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留学史话 - xp1024.com
《中国人留学史话》


第二章 九州生气恃风雷——留学教育的发轫 第一节 炮火送来的西方“长技”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清政府颁布了禁海令,宣布“片帆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出洋”(《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第一页),正式中止了明末以来中国同西方国家有限的文化交流活动。在欧洲千帆竞驶的时代,中国开始了可悲的闭关锁国。1840年,英国军舰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两年后,中英双方签订了使中国割地赔款、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的《南京条约》。中国为什么战败?1841年,浙江巡抚刘韵珂总结道:“其(指英国)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结合战败的事实,随着对西方的情况逐渐了解,人们开始模糊地认识到一种新事物,即船坚炮利。但是,直到在被迫打开国门20年后,清政府才采取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学习西方技术的政策,于是一场运动应运而起。

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门户开放了,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也多了,但通晓外语的人才却寥若晨星。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设立同文馆;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又开设法文、俄文两馆,并将乾隆时内阁俄罗斯馆并入,统称为京师同文馆,这样成立了我国第一所教授外国语言文字的正式学堂,目的在于造就翻译人才。随后,江苏巡抚李鸿章也于同治二年奏请在上海设广方言馆,仿照同文馆的办法培养翻译人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恭亲王奕訢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设立一馆讲授天文、算学。从此,同文馆的学生,由单纯学习西方语言,进而兼习西方科学了。同文馆和广方言馆是清末导向西学的先声。

“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为了详细了解西方列强的实际情况,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同治五年奏派知县斌椿率领官生出国游历。当时,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等人有一道奏折,摘录如下:

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 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兹因总税务司赫德来臣衙门,谈及伊现欲乞假回国,如由臣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伊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似亦甚便等语……兹查有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现年63岁,……拟令臣衙门札令该员及伊子笔帖式广英,同该学生等与赫德前往。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

于是,斌椿等人便成为了“东土西来第一人”,揭开了中国对外交流的序幕。第二年,清政府又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道衔繁缺知府、礼部郎中孙家谷等赴各国考察,以期访得西方国家强盛的秘密。这些出洋考察官员,在国外真切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教育,他们的见闻和汇报,如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等,引起了曾国藩、李鸿章的重视。曾、李二人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了此事:

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夭、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西人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

他们还主张“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这样便促成了选派幼童赴美国留学的行动。

第二章 九州生气恃风雷——留学教育的发轫 第二节 容闳及其赴美幼童

<h3>(1) 第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h3>

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者公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容闳。容闳,字达萌,号纯甫,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南屏镇。七岁时,他随父亲迁到澳门,进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由于经费困难,该校不久停办,容闳只好回到家乡,一边自学一边劳动。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他进入马礼逊学校读书,该校是在澳门教会小学基础上开办的,主持校务的是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传教士布朗。1846年冬,布朗准备回美国,并想走时带几名学生一同返美。当时仅有容闳、黄胜、黄宽等三名学生愿意前往。他们的赴美经费,由香港中国日报的主笔、美国商人梦奇、苏格兰人康培尔等人赞助,以两年为期,同时还补助他们的父母赡养费,以安定孩童们的向学之心。1847年4月12日,经过98天漫长的海上行程,他们到达美国纽约。容闳等三人则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当时美国还没有高中,仅设有预备学校作为升入大学的准备。容闳入校后被编入英文班,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虽然有一定的资助资金,但远不够用,容闳除上学外,还要靠作小工、帮人洗衣拉煤来赚点钱维持生活,既艰苦又紧张。

1848年秋,一同赴美的黄胜因病回国,只剩下容闳和黄宽二人。黄宽得到香港几位英国商人的资助,去了英国。他赴英后专攻医学,七年后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以第三名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留欧学医的第一人,后来回国行医,名声很大。留在美国的容闳,直到1850年在得到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后才得以进入耶鲁大学。刚入学时,由于听讲困难,他每天都要学习到深夜,休息很少,加上缺少体育活动,身体非常瘦弱。进入二年级时,功课也不好,微积分每次都考不及格,幸亏他的英文较好,几次获头奖,这样才把平均成绩拉起来。据曾与他同过学的白博士回忆说,容闳刚进校时“异服异俗,颇受人笑”,但后来“两得班中英文第一奖品”,则无人敢笑了。容闳本人也说:“予在二年级时,自愧分数过少,至不敢向教员探询,私意或且降级。幸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故平均分数,犹得以余补不足。 自经两次获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积极在校谋求职业。他替自办伙食的学生管理饮食;为学生中的兄弟会管理图书。靠课余干这些杂活得到的酬金,容闳才得以完成了学业。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班共毕业98人,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中国人。容闳在其所撰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对此进行了记载:“予于1854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98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易于令人注目。”特韦契耳牧师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肯特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对容闳在耶鲁的表现有极为生动的叙述,他说:

容闳终于闯了过来。他蓄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两者都割弃了。

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

<h3>(2)难以磨灭的雄心</h3>

接受了西方良好教育的容闳,对破败的中国社会深感忧虑,一心想改变中国这种腐败落后的面貌。在他看来,如果多数中国人能像他那样到美国接受教育,了解和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回国后对中国进行改造,就会将中国变成美国式的发达国家。也就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怀着这种“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于1854年11月13日乘船从纽约回国。

归国后,为实现他的计划,容闳四处奔走,以图取得清廷官吏的支持帮助,不料屡屡碰壁。原因也不奇怪,当时的中国“万马齐喑”,绝大多数官吏闭目塞听,顽固守旧,夜郎自大。他们视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当然对容闳就不会理睬。正当他穷途末路之际,忽然机会来了。1863年,经人推荐他认识了曾国藩。原来,曾国藩与李鸿章筹办洋务,打算在上海兴建一座兵工厂,正急需一名通晓外文、熟悉国外情况的人去美国买机器,容闳则被选上了。奉命之后,他不辞辛苦,取道英国到达美国纽约采办机器并圆满办成此事,曾国藩非常高兴,对容闳也更加赏识。这时容闳的好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容闳认为实现自己计划的时机已到,便于1868年通过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提出了四项建议: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岁至14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食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容闳将派留学生的目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考虑到了。但是,由于意外的耽搁,这项条陈没能上奏。直到1870年容闳再次见到曾国藩,趁机陈述了自己派留学生的意图,曾即同李鸿章联名上奏,这一计划最终被清廷批准。

实施留学计划的第一步是在上海设立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入此学校的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家境富裕,身体健康,并要经过中文写读和英文基础(未习英文者可免试)的考试,才能被录取。学生在该校学习一年中西文学后前往美国,赴美前,学生的家长必须签订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15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都不负责等内容。1871年容闳等就开始了紧张的招生工作,但是,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大多数人认为西方是蛮夷之地,而且送自己的子女出国须画生死押,许多中国家庭都不愿冒这一风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容闳还没有招够30名,不得已只好到香港才招齐了这个数目。同年11月,李鸿章奏请以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驻美办理一切管理留学幼童的事务。这批挑选出来的幼童在上海经过严格的中西文训练后,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八月十一日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搭船赴美,同年秋天抵达旧金山。

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幼童由黄胜率领出国,同行的还有七名自费生。

1874年9月19日,第三批幼童由祁兆熙率领出国。

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幼童由邝其照率领赴美,同行的还有自费留学的徐润的三位堂弟。

至此,120名幼童全部到达美国,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仅10岁。其中来自广东84人(香山县占40人)、江苏21人、浙江八人、安徽四人、福建二人、山东一人。由此可以看到,这120名赴美留学的幼童,几乎都来自于南方,北方仅有来自山东的一名;而来自南方的这些幼童,又以广东籍(尤其是香山籍)的占多数。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报纸来传播新闻,北方人民多不知道政府有这一教育计划,因而报考的人数非常少;另一方面也因为南方,尤其是广东沿海地区,鸦片战争后,在被迫开放的情况下,与海外接触较多,较为容易接受这一开明的教育计划,于是响应较为热烈。

至此,容闳苦心奔波的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辉煌的开端。

<h3>(3)幼童们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h3>

孩童们来到异国,仍都着清朝服装:长衫马褂、瓜皮帽、白布袜、黑色白底洗鼻梁的布鞋,引得美国人既好奇又关心。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他们被安置分住在居民家中,以让他们习惯美国的语言生活。据记载,康涅狄格州的行政人员、教师和医生家里,几乎都接待过中国留美幼童。每一个负责接待的美国家庭照管两个或四个幼童。幼童英文合格的,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则在老师处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准备。

曾带领第三批幼童赴美的祁兆熙,在其《游美洲日记》中对此作了记载,详细介绍了他所率的这批幼童分居美国各家庭的情况:

朱锡授、曹茂祥住信司白尔野书馆,从阿尔福学习。

沈嘉树、康赓龄住士得勒佛书馆,从艾墨生学习。

宦维诚、程大业住希白能书馆,从颇司特学习。

祁祖彝、朱宝奎住叟亥得聂夫阿尔司书馆,从慕阿学习。

邝贤俦、邝景扬住意司特亥母登书馆,从弥那学习。

曹嘉祥、杨兆南住惠特列书馆,从聂夜恩学习。

曹嘉爵、卢祖华住那夫爱墨司特书馆,从克那格学习。

唐致尧、林沛泉住葛令非尔书馆,从克拉克学习。

梁如浩、唐绍仪住四北岭非尔书馆,从格阿登学习。

容耀垣、周长岭住未士特问司叠特书馆,从费列白司学习。

黄季良、杨昌龄住稳拉司得书馆,从课尔司学习。

袁长坤、周万鹏住火里约克书馆,从克格温学习。

吴敬荣、孙广明住利意书馆,从亥特学习。薛有福、徐之煊住四北岭菲尔书馆,从弥那学习。

徐振鹏、郑廷襄住亥得列书馆,从柏阿司过学习。

祁兆熙还在《游美洲日记》中记述了他访问他的二儿子祁祖彝及同学朱宝奎居住就学的美国人家庭的情景:

初四日癸酉,礼四。六点半起,八点钟同兰生乘马车,换火车至祖彝塾师家,路十五“麦”。祖彝与朱宝奎有喜色。师家有苹果树,连日畅吃苹果。其家在山上,屋上下八间。家凡四人,女师姊妹二人,老母年六旬左右。无邻房,后即园林也,依山傍水,大有秀气。祖彝与宝奎谓我曰:“自到馆,目见不满二十人。”余曰:“读书之处,得此清静琅嬛也。”方到之日,女师为理衣箱,派书几,有大抽屉。二人同一大榻,被褥全备。夜俟其睡,熄灯。余见其师将二人所用洋布手巾缝边,嘱二人取苹果馈余与兰生。取携能应对。现即将日用起居,随时随地教一句,写一句。其读书之时,亦九点起,四点止。

从祁兆熙的记述可以看出,留美幼童与接纳照料他们的美国家庭关系是非常亲密无间、融洽和睦的。美国友人对此也有评述。玛丽·L·巴特拉小姐当年曾照料和指导吴仰曾等多名留美幼童,她在给吴仰曾的母亲吴夫人的信中说道:“我们确信,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时,一定是引以为荣的。在过去他留美的漫长岁月里,他和我们共处,使我们颇难分离。在学业上、在品行上他都是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将是一个有用的公民来服务他自己的国家,他将荣耀他自己和他父母之名。”在美国友好人士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幼童们已能听懂英语并熟悉了环境。

为了更好地对留学生进行管理,1874年,在容闳的建议下,清政府花4.3万美元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德福市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内有一间大课堂专供教授汉语用,还有餐厅、浴室、厨房、卧室及监督教员们的办公室,能同时容纳75人住宿。1875年,容闳等人迁入这座大楼办公,并正式将它命名为留学事务所。

赴美学童们均由监督及教习管教,既要学习英文,又要学习汉语,并且以英语为主课。他们年龄小,聪明伶俐,学习英语进步很快。汉语教习也对学生们抓得很紧,孩童们一般是三人结伴到留学事务所学习。每次去12人,以两周为期,然后依次轮换。主要是学习读书写字、讲解作论。学生们的作息是很有规律的,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十点才睡,连家信也规定每月写两次。除了学习正规课程外,他们还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如打球、跳舞,以及外出游览等。1876年,幼童们曾前往费城参加美国独立100周年纪念博览大会,在整个参观期间,他们对人有礼貌,言谈举止落落大方,丝毫没有害怕畏缩的神情,深得美国人士的称赞。中国工商界代表李圭曾在博览大会上见到这些留美幼童,还主动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问:此会究有益否?

曰: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我侪动身之先,馆师嘱将会内所闻,随意记载,回馆后各作洋文议论一篇,再译为华文。

问:何物最佳?

曰: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

问:想家否?

曰:想也无益,惟有一意攻书,回家终有日耳。

问:饮食起居何若?

曰:饮食似较洁净,起居有定时,亦有时必须行动,舒畅气血,尤却病良法也。

问:各居停主人照料何若?

曰:照料若其子弟,稍有感冒,尤关切;而哈地水土宜人,病亦少。

问:何以作洋人装束?

曰:不改装有时不便,我侪规矩惟不去发辫,不入礼拜堂两事耳。

谈话后,李圭非常满意,认为:“言皆简捷有理,心甚爱之。西学所造,正未可量。”他在日记中激动地感叹:

闻西国作人,主意不尚虚文,专务实效。是以课程简而严,教法详而挚,师弟间情洽如骨肉。尤善在默识心通,不尚诵读,则食而不化之患除;宁静舒畅,不尚拘束,则郁而不通之病去。虽游览也,必就所见闻令作文。是不徒游览,正用以励学,而审其智识也。且其不赏而劝,不怒而惩,则又巧捷顽钝之弊,亦无由以生。是诸幼童,孰有不就陶熔而成令器哉!

从中国留美幼童身上,李圭看到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对中国封建教育、八股科举的迂腐浅薄、机械灌输、培养奴性进行了批驳。

1877年,头两批幼童已有50多人升入中学,有18人已升入大学。李鸿章等清朝官吏出于办洋务的需要,希望留学生们成为开矿、机械、造船、邮电及各种军事、工业技术的人才。这年3月6日,李鸿章给留学事务所来信指出:“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材,望送入矿务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可得上等考单,确有把握,然后遣回,再发往各省矿局试用,庶于国计有裨,千祈留意。”因此,大多数留学生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基本上分别进入各类工科专业学习,如詹天佑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欧阳赓入耶鲁大学学机械工程,吴仰曾入哥伦比亚大学矿冶学院学习,许多人进入斯梯文工业学校。他们在课余还广泛涉猎各类社会科学著作,在思想、生活以及习惯等方面都深受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他们勤奋好学,在各方面都进步很快,赢得了美国方面的好评。美国友人在一封联名致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信中高度评价了他们:“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在这封信中,美国友人还称赞这些留美幼童:“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信中还评价说,孩子们在美国留学期间所表现出来的良好行为,也改变了少数美国人过去对中国存有的偏见,更加促使美中两国人民感情的融洽亲近。这些恳切的言论,都是对幼童们的肯定和赞扬。

