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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 第一章 周、秦、两汉运河 第一节 沟通江淮的邗沟 相传早在商朝末年，我国即已凿成一条规模可观的运河，它的名字叫泰伯渎，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将王位继承权让给其弟季历、避地到荆吴(太湖流域)后穿凿的。它位于今无锡市东南。 春秋时期，开凿的运河渐多，有的为陈、蔡两国所开，在今淮水上游；有的为楚国所开，在湖北、安徽境内；有些为吴国所开，在太湖流域和长江、淮河、黄河之间。吴国凿的这批运河，无论对当时及后代，都有深远的影响。 吴国首建于商末周初的泰伯，长期默默无闻。到春秋末年，阖闾、夫差父子相继为王，由于当时的太湖流域有了初步开发，又有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襄助，国力逐渐强大。它首先对南方地区的两个邻国越国、楚国发动战争。为了在战争中便于运兵和运粮，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在太湖流域，利用自然河道的基础，陆续凿成三条运河。一条叫胥浦，北起太湖东面，南到杭州湾。这是一条从对越战争的需要出发而穿凿的运河。另一条叫胥溪，位于太湖西面，是沟通太湖、长江间的运河，便于吴船向西进入楚地。还有一条由吴(江苏省苏州市)北上，到今江阴西部与长江会合，便于吴船经此骚扰长江下游的楚地。吴在大军伐楚以前，对楚采用声东击西的“疲楚”战术，这一战术就是利用后两条运河，或向西扰楚，或向北扰楚，使楚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疲于奔命”的典故即源于此。这些运河的穿凿，不仅促进了区域性的统一，而且还为后来的江南运河奠定了初步基础。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军大败楚师于柏举(湖北麻城县东北)。12年后，即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它又败越师于夫椒(太湖西洞庭山)。经此两战后，楚国一蹶不振，越国也臣服于吴。吴王夫差认为自己在长江流域的霸主地位已确立，决定用兵北方，以便强迫晋、齐、鲁、宋等黄河流域的诸侯俯首听命。筑邗城、穿邗沟，都从用兵北方的需要出发而兴建的工程。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哀公九年》)邗，就是古扬州，在今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一带，遗址周长约九公里。这是扬州建城的开始。吴国筑邗城，目的是在长江北岸建立进军北方的基地。凿邗沟旨在便于运送军队和粮秣。据《水经注·淮水注》载，这条邗沟从邗城西南引进江水，经过城东，再向北流，从陆阳、广武两湖(两湖分别位于今高邮县东部和西部)中间穿过，北注樊梁湖(今高邮县北境)，又折向东北，连续穿过博芝、射阳两湖(两湖位于兴化、宝应间)，再折向西北，到末口(今淮安市东北)入淮。邗沟的线路比较曲折，所以如此，目的在于利用当地的众多湖泊，以便减轻施工的负担。这是我国、也是世界有确切穿凿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长约150公里。 凿邗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84年，吴师与齐师大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南)。齐师几乎全军覆灭，主将国书及其以下五大夫，或者战死，或者被俘，损失革车800。打败齐师后，吴准备再开一条运河，以便进军中原，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迫使当时北方诸侯首领晋国就范。这条运河就是荷水。 黄、淮之间的东部，有两条较大的自然河道，一条是济水，是黄河的汊道，首起荥阳，向东流经荷泽(今山东定陶东北，已淤)、大野泽(又名巨野泽，今巨野县北，已淤)，折向东北，注于渤海。一条是泗水，发源于鲁中山地，西南流入淮水。泗、济两水相距不远，只要在它们中间开一条不长的运河，吴国的军队便可以从淮水北溯泗水，再通过运河，循济水直达中原腹地。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夫差在泗、济之间凿出一条运河，它东起湖陵(今山东鱼台县北)，西到与济水相连的荷泽。因其水源来自荷泽，故称荷水。 当年夏天，夫差率领吴国大军到达黄池一带(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召集北方诸侯举行历史上著名的黄池盟会。晋国自晋文公以后100多年中，一直是北方诸侯的首领，不肯轻易放弃这一特殊地位。因此，在这次盟会上，谁当盟主，，吴、晋双方各不相让。正当两军剑拔弩张时，吴王接到空虚的吴都被越军攻破的消息，只好向晋让步，匆忙带兵南归。 邗沟和荷水都是夫差从政治、军事需要出发而穿凿的，工程比较粗糙，邗沟的河道也较曲折，航运受到一定影响。但它们毕竟沟通了江、淮、泗、济诸水，对加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都有重要作用。 <hr /> 注释： 第一章 周、秦、两汉运河 第二节 中原水运枢纽鸿沟 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战国初，魏国最早进行变法，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45—前396年)在李悝〔kui亏〕、吴起、西门豹等人协助下，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改革，军事力量曾盛极一时。战国中期，魏惠王仍然雄心勃勃，力图称霸中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先在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继而又以大梁为中心，在黄、淮之间，大兴水利，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水运枢纽。 鸿沟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施工，才告完成。它开工于公元前360年，即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当时主要的工程是从黄河的汊道济水引黄河水南下，注于大梁西面的圃田泽(已淤)，再从圃田泽引水到大梁。当时圃田泽是一个很大的湖泊，周围300里，它既可作为计划中鸿沟航道的水柜，以调剂鸿沟的水量；又可使水中的大量泥沙沉淀于此，以减轻下游运道的淤塞。 又过了20多年，即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魏国对它又作大规模的扩展，将原来的大沟向东延伸，经大梁北郭到城东，再折而南下，至今河南沈丘东北，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会合。这条人工河道，史称鸿沟。鸿沟从大梁南下时，一路上又沟通了淮河的另一批支流，如丹水(汴河上游)、睢水(已淤)、(氵岁)〔huo豁〕水(今浍水)等。 魏国境内，本来可通航的河道较少，黄河多沙，只有部分河段可以行舟，丹水、睢水、(氵岁)水、颍水等，流短水少，也很少舟楫之利，内河航运并不发达。鸿沟凿成后，引来了丰富的黄河水，不仅鸿沟本身成为航运枢纽，而且丹水、睢水、(氵岁)水、颍水等也因为补充了水量，航道比较畅通了，内河航运有很大的发展。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国对魏国表示友好，赠送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其中除500万支箭杆外，还有300艘船只。赠箭、赠船，分别反映当时魏国在战争和航运两方面，对这些物资的需要都在增加。鸿沟水系不仅改善了魏国的水上交通，由于这些水道还可灌溉农田，因而它也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史念海先生在其所著《河山集》中，认为鸿沟和丹水、睢水、(氵岁)水、颍水等流域，是战国后期我国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自春秋以来，由于邗沟和荷水两条运河的穿凿，江、淮与河、济之间，已有水道可通，南北水上交通有所改善。但是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来说，这条水道的位置，毕竟有些偏东，与南方各地交往，未免过于绕远。而且因为它是当时南北之间的唯一水道，也不能满足通航需要。鸿沟凿成后，中原地区可以通过鸿沟本身及丹、睢、(氵岁)、颍等水径直入淮，与南方吴、楚等地的水上交通，远比以前方便了。鸿沟的穿凿，中原地区对其他各地的水上交通也有所改进。它可以循济、丹等水，东通卫、宋和齐、鲁；还可利用黄河，北通赵、燕，西连韩、秦。 穿凿鸿沟以前，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已经形成一批城市。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政治性的都城，如洛邑(东周都城，今河南洛阳)、大梁(魏都)、阳翟(韩都，今河南禹县)、帝丘(卫都，今河南濮阳西南)等。商业性城市较少，宋国的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因为地处荷水、济水交点，交通方便，才发展成为“天下之会”的商业中心。鸿沟水利系统形成后，由于河、淮之间航运和农业的发展，使上述这些都城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如帝丘繁荣到可与“天下之会”的陶相比，并称“卫陶”。洛阳和阳翟也成为战国后期非常活跃的商业城市，当时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和吕不韦，便分别为上述两地人。因有鸿沟可资利用，洛阳商人还“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此外，在鸿沟运河网中，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城市，如丹水和泗水会合处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睢水边上的睢阳，颍水入淮处的寿春等。 鸿沟到汉朝时称狼荡渠，魏、晋时的蔡河，也是鸿沟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上长期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 周、秦、两汉运河 第三节 连接湘漓的灵渠 1936年和1941年，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建成，灵渠才让位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它在1956年最后停运，改作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工程，并成为桂林地区重要的名胜古迹，供人观赏。 注释： 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有一个谷地，谷地中有两条自然河道，一条是湘江上游的海洋河，另一条为粤江水系中的始安水。如果在两水之间凿一条运河，就可沟通长江和粤江，便可解决秦军的粮运问题。不过，在此穿凿运河，在工程上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的距离很近，最近处只有1.5公里。不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间横亘着高约20—30米、宽约300—500米的小山阜；而且整个谷地地势的坡度也较大。监御史禄等决定克服困难，兴建这条运河。经过几年的努力，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工程基本建成。这条运河的最早名称已经难以考查，后来人们相继称它为秦凿渠、零渠、灵渠、兴安运河等。 在古代，我国南方有一个人数很多的越族，他们活跃在江、浙、闽、赣、粤、桂等广阔的土地上，其中分布在粤、桂等地的越人叫。战国时期，南越与楚国已有一定关系，吴起在楚变法时，即将湘南、粤北、桂东北的苍梧并入楚国的领土。秦灭楚后，进一步向南发展，进军南越腹地。当时由于的阻隔，交通不便，粮秣运输困难，于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命监御史禄负责穿凿运河，以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 南渠可分上下两段，上段自小天平向西北走向，到兴安县北，接始安水，长约4.5公里。这一段系凿岩成渠，全部由人工开成，宽度虽较小，约7—14米，但工程比较艰巨。下段沿始安水、零水向西，至今溶江镇附近，接漓江，长约30公里，是在始安水和零水的基础上拓展而成，宽约10—60米。南渠全长30多公里，落差29米，河床比降很大，渠道上不设辅助工程，不便舟楫上下。后人推测，为了便于通航，当年可能已在沿渠建有原始陡门。陡门现称船闸，平时关闭，随着舟楫的前进而顺序打开，从而可以减少航行的困难。我国的正式陡门，至迟形成于唐朝，其雏形有人认为可以上溯到修建灵渠时代。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闸运河。 灵渠工程处处闪烁着建设者的聪明睿智。灵渠全长虽然不到40公里，是一条小型运河，但因为它沟通了长江、粤江两大水系，其地位却十分重要。它不仅在秦朝，而且在以后2000多年中，都是内地和岭南的主要交通孔道，对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加快岭南的开发，意义都非常重大。 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 分为两造开，南漓北湘水。 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 人谋夺天造，史禄所经始。 北渠从大天平向北，到今洲子上村附近回到湘江故道，长约3.5公里。北渠经过的地带，是个山间小平原，这里的地面虽然较少沟壑，但坡度偏大，采用直线渠道，与南渠一样，也会流水过急，不便航行。为了减少这段渠道的比降，建设者们采用曲线渠道，形如蛇行。巧妙地用伸长渠的长度，以达到减少比降、利于通舟的目的。 对灵渠构造上的巧夺天工，航运上的舟行便捷，宋人范成大深有感触，曾作诗加以歌颂： 灵渠由分水工程、南渠、北渠三部分组成。分水工程建在水量比较丰富的海洋河上，其具体位置在今兴安县东南二公里处的分水村。这里不是离始安水最近的地方，所以舍近取远，选址于此，是因为此地的河床较高，大抵与始安水相当的缘故。分水工程呈“┚”形，似木工的曲尺，角尖对着海洋河的上游。平时，它拦截海洋河水，阻止河水流入原来的河道，将其一分为二，七分进北渠，三分入南渠。这座曲尺形的分水工程，后人称为人字堤，就是今天大、小天平的前身。大、小天平属滚水坝性质的工程，洪水时，水可从坝上漫出，流入故道，以减轻天平本身及南、北渠道的压力。后来，在大、小天平的顶端前面，又建铧嘴，以提高分水功能和保护天平。据考证，铧嘴是唐朝增建的。 <hr /> 春秋战国时，我国运河工程首先兴起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淮之间。到秦、汉时期范围扩大了，南到五岭，西至关中，北及幽燕，都凿有运河。灵渠便是其中之一。 第一章 周、秦、两汉运河 第四节 长安、洛阳的漕河 西汉建都长安，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又要用兵匈奴和经营西域，中央政府的粮食支出非常浩繁，压力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另一方面是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方，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函谷关以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浅涩曲折，运输功能很差。从长安东到黄河，陆路只有300多里，而曲折的渭河水道，却长达900多。又由于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一年中，它只有六个月可以勉强通航。因此，渭河年运输量很少，西运入京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汉武帝时，须从东方调入粮食几百万石，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当大司农(主管全国农业的长官)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立即采纳了。历史上把这条渠道称为漕渠。 漕渠工程动工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由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由几万军工负责施工。渠首位于长安城西北，引渭水为水源，经长安城南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接纳泬〔jue决〕水(皂河)、浐〔产〕水、霸水，以增加漕渠的水量。这些水道都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很少。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阳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会合，全长300多里，历时三年完工。，周长40多里，将沣水、滈〔hao号〕水拦蓄池内。凿昆明池除了用来操练水兵外，还可以调济漕渠水量和供应京师的生活用水。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它一直是西汉中后期东粮西运的主要渠道，一般年代，年运输量在400万石左右，最高年份达到600万石，约为渭水运量的10倍。除航运外，它还有灌溉农田之利，溉田面积约10000顷上下，比白渠多一倍以上，约与当时的成国渠相当。西汉亡国后，东粮西运的工作不再继续，漕渠因失修而逐渐湮废。 东汉定都洛阳，漕运工程的重点随着东移，既凿了一条名叫阳渠的新水道，又比较彻底地治理了汴渠。 洛阳虽有洛水可通黄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浅，不便航运。为了使粮船可以直达京师，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河南尹王梁主持下，着手兴建运河。他组织力量，“穿渠引谷水(洛水支流)注洛阳城下，东写(泻)巩川。”由于谷水水量不足和渠线安排不当，渠虽凿成了，但不通水。19年后，即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大司空张纯再度在京师附近修建运河。他汲取王梁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增加运河水源，除仍引谷水外，又引来了洛水干流；另一方面重新安排渠道线路，西起宜阳东部，向东经过洛阳城的西面、南面和东面，再向东到郾师附近回注洛水。这条运河名叫阳渠。第二次工程很成功，东汉从此以后，来自南方、东方、北方等地的粮船，经邗沟、汴河、黄河等航道，再循洛水、阳渠，可在洛阳城下傍岸了。阳渠的穿凿，不仅便于政府通漕，而且也使“百姓得其利”。 不过，东汉最大的运河工程，当数汴河的治理。从西汉后期到王莽统治时期，鸿沟水运体系，由于黄河的一再决口，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运道完全断航，由丹水演变而来的汴河，航道也经常受阻。汴河是京师洛阳的主要粮道，在全国入京的租赋中，来自豫、兖、徐、扬、荆等州所占比重很大，多循此河入京。因此，对汴河的治理，东汉朝廷非常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由王景、王吴主持的治河、治汴工程。黄河泛滥是汴河堵塞的根源，治汴必须治河(治河工程详见本书《九、历代治河工程》)。治汴工程主要有改造渠口和筑堤、浚渠等。 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而黄河主溜在河床中摆动无常，单一引水口不能稳定地引入河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景、王吴除修复旧闸外，又建新闸，实行多口引水。同时，将引水闸由原来的木结构改成石结构，以便更好地控制进水。黄河洪水流量很大，即便汴口设闸控制，仍然会有过量的洪水进入汴河，汴河仍然会决堤成灾。为了增加汴河的安全系数，二人又在其上游，即，用“墕流法”将涌入的过量的水，有控制地排出堤外。从荥阳到泗水，汴河全长800里，他们还全面地建筑河堤，深挖河床。经过这次治理，汴河的漕粮能力大大提<strike>ｗ</strike>高。 <hr /> 注释： 第一章 周、秦、两汉运河 第五节 连缀河北诸水的五渠 河北平原位于黄河下游北面，太行山之东，燕山以南，东临渤海。这里河流纵横，水道众多。南部多黄河故道，由西南流向东北；中部之水多为西东流向，源出大行山；北部诸河为北南流向，发源燕山。它们都流入渤海，流短水少，不便航运。不过，如能在各河之间凿渠沟通，将它们连缀起来，水源得到调剂和集中，航运效益便会大大提高。东汉末年，曹操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为改进这里的水上交通，做了许多工作，先后凿成白沟、平虏、泉州、新河、利漕等五条水道。 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虽打败了袁绍，但绍子袁尚仍盘据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负隅顽抗。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亲领大军渡河北征。从军运需要出发，他在河北首先建成了一条名为白沟的运河。白沟的主要工程之一，是筑堰逼淇水北流。古淇水即今淇河，发源于太行山，东南流向，分两道注入黄河。因此筑有大小二堰。小堰用石材建成，人称石堰，主要目的是堵塞小河，将全部淇水集中于正流。大堰叫枋堰，建于淇水正流入河处不远，这是一条木、铁、石参用，以大枋木为主的拦河大坝。淇水水量欠丰，不能像灵渠在海洋河上那样建分水工程，只能堵住全部淇水，使其北流。因此，河船入沟，沟船入河，都必须盘坝，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拉空船沿坝的斜坡过坝，再将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一工程是在枋堰北面穿渠，引淇水进入另一自然河道白沟。白沟下接黄河故道古清河，清河北到今天津境，与沱河(滹〔hu乎〕沱河)会合。这样，白沟工程虽有盘坝之劳，但毕竟改善了黄河南北的水运。 袁尚被曹操击败后，投奔辽西首领蹋顿，图谋卷土重来。为了根除后患，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北伐乌桓。在进军过程中，他命令董昭负责组织力量施工，相继凿成平虏、泉州、新河三条运粮渠道，开辟了通向辽西的水路。平虏渠在今天津市静海县境内，南起沱水，北到泒〔gu孤〕水。泒水下游，大体上就是后来大清河的入海河段。泉州渠是沟通泒水下游与鲍丘水(潮白河)的渠道，由于它位于泉州县(治所在今武清县西南)境内而得名。新河西起鲍丘水，经过今唐山境内，东接濡〔ru如〕水。濡水就是今天的滦河。这三条渠道，特别是后两条，大概由于军马倥偬，而冀东又多沼泽，施工困难，工程粗糙，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 如果说上述四渠的穿凿，主要是由于军事上需要的话，开利漕渠则不同，主要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邺城北控河北平原，南联中原腹地，地位重要，本是袁绍、袁尚父子的大本营。曹操消灭袁氏势力后，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由许都(今河南许昌市)北迁于此。因此，他很重视对邺城的建设。发展这里的水路交通，兴建利漕渠，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它凿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以漳水为水源，经邺城，向东到馆陶县西南，与白沟衔接。白沟是当时河北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利漕渠凿成后，邺城因有白沟之利，对幽燕中北部的控制，和对黄河以南的联系，都大大加强。由于漳水水量比较丰富，还因为增加了水源，使白沟的航道更为通畅。除以上五渠外，曹魏时又开白马渠，沟通沱水和漳水。 经过千百年的努力，到两汉时，我国的运河工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它东起沿海地区，西到关中，南起湘桂，北到幽燕，都有运道可通。它对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边疆地区的开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都有重大作用。 <hr /> 注释： 第二章 隋、唐、宋大运河 第一节 东连黄河的广通渠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关中经济情况难以与盛极一时的西汉相比。西汉仅郑白渠即可灌溉农田四万多顷。魏晋南北朝时，这里有许多灌溉工程因无暇维修而湮废。因此，隋定都长安后，仰仗东粮西运的程度，远远超过西汉。这就决定了隋在立国不久，便着手穿凿长安——黄河间的运粮渠道。 在我国历史的早期，帝王们选择自己的都城时，往往要把目光投向长安。