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 - xp1024.com
《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


引子 粮食,人类的一块心病 一、饥饿的世界

1974年,世界粮农组织曾经提出过一个振奋人心的计划:在今后10年内做到没有一个儿童因饥饿而死亡,没有一个家庭会害怕第二天没有面包,同时也不再因营养不良而产生严重的后果。

25年过去了,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美国的宇航员能把人类的脚印留在月球那荒凉的土地上,英国科学家能像复印机一样复印出一只绵羊来,因特网把地球缩小成了一个气息相通的村落,天文学家则又把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了浩瀚无比的银河系……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实现在全球消灭饥饿的目标。甚至,随着世界人口的大量增加,饥饿的阴影也越来越大,笼罩了世界近1/4的国家。现在,全世界至少有88个国家处于低收入和粮食缺乏的状态,其中非洲国家44个,亚太国家17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9个,近东和北非国家6个,欧洲和前苏联国家12个。仅第三世界,就有8亿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每年有数百万计的人口甚至因饥饿而丧失生命。1984年至1985年,非洲发生严重饥荒,世界为之震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先生多次向全世界发出呼吁,恳求各成员国向非洲饥民提供紧急援助。尽管有21个国家积极响应他的呼吁,为非洲饥民提供了多达700万吨的粮食援助,但仍有100多万灾民死于饥饿。

1987年,世界粮食产量比1986年减产4%,1988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又使世界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粮食储备量降至自70年代初期世界粮食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全世界粮食总产量仅为17.3亿吨,全球51万人口的粮食受到严重的威胁。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美国和加拿大粮食产量大幅减产,连越南南方最富有的产粮区湄公河三角洲也惊呼缺粮。

时间刚进入1989年,萨乌马总干事又警告人们:今年许多国家可能会发生粮食危机。不幸而被言中,全球粮食产量再度下降,世界粮食储备由1987年只够全世界人口食用89天的4.02亿吨,减至2.8亿吨,只够全世界人口食用54天,跌入自70年代初世界粮食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1991年,一场罕见的大旱肆虐非洲20余国,大片粮食作物枯萎,非洲再次发生严重饥荒,6000万人受到饥饿的折磨。有南部非洲粮仓之称的津巴布韦,60%的人口缺粮;纳米比亚的粮食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在马拉维,570万人口出现粮食短缺,占全国人口的70%。莫桑比克政府公布,约有310万人濒临饥饿。在南非,以玉米面粥为主食的黑人中,有25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

1992年,全世界仍有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1993年和1994年,全球的稻谷产量虽创历史最高记录,但澳大利亚的小麦和俄罗斯的粮食都出现了减产,粮食总产量再度跌入1988年以来的低水平。打开电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南亚和非洲的许多饥民,已饿得连端起碗站起来去接慈善机构提供的一点稀粥的力气都没有了。

1995年9月12日上午,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记者和学者打开国际互联网,就看到了一则世界农业观察小组刚刚完成的世界农业报告。从那些枯燥而又复杂的世界大米、玉米、小麦和其他粮食的库存统计里,许多人发现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数字:世界库存粮食已跌到过去20年的最低点,只够全世界消费53天的水平。

世界粮食储存量是衡量全球人口是否能获得足够食物的一个重要指标。1973年,当粮食储备降至只够全世界55天的消费量时,粮食价格上涨了1倍,各种食品的价格也普遍上涨,引发了一次世界性的恐慌。此后专家根据研究指出,一旦世界粮食周转储备降至60天以下时,世界粮食市场就会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世界粮农组织的统计表明,世界粮食库存量呈逐年下降趋势。1973年全球粮食库存量为3.15亿吨,可供世界人口消费76天,而到1994年,全球粮食库存量跌至2.94亿吨,只够全世界吃62天,1995年更加严重,全世界粮食储备只有2.62亿吨,只够全世界吃53天了。

就在这一个月,不无紧张的世界各国首脑迅即组织参加了第四十四届世界粮食生产会议,专门研究解除粮食危机的对策。此后的发展表明形势仍未有效地扭转。1996年4月13日,英国《卫报》刊载该报科技主编蒂姆·雷德福的文章,指出,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世界谷物储备低于以往任何时候,只够48天之用。