<h3>(4) 受谗被遣归</h3>

就在这批备受称誉的留学生学劲正酣,即将取得学业的圆满结束之际,一场遣送的悲剧降临到他们头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国幼童到美国留学,虽然清政府的初衷是只让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好将来回国办洋务,但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他们无时不受到优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习俗的影响,他们“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了。”他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接受的是正规系统的美式文化教育,在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西学”而不是“中学”。他们所学的数学、天文、生物、化学、机械、采矿、土木工程等科目,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随着这种潜移默化影响的加深,他们开始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对封建的八股文不感兴趣,对下跪叩头等封建礼节非常反感,有的甚至悄悄剪掉了辫子,要去见管教时用一根假发辫系上应付。这些举动,都是留美学生思想进步的重要表现。诚如1881年7月23日的《纽约时报》所言:“中国幼童们,除却书本老师传授的知识,并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的影响,这是可以意料中之事。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仅由工程、数学、科学的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无动于衷,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虽然容闳对此是表示支持的,但另一位监督陈兰彬,因保守的清廷官吏本性使他对留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为此,他与容闳产生了不和。后来,陈兰彬回国,留学生监督几经换人之后,1876年清政府派由陈兰彬举荐的吴子登为监督。吴子登对中国学生留学外洋,素来视为离经叛道之举,学生们见到他不行跪拜礼,也不屑听他的训言,使他十分恼怒。于是他就向总理衙门秘密上奏,讲留美学生如何不遵守封建礼教,如何被西方风俗同化,穿上了西装,有的加入了美国的秘密社会组织,有的成为基督徒等等,还诬蔑他们不读书,不尊敬师长,嬉戏打闹,完全变质。他向清廷谗言,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他对留学美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极力鼓动清政府采取措施:“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完全对留学生进行诽谤,用心非常恶毒。一时间,中国国内议论纷纷,尤其在士大夫阶层,对留学生持否定态度的意见占了上风,容闳对此也作了申辩和说明,但势单力薄,收效不大。而这时,美国由于经济危机,掀起了一股排华逆流,中国学生被禁止进入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连当时力主派留学生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站在了否定留学生的一边。虽然容闳以及耶鲁大学校长,美国前总统格兰德等美国一些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作了努力,如耶鲁大学校长曾亲自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劝清廷不要撤回留学生;美国大文学家马克·吐温为此事找美国前总统格兰德商讨,格兰德立即致函李鸿章,认为“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但仍无济于事。1881年夏,清政府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留美幼童得知他们要撤回的消息时正值暑假,他们“正在班丹湖畔举行野外宿营,以图欢聚,不料容博士已携来了出洋局停办之恶消息。学生们听了都垂头丧气,只得怏怏地各自回到寄宿的地方去收拾行李,准备回国。”温秉忠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命令下达,对幼童言乃一忧伤之日,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幼童召集会议并派代表往见容闳博士,希望他代表幼童向政府交涉。容博士安慰幼童,并告诉幼童此番回国仅是度假,将来再返美完成所学。 由于这种‘保证’,幼童才同意返国,但是仍有六个学生始终留美未归。”

留美幼童们被分成三批启程,到1881年的天,他们全部返回国内。被遣回的学生共计100人,因为原数学生中,除因种种原因先被遣回的9人和死亡的3人,还有几名留在美国未归(如谭耀动、容揆等)。被遣回的留学生中,原有60多人已在大学肄业,詹天佑与欧阳庚二人已毕业于耶鲁大学。至此,开创中国新教育先声的留美教育运动,由于腐败的清廷从中作梗,中途而废。爱国诗人黄遵宪对此极为义愤,作长诗一首进行谴责:“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 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

<h3>(5) 不要忘记他们</h3>

这批留美学生被撤回国后,经历了一段艰苦磨难的时期。他们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相反地,当他们一抵上海,立刻被送往上海市内一个大楼中,禁闭起来不许他们外出。从新自由之邦回来的幼童,对莫明其妙地失去行动自由,是深恶痛绝的。不久,全体幼童被分配了工作,由于清廷官吏不学无术,“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幼童去向全由官员决定。幼童们离开上海时,几乎处于激愤和恍惚之中。”

虽然开始了工作,但留美幼童们的待遇不是很好的,他们大多数每月四两银子,生活很困难。另外,又受到中国士大夫官僚的抵制和歧视,他们被视为是“洋鬼子”和”无益于国家”的人。面对着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创痛,留美学生没有沉沦,他们靠着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终于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辛亥革命前后,他们逐步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知名人物,或成为工厂、铁路、矿山、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据统计,他们中在外交界服务的有16人,其中梁敦彦曾升任外务部尚书;唐绍仪曾出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届内阁总理;梁诚曾任驻美公使,在任内协助完成交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事宜。服务于教育界的有5人,如唐国安曾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并出任第一任校长,为清末民初大批青年赴美留学作出了贡献;蔡绍基在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任上,对大学建设作出了贡献。分配到海军工作的留学生,他们技术精湛,作战勇敢,在中法福州海战及中日黄海大战中,宋文翙、邝咏钟、薛有福、杨兆楠等八人壮烈牺牲。从事技术与开矿工作的,在工厂、矿山、铁路、电报电话等部门担任技术指导,计有62人。其中以詹天佑最为著名。詹天佑在参加京沈铁路的修建工程中,认真仔细,带头作业,完成了305米长的滦河大桥建筑任务,这是中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第一座近代化桥梁。1904年开始,詹天佑带领人员开始修建(北)京张(家口)铁路。这条铁路总长200公里左右,沿途横阻着崇山峻岭,尤其是南口到岔道城的“关沟段”最险峻,以八达岭为最高峰,工程极其艰巨。中国人修京张铁路的消息一传开,外国舆论大哗,说什么“中国能开凿关沟段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有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50年。”国内也有人对自建这样的铁路缺乏信心,有的大泼冷水。詹天佑不为流言所动,他索性把总工程师办事处搬到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他创造性运用“折返线”原理,在青龙桥地段设计出一段“人”字形线路,用两台大马力机车前拉后推,保证了列车安全爬上八达岭陡坡。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战,1909年8月,京张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成。修建这条铁路,节约白银28万多两,实现了詹天佑提出的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目标。全线凿有四座总长1700多米的隧道,架桥125座,建涵洞200多个,动土石约近200万立方。工程浩大艰难,当时,有人把京张铁路与万里长城并列为中国伟大的工程。詹天佑因此誉满中外,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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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留美学生,以他们的学识和对祖国无比热爱的诚挚情怀,给当时贫弱交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这正如一位留美生所说的:

幼童们当年不顾风险渡过太平洋,再横越3000里的美国大陆。他们远赴异国去学习语言、科学及文学。他们为中国同胞做了最佳的见证,他们在商业及友好关系方面,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进步,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邦之中。

留美幼童对个人及时代均作出了贡献,为了建设新的中国,他们贡献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第三章 弧矢男儿志四方——赴欧留学与近代海军 第一节 船坚炮利促欧行

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时刻威胁着满清帝国。1874年5月,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日本,在美国的支持怂恿下,悍然派出两艘铁甲舰和3000名官兵入侵我国台湾。一向轻视这个东邻小国的清政府官员们无不为之震惊。他们认为日本胆敢如此猖獗,“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而中国“防务未集,骤难用兵,均以彼等有此船,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清政府急切希望创办一支近代的海军。为了解决人才和技术问题,清廷采取了重金聘请洋人作技术顾问和开办一些新式水师学堂的办法。但是,由于洋人瞧不起中国,不真心传授技术,加上所办的水师学堂质量不高,培养的人才仍不敷用,急需开辟育才的新途径。因而一些官吏就呼吁通过派留学生来解决问题。李鸿章也这样说,海军“为西国专门之学,非躬亲其事者不能尽悉”。派学生外出留学,“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拨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基不无裨益”。于是,留学欧洲与创办近代海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沈葆桢派遣福建船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五人随同福州船政局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到法国参观学习。第二年,李鸿章派遣天津武弁卞长胜等七人随德国人李劢〔mai卖〕协赴德学习军事技术。这是中国学生到法、德两国学习的开端。 由于这些赴欧人员都是由清朝官吏所派遣,不是清政府正式派送的,所以留学生的监督以及他们的学习科目都没有一定的规章。到了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十二月,李鸿章等人奏准派遣福建船厂学习制造的学生14名、艺徒4名、学驾驶的学生12名,由监督李凤苞和法国人日意格率领,加上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二人,前往英、法两国学习,开始了往欧洲正式派遣留学生。1881年11月,李鸿章奏准派遣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学生黄庭、李芳荣等10人分赴法国、德国、英国三国留学,学习营造、枪炮、硝药、制造、鱼雷、驾驶等,这些学生在欧洲留学三年,均取得优异成绩。1886年3月,李鸿章、曾国荃奏准于北洋水师学堂及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中选取刘冠雄等34名优秀学生,由监督周懋琦率领赴英国、法国留学,学习测绘、驾驶、兵船、制造等。总的说来,清政府派赴欧洲的几批学生主要是学习海军方面的专门技术,他们回国后,大都成为中国海军、造船、航海或其他科学领域中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破坏阻挠,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并未继续下去,自1886年以后,中断了10年没有续派,直到1896年才恢复了派遣留学生工作。这年9月,船政大臣裕禄奏请续选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清廷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施恩孚等六人派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并委派江苏候补知府吴德章为监督。这批学生在法国学习了三年,由于经费困难,后撤回。这之后,1904年前后,北洋海军派出了40名左右青年前往英国海军学校、航海舰队、军事工厂学习驾驶、指挥和制造等专业。除了海军外,清政府及各省也相继派留学生赴欧留学。1903年,两江总督张之洞选取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八人去英国学习管轮和驾驶,又于陆师学堂选取八人赴德学习步、骑、炮、工等科。同年,湖北选24名青年前往比利时学习实业。1904年,山西曾专派20多名举人赴英学习法律、机械、冶金、地质等。据1910年统计,当时在英留学的人近150人。这一时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湖北、广东、广西等地也派人赴法留学。此外留德、留俄学生也有一定数额,所学科目均以理工军事为主。

为了加强对留欧学生的管理,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清政府派蒯光典为留欧学生监督,后由刁成章代理。1909年,清廷撤消了欧洲留学生监督,改由在各国分设监督,隶属于中国驻各国公使公署管辖之内。这些监督是:法国为王继曾,德国为江国珍,俄国为章祖申,比利时为高逸,英国为钱文远。后来清政府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三月十五日颁发了欧洲留学生监督处章程31条,分列总纲、权限、责任、管理条规、经费等五项,这样对于欧洲留学事务以及官、自费生的管理,始有定章可循。

第三章 弧矢男儿志四方——赴欧留学与近代海军 第二节 呕心沥血探新知

留学欧洲的学生大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血气方刚,能独立生活和学习,具有一定的辨别力,而且在出国之前就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外语也大致过了关。这样,他们在国外学习,主动性就非常大,求知欲很强,学习刻苦且目的明确,对于所学的航海、制造、驾驶等技术,掌握快,成绩出色。在1877年第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中,制造专业学生以魏瀚、陈兆翱最出色,可同法国水师制造监工并驾齐驱;学驾驶的学生中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复、蒋超英成绩最好,其中刘、林二人“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均堪重任”。他们既可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1881年出国的10名学生成绩也很出色,他们可以充任轮船管驾、学堂教习、制船监工等重要职务,直接被派往海军各个部门服务。1886年的留欧生中,陈恩涛、贾凝喜等人文武兼备,最为出色;刘冠雄、黄鸣球等人考试多次名列前茅。这批人归国后可立即充任驾驶、教习、铁路监工、轮船监工等工作,直接为祖国效力。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他们努力刻苦学习分不开的,一些学生还积劳成疾。学习制造的留学生梁炳年在法国留学时刻苦认真,他常常学起来就不分白天黑夜,连星期天也不松懈,累困交加而病倒死于法国。留学英国的陈鹤潭,在苏格兰船厂学习轮机制造,由于学习与实习作业繁重,他吐血住了院,不幸在医院去世。这些学生,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图将来振兴弱穷的祖国,他们为学习而不惜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当时,就连随同学生一起赴欧的随从人员也积极求学。1877年随李凤苞赴欧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等人,在办完公事之后,都进入学校学习。马建忠、陈季同曾入政治学校学习交涉、法律、格致、政治、文词等,马建忠还游历法、英、德、奥、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考察政治,研究法律,他后来著有《马氏文通》一书,将中国文法作严密的分析,译出条理与西文并举,被称为语言学的一种重要创作。罗丰禄进入伦敦琴士官学,学习化学、物理、气象学等,回国后,都为祖国作出了特殊贡献。

第三章 弧矢男儿志四方——赴欧留学与近代海军 第三节 舍生忘死报效祖国

故乡吾负汝,岁岁远别离。万里生还日,六洲别战时。

疾声唤狮梦,含泪拜龙旗。吾岁今方壮,服劳或有期。

这是留德学生马君武写的一首诗,它代表了广大留欧学生的心声。这些学生于1880年后陆续归国。作为系统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青年,和当年的赴美幼童一样,成为中国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如第一批留欧生魏瀚等毕业回国到福州船政局工作后,翻阅了大量的中外关于造船方面的资料,悉心考求,反复试验,四五年如一日刻苦攻关,终于自行设计制造了中国当时最大最新式的巡洋舰——“开济”号,粉碎了外国人关于中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掌握造船技术的狂妄言论。之后,他们又监造了镜清、寰泰、广甲、平远、广乙、广庚、广酉等多艘舰船,连外国人也不得不说:“中华多好手,制作驾驶均可放手自为。”清廷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李鸿章在《奏出洋肄业在事各员请奖折》中言:“其制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机及应需之物,驾驶者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加之历练,应可不藉洋人。其制造如魏瀚、陈兆翱、郑清濂、林怡游,开采熔炼如罗臻禄、林庆升,驾驶如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萨镇冰颇为优异。其余加以陶熔,均可成器。”

这些留欧的青年,既有近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理论,又有高尚的爱国思想,希望中国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他们与封建专制格格不入,更强烈地反对外国侵略。他们是清朝近代化海军建设的关键人物,如林泰曾回国后任北洋海军的左翼总兵,萨镇冰为海军帮统。北洋海军12艘主要军舰的管带,如镇远管带林泰曾、定远管带刘步蟾、靖远管带叶祖珪、经远管带林永升、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超勇管带黄建勋都是留欧生。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他们多数勇敢坚定,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靖远管带叶祖珪,在该舰三次起火,中弹数十处之后,仍沉着应战指挥出击。超勇管带黄建勋在战斗中勇猛顽强,不幸战舰中炮起火几乎沉没,他带领全船官兵浮沉于海中用长绳相救,终不济事,最后与军舰同归于尽,年仅43岁。经远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督率官兵们一边向敌人狠狠射击,一边指挥人员扑救军舰中弹升起的大火,并奋勇向敌冲杀过去,不幸中炮壮烈牺牲,时年42岁。定远管带刘步蟾在战斗开始不久,就代替受伤的海军提督丁汝昌指挥,他布阵巧妙,时刻变换,使敌人的炮火不能打准目标。在激战形势危急的关头,他命令枪炮官沈寿堃(留欧生)、徐振鹏(留美生)瞄准敌松岛舰第四号炮位频频发炮,重创了敌舰,使它倾斜了五度,敌军官兵死伤达100多人,死尸都堆积在甲板上了。后来在威海卫的战斗中,刘步蟾遭到日军的四面包围,宁死不屈,决不向敌人投降,服毒自尽。留欧生们在抗击外敌入侵时舍生忘死英勇顽强的事迹,被代代传颂,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榜样。

第四章 沧桑有变心难易——庚子赔款与留美高潮 第一节 留学美国的复兴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保护使馆安全为借口,组织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九月七日,根据慈禧太后的旨意,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俄、美、法、日、德、意、奥、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葡萄牙等14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一个空前严重的丧权辱国的奴役性条约,它共有12款。其条约规定,清政府应向诸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七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国会出于其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通过了以一部分赔款退还中国的议案。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下令,除扣去实应赔偿的款项外,其余都退还中国,退款金额共1365.549269万美元,另外保留200万美元作为或许有未经查出应赔偿的款项之用,这200万美元,后经查明应扣83.814036万美元,余额也都交还了中国。

对于这些退还赔款的使用,中美双方拟定了一项协议办法:

(1)遣派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并同意自1909年开始,每年派遣合格的一定数目的中国青年去美国。

