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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 第十章 格调新颖的隋唐五代陶瓷 第一节 越窑、婺窑和瓯窑 唐代青瓷，以越窑青瓷生产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在各大窑系中名列榜首。越窑中心窑场在浙江上林湖地区(以前属余姚县，现在属慈溪县管辖)。根据考古调查发现窑址达100多处。在宁波的东钱湖也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越窑青瓷的窑群。越窑生产主要集中在余姚、慈溪、上虞、宁波、鄞县、绍兴、临海、黄岩、象山等地。这些地区古属越州，故称越窑青瓷。越州地区瓷器生产历史悠久，可能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早在商周已开始生产原始青瓷，春秋战国时期青瓷生产发展很快，已具有一定规模，两汉至南朝进入了早期青瓷阶段，瓷器手工业即很发达。到唐代，工艺已经成熟。 越窑青瓷产品种类很丰富，有碗、盘、碟、壶、瓶、罐、水盂、唾盂、钵、匙、灯、印盒、粉盒、墓志等。它胎体比较细腻，釉色青绿，或绿中泛黄，晶莹润泽。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将越窑列为唐朝诸窑之首。越窑青瓷产量大，在唐朝社会很流行。由于工艺精湛，不少著名诗人如皮日休、陆龟蒙、顾况、孟郊、卢仝、郑谷、徐寅、韩偓等都写诗吟诵，许多诗句脍炙人口，成为千古绝唱。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描写它的颜色为“千峰翠色”；顾况在《茶赋》诗中描写其精良的质地为“越泥似玉之瓯”；徐寅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描写它的造型为“功剜明月”，“轻旋薄冰”，描写它的釉色为“古镜破苔”，“嫩荷含露”(均引自《全唐诗》)。这些诗句高度概括了越瓷的成就。 越窑青瓷到晚唐时期由于工艺精良、质地佳美，成为皇室珍爱的宝物，并称之为“秘色瓷”。1987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的唐代名寺法门寺塔地宫下，发现数千件金银珠宝和绸缎，同时出土有十四件越窑青瓷，还出土一方造物账碑。碑文中称这些瓷器为“秘色”瓷，这次发现使流芳千古的秘色瓷露出真容。这批作品质地细腻，釉色淡绿，光泽晶莹，堪称绝品。 越窑青瓷不但质量好、釉色高雅，而且有漂亮的装饰，例如北宋初期以娴熟的线刻技艺刻出小花、流云、莲荷、菊花、飞蝶、小鸟、仙山云雾及竹林七贤、嵇阮高士等人物故事。有的作品还用金彩装饰，或在口沿用金片包裹，即所谓“金扣瓷器”、“金银饰陶器”、“金棱秘色瓷”等(图5〔1—5〕)。 婺〔wu 务〕州窑。在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是又一个重要产瓷区。这里发现有汉代、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的窑址。唐五代是该地区瓷业最兴盛的时代。生产同种瓷器的地区除金华外还有衢州市、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等地。这个地区唐代属婺州，故称婺州窑。陆羽在《茶经》中将婺州青瓷排在第三位。唐五代时期，婺州青瓷与越窑青瓷有许多共同之点，不同的是婺州窑青瓷一般质地较粗，胎色较深，呈深灰色或紫褐色，釉层比较厚，玻璃质强，并且釉层中呈现星星点点的乳白色和牛毛状的纹片。这是鉴别它与浙江其他青瓷的区别所在。隋唐以后这种乳白色的星点和牛毛纹现象在裂片中便消失了。 瓯窑。浙江东南部的温州、永嘉、瑞安等地，也是重要的产瓷区，唐代属瓯窑。瓯窑也受越窑的影响，生产青瓷。这些青瓷也与越窑有许多共同之点，但其区别于越窑的地方是：胎体较细，器壁更薄，釉层也比较薄，釉色淡青，温润如玉。晚唐五代的瓯窑，生产出许多好作品。在整体上看瓯窑比婺州窑水平高一些。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539_1.jpg" /> 1.越窑秘色青瓷八棱长颈瓶 2.越窑青瓷杯 3.越窑青瓷四系罐 4.越窑青瓷碗 5.越窑青瓷盆 6.长沙铜官窑鹿纹执壶 7.长沙铜官窑褐绿彩联珠宝相花纹双系罐 8.长沙铜官窑青瓷斑点纹犀牛枕 9.长沙铜官窑宝相花(装饰贴花用)10.长沙铜官窑雕塑儿童 11.长沙铜官窑雕塑胡人 12.长沙铜官窑雕狮子 13.长沙铜官窑雕塑狗 14.长沙铜官窑鹦鹉形瓷埙 图5 唐代瓷器 第十章 格调新颖的隋唐五代陶瓷 第二节 岳州窑和长沙铜官窑 岳州窑在湖南省湘阴县等地，是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瓷窑，在唐朝瓷器生产迅速发展的时候，它被著名文学家陆羽在《茶经》中排于第四位，即越窑、鼎窑、婺窑之后。称赞它时，将它和越窑并列在一起，陆羽说：“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 岳州窑历史很悠久，考古证明东汉时期已经生产瓷器，南朝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只是数量增多，瓷质不细，造型笨拙，花纹图案比较简单。到了唐代生产工艺有较大的提高，虽然比不上越窑细腻，但水平有很大提高。岳州窑瓷器釉的种类比较多，有青绿色、酱绿色、酱黄色等，玻璃质强，开细碎冰片，有的片纹容易剥落。 岳州窑瓷器手工业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从隋朝开始就使用了匣钵。这对于提高瓷器烧造水平很有价值。匣钵是一种以耐火泥制成的容器，生坯放其中保护起来，可以避免火焰直接烧坯，热力透过匣钵，均匀地作用于坯体，同时可避免烟尘污染，提高质量。唐代岳州窑已大量使用匣钵。 长沙窑。中心窑场在湖南省长沙市的望城县铜官镇，所以又称“长沙铜官窑”。生产同类产品的窑址在瓦渣坪、石堵湖，廖家坡、长龙坡一带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古书无记载，但规模很大，品种多，艺术水平高而价格低廉。 长沙窑的生产始于隋，大约终于宋。同岳州窑属于同一体系。在青瓷生产工艺上受越窑影响很明显。由于当地原料不纯净，杂质很多，因而生产的瓷器在胎质、釉色等方面都比不上当时的名窑。但有湘江、洞庭湖通过长江出海之便，对海外各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商业意识强烈；铜官窑的工匠们工艺上勇于创新，烧制出釉下彩绘瓷，活泼的装饰内容和诗词警语的书法艺术形式独树一帜。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分析，长沙窑开始时期生产单色釉青瓷，质量不好，不少作品胎体没有烧结。到唐朝中期质量明显上升，到9世纪后半期创造出该窑独特的釉下彩装饰。其特点是先在瓷器胎体上刻划花纹轮廓，或用彩色线条勾画轮廓，然后沿着花纹轮廓填绘褐彩、绿彩。由于受波斯金银器上联珠图案的影响，彩绘以圆珠联缀形式做出图案。有的器物如双耳罐，整体器壁是一幅硕大的莲荷图，全是由褐色、绿色彩点联缀而成。长沙窑釉下彩的内容有人物故事、花卉、飞鸟、动物、热带植物丛、宝塔、题诗、警语，甚至将瓷器的价格都标出来。这些线条流畅的绘画，由于有质地致密的玻璃釉层的保护，色彩永远鲜艳。在艺术上独树一帜之处，是大胆地把文人雅士认为只有上层人物才能写作和享受的诗文写在瓷器上，以釉层覆盖，使之永不掉落。买瓷器的人，不论高低贵贱都能享受，而且大量诗句是民间诗，寄托了普通老百姓的情思。有反映战乱年代人们凄惨心境的：“一日三战场，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有叙述亲人离别的惆怅情绪的：“只愁啼鸟别，恨送古人多，去后看明月，风光处处过”，“我有寸尺心，无人堪共说，遗风吹却去，言向天边月”；有描写商人开拓贸易活动的顽强精神的：“小水通大河，山深雀鸟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通”；也有作坊主为招徕顾客，在瓷器上写上宣传性质的广告，如朝鲜龙媒岛上发现的长沙窑瓷器，上面写道：“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另一件上写道：“卞家小口，天下有名”。有的瓷器上写出人们愉快的情绪，歌颂明媚的春光，如一件瓷壶上写道：“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哢〔long龙去声〕春声。”釉下彩丰富的内容、巧妙的构思、娴熟而潇洒的技艺，为中国瓷器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的内容对研究唐代民间文学、艺术、风俗、历史都有重要的价值。它把陶瓷艺术和中国传统的诗词、绘画、书法及制瓷技法融为一体，提高了瓷器的欣赏价值。 长沙窑瓷器种类之多是当时各大窑系中少见的。虽然都是些生活日用器皿，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器形没有多大差别，但工匠们才思敏捷，善于创造，对于器物的口、颈、腹、耳、柄、流等稍加改变或巧作，便创造出许多新颖的式样。此外还有许多开发儿童智力的小玩具，如狮子、小马、小狗、大象、乌龟、小鸟，还有包括深目高鼻的胡人在内的各类人物，人骑动物等，手法简洁，不重形似，稚拙传神(图5〔6—14〕)。 长沙窑瓷器以自己独特的风采投身于海外贸易的行列，与越窑、邢窑成为对外输出最多的瓷窑系统，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和出海航道上时有发现。为了博得海外各国人民的欢迎，满足销售国家人民的需要，还在瓷器上画出显示南亚、西亚、北非风情的椰枣林、狮子、胡人舞蹈、骑马射猎等画面。长沙窑的作品在日本、朝鲜、伊朗、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伊拉克以至北非的埃及等国古代遗址中都有发现。真不愧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出色使者。 唐代青瓷窑系还有鼎州窑、洪州窑、邛窑(也生产釉下彩绘作品)、梅州窑、寿州窑、临川白浒窑、箫窑等瓷窑，它们也生产出了不少好作品。 第十章 格调新颖的隋唐五代陶瓷 第三节 白瓷和青花 隋唐五代是白瓷发展迅速并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在白瓷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发明青花装饰，为彩绘瓷器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光彩。 前面已经谈到北朝发明了白瓷，作为日用器皿，这种瓷器在观感上更惹人喜爱。白色釉对各种颜色反映鲜明，适宜作各种彩色装饰，所以从北朝后期发明以来，到唐朝时便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我国北方，由于瓷土白净，气候干燥，窑炉结构等原因，适合白瓷的发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一大批白瓷手工业作坊建立起来，与南方历史悠久的青瓷相抗衡，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到晚唐五代时期，安徽、江西等地也发现了白瓷窑址，但生产规模较小。白瓷仍然以北方为主。 唐代白瓷，以河北邢窑的产品为代表，当时既生产质量很高的精细白瓷，也生产质量较低的粗糙白瓷，因而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所以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指出邢窑白瓷“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白瓷的器物带有西域特色的器形比青瓷还丰富。为了便于不同阶层的雇主的需要，白瓷上往往刻有文字，如唐大明宫发现的刻有“盈”、“翰林”等字款的瓷器。还有为了招徕顾客购买，在胎体上刻写：“丁大刚作瓶大好”等类似商标式的文字。 生产白瓷的窑址除邢窑外，还有巩县窑、曲阳窑、密县窑、登封窑、河津窑、安阳窑、陕西铜川黄堡窑、景德镇窑等。唐代白瓷也大量运销海外，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现。 青花瓷器是中国瓷器史上最富特色的品种，长期以来人们对其进行了许多探索。江苏扬州唐城考古中发现唐代的青花瓷片，后来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巩县窑址中也发现了青花瓷片。经过化学分析，目前所见的所有青花瓷片都来自巩县窑。青花瓷器是在白瓷的基础上，采用釉上彩、釉中彩和釉下彩的技艺创造出来的。釉下彩工艺做出的青花瓷是以后青花瓷器的主流。 青花瓷是以钴蓝为颜料，在胎体上画花纹，然后涂上一层透明釉，在1200℃高温下一次烧成。唐朝青花至今没有在生产白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窑场发现。在河南巩县窑发现很多，可能与巩县窑能得到钴料有密切关系。因为巩县窑的三彩釉陶中比较多地使用钴蓝，即蓝彩或蓝釉。巩县窑白瓷水平不高，属于粗白瓷，所以唐朝青花的特点是胎体较粗，白度不高。由于钴料含铁，所以青花色泽浓艳，蓝中透紫。目前扬州发现的唐青花总共只有12块碎片。根据这些碎片判断，器形有碗、盘、枕等。装饰花纹有中国传统的花卉，也有西亚情调的图案。青花瓷器在唐朝以后不断提高工艺制作水平，经过宋、元的发展，到明清时期成为最富民族特色的瓷器品种。 第十章 格调新颖的隋唐五代陶瓷 第四节 大唐盛世的艺术瑰宝——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器的总称，铅釉陶器在中国是战国时代发明的，西汉后期至东汉十分兴旺，东汉末期开始衰落。十六国时又重新出现，北朝后期出现了釉中挂彩新工艺，并转移到生产瓷器的手工业作坊中生产，即白胎釉陶。唐代釉陶工艺来了一个大飞跃，在同一器物上，黄、绿、白或黄、绿、蓝、赭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形成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唐三彩”。它雄浑绚烂，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盛唐时期典型的艺术风格。 唐三彩是一种挂铅釉的陶器，它的胎质大多为白色黏土，即北方坩土作胎，也有少数红陶胎。先入窑素烧至1000℃左右作出陶坯，然后上釉挂彩，再入窑烧至900℃即成，由于烧釉温度较低，所以不易变形，三彩铅釉一律用氧化焰烧成。 三彩釉是由坩土、石英、草木灰和铅的氧化物配成的一种透明釉。