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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籍史话》 第一章 书籍与书籍史 第一节 什么是书籍？ 关于什么是书籍，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几乎都有清晰的形象，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要是叫起真儿来，这“书籍”一词的形成与演变，还真需要做个简单的交待。 书籍在古代亦称为典籍、载籍。《孟子·告子下》说：“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东汉赵岐给这句话作注，说是“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也就是登录有关法度方面的文字。《尚书》伪孔《序》则说：“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这里的“典籍”便与“书籍”是同义语了。 《史记·伯夷列传》谓：“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后汉书·班固传》说班固“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这里的“载籍”显然也是“书籍”的同义语。然“书籍”二字连读发展为一个词，其起源似乎比“典籍”、“载籍”还要更晚一些。 东汉时有个著名的文字学家，名叫许慎。他有一部著名的文字学著作，叫《说文解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相传黄帝时有位史官叫仓颉，他最初创造了文字。而这文字当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依类象形，叫作文；一类是形声相益，叫作字。将文字着附在一定形式的材料上，就叫作书。可见古人关于书的概念，是凡有文字者都可称为书。 关于“籍”，《玉篇》一书引用《尚书》伪孔《序》的疏文，说“籍”是借的意思，就是借用竹简以文字记录政事，带有登录、记载的意义，所以叫作籍。这和“书”的概念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后人便将两字相连，形成了“书籍”这个名词。 《后汉书》记载东汉时马融于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当上了校书郎，奉命在东观典校秘书。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写了一篇《广成颂》。他在这篇颂文的小序里，自己谦称蝼蚁，不胜区区，职在“书籍”。这大概是关于“书籍”一词最早的记载。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记载蔡文姬的父亲蔡邕〔yong拥〕，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深受朝廷敬重。他家经常是车马盈门，高朋满坐。一次他正在欢宴宾客，忽然听说王粲已来到门外，慌得他倒穿着鞋就出来迎接。等接进门来之后，众人一看，不过是一位矮小瘦弱的年幼书生，都感到惊奇。蔡邕看透了众人的心思，就对大家说，王粲是名门之后，有特殊的才学，我不如他，我家的“书籍”、“文章”都应当让给他。以示自己甘拜下风。这大概是“书籍”一词的次早记载。可见东汉后期“书籍”一词的概念，已和现在差不多了。比起前边所说的“凡有文字者都可称为书籍”的时代，显然是大大地前进了。因此，关于“书籍”的概念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文字记录性质的档案材料，可以叫作初期书籍；一个是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这可以叫作正规书籍。这些都说明，书籍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书籍的概念也有个演变的过程。 第一章 书籍与书籍史 第二节 书籍史的主要内容 谈到书籍，人们通常想到的多是现代书籍的内外形象，顶多还能想到古籍线装或古籍包背装的内外形象，再久远的书籍就难以想象了。其实现代人们通常所能想象的书籍，还是正规书籍的概念。殊不知正规书籍的出现，不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很晚以后的事情，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很晚以后的事情。早期的文字记录，例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等，虽然算不上正规书籍，但它们却为正规书籍的产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初期书籍的特定形态，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书籍的初期形态。因此，中国古代书籍史自然就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初期书籍阶段，一个是正规书籍阶段。书籍史的任务，就是要追寻这两大阶段中书籍发展的轨迹，揭示它们的演变规律。 书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具备物质形态，同时又具备意识形态。凡是书籍，无论是初期书籍，还是正规书籍，都是人的某种意识的反映。而人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相划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以阶级、阶层相划分了。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及各个阶层的人，不管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其思想感情、意识形态、观察社会、理解人生，以及解释社会现象、解决各种问题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阶级的色彩。这种客观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阶级意识，反映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阶级特色。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意识形态除了受阶级制约，还要受时代制约。中国古代各个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夏、商、周是奴隶制时代，固然与其后的封建制时代呈现着不同的时代特色。同是封建制时代，由于朝代的更迭，也分为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同，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时代特点。这些不同的时代特点，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折射在书籍里，也就使书籍带上了时代特色。 当然，同是一个阶级，甚至是同一阶层，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由于平生际遇的不词，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甚至同是一位著作家，由于前后地位的变化，或是前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思想情绪。所有这些，反映在作品里，折射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个人的特色。 所以有人说，图书一经产生，就会凭借着其物质载体从人的主观意识中游离出来，异化为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书籍是一种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这就决定了书籍的内容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美妙的还是丑恶的，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所包含的意识都具有独立的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一个方面。 人的意识传播媒介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靠说唱演讲传扬开去，一是靠著书立说物化出来。所以当人们的某种意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或是社会科学的，只要物化成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另一个方面。 书籍构成的物质形态，包括文字、文字载体、载体材料、材料形状及装帧形式等。 文字是书籍构成的基本条件，任何情况下，没有文字都不可能产生书籍。文字不但承担着意识形态的构成任务，也影响着书籍物质形态的内外状况。如汉字方块字的特点，影响中国书籍既可以从右向左竖写、竖印、竖排，并因此而影响中国书籍右侧装订、书脊居右的特点；也可以从左向右横写、横印、横排，并因此而影响中国书籍又可左侧装订、书脊居左的特点。而有些少数民族文及英、法、俄、德等外文，就只能是从左向右的横写、横排，因而也就只能左侧装订，书脊居左，而决不可能是竖写，竖排。这说明，文字不但是构成书籍的前提条件，还影响着书籍的版面形式和外部形态。 文字除在人的头脑里可以想象外，只要在客观上显现出来，就一定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或者说就一定有个载体问题。而文字的载体，实际就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世界上各个古老民族在各自书籍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采用过不同的制作材料。外国人先后采用过纸草、树叶、树皮、砖刻、蜡版、铜叶、铅叶、金叶、亚麻布、羊皮、犊皮，乃至于人皮；中国则先后采用过龟甲、兽骨、人的头盖骨、青铜器、石鼓、石碑、石碣、石片、玉片、摩崖石、竹简、木犊、缣帛等。到人类普遍使用纸张来制作书籍，那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 由于文字的载体，或者说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制作方法，或者说是书籍的生产方法也不同。从刀刻、笔写、雕印、泥活字排印、木活字排印、金属活字排印，直到全人类共同使用铅活字排版印书，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纸张成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之前，不能想象书籍会用印刷的方法生产出来。同样，在以甲骨、石料、玉片为书籍制作材料的情况下，恐怕也只能用刀刻或笔写的方法来制作书籍，而不可能采用印刷的办法。古印度及东南亚以贝多树叶为文字载体制作书籍，也只能用铁笔将文稿刻画在贝多树叶上，也不可能用印刷的办法生产出贝叶书籍。可见不同的书籍制作材料，相应也就有其不同的书籍制作方法。 由于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形式，或者说是书籍的外部形态也不同。片片不甚规则的甲骨，其装订只能是中间钻孔串连；片片有规则的竹木简，便可以用绳子串连或编连；缣帛是丝织品，柔软坚韧，自身相连，因而帛书的装帧形式既可卷起收藏，也可以叠起置放。纸张兼具缣帛的柔软，更易成型，因而先是仿效缣帛采用卷轴装，后又出现经折装、旋风装。待到书籍的制作方法发生巨大变革，即由手写转换为雕印，影响到书籍的装帧形式彻底过渡到册叶式的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书籍构成的物质要素，或者说由它们综合起来，构成了书籍的物质形态。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它们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应完成的重要任务。 中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古代的书籍，但书籍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结晶。反转过来，书籍又是记录历史，反映历史，总结三大革命运动，推动历史和三大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以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什么样的世界观构成书籍的内容；以什么样的物质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以什么样的技术作为书籍的制作方法，以什么样的工艺构成书籍的内部形式和外部形态，都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是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书籍自身的历史，还应包括能够影响书籍生产倾向、生产数量、流通倾向的图书事业。 所谓图书事业，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图书活动。它既包括国家行政扬抑下的图书活动，也包括人类文化褒贬下的图书活动。研究这两方面抑扬下书籍生产、流通的兴衰，就是图书事业的全部内容。 书籍的发展，包括书籍自身的演变和图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所谓必然性，就是规律。所谓规律，就是指书籍自身所固有的必然的内部联系和图书事业兴衰演变必然的外部联系，以及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关系。揭示书籍自身演变的客观规律，阐述图书事业兴衰的历史必然性，概括它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呈现的不同发展状况，则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应承担的又一任务。 从初期书籍、正规书籍两大阶段入手；从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两个方面阐述；从整个图书事业的大背景着眼，便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方法、结构与内容。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第一节 语言、传说与记事 文字是书籍构成的最基本条件，任何情况下，没有文字都不可能有书籍。但文字并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东西，它的发生、发展，一直到成熟定型，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的。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或者说文字是无声的语言。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彼此之间也常常需要交换某种意图，表达某种思想，交流某些经验。要完成这些交流，起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凭借，只有靠声音与动作的结合来达到目的。后来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表达某种意图的声音逐渐定型，为更多的人们所熟悉，所掌握，所共识，这就产生了最初的语言。 语言的形成并不断丰富，对于人类文明及其进步有着无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语言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讲过去就没有了痕迹，二是受到障碍或离得太远就又听不清楚，或者根本听不到。因此，人们要了解远方或过去的事情，光靠单纯的语言就无法达到目的了。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人们便把语言与记忆结合起来，将需要传播的知识、经验或事件，用简括凝练的语言固定起来，编成歌谣、谚语、口诀、故事等，彼此相告，代代相传。这就是所谓的传说时代。我们现在能够知道上古时期某些美妙动听的故事和历史知识，很多就是靠那时聪明智慧的人们用“传说”的办法流传下来的。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wa哇〕炼石补天、有巢氏绝穴筑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氏尝百草、伏羲氏画八卦、后羿射日、共工触不周之山等动人的故事，就都是上古时代著名的“传说”。 但“传说”的基础仍然是靠记忆。记忆的时间一长，就容易被遗忘，或发生错误。因此，靠记忆而流传的东西就往往发生很大的出入。不但内容事实会有出入，不同人的叙述，乃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空里的叙述，从语言的运用，到渲染的情节，也会有出入。所以一件事情，经过若干人的口耳相传，往往就会离开原样，难以置信。怎么办呢？上古的人们认为这还是记忆不牢的缘故，于是还在加强记忆上打主意。世界上各个民族几乎都曾有过这样的阶段。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不同民族则流行过不同的实物记事方法。 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传说”的可信程度。《周易·系辞》中曾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胠〔qu 屈〕箧篇》中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这些记载都说明，在我国上古时期是曾经普遍流行过“结绳记事”的办法的。事实上，许多民族在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上，都曾经有过结绳记事或类似结绳记事的时期。像我国古代云南的傈僳〔li su立素〕族、哈尼族、鞑靼族及台湾的高山族等，就都曾经流行过结绳记事或类似结绳记事的办法。外国如波斯、秘鲁等，也流行过这种方法(图1)。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0_1.jpg" /> 图1 云南傈僳族、佤族用过的结绳、刻木和鸡毛信。 尤其是古代秘鲁人，据说记事的结绳非常讲究。他们在一条主要绳索上，系上各种不同颜色的细绳，用来记录不同的事物。如红绳代表军队，黄绳代表黄金，白绳代表白银，绿绳代表粮食。绳子上再打结，以代表不同的数目。一个单结代表10，两个单结代表20，一个双结代表100，两个双结代表200。据说古代的秘鲁，每个镇上都设有官吏，专门管理结绳之事，并负责对结绳意义的解释，这是现在所知世界上最具体最完整的结绳记事的办法。《尚书》伪孔《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什么叫政？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较深的理解。据说现代还有人能通晓古代秘鲁人结绳记事的意义。 结绳、刻木之外，古代的人们也还有用数禾杆、数包谷米，或者在树皮上、兽骨上、石头上刻点儿等方法记事的。还有把几种实物拼凑在一起，来表达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的。在我国苗族的历史上，就曾用一根一尺长的细木棍，一头劈开，夹上鸡毛、火绳和两只辣椒，作为通报紧急情况的信件送出去。对方的人只要一见到这样的信，就知道是十万火急，会立刻派人赶来相助。这就比结绳、刻木表达的意义更复杂更进步了。 结绳也好，刻木也好，其他的办法也好，都还只是为了加强人们的记忆，从而加强口耳相传的可信程度。特别是当这些办法被约定俗成以后，就能代替传说和语言而传之久远。但结绳和刻木等毕竟还不是文字，也不能代替文字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它们只不过是记忆的辅助，还远不是语言的符号。真正能够为人们传情表意、交流思想并具有超时空效用的语言工具，还是文字。但结绳、刻木记事的长期实践，不但在思想上不断促使人们去探索，去创新，在实践上它们也为文字的出现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与形成 图画是汉字的前身，是远古人们交流思想的一种新的工具。