(2)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青年赴美各大专学校深造的预科。

(3)在华盛顿京区,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

于是,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六月,清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命外务部丞参周自齐为总办,学部郎中范源濂、外务部主事唐国安为会办,容揆为驻美监督。从美国退款开始的1909年到清华学校成立的1911年,举行了三次甄别考试,以挑选直接赴美留学青年。1909年9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一次考试,初试考国文、英文、中国历史、地理等科,当时有600多人参加考试,只选出68名;复试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古代史、外国近世史、外国地理等科,最后录取赴美留学青年47人。初试放榜,其榜首为裘昌运,复试放榜(即最后确定录取者),其榜首为程义法。这47人中,王士杰、何杰、梅贻琦等人皆在此列。当时,清廷的贵胄学校曾特别要求格外加派秉志、倭申布、杨荫庆等三人,他们未经考试,随同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这些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来自江苏的有21人,浙江九人,广东六人,湖南三人,直隶三人,其余是山东、安徽、河南、湖北、福建,皆各有一人。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七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二次考试,据《学部官报》1910年第125期所载,所考科目有:中文论说、英文论说(作文翻译)、历史(须曾读过普通历史并读过希腊、罗马、英国、美国专史者尤佳)、地理(普通地理学)、算学(须曾习英文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并习过高等代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学者尤佳)、格致(中等理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德文或法文(二者之中须曾习一门能作文翻译,其曾兼习拉丁文者尤佳)。而且规定上述科目除中文论说和德文或法文外,一律采用英文考试,足见考试难度之大。考试结果,400名应试青年中有70名考中,第一名为上海南洋中学的杨锡仁,平均成绩为79.207分;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作曲家的赵元任先生以73.4分的成绩名列第二,竺可桢考了63.8分名列第28,胡适考了59.075分,在第55名。关于这场考试,胡适回忆道:“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头场平均80分,取了第10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55名。”这批被录取的学生,来自江苏的29人,浙江14人,广东10人,直隶、安徽、福建、四川各三人,贵州二人,湖南、山东、广西各一人,而且大都是教会学校或有影响的新式学堂的毕业生。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七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三次考试,录取了黄国栋、章元善等63名赴美留学生。这样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83名。留学教育的风气既开,各省选送的官费留学生也逐渐增多,如1903年,湖广总督端方在湖北各学堂中选送10人赴美,并派曾在美国留学归国的施肇基为驻美、法留学生经理。此外,两广学务委员陈锦涛、山西巡抚恩寿、上海商务高等实业学堂、江苏、东北等都派出了一定数量的留美生。据统计,1911年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达650多人,其中在大学的有323人,技术学校有72人,专门学校有23人,其余都在平常学校内。从1909年起,游美学务处决定从庚款中拨出一部分资助自费生,具体条件是:对在美国大学本科读二年级以上品行纯正、学业优秀而家境贫寒的自费生,每年资助美金480元,资助名额为50名,每人至多不能超过三次。这对自费留美是一个切实有力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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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 沧桑有变心难易——庚子赔款与留美高潮 第二节 建立清华学堂

1910年11月,为了克服选派留美学生的困难,清廷学部奏请改革游美肄业馆的三项办法:

(1)将游美肄业馆的学生名额由原来的300名增加到500名;

(2)将学制定为八年,分高等和中等两科,各为四年制;

(3)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办理。

毕业学生不仅限于留美这一途径,在该馆肄业的学生,也能具有专门的才学。同时,由于游美肄业馆地基原系赏用清华赐园旧址,文宗皇帝所书的匾额仍悬园内,故仍沿旧称,请将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的校址设在北京西郊清华园。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周自齐出任第一任总办,范源濂出任第一任会办,胡敦俊任教务长。报考清华的学生年龄以15岁以上,18岁以下为限。考试科目:

(1)国文;

(2)英文文学作文;

(3)德文或法文作文、翻译英文;

(4)地理以本国为主兼及外国;

(5)本国历史;

(6)外国历史,上古、中古、近世通史;

(7)代数初等、高等;

(8)几何平面、立体;

(9)三角;

(10)物理;

(11)化学以无机为主兼及有机;

(12)动植生理;

(13)地文地质。

上列学科除国文、地理、本国历史外,余均用英文考试,其德文或法文未曾习过而其他学科均能合格者,亦准与考。而且规定学生入学后,试学三个月再行甄别去留,不合格者则被淘汰。可见选拔是非常严格的。

清华学堂全校30多位教师中,美国教师有10多人,全校400多名学生,来自各省,一律公费。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半年后的1912年5月1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并将“学堂”改称“学校”,把“监督”改称“校长”,早期留美生唐国安(当年随容闳赴美的120名幼童之一)出任第一任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并重新整顿了校务和教务,以培训留美预备生为清华学校的宗旨。

清华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注意德智体三育的发展。在《选派学生赴美游学章程》第一条中规定:“清华学校选派游美之学生,以本校三育俱优之毕业生及由本校临时考取之专科生与女学生为合格。”学校非常重视英语,许多课程采用英文教本,连一些诸如行政会议、文艺节目、布告、辩论会等都采用英语。学校非常重视体育,规定了如体育不及格则不准出国留学,并搞强迫运动,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为强迫运动时间。于是,一到下午四点,学校就把所有的教室、宿舍、图书馆全部锁起来,迫使学生们到运动场上去锻炼,体育老师们还到处巡视,如发现那些躲着看书的学生,夺过书本,强制他们到操场上去活动。1917年的清华留美生汤佩松回忆道:“那时的体育课教师是马约翰先生。他热情而又严厉,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他作了一些规定,诸如三次旷课,体育成绩就按不及格论处;五项全能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获得出国留学的资格;甚至不会游泳的学生,也在不准出国者之列。因此,整个清华园,自然有一种你追我赶的学习空气。受了这种环境的感染,我也加入了竞争者的行列。在课堂上,我开始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在运动场上,我更是一名出色的体育健儿,是学校足球队、田径队、棒球队中的一员干将。”马约翰常对学生们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外国人打棒球,你们也去打;外国人踢足球,你们也去踢。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这种精神,后来归结成一句话:“干到底,决不松劲!”(Figo the finish,nevergive in! )经过这样的措施和训练,提高了学生的体质和精神面貌,保证了留学生派遣的质量。

清华学校的出国预备期为八年,时间是较长的,但经过这样长时间系统扎实的学习,赴美学生到美国后普遍反映学起来得心应手,困难较少。1912年,继前三批选送的直接赴美留学生后,清华学校又遣送高等科毕业生16人留学美国,这是清华学校成立后第一批派出的留学生。这之后,清华学校每年的高等科毕业生全都资送留美。大约每隔一年,学校还招收一次女生(1914年开始)和专科生(1916年开始)直接资送留美。此外,还有一些留美自费生也接受清华的一部分津贴,称为“津贴生”。到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279人。这样,以清华为中坚力量,便形成了清末民初赴美留学的高潮。

第四章 沧桑有变心难易——庚子赔款与留美高潮 第三节 中国现代科学的中坚

留学生们到达美国后,便开始了预定目标的学习。清华学校规定他们中80%学理科,20%学文科。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的47名学生中,学理工农矿的有39人,攻文学、教育、心理、财政经济的仅八人;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美的70名留美生则只有八人学文科,其余都是学工程、理化和农医等类。清华学校对庚款留美生的学业分布也有一个测算,“学理、工、商、农、医的占62.7%(其中学工程的占31.3%,学理科的占9.9%,学商科的占11%,学农医的占10.5%),学文史哲的占7.2%,学政法的占24.5%(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新闻等,其中以学经济的比例最大,占9.6%),学军事的占2.2%”。这种留学生中的自然科学热,很大程度是受美国的影响。当时,美国在教育领域中贯彻实用主义的原则,科学技术被视为国家建设成败的关键,因此,留学生在美国自然受此风气熏染。他们认为美国以实业立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金银铜铁各种矿产极为丰富,因而只有在工艺工程方面达到先进,才能发掘天然的富产,于是留美生中学工程的就最多了。同时,中国国内满清政府很快垮台了,民国政府成立,新政权面临的是建设新国家的问题,发展实业、引进科学以救国立国成了当时流行的思潮,留美生们也明确提出“中国今日为建设时代,政治须建设,法律须建设,铁路、开矿、实业及一切之事莫非建设问题。故吾人生于今日,……不可不注重实用之学。”因而,留美青年和20世纪初年的留日青年在认识上不同,留日学生通过留学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留美生把留学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这是清末民初留学美国的一大特色。1918—1923年留学美国的清华学生李济回忆道:“一般说来,做留学生的都想学点什么,以备回国服务,很少(我不能说没有)预备在美国居住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个留学生都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美国学一点新东西,预备回国以后,能对社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

留美学生大都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茅以升考取清华留美生之前是唐山路矿学堂的毕业生,他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令教授们赞叹不已。而且,由于他入学考试特别优秀,校长亲自宣布:今后,凡是唐山路矿学堂毕业来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的,可以免试注册。茅以升为后来者开拓了免试入学的道路。毕业后,他谢绝学校的挽留,来到匹兹堡一家桥梁厂实习。在那里,他一边学习制图、设计,到构件厂、装配工地做工,一边利用业余时间上匹兹堡加利基工学院的夜校,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勤奋、刻苦,比学校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年修满了学分。以后,又经过1919年整整一年,他白天黑夜地研究桥梁“第二应力”,撰写博士论文。在年底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加利基理工学院的第一个工学博士,当时年仅24岁!侯德榜1913年由清华学校赴美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17年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后入柏拉图学院学习制革,获制革化学师文凭。1919年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化学工程,两年后即获博士学位。他们身上,体现了当时留美生努力求学,以图科学救国的抱负。

在美学习期间,学生们还积极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以丰富自己的留学生活。他们经常组织英文演说会,训练运用英文的表达能力。胡适曾是这方面的积极参加者,为此他还在大学二年级时专门选了一门训练演讲的课。他曾这样说:“公开讲演也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一个人去训练他自己的写作,训练他作笔记的系统化。这种不同形式的表达方法可以强迫一个人对一项命题去组织他的感想、观念和知识;这样可使他以写作的方式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对公开演讲的好处,曾撰一简单格言来加以概括,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的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胡适在演讲方面收益较大,到四年级时,他获得卜郎吟论文奖,这项荣誉由中国留学生取得,在新闻界引起了震动。当时纽约各报都加以报道,这一来社会各界团体都来请他去演讲,甚至美国文化重地波士顿市内的“卜郎吟学会”也来邀请他去演讲。留美学生们经常聚会,举办音乐会、舞会,还自编自演话剧,同时组织体育活动,自办运动会,举行足球、网球、棒球等比赛,体现了他们活泼向上、追求健康的学习生活的精神风貌。这也促进了他们对美国社会的深入了解。这正如1910年的《留美学生年报》所指出的:每次聚会收益颇大,“其尤著者有三,(一)大会之后,精神——振作,友谊——坚固,素不相识者,亦因大会而相知;(二)各校学生会,因运动及款待及演说辩论等之竞争,而团体愈益坚固,明年之预备愈益周密;(三)美国尊敬中国人之心,亦大增加。”当时,从1902年到1918年,留美学生成立了东美留学生会、西美留学生会、留美学生勤学会、公义社、中国科学社等团体,其中尤以中国科学社影响最为深远。

中国科学社是由康乃尔大学的几位中国留学生发起的,起初是《科学》月刊社,发起者们希望通过办杂志介绍美国的科学技术来提高中国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以达到促进中国繁荣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15年10月成立了中国科学社,推任鸿隽为社长。从1916年开始,中国科学社几乎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以进行学术讨论,联络社员感情、商议社务等。为了鼓励青年科学工作者奋发向上,自1919年起,科学社设立了各种奖金,如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爱迪生电工奖金、何育杰物理学奖金等等,大大激发了留学生向科学进军的勇气和决心。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59年秋,它对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及对科学教育的提倡、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此之外,留美学生还在暑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他们从喂猪、除粪、耘草等农事工作到送水、洗器具、送信、洗衣等杂活都干,大大锻炼了适应生活的能力。

留学生裘昌运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农科,利用暑假到美国农村参加劳动,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这一经历的感受:

暑假解馆,已至半月,跋涉东西数百里,乃来乡就役……每日十二小时之劳动,自揣觉有所不逮,即半日工作,自早及午,已觉劳瘁不堪,午后惟有休养,即脑力亦不堪复用。农事之纲目,则自粪除、饲豕以至耘草收获,不下数十种,儿意在知其大概,始事之言明不愿专司一事,故每日必易其工,他如取水、涤器、送信、浣衣等杂役,亦间亦为之……现在所知农事品目渐夥〔huo火〕……近日酷暑,每至百度(华氏)以上,幸乡间风吹不绝,且极干燥,虽热而无所不适,惟烈日之下,肤色渐由深黄而转炭黑,面部微有瘦削,而肌肉大增,虽不雅观,未始不好现象也。

裘昌运在艰苦的劳作体验中,得到了较大的收获。

留美学生以其聪明才智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在学业上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绩,获誉很高。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到美国游历,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这样称赞道:“美洲游学界,大率刻苦诚实,孜孜务学,无虚嚣器,而爱国大义,日相切磋,良学风也。”1909年,在威尔斯顿大学学习的10名中国学生,“一年内得一等与二等荣奖者各五名”。到1911年,在美国留学的650多名中国学生中就有323名大学毕业,23名专门学校毕业,72名技校毕业。留学生王宠惠在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法律科毕业考试第一名。在接受毕业证书时,他代表全校4000多人致答词,这是中国最大的荣誉。胡栋朝在康乃尔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尤其精通铁路学、桥梁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得到教师们的称赞,并被选入式马西会,“式马西”是希腊语“认真研究”之意,选入该会,是为了鼓舞学者研究新的理论,当时考入康乃尔大学的学生共3200多人,被选入这个会的不过49人,胡栋朝就居其一,足以为中国自豪。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中国学生获博士学位的有三人,硕士学位的六人,学士学位三人,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从1917、1918年所汇编的《游美同学录》来看,90%以上的留美生获学士学位,很多人获硕士学位和工程师资格,有35人获博士学位。这之后,还有更多的留美生获得博士、硕士及其他学位。这些学生回国后都成为建设方面的中坚力量。胡适、廖世承等庚款留美生回国后,竭力鼓吹实施新教育,建立新学制。国民政府于1922年11月公布的“六·三·三·四”的新学制,就是在他们的影响及积极的推动下,模仿美国的“六·三·三”制而来,这一学制体系影响很大,比较适合中国当时的教育实际,一直被沿用到1949年全国解放。24岁获博士学位的茅以升,回国后任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他主持修造了杭州钱塘江大桥,这座两层联合桥全长1453米。在修桥过程中,他进行了精心设计和组织,在波涛汹涌的江面,采用“注水法”,“沉箱法”、“浮运法”,克服了建桥打桩、建桥墩、架钢梁等复杂困难的工程,仅用两年半就完成了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的修造。1955年,他又主持设计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同时,他还积极开展科普创作,在中外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在他的科普作品中向青少年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未来世界。1963年他写的科学小品《桥话》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连载。有一次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你的《桥话》我看了,写得好啊!你不但是个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呢!茅以升一生不仅在修建有形的桥梁,还在为青少年搭建无形的精神桥梁。

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桥梁事业。

据统计,从1909年到1920年,清华留美生归国的为507人,其职业分配如下表(见下页):

在1955年3月公布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清华留美生就有诸如:周培源、梁思成、汤用彤、杨石先等29人。1936年时,清华大学“全校教师有210余人,其中有教授90人,几占全体教师的一半。他们绝大多数是留学美国的,2/3以上又是清华的留美生。”

<span class="ter">1909—1920年清华归国生职业一览表</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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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留美学生也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当苏杭甬路案发生时,留美中国学生会曾发表书面意见,对于江浙铁路公司借英国的债而出卖路权的行径极为愤慨,他们“建议政府,可按照国际公法,一味拒绝,万不容英人藉有此议,在中国干涉尺寸路权,或索取分文赔款”。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美国各大学如普林斯顿、康乃尔、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校的中国学生都举行了集会以示庆祝。1915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无理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消息传到美国,激起留学生们的无比愤怒。他们纷纷举行抗议集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坚决抵制,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在中国走向科学和民主的道路上,当年的留美学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五章 睡乡谁遣警钟鸣——留日与救亡 第一节 负笈东瀛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日甲午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谭嗣同痛心疾首,极度悲愤。昔日视为弹丸小国的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战败的耻辱,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中国士大夫阶层及一切爱国者心理的波澜。甲午海战三年后,中国兴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但是带来新生希望的维新运动却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腐朽、顽固封建势力的全面反攻倒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中国依旧贫弱黑暗。在这血雨腥风的时代,一批批救亡志士为了探求救国的途径,为了摆脱缠绕在他们心灵的危机感、幻灭感,毅然走出了黑暗腐朽的国度,漂洋过海,到国外去学习、思索、体验。在国外,尽管他们依然悲切、彷徨,但他们终于寻求到了只有推翻满清政府,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真正的目标与手段,并勇敢地付诸实践中。