因为它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心，土地肥沃；平原四周又有大山环抱，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当隋文帝杨坚结束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后，也以长安作为这个统一王朝的都城。 这次改建，要求凿得深宽顺直，可通“方舟巨舫”。舫是一种两舟相并的船，体积大，容量多。《战国策·楚策》说：“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要通航这样大型重载的舫，渠道必须又深又宽。改建工程由杰出的工程专家、大兴城的设计者宇文恺主持。动工之前，他先派“工匠巡历渠道，观地形之宜”(《隋书·食货志》)，以便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渠道布置得更为合理。在上下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当年即峻工。新渠仍以引渭水为主要水源，自大兴城至潼关，长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广通渠的运量大大超过旧渠，对缓和关中粮食的紧张情况，有重要作用。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关中大旱，但是无灾。当时所以旱而无饥荒之灾，与发放300多万石广通仓的粮食有关。广通仓在广通渠旁的华州(今华县)，这里的粮食，就是沿广通渠从东方运来的(图1)。 从潼关以东运粮入关，广通渠以下一段水路是黄河。黄河有三门砥柱之险，砥柱为两个石岛，兀立河心，堵塞航道，形成神门、鬼门、人门三条险道，神、鬼二门无法通舟，人门虽可勉强航行，但风险很大，经常船沉人亡。三门砥柱是当时东粮西运的“瓶颈”。于是，又有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下令“凿砥柱”。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凿砥柱”的工程很少进展，只好半途而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20_1.jpg" /> 图1 运粮舫舟图 第二章 隋、唐、宋大运河 第二节 沟通河淮的通济渠 隋初定都长安。公元604年，杨广杀其父隋文帝夺取皇位，他便是历史上以骄奢著称的隋炀帝。他认为关中与山东、江南、河北等地，道路遐远，“兵不赴急”，应将都城东迁，于是立即下诏营建东都洛阳。接着，又陆续发令穿凿以东都为中心、通向江淮、河北等地的大运河，以加强对这些主要经济区的联系和控制。 最先穿凿的是通济渠，凿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通济渠可分西、中、东三段。西段以东都洛阳为起点，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在旧有渠道阳渠和自然水道洛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到洛口与黄河会合。由于古阳渠又称通济渠，人们就把这一名称由西段扩大到了中段和东段。中段以黄河边上的板渚(河南荥阳西部)为起点，引黄河水作水源，向东到浚仪(河南开封市)。这一段原是汴渠上游，隋朝加以浚深和拓宽。浚仪以下，与汴渠分流，东南走向，经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永城、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到睢眙注入淮水。这是东段，多由自然水道拓展而成。 当时，浚仪以下所以不再利用汴河旧道而另开新渠，与如下一些因素有关。汴河东段的位置偏北偏东，隋炀帝南巡江都，南粮北运进京，都过于绕远。况且从汴河入淮，必须取道泗水，而泗水航道曲折，又有徐州洪、吕梁洪之险，二洪“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水经注·泗水注》)，经常翻舟，航行很不安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浚仪到睢眙，地势比较平缓，河床比降适度；同时，经此而接邗沟，与经汴相比，航程也缩短许多。再加上当时河淮之间经济比较发达，，为加强东都与这里的联系，也需凿渠穿行这里。 通济渠三段全长近2000里。它不仅渠道长，而且因为要航行皇帝的龙舟，龙舟长200尺，上建四层重殿，高45尺，所以必须凿得又宽又深。深度多少，不见记载，宽度规定为40步。隋朝一步六尺，即渠宽为240尺，宛如一条大河。此外，通济渠还有一批附属工程，如夹渠修筑平整的御道，以便数十万纤夫和军队行走；沿途修建数十座离宫，以便皇帝和后妃休息。整个工程由尚书右丞皇甫议负责，“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资治通鉴·隋纪四》)服役。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动工，到八月便交付使用。当时隋炀帝立刻从洛口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zhulu逐卢〕，浩浩荡荡，南巡江都(图2)。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21_1.jpg" /> 图2 帝王游幸龙舟 通济渠凿成后，它与邗沟便成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意义更为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即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hr /> 注释： 第二章 隋、唐、宋大运河 第三节 山阳渎和江南河 山阳渎即古邗沟，它南起邗城，北到山阳县(今江苏淮安)。邗沟初凿于春秋末年吴国，当时出于战争的临时需要，工程因陋就简，水道曲折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后来，人们对它进行多次改造。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东汉末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市)太守陈登的改道，由樊梁湖往北，直至淮安入淮，改变过去绕道博芝、射阳两湖的曲折线路。这一改变奠定了后来邗沟的基本格局。隋文帝从伐陈的需要出发，又对部分渠道作了调整，将入淮水口由淤浅了的末口改到山阳。不过当时由于军事行动立即开始，来不及改造全渠。 隋炀帝为了提高山阳渎的航运能力，与通济渠配套，对这条古运河作了较为彻底的治理。在凿通济渠的同时，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又征调淮南10余万人投入这一工程。当时除了按照通济渠的标准，浚深加宽渠道，修筑道路、离宫外，又穿凿了新的入江渠口。由于长江沙洲的淤涨，原来山阳渎的入江渠口堵塞严重。这次扩建，便将南段折而向西，开了几十里的新渠，使其从扬子(江苏仪征东南)入江。这就是隋唐时期著名长江渡口扬子津。山阳渎经过这次改造后，全线畅通无阻，像龙舟那样的庞然大物，也可进退自如了。 在建成通济渠和山阳渎后的第六年，隋炀帝又下令拓展江南河。 春秋末年，太湖流域已有运河。秦始皇建立了统一国家以后，为了加强对吴中地区的控制，也为了东巡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辖地有今苏南及浙江中北部)的需要，在春秋古运河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沟通了北起丹徒(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丹徒镇)，中经会稽郡治，南到钱塘(浙江杭州市)的水道。这应是后来江南河的雏形。据说丹徒的得名，就是因为当时有3000赭衣囚徒在此参加治河的缘故。丹徒、曲阿(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市)位于太湖流域西北部，这里的地势比附近其他地方稍高，因而从此经过的这段运道，河床偏高，河水不足，行船不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三国、东晋时期，曾一再在此施工，如吴国疏浚丹徒——曲阿间的河床，以改善这里的航道；东晋于京口(镇江市)筑丁卯，以控制河水泄入长江等。 在上述基础上，隋炀帝扩建了江南河。《资治通鉴·隋纪四》载：“，敕穿江南河，自京口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这里的会稽，当指今浙江省绍兴市境内的会稽山，相传大禹曾会诸侯于此，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曾登此山“望于南海”(实指今东海)，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大概也要效法大禹、秦皇的故事。不过隋炀帝登会稽的目的并未达到，因为下令穿凿不久，就被高丽战争和农民起义所困，再也无暇南渡长江了。但江南河的拓展，大大地推进了太湖流域航运的发展，也加强了与江、淮等地的联系。江南河至今仍是太湖流域的黄金水道。 <hr /> 注释： 第二章 隋、唐、宋大运河 第四节 北通涿郡的永济渠 在隋朝，今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是又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个区域当时有户200多万，在全国900多万户中，几乎占了1/4。隋朝推行租庸调制，按户、丁征收粟帛，征发劳力，户多丁多，上调的粟帛等也多。这就需要有一条粮帛南运进京的水道。隋炀帝着意开拓边疆，积极准备用兵辽东，他以涿郡(今北京市)作为征辽基地，要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北运，也需要有一条从东都到涿郡的军需供应线。自东汉末年，曹操穿凿河北五渠后，那里虽然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水道，但它以自然河道为主，深浅不一，航路不畅，难以适应隋朝经济、政治、军事的需要。于是，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和山阳渎之后，决定在黄河以北，在曹氏旧有水道的基础上，拓展一条航运能力较大的运河，这就是穿永济渠。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当初曹操发展河北水运时，白沟的渠首工程是“遏淇水入白沟”。隋炀帝的新渠与曹操旧渠相比，有两个重大改进。一是沁水源远流长，淇水无法与之相比，因此，新渠的水源远比旧渠丰沛。这是新渠航道远比旧渠通畅的基本因素。二是旧渠在白沟、黄河之间筑有枋堰，由沟入河或由河入沟，舟船都必须盘坝或换船，这就大大降低了通航能力。新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表明渠口建有分水工程，舟楫可以直接出入河渠，无须换船或盘坝，这就大大提高了通航能力。 永济渠也可分成三段。南段起于沁水入河处，北到卫县(治所在今河南浚县西)。这是当时新凿的渠道。卫县以下经馆陶、东光等地，至今天津市境与沽河会合。这是中段，它以曹操时的故道为基础，扩展成为大渠。由今天津市到古涿郡(今北京市)为北段，系改造两条自然河道而成。一条是古潞河下游，它位于今天津市和武清县间。另一条是桑干水(今永定河)下游，当时它位于今武清县到古涿郡南郊。南、中、北三段运河共长1900里左右，大体说与通济渠相当。这也是一条历时很短、不到一年便完工的运河。它的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很强，并且也可航行庞大的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伐辽东，当时他就是乘龙舟到达涿郡的。伐辽东出动军队100多万人，后勤供输极大，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 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永济渠，虽然是五条运河，但由于它们的规格大体一致，组成了一个由长安—洛阳两都为中轴、成扇形、东南通余杭、东北到涿郡的完整的运河网，实为一条运河的五个组成部分。这个运河网把我国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紧密地联在一起，对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繁荣，都有难以估量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隋炀帝兴建这些工程，虽然多从他本人需要出发，并给当时广大群众造成严重灾难，但后人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便是这样认为的，在《汴河怀古》中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龙舟水殿事，与禹论功不较多。” 第二章 隋、唐、宋大运河 第五节 唐朝的运河工程 唐朝的运河建设，主要是维修、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还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广通渠失修，逐渐淤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年约几十万石，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后来，京师用粮不断增加，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皇帝只好率领百官、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于是，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重开广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韦坚主持。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时，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浐水也拦入渠中，作为补充水源。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300多里。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渠成当年(开元二年)，即“漕山东(崤山以东)粟四百万石”。 将山东粟米漕运入关，还须改善另一水道的航运条件，即解决黄河运道中三门砥柱对粮船的威胁问题。这段河道水势湍急，溯河西进，一船粮食往往要数百人拉纤；而且暗礁四伏，过往船只，触礁失事几近一半。为了避开这段艰险的航道，差不多与重开长安、渭口间的漕渠同时，陕郡(治所在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太守李齐物组织力量，在三门山北侧的岩石上施工，准备凿出一条新的航道，以取代旧航道。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虽然凿出了一条名叫开元新河的水道，但因当地石质坚硬，河床的深度没有凿够，只能在黄河大水时可以通航，平时不起作用。三门险道问题远未解决。 通济渠和永济渠是隋朝兴建的两条最重要的航道。为了发挥这两条运河的作用，唐朝对它们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扩充。隋朝的通济渠，唐朝称汴河。唐在汴州(今开封市)东面凿了一条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马沟，而白马沟下通济水，这样，便将济水纳入汴河系统，使齐、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调，也可循汴水西运。唐对永济渠的改造，主要有以下两个工程。一是扩展运输量较大的南段，将渠道加宽到17丈，浚深到24尺，使航道更为通畅。二是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张甲河，沧州的无棣河等，以深入粮区，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 对唐朝政府来说，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运输各地粮帛进京。为了发挥这一功能，唐后期对漕运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唐前期，南方租调由当地富户负责，沿江水、沿运河直送洛口，然后政府再由洛口转输入京。这种漕运制度，由于富户多方设法逃避，沿途无必要的保护，再加上每一舟船很难适应江、汴(泛指运河)河的不同水情，因此问题很多。如运期长，从扬州到洛口，历时长达九个月。又如事故多、损耗大，每年有大批舟船沉没，粮食损失高达20%左右，等等。安史之乱后，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于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开始，刘晏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用分段运输代替直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江船之运积扬州；汴船不入河，汴船之运积河阴(郑州市西北)；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承运工作也雇专人承担，并组织起来，10船为一纲，沿途派兵护送等。分段运送，效率大大提高，自扬州至长安40天可达，损耗也大幅度下降。 除漕运租、调外，大运河还大大促进了沿线许多商业城市的繁荣。如扬楚运河(即隋朝的山阳渎)南端的扬州和北端的楚州(治所在山阳县，今为淮安市)，汴河上的汴州(今开封市)和宋州(今商丘市)，永济渠上的涿郡等。扬州因为位于扬楚运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公私舟船，南来北往，都要经过这里，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南北百货的集散处。它“十里长街井市连”，在全国州一级的城市中，位列第一，超过成都和广州，人称“扬一益二”。汴州位于汴河北段，经过济水，东通齐鲁；经永济渠，北联幽冀；经黄河，可达秦晋，迅速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的大都会。后来，梁、晋、汉、周、北宋五代都建都于此，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水运方便的繁华城市。 第二章 隋、唐、宋大运河 第六节 宋朝运河新体系 梁、晋、汉、周、北宋都定都汴州，称汴京。北宋历时较长，为进一步密切京师与全国各地经济、政治联系，修建了一批向四方辐射的运河，形成新的运河体系。它以汴河为骨干，包括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合称汴京四渠。并通过四渠，向南沟通了淮水、扬楚运河、长江、江南河等，向北沟通了济水、黄河、卫河(其前身为永济渠，但南端已东移至卫州境内)。 五代时，北方政局动荡，频繁更换朝代，在短短的53年中，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南方政局比较稳定，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北宋时，政府对南粮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汴河是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因此，北宋政府特别重视这条水道的维修和治理。例如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汴河决口，宋太宗强调说：“”他率领百官，一起参加堵口。 不过，为了这条运道的畅通，北宋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而河水多沙，自隋经唐到宋，经几百年的沉积，河床已经高出地面，汴河极易溃堤成灾。北宋政府深知汴水无情，治汴工程丝毫不敢放松。它组建了一支维修专业队，负责平时汴河的维修和养护。汴河大汛，则立即出动禁军防汛。大修时，发动沿河百姓参加。为了巩固堤防和利用汴水冲刷河中积沙，它在汴河两岸下了600里木柱排桩，将汴河束窄到可以冲沙的地步，开了后来“束水攻沙”的先河。 惠民河是经北宋初年多次动工修建的一条运河，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以蔡河(已湮)支流潩〔yi异〕水(浍河)为水源，开渠将它引向京师。下段自汴京南下，改造蔡河干流而成。惠民河的重要性仅次于汴河，淮水流域的大部分税粮，可从此河调入京师。广济河因河宽五丈左右，又称五丈河。其前身是唐朝开的湛渠，下接白马沟和济水，可通齐鲁之运，也可分泄汴河的洪水。北宋对它进行多次治理，在漕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金水河是北宋初年新凿的一条河道，它以郑州、荥阳间的几条小水，如京水、索水、须水等为水源，凿渠向东到汴京。它除了给广济河补充水源外(从汴渠上架槽通过)，还为京师提供较为清澈的生活用水。 除汴京四渠外，为了改善漕运，北宋又分别在江淮和江汉间，也进行运河建设。 扬楚运河是“汴渠之首”，它南接江南运河。这三条运河构成了北宋政府的主要粮道，即江南运河将主要产粮区太湖流域的税粮运出，然后经扬楚运河、汴渠入京。江南运河的航道基本上良好，无须大修。但扬楚运河及扬楚运河与汴渠之间的航道，都需要作较大的改进。原来汴渠与扬楚运河并不直接相通，由扬入汴，舟船还要走一段较长的淮河河道，而这段河道滩多水急，常常损坏漕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北宋前期，先后进行三次施工，傍这段淮河的南岸，从楚州北面的末口，到盱眙东北的龟山镇，凿了长约150里的运河，避开了这段险滩。扬楚运河的突出问题是水枯河浅，不便大船通航。水道西部的洪水威胁也很严重，经常冲断航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宋在高邮湖北筑了一条比较坚固的、长达200里的石堤，以保护航道，并在堤上设置10座石闸，进行有控制的排水。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县)、扬州等地，利用当地自然湖泊，改造成为运河的水柜，以接济运河用水。 除太湖流域是北宋的主要产粮区外，四川和两湖的农业生产，也占有一定地位。如何调运这些地区的税粮入京，也是北宋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绕道扬、汴，路程太远；从襄樊陆运，效果太差。经过酝酿，北宋统治者决定穿凿第二条江淮运河。按照计划，这条水道西起江陵，凿渠向东，经潜江境与汉水会合。下一段是利用汉水及其支流白河两条自然水道。白河与淮水支流澧〔li礼〕水很近，如果在这两水间再凿一条运河，江船便可循淮水另一支流蔡河直达汴京城下了。这一工程只完成了一部分，即江陵——汉水之间的渠道凿通了，使江、汉之间的水运“大为利便”。但白、澧之间因为地势稍高，经过两次施工，只能做到通水，而不能通船，功亏一篑。今天，人们掌握了建造高坝技术，可以将白河的水位提得很高，这里便不再成为通水通航的障碍了。计划中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其中有一段就取道于此。 <hr /> 注释： 第三章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 第一节 凿济州河和会通河 自宋朝起，太湖流域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元朝以大都为都。都城官兵、百姓众多，粮食的消耗量极大，每年需要调入外粮200多万石。太湖流域成了大都用粮的主要供应地。 起初，南粮北运，元政府采用双管齐下的办法进行。一条管道是海运。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出长江口沿海岸北上，绕过山东半岛，驶入渤海湾，傍岸到直沽(今天津市)，然后再循白河(今北运河)达通州(今北京市通县)。海运有优点，如运量大，节省人力和费用，但海难较多，常有船舶漂失，不及河运安全。 另一条渠道是河运。将江南粮食装船，沿江南运河、淮扬运河(扬楚运河)、黄河、御河(卫河，相当于永济渠中段)、白河抵通州。这条运道问题较多。黄河为西东走向，北上粮船须向西绕到河南封丘，航程很大；从封丘到御河，还有200多里，无水道可以利用，必须改成车运，道路泥泞，车行困难。 元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有一条径直而安全的水道，从大都直达江南。为实现这一愿望，关键问题是山东地区能否穿凿运河，只要在这里凿出一条渠道，南北直运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忽必烈派杰出的水利名家郭守敬深入当地调查，得出肯定的答案后，便在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委派兵部尚书奥鲁赤组织人力，在济州(今济宁市)境内施工。第二年完成，这便是济州河。它南起济州鲁桥，北到须城(治所在今东平县)安山，长150里左右。这里地处鲁中山地西缘，与其南北相比，地势稍高。建设这条运河，解决水源问题和比降问题，都是工程的重点和难点。 汶水和泗水是运河附近两条稍大一点的河道，都发源于鲁中山地。前者向西向北流，是大清河的上源。后者向西向南流，是淮水的支流。两者之间，还有一条小水叫洸〔guang光〕水(一说洸水为汶水汊流)，其流域地势又比汶、泗略高。于是，建设者们分别在汶、泗上游各建一座拦河坝，将汶、泗两水集中于洸水，沿洸水河道至任城(在今济宁市境)进入新开的济州河。济州河一部分水南流，回到泗水故道，下通淮水；一部分水北流，回到汶水故道，汶水下通大清河。