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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都城》 正文 概述 今天，北京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但你可曾知道，北京在元、明、清时代就已经是中国的都城了。北京作为古都的历史，甚至可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燕〔yan烟〕国。当你在西安参观号称世界奇迹的秦陵兵马俑展览馆，在洛阳观赏王城公园盛开的牡丹，在开封攀登巍然屹立的铁塔，在南京环游长度为世界第一的明代城墙，在杭州为西湖的胜景而流连忘返，在安阳的殷墟发思古之幽情时，你可曾知道这些城市都是我国的著名古都，你可曾知道它们作为古都的来历？ 除了这些著名古都，我国还有许多城市，历史上也曾做过某一个或几个王朝或某一地区政权的都城。此外，也还有许多昔日繁华一时、声名赫赫的都城，早已沦为废墟，或化为农田，或湮没在荒草荆棘丛中。尽管如此，每个古都，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它们是古代某一时期我国或特定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们又都是巨大的政治舞台，曾经进行过既威武雄壮、又慷慨悲凉的历史活动。 <hr /> 夏商以后，我国经历许多次统一时期和分裂时期。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发生过频繁的王朝更替。自秦朝以后，仅统一王朝便达10多个，王朝的更替常导致都城的变迁。分裂时期大小国家林立，国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都城。我国疆域广大，在清统一以前，边疆地区的民族有时候还会建立区域性政权，这些区域性政权(除了某些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一般也都有自己的都城。。如果将统一王朝的都城、分裂时期的都城、边疆民族政权的都城都计算在内，我国古都的数目是十分可观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自上古到北魏时期的都城，大约有180处。此后直至清朝，王朝兴替，列国消长，又增加了几多古都。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从最西的新疆到东端的黑龙江，从北方的内蒙古到南部的广东，都有古都分布。如果将所有古代的都城都标注在同一幅地图上，这幅地图一定会像夏夜的星空，令人目不暇接。 在所有的古都中，最著名的是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被称为我国的五大古都，加上杭州和安阳，被称为我国的七大古都。从历史上看，都城建立在此七大古都上的历代王朝，所统治的地域最为广大、经历的年代最为悠久、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安阳的古都遗址，包括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的殷墟和河北临漳县界的邺都遗址，它们早已被战火摧毁。其余六大古都仍屹立在华夏大地，经过多次重建，以新的面貌，迎接千千万万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让我们翻开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看看古代都城变迁的岁月沧桑吧！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09_1.jpg" /> 中国主要古都分布图 注释： 都城，现代称首都，古代称都城、国都、京、京城、京师、京都等，是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地。它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多数情况下又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如果将国家比作人的话，都城便是他的头脑。因此，都城在国家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文 第一章 文明之光——早期的都城 中国的都城，是随着早期国家的建立而诞生的。但是它的出现，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表明，在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村落已有了合理的布局，以适应集体生活的需要。为了防备猛兽的突然袭击，开始挖环绕村落的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部落之间已发生彼此间的掠夺战争，为了防备其他部落的突然进攻，各部落开始用城墙作为防御工程，产生了最原始的城堡。这既是城市的萌芽，也是早期都城的起源。 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曾在《礼记·礼运篇》用“大同”和“小康”指称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和在这以后的阶级社会，并将两者进行对比。在他看来，“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物质分配比较合理，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但“小康”之世便绝然不同，“天下为家”，人人为自己，统治者代代相传，各国之间发生战争，不得不修建“城郭沟池以为固”，制定礼义制度以规范人心。显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国家的诞生和城市的形成，作为国家统治中心的都城也随之产生。 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据古书《世本·居篇》记载，夏朝的第一个统治者禹在阳城建都。在都城建起了城郭沟池、宫室台榭和监狱，还驻扎着军队。传说大禹以后，夏的都城曾经多次迁徙，前后有10次之多，先后在今天的山西夏县与河南登封、偃师、禹州、济源、濮阳、巩县、陈留等地建立好几处都城。由于史书缺乏记载，有关夏都的建置和布局情况今天仍不清楚，只能从一些夏文化遗址中知其大概。根据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和偃师县二里头两处有可能是夏代都城分析，当时的城垣可能多数为正方形，已有宫殿出现，还有祭祀祖先的祖庙。 商朝是我国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都城一直迁移不定，约在公元前16世纪灭夏以前，从祖先契到汤迁徙八次；灭夏以后，迁徙五次。关于各次迁都的年代和地点，在古书中有很多说法，并不一致。《竹书纪年》记载的商朝灭夏以后五次迁都的年代和地点是：仲丁迁于隞〔ao熬〕(今河南荥阳市北)，河亶〔tan谈〕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县东南)，祖乙迁于庇(约在今山东省西南部)，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市)，盘庚自奄迁于北蒙，称之为殷(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自公元前14世纪迁殷以后直到商朝灭亡，273年间不曾迁过都城。 邯郸：从公元前386年赵国自中牟迁都于此，到公元前228年秦灭赵，赵国定都邯郸158年。邯郸城形制特殊，建筑雄伟，有后人称为赵王城和大北城的两个城址。赵王城由三个小城连接组成，可能是宫殿区。大北城在赵王城北，可能是郭城，东西宽约三公里，南北长近五公里，为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区、居民区。赵王城东北角的丛台高达26米，是赵国早期宫殿所在。赵国是华山以东强国之一，作为其都城的邯郸工商业发达。传说郭纵以冶铁致富，富比国王，赵国舞女也以婀娜动人而名闻遐迩。一直到汉代，邯郸仍被列为全国五大都市之一。 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为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周人兴起于渭河中游，古公亶父时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下)。古公亶父在这里使用司空、司徒等官吏大规模征发人民修筑城郭宫室，设立宗庙和神社，建立国家机器。我国古代最早的诗集的《大雅·绵》篇，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当时，不仅筑土墙前先拉上一根绳子作为直线的标准，而且宫殿的正门(应门)和外门(皋门)都造得高大堂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10_1.jpg" /> 《三礼图》中的周王城图(据刘敦祯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 考古勘探和发掘目前还未找到周都丰、镐的确切位置，不过，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考工记》对周人的都城宫室作过粗线条的描绘：“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大意是说，工匠建造都城，作正方型，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道各九条，在城内的左边(东部)建造祭祀祖先的太庙，右边(西部)设置祭祀土地之神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前面(南部)是宫廷，后面(北部)是商业区“市”。《三礼图》一书还根据文献想象，画出了周王城图。现存春秋战国一些都城的遗址表明，《周礼·考工记》所载至少有若干事实作为依据，并非完全出于臆造。周王城对后代的都城有一定的影响，周以后的都城在设计时或多或少都附会《周礼·考工记》的原则。西周同时设两个都城以加强中央统治的作法，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成周分“城”和“郭”两部分。城又称王城，是西周统治集团的驻地，面积较小。“郭”在王城以东，面积较大，主要用来安置商朝贵族和驻屯镇守东方的西周军队。这种都城设置“城”和“郭”的制度，以后也为各国所继承。 楚国 郢〔ying影〕 今湖北江陵县西北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东迁洛邑，开始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生产力不断提高，各地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人口也相应地不断增加。政治上，诸侯国林立，各国之间争战频繁。这些因素，一方面促使都城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都城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平王东迁时尚有1200余国，见于记载的也有140多个。每一个诸侯国都有一个都城，一些诸侯国的都城还经常迁移，如晋国先后就曾六次迁移。史书上关于那个时候“城某地”、“筑某都”的记载，不胜枚举。当然，有些都城实际只是一个小城，无论人口数量和城区面积都很小，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影响。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不重要的都城现在都湮灭了。那时比较著名的大国，在比较稳定或强盛时期的都城，分列如下： 齐国 临淄〔zi资〕 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赵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东南)→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邯郸(今河北邯郸市) 秦国 雍 今陕西凤翔县东南 鲁国 曲阜 今山东曲阜市 郑国 新郑 今河南新郑市 吴国 吴 今江苏苏州市 越国 会〔gui贵〕稽 今浙江绍兴市 曲阜：商代这里称奄，曾为商的都城。周武王灭商后，封他的兄弟周公旦为鲁国公。周公旦在朝辅政，派他儿子伯禽到此建鲁国，开始创建曲阜城。经过西周、东周几百年的经营，到战国时已是东方的大都会了。当时曲阜城呈扁长方形，东西约四公里，南北约三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现在的曲阜城只及其1/7。四面11座门，城内有八条交通干道。城中心是宫殿区，城的东、西、北三面为手工业作坊和居民区。近10余年来，通过对曲阜故城的制陶、制骨、冶铁、冶铜等作坊遗址和居民区遗址的系统勘探，使人们了解到当年的鲁国都城已经相当繁华。曲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诞生在这里，据说孔子在此教过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 会稽：古于越族本生活在今浙江绍兴市以南的会稽山地，公元前505年以后，具有雄才大略的越王勾践，为求往外发展，始将政治中心安放在会稽。公元前490年，越国利用当地的八个孤丘，建成一座周二里余的城邑，称为小城。设有陆门四处、水门一处。小城附近又筑大城，周20里，设有陆门三处、水门一处。勾践以此为基地，发展农业和冶炼、造船、制盐等手工业。他卧薪尝胆，终于消灭强大的吴国，并北上中原争霸。公元前472年越国将都城北迁琅邪(今山东胶南市南)，但会稽仍为于越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公元前334年，越国复以会稽为都城。秦统一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稽都是钱塘江以南地区的政治中心。 战国时，虽然经过长期的争战，小国家被大国家吞并，诸侯国数量大为减少，但由于许多国家经常迁徙，这一时期做过都城的城邑仍然很多。战国七雄的都城迁徙情况如下： 这时期城市的功能也有了增加。西周以前的都城只是政治、军事中心，而这时的一些大都城，除了是政治、军事中心外，还是经济、文化的中心。 楚国：郢→陈(今河南淮阳县)→巨阳(今安徽太和县东南)→寿春(今安徽寿县) 郢：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到此。以后，除楚昭王曾短期都都〔ruo弱〕城外，在公元前278年楚国因秦军进攻被迫迁都以前，郢一直是楚的都城。因其在纪山之南，后代又称之为纪南城。城为长方形，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总面积近16平方公里。共有七个城门，其中五个是陆路城门，两个是水路城门。城四周有护城河，宽达40米。城内有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有生产多种手工业产品的作坊区，城郊有许多贵族墓地。楚国为当时大国，郢城市面十分繁华。桓谭《新论》说，郢都内，车撞车，人碰人，人们早上穿新衣出门，晚上回来衣服已挤破了。郢城地下曾出土过色彩艳丽的丝织品和巧夺天工的漆器，反映了手工业的发达。这里是覆盖南方广大地域的楚文化的中心，它不仅造就了战国最伟大的诗人屈原，而且也是当时的音乐之都，既有只被少数人所理解接受的高贵典雅的音乐“阳春白雪”，也有流行于广大人民之中的大众音乐“下里巴人”、“阳陵采薇”。据说“下里巴人”、“阳陵采薇”往往是一人唱而千人和。楚国灭亡之后，郢都被夷为平地。 燕国：蓟(今北京城西南)。又以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为陪都，称下都。 韩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阳翟〔zhai宅〕(今河南禹州市)→新郑(今河南新郑市) 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helu盒驴〕即王位，决心富国强兵，于是采纳伍子胥“先立城郭，设守备”的建议，经过精心选择，于今苏州市修建都城，又称姑胥城、阖闾城。后长期定都于此，直至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越绝书》记载说，吴城有大小两城，小城周12里，大城周47里。此外还有外郭城，周68里。城池呈长方形，分水陆门各八座。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城内还有护城壕，由水城门相接，与郊外河湖港汊相通，便于船只进出，体现了南方水网地带都城的特点。这里的手工业特别发达，著名的干将、莫邪剑就是在此铸成的。吴国是当时的大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吴也成为当时江南著名的都城。 根据远古的传说，在夏禹之前还曾经有过三皇五帝，古人的不少著作记载了三皇五帝所在都城的名称。但现代史学界一般认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尚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这时候国家还没有产生，更不可能有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因此，这些所谓的都城，即使确实存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部落领袖的驻地罢了。 春秋战国时期，都城的建筑布局有了进步，城垣建筑越来越成熟，城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春秋时不过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战国时已经出现周长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城了。城垣的设备日趋完善，隍池、雉堞〔die迭〕、城阙、城楼、闸门和吊桥等都已出现。孟子所说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正是这种城坚池固的写照。在布局上，这时的都城大多是正方形。西周时成周城分城和郭，城在西面，郭在东面，城面积较小，郭面积较大，城和郭相互依托的作法，也被许多国家先后采用。因此，郭又称为“大城”。小城一般是国君和大臣集中办公的区域，也是国君和贵族的宫殿住宅区。大城是一般的居民区，还有手工业区、商业区、墓葬区。城内一般都有一些农田，居住着数量不等的农业人口。东周王城大部分还是空地或农田，居民中农业人口也不少，这是早期都城的一大特点。直到唐代，长安城内仍有农田存在。 宋国 商丘 今河南商丘市南 秦国：雍→泾〔jing京〕阳(今陕西泾阳县境)→栋〔yue月〕阳(今陕西临潼县北)→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目前比较典型的商代都城遗址有4处，即河南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某方国都城)。从这些遗址来看，当时都城的范围都不大，盘龙城仅1平方公里。有的城有城墙；有的城可能没有城墙，但有壕沟作为防御工事；有的既有城墙，又有壕沟。都城内有一定的布局，供国王及其统治集团成员居住的宫殿建筑布局已呈现出一定规则，并都分布在都城的东北部，这说明建造者事先是经过规划的。宫殿区的周围有一些居民点、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城内的居民有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居住区内，建筑物与坟墓杂处。此外，还有作为都城外围区域的王畿〔ji基〕地区。殷墟的王畿称作“大邑商”，西面的太行山、东面的漳水和滏水都在王畿的范围之内。 齐国：临淄 大梁：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为了称霸中原，将魏国都城自安邑迁到大梁，开封开始了建都的历史。魏都大梁的第二年，便利用附近的有利条件，开挖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沟通了当时黄河和淮河间的主要水道。从而大梁成了交通枢纽，对外联系四通八达，并很快成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城内人口众多，人民车马往来，川流不息。这里还是人才辈出之地，战国名相名将商鞅、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吴起等人都在大梁受过教育或活动过。 魏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都城发展的重要阶段，后世城市的一般功能和规划布局在这时都显露了雏形。这些都城，尤其是东周和“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都城，不仅在当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选择几个主要的都城作一介绍，以便于我们对当时都城盛况的了解。 雍：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自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迁都于此，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迁都栎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南)，雍作了280多年的秦国都城。全城东西宽3.3公里，南北长3.2公里，有的城门宽达10米左右。主要的宫殿和宗庙建筑，都在城内偏向西南的中部。现今发现的建筑遗址，都有较大的规模。其中的马家庄三号遗址和一号遗址，分别是目前所发现的秦统一以前最完整的宫殿布局和宗庙遗址。前者包括外朝(国王处理政务的地方)、内廷(国王起居生活的地方)的朝廷以及寝宫，四周有围墙，从南到北分成五进院落。后者分别由祖庙(祭祖先的场所)和另两座庙宇组合成“品”字结构，平面呈“凹”字型。献公以后，由于雍城过于偏西不便向东发展，秦国都城向关中平原东部迁移，但仍没有废弃雍这个长期建设的旧都，宫殿和宗庙依然继续使用，有些重要的礼仪还是要到雍的祖庙来举行。直到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还在此为22岁的秦王政举行成年的冠礼。 咸阳：公元前350年，即迁都栎阳以后的10余年，秦孝公又将都城迁到咸阳。到公元前207年秦亡止，咸阳共作了144年的秦国和秦朝都城。它位于关中平原东部，著名的渭河渡口上，交通便利，有利于秦国向东方的扩张。在迁都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秦国发展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咸阳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秦灭六国后，咸阳又成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都城。秦初都咸阳时，所修城垣、宫殿都在渭河之北，东西六公里，南北约7.5公里。秦始皇在灭六国过程中及统一后，在此建造了具有关东各国建筑风格的大批宫殿。据说，咸阳附近200里内，宫殿达270多处，横跨渭河两岸。著名的阿房宫就在今西安市和咸阳之间，宫的前殿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树立五丈高的旗子，其东、西、北三面都筑有宫城城墙。都城人口也达到七八十万。但是，好景不长，10余年后即发生秦末农民战争，咸阳被项羽军队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燃烧了三个月，将之化为废墟。不过，继秦而起的西汉建都长安，长安城即位于咸阳故城之南，仅一水之隔，咸阳对于西汉长安城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 临淄：齐国是周初最有名的功臣吕尚(姜子牙)的封国。从公元前9世纪中叶齐献公迁都于此，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临淄作为齐都长达600余年。全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七公里，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大城是一般居民区，小城是宫殿区，手工业作坊主要分布在大城的东北部和小城的南部。现已探明城门11座，有10条道路和两处排水系统。战国时临淄有七万户居民，为列国中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史记·苏秦列传》描写说：临淄的街道上，车与车相撞击，人与人肩碰肩，衣襟相连成帐子，衣袖举起如幕布，人们挥挥汗便如同下雨一般。临淄也是东方文化中心，著名的思想家孟子、荀况、邹衍都来过这里。秦汉时代，临淄仍是我国北方的重要城市。西汉初年人口达10万户，成为临淄的全盛时期。 蓟：从公元前11世纪召公奭〔shi式〕受封定都于此，到公元前226年秦破燕国，蓟共作了七八百年的燕国都城。战国时，燕国雄踞河北北部，并将势力伸入辽东半岛，蓟也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它的贸易联系范围，除燕本国外，远达今山东、山西、河南的一些地方。城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见于记载的就有元英宫、历室宫等。蓟的遗址至今还不能确定，有关城内布局也不很清楚。除蓟外，战国时燕在武阳设下都。武阳遗址东西长八公里，南北宽四公里，城区面积达32平方公里，为现存最大的战国遗址。城墙最高达10米。分东、西两城，由一条纵贯南北的河道隔开。东城是内城，面积大于西城，宫殿区、居民区和作坊区主要分布于此，地下还埋设陶管下水道。由于下都是军事重镇，东城内有不少遗址可能是兵营。西城从西面护着内城，居民较少，主要具有军事上的意义。武阳城仅仅是陪都已具有这样宏伟的规模，作为国都的蓟应更加雄伟壮观。 