据考古学家们考证，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在他们居住洞穴的墙壁上画画。有些画画得还很逼真，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例如要约同打猎，就画出一头鹿或一头牛和一个手持弓箭的人，作为信息公布出去，这样就达到了交流思想、约同狩猎的目的了。所以有人把这种图画就称为图画文字。起初，这些画要画得很复杂、很细致、很逼真，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懂。待到人们对某些画所代表的意义都熟悉了，画的结构和笔划就开始简化。即用简单的几笔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就行了，于是图画开始向符号演变。比如一头牛，有的勾勒全形，有的只画一头两角。就是画全身，所取的角度与侧重也不完全相同。这表明，从图画演进到符号，再从符号演化为文字，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1987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五版，报道在河南省舞阳县城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出距今约8000年前的甲骨契刻符号。这些契刻符号，刻在随葬于墓中的龟甲、骨器和石器上。比以往发现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山东大汶口陶器上的文字年代要早一两千年。其中个别契刻符号的形体，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上的某些字很近似。这说明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汉字可能已由图画演变为符号了。 1988年12月25日《北京晚报》第八版，摘登了《陕西日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考古学者日前在西安的国际性考古学术会议上说，汉字出现于龙山文化时代的晚期，即黄帝时代及夏代初期，并向出席会议的中、美、英、日、苏、法、加拿大、德国和香港的同行们展示了10余枚刻划兽骨、骨器的拓片和幻灯片。这些形体小如蝇头，笔画细若蚊足，刀法古拙，字迹清晰的符号和原始文字，其形体结构很多与殷墟甲骨上的文字近似。这说明在5000年以前，中国的汉字已经由图画经契刻符号演化而生了。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汉字了。 关于汉字的出现与形成，古人有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圣人造的；有的说是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而《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就都说是仓颉造字了。把造字的功劳归于某个人，这肯定不符合历史事实。文字一定是古代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而由某些人或某个人加以整理、规范和统一，则是完全可能的。《荀子·解蔽篇》中说：“古之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这是说古来喜好文字的人很多，为什么都没能传下来，而唯独仓颉的字单单能够流传开来呢？其原因就是仓颉对纷繁不一的文字，做了整理和统一的工作。这个说法比较客观，比较符合事实，因而是比较可信的。 到公元前9世纪的周宣王时，对文字又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结果产生出了“籀书”，也称为“古文”，又称为“大篆”。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灭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字、度量衡，实现了所谓“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这次文字整理和统一的工作，是由秦始皇的左丞相李斯主持进行的。整理的方针是以秦国通行的字体为标准，对周宣王时定型的籀文大篆加以简化和统一。整理出来的文字称为“篆书”、“秦篆”或“小篆”。与此同时，为了更便于书写，适应各级政府及军队公文往来的需要，又在小篆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字体改圆为方，笔画删繁就简，这就又产生了“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变成了通行的文字，小篆也就慢慢退出了通行文字的历史舞台。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元帝时，史游又作草书，称为“章草”。后来刘德升又创造了“行书”。三国时钟繇〔you由〕又创造了“楷书”，从而奠定了汉字的基本形体。直到今天，楷书仍然是规范的通行字。 当然，文字的产生，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产生书籍，但书籍则是由文字构成的。所以《尚书》伪孔《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可见只有有了文字，书籍才可能赖此而产生。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第三节 初期书籍的产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2_2.jpg" /> 图3 史啬盘铭文 所有这些书写在玉、石片上的内容，虽然都是古人盟誓的载辞，还远不是经过创作或编辑的正规著作，但它们却反映着彼时社会变革的信息，确也起着书籍的某些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些早期刻、写在石质上的文字，也视为中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h3>(1)甲骨文书</h3> 殷商甲骨也好，西周甲骨也好，只有少数是记事性质的文字。如“雀入百五十”、“昼入百”等，就说的是入贡甲骨人的姓氏及所入贡甲骨的数字。还有些牛骨上刻记着宫廷大事。殷墟甲骨中还有用兽骨作成的骨简，上面刻记着狩猎、战争等活动的史实。但这种单纯记事的甲骨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卜骨，即用来进行和刻记占卜情况的龟甲和兽骨。 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它的主要成分是铜，因为加进了一定比例的锡，铸造出来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器皿，就叫青铜器。铸刻在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就称为“铭文”，也称为“金文”。 <h3>(2) 青铜器铭文</h3> 197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周原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15000多片。其中有一部分也刻有文字，并且文字刻得非常小，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可见当时的雕刻技巧已经相当精熟了。 <h3>(3)早期石刻文字</h3> 当然，以石头为材料来制作书籍，不仅早期如此，后世正规书籍也常采用石头为制作材料。如把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汉代的《熹平石经》、三国时魏的《正始石经》、唐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北宋的《嘉祐石经》、南宋的《御书石经》、清代的《乾隆石经》。把释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摩崖，有经幢，有石经。以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房山石经》规模最大，共7000多块石头，420多万字。唐代中叶以后，有人把道家经典也刻在石头上了。这些，与早期的石刻文字性质不同，已是地地道道的石头载体的书籍了。 在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时代，还有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流行。虽然这些铭文也只是早期的文字记录，还算不上是正规的书籍，但铭文的记载从形式到内容，以及文字的长短，毕竟已和甲骨文不同，所起的书籍作用也更明显。因此，我们更应该把它们也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在龟甲、兽骨或骨器上契刻，这是中国人很早就有的习俗。但作为文字记录，或者说是初期书籍，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还得算是90多年前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朝首都遗址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书。所谓甲骨，系指龟甲和兽骨。契刻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就称为甲骨文或甲骨文书(图2)。 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是极受珍重的器具。它的品类很多，大体上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以及其他日用器具。这些东西当时都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用品。特别是其中的礼器，也称为“吉金”，更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传家宝，只有在举行大典或隆重祭祀时才能动用。尤其是礼器中的大鼎，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被视为国家“重器”，必须极力保护，不能失掉。如果是易主失掉，就表明是国家政权被摧毁了。因此，后世朝代的更迭常被说成是“鼎革”，其出典便来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交战双方凡一个国家被消灭，就一定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也是表示鼎革之义。所以在战争中将要失败的国家，就常常将这种重器埋藏地下，只要重器不失，就意味着他的国家尚未最后消亡。贵族死后，也常常将生前使用的青铜器殉葬，继续表示死者的地位和尊显。所以从西汉起，历代都有青铜器的出土和发现，迄今已得几万件，其中带有铭文的也有一万多件。 中国初期书籍可能早就产生了，但保存下来，传至今日的却没有。人们描述中国的初期书籍，多以商、周时期留存下来的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资料为例，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初期书籍到这时才产生。初期书籍，在时代上固然应该产生在正规书籍之前；但正规书籍产生之后，初期书籍仍在继续不断地产生。因为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随时随地都在产生。什么时候人们也不会将这些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看作正规书籍。但当这些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经过加工整理，成为系统地阐述、宣传、介绍、传播某些问题、某种经验和知识时，便成了正规书籍。所以讲初期书籍，不仅是时间上的概念，还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概念。 最初的青铜器上只铸刻所有者的名字。随着青铜器的被珍重，贵族及其统治者便把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件、需要永久纪念的重大事件，铸刻在青铜器上。这样，铭文的字数也就不断增多加长。例如西周初年的宜侯矢簋〔gui鬼〕、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郑国、晋国的刑鼎，以及传世或出土的毛公鼎、散氏盘、虢〔guo 国〕季子白盘、史啬盘等(图3)，就都是铭文较长的青铜器。最长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其铭文已经长达四五百字了。这些铭文都很重要，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例如宜侯矢簋铭文，记载周成王把一个奴隶主贵族封到今江苏丹徒附近的宜地去，赏给他大量土地和两千个奴隶。周康王时大盂鼎的铭文，记载周康王一次就赏给大奴隶主盂659个奴隶，13个管家奴隶，另外还有1051个少数民族的奴隶。这说明当时的社会仍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至于郑国、晋国的刑鼎，则是直接把国家的法律铸刻在鼎上，目的是为了晓谕全国，一概周知，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们视为最早的法律专著。所以过去有人将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就称为青铜书，虽然未必十分确切，但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则是毫无问题的。 在石头上写、刻文字，是上古人类许多民族都有的风气，我国也毫不例外。《墨子》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的话，这当中的“镂之金石”，就说的是在金属器皿上和石头上刻字的事实。表明墨翟〔di笛〕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的确有不少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但直到今天为止，我国早期石刻文字发现得并不多。在现存石刻文字实物中，最早的要算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zhi治〕原发现的10个形状似鼓的刻石。每个鼓身的周围都刻有文字，字体属于籀〔zhou昼〕文，人们称它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内容，是一首颂记秦襄公田猎活动的四言长诗，全文约有700个单字。唐代发现后陈列在凤翔县的孔庙内。到宋代又把它们迁到汴京(今开封)。金人攻破汴京，又将石鼓移往燕京。元代皇庆年间(公元1312—1313年)又移置大都(今北京)国子监内。到清朝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为保护石鼓不再遭受损坏，命人仿刻了一套，放在北京孔庙的大成门内。“九·一八”事变后，文物南迁，石鼓亦迁往南方，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北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长期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剥蚀严重，字多漫漶〔huan 患〕，全文早已模糊不清，其中一石的文字已荡然无存。从诗的内容看，虽然是歌功颂德，但它却是有意创作的诗篇。从载体上看，虽然是取石为料，却是有意地经过加工，造型似鼓，大概是取其容字面积最大。尽管仍不能像后世书籍那样展卷阅读，但它所具备的书籍意味，较比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就更浓了。所以我们把这类早期石刻文字也视为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图4)。 除了在石头上刻字，古人还有往石片、玉片上写字的习惯。古时候，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乃至于士大夫与奴隶之间，为了某种政治利益，常常需要协调一致，相互约束，向神盟誓。盟誓前要先写好载辞，而后歃〔sha 厦〕血定盟。立盟之后，盟辞要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后期，奴隶制动摇，不断发生战争，天子说话失灵，诸侯活动频繁，盟誓之风更盛。1942年，在河南曾发现几十片玉片和石片，上面有墨写的文字，内容就是古人盟誓的载书。1980年，河南再次发现大批古人盟书。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盟书。其中1/3是玉片，2/3是石片，一共有5000多件。它们的形状为上尖下方，长宽厚不尽相同。在它们的上面很多都写有毛笔字，有的呈墨色，有的呈朱红色。经过专家们考证，现在可以认读的约600件，内容多与赵鞅有关。赵鞅又称赵简子，是当时晋国的大官，是奴隶主贵族中的一员。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化的时代。受时代潮流的冲击，赵简子便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以奴隶主贵族阶级逆子贰臣的勇气，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向旧势力展开了斗争。当时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结成军事联盟，对赵简子发动大规模进攻。有些诸侯国家也支持守旧势力，反对赵鞅。为了在斗争中团结内部，争取胜利，赵鞅就和同宗的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盟誓，这是侯马盟书的一类内容。有一次，赵鞅要同帮助守旧势力的郑国作战，由于对方力量强大，使赵鞅处于劣势。于是他便采取措施，争取奴隶的支持。他在盟誓的载辞中宣布，只要在战争中打败敌人，立了军功，农业生产的奴隶，工商业方面的奴隶，以及家庭奴隶，都可以免除奴隶的身份而成为自由民。盟书中还有的内容是限制“纳室”的。“室”是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占有财产的单位，其中也包括奴隶和土地等。“纳室”就是夺取其他奴隶主的奴隶和土地。赵鞅在盟誓中限制纳室，就说明他是反对用夺取奴隶和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奴隶制的剥削和统治的。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2_3.jpg" /> 图4 刻有文字的石鼓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2_1.jpg" /> 图2 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 90多年前，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在耕地、挖土过程中，就常常发现大小不同的甲骨。当时农民迷信无知，就说这是龙骨，并且附会说它们能医病去疾。久而久之，殷墟的这种甲骨就有卖到北京药房的，正式作为中药出售。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写的洪都百练生刘鹗〔e恶〕客游北京，拜访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山东福山人王懿荣。正赶上王懿荣身患疟疾，请大夫诊治。医生看病后开了一张处方，其中有一味药就是“龙骨”。家人持方将药抓回，刘鹗发现“龙骨”上刻有文字，认定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古代文物。于是他便开始搜集、研究甲骨，从此甲骨便成了古物收藏家搜罗的对象。90多年来，大约有10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从殷墟出土，分藏在中国及全世界各地。研究这些甲骨的中外知名学者大约有三四百人，写成了1000多种甲骨文研究专著，遂使甲骨之学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 第三章 正规书籍的产生与历代书籍的创作 第一节 正规书籍的产生 前边说过了，所谓正规书籍，是指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国正规书籍的产生，就有如下的说法了。