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 xp1024.com
《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第一章 最后的日子 中共中央常委们纷至三零五医院

199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前来北京三零五医院：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先来医院。接着，常委李瑞环来了。

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了。江泽民未走，国务院总理李鹏赶来了。

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在为一位外宾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在晚宴之前，抽空前来。

三天前，9月14日，薄一波和邓力群前来医院。

邓力群曾回忆说：

他病危的时候，陈云同志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乔木那时还清醒，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要他的秘书给他念文件，交代秘书准备做些什么事。可是第二天他就不行了。

两天后，9月19日，上午姚依林来，下午陈云、王震派出秘书来。

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来。

他们都来探望一位病危的八旬老人。老人戴着氧气面罩，病情沉重，但头脑尚是清醒的。三零五医院在9月12日发出了他的病危通知。

9月28日，新华社发出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讣告，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盓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9月28日七时十六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胡乔木，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除了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0年至1954年）、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4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6年9月起）、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以及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然而，他最为人们所知的，还是他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二十五年。

胡乔木，人称“中共中央一支笔”。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起草、整理、修改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要着作、文件：

毛泽东的名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的；

《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对起草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内中，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主要由他起草；

解放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出那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

胡乔木夫人谷羽曾回忆，毛泽东是这样形容胡乔木起草的文件之多：

记得还是在1958年，一次我和乔木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谈起乔木写文章，表示很满意。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划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

谷羽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胡乔木这“中共中央一支笔”的一丝不苟：

198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曾考虑整理发表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讲话。我们进行整理时，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报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铃”之误。经查询，我们从鲁迅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乔木同志对编辑工作要求之严格，和他博闻强记，知识之渊博。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依然是“中共中央一支笔”。

那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世人所瞩目。在邓小平等主持下，会议公报出自胡乔木笔下；

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指导下，他又负责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文献，负责起草了中共“十二大”的主要文件；

他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第二版修订工作，帮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

他的一生，写了大量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却几乎没有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即便是那曾广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最初也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直至毛泽东亲自提议以胡乔木名义发表，这才印行了以他署名的第一本书。他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是以党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以延安《解放日报》或后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确确实实是“中共中央一支笔”。

胡乔木这枝笔，受到过毛泽东的称硈。其中，特别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毛泽东多次说过赞赏的话。

笔者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据他回忆，周恩来总理曾这样对他说起胡乔木：

“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章、文集，在发表、出版之前要送胡乔木看一下，作些修改，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正因为这样，在胡乔木病重之际，陈云派秘书转达了他的问候，并且表彰了胡乔木这枝笔多年来所作出的贡献。

<hr />

注释：

第一章 最后的日子 胡乔木的一家

胡乔木去世后近一个月——10月26日，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他曾多年工作、生活过的延安地区。

后事已毕，亲属们渐渐从哀痛的阴影中走出来，答应接受笔者的？访。我从上海前来北京，步入胡宅，来到胡乔木的办公室。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两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笳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也就从中把他放大，作为“标准照”。

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的办公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插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叠文件，一望而知是“笔杆子”伏案劳形的所在。

他的夫人以及女儿、儿子跟我聊着，追溯那消逝的岁月。夫人满头飞霜，但双眉尚黑，她和他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从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她叫谷羽，常被人误写为“谷雨”，其实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

她原姓李、名桂英。据她说，“谷羽”这名字，是她跟胡乔木结婚时，胡乔木为她取的。我问起了“谷羽”的含义，由此又引出了“乔木”的来历……

其实，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他的笔名。据，这笔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中：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乔，高也。乔木，亦即高大、挺直之树。

类似的话，还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至于“谷羽”的出典，就是把“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羽即鸟。这样，胡乔木也就给妻子改名“谷羽”。夫妇之名，皆出于“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之中，可谓“秀才本色”。

不过，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却是“大白话”：

长女曰“胜利”，生下她时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子曰“幸福”，希冀在胜利之后过着幸福生活；

次子曰“和平”，企望世界和平。

1963年夏日，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一起游泳。

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加以一番“评论”：

“‘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此后，“胜利”学弟弟，也自己改名——虽说毛泽东说“‘胜利’当然很好”。她改名“木英”，“木”取自胡乔木，“英”取自李桂英（母亲本名）。

“幸福”步“胜利”的后尘，自己改名“石英”。

如此这般，我在跟胡乔木家属交谈之初，弄清了他们一家名字的来历——只是那位“游泳”没有参加谈话，他在“文革”中不幸去世。

女儿胡木英曾经这样回忆父亲胡乔木：

印象之一：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似乎永无休止的时候。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桌下放着炭火盆，他就在那里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电灯座灯前，他在写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印象之二：父亲在不停地看书、看报、看杂志、看文件、看稿件……似乎只要是文字的东西都有无穷的兴趣，甚至公园里的说明牌，他也会认真仔细的看，并指出中间的错别字、丢字或错误的标点；在书店的书架前更是挪不动脚步，恨不能把感兴趣的书都翻看一遍。他一生到底看了多少文字，恐怕也无法统计得出来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看过这些东西都能久久保存在他的大脑记忆库里。

印象之三：父亲不爱聊天，爱思考。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是他休息的时候。这时的他，不是在考问我们某些自然现象是怎么回事，就是在答复我们的问题：这是什么花、草、树、鸟，那是哪首古诗里的名句。如果这时他不说话，那就是他在想、在思考。虽然我们就在他身旁，却好象不存在一样。就是他病卧在医院病床的最后日子里，他也还在思考着中国的改革之路问题。

第一章 最后的日子 “秋深深未解悲秋”

在胡乔木家的客厅，我听谷羽和木英叙述着胡乔木最后的那些日子……

胡乔木总是那么瘦削，那是长年累月在毛泽东身边，昼夜颠倒，工作又高度紧张，落了个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过，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大病，所以步入晚年时，身体还算可以。1989年春夏之交，他和夫人谷羽还应邀赴美，双双作为客作教授讲学，七十七岁的他尚能适应长途旅行和种种社交活动。

从美国回来之后，胡乔木打算回老家江苏盐城看看。“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思念着故乡，而故乡的朋友们也一次次邀请他回乡一？。

1990年5月，趁春暖花开，胡乔木携夫人谷羽离京南下，取道南京，准备返梓。在南京，忽地发现便血，不得不改变了行程。去南京的医院检查，大夫查明他的直肠有硬块，主张马上动手术切除。他和夫人商量，征求保健处的意见，决定还是回北京再检查一下。

就这样，胡乔木未圆故乡梦，不得不半途而返，打道回衙。

在北京医院一检查，查明是肠息肉，即转三0一医院动了切除手术。手术做得不错。不过，大夫注意到，有癌症的征兆，嘱咐注意休息、观察。

胡乔木患前列腺肥大症。这本是老年男子常见病，他每年都要进行检查。9月，在例行的检查中，大夫发现他有前列腺肿块。大夫怀疑那是癌肿，举行了会诊。一个多月后，确诊那是癌症。

于是，胡乔木又进医院，在1991年1月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在用X光透视时，大夫发现他的趾骨上有斑，断定癌已转移。医嘱静养。

他无法静养。中国共产党的盛大节日——建党七十周年即将来临，由他提议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正由一个写作组紧张地在北京玉泉山写作。他要过问、审定这本将向全党发行的重要史着。他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不能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作好这些“修史”工作——因为像他这样起草过中共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深知中共党史的老人，已经不多了。

病中，他又帮助薄一波修改回忆录。因为薄一波也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样，把文章送去请胡乔木看一下，改一下，已成了“惯例”了。

很多人劝胡乔木写一写自己的回忆录，他一直摇头。大抵他已自知馀日不多，此时终于同意写回忆录。一个工作班已建立起来了，他要不断地跟他们谈话。不过，他的回忆录，几乎不涉及他自己，他所回忆的是毛泽东走过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

虽说癌已转移，胡乔木贾其馀勇，仍在紧张工作，度过了忙碌的1991年。

1992年初，胡乔木突然感到腿疼。经大夫检查，大腿小软骨骨折。大夫警告，他的骨质已很疏，随时可能发生大的骨折，即使在家中也必须拄拐杖。这样，他成了“拄杖老人”。诚如一位哲人所言，人的一生倘若缩成1日，那么在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傍晚三条腿。胡乔木多了一条“腿”，自知已是“夕阳近黄昏”了。

服用治癌药剂，胡乔木头晕、呕吐，种种副反应折磨着他。听说上海华东医院有一种副反应轻、疗效不错的治癌药物，3月，他去一趟上海。4月，当他从上海回来，副反应明显减轻了。不过，癌症的阴影依然难以驱散。遵医嘱，胡乔木在家中坐上了轮椅，以防骨折。

虽说胡乔木自我感觉良好，但家人已从大夫那知道他患病的实情，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于是，在1992年6月1日，胡乔木八十寿辰那天，亲属们为他祝寿——他本人向来不作兴这类事。

那天，最使胡乔木高兴的是，人民出版社派人特地给他送来了“寿礼”——赶印出来的《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书中收入他1941年6月到1986年2月的政治评论一百一十四篇，共四十四万字。这些政治评论，当年大都是以《解放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如今头一回透露了作者是谁。胡乔木一辈子为这为那编文集，现在才出了自己的文集。文集共分三卷，胡乔木生前只见到这第一卷。抚摸着灰绿色皱纹纸封面的文集，胡乔木的瘦削的脸上浮现了笑容。这本文集也是他在病中编成的，耗费了不少精力——要查阅各种报刊，要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要标明毛泽东、刘少奇修改过的字句，要写序言。……那序言先写了一稿，不满意，又重新另写了一稿。

病中的他，已无诗兴。十年前，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曾写《有所思》一诗，回顾那崎岖的人生之路：

第一章 最后的日子 向巴金寿辰发出“迟到”的贺电

八十大寿后的一个月，病情急剧加重了。

那是6月30日晚，胡乔木觉得右腿特别疼，不知什么原因。

翌日下午，三0一医院的骨科大夫上门，原本是为了向胡乔木家属讲授如何护理、防止骨折的一些主要事项，因为他们知道胡乔木的骨质已很疏。听说腿疼，经大夫一检查，断定是骨折——这是癌症病理性骨折，虽说他？没有摔交或受撞。随即入院拍X光片，证实大夫的判断完全正确。

从这一天起，胡乔木躺上了病床，再也没有下过病床。他一步步接近人生的终点——从拄拐杖、坐轮椅到卧床。

由于骨折，加剧了癌扩散。

8月2日，他在病床上，给母校扬州中学亲笔写信：

<small>你们写信给吕骥同志，请他为校歌作曲，吕骥同志因忙于他事，要我转请当代着名作曲家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建议我将原题词稍加扩充，我已和他合作了一首，前已送上，后觉此歌仍不适于作校歌，故又补写了一段作为第一段，仍请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又另作了一曲，？唱给我听了，我觉得此曲旋律优美，感情洋溢，表示满意。现将新的校歌词曲再寄上，请查收。收到后，望简覆表示收到。傅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来信望对他致谢。</small>

这里提及的校歌，原是为了庆祝扬州中学九十周年校庆，胡乔木为母校题词，题词以诗行形式写的，结果被扬州中学用作校歌歌词。

8月14日，胡乔木转往三0五医院治疗。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力平派人看望他，他想亲笔覆信，勉强执笔，因笔迹太乱，只得作罢，托来人带口信去上海。

9月初，癌扩散至肝、肺，胡乔木的呼吸变得困难了，讲话也很吃力。

他已无法坐起来写字。9月9日，他躺在病榻上，把信纸夹在一块玻璃上，吃力地亲笔给扬州中学写信——这是他这枝“笔杆”平生的最后绝笔。

信的全文如下：

<small>8月28日来信并给傅庚辰同志信，9月5日收到。我在病床上得悉你们全校师生一起投入学习新校歌的热潮，自然也加倍感到兴奋。你们对新校歌的评价虽然过高，但是全校师生如此热情却使我这个在校六年（1924-27江苏八中，1927-1930江苏扬中）的老校友与扬州中学结下了新缘分。我说在病床上写信和写作歌词，这是实情，但我决不希望有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来此慰问之类，对此我决不接见。此事务请坚决彻底做到。</small>

<small>待傅庚辰同志来信收到后一并发出</small>

此信由于“待傅庚辰同志来信收到后一并发出”，扬州中学收到时已是10月4日，胡乔木已不在人世。

由于呼吸日渐困难，护士给胡乔木戴上氧气面罩。

9月12日，三0五医院发出了胡乔木病危通知。他却？未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危在旦夕，既未写遗嘱，也没有作临终嘱咐之类。他念念不忘的是改定他的诗集。

胡乔木喜欢写诗，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病中，他想修订再版此书，增加了一首诗，增加了附录，又口授后记，让秘书记录、整理。

9月21日，胡乔木嘱，把诗集增订稿送钱锺书审定——他和钱锺书有着深谊，诗集初版时便请钱锺书题写书名。

才一两天，钱锺书就看完增订稿，退回胡乔木。9月24日，女儿木英把改定的后记、附录念给胡乔木听。胡乔木细细听罢，这才说：“就这样吧！”说罢，如同了结一桩心事。

病中，他每日早上听新闻广播，听家人？报纸。每日必读报，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这时的他，运用氧气面罩都感到气闷，改用呼吸机帮助呼吸。

9月27日，他从新华社上海电讯中得知，25日是文坛耋宿巴金八十八岁生日，文艺界纷纷向巴老致贺。他也要向巴金致贺，虽说这已是“迟到”的贺电。他要新笔写贺词，无奈手已颤抖，无法握管。于是，他只能轻声口授电文：

“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写给巴金文学大盓八十八岁寿辰。胡乔木。”他的生命列车，已经悄然驶入终点站。当天深夜十二时，血压剧降，接近零。

亲人们急急赶到医院，他已不省人事。大夫们尽力抢救，进行人工呼吸。翌日晨七时十六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曾写过《秋叶》，而他正是在叶落知秋的时节离开这个世界：

在他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10月3日发出四千字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由于不再举行追悼会，这电讯实际上相当于悼词。电讯末段，对胡乔木的一生进行了评价：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他一贯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博学深思，勤奋笔耕，经过长时期的刻苦磨练，终于成为才学超？的在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对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积极倡导，身体力行。他具有高度的党性，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竭尽全力完成党所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他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廉洁奉公，生活俭朴，组织纪律性强，鄙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1983年8月16日他倡议身后将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以后又提出在他去世以后把角膜捐献出来。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榜样。

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父亲胡启东乃盐城名流

胡乔木一辈子出头露面不多，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默默地做着。他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正因为这样，他的身世，在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才由新华社播发他的数百字的简历。此外，笔者也只查到1949年10月，当他出任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兼中央人民政府的发言人时，新加坡《南侨日报》及上海《新闻日报》登过关于他的经历的简短报道。长期以来，他主管宣传工作，没有他的点头，难以发表关于他的报道，而他向来不愿宣传自己。如此这般，他的身世变得鲜为人知。

他的夫人谷羽，跟我谈起了他的老家和最初的经历。不过，他说胡乔木的胞妹方铭比她更熟悉。于是，我去访问方铭。

在1992年，方铭已经七十有五，长相颇像胡乔木。她的身体不算太好，她的丈夫那几天又因发生中风征兆急送医院。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她仍抽时间很详细地向我介绍胡乔木。特别是第一次

谈话后，她颇为劳累，头痛不已，睡眠不好，但还是约我继续再谈……

方铭，原本是她进入延安时改的名字。那时，她读了方志敏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非常敬佩，遂取名“方铭”把方志敏铭记于心之意。她本名胡文新，胡乔木的二妹。

胡乔木兄弟姐妹五人，胡乔木居中：

大姐胡履新，居于北京，能自己料理生活，退休干部。笔者见到了她，白发苍苍，但行动仍很灵活；

大哥胡达新，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解放后曾任西安铁路局副总工程师。在“文革”中，为胡乔木受到“审查”，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胃部常常疼痛不已。经检查，患胃癌，1972年病逝；

胡乔木是老三，原名胡鼎新，取义于成语“革故鼎新”。虽说他直至进入延安才改名乔木，此前一直叫胡鼎新，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笔者行文仍称之胡乔木；

大妹胡穗新，现名胡夏青，离休干部，曾任天津某中学校长，后在北京某中学任校长。现住北京；

小妹胡文新，亦即方铭，离休干部。

壬子年（即民国元年）4月16日，亦即1912年6月1日，胡乔木出生于江苏省盐都县鞍湖乡张本庄。

盐都县属盐城。盐城是江苏省的省辖市，位于苏北大平原东部，濒临黄海。盐城市下辖城区、东台市、大丰市、响水县、滨海县、阜宁县、建湖县、射阳县、盐都县，共九个县（市、区），总面积一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八百万。

盐城盐、渔、农业较为发达，尤以产淮盐着名，因而得名盐城。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胡乔木的出生地为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县鞍湖镇张本村。

胡乔木之父，乃盐城名流。人们习惯地称胡乔木的父亲为胡启东。方铭说，其实启东是他的号，他的名字是胡应庚，生于1885年。

父亲给予胡乔木的影响是深刻的。胡乔木自幼喜爱文史，是受了父亲的感染。

胡乔木的母亲夏氏，是一位相夫教子、勤劳而又贤慧的女性。

胡家本是农民。到了胡启东这一代，已有五十来亩土地，是地主了。

如今，胡家的盐城旧居，已经成为当地的名胜、旅游景点之一，人称“胡乔木故居”：

胡乔木故居原为砖瓦结构的四合院，前后三进，连东、西厢房有数十间。土改时，胡乔木父亲胡启东先生，主动将田地、房产献出，分给贫佃农，仅留下座北朝南堂屋三间。1991年当地政府对故居进行了重新修建，现有故居占地约200平方米。

故居堂屋正中悬挂着胡乔木七十岁时的巨幅画像，两侧悬挂的是他在北京工作、生活时的数十张大幅照片，其中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合影十余张。东房间陈列着胡乔木生前捐赠的千余册图书，西房间陈列胡乔木幼时睡的床铺，用的部分桌凳，还有原全国书法协会领导成员，标准草书学社社长胡公石赠送的28幅诗词字画。在故居东南方，还保存一高大石碑坊，上边横额是“贞孝之门”，两侧有联，为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手书，联曰：

春祠立石垂视范，河客停桡拜女宗。

这是当地百姓为表彰胡乔木祖母胡季氏青年守寡、抚孤成立而捐资建立的。

胡启东小时候，家境尚不宽裕。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得以读书：那是同村的一户有钱人家，请了私塾教师教儿子，想找个孩子伴读。胡启东与他儿子年纪相仿，聪明伶俐，便被选去伴读。从此，胡家与诗书结交。

胡启东居然考上了秀才——清朝的末届秀才。回乡，做私塾教师。娶妻夏氏（不知其名），亦即胡乔木之母。

胡启东的诗文不错，在当地有了名气，成为盐城名流。民国初年，成立国会。这首届国会于1914年1月被袁世凯解散。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胡启东当选为国会议员——第二届国会议员。

1917年6月，张勋复辟，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议员们纷纷南下护法。胡启东也南下广州护法，站在孙中山一边，在当时算是进步、开明的绅士。他在广州凭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写下诗集《万穗集》。

胡启东在1923年10月，受到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那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把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然后在国会举行选举，以五千元收买一张选票，要议员们选举曹锟当总统。这便是臭名昭着的“曹锟贿选”。10月5日选举时，出席的议员五百八十七人，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那些受贿的议员，被人们咒骂为“猪仔议员”。胡启东拒收贿款，不投曹锟的票，不当“猪仔议员”。他回到了故乡盐城，受到父老乡亲的敬重。

此后，胡启东告别宦途。他曾受命续修《盐城县志》，当地人称之“胡氏县志”。他家的田，由五十多亩增至一百来亩。当胡家长子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家境更好些，土地增至二百多亩。

胡启东喜欢写诗。他曾自费印行诗集《鞍湖诗集》。胡乔木也爱写诗，是与受父亲的薰陶有关。

胡乔木在六岁时进入鞍湖小学（今张本小学）上学。那时，他穿一件黑色的粗布褂子。他读书很用功，而且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夜里，在油灯下看书。夏日，在帐子里看书。只是他不喜欢体育运动。

胡乔木的学习成绩不错。在鞍湖小学读了六年，毕业时受到校长当众表扬——因为他的毕业成绩荣居榜首。

1924年，十二岁的胡乔木考取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今扬州中学）。他是鞍湖小学那年唯一考入江苏八中的人。

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中国青年》深深影响了他

江苏八中，一所学风严谨、教育质量很不错的中学。今日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之中，有十多位便出自该校。

江苏八中的左翼势力也颇强。1926年冬，江苏八中的学生们上街宣传，胡乔木也参加了。胡乔木在讲演时，点名批判了军阀孙传芳，为此遭到逮捕。鉴于他年幼，不过十四岁，很快获释。此事表明，年纪轻轻的他，已是左翼阵营中的一员。

他的大哥胡达新也在这所学校学习，他参加了国民党左派。胡氏兄弟都热心于政治。

恽代英来到江苏八中演讲，给学生们莫大影响。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主编《中国青年》杂志，江苏武进县人。他的演讲，富有鼓动性，使学生们为之振奋。胡乔木也是热心的听众之一。

从此，《中国青年》杂志成了胡乔木的密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当时的发行量达三万多份。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李求实等担任编辑，也发表不少文章。二十多年后，胡乔木在延安成为《中国青年》的主编，这足以表明，当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当年该刊主编恽代英的演讲，给予胡乔木多么巨大的影响力。

中共在这所名牌中学建立了组织。胡乔木读到了《向导》。《向导》是中共中央刊物，周刊，半公开发行。胡乔木在《向导》上读到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罗章龙等的文章。他也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的政治倾向，日渐明朗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军阀孙传芳占领了扬州，抓学生当兵。八中的校长叶维善决定学校停课，让学生们回家躲避。胡乔木随哥哥胡达新到镇江住了些日子。当他返校时，江苏八中已改名扬州中学，他进入了高中一年级。

高中分文科、理科。那时的胡乔木学理科，却又酷爱文史。他给校刊写诗，被吸收为校刊编辑。

1929年江苏大旱，胡家收不上租米，经济困顿。那时，胡家五个子女，有四个在上学。不得已，胡乔木则不得不休学，以便省下钱来供大哥胡达新上完大学。

失学，对于胡乔木无疑是个莫大的打击。幸亏校长帮了他的忙。校长教化学，让胡乔木做他的助手，批改实验作业，给他一些钱。这样，胡乔木在半工半读中读完高三。

临近毕业时，校方开除了几名学生，说他们是共产党。胡乔木为此写信给学校教务长，批评校方“甘当国民党的工具，把无罪的同学开除了……”这表明胡乔木的政治态度已很鲜明，表明他与共产党人有很多联。

1930年夏，十八岁的胡乔木从扬州中学毕业，考取了北平清华大学。

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在清华园演出“危险的戏”

胡乔木进入清华大学，有人说是读中文系。其实那是误传。前些年，方铭生病住院，正巧胡乔木也住院。病中盻聊，胡乔木向方铭说起了他进入清华大学的有趣的经历……

胡乔木在高中念的是理科，也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那时，系主任乃大名鼎鼎的吴有训教授（后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新生入学后，吴教授便找新生们谈话。他问起胡乔木喜欢读什么，胡乔木照实直说，说都是文史方面的课程。

吴有训当即说道：“既然你喜欢的是文科，大可不必？物理系。你可以转到文科去嘛！”

吴有训的一句话，使中国少了一位未来的物理学家，却造就了一位大“秀才”！

于是，胡乔木转到了文科。不过，他没有进中文系，而是进历史系。那时，中文系的招生名额已满，历史系尚有馀额，而胡乔木对于历史也有兴趣——此后，他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直至晚年提议编写并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都跟他当年学过历史系有点瓜葛。

传说胡乔木进入中文系，大抵是由于他跟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教授有过交往。

朱自清虽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但自五岁起便随父母迁往扬州，在扬州长大，他自称“我是扬州人”。在扬州中学上高中时，胡乔木便细读了朱自清的散文集，对这位散文名家钦慕不已。

进入清华之后，清华的左翼力量颇强，学生会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手中。胡乔木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些活动。他给朱自清教授写了一封信，征询朱先生对于“左”的看法。

朱自清曾是中国文坛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1926年3月18日，朱自清教授曾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集会，向当时的“执政府”请愿。军阀政府下令开枪，他亲历了血腥的“三一八惨案”……然而，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埋头于书斋做学问。他收到胡乔木的信，出于对这位扬州中学毕业的“半同乡”的情谊，亲笔覆了一函。这封信未能保存下来，但据胡乔木回忆，大意：

大道之行，势不可挡。我或同情下去，或消沉下去。请来寒舍一聚……

寥寥数语，勾勒出朱自清杂的心境。他既同情左翼文化运动，以为“势不可挡”，但又处于重重矛盾之中。他约见胡乔木，对这位青年学子说及自己的夫人武锺谦不久前病逝于扬州，也说及自己准备留学英伦、漫游欧陆……

1930年底，十八岁的胡乔木经曾迪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他正式走上红色之路的起点。

据曾迪先之子曾昭凯告诉笔者：

“我的父亲曾迪先，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起担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1931年夏，因白色恐怖，离开北平。胡乔木那时是我父亲组织的读书会会员，并由我父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曾迪先于1991年1月18日病逝。胡乔木闻讯，曾于3月25日致函曾昭凯：

“接2月11日信，惊悉令尊迪先同志已于一月18日去世，深为痛悼。他是我参加革命的直接介绍者，他在清华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活动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虽不在了，我仍希望上海市党组织能追认他的党籍。”

在曾迪先的帮助下胡乔木成了清华园的活跃人物。他参加学生会的工作，编校刊，还办起了“平民夜校”，除校内职工外还吸收附近的农民参加，宣传进步文化。他还发展了团员，组成两个农民团支部。

那时候，季羡林是胡乔木的同学。后来，季羡林在一书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节中，曾经回忆说：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不久，一桩偶然发生的事，给胡乔木带来了麻烦：一位农民来清华园找他，他正好不在。那天，正巧学校宿舍里发生失窃，这位衣着简朴的农民竟然成了嫌疑对象。他被抓了起来，了打，盘问他来清华干什么。他没有办法，只得如实地说，来找胡鼎新。又追问他找胡鼎新什么，他说出了是为共青团的事……这么一来，校方知道了胡乔木是共青团员。

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着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虽说他后来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但此时仍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翁文灏把胡乔木找去，说了一番颇为风趣的劝告的话：

“清华大学好比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倒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坍。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你交出你的组织的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

胡乔木选择了后者。

1931年秋，只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的胡乔木，被共青团北平市委调去担任专职的宣传部长。

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乔木刚刚成为专职的共青团干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渖阳北大营的声音，震撼了中国大地。他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

不过，那时在中共党内，王明路线占上风。方铭记得，那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之类极左口号。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怎么可以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去“保卫苏联”呢？此外，还有“工人阶级无祖国”、“第三国际以苏联为中心”等口号。这些口号，难使群众接受，反而使中共脱离了群众。胡乔木等在宣传工作中，不大愿意提这类极左口号。

为此，共青团北平市委遭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

过了些日子，又出现新的风波：有人向中共河北省委告发，说是共青团北平市委某人跟托派有联系。于是，中共河北省委陈远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下令解散共青团北平市委，只留下那位告发者。

胡乔木再不是专职的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了，辗转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

胡乔木已经好久没有给家中写信了。担心父亲挂牵，写了一信，信中说，回信寄“北京大学×××代转”。

父亲胡启东见信，觉得奇怪：儿子明明在清华大学上学，信件怎么由“北京大学×××代转”呢？这意味着儿子不在清华大学。

胡启东不放心。他要女婿张肃堂（胡乔木的姐夫，中学语文教师）作陪，一起从盐城来北平，见一见儿子。

他们来到清华大学，找到了乔冠华。

乔冠华，后来在1974年至1976年担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此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他比胡乔木小一岁，盐城同乡——1913年2月出生于盐城庆丰乡东乔庄。他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毕业。他很想出国留学，到盐城的教会学校准美中学上学。后来在南京钟南中学读完高中，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样，胡乔木和乔冠华有着同乡、同学之谊。

乔冠华帮助胡启东找到了胡乔木。那时，胡乔木既没有在大学学习，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何况生了病。他就向组织请了假，随父亲暂且回老家盐城。

就这样，胡乔木在1932年春回到家乡。

姐夫张肃堂在盐城宋村中学教语文。胡乔木来到那，帮助姐夫教课，改作文，度过了一个学期。

胡乔木的三姨父，在盐城县城当贫儿院院长。秋天，胡乔木到三姨父那，帮助他办贫儿院。那有一位教师叫刘必余，很注意胡乔木。他从胡乔木的言谈及所看的书籍判断，胡乔木是个左翼人物——胡乔木从北平回到故乡，失去了共青团的组织关。

刘必余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向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又名蔡道生）作了汇报。嵇荫根决定找胡乔木谈话。谈了几次，胡乔木明白嵇荫根的身份，喜出望外：因为他自从失去了共青团的组织关系后，曾给北平中国大学一位姓陈的同学去信，那位同学是共青团员，胡乔木希望恢复组织关系。无奈，去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估计那个同学已离开中国大学。他想不到，中共盐城县委会主动找他，于是他详细陈述了自己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的经过……

不言而喻，胡乔木是很合适的发展对象。这样，由嵇荫根作介绍人，胡乔木于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胡乔木在镰刀铁锤大旗之下，奋搏了一生。

胡乔木加入中共之后，依然做他擅长的工作——宣传。他在盐城创办了《海霞》半月刊，三十二开，宣传反帝反封建。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只是他不便出面，请乔冠华的长兄乔冠军担任主编。那时，乔冠军是当地小学教员。

胡乔木从俄国着名作家契诃夫着作的英译本转译了小说《凡卡》，发表在《海霞》上。

《海霞》出了三期，便陷入经济困顿的窘境。盐城毕竟是小地方，《海霞》成本高，售价也高，销路不好。

看来，办杂志不行，那就改办报纸性刊物——《文艺青年》。每期八开四版一大张，价格比《海霞》低得多，销路也就好一些。《文艺青年》是周刊。为了使刊物有上乘之作，胡乔木特请正在清华大学上学的乔冠华，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短篇小说。还翻译、发表了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在胡乔木的苦心经营下，《文艺青年》出了五期。

胡乔木还发展了邱剑鸣（胡扬）入党，发展妹妹胡文新（方铭）入团。他起草了《告盐城人民书》，油印成传单，和邱剑鸣以及妹妹胡文新等在深夜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

盐城的国民党政府注意起中共的地下活动。胡乔木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阜县委书记（那时中共盐城及阜宁县委已合并）嵇荫根被捕，很快就叛变。嵇荫根供出了两名中共党员之后，便带人直扑贫儿院，去抓胡乔木。

贫儿院的门房不错，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去告诉胡乔木。知道情况不妙，胡乔木急忙躲到贫儿院隔壁邻居家的床底下。贫儿院的院长、胡乔木的三姨父出面，跟嵇荫根周旋。三姨父声称胡乔木绝对不会是共产党，况且眼下又外出了。嵇荫根虽明知胡乔木是中共党员，无奈搜遍贫儿院找不到胡乔木的身影，只得勒令胡乔木的三姨父写下“保证书”。

这么一来，胡乔木难以在盐城立足，悄然南下，避往上海……

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成了浙江大学校长的死对头

父亲胡启东希望胡乔木还是上大学为好。胡乔木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于1933年秋考入浙江大学外语系。

就在胡乔木进入浙江大学不久，一份名叫《沙泉》的壁报，引起了校长郭任远的注意：

就壁报的内容而言，虽然带点左翼的色彩，总的来说还是温和的。校长的目光，凝视着报上的一张图片。这图片显然是从什么现成的报刊上剪下来的，那是一位苏联农民扛着一把锄头。论图片内容，似乎也没有太犯忌的地方。然而，郭任远却看出，那图片显然是《中国论坛报》上剪下的！

郭任远追查《沙泉》是谁编的。一查，编稿、写稿、抄稿，由胡鼎新一人包揽。

上一回，是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找胡乔木谈话；这一回，则由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找他谈话。

郭校长直截了当：“你那图片，是从《中国论坛报》上剪下来的，而该报是共产党办的。你从哪里弄来《中国论坛报》？”

胡乔木故作惊讶：“《中国论坛报》是共产党办的呀？我不知道。我在路上拣到一张报纸，见到这图片不错，就剪了下来。”

从此，那“沙漠之泉”——《沙泉》被取缔了。胡乔木也受到了注意。

那时，他从盐城仓促出走。在上海，他遇见同乡陈延庆（王瀚）。陈延庆手中有中共地下刊物《中国论坛报》。

胡乔木到了浙江大学，单枪匹马办起了《沙泉》。那图片，是从陈延庆寄来的《中国论坛报》上剪下来的。

胡乔木不办壁报，在外文系组织了读书会。读书会秘密地组织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由于都是外交系的学生，能够直接阅读外文原着。

后来，学校里发现共产党印发的传单。校长郭任远又找胡乔木谈话。显而易见，校长已经“盯”上他了，尽管那传单并非他印发的。

1935年，一桩小事诱发了浙江大学一场风暴：两个大学生在打网球，两个教员也想打网球，便赶走学生。学生以为教员太不讲理了，争了起来，以至打了起来。教员告到校长那里，郭任远下令开除那两个学生。这下子激起了学生们的公愤，全校成立了罢课委员会，跟郭任远对着干——那委员会又称“驱郭委员会”。胡乔木是主要员之一。郭任远斗不过学生们，只得表示辞职。

胡乔木抓住这个机会，提议为郭任远开盛大的“欢送会”。会上，胡乔木作了精彩表演。他来了个反话正说，含着“眼泪”，大声地诉说：

“我们敬爱的郭校长要走了，实在是太可惜了！郭校长真好，他那么关心我们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提倡打网球！他又那么关心我们的壁报，连一张图片都仔仔细细地看，还要弄清楚图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郭校长实在太好了，他一走，浙江大学全体学生都哭了！”

台下，一片哄笑，同学们笑出了眼泪？！

郭任远恨透了胡乔木，搞了个小动作，把胡乔木的成绩从八十多分改成五十五分。于是，以成绩不及格为由头，勒令胡乔木退学。

这时，教务长费巩教授看不下去。他找胡乔木谈话，给他开了“休业证明”，帮助胡乔木转学。

于是，胡乔木离开了杭州，来到了上海。

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在上海出任“文总”书记

也真巧，当胡乔木被浙江大学勒令退学，来到上海，妹妹方铭在苏州也遭勒令退学，来到上海。

方铭那时在苏州中学上学。1935年“三八”节，方铭在学校张贴壁报，介绍蔡德金，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妇女获得解放。于是，学校勒令她退学。

她跟二哥胡乔木一起，在上海闸北江湾路租了房子，住了下来。

胡乔木很快跟那个寄《中国论坛报》给他的同乡陈延庆取得了联。陈延庆高高的个子，人们总是喊他“大陈”、“长子”。他在1932年加入中共，是复旦大学的学生。

胡乔木到上海不久，担任了中共上海东区区委委员。

那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秘密电也被国民党警察搜去，也就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处于孤军奋战之中。

“大陈”带着胡乔木，来到“社联”。“社联”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中共领导下的左翼组织，成立于1931年5月20日。何干之、艾思奇、陈延庆当时都是“社联”的领导人物。胡乔木参加了“社联”工作。不久，胡乔木担任了“社联”常委。

“社联”乃“文总”的下属组织。“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在中共领导下于1930年7月成立。

“文总”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下属组织除了“社联”外，还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世界语小组等八个左翼文化团体。“文总”还创办了《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刊物。1935年夏，胡乔木出任“文总”的宣传部长。

胡乔木结识了周起应。周起应即周扬，比胡乔木年长四岁，湖南益阳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委”亦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着“文总”。胡乔木是通过王中民，

跟周扬结识。周扬颇为欣赏胡乔木的才干。当“文总”书记陈处泰被捕之后，胡乔木被命为新的书记，而陈延庆则担任“文总”的组织部长，邓洁为宣传部长。

方铭记得，那时胡乔木忙极了，每天总是深更半夜才回家。

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写及：

“据我记忆，‘左联’党团书记仍为周扬，行政书记是徐懋庸；‘社联’党团书记仍为钱亦万，行政书记是李凡夫（王翰、陈家康为党团成员）；‘剧联’党团书记是于伶（张庆、章泯等是党团成员）；电影小组照旧。由于戏剧、电影方面的党组织除了赵铭彝被捕之外，骨干没有受到损失、于伶、张康、石浚鹤、司徒慧敏、吕骥、张曙这几个人可以担当起实际工作，所以周扬要我分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胡乔木、邓洁取得了联系。”

<hr />

注释：

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

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艰难中孤军作战，既面临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又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公开发表，使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欣喜若狂，这才知道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不过，中共中央尚未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取得联。

1935年11月，一封署名“S3”的密信，终于从莫斯科辗转送到鲁迅手中。鲁迅许广平抄了一份，转交给茅盾，茅盾再转给周扬。于是，周扬、夏衍、胡乔木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S3”，亦即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诗人，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

萧三的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的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存在关门主义倾向。

他提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

不言而喻，“S3”的密信，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同意“S3”的意见。于是，“文总”宣？解散，“左联”也随之解散，另行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以适应抗日救国的新形势。

中共成立了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邓洁为书记，胡乔木为宣传部长，陈延庆为组织部长。那时，上海属江苏省。“江苏临委”领导着中共在上海的工作。

1936年4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极为秘密地来到上海。他会见了鲁迅，也与胡风接触，而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对于他的到来竟毫无所知。显然，由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跟中共中央失去联颇久，这位负重要使命而来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谨慎态度。

陕北方面选派他前来上海，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他原本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与鲁迅也有着颇深的友谊。只是在1933年秋冬之间，他在上海四川北路（那时叫“北四川路”）被国民党特务盯住。他来到海宁路，那特务仍然紧盯，而那行人颇多，于是急中生智，突然回过头来跟特务打架，同时大呼“绑票、绑票”。特务措手不及，被路人围住，他趁机溜之大吉。不久，他奉命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来到红都瑞金。后来，他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

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对于周扬他们的不信任态度，可从鲁迅1926年8月所写的着名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看出。鲁迅写及“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即夏衍、阳翰笙。从此，周扬等四人有了“四条汉子”之称。虽说胡乔木不在“四条汉子”之列，不过，他也属于不被信任的范围。

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一个多月，周扬他们才从别人那风闻延安派来要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得知来人乃是冯雪峰。周扬他们求见冯雪峰，冯雪峰终于答应。不过，彼此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

这时，胡乔木也与冯雪峰见了面。冯雪峰要求中共江苏临委暂停发展党员工作，必须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已经入党的党员，要做重新审查的工作。

在派出冯雪峰之际，中共中央又派出刘少奇前往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大力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北方局派人来沪，带来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刘少奇的秘书的信，跟胡乔木取得了联系。不久，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北方局的文件。这样，中共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作战的年月。

然而，中共江苏临委的一位委员，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个委员与某女子相好，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

特务们在跟踪这个委员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共江苏临委书记邓洁。于是，邓洁也被捕了。

中共江苏临委不得不迅速改组，由李凡夫担任书记。

胡乔木仍为临委成员，但他隐蔽起来，原本他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福煦里，此时赶紧转移。

于是，上海新闸路的培明中学，来了一位新的教师。校长是盐城人，新教师是校长的同乡。新教师教英语课，看来还颇为在行。此人便是胡乔木。据估计，国民党特务可能会盯上他，党组织叮嘱他在外边少露面。正因为这样，诸如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营救“七君子”运动，胡乔木也没有参与。

终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的通知，要他离开上海，和李凡夫一起，前往延安。

据1992年10月3日新华社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载：“胡乔木同志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据方铭回忆，胡乔木离沪，是在1937年3、4月间，不是7月。胡乔木离沪时，方铭去送行，记得他穿一件夹大衣。考虑到上海北站的特务多，胡乔木和李凡夫特地前往上海远郊火车站——真如站上车。

据说，李凡夫后来曾笑谓胡乔木，临行前，冯雪峰曾叮嘱，一路上要“监视”胡乔木。

李凡夫的话，倒也不假。虽说在解放后，冯雪峰跟胡乔木关系很不错，不过，那时冯雪对胡乔木确实有着戒心，如同那时冯雪峰对待周扬他们不信任一样。

在胡乔木之前，邓洁获释出狱，先去了延安。

胡乔木从上海来到延安，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步。

第三章 初入延安 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

胡乔木初抵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时，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他是中共党员，这当然确实无疑，李凡夫、邓洁都能为他证明。然而，他的党龄从何时算起呢？

胡桥木是在1932年加入中共。可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后来被捕、叛变，带人前来抓他。他在仓促之中逃离盐城，失去党的组织关系。

在上海，1935年5月，由陈延庆介绍，胡乔木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

胡乔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说明了以上情况。由于他在盐城入党没有人证，组织部的组织科长对他说，那就只能写1935年入党了。

从此，胡乔木填履历表，一直写“1935年在上海入党”。

在他1982年9月当选中共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他的简历上仍写“1935年入党”。

后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调查，这才确认他是在1932年入党。这样，盐城党史上的“悬案”，也随之解决了：因为胡乔木在盐城发展了邱剑鸣入党，倘若他那时还不是中共党员，邱剑鸣入党又从何谈起？

二十五岁的胡乔木来到红都延安，他对这一往情深。这是他走向成熟的地方，这是他一生中黄金岁月的所在。正因为这样，他死后，他的骨灰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刚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擅长，分配他做青年宣传工作。

那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大批青年奔向延安。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选出冯文彬、胡耀邦、刘英等二十三人为大会主席团。冯文彬致开幕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到会讲话。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北青救会”），以冯文彬为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胡乔木为宣传部长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胡乔木进入延安时，由原名胡鼎新改为“乔木”。改称“胡乔木”是后来的事。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用“胡乔木”。

胡乔木进入延安之后，写信给尚在上海的大妹胡穗新、二妹胡文新。由于二妹患伤寒，延至1937年10月才离沪前往延安。她俩到延安，分别改名夏青和方铭。

在西北青救会成立之后，1937年9月下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兼西北青救会主任的冯文彬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即关烽）的支持下，决定开设“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在陕西泾阳县，那里属国民党统治区、离西安、咸阳很近。训练班为了便于接纳来自国民党地区的大批青年，于1937年10月11日在泾阳的邻县——三原县斗口镇农场开办训练班。这个农场原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创办的。一个月后，训练班迁至泾阳县云阳镇的城隍庙。又过了一个多月，迁至云阳镇之北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内，安定下来。从此，人们也就称之为“安吴青训班”。

