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11·魏晋风度 - xp1024.com
《易中天中华史11·魏晋风度》


第一章 时代 一、魏之亡

司马懿政变成功后,三少帝的时代就变成了司马家族的时代。司马懿,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相继把持朝政十六年。立国总共只有短短四十六年的魏,倒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并不姓曹。

曹家人,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因此,当曹叡病重需要托孤时,他想到了司马懿。

曹爽的无药可救也在此案中暴露无遗。兵变时,司马懿屯兵洛水,曹爽屯兵伊水;司马懿占领了洛阳,皇帝却在曹爽手中。因此有人建议,挟持天子到许县,然后命令各地军队勤王,完全可以对抗司马懿。

结果,被授权可以自行其是的忠心耿耿,被当面叮嘱托以后事的夺了政权。

司马懿却说:去并州委屈你了。并州接近胡地,千万好自为之。今后你我只怕难得一见,如何是好?

然而曹爽却拒绝了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放弃抵抗向司马懿投降,还把司马懿弹劾自己的奏章交给了皇帝。曹爽说,司马公不过是要夺权而已,给他就是。我做不了大将军,还可以做大富翁嘛!

司马防的回答十分得体,也实事求是。四十二年前的曹操年方二十,由于被举为孝廉而任郎官(储备官)。从宫廷外放到地方,当然只能担任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于是,司马昭先是册封晋公,然后升格为晋王。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

实际上,直到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六年后,司马家族仍未必看好这位政坛新秀。曹操征召司马懿到府中任职,司马防的这位次子便拒不受聘。他声称自己得了风瘫病,宁肯长期卧床也不就任。

李胜只好纠正说:下属要去的是荆州。

李胜又说:是荆州,不是并州。

历史往往是公平的,报应也接踵而来。司马炎死后仅仅一年,祸乱就迅速爆发。他的儿子被废又被立,被立又被杀,他的王朝则四分五裂万劫不复,而且篡夺皇位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血亲。

装病是有经验的。上一次装风瘫病,曹操派人去假装行刺,司马懿躺在床上纹丝不动。这一回当然是风瘫病顺理成章地复发,司马懿的演技也更上层楼。

志大才疏的曹爽哪里想得到,司马懿的阴险狡猾和心狠手辣举世无双。在曹爽还有抵抗力量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处理仅止于罢官。甚至在曹爽被软禁在家时,他还假惺惺地派人送粮送肉。然而,当曹爽等人“谋反”的证据收集齐全以后,又怎么样呢?满门抄斩。

然而就连这个傀儡,也在司马懿去世三年后被他的儿子司马师废掉,成为魏帝的是十四岁的曹髦。六年后,不甘心做傀儡的曹髦也被杀死,魏帝换成十五岁的曹奂。这就是魏元帝,也是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

这简直就像是报应。

事实上,曹叡的托孤有气无力。孙策托孤于张昭时说得斩钉截铁: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时也说得不留余地: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曹叡呢?眼泪汪汪地看着八岁的曹芳,一句硬话都说不出。

对此,曹操一直感恩在心。后来,当了魏王的曹操设宴款待司马防,又旧话重提。曹操说:请司马公看看,孤王现在还可以再当一个县尉吗?

小皇帝曹芳就更是傀儡。

曹芳、曹髦、曹奂,史称“三少帝”。

演出是在司马懿的太傅府,观众则是曹爽派去的新任荆州刺史李胜。李胜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司马懿的双手已经接不住婢女递过来的衣服,喝粥的时候粥水全都洒在前胸,还把李胜要去的荆州听成是并州。

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一般地说都会出现两次,这是黑格尔告诉我们的。而且,正如后来马克思之所补充: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笑剧。

魏晋的改朝换代就是如此。

司马懿当然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与曹爽抗衡,干掉此人只能乘其不备。于是,在周旋了几年以后,司马懿第二次装病。

这是典型的明升暗降。

司马懿出身于高级士族,高祖是东汉的将军,曾祖和祖父都是郡的太守,父亲司马防则官居京兆尹(首都地区长官)。曹操初入仕途就能出任洛阳北部尉(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一职,便是由于司马防的推荐。