饥饿,在日甚一日地威胁着我们这个世界。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目前,全世界约有10亿,即近1/5的人生活在持续而严重的饥饿状态中,其中有1亿人濒临死亡边缘。每年全球有50余万人死于饥饿,平均每天饿死1700人。

事实上,这还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值,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卫生组织按食物摄入量的“最低临界限度”计算的。每人每天必须摄入的热量为1600大卡,才能维持人们的最低体力消耗,折合为粮食即每年约150公斤。如果要达到较好的食物摄取量,人均日需要2400大卡的热量,每年约需粮食225公斤,然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不能达到这一指标。即使按仅维持生命计算,人均日需要1300多大卡,折合成粮食每年至少需要125公斤。而目前仍有许多国家低于这一“生命线”。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45个国家,平均人均年拥有粮食只有100公斤,最少的仅50公斤。另外,马里仅129公斤,尼日利亚96公斤,乍得只有91公斤。

罗马教皇保罗在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称饥饿是“对全人类的蔑视”,他呼吁与会的194个国家的元首们作出一切努力,“从地球上消灭饥饿的幽灵”。那次会议通过了《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近几年来,粮食生产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但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口增长势头又未彻底遏制,以至粮食形势仍然相当严峻。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生全球性粮荒的迹象,但局部地区的缺粮问题日趋严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1998年全世界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8.95亿吨,低于1997年的19.08吨的水平。全球需要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从去年的31个增加到37个,粮食需求增加550万吨以上。俄罗斯是粮食自给率比较高的国家,现在也面临着缺粮的危机。俄罗斯农业粮食部宣称,1998年的粮食产量为4500万吨左右,跌入近45年来的最低点,国家粮食储备量由上年的1.05亿吨降至现在的0.78亿吨,降幅达25%,目前至少缺粮830万吨。最严重的仍然是南非和南亚的数十个国家,几乎每两分钟便有3人活活饿死。撒哈拉以南非洲(即黑非洲)有2300多万人在遭受着饥饿的折磨,其中津巴布韦由于干旱,农业大幅度减产,目前全国有300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安哥拉、赞比亚、马拉维和莫桑比克4国,目前至少缺粮140多万吨。千千万万的饥民在死亡的边缘线上挣扎,给我们这个文明发达的时代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引子 粮食,人类的一块心病 二、地球还能不能养活我们?

我们能驾着宇宙飞船飞入太空,我们能制造智能机器人改造世界,为什么却不能解决一个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呢?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宇宙浩瀚,乾坤广大,可人类只有一个小小的地球。那么,我们脚下的地球能不能养活我们呢?这就要看人口的增长与地球资源、环境的保护了。

地球上1490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只有1/4的面积适合耕种,1/4的适合放牧。具体地说,只有耕地13.8亿公顷,果园1亿公顷,牧场33亿公顷。到目前为止,可开垦的土地已开垦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毫无限制地开垦下去,那么将会毁掉地球的森林和植被,破坏生态平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地球的可耕地有限,注定了粮食的生产量也有限。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单产量,可以合成食物。但是,科学家通过科学技术所做的种种努力,据估计充其量也只能使陆地产量提高4~8倍,使海洋产量提高2~3倍。而世界人口如果按目前的增殖率增长下去,任何科学技术也无法为人类提供足够的食物。

长期以来,人们都有一种错觉,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现代科学表明,大自然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人体所需要的能量是靠绿色植物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在有机物质中,然后才能以食物的形式被人体所利用。据生态学家估计,全球植物的净生产物质的能量每年大约是660×10大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类大概只能得到它的1%。作为人类维持正常生存的能量,每人一年至少需要消耗掉8×10大卡。如此推算,地球上最多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大约是80亿。而据1998年10月28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表的《1998年度世界人口估计及展望报告》,到1998年中,全世界总人口已达到59亿。

但愿科学家的推算是错误的,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地球生产粮食的能力是有限的,地球养活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现在从南亚、从非洲我们不是已经感受到了地球不堪重负的喘息声吗?