济州河的穿凿，沟通了淮水和大清河。汶、泗两水，雨季、旱季水量的差异较大，为了以丰补歉，保证济州河常年都有一定的水量，建设者们又于河旁修筑一些水柜，进行调剂。 由于济州河位于鲁中山地西缘，比南面的泗水河道和北面的汶水河道都高，因此，南北河床的纵比降都偏大。比降偏大，不仅航行困难，而且河水也容易流失。济州河本来水源不足，过多的河水流失，便会导至断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设者们在比降较大的河段上，修建了一批闸门，无船时，闭闸保水，来船时，开闸通航。 大清河原是古济水的下游，它下注渤海。这样，南来漕船便可循泗水、济州河、大清河、渤海、白河，直达通州了。不过，大清河也不是一条理想的水道，除其本身水量不足外，又有潮水顶托和河口多沙等问题，漕船常常受阻。人们认为，南北之间内河航运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于是，又有会通河工程的兴起。 首先建议穿凿这条运河的是寿张(治所在今山东梁山县西北)县尹韩仲晖和太史院史边源。经朝廷派人深入现场调查，确认切实可行后，命江淮行省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选负责施工，征丁夫三万人服役。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工，南起须城安山，接济州河，北到临清，与卫河会合，长约250里。行船的渠道工程，当年凿成，解决比降、保水等问题的坝闸，则在以后陆续完工。这段新凿的运道，初名安山渠，后来，因为它是条“古所未有”的“通江淮之运”的水道，南粮可以直达京郊，忽必烈十分高兴，正式赐名为“会通河”。 鲁西一带，地势高于南面的江苏和北面的河北，是南北大运河的河脊，水源又比较短缺，工程十分复杂，但人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建成济州、会通两河，使南北水运联成一线，在我国运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两河虽然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还不能通航较大的船舶，因而也没有取代海运，成为南北漕运的主要渠道，但它却为明代完成这一任务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 第二节 浚坝河、通惠河 大都一带的对外水上交通，古已有之。隋朝有永济渠。不过，永济渠的北段主要由桑干水改造而成。桑干水的河道摆动频繁，历史上又有无定河之名，清朝康熙帝期望它不再改道，才命名为永定河。唐朝的某个时候(史文没有记下具体年代)，由于桑干水的改道，永济渠已经通不到涿郡了。金朝，中都(今北京市)有一条名叫“闸河”的人工河道，由都城东到潞河，可以漕粮。金后期，迫于蒙古汗国的威胁，迁都洛阳，闸河逐渐淤塞。 元朝初年，为了解决大都——通州间的粮运问题，在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在旧水道的基础上，拓建成一条重要的运粮渠道，叫阜通河。阜通河以玉泉水为主要水源，向东引入大都，注于积水潭。再从潭的北侧导出，向东从光熙门南面出城，接通州境内的温榆河。温榆河下通白河(北运河)。玉泉水的水量太少，必须严防泄水。运河河道比降太大，沿河必须设闸调整。为了上述两个目的，郭守敬于40多里长的运河沿线，修建了七座水坝，人称“阜通七坝”。阜通七坝闻名大都，民间则称这条运河为坝河。坝河的年运输能力约为100万石上下，在元朝，它与稍后修建的通惠河，共同承担由通州运粮进京的任务。 元朝初年，在大都除凿坝河外，还凿了一条名叫金口河的运道。金口河初开于金，后来堵塞。元朝在郭守敬主持下，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重开。它以桑干水为水源，从麻峪村(在今石景山区)附近引水东流，经大都城南面，到通州东南的李二村与潞河会合。这是一条从营建大都的需要出发，以输送西山木石等建筑材料为主的水道。由于金口河的比降更大，流水湍急，河岸常被冲塌；又由于桑干水泛滥时有可能循金口河东下，危及大都的安全，后来郭守敬又将它堵塞。 起初，元朝南粮运输入都，虽然实行海运、河运并举，由于海运属初创，船小道远，运量不算太大；而河运又有黄河、御河间一段陆运的限制，运量很少。两路运到通州的粮食总计才100多万石，由通州转运入京的任务，坝河基本上可以承担。但后来，因为海运不断改进，采用可装万石的巨舶运粮，也摸索出比较径直的海道，再加上济州、会通两河的穿凿，。这样，大都、通州之间，仅靠坝河转运，就比较困难了，于是有第二条水运粮道通惠河的穿凿。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新河工程正式开工，以都水监郭守敬主其事。开拓水源是兴建这条运河的关键。郭守敬通过实地勘查，知道大都西北山麓，山溪泉水很多，只要将它们汇集起来，新河的水源问题，便可基本解决。于是，他从昌平县的白浮村起，沿山麓、按地势向南穿渠。它大致说与今天的京密水渠并行，沿途拦截神山泉(白浮泉)、双塔河、榆河、一亩泉、玉泉等，汇集于瓮山泊(昆明湖)。瓮山泊以下，利用玉河(南长河)河道，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北面入城，注于积水潭。以上这两段水道是新河的集水和引水渠道。瓮山泊和积水潭是新河的水柜。集水渠和水柜为新河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水量。 积水潭以下为航道，它的径行路线为，从潭东曲折斜行到皇城东北角，再折而南下，沿皇城根径直出南城，沿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到高丽庄(通县张家湾西北)附近，与白河会合。从大都到通县一段，为了克服河床比降太大和防止河水流失，修建了11组复闸，有坝闸24座，并且派遣闸夫、军户管理。这些坝闸，起初为非永久性工程，用木料制作，后来改成永久性的砖石结构。 由引水段和航运段组成的这条新河共长160多里。经过一年多的施工，主体工程建成。它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的建成，大都的粮运问题基本解决。积水潭成为重要的港口，“舳舻蔽水”，盛况空前。 <hr /> 注释： 第三章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 第三节 会通河的治理 起初，会通河的范围较小，仅指临清——须城(东平)间的一段运道。后来，范围扩大，明朝将临清会通镇以南到徐州茶城(或夏镇)以北的一段运河，都称会通河。会通河是南北大运河的关键河段。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原武(河南原阳西北)决口，洪水挟泥沙滚滚北上，会通河1/3的河段被毁。大运河中断，从运河漕粮北上被阻。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定北平为北京，准备将都城北迁。永乐帝鉴于海运安全没有保证，为解决迁都后的北京用粮问题，决定重开会通河。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他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施工，征发山东、徐州、应天(南京)、镇江等地30万民夫服役。主要工程为改进分水枢纽、疏浚运道、整顿坝闸、增建水柜等。其中有些工程在当年即告完成。 改进分水枢纽。元朝的济州河，以汶、泗为水源，先将两水引到任城，然后进行南北分流。由于任城不是济州河的最高点，真正的最高点在其北面的南旺，因此，任城分水，南流偏多，北流偏少。结果，济州河的北段，河道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分水枢纽选址失当，是元朝南北大运河没有发挥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宋礼这次治运河，对它作了初步改进。他除维持原来的分水工程外，又采纳熟悉当地地形的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戴村附近的汶水河床上，筑了一条新坝，将汶水余水拦引到南旺，注入济州河。济州河北段随着水量的增多，通航能力也就大幅度地提高了。 几十年后，人们对这一分水工程又作了比较彻底的改进，即完全放弃元朝的分水设施，将较为丰富的汶水，全部引到南旺分流，并在这里的河床上建南北两坝闸，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水量。大体上说为三七开，南流三分，南会泗水，北流七分，注入御河。人们戏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疏浚河道。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将被黄河洪水冲毁的一段运道，改地重新开凿出来。旧道由安山湖西面北注卫河，新道改从安山湖东面北注卫河。改道到湖东，黄河泛滥时，有湖泊容纳洪水，可以提高这段水道的安全程度。又因为这里的地势西高东低，运道建于湖东，便于引湖水补充运河水量。二是展宽浚深会通河的其他河道。一般说，要将它挖深到13尺，拓宽到32尺。这样，即便是载重量稍大的粮船，也可顺利通过。 。为了克服河道比降过大给航运造成的困难，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31座坝闸。这次明朝除修复元朝的旧坝闸外，又建成七座新坝闸，使坝闸的配置更为完善，进一步改进了通航条件。由于会通河上坝闸林立，因此，明人又称这段运粮河为“闸漕”。 除上述工程外，为了更好地调剂会通河的水量，宋礼等人“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置了新的水柜。 经过明朝初年的大力治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漕船载粮的限额，每船由元朝的150，提高到明朝的400料；年平均运粮至京的数量，由以前的几十万石，猛增到几百万石。明初成功地重开会通河，加强了永乐帝迁都北京的决心，并宣布停止取道海上运输南粮。 <hr /> 注释： 第三章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 第四节 穿淮北新河 自南宋初年<u></u>，杜充决黄河阻金兵南下起，黄河下游南迁，循泗、淮水道入海。元、明两代的南北大运河，从徐州茶城到淮安一段，便利用河淮水道作为运道，人称“河运合槽”或“河淮运合槽”。它长约500里。黄、淮水量丰富，在一般情况下，运道无缺水之患。但黄河多沙，汛期又多洪灾，也严重威胁航运。人们认为黄河对于运河，既有大利，也有大害，有“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的说法。但自元、明以来，黄河下游由于南迁日久，河床泥沙淤积与日俱增，决口频仍，对于运河，发展到了害大于利的地步。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人们竭力设法变“河运合槽”为“河运分立”，在淮北地区，陆续穿凿了一批运河新道，甚至将会通河南段的部分运道，也予以放弃。 最早在淮北开的一条新河叫夏镇新河。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黄河在鲁西曹县、单县等地决口，冲毁了昭阳湖以西一段运河。南北漕运被阻，明朝遂决定穿凿新河。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以盛应期为总河都御史，征集近10万夫役穿凿。工程过半，由于盛氏督工太急，怨声四起，又值大旱成灾，为防止爆发变乱，中途停工，只好草率修复旧道，勉强通航。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黄河又在江苏丰县、沛县决口，昭阳湖以西一段运道堵塞更甚。第二年，遂再度兴工，穿凿新河，由工部尚书朱衡主持，嘉靖四十六年(公元1567年)完工。这段新河，北起南阳湖南面的南阳镇，经夏镇(今微山县治所)到留城(已陷入微山湖中)，长140里，史称夏镇新河或南阳新河。旧河在昭阳湖西，原属会通河南段，易受黄河泛滥冲击。新河在湖东，有湖泊可容纳黄河来水，比较安全(图3)。 继夏镇新河之后开的另一条新河叫泇〔jia加〕河运河。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黄河决沛县，徐州以北运道被堵，粮船2000多艘阻于邳州(治所在今睢宁西北)。开泇河的建议遂提出，但未被朝廷采纳。几十年后，黄河在山东西南和江苏西北一带再度决口、泛滥加剧，徐州洪、吕梁洪等河段屡屡断水，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在主管工程的官员杨一魁、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相继主持下，除治理黄河外，又于微山湖的东面和东南面，穿凿新河，经过多年断断续续施工，到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全部完工。它北起夏镇，接夏镇新河，沿途纳彭河、东西泇河等水，南到直河口(江苏宿迁西北)入黄河，长260里。它比旧河顺直，又无徐州、吕梁二洪之险，再加上位于微山湖东南，黄河洪水的威胁较小，所以它的穿凿，进一步改善了南北水运。由于它以东、西两泇河为主要补充水源，故名泇河运河。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29_1.jpg" /> 图3 徐州运道的黄、运分立 最后，在明末清初，又穿通济新河和中河。泇河运河峻工后，从直河口到清江浦(今清江市)一段运道约180里，仍然河运合槽，运河并未彻底摆脱黄河洪水和泥沙的威胁。因而河运分离的工程继续进行，又相继穿凿通济新河和中河。前者凿于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西北起直河口附近接泇河运河，东南至宿迁，长57里。后者是在清朝初年著名治河专家靳辅、陈潢擘〔bo檗〕划下修建的。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动工，两年后基本凿成，后来又作了一些补苴〔ju居〕。它上接通济新河，下到杨庄(在清江市境)。杨庄与南河北口隔河相望，舟船穿过黄河，便可进入南河。至此，河运分离工程全部告成。 河运分离工程是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治理运河的主要工程之一，它的完工，使淮北地区的运河基本上摆脱了黄河的干扰，保证了运河的正常航行。 第三章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 第五节 南河的改造 自元朝到明初，这段运河都在淮安城北与河淮合槽连接。平时运河水位高，黄河水位低，运河水量容易流失。黄河汛期，水位黄河高运河低，黄河的洪水和泥沙，又容易冲积运河河道。明朝初年，当陈瑄继宋礼负责治理河运时，在河运交接处，并排修建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五坝，以防止运河水量流失和黄河洪沙涌入。当时所以建坝五座，旨在便于舟船分散盘坝，以减少等候时间。以后，又因盘坝毕竟费工、费时，陈瑄又在当地故老指点下，重开宋朝沙河故道，并在道上每隔10里左右修一闸门，共修五闸。舟楫进出河运，改走此道，舟来开闸，船去立即关闭，既便捷，又无运河水量流失、黄河洪沙内灌的问题。 在较好地解决河运连接问题的同时，陈瑄也比较妥善地处理了江运间的通航问题。本来运河只有一口入江，后来，由于长江北岸泥沙的堆积，旧口渐淤，只好又开新口。到明朝，实际上形成了多个通江运口，如仪真(今仪征)运口、瓜洲运口、白塔河口、北新河口等。江运间多口相通，虽有维修工作繁重、容易泄水等缺陷，但优点也不少。一是当时运河已颇繁忙，过往舟船很多，多口出入可以避免拥挤。二是各地来船可以就近入运，既缩短运道，又减少江上风险。如从长江中上游来船，可进最西面的仪真运口；从太湖流域取道镇江北上的漕船，可入瓜洲运口，来自太湖流域取道孟渎或德胜新河的粮船，渡江便可进入白塔河和北新河。陈瑄等对于这些运口，基本上都加以治理，如疏浚港道，建筑水坝和闸门等。在运口修建闸门，工程比较复杂，但它便于舟船进出；在长江水位下降时，可以关闸防止运河水量流失；在长江涌潮水位提高时，可以开闸引水。 除南北两端外，明朝对南河的河道，也进行大规模的整治，主要的工程是建湖堤、穿月河等，逐步使湖运分离。 南河有很长的航道属河湖不分，即以自然湖泊为航道，漕船穿湖航行。但是，湖大、风急、浪高，常有舟船覆没。为防止湖浪翻船，起初，明朝在宝应老人柏丛桂的建议下，决定修建护船湖堤，另穿航道。较早的一次工程实施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当时发淮扬丁夫五万，“筑高邮湖堤二十余里，开宝应倚湖直渠四十里，筑堤护之。”(《明史·河渠志三》)既在高邮湖中筑堤防浪，保护粮船从堤旁通航；又在宝应湖旁开渠，并在湖渠之间筑堤护渠。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陈瑄主持河运工程时，又把这项工程扩展到白马、氾光等湖(图4)。 这种护运湖堤为砖土结构，抗御风浪的性能较差，虽有保护漕船的作用，但其本身极易被风浪摧毁，维修任务十分繁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于是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在户部侍郎白昂主持下，复河(月河或越河)工程开始修建。他主持穿凿的这条复河叫康济河，长40里，西距高邮湖数里，在旧渠之东，引湖水为水源。由于离湖较远，风浪不及，比较安全。继白昂之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采纳总漕都御史李世达建议，又在宝应湖东穿弘济月河，长1700余丈。接着刘东星也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邵伯、界首两湖的东面，分别凿成邵伯月河和界首月河。前者长18里，宽18丈多，后者长12里多。经过这一系列工程，南河航道，基本上摆脱了湖浪的威胁。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30_1.jpg" /> 图4 江淮间南河的治理 第三章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 第六节 其他运道的浚治 太湖流域是明朝的主要产粮区，“国税”约占全国1/6以上，外运任务繁重。由于水量丰富，这里航道的情况基本良好。但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明朝也一再动工建设这里的航运工程。除了治理地势略高的镇江——常州一段江南河的水道外，主要的是改造孟渎。孟渎在江苏常州市西北，西南通江南运河，东北通长江，为唐人孟简改造旧水道而成，用于溉田和排泄太湖流域的洪水。明永乐时，征集民夫10万加以扩建，使之也成为重要的北通长江的运粮渠道。此外，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又在孟渎之东穿德胜新河，给江南运河开辟了又一条入江支线。 大运河中，临清——天津间的一段航道，由卫河改造而成。卫河本身水量不足，主要由漳水补充。但漳水水量变化很大，河道也常有变迁。为了不至因漳水改道而卫河缺水，也为了不致因漳水发水而卫河溃决，明代在卫河上也修建了不少工程。除引漳工程外，还凿了一批减水河，如山东恩县(并入平原县)四女寺减河，河北沧州捷地减河，青县兴济减河等。这些减河可使卫河中过多的水，有控制地东排入海，以保证运河不被洪水冲毁。清朝也很重视对这些减河的维修。 京杭大运河，由于明、清两代人们的不懈努力，与元代初建时相比，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只有通惠河(明、清叫大通河)是另一种情况，它萎缩了。在元朝，通惠河主要以西山诸泉为水源，虽不充裕，但总还能维持大都到通州的航运。明朝以后，由于白浮泉等日益干涸，以及皇家园苑耗水剧增等原因，运河水量严重不足。其间，虽然经过人们一再整治，如明朝多次修理沿河坝闸，尽量减少水量流失；清乾隆时开辟昆明湖，以增加蓄水量，但都没有明显好转。运河粮船只能到达通州，只有小船经盘坝后，勉强可以通到大通桥。 京杭大运河长1790多公里，是古今中外最长的运河。沿线自然条件复杂，地势高低不一，水源丰枯不等，洪沙灾害频仍。人们用开拓水源、设置水柜、建立坝闸、分离河运、穿凿减河等工程和方法加以克服，使这条最长的运河经久不衰，历时长达六个世纪。这是千千万万人民聪明睿智、顽强拼搏的结晶，是民族和国家的骄傲。 元、明、清三代，国家的统一不断加强，与大运河促进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有密切的关系。大运河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我国农、工、商业都很繁荣，特别是运河地区。当时全国兴起了30多座城市，绝大部分分布在运河沿线。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这里诞生。 到19世纪末期，由于黄河北迁，大运河遭到严重破坏；又由于火车、海轮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兴起，铁路、海运等南北新的交通干线的形成，大运河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不过，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进展，大运河将再度焕发青春。 第四章 四川都江堰 第一节 开明平治岷江洪水 岷江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岷山南麓，海拔4000多米，至宜宾汇入长江，全长约735公里。自源头到灌县为上游，穿行于坡度很陡的崇山深谷中，340公里的水程，竟下降3000多米，水流湍急。从灌县到乐山，从乐山到宜宾，分别为岷江中下游，它蜿行于坡度很小的成都平原，流水缓慢。 川西一带是我国著名的多雨区，人们称为“西蜀漏天”。。又由于这里的降雨比较集中，全年近50%的雨量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因而这一期间，岷江经常出现洪峰。在灌县，洪峰有时高达7000/秒立方米，约为中等水量年秒平均流量的15倍。 因为岷江洪峰的流量很大，又因为当它流到灌县时开始进入平原，流速骤然由快变慢，所以洪水极易在此泛滥成灾，使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沦为泽国。因此，川西人民平治岷江洪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治岷工程，是穿凿一条泄洪水道，即《尚书·禹贡》中所说的“东别为沱”。它由灌县分岷江洪水向东，流入沱江。古代称这条泄洪道为江沱。《禹贡》成书于战国，因此，战国时已有这条分洪道，应无问题。但《禹贡》把它说成是大禹的业绩，未免有托古之嫌，不一定可信。汉人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qu瞿〕的《华阳国志》，都将这一工程记作“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认为它是在蜀相开明主持下完成的。成书于北朝的《水经注》也说，“江(岷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开明为春秋后期人，他主持决玉垒山，使岷江东别为沱，比较接近事实。 玉垒山古代称湔山，位于岷江东面，灌县西部。所谓决玉垒山，就是将玉垒山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分岷江水东入泄洪道的进水口。它就是后来的宝瓶口，为都江水利的三大渠首工程之一。今日宝瓶口宽20米，高40米，长80米。这样大型的工程，当然不是开明一蹴而成的，而是经过历代加工和长期水沙磨蚀的结果。但许多人认为，其雏形当是开明所奠定。从另一方面说，宝瓶口又是控水口，由于两岸都是石壁，非常坚固，多大的洪水也不能把它冲毁，控水的性能良好。根据当代实测，灌县岷江洪峰，即使高达每秒5000多立方米，而宝瓶口的进水量，仍然在每秒500立方米上下，不会酿成成都平原的洪灾。从宝瓶口到金堂的这条泄洪道，长约100公里，大体说，其上游相当于今天的柏条河，下游为毗〔pi皮〕河。由于金堂比灌县海拔约低300米，所以江沱的比降较大，行洪流畅，分洪效果良好。 开明本是蜀王望帝(杜宇)之相，因治水有功，使蜀国“民得陆处”，免为鱼鳖，不久，他接替杜宇为王，称丛帝。公元前316年，开明十二世在位，蜀国被秦将张仪、司马错等所灭。 <hr /> 注释： 第四章 四川都江堰 第二节 李冰兴建都江水利 开明治水的主要目的是解除岷江的水害。李冰治水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岷江的水利，即利用岷江水来发展成都平原的农业和航运。 成都平原地处四山之中，东为龙泉山，南为峨眉山，西为邛崃〔qionglai穷来〕山，北为岷山。北西一南东的宽度约40—70公里，北东—南西长度约180公里，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由岷江、沱江等冲积而成，冲积层很厚，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坡降约为3‰到6‰。这里气候温暖，雨量丰沛，年均温度为15℃—17.5℃，无霜期长达270—340天，年均降雨1000毫米左右。这些情况，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但成都平原也存在着不利因素，特别是降雨的季节分布与农作物的生长并不协调。春雨偏少，影响春播；夏雨来迟，不利农作物发育；盛夏多暴雨，常有洪涝灾害。此外，除岷江外，大部分自然水道短促，不便航运。 上述许多数据，都是当代用科学方法测出的，当年李冰当然不可能掌握得那样具体。但他熟知天文、地理、水脉，对成都平原自然条件的优点和缺陷，还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在担任蜀郡郡守的六年间，即秦昭王五十一年一五十六年(公元前256—前251年)，组织当地各族人民，大力兴建都江水利，以发挥这里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当时的主要工程项目有：壅〔yong雍〕江作堋，穿郫〔pi皮〕江、检江，凿离堆、烧兵栏等。 蜀人称堰为堋。壅江作堋，就是在岷江上建立大堰，以便将一部分岷江水拦到湔山(玉垒山)以东，发展成都平原的灌溉和航运。