满清朝野一些人士也认为,不讲求变法图强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变法就必须有人才,必须办教育。当时国内的新式学堂寥寥无几,人才的培养,除依靠国外,别无他法。清廷重臣张之洞、张百熙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知识分子,或对清廷上陈奏章,或对社会发表时论,鼓吹留学的好处,游学的国家,一致主张到日本去。张之洞曾这样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他还列举了到日本游学的好处:“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的这篇“劝学篇”实无异于倡导留学日本的宣言书,这一主张备受朝廷重视。当时,来华考察游历的日本文武官员在同中国当局晤面之际,也多方劝说派遣青年子弟赴日留学。1897年日本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在湖北与张之洞会晤,后来日本陆军大佐福岛安正在南京访晤刘坤一,都建议中国派遣学生赴日留学,日本愿意教育中国青年、为中国造就人才。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出于培植在华侵略势力的信念,也打算接受中国留学生,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其与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机密信件中毫不掩饰地说: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骎骎于东亚大陆。故而无论从何方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而且日本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度,又最适合中国采用;日本的大多数中下层人士希望中日友好,也呼吁吸收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以加强文化教育的交流。于是,清政府从关系其安身立命的“新政”出发,决定广派留日学生。1898年,清廷派黄遵宪继裕庚之后任驻日本公使,并在所拟呈递日本方面的国书中表示了中国派遣学生的决议:“曩复贻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述贵国政府关念中国需才孔亟,愿中国选派学生前赴贵国学堂肄习各种学问,尤佩大皇帝休戚相关之谊,曷胜感谢。朕已谕令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贵国驻京使臣商订章程,认真选派,以副大皇帝盛意。”这样,留学日本的帷幕就拉开了。

早在1896年,当时的驻日公使裕庚就派理事官吕贤笙赴上海、苏州一带招募了唐宝锷、朱忠光等13名学生于6月15日抵达日本,将他们送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习。这些学生不是清政府计划派遣的,只是基于驻日使馆业务上的需要而培养的半官方式的“使馆学生”,但他们可视为近代最早的中国留日生。1898年,清廷总署奏陈“遴选生徒游学日本片”粗定游学章程,规定:

(1)将总署同文馆中学日语的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在现设的学堂中挑选年幼颖悟、粗通日语的学生上报总署,并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

(2)赴日学生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前,中国女子教育在学制系统上还没有正式的地位,更谈不上留学了。不过,1898年前后,随着维新变法的展开,产生了一股反缠足、办女学的妇女解放运动。先进的人们开始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梁启超曾这样说道:“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把女学的兴衰作为衡量一国强盛的最重要的标志。之后国内办起了一些女子学校。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三月,日本的东亚女学附设中国女子留学速成师范学堂;实践女学也设中国女子留学师范工艺速成科,以招收我国留日女生肄业。东亚女学本科修业二年,并有修业六个月的音乐专修科和游戏体操专修科;实践女学本科修业一年,而工艺科则修业六个月,中国到日本去的女生,大多在这些专设的学校补习。当时实践女学校校长是日本女界著名的下田歌子。最初,中国的女子留学生并不是单独前往,大多数是伴随父兄夫婿,1903年时仅有10多人,她们在课余常聚在一起谈论,对中国女学的衰败感到愤怒。这年四月,他们在日本组织共爱会,并强调日本一来与中国邻近,便于来往,二来学费节省,便于苦学,呼吁国内女同胞赴日留学。这之后,官费留日生中开始有女生出现,1905年湖南选派20多名女学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也有自费前往的,如秋瑾,她是变卖了首饰,冲破丈夫的阻碍只身搭上赴日轮船的。同年,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赴日考察,并同下田歌子签约,每年奉天派15名女生到实践女学校学习师范。为了使女留学生迅速适应生活,清廷驻日公使杨枢等人还积极向国内宣传女子留学须知,如行李不宜多带;衣服都须穿布并以青、蓝二色为主;装饰不宜用钗环钏镯之类;不要带女仆和婢;事前要放足;及早与本省同乡会或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联系等。这些工作对留日女子的增多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到1907年,仅东京的中国女留学生就有100多人,而且她们还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女留学生们大都学习刻苦、生活俭朴,常受到日本人士的称赞,认为她们“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能及”。当时清廷驻日留学生监督也以“下田歌子学校中,女学生数十,于专门学科俱见成效,志趣高尚者,颇不乏人”而对她们大加赞赏。女子留学生虽比男子留学生少,但却非常活跃,她们办了《中国女报》、《神州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等报刊鼓吹新思想。清廷受了她们发行杂志的影响,于1907年学部正式规定了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至此,女子教育在学制上总算有了一席之地。1910年后,清政府对女子赴日留学进行限制,规定女子自费留学必须由地方官呈请提学司衙门考验,申请者必须是受过本国教育、文明和顺、品行聪淑才准予东渡;至于官费生,只限考上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奈良女子师范、蚕业讲习所女子部三所学校的才准派,这样致使在日本的女留学生有所减少。辛亥革命后,留日女生数才又有所回升。

这时在中国国内,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陈宝琛在福州设立东文学堂,都致力于日本语文及普通学的教授,作为国内学生留学日本的准备。日本方面,为了教育接踵而来的中国学生,所设立的宏文学院、日华学堂等特殊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此后,此类学校,无论在中国或日本,其创设的数目均直线上升,加上清廷积极鼓励,奖励留学日本并优厚授予出身,留学日本的热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到日本学习的学生分为以下几类:

<h3>(1)留日速成生与普通生</h3>

日本学制规定,速成生分师范和政法两种;普通生即中、小学生。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张百熙等奏定学务纲要,极力提倡师范教育,仍规定派遣学生出洋学习,此令颁行后,各省派遣学生赴日学师范很多。四川总督锡良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派周凤翔为监督,率领100多名学生赴日学习师范速成科;两广总督岑春煊精选120名学生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本科肄业。直隶学务处为推进学务工作,曾派遣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多入速成科,后又选派保定师范学堂最优秀的四年级学生,到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后来,为了使留学生求实效以救中国所要解决的先务之急,出使日本大臣奏准与日本明治大学商定特设经纬学堂,分普通与高等两科,普通科两年毕业后升入明治大学专科,高等科一年毕业升入本科。并另设师范、警察等速成科。这样,留日学习的学生开始按程度不同分入普通与高等科学习,而速成科除了警察类之外,还有农、工、商、实业等等,种类繁多。

<h3>(2) 留日陆海军学生</h3>

清廷由于外患在迫,急于训练一批懂得现代军事的新军。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浙江即曾派学生四人赴日学习陆军,随后江苏、湖北等省也有零星的派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出使日本大臣杨枢极力称道日本陆军的成效,主张多派学生前往学习。他说:“日本陆军经营数十年,成效最著,中国似宜添派学生东来,专送入陆军各学校,以期成就远大,用济时艰。”同年四月,练兵处据以奏准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16条,从此派遣陆军学生赴日留学乃有法令依据。当时派到日本学习陆军的学生,首先进入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入士官学校正式学习。振武学校原名成城学校,原设在东京都新宿区河田町21番地。明治三十一年(公元1898年)浙江省首派四名官费生赴日后,由日本陆军部委托成城学校施以预备教育,日本陆军中将福岛安正任监理委员长,明治三十三年(公元1900年)该校学生达69名,由成城学校教授藤井及小山两步兵少佐为委员,专办训练中国陆军学生,并将该校的武科改称振武学校。明治三十七年(公元1904年)十月练兵处首选100名学生赴该校肄业,后来振武学校的修业期定为三年,课程分军事学与普通学两种。普通学为日本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八种;军事学为徒手教练、枪械教练、部队教练、测量及战术等。成城时代的学生,公费自费各半,以后公费生逐渐增多。明治四十年(公元1907年)振武学校的中国学生总数已达330名,这批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升入了士官学校,其中许多人成为中国军界重要人物,如蒋介石、唐继尧、阎锡山等都是该校毕业生。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练兵处同日本参谋本部反复相商,日本方面始允许中国官费留学生入海城学校学习海军,以70名为限额,于是清政府在日本学习商船的自费生中选了15名,再让沿江沿海各省选派55名一并进入日本海军学校学习。

<h3>(3)留日特约生</h3>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学部因为赴日学习速成师范及政治的学生太多,于是通令各省一律停止派送此类学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留日学生普通科毕业后,因为专门学校的学额限制而不易入学,虽然自愿升入日本官立高等以上学校的有2000人以上,但仍有许多学生不能解决学业。因此,清廷出使大臣同日本文部省商定,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起,15年内由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师、东京商工、山口高商、千叶医专等五校,分别共接收中国学生165人,经费由各省分担,直至大学为止。这是清政府正式选送留日学生研修高等学问的开始。清廷学部为此制定了九条章程,对此作了安排和规定,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以上五校已收中国学生460多人。

<h3>(4)留日女生</h3>

第五章 睡乡谁遣警钟鸣——留日与救亡 第二节 邃密群科济世穷

“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至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当时的中国,赴日留学已成为青年人人向往的理想和目标。据出使大臣杨枢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3年)正月的统计,在日的中国学生已达1300多人,其中学文科的1100多人,学武科200多人,这之中有大量的自费生。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达12000人,其中学速成的占60%,习普通为30%,中途辗转无成的为6%—7%,入高等及高等专门学校的为3%—4%,入大学的仅1%。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时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急于求成,希望在短期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他们出国前没有作扎实的准备,以官费生来说,稍具一般知识或稍经考验,即可膺选;至于自费生,一旦有了经费来源,便可被批准出洋,毫无计划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国急需的是有某种技能的应用人才,学问高深的专门人才可以慢慢培养,于是,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产生,形成了留学的主流。在日本甚至出现了学习几天就毕业而发给证书的学校,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特殊学校,被人们讥为“学店”或“学商”。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在一份奏折中也谈到了这一令人忧虑的情况:“日本普通学堂专为中国学生设者如成城学校等三四处尚称完备,然不完备者则不下十余处,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有由学生自定者,迎合学生之意,学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学堂之不可恃也。”

自1905年后,日本的舆论对于速成教育开始加以批评。早稻田大学教务主任青柳笃恒,首先起而指责,批评教育以习速成为主的弊端,并指出日本教育界主张速成教育的不当。他希望尽快停止速成教育,以培养完全有用的中国人才。在中国方面,1906年清政府曾举行奖励归国留学生出身的考试,参加考试的100人中,留日生占80%以上,但考中进士的全是留美生。于是清政府作出规定,凡是留日回国生,没有总监督的证明书者,不能报考奖励出身,也不能充任各省官立学堂教习。1906年8月7日,继限制留日学生资格后,又规定除法政大学现设的第五班暂准送学外,其余一律停派速成科学生。日本各学校也规定停止普通教育及速成科。从此以后,留日学生在量方面逐渐有所减少,1907年为10000人,1909年为3000人,1912年为1400人,但在素质上相对得到了提高,后来参加奖励出身考试中,留日生在最优等和优等的数量上又占了绝对优势。

这些清末留日学生,生长在中国闭塞凋零的环境中,一旦踏上近代化颇有成就的日本国土,感到一切都是新奇与进步。长崎是留日学生航程中的第一站,到处呈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日本的男女学生着新装,背着书包,三五成群并肩携手唱着歌儿走入学校的情景,使他们感慨万千,并痛感自己祖国教育的落后和不普及。湖南学生周家纯在一封信中这样说:“自入长崎以来,流连异土,百感交并,及达东京,益怦怦不能自持”,他没有料到当年曾向日本传授了大量文化的中国,如今已灾难深重,面临亡国之危,“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这些感触,道出了所有留日学生当时的心态。

中国学生赴日,最大的目的是吸收新知,其注意力与最大的感触是日本的教育。当时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各市各町无不遍设学校,即使是穷乡僻壤,也比比皆是学堂。留日学生曾这样比喻道:“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日本4000万人口中,能阅报作读书札记的就有3000万人,留日学生们一致感叹,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如今已远远落后于亚洲小国日本了。那时日本的书店很多,仅东京就有1000多家,买书的人非常踊跃,出版的新闻杂志,每天约有一二百种,这是日本开通民智、富国强本的主要原因。梁启超曾说他“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大多数学生一到日本,除急于学习日文并准备考入学校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据许寿裳回忆,当时他与鲁迅常去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和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鲁迅购日文书很广,不仅教科书,而且如拜伦、尼采的诗、希腊罗马的神话等都买,每次从书店回来,都把钱花得精光。

这些在国外的青年痛感祖国的落伍与危机,他们刻苦自励,勤奋好学,吸取认为对祖国有用的一切新知识,如军事、警察、政法、师范、工业、商业、农业、建筑、铁路、测绘、物理、化学、医学、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几乎占了当时日本各学校开设的全部课程。湖北学生李书城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激动地说:日本“凡政治、法律、陆军、教育、农、工、商、医及社会各实业皆有学校,又先授以普遍的知识,使知识不偏于一隅。凡此学校,我国之留学者皆得入之,诚哉为学问、竞争之大市场也。夫人抱爱国、爱同胞之志,而学问不足以辅之,则是龙无鳞甲,虎无爪牙,凤无羽翼耳,岂能望飞之博之舞之耶?诸兄诸兄,曷无奋然而起也?”对于留日的学生们来说,他们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紧张。喻培伦到日本后,初入警监学校,后进经纬学校,再改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以图实业救国。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早七点起,晚十二点睡,夜以继日地学习,同时还积极设想在家乡发展陶瓷、制糖、缫丝、火柴、电气等近代工业,表达了渴望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黄遵宪在日本留学时,每周上33节课,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十点半就寝,放了暑假仍是“六时起,十时睡。上午看英文、《沙翁文集》、《鲁宾逊漂流记》;下午练习日文、日语。灯下作英文日记”。晚饭后他一般要读日本杂志、中国报刊、《通鉴》、《左传》及一些小说。同时还抽空译《自治要义》、《自治精髓》、《法律进化论》等,足见功课之多,涉猎之广,好学之勤。鲁迅在致蒋抑卮〔zhi支〕的信中,谈到了他在日本生活学习的情况:“今此所居,月只八丹。人哗于前,日射于后。 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德意志)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

留日学生中,年龄小的有七岁幼童,长者有七十老翁,学生们各自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更言欧美之政制文治者。”这种情况不足为怪,当他们踏上异国世界,目睹资本主义的文明,感受资本主义情调,难免为之惊讶、迷惘、倾慕。他们对于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辨识的过程,向日本学习什么,还需要经过一番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更需要在这一探索中选择。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辨识、思考、探索的过程,大多数留日学生才抱定了一个信念:“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于是,介绍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成为了多数留日学生对祖国的贡献。

1900年,留日学生100多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部分会员创办了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如卢梭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密尔的,斯宾塞的《教育论》等等。1901年留日学生又在东京发行《国民报》,它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自诩,以“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己任,号召人民抛弃“奴隶思想,起来反抗二千年专制政体,争取国民天赋权利。”它从各方面阐述国民的权利,要求提高国民的自觉的责任感:“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国民。”在《国民报》第二期刊载的《说国民》一文中,将“国民”和“奴隶”作了比较:“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在这里,留日学生们已经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要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从精神上使自己变得近代化起来,以形成新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使中华民族获得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觉醒。

