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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货币》 第一章 中国古代货币源远流长 第一节 贝币是中国最早的货币 货币是在长期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在商品交换中，必须选出一种商品充当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尺度，人们把这种能充当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称之为货币。远古时代，生产水平低，自食其力，毋需交换。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约在5000年前的原始公社晚期，生产与交换均有所发展，这就需要有公认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进行间接交换。初以粮食、牲畜、皮毛、农具、渔猎工具等充当交换媒介。但这些物品在充当交换媒介时有许多不便，交换中逐渐用一种海贝来充当一般等价物。因为海贝的形状大小比较稳定，色彩美观，计数、携带、储存均较方便，颇受欢迎。后又发展用珠玉、龟甲、蚌壳、金银和铜铁块作中介物，随后又出现金属铸币。 中华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我国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货币起源的传说。例如：《汉书·食货志》说：“神农之世”就有“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利通有无者也”。《史记·平准书》说：高辛氏以前(约公元前24世纪)就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初学记》说黄帝时(约公元前26世纪)“采首山之铜，始铸为刀”。《古今治平略》载：“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钱币自此始矣……神农氏列鄽〔缠〕于国以聚货帛……黄帝氏作立货币以制国用……陶唐氏谓之泉……禹于是采历山之金铸币……汤发庄山之金铸币通有无于四方……”，还有《通志》、《通典》、《竹书纪年》、《管子》等众多古史典籍中都有使用货币的记述。正如太史公所说，这些传说年代久远，有待考证。近年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出土不少公元前21世纪的海贝，还有许多石贝、蚌贝等仿制贝。出土文物与史料相互印证，就揭示出中华货币起源的历史面貌。公元前16至11世纪的商代，商品交换发展迅速，大量使用轻巧锋利的金属工具，生产水平提高，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交换突破地域限制，对货币的需要随之更为扩大。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冶炼颇负盛名，例如1946年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重1370斤，极为精美，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技术。殷墟以及河南、山西各地的大量出土文物，都有力地说明殷商的工商业十分发达，需要更多地使用货币。当时贝的货币单位是“朋”，一朋十贝。当作货币的贝叫齿贝、货贝，它是用大贝、紫贝等为原料，背面磨平钻孔而成。还有许多仿制贝，已发现的有洮贝、陶贝、石贝、骨贝、铜贝和包金铜贝，到殷商后期逐渐产生金属货币。 西周初期，太公姜尚为周朝制定的货币管理办法——“九府圜法”，明文规定三种货币的规格要求：“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圆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管子》书中提到周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说禹汤均开山取金铸币。周之泉布，即今之钱也。“自其出之有源言之曰泉，自其布散不滞言之则曰布。”“源于泉，布于布，化于货，制于刀……刀者言其制而用之以为利。货者以其化而通之以为利。”(《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三四五)。史籍中还载有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大钱，说了一番铸大钱的弊病，提出一整套“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由以上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当时货币发展的情况。 第一章 中国古代货币源远流长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大货币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11年)，商品交换大为发展，引起货币的大量流通。由于500多年的封建割据，造成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各地不同经济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货币形态，建立了不同的货币体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1)以铜币为主，兼用金、玉、银、锡、布帛及贝币，各地自由铸造，分散发行，货币形制不一，轻重大小比价各异，均源于当地的生产工具，并由原始形态转向轻小适用和圆形化。(2)黄金铸币，战国中期以后，金币在南北各地广泛行用，以金钣、金饼两种形态为主。各国金币虽各自为政，但区域性限制并不明显。战国末期，金币和铜币已成主要货币。这些货币，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货币体系： <h3>(1)布钱体系</h3> 布钱流行于两周、三晋、郑卫等农业区域，即今黄河中游的河南、山西、河北地区。布钱原意为流布久远。布，源出于锄草农具“镈”〔bo博〕，简写为尃，音转借为布。钱，源于古代“剗”〔产〕转音，剗即铲地的铲。布钱的发展，又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原始布。约在殷商后期及西周初期已经存在。又名大铲布，形如农具铲，是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之一，也是金属铸币的雏型。它尚未脱离钱镈农具原状，体大銎〔gong巩〕短，厚重粗糙。此布有多种，主要有无字布，益字原始布，庐氏原始布，有纹饰，较美观。 第二，空首布。西周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形体比原始布大为缩小，轻薄整齐，制作精良，也称铲布。此布銎长，空可纳柄。币身有多种形状。平(方)肩弧足或足面稍向内凹者，如方肩空首布。钱身近正方形，正背有三道直纹及文字，如安臧布。尖肩尖足空首布，正背也有三道直纹，如甘丹布。斜肩空首布，晚期出，最大的为三川釿〔yin银〕布，最小的为东周布。这些布钱多附有文字，记干支、数字、地名、天象、事物等内容，一字二字不等。其货币单位为“釿”，春秋时重35克，战国早期12—17克，晚期轻至10克左右。 第三，平首布。又叫实首布，形体比空首布更小而薄，相当精美平整，基本上已脱离农具镈的原形，如銎和三条背直纹均消失。春秋末期始见，盛行于战国中晚期。平首布种类很多，均布首扁平无銎，布背素面，布面有各种文字，记地名和货币单位釿、寽等。布的重量也从30克至五六克不等，变成一种有一首两肩两足的扁平光亮的小铜片。又可按重量分成大小几种，有以铭文表示二釿、一釿、半釿的，寓有子母相权之意。形制上有平肩、耸肩、圆肩、方足、圆足、尖足等等。战国中期盛行的平首布有晋阳、梁、安邑等釿字布，各分为半釿、一釿、二釿三种，重量不等，如“安邑一釿”重17克，“梁一釿”重10—16克。另一种叫爰〔yuan元〕字布，魏国大梁铸，文字多，有两套：一是“梁正尚金当爰”和“梁半尚二金当爰”；二是“梁充釿金当爰”和“梁充釿五、二十当爰”。形同第二套的还有“山阳布”，分大、中、小三种。晚期平首布更轻小精致，重约五克，钱面多记地名，有三种类型：方肩方足平首布，多铸三晋地名，背有表示货币单位的一半、半等字；尖肩尖足平首布；圆肩圆足平首布。 第四，三孔布。系圆足布的一种。布首和两足各有一孔，备穿扎。钱背有数字表示币值，大布为“一两”，小布为“十二朱”。这是铢两币的先导，秦半两钱实源于此。 同期还有些异形布，如分布，涅金，陈布当釿，垂字布，忻字布等，制作比较规整，字数一般较多，上有地名、重量名称或价值单位，重约15—30克。 <h3>(2)刀币体系</h3> 刀币主要由齐、燕、赵三国铸造发行，流通于今山东、河北、内蒙古、东北及山西北部，即当时的东方渔猎和手工业发达地区。刀在这些地区是普遍有用的渔猎工具，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被用作交换媒介，逐渐形成一般等价物，最后采取货币形式。计有四种类型： 一是齐刀。俗称大刀，体型较大，有重达53克的，一般重在40克左右。它是齐国铸造发行的，流通于该国和邻近地区。西周成康之际已经流行，故有人推想是姜太公封于齐并制订九府圜法后在其封疆内推行的。一般列为古刀货。其著名的有：六字刀，按其面文又名“齐建(造)邦(立长)(就)法化”，简称“建邦刀”或“造邦刀”，约重42克；四字刀，面文“齐之法化”，文字秀丽；三字刀，面文为“<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1.jpg" /><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2.jpg" /><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3.jpg" />”，即“齐法化”或“齐之化”，制作粗糙，铸于晚期。上述刀币前二种制作较好，出土稀少，后一种数量较多。此外，从币面所铸地名分，计有：“即墨刀”，有大小两种，大者面文“节(墨阝)之法化”“节(墨阝)邑之<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4.jpg" />化”，重56克以上。小者面文“节(墨阝)<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4.jpg" />化”，重在40克以下，币面有开邦、安邦等字；“安阳刀”，面文“安易之<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4.jpg" />化”，约重48克；“谭刀”或“簟〔dian电〕邦刀”，因只发现半片，又叫断头刀。这些刀币的形体有大小，弧背凹刃，面背均有文字，背上端另有三道斜纹。刀末有环，刀柄扁平，上有二纵纹。后三种均系齐国地名，系齐国采用山东地区原有古国的货币形式铸造的。 二是燕刀。系燕国铸造发行，流通于北方。按刀面文字，又叫“明刀”“易刀”。这是刀币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朝鲜日本均有发现。形制上有方折和圆折两种。方折刀因其弧度较骤，呈磬折形，叫折背，又名“磬折刀”。圆折刀有在博山出土的，又叫“博山刀”。明字刀按其明字书法的不同，即明字作“<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5.jpg" />、<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6.jpg" />、<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7.jpg" />”，前二种弧背，后者折背，分为三个类型。 三是尖首刀。为燕国所铸行，形制比较大。尖首是这类刀币的特殊标志，全体很薄，刀柄较细，刀环小而扁。钱文多在刀背，或无文，多数仅一字，记数目或干支，均无纹饰，重约16克。又有刀尖细长刀身短薄的针首刀，因在匈奴故地出土，又名“匈奴刀”，多无文字。 四是直刀。又叫圆首刀、钝首刀，刀身平直，圆首，体型薄小，重约10克，赵国所铸。 近年来，在北方几省大量出土燕刀，还在燕下都遗址还出土钱范，可见当时刀币盛行情况。 <h3>(3)圜钱体系</h3> 圜钱又称为环钱，来源于纺轮。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有石珠石环。古史典籍如《尔雅》《说文》等多有记载。在河南仰韶村附近发现许多土制或石制纺轮，中间穿孔，与早期圜钱相似，故有此说。有说源于古代珠玉，环贝出于饰品。《管子》说古时以珠玉为上币，指玉璧，呈环状，对圜钱的产生有一定影响。西周已有圜钱，以后渗入刀布钱区。战国后期，除楚国外，其余诸国大都铸行圜钱，已有取代刀布诸钱之势。适应当时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在北方各国流通中的货币趋向统一，这是符合货币发展规律的。它是以后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方孔圆钱的先驱，也是承上启下的货币形态。 圜钱的基本形制是扁平圆形，中央有穿孔，有肉(钱身)有好(穿孔)。演变规律表现为穿孔先圆后方，钱边缘先无郭后有郭。钱面有钱文表示地名、币值、重量及其他。钱背多是光背，少数有些符号。圜钱有大小各种，不同地区的环钱各有不同特征以及行用时的各种不同习惯，可分为三个类型： 一是布钱区圜钱。沿用此区货币单位釿，记地名，圆钱圆穿，从周缘无郭而有郭，由圆孔逐步演变为方孔。钱文有多种，书地名，如垣、共、蔺、离石、东周、周化、虞釿等。其中以垣、共二种铭文的圜钱出土最多。此钱分大小两等，一般重10克左右。主要在周、韩、魏等地区使用。垣、共二钱是圜钱中最早的。 二是刀币区圜钱或刀布并行区圜钱。此区圜钱的基本形制是圆形方孔，货币单位仍沿用刀币的“化”。计有“一化圜钱”，面文“一<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8.jpg" />”，轻小，质劣，面有郭；“賹〔ai爱〕圜钱”，又分四种，即賹化“<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9.jpg" />”，賹二化，賹四化，賹六化；“明字圜钱”，有明化“<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8.jpg" /><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6.jpg" />”，明四“<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6.jpg" /><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10.jpg" />”两种。賹化钱面有郭，明字圜钱周缘无郭。此钱多在齐、燕、赵等地区行用，又统称东方系圜钱。 三是秦圜钱。与布钱区圜钱统称西方系圜钱，受布钱区圜钱的影响较大而有所发展。圆形圆孔，无郭，货币单位改为记重铢两。秦钱的“半睘”〔huan环〕就是半个货币单位的圜钱。钱文“重十二铢”的秦圜钱是秦半两钱的先驱。 <h3>(4)楚币体系</h3> 楚国所铸行货币自成独立体系，总称楚币。它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爰金。又称楚金钣〔ban板〕、印子金、金钣，俗称金饼、饼金。爰金铭文最多的是“郢〔ying影〕爰”。郢乃楚都，先在湖北江陵，几次迁都，最后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均以郢为都名。也是国名，与楚同用。爰是重量名称。爰金是楚国法定通货，属称量货币性质，铸成扁平块状，块上有若干钤〔qian钱〕印，多为方形，也有圆形印。铭文中有爯〔ct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11.jpg" />”，共有四块，近方形，内有16—21个圆形钤印，重250.15—266.05克不等。同时出土的还有郢爰、无字金钣和金叶屑粒等，共有5187.5克。当时除楚国有完备的金币制度外，北方诸国也曾使用各种饼金、金钣、马蹄金等黄金货币。 二是楚铜贝，通称“蚁鼻钱”。它是一种青铜仿制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钱面有多种文字，出土数量最多的是“<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12.jpg" />”，有释为古文“<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13.jpg" />”字(即贝字)的变形，看似人的面貌，形状古怪，故称“鬼脸钱”“鬼头钱”。又一种面文“<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14.jpg" />”，读“各六朱”，像一只蚂蚁，加上鬼脸上的高鼻子，故名“蚁鼻钱”。其余面文有<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15.jpg" />(君)、全(金)、<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16.jpg" />(行)、<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663_17.jpg" />(忻)等。这些钱屡次在原楚国疆域内发现，每枚重量早期约重5-5.6克，晚期减至2.5克左右；有轻至0.5克者。战国晚期各国经济往来频繁，相互影响日多，货币交流更甚，大都趋向圆形化，轻小便利，铭文也演变为记重币值，如秦半两等。 三是楚布。楚国晚期受北方影响还铸行一种异形布币。币身狭长，币面铭文“殊布当忻”，或释为大布当釿或旆〔pei配〕钱当釿。另一面有“十货”二字，释为一个大布当蚁鼻钱十个。另一种“四布当釿”布，大布一当小布四，小布二枚连在一起，一正一倒，四足相连，又称连布。 这一时期货币发展有以下特点：第一，由货币分散发行流通趋向相对统一。布钱、刀币、圜钱分别反映农业、渔猎、手工业等不同社会经济活动情况。经过500多年的不断竞争，不断兼并，秦国势力向东扩张，使圜钱随之深入布刀区域，而成为北方诸国的主要货币形制。到战国晚期，北方货币渗入南方，与南方的楚币相互影响，为秦汉的货币统一准备了条件。第二，货币形制渐趋规范化、圆形化，由原始工具形状，逐步发展为圆体币型；由笨重粗大，变为轻便小型，最后环钱更由无孔到有孔，再到方孔。钱面并铸有文字，标明钱名和币值。半两钱的出现及其迅速扩展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三，货币思想和货币理论各家体系林立，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硕果累累。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更把货币政策作为富国强兵、安民生民的重要手段，都留下大量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献，对后来的中华货币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 秦汉货币 第一节 秦统一货币 战国后期，各种布钱刀币形制逐步趋向统一，圜钱广泛流通，渗入当时经济尚属落后的秦国，冲击秦国社会经济。秦国为了对付和控制这种局面，满足向东扩张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统一本国货币，增强国力。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决定集中货币发行，统一货币价值标准，铸行秦圜钱，以两为单位，在钱面上刻印秦王朝的标记。实施“货币王室专铸，盐铁王室专营”的政策。这样把秦国的货币先从形制上统一起来，由王室控制货币铸造发行权，再统一为秦半两钱，为以后统一全国币制打下基础。 秦在统一六国以前，打了几十年的仗，财政经济消耗很大。又筑长城，治驰道，修宫殿，巡游各地，镇压反抗，财政负担更重，社会经济很不稳定。加上秦国货币无力覆盖全国，各国原有货币仍然继续流通，直到统一之后十一年(公元前210年)，即始皇帝三十七年，才颁布中国最早的货币立法，改革货币，规定“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yi益〕，每镒20两；半两钱为下币，重如其文。两者均为法定通货，由朝廷统一掌握铸造发行权，银、锡、珠、玉、龟、贝等不得再充当货币。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很难做到统一铸造和发行。据近来出土文物看，秦半两形状轻重悬殊，有的重达27克以上，轻的仅有五六克。秦二世打算进一步加强货币统一铸造发行权，但已是天下大乱，难以做到。 秦统一货币对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首先，统一货币是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消除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积弊和地区差别，防止东方诸侯残余死灰复燃。其次，统一货币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最后，统一货币对今后币制发展有深远影响，既体现“天圆地方”的古代宇宙观，又方便使用，“孔方兄”形态定型下来，普遍受到欢迎，历代恪守不变。 第二章 秦汉货币 第二节 两汉币制概况 汉王朝建立后，仍沿袭秦币制，同时使用黄金和半两钱，以后改用五铢钱，民间还习用粮食、布帛等实物货币。故在汉朝近400年中是实行黄金、谷帛和铜钱并行的币制。 汉承秦制，仍以黄金为上币。西汉交易中盛用黄金，凡是价值大的和收支数额大的均以黄金计算，关系重大的种种活动，如赏赐、进贡、助祭、平贾、算赋、买卖官爵、对外往来、窖藏等等，也多用黄金。赏赐用金数额很大，多次赐给功臣武将，少则上百斤，多则上千斤，最高者一次就赐金5000斤。武帝时赏赐对匈奴作战有功将士的黄金有30万斤。《汉书》记载的赐金共计90万斤。汉纪部分记载用金93次，其中万金以上大额用金有四次，例如梁孝王府藏黄金40余万斤。为了加强朝廷权力，削弱地方势力，汉朝实行“酎〔zI鸟提〕”，即麟趾金、马蹄金。公元前119年，武帝因对匈奴作战，财政困难，又发行类似纸币的“白鹿皮币”，强迫使用。同时又发行银锡合金的“白金三品”，即圆形龙币，又名白选、白馔，重八两，值三千；方形马币，重六两，值五百；椭圆形龟币，重四两，值三百。因作价过高，私铸泛滥，不到两年即取消。仅就上述几例，可看出西汉广泛使用金银币的情况。王莽也实行黄金国有政策，其货币中有“金错刀”，并屡次改变币制，借以搜括民间藏金。新莽“宝货制”中就有金货一品银货二品。他败殁后，在他的宫中搜出库存黄金60余万斤。东汉用金大为减少。如赐金只有21740斤，为西汉赐金总数的2%。对外贸易中大量使用黄金。西汉中期以后，金银器饰盛行，《西京杂记》等书有大量记载，如赵飞燕的金步摇，韩嫣的金弹丸等。光武帝时富商郭况就雇用400多工匠制造金器。曹植诗：“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钅义)”，可见当时金银器饰的流行。明帝以后，佛教道教盛行，庙宇道观装饰及神佛像多用黄金。和帝以后各代，奢侈无度，外戚宦官争权，又连年对外用兵，公私匮乏，黄金价贵，官民竞藏黄金保值。如董卓败殁后，其郿〔mei梅〕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最早银币仿贝币，于1974年在原战国时中山国遗址发现四枚。同年8月，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银空首布一枚，银平首布17枚。60年代中期，江陵楚墓中出土包金银箔的圆饼形铅饼货币。这些出土货币说明，早在距今28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使用金银铸币。 粮食布帛自古就被用作一般等价物而起货币作用。秦汉时财政收支中有一部分习用谷帛。汉朝的官俸，西汉是以粮食计算，东汉则钱粮搭配，约各半数，如“二千石〔dan旦〕”、“六百石”、“四百石”，分别表示官爵的高低。史书常见“秩比千石”、“秩比四百石”，即指相当于某一等级的官职。缣帛也常被用作货币，如《汉书》载武帝出巡各地，赏赐地方官吏大量缣帛钱财。为此，西汉有许多人主张废黄金钱币，代以谷帛，认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贵五谷而贱金玉。王莽币制总崩溃时，民间就以布帛谷粟为币。东汉时，谷帛与五铢钱并行，有人称之为钱帛平行本位。桓灵两代扩大卖官鬻爵规模，钱帛均当货币计价。不过，金银谷帛两类货币的使用，在两汉时各有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一定对象的限制，只有方孔圆钱才是不限阶层、地域、对象和范围的通用货币。 