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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体育》


第一章 古代球类活动 第一节 蹴鞠(足球)

足球在唐代以后又流行了几百年，特别是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由于马球的衰落使足球盛极一时。不过，在宋代足球踢法中，表演性、娱乐性的内容大大增加，而竞争性的却越来越少。宋代也有足球比赛，但是，只有单球门的比赛，叫做“筑球”。在比赛场地中间上方拉起一个高高的球网，在网上设置一个约一尺左右的洞，称为风流眼，这就是球门。比赛的双方各有12或16人，按照一定的位置分工分列在球门两边，将球踢过风流眼。每当皇宫举行宫廷宴会时就有这种筑球表演。这种比赛用球门把竞赛的双方隔开，没有身体的接触和碰撞，大大减弱了足球运动的竞争性。但是，由于球门又高又小，要踢过门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很准的脚头，这也提高了踢球的技巧性。参加这种比赛表演的球员地位很低，输了球的球队队长要遭到用白粉涂脸和鞭打的侮辱(《梦粱录》卷三)。元、明两代的足球比赛与宋代的基本相同。(图1)

1) 打毱〔ju居〕，又叫一般场户，按照上场踢球的人数分为一人场，二人场，三人场，以至10人场的10种比赛方式。其中的一人场，身体的各部位都可以代替两脚踢球，因此球在身上上下翻舞，令人眼花缭乱，比赛时不限人数，各自独踢，没有比赛对手时，也可以单独表演。这种踢法在唐朝传往日本。

应当注意的是，汉代的蹴鞠不仅是一种有很强娱乐性的练兵手段，而且人们还从中看到了“蹴鞠亦有治国之象”，认为在进行蹴鞠比赛时，人们要遵守蹴鞠规则，服从裁判的裁决，这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遵纪守法的教育(《文选》卷一一)。而裁判员在比赛中严肃执法，公正无私，小小的蹴鞠都是这样，更何况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呢(李尤《鞠城铭》)。寓教于乐，充分发挥体育的社会功能，这一我国古代体育的鲜明特点在汉代足球中就已初见端倪。

战国时期，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发展得很快。战国前，城市规模都比较小，占地面积纵横不到300丈，人口不过3000户。而战国时许多大城市，像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ying影〕、秦国的咸阳、齐国的临淄都已成为相当繁华的都市，仅临淄一城居民就有70000多户，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擦背。社会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都开展起来了。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苏秦在临淄游历后，这个城市的繁华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称赞临淄的富足并说那里的居民除了喜欢音乐，经常演奏各种乐器，如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和斗鸡、养狗，下一种叫六博的棋外，还喜欢蹴鞠(《史记·苏秦列传》)。踢足球成为当时社会上风行一时的娱乐活动，甚至出现一些爱踢球爱到不要命地步的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项处的人生了病，请齐国临淄名医仓公看病。仓公给他开了药后，告诉病人千万不要劳累，否则会吐血而死。可是项处球瘾难禁，实在控制不住，还是去踢球了，结果出了一身大汗，吐血身亡。

在场地的两端各栽两根数丈高的竹竿，竿上结网形成高高的球门，分两队进行比赛，以进球多少来决定胜负。

对球也有规定：“初场要添气，中场要哨水(在球面上淋水)，末场要打散(给球放气)”，这是“古今圆社礼”。还有关于行为规范的“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又有“十禁戒”，即“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色。”

但是，汉代的蹴鞠与战国的相比有明显的不同，蹴鞠在汉代不仅仅是一种为人们所喜爱的娱乐活动，更是一种军队中广泛使用的军事训练手段。汉代时，北方的匈奴十分强盛，不时南下骚扰，严重地威胁着汉朝的边境。匈奴人从小练习骑射，弓马娴熟，以骑兵为主，来无影，去无踪，有高度的机动性。为了抗击这样的对手，汉朝在长达百年的汉匈大战中也发展起了规模宏大的骑兵集团，战国时期那种以步兵为主，车骑为辅的时代让位给了以骑兵为主的时代，骑兵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但是，骑兵由于长时间地以一种固定的姿势骑在马上，易于疲劳，腰部肌肉容易劳损，特别是汉代骑兵的马具尚不完善，还没有马鞍和马蹬，腿部易于僵麻。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只是作为娱乐活动的蹴鞠就成了绝好的军训手段，用来纠正长时间骑马给士兵身体造成的片面影响，蹴鞠不仅可以提高士兵的耐力，活动肢体，更能使因骑马而运动不足的下肢得到充分的锻炼，使战士矫健、敏捷，而且还可以活跃兵营生活，鼓舞士气，因此，在汉军中得到广泛的开展。

古代足球自明代开始衰落，明太祖在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为了防止军人一心沉醉在娱乐中，涣散了斗志，下令肃整军风纪，规定：“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有的军人就因为违反了不准蹴鞠的禁条，被卸去右脚，全家发配到云南(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但是，一项为社会各界喜闻乐见，已有相当浓厚基础的娱乐运动绝非一道圣旨所能禁止，足球运动后来在明代继续开展起来，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明代安徽新安人汪云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蹴鞠图谱》一书，对足球的各种踢法做了详细的叙述。明代也有一些皇帝喜爱足球，如明宣宗朱瞻基，明武宗朱厚照等。但是，由于宋明理学的兴起，蹴鞠这种身体活动的雕虫小技，其社会地位江河日下。就整个发展趋势来看，足球运动从明代起逐渐低落下去，不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民间对足球的兴趣下降，有利于足球活动的社会风气开始改变。到了清代，足球运动进一步衰落，虽然爱好溜冰的满族人曾经在乾隆年间把足球与滑冰结合起来，发明了一种称为“冰上蹙〔cu促〕鞠之戏”的冰上足球，作为禁卫军的训练内容，但是，统治集团对足球不感兴趣，于是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足球在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清代北京的少年儿童在冬天玩一种蹴石球的游戏，不过这种游戏是由于冬季的北京天寒地冻，一些穷人家的孩子们脚下很冷，就将石头敲敲打打，打成球形，用脚底板踢弄以取暖，能将石球踢出撞中另一石球者为胜(《燕京岁时记》)。此外，还有在冰上用铁球玩这种撞球的儿童游戏(《清代北京竹枝词·百戏竹枝词·踢鞠》)，但是这种简单的蹴球游戏与明代以前发达的蹴鞠相比完全不同，已不能看作是足球了。

唐代的足球开展得非常广泛，深得各种人的喜爱。唐代的皇室贵族像汉代的一样爱好足球，如，唐僖宗不仅会骑射，精通音乐，而且爱踢球(《资治通鉴·僖宗纪》)，另外许多著名的文人像杜甫(公元712—770年)、王维(公元701—761年)、白居易(公元772—846年)也都很喜欢蹴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唐代开始出现了女子足球。唐朝人康骈在他的《剧谈录》中写道，有一次，军队里的几个青年在踢球，一个传球没有接住，滚了过来，正巧，路旁槐树下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约十七八岁的少女，只见她不慌不忙，伸腿将球稳稳接住，紧接着，一记劲踢，球直飞数丈(《剧谈录·潘将军》)。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女子踢球的记录了。在寒食节和清明节前后，女子足球更是活跃，不少唐诗就描写了这种生动的情景。 自从唐代开创了女子足球的风气以来，以后历朝历代也都程度不同地有女子足球活动，如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曾写过两首描写元代(公元1279—1368年)妇女踢球的散曲——《女校尉》和《蹴鞠》。到了明朝(公元1368—1644年)甚至出现了以表演踢球为生，球技高超的女足球艺人，如，明代初年一个叫彭云秀的女艺人，她表演起球技来，只见球在身上左右滚动，上下颠簸，就是不落地。许多人为她的技艺所倾倒，有的文人还写诗赞叹她的出色表演，说她“一身俱是蹴鞠”(詹同文《滚弄行》)。一直到清代(公元1644—1911年)初期，还有关于女子足球的记录。清代李渔的一首诗就是描写在风景如画的二月春光里，两个活泼可爱的少女踢球玩耍的场面的(《美人踢球》)。但是，后来的这些朝代女子足球的普及性都无法与唐朝相比。

由于宋代以表演踢球为生的艺人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人们对蹴鞠的喜爱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时出现了民间专练踢足球的群众社团——“齐云社”，也叫“圆社”(因将球踢得高飞入云，与云齐平所以取这个名字。又因足球是圆的，所以又叫“圆社”)，齐云社的会员们又称为“圆友”。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协会”了。入社的既有民间的踢球艺人，也有闲来无事，喜欢蹴鞠的“富室郎君、风流弟子与闲人”(《梦粱录》卷十九)。这些人“每日闲博戏，终朝挟弹游”，日子过得十分舒适，但是感到“不入圆社会，到老不风流。”于是，纷纷加入齐云社，在社会上颇为时髦的蹴鞠活动中也呈一番风流(《蹴鞠谱》)。要入齐云社，先要拜师，“备酒礼办筵席礼物，赠与师父”，给师父送的礼或者是银钞，或者是靴袜。继而要设酒席，称为“新人会”或“圆会”，请社里诸位“圆友”。不这样做就会遭人非议，让人耻笑。

要练就过硬的蹴鞠技术，不是一件易事，不仅要拜到技艺高超的好师父，掌握口诀，而且要刻苦练习，正如一首诗里写的“若遇明师真口诀，学成须下死工夫”。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古代足球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马球的兴起，蹴鞠的军事作用逐渐消失，又重新向以娱乐为主的方向发展，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改革，成为一项纯粹的娱乐活动。首先，足球的制造技术来了一个革命。在唐以前，踢的都是实心球，就是在皮革做的球里填充毛发(《汉书·艺文志》)。这样的球重而且缺乏弹性，有利于锻炼人的力量，但不可能发展出复杂的技术。球只能在地上滚来滚去，所以球门也只能是在地上挖的坑。唐代出现的充气足球，是用动物的膀胱充足气作为球胆，外面包上用八片皮革缝成的球皮，(《全唐诗话》卷五《皮日休》)。最初是用嘴吹充气，后来又发明出一种小型的鼓风箱来打气，叫做“打揎法”。充气球的出现使足球的各种性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足球开始向高空发展，变得更加吸引人了。另外，与汉代在地上挖鞠坑不同，唐代足球的场地也有变化，开始有了立起来的球门，出现了多种多样趣味横生的踢球方法，足球的发展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唐代的足球主要有下列几种活动方式：

齐云社里的众圆友，十分得意他们的足球练习与比赛，认为这项活动“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胜华佗五禽之戏……踢到巧处，身生妙异。”有一个金台李氏的圆友，将蹴鞠形象地比做发汗散和化食丹(《金台李氏戏作赞圆诗》)。

然而，这些足球明星们是否知道，这个风靡世界，给他们带来如此好运的足球是由中国发明的？当然了，那时候，这项体育活动在中国不是被叫做足球，而是被称为“蹴鞠”〔cuju促居〕或“蹋鞠”。“蹴”和“蹋”都是用脚踢的意思，“鞠”就是球，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踢足球。

(2)无球门的足球

汉代的蹴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娱乐表演性质的花法蹴鞠，踢时不受场地的限制，表演者以自己的技巧踢出各种花样。从汉代的画像石(砖)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花法蹴鞠甚至可以与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难度很大、舞姿优美的足球舞。另一种就是在军中开展的，按照一定规则在球场上进行的对抗性比赛，这种比赛可以在宫苑中专门建造的“鞠城”中进行，也可以在野外比较简陋的球场上进行。宫内的足球场，四周有围墙，所以叫做“鞠城”。在鞠城的两端有新月形的球门，是“鞠室”，相当于今天足球场上的球门。野外的球场没有围墙，在地上挖坑作为“鞠室”。西汉大将霍去病在远征匈奴时，就曾命令士兵在野外辟出一片球场，练习蹴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代的足球比赛是怎样进行的，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还有许多疑问，如，比赛的双方各有几个球门？裁判是一个还是两个？比赛时有多少参赛者上场？球场是什么式样等等。人们对这些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东汉的李尤曾经写了一首关于足球的诗《鞠城铭》，对足球比赛进行了描述：“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蹴鞠球圆而鞠城墙呈方型，是依照自然界天圆地方的阴阳规律而设计的，鞠的两端有月形的球门，两两相对，一边六个。比赛设有裁判，按照一定的规则公平执法，不因亲疏远近而有所偏袒，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李尤的描写使我们大致知道汉代的足球比赛采用两军对垒的踢法，争夺十分激烈，以攻入对方鞠室中的球数多少决定胜负。

这是一种以个人技巧为主的踢法。这种技巧性的足球实际上就是战国时踢法和汉代花法蹴鞠的继承和发扬。由于唐代的充气足球重量减轻，弹性增强，这种踢法出现了许多花样：

宋代不用球门的花法蹴鞠在技巧上比唐代又提高了许多，因为这种踢法花样多，有利用身体多种部位的10种基本技术，即“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臁”，称为“10踢”。还有针对10种踢法技术要领的“古十踢诀”：“肩如手中提重物，用背慢下急回眸，拐要合膝折腰取，搭用伸脚不起头，控时必使双睛顾，捺来肩尖微皆辏，拽论且于身先倒，右膝左手露微高，胸拍使了低头现，臁辞远近看人骁。”(《蹴鞠谱》)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化，大大提高了蹴鞠的娱乐性，使之成为一种引人入胜的自我娱乐和观赏活动，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不仅爱看蹴鞠，而且也都喜欢下场踢两脚。元代钱选画的《蹴鞠图》使我们看到了宋太祖、宋太宗和几个大臣踢球的神态。宋徽宗更是一个足球迷，《水浒》里写的那个高俅就是因为能踢得一脚好球，有让“这气毬似膘胶粘在身上”的本事，得到宋徽宗的赏识，因此，鲤鱼跳龙门，做了高官(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甚至有的看破红尘，舍身出家的道士，也以蹴鞠为乐。如明代显灵宫道士郭承义就经常踢球自娱，久而久之，练就了一身耍球的绝技，他可让球沿着自己身体的“前后上下，终日飞动不堕”。他还可以与几个人同时玩球，别人踢给他球或轻而缓，或重而急，他应付自如，无一失误(沈榜《宛署杂记》卷二十《都城八绝》)。

