的人甚至连马也没有见过。梁朝有个做了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令的王复，看到一匹嘶叫着跳跃的马，吓得瑟瑟发抖，大叫道：“这明明是一只想要吃人的老虎，怎么说是马呢！”有的人连耕地、耘苗、车水也都没有见过，更不知道庄稼该几月下种，几月收割。他们吃饭时却嫌这种米煮的饭不香，那种菜不好吃，真是一些光会吃不会做的寄生虫。有一些人书虽然读了不少，却也只有书本知识而不会实践，他们对社会国家民族也毫无贡献。下面就举几个读了许多书，只有书本知识而不会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书呆子的实例，从反面证明实践在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 东汉时的蔡伦，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得没法活了，被送进皇宫里做了太监。他原先没有读过书，老太监见他可怜，告诉他做太监也得有文化，才能接近皇帝，受到重用。于是他就在老太监的指导下发愤读书。蔡伦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他很重视实践，读书时也专挑那些讲打铁、缫丝、纺麻一类容易实践的书来读，并且读了以后还要亲自去实践一下。他有时到打铁作坊去抡几下铁锤；有时到纺织作坊去缫丝纺麻。蔡伦工作起来很仔细，所以样样事情都能学得会，做得好。皇帝看蔡伦聪明勤快，办事可靠，就提拔他作了尚方令，专门负责制造宫廷用品。蔡伦看到当时的书都是用竹简木牍写成的，十分笨重，连大臣给皇帝的奏章也是一大捆竹简或木牍，一份奏章就有好几十斤，读起来很费劲。当时纸虽然已经有了，但是还很粗糙，不适宜用作书写。蔡伦想，如果把纸改进一下，把它造得又轻又薄又白，就能用来书写了。他从纺织作坊里拣来乱丝、麻头等废品，再加上破布、破渔网、树皮等做原料，进行试验。一次试验失败，再做第二次。经过多次试验，他终于获得了成功，制造出了适用于书写的纸。蔡伦改进造纸技术有功，皇帝封他为龙亭侯。他制造出来的纸就被称为“蔡侯纸”。蔡伦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经过努力学习，既读了书，并且通过实践，成了一位改进造纸技术的专家，为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书簏也好，掉书袋也好，两脚书橱也好，都是用来讥讽光会读书不能实践的人。有这些外号的人，他们虽然也能通过各种关系做上官，但是他们对社会国家民族没有什么贡献，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成才。 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公元420—479年)有个名叫傅迪的人，喜欢读书，并且无书不读，不论是儒家经典或九流百家之言，全都拿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自以为书本知识很丰富，一开口就能说出某事见于某书记载，有时甚至连见于第几卷第几页也能指出来，可是书中的真实意义他并不理解，无法对书的内容做出正确解释。他的好朋友刘柳见他这种读书而不解其义的毛病，就戏称他为“书簏〔lu路〕”。簏是竹子编的篓子，意思是说傅迪只不过是个书篓子而已。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公元937—954年)有个叫彭利用的人，书读得不少，一张口就是诗曰子云。他对家里的男女老少以至奴仆们说话，也都是酸溜溜地引经据典，从来不说一句平常人都容易懂的大白话，叫他去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却什么也不会。于是别人就给他起个外号，称他为“掉书袋”。 南宋的郑樵，既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博物学家，他在16岁那年死了父亲，按照封建时代的规矩，必须守孝三年，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于是他就约了堂兄郑厚，两个人隐居到家乡的夹漈〔ji季〕山(今福建莆田西北)上，专心致志地读书。他读的书很广泛，天文、地理、生物、历史、医药、语言文字的书，无所不读。他读书不满足于获得一点书本知识，总是要尽一切可能去验证书本上的知识是否正确。读天文学的书，他就去观察天象，一个一个地去认识天上的星座。如果发现书上的记载与实际天象不符，就在书上做记号，加以纠正。读了生物学的书，他就去田野山林采集树木花草，捕捉昆虫鸟兽，拿来与书上所记载的对照。如果发现了书上缺乏记载的奇花异草和珍禽怪兽，就把它们的形象描绘下来，对其特征作详细的记录，作为书本的补充。对于自己不认识的动植物，他就去请教农民和猎户，直到弄明白为止。