应当说，当年大堰的结构比较简单，但很巧妙。它充分地利用了岷江江心的沙洲，一方面把沙洲顶部改造成鱼嘴形，便于分水；另一方面在大沙洲尾部与离堆之间，构筑堰体，以便将一部分岷江水拦入宝瓶口。这样，岷江便被分成内江和外江，鱼嘴和沙洲东面的一股为内江，西面的一股为外江。 《水经注·江水注》说，李冰不仅兴建了都江堰，还总结出作堰的宝贵经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指的是把内江淘得深一些。因为春季和初夏，成都平原比较干旱，同时也是岷江的枯水期，只有将内江淘深一些，才能使更多的岷江水流入成都平原。盛夏成都平原多雨，也是岷江的洪水期，只有低作堰，才能使涌入内江的过量洪水，漫堰排入外江，以免成都平原发生洪涝灾害(图5)。 《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建堰时，又在白沙邮(白沙河口附近)的三江(岷江、外江、内江)中，各立一石人，上刻“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九字。江中立石人，李冰的用意在于镇水。所刻九字，也是对江神提出的要求，要求他行水时，既不能太多，漫过石人双肩；也不能太少，低于石人两脚。以石人镇水，向江神要水，未免迷信。但九字也向人们表明，处于石人肩足之间的水位，是岷江的安全水位，否则，就应作防洪或防旱的准备。学者们认为，这是我国见于记载的最早水尺。1974—1975年，人们在外江相继挖出两尊石人，其中一尊身高290厘米，肩宽96厘米。它虽非李冰原作，为东汉水官所造，但李冰的石人，大体上说，也应和它一样。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33_1.jpg" /> 图5 都江堰岁修“六字诀” 李冰所穿的郫江和检江，是内江灌区两条重要的干渠。它们都是以岷江为水源，在灌县东面，从江沱引水南下。由于原始文献对二江的记载非常简略，又由于后人一再调整二江水道，因此，当年的郫、检经行路线，学术界中众说纷纭。综合稍后的文献资料，大体上说，郫江上游相当于今天的柏条河，下游为府河；检江上游相当于今天的走马河，下游为锦江。两江在成都南面会合，继续南流，至彭山县回注岷江。除凿二江外，李冰还在岷江西面开了一条灌溉渠道羊摩江，它是后来羊马河的前身。 二江的穿凿，极大地改善了成都平原的航运条件和灌溉条件。自此以后，产自岷山的竹木，每年以百万计，循着岷江、内江、郫、检二江漂流而下，进入成都平原，为沿江城镇提供丰富廉价的建筑材料。客货船只，也有如穿梭，来往于平原各地。二江流域，有田万顷，自此以后，这里可以做到“水旱从人”了，“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这就为当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都江水利工程的兴建，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凿离堆和烧兵栏，目的是要改善岷江的航道。《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堆)，避沫水之害”。古沫水就是今天的大渡河，因此，。兵栏就是今天宜宾市北面的赤岩山，面临岷江。因为岩石坚硬难凿，所以用水火相激、热胀冷缩的方法，使之崩裂。离堆和兵栏都因岩体临江兀立，形成急流和漩涡，威胁船舶安全，所以李冰要加以铲除。 <hr /> 注释： 第四章 四川都江堰 第三节 汉、唐、宋都江水利 自李冰修建都江水利后，由于它经济效益显著，一直受到后人的重视，2000多年来，不仅注意维修，而且多有扩建和创新。 两汉是都江水利初步发展时期。西汉景帝(公元前156年—前141年)末年，当时著名的地方官吏、蜀郡郡守文翁组织人力，在灌口山(今灌县西北)下的上开口凿渠，分湔江水向东北流，灌溉繁县(治所在今彭县西北)一带1700顷农田。这条新开的灌渠，便是后来的蒲阳河，是后来都江灌区主要干渠之一。这一工程把都江灌区扩大到成都平原的北部。东汉时期，在广都县(大体相当今之双流县)凿了一条20多里的渠道，从郫江下游引水，溉望川源一带农田，又使都江灌区向成都西南方向扩展。 唐宋时，都江水利系统进一步发展，渠首工程渐臻完备，渠系增加，灌区扩大。 唐高宗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筑成侍郎堰和百丈堤。百丈堤位于内江左侧，建造目的是要保护左侧堤岸，便于漂木顺堤南入宝瓶口。侍郎堰位于虎头岩对岸下方，因它具有特殊的泄洪排沙作用，将进入内江的过量洪水和水中的泥沙，翻堰排到外江，后人便改称为飞沙堰。它与宝瓶口、大鱼嘴合称为都江水利三大渠首工程。据当代实测，岷江发水、内江的流量每秒超过1000立方米时，便有40%的洪水和98%泥沙，从飞沙堰排出。当年的侍郎一飞沙堰，由于技术的限制、泄洪、排沙的效果，可能比不上现代，但也不会相差太远。侍郎一飞沙堰所以泄洪、排沙的效果好，除了它遵循李冰“低作堰”这一重要原则外，便是选位恰当的缘故。它既位于虎头岩对岸的下方，而虎头岩是一座突出的岩体，可以将内江洪水和水中泥沙导至飞沙堰，排到外江。它又离宝瓶口不远，宝瓶口有很好的控水作用，即便内江的流量每秒高达3000立方米，宝瓶口的进水量也在700立方米左右。这样，洪水就在宝瓶口外形成洄流，使大量的水、沙翻过侍郎堰，排往外江。 李冰兴建都江水利时，已在三江中建有石人水尺，并提出了“深淘滩、低作堰”的原则。关于深淘滩，相传当年李冰曾在凤栖窝下的河床中埋石马作标记。低作堰的标准没有规定，到宋朝，经过长期实践后，这两者都有重大的改进。当时已在宝瓶口的石壁上刻有10划的水尺，每划一尺。水到六划，便可满足灌溉需要，如有多余，则从侍郎堰排泄外江。为了配合宝瓶口六划的进水量，所以对侍郎堰的高度，又作了这样的规定：“岁修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为高下之度。” 与改进渠首工程的同时，在灌区，除维修旧渠外，又凿了许多新渠。 在唐朝，比较重要的有，武则天统治期间(公元684年-704年)，长史刘易从在唐昌(郫县西北)、九陇(彭县)境内凿渠，也从江沱引水，灌溉两县的农田，使西汉文翁所开辟的灌区进一步扩大。这一灌渠便是今天人民渠的上段。唐朝穿凿的更重要的工程是远济(亦称通济)堰。远济堰在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由益州地方官吏章仇兼琼主持穿凿。它从新津邛江(南河)口引渠南下，长120里，至眉州(治所在今眉山县)入岷江，溉田16万亩。到唐末，远济渠更名为通济渠，眉州剌史张琳加以整修和扩建，溉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史载达15000顷。由于两人在水利建设方面的贡献很大，所以后来有这样一首诗讴歌他们： 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水利粳稻丰。 南阳不可同，何不用之伐天工。 两宋对都江堰的维修和扩建也十分重视。它订有岁修制度，岁修时，并且要求对施工情况，如河道的高低、宽窄、深浅，灌田面积的大小，使用材料的名称和数量，施工的人数和主持官员的姓名等，都必须详记于册，以便年终考核。并修建了许多工程。比较重要的，在内江灌区，穿凿了分为九支的石渠水系。它就是后来内江灌区四大渠系之一——江安河的前身。在外江灌区，在四川安抚制置使李璆〔qiu求〕主持下，修复了通济渠。修复后的通济渠，可灌。经过两宋的维修和扩建，都江堰灌区发展到了12个州县。 <hr /> 注释： 第四章 四川都江堰 第四节 元、明、清都江水利 自李冰创建都江水利工程起，经两汉到唐宋，主要的建筑材料，一直是“破竹为笼，以石实中”的竹石笼。竹石可以就地取材，施工简便，质地较软，适于多变的岷江河床。但它的缺点也很突出，不坚固，易遭洪水冲毁，不耐腐，必须经常更换。为了改变这些缺陷，从元朝起，人们提出了用铸铁和条石等材料来代替竹笼卵石的设想。四川肃政廉访使吉当普(蒙古族)和灌州判官张宏即用此法修堰，他们经过小范围的试验，证明切实可行后，在元年到二年(公元1335—1336年)，推行于整个大修工程中。当时主要的水工建筑，多用石灰浆砌条石结构，条石之间铸铁锭联结，并用桐油拌石灰和麻丝填塞缝隙。其中关键工程——内外江的分水鱼嘴，甚至采用全铁结构，他们用16000斤生铁，铸成一个大铁龟，作为分水鱼嘴。这是都江水利工程中建筑材料的一次重大改革，是一次用永久性建筑来取代临时性建筑的尝试。它确实很有成就，使都江水利工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的、几十年无大修的局面(图6)。 用全铁浇铸鱼嘴，到明朝时有所发展。元朝的铁龟鱼嘴虽然很坚固，但岷江河床的沙砾层很厚，当年安装铁龟鱼嘴时，虽然对基础也作了一些处理，但因挖得深度不够，几十年后，当基础被洪水淘空时，铁龟也就不起作用了。因此，当明朝后期再铸铁质鱼嘴时，除增加鱼嘴的用铁外，也很重视基础处理。工程进行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由按察使佥事施千祥、崇宁知县刘守德等主持。先淘基坑，于基坑内密植300余根柏木桩，用沙砾填实后，再在上面砌筑厚石板和浇铸厚铁板。在这个基础上，再铸成两个“首合尾分”的大铁牛。这一工程共用铁72500斤。当时在牛身上铸有如下铸文。这一工程仍然因为基础不够深厚，几十年后被毁。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35_1.jpg" /> 图6 元朝都江堰渠首示意图(鱼嘴在白沙河附近) 注释： 明末清初，战争连绵，都江堰工程遭到严重的破坏。从康熙后期起，四川政局比较稳定，都江水利工程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清朝，阿尔泰和丁宝桢等对都江水利的建设，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阿尔泰，满洲正黄旗人。巡抚山东七年，兴修水利，颇有政绩。擢四川总督后，重视都江水利工程的修建。从乾隆二十八年到三十一年间(公元1763年—1766年)，对加固大鱼嘴和在岷江上游蓄水，都作了重要尝试。他鉴于以往鱼嘴被毁，与基础工程不固有密切关系，于是，修建鱼嘴时，要求改进基础工程，下令淘挖沙石，必须比过去加深三尺。他为了保证四川平原春耕用水，下令在岷江上游的山区筑堰蓄水。这一措施不仅可以保证春耕用水，而且在夏秋时还有拦洪和拦沙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因为战争和政局不稳的影响，它的溉田面积略有缩小，1949年为288.39万亩。 经过2000多年的努力，都江灌区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灌区发展到了成都、华阳(治所在今成都市)、汉州(治所在今广汉)、金堂、双流、新津、眉州(治所在今眉山县)、新都、新繁、温江、郫县、崇宁(郫县西北)、彭县、灌县、崇庆等15州县，溉田面积近300万亩。 除渠首工程外，明朝中后期也比较重视渠系工程的建设。据统计，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全灌区有堰471座，100多年后，到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堰数增加到了608座。都江水利工程的特点之一是以堰分水，每增一堰，便增一渠。堰的增加，表明了渠系的发展和溉田面积的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从全局出发，重新布置都江灌溉系统，建成了大型的钢质节制闸、输水隧洞和调节水库等，使绝大部分的岷江水都得到了利用。到80年代中期，都江水利的溉田面积，迅猛增加到1100万亩。此外，它还为现代城市提供了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 <hr /> 清朝治理都江堰的工程中，光绪三年底到四年初(公元1878年1—4月)，四川总督丁宝桢主持的大修，应该说非常出色。丁氏的工程大而彻底，一些重要建筑，他都加以改造，用浆砌条石、固以“铁锭”来代替卵石竹笼。其中都江鱼嘴砌筑成底深一丈、高二丈、长16丈的庞然大物，十分坚固。又深挖河床、砌高堤岸。河床挖深到1.2丈到1.4丈，淘挖土石达40多万市方(长宽各一丈、厚一尺为一市方)。堤岸增高1.6丈以上，内外江共砌堤岸超过12000丈。由于工程质量较好，因此，虽在。 第五章 太湖流域农田水利史 第一节 低洼多雨的太湖流域 太湖流域以太湖为中心，包括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和上海市大部分地区。它西起茅山和天目山，东临东海，北滨长江，南濒杭州湾。面积36500平方公里。流域的西部为山区和丘陵区，约8000平方公里，占整个流域面积的22%。山区的高度除天目山主峰外，一般为200—500米。中部和东部为水域(湖泊、河流)、洼地与平原。水域占地6000多平方公里，约占整个流域面积的16%。湖泊以太湖为最大，2400多平方公里。洼地和平原的面积约22000平方公里，占全流域的62%。太湖流域形如浅碟，除西部山区、丘陵较高外，东部、南部、北部的高度，也在四一八米之间，中间为洼地，高度多在三米上下。 太湖流域雨量丰沛，年均降水量为1100毫升。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年春夏之交，北上的暖气流和南下的冷气流相遇于此，两者势均力敌，相持时间一个月，甚至五六十天，形成连绵不断的梅雨。梅雨对水稻生长有利，但如果时间过长，或雨量过大，都会导致水灾，特别是对油菜和小麦有危害。又由于太湖流域地处东南沿海，每年七一九月，常有台风在此登陆。台风雨来势凶猛，日降雨量往往高达几百毫米。如果排水设施不好，特别是中部和东部，便会酿成严重的洪涝灾害。一年中，太湖流域也有雨量偏少的季节，这时，如果没有灌溉设备，地势较高的地方，特别是太湖流域的上游，也会出现旱灾。 在我国历史的早期，太湖流域被认为是全国最差之地。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我国最早的地理学文献之一——《禹贡》，将全国分为九州，定出每州的等级，最好的是“上上”，最差的为“下下”，共九等。当时太湖流域属九州中的扬州，扬州被列为最差的“下下”等。到宋元明清时期，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太湖流域，地位急剧上升，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地方，是人间的“天堂”。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什么太湖流域的地位变化如此巨大，这当与这里的农业发展较快有关。农业是我国古代经济结构的主体，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是标定土地等级的主要依据。我国历史早期，太湖流域的农业产量极低，许多地方还是不毛之地，人们自然要把它列为“下下”等。从南宋起，这里的农业极为发达，成为全国的粮仓，有“苏(州)湖(州)熟，天下(南宋)足”的说法，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人间的“天堂”。 土地是原来的土地，气候古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为什么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从水平很低飞跃上升到全国第一，虽然其中原因非常复杂，但是很重要的一条，当与水利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在早期，这里水利工程寥寥无几，几天干旱，高乡农业就会成灾；雨水略多，低地农田便成泽国，所以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到后来，水利发展了，高乡陂塘如星，低地河浦成网，抗御水旱的能力增强，因此，农业的生产水平迅速提高。 大体上说，太湖流域的水利建设，秦汉以前属于初建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有了初步发展，隋唐两宋时期建成大批河浦和圩〔wei围〕田，元明清三代大力疏浚河浦。 第五章 太湖流域农田水利史 第二节 周、秦、汉农田水利的兴起 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始于东周秦汉时期。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今天已经很难知其全貌。但仍然可以发现，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当时已着手在这里兴建排灌工程。 《越绝书·吴地传》有这样一条与农田水利有关的记载：“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泻西野。”无锡湖位于无锡、常州两市间，今日已湮，春秋战国时是一片很大的沼泽地，面积约为15000顷。春申君名黄歇，是战国后期楚国的大臣，封于江东，以吴(今苏州市)为都。春申君在其都城西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水利建设，他将无锡湖的大片沼泽地，改造成为蓄水的陂塘；并开渠引水灌溉胥卑的农田；还凿渠将尾水排往大湖。大湖就是太湖。《越绝书》为东汉人袁康所著，书中的这条有关农田水利的资料，应该说基本可信。 光绪《高淳县志》也收录了这样一条有关农田水利的传说：“春秋时，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固城今为高淳县境内一个小镇，在固城湖东北。光绪《高淳县志》成书于清朝末年，所谓“筑圩附于城”又是来自传说，当然不能算是一条可靠的资料。不过，春秋后期吴国一度十分强大，是春秋五霸之一，向西打败了地广兵众的楚国，向南征服了浙江境内的越国，向北又与齐、晋两强争雄，它必然会兴建水利以发展农业，作为争霸的经济基础。高淳一带，又是吴国对楚用兵的重要基地，它的水军常常经过这里，沿胥溪西进击楚，使楚军“疲于奔命”。因此，在这里兴建水利以发展农业，便于军队就地取粮，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这一传说确有一定的真实性，那么，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可以上推到春秋晚期。 两汉时期，随着太湖流域的初步开发，农田水利建设有所扩大。在浙江长兴境内有皋塘，据说是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由吴人皋伯通倡议兴建。。东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余杭(治所在今浙江省余杭县余杭镇南)县令陈浑在县南兴建大型蓄水工程，名叫南湖，以拦蓄苕溪溪水。余杭多丘陵，常受干旱威胁。流经境内的苕溪是太湖上游最主要水道，雨季流量较大，是太湖平原发生涝灾的重要因素之一。筑南湖蓄苕水是一项重要工程，“涝，资以分杀盛涨，旱，备以溉农田”，是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的屏障，可溉余杭一带农田1000多顷。 两汉时期，除上面所说的在太湖流域的西部和南部开始兴建农田水利外，还着手在东部兴建不少排灌工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今浙江省海盐县境内，还有一些古老的水利设施，唐人认为它们建于汉朝，因此，名之为“汉塘”，是一条西起今嘉兴东通杭州湾的排灌水道。 此外，东周、秦汉时期在太湖流域穿凿的一批以航运为主要目的水道，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当地农田的排灌。 <hr /> 注释： 第五章 太湖流域农田水利史 第三节 六朝的湖塘泾浦 公元220年，三国时期开始。公元589年，南朝结束。在这370年中，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建成了一大批湖塘泾浦。 一个原因是由于北人南迁。自东汉末年起，黄河流域政局长期动荡不安，东汉末有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西晋有八王之乱，，在汉、匈奴、羯、氐、羌各族之间，一再爆发战争。战乱迫使原居黄河流域的大批汉人持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移。太湖流域是接纳南迁北人的主要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使在这一地区扩建水利以发展农业，既十分必要，又完全可能了。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六朝统治者的重视。从三国的吴开始，历东晋，至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都以建业——建康(江苏南京市)为都。六朝都城与太湖流域紧密相连，太湖流域成为京畿重地。它既是都城的后方，又是都城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因此，六朝的统治者特别重视这里的农田水利建设。这样，在近四个世纪中，便相继在太湖流域建成了一大批农田排灌工程。 三国时，吴国组织兴建的农田水利工程，比较重要的当推在今江苏省句容县境内的。它建于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是一座蓄水防旱的灌溉工程。后来经过多次扩建，到唐朝时称为绛岩湖，发展成为江南非常著名的农田水利设施。另一工程为浦里塘，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开工，位于今溧水县南20余里。由于施工太急，军民多有劳累而死的，没有全面完工。差不多同时，吴国又在吴兴、长兴间的太湖边上筑青塘，长数十里，以隔绝太湖水势，捍卫沿堤农田。此外，吴国还在句容至云阳(今江苏丹阳)间凿了一条称破冈渎的水道，虽然这是一条运粮渠道，但也有灌溉之利。由于吴国在这里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使这里形成“田池布千里”的景象。 两晋时继续在此兴建水利。光熙元年(公元306年)，陈敏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城西，拦蓄溪水成湖，周长120里，史称练湖或练塘。练湖本以灌溉为主的水利设施，到唐朝后期，因江南河西段地势略高，水量不足，需要不断补充，所以又将它作为运河的水柜，以济运为主，有“湖水放一寸，河水长一尺”的作用。继开练湖之后，东晋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张闿〔kai凯〕又在曲阿建新丰塘，用“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功(工作日)”，可灌农田800顷。丹阳属太湖流域西部丘陵区，地势稍高，所以两晋一再在此兴建蓄水工程，以资溉田。东晋还在今浙江吴兴境内建成“溉田千顷”的荻塘(又名荻港)。 南朝时，在吴兴和长兴两地，也相继建成了两座规模较大的水利设施。一座叫吴兴塘，由刘宋吴兴太守沈攸之主持修建，它可溉田2000多顷。另一座叫西湖，它东北距长兴城15里，溉田面积更大一些，约3000顷。南朝另一重要水利设施，是排水工程的兴建。由于太湖下游地洼水多，洪涝的威胁十分严重，因此，引起吴兴人姚峤的注意。他经过20多年的调查研究，拟订了一个由苎〔zhu住〕溪向东南排水入杭州湾的方案。这一方案在刘宋时曾付诸实施，但因工程量太大，没有完成。几十年后，到梁大通二年(公元530年)，继续施工，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这是太湖流域以排水为主要目的而兴建的最早最大工程。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今浙江海盐境内，有“古泾三百条”。这些唐人心目中的“古泾”，当然，有许多是六朝时修建的。江苏省常熟县原名海虞，南朝萧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才改成常熟。改名原因即与农田水利建设有关。清人修的《常昭合志稿》解释说，因为这里“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常熟，而县以名焉”。可见，太湖东北，南朝时，也已有较好的水利设施了。 太湖流域因为六朝时建有众多的湖、塘、泾、浦等水利工程，可灌可排，水利条件大大改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因此，这里当时不仅摘掉了“下下”田的帽子，而且还可以与“富甲全国”的关中媲美。 <hr /> 注释： 第五章 太湖流域农田水利史 第四节 唐、宋的河网化和圩田化 由于太湖流域的农业也需人工灌溉，特别是占流域面积22%的山地和丘陵区的农业，因此，隋唐两宋时期，修建陂塘等蓄水工程，仍然是这里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唐朝为例，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等书的记载，扩建旧的、创造新的大型蓄水设施，就多达十几处。其中最重要的有绛岩塘、钱塘湖等。绛岩塘由三国时期吴国兴建的赤山湖扩展而成，唐朝时可溉农田10000顷，是太湖周围溉田最多的蓄水工程。钱塘湖即“山水甲天下”的西子湖，由唐穆宗时(公元821—824年)白居易主持兴建，以江南河为灌溉干渠，灌溉钱塘(今杭州市)、盐官(今海宁县)一带。 在太湖流域修建以排洪为主要目的的塘、渎、泾、浦，更受到隋唐两宋时期人们的重视。太湖流域自古以来虽然有许多自然河道可资排洪，如上起太湖下注东海的，上起太湖下注长江的娄江(浏河)等；虽然从隋朝起又因为凿成江南大运河，在客观上这条大运河也成为排洪的重要干道。但是，由于太湖流域的大部分(62%)地区为平原和洼地，而台风雨的来势又十分骤猛，洪水仍然无法及时排出，洪涝之害大大超过旱灾。这就有必要修建更多的以排洪为主的工程。更何况这些工程还有灌溉、航运之利。 隋唐两宋时期，在太湖流域修建的、对排洪有重要意义的水道，数量很大。其中大型的除隋朝的江南大运河外，有唐朝的元和塘、孟渎、泰伯渎、汉塘和宋朝的至和塘等。元和塘又名常熟塘，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穿凿，南起今苏州市，北抵常熟县，长90里。下接白茆〔mao毛〕河以通长江。孟渎又名孟河，位于今常州市西北境，沟通江南河和长江，长40里。泰伯渎在今无锡市东南，下注阳澄湖，长约80里。孟渎和泰伯渎都在唐元和八年前后，在刺史孟简主持下，由故道疏凿而成。