1994年9月5日至13日,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聚集于开罗,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会议披露的资料令各国领导人感到了沉重的压力。现在,地球上每秒钟降生3个婴儿,每分钟增加181个新公民,每小时增加10800个新生儿,每天26万,每月780万,每年地球上增加人口9300万!如果按此速度发展,到201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9.2亿,到2025年达到110亿,到2076年,将达到460亿。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一项公报说,“从全世界来说,人口的变化意味着粮食产量到2050年需要增长75%。”联合国估计,从1995年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长72%,到2050年要想满足人口的粮食需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必须使粮食产量增长80%,亚洲国家必须增长69%,北美洲国家必须增长30%。显然,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开罗会议告诫各国领导人,人类在人口问题上的选择将决定自身的命运和前途,我们今天的作为将决定下一世纪人们的命运。

人口的急剧增长,使人类本就趋于紧张的吃饭问题更加严峻。就是保证现有人口的吃饭问题,已足令各国政府头痛。1995年,世界粮食总产量达20.4亿吨,与10年前基本相同,而人口却大幅度增加了,以至1995年世界人均占有粮食379.7公斤,比1985年下降了13%。1996年、1997年仍继续下降,全世界粮食储备远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60天的最低必需量。

1950年,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诞生了,其宗旨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饥荒,并推进世界的“粮食安全”。1961年,联合国与粮农组织又合办了世界粮食计划署,专门从事粮食援助工作。在欧共体,粮食及其他农产品被视为等同于军备的战略物质;在日本,政府拿出巨额资金收购本国粮食,确保国家粮食储备;在美国,设立了菲因斯特拯救世界饥饿奖,专门奖励为消除人类饥饿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便曾获此殊荣。

为唤起世界公众更加关注长期存在的世界粮食问题,努力发展世界粮食和农业生产,积极与饥饿和营养不良作斗争,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其成立的日期——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FD)。其宗旨便是提高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上至政府首脑及高级官员,下至普通公众对粮食情况严重性的认识,从而展开讨论,采取各种措施。“世界粮食日”最基本的主题便是“粮食第一”、“粮食安全”。

粮食问题,成为全世界最关心的问题!

引子 粮食,人类的一块心病 三、吃饭问题,中国的第一大难题

吃饭问题,是维系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国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大难题。

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饥饿磨难的民族。在悠悠历史长河里,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天灾人祸,绝大多数中国人食不果腹,长期在饥饿的折磨中挣扎。粮食短缺,是所有封建王朝都未曾解决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没有像我们的父辈们那样关心自己的吃饭问题,而这又确实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认真关心的问题。解放40多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以至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且还开始由吃饱向吃好的阶段逐渐转化了。

但是,我们并非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的不稳定以及粮食生产与人口发展的不平衡,仍然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因为我们是一个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

12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2亿人站在赤道上,可以绕地球50多圈;12亿人张开嘴巴,每天要吞下78万吨粮食,堆起来是一座巍峨的粮山,相当于一个粮食基地县近100万亩粮田一年生产的粮食总产量;每天要吃掉4.7吨猪肉,需要屠宰生猪100万头;每天要喝掉3.6万吨酒,相当于1.5个杭州西湖的水……假如这些东西都用解放牌卡车拉,要20多万辆。一辆连一辆排下去能从北京排到南京。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我们的负担太沉太重了!一天吃掉一座粮山,这还不包括每天消费的猪肉和酒所耗的粮食,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受到吃饭问题的压力。

4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失败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这固然有失偏颇,但我们从中足可以看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这位洋人还不无自信地断言:“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中国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

历史的事实却使艾奇逊的预言破产。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放在第一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摆脱了饥饿的阴影,除了4000多万贫困人口外,绝大多数中国的人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逐渐向在吃好的阶段转化。联合国人口问题专家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这一壮举称之为“奇迹中的奇迹”,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现象”。