这种铅料，不加呈色剂就是白釉，羼入适量的氧化铜就烧成绿色，羼入氧化铁就出现褐色、黄色，如果羼入氧化钴就呈现蓝色，这是三彩釉的基本色调。在此基础上发挥工匠高度的智慧和技巧就配出了白色、浅黄、赭黄、褐红、翠绿、深绿、天蓝、藏蓝、茄紫等色彩。一彩、二彩，或彩色缤纷的多彩，几乎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泥料作出搅胎器皿，具有年轮、大理石纹理的艺术效果，在艺术陶器中别具一格。 关于唐三彩的用途，根据多年考古经验，唐三彩由墓葬出土占绝大多数。唐朝文化遗址也有部分出土，这说明很大部分作品是为满足当时厚葬之风需要而生产的明器。唐代日用青瓷和白瓷已经大批生产，釉陶的实用价值不如瓷器，所以釉陶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不如瓷器。对死人的厚葬成为全社会追求的风气，体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 唐三彩的种类，计有俑类、器物、建筑和生产工具模型、琉璃瓦和瓦当等。俑类又可分为人和动物两类，属于人类形象的有天王、力士、武官、文吏、贵妇、男僮、女侍，牵马牵骆驼的胡人、乐舞、杂技以及介乎人兽之间的镇墓兽(魌〔qi欺〕头)；动物形象有马、骆驼、驴、牛、羊、狗、狮、虎、猪、麒麟等；器物有盛器樽、壶、瓶、罐、碗、盘、钵、杯、盒等；寝室用具有唾壶、枕等；供器有塔形罐、尊；各类模型有住房、仓库、厕所、假山、车、钱柜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三彩内容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三彩中一大部分人物、动物作品，是杰出的雕塑品，气魄雄伟而表情细腻。唐继隋而统一中国，艺术上熔铸南北，以雕塑而言，在北方浑厚劲健基础上加进了南方的清新柔润之美。以三彩俑的形象为例，由于一般形体比较小，手法以洗练明快为主，重在摄取神态，但也决不忽略必要的细节刻画。那些高髻广袖的女俑，淡淡的妆，微微的笑，开朗而深情，显得静中有动。鲜于庭诲墓中出土的一件双手拱举的女立俑，微扭身躯，面部向左，斜视，靓妆炫眼，真正达到了神形兼备的境界。 武士俑，唐朝武装力量的缩影，大多数是英俊潇洒的青年战士。有的站立，有的骑着骏马，拉弓射箭，体魄健壮，轮廓分明。为了满足死者家属用这些“武士”来保卫亡灵不受妖邪侵害的愿望，工匠把他们中的一些形象塑得怒目圆睁，剑拔弩张，脚踏“魔鬼”。这些“魔鬼”也塑得肌肉发达，鼓目咧嘴，作挣扎欲起反抗之状。 镇墓兽，初唐时期为人首兽身，盛唐为兽面兽身。头的形象和身躯往往是肉食类猛兽。肢、蹄是善于奔跑的草食类动物的偶蹄，肩上的翅膀则是猛禽雄鹰的翅膀。总之，把一切强大力量都集中在它的身上，以极度夸张的线条塑得面目狰狞，背脊上耀动着火焰，似乎随时一跃而起，去镇压敢于侵犯墓主人亡灵的魔怪。 文吏俑，直接取材于唐朝上层官场。唐王朝有像魏征那样一些清正廉洁、励精图治、精明强干的能臣。他们高瞻远瞩，为唐朝的稳固和兴旺做出过贡献。也有像来俊臣那样的恶吏，他们凶狠狡诈，手段残忍，把唐朝上层搅得浑浊不堪，使上层官吏集团步步走向腐败。工匠们塑造这些形象，有的文静端庄，思绪深沉，气派不凡。有的虽然塑得峨冠博带，道貌岸然，但双眉下斜，三角眼朝上翻，一脸横肉，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 胡俑，深目高鼻，种类很多，有的头戴尖顶帽，身穿开领衣，或手执胡瓶，或背负包袱，神态温良恭俭。他们经营商业，能吃苦耐劳，对世界了解很深，对繁荣唐朝经济、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胡俑中有的披巾执事，袒露胸怀，从事饮食操作，有的抱着西域胡乐在弹奏，有的翩翩起舞，有的牵着明驼骏马，行进在万里沙疆。大凡这类人物都体格雄健，性格憨厚。工匠们用这样的手法来艺术地塑造他们，再现了唐代中国各族人民和西域各国人民友好相处、频繁交往的情景。 唐三彩的人物形象和汉代陶俑、魏晋南北朝釉陶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具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 (1)手法上汉至南北朝比较粗犷，唐三彩比较细腻。前者形象没有线条的曲线美，后者婉转多变。 (2)前者没有性格变化，面目板滞，后者有地位、年龄、种族等性格特征，且较明显。 在众多的动物形象中，雄健的骏马和稳重憨厚的骆驼塑得最出色。它们结构分明，比例准确，富于艺术的概括力。唐代艺术家们在石雕、陶塑和绘画上表现骏马的形象极多，文人诗人评论这些作品的标准也极严格。唐三彩的马大多是线型流畅，骨肉匀停，神完气足。艺术家们主要在于表现精神，用内在的劲而发外在的形。鲜于庭诲墓出土，现在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白色三花马、洛阳唐墓出土的大黑马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些优秀作品，虽然较之龙门石雕、敦煌彩塑有形体大小之别，但是，它们的艺术成就却各有所长，同样为唐代艺术百花园增添光彩。另外，唐代还生产琉璃瓦，琉璃瓦用在建筑上使中国建筑巍峨壮观，辉煌壮丽，很有民族气魄。 唐代釉陶，对其彩釉独具的特色，人们用绚丽、斑斓、淋漓尽致这类字眼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釉料中有铅金属，流动性很强，加上各种彩色，在窑中焙烧时，釉层流淌，每种颜色都呈现从浓到淡的层次，各种颜色互相浸润，互相渗透。工匠们巧妙地将施釉技巧和装饰手法互相结合，有意地使它错综复杂，人工加天然，形成融合绚烂的效果。 第十章 格调新颖的隋唐五代陶瓷 第五节 陶瓷的输出和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发展的伟大时代，唐朝立国以来，经历了24个皇帝，289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个皇帝。他们雄才大略，政治上极为自信，推行一整套有利于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使唐朝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武力强大、政治稳定，对外来文化并蓄兼收，使联络中西的丝绸之路空前活跃，海上交通线也不断开拓。唐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贸易，人员交往频繁。经济交往需要手工业货物作交换手段，陶瓷是中国最富民族特色、使用方便、美观典雅的商品，它的生产在唐朝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得到有力的推动。富有开拓精神的唐人和外域来华的商人，把中国陶瓷运输到遥远的异国他乡，使产销关系畅通起来，生产得以蓬勃发展。也是他们把域外优秀工艺品运到唐朝来，影响着唐朝工艺品的制作。具有高度繁荣的唐文化，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依本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吸收新的成分，与我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文化和工艺品，所以唐朝文化，包括陶瓷，大大超过汉魏晋南北朝，而显得博大清新，辉煌灿烂。 唐朝陶瓷输送到国外，其方式有两种：第一，来中国的使臣、僧侣、学者、留学生，以及来唐朝献艺的工匠。他们到中国来，得到唐朝政府、官员、友人的馈赠，或自己购买而带回国去，或由中国政府派遣出国官员作为礼品携带出去，到达所去国家之后赠送给政府、官僚或友人。第二，作为商品贸易的货物，和丝绸及其他工艺品、土产品一起输到外国。9世纪中叶以后，陶瓷输出明显增加，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发现比较多。例如唐代港口城市宁波，地下不断有陶瓷器物发现，属于唐代港口码头的和义路遗址，在施工中一次就发现越窑、长沙窑高级青瓷900多件，有一件青瓷上署有大中二年(公元848年)铭款，这应该是时间最早的瓷器。同时还发现乾宁五年(公元898年)刻铭的方砖，说明这里沉积着近半个世纪的商品瓷遗物。综合中国港口城市遗址和外国发现陶瓷实物来看，唐代重要的商品陶瓷，有越窑、长沙窑青瓷及釉下彩瓷器，广东梅州水车窑、潮州窑、新会窑、官冲窑，浙江婺州窑、瓯窑青瓷，北方邢窑、曲阳窑、巩县窑的白瓷和三彩釉陶器皿。沿海重要商业港口城市除宁波以外还有上海、扬州、镇江、泉州、温州、广州，在中国海域，凡商船经过的海岛如西沙群岛都有出土。除白瓷、青瓷、釉下彩瓷器和三彩釉陶作品以外，还有黑瓷、褐绿釉瓷，有精细的高档瓷，也有质地粗糙的低档瓷，如福建泉州磁灶窑的粗瓷。可能是生产地在港口城市泉州附近的海边，没有运输上的障碍，加上价格低廉，海船随时可以上货，也可以采购上船作船员用具，这样随船出海，到达目的地便就地销售或留在通商所到的国家。 发现唐代陶瓷的国家和地点，有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亚沿交通线的伊朗、伊拉克、阿曼，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埃及的繁华城市福斯塔特遗址和海岛。唐朝离开现代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境内文化遗址发现唐代陶瓷并不是很容易的，然而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在陆路和海上交通线上，港口遗址中发现的唐代陶瓷数量相当大，质量也很高，有些发现使人感到惊奇。如泰国曼谷出海口岸，渔民常常从近海浅水的区域打捞上来长沙窑青瓷和釉下彩瓷器，在古代文化遗址和墓葬发掘出邢窑、曲阳窑和广东地区的青瓷。在斯里兰卡，从本世纪初开始，在贾夫纳半岛、亚帕胡瓦、波隆那鲁瓦那等地发掘出数以千计的越窑、邢窑、曲阳窑、长沙窑瓷器，有些精美的绿釉陶器在中国都很难看到，出土的还有邢窑白瓷碗、钵、罐等残件，既有精细白瓷，也有质量不太高的粗白瓷。在菲律宾，很多岛屿都出土唐代陶瓷，如越窑、邢窑、婺州窑、瓯窑的产品，在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那里很容易看到该国出土的唐代瓷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经过100多年的考古发掘，发现许多唐代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青瓷以及一些不容易辨认的瓷器，质量之高、数量之多令人惊奇。在伊朗的雷伊、奈沙布尔出土质量很高的三彩和越窑青瓷。这有力地证明了唐朝和亚洲、非洲东北部地区关系的密切。 中国陶瓷，以其完美的工艺技巧和艺术魅力对上述国家的陶瓷生产产生积极的影响。出生于波斯湾港口城市席拉夫的商人苏莱曼称赞中国陶瓷用具“玻璃般的细腻，水晶一般明澈”。中国陶瓷器皿深入到社会上层和一般家庭，由于中国陶瓷深受欢迎，很多国家和地区生产出仿制品，随之导致当地陶瓷工艺的改变，例如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了许多9至10世纪中东地区伊斯兰时代生产的中国陶瓷的仿制品。日本三上次男教授在《陶瓷之路》一书中指出：“在这些埃及生产的陶器中，大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当输入中国陶瓷时，很快就在同一时期里作出这种仿制品来。”9至10世纪当唐三彩陶器输入时，就生产出模仿三彩陶器的多彩彩纹陶器；输入浙江越窑青瓷时就仿制出淡淡的黄褐釉陶器，仿制时做得很有水平，如仿制的碗类器物的圈足，做成沿面很宽、较矮的玉璧形，这是盛唐瓷碗的特征。 在波斯、阿富汗、中东阿拉伯世界，中国陶瓷主要通过骆驼商队和丝绸一起运去。西安、洛阳等地出土的三彩骆驼，背上挂着类似瓷器、三彩陶器等货物，就是证明。当然，也有从海路运送陶瓷到波斯、阿拉伯地区去的。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怛〔da达〕罗斯败于阿拉伯军队，有些技术人员被带到他们的首都库法，阿拉伯人获得不少“施有彩色和金子的容器”以及丝织品等战利品，所谓彩色容器可能就是唐三彩一类的陶器。巴伊哈基于1059年写道：8世纪末9世纪初呼罗珊总督伊萨把以前所没有带进哈里发宫廷的漂亮的20种中国高贵陶瓷和2000件一般的中国陶瓷送给巴格达国王。大家都知道，波斯古代陶器非常精美，在世界艺术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当我们把波斯陶器和唐三彩釉陶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陶器的器形、彩釉特点是来自中国，波斯三彩受唐三彩的影响十分明显。中国釉陶的这种影响，不仅在波斯，而且在美索不达米亚及整个中东地区都可以见到。 我们的近邻朝鲜，中国陶瓷传播去的就更多，前面提到的在龙媒岛上发现的长沙窑釉下彩瓷器，在釉下用褐彩书写“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等文字，唐朝瓷器在朝鲜三千里江山不断地有出土。唐朝制陶工艺对朝鲜制陶工艺的影响随处可见，朝鲜的新罗三彩就是以唐三彩为蓝本发展起来的。在9世纪至10世纪，越窑青瓷大量传入朝鲜，大约在10世纪前半叶，越窑青瓷的工艺技法传到了全罗南道的康津、全罗北道扶安等地。朝鲜还已可能把晚唐五代时期的白瓷技术引进去。在唐五代北宋工艺的影响下创造出了所谓的“翡色”青瓷，以后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成为朝鲜青瓷的杰出代表。徐兢在《高丽图经》一书中详细谈到他在朝鲜看到当地仿制越州古秘色瓷器的状况。 唐代陶瓷对日本的影响，以及中国和日本陶瓷艺术和技术上的联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例如日本9世纪以后生产的青瓷，在胎釉方面很像中国南方，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青瓷。瓷碗、水注、罐类器物的造型相似之点就更多。奈良三彩、二彩和单色釉陶器和唐三彩中的单色釉、一彩、二彩、三彩很相似，可以看到一脉相承之处很多。再有如窑炉结构、窑具多样化方面也和中国北方窑场有联系。 唐朝与外国文化交流中，优秀的工艺制品也传入中国。唐朝陶工们广泛地吸收域外工艺品的造型和装饰花纹，把它们与中国传统的陶瓷工艺结合起来，加以提炼和创新，所以唐朝陶瓷工艺的发展不止是数量的增加，而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赋予新的时代风格，即大唐盛世的艺术风格，极富魅力。 唐朝陶瓷接受波斯文化影响最为突出。波斯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在整个中世纪，其经济、文化、工艺的水平都很高，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波斯文化。