郑樵在读书时发现古代的图书目录编排很杂乱，查找起来十分困难，就自己动手编制新的目录。对于那些已经亡佚了的古书，他也要根据种种资料，考证它原来的内容要点和亡佚的时间。内容相同的两本书，文字语句互有出入的，他就进行校勘，判定谁正谁误和造成错误的原因。郑樵在山中苦读30年，同时也考察研究了30年，从中积累了大量可靠的知识。后来，他利用这些可靠的知识，撰写了五六十种约一千卷著作。最著名的《通志》200卷，既是部历史书，也是部博物学著作，内容十分丰富。郑樵的成才，并不是单纯依靠勤奋读书，并且也依靠了脚踏实地的实践。他所走过的道路，对后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清朝擅长画设计图和制作模型的建筑师雷发达，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北京皇宫三大殿的修复工程，后来还主持过多处皇家园林的设计工作。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雷发达出生在江西南康一个穷木匠家里，幼年只上过几天学，就因为在家乡无法生活下去而跟着父亲外出做工。他从小聪明勤快，开始他只能帮助父亲拿拿工具，搬运搬运木头。后来慢慢学着做锯木头、刨光等工序。父亲做比较复杂的工作时，他站在一旁细心地观察，并不断地问工作要领是什么，暗暗记在心头。由于他学习专心，终于掌握了各种技术，能够独立制作家具和造房子了。父亲告诉他建造房屋最重要的工作是绘设计图，父亲因为文化程度低，不会绘设计图，所以只能做个听人指挥的工匠，他希望儿子能学会绘设计图，做一名建筑师。雷发达听了父亲的话以后，决心一边学技术，一边学文化，争取真的做个建筑师。他的勤奋，终于使他获得了文化技术双丰收，不但木工越做越好，并且也学会了测量、计算、绘图等作为一名建筑师必须掌握的文化知识。当时清朝初建，正准备大规模翻修和改建明朝遗留下来残破不堪的宫殿，大量征调工匠。雷发达因为技术好而被选中了，做了皇宫三大殿施工的负责人。开始他只是按照已经设计好了的图纸施工，后来因为他不断根据施工的实际情况对设计图提出修改意见，慢慢地就让他参加部分工程的设计工作，由工匠提升为建筑师。皇宫修成以后，雷发达又独立设计了几处皇家园林。他还受儿童玩具的启发，从设计平面图进一步制作出建筑模型，使得工匠在具体施工中有了更加直观的参考，大大提高了施工的质量。因为雷发达善于画建筑设计图和制作建筑模型，后来他获得了“样子雷”的外号，成了清朝一位很了不起的建筑师。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木匠喻皓，在年轻的时候就以技艺精巧出名。吴越王钱镠〔liu留〕叫工匠在杭州梵天寺修建一座七层木塔。刚修了几层，塔身就不停地摇晃，像是要倾倒的样子。工匠没有办法，就去请教喻皓。喻皓亲自去察看了一下，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对工匠说：“修木塔要修一层，巩固一层，先把下面这层的地板铺得严严实实地用钉钉牢，然后再修上面这层。这样一层一层地修。塔身就不会摇晃了。”工匠照喻皓说的话去做，果然克服了塔身摇晃的毛病。喻皓的技艺全是从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出来的。后来他被请去修建开封的开宝寺塔，这座塔的塔身呈八角形，高11级，结构十分复杂，技术难度很大。喻皓按照设计方案精心施工，根据施工中出现的实际情况，不断与设计者商量，修改设计方案，花了八年时间，才把塔建成。建成的塔，塔身稍微向西北倾斜，人们看了觉得很奇怪，问他这是什么缘故？是不是在施工中出了毛病？喻皓回答说：“开封地势平坦，四周没有高山，又多西北风。稍微向西北倾斜的塔，经过风吹和湿气浸润，百年以后，塔身自然就会正了。”过了将近百年，事情果然不出喻皓所料，开宝寺塔真的由倾斜慢慢变正了。由此可见，喻皓在建塔的过程中，不但考虑了塔的本身，并且把塔周围的地形地理气候条件全都调查清楚了，因而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种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识，是喻皓成才的基本因素，并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喻皓一直活到宋朝初年，他的高明技艺，被人称为“天下第一木工”。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505_1.jpg" /> 祖冲之与人辩论新旧历法的优劣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505_3.jpg" /> 厉归真在树上的棚子里观察老虎 明朝有个蒯〔kuai〕祥，原在北京香山做木工，永乐皇帝朱棣要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听说蒯祥的手艺很巧，就把他请来主持宫殿的修建工程，授予营缮的官职。