至文王时，周灭崇国，将都城迁到丰(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武王即位后，又定都于镐〔hao号〕(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但在西周一代，丰与镐同为周朝都城，二城相距仅25里。丰是宗庙所在，是周王祭祖之地，国家每有大事，周王都要从镐来到这里，祭祀祖先以示崇敬。镐是周王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是政治、军事的中心。《礼记》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军队作战，所以说丰和镐在共同起着首都的作用。周成王时，西周还在东方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营建了东都成周，以加强对东方殷故土的统治，从此中国开始了在国都之外又设陪都的历史。 洛邑：本作雒邑，三国魏时改为洛阳。在我国七大古都中，洛阳的建都时间之早仅次于西安。早在灭殷以后，周武王就看中了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认为这是周朝建都的好地方。但是周武王第二年就死了，未能迁都洛阳。此后，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了商朝旧贵族的叛乱，更加意识到洛邑对周朝控制东方的重要性，于是把象征王权的传国之宝九鼎迁到洛邑。在经过仔细勘测后，开始在此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从此，西周有了两座都城，西方的镐京称为宗周，东方的洛邑称为成周。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成周城内小城方1720丈，即大约4.5里，大城“郭”方70里。平王东迁后，这里就成为东周首都。春秋时，诸侯都要尊周天子为共主，洛邑受四方贡，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多富商巨贾，与临淄、咸阳和郢并称天下首富。洛邑文化发达，战国时著名的思想家老子，曾长期在此任史官。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各国，佩过六国相印的合纵家苏秦，亦是洛邑人。 新郑：郑国的封地原来在今陕西华县以东，西周末年随同周平王东迁到洛阳以东，春秋初年建都新郑。战国初年韩国灭郑，将都城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迁到新郑。因而，新郑连续成为郑、韩两国的都城。新郑城东西长约五公里，南北长约4.5公里，中间有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将城市分成西“城”和东“郭”两部分。西“城”建筑较早，东“郭”的城墙是后来修筑的。至少在春秋前期已有郭和郭门，郭门内的大道称“逵”，大道旁设“市”。郑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地理位置优越，工商业发达。韩国则是战国七雄之一。因此，作为它们都城的新郑城内，有规模很大的冶铜、铸铁、制骨等手工业作坊。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10_2.jpg" /> 战国七雄都城位置图 正文 第二章 “秦中自古帝王都”——统一王朝的都城 公元前221年，一代帝王秦始皇结束了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秦朝灭亡以后，王朝不断更替，统一时期与分裂时期交相出现，而且分布在周边地区的非汉民族建立的边疆区域政权不时与中原王朝并立。这时都城的数目虽不如春秋战国，但也相当可观，先后累计不下百数。在众多的古都中，曾担任过统一王朝国都的，只有今天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和南京。它们是古都繁星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五颗光辉灿烂的明星，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是在古都发展史上的地位，其他古都都只能望其项背。 小说家常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论说天下大势。其实，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送入坟墓的长达2132年的悠悠岁月中，中国有1622年是处在统一王朝的统治下。而统一王朝的都城，是全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缩影，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对都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也只有在统一王朝时期，才能调动全国范围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建设都城。因此，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的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及洛阳、北京和南京，无不是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都市。 在统一王朝中，除秦、西晋、隋、元等四个王朝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外，西汉、东汉、唐、北宋、明、清六个王朝皆国祚〔zuo作〕长久，分别维持一二百年甚至将近300年。同一个统一王朝的都城，一般很少迁移。而且，由于历史继承性，旧王朝灭亡后，新王朝有时会在原址建都。因此，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等五大古都，担任都城的时间皆十分绵长。西安和北京担任统一王朝国都的时间都达到500多年，如果连担任分裂时期的都城都算在内，那还要再加上200多年。可以说，自古至今，没有不亡的王朝，却有长期不变的古都。 在五大古都中，西安建都时间最早。这里所说的古都西安，包括今陕西西安市(明以前称为长安)、咸阳市及这两市的郊县。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年，周人就在这里立国了，西周都城丰、镐就在今西安市的西郊。随后它又是秦、西汉、新莽、隋、唐五个统一王朝的都城，其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割据政权也在这里建都，东汉与西晋末年都曾迁都于此。秦统一以后，西安先后作过542年的统一王朝的都城，200余年的割据政权的都城，占封建时代1/3以上的时间。因此，杜甫有诗说：“秦中自古帝王都。” 西安建都的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它坐落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上。关中平原四周山河环绕，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东面以黄河为阻，犹如一座庞大的天然城堡，易守难攻。同时，又有许多关隘与外界相通，特别是东面经过崤、函山地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孔道，把关中和关东(二者以今陕西、山西间的黄河和河南灵宝市的函谷关及陕西潼关为界)乃至中原联系在一起，便于其向东发展。在唐代中叶以前，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关中无疑是控制这一地区最为理想的地方。西安位于平原中部稍东，渭河自西向东横贯平原，流经西安城北，在潼关注入黄河，给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航运之便。因此，西安是关中平原所孕育的一颗明珠。 秦末的一把战火，将咸阳烧为灰烬。刘邦起家于关中，但其左右大臣都是关东人，皆劝他以洛阳为都。只有谋士张良劝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定都关中，因为关中沃野千里，形势险要，可凭着南、西、北三面的地理险阻进行守卫，独开东面去制服关东诸侯。诸侯安定，通过黄河、渭河向都城运漕粮(古代政府规定运送到都城或其他地点的粮食)；关东有变，自黄河、渭河顺流而下，也足以运输军粮。张良一番话说动了刘邦，决定定都长安。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对长安进行了大规模修建，长安开始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西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的西北郊，周长25公里，面积35平方公里。从平面上看，城市除东西两面平直，其他三面都凹凸曲折，好像是由南、北二斗组成，因此人们又称长安城为斗城。城内宫殿巍峨，著名的有未央宫、长乐宫和建章宫。未央宫和长乐宫并立在地势高亢的龙首原上，为两组庞大的建筑群，汉朝的帝后生活和主要政治活动大多在此进行。建章宫建于汉武帝时期，整个规模比长乐宫和未央宫都要大，周长15公里，号称“千门百户”，据说广中殿就可容纳一万人，各宫之间都有飞阁复道相连。 西汉长安城大约有40万人口，居民区被分成160个里，房屋鳞次栉比，人口密度很高，市场众多，除了在横门附近设九个市进行交易，还有一些固定的交易市场。街道笔直宽阔，有“八街九陌”的说法。通向主要城门的大街大都由三条平行的道路组成，左出右入，中间的一条称为御道，专供皇帝使用。两边尽植榆槐松柏，蔽日成荫。汉武帝时，还在长安城的西南开挖了一个名叫昆明池的大湖，引附近河水灌注，占地300多顷，既为长安提供了主要水源，也成为当地的著名风景区。总的说来，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的著名城市，规模可与欧洲的罗马城媲美。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的鼎盛阶段，国家富足，国力强盛，长安经济文化繁荣。《汉书·食货志》说国库的钱成千上万，积久不动，穿钱的绳子都烂了。太仓的米一年压一年，流出仓外，竟至腐烂而不能食。长安市内各种行业十分兴盛，街道热闹拥挤，人不能转身，车不能调头。文化发达，未央宫内有专门收藏国家档案和图书的地方，设在长安的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学生最多时有3000多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以后，长安成了远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的起点。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迁都洛阳，长安开始衰落下来。东汉末年，军阀董卓的部将在城内混战，使长安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关中一带战争不断，人口锐减，偌大的长安竟不到100户人家，还不如当时的一个大村镇。此后虽然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和北周几个朝代在这里定都并屡有修建，但始终没有恢复昔日长期繁盛的局面。 长安城的再度兴盛，要到隋唐之时。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今西安市区所在地创建了新城——大兴城，次年迁入。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又修筑了外郭，从而奠定了唐代长安城的基础。 唐代长安城沿袭隋大兴城旧制，并经过不断修建。它不像汉长安城不规则的斗形，而近似规整的正方形。城东西宽九公里，南北长八公里，城内面积84平方公里，是汉长安城的2.4倍，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全城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靠北墙中央是宫城，又称大兴宫，是皇帝起居和处理朝政的场所。皇城在宫城南面，是朝廷各部门的集中办公地，此外祖庙和社稷坛也在皇城，分别排列在南垣内的东西两侧。外郭城位于皇城的南面及皇城、宫城的东西两面，占全城面积的绝大部分，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整齐而对称地排列在街道的两旁。城内宫殿巍峨，金碧辉煌。街道笔直宽阔，李白称之为“长安大道横九天”。城市里到处绿树成荫，花果飘香。此外，城东南角的曲江池和城北的皇家苑囿，都是风光秀丽的游览区。 唐代是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这在长安得到了集中体现。国内外商人在这里集散，城内出现了专为商人服务的邸店、钱柜。政府专门设立了平准局和东、西市局管理市场。大商人手中积钱万千，于是出现了专门以卖穿钱绳为生的人。唐代中期以后(大约是九世纪初)，当地还出现跟现在汇票性质差不多的“飞钱”。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都来到这里。杜甫遗诗1400余首，其中200余首创作于长安。二十四史中八部是在这里问世的。这里的雕塑、石刻、音乐、舞蹈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长安还是国际性大城市，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联系。政府专设鸿胪〔lu卢〕寺、礼宾院管理外事。各国的使臣、学者、僧人、商人都纷纷向这里汇聚，甚至迁居于此，以至于长安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都染上几分西域的色彩。来自西域的景教、祆〔xian仙〕教和摩尼教也在这时由波斯传入长安。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守卫北部边疆的大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关中和长安陷入战争，长安渐趋衰落。唐末，把持朝政的军阀朱温强迫长安市民集体东迁洛阳，长安变成了瓦砾堆。五代长安城区甚小，明代始作扩建，改名西安。今日西安旧城，就是那时修建的。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的伊洛盆地，南临伊阙，北倚邙〔mang芒〕山，东西分据虎牢、函谷两关，是一个山青水秀、物产富饶、易于防守的地方。不过，在隋唐以前，最吸引历代帝王的，莫过于其居天下之中，较西安便于控制东方，易于漕运的地理条件了。秦统一以后，东汉、西晋两个统一王朝和隋炀帝、武则天等都定都于此，共249年。此外，曹魏、北魏、后梁、后唐、后晋等分裂时期的王朝也曾在此建都达百余年左右。如果自东汉以前再往前推溯，早在西周时，洛阳便是陪都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自镐京迁都城于此。不过，终东周一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使周王成为有名无实的天子。 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以后，正式迁都洛阳，在东周成周的部分旧址上建设新都。城周长约14公里，面积9.5平方公里，有12门。城内广布宫殿楼台，主要建筑南、北二宫成南北纵列，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北宫主殿德阳殿据说能容纳万人，台阶高二丈，殿前有朱雀五阙，高耸入云，从40里外便可望见。由于洛阳城面积较小，不少人都住在城外。 洛阳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商业盛极一时。船车贾贩，遍布四方；奇货异宝，满积京城；粮食、牛马交易最为兴盛；此外，还有书店。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东移到洛阳，来到洛阳的外国商人也很多。 洛阳的学术文化也空前兴盛。政府设有东观、平乐观、兰台和石室等藏书馆和研究机构，白虎观是当时辩论经学的主要讲坛。太学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余人。许多文人学士终身居住在这里。许多不朽著作，如班固的《汉书》(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著作)、许慎的《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字书)，都在这里问世。著名科学家张衡在此创造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这里还建立了我国较早的天文观察台灵台。 东汉末年，军阀董卓在洛阳尽烧宫室，洛阳毁于一旦。三国魏时又在洛阳修建了昭阳殿、太极殿和总章观等宫殿，于芳林园开挖陂池，以满足统治者生活的需要。但就整个洛阳城而言，仍是人烟萧条。西晋时洛阳人口较多，工商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全城有金、马、羊三大市场，每天在规定的时间通过击鼓通知开市闭市。贵族生活奢糜，有不少华丽的建筑物。但西晋只维持了四五十年，西晋末年洛阳又化为一堆瓦砾灰烬。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将都城自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并在汉魏洛阳故城的基础上重建城市。城内外的宫殿园囿建筑较魏晋时又有所发展，特别是佛教建筑。北魏统治者崇尚佛教，在洛阳广建佛寺，佛寺最多时达1367所，而且建筑雄伟，结构精丽。著名的龙门石窟(在今洛阳市南)便是北魏时开始营建的。居民区称为“里”，全城共有220里。其中，通商、达货、调音、乐律、延酤〔gu估〕、治觞〔shang伤〕、慈孝、奉终等里的居民分别以经商、演奏音乐、酿酒、卖棺材等业为生，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里则用来安置内迁的边疆移民。北魏灭亡后，因战争破坏，洛阳再度成为废墟。 隋唐时，洛阳开始了它最辉煌壮丽的一页。公元604年隋炀帝即位后，改洛阳为东京，在汉魏旧城西18里重筑新城，并将全国数万家富商大贾迁到洛阳。新城跨洛水两岸，大约周长55里，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由宫城、皇城、东城、含嘉城和圆壁城、外郭城等组成。宫城、皇城都在城西北角地势较高的地方，宫城在北，皇城在南。宫城的中央各殿和皇城正中门都对着伊阙山，全城以此为中轴线，不仅气势雄伟，而且居高临下，也便于防卫。城西又有西苑，周200里，苑内广布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又沿龙麟渠建了16所宫院，供皇帝游玩。隋代，城内有居民区120坊和丰都、大同、通远等三个“市”。三市占地广阔，商业繁荣，最大的丰都市方圆八里，据说市内有120个行业，3000余家店铺，周围还有400余家商店。 隋炀帝在营建东京的同时，又从洛阳的西苑引涧水和洛水到黄河。不久，又修成纵贯南北、与黄河相交的大运河和永济渠。这样，从洛阳乘船，南可到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北可到达涿郡(今北京市西南)，洛阳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经济文化更加繁荣。隋炀帝时，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唐代的高宗和武则天经常住在洛阳，当时人称长安、洛阳为“东西二京”，二者地位不相上下。 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洛阳遭到严重破坏，保存下来的建筑物不到1/10，开始趋于衰落。五代时虽有后梁、后唐、后晋(约不到二年)建都于此，仍十分衰蔽。北宋时，洛阳一度有所恢复，成为北宋学术文化中心。但北宋灭亡以后，洛阳便一天天衰落下去。 长安、洛阳衰落以后，在洛阳东边的开封继之而起，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 早在战国时期，开封就是闻名天下的都城了，那就是前一节提到的魏都大梁。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军水淹大梁，大梁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后一直到隋代，开封仅仅是一个州县小城。 隋代统一全国以后，隋炀帝为了获得江淮流域丰富的物产，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开封位于大运河和黄河交汇处，南来的船只一般要在开封附近转入黄河，开封发展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唐中后期，随着朝廷对南方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开封的地位不断上升。 五代时期，后梁朱全忠首先在开封建都，数年后再迁都洛阳。此后，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在这里建都。这四个小朝廷在此建都的时间都不长，总共才33年。因当时战乱频仍，除后周增筑外城初步奠定开封城市规模以外，开封的发展并不大，依旧和唐代的规模差不多。不过，由于五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建都在开封，长安和洛阳逐渐衰落，开封已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公元960年北宋定都于此，开封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北宋对开封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由于开封地处平原，为四战之地而无山川之险，北宋统治者特别重视开封城的营建。开封城采用城中套城的形式，从里向外分为三重，即宫城、里城和外城。宫城周长五里，居全城之中，主要建筑物基本上对称，排列非常整齐。里城周长20里，是商业区和居民区。外城周长48里，也为居民区和商业区。外城是军事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因而城墙坚固雄伟，城上每百步还设马面、战棚等守城设施。城外护城河宽50步，深1丈5尺，通过市区的河道水门都专设有铁窗门以加强防守。城市街道和城门相配合。主要干线称为御路，共有4条，由此分出许多分支，纵横交错成棋盘形，通到各个城门，构成四通八达的市内交通网络。居民区分厢和坊两级，共分成八厢，下辖120坊。街巷每300步设军巡捕一所，有士兵五六人，负责夜间巡逻、防火和治安。 开封是水陆都会，交通便利。金水河、五丈河(广济渠)、蔡河、汴河(宋代对大运河的称呼)等四条河流穿城而过，分别通往江南、山东和河南中部，航运十分便捷，各方物资源源不断集中到开封城里。特别是汴河更加显得重要，当时人说，汴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即不仅江南，而且远至南海的物资都由此水路运到开封，所覆盖的范围已占宋代领土的一半左右。由于位居华北，是南来北往的陆路中心，陆上交通也很方便。 开封人口众多，约百万以上。商业极其繁荣，有两万多户人家以经商为业，仅在政府登记的店肆就达6400多户，资产10万以上者比比皆是，最多可达百万。此外，还有许多集中的贸易市场。饮食服务行业尤为发达，各种各样的酒楼、饮食店、茶坊鳞次栉比。宋徽宗时翰林画师张择端画的不朽画卷《清明上河图》，正是当时开封街市上纷然杂陈的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开封的手工业也极其繁荣，门类众多，军器、瓷器、织锦、印刷、酿酒和刺绣一向闻名，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工人人数也为以前历代首都所不及，仅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就达八万人以上。 开封文化非常发达。除太学外，还有律学、武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各类专门学校。国家图书馆崇文院等珍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数十万卷，不仅为统治者服务，也为私人著述提供了方便。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苏轼等人，都在开封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和诗歌。卷帙浩繁的宋代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都是这时由政府组织在开封编写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科学比较发达的时代，当时一些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武器，例如苏颂的水运仪象台(一种用水推动机轮来运转的天文仪器)，世界上较早用火药制成的武器火药箭，都首先产生在开封。 北宋建都开封，历经九帝共168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攻占开封，城市惨遭破坏。汴河航运中断，河道逐渐湮塞，此后，开封每况愈下。金代和明代都曾一度设开封为陪都，金末甚至迁都开封，但由于战争特别是黄河的多次泛滥，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也影响了开封的经济发展，开封城再也未能重现往日的光彩。 开封衰落以后，北京继之而起，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自元代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元朝迁都于此，北京开始成为元、明、清三朝首都(除明初)，建都达591年。此外，十六国时期前燕曾都此八年，辽代以此为陪都，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以后迁都于此，直至贞祐二年(1214年)迁都开封。