波斯很早就和中国有联系。汉武帝时中国使臣就到了安息，东汉时甘英为前往大秦也经过安息。萨珊王朝时期，波斯和北魏关系密切，贸易往来频繁。平城，即今大同市，北魏道武帝拓拔珪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定都于此。当时，平城地区居住了不少中亚、西亚的商人、僧侣、工匠和身怀绝技的各类人物，波斯等西域诸国珍奇宝货大量汇聚于此。北魏宫廷的陈设，据《南齐书》记载有很多高级的中亚毛织品，大秦琉璃器、金银器、铜鎏金器皿等。1970年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在北魏建筑遗址中，发现萨珊王朝北部呼罗珊地区的八曲银洗、刻花银碗、鎏金高足铜杯等五件器物，还有一件深受波斯艺术影响的刻花石砚盒。波斯、阿拉伯世界和罗马的金银器在广阔的西北地区经常有出土，这些金银器、丝毛织物精美的造型、花纹内容、优美的布局，尤其是精湛的錾花、锤鍱技艺，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虽然在后期社会比较平静，生产有所发展，但百废待兴，很多技术要求很高的部门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唐朝立国，社会长期稳定，经济高度发展，与域外各国联系更加紧密，这种联系对于上述工艺美术造成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唐朝青瓷、三彩釉陶作品中有一种造型精美的凤头壶，壶的头部塑成中国人喜爱又象征吉祥的凤头，细长的颈，像橄榄一样鼓出的腹体，下承以喇叭形圈足，与凤啄相对的另一侧安上拙壮的龙形柄，亭亭玉立。如果不看凤头(壶口和盖合起来)和攀附的龙柄，壶的主体结构就不是中国内地传统的造型，是胡瓶。北方白瓷槽流壶更像胡瓶，口上槽形流，腹的前端联珠缀上宝相花，另一侧安壮实的柄，柄上塑一光秃的人头。这些造型是中东波斯、阿拉伯地区公元1世纪至4世纪的铜瓶、玻璃瓶常见的样式。不但一般人士喜爱这些新颖的器物，就是最高统治者也十分爱用。英勇善战，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很喜欢胡瓶，《旧唐书·李大亮传》记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的亲信重臣李大亮立功回来，唐太宗十分高兴，亲自修书予以褒奖，说李大亮能文能武，怀有一颗坚定忠贞之心，我特赐卿一枚胡瓶，虽然不是什么价值千镒的贵重之物，但是朕自用之物。显得既庄重又亲切。唐代陶瓷工匠在生产青瓷、白瓷和三彩时采用胡瓶式样做出，供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唐墓里出土的胡商俑，表现西域胡人在唐朝不辞辛苦地从事商业活动，他们背负货袋，手中就持有胡瓶。反映唐帝国和西域繁忙商业交往的三彩骆驼，驮负货物，伸颈扬头，冉冉西行，骆驼背上就有挂着胡瓶的皮囊。长期以来，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碗、钵、高足杯、高足碗等器形，在唐朝都因为有了这样有益的交往，造型变得线条优美，如敞口碗变成曲口碗，高足杯、高足碗做成多曲船形杯、船形碗，很明显是吸收了西域生活用具中的特点。有些器形，如小口扁肚瓶、兽头形杯、联珠纹、对兽对鸟纹、胡人训狮、胡人玩火球等纹样都传至中国，在中国陶瓷器上都有表现。生产出龙头形杯、虎头形杯、狮头形杯、多曲船形杯和联珠环绕的胡人驯狮图像。 波斯、埃及等西域诸国的金属工艺、毛织品，在很长时期以来就流行忍冬蔓草、联珠、对兽对鸟等花纹，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最成熟，运用也最多。中国北朝时期的石窟寺艺术、金属器皿和陶瓷器上就陆续出现这样的花纹。唐代陶瓷上广泛采用，并发展成为卷枝蔓草。二方连续的蔓草纹，即所谓的缠枝花卉，在装饰工艺上称为适合纹样。萨珊王朝时期器物上流行人物舞蹈纹，在唐代陶瓷上出现得很多，特别那种深目高鼻的胡人在乐队伴奏下跳起旋转度极强的舞蹈场面，充满了异域情调。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初唐时期的青瓷龙柄凤头壶，造型取于波斯的胡瓶，腹部出现胡人舞蹈，袒胸露腹，披健美，和波斯银壶上的形象、花纹组成很相似。只是波斯银壶上的舞蹈人物是女性，青瓷龙柄壶上的人物为满脸髭须、深目高鼻的男人。湖南长沙窑青瓷釉下彩执壶上的胡人舞蹈则像女性，舞女体态丰腴、胳膊袒露，衣裙和巾轻柔透明，纹褶飘逸流动，婆娑起舞。 唐朝陶瓷的这些内容，既有波斯艺术的影响，也有印度艺术的影响。因为据传伊朗国王巴赫兰·古尔(公元420—440年)从印度召进12000名乐师、歌姬和舞女，以后波斯银器上就开始出现这种袒胸露腹、薄衣轻纱、舞姿妩媚动人的印度舞女形象。青瓷龙柄凤头壶上与舞蹈人物同时出现的还有葡萄纹、鸟纹、星星、弯月、酒壶等生活用具，写实性很强。这类装饰题材，源远流长，在广阔的地区流行，它是希腊化艺术前期的产物，和巴克特利亚(大夏)的酒神节风俗有关。这种风俗在安息时期流行于伊朗东部地区。1893年在马赞德兰(陀拔斯单)地方发现的公元六七世纪的银壶上面，满是葡萄、禽鸟、童子扯葡萄和容器等绘画内容。1970年山西大同发现的波斯鎏金高足铜杯上也是卷枝葡萄、童子攀枝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唐代陶瓷的艺术内容和域外工艺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唐朝和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中国传统的陶瓷技艺与域外优秀工艺相结合，形成大唐盛世独特的艺术风格。唐代陶瓷是7至10世纪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往来的见证。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一节 汝窑和临汝窑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544_1.jpg" /> 1.官窑弦纹瓶 2.龙泉窑琮式瓶 3.龙泉窑弦纹双耳瓶4.龙泉窑盘口长颈弦纹瓶 5.龙泉窑双耳瓶 6.龙泉窑三足炉 7.龙泉窑三足炉 8.哥窑直颈瓶 9.哥窑双耳三足炉10.哥窑双耳炉 11.钧窑三足炉 12.钧窑海棠式炉 图6 宋瓷(一) 经过长期探讨，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河南宝丰县大营镇的清凉寺村发现了汝窑窑址。进行了部分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可供研究的实物资料。汝窑瓷器的品种比较丰富，有一般青瓷，也有属于钧窑系统的天蓝釉、天青釉瓷和一些质地较粗的瓷器。与清朝皇宫里收藏的、宋人在文献里记载的青瓷相符的作品不太多，器形有盘、碟、碗、三足樽、盏托、椭圆形四足盒、瓶等。它胎体较薄，细腻成香灰色；造型上很有气魄，雄浑饱满；釉层为卵青色。釉层和胎体结合，光泽莹润，略显粉红色。汝瓷釉层较厚，多为素瓷，一般不作花纹装饰。釉面有冰裂纹，又称蟹爪纹、苍蝇翅。汝瓷工匠对还原火焰的控制极为成功，配釉极精，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晶莹的玛瑙微粒。这类艺术水平很高的器物系为宫廷烧造的贡瓷，数量极少，一般不在市场上出售。南宋周煇在《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些话为考古所证实。汝窑大量生产的一般青瓷、钧釉瓷和其他粗瓷则是供市场出售、民间使用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544_2.jpg" /> 13.耀州窑雕龙纹瓶 14.15.16.耀州窑刻花瓶 17.18.耀州窑刻花灯 19.耀州窑孩儿枕 20.磁州窑珍珠地划花枕21.磁州窑白釉黑花枕 22.磁州窑白釉黑花侈口瓶 23.磁州窑白釉黑花小口瓶(采自《中国陶瓷史》) 图6 宋瓷(二)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二节 北宋官窑 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珍藏着一些北宋官窑青瓷，端庄宏伟，紫口铁骨，釉层凝厚，青釉比较淡，开大小相错的片纹。相传这些作品是北宋徽宗、钦宗即大观、政和年间，朝廷在开封设置的官窑，专门为宫廷烧制的皇室日用器皿和陈设艺术品。烧造的器物有碗、盘、洗、樽、瓶等。不过北宋开封官窑至今尚未发现窑址。这是因为黄河多次泛滥和改道，泥沙将宋朝时的地面深深覆盖，窑址难于发现。北宋官窑以高超的技艺和为皇室服务的特殊地位，在宋瓷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许多瓷窑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三节 南宋官窑 相传在修内司建窑，称为修内司官窑。根据最新考古消息，修内司官窑窑址在杭州郊区万松岭发现，说明南宋文献记载是可信的。考古工作者正在进行科学发掘，有关情况将等待发掘成果的公布。 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曰：“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考古证实，郊壇官窑，窑址在今杭州市乌龟山附近，20世纪50年代、80年代都作过发掘，发掘出了制瓷作坊和烧瓷的龙窑。这里烧造的青瓷继承北宋官窑的风格，主要生产日用器皿和部分陈设用瓷，如碗、盘、盏、瓶、香炉等。胎薄釉厚，胎为灰、褐、黑三色，釉以粉青色最佳，开细碎片纹，底部有细如芝麻花似的小支钉。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四节 耀州窑 窑址在陕西省铜川市的黄堡镇，这是名声显赫的耀州窑的中心窑场，所谓十里窑场。唐代开始生产，品种有白瓷、黑瓷、青瓷和三彩釉陶等。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发挥本地区原料特性和工艺特长，以生产艾叶青釉色的品种为主，后期有艾青和月白等色。金元时期，生产范围扩大到立地坡、上店、陈炉镇和旬邑等地。耀州青瓷以犀利的刻花、严谨的印花、流畅的划花来装饰瓷器。特别是刻花工艺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北方和南方许多瓷窑都学习它的技法。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五节 钧窑 中心窑址在河南省禹县的八卦洞和钧台一带。这里生产规模大，工艺水平最高，生产的品种很丰富，曾为北宋宫廷烧造陈设用具，供宫廷办花石纲之用。 钧瓷属北方青瓷系统，在各地钧瓷窑址中，青瓷占绝犬多数，而斑斓绚丽的彩釉瓷，其基础釉也是青瓷的釉，只是青色较淡，釉层加厚，釉层中有明显的乳浊现象，有浓有淡。正是这种乳浊现象，使钧釉具有像宝石一样的莹光，由于有铜、铁、磷酸物质和微量的钴等元素作呈色剂，钧釉色泽比任何瓷窑体系都复杂绚丽。就以青釉来说，浅的如天青色，深的作天蓝色，淡的如月白色，质地温润，优美异常。钧窑的红釉是它独具风采的特色，有的红得像成熟的玫瑰，有的像浓艳欲滴的红海棠，有的像天空飘动的彩云，有的则像群山背后灿烂的晚霞，变化莫测，没有一件釉是相同的。人们称赞它奇妙的窑变为“钧窑无双”。它的作法是多次施釉，或将呈色金属配入釉中，或在器物釉层上涂抹以铜的氧化物配成的呈色剂，在还原火焰的高温中，使釉、彩渗透融熔，呈现出一种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钧瓷生产时间较长，从北宋中期到元朝一直都在生产。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六节 定窑 对宋代瓷窑，明朝开始就有五大名窑之说，提出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哥窑(龙泉窑)的排列顺序。以后又有人提出定窑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应该列为五大名窑之首。这在瓷器研究者中，没有多少不同的意见。 定窑的中心窑场在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和东西燕川村一带，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窑。经考古勘测，窑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在唐朝，它受邢窑影响兴起，烧制容器底部为玉璧形或玉环形的器物，只是成型和修坯不精，釉色没有邢窑莹润白净。不过，它以唐代白瓷工艺水平最高的邢窑为榜样，一开始生产品位就比较高，这就预示着它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工艺迅速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为适应宋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在釉色品种、装饰技法和提高产量方面采取新工艺，生产出质量高、艺术性强、有强烈时代感的作品。在邢窑衰退的情况下，河北大地定瓷迅速兴盛，大放异彩。 定窑产量最大的是白瓷。它最漂亮，器物种类极为丰富，生产日常生活用具，如碗、盘、杯、碟、瓶、罐、执壶、钵；文房用具如水盂、砚台等。为适应当时饮茶风尚的需要，还生产很精细的碾钵，供人们碾茶斗茶之用。宗教用具有敬神用的净瓶、六管瓶等。寝室用具有各式各样的瓷枕、唾盂等。 宋代定窑白瓷工艺水平很高。胎料加工极细，经过良好的筛选、捏炼和陈腐，可塑性强，作出的器物，胎体洁白、细腻。由于原料中有丰富的瘠性成分、器物胎体很薄而不变形，这是北方其他任何白瓷窑系所不及的。白釉有纯白如牛乳者，或略泛红色，往往有竹丝刷纹。由于原料含有较高量的氧化铝和氧化钛，釉色有象牙白的质感。器物背面有的釉层焙烧时流动、凝聚成条状，有如泪痕。这是定窑白瓷一个明显的特点。除烧白瓷以外，还烧绿釉瓷(绿定)、黑釉瓷(黑定)、酱褐釉瓷(紫定)。由于制作工艺的精湛，色调柔和，典雅美观，艺术价值很高。这些精美的艺术佳品在国内的东北地区、江南的苏州、安徽等地区，国外如日本九州等地都曾发现。 中国工艺美术品的发展，一向以用料品位高低和技艺精湛与否作为社会品评的标准，如金、银、玉石、珍珠、宝石等质料的产品备受人们青睐。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陶瓷是很愿意模仿和追求这些物品的质地和艺术效果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需求，往往启发工匠们发挥高度智慧和技能，改进生产工艺，创造出新的艺术品来。