留日学生们还开展了大规模的译书活动。当时的日本,几乎是西洋文化的橱窗,从日本吸收西洋文化,以了解世界潮流是一个捷径。于是一些专业性的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译辑社、国学社、东新译社等产生了,据统计,从1902年至1904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书籍共约533种,其中译自日文书籍为321种,占总数的60.2%,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法政、军制、商务、教育、史地、数学、理化、测绘、外交、矿务等等。 甲午战争之前,国内提倡洋务运动,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方仅在科学技术上优于中国,所译的外国书中70%以上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类。1895年后,维新运动展开,提倡变法图强者认识到改革应从内政着手,借鉴西方的社会制度,因此所译书籍转而偏重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且内容绝大多数与法政有关。据统计,1880至1904年,译自日本的2204种单行本图书中,社会科学占697种(32%)、史地257种(11%),而自然科学只占267种(12%),这些译著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帮助中国人民了解新思想、新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从整个新文化的历史看,开始时因为有留日学生的转译、鼓吹和介绍,使得新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以后又在留日学生的精心培育下,产生了文学革命。五四以后,在留日学生的努力下更加巩固了基础,得到发扬光大,其中鲁迅、郭沫若等留日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如话剧的传入也出于留日学生之手。19世纪末日本戏剧界从欧美引进了话剧,留日生李叔同等接触这种戏剧形式后深被吸引,并于1906年发起留日学生成立了春柳社,组织一些戏剧爱好者学习排练,还在日本公演了、《黑奴吁天录》等话剧,后来留日学生回国,话剧传入国内并在中国传播开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是其中的中坚分子。在教育方面,留日学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学制系统,整个是从日本学制抄来的;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除了张之洞附加了自己的几分经古教育以外,也几乎是照抄日本。直到1912年至1913年所颁定的学校系统(壬子癸丑学制)也是照日本学制制定的。这种模仿和取法显然是通过留日学生之手,因此中国的新教育,由开始到后来有惊人的发展,直接间接都与中国的留日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五章 睡乡谁遣警钟鸣——留日与救亡 第三节 从反帝爱国到反清革命

这一时期,留学和救亡已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股爱国热潮冲击下,凡是有损中国国格的行径都会使留日学生们痛心疾首,奋起反抗。日本警察无故搜查宏文学院学生的行李,留学生们感到这是对弱国人民自由的剥夺,不少人心情沉重,彻夜不眠。于是议论纷纷,互相串联,准备以全体退学相抗议,后经多方劝导解释才平息下来。靖国神社展览中陈列有许多甲午战争中的“战利品”,这引起了中国学生的愤怒,他们聚众大闹,将陈列品打翻在地。参观大阪博览会,发现福建省的产品陈列在台湾馆中,而台湾当时为日本所霸占,他们敏锐地感到这是日本把中国福建视为其势力范围的举动,坚决反对,经过激烈交涉,终将这些产品迁出。东京卧龙馆在“活动写真”展出活动中丑化中国妇女,参观的中国留日学生以退场相抗议,宋教仁还与另一学生站在入口,劝诫中国人不要进去,并请人写了条子贴在门口告诉大家原委。该馆的管理人员不让张贴,双方争执起来,宋教仁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有展览的自由权,但我们有不让中国人看的自由权,你们侮辱中国,中国人就要抗议。结果该馆馆主无言以对,只好赔礼道歉。成城学校开运动会,张挂各国国旗,唯独没有挂中国国旗,几百名留学生痛哭流涕,一致抗争,并明确表示不挂出中国国旗就别想开运动会。经过长时间抗争,最后迫使校方挂起了中国国旗。青年鲁迅留日期间学的是医学,但是,在一次上微生物学课时,幻灯片上放出日俄战争期间屠杀中国人的场面,画面上居然还有一群中国人麻木不仁在围观,这种病态的毫无民族意识的世态,促使鲁迅决定用文学来唤醒民众,他说:

字字句句,掷地作金石声,具有巨大的革命感染力。湖南留日生杨源濬一次就从东京带《猛回头》7000册回国,这些小册子很快流传全国各地,特别是两湖学堂和新军军营,对促进各地武装起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留日学生中激昂的爱国情绪很快在规模巨大的“拒俄运动”中发展到了高潮。1900年,沙俄出动17万军队武装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到1903年4月,侵驻东北的沙俄军队不仅拒不按期撤出,反而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公然叫嚣要将东三省纳入俄国的版图。这一消息传到日本,留学界群情激愤,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4月29日,留日学生500多人在东京集会,倡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前线。青年学生纷纷签名,抱定为国战死、马革裹尸的决心。仅一天时间,签名者达130多人,于是正式宣布拒俄义勇队成立。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并制订了12条规则,要求在清政府领导下抗击沙俄。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已变成了洋人的傀儡,爱国有罪,救亡问刑。它把留日学生的拒俄活动视为犯上作乱,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取缔。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向端方致电云:“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200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同时,清廷又密谕各督抚:“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防备……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从反面促进了留日学生的觉醒,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建立救国的新政府,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就这样,拒俄运动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05年夏天,孙中山从美国来到日本,留日学生专派代表百余人到横滨迎接,8月13日又在东京专门召开空前盛大的欢迎大会,爱国青年们逐渐集合到孙中山的旗帜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之中。

留日学生们为辛亥革命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当时留日的各省同乡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河南》、《四川》、《洞庭波》等等。1903年后,这些刊物一致鼓吹革命,宣传反清,时人讲这时的情况是:“在日本各省留学生,均有留学生会,会中必办一报,报以不言革命为耻。”这些刊物中,1905年11月创刊的《民报》以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为总纲,在抨击清政府、鼓吹反清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方面成绩卓著,由此引起了清廷的切齿痛恨,一再加以防范,但留日生们还是巧妙地将它不断输入国内,有的将封面换上“心理学讲义”的名称邮寄回国。他们还编写了大量的图书,为反清革命提供精神武器,其中以邹容写的《革命军》和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在《革命军》中,邹容宣言道:

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强国,不可不革命。

《革命军》文字浅显,出版不久销路极佳,它不仅对革命青年产生了启发和鼓励作用,对一些置身于革命阵营以外的知识青年影响也很大。胡适青年时代曾受此感染,他回忆:“有一天,王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正在传抄《革命军》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厅去考试呢?”陈天华的《猛回头》与《警世钟》用语通俗,言词悲慨:

<span>或排满,或革命,舍死做去,

孙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span>

1905年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高潮,又过了六年,便爆发了埋葬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在此期间,留日学生成为骨干力量,据统计,从1905到1907年,同盟会为数可考的会员有379人,其中354人是留学生,占93%,而绝大多数是留日生,如黄兴、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秋瑾等还主持同盟会的工作。为了将革命推向全国,许多留日生放弃了学业潜回祖国活动,他们组织和参加武装起义,不少人血洒疆场。徐锡麟、秋瑾分别在安庆和大通起义中英勇就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八名是留日学生,他们之中,日本千叶医学校学生喻培伦,起义时胸挂一筐炸弹,一人当先,歼敌甚多,直到重伤被捕,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慷慨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林觉民抛妻别子奔赴战场,不幸受伤被捕,凛然就义,他给爱妻写的绝笔书,血泪交织,英勇悲壮,展现了一个革命者为国献身的伟大胸怀,至今仍广为传诵。辛亥革命十年后,孙中山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对留日学生的贡献作了非常公允的评价,他说:“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统一的大效果。”正是爱国志士们前仆后继,才使得我们的民族屡遇危亡而没有沉沦、历遭浩劫而能够振兴。

第六章 沦落天涯气自豪——留法勤工俭学 第一节 勤工俭学的兴起

1909年,李石曾、齐如山等人在巴黎创设了中国豆腐公司,所生产的豆腐很受法国人士欢迎。后来,李石曾从家乡河北高阳招来工人30多人进入他创办的豆腐厂生产各种豆制品。当时这些华工只念过小学和私塾,不懂法文,工艺知识也很差,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进而提高劳动效率,李石曾便让他们白天做工,工余组织他们学习法语和科学知识,这样华工既有了经济收入,又提高了工艺水平,尤其是了解了当时世界上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各种社会思潮,这是在国内所不能达到的。1913年法国地浃泊人造丝厂需要工人,由齐如山以“劝工公司”的名义,从国内招来48名工人。到厂后他们白天做工,工余学习,效果显著。这种被称为“以工兼学”的制度得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赞赏。他们参观了该厂,并写文章介绍这一做法,认为“以工兼学”有能使华工开阔眼界、受到教育、学到技术、赚到金钱等八大好处。这一制度为家境贫寒而又想外出求学的青年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第二批俭学生到法国后,分别进入普通中学和实业学校俭学。当时留法俭学会发起人的计划是很宏大的。据吴稚晖说:“昨日与校中主持人齐如山先生闲谈,在发起人张静江、李石曾、汪精卫、褚重行先生之意:彼等在法国,希望于五年内,将有3000学生由俭学会西去。”留法俭学会的工作对推动赴法俭学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后不久,四川由吴玉章、黄复生等人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在成都也办了一所预备学校,方法与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大致相同;上海由吴稚晖、张静江发起成立了留英俭学会。在留法俭学会的组织下,短短几年留法人数达120多人,还有举家赴法俭学的。后来,留法工作由留法勤工俭学会来进行。

<h3>(1)俭学风与留法俭学会</h3>

<span>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周恩来《别李愚如并示述弟》</span>

1901年,李石曾、夏坚仲、张静江等人官费赴法留学。两年后,李石曾的好友吴稚晖由于宣传反清,被清廷追捕,亡命英国,他与几名留英学生一边做工,一边求学。1907年,他赶赴法国巴黎与李石曾等人汇合在一起试验节俭生活。同年,蔡元培与同学数人自费赴德,实行俭学。在这些人的试验倡导下,一股俭学风在留欧学界兴起。而当时的中国教育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很落后的,广大青年求学就业的要求远远不能得到满足,对去法国留学很感兴趣,认为法国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理论的摇篮,资产阶级文明的样板,要建立共和国,向国内输入世界文明,必须去法国留学。但政府财政紧张,无法官费派遣,于是1912年2月,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该会的宗旨是:“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办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规定“自往留学者,或尽义务于本会者,无论男女少长均得为本会会员。”会约中还提出入会会员要填写入会志愿书,要遵守会中的纪律,如不狎妓、不赌博、不吸烟、不饮酒、不做一切丧生耗财之事。同时会员要承担会中的义务,准备一定的学费,还讲明了赴法留学的程序、所学课程、所需衣物以及注意事项等等。俭学会主要任务是负责向想要赴法俭学者做介绍和联络工作,会址设在北京,只有一间办公室,室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俭学会成立后,编印了《法兰西教育》一书,分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指一般的小、中、大学)、科学教育与文学教育(即文科和理科学校)、卫生教育与实业教育(包括医科、农业、工业、工程)、美术教育与音乐教育、教育学与群学教育(系指师范学校和社会学校)等内容。介绍了法国教育的情况。1912年5月15日,《北京日报》刊出了俭学会的特别广告,欢迎青年入会。上海的《民立报》也刊出了吴稚晖的《答友人同学留法俭学会书》,宣传说法国是当时世界上的民智民气先进之国,社会风气简朴,科学文化发达,要向西方学习,以留学法国为最合适,具体办法是俭学式留学,每年仅用五六百元钱,是留学英美费用的1/3,以此为动员广大青年赴法俭学大造舆论。

<h3>(2)华工教育的开展</h3>

c 成立华工学校。华工学校由华法教育会与留法勤工俭学会合办,于1916年4月3日开学,第一期招收学员24人,都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华工。课程设法文、中文、算学、普通理化、图画、工艺、卫生、修身与公共组织等科。蔡元培编辑了德育和智育讲义40讲。法国政府对此十分支持,专拨校舍,并每年给予一万法郎的经费。

也就在这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的法国急需大量从事生产劳动和后方勤务的工人,于是提出在中国招募华工,北洋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李石曾趁机以俭学会名义同法国招工局谈判,并达成协议由俭学会代为向国内招工,并提出了四条招工条件,其中规定:华工与法国工人必须同等待遇,须设工人教育。法方同意了这些条件。而此时,在法国的俭学生李广安、张秀波等人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把“俭学”和“以工兼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勤工俭学”的口号,并在1915年6月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该会会员中,以工求学者为实行会员,资助以工求学的为赞助会员。此会一成立,入会者很踊跃,最多时达近千人。勤工俭学会广泛开展宣传和华工教育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出版了《勤工俭学传》,每月一期,用中文和法文刊出,内容为介绍艰苦劳动自学成才的名人事迹、宣传勤工俭学的意义。还发行《华工杂志》,每月两期,反映华工的呼声,宣传开展勤工俭学的重要性,月发行量达二三千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数年,陆续赴法的华工达15万人之多,他们到法国后,有的修路,有的运输粮食弹药,有的在工厂制造枪炮,有的挖战壕,有20000多人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法国工厂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比较先进,而大批华工的知识水平较低,工作起来困难较大,加上语言不通,写信看报、记账交往等都不方便,于是在法方的协助下,开展了对华工的教育。教育以业余为主,形式有以下几种:

b 在住所及厂内开课讲授,每天工作七小时,上课一小时,不扣工资,教员多是本厂重要的工程师。学习工厂管理,组织效率及机械、冶金、钢铁的性质,英文等课程,仿照大学制度。一些有条件的工人还组织起来,集体聘教师直接到宿舍授课。

a 在华工的居住地开设补习学校,学习中文、法文及机械知识,教师大都由留法的中国俭学生担任。这样的学校后来发展到20多处。

第六章 沦落天涯气自豪——留法勤工俭学 第二节 到法国去

随着大批华工涌向法国,国内不少青年也纷纷要求赴法留学,留法勤工俭学会渐渐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迫切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办理诸如安排住宿、介绍学校、联系做工等事宜;同时,由于这些工作要经常与法方打交道,又很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协助,而十多万华工来法,法国政府也不能等闲视之,要积极帮助安置妥当才对法国社会有利,加上华工们的劳动为法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法方渴望能有这样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法。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中法双方经过协商,筹组了华法教育会。1916年3月29日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召开了发起会,推举了干事,通过了会章。6月22日,召开了华法教育会成立大会,大会根据对等原则推举欧乐(法)、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法)、汪精卫为副会长;辈纳(法)、法露(法)、李石曾、李圣章为书记;宜士(法)、吴玉章为会计,确定会所设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具体开展三项工作:

(1)编辑出版中、法文报刊书籍以传播法国新教育;

(2)联络中法学者,在中国创设学问机关、介绍中国学生来法留学、组织留法工人教育、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或讲习班,并组织法国人到中国去游学;

(3)发展中法两国经济关系,促进华工教育组织的发展。

华法教育会成立后,一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总枢纽机关,介绍国内青年赴法,联系入厂入校,发放维持费等,都由它负责。

1917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返回北京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再版了《勤工俭学传》;编印了《旅欧教育运动》一书。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沿革过程和赴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成了赴法必备的入门书。1918年前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大力宣传推动,国内各界名流纷纷捐款资助,各地也纷纷成立华法教育会分会,其中有北京分会、山东分会、上海分会、四川分会、湖南分会、广东分会、福建分会、陕西分会等。同时,上海、成都、长沙等地的留法俭学会也恢复活动。如1919年12月由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会所设立了一所周南女校、一家巴黎豆腐公司。该会宣称以赴法勤工俭学、回国振兴实业为目的,奉行工读神圣、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并进的信条,吸引了很多有志女青年。上海留法俭学会还专门设立了招待所和俱乐部,负责接待各省候船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各分会还办起了各种类型的留法预备学校,为赴法留学提供了基础保证。

1917年6月,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重新组建并于8月份正式开学,当时有70多人入学。之后,北京、河北、成都、重庆、长沙、上海、福建、安徽、天津等地都开设了此类学校。