蒯祥设计的木工活，能严丝合缝，毫厘不差，并且坚固耐用，美观大方。他在建筑物上画龙，能双手握笔同时画出方向相反的双龙，合成为一幅双龙戏珠图，因而深得永乐皇帝的欢心，破格升任他为工部左侍郎，食一品官的俸禄。后来蒯祥又被派去修皇帝的陵寝，他也做得很出色。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十三陵，有几座陵寝就是蒯祥设计修建的。蒯祥活到明宪宗在位(公元1465—1487年)的时候，享年80多岁，永乐年间他才20来岁，可以说是少年成才。他读书不多，在建筑方面的成就多半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才获得的。 北宋时的政治家兼科学家沈括，也是个读书很多而又勤于实践的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藏书很多，天文、地理、农林、水利、医药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的书都有。沈括从小就酷爱读书，整天遨游在书的海洋之中而不知疲倦。到14岁那年，他已经把家里的藏书都读遍了，积累了丰富的书本知识。后来沈括做了官，还继续在业余时间读书，并且在外出巡视时留心观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验证书本知识的可靠性。他在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做知县的时候，根据书本知识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修复了荒废多年的圩〔wei 围〕田，并在周围筑堤坝预防洪水的冲淹，使得圩田连年获得丰收。他在司天监做官的时候，每天观测天象，纠正了古代星图的错误。他根据实地考察，发现河北一带地底下有海贝壳，断定这些地方原先是海，是河流入海的淤泥堆积，才成了陆地。他在西北一带发现有些河流的表面浮有一种能燃烧的油，认为这是从地底下石头缝里流出来的，就把它定名为石油。他根据具体实验，认为指南针指的不是正南，而是稍微有点儿偏东。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地磁偏角的人，比西方人的发现要早400多年。正是因为沈括既用功读书，具有丰富的书本知识，而又肯留心观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就是通过实践验证书本知识，所以他终于成长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被人们称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杰出人物。 明朝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他从小体弱多病，好读医书，特别喜欢读讲药物的本草书。早在儿童时代，李时珍就不满足于从书本上认识药物，而是喜欢跟着父亲上山采药，实际观察草药生长在地里的情况，对各种草药的根、茎、叶、花、籽，他都根据实物描绘图形，记下它们的气味和滋味，拿来与书上记载的进行对照。对草药的生长期、采收期，以及如何炮制，也都仔细观察，做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病人服用后的疗效，记录得更为详细。李时珍读书很用功，14岁就考取了秀才，可是由于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病，以后他三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从此他不再走参加科举考试这条道路，决心边读书边行医，并到处采药，为修改记载药物的本草书搜集资料。在行医采药的过程中，为了求得真实可靠的药物学知识，李时珍访问过农夫、渔民、樵夫、猎户、牧童、矿工、手工业工人，虚心向他们请教，同时也帮助他们治好疾病，解除他们的痛苦。由于读书加实践，李时珍在20多岁的时候，医道已经相当高明，慕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他搜集到的资料也已十分可观，为修改本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34岁那年起，李时珍开始动手修改本草书，前后一共花了27年时间，终于修成了52卷、收药1892种、附载药方11096首、插图1160幅的巨著，成了闻名世界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走过的道路，是读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路。 