第二章 秦汉货币 第三节 从半两钱向五铢钱的转化 西汉前期的94年中，政局不稳，再加对外用兵，负担沉重，货币状况也是起伏不定，经过十次变化，半两钱逐渐转变成五铢钱体制。 (1)公元前206年，刘邦初建汉朝时，历经楚汉相争战乱，经济尚未恢复，物资匮乏，因秦钱重不便使用，允许民间自由铸造半两钱，于是地方势力和豪绅富商趁机大肆滥铸恶钱，称为“荚钱”，即“榆荚半两”。钱身轻小粗劣，肉薄，广穿，形同榆荚。初重三铢，旋即重二铢，约二克，后仅重一铢左右。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米每石高达万钱，马一匹值百金，造成汉朝第一次通货膨胀。 (2)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朝廷垄断铸币权，禁民私铸。官铸“八铢八两”，钱文半两，铸币质量改进，文字扁平，大样薄肉。这是汉王朝首次整顿币制。 (3)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自吕后当政，刘吕两家争权，斗争激烈。吕氏三王专权，再次搞钱币减重，改铸“五分钱”，钱文半两，重二铢四累，为半两钱(秦)的1/5，减重为类似榆荚钱的轻小恶钱。文帝初年，货币又一次贬值，出现第二次通货膨胀。 (4)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为稳定局势而取消五分钱，改铸“四铢半两”，文曰半两，重四铢，平背，极少数有外郭，准民间自铸，也准大臣诸侯铸钱，如吴王濞和宠臣邓通均各自大量铸钱，形成吴邓钱遍天下。同时还注意让民休整，发展生产，紧缩通货，一直持续到景帝时，促成汉王朝第一次通货稳定。 (5)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对内对外年年用兵，征调频繁，国库枯竭，再次求助于铸币减重，改铸钱文为三铢的“三铢钱”，重如其文，私铸更多，钱愈轻而物愈贵。自此以后20余年间，断断续续，时轻时重，处于货币贬值状态，造成汉初第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 (6)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因三铢钱过轻，武帝不得不取消这种货币，又铸行四铢半两钱。钱文半两，实重四铢，又叫“三分钱”。 (7)行三分钱不久，为了财政需要，朝廷仍恢复三铢钱，造成私铸泛滥，钱更多更轻薄而钱价更贱，物价更高。 (8)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再次取消三铢钱，令郡国(相当于地方政府)铸五铢钱，通称“郡国五铢”。钱文“五铢”，重如其文，正面仅有外郭，背面有内外郭，形制不规整。后郡国竞相杂铸轻小薄钱，形制重量不一，钱制又乱。如1982年西安灞桥出土的郡国五铢，仅重0.8克，即一铢，径1.5厘米，铢字无金旁，是五铢钱标准重量的1/5，秦半两钱的1/12。 (9)武帝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郡国铸币权，改由专司铸造发行钱币的机关“锺官”专铸“赤仄五铢”，又称“赤仄钱”、“赤侧钱”、“孑绀钱”，面背边郭制作规整。规定此钱一当郡国五铢五枚，税赋官用只准用赤仄钱，行了两年废止。 (10)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严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造发行标准五铢钱。废除以前各种钱币，通令收回销毁。此后，只准发行流通官铸“上林三官五铢钱”。这种由中央集中统一铸造发行的标准官炉钱，重约四克，制作精整，郭纹细致，文字古朴遒劲，轻重适中，颇受欢迎。从此五铢钱制定型，一直沿用了2000年。武帝以后的昭、宣、元、成、哀、平六帝均继续铸行上林三官五铢钱，总体形制不变，在钱文书法和穿孔等方面稍有变化。如“宣帝五铢”的五字相交两划向内收缩，外郭稍宽，穿上加横画。西汉五铢钱从元狩五铢到平帝时为止，共铸有280余亿枚。 五铢钱的诞生及上林三官五铢钱的定型定制，对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肯定了封建王朝必须实施货币铸造发行的中央集中统一，明确了货币稳定与否对国家社会都有重大关系。其次，为中国古代货币开创了新的货币体制，确定了方孔圆形、肉好精整、有内外郭、轻重大小体型适度、以铜为主的金属货币。 第二章 秦汉货币 第四节 西汉后期货币稳定原因简析 西汉后期，从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年—前111年)到平帝初年的100多年中，出现了中华货币文化史上第一次全局性货币稳定。表现为政清人和，社会安宁，文化发达，经济逐步上升，物资比较丰富，财政年年有余，人民安居乐业，物价相对平稳。怎样会出现这种美好景象？究其原因： 第一，政局稳定。汉初，从高祖到武帝六代，中央政权与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之争，亦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几经反复，变化曲折，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乱后，朝廷采取多种办法巩固与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汉王朝一再强调休养生息，重农抑商，抑制豪强，力求政清人和，国泰民安。到文帝时，已经出现初步稳定局面，所铸四铢半两，平稳流通了近40年。当时形势迫使文帝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如允许民间和诸侯铸钱等等。经过景帝和武帝的努力，加强中央权力，推行种种利国利民政策措施，收到实效，从而稳定了政局。武帝以后的昭、宣等帝也这样做，竭力保持政局稳定。 第二，经济稳定发展。汉初经过百年实践，深知政局稳定的重要性。如何稳定政局？关键在于国泰民安。而国泰的关键又在于力求民安，民众安居乐业，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为此，政府力求稳定发展经济。农业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粮食布帛日丰，政府取之有度，藏富于民。手工业生产发展更快，其中冶铁、煮盐、铸钱三项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并成为诸侯、豪绅和富商等地方封建势力据以同中央对抗的经济手段。朝廷采用贾谊、桑弘羊等制订的策略，推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一整套强有力措施，经过多次的激烈斗争，终于把三大项的权益收归中央，使国库充裕而又不增加民众负担。《盐铁论》中桑弘羊与文学贤良的争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昭帝以后，继续推行节用爱民政策，保持轻徭薄赋，三十税一，大力扶植农业，使民众丰衣足食，社会安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为货币稳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第三，对匈奴战争胜利结束，形成“漠南无王庭”，也就是把匈奴的主力赶跑了，再无力南犯，从而大量减轻朝廷军费负担。财政负担轻了，而数十万身强力壮的兵卒投入生产，又增加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对稳定货币大有好处。 第四，在货币发行流通方面也推行了许多有效措施，完成了货币铸造发行权的中央集中统一，货币政策以坚持稳定为中心，不断完善按此要求实施的货币制度措施，特别是始终保持五铢钱的货币质量和币值稳定，使民众信任五铢钱。终西汉之世，五铢钱的形制和质量不断改进提高，很少削弱。西汉货币稳定的经验，对后世很有借鉴意义。 第二章 秦汉货币 第五节 新莽和东汉晚期的货币 王莽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到天凤元年(公元14年)的八年中，标榜“复古，好名，好货”，四次修改币制，以削弱刘汉统治势力。搜括天下财富，以应付繁重的军政开支。 居摄二年王莽始行第一次修改币制。同时推行四种货币：五铢钱；“大钱五十”，重12铢，值五铢钱五十；“金错刀”，钱文“一刀平五千”，值五铢钱五千；“契刀”，首有大环，身形如刀，钱文“契刀五百”，值五铢钱五百。后三种都是虚增钱值倍数，即官定的铸币减重，造成严重的通货贬值。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第二次币改，宣布废除两种刀钱和五铢钱，保留“大钱五十”，另铸“小钱直一”钱，重一铢，毁12枚小钱可铸成一枚大钱，私铸大盛，加剧币制混乱。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实行“宝货制”，计有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二十八品，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也就是有六大类28个品种货币同时流通，无主辅币关系，各币种间比价关系也不明确，均平行流通。这是一种庞杂繁琐、稀奇古怪、荒谬绝伦的币制，违背了货币流通规律的基本要求，虽严刑竣法也行不通。币制混乱，民怨沸腾，社会骚动。这已经不是什么通货膨胀大小的问题，而是中国货币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货币与政治经济大混乱。后因宝货制彻底垮台，复行大小钱。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废大小钱，改行“货布”与“货泉”两钱。货布重25铢，值25；货泉重5铢，值一。两钱书法纤秀，为垂针篆。民不乐用，复准大钱五十与货泉并行。此外尚有“国宝金匮值万”及“布泉”“布钱”垂针篆圆钱。 总之，王莽更改币制，对人民造成惨重的灾难，每改变一次，民众就大破产一次。所行币改措施，有的尽量仿照史籍所载名目，凭空臆想，不顾当前实际；有的根本忽视作为货币的起码要求，形同儿戏；而且朝令夕改，叫人无所适从。造成钱法一团糟，四民失业，怨声载道，揭竿而起，新莽政权迅即崩溃，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此后民间杂用谷帛、金及五铢钱。有些地方自铸钱币，如淮阳王的“更始五铢”，公孙述的“铸铁五铢”，均为时不久。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光武帝采纳马援建议，复铸行五铢钱，以后各代照办。东汉晚期政治混乱，财政困窘。桓帝打算铸大钱未成。灵帝铸“四出五铢钱”，钱背有四道斜纹由穿孔四角直达边郭，又叫角钱。民间传言此钱象征天子四面下堂而去，乃将亡之兆。此时汉室腐败至极，宫廷荒虐，官吏贪残，民不聊生，黄巾蜂起，诸镇纷争，天下大乱。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搜括长安洛阳铜人铜器和五铢钱，改铸小钱，轻小粗恶，大五分，无文字。因物价飞涨，米每石高达五六万至数十万钱，此种恶钱旋即作废。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货币 第一节 三国两晋的货币 汉末，群雄纷争，经济衰退，币制崩溃，民间以谷帛为交易媒介。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复用五铢钱，只行了七个月，不成，只好废钱仍用谷帛。由于民间“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明帝时又恢复铸行五铢钱。因曹魏地广、人众、物博，曹操在许昌屯田的经济效果好，故其经济状况比吴蜀好，币制也相对稳定。 蜀汉和孙吴的币制却不稳定，均铸行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官民交困。刘备初取巴蜀，因军用不足，用刘巴建议，先铸“直百五铢”，后铸“犍为五铢”，钱背有一“为”字。它是记地名最早的方孔圆钱。初重八克以上，旋即减重至约二克的小钱，通称“蜀五铢”。蜀汉还先后铸行许多形同五铢的钱，如传形五铢，铁直五百金，直百钱，小直百，直一钱，定平百钱等等。这些货币变化之多，反映蜀汉经济力弱和财政困难情况。孙吴虽处长江中下游和闽广地区，经济情况相对较好。但年年用兵，君臣奢侈无度，为弥补财政的捉襟见肘，就借助于铸大钱。从公元232年起，先后铸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当二千、当五千，都用红铜，强制推行十余年，因迭遭民众反对和拒用，于赤乌九年(公元246年)收回。 司马氏统一三国，建立西晋王朝，继续行用魏五铢钱。由于晋朝君臣奢靡腐化，“太康之治”昙花一现，旋即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这场皇室内部争权夺位的大混战，又引起了五胡十六国大动乱和更大规模的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大混战，使北方各地遭到一场浩劫，城市化为废墟，生产彻底破坏，田园荒芜，商货萧条，赤地千里，生灵涂炭。民间多裂帛为段以供市易，铸币退出市场。但在少数地区尚铸行钱币。前凉张轨在凉州铸行“张轨五铢”，以纠正用布交易之弊。后赵石勒曾令所辖中原地区铸行“丰货钱”，因民不乐用未成。成(汉)李寿在成都地区铸行“汉兴钱”，有直横、汉兴两种，均重一克，是我国最早的年号钱。1983年陕西曾出土张轨的“凉造新泉”，形同小五铢，重1.5克。所以，这段时期或者不用钱，或者行小钱，多数地区恢复实物交换。 东晋王朝偏安江左，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且有所发展。幸有淝水一战，保存半壁江山。但朝野崇尚浮华奢靡，清高自傲，清谈成风，只顾目前享乐，以有限的生产焉能应付无限的消耗，财力枯萎，补救无方；在这种情况下，不思纠正弊端，反而粉饰太平，归罪货币。权臣贵族多人主张废除钱币，争论激烈。而收缩通货，多用小钱，并行谷帛。东晋沿用孙吴旧钱，有大钱“比轮”，中钱“四文”，和沈充所铸小五铢，时称“沈郎钱”，仅重一克，薄小如榆荚。东晋在货币政策上，不得不实行通货紧缩，不敢放铸大钱加剧通货膨胀。如鲁褒和成公绥二人所著两篇《钱神论》，就批评货币拜物教，主张限制货币的权力。东晋所行的通货紧缩政策到南朝时有所发展，这是在长期货币混乱中被迫引发出来的。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货币 第二节 南朝的收缩通货 本时期宋、齐、梁、陈四朝，史称南朝，从公元420年刘裕灭东晋建立宋王朝起，至公元589年隋灭陈止，共计170年。鉴于两晋和以前各朝货币混乱的经验教训，均不敢铸行大钱，深忌通货膨胀，主张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在当时南北对峙形势下，南朝国土日小，人口日少，生产增长不快，军政开支庞大，财源短缺，物资匮乏，亏耗日巨，物价暴涨。再加上这四朝的统治者争权夺位，相互残杀，结党营私，荒纵暴虐，社会动乱不已。于是多在钱币重量、成色、币材及数量上大做文章，意图以此来应付困境。当时对此颇多争论。如刘宋时范泰反对尽收民间藏铜来铸钱。周朗主张限制货币的作用。沈约则从主张限制货币到主张完全取消货币。这些议论对当时的政府决策有一定影响。刘宋初建国时，采纳范泰意见，不增加铸钱。文帝实施一些减轻民众负担的措施，形成30余年的“元嘉之治”。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立钱署，铸“元嘉四铢钱”，形制同五铢钱，质量较好，推行较顺利。至元嘉中期，钱币流通相对平稳。后期渐次减重，引起私铸增多，钱恶值贱。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准刘义恭建议，行大钱，以五铢钱一当四铢钱二，公私均感不便，旋即取消。当时沈演之、何尚之等均对铸大钱驳斥，认为货币数量过多，会刺激物价上涨，动摇国本。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改铸“孝建四铢”，重1.2克，钱文为薤叶书，钱益薄小，百物踊贵。废帝永光元年(公元465年)，又铸孝建、永光、景和三种二铢钱，更轻小恶劣。且私铸成灾，大小轻重不一，质量更差，如“耒子”或“来子”，无轮廓，不磨鑢〔lu滤〕。最轻小者叫“荇〔xing杏〕叶”、“鹅眼钱”、“綖环钱”，一千钱积起来不到三寸长，入水不沉，极易破碎，斗米万钱，商旅裹足。造成一次历时2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整顿钱制，废钱署，停铸钱，禁私铸，专用古钱，准钱谷通用，大力收缩通货，结果造成宋末市场钱荒。 萧齐(南齐)继续加强紧缩通货，很少铸钱。仅有一次令刘浚在四川试铸，因成本太高而停止。由于多方过分收缩，又引起钱荒。 萧梁铸钱种类很多，钱制更乱，因而引起一次长达数十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综其原因，除萧梁政治腐败、内部争权外，关键在于梁武帝萧衍自以为是，昏庸懦弱，轻信南下来降的侯景，任其揽权行霸，肆意暴虐，终于被囚台城饿死。随之四方兵起，战火蔓延全国，生产停滞，库空如洗，就赖实施铸币减重减值来对付，最终专用铁钱，更加速其政权解体。晚期国土分裂为三，互相攻伐，为强邻所吞并，国亡族灭，一败涂地。据《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三四六载：“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湖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武帝始铸“大样五铢”和“公式女钱”，分别各重三克多和二克半，前者肉好周郭皆备，后者无外郭。二品并行。民间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太平百钱，五铢女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禁用铜钱，铸行铁五铢，值更低，引起大量私铸。晚期铁钱堆积如山，币值惨跌，交易者以车载钱，论贯使用，不复计数。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铸“四柱钱”，正反面各有两个星点，故称四柱，钱径2.3厘米，重2.3克，色发暗，一当细钱二十，后改当十。细钱指当时私铸二柱钱及鹅眼钱。后铸正面有二星点的“二柱五铢”，禁用细钱。因铁钱贬值，铜钱价贵，出现“”现象，有人以70或80为陌者，90以上称为长陌。政府屡令足陌，民间不理。武帝末年，竟以35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余，铁钱不行，钱货混乱。市间杂用二柱钱和鹅眼钱，其价相同。但二柱钱重而鹅眼钱轻，民间乃私熔钱牟利，又间杂以锡铁。文帝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改铸五铢”，重约2.5克，一当鹅眼钱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铸“太货六铢”，以一当五铢钱十，后改当一，与五铢钱并行，重约6.5克，是六朝钱中最精美者。但因不便使用，旋废，仍用五铢钱，直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不用钱。陈朝疆域狭小，因原来三梁各地多被强邻吞并，陈钱的流通范围也很狭窄。 综观南朝货币状况，以紧缩通货为主，形成一次货币平稳，两次通货膨胀，三次通货紧缩。 从全局看，是乱多于治，对民众造成重大危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败亡原因。 <hr /> 注释：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货币 第三节 北朝的货币变革 在中国北方大分裂的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拓跋部崛起于晋北。公元386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到公元439年统一北方，与南朝刘宋对峙。初时，还过游牧生活，经济落后，实行物物交换或以谷帛牛羊为交易媒介，租赋、俸给、赈恤均以布帛计算，不用钱。孝文帝(公元471—499年)改制，厉行新政，实施均田制，很快发展农业生产，内外商业也迅速展开。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始铸“太和五铢”，重三至四克，铜质粗恶，文字湮漫，强令全国通用；在各地设炉为民铸钱。官俸也以钱支付。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铸“永平五铢”，重约3.4克，五字交股作直笔，边缘阔。初时制作稍好，不久大为减重，有所谓鸡眼、环凿等名目，有些钱比榆荚还薄。各地流通情况复杂，有的只用古钱，有的则用绢帛。钱轻物重，米价一斗千文。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改铸“永安五铢”，形制重量同永平钱，少数钱有四出纹或穿上有“二”字。允许民众携铜到官炉铸钱。故意抬高币值，当时绢布市价一匹300钱，政府按每匹200钱出售，原意用以回笼民间钱币，不料反而刺激私铸，币值更为惨跌。而且当时铜价一斤81文，熔铸小钱可得200余文，钱多而滥，钱币流通情况更为杂乱。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公元534—550年)和西魏(公元534—557年)。东魏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币制混乱，官定沿用永安五铢，私铸多而杂，钱币名目繁多，如青赤、紧钱、吉钱、生厚、生涩、天柱、赤牵等钱。冀州以北拒用钱，只用绢布。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改铸减重的小样永安五铢，并在各地收集铜和恶钱，私铸仍难禁止。东魏末年曾打算规定钱必须重五铢才准通行和置官秤检验，行不通。高洋灭东魏建北齐(公元550—577年)，于文宣帝天保四年(公元553年)铸“常平五铢”，制作精巧，重4.2克，币值较高。但因北齐宫廷荒淫无度，贪赃成风，横征暴敛，民众乃以私铸来对付。乾明、皇建年间(公元560—561年)，私铸更多，至有用铜铁合金多杂铅锡大铸恶钱，名目繁杂，有青熟、赤熟、赤生、细眉、青薄等。后主武平(公元570—575年)以后私铸充斥，竟有用生铁块充当货币。 西魏的情况同东魏差不多。文帝于大统六年(公元540年)先铸“大统六铢”，文曰五铢，形制仿永安五铢，铜色苍白，右边穿孔处有一划。六年后再铸，减重缩型。有一说还铸仿永安钱的“置样五铢”，待考。公元557年，北周灭西魏，577年灭北齐，统一北方。北周铸过三种新钱。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铸“布泉”，一当西魏钱五枚，与五铢钱并行。钱文书法是玉筋篆，笔划古朴饱满，泉字中竖不断，与王莽布泉钱文不同。外郭隆起，重约4.3克。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又铸“五行大布”钱，重量与布泉差不多，一当布泉十，两钱并行。因边境盗铸太多，乃禁止五行大布钱进出关，布泉只进不出，严禁私铸。后又废布泉。静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铸“永通万国”钱，一般重六克，以一当五行大布十枚，合五铢钱500枚，等于减重至1/166。此钱大小不等，又有阔边及铅钱。初铸时，钱极精巧，篆法绝工，艺术价值高，为收藏珍品。但因减重贬值过甚，人不乐用。民间有用绢帛和金银作币者，甚至有些地区使用国外来的金银币。 总之，北朝货币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在多次政治变革中不断进行币制改革，铸出新的钱币，质量一般不佳，直到北周才大有改善。但货币流通情况，除北齐有严重通货膨胀外，其余均是小病不断，私铸恶钱一贯到底。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货币 第四节 隋朝货币的统一 公元581年，杨坚灭北周建立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南北统一，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文帝推行新政以发展生产和稳定政局。如扩大和改进原有均田制，轻徭薄赋，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商业和手工业也随之发展，并迅速发展江南闽广经济，扩大国际贸易，涌现出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繁荣的商业都市。在此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清除北齐北周和梁陈的货币积弊，实施通货紧缩政策，建立稳定的货币形制，发行符合标准的“开皇五铢”，又名“置样五铢”。