留法勤工俭学高潮的出现,与当时爆发的政治运动和青年学生对新思潮的追求也有密切的关系。当留法勤工俭学酝酿和发展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国国内则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大潮下,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团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都涌进中国,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和影响,其中工读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对勤工俭学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1918年11月,作为留法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前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他希望青年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袴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一言以蔽之,就是“劳工神圣”。在五四运动前后,“救国”、“改革”、“劳工神圣”这些呼声日益高涨,诚如《民国日报》所言:“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浪声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泛劳动主义的“人人皆应劳动”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为思想基础,揉进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实业救国论,形成一种工读思潮。这种思潮具体提出了用工与读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的办法来消灭劳力与劳心的差别,进而改造社会。工读思潮很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席卷开来,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在1919年5月成立了工学会,实行工学主义,除了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外,课余则从事劳动,如进行照相、刻字、打字、雕刻,或当木工、金工等,他们办起了《工学》月刊,大力宣传工学主义。1919年底,王光祈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募集一笔钱,成立了“工读互助团”,有几十个男女青年参加,实行半工半读,在北京大学等校举办了“素菜食堂”,并从事洗衣、装订及制造小工艺品等活动,工余分别到各校听课。王光祈认为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希望这种方式能不断扩大开来,使整个社会人人都能做工和读书,实行“平和的经济革命”。此后,天津成立了“工读印刷社”,上海成立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南京、武汉、广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团体。他们的实践虽然没有触及到社会问题的实质,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尝试,但对勤工俭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者因以大增”。李维汉曾回忆道:“由于我们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图书馆主要陈列这些书刊,因为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标榜无政府主义),对于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这是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走向高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李大钊这样宣称“今以俄人庄严灿烂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这批知识界精英把目光敏锐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情况下,北洋军阀政府视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并严加封锁,因此,直接到俄国去是不可能的,到靠近俄国的法国则成了革命青年向往的目标。吴玉章在1920年3月5日送别四川赴法勤工俭学生会上说:“俄国革命党人无不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可见赴法不仅仅是学习科学文化,也为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经验。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偕25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京。这批青年在蔡元培等人帮助下被编入长辛店、保定、天津三处留法预备班学习。这25位青年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在校开始了上午做工、下午学习的勤工俭学生活。毛泽东还四处奔走,为即将赴法的会员解决旅费,并根据华法教育会的要求,亲自制定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计划,又提议派人先去法国联系和准备。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大力支持推动下,这批湖南青年于1919年下半年陆续赴法。到留法勤工俭学全盛期,湖南青年赴法人数达300多人,占留法人数的1/5,成为一支主力军,其中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瓒、向警予、徐特立、蔡畅、李富春、何长工、萧三等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1920年末,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也到了法国,在这前后,一批向往追求马克思主义、走苏俄道路的革命青年,如四川的赵世炎、陈毅、邓小平、聂荣臻,贵州的王若飞,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江西的熊雄等,均先后来到法国,投入到勤工俭学行列之中。据1921年12月8日和15日的《时报》报道,到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的人数为1600多人,其中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福建89人,浙江85人,河北147人,江西28人,河南20人,江苏69人,安徽40人,湖北40人,山西28人,陕西九人,贵州九人,广西七人,云南六人,辽宁五人,山东15人,还有不明省份者100多人。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达470多人,其次是各种法文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有300多人,此外是师范生、大学生、小学生、农工商、路矿、医学等职业专门学校毕业生,也有留日归国生。这些人中,有的当时在国内是中小学教职员、记者、商人、军官、医生、工厂实习技师等。从年龄上看,最多的是21岁至25岁的青年,其次是16岁至20岁的青年,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到法国上中学勤工俭学时已54岁,徐特立、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等已40多岁。徐特立当时在湖南已是有声望的教育家,被几所学校争着聘请去担任教职,同时还兼任湖南孤儿院院长,经济收入很可观。像他这样的人物,对于勤工俭学运动,赞助赞助就是有力的支持了,但他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赴法勤工俭学,拿他的话来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他的行动确实震动了社会。留法生中,最小的是王树棠,仅十岁,何长工、唐灵运、熊信吾等也是十多岁,此外还有蔡畅、向缚,加入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正因为这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成了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赞为“远征探险队”。

第六章 沦落天涯气自豪——留法勤工俭学 第三节 风涛万里向巴黎

从中国出发踏上前往法国的征程,一路上是非常艰苦的。最初赴法留学的人大都走陆路,即从北京乘火车,经沈阳、哈尔滨到达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经华沙到巴黎,中途换车八九次,乘快车要12天,慢车则半个月,非常劳累。十月革命爆发后,由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封锁和白匪高尔察克的叛乱,这条路走不通了,于是后期的赴法留学生都改走水路。他们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越南的海防、西贡到新加坡,再经科伦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从塞得港到达法国的马赛,然后从马赛转乘火车去巴黎,一般长达45天,而勤工俭学生多数是乘统舱。当时徐特立和他的同伴乘法国货轮“波多斯”号赴法。他们被安置在船尾,各用一张椅子充当铺位,上面支一张帆布,算是遮阳挡雨的顶盖,其中的艰辛难以想象。邓小平等84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于1920年9月11日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中国学生花100元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这船本来没有什么四等舱,只是为了照顾贫穷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而临时设的。所谓四等舱,就是货舱。半明半暗的船底里,到处堆放着各种货物。没有什么设备,学生们就住在双层床铺上。舱内空气非常恶劣,天气闷热,臭虫又多,蚊子肆虐,许多人就买个躺椅到甲板上去消磨时间和睡觉。有时风平浪静,可以饱览海上风光。有时狂风大作,巨浪劈头打来,就使人头晕目眩。”

大多数留学生初到法国,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起居。有的学生在待工期间不得不到巴黎工厂、车站、码头、饭馆、家庭临时找一些事来做,整日奔波在外,十分劳苦。那些住在华法教育会大院布棚里的待置青年,冬天一到,酷冷异常,不少人受冻致病。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大多数勤工俭学生仍坚持着,以坚强的毅力,接受着生活的磨练。

入厂勤工的学生,因其技能和体力情况分成几类。第一种是实习性工作,每日工资12法郎,干这种工作的人,虽具有一些技能,但需提高,有边干边学的性质。第二种是技能性的工作,每日工资12—15法郎。第三种是熟练工,每日工资10—17法郎,干这种工作不需要多少技能,但要有体力。第四种是学徒工,每日工资二三法郎。第五种是文字工,每日工资10法郎。无论什么工作都不超过八小时,但工作条件很差。1920年冬,赵世炎、邓小平、陈毅、李季达、许祖熊、刘伯坚等100多人相继进入法国克鲁梭来德钢铁工厂,大多数做繁重的杂工。如做翻砂工的,下工时如初出监狱的囚犯,面容憔悴。在轧钢厂工作的,高温之下,汗流如雨,满脸污黑,疲惫不堪。由于条件恶劣,学生生病、去世的情况相继发生,如四川学生安子初在化工厂劳动时中砒霜毒而死。不到两年,客死异国的就有61人。留法学生大多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习,除正式工作外,他们还搞些班外劳动。何长工回忆说:“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工作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我们一心想多赚几个钱,寻找机会好读书。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他们半夜起来到市场打杂、推蔬菜、送牛奶;他们到火车站、码头去上货、下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他们到街上倒垃圾,到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推砖搬瓦、扛洋灰、运水和泥、打扫工地、清理垃圾。在法国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起南锡,西到翁热;北起第厄普港,南至尼斯和图卢兹,几乎到处都有留法中国青年在那里挥汗劳动。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取得的收获是巨大的。首先是有了一定的收入维持生活和学习;其次是程度不同地学到一些技术;最主要的是同工人阶级接触,参加体力劳动,使大批知识青年受到了锻炼,并在劳动实践中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虚伪的民主。他们说,通过参加勤工实践,“才辨别出来,工人与资本家是两个阶级,一上一下,一压一抗,彼此相争不让而成的阶级斗争”。陈毅曾这样谈自己的感受:“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于是,这些青年纷纷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革命救国之路。

在学习上,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过法语关。虽然经过一天的劳动,非常疲惫不堪了,但晚上仍要听三四小时的法文课。徐特立在法语补习班上是年龄最大的学生,他记忆力不如年轻的同学,但他一点不气馁,学习十分刻苦,有时睡梦中也不停地念法文。他在给老友姜济寰的信里说:“一日做工六时,上课二时,寄宿舍距工厂约二三里,一日往返四次,费一小时余,归舍做饭吃饭,尚须一二小时,晚间要预备法文,无片刻暇。”年纪大的徐特立尚且如此刻苦认真,年青的学生则更是毫不松懈了,王若飞留法勤工俭学的时间表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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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算出,王若飞每天做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睡眠七小时,吃饭和休息仅四小时,是非常紧张的。由于具有积极主动的求学精神,勤工俭学生们虽然学习时间少,但收效却是很大的。

当时的法国教育实行双轨制,勤工俭学生们基于学历和经济所限,大多数人是进入法国的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据1920年的统计,入校俭学的600多名学生中,进入普通中学校的有522人,进入工业实习学校的27人,农业实习学校七人,高等农业学校八人,电气学校三人,无线电学校21人,造纸专门学校二人,医学校二人,飞机学校三人,进入巴黎大学的仅有四人。中学和实业学校的修业年限为三至五年,每天上课六小时,自修实习两个半小时,相当紧张。为了加强对中国学生的培养,一些学校专门把他们编班补习法文,其他科目及平常的生活和活动都和法国学生一起进行。对于编成班的中国学生,学校专门选派最好的、最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任教,并找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帮助中国学生学习。教师批改他们的作业也特别细致,并在教学中采取集体教育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办法,固定和几个同学谈话。帮助中国学生的法国同学,也随时照顾他们的日常活动。法国的教育比较注意实物与形象教育,学校里课外活动比课内活动多,大约1/3是课内活动,2/3为课外活动,如讲机械要到工厂实地参观操作,讲化学要动手做各种实验,讲飞机要参观飞机场,还经常做防护演习。学校还常用参观、旅行等办法来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生活。葡萄节到来的时候,学校放假,组织学生到乡下去收葡萄,法院审理案子也让留学生们去旁听,其他的参观访问,也给中国学生发票。这对他们增加社会知识、了解法国国情是大有帮助的。何长工回忆说,“学校玩艺很多。春夏之交,有运动会,秋冬之交,也有运动会,一年两次,还有恳亲会、校庆会、游艺会、同乐会、联谊会等等。有时还为中国同学办讲演会。”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他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异,据1922年12月13日《时报》报道,近几年很多中国青年顺利从工业实习学校毕业,不少人考入了中等工业专门学校,这些入校俭学的学生每年平均分数都得第一,获一等奖的也屡见不鲜。如这一年里昂国立音乐学校与美术学校获一等奖的都是中国学生。他们的事迹,受到法国人民的称颂,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第六章 沦落天涯气自豪——留法勤工俭学 第四节 斗争中成长

1920年下半年起,勤工俭学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许多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军人们纷纷退伍,劳动力严重过剩。而这时,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数量却在猛增,许多人在国内预备不充分就来到了法国。他们经济无来源,谋工无技能,年龄小,文化低,增加了安排的困难。当时,不少人住在华法教育会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几十个人挤在一起,躺下去动也不能动,翻身还得喊口令。冻饿交并之中,有的病倒了,有的甚至死去。虽然国内一些团体为资助勤工俭学生而募集了一些捐款,可是这些捐款汇到法国后,迟迟不见发下来;且以需要补助的学生人数有待登记为由拖延。实际上,这些捐款的大部分已被华法教育会的一些负责人私吞了。这引起了留法学生的极大不满。1921年1月,蔡元培来到了法国,由于受一些人蒙蔽不明真相,到法不久就连续发布两个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顿时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恐慌,他们已面临了绝境,有的甚至以跳河自杀来抗议这一决定。为了互助自救,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积极四处奔走宣传,并推举代表与中国在法官员商议,促使驻法公使陈箓、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和留欧学生监督高鲁于1月28日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呼吁解决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问题。然而北京的北洋政府先是以中央财政困难,已让各省设法接济为搪塞,接着又发出了将无力自给的留学生遣送回国的指令。驻法公使陈箓等人立即成立起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善后委员会”,负责强迫留学生回国。法国一些学校也因学生交不起学费,纷纷将中国勤工俭学生赶出校门,学生们无路可走了,于是奋起反抗。2月27日,蔡和森、向警予等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召开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会,一致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要求北洋政府以四年为期每年补助每个学生400法郎,同时号召在巴黎和巴黎附近工读的学生,第二天到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请愿。28日一早,400多名青年陆续到达公使馆,他们派出11名学生代表去见陈箓。在学生们的压力下,陈箓答应在公园接见全体学生。下午,陈箓到公园与学生见面,一口回绝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并声称学生是华法教育会组织来的,公使馆对此概不负责等等。学生们见他态度恶劣,愤怒不已,揪住他便要打。这时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法国警察蜂拥而上,驱散了学生,将陈箓护送回公使馆,并扣押了四名学生代表。中法当局的行径,激起了学生的公愤。他们当晚继续开会,表示要斗争到底,直到被捕的学生获释和救济、工读等问题得到解决为止。旅法各界华侨也纷纷写信声援学生,并向中法当局提出抗议。这样,陈箓不得不请法国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四名学生。这场斗争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影响很大。这之后,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终于拨出一笔捐款资助学生,每人每天五法郎,以三个月为期。5月14日,中法双方协议成立了一个“少年监护委员会”,筹款90多万法郎,救济学生到10月中旬。

时间过去一个多月后,又爆发了留法学生的拒借款运动。6月初,北洋政府派出的专使朱启钤来到巴黎,协助随后来法的交通系头子吴鼎昌及驻法公使陈箓完成向法方的借款任务,借款数额为三亿法郎。北洋政府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这项交易对中国是一项很大的损失,所以不敢公开。但由于法国的银行家们在借款分摊上分配不均,发生激烈争执,法国官方报纸披露了这件事,因而引起所有的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工、华侨的愤怒,大家无不义愤填膺,痛恨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勤工俭学生联合巴黎的旅法学生会、华工会、《华工杂志》社等华侨团体,组成了一个“拒款委员会”,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款斗争。6月30日,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第一次拒款大会,会议发表了《拒款宣言》,宣读了关于借款真象的调查报告,揭露了这次借款的反动目的,号召中法两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这一危害中法两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活动。会后,大家前往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陈箓拒绝借款,可是陈箓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学生和华工一气之下放火烧了使馆的门楼。随后,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人组织了一批代表去见朱启钤,质问他为什么要借款卖国,在代表们以铁的事实揭露下,朱吞吞吐吐承认了借款之事,并假意表示把代表们提出的拒款要求报告给政府考虑。不久,朱启钤就偷偷到美国去了,借款之事由陈箓秘密进行。7月下旬,法国《巴黎时报》披露了借款合同将草签并且款项增至五亿法郎的消息,而且透露这笔钱要用于买军火打内战。旅法华人群情激愤了。8月13日,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在巴黎哲人厅再次召开拒款大会,并要求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不敢出席,只派他的秘书王恩曾到会敷衍。会上,大家纷纷发言谴责这次借款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祸国殃民,一致要求政府取消,并要王恩曾表态。王却蛮横不讲理否认借款一事,并出言不逊。大家气愤难忍,一拥而上,将他拖下台来痛打一顿,于是王才被迫代表陈箓在大家起草的《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随即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交法国外交部一份。在内外压力之下,北洋政府的借款阴谋被粉碎了。

持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胜利结束了。它显示了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侨、华工的巨大力量,但也引起了法国政府和部分主持勤工俭学的政客们的不满,尤其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人员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对勤工俭学生开始进行报复,在入学、经济、生活等方面卡留学生,重又把学生们推上了绝境。于是进驻里昂中法大学事件爆发了。

里昂中法大学原是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及中国国内筹集的部分经费,由中法两国政府合办的一所学校,创办的宗旨是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快竣工时,负责人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却宣布只从国内招生(当然多是官绅子弟)。这引起了留法青年的愤恨,大家彼此联络表示反对。这年5月,向警予、蔡畅等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要求里大招收女生。五六月间,王若飞、邓小平、陈毅等243人签名致函驻法公使馆、华法教育会和国内有关人士,倡议里昂中法大学改建为工学院,以招收勤工俭学生入学,但这一倡议石沉大海。9月12日里大却贴出布告,宣布:里昂中法大学乃是培养教授的场所,入学者需有一定财力做保证,有相当毕业文凭,并且要通过考试才能入学。这一通告激起广大勤工俭学生的无比愤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代表举行了代表大会,一致决议以开放里昂中法大学为惟一目标,同时还确定了三个信条:

(1)誓死夺回里昂中法大学;

(2)绝不承认部分解决;

(3)绝对不承认考试。

正在这时,传来了吴稚晖从国内招的120名里昂中法大学新生即将入学的消息,各地俭学生更是气愤之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迅速组成百余人的先发队,在先发队开赴里昂之前,王若飞等三名学生代表去见陈箓。陈表示大力支持,并慷慨发给学生代表2000法郎作路费。实际上,陈箓串通了法国当局,诬告先发队是“极端分子”,是“革命党”,要求警察去镇压。勤工俭学生们没有识破陈箓的阴谋,20日晚,他们便开赴里昂中法大学,第二天即与里昂中法大学主事褚民谊交涉,并要求拨出部分房屋暂住,均遭拒绝。大家一怒之下,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进驻里昂中法大学。125名先发队员冲进中法大学,占领了校内一座空楼,但是,事先隐藏好的法国警察冲出来把学生们全部抓捕起来,强行把他们送进一所兵营拘禁,并骗收了护照。消息传到巴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立即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但毫无结果。在陈箓等人的暗中唆使下,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125人,除赵世炎等21人逃脱外,剩下的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罗学瓒等104人被法国当局诬以“不经许可擅自入人室”、“侮辱市长”、“与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接近”等罪名,遣送回国。