古代的蹴鞠爱好者还总结出不宜踢球的一些禁则，称为“十不踢”：筵席前，饮食后，有风雨，泥水处，灯烛下，穿三青，无子弟，毬表破，心不暇，制服新”(《戏毬场科范》)。这些规定多是出于卫生保健和人身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

齐云社定有各种规矩，从蹴鞠技艺、比赛规则、运动服装到运动道德，无所不包。这些规定多以口诀的形式传授，琅琅上口，易背易记。要求会员们明礼义，识家数，下场踢球时，语言要文雅，态度要诚实，注意照顾其他人，注意自己姿势的格言：“身要直不要曲，手要垂不要飞，脚要低不要高，踢要迟不要疾。”穿着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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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元明之间的足球竞赛(引自《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七、八辑)

战国时，不仅在齐国、魏国这些北方地区人们有踢球的习俗，就是在南方一些地方，如楚国，民间也将踢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战国后期生活在南方的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就是一个足球迷。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刘邦打败西楚霸王项羽，当了皇帝后，他的父亲也进了宫，成了太上皇。可是让刘邦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太上皇虽然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荣华富贵到了极点，却成天闷闷不乐，好像有满腹心事。一问才知，这位刘太公以前在市井中混日子时别无所好，就是喜欢斗鸡、蹴鞠，经常同一些杀猪屠羊、酤酒卖饼的好友们在一起踢球取乐。自从进了深宫，踢不到球了，因此心中不畅。刘邦就命人仿照家乡丰邑(今江苏省丰县)的样子改建离长安不远的骊邑，取名为“新丰”，并让丰邑的人搬迁到新丰，于是刘太公又可以和他的故旧们在一起斗鸡、踢球了(《西京杂记》卷二)。

3) 趯〔ti涕〕鞠，比赛看谁踢得高。这种踢法在唐代传到了朝鲜。

蹴鞠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远古时期，但是它是怎样出现的，由于年代久远，难以描述它最初的发展轨迹。根据公元前1世纪西汉人刘向《别录》的记载，蹴鞠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蹴鞠是黄帝发明的。大约在4600多年前，北方的黄帝部落与南方的蚩尤部落在名叫逐鹿的旷野打了一个大仗，这一场恶战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最后，黄帝终于擒杀了蚩尤，取得了胜利，但是想起在战斗中的惨重伤亡，黄帝余恨未消，为了泄恨，就把蚩尤的胃塞满毛发，做成球让士兵们踢(《十大经·正乱》)。黄帝是华族的始祖，因此，后人常常将许多东西的发明权归于黄帝，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论据。另一种说法认为蹴鞠是用来训练士兵的，出现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这种说法也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相当流行的娱乐活动了。蹴鞠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足球在今天被称为世界头号体育运动，在五大洲的每个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足球在孩子们的脚下蹦蹦跳跳，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踢来滚去。每逢世界杯大赛，地球上有近一半的人被绿茵场上那个黑白相间的皮球所吸引，通过电视追踪它滑过的轨迹。足球不仅给球星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崇高的荣誉，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鲜花在迎接。

足球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一直持续到东汉三国时期，这段时期连年征战，人们除了练习骑马、射箭，就是学习蹴鞠(《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引《会稽典录》)。一些善于踢球的人，还会得到君主们的赏识，如一个名叫孔桂的人，因善于踢球，深得魏武帝曹操的欢心，就留在魏武帝身边侍奉(《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引《魏略》)。

在整个汉代(公元前206—220年)，蹴鞠也一直是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娱乐活动。汉武帝不仅在他俘获的俘虏中寻找蹴鞠的高手，带回宫中为他表演，有时甚至自己也禁不住下到场里去踢几脚(《弹棋经·序》)。汉成帝也是个足球迷，又爱看又爱踢，大臣们劝他不要再踢了，因为踢足球是一项剧烈的运动，容易伤神劳体，像万岁爷这种身份的人在球场上跑得气喘吁吁，既有伤龙体，又有碍观瞻。但是，汉成帝太喜爱踢球了，一时难以割爱，命令大臣们献上别的好玩而不使身体劳累的游戏来。大臣们只好发明了一种叫弹棋的游戏来转移皇帝的足球兴趣(《西京杂记》卷二)。

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是，宋代不少城市设有齐云社，这样圆友们可以游走各方，在更大的范围内切磋技艺。外地的圆友来访，首先要在设有祖师清源妙道真君、仙师陆阳真人等牌位的圣案前拈香礼拜。安顿下后，由社司部署了解来客的基本情况，如姓名、籍贯、从师何人、练习的年限等，然后约定“撞案”时间。所谓“撞案”，实际上是对来访者蹴鞠技能进行测验，来者要把自己准备表演的各种技法，一一列成清单交上，届时依照清单，顺序逐一演示，“或脚头，或解数，或十一踢，或成套数，或截滚弄”，显示出自己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这才能取得与当地圆友们比赛、切磋技艺的资格。“撞案”的标准很高，如“脚头”一项，即用脚颠球，要求左右脚各连续颠100下，双脚不得相杂，球要颠得平稳，不得忽高忽低。一次“撞案”不成，不要紧，还有两次机会，如果三次均告失败，只好打道回府。另外，如果是没有拜过师父来路不正的人，私行来访，也不能与之切磋技艺(《蹴鞠谱》)。

2) 白打场户，两人对踢，也可以多人(成偶数)对踢。

由于蹴鞠在汉代有重要的军事作用，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里把当时关于论述足球的《蹴鞠》25篇列入“兵技巧类”。可惜这些著述后来都失传了。

第一章 古代球类活动 第二节 击鞠(马球)

马球是继足球兴起后出现的又一个风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的马球称为“击鞠”，又叫“击球”、“打球”。比赛时，骁勇的马球健儿们，手持球杖，骑在奔驰如飞的骏马上互相争逐击球，以将球击入球门的多少来决定胜负。

马球在古代中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是唐代时由波斯(现在的伊朗)传来的；有人认为是由吐蕃(现在的西藏)传入中原的；也有人认为是古代中国自己创造的。“击鞠”一词最早出现在曹操的儿子、大文学家曹植在公元3世纪写的讽刺曹丕纵情行猎作乐的《名都篇》中。但是，马球的黄金时代是唐朝。马球与古代骑兵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它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也是一种训练骑兵骑术的军训手段。中国虽然从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组建骑兵部队开始就已经有了骑兵，但是当时的马具还比较原始，骑兵也不是主要的作战兵种。汉代的骑术受到没有马鞍和马蹬的限制；而两晋南北朝(公元265—589年)和隋代(公元581—618年)的重骑兵无论是人，还是马，都是以重装甲披挂，笨重不灵，马的负担很重，难以开展马球活动。唐代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也采取了大力发展骑兵的作战方式，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贞观后40年马匹多达70.6万匹(《新唐书·兵志》)。与以前历代骑兵不同的是，唐太宗看到了隋代重甲骑兵的弱点，建立起了快速机动灵活的轻骑兵，这就为马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唐代已经有完备的马具，有鞍有蹬，大大提高了骑手驾驭马的能力，战马不披甲也使马的机动性大为提高，于是，骑手可以稳稳地坐在马上完成各种剧烈的击打动作，马也可以轻松自如地左旋右转。而打马球又反过来有效地提高了唐代轻骑兵的骑术，成为重要的军训手段。唐玄宗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就曾下令全国军队开展马球运动(《全唐文》卷三七五)，马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唐代一下子风行起来的。

唐代的马球场，一般在大殿前铺设，所以在史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殿、某某宫打球的记载。球场的其他三面有矮墙环护，球场的长度大约在1000步左右，表面压制得十分平整，平坦得如同磨刀石，光滑得像一面镜子，如唐诗中所说的“筑场千步平如削”(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平望若砥，下看犹镜”(阎宽《温汤御毬赋》)。有的奢侈腐化的王公贵族，为了夸耀自己的财富，在营建马球场时，不惜财力，如唐中宗景龙年间，驸马杨慎交甚至用油浇地来铺制马球场(《隋唐嘉话》)。球场如果管理不好，也会引起人们的议论，有时还会招致皇帝的责备，如唐宪宗就曾责问赵相宗儒：“听人说你在荆州时，球场长草了，是怎么回事？”回答道：“这是臣的死罪，场上确实有草，但不妨碍球的往来”(《唐国史补》)。在风雨天打球，就得在球场上用油布搭起帐篷，进行比赛。如果晚上来了球瘾要打马球，就点燃特制的大型蜡烛，形成一个“灯光球场”，五代时，吴主杨行密的儿子杨渥在其父死服丧期间，就是这样打球行乐的(《通鉴纪事本末》)。球棍也叫鞠杖，是木制的，杖柄也有用藤做的，球杖下端呈偃月状，外部包有牛皮，杖上有各种彩色花纹的装饰。

马球比赛分为单、双球门两种比赛方法，单球门是在一个木板墙下部开一尺大小的小洞，洞后结有网囊，以击球入网囊的多少决定胜负。由于球门很小，击球入门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张建封在一首打球诗中写道：“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酬韩愈校书打毬歌》)。在飞奔的马上持杖击球，难于古人在马上左右开弓，而要在百步内击球入门，与战国时有名的神射手养由基的“百步穿杨”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像明人一首诗里说的“彩色球门不盈尺，巧中由来如破的”，击球入门的难度如同射箭中靶(王绂《端午赐观骑射击毬侍讌》)。打双球门的赛法与现代的马球相似，以击过对方的球门为胜。马球比赛有一种撼人心弦的魅力，在一片平坦如砥的球场上，彩旗招展，战鼓阵阵，号角声声，马蹄疾如雨，骑手们身着锦衣，手持球杖，忽而俯身仰击，忽而旁敲侧打，在马上翻上翻下，往来如风，时而像回旋冲腾的激流，时而像席卷大地的暴风，追逐着那个在场上忽左忽右，疾如闪电，用硬木制成的如同拳头般大小的红色小球。呼叫声，马嘶声，鼓号声，喝彩声，混成一片，令人惊心动魄。因为马球也是用来练兵打仗的，比赛往往进行得十分激烈，而且有相当的危险性，常有伤害事故发生，轻的使人面目受损，重的可能致残。马也很累，以致于韩愈担心早则一两年，迟则三四年马会累病(《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韩愈上张仆射第二书》)。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时，常山太守王俌准备投降史思明的叛军，他的部将们得知后非常气愤，就趁打马球的机会，纵马将王俌撞下马来，乱蹄踏死(《资治通鉴·肃宗记》)。可见在当时的马球比赛中受伤是司空见惯的事，人们不会以此为怪。

唐代出现了一些有着高超技艺的打球能手，如建中初，河北有一姓夏的将军，力能开弓数百斤，在马球场中央地上摞起10余枚铜钱，然后，骑马飞驰而来，用鞠杖击打铜钱，每一击都十分准确地打中一枚，飞起七丈(《酉阳杂俎》卷五)。在珍藏于故宫博物馆的打马球纹铜镜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马球健儿们正在驱马疾驰，挥杆击球。尤其难得的她们是四个英气勃勃的女马球手，显示了盛唐时期我国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慨。

唐代的皇帝们大都是马球迷，他们不仅爱看，而且也会打，有的还相当出色。唐玄宗李隆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有一次，吐蕃派使者来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唐中宗请客人们观看马球比赛。吐蕃人善打马球，看了比赛，觉得堂堂大唐帝国的球技也不过如此，于是提出要比试比试。一开赛，吐蕃队果然十分厉害，唐朝的球队不是对手，连连败北。唐中宗见势不妙，急忙派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带三个皇室子弟上场与10名吐蕃人对阵。只见“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大败吐蕃球队(封演《封氏闻见记》)。唐穆宗在长庆二年十二月，在宫中打马球时，一名宦官突然坠马，穆宗大受惊吓，下马后竟然不会走路，昏昏沉沉，三日不能上朝(《新唐书·敬宗记》)。宣宗打马球时，骑一匹矫捷的骏马，能在马上持杖连击数百击，马驰不止，迅若流电，军中的打球老手们都为之叹服(《唐语林·补遗》)。唐代的另一个皇帝唐僖宗，虽然治理国家十分无能，但是特别会玩，喜欢骑射、舞剑弄槊、蹴鞠、斗鸡，尤其精于打马球。有一次，他对宫中专门给皇帝逗乐解闷的优人石野猪开玩笑说，如果以打马球来考进士，我肯定可以得状元(《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

在唐代章怀太子墓道的西壁上就有一幅大型彩色壁画《马球图》，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中，这幅壁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亲眼看到1200多年前唐代马球比赛激烈而生动的景象。

在唐代，不仅骑马打仗的武人们喜欢马球，就是舞文弄墨的书生们对打马球也不生疏。每年科举考试后，在祝贺新及第的进士活动中，就有一项在月灯阁举行的马球会。这时，那些在金殿对策时对答如流，笔走龙蛇的书生们，又都成了身手矫健的马球行家。有的进士的球技甚至超过军队中的马球高手。在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的月灯阁球会上，几个神策军中的军官，仗着自己球艺高超，全不把这些书生们放在眼里，在球场里趾高气扬，发出挑战。只见新及第的进士刘覃纵马挥杆，跃入场内，快如闪电，只几下，便截下对方的球，然后将球轻轻一挑，抡圆了球杖向空中击去，小小的球如同弹丸般地冲天飞去，竟然无影无踪，军官们目瞪口呆，在几千观众的哄然大笑中，满面愧色，垂头丧气退出场去(《唐摭言》卷三)。

唐代的妇女也爱好马球，皇宫中宫女们也以打球为乐。在唐墓中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女打球俑。在打马球风气的影响下，一种名为“驴鞠”的骑驴打球活动也应运而生。驴，体型较小，跑得也慢，所以骑驴打球深受妇女们的喜爱，于是，驴鞠成为一种唐代的女子体育运动。唐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乂〔yi义〕，就很喜欢观赏女子驴鞠，不惜每天花钱数万，将小小的毛驴打扮得富丽堂皇，女骑手们一个个花枝招展(《旧唐书·郭英乂传》)。这种驴鞠在宋代的宫中依然存在，被称做“小打”，以区别于骑马打球的“大打”。