《尚书》伪孔《序》，自然不是真的出自西汉初年孔安国之手，但也不会晚于东晋的梅赜〔ze 则〕。这篇序文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好像中国典籍早在伏羲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这很不可信。这篇序文还具体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少昊、颛顼〔zhuanxu 专需〕、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照这个说法，则早在三皇五帝的原始社会中国就产生了正规书籍。而这在实际上则是不可能的。 伪孔《序》继续补充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典》，断自唐虞以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传世立教。”这又说明经过孔子的研究整理，三皇五帝时的书已失去原貌，而流传下来的则都是经过孔子润色加工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的确是已经产生了正规的书籍。《尚书·多士篇》中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话讲的意思是，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成功之后，要把殷代部分遗民朝西部迁移。遗民不解其义，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于是周公出来训话，说是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先人是有册书典籍的，那里边阐述了殷革夏命的道理。现在殷朝已被推翻，也是天命革殷，同殷革夏命时的道理一样。希望你们不要违抗天命，服从迁移。这段话如果作这种解释是对的，则亦证明殷朝前期已经产生了正规书籍。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整个生活的时代恰是春秋末年。孔子一生除了行教之外，就是整理古籍。所谓删订《六经》，就是他整理古籍的重要内容。 《六经》之名在孔子删订时并没有，孔子删定之后也只叫“六艺”，直到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确立《六经》的名称。《六经》指的是《易》、、《诗》、《仪礼》、《乐》、《春秋》。《乐经》后来失传，故又有《五经》之称。既然是说孔子删订《六经》，顾名思义，那就不是创作，而是编次订定。既然是编次订定，那就说明在孔子之前这些书早就有了基础，并久已流行了。否则孔子依什么为底本进行删汰订定呢！事实也正是如此，传说孔子晚年喜欢研读《周易》，由于经常展阅，竟使编连《周易》竹简的编绳都磨断了多次。“韦编三绝”的典故便来源于此。这说明《周易》在孔子之前早已成书传世，否则孔子也就无《易》可读了。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专著，在该书中孔子多次引证《尚书》和上的话作为论据，阐述某种思想，说明某种道理。表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尚书》也早已成书行世，否则孔子也就无从征引了。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曾经到鲁国观乐。鲁国为吴季札所歌的《诗》，据《左传》记载，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等，已和今本差不多。而吴季札赴鲁观乐的那一年，孔子才只有八岁，表明远在孔子之前，也早已成书流行了。至于《春秋》，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曾向许多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国主张，都遭到拒绝，不被采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次就是编次，既是编次，就说明在孔子之前《春秋》也早已成书，否则孔子也就无所谓编次了。事实上鲁国早有国史，名字就叫《春秋》，孔子不过据此加以增删编次罢了。所有这些实例，都能雄辩地说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正规书籍的确是早已产生了。 至于产生在孔子之前的这些正规书籍，究竟出自什么人之手，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编纂者，但我们也可以大体上推知。殷商和周王朝的前期，还是“学在官府”的时代，中央天子和王国诸侯的周围都有史官，他们负责记言记行，保管文献档案等。因此，当时藏书、读书乃至于编书、著书的权利，都只能属于这些史官及其所服务的少数统治阶级贵族。这些人以外的一般人是无权问津的。所以，史官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知识，又生活在贵族统治者周围，同时掌握着丰富的文献档案材料，这就给他们创造了极好的编书、著书的条件。孔子所删订的《六经》原著，有的大概就出自这些史官之手。 正规书籍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意味着知识更加广泛更加普遍的传播。所以到春秋后期便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过去少数人那种垄断知识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一种新的思想在社会内部孕育着，萌生着。待到孔子以教育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更进一步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表明知识已突破少数上层人物的桎梏，向更广泛的士阶层飞去。士阶层就是知识阶层，知识阶层的出现，意味着书籍创作要进一步发展。 第三章 正规书籍的产生与历代书籍的创作 第二节 历代书籍创作概要 创作是书籍生产流程中的首要环节，创作者则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历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是从属于这个阶级，就是从属于那个阶级。因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立场，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方法，就不能不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而历代的书籍创作，不仅反映着创作者的阶级意识，也反映着相应的时代气息，还反映着不同创作者的不同倾向和不同风格。 孔子之后，特别是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奴隶制的堤岸已被冲决，但还没有全线崩溃；新型的封建制社会已经萌生，但还十分脆弱，极不健全，极不成熟。如何维护旧的堡垒，使之苟延残喘，或东山再起，这是奴隶主阶级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如何培育新型封建社会这棵幼苗，如何塑造这个社会的形象，则是新兴地主阶级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两军对垒，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于是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见，各申主张，这就是所谓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质是不同阶级不同政治路线的论争，是思想战线上不同哲学观点的论争。在论争中，为了适应某一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彼此之间都极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以便战胜对方，弘扬自己，争取掌权者的采纳，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正是这种活跃的论争，产生了大批私人著作，从而使我国正规书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书籍生产的第一个高潮。例如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战国中叶以后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庄子；还有新生的法家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名家公孙龙、惠施；阴阳家邹衍、邹奭〔shi是〕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医书《内经》、药物书《本草》；文学方面则出现了不朽的名著——屈原的《离骚》。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 这时期的著作，特别是诸子作品，一般都长于思辨，这是百家争鸣局面所决定的。孟轲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叹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两句话，很可代表先秦诸子的一般心境。就连文学作品，像屈原的《离骚》，也带有这种长于思辨的时代气息。可见，书籍的创作一开始就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相联系。 汉初，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明，曾一度遭受秦王朝严酷压制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如黄老学派、刑名学派，以及儒家学派等，就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提倡，出现了一批有见地的政治家和有成就的文学家。像贾谊、贾山、晁错、枚乘、邹阳、庄忌等，都是这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们写下了不少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表明这时期的书籍创作，又趋于复苏。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武帝本人，又是个文治武功都大有作为的人，这就与藩王出于政治目的而继续提倡汉初的黄老之学发生了矛盾。汉武帝则以自己所掌握的政权力量，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战国以来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彻底结束，使经过董仲舒改造和解释的儒家思想和儒家作品，成了官方哲学和经典著作。从此以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虽然也经受过各方面的挑战，但始终处于统治的地位。因此，书籍的创作也受其钳制，常常围绕经学打转转。例如经注、经疏、经解、经书名物考证、地理考证、人物传记、释音、释名、释义等有关经学的著作，层出不穷，历朝都有。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中找到最初发展的源头。 “建安风骨”是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寻其形成的原因，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三国的统治者都亲历了黄巾大起义，目睹了人民的威力，加之他们出身都不高，因而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占据北方的曹操和他的集团，不但政治上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文学思想上也体现了这一阶层的艺术趣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是诗歌的创作者和提倡者，在他们的周围又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他们共同向乐府民歌学习，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打破了两汉以来辞赋独盛的局面。曹氏父子及追随他们的文人，又都是汉末军阀混战的目击者，他们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都有很深的感慨和同情。他们的作品就植根于此，不但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也表现了他们想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抱负和才能。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评论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指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家敢于正视现实、反映动乱而又富于忧国之思和拯世济物的宏愿。这就是建安作家的特点，也是建安作品的风骨。后世凡属文学创作上反对浮华，提倡注重现实，言之有物，多以建安风骨为典范。表明此期的书籍创作，特别是文学书籍的创作，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特色的。 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建国之初，李唐王朝借鉴了隋朝迅速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权建设也很快在全国确立并得到了巩固。 唐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各种宗教，都可以自由发展和传播。佛教尤盛，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都是佛教盛行的象征。佛经翻译规模更大，水平更高，佛教典籍突飞猛进地得到发展。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姓李，于是又追认老子李耳为他们的远祖，并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而老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鼻祖，于是他们又尊奉道家，崇尚道教。唐王朝的科举考试，就曾一度把老子的和庄周的列为必读之书。因而道家与道教著作也得到了整理和创作。唐王朝从皇帝开始就提倡文学，尤其崇尚诗歌，甚至发展为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所以唐代诗人辈出，诗篇迭现，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光收入《全唐诗》的就有3200多位作家，近六万首著名诗作。散文在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改革提倡下，也有辉煌成就，开唐宋八大家之先河。适应诗歌创作的需要，供查检典故的类书和供查检韵字的韵书，也先后被增补、编纂出来。小说也由以前的志怪、灵异、琐语、轶事等笔记小说发展为唐人传奇式的短篇小说。唐朝还非常重视数学，国家专门开有学习数学的太学堂，因而对自古流传下来的数学著作，如《周髀〔bi避〕算经》、《九章算术》、《五曹算经》、《缀数》等，都悉心加以整理，成书数十种，作为教材课读。对于儒家经典的整理更加不遗余力，由政府组织孔颖达等一批经学家，对《五经》加以疏正，成《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所有这些，都说明鼎盛的唐王朝，反映在书籍创作上也是十分兴盛的。 宋朝李攸的《宋朝事实》一书，记载宋太宗赵光义说过这样的话：“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这可以说是宋太宗对历来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宋朝的文治政策较以前就更加显得突出。到宋真宗时，在御撰《崇儒术论》的同时，又御撰《崇释论》。提出佛教与儒学“迹异而道同”，提倡儒、佛、道三教一义，相辅相成。因而对儒家经典的整理、释家经典的整理、道家著作的整理，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加上宋代鼓励科举仕途，又刺激了社会各阶层读书应考，考取做官，做官富贵的热情，烘起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倾心学术，潜心文章，崇尚文化的浓重气氛。因而在诗、词及散文的创作上，也出现了极为繁荣的景象。加上宋代雕版印刷业的普遍盛行，更为书籍创作和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宋代关乎儒家经典、佛藏、道藏、史书、政书、类书、丛书、诸家文集、笔记杂著、诗词歌赋、医书、药书、兵书、历书、法律、条格等方面的著作，大量地被创作编纂出来并刊版印行，构成了中国书籍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有明一代书籍创作和书籍出版的数量，几乎是它以前各个时代书籍生产的总和。究其原因，大概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公布的免除书籍税的政策紧密相关。但明初纂修的《永乐大典》，则仍是出于政治目的。《永乐大典》的修纂，开始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的七月间。为什么朱棣一登皇位就立刻提议修纂这部大型类书呢？这有深远的政治背景。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朱标早卒，依据帝王传位的惯例，就把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炆〔wen文〕继承。朱允炆就是建文帝。他当时很年轻，看到叔父们都拥有重兵，深感不安，于是采取了削除藩王势力的措施。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子，封为燕王，驻守北京。他眼看自己的兵权可能被剥夺，于是反以“靖难”为名，起兵南下，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攻入南京，赶走了建文帝，自己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为明成祖。这次事变是叔侄之间的帝位之争，依照正统观念，有点“大逆不道”，为此引起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抗和舆论谴责。朱棣便想到利用朱元璋想干而未来得及干的事——编纂大型类书，炫耀文治，笼络人心，消弭〔mi米〕朝野间的不平之气。当时还传说建文帝藏匿在寺院里，故《永乐大典》重修时，还把僧人姚广孝请了出来，并征召了不少僧人道士参加。这就是《永乐大典》纂修的背景。《永乐大典》共22937卷，11095册，37000万字。一律是端楷抄写而成。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全书掠毁殆尽。迄今全世界仅存400余册，仅是原书的3%多一点。明朝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在社会内部萌芽。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城镇不断增加，城镇平民不断涌现。而城市平民不全同于封建社会的乡村农民，他们在衣食饱暖之后，对精神文化生活就有较高的要求。为满足这一阶层的文化需求，戏曲和小说的创作就日益加多。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yi义〕钧，是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的封建皇帝。他既有封建帝王的绝对权威，又有这种社会状态下骄奢淫逸生活的特性，嗜酒、贪色、恃财、气盛，是有名的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封建皇帝。