“安吴青训班”以朱德为名誉主任，最初只有四名工作人员，以冯文彬为主任，乐少华为大队长。训练班办第二期时，胡乔木从延安调到那，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刘瑞龙为副主任。

“安吴青训班”设在西安的“门口”。西北青救会又派出黄华到西安招生。这样，大批学员前来。1938年，“安吴青训班”开办了十期之多。每期的学员原定一百名，很就被突破了，以至发展到每期三百多名。这些青年经过学习，分送到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成为中共培养部的“初级班”。

胡乔木变得异常忙碌。好在他原先当过语文教员、英语教员，有教学经验，只是此刻改教抗战理论课程，又要负责安排整个青训班的教学工作。

<hr />

注释：

第三章 初入延安 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

就在胡乔木非常忙碌的时刻，两位姑娘从延安前来找他。

她俩刚从延安的陕北公学毕业。内中的一位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另一位却是分配到武汉工作，顺道去安吴堡探望胡乔木。

这两位姑娘，一位十九岁，安徽省天长县人氏，在北平女一中上高中，投奔延安。她一头短发，眉目清秀，姓李名桂英。另一位则是方铭，胡乔木的二妹。

真巧，当方铭进入延安，来到陕北公学学习，与李桂英正好同班，住同一间房。不过，方铭那时并未说及她有个哥哥在安吴青训班。

1938年1月，她俩从陕北公学毕业了，李桂英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当李桂英从延安搭上一辆卡车南行时，方铭也上了车，也说要去安吴——虽然方铭被分配到武汉工作。问起方铭为什么去安吴，李桂英才知道方铭去安吴探望哥哥乔木。大抵由于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李桂英在未见到胡乔木之前，已经有了一点了解。

卡车上坐满了人。那时，在延安、西安之间，能搭上卡车，算是很幸运的了。通常，要靠步行，走一个来星期。

卡车经过三原县时，她俩下了车，改为骑马，前往泾阳县安吴堡。

这位李桂英，也就是如今的谷羽。笔者请她回忆对胡乔木的第一印象，她这么叙述道：

那时，安吴青训班来了许多女学员，成立女生分队，我被分配那里，担任女生队指导员。

我到了安吴堡，到了青训班的‘班部’，见到了主任冯文彬。

冯文彬带我们去见副主任胡乔木。胡乔木不在‘班部’，在一片小松林，正在那儿招待外国记者——他能讲英语，所以这类外事活动由他主持。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胡乔木，他瘦得很，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他在陕北多半穿这件大褂，留着小分头。他不习惯于穿军装，嫌裹绑腿太麻烦。

他跟我第一次谈话，介绍女生连的情况，说明指导员的工作职责……

记得，那时人们对胡乔木的习惯称呼是“乔主任”。就这样，谷羽在“乔主任”手下工作。

安吴青训班在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有围墙。这里的学生，按照军事编制，以连为单位。连队设连长、指导员各一人，后来又增设协理员一人。

青训班的影响日渐扩大。有一回，谷羽要带领宣传队，到北面的邻县——耀县去。记得，胡乔木到女生连办公室，跟她谈话，教她如何做宣传，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最初，“乔主任”跟“指导员”之间，谈的都是工作。

后来，有一回进行野营拉练，记得已是晚上，谷羽正在女生连召开小组会，胡乔木忽地来了。谷羽觉得奇怪，因为她以为他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而“乔主任”则只是说来看看她。沉缅于往事的回忆的谷羽对笔者说：“在结婚之后我才明白，那时他已爱上了我，而我并不知道。”

他和她的一次倾心长谈，是谷羽向“乔主任”谈自己的入党经过，他才第一次详细知道她的身世……

她的故乡天长县（现改为天长市），在安徽东北部，与江苏省相邻（天长县曾一度划属江苏省），跟盐城相距不远。她生于1918年12月，他小六岁。

谷羽，原名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父亲李兴泰是个小商人，经营香烛和杂货。母亲周氏，希望把李桂英培养成有出息的人，教育她要自强自立，要有文化。

李桂英在天长读完小学后，进入天长中学读初中。1933年夏，李桂英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进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

1934年暑假，李桂英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转入北平安徽中学高二学习。1935年初，她转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学期）学习。

当时，高一学生郭桂英（现名郭明秋）是共青团员。李桂英与她同住一屋，接触密切。1935年10月经郭介绍，李桂英加入共青团。此后，李桂英曾帮助郭编印《时代妇女》。郭写稿，李校对。只出了几期，后被认为该刊有“色彩”而停刊。郭桂英又介绍李桂英认识了师范大学的周怀球（后改名周小舟）。李桂英曾参加周负责的抗日武装自卫会西城区工作，在女一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

1936年1月，郭桂英去天津，到省委工作，把李桂英的关系介绍给老夏（后改名王国华）。这年秋天，通知取消共青团，团员均转为党员，党龄从入团时计算。此时，由老夏将李桂英的组织关系转到“铁委”的老孔（即吴德）处担任联络。

1936年底，由于中共北方局要建北平分局，根据吴德指示，要李桂英与黄爱民假扮夫妻住机关，在北平分局担任刻印蜡版和送文件工作。

1937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二十多天后，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抗日救亡，谷羽也离开北平。离开前夕，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吴德关照谷羽，如果她进入延安，可去泾阳找杨尚昆联系，并告知了联络暗号。

谷羽化装成做买卖的妇女，和平津学生们一起，从北平到了天津，再由天津坐船到烟台。他们搭乘的是一艘运煤的船，上面装煤，人住在阴湿的底舱。在眕上岸，前往济南，再搭军运卡车来到南京。在南京，学生们分为三路：一路到北方打游击，一路前往大后方武汉，一路奔向延安。谷羽决定前往延安。

她从南京来到西安，在西安青联办事处做青年统战工作。

不久，她与七、八个青年一起从西安步行，走了十来天，这才于1937年9月抵达延安……

胡乔木曾写过一首题为《凤凰》的诗：

谁最早画出凤凰的形象？

谁最早唱出凤凰的诗章？

不知道。多谢往古的巨匠，

让多情的仙鸟歌舞在穹苍。

飞下去，你五彩缤纷的翅膀！

向天高地远，地久天长。

相互的了解，两颗心迅速贴近了。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

谷羽回忆说：

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谈，忽然，他递给我一封信。我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很纳闷，就去问他这信交给谁。他反问我：“信看过了？”我一下愣住了。他连忙说：“这是给你的。”回到宿舍打开信，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原来这是一封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信。经过几次倾心长谈，我们更加了解了，心更加贴近了。

1938年7月里的一天，胡乔木和谷羽把他俩的事，向主任冯文彬说了一声，那就算是向组织报告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俩就结婚了，住在一起了。

后来，过了快一年——1939年4月，他俩在延安，请了李昌、黄华等吃了一包花生米，再吃碗条，那就算是补办的“婚礼”，如此而已。

前文已经叙及，在结婚的时候，胡乔木咬文嚼字，依照中那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把李桂英改名为“谷羽”。没有披婚纱，没有戴金戒指，他俩在黄土地上的简朴的结合，此后倒是同甘共苦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hr />

注释：

第三章 初入延安 “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

胡乔木在安吴堡跟谷羽结合后不久，被调回延安。他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谷羽则去西安工作，然后又回安吴青训班，直至1939年春，他俩才在延安重逢。正为这样，他俩才在延安补办“婚礼”。

此后，胡乔木被派往西南大后方，做青年工作。他来到桂林，来到重庆，来到昆明，风尘仆仆，行程千里。

他与谷羽失去了联系。此行是秘密的，谷羽只知他要远行，不知他的行踪。直至1939年底，当胡乔木从西南返回延安，他与谷羽重逢，这才发觉，谷羽的听力骤衰。一问，原来谷羽差一点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那是1939年9月1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那时，谷羽住在延安城的招待所——很坚实的石头窑洞。那也住了四、五十个从前方回来的将领。将领们是从弥漫的硝烟中走过来的，对那翅膀上漆着红日的轰炸机不在意。飞机来了，他们躲进窑洞；飞机刚走，他们就出来了。飞机发现了目标，掷下了一批炸弹。炸弹命中窑洞，墙坍了，压死了不少人。谷羽不省人事。她被抬进中央医院，醒来了，才知左耳鼓膜被震破，左臂受伤，头也破了。

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这才康复……

回到延安，胡乔木担任了《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当年，他听过《中国青年》杂志主编恽代英的报告。那时，《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自1927年11月起，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字秘密出版，至1932年停刊。

1939年4月，为迎接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在延安复刊，仍用《中国青年》作刊名，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胡乔木，从当年《中国青年》的一位热心读者，此时成为主编。至1941年3日出版了第三卷第五期，《中国青年》又休刊，直到194八年12月重新又复刊。办刊物，写文章，胡乔木此时已是“内行”。他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颇有独特的见解。

1941年2月5日《中国青年》第三卷第四期发表胡乔木（署名乔木）的《小品三题》，这样是散文诗，颇有趣味，又富有哲理，照录于下：

<small>多叫人羡慕的猫！它一会儿走着，攀登着，侦伺和捕捉着，睡着，……而且玩着。它可以跟自己的尾巴玩上一小时。</small>

<small>不懂得寂寞的小老虎呵！除了叫春的日子，对于它的邻人它是永远无所求的。</small>

<small>但是“一个冬天有一群刺猬挤在一起”，索本蒙如是说，“为的彼此可以温暖一些，免得冻死了。但是一会儿彼此又觉得刺刺得不舒服，于是又分散了。冷起来了又聚拢，刺得痛了又分散，这样一聚一散闹了许久，直到彼此间相隔，恰恰合式。”</small>

<small>聪明的人呵，你自许有万物之灵的，你从猫与刺猬将何所取舍？你爱我吗，我友？如果人间也是有刺的，我也不会是猫的弟子。是的，我常常寂寞，但愈是寂寞的时候我就愈恨猫，我用荆棘的鞭子打它，因它在寂寞中快乐，它不是我的同类。</small>

<small>我不会抽纸烟，但是我却知道在一个沉默的黑屋中独自抽着纸烟的意味。火向你眨眼呢，火跟你谈心呢。这宗秘密你坐在炉边也可以看透一半。火，你会相信我，这就是人的生命的最准确的墓穴，如果你想一想那熊熊的火焰……在辽阔的海面上，在狼群出没的荒原上，看见了豆大的灯光哪一颗夜行人的心能够不跳跃？哪一双眼睛记起取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能够不感激流泪？恒星就是火，所以恒星无火；没有空气的行星上不能有火；不曾有人的地球上只有偶然的自然火；但有人才有意识的创造了火并由是创造了自己，所以发现了火的人也就发现了自己，他的快乐不是徒然的。</small>

<small>但是，我如是赞美了火，我的赞美却是徒然的哟。我不能够雪中送炭，却写下了这些愚蠢的文字——请告诉我，它们也能够变成火么？</small>

<small>气体的思想是风。它是人脑中自由的过客，它自由地来而且自由地去，不着一点痕迹也不留一点痕迹。</small>

<small>固体的思想是石块。它在人脑中建筑堂堂的金字塔，堂堂的积蓄着和保护着几千年不变的尸体。</small>

<small>惟有液体的思想它在人脑中开阔有定而无定的河流。它是运转不息万古常新的，从它的不舍昼夜的奔驰中，人是不能和它有两度相识的，所以流水不腐；它的运转是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纪律和一定的方向的，它永远向前看，永远要冲决网罗和荡涤瑕秽，所以流水无情。</small>

<small>东方的哲人说：智者乐水。西方的哲人说：水生万物。水乎，水乎！既然人类也是你的婴儿，就让人人常能沐浴在你的怀抱中，从你的乳房吸取无穷的睿智吧。</small>

1940年5月3日，一所特殊的新型学校，在延安城北大砭沟（又称文化沟）诞生。这所学校的特殊，在于头一回以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这所学校，实际上是在“安吴青训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加剧反共，“安吴青训班”不得不北撤，于1940年4月13日回到延安，改办为“泽东青年部学校”。陈云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胡乔木为教务长。

5月3日下午，学校的开学典礼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毛泽东、张闻天前来祝贺。会上，师生们高唱着《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这首歌的歌词，出自胡乔木笔下，由冼星海谱曲：

在中共党史上，这是一首很早的毛泽东颂歌。胡乔木写此歌时，离遵义会议不过五年。

此时毛泽东虽已是中共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尚是张闻天。直至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才在组织上定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

在写作《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时，胡乔木并未与毛泽东有过直接交往。据谷羽回忆，那时胡乔木跟陈云的接触比较多，因为陈云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然而，连胡乔木本人都未曾想到，毛泽东已经注意“乔木”其人了——此事直至将近一年之后，胡乔木才知道……

据林默涵回忆，胡乔木在担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时，曾去找他，请他去该校讲课。那时，林默涵正在延安马列学院。他答应了，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采用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的思路，穿插很多事例，讲得生动活泼——虽说这是林默涵平生头一回开课。胡乔木告诉他，学员反映不错，又请他继续开讲。

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合并，立“延安大学”。此前，胡乔木已经调离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第四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此，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他。胡乔木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也正因为他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笔者请谷羽回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

“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毛泽东自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度（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来，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便是“毛主席”。尽管他后来的职务不断变化着，“毛主席”的称沿用下来。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最初叫书记）。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的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是个小山村。据说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此，故原名“杨家陵”。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机关当夜便从城内凤凰山麓迁入这个小山村，从此改名“杨家岭”。

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

胡乔木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的他，一时竟不知做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时他平生头一回跟毛泽东谈话。四十八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插手，只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盻坐。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做些什么。

如此这般，胡乔木心里十分不安。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他想去问毛泽东该做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

毛泽东笑道：“好呀！”

于是，胡乔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里校对。这是他头一回学会做秘书工作。

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清样。《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收入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来至1941年11月的党内文件五百五十七篇，分上、下集出版。此书是供中共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用的，借以弄清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路线斗争问题。这“大部头”在正式出书之前，先是把文件印成活叶文选分发。胡乔木当时所校对的，正是文件活叶文选的清样。

胡乔木做过编辑，又有文字功底，所以经他校对的清样，不仅没有错别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毛泽东对这位年轻人的工作十分满意。

校对《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那五百多篇文件，使胡乔木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共“六大”以来党内高层斗争的内幕，第一次系统地读了毛泽东的许多着作，因此，协助毛泽东编《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是他在毛泽东身边所上的“第一课”。

后来，胡乔木回忆说：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hr />

注释：

第四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

就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不久，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翌日，崭新的《解放日报》在延安诞生了。从此，《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为世人所瞩目。

《解放日报》创刊时，以博古为社长，杨松为总编辑（杨松即吴绍镒，病逝后由陆定一继任总编辑）。

博古，即秦邦宪，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达四年，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被张闻天所取代。虽说他曾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当他认识了错误，便勇于改正，心悦诚服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走马上任《解放日报》社长，干劲十足地提出，每天要发一篇社论！

博古是这么说的：

“你看《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不是每天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等商量商量，一篇社论就出来了。”

正因为《解放日报》每天都要发社论，博古约请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来撰写——诚如中共中央通知中所说的那样，《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内中，胡乔木也成了博古的约稿对象——有时，是博古请毛泽东写社论，毛泽东嘱胡乔木写；也有时是博古直接约胡乔木写。

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创刊不久，第一次，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题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在6月8日刊出。胡乔木曾秘密去过中国西南大后方，他又多年从事青年工作，因此他写《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对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在社论中，胡乔木写道：

“有志的青年绝不能懒洋洋地缩起头来睡觉，静候痛饮凯旋之酒。为了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每一青年都应振作精神，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用以毒害青年的武器有明枪，还有暗箭，你们不仅要认识满脸杀气，操着硬刀子的屠夫；更还要谨防那陪着笑脸，却是暗暗操着软刀子的谋士，——他们更善于巧言令色，为嗜杀的暴君歌功颂德，为刀头下的青年唱安眠曲。”

胡乔木显示了他写政论的功底。于是，《解放日报》编辑部“抓”住了他，约他不断地写社论，光是6月份便发表了他写的四篇社论。除了6月8日的一篇之外，还有：

6月10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6月17日，《国民党缺少什么》；

6月29日，《苏必胜，德必败》。

紧接着，他又写了不少社论：

7月8日，《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

7月27日，《出路和迷路》；

8月14日，《闻捷》；

8月26日，《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

9月11日，《打碎旧的一套》；

10月24日，《开展冬学运动》；

11月6日，《庆祝边区参议会开幕》。

前前后后，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达五十八篇之多——在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之后，反对“每天一篇社论”，社论不再一天一篇，用稿量相对减少。

那时，《解放日报》社论，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声音。胡乔木能够成为《解放日报》社论的主要“写手”之一，既显示了他的理论、写作水平，也表明了他确实已成为中共高层的重要干部。

如同胡乔木所言：“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

他写的社论，有的是毛泽东嘱意写作的，有的是他根据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作的，有的是他写好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而发表的。

胡乔木写的社论，既有阐述中共中央政策的，也有关于边区政治的，还有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以及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方方面面，无不涉及。

<hr />

注释：

第四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张薄薄的粉红色油光纸，上面印着几行字，算是当年延安的“豪华型”请帖了：

<small>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small>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一百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从1942年5月2日起所召开的座谈会，后来闻名于世，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始至终出席了座谈会。

胡乔木曾回忆说：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在粉红色的请帖上，跟毛泽东一起署名的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5月2日下午一时多，延安文艺明星——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吕骥、陈波儿、萧军……汇聚在杨家岭“飞机楼”底层南厅。

“飞机楼”，是杨家岭这小山村里当年的一幢“现代化”建筑。砖石结构，当中三层，两侧一层，从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张开双翅的“飞机”，人称“飞机楼”。“飞机楼”乃中共中央办公楼，是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军民在1941年建成的，胡乔木也参加过建楼劳动。

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这时，摆了二十多条长板凳，放上一张办公桌，

就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办公桌上铺了一块白布，权且作为主席台。

当人们差不多到齐的时候，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朝“飞机楼”走来。不过一分钟，就到了。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毛泽东的一侧，坐着速记员。毛泽东讲话时，手中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速记员记录着他的讲话，胡乔木也拿出笔记本，作详尽的记录。

毛泽东出语幽默，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那“朱总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总司令，而“鲁总司令”倒是头一回听说。经毛泽东解释，与会者方知是指鲁迅！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用这样的话，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

胡乔木回忆说，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那天，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这些思想混乱情况，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个问题，以期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之后，大家就展开讨论。

林默涵是会议的出席者之一，据他对笔者说，那天有一位作家的发言口气很大，颇为出格。林默涵和许多出席者都有点听不下去了。这时，见胡乔木霍地站了起来发言，对那位作家当场加以批驳。全场的目光，都投向胡乔木。林默涵记得，胡乔木的发言，很尖锐、很明朗也很坚决，尽管那位作家很有名气。平素，胡乔木言语不多。然而，这一次发言，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他在关键的时候，是要说话的。

作家刘白羽的回忆，把这一情况说得更加清楚：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的大意是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指挥。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党的领导。他话音未落，我就听到与我遥遥相对的墙下有人大吼一声：“我要发言！”

只见站起来的是胡乔木。他对萧军的意见作了尖锐的反驳，萧军就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非常激烈。

据胡乔木同志回忆，毛主席对他的发言非常高兴，开完会后让乔木去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5月16日，继续讨论，开了一整天的座谈会。据何其芳回忆，“中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外边的光线射进来，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的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钉”！

经过讨论，以至经过争论，座谈会在5月23日下午闭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会议干脆在“飞机楼”前的广场上举行。先是由朱德讲话。讲毕，趁着落日的余晖，与会者簇拥在“飞机楼”前，拍下了合影。

晚饭后，毛泽东作长篇讲话。广场上点起了汽灯。据胡乔木对他的一位友人说：“主席讲话时，手中拿着一份毛笔写的提纲。他即兴而讲，讲得很风趣，很深刻，对许多争论不已的问题作了结论。”

胡乔木回忆说：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主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着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提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在毛泽东讲话时，速记员作了速记。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也在汽灯下仔细作了笔记。

毛泽东的讲话，在延安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纷纷要求《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是着作巨匠。他的着作，通常是由他自己亲笔写就。这一回，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无法发表，他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

于是，整理毛泽东讲话稿的任务，便落到胡乔木头上。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他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他的整理稿，分两部分：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为《结论》。

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毛泽东的着述态度甚为严谨。除了那些命令、电报、声明要马上发出去之外，重要的、不急于赶时间的着作，他总要斟酌、推敲多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将近一年——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五十来人开会，号召大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

在会上讲了话。于是，延安文艺界掀起下乡热潮。

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同意，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这是《讲话》首次公开发表。

直至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在这一天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翌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

“《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

《通知》要求把《讲话》“尽量印成小册子”，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讲话》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毛泽东的主要着作之一。直至1992年5月，中共中央还隆重纪念《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在《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时，胡乔木是这样评价《讲话》的：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

《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是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胡乔木生前，几乎绝口未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跟他的好友晤谈时，偶尔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而已。

<hr />

注释：

第四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

发出《通知》的那个“总学委”，全称是“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6月2日。

十天之后——6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如下报道：

“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由中央总学委会每周或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会中讨论学习问题……”

那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全称是“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总学委”是这个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总学委”成立之后，毛泽东曾对康生说：“实际工作由你做。”

于是，康生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秘书们，协助他做工作，得到了政治局的同意。

参加工作的秘书们是：

毛泽东秘书——胡乔木

朱德秘书——黄华

王明秘书——廖鲁言

任弼时秘书——师哲

陈云秘书——王鹤寿

王稼祥秘书——陶铸

康生秘书——匡亚明

“总学委”召开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为了“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成立一个小组”，“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

这样，胡乔木参与了“总学委”的工作。

邓力群在《回忆延安整风》中说：

延安整风，距今已经五十年。作为亲历者，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感慨万千。延安整风，是一场用马列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运动。它锻炼和哺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它的历史功绩巨大，现实意义十分深远。

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了解整风运动原委和全过程的，现在要讲权威，是胡乔木。他1942年到毛主席身边，正遇上整风，帮助做了许多事。

为了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接连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接连撰写社论，论述整风运动的重要性，阐述中央有关整风运动的精神：

《教条和裤子》（1942年3月9日）

《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4月5日）

《自我批评从何着手》（4月6日）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5月9日）

《宣传唯物论》（6月10日）

《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7月18日）

《报纸和新的文风》（8月4日）

他写的这些社论，差不多每一篇都提到毛泽东的见解，宣传毛泽东的观点。显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是非常注意和尊重毛泽东的言论。例如，他写的《教条和裤子》，把教条跟“裤子”并列，这命题似乎不可思议。读了文中他引述的毛泽东的话，那就明白其中的内涵：

“毛泽东同志在他2月1日的讲演里，曾经说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

哦，“裤子”的“典故”来自毛泽东的讲演。胡乔木的《教条和裤子》，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加以发挥，加以深化。

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所阐述的，就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基本观点。

吴冷西曾回忆说：

乔木同志为《解放日报》写了很多社论，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篇：一篇是《请重庆看罗马》（1943年8月21日），另一篇是《驳蒋介石》（1946年4月7日）。前者是借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覆亡而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那时我搞国际评论工作，没有想过借国际事件而评论国内政局，感到很新鲜。后者是驳斥蒋介石讲话的，揭露他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准备全面内战。这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那时我已知道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感到他一定从毛主席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1943年10月11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报告，题目是《关于人生观问题》。这是他配合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要求中共党员和干部们“进一步从世界观上求得改造，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胡乔木的报告，共分三部分：

（一）没有阶级观点行不行？有没有人没有阶级观点？

（二）有了阶级观点究竟哪一种好？

（三）怎样由这个阶级观点转变到那个阶级观点？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从写社论到出面作长篇报告，表明胡乔木在延安的地位不断提高。他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层之中。1942年，当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生病期间，胡乔木曾一度代理这位代理部长的工作。

<hr />

注释：

第四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胡乔木本来就喜欢看书。在毛泽东身边，受毛泽东感染，便更注意读各种各样的书。后来，读书成了胡乔木最大的兴趣爱好，他甚至同时看五、六本内容截然不同的书。在胡乔木晚年，家中藏书达三万多册，装在一百四十个书架上。即便这样，他还要经常向北京图书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等处借书。另外，每到一地，逛书店、置书，成了他的习惯。在中共领导人之中，胡乔木是读书较多的一个。

在毛泽东身边，胡乔木除了大量读书之外，还大量读了中共有关文献。他当毛泽东秘书后的“第一课”，是协助编选《六大以来》。接着，他又协助毛泽东编选《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书。

此外，胡乔木还常常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别人的文章做编辑、修改工作。现存的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便提及对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作修改（后来发表于1944年6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也就是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毛泽东要胡乔木找这本书，因为他在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内中有一节《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small>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small>

毛泽东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演说中，曾说过一段他的“读书观”：

还有一本《唯物的社会学》，是赖也夫斯基着、陆一远译，1929年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胡乔木把毛泽东意见转告艾青，并帮助艾青修改了文稿。

毛泽东提到的另一本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由国光书店印行。张伯简是中共早期党员。

迄今，在档案中，还保存着胡乔木所写的十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着作目录，毛泽东在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字。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份《干部必读》书目印发给所有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这十二本书是：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非常勤奋的。他的一系列重要着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来的。延安的图书匮乏，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寻来阅读。

《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六大以前》于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此书收入1921年3月至1928年6月期间，中共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领导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一百九十八篇，是研究中共“六大”以前的历史的重要资料。出版后，供中共高级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研究之用。此书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编印的。

<small>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small>

毛泽东在1943年12月10日，曾给秘书胡乔木写一便函，反映出他求知的渴望：

第四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的整风运动，从学习文件日渐进入反省党的历史。诚如毛泽东所言：“印了《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研究。”“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路。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反覆：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和王明、博古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此后，又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要理清中共党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是不容易的。然而，不理清这些问题，不在全党取得统一的认识，也就影响着中共的团结，影响着中共的未来。毛泽东要胡乔木协助编选《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本书，就是为着中共高级干部们研究党史提供材料。

从1943年冬开始，整风运动转入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

随着三本书的印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支部里，有人提出要追查那些错误的文件是谁起草的，一时掀起一番风波。毛泽东当即作出答覆：“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1944年5月21日，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十七人，即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秘书、政治局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便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须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召开的，离此时将近五年了。相隔那么久才开这次中央委员会议，足见会议的重要。

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为主席团，决定改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务。这五人主席团，到了一年后的中共“七大”，都成为书记处书记，人称“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因病于1950年早逝之外，毛、刘、周、朱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在中共党史上是创纪录的：从1944年5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直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如此漫长，是空前绝后的。这次历时十一个月的中央全会，开了八次全体会议。

会议如此漫长，内中的原因是在于此会为中共“七大”作准备工作。种种准备工作之中，最费时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历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求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整风运动中，中共高级干部们反反覆覆讨论中共历史经验，最后“凝固”在《决议》之中。

在五人主席团之中，指定由任弼时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参加起草《决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等七人。

胡乔木也参与起草，但最初却不是由他执笔。

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起草工作。《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覆斟酌——因为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中共的领袖们都投入到这一起草工作之中。

毛泽东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接着，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中共党史一系列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共“一大”谈到中共“六大”，从陈独秀谈到博古……

周恩来在1943年8月至11月，写下五万多字的笔记，记下他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见解。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一连作了五天报告。1944年3月3日、4日，他又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两次报告。他曾说：“做了廿年以上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

朱德作了关于红一军团史的报告，王若飞作《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

张闻天也写下长篇笔记，批判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写下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看法。

曾是中共“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同样作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错误。

至于王明，此时称病——因为讨论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受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他。

《决议》反反覆覆地起草着，前前后后写了三次草案，大的修改改了十四次之多。

毛泽东亲自过问《决议》的起草工作。对于《决议》最初的稿子，他很不满意。推倒重来，又改一稿，仍不满意。

金冲及主编的，这样记述了《决议》的起草过程：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就是这次写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出力甚多。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杨尚昆也这么谈及：

我认识乔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列席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到30岁，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头。因此，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乔木在党内不过是一个年轻后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

1971年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能有这样的“本事”，考究起来，是有缘由的：

一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了；

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共党史一系列文件、决定；

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

四是他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学修养。

比之于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之于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起草《决议》的难度要高得多。胡乔木担当起这一重任，从此确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地位。

当然，胡乔木只是《决议》的最后执笔者，而《决议》本身是延安整风运动大学习、大讨论的结晶。毛泽东精心修改了《决议》。如今所保存的《决议》原稿上，还可看到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修改的手迹。

《决议》原计划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来，为了使中共“七大”能够集中讨论中共关于抗战建国的方针，经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决议》分析、批判了中共历史上一右三“左”的错误，特别着重于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批判。《决议》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肯定了此后在中共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决议》指出：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起草过程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曾把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决议》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那一天，王明发出长信致任弼时阅转毛泽东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王明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王明还表示：

“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王明表示“心悦诚服”地承认毛泽东的正确和功绩。

连王明都如此“拥戴”《决议》，有点出乎意料。

自然，后来的情况表明王明言不由衷。在他叛离中共之后，在苏联写了《中共五十年》一书，则痛骂《决议》：“臭名昭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第一个文件。”这一段话，才是王明真正的“心声”。

不论王明“拥戴”也罢，痛骂也罢，《决议》毕竟以历史性的文献的地位，载入中共党史。

值得提及的是，《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在《毛泽东选集》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决议》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但毕竟并非毛泽东个人的着作。除《决议》之外，《毛泽东选集》所收，都是毛泽东着作。这也足以表明毛泽东对《决议》的看重——因为《毛泽东选集》（指1951年以来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至四卷）是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

就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1945年4月23日，胡乔木来到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开幕式，胡乔木当选正式代表。主席台上方高悬红底白字横额“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鲜明地点出了大会的主题……

三个月后——1945年7月13日，胡乔木步入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那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八人，胡乔木是代表之一。这次会议决定，在1945年11月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只是一个月后日本投降，时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按原计划召开……

<hr />

注释：

第五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成了中国的“新闻焦点”。

上午十一时，一架草绿色C—47运输机飞离延安机场。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这一起一降，毛泽东一直是记者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成了中国各报的头条新闻。

翌日重庆《新华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昨日上午十一时同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渝……”

其他各报，不论是共产党主办的，还是国民党主办的，新闻稿中提及的飞往重庆的共产党人，都是写毛、周、王三人。

此后，在整个国共谈判过程中，见报的中共代表也都是毛、周、王三人的名字。

在“新闻焦点”背后，谁都没有注意一位三十三岁，削瘦的男子，他便是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他与毛泽东同机飞往重庆，经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全过程。

他的唯一一次“曝光”，是在离开延安时，在那架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穿军装的张治中，戴着盔式帽的毛泽东，身材颀长、一身西装的赫尔利，微笑着的周恩来，上衣显得过长的王若飞，侧着脑袋、目光正注视着毛泽东的胡乔木，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开的陈龙。

毛泽东把胡乔木列为随行人员，一起飞往重庆，足见对胡乔木的看重。

陈龙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虽说蒋介石为他安排了豪华住处，他还是住进了重庆的“红区”。胡乔木也随毛泽东住在“红区”。

“红区”名叫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坡上。那里原是一片荒坡，饶国模在那里创办了“大有农场”。饶国模是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的胞妹，对中共有好感。于是，取得了饶国模的帮助和支持，中共在那里红岩嘴十三号，建了一幢三层楼房，作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对外只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于是，红岩村也就成了重庆的“延安”——“红区”。

笔者访问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的童小鹏，据他回忆：

“毛泽东住在二楼东头靠里第一间。楼房里的楼梯、过道，全是铺着木板，人一走过便发出噔噔脚步声。周恩来关照工作人员们不要穿皮鞋，避免发出响亮的脚步声，影响毛泽东的休息。我们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全部赤脚，这样走路无声……”

胡乔木依然做秘书工作。如同他写社论、起草文件一样，总是属于幕后，他仍悄然做着他的工作。

在重庆，毛泽东是众所关注的人物，求见者甚多，公务又繁忙。于是，给毛泽东增加了一位秘书，即王炳南。王炳南那时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熟悉当地的情况。

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陈龙负责，加上从延安来的颜太龙，还配备了当时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等参与警卫。

此外，由“八办”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李泽纯专为毛泽东做饭。

关于胡乔木在重庆的情况，笔者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的《南侨日报》上，查到这么一段报道：

“胡乔木继陈伯达之后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澈，才文并茂。他随毛在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

<hr />

注释：

第五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胡乔木来到重庆，发生一点小小的“麻烦”，那便是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老友相见甚欢，但乔冠华也是“笔杆子”，发表文章署笔名“乔木”，而胡乔木当时用名“乔木”——两个“乔木”聚在同一幢楼里，同在一家报纸《新华日报》上发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由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推荐，于1935年考取公费留德，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他写了关于《史记》的论文（据德国鲁尔大学海尔默特·马丁教授告诉笔者，他在1972年找到了乔冠华的论文（因为当时乔冠华任中国外交部长），并于1976年在德国出版了这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乔冠华于1937年回国。由他的留日同学赵一肩介绍，在广东国民党余汉谋部队当参谋。当日本军队占领广州后，他前往香港，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这时，他起了个新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也取名“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商参不相见，倒也不相干。

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于是以为哥哥在香港，写了信去，落到乔冠华手中！

1939年8月，经廖承志、连贯介绍，乔冠华在香港加入中共。

1941年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乔冠华奉命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队去。

他不久打道桂林，来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同时担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

这么一来，署名“乔木”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乃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姐妹报，人们开始发现有两个“乔木”，称延安那个“乔木”为“北乔”，称重庆的“乔木”为“南乔”。毕竟两个“乔木”不在一地，还算不太“麻烦”。

眼下，“北乔”南下，跟“南乔”相聚于重庆，这就“麻烦”了！由于“乔木”出典于，又寓意“高大、挺直”，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岂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终于，由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这一轶闻，曾广为流传，通常都说成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乔进京，发生重名问题，此事惊动了毛泽东……”笔者以为，前文已经提及的1950年2月3日的新加坡《南侨日报》署名江山的文章，较为可靠。因为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却指明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二乔”断名。现引述江山的原文：

“正当日本投降后国共第一次开始和谈的期间，中共主席毛泽东亲到重庆参加谈判，他（引者注：指胡乔木）是随员之一，恰巧这时南乔亦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

“两位乔木聚在一块，许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发表篇署名‘乔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乔木的手笔，朋友们都希望他们之间内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有一天大家在毛泽东主席那儿谈起这件事，请毛氏作评判，后经毛氏问明是他（北乔）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的真姓确是乔，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

至于“南乔”，他只是写文章时用“乔木”作笔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副手，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赴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了。

乔冠华还曾用过笔名“于怀”。他在1958年曾与姚溱、王力合用一个笔名“于兆力”，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国际评论。那“于”来自“于怀”，“兆”来自姚字，“力”则来自王力。

胡乔木在重庆，广交那里的文化界朋友。最有趣的是，1945年9月1日晚，胡乔木随毛泽东前往重庆黄家垭口，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鸡尾酒会。在那里，见到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只是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校长，已不记得胡鼎新这位学生。不过，他当年所说的“清华大学好比戏台”那番话，胡乔木倒记忆犹新。自然，翁文灏想不到，当年那位“拆戏台”的学生胡鼎新，如今居然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走笔至此，还要顺便提一下毛泽东论及“二乔”的续闻：

那是在1965年1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宴请部分工农代表。席间，当毛泽东得知那位因下乡务农受到表彰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盐城人时，便说：“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

一时间，董加耕不知所云，答曰：“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

毛泽东笑道：“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是胡乔木，乔冠华！”

<hr />

注释：

第五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

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时分，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飞回延安。跟去的时候不同，那时延安机场上一片沉闷，人们替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回延安的消息传开，四千多人云集那里，一片欢呼。

大抵是在重庆那四十五天过度劳累，毛泽东回延安后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医嘱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住了十来天，后来迁往王家坪的桃林休养。

那时，胡乔木住在延安枣园，妹妹方铭也住在他家。方铭记得，有一天（1945年12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胡乔木家，跟胡乔木、谷羽、方铭聊着。吃饭时，毛泽东的炊事员送来豆豉炊腊肉——那是毛泽东喜欢吃的湖南家乡菜，和胡乔木一家一起吃。方铭见到，毛泽东跟胡乔木的关系非常融洽，有说有笑。毛泽东知道方铭不久前从白区来，也向方铭问及那里的情况。

那时，毛泽东经斯大林派来的两位大夫——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医治，已经逐渐康复。

不久，1946年元旦来临，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广播演说。

蒋介石说，“乘此岁序更新的时候”，乘此“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要将我们政府的决策”，“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蒋介石要“明告”什么呢？他说：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

重庆谈判结束才两个来月，蒋介石的“明告”，已在暗示解决中共的“割据”——这是他要撕毁双十协定的重要讯号。

蒋介石的广播演说，当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决定，延安《解放日报》要全文转载《蒋介石广播演说》，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决定《解放日报》要发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

显然，这篇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态，颇为重要。毛泽东“点将”，要胡乔木来写。这除了由于胡乔木已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之外，当然也由于胡乔木随毛泽东去了重庆，熟悉国共关系的种种微妙之处。

胡乔木全力以赴写社论，日夜奋笔，一气呵成了长达万言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阅后，颇为硈赏，当即交《解放日报》于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国民党地区引起了颇大的震动，也成为延安方面干部的学习文件。

社论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蒋介石——须知，两个多月前，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还高高举起斟满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互相报以微笑。

胡乔木写道：

“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谩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胡乔木针对蒋介石的演说，加以批驳道：

“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事实来答覆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然后，胡乔木“笔分两路”，就两个问题批驳蒋介石。最后得出结论：

“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

这篇社论的发表，给一些因国共重庆谈判而做起和平梦来的人们一帖清醒剂。社论公开表明，国共双方的分歧，依然那么严重。蒋介石是无法“统一”中共，中共也绝不会答应让蒋介石“统一”。

就在这篇长篇社论发表之后，未曾歇一口气，毛泽东又交下一系列写作任务。于是，由胡乔木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不断见报，在1946年竟写了二十三篇之多，内部中大部分社论是与蒋介石展开论战。——胡乔木已成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与那位替蒋介石拟稿的“文胆”陈布雷旗鼓相当。

在1946年，胡乔木所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是：

《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月9日）；

《和平实现》（1月12日）；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1月19日）；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1月23日）；

《坚持和平，保护和平》（1月27日）；

《恢复交通》（1月30日）；

《再论放手发动群众》（2月20日）；

《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2月25日）；

《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2月28日）；

《欢迎马歇尔将军》（3月4日）；

《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3月12日）；

《评国民党二中全会》（3月19日）；

《驳蒋介石》（4月7日）；

《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4月10日）；

《东北应无条件停战》（4月12日）；

《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6月5日）；

《要求美国改变政策》（6月25日）

《一年的教训》（8月29日）

《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10月13日）；

《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1月13日位置》（10月23日）；

《两个声明》（11月11日）；

《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11月25日）。

这些社论，几乎都经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时为之修改，为之补充。例如，胡乔木写的《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一文，毛泽东为之写了一段点睛之笔——当年社论发表时，这段话是用与正文一样的铅字排印的。时隔多年，后来哪些话是主毛泽东加的，已记不清了。直到胡乔木晚年，为了编《胡乔木文集》，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查出这一段用“毛体”字写成的话：

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入骨髓，必欲消灭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在这里，毛泽东抨击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分子”。于是胡乔木紧接着写了《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

在1943年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由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撰写长文。在1946年毛泽东倚重胡乔木来抨击蒋介石了。

<hr />

注释：

第五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胡乔木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驳斥蒋介石的社论，充满激烈的火药味儿。然而，就在这年9月，也是在《解放日报》上，他发表了一首小诗，却是那般温馨，充满柔情：

这首题为《人比月光更美丽》的诗，写出月夜之美，写出夫妻之情，母女、母子之情。

那“欢呼一声”，打破了月夜的静谧，却点出了“人比月光更美丽”。

那时三十四岁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女儿幸福，儿子胜利。

国民党飞机往延安掷下的成批炸弹，炸碎了“月光下”的柔情。那是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五十架次狂轰滥炸延安达八小时之久。奉蒋介石之命，胡宗南率十六个旅进攻延安。国共重庆谈判所签定的“双十协定”，早已化为乌有。

面对强敌，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议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书记仍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另两位书记——刘少奇和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胡乔木当时在陇东参加土改，没有在毛泽东身边。

胡宗南部队在3月19日占领了延安。虽说所占的是一座空城，国民党还是大大地庆贺了一番。

毛泽东在中央纵队，代号为“三支队”，共约八百人。中央纵队的司令员是任弼时，政委陆定一，参谋长为叶子龙，政治部主任方志高。为了保密，毛泽东改名李德胜，周恩来改名为胡必成，任弼时改名史林（司令的谐音），陆定一改名郑位（政委的谐音）。胡乔木在陇东接到了电报，要他火速赶回总部。这样，赶到了“三支队”，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胡乔木这位“秀才”来说，平生头一回经受战火的洗礼。

战争是严酷的。胡宗南部队用美制电台测向仪探明了中共中央纵队在安塞县王家湾，蒋介石密令“即使牺牲三个师，也要消灭中共首脑”。胡宗南令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突袭，中央纵队只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就连毛泽东的警卫排也上了前线。由于毛泽东指挥灵活，布下迷阵，从敌军只十多里路的“身边”擦过，走出险境……

自从延安陷落，报纸无法印行，《解放日报》不得不于1947年3月27日停刊。

《解放日报》社全部工作人员归入了新华社编制，大部人员由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率领，渡过黄河，到山西太行地区重建总社。另有二三十人，由长江率领，随中央纵队留在陕北，内中包括刘祖春，林朗、胡群德以及后来成为胡乔木秘书的东生等。

新华社最初叫“红中社”，因为那时与《红色中华》报社是同一组织机构，“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1937年1月，《红色中华》报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也就相应改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后来竟以这简称传世。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新华社不断发出电讯，发出来自中共首脑机关的信息，对于稳定鼓舞中共军心、民心起着莫大的作用。毛泽东急急召回胡乔木，便是要他为新华社写电讯。