没错,太傅地位崇高,却没有实权。

司马懿就更想不到。

曹操哈哈大笑。

剩下的事情就是办手续。

所有这些程序都跟曹魏代汉一模一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东汉的傀儡皇帝只有一个,曹魏则有好几个;曹家只用两代人就偷天换日,司马家族则用了三代四人。

李胜回去报告曹爽,曹爽很放心。

司马懿却在暗中加紧准备。装病两年半以后,他趁曹爽陪同皇帝外出之机突然发动兵变,一举消灭了强大的对手。曹爽先被罢官,后被灭族,兄弟和同党也被一网打尽,其中就有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晏。

后来被追尊为宣皇帝的司马懿,是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和缔造者。也许,这应该归结为他特别有心计,也特别有耐心。从进入政界到夺取政权,他前后用了四十三年的时间,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终于把曹家的“房产”据为己有,只留下一道过户的手续。

曹魏之亡,也开始有了征兆。

司马懿这才若有所悟地说:是荆州吗?老夫不大听得清楚你的话。很好,很好!在荆州是可以建功立业的。我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就拜托你了。

这样一拖就是七年。到赤壁之战那年,曹操给了司马懿两个选择:要么进朝廷,要么进监狱。司马懿的病装不下去,只好加入曹政府。他不但在曹操那里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在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的时代,更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魏帝国独一无二的谋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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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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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和缔造者,司马懿的隐忍功夫堪称一流。他能像蛇一样躲藏在草丛中,一旦发起攻击,几乎无人能够抵挡。

当时司马懿已官居太尉(最高军事长官),刚刚消灭了自称燕王的公孙渊,将辽东收入魏帝国的版图,正准备屯兵镇守关中,曹叡的诏书却三日五至。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与大将军曹爽共受遗命辅佐新帝曹芳。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让位,这是第一次。不到半个世纪,司马炎又逼魏元帝禅让,这是第二次。曹丕当然想不到他的王朝如此短命,故伎重演的司马炎也没想到他的帝国不但年头不长,还荒唐可笑之极。

说完,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第一章 时代 二、晋之乱

这下子别人不干了。

但是抱歉,他又错了。实际情况是:皇族与士族互不买账,贾皇后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矛盾。晋惠帝继位后第二年三月,她就召司马炎的第五个儿子楚王司马玮(读如伟)入朝,杀了太傅杨骏,废了杨太后,辅政大臣则变成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汝南王司马亮。

司马冏不回答。

西周创立的封建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之后,秦汉两代实行的都是郡县制,只有西汉初年实行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异姓王造反,同姓王叛乱。帝国的统治者从高祖到武帝花了将近百年的工夫,才算摆平江湖消除隐患(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

八王之乱。

当然,封王封侯的事仍然有。不过,汉只封侯,魏才封王。而且即便封王,也是虚封,只有东汉末年曹操的魏公和魏王是实封。结果怎么样呢?代汉自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曹丕称帝之后,所封的国王都只有王爵,没有王土和王臣。或者说,诸王名义上有封国,却没有治权,也没有兵权。他们不能建立自己的政府,统率自己的军队,也不能参与朝政。

曹魏的国王,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封国。

可惜,她并没有后悔药可吃。

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原本是贾皇后的党羽。然而他怂恿贾皇后杀太子,却是为了自己夺权。因此太子一死,他就以复仇的名义起兵进宫废了贾皇后。之后又干脆废了晋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攻陷洛阳和长安,从而宣告西晋王朝灭亡的,是一个匈奴人建立的政权。此后,北部中国就变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晋皇室则偏安江左,是为东晋。

司马冏答:有诏抓捕皇后。

因此,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异姓的士族则封为公侯,也是实封。他们不但有封国和官属,郡公、郡侯和县侯还有军队。也就是说,国王也好公侯也罢,都是实力派。司马炎认为,只有让他们掌握了实力,才能够担负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且,既然他们都从帝国那里获得了利益,就应该担负起责任。