而在封建社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地方官绅、富商大贾、作坊把头等，也十分骄奢。为适应这些人的口味，一些无聊文人便创作色情小说。这就是明代小说中有一批黄色作品的社会原因。 清代书籍创作的突出特点，是考据学大兴，古籍整理及研究古籍的著作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也有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第一，清代学术是由明末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开创的。他们在明王朝灭亡之后，痛定思痛，怀念故国，于是深刻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其中有一条，他们认为明朝之所以失败，是学术空泛，不能经世致用造成的。于是他们躬自实践，重学问、重考据、重实证、重应用，这对后来清代朴学的大兴，朴学作品的创作影响极大。第二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连续大兴文字狱，弄得文人谨小慎微，不敢涉及时政。于是大钻故纸堆，以不厌其烦的考据逃避现实。所以清代考据学著作的创作，一是清初顾炎武等人为学向实的积极导向，一是清初文字狱消极影响的结果。 清代乾隆时期有一项书籍创作上的浩大工程，这就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皇帝倡编《四库全书》，旗号是要弘扬古代文化，实际是要借着编纂《四库全书》，广泛征集天下遗书。而后对征集来的历代遗书，分别三种情况进行处理。对直接反映抗清思想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对拒不投降满清，或触犯清朝政治等人的作品及黄色狎邪的书籍，一律禁止流通；对主要内容尚可而个别段落、字句有碍满族尊严的书籍，则实行删改。所以有人说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是“寓禁于征”，这是很有道理的。《四库全书》是一部巨大的丛书，收书3400多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当时共抄写七部，分藏于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七阁名称有六阁带三点水，意思是以水克火，免除灾患。但镇江的文宗阁，宗字没有三点水。据说是因为这里发生过水漫金山寺的缘故，已经水满为患，不能再求水了。各部收书种数不完全相同，册数也不完全相同。以文津阁一部为例，共36304册，九亿多字。迄今仍是全世界最大的丛书。许多当时收入《四库全书》的典籍，原本后来失传，赖《四库全书》得以传世。从这个角度说，《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继承保存文化，是有很大功绩的。但在编纂过程中，大量禁毁图书，随意删改典籍，又大大破坏了文化，犯有罪过。所以有人总结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中国文化来讲，是“功魁祸首”。这是符合事实的。 可见，历代书籍的创作，都是各个相应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曲折反映；是时代精神、人文崇尚、具体政策的产物；是各个时代书籍创作者思维的物化，意识的凝固。 第四章 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第一节 书籍的生产材料 我们在前边说过，书籍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意识形态，一种是物质形态。而当着意识形态要用文字加以表述时，就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了。而文字的着附材料，或者说是文字的载体，从广义上说，就是书籍的生产材料，或者叫作书籍的制作材料。 书籍的生产材料，不是一开始就用纸来书写或印刷的。纸写文书的出现，在书籍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以纸书出现划一界限，分两段讲述书籍的生产材料。 <h3>(1) 纸书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材料</h3> 纸书出现以前，书籍的生产材料是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的。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如此，世界上一些文明较早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国初期书籍是以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早期石刻文字为例来表述的，所以我国初期书籍的制作材料就是龟甲、兽骨、青铜器和玉、石质材料。而随着内容的不断丰富，文字的不断加长，甲骨、青铜器或石片、玉片就难以容纳，于是又出现了竹木简书。而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的缣帛也用来制作书籍了。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人，由后人整理墨家学派言论、著作而成的《墨子》书中，多处涉及中国早期书籍的制作材料问题，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示。 《墨子·贵义篇》中说：古圣贤王为了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传给后世子孙，以便使后世子孙有所遵循，有所效法，就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所谓“书之竹帛”，就是书写在竹简或缣帛上；所谓“镂之金石”，指的就是雕刻在金属的器皿上或是石质材料上。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 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祭祀是很丰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以便传告给后世子孙。而书写在竹简、缣帛上，又都怕这种材料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蠹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道，于是又将这些事磨刻在盘盂器皿上，雕刻在金属、石头上，以表示对此类事情的重视。可见古人将什么事情书写在竹帛上，什么事情雕刻在金、石、盘盂上，是轻重有别的。 《墨子·兼爱篇》中说：“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是墨翟谈自己的感受，现身说法，申明自己并未与先圣六王生在同时，既未亲聆其声，也未亲见其颜。但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贤德懿行呢？就是依靠他们那时书写在竹简、缣帛，雕刻在金属、石头，镌刻在盘盂器具上的文字记载所知道的。 上述《墨子》书中的这些说法，虽然是墨翟站在他生活的时代，追述以前，描绘当世，而且也并不是为了说明书籍制作材料的，但他这种深刻的总结，亦未尝不是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的确，在墨翟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中国文字的载体、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曾经有过金、石、竹、帛并行的时期。而随着正规书籍的产生和发展，竹、帛逐渐成了书籍制作的主要材料，并流行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王充《论衡·量知篇》中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还说：“断木为椠〔qian欠〕，柝〔xi西〕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du读〕。”这是说要把竹子截为一段一段的圆筒，再劈成若干竹片，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竹简。木料也要截成段，开成板，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版牍。并且新竹带有青皮，不易着墨。同时还含有水分，容易朽蠹，需经过加工处理才能使用。西汉末年的刘向曾在他所作的《别录》中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可见古人在以竹木作为书籍制作材料时，不但懂得整治刮削，便利使用，而且懂得如何防虫避蠹，以利于书籍的保护。 现在“简牍”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竹、木简也常是相提并论。但在实际上，竹简之用于书写要早于木牍。或者说在竹简行用的启发下，没有竹子或不便于用竹简的情况下，木牍便以竹简替代物的身分充当书籍的制作材料，并与竹简同时流行。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从上述的文献中已经得到证明，从历来出土的实物也可以得到验证。 公元281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北部)盗发魏襄王墓，发现了大批竹简书，共计16种。内容包括史地、占卜、故事等。今传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就是由那时盗发出来的竹简整理传写而成。 公元479年，在今湖北襄阳附近的楚墓中，也曾经出土过一批竹简，文字是蝌蚪文，大约是公元前505—278年之间的遗物。可惜这两次发现的竹简书籍原物都没能流传下来。而现存的古简，都是近年发掘出土的。 1952年，五里牌出土竹简37件。1953年，仰天湖出土公元前4世纪竹简43件。1954年，长沙杨家湾出土公元前3世纪竹简73件。1972—1973年，长沙马王堆两座西汉墓先后出土竹简近千件。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306—前217年)的竹简1100多件。1977年，安徽阜阳县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墓中出土了《仓颉篇》、、《周易》以及《年表》、《大事记》、《作务员程》等10多种竹简古籍。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40多枚。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湾汉墓出土西汉初期竹简1100多枚，是西汉文帝至武帝时的遗籍。所有上述这些出土的竹简，都以实物的资格，雄辩地证明竹简是正规书籍普遍使用的制作材料。 木牍的出土除中原外，以西北地区为最多。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一次来中亚考察，在和田境内的尼雅古址发现一批东汉时期的木牍，大约40枚。1906—1908年，斯坦因又先后两次来中亚考察，在敦煌附近废墟及稍东的酒泉，又得简、牍千余件，约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53年之间的遗籍。内容涉及文学、数学、历书、占卜及天文资料等。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进行发掘，得到大批的汉代简牍。先后来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的还有帝俄时期地理学会的科兹洛夫及英国的斯坦因等。在破城子处发现木牍5200余枚，在红城子等处发现木牍3500余枚，约为公元前102年至公元30年之间的遗籍。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郊区东汉墓中掘得385件简牍，其中大多数是云杉木牍。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中又发现医药简牍92件，多是松木和杨木。1972—1976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又先后发现王莽新政时期的简牍近两万件，其中绝大多数是木牍。1978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简牍400余枚，大多数也是云杉木。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简牍1217枚，是公元前65年至王莽新政时期的遗籍。此外在楼兰地区也先后出土过不少简牍。所有上述这些，又说明在竹简盛行的同时，木牍也先后盛行，而且主要是偏行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这是因为西北地区少竹而多木的缘故。而且多是松、柳、杨及柽〔sheng生〕柳。这类木材生长在本地，色白质松，易于吸墨，所以为中原及西北地区普遍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 关于竹木简书的尺寸制度，过去的说法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甚至是完全不相符。归纳起来，大体是如下几种情况。 经书：过去说儒家经典用简长二尺四寸。 法律书：过去说法律书用简长三尺，或是二尺四寸。(周尺一尺相当汉尺八寸) 诸子书：过去说诸子尺书，就是诸子著作用简长一尺。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以偏概全，以汉代书籍的用简长度概括为先汉书籍的通制，实际并不完全如此。例如晋代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简，长度约合汉尺二尺；南齐时襄阳出土的《周礼·考工记》简，长度约合汉尺二尺四寸；定西西汉中期墓出土的简，长度则不足汉尺一尺；阜阳双古堆西汉早期汝阴侯墓出土的简，长度只有汉尺的九寸五；《仓颉篇》简，长度是汉尺的一尺一寸。而这些书都是后世所说的经部书，其简长并不都是二尺四寸，而是参差不一，看不出一定的规制。近年出土的诸子书简，有长二尺的，有长一尺二寸或一尺一寸的，甚至只有五寸的。而银雀山西汉中期墓出土的《历谱》简，其长度约合汉尺三尺；大通上孙家寨西汉中晚期墓出土的军规、军法简，长度只有汉尺的一尺一寸；云梦出土的《秦律十八种》简，长度也只有20多厘米，合汉尺不过一尺；张家山出土汉简中的汉律简，长度也是一尺左右。这说明无论周制、秦制还是汉制，法律书用简都没有三尺的长度，都不符合所谓“三尺法”的古制。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古人写书用简，长度没有绝对的定制，只是约定俗成。既是约定俗成，就有很大的灵活性，特别是民间写书，用简长短的弹性更大。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贸说哪一类的书一定用多长的简。大概古人写书用简的长度也跟财力和崇尚有关，财力充裕，又尊崇某家某书，写时用简就长，反之用简则短。这和现在出书一样，内容重要，作者地位高，出版社又有钱，书出得开本就宏朗，版面就铺陈，印纸就精良，反之就一般化了。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用来制作书籍，这在我们前边提到的《墨子》书中已不止一次提到。《论语·卫灵公》说“子张书诸绅。”也就是子张把孔子说的一些话书写在丝织品的大带上。《风俗通义》说：“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国家图籍横遭破坏，士兵将帛书拿来作帐篷、提囊。直到《隋书·经籍志》记载晋荀勖〔xu序〕整理《晋中经簿》时谈到当时的书，仍说是“盛以缥囊，书用缃素”。所有这些，都说明从春秋到东晋上千年的时间里，缣帛和竹木简一样，是书籍普遍采用的制作材料。这是文献方面的记载，历年出土的实物也验证了这种事实。 1908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两件帛书，一件9厘米见方，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内容是内地与边疆的通信。大约是公元15—56年之间的遗籍。1942年，长沙战国时代楚墓出土过帛画。1949年，长沙另一座楚墓再度出土帛画。1973年，在1942年发掘的楚墓遗址中，再度出土人物帛画。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彩色帛画。1976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长幅帛画。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20多种帛书，约10余万字。其中许多书的内容文字与现今通行本不同。如《老子》，出土了两种帛写本，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甲本卷后与乙本卷前，均有四篇近三万字的佚文。《战国策》有12000多字，大部分内容为今本所没有。比今本多出4000多字。《战国纵横家书》28篇，11000多字，是久已失传的遗书。这批帛书的出土，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帛书形象，进一步证明，缣帛的确曾是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 帛书的形象仍然是模仿竹木简书。一般用来作为书籍制作材料的缣帛，都要在上面画出或织出行格，称为界行或栏线。黑色的叫作“乌丝栏”，红色的叫作“朱丝栏”，而两道栏线之间形成的条状行格，则完全是条条竹木简形象的模仿和再现。《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顺帝时，琅邪宫崇曾经到宫门呈献一部他师傅于吉在曲阳泉上得到的道家作品《太平清领书》，共170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描绘的就是在洁白的缣帛上写着乌黑的文字，在行行文字之间画着朱红的界行。卷首接着青色的绫子，绫子上再用红笔写上划分段落的小标题。想来是赏心悦目，朱墨灿然。可见中国古代的帛书，其卷面设计已是相当精美了。但帛书出现之后并没能取代竹木简书，而是和竹木简同时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一并流行，最后同为纸书所取代。 <h3>(2)纸书的出现和流行</h3> 我们现代人关于纸的概念，是指将植物纤维捣碎，做成纸浆而后抄造的纸。用造纸技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经过帚化过程的纸，才是现代科学概念的纸。历年出土实物证明，早在蔡伦以前中国已有了这种植物纤维纸。1957年，西安霸桥砖瓦厂工地出土了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4—前88年)的文物，其中有古纸的碎片。质地粗糙，未写字。出土时发现是当时用来包裹随葬铜镜的。出土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古纸碎片迭经中外学者用现代科学方法化验，发现它有帚化过程，证明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 1933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泊发现过一片古纸，长10厘米，宽4厘米，呈白色，质地粗糙。经用现代手段化验，认定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纸面有尚未捣碎的麻筋儿。同墓出土的还有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因之被测定为公元前49年左右的遗物。 1978年，又发现了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期的古纸。纸质粗糙，也是麻类纤维所造。 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附近发现了写有文字的纸团，经化验测定，也是植物纤维所造的纸。根据同时出土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若干木简判断，当为公元39—98年左右的纸。 1973年，在甘肃旱滩坡工地又发现了东汉时代的古纸。纸上写有隶体字。经化验证明，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纸的质地较之霸桥纸要精细得多。