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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尼的最后一战·恩培德救援行动，1976》 正文 序 在以色列军队所属的总参谋部侦察营（一般称“侦察营”）服役的日子，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而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恩德培救援行动，也称“约纳森行动”。 分配给我们侦察营的任务，是解救被恐怖分子挟持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105名人质。侦察营的士兵竭尽了全力为行动做准备并且执行命令。而他们的指挥官，就是约纳森·内塔尼亚胡中校（也称约尼）。 从救援任务被下达给侦察营的那一刻开始，约尼理所当然地成为带领队员投入准备工作的人。首先，他制订侦察营的行动计划、监督准备工作、给侦察营参与行动的队员做情况通报——最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信念感染了我们和其他一些参与行动的人。那就是，任务一定能够成功完成。而且，整个行动中他表现出坚定不移而又振奋人心的风范。 这些年以来，我阅读过所有关于恩德培救援行动的出版物。而你眼前的这本书——由约尼的弟弟伊多·内塔尼亚胡所撰写——就是一部按时间顺序记录突击行动的、具有非凡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作为一个经过详尽研究的成果，作品首次对总参谋部侦察营的行动进行了真实的全景式描述——从为行动做准备开始，到对恩德培旧航站楼进行成功突击（约尼因此而牺牲），到突击部队和获救人质返回以色列。 这部作品给我们讲述故事的方式，优雅得体而又催人奋进。更重要的是，它完全忠于事情的真相。 <span class="right">恩德培救援行动时期侦察营（野小子）的参谋</span> 约纳森行动是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空中军事行动之一。它的执行得益于一支勇猛无比、训练有素、意志坚定的小型突击队和一支虽然年轻但有着专业素质的C-130大力神飞行中队的完美组合。侦察营和飞行中队接到任务时，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得到的临时通知。因此，这个联合行动组在有其他因素促成的情况下，成功地执行了一次复杂的任务，虽然其中充满了巨大的风险。 这部作品描述的行动以约纳森·内塔尼亚胡命名。他是救援部队的指挥官，并在突击行动中英勇牺牲。除了讲述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之外，作品对事件给予了真实的记录。作者不仅是这位指挥官的弟弟，也曾是侦察营的一位老队员。他经过一丝不苟的研究，努力重现这个在世界范围内曾经感动和激励数百万人的伟大事件。 <span class="right">恩德培救援行动时期以色列空军的首席飞行员</span>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 本书以七十多个录音采访为基础，其中大多数受访者都参与过针对恩德培的突击行动。他们包括组织者、策划者和受命参与行动的士兵。我也查阅了来自侦察营（总参谋部侦察营，也称“野小子”）的各个小队长的书面报告，以便记录行动的不同阶段。此外，我参考了1976年7月以色列国防军广播电台的文字稿，它以研究员丹尼·维塞利对三名参与突击任务的侦察营士兵的采访为基础制作而成；同时，我也使用了1986年7月在一次恩德培行动纪念会议上的录音稿，其中有几位侦察营的预备队员对突击行动及其准备工作的描述。还有一些来自电台播音和出版文章的精选资料，帮助我获得了对事件的全面了解。 因为一些侦察营士兵的身份仍然属于机密信息，我只能用姓氏称呼他们。 除非特别标注，书中的引语都来自录音采访。 正文 前言 1976年7月4日，午夜刚过。一支以色列突击队驾车行驶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宁静的跑道上。士兵们乘坐的大力神运输机已经回撤并且消失在视野中。而在他们眼前，是一条向前延伸开去的黑色沥青路。两旁是疯长的非洲野草，有篱笆一般的高度。走在这个小型车队最前面的，是一辆黑色奔驰军车，上面悬挂着乌干达国旗。后面紧跟着两辆陆虎吉普车。三辆车都悬挂着硬纸板制成的“乌干达”号牌，并且开着车灯在行驶。这一切，都使得他们的举动更增添了一份真实性。 突击队正在朝着目的地，也就是这个机场最东面的一座旧航站楼，一点一点地靠近。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三辆车上的士兵将要完成人类军事史上一次最特殊、最成功的突击任务——解救在旧航站楼里的105名人质，而这些人已被劫持他们飞机的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方用枪胁迫达一个星期之久。 突击队由三十多名士兵组成，隶属于以色列军方总参谋部侦察部队（也称为侦察营或特种部队）。他们的指挥官坐在奔驰军车的前排位置上，穿着和其他士兵一样的乌干达迷彩服。他是我哥哥，拥有中校军衔的约纳森·内塔尼亚胡。30岁的他，在整个突击队中算是最年长的一个。 几个小时之后，一位我在侦察营服役时认识的军官打来电话，将我从耶路撒冷的家中吵醒。当时，我还是一名军方的预备役人员，受侦察营调遣。我只是纳闷，他这么早打电话来到底有何贵干。“你暂时要待在家里，”他说，“一旦任务结束，你就要回到自己的岗位。”半睡半醒之时，我依稀记得那一周早些时候，也就是法航班机被劫持到乌干达之后不久，侦察营来电话告诉我说，如果有需要必须随时待命。那位吵醒我的军官继续说，“顺便问一下，你能把比比在波士顿的电话号码给我吗？”他指的是我另一位哥哥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当时他正在美国求学。 我把比比的号码告诉他以后，就挂断了电话。我看不出救援行动已经展开的迹象，更别说有什么事出了岔子。但是，我和其他以色列人民一样，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行动。自从电台播出第一份报告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奔走相告，消息传开了。没过多久，我接到了比比的电话。他对这次突击行动取得成功感到无比兴奋，并且问我是否有约尼的消息。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约尼和他的侦察营是整个行动的主力军。 又过了没多久，我在家里接到电话，被告知约尼牺牲的消息。他是这次行动中唯一阵亡的以色列士兵。 对普通大众来说，约尼的一生实际上都不为人所知，因为他在军方的工作具有保密性。在获救人质和侦察营士兵安全着陆以色列之后不到24小时，约尼的名字在整个国家变得家喻户晓。他的生活、他的为人，引发了无数以色列人的猜想。 从那时开始，关于恩德培救援行动还有哪些没被提及的故事呢？它虽然发生在好多年前，现在依旧能唤起在那遥远而颇具英雄色彩的过往岁月中涌现出的一段段传奇。这次行动被《纽约时报》的军事分析员德鲁·米德尔顿称作“人类军事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 这次行动的非凡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层面。一个只有三百万人口的、处处受困的国家，没有向恐怖主义和敲诈勒索屈服，而是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千里奔袭，到另一个国家开展一次危险重重的救援行动。在一个对残酷漠不关心的世界，对是非问题所谓的分歧只是为了掩饰道德上的懦弱和胆小。恩德培救援行动，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触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灵。因为它不止一次地证明了，面对不可想象的逆境时，正义可以得到伸张，真理也可以所向披靡。 那么，突击行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这就不足为奇了。故事被很多书籍、无数报纸和期刊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起，当然也包括一些歌曲和诗作。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地去记录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并且回味其中深远的意义。 尽管对此次行动已有过多的记录，但恩德培的真实故事却没有被讲述过。其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些参与突击行动的策划和准备工作的侦察营士兵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救援行动本身、那些力排众议批准行动的人、那些真正执行任务的人——没有被描绘过。 造成这个事实的部分原因是由我哥哥率领的侦察营属于以色列国防军的保密部门，因此活动要求严格保密。侦察营的名称一直是机密信息，直到几年以前才开始解禁。即使现在，侦察营及其相关活动都还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所以，恩德培事件之后的开始几年，记者和研究人员都无法轻易接近那些真正与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交过手的士兵。而且，即使有人能够确认这些士兵并找到他们，也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不过是一堵墙，一堵沉默的墙。就算士兵愿意说起，对一个局外人坦诚布公也会显得犹豫不决。 也许，这些士兵太年轻，不太关心我们可以为后世的人们记录些什么。他们满足于把自己在突击行动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些真相搁在心里。因此，有关侦察营官方的机密性质和士兵们强烈的自律意识，使得突击行动的关键资料一直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 再者，以色列军方甚至也从来没有尝试去详尽而精确地记录这个事件，以及突击行动中侦察营所扮演的角色。个中缘由不仅多种多样，而且错综复杂。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其中之一是侦察营的指挥官约尼在行动中牺牲，群龙无首的侦察营在这之后只做了简短的、不甚充分的情况汇报，并且也没有记录。会议之后，军官们就急匆匆地继续确认和承担起侦察营当时所面临的重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已经把恩德培事件抛在脑后了。以色列国防军也没有人努力地去留存一些有关侦察营的行动细节。一个例外就是，军事历史档案部门对行动作出了自己的描述，但没有采用侦察营内部人员所提供的真实信息。他们收集的资料非常有限，从整体上看也不太可靠、不太精确。 结果就是，恩德培突击行动中主要的战斗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没有被记录。实际上，关于侦察营在突击行动中的作用，以及阵亡指挥官的角色，仅限于士兵们的个人记忆。这些记忆从来没有被记录、收集过，也从来没有被整理、分析过。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也在慢慢地褪色。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和其他家人开始着手修复这段记忆。我们去采访那些参与过恩德培行动的士兵和军官，并做了录音。开始的一些采访由我哥哥本杰明和父亲本齐翁·内塔尼亚胡教授完成。后面的主体工作由我继续完成。 因为我既是约尼的弟弟，同时也是侦察营的一位老兵，所以这些侦察营的队员们都很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坦诚相告。事实上，很多队员在面对麦克风分享他们自己眼中的这段故事的时候，真的是太过激动。信息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队员们的描述一个接着一个，而最后浮现出来的是一个蕴含着无穷能量的传说。这个传说，融合了恩德培行动的点滴细节和约尼在生命最后的悲壮时刻。当然，这也是无法在军事档案中找到的。因此，我的描述开始有了轮廓。 本书在1991年以希伯来语首次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之一。它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在救援过程中侦察营及其指挥官约尼的故事。十年之后，我在浏览这个英语翻译版本的时候，查阅了很多关于突击行动的新资料，并且又重新向相关的人员和机构核对了几千页的录音整理稿。我不禁为自己原始作品的精确性而感到震惊，尽管其中有几个次要细节需要修改。为了纠正作品首次出版之后发现的几处错误，以及几个有争议的细节，我觉得有必要增加一些我采访过的人员的语录和几个注释。否则，《约尼的最后一战》就和原始的希伯来语版本并无二致。 作为侦察营曾经的一份子，除了收集资料的便利外，这个角色本身也对我的写作有所帮助。关于侦察营的运作情况、思维模式以及准备过程和执行命令的方式等第一手信息，使得我有了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去看待这样一个恩德培救援行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并且被成功执行的。关于这个故事的“内幕”还有：约尼不仅是我的哥哥，还是我在部队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的上司。我和领导救援部队的军官之间所具有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为作品带来额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写作视角。只有去熟知主要决议和行动背后的个人因素，包括他们的动机，我们才可以理解类似事件的来龙去脉。 像恩德培救援行动这样的惊世壮举，需要一些特立独行的个人英雄，或者是那些能够在关键时刻真正超越自我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恩德培行动（以色列政府为了纪念约尼而将该行动命名为“约纳森行动”）将会是天方夜谭。 “以色列军队的精英都在这里……这种人跟我志同道合，”约尼作为一名初级军官加入侦察营之后不久，他这样写道。“有着主动性和驱动力的人，愿意在必要的时刻去打破常规。他们不会固守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不断地寻找新方法、新答案。”这是约尼对同在侦察营效力的军人的看法。在他写下这段话之后没几年，他就带领着这帮人奔赴恩德培。这是那些士兵们的故事，也是那位指挥官的故事。 正文 第一章 记得恩德培救援行动的前一年，也是约尼执掌侦察营帅印的日子，我开车去基地总部。那个时候，离我脱下军装、离开侦察营已经有两年的光景，很多面孔已不再熟悉。我经过一名士兵身边，看见他穿着汗衫，很放松地坐在营房前面，正在用一个修面刷清洁他的来复枪。他很仔细地转动枪的每一个部位，然后在阳光下检查。那天一大早，基地四处都在为换帅仪式做准备，之后还有一个庆祝活动。为了向约尼统率新军表示祝贺，我朝着基地总部走去。在路上，也就是一个餐厅旁边，我碰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受邀参加仪式的退伍军官，一个是即将卸任的正在跟那位军官交谈的侦察营初级指挥官。那位年长的军官一看到我，马上沉默下来。但是，他的动作还是慢了半拍。我听到了他们污蔑约尼的只言片语。原来，这种勾心斗角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不禁让人一阵揪心。 我站在旗杆前面的一小块训练场上，面朝基地总部。而大楼里，回荡着巨大的喧闹声。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约尼站在接待柜台后面，半截身子都被隐藏起来。大约六七个人围着他，有的因为紧急事件向他请示，有的拍着他的肩膀向他表示祝贺，约尼都满面笑容地予以一一回应。看起来，即使正式的交接仪式还没举行，约尼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已经走马上任了。门廊前有三个台阶，我爬到第二阶就停下了。约尼正在给一个下级军官作指示。他完全沉浸在手头的事务之中，以至于即使几步之遥也没有注意到我。我转身离开了大楼。这么多人在场，我现在无法向他表示祝贺。 我在基地闲逛着。桉树林里的帐篷群落已经消失了，而我一半的军旅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新的营房已经为士兵们择地而建，于是帐篷驻扎的地方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地面。食堂也已经扩建，侦察营的士兵再也不必轮班吃饭了。士兵们身着短裤和格子图案的上装，脚踩拉链式的便鞋，在悠闲地踱步。这是约尼教会这些城市青年的一种集体农场的时尚。士兵们强健的体格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不禁让我的优越感油然而生！第一批预备役军人、侦察营退伍军人已经抵达仪式的现场。整个基地的人开始汇集起来。 过了不久我又返回到基地总部。接待室除了一些职员，已经没有人了，于是我走了进去。 “你能告诉约尼我来了吗？”我问她。 “他在参加一个全员大会，”她说。 我再次离开了，在附近的一个草坪上坐了很久。沮丧的情绪包裹着我。我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这么等着。偶尔有人向我问好，我也朝他们招手。在我面前这栋办公楼的窗户和帘子后面，我的哥哥正坐在会议桌旁。身后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历任军官和侦察营士兵的照片，而另一面挂着一个展开的巨幅中东地图。可以肯定的是，军官们都紧紧地围坐在那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办公室的会议桌旁。我也相信，约尼已经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本记录用的便签簿，并且一边讲话一边浏览。他吐词清晰，语言也丰富多变。我听不见他，但我知道他的讲话抓住了要点，并且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偶尔，他的措辞中也显露出一些情感。军人讲话中一贯弥漫的那种热情洋溢的同志之谊，在他讲话结束时几乎都没有一点体现。 我的目光从窗户移开，转向了旗杆和四周的水泥地基。我记得，几年前我们还坐在那坚硬的圆形水泥石阶上。一大群士兵，等着负责的长官到达，然后把旗帜降下来。这经常发生在夜班站岗之前的傍晚时刻。长官是一位说话很和蔼、喜爱沉思的集体社区成员，对军事问题几乎一窍不通。他到达以后，我们就在前面排成一列，面朝旗杆，以立正姿势站好。长官走到旗杆下面准备解开绳子，手指还没碰到绳子的时候，他转过身说，“对了，礼拜天我们要降旗吗？也许我们可以让它一直挂着，就像安息日一样？” 整个一列士兵炸开了锅，开始激烈地讨论起这个问题来。一些人说要降旗，另一些人说不要。而我们的长官，把手从绳子上挪开了。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吧。旗帜就这样了。”他说。退回来之后，他立正站好，向国旗行礼。我们也离开训练场，开始夜班站岗。 我回头看了看总部大楼。军官们正从门廊顺着台阶而下。全员大会结束了。现在可以去跟约尼说说话。 然而，我却站起身，走回了汽车，然后钻进车里，驶出了基地。我朝着耶路撒冷的家开去，而脑子里关于哥哥的思绪却如潮水般涌现。 五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作为指挥官的模样。 我和战友们在完成基础训练和跳伞课程之后，为了弥补调往侦察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被派驻位于约旦大裂谷的耶利哥城以北的地区，归属那里的哈鲁突击部队管辖。第一天早晨，我们在基地一个偏远的角落搭建帐篷。不到一天的时间，营队里的农家小子就准备好了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比如用来清洁来复枪的汽油、用来替换床上草垫的海绵垫、一把露出弹簧但用毯子盖着的扶手椅。负责指挥的埃亚尔长官，决定要离开侦察营去军官培训学校。在我们不需要呆在埋伏地点或进行晚间巡逻的时候，埃亚尔就会找其他方式来让我们打发时间。比如，他命令我们按照身高一对一列队，然后每个人轮流背着队友穿过大裂谷的大小道路。如果要折返到基地的那一圈路灯下，我们要颤颤巍巍地走上六公里路程（我几乎吃不消）。当剥下被汗水浸透的子弹带、舒展四肢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在乎哪一件事情更难熬了：是背着队友走过的那段路程，还是来回路上的短暂休息，抑或是每挪动一步那种翻胃和呼吸急促的感觉？ 抵达大裂谷几天以后，基础训练时期一直和我同睡一个帐篷的队友纳西母突然问我，“嘿，你觉得约尼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埃亚尔跟我说，约尼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他再也找不到比约尼更优秀的人了。” 我只是报以微笑。 一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埃亚尔跑过来告诉我，我的祖母去世了。“约尼要你去基地和他会面，然后你们从那里一起去葬礼。” 我搭了便车赶往约尼在撒马利亚的基地，而我离开那个新兵训练营也只有一两个月。我第一次看到，前往基地路上的风景透过挡风玻璃向我扑面而来。它没有在身后消失，而大部分被旁边卡车上的油布所遮挡。那些卡车载着刚刚周末度假归来的新兵们。那样的旅程，我们也经历过。每转过一条迂回的山路，都会加深笼罩在我们心头的沮丧情绪。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旅程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军士长如影随形的恐惧激励和刑罚折磨。现在，我仿佛张开了胸前滑翔的翅膀，手里拿着红色的贝雷帽。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在眼前飞驰而过，唤起的不是过往的恐惧，而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我跳下那辆顺风车，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基地大门站岗的迈克尔。我在耶路撒冷读高中时就认识他。 “你最近怎样？”我握着他的手问道，“怎么沦落到站岗放哨的地步了？” “别提了。事情搞得一团糟。骨折之后我就不能参加训练课程。” “你在哪个连队？” “哈鲁连队，也就是你哥哥的连队。这次受伤让人感觉很郁闷，真的。” “为什么呢？”我抬起眉头。 “你看，我怎么能拒绝那样的长官呢？怎么能啊？” 我离开迈克尔，爬上前往总部大楼的那一段斜坡。在首长决定要加速提拔约尼后，他暂时从侦察营调到哈鲁连队，在那里积累一些当连长的经验。在他走出办公室时，我遇见了他。我们紧紧地握手，笑容堆满了他的脸庞。 “我们马上出发，”他告诉我，“不过我得去一下医院，就一会儿。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去医院。对我来说，他看上去非常健康。大约六七个士兵等在门口。我们穿过人群来到门诊室。医生已经在检查第一个病人了。这个士兵的脚底满是裂开的口子，像干旱的泥土一般。 约尼仔细查看后，好像对士兵的情况了如指掌。 “医生，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这得靠他自己，”医生看了看士兵，然后说道，“我无法告诉你，他的病是否会继续这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好转，也许情况会更加糟糕。这个病已经好几年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染上的。” “你认为自己能撑住吗？”约尼问士兵。而这个士兵只是耸耸肩，不知说什么好。 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脚底，他是如何吃力地挪动每一步的，我真是感到奇怪。 “也许，你应该送他去看皮肤科专家。”约尼建议道。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进来，约尼检查后确保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治疗。站在那里，我想起了自己在基层的连长，也是在侦察营。我不记得他曾经跟我们讲过话，除了有时行军前的一些只言片语。当然，他从没有单独跟我交流过。 不，事实不是这样。有一次他确实跟我说过话。那是在基地的最后一天，我去交回自己的物品。野餐用的碗两个星期前在苏伊士运河被一辆坦克压扁了。当我听到坦克履带的碾压声传来的时候，身子猛地往边上一闪，而没有把那只碗抢过来。坦克经过后，我只发现一个压皱的罐头盒子，一半埋在地里，上面满是土豆泥。 “那只碗没了，这就是你打算用来交差的吗？”军需官嘲讽式地质问我。“在这里签名认罚吧。” 我和他辩解了一番，这时从大楼的深处传来一个声音。这栋大楼也是连队总部所在。原来是连长在说话，“少在这里扯嘴皮子，伊多，签名吧。” 我签了名。 我爬上约尼的吉普车，朝大门开去。在我们面前耸立着尖尖的山峰，俯瞰着我们的基地。我记起了我们到山顶的夜行军——曾经有两次，四名士兵用担架抬着第五名士兵，上山又下山，只在山顶休息了一会儿。在一个半月的基地生活之中，这还算不上是特立独行之举。约尼去世后，有人告诉我，他也带过连队行军到山顶。那是在基地的第一天。约尼一马当先，没有停歇，其他的军官和士兵都跟在他后面。到了山顶的最高处，一座阿拉伯酋长的坟墓兀立在那里，瞭望着一片视野非常开阔的山谷和阿拉伯村落。约尼在坟墓边跟士兵们交谈了一会，他没有讲士兵们从基地生活中能够期待得到什么，而是讲一个男人成为一名士兵的意义，那就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保卫人民。 