如器物的口沿镶金边后就显得富丽堂皇。但口沿有釉层覆盖，太光滑镶不稳，最好做成没有釉的毛口。很可能是在这样要求的启发下，定窑发明了覆烧工艺。大约在北宋中期，工匠们废除匣钵，改用支圈。支圈做得和器形口沿一样大，器物正好扣在上面。一个支圈扣一件器物，层层相叠。支圈外壁由于质地细腻扣得很严实，外面再涂一层细泥封死。这样产生了三个明显的效果：第一，达到了毛边(芒口)便于镶金边的目的，瓷器口沿要镶金口、银口、铜口，使之更豪华；第二，提高了产量。以前瓷器是仰烧，一件坯体装一个匣钵，每个匣钵高约20厘米左右，而支圈覆烧时，每个支圈只有2.5厘米不到，这样所占窑里的空间就减少5倍以上。同样一座窑炉，用同样的燃料和时间提高产量达四至五倍；第三，支圈细小，不能用含砂量较大的耐火泥制作，必须用细料来作，定瓷工匠采用和瓷胎一样的泥作支圈，这样可以保证坯件在焙烧过程中受热膨胀和冷却时收缩一致，减少变形或歪扭，提高成品率。定窑的这个发明意义很大，对手工业者来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这项工艺为许多瓷窑所采用，如山西的霍州窑、四川的彭县窑、景德镇的湖田窑等。 定窑白瓷造型精巧，很讲究装饰，其装饰技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早期多用划花和刻花。花纹有莲瓣、牡丹、萱草、鸳鸯、双鸭、双鹅、水波双鱼、三鱼、四鱼等，画面简洁，线条挺拔，刚劲有力，工艺精细。晚期多为印花装饰，故宫博物院珍藏大批定窑印花白瓷。纹饰有云龙腾跃、凤穿牡丹，也有像宋代织锦上的团花和组织严谨的缂丝图案。定窑的金彩装饰，富丽堂皇，有白釉金彩、黑釉金彩和酱釉金彩。在北宋后期，定窑可能为皇宫烧过瓷器，因为在一些瓷器的底部刻有“尚食局”、“五王府”等。有的瓷器上还刻有“官”或“新官”等字样。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七节 磁州窑 中心窑场在河北邯郸市磁县的观台镇，在该镇附近有冶子村，东艾口、西艾口、彭城镇等窑址，也生产质地精细的好作品。磁州窑瓷器是我国北方最有代表性的民间瓷窑，生产此类器物的作坊地区很广，有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甘肃等省。江西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的磁灶窑，广东的西村窑、海康窑、四川的广元窑等，均学习它的工艺，生产该窑风格的白釉黑花品种。东北地区的辽瓷，很多技艺取法于磁州窑。 关于磁州窑什么时期开始生产瓷器，现在的考古资料尚未完全公布。河北省的观台镇大约在北宋初期或稍早一些时候，河南省的鹤壁集窑则是唐代末期开始生产，当阳峪窑在晚唐开始生产。山西地区普遍生产磁州窑风格的作品，开始时间也主要在北宋。磁州窑生产最兴旺和工艺水平最高的时期是北宋和金代。元明生产数量虽大，工艺水平普遍下降。磁州窑从开始到今天一直没有停止过生产，时间长达10个多世纪，这是中国瓷器史上少见的。 磁州窑瓷器最明显的特点是，胎体比较粗糙、厚重。精细之作比例很小，绝大多数原料加工不细，颗粒之间的孔隙较大。以白瓷产品为例，白度不高，胎体呈色白中泛灰、淡黄或灰褐色，坚固耐用。原料含三氧化二铝(Al)和氧化钛(tiO)都比较高，属北方坩土。有的是用一种原料制作，有的用几种坩土配制而成。 磁州窑瓷器的釉，有透明釉和不透明釉两种。透明釉主要有白釉、灰青釉、黄釉和褐釉。不透明釉有黑釉、酱釉、花釉、绿釉和三彩釉。后两者是加铅的低温釉，施在陶器的胎面上。铅釉陶数量相当大，有生活用具和建筑构件。整个窑系生产的器物有瓶、瓮、罐、壶、盆、坛、碗、盘、碟、杯、盅、妆盒、樽、奁、镜盒、枕、灯、蜡台、香炉、砚台、水盂等。为适应民间生活的需要，磁州窑生产许多枕，有方形、长方形、元宝形、银铤形、荷叶形等。底部打印“张家造”、“古相张家造”、“申家造”的戳记，玩具有各种玩偶、动物形象等。 磁州窑的装饰，适应粗瓷细作的需要，一般都要施化妆土，再施透明釉，又用各种技艺作出精美的装饰，如绞胎工艺比唐代绞胎有很大进步，能作出树木年轮、云朵纹、羽毛纹、野鸡翅等。划花工艺最突出的特点是继承唐代以来金银器的艺术手法，在器物中心部位刻划出主题图样，如牡丹、虎、狮、人物形象；周围戳出细密的小圆圈，像珍珠一样，把主体纹样烘托得更为鲜明突出，称珍珠地划花。其他很多花纹都是划花工艺作出来的。刻花工艺，在胎体尚未干透时，用锋利的刀具刻出牡丹、莲花、葵花、缠枝花和各种动物形象。印花工艺比较少，在山西一带则比较多，花纹有缠枝花鸟、婴孩攀枝、刀马杂耍人物。剔花工艺，在花纹画好后，用剔刻技法将花纹四周的地面剔掉，使洁白或漆黑的花纹高出地面，剔掉的部分露出粗糙的胎体，形成黑白、灰白、褐白等对比强烈的色调。此外，还有贴花和捏塑装饰。绘画装饰，绘画彩料是用铁锰结核、斑花石、赤铁矿等原料碾成粉末，配入彩料中，将中国水墨画的技法运用上去。题材多种多样，广泛摄于生活，内容丰富，艺术水平很高。在图案设计、色彩应用、器形、彩绘、诗文的结合方面都达到了新的境界，以白釉黑花为最多，也有白釉酱花、绿釉黑花等。有图案、山水、花鸟、人物、戏曲杂耍、诗文等；河北、山西、甘肃一带还在黑釉上出现铁绣花。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八节 龙泉窑和哥窑 中心窑场在浙江龙泉县的大窑和金村。这是浙江西南部一个瓷窑体系，在龙泉、遂昌、青田、云和、丽水等处都有类似的窑址，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生产能力很强的瓷窑体系。这里宋代属处州，故又称其作品为处器、处州瓷。生产时间从北宋至明代。明朝嘉靖万历以后逐渐衰落。 龙泉青瓷生产最发达的时期是宋元时期，产量很大，无论内销或是外销，无论在陆路交通线上还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国家和地区都发现很多，其他各窑无法和它相比。 龙泉青瓷的特点。北宋龙泉青瓷的特点是玻璃质釉，釉层薄，釉色为绿色，比较清淡，灰白胎，质地较粗，胎体厚重，造型古拙，口沿很薄，弧度较大的部位很厚，底部和口沿的厚薄相差四至五倍，因为原料加工不细，没有羼入改进瓷土性能的物料，焙烧时容易变形，工匠在制作时就在承受压力最大的地方增大厚度，所以造型厚重。南宋龙泉青瓷发现有“姚宅富位”铭文的瓷盘，这是用瓷人家订烧的标记，说明当时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订货。这个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器物除日用器皿如盘、碗、瓶、罐等类以外，还有室内陈设所需的艺术品，如祭器、仿青铜器、仿古玉器等。造型多样，质量比北宋精致考究，线条洗练，制作规整，结构合理，有灰白胎和铁骨胎两种。釉色有梅子青、粉青、月白、蟹壳青、鹅皮黄等。由于多次施釉，釉层厚，莹润光洁，有美玉般的质感。 明代《浙江通志》等文献记载，相传在龙泉地区有章氏兄弟擅长烧瓷，其兄名章生一，弟名章生二。弟弟章生二以生产青瓷为主，平时所说的龙泉青瓷也称弟窑。把哥哥章生一生产青釉开片瓷称为哥窑。这实际是误传。龙泉县境内根本就不存在章生一、章生二办窑的任何遗迹，也就是说在龙泉窑系中没有特别的哥窑和弟窑之分。只是龙泉青瓷部分窑场，在南宋和元朝时期受官窑的影响，生产出一种品位较高的青瓷。有的为浅灰胎，有少数为黑褐色的铁骨胎。胎体薄而致密，器边(如口沿、圈足底)隐露胎色。釉面开大小相错的冰裂纹，大片者色深，呈铁褐色，小片者色浅，呈金黄色，人们称为“金丝铁线”纹。这类作品在部分作坊中生产，而生产这类作品的作坊，仍然是以生产龙泉青瓷为主。人们将这种有“金丝铁线”纹的瓷器称为哥窑。哥窑瓷器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被后人列入宋瓷的五大名窑中。目前学术界对哥窑存在与否、窑址在何处意见不一，尚需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加以证实。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九节 青白瓷系 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的一个瓷系。它生产一种瓷器，白胎，釉质较细，釉色介于青色与白色之间。釉薄处为白色，白中透青，釉厚处为淡青绿色。由于它胎薄釉润，光照见影，后人称为“影青”瓷。江西景德镇的湖田窑规模最大，此外浙江的江山、台州，福建的德化和闽北广大地区，闽南的泉州、同安、安溪，安徽的繁昌，广东广州的西村窑均有生产。景德镇有丰富的优质瓷土资源，北宋景德年间烧瓷取得很大成就，产生极好的影响，因此将原名新平的地名改为景德镇。 青白瓷的种类很多，有杯、碗、瓶、碟、罐、各种酒具、镂空香熏、各式小粉盒、瓷枕等。以划花、刻花、镂刻工艺和点彩作装饰，花纹活泼清秀。还有印花工艺，图案严谨，类似宋代织锦，与釉层相映，淡雅秀丽。南宋以后学习定窑的覆烧工艺，既便于镶金边、银边和铜边，也使产量大增。 青白瓷器产量很大，它与龙泉青瓷都属于产量最大的瓷窑体系。在国内墓葬和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很多。在国外发现的中国瓷器中它的数量仅次于龙泉窑的作品，位居第二。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十节 黑釉瓷系 在瓷器艺术高度发展的宋朝，黑瓷工艺提高很明显。它使普通的粗瓷成为饮誉世界的珍品。宋朝黑瓷生产很普遍，几乎全国各地的瓷窑都生产黑瓷。唐朝南北黑瓷具有各地的乡土气息，宋朝可能由于宋徽宗特别喜爱福建建阳水吉镇黑茶盏的原因，南北各窑竞相模仿，故许多瓷器从器形到釉质釉色都趋向一致。 北方生产黑瓷最多的是磁州窑系统的各窑。黑瓷器物与白瓷、白釉黑花瓷一样多，黑釉莹润光亮，有一种深沉含蓄之美。黑釉刻花、剔花作品粗犷豪放，具有民间雕刻气质，类似今天民间版画、剪纸艺术，釉色黑得发褐，没有耀眼的浮光。河南一带的黑瓷，不少器物在黑釉釉层里作出白色平行突线，黑白对比，消除了单调的感觉。 建窑，就是福建建阳水吉窑的简称。作品特点是胎体紫黑，釉层很厚，色黑而滋润，釉层透出银色的光芒，有的像兔毫状，有的像鹧鸪鸟的羽毛一样，即在釉面出现鹧鸪羽毛上的斑点，有的像水面飘浮的油滴，有的像天上的星星。其中以兔毫盏最负盛名，因其宜于斗茶，受到宋徽宗的喜爱，成为贡品。产品主要是碗、盏。宋人饮茶以用建窑兔毫盏为上，建窑于元朝末年衰落。 吉州窑，在江西吉安永和镇。南宋时生产最为兴盛。生产瓷品种很多，有白瓷、青瓷、白釉黑花瓷、花釉瓷等。其中以黑瓷最富特色。在掌握氧化亚铁结晶、硅酸釉质变化以及控制火力和冷却温度等方面都很成功。吉州窑烧出的一种黑、黄两种釉色混合形成类似玳瑁斑的釉，是其代表产品。在装饰方面，吉州窑别出心裁地运用贴印手法，作出酷似树叶的木叶装饰，将民间剪纸花样作为纹饰，创出新颖独特的剪纸贴花艺术。吉州窑工艺表现能力强，黑瓷品种多，许多艺术手法对后来的景德镇瓷器产生了影响。 第十一章 窑火生辉的宋瓷 第十一节 宋代瓷器的对外输出 宋朝政府对与海外各国开展贸易带来利益的认识超过唐朝。宋王朝开国之初就很重视海外贸易，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个举措，使瓷器对外销售规范化、经常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后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明州、杭州、泉州设立市舶司。立国后16年，即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设立榷易署(《宋史·张逊传》)。除设立这些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衙门机构以外，还派皇帝身边的人物(如内侍)，拿着公函(敕书)、金帛等贵重物品到南海诸蕃国去招揽生意，有的还带着空头诏书，即今天的空白介绍信，到了某国后再填写，将金帛等贵重礼品赏赐蕃国首领，并买回当地的香料、龙脑、犀牙、珍珠等宝货。这些主动措施对促进中外贸易活动的开展，特别对瓷器的输出十分有益。 宋王朝，从赵匡胤开始就实行重文息武的国策，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武装力量一直较弱，因而北宋前期面临辽人、西夏武装集团的侵扰和打击；后期强悍的金人铁骑，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把腐败的北宋政权灭亡。偏安于杭州的南宋朝廷，不思上进，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奢侈腐败一点没有收敛。由于统治地域缩小，丧失了富饶的中原和关中，又要负担日益沉重的军费开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南宋统治者比北宋统治者更加重视海外贸易。宋高宗赵构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下一道圣谕说：市舶(指海上贸易)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又下圣谕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见《宋会要辑稿》)。宋政府为开展海上贸易，授官以商，提拔一些既有经验又能干的商人来管理此事。就是一般商人，只要他积极经商，能招诱外商来作生意，就可以根据他向政府抽解的货物、收息的多少补官，甚至大食(阿拉伯)商人也可以给官做。如大食商人罗辛贩乳香30万缗，中国商队首领(叫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98万缗，他们都得到一个官位，叫承信郎。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十分能干，既会经商又会管理，宋朝政府任命他作泉州市舶司提举，在他的经营下把泉州的海外贸易搞得十分兴旺。直到蒙古人打过来，元朝政府统治泉州后，不但不杀他，反而让他继续主管市舶司的海外贸易工作。 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瓷窑手工业作坊的建立，很注重交通线的选择，尤其沿海港口城市的周围，只要有生产瓷器的原料，或有河流直接间接通往海港城市的地方，都有规模相当大的作坊群出现，生产艺术风格相似的产品，形成巨大的瓷窑体系，这是唐代所没有的。宋朝的广州、潮州、明州、泉州、温州等城市蓬勃发展，龙泉窑、金华窑、西村窑、潮州窑、德化窑、建窑、景德镇湖田窑、同安窑等窑系的布局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中国的沿海像一把打开的扇子，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镶在弧形的海岸线上，它们的周围瓷窑群形成较大的规模，如德化窑系、潮州窑系、西村窑系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来的。龙泉窑不在海边，但通过瓯江很容易到温州和明州(宁波)。