据谷羽回忆，那一时期，胡乔木几乎天天要写新闻稿，仿佛成了毛泽东的“新闻发布官”。胡乔木每天把战况写成电讯，经毛泽东审阅后，交新华社发出。这些电讯除了由电台播发外，还油印散发。当时，新华社办了两份油印小报，一份是《参考消息》，一份是《评论和电讯》。《参考消息》登的是新华社接收国外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据严昭告诉笔者，她当时负责收听美国电台，并把英语电讯译成中文。严昭即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另一份《评论和电讯》，登载在这份油印刊物上，他曾经订成册，可惜如今不知在何处。

谷羽当时也在毛泽东身边，帮助做些秘书工作。她记得，毛泽东也亲自动手写新闻，写评论，写社论。她舍不得把毛泽东的手稿交出去油印，总是抄写了一遍，把手稿留下。这样，她手头保存了一大批毛泽东手稿，毛泽东当时喜欢用毛笔或铅笔写作，写在宣纸上。解放后，谷羽把自己精心保存的毛泽东手稿上交，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由于谷羽保存了这些毛泽东手稿，倒是为确定哪些是新闻、评论、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现已查到的胡乔木所写的新华社新闻、社论、评论，光是1947年的便有：

《祝蒙阳大捷》（5月19日，社论）；

《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6月4日，社论）；

《哀号无济于事》（6月20日），评论）；

《总动员与总崩溃》（7月13日，社论）；

《祝鲁西大捷》（7月30日，评论）；

《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7月31日，社论）；

《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8月6日，评论）；

《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9月11日，新闻）；

《救国必须灭蒋》（9月18日，社论）；

《中国和亚洲——美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反动派的仇敌》（10月30日，社论）；

《蒋介石解散民盟》（11月4日，评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11月7日，社论）；

《<u></u>关于“一二九”和“一二一”》（11月30日，新华社信箱）。

内中的《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是一篇新闻稿，于1947年9月11日由新华社发出。胡乔木写的这篇新闻稿，气势磅礴。新闻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以下是《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全文，毛泽东修改处用黑体字标明：

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今已开始，中国军事政治形势从此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解放军在南线实行全线出击的结果。紧接着东北、热河、冀东、津浦北段、正太、晋南、豫北等地解放军举行战略性反攻之后，正当中国的全面内战进入第二年的时候，南线开始了全线出击。解放军的南线出击至目前为止包含以下几个主要部分：

（一）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诸将军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出黄河、陇海路、淮河，已进至豫东南、鄂东、皖西的大别山地区。该军系于六月三十日在山东西部渡过黄河，七月在鲁西南连歼蒋军九个半旅，八月七日向南进军，十一日越过陇海路，先后收复解放宁陵、睢县、柘城、亳县、淮阳、沈邱、新蔡、项城、上蔡、临泉、息县等城，同月下旬渡过淮河，又先后收复与解放固始、光山、经扶、潢川、商城、麻城、立煌、六安、罗田、霍山、舒城等城及许多市镇和广大乡村。

（二）陈赓、谢富治、韩钧、秦基伟、孔从周诸将军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出黄河、陇海路，已进至豫西地区。该军在四月初至六月初解放晋西南以后，即撤回太岳地区休整准备，于八月二十三日起在晋南垣曲附近南渡黄河，先后解放新安、渑池、宜阳、洛宁、嵩县及许多市镇和广大乡村。

（三）陈毅、粟裕、陈士榘、唐亮、叶飞诸将军所部华东野战军西出津浦路、运河，已继刘邓部进至鲁西南地区。陈军于八月下旬在城武地区打击了伪吴化文部以后，于本月八日在菏泽以东，郓城以南之沙土集歼灭敌整十七师段霖茂全部。

（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诸将军所部西北野战军由陕北反攻。该军于八月初旬在榆林外围歼敌一个旅，继后南下于同月二十日在米脂以北沙家店地区歼敌整三十六师钟松部，又于同月下旬向南急进，现已达延川永坪之线，而刘戡、董钊等部敌军则落在后面，尚在清涧附近，饥疲恐慌，畏我如虎。

此外，在苏北豫皖苏边区，在豫北、在晋南人民解放军亦积极出击，苏北解放军并于八月十二日歼灭了敌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全部，收复叶挺城（盐城）。由此，在内战第二年的开始，东起苏北、西迄陕甘宁的整个南线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与北线同样转入日益扩大的反攻。从去年七月全国内战爆发以来，蒋军进攻的重点始终是在南线。去年七月间，蒋军正规军使用于南线者，计为苏皖边区三十一个旅，中原解放区二十五个旅，山东（不包括鲁西南）二十七个旅，晋冀鲁豫（包括鲁西南和晋西南）二十八个旅，陕甘宁十九个旅，共一百三十一旅，占当时蒋军进攻解放区总兵力一百九十三个旅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后南线蒋军虽连遭痛击，在内战第一年内仅正规军即被歼六十七个旅以上（内三十九个整旅，外九个师部），但蒋军仍继续增加和补充兵力，在今年一月至八月期间始终保持一百五十几个旅，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进攻华东解放区（山东津浦路东和苏北）者曾达八十几个旅，进攻陕甘宁边区者则达三十几个旅，因此，南线的两翼成为全国蒋军兵力最集中的两个战场。和李先念将军所部中原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牵制蒋军的战略任务，并分别胜利撤往苏皖边区、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以后，蒋介石就一直企图用所谓重点攻势把南线解放军的两翼逼过黄河。但是蒋介石一直没有能实现他的企图，在南线解放军全线反攻以后，这个企图已被粉碎。战争第二年的开始，已把战线以巨大规模推到战争第一年开始的地方——长江流域，并使蒋军后方的信阳、武汉、安庆、合肥、洛阳、西安等重要城市迅速变为受威胁的前线。南线解放军的大举出击，已证明完全出于骄傲的蒋介石及其各指挥部和美国顾问的意料之外。他们愚蠢地解释刘伯承的行动是所谓“北渡不成向南窜”，企图“越平汉路西窜”，说陈赓军南下为“接应刘伯承”，又说山东只剩下了“绥靖作战”，陕北“共匪业已肃清”，一派胡言乱语，实则慌做一堆，仓皇失措。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迫由山东津浦路东调出十几个旅，由陕甘宁调出三四个旅，另由豫北晋南和长江守备部队中调出十几个旅，试图拦阻向中原和长江疾进的解放军，但是绝大部分都落在解放军之后。深陷陕北葭集米脂地区的蒋军，在发觉西北解放军已由南面向他们攻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处于危险的境地。深陷山东津浦路东的蒋军，甚至直到现在还在向胶东（胶济路北）滨西（胶济路南）沿海地区作盲目的冒险。据军方报告，各路南下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虚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从分散各地的薄弱敌人手中得到代价极小的大量俘获。他们由于为人民驱除了称霸一方的各个地方性的“小蒋介石”，而受到各地城乡群众的热烈欢迎。久处蒋军蒋政蒋党黑暗地狱中的人民，普遍地称颂纪律严明的解放军为自己的“救星”。

除了胡乔木之外，经常起草新华社社论或评论的，还有陆定一。社论、评论，一般经毛泽东或任弼时阅审。在那些日子里；夜行军，冒雨行军，是常事。生活处于异常艰难之中。

新华社记者东生带的一支牙膏，被八九个人一起用了半年之久——每一回用，都只挤一点点！

<hr />

注释：

第五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8年4月22日，广播了题为《收复延安》的新闻（是否系胡乔木所写，不得而知）：

“延安消息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收复延安。困踞延安的蒋胡匪军整编十七师，在人民解放军日益扩展的强大春季攻势的震慑下，在二十一号早晨，仓皇弃城向南逃窜。我围城部队正乘胜跟踪追击中。我陕甘宁边区延属专员公署，中共延属地委，已经在今天进驻延安市办公。延安是去年3月十九号我军主动撤离的，到现在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胡乔木随着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转战陕北，从安塞县王家湾（1947年，春），到靖边县小河村（6、7月），到佳县朱官寨（8月），到佳县神泉堡（9月）到米脂县杨家沟（冬），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1948年春）。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之际，毛泽东并没有重返延安。胡乔木随毛泽东于1948年5月26日，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于是，在那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那里成了新的“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

这时，三十六岁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七个年头，在政治上已是中共成熟的高级干部，他一下子就获得三项新的任命：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总编辑。这是胡乔木重要的擢升。从此，他的一辈子，一直从事于中共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

此前，在1948年2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这一文件，受到了毛泽东的称硈——当时，解放区日益扩大，土地改革已成为新农村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在1948年2月3日至15日，也接连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三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土改中划分阶级的文件，及时解决了各地土地中亟待明确的政策。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此时国民党已非气势汹汹大举进攻延安时所能相比，毛泽东坐镇西柏坡，运筹帷幄，指挥发起三大战役——辽渖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蒋介石大势去矣！

早在1947年11月7日，毛泽东为胡乔木所写的新华社社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增加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完全正确。

1948年7月29日，新华社播出胡乔木在西柏坡所写的长篇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十几处修改。毛泽东加了这一段对战争的回顾和展望的话，成为全文的核心：

“经过过去两年空前规模与空前激烈的战争，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是变得更为强大了，不独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有空前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民主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周围。人民力量的发展，及其对于反动势力的进攻，已经是不可抵挡的了。而在另一方面，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下的中国反动势力，则已经变得更加没有出路和更加孤立，他们的统治，已经走到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的边缘。在强大人民力量继续的锤击之下，他们的最后死亡，已经是不很远了。”

后来时局的发展，又一次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计。

已是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依然忙于为新华社写社论。通过胡乔木的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声音，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1948年9月30日，胡乔木写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播出之前，毛泽东为之加了一段话，号召国民党军官们走“辽南潘朔端师长、营口王家善师长和济南吴化文军长们的道路”，毛泽东指出：

“这样，不但可以使人民解放战争早日在全国胜利，而且你们自己也得到一个将功折罪、重新改造自己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毛泽东对于胡乔木文章的审阅和修改，是非常仔细的。修改处，往往颇为令人寻味，例如，1948年10月13日新华社评论《战争贩子布立特关于中国的狂妄报告》是胡乔木写的，毛泽东阅毕，只加了十个字，顿时显得非常生动。那是在写及美国顾问们估计“美援”在中国的前途时，“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毛泽东这样加了十个字：

“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从干枯的蒋介石粪坑里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在广袤的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武装力量，而新华社则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文装力量”。无线电波穿云透雾，传遍全中国。不仅解放区普遍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虽说已在西柏坡，仍用“陕北”的名义）的广播，连国民党的将领们、白区的老百姓们，都收听“红色电波”。胡乔木成了毛泽东手下“文装力量”的一员主将。那一篇篇社论、评论，起着“精神炸弹”的作用。

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播发的评论《假和平和真和平》，曾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一番轩然大波。此文亦出自胡乔木之手。此文提及了“首要战犯名单”。

胡乔木的初稿中，“首要战犯”写了三人，即蒋介石、陈立夫、谷正纲。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补充，最后由新华社播出的“首要战犯”名单是：

“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谷正纲、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健群、吴国桢、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励、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

第五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1949年1月3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北平二十多万国民党部队在百万解放军围困下陷于绝境，傅作义将军决定率部起义，这一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向国内外发布北平解放的新闻，落在胡乔木头上。他奋笔写下《北平解放》新闻稿，经毛泽东改定，当时由新华社发出。

这一新闻稿一千五百多字，毛泽东改了近二十处，现照原文摘录若干于下。凡毛泽东增写之处，下面标以横线：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国民党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1月23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

从《北平解放》这一新闻，可以看出，胡乔木一改政论的严肃笔调，显得活泼。

就在发出这一新闻的翌日，新华社又发出了评论《国民党怎样看北平和平解放》。此文也是一千五百多字，由毛泽东写了一千三百来字，由胡乔木写了开头的一小段。可以看得出，毛泽东和胡乔木配合默契，切切磋磋，无分你我。

1949年3月5日下午三时半，西柏坡村那座由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建造的长方形职工食堂里，七十来人坐在长凳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周恩来向大会报告出席人数。他宣布了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名单，又宣布了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名单，接着，他宣布了列席会议的十二人名单：

“李井泉、杨尚昆、傅锺、罗迈（即李维汉）、李涛、胡乔木、安子文、杨立三、陈刚、刘少文、高文华、廖鲁言。”

虽说作为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曾列席中共中央许多会议，但那只作为工作人员列席。这一回，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他是正式的列席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新闻工作的发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作准备。开幕那天，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闭幕那天（3月13日），毛泽东又作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报告。

毛泽东精辟地指出：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打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2日，新华社发出新闻《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新闻稿，也就是后来中共每次召开中央全会所发表的公报。这篇新闻稿，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全文一千五百字，内中五百来字是毛泽东在审阅时所加。

毛泽东所加的文字，主要在一头一尾。开头，他加了一段关于会议的概况。末尾，他加了一段颇为重要的论断：

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当胡乔木随着毛泽东去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咔嚓一声，一位记者拍下了他俩的合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正忙于走路，是记者抢拍的。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这帧照片竟是现今能够找到的他和毛泽东的很少的几帧合影之一！

在胡乔木晚年，他曾不无遗憾地说：“那时候，我从未想到该和主席拍张合影！”

第六章 新闻首脑 “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依然是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在1949年3月23日播出《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据现存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当时广播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

新闻稿的第一句话，是毛泽东所加，打破了以往对中共中央所在地严格保密的惯例，如此，“亮相”道：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现已完满结束。……

为什么选择会议结束后的第十天——3月23日播出？为什么点明了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内中的原因，是在3月23日这天，中共中央机关“开拔”了，从平山县西柏坡村启程，经石家庄和保定地区，朝北平进发。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北上，于3月25日乘火车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在那里下车。胡乔木感慨万分，因为当年他曾在清华园这“戏台”上演过“戏”，大学岁月历历在目。转眼之间，十九个年头飞逝，如今他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古城……

毛泽东在北平城外清华园下火车，是由于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考虑到他的安全，安排他住在远郊——香山西南坡的双清别墅。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这样回忆跟随育英小学从西柏坡来到北平时的兴奋之情：

应该有个六七辆大卡车吧，来拉我们这些学生，老师，当时都给同学发了口罩，好像还发了个头巾，头巾可能就是什么白布那么裁的，那个还是发了草帽没发草帽，那个反正刚开始坐上车呢都高兴得不得了，从来没坐过这大卡车，所以当时坐在车上都特别高兴，又唱啊，又闹的，挺欢快的，晃荡晃荡就不行了，小孩就东倒西歪，再加上那全是土路，那前面车一开，后面的车就吃土，所以只能戴上口罩啊，把那个头巾也包上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就不怎么唱了。好像就在保定过了一晚，睡了一觉，那就是一个大房间，一个大通铺，天刚刚亮就都给叫起来了，然后又上车，到了北京已经是晚上天黑了，从哪个门进来的就说不清，反正最后是穿过复兴门到这的。那穿过北京城那个时候，原来都是在农村的，所以一看到北平城里头又是灯光，又是路上有车，当然那个时候也各式各样的车，还有骆驼，还有什么无轨电，有轨电车，叮咣叮咣，反正觉得挺热闹的，在我印象里开，就是看人家那个理发馆的那个霓红灯那么转还奇怪，这个灯怎么老在那转哪，而且还好几种色地在那变，那个所以一路上特别兴奋……

一进入北平，百废待兴，毛泽东可谓陷入“日理万机”的忙碌之中，胡乔木也随之进入“百忙”状态。这种忙碌，可从毛泽东1949年6月24日写给胡乔木的一封便函中，窥见一二：

<small>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6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6月28日发出，6月29日各地见报。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三四两日修改好，5日广播，7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亦须于7月2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small>

<small>《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引者注：载当日，即6月24日《人民日报》）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small>

从6月24日（况且已是下午六时），至7月2日，不过一星期，毛泽东要胡乔木完成的却有四篇全局性的重要文章：

（一）纪念七一的论文；

（二）纪念七七的口号；

（三）纪念七七的论文；

（四）各党派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

确实，如同毛泽东所言，“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胡乔木埋头苦干着。他这“中共中央一支笔”，日夜不停地写着。

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他依然为新华社写了不少社论，诸如：

《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4月5日）；

《庆祝上海解放》（5月29日）；

《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8月20日）；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9月22日）；

……

他也写了许多新闻。在1949年4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时，英舰“紫石英”号等四舰开炮，“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在镇江附近。7月30日夜，“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该轮，借以掩护逃跑。翌日，新华社播出新闻稿《袁仲贤将军为英舰紫石英号逃跑事发表谈话》，各报登载，连英国报纸也予转载。

袁仲贤，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世人都以为那新闻稿，是袁仲贤向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其实，那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袁仲贤的名义写的！

第六章 新闻首脑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香山双清别墅，毕竟诸多不便，毛泽东于1949年7月迁入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胡乔木也随着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住在静谷，胡乔木一家住在近北面的三间西厢房内院，与田家英为邻。那里离毛泽东住处不太远。毛泽东来一个电话，胡乔木随叫随到。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是这样回忆笫一次住进中南海的情形：

具体怎么搬的我不知道，但是只是到那个星期六下午接我们回去的时候呢，就不去香山了，就去了中南海，这才知道他们已经搬到中南海了。刚进中南海我们是住在那个静谷，就挨着主席的那个旁边，在他西边，静谷的后边呢，北边呢就是春耦斋，那个地方挺漂亮的，有树，有假山，而且还都是些老树，特别是那个院里头有两棵树是连根树，两个根，但是长到，后来长到一起成一棵树，所以印象特别深。

房子都比较破旧，漆脱落了，但是起码房间都有了，我父母的卧室，办公的地方，然后我们的住房和带我们的阿姨住的地方，反正一人都有那么一小间吧，房间也不是很大，但是足够，足够我们住了。

静谷、来福堂、喜福堂、颐园，我们家在中南海搬了几个地方。

那时，在胡乔木起草的种种文件之中，最费精力的莫过于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了。

《共同纲领》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刘少奇在1949年9月21日的讲话中，称《共同纲领》“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这样的“建国纲领”，起草工作自然费时费力。

“政协”，有所谓“旧政协”与“新政协”之分。

“旧政协”的全称是“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国民党、中共、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以“协商政治问题”。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也就被迫同意举行这样的会议来“协商政治问题”。自然，当蒋介石军队向中共发动大举进攻，“政治”也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纪念‘五一’节口号》第五条这样写道：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样，也就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倡议。中共的这一倡议，得到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响应。于是，1948年10月初，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当时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1949年初，写出了第二次初稿。后来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初稿要另起炉灶。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会议又决定，委托中共负责《共同纲领》草拟工作。

胡乔木参与了草拟工作。经过五易其稿，在8月22日才算写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总纲领》（当时的名称），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如今，尚可从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五封便函，看到当年修改时的繁忙景象：

其一

<small>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small>

其二

<small>今（引者注：指9月3日）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small>

其三

<small>即刻付印（引者注：指9月5日），一小时内交我。</small>

其四

<small>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small>

其五

<small>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交周副主席（引者注：指周恩来）。但不要拆版，候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small>

内中，从9月10日晚九时起，周恩来、胡乔木等在毛泽东处一起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直至翌晨七时，一口气讨论了十个小时！

从毛泽东关照胡乔木“你应注意睡眠”一句，也可看出当时胡乔木工作的紧张之状。

《共同纲领》，其实不光是“建国纲领”，而且还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临时宪法”。

周恩来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

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经新政协大会正式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入了史册。

胡乔木还为新政协的召开，写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一文，作为新华社社论发表。胡乔木写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新政协决定，自1949年9月27日起，北平改用原名北京——北京是在1928年6月20日被南京国民政府改名为北平的。北京定为新中国首都。新政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hr />

注释：

第六章 新闻首脑 成为“新闻人物”

1949年10月1日，已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这天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施政方针。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下午三时，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胡乔木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天，新华社播发了重要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不言而喻，这篇社论又出自胡乔木笔下。

胡乔木写道：

“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不久，他又多了一项非常恰当的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胡乔木为新华社写了那么多社论、评论、新闻，实际上已经在扮演中共发言人的角色，只是那时没有这样的名义罢了。

此外，他仍兼任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1950年至1954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

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

当然，他仍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向来，他是在“幕后”工作，发表的文章是以社论、评论面目出现，他的名字很少在报刊上见到。然而，自从他担任新闻总署署长，尤其是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了“新闻人物”。

就在这时，一些报纸刊登了介绍胡乔木其人的文章，使这位一直身居幕后的人物首次“亮相”。

上海《新闻日报》在1949年12月2日，发表了署名癯山的《记胡乔木》一文，照录于下：

新华社社长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是苏北盐城县人，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胡启东老先生是旧国会的议员，因为拒绝曹锟的贿选，在地方上很负清名。他原名叫鼎新，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人，他和他的大哥达新先后曾在扬州的前江苏省立第八中学读书，他是1924年秋进校的，当时才十三岁，因为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州参观序》的好文章而闻名全校；学校特地把这篇文章刊印出来，交给大家做参考。他英文、算学的成绩，也远超在众人的上面，因此先生、同学都叫他做“神童”；说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

他1930年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当时一般学生的传统心理，皆以南进交大、北进清华为荣；尤其是清华毕业的学生，有优先留美的权利，更是大家所“向往”的学校。以胡氏的聪明才智，只要读完了四年，“放洋深造”，自无问题；但他却接受马列主义的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阵线……

这篇文章中尽管某些地方有出入，但大体上还是勾勒出胡乔木的人生轨迹。

两个月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南侨日报》刊出署名江山的文章，题为《严正驳斥美揆造谣的新闻署长胡乔木》，近两千字，更为详细。现亦照原文，摘录若干于下：

中央人民政府的发言人，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日前对美国务卿艾其森（引者注：即艾奇逊）歪曲中苏会谈（引者注：指当时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与斯大林会谈）的谈话，予以严正驳斥，这是他从新闻总署成立以来代表政府所作的第一次发言，以后我们听到他代表政府发表谈话的机会一定很多，无论是关于国内或国际方面的，他好像是一位播音台的播音员一样，全国人民经常都候着他的声浪，都想从他那儿知道人民政府的意志与动向。

他的责任虽然如此之重，但他过去一直是个革命工作者，所以除了中共内部及其工作地区的人民而外，很少知道他的经历的……

接着，文章便介绍了胡乔木的经历，内中提及了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最后，作者写道：

现在他是新华通讯总社社长，北京《人民日报》社社长，又是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肩荷着全国新闻报道、政治宣传和政府发言人的重任，他会写，会说，会做，恰是胜任愉快，铢两悉称。

对于这些报道，胡乔木并不乐意。他仍希望悄然埋头于幕后，不愿报刊上介绍他本人。

好在他是新闻总署署长，嘱令各报不要再刊登关于他的报道。从此，在中国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画上了句号。直至他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届政治局委员，按惯例要刊登简历，这才经他过目、由新华社发了一则关于他的数百字的简历，如此而已……

这时值得提到的是，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所载胡乔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谈话，其实并不是胡乔木起草的，而是毛泽东起草的！

这一回，一反往常：平日，总是胡乔木替毛泽东起草文件，此次反过来，毛泽东为胡乔木“捉刀”！

那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发表谈话，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苏方建议，由苏方、中方各自发表一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谈话。于是，毛泽东在1月19日晨五时亲笔写好了一篇声明，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写的。毛泽东写好声明后，用电报发往北京，毛泽东特地注明：

“（一）用密码，不可用明码；

“（二）精密校正，不要错字；

“（三）今（十九）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毛泽东的电报，是发给“少奇同志并告乔木”，告知“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就笔所写的电讯稿，原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文奇逊的无耻造谣。

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电讯稿全文一千五百来字，痛斥了艾奇逊，理所当然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当然，胡乔木的名字也引起了注意。

据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斯大林曾问及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

毛泽东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第六章 新闻首脑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

<small>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引者注：乌鲁木齐的旧称）。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small>

三天后，毛泽东又写一函——

在195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1949年10月21日，毛泽东一份便函如下——

在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长时，总编辑为邓拓。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了关于《人民日报》存在问题及进行改革的意见，给陆定一、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small>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small>

<small>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small>

毛泽东提及的“这类新闻”，是指进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了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分子的新闻。彭，彭德怀。甘，甘泗琪。他俩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部主任。可见毛泽东虑事甚细，很注意新闻的分寸。

2月14日，毛泽东发来颇长的电报，注明“限即刻到”，交“少奇、乔木”。毛泽东要他们“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一文立即作如下之修改，然后随条约一道于今夜广播”。毛泽东陈述了六条意见，最后写道：“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至要至要！”

<small>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small>

在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连发两函给胡乔木：

1950年1月14日，毛泽东又发电报给胡乔木，告知“我今晚九时动身去列宁城参观，要三天才能回来”。毛泽东嘱这三天内《人民日报》社论“由少奇同志看过即可发表”。

1950年元旦，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来电报——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指出：“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1950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

毛泽东素来重视报纸，阅报甚细。他给胡乔木写了那么多的信件，表明他对新闻工作的注重。

吴耀宗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

<small>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并请拟电告知彭、甘。</small>

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担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跟毛泽东的联系频繁。不过，已经进了北京城，虽然同住中南海，毕竟不像在延安那样喊一声就过来。何况胡乔木担任了许多职务，要参与许多社会活动。因此，毛泽东常常给胡乔木写便函。如今，透过这些毛泽东便函，倒是可以看出胡乔木当年的工作情形。

此处提及的是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三百多人联名致函毛泽东，表示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翌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则是关于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罗隆基起草，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力拥护抗美援朝）——

<small>此件请乔木即印清样七份，印好后以四份分送毛周刘朱（引者注：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三份交徐冰，请徐冰于今日下午再找李济深、黄炎培、罗隆基三人一阅，取得同意，于今日下午七时以前退回我。</small>

<small>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small>

11月1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指出：“《参考消息》上，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恐吓中国人，也应加以整顿。”

<small>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以发表，请酌办。</small>

第六章 新闻首脑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毛泽东在1950年11月22日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要他起草一个关于如何正确地写电报的文件，颇有意思——

<small>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便如刘邓（引者注：指刘伯承、邓小平），陈饶（引者注：指陈毅、饶漱石）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small>

信中提及的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涛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刘燕铭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薛暮桥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要胡乔木起草这样的文件，是知道胡乔木写文章很注意语法、用词。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毛泽东让胡乔木代表中央参与语言文字工作，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12月28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信，则是关于发表《实践论》一事：

<small>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small>

<small>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small>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真理报》的评论，是指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所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着作〈实践论〉》。

胡乔木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先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实践论》，翌日刊出《真理报》文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

1950年2月，当毛泽东要从苏联回国时，斯大林提议出版毛泽东的选集，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了协助毛泽东编辑选集，斯大林指派了尤金来华。

毛泽东回国后，由他的俄语翻译以及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着手翻译。尤金读了俄文稿，对《实践论》极为推崇，建议送往苏联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尤金把《实践论》俄文稿交人呈送斯大林。斯大林阅毕，交由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50年第二十三期（1950年12月出版）全文发表。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配发了评论文章。

于是，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那封信，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实践论》，翌日发表《真理报》评论。

也就在写那封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了一信——

<small>（一）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利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二）不但“领导方法决定”，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small>

这里提及的胡佛，是美国前总统。“胡佛演说”，是指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毛泽东看了演说稿，非常仔细地考虑了在中国加以发表的形式——以什么名义，在什么报第几版，在什么杂志上同时登，都作了很具体的安排。

至于“领导方法决定”，是指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显然是由于《实践论》的发表，使毛泽东想及，“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

第六章 新闻首脑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

受毛泽东的感染，也受毛泽东的委托，胡乔木如同毛泽东那样，时时注意着报纸。作为“新闻首脑”，又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每日打开的头一份报后，便是《人民日报》。

毛泽东阅报时，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胡乔木。胡乔木呢？他阅《人民日报》，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范、邓、安”，亦即范长江、邓拓、安岗。他的这些信件，到了《人民日报》社，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迄今犹在。

胡乔木是写社论的好手，因此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颇严。1950年6月7日，他给范长江写信，对于《人民日报》送来请他审读的“公私工商业关系社论”以为“写得并不好，原因是没有分析”。他要求“最好是重写”，要说理透彻，“有说服性”，“要把必要的材料成熟地掌握一下，找出逻辑关系来”。他以为，“凡写重要问题的社论必须充分展开逻辑，才有被人接受和重视的理由。”

此后，胡乔木又多次谈及社论的写作。他说：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引者注：美国国务卿）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他还曾这样说及：

“报纸上的社论应当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能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次，社论的篇幅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特别在国际斗争方面。社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那时尚无“社论写作学”之类，胡乔木从自己写作社论的多年甘苦之中，谈了不少精辟之见。

他也很注意评论。他说：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

1951年1月5日，胡乔木致函“范、邓、安”：

“《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见有显着的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战线。”

1951年3月4日，胡乔木在信中写道：

“评论的沉闷当然首先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从《开明少年》杂志第六十六期上转载了一段文章，意思是说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不应用外国人名称“额非尔士峰”，而应叫“珠穆朗玛峰”。文章用了标题《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胡乔木看了，颇不满意，写信论述了自己对于标题的见解：

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

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与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

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

只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不是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注等成分安排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

对于《人民日报》，胡乔木几乎到了“管头管脚”的地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不断给“范、邓、安”写信。

1950年5月13日，他在信中要求《人民日报》改进广告工作，以期成为“领导全国广告改进的首脑”。

1950年6月25日，他写信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很有益，但每信后面应注明处理情形或意见，如此信已覆如何如何，此信已转抄某处某处，此信已请某人某人代覆，此信为何为何尚未答覆。否则看了就未免令人纳罕。”

胡乔木曾对《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的工作，写过许多这类信件，有时打电话，有时托人转告，有时约见报社领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引自胡乔木1953年12月7日致毛泽东、刘少奇函）

第六章 新闻首脑 终于累得病倒了

给《人民日报》频频写指示信的胡乔木，在1951年1月8日至1951年3月4日之间，却忽地成了“空白期”；

给胡乔木频频写指示信的毛泽东，在1950年12月28日写了那封关于发表《实践论》的信之后，至1951年3月2日才又给胡乔木写了关于转载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的指示信，中间也出现了一段“空白期”。

<hr />

他的夫人谷羽是这么回忆的：

1950年12月16日，她生下第三个孩子，正住在医院里。这样，胡乔木有了二子一女。他为新生的儿子取名“和平”。和平早产，才七个月，出生后只得养在氧气箱里。

谷羽正忙着照料早产的儿子，一天，忽地传来消息，胡乔木病倒了，送进了北京医院！

注释：

经过检查，胡乔木患胃溃疡，已经穿孔，所以造成大出血。大夫认为，应该马上动手术，切除溃疡部分，但是又很担心，因为胡乔木体质弱，已经大出血，怕经受不起大手术。

知道胡乔木要动手术，那天上午，经过一夜紧张工作的毛泽东，正要上床休息，要值班卫士把他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找来。

谷羽的答覆非常干脆：“开刀！”

胡乔木患溃疡病，大出血，面色苍白，显得很虚弱。医生护士们正忙着为他作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我走到躺在输送床上的胡乔木同志身旁，他马上要被送入手术室了。

“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胡乔木同志，他病得很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毛泽东对王鹤滨说，“他可是个大好人哪！”谢谢毛主席的关怀，请转告主席，请他放心，不会出事的，要给我作手术。”胡乔木同志苍白的脸上显出了笑容，兴奋而稍有点吃力的说着。

周恩来总理闻讯，赶往北京医院，召集医生会诊，听取各方意见。

大夫们终于决定采用别的办法治疗，未动手术，解决了胡乔木的胃肠粘连。

萧乾，作家，当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李俊龙则为政务院参事，写了《战斗中的湖南农民》，载于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王鹤滨随即赶往北京医院，上到病房主楼三层，见到了傅连瞕，也见到了胡乔木。王鹤滨回忆道：

“请主席放心！”当把他推向手术室时，胡乔木带着笑容又叮嘱我一次。

“毛主席很关心您的健康，叫我代表他来看望您。”我握着胡乔木那发冷的、缺少血色的手说。

毛泽东关注着胡乔木的病情。除了听取王鹤滨的报告之外，毛泽东还要求北京医院逐日把胡乔木病况报来。

手术之后，又发生意外的情况：胃与肠粘连，可能需要再动一次手术！

<small>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small>

周恩来闻言，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听取大夫们的意见。周恩来问大夫们，除了再开刀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胡乔木刚出院，便开始工作。毛泽东在1951年3月2日给他写了一信：

胡乔木本来就消瘦。胃切除大部分之后，更是影响了消化。谷羽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胖过！”

在北京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也就成了那一段“空白期”。

胡乔木生活没规律，又得了胃病。那天，他突然胃出血，吐了一盆子血，急急送入北京医院。

胡乔木被推进手术室，由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亲自主刀。胡乔木的胃溃疡颇严重，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这封信表明，胡乔木又开始忙碌了。不过，他尚在休养之中。他和谷羽住到北京颐和园的谐趣园疗养。

谐趣园乃颐和园的“园中之园”，风景幽雅。此园原名“惠山园”，是清朝乾隆皇帝游江南时看中无锡惠山的寄畅园，下令在京仿建。后来，在光绪十九年重修，改名“谐趣园”。园内有涵远堂、湛清轩、瞩新楼、知春堂等十三座亭台楼阁，一泓碧水，游廊曲折，清静古朴，世外桃源。胡乔木在此一住数月，精神为之一爽。

这时，他在中南海的住处，已从静谷迁往春耦斋北面偏西的来福堂，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为邻。后来，又迁往中南海喜福堂住。

体质已很虚弱的胡乔木，能否再经受得住第二次手术？

胡乔木是累倒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差不多天天像绷紧的弦，况且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白天，胡乔木作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要办公；入夜，毛泽东开始办公，又常常找他。日子久了，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笔者曾采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他也得此症。

在这“空白期”——1951年1月中旬至2月底，胡乔木到哪里去了呢？

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周泽沼亲自给胡乔木诊治。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瞕也赶往北京医院，过问此事。

第七章 “大手笔”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在颐和园谐趣园疗养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仍不时给胡乔木写信，交办各种宣传事务。

那时毛泽东住在石家庄。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受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20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事宜：“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十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引者注：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花费了胡乔木颇多精力。

《毛泽东选集》最早的编辑者是邓拓。那是在1944年初，经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主持此事。1944年5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问世。在那样的艰苦岁月，能够印出《毛泽东选集》，确非易事。但是，《毛泽东选集》那时并未经毛泽东本人改定。

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本人亦有此意，何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确实需要出版《毛泽东选集》。于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访苏归来后，郑重其事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毛泽东的三位秘书承担，即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毛泽东本人亲自过问这一工作。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大致上是这样分工的：

毛泽东亲自作修改工作，最后定稿；

陈伯达负责全面编选工作，但没有参与第四卷工作；

胡乔木主要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编第四卷时负责全面工作；

田家英负责注释工作，组织了中宣部、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人员参加。涉及历史方面的注释，大都由历史学家范文澜写。田家英还负责出版及外文翻译方面的组织工作。

笔者在采访陈伯达时，他说，《毛泽东选集》书前的《本书出版的说明》是他写的。文末本来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于考虑到“编辑”两字似乎不妥——毛泽东的文章还要由别人“编辑”？于是他改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此后，便一直沿用这一名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一些文章，经毛泽东阅定后，在出版前交《人民日报》发表。这便是毛泽东给胡乔木信中所提及的“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发行。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发行。

第四卷在胡乔木主持之下，与前三卷不同，先是把全书编定，最后由毛泽东主持通读定稿。第四卷的许多题解以及政治性释文，由胡乔木执笔写成。编辑及定稿工作，在1960年二、3月间进行。1960年9月下旬，第四卷出版发行。

胡乔木为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了大力。

第七章 “大手笔”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

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些日子里，一个盛大的节日来临了——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三十而立”值得庆贺，而且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更值得庆贺。

1951年7月1日尚未到来，各地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致敬信、致敬电便潮水般涌来。那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五百八十万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1年6月3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毛泽东等出席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

请谁为刘少奇起草报告呢？自然，最合适的人选是胡乔木。因为胡乔木编过《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以及《毛泽东选集》，又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党史到了“烂熟”的地步。

那时，胡乔木已经离开了谐趣园，住在北京六所休养。

大抵也正因为对于中共党史“烂熟”的缘故，花了一个星期，胡乔木就交卷了，为刘少奇起草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报告。

当人们佩服胡乔木的“快笔头”的时候，谷羽谈及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艰难内情：

记得1951年5，6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于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

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

胡乔木知道了这一消息，以为不便遵命：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交代？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另找人起草报告。

如此这般，胡乔木只得从命。

《人民日报》迅速排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在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示有关文章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他的信上作了批语：

<small>“三十年”（引者注：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small>

<small>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批：可以。）</small>

<small>“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批：“方针”为好。）</small>

<small>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批：这样好。）</small>

<small>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批：是十二人。）</small>

在接到毛泽东的批复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胡乔木，发表于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文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

杨尚昆曾经这么忆及：

1951年党成立30周年时，要为中央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乔木的头上。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早已成竹在胸，当然可以一挥而就。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总结中共成立三十年历程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了各地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其影响超过了刘少奇在纪念中共三十年大会上的报告。

胡乔木向来在幕后工作。即使是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曾公开亮相，那也只是“新闻脑”的形象。这一回，则是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亮相，开始为人们所知道。

虽说胡乔木一生写过众多的社论、评论、决议、文件，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其中少有的署名胡乔木发表的着作。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成了胡乔木的代表作——一提及胡乔木，人们会马上说，哦，他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此处顺便提一笔，关于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批示称“是十二人”，从此中共党史专家们便沿用此说。直至最近几年，才终于承认包惠僧亦是中共“一大”代表，承认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三人。

<hr />

注释：

第七章 “大手笔” 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

胡乔木那时还有一个兼职，即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文教委员会直属政务院，统管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各部门。文教委员会的主任，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兼任。副主任为陆定一，秘书长为胡乔木。

据林默涵回忆，文教委员会下设一个计划委员会，最初内定林默涵为副主任，已列入名单，只消上报、批准就行了。

然而，出乎意料，胡乔木反对此议。

一天，胡乔木跟林默涵一起散步。胡乔木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据传，要安排你当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照我看，你当个委员差不多。你要知道，这个委员会的许多委员，资历比你深，你当副主任不合适……”

胡乔木这话，当然使林默涵心中颇不舒服，不过他毕竟还是听从了胡乔木的意见。

不久，计划委员会的正式名单公布了。林默涵一看，跟别的委员一比较，确实觉得自己当副主任不合适，胡乔木的意见是对的，心中的不悦也就很快消失了。

那时，林默涵的夫人孙秀英，在北京城外工作。她来自延安，照理在中央部委安排个一官半职是不成问题的。当中共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时，她说希望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于是，她被分配到北京城外紫竹院幼儿园当领导。那时交通不便，她只能一星期回城一趟。这么一来，林默涵带着十岁的女儿住在城里，生活诸多不便。胡乔木知道了，就把林默涵连同女儿一起接到中南海自己家中住，三餐一起吃。胡乔木还安排林默涵出访苏联，让他开阔眼界，便于今后工作。林默涵深为胡乔木的真诚、热情所感动。

胡乔木的兼职不少，他受毛泽东委托，还兼管着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

1951年7月10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关于中共中央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拟在五年内完成斯大林全集共十六卷的翻译工作。会议也讨论了毛泽东的俄译稿事宜，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人（均精熟俄语，又有理论修养）校阅。会议提议组成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王稼祥负责。然而，王稼祥一再推辞。

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7月13日致函胡乔木，考虑到胡乔木英语不错，要他暂且兼管中共中央翻译委员会的工作：

<small>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small>

胡乔木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文字改革工作。

1953年春，胡乔木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一些意见：

“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

“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策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

“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

“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才算得上简化。”

会议的新闻稿，由胡乔木转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并于1953年5月22日致函高教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

<small>此件（引者注：指会议新闻稿）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阁（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small>

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任副部长，还要兼顾并主持着中宣部的工作。诸如中宣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也由他主持拟定，于1951年1月15日向毛泽东递送报告。翌日，毛泽东便作了批覆：

<small>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small>

江青，原本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时亟想“露峥嵘”，先是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1951年六至7月，江青率“武训历史调查团”去山东堂邑一带，从调查武训的历史入手，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回来后，这个调查团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于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乔木：

<small>此件（引者注：指《武训历史调查记》）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small>

《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江青越发得意，企望着走上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表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就把原本拟安排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改为副处长。

又是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又得顾及文字改革和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还得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主持新闻总署，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作，当然，他最重要的职务还是毛泽东秘书——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的工作头绪甚多。即便如此，胡乔木还不断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诸如：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1950年11月20日社论）：

《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1951年元旦社论）：

《评朝鲜停战谈判》（1951年8月11日社论）；

《印度缅甸拒绝签订美英对日和约》（1951年8月29日社论）；

《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1953年元旦社论）；

《苏联共产党的统一和巩固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1953年7月12日社论）；

……

<hr />

注释：

第七章 “大手笔” 在杭州起草《宪法》

胡乔木忽地要离开北京。

1953年12月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了请示信：

“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而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的考虑”。

为此，毛泽东于12月10日在胡乔木的信上，作如下批语——

<small>刘、周、朱、陈、高、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small>

<small>（一）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small>

毛泽东批语中提及的“刘、周、朱、陈、高”，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前四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凯丰当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毛泽东批语中提及的“文字问题”，是指由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汉字改革及少数民族文字问题的两个文件。

胡乔木为什么要离京？他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因为又降重任于他肩上——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2年12月24日，在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提议，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十款，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着手起草宪法。全国政协常委会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于是，宪法的起草工作，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毛泽东亲自挂帅，主持宪法起草工作，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只是1953年因部分省市受灾，政务院发出救灾工作指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推迟至1954年召开，宪法的起草工作也相应推迟。

宪法是根本大法，起草工作也就很慎重。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宪法初稿起草小组，着手起草。后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小组由八人组成，即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实际上，真正动笔起草的，在这八人之中，显然是三位“笔杆子”——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均为毛泽东秘书。

为了避开北京冗杂的事务，便于专心起草宪法，毛泽东带着起草小组于1953年12月24日来到杭州。

起草小组通过内务部，搜集了许多国家以及中国往昔的种种宪法。胡乔木一时间完全“进入角色”，钻进了宪法堆里，反覆钻研着种种宪法，内中有：

1918年苏俄宪法；

1936年苏联宪法：

罗马尼西、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

1946年法国宪法；

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亦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而得名）；