这个说法,晋武帝的在天之灵恐怕很难接受,因为他的本来愿望是长治久安。他甚至把曹魏的灭亡看作前车之鉴,称帝之初就进行了制度的改革。但可惜他错了。

司马越是司马炎的堂弟,也是“八王之乱”中的第八个王。前面五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都死了,后面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的战争。

然而司马家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九年后,这个女人也被废被杀,罪名是谋杀太子司马遹(读如遇)。司马遹是惠帝司马衷与谢淑媛的儿子,当然为贾皇后所不能容,于是被罗织罪名,诬为谋反,废为平民。但他后来被杀,则是由于赵王司马伦的密谋。

贾皇后问:你来干什么?

贾南风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司马集团死党贾充和郭槐的女儿。贾充阴险狡诈,郭槐嫉妒霸道,贾南风则兼而有之。碰巧她的丈夫又忠厚得近乎无能甚至弱智,因此这位贾皇后想不弄出些动静来都难。

贾南风志得意满。

首先发难的是司马炎之侄、齐王司马冏(读如窘)。同时起兵响应的,则有司马炎的第十六个儿子、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的堂弟、河间王司马颙(读如庸之阳平),司马炎的第六个儿子、长沙王司马乂(读如义)。结果,司马伦兵败被杀,晋惠帝司马衷复辟。

司马冏原本也是司马伦的党羽。司马伦废贾皇后,进宫动手的就是他。当时司马冏带兵百人长驱直入,当着皇帝的面一刀就杀了贾皇后的外甥贾谧(读如密)。

贾皇后说:绳子拴在了狗尾巴上,当然是这结果。

就在称帝的当年,司马炎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其中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一千五百人。国王不但可以割据一方,还可以入朝执政,成为宰辅。

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这当然不是贾皇后的本来愿望。于是,三个月后,她就命令杀死了杨骏的楚王司马玮,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了司马玮。司马玮杀了士族又杀皇族,自己也被杀,士族的代表和皇族的代表都变成了冤鬼,借刀杀人的贾皇后则掌握了政权。

政权,又落到齐王司马冏手里。

这个女人叫贾南风。

这是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一年后爆发,历时十六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和骨肉相残。原本危机四伏的西晋王朝也在这动乱中变得虚弱至极,最后亡于外敌的入侵。不过,引爆这颗炸弹的却不是那些国王,而是一个女人。

贾皇后的党羽废了贾皇后,司马伦的党羽杀了司马伦,可见政治斗争中不会有永远的朋友,靠阴谋和杀戮起家的西晋皇室则天性贪婪狠毒。因此,司马冏执政不久便被同伙长沙王司马乂所杀,也不奇怪。

贾皇后说:诏书都是我发出的,你奉谁的诏?

此后,帝国不再封建。

恢复封建。

司马冏答:赵王。

结果又怎么样呢?司马家族篡魏的时候,曹家的那些国王们一点忙都帮不上,魏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司马炎认为,这就是魏亡的经验教训。

贾皇后又问:起事的是谁?

祸乱的根源是司马炎自己埋下的。

杀了司马冏的司马乂,同样遭到了讨伐。另外两个当年的同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同时起兵并围困洛阳,孤立无援的司马乂则在京师被捕。束手就擒的他被送往对方军中,并被司马颖的部下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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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司马氏)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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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持续十六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和骨肉相残。晋武帝司马炎崩后一年,皇后贾南风政治野心大起,于291年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兵杀太傅杨骏。余下七王相继发难,战争几经反复,最终晋怀帝司马炽即位。十年后,西晋灭亡。

战争几经反复。最后的结果,是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战后,司马颙也被谋杀,晋惠帝司马衷则被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五年后,司马越卒,洛阳被外敌攻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两年后,太子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又过了三年,晋愍帝向入侵的外敌投降,西晋亡。

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到西晋灭亡,共五十一年。从八王之乱起,到西晋灭亡,二十五年。从八王之乱终,到西晋灭亡,十年。可见西晋其实亡于内讧,外敌入侵只不过推了一把,这就是司马炎遭到的报应。