景德镇在扇柄上，其他各窑在扇骨上，通过陆路和水路到港口城市出海并不困难。南宋理宗时的赵汝适写了一本《诸蕃志》，他是福建路市舶司提举，了解海外通商情况，亲自向诸胡贾(外商)询问调查，译以华言，写出这本书。他了解到有56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外商到中国来购买货物，其中购有瓷器的，据赵汝适记录就有15个国家和地区。按南海地名考察，赵汝适书中所列国名地名，包括今天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实际宋朝瓷器的输出远远不止这些地区，如销售宋朝瓷器很多的日本、朝鲜、埃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阿富汗、伊朗等国家就没有提到。 日本：中国瓷器传到日本时间很早，宋代输入日本瓷器更多。发现宋瓷的地点几乎遍及日本各地。日本本土，九州、四国到冲绳和沿海岛屿。尤其福冈地下铁工程，考古工作者一批又一批地清理出中国宋代瓷器残片。这些瓷器遗留物水平有高有低，相当多的是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瓷窑产品，如福建泉州在海边的磁灶窑，该窑产品粗糙、坚硬，有的施釉下褐彩。绘瓷技法颇有北方磁州窑的风格，也就是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技巧，画出福建热带风光的宽叶植物花卉，施灰青釉。和宋代名窑相比水平不高，可能价格低廉，此外还有磁灶窑生产很多的绿釉陶质器物。来自北方南方各地的黑釉瓷碗、杯、罐，同类器物还有褐黑釉、酱色釉、低温铅釉作品。这些瓷器有的是广东、安徽、浙江的产品，有的是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的产品。水平比较高的有福建德化窑、建阳窑、同安窑、景德镇的湖田窑及其周围的瓷窑产品。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建阳窑的黑瓷，日本学者称为天目。同安窑的划花篦点纹青瓷，日本学者称为珠光青瓷。艺术性很强的作品有河北的定窑，笔者在访问日本时在福冈地下铁出土的瓷器中看到质地精细的定窑白瓷和黑瓷，尤其精美的黑定瓷器(残片)，宋代生产很少，很难见到，在日本得以出土真令人惊叹。在福冈平和台体育场附近的古代文化遗址还捡到宋初越窑瓷器的残片。日本各地出土数量又多、质量又好的中国瓷器，要数景德镇湖田窑及其周围地区，如赣州的七里镇窑的产品、龙泉窑产品。景德镇的青白瓷有碗、盘、杯、碟、盒子、瓶、注壶，龙泉青瓷主要是碗、盘、瓶、罐一类器物。还有一种在中国境内看不到的器物，就是经筒，有的制作精细，器形为修长的直筒形，器身上有流畅的刻花和划花，花纹多是莲花，下有座，上有各种形式的盖。日本各地出土和保存达300多件，生产的窑口尚需仔细考察，生产时间大都在北宋后期到南宋最多，估计是景德镇，或景德镇附近，或福建德化窑系生产，目前为止尚无定论。至今，这种经筒在中国各地墓葬或文化遗址都没有出土，经筒可能是来宋的日本人订烧的。与经筒同时出土的有品质优良的青白瓷盒子、盖罐、碟、盆、水注等器物，这些器物规格都很小。这些数不清的发现说明宋瓷输入日本的数量很大，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近邻，相当于唐宋时代时，它的经济很发达，是我国唐宋以来海上贸易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经过它，船只可以到达南亚、西亚诸国。宋瓷在该国重要商业贸易城市，或出海港口城市遗留很多，有的是转运时破损后遗留下来，有的是当地人买去在生活使用中打破后遗留下来的。在布拉明纳巴德遗址，该城市在7—11世纪时是印度河流域重要的商业中心，公元11世纪初期发生地震，大地震将该城毁灭。经英国考古学家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有唐朝、宋朝的青瓷、白瓷和褐釉瓷器等生活用具残片。巴克遗址，是马库兰山区柯尔瓦地区一个古代文化遗址，本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在这个遗址发现北宋初期青白瓷残片。在卡拉奇和达塔这两个古代经济发达城市之间，有一个著名的古文化遗址叫巴博，巴基斯坦考古学家从1950年开始系统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报告说，在巴博山区的丘陵地上，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9世纪至12世纪初期的瓷片。最引人注目的是10世纪的越窑青瓷，有的品质很高，有精细的线刻花纹装饰。那种以浮雕手法刻出莲瓣花纹的青白瓷可能来自广东潮州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在宋元时期在外销瓷中占重要地位，巴博遗址也发现了高品质的龙泉青瓷。 斯里兰卡，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国，印度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有悠久的文化，与印度隔着一个保克海峡，是中国海船驶往阿拉伯地区的必经之地。贾夫纳半岛是过往海船停泊之处，也是中国陶瓷等商品的一个转运站，这里的古代遗址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唐代越窑、长沙窑、广东地区的青瓷、青瓷釉下彩瓷器，北方邢窑、曲阳窑、巩县窑的白瓷和三彩釉陶。宋朝瓷器输入不会少于唐代。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的《细蓝》条上说：“番商博易用瓷器等为货”。在贾夫纳半岛、希格里、波隆那努瓦纳等古代文化遗址，发现有长沙窑青瓷、福建德化窑白瓷、青白瓷、龙泉窑青瓷。 东南亚，几乎每个国家都出土宋瓷，宋代陶瓷工艺的影响随处可见。如泰国的宋胡禄器，受宋金磁州窑系统红绿彩工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越南各地出土中国宋代瓷器更多，特别是龙泉青瓷深受越南人的喜爱。越南本土发展起来的制瓷手工业，主要学习龙泉青瓷，制造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碗、盘、碟、罐等。不但器形学龙泉，刻花、划花、花纹内容都学龙泉，很多作品要仔细鉴别才能把中国龙泉青瓷和越南青瓷区分开。可以说中国龙泉青瓷生产什么东西，不久越南窑工就能制作出什么器形来。 马来西亚出土宋朝瓷器数量很多，这些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广东福建等地的青瓷、青白瓷，福建、江西和北方河北、河南的白釉黑花瓷、黑瓷。广东、福建的著名瓷窑如潮州窑、西村窑、泉州东门窑、磁灶窑的青瓷、青白瓷、灰青釉釉下彩瓷和仿磁州窑的瓷器。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几十年来在圣土邦、桑吉布亚、桑吉加昂、尼亚大窟等地发掘的瓷器碎片近百万片。数量最大的是各类青白瓷、青瓷，龙泉青瓷和福建地区的青瓷数量也很大，还有黑瓷和白釉、灰青釉黑花瓷器。器物有碗、盘、碟、盒、洗、壶、瓶、罐等。布吉巴土林登遗址在马来西亚的莫尔包河河口的南边，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出土的瓷器有印花的青白瓷，质量上乘，有的产自景德镇及其周围地区，有的产自福建德化窑。 文莱，在加里曼丹岛北部，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接壤，20世纪50年代初在著名古都遗址柯达巴都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来自中国南方的青瓷，根据发掘者描写的特征，如青瓷器圈足露胎的地方呈米红色，米红色就是中国陶瓷研究家们称的火石红、黄衣子。有这种特征的瓷器龙泉青瓷最优秀，在海外发现也最多。另外，福建泉州的东门窑，学习龙泉青瓷的风格，生产一种胎体较粗厚的青瓷，当地人称为土龙泉，器物底足露胎的地方也有火石红现象。其他还有青白瓷，有的还有刻花装饰，产品可能来自景德镇或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瓷窑。有磁州窑风格的黑釉，而深褐釉瓷器则可能来自福建泉州的磁灶窑。 菲律宾是中国的近邻，由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很早以来就是中国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货物销售场所和转运站，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提到贸易通商的地点有菲律宾群岛(三屿)、民都洛岛(麻逸)、巴拉望岛(巴姥酉)、布桑加或巴郎牙(就是《诸蕃志》上说的巴吉弄)、巴布延岛(白蒲延)、波利略岛(蒲里鲁)等。菲律宾国土上出土的中国陶瓷难以计数，而且时至今日还在不断出土，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正在进行系统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专著，介绍菲律宾出土的宋元瓷器。菲律宾出土宋瓷以龙泉青瓷为多，还有一些青瓷质地较粗，釉色青绿发黄，以粗犷而流畅的线条刻出缠枝莲花、卷枝纹，有的加篦点纹。这些瓷器是福建和广东沿海瓷窑，如潮州窑、西村窑、同安窑、南安窑的产品。宋代越窑、金华婺州窑产品出现得相当多。 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越窑青瓷荷花口碗、刻飞凤纹、水波龙纹青瓷盘，同安窑划花篦纹青瓷碗、龙泉青瓷莲瓣碗、罐，耀州窑印缠枝花纹碗、飞凤纹盘，景德镇青白瓷碗、盘，磁州窑系白瓷刻花碗等。在非洲东部和北部一些重要文化遗址，宋瓷的出土数量相当可观。龙泉青瓷这种艺术水平很高的瓷窑，可能还生产一些专门销往非洲的瓷器，例如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一些制作精良的青瓷罐、瓶等作品，而埃及陶瓷生产中有许多龙泉青瓷的仿制品，有的是低温釉陶，都是碗、盘、碟类日常生活用具，说明了埃及人对龙泉青瓷的爱好。 第十三章 元明清瓷器的新成就 第一节 元代陶瓷 蒙古族原是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上游的一个部落，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铁木真征服各兄弟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自称大汗，号成吉思汗，即元太祖。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 在南进过程中社会经济，包括陶瓷手工业遭到极大的破坏。各地名窑沦为生产粗瓷大碗的小作坊，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忽必烈执政后，比较重视农业，注意发展交通设施，修通了杭州至大都的大运河，鼓励海外贸易事业。宗教方面采取开放态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得到发展，国内民族联系加强，中外贸易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得到增进。正由于此，遭到破坏的瓷器手工业和其他手工业一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元朝后期，景德镇制瓷业迅速发展，把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推向更高的水平。在城市市民经济活跃和海外贸易的推动下，沿海各地的制瓷手工业更蓬勃向前发展。中国陶瓷生产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元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景德镇有优质瓷土、丰富的柴草和水源，虽然远离繁华的经济中心，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但是昌江、鄱阳湖通长江，水运很便利，有发展制瓷手工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这里比较平静，各地的陶工来到这里可以献艺谋生，从而制瓷工艺和经验得到交流。这就是在元朝众多瓷窑败落的情况下，景德镇制瓷工艺发展的原因。 元代瓷器工艺上最大的成功是白瓷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个基础上把青花瓷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发展了青白瓷、釉里红瓷器、红釉瓷、蓝釉和蓝釉描金瓷器。 景德镇的白瓷器物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碗、盘、杯、罐、壶等。胎体致密，胎壁很薄，成型纹路细密。白釉洁白无疵。青白瓷许多器物上印有“枢府”、“泰禧”字样。青白瓷产量大，许多作品不如宋代青白瓷致密，透光度也差一些，施釉不够均匀。但器物的胎壁比宋代厚实实用，古拙饱满，器壁很注意弧线效果。元大都出土的青白瓷观音坐像，高达67厘米，不但显示出高超的工艺，而且表现出超越宋代的卓越的雕塑能力。 元代各地的瓷器，都以景德镇为榜样，很讲究装饰。北方磁州窑的白釉黑花瓷继续生产，各类瓷枕生产很多，有的竟长达半米左右。由于扎根于民间，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它的很多装饰构图和内容都和景德镇的青花一样，严谨密实，吸收了当时织锦图案的纹样与装饰效果，如云肩锦纹、宽头莲瓣纹、璎珞纹等，其他还有花卉、植物、动物纹样等。元代釉里红装饰是宋代白瓷和青白瓷所没有的。 浙江处州的龙泉青瓷也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根据考古发现的瓷窑统计，窑址发现的数量是宋朝的四倍至五倍。在瓯江两岸和松溪上游发现窑址达200多处。龙泉青瓷的产品几乎销遍亚洲各国，非洲的东、北海岸，并且辗转到达了欧洲。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打捞上来各类瓷达一万多件，其中龙泉青瓷的精品大约要占一半。在全国发现的窑址中，外销数量之大只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可以和它相比。促使其发展的原因是：第一，龙泉地区制瓷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一般居民都会烧瓷。