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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家庭教育》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一节 家庭和家教 说起家庭，这是人们普遍使用和容易理解的名词。一般说来，我们中国人习惯把以婚姻和血缘关系(包括血缘关系补充形式的收养关系)为纽带的、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生活共同体看作家庭。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有夫有妇然后有家”，认识到没有婚姻关系时，“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吕氏春秋·恃君览》)，就无从组织家庭。这就是说，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关系基础之上的，并且基于这一关系发展的思想、文化、心理、情感、人伦关系也是组成家庭的重要因素。尽管婚姻关系是最基本的，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但这两种因素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彼此互相促进，以致古代家庭得以维持和家庭人伦文化关系得到进步与发展。 家庭是人类社会私有制的产物和标志。经济关系在家庭中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共同的财产关系、供养关系，夫妇关系和血缘伦理关系也就无法维持；没有共同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也难以有共同的家庭生活。每一个家庭，从组织形式上讲都是社会的细胞，它不可能孤立存在，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必然要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各种社会联系，由此构成了一张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就是说，家庭关系不单包括家庭内部的婚姻和血缘关系，思想、人伦、文化、心理和情感关系、经济关系等，而且还包括家庭与社会发生的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一般说来，人际交往关系在原始形态上更多的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尤其在我国古代社会，这种延伸的血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原始氏族的遗风，亲戚关系、家族观念在血缘关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大家知道，家庭和家庭关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产物，是人类认识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的经验总结。人们为了组织、巩固和发展家庭关系，长辈就向晚辈传授有关家庭和家庭关系方面的知识，传授有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及生产方面的知识经验，培养他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等等。这样，家庭教育就随着家庭的建立而诞生了。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考察，作为私有制产物的家庭的出现，标志着阶级社会的开始。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家庭教育也具有阶级的特征，反映在教育内容、目的、方式等方面，不同阶级和不同阶级中的不同等级，是存在差异的。同时，在同一等级中，由于家庭受文化、习俗、地理环境、职业、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其家庭教育也有区别。在本书中我们将根据我国古代家庭的性质与特点，来分述其家庭教育的一般概况。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二节 家庭教育的等级性 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私有制的形成，父权父系制终于取代了母系制。所谓父权父系制，即丈夫在家庭中承担起对子女的供养任务，财产按父系继承，世系按父系计算。随着人口的增殖，生产力的提高，家庭成员个体的生产能力也得到增强，于是父系氏族逐渐分裂为若干由男性后裔组成的父系大家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父系家庭公社。 父系大家庭，实行家长制。这个家长实际上是氏族的族长。家长负责管理整个氏族公社的一切事务，组织领导生产活动，掌握财政大权，负责氏族家庭成员的生产和生活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并通过对家庭成员进行传统习俗的训练来巩固家长的统治。这种原始社会的氏族大家庭教育，只能算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萌芽状态。 在我国原始氏族公社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宗族制阶段，然后才逐步过渡到家族制。宗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氏族的遗风。《礼记·大传》说：“同姓从宗，合族属。”所谓“同姓”，就是父族的意思；所谓“从宗”，就是由同一男性始祖的族人共同构成一个生活共同体。在宗族制时期，个体家庭开始出现，但它们没有从宗族系统中游离出来，而是依附和隶属于宗族。宗族作为血缘共同体，不但有共同的宗庙、宗邑、墓地，而且有共同的财产。宗族的首领是大家长，拥有统领和管理与教育该宗族成员的绝对权力，是全宗族父系父权的集中代表。宗族的嫡长子叫宗子，宗子继承始祖的爵位。宗子之下的个体家庭的家长，依附于宗子，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宗法制度。 在宗族制时期，一宗族的成员总是聚族而居，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文化传统。宗族的家教主要由宗子负责，教育内容包括生产、生活、军事、祭祀等方面。其中祭祀共同的祖先，是宗族大家庭的主要教育内容。《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为什么如此重视祭祀呢？因为尊祖祭祀活动，能强化同宗族成员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以便形成同姓同德、同德同心、同心同志的社会群体心理和观念，维护宗族制和共同保卫宗族的整体利益。在宗族家长制时期，尽管存在个体家庭，但这些个体家庭的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是与整个宗族家长实施的教育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个体家庭的教育把宗族家长的教育落实到每个个体家庭成员，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宗族家庭的成员。 宗族制度在我国奴隶社会初期开始形成，经过夏、商两代得到发展。相传夏禹传子启，是宗法制统治阶级王位继承的宗法政治的开端。商代时，宗族制度已相当严密，宗族长统率若干分族，分族之下又有若干“类”、“丑”。所谓“类”是血缘宗族的分支，而“丑”则是包括众族属和在战争中俘虏过来的奴隶。在商代已经实行宗法，有大宗、小宗之分，因此这时的宗族家庭教育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等级区别。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三节 伊尹家教 伊尹，名挚，又说名伊，夏末商初人，因他辅佐商汤灭掉了夏朝，官封为尹，故史称伊尹。《墨子·尚贤》说：“伊尹为有莘〔shen深〕氏女师仆。”女师仆就是奴隶主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教育史上，伊尹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最高统治者贵族家庭教育的风气，历来被人们所称颂。 相传伊尹的父母都是有莘国的奴隶。伊尹自幼聪颖好学，虽躬耕于田野，但却乐习尧舜之道，他既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烹调技术，当奴隶主贵族的厨师，又做了贵族子弟的师仆。后来因商汤王为推翻夏桀〔jie杰〕的残暴统治，求贤若渴，礼遇伊尹，拜他做老师，并请他协助治国治军，终于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孟子·万章》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这就是说，伊尹当了商汤的老师，使商汤成功地建立了商朝。 由于汤王直接受了伊尹教育之益，所以就请伊尹在担任国家大臣的同时兼任汤王子弟的师保，也就是王家的家庭教师。伊尹受到重用后，极力辅佐汤王，并教导汤王以身作则，楷模子孙，师范天下。汤王死后，伊尹历经外丙和仲壬两代，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老师。传说太甲继承了王位，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胡作非为，弄得国家政治一团糟。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把他安置在汤王墓葬之地桐宫生活，著有《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以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祖宗的法度，如何修养君德以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君王的道理。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汤王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悔过迁善。在这种情况下，伊尹又率领大臣们把太甲迎接回宫。在伊尹的教育和辅佐下，太甲勤政修德，敬师法祖，从而使商朝的政治出现了诸侯归心、百姓咸宁的局面。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 作为国王家的家庭教师，伊尹十分注重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他认为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中培养形成的，所以他十分强调“慎终于始”，也就是说教育要及早进行，并且要有始终如一的持续性，一刻也不能放松。尤其是国王和国王子弟，要时刻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更新自己的道德意识，改造自己不良行为，使自己“时乃日新”，处于时时追求新的道德境界的进步状态之中。虽然他信奉君权神授，但在教育上他认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huan患〕”，申诫太甲：“惟天无亲，克敬惟亲。”也就是说，只有自己克敬、克明、克诚，才能取得臣民的忠顺和亲近。他还认为老天爷是难以相信的，命运也是靠不住的，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继承祖先的美德，爱护百姓，才能保住王位和国家，否则老天爷也帮不了忙。由此，他把贵族子弟尤其是王家子弟的家庭教育看作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四节 周公家教 周公，姓姬名旦，谥文公。系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同母弟，又称叔旦。因其采邑在周地而故称“周”。又因其为太傅，位列“三公”之一，所以尊称为周公。周公曾协助武王伐纣灭商，武王死后又教育和辅弼年幼的成王，粉碎了管、蔡的武装叛乱，“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淮南子·汜论训》，成为西周王朝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主要标志的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和礼制，都成于周公。周公不仅对西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对西周一代礼乐文化的形成有重大的建树，而且他还是我国古代社会继伊尹之后的又一位注重王室贵族子弟教育的大教育家。因此，历来被统治者和儒家学者尊为圣人。 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维护“亲亲”与“尊尊”的宗法制及等级制。同时，周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使这一思想贯穿在整个礼制中，将礼由宗教的仪式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典章制度与教育手段。他主张“以教育德”。通过德育，来实现德治；通过德育，培养和造就贵族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周公把道德教育视为关系社稷千秋大业的首要事务。他曾对周统治者讲：“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尚书·君奭〔shi拭〕》)意思是说，只有加强修己敬德，才能使文王开创的国祚〔zuo坐〕永年。他曾为成王太师，并请召公为成王太保，同心协力辅弼教导成王。他在《尚书·君奭》中总结了商朝自伊尹、保衡、伊陟〔zhi治〕、臣扈到巫贤等名臣师保的教育经验，继承前代师、傅、保之教的传统，不但建立了周王室的家教师、傅、保制度，而且根据他的礼乐与敬德保民思想，提出了系统的贵族子弟的家教内容。 周公提倡的贵族子弟的家教内容，除了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体恤下民，力戒贪逸”。他说：“厥父母勤稼穑〔se色〕，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尚书·无逸》)意思是说，有些做父母的人终日勤劳耕作，可孩子们却居处安逸，不知劳作之苦，一味追求享乐，结果变得傲慢无礼，不听父母教诲，甚至反唇相讥说：“你们这些过了时的人，懂得什么呢！”他认为家教在于使子弟在艰辛劳苦中懂得创业的艰难，然后知道关心民苦，免于贪逸之灾。周公告诫成王：后世国君是否不忘先王创业和守成的艰难，是否体察民隐和具备不图安逸的品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二、勤勉从政，谨言慎行。周公在实施王室家教时，经常以纣王淫逸无度，荒于政事和文王服田力穑、勤政忘食的正反例子作为教育内容，教训成王，以培养他端庄恭谨，谨言慎行，要求他“明德慎罚”，以身作则。为了搞好这一教育，周公建立了为王太子祭祀的文、武庙，在祭祀活动中进行“王风”教育。这一作法为后来历代皇室所效法，并形成一种制度。三、知人善任，勤于求贤。周公素有知人善任、求贤若渴的为政风范，史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为了维护周王室的统治，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礼贤下士，勤勉谦逊，还把勤于求贤和知人善任作为牧官之法来训练统治阶级贵族子弟，使他们从政之后具有识辨官吏的能力。总之，周公的家教特点是强调王室子弟的道德修养，并把道德修养看作造就未来君王的头等政治大事。由周公建立的师、傅、保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它对于帝王之家的家教影响深远。 周公不仅是周王室的家庭教师，而且他也十分重视社会教化，倡导庶民之家进行“彝教”。所谓彝教，就是对庶民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周公认为庶民的家庭教育主要是“明人伦”，其中孝道之教最重要。这对后世的平民家庭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五节 《世子法》 周公不仅在教育成王的实践上花了大量心血，而且他为了建立天子之家的家教制度，亲手制订了《世子法》。《世子法》是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个专门以世子(太子)为对象的法令性的教育文件。它具体规定了天子之家的家教制度、教育内容、方法和原则、教育目的等，对以后2000多年的宫廷保傅教育影响极大。所以，历来将《世子法》视作我国古代皇家家教的经典。 (1)《世子法》规定的教育目的。总的说来有三条：一是要涵养世子的心性，使之行止得体，内心怿悦，恭敬而温文。二是要完善世子的德性，认为“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三是学习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使世子能以身作则，表率天下臣民，从而使社会、宗法、政治、伦理秩序井井有条，达到移风易俗，国家大治。 (2)《世子法》规定的教官职责。它规定世子的教育分两个阶段，即出就外舍之前和出就外舍之后。前一阶段的教育由师保之官专门负责，主要在世子的日常生活中实施父子君臣的人伦关系的礼仪训练。《世子法》规定，为了辅翼太子，要设太师、太傅、太保等教官，使之训导其道德，保健其身体，增益其智识。世子在家室中有“保”陪奉，其职责是“谨其身而辅翼之”；世子出家室之外，则有“师”、“傅”陪奉，其职责是“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也就是借物喻理，通过认识事物来培养德性，这是我国古代最早提出的知识学习和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思想。世子出就外舍之后，其教育就由乐正、大胥、龠〔yue悦，古代乐器〕师、大师、瞽〔gu古〕宗、大司成等官实施，而上述诸教官均有明确的教学分工，以教给世子及诸王子各方面的知识。 (3)《世子法》规定的学习内容。世子的学习是为了将来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修身养德和统治之术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礼教。礼教的内容包括学习礼法，如尊师重道的“释奠”之礼、事亲之礼、养老乞言之礼等。礼的教学有乐官、师傅等负责施行，一边讲授礼章之文，一边进行礼仪行为训练。礼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几乎包括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行为规范。这些都是主要的学习内容。二是乐教。乐教课程分季节安排，春夏季节学习干戈之舞，这是表现征伐雄武之力的一种舞蹈，节奏紧迫，动作剧烈。秋冬学习羽龠之舞，这是表现文雅之趣的舞蹈，动作柔和优美。乐教也贯彻了文武之道的协和精神，内涵上赋有培养情操、陶冶德性的意蕴。除了舞蹈之外，还兼习丝弦乐器，一边弹奏，一边唱诵诗词。乐教由乐官负责进行。三是学习选拔人才、判断是非善恶、治国安民的统治术。这些内容大体上与上述的周公所实施成王的教学内容相同。《世子法》认为，作为君王必须具备驾驭群臣的治人之道，而治人之道，最重要的是识别、选拔、任用人才，要学会“取贤敛才”，使天下的能贤之士都为朝廷所用，并根据他们的不同才能委以官职。这一教育由长老负责。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六节 家教与学校教育结合 西周宗法制的形成，不仅使贵族统治阶层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而且随着子孙的繁衍和封建小王国的增多，他们越来越感到小规模的家庭教育不能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 由此逐步扩大了贵族子弟的教育规模，即在家庭教育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贵族子弟学校。 早在夏、商时期，就传说有贵族学校，但由于文献资料不足，很难说作为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教学机构确已存在。但在西周时期，贵族的学校教育不仅存在，而且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西周学校教育的特点之一，是贵族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性。 西周的贵族学校称为国学，它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大学与小学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身份，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西周的大学为天子所设，规模较大，有四学、五学之称。所谓四学，就是南“成均”、北“上庠〔xiang祥〕”、东“东序”、西“瞽宗”；所谓五学，就是上述四学再加上中央位置的环水而建的“辟雍”。不论是四学还是五学，都是专门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贵族子弟而设的，这些有资格入学的贵族子弟，被称为国子，上至王太子，下至诸侯公卿的子弟，他们大都是天生的宗法特权世袭者，是天子王位及诸侯国君的法定接班人。后来，诸侯也设立大学，但为了与天子设立的大学有所区别，称为“泮宫”，因为它与四面环水的辟雍不同，只准半面临水，其规模也较小。这是西周等级制在教育上的具体反映。 贵族学校的设立，为贵族子弟的家庭教育开辟了新天地，但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家庭教育基础之上的。西周时期，家庭教育从胎教为起点，其下限则因学生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说来，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即八岁以前主要是家庭教育；公卿的长子、大夫元士的嫡子，则是13岁入小学。诸侯国的太子一般在八岁时入小学。入小学之前均为家庭教育，而家教有师、傅、保专门负责。女子不能享受学校教育，从小在闺门接受姆教，到20岁就出嫁为妇。 胎教在西周初期就很重视，是家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胎儿的环境教育，如贾谊在《新书·胎教》中说：“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ju踞〕，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胎教之后接着就是幼儿教育。“成王生，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所以，《大戴记·保傅》说，贵族子弟自为赤子时，家教就早已开始了。 自从幼儿能学会吃饭时，师、傅、保等家庭教师就教以右手，能言语时就教以说话，能行时就教以行走。然后教以数数和辨识方向；教以音乐，陶冶性情；教以识字，灌输知识；教以礼仪，培养尊敬父母和友爱兄弟；教以军事游戏，以锻炼其身体。师、傅、保负责家教也各有分工。保，主要保护其身体；傅，主要是辅导其德义；师，主要是教导其知识。通过师、傅、保的教育，使贵族子弟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得到较全面的发展，为进入国学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作必要的准备。 上层贵族子弟入学之后，家庭教育只是告一段落，并非就此停止，而是作为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继续进行。《大戴记·保傅》、《周礼》、《礼记》载，王太子入学后，回到宫中要进行家庭教育。《保傅》讲：“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这就是说，王太子从太学回宫后，太傅要进行辅导，使其不良行为得到纠正，使其在学校未学明白的知识要弄懂并且熟练，从而使德性、知识得到开发，完全掌握所学知识。由此可见，西周上层贵族子弟的家教与学校教育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七节 士人家教的兴起 宗法家长制，到春秋初期开始衰落，春秋末至战国初逐渐解体。宗法家长制的解体与人口的增加和大量流动，特别是与井田制的解体，有着直接的关系。人口的增加造成原来村社的井田难以维持赋役和生活，由此激起庶民与贵族之间的社会矛盾。此外，贵族氏族的人口繁衍，支庶旁系子孙的贵族地位就难以维持。这导致士以下的平民必然日益增多，并加剧宗族内部的冲突，促进阶级分化。由于这些，过去的封建宗亲居住的城邑、郊区、庶人和被统治的异族环居四野的“国”、“野”制度逐渐崩溃，从而动摇了宗族制和井田制。 宗族制和井田制的崩溃，势必造成社会和家庭结构的重新改组。加上春秋战国时期持续的社会动乱和政治改革，产生了先是没落贵族出身的和后来从平民阶层上升而成长的士阶层。士阶层属于新生阶层，是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封建制度的建立而突起的一支异军，它突破了奴隶制的社会结构，充当着学术下移的先锋，同时又促进了政治和经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士阶层的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社会活动能量很大。无论是没落的贵族出身的，还是由平民阶层上升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不甘心下降到平民阶层，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是希望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登上政治舞台，世代为官。所以，士阶层的家教很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首先，士作为智力劳动者，其谋生手段是文化知识，所以他们的家教其突出特点之一是注意传授文化知识，而不是像农民、小手工业者或商人那样把耕种、技艺或经商等作为家教的主要内容。士阶层的家教与士的职业要求是一致的，主要是礼、乐、诗、书等书本知识和“修己治人”之道。在一书中，记载有孔子家教的情况，孔子的学生们曾留心观察孔子对儿子的教育与对他们的教育有什么区别，发现其教育内容和方法是相同的。这反映士的家教有注重文教的特点，重在培养子弟做士的能力。 其次，士的家教旨在使其子弟为入仕作准备。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流品很杂，一般认为他们可以分武士和文士两种。这时的武士已不同于单凭体力或武艺的兵士，或那些刺客任侠之徒，而是对兵家之事颇有研究的韬略人才，如孙武、吴起、孙膑、乐毅等，不仅为统治者“献力”，而且“献谋”。文士是向统治者“献智”，即为统治者制订政策出谋划策的，有策士如纵横家苏秦、张仪之流，有学者和教育家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等。无论是武士还是文士，由于他们是以为统治者服务为谋生之道，所以不仅注重自己的从政能力训练，而且也很重视其子弟礼乐文化教养，甚至在学术艺能方面如果是自家的独创，则不轻易外传，以保证其子弟在入仕晋升方面保持优势。 士阶层的家教，自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以后，日渐得以巩固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读书人数增加，在古代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家教成了学校教育的必要准备和重要补充。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八节 四民家教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家族制的崩溃，在农业上，从前那种“千耦其耘”的大批奴隶集体耕作的现象没有了，出现了个体家庭占有私田的劳作方式；在商业上，也打破了“工商食官”的制度；在学术上，由于私学的兴起也打破了“学术官守”，即学术为官府所垄断的局面。由此，随着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社会分工把统治阶层以下的社会成员大体上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型。 《管子·小匡》把士、农、工、商称为“四民”，提出将他们按照职业性质的不同，分别安处于学校、田野、官府、市井等地方，并让他们按照家业世传的需要施行自己的家庭教育和职业训练。