抓捕司马乂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开始了。

第一章 时代 三、五胡入中华

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

政权的建立者则多为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羯(读如竭)、鲜卑、氐(读如低)、羌,合称“五胡”。其中,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最多,七个。其次为氐人,四个。再次为匈奴人,三个。羯人和羌人,各一个。另外还有四个小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共二十国。不算仇池和北魏,十八国。称为“十六国”,则是没有计算冉魏和西燕。

十八国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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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class="right">十六国兴亡表,引自杜建民《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第81页。</small>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些国名和人名,但很清楚所谓“十六国”基本上都在北方;而从下面的地图则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被称为“五胡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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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西晋惠帝至南朝刘宋这一百三十六年间,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晋王朝丢掉了关中,疆域缩到长江沿线。引自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第56页。

没错,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然丢失,而且丢得实在“不是地方”:关中地区本为周文明的发祥地,长安和洛阳更是秦、汉、魏、晋四朝帝都所在,不折不扣的华夏正宗。现在统统变成了“胡天胡地”,岂非“乱我中华”?

这确实让许多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根据地在中原。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甚至指的就是洛阳,这可是“中国”二字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洛阳落入胡族之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

然而汉民族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于是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忍无可忍;另方面,他们对汉文明和汉制度却心悦诚服地敬佩和向往。因此,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称王建国之后,并没有打算实施“胡化”,而是反过来将自己“汉化”。

胡人认为应该,汉人认为不该。

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历史。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晋,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汉化彻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鲜卑语,把贵族们的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比如拓跋改为元),还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样娶汉族高官之女为妻,堪称“全盘汉化”。

或者说,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汉化早就开始了。

可惜刘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他的国号后来也被侄儿兼养子改成了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国家也叫赵,史称后赵。前赵是被后赵灭的,后赵是被冉魏灭的,冉魏是被前燕灭的,前燕是被前秦灭的。灭了前燕以后,中国北方就暂时是前秦的了。

前秦是氐人的政权,前燕则是鲜卑人的。因此五胡十六国前半段的主角就是:匈奴(前赵)、羯(后赵)、鲜卑(前燕)、氐(前秦),以及前秦衰落时异军突起的羌(后秦),汉人的冉魏则昙花一现。至于后半段,当然是鲜卑人的,他们建立的北魏甚至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谁说“夷狄”不能为王?

当然能。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何况华夏民族一直有一种观念:居中国则为正宗,为正宗则治天下(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夏、商、周、秦、汉、魏、晋,都是。现在胡人“居中国”了,是不是该做天子、治天下?

事实上,把胡人看做可欺辱的劣等民族,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文化偏见。更何况所谓“五胡”,也并非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突如其来杀进中国的。他们早就居住在中国境内,并与汉人混杂甚至混血。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是华人(ese),奈何以“异类”视之?

但,力度最大的还是鲜卑。

乱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时期起于西晋惠帝,止于南朝刘宋,历时一百三十六年。其间建立的政权,则其实有十九到二十个。他们有的先后兴替,有的同时并存。最多的时候,竟有八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并立了九到十年。

率先汉化的是匈奴。因为从东汉光武帝时代起,他们就开始持续南迁,并在黄河的河套地区沿长城一线扎下了营盘,充当着汉帝国的戍边者和同盟军。这一过程到西晋已历时二百多年,匈奴哪里可能还是胡人?刘渊声称他有权得到汉王朝的祖业,并非全无道理。

建立后赵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后秦的羌,汉化程度深浅不一,对汉文化的热情却不亚于匈奴,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堪称汉学家。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朕一月而三临太学,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这里中断。

当然,这是后话。

石勒并非五胡在中国北方称帝的第一人,第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国号叫汉。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冒顿单于是刘邦的女婿,后世单于跟汉皇帝就是表兄弟。兄终弟及,大汉帝统当然由他承接。