表明造纸技术在不断进步。 上述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早在蔡伦以前，中国已发明了造纸技术。但蔡伦与纸又不无关系。蔡伦是东汉和帝时代前后的人物。《东观汉纪》说“蔡伦典尚方，用树皮为纸，名谷纸；故鱼网为纸，名网纸；……麻，名麻纸也。”可证蔡伦是拓展了造纸原料，改进了造纸技术，提高了造纸工艺。《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感觉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可证造纸技术经蔡伦改进以后，质量提高，行用天下。 中国很早就有了造纸术，但纸张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或者说是以纸来写书又开始于何时呢？公元2世纪应劭写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首帝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把首都从长安迁往洛阳。在迁都过程中，搬运书籍的车，据说是“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里的素书，指的是帛书；简指的是竹木简书；纸指的就是纸写的书了。古人曾把缣帛也称为纸，但这里已有素、简、纸的区分了。素已经是帛书了，纸就不可能仍指帛书了，若是仍指帛书，又何必分称“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呢！可见这里的纸书应该是指用纸写的书了。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至少可以说我国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已经懂得用纸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了。与应劭同时代还有个叫刘珍的，在他写的《东观汉纪·贾逵传》中也说汉章帝刘炟〔da 达〕曾经在公元76年命博士贾逵(公元29—101年)给学生讲授《春秋左氏传》。为了使贾逵所用的教本有所参照，特赐给他“简、纸经传各一通”。这里的所谓纸写《春秋》经传，很可能也是名符其实的纸质书籍了。晋人袁宏所写《后汉纪·和帝纪》，说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下令禁止万国进贡珍丽之物，只要求“岁时但贡纸、墨而已”。可见在东汉初期的近百年中，纸张已开始用来制作书籍了。 待到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特别是山东东莱左伯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之后，用纸来作为书写材料或书籍制作材料就更日渐频繁了。《北堂书钞》卷一○四引崔瑗写给葛元甫的信说，送给你《许子》10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意思是说，由于我家不富裕，送给你的书用不起缣帛来写，只好用纸书写了。《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说，延笃打算自己抄写一部《春秋左氏传》，没有纸。他的师傅唐溪典就送给他一些废笺记，让他用这种纸的背面抄写。结果是这种纸的背面无法写字，延笃只得向别人借一部来读。汉末赵岐的《三辅决录》引证韦诞(公元179—253年)，奏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造的笔，左伯造的纸和自己造的墨，写起字来大小可以尽得其妙。《后汉书·蔡琰传》，记载蔡邕蔡中郎的女儿蔡文姬受曹操委托，曾率领曹操派的10来个人为曹操抄书。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蔡文姬曾向曹操“乞给纸、笔”，有了纸、笔之后，至于是写楷书还是写草书，那就随意而行了。结果是曹操送给了她纸、笔，她们写好之后将书送给曹操，文字无一遗误。上述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东汉，可见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用纸来写字或用纸来写书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进入三国两晋，造纸的原料进一步扩大，造纸的地域进一步扩展，造纸的设备进一步改进，造纸的工艺进一步提高。晋代造的纸，有的帚化程度达到70%，几乎接近后世的机制纸了。 由于纸质精美，所以纸张也成了诗人骚客吟诗作赋歌咏的题材。如晋代傅咸就作有《纸赋》，称颂纸张“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可见这时不但纸的质量已是十分精美，而且纸张的特点、优长也已为诗人所吟咏。我们知道，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经用缣帛书写他自己的文学理论著作《典论》和诗赋，送给东吴的孙权；又用纸张同样抄写一部送给大臣张昭，可见那时纸张还不够普遍，地位也还不能与缣帛相比。但到晋代，纸已成为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缣帛、简牍已处在被取代的前夜了。《太平御览》卷六○五引证《语林》中记载王羲之曾经为会稽(今浙江绍兴)谢安请赐笺纸，库中只剩下九万张，结果都给了他。《初学记》卷二一引述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说，秘府中有纸三万多张，请求400张给著作史，用来书写起居注。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用纸的数量之大。从当时政府藏书的数量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三国时曹魏官府藏书只有4562卷；西晋初年官府藏书就达到了29945卷；到东晋孝武帝时，官府藏书就多至36000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也逐渐多了起来，还出现了职业的抄书人员和抄书机构。日常公私文件也经常用纸来书写。到东晋末年，豪族桓玄(公元369—404年)掌握朝中大权。据《初学记》卷一一所引《桓公伪事》记载，桓玄在辞世的那一年(公元404年)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道命令的意思是说，古时候没有纸，所以都用竹木简书写，并不是对什么人表示敬重。现在纸张盛行，凡用竹木简所写者，今后全都要以黄色纸张代替。这是政府第一次明令规定停止用简而代之以纸的记载。表明从公元404年起，行用一两千年的竹木简宣告退出书籍史的舞台，而纸张在几百年渐用的过程中正式成为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书籍制作材料了。自此之后，纸写书籍飞速发展，盛行于世。本世纪初，从甘肃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发现的大批遗书，也以实物的身分证明了这一点。敦煌遗书中年代最早的是《陀罗尼神咒经》，写于公元278年，即西晋咸宁四年。而大量的还是唐、五代时期的遗籍。表明从晋到五代，即公元3世纪至10世纪，是我国手写纸书的鼎盛时期。进入北宋以后，雕版印制的书籍大兴起来，纸张则成了制作书籍的唯一材料了。而由于中国造纸术的外传，促使全世界都采用纸张制作书籍。全人类正是依靠书籍这条航船，不断向光辉的未来驶进。 第四章 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第二节 书籍的生产方法 书籍的生产方法，或者称为书籍的制作方法，同书籍的制作材料一样，前后经历过若干不同的阶段，方式方法也有过很大的不同。书籍的制作方法，不是一开始就用雕版印刷或是活字印刷的。印书术的出现，在书籍史的发展上具有伟大的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以印制书籍的出现划一界限，分两段讲述书籍的生产方法。 <h3>(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h3>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h3>(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h3>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h3>(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h3>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6_1.jpg" /> 图5 活字之父毕昇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 第五章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 第一节 中国古代书籍的版面设计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很有艺术眼光和审美观点的。他们常常把物质的实用价值同艺术价值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许许多多既实用又美观的物质产品。在书籍生产的发展中，同样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创造力。 初期书籍的甲骨文书，当然难以谈出它们的造型美和设计艺术。青铜器本身就是很古朴很高雅的艺术品，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当然也随之而有美的感染力。秦国的石鼓文，是古代有名的用石头制造的书。为什么要制成鼓形？恐怕就有美化的意图在里边。石鼓的形状，总比方块或毫无形制的乱石头要美观。竹木简书，由于都要削成窄条形，自然难以饰美。但它上下的编绳和根根狭长的条简，却为手写帛书和纸书所模仿、所继承。甚至印版书籍出现以后，其边栏界行也还保留着早期竹木简书和手写帛书、纸书的流风余韵。手写帛书织、画边栏界行，初意应该是对竹木简书的模仿。边栏指文字周围圈画圈织的栏线，也称边框。界行指的是文字行与行之间织、画的界线，也称为栏线。古人在缣帛上织、画边栏界行，固然与写出的文字容易端庄整齐有关，但溯本求源，还是对编连好的竹木简书的模仿。一直到版印书籍出现以后的版框与界行，仍带有竹木简书及手写帛书、纸书的遗意。这种事物演变过程中的继承与创新，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 印制书籍出现以后，特别是宋代以后，由于书籍生产方式的变化，书籍的版面设计也随之发生变化。手写纸书、帛书乃至于竹木简，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即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随意剪裁。版印书籍就不同了，一版的文字长短，没有那么大的随意性。它不受文章篇卷段落的制约，而必须受版面大小的限制。简单地说，就是印制书籍是以每一版为基本组成单位的。所以它的边栏界行、书口、鱼尾等，也就只能在版片上下功夫。 版印书籍的边栏界行，对手写纸书和帛书来讲，也带有继承的含义，模仿的意味。雕版印制书籍不要边栏界行，本来也可以做到端庄整齐，后世印本书就有不带边栏界行的。但总不如有边栏界行显得更端庄，更整齐，这就有美的韵味在里边了。从宋到清，版印书籍的边栏，大致分为四周单边、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几种情况。所谓四周单边，是指文字四周的边框只是一道粗黑的围线。所谓四周双边，是指在粗黑的版框内侧还有一道细围线。所谓左右双边，是指在粗黑的左右边栏内侧，各还有一道细直线。这几种情况，构成了中国古代印版书籍版面的基本形式。看去端庄大方，严整古朴。这本身就是一种美。 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后期，某些书铺子刻印的戏曲、小说或是画谱之类的书籍，刻家为了赢得读者的欢欣，达到易售牟利的目的，他们根据书中的内容，不但雕印多寡不同的插图版画，还在边栏和版面上尽量精心设计，出现了花栏、点板等形式。所谓花栏，指的是四周的边栏不再是一条简单的粗黑墨线，而是把一道粗黑的墨线变为有一定距离的两道细线。在这两道细线中间雕饰各种花纹，于是就成了花栏。顾名思义，简单地说，花栏就是带有花纹的边栏。就现在所见到的，花栏中的纹饰也各种各样，有花草纹，有竹节纹，有云龙纹，有博古纹。有墨色单印的，也有蓝色单印的。看上去耳目一新，别具特色。这就纯粹是艺术装饰，美的蕴含了。所谓点板，指的是雕板时随文刻上名人评点或句读，印出来的版面在文字旁边带有若干圈点。这种用意当然是想提醒读者注意和帮助读者断句，但也有一定的艺术效果。待到套版印刷的技术出现以后，则在文字的版面上，同时出现两色、三色乃至四色五色的不同符饰，那简直就成了工艺美术品了。所以中国古代的书籍，包括某些手写纸书、帛书，它们首先是书籍，具有思想内容和学术、资料价值，同时也是艺术品，具有美的蕴藉。 版面当中还有书口，也称为版口，也称为版心，这是印制书籍所特有的东西。书口是指一版的中缝，为折叶时取作标准。如果简单处理，刻上一道细线完全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也未尝不可。但古人没有采取简单从事的办法，而是实用、艺术相结合，精心设计版口的形象。 书口，有白口、黑口之分。黑口又有粗黑口、细黑口之分。粗黑口又称为大黑口，细黑口又称为线黑口。宋代刻书多是白口，南宋出现了线黑口。元代将细黑口夸张，成为粗大黑口。明代正德以前，刻书仍仿元制，仍是大黑口。嘉靖以后，伴随文学上的复古运动，刻书也复宋之古，又多为白口。清代刻书，黑口、白口兼而有之，但仍以白口为多。白口是刻书精细的表现。宋刻本书很多在书口处(指上鱼尾以上部分)镌刊本版大小字数，下鱼尾以下的部分镌刊刻工姓名。这是为了分清责任，计件论价，偿给工钱。变成黑口以后，此项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鱼尾，也是属于书口里边的内容，有单鱼尾、双鱼尾之分。还有黑鱼尾、白鱼尾之说，更有对鱼尾、顺鱼尾之别。其形象为<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7_1.jpg" /><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7_2.jpg" />。鱼尾的用意，大概只是标示中缝线，可是古人却把它设计成鱼尾形象，既美观又实用。上下鱼尾之间镌刻书名、卷第、页码。因此有人又把这种刻有文字的书口，称为花口。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两种明版书，其书口上有彩绘的画。那是书籍装订好之后，将一册书口捻成平面绘画上去的。平整放置时看不出有画，捻开来就画面跃然了。这虽不属于镌刊版面时的设计，但也是一种美化书口的尝试。 总之，中国古代书籍的版面设计，既端庄，又美观，既实用，又艺术，加上后世藏书家钤〔qian钱〕盖的闲章雅印，看上去琳琅满目，真不愧是喜人的艺术品。 第五章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 第二节 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版画 中国的版画，起源于书籍的插图。至今人们仍把图、书并称，大概就是由于自古以来中国书籍就有图。清人徐康在其《前尘梦影录》中说：“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隋书·经籍志》礼类，有《周礼图》14卷……是古书无不绘图。”待到版印书籍盛行以后，这种有书有图的风气不但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中国古书中的插图版画。 书籍的插图，是对文字内容的形象说明，它能给读者清晰的形象的概念，加深人们对文字的理解。因此，插图版画随着雕版印书的发生与发展，也就逐渐兴盛了起来。 我国采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书籍，大约始自唐朝初年。而当这种崭新的技术刚一兴起，其优点和长处，一下子就被富于宣传能力的佛教徒看中了。他们用这种技术雕印经文佛像，以达到做功德、传教义和争取信徒的目的。鲁迅先生在《木刻纪程小引》中说：“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又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专辑”序》中说：“木刻的佛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看见实物。”这说明当雕版印书术刚刚兴起的时候，雕印的木板佛画随之就产生了，这可以说是我国木刻版画的滥觞。 我们在前边曾经谈到过唐玄奘去印度取经回国后，曾经“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说明早在唐朝初年，即公元7世纪的中叶，木刻版画就已经产生了。而这幅版画，就是佛教中的普贤菩萨画。 1944年，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了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雕印的《陀罗尼经咒本》，约一尺见方。中间镌印佛像一尊，四周刻印古梵文咒语，咒语四周又刻印小佛像数尊，是一幅构图完整而又图文并茂的木刻版画。这幅版画产生的时间，大约在8世纪中叶以后。 到9世纪下半叶，即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为二亲祈福而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开了经文卷首配镌扉画的先河。这幅卷首扉画，描写的是释迦牟尼佛坐在祗树给孤独园的经筵上对僧众说法的故事。长老须菩提，正是经文中所说的褊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拾恭敬而向佛言的形象。佛的左右，巍然屹立着两员护法天神，周围环绕着许多贵人施主和僧众。经筵的前面，卧着两头勇猛的狮子，用来表达佛法无边，连猛兽也足以度化降伏。图的上部，在微风吹拂的幡幢上，两位仙女驾着祥云从左右飘然而来。整个构图，中心突出，错落有致。释迦牟尼佛妙相庄严，胸藏万法；长老须菩提虔诚聆听，神态怡然；天神尚武，护法坚贞；众僧垂目，凝神恭听；雄狮欲出，但又囿于佛法，无可奈何。各种形象都有自己的特色，但都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呼之欲出。不但在绘画技巧上表现了中国画传神的特点，在雕刻刀法上，线条描摹上，也能与绘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所以这幅作品，不但表明9世纪中叶我国的木刻版画已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而且在书籍插图的形式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佛经，无论单经大藏，其插图多取卷首扉画的形式，便来源于此。这固然与此时书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是卷轴装有关，但后来演变为经折装和册叶装，其插图仍然常附在书前，也是卷首扉画的遗意。 进入五代之后，不但政府组织力量校刻儒家经典，远在西北边陲的地方节度使也主持刻印佛经、佛画。五代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西北瓜沙、敦煌地区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人雕印了《大圣毗〔pi皮〕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使版画艺术更前进了一步。《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描绘的主人公毗沙门天王，在佛教中是护法的天神，是所谓四大金刚中的北门天，神通广大。传说在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不空三藏作法，请毗沙门天王显圣，因此平息了外患，所以在唐代毗沙门天王被奉为军神。版画的结构很紧凑，一个健壮的地神，从地下露出半个身子，用他的双手擎住毗沙门的双足。毗沙门右手执附旗长戟，左手托着供奉释迦牟尼的宝塔，头戴宝冠，旁附羽翼，双肩喷射火焰，腰间紧窄，横佩长剑，长甲披肩，铠片鳞鳞，目光炯炯，胡须上翘，充分表现了毗沙门天王的性格与威力。辩才天女手捧花果侍立于左；童子与罗刹侍立于右。面目狰狞的罗刹右手高举着一个婴儿，这是为了表现毗沙门天王能随时变化婴儿，普度众生的故事。整个构图中心突出，结构严谨，刻画线条刚劲而不呆板，人物神态各具特色。图案下面分界刻印题记10行，上图下文，图文并茂，开了以后书籍插图上图下文形式的先河。