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行动失败了,但它却促成了青年学生的团结,他们痛切地感到必须建立革命的组织,根本改造社会,祖国才有出路。一批优秀的青年从此走上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第六章 沦落天涯气自豪——留法勤工俭学 第五节 里程碑

在国内建党建团活动影响下,旅欧党团组织建立了。它在留法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活动,并由此涌现出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使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我国留学教育史上显现出特殊的性质。

早在1920年下半年,蔡和森等人就打算在旅欧学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他在给国内毛泽东的信中说,拟于1920年冬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两点一致的基础上,“旗帜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由于当时的时机不成熟,未能实现。1921年2月,巴黎党的组织成立了,有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陈公培、刘清扬等五名党员。这年底开始,赵世炎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并根据旅欧党小组的安排,积极进行筹备建立旅欧青年团的工作。经过赵世炎、王若飞的广泛宣传和积极奔走,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来自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的代表共18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组织的名称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同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秘密组织“中共旅欧总支部”,并出版刊物《少年》(1924年1月改名《赤光》)。“中共旅欧总支部”和“旅欧少共”建立以后,王若飞、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一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他们建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党员和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出版内部学习专刊《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刊登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并设立了“华工运动委员会”,通过华工组织在华工中进行工作,为工人创办自己的刊物《工人旬刊》、《新工人》,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周恩来等人还经常深入到巴黎近郊华工比较集中的比央古地区,到工厂和华工居住的工棚同华工交谈,蔡畅还在华工夜校任过课。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在华工中成长起许多优秀工人干部和党团员,他们回国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宛如一个广阔的政治思想大舞台,尤其是在后期与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留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既有组织才能,又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新型知识分子,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畅、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李维汉等是他们中的光荣代表。回国后,他们纷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开了更大的步伐,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同志,后来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回顾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历史,从地主阶级开明之士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从戊戌变法的“学西学,鉴诸国”,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千回百折,彷徨蹉跎,历时80余年,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虽然如此,但仍未真正使中国摆脱贫弱穷困的局面,一再重蹈改良主义的复辙。而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留学生们从西方取来了马克思主义“真经”,他们在寻找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奋斗历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七章 养成正气留河岳——早期留苏热潮与共产党人的崛起 第一节 走进红光里去

<span>辟道路,

手里是斧头镰刀,

想什么空头心事呀?

走,走,走,

机警地走!

壮勇地走!

按着一定路线走!

——柯仲平《赠爱人》</span>

中国共产党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一部分是留欧青年(主要是留学西欧的勤工俭学生)中的党团员,如邓小平、傅钟、杨品荪等人就是被通知直接从法国赴苏联的;一部分是从国内选派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如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沈泽民、左权等。国民党方面也选派了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康泽、汪少伦、邓文仪等青年到中山大学学习。这些青年们满怀着奔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激动心情,开始了艰难的旅程。

在苏联,以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培养各国革命干部以推动世界革命运动的开展。早在1921年春,在莫斯科就成立了东方大学,设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等。斯大林担任东方大学的名誉校长,苏勉斯基为校长。东方大学座落在莫斯科的马拉甫蒂洛夫大街,是一座方块形的四层大楼。该校招生人数为300人至400人,学生的衣食住行等费用都由第三国际东方部提供。1921年春天,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经过化装前往莫斯科,共20多人组成了东方大学的中国班,由罗亦农任班长。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同意和协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先后有三批赴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赵世炎、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李富春、蔡畅等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引起了苏联共产党的重视。他们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培养各国革命干部以推动世界革命,决定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俄文名称为“孙逸仙大学”),这一消息由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1925年10月7日举行的国民党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根据鲍的阐述,这所大学归第三国际东亚部领导,实际上它隶属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大招生的消息一经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纷纷报名报考。当时,处于合作期的国共双方都分别选拔了一部分青年前往莫斯科。

第七章 养成正气留河岳——早期留苏热潮与共产党人的崛起 第二节 在中大的日子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阿罗罕街,是一座很平常的四层楼房,教室、学习室、图书馆、食堂、宿舍、教职员办公室全设在里面。

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是位波兰出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学校里党的书记为工人出身的波兰人阿戈尔。1925年11月下旬,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当时的苏联共产党负责人之一托洛茨基主持了开学典礼,在讲话中他说:“一个俄国人,不管他是一个同志还是一个公民,只要他从今天起对中国学生递来瞧不起的眼光,或轻蔑地耸耸肩膀,那么他就没有权力自称是一名俄国共产主义者或是一名苏维埃公民。”体现了苏联党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这些中国学生到达中山大学后,首先就由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员同每一个人谈话,询问他们各人的姓名、籍贯、家庭成份、文化程度、学历和经历,曾读过什么书、参加过什么革命活动等等。同时,学校又向学生们发放了西装、外套、暖帽、衬衫、浴衣、毛巾、手帕、皮鞋、雪靴,另外,还有饭票、理发票、电车票、牙刷、肥皂、梳子等等,一切日常用品应有尽有。在伙食上,也尽量满足学生们的需求,学校当局为中国留学生每日开五餐,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白塔油、糖果点心等食品供应非常充足。学生们不但可以吃俄国餐,每星期还可以吃一两顿中国南方人爱吃的白米饭,餐后配有红茶。然而,对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各方面都还是很艰难的,当时莫斯科市的工人、职员或市民家里,黑面包是餐桌上惟一的食品。一个正在被饥饿煎熬着的国家,却如此慷慨地对待一个半殖民地弱国的学生,说明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亲近。这些,都令当年的留学生非常感动且印象深刻,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实行对亚非欧等地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无私援助政策,不能说不与当年中山大学及苏联党和人民的这种特殊影响有关。

这些来自中国,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不仅政治身分和观点不尽相同,文化水平也差距很大,大、中、小学程度都有,又全都不懂俄语,因此学校将学生编成了程度不同的几个班,每班约20多人。邓小平、傅钟等从法、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编为法语、德语班。从中国去的如王稼祥、张闻天、吴亮平等11人英语基础较好的编为英文特别班,听教师直接用英语授课。其他同志则一边加紧学习俄语,一边靠几位中文翻译听取讲课。一些语言基础好的学生还一边学习一边当翻译,如邓小平当时在本班和其他班担任法语翻译。

中山大学是一个政治经济单科大学,不设置自然科学项目,以训练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为目标,学制以两年为期。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言课,俄语是最重要的必修课程;其次是历史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是校长拉狄克,他用历史事实驳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否认东方国家有自己的历史的错误论断,指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足以推倒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谓东方停滞和衰退的陈旧观念。其他课程还有列宁主义,用斯大林的讲稿《列宁主义基础》作教材;政治经济学;哲学;经济地理等。根据斯大林中国革命者应将军事放在首位的指示,学校还开设了军事学课,这门课程由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苏联红军高级军官任教。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军事研究室,室内陈列着步枪、冲锋枪、机枪、迫击炮、榴弹炮等现代战争武器,还有各种地形沙盘,用它们可以加深和巩固课堂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学校提倡教学相长,教师允许提问,课堂允许讨论,不同观点允许争论,鼓励独立思考而不强求表面上的千篇一律。这些,都是令中国学生耳目一新的。

20年代的莫斯科,各方面都百废待兴,条件不是很好,尤其是冬天,室外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中大的设备也很简陋,但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可以在此挑灯夜战。伍修权与王稼祥一同到达莫斯科,宿舍又相邻,伍修权回忆那时的学习情况和对王稼祥的印象:“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习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这批革命青年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因而学习十分自觉刻苦,像王稼祥和伍修权,经过不长时间的学习,就能为苏联教师上课担任翻译了。

中山大学还经常请一些革命家到校作报告,以提高学生的马列主义觉悟和革命理论知识。斯大林曾到校讲过话;李立三到莫斯科时,在中山大学作报告,介绍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情况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谭平山到中大图书馆为学生们介绍了国内农民运动的情况。讲西方革命史时,学校还请来一位80多岁的巴黎公社老社员,给学生们讲巴黎公社的经验。为了让他们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貌,学校组织学生们到苏联国内的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工厂、企业参观,参加莫斯科工人的政治集会,从许多工人代表的演说和谈话中,了解苏联工人阶级为促进世界革命、包括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努力增加生产、不断贡献力量的精神面貌。学生们还亲自参加劳动。伍修权回忆:“夏天,青年团组织到郊区的集体农庄参加收割庄稼。”“苏联集体农庄已经有一些大型农业机械,什么脱粒机、收割机等等,我过去都没见过,看了以后真是不胜羡慕,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呢?晚上,我们就睡在麦草地铺上,遥想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无限感慨!”王稼祥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兴奋地谈到这一感受,“赤旗盈空,雪天万里,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正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这里,升起了新世纪的曙光,它将照耀着革命青年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征服黑暗。

中国留学生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适逢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党内展开了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苏联报纸上公布了苏共中央同托派的不同纲领,中大的学生也卷入了这场争论。有的支持托派,有的支持斯大林。由于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托洛茨基占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列宁、斯大林几乎享有同样的威望,而且他能用英、法、德、俄几种语言进行演讲,具有知识分子气味,中大学生很多人欣赏他。从第一批学生到达莫斯科,直到1927年11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这一期间的中山大学也为此处于很紧张的气氛中,许多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斗争,有的成了学校中的托派头头;还有人因此受到开除党籍、团籍、流放和遣送回国等处分。

学生们身在国外,心里时刻惦记着革命风雨中的祖国,不断从苏联报刊和国内友人来信上,从新近赴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口中了解国内斗争发展情况,为北伐军的重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又为反革命势力的顽强抵抗和凶恶反扑而焦急不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国。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大学生愤慨不已,大家聚集在大礼堂,声讨革命叛徒蒋介石。一身工人打扮的蒋经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声明,蒋介石“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但如众所周知,后来他也改变了立场。当时,大家一致通过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然而,汪精卫政权也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时,中山大学成了一个旁流杂出的水闸,革命者涛鸣浪涌,冲得极前;徘徊者不能自定出流方向,在漩涡中颠危簸荡;反革命者希望水面平静,水下产生回流……1927年9月,中大开始让一些人回国。第一批回国的大都是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倒向国民党观点的人,有谷正纲、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之后,一些中共党团员也相继回到国内开展武装斗争,一部分中共党团员则进入苏联正规军事学校学习,如伍修权等11人于1927年秋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左权、陈启科等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则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

国共合作破裂后,随着国民党籍学生分批回国,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撤销中山大学,命令称:“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原系孙文大学所改名,假本党总理之名,吸收本党同志及吾国青年,并于本党主义及政策妄加抵毁,是借本党之名行反叛本党之实,应速通电国内外,将该校名目取消,同时通令全国,不得再送学生前往。”而这时,原来的东方大学中国班也已并入了中山大学,只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入校学习。1929年,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秋,学校停办。从1925年到1930年,中山大学培养了约1000多名毕业生,有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这些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回国后,很快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正如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教授在回答美国赴苏联考察团团长的谈话(他说“约有6000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时所说的:“在俄国之中国留学生虽然只有600余人,但你要知道,美国之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只从事教书或实业方面的工作,而我们俄国之中国留学生600人毕业回国是要领导中国之政治——这是马列主义东方化的步骤之一。”

第八章 晨光前路远微微——抗战前后留学教育的起伏 第一节 众心趋留洋

中华民国刚一建立,留学生便成了社会的宠儿。宋教仁当时直言不讳地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他所说的革命党,大多为留日学生。在有传可考的328名革命党人中,留日出身者达285人。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国会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选出的50名委员中,留日学生达41名。后来的北洋政府时期,其第一届内阁阁员共12名,留学出身的就达10人,如唐绍仪、王宠惠、施肇基、段祺瑞、陈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新政权,急需一大批经过训练、受过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这样,留学生们便被普遍地吸收到政界和实业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顾维钧在国外正撰写博士论文,就被邀回国任总统府的英文秘书,他感慨万分,“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国外回来便受到这样的殊荣,这实在是令人感到荣耀的事”。据1915年2月的北洋公报记载,在249名报考文官的留学生中,一次就录取了151人。其任用安排是:“超等”分发至中央各部以文职或技术职;“甲等”和“乙等”分发至中央各部学习一至二年后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丙等”分发至各省委任相当各职。待遇、职位、安排都是非常优厚的。

即使不从政从商,从教亦是一条舒适的道路。当时的大学教授薪俸、地位都很高,而留学生们“出国一年或二三年混得一个学士招牌,也可以为教授”。这样,从客观上造成了一种趋向留洋的风潮。

同时,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文人学者大力鼓吹和传播西方的道德文化,抨击中国封建礼教和文化意识,吴稚晖、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社会上形成了趋同西方文化的大潮。

民国时期的一些世家大族,其族规与家规,甚至订立了章程,鼓励族中子弟出国留学。江西万载《张氏六支族谱·新议学堂章程》规定:“……废科举兴学堂,盖士子非学堂无进身之阶。吾族人材辈出,代有达人,世受国恩,亦当仰体作育至意以嘉惠后进。凡入各学堂肄业期满得毕业文凭,经奏准部覆奖励者,各色花红俱照科举旧章给发,……本省学堂肄业者每年给津贴钱贰千文,南洋肄业者每年给津贴肆千文,北洋肄业者每年给津贴八千文,东洋肄业者每年给津贴钱十六千文,西洋肄业者每年给津贴三十二千文。”

这一族规,从津贴钱的发放就体现了重视留学教育的措施,到西洋留学所得的津贴钱是到本省学堂学习所得的16倍!