据后人考证，《管子》一书很可能不是或不全是管子或管子学派的作品，但它客观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士、农、工、商家教的存在。 士的家教，在上文已经提到文士和武士，他们注重文化知识和做官素养的训练，“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主要的教育内容。此外，还有一种以某一技艺谋生的士，即历史上称为“畴官”的知识分子，其家教值得介绍。 “畴官”，本是周王室掌握科学技术以服务于贵族的官吏，他们子就父学，世业家传。但在西周末年由于王室衰微，财力不足，不能养活众官，于是畴官及其子弟分散民间，成为依靠家传技艺谋生的士。这些士与那些著书立说、“摇唇鼓舌”的文士不同，他们身怀绝技，如对器械制造、天文、历算、医学、冶金、御车、农学等技术有较深造诣。凭着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既可以用以谋生，又可以步入仕途。因此这类士人的家教主要是技艺的传授，教育方式主要是以师带徒，注重基本功训练的观察与实验。一般说来，这类士人的家教，具有相当的保密性，传子不传女，甚至有些绝技只授长子，不授次子，对于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具有保密性的家教，一旦后继无人，家业中断，就会造成绝技失传。汉人褚少孙曾指出：“父子畴官，世代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史记·龟策传》)这种现象在医学和冶炼术方面十分明显。 农民的家教，其教育内容主要是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如审时耕种，制作农具，利用土地，识别苗莠，种植的疏密，适时施肥，以及适时收获和贮藏等。除了生产技术之外，农民的家教还很注重观察四时季节的变化与种植的规律，同时也很重视其子弟的劳动态度的教育，“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故农家的子弟质朴勤劳。 工民之家的家教，各依其所从事的职业而定。也主要是做工技术的传授。父子之间，“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从而使世业家传。 商民之家，其家教内容主要是市井商贾之事。它包括对凶饥、国变和四时的了解，对商品产地和市面行情的观察，以及对商品的购买和出售的规律的认识等。商民之家以赢利为目的，父子之教，“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旨在使其子弟掌握经商本领。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九节 诸侯家教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国有制遭到破坏，政治上名存实亡。各国诸侯由于相互兼并，使弱小的诸侯封国陆续被纳入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中，到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秦、齐、韩、燕、赵、魏、楚等七大诸侯强国。 在西周时期，中央王室设立了国学，诸侯子弟在接受家庭教育的基础上，可以进入国学接受正规教育。所以，实际上的“学在官府”是“学在王室”。虽然历史上也有诸侯立“泮宫”的记载，但在西周时期诸侯建泮宫学校的事例是罕见的。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诸侯因在政治上强大起来，从而也要求其子弟在教育上确实享受特权，一方面大力加强家庭教育，另一方面蓄养文士，创办诸侯宫廷学校，从而把西周时期家教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形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促进了奴隶主上层贵族的学校教育向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过渡。 诸侯重视家庭教育的事例很多，在古籍《国语》、《左传》、《毛诗》、《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有大量的记载。在这里略举数例，从中可以窥其一斑。 例一，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他召集当时的有识之士，如荀家、荀会、栾黡〔yan眼〕、韩无忌等为公族大夫，使他们教训“卿之子弟共俭孝悌”(《左传·成公十八年》)。这种教育，据有关教育史学家分析，可能是在泮宫中进行的。后来，晋悼公听说羊舌肸〔xi西〕对《春秋》很有造诣，于是召他入宫，让他当太子彪的傅。傅就是家庭教师，在西周时期一般只有天子王室设立这一学官，但在春秋时期诸侯却普遍设立，可见诸侯对太子家教的重视。 例二，《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曾就学于胥臣。开始晋文公认为自己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只能多闻而已。胥臣却鼓励他说，学习不单是为了获得广博的书本知识，而且在于通过教育手段改造和提高德性，只有德性修养达到完善的国君，才有贤良之士来辅佐他。晋文公明白了这个道理，让阳处父傅(教育)太子让，太子让就是后来的晋襄公。 例三，《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也是十分重视太子家教的。他请士亹〔men门〕傅太子箴，太子箴就是后来的楚共王。楚庄王不仅聘请学识渊博的人当太子的家庭教师，而且还虚心向申叔时请教如何教太子的方法。申叔时回答：“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春秋》是历史书，主要是讲国家和国君政治的经验教训。学习它，有助于统治者对“修己治人”之道的修养。申叔时还向楚庄王介绍了《礼》、《乐》、《诗》、《国语》等等书籍，认为这些都可以作为王太子的家庭教学内容。从申叔时所阐述的各书教育目的，以及关于诸侯子弟的家教的宗旨来看，春秋时期的诸侯家教已被视为有关国家兴亡和争霸诸侯的有力措施之一。到战国时期，不仅诸侯的家教得到发展，而且诸侯大夫之家，也在养士的同时，大量聘用德才兼备的士作为家庭教师。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节 孔子论家教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不仅首创私学，祖述宪章文武之道，删订六经，创立了经久不衰的儒家学派，而且他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也有卓越的理论贡献。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ou邹〕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所处时代，正值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初期，宗族家长制走向崩溃。个体家庭制随着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的形成而迅速发展。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原来的旧礼乐文化走向衰弱，旧道德体系走向崩溃，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鉴于这种现状，立志于整顿自国至家的政治伦理纲常，重建礼乐文化。他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主张以教育的手段建立以“孝”为根本、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仁礼”政治道德体系，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由“天下大坏”走向“天下大治”。 孔子认为，政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秩序的建立。伦理是建立在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之上的，因此家庭的伦理道德的教育是对国家政治的保障。他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为政》)他十分强调把孝道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内容。 在孔子看来，如果人知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因为，“孝”是“仁”的根本，也是“礼”的根本。如果一个人知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一方面就会考虑到父母兄弟以及家人的切身利益，把个人置身于个体小家庭这个生活共同体之中，不会因为个人的“犯上作乱”而造成他们的不幸；另一方面一个人有孝悌德行的素养，会把这种处理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转化为服从上司，乃至忠诚于国君。孔子认为，家庭的孝悌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体家庭的和睦和巩固，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古代统治者提倡孝道家教和社会教化，目的亦在于“移孝作忠”，使伦理道德直接转化为政治道德。自汉代以后，流传有“忠臣出于孝子”的说法，可见孝道之教在家庭教育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 孔子认为，家庭伦理教育是一种情谊的教育。因为，因情而有礼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乃至与家庭(家族)一脉相关的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父母乃至兄嫂对子女及年幼弟妹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及弟弟对父母及兄嫂有赡养的义务，这种义务既是礼义，又是孝悌和仁爱，同时又是情谊关系的最基本的反映。所以，孔子强调孝悌之教，重在伦理情感的培养。如儿子当父母在时，不应远游，以免父母需要他照顾时无人照应，再说也会让父母悬念。又如子辈赡养年老的父母，应当把情感的笃真放在首位，不单是让父母衣食有着落，更重要的是使父母感到儿子赡养他们是尽了孝心，所以孔子说孝敬父母在于“色难”，和颜悦色，礼貌恭敬，表里如一，才是真正的孝顺之道。 在孔子看来，不仅子辈孝顺父母“色难”，而且在家教过程中作为父亲对待妻子和小孩的情感，也是很难把握的，“远则怨”，“近则无礼”。所以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养”，就是教养的意思。在春秋时期，人们尚缺乏家庭教育的经验，主要是难以克服感情关，所以往往出现“质子而教”的现象。后来的儒家为了克服家教的这一困难，努力从父母的性格调节和施教方法上作了探讨，提出“严父慈母”的刚柔互补的家教原则，发展了孔子的家教方法。 在中，大量记载了孔子关于教导学生凡疑难不决之事要请教父母的言论。孔子认为，父母的经验足以指导子辈的行为，父母应当替子女的行为结果负责。父母应当以身作则，当好子女的表率。如果其身不正，就必然把孩子带坏。 孔子还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的环境。他说：“里仁为美。”认为子女的成长与周围的文化道德环境有关系，所以父母应当注意“居必择邻”，同时对孩子交友也应予以指导，要留心自己的孩子被不三不四的朋友带坏。他认为只有注意良好环境的影响，则“长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总之，孔子的家教理论主要是针对士阶层的，同时也普遍适用于不同阶层的家庭。他强调的家教，核心内容是以“孝悌”为本的伦理情谊的培养，其目的在于通过家庭教育手段，来巩固家庭及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完善家庭等级，使“父父”、“子子”，从而移孝作忠，将家庭伦理关系外延到社会人际关系和转化为政治道德领域，使国在家的基础上建立统治秩序。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一节 敬姜教子 春秋后期的鲁国，政在季氏。哀公四年至二十七年(公元前506—前468年)执掌国政的是季康子。季康子权倾鲁国，他的叔父公父文伯是很受宠信的大夫。 公父文伯自以为官列大夫，侄子当国，很是体面威风，慢慢地滋长了骄奢之心。一天，他退朝回家给母亲敬姜问安，有点趾高气昂。 老夫人一生勤俭，尽管满门高官厚禄，她也可以坐享荣华，但她没有这样做，还是像普通百姓的妇女那样，时时坐在纺车前纺织。公父文伯见到母亲如此，大为不满地说：“娘，您也该歇息吧。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老母还在纺线，传出去不说我这个儿子没好好地侍奉娘亲，骂儿不孝，恐怕让侄儿季康子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 敬姜听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纺起线来，一边纺一边说：“鲁国真要灭亡了！让你们这些人做官，把国家命运交给你们，可是你们却不懂得立家治国的道理。给我坐下，听我慢慢说给你听。” 公父文伯恭敬地坐于母亲纺车前。敬姜语重心长地说：“古代圣王治国，把老百姓安顿在贫瘠的地方，让他们开垦耕种，劳其民而用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统治国家。为何？凡是老百姓勤劳，则思考为善，否则逸则思淫，淫则亡善，人不思善良就恶念滋生。自古来沃土之民好淫逸，贫瘠之地的百姓善良向义，这都是使民以劳与逸的结果。小到百姓，大至天子、三公、九卿、百官，都是同一道理。天子与百官勤政清廉，则国家政治必然宽仁体德，天下安宁。天子之国如此，若诸侯国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不让任何职官逸淫，那么诸侯之国安宁。卿大夫如果朝考其职，白天勤修庶政，晚上抓紧学习典乐文化，修业进德，并时常关心家事的操守，那么才有安宁。读书人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练巩固，在夜里反省无憾，则自然业修身安。老百姓也是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一日懈怠，则家安人旺。” 听着老母教诲，公父文伯频频点头。当敬姜讲到这儿，心想，这些都是男儿的事，而且我们家又不缺吃少穿，马肥车轻，满门官服，拖丝曳帛，还需高龄老母亲自纺织吗？于是不解地说：“老母言之，皆男人之事，孩儿不敢好逸恶劳。老母年高，本当坐享清福，又不是儿子不孝。” 敬姜接着说：“你听我讲来，怠惰是有罪的，这是古往今来的制度。非但男人如此，女人也是一样。王后、公侯夫人、卿之内子、命妇、列士之妻，都要做女红。自上而下，人人勤劳，谁敢淫心惜力？今日的我，是一个寡老太太，你又是职位在下的大夫，朝夕侍奉君王，我担心你忘弃先人的志业。况且我见你渐生怠惰，发展下去将怎么能避罪！我希望你朝夕提醒我一定不要废弃先人之业，可是你今天却说为什么不坐享清福。以此看来，你虽然世袭了父亲的官职，我却害怕如此这样你绝了季氏的烟火！” 老母的谆谆教诲，以从小见大的言理，提醒儿子戒奢戒怠，使公父文伯深受启迪。原来老人家纺绩不辍，是为了以其身教而使儿子勤于政事，克勤克俭，方保家祚永昌。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也很受教育。 从此以后，公父文伯每日退朝回家，总要伫立于母亲旁边，望着母亲那枯干的手指牵着纺线，嗡嗡的纺车声好像在不停地教诲。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二节 孟母家教 生于战国时鲁国邹(今山东邹县)的孟轲，是继大教育家孔子之后的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历来被人们尊为“亚圣”。由于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所以他的思想很自然地被纳入孔子学说思想体系，而且合称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尊奉为统治思想，孔、孟的地位之高，就连历代的封建帝王也望尘莫及。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虽然他出身贵族，但实际上他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并没有享受到贵族子弟那饭来张口和衣来伸手的特权生活。孟子的父亲死得很早，其抚养和教育完全仰仗他的母亲。孟母是一位勤劳而善于教育孩子的母亲，她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享有盛誉，尤其是“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 孟子自父丧之后，孟母所居住的房舍处在墓地旁边。孟子自幼是一个天性活泼的孩子，喜好游戏，每天在坟墓之间的空地里，学筑土坟。孟母意识到这里不是让孩子呆的地方。于是把家迁到热闹的集市旁边，她以为人多热闹的地方可以使孩子见闻丰富，学到做人的本领。哪知，小孩天生爱模仿大人的行为。孟子的游戏尽管不再筑坟，但却学着买卖人拉腔拉调地整天吆喝，活像一个小商贩。孟母很不满意，认为这里也不是教育儿子的地方，于是又把家迁到学校的旁边。从此后，孟子的游戏改为模仿学校的师生，设俎〔zu祖〕豆揖让进退，对礼乐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孟母注意环境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主动选择居处，乃至三迁其舍，最后使孟子培养了好学的兴趣，长成之后学六艺，好儒术。 孟子上学之后，进步很快。几年的功夫，他自觉学有所成，感到自满自足。一天，他高兴地回家告诉母亲，他准备停止学习了。孟母正在织布，问儿子：“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算到了顶呢？”孟子回答：“自己以为行了就可以了呗。”孟母一听，二话没说，就抽刀砍断了纺线。孟子见此情形，胆怯地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孟母说：“孩子啊，你现在废止学业，就像我砍断这些纺线一样。有志之士求学问是为了建立功名，干大事，所以学问要求广博，以致居则安宁，动则避祸。今天你废止学业，不求进步，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是使你将来只能成为一般的庶民，不仅有劳役之苦，而且有当兵之祸。这与我终日靠织布谋生有什么区别呢？你求学半途而废，难道能够使你今后的妻子儿女有衣穿，长年不饿肚子吗？妇女尚且不能丢下谋食的劳动，男子汉如果不加强修养道德，就会堕落，不去当窃盗之徒，就势必去服劳役或当兵。”孟子听了这番话，深有触动。从此旦夕勤学不辍，倍加用功。后来，他远离家门，拜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为师，认真研读《六经》，不仅深得儒学真谛，而且还把儒学弘扬光大，成为天下名儒。 “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的故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何，且不去管它，但这两则故事却反映了中国古代具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历来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把孟母作为家教的楷模；她那注意环境教育和善于耐心启发诱导的方法，也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宝贵经验。在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参观孟子故居，仍然还可以看到那两块纪念孟母家教风范的丰碑——“孟母三迁”和“孟母断机处”的石碑。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三节 田母诫子 战国时期的齐国，国富民殷，在诸侯列国中是国力很强的大国。齐宣王执政时，他任用田稷〔ji季〕为相，政治清明，官吏廉洁。然而，人们却把这一功劳归于田母家教有方，并流传着一桩动人的故事。 一天，田稷乘车回到家中。像往常一样，他回到府中的第一件事是在高堂叩拜母亲，给母亲大人请安。善于察颜观色的老母，总是能从儿子的表情及言语中看出他一天从政的情况。田稷向母亲问安后，脸上露出一丝喜气，顺手从袖中掏出百镒金子，双手捧上：“孩儿孝敬母亲。” 田母瞧见如此重额的金子，顿生疑虑。沉着脸问道：“你为相三年，俸禄从没有这么多，是君王奖赏的？还是士大夫贿赂的？”田稷不敢作声。田母见状，心里已知道七八分，严肃地问：“你为什么不回答？” 身为齐相的田稷，尽管在宫廷中威严不可凌犯，但在家中却永远畏惧母亲的严教。他不想也从不敢欺瞒老母，老老实实地向母亲讲出了这百镒金子的来历。原来是一位大夫因渎职，企求田稷在宣王面前说几句好话，求得宽恕，所以就暗地里给了他这些金子。田稷当时也执意不要，但无奈这位大夫死缠不放，并说是孝敬田老夫人的。田稷是个孝子，最终还是收下了。 田母听后，正色道：“儿子听着，你接受下属的贿赂，是不诚不义，不忠不孝啊！我听说士人修身洁行，不取苟得之物；竭情尽实，不做诈伪之事，不义之事不计于心，不仁之财不入于家，言行如一，情貌相符。你受贿赂，就得为人开脱罪过，而且还坏了国家吏治的法度。这是不诚实、丧礼义的！如今君王让你做了齐相，享受俸禄优厚，可是你的言行能够报答君王的信赖和恩情吗？作为国家的重臣，事事处处应当作群僚的表率，事君如事父，尽心竭能，忠信不欺，把效忠必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执行君王命令和国家法律，应当廉洁公正，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灾难降临。可是你现在离忠义太远了。为人臣不忠，就等于为人子不孝，以老母之名受人不义之财，实陷亲于不义。所以你既不是个忠臣，也不是个孝子！不孝之子，就不是我的儿子，请立即滚出这个家门！”说完，田母头也不回，扶着拐杖，气愤地回房去了。 田稷匍匐在地，满面羞赧〔nan蝻〕，冷汗涔〔岑〕涔，恨不得一头钻进地缝里去。待母亲离开大堂后，他立即让家人驾车，将金子退还给属下，至晚方归。次日，田稷上朝，面见齐宣王，恳求给他治罪，罢免相职。 宣王派人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对田母的母德风范称赞不已，并亲自到相府看望田母，随行人员亦对田母由衷敬佩。宣王对群臣说：“有贤母必有良臣。相母之贤如此，何愁我齐国吏治不清。”他当着田母的面，表扬田稷改过请罪的光明磊落品德，赦免了田稷的罪行，恢复了相位，并亲自赏赐田母金子和布帛，以表示对她的敬意。 从此之后，田稷更加注意修身洁行，遂成为战国时期很有作为的一代名相。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一节 汉魏六朝的家教特点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社会就开始它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秦王朝的国运不长，而且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持久安定，加上长期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采取科举取士和以经术取士，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日渐形成了它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汉代形成的以经学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继续推行之外，由于统治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提倡，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范围。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与汉代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统治阶层受“九品中正”制取士制度的影响，豪门士族的子孙天生就是“上三品”的高官世袭者，而寒门士族的子孙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入上品，至于平民百姓的子孙就更不在话下，由此所造成的“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诗书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家庭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这三类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清末，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皇家的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储君，所以皇太子及诸王子的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乃至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皇家的家教具有特权性，在措施上一是尽一切努力把全国图书搜集在皇家图书馆，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二是收买天下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三是建立一整套宫廷教师制度和完备的教学制度。官宦之家的家教，其目的在于造就其子孙的德才学识，教学内容主要是为官之道，所以十分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 自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和任官的政策以来，经艺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宦之家的子弟自小就学习《礼》、《乐》、《诗》、、《春秋》、和《孝经》等，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当地的名儒。除此之外，部分官宦子弟或外出从师，或跟随父兄习业。平民之家的家教，各因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富商大户或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一般是注重儒术教育的，他们希冀其子弟通过读“圣贤书”而成为做官人。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家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上其内容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封建纲常教化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孝悌之教。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二节 陆贾劝教 中国封建社会，皇家的家庭教育，虽然在秦始皇时就开始了，如太子扶苏和秦二世胡亥均对儒学和治道有相当的修养。但是，真正认识到皇家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却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是借助秦末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建立汉朝的。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洋洋自得，以为从此之后天下就永远姓刘，而且以为只要他刘家的兵强马壮，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太平无事。所以他十分鄙薄读书人，根本不把皇家子孙的教育放在心上。 一天，儒士大臣陆贾在高皇帝面前称道《诗》、，有意启示他重视文教。刘邦很不高兴，说：“天下是我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陆贾一见皇上满脸的怒气，就语重心长地劝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接着又说：“商汤和周武王，都是历史上的开国君王，他们且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之术啊！