虽然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用担心饿肚子,但我们不能不关心中国的粮食。从1993年开始出现的粮食生产滑坡、粮价大幅度上涨的风波,已给我们这样一个刚走出饥饿阴影的人口大国拉响了警报。1993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为45644万吨,比上年仅增长3.1%,而我们增加了1346万人口,粮食的增长量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量。199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为44450万吨,反而比1993年减少了1200万吨。1995年后,我国的粮食产量才逐渐走出低谷,向前发展。1995年为46662万吨,1996年首次突破50000万吨大关,达到50450万吨,人平粮食占有量也首次达到402公斤,站在了400公斤的“小康线”上。1997年又有所回落,粮食总产量49250万吨,人均占有粮食398公斤。1998年预计粮食总产能达到49500万吨,即使如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在400公斤以下,远低于世界平均500公斤的水平,与美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1329公斤、加拿大1717公斤、澳大利亚1838公斤相比,更是相距甚远。虽然我们现在出门有米买,餐餐有饱饭吃,丝毫感受不到粮食短缺的迹象,但从全国总体来看,从人口的急剧增长与耕地逐年减少的矛盾来看,吃饭问题,仍然是中国的第一大难题!

吃饭问题,不仅仅是粮食生产问题,它还包括粮食的消费与粮食的流通。有人以为只要有了粮食的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有粮食的消费,这显然是幼稚的。实际上足够的粮食生产与合理的粮食消费之间还隔着一条鸿沟,能够把两者连接起来的只有一条途径,这就是粮食的流通。全面考察中国的粮食问题,最大的危机不仅在于粮食生产的困难与粮食消费的剧增,更重要的还有粮食流通的障碍。恰恰这是一个一直被我们忽视的方面。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可以种粮吃饭,种棉穿衣,而在今天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里,没有商品的交换与流通,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在流通的商品中,粮食是最重要也最特殊的一种商品。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存,而且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即使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把粮食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把粮食当作一种战略物质来进行管理。

作为有着12亿多人口的中国,没有完善与健全的粮食流通体制,不仅将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粮食消费,更重要的是将制约着我国的粮食生产。1994年的粮食风波,便是一个最好的教训。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流通,这是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关键所在!

1998年3月19日,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推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其中五项改革的第一项便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他指出:“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4月底,新一届政府组成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便是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从此拉开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大幕。5月,朱镕基亲自到安徽、吉林考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情况。11月,朱镕基总理再次主持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座谈会。一年之内就某一项工作连续召开两次全国性的会议,这在中国还是不多见的。朱镕基几乎是苦口婆心地反复向中国人宣传这样一个观点:“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放开的。我国有12亿多人口,9亿多农民,保持粮食生产和流通的稳定至关重要。如果实行粮食收购、价格、市场‘三放开’,在粮食多的时候,各类企业和私商粮贩不会积极入市收购,或者压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将会造成市场粮价下跌,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进而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在粮食少的时候,各类企业和私商粮贩都直接到农村抢购粮食,甚至‘囤积居奇’,将会导致粮价暴涨,城镇居民难以承受,并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两种情况我们都经历过了,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各级干部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为此,朱镕基坚定地说:“粮食流通体制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缓。”

但是,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粮食生产的困难所在,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义之大。在他们的心目中,街头巷尾布满了粮店,大大小小的粮店堆满了粮食,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各种精美食品任你挑选,饭店里香气扑鼻的各种美味佳肴任你品尝,我们何愁区区一个吃饭问题?

填饱肚子后就忘记饿肚子,这恰恰就是危机所在。

如果你耐着性子读完这本书,从一组组枯燥但却具有说服力的数字里,看看我国的粮食生产、消费和流通,或许你也会感受到,中国在吃饭问题上的困难和压力是巨大的,因而也会像关心中国的房改和机构改革一样关心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知道,吃饭问题永远是人类生存最首要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吃饭问题,不能不关注中国的粮食生产、消费和流通。无庸讳言,粮食,是人类的一块心病,更是中国的一大难题!