马球在唐代还传到了日本。

到了宋朝，宋太宗曾下令制定出关于打马球的详细规则，使我们知道，当时的马球已是一项高度程式化的活动。球场设在大明殿前，两个石莲花座的木制球门高约丈余，分置球场东西两侧，比赛分左右两朋(队)进行，有守门员。宫中乐队在两廊设有鼓乐，双方球门旗下，还各有五面战鼓，左朋衣黄襴，右朋衣紫襴，马尾都要打结。在鼓乐声中，由皇帝开球，然后命令诸王大臣驰马争击。球门两侧置有24面绣旗。在大明殿的东西台阶下放着空旗架，击入一球，称为得一筹，由两个持小红旗的卫士大声唱筹，在该朋的旗架上插一绣旗，表示得筹。如果皇帝进球得筹，大家就要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叫好。得筹人要下马称谢。每三筹，就暂停比赛，在御殿召群臣饮酒一番。比赛结束时，以旗数多少确定胜负(《宋史》卷一二一)。宋代诗人陆游在他的诗中对当时的马球也有描述：“军中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恣驰逐。洮州骏马金络头，梁州毬场日打球。”(《冬夜闻雁有感》)

尽管在宋代，马球被列为军礼活动，按照上述规则进行，但它已经失去了唐代时的那种重要意义。实际上自唐代后马球运动就逐渐从它的巅峰走向衰落，到明朝中期已基本消亡。这主要是因为唐代后缺乏马匹和忽视骑兵的军事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所造成的。

因为马球的兴衰与骑兵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当马球自唐以后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下去的时候，在一向崇尚骑射的许多北方少数民族中却普及开来。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契丹人和女真人所建立的辽国(公元916—1125年)和金国(公元1115—1234年)每年重五(阴历五月初五)、中元(七月十五)和重九(九月九日)都要举行隆重的拜天仪式。在祭礼之后，就举行射柳和马球比赛。所谓射柳，是契丹人、女真人建立的辽金两代的一种专用于祭天的活动，也称为“射柳仪”或“瑟瑟礼”。每逢重五、中元和重九行拜天礼后，都要进行射柳(《金史·礼志》)。届时在马球场上插上两行柳枝，在离地面数寸处剥去柳枝皮，露出一段白色的枝干。系上不同颜色的手巾来表明自己的目标，然后按照尊卑长幼的顺序，先让一名骑手快速骑马作为前导，射手骑马随后，在疾驰中用无羽的横镞箭将柳枝射断，在断柳落地前接在手中，疾驰而去，这是第一等；射断了柳，但未能接住的，属二等；如果射断的是没有剥去皮的部位，或没有射断、没有射中，都算作失败。在射柳时，擂响战鼓，以助声势(《金史·礼志》)。1965年9月在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出土的北燕贵族冯弗的墓葬中，就有130余件皆为扁锋的横镞箭，且箭杆上缠有银丝，十分精致。在出土的辽墓中，也有横镞箭的出现，镞身扁平，就像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有的箭端刃线略呈弧形，为扇形铁镞。射柳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明和清代初期，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失。射柳之后紧接着就是马球比赛，然后举行盛大宴会，大家尽欢而散。辽、金的帝王们也都十分喜爱马球，因为他们明白马球的军事作用。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金世宗在常武殿打马球，他手下的大臣马贵中劝他不要再打了，因为这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前天皇太子就曾经坠马。金世宗回答说，现在天下太平，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祖先是以武力平定天下的，我打马球正是要人们不要忘记习武(《金史·马贵中传》)。在《辽史·游幸表》中关于辽国帝王们或者亲自打球，或者观看马球比赛的记载比比皆是。

人们在体育史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体育形式引发出另一种体育形式的现象，如今天的橄榄球就是由现代足球发展变化而来的。唐代发达的马球运动也是如此，它不仅导致了驴鞠的产生，还使得一种不骑马或驴，徒步持棍击球的曲棍球运动在中国出现。这种击球游戏就是“步打球”，最初它是一项女子体育活动。按照唐朝习俗，每年寒食节，就由少府监在宫内组织“献球”的娱乐活动，包括各种球类活动，如蹴鞠、击鞠、步打等(《新唐书·百官志三》)。那些在深宫中虚度自己青春年华的宫女们不仅喜欢踢不用球门的花样足球，就像一首诗里所说“寒食内人长白打”(王建《宫词》《全唐诗》卷三○二)，而且分为两队，拿着下端弯曲的木棍徒步上场进行步打比赛，为皇帝表演。比赛以击球入门多少分胜负。宫女们对这种古代的曲棍球十分着迷，唐王建《宫词》对这种欢快场景也有描述：“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这就是说，寒食节时，宫女们在殿前设置步打球场，分为两朋(队)进行比赛，首开纪录的朋争先恐后地来到皇帝面前跪拜称谢，再继续比赛。唐代的皇帝也时常让宫中的男供奉们分队进行步打球比赛，供自己欣赏。在唐代贞观年间，步打球还与音乐舞蹈相结合，产生了唐宋时期一种名为“打球乐”的曲棍球舞蹈，后精通音律的唐玄宗李隆基将打球乐的伴舞音乐改为“羯鼓曲”(胡震亨《唐音癸签》)。

唐末，中国的步打球传到了日本。

我国达斡尔族和回族也有类似步打球的古代曲棍球。达斡尔族称之为“打贝阔”、“波依阔”或“波列”。球有软硬两种，软球是用牛毛做成的毛球，较轻且有一点弹性，适于供儿童少年打。硬球是用骨和硬木做成，供大人们打。击球杖四尺左右，一般用柞树木制作，球杖下端弯曲，以便于击球。比赛上场的人数或多或少，没有严格规定。比赛分为有球门和无球门两种。夜间比赛时，尤其是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把球浸油点燃，成为一团火球，进行比赛，别有一番风韵。回族的民间传统曲棍球称为“木球”，又叫“打篮子”或“打毛球”，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天的木球已是规范性很高的现代竞技运动，如对场地大小、上场人数、比赛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过它仍然保留有其传统的痕迹，如使用的球是红、蓝两色相间，两端呈椭圆状的木球，这种球在滚动时常常变向，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球杖的底端有斜角，以增加击球时的接触面。

第一章 古代球类活动 第三节 捶丸(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是当今世界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体育运动。这种体育活动是在一片自然风光中进行的，脚下是绿草如茵的旷野，明镜般的湖水在微风中轻轻地荡着涟漪，头顶上广阔无涯的天空蓝得如同大海，几朵白云在悠悠地踱步，没有城市的喧嚣和现代社会的嘈杂，只有清新的空气，静静的小丘。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人们轻松自如地一边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一边挥杆击球，这种运动使人的性情得到陶冶，体力得到恢复，精神得到放松，因此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好者。西方的体育史家有的认为高尔夫球起源于苏格兰，有的认为起源于荷兰。今天在高尔夫球场上乐而忘返的人们是否知道这项使他们如此迷恋的西方体育活动的真正源头却是在东方的中国，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中国就已经有高尔夫球的游戏，它的中国名字叫做“捶丸”。

“捶丸”的出现与盛行于唐代的球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唐代的打球除了持球杆骑在马上打的马球外，还有一种拿球杆徒步打的球类游戏，叫做“步打球”。这种步打球与今天的曲棍球十分相似。到了宋代，步打球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捶丸”的击球游戏。“丸”是指球，“捶丸”的意思就是用棍打球，这就是最早的高尔夫球。到了元代，捶丸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体育项目。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出现了一部由宁志老人编写的专门论述捶丸的著作——《丸经》，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高尔夫球的专著了。在这部长达32章的书中，作者追述了捶丸的发展历史，讲解了进行捶丸的场地、器具、竞赛规则，以及各种不同的击法和战术，还特别强调了体育运动的道德，实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进行捶丸游戏的场地一般是有地形变化、凹凸不平的空旷场地。在场地上挖一些与今天高尔夫球穴差不多的球窝，在球窝旁插上彩旗作为标记，丸由坚固的经得起反复击打的赘木(树身上结成的瘤的部分叫赘木)制成。现代高尔夫球有各种不同的球杆，有的用于远打，有的适于近击，有的则易于使球高高飞起，越过池塘、水溪。捶丸也有不同类型的球棒，如：“撺棒”、“勺棒”、“扑棒”，供人在不同的条件下选用，打出不同的球。球棒的制做也很有讲究，击球一端的制做材料要选用秋、冬树木和牛筋、牛胶，棒柄则用刚劲厚实的南方大竹。制造球棒的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和夏天，因为这时各种材料容易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然后再细细地刮磨加工，就制成了合手耐用的球棒。参加比赛的人数可多可少，比赛也因人数不同有相应的不同名称，10人、九人参加的叫“大会”，七、八人的为“中会”，五、六人的是“小会”，三、四人的称为“一朋”，只有两人比赛的叫做“单对”。分队比赛时，各队使用不同颜色的球；不分队的个人比赛，每人使用的球也颜色各异，以防混乱。用较少的击球次数将球击入球窝者为胜。捶丸有各种复杂的击法，如，用撺棒立着打，勺棒蹲着打，扑棒可站着打也可蹲着打。不同的地形、地面、位置，均有相应的不同击法，如在地表坚硬处，应当减力击球，否则容易将球打远，而在土松处，则要加力击打。基本的比赛方式是：在场上划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平地，清除瓦片、砾石、杂草。这就是“球基”，第一击必须将球放在基内击出。后继的击打在球停止处接着打，不得再设球基。球必须击出，而不能用挑、拨、推、砍、兜、刮、舀、扫、碾的手法。捶丸比赛对不道德的行为有种种严格的规定，如不能加土或做坑阻拦别人球的行进，不能妨碍他人击球，不能随便移动球的位置，比赛中不能换球棒，不许给他人指示地形等等。

捶丸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丸经》中所说的，捶丸时需要审视场地的干湿软硬以便设置击丸的球基，要根据地势的平峻凹凸构想制胜之道，要拽肘运杖，将球打入球窝，心不能急，意不能躁。因此，这种体育活动既可以给人一个良好的心境，又可使血脉流通，四肢舒畅。正因为如此，宁志老人到80高龄，仍然身体健康，头脑清晰，写出这部古代高尔夫球的传世之作。

与其他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一样，捶丸游戏也把道德品质的教育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胜负是次要的，要做到“胜负不动于心”，修身养性才是游戏的真正目的。因此，在捶丸游戏中要对人友善，语言和蔼，不可因技术高超就孤傲逞能，举止浅薄。虽然在比赛中大家平等相近，但是尊卑长幼的秩序是不能紊乱的。身体要安舒，举止要端庄，在球场上不要议论他人，搬弄是非；屡胜而不傲，屡败而不怒；心要静定，志欲宁适，气要温和，体要安舒，容止端庄，语言简当(《丸经》)。

捶丸的产生显然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娱乐文化的要求有直接关系。这项活动深受人们的喜爱。明代人周履靖在游历中发现在都市中不少人都精于这一运动。捶丸活动也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甚至仕女在酒后饭余，也都喜欢以捶丸来消食解闷。封建帝王中着迷于这项游戏的也大有人在，如宋徽宗、金章宗、明宣宗等。

捶丸运动经过了宋、元、明三代的发展繁荣后，在清朝由于满族贵族不喜欢这项运动而衰落。后来在苏格兰开始的现代高尔夫球，有人推论是在元朝由中国的捶丸传入而出现的。

第一章 古代球类活动 第四节 木射

在现代西方的球类运动中，地滚球是十分流行的一项活动，运动量不大，娱乐性强，老少咸宜，因此十分受人欢迎。西方最初的地滚球运动起源于3世纪的德国，叫“克格尔斯”(kegels)，滚动的木球击打放置在地上的小木柱。这是中世纪德国的修道士和祭司们最喜欢的一种具有宗教含义的活动。在这种活动里，放置在地上(一般是在教堂走廊地上)的木柱，代表着邪恶，如果掷球者能成功地将这些木柱击倒，就说明他已经洗净了自己身上的罪恶。这种具有宗教含义的活动后来逐渐世俗化，演变成深受人们喜爱的民间九柱球游戏，就是以球滚击九个木柱。最后进而演变成现代的地滚球运动，即在18.30米的木板球道的一端放置10个瓶状木柱，击球者在另一端用球沿球道滚动击之，击倒的木柱越多得分越多。

我国从唐代开始，也有一种类似于地滚球的以球击打木柱的运动。这项活动采用射箭活动中的术语，以木柱为靶，以木球为矢，意思是以木球为箭矢，来射木柱的靶子，因此，这项中国地滚球的名字叫“木射”。木射游戏中作为靶子的是15个筍形平底的木柱。有意思的是，这种游戏与早期德国教堂中的原始地滚球一样，也有很浓厚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含义，所不同的是，木射以游戏的方式强调人们遵从中国的传统道德。15个木柱分为红、黑两类。红柱有10个，其上分别用红色写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10个大字，而五个黑柱则用黑墨分别标明“慢、傲、佞、贪、滥”五个字。将这些木柱红黑相间安放在场地的一端，击球人在场的另一端以球滚地击柱，击中红柱者为胜，击中黑柱者为负。唐代的陆秉著有《木射图》一书，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还著录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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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拟唐代木射图

第一章 古代球类活动 第五节 掌旋球

今天，在许多退休的老年人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两只闪亮的钢球，在五个手指灵活地拨弄下，不停地左旋右转，嗡然有声。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抗衰老健身活动“掌旋球”，也叫“健身球”或“游球”。掌旋球原是用于防身的暗器和练功器具，走江湖的人随身携带，需要时则掷球击人，因为难以预防，很有几分威力。掌旋球大约在明代出现，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最初是实心球，到了清代，将球体改为空心，并装入音板或小球丸，称之为“胆”，转动时与球体相撞，发出一种铃铃的清脆细响。“胆”有阴、阳之分，阳胆声清，阴胆音浊，这样可根据音调的高低清浊，分为雌球和雄球，这就合了我国古代阴阳互补的道理。