历史上的吴王夫差、智伯，都是靠武力统治的，结果极武而亡；秦始皇严刑峻法，不用德治文教，结果灭亡在赵高的手里。如果秦始皇以武力吞并天下之后，施行仁义之教，效法先王，遵循圣人教诲，陛下哪会得到这天下呢？”(《史记·陆贾列传》) 陆贾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刘邦，认识到是否重视教育关系到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于是他开始注重自身的文化学习，要求陆贾著书叙述历代成败的原因。陆贾每进《新语》一篇，他未尝不称善。 刘邦明白了皇帝自身学习的必要性，而且认识到皇太子的教育尤其重要。《古文艺》记载，刘邦曾手敕太子说：“吾遭逢乱世，适当秦王朝禁学，自喜，并说读书无益。但自从当了皇帝，才时常读书，知晓作者的用心。追思过去的所为，多有不是。”他现身说法，劝诫皇太子要认真记取他过去轻视文化学习的教训，认真读书。他不仅要求皇太子要刻苦读书，而且还要求皇太子要勤奋练习写字，他批评皇太子写的字太差，还不如他。因此，他手谕太子要“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全汉文》卷一)，确实重视起家教来了。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三节 汉文帝尊师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在位，是汉初很有作为的一代君主。 文帝在即位前，因汉高祖重视了太子的教育，所以他对儒家的学说和历史知识有比较深广的了解。他即位之后，发布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诏书，渴望能直言极谏之士来匡辅他治国和修德。后来，洛阳少年贾谊，以能诵读《诗》、，善作文章，年仅18岁就被汉文帝征为博士，作为他时备顾问的老师。 汉初承袭秦制，博士既是皇帝的政治顾问，又是文史知识的教师。汉文帝设有博士官多人，有的已年过花甲，知识也十分渊博。汉文帝对博士官是十分敬重的，而且往往根据博士的才识、德行的高低来任用，不把年龄的大小看作主要条件。贾谊当了文帝的博士官后，文帝虚心求教，由于采取了贾谊的许多好建议，使国家的治理很有起色。于是，在一年之内，文帝破格提升贾谊为太中大夫，备受敬重。从此，汉文帝与贾谊几乎是形影不离，言听计从。为了充分发挥贾谊的辅佐才能，汉文帝想提升贾谊为公卿大臣，但却遭到权臣们的反对。汉文帝奈何不得，只好暂派贾谊到长沙王那里当太傅。 贾谊走后，汉文帝十分想念他。一年过后，又把他召回宫中，促膝谈至深夜，十分感慨地说：“久不见贾谊，朕以为学问超过了他。但从今日谈话来看，还是远不及他啊！”不久，汉文帝派他充任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少年聪颖，好学上进，是文帝的爱子。文帝有意立他为太子，所以让最受敬重的贾谊当梁怀王的老师。 贾谊自知责任重大，所以竭诚辅导梁怀王，从而使他的学问一日千里，令文帝十分满意。非常惋惜，数年之后，梁怀王长大了，却不幸骑马摔死。贾谊自以为辜负了文帝的重托，非常悲伤，从此郁郁寡欢。然而，汉文帝并没有因此而疏远他，仍然十分敬重这位才学过人的老师，并且采纳了他关于削弱诸侯势力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建议。不久，贾谊英年早逝。汉文帝时常怀念这位难得的师傅。 汉文帝如此敬重贾谊，是与贾谊的才识博洽并给予汉文帝的巨大帮助分不开的。贾谊作为皇家的家庭教师，在实践上很有一套成功的经验，而且他向汉文帝进献了大量的有关注重皇家家庭教育的建议。他认为，夏有10世，殷有20余世，周有30余世，而秦王朝的家天下，不过二世而亡。其人之性不甚相远，而夏商周“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贾谊集·陈政事疏》)，其根本原因在于三代之君重视家教，而且这种家教自太子为赤子时，就已经开始了。他劝谏汉文帝，皇太子的教育应当从胎教开始，长成之后要有师、傅、保竭力辅导。只有这样，才能国运久长，否则就会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 汉文帝不仅虚心听取采纳了贾谊的这一重要建议，而且他切实建立了其家庭教育制度。自汉文帝以后，汉皇室的家庭教育不断得到加强，恢复了西周的师、傅、保三公三少之职，而且后来把皇家的家庭教育普及到诸侯郡邑王，设置了宗师。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建议之后，汉皇室的家庭教育开始把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而且征聘当时的硕学鸿儒入宫为皇太子及诸王子讲授经学，如董仲舒、公孙弘、夏侯胜、张禹、桓谭等经学大师，都被征聘为皇太子或皇帝的教师。东汉时，具有家学渊源的桓荣，和他的儿子桓郁以及孙子桓焉，祖孙三代，相继教授了汉明、章、安、顺四代皇帝。汉明帝对经学颇有造诣，曾亲临讲堂，命皇太子及诸王说经。汉章帝曾亲自主持了经学史上著名的白虎观会议，讨论古今文经学的异同。汉代皇家的家庭教育取得的这些成绩，应当说与汉文帝尊师重教的家风有关。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四节 汉皇家的女子教育 汉代的皇家家教，除皇太子、诸王子男性之外，其皇后、公主等女性也在受教育之列。汉代皇家女子教育先例的开启，对我国封建社会皇家女子教育制度的形成，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 《后汉书·邓太后纪》载，邓太后邓绥，即东汉和帝刘肇的皇后。相传她六岁能读史书，12岁通《诗》、，家人号为“诸生”，即太学生的意思。永元年间，她入皇宫为贵人，从曹大家〔gu姑〕受经书，兼习天文、算术。后来她被立为皇后，临朝17年之久。邓太后临朝时，儒学不振，尚书樊准上《请振兴儒学上邓太后疏》，建议“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缵〔zuan纂〕其业”。他以贾谊“人君不可以不学”的名言劝说邓太后，要注重皇家的家教，以“推述先帝进业之道”。邓太后认真采纳了樊准的建议，诏征和帝的弟弟济北、河间王子和五岁以上的男女少年共40余人，以及邓太后近亲子孙30余人，为他们开设学堂，教学经书，并且邓太后亲自监试，抚育教导，恩宠到了极点。她命令这些皇室子孙，年幼的都配置师保，采用皇太子的保傅之法。为了保证教师质量，特别是保证照顾这些皇室子孙的宫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邓太后诏令中宫太监到洛阳皇宫的校书场即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后汉书·邓太后纪》)。 东汉和帝时注重皇家女子教育，邓太后又以兴学强化，这不仅是皇家的家庭教育史上的先例，而且也是我国女子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班昭的《女诫》，可以说是阐述女子家教的代表作，她所阐述的女子家教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等，适应了封建皇家宗法伦理政治的需要，历来备受统治者青睐。 班昭字惠班，一名姬。她是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她出身于史学家的家庭，她的哥哥班固著作《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遂而卒，均由班昭续成。 由于班昭学识渊博，朝野皆知，所以和帝屡召她入宫，教皇后和诸贵人读书，称她为“曹大家”，当时的邓贵人即后来的邓太后就是她的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她阐发儒家的纲常名教，著有《女诫》等，作为皇家女子教材。 《女诫》阐述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当好“三从四德”的女性，共由七章组成。 第一章讲的“卑弱”，即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和如何“卑弱下人”。班昭认为，女子“谦让恭敬”、“忍辱含垢”以“卑弱下人”；“晚寝早作，勿惮夙夜”以侍奉丈夫；“正色端操，以事夫主”，为夫家继承宗嗣香火等，是女人的“常道”，是礼法的“典教”。 第二章讲的是“夫妇之道”。班昭认为，丈夫管束妻子，方显示男子的威仪；妻子侍奉丈夫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礼义不存”。所以她主张家教应当重视女子的妇德，并且要把礼教放在首位。 第三章讲的“敬慎”，即如何小心修养性情。班昭说：“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子要达到“美”，就要注意修身，而修身的最好方法莫若“敬顺”。所谓“敬顺”，就是在家事上，处处听从丈夫，是非曲直，都由丈夫决断，夫唱妇随，一切以协调夫妇关系为行为目的。 第四章讲的“妇行”，就是女人的四种行为道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谓妇德，不是指“才明绝异”，而是“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所谓妇言，不是指“辩口利辞”，而是说话有分寸，不说伤害人的“恶语”，不要多嘴多舌，让人讨厌；所谓妇容，不是指“颜色美丽”，而是衣服整洁，“身不垢辱”；所谓妇功，不是指“工巧过人”，而是专心纺绩，不好嘻笑，洁齐酒食，热情招待宾客。班昭认为这四种德行，是女人的“大德”。 第五章讲的“专心”，就是对丈夫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对丈夫娶妾有什么抱怨。因为“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道理)”。作为女人，应当专心正色。如果因为丈夫再娶而由此行为轻浮，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那就和礼教相违了。 第六章讲的“曲从”，就是作为媳妇，要善于屈己从人，在公婆面前言听计从，俯首听命。 第七章讲的“和叔妹”，就是如何处理好妯娌关系。处理同辈关系在于谦顺，关心别人。 《女诫》是封建礼教的产物。它作为皇家的家教教材，一直沿用到清朝，在千百年间，为之注释和作白话直解的不乏其人，影响十分深远。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五节 东宫太子教育的加强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乱，“家天下”的“大家长”轮番更迭，因此皇家的家庭教育也像学校教育一样，时兴时废。然而，为了确保帝位代有嗣承，无论如何，皇太子的教育是不可不兴的。因此，在这一时期，整个皇家家庭教育虽有削弱，而皇太子的教育却大大加强。 三国时期，魏国的皇家教育最受重视，保傅之职也大体沿袭了前代，并设有詹事诸官。曹操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还是一位在诗坛上驰名的大诗人。由于他注重家教，他的儿子曹植、曹丕的文学创作也很有成就。吴国在孙权即位之初，曾设置四友之官，辅翼教导太子，时号“东宫多士”。同时还设置太子庶子、中庶子，帮助教育太子。蜀国也设置太子庶子、中庶子和太子洗马，照管东宫事宜，教育太子。 两晋和南北朝时期，东宫的职官如太子詹事、丞、中庶子、庶子、中舍人、左右率、率令和典兵二傅等等，作为辅导太子的教师，先后予以设立，而且分工越来越具体。北魏时设有太子太师、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号称为“东宫三师”，还有太子少师、太子少保、太子少傅，号称为“东宫三少”。在以前，“三公三少”多为皇帝服务。但在南北朝则随着东宫教职的增多，“三公三少”的职责由主要辅弼皇帝逐步转向主要负责东宫太子的教育和对东宫诸官的管理，并且日益形成比较完备的东宫太子教官制度。 随着东宫太子教育的加强，皇家的家庭教育的礼仪也受到重视。如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诏太子行拜太傅少傅之礼，要求太子行弟子事师的礼仪，表示尊崇师傅。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6年)立皇子衍为皇太子，下令朝廷议定太子与师傅相见的礼仪，取消汉魏以来让师傅称臣礼拜太子的旧礼仪。后来，晋成帝又明文规定，尊崇师傅之教，太子拜敬保傅，是为了明傅崇德，这一礼仪，要“永奉遗范”。 魏晋南北朝时，为了加强东宫太子的教育，在太子出阁讲学时举行盛大的释奠礼，旨在表示皇帝重视皇储的教育。行礼之日，皇帝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参加视学仪式，其气氛庄严肃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反映了皇家把太子教育作为国家政治的头等大事。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六节 崇尚经学的家教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保障官僚队伍的素质，除了设立学校训练和培养“国子”外，还十分注重官僚之家的子孙教育。在西周时期，国学为贵族子弟开设，学在官府，贵族子弟所学无非“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但为了确保国家官吏即那些作为奴仆性质的职官后继有人，当时也采取了“宦学事师”制度。这一制度的性质和形式是“政教合一”的，即求学者唯在入仕途之后，就学于官府，边做官边学，向经验丰富的官吏学习为官之道。春秋战国时期，“政教分离”，私学教育以培养“为政之士”为对象，所以官吏的教育下移到民间。秦代禁私学，使官吏的培养与训练由民间私学又归入朝廷，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吏师制度。汉代大力发展文教，兴办国家教育，提倡私学，同时也保留了“宦学事师”的传统，如王充在《论衡·程材》记载：“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官府注意录用熟悉吏事的“学僮”，于是一些士人的家教“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一般说来，汉代的宦学是文武分途，武以习武将兵之道为主要内容，而文则要求学习“史书”，学习儒经和明习法令以及为吏之道等。 汉代自实行“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之后，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日益摒弃杂家学说而崇尚经学。这一特点，与当时的私学教学风气的影响很有关系。 汉代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大体说来，有初、中、高三种程度。初等程度的教育是启蒙教育，主要在“家馆”进行。家馆类似于后世的私塾，它是由仕宦之家(亦有贵门富户之家)设立的，聘请书师来家教授本家和本族的适龄入学的儿童。学习内容主要有《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目的是学习识字和习字。此外也兼习《九章算术》。中等程度是诵读经书。所谓经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在汉代主要学习的经书有《孝经》、、《易》、《尚书》、《诗》等。古代的教材，不像今天的课本分课目，一本书就是一部教材，这样就有必要按照经书的内容划分成若干部分，形成单元课程以便于把握教学进度。这些被划分的若干部分，习惯上称为章，章被编为顺序，如被分成《学而第一》、《为政第二》等等。章是比较大的单元，因此章还要分细些，于是就以“句”为单位。句是一句完整的话，或者是讲的一个完整的事或道理。儒家的经典因为教学的需要，都被人们划分为章句，所以中等程度的教学主要是章句教学。章句教学的目的是要求学生“粗知文义”或“略通文义”，主要的形式是“诵读”。古代的诵读要求很高，它不是仅仅能读下来，而且要能讲述章句大意，并且要达到熟练背诵的程度。由此，死记硬背的教学原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教学要求。高级阶段的学习是专经研习。专经研习的风气在汉代非常时髦，当时流传有“遗子黄金满籝〔ying营〕，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因为只要能精通一经，即可飞黄腾达，得到高官厚禄。当然，要精通一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读书人很多，各家各派对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都有不同的见解，形成了学派林立的“师法”和“家法”。此外，经学中还有古今文经的经学纷争。所以精通一经的家教，要聘请对经学有相当造诣的人为师，如果请不到经学大师，就让自己的孩子出门拜访名师，以就其学。汉代的硕学鸿儒甚多，一般不在仕宦之家当少数学生的家庭教师，而是自立“精舍”教授，往往门徒千数，多者达万人之众。如东汉名儒张霸之子张楷，通《严氏春秋》和《古文尚书》，门徒常千人，宾客聚时，车马填街。他的学生大都是仕宦之家的求学子弟。 总之，汉代的仕宦之家的家教开始兴盛，一方面来自求官的动力，因为注重家教是保持后代为官的途径，另一方面与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的制度有关。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七节 世代家传的家学 中国封建社会的仕宦之家，素有“书香门第”之称，即使不能世代为官，但却不失为缙绅之士。不论仕宦之家是否能以高官厚禄显达于世，大都有世代家传的家学教育。武官有其超群的武艺，有的在某一武艺方面形成有独特的门派，或者是某一绝艺，这些是不轻易传授别人的，因为这是入仕进身、建功立业的本钱。文官也是这样，自汉代以来，如精通某一经术，或者在文学、史学、天文、历算、医学等某一方面有绝艺，就视作“传家宝”，世代相传。 在汉代，这样的事例就很多。如翟酺〔pu匍〕，四代传《诗》。杨震从父杨宝学习《欧阳尚书》，他的儿子杨秉、杨赐都“少传家学”，“少传父业”(《后汉书·杨震传》)。曾作光武帝经师的桓荣，精通《尚书》，后封关内侯。他的儿子桓郁，能传其家学，又以《尚书》教授东汉安帝，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后成为太子太傅的桓焉，即桓郁之子，又以《尚书》教授汉顺帝，封阳平侯，累官至大鸿胪、太常。桓氏祖宗三代以世传的《尚书》家学绝艺，作了汉明、章、安、顺四朝皇帝的国师，位列公卿。又如史学家司马迁，因继承家学，成为朝廷的史官。班彪之子班固及女班昭，皆传父家学，亦成为史官。在科技方面，如刘歆〔xin欣〕继承家学，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成为我国古代研究圆周率的第一人。刘歆的父亲刘向，是西汉时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对算术颇有造诣，著有《新序》、《说苑》、《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等，官至光禄大夫。刘歆少学于父，与父亲一起奉皇帝之命，校勘秘书，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诗歌文赋、天文地理、数术方技之术，无不涉猎，后继承父业完成了校书任务，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著作《七略》。同时他继承父业，在古文经学方面独开生面，推动了汉代经学研究的深入。后来，刘歆官至国师，位列上公。由上述数例可见，家学教育在汉代的仕宦之家已经受到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经学受到玄学的冲击，加上国家推行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所以经学在仕宦之家的家学教育中，其地位也有所动摇。尽管豪门士族的子弟可以凭门第入仕，但并不等于说仕宦之家就可以不要家学了。恰恰相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学校教育时兴时衰，仕宦之家要想保持士族世袭，就不得不加强家庭教育。不过，这一时期的家教已大不同于汉代只注重儒家经典，而是广泛涉猎老庄、玄学、史学、天文、算术等等。如在士族豪门之家崇尚玄学，玄学遂成为官僚的家学；时风兴盛文学，故仕宦之家的家教注重诗歌文赋；社会审美意识兴起，书法作为审美艺术也在仕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时人称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从小跟他学习书法，也很有造诣，称为小圣。又如南朝宋国王淮之，把保存的南朝旧事档案资料密封于青箱之中，世代相传，世人称之为“王氏青箱学”。由于王氏家族熟悉朝廷礼仪制度，藉此家学，祖孙都做上了大官。《南齐书·良政传》载：“傅琰〔yan眼〕，父子并著奇绩，江左鲜有。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为官自有为官之道，世代为官的家庭和家族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如果上升到理论就可能成为一门“学问”，仕宦之家对这种学问是注意保密的。中国古代，仕宦之家对这门家学十分重视，对于在官场上如何做人，如何避祸，如何夤〔yin银〕缘，如何与同僚和上司处好关系等为官要术，许多仕宦之家研习得炉火纯青，世代相传，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宝。 总之，仕宦之家的家教，其核心是传授为官之道。尽管它们也涉及到而且往往把文化学术作为教学内容，但其目的不在发展学术本身，而是把这些东西作为入仕和晋升的利器。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八节 汉魏六朝的家书 汉魏六朝仕宦之家的家教，形式多样，其中有一种普遍流行的重要方式就是家书。所谓家书，就是家信，杜甫曾说：“家书抵万金。”运用家书来教诫其子弟，自汉代以来就成为我国古代仕宦之家家教的一大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还很有生命力。家书的特点是感情真切，字里行间洋溢着父子之间的肺腑之情，肝胆相照。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富有感染力和教育效果。 汉代名臣中给自己子女写家书手谕教诲的不乏其人。如刘向曾给少年得志的儿子刘歆写《戒子歆书》，信中就言词真切地教导儿子在为人处世时，要做到遇事“恐惧敬事”，不要“轻侮诸侯”，牢记前人的教训：“吊者在门，贺者在闾。”千万不要浮躁用事，乐极生悲，自招祸至。 东汉名将马援，远在交趾(今越南北部)任职，知兄子马严、马敦好讥议时人，交结侠客，十分不安，于是连忙写家书训诫：“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后汉书·马援列传》)他劝告子侄要学习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的龙伯高，不要效法那豪侠好义、招人惹祸的杜季良，因为效法杜季良会成为“轻薄子”，“画虎不成反类狗”(同上)。马援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将门子弟好恃勇逞强，弄不好就会为非作歹，招纳流氓地痞横行乡里，最后违法犯罪，株连家族。 汉末魏初的名臣王修，曾在暮年为魏国大司农郎中令。他的儿子也在外地做官，很是放心不下，写下了言真意切的诫子书，说：“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见举动之宜，观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告诫他在外为官要交结良友，以友辅德，说话办事，都要“情实道理”(《艺文类聚》卷二十三)。他说：“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同上)，真是语重心长，爱子之情溢于言表。 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诫子书》，可谓千古流传的佳作，世代仕宦之家多作为座右铭。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集》)诸葛亮不仅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劝诫加强道德修养，而且他还给外甥写信教诲做人的方法。他在《诫外甥书》中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滞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同上)他十分注重其子弟的交友，告诫他的儿子要交相知之士，不要交结势利朋友，因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同上)，只有相知之交，才会友谊长存，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的这些人生经验之谈，很有哲理，被后世人奉为金玉良言。 在魏晋南北朝，不少名臣贤达之士，都曾在离乡背井的异地以家书的方式辅导子女的教育。如魏国的名臣王昶〔g敞〕，写有《诫兄子及子书》和《家诫》。魏晋之际的名士嵇康在狱中写《家诫》，实为遗书。蜀国丞相长史向郎在年逾八旬时，写下《诫子遗言》。吴国的太常卿姚信写有《诫子》。南朝的雷次宗写有《与子侄书》。颜延之写有《庭诰》。王僧虔写有《诫子书》。徐勉写有《诫子崧书》。北朝的颜之推写有《颜氏家训》20篇，后人视为家教规范。 我国古代，仕宦之家以家书教育和指导自己的子女修身进学，表明士大夫对子女成长的深切关怀和期望。家书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不论是指导进学修业，还是辅导道德修养，都遵循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效果颇佳。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九节 司马迁家传家教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以著《史记》而留芳千古。在他治史成才的道路上，最值得世人玩味的是那家传家教故事。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世代史官之家，在先秦时期，学在官府，史官世袭，司马迁的先祖司马氏世典周史，在周朝里即为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官居太史令之职。太史令的职责是掌管中央政府的天文星历、占卜祭祀，并且保管文书档案和图书典籍，要求知识渊博，随时以资顾问。司马谈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河，习道论于黄子”。所著有《论六家要旨》，全面总结和分析了先秦诸子百家各学派，是一位富有独立见解的史学家。 在父亲的教导下，司马迁自幼即以继承父业为学习动力，勤学苦读。加之他天资聪颖，10岁时就能诵读古文，对一些古史书籍有所接触。稍长，父亲即让儿子向当时的名师宿儒学习，攻读《古文尚书》、《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以及诸子百家、骚赋等汉代以前的古书，同时父亲还精心传授作太史令的必要知识与技能，如搜集民间遗文古书，保管和整理图书典籍，研习天文星历、占卜祭祀等等。所有这些，作为子承父职的家传家教也是当时必要的职官教育，司马氏父子无不用心。 然而，尽职尽责的司马谈自撰述《论六家要旨》始，就有编著一部巨史的夙愿，他企图通过对先周以来的古籍整理，将绵延不断的华夏民族发展历史进行总结，以承先启后，以资益于天下一统的明主贤君借鉴。司马迁朝夕侍奉于父亲身旁，父亲为编史的准备工作以及口授心传的治史家学教诲，无疑成为他日后治史、编撰《史记》的主要条件。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始建汉家之封，封禅泰山。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被留滞周南，不得与之从行，故郁愤而卒。在弥留之际，司马氏父子会见于河洛之间。父亲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地说：“迁儿，我家先祖为周室的太史官。自从上世曾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难道在我这里衰绝了吗？不！你将复为太史，承继我祖上事业了。今朝天子接千岁之继统，封禅泰山，而我不得从行，是命运如此，是命运如此啊！我死之后，你必定为太史。你为太史，千万不要忘我所欲论著之事。”父亲的话深深地触动着儿子的心，司马迁俯首流涕，字字记在心上。父亲为宏愿未展而即将谢世无比伤怀，断断续续地告诫儿子：“近四百年来，诸侯兼并，战乱不息，以致历史记载停止断绝了。今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和忠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官而来不及论载，天下的文史废弛未修，我深感恐惧的唯此过失，望迁儿念念不忘！”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教诲与嘱托，决心不辜负父亲的遗训。 后来，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开始掌管皇家藏书。