我们离开了基地。约尼开车，我坐在他旁边。吉普车顺着蜿蜒的山路而下，一路从伯特利到了耶路撒冷。葬礼上，我们的家人团聚了——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姑父以及同辈的表亲。约尼和我都穿着军装。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比比，因为在侦察营执行任务而没能赶回来。叔叔伯伯们围在约尼身边，带着一种明眼人都看得出的慈爱和敬佩之情问候他。 之后，我们来到橄榄山上，那里有一片公墓区。旁边是远远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山。在种着橡树的、有几十年历史的祖父的墓碑前，父亲发表了悼文。我注意到，父亲的兄弟们在那一刻表现出内心压抑着痛苦的神情。父亲提到，虽然祖父母一直背负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但他们的孩子都离开了祖国。现在，孩子们重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相聚，为了母亲的葬礼。 悼文结束后，丧葬协会的工作人员把泥土掀进墓地。约尼从其中一个人手中拿过铁锹，开始铲土。泥土落下的声音在耳畔回荡。我的脑海里，仿佛浮现出最后一次见祖母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从飞行课程中请了几个小时的假，晚上去医院看望她。我搭了便车来到特拉维夫这个不太熟悉的城市。等到找到地方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询问值班的护士，哪里可以找到莎拉·米勒科夫斯基太太。护士领着我走过一条黑暗的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打开了床栏杆边上的灯。“奶奶，奶奶，”我呼唤着，她已经醒了，但没能认出我来。“我是伊多，奶奶。我是伊多。”我望着她，雪白的床单中间，是一幅已经萎缩和佝偻的身躯。她爬不起来，迷惑地四处张望着。“我的伊多，”她用微弱的语气回应我，然后又渐渐睡去了。巨大的悲痛萦绕着我。漆黑的房间、裸露的墙壁、凝重的空气。护士在我提出其他要求之前，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借着电灯洒下的光晕，我又看了看祖母。她闭着眼睛，等着即将到来的死神把她从病榻上的孤独中解放出来。我在她旁边又待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 这样的场景再次涌上心头。墓地边上，约尼在卖力地填土。他的贝雷帽塞在衣服口袋里，眉头已经挂满汗珠，嘴角凝结着他惯有的坚定，而悲伤的情绪在目光里已然泛滥。我这样想，约尼本该陪伴在祖母身边的，亲她的额头、握她的手、跟她聊天，即使她一句也听不懂。我拿了一把铁锹，帮约尼一起铲土。我的表亲们都加入进来，而那些丧葬协会的工作人员都被撂在一边，无事可做。 五年之后，我坐在车里前往耶路撒冷，想起兄弟约尼的这些往事。我离开了侦察营，也将换帅仪式抛在脑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一点困惑的。事实上，作为他的兄弟，我不得不先应付一大群军官和秘书，才能找到他亲自向他道贺。但是现在，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那不是我逃离基地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看见了站在食堂边上的那位年轻军官的嘴脸。他满脸堆笑地听某个人诽谤他的长官，眼里还带着一丝愉悦的神情。 正文 第二章 1976年6月1日，星期四。约尼飞往以色列中心城市特拉维夫的时候，在脚下看到了这样一片风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凉的西奈沙漠，然后是加沙地带和拉齐思内陆郁郁葱葱的果园和田野，最后是海水轻抚着的白色海岸，以及海岸低地杂乱无序的城市街区，还有耸立在城市东面的座座荒山。坐在约尼旁边的是侦察营的情报官阿维，而过去几天他都和阿维待在一起。甚至过去几年里，这两个人有很长时间都一起共事，每天从早忙到晚，而且天天如此。他们经常忙到周六，在约尼的公寓里，靠着几杯咖啡提神，面前一字摆开着地图和航空照片，起草计划一直到最后一个细节敲定。随着时日渐长，二人除了工作关系又平添了一份温情和对彼此的尊重。 现在，约尼和阿维在飞机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约尼看着地面，思绪如潮。他也许可以尝试打一会儿盹，因为回到侦察营后他就找不到时间休息了。刚刚过去的一周，对他来说有好几夜都不曾合眼，任务排得满满当当。而接下来的一周，很可能已经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虽然接到新任务的几率实际上接近于零，但这个想法足以让他思绪万千。即使没有任何的来由，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抛开一些局限不谈，如果可以勇敢地一搏，这次行动将会被几代人牢记心中。 整整一个星期，约尼都在关注法航客机遭劫持的事件。直到星期四，他的主要注意力开始转移。他要忙一些其他重要的事务，一些属于机密性而不能对外透露的事务。 6月27日，星期日。在空客飞机被恐怖组织劫持后几个小时，侦察营的一支先遣队进入了日常的警戒状态，属于突发事件后的常规反应。已知的信息比较有限——只限于飞机在欧洲被劫持，该航线是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并且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乘客是以色列人等。飞机是在降落在雅典停留之后的那个下午被劫持的。当时，约尼带着一些士兵远在侦察营基地之外。总参谋部的行动部门告知了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根据信息，约尼通过电话把指示传达给穆吉·贝奇少校。他是那天侦察营的值班指挥官，也是先遣队的警戒任务的负责人。约尼向他交代了各种注意事项，确保相关的主要军官、士兵和物资都在基地之内。 “听着，”谈话结束时，约尼告诫穆吉，“现在要尽可能把一切能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以免措手不及。” 临近午夜，穆吉带着侦察营的应急兵力赶到特拉维夫城外的罗德机场。在那里，他们要为飞机可能折返以色列做好准备。飞机在利比亚着陆之后已经再次起飞了。但是，飞机目前在朝南飞行，先遣队要撤回总部基地。约尼再次拨通穆吉的电话，要求对事情的进展做简要报告。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约尼问。 “我们仍旧处于警戒状态，看看恐怖分子是否会来这里。我们已经接到撤回罗德机场的命令。” 约尼发出命令，侦察营的副指挥官和先遣队一起前往罗德机场，并说自己星期一早晨会从西奈起飞，和他们在那里会合。 后来的结果是，被劫持的飞机那天早晨降落在了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于是，在罗德机场和士兵们会合后，约尼回到了总部基地，并召集穆吉、伊夫塔和其他军官开会。他对关于这架航班的突击计划以及参与计划的兵力的布局做了一些修改，以防航班真的返回以色列。会后，约尼继续其他日常事务。除了警戒力量坚守岗位之外，基地的活动如往常一样开展，因为没有人知道飞机是否会停留在乌干达，抑或停留多久。 6月28日，星期一。在这个节骨眼上，由瓦迪埃·哈达德领导的巴勒斯坦人民革命阵线的劫机分子至今还没有公布他们的要求。但是，很明显，要求很快就会公布。在飞机降落恩德培之后，241名人质已经被劫持在法航客机中长达12小时之久。星期一下午，人质被从客机上转移到了机场的一个旧航站楼的候机大厅里。这栋建筑曾经为进出乌干达的旅客提供飞行服务，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乌干达工作的以色列人。自1972年开始，独裁者伊迪·阿明在这个阿拉伯国家突然掌权之后，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专家被从乌干达驱离。这个机场也进行了扩建，增加了一条更长的新跑道。而且，在旧航站楼一英里外的停机坪的最西侧新建了一座航站楼和控制塔。而被荒废和弃用的旧航站楼，为恐怖分子劫持人质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场所。 4名劫机分子中有一名领导这次行动的德国男人和一名德国女人，还有两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后来，又有三名以上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在乌干达加入他们。自此，阿拉伯人成为整个队伍的领导者。与在飞机上的紧张和不安相比，4名恐怖分子此时看上去非常轻松。这次任务中比较困难和危险的部分，也就是劫持飞机，已经取得了成功。现在到了乌干达，他们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威胁。“恐怖分子对自己很有把握，”一位名叫莎拉·戴维森的人质这样回忆，“我们被囚禁在他们手中，就像一只老鼠被困在猫爪之下。”以色列人可能会投降，也可能会解救人质。无论劫持行动的最终结果如何，恐怖分子目前的工作开展起来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这一天，以色列军方试图解救人质的方案几经斟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尽管沙尼中校作为以色列空军大力神C-130运输机飞行中队的指挥官，自发地召集了全体会议来商讨劫机事件。他认为，如果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的飞行中队是必然要参与的。因为大力神飞机是以色列拥有的唯一能飞抵恩德培机场的军事运输机。在飞行中队总部举行的会议很简短，沙尼和军官们主要探讨的是飞行里程和可能的飞行路线。假如以色列到乌干达的距离是大约2200英里，很明显的是，飞行中队只有两架加油飞机能够实现空中加油，只有它们能够依靠自己的燃料供给完成到乌干达的往返飞行。一般的大力神飞机可以抵达乌干达，但是回程起飞后其燃料只能维持一个半小时。 第二天，星期二，6月29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下午晚些时候召集了一个会议，参与者都是内阁的高级部长。他们也是总理在遇到一些重要的国家事务时的咨询对象。恐怖分子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要求，包括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40名恐怖分子，其中有一名加入人民解放组织的日本人冈本公三，曾经于1972年在罗德机场杀害了24人。同时，也要释放关押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大量阿拉伯和德国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把7月1日，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2:00作为满足他们要求的最后期限。如果名单上的囚犯到时候没有被释放，他们扬言要按照一贯的做法处决人质。看上去，这一次以色列人别无选择，只有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求。因为人质在远离以色列几千英里外的敌对国家，落入了一群阿拉伯和德国匪徒之手，而且还受控于一位冷酷无情的非洲国家独裁者伊迪·阿明。 因此，拉宾总理召集了军队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中将来开会。他想问古尔，不管机会多么渺茫，是否有可能采取军事化的解决方案。古尔在准备飞往西奈半岛考察军队某部训练之前几分钟接到了拉宾总理的通知。他很快意识到，总理先生为什么召他前去。古尔吩咐他的助理哈盖·瑞格中校与凯垭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位于特拉维夫的规模庞大的总部基地——取得联系。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瑞格把车停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旁边，给军事行动指挥部的伊库提·亚当少将致电。他传达了古尔将军的命令，也就是开始对军事行动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在内阁会议上，针对拉宾总理的提问，总参谋长古尔说道，军方还没有研究过解救人质的方案，但是一般来讲，这样的行动也是可行的。古尔甚至提出了一些如何展开行动的建议。 这次内阁部长会议结束时，没有达成一致的决议。那个时候，以色列政府还认为，法国方面有责任来协助他们寻找解决方案。因为飞机是法国航班，并且大部分乘客都是非以色列国籍。此外，既然恐怖分子在要求中提到了其他一些国家，任何针对这场危机的协商方案都必然要涉及那些国家。 上午9:00，在与国防部长佩雷斯会晤之前，总参谋长古尔召开了有关这次劫机事件的预备会议。自从飞机降落在恩德培机场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天半。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长官伊库提·亚当、空军司令员本尼·佩拉德少将在内。会议开始前，佩拉德吩咐同僚们把空军能够抵达恩德培的基础数据都提供给他。“我们拥有四个适合参与这次行动的、可以完全调动的大力神飞行班组。”一位空军部门的指挥官伊多·恩巴少将告诉佩拉德。伊多又补充说道，原则上有可能派遣大量的大力神飞机，波音707系列飞机也可以。佩拉德也决定直接跟大力神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沙尼通话，就一些技术性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涉及前往恩德培的导航事宜以及飞机在不同荷载量情况下的可飞行里程。 带着这些信息，佩拉德参加了与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他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向恐怖分子屈服。 “你有什么想法？”有人问他。 “我们有能力把超过1000名士兵送到恩德培机场，并且控制那里的局面。”佩拉德说的是一个要持续好几天的大型军事行动。“从我们的角度看，我认为乌干达的空中防卫不会带来麻烦。只有在恩德培机场的跑道由于某种原因堵塞的时候，才会有麻烦。比如，恰好有醉酒的司机把卡车停在跑道中央。”佩拉德继续说道，另外的选择就是展开一个局部性的行动，只需要调遣4架大力神飞机，而且飞行人员马上可以就位。 这个想法依然不太全面。比如，人质一旦获救后该怎么办？部队如何返回国内？然而，鉴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空军方面表态能够抵达乌干达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同时空军也对恩德培“软着陆”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考虑，比如没有战机掩护的情况。 总参谋长古尔对这种类型的军事行动特别怀疑，而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长官亚当说，这个建议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除了飞机在恩德培机场着陆之外，其他一些可能与行动相关的问题也在会议上向国防部长提出。 也就在那天晚上，与佩雷斯会见之前，亚当已经把研究军事行动可行性的任务分配给了埃胡德·巴拉克上校，然后把他借调到了军事行动指挥部。埃胡德自70年代初期开始，约尼还是副指挥的时候，就一直担任侦察营的指挥官，他拥有大量的策划、执行特殊军事行动的经验。作为侦察营的指挥官，埃胡德做了大量工作来奠定侦察营的特殊军事地位。他个人曾经指挥过几次类似的军事行动，包括1972年5月在罗德机场解救被劫持的比利时沙比那航空公司的707航班，以及1973年4月在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的一次夜间突击行动，而且还击毙了几个人民解放组织的高级军官。 埃胡德在军事行动指挥部被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星期二深夜那里汇集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代表约尼参会的穆吉和伊夫塔。侦察营的代表来参会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类似的行动很明显需要侦察营来扮演主要角色。当然，也有来自于海军指挥部、空军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的代表。黎明来临前，代表步兵和伞兵部队指挥官丹·肖姆龙准将的海姆·奥伦中校也到达了会场。随他一起来的，还有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情报官阿姆农·布莱恩中校。他几年前就开始担任侦察营的情报官，个人对特殊军事行动的情报需求了如指掌。 实际上，整个团队还没有任何关于恩德培的情报。空军部门的恩巴少将将一份用于全球机场的民用航空导航手册带到了会场。整个一周，他将在这次行动的空中力量准备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同时也要协调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导航手册给大家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但却至关重要。手册上的一份草图标注了恩德培机场的跑道位置及其长度，还有旧航站楼的方位。穆吉曾经在一次以色列军事行动中被短期派往乌干达服役，也还记得那栋建筑。机场修建在维多利亚湖的岸边，这个内海是埃及尼罗河的主要源头，横亘在乌干达的南部和肯尼亚的西部边陲之间。 埃胡德认为，如果可行的话，务必要尝试一次军事行动。参会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很自然，每个参会者都提出了最适合自己部门的行动方案。海军指挥部的代表建议，使用橡皮艇经由维多利亚湖抵达恩德培机场；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海姆·奥伦中校提出，将部队空降到该区域；穆吉也提出计谋，使用民用飞机运送救援部队。当然，这些方案都非常的粗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个所以然，因为大家对行动目标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人质是否被关押在旧航站楼还没有得到真正确定，关于导航手册示意图上那个小矩形所代表的旧航站楼之外的信息也不得而知。 也有人提及使用C-130大力神运输机展开全面反攻。但是这个意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讨论后得出的隐含假设就是，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和他的军队没有与恐怖分子合作，而仅仅是扮演一个他们很乐意忽略掉的“主人”角色。因此，与会的军官们都认为，行动所需的兵力要足够少，只要能够消灭恐怖分子就行。他们也推测，行动一旦结束，阿明会允许人质和救援部队安全地离开他的国家。 会议一直持续到了星期三的早晨。结束的时候，达成的决议就是优先考虑在维多利亚湖上用降落伞投送救援部队。到了这个时候，总参谋长古尔也倾向于这个方案，虽然空军方面的指挥官佩拉德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该方案要求空军部门把侦察营士兵和海军突击队员连同橡皮艇一起投送到维多利亚湖上。几个小时之后，这些士兵会秘密地登陆恩德培机场，发动对恐怖分子的突击。 一整天的时间里，穆吉时不时地返回侦察营，指示留在基地的一个突击小分队的队长，让五位会游泳的士兵做好准备。“我们今晚出发，”他说话的时候，半开玩笑半认真，“准备好突击行动，我们要搭乘飞机、实施空降、以自由泳的方式穿过鳄鱼群。”这位队长四处奔忙，一边准备器械一边通知队员，但几个小时之后，传来的消息是任务被推迟了。 与此同时，拉宾总理驳回了一些呈送给他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将会让局势难以控制。“这将是以色列人的‘猪湾事件’。”他说。 不断有人把各种提出的方案告知约尼。在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的时候，约尼为此多次和埃胡德在电话中沟通。他只想确认，如果要执行军事行动，这个任务是否将委派给侦察营来完成。也许，他担心的是，如果他不在凯垭会让其他部门抢得先机。到了星期三，约尼飞往西奈半岛。在那里，他只能通过电话来听取穆吉和其他人的情况汇报，并尝试弄清楚凯垭方面的军事主张到底是如何地严肃。 “听着，行动获得通过的几率非常渺茫，”穆吉在电话里告诉他。 “这值得我跑一趟吗？”即使约尼当时几乎不可能回去，他还是这样问。 “我认为不值得。相信我，你手头的事情更加重要。侦察营在这里有代表，对我们来说就是坐下来商讨计划，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一旦有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 不容置疑，因为不能赶到凯垭亲自推动这次军事行动，约尼有一种被困在这里的感觉。不过，这个回答无疑还是让约尼感到轻松不少。 同时，军事行动指挥部特别行动小组的副指挥希埃·塔姆里上校，请求伊库提·亚当把处理恩德培危机事件的权利从埃胡德移交给他。塔姆里刚刚从一个大规模训练任务中空闲下来。因为对他和顶头上司来说，在这种事务中协调各方的计划需要有正式的程序，亚当同意了这个请求。自埃胡德为行动谋划开始，时间还不到一天。那天下午，也就6月30日，星期三，塔姆里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听取了前天夜里相关提议的简要汇报。他命令各个部门继续做好计划，并告诉来自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人士要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其中包括使用运输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实行对机场的全面控制。然而，希埃没有对大规模行动做出定论，而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小规模行动的提议上面，这意味着突击队员要通过橡皮艇空降到维多利亚湖，并从那里发动突击。 然而，从空军的角度看，登陆恩德培机场依然是最现实的选择。空军部队对机场每天的运作了然于心，他们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一架没有开灯的在夜间着陆的飞机。他们推测，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会立刻知道飞机是什么类型的或者飞机在做什么。等到有人开始怀疑的时候，人质就已经被救出了。那天下午，国防部长佩雷斯召见了亚当和空军指挥官佩拉德，就派遣大力神飞机登陆恩德培机场的方案询问他们有多大把握。两个人都对此方案表达坚定的信心。来自于总参谋部的其他军官也参加了会议。一个简短的讨论会在佩雷斯的办公室里召开，他们在探讨需要调派多少兵力才可以控制恩德培机场。 当天，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总指挥肖姆龙准将，在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学院接见了刚毕业的学员们。很明显，无论最终决定展开什么类型的军事行动，肖姆龙将指挥地面部队。鉴于他的军职，他要监督所有类似的特殊军事行动。邻近晚上，他在军官学院又会见了他在凯垭会议的代表奥伦和布赖恩，然后一起审核不同的提议。肖姆龙倾向于采取对机场的全面控制行动，而不是局部行动。一天下来，他越来越感觉到伊迪·阿明和恐怖分子正展开合作。同时，肖姆龙也认为，救援部队在行动中必须要躲过阿明部队的干扰，然后才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和获救的人质一起返回以色列。跟佩拉德最初的提议一样，他的看法是使用足够的兵力占领整个机场并实施控制，以防乌干达军队发起反击。这就意味着要运送大批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到达恩德培机场，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使用大力神飞机登陆。 “我们在会场坐了两个小时……厘清了一个行动理念或者构想。我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计划。”布赖恩中校回忆说。这个构想的本质似乎是这样：飞机在主跑道上降落，与旧航站楼还隔着相当远的距离。第一支由侦察营士兵组成的救援部队会首先登陆，然后迅速赶往旧航站楼解救人质。为了避免敌人过早地警觉而使救援行动功亏一篑，搭载增援部队的飞机在突击开始后随即降落。第二支小分队将占领新航站楼和控制塔，而这些地方预计不会有敌对武装存在。但是，从新航站楼和控制塔上可以监控机场的主跑道和停机坪，因此我方飞机要一直停在那里，直到突击行动结束。第三只小分队，属于后备力量，将占领新旧航站楼之间的对角线区域。 三个人也讨论了使用某种类型的车辆来运送部队，可能也考虑选择轻型武装人员运输车，以达到防御的目的。除此之外，肖姆龙准将想知道空军的运输机到底能够搭载多少人员。如果所有获释的人质都能够挤到飞机上，他们就可以被带回以色列。至少对他们来说，离开乌干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空军方面早前已经建议过的用恩德培机场的地下油库给其他大力神飞机加油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被提及。 