转动掌旋球有各种方法，一般有顺转、逆转、快转、慢转、有声转、无声转、左手转、右手转。技巧熟练的人，一只手掌可转三颗到四颗。如果是四颗，则是三颗在下面，一颗叠在上面，下面的三颗一转动，上面的一颗也就转动起来了。如果是三颗，转动时能使球不接触球，三颗球在掌上循环追逐。要它发声，就能使几颗球一起咯啷啷地响成一片。要它不响，就只有球动而没有声音。坐、站、走均可练。

掌旋球不仅有金属的、玉石的，还有木制的。还有一种也是人们常见的，是在手掌中转动几个核桃，核桃表面凹凸不平，还可以当作按摩器在面颊上滚动按摩，久而久之，核桃就逐渐变成古色古香的紫红色，十分好看。

从健身的角度来看，掌旋球不仅可以增强手臂部肌肉的力量和手指的灵活性，而且可以通过不断地刺激手掌上的穴位对整个机体产生良好的作用，如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功能。根据我国传统的经络学和中医理论，人体的四肢末梢部位与内脏器官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为四肢末梢部位集中了许多重要穴位，如井、荥〔xing行〕、俞、经、合，均在“手不过肘，足不过膝”这一范围。12井穴就在手足十指尖端部位。从人体神经分布的解剖结构来看，手足属于颈胸神经分布的末梢区，是非常敏感的，并可以通过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传导，对内脏器官发生反射调整作用。因此，掌旋球在今天仍然为许多人，特别是老年人所喜爱不是偶然的。

第一章 古代球类活动 第六节 其他球戏

<h3>蹋毬：</h3>

表演者在一个大球上用双足驱球疾进，并做出翻腾跳跃等各种难度的动作，是今天人们经常见到的一个杂技项目。这项活动，在唐代是集观赏性和娱乐性于一身的一种球戏，叫作“蹋毬”。唐代《封氏闻见记》记录到当时的艺人们发明了“蹋毬之戏”，球是木制的，高约一二尺，涂着绚丽的色彩。女艺人站立在球上，“宛转而行，萦回来去，无不如意。”唐代诗人王邕对宫女们蹋毬的情景有绘声绘色的描写：宫女们立身于滚动的球上，球体似珠，滚动如风雷，人颜似玉，打扮得如同仙女下凡，球不离足，足不离球，扬袂迭足，耍弄金盘，挥剑舞蹈，跳跃，矫捷轻盈，飘然若仙，把上万名观众看得如醉如痴(《内人蹋毬赋》)。这种“蹋毬”运动，后来演化为杂技。

<h3>抛球：</h3>

在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里，有关于抛球游戏的描写。我国唐代也有抛球游戏，主要为少女们所喜爱。这种游戏用的是制作得色彩鲜艳，极其精致的绣球，唐代诗人刘禹锡形容它是“五彩绣团圆”。这种抛接球的游戏可能有些过于文雅，而逐渐演化为宴饮时的助兴娱乐，但对平时缺少运动的妇女，尤其是深宫中的宫女们来说，仍不失为一项锻炼身体、消烦解愁的活动。唐代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在他的诗歌中也提到过宫女们玩抛球时跑来跑去，身上的珠珮碰撞有声的情景：“素女鸣珠珮，天人弄綵毬”(《宫中行乐词八首》)。抛球也为宋人所欣赏，南宋孝宗就曾在乾道五年十一月，与皇太子在观看百戏之前，先观赏了抛球和秋千(《乾淳起居注》)。

<h3>水球：</h3>

中国古代也有一种被称为水球的娱乐活动，不过这种活动与今天水中健儿们在游泳池里两队争斗的现代水球运动全然不同，是一种向水面掷气球，比赛谁掷得远的一种游戏。宋徽宗赵佶(公元1101—1125年)有一首诗对宫女们玩这种水球的场景有十分形象的描述，“苑西廊畔碧沟长，修竹森森绿影凉，戏掷水球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宋诗纪事》卷一)。宫女们在宫廷花园长廊附近的一泓清流旁，向水中掷球为戏，看来与人们在河边湖畔常用石片打水漂有些相似，不同的是用球代替了石片。

<h3>竿球：</h3>

我国台湾高山族流传着一项独特的球戏，这项娱乐活动源于一种叫“竹竿祭”的古老的祭祀仪式。器具是实心球和竹竿。球由青藤或棕树皮将树叶紧紧地包扎而成。竹竿长达七至八米，一端用刀刮削得十分尖锐，或者装上铁刺。游戏的人数没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是十几个人各持竹竿站成一个圆圈，一个人拿球站在圆圈的中央，高高地将球抛向空中，当球下落时，大家争先恐后地用手中的竹竿去刺球，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祭典，要持续三天之久，称为托高会。头两天在会场上祭拜竹竿，第三天向空中连续投出10个藤球，其中吉球和凶球各五个，让每个参加祭礼的人用竹竿刺藤球，刺中吉球，表示着吉星高照，鸿运当头，大家要以酒庆贺。刺中凶球则须请巫师作法消灾。传说这项活动是为了纪念高山族一个以竹竿与虎搏斗，最终刺死恶虎的英雄。高山族人十分喜欢这一活动，据清人黄叔璥记录，竿球在清代已经成为高山族聚众集会的一项民俗(《番俗六考》)。

我国东北赫哲族民间流行的“叉草球”与竿球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这是一种两军对垒的游戏。器具是一个用草捆扎而成的球和劳动时用的木杈。游戏时，两队人各持木权相对，列阵而立。双方轮流向对方上空抛掷草球，比赛用木权叉刺草球的准确性。如果一方用木权准确地叉住草球，不使之落地，就在场地上前进20步，而掷方则相应后退20步。这种攻城掠地，进进退退的游戏，与现代美式足球的比赛方法有些相似。

第七章 古代养生体育 第一节 导引术的发展

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开始以积极的态度，通过肢体运动主动地去争取一个健康的身体。最初的古代导引行气术是由舞蹈发展而来的。在原始社会中，舞蹈是一种有许多作用的重要活动，每逢集会、节日、打猎成功、果实成熟、誓师出征、获胜凯旋，人们都要身披兽皮，头戴花环，手挥羽毛或武器，模仿着飞禽走兽的神态，或者表演自己的打猎和战斗中的动作招式跳起舞来，人们用舞蹈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欢快，对神灵的祷告。不仅如此，舞蹈还有进行体育医疗和保健的重要作用，汉代的傅毅(？—公元90年)就正确地指出舞蹈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他说舞蹈“乐而不溢，娱神遣老，永年之术，优哉游哉，聊以永日”(《舞赋》)。史书上记载，早在原始社会中尧帝的时代，洪水连年泛滥，到处都是湿漉漉的。长期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人是很难受的，浑身不舒展，关节肿胀，心情也自然非常郁闷。于是发明了一种舞，用跳舞的办法来排泄心中的烦闷，治疗肿胀的关节(《吕氏春秋·古乐篇》)。

在中国第一部诗歌集中也有大量关于长寿的词语，如“永锡难老”，“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如“南山之寿”，“万寿无疆”等，其中一些词语直到今天仍然常被用来祝福人健康长寿。有了健康长寿的愿望，人们就开始积极地用行动去实现这一目标。

每天清晨，在绿树浓荫、鸟语花香的公园里，在空气清新的湖滨、河畔，甚至在大街两旁的绿地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在练气功。他们有的双目微闭，两只手像抱着一个大球，一动不动，好似老僧入定；有的轻展手臂，有如仙鹤掠过水面，大雁在高空盘旋；有的迈着轻捷、有节奏的步子，一步一顿，悠然自得。不管他们是动是静，似乎都把自己的全副身心沉浸在自己的一招一势、一吸一呼中，那种安详而神秘的气氛，使过路人不知不觉地放轻自己的脚步，生怕打扰了他们的练习。且不要小看了这些两鬓斑白的气功爱好者们的练习，它可是源远流长，伴随着中华民族度过几千年春秋的老伙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气功在古代被称为“导引”，即“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意思是通过一定呼吸方式的行气和肢体的动作，使身体的各个部分和谐、柔软。这种导引行气术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物之一。如何将人的机体调整到一种最佳状态，并且长时间地保持这种状态，是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的一个古老课题。导引行气术正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不断地苦思冥想，实践探索，总结出的关于这一课题的一份天才的答案。这里凝结着一个民族多少代人的智慧和汗水，是中国为整个人类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里，这一古老的体育健身形式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古树，生机勃勃，继续造福于人类。

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长寿越来越成为人们美好的愿望和追求的目标。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件汇编，汇集了夏、商、周及原始社会末期一些资料的《尚书·洪范》中就提到了“五福”(五种好运)：寿、富、康宁、攸好德和考终命，和“六极”(六种恶运)：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在五福中三项都与健康长寿有关，而六极中有三项与短命夭折、病弱有关。

东汉末年，华佗(？—公元208年)创编的“五禽戏”是中国古代导引术的一件大事。华佗生活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是一个有名的医生，医术高明，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朝廷请他当官他不去，却长年奔波在民间，走遍了现在的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的许多地方，为老百姓解除病痛。他治病，常常是手到病除，因此被人们奉为神医。曹操多年不愈的头痛风，华佗用小小的银针只两三下便可止痛，曹操便想将华佗留在身边，随时听用。但是华佗不愿当只为曹操一人服务的侍医，最后惨遭杀害。华佗不仅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导引养生家，他非常强调运动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认为人的身体应当经常运动。只有运动才能使吃进去的食物得到消化，血脉流通，不得病。这就像房门的轴一样，因为总是在动，所以不会腐朽。在总结前人导引术的基础上，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神态编了一套自我保健的导引套路——“五禽戏”(图5)。在做五禽戏时，练习者一会儿像虎一样的蓄势欲扑，一会儿模仿鹿的奔驰反顾，还有熊的倒卧翻滚，猿的攀枝自悬和鸟的展翅欲飞。这些动作有刚有柔，有疾有徐，全身上下都参与运动，有良好的锻炼效果。华佗对他的弟子吴普说，五禽戏既可以治病去疾，又可以使人手脚强健。在身体不舒服时，起来做其中一种，出一出汗，然后在身上扑一些粉，就会感到浑身轻快，有胃口了。吴普听了他的话，认真练习五禽戏，90多岁时，眼不花，耳不聋，牙齿不脱落(《后汉书·方士列传·华佗传》)。从马王堆《导引图》的一个术势治一种疾病的单势导引，到提高整个人体机能水平的五禽戏，是导引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华佗开拓了导引套路化的方向，这样既提高了练习的运动量，又增加了人们做练习时的兴趣，把治病防病、强身健体养生融为一体，对后来武术套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可惜的是，华佗编的这套五禽戏后来失传了。几百年后，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在他的《养性延命录》中辑录的关于五禽戏的文字说明——“五禽戏诀”，是后人编的。五禽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导引术进入了一个套路发展阶段。

那种单纯的肢体运动的导引、按摩在明代已不多见。导引越来越注意把肢体运动、按摩和行气结合在一起，如在明朝周履靖的《夷门广牍·赤凤髓》中记载的“五禽戏”，不仅术势有了变化，而且增加了行气的要求。明代出现的托名达摩创编的“易筋经十二势”也反映了这个趋势，这组由12个动作组成的徒手导引操把调息练气与肢体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练外又练内，强身健体功效显著。不过易筋经与以往的导引术相比有重要的区别，以往的导引术基本上是以治病防病为目的的保健功法，而易筋经则是具有鲜明强身壮力特点的强壮功，动作刚劲有力，与武术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习练少林拳的人多以易筋经为基本功，通过练习易筋经而“气盈力健，骨劲膜坚”。这种内外锻炼结合越来越紧密的趋势直接导致了后来风靡世界的太极拳在明末清初的出现。太极拳就是一个将内功与武术的技击动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范例。它既有导引的特点，又有气功的效果，还保持并增强了武术格斗的功能。可以说太极拳也是中国古代养生术几千年发展的一个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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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汉导引图帛画(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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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五禽戏动作之一——虎寻食 图2 五禽戏动作之二——鹿长跑 图3 强禽戏动作之三——熊撼运 图4 五禽戏动作之四——猿摘果 图5 五禽戏动作之五——鹤飞翔

图5 五禽戏(《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P.417)

导引的出现与远古时代的原始医疗术也有密切的关系，《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古代中国中部地区，由于地势平坦而潮湿，物产丰富，先民们饮食杂而活动不足，因此多出现由于气郁结不畅而致的一些病症。这些病适宜用摇筋骨、动肢节的导引来治疗，因此，导引术多来自中部地区。说到导引的具体动作，古代的导引养生家们往往喜欢模仿各种动物活泼而有趣的动作，创编出用以养生的导引术势。《庄子·刻意》中就对这种人做过描述：“吹呴〔xu 虚〕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引(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意思是说，利用呼吸吐纳的方法，把体内的废物排出去，将外界的新鲜气体吸进来，模仿熊在树枝上悬垂，鸟在空中飞翔中伸足的动作，这些不过是为了活得长一些罢了，这就是像彭祖这样的导引养生家所爱好的事情。彭祖据说名字叫钱铿，相传是殷商时期的人，因他的封地在彭城，他本人又被奉为养生家们的祖师爷，所以被称为彭祖。这个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据说由于有极深的导引功夫，活了800多岁。中国古代养生术的这种鲜明的仿生特点，在其他古代文明中是不多见的。这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回归自然的观点有直接关系。在古代先哲们看来，人只有摆脱了内外种种欲念的干扰，进入完完全全的自然状态，才能取得身心的健康，于是与自然完美融为一体的野生动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发现无论是虎跃、马奔、猴戏、蛇行，还是野鹤展翅，麋鹿疾走，无一不是天然自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模仿这些动物不仅可以使导引有了取之不尽的动作素材，而且有助于习练者在心理上进入健身养生极为重要的自然之境。今天我们面对中国古代养生术和武术中成千上万种仿生性术势，不禁会为先民的观察力、想象力和领略大自然的悟性而赞叹不已。