法定钱一千文重四斤二两，完全禁止古钱和私钱流通。令各关置百钱为样，进关的人所带钱币，要受检查，符合标准，才许入关，否则收去熔铸。隋开皇五铢制作规整，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笔划精细清楚，五字交股处稍曲而圆。有些钱白色，又叫“白钱”。这样就稳定了币值，形成了约20年的货币稳定局面。炀帝(公元605-618年)“骄矜自用，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通鉴》卷一九二)，穷奢极侈，游幸无度，大兴土木，并挑起对外战争，耗费巨大财力，财经枯竭，很快摧毁了隋朝的经济基础，只好大铸恶钱，每千文减到只有一斤重，后来八九万钱才满半斤，最后，甚至剪铁鍱〔ye夜〕裁皮糊纸当钱用。物价飞涨，米价万钱一斛。故民不聊生，义军蜂起，隋遂以亡。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变时期，其货币形制也在中华货币文化史上形成一个过渡阶段，并提供若干宝贵的历史经验，也表现出若干币制发展的特点：第一，钱币名称，由重量的铢两等渐次演变，突破传统习惯。如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钱，就不以重量为钱名。第二，年号钱出现，后期增多，如孝建五铢、永光二铢、太和五铢、常平五铢、永安五铢、开皇五铢等钱，是后世年号钱之先驱。第三，币材繁杂。除铜铸币比较普遍使用外，还有铁钱、铅锡钱、金银钱、各种合金钱、粮食、绢帛，有些地方特产实物也充当货币。第四，货币的品种多，变化快，能够保值的少，减重减值降价的多。这种状况，在本期内的各朝各代都有。第五，钱文书法变化多端，由篆书向隶楷书体演变，趋向美观实用。其中有些钱文书法及其刻印很精美，已成为历史文物中的艺术珍品。 第四章 唐朝及五代十国的货币 第一节 唐朝货币发展的背景 唐朝是中国中古时期繁荣昌盛、文化发达的封建王朝，国力富强，国威远扬，对世界文明和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均作出卓越的贡献。 公元618年，李渊起兵太原，席卷关洛，取代隋朝，建元武德，唐代肇始。鉴于隋末20余年战乱破坏及隋亡教训，唐初就从恢复生产及缓和矛盾着手。攻占长安时，与民约法12条，废除隋苛政。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实行均田制，并适当减轻赋税。唐太宗李世民更采取若干有利于民的政策措施，如轻税，奖农，建义仓备荒，以户口增减作官吏考勤标准等等，使生产加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高宗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后期和武后当政前后，发生皇族权位斗争，政局动荡不安。玄宗前期扭转纷乱局面，仿行贞观措施，社会经济欣欣向荣，史称“开元之治”。唐代至此维持了100多年的兴盛局面。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手工业、官营商业、宫市、邸店、对外贸易、国际交往、驿站等均空前兴盛，众多的手工业行会及各种商业行会组织所起作用，更说明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更是万商云集，繁华空前。崔融曾描写当时中原盛况：“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易往返，昧旦永日”，真是盛极一时。其他商业都市很多，如广州设市舶司。玄宗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中，民众死亡不可胜计，中州数百里一片荒凉，州县多成废墟。此后，统治上层内部矛盾一发不可收拾，接踵而至的是“三害”：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倾轧。故年年战乱不息，使北方的经济下降或衰败，经济重心转向南方。肃宗以后几代，由于财政收入锐减，军政开支猛增，多方开辟财源，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杨炎等人理财，如改良漕运，整顿盐法等等。德宗时取消租庸调，实行两税法，法虽善但忽视不加税的诺言，得失参半。晚唐几代，三害之祸更为激烈，财政陷入绝境，加之搜括无度，激起波澜壮阔的黄巢农民军大起义，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唐朝的货币、币制、货币政策措施，也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兴衰起伏，经历了初唐时期的货币稳定，中唐前期的通货膨胀和紧缩，晚唐再次通货膨胀的局面，利弊杂陈，足资借镜。 第四章 唐朝及五代十国的货币 第二节 通宝钱体制的建立及其发展 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行“开元通宝”钱，其形制与书法均以上林三官五铢钱为样板，是标准的方孔圆钱。此钱外圆内方，有肉有好及内外郭，径八分(即二·四厘米)，重二铢四累，即约四克，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为以后历代王朝的铸钱标准。每十钱重一两，后世称“一个钱”、“一文钱”。这个“一钱”，同清朝库平一钱的重量相符，为后世两以下十进位衡法开其端。铢累等秤量单位从此不用。此后不再以重量为钱币名称，改称通宝、元宝、重宝等等。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原意是开辟新纪元的通行宝货。不以重量为货币名称为后世钱币减重打下埋伏，消除了钱名重量同钱的实际重量不符时导致的麻烦。此钱成色规定有统一标准：铜占83.32%，白腊14.56%，黑锡2.12%。开元钱的钱文书法精美，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篆、隶体，极工整，为后世所推崇，被奉为字帖楷模，印行至今。高宗之后，铸过几次年号钱。唐以后各朝所铸多数为年号钱，这是某个皇帝统治权力的象征，为后世研究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参考资料。 开元通宝钱发行后，因其形制轻重大小适中，制作精整，质量可靠，市场乐用，就驱除一切古钱和私钱。终贞观之世，此钱币值稳定，购买力也较高。贞观初，米斗仅值三个钱。贞观以后各代所铸开元钱，基本形制不变。有些钱的钱面或钱背刻划各种标记，如星、月、双月、莲纹等等。有的“元”字双挑、左挑、右挑，所处部位也不同。还有当十的大开元钱和仅重二克的小开元钱。一般是：早期开元钱，轮郭精细，文字精美；中期的背多星月及其他花纹；晚期的外郭阔、粗糙。 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因对高丽作战，财政紧张，乃铸行“乾封泉宝”当十钱，钱径2.5厘米，重3.3—3.5克，即一钱一分多，当开元钱十文，严重贬值，民众拒用，不到一年废止。此后直到玄宗晚年，开元钱仍继续行用。但私钱充斥，恶钱盛行。 肃宗时，因对付安史战乱，军政费用紧缺，财源无着，乃求助于铸大钱。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十月，铸行“乾元重宝”当十钱，钱径7.7厘米，重5.97克，每千文重十斤，法定重宝一当开元钱十文。次年再铸“重轮乾元重宝”，又叫“重稜钱”，径3.5厘米，重11.94克，每千文重20斤，法定一当开元钱50文。大幅度的铸币减重和严重贬值，造成物价狂涨，米斗7000文，“饿死者相枕于道”(《旧唐书·食货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把开元钱增为一当十，重稜钱降为一当三十。这样，民间就把两种乾元钱叫做“虚钱”，称开元钱为“实钱”，从而产生虚价与实价两种物价。盗铸蜂起，严刑竣法也禁不了。同时，史思明在洛阳铸行“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径一寸四分，重约21克，一当开元钱百文。这是一种严重贬值的军用货币。<strike>rike> 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改重轮钱和普通乾元钱一当三文开元钱，乾元小钱一当二。后改为大小钱均是一当一。于是私铸又转为私镕，每千个重棱钱可熔得铜20斤，能改铸开元钱3200枚，获利三倍多。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因安史战乱结束，朝廷采取种种增收节支措施，使物价逐渐趋向平稳，但币值仍低于战前。因感钱数量不足，朝廷便增炉铸造“大历元宝”和“大历通宝”。德宗建中(公元780—783年)初又铸“建中通宝”和“建中元宝”。以上两种都是减重的劣质小钱。建中初，曾采连州白铜铸开元大钱，一当十文用，径4.5厘米，重16.8—18克。在此之后约60年，因通货过少值低，发生一次通货紧缩，到武宗时才宽松。 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废天下佛寺，征集寺庙铜佛像钟磬器物，令各地增设钱坊，大铸“会昌开元”钱，制作不精，大小轻重不一，一般径2.3厘米，重3.4—3.5克。钱背刻有地名，计22处，即：京(京钱)、昌(扬州)、洛、益、梓、蓝、荆、襄、越、宣、洪、潭、兖、润、鄂、平、兴、梁、广、福、丹、桂。次年，明令全国只准用新钱，但旧钱也未收回，通货紧缩稍稍宽解。宣宗(公元847—859年)曾推翻武宗的政策，熔新钱再铸佛像，但效果不大。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曾铸“咸通玄宝”钱。武宗以后各代多仿铸会昌开元钱，迄于唐亡。唐末，黄巢攻取长安，建国大齐，改元金统，铸行“大齐通宝”钱，此钱存世不多。 有唐一代，开元通宝钱铸造发行了近300年，始终为民间所乐用，其间虽几经挫折，另铸新钱，还是取代不了。这种在一个历时较长的朝代，一种钱币始终盛行情况，在以后各朝，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种式样的货币在唐以后的1000多年中，始终不衰。有些皇室欲以本朝铸钱充当天下钱的标准，从未如愿。其中道理，确实令人深思。有一点可以肯定，除钱币本身具备的优越条件外，如何取得人民的长期信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四章 唐朝及五代十国的货币 第三节 唐朝币制中的金银绢帛 唐朝的币制属于多元化类型。以通宝钱为主，金银绢帛粮食同时行用。金银仍视为财富宝藏，赏赐和馈赠贿赂等也用。如开元和贞观年间，多次以金银赏赐将士臣僚。唐代产金地区较多，《新唐书》列举73州府产金，此外还从海陆两道大量流入黄金。唐初，岭南地区通用白银为货币。唐代金银以两为货币单位，多铸成饼铤等形使用，币面均有文字记号。中唐后期，白银已成货币流通中的一种重要货币。 唐代还把通宝钱与绢帛作为法定货币并行流通，即“绢值与钱值并重”。所谓绢值，就是用布帛绢缣，按法定规格要求，以匹为单位，用以衡量商品的价格。凡平赃、计值、计功、作庸均应按绢值计算。开元年间，朝廷多次下令钱帛兼用，违者论罪。还说布帛是本，钱刀是末。凡交易量在1000钱以上者应钱帛兼用，严禁只收钱。钱绢比价，初唐时，绢价一匹200钱。开元(公元713—741年)中，官定550钱一匹，成为市价标准。安史乱时，绢价一匹万钱。大历七年(公元772年)降到4000，中唐后期跌至800文。所以说，中唐时期已形成钱、银、绢三元化币制。此外，在某些地区还用实物货币或信用货币，甚至物物交换，如粮食、家禽等等。 第四章 唐朝及五代十国的货币 第四节 盛唐时期货币的相对稳定 自太宗贞观至玄宗开元年间，唐代币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间武后中期及开元晚期稍差，在表面平稳中已孕育动乱因素。盛唐货币稳定原因，在于贞观之治所收实效。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细察历代兴亡之理，居安思危，以隋为鉴，取信于民。常说：“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通鉴》卷一九七)强调为官必须顺民意，察民情，惜民力，得民心。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他推行一系列兴利除弊政策，形成贞观之治，也为盛唐币制稳定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些策略计有以下三项：第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兴学，育才，爱才，网络人才，善用人才。太宗曾说，与其多得钱数百万缗，不如得一贤才。朝廷设弘文馆及国子监，大兴太学，征天下名儒为学官，精选人才为学士，四方精英云集京师。因此，唐代人才辈出，治国、用兵、理财、外交以及经学、文学、诗歌、艺术等方面，都涌现大量杰出人才，这是唐代币制稳定的精神支柱。第二，奖农桑，兴水利，多方发展官民手工业生产，物资丰饶，物价平稳，贞观初斗米仅三四文钱，开元初一二十文上下。南北交通畅通，商业发达，大小商业城市布满水陆要道。人民安居乐业。这是货币稳定的物质基础。第三，政治上比较开明，政通人和，讲求实效，不务虚名。对外宣扬国威，增强国力。“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通鉴》卷一九五)。这也是货币稳定的保证之一。 这一时期虽然货币稳定，但私铸恶钱较多。高宗武后时，因内外用兵，财政负担重，又加商业发达，需要钱币增加。官方因铸钱成本太高，不肯铸，钱紧缺。私铸云起，恶钱充斥，虽用严刑高压也无用。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官方以好钱一值恶钱五收恶钱，因恶钱作价过低，恶钱反被收藏，改为一比二也无效。开元时(公元713—741年)，江淮一带私钱风行，有几十种偏炉钱，七八文才抵官炉钱一。朝廷派官员去江淮查禁恶钱，引起民间不满，罢市抗拒。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恶钱一千文重满六斤者，官用好钱300文收兑或按时价给布绢杂物。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因好钱不许加价多被收藏。商人从江淮以好钱一文换恶钱五文，把恶钱运京城以一当一用。天宝以后，时局大坏，对私铸恶钱无暇顾及，不了了之。 第四章 唐朝及五代十国的货币 第五节 中唐前期和晚唐的通货膨胀 玄宗天宝年间，重蹈隋炀帝覆辙，由治平富强转向骄奢荒纵，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加之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征课加重，经济由盛转衰，社会动荡。安史战火挫伤唐朝元气，造成府库枯竭，卖官爵，度僧尼，捐杂税，百般检括，均无济于事。大历(公元766—779年)初，安史乱平，生产恢复尚未跟上，物价依然不稳，如米每斗仍在1000至1400钱之间。代宗晚年，米价仍比战前上涨一倍，帛价上涨四倍。杜甫诗云：“岂闻匹绢直万钱”，可见当时通货膨胀危害之大，引起多种异常情况： (1)物价飞涨，民众受尽苦难，户口锐减。 (2)税收的货币数字上升，实际价值下降，肃宗初(公元756年)岁入钱60万缗；晚年(公元762年)超过初年十倍。代宗大历末(公元779年)增至1200万缗。 (3)官吏俸饷所得钱数倍增，实际货币购买力下降。大历十二年按新币值调整官俸，每年约增15.6万缗。 这次通货膨胀，在肃宗初起时很猛烈，其后断断续续，起伏不平，地区之间时有不同，前后约有60年，直至德宗建中(公元780—783年)后期才平息。 唐代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总的是因势利导，逐步调整，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息兵罢战，稳定政局。唐王朝用武力加收买的策略，平定安史之乱。肃宗和其后两代，相继革除天宝弊政，躬行节俭，戒奢戒骄，整饬吏治，重用贤才，文如李泌、陆贽，武如郭子仪、李光弼等，使战乱渐趋平息，社会秩序恢复。第二，发展生产，沟通南北经济往来。许多重臣武将在其驻地，率领将士力田，并招徕流民，屯田垦荒。此举影响很大，使遭受战火洗劫的各地，迅速恢复生产。朝廷还实施许多减轻人民负担、奖励开荒、发展手工业等措施，颇收实效。安史战乱多在北方地区，长江流域所受影响较少，物产丰饶。于是朝廷全力恢复南北运道，以南方物资，济北方之急。第三，善于理财。理财家刘晏参照西汉桑弘羊那套办法，综合运用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联系中唐实况，实施一套理财办法，收效很大。史称其施行效果是“国用饶而民不扰”。第四，管好货币流通。压缩钱币铸造，尽量减少市场钱币流通数量，在某些大额支付上多用绢帛，使绢值的货币作用超过钱值。同时严禁私铸。实行上述措施之后，伴随着生产恢复，内外贸易日增，物价渐趋平稳，币值回升。闹了数十年的通货膨胀，又向相反方向发展而趋向通货回缩。 懿宗以后几代，藩镇割据自立，互相攻打，形同战国局面。还截留中央税收、物资和铸币。唐王朝那些只知吃喝玩乐的昏君，听命宦官专权，中央力量日益削弱，常因物资缺乏而造成种种纷乱，不时发生通货膨胀和局部恶化现象。僖宗光启年间(公元885—888年)，米每斗高达30—50万文，币制彻底崩溃，民间恢复实物经济。有些地区大额开支则用白银。晚唐货币严重混乱状况，蔓延到五代十国，引发出更大的货币混乱。 第四章 唐朝及五代十国的货币 第六节 蓄钱禁与通货紧缩 在前一阶段解决通货膨胀过程中，对钱收缩过紧；又因局势渐趋平稳，经济恢复，对货币需要增多，货币供需差距扩大，钱币紧缺，出现钱币紧缩。开元中全国铸钱炉70多处，年共铸钱百余万缗，天宝十一年减为32.7万缗。宪宗时年铸13.5万缗。文宗时不到10万缗。与此同时，市场钱币需要量却不断增加，首先税收用钱越来越多。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后，收税全用钱。同年商税三十税一，建中四年征收“间架税”(房产税)和“除陌税”(交易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初收税茶，十分收一，以及增加盐价每斗百钱。这些措施都增加钱币需要量。其次，政府从各个渠道收进的铜钱，藏之府库，只收不放。第三，用钱地区扩大。“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通鉴》卷二四二)第四，对外贸易发达，外商往来频繁，铜钱大量外流。 针对上述钱币紧缺的状况，唐朝从三个方面解决。第一，增加铜钱流通量。继续奖励采铜，禁止铸造铜器，官府统购铜材，开采古铜坑200多处，增炉铸钱，放出内库钱到市上行用。武宗时没收寺庙道观神像神器铸造会昌开元钱。准许新旧钱同时流通。采取以上措施，不断增加市面的铜钱流通量。第二，限制铜钱贮藏量，加快铜钱流通速度，即从另一角度扩大铜钱供应量。“蓄钱禁”即此意。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下令严禁蓄钱，不问官民，私贮现钱一律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部分，限在两个月内购物用完。但藩镇、官吏、富商互相勾结，变相贮藏。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放宽期限，规定贮钱超过一万贯到十万贯的，在一年内用出；超过10至20万贯的，限于两年内处理完毕。这些办法，都是限制铜钱贮藏量和贮藏时间，促使尽快投入市场，加快流速和增加铜钱流通量。第三，运用各种信用机构和信用流通工具，调节铜钱流通，从另一个侧面增加钱币流通量和加快流通速度。 第四章 唐朝及五代十国的货币 第七节 五代十国的货币 五代(公元907—960年)十国(公元891—979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年年混战，从无宁日，灾难深重。五代被史家称为“正统”，在54年中，朝代换了五个——梁、唐、晋、汉、周，皇帝换了14个。十国情况相同，你抢我夺，互相吞并，乱作一团。经济上互相依赖，南方接济北方。当时大战多在北方关洛地区，南方较少。南方地区分建许多小国，为了生存扩张，均劝农发展生产，通商贸易，因而物产丰饶，北方靠南方供应；货币上形成多头币制及区域性贬值。各国多铸恶钱，作为增强本身实力削弱他国的手段。楚、闽、南汉等广收铜钱金银，专用铅铁杂钱及低质合金钱。北方诸国严禁恶钱入境，形成错综复杂的货币战。官铸私铸，今钱古钱，大小不等，名目繁多。有的互相流通，有的限地区使用。生金银、各种铸币、金银器饰、谷帛、泥土等都充当货币。 <h3>(1)五代的钱币</h3> 五代是相继偏安北方的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后梁、后唐沿用开元钱。后梁铸“开平通宝”大钱。后唐明宗铸“天成元宝”小平钱，严禁楚铅锡钱入境。因梁、唐恶战持续数十年，加上同光末年内乱，财政困难，拟铸大钱，未成。后晋石敬瑭卖国换得皇位，官民唾弃，为缓和矛盾，于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颁钱样，听官民自铸“天福元宝”钱，轻重随意，行不通。以上三钱很少。后汉政权仅五年，乾祐元年(公元948年)铸“汉元通宝”，形制质量仿开元钱。后周情况比前四朝好。周世宗励精图治，整饬纪纲，改革币制，铸币权集中王室，严禁私铸私熔，官府统购统销铜材，重奖官民采铜，毁佛寺3336所，熔其铜像铜器铸钱，禁铸用铜器。排斥各国恶钱。铸行大量“周元通宝”钱，阔郭，工整，径2.5厘米，重3.5—3.6克，钱背有月纹星月纹，以会昌开元为准绳。后周全套改革收效大，为赵宋整顿币制准备了条件。 <h3>(2)十国钱币</h3> 十国所占地区大，人口多，经济条件较好，铸钱也多，其中吴越、北汉据《通考》卷九载曾铸钱，待考；荆南未铸钱。 a南唐 其前身吴国未见铸钱。据说其权臣李昪〔bian卞〕未受禅前曾铸大齐通宝。南唐铸钱较多。中主李璟〔jing景〕铸“保大元宝”、“大唐通宝”、“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四种钱，后两种是有篆隶或篆真隶书体的对钱。初铸一千钱重三斤十二两，后减为一斤。唐国通宝有大小两种，大者一当二，比唐开元钱整齐。又铸“永通泉货”当十钱，盗铸多，不到两月即废。后主李煜铸铁钱，按铜铁钱四六比例搭配使用；后只用铁钱，民间藏匿铜钱。末年十文铁钱才换一文铜钱，私铸泛滥，恶钱充斥。 b楚 马殷据有湖南，境内多产铅铁，楚乃大铸铅铁锡钱及大铜钱等劣质钱，使外来商旅不能把这些钱带出去，只好买本地土货，借此发展本国经济。公元907—930年间，铸有“天策府宝”大铜、铁钱；“乾封泉宝”大铁钱，重28克，以一当十，九文为贯；乾封泉宝铜钱极少。因铁钱笨重难用，民间用契券交易，略有纸币雏型。 c前后蜀 王建立国前蜀(公元903—925年)，与其子王衍均骄奢贪佞，被后唐所灭。王建铸“永平”、“通正”、“天汉”、“光天”等四种元宝钱。王衍铸“乾德元宝”和“咸康元宝”。后唐末年，孟知祥趁乱据有西川，史称后蜀。其子孟昶懦弱，被宋所灭。曾铸“广政通宝”大铜铁钱。 d南汉 刘隐据岭南交趾，国号汉。其后几代均荒淫酷虐，强行铸造恶钱。计有“乾亨通宝”铜钱，“乾亨重宝”铜钱和铅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钱背铸地名示铸地，有多种低质合金钱。 e闽殷 国小民贫，闽主暴虐，内乱不休，币制混乱。铸过“开元通宝”大铜、铁钱，“永隆通宝”大铜、铁钱，“天德重宝”、“天德通宝”大铁钱，以一当百。 此外，刘仁恭父子盘据幽州，仿铸大量铜铁古钱，强令行用。尽敛各钱于大安山巅，凿穴藏之。 第五章 两宋货币 第一节 两宋货币变化的背景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北宋王朝。面对当时严竣形势，他心存猜忌，为防微杜渐，政治上他集大权于己身。削弱将相大臣权力，并使其互相牵制；削弱州郡权力，废官用吏。经济大权，更是操于皇上一人。采取这些措施，一时赢得政局稳定，但从长远看，并未能巩固政权。 从两宋政治状况看，历代君主权贵，只求太平无事，上下相安，尽力缓解社会矛盾，安抚平息民众反抗。对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偏向保守一方。如对王安石变法，先支持，后淡化，终取消。高宗贪生怕死，心怀鬼胎，与奸臣秦桧狼狈为奸，不惜卖国投降，以求自保。还不顾国家安危，纸醉金迷，“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孝宗实行一些改良措施，缓解已有矛盾。以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君懦臣贪，上下荒纵，朝欢暮乐，“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乃是最佳写照。朝廷还加紧搜括，以补财政不足。理宗后期，生灵涂炭，怨声载道。不久，南宋便被蒙古大军灭亡。 从对外关系看。赵宋是历代王朝中最弱的朝代。在300年中，不断受到强邻辽(契丹)、西夏、金(女真)和蒙古的攻击。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与辽国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以后年年向辽进贡“岁币”。