南北朝时期北魏(公元386—534年)的农学家贾思勰〔xie 协〕，是个从小就刻苦用功读书的人，书本知识很丰富。后来做了官，还仍然好学不倦，一有空闲就读书。他认为治国应当以农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家富裕，人民幸福。他在做高阳郡(治所在今河北高阳县)太守时，大力劝课农桑，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他读了许多讲农业的书，如《吕氏春秋》、《四民月令》、《氾〔fan范〕胜之书》等几部有名的农书，他都仔细地读过，还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为了验证书本知识是否正确可靠，他虽然身为太守，却亲自种地、植树、养羊、酿酒，还时常下乡去向有生产经验的农民请教。有一次，他看到《氾胜之书》中说种黍子应当稀植，而老农告诉他种黍子应当密植，两种说法截然相反。为了验证谁对谁错，贾思勰自己特地种了一小片地的黍子，一半稀植，一半密植，浇同样多的水，施同样多的肥料。到了收获的时候，发现稀植的黍子虽然秸杆长得都很粗壮，但是穗小谷粒不饱满，而密植的黍子虽然秸杆较细，但穗大谷粒饱满。最后他得出结论是《氾胜之书》错了，老农的经验是对的，种黍子应当密植才是。后来贾思勰自己写了一部题名为《齐民要术》的农书，书中既总结了前人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知识，而更多的则是总结了他自己经过亲手试验而证明是有效的农业生产知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农学著作，可以说是实践的结晶。 北宋时的毕升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因为家里穷，只读了几年书，就被送到一家印书作坊里去当工匠了。那时候用雕版印书，即把要印的书反刻在一块木板上，然后刷上墨，印在纸上。印一页书，就得刻一块板，印完以后，如果还想重印，就把书版保留起来；不再重印了，这块书版就成了废品，只好拿去当柴烧。毕升在印书作坊里既做刻字工，也做印刷工，又做装订工，对每道工序的辛苦都有深刻的体会。毕升工作很勤快，有了空闲，常常把那些印好的书拿来阅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他觉得雕板印刷太浪费了，经常有大批书版被烧掉，那可是刻字工匠一刀一刀地刻出来的呀！那些留下来准备重印的书版，有时也会遭到虫蛀鼠咬，需要重刻。没有毁坏的书版，堆在房子里很占地方，查找起来也很费事。他想，能不能让书版上的字变成活的，像下棋的棋子，发生各种各样的排列变化，编排出一块块的新书版来。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毕升就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试验。一次失败了，再做第二次，又失败了，再做第三次。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最后他终于想出了用薄薄的胶泥片刻成字，烧硬了，按书稿的需要在铁板上排成书版使用，创造出了最初的活字版印刷术。毕升从一个只读过几年书的印刷工匠，最后成为发明家，这主要得力于他自己的刻苦学习，努力实践。他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术，为世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以上所举三种人：书读得不多，却能在实践中做出成绩，对社会国家民族有所贡献的人；书读得很多，却无实践能力，对社会国家民族无所贡献的人；既读了许多书，又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有所发明创造，对社会国家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他们的成才与否，关键是有无实践能力。实践出真知，有了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识，才能算是个真正的人才。拥有一大堆书本知识而不会实践的人，充其量是个书簏或两脚书橱。勇于实践与立定志向、勤奋读书一样，都得靠自己努力，别人无法代替，也不能由谁强迫你做到，所以也是一个人成才的内因。 