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还修复了古老的汉塘。汉塘西起今浙江嘉兴市，东到杭州湾。至和塘又名昆山塘，凿于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上起今江苏苏州市，下至昆山注入长江，主要由自然河道娄江改造而成。娄江在宋元时期是太湖下游第二大河，仅次于吴淞江。 除上述这些主要水道外，隋唐两宋时期还以这些主要水道为骨干，建成为数众多的泾浦，使太湖流域水道密如蛛网。据宋朝著名的水利专家单锷的记载，地处太湖上游的宜兴等地，即有“百渎之利”，其中宜兴为74渎，武进为26渎。太湖下游的塘浦更多，宋朝另一水利名家郏亶〔jiadan夹胆〕说，苏州境内的塘浦多达265条。唐宋时期，这一带的河网化已经发展到了“五里一纵浦，七里一横塘”的地步。 与河网化水利建设同步，在农田建设方面，又逐步走向圩田化，人们纷纷将纵浦横塘之间的方块土地，建成圩田。由于这里地势低平，许多地方是：水涨，成沼泽；水退，为农田。圩田化就是把这些土地改造成为基本上旱涝保收的良田。圩田化建设的最主要工程，是：在濒临塘浦的圩田四周，筑造坚固的堤防。堤的高矮宽窄，视圩的大小、地势和周围水情而定，一般高五尺到二丈，宽数丈。堤上有路，以利通行；堤外植柳，以护堤脚。圩周有闸门，以便旱时开闸，引堤外塘浦之水灌田，涝时闭闸，防外水内侵。圩内穿凿纵横排水渠道，形如棋盘；涝则排田水入渠，旱则戽〔hu户〕渠水灌田。圩内地势最低处，则改造成为池塘以集水。一圩方数里到数十里不等。圩田虽不能抗御大旱大涝，但对一般水旱有自卫能力，其经济效益远远高于普通农田。它是水乡人民伟大的创造。南宋时太湖流域圩田分布已经很广，在平江境内，即今苏州、吴江、常熟、嘉定等县市，便有1500多圩(图7)。 河网化和圩田化建设，促进了太湖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反映了从南宋起以苏州和湖州为代表的太湖流域，已经成为南宋“天下”的粮食主要供应地。 <hr /> 注释： 第五章 太湖流域农田水利史 第五节 元、明、清的疏浚河道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40_1.jpg" /> 图7 明代圩田 据史载，元朝90多年中，疏浚太湖下游的河道不下百次，平均约一年一次。在古代，吴淞江是太湖流域排洪的最重要孔道，对太湖水利深有研究的宋人郏侨说，吴淞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因此，元朝疏浚的主要对象便是这条水道。其中有两次的治理，效果较好。一次是在元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由江浙行省平章彻里(蒙古族)主持。从事这一工程的有数万军工，他们清除了沉积在吴淞江口的大量由潮汐搬来的泥沙，从而恢复了吴淞江的排洪作用。另一次是元大德八年(公元1305年)，由当时著名的水利行家、都水监丞任仁发主持，治水的规模也很大，用工(工作日)共165万，疏浚了吴淞江中堵塞比较严重的38里江道。 明朝，太湖流域的经济继续发展。它每年上交国家的夏秋两税，仅北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便高达500万石左右，约为当时山东、湖广(湖北、湖南)两个纳税大省的总和，占全国两税总额2900万石的1/6强。太湖流域是明朝的经济命脉，而当时水旱灾害又十分严重，特别是水灾，所以明朝政府不得不用更大的力量，治理这里的水道。明朝历时276年，以浚河排水为主，在太湖流域施工1000多次。 在明朝频繁的疏导太湖流域河道的工程中，最重要的是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主持的一次。他认为太湖流域治水的关键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畅流入海。又认为吴淞江的下游淤塞严重，重新疏浚工费太大。于是，他率领10万多河工，既重点开夏驾浦，引吴淞江上游之水，取道刘家河入长江；又重点凿范家浜，使之与黄埔江相接，将太湖东部河湖之水，特别是浙西来水，循黄埔江排入长江。这次治水，不仅改善了太湖下游的泄水状况；而且改变了泄水格局，由从前以吴淞江为主泄道，逐步变成以黄埔江为主泄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继夏原吉之后，周忱、徐贯、李充嗣、林应训、吕光洵、海瑞等，都曾对太湖水道作过较大规模的治理，对排洪都起过一定作用，而以林应训的成就更为显著。林应训是在万历五年到八年(公元1577—1580年)，在大学士张居正大力支持下，主持治理太湖水道的。他认为太湖下游虽有黄埔江、刘家河等可以泄水，而仍多水灾，与历史上的主要泄水道吴淞江淤塞有关。因此，他的治水以浚吴淞江为施工重点，兼疏黄埔江、白茆港等其他一批水道。先后疏浚吴淞江140里，黄浦江90多里，白茆港45里，以及其他港浦数十处。这是一次对太湖水道较为全面的治理，工程质量也较好，排洪作用得到了改进。 由于太湖流域的特殊经济地位，清朝也在这里进行频繁的水利建设，据统计，在它立国267年中，以疏河为主的施工在2000次以上。它对太湖流域的一些主要泄水道，如吴淞江、黄浦江、浏河、白茆河、孟渎等，都一再加以治理，尤其是吴淞江和浏河，先后疏浚一二十次之多。有些工程规模也很大，如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三次疏浚吴淞江河道，长度都在10000丈(150丈为一里)以上。清朝的这些治水工程，对于减轻太湖流域的水旱灾害，都有积极意义。 修建河浦湖陂等工程(包括改造自然河湖和穿凿人工河湖两个方面)，对防御干旱和一般洪水，成效都比较显著，它促进了太湖流域农业的发展。但是，太湖流域常遭台风雨的袭击，其中强台风雨，日降雨量可达几百毫米。它会形成特大洪水，而在特大洪水面前，这些工程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就河浦来说，它受太湖流域碟状地形的制约，比降极小，无法将特大洪水迅速排往江海。就湖陂来说，它不像后来的大型水库周围筑有坚固而高大的堤坝，无力容纳大量的洪水。洪水水量大，排蓄能力弱，酿成洪涝灾害是不可避免的。古人在太湖流域修建农田水利很勤，而洪涝灾害仍然频频发生，应该说这就是主要原因。 现代，人对自然斗争的能力大大增强，已经有可能较为彻底地征服太湖流域的水旱灾害了。为了将可能变成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便着手在太湖流域推行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水利建设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在上游兴建七座大型水库，以便有效地拦蓄上游洪水，它既可灌溉当地农田，又能减轻中下游的洪水压力；在中游，于太湖周围修建坚固的混凝土大堤，一方面可以大大增加太湖的蓄水量，另一方面又能防止太湖洪水溃堤泛滥；在下游，除疏浚旧有排水道外，还要穿凿10多条新的泄洪干道，以提高排洪能力；在江(长江、钱塘江)边，建造八座大功率的电力抽水站，以便涝时迅速抽洪水入江，旱时抽江水内灌。这些计划中的工程，一部分已经建成，全部完工后，便可基本上解除太湖流域的水旱灾害。从最难解决的洪涝灾害来说，可由目前的三五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这一计划完成后，又能解决区域内的工业用水和城市人民生活用水。它还可满足扩建后江南运河增水的需要。到那时，太湖流域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hr /> 注释： 第六章 历代关中农田水利 第一节 秦人兴建郑国渠 最早在关中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是战国末年秦国穿凿的郑国渠。当时所以要兴建这一工程，除上面所说的自然条件因素外，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军事的需要。 战国时，我国历史朝着建立统一国家的方向发展，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想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全国。兼并战争十分剧烈。关中是秦国的基地，它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以便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很需要发展关中的农田水利，以提高秦国的粮食产量。 韩国是秦国的东邻。战国末期，在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中，当秦国国力蒸蒸日上，虎视眈眈，欲有事于东方时，首当其冲的韩国，却孱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随时都有可能被秦并吞。公元前246年，韩桓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非常拙劣的所谓“疲秦”的策略。他以著名的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为间谍，派其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北洛水，渭水支流)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表面上说是可以发展秦国农业，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 这一年是秦王赢政元年。本来就想发展水利的秦国，很快地采纳这一诱人的建议。并立即征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任命郑国主持，兴建这一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国“疲秦”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赢政是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同时，秦国的水工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所以一如既往，仍然加以重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 郑国渠是以泾水为水源，灌溉渭水北面农田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都说，它的渠首工程，东起中山，西到瓠〔hu胡〕口。中山、瓠口后来分别称为仲山、谷口，都在泾县西北，隔着泾水，东西向望。它是一座有坝引水工程，1985年到1986年，考古工作者秦建明等，对郑国渠渠首工程进行实地调查，经勘测和钻探，发现了当年拦截泾水的大坝残余。它东起距泾水东岸1800米名叫尖嘴的高坡，西迄泾水西岸100多米王里湾村南边的山头，全长2300多米。其中河床上的350米，早被洪水冲毁，已经无迹可寻，而其他残存部分，历历可见。经测定，这些残部，底宽尚有100多米，顶宽1—20米不等，残高六米。可以想见，当年这一工程是非常宏伟的。 关于郑国渠的渠道，《史记》、《汉书》都记得十分简略，《水经注·沮水注》比较详细一些。根据古书记载和今人实地考查，大体说，它位于北山南麓，在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白水等县二级阶地的最高位置上，由西向东，比降为0.64/00，沿线与冶峪、清峪、浊峪、沮漆(今石川河)等水相交。将干渠布置在平原北缘较高的位置上，便于穿凿支渠南下，灌溉南面的大片农田。可见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测量的水平也已很高了。不过泾水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古代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当代实测，为171公斤/立方米，郑国渠以多沙的泾水为水源，这样的比降又嫌偏小。比降小，流速慢，泥沙容易沉积，渠道易被堵塞。 渠建成后，经济、政治效益显著，《史记》、《汉书》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i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 战国末年，秦国的40000余顷，约合今天的28000余顷。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数字不实。他们从今天泾水年均流量约50多立方米/秒，而每个流量只能溉田200顷出发，说郑国渠最多只能溉田万顷上下，所谓40000顷，当是郑国虚报。郑国因为欺骗，已经得罪秦国一次，看来他不会再有胆量进行第二次欺骗。郑渠溉田面积较大，疑与以下两种情况有关。一是历史上的雨量多有起伏，不能以今律古。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载，东周秦汉为我国气候的偏暖期，南方温湿气流北移，北方雨量增多。《史记·货殖列传》有“渭川千亩竹”的记载，竹性喜温湿，也证明了秦汉时关中平原雨量比今为多。二是古今作物不同。古代关中主要作物为耗水量少、耐干旱的粟和黍，而唐以后以耗水量较多的小麦棉花等为主。秦汉时，以较多的水量来灌省水的作物，溉田面积当然会大大超过今天。 第六章 历代关中农田水利 第二节 西汉三大渠系的建立 白渠的溉田面积虽然远比郑国渠小，但是由于它的比降较大，远比郑国渠合理，因而不像郑国渠那样易被泥沙堵塞，在历史上白渠长期发挥作用，并在唐、宋时还有所发展，而郑渠的下游很快就报废了。“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含泥量高，可以压碱肥田，在短期内确实效果显著。但不能只见优点不见缺点，从长远看，年长月久后，容易淤高渠道和农田，导至田高于渠，渠高于泾，势必破坏整个灌溉系统。 <hr /> 除上面所举一批著名的灌溉工程外，武帝时，还在渭水南面建成一批小型的灌渠，如灵轵〔zhi纸〕渠、等。它们以发源于南山的山溪水为水源，。 六辅渠建成后第16年，即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动工穿凿白渠。这一工程由赵中大夫白公建议和主持。渠首也在谷口，渠道在郑国渠南面，向东南流，经池阳(治所在今泾阳县西北)、高陵、栎阳(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注入渭水。长200里，灌溉郑国渠所不及的4500余顷农田。白渠建成以后，谷口、池阳等县因为有郑、白两渠的灌溉，便成为不知旱涝的高产区。当时当地，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民歌，歌颂两渠的作用：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白渠起后。 举臿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粟。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汉书·沟洫志》) 西汉关中灌渠的穿凿，以龙首渠为较早，约在汉武帝元狩到元鼎年间(公元前122-前111年)。当时有一位名叫庄熊羆的人，向皇帝上书，反映临晋(今大荔一带)人民的要求，希望开一条渠道，引洛水灌溉重泉(今蒲城东南)以东10000多顷盐碱地。武帝采纳这一意见，发兵卒万余人担任凿渠任务。他们自征县(治所在今澄城县西南)向南开渠，到商颜山(今铁镰山)麓，由于土质疏松，穿凿的明渠渠岸极易崩塌，改用井渠结构。井渠由地下渠道和竖井两部分组成。前者为行水路线，后者便于挖渠时人员上下、出土和采光。最深的竖井达40多丈。由于凿渠时挖出许多骨骼化石，当作龙骨，所以称为龙首渠。渠道挖通后，由于解决不了塌方问题，溉田效果并不显著。但却创造了先进的井渠技术。 西汉定都长安，关中是京师官吏、军队、百姓等以粮食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主要供给地。西汉重视开拓西北边疆，关中又是拓边的基地，肩负着提供粮秣的重任。因此，西汉一代，特别是汉武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前87年)，为了满足各方面对粮秣等的需求，除凿漕渠，从东方运粮入关外，更主要的是在关中增建灌溉工程，以扩大水浇地面积，增加当地的粮食产量。这就在关中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兴建水利的高潮，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穿凿了龙首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等大批农田水利工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关中水利一直由三大渠系组成，即以泾水为水源的引泾渠系，以渭水为水源的引渭渠系，以洛水为水源的引洛渠系。可以说西汉时期这三大渠系已经基本形成了。 西汉时新建的关中地区另一重要农田水利工程是成国渠。它建于何年，何人主持这一工程，史书没有明文记载，只说建于武帝在位期间。这是一条以渭水为水源的大型灌渠，位于渭水北面，渠首在郿县境内，傍渭水向东，经斄〔li离〕(治所在今扶风县东南)、槐里(治所在今兴平县东南)等县，渠尾接上林苑的蒙茏渠。成国渠的长度略小于白渠，溉田面积约万顷左右，是白渠的一倍以上。后来还一度发展成关中最主要的灌溉渠道。上林苑在咸阳西面，周300里，跨渭水南北，是秦汉时帝王射猎游乐之所。蒙茏渠属皇家园林中水道，供浇园、荡舟等用途。 注释： 第六章 历代关中农田水利 第三节 唐朝关中灌区的扩展 从东汉末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政局动荡不安，关中农田水利，或无暇维修，或遭战争破坏，总的说处于衰敝状态。其中因为曹魏和西魏的经营，只有成国渠继续得到发展。 关中是曹魏对蜀战争的基地，在这里驻有重兵，它从军粮和漕运的需要出发，对成国渠进行了两次扩建。第一次在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魏臻首先将成国渠由郿县向西伸展到宝鸡，伸长渠道100多里。这一段新渠以渭水上游主要支流汧水(千水)为水源。第二次在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在司马懿主持下，又将成国渠向东伸展100多里，到泾水入渭附近。西魏立国关中，帝祚虽然很短，只有22年(公元535—556年)，但为了保证必要的粮食生产，在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在武功西面筑六门堰，汇集渭河以北一些小水，以补充成国渠的水量。经过两魏时期的施工，成国渠的溉田面积虽然仍未超过，但它已成为关中最长的灌渠了。 到隋唐，特别是唐朝，经济、政治力量空前强大，政局稳定的时间也较长，为关中水利的复兴和扩建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唐都长安人口急剧增加，大大超过了汉都长安，唐长安的缺粮问题也比汉朝严重。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在位期间，因为京师缺粮，都不止一次地带着大批官吏、军队，就食东都洛阳。因此，对唐政府来说，迫切地期望增加关中粮食的产量。在唐政府的推动下，唐时的关中与西汉一样，形成了又一次修建水利的高潮。 经两魏时期的努力，已有一定基础的成国渠，仍是唐朝施工的重点工程之一，一再进行治理。比较重要的有：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征调九州夫匠，修治成国渠的渠道；武则天圣历年间(公元698—700年)，引武安水以增加成国渠的水源；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和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两次大修六门堰，增引韦川、莫谷、香谷等水，进一步丰富了成国渠的水量。成国渠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改造，可溉武功、兴平、咸阳、高陵等县农田20000余顷，溉田面积大大超过了郑白渠。唐后期，成国渠更名为渭白渠。 郑国渠和白渠都是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最重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郑国渠由于工程上存在一些问题，其下游在汉朝时，大多已经报废。后来，它的上游除一部分与白渠联网外，也陆续湮塞。唐朝的郑白渠，实际上是以白渠为主的渠系。郑白渠当时形成三大支流，最北面的为太白渠；由太白渠引出，在太白渠南面的一支叫中白渠；由中白渠引出，最南面的一支叫南白渠。唐以后郑白渠往往又称三白渠。郑白渠溉云阳(治所在今泾阳县北)、三原、下邽〔gui龟〕(治所在今渭南县北)、高陵、栎阳、泾阳等县农田(图8)。 郑白渠也是关中平原上重要的灌渠，对它的维修和治理，唐朝也非常重视。与对成国渠一样，在这里也设有专门的水利机构，进行管理。在工程上，建成很坚固的名为将军翣〔sha霎〕引水坝，它的长宽各100步(每步五尺)，用块石砌筑，块石间铸铁锭连接。还曾一再整理渠道，以保证流水畅通。但是仍因泾水含沙太多，特别是权贵们在渠上肆意建造水碓、水磨等，造成渠水大量流失，因此，虽然维修较勤，郑白渠的溉田面积仍然逐步缩小，由10000多顷下降到几千顷。 水碓、水磨是利用水力碾米、磨麦的设施，达官贵人既可用它加工自己的粮食，又可向外出租，竞相修建，严重影响溉田。为此，管理渠道的官吏不得不一再下令制止，但很少见效。最后皇帝只好亲自出面干预，如唐代宗，他不仅下诏拆除，还劝说其女昇平公主和驸马都尉郭暧(郭子仪之子)率先执行，在达官贵人中起带头作用。据《旧唐书·郭暧传》载，“由是，势门碾硙八十余所，皆毁之”。但不久，他们又纷纷修建。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43_1.jpg" /> 图8 关中汉唐古渠示意图 除上述引渭、引泾等灌渠外，唐朝关中修建的较为重要的农田水利，在黄河、洛水之间，先则有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自龙门引黄河水灌韩城一带农田6000余顷。继而到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知府姜师度，又引洛水、黄河水灌朝邑县(今大荔东南)稻田2000余顷。在长安西面，还建有贺兰渠，引沣水(一作丰水或酆水)灌渭南农田10000余顷。此外，隋唐时在渭南还有广通渠，兼有漕运和灌溉之利。 <hr /> 注释： 第六章 历代关中农田水利 第四节 宋、元、明、清关中水利 宋、元、明、清四代，在我国东部建都，关中的政治地位下降，政府不像汉、唐两代那样大力建设这里的水利，再加上泥沙的淤积越来越严重，因而总的说，关中水浇地的面积在逐渐缩小。 在宋朝，虽然不像汉唐那样大力经营关中水利，但由于这里是宋对西夏战争的军事基地，驻有重兵，军用粮秣很多，又不能不分出一些力量来建设当地的水利。宋朝在此集中建设三白渠。它改建了三白渠的渠首。因为泾水不断刷深河床和泥沙不断淤高渠底，原来三白渠的渠口已经引不上水，于是宋在原渠口的上方，开了一段新渠，接下方旧渠。这段新渠的工程比较完善，为了防冲，采用石材构筑；为了减少泥沙进入下游，设置了澄池；为了防止洪水冲入灌区，修建了泄水闸。在渠系上，唐以中白渠为重点，宋将太白渠改造成最重要的渠道。太白渠位于中白渠之北，地势稍高，控制面积较大，可以灌溉更多的农田。经过宋朝的努力，三白渠的溉田面积大幅度增加，据《蔡溥修渠题名记》所载，到北宋末年，可溉农田35000多顷，。因此，三白渠更名为丰利渠。不过因为其他灌渠无力大修，溉田作用下降，所以整个关中的水利，仍呈滑坡趋势。 元、明两代，由于泾水继续刷深河床和泥沙继续淤高渠底，引水渠口只好继续一再上移。宋朝的丰利渠，在元、明两代分别称为王御史渠和广惠渠。据元、明时有关资料记载，唐郑白渠口南距秦汉郑白渠口2700余步(五尺为一步)；宋丰利渠口南距唐郑白渠口和元王御史渠口南距宋丰利渠口，都是56步；广惠渠口南距王御史渠口384步。元末时，这些渠口都已高出泾水水面很多，当时实测，它们高于水面的数字是，秦汉郑白渠口50多尺，唐朝郑白渠口13余尺，丰利渠口七尺，王御史渠口三尺。 王御史渠和广惠渠的引水口都是岩石结构的山洞，凿洞工程十分艰巨，前者断断续续地凿了26年，后者也长达17年。渠首工程除凿洞外，又都筑有拦水堰。不过宋、元、明三代堰的结构，都不如唐代将军翣坚固，它们是一种石囷〔qun群阴平〕堰，用装满石块的竹木容器垒成，属临时性工程，需要经常维修。 无论王御史渠还是广惠渠，溉田面积都不大，最多时约8000—9000顷上下。 在明代，除引泾工程外，也多少注意到引渭工程的修建，特别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所开的通济渠。这条灌渠西自宝鸡，东至武功，长210里，还有南北走向的四条支渠，溉田1600多顷。实际上通济渠是对汉、唐时成国渠的部分修复。 到清朝，关中水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泾水、渭水、洛水等都含沙量很高，以这些河流作为水源的灌区，沙害越积越重。又由于这些水道的河床不断下切，灌渠引水的难度也与日俱增。上述问题，古代的水工技术很难解决。清朝时，人们只好逐步放弃引泾、引渭、引洛等大型水利工程，而致力于开辟新水源的工作。在渭北，他们开发出大批泉水；在渭南，也凿引一批山溪溉田。不过泉水、溪水的流量都较少，所以以它们作为水源的灌溉工程，规模往往很小。因此，尽管数量多如牛毛，而溉田面积仍然十分有限。不仅如此，中、小型水利抗御水旱的能力也很薄弱，容易成灾。 <hr /> 注释： 第六章 历代关中农田水利 第五节 关中“三大惠渠” 关中农田水利的状况急需改善。到近代，由于人们能够建造坚固的混凝土拦河大坝，可以安全地将河水水位提得很高，从泾、渭、洛等河引水入渠，不再成为问题。又由于处理沙害的水平也大大提高，掌握了一整套沉沙、排沙技术。于是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在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主持下，在关中首先兴建中国最早的新式农田灌溉工程泾惠、洛惠、渭惠三渠。 