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增加纳贡数额。两年后，又承诺对西夏的“岁赐”条件。嗣后对金对蒙古都有岁贡。两宋对这些强邻，一贯是屈辱乞活，求哀告饶，称臣称孙，恬不知耻。这些长年的沉重负担，都对两宋货币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保证皇室安全和巩固中央集权，两宋重视发展经济和强化币制。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一度达到新的高峰。但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北宋前期和南宋孝宗年间(公元1163—1189年)情况较好，两宋末年均较差。其货币情况也是这样。就地区比较，以太湖为中心的江浙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其次是川蜀和两湖，北方较差。在两宋末期战乱中，有些地方变得一片荒凉。 两宋的经济发展对其货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精耕细作地区丰收引起对货币大量需求。宋代农业生产比汉唐增加二倍多，但人口增加不到二倍。在发展农业时，着重发展粮食生产。“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为吴越闽蜀，其亩之所出视他州辄数倍。”(秦观《淮海集·财用(下)》卷十五)，这里所指，即今江南、浙闽、两湖、川蜀地区。这些丰产地区都采用精耕细作式的集约经营。如两浙路就用配置先进耕具劙〔li离〕刀的曲辕犁，并靠先进农具、技术和勤奋夺取高产，不仅自给有余，上市供应，还承担年供宫廷粮食数百万石。二是发展商品化农业生产。在精耕细作地区出现经济作物和农业商品化，形成若干农业分支，如种茶、养蚕、种甘蔗、植果树、种药材、种蔬菜、发展水产等等。按照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这种商业化农业生产迅速向纵深发展，使这些地区人口更加集中，商品交换更加发展。三是农产品商品化促进手工业全面展开。宋代的陶瓷、丝绸、刺绣、造纸、印刷、雕刻、炼钢、金银铜铁器饰等在当时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档产品，很受各国欢迎。其他行业还很多。这些手工业和商业又不断形成新的分支，如神宗时临安就有414行，每行又有许多小分支。四是手工业专业化促进商品构成地方专业化。各地区利用本地优势大量发展地方名牌产品参加商业竞争。如蜀锦、东绢、端砚、吴纸、浙漆、白瓷、青瓷、建州茶等等，各具特色，名气很大，在商场上起带头作用，促进地区间商品交换不断扩大。这就引发出多种商品和大量货币向全国城乡蔓延，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领域，也引发出许多有关生产和流通的问题。自北宋晚期以后，货币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 第五章 两宋货币 第二节 两宋币制概论 宋朝开国不久，就发行钱币。仁宗时开始官发纸币，实行钱币、白银和纸币同等流通的币制。在近300年中，此种币制随着时局动荡而波涛起伏，变化多端。总的是混乱多于治平。北宋前期和南宋孝宗年间(公元1163—1189年)稍为平稳，币值相对稳定。徽宗和南宋后期，由于通货膨胀造成钱荒，最后货币全面崩溃。宋代币制的特点是：复杂多变，表里不一，自说自话，不守信用。总评是坏到底。具体说来，宋代币制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铸造和管理高度集中。宋王朝把货币铸制发行管理大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实行高度集中制。宋代各时期都自铸年号钱或国号钱，显示帝王的权威。宋太祖首先铸国号钱宋元通宝，以后两宋各铸了三种四个国号钱。太宗首铸的太平通宝，是宋代的第一次年号钱。综计北宋九帝，改年号35次，铸了28种年号钱。南宋九帝(包括在闽粤逃亡的末代两王)，改了22次年号，铸了18种年号钱。除末代两王外，几乎是改一次年号，就铸一种新钱。 第二，币种复杂多变。纸钞看似只有几类，实则变化频繁。每种纸钞都使用时间不长。钱币的名称、种类及内部结构也是多种多样。一般称通宝、元宝、重宝，有的还有更多名称，如嘉定铜铁钱，共有30多个宝名。从钱的金属成分看，有铜、铁、铅、锡及各种合金钱。若按轻重大小、成色等级、币材结构、年份版别、特征或异形、纪年纪监、各地习惯称名及其他标记来划分，更是不计其数。例如熙宁和元丰两钱，其版别就有100多种。而两宋历代各地不断出现的私铸及恶钱，更是无法点算。南宋还铸过“钱牌”，是带有通行证性质的代用货币。有上圆下方、上方下圆、长方形三种。表面有“临安府行用”字样，牌背有“准贰佰文省”等表示各种币值的文字。再把信用货币算上，更难说清有多少币种。 第三，长期封建割据和推行铁钱。关于纸钞和钱币发行流通，有种种官方规定和民间习惯。宋初曾禁铁钱，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在雅州百丈设监铸行；此后，在多处扩大铸造使用铁钱。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有钱监26处，其中铁钱监九，铸铁钱889234贯，占总铸钱数的15%。还用铁钱作钞本(发行准备金)来发行纸钞。由于铁钱和铜铁钱广泛并行，形成钱币发行流通的地方性。当时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专行铁钱，陕西及河东西路则铜铁钱兼用，其余地区多流通铜钱。川蜀的铁钱，限在本区内自铸行用，不准外区铜铁钱流入，本区钱也不准流出。因各地所铸铜铁钱，重量、大小、成色、形状和使用习惯，不尽相同，只能在区内使用，这就加深了钱币流通的地方割据性。有的相互排斥，有的相互渗透，形成地区之间的货币战。这种情况在南宋后期更为激烈。 第四，钱币形态和钱文书法多种多样。宋钱分大小，已成为经常制度。每种新钱，一般都有“小平”、“折二”两种大小不同的钱；有的还有“折三”、“当(折)五”、“当十”等大钱。南宋还有淳祐通宝当百大铜、铁钱。铜铁钱各个等级之间并不是刚好按照钱面表示的数量来区别的，有的折二折三反而比小平轻小，折五当十也不是刚好为小平的五倍十倍。铜铁钱及其各个等级之间也没有一定的比价，即使有时官方规定比价，也维持不住。 各种大小不同的宋钱，又有各种丰富多彩的钱文书法。优美的宋代钱币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发展史上的瑰宝，更是一部中外推崇的法帖。其书法一般都出自名家手笔，对研究中国书法、文字，确是一部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这些宋钱的钱文书法，有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真书等各种书体。一般的钱，多有两种书体，形成对钱，有的还有三种。如“淳化元宝”，就有宋太宗亲笔书写的真、行、草三种书体，即御笔钱。钱文用草书自此起。“崇宁通宝”中的真书体和“大观通宝”的文字，都是徽宗赵佶所书，铁画银钩，号称“瘦金体”，引人入胜。仁宗宝元年间(公元1038—1040年)所铸九迭篆文“皇宋通宝”，更是稀世之珍，目前国内陆续有所发现。从仁宗到哲宗前后四代，钱文书法出自名家手笔的很多，如“元祐通宝”的钱文，就是大名家司马光、苏轼等写的。对宋钱的钱文书法推崇、珍藏、鉴赏、临摹、学习，几百年来从未间断过。今后，更需要继续进行发掘和深入研究。 第五，宋币成色差，质量低。宋代初行宋元通宝时，曾以唐初开元钱为样品，严守不变。实际上各地所铸宋钱的质地成色都不及唐钱，以后更是每况愈下，相差很大。唐初开元钱一般含铜83%以上。宋钱最好的，如太平通宝，含铜65.98%，天禧通宝含铜64.44%，以后各代铸钱逐渐降低含铜比例。如蔡京所铸夹锡钱，含铜57.14%，还官定当两个铜钱用，贬值一半多。绍兴(公元1131—1162年)以后的钱，搀杂将近一半。如绍兴通宝，含铜降为54.48%。而所谓折三、当五、当十等大钱，更是名实不符，公开减重贬值。例如，崇宁(公元1102-1106年)中，立《钱纲验样法》，要求当十钱每缗(一千钱)用铜九斤七两余，铅半之，锡居1/3。而仁宗时规定皇宋通宝小平一千钱重五斤，其中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同时建州铜钱，增铜五两，减铅五两。这样，当十钱的含铜量仅比小平钱高不到三倍，而钱值要扩大十倍。再如宋钱的重量，官铸钱也是大小轻重不一。例如在小平钱中，最高的重3.8克，有天禧、政和、宣和三通宝钱；次重3.7克，有皇宋通宝及淳化、景德、天圣、明道、景祐等元宝钱；再次3.6克，有治平和熙宁两钱。以下递减，至和钱仅重3.4克，圣宋元宝3.3克，崇宁通宝3.25克最低。在折二钱中，熙宁重宝7.5克，建炎通宝5.5-7克。在当十大钱中，崇宁重宝11-12克，庆历重宝6.6-7克，与折二钱相近。就这些钱的重量比较，与其所代表的面值相差很大。两宋王朝在铸钱上多次用这种偷天换日手段来掩饰其铸钱贬值的实质，从中盘剥人民。 第五章 两宋货币 第三节 两宋的钱币 宋初，即着手整顿五代以来币制。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铸“宋元通宝”(《宋史·食货志》名宋通元宝)；悉禁诸州铸行轻小恶钱和铁镴〔lao蜡〕钱，私铸者弃市；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南蕃诸国三贯以上者死罪；收兑江南铁钱销毁；准四川铸用铁钱。太宗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又铸“太平通宝”，有楷隶八分书三书体，还有大铁钱。太平兴国二年禁江南诸州新小铁钱。太平兴国四年开铜钱入川之禁，商贾竞运铜钱入川互市，铜钱一换铁钱14。太平兴国五年始定77文为百。雍熙(公元984—987年)初，令江南诸州官库所贮杂钱送往京师或就地销毁；京城民有铜器限两月送官。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严禁私铸及销毁好钱。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铸淳化元宝御笔钱及小平当十铁钱。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铸至道元宝御笔钱，真行草三书体。 真宗年间(公元998—1022年)，多次禁新小钱并令官置场尽收之，对犯铜禁放宽处裁限额。咸平年间(公元998-1003年)铸“咸平元宝”，真书，有折二折三和铁钱。法定以铁钱十易铜钱一发吏卒俸给。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铸“景德元宝”，真书，重3.7克，又有大铜钱和大小铁钱。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铸“祥符元宝”和“祥符通宝”，真书，重3.4-4克，有折二。祥符七年益州铸祥符大铁钱，岁铸21万贯。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钱重货轻。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铸“天禧通宝”及铁钱，真书。此时铜钱有铸钱监四，即饶州永平，池州永丰，江州广宁，建州丰国，其他旧监先后废；铸钱数，至道年间80万贯，景德年间增至183万贯，天禧末减为105万贯。铁钱有三监：邛州惠民，嘉州丰远，兴州济众。 仁宗共铸12种钱。其中国号钱一，为皇宋通宝，真篆书对钱，也有铁钱。年号钱有11种，在天圣、明道、景祐年间各铸三种元宝钱，均真篆书对钱，天圣、景祐还有铁钱。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铸“康定元宝”铁钱，小平，径2.2厘米，重3.5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西夏入侵，庆历年间铸“庆历重宝”大铜铁钱充军费，当十，径3厘米，重6.6-7克，有直读旋读两种。之后又铸“皇祐元宝”当十大铜铁钱。小铜钱三枚可改铸大钱一枚，私铸蜂起，钱制混乱，物价飞涨，铁钱值更低，民间竞藏铜钱，不用铁钱。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秋，罢铸铁钱，改大钱一当小钱三，令商州罢铸青黄铜钱，改大钱皆一当二。至和年间(公元1054—1056年)铸“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均真篆书对钱，径2.4厘米，重3.4克。又铸“至和重宝”折二折三钱，真书，径3.3厘米，重9.4克，背穿铸“虢”字，为宋钱纪地最早者。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铸“嘉祐元宝”、“嘉祐通宝”，均真篆书对钱，重3.6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铸“治平元宝”、“治平通宝”两钱。元宝有真、篆、古篆三书体，有铁钱。通宝有真、篆、柳篆三书体，均重3.6克。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170万缗，嘉、邛、兴三州铸钱27万缗。 神宗时铸钱很多，流通钱量大增，折二钱通行，各监多铸折二钱。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铸“熙宁元宝”小平钱，重3.6克。熙宁四年铸“熙宁重宝”当十钱，后因盗铸改为折三，六年改为折二，重7.5克。两钱均为真篆书对钱。八年改铸大钱，增铸小钱，又铸铁折二钱。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铸钱最多，有“元丰通宝”小平、折二及铁钱，篆、隶、草三书体，版别极多。据《文献通考》载：“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九十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零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元丰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对钱的需要相应增加，市场钱量大增。王安石变法，所行募役法、免行钱等，使官库存钱猛增。对外开放，钱大量流到外国，当时四邻诸国大量使用宋钱。这样，铸钱数量大而流通需要更多。哲宗初，铜产量减少，铸钱量也减，即罢铸钱监14所。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罢铸折二钱，复铸小铜钱，从元祐、绍圣至元符年间，先后铸“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元宝”等钱，有小平、折二及铜铁钱，篆行书体对钱，绍圣元宝还有折三。绍圣通宝小平钱，真书，字细小工整，无对钱。还有元符重宝，少见。多次申钱币阑出之禁，如限陕西铁钱东行每人不得超过5000。 徽宗铸钱种类最多，钱制混乱，引起数十年恶性通货膨胀。有国号钱二：“圣宋通宝”，罕见；“圣宋元宝”，为篆行书对钱，小平亦有真书，重3.3克，折二，重7.4克，另有铁钱。年号钱十四种，有“建国通宝”，小平真篆书对钱。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铸“崇宁通宝”小平、当五、当十钱，隶真书体，真书瘦金体。次年铸“崇宁重宝”当十铜铁大钱，重11—12克。三年令专用当十钱，把熙宁以来积压的折二钱也作当十用，引起罢市，导致钱分两等，市有二价，盗铸云起。四年把当十钱改当三，又铸“崇宁元宝”铁钱及“崇宁重宝”夹锡钱，一当铜钱二。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蔡京再相，先铸“大观通宝”夹锡钱，官定一当铜钱五，因其成色太差，反而跌到八文才抵铜钱一文。又铸大观通宝小平、折二、折三及当十铜铁钱，瘦金体，有合背钱。崇宁大观两种钱的膺品很多。三年，除陕西外，各路夹锡钱均废止，致夹锡钱跌到20文当一。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7年)，铸“政和通宝”小平和“政和重宝”折二大钱，篆隶书体，又铸真书重宝铁钱。蔡京第三次执政，大肆鼓铸推销政和通宝夹锡钱。夹锡钱时用时废，人民拒用，其为害之烈，远超当十钱。再铸“重和通宝”小平篆隶书对钱、夹锡钱及“宣和通宝”、“宣和元宝”小平对钱和铁钱，通宝还有折二，元宝小平改为当二，钱质越铸越恶劣。钦宗铸“靖康元宝”、“靖康通宝”，均篆隶书对钱，有小平折二及铁钱。北宋徽钦两帝时，政治腐败至极，经济彻底崩溃，内忧外患夹击，人民苦难深重。此时铜钱多被官民藏匿，朝廷监铸铁钱夹锡钱强令推行，屡遭拒用。 南宋推行纸币，铸钱较少。铜钱限于东南地区，铁钱只在川鄂、两淮限地区铸行。南宋钱规格统一，只有少数例外。私铸无利，私钱也少。因纸币贬值严重，各级官府和官民均乐于藏钱保值，金银更是珍稀品。南渡后原在北方流通的钱仍在北方流通。金兵南下时，大肆搜抢钱物，满载而归，使南方的钱大减。到理宗时，市上铜钱绝迹，晚期连铁钱也少见。各代皇室只是象征性铸些本身的年号钱，表示皇权仍在而已。高宗和孝宗淳熙(公元1174—1189年)以前铸过对钱，此后改铸纪年钱纪监钱。原想恢复铸钱，因铜铁铅锡很少，绍兴初铸钱年10万缗，成本20万。以后几代不断削减铸钱监和铸钱额，严禁熔钱制器，强令民间存钱和铜铁器物限期交官，均无用。高宗铸“建炎通宝”、“建炎元宝”篆隶真三书体对钱，有小平折二折三及铁钱。“建炎重宝”除与上述二钱相同外，又有当十钱。南宋以后各钱形制仿此。“绍兴元宝”、“绍兴通宝”均有小平、折二、折三及铁钱，篆真书体对钱。孝宗朝从隆兴(公元1163—1164年)、乾道(公元1165—1173年)至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铸有“隆兴元宝”折二对钱及小平折二铁钱；“隆兴通宝”小平折二和铁钱；“乾道元宝”折二对钱和小平铁钱；“淳熙元宝”小平折二篆真书体对钱和折三铁钱。从淳熙年起改铸纪年钱，钱背铸上年份或铸监名加年份。“淳熙通宝”折三钱和铁钱，钱背有星月或纪监名。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有“绍熙元宝”、“绍兴通宝”，各有小平折二折三及铁钱，通宝另有折三大铜钱，亦有纪地背文。宁宗铸钱繁杂，铸行“庆元通宝”、“庆元元宝”，各有小平折二折三铜、铁钱；“嘉泰通宝”、“嘉泰元宝”小平折二铜、铁钱和当五大铜钱、折三大铁钱；“开禧通宝”小平折二铜、铁钱；“开禧元宝”折三大铁钱；“嘉定通宝”小平及折二钱；“嘉定元宝”小平和当十大铜钱；“嘉定×宝”小平、折二、折三、折五等四大类，钱文有通、元、重、之、全、永、兴、安、洪、万、正、真、崇、泉、至、珍、隆、封等20余个宝名，背文纪值纪监。理宗铸钱种类也很多，计有国号钱四种：有“大宋元宝”小平折二铜、铁钱和折三铁钱；“大宋通宝”当十大钱；“圣宋重宝”铁钱，这三种均纪年；皇宋元宝小平折二钱。年号钱有12种。从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起，铸“宝庆元宝”铁钱；“绍定通宝”小平折二铜钱及小平铁钱；“绍定元宝”折三折五当十铜、铁钱；“端平元宝”小平钱纪年元字；“端平重宝”折五纪年元字；“端平通宝”折三折五纪年元字，大铁钱多至折十二；“嘉熙通宝”小平折二铜钱及折五折十铁钱；“嘉熙重宝”折三铜钱；“淳祐元宝”、“淳祐通宝”，各有小平折二钱；通宝另有折三，另在四川铸当百大铜、铁钱，有大中小三种；“开庆通宝”和“景定元宝”各有小平折二钱；度宗铸“咸淳元宝”小平铜钱和折二铜铁钱，纪年至八为止。《洪遵泉志》上还载有：“太祖圣宋元宝，真宗大中通宝，理宗嘉熙元宝、宝祐元宝、开庆元宝，端宗德祐元宝。宋朝钱共一百三十五样。”这一记载比现在已知的还少了很多。从南宋历代钱的铸行情况看，贬值程度很大。 第五章 两宋货币 第四节 两宋的纸币 <h3>(1)纸币产生的渊源</h3>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就使用“里布”作为交易媒介，以布为币材，长二尺，阔二寸，上书币名、年月日、编号、地址、盖发行人印，是最早的信用货币。东周时期，民间习用“牛皮币”和期票性质的“傅别”进行交易，可转让流通。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白鹿皮币”，以鹿皮为币材，值40万钱，规定王侯宗室朝觐必以皮币荐璧才行，已具备纸币的雏型。从东汉到五代十国，不断兴起的寺庙道观、柜坊、邸店、寄附铺、金银行等等所出的凭条、书契、存放款单证或其他票据，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信用流通工具。唐代飞钱和唐末延续到宋初的便换，从汇票演变到在异地间流通转让，也起到一些货币作用，是交子产生的先导。《宋史·食货志》记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这说明，宋代纸币的产生，实渊源于此。 <h3>(2)宋代纸币从交子开始</h3> 纸币创立于北宋，是由下列原因促成的。第一，宋王朝为了稳定政局，开国后就大力发展经济，商品生产及境内外交易扩大很快，商业发达就需要大量轻便的货币。第二，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饶，所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宋初，川蜀经济发展较快，因一向只用铁钱，不用铜钱，货币数量不足。而且铁钱体大值小钱重，一缗重25斤，交易使用和异地运转均困难，故纸币首行于川。第三，自唐末以来，形成若干货币区，不准运钱出境，严防北方强邻套取铜铁钱，用纸币可防止钱币外流。第四，两宋长期财政困难，发行纸币可作弥补开支一大财源。最后，飞钱、便换、柜坊条据等，对人们有较深的影响。 宋初，成都地区的商人，出具收据形式的证券，正背面都有出票人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临时填写金额。式样不一，分散发行。太宗初年，由成都16家富商集资联合兴办交子铺，或称交子户，发行“交子”，系纸币性质，在远近地区当现钱行用。其印刷、版面、图案、花纹都较好，并在外地设分铺。后因富商经营不善，资金被挪用，不能兑现，再加伪造不少，争讼多，官家出面干预。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批准成都府知事薛田等人的建议，设立益州交子务主持其事。二年二月(公元1024年)起发行官交子，基本上仿照商办交子的形制，加盖本州州印，文字不同，用铜板印制，图案精美，三色套印，在世界印刷史、出版史、版画史上，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h3>(3)交子</h3> 宋初制订有关交子发行流通的制度，通称“钞法”。规划颇为周密，在货币史上是创举。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所用币制办法，还可以反映它的轨迹。察其主要内容，计有：首先，交子发行权和管理权集中于朝廷，实行高度的中央集中统一。由朝廷制订统一的政策制度、印制措施、发行数额、流通地区。其次，规定三年一界(相当一期)，即每三年换印一次，又叫易界。界满以新钞平价(即一比一)收换旧钞销毁。第三，规定发行限额，每界交子发额为1256340缗，不准超过此限。第四，以36万铁钱存库充“钞本”，即发行交子的保证金，相当于现代银行纸币发行准备金。第五，规定等级，初为一贯至十贯，在交子券面印好，照此金额行用。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改为十贯、五贯两种，十贯八成，五贯二成。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再改为一贯与500文两种，前者六成，后者四成。第六，严禁伪造、涂改、销毁及地方擅自印行。第七，限制流通地区。第八，交子的兑现，以钱为主，也用金银或度牒等。历次兑换的比例、做法，均由朝廷制定并派员监督执行。但这些规定，到下面并不完全遵办。 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没有兑现保证的交子60万贯，购储军用粮草。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潞州另设交子务扩大交子发行。熙宁四年在陕西行交子法。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增造成都路交子。因滥发状况有增无减，于是定一界增造15万缗。是岁交子存额1406340缗，地方仍不断申请增造。元符年间(公元1098—1100年)新钞收换旧钞比价一比五，即官价下跌为原价的1/5，民间下跌尤甚。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行陕西交子，置京西北路交子所，并立伪造法，拟予严管。总之，北宋的财政收支是一代比一代紧，到晚期徽宗时，已是国势垂危，朝不保夕，内忧外患，疮痍满目，已临山穷水尽绝境，滥铸恶钱，也难解困，全赖滥发纸钞。 <h3>(4)钱引</h3> 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改变滥发手法，将交子改名“钱引”，除浙湖闽广之外，在其他诸路发行。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大观三年大量发行钱引，猛增至2000多万缗，为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最高发行限额的20多倍，没有钞本，旧交子不准兑换，等于朝廷赖帐；且更增造不已，致钱引一缗只值数十钱。商民束手无策，一夜之间百万家私成空，怨声载道。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金兵大举侵逼勒索抢劫。钱引币值惨跌，爆发一次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三界并行，达到3780多万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三月，增发钱引500万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竟增发到4100多万缗，30年间猛增30余倍。钞本只有铁钱70贯，不成比例(即十万分之一点几)。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发行钱引4500余贯，打四折使用。宁宗嘉定(公元1208—1224年)末，三界并行，合计已达8000万缗，钱引每缗仅值100文钱。到理宗末年已是一文不值。但钱引印制精良，艺术价值很高。三色套印，每张用六颗印信，四黑一红一蓝，每颗印上饰以花纹，每界不同，钱引面上写明界分、年号，分一贯和500文两种。它不仅是文物珍品，也是世界印刷史上多色套印的鼻祖。 <h3>(5)关子</h3> 关子初办时，其性质和做法类似飞钱便换。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因在婺州屯兵，交通困难，运送现钱不便，就由驻军招商人在婺州出现钱，发给“关子”，持它向临安的榷货务换回现钱或钞引(即特准采购茶叶香货的合法执照)。其中指定专兑现钱的叫“贝钱关子”。实际上商人在兑领钱钞时，榷货务百般刁难，限制兑现额，每天只兑应收现钱数的1/3。各州县政府又借机强迫摊派购买军粮。此法难行。故变换手法，改发交子。绍兴六年在临安设行在交子务，再次试发交子，无钞本，民间拒用，旋罢。改令榷货务储现钱印关子，公私同现钱使用。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印发“公据关子”，面额自十千(一万文)至百千(十万文)共五个等级的大面额纸币，可用二年，许商人银钱中半入纳，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80万缗，淮东公据关子40万缗。这是严重的通货贬值。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奸相贾似道印发“金银见钱关子”，以一等于18界会子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形状。同时，贾还造一种“公田关子”。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发行“内关子”，可行用三年。五年复申严禁关子减价，规定每年印发500万缗。这种内关子是两宋最后一种纸币。 <h3>(6)会子</h3> 这是两宋四大类纸币中最为庞杂混乱的一种，它集中反映南宋王朝政治经济败坏惨象，也是对这个腐败王朝的催命符。南宋初期，民间流行“便钱会子”，类似飞钱便换。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改为官办。初行于两浙，储现钱于城内外流转。次年二月，始立会子务，发行新造会子；以后又推行于两淮、湖广、京西各路，改会子务隶都茶场。会子面额初以一贯为一会，其后增发500文、300文、200文等三种，由行在会子库发行，系红、蓝、黑三色铜版印刷，长方形，上半部为赏格，写明严禁伪造及重赏告发字样，金额印就，标明发行机关，图案花纹不及钱引精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在湖北造用“直便会子”。这些官办会子，初无发行限额及限期，到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已发行1560余万道(贯)，除收兑外，市面流通980万道。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限额1000万贯。乾道九年，会子每贯只值600文钱，六折。淳熙初年，会子流通额增为2200多万贯，超过限额一倍多。乾道十二年，二三两界会子各展期三年，八九两界也照此展期，会子流通额成倍上涨，其钞值日益低落。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将每界发行额增至3000万贯，钞值进一步下跌。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时值金宋交兵，军费猛升，滥发会子，陡增至11500多万贯，比乾道初猛涨11倍，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以后逐年下落。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三界会子数额太多，11界会子尚有1360余万贯，12、13界尚有10200余万贯，虽采取种种对付贬值措施，收效甚微。开禧(公元1205—1207年)以后，军政各费，全赖发行纸钞维持。理宗年间(公元1225—1264年)，会子折阅不行，置会子库监官，对措置会子不力之官吏严惩。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14、15两界会子增至32900多万贯，65年中猛增33倍。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再增至65000万贯。淳祐七年二月，法定17、18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用。对反对此法之臣僚和民众论罪。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用牌帖。理宗末年和度宗时，蒙古大军压境，宋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还在滥发会子，物价飞涨，市上只见纸钞不见米麦。会子已不值一文钱。18界会子二万贯还买不到一双草鞋，通货膨胀恶化已到了不可收拾地步，人民苦不堪言。 <h3>(7)地方纸币</h3> 南宋还发行几种限地区行用的地方纸币，除了流通时间长影响大的四川钱引外(简称川引)，还有：“河池银会子”，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在河池发行，有两种，一钱者14万纸，四纸折合钱引一贯。半钱者一万纸。以后每两年印发61万纸，共折合川引15万缗；“铁钱会子”，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始在兴元府发行，限在兴元府金洋州用，分300、200、100文三等，每二年印发240万缗。以上两项，均抵军用，不久均大贬值；“两淮交子”，简称淮交，孝宗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在淮东淮西地区发行，分200、300、500、一贯四等，年印300万缗，限两淮专用；“湖广会子”，简称湖会，印造500至一贯会子，在湖广地区印发专用。以上几种地方性纸币，都是由朝廷规定在各该地区发行并限当地使用。 第五章 两宋货币 第五节 两宋的金银币及其他货币 两宋金银的使用比唐代有所发展。主要用于租赋、赏赐、进奉、贮备财富、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等项。其中黄金被视为珍稀宝品，其最重要用途则是被用来保值，以对付两宋不断贬值的纸币流通。此外，在布施斋僧、贿赂请托、债权债务、馈赠、估值、计价、赎罪、岁计、交换珍贵物品等方面也使用，但黄金极少在日常交易往来中作为流通手段行使。白银的用途已超过黄金，这在《宋史》、《续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诗词评话小说中有大量记载。首先，在白银产量上逐渐增多。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岁得银219829两，产银坑冶271处。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为215385两，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4年)达263160两。在仁宗初期已官定收税用银，使银成为法定货币，与铜铁钱平行流通。政府的收支也多用银。如对强邻每年进贡多达数十万两，国内外的市场交易和人际关系中用银的情况很多。白银在使用中多铸成锭，形同砝码。还铸成许多金银钱，官铸私铸都有，不仅政府用，民间也常用。如徽宗私自到市上游览，用金钱买零食。又如《宣和遗事》中记载，北宋徽钦末年，金兵攻破汴京时，在皇宫内抢得金钱71贯和银钱142贯，由此可见一斑。两宋以来，关于金银的活动有大量文字记载，内容丰富多彩。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文物也可证实。 由于两宋的通货膨胀情况愈演愈烈，金价银价的涨势很猛，金银铜的比价也发生很大变化。金与钱的比价，南宋前期已相差悬殊，晚期相差则是天文数字。银与钱的比价，北宋前期银一文换钱六七百文，南宋初期银一文约换钱二三千文，晚期高达数十万文。金银比价在宋初还维持过去，唐代为一比六点二五，北宋末及南宋初已到一比十三四，以后变化更大，南宋末随供需双方情况自定。总之，两宋的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纸币钱币的混乱，对金银的需要殷切。在人们心目中，金银尤其是黄金，不仅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在精神上更是高贵的代称。 两宋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信用流通工具是比较发达的。由于国内外商品交换频繁，汇兑和兑换的需要更多。官营便钱务经营便换(即汇兑)，许商民在京师向左藏库付款，到各州兑取。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汇款金额达两百八九十万贯。后来纸币兴起，此项官营汇兑业务衰落，民间却更为发达。金银铺或银铺(又叫金银交引铺或金银交易铺)兴起，遍及南北商业城市，交易往来数字很大，并兼营存放款，取代了由唐代传下来的柜坊；经营打造、转运、保管和买卖金银及其制品器饰等物。它的兑换对象还包括黄金、银锭和铜铁钱。有时还奉令收兑坏钞和办理倒钞事项。这些金银铺所开出的票据，在一定时间、地区和一定范围内也流通转让，有如飞钱。当然，这些金银铺都是由王公大臣、地方官吏和富豪巨商经营的。这些权贵富商们，还热衷于高利贷信用。这种高利贷，有贷息钱、出子本钱、称贷、出举、赊放等等名目，利息极高，政府多次明令年息金为本金一倍为限，实际上高达许多倍。官府也出钱放债，收息钱以供官府开支，一般官债收息比商办稍低。王安石变法中就有青苗法，其目的是打击高利贷者和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一年分夏科、秋科两次出借，年息四分，性质仍是高利贷，但比商办高利贷的剥削程度低，遭到官僚豪绅们反对。到北宋末，反被权奸们利用去盘剥人民。宋代的商业信用也很发达。实质上，在两宋时期，商业信用也是高利贷资本的另一种运动形式，是商人们在出售商品时，以延期支付形式，经双方协议而提供的信用。当时，在一些商业城市，如扬州、杭州、成都、江陵、福州等等，商贾贩卖，例无现钱，买卖双方订立有期限、利息等文字的凭据，有保人，一般为隔年清偿。这种做法，特别在一些大的商业城市之间或一些经营专业产品地区之间，很盛行。朝廷曾下令商品买卖一律付现款，行不通。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规定条件较宽，是政府提供的商业信用。在两宋300年间，商业信用等所形成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断地向官僚士大夫流去，不断同权贵官僚封建势力相结合，从而逐步形成官僚、地主、豪商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对封建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第五章 两宋货币 第六节 折阅与称提 在两宋文献资料中常见两个习用的货币术语。一是折阅，即指货币贬值，通货不稳定，货币出了问题。二是称提，就是整顿治理货币发行流通中出现的不正常状况。这是宋代在钱钞方面通用的两个术语。明清以后很少使用。 两宋王朝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政治腐败，朝廷昏庸奢靡，官吏结党营私，权奸误国，以有限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供无穷无尽的挥霍浪费，故财政收支差距迅速扩大，政府不得不长期实施通货膨胀政策，靠发钞过日子。其次，对几家强邻年年进贡，负担沉重，加深财政困难。再次，货币政策制度混乱不堪，有令不行，有法不依，言而无信，自坏其法。措施上也是漏洞百出，随心所欲，各搞一套，互相矛盾。具体表现是：白银、铜钱、铁钱和纸钞并行，互相干扰，矛盾百出，常常引发市场混乱。其中纸币发行种类变化过多过滥，完全是财政性发行，无保证，无限额，任意乱发，强迫行使，更不守信用，多次赖帐。铜铁钱并用，铁钱驱逐铜钱，公私恶钱越禁越多。到南宋晚期，不仅铜钱绝迹，铁钱也被纸钞驱逐，加剧通货混乱。而且，政出多门，措施乖谬，人为地设置种种障碍。 宋代钱币贬值主要表现在铁钱、夹锡钱、大钱(折三、当五、当十及当百)、恶钱、私铸和私镕等六个方面，北宋货币的主要问题是铁钱等折阅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南宋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纸币泛滥和币制混乱上。为此，朝野提出多种称提对策，即整治通货膨胀的措施，这些对策可概括为四大类。 第一，关于整顿钱法钞法方面。根据形势变化，多次整顿钱法。对钱币铸造和额度，对各铸钱监的核定，都比较慎重。多次调整铜铁钱的铸造与发行限额，调节钱币的市场流通，收禁恶钱、私钱和熔化铸器，严禁各钱北上和外流；修订钞法，多次设法维护由中央集中统一发行权，采取分界发行，界满以新换旧，有发行限额及钞本，控制纸钞在法定限额内流通。这种办法不断修改，从三年一界延长到十年，再到取消立界，改为无限期行用。多次确定钞本、务本和铸本。初期所定数额比例很不相称，以后不见提起；及时调控各种钱币纸钞之间的发行额度、流通数量和比价关系。实行钱楮中半办法，即钱币与纸钞在发行流通使用时，各半搭配，或三七开。 第二，组织钱币纸钞回笼。历年来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很多。有几次抛售内库积存金银收兑贬值的交子、钱引、关子和会子，由于纸钞太多，金银太少相差悬殊，未能达到“以救危急”的要求。到后期只是做做样子，自我解嘲而已；以官筹措钱钞为本钱，购进米粮等各种军储及民用生活物资储存，向钱钞过多和贬值严重地区抛出，回收钱楮；公开出卖度牒和各种官定身份证，等于公开出卖官职爵位，民间还可定价倒卖。北宋多用此法回收恶钱，南宋用以回收纸钞；运用多种繁杂的财税手段，巧立名目，税上加税，多方榨取各种税费。这些手段，在两宋各代，层出不穷，征课苛细，竭泽而渔；多次用钱收兑纸钞，以安民心。又按各期各地不同情况，以钞兑回铁钱，以钞强收铜钱，以钞收兑私钱，以铁钱收换铜钱。 第三，在调控货币流通维持币值稳定方面，主要措施有：限地区流通一种钱币或某种纸钞。如四川专用自铸铁钱，后用川引。这样做，目的在于防止各区钱楮互相干扰、被熔化或流出国外。发行新钞收兑旧钞，以钞值较好地区的纸钞去收换纸钞贬值较大地区的坏钞，如此新旧折换，很巧妙地隐蔽纸钞猛跌物价猛涨的真相；千方百计扩大铁钱、大钱及纸钞的使用范围和数量，并用严刑竣法强制推行；硬性规定在各税之外，巧立名目强行百姓输纳纸钞；加快倒钞，收换旧钞烧毁或重造；紧缩钱楮流通额，例如减少钱币铸造，废止恶钱如夹锡钱或砂毛钱。减少铸钱监，紧缩铸钱规模或铸钱额，或改铸价高的钱。 第四，制订保护性措施。主要措施有：严禁藏匿铜钱和熔毁铜铁钱制造器物，后来又把各种铸钱制钞的原料器材收归官库；厉行铜禁，有收藏铜材铜器者限期向官府交纳；严禁铜铁各钱、铜材、铜铁器出国境或进入淮北地区。 第六章 辽、金、西夏和元朝 第一节 辽(契丹)国钱币 辽国，又名契丹，是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族所建立的国家，与同时的北宋、西夏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自从公元916年太祖阿保机建国后，历经五代、北宋，连同北辽、西辽在内共计294年。契丹多铜，有人把某些古钱说是契丹早期铸币，如“通行泉货”，“开丹圣宝”、“丹巡贴宝”、“百贴之宝”、“巡贴千宝”、“大泉五铢”、“千秋万岁”等，形制大小不同，书体各异。太祖天赞元年(公元922年)铸“天赞通宝”钱，有三种：楷书背平无文，径2.4厘米，重2.9克；隶书背有月纹，径2.3厘米，重2.65克；另一种篆文奇古。从此起到天祚帝止合计八代共铸23种年号钱。太宗耶律德光设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天显二年(公元927年)铸“天显通宝”，背平，径2.4厘米，重2.7克。天显、天赞两钱以后成为辽钱的统一形制。穆宗铸“应历通宝”及铁钱。景宗铸“保宁通宝”和“乾亨元宝”，设铸钱院多铸新钱以补旧钱之不足。圣宗铸“统和元宝”、“开泰元宝”、“太平元宝”、“太平通宝”、“太平兴宝”等钱。兴宗铸“重熙通宝”，在长春诸州设钱帛司专主其事。道宗禁民间卖钱和运钱出境，铸“清宁通宝”、“清宁元宝”当十钱、“咸雍通宝”小平折二折三、“大康元宝”、“大康通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等钱。天祚帝铸“乾统元宝”、“天庆元宝”、“天庆通宝”、“大辽天庆”当十钱。以上辽钱除大泉五铢用契丹文外，其余用汉文隶书楷书，均年号钱。多为小平。形制统一稳定。岁铸500贯。铸制粗糙，钱背常有错范，钱文书法也差。辽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尚进行实物交易，用牲畜、布帛交易，官俸发牛羊。宋末，在宋金南北夹攻中，府库枯竭，币制随政权一起崩溃。 第六章 辽、金、西夏和元朝 第二节 金(女真)国货币 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在东北地区建立金国，年号收国，灭辽及北宋，与南宋对峙百多年，公元1234年被蒙古南宋南北夹攻而瓦解。金迷信武力，对外扩张侵略，年年争战，王室各派互相倾轧。所占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从未恢复，财源枯竭，靠发钞度日，出现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h3>(1)金国钱币</h3> 金立国不稳，其货币始终处于风雨飘摇状态。白银、钱币和交钞三种货币同时流通，既无主辅币关系，也无一定比价及调控规定。初期使用宋辽钱币，未建币制，只在山东齐地发行“阜昌元宝”小平、“阜昌通宝”折二和“阜昌重宝”折三钱。从海陵王起，发行交钞和钱币，钱钞并行。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设宝源、宝丰等三钱监，铸正隆通宝钱小平和大钱，轻重仿宋钱。金钱均用汉文。多次严禁民间铸钱和运钱及铜材出国，除佛像法器及官服佩件外，禁制造藏匿铜器铜材，已有者交官半价收购或没收。世宗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设阜通钱监于代州，铸“大定通宝”小平折二及当十等三钱，仿大观钱，瘦金体，有平背星月。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在曲阳设利通监，铸大定通宝纪年钱，背有申酉等字，略含白银。因产铜少，铸钱成本高，如曲阳诸监铸钱14万贯，成本80万贯。官铸极少，加上交钞贬值，钱少价贵，官民竞藏钱，钱荒一直持续到金亡。章宗明昌年间(公元1190—1196年)铸“明昌通宝”，并定“官民存留现钱法”，按官职和资产高下，限定各人藏钱额，违者重刑。此后，银、钞、钱三币并用，混乱不堪。泰和年间(公元1201—1208年)铸“泰和通宝”及“泰和重宝”、小平折二折三当十等四钱，铸钱成本为一比十。卫绍王铸“崇庆通宝”小平折二钱，“崇庆元宝”当五钱，篆书；“至宁元宝”小平折五钱。晚期钱质愈劣。宣宗铸“贞祐通宝”小平小样和大样又折二钱。哀宗铸“天兴宝会”行书小平钱。金国也行过旧铁钱，中期废除。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严令禁用钱，只准行钞，民间拒钞用钱。金国所铸各钱，数量不多，制作精美，有些钱颇具特色，如玉筋篆的泰和重宝、带瘦金体钱文等。 <h3>(2)金国银锭</h3> 金国一向通用白银，以50两为一锭，价百贯文。银锭乃称量货币，民间每加截凿，使用时 必须临时秤量计重。章宗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铸“承安宝货”银币，自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公私均作现钱使用。这是我国开始有法定计数银铸币。但因无严格规定，伪造蜂起，搀杂铅锡，至1200年底废止。宣宗时，曾经打算铸造兴定银元宝，济军用，未行。哀宗发行天兴宝会钞时，还以银为单位。由于金交钞贬值严重，官府多次严令限制用银数量和强迫搭用交钞，民间一概不理，交易往来完全用银，拒用交钞。哀宗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以后民间交易只以银为货币。 <h3>(3)金交钞</h3> 交钞是金国主要货币，共发行九种。海陵王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设交钞库，发行“贞元交钞”，与辽宋钱并行。分大小钞各五等，即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及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定七年厘革制，七年一期，到期以旧换新；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取消，改为无限期流通。破旧钞可倒换新钞，叫倒钞。倒钞时收工本费，从每贯15文逐次减为2文。章宗年间(公元1190—1208年)，通货膨胀加剧，钱荒更加严重，各种钞法全部失效，交钞屡遭拒用。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官俸兵饷全发交钞。强令民间交易典质在一贯以上者一律用钞，不准用钱。商旅带现钱不准超过十贯。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陕西交钞已无人要。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发行大钞，面值自20贯至100贯，明增十倍。又发行面值自百贯到千贯的特大钞(即10万文、100万文)，每贯跌至1‰，即一贯只值一文钱。富家遭此巨变，财产瞬间化为乌有，时称“坐化”。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发行“贞祐宝券”，钞值猛跌。政府实行议价、限价、严法强制执行，想以此压住交钞贬值，引起罢市。贞祐五年(公元1217年)发行“贞祐通宝”，一贯当宝券1000贯，再跌成1‰。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改发“兴定宝泉”，每贯当贞祐通宝400贯；次年，此钞跌得无用。最后几年，还发行“元光珍货”、“元光重宝”和“天兴宝会”等纸钞，珍货钞用绫织印，也无济于事。天兴宝会以银为单位，分一钱、二钱、三钱、四钱四等。据官方记载，物价已比初发钞时上涨6000万倍，市价远超过此数。金国如此滥发新钞，漫无限制，不管兑现，不备钞本，形同儿戏。南宋吴潜说，末年金交钞一百缗(10万文)只能买一碗面。元耶律楚材也说万贯(1000万文)唯易一饼。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加速了金国的覆灭。 第六章 辽、金、西夏和元朝 第三节 西夏钱币 西夏是由党项羌族拓跋氏在西北地区建立起来的一个强国。在今陕北、甘肃、宁夏一带。唐末为唐之藩属，赐姓李。宋初已壮大，北宋时被招抚，赐姓赵。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2年)，赵元昊称帝，建国西夏；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dfn></dfn>共计196年。