这种被称为“大舞”的舞蹈与以后导引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现在保存在青海省博物馆的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5000年前的一个彩陶盆上就画着这种中国最古老的舞蹈，人们手拉着手，脸朝着同一个方向，动作协调一致。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黄帝内经》也指出，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地势平坦而潮湿，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可以生长，人们吃的很杂，但是劳动不够，所以很容易得病，就用导引和按摩来治疗(《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

第七章 古代养生体育 第二节 行气术的发展

“气”是我国传统中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主要包括人生来俱有的“先天之气”，即“元气”，和出生以后，通过饮食呼吸获得的维持生命活动的“后天之气”。元气是人生命的根本，元气充盈就意味着健康、长寿。但是一个人自脱离了母体后，他与生俱来的元气就开始了逐渐衰退的自然过程，这就必须用后天之气来不断补充。所谓行气术，就是用后天之气对元气进行补充，使之继续保持充盈状态的方法，它的核心是将人的身心环境调整到一个最有利于由后天之气向元气转化的状态，保持后天之气转化为元气通道的畅通，以达到养生的目的。这就是《吕氏春秋·先己》所说的“用其新，弃其陈，腠〔cou凑〕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

尽管行气养生的术势五花八门，关键点却只有两个方面，即意念控制和呼吸运动。由于控制意念有多种方法，呼吸运动也有许多方式，因此功法很多。这些功法一般是用该功法的特点或功种来命名，在史籍中常见的有行气、引气、调气、服气、食气、练气、胎息、静坐、禅定、坐禅、存想、反观、内视、守一、六字诀、内丹术等等。用现代气功的观点来看，都属于气功中的静功。

行气养生术十分注重练习时安静的精神状态，老子和庄子就是主张“以静养生”的。老子说过，致力于“虚”要彻底，保持“静”要专心(《道德经·十六章》)；《庄子·在宥》也说一定要清虚安静，不要劳动肢体，才能长生。

中国古代早期的行气术是怎样进行的？还不十分清楚，虽然《庄子·逍遥游》提及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司马迁也说过，老子由于善于修道养寿，活了160多岁，有的甚至说200多岁(《史记·老子列传》)。孟子也说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还提到过“存夜气”。但是这些人是不是用行气术来养生的，还缺乏确凿的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最早的关于行气术的史料是战国时期的《行气玉佩铭》。这篇镌刻在12面体柱形的玉佩上的铭文，只有短短的45个字，非常简练地描述了呼吸行气的具体方法：“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夭。天几舂〔g充〕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据郭沫若的解释，意思是说，吸气深入则多其量，使它往下伸，往下伸则定而固；然后呼出，像草木之萌芽，往上长，与深入时的径路相反而退进，退到绝顶。这样，天机便朝上动，地机便朝下动，顺此生之则生，逆此生之则死。这是目前人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气功理论的叙述。

生活在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在他的名篇《楚辞·远游》中，对当时的气功有一些描述，使我们了解到当时士人们的确掌握了一些吐纳方法。他写道，我要吸食六气渴饮清露，含漱朝霞呼吸正阳之气。保持自己精神清新纯净，精气入浊气出吐故纳新。屈原也提到了辟谷服食的养生术：我要吸饮飞泉里的泉水，把美玉的花朵作为食粮。我的貌如美玉光彩照人，我的精神纯粹开始强壮。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一篇专讲气功的文章，抄写的时间大约是汉高祖至汉惠帝期间(公元前206—前188年)，叫做《却谷食气篇》。文中提到了一种不吃粮食，只吃石韦(一味中药)，靠食气(呼吸锻炼)进行的行气术，还对不同年龄的人提出不同的练习次数，并提到了在春夏秋冬四季中适宜练功和不宜练功的气候条件。这种练功方法在秦汉时期已经有相当的影响，为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张良，在功成名就后就准备跟随一个名叫赤松子的方士去练这种不吃饭的气功(《史记·留侯世家》)。可见行气养生术当时就已经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是行气养生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东汉后期，道教开始盛行起来，道教的目的是成仙得道、长生不死。道教主张“肉身成仙”，就是通过修炼把肉身凡胎的普通人变成长生不老的仙人。导引气功成为他们修炼的重要手段和研究对象。许多很有学问的人看破红尘，皈依了道教，住在远离尘世的名山深处，一心一意地探索长寿的办法，出了一大批十分卓越的养生家。所以，尽管道教和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一样，在总体来说是反科学的、迷信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是在养生方面道教确实留下了不少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整理、分析的东西。在东汉后期出现的两部重要道教著作对古代气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部是托名于吉写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另一部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太平经》中提到了“守一”和“存想”的练功法，就是通过意念固守在体内或体外某一个部位或一个物体上的行气方法；而《周易参同契》则提出一个以“精、气、神”三合一行气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气功流派“内丹术”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前面提到的葛洪在行气方面也很有贡献。他特别强调和提倡“胎息法”，就是在吸进气后，逐渐延长闭气的时间来提高呼吸机能和内脏功能水平的一种养生方法。他认为闭气就是用气来冲击，打通体内气息郁结不通之处，保持气的畅通。因此，只要感到略有不适，就应闭气进行调整。胎息功夫深的人，呼吸似有似无，好像尚未出生的胎儿在母体中不用鼻口呼吸一样。葛洪还讲述了练习这种功法的步骤；并在意念守一方面，介绍了意守丹田的方法。继葛洪之后出现的养生家陶弘景注意到在行气术中，吸气固然重要，吐气的方式也不可忽视，于是提出了根据不同的病症应当采用的六种相应的吐气方法，即：吹、呼、唏、呵、嘘、呬，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吐气六字诀。吹以去热，呼以去风，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咽以解极。“六字诀”与内脏的器官可一一对应，用不同的吐气方法医治相应的脏器的病症，即吹肾、呼脾、唏胆、呵心、嘘肝、咽肺。

到了唐代，行气术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流派。孙思邈在他的书中就提到调气法、内视法、胎息法、六字诀和禅观法等。其他的行气法还有咽气、淘气、炼气、委气、服气、引气等等。唐代的另一位气功大家司马承祯还打破传统，大胆地把佛教的“渐悟”、“禅定”、“止观”等理论引入行气术中，系统地解决了练功时入静的问题，这就是人们说的“引佛入道”。行气术在唐代的士大夫阶层中也十分流行，如文学家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诗人白居易(公元772—846年)也都是气功爱好者。柳宗元写信与朋友讨论服气的方法，认为练气功不能只照着书本练，练习最好有名师进行指导(《与李睦州论服气方书》)。白居易晚年常常静坐，入静以后，老伴女儿怎么喊，他都不予理睬，可见练功练得多么认真(《在家出家》)。

但是，无论是导引还是行气都需要长年的刻苦练习，正如葛洪说的“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抱朴子·极言》)。意思是说，长生本身并不难，难就难在掌握正确的方法，并依法进行修炼，特别是坚持到底，不半途而废。三国时对养生很有研究的名士嵇〔ji基〕康(公元224—263年)也说过，养生之术有五难，即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虑(《嵇中散集·答难养生论》)。显然，养生术对于习惯于养尊处优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来说实在是难以实行的苦事，如果能有什么灵丹妙药一吃下去，便可以长生不老，成仙得道，该有多好。于是从秦始皇派徐福带领500童男童女飘洋过海去求仙药开始，几乎历代都有不少帝王做长生不老梦。后来，看到仙药实在是难找，就想法冶炼吃了可以肉身成仙的金丹，这就是炼丹术，也叫外丹术。从汉代开始，炼丹术越来越兴旺，许多帝王和贵族都召集神仙家方士炼丹，如汉武帝就找来不少神仙家方士，虽然被一骗再骗，却执迷不悟，十分相信当时有名的方士李少君所谓的用丹砂炼成的仙药作为食品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的谎言。那些所谓的“仙丹”往往是人体不能消化的金属或矿物质，如：黄金、白银、玉石、云母、石英等。有的干脆就是致人于死命的毒药，如道士们吹得神乎其神的一种“仙丹”就是用硫磺和水银炼成的硫化汞，吃了后引起水银中毒，轻则致残，重则一命呜呼。这种靠吃金丹长寿的养生虽然闹哄了好长时间，特别是在南北朝和隋唐兴盛到了极点，不少人为此著书立说，讲得天花乱坠，但反科学的东西终究是行不通的，其结果是一个个执迷不悟，服食金丹的人死于非命。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代的其他几个皇帝如宪宗、穆宗、武宗，以及著名的文人元稹等都因服食金丹而身亡。血的事实使人们逐渐明白，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出的仙丹，虽然一粒粒金光灿灿，十分好看，吞下肚去却不是好玩的，于是外丹术渐渐地冷落了下来。

在外丹术衰落下去的同时，一个借用炼制外丹的理论和术语的气功修炼方法——内丹术，却生气勃勃地从唐代后期发展起来。内丹术的意思概括地说起来就是把整个人的身体看作是一个冶炼炉，把精、气、神作为需要冶炼加工的原料，通过六个步骤的气功修炼：炼己、调药、产药、采药、封炉和炼药，将精、气、神“炼”为一体，使它们在人的身体内凝聚不散，这就是内丹。一旦内丹炼得，就可以百病不生，长生不死了。这种内丹修炼的思想，最初是由东汉末年的魏伯阳在他的《周易参同契》中提出来的，但是当时人们正着迷于服用金丹，就是魏伯阳本人也是金丹服食的积极鼓吹者，他的内丹修炼的思想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直到外丹术葬送了大批的人命，道教的养生家们才注意到内丹修炼，后来经过宋代以后许多养生家的努力，内丹术终于在明清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有良好的养生价值的高级功法，从而成了道家养生术的主流。内丹术对现代气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人们所常说的大、小周天功法，实际上就是从内丹术发展而来的。除了内丹术以外，其他一些以静为主的行气术，如吐纳、禅定、存想等自宋代后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得到了士大夫阶层文人学者们的欢迎，修练气功成为一种风气。如宋代的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苏轼、陆游(公元1125—1210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明代的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等都是气功爱好者。他们中的不少人达到了相当的练功水平，对气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代大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十分推崇静功炼养，认为“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三年，无不进者”。他自己“终日俨然，端坐一室”，形容庄重，动作舒缓而恭敬，坐则端庄正直。平时在家，天不亮即起，疲劳时就闭目静坐休息。如果夜里醒来，就“拥衾〔qin 亲〕而坐，或至达旦”(《朱子行状》)。他还写了《调息箴》，对自己练功的体会作了生动的描述：“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倚。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已而吸，如百虫蛰。氤氲〔yinyun因晕〕开阖，其妙无穷。”朱熹晚年还注解了气功内丹修炼经典著作《周易参同契》。不过朱熹对“静”的重要性强调过了头，一些读书人受他的影响，终日枯坐，未及中年，就筋疲骨软，萎顿不振，以至于清初学者颜元(公元1635—1704年)气愤地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一事不能做”(《朱子语类评》)。因此，动静应当结合，不可偏废。

在宋代许多热衷于气功修炼的士大夫中，苏轼是最突出的一个。人们都知道苏轼才思敏捷，写出了不少千古绝唱的好诗句，但却不一定都知道他在导引行气方面也有相当深厚的功底。苏轼对气功养生十分推崇，特别当他在宦海沉浮中，屡遭挫折、饱经忧患后，对气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在颠沛流离、贬谪到天涯海角的动荡生活中，苏轼“闭邪存诚，炼气养精”，在气功中得到身体的安舒和心境的平和。苏轼不仅练功非常认真，而且重视气功理论，每有心得便记在笔记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带偏见地与三教九流及各种养生有研究的人物包括人们视为异端的方士交往，广泛地参考各种术势，注意吸收有价值的资料。他的笔记既有胎息法，又有内丹术。最后他自己创编了一套包括自我按摩和吐纳行气的练功方法。

他的这套内视行气法具体说来，就是每夜子时后，披衣起来，或在床上拥被面对东南盘足坐定，叩牙齿36次，握固(以两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两手拄腰腹间)，闭息(清除杂念，使内心一片光明，诸念不起，调整气息，使呼吸均匀深长，久而久之，似乎感觉不到呼吸)，进而内视五脏，看到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为了让内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还将五脏图挂在墙壁上，使自己平时熟记五脏六腑的形状)；接着想象心如炎火，光明洞澈，下入丹田中，等到腹满气极，徐徐出气(不能让耳朵听到出气声)。待出入气息调匀后，用舌头在口中搅动鼓漱，生出津液，重复前面的闭息内观，将津液低头咽下，用气送入丹田，这样吞咽三次。然后开始自我按摩，先用左右手摩擦两脚心和脐下腰脊间，让这些部位发热；继而用两手摩熨眼、面、耳、项、背，使之极热；按捉鼻梁左右七下，最后梳头百余次。做完这一套后，再重新躺下一觉睡到天亮。(《东坡全集》卷十二)。苏轼这套自编功有祛病健身的良好功效，他自己评论说，虽然简单却十分实用，练习一二十天就有效果，感到脐下发热，腿脚轻快，比吃药的效果胜过百倍，久而久之，似乎有成仙得道之感(《上张安道养生诀论》)。

在苏轼对自己练功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练功的时间和方位都有一定的选择，这是有一定根据的。中国传统的行气术，都十分强调人与外界环境，即大自然的统一与协调，以采大自然之气，因此十分重视练功环境的选择。自然界有寒暑燥湿的四时变化，就像《内经》说的自然界的四时变化，是决定死生的根本，违反了它的变化规律，就会遇到灾祸，而顺应它的变化，就不会生病，这就叫得道(《内经·四气调神》)。因此练功者也必须仔细地辨察自然界的变化，因地而异，择时而练。《内经·四气调神》根据天地之气的变化，对于人在一年四季中的生活起居做了明确的说明。