第一章 中国,你吃饱了吗? 一、5000年,一件事:民以食为天

<h3>饿怕了的中国人</h3>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选择粮食作为果腹之物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之前,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就开始种植水稻、粟(谷)、高粱等。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就在这一片片黄土地上,播种收获,繁衍生息。

中国绝大部分人从事农业。

中国绝大部分耕地种植粮食。

——上下5000年,悠悠一件事:民以食为天!

中国5000年的东方文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农耕文明,而中国5000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饥饿与反饥饿的历史。

翻开史书,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世纪,我们都能看到一页页令人触目惊心的饥荒记载,看到一段段饥民为蚁、饿殍遍野的惨像描述。

秦始皇统一中国,虽然采取了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他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沉重。他在位时,租税超过古代20倍,农民被迫把收获的2/3交出去。以至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广阔的原野上到处都是逃荒的饥民。到秦二世胡亥即位,饥民数百万,许多地方的树皮都被剥下吃光了。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以至全国数百万饥民无以为食,甚至达到“人相食”的悲惨地步。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政权极端腐败,地主官僚疯狂兼并农民土地,以至9/10的农民沦为无地的佃户,加上陕西北部连年大旱,尤其是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百姓吃完蓬草、树皮之后,又吃“青草石”,常常腹胀而死,到处是饿殍遍野的惨像。1640年,河南饥民甚至“以人相食”,饿殍载道,无人收敛。

查查我们的家史,大概只有少数人的先辈没有拄过讨米棍,也只有少数人的家里没有饿死的祖先。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在粮食生产方面,数千年来都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和人均占有的粮食,早在唐朝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唐朝,中国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即劳均产粮2262公斤,人均占有粮食628公斤,这不仅在当时是全世界最高的,甚至还超过我们现在的水平(1997年,我国劳均产粮116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98.5公斤)。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大部分耕地掌握在地主官僚手里,导致粮食的分配与占有严重不公。据统计,占总人口仅10%的人因无地少地而长期处在饥饿与半饥饿状态。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根本无以为食。

不合理的土地分配,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未能摆脱饥饿,摆脱贫困,也就使中国一直未能较好地解决吃饭问题。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虽然为填饱肚子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绐终未能走出饥饿的阴影。

粮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每当灾荒纷至,粮食短缺,便出现饥民造反,导致封建王朝的更迭。“无米则乱”,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晴雨表。从西周后期发生的“国人暴动”,到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以及后来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直至太平天国运动,无一不是因饥荒而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饥饿磨难的民族。他们以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现在,他们把彻底解决吃饭问题的历史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饿怕了的中国人,期望有一个吃饱饭的年代,这不是什么过高的奢望,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h3>多灾多难的民族</h3>

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欧洲学者惊讶地发现,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中国,竟是一个“饥荒的国度”,中国的历史,几乎每页都可以找到“天灾”、“饥荒”的字眼。

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地主官僚的压迫,使中华民族民不聊生,绝大多数的人受到饥饿的威胁,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又助纣为虐,雪上加霜,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死亡线上。

大自然分配给中国人的“舱位”,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舱位”,旱、涝、震、疫等自然灾害,几乎年年不断,不是南涝就是北旱,不是东震就是西疫,这使中国的粮食生产难以稳定,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难以平衡。因而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

中国有“灾荒之国”之称。从公元前18世纪到现在的近4000年里,凡是有记载的年代,都会和“灾荒”联系在一起,都会有“饥殍遍野,人饥相食”的描述。有人统计,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共计发生各种灾害近5500次,平均每半年多即罹灾一次。

从地理上说,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和太平洋西岸,直接受到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和最大的海洋的影响,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在这种气候下,每年9~10月至次年的3~4月,干冷的冬季风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吹到我国,造成全国冬季寒冷干燥,很易发生冰雪冻害;而夏季从4~9月受海洋上吹来的暖温气流影响,全国普遍高温多雨,容易发生洪涝、台风、干热风等灾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而春秋两季为冬夏风的交替时期,天气多变,各种灾害都有可能发生。