第三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内因 第五节 在逆境中奋起夺取胜利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当他呱呱坠地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来到了一个富贵的家庭，还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一个人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生长在富贵家庭里的人，如果不好好利用不愁吃穿的优越条件，勤奋读书，努力实践，也就是不发挥自己的能力去走成才的道路，那么他就可能庸庸碌碌地虚度此生，对社会国家民族毫无贡献。反之，生长在贫穷家庭里的人，如果不被艰难困苦吓倒，而是敢于在逆境中发愤图强，勤奋读书，努力实践，那就是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他就有可能出人头地，走上成才的道路，成为对社会国家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生长在富贵家庭里，肯于努力用功而成才的人也有不少，但更多的是生长在贫穷家庭，在逆境中奋起努力，最后终于成才的人。前一种人当然值得称赞，后一种人则是应当加倍赞扬，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的民族性，他们是人们学习的好榜样。 中国古代在逆境中奋起努力而终于成才的人很多，举不胜举，这里只能选一些比较典型的、并且一直为人们赞扬的来介绍。 宋朝大将狄青，出身农家，自幼学过武艺。他16岁那年，为了替犯了法的哥哥顶替罪名，被判处流放，脸上刺了字，发配他乡。脸上刺的字人人都能看得见，这真是一种极大的耻辱，从此就不能做出头露面的工作了。当时边防吃紧，军队中需要人，狄青就只好在军队中当了一名士兵。为了使自己的受辱之身还能有个出头之日，他在军队中刻苦练武，争取有朝一日能杀敌立功。后来他在参加的20多次战斗中每次都打头阵，奋勇杀敌，立了大功，受到了朝廷大臣范仲淹和韩琦的赏识，保荐他做了将军。狄青虽然有了出头之日，但他仍然时刻不忘自己原先是个罪犯，必须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才能获得人们的谅解和尊敬，所以他照常刻苦练武，遇有战争仍是身先士卒地去冲杀。有一次，狄青又立了大功，宋仁宗下令召见他。见面以后，宋仁宗见狄青脸上刺着字，觉得有伤大将的尊严，就传令御药房送来能去掉脸上刺字痕迹的药，赏赐给狄青。可是狄青辞谢了宋仁宗的赏赐，他说：“谢谢陛下的恩典，臣的脸上留着罪犯的痕迹也有一定的好处。第一，它能使人们知道朝廷是只看一个人的现实表现而不咎既往的，臣以罪犯之身而仍能做大将军，这就是一个实例；第二，脸上的字使臣时常保持羞耻之心，知道在逆境中应当加倍努力，不能松懈，所以臣愿保留着脸上这些字，既作为激励将士的标记，也作为勉励自己的标记。”后来狄青一直做到枢密使的高位，与宰相并列。 宋朝的范仲淹，小时候死了父亲，因为家里太穷，母亲只好带着他改嫁。范仲淹长大一点儿以后，就辞别母亲，到外地去读书。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就只好依靠自己的努力挣一点儿钱，或接受亲戚朋友的资助。他知道像自己这样的穷孩子能够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日夜不停地加倍用功。冬夜很长，读书读疲倦了，他就用冷水洗脸，提提精神。他没有足够的钱买米，不能每餐都吃干饭，就餐餐都吃粥。他每天用一把米煮成很稠的粥，等粥冷下来凝结成块时，用筷子在中间划个十字，把粥分为四块，早上、中午、晚上和半夜里，各吃一块充饥。他买不起菜，就去田野里采点野菜，用盐腌了，切成几段，每次吃一段。这种艰苦的生活，别人很难熬得下去，范仲淹却咬着牙忍受。他读到《孟子》中有一段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的意思是：老天爷要让谁承担重大责任的时候，一定会让他先经受一连串的磨难，用各种各样的苦楚来锻炼他，使他经得起考验，学会许多本来不知道的本领。孟子把吃苦受难看做是天的意志，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范仲淹觉得这段话的内容可以用来激励自己，就把它抄下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准备将来一定要好好干一番事业。后来范仲淹考中进士，做了官。他把母亲接回来奉养，并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平日里只有在招待客人时才吃两碗以上的荤菜，穿的衣服都由妻子亲自缝制。他把钱节省下来，资助像自己早年一样的穷孩子。