这里有极为丰富的瓷土和柴草，江南水乡，顺坡挖一条龙窑，办一个作坊投资不大，因此生产瓷器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比其他手工业容易。第二，国内外需求都很大。全国各地城镇遗址和窖藏、墓葬出土文物中，龙泉青瓷很普遍。龙泉青瓷厚重结实，外型美观，具有玉一样质感，因而有很强的竞争力。海外贸易的发展也推动它的发展。它与浙江、福建、广东等出海口岸都有便利的水陆交通联系，运输不困难。一些重要出海港口城市如宁波、温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大量发现龙泉青瓷，在这些港口城市附近，还发现仿龙泉青瓷的窑址。在北方和西北方向的交通干线上，如甘肃、新疆、内蒙古、山西的大同等地对外贸易交通城市也发现许多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在成型、焙烧等工艺上取得很大成就，气魄宏大的产品很多，大花瓶、供瓶高近三尺，大瓷盘直径二尺多。制作规整，青釉光洁明亮，赏心悦目，器形一点不变形，釉面莹净无疵。景德镇同样类型的大型器物如青花釉里红作品常有翘菱、略为变形、缩釉的缺点。这时的龙泉青瓷盛行划花、印花、贴花和堆花装饰。有的还作出镂孔和点彩。 为适应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以来沿海的一些瓷窑，不但没有衰落而且还有发展。如福建的德化窑，在元代形成规模巨大、烧成范围很广的瓷窑，同安窑的划花篦点纹青瓷迅速发展起来，福建沿海许多县都有生产。广东的西村窑、包括最近发现的沙边窑、增城窑、潮州窑，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对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拓和海外贸易发展十分有利。 元代瓷器，包括釉陶作品，有共同的时代特点，造型雄伟浑厚，装饰艺术除继承传统的划花、刻花、印花、雕塑以外，釉上彩、釉下彩艺术也都超过宋代。就绘瓷而论，内容极为丰富，在一件作品上选用卷草、藤蔓、蕉叶、菊花、莲花、葵花、流水、海涛等作边饰，用流云、杂宝、牡丹点缀或填补空白。而主题装饰则多选用牡丹、芭蕉、瓜果、鱼藻、云龙、云凤、莲池鸳鸯、杂剧板话、刀马人物、残荷飞禽、古松青竹、岁寒三友、大雁高飞、群鸟戏水、名仕故事、神话题材等内容。瓷器装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与文人绘画艺术相通了。这些成就为明代绘画艺术运用于瓷器装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第十三章 元明清瓷器的新成就 第二节 元代瓷器的对外输出 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扫平了北方和西北的割据势力。西北包括丝绸之路的各条商路十分活跃。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受到政府保护而空前发达，形成著名的陶瓷之路。 元朝商业路线，也就是瓷器输出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个方面。陆路主要有三条重要交通线： 第一，由大都向东北方向出发，过辽阳路达高丽开城，渡海到日本。也可经过开元路、上京故城、胡里改户府至奴儿干城。第二，由大都向北沿黑龙江、怯绿连河达和宁。第三，由大都西北行到宣德、和宁、外剌王府、益兰州、谦州、过西伯利亚进入欧洲伏尔加河流域的不里阿耳、莫斯科、那窝果罗，这也是一条重要丝绸、茶叶输出的商道。从大都向西经宣德、大同、丰州、宁夏、甘州，南去过冀宁、晋宁达奉元。自和宁西行或西南行达别失八里、阿里麻里。衔丝路可达虎思窝鲁朵、可失哈尔。向西达西亚名城撒麻耳干、察赤、塔剌思和巴里黑。沿锡尔河、阿母河西北行达不里阿耳、莫斯科、那窝果罗。西南行达亦思法杭、八吉打、的迷失吉。由撒麻耳干和巴里黑东南行进入南亚的可不里、白沙瓦、底里。自亦思法杭西北行可达哈马丹、孙丹尼牙、帖必力思。向北通金撒来、不思阿尔。越乌拉尔山通达欧洲。西北行经撒里茫达君土坦丁堡。自八吉打南行到波斯湾港口波斯啰。自的迷失吉南行经麦地拉，至伊斯兰圣地默伽城。西南行经耶路撒冷，西通密昔尔的亚历山大里亚。沿地中海的非洲海岸西行达摩洛哥的非斯和丹吉尔。这些陆上交通线活跃情况都超过宋朝。 海路交通线，往来最频繁的是朝鲜和日本，从海河出渤海向东到开城、日本。自登州出海到高丽和日本。自扬州、庆元、杭州、泉州出海东渡日本。 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与元朝关系也很密切。其航线大致是，各地货物汇集到广州、泉州、庆元、杭州、温州，装上航海大船出海，沿海岸线西南航行就可达越南、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孟加拉。沿印度东海岸航行就可达马八儿、加异勒。向南渡海就可达僧伽那山(斯里兰卡)。沿着印度洋海岸向西北航行就直抵波斯湾著名商港忽里模子、波斯啰。由忽里模子往南就可达祖法儿，向西就可达亚丁湾入红海到默伽城和密昔尔。由祖法儿往西南经速可亦剌岛直抵层摇罗、马达伽思迦儿等非洲沿岸。中国海外交通开拓到什么地方，中国瓷器就销售到什么地方。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瓷器销售的地区有：琉球、三岛、无枝拔、占城、丹马令、日丽、麻里噜、遐来勿、彭坑、吉兰丹、丁家卢、戍、罗卫、罗斛、东冲各剌、苏洛鬲、淡邈、尖山、八节那间、啸喷、爪哇、文诞、苏禄、龙牙犀角、旧港、班卒、蒲奔、文老古、龙牙门、灵山、花面、淡洋、勾栏山、班达里、曼陀郎、喃里、加里那、千里马、小？〔ge革〕南、朋加剌、天堂、天竺、甘埋里、乌爹。这些古地名分别属于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伊朗等。各国考古工作者发现元代瓷器的地方比文献记载要广得多。也门作家阿布·美卡拉玛描写一个生财有道的贩布商人，他曾在叙利亚阿勒颇城和巴格达居住，由于去了印度和中国，财运亨通，变成巨富。他从印度迁居亚丁时，带来了许多财产，最令人瞩目的是那些美丽的中国瓷器。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游记中说，他于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到过中国。他写道：秦克兰(广州)和剌桐(泉州)一样，盛产瓷器。秦克兰是世界有名的大城市，市场繁荣，有最大的陶器市场，商人们从这里贩运瓷器到中国各地，又到印度、也门。他路经大马士革时曾见一位年青女奴在街上失手打碎一件中国瓷碟，为了避免主人鞭打，她马上到铺子里买了同样的瓷碟。 元朝瓷器输出的品种，主要是青花、青白瓷、青瓷。《岛夷志略》上描写的处州瓷器、处器，主要是龙泉青瓷，因为龙泉地方属处州管辖。根据实物分析还有广东、福建、广西等沿海地区的青瓷、仿龙泉青瓷、同安窑、南安窑、安溪窑、泉州东门窑、磁州窑的青瓷。青白瓷主要是江西景德镇及其周围地区生产的。质量最好、输出量最大的青白瓷是景德镇湖田窑生产的作品。福建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广东潮州窑、西村窑等生产的青白瓷在海外也广有发现。青花瓷器、釉里红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产品，以极高的质量和品格深受海外各国的欢迎。向海外输出的产品还有白瓷、白釉黑花瓷、黑瓷、黑褐釉瓷、青釉黑花瓷、钧瓷，浙江金华等地的仿钧釉瓷器。 发现元代瓷器最多最精美的有以下几个地区：西亚的伊朗，当时伊朗和中国关系很密切。阿德比尔神庙珍藏着1160件中国瓷器，全是阿拔斯王朝皇家收藏的瓷器，其中青花瓷器精美绝伦，闻名世界。这些瓷器绝大部分是元至正年间至明初景德镇产品，还有蓝釉瓷器，枢府釉白瓷、青白瓷、龙泉青瓷和其他白瓷。在奈沙布尔出土了元代青花瓷器。在马什哈德博物馆展出许多精美瓷器，以龙泉青瓷大钵品质最优秀。英国伦敦博物馆收藏着列伊出土的元初的龙泉青瓷。在伊朗首都博物馆收藏有卡斯利亚布那斯尔遗址出土的一些元代瓷片。在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珍藏着元末明初的青花盘、梅瓶和钵等精美瓷器。 在地跨亚洲、非洲的埃及，古都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了很多中国瓷器。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元瓷，有品质很优秀的龙泉青瓷，如从口沿至腹体都制作得很挺拔优美的罐，有直口直颈，整体成瓜楞形的青瓷罐，有束颈刻花钵、板沿双鱼洗、蔗段洗、板沿菱花口菊纹盘、刻莲瓣小碗、印花如意碗、卍字碗。日本考古学家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将部分发掘品运回日本，在出光美术馆展出。其中有一些精致、形体较大的罐、碗，中心一个圆孔，沿孔贴宽肥莲花瓣两周，大罐底挖一圆孔，在孔底贴一圆饼，很密实，加上玻璃质青釉层，不会漏水。这可能是为当时埃及等阿拉伯地区订做的，其他地区没有见到。还有一些景德镇生产的加点彩青白瓷动物雕塑，高质量器形硕大的青花瓷器。众多青花瓷器中主要是白地蓝花瓷器，如用钴蓝描绘出凤穿牡丹纹瓶、鸳鸯莲池纹碗、缠枝牡丹瓶、凤穿花瓶等。还有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青釉、褐釉粗瓷，北方磁州窑白地黑花、刻花瓷器的残片。开罗东端阿巴斯清真寺附近山丘上发现许多青花瓷器、龙泉青瓷和青白瓷。亚历山大城的地下出土龙泉青瓷。库赛尔、阿斯旺和努比亚均出土元代青花瓷器的残片。 从海洋航线海底沉船打捞元代瓷器最多的要数韩国。朝鲜各地元代瓷器时有发现，其中最壮观的是1976—1982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的一艘沉船，一共进行了八次科学打捞，打捞上来各类瓷器16792件，青瓷共9639件，其中有三件高丽青瓷，其余都是龙泉青瓷。白瓷和青白瓷共4813件。黑釉瓷器371件，不乏名贵品种。花釉瓷器180件。龙泉青瓷的产品代表了元代龙泉青瓷的水平，如折沿直颈双耳瓶、五管(律管)莲瓣瓶、青瓷贴花缠枝牡丹纹尊、青瓷刻牡丹纹弦纹尊、青瓷瓦楞纹盖罐、哥釉双耳香炉、青瓷道士形水滴、青瓷鱼形水滴、青瓷刻花牡丹纹大盘、青瓷褐斑匜、青瓷刻花团菊牡丹纹“使司帅府公用”铭盘、鬲形炉、青釉贴花龙纹盘等作品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龙泉青瓷是日常生活用瓷，它一点不次于中国本土王公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龙泉青瓷，可见，元朝瓷器作坊把品格最高的品种用于海外输出，十分重视瓷器的出口业务。也表明元朝制陶手工业的水平已大大超过宋代。过去把一些有美玉质感的瓷器定为宋代产品，而认为元代瓷器比较粗率的说法也需要纠正。青白瓷、白瓷，包括一些镶铜口的高档青白瓷、枢府类型的青白瓷也在出口之列，同样说明这些瓷器不一定是达官显贵之家才能使用，作为商品输出之物，只要有钱的家庭，包括贵族官僚、富商大贾之家也可以使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的瓷器和泉州府后山元代官府市舶司遗址出土的瓷器品种一致，只是府后山遗址出土了更多当地德化窑白瓷、青瓷产品。 根据元代海上交通线和贸易圈，东南亚是元代陶瓷输出的重要市场和货物集散地、中转站，现在东南亚各国地下埋藏、社会留存着大量元代瓷器。举菲律宾为例，本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在菲律宾各地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发掘，发现了大量中国元代瓷器，沿海地区如仁牙因海湾上的博利脑角地方，在八打雁、内湖省的马尼拉圣安娜、民都洛的加莱港庇那格巴雅兰等地出土龙泉青瓷、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精巧玲珑以褐色斑点装饰的青白瓷、德化白瓷，数量之多为其他地方少见。还有元末明初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大量的是日常生活用具，如壶、瓶、碗、钵等。还有许多装药膏和粉黛的小扣盒，以及制作得很精美的小佛像、小人骑牛、小人骑狮等小艺术品。这些器物表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中国广东福建沿海居民生活习俗相同。估计是满足旅居菲律宾的华人生活之需而运去的。 马来西亚，各地出土中国瓷器很多，其中以德化瓷窑体系的白瓷、青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青花，龙泉青瓷和沿海地区的瓷器为多。 印度尼西亚，它的沿海陆地和岛屿都出土过元代瓷器，以龙泉青瓷最丰富，景德镇的青白瓷居第二位，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居第三位。 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出土的各个时代的中国陶瓷更是引人注目。元代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从出土的瓷器上看仍然很密切。镰仓海岸出土了精美的元青花瓷片，在冲绳的胜连城、冲绳岛、越前朝仓氏的乘谷遗址等都出土了元青花残片。日本各地出土的元代瓷器中，龙泉青瓷仍然最多。前面提到的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据考证是一艘日本商船，如果考证不误的话，说明日本商船运送龙泉青瓷数量十分可观。此船是在航行途中沉没的，它的目的地难以说清。但有一点可以相信，龙泉青瓷运送到日本的数量一定不少。在镰仓市小町、大町衣张山古坟龙泉青瓷出土很多，横浜金泽区称名寺古坟出土的龙泉青瓷碗和浙江龙泉上严儿窑区一号窑生产的梅子青碗一样。在广岛的福山市、福井市、九州的福冈市都出土了质量很高的龙泉青瓷。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景德镇湖田窑的青白瓷、福建泉州磁灶窑的青釉褐彩粗瓷，南方各地的黑瓷、低温釉陶出土也相当多。 南亚地区，阿富汗的喀布尔发现有青瓷，属元朝的龙泉青瓷。 印度的迈索尔州博物馆保存着考古出土的龙泉青瓷及江西景德镇、广东、福建地区11—13世纪生产的青白瓷和青瓷。 在斯里兰卡，各地出土中国陶瓷虽然比不上唐朝多，但在亚帕胡瓦、波隆那努瓦拉等地出土有龙泉青瓷和德化屈斗宫窑的青白瓷。尤其在寺庙遗址出土的德化双凤纹碗，水平很高，值得重视。 在非洲苏丹的埃得哈布港，本世纪以来不断发现龙泉青瓷，如贴花双鱼盘、印有八思巴文的翠青釉瓷片。 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各地，出土有12—15世纪的各种瓷器，元瓷占一定比例。 在肯尼亚的马迪林遗址出土了元代青花瓷。