1923年曹锟宪法；

1946年蒋介石宪法；

……

胡乔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这么写及在杭州的工作情形：

“1953年底，毛主席指定陈伯达、田家英和我准备去杭州起草宪法。陈已先拟初稿，听说又要别人参加，改动他的稿子，就已很不高兴。到杭州后，陈告诉家英，他要住在北山高处，表示他不负任何责任。第一次开会讨论，他又对家英发火，认为任何人非经他的许可，不得在主席面前讨论原稿，并且不许向主席说明会中原委。家英对陈的这种专横行为非常愤慨，却无法反抗。此后，每次开会以前，先得向陈做一次汇报。直到罗瑞卿后来（他是一道来的，但以前并没有参加起草宪法的讨论）直截了当地提出某某条应该这样改，某某条应该那样改，陈管不了他，陈独裁的局面也就打破了。陈因为一开始就不愿到杭州来，来了势必改动他的原稿，加上讨论时毛泽东自己也常常当面对陈的草稿提出种种重大的修改意见，所以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他闷闷不乐，常对家英说：‘我不行啦，要回老家当小学教师啦’，等等。”

胡乔木的回忆，透露了陈伯达与他及田家英的矛盾。

参与过起草《共同纲领》的胡乔木，对于起草宪法已算是有了经验。

起草工作颇为紧张：1954年2月中旬，起草小组写出了初稿；2月20日，写出二读稿；2月25日，写出三读稿；3月8日，写出四读稿。

3月12、13、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四读稿进行讨论、修改，大体上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此后，草案交各方广泛讨论，八千多人提出了五千多条意见。直至1954年9月20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宪法》的序言是由胡乔木执笔的。胡乔木也参与了其他部分的起草。

不过，在紧张地完成了四读稿之后，宪法草案的修改重担压到了田家英肩上。胡乔木离开了起草小组。

胡乔木又到哪里去了呢？

<hr />

注释：

第七章 “大手笔” 第二次病倒

胡乔木到苏联去了！

繁重的工作，使胡乔木又一次病倒。这一回，他的右眼患中心性视网膜炎，先是在北京住院治疗，不久送往苏联，住进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

在那里，闹了笑话：苏联大夫进病房，嗅到一股异味。细细找寻，发现胡乔木带来了发出臭味的东西——在玻璃瓶里，装着白色的小方块食物，长着灰绿色的霉斑，臭气冲天。大夫双眉紧皱，把玻璃瓶扔进了废物箱。胡乔木深为惋惜，因为那是他特地从国内带来、喜欢吃的臭豆腐！

胡乔木病了之后，承受工作重担的田家英也累倒了。虽然田家英比胡乔木小十岁——那时只有三十二岁，累得吐血了。

对于“秀才”来说，眼疾对工作影响最大，不能看书、看报、看文件，也无法从事写作。不得已，胡乔木只得放下笔杆子，专心休养，又度过了一段“空白期”。

眼疾日渐康复，胡乔木的笔，重新忙碌起来，帮助周恩来起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954年9月19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small>此件（引者注：即政府工作报告）看了一遍，有些觉得不妥处作了记号，有些处改了几个字，请你斟酌。</small>

过了几天，由胡乔木写的《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五年》，作为《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于1954年10月1日发表了。这表明胡乔木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

此时，他又多了一项任命：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当时的秘书长为邓小平。

他在中南海的住处，从来福堂迁至喜福堂，这时又迁至颐园的一座四合院。从此，他在颐园一住十二年，直至“文革”爆发，他被逐出中南海。

作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参与了当时政治生活的种种重大事件。

他参与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1955年3月12日，毛泽东写给他一信——

<small>此件你阅后请送恩来同志阅，最好能于今天或明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今晚或明晚即印发党代表会议参加者。</small>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此件”，即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要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他也参与了对胡风的批判。

毛泽东在1955年6月6日致函陆定一、周扬——

<small>社论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small>

<small>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small>

他还参与了准备提交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的修改工作。前者，是由陈伯达起草的。

1955年9月6日，毛泽东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small>此两件，请于今日上午印好，下午即送在京各中委、候补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各一份。并告胡乔木请他研究和主持修改示范章程。</small>

第七章 “大手笔” 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胡乔木除了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之外，还曾为周恩来总理起草重要文件。谷羽回忆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五十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一次盛大的历史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此时，离1945年的中共“七大”已经整整十一年了。

为着起草中共“八大”文件——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等，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处于高度忙碌之中。

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三位秘书写了这么一封信——

<small>（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small>

<small>（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small>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所致开幕词，最初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后不满意，以为“扯得太远”，改由田家英另起一稿。

胡乔木主要忙于和陈伯达一起起草政治报告。另外也协助周恩来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中共“八大”，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紧接着，在中共“八大”闭幕的翌日——9月28日，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当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是：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从此，胡乔木参加中共核心会议，不再是列席者，而是出席者了。

第七章 “大手笔”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把一个大任务，交给胡乔木：写一篇大文章，驳斥赫鲁晓夫！

这篇文章便是着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中共和苏共产生严重的分歧，是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

2月24日夜，苏共“二十大”举行重要会议。苏共没有请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内中也包括中共代表团。虽说他们事先向中共代表团打了招呼：“我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但是对于别的党就不一样了。只是不便于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请你们原谅。”

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夜。赫鲁晓夫通宵达旦作了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苏共倒是真的没有把中共代表团当成外人。很快的，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送给了中共代表团。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地否定了斯大林，批判了个人崇拜，引起了中共代表团的震动。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由于团长朱德还要继续出访，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由邓小平带回北京，毛泽东读了秘密报告震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为之震惊了。

毛泽东指出苏共“二十大”两大原则性错误：其一，全盘否定斯大林；其二，所谓从资本主义“和平过度”到社会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的“离经叛道”的行径，决定公开予以驳斥。

毛泽东嘱咐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阐述中共的观点。于是，陈伯达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文于1956年4月2日打出清样。毛泽东嘱“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然后于3日下午召集上述人员开会讨论，进行修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本是《人民日报》社论，临发表之际，毛泽东改署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泽东亲笔在标题之下，加了这样一句话——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这篇长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首次开始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引起世界瞩目——虽说行文是婉转的，只在字里行间透露了中共与苏共意识形态差异。

那时，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理所当然地使资本主义阵营为之兴高采烈。

于是，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于是，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写了题为《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于1956年11月3日发表。

胡乔木写道：

“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是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最重要的支柱。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基础和奋目标的一致，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兄弟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虽说中苏双方都强调了“友谊”、“合作”、“团结”，而且还强调这是“万岁”的，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正日益加剧。于是，就在那篇“团结万岁”的社论发表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文按照类似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讨论范围加以讨论。发表时，仍照前例，在标题之下加了一行字：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

这篇长文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这篇《再论》，一时间震撼着国内外。在中国，此文成为每一位中共党员、每一位中国公民必须学习的文件；在国外，众多的记者、政论家、政界人物，在反反覆覆琢磨着这篇文章。

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过《再论》，深表满意。

胡乔木在《再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在1956年4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11月11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覆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

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

第二，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

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篇长文点的是铁托，实际上批判的是赫鲁晓夫。

1957年11月，胡乔木随毛泽东前往莫斯科。胡乔木参与了《莫斯科宣言》的修改。当时同行的杨尚昆，曾经回忆说：

乔木直接参与的、对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小，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只不过两天工夫，我就收到他送过来的改稿。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做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的主要敌手是蒋介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以美国为主要对手；自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了与赫鲁晓夫——被他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较量。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的笔，跟随着毛泽东：四十年代抨击蒋介石；五十年代初抨击美国；眼下转为抨击“现代修正主义”了。

《再论》已作为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库。迄今，仍为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的国内外专家们所引用。

《再论》成了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峰巅之作。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hr />

注释：

第八章 “大跃进”年代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随着毛泽东走过那些严峻的岁月。

跨入1957年，毛泽东开初的步子是正常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三天之后，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small>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small>

毛泽东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学教授、着名遗传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遵毛泽东之嘱，胡乔木关照《人民日报》转载李文，当时加上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语”：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乾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将李文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重视李汝祺的文章，因为他在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最初的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访问过李汝祺的高足谈家桢教授，据告，遗传学曾一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还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于4月26日致函胡乔木，批评了《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毛泽东这一批语，是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胡乔木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5月2日，《人民日报》列出胡乔木所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整风运动的意义。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报》的社论说中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题为《走向反面》，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文章上批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八个大字，并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是“内部文件”，署名也就相应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这“内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署名又改为“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意味着大转弯。此文直至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于1977年4月公诸于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后了。

毛泽东写道：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秋，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说，教条主义虽“左”，不过是方法问题罢了。

毛泽东又以为：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着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

<hr />

注释：

第八章 “大跃进”年代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由于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此时聚会莫斯科，也就借此讨论共同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

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是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只带陈伯达，这一回把两位政治秘书都带去，显然，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尤其是在共同起草宣言时，增一字、减一字都大有讲究，所以陈伯达、胡乔木双双出马了。当然，陈伯达懂俄语（早年在苏联学习过），胡乔木懂英语，也是有助于跟苏共及其他党的代表切磋文字。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坐火车。陈伯达回忆，那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道上跑了好久好久。

这一回乘坐苏联的“图104”客机，几小时就到了。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跟斯大林会谈，虽说也有不快之处，总的气氛是融洽的。这一回跟赫鲁晓夫会谈，面和心不和，那笑脸是强装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其续篇《再论》，已经公开表露了中共的观点。两文的执笔者陈伯达和胡乔木参加莫斯科两个宣言的起草，将充分体现中共的意识形态见解。

金日成、胡志明、哥穆尔卡、卡达尔、陶里亚蒂、多列士……共产阵营群星汇聚莫斯科。

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如此回忆道：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极其厌恶赫鲁晓夫，直至他后来发动了旨在“揪出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

胡乔木在莫斯科非常忙碌，参加宣言的起草工作。这比他在国内起草文件要麻烦得多。他写出中文稿，要译成俄文稿、英文稿。别的党提出的意见，要从俄文、英文译成中文。

这么来回地翻译着、修改着，还要不断地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胡乔木还帮助整理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三次讲话稿。后来，在1958年5月，这三次讲话稿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代表们。

11月21日，胡乔木刚刚随毛泽东飞回北京，便忙着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于11月25日刊出。这篇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阐述了对莫斯科会议及莫斯科宣言的见解。

第八章 “大跃进”年代 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1957年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导致了1958年“左”的大爆发。

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已经透露了“左”的端倪：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一词第一次见诸于报刊。

毛泽东读了社论，欣然道：“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还为这篇社论写下一段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透露了他的“跃进”之情。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段话，表明了他急于求成之心：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引者注：分别为英共主席和总书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深刻地影响着胡乔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所写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便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开始发热了的头脑。

胡乔木用了刚刚“发明”不久的“跃进”一词：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胡乔木指出：“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胡乔木批判了“反冒进”：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不久，胡乔木又为《人民日报》写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为1958年的大跃进擂响了战鼓。

胡乔木写道：要“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号：“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第八章 “大跃进”年代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58年成了“大跃进”年代。“意气风发”的毛泽东，频频出巡，在各地接连召开会议，为“大跃进”鼓劲。胡乔木也随毛泽东，出席一系列会议：

1月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九省二市书记会议）；

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4月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指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不得已，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检讨：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

陈云也在会上作了检查：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此外，被迫作关于反“冒进”的“错误”检查的还有李先念、薄一波。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检查，为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冒进”提供了注脚——他那“有的放矢”之“的”究竟是谁。

为了实现“大跃进”，1958年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由胡乔木起草。

薄一波曾作如下回忆：

“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引者注：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极力主张钢铁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0七0’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一0七0’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薄一波，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虽说几个月前作过关于“反冒进”检讨，头脑还是冷静的。只是他知道无法抵制那“跃进”浪潮，来了个“将军”之法。既然毛泽东点头了，胡乔木也就照办了，把“1070”（即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写入公报。

三个多月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起草会议公报的，依然是胡乔木。

写公报时，胡乔木又遇上同样的问题：全会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1959年的“跃进指标”，要不要写入公报、公之于众？

作过关于“反冒进”检查的陈云，头脑也还是清醒的。他知道那些“跃进指标”难以完成，便找胡乔木谈话，建议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

胡乔木没有听进陈云的建议，又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左右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增加到一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毛泽东于1958年12月15日致函胡乔木——

<small>此件（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加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17日下午广播，连同主席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全会同意毛泽东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议）一起，18日见报。</small>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全党、全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起初，毛泽东听不进去。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陈云在跟他一起吃饭时提醒他：“明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恐怕完不成。”毛泽东不以为然，答道：“我提出的东西，对不对要由实践来检验。”

在1959年1月、4月，陈云又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高指标在执行中遇上了麻烦。渐渐地，毛泽东听进了陈云的意见。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的问题，已经有所感觉。

然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四大指标”。公报写道：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产量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有组织纪律性，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

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因为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天，陈云当面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也没有听进去。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陈云受毛泽东和中共书记处的委托，进行经济计划指标的调查。5月11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把1959年钢产量降为一千三百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况且这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

虽说毛泽东批评了胡乔木，好在乔木马上表示接受批评，而且问题的性质并不严重，也就过去了。从此，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越发小心——他本来就很谨慎小心。

第八章 “大跃进”年代 批罢“西尼”驳“东尼”

虽说毛泽东批评了胡乔木，好在乔木马上表示接受批评，而且问题的性质并不严重，也就过去了。从此，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越发小心——他本来就很谨慎小心。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连批评了他的三位秘书——先是陈伯达，接着是胡乔木，然后是田家英。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评非常严厉。那是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狠狠地批评陈伯达提出的“产品交换”，于11月9日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一封信，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以求弄清“一大堆混乱思想”（指陈伯达）一时间，把陈伯达批得灰溜溜的。

毛泽东对于田家英的批评，将在后文写及。

相比而言，在三位秘书之中，胡乔木受到的毛泽东的批评是最轻的。

胡乔木依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959年4月底，毛泽东交给胡乔木一项重要写作任务：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一篇关于尼赫鲁演说的评论。

尼赫鲁，当时的印度总理。他本来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后来，尼赫鲁支持西藏叛乱，转为反华。1959年4月27日，他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讲，把西藏平叛说成是“武装干涉”，他表示同情和支持“西藏人的自治愿望”。毛泽东读后，指示《人民日报》于4月30日全文转载尼赫鲁讲演，同时要胡乔木写一篇评论。

胡乔木倾注全力写出了一篇《再论》式的长篇评论，题目《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再论》批判的是“西尼”——尼基塔·赫鲁晓夫，此文批判的则是“东尼”——尼赫鲁。胡乔木这枝笔批了“两尼”。

当时吴冷西“作为他的助手，从头到尾参加了起草，修改过程，深感这是高难度的作业”。吴冷西回忆说：

在修改《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过程中，最难处理得当的是对尼赫鲁的态度。他既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又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讨论过程中讲了许多切中要害而又分寸得当的意见，要求在修改中体现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如何在行文中贯彻这个方针，难度相当大。乔木同志经多次斟酌，反复修改之后，终于找到了比较妥善的办法。这就是：全文开篇高屋建瓴，从西藏革命讲起，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残酷与野蛮，这就势如破竹，彻底摧毁了借口中国军队平息西藏叛乱的反华言论的基础。接着是采取中国古文作法中“欲抑先扬”的笔法，首先充分肯定尼赫鲁的好话，然后批评他的谬论，并且利用他的前后矛盾，以其矛攻其盾。整篇文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细细道来，不慌不忙，尖锐处人木三分，委婉处娓娓动听，抑扬顿挫，理情并茂。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引用。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的友好讲话，并表示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继续友好合作，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这就圈划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圆满的句号。

毛泽东很欣赏胡乔木这篇文章，嘱令仍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名义发表，使此文的“规格”向《再论》看齐。

毛泽东曾说过：“胡乔木写过许多好文章，《再论》和《尼赫鲁的哲学》就是他写的嘛！”

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长文。胡乔木十分准确地掌握着与尼赫鲁论战的分寸：

“我们现在被迫在自己的评论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争辩，这是我们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经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论。……”

胡乔木正是在肯定了尼赫鲁的这一面之后，展开了对他的另一面的批判：

“但是，他在1959年4月27日的讲话中却唱着一种多么不同的调子！”

在这“但是”之后，胡乔木逐条批驳了尼赫鲁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一系列错误论点，最后又回归到希望中印继续友好、共同携手的话题上。

确实，胡乔木很恰当地掌握了分寸，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

<hr />

注释：

第八章 “大跃进”年代 《人民日报》的“婆婆”

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依然是“新闻首脑”。据当时担任他的秘书的商恺告诉笔者，胡乔木每日是如何“评报”的。……

每日清早八时，《人民日报》社必定派一位领导干部或编辑，带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来到中南海颐园胡乔木家中。胡乔木住的是四合院，商恺在东厢房办公，胡乔木在北房办公。

“评报”在胡乔木办公室里进行。胡乔木花了些时间看当天《人民日报》，然后进行评论，从报纸的标题、版式、内容，逐一发表意见。商恺拿出笔记本，在一侧记录他的意见。

报社干部也记录他的意见。回去后，即向报社总编传达胡乔木的“评报”意见，以利马上改进。

商恺原本是《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被胡乔木调来，担任秘书，也做新闻理论研究。

日积月累，商恺记录的胡乔木“评报”的话，厚厚的一大本。

有一段时间，邓拓每天或隔天带报纸来，听取胡乔木“评报”意见。

胡乔木“评报”，有时很尖锐。尤其是在他提了多次意见，如果《人民日报》还是不改，他也会光火：“我都快说了一百次了，你们还是不改。你们《人民日报》的脸皮，比长城还厚！”

即便在他光火之际，也还很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胡乔木评报，方方面面都评，以下是他的若干评语：

“现在报纸上的题目实在太少了，文章太长了。长文章像一个大胖子那样，一个人一躺就把一张大床占得满满的，应当不让胖人上报。”

“报纸版面，每个时期都要有中心。围绕中心进行宣传，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枪。”

“标题好比人的外貌。标题要活泼、生动，也就是要通俗化。编辑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像什么‘工作急待改进’，还是打官腔。像‘严正处理’之类的字眼，都是老一套，不能吸引人。要有趣味，有政治性的趣味。”

“新华社的一条电讯说，1958年，中国电影几乎遍及全世界，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赏，很多影片创下了当地的卖座纪录（1959年1月2日新华社新闻稿）。这样的报道是吹牛，是虚夸。”

他注意到195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养猪事业能够高速度发展吗？》内中提及“养猪的高潮很快就会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以为不妥。他说：

“我国一些国民聚居区是没有养猪习惯的，不应该要求禁猪的地方发展养猪事业。社论是报纸的灵魂，每一个论点都应该力求准确，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政策性的社论，更应该分寸恰当，入情入理，无懈可击。”

胡乔木在写作上是内行，说了不少经验之谈：

“有些同志发愁社论写得不生动，有些生动的事情一写就不生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怎样才能写得生动？

“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结构，也就是形式。形式注意不要平淡。发展农业生产，平原最好，因为平原上庄稼容易生长，容易机械化。但是文章不要平原，画家也怕画平原。这地平线就不好处理，画得太靠上了吧，天就显得太小，不像样子；画得靠下些吧，天太大了，空荡荡的，只能画人、鸟，很单调。地平线上，无非画些庄稼、房舍、牛吃草，很难有多少变化。文章最大的弱点就是平铺直叙。这样的文章不生动，没有吸引力。文章虽然是逻辑思维的表现，也应该生动。

“要生动，就得有变化。怎样变化呢？无非是说了正面，又去说反面；说了这一面，又去说那一面；用了肯定的语气，又用怀疑的语气。一篇文章，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连一个问号和感叹号也没有，大概不会很好。说书的人喜欢卖关子，弄个悬案：欲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为了让听的人发生兴趣。”

胡乔木用地平线比喻，又用海浪比喻：

“海里面的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却不平。因此海浪给诗人很大的灵感，因为他奔腾澎湃，象征着生命的激烈的击。为什么海浪能引起诗人的灵感呢？就因为它有高有低。它卷得那么高，使你担心它跌下来，不能不紧张地期待着它的变化。文章也应该这样，有变化，有波浪。文章没有击，只有句号，决不是好文章。句号是表示平稳的，人说话如果老用这种平稳的腔调，就可以起安眠药的作用，文章也是这样。一篇社论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句号前面都是‘的’字：‘这些困难是应该充分加以考虑的’‘这些倾向是必须克服的’‘我们认为错误是很明显的’。‘的’‘的’‘的’，一篇社论共有十段，每段结尾都是‘的’字，这样一个劲地‘的’下去，不是会叫人打瞌睡吗？”

他天天“评报”，关心着《人民日报》的每一个标点。有人称他是《人民日报》的“婆婆”。其实，他的一头连着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头连着《人民日报》，是个少不了、少不得的“婆婆”。

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要《人民日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转载什么样的文章，总是通过胡乔木向《人民日报》转告。

顺便提一笔，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出八大段时，那《致读者》是胡乔木写的。他在《致读者》中阐述了《人民日报》的任务和八个版面安排以及改进方向。这表明他对《人民日报》的过问是那么的具体，是居于总编之上的“大总编”。

第九章 庐山风波 在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那颗发热的脑袋，稍稍冷却了一些。他几度表扬陈云。除了前文已引述过的毛泽东称赞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之外，还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类的话，这“良将”、“贤妻”指的也是陈云。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泽东甚至要陈云全面负责经济工作，说“陈云当总指挥好”。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了些。那是毛泽东从新华社编印的第二八0一期《内部参考》上，读到了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之后，写了一信——

<small>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small>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继续纠“左”。如毛泽东所言：“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据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五八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在跟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的闲谈中，说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陈云意见转告毛泽东的原委：

“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供会议讨论。他还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于是，胡乔木分十二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议定记录（草稿）》，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以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发言，进行了申辩：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工作了十八个年头，上庐山之后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然而，就连他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上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急转为反右倾！

还算好，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知道张闻天要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即给张闻天挂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hr />

注释：

第九章 庐山风波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7月26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内中写道：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

原来，毛泽东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这一“必然”规律，展开了反右倾。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信给毛泽东，指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次则是张闻天，被称之为“副帅”，因为他那三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左”。

此外，还有黄克诚、周小舟，也被列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的几位秘书，此时也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说，“李锐这次也是右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称赞过彭德怀的信，此时马上“反戈一击”，算是滑了过去。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曾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差一点被划入“右派”。

胡乔木呢？也颇为不妙。且不说他负责起草的《议定记录》已经遭到非难，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揭发者说此话是李锐讲的（其实是李锐转述过胡乔木的话），而李锐不愿牵连胡乔木，自己承当了！

胡乔木得以过“关”，还在于毛泽东平日对胡乔木的印象还不错。李锐曾如此回忆：

“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毛泽东对胡乔木“一介书生”的评价，大体上是颇为准确的。胡乔木一直难改浓厚的书生意气。

至于最能顶人，表明他也并非一贯唯唯诺诺，一旦发表不同意见，够尖锐的。

好在毛泽东对胡乔木毕竟还是很信任的，而胡乔木平素也小心谨慎，“顶人”并不多。

会议“反右倾”，日渐进入高潮。内中，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的写社论的擅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的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之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虽说胡乔木并不赞同“反右倾”，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必须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这番长篇发言，是胡乔木的公开表态，意味着他要从被动转为主动。

胡乔木这一长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颇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内中不指名地提及胡乔木：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

“俱乐部”，指的是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包括胡乔木、田家英，也包括陈伯达。

这么一来，胡乔木解脱了！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十八年以来，一直紧跟毛泽东，平平稳稳。虽说不久前毛泽东就陈云一事批评了他一回，不算太严重。这一回庐山上，可谓惊心动魄，胡乔木差一点进入“俱乐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传入毛泽东的耳朵，知道是他说的话，那就麻烦了。

他还算“机警”，知道风向不对，马上作了那长篇发言，度过了政治危机。

不过，从此之后，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潜在的裂痕。这裂痕，他知，毛泽东知，表面上却仿佛一切如常。

吴冷西曾这样回忆庐山会议中的处境艰难是胡乔木：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乔木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在会议前期，即所谓“神仙会”期间，乔木同志带领我们起草会议纪要。他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并系统地写入会议纪要初稿。当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强烈的“左”倾情绪的同志的指责之后，他又在坚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原则下，力求照顾各种不同意见，对初稿加以修改。当修改稿出来以后，会议突然180度转向反右倾，《纪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有些同志把它同彭老总的意见书相提并论，横加攻击。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评。乔木同志当时既迷惑又沮丧，眼看持续半年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了。有好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乔木同志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为全会起草决议。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炸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着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牛根事”，似乎是乔本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着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中央为此调查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乔本，家英和我谈话时才算结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来越少。我责无旁贷，要为乔木，家英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

庐山会议从和风细雨变为急风暴雨，是乔木同志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一个月的紧张局势，使他心身交瘁，从此种下了尔后的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

<hr />

注释：

第九章 庐山风波 依然是毛泽东政治秘书

从庐山返回北京，胡乔木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泽东便写了一信给胡乔木——

<small>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并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脉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small>

毛泽东所说的“诗两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庐山》。信中，毛泽东跟胡乔木如叙家常。

六天之后，毛泽东又给胡乔木一函——

<small>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small>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

就在写这两封谈论诗词的信中间，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严厉批判彭德怀等：“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胡乔木依然“评报”，只是不写社论了。从那篇《尼赫鲁哲学》之后，他就没有给《人民日报》写社论——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入党》。

他仿佛失去了锐气，常说自己睡眠不好。虽说他患神经衰弱症已经多年，此刻他说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费很多时间读书。1960年12月29日，他曾给彭真写了一信——

<small>袁牧的《黄生借书说》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选本，《四部备要》本头太大不便传送，未将原书送来。</small>

<small>文意颇好（末了还是要借书的早还，并不肯送人，不过这也证明借书之难），可以考虑请人译为白话，写一短文介绍，在《北京日报》或《人民日报》副刊发表。</small>

第九章 庐山风波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乔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会议刚刚结束，1月20日，毛泽东便给田家英写了一信。信中写道：

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

毛泽东自己带头作调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率一组下去，规定调查两个月，然后“都到广东过春节”。

那时，由于“高举”那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乱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没有章程，全国农村乱了套。毛泽东派出调查组，为的是调查农村情况。

1961年2月23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毛泽东听了汇报之后，召开会议，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出席会议的有陶铸、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赵紫阳、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逄先知等。胡乔木参加了起草工作。

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翌日，又通过了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

随着这下发，全国欣起“调查研究热”。《红旗》杂志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此后，1961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胡乔木再度前往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胡乔木女儿胡木英曾经回忆当时胡乔木在湖南调查研究的情形：

我是3月21日飞到长沙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忙着与调查组的同志开会研究，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如何做好下一步调研工作。当时他的调查组成员中有于光远、王力、胡绩伟、张超、戴邦等，他的秘书商恺同志也参加调查组的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在长沙、韶山、湘乡一带来回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各类座谈会、社员大会，又去社员家庭调查了解，听取各级干部的汇报、情况反映，并看了调查组同志们写的各种调查材料。为了能更多地听到社员、干部的真话，也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锻炼的机会，他组织安排了警卫、保健医生等去做调查工作，给他们调查题目，并要求他们把调查结果向他汇报。我就经常被父亲安排跟着医生，警卫深入社员家庭调查。

记得有一回我们在调查时，刚从一家社员家里出来，遇到了一位从宁乡村讨饭到湘潭的姑娘，看她皮包骨头的瘦小样子，个头像是十岁的孩子。经我们询问知道，她十七岁了，父母都已饿死了，只剩下她一人；没饭吃，去捡野菜，队里干部不准捡，还把她的篮子踢坏，打了她，她没法子，只好逃出来讨饭。我们去调查的这家社员拿出一碗饭菜给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就走了。当时我们也没有再问她去哪里，今后怎么办。回招待所吃晚饭时我向父亲谈起了这件事，父亲和调查组的同志们都责怪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没有帮她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体会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真正为老百姓设身处地的着想，正是基于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动机才能支持和支配着他们辛勤地工作而毫无怨言。还有一回，我和医生、警卫等几个人去一个小队调查，回来的路上照了几张相。父亲知道后批评了我，说：不要把下乡当作旅游，要认真学习调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

回过头来想想，父亲真正是为了老百姓才那样不辞辛苦，只想着如何尽快纠正原来“左”的政策，使老百姓早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他对老百姓的苦难特别痛心。有一回，我们在韶山招待所门口遇到一个从湘乡来卖布票的年青人，他说因没钱治病，只好卖布票换几个钱。看他面黄肌瘦的样子，父亲很快从兜里掏出了五块钱，又耐心告诉他卖布票是犯法的。这人大概看我父亲面善吧，又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吃过米饭了，于是父亲又请招待所的服务员拿出几个馒头和小菜给他吃。他几乎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完后，父亲又详细询问他的情况，最后让服务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公社领导，请公社帮助安置解决。这封信交给了省里来参加调查工作的时任省档案局局长的毛华初同志，由他带给湘乡县委。

后来从长沙到武汉做工业调查，曾召开两次工人座谈会，一次在武汉钢铁厂，一次在重型机械厂。参加座谈的工人都很激动，发言很踊跃，以至原定的一个钟头时间超过很多。座谈都安排在白班下班后，这中间有的工人因饥饿而谈不下去了，父亲赶紧请厂领导拿出馒头等请他们边吃边谈，而他自己则坚持到所有参加座谈会的工人把要说的话讲完了，所要了解的情况全部了解之后才结束座谈。结果晚饭拖到九点多才吃。

我从这些小事中深感父亲对普通工人、农民的理解、同情和热爱。我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算个小知识分子吧，可我接触工人、农民时就不像父亲那样沟通，总像有层隔膜，也觉得没什么好谈的。可是父亲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和他们谈起来，接触起来却一点困难也没有，问长问短，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当时，宁乡有饿死人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后来调查组听说湘乡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干部们都不敢向上反映。调查组向父亲汇报了，他马上要调查组的同志去湘乡具体了解，随后父亲决定改变原计划，也到离湘乡县城不远的一个大队去亲自调查。那是4月13日，那次看到的情景，我真是永生难忘。一个个骨瘦如柴、面如菜色的大人、小孩，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不是亲眼所见，从文字描述中绝对无法想像出来。县里的领导人汇报工作时，居然说不知道那里有饿死人的事。他们看到我父亲那按捺不住的不满神色时，才赶紧检讨工作没做好。父亲也真生气了，狠狠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尽快想办法解决，不要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那天是早上出发的，回到韶山招待所已是夜里十一点了。

正巧在这时候，毛主席也来湖南视察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毛主席。除谈到了在韶山公社调查解决食堂问题的情况，还特别写到湘乡饿死人的情况。……这封信他是请回长沙开会的毛华初同志带给毛主席的。毛主席收到信后第二天就给湖南省书记张平化同志作了批示，要他阅后将来信及附文四件“印发给我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毛主席并于当日下午亲自听取了毛华初同志对农村调查情况的真实汇报，他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试点解散食堂。毛主席还提出要注意解散食堂后会产生的问题，并一定要搞好生产。这样父亲与韶山公社党委认真研究解散食堂的步骤及措施更加快了实施，全公社的食堂几乎都全部解散了。这一举措深得韶山百姓的欢迎和称赞。

女儿胡木英回忆文章中提到的胡乔木写给毛泽东的长信，是胡乔木写于1961年4月14日的信。胡乔木在信中，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湖南农村饿死人的严重情况：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厅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次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临近韶山的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的情况（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庚公社的楠乡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乡大队、石匠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的病情尚未停止……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

会议开幕时，胡乔木来了。没几天，胡乔木请病假，离开了会场。他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

女儿胡木英回忆说：

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神经衰弱已严重到无法拿笔写文章的地步，他被迫放下一切工作彻底休息。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请假去休息一段时间。

1961年8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说明病情，要求请长期病假。一星期之后，正在庐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覆一函，表示同意——

<small>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small>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政治秘书工作，由陈伯达一人承担。陈伯达权重一时，以致“文革”爆发时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胡乔木这一病，不止病“一、二、三年”——一直病到“文革”爆发。

胡乔木患神经衰弱症，这是确实的。不过，他一病就病得那么久，内中有没有政治因素，这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了陈云、林彪、康生的病况。内中，康生、林彪的病，明显地带有“政治病”的色彩……

胡乔木多年担任毛泽东秘书，曾经精辟地指出：“秘书要具有政治家的视野”。

他说：“秘书一要正确观察、分析、判断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二要根据形势的正确判断，从宏观上提出相应的微观政策。”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胡乔木多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深刻体会。

第十章 “病中吟” “一介书生”的种种“故事”

不再每日一早就看《人民日报》，不再每日“评报”。

不再忙着写社论，起草中共中央文件。

不再三天两头收到毛泽东的便函，不再按毛泽东的嘱咐办这事办那事。

胡乔木离开了中国的政治核心，离开了北京，“迁地疗养”去了。

于是，在“天堂”杭州，西子湖畔，每日清早总有三辆自行车悠悠地行驶。那便是胡乔木，还有他的秘书、警卫。沿着西湖转上几圈，算是早锻炼。平素不喜欢体育运动的他，此时只能选择骑自行车锻炼身体。进入北京城之后，轿车进进出出，如今像学生时代那样骑自行车，他显得自在，仿佛年轻了许多。

他也爬山，或者跑步，或者散步。

原本昼夜忙碌的他，此刻像停了摆的钟，用不着连接发出“滴答滴答”声了。

毛泽东说他“一介书生”，这话倒是颇为传神。虽说他高官多年，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他在各地漫游、养病，留下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在湖南长沙，招待所里每日早餐供应豆浆，餐桌正中放一碟白糖。那年月，正是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白糖供应非常紧张。他一坐下来，便指着那碟白糖对众人道：“谁也别吃！”

大家遵命，一直喝淡浆。招待所工作人员感到奇怪，这些北京客人怎么不吃糖？

他规定，每餐两荤一素一汤足矣。招待所里知道他是中央首长，往往给他多加菜，他马上派秘书到食堂门口去“堵截”，不许再上菜。

夏日，他在大连海滨度假。招待所为他做的菜，依然是一道接一道。他下令退菜，留下三个菜，其馀的原封不动退还。

食堂的管理员不解其意，以为退还的菜必定是胡乔木不喜欢吃的。于是，动脑筋变换菜谱，凡是退过的菜不再做给他吃。可是，他依然不断退菜——退菜之中有不少是他前几次曾留下来吃的菜。管理员实在摸不透胡乔木的胃口，他不知道胡乔木是嫌菜太多而退菜。

临走时，管理员对胡乔木秘书道：“你们首长的口味，实在难捉摸！我们开了几次会也没研究出来！”

秘书听罢，这才知道管理员误会了，以为是不合口味才退菜！

唯一一次例外，是食堂的管理员见了胡乔木，当面问道：“首长喜欢吃什么菜？”

胡乔木漫而应道：“豆腐！”

胡乔木万万没想到，他的一句答语，使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忙了好一阵子：那招待所在大连棒槌岛上，虽说岛上有卖豆腐的，管理员不敢去买，因为正值炎夏，怕市面上的豆腐不卫生。可是，招待所里又没有做豆腐的设备。怎么办呢？只好从大连运来石磨，运来黄豆，请来做豆腐的师傅。如此这般，才专为胡乔木做出了豆腐！

其实，胡乔木并非对豆腐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他以为，豆腐很便宜，所以就漫而应道爱吃豆腐。他万万没有想到，他随口而说的一句话，却使那个招待所“兴师动众”了一番……

他来到哈尔滨休养。当地给他派了三辆车：一辆给他坐，一辆备用车供他的随行人员坐。另外还派了一辆警卫车，那是考虑到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需要加强警卫工作。

于是，胡乔木一出去，后边便跟着两辆车。他很不高兴，以为太浪费。他先是要求去掉警卫车，接着，他要随从人员上他那辆车。可是，他后来发现：那辆警卫车，依然在后面跟着，只是远远地跟着罢了——因为警卫人员奉命警卫，如果离开，出什么事，谁负得起责任？令他费解的是，那辆备用车是空车，也居然同样远远地跟着——因为随从人员上了胡乔木的车，超过了那辆车的额定载客人数，备用车不能不在后边跟着。万一警察发现超载，虽然因车内坐着胡乔木也许可以使司机免受处罚，不过车上超载的客人必须下来而上备用车……

胡乔木被弄得哭笑不得，当地的接待部门也被胡乔木弄得哭笑不得！

这种种“故事”，倒是活脱脱勾画出胡乔木的“书生”形象。

第十章 “病中吟” 远离“阶级斗争”谈诗论词

在养病的那些日子里，胡乔木遵毛泽东之嘱，除了“专事游山玩水”之外，还“专看闲书，不看正书”。

他原本写过诗，也就喜欢看诗。他对196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所载郭小川的长诗《厦门风姿》发生兴趣。

1962年9月6日，胡乔木致函陈毅、康生、谈起了诗歌创作——

<small>介绍你俩看一首诗——《厦门风姿》，这首诗除感情热烈、文采富丽外，特别可注意的是一百六十行通体都用对仗（隔句对和当句对，略似骈赋）调平仄，每句押韵（北方流行的所谓十三辙的宽韵），章法严谨（每四行一节，每一大段一韵到底），虽然篇幅略感冗长，不无小庇，但用白话写新式的律诗，究为诗史上的创举，也是主席号召的在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中国诗的一个认真的努力。这首诗发表已两个月了，我也是由于报刊的推荐和电台的朗诵才找出来看的。因为您俩都关心这方面的情况，不揣冒昧，特以奉上，并请对所见不当之处予以指正。</small>

收到胡乔木的信之后，“元帅诗人”陈毅作了如下批语——

<small>乔木同志送来郭小川长诗，请阅。我觉得郭小川在新诗人中是有前途的。乔木同志意见甚对，的确太冗长，不耐看。如何，请提意见。</small>

翌日，康生作了如下批语——

<small>已阅，甚好，确是创举。“无韵律不成诗”，这是历来的看法，读此诗，心中甚喜，唯词句尚欠精练，不知对否？</small>

就在胡乔木谈论郭小川的诗的那些日子，中国的历史车轮在毛泽东的驾驭下越发向“左”。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会议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

倘若胡乔木不请病假的话，他该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草公报了。也许，他还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人民日报》写上一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社论。然而，他如今却在研究诗词，远远离开那“阶级斗争”的风云。

就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久，各报大谈“阶级斗争”之际，他却对杭州大学教授、词学研究家夏承焘的两篇谈北宋辛弃疾的词的文章发生兴趣。两文是上海《文汇报》所载《谈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及《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胡乔木写了这么一封信——

<small>近读大作谈辛词《水龙吟》一文，略有所见，写上呈政。</small>

<small>词中下片首两句，先生以为反语，这种说法对帮助读者了解稼轩抱负之不同凡俗，可能是好的。但作者原意果否如此，似尚有斟酌之必要。我国封建时代地主阶级文人羡慕归隐，几成通例，虽豪杰之士如稼轩者亦不能免，此在辛词中所在多有，即在与此作同一时期，用同一故实以示对张翰之向往者，亦屡见不鲜，所以这里很可不必曲为之说。求田问舍云云，直承上文，只是深一层来宣泄自己的痛苦心情，盖退既不能乐享林泉，进又不能报国救世，心非许汜，而迹则无以异之，坐视华年，冉冉以去，此真所谓大无可如何之曰，故欲红中翠袖为之一揾英雄泪也（红中翠袖解为离骚求女之意，亦失之凿）。此词用意本甚显豁，先生一代词学大师，岂待班门弄斧。意者或求之过深，将以现代进步观点要求古人，解释古人，遂不觉大义微言，触目皆是。前之释苏词“朱栏绮户”句，殆亦生此耳。古人之进步，终不能如今人之进步，其于君臣男女家国出处之间，观点径庭，直不可以道里计。我们只要还古人一个本来面目，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样，古人留给我们的好东西，其价值并不因而减少，反是亦未必因而增加。私见如此，不敢自必，献之高明，曾其或有一助手。书造口壁词解释很好，邓广铭先生考辨金兵实未追至造口，但宋后确曾逃经造口，谓与此词起兴全不相涉，现由似不能认为充足。</small>

那时，胡乔木在研究辛弃疾的词，也喜爱苏东坡的词，自称“苏辛之徒”。

第十章 “病中吟” “没有百忙”的“好事之谈”

每日喝一瓶酸奶，以补胃酸的不足——那是他动了那次胃切除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

自然，也闹小小的笑话。外地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为北京客人偏爱酸奶，给胡乔木的随行人员们也奉上一瓶酸奶。

在疗养中他仍手不释卷，读书看报，随手写写信。

就在给夏承焘写信后的两天——1962年12月15日，他致函叶籁士，提出建议：

“《文字改革》周刊上可否辟这样一栏，总题例如‘常用汉字的由来’（或‘这些字为什么这样写’？诸如此类），每期介绍一些字的古今繁简正俗演变，使一般人了解现在的几乎任何一个字都是经历过很多改革……”

1962年11月5日，他致函人民美术出版社，对于《革命历史画选》的序言，指出一系列语法上的错误：

“第一句：没有谓语，只有一个杂的主语不能成立。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谓语，但是全句太冗长了。第三句：也是第一‘句’的谓语，没有主语。第六第七句：都没有主语……”

那篇序言，是这样写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所经历的悲壮曲折道路，特别是近几十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进行的惊天动地革命斗争英雄事迹，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广大群众学习革命前辈那种不怕困难，不畏艰苦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伟大精神；学习他们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以继承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件事。也是美术家的十分光荣的任务。……”

胡乔木的意见，确实是一针见血的。他用“评报”式的目光扫视那本画册，立即发现了问题。

他的信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画册编辑室，理所当然引起了震动。他们当即回信，感谢胡乔木在“百忙”之中，给予指正。

胡乔木见信之后，又于1962年11月30日覆函，淡然道：

“我现在是在养病，没有百忙，因此才会作这些好事之谈。”

这句话，倒是道出了他彼时的心境。

确实，他正因为“没有百忙”，所以写了许多信，作“好事之谈”。

1963年2月14日，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写了一封近四千字的长信，作“好事之谈”——就该社所出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提出了详尽的意见。此外，还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意见，诸如：

“已逝世的本国作者，和重要的外国作者，可否多附作者像，下系作者签名式和生卒表？”

“有些书中的专名最好注出原文或拉丁译名，附人物表者人名后也可加原文。如果学术论着，能编索引最好。”

如此，“好事”意见，开列了一条又一条。信末，他谈及了自己的近况：

“拉杂写来，不觉已有许多。由于生病，很久没写过什么东西了，现在是利用写信来练习恢复作文的能力，同时也是利用病假来说这些琐碎的闲话。”