如果再往前追溯，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燕国的都城蓟。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边缘，东、南为平原，西、北属山地，居华北平原、东北地区和蒙古高原三大区域连接部。顺华北平原南下，可以到达中原地区；沿燕山山麓东走，可以到达东北的林海雪原，那里历史上是女真、满等边疆民族生活的地区；越长城北上，可以到达蒙古大草原，那里历史上是匈奴、鲜卑、蒙古等边疆民族的家园。在历史上，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边疆民族的政权与中原王朝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因此，北京既是边疆民族政权南下的桥头堡，也是中原王朝抵御周边民族军队的重镇。一旦边境局势缓和，北京又成为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北京的地位日益上升。 秦统一以后，北京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北部重镇。秦始皇在其北边重筑了燕长城，派兵驻守。隋炀帝、唐太宗东征高句〔gou沟〕丽时都在这里驻扎过。十六国时，来自辽河流域的前燕曾在此定都数年。 辽金时代北京进入了它的历史转折时期。今天津海河、河北省拒马河和山西内长城一线以北地区，在宋辽对立时期属辽的统治范围，称燕云十六州，北京就是燕云十六州的中心，称为南京析津府，为辽朝的陪都之一。城市方圆36里，分为26坊，工商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还建造了许多著名的佛教建筑。 金代女真人势力达到淮河北岸和秦岭北坡，统治着小半个中国。为便于统治，他们把都城从偏北的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南)迁到了北京，称为中都。金在中都城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中都城在改造和扩建时参照北宋首都开封的规制，城凡三重，最外面的大城在东、西、南三面都比旧城有较大的扩展。大城周长37里，略成方型，每边各有三个城门。大城中部的前方为皇城，皇城之内又有宫城。大城北门以南为全城最大的市场，各种海陆百货云集，街道宽阔整齐，宫殿富丽堂皇，居民据说达22万多户，俨然是一座大城了。城外的许多地方，例如城西的同乐园、城东北的琼华岛，都建成美丽的风景区。横跨南郊永定河上的著名的卢沟桥，也在金代建成。 金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蒙古军攻入中都城并将其一把火烧毁。当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世祖忽必烈来到这里时，触目所见的只是“瓦砾填塞，荆棘成林”的一派荒凉景象。但是，元世祖怀着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还是决定定都北京。 元代北京称大都，又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的意思。城分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大城周长28.6公里，南北略长，呈长方型。皇城内有三座主要的宫殿，即兴圣宫、隆福宫和宫城。兴圣宫是皇太后的宫殿，隆福宫是太子的宫殿。宫城又称大内，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是今天故宫的前身。在大城的平面图上，有一条明显的南北向中轴线，贯穿整个宫城的中心。元大都规划整齐，井然有序，宫殿富丽堂皇，殿宇楼台美丽深邃，金碧流辉，是辽、金时代无法相比的。为了满足对南方物资的需要，元代还开挖了自杭州北上，经过今山东和河北，直到中都城下的运河(即今京杭大运河前身)。 明初称这里为北平。朱元璋死后数年，原分封在北平的藩王朱棣率兵南下，推翻朱元璋的继承人建文帝，自己称帝(即明成祖)，开始准备迁都北平。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改称北京顺天府，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明代花了15年的时间，对元代的大都城进行了重大改造。在元大内的旧址稍南，大规模改建了紫禁城和皇城，周围加凿了护城河。此外，还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天坛、山川坛(后改称先农坛)和分布在东、西、北三郊的日坛、月坛和地坛，基本奠定了北京旧城的基础。清代完全沿袭了明朝的北京城，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清朝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北京西郊营建了规模空前、华丽非凡的颐和园、圆明园等离宫建筑群。 元、明、清三代，北京的经济、文化十分繁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用生动的语言介绍元大都情况，他说“你们必须知道，那里有一个又大又繁华的古城叫作汗八里”，城市商业发达，货物众多，“外国巨价异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明清时，北京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繁华都市。店铺众多，来自各地的货物应有尽有。清代宣武、正阳、崇文三门外最为繁华，富商巨贾多在此经营工商业，货行会馆林立，小商摊贩蜂攒蚁聚，酒楼茶肆鳞次栉比。 北京也是当时闻名中外的文化名都。明代北京国子监学生最多的时候达万余人。我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就是在这里编撰的。北京是古代著名的戏剧形式元杂剧成长的摇篮，民族文化的瑰宝京剧也诞生在这里。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在这里进行科学研究，杰出的戏曲家关汉卿、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都在这里写出了传世之作。 从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南京担任过53年的统一王朝的都城。在五大古都中，南京担任统一王朝都城的时间远比其他古都短。但是，在明以前，南京曾长期担任过南方割据政权的都城。 我国南方地域广大，历史上以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经济发展较早。南京正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边缘，东距长江入海口只有三四百公里，北入淮河流域与华北平原相接。北面沿长江一带及东郊、南郊低山丘陵起伏，对市区形成三面环抱的地理形势。东汉末年，刘备曾到过秣陵(今江苏南京市以南)，看见这一带江山雄秀，于是劝孙权以此为统治中心。后来孙权定吴国国都于此，称之为建业，南京开始跨入古都行列。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部分皇室南迁，晋元帝司马睿〔rui瑞〕在南京建立东晋王朝，与北方的十六国政权相对抗，并改建业为建康。以后，继东晋而起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称为南朝)也以建康为都城。孙吴、东晋和南朝合起来共有六个朝代，史称六朝，在此建都共330年。 孙吴建过两个建业城，第二个建业城周长20里左右，城南修青溪、运渎〔du读〕二河，与秦淮河相通。又挖了破岗渎，将建康和富庶的太湖流域相联系。城内建有华丽的宫城，布局大体仿照东汉洛阳城规模。由于位居北方的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建康在安定中得到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繁荣的城市。东晋南朝时除了把土城墙改为砖城墙，修六个城门，扩建了皇宫外，基本上保持建业城原貌。 梁武帝时(公元6世纪初)，建康发展到鼎盛阶段，人口有28万户，为全国第一大城和江南经济中心。宫城加筑为三重，市区的范围也日益扩大，达40里之广。文化很发达，产生过许多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此外，祖冲之的精确圆周率的计算和指南车的制造，也是在建康城完成的。佛教建筑众多，号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经过东魏大将侯景和隋军先后进攻建康恣意毁坏，从而彻底毁灭了建康城，只留下小小的石头城作为蒋州治所。加之长江两岸地区的商旅往来都走扬州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一线，南京长期萧条，地位下降。五代十国时，南唐国(今江苏、江西和安徽一带)在此建都，进行一定规模的建设，南京重新得到发展。 明前期定都南京不过50多年，却是南京发展的黄金时期。朱元璋动用江南人民的人力物力，花了21年的时间修成南京城墙。城墙全部用砖石砌筑，夹缝中灌以糯米汁和石灰、桐油的混合液，以加强黏合力，因而极为牢固。城墙全长67里，不仅全国第一，而且超过巴黎城，为世界之最。为了防卫，又在南京城外利用天然土坡垒成周围达120里的外城，幕府山、钟山、雨花台等重要山峰都被包括在内。皇城作正方形，内有宫城。一条中轴线自南向北贯穿全城，所有的宫殿和官府都沿着这条线结合在一起。并在全城中心的一个高40米的地方设钟楼和鼓楼，按时击打，用来报时。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但经济文化仍十分繁荣。当时人说：“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汇。”纺织、印刷、造船等手工业在全国屈指可数。商业繁盛，城内外有10几个大集市。秦淮河商船云集，夜晚灯火如同星河。南京成贤街的国子监一般有数千名学生，为全国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日本、高丽(朝鲜)、暹逻(泰国)等国留学生也在这里学习。一直到清代，南京仍为江南重镇。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后，也以此为都城，固守南京11年。 正文 第三章 一方之胜，区域中心——分裂时期的都城 这些分裂时期政权的统治范围只限于我国的局部地区，它们的都城是所统治区域的政治中心。这些都城一般都是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在统一时期往往也是某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五大古都，在分裂时期常常也是某一割据政权的都城所在，因已在上一节涉及，此节从略。 让我们首先进入黄河流域到太行山以东地区，看看被誉为七大古都之一的安阳。安阳位于华北平原的中心，很早就被建为都城。安阳西北小屯村是商朝都城殷的所在。故址在安阳北40里(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邺城)，战国初曾为魏文侯都城。此后的秦汉三百七八十年里，邺一直是华北平原南部仅次于邯郸的一个地方行政中心。东汉末为河北军阀袁绍所据，为冀州州治，成为华北平原的政治中心。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破袁绍，若干年后又统一黄河流域。曹操自领冀州牧，自署为丞相，后又封为魏王，驻在邺城。此时黄河流域名义上属汉朝，都许(今河南许昌市)，实际政治中心在邺。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都洛阳，邺才降为陪都之一。十六国的后赵、冉魏、前燕，北朝的东魏、北齐相继建都于邺，合计共78年。这些政权凭借关东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同时期建都长安的前赵、前秦、西魏、北周等政权相对抗。可见，当时凡统治太行山以东地区但未能控制整个黄河流域的割据政权，一般都要建都于此。 邺城有南北二城。北城为曹魏所建，南城为东魏所建。北城东西六里，南北四里，城内的街道和建筑物采用了新的布局方法。宫殿官署和贵族住房，都集中在北部，和一般民居截然分开。建筑物对称分布在主要街道的两旁，并出现南北向的中轴线。邺城的这种布局，在我国古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南北朝和隋唐的都城规划就是参照它的布局发展而来的。南城稍大于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九里，许多宫殿模仿北魏洛阳。南城建成后，北城仍继续使用，邺的面积实际扩大一倍以上。 自三国至北朝，虽然定都于邺的王朝统治范围有所变化，但邺都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水运北可到华北平原北端，南可经黄河抵达江淮，城市工商业和周围的农业相当发达。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建安文学也诞生于此。建筑宏丽，城市繁华，为北方著名都城。隋统一前夕，邺城毁于兵燹〔xian显〕，后来再也没有复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12_1.jpg" /> 1.鸣鹤堂 2.温室 3.楸秋梓坊 4.木兰坊 5.尚书台 6.内医署 7.御史台 8.符节台 9.谒者台 10.丞相诸曹 11.听政门 12.升贤门 13.崇阳门 14.顺德门 15.大理寺 16.相国寺 17.御史大夫府 18.少府卿寺 19.奉常寺 20.大农寺 21.太仆卿寺 22.中尉寺 曹魏邺北城平面想象图 今河北省邢台市和定州市也是十六国时期的重要都城。邢台在十六国时称襄国，公元319年羯族首领石勒在此称赵王，公元329年灭前赵，次年称帝定都于此，史称后赵，最盛时拥有今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地。公元335年，后赵迁都于邺。定州当时称中山，公元384年鲜卑族首领慕容垂称燕王，建立后燕，两年后称帝，建都于此。盛时据有今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与立国关中的后秦东西对峙10余年，后为北魏击败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 自华北平原西越太行山，便进入山西高原，临汾、大同和太原分据高原的南、北和中部，为山西重要的城市。公元309年至318年匈奴族刘氏建立的汉政权建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其间刘聪灭西晋，统治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公元319年，汉主刘曜迁都长安，此前，在公元318年改国号为赵(前赵)。 大同邻近蒙古高原，为历代捍御北方的重镇，也是历史上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南下山西的必经之地。南北朝时称平城，北魏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自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迁都于此，以此为基地，逐步吞并后燕、夏、北燕、北凉，统一北方。在此期间，平城获得较大规模的建设。城周围达32里，城内一些宫殿仿照中原形式，已逐渐趋向华丽。城内外还有供游玩的鹿苑、鸿雁池等多处园苑。为了充实都城，北魏统治者利用武力，将来自黄河流域各地的百余万人民迁到平城一带，从而促进了这座边塞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世界著名的云岗石窟就是这时开凿的，现存洞窟53个，石雕塑像51000多尊，为国内最大的石窟群之一。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仍以此为陪都，称北京。辽金二代，由于大同在控制山西、威摄西夏中的重要地位，仍设为陪都，称西京大同府。 北宋以前，太原城区在今太原市西南晋源镇，称晋阳。公元前403年，原疆域主要在山西的晋国分为韩、赵、魏三国。赵国初期定都晋阳，并以此为据点，将国土扩展到雁门关以北，成为战国的强国之一。太原由于居山西高原之中，对内对外交通方便，周围物产丰富，冶铁业发达，自东汉以后差不多一直是山西的政治中心。北魏末年，生活在山西的内迁民族秀容部的酋长尔朱荣以晋阳为根据地，掌握朝政，号称“太原王”。东魏以晋阳为别都，大将高欢建大丞相府于此，操纵朝政，晋阳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高欢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高洋干脆废了东魏皇帝，建立北齐政权，都城之制沿袭前朝，有好几个皇帝是在晋阳登基的。因此，北朝时晋阳是北方的重镇，重要性不在邺城之下。北齐统治者大力经营晋阳，把它建成一座宏伟的城市。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的建立者都首先起兵于晋阳，而后问鼎中原。公元950年，后汉为后周所取代。但是，不甘心国家灭亡的后汉宗室刘崇次年在晋阳称帝，建立北汉国，割据今山西中部达29年。北宋建立以后，花了极大的气力，才攻灭北汉。宋灭北汉时，焚毁晋阳城，另建今太原城作为山西高原的行政中心。 自山西高原西渡黄河，便进入古代的关西地区。今甘肃武威市古代称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部，历史上农牧业发达，地位重要，向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河西走廊的主要区域中心。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及北凉都曾定都于此，合计将近百年。这些政权长期统治河西走廊，几度控制西域地区，境内战争较少，经济文化发达。凉州也成为当时中国北部重要的文化中心，保存了不少的汉族传统文化。因最先接触西域文化，凉州的寺塔和僧徒都比较多。 公元304年到439年的十六国时期，是秦统一以来我国中原地区割据政权最多的时期，担任过大大小小国家都城的地方也特别多。除了以上提到的城市，下述市县在十六国时也是中原地区割据政权建都的地方：河南滑县(当时称滑台，南燕初期都城)，山东青州(其西北部当时称广固，南燕都城)，山西长治(其南部当时称长子，西燕后期迁都于此)，山西离石(其北部当时称左国城，前赵初期都城)，甘肃敦煌(西凉前期都城)，甘肃酒泉(西凉后期都城)，甘肃张掖(北凉都城)，甘肃榆中(其北部当时称苑川，西秦建都于此)。此外，今辽宁省辽河流域自战国以来即为汉族移民分布区。十六国时期这一地区仍有很多汉人，汉人建立的北燕国的主要部分就位于此，北燕都城龙城在今辽宁省朝阳市。 自关西地区翻越秦岭和米仓山——大巴山，便进入长江上游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成都位于成都平原的中心，向为四川盆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春秋战国时代，盆地内并立巴、蜀两个奴隶制国家。巴国占据东部，都城在今重庆市江北；蜀国占据西部，都城即设在成都。秦统一后，四川盆地为我国出现割据次数最多的地区。这些割据政权，包括西汉末公孙述的成家、三国时刘备父子的蜀汉、十六国时巴氐李氏的成汉、五代十国的前蜀、后蜀，无不以成都为其都城。蜀汉时，成都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唐末，城市面积有所扩大，周围达25公里，有街坊120条。五代时城中人口至少有50万，纺织、造纸、印刷等手工业部门闻名全国，商业发达，城市富丽。可以说，成都是有资格跻身于我国重要的古都之列的。 自四川盆地顺长江而下，出三峡后便进入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江陵、长沙和鄂州三个古都呈倒“品”字型，嵌镶在平原大地上。其中，以江陵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 江陵位于鄂西山地和江汉平原的交界地，是长江中下游进出四川盆地的水路枢纽，古代经洞庭湖西岸通往中原的南北大道也经过此地。良好的地理位置和周围地区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使其成为南方最早的都城之一，春秋战国时的楚国都城郢便在江陵西北，向为楚文化的中心。秦统一以后，江陵长期为长江中游主要的区域中心。如果处于南北分裂时期，往往又成为南方和北方、长江中游和下游政治势力的争战之地，并有一些将领乘乱在此开国，实行割据。公元525年，镇守长江中游的梁朝大将萧绎在此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梁元帝，虽然三年后即灭于西魏，但却曾经统治着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西魏取江陵后，在此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后梁政权，维持三四十年，直到公元587年并入隋朝。五代十国时，自河南率兵南下的高季昌又在此建立了南平国(又称荆南)。南平国只管辖湖北境内包括今江陵、宜昌、秭归在内的小块地区，是十国中最小的一国，在大国的夹缝中存在了四五十年。 长沙位于洞庭湖南部，为湖南水陆交通中心。五代时马殷以湖南之地建立楚国，建都长沙，维持45年，鼎盛时据有湖南全省、广西和贵州、广东的一部分。当时长沙的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具有一定水平，商业也有较大发展。 今湖北鄂州市位于武汉以东，长江南岸，为长江中游军事重镇。公元221年，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将统治中心迁此，称武昌，并将建业(今南京)的富人上千家迁到这里定居。同年孙权称吴王，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即皇帝位。因长江下游大族反对迁都武昌，强烈呼吁“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就建业死，不就武昌居”，迫使当年九月孙权迁都建业。以后孙皓也一度以武昌为都城。 自长江中游顺流而下，便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以整个南中国为统治范围的王朝的都城所在地，除了南京，便要数被誉为七大古都之一的杭州了。杭州位于江河湖海、山地平原之交，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交通方便。隋代修通大运河以后，杭州为大运河起点，开始得到较快的发展。五代吴越国割据今浙江、上海市和江苏省的苏州地区，定都杭州。因境内长期无战乱，吴越国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杭州也建设成为风景美丽、经济繁荣的东南大都市。沿江沿海修建了坚固雄伟的堤塘，以保障城市不受海潮的危害。城市周围达70里，还在凤凰山下修建了子城，作为吴越国王办公和生活区域。城内的街道、河渠、市场、房舍也相应进行了规划和修建。西湖得到疏浚，周围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开始成为南方的著名风景区。到北宋时，杭州已成为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风景秀丽、城市繁荣、富人生活奢麋而闻名全国。柳永《望海潮》词咏杭州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说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富丽无比。 北宋末年，原先生活在东北的女真人建立金朝，并攻入中原，灭掉辽朝和北宋。宋宗室赵构建立南宋政权，率领部分官员迁入南方。南迁之初，赵构辗转于今扬州、南京、绍兴等地，一些大臣建议将都城定在今南京，未被采纳，最后选择杭州为都城，称临安府。此后，杭州作为南宋、金和南宋、蒙(元)对抗时期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150年之久。 经南宋一个半世纪的建设，杭州人口达到百万左右，成为全国第一大城市。朝廷所在的皇城周围达九里。由于地形的关系，城市平面形状像一个腰鼓，城市布局坐南朝北，皇城坐落在南端。御街自皇城的朝天门往北延伸，长达13公里，全部用石板铺成，成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官府和贵族的房屋往往和居民房屋相杂，不少街市沿着河流分布。造船、陶瓷、纺织、造纸、印刷等手工业部门相当发达，质量享誉全国。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昼夜经商，十分热闹。各类学校众多，并出现许多演出各种曲艺和戏剧的场所。以“山外青山楼外楼”著称的西湖风景区基本建成，游客如云，歌舞不断，并与附近的苏州一起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人间天堂，成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马可·波罗在宋亡之后25年来到这里，还认为杭州是“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 大运河修成以后，扼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发展为南方和北方及长江中下游间水上交通的主要枢纽，工商业日见繁荣。唐代后期已有“扬一益二”之称，即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第一是扬州，第二是益州(今四川成都市)。五代十国时吴国据有今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建都今扬州市，称江都府，达36年之久。受唐末和五代初期严重战乱的影响，扬州已不如过去繁华，但仍为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五代末北周南下进攻南唐，扬州人民大量外迁，城市趋于衰落。 自长江下游地区南下，便进入位于南部沿海的闽广地区。