在皇家石室金匮之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文史资料。与此同时，他为编述史书，除广泛收集整理已有的国家藏书资料外，还利用充当皇帝侍卫之职的方便，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各地的历史古迹和风土人情，以获取第一手信史资料。据载，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迁仕郎中后还游历考察了巴、蜀、邛〔qiong穷〕、笮〔ze则〕、昆明等西南各地。这些非凡的经历，成为他编著《史记》难得的条件。 由于司马迁自幼得家传家教，而且始终以父亲的临终嘱托与教诲为巨大动力，所以在他自身坎坷遭遇的逆境中，百折不挠地完成了巨著《史记》的撰述，不仅实现了父亲的遗愿，而且树立了千古效法的子从父教的楷模。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十节 曹操家教 三国时期的曹操，毕生为统一中原而戎马倥偬，东征西讨，日理万机，然而他在鞍马劳顿之间，仍然十分注重他的儿子们的教育。 曹操的儿子较多，曹昂、曹丕、曹彰、曹植、曹熊等长成后都先后封侯，从政从军，辅佐曹操。幼子曹冲亦颇聪颖，相传有曹冲称象的故事，可惜少年夭折。其余各子，如曹昂因随父征战，死于宛城。曹丕继承父志，废汉立魏，文韬武略亦不逊于其父。曹植颇有才名，为“建安七子”之一，尤其在诗赋方面多有建树。曹彰尚武，深通武艺，攻城必克，战无不胜，很受曹操钟爱。 作为一代有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曹操，对儿子们的教育是颇费心血的。在他的幕府下，文臣武将，济济一堂，如谋士郭嘉、程昱〔yu玉〕、荀攸、孔融、贾诩、杨修、钟繇〔yao摇〕、陈琳、司马懿等，武将有曹仁、夏侯敦、典韦、许褚、李典、张辽、徐晃、张郃〔he合〕等，他们不仅是听命曹操的重臣，而且也是曹操用以教育儿子们的良师。其儿子们的成长，或文或武，大多得益于他们的教育。 曹彰是次子，字子文，少善骑射，膂力过人，能手格猛兽。曹操知道兵家之事是极险的，对曹彰尚武而鲁莽的性格颇为忧虑。一天，他教诫儿子：“汝不读书而好弓马，此匹夫之勇。何足贵乎？”要求曹彰好好读书，成为儒士。然而曹彰说：“大丈夫当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场，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曹操遂问其志，彰说：“好为将。”操问：“为将则当如何？”彰答：“披坚执锐，临难不顾，身先士卒，赏必行，罚必信。”操听儿子言，深感此儿有为将之志，高兴得大笑。此后曹操亲自为儿子传授兵家之学，并请武将传授武艺。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桓反，曹操令曹彰带兵五万讨之，以考验其实战能力。临行时诫之：“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由于曹彰在父亲的精心教育之下，精通兵法，又深通武艺，所以到代北之后，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势如破竹，很快平定北方，班师凯旋。曹操常对儿子们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尔等与孙仲谋若何？”并经常以统一中国，平定东吴、蜀汉的大业，激励儿子们奋发向上。 曹植从小深受曹操的影响，爱好文学，于是曹操请杨修、陈琳、钟繇、王朗等文臣作为曹植的老师，不仅教给他文学知识，而且还教以治国平天下的治政能力。杨修为人旷达，意气豪迈，才华横溢，人称：“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曹植爱修之才，常邀修谈论为学与治国之道，彻夜不息。在杨修等人的教导下，曹植的才华在诸兄弟中佼佼超群，深得曹操的钟爱，以致有意立植为世子。为了考核曹植的真才实学，曹操经常以政事为题考问，曹植在杨修等人的教诲下，于军国之事广博学习，常常对答如流，出口成章，语惊四座。曹植所写的《铜雀台赋》，就是曹操命题的急就之作，流传甚广。 曹操为防止其诸子为争王位，相互倾轧，故在他临终之前召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等托付家事。他说：“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止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与卿等相叙，特以家事相托。孤长子曹昂，刘氏所生，不幸早年殁于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熊，多病难保。惟长子曹丕，笃厚恭谨，可继我业。卿等宜辅佐之。”至死仍不忘嘱咐文武大臣教育和辅佐他的儿子们。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十一节 叔母教子泪 西晋时期，河南郡新安县(今渑池县)到处传闻着浪荡公子皇甫谧〔mi密〕折节向学的传奇故事。 皇甫谧，字士安，公元215年出生于陇西皇甫世家大族，曾祖父是东汉灵帝时大官僚皇甫嵩，虽说是汉亡晋兴，但皇甫家族作为世家的显赫家世仍为时人瞩目。然而，谁也没曾想到，世代高官辈出的皇甫家族，到了皇甫谧这里，却让世人看他的笑话：一个十足的天资低下的“蠢才”！ 皇甫谧从小过继给叔父，跟随叔父母生活在河南郡新安县。叔父母将他视作亲骨肉，疼爱万分，满指望他能读书进学，日后能求得一官半职，光耀门庭。谁知这侄儿子偏偏不爱读书，整日里游荡无度，常常彻夜不归家门，冥顽不听教诲。眼看他的小伙伴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有的早到衙门任职为官了，然他20多岁仍未脱稚气，与一些八九岁的小男孩编荆为盾，执杖为戈，分阵相刺，傻乎乎地玩着军事游戏，痴喊乱叫，气得叔父母两眼直冒青烟。 一天，在外玩得满头大汗的皇甫谧，踉踉跄跄地抱着一些不知何处弄来的瓜果，兴冲冲地送到叔母跟前，口称孝敬母亲，以为叔母一定会高兴。 叔母对儿子的管教已用尽了心血，不知暗地里流过多少泪，但这匹脱缰的野马就从来没有听过一次教训。如今见到此状，她强忍着内心的辛酸和不满，没有接儿子的瓜，却亲切地叫他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劝诫说：“儿啊，你已经20多岁的人了，世事不懂，目不存教，心不入道，说话办事粗鲁糊涂，一味地放任着野性子贪玩，什么时候让娘看你能成器呢？你这模样儿，即使拿牛羊猪肉给我吃，也丝毫不能安慰我啊！”说罢，连声叹息不止。 皇甫谧仍然直愣愣地站立着，兴头一下子没有了。正不知叔母为什么如此，叔母又长叹一声，说：“过去孟母三迁，终于使孟子改邪归正，成为一个学者，难道是我这个为娘的没有选择好邻居，让他们把你带坏了？唉，怎么怪人家呢？邻居的子弟哪个像你这样顽皮愚钝！看来还是我对你教育不够，或是教育不得法罢。 儿啊，娘也管教不了你。勤学修身，全靠你自己努力，最终也是你自己受益，与我有什么关系！”说罢，叔母不禁声泪俱下，接着大哭不止。 皇甫谧从前总是听到叔父母大声的呵斥训骂，所以总是听不进去。这时，叔母苦口婆心的开导，泪流满面的痛楚，深刻痛心的自责，使他突然受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内心触动，双手丢下瓜果，扑通一声跪于地下，当即向叔母表示从今以后要痛改前非，弃旧从新，浪子回头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像古人孟子一样，发愤学习，成为名垂千古的学者。 第二天，天刚放亮，皇甫谧起床穿衣，悄悄地溜出家门。叔母听到门声，以为儿子又像往日一样出门放荡去了，习惯地唉叹了一声，万般无奈地在床上辗转反侧。然而，叔母怎么也没有想到，皇甫谧这次却是出门拜村里一个名叫坦席的老先生为师。从此，皇甫谧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在外游荡，而是如饥似渴地沉醉于书本之中，“耽玩典籍，忘寝与食”，“勤力不怠”。也不再好吃懒做，却“躬自稼穑，带经而农”。待叔母家境逐渐好转时，他更是踏实地做起学问来。由于他废寝忘食地发愤求学，时人也劝他不要用功过度，批评他成了“书淫”。皇甫谧自觉过去浪费宝贵时光太多，立志要把损失补回来，遂不分昼夜，博综典籍百家之言，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经过不懈的努力，皇甫谧的学问与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好心人劝他：“你已经满腹经纶，又颇有名气，应当结交一些权豪势要，也好为自己博个一官半职，何必老死书房。”皇甫谧说：“叔母要我学孟子，我安贫乐道，何必要以学问求荣利呢？”叔母听了十分高兴。后来，皇甫谧的名气传遍天下，晋武帝一次又一次地下诏敦促他出来做官，他都婉言谢绝，矢志潜心学术研究，直到去世为止，始终手不释卷，笔不辍述。 皇甫谧从20多岁开始拜师向学，尔后潜心著述，一生写了大量著作，成了著名的学者、史学家和医学家。他的著作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等。《帝王世纪》记叙了上自三皇五帝，下至三国曹魏时期，上下3000年的历史，是一部博古通今的史学巨著，受到时人及后人推重。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如《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皇甫士安依诸方撰》、《论寒食散方》等，这些医学著作不仅至今仍在中国流传，而且《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统的针灸专著，还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成为世界上颇有影响的针灸学专著。皇甫谧叔母的教子泪没有白流，它开了花，也结了果。 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十二节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我国占代公元6世纪后期诞生的一部有关士大夫家庭的家教经典。它上承汉魏六朝以来的“诫子书”、“家诫”的遗风，下开唐宋元明清诸朝士大夫之家家训的先河，所以《颜氏家训》一书在我国古代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颜氏家训》一书，出自颜之推的手笔。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字介，梁朝建业(今江苏南京)人，祖籍在琅琊临沂。他自谓“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颜氏家训·慕贤》)。他出身于士族之家，世代为官，深受世传儒学传统的影响，不仅从小接受了世传《周官》、《左氏春秋》等儒经的教育，而且喜欢博览群书。从19岁始入梁为官，后来，他为北齐政权效力，曾主编了《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文林馆诗府》等书。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北周的御史上士。581年隋又取代了北周，他又被隋朝召为学士。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士族门阀制度的统治由顶峰转向没落、中国社会由南北朝分裂而趋向重新统一的时期。士族势力腐败，九品中正制行将瓦解。颜之推预见一个由中小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和以科举考试取士的量才授官的新制度即将到来，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后代世承儒学家教传统，以保自己家族长远富贵，世代为官，于是在晚年写下了《颜氏家训》一书。 颜之推亲身经历了战乱，当过西魏政权的俘虏，同时也目睹许多仕宦之家的悲惨下场。他告诫自家子弟，在动乱年代，更要学艺读书。他说：“有学艺者，触地而安。 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氏家训·勉学》认为士大夫之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注重家教，千载终不至于为“小人”。而魏晋以来，豪门士族以门第入仕为官，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此消日，以此终年。有的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在承平之日尚可悠闲自得，但一到战乱和朝代更迭之时，则身不保命，家破人亡。因此，他认为仕宦之家应当居安思危，学艺保身。学艺的主要途径是读书。读儒家的五经，可以获得立身处世的道理和方法。同时除了研习五经之外，还应兼及百家之书，从百家之书中获得对书、数、医、画、射等百艺的了解。颜之推认为，国家之臣不外乎六种，即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蕃屏(保卫)之臣、使命(外交)之臣、兴造(土木建筑)之臣。这六类官吏都应有专才专艺的教育，然后方能专精一职，否则遇有国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堕云雾。关于专才专艺的教育，颜之推认为仕宦之家应当打破门第之见，走出高墙大院，让贵胄子弟接触下层社会的农工商贾，博而求之。在他看来，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布衣卿相，来自民间，知道民间疾苦，知道稼穑的艰难，所以表现出超人的佐时治国的才能。相反，士大夫子弟“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像这样的废物怎么能不在动乱年代沦为“小人”，去耕田养牛呢？(《颜氏家训·勉学》) 在《颜氏家训·教子》中，颜之推提出早期教育的主张。他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应在婴幼儿时及早开始，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等孩子的性格已经形成，再施教就困难多了。他要求仕宦之家不要溺爱孩子，也不要用粗暴的手段来管制他们，这样的结果是父母丧失威信，也无教育效果。仕宦之家的父母应当“威严而有慈”，这样子女畏而生孝。同时，父母应当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和天赋，因材施教，如在儿童时期要注意学好语言，讲标准话，讲文明礼貌的话，长辈要做子女的示范，一切脏秽之词和粗暴无礼之言禁绝不讲。长成之后，要教以诗书，学以才艺，养以道德。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一节 唐宋时期的家教特点 隋朝在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之后，开始出现了全国大统一和文化繁荣景象，但隋朝的国运不长。唐代继隋朝之后，在文化上有很多开拓和创新，如完成自汉以来的儒家经学的总结，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推行以科举考试取士的选士制度等，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重视教育的风气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庶族地主通过教育和科举的途径登上了政治舞台，出现了“读书做官热”。宋代沿袭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而且特别注重文化与教育，由此在整个社会自皇室宗亲贵族阶级至官僚阶层和广大平民之家，都把家庭教育作为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概括说来，唐宋时期的家教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从皇家的家教来看，开始形成独立而完整的学校体系。如隋代最早在东宫设置“门下坊”和“典书坊”。门下坊设左庶子、内舍人和录事诸官，典书坊也设庶子、舍人、洗马诸官，这些官员主要从事皇太子的文化与道德教育。唐代除三公三少外，还设有太子宾客，并设置詹事府统管东宫政教，詹事府内设左右谕德官专门讽谕规谏皇太子。唐代将隋代的门下坊改为左春坊，典书坊改为右春坊，在贞观年间又专为皇太子设置崇文馆，设学士官，并建有东宫图书馆，所藏大量图书为“秘书”，专供皇室子弟教育使用。宋代为了加强皇太子的教育，增设詹事讲读官、太子侍读、太子侍讲官等，并设置资善堂为皇太子及其他诸王子的肄业之所。资善堂的教官有翊善、赞读、直讲、说书等。南宋初还在东宫门内建有书院，因为书院是民间兴起的文教机构，不能体现皇家教育的特殊性，所以后来又弃书院之名改为“学新堂”。 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刺激了广大庶族地主阶层和少数平民之家的读书兴趣，使得家庭教育越来越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在一起，“望子成龙”成为家庭教育的动机和目的。在一利益，于是延师教子的风气常盛不衰。一些富家大户人家，也纷纷兴办“家塾”，或者联合数家或一族，建立私塾性质的学校，延聘当地或外地的名师任教。这样，家庭教育也日益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以至出现了家庭教育学校化的倾向。 此外，唐宋时期的家教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封建纲常的礼教在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礼教，在汉代就以三纲五常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出现，并贯彻在各类学校教育中。唐代以后，特别是宋代理学家把“礼”解释为与“人欲”对立的“天理”以后，礼教不仅有了成套的理论和实践要求，而且随着家庭教育的学校化，日渐渗透到家庭教育的实际活动中。在唐代和宋代，《家范》、、《治家格言》之类的礼教内容，开始丰富和完善起来，它对于封建社会后期家风的形成也很有影响。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二节 唐太宗家教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注重皇家的家教，并且在家教理论和实践方面有重大建树的皇帝。 首先，唐太宗创建了宫廷馆学，对皇家子弟的教育机构的设置有所改革。馆学之设，始于南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的馆学与汉代的太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为天下读书人开设的教育机构。唐太宗开设的馆学只为皇家子弟教育专用，同时还设有国子学、太学等非皇家贵族子弟的学校。这样，他明确地把皇家子弟的教育与平民子弟的学校教育分成两个不同的体系。 唐太宗为秦王时，虽然南征北战，风餐露宿，但他却注重文化学习。他开设文学馆，招纳名儒18人为馆学士，虚心向他们请教修身治国之道。这18学士是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xu续〕、于志宁、张世长、薛牧、季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和许敬宗，他们都是隋末唐初的知名学者。他们与唐太宗朝夕相处，教授经史，议论天下事，出谋划策，为唐王朝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唐太宗即位后，在殿左设置弘文馆，学士们更番宿值，与之讨论古今之变，总结前代帝王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七年，唐太宗命魏征编录《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一书作为皇家家庭教育的教材。这本书选自历史上帝王及诸侯王积善积恶所造成的成败得失故事，按历史顺序和善恶两类，编辑成册，用以教育皇家子孙以古为鉴，注重道德修养。后来，唐太宗又开设崇文馆。在馆学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命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人购买天下图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善长书法者缮写，然后藏于皇家秘书库，以供皇家的家庭教育专用。 自唐太宗开设馆学之后，作为皇家的教育机构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馆学教官之职亦多由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部尚书、宰相等兼领，学生皆皇族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的皇家子弟。唐玄宗时，馆学藏书十分丰富，以至在东宫特设书院，也就是图书馆。唐代有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各列经史子集四库。在教材方面，命徐坚等人编纂《初学记》、吴兢编辑，均作为皇家家庭教育的教材。 其次，唐太宗在皇家的家庭教育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亲自撰写的12篇《帝范》和吴兢编辑的等书籍中。 (1)尊师重教。唐太宗认为，培养皇家子孙是国家大事。要使皇家的教育切实搞好，尊师和重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条件。所谓尊师包括两个方面，就是太子三师之职必须有朝廷德高望重的重臣来担任，同时必须建立尊师礼仪。唐太宗曾选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泰的老师，后来又拜德高望重的魏征为太子师。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诏令撰《三师仪注》，规定太子接三师要出殿门，先礼拜三师，三师答拜后再入殿门。三师入东宫殿门时，太子要先让三师入门。三师坐后，太子才敢就座。太子向三师写求教的书札，必须在前面写上“惶恐”，结尾写上“惶恐再拜”。唐太宗拜李纲为太子师，因李纲年迈又有脚疾，他赐予李纲一轿步舆，令东宫卫士抬举他入宫，并命太子引师上殿礼拜。唐太宗认为如果三师不受崇敬，就得不到皇太子的尊重；不尊师就不会重视师教，教学就不能发挥作用。 (2)自古圣王皆由学。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在一诏文中说：“朕近来研习经史，自古明王圣帝，何曾不是由师傅造就的呢？黄帝学于大颠，颛顼〔zhuanxu专须〕学于绿图，尧学于尹寿，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戚子伯，文王学于子期，武王学于虢叔。前代的圣王，如果未遇上这些老师，哪有功业显著于天下，名誉流传于史册呢？况且朕接续百王的余绪，智不同于圣人，如果没有师傅，那怎么能当好国君呢？”由此他主张恢复“三公三少”制度，加强皇帝本身及皇家子孙的教育。 (3)慎选明师，长善救失。唐太宗曾对大臣说：“除非天生的圣贤，一般人都是从教而变的，况且太子师傅，古难其选。成王幼小，周公和召公为保傅，左右都是贤人，日闻雅训，方能长仁益德，使之成为圣君。秦朝的胡亥，因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诛杀功臣和亲族，结果旋踵而亡。由此可知，人的善恶品德的形成是由于近习之人的教导和影响。朕今天为太子、诸王精选师傅，必须要考察其礼度品德，使明师之教有益于太子及诸王长善救失。”(《贞观政要·尊敬师傅》)他还认为，自古帝王子孙，生于深宫，不知民间疾苦，及其成人，没有不骄逸成性的，所以倾覆相踵而至，鲜能自济。所以，对皇家子弟必须实施“严教”。此外还必须让他们知道衣食来之不易，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以便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觉克服骄逸之病，不夺农时。唐太宗亲自教诲太子及诸王子，往往借物喻理。如乘舟，他告诫太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诸如此类的教育，旨在让太子了解社会，明白事理，学会治理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和本领，当好守成之君。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三节 误教亡国丧身 唐太宗是个英明皇帝，十分注重家教，所以他的子孙有出息的也不少，如唐玄宗继太宗的“贞观之治”，又开创了“开元之治”。但唐玄宗并没有牢记祖宗的遗训，中途松懈，而且对后世子孙的教育放任自流，以致“安史之乱”以后，唐太宗开创的唐朝盛世由此而日渐衰落。 导致唐后期急剧衰败的原因很多，其中皇家的家庭教育失误，培养了一些不肖子孙也是一个直接因素。 如唐玄宗的长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所爱好的“教学”是下象棋。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亡四川，太子李亨乘乱登基，当了皇帝。在家国存亡之际，这位肃宗皇帝却不理政事，整日与爱妃张良娣在室内下象棋。当时的象棋子由金和铜鎏金制成，落在金属制成的棋盘上叮当直响。如果说太平时日，搞些娱乐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时却是兵荒马乱。跟随肃宗的丞相李泌〔bi必〕进言规劝，说连日淫雨，兵士们忍饥挨饿拥挤在寒舍之中，怨声沸腾，如果皇上如此行为，会引起兵变，重现。然而肃宗不听规劝，下棋兴趣未减，只是将金铜成形的象棋子搁置一旁，令人另以软木“干树鸡”雕成木棋子，以免着子时发出响声。虽然他别出心裁发明了木质象棋，但跟随他的大臣对他这种行为十分不满，险些步了玄宗的后尘。 又如，唐后期的皇家家教把打球作为一项内容，倒是培养了几个球迷皇帝。唐穆宗就十分迷恋玩球，《唐书》说他“因击球暴得疾，不见群臣三日”。有其父必有其子，穆宗的儿子李湛，学着父亲日夜打球打猎，登基做了皇帝(即敬宗)以后，还是整日打球，不问政事。不仅如此，而且昏庸无道，欺压百姓，民愤极大。后来，有一天他被和他打球的球匠灌醉，懵懵懂懂地被杀死在更衣室里。 有唐一代，中后期的皇家家教日趋没落，除了出现唐文宗李昂个别热爱读书的皇帝外，就再也没有在学习上肯下功夫的了。但是，这不等于说皇家的家教就此停止了，而是唐后期的外戚和宦官把皇家的家庭教育引向了歧途。他们不让皇家子孙学正经事，尽教些打球、打猎、下棋、斗鸡走狗之事；或者使之迷恋女色，醉生梦死，以致其昏庸无能，任由他们操纵裹胁。外戚与宦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误教造就昏庸无能的“儿皇帝”，以便他们窃取朝廷大权，横行霸道。唐后期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内乱迭起，皇帝有名无实，像文宗李昂因有意翦除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未成，结果过上了名为皇帝实为囚徒的生活。 <hr /> 注释：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四节 唐代仕宦家教一斑 隋唐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隋朝开创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阶层的读书人入仕为官的机会逐渐多了，先后涌现出许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布衣卿相。同时由于科举制的持久推行，官僚政治制度日益强固，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神童诗》)的文人春风得意的局面。由于大批的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神童诗》)，所以当他们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享受荣华富贵之余，考虑的身后大计不是给子孙留下丰厚的家产，而是传授读书做官的本领。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明白：“将相本无种”，科举制给广大读书人铺开了从田舍通达天子堂的康庄大道，因此要使自己的子孙世代为官，就必须加强家庭教育。“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神童诗》)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既得利益的仕宦之家，自然蕴有无比的家教热情。 如《新唐书·房玄龄传》载，房玄龄治家颇有法度，常恐诸子弟骄侈，仗势凌人，不事诗书，于是搜集古今家训，书为屏风，让他们各取一具，作为座右铭，以勉励进取。唐初的勋臣如此，唐中后期的仕宦之家更不待言。 著名唐代文学家韩愈，他出身于仕宦世家。但他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幼年处境艰苦，他的伯兄韩会收养了他。在兄嫂的精心抚育下，习读诗书，日记数千百言，六经百家之学无不博洽贯通，25岁时考取了进士。从韩愈自述的学习经验来看，仕宦之家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而且也很讲究学习方法。