古代养生理论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即子(23-1)、丑(1-3)、寅(3-5)、卯(5-7)、辰(7-9)、巳(9-11)、午(11-13)、未(13-15)、申(15-17)、酉(17-19)、戌(19-21)、亥(21-23)。其中，从夜半子时到正午前，为六个阳时。此时，天地万物正值“生气”。这时练功，可以受益。而从午后到子时前，是六个阴时，自然界处于“死气”，练功无益(《抱朴子内篇·释滞》)。孙思邈也强调行气的时间应在后半夜、日中前，气生之时行气。宋徽宗时道士薛道光，认为天地间阴阳二气相交的时刻是练功的最佳时机。阴阳二气相交在一天中是在亥子(21：00—1：00)，在一月中是在晦朔，在一年中是冬至(《丹髓歌》)。

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不少妇女十分热衷于气功修炼。长沙马王堆出士的西汉帛画《导引图》就有汉代妇女练习导引功的生动形象。妇女对气功的发展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两位。一位是东晋时的魏华存(公元215—334年)，即人们常说的魏夫人。魏华存是山东任城(今山东微山县)人，晋司徒魏舒的女儿，从小就博览诸子百家之书，尤其喜爱道术，钻研老、庄。她常服胡麻散、茯苓丸等益气的药物，并练习吐纳养气。由于她全副心思都用于练功养生，淡泊于世俗之事。在她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后，魏华存从师清虚真人王褒，被授予道家经典《太上宝文》等31卷。她又从师景林真人习得《黄庭内景经》。后来魏华存将这部道教名著转给弟子杨羲、许穆等人，她被追封为道教茅山宗的第一代祖师，对道家的养生修炼做出了突出贡献。

另一位是道教全真派北派七真之一的金代道姑孙不二(公元1119—1182年)。孙不二是山东宁海人，抛家舍子，潜心修炼七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女子气功的内丹修炼术开辟了道路，自她之后，专为妇女练功的道家修炼术——“女丹”开始广泛传播。

第八章 季节性的民俗体育 第一节 春游

、清明节、上巳节(三月初三)、端午节(五月初五)、重阳节(九月初九)等联系在一起，成为季节性节日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简单地谈一谈今天人们家喻户晓的这些活动在历史上是怎样演变过来的。

每当寒冷的冬天结束，融融的春风便开始在辽阔的大地上鼓荡，残雪消融了，草儿变青了，树叶变绿了，在严寒的威逼下不得不在整整一个冬天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室内进行的人们，换掉身上臃肿的冬装，步履轻快地来到郊外，在春天和煦阳光的抚摸下，自由地呼吸充满青春气息的新鲜空气，和大自然的万物一样享受明媚的春光带来的无限快乐。春游的时候，正是万物萌发的季节，大地绿草如茵，到处都是生气勃勃的一片青绿，因此，又叫“踏青”。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气候多样，各地季节不尽相同，因此外出踏青的时间也有不同。如南方在农历正月就开始了，而北方则多迟至农历三月。

春游的习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早在西周时，在立春这一天，天子要率百官去郊外举行迎春仪式，祈祷老天保佑，鼓励农事(《礼记·月令》)。渐渐地，这种宗教活动就成了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并逐渐增加了好多其他的娱乐活动。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就非常喜爱春游。孔子虽然是创始儒家学派的文人学者，身体却非常强健，力气大，跑得快，一点儿也不像后来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曾点说，他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就是在风和日丽的晚春，穿着新做的春服，与几个朋友去沂水游泳洗沐，让温暖的春风吹拂全身，然后高歌长吟返回，孔子非常赞同他的看法(《论语·先进》)。

三月初三的上巳节，是唐代人们外出春游的又一热点。届时人们出城沐浴祓禊，戏水为乐，踏青赏花，临水宴饮。车水马龙，声势浩大，再加上一些游人们的行为不够文明，折花攀柳，天上的飞鸟和水中的游鱼都吓得回避不迭：“满园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鸟避连云幄，鱼惊远浪尘。”(许棠《曲江三月三日》)

宋代时城市发展很快，出现了以表演各种各样的杂耍为生的民间艺人。这些艺人们把春游看作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给游人们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因此，春游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多采，吸引了更多的人们加入春游的行列。宋代的学校甚至还给学生放春游假，让学生们痛痛快快地放松一下。《武林旧事》也记载道，在清明节前后10日，城里的仕女们梳妆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成群结队地出来观赏，从早到晚游人不断。

春日郊游到唐代就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一种体育娱乐活动。每年一到寒食清明时节，就兴起了一股强劲的春游之风。天还没亮，首都长安的青门(东门)，“车马已喧天”，浩浩荡荡的春游大军已经出动。那些景色优美的游览胜地，如城东南的曲江池、杏园、东游园，城郊西南的昆明池、定昆池，城南的樊川等公园树林中，游人如织，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风流的长安青年们喜欢成群结队地骑马出游，遇到一片好林子便下马拿出酒来豪饮一番。有的游兴大的富家子弟甚至在园林中设置帐篷。在春游时，长安的仕女们也不甘落后，漫步空气清新的林木中摘花折柳，玩得好不开心(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唐代的诗人更是春游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有的合家出行，“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元稹《寒食日》)，有的骑马览胜，“碧草追游骑”(白居易《和春深》)，有的徒步漫游“雕阴寒食足游人”(韦庄《丙辰年鄜州寒食》)。杜甫春游归来时还恋恋不舍地频频回头盼顾，留下了“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的诗句。唐代春游的规模之大，是十分罕见的，杜甫对当时长沙清明春游有生动的描写：“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媚，争道朱蹄骄啮膝。”(《清明》)寒食清明春游中观花、斗鸡、蹴鞠是当时十分普遍的景象。

春游，这一回归大自然，娱乐身心的古老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

汉代的春游是与消灾除邪的习俗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古代在阴历三月上旬有一个“上巳”节。每到这一节日，人们要在河边用香草浸泡的水将全身上下洗个干干净净，以避疾病和灾祸，这叫做“祓禊”。西汉对这一节日十分重视，每年这一天京城里从天子、贵妇到平民百姓，男女老少，来到城东的灞水岸边，沐浴祓禊。进入东汉，上巳节的活动，更增添了许多世俗的色彩，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郊游娱乐活动。官民们不仅在郊外的河溪中洗濯一净，还要娱乐一番。如大将梁商就在上巳日在洛水畔，面对暮春美景，不禁放声高歌，一快胸臆(《后汉书·礼仪志》注)。

明代北方城市居民的春游似乎持续得时间比较长，如沈榜就有对明代端午日踏青的记载，届时北京的士人们互相约好，携带着酒馔果品，到郊外春游，地点多选在天坛松林、高梁桥柳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外满井等地(《宛署杂记》)。

第八章 季节性的民俗体育 第二节 放风筝

在中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北方，春天的空中总是飘荡着五彩缤纷的风筝。这些风筝设计精巧，千姿百态，在无边无际的蓝天上得意春风，尽情地飞舞盘旋，使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世界充满了盎然生机。人人见了人人爱的风筝，在中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

风筝又叫纸鸢〔yuan冤，老鹰〕，但是，最早的风筝可不是像现在这样在用细竹扎好的骨架上糊上纸制成的，而是只用木头和竹子做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上著名的能工巧匠公输子曾经用竹木为材料做了一只木喜鹊，据说可以连续飞行三日(《墨子·鲁问》)，这可能就是最早的风筝了。用竹木做一种会飞的鸟很不容易，据说墨子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制成一个木鸢，但是只能在空中飞一天(《韩非子·外储说》)。在造纸术发明以前，做风筝又贵，又不容易，因此在汉代以前，这种木鸢不可能普及。到了东晋(公元317—420年)，风筝开始流行起来。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放风筝的风气才大大盛行起来，风筝的制作技术也达到很高的程度。唐代诗人在一首诗文里描写到，一只鸟形的风筝在高空翩翩然飞来飞去，看上去就像一只真的鸿雁，甚至野雁也上当受骗，飞来给这只风筝作伴(唐采《纸鸢赋》)。唐代还出现了带有灯光和发出哨声的形形色色的风筝，在夜空中如繁星点点，皓月当空。风吹入高空中风筝的竹管，发出阵阵悦耳的响声，远远传来好像有人拨动古筝的琴弦，因此，纸鸢又被人们叫做风筝。

自唐代以后，风筝更加流行，成为家家户户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活动。宋代的城市中出现了出售风筝谋生的小商小贩。风筝有多种类型，金末石抹世勣〔ji绩〕的诗中就有“鸱鸢雕鹗”等各种飞禽。清代的中又进一步提到了蝴蝶、美人、软翅子大凤凰、大鱼、大螃蟹、大红蝙蝠、大雁。其中大雁风筝还是一连七个的一串，还有“门扇大的玲珑喜字带响鞭，在半天如钟鸣一般”(第七十回)。民间有不少放风筝的高手，一些小青年热衷于一种互相争斗式的风筝比赛，就是想方设法用自己的风筝将对手的风筝线绞断。这种斗风筝的场面十分热闹(《武林旧事》)。宋代的皇帝徽宗就很喜欢放风筝，他在禁城中放的风筝有时会落到城外平民百姓家(王明清《挥麈录》)。历代的文人墨客写下了无数咏哦风筝的诗歌，如宋代名相寇准就有“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纸鸢》)。清朝后期的大文学家曹雪芹也是一个制作风筝的行家，他的好朋友敦敏在自己家里陈列着曹雪芹扎制的各种各色风筝，“罗列一室，四隅皆满，致无隙地，五光十色，蔚然大观”(《瓶湖懋斋记盛》)。不仅如此，曹雪芹还对风筝扎、糊、绘制造工艺和放飞技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撰写了专论风筝制作技术的著作——《南鹞北鸢考工志》。一个博古通今的天才文学家，能对士大夫们鄙视为雕虫小技的风筝进行这样认真的研究，在当时实在是不容易的。更为可贵的是，曹雪芹作此书并不是为了自我消遣，而是“将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也就是说让那些身有病疾而求助无路的残疾人，可以靠制风筝为业生活下去。

风筝对人的健康很有益处，因为放风筝必然要选择空旷的地方，空气清新；另外，放风筝需要有一定的身体活动，腿要走，手要拉，头要仰，臂要挥，全神贯注。古人已知道小孩在放风筝时，仰着头，张着口，可散发内热，去病除灾(《续博物志》)。就是大人在放风筝时，也会在心境上返老还童，“忘情忧乐，不复知老之将至矣。”

古代民间还有一种放断线风筝的习俗。就是等风筝升入高空后，剪断放飞线，让高空的气流携带着风筝，越飞越远，最后消失在碧空中。这样做的意思是让病痛、灾祸和种种不幸都随着断线的风筝一去不返。中多病的小姐林黛玉就希望用风筝来“放放晦气”，周围的人也劝她多放些，“把你这病根儿都带了去就好了”(第七十回)。我国东北朝鲜族地区也有类似的习俗，称为“放厄鸢”。那里的儿童们每年年初就开始放风筝了，到十四或十五日，在风筝上写上种种不吉的话，涂抹上虎、狮、鬼等狰狞可怖的图像，在风筝的一角写上自己的名字。天黑之后，将风筝高高放起，然后用火烧断筝线，于是种种恶运也就随风消逝了。

小小的风筝在古代中国有时还派上了大用场。传说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在谋反时，准备掘地道，从地下进攻未央宫，曾以放风筝测量未央宫的距离(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南北朝时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侯景谋反，将台城团团围住，无人可出。城里的萧纲(即后来的梁简文帝)就把书信拴在纸鸢上放出，求救兵(唐李冗《独异志》)。唐德宗时，节度使田悦等叛乱，临洺守将张伾〔pi 批〕被围，没有办法只好“以纸为风鸢，高百余丈”，将告急书信送到援军中从而解围(《新唐书·田悦传》)。

第八章 季节性的民俗体育 第三节 荡秋千

荡秋千是一项古老的体育活动。它的起源与人类在早期社会中攀援树木，采集果实，在树枝上飘来荡去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古今艺术图》的记载，古代的秋千是从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山戎那里引进的，山戎族很喜欢荡秋千，用秋千来培养人的矫健、敏捷等这些特别重要的战斗素质。春秋时期齐桓公与山戎人打仗时把这项活动带到了中原地区。为什么这项活动的名字叫“秋千”？据唐人高无际说，秋千就是千秋的意思，汉武帝祈祝自己有千秋之寿，所以汉家的后宫都喜好秋千游戏(《汉武帝后庭秋千赋》)。《湘素杂记》也指出，秋千是汉武帝后宫中的一种游戏，本来叫“千秋”，是祝寿之词，后来误传为“秋千”。

古人认为秋千既可“摆疥”，除掉疾病，还可“释闺闷”，使深闺中的少女们得到消遣，因此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所喜爱。秋千从唐代开始就成为一种极为普及的体育游戏，就像杜甫在一首诗里写的“万里秋千习俗同”(《清明二首》)。荡秋千主要是在春季进行，寒食节、清明节前后尤其是人们荡秋千、踢足球的大好时光。唐代诗人王维在一首描写寒食节景象的诗中就写到了秋千在春天的树林中上上下下，足球与天上的飞鸟竞高低的生动场面，“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寒食城东即事》)。秋千给长年居住在深宫，过着寂寞生活的宫女们也带去了许多欢乐。一到寒食节，宫女们就急不可待地把秋千架竖了起来，穿上艳丽的服装，荡起秋千来。这种忽上忽下，在彩云端、树枝头飘飘荡荡的游戏，使人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因此唐玄宗和宫女们又把它称为“半仙之戏”(《开元天宝遗事·半仙之戏》)。唐代的少女们玩起这种半仙之戏来，很有勇气，没有半点儿仕女的脂粉气，只见她们“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一直要把秋千荡到与高树齐平，即使头上的宝钗堕落也毫不在乎(王建《秋千词》)。有时还乘着月色在夜晚荡秋千，“夜半无灯还不寐，秋千悬在月明中”。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也写道，春天里，在高高的树上悬挂长长的绳子，身着鲜艳服装的姑娘坐在上面前后飘荡。