就区域而言,中国的黄土高原与黄河、淮河、海河地区易发生旱灾;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松花江流域和辽河中下游等地易发生洪涝灾害;台风主要袭击东南沿海和华东沿海,而干热风则时常给华北平原造成危害;中国西部地区还经常受到冰雹的袭击,而西南、西北和华北地区则是世界上地震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各种自然灾害中,尤以水旱灾为常见。竺可桢先生在《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中介绍,自公元1世纪至19世纪,中国发生旱灾1013次,水灾658次。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36年,中国共发生大的水灾1037次,平均也是两年即有一次。

另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的考证分析,在过去2200多年间,我国共发生1600多次大水灾,1300多次大旱灾,并且常常是旱涝异地同时出现。愈到后来,灾害次数愈多,时间间隔愈短。例如平均每年遇灾次数,隋朝0.6次,唐朝1.6次,两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

粮食生产受自然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无论旱、涝、震、疫,都直接影响着收成的好坏。《管子·度地》指出,影响粮食生产的自然因素主要是“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

在封建统治的社会里,国家缺乏充足的粮食贮备,因此无法对全国的粮食生产进行调配,而由于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官僚手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出现大面积的饥荒,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因无粮食贮备,遂全部沦为饥民。据史书记载,中国无论什么地方发生灾害,便立即有十万数十万人成为饥民,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田间、路上,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灾民,荒郊、野外,到处都有无人收敛的饿殍。1628年,陕西北部连年大旱,饥民们吃蓬草,啃树皮,最后发展到“人相食”的悲惨境地。

1812年,中国北部大旱,南方洪涝,全国发生饥荒,数十万人靠吃树皮、草根维生度日,饿死者“不计其数”。清光绪三年到五年,即公元1877年到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大旱三年,仅饿而死的就达1300万人,几近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0。

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中华民族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鲧禹治水开始,中国便有意识有组织地治理江河,改造自然。

在鲧禹时代,“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农作物和住所都遭到了水淹,食不果腹,住不安身,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鲧挺身而出,“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英勇牺牲。禹继承他的遗志,继续与洪水搏斗,终于取得了治水的成就。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几千年来,虽然封建统治者也搞过一些水利建设,而由于自身的腐朽没落,贪官污吏层层盘剥,基本上未有起到抵御自然灾害的作用。

解放后,我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虽然灾害仍然频繁发生,但有效地减轻了灾害发生,尤其是加强了全国的宏观调控能力。解放50年,中国并未因灾发生一次大的饥荒。

但是,这给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增加了一个沉重的压力。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谈到,中国是一个灾多、灾重的国家,仅一般年份农作物成灾面积近3亿亩,因灾少收粮食近200亿公斤。

有资料表明,1951年以来,我国几乎没有一年不旱,没有一年不涝,没有一年不灾。1951年旱;1952年仍旱,淮河、汉水涝;1953年旱,华北华南涝,北方冬麦区冻害严重;1954年,百年不遇的长江大水,大灾,重涝;1955年旱,低温,冻害;1956年旱,南方寒露风危害重;1959年旱重,冰雹灾重,珠江流域和华北北部洪涝严重;1960年旱重,东部沿海台风、洪涝成灾;1961年旱;1962年大面积春夏连旱,多雨多涝;1963年旱,华北平原重涝;1964年涝灾较重;1965年华北大旱;1966年华南淮河流域大旱;1967年华北旱,海河大水成灾;1968年黄淮旱,江南涝;1969年长江洪涝,西北重旱;1970年江南连阴天;1971年伏旱严重;1972年北方出现30年来最严重的大旱;1973年旱重;1974年旱,黄淮洪涝重;1975年旱,河南大水,重涝,南方冻害;1976年低温,倒春寒,唐山大地震;1977年旱、涝、严寒、霜雪冻害重;1978年旱;1979年旱;1980年华北重旱,长江下游重涝……至于近10年来的灾害我们自然更是记忆尤深,如1988年的洪涝灾害;1989年的地震、水灾、大旱、冰雹;1994年全国从南到北洪水泛滥;1996年全国百年不遇的洪水……而尤其让我们至今还心悸不已的是1998年夏天,我国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发生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全国有10多个省市的4亿多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400多亿元。