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形式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相同，也是上图下文。菩萨像有墨印彩绘的。观世音菩萨头戴宝冠，脚踏莲台，左手提净水瓶，右手拈莲花，长带披肩，飘然至足。彩绘的上部幡幢、莲花、衣襟均饰红色，裤为白色，缥带为绿色，足下莲座为朱墨相间。构图简洁，人物突出。观世音菩萨妙相慈祥，神态自然。图案下部镌印文字题记13行，上图下文，图文并茂，是一件难得的早期版画珍品，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 北京图书馆藏有吴越国王钱俶于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雕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也称为《雷峰塔经》，卷首也镌印扉画。内容是描绘吴越国王宠妃黄氏礼佛的情景。线条简练，构图及环境布置很紧凑。此后宋代雕印的《开宝藏》，辽代雕印的《契丹藏》，金代雕印的《赵城藏》等，都是卷首扉画的形式。但在宋代雕印的佛经版画中，出现了在经卷中间插图或连续插图的版画形式。有的上图下文，有的左图右文，有的内图外文，有的不规则插入，形式多样，但目的都是为了形象通俗地解释经中故事。如北宋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江苏地区刻印的《陀罗尼经》，就是这种形式。一幅图版，分数段描写故事内容，这种卷中插图的形式，开了以后书籍插图形式的先河。佛经以外，像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刊印的高克明绘画的历史故事《三朝训鉴图》10卷；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刊印的相传为顾恺之补图的八卷；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刊印的将作少监李诫撰绘的《营造法式》34卷；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刊印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乾道间刊印的《六经图》，以及《群书类要》、《博古图》、《梅花喜神谱》、《忘忧清乐集》等，都是书中带有连续插图或多幅插图的实例。它们标志着插图版画向更广泛的领域发展了。 与宋同时，北方先后有辽、金峙立。山西应县木塔出土的辽刻佛经，有七件也带有卷首扉画。金代山西临汾，也称为平阳或平水，是个刻书中心。这个地区于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由书轩陈氏刻印的《铜人腧〔shu 术〕血针灸图经》五卷。明昌三年(公元1193年)平阳地区刻印的《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15卷。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晦明轩张氏刻印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30卷。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刻印的《经史证类大全本草》31卷。这些书籍都带有精美的插图版画，说明金代的版画艺术，和宋朝一样，也在向前发展。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当年俄国地理学会组织以科兹洛夫为首的探险队，到宁夏黑水西夏旧都遗址探险，发掘携走的《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是金代平水地区刻印的独幅招贴版画。这幅版画又称《四美图》，内容是描绘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四位美人。一位是汉成帝时宫中女官婕妤、后来立为皇后、体态轻盈、能歌善舞的赵飞燕；一位是怀抱琵琶出塞和亲的王昭君；一位是才华出众、继班固完成《汉书》写作的班昭；一位是晋代石崇的爱妾绿珠。构图画面富于变化，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赵飞燕、绿珠居前，王昭君、班姬在后。绿珠面左朝正，其余三人均面右朝正。但衣裙都向左飘斜。因而使画面的视线既集中，而又仿佛都在微风中款步徐前。故画面又显得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跃然纸上，颇有呼之欲出的效果。人物的背后又布置有玉阶、雕栏、牡丹、假山，并细绘花边，饰以鸾凤，因此画面又显示出贵夫人深居宫苑的庄重，却又兴致萧然的气氛。线刻精致入微，敷墨协调自然，是我国木刻版画中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 元代的刻书事业也是很发达的，表现在插图版画上也有不少杰作。如插图丰富的《事林广记》、上图下文的《虞氏平话五种》、卷帙较大的《全相诚斋孝经直解》、铺陈考究的《博古图》、精巧别致的《绘像搜神前后集》，以及《竹谱详录》等，其绘画与雕印均极精湛，堪称元代版画的代表作。特别是建安椿桩书院刻印的《事林广记》42卷，不但书品考究，而且插图也极为丰富。其中有一幅为两位贵人对坐，做双陆游戏。床后侍立二人，一人捧仗，一人捧盔。旁边陈设一几案，上面摆茶、酒、杯、箸。人物背后，以屏风作衬景，屏风上绘牡丹、孔雀。一只黑色的猎狗正由屏风背后转出。还有一幅也是两位贵官，分左右而坐，侍者跪地献酒、果。床后侧有乐队，正在拨弦吹奏。床左右各立一只黑、白猎狗。这两幅插图版画，描绘的都是蒙古族达官贵人的生活场面。雕刻的刀法浑厚古朴，印得黑白对照鲜明。人物的面形神态、衣着陈设，安排得也都很合理，并且都有猎狗出现在画面上，反映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习惯，也表达了蒙古贵族的生活作风，代表了当时蒙古族上层社会生活的面貌。 明代刻书的插图版画，从形式到内容，从质量到数量，从绘画到雕印，均臻完美，达到了黄金时代。明代前期的版画作品，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自然奔放。其原因就是这时的刻工、画工很可能多由一人兼任。版画上人物的须眉、衣裙的皱折等，尚有极为明显的以刀代笔的痕迹。特别是阴刻的线条，刻工信手所镌的迹象尚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明代前期版画在发挥线描、强调阴刻及版面的黑白对比上，都有大胆的创新，使版画艺术迈出了新的步伐。 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镇居民急剧增加。适应城镇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戏曲、小说层出不穷。为使这些戏曲、小说更加富于形象化，根据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场景和情节，绘制雕印的插图也越来越丰富多采。特别是嘉靖、隆庆以后，带有丰富插图版画的戏曲、小说，不但数量多，质量和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仅五集《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明代版画就有3800余幅。 万历以后，版画开始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并且创造了新的方向与新的道路。北京、金陵(今江苏南京)、徽州(今安徽歙县)、杭州、建安(今福建建瓯)等地，刻书和雕印版画一方面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另一方面同一地区的刻书和和版画风格又渐趋一致。于是又形成了以地域相划分的不同流派，如金陵派、徽州派、建安派等。等到徽州虬〔qiu求〕村黄氏一家出现，徽派形成，则一改往时大刀阔斧、粗枝大叶的刀法，结构松散疏落的构图，形成了婉丽纤细的风格。如黄玉林刊印的《仙媛记事》插图、黄应光刊印的《乐府先春》，以及后来黄肇初刊印的《水浒叶子》、黄建中刊印的《博古叶子》等，都以独具匠心的构图方式，栩栩传神的人物形象，巧妙协调的场面和布景，隽秀流畅的刀法，墨色匀称、对比鲜明而又明暗自然的印工，把版画艺术推向了高峰。 在这种版画艺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套印技术也进入这块园地。像程大约彩色套印的《程氏墨苑》，是早期的 一版多色敷彩套印的作品。到天启、崇祯时，当时多才多艺的武英殿中书舍人胡正言，心灵手巧的吴发祥等进一步创造了“饾〔dou 豆〕版”和“拱花”的技法，为雕版印刷，特别是版画艺术，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所谓“饾版”，就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雕刻一块小木板，然后依次套印或迭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版画。这样的作品，其色彩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乎与原作无异。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就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种技法。如荣宝斋所印《韩熙载夜宴图》，据说就雕有1000多块大小不等的画版，这种画版，有如饾饤〔ding 定〕，所以称为饾版。所谓“拱花”，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鸟类的翎毛、大自然的山川、天空的行云、地上的流水、庭院的雕栏、室内的几案等，富有立体感，使人看去更觉真实、自然。这种技法的特点，就是使印纸拱起花纹，所以称为拱花。将这两种技法结合在一起运用，就称为饾版拱花。蜚声中外的《十竹斋笺谱》、《画谱》及《萝轩变古笺》用古妍绚丽的色彩，明快流畅的刀法，精湛自然的饾版拱花套印技术，在中国版画史上独树一面旗帜，引导版画艺术向新的境界发展。 这一时期的版画艺术还有个新特点，即当代的名画家与当时的名刻手，能相互配合，紧密合作。例如，画家在作画时就考虑到版画的特点而调整自己的线描，刻手在操刀施刻时也注意保留画家的风格与技法，因而在明代晚期产生了一批不朽的版画作品。如《顾氏画谱》，记录了自晋朝顾恺之，一直到明朝的孙克弘、王廷策等人的丰富多采的画法和创作风貌。新安黄凤池手辑的《雅集斋画谱》，提供了山水、花鸟等各方面的画法与技法。《诗余画谱》出于徽派名工之手，一图一词，相映成趣。著名画家陈老莲画的《九歌图》、《鸳鸯冢》等，更给明代晚期的版画增添了无限光彩。 清代武英殿所刻官方版画，多是清初政治的反映。如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手绘，鸿胪寺属班朱圭付刻的《耕织图诗》，王翚〔hui 挥〕、宋骏业、冷枚、王原祁等创作的《万寿盛典图》，乾隆时两江总督总理河防大臣高晋集辑的《南巡盛典图》，以及《八旬万寿盛典图》、《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诗图》、《皇朝礼器图式》、《皇清职贡图》、《棉花图》，西洋郎世宁等绘制的乾隆《十六战功图》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清朝初年政治生活的现实。特别是这一时期一些供奉内廷的画家，深受西洋画法的影响，在写实、构图等方面，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画法相结合，创作出许多形象逼真，透视科学，布局清晰的好作品。这是清初官刻版画不同于传统版画的特点。 清初，民间版画在明末版画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如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大画家萧云从绘刊的《离骚图》，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绘刊的《太平山水图》，不但在人物表现方面继承了前代优秀传统技法，在置陈布势中又创造了新的风范，显示了独特的风格。 这里有个特别值得一提的艺术杰作，就是《芥子园画传》。它是继明末《十竹斋画谱》、《笺谱》、《萝轩变古笺》之后，用饾版拱花技法彩色套印的一种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画谱。《芥子园画传》是在李渔李笠翁指导下编刻的。李渔生当万历末年，浙江钱塘人。中年身经明王朝的覆灭，入清便以明末遗民的身份周游天下，养成了任侠豪放的性格。晚年定居南京，筑别业一所，地止一丘，故以芥子名之。《芥子园画传》共分三集，流行很广，影响深远。 在清初官私版画大力发展的同时，插图版画，在戏曲小说中也有了别具风格的发展。如康熙时刻的，插图就有百幅。其他如、《东西汉演义》、《东西两晋志传》、《西游真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玉娇梨》、《平妖传》、《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及戏曲中的《秦楼月》、、、《天马媒》等，都有多少不同而艺术水平很高的插图版画。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书籍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画法各异、雕刻精良、印刷精美的插图版画，是我们中华民族留下来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表明中华民族在书籍装帧艺术上，很早就注意到插图的设计，并不断发扬光大这种艺术思想，使中国古书，特别是那些带有精致插图的古书，显得更加绚丽多姿。 第五章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 第三节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h3>(5) 梵夹装</h3>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9_1.jpg" />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h3>(4)经折装</h3>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9_9.jpg" /> 图14 线装示意图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h3>(10)毛装</h3>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h3>(8)包背装</h3>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h3>(1)简策</h3> 蝴蝶装适应了印制书籍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好修理。同时没有穿线针眼和纸捻订孔，重装时也不致于损坏。正因为它有这些优点，所以这种装帧形式在宋元两代流行了300多年。《明史·艺文志序》说明朝秘阁所藏的书籍，都是宋元两代的遗籍，无不精美。它们“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里所谓的“装用倒折，四周外向”，指的就是蝴蝶装。而且是“宋元所遗”，可见宋元时期，蝴蝶装确曾是盛行一时的书籍装帧形式。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9_2.jpg" />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h3>(2)帛书卷子装</h3> <h3>(9) 线装</h3> 明朝中叶以后，社会文化更加发展。特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益提高，书籍的流通翻阅也更加频繁。因此，书籍的装帧形式也要适应这种需要而作相应的改变。蝴蝶装的不便早已暴露，包背装仍然承担不起经常的翻阅，容易散裂的状况，也早已为更多的人所知晓，所以线装书籍便又重新兴盛起来。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在流通的古籍中，毛装不能算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式。既考不清其出现的具体时代，也说不清其慢慢消失的时间。但在实际中又确实存在着毛装这种形式。毛装形式的特点，在折叶方法上与包背装、线装没有任何区别。即仍然是以版心为轴线，合叶折叠。集数叶为一叠，戳齐书口，然后在书脊内侧打两眼或打四眼，用纸捻穿订，砸平。天头地脚及书脊毛茬自任，不用裁齐。也不用装封皮。这种毛茬参差而又纸捻粗装不要封皮的装帧形式，就叫作毛装。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彫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包背装大约出现在南宋，经元历明，一直到清朝末年，也流行了几百年。特别是这一时期政府的官书，几乎都是包背装。其实古书的包背装，很像现代的平、精装书。所不同者，包背装的书叶是单面印刷，合页装订；现在的平精装书是双面印刷，折配装订。包背装是在书脊内侧竖订纸捻以固定书叶；平精装书则是在书脊上横向索线以固定书叶。从外表看，两者没有多大区别。包背装解决了蝴蝶装开卷就是无字反面及装订不牢的弊病。但因这种装帧仍是以纸捻装订，包裹书背，因此也还只是便于收藏，经不起反复翻阅。若是经常翻阅，仍然很容易散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装订办法又慢慢出现并逐渐盛行起来，这就是线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包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叶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叶正折，使版心所在的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叶左右两边的余幅，由于是正折书叶，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叶书叶，依顺序排好，而后以朝左的折边为准戳齐，压稳。然后在右边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裁齐右边余幅边沿，再用一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脊的厚度，双痕对折，做成封皮，用浆糊粘于书脊，把书背全部包裹起来。剪齐天头地脚及封皮左边。一册包背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了。这种装帧由于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规律，和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便于翻阅、利于图书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例如甲骨文书的装订，据考古学家们考证，是中间钻孔用绳串连的办法。这是由甲骨这种材料的特质所决定的。舍此，似乎也想不出更适合这种材料的装订办法。正规书籍产生之后，其制作材料有过竹木简、缣帛和纸张的变化；其制作方法有过手写和印刷的变化。因此，正规书籍的装订形式也就适应这种变化，先后出现、流行过简策、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等形式。而每种装帧形式的形成、流行与演变，又几乎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或文化背景。探讨它们的演变规律，是个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课题。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蝴蝶装也简称为蝶装。这种装帧的具体办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对折。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书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浆糊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与书叶一般大小的硬厚一些的整纸，从中间对折出与书册的厚度相同的折痕，粘在抹好浆糊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最后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成了。