福州居福建最大河流闽江下游，向为该区域的最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西汉初东越的闽越国国都冶即在于此，不过闽越国灭亡以后当地人民多被迁到淮河流域，因而对后来福州城的建设并无多少影响。五代时王审知据有福建之地，建立闽国，定都于福州，称长乐府，达37年。五代是福建历史上经济开始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时期，福州城得到扩建，增筑了南北夹城，并将屏山、乌石山、于山都圈进城内。 两广位于祖国的南疆，离中原最远，为南方经济开发较晚的地区，只有今广州市例外，这里位于东南亚和东亚海上航路中心，向为我国古代重要海港。古代两广地区出现的两个割据政权——西汉初的南越国和五代十国时的南汉国，都城都设在广州(当时名番禺)。其中南汉国建都广州历55年，称兴王府。南汉时曾扩建了广州的城南商业区，称为“新南城”，并建了很多的园林宫馆，已知的便有宫殿26个，苑囿八处。 正文 第四章 一方之胜，区域中心——边疆民族政权的都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完成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些边疆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在当地民族政权的统治下。另有些边疆地区，其民族在中央政府力量强大时，受中央政府统辖，或者尊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为主，自称臣子，进纳贡物，表示归顺，但一旦本民族力量强大并且外部条件具备时，也会建立民族政权。相当多的民族政权，具有比较广大的疆域范围，有的立国较久，有的甚至进入中原，统治着中国北部的半壁江山乃至统一全国，由边疆民族政权发展为分裂时期的政权(如辽、金)乃至统一王朝(如元、清)。因此，这些政权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大小不同的影响，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过一定的作用，对边疆的开发和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边疆民族政权的都城，也是我国古代都城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国东北地区，除南部辽河流域战国以来即为汉族移民分布区外，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 唐代东北东部长期存在粟末靺鞨〔mohe末合〕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渤海国。渤海国嬗〔shan善〕传228年(公元698—926年)，最盛时疆域东至今俄罗斯滨海州和日本海，西至今吉林省西部，南至鸭绿江下游，北至黑龙江畔。首都上京龙泉府遗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镇。上京城周长17公里，宫殿、官署、邸宅、庙宇都大体仿照唐都长安格式，城墙墙基宽七—十米，至今仍残高二—四米，城外有护城河。街道宽40—50米，用石块铺砌。居民区也称坊，共有80坊。街道和坊纵横交错，构成棋盘状的布局。宫殿前后有三重，覆盖着红色的琉璃瓦，建筑规模相当宏伟壮丽。至今城墙、街道，建筑物的遗迹仍依稀可辨，让人回忆起往日的繁荣。 公元1115年，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金朝，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南)。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会宁府都是我国北半部的政治中心，大批中原移民迁到这里，经济、文化获得极大的发展。金建国之初没有城郭，皇帝和贵族分散居住，分别称为皇帝寨、国相寨和太子庄。天会二年开始建宫城，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建为上京，以后又陆续修建敷德殿、宵衣殿、储古殿等具有不同功能的宫殿。皇统六年(公元1146年)，再次进行扩建，仿照宋朝都城开封的规模和布局建造。由于过于偏僻不便于统治中原，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朝将都城迁到今北京市。为了切断女真贵族对故都的留恋，几年后上京宫殿和贵族的住宅都被犁为平地。但以后又设会宁府为陪都，陆续修复一些建筑物，仍为东北北部的政治中心。 明朝后期，主要生活在东北长白山区的女真族(后改称满族)开始兴起，数次击败驻守辽东的明朝军队。公元1616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登基建元，建立后金政权。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又在今辽阳市东五里修建东京城，并将都城迁到这里。但未等东京城完工，三年后又迁都沈阳。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称沈阳为盛京，称故都赫图阿拉为兴京，意为兴王创业之地。天聪十年改国号为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朝入关，一跃由边疆民族政权上升为统一王朝，并将首都迁到今北京。清初的盛京城是在明代沈阳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周围九里多，共有八门。皇宫位于盛京城的中部偏西，公元1636年前已基本建成。现称沈阳故宫，占地六万多平方米，有房屋300余间，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是我国现存仅次于北京故宫的宏伟建筑群。 蒙古高原古代是我国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草原民族主要经营畜牧业，终年骑在马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因此，广袤的草原上，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没有乡村，没有城市，没有宫殿，也没有首都。首领的帐篷支在哪里，哪里便成为指挥中心，帐篷一撤，指挥中心随之转移。史书上一般称民族首领帐篷所在地为王庭。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一些游牧民族过上了半农耕和定居的生活，才开始在草原地区兴建都城。 晋愍〔min敏〕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鲜卑族拓跋部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境内建立代国，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公元376年国灭，386年拓跋珪重新建国，改称魏(即北魏)，最初定都盛乐，12年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十六国时期今陕西和内蒙古毗邻的地区一度为匈奴族所据。首领赫连勃勃于公元407年在此建立夏国，公元413年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建统万城为都城。为了使统万城坚不可摧，选用优良的三合土筑城。据说，筑城过程中监工往往用锥子对每一段的墙体进行试验，如果锥子能够插入一寸深，立即杀死修这一段城墙的民夫，并连尸体一块儿被筑到城墙里去。城筑得十分坚固，至今遗址犹存。 唐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以今内蒙古西辽河流域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契丹族建立自己的国家，公元947年建国号为大辽。辽所统疆域绝大部分都在塞外的蒙古高原和东北等地，内地仅有以今北京、大同两市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辽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建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称为上京临潢府。上京是当时北方草原上的繁华城市，城高二丈，周围27里，由大内(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城内既有开皇殿、安德殿和五銮殿三大宫殿，还有一些手工业工场、商店和市场，也有国子监、孔子庙及佛教和道教的寺院，反映了中原汉族文化在草原的深刻影响。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辽将都城迁到新建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中京代替上京成为辽后期百余年的政治中心。在上京、中京两城，当地人口主要是迁自中原的汉族人民。 公元13世纪初，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崛起，建立蒙古汗国。此后，以蒙古草原为基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争，统一中国，威震亚洲和欧洲的东部。公元1235年，开始在漠北草原兴建和林城作为都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漠南草原的东南部登上皇帝的宝座，并在此建立开平府，中统四年加号上都，成为蒙古汗国的新首都。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迁都今北京市，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 和林遗址在今天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上都遗址在今天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两城都是当时蒙古草原上的主要城市，参加修城的工匠来自北方各地，不少人来自西域包括遥远的西亚地区，建成以后又有大批移民从四面八方迁来。和林城周长12里，有四个城门，大汗宫殿万安宫在城的西南部。城内有两个居民区，一个居住着来自中原的汉人，一个居住着来自西域等地的回回人民，有12所佛寺、两所清真寺和一所基督教堂。上都城的东西、南北各宽四里多。城分为几重，中间是内城(即皇城)，内城外是外城，外城的西、北两面是外苑城，外苑城以外是郭城和壕堑，主要建筑集中在内城。明代以后上都城废而不用，但至今宫殿、庙宇、城墙、楼阁等遗迹仍然星罗棋布，依稀可见当年的规模。 今宁夏银川市位于黄土高原边缘，银川平原的中部，西有贺兰山，东有黄河环绕，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北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党项羌建立的西夏政权将都城自西平府(今宁夏灵武市)迁至今银川所在的兴州，后改名兴庆府，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此称帝。此后，直到1227年西夏灭亡，兴庆府差不多都是西夏的都城，一道道诏书由此发往西夏辖下的今宁夏、陕北、甘肃、青海等地。兴庆府方圆18里，城周有深阔的护城河，南北各有两座城门，东西各有一门，城门上建有城楼。城内布局大多仿照唐朝都城长安，宫城居城内中部偏北，有方格形的街道系统，布局严整，而宫殿、楼台、庙宇等建筑物则大多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点。城内居民大约有二三十万人，为西北最大的城市，工商业具有一定规模，设有蕃学(教西夏文)、国学(汉学)、大汉太学、内学等各类学校。由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确保了所在地区农业的发展。 新疆在九世纪以前一直存在着几十个小国，其东北蒙古高原上的匈奴、柔然、突厥，东方中原王朝汉、魏、晋、唐，东南青藏高原上的吐谷浑、吐蕃都曾先后控制其大部分或一部分地区，那时候当然还不存在较大的国都。九世纪回鹘〔hu胡〕西迁后，至10世纪已建立西州回鹘与喀喇汗国，便形成了除南部于阗国以外东西对峙的两大国。11世纪初于阗国又为喀喇汗国所并。西州国鹘又称高昌回鹘，建都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高昌故城)，疆域最盛时北越天山，南接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到今阿克苏，东连今甘肃省境。喀喇汗国有两个都城，一为八喇沙衮〔gun滚〕(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一带)，一为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疆域包括今中亚的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地区，西南至今哈萨克斯坦的锡尔河，东面占据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半部以及伊宁一带。高昌和喀什噶尔可以说是新疆境内最早出现的两大民族地区政权的都城了。 高昌城和喀什噶尔城也是当时新疆最重要的城市。据宋人王延德西行所见，高昌城灌溉农业发达，城市繁华，商店里出售各种乐器、花布和小花帽，佛教寺院有50多所，居民富足长寿，擅长音乐，喜欢郊游。喀什噶尔居民精于工艺，产棉、毛、丝织品和玻璃器皿、铜铁等，伊斯兰教在当地宗教中占最重要地位。 到12世纪，高昌回鹘与东部喀喇汗国先后沦为西辽附庸。西辽王朝为辽朝灭亡时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所建，都城虎思斡耳朵即喀喇汗国都城八喇沙衮。13世纪蒙古西征，尽取西辽地，此后新疆遂成为蒙古汗国之一的察合台汗国的领土，汗帐设在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今新疆霍城县境)。 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察合台汗国的一支后裔建政权于亦力把力，明朝称为亦力把里国，统治中亚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和我国新疆的绝大部分地区。首都亦力把里在今伊宁市，不过，《明史·别失八里传》说亦力把力“无城郭宫室，随水草畜牧”，看来所谓的“都城”可能只是一些帐篷的所在地。 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又有一支察合台后裔在天山以南地区建立叶尔羌汗国，先后存在164年。强盛时除了全部天山以南地区，还包括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以南的部分地区。都城叶尔羌城今为新疆叶城县，农业发达，有矿冶、纺织、地毯等手工业。并为南疆文化中心，著名的《十二木卡姆》乐章和《热西德史》即产生于这里。 唐代吐蕃兴起，雄踞我国西南地区，最盛时统治范围不仅包括今青藏高原，也包括新疆南部及甘肃和宁夏的大部分地区。隋初，吐蕃都城是匹播城(在今西藏琼结县)，至唐初松赞干布为赞普(王)时，定都逻些城(今西藏拉萨市)，拉萨开始成为西藏地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这里原来没有城市，到处都是帐篷。唐太宗时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开始在此建筑宫殿。拉萨著名的古代建筑大昭寺、小昭寺都是这时修建的，是藏汉建筑技术交融的结晶。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此时也开始建筑，不过后来毁于战乱和火灾，现存的宫室是17世纪以后重建的。这些宫殿和寺庙壮丽辉煌，内部壁画众多，满室生辉。 今云南大理市，左滨洱海，右倚点苍山，风光秀丽，农业经济发达，为云贵高原著名古都。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南诏王皮罗阁将都城自巍山(今云南巍山县境)迁至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复迁都羊苴咩〔jumie居乜〕城(今云南大理市西北)。南诏在全盛时辖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等地。羊苴咩城周7.5公里，南北两面城墙，西以苍山为屏障，东据洱海之险。城内建筑物主要是南诏主的宫室和高官大将住宅。建有宏伟的五华楼，传说这座楼阁周长2.5公里，高30米，上面可居万人。以后大理(公元937—1253年)也定都于此，改称大理城。 正文 第五章 首都之外的都城——陪都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常常见到“陪都”两字。所谓陪都，指的是在首都之外另立的都城。有时候，陪都又称为行都、留都、别都。行都含有必要时朝廷前往暂驻之意，留都一般是在迁都之后对旧都的称呼，别都则是指首都之外的另一都城。陪都一般不设中央政府机构，并非全国政治中心。不过，历朝设立陪都，都有自己政治上的用意，也不都是虚设。 最早的陪都，要算西周初年设立的洛邑了。周武王灭商后，曾为如何安定东方而忧心忡忡。因为商朝灭亡以后，商贵族不甘心失败，发生过多次叛乱，而西周的首都丰镐偏在关中，离商人的主要分布区域尚有千余里之遥，有鞭长莫及之憾。后来，周公旦看中“居天下之中”便于控制东方的洛邑，将其建为陪都成周，始解去心头之患。成周建成后，周朝将商贵族集中到这里，并驻扎重兵监视商贵族，周成王自己也经常到这里居住。这一陪都的设置，对维护国家统一，征收各地贡赋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一些王朝模仿西周的两京制，在首都之外另设陪都。陪都数目也不断增多，由两京制发展为三京制、四京制，最多达五六京制。 战国时燕国都城在蓟城，为了便于向南扩张，在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置下都。 东汉定都洛阳，称东京，以西汉的都城长安为西京。东汉皇帝姓刘，他们认为自己是西汉皇族刘氏的后代，常常到西京长安来祭祖和祭陵。由于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东汉又以南阳为南都。 三国曹魏仍以洛阳为首都。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由于谯〔qiao乔〕(今安徽亳州市)是魏国奠基人曹操的故乡，邺城是曹操在东汉末封魏王的地方，许昌为东汉末代皇帝献帝的都城，长安是西汉的旧都，同时升为陪都，与洛阳合称五都。 三国时，南方的吴国也有陪都。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吴国将都城从武昌(今湖北鄂州市)迁回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即以武昌为行都，倚为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 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平城被称为北京，但不是正式的建制。 北魏大将高欢自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起兵，扶持北魏部分皇室成员北上建立东魏王朝，定都于邺，称上都，又以晋阳为下都。北齐代东魏而兴，都城之制一同东魏，仍以晋阳为陪都。 隋朝定都大兴城，炀帝时迁都洛阳，称洛阳为东京，又称东都，以旧都为西京。 唐朝定都长安，但仍很重视洛阳。太宗李世民在洛阳修建宫殿，高宗于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定洛阳为东都。女皇帝武则天因太原(今属山西)附近为她家乡，置为北都，后废。但太原是唐高祖起兵的根据地，不久又被置为北都。玄宗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玄宗以后几度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为中都。安史之乱后，玄宗逃至蜀郡(今四川成都市)避难，肃宗到过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因此，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分别作为陪都，而称长安为中京。上元初，由于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置为南都。不久，重新确定陪都，以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加上称为上都的首都长安，合称五都。 唐代渤海国也实行五京制。在首都上京龙泉府之外，另立四京：中京显德府(今吉林敦化市西南)，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兴市)，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市西南)，西京鸭渌府(今朝鲜境内鸭绿江东南岸)。 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以开封为首都，称东都开封府；以洛阳为陪都，称西都洛阳府。 五代第二个政权后唐虽然只存在了14年，但却很重视陪都的设置，并常常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公元923年4月，庄宗李存勗〔xu叙〕在魏州(在今河北大名县北)开国称帝，以魏州为首都，称兴唐府，建为东京；另设两个陪都，以太原府(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建西京，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建北都。同年11月，灭后梁，都城迁到洛阳，称洛京，另以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和太原府为陪都，分别称为西都和北京。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又改洛京为东都，而以兴唐府为陪都称邺都。天成四年(公元929年)邺都重新改为魏州，不再是陪都。 石敬塘借契丹力量统一中原，建立五代第三个王朝后晋，以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为首都，称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陪都，称西京，又一度复设邺都。 后汉继后晋而立，都城建制一如后晋，分别设东京、西京和邺都。北周仍定都开封，称东京，也以洛阳为西京。 北宋仍以开封为都城，称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到了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时，由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南)为开国皇帝太祖登基前镇守之地，建为南京。第四个皇帝仁宗由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境)为真宗亲征到过的地方，又建为北京，与东、西、南三京合称四京。 高宗南渡，建立南宋，称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市)为行在所，即暂时居住的地方，仍尊开封为首都。实际上，朝廷不过借此表示不忘恢复中原的意思，开封一直在金朝占领下，南宋朝廷始终没有回到北方，临安府名为行都，实为首都。此外，由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与抗金前线淮南不过一江之隔，并且高宗也曾在此驻留过，南宋又以建康为行都。 辽前期以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为首都。由于上京偏在北部，以幽州(今北京市)为南京，又称燕京，管理经济重心所在的燕云十六州的东部地区；以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为西京，管理燕云十六州的西部地区；以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为东京，管理原渤海国遗民。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又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并以之为首都，以上、南、西、东四京为陪都。 金朝沿袭辽朝旧制，也建五京。最初以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南)为首都，称上京，临潢府为北京，辽阳府为南京，大定府为中京，大同府为西京。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首都自会宁府迁至今北京市，称为中都大兴府，改南京为东京，废去临潢府的北京名号，改中京为北京，又立开封为南京，合为六京。 元朝定都北京，称为大都，又以旧都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为陪都，并称两都。由于上都位居高原，盛夏时天气比大都城凉爽，元代皇帝差不多每年都率文武百官来上都避暑消夏。 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建都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以应天府为南京，设北宋故都开封府为陪都，称为北京。不久，罢去开封府的北京名号，不再作为陪都，又改称应天府为京师。洪武二年，又设朱元璋故乡临濠府(后改名凤阳府，今安徽凤阳县)为陪都，称中都。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将都城迁到北平府(今北京市)，改为北京。到第六个皇帝英宗时正式将北京改称为京师，应天府重新改称南京，作为陪都。 清朝迁都北京，称之为京师顺天府，又以旧都盛京为陪都。 综上所述，上述城市之所以被选为陪都，主要由于它们是： ——前一王朝的首都。如东汉的西京长安，三国曹魏的许昌。 ——皇帝的家乡或“龙兴之地”。东汉的南都南阳、三国曹魏的谯，明代的中都凤阳府，都是开国皇帝的家乡。唐的北都太原则是高祖起兵的地方，为“龙兴之地”。 ——王朝初期的首都。如明代永乐之后的南京，清代的盛京。 ——皇帝曾经出征或暂住过的地方。如唐的蜀郡、凤翔府，北宋的大名府。 ——政治状况有很大不同的地区的中心。如辽的东、南、西等京。 ——在政治经济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地方。如唐朝的东都和东京洛阳。 ——军事重镇。如燕的下都、三国吴的武昌。 ——实际的权力中心，如东魏时的下都晋阳。 就政治职能与地位而言，陪都根本不能与首都相比，在一般情况下，陪都不具有全国行政中心的职能。大多数陪都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特别是那些因系开国君主的家乡、“龙兴之地”，或因某一位君主的经历而升为陪都的，一般仅具都城之名，而无全国行政中心之实。东汉、三国等朝以前朝首都为陪都，主要是要体现新王朝继承前朝的政治合法性，以迎合士大夫阶层的正统观念。渤海、辽、金的每一陪都实际只是每一特定地区的政治中心。 在全国政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陪都，只是少数，以西周的洛邑、东魏的晋阳、唐代的洛阳、辽的南京最为著名。西周以洛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东魏高欢手握重兵，建大丞相府于晋阳，在此发号施令，晋阳成为实际的首都。唐代建洛阳为东都的目的，在于洛阳为全国漕粮中心，是控制东方的要地。唐高宗、武则天曾长期驻在洛阳，在那段时间中，主要国家大事都在洛阳决定，洛阳实际上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武则天改唐为周，干脆将首都迁到洛阳。辽代上京临潢府只是偏于一隅的政治军事堡垒，经济重心在南部的燕云十六州，南京实际是全国经济中心，政治上也有重大影响。 正文 第六章 何处是天下之中——统一王朝都城转移的原因 在秦统一以后的2000多年中，五大统一王朝的都城，即经历了重建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迭为都城的转移过程。隋唐以前，西安和洛阳为统一王朝都城所在，二地交相成为首都。北宋以后，首先在靠近江淮地区的开封定都，最后作长距离跳跃，定都于华北平原最北部的北京，中间长江流域的南京又作过几十年的国都。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具有几百年建都历史的古都衰落，失去统一王朝都城的尊贵地位？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原本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一跃而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导致都城转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据司马迁《史纪·周本纪》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经营洛邑，赞美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让全国各地来京师进贡纳赋的里程大致相等，并便于都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确是历代开国君主选择都城时考虑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天下之中，常会随着国家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即使居于天下之中，如果群山耸立，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被选为都城。因此，“居中”还是“不居中”，都是相对而言，并不容易确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阳、开封稍为居中一点，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五大古都变迁的轨迹，可以看到，西安、洛阳、开封三个古都成横线排列在我国中部，恰好都在渭河一黄河南岸，是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区，而北京、南京两个古都则成纵线，排列在我国东部，位于古代中原的边缘。如果以时代加以区分，位于中原腹心的三个古都建都时间在北宋以前，相当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位于中原边缘的北京、南京建都在元明清，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五大古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趣排列，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古代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中枢和最大的军事堡垒，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其家属、臣僚、军队、奴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务人员的居住地，居住首都的贵族、官僚、富商和形形色色的大财主一般说来都超过其他城市。出于充实都城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通过移民等措施，将首都建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首都一般也是全国最大的粮食和日用品消费地。而且，都城人口的大多数不是农民、手工业工人等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而是大量生活品的消费者。换言之，都城的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都依赖外地的供应。在现代交通工具使用以前，长距离运输大批货物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花费很多的时间。今天自北京乘飞机到杭州不过两个小时，乘火车也只要20个小时，而古代利用当时最便捷的船只走大运河，也要二三十天。因此，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设在经济发达或靠近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比较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 西安、洛阳、开封三个早期古都都位于黄河流域，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远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大、土质疏松。在当时使用木制或石制生产工具的状况下，开发北方无疑比开发多山并且沼泽沮洳〔juru巨入〕、丛林密布的南方要容易得多。因此，虽然南方、北方都有不少具有较高水平的古文化遗址发现，证明我国文明发源地并非仅仅集中在黄河流域，但是，只有易于较早开发并且地势低平的华北平原，最早由一个个面积较小的文明点发展为大面积的文明区。因此，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并以此为基本统治区域。此后直至隋唐的漫长岁月中，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早在战国时代，今天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就被苏秦誉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占天下人口1/3，但财富占天下6/10。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也很富裕，由于贴近华北平原，交通便利，还可就近取得黄河中下游其他地区的粮食和物产。因此，在秦统一以后直至唐朝灭亡以前这段漫长的时间中，统一王朝的都城一直在西安和洛阳二地打转转。不过，就定都时间看，还是定都西安的时间较长，洛阳担任都城只是这一过程中间的200余年。 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唐以前北方地区经常存在着关中和关东两大区域利益集团。秦、西汉、隋、唐的开国君主无不是以关中为基地，征服关中，统一天下的。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农业条件居西北之冠，周围山环水绕，易守难攻，但又独开东面便于逐鹿中原。因此，定都于此，便拥有制服关东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地理上的优势。 除此之外，西安面对中国的西北方向，经过河西走廊便进入西域地区，翻过黄土高原即进入蒙古大草原地带，西面不远又与青藏高原毗邻。定都西安、洛阳的时期，正是来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参加中原逐鹿的时期，秦汉的匈奴，隋唐的突厥、黠戛斯、薛延陀、吐蕃等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的武装力量进入中原，分别由北面和西面指向关中平原。此外，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以今西安为起点，是当时我国主要对外交通线。汉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统一王朝积极向外开拓，在军事、外交、国际贸易上都十分活跃主动，西安的地理位置显然便于汉唐王朝开展上述活动。 洛阳在西安以东几百公里，北临黄河，是一个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较西安更为适中，水陆交通更为方便。但是，它位于关东和关中两大利益集团的结合部，素称四战之地，周围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为长期抵御的凭借。而且，盆地面积较小，农业资源无法与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相比。另外，离各游牧民族政权所在地区和丝绸之路较远，有鞭长莫及之感，也不便于开疆拓土和开展外交和国际贸易活动。 在西汉时代，洛阳的地位是无法与都城长安相比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反旧制，定都洛阳，为的是经过两汉之际的战争破坏，长安宫室荡然，生灵涂炭，难以迅速修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刘秀主要是凭借着关东地区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夺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将领出生于关东的南阳和河北地区，定都洛阳，靠近他们的故乡，并可以凭借关东实力去控制关中。西晋王朝是三国曹魏政权的沿袭和发展，都城因袭不变，仍定都洛阳。此外，西晋初年蜀国已经消灭，但吴国仍占据长江中下游。洛阳较西安靠近江淮地区，定都洛阳也便于统一天下。 隋唐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屡遭战乱，关中生产条件有所恶化。如汉代灌溉田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白渠系统，唐永徽中灌溉面积只剩万项。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消费欲望增大，政府机构膨胀，官员及家属人数大增，对关中以外地区粮食与物资依赖加重。因此，每年都需要把大量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运运到长安。但是，黄河三门峡自古以水急礁多不便行船闻名天下，此外渭河含沙量很大也不利于航行，大大限制了漕粮运输的规模。为此，隋唐不得不把交通便利，特别是水运四通八达的洛阳建为东都。隋炀帝将都城迁到洛阳，唐高宗、武则天经常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洛阳，唐高宗一住就是一年以上，武则天几乎就是住在洛阳。唐高宗和武则天居住洛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就地消费来自南方和关东的漕粮和物资，史称皇帝“就食”，这就预兆着西安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历史即将告终。 唐中叶以后，北方战乱时间较长，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日益萧条。而秦岭一淮河以南地区，除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江淮地区有时受南北战争影响之外，其余广大地区都比较安宁，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反而由于大批掌握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北方人民避乱迁入而大大加快。唐后期南方已成为我国粮食和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地区，加上北方藩镇割据，粮食和赋税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粮和财政收入不得不依赖南方。此外，唐中叶以后丝绸之路中断，海上交通成为主要对外交通方式，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契丹族兴起，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使西安失去昔日便于开展外交、军事和国际贸易活动的优势。上述这些变化，使西安难以继续担任全国政治中心。开封居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比较靠近江淮地区，由于这一交通优势，唐后期以后地位日益上升，终于取代西安和洛阳，成为统一王朝都城。 不过，开封周围没有山河之险，又是历史上战争很多的四战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本人对建都开封并不满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选作都城的长安和洛阳，几次有往西迁都之意。他之所以最终没有迁都，原因在于开封可以就近得到江淮的漕粮和物资，这是定都长安和洛阳所不及的。大将李怀忠劝赵匡胤不要迁都，所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他说：“开封有汴渠(即大运河)之便，每年可运江淮粮食数百万斛(十斗为一斛)，京师兵将几十万人都要吃江淮粮食，您居住洛阳，到哪里去取江淮的粮食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依赖江淮粮食的岂止军队，就连开封的一般民众也不例外。由于离江淮较近，运送漕粮方便，北宋成为我国古代运输漕粮数额最多的朝代，其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供应给开封民众。将开封和漕粮与物资主要来源地的长江下游联接起来的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动脉、国家的生命线。 综上所述，统一王朝都城自长安、洛阳东移开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是隋唐以来天子离开长安到洛阳就食的继续和发展，着眼点都是为了比较方便地取得漕粮和消费物资。如果从政治上看，都城东迁也有重大的意义。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为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但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北方为五代，虽然朝代更换频繁，仍大体上统一在一个皇帝的旗帜下；十国中，九国位于南方，只有一国(北汉)在北方的今山西省境内。因此，所谓分裂局面，主要是指南方地区实行割据。将首都放在靠近江淮的开封，也便于控制作为国家经济重心所在又容易闹分裂的南方地区。 元朝以后，北京代替开封担任统一王朝的首都，可以说主要是在民族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朝和清朝都是我国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朝代，元朝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创建，清朝建立者是来自东北白山黑水的半狩猎半农耕的女真族。它们原先生活的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主要是受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才步步南下入主中原的。因此，当他们占领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华北平原以后，自然要着力经营，将其建成进一步南下的基地。另一方面，清初的首都沈阳、元朝原先的都城上都开平府，离中原地区都差不多有千里之遥，并且交通不便，不利于就近统治汉族地区。北京是他们在汉族地区夺取的第一座最重要的城市，又是华北平原北部重镇，将北京作为首都，便于控制华北并夺取全中国。历史上，元、清二朝都是先取北京，再取华北，在定都北京以后统一全中国的。 对于这些民族的统治者来说，在北京建立首都，还有在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建都所没有的好处。首先，这些来自温带地区的民族，初进中原时不容易适应那里炎热的夏季气温，而北京位置偏北，夏季要比中原腹地凉爽，最热月平均温度要低2℃甚至4℃—5℃。五代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年底，契丹军队占领开封，但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便匆匆忙忙班师回北，除了汉族人民的反抗外，“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卷二八六)也是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北京的夏季气温要容易适应一些。北京靠近塞外草原和高原，也便于统治者就近去避暑。其次，北京贴近他们的故乡，便于保持与故乡的联系，以便保留一条退路。当时蒙古族、女真族人口并不多，一般只有几十万人，这些民族的统治者君临几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汉族人民之上，难免要产生一种潜在的恐惧感。在贴近本民族生活的地区建都，平时可以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一旦保不住在汉族地区的统治时，还可以迅速逃归故乡。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便是在北京陷落前夕，带领后妃、太子、部分大臣逃归蒙古高原的。 就连明成祖迁都北京，也与民族斗争的背景分不开。元顺帝退回蒙古高原后，仍拥有相当实力，继续称大元皇帝，气焰犹盛，对新兴的明朝构成巨大威胁。明成祖在即位以前是驻守北京负责保卫北部边防的藩王，对此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不仅以天子坐镇边疆，还多次率重兵深入蒙古草原纵深地带，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威胁明朝。此外，北京是成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政治上比较可靠，选此为都也比较安全。 不过，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北京并不是理想的选择。首先，它偏在中原边缘地带，与四川盆地、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区相距遥远自不必说，即使与北方的昔日政治中心所在地区也有相当的里程，这在古代交通状况不便的情况下不利于控制全国。何况北京所在地区物质基础有限，没有能力满足统治阶级和大量非生产人口的消费需要，漕粮和物资仍主要依赖长江流域，靠京杭大运河长途运输，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次，北京与强悍的周边民族为邻，建都于此等于天子守边境，首都作要塞。北京虽然西、北两边有燕山可资防守，但东、南两面是大平原，无险可依，周边民族的骑兵一旦突破燕山和长城防线，即进入坦荡的大平原，数小时即可兵抵京郊。如果中原王朝国家力量强盛、周边民族政权力量衰微时，北京的安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国家力量衰微或者处于动乱之中而周边民族政权力量强大时，要保证首都的安全就相当困难。明中期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曾数度突破长城，兵临京郊，甚至明英宗也沦为俘虏；明末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不久即攻占北京，便是证明。 南京位于富饶的长江下游，所在地区经济发达，交通方便。市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易于防守，并较其他长江下游的城市离华北最近，向为南方割据政权的主要建都之地。不过，与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相比，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南一些，建都南京有利于南方开发，但却不便于控制始终作为中国政治漩涡的华北，也不便于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因此，明代以前，南京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作用的时期，基本上是在中国处于战乱纷纷，陷于分裂的特殊年代，一旦全国统一，“金陵王气黯然收”，“玉树歌残王气终”，南京在全国政治中的地位便大为降低。 公元1365年，朱元璋率领红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以后，朱元璋以南京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西征北伐，统一长江中下游，最后统一全中国。南京之所以被朱元璋选为明朝首都，首先因为这里是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他在此经营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开国后容易稳住局势。其次，南京位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定都南京，不需长途运输，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都城的粮食和消费品供应。由于南京存在着地理位置过于偏南的缺陷，朱元璋即位之初曾到中原地区视察，打算在传统的建都城点选择一个“临中夏，御夷狄”的首都。但他发现，经元末战争后，中原经济残破，人口稀少，有的城市已成空城，才决心定都南京，以便于解决军队粮食供应问题。朱元璋择都的出发点与北宋赵匡胤相同，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方便地取得都城军民必不可少的粮食和消费品。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南京开始以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出现在中国。 透过五大都城变迁的曲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对每个统一王朝都是至关重要的。各王朝在选择国都时，既有经济上、政治上的考虑，也有军事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选择，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求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以就近取得粮食和生活消费品。如果不能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至少也要有比较便利的交通路线将都城与之联接起来，以便通过长途运输解决供给问题。 第二，要求位于或者接近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以便较快巩固政权，并依靠都城所在地区去控制其他区域。对进入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周边民族来说，择都的主要要求是靠近本民族区域，以便保持与本民族区域的紧密联系，并将都城建成继续南下统一全国的基地。此外，也便于适应那里的气候。 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上述两方面的轻重缓急安排有所不同，视每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定。一般说来，周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较为注重第二方面，将都城定在靠近本民族区域的北京。