中国灾多、灾重,严重束缚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这使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又多了一大障碍。

<h3>蒋介石下了一着错棋</h3>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的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

显然,这有失偏颇,但我们发现,国民党的失败,除了政治的腐败,没有有效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确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谁不重视吃饭问题,谁就可能垮台,这是中国的历史数十次证明了的事实。

将人民的吃饭问题“置之度外”,这是蒋介石下的一着错棋。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决定了他们不重视中国的粮食生产,不关心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相反,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地主利用特权,大肆掠夺土地,横征暴敛,再次把中国人民推到了饥饿的炼狱里。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解体,地主、官僚开始兼并、掠夺土地。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据资料分析,1934年,全国耕地面积14亿亩,其中68%的耕种被只占农村人口的10%的地主、富农占有,而构成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他们所有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3。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分配状况更趋严重,国民党政府甚至实行军事性的掠夺和兼并。他们一方面利用“屯垦”、“合营”的名义,公开侵夺和兼并农民的土地,一方面明令“接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期间残酷掠夺中国农民的大量土地。

土地被侵占、掠夺后,90%以上的农民只能靠租佃土地为生,而地主、官僚趁势疯狂剥削佃农,大部分地区的地租达到80%,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还分不到20%的收成,这在正常年景已经难以糊口,遇上灾荒,则根本就无以为食。

与此同时,广大农民还要承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抗战前,平均每亩田赋连同各种附加税在内,约合大米1.5~2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大肆强征强敛,每亩增至大米6斗以上,江苏省竟有增至9.5斗的。

官僚、地主的高额地租和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使中国的粮食生产急剧衰落,亿万人民沦于死亡线上痛苦挣扎。193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尚有15000万吨,到1949年,居然减少到11318万吨,减产24.5%。平均亩产仅85.5公斤,仅只有唐朝的一半。

中华民族陷入最黑暗的年代,数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到处流离失所,生活极端困苦。据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公报》记载:1929年至1930年,陕西发生大旱,国民党政府无人救灾,以至饿殍遍野,千里之内人烟渺无;1931年,湘、鄂等8省水灾,灾民1亿人;1933年,黄河决口,灾民364万人;1936年,四川省有饥民10余万人吃树皮。另据有关调查报告,1935年,1001个县中,农民流离死亡者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另有报道称,1942年到1943年春天的旱灾,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地狱般的惨像:“……当时漯河至周家口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8步、10步,即有饿殍尸数具,无人收敛,被野狗争食……”估计河南一省饿死了数百万人。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以反饥饿为导火线,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为求生存而激起的“抢米”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城镇。1949年5月6日,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数十座大小城镇发生了“抢米”风潮,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发展到直接同国民党政府搏斗。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中国共产党则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对此尤为重视。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生产。1937年,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就是把地主租给农民土地的租额,按抗战前的标准减低25%;减息,就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减租减息的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较好的发展。

1940年以后,为了击退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高潮,克服根据地粮食供应不足的困难,毛泽东发起大生产运动,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粮食生产。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建成全国闻名的“陕北江南”。1944年,三五九旅生产的粮食,除自给外,还上交公粮1万石。

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的粮食生产,有效地克服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困难,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仅延安一地,1943年就生产细米6000石。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地区甚至达到耕种一年,就剩余一年吃的粮食。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相比之下,蒋介石不仅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也是糟糕透顶。

第一章 中国,你吃饱了吗? 二、共和国领袖的粮食梦

<h3>毛泽东叹息:我们的农民不应该吃窝窝头……</h3>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公布,中国的人口总数是4亿7500万。

前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看了这个数字,也不由感到肩上的压力:4亿7500万人的吃饭问题,将要由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解决。

自然,这不是陕甘宁根据地的几十几百万人,而是全国4亿7500万!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的人还处在饥饿之中,正用期待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救星毛泽东。

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成为对新诞生的中国政府的第一个考验。

汲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1950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土地改革,是实现“耕有其田,人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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