福建闽西的中川胡氏家族,还专设“儒资谷”来鼓励子弟发奋学习、求取功名。在其“儒资谷”的奖励分配规定中,还专门列有“东西洋留学回国后考试所得奖励”条,充分反映了对留学教育的热衷。

民国政府于1912年开始派遣留学生。这年10月,民国政府稽勋局为了奖励有功于革命的青年,选拔了宋子文等25人由教育部派往美国和欧洲留学,所学专业为经济、机械工程、文学、矿学等,财政部还专拨2.2万元作为他们的置装费和路费。

之后,为了使留学生的派遣有规章可循,自1913年始,政府相继颁布了《经理欧洲留学生事务暂行规程》、《留欧官费生规约》、《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各省留学官费生缺额选补规程》等法规。其中,1916年10月18日由教育部颁布的《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是民国初期较为全面的法规。该法规共分10条,规定从下列人员中选派:“曾任本国大学教授或助教继续至二年以上者;曾任本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继续至二年以上者;曾经留学外国大学、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者;本国大学本科毕业生;本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生。”

该法规还规定了考试的科目,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分各省进行,考国文和外国文;第二场由第一场及格者参予,教育部统一在京举行,考国文、外国文、调验成绩、口试。合格的学生,由教育部发给置装费和出国川资。留学期间,还按月发给学费,以及正常回国时的旅费。其经费及留学国划分如图所示:

1917年8月,教育部派遣孙国封等学生到美国留学。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从各大学和各高等专门学校中选拔优秀教员赴欧美各国留学,当年就选派了北京大学教授刘复赴法国研究语言学;朱家骅教授赴瑞士研究地质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邓萃英赴美国研究教育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卢颂恩赴美国研究体操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监主任杨荫榆赴美国研究教育学、算学及应用化学,沈葆德教授赴美国研究音乐;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助教梁引年赴美国研究电气机械学。这是我国第一次派遣高级知识分子赴外国学习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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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八章 晨光前路远微微——抗战前后留学教育的起伏 第二节 动荡政局下的留学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政局动荡不稳,军阀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民军北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内战等等相继发生,对留学教育的开展影响很大。如从1918年到1925年的统计来看,中国派遣赴日、美、欧等地的留学生,1918年为24人,1919年为106人,1920年为205人,1921年为97人,1922年为162人,1923年为98人,1924年为175人,1925年为123人,总体上为下降的趋势。

又如抗战前后,出国留学人数的变化也出现较大的起伏。抗战前的留学人数:1932年为576人,1933年为621人,1934年为859人,1935年为1033人,1936年为1002人。1937年抗战爆发,出国留学人数减为366人。193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由于战时需要,留学科目“一律暂以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为限,并规定公费和自费留学生的资格分别为“公私立大学毕业后,曾继续研究或服务二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公私立专科学校毕业后,曾继续研究或服务四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并且对领有留学证书、出国已满三年以上的留学生,限令当年9月以前回国,只有确因特殊成绩需继续在国外研究,或所学为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者,经学校及驻外使馆证明,可通融延长,否则不发外汇证书。这样,1938年,出国留学人数锐减至92人,1939年为65人,1940年为86人,1941年为57人。1942年因废除留学学科限制,留学生人数增为228人,1943年为359人,1944年为305人,1945年为8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增加为730人。可见,由于政局变化,留学教育亦受到较大的影响,呈起伏不定的发展状况。

民国时期,出国留学一是公费,二是自费。公费派遣的途径有: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资遣派,利用庚款退款继续选派,一些学校或团体自行遣派等。

(1)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资遣派,政府由此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留学的法规,将遣派工作统领起来。除了1916年10月18日由教育部颁行的《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外,1933年4月29日由教育部公布,继而6月30日由教育部再修正公布的《国外留学规程》是民国时期最为全面详尽的重要法令,施行了相当长的时期。该法令共分五章,指明了公费生、自费生的留学遣派办法、考试程序、留学证书制度、管理制度等,程序控制严密,对当时的留学教育起了一定的规范化作用。

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出资遣派留学生较多。当时,除了由各省统一选派外,还出现了各县由县费资助选派的,这类学生称为县费留学生。如黑龙江省在民国元年公布了《黑龙江省费及县费派遣留学生规程》,共计19条。该规程明确派遣留学生“均以养成专门人才供地方需要为目的”,除省费外,县费派遣留学的学科和名额视地方需要随时由县令来确定;县费留学年期“至短以三年为限,至长以八年为限”;县费留学生的管理由该省在所在国委托管理机关执行;县费留学生回国后,留学六年以上的要在本县服务六年,留学三年以上的要在本县服务三年;县费留学生回县服务,因特殊原因不能服务,需经县公署的特许才能减免;县费留学生回县服务期间,没有县公署的特许,“不得舍其所学以营他业”。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五月二十九日,黑龙江省又颁布了《黑龙江省修正选送县费留日学生办法》,规定留日县费生所习学科应以实业科目为限,不得改习文法等科,违者停止并追缴公费;学生年龄以18岁至25岁为限;留学期限以六年为期;留学期间每人每年支给日元864元,由县分春秋两季先期缴教育厅,再由教育厅汇给本省留日学生经理员转发学生;学生回国后应在本省服务三年。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三月,黑龙江省又颁布了《黑龙江省各县补助留学国内外各大学自费生学费章程》,对自费留学而又经济不足者给予补助。补助办法是:由国外留学监督函行原籍县政府查核,报经教育厅批准后再呈省政府备案;同时,还必须填送申请补助的自费生的成绩表、履历表,并经留学监督签字;补助金额每名每年为本省大洋800元;学生毕业后有回县服务的义务,服务年限为二年。

这种县费派遣办法,对发展和振兴当地的经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利用庚款退款选派。

民国时期,利用所谓的“退还”的庚子赔款选派留学生仍在继续进行,不过比起当初成立清华学校时期范围更加扩大。

a 利用庚款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主要是由清华学校来主持进行的。1924年5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继续退还庚款的议案,并表示此款当用以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退款”。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同,并于1924年9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会共15人,中国方面为: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濂、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丁文江。美国方面为: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临。同时,制定了10条章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从1926年到1948年共举行19次年会,在1926年的年会上,颜惠庆任董事长,张伯苓、孟禄任副董事长;在1948年的年会上,蒋梦麟任董事长,翁文灏、顾临任副董事长。从1928年起,蔡元培、司徒雷登(美)、胡适、任鸿隽、孙科、赵元任等曾先后替补为董事会成员,他们中除美国人外,几乎均为留美生。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1924年9月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在大陆自行解散。这期间,庚款留美的派遣主要由该会进行。1932年8月21日,由清华大学主持在北平、南京两地首次同时举行留美公费生考试,录取了25名留学生。这以后,这种留美选拔考试就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如1934年的考试中,钱学森考取并留学麻省理工学院;1935年的考试中,杨遵仪考取并留学耶鲁大学研究院(后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古生物学家)。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还用庚款设置了科学研究补助金,资助中国专家到国外进行科学研究。所研究的问题以天文气象及地理、数理化、生物三类为限。该补助金自1928年创办,截至1945年止(抗战期间曾一度停顿),共核发国外研究补助金获得者408人次,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b 英国政府退还庚款是在1922年。该年12月,英国政府发表宣言,称将中国应付未到期的庚款退还给中国,以作为有益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之用。1925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决定履行1922年的宣言。同时,英国政府成立了“咨询委员会”,其中八人为英籍,三人为华籍。为了对退还的庚款作到合理的使用,咨询委员会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作调查。这个调查团中英双方各三人,中方为胡适、丁文江、王景春;英方为威灵顿子爵、安特孙女士、苏德赫教授。1930年9月,中英两国正式换文,中国政府同意将退还之庚款尽数照咨询委员会调查团意见处理。

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成员共15人,其中华籍10人:朱家骅、王家祯、宋子良、陈其采、李书华、叶公绰、程振钧、曾镕甫、曾养甫、颜德庆;英籍五人:贺耐、马歇尔、康德黎、端纳、卜隆。由朱家骅任董事长,贺耐任副董事长。1943年,该会更名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

英国退还的庚款用途,其中一项即为“设置留学学额及补助国外教育事业”。1933年夏,举办了第一届留英庚款公费生考试,此后每年选派一次,至40年代止,先后办了九次,选送了193人留英。这九次的情况如下:

第一届选送九人,如钱清廉、林兆耆等。

第二届选送26人,如陈永龄、钱临照、夏坚白(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等。

第三届选送24人,如柯召、钱钟书、张文裕等。

第四届选送20人,如翁文波(中国石油物探事业的创始人)等。

第五届选送25人,如戴文赛(著名天文学家)等。

第六届选送20人,如王承绪(著名比较教育专家)等。

第七届选送24人,如钱伟长等。

第八届选送28人,如陈舜礼、曹日昌(著名心理学家)等。

第九届选送17人,如王佐良、邹承鲁等。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科学家。

c 中国与法国关于庚款退还问题,是于1925年达成协议的,是年4月12日,两国签定了《中法协定》,并于4月28日成立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经管的庚款用于办理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其中有办理或补助在法国的中国学院(巴黎)、中法学院(里昂),同时资送留法学生等内容。抗战爆发后,庚款于1939年停付,但中法实业银行应拨给“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120万法郎仍照旧拨付,仍用于经办中国学院、中法学院及救济留学生之用,一直维持到1948年。

d 中国与比利时关于庚款退还问题于1925年达成了《退款协定》。1927年12月8日,双方又订立了《第二次协定》,同时成立“中比庚款委员会”,中方委员长为褚民谊,比方委员长为郎培尔(1929年后为史孟德)。

“中比庚款委员会”用于中国学生留比的费用占总退款额的5%。据《中比庚款委员会补助留比学生暂行章程》规定:

·1929—1930、1930—1931、1931—1932、1932—1933、1933—1934,以上年限内补助学生名额为64名,其中全费54名,半费20名。

·每名每年全费为比币15000法郎,半费为7500法郎。

·各高等学校学额之分配,依照该学校之建筑、名誉、设备以及最近五年内中国学生在该校肄业的数目而定。

·补助学生的分配,应由各学校当局每年在校内选择成绩最优者而定之。

·如学生遇有疾病、伤亡,或遭意外或自负债,委员会不负责任等等。

e 中国与荷兰关于庚款问题于1933年4月互相照会,决定将荷兰自1926年1月1日起应得之“庚款”全部交还中国,指定用于水利事业及补助文化机关。其中35%用于文化用途,具体而言,即40万盾的文化基金。中荷两国换文中规定,这一文化基金所得的利息的53%,每年应交给中国中央研究院,由中央研究院以该年息的40/53作为派遣中国学者及学生留学荷兰的费用。至于留学学额的核准,应由中央研究院商同荷兰驻华公使决定。

f 日本庚子赔款的返还使用则引起了许多波折。 日本政府出于其对华及亚洲利益的掠夺,在庚款的使用上颇费了一番心机,大做了一些文章。1923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将庚款余额及解决山东悬案所得之库券及赔偿金一并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的法令,日本在此打的是“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的招牌,而非其他国家那样是“退还”。于是,就在这一“对华文化事业”的幌子下,日本利用庚款大搞文化侵略。

1924年2月9日,中国驻日公使王宝荣与日本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腾次订立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在留学生事务上,设置了320名庚款补助费生名额。规定除10名由中国教育部在国立大学教授中直接选派外,其余名额都在留日各大学及专门学校学生中选补,由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商得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同意办理。

1924年3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补助留学生学费分配办法》。1927年5月,又颁布了《解释补助费分配办法条文疑义》。

由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对中国具有赤裸裸的侵略性质,遭到了我国各界的反对。1928年后,国民党外交、教育两部建议废止这项协定。1929年7月,中国教育部明令停止序补,饬由留日学生监督处通知日本,在废止《对华文化事业协定》案未解决之前,庚款选派的缺出,暂停序补。同时,国民政府通令全国,私人或团体赴日本参观,不得请受日本文化事业部的“庚款”补助。后来,随着抗战的爆发,日本“庚子赔款”的返还也就随之取消了。

(3)由国内学校或团体遣派留学生,在民国时期亦是留学教育的一种形式。如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华西大学为培养师资、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曾在民国时期有计划地大批地派遣教师出国留学和讲学。该校1946年派出了刘承钊(解放后曾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四川医学院院长)、罗忠恕等50多人赴美、英等国留学;1947年又派遣李安宅、张孝礼等30多人赴美等国留学;1948年后,又派出了李晓舫(解放后曾任上海天文台台长)等10多人到国外留学。短短三年多,华西大学派遣到国外留学交流的人员近百名,这对该校的发展乃至中国教育及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像华西大学这样遣派留学生的学校和团体,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

第八章 晨光前路远微微——抗战前后留学教育的起伏 第三节 他们在为祖国争光

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虽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存在着起伏不定的变化,但客观而言,在国外求学的留学生们,绝大多数是努力向学,立志报效祖国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做出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留德学生魏时珍、宗白华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德文化研究会,并发表宣言:“我们是华人,是东方文化最古最高的国民……现在东方的或西方的文化,都是片面的,还没有充分的调和……我们应当努力,来担任两大文化的融合及发展。从此进行,方能创造一个将来的及全人类的新文化。”朱德在留德期间总是说:“到德国留学是很难得的机会。必须勤奋学习,归国以后才能做一番事业。”绝大多数留德生学习勤奋、生活俭朴、富于创造精神,他们归国后,在医学、工业、教育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之中有:贝时璋(生物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梁伯强(病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宁誉(皮肤科专家、第三军医大学教授)、宗白华(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魏时珍(数学家、四川大学教授)等。

华西大学派遣的留学生中,夏良才为中国人在美国获得第一个整容外科硕士学位,刘文兰为中国人在加拿大获得第一个小儿牙科学硕士学位。他们在国外学习期间,正值中国抗战时期,纷纷表示学成回国服务。李晓舫在写给学校的信中说:“吾辈受国家培植甚厚,岂能在患难间各作自身安适打算?但看战争期间欧洲各国科学家逃此邦(指美国——作者注)获得优越位置者,十、九现已归国受苦,吾辈岂能无动于衷。”表达了对患难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停止公费和自费留学考试,从而宣布其留学教育的终结。然而,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在众多的领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也成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栋梁。诸如:医学家吴阶平、航空航天专家钱学森和钱伟长、化学家唐敖庆、天文学家戴文赛、地质学家黄汲清等等。

第八章 晨光前路远微微——抗战前后留学教育的起伏 第四节 台湾地区的留学教育概况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祖国的神圣领土。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腐朽的清政府遭到了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向日本支付二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而且还把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日本随即在台湾设立总督府。从此,台湾沦为日本任意宰割鱼肉的殖民地达50年。在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教育主要依附于日本,留学生主要是去日本留学。如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现任“总统”李登辉,就是40年代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肄业生。

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台湾光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结束了长期受日本侵略奴役的屈辱历史。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台湾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巩固其统治的需要,注重培养高层次人才,大力发展留学教育。

在1954年以前,台湾留学教育仍本着1947年4月颁布的《国外留学规程》办理。1954年以后,台湾的留学教育政策作了多次变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前后八次修订《国外留学规程》,留学政策出现时宽时严的波动。如对自费留学的规定:在1954年第一次修订《国外留学规程》时,规定不论公费、自费、奖学金出国留学生均应经过出国考试及格,才能留学;1962年第二次修订该《规程》时,改为自费或奖学金留学生如具备了七个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免试留学;1969年第四次修订《规程》,取消了自费免试出国留学的九项条款,制订了《国外留学甄别办法》,以甄试取代免试;1970年第五次修订《规程》,将甄试的办法放宽了许多;1976年第八次修订《规程》,取消了自费留学考试。

留学政策的波动,对台湾留学教育的影响很大。如第二次、第三次修订《国外留学规程》,使得免试出国留学人数剧增,据台湾出版的《留学教育》及其《科学技术年鉴》等书统计,在1962年至1969年的八年间,免试出国人数为12725人,而同期回国的人数仅为1113人。人才大量外流,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震惊和社会舆论大哗,于是,便出现了1969年底的第四次修订《规程》,以甄试代免试,对自费留学进行了限制。这样,1970年甄试出国人数为1056人,比1969年免试出国的2561人还少1505人。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甄试办法逐渐不适应需要了,于是又几经修订,最终于1976年取消了自费留学考试。同时,将公费留学考试调整为一般大学公费留学和研究所学生公费留学两类考试,还规定公私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或高等考试及格的,可以依照《规程》申请或应考留学。

这样,在1976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就达3641人,比上一年的2301人还多1340人,以后又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统计,从1976年到1985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都达到5000人,10年共达52 208人,这个数字比1976年以前的26年留学总人数还多1万人。

在留学的去向上,台湾地区的留学生主要以派往美国留学为主。如1962年至1972年,免试出国留学人数为16 542人,其中赴美国留学的人数为14 023人,达84.8%,这使得台湾自身的教育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台湾当局亦意识到了这一局限性,开始鼓励和特意派遣留学生到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留学。

台湾地区的留学教育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据台湾当局1980年的统计,返台留学生在行政机构工作的有1116人,在公营事业及金融机构工作的有1265人,在大专院校任教的有2517人,在中等学校任教的有58人,在医院工作的有165人,在新闻界工作的有118人,在其他部门工作的有1361人。1981年台湾可以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232所大学研究所,其研究生导师多为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返台学者。<dfn>?99lib.</dfn>

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出现了以於梨华、丛甦、施叔青等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作家;还有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工科博士学位的台湾第一位博士营长吴东明、在德国获法学博士返台后任国民党政府法务部长的施启洋;现任国民党政权“总统”的李登辉,也是60年代在美国获得农学博士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尤为令人瞩目的是美籍华人丁肇中和李远哲。丁肇中是50年代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后来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李远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60年代赴美留学,后来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他们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之后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80年代以后,针对留学人员日渐增长的形势,台湾当局采取了建立海外科技人才档案、官方招揽、允许双重国籍的学者回台服务等措施,积极延揽海外优秀科技人才。这些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据统计,1987年返台的留学人员有2000多人,而同期每年留学的人数为5000人到6000人左右,回台人数达到了外出留学人数的40%左右。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对台湾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台湾经济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与他们是分不开的。

附录 辅文图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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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伍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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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一书的作者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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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1904年在日本留学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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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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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影(192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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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北京清华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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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留美获博士学位的吴大猷于1991年荣获美国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时与布什夫妇合影(照片下方为布什夫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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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批赴欧留学海军生(1877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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