他说，自己读书时，“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这就是说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同时广博地阅读百家之书。他认为读书唯在勤奋，方能有所得。他自己就做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学习方法上，他的经验是：“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宏其中而肆其外”；“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劝学解》)。他积累了如此宝贵的经验，与他从小严格的家教有·很大关系。 唐代三大著名诗人之一白居易，也是出身于仕宦之家。他父亲白季庚曾在徐州做官，他随父侨寓徐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县符离集)，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后因时乱年荒，迫使他从童年始就流转四方。他的足迹南到苏、杭、宣、饶、襄樊，北至邯郸、太行，西至洛阳、长安。在流转期间，他的父母仍十分严格地管教其学业，让他努力读书写作，并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终于在29岁时考取了进士。 如果说，唐初科举取士促进了仕宦之家的家教，那么在唐末仕宦之家的家教则几乎为科举所左右，“望子成龙”成了家教的理想与追求，而且家教的目的与内容日益呈现科举化的倾向。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五节 柳玭家诫 魏晋以降，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的名分之争愈演愈烈，导致了尊门第重家世的门第观念和注重门第家教的风气。门第家教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希望通过严诫子孙后代使子承父业，永保其家族既得的身份与地位。至唐代此风更有甚之，唐末名相柳公绰家族的家教就很有代表性。 柳公绰官升宰相后其家族地位由寒门庶族上升到世家大族。他为了使其家族子孙后继有人，很注重门第教育。他不惜重金延师教导子孙，期待柳氏后人通过科举入仕，世代为官。他的孙子柳玭〔pin频〕，受惠于家教有方，年轻时以明经考试选为秘书正宗，后因书判出类拔萃，升任左仆射。 柳玭受祖父影响，极重视家教，在当时亦因其家学隆盛而名噪于世。他的家教办法主要是通过撰著家训的方式，综合柳家数世以来严束子女的家规家法，用以教诫子孙后代避骄奢，戒淫佚，树家风。 在诫子书中，柳玭把德行教养放在首位。他说：“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醯〔xi西〕酱，可一日无哉？”(《新唐书·柳公绰传》附《柳玭传》) 把德行文学视作立家的根本，这是对士林之家性质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因此，读书人要由科举入仕，必须要修养德性，首先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同时要有扎实的学问。他指出，大凡名门世族，都是由先祖遵循礼教，以德行卓立于世，并且以悬梁刺股的勤学精神与毅力，积德进学才立下基业，然后立于世族之林。出身于高门世家后代，之所以往往使家族先辈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主要是子孙贪图祖先的殊荣，放弃自己的努力，德行不修，学业荒嬉，久而久之养成骄傲、奢侈、荒淫、游佚的不良习性，到了这步田地，没有不毁家丧业的。 在诫子书中，柳玭总结了古今的世族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列举了许多注重德行文学家教的成功例子，阐述德教的重要性。指出：号称四大名族之一的崔氏家族，之所以与其他同时并立于世的大族不能比拟，其家族上百年兴盛不衰，是因为他们世代注重以孝悌为本，以孝悌家教作为传家法宝。崔琯〔guan管〕的曾祖母年高无齿，饮食困难，崔琯的祖母竭尽孝心，亲自下厨为老人做饭，使她几十年不吃成粒的饮食。尚书裴宽子孙兴旺，家族发达，为当世名门，其传家之宝乃是以忠信教训子孙后代，形成以忠信为本的门风。裴宽的先人在武则天朝与宰相魏玄同约为儿女亲家，还未及成婚，魏玄同被罗织罪名入了大狱，其家人被流放岭南，地位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裴宽的先人以信为做人之本，不仅没毁婚约，反而在魏家落难时冒着危险隆重迎娶魏家之亲。诸如此类，柳玭一一列举，认为每个家族都要有自己的立家守业之本，家教要严约子孙严守家规家法，只有这样才能长盛不衰。 柳玭在诫子书中指出，家庭或家族都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要为家庭或家族的兴盛加强自我的德行修养。由此他强调了柳氏家族子孙立己处世原则。这就是一个人要立己，必须做到以孝悌为基，以谦恭为本，以礼让为务，以勤俭为法。只有坚守这四个原则，才能克奢侈，远祸患，使家世门第之福源远流长。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六节 开卷有益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yin印〕和赵匡义，史称太祖和太宗，都是嗜书如命和注重皇家家庭教育的皇帝。 相传赵氏兄弟学习非常用功。赵匡胤在带兵打仗时，经常用车装载书籍数千卷，以备行军途中可以随时学习。所以，他有勇有谋，知机善断，在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后来，他在一群文臣将佐的策划下，发动陈桥兵变，做了大宋皇帝。即位后，他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要各地官民给皇宫中的史馆进献图书，凡献书者经学士院考核，合格的还可以赏以官职。灭南唐时，他急如星火地派人奔赴江陵，没收了南唐后主李煜〔yu玉〕的全部藏书，并立即送往京城以供他欣赏阅读。据说，他当了皇帝之后每天坚持看书练字。一天，暴风雨来临，他正在专心致志地伏案疾书。突然，在桌旁响起了一声惊雷，书桌被击，可他依然端坐不动，并毫不畏惧地说：“吾案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一时被传为佳话。 赵匡义也像其兄一样好读书。他的读书兴趣来自于家教的培养。他祖父曾带兵，每攻下州县，对于金银财物都不收，只是搜求各种古书，然后送给赵匡义阅读。由于祖父的严格要求，赵匡义年轻时就有较高的文史修养，知识丰富，文章也写得很漂亮。 后来，赵匡胤临终时把帝位让给了弟弟赵匡义。赵匡义做了皇帝，更是锐意文史，奖励皇家子孙读书。太平兴国年间，他令李锐等人辑录从汉代到宋初的小说、笔记、稗史等近500种，共编成1000卷，名为《太平御览》。所谓“御览”，就是皇帝阅览的意思。又令他们撰纂各种野史500卷，名为《太平广记》，并精选前代文章，荟萃为1000卷，名为《文苑精华》。 这几部书，都是赵匡义喜爱阅读的。他每天必看《太平御览》三卷。古时候的书是贴成长卷，一卷一卷地卷起来保存的。三卷书是有一定分量的。他偶尔因为事务太忙而未日读三卷，过后一定要补上。一年过去，他把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认真地通读了一遍。当时，一些大臣见他夙兴夜寐，潜心苦读，都劝他不要用功太过，以免有伤身体。他说：“开卷有益，我不知道读书有什么辛劳。”这个故事载于宋代连辟之的《渑水燕资录》一书之中。 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不仅自身注重学习文史，研究经义，在家教方面也以身作则，提倡在全国上至大臣勋贵，下至平民百姓，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注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令武臣之家也必须教子弟读书，以便知道治国的道理。宰相赵普平时熟读精研，运用自如，临事得力，学以致用，辅佐宋太祖谋划政治军事大计，因有“半部治天下”的美誉。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太祖重申“作相须读书人”。由此，天下读书人越来越多，读书风气笼罩朝野。 由于宋太祖和宋太宗对读书风气的提倡，有宋一代，文教昌盛，学术繁荣，名家辈出。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七节 赵皇室家风 宋太祖赵匡胤及太宗赵匡义，不仅嗜书如命，注重子女的文教，而且两兄弟志存高远，处身节俭，约束子弟，以节俭为家法，颇为后人称道。 赵氏兄弟熟读经史，深知历代皇室之家多因尚奢侈而亡国丧身的教训，加上他们都亲历沙场，饱经风霜，所以在做了皇帝之后能够厉行节俭，并且以身作则表率子弟，形成以俭朴为本的赵氏家风。 据《宋朝事实类苑》载：“太祖躬履俭约，多所减损，常服浣濯〔zhuo浊〕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布缘苇帘，宫中闱幕，无文采之饰。”生活上如此俭朴，就连被史家称道的隋文帝也有点逊色。 一天，太祖与孝章皇后闲谈。皇后说：“官家作天子日久，古往今来，哪有您这样俭朴的。皇帝贵为天子，岂不能用黄金装饰一下肩舁〔yu愉〕，乘以出入？总是历代的惯例嘛。”太祖笑了笑说：“我以四海的富有，宫殿都以金银来装饰，也是可以力所能及的事。但是我只是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训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养一人，如果以天下财富来为自己贪享，存在这种想法，怎么能使天下百姓爱戴呢？请今后千万不要再谈此事了。”皇后见皇帝如此，只得罢了。率宫之人亦崇尚节俭，力戒奢华。 一次，他心爱的女儿魏国长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的衣裳。他看见后严肃地说：“你把这衣服脱下来交给我，从此以后不要再有这样华丽的服饰。”公主觉得自己贵为金枝玉叶，这种衣服有什么华丽的，遂顽皮地说：“这用了多少翠羽？”不以为然。 太祖见女儿不知自己的良苦用心，因而语重心长地教诲道：“不能如此讲。你要知道，我们主家穿此服饰，宫廷亲戚里都会来效仿，于是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辗转贩易，伤生寝广，其不良恶果不就起源于你了吗？你生长富贵之家，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公主听后非常惭愧，感激父亲的教诲。从此之后，衣着服饰均尚朴素。 赵匡义继位后，继承了兄长俭朴的家风，在家教方面也注意严格要求子女。为了给儿子们挑选老师和辅弼官属，他多次下诏在朝班中选拔50岁以上通经有师德风范的官员，入各王府为师。一次他给儿子们的老师训话说：“诸子生长深宫，未知世务，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简，各宜勉之。” 他的第五子赵元杰受封益王，为了好好教导这娇惯的王子，他特地选拔了敢于直面人过的刚正之士姚坦作老师。一次，益王花钱数万营造了一假山，穷极华丽。许多僚属为讨好益王，赞美称善，但姚坦却正色说：“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益王大惊，急问何出此语。姚坦说：“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驱峻急，时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chi吃〕，血流遍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税所为，非血山而何？”一顿毫不客气的批评，使益王无地自容。 后来，益王府的人害怕姚坦每次不留情面地教训益王，不仅使益王很受拘束，而且王府的人也很不自由。于是有人给益王出主意，教他称疾不朝，以逐姚坦。这件事被赵匡义发觉后，勃然大怒，严厉整治他们。他把这些小人痛打了一顿，说：“吾选端士为王僚属者，固为辅佐王为善耳。今天不能用规谏，而又诉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如此，必尔辈为之谋耳。”然后，他把姚坦召来告谕说：“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谗言，朕必不听。”(《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他鼓励姚坦以民间疾苦教导王子，以节俭爱民为教育根本。 为了后代保持俭朴的家风，赵匡义亲自召集皇室子孙训话。有一次，他对皇室子孙说：“朕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固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是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言纳诲，每一纳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这种以节俭爱护人民的家教，对于宗室子弟戒除奢华习气和倡导节俭风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确难能可贵。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八节 宋代名臣家教举隅 宋太祖注重文教，要求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此，仕宦之家的家教以应科举为指归，出现了无官不重家教，无家教不图功名的社会风气。此风气一经形成，加上科举制的强化，遂成为宋元明清诸朝经久不衰的传统，影响深远。 宋代的名相范仲淹的家教，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范仲淹字希文，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裔。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朱氏，他易姓朱，取名说。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挥泪辞别母亲和继父，远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拜戚同文为师。在求学期间，生活艰苦。冬天，他十分疲劳时就以冷水洗脸，常常学习到半夜三更。平时常以糜烂的剩粥充饥，富家子弟不愿与之为同窗，而他却以苦为乐。由于他心怀壮志，发奋攻读六经，后精通儒经并兼善辞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进士出身。范仲淹自登上仕途以后，不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为宋王朝尽心尽职，而且以此作为家教铭训，教育他的子孙。如他的长子纯祐，10岁时即读诸子百家书，文章也写得十分漂亮。为了促进教育家胡瑗在苏州倡办地方官学，他把纯祐送到州学，让他来作州学生的尊师勤学表率，从而使苏州儒学的贵族子弟尽改不尊师教的恶习。当时，范仲淹在苏州为官，家庭教育的条件自然优越，之所以让儿子入就州学，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胡瑗革新州县学教育，另一方面他注意以自己的家教来表正属官。他的儿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都因受到他的良好家教而卓然独立于世，德才兼备，为众官僚们所称道和效法。尤其是次子纯仁，范仲淹不仅自己着意栽培，而且他还请门下贤士胡瑗、孙复、石介、李觏〔gou够〕等人精心辅导。纯仁常学至夜分，夏天在帐子内燃灯读书，帐顶被熏成黑色。后来他考取进士，官至丞相，而终生继承父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品德，廉洁勤俭，为世人称誉。历史上，范仲淹以廉洁勤俭、大公无私的品德造就仕宦家风的家教，其影响是深远的。如后来的大臣司马光等人就曾以《家范》训诫其子弟，很多内容是效法范仲淹家教的。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和苏辙，他们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学成就和高尚德操，也是与其父母的家教分不开的。其父苏洵，文史上称为“大苏”，不仅文章名闻天下，而且博通经史和诸子百家，这给儿子苏轼、苏辙的文化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苏轼在10岁时，父亲外出四方游历，他的教育由母亲程氏负责，所读之书除儒家经典外，史书以及先秦两汉名家如老子、庄子、韩非、贾谊、陆贾、扬雄、董仲舒等人的著作，都无不广博阅读。其弟苏辙比他小两岁，亦在母亲的教导之下。后来兄弟二人同时考取进士，他们的文章为宋仁宗、宋神宗所嘉奖。据史书记载，神宗在宫中阅读和欣赏他们的文章，饭菜摆在桌上都忘记了就餐，还拍着桌子连连叫绝不已，称赞苏氏二兄弟是“天下奇才”(《宋史·苏轼传》)。苏轼生性刚直，屡忤权贵，终身只做得个地方州郡官，苏辙却官至宰相。尽管他兄弟俩在仕途上有穷达之别，但他们对子女的家教是同样重视的，也都有成就。苏轼的三个儿子即苏迈、苏迨、苏过，俱善写文章，亦都登入了仕途。苏轼不仅亲自教育他的儿子，而且还教导他的族孙。如其族孙苏元老，幼时孤贫，在苏轼和苏辙的教导下勤勉学习，后长于《春秋》，且善写文章。当时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初识苏元老，粗读他的文章，十分惊奇，说元老是“苏氏之秀”，嘉许苏轼和苏辙对他的教导之功。后来，苏元老举进士，官至国子博士、太常少卿，并有诗文流传于世。可见，苏氏的家教是以重文学见长的。 宋代的名臣，几乎没有一家是不注重家教的。但是各家的家教其成功经验却不相同，这主要因为仕宦之家的长辈对其子女的个性特征的认识以及教养的方法有区别。相传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亲自教他学习文化。家里很穷，郑氏就用荻草秆在地上写字教欧阳修认。这个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聿仿画荻”。南宋的名将岳飞，相传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后死于水灾，他的母亲亦因家贫，制作沙盘来教他认字。后来他应征参军，岳母对他进行忠君爱国教育，为了使他永记教导，在他的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字。岳母刺字的故事，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它不仅是我国古代将官之家的家教楷模，而且也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家庭教育的生动写照。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九节 王旦家教法 北宋时期的名臣王旦(公元957—1017年)，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举进士，深受赵氏家风感染，既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又很注重家庭子女教育，积累了特殊的家教方法，后被世人称之为王旦家教法。 王旦家教法，归纳起来有三点。这就是为官俭约朴素，教子自食其力；和睦宽人，以无言之教感化家人；以身作则，善于诱导。 在为政方面，王旦擅于知人善任。在真宗朝颇受重用，任宰相长达15载之久，官至一品宰相。他当国10余年，应当说家中十分富有。然而，这位老相国平时穿的是布衣布衫，吃的是粗茶淡饭，节俭朴素，即使一般小官吏也自叹不如。他的住宅非常简陋，仅能避风雨，全无雕饰，宋真宗曾亲自去过他家，见如此破旧的房屋，准备给他修缮，他却推辞说，这是祖宗旧宅，不能毁掉，遂使真宗摇头作罢。至垂暮之年，他的床上还是用旧毡席，旧床絮，粗布被子，家人欲装饰缯绵，他坚决不肯。在他的影响下，家人的衣着食用也都很俭朴，其身殁之日，子弟犹有穿褐衣者。他居官清廉，俸禄之余多用于接济亲友，所以他从不考虑为子孙置买田宅。他教育子孙说：“子孙当各人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子孙自食其力，不要靠祖业。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子孙养成骄奢陋习。一次真宗密赉〔lai赖〕白金50两，有意帮助王旦之家，然而，他却上表谢曰：“已惧多藏，况无用处。”原封不动地退还了，真宗读完谢表，感动得流下眼泪。 在治家教子方面，王旦从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子，耳提面命或颐指气使，而总是一团和气，即使家人和子弟犯有过失，他也不置一词，只是将错误的事实让他们明白，使他们知过能改而已，所以家人和子弟未尝见其怒过。一次，子弟告诉他厨房的肉被厨师私用了一半，请求治一治厨师。王旦从容地问：“你看有多少斤肉？”子弟说：“一斤肉，被厨师私用了一半，所以我们食肉不饱。”王旦告诉他们：“这样，以后就买一斤半吧。”说后，若无其事地回书房去了。厨师知道此事，惭愧地说：“小人不懂事。宰相肚里可撑船，这话真不假。” 每到冬至时，家家都要祭祀祖先。王旦为人至孝，又是朝廷重臣，自然更要遵守这一礼法。一年冬至日，王旦因朝中政务缠身未能按时归府。他有个弟弟蛮横无知，抱怨兄长迟迟不回家主祭，一气之下把放在堂前的装放祭祀物品的坛坛罐罐都打破了，酒菜洒了一地。家人子弟十分惶恐，手足无措，以为王旦再宽厚也会发火的。谁知王旦回家后，见地面无法行走，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对弟弟连正眼都不看，只是提着衣襟走入厅堂。弟弟深为兄长的宽怀大度所感动，连忙跪地自责不已，从此改过从善，而王旦既不责备，也从来不提及此事。这种无言之教，给犯过失的弟弟自己反省认错的机会，确实收到更佳的效果。 由于王旦政务繁忙，只好把家务事交给弟弟王旭料理。一次，弟弟见到其他大臣都腰系玉带，为了孝敬兄长，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为哥哥买了一条玉带。王旦知道弟弟的用意，没有批评弟弟不注意节俭，而是温和地让弟弟把玉带系在弟弟的腰上，然后问：“你还能看到漂亮的玉带吗？”弟说：“系在我腰上，怎么能看得见？”王旦幽默地笑着说：“自负重而使见者称好，无乃劳乎！”弟弟非常惭愧，立即把玉带退了。这种循循善诱以使人改错的教法，是很耐人寻味的。 临终之前，王旦仍不忘教育子弟节俭。他写遗嘱告诫儿子：“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奢侈，勿得厚葬以金宝置棺中。”写完遗嘱，他仍不放心，担心子弟们不能照他的话去做，又把好友杨素找来，请求他日后出面料理丧事，用火葬之法处理其遗体，这样可以避免子弟拘于俗习，无意义地浪费钱财。 王旦死后，子弟为他树了墓碑，宋仁宗亲笔题写碑文：“全德元老之碑”，以示褒扬其德。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节 朱熹家教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名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遁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他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占有统治地位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为宋元明清诸朝统治者所推崇，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学术、思想、教育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像宋代上述名臣一样，朱熹之所以取得如此崇高的学术思想地位，是由于他有超人的学术成就。而超人的学术成就的取得，除了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之外，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养是十分重要的。 朱熹的祖辈世代为朝廷命官，其家为世人公认的以儒名家的书香门第。他出生时，家势已渐没落，父亲失官居家，在家以教书为业，由此他在父亲的教导下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文化和道德训练。相传他五岁开始读《孝经》，七岁时对八卦的推演很有兴趣。九岁时开始学习圣贤之学，读《孟子》一书，慨然有奋发立志成为圣贤的抱负。10岁时就粗通了《大学》、、《孟子》等儒家经典。他父亲朱松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他不仅用儒家经典教导朱熹，而且常对朱熹讲授古今成败兴亡的历史，教育和培养他关心民族社稷的兴亡，树立抗金必胜的思想和信念。朱熹14岁时，父亲病逝，临终前遗嘱他去拜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为师。这三人是他父亲的好友，都对二程的理学有相当深的造诣。后来，朱熹在他们三人的精心指导下，学业长进很快，四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举人，次年入京会试，很轻松地摘取了进士桂冠，年仅19岁。由此，这位年轻有为的学子就登上仕途，做过地方官，也做过为期不长的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皇帝进讲《大学》。 朱熹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以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卓越的治政才能，竭诚服务于地方政治，极力主张朝廷改革弊政，富国强兵，以抗击金政权的入侵，统一中国。他为国计民生，屡屡奋不顾身上书朝廷，批评时政弊端，劝谏皇帝加强道德修养，以致时常遭到朝中权贵的排挤和打击。尽管他在仕途上很不得志，但他几十年如一日，大力兴办州县学校，建书院，广育天下英才，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德才兼备的国家官吏和学术人才。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学术思想研究，编著了大量书籍，对宋代以前的儒学作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著述的文章共100卷，讲学记录共80卷，此外有别录10卷。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之广，所著述的数量之多，所阐发的思想之丰，在封建社会的学者中是罕见的。 朱熹在从政、教学、著述的繁忙一生中，十分注意他的家庭教育，不仅写有大量的教育子女的书信，而且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亲手编写了用于仕宦之家家教的《小学书》、《家礼》、《启蒙》等著作。他的家庭教育理论十分丰富，有关德、智、体等方面无不涉及，对后世影响极大。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一节 家规家法 自宋代以后，以往的愚孝行为不再被大多数平民所效法。但是，为了约束家属子弟，家庭礼制加强了，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家规家法。 家规家法，首先是在达官贵人的封建大家庭和家族中推行，如司马光的《家范》流传于仕宦之家，南宋宰相赵鼎，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永远之法。家规家法贯穿了封建家庭礼制的精神。朱熹在司马光《家范》特别是《居家杂仪》的基础上予以提高，制订了一套繁琐的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这就是后来在平民之家广为流布的《家礼》。《家礼》对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礼和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还强调不论男女，均在幼童时必须读《孝经》、，女子还要加读、《女诫》之类的书。《家礼》和《童蒙须知》以及《小学》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约束卑幼之辈的，内容上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和劳作的要求基本一致，各种规矩和礼仪都十分详备，所以它们成为平民之家的家规家法的主要依据，长期以来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教材。 家规家法的教育，在内容上继承了汉魏至唐宋时仕宦之家的家训。如郑玄的《诫子书》、班昭的《女诫》、诸葛亮的《诫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代的《太公家教》、柳公绰至柳玭的《柳氏世范》等，都有家规家法的意义。宋代的家规家法以“家训”、“世范”、“家范”的形式表现得更为丰富，如袁采的《袁氏世范》、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陆游的《家训》等，条文俱细，要求之严厉，均为前代所不及。