从宋仁宗起，同北宋打了几十年的仗，对宋的川陕各地经常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宋王朝屈膝求和，承认其独立，每年以“岁赐”名义向西夏进贡银一二十万两、绢一二十万匹。西夏除长期使用宋钱外，还自铸多种钱币。西夏钱有铜钱和铁钱，形制仿唐初开元钱，制作精整，钱文清秀，铸工很好，规格统一，轻重适用，外圆内方，大体一致。这反映西夏的商品货币经济、文化和手工业相当发达，铸造工艺水平较高。西夏钱的文字有西夏文和汉文两大类。西夏文钱的钱文方整规矩，笔划复杂，叠床架屋，故称“屋驮钱”。据现在已知的西夏文钱有毅宗的“福圣宝钱”，惠宗的“大安宝钱”，崇宗的“贞观宝钱”，仁宗的“乾祐宝钱”，桓宗的“天庆宝钱”。以汉文为钱文的西夏钱，已知的有崇宗的“元德通宝”和“元德重宝”，仁宗的“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桓宗的“天庆元宝”，襄宗的“皇建元宝”，神宗的“光定元宝”。此外，还有几种钱尚待考证：其中汉文钱有“天授通宝”、“正德通宝”、“大德通宝”、“大德元宝”、“应天元宝”、“乾定元宝”以及另有两种西夏文汉文合璧钱“天赐钱宝”、“大安钱宝”。西夏被蒙古大军灭亡时，可能抗拒激烈，遭到彻底摧毁，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历史文物很少，近年来陆续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一些西夏文物和钱币，这些都是今后探索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 第六章 辽、金、西夏和元朝 第四节 元朝的银锭与钱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疆域最广、横跨欧亚大陆的封建王朝。公元1206年，蒙古族铁木真统一大漠南北，建立大蒙古汗国，号成吉思汗。历经太宗、宪宗几朝至世祖忽必烈，先后灭掉金、西夏、南宋、花剌子模和征服东欧、东南欧和亚洲大陆很多国家。东西方贸易和海陆交通发达，商品货币经济相应发展，形成大都市和通商口岸畸形繁荣，如大都(北京)、京兆(长安)、济南、成都、苏州、扬州、杭州、广州、泉州、福州等，都是万商云集的商业中心。公元1271年，世祖改国号大元，取中“大哉乾元”之义，定都燕京，入主中原，采用汉法，改革旧制。在货币方面，确立纸币本位制，参用白银，禁用和收缴铜器铜材和铜钱。元朝在扩张过程中，帝国本部和四大汗国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纠纷不断，加上长期战火纷飞，破坏严重，城乡惨遭洗劫，导致农村破产，四业失序，经济始终处于通货膨胀状态。 元军在入主中原以前，已用白银。蒙古所灭的金及花刺子模等国均曾普遍用银，蒙古受其影响而准用银币。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兵征服南宋时，把从征将士搜集的散花银，熔铸成元宝状，通称银锭，取名元宝，分赐有功将士，流通市上，每锭50两。嗣后政府也铸过，中国式银元宝从此开始。元朝普遍用银为货币，举凡借贷、贸易、爵赏赐功、惩罚、物价、买马等等都以银付钱。元朝还铸过银币，面有人骑马持刀像。一般银币打一兽印代表年份，如虎儿年、鼠儿年等。至元以后实施不兑换纸币政策，禁用银和钱，民间仍用。官府所发中统钞等纸钞，仍以银为本位，单位两，用银锭作钞本，有的纸币就名银钞，所发纸钞，多与白银挂钩。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土不少元银锭，足资佐证。文献及元曲、小说中有大量官民用银记载，也能说明。对明清两代很有影响。 元朝铸过一些蒙汉文钱，铸额少，流通不广，钱上纪年纪值纪监。且多庙宇钱，撒帐钱、供养钱等有特殊用途的钱以及权钞钱。终元之世，民间始终用钱，屡禁不止。元钱还大量输往邻近各国。入主中原前，铸“大朝通宝”汉文钱。世祖中统年间(公元1260—1264年)铸“中统元宝”汉文钱；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铸“至元通宝”汉文小平和蒙文新字折二钱。成宗年间铸“元贞通宝”小平铜钱银钱和折二蒙文新字钱；“大德通宝”小平折二折三钱。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铸“至大元宝”、“至大通宝”汉文小平钱，一文当至大银钞一厘；“大元通宝”蒙文当十大钱，一当至大钱十文；特许历代铜钱和原有折二折三当五各钱行用。仅行两年被仁宗废止。仁宗仍铸“皇庆元宝”铜钱银钱，“皇庆通宝”小平及“延祐元宝”；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铸大昊天寺庙宇钱。英宗铸“至治元宝”、“至治通宝”，泰定帝铸“泰定通宝”和“致和元宝”，文宗铸“天历元宝”和“至顺元宝”、“至顺通宝”。顺帝铸钱复杂，先铸“元统元宝”，后铸“至元钱”，与至正交钞并行，以至正钞一贯当铜钱一千文。这些钱计有：“至正通宝地支纪年钱”，钱背有蒙文纪年字样的寅、卯、辰、己、午等五类，有小平折二折三三种，合计15品，仿瘦金体；“至元戊寅香炉钱”等供养钱；“至正元宝”、“至正通宝”纪值钱，最复杂，钱背有蒙汉文，如折二钱穿上有八思巴文，穿下有汉文，有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和特大当十等钱；“至正之宝权钞钱”，均大钱，钱背穿上有一“吉”字，穿左有“权钞”二字，穿右标明金额，分伍分、壹钱、壹钱伍分、贰钱伍分、伍钱等五种。其中作五钱用的权钞钱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钱币。权钞钱是用金属货币来代表纸币，与货币流通中一般情况相反，是一种独特币制。 第六章 辽、金、西夏和元朝 第五节 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钱币 元末，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反抗元朝暴政争战20余年，各地义军建立政权，铸行钱币。首先起义的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于1351年在广平永年县发动，1355年建都亳州(治所在今安徽毫县)，国号大宋，拥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铸行“龙凤通宝”钱，有小平折二折三三种，光背，质地厚实，流通于淮泗一带。1353年张士诚占据淮扬、苏常和浙西地区，建国大周，自号诚王，铸“天佑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四级，钱背有篆书壹、贰、叁、伍等字，面文楷书。1351年徐寿辉以红军为号起义，据湖广蕲〔qi骑〕州(治所在今湖北蕲州镇西北)称帝，建都蕲水(治所在今湖北浠水东)，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后改元太平，建都汉阳，先后铸有“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各有小平折二折三三种。1360年陈友谅取而代之，改国号汉，改元大义，铸“大义通宝”，分小平折二折三三种。田九成据西川称汉明皇帝，于1397年铸“龙凤钱”，钱背有一“永”字，穿下有一较大的新月，又称为永字新月龙凤通宝钱。 第六章 辽、金、西夏和元朝 第六节 元朝的钞法 蒙古帝国征服众多国家，被征服的国家原有货币是多种多样的，这对大汗统治不利。元朝拟在其统治区域内实行统一钞法，但行不通，只好在帝国本土内实施。推行新钞法的目的是为增强国力，巩固政权，故所订钞法规划周密，力求保证币值稳定，在全国范围内平稳施行。早在公元13世纪初，元朝已经制订一套比较完整的钞法，即纸币发行流通制度。它是以两个“条画”为主体，加上若干具体法令规章来制订的。一是叶李的“十四条画”，详细规定钞券的发行流通；一是“通行条画”九条。这是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中书省奏准的行钞法，乃中国最早的纸币条例。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卢世荣受命整顿纸钞，也提出一套治钞办法，大意是：恢复金银自由买卖，发行绫券和增造至元铜钱，收缩通货，发展生产，把铁器收归官铸，恢复权酤，海外贸易国营，征收商货税，增加财政收入，设立平准周急库，充实常平仓，以平抑物价，稳定币值。这是想以兴利除弊来增加收入，从根本上稳定元钞信用。但虽立法至善，因触犯权贵们权益，未行，综合以上各项，对元代行钞的条规措施，可归纳其要点如下： (1)实行由朝廷垄断的发行政策。纸钞印刷发行权集中于中央，宝钞为唯一法偿货币，法定钞券种类和等级，设“钞券提举司”专司其事，地区设分支机构，在各行省设钞库及回易库，分别办理纸钞的发行流通和收换旧钞等事项。定出钞与银、钞与钱、钞与钞的比价以及新旧钞兑换的官价。 (2)纸钞与白银挂钩，提高纸钞的可信任程度。如中统钞以银为计算单位，至大钞和厘钞直接同银挂钩，以示钞银一致，这是虚实相权的虚银本位制。又规定各地钞库应有十足的白银准备，准许民间自由兑换。 (3)拨足钞本，由京师及各主要地区设专库保管。并在各路设“平准行用库”，负责保管钞本。每库给钞12000锭，再凭银发钞，银一两发钞二贯，金一两发钞20贯，外加手续费；并买卖金银，调节钞值。 (4)完善纸钞形制，不分界，不定期限，不书年月日，不限地区和用途，可在全国永久通用，准许外国使用。 (5)及时调控纸钞流通，扩大纸钞用途，广开流通渠道。所有钞券均可用来完粮纳税；其他公私各种收付、债券、贸易、典质等一律用钞。原来用银或钱支付的均改用宝钞，并扩大纸钞行用范围，使之通行全国，以维护钞券的信用。 还实行权钞法，严禁伪造宝钞，对违禁者处分极严。不准私自买卖金银或自用金银造器，金银均应集中官库，违者严惩。钞库官吏监守自盗者，无论多少均处死。还多方抬高纸钞身价和巩固纸钞信用。 总之，元朝钞法在世界币制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元钞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制度，马可·波罗游记叙述甚详，远比当时欧亚各国币制进步。第二，规定具体而完善。例如规定纸币有无限法偿，设立平准库，买卖金银以维护钞值，重视钞本，集中现银于国库，有雄厚的准备金。这些办法，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为欧美各国所仿行。第三，从货币理论上分析，这些钞法的各项安排是先进的，符合货币流通规律。其中心思想是重视民情，加强保证，以银为本，保障币信，平衡币值，调控货币流通，力求货币畅通稳定。 第六章 辽、金、西夏和元朝 第七节 元朝行钞及其通货膨胀 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晚年，发行博州会子，以丝为单位。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发行交钞，定发行总额不超过万锭。宪宗初，因纸钞贬值，立银钞相权法，用白银维持钞价。不久设交钞提举司专管行钞事宜。 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又名“丝钞”。以两为单位，丝钞二两值银一两，15两值金一两，同年十月，发行“中统元宝宝钞”(银钞)，共分十等：10文、20文、30文、50文、100文、200文、300文、500文、一贯、二贯。一贯等于丝钞一两。前发旧钞用中统钞平价收回。法定钞为唯一合法通货，悉禁金、银、铜钱行用。又以文绫织成“中统银货”，每十两值银一两，未行。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加发小额纸钞，叫“厘钞”，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种。次年，阿合马当国，滥发纸钞，物价大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行钞法于江南，以中统钞收兑南宋会子，禁用宋钱。以后几年物价不断上涨，至元二十四年物价比至元十三年涨几十倍，故改发“至元宝钞”，分11等，与“中统钞”并行，一贯当旧钞五贯，仍以金银为本，银一两合钞二贯，金一两合钞20贯。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将各路交钞库现银再次收归京师。 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改发“至大银钞”，自二厘至二两，分13等，每两合“至元钞”五贯，中统钞15贯，银一两，金一钱。后罢“中统钞”，限100天收回，恢复用钱。仁宗推翻此制，仍用“至元钞”和“中统钞”。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钞”二贯或铜钱一千文。初以“中统钞”加盖至正钞字样发行，无钞本，为首次法定的不兑现纸币。 综观元代纸钞凡四变。初为“中统钞”，有元一代始终通行，晚期才逐渐被“至正钞”取代。次为“至元钞”，已五倍于“中统钞”。再更以“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钞”。“至大钞”旋废，由“至正钞”来对付残局。 元朝滥发纸钞，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其严重程度，不亚于金和南宋。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政治混乱，自坏成法，失信于民。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连年征战不息，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不得安定，人民长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怨声载道。所征服地区辽阔，情况复杂，顾此失彼。四大汗国没有发挥拱卫作用，反而增加麻烦。帝国本土统治阶层重犯宋金积弊，胜利后骄奢淫逸，纵情挥霍，大肆搜括，王位之争和权力倾轧从未停过，无暇顾及安民治国之道。而朝廷又政策多变，朝令夕改，任意胡为，言而无信。此类事例史不绝书。如前述把各地钞库用作钞本的白银调到京都，使民众对纸钞不信任。又如倒钞，收兑昏钞，有法不行，官吏从中上下其手，鱼肉良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矣。第二，长期财政赤字极端严重，专靠发钞弥补，导致物价狂涨，钞法大乱，民怨沸腾。如至元年间财政收入勉强抵财政支出的一半。后期支出竟为收入的400多倍，即财政支出的99%以上要靠发钞供应。所以元朝财政，始终是捉襟见肘，困难至极。如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十一月，当年用钞和土木营缮、军需、赏赐四项开支已超过3000多万锭，国库中只11万锭，差不多为支出的1/300，如此庞大赤字，只好发钞。此时发行至大银钞145万锭，合中统钞3600多万锭，平均每人77765文，比中统时增1253倍。这样大肆滥发，成倍猛增纸钞流通量，引起物价上涨。初时是成倍上涨，中期成十倍飞涨，晚期成百上千倍狂涨，公私各钞，俱成废纸。在此大乱情况下，出现私钞及代用货币。店铺酒家自制竹木牌和纸帖，在市面当货币行用。官府还准某些官吏私自发行纸钞。坏钞大量出现，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等等名目。如此情况，人民困苦不堪，有首民谣说：“开河变钞祸根源……官制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见《明实录》卷二三四)顺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通货膨胀恶化至极，钞法全面崩溃，官家仍在滥发纸钞，物价如脱缰之马，米价比中统时上涨六七万倍。民间交易完全用钱，甚至回到实物交换状态。 第七章 明朝的货币 第一节 明朝币制概况 明王朝实施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它的商品经济有着较大规模的发展，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后，立即着手稳定全局，克服战乱影响。在经济方面，采纳刘基等的建议，实行若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如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屯田，减轻赋役，恢复工商业，严惩贪污和澄清吏治等等，迅速治好战争创伤，为以后明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的成祖、仁宗、宣宗三代，继续推行太祖的政策，国际国内贸易繁荣，全国出现33个大中商业城市，以南京、北京、杭州、广州为首，北方九处，南方24处，其中江浙就有九处，说明国家经济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人口向城市集中，如南京就有119万人。当时中国的商品，如丝及丝织品、瓷器、铜铁器、纸笔墨砚等等，有广大的国外市场。郑和七下西洋，30年特大规模的航海、外交及贸易活动，影响深远。英宗至孝宗四代的70年间(公元1436—1505年)，明朝统治向下滑坡，封建剥削加重，经济发展减慢。武宗以后更趋没落，宦官和权奸相继擅权，祸国殃民，使当时的政治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和一些改良措施，暂时缓解一下当时的困难。神宗万历(公元1573—1620年)以后，宫廷侈靡，疯狂聚敛，情况超过宋朝。朝廷派内官(太监)充矿监税监，以开矿征税为名，肆意勒索，激起暴动。加上剿平倭寇，援助朝鲜，抵御俺答和后金，军费庞大，加深财政危机。从嘉靖到崇祯先后出现辽饷、剿饷、练饷等重税，矛盾更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未间断。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明朝灭亡。 明朝实行中央集中的货币政策，货币铸造、印制、发行、流通、管理均听命朝廷，力求货币稳定，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太祖定都金陵，仿元钞法，以宝钞为主币，在全国推行。因其钞法措施不当，事与愿违，只行了几代就销声匿迹。多次禁民间用银锭，但时禁时放，后来只好由官府带头将银作货币。对钱禁也是时紧时松，民间习用已久，只好放开。中叶前，宝钞已不用，形成银锭、铜钱并行币制，直到明亡。由于明朝政局和内外关系总处于紧张状态，国内无法安定，其货币也未稳定过，最后天启崇祯两代内外交困，恶钱泛滥成灾，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第七章 明朝的货币 第二节 大明通行宝钞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建立纸币本位制，设宝钞提举司，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面额六种，自100文至500文和一贯。钞一贯折铜钱一千文或银一两，钞四贯合金一两。禁用金银交易，只准向官府领用宝钞，金银只收进，不兑出。税课收钱三钞七成，100文以下可用钱支付。九年，令天下税课银、钞、钱、米兼用，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纳税粮一石。二十二年增造钞五等，自10文递增至50文。这是中国最大型纸钞，用桑皮纸做钞料，一贯钞约长一尺，阔六寸，即36.4×22厘米。其形制花纹等均仿宋元钞。明代只发行此钞，始终由朝廷掌握，不分界，不改币名，不换形式，无发行限额，无钞本，不限时间地区，也不兑换或倒钞，多出少进，只投放不回笼，即只发出不收回，越发越多。明代钞法本身就是存心赖帐和剥削人民。所颁有关法令措施，地方多不理睬，自行其是。如所定收税三七比例，官方收税时只要白银或少量收钱，民间则折价收付宝钞。明中叶多数地区拒用宝钞，只要银钱粮食。官府支出强制搭发纸钞，朝廷三令五申，法定某些税费要几成宝钞，违者重惩。这些条令一阵风过去就算了。官钞、私钞、伪钞、坏钞越来越多，乱成一团，官府对此毫无办法。 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财政日紧，靠发钞济急，问题很多，钞值日跌。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新旧钞各有不同价，民间竞以旧换新。洪武二十三年，宝钞一贯仅值钱250文，跌去3/4。次年旧钞又进一步贬值。洪武二十七年在浙、赣、闽、广地区，一贯钞只值钱160文。洪武三十年因江浙诸郡以金银定价，只用银钱不用钞，钞值大跌，物价已比初发钞时涨十倍以上。成祖夺取侄建文帝皇位，大兴土木，筑京城，财政极困，大量发钞。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物价成倍暴涨，米一石值钞30贯。政府多次禁用金银，违者灭族。官俸改以宝钞折米核发，钞十贯折米一石，比洪武时涨十倍。宣宗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民间仍用金银，钞法不行。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停发新钞，收回昏烂旧钞烧毁。规定有不用钞一贯者罚钞千贯，关店潜自贸易抬高物价者罚钞万贯，交易用银一钱者买卖双方各罚钞千贯。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令州县将市镇店肆门摊税增五倍。凡种蔬菜、果木和手工业作坊、车辆都纳税，如塌坊、客舍每间月纳钞500贯，骡车运载每次每辆纳钞200贯，船只运载每次按地域纳税100至500贯，蔬菜地每亩月纳钞300贯，果树每棵年纳钞100贯。设钞关征收客商往来各税。政府多次严令照法定用钞，不许伪造，违者处以极刑。英宗时明令税粮折收白银，取消用银禁令和塌坊、客舍、舟车等交税用钞的规定。宣德九年米价比洪武时涨千倍。代宗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官俸改以银支给，每500贯给银一两，钞对银比价下跌为1/500。宪宗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宝钞一贯折钱四文。孝宗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令钞关钱钞折银，钱七文折银一分，钞一贯折银三厘，钞只用于发官兵俸饷。世宗嘉靖(公元1522—1566年)初年，官库入库只收银不要钞。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宝钞1000贯折银四钱，折钱276文。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钞十万贯才值钱一文。以后，除发俸外，民间拒用宝钞。思宗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蒋臣建议行钞。一年发钞3000万贯，贯价银一两，商民可九七折兑钞，令宝钞局赶造，不行。明代行钞完全失败。 第七章 明朝的货币 第三节 银两制的建立 银两制中的“两”系衡量名，借用为计算白银的货币单位，仍保留金属重量计价的历史形态。所以银两制是属于金属币制中较原始的秤量币制。它以金属的重量和成色来确定其所标出的价格。这种原始的银两币制，自宋元以来，符合封建经济下一般人的货币观念，远比纸钞好。还可弥补钱币缺点，便于大额收付、计数和储藏，与钱币相辅而行。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用银作货币。以后在民间自发使用。唐朝后期使用较多，宋元两朝取得法货地位。两宋总称银锭，元朝通称元宝，以后各朝沿用。最大的重500两，通用的重50两，下有多种重量的银锭。历宋、元、明三朝，银的货币地位日趋巩固。明王室为了推行宝钞，多次禁用白银，禁不了。许多地区专用银钱交易，税赋也只收白银。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和三十年许民以银钱代粮输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取消禁令，江南闽广田赋折征金花银，按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收银纳入内库。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京官官俸以银支给。武宗时官俸按钱一银九比例发放。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令解京银两皆铸成锭，锭上印有年月、官吏及工匠姓名。至此，银两币制正式成立。世宗及以后各代，官方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一条鞭法实施后，推广代役银，普遍征银。《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官民收付均用银。万历年间的矿银钱，大的重四钱，小的四分。矿监税监向朝廷纳银300万两，实际搜括超过几十倍。 