顺便说一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方对谁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这个想法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缺乏统一意见。“这就是一个罗生门。我确信没有任何人曾经了解真相。”古尔说，他在几年以后采访过相关的人员。“对我来说，没有办法下结论。”古尔列举了至少有五个不同的人声称该想法是自己的，然后补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版本……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这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想法最终产生了。” 然而，很显然的是，各种想法都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四中间的三天时间里提出来的。其中，第一个想法也许是利用大力神运输机空运部队到恩德培机场。同时，这个提议很显然被肖姆龙准将在军官学院的会议上予以额外关注，并且制定了实施这个提议的几个原则。 夜里晚些时候，奥伦中校回到了凯垭，并且把会议的结论递交给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塔姆里上校。塔姆里对结论不太满意，吩咐奥伦回去继续谋划。在他看来，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计划听起来模糊不清，也不太成熟。他要求对计划深思熟虑之后再递交上来。然而，直到一天以后，大家才开始思考更加具有实战意义的行动计划。星期四早晨，计划还是没有可操作性。“那段时间，大家对深入研究问题和充实前期谋划一筹莫展，”肖姆龙准将的情报官布赖恩如是说。 同时，星期三刚过，国防部长佩雷斯就更加确信，以色列不得不诉诸军事行动来解决这场人质危机。即使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提出行动的方案，也没有制定真正的计划。前以色列驻乌干达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巴鲁奇·巴列夫，是当时伊迪·阿明总统的私交好友。他一直在国防部给这位乌干达的独裁者打电话，希望获得一些相关信息并且发挥一点斡旋作用。他们的谈话内容更强化了国防部长的一种感觉，阿明正在与恐怖分子合作，而无意于为解救人质提供安全保障。而且，恐怖分子要求释放的囚犯除了来自以色列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这使得与他们达成协议是难上加难。星期二晚上，佩雷斯与亚当和佩拉德举行会谈，这两人都是寻求武力解决方案的坚定支持者。会议一致同意，由以色列国防军来主导这次军事行动。到了星期三晚上，空军部门已经开始就空军部队的行动作进一步详尽的规划。如果空军方面不能把救援部队送到恩德培并把部队和获释人质一起带回，这次行动显然也就没有可能展开了。 与此同时，步兵和伞兵部队指挥部在星期三晚上也进行了两栖作战的演练，参与人员有海军突击队和由沙尼指挥的一个大力神飞行班组。这次演练暴露了很多难点，特别是将橡皮艇空投到水面上。星期四中午，第二次演练的成功性更大了一些。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沙尼和包括佩拉德在内的其他空军官员一样，对两栖作战计划抱有严重的怀疑态度。同时，他也在耐心地等待空军方面准备执行的优选计划——使用大力神飞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实施占领。 星期三午夜时分，佩雷斯又一次在办公室召开会议，把不同方案重新审核了一遍。由于掌握的情报依然很有限，各方实际上还无法做出可行的行动计划。不过，那一天晚上，约尼接到了侦察营在凯垭的代表穆吉和其他人的电话，被告知军方高层将领开始对考虑展开军事行动有所倾向，至少很轻微的。 “星期三晚上，电话开始一个接一个打过来，”跟约尼待在一起的阿维说，“据说命令已经下达，要求侦察营开始做出行动计划。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说话的语气看上去不是太严肃，这种情形依然如此。但是，那天晚上的电话真的很多。大部分都是穆吉打来的，而且当时提到了在维多利亚湖上进行空投的事情。穆吉敦促我们赶过去，因为大家一直在问他，‘约尼什么时候能到这里？’因为大家要求他开始制订计划……每一个电话打来，我都对自己说，‘毕竟现在有些事情真的有机会实现了。’这种压力如此的严峻，我们明白第二天的首要任务就是飞回总部。” 所以，天还没亮，约尼就吩咐一位负责后勤事务的军官，在当天的训练任务结束后，要尽快把物资装备等东西准备妥当。“把东西打包好，”约尼告诉他，“有些东西也许要随被劫持的飞机转移。” 在星期四早晨飞往以色列首都的航班上，约尼的脑海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很难知道。他刚刚度过紧张的一周，现在正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崭新的、意义非凡的任务中。飞行途中，他得以有时间作短暂的休息，这几乎是他没有料想到的。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信息，他无法立刻开始制订行动计划；甚至连给侦察营的任务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很明显的是，解救人质的主要任务将会分配给他和队友们。 那个星期，也许是飞行途中，也许是航班起飞前，约尼给女友布鲁莉亚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悲伤的思绪： “我处在生命的转折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面临着一种内心的危机，它使我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方式……我写过的大多数文字，都是以问号结尾。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我就不会一直苦苦思索、踌躇不前。这太难熬了；在我的生命中，这样难熬的日子真的不多啊……” “我现在必须停下来，准备离开。立刻，或者是马上。我会这么做，但又不太确定。” “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话剧，里面有一个哀伤的、歇斯底里的哭声——‘让世界停下来，我要离开，离开！’” “但是你不能让我们身处其中的疯狂世界停止旋转，引力法则也不能让我们摆脱它而获得自由。所以，无论爱与恨，无论生与死（当然，只要可能，我会选择生），你我都无法独善其身。” 约尼没有让下属看出他的忧郁，但忧郁的情绪却不由自主。现在，他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与日俱增的、永无休止的身体倦怠导致了他如今的精神状态。“大部分时间我都太累了，”他在这封信中写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在飞行途中这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约尼自由地冥想着，自己身在何处，自己要去哪里。从飞机着陆的那一刻开始，他将不得不汇聚巨大的身体能量、鼓起强大的精神勇气，去克服身体的疲惫和内心的紧张。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几乎是48小时连续不断的工作，约尼必须为侦察营规划地面行动，与他的上司及相关各方协调，以及为侦察营的士兵做好战斗准备。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坚定队友们有能力去迎接挑战的信念，必须获得以色列军方和政府官员对自己能力的绝对信任，必须让他们相信侦察营能够成功完成使命。因为失败，将意味着一场国家灾难。 而两天之后，约尼和突击小分队将一起登上大力神运输机，去完成他最后的使命。 当天早晨，拉宾总理召集了由内阁高级官员参加的另外一次会议。总参谋长古尔再次重申了前一天他对大家所讲的话：就目前所处的局势来看，他不能建议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解救人质。他说，以色列国防军也没有解决这一事件的计划。5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即将在当天下午2:00到期。所以，星期四当天早晨的会议作出的决定是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恐怖分子以换取在恩德培机场的人质。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以色列方面将会与劫机分子启动间接谈判。“我的目的不是利用这个计策或者精明的策略来赢得时间，”拉宾后来写道，“而是进行严肃的谈判，实现以色列政府所作出的任何承诺。”这一决定，终于在那天早晨得到了全体内阁成员的支持。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反对派也在名义上支持该计划。在以色列政府公布决定以后，当天中午，恐怖分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宣布，他们已经将最后通牒时间延长到7月4日的星期天。 应该指出的是，截止星期四下午，军方几乎还没有为救援任务的准备工作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空投橡皮艇的第二次实验比前一天要顺利很多，并且对一架飞机最多能搭载的人员数量进行了核算。但就在救援部队飞抵恩德培的前两天，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为行动做真正的准备：部队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武器和装备没有准备好，实战行动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坦白地讲，整个战争机器还没有运转起来。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关键的信息接连传来，第一次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很现实的机会。从恩德培释放的部分人质已经抵达巴黎，他们中有好几位提供了情报。所有被释放的人质都是非以色列国籍。实际上，早在星期二的时候，恐怖分子已经表态，他们把乘客区分为以色列国籍和非以色列国籍。他们把人质分为两组，以色列人和几个来自其他国家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可以从他们的瓜皮帽和头巾来辨别）被关押在航站楼两个较小的候机厅，而其余的乘客继续留在大候机厅。恐怖分子在两个较小候机厅的中间空隙处放置了一台探照灯，他们要求以色列乘客在去另一端的活动区时，弯腰经过探照灯光束的下方。虽然有一些犹太人留在了大候机厅，但我们不太清楚，恐怖分子是否完全明白他们犹太人的身份。 星期三的时候，这种分组的意图变得很清楚了，持枪的恐怖分子开始释放大候机厅的一些人质。到了晚上，第一批人质共计47名被释放，主要是孩子和老人，然后他们乘坐法航租用的一架飞机前往法国。星期四早晨，剩下的大约100名人质也被释放，然后坐飞机离开。恩德培机场还有大部分是以色列国籍的94名犹太人和12名法航机组人员，包括机长米歇尔·巴科斯在内。星期三的时候，当巴科斯听说有一部分人质将要被释放时，他把机组人员召集到一起。大家都认为，除非最后一名人质被释放，否则他们拒绝离开。机组成员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然后巴科斯向恐怖分子传达了这一决定。机组成员是否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被释放，现在还没办法知道。 对于被遗留在那个世界偏远角落的106名人质来说，监狱的围墙似乎比以前高了很多。从他们在飞机上被俘开始已经过去四天了。一位母亲和两个小儿子、一位独自旅行的高中女孩、一对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老夫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都掌握在巴勒斯坦革命阵线的“自由战士”手中。这些持枪匪徒的领袖人物瓦迪埃·哈达德，将决定怎么来利用这些人体“商品”。在拥挤不堪的、散发着霉味的候机厅里，人质坐在地板上或者四处散落的地垫上，彼此之间小声地交谈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缓慢流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不过至少，时间在逝去，而没有因为某种恐惧而缩短。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复杂的心情，有期待，有绝望，更重要的，还有恐惧。他们中的10多个人会在第二天早晨被拉出去处决以作为谈判开局的筹码吗？他们的尸体会被示众吗？也许这一切就在一个小时以后呢？对于如何沦落到这般地步，他们肯定很纳闷并在心底呐喊：我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遭到如此对待啊！然而，他们似乎犯了一个由来已久的罪行，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他们是犹太人。也许这些人中有一些在自己祖国长大的以色列人，永远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罪行”是什么。但对于那些手里握着武器、在他们头顶站岗放哨的阿拉伯人和德国人来说，这个罪行太显而易见了，完全是不言自明的。 当那些被释放的人质到达巴黎之后，一些人做了情况汇报，提供了关于恩德培机场局势的第一手信息。人质报告说，乌干达军队控制了那栋大楼并且协助看守被囚禁的人质。很显然，伊迪·阿明和恐怖分子无疑展开了全面合作。现在，有可能知道人质究竟被挟持在旧航站楼的什么地方，或者至少，人质在星期四早晨以前所处的方位，同时也收集到恐怖分子的一些信息。虽然大部分情报会转交给以色列并予以及时处理，但第一拨琐碎的信息就有可能为解救人质构想出一个更具体的计划。 既然乌干达军队的合作程度很清楚，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认为，任何救援行动一定要有足够大的规模，以便能够孤立乌干达的武装人员，以及从乌干达撤离人质和救援部队。“星期四下午，伊库提跟埃胡德和我见了面，”希埃·塔姆里上校说。“目前，根据可靠的情报，伊迪·阿明在与恐怖分子合作。我们认为，唯一的选择是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现在不可能派遣一小队士兵抵达机场、制服恐怖分子，然后把他们移交给乌干达。我们必须要控制机场。” 后来，伊库提·亚当在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办公室召见了更多军官，其中也有步兵和伞兵指挥官肖姆龙。亚当向大家汇报了乌干达局势的严重程度，并且告诉肖姆龙，派遣部队进入恩德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进入准备阶段。肖姆龙宣布了他的计划。亚当的回应是，这个计划需要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在与国防部长佩雷斯会面之前，肖姆龙和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几位军官一起，把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审查了一遍。“这不是一个正式磋商，仅仅是一个即兴的战略会议……它不涉及具体规划，而是总体探讨。”空军部队的伊多·恩巴少校回忆说。肖姆龙建议，用以色列所有的大力神运输机运送尽可能多的部队到恩德培机场。空军方面的人士则继续强调，空军只有4组处于完全服役状态的大力神机组人员。穆吉也在讲话中表示，支持一个局部性的行动。 与国防部长佩雷斯的会面发生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古尔、亚当、佩拉德和肖姆龙，也有几位中层军官，包括巴拉克、恩巴和亚当的助理阿维格多·本加尔准将。会议上，佩拉德再次倡议，使用军机和部队登陆恩德培。亚当则解释了采用一支救援部队实施夜间登陆的基本想法，务必要消灭恐怖分子，然后把人质转移到救援飞机上。而肖姆龙则向国防部长简要说明了控制整个机场的总体方案，而该方案是前一天在军官学院草拟并在“即兴的战略会议”上讨论过的。空军方面的人士也提出，使用救援部队携带的输油管在恩德培机场给飞机加油是可行的；但又补充说，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备用的加油中转站可供利用。会议也提及了采取最后行动的可能时机，就是要赶在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也就是星期六晚上。离这一时间点，只有两天了。 古尔觉得，这些建议还是太笼统，实施起来危险性太大。他也指出，在某些情报仍然缺乏的情况下，他不愿意批准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而且，他继续说道，对已经耳闻的信息他也会推迟做出最后的决断。“唯一坚定地抱有实事求是态度的人就是莫塔·古尔。其充分的理由就是，他是总参谋长并且要对事件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个时候，行动因为情报不精确而搁置了起来，没有哪个负责人敢批准它。”恩巴少校说。然而，亚当和佩雷斯两人都强烈表示支持军事行动，因此会议一致决定开始救援的准备工作。同时，肖姆龙被任命为这次行动的地面部队指挥官。 除了古尔、亚当和佩拉德留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军官都离开了国防部长的办公室。现在，古尔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计划太冒险，更重要的是，它不切实际，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情报资料。他还对突击任务能够在最后通牒到期之前顺利完成表示怀疑。“伊库提当时打断了他的话，”佩雷斯后来写道，“建议我们开始做详细的计划，组织兵力投入训练，并且开展实地演习。假如行动计划在任何时间被取消，也不会造成既定的损失。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 而在国防部长的办公室以外，依库提·亚当命令相关的军官要马不停蹄地投入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而现在没有时间来征求正常的许可和批准。他告诉军官们，他们应该勇往直前，除非有明确的命令要求停止计划。亚当又一次表达了对局势的紧迫感，这是他最近两天努力促成军事行动的一贯做派。从星期二古尔吩咐他研究行动的可行性开始，亚当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渴望就没有减少过。“对行动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是伊库提，”塔姆里上校说。“尽管阻力重重，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驱动者。” 下午5:00，拉宾总理在办公室与佩雷斯、古尔、军方情报机构摩萨德的首脑施洛莫·格茨等人进行磋商。古尔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目前构想出的计划不切实际，因此不能核准该计划。正如事后有人这样描述：“这个任务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然而，拉宾指出，要继续努力寻求军事解决方案。“给一些我们可以执行的东西，”总理这样说。自从他的内阁决定向恐怖分子有条件地妥协之后，才只过了几个小时。为了展开谈判，法国要充当调停人。拉宾已经委派他的反恐顾问拉赫夫·泽维赶往巴黎。在这场危机持续的过程中，拉宾的工作同时在两条阵线展开：态度诚恳地展开谈判和准备武力解救人质。拉宾坚持认为，如果救援有实际的可能，并且预期的伤亡人数可以接受，那就再好不过了。否则的话，他也别无选择，只有释放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换取人质。这位所有犹太人乃至全体国民的精神领袖，并不囿于治国方略的条条框框。拉宾认真聆听那些前来拜访他的人质亲属的意见，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他们所爱的亲人。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决定将意味着以色列“不向恐怖主义屈服”的政策的瓦解。这个政策耗费数年才得以确立，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约尼在下午到达凯垭，听取了军事行动指挥部对事情进展的简短说明。“他的军装上依然布满了尘土，”恩巴少校回忆说，“很显然，他刚刚在战地度过了几个晚上才赶回来。我记得，他非常地疲惫。”约尼和穆吉会面，穆吉把当时收集到的情报和提出的各种建议向他做了简要汇报。然后，约尼就返回了侦察营的总部基地发布命令，要求一些军官和士兵从训练和休假中返回基地。他仍然不知道这次任务需要多少兵力，但是他要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后来，约尼驾车到了伞兵大本营——这是一个位于特拉维夫城外的拉马干市的伞兵俱乐部。晚上8:00，肖姆龙将在那里召开一个有各个部门的指挥官参与的情况通报会。与约尼同去的，有他的情报官阿维，还有他的两个高层行政官：一个是参谋官约哈伊·布瑞纳，一个是营运官拉米·谢尔曼。由肖姆龙指挥的两支队伍也被征召到会议现场，一个是戈兰尼步兵旅，一个是伞兵特战队。但并不是所有人员都到场了，所以约尼和队友抵达的时候，他们还是占到了出席人员的多数。 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情报官布赖恩中校是第一个发言的人。指着一副机场示意图，他告诉在座的军官：“人质和恐怖分子大致在这里，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方位或者说大楼里面发生的情况。” “对于这些我没有太多要说明的，”布赖恩记得。“我只知道，外面有乌干达军队，也许是两个营队，大约1000名士兵。但是，我对他们与恐怖分子的合作程度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人质的具体方位，或者怎样才能接近他们。” 第二个发言的肖姆龙陈述了行动的思想：以色列国防军将派遣地面部队乘坐大力神运输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解救人质，然后将他们一起带回以色列。虽然肖姆龙也许没有说得非常明确，但真正的战斗很显然将会在旧航站楼展开，那里分布着乌干达军队和恐怖分子。 随后，肖姆龙对各个部队的角色做了一个分工。“我们接到命令：侦察营的任务是攻克旧航站楼。当然，也会有其他部队来保护飞机……以及确保新航站楼的安全……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旧航站楼展开突击，救出人质，然后把他们带到飞机上。”阿维回忆说。侦察营执行任务的区域，是位于机场西边部位的一幢孤立建筑，它与乌干达空军使用的军事基地毗邻。这样，伞兵特战队和戈兰尼步兵旅将占领位于机场西边的新航站楼和控制塔，保护用来撤离人质的飞机，并担任后备部队。 肖姆龙又一次提到，空军方面要提供尽可能多的大力神运输机来实施登陆任务。他的目的就是把足够强大的部队运送到乌干达，这样行动就会拥有无可置疑的地面优势。但是，反对意见也再次出现。约尼、穆吉和一些官员都认为，这样的行动将会太拖沓笨重，以至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他们看来，实施突击和警戒机场的部队只要刚好够用就可以。“他们说，肖姆龙的行动涉及的兵力太庞大，也不太适用。”阿维说，“需要找到一个更有限的、集约化的方式，这样才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成功。” 阿维回忆说，肖姆龙也递交了之前规划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方案，比如空投部队和实施橡皮艇登陆。“每一个细节都仍然有待探讨，”肖姆龙说。 “这些指令太抽象了，”布赖恩说。“约尼提出了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比如需要多少兵力，多少车辆，这些至今还没有答案。所有的事情都还悬而未决。我们完全没有深入到细节，比如谁来参与、需要多少人手、怎样执行以及该做些什么。很显然，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对于侦察营的行动计划，肖姆龙没有过问。他说：‘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我再干涉就没有意义了。’” 第二天，早晨7:00，肖姆龙说，他将在侦察营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布正式的战斗命令。被指定参与行动的伞兵特战队和戈兰尼步兵旅将在当天晚些时候集合进行演习。之后，肖姆龙宣布会议结束。 上午10:00，约尼返回了自己的基地。直到现在，这场危机的紧张氛围还没有影响到侦察营。约尼知道，他只有极少的时间让所有人行动起来，为救援做准备。差不多所有的工作都不得不同时展开。他让侦察营总部的秘书给离开基地的参谋发去急电。“某个时候，我接到了约尼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侦察营的信号官塔米尔说。当时，他正在参谋部与侦察营的另外一个行动小组通话。“有人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让我在会议结束之后返回侦察营，因为有些事情亟待磋商。” 然后约尼叫了穆吉和阿维到办公室，策划工作开始了。