宋以后的家规家法，如明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杨继盛的《椒山遗嘱》(《忠愍〔min悯〕公家训》)、何心隐的《家训》、霍滔的《霍渭崖家训》，清代张英的《聪训斋语》、张伯行的《家规类编》以及《闺中宝鉴》等等，都曾是士民之家家规家法的样板或教材。 家规家法的教育，一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日进行，有的则天天率全家人于早晨进行。如陆九韶家每天宣读《家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颂其《家训》辞，使列听之”(《宋史·陆九韶传》)。如果子弟违犯《家训》，就要遭受严厉的家法惩罚。霍滔的《霍渭崖家训》明文规定：“子孙有过，俱于朔望告于祠堂，鸣罚罪，初犯十板，再犯责二十，三犯三十。”又如陈旭“宗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宋史·孝义传》)。这些地主大家族如此，一些“力农”的大家庭也是这样，如“郓州须城县村民张诚者，其家至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闲言，衣裳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罔不祇勤”(《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三)。又如“会稽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箅〔bi闭〕亦世相传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燕翼诒谋录》卷四)。在家规家法的教育和管束之下，家庭俨如公府衙门。 在明清两朝，家规家法的教育更有甚于宋代，它有效地补充了国家法律的社会教化与管理的不足。 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二节 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 我国古代不仅注重家庭教育，而且十分重视家教教材的编写。 由于家庭教育要以识字启蒙教育为基础，所以编写蒙学教材就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 纵观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发展的历史，自西周或者更早的时期，统治阶级就开始着手家教教材的编写。至于蒙学教材的编写，先秦时期就很重视，但流传下来的不多。汉魏六朝时期，蒙学教材的编写和应用比较普遍，积累了不少经验。唐宋时期，由于家庭教育相当发达，所以对蒙学教材的建设很有成就。 概括说来，在唐宋以前编写和被保存下来的蒙学教材有李斯的《苍颉》，赵高的《爰历》，胡母敬的《博学》，文字多取自《史籀〔zhou宙〕篇》。汉初的闾里书师将它们合编为平民之家的识字教材，统称为《苍颉篇》。尔后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张揖的《埤苍》，蔡邕的《劝学》、《圣皇篇》、《黄初篇》、《女史篇》，班固的《太甲篇》、《在昔篇》，崔瑗的《飞龙篇》，朱育的《幼学》，樊恭的《广苍》，陆机的《吴章》，周兴嗣的《千字文》，束晰的《发蒙记》，顾恺之的《启蒙记》，以及《杂字指》和《俗语难字》等。这些蒙学教材大多是为了满足皇家和仕宦之家子弟识字教育的需要而编写的，属于所谓的“小学”(即识字)教材。有的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被淘汰，有的可能属于皇家所私有或为仕宦之家所家传，所以后世流传于世的只有《急就篇》和《千字文》两篇。其中《千字文》的留传，除了它的编排出色之外，主要的还是因为它是南北朝梁人周兴嗣在编排时，拓取的是王羲之遗书不同的1000个字，书法与识字相结合，适应了小学教育的需要。 唐宋以后，由于科举制的推行，平民之家的文化教育兴起，所以蒙学教材的种类由单一的识字课本，逐步拓宽到综合知识型、道德教育型、提高阅读能力型、陶冶儿童性情型等各种门类。 以识字为主的综合知识型的教材有《开蒙要训》、、、《对相识字》、《文字蒙求》和“杂字”书等。《开蒙要训》流传于唐朝五代，全书1400字，均用四言韵语依次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衣饰寝处、身体病疾、器物工具等内容。所用文字多属生活常用字，对后世杂字书的编写有影响。是集汉族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蒙学课本。成书于北宋。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后经明清陆续补充，至清初该书收字1140，三字一句地叙述了人生教育的重要、三纲五常十义、五谷六畜、四书五经、历朝史事，以及历史上勤奋学习而“显亲扬名”的事例等。该书知识广泛，句法灵活，语言通俗，是古代中国蒙学中最著名的家教教材之一，受此影响的有《文字蒙求》，它是清朝教育家王筠从许慎《说文解字》中选辑常用的2000余字编成的，并且以汉字造字规律带动识字的教材。《对相识字》是宋末出现的一本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实用的杂字书历代都有，但图文对照，讲究直观教学效果的识字课本，《对相识字》堪为首创。后来，、等亦仿照此类，图文并茂。 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的蒙学课本，除了长期使用的《孝经》、之外，还有唐代佚名者著的《太公家教》，宋代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吕本中的《童蒙训》，程若庸的《性理字训》等。这些蒙学教材，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如明代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朱升汇编的；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规》，王相汇编的，以及流传的《昔时贤文》、《圣训广谕》等。它们以宣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礼义廉耻”等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这些书有被北方少数民族译成本民族语言使用的，也有流传到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 以社会和自然常识为主的蒙学课本也很多。它滥觞于唐代的《兔园册》，继之以李翰的《蒙求》。《兔园册》相传为唐代虞世南为皇家子弟学习而编，五代时为乡村塾学所广泛采用。《蒙求》亦为唐时的上层统治者家庭教育的教材，全书讲述的多是历史典故，每句四字，上下对偶，各讲一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孙康映雪、车允聚萤。宋代代以后陆续出现了各种《蒙求》和同类的读本，如《十七史蒙求》、《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历代蒙求》、《名物蒙求》等。明末程登吉原编，清代邹圣脉增补注释的《幼学琼林》，曾在清代风行全国，影响颇为深广。《幼学琼林》简称《幼学》，原名为《幼学须知》、《成语考》和《故事寻源》等。它共四卷，按内容分成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花木等30余种类编排。它的成就超越了唐宋，但又基于唐宋。 以提高阅读能力为目的的趣味读物，有宋代胡继宗的《书言故事》开创先例，后来此类教材大有发展，如元代虞绍的《日记故事》，明代萧良友的《蒙养故事》(后经杨臣诤增订改名为《龙文鞭影》上下卷)，清代李晖吉等续编的《龙文鞭影二集》，丁有美的《童蒙观鉴》，此外还有《二十四孝图说》等以封建伦常故事为主的富有趣味的读本，均先后在平民之家的小学和塾学中使用。 此外，还有用以陶冶儿童性情的诗歌读本。最著名的有和《百家诗》，其主要内容取材于唐宋时人的作品，今仍流行。 <hr /> 注释：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一节 元明清时期的家教特点 元明清诸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在推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和经济剥削政策时，大力加强社会基层组织如保甲、村社等建设，加强家族族权对家庭成员的言行管教，按照宋明理学家的“齐家”、“治国”思想，把以“修身”为手段的“齐家”家教与国家政治秩序与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巩固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元明清时期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禁欲主义家庭教育特色。 元代开始建立社学。所谓社学即以社会基层组织为单位的政教合一组织，它由一定血缘关系的家或家族结合组成，在教育上主要推行封建纲常伦理教化。元代对广大汉族人民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社学教化中也极力灌输民族歧视意识。在社会教化的影响下，家庭教育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道德教育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明代推行里甲制度，家庭教育也有社会化的特征。在明初，朱元璋大力提倡加强族权对广大人民的思想统治，从而使族长、家长成为一家一族总领纲常伦理教育的合法者，而家长或族长依照“家规”、“家法”对家族成员实行严密的思想言行管教，如家族成员中有“违法乱纪”、“犯上作乱”，或在道德行为上有“不轨”之举，或不孝敬父母，或欺慢上司，或不完纳赋税等等，都要受到家族的家规家法的制裁，轻则鞭笞体罚，重则赶出家族或送交官府治罪。明代中叶，社会教化得到加强，如乡约组织、保甲连坐等，都使得家族的家庭教育越来越趋向政治化，“存天理、灭人欲”之教在实质上也不断由理学家倡导的修养德性转化为培养奴性。明中叶以后的理学家，往往是聚合家族推行封建纲常伦理教育的大家长，由他们所制订的家规戒律，往往比官府的法律还要苛刻。 清代继承了元明时期的家教传统，更是把家庭教育作为加强封建统治的重要措施。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开始解体，由此古代的家庭教育开始向近代转化。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二节 以“孝道”立教和《二十四孝》 中国人重视孝道，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宗法政治制度的推行与家国不分的专制统治有直接关系。其次与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力不发达、物质生产长期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老人和小孩全靠成年家庭成员供养也有直接关系。早在孔子时，他就把孝道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孝不仅是尊长爱幼的人生义务，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而且也是政治道德的根本，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灵魂。继孔子之后，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极力鼓吹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要求以孝道立教，以培养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和睦乡里，为官忠于上司乃至天子“君父”的“忠臣孝子”。 汉代的儒家们认为，“明子事父之道”是为“教之本”(《礼记·祭统》)。在平民之家，所谓孝道教育，大体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绝对尊敬父亲的家长权威，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以家长的是非为是非，以家长的好恶为好恶，子女对家长包括母亲，要“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礼记·内则》)。二是对父母的话，要绝对奉为真理，必须坚决照办。如果家长有什么明显的过错，应当“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从”，仍然要“起敬起孝”。哪怕是父母不高兴，乃至“挞之流血”，仍不能“疾怨”，不要非议家长，在任何条件下要把美名归之父母，过错永远自己承担。所谓“善则称亲，过则称己”(《韩非子·忠孝》)。三是尽力尽心恭敬侍奉和赡养父母，尽最大努力，乃至牺牲自己和自己的子女，来满足父母的意愿。假如父母生病，子女要昼夜侍奉于床前，汤药要亲口品尝才能给父母喝；如果到夏天或冬天，子女要体恤父母的温暖冷清；如果父母病重，子女要尽可能满足其欲望；如果父母遇有生命危险，子女要舍身相救，乃至为父母去替死。凡此等等，都必须落实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四是父母去世了，子女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守护坟墓，时常祭祀。家贫子弟，如果家里无力安葬父母，就是把自己卖给富家当奴隶，女儿哪怕是把自己卖给妓院，也要将父母的遗体安葬。 以孝道立教，从根本上来说，是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的结果，在客观上有利于个体家庭的稳定。因为它可以通过家庭孝道的教育，巩固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伦理关系，保障人口的繁衍。家庭的稳定和人口的繁衍，是封建国家赋役制度推行的前提，也是封建专制统治实行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的平民之家，所实施孝道教育的教材比较多，如《孝经》、《礼记》、《家礼》、《弟子规》、《女四书》、《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二十四孝》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发明。其中《二十四孝》最为典型，在元代以后影响很大。 《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它选自虞、周、汉、魏、晋、唐、宋等各个朝代的孝子24人，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些孝子，上至帝王，中有公卿大夫、仕宦名臣，下至平民百姓，其中平民百姓人数居多。孝子的年龄从年逾70的老人，到刚懂事的儿童。性别上有男也有女。所选孝子的事迹也十分典型，有的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二十四孝子，他们是“孝感动天”的虞舜，他的孝行感动天遣大象为之耕，鸟为之耘；“戏彩娱亲”的老莱子，年已70不言老，常为婴儿戏于亲侧；“鹿乳奉亲”的剡〔shan善〕子，他为双目失明的双亲去深山入鹿群取鹿乳；“为亲负米”的子路，他为双亲到百里之外去负米；“啮指心痛”的曾参，其母为来客发愁无所措，乃啮其手指使在外的曾参感到心痛而负薪归家；“单衣顺母”的闵子骞，他的后娘虐待他，冬天不做棉衣给他，可他忍寒无所疾怨；“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刘恒，母亲病时奉养无怠，三年不解衣带，汤药非亲口品尝不让母亲喝；“拾椹供亲”的蔡顺，在兵荒马乱的逃荒之际，他拾桑椹孝养母亲，乃至感动了赤眉军赈济他母子；“为母埋儿”的郭巨，因其家粮食困难，贫乏不能供养母亲，而儿子又分母食，于是毅然将儿子活埋，结果得黄金一釜；“卖身葬父”的董永，父死无以葬，于是他卖身为奴贷钱葬父，结果感动天仙配婚；“刻木事亲”的丁兰，因幼丧父母，未得奉养，乃刻木像虔诚孝祭；“涌泉跃鲤”的姜诗妻，因奉养婆婆至孝，常在六七里外的江边汲水，后来房舍旁忽有涌泉，并从泉水中跳出双鲤；“怀橘遗亲”的陆绩，他在袁术家做客时怀藏二个橘子留给母亲，当时他仅六岁；“扇枕温衾”的黄香，年九岁时丧母，事父尽孝，暑热天给父亲扇凉枕席，寒冬天为父以身暖被；“行佣供母”的江革，在负母逃难时遇贼，他乞求贼人不要杀他，让他当佣人以供养母亲；“闻雷泣墓”的王裒〔pou掊〕，他母亲在世时惧怕雷声，死后葬于山林。每遇风雨，他就奔母墓前拜跪泣告母亲不要害怕；“哭竹生笋”的孟宗，母老病重，冬天想吃竹笋汤食，他无计可得，跑到竹林抱竹而泣，居然地裂出笋数根；“卧冰求鲤”的王祥，在天寒地冻之日，解衣卧冰为继母求鱼，竟然冰解并有双鲤跃出；“扼虎救父”的杨香，14岁时同父田耕劳动，父被虎叼去，他奋不顾身地扼持虎颈，救下了父亲；“恣蚊饱血”的吴猛，年八岁时因家贫无蚊帐，他睡在床上让蚊子饱吸，为的是不让蚊子叮吸双亲；还有“尝粪心忧”的庚黔娄；为母亲“亲涤溺器”的黄庭坚；“弃官寻母”的朱寿昌等，这些都是作为孝子的典型，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三节 明太祖家教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从小放过牛，讨过饭，当过和尚，在军旅生涯中开始学习文化，由于受到儒师的指教，懂得治国平天下。因此，他不仅是一位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开国君王，而且也是一位尊师重教的父亲。 像所有的父亲一样，朱元璋也望子成龙心切。在干戈抢攘的岁月，他指挥金戈铁马攻城掠地，每攻下一城一地，头等大事就是访搜名师，或收为幕僚，或延聘为家师。在占领金陵后，他修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聘请四方名儒至堂中教授诸子。如名儒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都有治乱安邦的雄才大略，受到朱元璋的敬重。在战乱中，朱元璋恢复儒学，以宋濂为儒学提举，并将长子朱标遣送儒学受教。建国后他更是尊师重教，命名儒入禁中文华堂为诸王子授业。宋濂为太子师先后10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规劝，并教以国家政教及前代兴亡史事。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为了加强诸王子的教育，朱元璋还建立了经筵日讲制度，慎选翰林院文学之士入值诸王子府给诸王子进讲经史，并根据诸王子的年龄和学习程度制订系统的教学计划，严格教育训练。 除延师教子外，朱元璋从不放过一切机会对诸子言传身教。如在战争年代，他让儿子和老师跟随军旅之中，亲眼目睹他和将士血战沙场，锻炼儿子的胆识和学习用兵之道。每一战斗结束，他总要让老师给儿子讲习兵法，结合实战的胜败，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他要求儿子像将士一样过着艰苦的军营生活，甚至让他们参加刀光剑影的战斗。后来，他让人将古代的孝行典例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文并茂的教材，颁赐给诸子早晚观览，以培养他们勤俭劳苦的品质。他告诫诸子：“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 为了使儿孙们不忘创业艰难，使儿孙敬守祖法，他命儒师精心编撰了两部书，颁发诸子学习。一部是《昭鉴录》，选辑了自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必要性；一部是《祖训录》，精选了他平时教育诸子的训言，要求每人抄写在自己所居王宫正殿内宫东墙壁上，随时观览自省，以铭记他的教诲。 朱元璋曾对诸子的老师说：“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为了让儿子们知道民间疾苦，在他们年长时让其离开深宫，到老家凤阳生活一段时间，更多地接触民间生活。他的四子朱棣即明成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在宫中他亦随时教诲诸子。一天，他退朝还宫，诸子侍奉身旁。当他们父子来到一片空地时，他对诸子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敬戒。”(《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由于朱元璋平时注重家教，所以他的儿子们成年后大都很能干。太子德性淳朴，深知国政，二子、三子、四子分别封藩西安、太原和北平，成为藩屏北边的支柱。五子颇有文才，著《元宫词》百章，又著有《救荒本草》，选出400余种可救荒的草类，制成图谱，加以注文，不仅可助于救民饥荒，也是一部难得的植物学专著。八子、十子、十一子都以精通文学和礼贤下士而闻名。十二子文武全才，曾开景元阁，招纳文士校雠图籍，俨然有名士之风。十七子尤以文武全才和足智多谋受到朱元璋的钟爱，他撰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著作数十种，还通晓音律戏曲。所有这些，都是注重家教的结果。 注重子女教育，百姓人家都不难做到。但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用心于诸王子的家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客观上朱元璋的家教不仅成功地造就了他的儿子们，为明初几代的政治奠定了基础，而且他的示范作用也影响了百官。上行下效，有明一代的家教风气，历200余年不衰，以致才子辈出，名家如林。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四节 王翱诫子孙 明朝景泰年间的吏部尚书王翱，是明史上“声实茂著”的一代名臣，不仅在官场上始终保持清廉耿介的德操，而且在家教方面也是表里如一，以身作则，治家有方。 吏部尚书是负责掌管天下官吏选授、晋升、封勋大权的国家重臣，不仅考察现任的官吏，而且还负责铨选由科举、封荫等渠道新进的预备官员，每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最后录取进士的决定权，吏部尚书至少要当一半家。王翱身居铨选百官的要害部门，备极尊荣，文武百官谁不讨好他。然而，这位清廉耿介的权臣，一心只为国家选拔人才，从不在选官任职方面做任何不光明的事情。 王翱有一爱女，嫁给在京郊做官的贾杰。王夫人十分心疼女儿，时时想念，却因路途遥远和交通不便，只好经常派人上贾杰官邸迎接女儿回家省亲。母女之间有说不完的话，有时一住数日或十数日，然后又请人接走。小俩口夫妻恩爱，加之每次接送相当麻烦，夫妻或母女离别时总是难舍难分。有一次妻子回娘家，贾杰依依不舍，半分抱怨半分请求地对妻子说：“你家老爷子是吏部尚书大人，把我调任到京师如反手之易，何必往来如此地不怕麻烦？”暗示妻子回娘家找老爷子开恩。女儿知道为父的性格，不好当面开口，只好委婉地将此意告禀了母亲，母亲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但也害怕这倔老头子不讲情面，只好等待机会再说。 一天，王夫人备下佳肴美酒，酒席间王夫人乘王翱开怀畅饮的高兴劲儿，婉转地提出调女婿到京城。谁知夫人话未尽，王翱勃然大怒，横眉竖眼教训起夫人来，夫人干脆把话挑明讲开了，老头子一听，火上加油，竟然抄起案上物，击伤了夫人的脸，闹得非常不愉快。从此，家里无人再敢提及此事，贾杰也始终未得调入京城。 王翱有一孙子因恩荫入太学肄业。按明代官制规定，恩荫国子学学生，是不必经过科举而可以直接授官的。一年秋试，这位颇有才华的孙子也想一试科场，金榜题名，以免在今后为官让人觉得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于是他拿着有关部门颁发的考试资格凭证禀告祖父。 王翱看到心爱的孙儿颇有自立自强之志，打心眼儿里十分高兴。然而，他却执意不准孙儿参加科举考试。孙儿不明其意，再三请求祖父恩准。王翱语重心长地说：“天下的有才之士，我见得很多，而他们出身寒门，其父母忍受百般的困苦把他们培养成才，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三年一次的科考。国家也全靠科举考试选拔真才实学的人为官。只有如此，天下的读书人才有施展济世宏才的机会。凭你的才华要登第，在金榜题名，肯定有人会在暗中给你使劲，因为当今科场舞弊通关节的事不少。事实上你是让我为你考试作弊，我能忍心做此种见不得人的事吗？如果你万一被错误地中选，则妨碍了一寒士的仕进之路。况且，你有进仕之阶，何必要勉强自己所不应做的事呢？以致有这样的非分想法！” 王翱十分清楚，当时的科场舞弊现象总是杜绝不了的，暗中通关节的事屡有发生。作为吏部尚书的孙子，王翱尽管本人不出面做手脚，自然有人抓住这个机会讨好他。所以，只要他的孙子参加科举，他断定必然会金榜题名。在明代，卿相皆由科举出，科举出身的官员身份比恩荫的高，进阶的机会也多一些。但是王翱没有利用他的职权为自家子孙的前程徇私，相反却严肃地教训子孙此举是非分之想，是陷他破坏科举制度而徇私舞弊。在中国封建社会，像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以正直清白的职官道德教育子孙，的确是十分可贵的。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五节 王阳明家教 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明中叶出生于浙江余姚，是明代杰出的大教育家和大思想家。他所创立的阳明学派，在教育和思想上影响了明中后期百余年，是世人公认的一代宗师。 王阳明之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是与他小时接受的良好家教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僚家庭，祖父辈都是读书人，其父中状元时，王阳明才10岁。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自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的熏陶。 一般说来，大凡文官家庭都很注重子孙的文教，延师入馆，严加约束，整日课读句解，习字作文，这样，尽管心愿读书做官，但实让儿童作了“学囚”。然而，王家教子别有良法。首先，王阳明的祖父对孙子的教育和管束注重任其天性，顺其自然。如少年王阳明很顽皮，不太尊师教，常逃塾厌学，把精力花费在小男孩喜欢的战争游戏和听神话故事上。他祖父比较迁就，不像那些士大夫家严格管束，相反却给他适当创造条件，让他尽兴地在课后玩耍，并在玩耍的同时不知不觉地灌输一些军事知识，讲一些开启想象力的离奇怪诞的神话故事。通过这些课外的智力开发，使得他从小性格活泼，志趣高雅，好问多疑，独立思考。 其次，王阳明的祖父善于不失时机地给予他表现才能的机会，培养他争强好胜的意识。一次，王阳明随祖父上京师，路过金山寺，一些文人约与寺中饮酒赋诗。王阳明才10岁，应酬自然不是他的事。其祖父在酬诗时故意表现词穷才拙，推让阳明应对。王阳明从容地从祖父身后走出，脱口吟诗一首，举座皆惊。由此，祖父大加鼓励，尔后加倍引导学诗。 在京师入塾就学，塾师因其父是新科状元，时常以中状元为目的鞭策王阳明用心向学。一天，王阳明问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先生说：“唯读书登第耳！”王阳明不以为然，说：“登第做状元恐怕不是第一等事，我看读书学圣贤才是啊！”先生大惊，认为这样的小小年纪竟敢口出狂言，长大必是狂妄之徒，需要严加教训才能收住读书之心。于是，他向阳明的祖父和父亲敲了警钟，请他们不要太放纵对阳明的性格教养。 王阳明的祖父和父亲听了先生的话，心里却颇为高兴。待先生离去后，他们把阳明唤到内书房，教导说：“你有学圣贤的志向，但圣贤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要做圣贤，一要认真读好圣贤的书，明白圣贤的道理；二要身体力行，在诸事上磨练自己。”王阳明记在心里，从此立定做圣贤的远大志向，刻苦读书，关心世事，敢以天下为己任，性格更豪迈不羁，雄心勃勃。 王阳明15岁时，长城以北边关烽烟时起，王阳明不顾父亲的劝阻，孤身一人，冒险历难，出游居庸三关，纵览山川形势，慨然有保国献身之志，以戎马边陲马革裹尸作为自己的抱负。历经一月后回京，在家屡欲上书朝廷。这在一般文人家庭是不可想象的，但王阳明的父亲却能容允，只是婉言批评他“志大才疏”，需要“力学”。 到王阳明17岁时，他的父亲开始严格要求他力学程朱理学著作，并放任他离开京师到外地拜访名师。由此，王阳明开始艰难的学术探索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20年后，王阳明摆脱程朱理学的羁绊，开始自家学派的建设。与此同时，他一边教导弟子，一边以家书的方式教育儿子：人能否成为有用之才，不在于死啃古人的文字章句，把学者视为囚徒，鞭挞绳缚，塑成假道学先生，而是要顺从人的天性，任情自然，尽量地释放人的潜能，“致吾之良知良能”，下学而上达，心与理合一，“知行合一，贵在实学实行”。读书不在乎贪多，贵在自得。王阳明所阐述的儿童教育思想和家教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家教和儿童教育的习俗，为人们喜闻乐道。