在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中，大量收藏白银。如代宗抄没王振家产，金银60多库，其他珍宝无数。武宗抄刘瑾家，有大玉带80条，金1200余万两，银25900多万两。类似情况还很多。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中沉痛记载了因赋税征银，农民无东西去换银交税，被弄得家破人亡的惨状。 万历年间，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在同中国贸易中，把他们所铸银元，陆续输入中国。如西班牙铸重七钱二分的双柱银元，荷兰铸库平八钱以上大银币马钱或马剑等等。崇祯年间，中英通商，白银输入更多。 第七章 明朝的货币 第四节 明朝制钱，前期减重后期大乱 明朝钱币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明初厘定钱制，对钱的行用，时禁时放，民间一直用钱不断。前期几代铸钱，相继减重。中期停铸。晚期滥铸，钱多而杂，私铸恶钱泛滥成灾。明朝称本朝铸钱为制钱，前代钱为旧钱。官方规定不同价格，使制钱高于旧钱，民间按实况处理。开国前，在应天府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以400文为贯，40文为两，四文为钱。开国后，在江西等省设宝泉局续铸大中钱，分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五等，钱背有各省局名，小平钱背有地名，折二以上加纪值，如桂二、三福等。洪武八年颁钱制，铸“洪武通宝”，比照大中钱分五等，钱背有一钱二钱三钱五钱一两等铭文，纪重，定成色纯铜，生铜一斤铸小平钱160文，重一钱，余类推。实际上，此钱制未执行，常停铸或减重，时禁时放。如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小平钱仅含铜二分，减重80%。二十七年禁用钱。成祖、宣宗两代各铸“永乐通宝”及“宣德通宝”。嗣后长期停铸，用钱时禁时开，民间用银或实物交易。孝宗铸“弘治通宝”，与永乐宣德钱一样，均只有小平，光背，杂铅锡，数量很少。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定小平钱重一钱二分，每生铜一斤，搀锡二两。 世宗以后，钱制混乱。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铸“嘉靖通宝”，铜九锡一成色，重一钱三分，有金背、火漆、镟边、一条棍等名，质量很差。嘉靖三十二年补铸自洪武以后八代的钱。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铸“隆庆通宝”。神宗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铸“万历通宝”，重一钱二分五厘，成色铜93.8%，锡6.2%，分小平折二两种。万历二十八年设铸钱炉129座，扩大铸钱，钱价跌，铜价涨，铸钱无利。有些铸炉停办，遣散的炉匠就从事私铸。熹宗时官府也铸恶钱，与民争铸利。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铸“天启通宝”小平钱，钱背纪局名、纪地名或纪重。又铸当十钱，钱背有十一两、镇、密十等等。此两钱种类繁多。补铸泰昌通宝有折二当十两种。私铸恶钱充斥，当收回泰昌当十钱时，竟越收越多。天启二年减重至七分；二年后再减为铜铅各半，有些地方则是铜三铅七。苏州发生民变，拒用官钱十个月。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铸“崇祯通宝”，小平钱初重一钱三分，崇祯三年北方改为一钱，南方改为八分。大小轻重，千变万化，钱背文字也有好几十种，如纪局名、地名、天干、重量、奉旨、奉制等字样。还有折二当五当十等大钱。天启崇祯两钱数量最多，质量差，花样杂，成色低，减重减值，有100多种。官民竞铸恶钱争利。如官家铸利，万历年间，从33.8%至89.9%。天启二年到崇祯四年的10年间，铸钱成本银为12400余两，获铸利107080两，近10倍利，经手官吏贪污在外。当时铜价已大涨，铸利尚如此大，可见官府腐败情况。滥铸，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达数十年之久，更加速明王朝的灭亡。 第七章 明朝的货币 第五节 南明及明末起义地区的钱币 南明诸王均曾铸钱。公元1644年，福王弘光在南京铸行“弘光通宝”，分小平折二两等，背有凤字。同年，鲁王在越铸“大明通宝”钱，背有户、工、州等字。1645年，唐王在福州铸行“隆武通宝”，有小平折五两种。以上铸数不多，流通不广。公元1647年，永明王在肇庆称帝，即永历帝，铸“永历通宝”，种类很多，背文二厘、五厘、一分，又有大小两等，钱背还有户、工、御、敕、督、府等字，钱文有楷、草、篆、行等书体。 明末，农民起义军也曾铸钱。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克长安，国号大顺，改元永昌，铸“永昌通宝”，有小平折五两种。同年，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大西，改元大顺，铸“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钱，后者系军功纪念币。1665年，张献忠养子孙可望入滇，称东平王，铸“兴朝通宝”折银钱，分三等。小钱折银一厘，重一钱五分，光背；稍大的重二钱六分，背文五厘；最大的重六钱四分，背文一分。 第八章 清朝的货币 第一节 清朝币制概况 清朝是以满洲女真贵族为主体厉行皇权至上的末代封建王朝。 1616年努尔哈赤在满洲称帝，建立后金国。1636年太宗皇太极改国号清。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定鼎燕京(今北京)。为巩固清政权，除在政治思想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外，在经济上也采取很多措施，如移民垦荒；摊丁入赋，地丁合一；修订赋役全书，颁发易知由单；限制工商业；普设关卡；禁商民越关交易和开矿；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通过这些措施，使政治局势稳定下来。乾隆后期和嘉庆道光年间开始衰落，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八旗子弟耽于逸乐，萎靡不振；绿营完全丧失战斗力，官兵忙于经商，雇人代看兵营。农村破产，矛盾加深，抗清斗争扩大。货币也景况日下，白银大量外流，外国银元侵入，银贵钱贱，钱货混乱。太平天国军兴，清廷遭到沉重打击。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暴露清廷腐朽无能，清廷相继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仅沙俄就强占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我国现有领土的1/5强。此时清王朝同南宋一样，处于屈辱求和和被动挨打局面。1911年10月爆发辛亥革命，满清王朝灭亡。清末形成多元化复杂货币，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外新旧各种货币都流通行用，且受列强操纵，乱作一团，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第八章 清朝的货币 第二节 清朝制钱的兴衰 清朝制钱，承袭明制，鸦片战争前，定钱制钱式，银钱并行。五口通商前后，西方列强大肆入侵，制钱由初期稳定渐趋衰落。咸丰时期恶性通货膨胀，显示制钱已达“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境地。清季曾用机器铸钱，回光返照而已民国初期，有些地区曾少量铸钱，转瞬即逝。终被铜元所取代。 清廷入关前已在满洲铸钱。1616年铸满文天命汗钱和汉文天命通宝，1627年铸满文当十天聪钱，仿天启大钱形制。这些钱的满文都是旧字体。入关后，在工部设宝源局，户部设宝泉局，开铸“顺治通宝”。又在各省设局铸钱，历代铸局常有增减，前后设置60所以上。这是官炉钱，私铸不可胜计。这种分散铸钱政策，行了200多年，直到1905年天津设造币总厂，才统一铸钱。 顺治制定标准钱样“顺治五式”，定足陌一千文为一串，成色是七成红铜，三成白铅。钱每文重一钱，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改为一钱四分。要求照此铸钱。其中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至四年铸顺治钱一式，光背仿古钱，每十文当银一分，银一两值钱100文。顺治五年铸顺治二式，仿开元钱，钱背一汉字标明24局名，如户、工、陕、江、浙等等。顺治十年铸顺治三式“一厘钱”，钱背穿左直书一厘二字，即一文值银一厘，穿左有局名，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收回销毁。康熙十七年改铸顺治四式满文钱，钱背有两满字宝源或宝泉。同年又铸顺治五式满汉文钱，钱背穿左一满字，穿右一汉字，均局名。嗣后各代铸钱均照此办理。计有康熙(仿四、五式)、雍正(仿五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九种通宝钱。咸丰还有元宝、重宝。同治初另铸祺祥通宝，未用。同治钱有小钱及重宝当十钱。光绪钱最乱，另有重宝当十大钱及机制钱，小钱众多，有的只重六分。宣统钱只有宝泉局铸大小两种及少量机制钱。清制钱只在形状上保持规定式样，其余均由各省各自为政，随铜价和铸利而变。私钱更滥。制钱危害人民之惨烈，无可比拟。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宝泉局为祝贺康熙60寿辰，熔庙中金罗汉铸万寿钱，后名“罗汉钱”，钱面文康熙通宝，钱背两满文，左宝右泉，文字方正。种类版别不少，制作精整，有金光闪闪之感，传说其中含有三厘黄金。新疆伊犁等地行“普尔钱”，系自成系统地方货币，用纯铜铸，又叫红钱。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在叶尔羌改铸，搀铝锌，钱面汉文乾隆通宝，钱背铸地名。重量二钱，后减为一钱二分。嘉庆时加铸当五钱，道光时铸当十大钱，不久均停铸，小钱仍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李鸿章在天津试铸机制钱。光绪十四年在广东开铸，不久均改铸铜元。 钱币的发行流通，自两宋以后，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到清朝末期混乱至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从钱币本身看，充当货币的起码条件是定制、定值、定型、定位、稳定、方便，使民以信。清钱对这些要求都办不到，关键是失信于民，钱制乱而多变。官钱私钱相继为患。官钱以制钱为主，还有小钱恶钱，又分古钱今钱。今钱中有本朝各代钱，轻重规格不同。官铸的有样钱、制钱、普尔钱、罗汉钱、白钱、卡钱(纳税专用)。私铸更繁，随时随地而异，如沙壳、鱼眼、老砂板等名目。行使时，因私钱混杂数目多少而有多种，如制钱大钱千中夹私钱百个者曰毛钱或一九钱，以下类推，计有二八钱，三七钱，四六钱，对开钱，倒四六钱，以及青果、当头炮等等。清廷法定顺治钱重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降到一钱，以后几代钱重约在一钱至一钱二分之间，光绪晚期降到六分。钱的成色，清初法定铜六铅四，云南局铜八铅二。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和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东局及云贵改为铜铅各半。嘉庆以后各代，多维持铜占52—55%之间，个别局降为铜三铅锡七。又如铜十两可铸钱数，顺治时定为100文，咸丰为125文，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300文以上。这类事例很多，钱制之乱，古今罕见。第二，清钱流通时，花样最多，因时因地而异，官府钱商从中盘剥。如制钱使用时的计算方法，顺治钱法规定铜钱一个叫一文，千文叫一吊(贯、串)。但各地各搞一套。直隶一带以100文为一吊，东三省以160文为一吊，山东、河北以500文为一吊，长江一带通行九八钱，即980文为一串，南方九九八钱最高，即以998文为一贯。市场交易时，不同的商品收取不同的钱，有的则因不同的钱有不同的价格，贴水折扣，形形色色，官府在收付时更是苛刻横蛮，民众深受其害。 清廷鉴于前代行钞之害，对发钞持谨慎态度。只在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因军用急，乃造钞与钱，并行，年发行128172贯470文，共发行十年就停发。但民间发行的会票却盛行，其他典当当票、钱庄庄票、商店各种票券，也在一定条件下当货币用。银与钱的关系日益麻烦，银钱比价波动长期难以解决。乾隆以后，因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不断上涨，钱价下落，官家就任意改变钱的成色重量来维持银钱比价。刺激私钱恶钱私熔狂热，质量稍好的钱均被熔铸恶钱，加剧流通混乱。有些文献把清代钱坏原因归咎于私铸私熔及白银涨价，实质上罪魁祸首是清朝官府。 第八章 清朝的货币 第三节 咸丰大钱官票宝钞及通货膨胀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发行户部官票，简称官票、银票。以银两为单位，有一两、三两、五两、10两、50两等多种，形制仿明钞而略小，票形大小因票面额而异。同年颁发钱钞章程，印发大清宝钞，简称钱钞、钱票。面额初分200文至2000文六种，后增发面额五千文、十千文、百千文等特大钞。这些官票宝钞都不兑现，无钞本，无限额期限，不倒钞。公告上说：“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令公私限五成用钞，官方不遵行。官票在发出六个月，钱票在发出后十天，均打折扣。商民和外商趁机压价收钞，再按五成纳税交库或抵付关税。除京师外，只有晋、陕、闽三省用，天津给商人承包发行。咸丰十一年(公元1860年)官票无人要，宝钞每千只值二三十文。同治初财政收支都不要钞，也不再发。官票宝钞告终。<dfn>ｐ://ｗｗ</dfn>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还铸咸丰大钱应急。初铸“咸丰重宝”当十大钱，重六钱。八月以后，铸当五十钱，重一两八钱，及当百钱，重一两四钱，均为黄色铜；所铸当五百钱，重一两六钱，当千钱，重二两，均为紫色铜，文曰“咸丰元宝”。还有少量当五钱，重二钱二分。又铸当十铁钱及铅钱。后多减重，如当十钱减为二钱六分。钱的面值大小、轻重分量随币值波动而变，致大小错出，轻重倒置，质量日差。钱名也是复杂难辨，宝名钱文不一。从其面值看，大致有15个等级：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直到当千。其复杂繁琐超过王莽宝货制。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当百以上大钱停铸不用。铁钱、铅钱因强制推行引起罢市拒用。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除当十钱外，其余钱全停用。这次滥发官票宝钞大钱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后患无穷，显示出封建币制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必须改弦易辙，使封建币制向新的机制转化。 第八章 清朝的货币 第四节 太平天国货币 公元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革命军在广西金田起义，迅速扩展到长江黄河流域17个省区。1853年3月定都天京(今南京市)，以后捻军和陕甘回军继续抗击清兵，直到1873年为止。这场革命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根基。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铸行货币，并逐步建立天国货币制度。据史书记载，天国曾在天京发行过金币，形同古钱，也发行银币。在罗尔纲《太平天国货币所见录》，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志通考》和丁福保等权威著作中，对天国钱制有精湛论述，有的说天国钱币有八类，有的说近百品，有的说二三百品，并著有图录。马定祥《太平天国货币》论述尤详，颇有创见，按其分类略述如次：(1)“太平天国信钱”。公元1850年，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在广西桂平筹划起义时，用锡铸此钱作起义信物。钱径11/4寸，钱文“太平通宝”，钱背穿左有龙虎图形，穿右有“会”及“风云”等字，含义“龙虎风云会”。据说仅铸50枚。(2)“太平天国圣宝”。这是天国的主要货币，数量多，大小形制各异。小者如小平钱，大者如铜镜，湖南省博物馆藏有残钱，直径33.5厘米，厚0.8厘米，推算约重4500克。钱文均汉字，有太平天国、天国、圣宝等字，国字作“国”，方框里边为“王”，非“玉”，分列钱背或钱面。书法有真书、宋体字之分。形制有小平、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等五级，也有当千的。(3)“平靖胜宝”。天国四年(公元1854年)，为纪念岳州之役大败清军于靖港的战功，铸此钱奖将士，属战功纪念币，后流通于市。钱文“平靖胜宝”，钱背有多种文字，如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御林军、常胜军等等。(4)1853年，刘丽川领导天地会分支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响应太平天国。次年，铸“小刀会日月钱”或“明字钱”，钱面文“太平通宝”，钱背有太阳和月亮图案，以日月纹合为明，意为反清复明。(5)天地会其他支派铸发信钱作为起义者凭证。如天台金钱会曾发“罗汉金钱”，平阳金钱会发“义记金钱”。南京支派钟灵堂曾发行“钟灵堂五两布币”。这种币长22厘米、宽11厘米，木刻雕板，将紫色印于白布上，顶端有四爪盘龙图案，上盖有“统一天下地久天长”八字朱印。下有钟灵堂三字朱红大印。币面左右下三边有旋读诗：“钟灵灵光光万方，三江五湖四海王。一到风云聚会日，龙盘回水气昂昂。”面值银五两。此币乃稀世珍品。此外，1854年广西省三合会陈开建大成国，铸“洪德通宝”，李文茂铸“平靖胜宝”。这两种钱，铸数少，仅在铸地附近行用，流传不广。 第九章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货币 第一节 晚清和民国币制概况 清末，几次丧权辱国的惨败，激起变法维新自救。变法虽遭慈禧扼杀，但清廷也被迫表示“力行实政”，允许“设厂自救”。随后，制订一些经济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工业缓慢而曲折地向前发展。1912年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广设银行洋行，操纵中华经济命脉，控制市场，把持进出口贸易，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垄断借款，勒索赔款，以租界为据点，发展在华势力。 20世纪上半叶也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大变化时期。这一变化，也影响了货币。这一时期的货币显示出以下特点： (1)中外货币并行流通。前期外币占优势并垄断金融市场，中国货币处于附庸地位。后期才改变，中外结合，新旧杂陈，公私共存，各行其是，出现了一个中外货币互相利用而又明争暗斗的复杂局面。 (2)货币发行从绝对分散到相对集中。清廷后期对货币的发行放任自流。外国在中国擅自发行货币，清廷从来不过问。北洋政府虽曾颁国币条例和管理货币办法，也只是对内使用。北伐以后，国民政府逐步取消商业银行及地方银行的货币发行，整顿各地金融市场，先集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1942年进一步集中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同时并存的还有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美元港币仍在城市行用。日伪钞票也行用多种。 (3)货币形制及币材多样化。这一时期，货币种类很多，信义欠佳。这一时期货币有五大类：一是中国公私银行发行的纸币、银元、铜镍铸币。二是外国银行的纸钞、银元、各种硬币和信用货币。三是银两和少数民族地区专用的金银币及各种货币。四是官银钱局号、钱庄、票号、典当及地方各种公私机构或个人自由发行的票券和货币代用品。五是各种实物货币，因时因地而异。从币材形制看，有银两、银元、铜元、制钱和古钱、杂钱、纸币、信用流通券、货币代用品及实物货币，还有纪念币。这些货币各有很复杂的内容。多无任何价值保证，更无信用可言。 (4)各种货币的比价关系变化很多。如银元与银两的比价，有洋厘、银拆，随行市改变。各种纸币或铜元之间，也经常发生价格变化。其他杂币更无规矩可言。货币的购买力，平时政府发行的尚可，但遇局势变化大时波动也很大，其他更无保障。 第九章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货币 第二节 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货币侵略 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在中国肆意横行，是这一时期中国货币混乱的根本原因。清中期，西方列强向中国输入鸦片，骗走中国大量白银和物资。因银元使用比银两方便，外商乃以银元一元(含银六钱多)换去银钱一两，作不等值交换。早期的西班牙银元“本洋”是流入最早的一批外币，约15世纪先在闽粤行用，再向全国扩展，称为花边银、番银。外国银元流入种类不少，如荷兰大马钱，墨西哥双柱花边钱，葡萄牙十字钱，威尼斯银元等，还有日本龙洋，法国安南银元，美国贸易银元，菲律宾比沙，新加坡银元以及各种银铜镍辅币。墨西哥后期所铸银元又称鹰洋，正英，英洋，取代本洋，流通最广，辛亥革命时估计在中国已有四五百万元。次为英国银元，又称站洋，番洋，人洋，先在两广使用。后又铸英国贸易银元，在华竟有150余万元。清末自铸银元与银两并行。 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中国发行纸币。这些外国纸币，除少数几家外，多无发行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初经济危机时期，西方经济不景气，连带在中国的外商银行也纷纷倒闭，它们在中国发行流通的纸币，成为废纸。鸦片战争后十余年，香港丽如银行，首先到广州上海设分行，发行纸币。接着，英国的麦加利、汇丰等银行也相继在上海等商埠设分行发纸钞。汇丰银行还垄断上海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控制上海进出口贸易和商品市场，甚至左右当时中国政局。美国的花旗银行和联邦储备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沙俄的国家银行及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等银行，都发行在中国流通的纸币，形成势力范围。英美控制以上海为中心长江中下游地区，沙俄霸占东北、蒙古和新疆，法国控制云桂，德国控制胶东，日本控制福建、辽东。以后美国势力日益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形成由美元独霸局面，在幕后操纵政局及财经活动。 在30年代和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除在其所占领地区的日籍银行大肆滥发纸钞外，还令其扶植的伪满洲国、伪蒙、伪华北、伪冀东及汪伪等汉奸团伙，发行多种伪纸钞和军用票，搜括中国人民。据初步估计，从1938年11月至1941年底日本在华发行军用票折合30亿两中国白银，又朝鲜银元纸钞折合白银24亿余两。抗日战争后期，更加疯狂滥发日伪纸钞，对中国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劫掠。 第九章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货币 第三节 银两制的兴衰 银两制历经宋、金、元、明取得法定货币地位以后，一直为官私收付的主要法定货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行用。清朝曾经对银两制制定几条规定：征税起征点初为一两，乾隆时减为一钱，一钱以上必须用银，以下听民自便；法定制钱1000文合银一两，纳粮时小户零星税银及大户尾欠银一分收钱十文；纹银为标准成色；政府会计都要银两核算。此后，举凡市场交易和政府收支，甚至民间往来，多以银两为货币单位计算。银元通行之后，再以银元对银两来折价收付。