寒食、清明节前后荡秋千在明、清两代的妇女中仍很流行，甚至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山东农村的妇女们仍然按照习俗，在寒食节荡秋千(李开先《观秋千作》)。中国妇女荡秋千的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女子体育活动。

除了这种荡秋千外，在战国时又出现了“磨秋千”，即在地上立起一根大柱子，柱顶上装上轮子，从轮上辐射出四根竿子或绳子，做游戏的人边跑边悬垂在竿或绳上，随着轮子旋转。

秋千也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十分喜爱的体育娱乐活动，如纳西族就有“秋千会”的传统民俗，从正月初一到初四举行大规模的秋千活动，辞旧岁迎新春，就像清人一首诗所描写的“高悬彩架接云天，共庆新年胜旧年，姊妹艳装争奇丽，情郎抛索送秋千。”(《盐源竹枝词》)

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还流行着各种形式的秋千游戏。如云南阿昌族的“纺车秋千”或“风车秋千”就属此类。这种秋千像一个巨大的纺车或风车，在轮上固定有四块木板，游戏时人坐在板上，大轮转至地面时，轮番用力蹬地，使秋千持续绕着轴转动，如同风车一样旋转不已，越转越快。傈僳族的姑娘们也很喜欢这种纺车秋千。

柯尔克孜族发明的秋千也别具一格，他们用支帐篷的木柱搭起的约三米高的支架上垂有六根U形的牛毛绳。中间的两根比较长。这种秋千是双人合作的游戏，需要两人密切配合。荡时，双方面对面，各自背靠在外侧的两根牛毛绳上，同时向身体侧后伸手抓住这两根绳，脚则交错蹬在中间两根长牛毛绳上，就像蹬在秋千板上一样，然后齐心协力地荡起来。这种活动深受柯尔克孜男女青年的喜爱。爱好音乐的柯尔克孜人还有边打秋千，边唱秋千歌的习惯，而且秋千歌的名目繁多，形式多样。既有小伙子们唱的，也有姑娘们唱的，既有白天唱的，也有晚上唱的，还有观众们混声合唱的。

仡佬族在丰收后或春节前后用于喜庆娱乐的“打磨秋”，也颇具特色，这是一种与翘翘板十分相似的秋千，既可升可降，又能水平转动。提起翘翘板，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流行于我国东北延边地区朝鲜族的“跳板”。跳板和秋千是朝鲜族妇女最为喜爱的两项体育娱乐活动，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和端午节时进行。每年此时，朝鲜族的姑娘们就支起了长长的翘翘板，板两端各站一人，利用各自弹跳落板时的惯量，将对方高高抛向空中，玩这种游戏既要有胆量，又要有技巧。一些艺高胆大的姑娘们还时不时地在空中表演出一些翻滚动作，还有人边跳绳边跳板。跳板还可用作一种集体性的比赛项目，跳得最高的一对获胜。跳板有一个带几分浪漫色彩的来历，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年青人吃了冤枉官司坐牢，他的妻子为了能看一看狱中的丈夫，就利用跳板，在跳板上高高弹起时看到了大墙内的丈夫。还有一种说法是被封建礼教束缚在深闺中的少女们寂寞之极，渴望一窥院墙外的大千世界，而发明的。

此外还有彝族的“磨秋”、土家族的“轮子秋”、维吾尔族的“空转轮”等多种秋千形式。

第八章 季节性的民俗体育 第四节 龙舟竞渡

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在我国南方各地有进行龙舟比赛的习俗，俗称“龙舟竞渡”或“竞渡”。这一习俗至今仍在我国15个省、区内流行。有的学者研究了各地的方志后发现，有12个省区的227种方志中有竞渡的记载，其中与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台湾等地有关的就有100多种。龙舟竞渡是我国古代十分普及的一项体育娱乐活动，南起珠江、闽江，北到黄河流域，人们到处可以看到龙舟戏水的热闹场景。

端阳节的龙舟竞渡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者屈原有着密切的联系。屈原是战国时楚国的一位对祖国忠心耿耿的大夫，因为刚直不阿，不肯与朝廷里的昏君贪官同流合污，被放逐到汨〔mi 蜜〕罗江。公元前278年2月，秦国大将白起率兵攻入楚国的都城郢都，屈原悲痛欲绝，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祖国被秦国灭亡，就在五月五日这一天投汨罗江，以身殉国。当地的渔民闻讯急忙划船去救他，这种活动一直相沿下来，逐渐成为习俗(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每年这个时候，人们就聚集在江边、湖畔，举行划船比赛，来纪念这个伟大的爱国者。除了这个今天广为流传、妇孺皆知的传说以外，关于龙舟竞渡的起源，还有多种说法。如有的说是为了纪念吴国的伍子胥(《曹娥碑》)；有的说竞渡起自越王勾践(《温州府志》)；云南白族的传说是为了纪念杀蟒英雄段赤诚；有的说是纪念一个杀死青龙的老人；有的说是纪念傣族的英雄岩红富。闻一多先生在他的《端午考》一文中则认为可能是起源于史前的图腾祭祀，这种说法为不少学者所赞同。尽管关于竞渡起源的说法五花八门，相差很远，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各地的竞渡都离不开一个龙字。这也说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被世人称为龙的传人的确名副其实。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在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里，最重要的莫过于风调雨顺了。因此，有呼风唤雨、兴波作浪本事的龙自然就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从远古开始，龙就代表着威严和力量，可以保佑人们度灾免难。龙船在我国出现得很早，至少在西周就已经有周天子乘龙舟的记载(《穆天子传》)。汉代也有将粗粗的桐木制成虬〔qiu球〕龙舟的事情。因为龙有这样的神力，人们相信把船打扮成龙的形象就会镇住水中的妖魔鬼怪，行船时就会平安无事。居住在海边的古代吴越人，在下水时也习惯在身上画满灿烂的龙鳞，将自己打扮成龙的模样，以防止水神作祟(《说苑·奉使》)。

竞渡除了纪念意义以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项活动开展的时间正是南方紧张的插秧结束后的农闲时节。利用这种朝气勃勃的娱乐活动让身心得到放松，精力得到恢复，正说明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不仅会勤奋地劳作，而且会愉快地生活。

龙舟竞渡最初只在长江下游一些地区进行，东汉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地方，南北朝时成为全国性的节令性活动，隋唐时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比赛时，岸上挤满了观众，喝彩声、号子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声震云霄(《隋书·地理志》)。唐代的龙舟比赛设置了锦标，就是在终点竖一竹竿，竿头上挂锦彩，夺到锦彩就称为夺标。这使得龙舟竞渡成为一项激烈争夺、扣人心弦的体育比赛。唐朝人张建封的《竞渡歌》给我们勾画了一幅生动的龙舟比赛图：“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全唐诗·张建封》)

唐代以后在我国北方一些地区，特别是皇帝居住的京城如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明清的北京，龙舟竞渡成为五月端午节节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向豪华奢侈的方向发展，成为皇室贵族们观赏的一项大型表演。宋代京城里的龙舟竞赛是汴梁城金明池里由水军表演的一系列水上节目中的一个。其时，有一个只供观赏的长达三、四十丈，宽三、四丈的大龙船，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甲板上建有10间小阁子间。为了防止这个庞然大物倾覆，船底有铁制的大圆盘作为镇仓之物。诸小船将这个大而无用的家伙从船仓里拖出，如众星捧月，组成船队，划到皇帝驾临的水殿。继而是由小龙船、虎头船、飞鱼船和鳅鱼船等列成阵势，进行各种队形的表演，如围成大圆阵的“旋罗”，小圆阵的“海眼”和船只交叉碰头的“交头”。最后，作为压轴戏进行的是船队的夺标竞赛。船只在水殿的东西列队，在殿前的水中插一根竹竿，上面挂有锦彩银碗，称为“标竿”。只见号令大旗一挥，顿时锣鼓喧天，舟楫如飞，各型船队分别参赛三次，夺得标竿者为胜(《东京梦华录》)。

与官方这种浮华的龙舟竞渡相比，民间的赛龙舟则更多地保持着淳朴的乡土气息和神秘的祭神色彩，如黔东南清水江流域苗族的龙船节就是如此。这里的龙船节一般在农历五月下旬进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清江宽深处就出现了许多古色古香的龙舟。清人徐家干记录道：“舟以大整木刳成，长五六丈，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二、三十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苗疆闻见录》)《镇远府志》也记载道：“清江苗人于五月二十五日作龙舟戏，形制诡异，以大树挖槽为舟，两树合并而成，舟极长，约四、五丈，皆站立划桨，险极。”

苗族用来比赛的龙舟是由三根高大的杉木或桐木挖槽而成的独木舟捆扎而成，中间的约25米长，叫母船，两边的各约15米长叫子船。大母船的船头装饰一人多高的大龙头，龙头用柳木精雕而成，头上装有一副粗大的木制水牛角，龙头挂彩悬绸，将活鸡、鸭、鹅、羊、猪等，挂在龙须上或放在母船上。母船的尾部有一插口，插着一束芭茅草或稻草，这就是“凤尾”。龙船的指挥人是村寨中德高望重者担任的鼓主。在鼓主的指挥下，锣手、舵手、篙手、水手等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在龙舟节时，沿江各苗家村寨都要划本村的龙舟在清水江中比赛，赛龙舟前必须插完秧，否则被别人看不起，另外平时有小矛盾的人，一上龙舟就得握手言和，于是赛龙舟又起着调整邻里关系，增强村民友谊的社会作用。苗族的龙船节，活动内容庞杂，除赛龙舟外，还有斗牛、赛马、斗鸟、舞蹈和对歌等。

由于赛龙船是一种娱神竞技活动，因此有一系列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龙舟下水之前，要安好龙头，并由巫师主持隆重的祭祀仪式，置办酒、肉、香案敬山神、河神、保护神。巫师杀一只白公鸡，砍下鸡的一只翅膀夹于香案边的马桑树权上，以祈求“嘎哈”(保护神)庇佑龙舟的安全。然后，由巫师“打卦”，看是否宜于下水，如卦像不吉，说明神灵尚未恩准，就继续打卦直至出现吉卦为止。赛龙舟还有种种为村民们严格遵守的各种禁忌，如水手不能绾裤脚，在龙舟里吃饭不能用筷子，要用手抓食，饭食须由有福气的中年妇女烹饪，蒸饭时不能倒淘米水，煮肉时不准在锅里翻搅，妇女不准上船等等。

大概是由于龙舟竞渡特有的龙文化独具魅力，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沧桑岁月之后，这一活动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引起了人们更为浓厚的兴趣，1995年6月在我国湖南岳阳举办了第一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古老的龙舟正在走向世界。

第八章 季节性的民俗体育 第五节 登高

中华大地有无数的雄山峻岭，奇峰险岩，以瑰丽多彩的风光吸引着人们。登山早已成为中国一项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大教育家孔子就很喜欢登山，他登上东山俯视鲁国，登上泰山俯视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登山最好的季节是秋天，特别是晚秋，紧张忙碌的收获已经结束，难得的余暇，欢娱的心境，金风送爽，天高云淡，一阵阵秋风吹拂中，大自然的花草树木，呈现出一年中最丰富的色彩，一幅美不胜收的秋景图。气候宜人，道路通达，在这个时候登高远望，万里江山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因此，秋日登高是很自然的事情。

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我国自古就有在重阳节登高的传统。唐代的诗人李白、王维、岑参(约公元714—770年)、杜甫、刘禹锡(公元772—842年)都留下了在重阳节登高的诗篇。但是为什么人们一定要在重阳节这一天登高，却是与一个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的。据说在东汉年间，在汝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叫桓景的人，跟随道人费长房学习。有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在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你可要小心，因为汝南将有一场灾祸。避灾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你的家人在胳膊上系上装有茱萸(一种药用植物)的小布袋，登上高山，然后喝菊花酒。桓景就按费长房吩咐的一一照办，带领全家上了山。傍晚，下山回家一看，只见家里养的鸡呀、狗呀都死了(《荆楚岁时记》)。从此以后，人们为了避邪，每当重阳节就登高。当然这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其实人们带茱萸，登高，喝菊花酒是为了避免登山途中毒虫、蚊蝇的干扰，有益于健身，与避邪没有什么关系。

登高是一项非常普及的古代体育活动，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喜爱。东晋的大诗人谢灵运还自己设计制造了一种前后装有齿的木屐，专门用来登山。上山时将木屐的前齿去掉，而下山时则将后齿去掉(《南史·谢灵运传》)。人们便称这种木屐为“谢公屐”。唐代的李白也很喜爱登山，曾经“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就是穿着谢灵运发明的这种木屐游了天姥山(《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还在重阳节兴致勃勃地登上洞庭湖畔的高山，一边吟唱着“九日天气清，登高无秋云”的诗句，一边饮酒，观赏湖中水军的操练(《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

虽然登高以登林木葱茏、空气清新的高山为最好，但是在一些没有山的地方，或对一些因年老体弱等原因不适于登山的人来说，人们住地附近的高台、塔寺、高阁等均可作为登高的地点，如唐代的皇帝就每逢重九登大雁塔，成为惯例(范灯《忆长安·九月》)。

第八章 季节性的民俗体育 第六节 拔河

拔河在中国古代最初被称为“牵钩”或“钩强”，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体育活动。起先，它是作为古代水军进行舟战的一种军事技能出现的。那么，拔河与舟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从《墨子·鲁问》里找到答案。战国时，南方大国楚国，境内水网交错，于是，舟战就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作战方式，但是，楚国与越国进行水战时，常遇到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楚国在上游而越国在下游，这样楚军要控制自己战船的队形，特别是在遇到不利情况时要后退就很困难，而越军在不利时，则可以利用水流迅速撤退，因此，楚军屡战屡败。这时，战国时有名的工程师公输子(也就是鲁班)恰好从鲁国南下到了楚国，得知这一情况，就设计了“钩强”的器具。用这种器具，使敌船在前进时不能贴近自己的船，而在敌船战败，想逃脱时，又可以钩住敌船。这样两船就在大江大河上你拉我扯，互相纠缠在一起，将士就可以大显身手，非得杀出个胜败来才能罢休。拔河就是从楚军这种用钩强对拉的军事训练中演变而来，成为元宵节和清明节的节日娱乐活动，用拔河来祈祷丰年。