差不多与建三大惠渠同时，在关中和汉中，李仪祉还修了一批较小的冠以“惠”字的灌渠，如眉县的梅惠渠，周至的黑惠渠，户县的涝惠渠，长安的沣惠渠，沔县的汉惠渠等，加上三大惠渠，合称陕西八惠。<kbd>.9９ｌｉｂ.</kbd> 洛惠渠以洛水为水源。它是在西汉龙首渠基础上修建的新渠系。施工时，还发现当年龙首渠的一部分竖井遗迹。它开工于1934年，渠首在澄城县老(氵状)〔zhuang状〕头村洛水北岸。主要工程有：拦河大坝一座，长150米，高16米多，底宽22.5米，顶宽五米，为混凝土浆砌块石结构。为了加强其抗洪能力，砌成弓面向上的弧形。凿引水隧洞五条，其中铁镰山隧洞长3070米，为了克服坍陷，洞内加以衬砌。引水渠全长20000多米，渠上也建有淀沙池、退水冲沙闸和进水闸。此外，还要在大荔、朝邑(1958年并入大荔)两县整治灌溉渠道。由于洛惠渠的工程特别艰巨，再加上经费困难的影响，直到1938年李仪祉积劳成疾逝世，仍未完工。这一工程计划溉田50万亩。 泾惠渠以泾水为水源。1930年开工，主要工程有三：一是在泾阳县张家山建混凝土滚水坝一座，以便将一部分泾水拦入引水渠。坝高九米多，基宽17米，顶宽四米，长68米。二是凿引水渠11230米。内有三隧洞，最长的为359米。引水渠前段1800多米为石渠，用石材砌成，有很强的抗冲刷作用。后段为土渠。引水渠末端建有淀沙池、退水冲沙闸和进水闸。三者的功能分别为：沉淀渠水中的泥沙，排放渠中过多的水和沉淀下来的泥沙，放清水入灌渠。三是在灌区修建灌溉渠道，以改造旧有的渠道为主，将其拓宽和浚深。共修灌溉干渠、支渠370公里。整个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1932年完工，开始发挥经济效益。第二期1935年完工，实灌泾阳、高陵、临潼等县农田59万亩。 由于财力的限制，李仪祉主持“三惠”工程时，只好采用低标准的建筑方案，如低筑拦河坝，少建蓄水库等。这样，即使工程全部完成了，关中仍然会有大量水资源流失，大片农田得不到灌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除完成李氏未竞之功外，接着又按较高的标准改建三大惠渠。改建后的三大惠渠已经可灌农田500万亩，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图9)。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45_1.jpg" /> 图9 当代泾洛渭灌区示意图 第七章 宁夏古灌区 第一节 雨水少，河水多 宁夏平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部，东经105°—107°，北纬37°30′—39°30′。它是一个狭长的平原，西南—东北走向，长320公里，宽10—40公里，面积1.7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自治区的1/4。它又可以以青铜峡为界，区分为两个小平原，东北部为银川平原，稍大；西南部为卫宁平原，略小。整个平原由黄河冲积和贺兰山洪积而成，海拔1100—1200米，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土质黏重。 由于这里属于中纬度，而海拔又不算太高，因而比较温暖，以平原中心银川为例，月平均温度一月份较冷，可降到零下10℃。但到三月份，即升至零度以上。到七月份，月平均高达24℃。十一月以后，又降到零度以下。从温度看，这一地区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不过这里离海洋很远，又处在高地和沙漠的包围中，东面有毛乌素沙地，西面为贺兰山和腾格里沙漠，南面是黄土高原，北面为乌兰布和沙漠，所以空气干燥，降雨量极少。银川有六个月的雨量在10毫米以下，其他六个月虽在10毫米以上，但所增不多，即使是最高的七月份，多年平均也只有31毫米。多年年均降雨量不到200毫升。这一点雨量，离农作物生长的需要，有很大的距离。 宁夏平原虽然雨量稀少，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但这一不利因素为另一有利的因素所弥补，那就是水量丰富的黄河恰好流经平原的全境，它从平原的西南端流入，到平原的东北端流出。经当代实测，黄河甘肃以上一段，因为支流很多，蒸发量又少，流量极大，在进入宁夏境内时，年径流量为350亿立方米，。因此，只要因地制宜，在平原上兴建水利工程，引黄河水灌溉，宁夏平原的大部分土地，便可垦为农田。 <hr /> 注释： 第七章 宁夏古灌区 第二节 秦渠、汉渠 在较早的文献中，找不到秦朝曾在这里兴建水利的记载。不过秦人曾在此凿渠的传说，却广为流传。。秦渠又名北地东渠，据说这个名称也与它位于北地郡的黄河以东有关。历史上北地郡的建制，虽然一直延续到唐，但其辖地达到宁夏平原的，只有秦、汉时期的北地郡。秦渠凿于秦朝，还是可能的。除河东秦渠外，据说秦还在河西穿凿渠道，后人称为北地西渠。 秦自战国后期起，国力日渐强大。它除重视经营东方和南方外，也很注意开拓西方和北方。它先后打败了西戎义渠和游牧民族匈奴，将领土扩大到河套及其西南的广大地区。它为了巩固对这些地方的统治，除派驻重兵、营建西北长城等外，又在当地设立郡县，进行治理。其中北地郡的郡址虽然设在义渠(甘肃庆阳境)，但其管辖范围已远及宁夏平原。郡的辖县之一富平县，治所便在今宁夏吴忠县西南，该县的主要管区，就是宁夏平原。秦既在这里筑长城，驻戍兵，派官吏，治百姓，为解决官兵的粮食问题，自然有必要兴建水利，以开发当地的农业生产。 与这些变化相适应，两汉时宁夏平原上的灌溉工程也增多和扩大了。在河东，相传汉武帝时开了一条新渠，即后人称呼的汉渠或汉伯渠。这条渠道的引水口在秦渠渠首上方，它绕过秦渠的南面和东面，到富平北面回注黄河。《水经注》引《地理志》说：“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这条河沟指的应是汉渠。汉渠的溉田面积要比秦渠大一些。在河西，东汉时凿了两条很长的灌渠，一条叫汉延渠，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由郭璜主持穿凿。相传它是在原来北地西渠的基础上延展而成。另一条由徐自为主持穿凿，它在汉延渠西面，与汉延渠并行向北延伸。因为徐自为官居光禄勋，所以人们又称这条新渠为光禄渠。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47_1.jpg" /> 图10 秦汉宁夏平原渠道示意图 <hr /> 注释： 可以说，后来银川平原的水利布局，汉朝就已经基本确立了(图10)。 在宁夏平原上，凿渠引水，灌溉农田，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第七章 宁夏古灌区 第三节 艾山渠、御史渠 魏晋时，活跃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入居黄河流域。起初，他们以放牧为主，黄河中上游的许多农田被改成牧场。畜牧业对水利的要求远比不上农业，许多水利工程，或者因为战争破坏，或者因为长期失修，残破不堪，宁夏平原的古渠，也不例外。到鲜卑族的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情况有所变化，农业又受到较大的重视。他们从发展农业经济出发，无论在关中平原或宁夏平原重新注意修建农田水利。 北魏在宁夏平原修建的最重要工程是艾山渠。它由薄骨律镇(治所在今灵武县西南)镇将刁雍主持，修建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渠首位于富平县西南的汉朝旧渠口下方八里处。当时之所以没有利用旧的渠口，是因为这里河水湍急，河床下切，旧渠口已经引不到河水。而新渠口具有比较优越的引水条件，这里的河心有一个狭长的沙洲，将河道分成东西两股，只要从西岸到沙洲下端建一条不太长的拦河坝，便可将西面那股河水拦入新渠。拦河坝长270步(一步为六尺)，宽10步，高四步。所开的渠道，宽15步，深五尺，长40里；以下与旧渠相接，共长120里。这一段旧渠应是汉延渠中的一段。《魏书·刁雍传》艾山渠可灌“官私田四万余顷”。这个数字虽有夸大之嫌，但此渠凿成后，薄骨律镇便有大量粮食外调却是事实，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起，每年向沃野镇(治所在今内蒙古临河县西南)循黄河船运军粮数十万斛。 唐朝，宁夏平原的地位也很重要。它是西北边防重地，长期驻兵、屯田，先则以对付强大的突厥，继而又要防备吐蕃和回纥。安史之乱时(公元755—763年)，它还是政治中心，唐朝重建之君唐肃宗便在灵武(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即位，唐朝中兴名臣郭子仪便以这里为大本营。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唐在这里修建了许多水利设施。见于史籍记载的有光禄渠、御史渠、薄骨律渠、特进渠、尚书渠、汉渠、胡渠、百家渠、七级渠、千金陂等。不过古籍记得十分简单，而且有些地方的说法还不一致，影响我们确切了解当时的渠道情况。 。水利史研究工作者认为，开渠时间当在唐肃宗在位期间(公元756年—762年)，当时郭子仪与唐肃宗正以宁夏平原为基地，积极部署讨伐安禄山、史思明，以重建唐王朝。研究者还认为御史渠的前身应是始凿于东汉时期的光禄渠，到郭子仪时因光禄渠淤废，所以他才重新加以穿凿。不过，不久这条御史渠就遭严重破坏，《旧唐书·吐蕃传》说，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吐蕃攻灵武，填塞汉渠、御史渠、尚书渠等水口，以破坏唐军屯田。几十年后，李听又将它恢复起来。《旧唐书·李听传》载，在他担任灵州(治所在今灵武县境)大都督府长史时，当地须从外地调入大量粮食，而运输非常困难，他为了用屯田“以代转输”，便在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修复“废塞岁久”的光禄渠。修复光禄渠就是修复御史渠。 唐朝除光禄—御史渠外，另一条溉田面积稍大的渠道当数薄骨律渠，它位于回乐县(治所在今灵武县西南)南60里，可溉农田1000多顷。另外，特进渠的溉田面积也不小，600多顷。其他一些渠道，溉田面积略小一些。 <hr /> 注释： 第七章 宁夏古灌区 第四节 李王渠、唐来渠 从11世纪起，活跃在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党项族迅速强大起来。他们的首领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大夏国(宋人称它为西夏)，控制着包括今宁夏全部、陕西、甘肃、内蒙古等一部分的大片土地，与北宋和辽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宁夏平原是夏国的立国基地，它的都城兴庆(今银川市)就在这里，它的50万大军的军粮，主要的也仰仗于此。从立国的需要出发，西夏必须重视这里农田水利的建设。 根据有关资料，大夏国曾在西夏平原上修建许多灌溉工程，其中以李王渠的工程最为有名。李王渠又名昊王渠，是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在位时(公元1038—1048年)亲自主持修建的。渠长300里。黄河水含沙量大，以黄河水为水源的渠道，容易被泥沙淤塞，必须经常维修。研究者认为，李王渠实际上是将因长期失修而淤塞了的艾山一汉延渠重新穿凿出来。所以在有些书中仍然称它为汉延渠，《宋史》便是这样称呼的，写作汉源渠。源、延声音相近。 除李王渠外，西夏时期宁夏平原上还有一条名叫唐来渠的重要灌渠，它比李王渠更长，约400里。唐来渠有的文献记为唐徕渠或唐凉渠，“来”、“徕”、“凉”，字虽不同，而音相同或相似。西夏的唐来渠，是汉唐以来光禄渠的发展。大概光禄渠在唐朝曾经过两次重建，一次由郭子仪主持，一次由李听主持，又比较完整地保持到西夏，所以当时人称它为唐来渠。唐来渠和李王渠对西夏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宋史·夏国传》就是这样说的：“其(西夏)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州治今张掖)凉(州治今武威)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州治在今银川)灵(州治在今灵武境)则有古渠曰唐凉、曰汉源……岁无旱涝之虞。” 1227年，西夏国并入蒙古汗国。原来西夏在宁夏平原上的农田水利，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蒙古汗国拥有黄河流域的初期，许多上层人物对农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因此，在蒙古汗国时期，不会重视修复宁夏平原的水利。及忽必烈即位，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将发展农业提到很高的地位，他在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即正式改国号为元朝的七年前，便派擅长水利的中书左丞张文谦主持西北工作，杰出的水利名家郭守敬随行。 张、郭二人在西北历时三年，大力修复今西北各地被战争破坏的农田水利。据《元史·郭守敬传》载，被他们修复的水利工程，在中兴府路(治所在今银川市)境内的有唐来、汉延等渠，分别长400里和250里；在西北其他各地的，还有10条长度都在200里的正渠，和68条大小支渠。这些修复的渠道，总共可溉农田“九万余顷”。 除唐来、汉延两渠外，元朝在宁夏平原上修建的灌溉工程还有秦家渠、蜘蛛渠等。秦家渠就是秦渠，在宁夏平原黄河之东。蜘蛛渠在宁夏平原中的卫宁平原上。 <hr /> 注释： 第七章 宁夏古灌区 第五节 三大区、十大渠 明清两代和民国时，宁夏灌区的溉田面积，大体上说，都在20000顷上下。 <hr /> 开辟新灌区，这是明朝建设宁夏水利的特点。明以前，各代对宁夏平原的水利建设，主要的集中在面积较大、耕地较多的银川平原，在这里建起了两个灌区，那就是以秦渠和汉渠为主要灌渠的河东灌区，和以汉延、唐来为主要灌渠的河西灌区。在卫宁平原虽然也有兴建，但规模较小。明朝除注意河东、河西两灌区的建设外，又在较小的卫宁平原上建起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灌溉系统，这样，便开辟了一个新的灌区，即卫宁灌区。在明朝，见于记载的这个灌区的灌溉渠道有蜘蛛、柳青、胜水、石空、七星等12条渠道。其中除元朝已有蜘蛛等渠外，其他多是明朝新建。大的渠道，每条可溉田三四百顷，小的百顷左右，总溉田面积为2000多顷。 如上所述，经过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2000多年来，使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地，被誉为“塞上江南”。不过，在古代，还不可能在像黄河那样大型的河道上，修建拦河大坝，把水位提得很高，而只能无坝取水，用简单的、分劈河面约1/4的垒石斜坝导水入渠。结果，因为抬高水位不多，难以将渠道安排在较高的位置上，控灌面积受到严重的限制，溉田长期徘徊在一二万顷上下，无法有较大的突破。同时，历史上的宁夏水利，也缺乏必要的排水设施。土地盐碱化不断加深。例如银川地名的由来，便反映了这种情况，它不是富产白银的平川，而是到处盐碱，地表色白如银的缘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开始好转。青铜峡高坝的修建和渠道位置的调整，使溉田面积很快地增加到40000顷以上；排水网的建设，使土地盐碱化的程度也得到减轻。 清朝，宁夏平原的水利建设，也有不少成绩，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相继穿凿了大清、惠农、昌润等一批重要的渠道。大清渠凿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渠口上离唐来渠渠口25里，下距汉延渠渠口五里，渠长75里，渠道位于唐来、汉延两渠间，溉两渠间高地1200余顷，尾水注入唐来渠。惠农渠凿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渠口在汉延渠渠口下方，渠长370里，为当时宁夏灌区第一长渠，溉田2800余顷。昌润渠也开于雍正四年，乾隆时期又作了两次修理，位于惠农渠下游东面，长136里，溉田1700顷。 注释：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50_1.jpg" /> 图11 清代宁夏灌区示意图 明、清两代，宁夏平原的农田水利，又有新的发展。 银川平原，面积大，农田多，所以这里仍是明朝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它曾多次组织力量，既维修旧渠，又开凿新渠。有时工程的规模较大，如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的一次，凿唐来渠以西的渠道300多里。因此，银川平原的灌溉田亩较多，据统计，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7年)，仅河西灌区的汉延和唐来以及河东灌区的秦渠和汉渠，灌田即达13000多顷。 明代，宁夏也是边防要地。当时东起辽东，西到陇西，在明长城沿线，驻守大军，设立九个军事重镇。宁夏一地占了两个，即宁夏镇和固原镇，前者的治所在今银川市，后者的治所在今固原县。。为了屯田需要，他们在宁夏平原大兴农田水利。 第八章 新疆农田水利史 第一节 新疆的自然环境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疆，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在历史上，它一直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这里分布着许多高耸的山脉和两个巨大的盆地。中间是西东走向的天山山脉，最高峰约7000米，一般在海拔3000-5000米。它把全区分为南疆和北疆两大部分。山南为塔里木盆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盆地。其西面和南面，自西向东，为帕米尔高原、昆仑山、阿尔金山，最高峰8000多米，一般为5000-6000米。天山以北是准噶尔盆地，平均海拔约500米，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盆地的北缘为阿尔泰山，最高峰4000多米，一般为2000-3000米。西缘有阿拉套山、塔尔巴哈台山等。 雨量稀少是新疆地区最严重的问题。由于这里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离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都很远，周围又有高山阻隔，海洋暖湿气流很难进入本区内部。虽然，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着北疆西部的一些断谷，进入准噶尔盆地，但是已成强弩之末，十分微弱。因此，天山南北两盆地的雨量都很少。准噶尔盆地稍多一些，年均降雨量也不过150—300毫米，塔里木盆地更少，一般只有30—50毫米。由于雨量稀少，大片土地变成不毛之地的沙漠。 不过，新疆南北的高山降水量较多，年达600—800毫米，山上覆盖着深厚的冰雪。冰雪融化后，或汇成河流，或渗入地下。为了发展农业，历代新疆各族人民，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或修建明渠，引河水灌溉农田；或穿凿坎儿井，引地下水滋润庄稼。 第八章 新疆农田水利史 第二节 西域古代的明渠 新疆古称西域。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以前，南疆的且末、于阗(都城在今和田境)等国，都已开始栽培谷物，可能有简单的水利工程，引附近的河水灌田。不过南疆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当从汉武帝时屯田西域开始。西汉后期，随着屯田区的扩大，地面灌渠的建设，便进一步发展起来。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汉武帝时，在天山南麓的轮台，“有溉田五千顷以上”。灌溉这样多的土地，水利设施的规模当然不会太小。当代考古学家黄文弼曾深入新疆实地考察，发现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境内的地表，仍然可以见到汉代的古渠，长约200里。他说，当地人称它为“黑太也拉克”，意为汉人渠。旁有古城遗址，当地人称为“黑太沁”，意即汉人城。196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人员，在今若羌县东面，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汉朝灌溉网，总干渠从米兰河引水，下分七条支渠。干渠和支渠上建有总闸和分闸。渠道怀抱米兰古城。据说，这一渠系只要稍加清理，仍可使用。文献的记载，遗迹的发现，表明汉朝时，南疆的地面灌渠建设，已经很有成就。 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西域这种灌渠建设进一步扩大了，特别是唐朝。从很不完备的文献中，我们仍然可以知道，无论在高昌还是巨丽城，都修建起一定规模的灌溉渠道。 高昌位于吐鲁番东南，是唐朝西州的治所，还一度为安西都护府驻地。唐朝很重视这里的水利建设。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唐在此设有专门水官，负责统筹这里的水利建设和管理；参加水利建设的，不仅有汉人，还有突厥等少数民族。文书还说，在高昌城南有一条渠道，在20里内，有16处堤堰，每一堤堰都有一条支渠，可见渠道密布的情况。 巨丽城位于塔剌斯河边。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称为坦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唐朝时，它隶属于安西都护府，有许多唐人在此居住。据载，巨丽城外有一条重要的灌溉渠道，它是安西节度使所属参谋官、太原人王济之领导当地唐人修建的。这一工程质量很好，到蒙古汗国的军队西征到这里时，它还继续发挥作用。蒙古汗国有一位重要大臣耶律楚材，在他西往中亚参见铁木真时，曾亲眼见到这条灌渠，并把它记在《西游录》中。 到清朝，在天山南北所修建的灌渠更多。图伯特、松筠、林则徐、左宗棠等，在这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乾隆二十年到二十四年(公元1755年—1759年)，清军相继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布拉尼敦、霍集占(即大小和卓)的叛乱。为了加强回疆(当时清对新疆的称呼)的军事力量，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清政府从东北地区，即盛京(辽宁省沈阳市)将军的管区，调一支军队到伊犁。这支军队由锡伯人组成，包括家属，共3000人。他们在伊犁一带，一边驻防，一边屯垦。从屯垦的需要出发，他们以伊犁河为水源，修建了一条长约180里的干渠，称察布查尔。察布查尔，锡伯语意为“粮仓”。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又率领本族军民，用八年的时间，在旧渠北面凿了一条新渠。，宽10尺。两渠共可溉田10多万亩，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与图伯特凿察布查尔新渠的同时，回疆最高军政首领、伊犁将军松筠(蒙古族正兰旗人)，也在伊犁河北面，进行规模很大的水利建设，既修理旧渠，又穿凿新渠。在一系列的渠系建设中，最重要是引伊犁河支流哈什河(喀什河)为水源的渠道的拓展，修了170多里新支渠。后来，它被皇帝命名为通惠渠。《新疆图志》记载，哈什有一条皇渠，溉田43.7万亩。有人认为这条皇渠可能就是通惠渠。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清政府将禁烟有功的林则徐谪戍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在伊犁深得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器重，1844年授命他与全庆共同兴办南疆水利。两人组织各族人民，在南疆的和尔罕(今若羌北)、叶尔羌(今莎车)、喀喇沙尔(今焉耆)、伊拉里克(今托克逊西)、库车、乌什、和阗、喀什噶尔等地，经过约一年的努力，修建成数量很多的水利工程，垦地近70万亩，成绩斐然。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中亚浩罕国在英国支持下，派阿古柏率兵侵入我国南疆。接着，俄国也以护侨为借口，强占我国伊犁地区。南北疆许多水利设施湮废。后来，左宗棠统兵入疆，曾纪泽赴俄交涉，在军事和外交双重努力下，大部分失地收复。光绪十二年(公元1884年)，新疆建省。建省前后，左宗棠和刘锦棠先后在新疆担任军政要职时，都把恢复和发展南北疆的农田水利，作为善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组织士兵和各族人民，在各地修建成许多渠道，开垦出大量的农田。据后来编写的《新疆图志·沟洫志》统计，全区已有干渠900多条，灌田面积1100多万亩。 <hr /> 注释： 第八章 新疆农田水利史 第三节 天山南麓的坎儿井 南疆吐鲁番和哈密两盆地，便是最理想的修建坎儿井的地区。它们都位于天山南麓，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雪水。盆地有一定的坡度，凿渠将盆地北缘地下的雪水开发出来，便可进行自流灌溉。这里雨量极为稀少，全年只有几十毫米，而气候干燥，年蒸发量高达几千毫米，，采用明渠灌溉，渠水多被蒸发，而蒸发对坎儿井的威胁极小。 在新疆，农田水利的设施中，除上述明渠外，还有一类是坎儿井。它是以地下水为水源的自流灌溉工程，是雪山前沿、气候特别干燥的斜坡地上最理想的水利设施。 唐朝，吐鲁番已有井渠，不仅见之于遗迹，还见之于第一手文献资料——《吐鲁番出土文书》。如高昌县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有关田产的文字，就不止一次地提到井渠、胡麻井渠等名称。其中“”的规模似乎不小，可灌高昌城北和城西的农田(图13)。 学者们还认为，西汉时井渠技术西传，在史籍中也隐约可见。