阿维已经设法抵达情报基地，以便获取未知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且，一位侦察营的前任官员埃米伦·列夫中校，星期四早晨飞往巴黎并于下午抵达。他的任务是通过法国的中间机构收集情报，了解获释人质对于旧航站楼、人质、劫机分子以及乌干达军队状况的看法。简而言之，这类情报对策划突击行动来说非常必要。到了星期四晚上，埃米伦的报告开始缓缓地传回以色列。在阿维带着情报返回侦察营基地后不久，埃胡德·巴拉克也赶到基地并留下来参与部分的策划工作。约尼的助手伊夫塔·雷切尔同样也参与了策划。巴拉克和穆吉从早前的策划会上已经“了解”了机场。几年前，作为访问乌干达的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成员，穆吉就是通过旧航站楼进出那个国家的。 在埃胡德和穆吉出席过的前一轮讨论会上，提出的观点是派遣一小队士兵偷偷潜入囚禁人质的大楼，然后消灭恐怖分子。既然乌干达军队很明显是在与恐怖分子并肩战斗，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侦察营必须要解决由于乌干达军队在场而带来的一些难题，然后控制旧航站楼周围的整个区域，确保机场在行动过程中不受可能会赶赴现场的增援部队的威胁，最后救出人质。 就目前获取的有限情报来看，关键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人质被挟持在哪两个候机厅、有多少恐怖分子在看守人质、人质是否有炸药、乌干达的兵力有多少以及如何布阵等等，甚至关于机场的一个稍微详细的草图也没有。而约尼办公室的策划小组依然只能依赖杰普森导航手册，上面虽然标明了机场的主跑道位置，但是对它们之间的连接地带都不得而知，而且各个建筑的图案都缺少比例尺或者任何细节。策划小组根据曾经在乌干达服役的以色列士兵的一些回忆，给旧航站楼的一层画了一个简略（但不精确）的示意图。虽然会议期间有额外的资料传来并被运用到行动方案的制订中，基本信息的缺乏还是没能让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完善所有的细节。这也是约尼后来对计划做修正和补充的原因，而且大部分是在星期五下午之前完成的。当然，侦察营在行动准备过程中所习惯使用的那种精确和详尽的情报资料都没有。除了收集到的重要信息之外，救援部队在出发前往恩德培的时候，依然还有很多盲点。 所有的讨论都基于一个普遍的观点，救援部队会使用大力神运输机实施直接登陆。军官们查验了机场示意图，然后商讨部队登陆之后接近目标的方法。至少从一开始，搭载侦察营士兵的飞机不能停靠得离旧航站楼太近——飞机体型庞大、噪音轰鸣，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并且容易受到驻扎在该区域的乌干达军队的偷袭。这就意味着，救援部队要在主跑道上跳下飞机，然后沿着对角线的滑道向旧航站楼推进。但是，从第一架飞机着陆到展开救援中间的时间拖得越久，乌干达军队注意到机场处于偷袭之中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航站楼处于控制塔的警戒之下，穿过整个机场所耗费的时间要缩到最短，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来自航站楼里的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哨兵的威胁，而且可以确保即使敌人有所警觉也没有时间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并做出反应。如此看来，救援部队必须要装备某种交通工具，可以开车穿过机场。 阿维所收到的情报显示，大约有100名乌干达士兵在航站楼警戒，并且在地面、屋顶和阳台呈现一种安全防护带式的布兵阵势。阿维说，约尼知道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止这个安全带的敌对分子在有利地形上向接近航站楼的一小队以色列士兵开火。如果这些乌干达人阻拦救援部队哪怕一两分钟，恐怖分子就有足够的时间醒悟到救援行动已经开始，然后杀害人质。约尼很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标准的正面进攻模式下，救援部队要先攻击乌干达人的防护带然后突破它。不过，这会惊动恐怖分子并可能引发抵抗，从而导致侦察营士兵无法及时接近人质。更重要的是，如果安全防护带的确特别坚固，用一小队以色列士兵进行正面攻击也非常危险。和乌干达士兵一起共事过的穆吉，对他们的战斗力断然表示不屑一顾。但是，约尼还是不能忽视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可能遭受的伤亡。他没有期待乌干达人的行动会像一个有组织的战斗队伍，并且在受到攻击时有序地展开反击。然而，少数惊恐中的乌干达士兵胡乱开几枪，都足以让侦察营的救援力量遭受巨大的损失，使整个行动遭遇惨败。 “约尼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得不找到针对乌干达人安全防护带问题的某种解决办法。”阿维说。有人提出意见，可以采用计谋摆脱乌干达人，来争取进入航站楼的关键时间。救援部队要在夜色的掩护下乘车抵达，并且要装扮成一支乌干达军队的模样。事情就这么定了。“有很多曾到访过乌干达的以色列人，包括穆吉在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细节，乌干达所拥有车辆的种类，军装的颜色，如此等等……甚至连乌干达军车的行进顺序这样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了，比如有像上校这样的重要人物到访时，列队是什么模样的。”这个问题的其他可能也被考虑了进去，比如装扮成一队乌干达警察。而分配给阿维的任务，就是了解以色列部队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如何表现。 军官们首先想到了使用三辆陆虎越野车，但后来又想出一个点子来加强迷惑性：伪装成一个军方车队尾随着伊迪·阿明的座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星期六晚上，阿明总统在毛里求斯主持一个非洲联盟组织的峰会，并且计划从那里飞回乌干达。有报告称，阿明已经好几次去看望过人质。所以，他为什么不会在返回的当晚再去看望人质呢？至少，乌干达军队可能会挥手致意而不是开火。幸运一点的话，也许他们会让“车队”直接通关。所有的车都要开启前灯，这样显得真实，而且灯光也会让黑暗中的敌人很难分辨出车里坐着谁。军事情报部门转交给侦察营的照片显示，阿明偶尔会乘坐一辆奔驰车，并且穆吉提到乌干达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开这样的车。穆吉说，这种奔驰车在乌干达人心中会赢得一种自然的尊重。因此，让奔驰车为救援车队打头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侦察营的队员将穿上同乌干达军队制服类似的迷彩装，以此进一步迷惑乌干达士兵和恐怖分子。 但是，这个计策是刚想出来的。有人建议以色列士兵涂上黑脸，但是这种做法会增加彼此间辨认对方时出错的风险，因此第二天就被否决了。也有人指出，乌干达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汽车都是靠道路的左边行驶，所以他们的方向盘都在汽车右边。“我们认为，时间应是在晚上，一个人在黑暗中只有在能够讲话的足够近的距离之內，才能看清楚方向盘在右边还是左边……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你也就没有退路，只有开火了。” 无论如何，在救援部队驾车经过机场滑道然后进入通往旧航站楼的跑道时，我们都希望车队能够瞒天过海。约尼和穆吉将会和7名携带轻武器的士兵乘坐第一辆加长奔驰车。两辆陆虎吉普车将紧随其后，里面装满了携带机关枪和火箭弹的士兵。这些重型武器只有当乌干达军队在救援部队行进过程中开火时才会用到，并且在救援行动打响的时候提供火力掩护。因为一架大力神飞机最多可以搭载三辆汽车，额外的吉普车也就不需要了。 首要的目标是尽可能靠近航站楼和“尽可能推迟乌干达军队开火的时间，”阿维解释说。如果乌干达军队被彻底蒙蔽，让救援部队毫不费力地通关，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们真的有所怀疑并试图阻拦以色列士兵，或者他们看起来已经意识到有敌对势力正在靠近，“以色列人必须开火”然后消灭乌干达士兵。而乌干达士兵不能被落在后面，因为他们会在背后放枪或者拉响警报。如果可能，奔驰车里的士兵将使用带消音器的手枪来对付他们。最坏的情况是，如果乌干达人率先引发枪战，奔驰车里的9名官兵将把战斗任务留给陆虎车里的士兵，然后直奔航站楼，冲出汽车后直捣大楼的两个主厅。即使在没有一个以色列士兵增援的情况下，也要赶在恐怖分子杀害人质之前先消灭他们。 甚至在讨论进行中，约尼也在利用桌上的对讲系统发号施令，召集基层军官前来听命。约尼向每个军官简要介绍了行动的纲领，并且对他们要做的准备工作予以指导。其中有一个叫阿米兹的农家小子，是一名来自于加利里的武器和特殊装备军官。约尼告诉他，检查分配给奔驰车的官兵使用的消音武器的类型，研究在航站楼入口或内部拆除饵雷的方法，以及挑选可用的车辆。约尼也让他准备一些用来炸开障碍通道的小型炸药和一些用来摧毁汽车的中型炸药，如果汽车必须被放弃的话。 同时，约尼办公室的军官们开始讨论如何控制航站楼，以及分配突击小组到大楼的不同部位。夜色越来越深，而越来越详细的情报也逐渐传来，它们涉及恐怖分子看守人质的日常工作、使用的武器、乌干达士兵在大楼里的位置、候机厅的照明情况以及航站楼自身的布局等。这座旧航站楼是一个两层建筑，位于旧控制塔以东大约30英尺。第一层的大厅面朝一个飞机停靠区，并且每个大厅都有从外面进来的入口。在建筑的最西端，是一个为进入乌干达的游客做护照查验和报关的大厅。它的旁边，就是位于大楼中央的最大的一个厅，有两个入口可供进出。这里曾经是离港大厅，就目前所知，至少有一些人质被挟持在这里。穿过大厅，就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厅，这里曾经是贵宾休息厅。在机上乘客被分为两组之后，以色列人质曾被关押在这里，而其中一些人可能仍被关在这里。老照片显示，这栋建筑到这里结束，旁边是一块空地。而到了第二天，发现小厅的旁边还扩建了一个部分，包括休息室和其他房间，而现在都被用作恐怖分子的生活区。 在针对大楼的突击中，占领这些大厅小厅将会是重点。通往三个厅的三个入口处各派遣一支队伍，另外一支在大厅的第二个入口处。其他队伍都被分配到其他房间的主入口和二楼位置，那里是乌干达士兵的生活区。还有一支队伍，由一个指挥官和三辆汽车的驾驶员组成，会留守在大楼外的吉普车上。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供火力掩护，以此来反击控制塔和大楼顶部等高位警戒点的敌人。 要消灭大楼顶部特别是控制塔上的敌对士兵，机会非常渺茫，尤其在战斗开始的阶段。如果救援部队一开始就布下重火力为靠近大楼的士兵作掩护，这将会给恐怖分子留出时间杀死人质。 “我们都清楚，控制塔构成了一个威胁。约尼针对这一点做了详细说明。有好几次，控制塔都被当作焦点问题提出。”阿维说。“但很明显，我们不能在行动一开始就对控制塔发起猛攻。不过，我们提到在楼顶有火力传来时，用一支队伍准备随时牵制控制塔的敌人，甚至在对大楼展开进攻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采用其他方法开始进攻，过早地开火就会给乌干达士兵和恐怖分子以警示。我想，这会造成惨重的损失。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一定也不轻松。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要尝试去占领控制塔，因为渗透到这样的建筑之中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亡。在任何情况下，侦察营也没有作出类似举动所需的兵力。掩护火力必须要足够强大。 包括约尼的指挥小组在内，救援部队的人员数量将刚好30人出头。这也是一辆奔驰车和两辆吉普车所能挤进去的最多的人数，甚至还要改变一下吉普车的内在格局才行。约尼很清楚，就像他的上司早前制定的初步计划一样，一架飞机无法再搭载更多的汽车，而且救援部队也不能等待更多的飞机运送增援部队。如果乌干达人看见大量的飞机登陆，而不是一架，他们也许会意识到自己会被攻击，那么这次任务取得成功所倚仗的出其不意的要素将荡然无存。来自侦察营的增援部队，会在先头部队执行主要任务之后立刻抵达。这样，侦察营的30几位士兵将不得不突破乌干达军队的安全防护带，全歼恐怖分子，占领旧航站楼，并且防范可能隐藏在大楼周围和控制塔里面的乌干达士兵。 现在，策划小组继续讨论，有必要在旧航站楼的更远处调派外围的安全部队，并且由增援力量来担任。“我们很清楚，占领旧航站楼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广泛的防卫力量，并且我们有责任来提供这一保障。”在旧航站楼东边不到两百码的地方，就是军事基地。那里驻扎着一个米格战斗机的飞行中队。而在大楼的北边和西边，是无数的小型建筑物，有的和航站楼相连，有的和航站楼只有些许距离。东北方向，在航站楼区域的防护栏之外，就是恩德培小镇的郊区地带。为了覆盖整个地区及周围的建筑，以防有来自乌干达增援部队的任何威胁，最后决定侦察营的增援部队需要补充四辆装甲车，有武器装备就更好。一辆会布置在旧航站楼前面的停靠区，提供近距离防卫和阻止来自于新航站楼方向的敌对武装；另外一辆会布置在军事训练场的东边侧翼担任防卫；还有两辆会在航站楼和与之毗连的北部小型建筑的周围来回穿梭，保障航站楼的后方安全。 运送这些额外的装甲车就要增加两架大力神运输机，每架搭载两辆装甲车。这样总的算来，仅侦察营的行动就需要三架运输机。如果真的只有四架大力神飞机可供调遣，而且一架飞机已经被指派要运送获救人质返回，那么就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戈兰尼士兵和伞兵部队的战车了。实际上，这些士兵在大规模战斗发生之时必须要参与到行动中，而战车对他们来说是绝对需要的。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新航站楼，预计不会发生实质性的交火。更重要的是，飞机会把他们运送到足够靠近目标的位置。而对侦察营的任务来说，只需要四架大力神运输机，这符合空军部门的要求。 现在，约尼转向为救援行动挑选队伍的事务上。首先，约尼让穆吉负责指挥对大楼展开突击的小组。事实上，他也会担任侦察营小分队的副指挥。这么多年来，约尼和穆吉在侦察营一起共事，特别是从“赎罪日战争”开始，那时穆吉还是约尼的直接下属。无论是作为一个战士，还是一个军官，约尼对穆吉的期待都很高。按照规定，其余人员的选择是以他们在侦察营的资历来决定的。关于即将对大楼实施突击的小组，约尼选择了就在几天前刚休完假的一队士兵。他通知秘书把这些士兵和他们的军官阿姆农都召回基地。同时，侦察营的新任副指挥伊夫塔·雷切尔上尉，将负责一个小组来警戒大楼的第二层。约尼的前任助手沙乌勒·莫法兹少校，在几个星期以前由于新的任务离开了侦察营。过去的一年，他大部分时间都与约尼一起工作。现在，由他来负责指挥一个小组，乘坐第二架和第三架飞机登陆机场，并担负起外围警戒的职责。沙乌勒受侦察营的调遣在罗德机场度过了一两天时间，后来在这星期刚开始的时候被侦察营的参谋约哈伊召回了基地，因为他比大多数的侦察营军官有着多得多的战斗经验。在约哈伊看来，尽管约尼为沙乌勒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召回基地感到异常恼火。而结果，约尼对沙乌勒被召回还是颇为满意。 午夜过后，四个人在讨论中作短暂的休息。约尼吩咐秘书给每个在名单上被列出的、还没有返回基地的参战人员打电话。同时，他召见基地的军官做第一次情况通报。在通报会开始之前，约尼穿过基地来到作战车辆停放的地方，并同负责人伊斯瑞攀谈起来。约尼解释说，一个解救人质的计划正在制定过程中。该计划要求检修这些路虎汽车，好让每辆车都能搭载十二名士兵。约尼命令他准备好六到八辆车，但很明显大多数都是为外围的警戒部队所预留的。因为飞机上可能连最小的装甲车都无法搭载，或者最后可能无法使用装甲车。那天晚上，约尼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去检查一下工作的进展情况。“我觉得汽车都已经准备妥当的时候，”伊斯瑞说，“我打电话给约尼，他又过来检查，而且这次带了两三个其他军官。他们坐在我安装好的控制板上，然后把车开出了基地。接着来了一个急刹车，以便检查车辆的稳定性。约尼让我把一些地方再次加固，但基本上对车辆维修情况予以肯定。” 凌晨1:00，军官们汇聚在基地的陈列室里参加简要的情况通报会。少数人还不知道这是在策划一个军事行动，并且一直对约尼让他们在基地待命感到很奇怪。在西奈度过紧张而疲劳的一个星期后，这些人早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休假了。 在会议室外面的草地上，侦察营士兵在举行每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列队仪式，并且聆听着指挥官念那些侦察营阵亡将士的名字。这个陈列室是侦察营的士兵建设起来的，西边的墙上挂着那些逝者的照片。与之相对的墙上摆放着书架。除了用作士兵们悼念战友的一个场所外，这个房间也被那些周末承担警卫任务的士兵当做阅览室和休息室。而此时此刻，在这个夜晚，这个房间被当做了会议室。约尼赶到的时候，军官们已经到齐了。有的坐在地毯上，有的坐在扶椅上。 阿维挂上了一幅非洲地图。当注意到这幅地图的比例尺很大时，一些军官不免脸上露出了笑容。地图的比例是百万分之一。阿维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说道：“请看这里。”这是一个远在两千英里之外，位于沙哈拉沙漠南部腹地的地方。这是一个除了穆吉之外，没有任何人涉足过的完全陌生的地方。正如这位情报官所示，它的西边，与扎伊尔接壤；它的南边，与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接壤；它的北边，与苏丹接壤；它的东边，与肯尼亚接壤。这也是这些国家中唯一一个与以色列保持一丝联系的国家。 约尼简要描述了一下行动的目标——解救人质，他们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余下的是非以色列籍的犹太人和法航飞机的机组人员。他解释了突击行动的基本思路，特别指明了行动的对象，然后给出了第二天的日程表。与会的军官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次短会很快就告一段落。 大多数的军官在听到有关这次行动的计划时，都在心里偷笑。这个计划太虚幻了，不会被批准的。他们知道，一般的程序就是：他们会去做准备工作，预备武器弹药，然后模拟演习，接着因为时间紧迫，他们会加班加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约尼也明白，计划要得到批准将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但是他跟军官们谈及此事和计划被通过的可能性时，却是带着一种彻底的严肃的语气。作为他们的指挥官，约尼容不得自己有任何反常的举动。也许他说话的口吻还有另一种解释，并且蕴含着更多令人信服的成分。好像仅仅凭借自己的态度和意志，就足以实现他如此期待的目标。 会后，约尼和穆吉、阿维、伊夫塔还有其他人一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研究作战计划。在工作期间，他收到了来自各个军官的铺天盖地的请求，都提出让自己的队员参与行动。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别无选择，只有坚持之前制定的人员名单。侦察营的一位军官丹尼·阿迪蒂回忆说，“就在几分钟以前，约尼向他们简要汇报行动计划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是天上的馅饼，整个事情都是不合理的，实施起来也不切实际，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是零。”现在他前来请命，希望自己所有的队员都能无一例外地参与行动。因为他听说，自己有一名队员因为空间不够被剔除了。“你必须告诉你的队员，他不能参加了。”约尼长话短说。丹尼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办公室，当他走下大楼台阶的时候遇到了穆吉。丹尼向穆吉怒陈约尼的决定。穆吉试图让他平静下来，说道：“丹尼，现在别无他法，事情只能这样了。” 穆吉走进约尼的办公室，提议让军官们去睡一会儿觉，因为很多人都劳累了整整一个星期。约尼同意了，所以很多人都上床休息。穆吉也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现在，只剩下约尼一个人。他知道，计划就快要完成了。第二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好，先期准备工作的命令已经发布，人们也已经行动起来。现在，他可以睡上一觉了。他的眼皮如此地沉重，几乎都快不听使唤了。他的身体也的确需要休息。然而，他没有从椅子上起身去睡觉，也许这一觉也是几天以来的头一次。实际上，他仍然趴在桌子上。面对眼前展开的地图和示意图，他又一丝不苟地审核着计划。就像往常一样，最后他不得不独自定夺所有的事情。他需要时间安静地坐着，把行动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想个遍。然后，完善计划，准备一个针对全体队员的详细的情况通报。他知道，第二天将会非常地忙乱，比如召开情况通报会、做准备工作、参加训练、向上级作汇报等，自己难得有机会做现在这些。第二天早晨之前，约尼准备好了计划。穆吉说：“计划包括了很多我们没有考虑过的细节。他确实成功地完成了计划。他的演示也堪称完美，涉及了每一个细节。” 也许，就在他独自坐在办公室的时候，约尼第一次意识到行动的全部意义以及所暗藏的风险。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冲击，以色列人民还处在恢复过程中。在很多方面，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恶化了。如果这次行动失败——如果全部或者大部分的人质被杀，如果以色列的精英部队在远离国界线的地方被捕或者被杀——带给国家士气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他的首要责任，就是确保人质和手下队员安全返回以色列。除此之外，他也感到对国家所负有的沉甸甸的使命。 “他是如此地、如此地周全，考虑到了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约尼的助手伊夫塔说。“整个晚上他都在思考行动中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他对细节执着追求的一个范例，而实际上，这与他更显抽象的思维和高屋建瓴的视角相矛盾。同时，也使得他比其他人更加顾虑重重。” 那天晚上，约尼冷静地思考着这件事，但也对侦察营执行任务的能力有着绝对的信心。同时，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组织部队并且领导他们：不仅要取得行动的成功，而且要确保最小的伤亡。他十分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的才华；每个在战斗中见识过他的人也都清楚。“约尼是阵线的先锋，”前参谋官拉斐尔·埃坦说。在被埃坦称之为“终极考验”的“赎罪日战争”中，争夺戈兰高地的战役让他第一次认识了约尼。“如果你把他和同龄的军官相比，无论是过去的伞兵部队的营长还是今天的将军，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他们是伟大的军官，但我不得不说，约尼完全在一个不同的层次。” 约尼一次又一次地离开办公室，去检查有关情况，比如吉普车上的工作进展如何。凌晨时分，他简单巡视了附近的军事基地，发现伞兵部队和戈兰尼士兵已经开始为第二天举行的演习在那里集结。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军需官拉米·多坦中校，在那里遇到了约尼。多坦正在基地为即将到来的士兵做准备，急需一些人手来搭建帐篷和搬运武器。他没有办法，只有请求伞兵训练学校的指挥官给他抽调一些正在此地学习跳伞的学员。调遣实习飞行员违背了军队现有的规定，但是与多坦几番理论之后，指挥官只有屈服并调遣学员过来。多坦的工作也包括为伞兵部队和戈兰尼士兵提供战斗装备，并且开始为模拟突击现场准备道具，比如几辆巴士车将用来代替新航站楼。 从约尼在装甲兵部队担任营长的时候起，约尼和多坦彼此就非常了解。那时，多坦正是约尼所在部队的军需官。多坦说，约尼深更半夜跑来的原因很明显，就是检查其他部门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虽然这不属于他的分内之事。“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对与职责范围直接相关的领域的事情非常关注。”多坦说。“这是我在突击行动之前第一次见他。见面的时间有三四分钟的样子。我们彼此拍着对方的肩膀聊起来，说：‘你好吗？’然后，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你也会有其他的感觉：他已经把整个世界担在肩上了。” 此时，阿维赶往一个情报中心去接收新的信息。除此之外，他还会见了几位曾在乌干达服役的人员，而有关方面正在听取他们的汇报。到目前为止，情报部门已经派出了所有的雇员，收集任何一个可能的与恩德培机场有关的信息。 夜晚的时候，经过无数次的通话之后，一致确定由步兵和伞兵指挥部为侦察营提供以色列制造的野牛型装甲车，这是唯一适合登上C-130运输机的武装车辆。这些电话交谈作了必要的缩减，因为约尼发布过一道通令，任何从侦察营拨出的电话中，对方都不能表现出知晓恩德培救援行动已经展开的事实。为了防止信息泄漏，他也要求话务员不要为士兵转接家里的电话。大约黎明时分，武器负责人阿米兹·科夫里和战略车辆负责人伊斯瑞，与几名司机一起出发去把装甲车从所在的基地运来。然而约尼表示，外围警戒部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使用路虎车。野牛型装甲车刚刚才投入使用，而侦察营还没有试用过。在最后决定携带这些装甲车前往恩德培之前，约尼想对它们做彻底检查以确保使用无碍。同时，塔米尔在为通信事务而努力。清晨的时候，他会驾车到总参谋部协助准备行动所需的通信网络。 天还没亮，埃胡德也回到了约尼的办公室。几个小时以前，他离开约尼的时候，带着刚刚制定好的预备计划去了一趟凯垭。在那里，他会见了来自空军和其他现役部门的人员，开始制定一个能够协调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的计划。