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叶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所以称为蝴蝶装(图12)。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h3>(3)纸书卷轴装</h3>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手稿，特别是草稿，作者写到一章一节，为不使其页码章节错乱，也常常自己把它装订起来。有用线订的，也有用纸捻订的。毛毛草草，边缘参差，所以也称为毛装。这种情况，在清代乃至民国初年，在文人学士中还常常出现。甚至鲁迅、陈垣先生的手稿，也曾采用过这种毛装的形式。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h3>(7) 蝴蝶装</h3>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9_4.jpg" />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9_7.jpg" /> 图12 蝴蝶装示意图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我国在唐代已有了雕版印书业。五代已由政府主持雕印了《九经》。宋代统一以后，雕版印书业更加得到空前的发展。这种书籍制作方式上的巨大变化，必然也要引起书籍装帧形式的相应变化。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在他的《读书敏求记》中曾经叹称：“自北宋刊本书籍行世，而装潢之技绝矣。”正反映出书籍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书籍装帧形式变化的深刻影响。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9_6.jpg" />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9_8.jpg" /> 图13 包背装示意图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9_5.jpg" />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用线来装订书籍，具体始于何时，很难详考。过去通常的说法是，线装书籍的装帧形式出现在明朝中叶以后，这是很不确切的。现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有几件唐末五代时期的遗籍，也有少数北宋初年的遗籍。这些遗书的装订办法，有的是在书脊上端用线横索书背；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下端各打一透眼，然后用线绳横索书背后，再连穿下端透眼横索书脊，最后系扣打结；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中下打三个透眼，然后逐一横索书脊，竖向连穿，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订线仍在，装式完整；有的订线虽佚，但穿孔犹存。这说明唐末五代，一直到北宋初年，曾经出现过用线装订书籍的方法，但由于后来蝴蝶装的盛行，又淘汰了这种装帧形式。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在他的《墨庄漫录》卷四中记载了一段北宋王洙〔zhu朱〕的议论。王洙说做书册以粘连成册最好。这种装帧如果是散乱了，也好寻其次第，予以恢复。以前所得旧籍，都赖此而凑全。如果书叶是用线缝缋〔hui会〕而成册，时间一长，缝线断烂，就很难恢复次序。早先曾得到过数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书叶颠倒错乱，经一年多认真顺读，才恢复了次序。这就是用线装订书册的弊病。这段议论说明北宋前期也还有用线装订书册的办法。但由于当时又出现了粘叶成册的蝴蝶装，所以北宋人两相比较的结果，认为蝴蝶装优于线装，因而扬弃了用线装订书籍的形式，使唐末五代就已出现的线装办法中断了。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49_3.jpg" />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现知毛装书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种是官刻书，特别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的书，通常都要送给满族人的发祥地沈阳故宫、各王府、有功之臣或封疆大吏。这种书送去之后，不知得主珍重程度，更不知人家打算装配什么质地的封皮，所以就毛装发送。辽宁省图书馆珍藏不少原沈阳故宫所得殿版书，其中不少还是当初清朝内府武英殿的毛装。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进书有功。乾隆皇帝为了嘉奖范氏天一阁的献书赤诚，下令将雍正时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送给天一阁一部。天一阁得到此书后，专门做了几个大书橱，将此书庋藏在宝书楼上。直到今天，你若登上天一阁的宝书楼，还能看到这部书。你若有这方面的兴趣，注意一下它的装帧，你就会发现它还是260多年前清朝内府的毛装。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北宋以后的书籍生产方式，主要是雕版印刷。雕版印制书籍与手写书籍有许多不同之处。手写书籍可以不分任何段落地接连写下去，要写多长都可以随意自裁。雕版印书就不行了，它必须将一书分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地雕刻印刷，所以印出来的书实际上是以版为单位的若干单叶。对这些印好的书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装帧形式？是将它们首尾相接地粘连起来，而后仍然采取卷轴装式，还是采取其他什么方式？这是当时装订工人必须认真考虑和要解决的问题。继续采用已有的卷轴装式、经折装式、旋风装式，不但浪费粘连、折叠的手续，也不适应更加发展了的社会文化的需求。于是一种新的装订形式——蝴蝶装出现了。 <h3>(6)旋风装</h3>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图书保护 第一节 材料整治 图书保护的本质，既然是保护制作图书的材料，或者说是保护图书文字的载体，所以中国人很早以前便锲而不舍地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当图书制作普遍采用竹简时，人们便整治竹简，使之防朽蠹；当图书制作普遍采用纸张时，人们又想方设法加工纸张，使之防霉避蠹；当图书已被虫蛀鼠啮或霉烂破损时，人们又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维修手法，使之整旧如新。可见图书保护只能是针对不同的制作材料而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祭祀也是很虔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以传告给后世子孙。可是又担心竹简、缣帛都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晓，于是又将祭祀鬼神这种事磨刻在盘盂器皿上，雕刻在金属、石头上，以表示对此类事情的郑重。墨子其人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距今已有2300多年。也就是说2300多年以前的墨子已经发现了竹、帛易朽蠹的弱点，所以改换文字载体而“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但盘盂也好，金石也罢，容纳文字均很有限。稍长一点的文章，就只好著之竹帛。可竹帛较之金石又确实是易朽蠹，难以传诸久远。怎么办呢？经过长期的实践，至西汉便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总结性的全面回答。西汉成帝时，刘向受命校理国家藏书，对书写材料的竹简整治有过精到的议论。他说：“杀青者，直至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还说：“汗者，去其竹汁；杀青者，去其青皮。”(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这就是说，以竹作简，充任书籍的制作材料，其防治朽蠹，最晚到西汉已经有了系统的整治方法。远比墨子时只知道它易腐蠹，不知整治而改换金石盘盂的做法显然是大有进步了。新竹，含有水分，且带有青皮。破竹为简后直接利用，不但难以吃墨书写，而且青竹潮湿，写好编连便卷起收藏，极易生虫被蛀，最后腐朽。所以凡做简之竹，必先去掉它的青皮，再于火上炙干它的水分。条条竹简没有青皮，又没有了水分，刮削出的平面新且干，写起字来极易吸墨。这就是刘向所说的“易书”。由于简已去掉了青皮，又烤干了水分，也就是经过了杀青去汗，生虫被蛀的条件没了，朽蠹也就不会发生了。这就是刘向所说的“复不蠹”。既易书，又不蠹，真是一举两得。这可以视为我国以竹简作为书籍制作材料时期的图书保护。大约到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已经有了手写纸书出现。到东汉蔡伦拓宽造纸原料，改进造纸工艺，提高造纸质量之后，纸书日渐普及。迭经三国、西晋，直至桓玄帝下令废简用纸，纸张正式取代了行用很长时间的竹简、木牍，而成为书籍主要的制作材料。 纸张充任书籍主要的制作材料，为书籍生产的广泛普及提供了先决条件。但纸张比起竹简更难保护。它不但易破损，而且易霉易烂，易生虫被蛀。如何防止破损、维修破损，如何防潮防霉，防虫避蠹，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向有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作风。以竹简制作书籍而图书保护重在材料整治的传统，到纸书盛行以后人们仍然移植发扬，转而对书写、印刷书籍的纸张加以整治，使之防虫避霉，防止书籍老化，延长书籍寿命。归纳起来，古人对纸的整治主要有染潢、涂布、砑光几大工艺。这几大工艺的相互配合，就能使书籍延年益寿，久传世间。 <h3>(1) 染纸入潢</h3> 纸张染潢并不光是为了满足颜色要求。中国古时讲阴阳五行，五行对五位，五位对五方，五方对五色，最后推算出当崇尚黄色。所以古代中国的皇帝、皇室、皇宫，穿的衣服尚黄，用的器具尚黄，住的宫殿也尚黄，使用的纸张也尚黄。染出黄色纸张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能不能在染黄的同时，使之能防虫避蠹，并开卷书香呢？事实证明，中国人早就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早在汉魏时，人们就知道了用黄檗〔bo〕染纸可以一举三得的方法。黄檗，又叫黄柏，北京人又称它叫黄木，主要产于四川。属芸香科，落叶乔木，高可长到十一二米。其茎部的内皮呈黄色，可作染料；也是中药，具有医治泄痢、血痢、口疮、目热赤痛等；含有生物碱，主要是黄连素性质的小檗碱，具有杀虫卵的效用。这种东西的汁液，嗅者清香；尝者味苦；目者呈黄。清香令人开卷爽神；味苦防虫蛀鼠啮；黄色悦目并符合中国尚黄的习俗。用这种东西处治纸张，制作书籍，可谓一举三得。故公元二世纪的刘熙在其《释名》中释“潢”字，便说它是染纸的意思了。可见刘熙以前人们就懂得用黄檗汁染纸了。东汉炼丹术士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也有“若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的记载。东晋葛洪(公元281—341年)在其《抱朴子》中也谈到了用黄檗汁染纸，并亲自试用这种汁浸染麻纸获得成功，并很快被广泛采用。西晋陆云(公元262—303年)的《陆士龙集》卷八收有一篇《与兄平原书》。在这封信里陆云对他哥哥说：“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当潢之。”其意是陆云劝他哥哥写文章用纸要染潢，以防虫蛀。与陆氏同时代的荀勖(公元289年卒)在其《上穆天子书序》中亦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也是经过染潢的纸。王羲之、王献之写字，据宋米芾〔fu扶〕《书史》著录，也多是经过入潢的麻纸。 由东汉至南北朝，人们积累了三四百年入潢染纸的经验，至北魏贾思勰写《齐民要术》便有了极为科学的描述。他说：“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入浸檗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檗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他这段话说了几层意思：一是说打纸(即砑光)要用生纸。原因是生纸发泡发松，极易吸水而且向四周洇染，特别适宜入潢。入潢的程度以灭去纸白为宜，不宜染色太深，太深了则年久纸色便变得黑暗。写完书要经过夏天潮湿的考验，然后再入潢。这样纸与纸相粘连的纸缝就不至于绽开脱落。若是刚写完的书便入潢，则必先用熨斗将粘连的纸缝熨平粘牢，否则一入潢着湿，纸缝就要脱落。蒸煮黄檗内皮，也不要煮一遍，只取用纯汁，便将渣滓扔掉。而是在头遍取汁过程中滤出渣滓捣碎再煮，然后放在纱布上包好和压挤，令其再出汁。而后再捣再煮再压挤出汁。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一并使用，便可节省四倍。而且纸张还显得越发明净。这种细微的描述，科学的论断，不借鉴前人经验不行，不亲自动手，躬身实践也不行。可见至南北朝时，我国的染纸入潢技术已臻炉火纯青，图书保护又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入唐之后，染黄技术更加普遍，更加提高。《唐六典》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49年)，在弘文馆置“熟纸装潢匠九人”；秘书省皇朝所定“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还规定一些官府文书、宗教经典皆须用黄纸。《文房四谱》卷四说：“贞观中始用黄纸写敕制。高帝上元二年诏曰：‘诏敕施行，既为永式，此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州并宜用黄纸。’”《洞天清禄集》说：“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避蠹。”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到唐代染纸入潢不但极为普遍，而且已经成为诏立的制度，可见那时对图书保护是何等的重视。难怪从敦煌藏经洞出来的大量唐人写经，很多完整无损。黄纸黑字，庄重肃穆。其纸摸之较厚，抖之有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千阅寒暑，纸质未变。此后迭经宋元明清，染纸入潢，防虫避蠹，始终没有间断。明代的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五中仍在描述染潢的具体作法：“黄柏一斤捶碎，用水四斤浸一伏时，煎熬至二升止。听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听用胭脂五钱，深者方妙，用汤四碗，浸榨出红。三味各成浓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观音帘坚厚纸，先用黄柏汁拖过一次，后用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托一次。更看深浅加减，逐张晾干可用。”可证明明朝人在继承染潢的同时，又大胆创新，加进了橡子角水和胭脂水，从而使图书保护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宋代书籍的出版量已大大超过它的前代，光用黄檗汁染纸，已不敷世用。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椒纸，是用胡椒、花椒、辣椒的汁调和染的纸。椒实中含有香茅醛，水芹萜〔tie 贴〕等，有杀虫作用。椒纸主产福建建阳，这很容易理解。福建是两宋刻书中心之一。特别是建阳，书肆林立，刻手云集，所印书籍行销全国。其书印纸要不要加以防虫处治，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意。所以取当地盛产的胡椒、花椒、辣椒煮水取汁，用以染纸，对图书加以保护。《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宋刻《春秋经传集解》，引其木记说：“‘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四月十七日，左司廊内曹掌典秦玉桢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监造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犊。’据识则孝宗年所刻，以备宣索者。枣木刻也尚知用，若印以椒纸，后来无此精工也。”可见，宋朝人在纸张处治，防虫避蠹，保护图书方面，又有大胆的创新。 明、清两代，为了解决南方潮湿，蠹鱼容易泛滥成灾，在书籍印纸之外，又创制了一种万年红纸。万年红纸是用红丹为涂料将纸刷红。红丹的主要成份是四氧化三铅，次要成份是碱性硫酸铅、一氧化铅等。四氧化三铅的分子量是685.57，比重约为7.1，在空气中稳定，且有毒。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专门对红丹的配制有如下的描述：“炒铅丹，用铅一斤，土硫磺十两，硝石一两。熔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块；少顷，入硝少许；沸定，再点醋，依前渐下硝、磺，待为末，则成丹矣。”这种红丹，其实就是红汞，以其刷纸，虫不乐食。如果虫蛀了这种红丹纸，等于吃进了若干铅。而铅不仅是有毒，主要是比重大，吃进之后重量坠胃，致使蛀虫下坠而死，故有杀虫作用。古来藏书家深知此法，所以常用此纸作古籍的前后内封页，或书页衬纸。看上去红白相衬，既鲜艳美观又防虫避蠹，令用与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坐收一举两得之功。清朝广东有位藏书家叫方功惠，其藏书地处多雨潮湿的岭南，故其书多装有万年红扉页或内衬。被虫蛀者绝少。但时间久远，万年红纸自身也会发生变化，连书叶带万年红衬纸一道被虫穿蛀者，也不稀见。 总之，古代中国人，为了保护图书，延缓其老化，延长其寿命，首先注重书籍制作材料的整治。从竹简的杀青去汗，到纸张的染潢、浸椒以及橡斗汁、胭脂汁浸染，再到万年红纸的装扉加衬，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人类的图书保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h3>(2) 纸张涂布</h3> 涂布是造纸过程中的一道工序，也是一种工艺。现代实践证明，除了被虫子蛀蚀之外，书籍的最大天敌还是纸张的自然老化、脆化。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机制纸代替了手工纸。用这种纸书写、印制的书籍，更易变脆老化。尤其是经过阳光照晒，紫外线辐射之后，发脆老化得更快。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机械造纸，是以机械的强大威力，将树木连皮带干、连枝带梢全部绞碎，做成纸浆，抄造纸张。大家知道，植物树木中都含果胶酸。果胶酸在造纸帚化过程中能够脱去多少，直接关系着纸张老化的快慢、寿命的长短。现代图书保护，重点是给将要老化的手稿、图书脱酸。而脱酸的办法，有的用低碱度的小苏打溶于水，然后将手稿、书页摊开放于水中浸泡，使碱与纸中所含低酸慢慢中和，从而达到脱酸保书的目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高投入建一密室，放置将要和已经老化的图书，而后充入低碱性气体，利用气体渗透，使酸碱中和，达到脱酸保书的目的。中国古人不懂这么多现代科学的道理，但他们在造纸过程中采取的某些方法，实施的某些工艺却做到了尽可能脱酸，使生产出来的纸张自然“延年益寿”。 中国的手工造纸，特别是古代中国的手工造纸，无论是造麻纸、皮纸或竹纸，大都需要经过沤、泡、蒸、煮等几个环节，然后才能捣碎漂浆。而在沤、泡、蒸、煮几个环节中，果胶酸便已脱得差不多。加之人工捣浆，怎么也不会把植物纤维捣得很碎。不像现代机制纸那样，纤维已被捣成颗粒状态，纸的结构中缺乏纤维之间的彼此拉力。而古代中国手工纸，保留的纤维较长，自身拉力与彼此拉力均较强，所以纸张本身的寿命就比较强。加上脱酸较好，老化也较慢，自然也会延长纸的寿命。