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六节 郑晓训子词 郑晓，字窒甫，明朝浙江海盐人，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考中进士，授官职方司主事，历官考功郎中、太仆丞、太常卿、刑部侍郎、副都御史、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史称他：“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为权贵所扼，志不尽行。”(《明史·郑晓传》)著名思想家李贽对郑晓的世用之学予以肯定，认为他的义利之辨，能剖析精微，直窥堂奥。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因郑晓素与奸相严嵩不和，得罪权贵，受到陷害，被罢官为民。刚好在他回到家乡不久，他的儿子郑履淳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授官为刑部主事。 儿子登科入仕，这在古代士林家庭是天大的喜事。亲朋好友无不登门祝贺，郑家因郑晓在朝为官40载，德高望重，自然广结人缘，以致贺喜之日门庭若市。 按理，这件事对郑晓是一个难得的安慰，应当高兴才是。然而这位在官场上饱经风霜的老人，并没有像家人想得那样简单，却更为儿子能否做个好官而感到忧虑。在客人面前，他头戴角巾，身着布衣，谁也看不出他曾经是当朝的尚书大人。他一边热情地接待客人，一边诚恳地要求客人们对他的儿子要多指教，尤其对那些阅历丰富的老友，更是期待他们给儿子的为官之道指点一番。 郑晓的诚意完全出自对国家的忧虑和对儿子的关心。郑履淳也非常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没有那种志得意满的感觉，而是遵循父亲的教诲，如饥似渴地向人求教为官处世之道，因此在出仕之前受教良多。次年冬天，郑履淳赴任，在离开家乡的前夕，他来到父亲的书房，恳求老人家再给他一些教诲。 郑晓对儿子说：“为父居官三十有七载，两袖清风，也没有什么积蓄送给你。然而，老夫近日处心积虑，偶有一得之见，书于此，且作为赠儿礼物罢。” 儿子履淳恭敬的接过父亲的亲笔，展开细看，却是用楷书工整写下的一段训词： 胆欲大，心欲小，志欲圆，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记诵云尔，当究事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相，淮阴一出即将，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知此。不然，世之能读书，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这段训词寥寥数语，不仅讲了做官的道理，而且讲了做人的道理。“胆大”、“心细”、“志圆”、“行方”，这八个字蕴涵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经验和哲理。郑晓本人就是这样，时人称他学问渊博，经济宏深，持论正而不迂，严而不苛，刚而不激，高而不亢。在官场之上，光明磊落，敢作敢为，不畏权贵，苟利于国家百姓之事，他就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一往直前。 郑履淳捧读这段训词再三，临别时向父亲表示一定要遵循父训。 在当时吏治不清、政治腐败的情况下，郑履淳居官清正，颇有声誉。加之他受父亲世用之学的言传身教，办事极为干练。由此很快受到同僚们的敬重。隆庆初年，他上书朝廷，为父亲平反恢复名誉。这时严嵩已倒台，加上新皇帝初继大统，想有一番振作，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因此郑晓虽然早已作古，但冤案得以昭雪，追赠太子太保，谥端简公。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郑履淳希望皇帝能够痛革时弊，整顿朝纲，以便促进明朝中兴，因此，他不计自家的身家性命，直言上疏，大胆针砭时政弊端，其言真意切，忧心如焚，一片爱国忠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位穆宗皇帝却是一个平庸之辈，仅作了一点冤案平反之后却不敢再有大的作为，而且对郑履淳指斥时政极为震怒，反将郑履淳廷杖100，下诏狱，后因言官说情方免于一死。出狱后被削职为民，其命运几乎同父亲一样。 郑履淳牢记父亲的训词，不论仕途得意与否，其誓作盖世雄才的志向坚定不移。回家后他潜心钻研经济实学，研究改革弊政的方略。三年后，穆宗死，神宗即位，由改革派代表张居正任宰辅，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久，郑履淳为朝廷起用，为光禄少卿，参加了张居正的变法运动，成为富有真才实学的改革派人物。 随着郑履淳的大落大起，人们开始对其父郑晓的训子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篇训词，被时人公认为“最是名言”。由此，它被称作“郑端简公训子语”而流布天下，为世人传颂。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七节 吕氏父子家教 明代著名的学者吕坤和他的父亲吕得胜，都是很有影响的教育家，尤其在家教方面，父子相承，很有建树。 吕得胜，号近溪，河南宁陵人。他一生未入仕途，以教书为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十分有益于儿童易学易记的教学方法。在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学生所学的大多是些成人化的儒家经典和死板僵化的八股文，深奥的经书既难学习理解，又难记忆巩固。吕得胜在教育学生和他的儿子时，十分注意从儿童的天性和记诵知识的心理特点出发，把深奥的经书义理编成易记易诵的浅显童谣，取名为《小儿语》。他说：“儿之有知能言也，皆在歌谣从遂其乐，群相习，代相传，不知作其所自……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是俚语者固无害，胡为乎习哉？余不愧浅末，乃以立身要务，谐之声音，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义理身心之学。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他注意通俗化的语言教育作用，将他所编写的《小儿语》作为家庭教育的教材，教育他的儿女立身做人处世。 《小儿语》语言确很浅显通俗，但却讲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例如：“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这是教人处事要沉静从容。又如：“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这是教人知错认错，不要文过饰非。“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人言未必皆真，听言只听三分。”“为人若肯好学，羞甚担柴卖草；为人若不学好，夸甚尚书阁老。”“天来大功，禁不得一句自称。”诸如上述这样的通俗语言，文字简练，道理明白，对于儿童自然易诵易记，儿童习之，到老也能受益。 吕得胜在用《小儿语》教育儿子的同时，又编有《女小儿语》。同样，也是力求使语言通俗，便于女儿乐闻易晓。在内容上，《女小儿语》强调的是儒家宣扬的妇德，目的是要求女儿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和孝女节妇。清代陈宏谋给《女小儿语》很高评价，称它“警醒透露，无一字不近人情，无一字不合正理，其言似浅，其间实深。闺训之切要，无有过于此者。” 通过吕得胜在家教中的实际应用，他的子女深受其益。如儿子吕坤在明万历年间举进士后，官至刑部侍郎，为人刚介峭直，不阿权贵，品行高洁，颇为世人景仰。 吕坤(公元1536—1613年)，字叔简，号新吾，得益于父教，认为《小儿语》是父亲精心编撰的不可多得的儿童读物，所以他常常与父亲谈起受益《小儿语》的感受，并把它作为传家宝珍藏在身边。一次，吕坤又与年迈的父亲谈此书，征求老父亲的意见，要把它刊刻出来让更多的人家分享这份家教佳品。父亲表示赞成，并要求儿子在内容上予以增补。于是，吕坤在刻成之后，依照《小儿语》的体例，撰写了《续小儿语》。 《续小儿语》分“四言”、“六言”、“杂言”三部分写成，独立成篇。然而在内容上，吕坤有许多增加，从而使读者对象更宽了，不仅适合儿童习诵，也适用于教育成人。吕坤说：“儿自有不儿时，即余言或有裨于他日万分一，第恐小儿徒以为语，人徒以为小儿语也。”因此，《续小儿语》在通俗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了“文”的分量，这样更加雅俗共赏，更适用于教学。 《续小儿语》的大多数语句赋有格言的特色。如：“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残忍刻薄，惹人恨怨。”“别人性情，与我一般，时时体悉，件件从宽。”“怒多横语，喜多狂言，一时偏急，过后羞惭。”“慕贵耻贫，志趣落群，惊奇骇异，见识不济。”“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伏自心。”“男儿事业，经纶天下，识见要高，规模要大。”“一饭为恩，千金为仇，薄极成喜，爱重成愁。”“意念深沉，言辞安定，难大独当，声色不动。”“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强似将佛塑画，不如济些贫难。”“快意从来没好，拂心不是命穷，安乐人人破败，忧勤个个亨通。”“谦卑何曾致祸，忍默没个招灾，厚积深藏远器，轻发小逞凡才。”“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松后紧。”“休与众人结仇，休作公论对头。”“兰芳不厌谷幽，君子不为名修。”诸如上述之言，尽管言词浅显，但意义深远，不同年龄的人，只要能认真体会自己的人生经历，总是可以从中得到教益的。 《续小儿语》像《小儿语》一样，开始只是作为吕氏的家教读物，久而流布于社会，成为广为流传的民间读物，时至今日仍有人反复刊印，作为家教的佳品。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八节 《朱柏庐治家格言》 《朱柏庐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的朱柏庐以程朱理学为本，阐述封建道德观念和道德修养，劝人勤俭治家和安守本分的平民家教教材。它在清代影响最大。 《朱柏庐治家格言》集中了古代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包含有许多治家处世的质朴哲理和有益启示，如勤俭持家、爱护劳动成果、注意清洁健康、和睦邻里等，同时也贯穿着清高闲达、与世无争、怡然自得、知足常乐的士绅生活情趣。所以它不仅为劳动阶级的平民之家所传习，而且也为官宦之家以及书香世家所津津乐道，有的写成条幅悬挂于厅堂或书屋，朝读夕诵，倾心仰慕，视为治家名训。 《朱柏庐治家格言》所宣扬的治家之道，按其内容来分，有如下几个方面： 勤俭持家的劝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馐〔xiu羞〕。”“居身务期俭朴。”这些语言是通俗易懂的，意思是说要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要追求奢侈和虚荣；只要树立勤俭的道德观念，苦日子也会给人幸福的精神享受。所以，“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待人接物的规劝：“莫念意外之财。”“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多温恤。”“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作骄态者贱莫甚。”“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狎〔xia狭〕昵恶少久必受其果，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施惠勿念，受恩莫忘。”“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守分安命，顺时听天。”所述这些，告诫人们待人要与人为善，多行方便，不要想占别人的便宜，乐于助人，同时在交往上要慎重择友，对于传言要作分析，与人发生矛盾要反求诸己。在接物方面，要大方讲仁义，不要时常想到给别人的好处能得到回报，但受人恩惠不要忘记报答。 治家修身的教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骄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教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这些格言告诫人们不要把金钱财产看得太重而刻薄父母，更不要见美色而起淫心，不要贪口腹而妄杀牲禽，国家的赋税要及早交纳，等等。这些都是规劝家长和家庭成员如何处理家庭矛盾的道理，贯穿了“以和为贵”的伦理原则。在内容上包括了如何处理敬长教子以及约束妻子言行诸方面，具有浓厚的轻视妇女的礼教性质。 《朱柏庐治家格言》之所以成为平民之家家教的教材，是因为上述内容从根本来说是符合平民家庭生活实际的，具有实用性。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九节 姑母为师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和科学家方以智，学识渊博，兼通文理，博贯中西，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学术巨匠。他著有《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东西均》、《易余》、《博依集》、《一贯问答》、《浮山前后集》等10余种著作，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然而，谁敢相信，方以智的严师竟然是他的仲姑方维仪。 方维仪(公元1585—1668年)，字仲贤，自幼受家学影响，打下扎实的学问根底，常自叹生不为男子以树业于世。她17岁出嫁同里姚家，然婚后不久，丈夫一病不起，成了寡妇。次年她生下遗腹子，不足周岁，又不幸夭亡。悲痛欲绝的打击，加之婆家虐待，后含愤复归父母家寡居，守在清芬阁中，在织饪之余潜心诗文，唱和于姐、弟妇之间。她学贯经史，工诗文词，著有《清芬阁集》行世。此外，她善长书法绘画，造诣精深，年70余，犹能楷书描画不倦，其作品被人视为珍品，清人冯金伯著《国朝画识》，称方维仪的妙品“三百年中大方名笔，可与颉颃者不过二三而已”。 方维仪寡居娘家，由于她的学识高深和品行端正，受到家人的尊敬，诸弟侄进见，无敢不肃，以致被弟妇和子侄奉为老师。方维仪在清芬阁以女师自居，先教导弟妇吴令仪的诗文和书法绘画，吴令仪的诗翰很有长进。可惜吴令仪年30早逝，遗下儿子方以智和女儿方子跃。方维仪以姑母代行母职，一方面协助家人抚育侄儿侄女，一方面在清芬阁给子侄讲授经书、诗文。以智的妹妹跟姑母学久，习礼能文，其书法绘画皆酷似方维仪，成为桐城有名的才女。方以智更是受到姑母的精心培养和教育。他在《膝寓信笺》中说：仲姑“怜我丧母而抚教之”，“抚余若子者八历年所，无间色矣”。 在仲姑的教导下，方以智极其刻苦用功，15岁时，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奇。以智从小亦羡慕姑母的诗文书画，但姑母认为男儿应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鉴于明末战乱频繁，政治动乱，她希望侄儿能成为顶天立地的救世英雄，所以尽心尽力地以高标准严要求培养他，以她广博的学识教导侄儿用功于经世致用的大学问，除经史子集之外，还授以医学、律学、兵学、礼乐等，同时还鼓励侄儿广泛涉猎物理、科技。 方以智在明末清初动乱之际，虽然因客观原因未能成为姑母所期望的救世英雄，但他在学术上则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凡天人礼乐、律教、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能，无不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名流海外。”(《桐城耆旧传》卷六)方以智对姑母的抚养教诲一直铭刻在心，永志不忘，在《膝寓信笺》中深情地写道：“赖有仲姑提？，是小子之幸也！”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节 贤母教子三则 <h3>(1)王冕母因材教子</h3> 王冕〔mian免〕是元朝末年的著名画家和诗人，他的成才来自于他母亲的关怀和发现。王冕的父亲是一个勤劳的农民，因家境贫困，只得让年仅七岁的王冕放牛。可王冕十分渴望读书，他经常丢下牛，躲在村学堂的窗外听老师讲课。这样，他不知挨了父亲的多少次痛打。王冕的母亲十分心疼儿子，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她还是好说歹说，劝丈夫让儿子上学。王冕上学后极刻苦用功，家里没有油点灯，他只身一人跑到一座寺庙里，坐在泥菩萨的腿上借着长明灯的亮光读书，往往一直读到天亮。他的这种勤学精神感动了一位很有学问的韩姓先生，并把他收为学生。尽管王冕学习进步很快，可他的父亲总想让儿子放下书本跟他一起种地，在这种情况下王冕的母亲总是想法子开导他父亲，从而使王冕通过勤奋学习成为一位闻名天下的画家和诗人。 <h3>(2)周桂夫人严格教子</h3> 周桂夫人是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的母亲。归有光四岁时，她就开始教儿子识字，以致他七岁时就上了县学。归有光在一篇题为《先妣事略》的文章中，怀着无限的哀思之情记述了他母亲严格教育他的事迹。如他有时厌学，母亲就严厉批评和教育他，让他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寒天暑热，都不能旷课。每天晚上，母亲总是点亮油灯，领着有光的弟弟和妹妹坐在桌边，留出靠近灯光的地方让他读书。常常弟妹都睡着了，母亲仍在陪他读书，督促他把每日的功课做好，并鼓励他大量阅读其他书籍。天长日久，归有光打下扎实的学问基础，年轻时就成为很有名气的散文家。 <h3>(3)蒋母苦心教子</h3> 清朝中叶的蒋士铨，是与袁枚、赵翼齐名的“江右三大家”之一。他的成长全靠母亲的苦心教育。蒋士铨家里贫穷，蒋母从早到晚辛劳纺纱织麻，可是在她劳碌奔波之余，总不忘教育儿子识字读书。士铨四岁时，母亲为了教他认字，就劈了一把细竹丝，按照点、横、撇、捺分别组成不同的字，教士铨认识。开始每天教一两个字，后来增至八到十个，认识后拆开又拼新字，认认拼拼，反反复复，使士铨掌握了大量的汉字。士铨六岁时，蒋母就教他握笔写字。七八岁时，蒋母一边织布，一边把书本放在她的膝盖，让士铨坐在膝前，一句一字地教他读书。冬天的夜晚，母亲解开棉衣，让士铨贴胸坐好，并用薄被盖住他的小脚，陪他照样攻读不止。有时士铨读累了，就在母亲怀里打个盹儿，等他稍一醒动，又催他继续学习。蒋士铨后来长大成人，成了著名的大学问家。为了报答母亲的教育之恩，他请了一位老画师，按照这些事画了一幅《鸣机夜课图》，并且亲自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鸣机夜课图记》，这一图一文，在当时为人们广为传颂。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一节 以读书为乐的康熙皇帝 明王朝自神宗以后，一蹶不振，内忧外患交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终于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不久，崛起在东北的满族军队，趁机挥麾南下，金戈铁马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磅礴气势，扫荡明王朝的残余势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清王朝。 清王朝满族统治者，认真吸取明代灭亡的教训，十分注重皇家的家庭教育，广泛搜罗学识渊博的汉族学者入宫为师，并着重加强皇太子的汉文化修养。如清朝开国之君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入主中原以后，大兴文教，尊崇儒术，开设宗人府官、日讲官，命文臣编《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儆心录》等。他不仅大胆推行满族汉化政策，而且还大胆向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学习，用满语称他为“玛法”(即爷爷)，并赐给他“通玄教师”称号。可惜福临命短，年24即患天花病死。 福临的接班皇帝是玄烨〔ye业〕。玄烨登基时方八岁。对于他的教育，一直由其祖母负责。后来他回忆道：“忆自弱龄，早失怙〔hu互〕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年，鞠养教诲，以致成立。”(《清圣祖御制文集》)玄烨即清圣祖康熙皇帝，五岁时开始读书识字，终生好学不倦，素以读书为乐，对经史子集以及西方自然科学如天文、历算、物理等皆有比较全面而丰富的知识。他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可以与汉武、唐宗、宋祖等相媲美，堪称一代有为的帝王。 康熙皇帝的学习场所主要在南书房。书房本来是官宦人家读书学习的地方，清入关前却称之为儒臣在宫内值班之所。康熙沿用旧称，并在紫禁城建设了南书房和上书房。上书房为皇子从师傅读书学习之所，而南书房则供入值内廷的翰林们以诗词书画等侍奉皇帝的地方。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前，他一直以南书房作为自己的书斋，十六年六月，儒臣开始入值。南书房对于康熙皇帝习文写字、读史论经，吸取前朝统治经验教训，接受汉族悠久文化传统和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康熙的学习经历了启蒙、正式就学和独立建树三个阶段。启蒙教育像传统的保傅教育一样，是在太监们的看护和辅导下进行的，主要学习识字。清贵族的学习兼汉满两种文字，康熙的学习也不例外。他在五岁时就开始识字，用的是汉满两种文字。正规学习是康熙九年开设经筵日讲开始的，但经筵日讲只限于讲课。由于他好学，这种形式化的教学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渴望，于是他要求翰林入值南书房，讲究文义，并指导他练习书法。在南书房供职的文臣甚多，皆翰林院中才学出众的学士，其中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在京流落的浙江穷书生高士奇对他的学习辅导最得力。其次有陈廷敬、王士祯〔zhen真〕、李光地、王鸿绪、朱彝尊、方苞、沈荃、熊赐履等当时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都曾入值南书房，做过康熙皇帝的老师。他不仅在南书房刻苦研习经史，而且在南巡、北狩乃至行军打仗间隙也从不间断学习。一次南巡，船泊燕子矶下，他挑灯夜读至深夜三鼓。随行的侍讲学士高士奇怕他累坏身体，请他“宜少节养”，他不仅不休息，反而说他自五岁以来以读书为乐已成为天性。 康熙皇帝的学习内容广泛，最初学习的课程只是一般流行的启蒙读物。至17岁时才正式学习四书五经。凡他学习过的四书五经，都由武英殿修书处编纂刊刻，如《尚书讲义》、《日讲易经讲义》、《日讲诗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四书解义》、《经筵讲章》等。此外还刻有他亲自撰写的诗文集176卷。至于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无不涉及，有的还颇有见地。给他传授自然科学的有中国学者熊赐履、叶方霭〔ai矮〕、李光地等，外国传教士有南怀仁、白晋、张诚、汤若望等。 由于他在位60年间不间断地学习，因而取得了中国封建社会帝王中空前绝后的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组织编纂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并且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原则用于政治实践，对稳定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了重大作用；二是组织编辑了大规模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他数十年积累的算稿和心得笔记曾作为编纂这套丛书数学部分的资料；三是组织翻译了部分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还编辑有《比例规解》、《测量高远仪器》、《八线表根》、《借根方算法解要》等十几种满汉数学书籍，使元朝中断的数学教学得以恢复；四是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地图勘测，并组织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五是组织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字书《康熙字典》、辞书《佩文韵府》、类书《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诗集《全唐诗》、植物学大全《广群芳谱》、史书《明史》等。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康熙的组织和支持下，在他即位年间编纂的书籍门类数量都很多，共有实录、圣训类六种、御制诗文一种、典则三种、方略四种、经学九种、史学四种、字学二种、舆地四种、天文律算十种、类书七种、总集九种、类纂四种。 康熙皇帝在数十年的学习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学习和修身经验，也积累了不少有关教育皇子皇孙的经验，为了使这些经验遗留给皇家后代，他亲自撰写了《庭训格言》，后来成为爱新觉罗皇家及王公贵族的家教教材。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二节 张母家教 清朝大学士张英之妻姚氏，是一位身体力行、注重言传身教的贤妻良母，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赞扬，其为人美德和家教故事流传至今。 姚氏，安徽桐城人，出身于一个知书达礼的穷秀才之家。自幼读书明理，是个极贤惠而有才学的女子。当时，求婚的富家大户络绎不绝，姚氏却不贪富贵，不图享受，偏偏选择了一个家徒四壁的穷书生张英。姚氏父母尊重女儿的选择，支持她以自己的正直和勤劳，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姚氏给张英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学习的动力。白日里她辛勤劳作，料理家务，勤耕苦织，以便让张英全神贯注地刻苦攻读，晚上她和夫君在一起讲习诗文经书，切磋知识学问。在贤妻的帮助下，张英学问不断长进，后来考上了进士，成了让天下士人仰慕的翰林。 张英在翰林院供职，俸禄并不多，加之家底薄，又接二连三地添了几张吃饭的小嘴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张英除用心供职之外，对家庭生计却毫无办法，妻子从不责怪他。她对于清贫的生活很习惯，而且很善于以节俭的方法度过难关。家里到了揭不开锅的日子，她靠典当衣服或赊欠米钱来解燃眉之急。尽管如此，她还一再告诫子女和宽慰丈夫，要安于现状，万不可有非分之想。 有一次，一位友人知道张英家境艰难，慷慨以千金相赠，张英坚辞不受。回家后，张英与妻子谈起此事，妻子支持丈夫的作法，并说：“贫家或馈十金五金，童仆皆欢喜相告。今无故得人千金，人要问钱从何处来，能不感到羞惭吗？人不要怕家穷，只怕志穷。”一席话，说得丈夫热乎乎的，子女们在一旁也深受教育。后来，张英的官越做越大，俸禄也日渐增长，家境大有好转。即便如此，妻子仍一如既往，更加俭朴勤劳，更加严约子弟。一天，一亲友派婢女到张英家找姚氏办事。到张家后，看见一妇人正缝补旧衣服，以为她是张家的佣人，便问：“夫人在哪里？”妇人从容地站起来答应：“我就是。”婢女见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学士夫人，不禁惊恐失色，深感惭愧和敬佩。张英也自始至终保持了廉洁勤政的操守。60岁时，他仍然请妻子亲手给他缝制棉衣御寒。夫唱妇随，勤俭持家的家风，不仅给张英带来了一生的清名，而且也熏陶教育了张家子弟。 张英在朝做官，政务繁忙，家务和子女教育几乎都抛给了妻子。作为四子一女的母亲，姚氏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白日里她一边勤缝苦做，一边敦促和辅导子女的学业。天长日久，这位贤良的母亲为子女的教育沤尽心血，以致她的四个儿子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璐、张廷瑑，都先后考上了进士，女儿张令仪也博学广识，有《蠹窗集》行世。四子中，张廷玉尤其突出，他步父亲的后尘，举进士后就被选入翰林院，并入值南书房，为康熙皇帝进讲经史。康熙皇帝曾对左右大臣们说：“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清史稿·列女》) 子女的成长，是与父母的教育分不开的。良好的家风，需要父母以身作则来树立，以言传身教来形成。姚氏作为张英的贤妻，能勤俭持家，同心患难，支持丈夫拒收馈赠，保持清廉不染；作为儿女的良母，始终不忘以勤俭为本教训后代，尽心担负教育子女之责，遂使子女个个成才。可见，一家的兴盛与家庭主妇密切相关。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三节 《五种遗规》 《五种遗规》是我国古代仕宦之家家教的重要教材之一，由清代编纂而成。