范仲淹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两句话说：一个读书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具有十分深刻的教育意义，如果不是身处逆境，经过艰苦奋斗而成才的人，一定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也一定体会不了做人应该具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像范仲淹这样在逆境中奋起，刻苦用功而成才的人，永远是有志成才的青少年所应该学习的一个好榜样。 汉朝的司马迁，出生在史官家庭。他从10岁那年起，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阅读《尚书》、《左传》、《国语》等儒家经典和史书，下决心要继承父亲的事业。他从20岁起，努力去进行社会实践，到全国各地去游历，访求名山大川，调查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的遗迹和遗闻轶事，为继承父亲的事业、撰写史书作准备。可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司马迁头上，他的好朋友李陵在跟匈奴作战中战败被俘，投降了。他替李陵说了几句话，触怒了汉武帝，因而被投入监狱。第二年，又被施以腐刑，使他成了一个生理上残缺不全的人。面对这样的不幸，换一个人，可能会从此萎靡不振，丧失进取的信心，放弃一切事业。可是司马迁不是这样的人，他决定忍受屈辱，坚强地活下来，定要写一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的史书。他这三句话的意思是：他一定要写一部能按照自己的看法，来合理地解释天人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历史书。这是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也决不轻生。从此，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一遍遍地修改写出来的书稿。经过大约19年的勤奋工作，终于写了一部50多万言的《史记》。这部书为中国古代的史书创造了一种体例，用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几种形式，系统地叙述了自黄帝至汉朝前期的历史，如实地反映了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的种种情况，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司马迁讲到历史上许多人在逆境中发愤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例子，他自己就是以这些人为榜样，才树立起了信心，所以能身处逆境而发愤著书，最后终于获得了成功。 明朝末年的唐汝询，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自学成才的盲诗人。他五岁以前，生得眉清目秀，很早就跟着几个哥哥认字读书。五岁那年因为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双目失明，成了盲人。遇到如此重大的不幸，唐汝询的内心自然十分痛苦，可是他生性好强，决不向命运屈服。每逢几个哥哥朗朗读书时，他就在一边侧耳静听，字字句句都记在心头。有时候，哥哥读一篇文章读了几十遍还背不下来，而在一边听着的唐汝询却早已能背下来了。唐汝询特别喜欢诗歌，因为一首诗歌只有几十个字，而包含的意思却十分深刻，真可谓言简意赅。诗歌都合辙押韵，朗读起来音节铿锵，容易记忆。因此唐汝询常常请求哥哥给他朗诵唐代著名诗人的作品，把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著名诗篇全都记了下来。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唐汝询记熟许多诗歌以后，经过仔细体会，逐渐懂得了用字押韵的技巧，并进一步懂得了怎样用诗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于是他开始创作起诗歌来了。因为眼睛看不见，他自己不能写字，就用口朗诵，请哥哥帮他写在纸上。他越创作，越有进步，所作的诗歌震惊了周围的人。人们争相传抄朗诵唐汝询的诗作，都说他虽然双目失明，可是心灵却是十分明亮的，创作出来的诗歌能深深地打动别人的心。唐汝询就这样克服失明的痛苦，勤奋学习，努力创作，作了一千多首诗，成了一位有名的盲诗人。与此同时，唐汝询还与人合作，为一些比较深奥难懂的唐诗做注解，撰著了一部《唐诗解》的书。有人说，生活上的贫穷容易对付，生理上的残缺很难克服，特别是眼睛，那是人类观察事物和读书写字必不可少的重要器官，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想成才是十分困难的。