凌晨1:00的时候，他和丹·肖姆龙，还有空军部门的伊多·恩巴少校，去了凯垭的总理办公室。他们三人打算把行动计划呈交给拉宾总理。总参谋长莫塔·古尔在总理办公室外接见了他们，并要求他们汇报计划的进展。“我们把地图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陈述各个阶段的任务。渐渐地，古尔开始领悟到，在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下……当前他所审阅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可行的。然后古尔说：‘好吧，这个交给我。我会把计划向总理汇报。你们回去继续工作。’” 当他们走出总理办公室的时候，伊多回忆说，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凯垭是一片漆黑之地。“外面停放的唯一汽车就是我们来时乘坐的那辆。你在黎巴嫩所见过的任何一次行动，哪怕是最小的一次行动……那都是灯火通明，人人参与。与之相比，这里仅仅有一小队人马在忙碌，而且处在不堪重负的高压之下……由此看来，总参谋部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次行动。” 埃胡德在到访凯垭之后回到了侦察营。前一天下午，约尼几乎还没开始参与行动的时候，肖姆龙就已经任命埃胡德为突击旧航站楼的指挥官，也许这是应埃胡德自己的要求。实际上，那就意味着他会负责指挥侦察营的兵力，而约尼得听命于他。肖姆龙解释说，他几乎不了解约尼，而对埃胡德比较熟悉，觉得他是可以信赖的人。当然，约尼被这一举动激怒了。真正与侦察营的行动相关的任何事情都是由约尼来定夺的。他领衔过策划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决议；他召开过侦察营的情况说明会，也将督察实地演习，而且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也是由他向队员发号施令。然而，在救援行动中，也存在埃胡德发号施令的可能，或者至少以同样的方式实施监督。就埃胡德来说，他不想错过这次领导一场如此不同凡响的行动的机会。正如一位侦察营的参谋官所言：“谁不想指挥这样一场行动呢？” 约尼原本无意把事情搁置起来。参与恩德培救援行动的真正战斗力全部都由侦察营士兵组成，而作为侦察营的首长，他觉得当务之急是享有对侦察营的唯一指挥权。也是在前一天下午，当穆吉告诉约尼有关埃胡德的任命消息时，约尼说：“我不觉得自己的指挥权有可替代的人。”不错，他很乐意去向一个非常敬重的人征求意见，但是他决心反击，要想办法解除埃胡德的指挥权，甚至是监督权。 塔米尔说，那天晚上的策划会议，他提前到达了约尼的办公室。有那么一会儿，他从约尼的眼神和说话方式上感受到，约尼对埃胡德出席会议表现出了不满。然而，其他军官并没有同样的印象。 现在，埃胡德和约尼单独坐着。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有一种紧张的情绪，即使看上去不是那么明显。埃胡德和约尼一起审核了整个计划，并提出很多的建议。虽然埃胡德几乎完全没有参与在凯垭的协调事务和准备工作，他却不愿意就此罢休。至少现在，他负责的是整个行动的关键部分。就他的个性来看，埃胡德想对侦察营的一举一动保持尽可能密切的关注——不仅是整体监督和发布常规指令——即使他很了解约尼并且知道自己可以依赖他。 在两个人审核完计划之后，他们上了埃胡德的车然后开车回家。他们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约尼就在埃胡德的楼下。 回到公寓之后，约尼大约有一两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然后就要返回侦察营。餐桌上，有约尼留下的四张小的笔记本信纸。那个星期早些时候他感觉到心烦意乱，就给布鲁莉亚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弥漫着悲伤的情绪，但是结尾处又流露出对未来的一些期许。 “我相信你，还有我，我们两个人，可以顺利地度过青春年华——你的青春和生命，还有我，我的生命和最后一缕青春。” “一起都会好起来的。” 这些，就是他在搁笔之时的所思所想。 <hr /> 注释： 除非另有标注，参考注释均来源于个人采访。 正文 第三章 我们都在巴梅尔的公寓。玛莎·巴梅尔和丈夫茨威在客厅里陪母亲聊天。而我却离开客厅，四处寻找我的兄弟。他们对我来说好像消失了一般。我走进位于客厅尽头的巴里·巴梅尔的房间，约尼在军队服役时回来休假就住在那里。我找到了约尼和比比两个人，他们都坐在床上。巴里不在，因为他去意大利学医了。约尼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之前在哈佛大学进修过一年。 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都把头同时转向房门。我问起了缘由，约尼告诉我他打算回到部队，加入比比的营队，并且让我发誓保守这个秘密。“让尤兹看一下我的服役经历，”约尼回到和比比的交谈中，继续说，“如果他看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会同意接收我。” “很有可能？他会立刻把你抢到手的。”比比说着，然后又继续补充：“这才是个问题。”他说话的语气没有透露出任何喜悦之情。 约尼看上去很兴奋，好像没有意识到比比话语里的潜台词。“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一名军官，而你又不愿意去军官训练学校，我替你去。” “我想，你没有真正弄清楚你将要面对的形势，”比比说，“你将会比同一职位的军官都要年长。此外，这个工作不适合已婚的男人。你几乎不能回家。” “比比，我知道我想要的东西和我将要面对的一切。把我说的全都告诉他，包括服役经历那部分。” 比比也不甘示弱：“如果你想参军，就回来吧，但是要担任高级职位。以你的年纪和经历，不适合当一名班长。而且，侦察营……”他顿了顿，好像没有把保留意见解释清楚，甚至自己也这么认为。看着兄弟的那一股满腔热情，渐渐地，比比也被感染了。然后，他开始向约尼大谈特谈所有摆在面前的机会。不过，比比滔滔不绝的同时还是有所收敛。对作为弟弟的我来说，面对如此场面却无比兴奋——缘于他们在低声耳语的那些事，也缘于我第一次听到的那些内情。 我们已经站起身，准备重新加入远在公寓那边的“成人世界”。约尼警告我们不要把他的意图告诉任何人——甚至他的妻子图蒂。“等我决定好了，我会亲自告诉她，”他说，“到那个时候，就没有理由用此事来打扰她了。”即使我只有十六岁，听到一个已婚男人这样讲话还是让我惊诧不已。不错，我知道他的个性就是必须独自决定一些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些话听起来还是很刺耳。 约尼从那以后就应征入伍了，我也被招募到了部队。我们穿着军装，行走在犹太沙漠里。太阳在我们头顶直射下来，身上汗如雨下。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位士兵，都是我们营队的成员。纳西姆跟侦察营的高级军官在一起显得很兴奋，一直紧跟我们的步伐。他走得飞快，好像背上捆着的一壶五加仑的水根本不存在似的。因为前两天夜里参加了加利里的单人定向赛跑（我们几乎花费了一半的训练时间把地图事先记下来，然后在任何地形条件下，有时候甚至在夜里找到正确的方向），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战士一样，夜晚训练之后可以在白天睡觉呢？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橄榄树或桉树林子里伸直了躺着，为什么他们脸上的苍蝇或是背后突出的硬石块没有把他们弄醒呢？而此时，约尼却在享受这次定向赛跑——这种拼搏的艰辛，这些原野的风景，更重要的是能和年轻士兵一起并肩前行。不过，我还是能看出如此酷热的环境让他很难受。因此，我们时不时地停下来用水壶喝水，然后四个人一起聊天，说我们周围的风景、定向赛跑、还有这难耐的酷暑。“有时候，”约尼说，“当你行走在梦魇般的酷暑之中时，比你所能忍受的更糟糕的事情是，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小块阴凉之处，却只能休息片刻。”你甚至必须在污秽不堪的蓟草之下伸直脑袋，因为它能给你的眼睛带来些许阴凉。 现在，轮到我背水壶。接着，我就开始有一点掉队了。 “你和另一个人在沙漠里，并且你们只有一壶水，”比比曾经把这个犹太法典的经典难题摆在约尼的面前。那时，我们三人都是小男孩，在自家的客厅里聊天。“你们每个人都需要把水壶里的水喝光才能活下来。你们不能分享。那么，你们会怎么办，自己拿来喝掉还是让给其他人？”约尼在回答之前稍作思考，然后说，“这要看这个其他人是谁。比方说，如果是伊多，我会把水壶让给他。”我看着自己的大哥，那时他才15岁。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的。 纳西姆转过身来。“把水壶给我吧，我来背，”他大喊道。 我耸了耸肩表示拒绝，然后跑着去追赶其他人。后来，约尼提出要帮助我的时候，我把水壶递给了他。 在梅察达的山脚下，我们是第一批抵达终点的人。征召约尼入伍和开车到这里迎接约尼的伊斯瑞，已经准备好了一冰箱的柠檬汁和一堆薯条。我坐下来喝了一大杯冷饮。这些杯子是我们在特拉维夫值夜班的时候，在市区的迪岑哥夫广场的餐厅里“借用”过来的。我不停地从冰箱里倒冷饮，然后一饮而尽，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杯。然后，我们五个人围着冰箱坐下来吃薯条。薯条如此美味，很快伊斯瑞就提醒我，应该给还在路上的队员留一些。从山崖上投射过来的阴影已经将我们覆盖，还有往下延伸到镜面般的死海的一段山坡。其他人还没有抵达；而我已经完全吃饱了。约尼吃完之后和我们道别，然后伊斯瑞载着他返回侦察营的基地。我们则留下来，等待第二天的定向赛跑。 我们在戈兰高地以北的恩非特进行城市巷战演习。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这里，而这次的演习比上次更加的复杂。在这个被遗弃的美丽小镇，各色植物自顾自地疯长着，也为小镇徒增了无穷的吸引力。自从“六日战争”期间被驻守在这里的塞尔维亚军官遗弃后，这些房子现在都空置了差不多四年了。小镇的街道都是沿着斜坡而建的，而后在一个小广场汇集；广场中央的喷泉被一堵墙似的黑色玄武岩建筑围起来，就像把房屋和矮墙隔开的东西一样。演习的间隙，我们有一些休息时间。用清洁的泉水洗过满脸的汗渍之后，我们就地在喷泉边上躺下来。北边戈兰高地一望无际的天空在我们面前延伸开来。而我们的头顶，是另一个名叫扎乌的鬼城；而脚下直至更远的地方，一个山顶上坐落着卡拉特·纳茹德的十字军城堡。我湿漉漉的脸上，一阵清风轻抚而过。此刻，从高处放眼望去，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约尼赶来参加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场演习。我带领队伍负责在一次训练中提供火力掩护。我们的指挥官做了简单说明，然后约尼在演习开始前也作了一些补充。在谈及其他事务的时候，约尼提到了火力掩护。“对于提供掩护火力的队员来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他说，“你必须要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作出即时反应来保护主力——这甚至会引来敌人出其不意或者迅速的反击。即使你们还在转移过程中，而且也没有占领据点，也要随时布置好掩护火力。”演习开始时，指挥官提醒我约尼所说的话。接着，我已经预感到在接近据点时，他们打算投入主力部队。我和队员们跑着穿过一条巷子。正如我所预料的，战斗来得非常早，我也立刻开火。像大多数的演习一样，这次演习也遵循了一个可预测的模式。但是，其中的教训却铭刻在了记忆里。 那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演习要求我们占领一排房屋。有一个阶段，我的攻击显得非常笨拙——身体正面被暴露，行动迟缓且不知所措。约尼把我叫下阵来，就像对待其他表现很差劲的人一样，他给我示范如何径直穿过房屋之间的大杂院，然后远距离地闯进房屋内部。此生我第一次明白，一个当兵的人该如何利用每一只手脚、每一寸肌肉和每一个步伐前进。约尼对自己的身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一个灵巧而敏捷的跨步，他就从窗户冲到了院子里，不时有人从一堵半损毁的墙的掩体后向他开火。他在一个稍远的房子旁边的大窗户下，弓着腰迅速地朝前移动，并且在一阵机枪扫射中冲破了那道门。这个演示仅持续了几秒钟。“你们就应该这么做，”他在我们面前站起来，说话的时候还有一点喘气。 军官们的营房和餐厅小屋之间有一片草地，我们一大队人马在那里集合。我们很快就要出发，前往加沙地带进行拓展训练，并参加由南方军队总指挥阿里埃勒·沙龙少将于1971年启动的一项任务，旨在铲除加沙地带的恐怖活动网络。约尼将会担任我们加沙部队的指挥，并且带了一名经验丰富的伞兵军官，当时他在部队服役，给约尼的印象不错。在情况通报会的间隙，这位军官记起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然后开始对一些在加沙担任安保工作的以色列安全局的人员恶语相向。他转向站在一边的约尼，说道：“你不能相信他们一些人的任何说辞，哪怕是一句话。我告诉你……”现在，我们都全神贯注，希望最终能听到一些真正有料的东西——毕竟，这是军官们的闲言碎语。但是，这种谈话让约尼十分讨厌，特别是当着我们的面。“这个现在并不重要。”约尼说着就打断了这位军官的话，试图把他拉回到正题上。约尼的语气听起来很不高兴，甚至有点抱歉的意味——毕竟，这位军官只是想帮助我们。 大约一两个星期后，约尼在加沙地带向我们做情况简报。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加沙基地里一个热闹非凡的会议室里。这不会是我们在加沙的第一次行动，但会比我们以往参与的任何行动都重要。约尼坐在一张行动目标的示意图旁边，然后解释针对难民营的一栋大型建筑的突击计划，而该建筑被怀疑是恐怖分子的据点。我们簇拥在约尼的周围。这是我第一次参与一个需要真正策划的行动，而且被约尼提出的细节数量所震惊。这只是在以色列人控制的地区策划一个小规模的突击行动啊。由约尼指挥的这次突击行动定在当天晚上。他解释了不同兵力该如何布局，我们该如何推进才能同时封堵各个方向的部族据点。他仔细地回顾了行动的每一个部分——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过目，好像他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确保没有任何闪失。在每个问题讲完的小间隙，他会浏览一下记事本上罗列的要点，双唇紧紧地咬着。这种表情如此的熟悉，我发现每次他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或者全神贯注于某个任务时，这种表情都会出现。现在，他继续进行突击行动下一阶段的阐述，嘴唇也开始放松了。我的嘴角也掠过了一丝自豪的微笑。 一天下午，他出现在我们的公寓。“我必须要和你们住一段时间，”他通知我们。“米瑞和我的入伍申请通过了。”那天，他从米瑞的公寓带来一些行李。过去几个月他都住在米瑞那里，现在搬进了一个我们不用的小房间。在他带来的书籍中，有一本坦克各个部件列表及描述的军队小册子。 第二天，他就回到了部队，继续负责装甲兵的调动事务。作为候补军官，他出色地完成了此项任务。随后，被任命为戈兰高地的一个坦克中队的指挥官。这个坦克中队位于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从塞尔维亚手中夺取的一块孤立的领地上。经过与塞尔维亚的一场消耗战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偶尔会来我们的公寓小住。 “此时此刻，我非常地满足，尽情享受着自己。”他给已经好几年没有通过信的前妻图蒂写了封信。“现在这份宁静比星期五的傍晚来临时，那个5:30的黄金时间来得更加珍贵。” “日头依然还在，我坐在帐篷外的椅子上，眼前是一排坦克阵。音乐从身后的帐篷里飘出，我习惯性地用两根手指撑开手里的书，但却没有去读。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还没有开过一枪。甚至，还有时间在野外的淋浴场冲个澡。昨天，一发炮弹刚好落在餐厅的帐篷上并且把它给完全炸毁了，还有厨房的仓库。” “我的副指挥刚好走过来，脸上还堆着笑。” “‘就像一个真正的安息日，对吧？’”他对我说。 “这些都是值得珍藏的时刻，然后就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想给你写信。” “马上我就要爬上一辆吉普车赶回家去。自从我领导这个中队已有整整一个月了，现在我每天回家的时间只有那么一会儿。有意思的是，我甚至没有感觉到有离开这里的必要。事实上，我对自己要去的地方一点也不清楚。太遗憾了。要是有人能代替我回家的话，那也无伤大雅啊。” “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有战争发生。当然，不像我们以前经历过的那些战争。但是，你可能会轻易地犯错并且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坦克中队驻扎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理位置，并且表现也很出色。” “几天以前，我想起了你。那种思念悠远漫长而又饱受煎熬，连我的心也会痛。每次我想你的时候，往日的记忆又浮现在心头。很多时候，是我伤害了你，让你难过。我对所有的事感到悔恨，还有我的不经意。不是今天的我更善解人意，而是时日弥久，我看问题的方式改变了。” 现在，我正忙着自己的医学课程，还有粉刷公寓。约尼难得有短暂的喘息机会从戈兰高地的炮火中回到耶路撒冷，帮助我们把墙上的旧漆铲掉。他兴奋地向我们大喊，让我们去看看他想出来的新方法。我们发现，他成功地把厚厚的石膏涂层和油漆一起给铲掉了。他浑身洋溢着生活的乐趣，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然而，隐藏在他内心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和孤独。我知道，他比以前更经常地用孤独来描述自己，这不仅因为他没有家庭、没有妻子、没有孩子。这是他一生的命运，虽然在高中时代或侦察营里，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他的心思已经超越了一切并为苍生大计，也使得他跟周围的人与众不同。 在约尼接管坦克营剩下的武装几个星期以后，这场消耗战就宣告结束了，而坦克营在“赎罪日战争”中就几乎被全歼。这块孤立的领地又回到了塞尔维亚人的手中，同时还有戈兰高地的卡内特城。约尼几乎完全沉迷在重建坦克营的事务中，而实际上他也是白手起家。从讲话的方式来看，就知道他多么喜欢和装甲兵一起工作，他在那里多么如鱼得水并且受到爱戴——如果仅仅选择留在坦克营的话，他的军旅生涯能够持续多久呢？但是，在坦克营的任期结束以后，他就决定回到侦察营。 在执掌侦察营之后不久，他来到了我们的公寓，并且提到我错过了他的任命仪式。我没有试图解释为什么离开；甚至也没有告诉他那天我在场。我反而问他，侦察营的情况进展如何。“一切都很顺利。”他回答了一句，就没再多说什么。他的言语传达着乐观的精神，但是说话的语气还是保留了一些东西。也许，这是我的想象，因为从他的话语中我只听到了自己的焦虑。 正文 第五章 其他人的故事让我的记忆愈发地丰满起来。它们一起涌进我的脑海——不是挤作一团乱麻而是形成一条直线。每个记忆都串联着下一个记忆，铺就了约尼在恩德培的英勇献身之路。 “赎罪日战争”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在侦察营服役时期的战友也很难找到战争发生的确切地点。我们从拉法赫开车往北一点，到了瓦斯特交通大枢纽。道路连绵起伏，我们每进入一个较低路段的时候，低矮的石头墙围成的草地就消失在我们四周。在一个上坡路段还没有到达顶点的时候，朋友说：“就是这里了。”我们停下车，然后走了下去。 “叙利亚的突击队员就分布在这里，在道路的左边，”他解释说。“运送这些队员的直升机已经往东飞走了。”约尼的部队曾经被派遣到位于拉法赫的戈兰高地，防守那里的主要军事基地。而有一次，他的一个小分队发现有直升机在着陆。约尼一接到报告，就命令队员钻进半履带车——不能让叙利亚的士兵有时间集结。没过几分钟，差不多40人的队伍就在半履带车里各就各位出发了。在朝着敌方突击队员着陆的大致方位挺进的时候，约尼的部队遇见了一支戈兰尼步兵旅。他们刚刚与叙利亚人交战过并且有人员伤亡。约尼对叙利亚人的精确位置不是十分了解，然后就只前进了一点。在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约尼命令半履带车停下来，接着士兵跳下车。 我想起了几年前听过的一段故事。当时一位参战的侦察营年轻军官希埃·艾维特给我这样描述：“突然，他们开动非常猛的火力，而我们还站在半履带车旁边的空地上。幸运的是，我们卧倒后炮弹和子弹才从头顶呼啸而过。但是，一位军官被击中，后来因伤过重而牺牲。” 站在这条路上，我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那位吉迪恩·阿维多夫队友被击中的地方。当时，作为班长的他正要开始在该地区搜索叙利亚士兵。我的朋友说：“我们把他拖到路边的一个小壕沟，靠右边的位置放下，然后开始处理他的伤口。你必须明白，一些叙利亚人已经从稍近些的墙后面开火了。”我朝自己的左手边看去，发现不远处有很长一段石头墙，和路刚好平行。“而叙利亚人就在墙外的地面上埋伏着。” 在第一阵枪响之后，希埃加入到向石头墙冲锋的队伍中。他是这样描述的：“叙利亚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随心所欲地攻击我们——他们有掩体，而我们在毫无防护的空地上……这真是非常糟糕。我能看见被击中的那位军官就在离我不远处。第一阵密集的火力过后，就没有太多的枪响了。接着就是一种令人心悬的感觉，这时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改变。我记得，自己开始有一种恐惧，真正的恐惧。然后，我看见了一个让自己终生铭记的场景。突然，我看见约尼非常镇定地爬起来，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用手向我们示意，赶快爬起来跟上他——我们所有人都胡乱找了一个掩体——然后他开始冲锋，就像在参加一个演习一样。站得笔直的约尼朝左右两边发号施令，并且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带着往日行动中的镇定向大家高呼。我记得，作为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当时我就想：该死，如果他那么做，我也不能服输啊。我爬起来开始投入战斗。” 在散落的石头和几近损毁的墙之间，我们穿过了那片空地。 希埃说：“我设法跟上他。同时，也被这场战斗弄得非常紧张。约尼告诉我要平静下来，然后问我弹药还有多少。我告诉他，我也所剩无几。我们刚才的子弹发射得太多了。他告诉我：‘你要消灭他们，就像我教你的那样，一枪一枪地放。这样精确度会更高。不要扫射。照我说的去做吧。’” “约尼没有只顾着往前冲，而是深思熟虑之后再小心地推进。我们也按照这种方法前进，并对该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后打败了他们。”巴鲁克·扎克曼在一堵墙后面被射杀，当时他正在约尼身边冲锋。我们准备寻找一个坦克炮台，当年那里据守着大约12名叙利亚士兵。虽然坦克炮台找起来有点难，但等我们最后找到它的时候，它看上去很矮，而且由于长年的腐蚀已经夷为平地了。 我看着这块土地，伫立良久。前面的高处，肯定是穆吉在那里打掩护的地方。正如他所说：“我到了山顶，感觉到地面有一点下沉，原来有士兵在那里开火。我向约尼高喊让他打掩护，我要把那个地方炸掉……我刚刚喊出叙利亚人在那里的时候，约尼就已经带着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们发起猛攻。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掩护他……镌刻在我脑海深处的一幅场景就是，约尼冲在最前面，8名士兵跟着他还击10名叙利亚突击队员，最后将他们全部消灭。这幅场景经常浮现出来：约尼一边射击、一边率领参战士兵向炮台猛冲。” 现在，我们离那条路有好几百英尺。我们转过身，在膝盖一般高的蓟草花里探路前行。在约尼和士兵们再次对那个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之后，发现了隐藏在后面的叙利亚人，战斗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钻进车里，依然很难勾勒出战斗的经过和最后的结局。侦察营死亡2人、受伤1人，而叙利亚的兵力差不多有40人被全部消灭。“如此近距离地被敌人的火力所围困，摆脱僵局的方法就是把分散的兵力组织起来——这要归功于约尼，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成功了，”希埃说。“约尼的作战方式，我甚至都没有在书上见到过。”穆吉说。 约尼自己在战后的一份简报中总结了这次战斗。他在结尾写道：“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部队，按照最简单的原则来战斗，就会无往不胜……在战场的每一次转移都必须要重视火力的掩护……决定性的时刻会在敌人的情绪转向溃败的时候到来；冲锋的时刻会在敌人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的时候到来，因为恐惧会彻底摧毁一个人……而在此之前，敌人会继续谋划自己的行动并构成一个颇具威胁的对手。” 约尼从没有告诉我这次战斗的细节，而我也没有过问。只是有一次，听他发表了即席讲话：“可怜的叙利亚人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营遭遇，真是倒了大霉。”虽然没有跟他说起过，我想，他们更倒霉的是遇到了约尼。 约尼也没有把战斗的事情告诉过我们的父母。有一次，他跟父亲说：“你不能仅仅通过战斗的胜利就判断这个指挥官是优秀的。如果你愿意牺牲足够多的人，你几乎总能胜利。而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真正评判标准，就是以最少的伤亡取得胜利。” 关于约尼在战场上的同一个画面一再浮现。它描绘了约尼的恩德培之战，也就是约尼在1966年的人生第一场战斗，那时他只有20岁——这场报复性的突击行动是针对在萨姆的恐怖分子，当时的西岸地区还在约旦人的统治之下。“有些人看上去，”他在行动之后写道，“在炮火中已经无法认清现实，并且不知道那个当下自己真正在做什么。