除这些之外，纸张抄造出来之后，质地泡松，不能着墨。一着墨就会漫洇，不成格局，所以纸抄出上墙烘干后，还必须得经过砑光的工序。所谓砑光，就是用极光而又有一定重量的石滚轧过纸面，使纸的结构贴紧，质地细密。这一砑，又加强了纸的拉力，从而使纸面光滑，易于挥毫书写。而除了砑光之外，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涂布工艺。所谓涂布，就是用白垩〔e恶〕粉、石膏粉、滑石粉、面粉等，混合和成稠度适合的稀糊，然后以毛刷排笔蘸着这些粉糊朝纸上涂刷，直到布满为止。经过涂布的纸张白度增加，更易挥洒。更重要的是，用来涂布的这些原料，多是低碱性的物质，涂在纸上，继续会与残留在纸结构中的低度果胶酸中和，又可进一步减缓纸张的老化速度，延长纸的寿命。 前边已经说过，古时作为书写、写书的纸，还要经过入潢处理。而潢纸所用的黄檗，也含有生物碱，亦有酸碱中和的效用。 试想，经过沤、泡、蒸、煮等造纸过程，果胶酸大部分已被脱去，而后又加上砑光、涂布、入潢等工艺整治，不但可以防虫避蠹，还可以继续用低碱脱去纸中的残留酸，延缓纸张老化。如此的图书保护，不敢说古代中国人都是清醒的，科学的，有意识那样做的。但经验使他们成熟了，令他们这样做了，因而图书保护也就成功了。莫高窟出现的大量敦煌遗书，有的虽已阅一千五六百年，但看去与新纸无异。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唐人写经，有的纸质光洁坚硬，再经过入潢涂蜡，真是抖之有声，完好如初。可见古人加强对图书制作材料的整治，是图书保护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借鉴。 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图书保护 第二节 阅藏保管 图书除虫蛀鼠啮、自然老化，还有在阅览和收藏过程中的破损问题。纸张再好，如果读书人不知爱书，随意折叠，随意翻卷，五爪挫抓，唾指翻篇；随意置放，阴湿不问，曝晒不管，蛛网尘封，那么再好纸张的图书也会很快霉烂破损。所以在阅藏过程中也有个图书保护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古人也树立了许多典范，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结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 <h3>(1)阅览爱书</h3> 贾思勰《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称：“凡开卷读书，卷头首纸不宜急卷，急则破折，折则裂。以书带上下络首纸者，无不裂坏。卷一两张后乃以书带上下络之者，稳而不坏。卷书勿用鬲带而引之，非直带湿损卷，又损首纸令穴，当衔竹引之。书带勿太急，急则令书腰断。骑蓦书上过者，亦令书腰折。”这可能是现存最早最完整关于阅览图书过程中对图书加以保护的记载。 这段话很不好懂，原因并不是文字艰深，而是难以凭空地抽象理解。贾思勰生活的南北朝时期，图书流行的装帧形式是卷轴装。卷轴装，我们现代人也并不陌生，因为字画至今仍取卷轴装式，几乎每家都有，司空见惯。卷轴装的开头，或者说是在正文之前，要单裱一段空纸，讲究的裱绵缎绢绸，目的是卷起之后正好包裹正文，以期保护正文。这段开头的空纸，古人称褾首、或称包首，也称为护首。贾思勰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凡是打开卷子读书，对于卷头那段包首纸不宜卷得过快过急过紧，急了容易出折痕，有了折痕就要断裂。卷轴装的古书，卷久了容易有惯性，打开后不压稳，卷首极易自动回卷，使人无法阅读。于是读者便有用卷前书带或上或下将包首络住的。此时盖因卷首卷起层数甚少，所以一络便坏。非等卷过一两纸以后再用书带络，便会稳住，且不毁书。卷书不要鬲带捆扎，鬲带湿容易损书，又容易使包首透洞。应当以竹作别子，慢慢捆扎。捆书勿过紧，太紧了书容易中断。打开卷子一目十行，急寻自己所要找的文字，两手拇指飞快卷展书卷，也容易划破卷子中腰，令其中断。这段阅览卷轴装图书的经验之谈，实际是在阅览过程中对图书进行保护的经典性意见，迄今仍不失其应有的价值。 宋代费衮在《梁溪漫志》卷二中记载司马光爱书说：“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全在司马光十分注意在阅书过程中对图书精心爱护。他每“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借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板，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这段话是司马光对他儿子司马公休讲的，完全出于自然，毫无故作姿态之感，所以真实。司马光是北宋中期的知名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书籍装帧形式早已摆脱了卷轴装，而流行字对字对折的蝴蝶装。蝴蝶装强调保护框内文字，所以版心集于书脊，四周余幅外向。这种册叶式的装帧，读时确宜放在几案上，端坐阅览。因为是蝶装，所以每翻过半叶便见到整版文字。因此他说需要再翻叶时，不要以指爪撮起，而是以右手拇指面侧掀其沿，再以食指面与拇指配合，夹住书叶，轻翻而过。如果确实需要在走动中看书，那也要将书放在一块方木板上，手托着木板阅览，而绝不能用手直接捧书。原因是手上有汗，容易脏书，且易触动书脊，致使散装。这是在书籍雕版印刷阶段上，最早最完整提出阅书过程中保护图书的典范。 比他晚200余年的著名政治家、书画家、藏书家元人赵孟頫〔fu府〕，也曾说过“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赵孟頫这段话为善于看书的人提出了十条要求。一是要清除杂念，集中精神；二是要揩净书案，焚点高香。这皆属于心志方面，于保护图书没有直接关系。三是不要紧卷书脊，紧卷易散裂。四是不要折叠书角，久折易断。五是不要以指爪挠抓书叶，令其翻转，抓挠必伤书叶。六是不要以指蘸唾沫揭翻书叶，如此则湿书、脏书、伤书。七是不要以书当枕头，当枕必定毁书。八是不要以竹夹夹叶翻书，竹夹坚硬，不慎便会刺伤书。九是对书要随坏随修，不要小损成大，大损成破时再修。十是读书开卷，读罢便合上书册。不要久开不掩，久开不掩，书册发泡，于书不利。这读书十约，亦可以说是在阅书过程中保护图书的楷模风范。 此后如明代的高濂，清代的孙从添、黄丕烈、陈仲鱼、丁丙、丁申等诸藏书家，在阅藏图书、保护图书等方面都曾有过论述。他们和前人一道，为中国古代在阅览过程中保护图书树立了榜样，提出了要求，积累了经验，制定了规范，提供了借鉴。我们现代的读书人，虽然无须泥古不化，但也不能枕书、坐书、甚至睡书、撕书；不能掰书、折书、抓书、乱划书；尤其是对图书馆的公共图书，在借阅过程中，更不应硬掰、死折、圈划、甚至有意撕毁，据为己有。如果阅书毁书，那便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了。 <h3>(2)藏书保管</h3> 中国古代的公、私藏书向有传统。既有收藏，就有个保管问题。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冷暖干湿差异极大。如何根据当地气候特点，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好藏书，这是摆在中国古人面前的实际问题。事实证明，古代中国人用自己的成功实践，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归纳起来，古人藏书过程中的图书保护大致有库房通风；适时晾晒；置药防虫；装皮做套等数种方法。这些方法若能同时并用，互为补充，则收效会十分显著。 关于书库要通风，这似乎已是常识。通风则去潮，去潮则虫不生霉不长。所以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书之置顿之处要通风”。叶德辉《藏书十约》说书库“宜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窗橱俱宜常开，楼居尤贵高敞。盖天雨瓦湿，其潮更甚于空中也。列橱之法，如宁波范氏天一阁式。四库之文渊阁，浙江之文澜阁，即仿为之。其屋俱空，楹以书橱，推列间作坎画形，特有间壁耳。”这就是说，为了通风，不但房屋要高大敞亮，架距也要宽，列书也要松，意在处处通风，保证书库干燥。但通风也要看是什么风，看是什么季节的风，不能什么风都要。叶德辉说：“遇东风生虫之候，闭其东窗。”因为东风生万物，万物靠东风。所以书库通风，是保护藏书的有效方法。 关于晾书，古人也有很多金玉良言。贾思勰《齐民要术》说：“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 日曝书，令书色暍〔ye耶〕。热卷，生虫弥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五至七月，暑热连天，易生蠹虫，书叶必须经过舒展，以通风去潮。还要在晴天时在大屋下风凉处晾书，目的也是为了通风去潮，防止生虫生霉。且忌日下暴晒，一晒，经紫外线照射书就退色。尤其是晒过发热的书便卷起来，生虫更快。 司马光亦曾说过：“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司马光生活的时代，是蝴蝶装流行的时代。蝴蝶装由于都是版心中缝集于右边，组成书脊，所以每叶之间只好彼此粘连。粘连的东西最怕受潮，一受潮既易生虫，又易散裂，所以司马光每年在头伏至九月九日之间都要在晴明之日来晒书脑，以保证书脊不受潮生虫，不开胶散裂。宋代以后，藏书家谈到曝书晾书的代有其人。为藏书过程中如何保护图书，提供又一宝贵经验。 关于在书库中置放防虫药剂或杀虫药剂，以防止虫损图书，古代中国人也久有良方。《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说：“书橱中欲得安麝香、木瓜，令蠹虫不生。”这是1500年前古人的实践经验，但麝香太贵重，大面积使用恐财力不够。木瓜属蔷薇科，落叶灌木或乔木。其树皮可入药。色淡黄，味苦涩，有香气，去湿热，性质功用极类黄檗，所以置书橱中亦可防虫。 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古人藏书，避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汁，避蠹殊验。”这是古人在书库中放置的又一种草药，由于其效果较好，所以迭经元、明、清，乃至于今日，仍用芸香避蠹。芸香避蠹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芸香放置书橱中，一种是点燃芸香以烟熏库，炝杀成虫幼卵。相传天一阁特信此物，至把芸香夹在书叶中。传说浙江鄞县有个姓钱的少女，名绣芸。生性爱书，凡听说哪有奇书异本，必设法购求。她的姑父邱铁卿曾告诉她，范氏天一阁藏书极富，并且多有世所罕见者。同时还有芸草一棵，色淡绿而不干枯。她听说后非常钦羡，便亲手绣制芸香数百棵还不能停手，所以便由此得名绣芸。父母揣想其情，不愿违她深意，便把她嫁给了天一阁主人范邦柱。婚后要求见见那棵芸草，丈夫以女禁拒绝了她的求见，绣芸由此恍有所失，一病不起。死前泣乞葬之阁旁，便满足瞑目了。足见芸草之于书库又何等的美妙。 当然，后来也有将荷花、艾叶、烟叶、香蒿、兰花、芥菜等放入书橱的。再后也有投樟脑的。还有烧鳗鱼薰库的。但都不如芸草影响大。古人将藏书处所名芸局、芸阁、芸台、芸署，将书名芸编、芸帙，便是对芸香保护图书的美誉。 关于装皮做套，书装皮跟人穿衣一样，不仅要防寒保暖，还要讲究美观，所以古人也称书皮为书衣。书衣有保护图书正文的作用，但也很讲究身份品位。清代孙以添在他的《藏书纪要》“装订”一节中有过如下的议论：“书面用宋笺者，亦有用墨笺洒金书面者……至明人收藏书籍，讲究装订者少，总用棉料古色纸，书面表纸用川连者多。钱遵王述古堂装订，书面用自造五色笺纸，或用洋笺书面，虽装订华美，却未尽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阁装订书面用宋笺、藏经纸、宣德纸，染雅色。自制古色纸更佳。至于松江黄绿笺纸面，再加常锦套，金笺贴签最俗。”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品评，道出了明、清两代人关于装订书衣的不同品位。书籍有衣无衣，自然等于有无防护外罩。但衣服的好坏，自然也有保护程度区别及品位高低的差异。如同现代的平精装之分一样，普通的书，普通的书皮，自然容易卷角撕裂，有伤内容。精装加护封，自然不会磨损书角并且美丽、庄重、大方。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书皮就很有讲究。正经正史正道的学术著作，多用库磁青做皮，其纸硬厚，其色典雅，阅之满眼肃穆，一看便知是哪个门类的书，乃至版本身份都能表现得出来。若是说部或是艺术类的图书，版本价值又高，则用蜡笺、洒金笺、发笺，使皮与内容相一致，将图书保护与美的含韵巧妙结合起来，将美与用结合起来。所以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阅览室，不但房间、桌椅讲究，还专门备有红木阅览书架，绝不允许读者将书皮折死看书。如发生书皮折死现象，则工作人员失职，读者失误，要受惩罚。可见从古至今，封装考究的书衣，保护图书，提高品位，历有传统。 除装书衣之外，古人为了进一步保护图书，使之防尘、防潮、防晒和长期保持平整，还有给图书做函套、函盒的传统。此风南北朝时已然。函是封闭的意思，函套、函盒就是用布套、锦套、木盒将书封函起来，免受尘封潮浸日晒之灾。 布函或称布套，当由简策时的囊也称帙演变而来。简策流行时，编简从尾向前卷起后，捆好要放入布囊或筐箧中，以便保管。后来纸书代替了简策，但卷轴装却是直接继承了简策的装式，所以仍用囊帙以盛之。到书籍装帧以册叶式为主时，则函套、书盒便慢慢兴了起来。其实仍不失囊帙的用意。布函、锦套大约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四合套，一种是六合套。所谓四合套，就是切割草版纸与书的薄厚、宽窄、高低相一致，用布条将其粘连成型，再裹包布面或锦面，在左边书口一侧加连书别，将书的上下左右四面全部装裹，只露着天头地脚，所以称为合套。如果将天头地脚也包裹起来，就是包封了六面，所以就称为六合套。四合套也罢，六合套也罢，上下左右折叠后，总有折叠之余幅在一函书的书衣正面交汇。交汇的草板纸如何在这儿形成平面，古人在这块方寸之地匠心独运，将它们切割成月牙、云头，以彼此相交插、相勾连。所以又称月牙套、云头套。 比函套更讲究者，便是做木盒。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说：“李阳冰云：‘纸常阅，宜深藏箧笥，勿令风日所侵。’”这里的“箧笥”就指的是书箱、书盒。古人给书做盒，用料也有讲究，檀木、楠木、樟木、梓木、稠木、银杏木、苦楝木等都有人用过。但最好是楠木与樟木配合使用为佳。楠木并不太硬，也不太重。但木理花纹美观，木质色泽典雅，书卷气极浓。且能防潮防水。据说楠木泡在水里，水不能侵，所以皇家宫寝常用楠木为柱，便取其柱头不易受潮而腐朽。以樟木为板，上下夹书，使书平整。且樟木清香，防虫避蠹，保护图书。两者配合，集典雅、清香、防虫、防潮于一身，又是美与用的结合。至今北京图书馆的特级、甲级善本书，仍是如此的函盒，其珍贵与书相匹配。 当然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很大，布套、函盒的使用不能千篇一律，胶柱鼓瑟。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气候，采取不同形式。孙从添《藏书纪要》说南方雨量多，空气湿，“书套不用为佳，用套必蛀。虽放于紫檀香楠匣内藏之，亦终难免”。所以他指出南方之藏书“用夹板夹之最妥。夹板以梓木、楠木为贵，不生虫，不走性，其质坚而轻。花梨、枣木次之，微嫌其重”。而北方少雨多风沙，防尘任务重，所以可用四合套、六合套，乃至于各种木料的函盒。可见是否做盒还要因地制宜。 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图书保护 第三节 维修保护 无论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图书，总有虫蛀、水湿、霉烂、破损等情况发生。发生了如果置之不管，就会每况愈下，最后无法收拾。所以很早以前中国人就懂得及时修补图书，延长图书的利用寿命。关于古书的修复，归纳起来大概有去污、修叶、溜口、补洞、粘裂、托裱、镶衬、接脑、装订等主要程序和方法。 书在流传过程中，常可被墨水、油脂及其他东西弄脏，修复时需要先行去污。而去污通常所用的方法有洗书、冲水、划水、漂洗等。所谓洗书，是用铁盆、铁锅等盛水加碱煮沸，然后持七八页书叶，以一端先放水内来回摆动，进行刷洗。一端洗完再洗另一端，几叶洗完再洗另几叶，直至全书洗完。所谓冲水，是在盆内斜放一块木板，板上铺一张呈文纸，将拆开的书叶依次错落地排在木板上。以壶盛水略放些碱，煮沸，然后由上而下地慢慢冲洗书叶污处。所谓划水，是以一碗净开水置于书叶旁，用干净毛笔蘸水将污迹划湿，稀释污点，随水洇开。所谓漂洗，是对污迹较深较重的书叶，用漂白粉水漂洗，以达去污目的。去污只是个程序，不污的书便没必要画蛇添足。去污之后就是补叶等。 修补书叶，是古书修复中最基本的工序，补洞、溜口、粘裂、托裱，乃至于镶衬等，都应包含在修补书叶工序里。古书被虫蛀蚀，蛀洞或上下直穿，或蜿蜒曲走，都需补填。补洞是修书的基本功。将书叶打开，无字背面朝己，然后左手擎薄绵纸，右手擎干净蘸浆糊水的毛笔，将绵纸一角铺于洞上，以湿笔一点，马上用中指按住湿纸，左手则拉回绵纸，湿纸便断补在穿洞处。每个洞都如此地补完，补洞工序就算完了。有时洞如筛底，无法一个一个地修补，便采用整纸托裱的方法，使之洞补叶牢。古书合叶装订，书口容易断裂，所以溜口也是基本工序。如果整张书叶托裱，自然书口也就溜了。如果只是书口断裂，就得专门溜口。溜口与补洞差不多，以薄绵纸和稀浆糊粘溜。如果是书叶破裂，则粘补便要些技术了。《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说：“书有毁裂，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2_1.jpg" />叶以织补，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裂若屈曲者，还须于正纸上逐屈曲形势裂取而补之。若不先正元理随宜裂斜纸者，则令书拳缩。”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书叶如果裂毁，裁割一块方纸去托补，都得皱纵起来，形成一个个瘢疮一样的疙瘩，有损于书。非要撕裂跟<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2_1.jpg" />叶一样薄的纸来补织，才能粘补入微，毫无接补的痕迹，不举起来透光照看，就根本觉察不到修补。如果是毁裂的走向弯弯曲曲，还必须在方正的纸上随坏裂走势而补之。因为不先摆正纸的纹理就那么随行就势地补，还是会造成书叶蜷缩扭曲。描写得十分入微，反映出5世纪的人于补书叶正反两方面经验已十分丰富。 镶补有两种办法，一种以整张与书叶宽窄相同，而又高出书叶天头地脚的折叠白纸衬入书叶合页中；一种以白纸裁成宽条，在书叶背面天头地脚接镶，使白纸余幅亦高出天头地脚。这两种镶法都能产生黄色书叶如同镶嵌在白色玉版上的效果，所以称为“金镶玉”。又由于镶衬书叶，如同衬纸穿袍带套，所以也称为“袍套装”。这种修补，使书叶在置放或翻阅过程中都不至于受到磨损，堪称修补良方。 书册历久，多次装切，书脑余幅变窄，再装订线就会过于刻里，翻阅吃紧，不利图书保护，所以又有接脑之法。所谓接脑，就是将书叶右边接出新纸，将书脑加宽，而后再行装订。这种技术貌似简单，实则对工艺要求极高。因为接缝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变成四层，加大厚度。而书脑与书叶仍是两层，薄厚不一，不成体统。必须妙手粘接，才会天衣无缝。 中国古书的维修，还有很多技法。一部霉烂不堪或千疮百孔的古书，经高手修复并加以整治，便可完好如初，整旧如新。这门技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发明创造，并不断完善的。而且历久不绝，至今仍后继有人，还在发展。 附录 辅文图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3_2.jpg" /> 校雠俑(西晋，公元265至316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3_11.jpg" /> 蝴蝶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3_13.jpg" /> 线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3_8.jpg" /> 经折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3_16.jpg" /> 古书修复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3_10.jpg" /> 唐写本旋风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3_7.jpg" /> 唐写本卷轴装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0253_5.jpg" /> 唐懿宗咸通九年刻《金刚经》卷首扉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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