《五种遗规》是一部家教的汇编本，它由《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五部分组成，取材于自汉迄清约80位名臣学者的有关著述，其中宋和明清之作居多，内容包括启蒙、养性、教女、修身、治家、处世、居官、读书、交友以及其他方面的为官之道等。《五种遗规》自问世之后，在封建士大夫之家广为传习，清末还作为中学堂修身科的教材。 《养正遗规》是针对当时世俗追慕科举功名和不务求实的风气而编纂的。它主要讲养性、修身、儿童启蒙教育、读书目的、学习方法和态度等。意思是在于使仕宦之家的家教“蒙以养正”。《养正遗规》把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列为首篇，编者陈宏谋加以按语说：“特编此为开宗第一义，使为父兄者，共明乎此，则教子弟，得所响应。 自孩提以来，就其所知爱亲敬长，告以此为人之始，即为学之基。切勿以世俗读书取科名之说，汩乱其良知。”意思是说，读书要以“明人伦”为基础，着重于孩子的道德人格的培养，先学做人，读书的目的也在于造就人的德性，而不是为了猎取科举功名。《养正遗规》最早的版本是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刊刻的。 《教女遗规》是有关女子教育的教材。陈宏谋反对历代忽视女子教育的做法，认为女子也是可教育的人，尽管她们自离襁褓，养护于深闺，不像男子那样可以出外就傅，有学习与深造机会，但是视女子为不必教，则是十分荒诞的。他以为如果平时父母在以爱心关怀的同时，加以“格言至论、可法可戒之事，日陈于前，使之观感而效法”，是有养“德性之助”的。所以他“采古今教女之书及凡有关女德者，裒〔pou抔〕集成编。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显浅而易晓，盖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培远堂偶存稿·教女遗规序》)陈宏谋重视女子教育的理由是：母亲本身有教育子女的义务，“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妻子有劝谏丈夫的作用，“王化始于闺门”，贤妻知书达理，丈夫在外为官就会廉洁清正，这于国于家都是有益的。《教女遗规》收辑的内容有贞妇、烈女、贤母、贤妻、闺范、母训等，主要是宣扬封建女德那一套。该书在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编成并刊行于世，影响很大。 《训俗遗规》亦成书于乾隆七年，内容比较庞杂，王守仁的《告谕》等收录其中。该书汇集了古今具有代表性的乡约、宗约、会规，也有大量的关于如何训子、如何驭使家奴的经验之谈，以及治家格言、名人遗嘱等内容。这本书是编给士大夫子弟及在职地方官员阅读的，旨在使他们知道天下的政治，在于以礼义移风易俗，使乡里宗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犯上作乱”的行为，消除在未然状态。他说，如果有贤明的官员拿这本书去化导民众，则民众莫不趋善而归化，地方政治自然会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从政遗规》的成书也在乾隆七年，主要是为做官的人选辑一些可以当作座右铭的箴规和应当仿效的表率人物的言行，内容比较单一，诸如怎样识别官吏好坏，怎样居官谨俭廉公，怎样审理公务不犯错误，怎样动用刑罚才算适当，怎样自省自诫和提高从政素质及个人道德水平等。陈宏谋认为，要改变官场的腐败，使政通人和，关键在于吏治的整顿。而吏治的整饬〔chi斥〕，不能单靠刑罚手段，而应当教育从政官员按照古训以及历代清廉正直并多有政绩的表率名臣的言行，修养自己，以尽治人之责。因此他主张《从政遗规》不仅在职官员要认真学习，身体力行，而且仕宦之家更应当把它作为家教的内容，使其官僚子弟在入仕之前就受到合格的官员素养训练。 《在官法戒录》成书于乾隆八年四月。主要是为在官府衙门任职的胥吏编写的。陈宏谋有鉴于我国历代的官僚政治制度存在“官暂吏久”的现象，提出要加强衙门办事的胥吏的教育。他认为，地方官由朝廷任派，任期一到即被调走，可是在州县衙门的胥吏(相当于今天的机关工作人员)却长期在衙门供职，他们的好坏优劣，直接影响政绩风尚，也直接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人心向背，所以对他们的教育也不可忽视。《在官法戒录》一书，采辑史书中所载的良吏善行和恶吏劣迹种种，并加以评论，目的是让胥吏见善者效法，见恶者引以自戒。同时还主张教导胥吏多读书识字，粗知义理，以前人为鉴，明白利害，加强自我修养。 <hr /> 注释：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四节 胡母教子法 清朝雍正年间的国子监司业胡宗绪，10岁丧父，由母亲勤耕苦织来抚养教育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者。不仅胡宗绪终身难忘母亲的大恩大德，而且天下做父母的都无不对胡母由衷地敬慕。 胡母本是潘家的千金小组，父母将她许配给桐城的一位读书人胡弥禅。胡弥禅功名未就即含恨早逝，抛下三个儿子和一无所有的几间茅屋。当时长子胡宗绪刚刚10岁，两个弟弟更小，一家四口人痛哭在灵柩前，十分凄楚。尤其那长子胡宗绪，因家贫早熟，在父死之际哭得死去活来，一声又一声地悲号：“爹呀，您怎么就这样去了，娘和我们怎么办呀！爹呀，儿的书读不成了，我要读书！”声声哭，字字泪，像刀子一样扎在母亲的心上。母亲紧紧地搂抱着儿的头，向儿子发誓说：“儿啊，有娘在！” 胡母擦干眼泪，埋葬了亡夫。第二天，她拖着病体，领着胡宗绪到一个离家很远的私塾，恳求善良的塾师收留了他。 从此后，胡母在白日拼命劳作，干着男人的农活儿，夜里浆衣缝补，纺纱织布。没日没夜地拼命苦做，一切都是为了儿子能够上学。每日清晨，刚刚鸡叫三遍，她就起床给儿子生火熬粥，待儿子吃完离家时天才放亮。善良的母亲，总担心儿子害怕，含着泪将儿子送过村外山头，直到看不见儿子的身影才回家。傍晚，她再忙也要到村外，又把儿子迎回家。晚饭之后，她让宗绪坐在身边继续读书，告诫儿子要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刻苦学习，不要浪费大好时光。 灯光下，母亲一边纺线，一边细听着儿子的读书声。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转眼三年多了。宗绪学习十分刻苦，进步很快，胡母很高兴。但是，细心的母亲知道儿子读书的兴趣很浓，什么书都阅读，没有选择，怕他走了偏路。于是她经常让宗绪把读的书念给她听，然后凭着自己的社会经验和阅历，帮儿子选择学习内容。一天，胡母听儿子读程朱之书，讲的都是如何做人的道理，忍不住站起来，要求儿子不仅要多读这样的书，深刻领会程朱教人的大义，而且要身体力行，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她所希望的人，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还有一次，胡母听到宗绪读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喝令儿子停止，以后不许再读这样的文章。 胡母对几个孩子的教育很严格，而且十分注意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小事启发与教导孩子养成正直的品德。儿子要出门时，她总是叮嘱要走正路。待儿子回家后，如果发现衣服被草上的露水打湿，她就拿起竹板子训打，斥责道：“奈何不走正路？从小不习好，正路不走，长大成人了什么妄为的事也敢干。你要知道，歪门邪道是害人的泥坑，只有行得正，才能做正人君子！”因势利导，依事引申，给儿子们讲述做人的道理。 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胡母自己每天只是吃些瓜蔓、野菜充饥，而把麦子熬粥给孩子们吃。即使孩子们剩下一口稀粥，她也舍不得吃，总要留给上学的儿子在夜间读书时吃。后来，胡母积劳成疾，家庭生活实在没有办法，懂事的胡宗绪只好辍学。为了不让儿子因一时的困难就此废学，胡母要宗绪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夜间仍在她床前读书，并忍着病痛辅导儿子学习。 在母亲的精心抚养和教导下，胡宗绪不仅在学业上大有长进，而且逐渐养成了诚实正直的品德。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胡宗绪没有辜负母亲多年的教育和期望，一举考上了进士，后来官至国子监司业，成为清代德才兼备受人敬仰的儒学大师。胡母的教子法亦受到世人的推崇。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五节 阿克敦教子法 清朝大学士阿克敦，满族人，乾隆年间由进士入仕途，曾主持刑部，对刑律颇有研究。他的儿子阿桂，后来也主持刑部，对刑律也颇有建树。阿桂成才实得益于父亲教育有方。 与一般士大夫教子方法不同，阿克敦总是通过日常小事传授给儿子研究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通过他与夫人的谈话有意给儿子提出问题，让儿子独立思考，发表意见，然后因势利导地予以施教，以培养儿子的实学实政能力。 古代做官，要有独立处理刑律的能力。刑律关系重大，轻者关系一人一家的安危，重者关系一县一州乃至一国的治乱。阿克敦希望儿子长大做官，所以十分重视对儿子的教育。 每天，阿克敦从刑部回家，与夫人谈论一些刑名律例之事。儿子阿桂照例在旁认真听着，偶尔也插一两句话，渐渐地，阿桂对刑律有了浓厚兴趣。 待阿桂即将要入仕做官的前夕，阿克敦想要了解一下儿子对刑律理解的程度。一天，阿克敦趁来人之际，与人谈起刑法方面的事情，阿桂照例陪坐在旁倾听。谈着谈着，阿克敦不言语了，仰而若有所思。正当儿子觉得奇怪时，阿克敦忽然转过身来问阿桂：“朝廷一旦用汝为刑官，治狱宜如何？” 阿桂没有思想准备，又当着客人在旁，只好表示自己未习刑律，不敢妄言。阿克敦点点头。然后又轻松地说：“姑言其意，说不对也没关系。” 见父亲执意如此，阿桂便壮着胆子，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说：“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无使轻重。”说完，得意地向客人笑了笑。 “这犬子将来要败我家也！是子当死啊！”阿克敦勃然大怒，指着儿子大骂起来。 阿桂见父亲发怒，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连忙跑在地上叩头，诚惶诚恐地说：“儿子无知，唯大人教诫之，不敢忘！” 阿克敦正色说：“天下无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受，难道可以竭尽吗？而且一分之罪，也可以要充足地问治吗？如果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则普天之下不成了大狱吗？儿子听着，人之所以犯罪总是有客观原因或动机的，故有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之分，有无知犯罪和知法犯罪的不同，量刑时不仅要考虑这些，还要考虑犯人是否认罪服法，并给犯人改过的机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官者要以法律教育人，执法者一定要更多地考虑以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安定，否则以严刑竣法治民之罪，天下岂不乱乎！”阿桂听了这番话，深感对刑名之学知之甚少。后来，他果然也主持了刑部的工作，办案十分谨慎，遇有疑难不决的案子，总要回家向父亲请教。 阿桂主持刑部时，有个一时期社会犯罪猖獗，于是皇帝下诏严惩重犯，结果有力地打击了犯罪，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时，刑部各清吏司便提出要重新修订《刑部则例》，将这次的重罚案例收入《则例》，以便今后因循。对此，阿桂持谨慎态度，置之不理。 为了争取阿桂的支持，众僚属都争相劝说，并且大家知道阿克敦若能支持则此事必成，故在说动阿桂之后，又鼓动他去说服他父亲。阿桂果然回家谈起此事，认为将这些案例收入《刑部则例》有利于打击犯罪。阿克敦闭口不答，阿桂不敢多言。但过了几天，趁父亲高兴，又提及此事。 阿克敦见儿子这样不明事理，就耐心地开导说：“汝何不晓事至此！近日刑名从重处理，乃一时权宜，辟以止辟之义。如果纂为成例，那么日后刑官据此援引，伤人必多，岂有尚德缓刑的道理？”父亲的一席话，使阿桂茅塞顿开。回到刑部，他果断地说服和制止了大家，避免了一场错误的发生。 阿克敦以实事实学教育儿子的方法，确实培养了儿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从政能力。这一教法，很值得后人借鉴。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六节 林则徐家训 清朝名臣林则徐，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的成长与父亲林宾日的家教很有关，无论林则徐做官到哪里，在他的房间总是挂着父亲亲笔题写的对联： 粗茶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 林则徐成为一代伟人，林父的家教之法亦为世人垂范。 林则徐在父亲的精心教导下，知识学问根基扎实，德行高洁，从小立下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并养成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20岁那年，他乡试中举。然而命运多舛，初次入京会试落榜，他回乡后仍不改匡时济世的凌云之志，勤学不辍。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再试举进士，入翰林。由此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曾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河东、两江等地任地方官，颇有政绩，以至有“林青天”之誉。他在为官任上始终以国计民生为头等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他拯世救民的品德写照。他一生抱定父亲对他“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的教训，用自己的知识、学问、才能和品德，为国家的兴盛和富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风范彪炳千秋。 由于林父很有学问，加上教导有方，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正在林家度日如年的困境中，当地的一个富豪恶霸来到林家，要以高于他人数倍的聘金，请林父上他家坐馆教书。林父一来疾恶如仇，二来不愿抛下儿子，让儿子荒疏学业，遂坚决辞却。与此同时，他教育儿子要学习古人的德操，越是艰难困苦，越要磨练意志，越要坚定信念，越要正直做人。 制造愉快的学习气氛和耐心的教育环境，是培养孩子学习兴趣的重要办法。但是，这不等于对孩子教育不严加约束。林父要求孩子读书要刻苦勤奋，规定每天读书到深夜，而且寒暑不怠懈。每天夜晚，林父让儿子在一盏小油灯下，由他亲自督促辅导学习。家中他人亦在灯下忙碌做事。据林则徐回忆：“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父子勤读，母女苦织，清苦家庭的勤劳家风，对林则徐的道德品质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 林家生活非常清贫，平时难保温饱，每到除夕之夜才能吃上一顿素炒豆腐。尽管如此，林父即使典当衣物，也要保证儿子学习。一年春夏，青黄不接，林父将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借给了人家，自家人却饿着肚子，就是这样，林父母挖回野菜让儿子充饥后仍不放松他的学习。 林则徐刚满四岁，林父就开始实施启蒙教育，每天上私塾课，便带上儿子入塾识字读书。尽管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但却十分注意施教方法，从不压抑孩子的天性，总是让儿子在快乐的活动中享受读书的乐趣。孩子淘气，林父从不打骂，在授完课后，让孩子放任地玩耍一阵，然后把儿子抱在膝上，一字一句地教他诵读文章和诗词。至七岁时，林则徐已经能熟练地背诵许多文章和诗词，而且知道不少道理。于是林父便开始教他写文章。当时有人劝林父不要这样早教林则徐作文，林父说：“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由于林父耐心教诲，循循善诱，林则徐的智力得到开发，很快便以童年擅文名于乡里，被人们视为“神童”。 这幅对联，后来成了林家的家训，不仅林则徐的儿孙铭记不忘，而且林家的儿女亲家子弟也视作传家宝，摹仿誊写悬挂于中堂之上。 事实上，林则徐的智力得到较早开发，是林父教育方法适当的结果。林则徐在《先考行状》中回忆：“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已，然未尝加之笞挞，即呵斥亦绝少。”诲人不倦，循循善诱，讲授义理时注意以具体可见的事情来举例说明，以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点燃孩子的智慧，这样智力自然日增。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七节 曾懿的《女学篇》 曾懿，字朗秋，一字伯渊，四川华阳(今属双流县)人，是清朝末年少有的一个女才子。清光绪末年她出版了《浣花集》、《鸣鸾集》、《飞鸿集》、《浣月词》等诗词作品集，此外还刊刻了《医学篇》八卷，《女学篇》九章并附《中馈录》一卷，内容涉及文学、医学、烹调和家教，尤其她在女子教育方面的独特见解，被当时宿学名儒称为“独异”之论，争相传播。 曾懿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曾咏是道光甲辰科进士，母亲左锡嘉亦富有才学，擅长诗赋、书画，著有《冷仙馆诗稿》八卷，《诗余》一卷、《文存》一卷，时人称她的作品“如行云卷舒，流波跌宕”。曾懿父母相亲相爱，相互唱和，尤其对天资明敏，诗词过目成诵的爱女曾懿钟爱有嘉，五岁时即教她识字、作画，稍长就让她随意浏览家中所藏书籍。在油灯下，父母二人让女儿端坐案旁，给她讲解诗书，循循诱导，为她打下了治学根底，养成广博兴趣。 10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病故在安庆任上。可怜的寡母孤女，遂洒着一路悲泪，将灵柩扶归四川老家安葬。贫居数椽茅屋，全靠母亲卖字画糊口。在艰辛苦难的日子，母亲仍不忘教育子女，将家从偏僻闭塞的乡里迁居成都市南，后为了防止子女沾染城市浮侈习气，又移居离城数里的杜甫故居浣花溪草堂生活。小曾懿朝夕侍奉母亲身旁，耳濡目染，金石词章、书画针黹〔zhi止〕、烹饪之术无所不受教导。在母亲的精心辅导下，曾懿技艺日进，以丹青运于女红，所绣山水花卉翎毛，无不酷肖，一时名满蜀都，求画乞花者络绎不绝，生计略有着落。由此，母亲更是用心家教，着意造就女儿。 曾懿成人后，嫁给了江南名士袁幼安，遂随夫宦游，涉大江，越重洋，遨游东南各地。袁幼安才华横溢，曾懿与他相得益彰，她所作诗词都是真情真景的流露，愤世疾俗之作均为时人传颂，被誉之“唐音宋派，卓然名家”。晚年她受维新思潮影响，有感于朝廷政权腐败，列强蹂躏国土，鲸吞蚕食，民不聊生，文教衰败，对国家生死存亡忧心如焚，遂专心研究教育，抨击封建教育流弊，撰述《女学篇》一书，以期“外而爱国，内而齐家”，大力倡导兴办女学，强烈要求女子应同男子一起，“勉力同心，共起竞争之志，以守起天赋之责任”。她以强国保种的责任感和积极支持维新变法的大无畏胆识，一扫女教和家教的传统论调，提倡女子教育突破“三从四德”藩篱，要求女子教育应参照欧美诸国教育经验，与男子平等，除学习科学外，还须选择“切近时事、文理通畅者读之”、“以博其趣”，对传统的女教内容进行改造，把女子教育放在男子教育的平等地位。 《女学篇》全书分结婚、夫妇、胎产、哺育、襁褓教育、幼稚教育、养老、家庭经济学、卫生等九章。所论均与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女子教育紧密相关，是中国古代家教论著的代表作，很有特色。 在一章中，曾懿反对传统的包办婚姻和早生早育，主张父母对儿女的婚事应与儿子商酌，尽善尽美，待双方心悦诚服方可结婚。父母为女子择婿，不要“恒计财产之丰啬”，而应考察“品学之高低”，人品纯良，才学优长是主要的择婿标准。婚龄不宜过早，“必以强固为标准”，如果结婚过早，则男女发育未熟，既损害自己的健康，而且子女亦多羸〔lei雷〕弱，代代病夫弱女，势必民族衰弱。 在《襁褓教育》一章中，她从防倾跌、戒恐吓、教信实、教仁慈、勿拘束、忌偏爱六个方面论述幼儿教养的基本原则。她批评当时做母亲的幼教不得法，如“常见为母者欲止小儿啼哭，故作猫声、虎声，使之畏怖；或演神鬼及荒诞不经之说，使之迷信”，恐吓教育的结果会导致幼儿“暮夜不敢独行，索居不能成寝，畏首畏尾，养成一种葸〔xi喜〕儒之性质，其害良非浅也”。又如，她告诫做父母的应让幼儿发挥自然好动的天性，顺其自然好动之性而施教，不要过分拘束。“小儿居恒好动而恶静，乃天然之体育，于卫生最为有益；切不可阻其生机，亦不可拘束过多，使小儿萎靡不振，致成窳阏〔yuyan羽烟〕不灵之器也。”她主张对幼儿从小施以信实、仁慈的道德养成教育，以固道德培养基础。同时她反对父母对子女有偏爱行为，偏爱是溺爱表现，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对偏爱男儿而轻视女儿的作法，她予以无情鞭笞。 曾懿在《女学篇》中提出，女子应在家庭教育中受到重视，六七岁时，或秉母教，或延师在家教之，与男子同。至八岁时亦可入初等女学堂。她说：“男子可学者，女子亦无不可学”，“女子之心，其专静纯一，且胜于男子，果能教之得法，宜可大胜于男子者”。当然，女子教育也不能躁进，“须相其体格强弱，年岁大小以施其教法”，否则“训诲过度，转滋进锐退速之弊”，因此不论老师还是父母均要对女子循循善诱，编定课程，每小时应改换一课，使脑力互用，不至生厌倦之心。课程完毕，应让孩子自由活动，不要加增例外之课，“致阻其活泼之机”。她强调家教应该父母以身作则，父母和睦、相爱相敬，造成良好的家教环境，以使子女在家庭环境中潜移默化其气质。 曾懿强调家庭教育，并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出发，认为担负“主一家之生计”的主妇职责，不仅要在教育子女方面担负重任，对胎产、哺育、幼儿教育知识广博学习，还应当对清洁卫生和身体保健知识有较多的了解，因为“医学卫生，以保康强，所以强大种族之原理也”，“不独宜重卫生，且宜兼习医学”，医学要纳入家庭女子教育范围。此外，在《女学篇》中，她还单列一章《家庭经济学》，从生财、节用、公益、明晰、豫蓄、积储等角度论述了料理家政之道。这些家庭教育内容的设立，既是她主张的女教“内而齐家”的思想表露，也是对封建社会家庭女子教育传统的重大突破。总之，《女学篇》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家教和女教著作，对汉代班昭《女诫》以降的女教和家教思想，作了历史性的总结和批判，开启了中国近代女子家教革命之先河。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十八节 曾国藩教子书 《曾文正公家训》是清末曾国藩教子书的汇编。这本家教书信集，在清末至民国年间，数版印刷，广为流传。近几年来，因家庭教育引起重视，这本书信集又经人整理和增补，以《曾国藩教子书》再次问世。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近代史上他是残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元凶，又是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力兴办洋务事业的头面人物，所以他给予后世的形象是一个十分残忍而又复杂的封建官吏。 事实上，曾国藩本不是行伍出身，而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读书人。他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举进士入仕后又曾专攻程朱理学，是一个学识非常丰富的学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他因丁母忧回家，时太平军出广西，下两湖，他奉命帮助地方办团练，着手创办湘军，由此步入与太平军为敌的道路。后来因他镇压太平军有功，被清王朝封为一等毅勇侯，死后谥“文正”。《曾文正公家训》所收录的百余篇家书，正是他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至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间所写的。因为这20年间他一直在地方总督军务，家室难以随从军旅。 曾国藩的教子书，反映了他的家教精神与方法。其精神主要是“爱之以其道”，这就是说爱子要以健康的教育来塑造他的品德，培养他的才能。其教育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1)劝诫子孙专心致志读书修身，明确家庭教育目的。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还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他认为大富大贵靠不住，读书可以变化气质，陶冶性情，当官不自在，钱财过多也是助长骄奢恶习以致使人身败名裂的祸源，由此他反复劝诫他的子孙“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认为读书明理做人才是他家教的真正目的，尤其在乱世中更是上策。 (2)力戒奢侈，刻苦谨慎，衣食当与寒士相同，着力培养子孙勤劳谦逊的品德。他告诫儿子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傲字”。因为“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他对儿子纪鸿讲：“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他熟读经史，深知来自草莽的“布衣卿相”，虽然出身寒门，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长期磨练，有吃苦耐劳的毅力和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一旦担当天下大任，就敢作敢为，能成就大事业。而富贵之家子弟，骄奢懒惰，养尊处优，胸无大志，以致多数人沦为庸俗之辈，于世无用。由此，他告诫家人“断不可积钱买田”，子孙“全靠自己挣扎发愤”。他不仅对男儿这样要求，而且对女子也如此教诲。他说：“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他嘱咐子女“一切以勤俭二字为主”，女儿在乡间择婿为佳，不要追求“门当户对”，而且嫁出的女儿“不可恋母家富贵”，要“柔顺恭谨”，孝敬公婆，同时“不可敬远亲慢近邻”。认为“儿女愈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旦视而暮抚，爪肤而摇本，“爱之反以害之”。 (3)广博学习，严格要求。做人和做学问注意身教，不一味责备子女，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与子女互相讨论，积极诱导。曾国藩在家书中，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辅导子女的知识学习方面。他要求子女广博地学习儒学著作，精通四书五经，同时要兼习天文、历史、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几何原本》、书画等等。他要求儿子除习十三经外，还必须把《史记》、《汉书》、、《韩文》、《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古文辞类要》以及他本人所抄的《十八家诗集》等11种书作为必读书。在治家学问方面，他要求子女熟读清人张英的《聪训斋语》和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因为此二书，“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其子女，他生平在学问上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是为一耻；每做一事治一业，往往有始无终，是为二耻；写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屡变而无所成，是为三耻。鉴于他自己的不足，告诫子弟要记住这个教训，认真研习天文历算，作事要善始善终，写字要圆匀敏捷。只有这样，将来有为之日，受用无穷。他不仅在道理上讲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还具体指导儿子怎样学，如先学什么，次学什么，态度应如何，凡此等等，仿佛老师站在学生面前口耳相授，耳提面命。 曾国藩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应当说是极有封建特权的大官僚，然而却如此鄙视特权，注重子女的家教，使子孙个个成才。百年之后，再读其教子家书，不能不说他是一个聪明人。 附录 辅文文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995_1.jpg" /> 五经(《书经》《礼记》《春秋》)中国古代的教科书 北京图书馆藏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995_3.jpg" /> 《千字文》中国古代蒙学课本 北京图书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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