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则较为注重第一方面，谋求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保持一致。只有明代永乐以后比较特别，反映了明成祖以自己根据地定都和当时民族斗争尖锐的事实。 正文 第七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选址 都城是统治者控制全国，发号施令的地方，都城的安危对全国政局的安定与否关系至大。都城人口众多，一般说来它既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因而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此外，都城也是统治者生活享乐和保持无上权威的所在。因此，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和布局都极为重视，往往要经过再三的权衡和周密的规划。 统一王朝选择首都时所考虑的主要条件，也是分裂王朝和边疆区域性政权择都时必须要加以考虑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以中国南部作为势力范围的割据政权皆定都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和杭州，就是因为它们具有许多地理优势。长江下游为南方开发较早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区，定都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漕粮和其他消费品供应问题。这里的世族豪强向来在南方地区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失去他们的支持便难以在南方立国。孙权定都武昌不久又迁回建业，原因便是江东大族反对迁都。南京钟山龙盘，石头山虎踞，又可借滔滔长江阻挡北方军队南下。杭州更是前有长江，后有吴淞江，有重江之险。南京、杭州虽未据南方中心，但与南方的其他区域交通来往十分方便。而且，自南京北渡长江以后，不久即可进入华北平原，也便于北伐。可以说，如果要割据南方，长江下游地区无疑是最好的建都区域。 总的说来，古代一般都是根据以下几项要素，来确定建都地址的： 第一，地面要平坦开阔。都城为全国第一大城市，没有开阔的原野是不行的。只有建筑在比较平坦开阔的地方，才便于都城的布局和发展，也才有比较方便的交通系统和发达的农业生产。因此，我国古代的著名都城，特别是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无不位于平原上。甚至疆域面积较小的区域性政权的都城，差不多也都位于境内较大的平原上。例如，山西境内的太原、大同、临汾，便都是在地势比较平坦的盆地内，四川的成都更是居于全省主要平原的腹地。只有少数都城建在崇山峻岭之中，但这并不是统治者乐意选择这种地形建都，而是境内地形都是如此，平地较少，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即使这样，这种都城仍是建在境内地势稍平的地方，例如河谷。 就同一都城而言，地面状况的变化也会引起城址的变化。西汉和隋唐的都城长安都在今西安市，但两城城址不同，变迁的原因就是隋唐要寻找较为开阔的城址。汉长安城在龙首原北原，北临渭河。汉代以后由于渭河向南摆动，侵蚀北原，北原面积缩小。因此，隋建大兴城时，把城址选在平原面积较大、便于都城发展的龙首原南原。 第二，水源要充足。都城人口稠密，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帝王将相的宫殿园囿、沟渠池塘，需要涓涓的绿水加以美化点缀。近水择址，也可为灌溉和航运提供方便。因此，水源对城址的选择有很大影响。由于水源的原因，我国的古都无不是设在大江大河旁边。西北干旱地区河流较少，但古都也都是在水源较为丰富的绿洲上。此外，水源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都城城址的迁移。元朝兴建大都，不取金中都城旧址而选择在它的东北郊建城，原因就是金中都城所依赖的水源——莲花池水系已不能满足新首都的要求，不得不移动城址，以使用新的水源——高梁河水系。 第三，交通要通畅。要将统治者的命令迅速送达全国各地，来自全国的信息较快地反馈到都城，东西南北的物资尽快地输送到都城，都离不开优越的交通条件，首先是良好的地理位置。战国时，秦国的三个都城雍、栎阳和咸阳，都排列在渭河北岸，主要是因为渭河之北有一条平坦的东西大道，可以直通到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晋国。虽然渭南也有一条道路，但却不如渭北的重要。北京在古代之所以发展为华北北部最大的城市和著名古都，原因之一就是位于中原北部通往东北、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几条道路的连接点，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利用河流进行水上运输是最为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但不少都城周围缺少可供航行的河流。为此，朝廷往往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开挖运河，以弥补天然运力的不足。因此，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就开挖鸿沟，沟通黄河和淮河间的主要水道。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一年，便开通济渠和大运河，使船只可在洛阳下水，入黄河和淮河，直下江南。 第四，周围要山环水绕，便于防守。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不至于轻而易举就被敌人攻占，历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区域是险要之地，今西安之所以成为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其所在的关中区域山环水绕，易守难攻显然是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险可依，以资最后的抵抗。建于西安附近的古都，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汉、北朝、隋、唐的长安，城址都没有越过灞水，原因是要“临河以为渊”。因为这些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部，南北流向的灞河无疑是一道天然屏障。隋朝营建的东都洛阳，南望伊阙，北据邙山，东临瀍〔潺〕水，西接涧河，洛水中贯，显然在选址时已考虑到防御的需要。 如果不具备山环水绕的地理形胜，便只好在都城周围屯驻重兵，借助于血肉长城，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对外地粮食和物资的需求程度。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洛阳或长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东周)、汉(西汉和东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他担心定都开封，屯驻重兵，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运输漕粮的负担，“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dan单〕(意思是用尽)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五，所在区域经济要发达。都城既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消耗巨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而古代长途运输又是如此不便，如果都城所在地区经济发达，就可以减少对外地的依赖程度。因此，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上节已经指出，唐中叶以前，我国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所以统一王朝的都城设在长安和洛阳，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迫使都城向东向南移，先是迁到靠近江淮的开封，然后干脆迁到位于江南的南京。就全国总的经济格局而言，都城需要位于或靠近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次一级的区域来说，都城所在地也应该是区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战国时，秦国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主要因为栎阳所在区域多盐碱泽卤地，没有经过长期的开发改造，经济落后，而咸阳一带人口稠密，开发早，终南山物产丰富，取之不尽。元明清的都城北京虽然已不是经济重心地区，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 第六，山川要秀丽，景色宜人。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满，饮甘餍饫〔yanyu厌玉〕之余，还要纵情于声色犬马，田猎游乐。他们不仅在城内修建了大量的宫殿楼阁、沟渠池塘，还在城外大造离宫别馆、禁园御苑。古今闻名的游览胜地西安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和杭州的西湖、北京的西郊，当年都是帝王纵情游乐的地方。由于这一原因，历代统治者在选择都城地址时，往往也要求都城及其附近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明朝人谢肇淛在《五杂俎〔zu祖〕》一书中分析南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原因，甚至说：“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即西湖周围的秀山丽水是促使高宗定都杭州的主要原因。 都城选址时，除了要考虑上述自然条件，往往还要取决于占卜的结果。古人认为在宇宙间存在着无所不能的主宰力量，选择都城这种重大事情，必须征询上天的意见。西周修建洛邑之前，首先进行“卜宅”，即通过占卜确定在此建都是否吉利，占卜大吉，才能确定城址并正式动工。隋代在龙首原建都城，事先也经过占卜。新都开工前，隋文帝发布诏令说：“现在居住在此，只是权宜之计，既没用筮〔shi适〕草或龟甲占过卦，也没对过天象，因此不能建为首都。而龙首原山川秀丽，万物生长茂盛，经过占卜，适宜建都。”(《隋书·高祖上》) 就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要选择各方面都十分理想的都城同样也是不可能的。不仅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如此，杭州、安阳、成都等区域性政权的都城也同样如此。因此，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和迫切需要确定都城地址。此外，都城的选址往往还要受历史继承性影响。 长期生活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的人，一般是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的，因为举家搬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个王朝，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建都，或将都城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更非易事。这不仅是因为不容易选择到各方面较旧都城更适宜建都的城址，主要也因为建设一个新都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一个尚未巩固的新政权来说，这是一件影响民心向背的大事，不得不认真考虑。况且，旧都城经营多年，一般都建有华丽的宫殿和完善的生活设施以及发达的交通系统，可以现成利用。正由于这个原因，我国不少的古都长期延续，往往具有几百年的历史。 正文 第八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布局 选择好城址，下一步就是按照一定的布局建设都城了。古代都城的布局，除了要遵循一般城市布局的规律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古代都城首先是政治中心，是帝王发布政令的地方，因此都城布局的核心思想，是要体现帝王的而权力和威严，确保帝王的安全，满足帝王奢华生活的需要。为此，历代都城的布局都破费心思。 明代北京城的内城布局大体沿用元大都的规划。内城南面正南、东和西的三个城门，分别改名正阳门(又称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自后两个城门向北各有一条宽阔大道，直达内城北部与东直门、西直门两条大街相交。街巷主要分布在皇宫衙署的两侧，街道和胡同的展开形式变化不大。 古代都城布局内容十分丰富，以下选择几个主要方面，略加介绍。 北魏时，开始用“坊”代替“里”的叫法。迁都洛阳时，曾经征发了大量的劳动力，一次筑成320个坊，并且坊的规格大多相同。坊都是正方形，四面各开一门。每坊设有里正二人和里吏四人，并设门士八人监督观察出入各门的人。 除了众多的皇家苑圃，都城中的富豪和贵族也造了不少富于自然风景的园林。例如，西汉长安茂陵的巨富袁广汉，建了一座花园宅第，东西、南北各达一二公里，园中构山为石，引水为池，池中又积沙为洲，奇树异草，无不具备。自南北朝以后，在住宅后部或宅旁建造山池园林形成风气。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宅园，占地17亩，除房屋占2/3，其余便是水面、竹林、涧亭和假山。私家园林和皇家苑圃交相辉映，构成都城风景区的主要部分。 郭和城的平面形状也不断变化。一般是近于方形，但不是如《周礼·考工记》中说的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曹魏的邺都以前，基本上是南北的纵长方形，从邺都起东西向横长方形开始出现。但总的来说，以后的都城仍以南北向的纵长方形为主。还有一些都城的外郭，为适应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地形，不采用方形布局。西汉长安城先造宫殿，然后再筑城，故外郭形状很不规则，状如天上的北斗，因此又被称为斗城。明太祖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御，修建外郭时，因地制宜，把许多有军事意义的小山和玄武湖都囊括进来，因此南京城平面形状也很不规则。此外，隋唐洛阳城、南唐金陵府和南宋临安府皆依山傍水，自然弯曲，并不方正。 春秋战国时，吴国都城阖闾城和鲁国都城曲阜城是采用城中套城的方式建筑的，城造在郭的中心，郭完全包围着城。这种形式在当时尚不普遍，但它更能保障统治者的安全，逐渐为各国所仿效。汉以后，城与郭分开的形式被淘汰，只有郭包城这种形式了。 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 考工记》记载周朝的都城建筑规划：“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 规划周代是否实行还有待于考古发现证实，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对都城布局的要求。由于《周礼》相传为上古圣人所作，因此历代王朝在建设都城时或多或少要附会《周礼·考工记》。尤其是元代的大都城几乎是完全依照这种规划思想建造的。 秦汉至隋唐是中国都城布局趋于成熟定型的时期。至隋唐时期，后世都城布局的基本形式皆已形成。 隋唐长安城布局特点是宫城位于整个都城的北部正中，南面隔一条200米宽的大街与皇城相接。宫城和皇城又合称为内城，郭城从东、南、西三面环抱内城。不过，到了北宋，都城的城、郭布局又发生了较大变化，成为三重方城结构。宫城(又称皇城)居全城之中，里城(又称阙城)包着宫城，外城(又称罗城)又包着里城。南宋临安城和明代南京城由于居平原和丘陵相交地区，受地形和河流影响，无法按照隋唐长安或北宋开封的布局，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将宫城布置在比较合适的地方，分别在城的最南端和城的偏东方。 在城与郭的布局发生变化的同时，宫城在都城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也由大演变为小。汉长安城的宫殿占了都城的极大面积，仅长乐、未央两宫就各占全城面积的1/6和1/7，加上官署、武库、宗庙、太仓等朝廷各机构的建筑物，占去9/10的面积，剩下供居住的仅占1/10。因此，一般的贵族也要居住在郭外。唐长安城宫城仅占全城面积的3.7%，皇城占6.3%，二者相加才达10%，而居民区则占了63.8%，其他为道路、河渠等设施所占，较之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 自唐代后期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这种封闭式的坊市制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长安城里不仅出现了法令禁止的夜市，还屡屡发生私拆坊门，向大街辟门出入的事件。在近市的坊，出现了类似今天旅店式的供人短期租用停憩的场所，成了市内最繁华热闹的地方，甚至“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商业区“市”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最初市设在宫城的北面，以符合《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的原则。汉长安城就是这样建筑的，九个市都在未央宫、桂宫、北宫的北面。曹魏邺都突破了这种布局，市移到宫城南部的坊里间，改变了“面朝后市”的传统。 早期都城的城墙都是用泥土夯筑，筑时一般是两边夹上护板，层层加土夯筑坚实，很像今天我国农村有些地方的“干打垒”建房的墙基。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都是泥土夯筑而成。这些城墙，至今多已不存，只有个别地方，例如洛阳东周王城、燕下都武阳城和西汉长安城，仍保留一些残墙断垣，远远看去仿佛是一条黄土垅。保存最好的是十六国赫连勃勃的夏国都城统万城，由于筑得特别坚固并且位于荒漠之野，仍保持着挺拔峻伟的风貌。 供帝王将相游玩田猎的苑圃也是都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满足统治者田猎游玩的需要，历代都城都在城内城外开辟了大量的沟渠池塘和禁林御苑。 古代都城一向重视城市的绿化，历代帝都道路的两侧都遍植树木。一般说来，北方以榆树、槐树为主，南方则槐、柳并用。唐长安城街道两侧槐树成行，绿树成荫，当时人称之为“槐街”。白居易的诗句“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描写了这一景观。皇城和宫城内遍植梧桐和柳树。都城的中轴线中心大街的绿化，更为讲究：路中设御沟引水灌注，沿沟植树。隋东都洛阳中央御道两旁还尽植石榴和鲜花，长达九里，微风一过，花浪起伏，十分壮观。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17_1.jpg" /> 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据刘敦祯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 <er h3">第四节 绿化与苑圃</h3> 春秋战国时的若干都城已有了规划严整、比较整齐的街道。西汉长安因就秦旧离宫建设，因而形成不规则的平面，道路显得零乱，但主要街道仍作丁字或十字相交，街道都是直线，采取正东正北的方向，通向城门。城中有八条主要街道，其中贯通南北的安门内大街长达五公里，宽约50米。此大街中间20米是皇帝专用的驰道，两侧有沟，沟外两侧又各有宽13米的街道。 自东汉末曹操修建邺城以后，都城大多采用类似棋盘的规则平面布局，并往往有一条横穿城市的中心大街。它的街面特别宽广，一般南北向，起自外郭正门，经皇城正门，尔后再穿过宫城正门直抵北城墙正中。这条中心大街，相当于城市布局的中轴线，全城所有的建筑物皆以其为基准，大致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早在战国时代邯郸的赵王城和燕下都，已经有了在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展开建筑物的布局方法，曹魏邺城使这种布局更加明确。这种城市布局形式造成一种左右对揖朝向正中宫城的气势，突出帝王无上的权威，因此，自曹魏邺都以后，便被历代所采用，成为我国古代都城街道和建筑物布局的主要形式，而以隋唐长安城和元大都城最为典型。 隋唐长安城的中轴线是朱雀门大街，一称承天门大街。南端始自外郭城正中的明德门，往北穿过皇城正南门朱雀门、宫城正南门承天门，笔直贯穿全城南北。包括此街在内的11条南北向大街、14条东西向大街构成整齐的道路网，将全城划为若干个棋盘格，白居易赋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是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的写照。全城以朱雀门大街为中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属万年县，西属长安县。太极宫(皇帝听政和居住的宫室)坐落在中轴线北端。皇城中百官办公的衙署尚书省、太仆寺、御史台、鸿胪寺、都水监和左右千牛卫等都以朱雀门大街为轴并列对置。皇城东南角有太庙，西南角有社稷坛。居民区也以朱雀门大街为轴，分成东西相等的两部分。皇城及宫城东西各12坊，皇城以南朱雀门大街东西各43坊(其中东南隅为曲江池，若减去则东面少一坊)。商业区“市”也分为东市和西市，分属万年县和长安县，分列东西两侧。 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和兴建充分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宏大气魄，对我国以后的都城建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为隋唐时代的边疆区域政权和邻国所仿效。渤海国上京城和日本的平安京、平城京都是模仿隋唐长安城而建造的。 城、郭为筑在城市四周用作防御的城墙，一般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往往又引申为城、郭里面的城市区域。商和西周的初期，都城只有一个城(即一个城墙)或壕沟，并无“城”与“郭”的区别。周公营建成周，开创了“小城”和“大郭”连接的布局。但是，西周时诸侯国因属周天子的下属，都不能采用成周王都的规格，直到春秋时代，随着周天子权力衰微和诸侯国力量的膨胀，一些中原诸侯国开始采用这种布局。战国时期，这种布局逐渐得到推行，除了楚都郢始终只有一个城，其他各国的都城差不多都采用了既有“城”又有“郭”的布局。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17_2.jpg" /> 1.宫殿 2.太庙 3.社稷坛 4.钟鼓楼 5.太液池琼华岛 6.文庙 7.国子监 8.衙署 9.仓库 10.寺庙 11.积水潭 元大都城示意图(根据《中国七大古都》) 不过，隋唐长安城和元大都城那种严格整齐对称的形式，只适用于完全新建并且地形平整的都城，其他改建或虽系新建但受山丘河流限制的都城，在采用这种布局时大多需因地制宜加以变通。明代南京城中有许多山丘河流，又部分沿用了南唐和宋代旧城墙，布局便不规则。 <er h3">第三节 居民区和商业区</h3> <er h3">第二节 街道与建筑物</h3> 古代社会的人们，普遍相信在宇宙间存在着超乎人类之上的神秘力量，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和重要的山河都各有其神，支配着庄稼的收成和人间的祸福。同时，他们又崇信祖先，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为了祈求上天和祖宗的庇佑，历代皇帝在都城均建立了很多祭祀自然和祖先的坛庙。不过，坛和庙并不完全相同。坛主要用于祭祀天地、日月、山川河湖、风雨雷电等各种神祇，如明清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即属于这一类。庙主要用于祭祀祖宗先贤等，如太庙、孔庙、关帝庙等。先农坛比较特殊，它由先农坛、太岁坛、山川坛三个坛组成。它既祭祀农神后稷，又祭祀农时和山川，兼具两者性质。 宫城是皇帝起居饮食、发号施令的地方。早期都城内的宫殿，数量较多，占地面积较广，布局不紧凑。西汉长安城内，分布着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桂宫等几大宫殿群。这些宫殿以及中央衙署往往与居民区交错分布，或为居民区所包围。自三国曹魏邺城开始，宫殿结构趋于紧凑，宫殿在都城中的位置也由汉代的正中偏南演变为集中分布在都城的北侧，形成单一的宫城，中央衙署集中在宫城的前面，居民住宅则安排在都城的南部。这样的布局分区明确，既有利于保障君王与中央衙署的安全，也在君王、臣僚、百姓之间划出了森严的界线。隋代长安城在中央衙署外又筑了一城，这就是皇城。它从东、南、西三面环卫着宫城。从此，一般的都城就有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道城墙和三个严格区分的区域。 早在春秋时代，中原一些国家的都城已出现特设的商业区——“市”，齐景公就曾因为臣子晏婴的住宅靠近市，过于吵闹，要予以更换。战国时市已很多。到西汉长安时，明确记载的便有九市，市内不仅有商业区，而且有手工业作坊。魏晋洛阳有三市，分别在城西、城东和城南，比汉长安更为集中。隋唐长安城设东西二市。据对西市的发掘，南北略长，东西稍短，各在千米上下，周围筑墙，沿墙有街，中间有“井”字型街，通向四面的八个门，把全市分成九个长方形区域，市中央设市署和平准局等管理机构。 在封闭式里坊形成的同时，封闭式结构的市区至少在战国时已开始出现。市区四面有围墙，每面中间设门，称为市门，按规定市门要按时开关。