然而，也有一些人和往日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的专注性、一样的判断力、一样的求实精神，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比我平时感觉的更紧张。” 同样的画面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天深夜，那时他驻扎在位于朱迪亚的一座名叫古什·埃齐翁的山里。“我们打算进攻一个藏有恐怖分子的房屋，”博阿兹·巴伦回忆说。他是在约尼领导的突击营里服役的一名士兵。“我们连续4个或者5个晚上赶到那里，但没有得到展开攻击的批准。一天晚上，我们跋涉了12英里的山路才赶到那里……最后的那个晚上，对方驻扎在外面的哨兵突然发现了我们。我们只得躲在战壕里一动不动。约尼意识到，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然后，他独自一人越过石头墙，站在门口就开始一阵扫射……后来他表示，对我们进攻的方式不太满意，即使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场战斗。5个恐怖分子只有2个毙命，而剩下的都逃走了……约尼那天晚上一直不说话，显得很孤僻。我们能感觉到他的不高兴，事情没有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不再谈论此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该是一目了然。” 概括起来讲，博阿兹认为，“他不仅是一位指挥官，也是一位导师。一个伟大的导师，我觉得……甚至他教育人的方式也很特别。仅仅跟他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这个惩罚就足够了。” 我的思绪按照自身的规律在游移；也许“导师”这个词，让我突然回想起约尼曾经提到过他的一位士兵，那时约尼还是伞兵部队一位年轻的排长。“有一次自卫演习中，我们坐在防空洞里，”这名士兵回忆道。“我们五个人必须分享彼此的战斗配给，而每次只能有两个人吃饭。我碰巧跟约尼一起吃饭。他非常饿。有那么一会儿，他就坐在一个肉罐头和豌豆罐头的前面只顾着吃，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普通士兵。可是，他也是坐在自己跟前的这位士兵的排长啊，这样狼吞虎咽或者吃得太多好像有点失态吧。我能看见他的身体在摇晃，这种吃相可以完胜一切。他吃的份额超出了一点。我发现他对自己吃多了显得有些尴尬。当然，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将他逮个正着然后给他提个醒。所以我问他：‘其他人怎么办？’他低下头说：‘如果你以后当了指挥官，不要这么做。’三四年之后，我们都成了指挥官。跟他坐在一起，我又提起了往日那件有趣的轶事。‘你还记得？’他问。‘我希望你不要吃队友的东西。’” 伞兵排的士兵是约尼的第一批队友，在当年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就分别了。后来，他们还见过一两次面。“每次新年我们都会聚在特拉维夫的迪岑哥夫广场，到场的人经常都很多，”约尼的一位士兵说。“我们会找一家餐馆或酒吧，然后一直逗留到深夜。那些聚会的人群里，有约尼一个。他会跟我们推心置腹，把埋藏在心里的所有东西都倾诉出来……我们发现他对大家如此地情深义重，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恋之情。” “那一刻，所有人都潸然泪下，大家愈发地激动，开始有点聊发少年狂。我们每年总是讲起同样的故事，重复同样的记忆……你能感觉，约尼是多么尽兴，也许这是因为他对大家有着更多的牵挂。到了后来，即使他升职了，他和属下的战友们的联系也并没有淡薄。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如果他不是特别熟悉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跟一个人关系特别亲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主动和这个人搭讪。但跟我们在一起，却恰好相反。他对世界上的事情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他自己。” “最后一次聚会上，一位战友没有出席。约尼就不理解了。一个人怎么可以错过这样的聚会呢？他有什么理由不来？他不知道……他几乎就要去把这个人抓回来。我们跟他说：‘算了吧，他的亲人过世了。’约尼就是不相信。” “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不忍离开，他不愿意回到原来的地方。他觉得跟战友们待在一起太开心了……他跟我们一起喝酒，一起胡闹。而经常在离开之前的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他会待在一边打会儿盹。然后，他起身来到大家跟前说，‘兄弟们，保重’，接着就消失了。” “最后一次，他的确手舞足蹈疯玩了一整晚，完全是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们有一加仑酒壶装的威士忌，在酒喝光之前没有人可以离开……他是唯一可以倒酒的人。除了他，没有人可以。最后，酒壶喝了个底朝天。临近早晨的时候，他必须要回去了。然后我们发现：他甚至没有和任何人握手道别，只是在远处挥着手说‘再见了’。他走了，带着无限伤感。” 我们继续开车，来到戈兰高地的北面。“就在这里，”我的朋友指着右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突围进入叙利亚人的领地。”突围的那天晚上，约尼的部队归属于第七装甲旅。那时，约尼第一次遇见了旅长阿维格多·本加尔，也称亚诺什。 本加尔说：“那天晚上，在某个帐篷里，离突围的时间还有六七个小时。我想，他是由拉斐尔·埃坦介绍给我们的。就在部门通报会召开之前，拉斐尔说：‘看，这就是约尼。他听从你的调遣。接收吧。’就这样，我把他安排在第一营历练……战斗当中，我们之间的接触确实很匆忙，快速而且不漏声色露，讲话直击要点。他只需要接受命令、听候任务、报告军情。不管怎样，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喜欢他。每次他出现的时候，我都会很高兴跟他交谈。” “几天以后，他被召集到北方指挥部总部。在战争打得正酣的时候，他们要把他调走。我想，他们派直升机来接他，是要给他在其他地方分配任务。我告诉他：‘他们分配的任何事情你都要拒绝。这样，你就可以回到我们身边了。’他说：‘好的，我会拒绝任何事情然后尽力赶回来。其他的，就不要多说了。’他真的这么做了。后来，他们再次挑中他，可能与重新占领赫蒙山的任务有关。我很遗憾，他们把他调走了。而我认识他，好像才十天。也许更少。” 两人的友谊在那次战争之后一直维持着。那时，约尼完成调动手续到了装甲部队，正好被安排在本加尔的队伍里，驻扎在戈兰高地。 “时光荏苒，约尼对我的影响很大，”本加尔说。“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我40岁，而他去世的时候才30岁，足足有10年的差距。我的军衔一直比他高，但是让我敬佩的是——既然我们在军队，就要遵守各种等级制度，然而，每次都是我向他驻足行礼，而不是相反——我感觉，我从他那里获益匪浅。该怎么说呢，我敬佩他，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让我汲取力量和精神财富的人。每个人——不管他年纪有多大、职位有多高、或者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找到能够依靠并让自己变得强大的人。从事军人这样的职业，你尤其需要他。很自然的是，那些围绕在你周围的人需要你给予他们支持，而且他们因为你而变得强大。这就是我对部队里与我共事的那些人的印象。无需自我吹嘘，我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我遇到约尼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在很多方面、甚至所有的方面都要超过我。说得难听一点，在我需要他协助的时候，我可以利用他的优势。所以，有时候这对我影响很大——总而言之，我能够依靠他。” “我们在一起交谈时，我能感受到一种智慧的启迪。就好像，我刚刚读了一本好书。这本书，犹如一种财富、一种催化剂。他的仪表和风度，让人印象如此深刻。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值得我去列举他的某些具体特点。一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往往要比给事物贴上标签更重要。” 我们穿过一片暗褐色的空旷之地，远处有圆顶的山峰向上凸起。前方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地耸立着赫蒙山山脉。“你知道，”朋友坐在我身边继续说，“突围的时候，叙利亚人的火力非常猛。我们从交叉路口撤离到稍远处守在路边上。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等待敌人的炮火停下来。所有人都紧紧地倚靠着半履带车的底盘，只有约尼站起来观察周围的情况。我们说：‘约尼，快趴下。’但他继续站着。他为什么要这样？不管怎样，他也是被逼无奈。”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但好像又听说过。心想约尼依然这么站着，因为趴下来不是他的本性。的确，冒这样的风险不必要。他当然永远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属下这么做。只要涉及士兵们的安全，他会非常地严格，慎之又慎。曾经有一次，他甚至当着装甲兵的面斥责他的旅长，因为旅长没有戴防弹头盔就出现在了他们连队。但要弄明白他为什么站着，你必须知道，几乎每个人都怀有一种自然的、真实的对死亡的恐惧——对一个27岁的年轻人也如此——可是约尼从来没有感觉到。作为指挥官，即使当时他无能为力，他也要观察和研究战场形势。 过了一会儿，约尼从电台里听说，隶属于本加尔第七装甲旅的一支坦克营的指挥官约西·本哈南中校，在进攻库奈特拉和萨姆山时遭到反击，现在依然在战场负着伤。除了阵亡将士外，所有受伤的人都被抬回来了；约西的坦克中了敌人的一颗炮弹，现在还在山脚下。而约西被爆炸气流掀翻之后还躺在地上，并且伤口也在血流不止。坦克的驾驶员没有受伤，但他选择待在指挥官约西身边照顾他而没有自顾逃命。约西设法用约尼前一天给他的便携式接收器，向后方报告他们目前的处境。他和驾驶员在叙利亚人控制的领地上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而叙利亚人的反攻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在亚诺什的旅团总部外面吃战地餐，也一边收听电台的战况播报。突然，我们听说约西的部队遭到炮击而停下来，并且他需要帮助才能从那里脱身，”希埃回忆说。 “我确实不太清楚，该怎么做才能把约西从那里解救出来。因为那是敌方领土的腹地，”本加尔说。“天色已近黄昏，夜幕即将到来。然而，约尼主动走过来，跟我说：‘把任务给我，我去救他出来。’”没有丝毫的迟疑，包括穆吉、吉奥拉、希埃在内的12个人跟着他上了两辆装甲车。“我的一位朋友，来自第七装甲旅的军官说：‘听着，希埃，你这么做就是自杀。这简直是发疯。’‘闭嘴，’我告诉他，‘不要在士兵面前讲这种话。’” 两辆装甲车沿着约西坦克留下的履带痕迹，在怪石嶙峋的旷野上一路颠簸着前行。这时，士兵们发现了一辆在战斗中被摧毁的叙利亚反坦克吉普车，上面还冒着火光。他们朝吉普车驶去。时间已是傍晚，等到他们到达山脚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走下装甲车，他们继续步行或者一路小跑，最后到达了约西所在的位置。约尼命令几个人去检查那辆瘫痪的以色列坦克，以确保里面没有人，同时又把约西绑在担架上。随后，他们又匆忙撤退。过了没多久，叙利亚人赶到后，把以色列坦克都拖回了大马士革，连同那些坦克兵的尸体。很显然，侦察营士兵在黑暗中没有发现这些尸体。 “约尼带着士兵赶来，救了我，”约西几年以后回想起。“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 战争结束后不久，约尼去医院探望约西，然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表扬了约西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出色才华，而只字不提救援的事情。约尼写道：“从那些把你层层包裹的绷带中，听到你说话我很高兴。你说最重要的是，你就在这里，你还活着……你让我不禁想起‘六日战争’后我躺在朗本医院里的感受，当时医生们围着我讨论该如何处理我的左手臂。对我来说，他们似乎在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担忧。最重要的是能够活下来，其他的事情都无足轻重了。” 在路上穿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的思绪也在继续前行。直到最后，我想起了约尼奔赴恩德培之战和他生前在一次谈话中跟我提起的一些事情。我想努力地说服他要见机行事；而约尼却对我坦诚相告，说他不能接受我的建议，因为他看待生活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他说，他不会认真地思考“明天”然后做一些“合理”的事情。因为，当明天到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指望还能活着。 “我的生命属于我，那就让我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约尼几年前就是这样回击比比的。那是在另一次人质救援行动之前，也就是1972年。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撒贝纳客机，然后降落在了罗德机场。约尼在行动开始几分钟之前赶到现场。比比和其他士兵一样已经备好了枪，准备炸毁那一架飞机。军方有一个常规命令，同一个行动不得同时有两位兄弟参加。而约尼非常想参与此次行动，要求比比让他出征。 “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士兵参战而我却袖手旁观呢？”比比争辩说。 “好吧，你说得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去。”约尼回答。 “想想我们的父母，”比比试图说服他。“想想如果我们都牺牲了，他们该怎么办。” 约尼说到做到：他要成为自己生命和死亡的主宰者。 但是，军事行动指挥官埃胡德却不允许约尼参战。后来，当他看到比比在炮火中受伤后，约尼的愤怒很快就被其他的情绪所掩盖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约尼是如何成功地说服我参与了一次他领导的行动。行动的目标是绑架叙利亚的军官，然后用他们交换被关押在叙利亚监狱的以色列飞行员和导航员。也许，换个思路会更简单。我被分配到一个负责设置路障的助攻部队。在行动中，我只看到了约尼一小会儿，但却足以让我明白——他的眼神、他的语气——对战场上的士兵所产生的作用。我们部队在穆吉·贝奇的领导下，只起到辅助作用，没有渴望会执行行动的主要任务——制服叙利亚军官和防护他们的黎巴嫩警察。由约尼和他的助手乌兹·达杨率领的主力部队，乘坐民用汽车进入黎巴嫩的领土，抵达绑架行动的预定地点，而叙利亚的护航车队也在朝西边赶来。约尼的士兵把车停在路边，假装是一群黎巴嫩人的汽车出了故障。突然，约尼的情报小组报告说，事情出了点状况。叙利亚的护航车队被一群村民阻拦，可见村民很明显对车队产生了一些怀疑。后来，车队开始折返。约尼立刻命令士兵上车。经过短时间的一路追赶，约尼的部队赶上了那群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然后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征服了他们。 穆吉所属的部队在西边设置好路障之后也赶到了，最后的几声枪响还能听见。叙利亚军官已经被俘并被集中到了一起。这是我和战友们参与的第一场战斗。当抵达交战现场的时候，我简直紧张到了极点。约尼站在路上，冷静地发号着施令。他强有力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兴奋，而是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紧张就这样减少了很多。我们被安排一直往北排查该地区，因为有一位叙利亚军官在枪战中设法逃跑了。我们没有找到叙利亚军官，几分钟后返回的时候，约尼已经离开了。他留下乌兹负责把俘虏和车辆带回以色列，自己驾车到了附近的阿拉伯村庄，去监督针对一辆阿拉伯汽车的搜捕行动。该车可能来自护航车队，而且已经逃跑。我们穿越边界进入以色列境内，欢欣鼓舞地押送着俘获的车辆和一群高官囚犯，而约尼却没有在场。 我们驾车穿过戈兰高地，那里是约尼的坦克营驻扎的地方。这个基地是在约尼阵亡前不久，由他建成的，后来被命名为约纳森基地。有一次，我们一家人被邀请去参观。进入基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栋建筑物的墙上用黑色的大写字母组成的一些醒目的句子。那是约尼在营队的告别演说。约尼牺牲后，也是他发表演说一年多以后，营队的士兵根据记忆将它们重现——这跟我们在约尼的报告中所发现的演说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 “约尼的助手克西在一个开阔的空地上集合了全营的官兵。”一个营队的参谋描述了当时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某天训练过后，在一个长方形广场的三面停满了坦克，炮眼朝内。约尼在他们前面的一辆装甲车上站着，发表他的演说。” “我相信，对于任何结果都不能妥协，”约尼说。“我们的营队里永远没有妥协，任何结果都比不上最好的可能——甚至它们可以让我们进步，”他阐明了自己的信条。“我相信以色列，相信集体的责任感，一定可以陪伴我们每一位战士，为国家的生存而战。” “他演说完以后，”凯尔勒继续说，“向营队官兵敬礼来表达他的敬意。这就是他接管指挥权的过程。” 基地的中央是约尼的办公室，有时候也充当约尼的休息室。在那里，约尼可以忘掉一切军中琐事、忘掉那些灰色的营房和点缀着鹅卵石的小路，然后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天晚上，我完成工作的时候已近凌晨两三点。我发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凯尔勒回忆。“我过去看他在忙些什么。约尼为了一个连队的演习在训练场待了一整天。我朝里面望去，发现他在读一本诗集，我想应该是比亚利克的诗集。” “那个时候，如果他一个晚上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就算很多了。”本加尔说，那时他是约尼的分队指挥。“他差不多每天24小时训练营队。你遇到一个如此有动力的人取得一些成功，这一点也不稀奇。渐渐地，他建起了营队并改变了它的面貌，训练开始变得有模有样。” “他的第一次营队演习任务彻底地失败了。那基本上就是一次技术性的演习，只是它出了问题。部分是因为约尼驾驶坦克的经验不足，部分是因为运气不佳。有时候，如果一开始你就迈错了脚，也就回天无力了。而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遗憾，他指挥的这次演习变得如此糟糕。我在所有人面前反省了差不多15分钟，然后说：‘约尼，过来。’我跟他逐一分析事情的经过，非常地详细。我不知道，他对我如此严厉地批评作何感想。我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怒吼，而是以一种最为严肃的方式批评他。有时候，这种局面也是最难以忍受的。我看见，他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录下来。他不仅说‘好’，而且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加以分析。突然，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总结一个常规的演习过程，而是在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我想说点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提问，我回答；我对某个问题殚精竭虑，他也会苦思良久。最后，演变成了两个人的一场真实对话。我们坐了四五个小时，一直在讨论演习的事情。话题有时候突然转移到军事、历史、哲学、地理，然后又回到演习上——所有的一切都与手头的事情有着某种联系。我发现他有想学习、受教育的欲望，也想理解他人。他坐在那里，不像一个接受惩罚的人只是等着长官的训斥快点结束、羞辱快点终止，然后可以闪人。他并没有想要离开……我问他，‘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顺利完成一次演习？’他说大概一两个星期。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演习。那时，你会发现，一个人可以理解他的所学，然后真正地将之付诸实践，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次演习可谓一流。第一次犯下的错误，他一个都没有再犯。” 独立日的那一天，也是约尼执掌营队大约一年以后，他准备前往北方指挥部总部接受拉斐尔·埃坦授予他中校军衔。“仪式上他没有佩戴装甲部队的黑色贝雷帽，而是一个普通的绿色军帽，”一位参谋回忆。“实际上，他也没有佩戴任何特殊的徽章或者肩章，比如‘六日战争’的那种绶带。连人们所常见的士兵在特拉维夫每天都穿戴的那些军服小配饰，他身上都没有。他就穿着一身破旧的少校军服在基地里走来走去。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跟他讲，现在该是换一套新衣服的时候了吧。但是在仪式前，他的助手海姆·克西少校把自己的一对肩章给了他；我想，他还需要一条腰带。就这样，我们两个人给他凑齐了仪式所需的一切。之后，他才急匆匆地赶往北方指挥部，参加授衔仪式。” 本加尔说，约尼作为一名营长，“无论从业务素质还是个人能力来看，都是这个营队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他能精确地分析全部的军事图片，能熟练地驾驶坦克。他了解所有的战术战略，并且注重研究它们。他的队伍是营队里最出色的。他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队伍中并将它打造成了最顶尖的部队——不论在纯粹的技术方面，还是在斗志方面，而且士兵对队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我想让他留在装甲部队，于是告诉他：‘在你的营长任期结束以后，我们会提拔你担任副旅长。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会成为一名旅长。’我相信他的个人能力和领导才华。” 我一直在想，如果约尼留在装甲部队，那结果将是怎样的呢。“我试图说服他不要回到侦察营，”本加尔告诉过我，但我不能把这句话从脑海里抹掉。我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一点点的可能性会做出其他的选择。 约尼回到了侦察营，回到了那个被他真诚地称作为“熔炉”的地方，那个曾经造就过他的地方。因为这个举动，他变得更加的孤独了。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跟我所认识的其他指挥官都不一样，”一位侦察营的参谋说。“很大程度上说，他是一个天才……他比我们都要成熟很多。我们那时不能理解的很多事情，今天在我看来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在部队的最后几年，我才开始理解他在做什么。那时，我们因为太年轻而无法接受。同时，也因为年轻，我们一些人常常批评他，而且那些话太刻薄了。但是，在他执掌侦察营的日子，我有幸看到他在军营之外的更广阔的一面，然后我开始对他的为人有了不同的看法……我曾经去过他的寓所，并且在那里胡侃了一番。他因为生病，让我过去陪他。那时，我才发现，他的知识面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他的看法开始有些改变，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最主要的是，我发现他善于观察一切事物，即使他并不总是觉得有必要置评。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他才会发表意见。他也能宽容他人，但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如果回到过去，他肯定会在你屁股后踢上一脚。他希望人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努力地纠正自我并主动地提升自我，而不是因为他凭借权势要求他们这么做……” “他的一生比我们经历了更多，而且这也影响到他的行为。他真的是有一颗善心。在一些小事上你就能发现，不论是在军营内，还是在军营外。” “一方面，他努力地跟人亲近，士兵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威严要比在其他高级军官那里少很多。另一方面，他在很多事情上犹如一道谜题。我们无法理解他，而且我想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在很多方面，他对应征入伍的士兵而言都是一个谜。“他不同于常人，”有人说，“尽管他尝试接近我们，依然能感觉他很内敛、很深沉……我们要出发去什么地方，或者等待开通报会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一人坐着，吊着一个烟斗、拿着一本书。但是，如果我们晚上打算去城里而需要一辆车，我们会送一张借条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是否可以借用他的车——向侦察营的长官借车似乎显得有点太放肆——然而我们就成了。” 我的另一段旅程，是在南部的马萨达地区。我进入了南山的一个巨大蓄水池。我知道，在阵亡前不久，约尼曾经从那一望无际的台阶上走下来，到了这个空荡荡的蓄水池的底部。犹太士兵在这里反抗罗马人的进攻足足有三年。他的手里拿着散发给游客的小册子。这里，是地球的深处。