在那些日子里，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要我的秘书商恺同志为中国妇女出版社编一册《自从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此事可谓“好事”之举。

他关注着《白求恩文集》的出版工作，1964年5月3日给包之静去函，提出意见。

他关心着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求恩传》一书，把清样“从头到尾看了一篇，觉得很好。顺手作了一些文字上和标点上的校改”。

他发觉“现各种书籍广告太少见，对读者很不方便”，于1964年3月14日致函楼适夷，要求加强新书广告工作。

他见到《北京晚报》上有关“芙蓉国”的文章，剪下，于1964年3月13日寄石西民，说明“‘芙蓉国’即指湖南”。他跟石西民讨论“芙蓉国”，为的是解释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

第十章 “病中吟” 又在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好在胡乔木正“一年、二年、三年”地养病，以至起草那些“重要文件”与他无关了：

那关于“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以及《二十三条》；

那与苏共论战的《一评》、《二评》直至《九评》，直至《二十五条》……

林彪崛起，鼓吹“四个第一”，“活学活用”；

江青开始“露峥嵘”，抓“京剧革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病中的胡乔木，很少跟毛泽东联系。1964年4月2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small>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三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不但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三句话。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着作选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三五——三七页），但似未发生多少影响。</small>

<small>敬祝您的健康，并问江青同志好。</small>

这封信表露了他对毛泽东的一贯的尊重，对于毛泽东着作的一贯关心。

这位《人民日报》的“婆婆”，已经许久未对《人民日报》发表指示。在1964年3月，他接连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去函。

3月14日，他要求胡绩伟学习3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认为按语“要言不烦，却很能引人入胜——入马列主义之胜，很希望《人民日报》能在这些方面学学《解放日报》和其他办得好的地方报，使版面上的革命空气和理论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3月16日，他又致函胡绩伟。胡乔木写道：

“在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中，相形之下，我们的报纸在宣传方面似乎还没有站到最前列。”

他以为《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办得不错。他要求把副刊“由只是文人的地盘变为工农兵和各行各业干部的共同地盘”。要“见逢插针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阶级斗争社会主义。”

他在1964年12月19日致函文字改革委员会叶籁士、胡愈之，对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文改会工作人员一贯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还批评道：

“继续让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空谈、空想、主观、片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据领导地位，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言而喻，这是胡乔木得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他不能不仿照毛泽东的批示，对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来了那么一通批评。

这时他写的信，已不是“好事之谈”，不是“琐碎的闲话”，而是又在追赶着毛泽东的步伐，虽说他仍在请长期病假之中，虽说此时的毛泽东已陷入晚年“左”的迷误之中。

第十章 “病中吟” 写诗词使他和毛泽东恢复联系

病中读诗吟词，胡乔木又发诗兴。不过，与以往不同，过去他只写新诗，这时对旧体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4年10月，胡乔木写了第一首词《六州歌头·国庆》——

<small>茫茫大陆，回首几千冬。人民众，称勤勇，挺神功。竟尘蒙！夜永添寒重。英雄种，自由梦，义竿耸，怒血迸。讶途穷。忽震春雷，马列天涯送。党结工农。任风惊浪恶，鞭影指长虹。穴虎潭龙，一朝空。</small>

<small>喜江山流，豪情纵；锤镰动，画图宏。多昆仲，六洲共；驾长风，一帆同。何物干戈弄，兴逆讼，卖亲朋，投凶横，求恩宠，媚音容。不道人间，火炬燃偏猛。处处春浓。试登临极目，天半战旗红，旭日方东。</small>

胡乔木1965年1月21日覆大学生耿庆国的信中，谈及自己写词的一些情况及见解：

“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次发表的是我初次的习作。以后可能还写一些或发表一些，但这现在还不能决定。当然，我以前曾经读过一些词，作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否则是不会一下子就写出来的。

“词这种文学体裁很特殊，严格地说来是已经过时了，要学习写作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以便掌握有关知识和技巧，因此我并不鼓励你认真去写它……

“我近年由于得了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能工作，也因此才有时间学习这些东西。虽然它们的内容完全是革命的，没有旧诗词中常见的那些坏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如列宁所说，写革命都不如实干革命更有趣。”

一发不可收。胡乔木对于填词一下子入了迷，光是1964年10月便写了七首。不过，如他自，他的诗词“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诸如他看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便写了一首《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

一幕惊人戏。记寻常亲家笑面，肺肝如是。镜里芳春男共女，瞎马悬崖人醉。回首处鸿飞万里。何事画梁燕雀计，宿芦塘那碍垂天翅？天下乐，乐无比。

感君彩笔殷勤意，正人间风云变幻，纷纷未已。兰蕙当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摇尾；君不见烽烟再起？石壁由来穿滴水，忍江山变色从蝼蚁？阶级在，莫高睡。

胡乔木学写旧体诗词，不言而喻，受毛泽东的感染，写旧体诗词，使他与毛泽东有了同一爱好，借以沟通。如他所言，“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由于一时的风尚”。这“风尚”来自毛泽东。

胡乔木把自己最初所写的十六首词，抄呈毛泽东。果真，毛泽东非常喜欢——虽说当时毛泽东正开始就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跟刘少奇正面交锋，仍忙里偷闲，为胡乔木改词。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small>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注），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small>

<small>因为粗心，稿中有一首漏了一句，有一首少抄了两个字。幸同时寄呈郭老，他详细地推敲了，给了我一封长信，除指出以上错漏外，还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为了便于您最后改定，我向人民文学社要了清样（结果不知怎的寄来了原稿），想根据郭老的指点先作一番修改。有些觉得两可的，就只注在上面，请您选定。有几处修改要加说明，用纸条贴在稿旁，供您斟酌。此外，我又续写了三首《水龙吟》，重加排次，使这一组词相具首尾，补足稿中应说而未说的方面，请您审阅。这三首我也另寄郭沫若同志和康生同志了，请他们把修改的意见直接告诉您。</small>

<small>《沁园春》一首，在此曾给林乎加同志和陈冰同志看过，后来又把其中提出的意见同霍土廉、曾祥仁两同志说了，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批语：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在此顺便报告，并剪附今天的《浙江日报》一纸。此事待有具体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响应。</small>

写诗词，使久违了的胡乔木，重新与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诗词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为之修改，退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又退；胡乔木又改，又送……就这样，胡乔木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这是自从他请病假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频繁联系。

写诗词还表明，胡乔木头脑清楚，具备写作能力，可以返回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工作岗位。

第十章 “病中吟” 江青警告：“不许干扰主席工作！”

1965年元旦，对于胡乔木是异乎寻常的。

这天，胡乔木并未为《人民日报》写元旦社论，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词十六首》。

更异乎寻常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居然也同时发表了《词十六首》。

沉默多时的胡乔木，忽然以诗人的身份，站出来亮相了！

显然，这是胡乔木重返中共政治核心的讯号。

胡乔木这样谈及他的《词十六首》：

“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

胡乔木《词十六首》以“高规格”发表，在全国引起广泛注意。周振甫两番注释《词十六首》，王季思教授则对《词十六首》作了讲评。

陈毅于1965年1月20日致函胡乔木——

<small>……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消息告诉您，供您参考。您填的词我是能懂的。我认为旧诗词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证明。因此您初次习作，便能入腔上调便是成功，中间有几首我很喜爱。您多写便会更超熟练，以此为祝！大创作是等着您的，更以此为祝！中国新体诗未完全形成，我亦有此感。我也是主张从旧体诗略加改变去作试验。我写新诗亦习作旧体，就是想找一个办法有助于新诗的形成。这想法不坏，但实践还跟不上。因而看您填词，便大喜，以为我们是同路中人也。自然您比较严守词格，这是对的。</small>

<small>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但也有到了大破规矩的时候，便更好些，这看法也是可以成立的。……</small>

毛泽东的首肯，“元帅诗人”的称赞，广大读者的鼓励，使胡乔木诗兴更浓。

他不断地写诗词，每月数首，在1965年又写出《诗词二十六首》。

如1965年2月看了影片《夺印》，写了《梅花引·夺印》一词：

领袖语，牢记取，百年大计争基础。背行囊，带乾粮，眉飞色舞队队下乡忙。当年八路今重到，共苦同甘群众靠，万重山，不为难，不插红旗定是不回还。

社藏鼠，欺聋瞽，不爱贫农爱地主。话连篇，表三千，偷梁换柱黑网结奸缘。人间自有青霜剑，慧眼何愁形善变？起群雄，灭阴风，还我河山长作主人翁。

他的诗词，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的特色，“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

内中，《采桑子·反“愁”》四首，倒是超脱一些，也就更为隽永些。现录二首：

“谁将愁比东流水？无限波澜，载得风帆，踊跃奔腾直向前。登天独首何须怨？不止高山，突兀颠连，怎见人间足壮观？”

“相思未了今生愿。万里烽烟，怒发冲冠，岂可缠绵效缚蚕？孤芳绝代伤幽俗。待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

胡乔木不断地写诗词，不断地朝毛泽东那里送。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那时，毛泽东对胡乔木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江青极为不悦。正因为这样，江青后来曾当面斥责胡乔木道：

“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胡乔木的“诗词热”，至1965年6月戛然而止。直至1978年3月，他才重新有了写诗词的“雅兴”——那时江青已成了阶下囚了。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江青早已对他不悦

江青对于胡乔木的不悦，自然并不始于、也并不由于胡乔木的诗词“干扰”了毛泽东的工作。

平素，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总少不了要与江青接触。他们之间除了“你好”、“最近身体好吗”之类“礼貌用语”之外，别无什么来往。

江青对于胡乔木的不悦，由来已久。

笔者可以有一份“文革”中红卫兵为了“歌颂”江青而编写的“大事记”，内中倒是各处点了胡乔木的名，从中多少可以看出江青很早就不悦于胡乔木。这份“大事记”的全称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反面材料正面用，如今也还是有点用处的——

△1949年4月

中央电影局在北京成立，直属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胡乔木等人把持的中宣部领导，后又归属文化部。以江青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不移地认为电影事业同样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1950年3月—5月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经周扬、胡乔木一伙批，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并在报刊上大肆吹捧。

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严正指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却遭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疯狂抵制，胡乔木还搬出了他的黑后台：“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从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扼杀了这场严肃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1950年9月8日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胡乔木作长篇报告，公然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极力反对电影表现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会上，江青同志和胡乔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0年9月14日

在胡乔木提议下召开讨论1951年一般故事片题材计划的座谈会。江青同志不怕暂时的、表面的“孤立”，继续坚持斗争，又一次明确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要搞出一个来。”但胡乔木和江青同志大唱反调，胡说什么“描写人民生活的过去和未来，也就是我们的根本题目”等等。

△1951年9月

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江青同志对胡乔木、周扬等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抗拒对《武训传》的批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出尖锐的批评。周扬一伙极为不满，伺机攻击江青同志，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妄图反攻倒算。

从这些“文革”资料中可以看出，江青和胡乔木的矛盾，早已产生。江青和胡乔木的关系颇为微妙：论职务，胡乔木是江青的“顶头上司”，因为江青那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而胡乔木则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然而，江青并不把胡乔木放在眼中，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而胡乔木是毛泽东秘书。

江青总是把胡乔木视为“周扬一伙”，当然也有历史上的原因：三十年代，当江青（蓝苹）大闹上海电影界时，胡乔木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周扬则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他们深知当年蓝苹的底细。

不过，自1952年2月江青因病休养，直至1962年，一直“锁在云雾中”（内中只在1954年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而露过面），也就与胡乔木没有“磨擦”。胡乔木对她敬而远之，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一笔“问江青同志好”而已。

然而，随着江青权势的不断膨胀，随着“文革”的日益逼近，她“讨伐”胡乔木也就提上日程了。

本来，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文革”原本不会“革”到他头上的。他被划入“另册”，大体上有几桩原因：

第一，毛泽东抨击中宣部是“阎王殿”，而他一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第二，那桩影片《清宫秘史》公案；

第三，那桩《海瑞罢官》公案。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海瑞罢官》的“黑后台”

众所周知，“文革”的序幕，是由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揭开的。

细细追究起来，最初鼓励吴晗写海瑞、歌颂“海瑞精神”的，竟是胡乔木！

对于这一点，吴晗本人说得非常清楚。郭星华曾回忆在1966年3月和吴晗的谈话：

“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

批《海瑞罢官》成了“文革”的导火线；约吴晗写海瑞，也就成了胡乔木倒台的导火线。

其实，号召向海瑞学习、提倡海瑞精神的，是毛泽东。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有着“南包公”美名的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嘱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去借《明史》，他说：“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4月3日晚，毛泽东细读《海瑞传》，极有兴味。

翌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说起了海瑞的故事。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向来很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胡乔木，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就觉得应该写一篇《海瑞骂皇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便全党、全民都从中领会毛泽东对海瑞的评价和推崇。找谁写呢？他想起了明史专家吴晗。于是，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

吴晗对明史烂熟，又是快笔头，迅即挥就《海瑞骂皇帝》一文。《人民日报》于1959年6月16日刊出此文，署名“刘勉之”——吴晗的笔名。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倡海瑞精神。他劝周恩来也看看《明史·海瑞传》，并对周恩来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

于是，吴晗又写出《论海瑞》一文。只是稿子送到时，胡乔木上庐山了。

在庐山上，面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尖锐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不仅听不进去，而且发动了反击，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这时，毛泽东虽说近乎“叶公好龙”，但仍在提倡海瑞精神，只是忽地又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两类。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是非常牵强的。不过，他所说的“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倒是实话，他确实处于这样矛盾的心理之中。

胡乔木下山后，读了吴晗的《论海瑞》，向他转告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的最新论述。于是，吴晗在文末，添了一段“蛇足”一般的话：

“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边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扩大，不及其馀，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论海瑞》一文加上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尾巴”，也就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此后，吴晗“再接再厉”，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江青视《海瑞罢官》为眼中钉。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炮制了那篇“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那年月，什么事情都讲究“揪黑后台”。胡乔木自然也就成了《海瑞罢官》这“大毒草”的“黑后台”，于是乎在劫难逃了！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6年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印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革”紧锣密鼓声，震撼着华夏大地。

这时，胡乔木在杭州疗养。毛泽东也正在杭州：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发动“文革”作准备。

也就在这时，一班“笔杆子”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忙于起草《五·一六通知》。

起草小组名义上由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由于陈、康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起草工作实际上由江青主持。“秀才”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等为起草小组成员——再也没有胡乔木的份。

最为忙碌的要算江青的心腹张春桥了。《通知》每改一稿，张春桥便派人直送杭州毛泽东。毛泽东作了修改，又派人直送上海张春桥。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文革”正式揭幕了，中国大地掀起了大字报狂潮。

毛泽东仍在杭州，遥控着北京的“运动”。就在毛泽东如此忙碌的时刻，胡乔木求见毛泽东。因为胡乔木已经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参加“运动”。他预感着不祥。知道毛泽东也在杭州，希望见一次，谈谈心里话。

往昔，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见毛泽东是很容易的。只消打个电话，写张条子，就能见到。如今不比往昔。胡乔木求见，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未见答覆。

不予答覆，也许意味着毛泽东不见他了。于是，胡乔木打点行装，与夫人谷羽以及秘书、警卫坐一辆小轿车，怅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计划由上海回北京。

轿车刚刚抵达上海，忽地从杭州打来电话，说是毛泽东要接见胡乔木。

急匆匆，轿车掉头，又从上海重返杭州。

急匆匆地回去，急匆匆地见面，见面时胡乔木思路全乱了，原本要向毛泽东诉说的一些话，都没有说出来。

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也很简单：“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就这样，简短地见了一面，毛泽东就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胡乔木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跟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此后，当毛泽东回到北京，虽然胡乔木曾希望求见毛泽东，却被江青挡驾了。

作为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毕竟对毛泽东充满感情。虽说他这一生不知跟毛泽东见过多少次，但这最后一次谈话实在令人太遗憾了。此后，他多次跟家里人说起：“我最后那次见主席，怎么会把要讲的话都忘了讲呢！”

这遗憾，永远不可弥补。

自从这一次与毛泽东诀别之后，他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职也就画上了句号——虽说自从他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期病假以来，政治秘书一职已名存实亡。通常，总是说他担任毛泽东秘书二十五年，即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实际上是二十年，即从1941年2月至1961年8月。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

1966年6月初，当胡乔木刚刚回到中南海颐园家中，忽地接到通知，康生约他一谈。

康生有什么事找他呢？

不久前，5月28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

康生，正是权重一时之际。他跟胡乔木寒暄了一阵，无非是“最近身体好一些了吗”之类。接着，他便进入正题，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

从1949年起，胡乔木便住在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南海，一住十七年。如今，为什么要迁出中南海？

康生所说的“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中南海要修路，颐园里你那房子要拆……

当然，即便是那里真的要修路，完全可以安排胡乔木住在中南海别的地方。然而，康生要胡乔木在中南海外找住处。显然，这是要把他逐出中南海！

胡乔木从康生那里回来，心境是沉重的。因为就在一个月前，就在中南海里，发生了令人心惊肉跳的事，虽说他当时在杭州，后来才听说：

那是田家英，在5月22日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搬出中南海。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上吊于中南海喜福堂！

田家英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着作”的罪名。那是在他整理毛泽东的一份谈话记录时，删去了几句关于《海瑞罢官》的话：“《海瑞罢官》的要言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下子，深深激怒了江青。

就这样，在“文革”大幕刚刚拉开之际，毛泽东的三位秘书的命运便泾渭分明了：

正直刚烈的田家英死了；

书生意气的胡乔木靠边了；

善于投机的陈伯达高升了。

当然，康生找胡乔木谈话时，还算是“客客气气”的，胡乔木毕竟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田家英呢，他是被“停职反省”，限时限刻搬出中南海。

据云，当时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着手“清理中南海”。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是江青的主意，但是她不便跟胡乔木谈，由康生出面。

于是，胡乔木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陪同，在中南海之外找房子。胡乔木看了十馀处房子，选中了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幢房子——那里原是某国驻华大使馆。他喜欢那房子有很大的书库，可以安顿他数万册藏书。

就这样，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胡乔木离开了中南海……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这时话更少了。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胡乔木牢牢记住毛泽东在杭州的“一少二多”的叮嘱：“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1966年6月6日，胡乔木派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

当然，光是听听工作人员的汇报，也不行。他也必须亲自出去“多看看”。

上哪儿去呢？去儿子那学校吧——北京邮电学院。虽说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不料却从此埋下祸根——后来，他被这个学院的红卫兵们“盯”上了。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上面印着胡乔木的名字，使胡乔木稍稍松了一口气——

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萧华、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虽说按照他的资历，理应是副主任。不过，他能列名委员之中，表明他的政治境遇尚可。

紧接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于8月12日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没有碰胡乔木：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而胡乔木呢？仍是候补书记——既没有升为书记处书记，也未撤职，保持原职。

会议结束不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

那天，胡乔木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新华社的电讯之中。不过，他站在远离毛泽东的地方，未敢走过去跟毛泽东说上几句。他跟别人也几乎不说话，只是按规定的位置木然站着，如此而已。

胡乔木神情沮丧，是因为就在四天以前——8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找他谈话，进行了批评，指出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从《清宫秘史》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庐山会议直至《海瑞罢官》……8月15日，胡乔木不得不就以上问题写了一份简短的检查，表了个态。

这天晚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式宣布：“我犯了错误！”

8月17日，胡乔木提出：收缩工作，精减人员，搬家，缩小居住面积，并要求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参加劳动。

8月18日，就在他上天安门城楼之际，他的父亲胡启东在北京八宝山的墓碑被砸！父亲胡启东晚年住在胡乔木家，于1957年2月病逝，葬于八宝山。他的墓碑，是由于右任的弟子、书法家胡公实写的。母亲夏氏也住在胡乔木家，后来死于肺结核。在“文革”中，时兴讲成分，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虽说是开明绅士、进步人士，在“文革”中被骂为“大地主”。自然，他的墓碑被砸了。胡乔木呢，也被斥为“大地主的孝子贤孙”。

胡乔木从天安门上下来，便忙着写检查。8月28日，胡乔木改毕检查，派人送呈毛泽东。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胡乔木虽然已经处境维艰，还是收到了入场券，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表情，更为木然。

9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对胡乔木停发文件。这是极为严重的讯号，意味着他从此正式“靠边”了！

胡乔木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提出：降低工资，或把工资作为党费上交。取消哨兵、厨师、专车。又一次提出搬家。

9月7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胡乔木的检查，并对他再一次进行了批评。

这样，9月15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胡乔木便再也没有收到入场券。他被取消了上天安门城楼的资格。须知，这时刘少奇、邓小平都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呢。

胡宅离天安门广场甚近，广场上那“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不断传入胡乔木耳中。他木然地听着。此后，毛泽东一次次接见红卫兵，胡乔木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了。他只能在家中写检查。

胡乔木提出了写检查的计划：

一，关于《清宫秘史》的检查；

二，关于《海瑞罢官》的检查；

三，关于庐山会议的检查；

四，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检查。

这位当年的“中共中央大手笔”，如今成了“检查一支笔”！

不过，他就连写检查，也非常认真：他要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借有关《清宫秘史》的资料；他给历史学家范文澜去信，请教有关问题；他还要查阅《人民日报》的合订本……

中南海里贴出了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称他为“周扬一伙”，称他是“阎王殿中的阎王”（“阎王殿”指中宣部），甚至还提到他的名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篡改党史”、为“中国赫鲁晓夫歌功颂德”，是“大毒草”！

最初，还讲究“内外有别”，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不外传。然而，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何况，那“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往外抛材料，巴不得借此混乱之际整掉一批宿敌冤家……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盯”住了他

终于，1966年10月12日，北京西长安大街上，刷出爆炸性的大字标语：“陶鲁笳、胡乔木回院作检查！”

顿时，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北京城：胡乔木挨批判啦！

大字标语上所谓“回院”，指什么“院”呢？看一下落款，便明白了——“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

本来，胡乔木和北京邮电学院没有什么瓜葛。毛泽东嘱咐他“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他便去北京邮电学院，那是因为他的儿子胡石英在这个学院上四年级；另外，这个学院的党委书记杨思九的爱人王榕，和谷羽很熟，谷羽是王榕的入党介绍人。考虑到有这么些熟人，便于了解情况，胡乔木也就上北京邮电学院去看大字报。

胡乔木毕竟是“中央首长”。听说胡乔木来了，北京邮电学院工作组组长朱春和便要胡乔木给师生讲话。6月18日，胡乔木在那里作了讲话，无非是要师生们听从工作组的领导，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

主张向各学校派驻工作组，是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意见。不料，毛泽东在7月18日回到北京之后，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认定派工作组是路线性的错误。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便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称之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早在8月23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便已经给胡乔木写信，对他6月18日在该院的讲话，提出批评。胡乔木当即回信，承认错误。

在《红旗》国庆社论的“鼓舞”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于是，10月12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也就刷出了要求胡乔木“回院作检查”的大字标语。

在开会的前一日——10月11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通过邮电部，给胡乔木打电话，要求他翌日来校出席批判大会。胡乔木没有去，写了一张大字报，承认错误，派秘书送到了北京邮电学院。

那时，利用年轻、狂热的红卫兵们“冲击”老干部，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大“发明”。清华大学红卫兵揪斗王光美、刘少奇，便是一例——他们跟清华大学“结伙”，也是因为孩子在那里上学。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便紧紧“盯”住了胡乔木。

10月17日，胡乔木感冒，病倒了。10月21日，他接汪东兴电话，说是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来到中南海接待站，强烈要求胡乔木到该院作检查。

看样子，光是写信、写大字报承认错误还不行。10月26日，胡乔木派出秘书前往中南海西门，接待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向他们承认错误。

红卫兵们死死“盯”住胡乔木，非要他去学院作检查不可。无奈，10月28日，胡乔木在中南海警卫团招待所接待了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答应去该院作检查。

胡乔木被红卫兵们“缠”住了：10月31日上午，他来到北京邮电学院，参加红卫兵们的“控诉工作组”大会。中午回家。当晚七时半，他又到该院，向全院红卫兵作了公开检查。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红卫兵闯入胡宅大抄家

1966年12月24日，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人们不由得缩起了头颈。

在胡乔木住处附近，忽地来了几位陌生的年轻人，打量着大门，打量着四周的围墙。用军事语言来说，那便是“侦察地形”。虽然胡乔木在家中，对于围墙外的异常动向毫无所知。

25日晚七时，北京已是一片黑茫茫，一群戴红卫兵红袖章的北京邮电学院学生，闯进了胡宅。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竟前来“造胡乔木的反”——抄家！

在那荒唐的年月，一群红卫兵，居然就可以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家！自然，他们也不是吃了豹子胆的——事先已经跟那权大无比的“中央文革小组”打过招呼。

胡乔木家，存有许多中共中央文件及重要材料，即便在那乱糟糟的时候也不能流入外界。虽然在一片“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中，胡乔木和夫人谷羽被红卫兵看管起来，胡乔木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拨通了“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

“中央文革小组”马上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物，到了胡宅，声称：“我们赞成红卫兵们的行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也来人，提出：“胡乔木家的文件，可以由‘中央文革’、中办、红卫兵三方共同派代表进行封存，然后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红卫兵不得把文件带走。至于胡家的书、画册，红卫兵要对其中的‘封、资、修’采取革命行动，可以，但是带走时必须留下收条。”

“中央文革”的代表，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意见。

胡乔木家的文件多，书更多，抄家颇为费时，进行了一夜。

胡乔木很焦急，给汪东兴打了几次电话，一直未打通。

大批的文件，被运往中共中央办公厅。

红卫兵们来不及运走那么多书，就在乱翻一通之后，在书库门上贴了封条。在书库中发现一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样书，被红卫兵拿去当“大批判”用的“反面资料”。

在抄家即将结束之际，红卫兵节外生枝，要把胡乔木押往北京邮电学院去批斗。

此事非同小可。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汇报这一紧急情况。

周恩来很干脆地答复：“不能带走！”

工作人员把电话耳机给红卫兵听。周恩来对红卫兵明确地说道：“为什么要把胡乔木带走？不能带走！你们要他写检查，他可以在家里写嘛！”

周恩来的话，红卫兵不能不听，一番风波平息了。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在“一月革命”的寒风中游街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

中南海的“红旗革命造反团”来了，兴师问罪；

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革命造反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风雷激战斗组”也前来造胡乔木的反；

《人民日报》社的“井冈山战斗团”、“遵义红旗战斗团”、“红卫军”强烈要求胡乔木去作检查；

……

就连聋哑学校的学生，也来要求见胡乔木，要批判他。

胡乔木处于“围剿”之中。在各路兵马里，最为胡搅蛮缠的，要算是离胡乔木家不过咫尺之遥的一所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班娃娃们不知天高地厚，造反精神“十足”，何况就在胡宅跟前。

胡乔木怎么会被这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盯上的呢？

此事说来，竟是那般不可思议：

1966年9月30日，为了表示对于国庆节的庆贺，虽说胡乔木已不能为《人民日报》写上一篇国庆社论了，倒是仍不失“书生”本色——那天，他拿起笔，在自家外边的围墙上，写起标语来。

正巧，那所中学的两名中学生走过来，认得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胡乔木，就跟他聊了起来。两名中学生难得有机会跟胡乔木谈话。回去后，居然便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而且称之为“胡乔木9·30谈话记录”。

10月12日，西长安街上出现要求胡乔木“回院作检查”的大字标语，马上就传入这所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当然也就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一箭之遥的“大首长”。胡乔木那份“9·30谈话记录”，自然也就成了该校难得的“大批判资料”。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抄了胡乔木家，这所中学的“主义红卫兵”马上“配合作战”，于12月26日给胡乔木贴了大字报，并要求胡乔木去该校作检查。此后，几次三番派人找胡乔木，“盯”得比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们更紧。

胡乔木这枝笔，抨击过蒋介石，抨击过文奇逊，抨击过赫鲁晓夫，抨击过尼赫鲁，此时此刻，他的笔却不能不忙于向红卫兵们写检查。就连那所中学的“主义红卫兵”们要他写检查，他也不能不写。

紧接着，一连串的批斗开始了：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乔木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去，作了检查。

1月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乔木揪去，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

1月10日，夫人谷羽也遭打击，要“留住办公室两天，写检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漱洗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报》社造反派把胡乔木揪去，要他“低头认罪”。当夜，胡乔木吃了三回安眠药，也只睡着两小时。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至六时半才回家。夜，胡乔木又失眠，精神变得很差。

花样不断翻新，批斗不断升级。1月17日上午十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又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游街批斗。卡车过西单，过新街口，驶到北京矿业学院门口，再去北京钢铁学校、北京邮电学院。然后，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胡乔木。接着，又是游街——这一天，胡乔木算是领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儿。

回到家中，胡乔木的鼻孔便不通气了，感冒颇重。可是，他还得写交代——按编号，他已给北京邮电学院写第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紧接着，1月19日上午，“全国中等学校首都战斗团西城区分团”又来揪胡乔木。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嫌胡乔木弯腰的“度数”不够，打了他一拳！批斗会结束时，他因弯腰过久，“度数”太大，而双腿麻木，无法走路，只得由两个人挽着，才勉强走出会场上了车……

胡乔木哭了！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北京冒出了“批判胡乔木联络总站”。

那是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声称批斗胡乔木一概要与他们联系。

然而，前来揪斗胡乔木的造反派、红卫兵越来越多，远非北京邮电学院那个联络站所能“承包”：《光明日报》的“长征战斗队”来了；中国文联的造反派来了；《民间文学》造反派也来了；就连苏州也来了个“地专机关扞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

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传单贴满北京大街小巷。笔者手头有一本“《内刊》反修兵”编印的传单集《打倒胡乔木》，载有《北邮东方红》（“北邮”即北京邮电学院）的一系列批判胡乔木的传单。从这些发黄的传单中，可以觑见当年批判胡乔木的情景。

“《内刊》反修兵”中《胡乔木的十大罪状》，如下：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极端仇恨毛泽东思想；

二，攻击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三，取消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

四，吹捧刘少奇，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六，破坏对《清宫秘史》的批判；

七，为彭德怀喊冤伸屈；

八，鼓吹“自由化”，宣扬超阶级的心理学；

九，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内中“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因为胡乔木1955年在《人民日报》社说过这么一番话：

“在一般文章里，引用毛主席的话或提到毛主席的时候，最好用‘毛泽东同志’这个称呼。”

“因为主席是他的职务，在文章里不需要这样写。例如：‘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这句话，意思是国家领袖提出来的文艺方针，好像是领袖提出来的不得不接受。反之，如要说成‘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意思就是一个同志写出来的，因为正确被大家视为方针，这比较好。”

至少“吹捧刘少奇”，则是由于：

“胡乔木很早以前就和刘少奇勾勾搭搭。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卖力吹捧刘少奇。在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他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篇文章中，就大张旗鼓地吹捧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刘少奇，胡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

这样，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也就成了“一株反对毛主席，吹捧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贩卖修正主义私货的大毒草”。

2月1日，一个万人批斗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上午八时半，胡乔木就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队揪去，押往那里。下午一时，大会即将开始。按照那时的惯例，出席者已在那里念小红书《毛泽东语录》了。在一阵阵毛泽东语录的朗读声中，在主席台后面，一大群“黑帮分子”胸前挂着牌子，正排好了队。胡乔木也在其中，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字样。

大会开始了。按照“程序”，大会发言批判谁，就把哪个“黑帮分子”押入会场。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该轮到胡乔木“入场”了。造反派正押着胡乔木往里走，忽地有人跑过来说：“不斗胡乔木了，马上把他送回家！”

胡乔木怎么忽地“免斗”了呢？事后才知道，是周恩来打电话到工人体育馆，说是不许斗胡乔木。

周恩来的电话，使胡乔木“免斗”了一些日子。他在家，忙着写各种各样的交代，忙着接待方方面面的造反派的提问。他牙痛，还得挤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看病。

“免斗”不过二十天而已。2月21日，中国科学院八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斗争张劲夫，非要揪胡乔木陪斗不可。那天下午，胡乔木乘“喷气式飞机”——低头，弯腰，双臂后举。有时，造反派还揪他的头。会议结束，胡乔木又一次迈不动腿了，被人架上车，抱下车，这才回到家中。

胡乔木腰痛不已，无奈之中，他说了这样的话：“批斗会我愿参加，只是变相武斗能取消就好了！”直到这时，他的话还文诌诌的。

大抵是胡乔木再度挨斗的情况反映上去了，2月28日晚八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跟胡乔木及秘书商恺谈话，宣布三条规定：

一，今后各单位革命群众不要再把胡乔木同志揪去斗争。如果一定要揪去，必须经中央批准。各单位如需向胡了解情况，可以到胡处座谈，但不能斗争。谈话范围也只能限于同该单位有关的情况，其他情况一律不要谈。

二，今后革命群众可以向胡乔木同志提问题，但胡写的检查交代等材料，只能交给中央，不能交给“联络站”或其他单位。中央不承认什么“联络站”。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也如此处理。

三，胡乔木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换个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应的休息。有病要治疗。

这三条规定，当然不是汪东兴个人的意见。据云，那是周恩来提出，陈伯达、康生、江青也画了圈，表示同意。陈伯达还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我的意见，以后不要再揪去斗争他，写的材料要交给中央……”

自从有了这三条规定，胡乔木又一次“免斗”了。他开始外出散步，有说有笑。只是去北京医院看病，他仍要挤公共汽车了。家中的保密电话自1月14日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撤销之后，也一直没有再恢复。他仍被各种各样的“外调”及“交代”所困惑。不过，不管怎么说，1967年3月，胡乔木总算松了一口气。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风波

胡乔木才“太平”了一个月，陡地又起大风波。

3月31日上午，他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打针、取药。下午，接待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谈至六时。一切都还“太平”。

凌晨两点多，正是夜深人静之际，胡宅门前忽地响起了“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七八十名红卫兵来了，在胡宅的高高的围墙上刷了大标语，并且又把胡乔木斗了一通。

红卫兵们怎么会在凌晨二时多前来贴大标语呢？

那年月，讲究“闻风而动”。红卫兵“闻”到什么“风”呢？

那是因为又一篇“大批判宏文”发表了。此文的作者是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那篇长文曰《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在1967年第五期《红旗》杂志。《红旗》是半月刊，那时乱了套，第五期在3月31日出版。当夜，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红卫兵们刚刚听了广播，立即“闻风而动”了。

虽说胡乔木已经被斗了多次，上了大字报，上了小报，而这一回却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对他来了个“半点名”，意味着对他的斗争猛然升级了。

戚本禹的文章是这样提及胡乔木的——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者注：指刘少奇），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

谁都明白，这“胡××”即胡乔木。在当时，这叫“半点名”。

从戚本禹的这一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江青对于胡乔木的宿怨，确实由来已久。虽说一个目前江青以及陈伯达、康生还在关于“免斗”胡乔木的报告上画了圈，此刻从戚本禹文章中透露出来的刀光剑影，才是他们的本意。

戚本禹文章的发表，使一个目前汪东兴所传达的三项规定濒临作废。胡乔木一下子又成了“大批判”的“热点人物”。

4月4日晚，胡乔木接到电话，说是6日下午要在人民大学操场开大型批判大会，斗争他。参加的单位有人民大学“三红”（即“红卫兵”、“工人红卫队”、“东方红”）、中共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高等教育部延安公社、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等。

好在到了6日中午，只是来了两辆卡车，在胡宅门口大呼了一阵“打倒胡乔木”之后，扬长而去。

紧接着，12日又接北京邮电学院“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的通知，说15日下午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陪斗者为陆定一、周扬、吴冷西。胡乔木搬出那三项规定来对付。谁知对方竟说：“请示过‘中央文革’，已经同意！”

于是，“免斗”牌失效了。15日上午九时半，胡乔木便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当胡乔木被押进会场时，陪斗者不仅有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居然还有彭真！这表明，批斗大会的幕后操纵者，确实是“中央文革”！

24日，胡乔木又被拉到中国科学院批斗，又是“喷气式”，恢复“老规格”了。

26日下午，心理学研究所来电话，告知5月4日举行“北京心理学界斗争批判大会”，主斗为胡乔木。对方声称，已经得到“上头”同意。参加批斗的单位除了心理学研究所之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

就在胡乔木面临着又一次批斗之际，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毛泽东意外地来看望他

不仅胡乔木没有想到，可以说，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来看望他！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云，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4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

“停车！”毛泽东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半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迳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示，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二十五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夜十二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

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中央文革’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草”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strike>.9９lｉｂ?</strike>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足不出户闭门闲居

自从1967年5月1日开始，胡乔木再也没有被拉出去批斗。

他的日常事务大体有三：一是接待外调；二是继续写检查；三是看病。

他家变得“门庭若市”，外调人员纷至沓来，排满他的日程表。

从前来外调的单位来看，大体反映出他往日的工作范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宣部、中共中央党校、语言研究所、浙江大学，国家计委、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天津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故宫博物院、外文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

在外调高潮过去之后，他渐渐有功夫看书、看报。他曾主动要求去清扫大街，说是为人民服务。扫了几次，被工作人员劝住了，毕竟要保障他的安全。

他曾一度要求把每月三百元的工资中，抽一百元作为党费上交。工作人员还是劝住了他，按一般规定交党费。

谷羽回忆说：“大约在1968年2月，由于乔木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儿子退学，并强迫我签字。我又气又恨，不幸中风，左腿偏瘫。当时，我也正受冲击，医疗问题没人管，乔木就和家人一起想办法，在一块木板上装上轮子，上面放一把椅子，做成简易轮椅，送我到医院去打针，针灸。中风还没有完全治好，科学院的造反派就硬把我从家中带走，隔离起来。平时只让我们的小儿子给送点吃的和用的，还不准见面。乔木很担心，无奈之中，他只得求助于毛主席。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我的病情和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主席很快干预，我才被放回家。在乔木的关心和照料下，我逐渐康复。我和乔木为这事还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衷心的感谢。”

渐渐地，胡乔木越发变得清闲。“文革”十年，他几乎足不出户，就在胡宅那围墙之内生活着。

他在院子里种菜，种瓜。

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上。把《资本论》重读了一遍，还细读了许多马、恩、列、斯着作。

他渐渐被世人遗忘。

他在自己家中，过着平静的生活。遗憾的是，他家离天安门广场太近了。中国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总可以从天安门广场上的口号声、高音喇叭声中反映出来。这时，也就打破了胡宅的宁静。

照理，如此空闲，该是写诗填词的大好时机。他却诗兴全无，一首新作也未曾写出来。

他每日仍细细看报，只是毋需“评报”了。他总是很注意报上的黑体字——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毛泽东，依然是他最为关注的对象。

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未被撤销过。但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他连代表都不是，党内的种种职务也就自行消失。

江青一直想打倒他，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收集他写的种种社论、评论。专案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一遍，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不敢吱声了。

不过，这个专案组，后来倒给胡乔木“帮了忙”：在出版文集时，提供了不少资料！

1971年夏日，毛泽东南巡。8月底，他在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丁盛问毛泽东：“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答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动他。”

毛泽东这段话，说出了在“文革”中没有“动”胡乔木的原因，也表明他对胡乔木的评价。

平心而论，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个春秋，一向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又不出头露面，所以毛泽东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至于“文革”中所罗列的胡乔木的“错误”，毛泽东其实也很明白：

关于《清宫秘史》，胡乔木无非是转达了刘少奇的话罢了；

关于《海瑞罢官》，胡乔木的初衷是要宣传毛泽东关于海瑞的见解；

至于庐山会议，胡乔木倒是讲过一些反“左”的话，那也是因为毛泽东上山之初反复强调纠“左”……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面壁九年，到了1975年，六十三岁的胡乔木忽地频频走出家门，活跃起来。

他在1975年6月，获得一项新的任命：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

胡乔木怎么会突然复出？

那是因为邓小平复出！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重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又写明，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这一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也就开始了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国务院日常工作。

邓小平于1975年1月6日第一次约胡乔木谈话。邓小平说，他要找一些像胡乔木那样的老人马，出任国务院顾问，这些人要像过去钓鱼台的写作班子那样，写一些重要理论文章。邓小平提及，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地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

邓小平要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内中包括整顿思想，整顿理论。邓小平点将，点到了胡乔木头上。

邓小平对胡乔木说，“要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1975年6月8日，邓小平第二次约胡乔木谈话。邓小平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邓力群和你一起工作。”

中共中央原本有过政治研究室。那时候，邓小平还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占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不能把这个政治研究室设在中共中央。邓小平是国务院副总理，而且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所以他就把政治研究室设在国务院。这个研究室，不叫“政策研究室”，而叫“政治研究室”，实际上就成了邓小平的写作班子，理论班子，工作班子。那时候，“四人帮”手下有着“梁效”、“罗思鼎”等等许多写作组。邓小平深知，要与“四人帮”对着干，必须建立自己的写作班子。

这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被人们简称为“国政室”。“国政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

邓小平对胡乔木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承担三项任务：写文章，编《毛选》，管学部。

“写文章”，是指撰写重要理论文章；

“编《毛选》”，就是编辑《毛泽东选集》；

至于“管学部”，那“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原由教育部代管。当时，教育部整顿任务十分繁重，无力再管，所以邓小平就提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之后要“代管学部”。

另外，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小平考虑到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被“四人帮”控制，要从思想理论上指导和支持整顿，必须创建自己的舆论阵地。

胡乔木就担任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邓小平还提名吴冷西、胡绳、李鑫、熊复、于光远与胡乔木一起，组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领导班子。胡乔木则又提名邓力群，进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领导班子。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七位负责人，都是“大秀才”：

胡乔木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

吴冷西在“文革”前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胡绳在建国初期是中宣部几个副秘书长之一；

李鑫是康生的秘书；

熊复在“文革”中任中宣部副部长；

于光远在“文革”前曾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

邓力群曾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在这七人之中，除了李鑫之外，其余六人在“文革”中都曾挨斗受批。

1975年7月9日，邓小平接见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于光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1975年到1978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了四年多。这个机构不仅是邓小平提议建立的，而且除了1976年到1977年上半年“批邓”的一年多时间，一直是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因为这层关系，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些直接接触。回想起来，有些事情的印象特别深刻。1975年7月5日，党中央发出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的正式任命。在这个正式任命的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名单中，一共列了胡乔木等七个人，其次序的排列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