清季和民国时期，银两的本位币地位，并不因银元发展快而受影响，直到1933年3月废两改元为止。共计存在405年。 银两常用的有四等：一是银元宝，通用的基本计算单位重50两为一锭，特大的重500两，又叫马蹄银；二是中锭，约重10两，秤锤状，又叫锞〔ke刻〕子或小元宝，马蹄形；三是小锭，重量自三两至五两不等，多呈馒头状，又叫小锞银；四是一两以下的碎银或银屑，叫福珠、滴珠。各种银两在使用时必须用平砝衡其重量，叫平秤。民初调查说当时平砝有170多种，实际不止此数。政府法定公用的有库平，用于国库省库，库平一两重37.31256克。各省及省内也不同，如省库平、道库平、盐库平等等。次为关平，各地海关用，各关也不同，中央法定的一种重37.68克。征收漕粮折色所用的叫漕平，更无统一标准，因地而异，同一地也有不同漕平标准。上海通用漕平。漕平的实际重量比库平、关平都低。另外还有市平、司马平、公砝平、钱平等等。各地负责鉴定银两的机构叫公估局，负责看秤看色。无论是本地银两或外地流入的银两，均由该局在银两上用土法鉴定成色，秤定重量，然后在银锭上批注，才可行用。鉴定者都凭多年经验鉴定，所获结果相当准确，并负无限责任。 银两有两大类。一是实银两，通称宝银。各地的形状、成色、大小、轻重和使用习惯都不同。官炉私炉自铸种种银两，名目繁杂，据《清朝文献通考》所载有好几十种。清与民国又不同。晚清与民国时期通用的有：北京十足银、松江银，天津行化银、白宝银、老盐课银，东北大翅宝银，济南高白宝，上海二七宝，苏州苏元锭，扬州扬漕平银及扬州新，镇江公议足纹银，杭州元宝银及小锭子，汉口公估二四宝银，武昌昌关子及昌关锭，九江二四宝纹，长沙项银及十足大宝银，广州藩纹关纹及盐纹银，云南公估银，贵州巧水银及儸儸银，重庆足色票银，西安十足银，甘肃、新疆足纹银等等。按宝银成色分：纯银1000‰，足银990‰以上，纹银930‰以上，标准银900‰以上。这是全国公认的统一标准，具体到各地所用宝银情况极复杂，据调查，各省通用宝银共计104种。二是虚银两。这种所谓银两没有白银实物，仅代表白银在市场起货币作用。社会公认其名称、成色、重量、计算方法和使用要求。它代表某地共同使用的标准银两，成为该地区统一的货币计算单位。全国有四种，即是：上海的九八规元，天津的行化，汉口的洋例，营口的炉银。这些都是以平砝名称表示的银两计算单位而广泛使用的货币。 银两制度流行了几百年，由于本身缺点导致其消亡。其主要缺点是：银两形制笨重，携带、保存、使用均不便；种类名称过于复杂，太难辨认；成色高下不齐，过于繁琐，互不通用，折算困难，定质定价定量尤难。 第九章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货币 第四节 银元、铜元和辅币 外国银元侵入中国后，引起各方注意。清中期，民间仿铸，有广板、杭板、福板、苏板等品名。后在福建铸台湾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币。还有咸丰如意银饼、同治笔宝银饼、同治寿星银饼和谨慎军饷银饼。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上海有王永盛、郁森盛、经正纪等银号自铸银饼。清廷在西藏铸西藏银币，有乾隆宝藏、嘉庆宝藏、道光宝藏三种，成色较高，限西藏行用。四川仿铸卢比，抵制印度币入侵，币面有光绪半身像，是中国最早人像币。新疆铸“饷银”和两种“饷金”币；还铸土耳其式铁勒金币，全部回文，均限本地流通。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首铸光绪元宝银币，通称“龙洋”，币面汉文，币背有龙纹和英文。制定铸币章程，法定一元币含银九成，重七钱二分，半元(五角)重三钱六分、八六成，二角(双毫)、一角(单毫)及五分三种，分别重一钱四分八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均含银八成。后四种又称对开、四开、八开、十六开。各省均仿此铸行，因有大利，由竞铸到滥铸，减重变质。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已有十多省铸银元，轻重成色不等，平均每枚重0.7177两，含银0.6403库平两，均低于标准，如奉天的仅含银0.5959两。光绪末年，争论银元单位问题，以慈禧为首的一派主张用“一两”，并制订章程，开铸一两银元，行不通。另一派于宣统二年，照一元重量七钱二分标准再铸龙洋。同时制订《国币条例》二十四条，规定铸币权统一归中央，停止各省自铸，设币制局，统管铸币；规定以元为单位，重七钱二分，成色九成。次年五月在南京、武汉照此要求铸大清银币及宣统元宝。 民国初年，铸开国纪念币，各省仍自铸，四川铸过大汉银元。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公布新国币条例，规定银元为国币，即本位币，重七钱二分，银89%，有袁世凯头像，通称袁大头。一切税收和财政收支均用国币，不准用外国钞票及生银。此币信用好，很快风行全国。首先在上海取代龙洋并排斥鹰洋和其他外国银元。据估计，民初银元一元币约铸造14亿枚，其重量多数为26.8641克，含纯银23.9024808克。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国民政府改铸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通称“孙币”或“船洋”。从此，船洋与袁大头同时流通，其他中外银元逐渐退出。民初，还铸有几种金币，如袁世凯金币，洪宪纪念金币，云南拥护共和纪念金币。从民初到北伐战争前还出现一些银币：孙中山半身侧面币，黎元洪币，袁世凯军装像币，袁世凯开国纪念币，洪宪币，四川军政府币，曹琨币，段祺瑞币，徐世昌纪念币等。废两改元后，颁布“银本位铸造条例草案”，改为银元一元重26.6921克，银88%，铜12%，含纯银23.493448克，为本位币。两年后，行法币政策，银元不再成为法货。但银元始终被城乡居民窖藏，晚期尤甚。 清代晚期，在铸币章程中规定铸行银辅币，各省所铸品种繁多，粗制滥造，折扣使用。从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起，广东铸五角、二角、一角、五分四种辅币。其中二角者叫双毫，作为主要货币行用，一切公私收支，均以毫洋计算，不用大洋。后与单毫(一角)一道扩展到两湖、两广及东南沿海地区。广东通称毫洋，他处叫小洋、银角子。云南半开银元(即五角或半元)作为主币在当地流通数十年。 铜元起源于10文、20文两种咸丰大钱和香港港仙，俗称铜板、铜钿、铜角子、铜子儿，是一种无方孔的大钱，钱文写明当制钱若干文。计有面值200文、100文、50文、20文、10文、五文、二文、一文等八种，后三种极少。前三种俗称大铜元，四川全省通用头两种，50文者主要在鄂西、湘西北地区行用。20文、10文两种数量最多，通称双铜元和单铜元，除大铜元流行区和边疆外，几乎全国通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李鸿章在广东首铸铜元，每枚重二钱，成色铜95%，铅4%，锡1%，圆形无方孔。钱面正中圆圈内有汉文光绪元宝四字，内加满文宝广，圈外有字标明钱值，钱背圈中有蟠龙花纹。以后各省照此仿铸，版别极多，内容五花八门，每省都有数百种。又有大清铜币和宣统元宝。到1905年，已有17省设厂自铸。当时80至90枚铜元折合银元一元，是年已铸行75亿枚。民国所铸铜元极其复杂，各省封建割据势力，作为军饷来源，竞相滥铸，偷工减料，恶币充斥市场，与银元比价，已下跌到130—180枚换一银元，其质量都低于官定标准，有的含铜量竟相差26%以上。民初铜元图案有交叉五色旗和18星旗的(简称双旗)，有开国纪念币、共和纪念币等。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多次制订改革措施，完全无效，铜元贬值，一泻千里。与银元比价下跌到300枚换一银元，北方有些地方甚至跌到五百枚换一银元。而且各省互相封锁，不准外省铜元进入，又低价向外省推销。外商趁机私铸劣质铜元，更是火上加油，增加混乱。从北伐到抗战前后，市场上铜元逐渐减少。以后也就烟消云散，退出市场。铜元的发行流通，前后约有30余年的历史。 清末，德国曾在青岛发行五分与一角两种镍币。国币条例中规定过铸镍币，未行。云南、广东都发行过一角和五分镍币，流通不广。 第九章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货币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货币 从北伐时期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发行数种货币。 农民协会发行的票券。在北伐战争中，长江中下游各省农民热烈支持北伐军，广泛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有力地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有的农民新政权发行了地方货币。1927年元月湖南浏阳县东乡六个区农民协会，联合组成浏东平民银行，发行临时兑换券12万元，3月改发信用券。浏阳县金刚区于同年3至5月发行“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有期证券”。同年2至7月，湖北黄岗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发行面额一串文的流通券。这些农民协会发行的地方货币是大革命初期农民运动的产物，表达了广大农民的意愿和打倒北洋军阀的决心，是人民货币的萌芽。 苏区货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长江中游、西北、闽粤诸省的边区，开创许多革命根据地，分别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组建苏维埃工农银行，发行地方货币。先后有湖南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一元劳动券，耒阳第十三区工农苏维埃政府一角和二角劳动券，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工字银元等。随着中央苏区及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各县区、特区、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逐渐统一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及其各分支行发行的货币。1929至1939年间，计有中央苏区、海陆丰、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赣、川陕和陕北等九个边区根据地，先后建立57个信用机构，发行纸币、布币、银币、铜币、兑换券、流通券、信用券、信用条、存款券、股票、期票等，共计217种。这些货币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信用较好，币值也比较稳定，其纸币12元抵洋一元。 抗日根据地货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先后组建银行，发行货币，其特点是针对当时形势，在统一政策下，分区发行流通。1937年改组西北分行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币，以及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边支行布质本票。总计在各边区及抗日根据地共发行500多种货币。其中著名的有晋察冀边区银行券(简称边币，下同)，北海银行券(北海币)，冀南银行券(冀钞)，西北农民银行券(西农币)，鲁西银行临时流通券(鲁钞)，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江淮地区的淮北币、淮南币、大江币、江淮币、盐阜币、江南币，浙东抗币及金库券，琼崖东北区光银代用券等等。当时，各根据地尚处于日伪的分割、包围、封锁与拉锯状态，相互交往困难，必须建立独立的货币市场，打破封锁，排挤敌伪币，保障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货币稳定和社会经济稳定。 解放区货币。抗战胜利后，解放区迅速扩大，新增加一些地方货币。主要有东北流通券，内蒙古流通券，关东银行券，长城银行券，中州农民银行券，南方人民银行券等。1945年8至10月，华中地区原有淮南等几个地方银行合并为华中银行，发行华中币。不久，华东地区改为统一流通北海币，停止发行华中币。华南地区统一行用南方人民银行币，并统一收兑原有的几种地方币。以后，主要地区货币被指定为相邻地区的主币，按固定比价与相邻地区货币混合流通，再逐步或限期收兑相邻地区的货币。各地货币从此由分散逐渐集中，趋向统一。 1947年，华北的几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华北各根据地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决定统一货币，先把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原来两行发行的货币，按冀钞一等于边币十的比价相互流通。1948年，华北、中原、华东各区连成一片，形势促使货币必须加速统一。是年12月1日，把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按照规定比价，分别收兑华北、华东、西北三大区原来发行的货币。为了扩大和加强人民币阵地，稳定币值，稳定市场，采取了若干财经措施：有计划地继续收兑各根据地货币；限期收兑各种旧货币；严禁外币流通，由国家统一管理外汇；禁止金银及各种金银铸币流通转让；禁止人民币出入国境，严禁伪造。后把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人民银行中原区行，按一比三比例收兑中州币。又先后收兑东北流通券、新蒙币和新疆银元票等，基本上已经实现人民币的发行集中统一。 第九章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货币 第六节 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的纸币 清朝末期，在帝国主义列强野蛮侵略以及外商银行趁机大肆掠夺的情况下，全国愤慨，要求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建议设银行，发钞票，抵制外国银行及其货币的入侵和盘剥。同时，中国的旧式金融业，已无力抗衡侵凌，反而成为外商银行向内地渗透的工具。而中国官营私营工商业正在逐渐兴起，亟需金融支持。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户部颁发《试办银行章程》，其中第20至23条对发行纸币有详细规定。次年(公元1905年)3月，部议准印“户部银行钞票”，这是首次发行的官方银行兑换券，随即在北京、天津、奉天、汉口等地发行银两票，自一两至千两共计28种，银元票一、五、十元三种，钱票二、三、四、五、十吊等五种。其中银元票流通较广，逐渐占领市场。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度支部制订《大清银行则例》24条及增订现行详细章程40条，明文规定大清银行有代表国家发行纸币特权，对纸币的发行流通和管理作出具体规定。在此前后，清廷颁发多种规章，统一发行权，调控纸币流通，取消放任政策，发行权集中于中央，规定发行准备及其他管理条款，为民国以后发钞打下基础。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邮传部创办交通银行，为路电邮航的专业银行，发行银两票从一两至100两11种，银元票一、五、十元三种，小银元票四种，发行数占当时纸币发行总额的2%左右。 各省都设官银钱局号，不经中央政府批准，擅自发行地方纸币：如湖北官票，江苏官钱票，安徽钱条，四川、湖南、山东钞券，吉林官帖，黑龙江钱帖，新疆油布票、钱票，福建台伏票、小银元票，广东银毫票。以上均各在本省内流通，全无发行准备金，无保证，不兑现。从1900—1911年，全国所有省地方银行(包括官银钱局)累计发行银两票800多万两，银元票折银2906万余两又336万余元，钱票折银4340万余两又10363万余串，铜元10660万枚。这些省钞都在市上打折扣使用。如广东省钞跌至五六折，贵州五五折，川湘赣七折，有的成废纸。到30年代，曾制定办法，对各省官银钱局加以取缔或改组。直到40年代末，西北边陲地区还继续行用地方纸币。 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军票”。新设的中国银行接收大清银行后，颁布《中国银行章程》，规定中国银行执行国家银行职能，有发行纸币特权。民初几年，因受外商银行纸币和省钞泛滥影响，中行钞券流通额不多。交通银行仍保持原名，仍照新颁交通银行章程办事，归交通部领导，仍执行国家银行职能。袁世凯筹备洪宪帝制时，曾收缴京津中国、交通两行作为发行保证金的金银等资财，引起挤兑风潮，影响许多省份。政府下令停兑，并再次大发京钞垫付军政费，引起通货膨胀，社会骚乱，闹了近十年才平息。当时上海的中国银行毅然顶住北京袁政府的压力，照常兑现，挽回信誉。以后中国、交通两行的业务稳定发展，在20年中，资产增加好几倍，所发纸币信用很好，在全国金融市场上可同外商银行分庭抗礼，在内地更占优势。两行又运用《取缔纸币条例》和领券制等有效措施，调节市场纸币流通，控制部分商业银行和钱庄。当时中国银行兑换券中的地名券，原则上在一定地区内行使。交通银行兑换券也是划区发行，以适应当时地方割据的客观实际情况。此外，财政部还在北京附近几省的一些县设平市官钱局，发行小额钞券在当地行用，几年后陆续收回。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自规划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钞票，现金准备六成以上。1926年北伐军占领湘鄂，在武汉设立汉口中央银行，次年6月发行印有汉口字样的中央银行兑换券，分一元、五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不久，汉口中央银行关闭，所发兑换券及国库券作废。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中央银行，颁布《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享有四项特权：货币发行，铸造硬币，经理国库，办理公债。修正民国初期的国币条例，先后颁发一系列有关金融管理、币制和发行钞票的政策、制度和规章，逐步提高中央银行垄断金融、掌握发行的权力。同时又修改中国、交通两行官股超过一半的办法，把中国、交通两行拉过来，加上新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共同组成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国家银行集团；以后又加入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合作金库，通称“四行两局一库”或“大四行”。中、中、交、农四行一直大量发行纸币，中央银行居榜首。政府又通过领券制和其他限制办法，逐渐压缩和取消华商银行和地方银行的发钞实力。并凭借美元英镑为后台，逐渐将其他外国纸币排挤出中国市场。只是日本在其占领区发行的敌伪纸钞一直用到抗战结束。1933年3月，实行“废两改元”，从此废除以银两计价记账，一律改用银元；并规定此后凡用银两交易或收付的，均无法律效力。这样，实际上正式推行了银元本位制。银两币制退出历史舞台。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11月3日，实行法币政策，规定国家垄断发行纸币，白银国有。明令以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其他公私银行组织从此一律不准发行钞票，实际上是实行纸币本位制。1942年实行四行专业化，5月颁布统一发行办法，自1942年7月1日起，取消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行的发钞权，全部集中统一由中央银行发行，完成了货币发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政策要求。1945年抗战胜利，四行共同接收和整顿敌伪组织发行的各种钞券。从抗战后期起，钞票发行越来越滥，面值从万元、百万元到千万元，引起严重贬值。到1948年，法币发行已达天文数字，是年8月21日，高达6636946亿元，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黄金美钞各涨三四百万倍，物价比战前上涨3492万倍。市场一片慌乱，法币全面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废除法币，改发金元券。不到一年，又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一张金元券的面值，有高达60亿元的。金元券和其后的银元券都发行不久而全面崩溃。 第九章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货币 第七节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的货币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在建银行发钞票的呼声中，清廷同意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并发行钞票。这是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接着有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先后开业，通称“南四行”。同时还有以标榜储蓄为目的的信成银行和信义银行成立。南方大的商业银行还有新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建业银行等等。平津的北四行，即中南、盐业、大陆、金城四行也较有实力。此外，川帮、广帮、宁绍帮、淮扬帮、苏南帮和各省商业银行，以及官商合办、中外合资等银行，都各自发行钞票。1949年5月之前，上海公开营业的各种商业、地方等银行，就有260家以上。有些信誉较好的商业银行同中国、交通银行有领券关系。到30年代中期，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才逐渐被取消。抗战时期，为了对付敌伪侵袭和套取法币，特许邻近敌伪占领地区附近各地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就地发行钞票。钱庄、钱店、钱铺、商号等各自发行纸币性质的票券，有些城镇的官吏乡绅乱发纸票在本地行用，时发时废，无保证，不兑现，形同骗局。这些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尤为严重。有些行庄在其业务规章中写明有发行权，不经官方核批。有的大搞公债投机，有的受战局影响而倒闭，所发纸钞概不负责。当时的北洋政府鞭长莫及，地方政府无法处理。到30年代才改变为若干集团型的行庄帮派，有的逐渐被四行两局所控制或吞并，形成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集团。 附录 辅文文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710_1.jpg" /> 铜贝 公元前14—前11世纪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710_12.jpg" /> 北宋交子或钱引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710_8.jpg" /> 大元通宝 公元1310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710_4.jpg" /> 周元通宝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710_9.jpg" /> 洪武通宝 公元1368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710_13.jpg" /> 大清银元兑换券 公元1909—1911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710_16.jpg" /> 大江银行拾元 1945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710_3.jpg" /> 汉灵帝的四出五铢钱 公元186年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1710_10.jpg" /> 乾隆通宝 公元173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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