给地遗址出土许多青瓷、青白瓷、青花和釉里红。其中釉里红瓷器的出土特别引人注意，因为这类产品生产很少。 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发现了元龙泉弦纹碗、刻花莲瓣纹碗、贴花双鱼洗等。在基西尤出土三片龙泉青瓷，有一片是元代作品。桑给巴尔岛的翁古贾也有元瓷出土。在基尔瓦岛北端的大清真寺遗址出土有耀州青瓷、南方青瓷(主要是龙泉青瓷)、定窑、磁州窑白釉赭花瓷器、德化白瓷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在大房子遗址、马库丹尼、胡逊尼库布瓦宫殿遗址、胡逊民恩多果遗址、蒋凡瓦清真寺遗址、“带门廊房子”遗址、松哥穆纳拉岛等地都出土有龙泉青瓷、青白瓷和青花作品。在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中，坦桑尼亚各地出土的中国瓷器特别引人注意。 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武黑马尔、南非的马庞古布韦遗址出土了龙泉青瓷、青白瓷中如景德镇生产的以褐斑装饰的葫芦形壶。 中国瓷器输往非洲，生动地证明了富饶的文明古国中国和美丽的非洲大陆，特别是非洲东海岸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第十三章 元明清瓷器的新成就 第三节 明代瓷器艺术的高度成就 公元1368年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扫平元朝残余势力和各路起义军，在南京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年号洪武。有明一代，其瓷器手工业的发展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在朱元璋灭元的过程中，景德镇地区比较早地落到他控制的势力之下。明朝建立初期，便在元朝工匠和制瓷工艺的基础上逐渐恢复了生产。南京明洪武故宫遗址发现精美的洪武瓷器遗物就是证明。 在明朝，景德镇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中心。所谓“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以景德镇为首的中国陶瓷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中主要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白釉瓷器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朝代。白瓷是一切彩瓷的基础，白瓷的成功，为瓷器艺术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永乐时期御器厂生产的白瓷，造型精巧，胎薄釉润，白度恰到好处。凭感觉而论，柔和悦目，十分甜美，故称为“甜白釉”。宣德、成化时期的白瓷“汁水莹如堆脂，光莹如美玉”。这种白瓷到嘉靖才开始有变化。嘉靖白瓷“纯净无杂”，釉层比较薄，但很干净漂亮。万历白瓷虽然没有明初白瓷那么凝厚莹润，但很“透亮明快”。前代鉴赏家的这些评语十分中肯准确。 (2)在白瓷成就的基础上，新的钴料开采出来，使青花艺术得到突出的发展，成为彩瓷的主流。生产青花的瓷窑，除景德镇的御器厂、景德镇附近的民窑以外，在沿海地区，甚至西南边陲省份也发展起来。生产比较多的地区有江西、福建、广东、云南等省。其中以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最佳。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成就和风格。永乐、宣德青花不愧为艺术瑰宝，“开一代未有之奇”。其作品发出深沉苍翠之蓝色，明艳浑厚。加上工匠较高的文化素质，娴熟的绘瓷技巧，所绘花纹像是运用了国画中的皴法，流畅的线条中出现黑褐色结晶斑块，发出明亮的铅光。画面浓淡协调，生动自然。到成化、弘治为代表的明朝中期，青花瓷器的用料是永乐宣德钴料加上新开发的钴料，两种钴料的优点均在瓷器上表现出来，画面疏朗淡雅，线条细腻，像国画中的工笔画一样。嘉靖、万历的青花瓷代表了明朝晚期的青花瓷器的成就。钴料品质有所变化，有的颜色灰淡安静，蓝花也很耐看。有的青花颜色极浓，蓝中泛紫。一部分供宫廷使用，一部分在国内市场销售，一部分输出海外。明代青花瓷输出海外数量很大，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发现，在中东的埃及、土耳其、伊朗发现很多，甚至美国太平洋沿岸、墨西哥湾等地古代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青花，早已成为各个国家博物馆、收藏家不惜重金，争相购买收藏的精品。 (3)红釉和釉里红极为成功。红釉和釉里红都是用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呈色剂。铜元素在瓷器上的呈色比铁、钴等元素更难把握。明代以前铜红的应用都不太成功。明朝的红釉凝厚莹润，像宝石一样鲜艳润泽，称为宝石红。其作法是生坯挂釉，经过巧妙的还原火焰焙烧，使金属铜的胶体粒子在釉中发挥作用。整个明朝的红釉都很成功，色泽安定深沉，不流釉，不脱釉，光彩夺目，极为美观。 釉里红是用红彩在釉下作出彩绘。釉里红的彩绘没有青花那样稳定美观。最成功的，是在凝厚的白釉里用写意手法点出几个鱼影，烧成以后几条鱼儿好像在静静的、宽广无际的水中时隐时现地上下漫游。 (4)黄釉瓷器的成功。中国黄釉瓷在隋唐时期就有，它实际上是烧青瓷不成功的表现。真正成功的黄釉瓷器产生于明朝，尤其弘治时期的黄釉瓷最为美观。弘治黄釉是一种低温釉，先烧素白瓷，胎釉都极为细腻。黄釉是锑酸铅，加入氧化锌、氧化铁、氧化锡、氧化铅、硝酸铝等多种原料配成，浇在白瓷上，用氧化焰低温烧成。像初开的葵花，娇嫩晶莹，配上金彩，富丽堂皇，精美无比。 上述瓷器品种都是在前代工艺成就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发展而成。明朝瓷器还有许多创新，举例如下： (1)青花红彩。就是在烧成的青花瓷器的釉上面，沿着釉下青花的轮廓加绘一道矾红彩，有的是沿着波涛的蓝色线条加一道道矾红线条，使波涛汹涌的画面增加更多的彩色层次，也使画面意境更深远。有的蓝色海涛中加绘矾红海怪兽，这些水兽是从海中冒出的红色精灵，画面增加许多神奇的感觉。画好之后再入窑烧彩，大概700—800℃即可烧成。明初就开始生产。 (2)斗彩。过去认为斗彩发明于成化年间。根据江西景德镇对明代御窑厂的考古发现证明，明朝宣德时期即已成功地烧成了斗彩。西藏萨迦寺是一个历史悠久、很有权势和财富的大寺庙，珍藏着历代皇帝赏赐的珍品。文物工作者在众多珍藏中清理出两件书有“大明宣德年制”铭款的斗彩鸳鸯莲池碗，和景德镇考古发现的一样。斗彩的做法是白色素胎做好之后，用钴料配成的绘瓷原料绘出装饰花纹的轮廓线，罩盖白釉，用高温烧成。然后，用红、赭、绿、黄、紫等彩，在白釉上沿着青花的轮廓线填彩，共同组成完整的装饰画面。入窑二次烧成。所谓“釉下青花釉上彩，争妍斗艳叫斗彩”就是这种工艺的概括。斗彩以成化年间工艺水平最高，各代都有生产。 (3)五彩。根据清代文献记载，五彩包涵的内容很丰富，斗彩也包括在五彩之中。近代为了研究和叙述方便，将斗彩提出单独作一个装饰课题。五彩的涵义就略有不同了。 五彩意即多彩。它是在烧成的瓷器上，用红彩(主要是矾红)、绿彩、黄彩、金彩、紫彩等色绘出完整的装饰画面。部分五彩花卉组成上也有少量的青花内容，但它不占重要地位，其他色彩也不必沿着它的轮廓线填绘。彩色的使用比较自由活泼，如嘉靖五彩鱼藻罐，水藻中就有蓝色水草。五彩也是二次烧彩，温度在800℃左右，由于用彩浓烈，五彩也称硬彩。 (4)素三彩。这是一种主要供宫廷使用的瓷器。皇室祭祖、祭天及宫廷一些吉祥、迷信宗教活动等，不大讲究用大绿大红，要求色彩素雅，这就是素三彩。主要在一个“素”字上，三彩之名可能是人们借用唐三彩之名而来，也可能就是指多彩的意思。其实素三彩并不素，比青花色彩多，有黄、绿、紫等色。其作法和五彩一样，也是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画彩，再烧彩。画的内容和五彩相似。彩瓷上有一个“素”字不等于俭朴，只是在奢侈生活中讲究“高雅”而已。 明代的制瓷业中，官窑和民窑同时发展。官窑不计成本，务求精美，产量不多。从明朝永乐开始，官窑生产的瓷器上面都有当时皇帝的年号款识。民窑容量大，产量多，既产精良瓷器供上层官僚地主富商享用，也产粗瓷供普通民众日常使用。 在其他地方，如福建、广东、云南都生产青花瓷器，有的规模还很大，许多产品用于外销。在浙江地区的龙泉窑，继续生产青瓷，也不乏精美之作。此外山西的珐花，宜兴的宜钧，广东石湾的釉陶，工艺水平也很高。宜兴紫砂陶器更是别具一格，它们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第十三章 元明清瓷器的新成就 第四节 清代瓷器工艺的发展和衰落 明朝的腐败导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经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冲击，明朝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最后被满族势力灭亡。明清时期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但清朝统一全国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了一个时期。开国初期几个皇帝励精图治，很有作为，行政管理严明而有效率，在加强少数民族团结、巩固边疆、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中有不少的贡献。清初对人民的剥削比明朝有所减轻，社会经济仍然有所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特别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形象。 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制瓷工艺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代表清代制瓷水平的仍然是景德镇。景德镇窑户达数千家，匠人10多万，成为名副其实的瓷都。 清朝开国的几个皇帝都喜爱瓷器，常常亲自过问景德镇御窑厂的生产。将宫廷收藏的历代名瓷作样品拿出来参考，宫中御用画师等艺术家也参与花纹的设计。派官吏到景德镇监督官窑生产。为了对皇帝负责，有的官吏亲自到第一线，孜孜不倦地钻研技术，总结工匠的经验、技能和工艺程序。尤其像唐英这样杰出的人物，长期任督窑官，他的著作《陶人心语》、《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等，对总结几千年来陶瓷工艺和发展今天的陶瓷艺术都有重要的价值。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他自己善于钻研的结果。 清朝废除明代的编役制度，实行“官搭民烧”。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废除匠籍。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恢复御器厂后，御器厂300余名工匠与其他办事人役都“支领工值食用”。工匠有较多的自由，提高了主动性和积极性。所谓“官搭民烧”就是把官府御窑的生产任务交给民间瓷窑去完成。这就普遍地提高了民窑精细瓷器的制作工艺。乾隆年间出现了“官民竞市”的局面。官窑、民窑互相影响、竞争的结果，促进了整个瓷业的发展。清朝景德镇制瓷业规模空前，制瓷区域在景德镇地区延袤10余里；在这个山环水绕的地带，民间作坊有300多处。据《景德镇陶录》一书记载有“官窑户”、“哥窑户”、“龙泉户”等专业工人数十万。其他从事与瓷业有关行业的人就更多了。人们生活和陶瓷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有工人“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稌”之说，景德镇真正成了名不虚传的瓷都。清朝陶瓷生产无论在规模、分工或雇佣关系方面，比之明朝，都有明显的变化，制瓷业的成就也远远超过明朝。 景德镇清代瓷器主要是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所制。乾隆以后逐渐走下坡路，艺术水平日益败落。清朝三代瓷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胎质细腻、釉光莹润、色彩绚丽、镂雕精工。重要品种有以下几方面： <h3>青花瓷器</h3> 清朝青花瓷用料品位很高，有一套提炼加工的办法，作起画来，画面层次清楚，钴蓝呈现的彩色，青翠光艳，给人以清新明快的感觉，题材比明代更广泛，画面更宏大。出现了完整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以及人民喜闻乐见的、《列国志》、等古典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场面。雍正、乾隆的青花没有康熙青花那样多的层次，但绘画更严谨，更接近中国水墨画的技法，留下来不少优秀之作。 <h3>五彩瓷器</h3> 以康熙时期水平最高。造型的式样很多，规格品种也远远超过明代。大瓷盘口径达55.4厘米，小的只有几厘米。无论大小，都画得很精细，一丝不苟。画面上，讲究场面宏大。用彩也比明代多而复杂。除用红、绿、赭、紫等作为绘画的主要色彩外，又加入金彩、蓝彩(钴蓝)、黑彩。画面清新，色彩绚丽，讲究章法。康熙年间发明了釉上蓝彩，取代明朝五彩中的釉下青花。器物种类有罐、瓶、笔筒、盘、碗、供器、祭器等。花纹内容有锦绣纹、蕉叶、花、鸟、虫、鱼、蝶、人物故事等。各种内容相互搭配，如牡丹和凤鸟相配，画出“丹凤朝阳”，或龙凤相配成“龙凤呈祥”，小鸟和凤凰相配组成“百鸟朝凤”，寓意明君威德，人心所向。更加体现出明清瓷器“画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良苦用心。用它来表现太平盛世的社会景象的内容更多。瓷器是一种立体器物，在它上面作画，比在纸上作画困难，但艺术家们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和技巧，布局合理，用彩出奇，能在瓷器上作出很大的人物故事画，有的简直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历史故事的宏伟图卷，如周处斩蛟、皇甫端相马、岳家军抗金等。有的反映清朝初年农村生活的劳动情景。就绘画艺术而论也达到极高的水平。 <h3>粉彩瓷器</h3> 创始于康熙时期，雍正、乾隆时达到很高的水平。粉彩是一种釉上彩，在工艺上引进了西洋工艺，一是在含铅的玻璃质中羼入了“砷”元素，发明了玻璃白。