正式任命下达四天后，7月9日，邓小平召集国务院政研室几位负责人集体谈话。他走进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同我们每个人握了手。坐定后，我利用这么近面对他的机会，仔细地观察他：他的神采不减当年，不见一点憔悴，九年沧桑没有刻在他的脸上。那天的谈话，邓小平很亲切、随便。他先讲了讲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机构，对我们表示了希望，然后传达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现状的批评。他告诉我们，毛主席最近对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传达之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他还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行。他要求政研室为他收集一些有关文教方面实行“双百”方针的材料，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国务院政研室成立后邓小平的第一次谈话，用现在的话说，我从这时起走近了邓小平。

胡乔木从“闲人”变成了忙人。据胡乔木日记记载，他光是到邓小平那里，便去了二十五次之多！

经毛泽东批准，胡乔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工作。这对于胡乔木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命，因为这表明毛泽东仍任用他。邓小平在向胡乔木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时，说毛泽东也“提了过去的老话”，说及胡乔木的一些缺点：“有时很固执”，“主观主义”等等。

邓小平嘱胡乔木：“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再由我送给主席审查。”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要想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理顺当时中国国民经济那乱糟糟的局面，必须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邓小平很欣赏毛泽东在1956年4月就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作为一项紧急任务，交给胡乔木，要胡乔木加以整理，尽快公开发表。邓小平要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用来对付江青一伙“四人帮”。

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时，邓小平就借题发挥起来。邓小平说：

“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基本路线就是空的。路线不是空喊。”

邓小平还很微妙地说：

“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

邓小平打算在《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之后，发给全党讨论学习，以纠正许多错误的观点。

在胡乔木整理出《论十大关系》之后，邓小平即致函毛泽东：

“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邓小平希望马上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却表示暂时不要公开发表。这样，邓小平的这一步棋，未能如意。

1975年7月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组发表学部领导机构名单，由郭沫若任主任，调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学部工作。

7月17日，胡乔木召集三人小组开会，对整顿学部的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8月30日，国务院发出了由胡乔木亲自拟稿的《国务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若干事项的通知》，对学部的工作作出规定和安排。

邓小平又着手整顿那乱成一锅粥的中国科学院。1975年7月18日，邓小平派出胡耀邦前往中国科学院负责党组工作并兼任副院长（院长郭沫若因病休养）。胡耀邦一上任，便忙着主持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后来改名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胡耀邦花了二十多天，写出了初稿。用他的话来说，“是拚了一点老命的。”

8月11日，完成《汇报提纲》讨论稿。此后又作了两次修改。

8月26日，邓小平约见胡乔木，要胡乔木帮助修改《汇报提纲》。于是，胡乔木这枝笔，又“重操旧业”了。

闭门九年，胡乔木读了不少书，此刻派上用场了。

胡乔木为《汇报提纲》加上不少重要的话：

“不搞技术，政治就无所谓挂帅。”

“对理论研究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

“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着作加以逻辑的引伸就算完事。”

胡乔木提出，必须“突出一个‘扭’字”！“扭”，就是扭转，把“四人帮”的那一套空头政治“扭”过来，“扭”到“三项指示为纲”上来。

9月2日，胡乔木完成修改稿，把题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经胡耀邦、胡乔木这“二胡”以及李昌、王光伟反复修改，于9月26日定稿。9月28日，邓小平把《汇报提纲》送呈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同意后作进一步修改下发全国。然而，毛泽东却未表同意。

在起草《汇报提纲》的同时，邓小平又指令国家计委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这一重要文件，邓小平仍要胡乔木主持修改工作。

《工业二十条》是整顿工业的纲领性文件。内中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放在一边，不抓这个主要矛盾，而是成天闹人民内部的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没完没了，少数搞资产阶级派别活动的头头，争权夺利，拉山头，搞分裂，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

《工业二十条》还指出：“他们打着反复旧的旗号搞复旧，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党的好干部，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打下了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

《工业二十条》强调，要整顿那些“软、散、懒”的领导班子。

除了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之外，胡乔木深感手中没有宣传阵地不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都控制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如今成了“新闻首脑”。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毛泽东同意，批准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名义筹办新刊物《思想战线》。

《思想战线》创刊号上，拟推出重头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此文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

《论总纲》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总纲，而把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据曾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郑惠回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最早是胡乔木让邓力群主持这件事，胡绩伟、余家彦他们写了一稿，胡乔木觉得不行，又让胡绩伟和龚育之搞。胡绩伟、龚育之他们搞了一个提纲后，乔木又交给了吴冷西，吴冷西的稿子写出来后，乔木觉得还不满意。后来作为“大毒草”批判的，大体上是胡绩伟他们起草的第一稿。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又一次“半点名”批判

《思想战线》未及问世便流产了。

忙碌了一阵子的胡乔木，又退回到家中。

1975年11月，形势骤变，毛泽东不满于邓小平的整顿。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指出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在“批邓”高潮之中，“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组集中火力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称之为“三棵大毒草”。

这“三棵大毒草”，棵棵跟胡乔木有关，其中的两棵还是由胡乔木主持修改的。于是，批判的排炮，朝邓小平轰击，也朝胡乔木轰击。

胡乔木又一次遭到了“半点名”。1976年4月，上海的“帮刊”《学习与批判》第四期上发表署名康立、延风的《〈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半点名”式地称胡乔木为“邓小平的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于是，对于“三棵大毒草”的批判人力，不断加强了。

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掀起了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新高潮。社论指出，这是“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社论作了如下“分析”：

《论总纲》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汇报提纲》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工业二十条》则是“洋奴置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

经江青提议，人民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三本小册子，印数达几千万册。大量印行这些小册子，据云是为了“发动群众”，进行批判。

于是，各报各刊，大报小报，笔伐“三棵大毒草”。仅《人民日报》，从1976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发表的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文章、通讯，便达一百一十馀篇之多！

不过，也传来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秀才们”为之欣慰的消息：那三本小册子里，附了“三棵大毒草”的原文，以“供批判用”。由于小册子的大量印行，才使普通的老百姓得以见到“三棵大毒草”。

他们说：原来，“大毒草”是这么回事！“大毒草”倒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批它们干什么？

1977年5月15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这么说及所谓“三株大毒草”。邓小平说：

“‘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我确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什么十八条等，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江青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视为眼中钉。1976年3月2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尖锐抨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及胡乔木，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谣言店”，胡乔木是“坏人”：

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

胡乔木又被迫写检查，以至写揭发材料之类了。他的屋外，从天安门广场上不时传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声。

曾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员的冯兰瑞，跟胡乔木很熟。冯兰瑞，1920年9月生于贵阳。1938年初，18岁的冯兰瑞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冯兰瑞来到延安，被分配到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胡乔木当时是中央青委的组织部长，在那时候就彼此认识了。后来，是胡乔木提名，请冯兰瑞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2005年初，冯兰瑞在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时，回忆了胡乔木在受到“批邓”冲击时的情景：

“四人帮”发动“批邓”运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借机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政研室内头一个跳出来造反的是个年轻人，他是政研室图书馆的资料员，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是从新华社调来的。运动开始后，他给姚文元写了封信揭发政研室。姚文元给他回信：毛主席支持你。他拿到了“令箭”，马上在政研室造起反来。一造反，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乔木。政研室开了多次批判大会，主要批判胡乔木，他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

在中宣部的后楼政研室开全体会，全体也没多少人，就几十个人，他们就批胡乔木，说胡乔木反毛主席。当时乱七八糟说了一些，我都不记得了。我自己讲的话我记得，我说，我就不同意你们的意见，我说胡乔木同志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诗里头有两句，我记得，“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易我逢辰”，我说，他对主席这么深的感情，他怎么会反毛主席呢？我替他在会上辩护。

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的同志大部分表现是好的，只是很少几个所谓积极分子。可叹的是政研室领导中也有人对造反派不是抵制而是跟着跑。胡乔木缺乏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有点惊慌失措。政研室里原来有公务员帮他打开水，运动开始后他只能自己拎着暖壶吃力地下楼去打开水，于光远、邓力群也是批判对像。邓力群比较会应付。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每次讲一点，保留一点，要是一次讲完了，下次就没有可讲的了。于光远就不行，他是个学者，不善于应付。

胡乔木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捆在毛泽东的战车上了。所以，从毛主席发动批邓，他就顶不住了。

当然他的思想可能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一开始跟着小平干，他还是认认真真干的；以后他的检讨他也很认真，然后呢，他就把邓小平说得个一塌糊涂。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附了十八条（揭发材料——引者注）。胡乔木检讨说，我是跟着誓不改悔的走资派（指邓小平——引者），完全跟着他走，执行他的路线，我犯了特别严重的错误。然后说，成立这个政研室是邓小平提出来要成立的，所以，这个政研室就是为了刮右倾翻案风。反正胡乔木把邓小平说的简直不光是路线错误，而且连人品都不好，这个人是又顽固又狡猾的什么东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使胡乔木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毛泽东毕竟是他最为崇敬的人，多年秘书生涯使他对毛泽东充满深厚的感情。然而，在长长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里，依照姓氏笔划，姓胡的只有“胡炜、胡良才、胡金娣”，却没有胡乔木！

冯兰瑞回忆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开追悼大会时，邓小平和胡乔木都被排斥在外，不让参加。后来才知道胡乔木曾写信给江青，请求允许他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江青不同意，还是没让他参加，胡乔木只好同我们一起在政研室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终于，1976年10月6日那“十月革命”，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车轮，胡乔木破涕为笑了……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邓小平重新起用胡乔木

呕心沥血变河山，雨暴风狂意气酣。

文武一身怀万国，股肱长恨死群奸。

照人晚节薪传火，遗爱雄碑泪化丹。

此德此功如可没，海枯石烂地天翻！

胡乔木这首《怀念》，诗写于1978年3月。重新萌发了诗兴，表明他的心情变得舒畅了。

说实在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曾使胡乔木兴奋了一阵子。尤其是江青成了阶下囚，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可是，他迅即又陷入了不快，因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1976年11月30日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居然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其实，吴德并不代表他个人。华国锋、汪东兴仍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为那是毛泽东生前同意、发动的。

197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主席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名单之中居然没有胡乔木。担任毛泽东主席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李鑫对胡乔木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着作，不宜继续参加毛着编辑工作，调回中办。”

紧接着，在1977年3月4日，国务院会议宣布撤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2005年初，原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干部冯兰瑞在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时回忆说：

华国锋批“四人帮”，同时继续批邓。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不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吗，这个当然是他撤销的一个理由了。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当“四人帮”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宣传阵地都是他们掌握了，因此有必要成立政研室。现在这个阵地都夺回来了，因此这个机构就没必要了。

那时候，我们简直没办法，因为小平还没有第二次复出。当时他们都愁眉苦脸的，都很着急，特别是胡乔木。胡乔木这个人他比较脆弱，像于光远他也着急，但也不像胡乔木这个样子，我觉得他有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因为我们办公室都挨着，这很清楚。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出。

一个月后，1977年8月，当中共“十一大”召开时，当选的姓胡的中央委员只有“胡立教、胡耀邦”，而无胡乔木。

不过，胡乔木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样，胡乔木也算是复出了。但是，他连中共中央委员都未选上，表明他只是“有限度”地复出。

胡乔木能够复出，是由于得到了邓小平的理解和支持。

那是到了1977年5月，撤销国务院政研室的事情出现了转机。就像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一手建立起来的一样，这个转机也是邓小平带来的。

1977年5月3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两封信，这实际上是向党内预告邓小平将重新出来工作。

5月中旬，冯兰瑞的丈夫、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和方毅一起见到了邓小平。自从“批邓”运动后，政研室就失去了同邓小平的联系，现在得知了有关邓小平的消息，让冯兰瑞感到非常兴奋。

冯兰瑞回忆说：

李昌回来后来讲见到邓小平，我一下就心血来潮了。我想，看这样子小平肯定是要出来了。我第二天就跟于光远讲，我就说，方毅和李昌都去见了小平同志了，谈话谈得很好，小平说愿意做后勤工作，对科学、教育方面讲了很多好的。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去见见邓小平同志，跟他讲讲，不是要保政研室吗？于光远上班就告诉胡乔木和邓力群，结果他们就去约了。去的那天呢，胡乔木不敢去，因为他不是揭了人家十八条嘛，也不好意思嘛。结果他没有去，就委托二位去替他表示歉意，他们就去了。

于光远也这么回忆：

粉碎“四人帮”以后，政研室却要被撤消。1977年5月，政研室的冯兰瑞告诉我，邓小平12日找了方毅、李昌谈话，谈了有关科学、教育方面的问题，讲了许多重要意见。表明邓小平很快就会出来工作。冯兰瑞建议我们政研室也找邓小平。自从“批邓”运动以后，政研室就失去了同邓小平的联系。现在得知了有关邓小平的消息，我们非常兴奋。大家都想等待邓小平正式复出，保住政研室。我便通过李昌打听到邓小平秘书的电话，联系找邓小平汇报。

经过联系，我和邓力群于5月24日拜会了邓小平，王震也在座。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邓小平谈了很多问题。他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谈到外界关心他重新出来工作的事情，邓小平说他出来工作的事已经定了，还幽默地说“反正要继续当大官”。至于分工做什么，他说他现在考虑科学教育，接着说了很长一段关于科学教育的话。邓小平说：我们要搞现代化，不搞科学技术、不要教育不行。我们要上去，空想不行，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现在看来，我们整整落后20年，科学技术、教育都落后了20年。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气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谈话最后，邓小平讲到了政研室的问题。他说，你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邓小平的谈话，我们马上在政研室作了传达。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正式复职，虽然谈话没有明确说政研室撤不撤消，但是他说“以后再说”、“人总还是要用”，使我们感到保留政研室已经有了希望，大家备受鼓舞。果然，不久以后，邓小平再度复出，政研室也不再撤消，并继续成为邓小平领导的一个“秀才班子”。

那是在1977年5月24日上午，王震、邓力群、于光远去见邓小平的时候，内中谈及了胡乔木。

胡乔木托王震带去一封信给邓小平，对于自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错误表示歉意。

邓小平很大度，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

邓小平又说：他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那次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嘛。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

邓小平谈及自己对于胡乔木的看法：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邓小平最后说：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政研室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正是邓小平明确表示了“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决定重新起用胡乔木。从此，胡乔木再度成为邓小平的助手，为邓小平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主持。

不久，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

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郑惠回忆说：

乔木刚到社科院上任，就让我和几个同志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我是组长，一个一个所召集会议，听意见。我们跑了好几十个所，开了座谈会，并将大家的意见向乔木做了详细的汇报。乔木立刻做出两条决定，一是所有的军宣队、工宣队立刻撤出，一个人不留；二是立刻恢复业务，专做研究，一切派仗再不能打了。这两条决定是不错的，恢复了社科院的学术研究工作，使面貌和气氛大变。

乔木同志提倡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还让我去发现社科院有成绩的研究人才。通过了解，我知道李泽厚在别人打派仗时，一直埋头搞学术研究，写出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我收集了他的文章，给乔木看，乔木感到他的研究成果的确不错。有一次，开全院大会，乔木让李泽厚到主席台上就坐，下面的人都很吃惊，怎么这个人突然这么受重视？显然，乔木是想通过这件事，提倡一种搞业务、搞研究的风气。他一直对李泽厚很爱护。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看了，很欣赏。从乔木的角度看，他是爱护李泽厚的。当时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还是不多的。

乔木一去，也敢于启用一些人，比如温济泽。温济泽在《百年潮》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温济泽当年是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对外广播方面的负责人。1957年由于温济泽领导“反右”斗争比较谨慎，对外广播部门划的“右派”没有达到5％，结果1958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广播局补课，把他补成了“右派”。乔木听到这个消息还与廖承志一同到中宣部去询问，想为他说情。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但这时他也没有办法保护温济泽。所以，“文革”后社科院一成立，他马上就把温济泽从广播事业局调来。一边调他，一边写报告，帮助他“改正”右派问题。温济泽成了中国几十万“右派”中，第一个被平反的人。乔木还把周扬请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周扬在“文革”中被批得一塌糊涂，但他马上就启用。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成为邓小平身边的笔杆子

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之后，成为邓小平身边的笔杆子。往日，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如今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文件。

从1977年12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着手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

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1977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冯兰瑞和苏绍智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文章发表后引起邓小平的注意。

冯兰瑞说，这个按劳分配批的是“四人帮”，实际上批的是毛泽东，他不是跟外国人讲了嘛，他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跟资本主义差不多，我们觉得不是一样的。

邓小平说，这个文章观点是正确的，作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国务院研究室要另外再写一篇大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于是，国务院研究室由林涧青主笔，写了一篇文章，原本是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胡乔木和于光远看了不满意，决定以“严实之”（“研室之”的谐音）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

这么以来，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决定另写一篇关于按劳分配的有份量的大文章。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胡乔木、邓力群就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指出：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再一次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对《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进行修改。

另外，这篇文章也曾送当时主管经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审阅。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头版下半版地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醒目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此文颇长，转往第三版后，占了整整一版。《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指出，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坚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按劳分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是与一定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的发表，为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纠正“左”的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主持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的时候，胡乔木又忙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稿的定稿工作。

全国科学大会是邓小平提议召开的。早在1977年9月18日，在中共“十一大”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方毅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于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来了。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稿，最初由国家科委起草。

当时，吴明瑜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自新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邓小平的讲话稿是由他俩一起起草的。

笔者在北京采访了吴明瑜，他回忆说，他和林自新当时多次听过邓小平关于科学工作的讲话，所以很了解邓小平在科学问题上的一系列指示。他们采用邓小平许多原话，起草了讲话稿。这讲话稿，先送方毅听取意见，又请胡乔木帮助修改。改定后，送邓小平审阅。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所以讲话稿写出了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的新见解，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白是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等等。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

不久，这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说道：“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科学、关于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指示，稿子中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在稿子中谈一下嘛！”

邓小平并不理会汪东兴的话。1978年2月底，邓小平找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商谈讲话稿的修改问题。邓小平说：我还有一些话想讲一讲。我想讲四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书里写过了；第二个是关于又红又专；第三个是关于科学技术队伍；第四个是关于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在邓小平谈话以后，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稿由胡乔木负责修改。

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概括了邓小平1975年和1977年以来对科学技术的一系列论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阐述了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就在此时，胡乔木又受命修改为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话稿。

这一讲话稿是最初是教育部起草的。按照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胡乔木对讲话稿作了诸多修改。讲话稿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讲话稿抓住发展教育事业急需解决的关键，即教师问题。讲话稿指出：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

讲话稿指出，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1978年9月下旬，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很快起草了这篇祝词。

1978年10月11日下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邓小平致祝词。这篇祝词成为中国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走过了一段思索的路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继续着毛泽东晚年“左”的路线，强调一切“照过去方针办”，居然提出要“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居然认为“四人帮”不是极左派而是极右派，居然坚持要继续“批邓”……

华国锋终于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作为他的核心“理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胡乔木毕竟多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也曾给了胡乔木以深刻的影响。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走过了一段思索的路。他最初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曾赞同。

在1978年，为了从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支持下，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初，未曾听见胡乔木的声音。胡乔木正处于思索之中。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转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论战，在中国展开。

胡乔木终于说话了。不过，胡乔木最初的态度，表明这位理论家的思想有点跟不上趟。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的负责人孟凡，后来这样谈及“真理标准大讨论”时的胡乔木：

吴江同志在他所着《十年的路》一书中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不久，他参加了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在那次会议讲话中指责说：“如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吴江还说：“记得当时邓力群同志也在场，听后他也对我说：这话有些过头了。”据我所知，这是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我也听参加会议的同志证实，乔木确实这样讲过。

乔木同志为什么会这样提出问题呢？后来我看到社科院印发的正式文件，才知道乔木同志在1980年6月28日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此作了“自我批评”。

他说：“我想应该对我们自己工作里面的缺点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我说了几句话，影响非常坏。就是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得，我也一直没有忘记，我想我应该在这里说一下，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我说，政治局常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说有分歧，就是造谣，就是分裂党。我这话是非常错误的，错误很明显。当时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是怎么回事？当时政治局常委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表示同意，是有这回事，这件事当然是一种表面现象。可是为什么我要说出那样一些话呢？当时想利用这样一个事实来反对有一些人当时不许进行这个讨论，说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表态，意见不一致，不应该讨论。这种情况，我当时指的就是中央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他们就是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我所说他们是造谣，是分裂党，我的心目中是指的这样一些人，可是这个话我不可说清楚，本来我就不应该这样说，因为事实不能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描写。因此，有这样一种推理，不但不能够帮助讨论，反而会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混乱。很多同志对我说这样的话，表示非常不满，很惊讶，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确实说话经常会不周到的，那么这次，这也是不应该说的。”

不少同志对乔木这个“自我批评”很不满意，说他没有把他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真实思想讲清楚，认为他这些话是名为维护党的团结，实是维护当时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中央领导立场的表露。

但是，随着对于“四人帮”批判的深入，对于“左”的批判的深入，胡乔木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他坚决加入了批判“两个凡是”的行列。

胡乔木有着多年研究马列主义的阅历，有着较高的理论水平。这“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加入，使批判“两个凡是”多了一员猛将。

郑惠谈到胡乔木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态度的转变过程：

在1978年5月份，大家都在议论《光明日报》上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时，乔木在社科院的大会上讲：有人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分歧，这是造谣！造谣！他说得很严重，还扣了很大的帽子。事实上，中央内部明明是有分歧的，很多人都知道，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这么一说，搞得大家很不理解。干嘛要这么说呢？还这么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中央党校有个同志叫沈宝祥，写了一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材料很丰富，书中讲到，胡乔木有一天到胡耀邦家里去，对胡耀邦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要再搞下去了，否则会造成党的分裂。事情说得这么严重，给胡耀邦压力很大，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那时，管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等人都反对，批评得很重，邓小平也还没有表态。过了不久，小平同志表态了，支持讨论。这时胡耀邦胆子也壮了。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还有待核实。但从逻辑上推是可能的。因为乔木在社科院的讲话态度就是不想把这个讨论搞下去。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乔木开始表现态度不明朗。很快，邓小平表了态，支持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乔木态度也变了。据当时《解放军报》总编华楠说，小平明确表态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是乔木起草的。这时，他跟着小平转了。

1978年9月13日，胡乔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像真理要受到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这样的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根本常识。可是居然成为问题，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不能讨论的问题。这说明‘四人帮’的流毒还是多么严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要同这种流毒作斗争，批评这种流毒，肃清这种流毒。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如不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党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就不能前进一步。这就是这个讨论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什么背景的话，这就是它的政治背景。”

他说：“《光明日报》那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听说本是外省的一位教师写的，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个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毛主席特别着重宣传和反复宣传的基本原理，竟然会成为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进行这场讨论是多么及时，多么中肯，多么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成为问题，难道还不要大声疾呼吗？！如果对这样的问题还不大声疾呼，而是袖手旁观，保持沉默，明哲保身，那确实就像毛主席说的，这些同志自称学的马克思主义跑到哪里去了呢？这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因此，《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是完全正确的。”

胡乔木的这些讲话，表明他完全转到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点，而且言语尖锐，跟他在“真理标准”讨论初期的言论全然不同。

1978年10月，胡乔木还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篇发言。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抓住话剧《于无声处》大做政治文章

1978年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引起了胡乔木的注意。《于无声处听惊雷》记述了上海工人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轰动的情景。这一话剧，是生病在家休息的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花了二十多天在1978年5月完成的。《于无声处》在舞台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观众反响极其强烈。剧场的容量毕竟有限，《文汇报》破天荒地连续三天用了四个版面发表《于无声处》剧本，以使广大读者可以从报纸上读到《于无声处》。

胡乔木以高度的政治敏感，读了话剧《于无声处》剧本，给予肯定。尽管他此时的职务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却专程飞往上海，去看话剧《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接见剧组全体人员，称赞这个话剧“写得不错”。

由于胡乔木的大力推荐，11月14日，话剧《于无声处》剧组前往北京演出。

胡乔木如此看重话剧《于无声处》，为的是大做政治文章，因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时与“两个凡是派”斗争的焦点之一。

把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坚决反对为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日高一日。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十天——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中，就明确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华国锋所谓的“避开不说”，就是不准平反。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明确提出要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可是，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亲自定为“反革命事件”，不能平反。

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是意味着对“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否定。然而，华国锋却硬要解释为“天安门事件”仍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的复出只是由于事实表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然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陈云在讲话中，还提到了话剧《于无声处》：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这一回，陈云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声势。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

这股强大的力量，向着华国锋筑起的“不许平反”的堤坝发起了总冲击。

说实在的，华国锋坚持“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他打的是“两个凡是”的挡箭牌——“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实际上，“天安门事件”与华国锋本人休戚相关。

在“天安门事件”的紧急关头，华国锋在1976年4月4日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

正是由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消一切职务；

也正是由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华国锋取而代之，先是担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所以，对于华国锋的政治生涯来说，“天安门事件”是重大的转折点。

所以，华国锋死死守住“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道防线。华国锋深知，一旦这道防线被突破，将直接动摇他的政治根基。

然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华国锋仍然坚持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也将会动摇他的领袖地位。

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陈云发言后，隔了一天，即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三百三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日报》发表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胡乔木，反反复复捉摸着中共北京市委决定，觉得“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句话说得不明确。到底是“大秀才”，咬文嚼字，以为仅仅说“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是留了很大的余地。因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还用说吗？内中最为关键的是“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中共北京市委并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就在胡乔木非常仔细捉摸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所作的平反决定的字句时，很快地他就注意到，《人民日报》在11月16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加上了这样鲜明的标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胡乔木指着这一标题说，这下子把话说明白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根据胡乔木的指示还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的演出，紧紧配合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在全国造成强烈轰动。

1978年12月18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就在这一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着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

胡乔木真正的复出，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胡乔木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能以列席者的身份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是至关重要的会议。此前，中共中央在11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三十六天，为此会作了准备。这次会议，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结束了“凡是论”，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首先要在理论上拨乱反正。邓小平以为，胡乔木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列席者，参与的程度毕竟有限。正式出席者必须是中共中央委员，起码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可是，在中共“十一大”，胡乔木连候补委员也未选上。如果胡乔木要进入中央委员，必须等到中共“十二大”。

这次会议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迫切需要”，决定增补胡乔木为中共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胡乔木以这样特殊的手续，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果真，胡乔木发挥了他特殊的作用——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起草了公报。

如今，这一公报，已载入史册。

公报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论断：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决定”；

“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

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党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意味着胡乔木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大手笔”。不过，他原先是以毛泽东为轴心，此时则以邓小平为轴心。

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作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胡乔木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胡乔木指出

“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议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要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前一时期为什么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他们的思想受到了一些原因的影响，发生了僵化和半僵化现象，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是林彪、‘四人帮’设置了许多禁区、禁令，不许人有不同说法，不许人按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说话。其次是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也就是通常的专制主义。所有问题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再次是，党内是非不清，功过不分，赏罚不明，造成很多人不愿动脑筋，动脑筋反而会受打击。最后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安于现状，也是不愿意动脑筋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胡耀邦同志提出：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还有哪些未打破的，要求社科院和其他单位提出清单，统统要打破。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要改变，要反对拥护权力过于集中的思想。”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纠正沿袭多年“左”的口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作了一次颇为重要的讲话。

他的这次讲话，从理论上纠正了许多沿袭多年的“左”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产生颇大的影响。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文革”中广泛流行的口号。

胡乔木否定了这一口号。他说：

“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

又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也流行甚广。

胡乔木也否定了这一口号。他认为：

“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它公开见之于文字，最早是在1967年两报一刊编辑部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后来康生把它写到了‘九大’政治报告中，他在向中直机关部传达‘九大’精神时，又作了发挥。这个口号提出以来，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始终没有严格推敲，把它的科学涵义和根据讲清楚。……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个口号还作过一些宣传，但是究竟它的涵义又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问题……

“今后，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讲清楚这个问题，对党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重要的意义。至于采取什么形式讲清楚，那需要考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在报刊上讲。”

再如，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载入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之中的。

胡乔木加以如下剖析：

“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

“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但是也要经过中央正式决定，争取一定的手续才好把它正式纠正过来。”

还有，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扳着手指头，历数党内一次次路线斗争，给人们留下极深印象。于是，动不动要说成路线斗争，说成第几次路线斗争。

胡乔木对此作如是说：

“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都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党内存在路线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如果任何斗争都是路线斗争，那末，党内就几乎天天存在路线斗争……

“很长时间以来在一些同志中间形成这么一种心理，似乎党内的任何斗争不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就没有重要意义，就像吃饭没有吃饱似的，总不过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进行过不少的党内斗争，但是他们？没有说进行过多少次路线斗争，别人也没有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必要这样来归类和计数。把党内一切复杂的斗争都简单化成为一定的刻板的模式，我们以后有没有必要继续这样做？”

笔者所以如此详尽摘录胡乔木的原话，是因为这些拨乱反正的见解，是他在“文革”中那面壁九年反覆思索的成果，显示了他的理论水平。他的这些见解，后来都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从此不再使用那些曾流行甚广的“左”的政治口号。

在1979年11月，全国笫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周扬在大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在起草这一报告时，胡乔木曾与邓力群一起，致函胡耀邦、周扬，赞同报告的初稿中纠正一些“左”的文艺口号，并提出看法：

<small>周扬同志报告稿已遵嘱看了两遍，有些不成熟的意见写出仅供参考。</small>

<small>（一）整个稿子似可开门见山，由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说到文艺发展的新时期，文艺在新时期的任务、文艺组织的新的工作方法。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积累了太多的痛苦和委屈，大家都希望更上一层楼，一定要使人一新耳目，才能振奋人心。至于新的提法似可考虑用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争取社会进步，但这只适用于文学、戏剧、电影，对美术尤其音乐就不适当，因此也可加上耀邦同志提的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的意思。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只能这样服法，不能规定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文艺当然可以表现四化，但决不能解决八字方针一类的问题，否则社会重复几十年的积弊，使文艺陷入困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失望。</small>

<small>（二）文艺与党的关系如何提要特别慎重。文艺究竟需要什么性质、什么范围的领导？这个问题要打破条条框框彻底研究一下，因为不正确不适当的领导有不如无，世界文艺历史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而发展起来的，就是社会主义文艺，也是文艺家本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而不是领导的结果，领导无非是某种帮助和服务而已，这与科学、哲学完全是一样的，领导决不能创造出科学家和哲学家，党的领导是通过建立一种更适宜于科学、哲学、文艺发展的条件而实现的，任何对领导作用的夸大都只能造成反科学、反哲学、反文艺的后果。在这些方面我们都亲历太多，不能再沉默了。因此，我们希望报告稿能：（1）确定领导的含义，尽量减少各种各样的领导。（2）对文联、各协会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作出切实而有益的规定。（3）报告全文尽量用建议口吻而不用号令口吻。</small>

<small>（三）历史的叙述是否可考虑把时间缩短，范围放宽（整个文艺界，而不是一小部分和一个地区）。因为许多问题一时难以作出结论，是否由现状出发，在为解决当前工作所必须涉及的问题才涉及一下，而不作系统的回顾。</small>

<small>意见提得很匆忙，考虑不周，敬请原谅！</small>

此后，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当选为书记。书记处的成员如下——

总书记：胡耀邦。

书记：（以简体字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

这时，胡乔木在党内的职务，已比“文革”前高了——那时他只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胡乔木1979年1月3日的讲话，虽然他只是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有些旧的说法需要继续清理”，其实他的矛头所向，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胡乔木逐字逐句研究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虽然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揭批了“四人帮”，却沿用了许多“文革”理论。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一次又一次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依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还说：“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正因为这样，胡乔木针对华国锋的政治报告，讲了那番话，加以“清理”，理所当然引起了莫大的震动。

其实，胡乔木还只是就若干提法、若干概念，提出了对华国锋政治报告的批评。他并没有涉及华国锋政治报告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的逻辑是颇为奇怪的：他批判了“四人帮”，却肯定了“文革”。

华国锋居然如此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个伟大胜利。”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不仅把刘少奇跟林彪、“四人帮”相对？论，称之“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而且全面肯定了“文革”。华国锋这么说道：

“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覆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实扫清了道路。”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如此高度评价“文革”：

“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政治报告，是党在一个时期内工作的“主旋律”。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如此错误连篇，不能不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而思想上的混乱则必然导致决策和行动上的混乱。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甚至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言外之意，还要搞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

显而易见，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之后，像一道紧箍咒，从此紧紧束缚了华国锋的思想。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也就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效应。华国锋奉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看来，要结束这场思想上的大混乱，不能不对以下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

一，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二，如何评价“文革”及一系列“文革”理论；

三，如何评价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以来“左”的错误。

看来，这形势类似于中共“七大”召开之前。那时，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反覆讨论，

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眼下，要在邓小平领导下，着手反覆讨论，写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早的信息，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庆时，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透露出来：

“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叶剑英讲话是由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那次全会，已决定要对194九年以来三十年的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总结”。

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惠，回忆了起草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讲话稿的经过：

1979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国庆三十周年，中央决定由叶帅出面讲话。那时叶帅德高望重。起草讲话稿，就落在我们书记处研究室头上。乔木就找到我。这时干部群众对文化革命的祸害，已经议论纷纷，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以后的解放思想，批“四人帮”，人们觉得好多事情都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这就涉及到对毛的错误怎么认识的问题了。到了三十周年庆祝会时，一方面要给人民鼓劲，一方面要对过去的错误有个交待。这么重要的节日，对过去的错误不谈一下，对国内国际都不好交待。中央就决定三十周年国庆讲话还是要涉及以前的错误，甚至于“文革”前的错误。这其实是很难办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出后来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这个讲话正是做“历史决议”前的准备。可以说，在这篇文章里，乔木花了他的全部心血。那时我在他身边，帮他请来了一些人，比如：袁木、滕文生、龚育之、黎澍等，分成几个组。这个讲话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包括引用什么成语、诗啊，都费尽了心思。

讲话稿的最大的特点，是指出了过去“左”的错误，即过去对形势估计的错误，方针的错误，结果当然是非常不好的。文章的批判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性，但还是比较深刻的，着重批的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附带也批评了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所有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都没有主语。是谁对形势估计错了呢？是谁把方针定错了呢？没有“人”。这种写法很有意思。乔木是动了心思的。当时的环境，又要批评，又不能批得厉害，所以就采取这种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反映还是不错的。至少已经说明上面公开承认错误了，没有像过去那样，错了也是对的。叶帅对这个报告也是很满意的。那篇文章确实不错，很有文采，什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乔木是呕心沥血的。

通过写这篇文章，我觉得乔木确实是写这类文章的行家里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政治、文采都能兼顾。有时他就像做诗似的，一句一句，掷地有声，思路又那么清楚。文章起草到这个程度，真是到了很高的境界。乔木不愧是我党的第一支笔，东西到了他手里，弄一遍，就是不一样！

就在叶剑英讲话之后，1979年11月，这一“正式的总结”开始启动。

起草小组成立了。参加起草的有二十多人，而小组的负责人则非胡乔木莫属——他在三十多年前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今日则是写那个决议的“续篇”、“姐妹篇”了。

六十五岁的胡乔木，又忙于起草中共中央文件了。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又一次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正式开始。

从这时起，至《决议》通过，整整花费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这一年零三个月，胡乔的主要精力就耗费在《决议》上。

他陷入对毛泽东的沉思、反思之中。这一段历史，他是在毛泽东身边亲历的。所幸他因病自1961年8月起休养，没有卷入毛泽东晚年“左”的狂潮，“旁观者清”，也就看得更清楚些。不过，即便如此，胡乔木也曾经陷入困惑。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郑惠，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1980年5月16日，给少奇同志开追悼会，要写一篇社论，郑重说明过去批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在当时这篇社论很难写。这时乔木出了个主意，叫《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真是费尽心机。这样一写，发表后，很多人说，明明错了嘛，还要恢复什么本来面目？为什么不能干脆说错了呢？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当时的胡乔木，既想纠正毛泽东的晚年严重错误，但是又处处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正因为这样，就连为刘少奇的冤案平反，也要说成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这也表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最大难点，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进行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写作，颇为艰难。虽说最后通过的《决议》三万五千多字，然而写了一稿又一稿，光是提供各种会议讨论的文稿就有七稿之多。如果把起草小组本身的讨论、修改加上去，不知改了多少稿。

最初，写的是提纲。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了提纲说：“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当然要准确。”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对起草小组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于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重改一稿，于1980年10月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党员领导部四千人讨论，讨论了二十天。10月25日，邓小平说：“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

198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及部分老同志五十多人讨论《决议》。这时，3月18日，邓小平对起草小组说：“决议稿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此后，又反覆讨论，修改。陈云提出，专门加一段，“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直至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才对起草小组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

五天之后——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决议》。胡乔木总算结束了一项重大的文字工程。

《决议》澄清了混乱的思想，提出了跟华国锋政治报告截然不同的论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决议》对“文革”彻底否定。指出：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当然也就涉及了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决议》掌握了准确的分寸，既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又批判了毛泽东的晚年严重错误。

《决议》指出：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决议》也尖锐地指出：

“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决议》还指出，对于“文革”，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决议》对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一系列“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而“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中共作为执政党，在《决议》中这样历数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是不容易的。何况，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乃毛泽东当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也是不容易的。没有那“九年面壁”，胡乔木是写不出这样的《决议》的。

从反右派，大跃进，庐山反右倾，“四清”抓“走资派”，直至十年“文革”——毛泽东晚年的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决议》清楚地理出了这一脉络，加以批判。

但是，《决议》又指出：“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也是客观公正的：既指出“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又批评了他一系列“左”的错误，特别是由他主持的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决议》公布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亦即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

“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一般觉得比想像中的为好。因为其中缺点与错误的部分，本来一般预料不会说得这样多而透彻。现在的决议说得相当坦白而公正，实事求是。”

《决议》的公布，意味着中共从指导思想上真正完成了拨乱反正。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出任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在起草《决议》那样的忙碌时刻，胡乔木居然还为中国当时刚刚恢复的律师制度，写了一首诗——《律师之歌》：

<small>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small>

<small>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small>

<small>惟有客观事实才有最高的权威。</small>

这首《律师之歌》在2005年由上海着名作曲家屠巴海谱曲，成为律师的行业歌曲。

在完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这一大工程之后，胡乔木又转入另一大工程——起草中共“十二大”文件，内中特别是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他依然起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中央大手笔”的作用，虽说他不再是某某人的政治秘书。

中共“十二大”在1982年9月召开。邓小平跟外宾谈话时，曾用这样的话评价“十二大”：

“‘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

中共“十二大”追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胡乔木为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的手续。

在中共“十二大”，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把胡乔木推上了他这一辈子的政治高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他已七十岁了。

这年6月1日，他的七十寿辰之日，他写下了《有所思》，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诗中透露一番豪情，表明他当时自我感觉良好：

七十孜孜何所求，秋深深未解悲秋。

不将白发歌黄落，贪伴青春事绿游。

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敢谢促行舟？

江山是处勾魂梦，弦急琴摧志亦酬。

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

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

红墙有幸辛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

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几番霜雪几番霖，一寸春光一寸心。

得意晴空羡飞燕，锺情幽木觅鸣禽。

长风直扫十年醉，大道遥通五彩云。

烘日菜花香万里，人间何事媚黄金！

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

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

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

风波莫问蓬莱远，海上愚公到有期。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致力中共党史的研究

1987年10月，当中共“十三大”召开时，他已七十有五了。他不再是中共中央委员，退居二线了。

他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对于中共中央文献的编纂、中共党史研究，他出了大力。他多年来曾经起草过诸多中共中央文件，在毛泽东身边长期从事秘书工作，后来又多年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他确实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最佳人选。

胡乔木非常重视中共党史的研究。

谷羽曾经回忆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后，乔木又一直希望编写出一部完整、详尽、准确、可信的党史着作。经他提议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还由他担任主任，后来不担任了，他对党史工作仍一直很关心。他本想亲自主持编写一部党史，但到1990年9月他的病被确诊力癌症后，确实已是力不从心了。在医院和家中，医生都一再叮嘱他静养休息，他只得请胡绳同志尽快主持写出一部完整的七十年党史本子来。虽然他不动手了，可是他的心总是安静不下，他经常思考的还是如何写好这部书。

……

到了1991年7月中旬，看看他那日渐衰弱的身躯，我真觉得心疼，我坚持要他到北戴河休养。开头几天，我把他看住了，不让他看书写东西，只是每天读读报，谈谈诗，散散步。我常常劝他：“你已经病成这个样子，现在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养好病，今后的时间还长，事情可以慢慢去做。”但是，乔木天生没有这份“清闲”的福气。7月28日，胡绳同志送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请他审阅。这本书是为迎接党的七十周年生日，由尚昆同志，一波同志和他，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力量赶写的。乔木对这本书很重视。胡绳劝他不着急，看身体情况，慢慢来，着重看七，八，九章就行了。他一拿起清样，又不顾一切了。

虽然由于病情加重和药物反应，他经常头晕，恶心，但他还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把这三章看完了。他在清样上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写得十分精采。他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又找胡绳来谈了很久。乔木对这部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言谈之间显得十分高兴。他深情地对胡绳等同志说，要赶快将书印出来，我要对这本书表示负责，要写题记肯定这本书。尚昆同志听了乔木同志对书稿的评价，读了一些重要章节，赞成乔木的意见。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集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那篇《题记》，开始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请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代他起草了一稿。他看了之后，亲自动手修改。他反复改了好几遍，才算定稿。定槁几乎是全部重写的。在外人看来，像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他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这篇《题记》，是乔木一生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听说钱钟书读了甚为欣赏，誉之为“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在胡乔木主持下，为中共党史研究立下诸多“规矩”。比如，逄先知便曾经回忆，胡乔木对注释工作作出了重要的改革：

1984年，他对注释工作讲了一篇重要的意见。他说：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选的注释，先是《鲁迅全集》的注释，后来又有《周选》，《邓选》的注释。我感到起草这些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作判决一样。这个毛病可能是受《毛选》注释的影响。陈伯达当时搞《毛选》注释时就爱下断语。后来康生又说这些注释都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这样一来，凡是《毛选》注释上写了的，好像就成了“句句是真理”，再也不能变了。也就是说，注释上说这个人不好，他就很难翻身了。实际上人是变化的，鲁迅当时批评过的人，后未有不少都是很好的同志。我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对某人某事评论不是注释者的事情。注释一定要准确。我在修改《周选》，《邓选》注释时，对每句话都是仔细斟酌的，把所有的议论和断语都删去了。文献研究室的注释工作就是遵循乔木同志的这个方针做的，在学术界，思想界获得好评。这是党的文献注释工作的一大改革。