《汉书·西域传》载，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行军地图)，穿卑鞮〔di低〕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三国时人孟康对卑鞮侯井加以注释，说：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根据这些记载和解释，学者们说，卑鞮侯井就是井渠，白龙堆位于罗布泊东，当时既能用修建井渠来增加漕渠的水量，当然也会在西域兴建井渠灌田。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53_1.jpg" /> 图12 坎儿井结构示意图 上述的理由和依据，值得重视。但推论较多，依据也嫌单薄。西汉时，西域是否已用井渠溉田，当有待于地下遗物、遗迹的发现。 新疆水利厅厅长维吾尔·米努甫和新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鹤亭，各在自己的论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新疆一些地方修建水库时，曾发现了一批十分古老的井渠遗迹。米努甫在文中所举的古老井渠遗迹在吐鲁番金胜口水库区。这条古井渠长约100米，已经干涸；有七个竖井，每个竖井相隔约10米；暗渠出口处，有一段已坍坏成明渠。与古渠遗迹同出的还有古陶和古城等。经鉴定，属于魏晋时文物。这条古老井渠，当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 王鹤亭所论述的古老井渠，位于东面，鄯〔shan善〕善县鲁克沁西北。这里发现的不只在同一层面上的三条废弃的井渠，而且在三条古井渠下面，还有许多废弃井渠。这批古井渠竟毁灭了一个新水库。王鹤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这里建了一座名叫“海洋”的水库。蓄水不久，即由漏水溃决。“经检查，是由于水库下面埋有三道废弃的老坎儿井。经过很大的工程回填后，再次蓄水，又发生了决口，原因是深处还有很多废弃的老坎儿井，修不胜修。”新水库只好报废。文章认为，修建这批坎儿井的时间，约在1000年以上，相当唐朝前后。 坎儿井又称井渠，由竖井、暗渠、明渠等几部分组成，每条坎儿井的长度，由一二里到一二十里不等。暗渠是地下渠道，其作用为拦截地下水，并将它引出地面。暗渠每隔一二十米，便在其上立一竖井，井深从几米到几十米，视含水层深浅而定。每条暗渠的竖井，少则几眼，多则一二百眼。它是穿凿、修理暗渠时掏挖人员的上下通道，又有出土、通风、采光等作用，还依靠它来确定暗渠的坡度和方向。明渠将从暗渠中引出的地下水，导入农田，灌溉庄稼(图12)。 注释： 宋、元、明三代，有关新疆井渠的资料，目前掌握较少，特别是宋、元两代。至于明代，80年代普查时，已发现了一批。以新疆坎儿井最多的吐鲁番市为例，在445条新旧坎儿井中，历史在350—500年的，有10多条。应该说，它们都是明朝修建的。 清朝新疆的水利建设很有成就，无论是普通灌渠，还是坎儿井。特别是清朝后期，由于林则徐、左宗棠等人的努力，发展很快。 有如前述，林则徐在远谪回疆期间，曾受伊犁将军布彦泰之命，与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共同建设南疆水利。他们除在那里修建许多明渠外，又大力扩展坎儿井工程，由吐鲁番扩大到托克逊、伊拉里克等地。后来，林则徐虽被清政府调回内地，但他开始的这一扩展坎儿井工作，仍然得到新任的伊犁将军萨迎阿的重视和支持，终于使吐鲁番盆地的官坎，由原来的30多条，增加到100多条，并使托克逊与吐鲁番一样，成为坎儿井比较密集的地区。在修建官坎的推动下，民间也纷纷修建这种工程。到19世纪60年代前期，吐鲁番、托克逊的官坎、民坎多至800余条，鄯善也有300多条。 回疆坎儿井第二次大发展在1878年左宗棠粉碎阿古柏入侵之后。由于左氏把恢复、发展回疆水利，作为善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在短短的三年中，当1881年，他调离回疆时，便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修复吐鲁番的官坎外，又在其他一些地方，如连木沁(吐鲁番盆地东部)、鄯善等地，新建官坎185条。当时百姓重建民坎的积极性也很高。10年以后，连木沁以西的吐鲁番盆地上，建成的“坎尔以千百计”。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53_2.jpg" /> 图13 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文书中的“井渠”、“胡麻井渠” 不仅如此，研究者认为，坎儿井工程的重要结构之一——涝坝，也是维吾尔族人民创造的。古代的井渠，主要由暗渠、竖井、明渠三部分组成。维吾尔族发展了坎儿井的结构，又增加了“涝坝”。涝坝是维吾尔语，其含义与汉语中的蓄水池相当。涝坝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蓄水。它位于暗渠的出口处，可将冬季从暗渠中流出的水储存于此。新疆冬季气温太低，农业生产停顿，而坎儿井却在继续出水。涝坝便可将冬水储存起来，可供来春使用。二是晒水。这里的地下水，主要来源是融雪，水温很低，如从暗渠引出，立即循明渠灌溉农田，低温便会严重影响庄稼发育。引出的水，只有先储存在涝坝中，经过晾晒后，再灌溉农田，才利于作物生长。三是便于统一调配农田用水。涝坝的创建，使坎儿井工程更臻完备。 清朝新疆坎儿井的发展，虽然与林则徐、左宗棠等一批官吏的推动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当地维吾尔族、汉族、回族等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其中维吾尔族人的贡献尤大，可以说大部分的坎儿井，都是他们穿凿的。 <hr /> 西域何时开始兴建坎儿井？多数学者认为可以上溯到西汉。理由是，自汉武帝起，西汉大力经营西域，并在轮台、渠犁(今库尔勒境)、车师(今吐鲁番境)等地驻兵屯田。这一带雨量稀少，空气干燥，屯田时必须兴修水利，特别是很少蒸发威胁的坎儿井。他们认为，穿凿坎儿井技术，在屯田西域之前，在兴建龙首渠时即已掌握，而车师等地地下水的资源又很丰富，驾轻就熟，完全可以在西域发展井渠灌溉。 第九章 古代治“河”工程 第一节 史前治河的传说 在古代，“河”是黄河的专称。我国史前，有许多有关治水的传说，如共工治水、鲧〔gun滚〕、禹治水等，这些，主要的都是对黄河下游的治理。 共工氏既是人名，又是氏族部落名，相传是神农氏的后裔，在共地(今河南辉县境)从事农业生产。黄河东出孟津后，流到共地折向东北，注入河北南部的，然后再分成多股，汇入渤海。由于共地位于黄河拐弯处，除黄河外，附近还有共水、淇水等，所以水灾较多，须经常治理。《国语·周语》说，共工氏治水的方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即在许多河流上修建堤防，用高处的土将低处垫高。古人认为，共工氏在治水和治土两方面都很出色。据说，后来被祀奉为土地神的句龙，就是共工之子；协助大禹治平洪水的四岳，也是共工的后人。 传说继共工之后与洪水作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鲧和禹。远在距今约5000年的炎帝、黄帝时代，散布在黄河流域的许多部落，已经结成联盟。这便是后人所称的“炎黄部落联盟”。结盟后，对大自然斗争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几百年后，当尧、舜相继担任这个联盟的首领时，黄河中下游洪水泛滥，“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这次洪水，淹没了平地，包围了山陵，百姓叫苦不迭。于是，尧命令居于崇(河南嵩山)的部落首领鲧负责治水。崇离黄河不远，鲧部落也很熟悉水性。但是，鲧的治水方法比较片面，只用修堤筑围办法堵水，没有更多地采用疏导手段，所以尽管他治水也很努力，但毕竟洪水大猛，堤围溃决，以失败告终。 接着，由鲧的儿子禹领导治水工作。禹的治水事迹，古籍中留下许多传说，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一是他联合各方面的人与自己一起治水。据载，与禹一起治水的有以益为首的东方部落，后来的商族就是由这个部落发展起来的。还有以稷为首的西方部落，他们是后来周族的祖先。此外，又有对治水经验十分丰富的共工氏后裔四岳。后人认为联合各部落一起治水，是禹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二是禹本人的身体力行和以身作则。《韩非子·五蠧〔du妒〕》说，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ba拔〕，胫不生毛”。就是说他身先百姓，投入艰苦的劳动，腿上的汗毛都被磨掉了。还记载说，他公而忘私，在治水的过程中，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听到儿子的哭声，也没有进去探望。三是治水方法比较科学合理。据说他发明了测量工具“准绳”、“规矩”，以测定地势高低，作为施工的依据。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采用以疏导为主，辅之以拦蓄的综合治理的方法。所谓疏导，就是“疏川导滞”，疏通河道，导泄积水。所谓拦蓄，就是“陂障九泽”，拓建湖泊，便于将水汇于低地。他们经过13年(一说八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将洪水治平了。 在古代，不仅中国，还有许多国家都有治水的传说。由于那时人们的力量有限，在洪水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所以其他各国的治水传说，多以失败告终。或者说他们的人民全被洪水吞没了；或者说，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中国则不同，虽然也遭到一些挫折，但以胜利结束，并通过治水，使自己进入文明时代。 人们认为，这一治水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这样的一些情况：当时农业已有初步发展，聚落增加，先民们逐渐由高地移居平原和河边；从农业灌溉的要求出发，从聚落的安全出发，都需要治水，即修建排灌工程和堤围工程等。 <hr /> 注释： 第九章 古代治“河”工程 第二节 下游大堤的形成 春秋中期，在黄河下游的今河北省冀中，曾发生了一个颇为滑稽的故事，强大的齐国将自己在这一带与燕国接壤的一片土地，割让给弱小的燕国。割地的来龙去脉大致这样：周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散居在今燕山等地的山戎族南下骚扰燕国。齐桓公答应燕国国君庄公的请求，率领齐军打败山戎。庄公非常感激，在桓公凯旋归国时，躬身远送，不知不觉送出燕国国境，进入齐国领土。桓公便将燕君到达的那片齐地，让给燕国。 齐桓公为什么把自己的这片土地割让给燕国，这当然与他当时正在大力推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尊王”政策有关。周天子规定，诸侯迎送天子，必须出国门；诸侯之间迎送，不得出国门。桓公知道，要证明自己真正“尊王”，必须遵守这条规定，决不能以天子自居让燕君送出国门，否则，诸侯们便会认为自己的“尊王”号召是一个骗局。但是，当时的事实是，燕君已经送他出了国门，进入齐国境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齐、燕两君并未越轨，桓公只好将燕君进入的这片齐地，割给燕国。庄公远送桓公，是一次很隆重的行动，为什么会发生错误，超越国界，这当然不是齐、燕两君有意违反国王的规定，是因为齐燕两国在冀中一带以黄河为界，而当时黄河下游河道十分混乱，分成多股(《禹贡》称为“九河”)入海，其主要河道又常常南北摆动的缘故。那时，黄河下游河道所以很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岸的堤防尚未建成。 从春秋起，铁器的使用日渐普及，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进一步开发土地，扩大耕田面积，已经成为可能。同时，因为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人们也需要增加耕地。黄河下游的近河地带，土壤疏松肥沃，很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人们纷纷来此建立家园，垦辟农田。与安家立业同时，人们也在这里的黄河两岸，因地制宜，由西向东，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逐步修建黄河大堤。 根据有限的资料，黄河下游的河堤工程，在春秋时已着手兴建了，特别是在下游偏西一带，即相当于今天的豫东、鲁西、冀南等地。而且还发生一些纠纷。因此，在当时一些诸侯的盟会上，对这一地区修建河堤，不得不作一些有关筑堤的规定。如公元前651年，在齐桓公主持下，由齐、宋、鲁、卫、郑、许、曹等国诸侯参加的葵丘(宋地，今河南兰考东)盟会上，就制订一条“无曲防”的盟约，要求与会各诸侯国遵守。这就是说，各国诸侯在本国黄河两岸筑堤时，必须顺应黄河的自然流向，不能用筑堤把黄河曲引到邻国，以邻为壑。在诸侯的国际会议上，对修建黄河河堤作了这样的规定，反映了这一带的诸侯们正在纷纷建造河堤，并利用河堤作“以邻为壑”的勾当。 到战国中期，七雄中的齐、魏、赵三国，有一段国界以黄河为界。齐在东南，地势较低，为了防备河水灌齐，在沿离河道不远处，建起了黄河长堤。魏、赵两国虽然地势比齐略高，但由于齐国筑起了长堤，黄河泛滥，洪水势必漫入自己国境，因此，两国继齐之后，也各在自己的境内，在离黄河沿岸不远处，建造了长堤。这样，黄河下游的南北大堤，在春秋战国时陆续建成了。 由于这一南北大堤的兴建，黄河下游的干流正式形成，河床比较稳定。大致说，这段干流，西起河南的荥阳，向东北行，穿过今浚县、濮阳、内黄等县境内，进入今河北省的大名和馆陶，山东省的临清、高唐和德州，以及河北省的沧州和黄骅，注入渤海。堤防的修建，河床的稳定，洪水泛滥得到控制，到这一带安家立业的人更多，因此，本来较少人烟村落的冀中平原，面貌逐渐改变，到战国后期，便涌现出了如安平(今县)、饶(今饶阳东北)、高阳(今高阳东部)、武遂(今徐水县西北)、武垣(今肃宁县东南)、平原(今平原南部)麦丘(今商河西北)、饶安(今盐山县西北)等近20个城邑。堤防的兴建，为这一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条件。 第九章 古代治“河”工程 第三节 王景、王吴治河 对于这次黄河决口、河道南摆，要否治理，东汉初年的地方官吏态度截然不同。改道后黄河所经地区的官吏，主张迅速堵塞决口，使黄河回归旧道。而黄河旧道一带的地方官吏竭力反对，认为应顺其自然，主张维持现状。东汉朝廷不知所从，治河工程遂被拖延下来。后来，灾区人民十分不满，纷纷指责朝廷。群众的压力很大，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明帝才派王景、王吴治河。王景“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技艺”。(《后汉书·王景传》)他特别“能理水”，曾与王吴合作，用“墕流法”治理浚仪渠很有成效。因此，东汉朝廷便授命他们两人治河治汴。治汴工程已见本书第一部分“周、秦、两汉运河”。，主要有疏浚河道、修建堤防和建立水门等。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56_1.jpg" /> 图14 从春秋至北宋前期黄河下流经行示意图 这次王景、王吴治河，所确定的以后黄河下游水道，上起荥阳，下到千乘海口，共长千余里。他们所以确定这一水道作为黄河干道，当与这条水道沿线地势较低和水道本身又较径直有关。但是它的绝大部分河段毕竟是决口后漫流形成的，有些段落，河道难免浅窄和弯曲，只有经过改造，才能减少决口和泛滥。因此，必须进行“凿山阜”、“破砥绩”、“疏决壅积”等。山阜当指阻挡河流的高地。因有高地阻挡，河道或者被约束得很窄，或者只能绕弯而行，变得比较弯窄。砥绩和壅积指的是堆积在河道中的岩石和泥沙，河道中存在着这些东西，行水当然不畅。要将千余里的黄河下游河道，改造得比较宽深通直，工程量很大。 王景、王吴治河的工程虽然非常浩大，但进展比较顺利，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开工，到第二年四月，便全面完工，历时仅仅一年。由于工程浩大，经费支出当然十分可观，王景传载，“景虽减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疏松，即使植被良好，也会有一部分泥沙随水带到黄河下游，抬高河床。秦汉时期，开拓西北边疆，原属游牧区的黄河中游许多地方，被垦为农田。这些土地的垦辟，虽然提高了农业生产，但也加剧了水土流失，使黄河下游河床淤高的速度加快。到西汉时，一再发生决口，特别是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的一次大决，导致今豫东、冀南、鲁西北大片土地被淹。河道紊乱，除循汴渠、济水等水道东流外，还有一股到千乘(山东高青县东南)入海(图14)。 <hr /> 筑千里长堤的工程同样艰巨。黄河携沙量大，河道因泥沙沉积容易南北摆动。黄河年水量变率很大，汛期水量往往是平时的几十倍，四处漫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修建河堤，否则，对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为害极大。因此，建筑自荥阳至海口的千里黄河长堤，便是他们这次治河的又一重点工程。看来，无论在南岸或北岸，都建成重堤，即有如明代潘季驯的缕堤和遥堤。因为史料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筑堤时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只有在双重堤防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才可将河水从内堤的上游水门流出，又可因外堤的阻挡，流出的水，从下游的水门回注河中。修建重堤，工程更是巨大。但它却有利于将洪水中的泥沙沉积于内外堤之间，既加固了堤防，又延缓了河床的淤高。 注释： 第九章 古代治“河”工程 第四节 贾鲁挽河南流 经过长期的泥沙淤积，王景、王吴治理的这条原来地势较低、河床较深的河道，又被逐渐抬高了。到唐朝，决口泛滥开始增多。到北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濮阳东面的商胡埽〔sao扫〕，终于导致一次重大的改道，向北流经馆陶、临清、武城、武邑、青县等地方，至今天津市境入海。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金兵南下，东京留守杜充妄图用河水拦挡，决开黄河南堤。军事目的并未达到，却酿成豫东、鲁西、苏北的大灾，黄河下游河道再一次大迁徙，夺泗水、淮水河道，与泗、淮合槽入海。 这条由人工决口形成的黄河下游新道，问题很多。从决口到泗水一段，系在泛滥中形成，河床很浅，极易漫溢成灾；泗水以下一段，河道狭窄，又有徐州洪、吕梁洪之险，很难容纳黄河汛期洪水。因此，从金代起，它频繁决口和泛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山东白茅堤的决口特别严重，水灾遍及豫东、鲁西南、冀南等地，不仅危及人民生命财产，而且冲毁了会通河，切断了南粮北运的运河航道。元朝政府遂下决心治河。 大体上说，贾鲁这次治河的施工顺序，先治理白茅堤决口以下的黄河旧道，再堵塞白茅堤决口。这是由于治理旧道的工程量很大，要浚深展宽河床，要截弯取直，要修建堤防等，只有在堵口之前，在河床干涸的情况下，最便于施工。但是，将堵口工程安排在后期，又会遇上七-九月间的黄河汛期，而汛期堵口，非常艰难，是治河大忌。由于贾氏事先对堵口工程制订了详细的方案，作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因此，堵口工程和疏浚工程一样，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当年十一月，全部工程峻工。先后疏浚黄河故道280余里，修筑堤防700多里，堵塞治理大小决口107处。工程量如此巨大，耗时仅为八个月，很不容易。治理后的河道流路，大致说，经今封丘、曹县、商丘、砀山等县市境内，徐州以下，循泗水、淮水河道，注入黄海。 贾鲁是一位勇于负责、敢于创新的水利官员，当时白茅堤决口宽400步，中流深三丈余，波涛汹涌，极难堵塞。他采用一系列的创造性措施，加以解决。第一步是在决口上方穿一直河，以代替原来比较弯曲，其主溜直冲决口的一段河道。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堵口的难度。第二步是在决口上方的直河上，修建了刺水堤和，尽量把河水导向对面。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堵口的困难。最后，终于顺利地完成堵口，实现了挽河南流的任务。这些新技术，在堵口工程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图15)。 <span>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 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 <hr /> 河决白茅堤后，贾鲁是主张彻底治河的大臣之一。在如何治河的问题上，他主张堵塞白茅堤决口，挽河南流，回到泗水、淮水旧道，东入黄海。挽河南流，工程量很大，但对保运有利，符合元朝政府的要求。于是，元顺帝于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命他为工部尚书，率领汴梁、大名等路民夫15万，庐州等地戍兵二万，开往工地。工程于当年四月正式开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57_1.jpg" /> 图15 贾鲁治河工程布置示意图 第九章 古代治“河”工程 第五节 潘季驯束水攻沙 元亡明兴。由于新旧朝代的交替，黄河一度失修。明初河患又严重起来，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等许多地方被淹，会通河一再被毁。漕运对京师用粮和政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保运便成为明朝治河的一条基本准则。 (3)蓄清刷浑。黄河、淮河会于清口(今江苏省清江市西南)，以下黄河与淮河合槽。淮河含沙量较少，水清，为了加强冲沙力量，潘氏又加高、加厚高家堰大堤，将淮水拦蓄于洪泽湖，提高洪泽湖水位，使清水可以顺利入河，借清水之力，冲刷浑浊的黄水。认为，这样清口以下的河道，便会更为通畅。这一工程效果不大，因为淮河水少，不敌黄河，清水很难顺利入河，而高家堰大堤过高，淹地太多，也会给淮南地区造成严重的威胁。 从保运出发，明朝前期，治河实行北堵南分的方针。北堵，就是在黄河下游的北岸，修建一条力求坚固的长堤，防止黄河北决和北迁。因为北决北迁，都会破坏会通河的航道，切断南北漕运。而南决和南迁，黄河可以循泗水、淮水入海，对漕运威胁较少。南分，就是让黄河分道南下，沿贾鲁旧道以及涡水、颍水等，循淮河东入黄海。他们认为河合势大，渲泄不畅，便会溃堤泛滥。河分势弱，流水通畅，不易溃决。明朝前期，主持治河的主要官吏徐有贞、白昂、刘大夏等，都执行这一方针。徐有贞还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比较一孔壶和五孔壶泄水的速度，用后者快于前者的事实，来证明分流排洪比独流排洪效果更好。并因此而取得了皇帝对这一治河方针的支持。 这种治河新法，后人称为束水攻沙法。它最早由虞城(山西平陆县东)一位不知名的秀才提出，总理河道的万恭首先加以试用，潘季驯使之进一步完善，并广泛推行。他们认为，偌大一条黄河，水中含沙量很高，而且源源不断地随水东下，人力有限，排不胜排。而水力无穷，将它集中起来攻沙，有如“以汤沃雪”，便可迎刃而解。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的时间很长，他以束水攻沙为核心，在工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塞旁决以挽正流”。虞城秀才认为，“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潘季驯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因此，他在治河时，虽然继续推行北堵的方针，但反对听凭河水分流南下，而代之以“塞旁决以挽正流”的方针。“塞旁决以挽正流”，就是将从决口旁出的河水堵住，使河水集中到干流中来。潘季驯曾先后四次主持治河工作，历时20年，他相继堵塞了数以百计的黄河决口，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黄河下游多股分流和洪水横溢的局面，使河水集中到贾鲁故道。这一工程不仅便于集水攻沙，更主要的是它立竿见影地使黄泛区人民从水灾的困扰中解脱出来。 (2)筑近堤以束水攻沙，筑遥堤防洪水泛滥。他们认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因此，除堵决口外，以主要力量在黄河下游的河道两岸，紧逼水滨，建筑坚固的堤防。这两道南北大堤被称为近堤或缕堤，是束水攻沙的最主要工程。不过由于南北两堤逼水太近，即使建得非常坚固，如遇特大洪水，黄河也会溃堤泛滥，酿成洪灾。为了防范，他们又在南北缕堤之外，再各筑一道远堤，又称遥堤。这种近、远双重的河堤，普遍修建于黄河下游(接近海口的河段除外)，其中的某些险要河段，于近、远堤外，又建有月堤加固。后来，为了使漫出缕堤的洪水，不致沿着遥缕两堤奔流，左右破坏两堤堤防；为了让泥沙沉积于两堤之间，以加固堤防，并使清水回到大河之中，以加强攻沙力量，又于两堤之间修建了挡水的格堤。此外，还在长堤上建有溢流坝，以便进行有控制的排洪。潘氏的堤防工程比较完备，在攻沙、防洪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图16)。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58_1.jpg" /> 图16 缕堤、遥堤、月堤、格堤 以束水攻沙为核心的潘氏治河，总的来说，成绩还是不少的，他治理了明前期以来的黄河下游水患，使黄河泥沙淤积的速度放慢，黄河决口和泛滥的频率减少。但黄河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只靠束水攻沙，治河必须从全局出发，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法，效果才能更为显著。