光线从山间的空隙处投射过来，照在蓄水池的底部。空气显得阴冷而又死气沉沉。空闲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小册子。其中的最后一页上，是犹太士兵领袖爱力·阿沙尔的临终演说。他们在罗马人发起总攻之前，和自己的家人一同自杀殉难。在这个教堂般静谧的地方，只有布鲁莉亚在他身边。约尼被这段文字所吸引，开始大声朗读起来。她请求他停下，但从他嘴里传出的是，马萨达的领袖在2000多年前发表的、还在这些石墙之间回响的演说： “我们终有一死。我们的孩子也终究逃不过死亡的命运。死亡所带走的，不是人类最崇高的抗争精神，而是受羞辱和受奴役的人生……这些灵魂生来就注定不会享有人类的命运……当然，我们要在他们唾弃我们、奴役我们之前死去。在离开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时，我们依然是自由人。” 约尼在阵亡前几天的最后一封信上写下了“尽你所能地活下去”的字样。他不是想跟生命道别，而只是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我要过怎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他找不到答案。 <hr /> 注释： 除非另有标注，参考注释均来源于个人采访。 正文 第六章 当我感到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又可以做些事情，这种判若两人的感觉非常地奇妙。比如只要有可能投入训练、实施侦察、进行检阅或者执行计划，我就一刻也停不下来。但是，“前期工作”一旦结束而进入实施阶段，我就完全平静下来了。 ——约尼给布鲁莉亚的留言 经过几个小时的睡眠，约尼在星期六的早晨醒来，然后和布鲁莉亚共进早餐。在他们旁边不远处的地板上，是一支名叫摩尔的德国牧羊犬。约尼从冰箱里拿出布鲁莉亚买的柠檬蛋白酥饼，像往常一样直接在酥饼盘子里吃起来。“我只吃一半，”他开玩笑说，“然后下次再吃剩下的一半的一半，这样我就一直有酥饼吃了。” 布鲁莉亚知道，侦察营在策划一起救援行动。约尼边吃边告诉她，他能肯定政府没有胆量批准这次行动，而且会一筹莫展。“他这样的想法是有可能的，”布鲁莉亚说，“但也许是他一直这么说，我反倒不怎么在意。” “下午我可能会回来几个小时，”约尼告诉布鲁莉亚，“到时见。” 为了应对她的问题，约尼开始谈起他一直很郁闷的心情，而且几天前，他在写给她的信中也表达过这样的感受。但是，谈话没能继续下去，也许部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要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意识到逗留的时间要比原计划长。 约尼跑到楼下的时候，司机已经在车里等他了。布鲁莉亚急忙赶下楼然后对他喊道：“约尼，你还没有跟摩尔告别呢！”但是，车已经开出了院子。约尼没有听见她的话。 侦察营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士兵还在忙着最后的筹备工作，他们把装备摆在地上做最后的检查。参谋官在继续协调最后的细节问题。 除了检阅部队，约尼向参与行动的每个士兵做了一个简短的情况说明。然后，他给总参谋长古尔的助理哈盖·瑞格夫打了电话。他们讲话很谨慎，只用一些隐晦的言语。因为哈盖经常在古尔的左右，约尼想从他那里得知，前一天晚上批准行动的决定是否还有效。他也想确认，在这最后时刻，不会有侦察营之外的人士干涉营队和取代他这个指挥官在突击行动中的主导权。哈盖明确地告诉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变化，然后祝他好运。 约尼放下了听筒。他刚才所听到的话无疑让他非常兴奋。他意识到，自从古尔宣布支持行动以来，他们在特拉维夫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苦苦思索的夜晚。即使现在距离尖峰时刻只剩下几个小时，行动还要继续积聚力量。在家里的短暂休息打乱了他已经持续了24小时的准备工作，但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暂时离开而搁浅。他和士兵们飞往非洲大陆解救人质的可能性，看上去比以前大了很多。 坐在约尼旁边的是侦察营助攻部队的指挥官，他要对行动每个阶段的战术做逐一阐述。会议开始前，一些初级军官找到他们的直属上司吉奥拉。“星期六早晨，我们发现行动还在酝酿之中……，”他回忆。“我记得，当我们突然意识到行动真的要发生时的那种感受。”军官们说，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感觉不太好。“你必须找到约尼跟他讲，行动的细节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他们说。吉奥拉说，“这次行动准备得很仓促，无论从侦察营提出无数方案的情形来看，还是从行动之前对意外情况进行预测的传统来看。这次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某一支队伍被困住该怎么办，如果恐怖分子不在预定地点怎么办——而且，没有时间来解决它们。”吉奥拉找到约尼，分析了一下局势并告知初级军官们所担心的事情。“约尼立刻明白问题的所在，并接受了我的建议。”他把军官们召集到助理伊夫塔的营房里，然后开始商议。 会议上，军官们把出现的所有问题都重新讨论了一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制服敌人在楼顶或者控制塔的兵力。吉奥拉记得，在这之前的通报会上，约尼已经规定，刚开始进攻的头几秒钟，掩护部队不能对这些制高点开火，除非对方先开火。而到了战术讨论阶段，军官们不理解为什么部队不能立刻开火。针对这一点，约尼的计划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次行动是以救援为目的，而不是常规的对敌方建筑的攻坚战。就好像类似的行动一样，防止人质受伤会使救援部队面临额外的风险。 “我们告诉约尼：‘敌人会在那里朝我们开枪，’”吉奥拉说。“但是约尼解释说，整个行动只会持续30到60秒。那段时间，约尼预计会打头阵，必须由他来决定是否有队伍被困，然后可能叫另一支队伍跟进，或者有意外发生时他自己会冲进去。如果5支队伍同时进入大楼开始射击，只会引起骚动和混乱，这时候就很难控制了。乍一看，战术看起来很简单，而实际并非如此，特别是你想在一分钟之内结束行动。如果有一支队伍在头顶或者后方向控制塔或者顶楼开启重火力，将会对行动造成严重破坏并引发一片骚动。这样，他作为指挥官，也许就无法在关键时刻控制局面。他不能跟所有的队伍沟通或者怒吼着发号施令。约尼的重点在于完成行动的目标，也就是确保人质所在地点的安全，而这又取决于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战场情况的能力。他坚持要掩护部队保持克制，即使在意识到了危险的情况下。他认为，自己对主要行动具有节制权。” 这次会议预定是15分钟，最后却持续了一个小时。“这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吉奥拉说。“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我们讨论了各种状况该如何处理。对出现的不同问题，约尼都当场给出了解决方案……这是一次真正的战术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如果某支队伍被消灭该怎么办、谁来代替等等。我们提出问题，然后约尼做出决断：我们这么做或者那么做。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感觉完全不同，就好像有很多问题……以前都是模棱两可，现在全部解决了。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会议。” 会议结束的时候，约尼必须要离开。他和几位参谋官必须赶到罗德机场做行动之前的最后一次通报会。同时，他让穆吉解决还有待讨论的问题。 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约尼跟一位名叫伊尔的秘书道别。在她看来，当时约尼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在回答她的问题时，约尼告诉她，他相信每个人都会回来——但又加了一句，“只要行动没有失败”。约尼离开的时候，伊尔注意到他带了一本英文小说。那是他一直在看的一本惊悚小说《尘埃死亡之路》，作者是阿利斯特·麦克莱恩。 约尼穿过基地的时候，撞见了伊斯瑞。两人坐在一起聊了一会。伊斯瑞发现，约尼看上去心事重重。“他好像已经完成了战斗，现在到了独自反省的时候。” 突然，约尼告诉他：“听着，我要去宣誓。一个人的生命中，总要宣誓一次。”他说话的时候显得如此信誓旦旦，伊斯瑞回忆，“我感觉他真的在宣誓，不是用手，而是用心灵。” 阿维不想去罗德，并说这是浪费时间，约尼还是催促他一起走。“来吧，跟我一起走，”他说。阿维感觉，这次罗德之行会使约尼坚定对执行此次行动的信念。约尼告诉他，他想再跟侦察营的士兵训个话，在他们出发之前交代一些额外的事情。 阿维想起来了，“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涉及了另外一个与行动战术无关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和人道主义。行动的重要性确实让他非常震撼，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这个话题。你开始想象你要去的地方，心想如果顺利完成任务，然后带回100多个以色列人，这将是多么了不起的一项壮举啊……约尼也表示抱歉，说用其他事务来麻烦我也是没有办法，必须有人去负责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他心情很好，但却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他的脑海里肯定浮想联翩……他还关心另一件事情，就是他离开以后我要负责的一些杂务。他说：‘阿维，我要留你在这里。好好干，因为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 在通报会开始还剩几分钟的时候，他们抵达了位于罗德的飞行中队总部。约尼看见了埃兰·多勒医生，他曾经是侦察营的战地医生。他受步兵和伞兵部队的医疗官伊弗雷姆·斯勒的委托，负责为第四架飞机备置一些医疗器械，以备撤离人质所需。埃兰组织了一队经验丰富的医生和医务兵，而且他们预备了大量的设备和器械，足以为十几名伤员提供护理。约尼和埃兰讨论了一些伤员护理的事情，而且埃兰让约尼想起了几年前的另外一次行动。当时有一名士兵中弹，这名士兵受了伤躺在敌人的地盘，身边只有另外一名以色列士兵。约尼虽然距离他们相对较远，但还是第一个赶到。“他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朝他们冲过去，”当时的侦察营指挥官梅纳罕·迪哥力回忆。“他只是挺身而出，然后解决问题。这样一个小插曲，恰好概括了约尼行为处事的方式——他能发现问题、快速反应并且率先解决。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总是抱着收音机、非常安静，并且一点也不会惊慌。他告诉我们，他在赶去的路上，然后他设法让伤员身边的士兵镇定下来，‘我们的人马正赶过来，别急。’”约尼撤走了伤员，而治疗他的正是埃兰医生。 现在罗德机场，埃兰又提到了这次行动的伤亡问题。他说，伤亡人数将取决于是否能把恐怖分子打得措手不及。 “约尼头脑很冷静，”埃兰还记得。“我想，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你有时候在考试之前才能看到的。他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并且感觉成竹在胸……对他来说，一切已经就绪，剩下的就是执行计划了。给我的印象是，他一点压力也没有……而像一个暗流涌动的喷泉、蓄势待发……我还记得，他确实需要理发了；头发已经垂到了脖子后。然后，我也发现他很疲惫——以致反应都有点迟钝。” 约尼在飞回中队会议室的时候，听说第四架飞机的飞行员阿姆农·哈里尼作为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一员在恩德培驻扎过几年时间，对当地很熟悉。“约尼听到这个消息，就像狗见到骨头一般向我扑过来，”哈里尼回忆说，“‘等一下’，他说，‘你能把大楼的情况说一下吗？’” 他们每人一边，趴在会议室的长桌上。约尼铺开一张机场地图，开始向哈里尼问这问那。在这位飞行员回答的时候，约尼在纸上画了一张大楼的草图。 “约尼想知道大楼的详细情况，比如右边的武器库房和左边的控制塔。他想知道楼梯在哪里、窗户是什么样的、到入口的路该如何走等等。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如何在大楼内部的房间之间移动。他也问起如何从到港乘客的报关厅进入离港大厅。我告诉他，两个厅之间夹着一条走道，但是不能确信是否两个厅都有出口连接着走道。那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经由走道从到港大厅进入离港大厅。”这也许是约尼第一次听说有走道或者从外面有入口通往走道。 约尼也对通往二楼的楼梯非常感兴趣。哈里尼告诉他，自己记得的就是往楼梯方向的入口在大楼的另一侧，而且，如果从南边的广场入口抵达的话，必须要穿过大楼一直走到北边。实际上，楼梯的入口就在大楼的北部，要经过报关大厅，而不是在大楼外。同样地，约尼也想知道二楼通往一楼大厅的那扇门的确切位置。他和哈里尼研究了大楼其他部分的情况，然后问起突击部队将要经过的大楼前方的入口广场——广场中间是否有栅栏或者其他的障碍，以及广场是什么模样的。哈里尼也跟约尼讲了一些关于控制塔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在哪里找到通往控制塔顶楼的楼梯。 “他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哈里尼说。“‘你觉得乌干达哨兵看到奔驰车和吉普车该做如何反应？’我告诉他，乌干达哨兵会按规定行事。这和在以色列执勤的哨兵不一样。乌干达哨兵只管分内之事，并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他们会通宵站岗，不打盹。如果有车过来，也不会动粗。他们会吆喝一声‘停下来！’什么的，然后拿着刺刀枪对着你。如果你不停下来，他们就开枪。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不怀好意，而是害怕不那么做的话会被惩罚……乌干达士兵也许不太机灵，但是很好斗，所以你必须当心着点儿。” 他们聊了差不多20分钟。约尼一直提问，而哈里尼就尽力地回答。“他渴望得到信息，得到更多的情报，”哈里尼回忆。“他给我的印象很清晰：他完全投入到了眼前的任务中……只要他觉得能够从我这里了解一些什么，他就一句话也不放过，认真聆听。他一旦得到相关的信息，就继续往下……” 星期六早晨11:30，伊库提·亚当召开通报会。会议上，高层指挥官将正式接受最后命令。会议室内外挤满了高级军官。主席台上挂着一幅巨型的恩德培机场示意图。发言的人包括亚当、本尼·佩拉德、丹·肖姆龙、马坦·维尔奈、西吉·沙尼和约尼。但是，参与任务的大多数官兵都没有到场，而且通报会的主要目的是走一遍官方程序。 讨论的问题大都言简意赅，虽然空军部队的角色做了详细说明。分配在第一架飞机上的后备飞行员拉米·列维还记得，很多相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和空军的原则相背离。列维在会场提了几个问题，但没有人回答。“那些困扰着我的很多问题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没有时间来计划所有的事情，也许他们也不想回答所有的问题，因为这样做只会让事情更复杂。如果让事情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你才会更加灵活，行动也能继续推进。”爱因斯坦把通报会的情况用碎纸片做了记录，比如将要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和代码。无论记录得多简单，这些纸片会起到一个合适的信息包的作用，这也是他在每次行动前都要做的。 在总结陈词的过程中，亚当回顾了所有的命令。当他快讲完的时候，好像是肖姆龙助理的某个人当场请求亚当，让他任命马坦·维尔奈为伞兵部队的总指挥。目前的计划就是派兵前往沙姆沙伊赫，那里是以色列最南部的空军基地。同时，也要等待内阁的最后决议。作为空中指挥部的是一架波音707飞机，但是它在4架大力神起飞几小时后才离开沙姆沙伊赫，因为它的速度更快并且在东非领空就能赶上大力神机群。波音707飞机上的人员有佩拉德，他负责指挥空军方面的行动；还有亚当，他负责整个行动的全面指挥。 通报会结束的时候，约尼走到沙尼跟前。“给我再看一下你要把我们降落的准确位置，”他说。这样的要求体现了约尼的典型特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当然想明确：沙尼对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方式将车辆降落没有任何误解。他们坐在会议桌旁，重新查看了机场的示意图。沙尼也借此机会告诉约尼，即使在跑道指示灯熄灭和雷达无法识别跑道的情况下，他也打算把飞机降落在恩德培。“这是飞行中队自己单方面的备用计划，”沙尼说。“如果我们找不到跑道，我们就假装是一架遭遇不幸的民用飞机，然后请求控制塔为我们开启跑道指示灯。” “约尼喜欢这个想法。他告诉我：‘这个计划太棒了，’”沙尼说。“然后，他跑出去把它告诉给队伍里的某个人，好像这个问题他们一直在苦苦思索，现在有人过来给他们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案。之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在那里围着他，让他无法脱身。我抽身出来和飞行员坐到了外面的草地上，聊起天来。” 约尼给沙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属于同级军官，但是我对他的敬意是一个人对更高级别的军官才有的。这种敬意，部分是源于我对他的看法，部分是源于那些流传的故事。他是斗士与智者的结合，堪称卓尔不群……我的确切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他就像一个亘古时代的超级英雄。” 沙尼的后备导航员兹维卡说，通报会后，他们两人看见约尼在不远处消失。沙尼转身对兹维卡说了一句话，至今让他记忆犹新。“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士，”沙尼说。 这位经验丰富的导航员几乎没有料想到，他的飞行指挥官会做如此评价，尽管他们相识多年。“沙尼的溢美之词也许是50年一遇。他是认真的。”兹维卡解释说。“毕竟，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听着这个国家早期英雄人物的故事长大的。突然从沙尼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评价，确实让人惊讶万分。” 沙尼接着说：“约尼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来重现这段历史。” 古尔、亚当和佩拉德上午的时候会见了总理拉宾、国防部长佩雷斯和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早些时候，古尔从情报部门的首脑那里接收到一份报告，说据他的判断，现有的情报资料对批准行动已经足够了。军方关于解救人质的计划呈送给了三位部长，然后总参谋长毫不含糊地说出了自己的建议：行动应该被执行。根据这个建议，拉宾召集高级部长开会。在短暂的讨论过程中，佩雷斯坚决支持对这场危机采取军事行动。最后，部长们批准了计划，而由全体内阁成员参与的会议预定在下午2:00举行。那时，将做出最后的决定。 侦察营士兵在登上开往罗德机场的军车前还有一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军官们经过了战术会议之后，剩下的工作不多了，因为大部分的筹备已经完工。侦察营最年轻的士兵布克瑞斯记得，这段休息时间是整个行动中最艰难的部分——等待，除了幻想一下即将发生的事情和反省自己的人生，大家无事可做。约尼的秘书伊尔跟布克瑞斯一起读过高中。上午的时候，他找到布克瑞斯，给他鼓了鼓劲。他在仔细琢磨着，是否要在出发前给家人写点什么。 丹尼·达刚和阿米兹·卡夫里还在忙着鼓捣那辆奔驰车，所以他们没有注意到部队巴士车离开了基地。他们在车头左侧的天线上挂了乌干达国旗，然后在车头焊接的金属杆上挂了一面小三角旗。前后车牌已经换成了用纸板制成的“乌干达”车牌。但是，他们对车的外观还是不满意。夜晚喷涂的油漆留下了不均匀的颜色块，所以两个人又继续用一罐又一罐的黑色喷漆来修补车身。突然，丹尼发现基地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们跑到基地中央，发现所有人都离开了。他们立刻整理好国旗、遮住车牌，爬上车直奔机场。 他们赶到的时候，离飞机起飞还有一些时间。第一架大力神飞机正在跑道上候着，阿米兹把车倒入了机舱。加上飞机里已经有的两辆陆虎车，三辆车一起被固定在了机舱底部。同时，侦察营士兵已经和参与行动的另外一支部队汇合。布克瑞斯记得，有好几位伞兵吻别了一同前来机场的连队秘书。 这个时候，阿维从附近的基地带回来一沓恩德培机场的航空照片。这是摩萨德情报机构在前一天用小型民用飞机拍摄的。照片排除了在大楼四周和顶部驻扎有大规模乌干达军队的可能性——至少在收集情报的当下是如此。这减少了人们对伤亡总数会居高不下的顾虑，也支持了人们对行动会取得成功的看法。参谋长如果没有口头上提前得到这些情报，他自己也不会批准计划。 侦察营医生大卫在罗德机场等候期间，得知他的医疗小组被从行动人员名单上剔除了。很显然，大家最后一刻才发现，突击队有一个医护人员就绰绰有余了。大卫对决定很不满意，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独自治疗伤员。这也使得他除了当医生，还要更多地承担起护理员的角色。“我想，我需要护理员来协助治疗伤员。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卫说。“约尼很忙。我过去跟他说：‘这是一个失误。’他说：‘事情就这么定了，’后来，事情就告一段落……我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给亚力克腾出位置。亚力克是一位老兵，表现很棒。约尼信任他的战场表现，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 约尼告诉士兵，他们立刻出发前往沙姆沙伊赫，而且在那里中转之后继续飞往恩德培。他说，内阁正在开会对行动作出决议。他对行动作了一些补充性的指示，但是他的最后一次通报会是在沙姆沙伊赫。到那个时候，他将召集所有的士兵。 等到外围防护部队的指挥官肖·莫法兹登上了大力神2号飞机，他才有机会跟驾驶员那提商议两人配合的事情。比如，他们一致同意，到了解开车辆或者打开货舱的时候，那提会闪烁舱内的信号灯提示士兵。在最后一刻才协调这些事情，这与空军和侦察营一贯的做法是相违背的，然而，这确实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相互沟通。 佩雷斯和古尔到罗德机场给部队送行。佩雷斯写道，他赶到罗德的时候，来自各个部队的指挥官都来问他，内阁是否会批准这次行动。肖姆龙告诉佩雷斯：“西蒙，别担心。一切会进展顺利的。”佩雷斯记得：“约尼过来和我握手，并告诉我这架飞机堪称一流。”佩雷斯和古尔只停留了几分钟，就匆忙返回特拉维夫。那里将要举行全体内阁成员会议。 约尼和阿维还有时间讨论新的情报资料以及它们的作战意义。“情报还在从各个方向涌来，”阿维说，“我们也加以认真讨论。最后，等到士兵准备开始登机的时候，约尼告诉我：‘跟我到沙姆沙伊赫来。’我说：‘约尼，我现在没有任何武器或者类似的东西，然而你让我到沙姆沙伊赫去？那又能怎样呢？你们都下飞机而我一个留守。这不合情理吧。’最后我说服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跟他前往西奈半岛。后来，我跟他到车里取弹药背心和装备包。”在约尼的要求下，他的司机为他打包好了餐盒；他没有时间来亲自做这些事。 “我们商量好，我开他的车回去，然后第二天早晨开车来罗德机场，在行动结束之后接他返回侦察营。”阿维说。“我跟他握手，并祝他好运。他握手的方式，让我感觉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动，并具有非凡的意义。我想他能感觉到，虽然我不能明确说出他当时的所思所想。但不管怎样，他的握手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道别。他在微笑，但这个微笑却寓意着更多的东西。他不忘告诉我：‘按照我们的约定行事，这样就不会耽误其他事情了。’” 本加尔也在这里跟约尼道别。“约尼最后一个登机。我站在机舱门口跟他握手，并且告诉他：‘别担心。如果发生意外，我们会照顾好你的遗孀。’当然，我这么说很大程度上是开玩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因为阵亡而再也不能回来。我从不怀疑，他一定会回来。他告诉我：‘没事的，代我问候她、照顾她’——他说的‘她’就是布鲁莉亚。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到了下午1:20，4架大力神运输机开始从罗德机场起飞，同时还有第五架前往沙姆沙伊赫的后备飞机。这些飞机朝着不同的方向，每5分钟起飞一架次。这样，它们看起来就不像是在参与一个针对具体目标的行动。离罗德机场一段距离后，所有飞机都掉头向南。在往沙姆沙伊赫的途中，拉米·列维代替沙尼驾驶第一架飞机，以便让他熟悉好久没有开过的飞机。飞机在起飞前就检测到一些机械故障。虽然沙尼早些时候就确认过，参与行动的4架飞机经过了彻底检修，不过修理和更换过的部件也有无法运转的可能。问题虽然比较轻微，并很快得到了处理，但是他们出发的时候还是感到有一丝不安。 无线电设备在飞行期间被完全关闭，主要是因为以色列海岸不远处有苏联的监视船。飞行员的飞行高度也很低，以规避约旦的雷达系统。飞行高度低再加上夏天的热浪，引发了强烈的涡流。因此，士兵产生了严重的头晕和呕吐现象。“太难受了。我坐过大力神飞机很多次，但这是迄今为止最痛苦的一次飞行，”一位士兵回忆。“我们坐在吉普车里。因为飞机颠簸得实在太厉害，我们的头有时候都要撞到车顶了。我想，等到我们抵达恩德培机场然后打开舱门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瘫倒在跑道上而无法动弹。”沙尼虽然对此无能为力，但还是为这糟糕的飞行感到愧疚。“我知道，我要带着他们飞行七个半小时。然后，他们要冲下飞机投入战斗。