在1991年，我曾写了《下“笨功夫”的中共党史专家》一文，称赞了中共党史专家们在文献注释工作的这一改革以及他们认真的工作态度：

1991年夏，我抵达北京不久，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便来看我。刚坐下来，她就十分兴奋地问：“新版《毛泽东选集》你看了吗？”她如此关心《毛泽东选集》，是因为选集中有一条关于梁实秋的注释与她休戚相关。过去的注释写道：“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这条加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之后的注释，多少年来，成了她的沉重的政治包袱。如今新版《毛泽东选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删去了旧版中那些失之偏颇的注释，客观地评价梁实秋，使梁实秋亲属如释重负，为之一块。

梁文茜还告诉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修改这一条注释，曾几次找她，核对梁实秋生卒年月及有关史实，工作态度极端认真，使她深为感动。

修改梁实秋条目，仅仅是新版《毛泽东选集》大量修订工作中的一项而已。很巧，我这次去京，有好几天“泡”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那里。在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谈工作时，他聊及了《毛泽东选集》新版浩繁的修订工作。

头发已经灰白的金冲及是一位历史学家，近年来致力于主编《周恩来传》。他说，新版《毛泽东选集》修订工作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的，新版一至四卷虽然只比第一版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篇，看上去工作量不大，但是背后那大量的查核工作鲜为人知。

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卷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内中提及湖南特委第二届委员中，有一位名叫“圆盘珠”。在百家姓之中，是没有“圆”的。经向当地了解，才知那儿有姓“盘”的家族。细细查询，终于查明“圆盘珠”系“盘圆珠”之误，甚至还查出了盘圆珠的小名。经过反复调查，这才决定在新版中改正。又如，此文中有两处提及井冈山出产“木材和茶、油”。经了解，井冈山那时虽有种茶的，但数量极少，看来文中有误。作了多次调查后，才查明“茶、油”应为“茶油”。为了删去一个顿号，他们作了大量的工作……

在查明讹误之处时，他们还查明了产生讹误的原因：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他当时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极为机密，写毕，请人复抄三份，分别通过湖南省委、江西省委等途径送交中共中央。在抄写的过程中，产生了笔误……

金冲及说，新版充分尊重毛泽东原着，只有在反复查核、确证原文笔误、排误而加以改正之外，其余一律悉照原文。语句、修辞方面，他们请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把关，凡可改可不改的则不改。

金冲及笑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下“笨功夫”进行《毛泽东选集》的修订工作。一字之易，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文字体现，是数以亿计的读者认真学习的经典着作，所以他们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加以修订。在核对史料时，有一次查出第一版所据是《新华日报》某日的报道，而数日后《新华日报》曾登一更正却被忽视了，这次得以勘误。他们正在准备出版一本书，一一列出新版的更正之处，更正原因以及更正的依据。

他们的“笨功夫”感动了我。我想，不论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下这样的“笨功夫”。

逄先知还谈及，胡乔木对辞条的写作也作出了重要的改革：

1987年1月，乔木同志要我和文献研究室的一位同志，跟他一道修改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毛泽东》辞条。在修改过程中，引出他很多思想，讲了许多关于怎样写辞书释文的意见。他说：写百科全书这类东西，不要使用宣传性，颂扬性的词语，也不要使用党的文件，决议中论断性的语言，而要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以保持释文的客观性和稳定性。事情要交代明白，时间要写清楚，尽量不要含糊和不确定。他对大百科全书释文的撰写提出的总的要求是：“有关中国方面的内容，应当力求准确，公允，可信；外国方面的内容，要力求不出错误。”在此之前，1986年10月，乔木曾就辞书重要人物条目不用颂扬性评价语（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问题，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都表示赞成。乔木这些意见，不仅为文献研究室撰写这类释文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而且成为我国各类辞书包括大百科全书在内，共同采用的撰写方法和统一体例。据查，对人物条目释文使用颂扬性评价语言，始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后来移植到中国，在中国，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又是乔本同志率先破除了这一传统，这对中国辞书编纂工作有着重要的革新意义。

在中共党史着作中，提及中共一大代表时，向来把毛泽东排在笫一位，胡乔木指出这样的顺序排列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根据他的意见，出席党的一大的十二名代表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这样的写法，确是更加切合历史的实际了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考证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

1985年，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快到了。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的重要会议。在已经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遵义会议留存于世的原始文献只有一份，那就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是理论性的，没有提及会议的日期、出席人员、地点，就连会议作出的几项决定也没有提及。

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的发现，一下子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引起了广泛注意。

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八页四千余字。一看内容，便可知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内中透露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史实。

可是，这份手稿显得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份手稿在未得正式确认之前，无法公开发表。

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时，只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档案部的一份公函中，见到引用过这份手稿中部分内容，注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档案部已经注意到这份未署名的手稿。

岁月飞逝，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前夕，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

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而且当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他正在杭州。

所以，当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

笔者访问了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

朱佳木回忆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转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

这下子，手稿的来历查清了：出自陈云笔下！

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提纲。这份手稿，成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经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详细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写成的，因此写作时间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这一段时间内。

胡乔木给陈云写信：

<small>关于您对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的写成日期，原来只说是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按即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至五月二十九日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太长了，也不合情理。现查有关资料，拟改定为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即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理由如下：</small>

<small>（一）提纲内讲到以洛甫代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事发生在二月五日前后，地点在川云贵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据恩来同志七二年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二月十日，红军进驻扎西即威信，休息了一天，此日，洛甫同志向中直军直机关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据伍云甫同志日记，他当时在机要处负责）。您的传达写成了详细的提纲，传达范围是中央纵队，估计比洛甫同志传达的范围更广（否则就不必再次传达了），时间必在二月十日以后，但不会迟得太多。洛甫同志的报告，伍云甫同志在二月十六日就向机务员报务员传达了。同日正午，伍日记中还有“听副主席报告”的记载。此日驻白沙。以后在伍日记中行军休息最长的是三月一日至五日重驻遵义的一段。三月四日，伍日记记载：开积极分子会议，由010报告（不知是否即你陈云同志的报告？）以后至四月间再无听报告的记载。</small>

<small>（二）传达提纲中未讲成立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小组（毛、王、周）。按三人小组是三月十日在鸭溪决定不打打鼓新场以后成立的，时间当在三月十一日左右，地点当在鸭溪、苟坝一带。传达提纲中对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重要决定都提到了，成立三人小组这样的大事不会不提。因此，估计提纲写成和传达的时间当在三月十一日以前。</small>

<small>请考虑可否根据以上事实，把写成日期改为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即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并请批示。</small>

遵义会议文献出稿已排出清样，即待付印。

陈云阅毕，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

<small class="right">（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small>

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因为泸定桥会议时决定派我回上海，因此，我只能肯定传达时间不会超过到泸定桥会议的时间。

经过胡乔木考证、陈云的确认，这份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的手稿，署名陈云，先在《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

陈云手稿的发表，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执不休的疑案……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为电影《武训传》平反

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新中国文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异乎寻常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

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闲之辈笔下。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着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中还开列了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四十三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四十八位作者。这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事隔二十六年之后，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时，人们惊讶地见到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收入其中，方知社论出自毛泽东笔下。

批判电影《武训传》，严重地伤害了中国文艺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心。

随着对“两个凡是”的深入批判，随着刘少奇、彭德怀等一桩桩历史冤案的平反，要求为电影《武训传》拂去历史灰尘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胡乔木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亲历者。当年，毛泽东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由胡乔木交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当年，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往山东调查武训的历史，那份调查报告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之后，也是经过胡乔木去排清样的。

胡乔木深切地感到，电影《武训传》冤案必须给予平反。

在得到中央同意之后，在1985年借用“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的机会，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由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协助邓小平审定《文选》

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接待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时，曾谈及胡乔木：

胡乔木同志读的书多，写的论文也多，概念的应用比较准确。我写的一些东西到最后发表时，也请他看一下。

在中共党内，这几乎已成了“惯例”：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的文章，陈云的文稿……都请胡乔木看一下。

他也协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

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最初是胡耀邦提议的。

1981年9月26日，胡耀邦在一封建议出版邓小平文选的人民来信上，作了批示：

“请力群同志指定人开始编辑和加工，待到有了一个眉目，再请示小平同志开中央常委作决定。”

胡耀邦引用过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在胡耀邦批示之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中央批的该室担负的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的任务，也已着手于《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

负责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的胡乔木，对于《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也出了力。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于1983年7月1日出版。

十多天之后——7月13日，胡乔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谈论他对《邓小平文选》的见解。

他首先答覆了一些外国报纸所说的“学习《邓小平文选》是恢复个人崇拜”的问题。

胡乔木说：

“《邓小平文选》一方面表现了他对重大问题的个人首创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集思广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邓小平文选》中有一篇在1980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恐怕还是第一次。小平同志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有些即席发言，事先没有准备稿子，不可能每句话都对，哪有金口玉言？他反对‘两个凡是’，当然也反对对他实行‘两个凡是’”。

胡乔木在作了这样的论述之后，又从另一角度来谈论。他说，作为一个政党，需要权威，需要权威性的人物。他引述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道：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文章讲了很多道理，举了很多事实作为论据。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船长。船长是全船乘客的‘公仆’，但全船的主人——乘客，在必需的时候都必须服从这个公仆的个人指挥。恩格斯说过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但是所说人民的公仆？不是可以没有必要的权威，包括个人的权威，主人也不是可以不受必要的约束。”

接着，他谈了关于“邓小平思想”的问题。他以为，“邓小平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他说：

“《邓小平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的结果，坚持就要发展，发展才能坚持。有同志说，将来中国党的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是不是都有这个思想，有那个思想。我想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比方现在我们就不说邓小平思想，而只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就如同苏联，列宁死了很久了，始终讲列宁主义和它的发展，而不讲另外一个主义一样。”

胡乔木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贡献：坚持毛泽东思想；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强调科学是生产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内中，胡乔木特别详细谈及了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前就提出反对‘两个凡是’，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的开端。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比把‘四人帮’几个头头抓起来要困难得多。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政治空气。陈云同志要发表一篇文章，大概是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那时宣传部一位同志，也是好同志，他把陈云同志文章中凡是跟华国锋同志的提法或不归中央文件的提法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统统改成一样，表示要跟那时的文件、讲话的提法完全一致，哪怕两个词是同义词，只是字面上不同也不行。后来陈云同志说，你们要这样搞，我的文章就不发表了。（邓力群：陈云同志当时说，用不着他写文章了，他们把那些文件天天照登就行了。）我们想一想，当时党内的情况是这么一种空气。这还是中央，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小平同志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指出‘两个凡是’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这样讲过，马恩列也从来没这样讲过，如果这样讲，那么我就不能出来工作，因为毛泽东同志已经宣？我犯了什么什么滔天大罪了，我怎么能出来工作呢？”

胡乔木针对华国锋的论点，评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

“华国锋同志曾经长期有这么一个论点，说为什么三中全会叫做‘路线’，‘十一大’就不叫做‘路线’？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东西是全面的，因为要扭转‘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不能限制在孤立地解决经济问题。不下决心全面地清理左倾错误，经济建设也是无法进行的。三中全会是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向，这同‘十一大’可以说正好相反，两者怎么能相提？论呢？”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依然在做着毛泽东的秘书工作

除了协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之外，胡乔木在晚年还亲自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于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诗词选》在1963年出过初版本，收诗词三十七首。1976年再版，收诗词三十九首。这一回，胡乔木为纪念毛泽东去世十周年，编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收入诗词五十首，分正编和副编。正编四十二首，都是毛泽东生前校订定稿的和正式发表过的，编则是从流传较广或较有纪念意义的选了八首（虽未经作者生前校订定稿）。

胡乔木亲自动手编《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一是基于他对毛泽东一贯的深厚的感情；

二是诗词乃他与毛泽东的共同爱好，他曾非常仔细研究过毛泽东诗词。

也是基于对毛泽东的怀念，以及对挚友田家英的怀念，他写了《我所知道的田家英》，？校读了逄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还写了《校读后记》。

在《校读后记》中，他表示赞同用“毛”代替毛泽东。他如此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和理由——文中涉及的姓名如在同一节频繁出现，在重时一般只用姓，或用第三人称代名词他她，以求行文简洁。这是古今中外行文通例，如着名的李密《陈情表》在提到作者的祖母时就只说刘，“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庶刘侥痈、卒保馀年”的句子，为许多读者所熟知。又如自己的孔曰取仁，孟曰取义，萧规曹随，屈赋朱注，不可胜举，毛泽东在着作中也常用朱毛红军一类说法，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不周山注中标明“毛按”。据此，用毛代替毛泽东是完全正常的。这特地指出，是因为我国读者现在一般还不习惯于把毛泽东简称毛（如同不说卡尔·马克思而只说马克思），好像这是外国人的用法或含有不礼貌的意味。本文中这样用了，只是因为否则全名连用太多，读来势必显得太累赘太沉重，此外当然也想借此提倡一下。

在这篇《校读后记》中，胡乔木还提出对于写作人物传记的一些见解：

“所引用的资料是完全可靠的”；

“基本上采取客观叙述的体裁，间或夹入少许评论和抒情的文字”；

“涉及的个别的人，为了保存历史原貌，尽量标出真实姓名”；

“历史是不允许删改的。”

笔者以为他的这些话颇有见地。在写作这篇关于他的传记时，大体上也遵循他的这些关于写作人物传记的原则。

在他晚年，还领导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第二版修订工作。这同样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深深的怀念。虽说毛泽东早已去世，他依然在做着毛泽东的秘书工作……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倡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除了重视中共党史的研究之外，胡乔木还首先提出了应该重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问题。

顾为铭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端》一文指出，1978年1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该院召开的制定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说：“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这是第一次郑重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问题。

在动员会后，胡乔木就确定研究选题和新建研究所两个方面提出建议，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列入。

其一，胡乔木提出要搞100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着作的选题。他在1977年12月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如果我们有一百本涉及中国、外国的现在和将来的着作，我们党内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会后，他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并于1978年初经同邓力群、于光远两位副院长商量，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着作选题一百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1978年第一期刊出，并报送中宣部。中宣部也在《宣传动态》1978年第一期上以《胡乔木等同志建议组织力量下决心编写一百本马克思主义着作》为题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是这100个选题中的一个。

其二，胡乔木在1978年2月21日亲自写了一份《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要邓力群和院党组讨论修改后报中央。按胡乔木的规划，要新设五六十个研究所，其中第五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3月28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胡乔木谈到增设研究所的计划时，邓小平即表示“赞成”。邓小平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可以办了。而且有些事情要赶快立庙，有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邓小平叮嘱胡乔木、邓力群“要赶快做”。

限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并没有很快创办起来。但胡乔木已经请黎澍带领几位学者着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准备工作。

顾为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端》一文中指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系统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条件已经成熟。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着。他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方案，准备编写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定名为《当代中国》的大型丛书。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决定积极贯彻执行胡乔木的这项指示，立即着手组织落实，于11月9日向中央作了报告。当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宣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并指示中宣部转发。丛书编辑部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中指出：“编辑出版这部丛书的目的，是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材料，展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意义之一是：“它将为以后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

此后，《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即全面启动，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署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等部门组织实施。

顾为铭指出，1989年，胡乔木听取李政道的意见，向中央建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有突发事件时代表官方发表“白皮书”，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同年11月11日，胡乔木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胡绳等谈话，把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提上日程。胡乔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我说了一年多了。我准备找力群同志说这件事情。要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我想，中央会赞成的。”还提出：“想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胡乔木谈了搞编年史的设想，“计划选编到1989年”，对历史分段、人力组织、工作计划、机构设置等都提出了意见。11月25日，在上海休息的胡乔木写信给邓力群催办此事。信中说：“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确实开张营业的时间，以及能立即专门着手调查研究整理资料部署工作的专职人员的调集就位，希望能早日决定了。而且还需要向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请示。”

1990年，这项工作具体实施。4月，邓力群约请胡绳、郁文、曲维镇开会，一致同意筹建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6月2日，邓力群给李鹏同志送呈关于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需编制问题的报告，得到原则同意。

6月14日，由胡乔木起草，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联名向中共中央常委打报告，正式提出：“我们建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会科学院代管，由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组建和指导。”并说：“我国建国已四十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需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

中央常委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从此有了正式的专门机构。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和邓力群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从此进入了一个创立并逐步发展的新阶段。而胡乔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的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另外，《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是由胡乔木提出建议而编撰、出版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共七十三卷（外加索引一卷），是我国第一部包罗古今中外知识，同时突出中国内容的现代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共收7。8万个条目，1。31亿字，并附有5万幅图片，参加编撰的专家学者共20672人，册叶浩瀚、内容宏富，覆盖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66个学科或知识领域。。

胡乔木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主任。

顺便提一下，对于，《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胡乔木也出了大力。

1977年12月20日，胡乔木与《鲁迅全集》领导小组组长林默涵等谈话时，就《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胡乔木指出：

一，对有关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几个问题：两个口号论争，关于“四条汉子”以及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要乘当时有关的人如郭老、茅盾、夏衍、周扬等健在，把有关事实查对清楚，赶快写出一个注释稿子来。

二，文中或书中提到的人和事，有些与事实不符或传闻失实的，要查对清楚，加以说明。对一些人物（如顾颉刚、冯雪峰等）如何注释，要筛选一下，有些要报中央。

三，对为什么不作“题解”的问题，做了解释。他说：因为对一个作家的作品，本来可以有不同的探讨和解释，比如对于莎士比亚的剧本，在研究者的着作中，就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而“题解”写在原着上，则变成了法定的解释。“注释”解释名词、用语，是客观的，作者本人无须对它负责。“题解”解释命意，就变成强加于作者了。

《鲁迅全集》涉及中国文艺界诸多人物与事件，错综复杂。由胡乔木主持《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可谓最佳人选。茅盾在致周而复的信中，非常赞赏由胡乔木主持《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

“盖注释中争议也不少，非乔木同志主此事而默涵等实际负责，将不能妥善解决也。年来以鲁迅为招牌，摘取片言只语，对某某事件作夸大解释者，实在不少。此亦‘四人帮’形而上学影响之一事也，非有霹雳手不易摧枯拉朽也。”

<hr />

注释：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季羡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自从胡乔木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主管意识形态，人称他是中国“头号文化首长”。

其实，胡乔木本身，是一介书生。多年以来，胡乔木在知识界结交了诸多知识分子朋友。知识分子是世上最敏感的人。对于胡乔木，知识分子们各有各的印象，各有各的评价。把知识分子们眼中的胡乔木都一一写出来，倒是从多角度勾勒出一个立体的胡乔木形象。

在胡乔木众多的知识分子朋友之中，季羡林是不同于众的一个，因为季羡林与胡乔木曾经是清华大学同学。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着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早年留学欧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他是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2005年7月2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的病房看望了季羡林，并对季羡林即将到来的94周岁生日表示祝贺。

当年，季羡林与胡乔木同时考入清华大学，是老同学。如同季羡林所忆，那时候，“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而季羡林则是外语系的学生。胡乔木参加共青团，参加了地下工作，而季羡林则说：“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

此后，胡乔木与季羡林阔别多年。胡乔木走的是政治斗争之路，季羡林走的是学术研究之路。

1949年春夏之交，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胡乔木写来的信。当时胡乔木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胡乔木写道：“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胡乔木给季羡林写信，为的是有关大学院系调整的一些问题，征求这位老同学的意见。

从此，胡乔木与季羡林有了直接的联系。1951年，中国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胡乔木想到了季羡林，那时候季羡林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从事研究印度文化，却一直无缘访问印度。于是，胡乔木给季羡林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代表团。季羡林非常感谢胡乔木的关心，非常愉快地加入访问印度、缅甸之列。

1951年9月20日离开北京，到次年1月24目返回北京，季羡林随团出访达四个月。季羡林写下了这次出访的愉悦之情：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此后，胡乔木多次前往季羡林家中看望。

不过，季羡林却“来而不往”。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在季羡林看来，老同学胡乔木已经是个“大官”，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季羡林极力避免“攀龙附凤”之嫌。胡乔木的“官”做得越大，季羡林越是与这位老同学拉开距离。如同季羡林所言：

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终于有一回，季羡林去了胡乔木家中。

1986年冬天，北京大学学生有一些爱国的活动，引起胡乔木的关注，很想找季羡林聊聊，听听他的看法。当时，胡乔木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前往北京大学看望季羡林，诸多不便。他征得季羡林的同意，把他接到中南海住所。那天上午，胡乔木跟季羡林一见面，就说：“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季羡林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

胡乔木一直静静地倾听。最后，他说完全同意季羡林的意见，并且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中午，胡乔木请季羡林在家中一起吃饭。季羡林回忆说：

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这一回去胡乔木家，使季羡林对胡乔木的生活情况有了直接的了解。

不过，胡乔木的“官位”和季羡林“知识分子传统心理”，毕竟还是阻碍了季羡林对于老同学的交往。他从不主动提出去看望胡乔木。

直至1992年，胡乔木病重，季羡林这才决定去医院看望胡乔木。胡乔木见到老同学，非常兴奋，久久地握着季羡林的手。

这是季羡林与胡乔木的诀别。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

在胡乔木逝世之后，季羡林对胡乔木不再“回避”，深情地写了《怀念乔木》一文，发表于《大地》月刊1994年第2期。季羡林追述自己对于胡乔木的“回避”心理：

“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季羡林此时道出了对于胡乔木的真正的感情：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指邓力群——引者注）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我同乔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的生性使然，无法改变。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昧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哀。

<hr />

注释：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与老同学钱钟书的友情

胡乔木的另一位清华大学同学是钱钟书。所不同的是，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就认识季羡林，而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并不认识钱钟书。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担任教授。1941年回家探亲时，写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他的学术着作《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着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1998年钱钟书去世。他的夫人杨绛在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长篇回忆录，内中写及，1966年“文革”爆发，钱钟书受到冲击，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直至1972年3月回到北京。处于困境之中钱钟书夫妇，只能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然而，到了1977年，以办公室为家的钱钟书夫妇，忽然分配到新房子！

杨绛写道：

“1977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钱钟书分配到的新房子相当宽敞，共有四间房，从此钱钟书夫妇结束了住办公室的蜗居生活。

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人称部长楼。钱钟书虽说是大学者，却不是“官”。他怎么会住进部长楼的呢？

杨绛在中写道：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原来，是胡乔木为钱钟书解决了住房问题。

我在邓绍基先生的《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一文中，得知若干背景：

“文革”后期，我忽然收到乔木同志的一封信，用的是普通的白纸信封，很少的几句话，他要我把钱先生的通讯处告诉他，他要寄一个医治支气管炎的药方给钱先生。那时钱先生已离开居住十余年的干面胡同寓所，先是暂居文学所7号楼原是董衡巽兄办公兼居住的一间屋子，后又借住北师大钱瑗的同事的一套居室（主人临时出国），我想正是由于这番迁居，才使乔木同志无处寄信。那时钱先生支气管炎病症相当严重，痰涌喉间，呼呼作响，杨绛先生戏称为“呼啸山庄”。当时医院给的最好的消炎药也就是强力霉素。钱先生友人从香港寄来一种药物，夜间服用，可使阵咳次数降为一次，利于睡眠，这种药物一度难觅，据说是监制药物的人迁居澳洲了。钱先生后来曾同一位访问者说，他发病严重时，“好像是一个病得要死的人”。乔木同志当是闻知钱先生病情，急着推荐药方，才给我写信的（这是乔木同志给我的唯一信件），他当时处境似乎也并不佳，或又认为这是些微小事，所以信上还有不必为外人道的嘱咐。我拿着这封信，好一阵思忖，骑自行车上路，差一点被一莽汉撞倒。

1977年后，胡乔木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记得是杨绛先生的出版以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是怨而不怒。如果听到什么议论，请他们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要我传一句话。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沟，转达完毕，钱先生高声说：“季康，听清楚了没有？乔木说是怨而不怒。”兴致勃勃，劝我喝茶。我是从来不敢多打扰钱、杨两位先生的，怕浪费他们的时间。这次我也是匆匆告辞。归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又是好一阵思忖……

其实，胡乔木为钱钟书要房子，并不全然因为钱钟书是他的老同学，而是出于对钱钟书这样的着名学者的关心。

谷羽曾经谈及胡乔木帮助解决沈从文的住户问题：

1978年乔木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后，又把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大约是在1979年底，沈从文给乔木来过一封信，谈了自己在服饰研究方面的情况，同时提出自己的实际困难，主要是住房太小，工作条件太差。乔木工作很忙，他就先让秘书去看望沈从文。秘书回来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他听后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回来后，父子俩向我们描述了沈从文夫妇的住房：两问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的图片，走动都很困难，光线也很暗，冬天再安一个取暖的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研究呢但当时社科院住房很紧张。怎么办呢乔木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的两问平房。我和女儿也都支持乔木和儿子的决定。只是后来被主管部门否决了。事情虽然没有办成，但乔木这份情意，我和全家人都感受很深。在乔木和有关部门关心下，沈从丈的住房问题不久就解决了。后来，他又出面帮沈配备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对沈从文的待遇，他也亲自特批，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沈从文晚年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人民日报》记者钱江居然在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淘”到一封胡乔木写给李先念的“要房信”，读后非常感动，便将此事公诸于众。钱江写道

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三位着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获取，现将原信抄录如下：

<small>社会科学院有3名着名老专家，住房十分困难，请求优先予以解决。</small>

<small>一、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着名专家顾颉刚，84岁，曾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积极，目前，计划在生前校正过去着作并整理其历年笔记（500万字）。现住房3间，老夫妇，加上子女，还有4万册藏书，实在拥挤不堪。顾久病气管炎冬天煤炉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small>

<small>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蒙古史、元史专家翁独健，71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10口人，藏书也多，4间房，确属拥挤。</small>

<small>三、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专家蔡仪，71岁，现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4口人，藏书15000多册，现住两间房，只有25平方米。</small>

<small>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和科研人员住房，都很拥挤，亟需统筹解决。我们建议先解决最迫切最困难的3户，给顾颉刚、翁独健每家一套6间宿舍，给蔡仪一套5间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请予批示。</small>

信件上有多处批语。首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于12月4日左右将此信批转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同志阅办”。12月10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要办事人员“拟出明确意见”。12月26日，此件已经转到了管理局房管处。当时，五六间一套的住房实在稀有得难以寻觅，房管人员倾向于为他们增配，“拟在天坛每人解决三间一套”的住房。

此事的结果未知如何？想来应该是顺利解决了。20多年前刚刚结束“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之际，胡乔木初掌社会科学院，随即写成此信，其眷顾一代文史名家之心可鉴。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分配之难到了如此地步，数位名家要想增加数间住房，惊动了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办理，改善住房之难，可见一斑。

恍惚之间，写信人、收信人，乃至信中要照顾者，都已乘鹤远行。此信读来，顿生岁月遥远之感。打开现在的报纸，花样百出的售房广告令人目不暇接，胡乔木的这封信，大概可以作为那段已流逝岁月的一个注脚。

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胡乔木非常敬佩钱钟书的学问。胡乔木曾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钱钟书英语极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李高洁选译的《苏东坡选集》，便请正在读清华大学四年级的钱钟书作序。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推荐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从1950年到1956年，钱钟书花费了很多时间，主持《毛泽东选集》四卷的英译工作。1960年至1966年，钱钟书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74年秋天，钱钟书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

1982年，胡乔木提名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于向来只埋头学问、不愿当官的钱钟书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任命。胡乔木亲自登门说服钱钟书，钱钟书这才勉强从命。

也就在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帮他改诗。钱钟书对胡乔木的诗进行了许多修改。

后来，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

“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李慎之回忆说，他向钱钟书委婉地转达了胡乔木的意思。钱钟书致函胡乔木：

“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hr />

注释：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王蒙回忆胡乔木

在作家之中，王蒙是特殊的一个，他既当过“右派分子”，又当过文化部长。他用特殊的视角观察胡乔木。特别是在他成为文化部长之后，跟主管意识形态的长官胡乔木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

200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蒙的《不成样子的怀念》，内中写及对于胡乔木的怀念。

王蒙说及他跟胡乔木的最初交往。那时候，胡乔木给他的印象是“知识丰富，思路清晰”：

1981年我第一次接到了乔木同志来信，信上说他在病中读到了我的近作（看样子读的是人民大学编印的《王蒙小说创作资料》，一本以教学参考资料为名广为行销的“海盗版”书籍），他对之很欣赏。他写了一首五律赠我，表达他阅读后的兴奋心情。

不久我们见了面。他显得有些衰弱，说话底气不足；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缓慢平和。他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和一味的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yún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jū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大意）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

我问他对于典型问题的看法，他说，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他说“典型”是外来语，然后他讲了英语stereotype，他说这本来就是样板、套子的意思。他发挥说，比如说高尔基的是典型的，但高尔基最好的小说不是，而是《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然后他如数家珍地谈这部长而且怪的、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使我大吃一惊。

说到个人爱好，胡喜欢黄自和贺绿汀，把一盒复制的黄自歌曲的磁带赠送给了我，并批评音乐界的“门户之见”。胡喜欢看芭蕾舞，并向我建议请舞蹈团以抗震救灾为题材搞一个舞剧。胡的欣赏品位是高的，所以他对文艺界的某些棍子腔调斥之为“面目可憎”。我曾经开玩笑说，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而棍子们是流氓“马克思主义者”。罪过！

与此同时，乔木又不断地劝诫我：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1981年，我的小说发表后他写信来，略有微词。他又把一期载有高尔斯华绥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的《江南》杂志寄给我，该文的主旨似亦在主张“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是不要太“现代派”。我想，这对于一心追新逐异的浅尝者们，还是有教益的。

胡乔木还曾托付一位与我们都相熟的老同志口头转达“让王蒙少搞一点意识流”之类的意见。我毫不怀疑他在“爱护”我，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

自从王蒙成为文化部部长之后，他跟胡乔木的交往就更多了。王蒙回忆了胡乔木对作家、诗人、导演、演员的种种关心之情：

此后由于我也忝列于某些有关文艺工作的“领导层”之中，便与胡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交流与碰撞。1985年，作协“四代会”开过，一次胡找我，要我把一篇反对无条件地提倡“创作自由”的文章作为《文艺报》的社论发表。此次，他谈到了他去厦门时到舒婷家拜访舒婷的事，他说他的拜访是“失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他未能在政治与文艺思想方面对舒产生多少影响。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甚至主观地认为，他的“失败”论是一种防护姿态，以免因这一拜访受到某些面目可憎的人的指责。80年代以来，舒婷亦多次受到批评，以“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朦胧”为由批判“朦胧诗”，与前述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由批现代派逻辑一致，语言一致，版权归属一致。

据说，胡对舒婷是很友好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诗（指舒诗）还看不懂，那就只能读胡适的《尝试集》了。”当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访”，他进行了一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访问，这也是失败所在吧。诗心相通，谈何容易？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对电影的挽救。由于1987年初的政治气候，有一两位老同志对猛烈抨击，把这部影片往什么什么“化”上拉。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提供有关《芙》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电话里说：“我要为辩护！”他的音调里颇有几分打抱不平的英雄气概。

后来，他的“辩护”成功了。小经波折之后，公演了。

从这里我又想起胡为刘晓庆辩护的故事。刘晓庆发表自传《我的路》以后，电影界一些头面人物颇不以晓庆的少年气盛为然，已经并正在对之进行批评，后被胡劝止。

我又想起他对电影《黄土地》的态度。他肯定这部片子，为它说过话。胡做过许多好事，例如他对聂绀弩的诗集的支持。胡做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的，“挨骂”的事他却大张旗鼓。这也是“政治需要”吗？这需要有人出来说明真相，我以为。

王蒙勾画了1989年之后的胡乔木“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的晚年形象：

1989年的事件以后他的可爱，他的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该年10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秘书做记录，似乎不放心我会放出什么冷炮来，也许是怕这一次见面给自己带来麻烦。

谈了一会儿，见我心平气和，循规蹈矩，一如既往，并无充当什么角色之意，他旋即转忧为喜，转“危”为安，又友好起来了，面部表情也松弛了许多。

不久，他约我一起去看望冰心，为之祝九旬大寿。他还要我约作曲家瞿希贤与李泽厚一起去。后因瞿当时不在京，李也没找到，只有我和他去了冰心老人那里。他写了一幅字，四言诗给冰心，称冰心为“文坛祖母”。然后又是与冰心留影，又是与我照相。他还讲起他对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搞学术而被卷到政治里的，不要随便点名云云。这是我最后一次与这位老人见面了。后来他寄来了他签名的诗集。

他大概仍然想保护一些人。但是这次已不是1982或者1983年。他本人也处于几位文坛批判家的火力之下。在一次“点火”的会议上，几个人已经用“大泰斗保护小泰斗”这样的说法攻击乔木。也有的人干脆点出了乔木的名。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他极力与批他的人套近乎，说了许多未必得体的话，但反应冷淡。据说还向另一位曾撰文委婉批评他的人大讲王蒙的“稀粥”写得如何之不好。我觉得他已经为与王蒙拉开距离做了铺垫。这和他的与我讲看访舒婷“失败”具有相近似含义。他的这些努力都引起了一些说法，而且，反正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是越来越式微了。

在这篇不成样子的怀念文章的最后，我想起了1988年他的一次谈话。当时中央正准备搞一个文件，就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提出一些方针原则。有关同志就此文件草稿向他征求意见。他对我说：“要把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惨痛教训，郑重总结以昭示天下。”他说得很严肃，很沉痛，对文件的要求也非常之高。他慨叹党内缺少真正懂文艺的周恩来式的领导人。他要求回顾历史的经验。但是他又说：“不要涉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最后这个意见，我传达给有关负责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无法照办。

王蒙在回忆文章中，用寥寥数语、仿佛欲言又止触及了敏感的话题——胡乔木与周扬的关系：

我曾与周扬同志谈起乔木的这一番意思（即前文中提及的不要太“现代派”——引者注）。周立即表示了与胡针锋相对的意见。周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对于周，我理应在今后写更多的回忆文字。

王蒙“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只是点到为止。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关注从维熙的小说

王蒙的回忆引发了作家从维熙的回忆。

从维熙有着与王蒙相似的人生曲折，在1957年他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甚至因此蒙受监牢之苦。然而，他又与王蒙不同，他没有做王蒙做那么大的“官”，跟“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素昧平生。

2005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发表了从维熙的《重读胡乔木》，他回忆了突然遭遇的一件事：

到了1984年春初，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封在信口上烫着“密”字的牛皮纸口袋，是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你的。你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中人谁都知道那棵树太大太高；我生平中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人，乱点了鸳鸯谱？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以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

“这么办吧。”我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磨合，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你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你的小说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你听，还是等你去作协之后，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来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1979年刚刚飞回京城老巢，因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又受了一场虚惊，出于精神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胡乔木这封信，不是对我的小说进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是作协开会的日子，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

“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给从维熙写了怎样一封信呢？从维熙公布了胡乔木的信：

<small>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作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small>

从维熙说，胡乔木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因其批改之处很多，从维熙只摘引少许几条，以管窥一斑：

<small>83页：难道奔腾着泥沙……这里显然漏了个“的”。</small>

<small>84页：撩人思情应为撩人情思。</small>

<small>87页：垂直线，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只有与一水平直线垂直相接的（即两侧交角=90度的）线，才能称为垂直线或垂线，这是国王也不改变的（疑为改变不了的———笔者）几何学定义。</small>

<small>95页：这天也毫无例外，毫字没有竟义。</small>

<small>108页：尽在无言中，似应为尽在不言中。</small>

<small>123页：沾染了世俗，下应加习气。</small>

<small>127页：汇成了黄河的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成了黄河的精灵。这三句话都没有说好，使人费解腻味。雪花如何汇成黄河的身影？又如何织成了黄河的年轮？……</small>

在信末，胡乔木写道：

<small>维熙同志！我以礼貌开始的信件，竟以如此冒昧结束（况且我们并没有相识），真是太不近情了。但愿它能多少有所助益。</small>

从维熙回忆说：

读罢来信，我和刘绍棠都笑了起来。

无论如何我们也想象不到，乔木同志在养病时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为这篇小说的文字号脉。始自历史新时期，老人担任着理论上清理文革思想流毒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其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可是老人居然能花这么多的时间，读一篇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长达六万多字的小说，并写来这么长的一封来信。我俩估算了一下，不算阅读作品时的圈圈点点，仅仅这封匡正我小说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真是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绍棠问我：“你觉得这位大秀才，给你开出的‘药方’怎么样？”

我回答说：“有的一语中的，有的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

绍棠率真地说：“老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中国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湖水，而是不断流动的大河，它也在时代变革中变化和发展。比如，你对黄河的几句描写，是诗化了的意象描述，老人却把它按具象文字来要求了……不管怎么说，老人花这么大力气，给你写来这封长信，说明一个问题，小说感动了他。”

我说：“老人是在养病中写来的，我只有感谢老人的份儿，我要尽快给乔木写一封回信。”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又出乎从维熙的意料：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复信还没有写出，第三天下午我又接到作协的电话，说是乔木的秘书又送来一封信，让我及时到作协来一下。这次我没理由耽搁，因为一篇不成样子的中篇小说，已然让老人花费不少的心思了，老人再次来信，我理应立刻去拆封老人的手书。记得，赶到作协时已近下班时间，作协秘书长老宋正要下班，他把信递给我后对我开玩笑说：“看样子，意识形态口的旗手胡乔木，是盯上你了，三天内两封手书，算是开了文坛之先河。”我说：“老宋，万一小说引发了什么麻烦，你这秘书长还得替我扛着点。”他为我解疑：“你真是傻瓜，要是找麻烦的话，老人会把信直接写给你吗，那会自上而下地交？委宣传部，再由宣传部下达到北京作协来的。这个书信程序，就说明乔木老人对你的文学创作关爱有加！”信拆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除了几句简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笔画来两幅凌乱的几何图形。乔木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small>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因一条直线与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和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辞典152页垂线条），这另一条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small>

<small>信的中间部分，是乔木老人用笔绘下的两幅垂直线的几何图形（笔者从略），信尾直白了他写此信的用意：</small>

<small>……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了违反几何学定义的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small>

看完此信后，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入十里迷雾之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垂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这个人物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1”，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略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了。”

从维熙给胡乔木写了回信。几天之后，又给胡乔木寄去两本书，即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

过了两、三个月，胡乔木托秘书邱德新回复，告知从维熙寄去的书收到了。可是，从维熙的信，胡乔木却没有见到。

1984年7月中旬，胡乔木又将一信送至北京市作家协会，同时还附有从维熙赠他的长篇小说《北国草》。胡乔木的信是这样的：

<small>非常遗憾，你给我的回信被秘书丢失了，不知混在什么文件里，现在还没找出来。</small>

<small>承赠《燃烧的记忆》和《北国草》二书，谢谢。《北国草》已看完，我在看时对文字的错误和毛病，仍随手作了记号或改正，这些不一定都对，现暂送还供你再版时的修改参考，你看后仍寄还我。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所以它的广播能得到那样广泛热烈的反应。我和很多听众一样，希望它能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听众反映已转到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使它能对教育这一代青年发挥作用。对于整部小说，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评价，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我手头还有做不完的一些困难工作，所以虽很想找个时间同你相见，暂时却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会有的。</small>

<small>祝你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small>

从维熙说，他打开胡乔木读过的《北国草》，许多书页折着边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乔木的圈圈点点，其中有些地方，还留下他改过的文字。从维熙深为胡乔木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感动了。这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气，读完并校订完？何况此时胡乔木已是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还能为一部小说字斟句酌地圈圈点点，真是够难为的了。

1985年的初春三月，胡乔木再一次派秘书给从维熙送来一信，胡乔木说，他已然找到了从维熙的那封复信，是秘书将其压在文件堆中，后来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了。胡乔木还说，他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后有一堆事情等待他处理。信尾，胡乔木特意附上了他家的地址：南长街×××号，让从维熙直接寄信到他夫人谷羽处，以防再次发生耽搁。

直到1986年秋，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理事会的晚宴上，从维熙才第一次与乔木见面。从维熙端着酒杯去为胡乔木敬酒，说着：“您给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来了。您这么大的年纪，工作又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为我不及格的小说号脉订正文字，为我的创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过去没有机会见到您，今天让我敬您一杯酒吧！”

从维熙说，胡乔木喝酒了没有，我已无准确记忆；但我准确地记住了，他盈满双眼的泪水；还有我们握手时，他那只不断颤抖的手……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解禁电影《黄河之滨》

长春作家张笑天，也是剧作家。他写小说，也写电影剧本。他跟胡乔木并无太多的交往，但是他创作的两部作品，都跟“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发生关系。

2005年，张笑天在《夕阳红》第8期发表文章，回忆难忘的经历。张笑天从自己的小说遭到胡乔木的批评说起：

我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是1982年在《新苑》杂志上发表的，发表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什么麻烦。后来“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暴起来了，《离离原上草》一下子引人注目起来。

1983年5月21日，当时的长影党委书记纪叶找我谈话，声称：是上面委托我与你谈话，就有错误的小说《离离原上草》对你帮助。在我追问下，他告诉我，他说的“上面”，不是省委领导，而是胡乔木，说他点了我的名。

在这场批判中，胡乔木的名字、指令和权威力一直在左右我，但我却与他从未谋面。

谋面的机会却不期而至。那是1985年的7月份，胡乔木来吉林省视察，我想一定程度带有避暑休假的性质，不然不会带了一对七八岁的外孙女、孙女。

那天，我陪他在摄影棚里看陈家林拍摄我写的《末代皇后》。那时让我陪同，不知是不是纪叶的主意。他一个人陪就够了，非拉着我。我想，这不单因为我是作者，又已是长影厂的文学厂长了，恐怕还有不便明言的因素。

胡乔木很和蔼，文质彬彬，说话语速不快，声音不高，处处是商量的口吻，与我接待的其他领导不太一样。

我把陈家林、潘虹介绍给胡乔木认识之后，开始看拍戏。他很投入，很好奇，问东问西。他这时与来长影参观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直到此时，他一直没有与我谈戏以外的事情，虽然他知道我是谁。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像回忆起什么遥远的事情的样子，侧过头来，微蹙眉头，用关切的甚至是不甚了了的口气问我：“哎，去年……因为什么作品批了你一下？”

这种问话方式和问话口吻、问话表情令我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我想纪叶也是。他迅速而敏感地看了我一眼，那是一种无言的提示。提示什么呢？我想最好的应对办法是不作答，因为胡乔木并没有以领导者的身份问我“如今想通了没有，吸取教训了没有”。他似乎已经淡忘了，或者只是道听途说有过这件事。