可是唐汝询在双目失明以后不甘心成为一个无用的人，在哥哥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自学成才，成了一位著名的盲诗人。唐汝询的事迹不仅对盲人有教育意义，就是对耳聪目明的人来说，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说明了一个人只要有自强不息的内因，任何艰难困苦都是阻挡不了他成才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506_2.jpg" /> 葛洪砍柴买纸笔抄书读 晋朝的葛洪，出身于没落贵族的家庭，到葛洪父亲这一代，家里已经十分贫穷了。葛洪13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更困难了，一日三餐都难以维持，上学读书更谈不上了。可是少年葛洪十分喜欢学习，他宁可饿肚子，书却不能不读。他从不向人借钱买米买柴，却常常向人借书来读。有些书读起来能朗朗上口，他就把它背诵下来，一有空闲就背上一遍，细细体会其中的意思。有的书文字古奥，读起来佶屈聱〔ao 熬〕牙，不易背诵，他就抄下来读。葛洪没有钱买纸笔，为了抄书的需要，他就利用空闲时间去砍柴卖钱，把得到的钱买纸笔抄书。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要抄完一定数量的书才上床睡觉，以便第二天出去干活时能带着去读。葛洪就这样在逆境中刻苦奋斗，读了不少书。他特别喜欢炼丹学和医学，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写了《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等书。炼丹是想炼出使人能长生不老的仙丹，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事，但是炼丹要利用矿物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这却是合于科学道理的，葛洪因此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早期的化学家。葛洪在医学上的贡献更大，他研究了许多急性传染病的防治方法，以及外科、儿科、眼科等疾病的防治方法。他实在不愧为一位在逆境中奋斗成才的好榜样。 南宋时做过宰相的洪适，是爱国英雄、文学家、史学家洪皓的长子。洪适13岁那年，洪皓奉命出使金国。因为他是个能文能武办事干练的人才，被金太宗完颜晟看中，硬把他扣留在金国不肯放回。父亲走了以后，洪适上有祖母和母亲需要侍奉，下有两个弟弟需要抚养教育，沉重的担子落到了这个13岁的少年肩上。坚强的洪适没有掉泪，默默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一方面自己刻苦学习，另一方面督促两个弟弟也跟他一起用功读书。一有空闲，他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给祖母、母亲和弟弟讲故事，说笑话，让他们暂时忘记父亲被扣留的不幸。艰苦的生活把洪适这个13岁的少年磨练得像成年人那样老练，他早早地成才了。这样苦熬了13年，26岁的他和24岁的二弟洪遵终于双双考中了博学宏词科，赐进士出身。20岁的三弟洪迈学问也大有长进。宋高宗听说洪适在父亲被金国扣留的13年中能勤俭持家，刻苦自立，不但自己成才，还把弟弟培养成才，十分高兴，特地召见他们兄弟三人，当场表扬他们说：“父在远方，子能自立，这是忠义的报应，应当好好褒扬。”他任命洪适、洪遵为敕令所删定官，负责为皇帝发布的文告做文字修饰工作。又过了二年，被金国扣留达15年之久的洪皓终于被释放回国，全家得以团圆。后来洪适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也就是宰相，为南宋政治革新做了许多工作。他还在业余写了许多诗文，称得上是个文学家。洪适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重大成就，这与他少年时代就在逆境中发愤图强刻苦用功分不开。 南北朝时期齐梁间的无神论者范缜，幼年丧父，家里很穷，但是他好学不倦，在贫穷的环境中一点儿也不气馁。10多岁时，他投到沛国刘瓛〔huan 环〕的门下学习。 刘瓛是当时很著名的学者，门下弟子成群，其中大多数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他们来回都乘车坐轿，穿戴的衣服鞋帽都是用绫罗绸缎制成的，甚至身上还要涂脂抹粉，借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范缜身穿麻布衣服，脚上一双草鞋，每天来回都是步行。同学们用鄙夷的眼光看他，都说这个穷小子真不配和他们坐在同一个讲堂上听课。范缜身处如此逆境，安之若素，毫不灰心。