玻璃白是采用天然矿物质“白信石”和铅熔块、硝酸钾等配制而成，它的作用是对各种彩色进行“粉化”，使红彩变成粉红色，绿彩变成淡绿色，蓝彩变成浅蓝色，同时借助改变玻璃白加入的数量，把一种颜色变成一系列深浅、浓淡各不相同的色调，使釉上彩的色调品种大大增加，远远超过五彩。由于它颜色柔和淡雅，画面有立体感，烧成温度更低，又称软彩，尤其花鸟虫蝶，形态逼真。乾隆以后粉彩仍然盛行。 <h3>珐琅彩瓷器</h3> 又名瓷胎画珐琅，是利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加工提炼而成，绘于白瓷上以氧化火焰烧成。到雍正时候，除西洋以进贡名义进口以外，中国也能配炼。以石英、长石等原料加入纯碱、硼砂及多种金属氧化物、氟化物，经熔融、冷却、研磨等工序制成。清代珐琅彩瓷器上除中国传统的装饰内容以外，也受到欧美古典绘画艺术的影响，常常表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健康活泼、生气盎然的内容。宫廷对这种艺术瓷器十分重视，控制也十分严密。它的制作分两个阶段。先由宫廷控制的景德镇御器厂烧出洁白细致的白瓷，经百里挑一，选出精品，运到皇宫造办处，再由皇宫御用画师或聘请欧洲画师在上面作画。可以说珐琅彩瓷器就是清朝精良的白瓷同高超的粉彩艺、西洋绘画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珐琅彩瓷器的内容有花鸟、人物、题诗等。最常见的花卉有月季、天竹、腊梅、兰花等。人物有神童、仙女等。乾隆时期的作品上常见天使、美女、圣婴等。珐琅彩瓷器精美异常，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朵灿烂的鲜花。 <h3>斗彩瓷器</h3> 其工艺水平超过明朝。斗彩作品已经普及到一般生活用瓷上，装饰内容比明朝更丰富。作画时采用渲染烘托的画法，内容有团花、折枝花、卷叶花卉等。讲究对称，布局严谨，内容丰富多彩。 乾隆时期发明了很多制瓷的新工艺。由于工匠掌握了各种特殊的技巧，准确地使用火焰，控制火候，娴熟地控制胎釉性能。巧妙地用制瓷原料作出仿竹器、木器、铜器、石器、象牙雕刻器等，各种器物形象无不惟妙惟肖，真正达到鬼斧神工的境界。此外，还有烧制成功的镂孔填釉的玲珑瓷和大型雕刻的转心瓶和转颈瓶，匠心独具，技艺空前。 颜色釉瓷器也有许多创造，如“官釉”、“天蓝”、“粉青”、“红釉”、“窑变”、“豇豆红”、“蟹甲青”、“鳝鱼黄”、“茄皮紫”、“松石绿”、“茶叶末”等，为瓷器的设计增添了许多新品种。 清朝乾隆以后，统治集团已经腐朽，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各种富有民族传统的手工技艺也在腐败社会制度的束缚下衰落下去。陶瓷手工业和技艺也是如此，只有景德镇能维持一定生产，但内容庸俗，艺术水平明显下降。其他各窑更是一蹶不振。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里，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陶瓷手工业在封建官僚的盘剥和西方洋瓷的排挤下，受到严重摧残。具有悠久传统的陶瓷工艺，失去了昔日的光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采取扶持政策，失散的工人渐渐回到陶瓷生产岗位，发挥自己的才智和技能，富有民族传统的陶瓷工艺逐渐有所恢复，缓慢而艰难地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 第十三章 元明清瓷器的新成就 第五节 明清瓷器的外销 明朝瓷器输出主要是沿着元代以来开拓的贸易航线。特别是郑和八次远洋航行的路线。不仅海路输出，从陆路输出也不少，沈德符的《野获编》生动地记载了中国瓷器从陆路输出的情况，其特殊的包装方法，表明了陆路输出瓷器的艰辛和贩瓷商人的智慧。他说：“鞑靼、女真诸部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以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余初怪其轻脆，何以陆行万里。即细叩之，则初买时，每一器物纳沙土及豆麦少许，选数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牢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既装车时，又从装车上扔下数番，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 明朝政府为安全考虑，从洪武开始就断断续续实行海禁，以后海禁越来越严厉，达到寸舨不许下海的地步，企图将国门完全封闭起来。但政府的这些措施，只能使正常的官方海外贸易受到打击，民间贸易仍然照常进行，人民总有办法突破海禁。《明史》记载，一些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人，胆大妄为，“嗜利忘禁，私下诸蕃，贸易香货。”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前，中国瓷器输出的式样、类型及花色品种，以传统的适合中国人生活习惯用的造型和装饰花纹为主。这在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各地遗留的明朝瓷器可以证明。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首的欧洲人大量经营中国瓷器以后，景德镇生产了许多适应欧洲人生活需要，表现欧洲人文化习俗的器形和花纹，既有大批的商品瓷，也有来样订烧的品种，如纹章瓷就是突出的例子。 明朝瓷器贸易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赠予、赏赐方式的商品交换。明朝政府把自己视为中央之国，以国力强大和经济富饶而把周围邻国视为蕃国、蕃邦，因此，当这些蕃国国王、使臣来朝，上贡方物之后，明朝皇帝都要以瓷器给予赏赐，不仅蕃国国王、使臣来朝要赏赐，明王朝还派遣使臣到这些国家去行赏。例如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廷“遣使赐占城、暹罗、真腊国王织金文绮各三十二匹，瓷器一万九千尊(《明史·占城传·真腊传》)”。许多国家，如琉球国王察度遣其弟泰期从琉球来朝时，特别表明他们国家对明朝赏赐货物，不贵纨绮，但贵瓷器、铁釜等物。在赏赐的同时就进行贸易。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于名出使琉球国，赐其王察文绮20匹，陶器9000件，铁釜10口；除赠给琉球王本人包括瓷器在内的大量物品而外，另以绸100匹，纱、罗各50匹，瓷器69500件，铁釜990口，就其国易马。来华使臣在贡献方物，得到赏赐以外，还可以经允许到市场上去买瓷器。《明史·日本传》记载：“日本国十年一贡，人止百人，船止二艘。”这是永乐时期规定的，到宣德时期人员达300，船三艘。《大明会典》记载，弘治时期贸易使臣进贡到北京，每人许买青花瓷器50件，规定了明确的价钱，如青花白瓷盘每个500贯、碗300贯、瓶每个500贯等等。 郑和八次航海，远航亚非许多国家，主要是宣扬大明国的声望，建立邦交，开拓贸易。他的船队带去许多丝绸瓷器等宝货，每到一处都要进行赏赐，同时接收回赠方物，这实际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形式。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说，祖法儿国(又叫佐法儿，今阿拉伯半岛阿曼西部沿岸的多法尔)，当开读赏赐完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纻丝、瓷器等物。锡兰国，人们对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为喜爱，用宝石、珍珠换易。像占城国这样一些地区，人们用淡金换易自己最喜欢的青瓷盘碗，有些也用铜钱买青花瓷器。 第二种，外国人，包括遣使官员，不按上述方式，不顾中国法律规定私自到中国来买瓷器，《太宗实录》记载，礼部尚书李玉刚等奏，琉球国山南王遣使贡方物，就令赍白金诣处州市瓷器，法当逮问。永乐皇帝说，远方之人只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 第三种，民间贸易。洪武以来尽管有严厉的海禁，但民间贸易仍然将其冲破，瓷器输出的趋势不可阻挡，输出的数量越来越大。《东西洋考》记载，成化、弘治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亨利玉尔在《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上记载，1514年(正德九年)安德鲁葛沙利斯致鲁伦初美德旗公爵书说：中国商人的贸易到了远洋大海湾，运出的货物包括药材、瓷器、锡、珍珠、生丝和各种纺织品，远达满剌加。也有葡萄牙航船至中国，售出其货，获大利而归。因有人违背当地风俗常例，中国官吏禁止上岸。随着葡萄牙人海上贸易势力的增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海峡，1517年占领澳门的上川岛，从此以后，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荷兰的崛起，也使许多城市成为贸易中心，贸易势力向亚洲发展，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政府的支持，垄断了东到好望角，西到麦哲伦海峡的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建立，主要看到中国的贸易，尤其是中国的陶瓷贸易能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该公司先后在台湾、广州、福州、厦门、金门等地同中国展开贸易。t.佛尔克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日记簿，在日本平户和出岛的记录以及其他第一手材料写成《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详细介绍了该公司经营中国瓷器，以后又增加了日本瓷器、波斯陶器的情况。该公司的商船将这些瓷器运往荷兰本土、波斯、阿拉伯、印度、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销售。仅该公司一家，从1602—1682年的短短80年中，运出的中国瓷器竟达1600万件以上。此外还有特别善于经商，早就从事中国瓷器贸易的阿拉伯人、日本人、缅甸人、马来亚人、印度人、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等，这些人经营的中国瓷器虽未经详细统计，但哪一国都会比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景德镇地区早就流传：“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喜欢中国瓷器的人很广泛，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中国瓷器销往本国、欧洲各国之外，也销售到亚洲各国。一般老百姓、官僚贵族乃至王公贵族都喜欢使用中国瓷器。除了经一般贸易途径购买之外，如果遇上拍卖会，人们更是踊跃去买。1604年荷兰人掳获一艘商船，据说船上载有60吨瓷器，在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西欧各地人士竞相购买，法国皇帝亨利四世也购买了一套质量很佳的餐具。由于有利可图，荷兰东印度公司越来越积极地从事中国瓷器贸易，增长的速度十分惊人，例如1610年7月仅一条船载运到荷兰的瓷器就为9227件。1612年38641件。1614年69057件。1639年366000件。到1657年的半个世纪里，根据档案统计有发货单、装船单的统计数字是300万件，实际数字肯定远远不止于此。除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外，英国在1698年，法国在1719年相继建立东印度公司。在其开展的大规模贸易活动中，中国瓷器的份额最大。 中国的出口瓷器，品种很多，除传统的青花、五彩等品种以外，还有一种专供外销的瓷器叫克拉克瓷器，是一种青花瓷器，开始完全是中国的风格，后来增加了许多异国情调的内容。有的外国商人还带来了样品，或将样式用木头旋出来，让中国商人带到景德镇去生产。如1635年台湾总督给阿姆达丹公司的报告中提到他曾交给中国商人木制的大盘、盐盒、小杯、芥末瓶、大杯、大碗、冷饮器、瓶、大罐、餐具、宽边扁盘、带水罐脸盆，并画上各种样式的中国画。在清代中叶，广州地区出现专门满足洋人选购的“广彩”瓷器，即将景德镇烧的素白瓷器，运送到广州，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开炉烘染，制成精彩的彩瓷。很多外销瓷今天保存在欧洲各国，在中国内地很少看到。上面提到法皇亨利四世在阿姆斯特丹拍卖会上买到的那套可心的餐具就有汤盘、餐盘、水果盘、船形沙司碟、色拉用碗、带碟子和带盖的汤碗等，这明显的是一套西餐具。 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等贸易公司在中国订烧的一种质量很高的瓷器，叫纹章瓷。照外国人需要，绘制有特殊的纹章，如省徽、贵族公爵家族的族徽、权杖、国王的王冠等。有的纹章瓷器书有制作年代。除纹章瓷以外，许多外销瓷上绘有展现欧洲风土人情的画面，这些作品对研究当时欧洲的历史都是有益的。 附录 辅辅文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561_4.jpg" /> 青瓷莲花尊 北齐 河清四年 通高69.8厘米，河北景县封子绘墓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561_1.jpg" /> 彩陶人面纹、鱼纹钵 中国北京历史博物馆藏品陕西省西安市半坡仰韶文人遗址出土，口径40.8厘米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561_3.jpg" /> 彩绘陶云气纹壶 西汉 洛阳烧沟汉巷出土 通高45.5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561_6.jpg" /> 晚唐越窑青瓷折沿盏托 杜劲甫藏品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561_10.jpg" /> 辽绿釉划花皮囊壶 高26.5厘米 杜劲甫藏品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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