于是我笑了笑。这笑的背后的含义也是相当模糊的。

胡乔木于是把右手举起来，向斜上方轻轻一挥，嘴里发出轻蔑的“哧”的一声。这个表情，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仍牢牢地钉在我脑海深处，刻骨铭心般的难忘，印象太深了。

他的手势，不屑一顾的一声“哧”代表什么？你可以理解为：别管他，写你的东西。你可以解释为：那算什么，改了就好。你甚至可以匪夷所思：还不是一阵风，这不都过去了吗？我无法准确地破译，纪叶也不能。但事后我们交流时却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胡乔木此时是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宽厚的长者出现的。

张笑天在回忆了笫一次跟胡乔木见面之后，谈起了电影《黄河之滨》的报审历程，内中又涉及胡乔木。这一回，是胡乔木帮了他的忙，使电影《黄河之滨》终于解禁：

又涉及了一部作品，是我的电影作品《黄河之滨》。影片拍竣后，电影局审查后不表态，送到文化部，仍然不予通过，最后捅到中央书记处。

1984年6月16日，文化部给导演李前宽、肖桂云来电话，称他们“出了大风头”，说“已把片子报送中央书记处了，拟再送胡乔木乃至胡耀邦审定”。

据说当时部、局所以不通过此片，是因为“太尖锐”，正面写了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事实。1984年11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带着常委们来长影颁发三万元奖金时，审看了《黄河之滨》。省委领导们好多人流了泪，反响强烈，都认为是好片子。

但是，一直拖到1985年7月，仍然没有下文。后来李前宽急了，又展现了他的拼命三郎的本色，居然说动了当时的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把样片带进了中南海。那天，薄一波、宋任穷等几十位中顾委来看电影。也许，他们以为这是按惯例安排的观摩片，入场时显得轻松。他们当然想象不到，这是一部没有发行令的“黑片子”。

演出成功了，中顾委们感动了。当放映结束时，他们热泪盈眶，起立鼓掌，争相说：“这是整党的好教材”，“写得太深刻了，我们的干部应当像影片里的主人公一样”。老革命的话是有分量的，为《黄河之滨》的开禁铺平了道路。

胡乔木是在这之后观看《黄河之滨》的。那是1985年的7月24日，我和两位导演在长影第八放映室陪他看片，已调任中纪委书记的强晓初和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高狄、副书记谷长春也在。

观看之后，强晓初说：“很成功。不一定写恋爱，也出好片子嘛。很深刻，很有生活气息，感人。”

胡乔木则拍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们拍了好片子，祝贺你们的成功。”

他当时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却在当天晚上告诉我们，第二天约我们去谈谈。

1985年7月25日，我和纪叶、李前宽、肖桂云赶到胡乔木下榻的南湖宾馆四栋，除了我们，省委副书记谷长春和宣传部长徐吉征也在座。

不知为什么，胡乔木在谈话之先有个约定：随便谈谈，不要记录，不要传达，更不能发表。

他的话为这次会见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胡乔木是从称赞《黄河之滨》谈起的。他说《黄河之滨》是好片子，很感人。从故事背景可以看到我们走过的曲折的路，有反思，有血泪代价，很真实。但是，认真说来，也没有脱出政治这个框子。真正感人的作品，真正能长久流传的作品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写作品、拍电影首先考虑政治。我脑子里，过去茹志鹃写的《百合花》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写了人性……

我对胡乔木刮目相看了，说真的，他让我震惊，震撼。

我当时是相当兴奋的，便找了我主管的几个部门领导，兴致勃勃地传达了胡乔木的讲话，但告诉他们绝对不可以在刊物上披露出去。

没想到，电影晚报主编曹积三在他的报上捅了出去，我训了他，生怕出事。果然，一个星期后，胡乔木的秘书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指责的口吻说：“乔木同志很不高兴，本来讲好了的，他的这次讲话不能传达，不能发表，你们为什么在电影晚报上发表？”对于他的兴师问罪，我除了检讨，无可辩驳。十四个年头过去了，胡乔木已经作古，我想起这件事，总是有些激动，也有所振奋；而对他的谨慎，却只有种种揣测，也永远无法与他本人交流了，当作历史存疑吧。

对于胡乔木，张笑天在回忆时心境是芜杂的：这位“头号文化首长”，既兴师问罪批判了他的小说，又一言九鼎解禁了他的电影。胡乔木解禁《黄河之滨》是正确的决定，然而他对《离离原上草》的批判，未必有理。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主动为聂绀弩的诗集作序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旧体诗集《散宜生诗》。在诗集之前，印有胡乔木写的序。

聂绀弩是着名的散文、杂文作家，诗人。他的经历曲折复杂，多次蒙冤。在种种关于聂绀弩的介绍文字之中，在我看来，以下这篇最为简练而又形象地勾画出他的人生历程：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少年从军，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是周恩来的学生，曾与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康泽同学；他曾与毛泽东彻夜谈诗论文，又曾为陈毅、张茜的婚姻牵线做媒；鲁迅逝世时，他是八名抬棺者之一。他不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还是现代无产阶级左翼联盟运动的老战士、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诗人，曾以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夏衍称他是继承鲁迅的衣钵、杂文写得最好的一个。而擅长旧体诗的胡乔木是这样评价聂绀弩的旧体诗的，“它是中国诗坛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然而，在诗人八十四年的人生道路中，却经历过十年坐牢，十年病废，或异国逃亡，或绝塞流放。十年浩劫中甚至还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过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到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当作国民党县团级人员被“释放”出来。出狱后的聂绀弩老态龙钟，形如槁木，首次上理发馆理发时，看到镜中一个似人非人、像鬼非鬼的怪物，四目对射，惊为异物，止不住揽镜大骇，竟不知却是他本人。回来后，才知道他唯一的爱女早在数月前自杀身亡。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字三十年。”这句血泪交迸的诗句，是聂绀弩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最具体、最形象的描述。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本人最真实的人生写照。他一生中有多少辛酸、多少孤愤，都蕴藏在这无端的哭笑中了。

画家黄永玉与聂绀弩相交甚深，曾经这么写及聂绀弩在北大荒劳改的一个“镜头”：

在东北森林他和十几二十人抬过大木头，在雪地里，一起唱着“号子”合着脚步。我去过东北森林三次，见过抬木头的场面。两千多斤的木头运行中一个人闪失会酿成全组人的灾祸。因之饶恕一个人的疏忽是少有的。但他们这个特殊的劳动组合却不是这样。年老的绀弩跌倒在雪泞中了，大家屏气沉着地卸下肩负，围在绀弩四周……

以为这下子绀弩完了。

他躺在地上，混身泥泞，慢慢睁开眼睛，发抖的手去摸索自己上衣的口袋，掏出香烟，取出一支烟放在嘴上，又慢慢地去掏火柴，擦燃火柴，点上烟，就那么原地不动地躺着抽起烟来。大家长长的嘘了一口大气。甚至还有骂娘的……

他们会把这个已经六十岁，当年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老共产党员怎么样呢？“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嘛！何况“河冰夜渡”之绀弩乎？

聂绀弩的诗，仿佛是用多灾多难的人生酿成的苦酒。他看透政治风云，看穿世态炎凉。

这是聂绀弩在“劳动改造”中“奉命”到厕所掏粪所，写下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清厕同枚子》：

聂绀弩在“劳动改造”中“奉命”推磨，自比“老牛”，有感而发写下《推磨》：

聂绀弩在北大荒伐木，写下《伐木赠尊棋》：

就连在“劳动改造”中搓草绳，也引发他的诗兴，写下《搓草绳》：

在北大荒，他的“记和检验木材的小姑娘对话的《怯问》”，借小姑娘之口，写出自己“弯弯曲曲”的“多节树”形象：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聂绀弩用这样的诗句写下他在“文革”中遭受非难的心境。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这是聂绀弩咏林冲的诗句，也是他自己悲惨人生的写照。

文史学家程千帆教授评价聂绀弩的诗是“诗国里的教外别传”，是“敢于将人参肉桂、牛溲马勃一锅煮，初读使人感到滑稽，再读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

就是这样一位“另类”的诗人，就是这样一本“另类”的诗集，却引起胡乔木的关注。胡乔木爱诗，懂诗。他在序言中，盛赞聂绀弩的旧体诗。

胡乔木写道：

“绀弩同志大我十岁，虽然也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对他的生平却并不熟悉，因而难以向读者作什么介绍。”

“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过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观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所写的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都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

胡乔木在序言中，对聂绀弩的诗作出高度评价：

“热烈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按照中国文坛的惯例，通常总是求人作序。尤其是由“头号文化首长”作序，必定是作者再三请求。聂绀弩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一出版，人们见到诗集之前印有胡乔木写的热情赞扬的序，以按照惯例推理，一定是聂绀弩本人或者通过“特殊途径”而得到胡乔木的序。不过，人们也同时感到惊讶，聂绀弩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他怎么可能去求“头号文化首长”作序呢？

面对友人的质询，聂绀弩坚决否认曾经请求胡乔木作序。聂绀弩向来说真话。友人当然相信聂绀弩不可能请求胡乔木作序。

确实，为聂绀弩的诗集《散宜生诗》作序，完全是胡乔木主动提出来的。于是，胡乔木怎样看到聂绀弩的诗的？成为文人们进行“考证”的一个问题。

上海老作家何满子先生发表了《〈散宜生诗〉逸事补》一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得出结论：“我至今还相信是绀弩的某一熟人向作序人卖好（或自作主张求序）而献上的。”

胡乔木的秘书黎虹作为见证人，写了《也谈胡乔木为聂绀弩〈散宜生诗〉作序》一文，记述胡乔木为聂绀弩的诗集《散宜生诗》作序的起因及经过：

1982年夏天，胡乔木带领写作班子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有一天，胡绳带来一本香港出的聂绀弩的《三草》（即《北荒草》、《南山草》、《赠答草》的合集），被胡乔木看到了。他看后大为称赞，说聂绀弩虽经二十多年的磨难，却能写出如此乐观、诙谐的诗篇，实在难得。当时李慎之（也是写作组的成员）即将胡乔木的话传给了聂绀弩。聂于1982年6月8日致信胡乔木：“纶音霄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聂绀弩还随信送给胡乔木《三草》一册。

7月4日下午，我陪同胡乔木去看望了聂绀弩。

7月上旬，胡乔木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聂绀弩根据《三草》补订的《散宜生诗》，就向该社社长韦君宜要来清样，并主动为这部诗集写了序言。

黎虹还回忆了胡乔木去看望聂绀弩的情景：

聂的住处是在（北京）劲松一区111楼五门三层302号。当时聂老卧病在床，哮喘比较厉害。他的夫人周颖身体也不好，全靠湖北京山老家来的一个亲戚帮助照顾。胡乔木见此情景，首先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周颖提出，她的亲戚是农村户口，由于没有粮票，不能长期留在身边，希望能解决她的北京户口问题。胡乔木答应同北京市联系。他看聂哮喘厉害，主动表示，他可以设法买些治疗哮喘的好药，但需请医生对聂的病情开个诊断书。

另外，在胡乔木去世之后，胡乔木夫人谷羽在《五十余年共风雨——怀念乔木》一文中，也谈及了胡乔木与聂绀弩的交往：

据胡绳同志说，三中全会后，聂绀弩仍关押在山西，胡绳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乔木反映，乔木即亲自找当时中央负责人，才把聂放出来。此后，乔木和聂在诗歌创作上有交往，他曾请聂修改过自己的诗。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聂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他向韦君宜要来清样，先睹为快，还主动为这部诗集作序，称聂绀弩的诗是“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聂绀弩得知乔木激赏他的诗作，要为他的诗集写序，致函乔木说：“纶音霄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乔木了解到聂已年近八十，体弱多病，身边又无儿无女，老伴身体也不好，生活中困难很多。他就通过有关方面，把他们的一个侄女从湖北京山老家迁入北京，帮助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当他得知聂绀弩患有重病时，他又让秘书向聂绀弩夫人周颖要来了聂的病史，并派人买了各种好药给聂送去。其实，乔木与聂以前并没有什么私交，正因如此，聂绀弩夫妇格外感动。

不过，作为“头号文化首长”的胡乔木，主动为聂绀弩的诗集写序，毕竟不平常。除了引发了关于胡乔木与聂绀弩交往的种种“考证”之外，还有种种关于聂绀弩对于胡乔木的序“不满”的传说。其中最为尖锐的是章诒和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后来收入她的一书。

章诒和在《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这样写道：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

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

聂绀弩对胡乔木的序是否如同章诒和所说的那样骂骂咧咧呢？引用聂绀弩本人在《散宜生诗》注释本的后记中的一段话，读者便可作出判断：

胡乔木同志的序说我对生活有诙谐感。程千帆教授赠我的诗说“滑稽亦自喜”，施蛰存（北山）先生评我的诗，把人家说是什么气魄、胸襟之类的句子，指为诙谐。诙谐，滑稽就是打油，秦似教授当面说我打油。（我早已写信给高旅说我好打油又怕打油。）都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

聂绀弩以为胡乔木的序表明对他“不仅知诗，而且知人”，可以说是最清楚表明了他本人的态度了。

<hr />

注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a>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文汇报》总编辑眼中的胡乔木

胡乔木作为“头号文化首长”，其“管辖”范围并不限于作家、诗人，更多的是新闻媒体。胡乔木是新闻媒体的“舆论总管”，是名副其实的“头号文化首长”。在新闻媒体面前，胡乔木往往以发号施令者的身份出现。

快言快语的马达曾经担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在他退下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岗位之后，写了《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一书，于2004年11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马达专门写了《胡乔木同我的三次谈话》一节，回忆了他与胡乔木的交往。

马达在文章中，首先写了胡乔木与他的最初交往。胡乔木给他的笫一印象，即“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斟字酌句，极端精细，有学者的风度”：

我第一次和乔木谈话是在1985年，初秋时分。他到上海来检查身体，并治疗肩周炎。一天，他找我到他住的市委兴国路招待所，要我参加修改共青团九大的报告。我在1963年到1965年间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写过不少市委向中央的报告和讲话，可能别人向他推荐过，因此他找我参加修改文件的班子，同时参加的有李传华、钟沛璋、张德勤等。乔木对我们说：“共青团九大报告还要大改。”他讲的修改报告的意见，主要是着重写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目的、意义和劳动态度，以后围绕这个主题又找我们谈了两次。他还给我专门写了两封信，主要内容也是讲报告中一些段落的提法和结构问题。乔木是党内一位学识渊博的大理论家，又长期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给我的印象是，他对待文件的起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斟字酌句，极端精细，有学者的风度。

接着，马达回忆了与胡乔木的笫一次谈话，那是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并不轻松的谈话：

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胡乔木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接电话的同志愕住了，因为文汇报是在上海编辑出版的，马达人在上海，如何能立即赶来呢？经过联系，我第二天乘飞机赶到北京，第三天一早，由“北办”记者陪同前往。

对于1986年这次乔木找我谈话，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我有点担心，关照随行的记者要详细记录。在靠近中南海的一条胡同里，乔木的秘书已在门口迎候，我们穿过一个面积不大但花草茂盛的庭院，来到会客室。四面是顶到天花板的又长又大的书橱，屋中间放着一张长形条桌，桌子四周摆满沙发。我们进门时，乔木欠着身手指着沙发要我们坐下。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一南一北对坐在两边，我坐在朝南的中间沙发上。由于房间光线较暗，又不透阳光，显得怪沉闷的。我先开口问：“乔木同志肩周炎好些吗？”他说：“今天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一下子把我的话挡住。我预感到，今天的气氛不像是谈话，而更像是要挨批了。正好桌上放着一盒北京产的友谊牌香烟，我不客气地点上一支又一支烟，等待他发话。

“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乔木首先提出了问题。我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我没有想到这次谈话，是从一个演员写的连载故事开始的。“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我连忙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乔木听了有点不高兴，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既然已提到原则高度来批评，我也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一段开场白。果然，不出我所料，谈话不会轻松。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讲一段插曲。大致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文艺部记者给我看一份复印件，是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一封信。因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我还默记得出它的大意，信上说：“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看了这封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需要考证就可以判断：一、在这之前，乔木找我谈话批评我时，他并未看过《我的路》，可能是听别人说了什么，也可能是看了哪个部门编发的内部情况反映了这件事，于是，他就匆忙下了断语；二、随之而来的，是对演员刘晓庆的态度也起了变化，从“个人奋斗”是一个罪名到热情加以鼓励了。时间相隔不长，从一次谈话到一封信之间的反差太大了。

接下来，第二个话题是关于人道主义，由此引起他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他的中心意思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是思想上的倒退，等等。其实，我心里明白马克思着作中如何论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口号，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

接着，乔木着重向我阐述了他认为应该定义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理。他讲到学雷锋，讲到见义勇为、治病救人，讲到社会公共道德，都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但他又强调地说，人道主义绝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学者要把马克思主义偷换成人道主义，是要麻痹人民，欺骗人民。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要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这和资产阶级讲的人道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由于当时谈话记录稿的档案找不到了，我无法把他大段大段的讲话一一复述出来。我仔细听取他的阐述，看来他的思想已酝酿了一段时候，也是有准备地向我讲，藉此教育和说服我的。我一面认真领会他的话，一面思考：在肯定人道主义，并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一点上，他与我的观点并无分歧，而且我从来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乔木强调，只能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才符合我国国情，才是正确的，但他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范畴、内涵也并未说得十分明白，看来这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进行探讨的问题。

乔木和我的谈话仍在继续。乔木一面整理自己的思路，一面继续发挥他的观点：“解放以后，我们的人道主义不断发扬起来，比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不知要高出多少。”他又说，如果抽去了人道主义的阶级属性，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会起什么作用？把人道主义无限制地夸大，是要犯错误的。

乔木一直坐在沙发上，想想说说，说说想想。谈话已持续三个小时，近中午了。我说：乔木同志，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他点点头。我连忙起身告别。邓力群自始至终坐在那里听，和我一样不断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思索，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批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同我讨论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谈话中并无讨论，而只是他所作的一次宣讲；如果是启发我运用文汇报带头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由于我学识浅陋，虽然尽力去领会，但仍有不少疑问，比如人道主义是否都和社会制度挂钩？人道主义是否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达到什么目的？等等。回报社后，我曾与理论界一些同志讨论过，他们都认为还要再考虑考虑，不肯马上动笔写文章。

紧接着，胡乔木在翌日上午又与马达进行了笫二次谈话。这一回的谈话主题依然是非常严肃：

第二天早晨，又接到乔木秘书电话，要我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我走进乔木的会客室，他面带笑容，站起来和我握手，看来今天情绪比昨天好。邓力群仍然坐在原来的沙发上。乔木一开头就说：“我还想和你谈一些事。”停了一会儿，他说：你可能已知道了（他昨天已告诉我了），前两天我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件事，书记处讨论过，中央很认真地考虑过，希望这件事对新闻界会有积极影响，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详细向我说了胡绩伟关于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以及王若水关于矛盾异化问题的争论情况。他一再表示，老胡在延安就认识，是老朋友了，拨乱反正他有积极贡献，但他太固执了，对党向他打的招呼也听不进；说王若水是有才华的，他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卷进去了，他曾找他们谈过，耐心劝过他们，可是没有效果。停顿了一下，又说，党对错误倾向是不能迁就的，他的心里也很难过，我们一些老同志为什么在形势转折的时候就不清醒了……说着说着，表示出心情沉重的样子。

乔木接着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他还说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存在这个问题。他站起来，踱了几个方步，若有所思地说：最近××（指一知名作家）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要我解释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他连这点也不知道吗？他那些话、那些文章，有利于党、有利于社会主义吗？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情绪有点激动。

我想，这次谈话的主题明朗了，主题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能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但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反精神污染时，中央一家大报在第一版有五条新闻，标题内容都是反精神污染，知识界意见很大。我也不甚理解，曾向中宣部作过反映。上海领导部门也有人布置我们，要把反精神污染上第一版头条，做大标题，而且还要搞十个头条。我说这不是又在搞运动吗，不同意这样做。我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说的“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这一条，曾要求领导上明确作出具体的界定，不然自由化这顶帽子可以到处去套了。这次谈话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我似乎感悟了一些什么，真的要好好领会。这时，有人通知他要出去开会。我回到北京办事处打点行装，准备下午启程回上海。

就在马达打算打道回衙的时候，胡乔木又约马达在当天下午作笫三次谈话：

刚刚躺下休息，乔木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我下午三时再去谈话。我只好把机票退了，按时前往。秘书把我引入乔木家里的办公室，四周也是书架，他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旁边，我坐在对面。他看我有点诧异的样子，连声说：“我想到一点具体的事，请你帮我传达给市委。”我掏出笔记本一一记下。他讲的事，有上海文联要更换主席，对某某人的问题要严格批评，以及汉语大辞典编纂、毛选印刷问题，等等。我听后感到，身为中央首长，权力真够大，管的事也真够宽的。乔木交代的事，我回沪以后如实地向市委负责人汇报。我为乔木做了一次临时的义务传令兵。几件具体的事交代完，乔木把我一直送到大门口。

我回到报社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吹开了。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我们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我又得考虑如何做检讨了。这时，忽然想到，我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再一次回味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

胡乔木在两天之内约上海《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作了三次谈话。所幸马达是老报人，当时作了记录，后来又详细地写入回忆录之中，为后人研究胡乔木提供了一份可贵的笫一手资料。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与周扬的论战

上海毕竟距离北京有一千多公里，作为上海《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只应胡乔木之召，在那两天中作了三次谈话。

《人民日报》则不同，就在胡乔木鼻子底下。《人民日报》总编辑与胡乔木的接触，就要比马达多得多。

胡绩伟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他是胡乔木的老部下。他曾说：

1939年底，23岁的我离开成都，离开生我养我的巴山蜀水，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

中央组织部早已安排了我的工作，让我到中央青委报到。接待我的是当时在中央青委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他知道我在成都编过三年报刊，分派我到《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他对我说：“你有编辑工作的经验，只要熟悉一下党的方针政策，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1977年1月，中央正式任命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胡绩伟与胡乔木有着诸多交往。1994年2月，当我的《胡乔木》一书初版本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关注这笫一本关于胡乔木的长篇传记。

1996年5月24日，我在北京胡绩伟家中采访他的时候，刚见面，性格直率的他就对我说：“叶永烈，你那本《胡乔木》是你所有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

我问他：“怎么糟糕？”

胡绩伟说：“你的《胡乔木》一书，只写了胡乔木的一面。其实，胡乔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

胡绩伟向我说了他所接触的胡乔木。他以为，写胡乔木，不可不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胡乔木，不可不写与周扬进行“人道主义”论战的胡乔木。

其实，胡绩伟所说的，也就是王蒙回忆文章中那句欲言又止的话：“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

按照周扬一生思想轨迹，可以说可分为“两个周扬”：

“文革”前的周扬是众所周知的“左派”文艺理论家，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文艺沙皇”。那时候，中国一次又一次文学“批判”，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直至在“反右派运动”中批判丁玲、冯雪峰……周扬都是冲锋在前，都是运动的领导者。

然而，在“文革”中，姚文元的一篇“宏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把周扬打入十八层地狱。

经过“文革”中的九年监禁，周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革”之后，周扬焕然一新。晚年的周扬是反思的周扬，是改革的周扬，是批判极左路线的周扬。

胡与周，本不“相恶”。在延安时期，在建国初期，在“文革”前，胡乔木与周扬并无歧见。他俩同为中共两支笔，尽管两人个性并不相同，胡乔木拘谨而细致，周扬洒脱而豪爽。如同邓力群所说：“几十年来，我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人们都高兴的时候，他往往又为未来的什么事忧虑起来了，考虑着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胡与周的相恶”，是在“文革”之后，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为激烈的爆发是在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战，而《人民日报》则是这场论战的焦点。

胡绩伟是在1982年年底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中央任命他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而原先的《人民日报》笫一副总编辑秦川担任总编辑。

胡绩伟说：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日，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了学术报告会，周扬作《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学术报告。为准备这个报告，周扬邀请了上海文艺评论家（原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参与起草。报告结束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的党校校长王震、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都上台与周扬握手，表示祝贺。

3月8日，报告会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报告会的消息，在第五版刊登了报告摘要，3月16日发表了报告的全文。

谁知这却引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周扬被逼得一病不起，由植物人到郁闷而死；王若水被撤职，长期纠缠批判，直到要强迫调离人民日报；对秦川一再责难，直到强迫作出书面检讨。

关于“胡与周的相恶”，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战，在我看来，当事人顾骧的回忆把来龙去脉讲得最清楚：

1982年11月间，贺敬之来文艺局传达中央的一项决定：1983年3月14日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将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周扬作报告。

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电话，说周扬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我与文艺局的同志打了一个招呼，约了若水下午五时在北京站见面，乘晚上六时火车赴天津，抵达周扬下榻的天津迎宾馆。元化也于当日由沪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到达。这时，我们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周扬起草马克思忌辰100周年报告稿。

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上世纪60年代，王若水被毛泽东称作“桌子”哲学家，为毛欣赏，还是周扬将这信息传达给他的。若水有思想，文笔犀利。元化在逆境中埋首于古典文论的研究，颇有成就。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周扬住一个大套间，客厅有40平方米，周扬、若水、元化和我四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像搓麻将，各占一方。周扬要求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什么，先“务虚”。我们四个人真正做到了敞开思想，毫无顾虑，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最后周扬。

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与其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第二、三部分。若水实际上未参加执笔。但是后来“清污”时，周扬被列为迫害对象，不问情由，若水也被划入此列。

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

一次他说，胡耀邦曾对他讲，他现在副部长的位置太低了。（可不是，胡乔木过去与他同事，现在成了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原来是他的下属，现在成了书记处书记。他从1949年进城一直到如今，30多年“副部长”一直未变。）茅公去世后，全国政协还缺一位文教方面的副主席，准备将来把他安排到政协。（由于周扬后来挨整，胡耀邦离职，这件事当然泡汤了。）

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6日我们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元化与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我当晚因事回家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仅是我，即便是老于世故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

3月7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周扬作主旨报告。报告稿是由《人民日报》印刷厂打印的清样。他作了一个开场白，他说，这个讲话是找了几个人一起商量写成的。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后来知道这位女播音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着名的播音员。她音色优美，吐字清晰，声调顿挫，为这篇报告增色不少。报告结束，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大约过了三天，听他说，耀邦将讲话稿退了回来，只是在名字上画了圈，没有讲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过了。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在学术报告会的第二天下午，传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会议休会两天，会期延长两天结束。后来知道，出席报告会的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在7日下午，通过胡乔木秘书，向胡乔木作了报告。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

3月10日，胡乔木到周扬家，谈他对周扬讲话的看法。3月12日继续开会，四人在大会上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也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是观点是鲜明批驳他的。11月6日，首都各报发表了周扬的谈话，检讨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讨会上所作的讲话。1984年1月3日，胡乔木选择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十个月前周扬作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同样，讲话也是由中央电台广播员代读的。

这年春天，周扬到南方访问。5月，他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讲话，题目是“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周扬没有被压服。9月，周扬从广州回到北京，很快进了北京医院，经诊断患脑软化症。周扬对他女儿周密说，他一辈子先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误解。这第三次打击更加难以承受，还不在于以他为靶子的全国范围的批判，更在于他在别人软硬兼施下举措失当，所作的违心“检讨”而带来未曾料到的影响。

至1985年夏以后，周扬已进入膏肓，只能偶尔喉咙里吐出一两个含糊的音节，一年之后，他成了植物人，靠鼻饲延滞生命。医生“谢绝探视”，我每隔三四个月去探视一次，每次都拿陆定一的探视牌，他长期住院。我去探视，对周扬来说已毫无意义，倒不如说主要是我自己灵魂的需要。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春节，周扬静静地躺在那儿已五年了，原来魁梧的身材，瘦成了皮包骨头，萎缩成单薄枯瘦的身躯，只有一点游丝般的气息。

1989年夏天，我在牡丹江镜泊湖的一个小岛上休息。8月1日早晨，我在湖边林间漫步，呼吸着新鲜湿润空气，手中握着一只微型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新闻联播。突然，节目的最后一条消息使我怔住了，仅有一句话、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文艺理论家周扬于今日逝世。他走了，陆定一说，“他是被人气死的”。

1989年9月5日，秋风兮兮，秋云澹澹。人们告别了周扬。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大约是“文革”以后，一位文化人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丧仪礼遇。

另一当事人、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这么说道：

事情的实质有些同志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夏衍就曾对周扬说，这篇文章的问题所在就因为是你周扬写的。据说，胡乔木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讲过，他周扬只是个中央委员，凭什么在理论上对党指手画脚。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也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证实了王元化的话：

过了一天，我们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房子很暗，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我的对面，正中是乔木、力群，左右分别是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和秘书长李彦，李彦做笔录。我这边，周扬坐中间，左首是王若水，右首是我，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

一开始沉默，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一大本，要费好大劲才看得完。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的声音越来越大：“你们这样不正派！”

乔木这时也瞪大了眼睛，把身子也伸过来，大声地说：“你是反对中央，反中央政治局！”乔木的脸色很不好看，我注意到他上面一排老虎牙都露出来了。

周扬立即回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气氛大为紧张，使人坐立不安，这在党内的会议上是少见的。

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扬写了一封信，对中宣部的报告提出不同意见：

<small>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并胡耀邦同志：</small>

<small>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稿与事实有些出入，我谨向中央如实地说明情况，请再加核实。我的意见，如有错误，亦请再加指正。</small>

<small>2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马列学院联名写信给我，约请我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作一讲话。当时我因跌伤骨折住院，偶然和前来探视的王元化同志谈起此事，并希望他和王若水同志帮我起草。出院后我因仍有低温到天津继续休养。春节后就在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位同志的协助下赶写成了这篇讲话，这时离报告会只有一天时间了。第二天我因体力不支，请广播员宣读了这样一篇讲话。这样一篇重要讲话，虽是一篇学术性的探讨文章，但以我的身份宣讲，是不够慎重的。报告会的第二天，我立即把讲稿的清样分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等同志审阅。</small>

<small>3月13日上午，胡乔木同志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王若水等同志在我家谈话，主要是谈对我的讲话，对王若水文章，以及对文学上的现代派的意见。对我的讲话，主要是认为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乔木同志说他是一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主张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格地区分开来，而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充分地发挥。文中我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这和乔木同志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当时我还问了一句我的讲话是否要改了以后再发表，他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再详细发挥。我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来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我寄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对王若水同志讲人道主义的文章，主要是批评他的“怪影”比拟不伦。对现代派，认为要批评。</small>

<small>因为我在那天谈话中，把克服“异化”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样才不致流于空谈，才能和当前贯彻中央的改革精神联系起来。也许这样联系是不适当的。所以，第二次他又在话中提醒我“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争议的问题，要我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的意见。</small>

<small>乔木同志谈话后，邓力群同志来电话谈到我这篇讲话的修改，要我把讲话弄个摘要。我说报上发表的已是摘要，我不想再摘了，说时很不耐烦，态度很不冷静，这是不对的。</small>

<small>这篇讲话的预告和全文发表，我事先并不知道。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small>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最后这么沉重地写及：

在“清污”高潮中，胡乔木一天一个电话逼周扬作检讨。11月初，周扬被迫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形式，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周扬就病倒了，再也没有好起来，直到1989年与世长辞。每当我去北京医院二楼15号病房，看见周扬同志死人一样躺在那里，身体变形像一具僵尸一样，心中就是一阵悸恸。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他确实有病，大脑软化，已经差不多是植物人了。而过去他却是一副战士的模样，真是一条气宇轩昂的“汉子”。我忘不了周扬临死前对我说的话：“秦川，我的事你清楚……”我对周扬怀着负疚的心情，是我请他把文章交给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没想到让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对于胡乔木与周扬之间论战的内情，我在当时也有所耳闻。晚年的周扬，在文艺界享有甚高的声望。

当1983年底那风狂雨骤的“清污”运动终于过去，天青日丽，我在1984年岁末前往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充满热烈、欢快的气氛。

1985年1月24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我的《头上一片蓝天》一文。这篇文章写到了作家们对于周扬的热烈拥护之情，也写到了那种“雨过天晴”的兴奋心情：

“头上一片蓝天”，我刚刚步入北京的京西宾馆，许多双热情的手便向我伸来，彼此用这句话庆贺着。

文坛盛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阴转多云。多云转晴。丽日中天。金灿灿的阳光呵，洒满了会场。

我们的胸前，都别着绿色的代表证，上面画着一个人，手持如椽巨笔。

笔，无疑是作家最鲜明的标志。绿色呢？她是勃勃生机的象征。她是春天的颜色。她预示着文学的大繁荣。

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当胡耀邦同志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当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祝词的时候，当吴祖光朗诵起流沙河的新作《不再怕》的时候，当王蒙振臂疾呼“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的黄金时代是真的到来了”的时候……掌声如雷，如潮，如鼓，如醉。

周扬同志的贺电才一句话：“我因病请假，不能出席，预祝大会胜利成功！”立即激起长时间的鼓掌。我用电子表测了一下——掌声持续十九秒！

我听见黄宗英说：“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掌声》！”

是的，是的，发自内心的掌声，饱含着代表们的爱。

笑了，笑了。个个脸上挂着笑。

个子最高的代表——冯骥才在笑，坐在轮椅上的女代表——新凤霞在笑，热心于组稿、号称“没法躲”的老编辑梅朵笑了，身穿绿军装、满头灰白发的白桦笑了，刚刚入会便成为特邀代表的张辛欣也笑了……

这是欢悦的笑，宽心的笑。因为，大会再三强调了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

九天，整整九天，头上一片蓝天。

不，不，不光这九天，在新的一年，在未来的岁月，头上一片蓝天。

“左”的阴风当然还会作怪，但是，历史已经一再证明：雨过天晴，那深蓝色的天是最美丽的！

<hr />

注释：

尾声 最后的出访——访问美国

步入晚年的他，在1989年作了最后一次出访——访问美国。

他曾几次访问过苏联，也访问过东欧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1979年1月，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访日本。他是应日本学士院的邀请，参加该院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日本《读卖新闻》在一月31日曾发表报道，介绍该社邀请胡乔木举行的座谈会。报道开头第一句便称：“胡乔木是从战前就闻名的中国屈指可数的论家……”

这一回，胡乔木出访美国，则事先提出条件：不与新闻界接触！

对于胡乔木的访美，是由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牵线，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出面邀请。

胡乔木是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访美。夫人谷羽与他同行，身份也是客座教授。随行的是女儿木英及一位翻译。

1989年3月24日，他们一行登机飞往美国。一下飞机，胡乔木一行便由美方安排沿着特别通道离开机场，避开了新闻记者。美方按事先谈定的条件，在美期间，胡乔木只与教授、学者们接触，报上不发消息。

在加州理工学院，面对着一百多位教授、研究生，胡乔木作了第一次学术演讲，题为《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

海外学者指出，胡乔木把题目定为《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而不是《中共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显然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另外，胡乔木为什么选择分析二十年“左”倾错误这一题目，也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海外总说胡乔木很“左”，而胡乔木这一回却要谈谈《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

胡乔木说：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年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稳地发展，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1958—1978年的20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1961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很大成功，但是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20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20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

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1977—1978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个原因：

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五十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956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1959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1962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

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80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在1962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

是1950—19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7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

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胡乔木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五个原因之后，进行了总结：

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年—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1979—1989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20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形势会合到了一起。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胡乔木的演讲《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是胡乔木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的重要文章，后来全文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接着，在密执安大学，胡乔木作了另一专题的学术演讲，即《中共中央决策的过程》。

这一专题，也是美国学者所感兴趣的。胡乔木以其多年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经验，讲述了决策过程：提出问题，调查研究，作出初步决策，试点，再讨论形成草案，再试点广泛听取意见，直至最后作出决策。

谷羽作为客座教授，在密执安大学讲了她自己的学术专题——《中国的“两弹一星”》。

“两弹”，即原子弹、氢弹；“一星”，即人造地球卫星。谷羽长期在中国科技方面担任领导工作，“两弹一星”是她的业务范围。后来，她又从事北京正负离子对撞机的领导工作。

胡乔木在美国，避开了新闻记者，但是在密执安大学一批中国留学生一定要见他。内中有的学生，向他提出颇为尖锐的问题，要求答覆。这使他颇为不快。谈了四十来分钟，他说要休息了，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谈话。

这时，正值“六·四”风波前夜，形势动荡。胡乔木一行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于1989年5月1日乘飞机返回上海。

尾声 最后的诗道后出最后的心声

胡乔木在美国避见记者，除了考虑安全问题——不愿行踪见报，也由于考虑到海外对他颇有微词。

海外的评论属“参考消息”，主要是认为胡乔木“左”。

平心而论，胡乔木自庐山会议起，曾对“左”有所批判。也正因为这样，他在“文革”中才会遭到那些“左”派们的批判。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5年复出，与邓小平一起大力整顿、纠“左”。此后，他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彻底否定“文革”、批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非“左”派，他下了大力克服毛泽东晚年严重的“左”的迷误。

然而，他毕竟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他。即便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左”的影子也不时困扰着他。

另外，如胡耀邦1985年5月10日跟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谈及胡乔木时，这么说及：“人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胡乔木同志算他缺点的话，那就是由于长期工作在毛主席的身边，到基层的时间少了些，在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还不太充分。我自己也不行！”

胡乔木自己也有所感。1982年2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1992年8月，在他离世前不久，他在病榻上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赠谷羽》。在这首诗中，他向妻子道出了晚年的心声：

<small>白头翁念白头婆，一日不见如三秋。</small>

<small>五十馀年共风雨，小别数日费消磨。</small>

<small>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small>

<small>两弹一星心血沥，正负对撞声名着。</small>

<small>晚年遭遇颇离奇，浮云岂损日月辉。</small>

<small>自古功成身合退，沙鸥比翼两忘机。</small>

<small>伏枥亦作并驾图，缠身衰病心有馀。</small>

<small>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护扶。</small>

<small>人言五十是金婚，黄金纵贵难比伦。</small>

<small>夕阳更胜朝阳好，傍君不觉已黄昏。</small>

胡乔木诗中的“晚年遭遇颇离奇”，可以从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顾委委员李锐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中得到铨释。李锐在文章中回忆中共十三大选举的情景：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选举，大会选举中央委员，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只少几十票。随后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三人，耀邦得一百六十六票，后来知道未投他的七票中，有他自己一票。

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邓力群落选了，据说为了照顾，违反程序，临时将他放到中顾委候选名单中（无差额），以最少票入选。在中顾委选举常委时，又想让他进常委，气氛很是紧张（我是亲临其境的）。一共有一百八十七投票，邓力群只得八十五票，连零头都不够，又落选了。

胡乔木只得了一百三十五票，是票最少的二人之一。选举完后照相，临时撤去邓力群的前排座（事先为当选常委准备的）。胡乔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色，无人同他打招呼。

人眼是秤。不言而喻，胡乔木晚年在“清污运动”中的“左”的表现以及与周扬的论战，使他在中共中央委员的选举中的得票数剧降，同时也使他的“副手”邓力群落选。正因为这样，胡乔木在衰病缠身的人生黄昏之际，感叹“晚年遭遇颇离奇”……

不过，诚如胡绳所言：

胡乔木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和弱点。他自己说过，他的思考所得有些并不周到。但是把他一生的思想活动和工作总起来看，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的。

即便是“晚年遭遇颇离奇”，胡乔木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埋头于工作。他的夫人谷羽深情地回忆：

1990年11月，薄老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完稿，派人将书稿送给乔木，请他提意见。这时，乔木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吃化疗药的反应也越来越大，“兴奋剂”，镇静药轮番交替，支撑着他的病躯。尽管这样，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仔细阅读。周围的同志及全家人，看到他那样拼命，都劝他要遵医嘱，真正休息，但都没有效果。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认为这样下去对乔木的身体危害太大，很严肃地劝他：“胡老，这里是医院，不是办公室，你得遵守医院的纪律，不能再这样工作了！”乔木当着医生的面表示接受“批评”，把稿子收起来，等医生一走，他又拿出来，全神贯注地看起来。就这样，他硬是拖着虚弱的病躯，把薄老的书稿看了两遍，仔细地提出修改意见，派人给薄老送去。

几年来，周围的同志和朋友都劝他写回忆录，他都没有同意。看过薄老的这部书稿后，经大家再三劝说，他才下了决心，1991年6月，在经过仔细考虑后，乔木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个报告，表示准备“写本关于毛主席的回忆录”，重点写他所接触和了解的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准备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他的报告随即得到批准。而这时，乔木年初在三零一医院做手术，已发现他体内的癌细胞己扩散到骨头上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不认为病情有多严重，又为写回忆录忙开了。他先后同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进行了二十多次谈话，井对按他谈话而整理出的部分稿子作了审定和修改，成为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可惜的是五十年代部分没有来得及动手，成为无法弥补的憾事。

也是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为纪念党的七十周年，乔木又以重病之躯紧张地赶写了长篇论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6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他倾注了最后的心力写成的一篇很有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文章写完时，他已是精疲力尽了。

谷羽还忆及：

1992年6月1日，是乔木八十岁生日，我们一家人给他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晚会。儿子为他塑了一尊头像，神态逼真。晚会上还演唱了傅庚辰为他的诗《希望》谱写的歌，不少亲朋好友来向他祝贺，乔木被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敬爱所感染，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在他一生中，这是很少见到的。生日晚会后，他高兴了好几天，几次跟我说，他希望活到九十岁。大有要“把人生的道路再走一程”的劲头。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乔木就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还对我说，我要活到九十岁，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着作。

胡乔木“希望做两件事”未及着手，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成为终生的遗憾。

胡乔木一生着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诗集《人比月亮更美丽》。

胡乔木晚年读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十分赞赏，便仿照薄一波组织一些人写回忆录。胡乔木的回忆录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以毛泽东为中心进行回忆，回顾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决策。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遗体于10月4日火化。按照胡乔木生前遗愿，10月26日将骨灰撒在延安地区。

胡乔木去世时，他的回忆录并未完成。在他去世之后，回忆录的编写组把未完稿加以整理，交给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取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1994年，《回忆胡乔木》、《胡乔木文集》出版发行。

1995年12月，胡乔木的一万四千件档案资料和四万余册图书，由其子女分别捐赠给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故乡江苏盐城市。

1997年6月1日，胡乔木塑像在江苏盐城图书馆揭幕。

1999年9月，《乔木文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乔木文丛》由《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胡乔木谈新闻出版》、《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胡乔木谈语言文字》四卷专题文集构成，相当全面地记录和展示了胡乔木在中共党史研究、新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文字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领域的指导作用和学术成就。《乔木文丛》是对已经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的补充。

<hr />

注释：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