更何况黄河水量变率极大，涨落悬殊，建立宽窄恰到好处，既可束水攻沙，又不泛滥成灾的大堤，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下游后来还是成为地上河。 第九章 古代治“河”工程 第六节 靳辅、陈潢治河 所有的水利设施，都必须勤于维修。黄河多沙，这里的水利设施更是如此。明清之际，因为改朝换代，黄河堤防失修，洪沙灾害，又非常严重。据统计，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到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33年中，发生严重决口的竟有23年；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等地洪水横流，南北漕运一再中断。康熙十六年，当时尽管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尚未最后平定，清政府还是任命靳辅为治河总督，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 靳、陈等经过10年不懈的努力，堵决口，疏河道，筑堤防，成绩超过前人。以筑堤为例，累计筑了1000多里。这样，不仅确保了南北运河的畅通，也为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的复苏，创造了条件(图17)。 陈潢是靳辅的幕僚，平时重视调查研究，知识渊博。在治河方面，他虽与前人一样，主张“必以堤防为先务”，强调筑堤的作用，但他又力主治河方法多样化，认为必须因地制宜，并说“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自然之宜”。后来，他甚至提出，阻止泥沙下行，是治河之本。萌发了后代保持水土的思想。这一思想虽然一时未被当时人们所重视，但他的其他治河主张，却被靳辅在治河实践中采用了。 为了开发黄河下游，为了这一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元、明、清三代还为了保运，千百年来，人们与黄河的水沙灾害，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们取得了许多成就，为这一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提供最必要的保证。但黄河下游水沙灾害的根源不在下游本身，而是在中上游，特别是中游。然而古人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或认识不深，将全部力量放在下游。只知筑堤、浚河等，不知治本、治理中游的水土流失，所以受到很大的局限。只有统筹安排，综合治理，以中游为主，兼及上游和下游；以保持水土为主，兼及建水库、筑堤防、浚河道，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靳辅、陈潢等虽然在治河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不久，却遭到坏人陷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当他们基本上治平河患后，黄河下游一些因洪水泛滥而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耕种了。一些有政治后台的豪强们，利用权势，纷纷霸占这些土地。靳、陈加以制止，并用这些土地募民屯垦。认为这样做，一可以安置流民，二可以增加治河经费。结果，遭到了豪强们的诬告，诬以“攘夺民田，妄称屯垦”。结果，靳辅被罢官，陈潢被下狱。 但靳、陈治河除上面所说的与潘氏有异同外，还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潘氏。潘氏只强调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而靳、陈除了也很强调束水攻沙外，又十分重视人力的疏导作用。他认为三年以内的新淤，比较疏松，河水容易冲刷，而五年以上的旧淤，已经板结，非靠人力浚挖不可。他们不仅注意人力浚挖，还总结出一套“川”字形的挖土法。其法，在堵塞决口以前，在旧河床上的水道两侧三丈处，各开一条宽八丈深沟，加上水道，成为“川”字形。堵决口、挽正流后，三条水道很快便可将中间未挖的泥沙冲掉。“川”字形挖土法，可减轻挖土的工作量，挖出来的泥沙，又可用来加固堤防。在疏浚河口时，他们还创造了带水作业的刷沙机械，系铁扫帚于船尾，当船来回行驶时，可以翻起河底的泥沙，再利用流水的冲力，将泥沙送到深海中。这是我国利用机械治河的滥觞。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59_1.jpg" /> 图17 清代(公元1644——1911年)“黄河修堤图” 第十章 苏、沪、浙海塘史 第一节 苏、沪、浙沿海的潮灾 我国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沿海都有潮灾。特别是从浙北到苏北，因为地势低平，大部分地区潮水汹涌，潮灾更多更重。 苏北和浙北，都属冲积平原。12世纪，苏北海岸线尚在今盐城县治到东台县治附近，后来，由于黄河和淮水泥沙的沉积，到19世纪，仅700年，便把大片海域变为平原，海岸线东移了50到60公里。在苏南，公元4世纪，海岸线约在今嘉定县治到奉贤县治一线附近，以东便是汪洋大海。由于长江和钱塘江的泥沙堆积，到12世纪，海洋后退了，海岸线东推到川沙、南汇一带。那就是说，今日沪东大部分土地，都在这七八百年中淤积而成。浙江绍兴萧山以北一带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钱塘江泥沙的沉积和潮水对泥沙的搬迁，海岸线也在北推，平原也在扩大。这些冲积平原的海拔很低，一般只有几米，有些地方甚至低到二米上下。 冲积平原的土壤松软，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当它成陆不久，人们就较快地将它开发成高产农田。宋、元、明、清以来，松江、嘉兴等府，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区，即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又由于它濒临大海，具有优越的生产海盐的条件，所以苏北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海盐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钱塘江南北也是如此。 但是，从浙北到苏北一带的沿海，都有较大的涌潮，它往往又会淹没新淤成的土地。特别是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涌潮。钱塘江口和古代长江口(崇明岛没有形成以前)都很宽大，从南端到北端，分别各在200公里上下，口内则急剧缩小，形如喇叭，江底还有沙坝隆起。这样的河口结构，在后浪推前浪时，前浪因为流路太窄，必然迅速抬高，形成高潮。所以，古代长江口上的广陵潮和钱塘江上的钱塘潮，都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闻名于世。西汉枚乘《七发·观涛》，写的便是广陵潮。钱塘潮和广陵潮都可涌高数米。江、浙一带常有台风登陆。涌潮凭借风势，可以涌高到八九米。当代测得的钱塘潮最高潮差为8.93米。 涌潮，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可以利用它来发电。但在古代，除可供人欣赏其壮观外，应该说很少有什么好处了。它为害甚大，轻则破坏农业生产和盐业基地，重则危及人民的生命，更严重的，甚至还吞没大片大片的陆地，变陆地为海洋。杭州湾北岸，在历史上便因为严重的涌潮冲击，海岸线不断内迁。例如王盘山，它在东晋时还和大陆联在一起，为东晋重要的屯兵之地。经涌潮不断冲击后，附近的平地，全部沦为海洋，王盘山虽然没有沉没，但它距陆地已有几十公里之远，孤立于杭州湾之中。 为了防止潮汐灾害，苏、沪、浙沿海人民修建起了伟大的防潮工程——海塘。它在苏北，被称为海堤；在苏、松和两浙，被称为海塘。这些工程，开始修建于秦、汉，后来不断发展，由短塘扩展为长塘，由土塘进步到石塘，终于形成一座海岸长城，它北起江苏连云港，南到浙江上虞。 第十章 苏、沪、浙海塘史 第二节 古代海塘的兴起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设钱唐县，治所在今杭州灵隐山脚。“唐，堤也。”古代唐塘通用。以钱唐作县名，可能当时已有海塘。传说也认为，秦朝为征服涌潮，在钱塘江边修建海塘。 《水经注·浙江水》转引《钱塘记》中的这样一段传说，大意是：钱唐县东一里左右，有一条“防海大塘”，名叫钱塘。钱塘名称的由来与曹华信用钱诱人筑塘有关。曹是汉魏时人，宣称：“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后来，因为华信无信，诈称等到海塘峻工以后，再给大家付钱。众人盛怒之下，弃土江边而去。结果堆成一段海塘，名为钱塘。这个故事反映了作《钱塘记》时，钱塘江上已有海塘。 有关苏北的海堤记载，最早见于6世纪中叶。当时有一位名叫杜弼的北齐官吏，他在任职海州(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时，“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北齐书·杜弼传》)这里的遏潮长堰就是防潮长堤。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钱塘江边秦、汉时的海塘，因以地名和传说为据，还不能确凿可信的话，那末，海州的海堤是无可怀疑的。这是我国关于海堤建筑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有人认为，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吴内史虞潭在长江三角洲前沿建沪渎垒，是我国最早最确切的有关海塘建筑的记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在其所著《长水集》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晋书·虞潭传》所载虞潭“修沪渎垒，以防海抄”的沪渎垒，不是海塘，而是城堡，这一工程不是防“海沙”，而是防海抄。海抄就是海盗。谭氏的意见是正确的。 到隋唐时期，随着苏、沪、浙沿海的逐步开发，这里的人口和耕地面积都有所增加，涌潮所造成的损失也日见严重。于是，防潮工程的修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钱塘江北岸到长江南岸，《新唐书·地理志五》载，建成了一条长124里的捍海塘。它南起盐官(今浙江海宁)，经平湖、金山、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奉贤、南汇，北至吴淞江口。这是一条见于记载的较早较长的海塘，它捍卫着沪、浙间易受涌潮之害的城镇和农田。 在苏北，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淮南黜陟使李承也筑了一条比较重要的捍海堤。它南起通州(治所在今南通市)，北至盐城，长142里，以“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名常丰堰。此外，为了抗御海潮，在海州也筑了一条永安堤，长七里。 自秦汉到隋唐，是我国海塘初建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都是土塘，或者在海岸附近夯筑泥土为塘；或者像筑墙一样，用版筑法建造。这种土塘，修建起来比较容易，可以就地取土，还省工省力，技术也比较简单。但经不起大潮冲击，平时也必需经常维修。 第十章 苏、沪、浙海塘史 第三节 宋、元海塘的初步发展 从五代、两宋到元朝，苏、沪、浙的海塘，有了初步发展。 天宝三年(公元910年)，吴越王钱镠〔liu流〕在杭州候潮门外和通江门外，用“石囤木桩法”构筑海塘。这种方法，编竹为笼，将石块装在竹笼内，码于海滨，堆成海塘，再在塘前塘后打上粗大的木桩加固，还在上面铺上大石。这种新塘，不像土塘那样经不起潮水冲刷，比较坚固，防潮汐的性能较好。但是，石囤塘的竹木容易腐朽，必须经常维修；同时，散装石块缺乏整体性能，无力抵御大潮。人们摸索着加以改进，于是有正式石塘的兴建。 较早修建正式石塘的是杭州府知府余献卿。他于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在杭州江岸，建了一条几十里的石塘。正式石塘的建立，在塘工技术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余塘是壁立式石塘，向海面用条石砌成，整体性较好，远比土塘、石囤塘坚固。但因为向海面壁立，直上直下，受到涌潮冲击时不能分散潮力，所以仍然易被冲毁。 几年后，即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转运使田瑜、杭州府知府杨偕在余塘的基础上，作较大的改革，在杭州东面的钱塘江岸，建成2000多丈新石塘。它用条石垒砌，高宽各四丈，迎潮面砌石逐层内收，形成底宽顶窄的塘型。塘脚以竹笼装石保护，防止涌潮损坏塘基。背海面衬筑土堤，用以加固石塘和防止咸潮渗漏。可以说，它的结构已经相当进步。 余献卿、田瑜等在杭州附近修建石塘不久，任鄞县(治所在今宁波市)县令的王安石也在钱塘江南岸的部分地区修建石塘。他的石塘名叫坡陀塘，用碎石砌筑，向海面砌成斜坡，其上再覆以斜立长条石。这种石塘虽有消减水势的作用，但因结构不严，经不起大潮冲击。 北宋时期，在苏北沿海，还修建了著名的“范公堤”。当时，唐李承修的通州—盐城旧堤已经坍毁。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官，建议修复、扩建唐堤，得到转运副使张纶的支持。在范、张两人相继主持下，工程顺利完工，人称“范公堤”。它南起通州，中经东台、盐城，北至大丰县，全长180里。稍后，北宋至和年间(公元1054—1056年)，海门知县沈起，又将范公堤向南伸展70里，人称“沈公堤”。两堤对捍卫苏北农田及盐灶有重要作用，受到后来历代的重视。 南宋和元朝，在海塘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南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浙西提举刘垕〔hou厚〕又在当地创立土备塘和备塘河。它是在石塘内侧不远，再挖一条河道，叫备塘河；将挖出的土，在河的内侧又筑一条土塘叫土备塘。备塘河和土备塘的作用，平时可使农田与咸潮隔开，防止土地盐碱化；一旦外面的石塘被潮冲坏，备塘河可以消纳潮水，并使之排回海中，而土备塘便成为防潮的第二道防线，可以拦截成为强弩之末的海潮。 在杭州湾两岸，元朝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石塘修建。在北岸，修一条长达150里的石塘，南起海盐，北到松江。在南岸的余姚、上虞一带，地方官吏叶恒、王永等人，也修建了4000多丈的石塘。他们在修建这些石塘时，在技术上还有许多创新。一是对塘基作了处理，用直径一尺、长八尺的木桩打入土中，使塘基更为坚固，不易被潮汐淘空。二是在用条石砌筑塘身时，采用纵横交错的方法，层层垒砌，使石塘的整体结构更好。三是在石塘的背海面，附筑碎石和泥土各一层，加强了石塘的抗潮性能。这种石塘结构已经比较完备，是后来明清石塘的前身。 元朝还在苏北对“范公堤”、“沈公堤”都作了维修和扩展，使两堤的长度延伸到300多里。 第十章 苏、沪、浙海塘史 第四节 明海塘的进一步发展 钱塘江口水面广阔，从南岸到北岸达几百里。由于中间屹立着一些岛屿，形成三条水道，叫作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坎山-赭山间为南大门，赭山-河庄山间为中小门，河庄山到北岸为北大门。13世纪以前，无论是钱塘江水还是海潮，主溜基本上走南大门。后来，由于钱塘口沙嘴变化等原因，“海失故道”，主溜逐渐移到北大门。 由于黄河和淮水所携带的泥沙的堆积，苏北沿海淤成了大片新地，范公堤逐渐失去作用。人们又于堤外建新堤。先后建成土塘800多里。 杭州湾北岸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太湖流域的前沿。针对涌潮对这一地区的严重威胁，明政府频繁地组织人力、物力，修建当地的海塘。明朝历时276年，见于历史记载的，在这里修建海塘就多达20多次，其中下述几次都比较重要。一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工程，这次筑成石塘2370丈。二是永乐年间的两次大修。一次在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筑土石塘共11185丈；另一次在永乐十一年到十三年，这次调集军民十余万人，担任劳务，“修筑三年，费财十万”。三是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和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两次工程，这两次工程都分别修建石塘2370多丈。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63_1.jpg" /> 图18 钱塘江涌潮主溜及江岸变迁示意图 在频繁修建浙西海塘的进程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塘工结构，以提高抗潮性能。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水利佥事黄光升创造的五纵五横鱼鳞石塘。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过去的旧塘，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塘根浮浅”，二是“外疏中空”。前者指塘基不结实，后者指塘身不严密。因此，他主持建塘时，在这两方面，都作了重大改进。在基础方面，必须清除其表面的浮沙，直到见到实土，然后，再在前半部的实土中，打桩夯实。认为这样的塘基，不仅承受力大，而且也不易被潮水淘空。在塘身方面，用大小一致(长、宽、厚分别为六尺、二尺、二尺)的条石纵横交错构筑，共18层，高三丈六尺；底宽四丈，五纵五横，以上层层收缩，呈鱼鳞状，顶宽一丈。石塘背后，加培土塘。认为这种纵横交错、底宽顶窄、状如鱼鳞的石塘，整体性能最好。黄塘确实比较坚固。但它造价很高，每丈需用白银300两。因此，当他改造到全部塘工的1/10-2/10时，筹集的经费便告罄了。其他的只好仍用旧塘。 由于钱塘江潮水的主溜北移，涌潮对南岸的威胁减轻。因此，在明朝，钱塘江南岸海塘的建设，一般说规模较小。 除浙西海塘外，为防止长江口的涌潮危及南岸产粮区，明朝对嘉定、松江等地海塘的修建，也比较重视。主要工程有：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9年)，修建了嘉定到太仓刘家港间的土塘长1870丈，底宽三丈，顶宽一丈。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松江知府白行中，修建华亭、上海、嘉定三县间的土塘，累计长52500多丈，底宽四丈，顶宽二丈，高1.7丈。其中平湖、宝山等地受海潮威胁较大的地段，在土塘后面，又加筑一条土塘，称里护塘。后来，由于在土塘外面，又淤出大片新地，因此，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海知县颜洪范，又在新地上再建成9200丈新土塘，出现了三重海塘。 第十章 苏、沪、浙海塘史 第五节 清朝的新鱼鳞石塘 此外，在崇明岛，清朝也着手兴建海塘工程。崇明岛是今天我国第三大岛，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唐朝时，它还是一个小沙洲，面积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由于江水和潮水中的泥沙沉积，到明、清时，逐步发展成为大岛。从明末起，为了围垦这块新地，人们开始在岛上修建简单的海堤。乾隆时，筑了一条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堤，长100多里。光绪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又在其上修建石堤。 千百年来，苏、沪、浙海塘工程的发展，反映了当地人民与潮灾斗争的坚强毅力和聪明才智。海塘的修建，对广大人民的人身安全，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都是有力的保证。 由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和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的大潮，受害面很广，除浙西海塘受到严重破坏外，钱塘江口南面和长江口南面的海塘，也多遭破坏。所以清朝除重建浙西海塘外，也在钱塘江近海以南和长江近海以南，修建规模较大的海塘工程。如在浙江的绍兴、上虞、余姚等地，重建7000多丈的海塘；又如将苏、沪的华亭、松江、上海、南汇、宝山等地的残破土塘，陆续改建成为石塘等。上述这些地区涌潮的破坏比浙西小，因此，这些地区的石塘多是轻型石塘，造价较低，每丈约为50两纹银。 清朝在防止涌潮灾害方面，还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一是设法使钱塘江大潮的主溜走中小门。由于涌潮的主溜走北大门和南大门，都易酿成严重的潮灾，特别是走北大门，灾害更为严重，只有走中小门，潮灾才较小。因此，乾隆时曾组织力量，疏浚中小门水道，引涌潮主溜由此通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二是清末修建海塘时，尝试着在工程中使用了新式建筑材料水泥。这一试验当时虽因地基沉陷而失败，但却为人们提供了经验教训。民国时期，以水泥作为塘工的材料，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图20)。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64_1.jpg" /> 图19 清代鱼鳞大石塘剖面图(单位：尺) 新式鱼鳞石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基础打得更为扎实。明朝黄光升的鱼鳞大石塘，清淤后只在塘基的前半部下桩加固，后半部未加处理。而新鱼鳞石塘的塘基工程，除清淤和在前半部下桩外，在后半部也下了桩，使前后两部分具有同样的承压性能，并在其上还用三合土夯实。第二，塘身的结构也更为严密。条石规格一致，规定长五尺、宽二尺、厚一尺，用丁顺相间砌筑，以桐油、江米汁拌石灰浆砌，上半部条石之间，用铁锔、铁锭连接。塘底宽12尺，一般砌18层、高18尺，每层向内收缩，顶宽四尺半。它与黄光升石塘相比，虽然小许多，但整体性能优于它。第三，护塘工程也更讲究，一方面，在石塘的背海面，培砌碎石和泥土，以加强塘身的御潮性能和防止潮水渗入。另一方面，在石塘的向海面修建坦水，用石块从塘脚向外斜砌。坦水宽度从12尺到48尺不等，以保护塘脚，消减潮波能量(图19)。 清代大部分时间，钱塘江涌潮的主溜，仍然对着海宁、海盐、平湖等浙西沿海，所以这一带仍是海塘工程的重点。清前期，先后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耗费700—800万两纹银，将这里的大多数海塘，都改建成朱轼创造的最坚固的新鱼鳞石塘。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朱轼曾先后担任浙江巡抚、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在他任职期间，多次主持修建苏、沪、浙等地的海塘。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他综合过去各方面的治塘先进技术，在海宁老盐仓，修建了500丈新式鱼鳞石塘。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七月，由于台风和大潮同时在钱塘江口南北一带出现，酿成一次特大潮灾。当时，除朱轼在老盐仓所建的新鱼鳞石塘外，杭州湾南北绝大部分的海塘都遭到严重的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十分惨重。起初，朱轼的新鱼鳞石塘，由于造价高昂，每丈需银300两，没有推广，只造了500丈。经这次大潮考验后，被公认为海塘工程的“样塘”。为了浙西的安全，清政府遂不惜花费重金，决定将钱塘江北岸、受涌潮威胁最大的地区，一律改建成新式鱼鳞石塘。 附录 附录一 历代度量衡换算简表 r>d>30</td></tr><tr><td colspan="6">附注： 1.本表参考黄盛璋先生《历代度量衡换算简表》制作。 2.一般依据官府颁定之器或多件出土实物的平均数值为准。 3.尺的长度，唐以后皆采用大尺或量地尺。 </td></tr></table> 附录 附录录二 辅文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66_5.jpg" /> 古运河纤道 翻拍自《中国水利百科全书》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66_13.jpg" /> 杭州古海塘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66_3.jpg" /> 清明上河图(部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66_4.jpg" /> 明会通河重要工程之一——戴村坝 翻拍自《中国水利百科全书》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66_11.jpg" /> 坎儿井暗渠渠口 翻拍自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坎儿井》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66_8.jpg" /> 宝瓶口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566_10.jpg" /> 丰利渠引水渠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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