而现在飞行才刚刚开始，我就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飞行后，机舱地板上已经满是呕吐物。最后，飞机降落在了沙姆沙伊赫。就在此时，隶属于以色列民用航空公司阿基亚的一架飞机上，飞行员打破了他们的无线电静默，发现他们降落的时候就通知了机场控制塔——所以，民航波段范围内的其他飞行员都听到了这样一句话：“看来地面要举行一场大狂欢了。” 部队下了飞机，而地勤人员忙着给飞机油箱加满油。即使现在，仍然只有一部分人相信行动会真正执行。肖记得，他当时在飞机着陆的时候还很好奇，他们可能会在机场过夜。 伞兵和格兰尼士兵在一个地下机库集合，而侦察营士兵在另一个机库。很多人因为这段飞行已经筋疲力尽了。亚力克甚至都没有力气走下飞机，于是让阿米兹给他拿一套换洗的衣物。同时，阿米兹也打来一壶水让他洗把脸。亚力克换了脏衣服走下飞机，然后在沙地里躺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大卫给侦察营士兵分发治疗头晕的药片，同时多尔医生也给其他士兵分发。来自穆吉所属突击队的一位士兵，因为飞行期间一直呕吐而处于昏迷状态，身体十分虚弱，感觉不能继续行动。约尼命令一位名叫欧姆的装甲车指挥官，调派一名士兵到突击队。欧姆选了阿莫斯·格兰，他相信格兰在合适的时候开起火来会毫不含糊。约尼告诉阿莫斯，他会在飞行途中给他分配具体的任务。在此期间，他要到那位将要退出的士兵那里拿迷彩服、手提式扩音器和背包。背包里还装有轰开入口的炸药。 部队发放了便餐，士兵们都边吃边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从飞行中恢复过来。此时，约尼又浏览了一遍情报资料，然后对各个部队训话。“约尼亲自跟每个人做简要指示，问他们是否清楚自己的位置，是否清楚其他人的位置，如此等等。”一位士兵回忆。显然，与跟哈里尼的交流为基础，约尼对伊夫塔将要冲入二楼的队伍做解释，楼梯就在他们进入的第一个大厅的不远处。 约尼也给外围防护部队作了最后指示，强调他们必须在旧航站楼周围架设一道“有效的屏障”。这并不意味着要开启密集的火力，或者射杀没有威胁的乌干达逃兵；而是意味着采取主动对该地区进行彻底排查以防止外部势力的渗透——并且迅速消灭经过确认的目标。终极目标就是，让4辆装甲车变成一个真正的安全网。约尼再次强调，务必要把恩德培小镇通往机场北部的道路封锁。 肖的装甲车将会布置在入口广场相对靠近航站楼的地方，上面搭载有侦察营的前任军医艾瑞克·谢洛夫，他会在必要的时候协助大卫·哈森。艾瑞克问约尼什么时候要到大卫所在的航站楼。因为冲破火力线有危险，约尼告诉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需要你。你就待在原地。”即使艾瑞克在某个阶段加入了大楼的突击队，也必须在撤退的时候回到肖的装甲车队伍中，然后在最后一架飞机上一起撤离。约尼不想让战场上的士兵没有军医。 “随着形势的发展，约尼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位士兵说。“我觉得他更轻松了。他看上去更自在，好像已经得心应手。” 除了约尼简短的通报会之外，地面主力部队的指挥官也发布命令：穆吉负责一楼的队伍；伊夫塔负责二楼的队伍；肖负责外围的队伍。 现在，约尼把士兵召集到他的周围。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两三次命令，要求他前往另一个机库听取肖姆龙的通报。但约尼告诉他们，听取他给他们介绍的情况目前来说要更加重要。这也是他跟全体士兵的最后一次讲话。他知道，他要努力传达给士兵的信息和灌输给士兵的信念对任务的执行至关重要。他说得很简单，但是这几分钟成功地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情况通报会，”宜兰·布鲁默说。“它很不一样，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约尼的报告以新的情报资料为开端，包括乌干达军队的安全带比预期要窄的评估，然后他又重申了行动计划的大致框架。 那个时候，约尼把在24小时匆忙的准备过程中累积的无数细节和指令都搁在一边，直接跟他们讲任务的重点。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救出人质，他说。即使他们遭到攻击，即使人质确实没有在预定的地点，无论形势如何地出人意料，他们必须牢记目标并努力地实现它。这个目标必须是在行动的各个阶段引导他们做出决定的第一个念头。 约尼说，侦察营士兵要比恐怖分子优秀，所以只要每个人按照规定行事并且随机应变，他们可以很快制服敌人。这表达了他对士兵们按计划完成使命的绝对信心。他再次强调，对突击队来说，首要的关注点就是尽快地接近恐怖分子并消灭对他们有威胁的人员。他说，突击过程中会有人受伤，但没有人会停下来照顾他们。第一要务就是找到人质。只有在恐怖分子被消灭之后，伤员才可能得到救治。 “约尼的讲话简明扼要并且切中要害，”施洛莫说。“他的指令就是，每个人根据行动目标灵活应对不同形势，这正是每个士兵需要听到的……它让事情恰到好处。当你把无数的细节在一天之内灌输给某个人的时候，就会产生混淆。这个时候，有个人过来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讲明白了。” 最后，他简单地提及了行动的意义——“那些触动心灵的言语”，约哈伊这样描述它们，可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得到重现：关键是不能向恐怖分子妥协，他说。以色列还有以色列的国防军，有义务不向这样的敲诈和勒索屈服，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必须要远离国界实施反击。他总结说，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整个国家也在指望着他们。 “我记得在通报会上，曾被他的口才所折服，”阿米尔说。“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你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行动前的通报会。”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演讲，”穆吉所属部队的一位士兵说。“他给我们的信心就是，他一定会成功。他的领导才能和个人素质对我们的影响简直是超乎想象。” 通报会结束的时候，丹尼·达刚和其他人一样走到约尼面前，瞥了一眼他拿着的航站楼的新照片。“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这让我感觉很好。” 欧姆也在通报会后找到约尼。他的装甲车被安排在米格战机和军事基地的旁边，然后他想知道对乌干达军队是先发制人还是伺机而动。欧姆对此不太确定，因为他记得装甲兵的开火命令在过去的24小时变更了好几次。“他明确地告诉我，我们可以先开火。但不要太猛烈，要适可而止。”而对米格战机开火的问题，约尼说，原则上他可以自行决断，但最后还是要等他的批准。无论如何，要在完全解除区域内的乌干达军队的威胁之后，并且被告知无需援助其他地点的时候，欧姆才可以对米格采取行动。 约尼给了塔米尔一张机场照片和一张乌干达地图，因为部队有可能经陆路撤退。“把它们收好了，以防我们有需要。”他说。 这在所有的航空照片中属于一张旧航站楼的特写镜头，显示出大楼外面或顶部没有大量的乌干达安全部队。上面也标示了两个遮阳棚，一个通往大厅的第二个入口，而另一个通往小厅的入口。分配给穆吉所属部队的大厅第一个入口没有遮阳棚。 一些士兵又来到另一个机库听取肖姆龙的报告。他说，大屠杀过去31年后，有人再一次妄图“选择”犹太人实施杀戮。参与行动的士兵有义务充当以色列国防军的远征军，以防历史重演。 穆吉回忆，在约尼的通报会之后，他和约尼停下来对一些与行动相关的细节进行了几分钟的讨论。突然，穆吉注意到肖姆龙正站在那里跟部队的其他人训话。他不知道早前就有人来叫侦察营的士兵去听肖姆龙的通报会，于是感觉有一点生气。他对约尼说：“这叫什么事儿。他们忘了谁才是主力部队。他们跟除了我们之外的所有人训话。怎么没有人理睬我们？” “不，没关系，”约尼说。“他派人来叫过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在开会。所以，他也就听之任之。” “你看，我们是做苦差事的人，而且我们也是准备去牺牲的人。然而，明天登上报纸头版的人将是肖姆龙、古尔和拉宾。”穆吉说。 约尼笑了笑。 <hr /> 注释： 除非另有标注，参考注释均来源于个人采访。 正文 第七章 <small>前推后拥只是为了奋勇向前。 十四岁的约尼和他同龄的朋友站在我的前面。我坐在自家院子的地上，手里抱着一个用硬纸板制成的笼子。笼子的一面挂着屏风，里面装着一只麻雀。 在耶路撒冷的家里，我们围坐在餐桌旁享受着安息日的午餐。父母们坐在桌子的两端，而学龄的孩子们坐在四周。白色的桌布上，散落着用餐后的碗碟和面包屑。餐厅里，回荡着大家轻松的谈笑声。敞开的窗户外，朵朵红花摇曳生姿。那是母亲原来在花园里种下的一棵树。 <small>……我为生命而倾倒，只因它的勇气和美丽…… 助他在笔记本上记录的一些简短的课堂注释。这就足够了，我已经可以领悟其大意了： <small>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岸边， 最终，他说服了我。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屏风。约尼把手伸进我打开的狭窄入口，捧起了鸟儿。渐渐地，在从家门口一直延伸到林子的那条泥巴路上，他们离我远去。 我坐在约尼和图蒂公寓的一个房间里。约尼是一名大学生，正在学习；而我，在为高中的功课而奋斗。后来，我请他帮我复习切尔尼克夫斯基（巴勒斯坦作家与诗人）的诗歌“阿波罗神像”。虽然在美国待了四年多，但回到以色列已经一年有余，所以对这些希伯来文的诗歌还是感觉很棘手。还记得上一个冬天，在比比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完成了关于拜力克（以色列著名诗人）诗歌的论文。那时，他在每天日常训练外难得有短暂的休息，虽然回家已是厌烦不堪、疲惫有加，但还是陪我挑灯夜战。 此时此刻，生活对他来说比任何东西都更富有意义、更回味无穷。 他的声音带有几分深沉和成熟，完全不像他第一次朗诵亚博廷斯基（以色列诗人）的希伯来版本诗作时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费城。家人们在餐厅聚会，约尼最后一个到达。当时，他出现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本摊开的书。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读的是埃德加·爱伦·坡（美国诗人）的诗，先是一首《乌鸦》，接着是《安娜贝尔·李》。那种朗诵的声线和情绪，甚至让我们惊叹不已。我本以为他朗诵完了就会坐下来，但很显然，他天真无邪的激情在久久回荡（特别是对11岁的我来说），那种场面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里——他朗诵那些美丽的诗句时所积聚的力量、他振奋人心的声音、他看书时犀利的目光。奇怪的是，在年龄稍大一些后，我开始四处搜罗这些诗歌的翻译版。当然，主要是英文版我吃不消。现在在耶路撒冷，我认真聆听着他，在他朗读时搜索着扉页上的字句。我们欣赏完诗歌后，图蒂坚持让我留下来过夜。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出去等巴士车。天色已经暗下来，气温也低，这个时候出门只有冰雨淋头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坐在那里保护着笼子。正在思忖着该干些什么的时候，约尼和他的朋友过来了。我自然要努力地想一些理由，让约尼相信这只鸟应该待在我身边。而他却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是自由——对一只鸟儿来说，自由就意味着在天空翱翔，让地上的人们仰望。 约尼跟我一起读着诗，渐渐地，他开始为这些诗所吸引。他内心里最朴实的情感，为这些或高亢、或婉转的诗歌所激发。我对此了然于心，这正是他生活的动力和源泉。读到一半的时候，他用一种平稳的语调大声朗诵起来，仿佛沉浸在那舌尖上优美的旋律里： <small>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 约尼问我：“你知道什么是‘自由’吗？”八岁的我答道：“就是无拘无束啊。这就是希伯来语把这只鸟称作‘自由’的原因。没有了自由，它就无法生存。” 到一阵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尖叫声。我急忙跑去，发现一只大花猫正用它的爪子拨弄着笼子顶部，试图扯下屏风。它张大了嘴，露出獠牙。我朝它扔石头。这时，它扭过头来，看到我和扔向它的石头，立即闭上嘴，动作敏捷地消失在了栅栏外。屏风后灰色的小鸟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只有不停抖动的嘴里发出吱吱的惊恐叫声。我所有的心思几乎都围绕着这只小鸟。 正文 后后记 下午早些时候，我们乘坐一架肯尼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往西掠过维多利亚湖的上空飞向恩德培机场。飞机下方，我可以辨认出无数的小岛。然而，在13年前的那个漆黑的夜晚，从大力神运输机的机舱里是看不到它们的。大多数蔓草丛生的小岛都荒无人烟；只有零星的几座岛上，可以看见一些圆形的茅草屋三三两两地点缀在海岸边或者林中空地上。 这里是非洲。 向窗户外边远眺的时候，那些旧思绪又浮现在心头：我为什么不在那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去侦察营基地呢？当时他们打电话说要我待在家里并且准备好应征入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够登上其中的一架大力神飞机吗？这样的想法终究是一场空。约尼可能从没有考虑过让我加入。而且，当我在电话里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不是自嘲了一下吗？当时我想，又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辞。 比比坐在飞机的左侧，而且靠前一点点。他11岁的女儿诺亚坐在正对着我的过道的另一侧。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飞机几分钟之后就要降落了，于是我把脸贴在右手的舷窗玻璃上，时刻期待着见到那个机场。 “到了。”比比突然大声喊起来。我跑到他的那一侧然后在旁边坐了下来。飞机在恩德培小镇上空盘旋，但没有从南面着陆，而是从北面驶入。要知道，大力神飞机以前都是从南面着陆的，而我这次也是这么期待的。在一个绵延的山坡上，伫立着机场的新航站楼。在东面更远处的小镇下方，是一幢旧航站楼。虽然我知道小镇的房屋和旧航站楼靠得非常近，那一瞬间我还是吃了一惊。我们几乎是很自然地就辨认出了各个建筑，而不需要任何的思考。飞机接近了主跑道。在左侧，我们看到通往军事基地的对角跑道。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模样，而13年前也是如此。 飞机着陆之后，旧航站楼从视野里消失了。在新航站楼旁边长满青草的斜坡上，我们一眼就看见几个白色的大写字母“ENtEBBE”。飞机减速、转弯然后朝北滑行，途径了一处陡峭山坡的下方，而那里正是伞兵突击队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去的。现在我才明白，突击队员为什么从这个最艰难的地点展开进攻。因为航站楼就在它的上方，在这个山坡的最高处。最终，飞机在输油管道旁边的停机坪上停了下来。 我们走下了舷梯。比比作为乌干达新任总统的客人抵达这里，但好像没有一个人在机场迎接我们。当我们到达旅客大厅宽敞的入口时，发现一名穿着迷彩服、举着一张白纸的乌干达士兵。纸上用粗大的手写体写着两个字“约尼”。原来这就是我们的接待人员。 这位士兵领着我们穿过航站楼来到一个狭小的办公室，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穿着制服的总统的照片。这是我们进入航站楼以来看到的第三幅或者第四幅类似的照片。因此，也不难猜出乌干达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权体制之下。我们在闷热难当的办公室里候着，等待总统助理来“拯救”我们。在负责招待我们的两位士兵离开的间隙，比比收下了桌子上那张用来迎接我们的白纸当做纪念。 在总统助理最后到达的时候，他领着我们到了贵宾室。我们问起那张白纸的事情。这位助理说，在乌干达每个人都认识“约尼”。我不知道，他是否期待我对他的话予以评价。我望着窗外对比比说：“苏林就是倒在了那座楼梯上的……”我想到外面去给它们拍个照，但又克制住了。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我对自己说，以后会来拍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第二天我征求拍照许可的时候却被拒绝了。护送我们的乌干达士兵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没错，这就是你们的士兵受伤的地方，就在这些楼梯上。”一个士兵说。十三年过去了，他们甚至还记得这个细节。不过，他们说的也是实事求是。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毕竟，他们不知道苏林是谁。他们知道苏林受伤有多严重吗？或者苏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 我和诺亚坐在总统用来招待客人的露天帐篷里。绿草满地、花团锦簇的山坡俯瞰着维多利亚湖。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总统助理，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比比在山顶的一座行宫里，沉浸在和总统的促膝长谈中。黄昏已近，我的脑海里努力地记下我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参观旧航站楼的情况。我和那位助理边聊天边喝茶，同时也努力地重构我所见到的一切。依然清晰的记忆在我脑海里竞相涌现：毁坏过半、已经废弃的航站楼显得脏乱不堪，窗户已经支离破碎，屋顶几近塌陷，还有外墙布满了斑驳的弹孔。很难说出哪些弹孔是以色列人留下的，哪些是约纳森行动之后乌干达的国内战争留下的。入口广场上一英尺高的砖墙已经不知去向，那是约尼在受伤之后被拖到的地方。 “我没有想到这里会如此开阔。”我们站在外面的时候，比比说。他一边朝下眺望，一边说出这番话，好像要试着将沥青路的方位全都刻进记忆深处。我让他待在原地，也就是约尼曾经负伤的地点，而我站在临近第二个入口的大厅里。 是的，一阵炮火可以很轻易地击中他。 但是，当我们爬到控制塔顶楼并且发现那个方位彻底地控制了整个广场的时候，我们对彼此说：“难怪，约尼是从这里被射杀的……”然而，这似乎也不太可能。从这里射出的子弹不可能击中约尼所受伤的部位。 “你怎么会不信仰耶稣，不相信重生呢？”总统助理突然问我。我把茶杯放在我和诺亚之间的托盘上。火红的落日勾勒出如此鲜艳的色彩，形成一幅精美绝伦的画面。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以及这个国家的考古发现，虽然谈话中我一直心不在焉。“你们生活在耶稣行走、呼吸和受难的地方——你们的人民怎能不信仰耶稣呢？” 我问自己该如何才能把犹太人解释给他听。没办法，这里是非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的、陌生的存在。在这里，我虽然也听到一些来自于以色列的语言和历史的名称，但都毫无意义。无独有偶，“复国主义”一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场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最本质的体现。而几乎从一开始，“乌干达”这个名字就跟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犹太精神相联系。 约纳森行动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或者一个旅游景点。在开车前往旧航站楼的途中，乌干达护卫兵试着给我们讲述“恩德培”的故事，而他对行动的描述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在我们钻进奔驰车之后，他们却找不到从新航站楼停机坪往旧航站楼方向的跑道。于是，我给他们指示方向。毕竟，我充分研究过方位图。然而，几分钟过后，一位坐在奔驰车前排的士兵很亲切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这时，汽车刚好左转弯，驶向对角跑道。“我们从这里出发，”他说着，带着我们朝东驶向控制塔正前方的一条连接通道，“但是，以色列人是从那边的南面攻进来的。”很显然，他不相信我们关于以色列部队从我们经过的同一条路线攻进来的解释。他已经知道故事的经过。一般说来，先入为主的故事有着自己非凡的力量，也不管它是否真实。 同行的还有一名在伊迪·阿明的空军部队服役过的飞行员。“当一名哨兵举起枪指着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们问他，还有总统助理。 “停住，或者开枪。”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 “你知道的，那天早晨你们的突击行动之后，俄国人对我们非常生气。”飞行员借机告诉我们，“他们的大使怒气冲冲地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把人质关押在机场，而没有带他们去坎帕拉？’” 现在，我们搭乘乌干达的唯一一架民航客机飞回肯尼亚。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回想起我们离开的那片美丽的土地，又想起它是多么破败不堪——部分是因为被荒废，而更多的是因为蓄意的非人道主义的行为。实际上，人类的野蛮行径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没有谁像犹太人一样遭受过如此的磨难。与野蛮行径做斗争，该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正确！恩德培救援行动也是多么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的一项使命，因为它勇敢面对一个敌对的、冷漠的、具有毁灭性的世界。而针对比夫拉大屠杀和世界范围内的冷漠，约尼曾经在报纸上大声疾呼，“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但是在恩德培，一切已成过去。而约尼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理解，把自己的行为和生命奉献给这项伟大的使命。 我想起约尼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所经历的痛苦——这无疑跟他在侦察营内外看到的事情相关，或者至少是部分相关。无论迟早，像约尼这样的人都是如此的命运：出色的个人才华与跟他格格不入的、无法接受的环境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我禁不住想起他生命里最后的日子。他知道行动会取得彻底胜利并且人质会得救吗？他认识到队员们真正理解该怎么做并且按照他教导的那种典型方法来行事吗？他注意到一些事情出了差错并且估计行动会失败吗？在中弹的前一刻，他肯定能够看到被派往大厅第一个入口的突击队员跑得错过了。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他朝左边转弯的一瞬间，就被恐怖分子的一发子弹击中了。但是，他可能也看见阿米尔和阿姆农在朝第二个入口直奔过去。他是否知道，两三分钟之内队员们都冲进了大厅？ 对于这些令人伤心的问题，我知道我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了。要是他在10秒钟之后受伤该多好，那个时候，大厅的所有恐怖分子都已经被消灭，他整个的成年生涯也达到了顶点、取得了成效……但是，一切又都不是这样。 如果当时约尼的死能带来一些安慰的话，那就是行动的准备工作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将所有的沮丧全都一笔勾销，也让他有机会去展现作为一个领导者和士兵的完美形象。 对于有些人说约尼在恩德培达到了自己能力的顶峰，我只有报以苦笑。他本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谁比我更了解他呢？恩德培救援行动并不能体现约尼的全部。那只是他的一个事迹而已。 如果约尼的死还能带来其他安慰的话，如果还有其他事情可以消除痛苦的话，那就是这个行动带来的思想的光辉。我问自己，这一切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想起了非裔美国领袖贝雅·拉斯丁在访问以色列时说的一番话：“我敢肯定，年复一年，甚至一千年以后，当人们感到迷茫和恐惧的时候，或者被剥夺了人权而感到除了直面死亡和毁灭别无出路的时候，有人会想起约尼在恩德培的故事。这个故事将会在那些绝望的人们中传诵，而且有人会躲在某个角落开始密谋，这就是他们自由之路的开始。” 乌干达已经离我远去，飞机继续靠近内罗毕机场。我心里暗想：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至少是这一代人，没有任何人做出过“我们”在恩德培的英雄事迹。我说“我们”是因为行动属于全体以色列人——它属于那个敢于做出决策的政府，那个源自于人民并且由人民所选择的政府；它属于竭尽全力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国防军，那是一支真正的人民之师；它属于一名叫阿米尔的来自耶路撒冷的大男孩和跟他一样的人，为了拯救大厅里的无辜群众而冲向德国恐怖分子的枪林弹雨以致最后牺牲。 我想起了约纳森行动，还有千百年来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滋养了整个世界的犹太民族。我知道，这个民族依然孕育着无限的才华和巨大的能量。 <hr /> 注释： 除非另有标注，参考注释均来源于个人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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