到了唐代，拔河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参加人数之多，竞争的气氛之浓烈都是后来各代望尘莫及的。唐朝的进士薛胜有一篇《拔河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在唐玄宗时举行的一次拔河：这次拔河用的麻绳又粗又长，长达四、五十丈，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主绳上分出许多条小绳，1000多个虎背熊腰，强悍彪勇的力士出场，每人胸前系一根小绳，标志旗立在中间。在激烈的比赛中，这些彪形大汉们一个个汗流浃背，面红耳赤，脚趾陷入泥土里，好似要把地踏裂，武将声如虎吼，文官瞪目而视，千人在场上用力，万人在一旁喝彩，一时间，地动山摇，场面非常壮观。由于拔河特有的热烈气氛，激动人心的宏大场面，使其成为深受各个阶层喜爱的一种节日娱乐活动。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唐中宗异想天开，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达官贵人参加的拔河比赛，他命令宰相、驸马、将军、大学士们集聚在梨园球场，分成东、西两队比赛，自己则和皇后、公主观看。在拔河比赛中，人们摔得七仰八翻，年纪大的半天爬不起来，中宗看得哈哈大笑。最后，东边的这一队因贵族多获胜，西队不服要求重判，没有获准(《封氏闻见记》)。唐代还有女子拔河，公元708年2月，唐中宗李显就曾组织过一次宫女拔河。

可以与唐代这种规模宏大，气吞山河的拔河赛相比美的大概要算我国东北地区朝鲜族传统的拔河了，朝鲜族称这种游戏为“索战”。这是一种欢庆丰收的庆典活动，在两个村庄之间进行。拔河的绳子是用稻草和藤条搓成的，由于参赛人数多至千人，不仅主绳(母绳)要长，而且主绳上还得系上许多小绳(子绳)。母绳有三、四百米之长，半米左右粗。要做这样一根巨绳，实在是个不小的工程，由竞赛双方的村民齐心协力，共同搓制而成。子绳较为细小，双方各自筹备。比赛时一派节日气象，锣鼓喧天，器乐齐奏，附近村庄的村民们聚集比赛场地，万头攒动，呐喊助威，热闹非凡。

由于拔河这种体育形式简单实用，欢快喜庆，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喜爱，不仅成为许多民族传统的节日娱乐活动流传至今，而且发展出了多种形式。如柯尔克孜族有名为“郭里布哈”的传统拔河，采取一对一的个人对抗形式。将牛毛绳首尾两端相结，经过两个背向站立的拔河者的腹下套在各自后颈部。比赛时，拔河者手脚着地，努力背向爬行，拉扯对手。拔河者的手里还握有山羊角以增加牵拉力量。

与拔河相似的体育活动还有哈尼、拉祜、撒拉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流行的拔腰，也是全身力量的较量。比赛时，两个竞争对手相向而立，弯腰张臂，交叉抱住对方腰部，裁判一声令下，即各自拼命用力，一面努力使自己立稳脚跟，一面使劲将对方连根拔起。

藏族传统的“拔棍”或“蹬棍”也是同样类型的运动，两人相向对坐在地上，中间放一根木棍，双方伸出双臂，手臂交错，握紧木棍。然后各自将两腿伸直，脚掌相抵，用力臂拉脚蹬，将对方臀部拉离地面。

第八章 季节性的民俗体育 第七节 秧歌

秧歌是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集体性的民俗舞蹈，多用于传统的节日庆典，如正月十五闹元宵，就一定要有秧歌，才能闹出元宵节的气氛来。但是近年来，秧歌已经打破了逢年过节才抛头露面的传统，在我国北方大大小小的城镇里，每天清晨或傍晚，人们都能看到许多由中老年人组成的秧歌队，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在阵阵哨声和喧天的锣鼓声中，又扭又跳，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秧歌集文娱和体育于一身，已成为我国群众体育中引人注目的一项运动。

溯踪求源，这种动作简单、节奏鲜明的秧歌可能与历史悠久的“踏歌”有一定的关系。踏歌是一种群众性的歌舞，人们手臂相连，踏地为节，边歌边舞。早在远古时期的阴山岩画中就有踏歌的雏型，到了汉代踏歌已经登堂入室，《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和戚夫人，“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

进入唐代后，踏歌发展到极盛，达到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规模，如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2年)的元宵节夜，在京城安福门立起了一个巨大的灯轮树，组织了数千名女子，浓妆艳抹，在灯轮下踏歌，三天三夜才罢(《朝野佥载》卷三)。

也许是受到踏歌的影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性地将歌的节奏和舞的动作与生产结合在一起，清人李调元在他的《粤东笔记》里，记录了广东农民每逢春天下田插秧时，在田垅上放一面大鼓，一位老者用鼓槌将大鼓擂得震天响，这时候，在田里插秧的几十名妇女就一边插秧，一边唱起歌来，于是“群歌竞作，弥日不绝”，作者说这就是秧歌。清道光五年一部地方志的记录更为有趣：农民在薅秧时，相互牵扯着衣袖，按照田埂上击鼓的节奏，在田里行走，以脚趾代替锄头，一边走一边拨铲，时前时后，时快时慢，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兴趣盎然的娱乐活动(《晃州厅志》)。清代，这种插秧、薅秧时击鼓唱的风俗不但湖南、广东一带流行，四川也有。插秧、薅秧都是相当劳累和单调的生产劳动，很容易使人身体疲劳，精神困顿。将一些不断重复的单一劳动动作融入歌舞之中，使生产劳动艺术化，娱乐化，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使人从中得到娱乐，还培养了劳动者的集体感，实在是一个绝妙的办法。

由于贴近广大群众的生活，秧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各地逐渐发展出种类各异的多种秧歌形式。

第八章 季节性的民俗体育 第八八节 儿童体育游戏

儿童时期是人一生中最奇妙的时期。在儿童的眼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游戏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做游戏。正是在蹦蹦跳跳的游戏中，儿童们完成了对未来人生的准备。他们不仅模仿大人们的体育活动方式，如荡秋千、踢足球，而且以自己特殊的想象力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游戏。早在唐朝儿童体育游戏就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了，如骑竹马、口接抛果、藏钩、捉蜘蛛、粘蝴蝶、爬树、掏鸟窝、打泥弹、放风筝、踢球、积木、垒石等等(路德延《小儿诗五十韵》)，以后历代又在不断地增加，其中好多游戏谁也不知道是怎样发明的，又是如何流传的。但是它们的确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甚至不少大人们的游戏也是在儿童游戏的基础上加工提高而成的。儿童游戏一般都有明确的时间性、季节性，什么时候干什么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正如清代北京一首儿歌中唱的“杨柳青，放空钟(空竹)；杨柳活，抽陀螺；杨柳发，打尜尜〔ga嘎〕(游戏时先用手中木棍将放在地上的纺锤形的木块击起，在空中向远处的目标击去)；杨柳死，踢毽子”(《帝京岁时纪胜》)。下面简要地介绍几种：骑竹马、打陀螺、踢毽子、跳绳。

<h3>骑竹马</h3>

一手握住竹竿或木棍的一端，一手挥鞭或木刀，胯下的竹竿随着儿童的蹦蹦跳跳的马步逶迤前进。这种为男孩子们所喜爱的骑竹马游戏的产生，大概与从西汉开始兴起的骑兵有直接的关系。骑兵们金戈铁马，驰骋如飞的英姿成为男孩子们模仿的榜样。《后汉书·郭伋传》写道，当郭伋〔ji 及〕做了并州州官，前去上任时，走到黄河北边的美稷县城时，有好几百个儿童骑竹马在路边迎接。两晋南北朝时，七八岁的孩子们也很喜欢这种游戏(张华《博物志》)。唐代的李白也曾在他的诗歌《长干行》里写道，一个男孩骑竹马去找一个小女孩玩青梅，以后人们常用“青梅竹马”形容青年男女从小培养起来的纯洁感情。

<h3>抽陀螺</h3>

陀螺，用实心的木头做成，呈小钟形状，游戏时用鞭子抽打，使它快速旋转，这是一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冬季和早春的体育游戏。早在四、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已经挖掘出陶制的小陀螺，这很可能就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玩具，是不是也用鞭子抽打就不清楚了。陀螺，这种古老的游戏不知伴随多少代人渡过了自己的儿童时代，明朝北京就有“杨柳活，抽陀螺”的儿歌。《帝京景物略》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崇祯年间这种游戏的形制、器材、游戏方法。陀螺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一种可以发出声音，叫做“鸣声陀螺”。这种陀螺在公元931年以前就传到了日本、朝鲜。 日本承平年间(公元931—938年)出版的《倭名类聚抄》已有记载。日本最初译为“辨色立成”，后来译“唐独乐”。“唐”指中国，“独乐”与“陀螺”的字音相近。日本学者考证出，唐独乐是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的，在平安朝以前到德川幕府末期这种游戏最受欢迎，现仍流行。

<h3>踢毽子</h3>

中国古代用脚踢的各种体育活动十分丰富，踢毽子就是其中极有特色的一种。早在1500年前的北魏，少林寺的第一代住持，印度来的高僧佛陀在洛阳游历时，就看见一个12岁的小男孩站在高高的井栏上十分灵巧地踢毽子，一口气踢了500下。佛陀十分惊异，就收了这个男孩做他的弟子，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少林高僧慧光(《续高僧传》)。不过，当时慧光踢的与后来用鸡毛和铜钱做的毽子不一样，可以算是毽子的雏型。从宋代开始，鸡毛毽流行起来。城市里出现了专门制造毽子的手工作坊(《武林旧事》)。孩子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边走边踢。宋代个人技巧性的足球已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踢法，这对踢毽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踢毽子的技术也越来越复杂，名堂也越来越多，不仅用脚，而且用膝、用肚、甚至用头顶。按照身体部位的不同和不同的踢法，出现了各种花样，像什么里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子等等。这些踢法与古代中国足球“白打场户”中的踢法相似，因此，宋朝人高承指出踢毽子与踢足球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事物纪原》)。

到了明清，毽子更加普及，不仅儿童踢，而且成为妇女喜爱的体育活动，被称为“撵花”，带给深闺中的女子许多乐趣。她们换上轻便的短装，常常不知疲倦地踢到日头西落(《清代北京竹枝词·百戏竹枝词》)。小小的毽子甚至走进了皇宫，成为宫女们的一项消遣，光绪皇帝的瑾妃就很会踢毽子。

清代还出现了以踢毽为生的江湖艺人，这些人的技艺非常高明，表演起来手舞足蹈，连贯流畅，毽子在他们的头上、脸上、后背、前胸、脚上、全身的各个部位盘旋飞舞，如花簇锦团，妙不可言(《帝京岁时纪胜》)。

居住在我国广西的侗族的姑娘们也有毽子游戏的习俗，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过她们玩毽子不是用脚踢，而是用手打的，叫哆毽，即用手拍毽的意思。据说这项活动是由插秧中一抛一接的扔秧动作发展起来的。宋代末年，人们已用稻草扎成的小球互相抛接，到元朝发展成为哆毽。侗族的毽子有青草毽、稻草毽、芦苇毽和鸡毛毽等多种。比赛以打得高、远、接得稳、落地少为优。打法多种多样，有男单、女单及一二十人的集体打。

毽子流传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十分正规的体育比赛项目——毽球，有一套严格的比赛规则，运动员隔网将毽子踢来踢去，常常可以表演出难度很大的技术动作，对练习者的协调性和灵活性有良好的锻炼作用。由于需要的场地不大，器具简单，这项体育活动在我国许多中小学已十分普及。

<h3>跳绳</h3>

跳绳是旧历正月儿童们进行的一种娱乐活动，因为跳绳游戏远看如一白色的光轮，近看又恰似数百条绳上上下下，在古代中国人们将跳绳叫做“跳白索”或“跳百索”。沈榜对明代元宵节时节儿童们的跳绳是这样描述的：两个孩子对牵一丈多长的长绳，飞摆不定，让人难以看清楚，好像有一百条绳索。一群孩子们乘着绳子的摆动，轮流跳入，能跳过去的为优胜，跳不过去的或让绳子绊住了腿的，就得让掌绳人用绳子打一下，以示惩罚，这就叫跳百索(《宛署杂记》)。孩子们常常一边唱着歌，一边跳出各种不同的花样。特别是在正月初一和元宵节时，孩子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跳绳，给节日增添许多生气，就像一首诗里描绘的“太平鼓，声冬冬，目光如轮舞索童。一童舞索一童唱，一童跳入光轮中”(《松风阁诗钞》)。跳绳是一项非常好的健身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人的灵敏、协调和弹跳力，而且对内脏功能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与跳绳在运动方式上十分相似的另一种跳跃运动是跳竹竿。跳竹竿是我国海南黎族男女青年十分喜爱的传统体育娱乐项目。逢年过节，农闲之时，就在村寨的场上摆上竹竿阵，即在两根平行放置的粗长的竹子上，横置八根竹竿，竿间保持一定距离。游戏的人分为摆竿的和跳竿的两组。摆竿的有八人，两两相对，跪在地上，左右手各持一竿，在锣鼓和乐器的节奏中，摆动手中的两根竹竿，使之时开时合。跳竿的人则轻盈灵活地在这开开合合的竹竿阵中跳来跳去，旋转舞蹈。而在一旁围观的村民们则不住地为跳竿者叫好加油。随着鼓乐的节拍越来越急促，竹竿摆动开合的节奏越来越快，腿脚不灵、反应缓慢的一个个被竹竿夹住脚踝，被扔出场外，淘汰出局。能跳到底，顺利过关的都是身手矫捷、技艺过人的男女青年。于是，跳竹竿的优胜者往往成为小伙子和姑娘们倾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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