唐代，每天正午咚咚地打了300下鼓以后，店铺才能开门；当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打300下钲〔zheng征〕(一种状如盘子的铜制乐器)，店铺就要关门。 宫城和“市”位置的变迁，带来了另一个改变。西汉长安的宫城在全城的西南，整个城坐西朝东，以东门为正门。但是，在东汉的洛阳城中，南、北二宫南北纵列，以南门为正门，形成坐北朝南的布局。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都城从坐北朝南发展到东、西对称，并有南北向的中轴线布局，宫城向北移紧靠北城垣居中，突出体现了皇帝“面南背北”、“面南称王”的意义。不过，到了元代，为了附会《周礼·考工记》，元大都又重新采用了“面朝后市”的原则，将宫城移到都城的最南面，包在第二道城萧墙之内，居民区和市场都在萧墙之外。到了明代的北京城，又将皇城和宫城推到了城市的北部，但不是最北部，因此仍不同于隋唐。 到了五代后周修建开封外城时，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再像唐代那样建造坊墙，而是准许居民沿街造屋，并用相当于街道宽度1/10的面积在路旁种树、掘井和搭盖凉棚，逐渐形成开放式的坊市制度和街道制度。北宋继续这一变化，到了中期，东京里坊旧有的东西两市也已消失。在此前后，其他城市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改制以后的北宋开封，商业不再存在于若干个市内，而是分散在都城的各个地方，和居民区相混杂，店铺、酒楼沿街设立，面街开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那种集中于寺庙观宇内的贸易市场或定期集市开始形成。开封城的相国寺，既是全城最大的寺院，也是重要的市场，它的中庭两庑〔wu五〕(古代堂下周围的房子)可以容纳上万人做生意。商业活动没有时间的限制，除了白天之外，晚上还有夜市，清晨还有晓市，夜市三更天才止，而晓市在五更时又开始了。 隋唐长安城坊的规划严整，平面近于方形，一般东西502米，南北510—560米，周围用高大的夯土墙包围。大坊四面开门，中间有十字街，坊内再分成四个小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称作“曲”。另有四列小坊，只有东、西二门和一条横街。各坊设里正和里卒管理。政府规定，坊门早晚都要按时开关，以击鼓600下为号。闭门之后居民就不得再到街上行走，否则就是犯禁，按照法律要受到鞭笞20下的处罚。只有病人和办丧事的人，经过批准以后才可以在夜间出入坊门。这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所谓“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qu渠〕茫茫空有月”即是对此情景的写照。自唐玄宗以后，为了庆祝上元节，规定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的夜晚可以开坊门，允许百姓在街道上燃灯游戏。西汉到北魏时，高官的甲第都不造在里中而沿街开门，而在隋唐的长安，无论官吏和平民的住宅一律都造在坊中，从而达到了古代都城封闭式结构的顶峰。 从西周直到秦汉，都城中居民聚居的基本单位，叫作“里”，面积大约有一平方里。里的外面设围墙，只有一个门用于居民出入，由专人保管钥匙，每天按时开关。里设里官，每天派一位工作人员坐在里门旁边的门房中监视出入的人，凡出入不遵守时间，穿着衣服不合适，行动不合常规的，都要随时报告。不过，汉代长安也有高官的住宅不由里门出入，面临街道开门，这种住宅叫作“第”。 在我国历代的都城建设中，元大都城主要建筑物的布局，可以说是最接近于《周礼·考工记》前朝(朝廷)、后市(市场)、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的设计要求。皇城和宫城位于城市的南部居中。城市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经皇城灵星门、宫城崇天门、大明殿、延春阁、厚载门，经万宁桥，至中心阁(今鼓楼以北)西的“中心台”。外郭城的南面有三个城门，正南称丽正门，东称文明门，西称顺承门。后两个城门内各有一条笔直的干道，一线引直，直达城的北部，并且两座城门之间(除少数例外)也都加辟干道一条。这些干道纵横交错，包括顺城街在内共计南北干道各九条，形成棋盘式的格局。仅在“中心台”向西，沿着积水潭的东北岸，开辟一条斜街，以满足这里因位居通惠河的终点交通和商业发展的需要。街道笔直，据说从一端可以望见另一端，从这一门可以望见对面那一门。街道之间普遍排列有平行的小街和胡同。由于北京冬天风大，天气较冷，街道和胡同都以东西向为主，居民的住宅分布在各条街道和胡同的南北两侧。这样，就使每家住宅都可以建立起坐北朝南的主要厅堂和卧室，便于日照取暖和通风采光。 早在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在都城建苑圃的风气已相当兴盛，楚庄王所筑的层台，吴王夫差所修的姑苏台、海灵宫，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立即在渭河之南开辟巨大的上林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苑中造有许多离宫别馆。秦始皇迷信，不仅派方士到处访求仙人，还在苑中“作长池，引渭水”，用石块泥土堆砌蓬莱、瀛州等传说中的东海仙山，开创了人工堆山的先河。 <er h3">第一节 城与郭</h3> 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都城开始用砖建筑城墙。这一变化大约最早开始于我国南方地区。从唐末五代开始，南方的一些较大城市，例如成都、苏州和福州，相继用砖来筑城。砖建的城墙无疑比用土夯成的城墙牢固一些，并且不怕雨水，因此，宋元以来主要城市都采用用砖建城墙的方法。都城作为政治中心在此方面自然不甘落后。明代的南京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用砖砌的都城，用每块重约20公斤，统一规格的大型城砖包着城墙的外层，因而相当牢固，此后北京城也采用了这种做法。 宫殿和坛庙是古代都城的重要建筑物，构成都城布局的一个方面。 宫殿是统治者发号施令的场所，也是日常起居的地方。历代帝王都造了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但至今仍能见到的宫殿，只有明清时代的建筑，最主要是北京和沈阳两地的故宫。就二者而言，无论规模之大、建筑技术之精和使用时间之长，北京故宫都在沈阳故宫之上。 唐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和芙蓉园，是著名的风景区，玄宗时又在兴庆坊修建了富丽优美的园林兴庆宫。长安周围风景名胜甚多，骊山脚下的华清宫华清池更是闻名于世，唐玄宗每年冬天都带着杨贵妃去那里避寒。白居易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就是对此事的写照。北京、开封和南京、杭州的城内城外，都有巨大的林苑。杭州西湖系在天然胜景基础上精雕细琢，开封的风光则完全是人工制造的。清代用了百余年时间，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经营西郊风景区。其中圆明园为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登峰造极的杰作，可惜后来被西方侵略者烧为废墟。 外朝包括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等三大殿，是宫城中最庞大的建筑物。自天安门进入，越过端门，穿过故宫的正门午门，跨过内金水河，经过太和门，即进入三大殿。第一座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最堂皇的建筑，明清两朝举行大典的地方。每逢新皇帝登基，颁发重要的诏书，元旦、冬至、皇帝生日、发放新进士黄榜，都要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第二座殿中和殿是一座方形的殿堂，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或演习礼仪的地方。第三座殿保和殿是年终举行盛大宴会的地方，清雍正以后进士考试的殿试也在这里进行。 内廷在保和殿后面，是皇帝和他的家属居住的地方，主要有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和皇后的寝宫坤宁宫，加上两宫之间的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三座宫殿的两边是东六宫和西六宫，是妃嫔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历来所说的“三宫六院”。 <er h3">第五节 宫殿和坛庙</h3> 正文 第九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经济 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政权或边疆民族政权，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的都城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任何一个都城，只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建设，无一不是如此。但都城众多的人口，并不都是自然增长所致，特别是那些在改朝换代之后建立的新都城，人口的迅速增长往往是移民的结果。因此，要谈论都城的经济，首先要提到都城的人口迁移问题。移民进入都城，有被迫和自愿两种，前者多是政府强制组织的。 对于封建专制政权来说，全国好比一棵大树，都城是树的主干，各地是树枝，树枝不能大于树干。因此，历代王朝在建都以后，为了打击各地豪强，提高都城人口数量和增强都城经济实力，往往要把全国各地的富户大族迁到都城居住。秦始皇灭六国，把六国富豪和大族12万户迁到都城咸阳。西汉建都长安不久，就迁入年俸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又把原齐国和楚国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迁到长安附近的陵县，同时迁入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大族，共10余万人。隋炀帝定都洛阳，强令各地的富商大贾数万家迁入洛阳。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后，也强制迁入江南各地富族豪民1.4万余户。为了能够就地生产武器和统治者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品，都要通过强制性措施，将大批能工巧匠集中到京城。隋初，曾征集天下工匠至首都，各种行业都有，“纤微之巧，无不毕集”(《隋书·苏孝慈传》)。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从南方各省强征工匠10余万户，至元十六年在北方各省又搜刮工匠42万人，这些工匠相当一部分安置在都城手工业作坊。历史上这种强制性人口迁徙相当常见，在那些新建立的都城，这种移民甚至已成为都城人口的主体部分。 自愿迁入都城的人主要是由于经商、从事手工劳动、在服务性行业就业、读书、任官等原因而迁入的。都城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不仅易于经商致富，而且择业机会多，自然要吸引大批依赖工商和文化为生的人。人们曾观察到，在明代的北京城，当地人只担任车夫、赶毛驴车的驴卒、挖煤的煤户等体力劳动者，而从事工商业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胥吏，都是外省客民(王士性《广志绎》卷二)。对于想要进入仕途或施展政治抱负的人，都城无疑是最好的活动天地，因之定居的人为数不少。由于都城文化发达，迁入都城活动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也很多。唐玄宗时，仅隶属于朝廷所设太常和鼓吹署的音乐演奏家和歌舞表演者，便达数万人之巨。此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僧侣、道士，也居住在都城。其中一部分便是自愿迁入的。 都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富人，因为这里是帝王和其龙子龙孙龙眷的世界，是官的世界，兵的世界，富豪的世界，其他的人也多是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而赖以谋生。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统计，北京内外城70.5万人口中，不事生产的八旗人口和官员、差役、兵勇等共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无可数计的有权有势的人聚集都城，过着奢侈的生活，要消耗掉无数的物质财富。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基本特征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耕种，妇女纺织，除了盐和某些铁制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便没有其他商品要求了。可以说，广大农村的商品购买力是很低的。古代商业经营的绝大部分物品，只能由城市居民购买，价格昂贵的生活奢侈品更是只有城市中的权力阶层与富人才买得起。因此，在大量的漕粮、赋税、贡品输送都城的同时，各地的精美物品也源源不断流向都城，都城成了全国最大的销金窝。 古代手工业一般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为巩固他们统治的需要而生产的，产品一般不介入商品交换的领域。由于大量的能工巧匠集中于都城，都城是全国最大的手工业中心之一，集中于此的官营手工业规模居全国之最，分工也很细。历朝设在都城的官府手工业规模都很大，分工很细致。《唐六典》载少府监和将作监管辖下的工匠有2.5万人，其中相当部分人分布在都城一带。长安城中仅供杨贵妃一人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700人，雕刻熔造又有数百人。北宋开封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工匠高达八万人，仅军器监辖下的南北作坊匠人就有8000到10000人之多，下分十个作：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大小木作、大小炉作、皮作、麻作和窑子作。南宋都城官营手工业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所属的上百个作坊，一二万名工匠。分工较北宋更细，少府监文思院主要是生产金、银、犀、玉等工巧之物和金采、绘素等装饰之物，下面再分为玉作、扇子作、花作、捏塑作、雕作、藤作等众多的部门。 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都是从各地征集搜罗而来的最优秀的匠人，技艺十分精湛。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两条少府监制的毛裙，百鸟的羽毛也织了上去，正面看是一种颜色，反面看又是一种颜色，白天看是一种颜色，夜晚看又是一种颜色，百鸟的形状都呈现在裙子上。由此可见工匠技艺的高超。 除皇室和一定地位的官员，都城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主要取之于私营手工业作坊。由于京城销售量大，民间工匠云集。南宋时临安有12种职业，各业共有1.2万户，每户少者有10余人，多者三四十人，合计达一二十万人。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范围遍及各个部门，一般以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和文化用品制造较为发达。北宋开封为全国重要的毛笔、制墨、印刷业的中心，食品加工的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此外，还有制药、磨麦、织染、酿酒、炼矾、制茶、迷信用品生产等部门。南宋临安的私营手工业有各种各样的作坊和销售商店。其中，枕冠市专造床上用品和各种帽子，衣绢市专造衣服，丝锦市专造丝织品，花果市专造妇女首饰和室内供设的假花。此外，还有珍珠市、玳瑁市、金银碾玉作、钻宝作、铺翠作、裱褙作、磨坊等等各种各样的作坊。这里的手工业工匠为了交流经验提高技艺，还组织起“七宝社”，每年二月初八都在钱塘门外霍山行祠庙会上集会。 此外，都城中还有大量流动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多从事修理加工等较小的行业，如修鞋补帽、洗毡淘井等。南宋临安的个体工匠行当极多，包括剪花、糊刷、做篮、穿珠，做香袋、风筝，做烟火、泥人、面具等等，每一行业都有几十人。 都城是全国商品消费能力最强的地区，顺应这一需要，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商业相当发达。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为商品荟萃集中之处。从价值连城的西域珍宝到日用杂物，无所不有。东市有220行，分别出售某类商品。据来唐的日本僧人圆仁记载：会昌三年(公元843年)6月27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官私货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见商店和货物之多。西市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波斯邸、绢行、秤行、帛行、麸行、寄附铺等各种行业，商业活动比东市要繁盛。东西两市的店肆应不下万家，从商人员至少数万人。 唐宋之际，都城的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成“行”和“市”，使得长安沿河近桥或城门口的内外，出现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品的“行”或“市”，逐渐形成以“行”或“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酒楼和茶坊也获得发展，逐渐形成以二者为中心的街市。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东市和西市。随着旧“市”的瓦解和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到了五代后周时期，开封城取消封闭式的坊墙，城市商业活动不受市界、坊界和时间的限制，更加繁荣。 北宋时，进入开封的外地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帛、煤炭等生活资料，奢侈品已退居次要地位，它不只是为城中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而主要是为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服务了。此外，一部分外地商品经此再转运北方、西北和浙江、江西等地。数不清的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地排列在开封城内的大街小巷上，几乎整个城市的街道都有商业活动。饮食业最为繁盛，不仅有各种地方性的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各种分门别类的饮食店。酒楼星罗棋布，小吃摊比比皆是。当时最大的酒楼名白矾楼，在里面喝酒的常有上千人。时人赋诗说：“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矾)楼。”(刘子军《屏山集》卷一八《汴京纪事》)由于饮食网点多，服务周到，以致相当一部分百姓往往只于食店买饮食吃，而不是自己烧饭菜。唐代长安只有“市”上有书肆，而北宋不仅相国寺集市上有专售书籍古玩的场所，在相国寺的东门大街也设有许多书铺，书店业也成立行市，称“文字行”。 商业活动除了白天进行，还有夜市和早市。夜市从入夜开始，至三更尽或四更鼓罢结束，但最热闹的地方和中秋节之夜，则通宵不绝。早市从每日五更开始。此外，还有定期集市、季节性集市和同行业集市。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当活跃。高利贷资本主要经营典当业，称之为质库，当时开封城内的富商大贾、官府、寺院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 明代初期曾在北京皇城四门、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一带兴修几千间民房和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称之为“廊房”，以鼓励发展工商业。正阳门至大明门前的棋盘街，百货云集，最为热闹，行人摩肩接踵，终日喧闹不已。城内还有米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羊市、果子市等行业集市。在隆福寺、护国寺、东岳庙、城隍庙等寺庙，定期举行的庙会也成了物资交流的中心。东华门外的灯市，是每年正月初八至十八日上元放灯的地方。每逢放灯日期，白天为市，晚上放灯，二里长街，店铺林立，全国各省的商人皆在此经销本地的商品。 为了保证都城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都城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一般在开国初年京畿人口稀少、经济残破时，统治者都要采取某些减免赋税的措施，招徕人口到这一带垦种。在某些朝代，都城所在地区还是全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白渠、漕渠、六辅渠和成国渠等许多渠道，加上原有的郑国渠，基本上形成浇灌关中平原农田的水利网，促进了京师农业的发展。此外，某些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也是首先在首都所在地区推广使用的。汉代赵过发明的代田法这一用力少而收获多的耕作技术，便首先在长安附近开始推行。 古代在都城周围往往要建立一系列城镇，对都城的繁华起烘云托月的作用。这些都城周围的城市及其外围地带，在行政上大多归首都管辖。例如，西汉定都长安，划京兆尹12县为直辖区。京兆尹外又有左冯翊、右扶凤两个郡级单位，构成拱卫首都、服务首都的京畿地区，起到稳定首都政治、经济的作用。 古代都城，主要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而存在的，城内外的相当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此，都城大部分的消费品，都需要外地提供。全国各地不仅要向中央贡献珍鲜异物、土特名产，交赋纳税，还需要将大量的商品源源不断输送到都城，这就要求首都有一个伸向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因此，各朝代往往都将都城建成全国交通中心。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开辟了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东达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临洮，北出今内蒙古河套和河北北部，南到今广州一带，并和其他大小道路衔接，构成以首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汉唐继承了这一体系并进一步扩大完善，其西面一直通向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开封的水陆交通条件十分优越，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交通中心。汉唐的长安、元明清的北京都是全国重要的交通中心。 水路交通往往比陆路交通更为重要，首都所需的大量物资主要依赖航运。为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发展水上交通，将首都与全国水路交通网沟通。汉唐定都长安，在关中开凿连接长安与黄河的漕渠。隋炀帝定都洛阳，在营建洛阳的同时就着手修建大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网，南通今杭州，北达今北京，西经黄河可达长安。此后，大运河就成了历代王朝南北交通的命脉。元代都城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而漕粮和物资依赖于南方，为改变南粮北运的困难状况，元世祖期间修成南起杭州北达北京的京杭大运河。明清继都北京，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京杭大运河达于极盛，直至清末才趋于衰败。 正文 第十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文化 都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里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和各类专科学校，建有藏书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和各种学术研究机构。文人秀士荟萃，各类艺术家和科学家也多汇集这里，文学艺术繁荣，文化生活比其他城市丰富，古代重要的科技成果不少产生于此。 古代的教育事业分政府办的官学和民间办的私学两种。官府设学，在秦以前已有，不过当时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人数也比较少。西汉武帝时，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开始完善，在首都设立了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唐代除设太学外，还在首都设国子学、广文馆、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各类专科学校，通常有学生二三千人，上设国子监进行管辖。