他认为衣着华丽只是外表美，并不是一个人的真美；只有学识丰富，内心充实，心灵美，才算是一个人的真美，所以他对自己的朴素衣着一点儿也不觉得惭愧，而是照样刻苦用功，充实自己。他的成绩一直都比其他同学好得多。经过多年刻苦努力，范缜终于学有所成，告别老师。当时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盛行，人们都很迷信鬼神，相信因果报应之说。范缜却不信佛，著《神灭论》表达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还跟梁武帝组织的众多的佛门信徒进行公开辩论，一一驳倒了他们的责难。范缜真不愧是个在逆境中奋起，刻苦用功获得成就的了不起的无神论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506_4.jpg" /> 宋濂冒着风雪去找老师 元朝前身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原是蒙古尼伦部孛儿只斤氏族首领也速该的儿子。他九岁那年，也速该被仇人塔塔儿部的人毒死，整个氏族的人纷纷离散，牛羊驼马也被抢劫一空。铁木真和两个弟弟在母亲的保护下躲到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摘野果、猎野兽充饥，日子过得艰苦极了。母亲教育儿子不要被艰苦的环境吓倒，应当牢记仇恨，努力锻炼身体，学好武艺，为复兴尼伦部孛儿只斤族而奋斗。铁木真牢记母亲的教导，在逆境中奋起，刻苦锻炼，一天天成长起来。邻近的泰赤乌部怕铁木真长大后团结旧部跟他们作对，就纠集人马来捉拿铁木真。铁木真只身逃入深山密林，泰赤乌部包围了森林，最后终于捉住了铁木真，给他戴上木枷，囚禁了起来。机警勇敢的铁木真乘机逃了出来，他打碎木枷，逃回家中，把全家迁到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躲过了泰赤乌部的迫害。从此以后，铁木真更加紧了练武。他还到处寻找父亲也速该的旧部，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然后再进一步去联合其他部落。因为铁木真武艺高强，性格豪爽，办事公正，逐渐地受到蒙古各部落的拥护。对于那些不服从他的部落，他就派兵去征讨。最后，铁木真终于在33岁那年当上了可汗。以后，他进一步统一蒙古各部，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建立起了蒙古帝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他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在逆境中奋起成才的一位最了不起的英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506_1.jpg" /> 匡衡凿壁偷光 战国时期的苏秦，青年时曾周游列国，希望能捞个一官半职，但是由于自己的学识浅薄，没有能说得动列国的君主，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家里的人看到他穿着破衣服，趿拉着草鞋，挑着个铺盖卷，像条丧家之犬那样回家来，知道他在外面没有混出个名堂，就都不理睬他。妻子关上房门不让他进去睡觉，嫂子不给他做饭吃，父母也骂他没有出息。苏秦处在这种逆境之中，开始只是伤心落泪，过后才想到这是因为自己的学识太浅薄了，所以出去游说难以成功。从此他就发愤用功，每天读书到深夜。实在困倦极了，就想出个头悬梁锥刺股的办法来，那就是在梁上挂一根绳子，松松地套在头上，打瞌睡时，头一下垂，绳子绷紧，就吓醒了；如果神智还不清醒，还发困，就再用锥子扎一下自己的大腿，一感觉到痛，神智清醒了，就继续读书。他这种在肉体上折磨自己的办法虽然并不高明，是一种笨法子，但在苏秦来说那是在逆境中不得已才采用的，为的是激励自己用功读书。他就是用这种笨法子硬逼着自己读了许多书，增长了学识和才干。后来他又一次出门去周游列国，用自己丰富的学识和如簧之舌，说动了燕昭王，帮助燕国联合了韩、赵、魏、楚、秦等国，用反间计打败了齐国。苏秦自己虽然被齐国捉住车裂而死，但是他在逆境中奋起用功，终于学有所成，这一点还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所以中国古代常常以“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来教育孩子们应刻苦用功读书。 附录 文辅文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509_1.jpg" /> 司马光砸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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