此后，历代在首都皆设国子监和各类专门学校。 此外，都城还有地方办的州县学，以及民间设立的，称作家塾、会馆、书会等教育平民子弟的私立学校。南宋的临安甚至每一里巷就有一二所私学，朗朗读书声，随处可闻。 选拔和任用官吏是历代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时代各国选用官吏，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条是“军功”，即提拔作战勇敢的人；另一条则是“养士”，即把一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供养在自己的身边。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士。齐国在都城临淄设立稷下学宫，招集天下贤士百千人，给以优厚的待遇。除了国王，一些国家的大贵族，例如齐国孟尝君和楚国春申君，也都养了一大批士，这些贵族有的住在都城，也有的不住在都城，但都城无疑是士最集中的地方。 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了当官的主要途径，吸引了无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一般分几级进行，最后考试都在首都举行。唐代武则天曾经亲自在洛阳宫殿出题考试，开了科举考试中所谓“殿试”的先例。宋代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并规定每三年开科一次，每次录取进士二三百人左右。自唐宋开始，赴京赶考，金榜题名，成为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唐代每年入京赶考者至少有万余人。当时诸科取士名额较少，每年只有几十人至一二百人。到北宋时进士名额增多，有时竟高达七八百人，赴京赶考人数大大超过唐代。每逢科举之年，这些四面八方前来会考的文人学士，给都城增添了不少的文化气氛。 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的状元照例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第二、三名的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他一些中举者授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以后有的人也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自唐代以来，翰林学士便是皇帝的近侍，作文学侍从之臣，并参与修国史、实录和起居注，十分荣耀。由于这一措施，科举考试的尖子差不多都要先在都城生活若干年。 拥有全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是都城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西周时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史官，既记载国家所发生的政事，又负责保藏政府的图书和文献档案。西汉定都长安不久，即在未央宫建了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三座藏书楼，此后又建立新的藏书楼，并派人到全国各地访求图书，充实国家图书馆，此外又派学识渊博的学者刘向、刘歆进行校勘整理。虽然汉代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仍收集到很多图书，到西汉末年藏书达到三万多卷。 此后，历代都继承了西汉的做法，以国家力量在全国访求图书，建立国家图书馆，并派学者进行较勘整理。特别是在西汉、东汉等封建社会的前期阶段，国家图书馆对促进学术起了显著的作用。那时，私人藏书很少，只有宫廷集中了大量的图书，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除了供皇帝和近臣阅览，也为部分士大夫使用提供方便。成书于汉代的两部史学名著，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两人在写作时都充分利用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唐朝依赖丰富的藏书，设置史馆，开创了官修前代历史的先河。宋、明、清等朝都利用国家图书馆藏书，编撰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清代编成的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政府组织一大批文人，利用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编撰而成。 纸的发明和推广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唐代以后推广使用的雕版印刷术则大大便于书籍的印刷出版。五代后唐在国子监开雕号称“九经”的儒家经典，开创了历代以国家之力雕版印刷大部头经学和史学著作的先河。这种国家组织的雕版印刷活动大多在都城进行，此外，由于知识分子人数居各城市之首，都城的私人雕版印刷业也很兴盛，往往是全国印刷业的主要中心之一。北宋都城开封是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无论是官营印刷业，还是私营印刷业都很发达。南宋杭州官营印刷业有为朝廷主持的，也有临安府主持的，除了刊印书籍，还印刷纸币——交子。私人刻书更为发达，杭城内外有名可考的刻书铺就近20家。当时杭州的公私刻书，不但以数量多著称，而且以质量优胜居全国第一。雕版字体工整，刀法圆滑，纸坚色白，墨色香淡，有些宋版书籍至今还留有一股清香的墨味。明代南京为全国印书中心之一，明初编成的《元史》、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编著的，都是在南京印刷出版的。 为了满足帝王与王公贵戚、达官贵人娱乐的需要，历代都在都城集中了一大批归朝廷专门机构管理的艺人。各地的艺人也视都城为比艺斗技的大舞台，前来演出。唐代，长安、洛阳两地表演歌舞和演奏音乐的艺人都达万人之多。有的歌舞往往需要几十人甚至更多的人参加演出，如立部伎舞队便需要60—180人，鼓乐齐鸣，歌声阵阵，气象恢宏壮阔。独舞也很受人欢迎。南唐后主李煜宫中有一名叫咬娘的舞女，轻丽善舞，用丝绸缠脚，纤小弯曲如钩月，能在金制六尺高的莲花上跳舞。相传妇女缠足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对统治者来说，仅有音乐歌舞这种比较高雅的娱乐还是不够的，很多帝王也喜欢民间的娱乐方式。隋炀帝曾招集民间杂技、魔术、戏剧等百戏艺人在洛阳举行大会演，有黄龙变、双人对舞走绳、力士扛鼎、顶竿舞、神鳌吹山、幻人吐火等精彩节目。每年正月十五，隋炀帝都要在端门外大街设百戏场，招待外国使节和商人。戏场周围达十六七里，伴奏的乐队达一万余人，乐声远播几十里之外，灯火辉煌如同白昼。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满足下层市民需要的民间娱乐也发达起来。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都有大型固定的娱乐场所，叫瓦子，又叫瓦舍或瓦肆。这是种综合性的游艺场，规模很大，有的可容纳数千人。开封城内共有瓦子50多座，杭州的瓦子最多时达24处。瓦子内表演的伎艺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杂技、歌舞、马戏、曲艺、武术，应有尽有，各种艺术又包含许多类的表演形式。例如，在杭州北瓦中的表演项目，有讲史、说经、小说、相扑、乔相扑、杖头傀儡、水傀儡、影戏、杂剧、杂班、嘌唱、唱赚、说唱诸宫调、舞蕃乐、使棒、打硬、踢弄、散耍、装秀才、说诨话、学乡谈、背商谜、教飞禽、装神鬼等，使人目不暇接。据记载，北瓦每日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在瓦舍内外，为满足看客的需要，还开了各种杂货零卖店和酒食店。 除了瓦子外，一些寺院在集市、庙会之日，也成了百伎显艺的地方。此外，还有的伎人走街串巷，在街头巷尾的空地做露天表演，被称作“路岐人”。 说话、傀儡、杂技、杂剧、影戏是各种娱乐形式中最吸引人的数种。说话又分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书四家，其中，小说和讲史多取材于市民生活和众人喜闻乐见的历史和当代题材，情节有长有短，塑造了许多极具个性的人物，颇受人们欢迎。小说和讲史的底本称为话本或平话，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古代的著名小说即与话本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关系，而脍炙人口的明清短篇故事集，如、、中的不少故事，就是根据宋代话本改编的。 两宋以后，戏剧艺术不断发展，新的形式、新的创作不断涌现。北宋灭亡，原生活在开封的戏剧艺术家流落江南和华北北部。例如，说唱故事的诸宫调，便分别流传于南宋都城临安和金朝都城中都，在此基础上形成南北两大戏曲中心。杂剧是元代最重要的戏剧形式，都城大都城是元代初期杂剧在北方的中心，当时杂剧作家大部分居住在大都，大都也是重要的演出场所。到了元代中叶以后，逐渐向南方一带发展。 清代都城北京的演出活动相当兴盛。乾隆年间是清代的鼎盛阶段，乾隆皇帝喜爱看戏，因而宫廷经常上演戏剧。除了太监所组成的内廷戏班，朝廷还经常把外地民间艺人征调进京演出。除了宫廷，北京民间也有很多戏班上演的地方，称“茶园”和“茶楼”，乾隆前后仅外城的茶园便有十几个。到清中叶北京舞台上形成京剧，以后逐渐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剧种。 都城也是画家、雕塑家、文学家、学者、名医师、科学家的荟萃之地。他们的伟大发明和不朽著作，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张衡的地动仪和浑天仪，宋代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李诫的《营造法式》，司马光的，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清代曹雪芹的，都是全部或部分在都城完成的。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不少诗篇，是在当时都城长安写成的。北宋统治者在开封建立画院，搜罗全国画坛英才。现在流传下来的不朽名画《清明上河图》，即是画院画师张择端所作。 在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都城的崇高地位和统治者的重视，传教者往往首先在都城宣传教义，发展信徒，建立寺庙。我国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便和东汉时的都城洛阳有关。据说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人赴天竺(今印度)求佛法，10年返国，于是在洛阳创建白马寺。虽然这一传说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东汉都城洛阳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中的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十六国时期龟兹国高僧鸠摩罗什翻译了很多佛教典籍，并有门徒3000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鸠摩罗什进入中国以后的活动地点是凉州和长安，分别是后凉和后秦的都城。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历代王朝多推崇某种宗教，尤其是佛教，在各地兴建大批寺庙佛塔。天子脚下的都城，寺塔林立，僧人、道士和其他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很多，往往居全国之首。南北朝时期佛教相当兴盛。后梁首都建康有大寺庙700余所，僧侣、尼姑常达万人左右。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大建佛寺，最多时达1367所，僧侣和尼姑之多可想而知。古代从域外传入的其他宗教，如唐代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元代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无不是以当时的都城信徒最多，寺庙最盛。因此，都城往往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 历代在都城兴建的寺、塔，大多集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的精华于一身，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唐长安城内大雁塔、小雁塔古今闻名，至今仍吸引海内外游人。大雁塔属楼阁式砖塔，结构坚固，气势雄伟，而与之对称的小雁塔则显得玲珑秀气。代表我国古代雕塑成就的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北魏相继都大同、洛阳时开凿的。 在都城地区的大千文化景观中，陵园(一称陵寝)是相当特殊的一部分。历代统治者，除了元代沿用蒙古族深埋不起坟的制度没有陵寝，其他各朝在皇帝、皇后以及他们的家人死后，均要修建规模巨大的陵墓以及用来供奉、祭祀和朝拜的建筑，即陵园。秦代的始皇陵，西汉武帝的茂陵，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明代的十三陵，这些人们所熟悉的陵墓便是古代陵园的一小部分。为了便于守护和后代皇帝的祭祀，古代陵园一般都建在都城所在的京畿地区。西汉帝陵，除了文帝霸陵和景帝杜陵，其余九个陵都横排在渭水北岸的咸阳五陵原上。唐代因要凭借山势造陵，陵园即建在关中平原北部边缘的山岭。北宋的陵园集中在今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东南，在都城开封的西面不太远。明代陵园在北京北面的十三陵。清代的东陵在河北遵化市，西陵在河北易县，分别在北京的东面和西面。 由于历代帝王都相当迷信，推行“事死如死生”的礼仪制度，陵园一般都是按照帝王生前的宫殿格局设计，又按照当时礼制的需要进行规划，建造时要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规格制度雄伟森严，体现了帝王生前荣耀奢侈，死后依然尊荣无比的要求。历代的陵园，除了埋葬帝后的坟墓皇陵，还有许多供祭祀用和供墓主灵魂享用的地面建筑。例如，东汉时有供朝拜祭祀用的寝殿，供墓主灵魂游乐用的便殿，以及供墓主灵魂起居饮食的寝宫等地面建筑。唐宋陵园的主要建筑有上宫和下宫，前者供上陵朝拜或举行祭献典礼之用，后者主要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生活。此外，一些陵园前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人物和动物雕塑，陵墓中有壁画和许多陪葬物，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即是秦始皇陵的陪葬物。 体育是增强体质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日常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既讲究吃喝玩乐，纵情声色，自然也不会忽略体育运动和体育竞争带给他们的乐趣，因此，都城的体育活动一般也比其他地方兴盛，这在重视体育的西汉和唐代尤为突出。 据记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将父亲迁到长安以后，为了免除他的思乡之苦，将家乡的乡邻也迁入长安。随之，刘邦故乡徐州的蹴鞠(古代的踢足球活动，球是实心的)运动也传入长安，进入宫廷，并深为帝王贵族和民间百姓所爱好。汉武帝也是蹴鞠场上的常客，平定西域后还将擅长此道的胡人集中在京畿的离宫别馆中，以供随时观赏。在豪门大族比较集中的长安近郊，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常常成群结伙，进行蹴鞠比赛。 唐代皇帝不仅喜欢观赏体育比赛，更多的是直接参加体育活动。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不仅是射箭好手，也是唐代最为盛行的马球运动(骑上马上击球、追球的一种运动)的倡导者。唐中宗李显、玄宗李隆基以及唐后期的一些皇帝，都是马球的热烈爱好者。拔河、秋千、围棋、角抵(类似摔跤)、划船、射箭等，都是唐代宫廷中颇受欢迎的体育活动。上之所好，下必行之，长安城中体育之风很盛，高手云集，促进了全国体育运动的发展。 政治中心的优越地位和五方杂处的民族构成，使都城成为国内各民族文化，南北方文化，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都城，既能看到西域南海商贾带来的异国情调，草原和森林民族带来的骠悍习气，南方士人带来的楚语越言，也能发现各地的婚丧礼俗、衣服穿着、饮食烹饪、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明清时期，都城又出现来自外省重要府州的众多会馆，成为全国各地人民在都城安营扎寨的据点，促进了文化的多样化和交流融合。芜杂斑驳，光怪陆离，风俗各异，类似反映多种文化共存的词汇，往往都是不同时期的人议论都城文化特点的常用语言。 古代的都城首先是政治中心，是帝王和官僚的社会，一切都围绕着政治权力轴心运转，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虽然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州、府、县衙门的所在地，城市的许多方面也与政治有关，但政治的色彩毕竟远远不如都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沿海一些昔日的小城，发展为近代的工商业城市。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充满政治色彩的政治中心城市，后者是工商业气息浓厚的经济中心。就最后的帝都北京而论，即使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充满了政治的色彩。北京的店号，多有朝政要人的题匾。某些菜肴的来源和命名，某些街道和胡同的名字，都与某官僚或某官府有关。皇室和官僚、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消遣娱乐，促进了北京建筑、园林，乃至景泰兰、玉器、雕漆、珐琅、石刻等特种工艺的发展，甚至金鱼养殖、字画、书肆、戏院、茶坊的兴起也与之有关。皇室和高官显贵的风流韵事，则成了都城市井小民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种社会生活中官文化的氛围，与都城巍峨壮丽充满皇家威严的紫禁城，高居亿万人之上的帝王气概，官僚军将颐指气使、居高临下，以及与下层人民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糜烂奢侈，无疑是十分相称的。 正文 结束语 一个古都，是一部历史，是昔日社会状况的缩影，也是一轴长长的反映古代经济、科学、文化成就的绚丽画卷。都城的城市布局和宫殿、寺庙、街坊、园林、陵墓、雕塑，无不是古代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汉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元代的北京，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城市建筑最漂亮的城市之一。我国有如此众多、辉煌壮丽的古都，确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 春去秋来，星移斗转，随着时间的变化，昔日赫赫有名的古都不少已沦为废墟，成为农田，或为荒草所湮没。商朝覆亡还不到几年，商都已成一片麦黍之地。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曹魏和十六国北朝五朝的首都邺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的都城统万城，蒙古国时美仑美奂的都城和林和上都城，都已化为一片废墟。 值得欣慰的是，毕竟还有不少古都经过许多次重建再重建的艰难历程，幸存了下来，有的并发展为我国今天重要的大都市。我国的七大古都，除安阳外，皆在旧都城遗址上发展而来。其中，北京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南京、杭州、西安，以及广州、福州、长沙、银川、成都、拉萨、太原、沈阳都是省会和自治区首府。这些千年古城，今天正焕发着新的活力。还有一些古都，虽然幸存下来，但因各种原因衰落下去，今天只是很一般的城镇，有的只是人烟稀少的小村庄，与昔日的显赫地位相比未免有天壤之别。湖北江陵在战国时为泱泱大国楚的都城所在，今天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县。海东盛国渤海国都城东京龙泉府，称雄中国北部的辽朝的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天只是不起眼的小城镇。尽管这样，我们不能因后来的变化，抹煞它们以前曾作为某一较大区域政权都城的光荣历史。 当年李白登上今南京的小丘，寻找六朝古都，只见一片废墟，野草丛生，不由感慨“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其实，岂止六朝古都，其他古都无不如此。即使今天仍然存在的古都，历经战火和自然灾害及人为因素的破坏，真正存在至今的古迹已不多见，难以复见昔日都城的全貌。 以古都北京来说，自1911年辛亥革命将清朝皇帝赶下台，至今仅80多年时间，已由一个古色古香的封建都城，演变为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大都市。由于近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民国初年开始拆除皇城城垣，至1923年大部分已拆除。民国以后，拆除个别城楼及瓮城，加开豁口和开辟新城门的工程，也在陆续进行。在1956年以后的几年间，北京旧城墙被全部拆除，彻底改变了北京城的古老格局。此外，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市内交通系统也得到改造。今天，北京旧城的面貌已大体改变，只留下一些古建筑、古园林和古陵墓，以及一些古代的残墙断壁，使人依稀想起它的过去。 中国最后一个古都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古都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要寻找一个比较完整地保存昔日风貌的古都，已是不可能的事情。 时代在前进，古都在发展，将昔日封闭、森严、死气沉沉的封建帝都，改造为充满生气，方便生产方便生活的现代化城市，是历史的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新世界的第一步只能是首先破坏旧世界，因此要在旧城的基础上建设新城市难免要伤及旧格局。不过，作为历史文化结晶的古都，一旦昔日的文化遗存荡然无存，要想再窥探其过去的面貌，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即使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考证出以往状况，但那毕竟是纸面的、缺乏形象的，且带有主观想象的东西，远不如一圈破旧的古城、几间往日的宫室说明问题。因此，保护古都，保护文物，减轻对其破坏程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古都及其文物古迹，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产物，是残留至今的古老文化的精华。它属于古人，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城市建设中如何改造古都，保护古都，使现代化城市与古老文化遗存和谐相处，已摆到每一个古都所在的城市的面前。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护古都并使之在前代基础上重新焕发出原有的光彩，也成为古都所在城市正在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古都的旅游资源，日益得到重视和开发。北京、杭州、西安、南京、苏州、洛阳等古都以其悠久的历史，典雅庄重的古建筑群和经过历代精心雕琢的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而成为旅游热点。某些位置比较偏僻的古都或古都遗址，如新疆吐鲁番市以东的高昌故城、黑龙江宁安县境的渤海国都城遗址，也开始引起海内外游客的兴趣。在建设旅游风光区的同时，古都的文物遗迹开始得到修复。例如，西安人民依靠自己力量，修复残破的旧城墙，疏浚湮塞的护城河，建成别具一格的环城公园。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综合研究古都，取得了新的成果。总之，古都是古老的，同时又是生机勃勃的，它的未来将更加灿烂辉煌。 正文 辅文图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21_4.jpg" /> 开封铁塔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21_8.jpg" /> 广州南越王墓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21_9.jpg" /> 沈阳故宫大政殿与十王亭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21_5.jpg" /> 北京故宫太和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421_10.jpg" /> 拉萨布达拉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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