刘琨碰了钉子,石勒则做了皇帝。

结果是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这个民族就融入了汉族之中;而被南方汉族逐渐淡忘的某些文化传统,则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那里薪尽火传(以上所述均请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这就不能叫“五胡乱华”,而该叫“五胡入华”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一个以汉民族为多数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诞生,中华历史上的“第二帝国”(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时欧洲也在发生民族大迁徙,大批日耳曼蛮族涌入罗马帝国,罗马文明面临的命运和选择几乎跟中华一模一样。

石勒用名马和珍宝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使者。他写给刘琨的回信说:将军是汉人,理当效忠于晋朝。我石勒却本是夷狄,贵国的事恐怕爱莫能助。

第一章 时代 四、谁的东晋

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东晋并不安宁。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

谢氏:谢安。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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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南迁主要有两条路线——迁往长江下游与长江上游。青徐之地的上层阶级,多迁往首都建邺附近,而殖产兴利,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区域。次等氏族为避开江左名宗,则迁往京口、晋陵(今江苏)一带。南阳、新野地区(今河南)的次等氏族及雍秦流民,则迁居襄阳(今湖北),形成一个由中层社会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武力集团。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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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玡王氏简易世系谱(本卷相关人物)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第一章 时代 五、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一、英雄与奸贼

谁是英杰谁为雄?这是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关注的背后,是社会的认可与尊崇。

没错,英雄也可以简称为雄。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所以,英雄可以同时是奸贼。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豪气干云地敲着船楫朗声发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那就让我有如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再回来!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闻鸡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岁的祖逖半夜听到鸡叫,便叫醒同样年轻的刘琨:这是上天在激励我们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剑。

鲁肃则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的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他们在意的不是前面那个字,而是后面这个非常男性的字—— 雄。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籍籍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我们知道,两汉推崇的是功业,汉代风云人物也都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张骞通西域,卫青平匈奴,司马迁写《史记》,公孙弘设博士。没有这些功业,他们就没有价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认。

比如王敦。

<small>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small>

人物比功业更重要,这是一个转变。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闻鸡起舞和击楫中流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祖逖和刘琨的事业反倒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比如祖逖(读如替)和刘琨。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贤而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董卓不用说,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们不是英雄。

刘备是被诸葛亮和曹操都认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认为天下英雄只有他们哥俩。据说,曹操说这话时,刘备正跟他一起吃饭,竟当场吓得掉了汤勺和筷子。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刘备就更是。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small>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small>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原本便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这就是所谓的“击楫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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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败名裂的王敦是东晋第一叛臣,也是东晋第一英雄。他的气焰嚣张,他的飞扬跋扈,他的镇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让后人极为向往。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魏晋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第二章 人物 二、叛臣王敦

一代英雄或枭雄或奸雄,就落得这个下场。

后来执掌了东晋军事大权的王敦,出道似乎比堂弟王导要早。他很早就来到了西晋的首都洛阳,并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八王之乱”中,王敦散尽家财,还把公主的婢女配给将士,从而深受爱戴。王导为司马睿经营帝业时要拉王敦入伙,并非没有道理。

可惜王敦的这位嗣子并不中用也无主见。他听从谋士的建议,把王敦的尸体席裹涂蜡埋在议事厅中,然后日夜纵酒淫乐,以为这样就能稳定军心,可以坐等前方传来的好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全军覆没。嗣子和他的生父被沉入长江,王敦则被开棺戮尸,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

王敦岂非不得善终?

王敦确实是大气的。正是这种雄霸之气,使他虽被看作乡巴佬,却出入豪门而无愧色。当时,洛阳最富的人是石崇,石崇家的厕所里常常站着十几个婢女,客人上厕所都要由她们伺候着换衣服,许多害羞的人只好憋着。只有王敦不但照去,换衣服时还一脸的傲慢。

晋元帝死后,继位的是晋明帝司马绍。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他的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

然而王敦的个人魅力,似乎也正在于此。他确实是睥睨一切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恋恋不舍。有人曾经对他说,过于频繁的性生活不利于健康,你现在身体就很虚弱。王敦说:是这样吗?很容易的啦!于是打开后门让那些女人统统出走,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大丈夫。

这就是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那么,此刻的王导又在哪里?

王敦最后是身败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导一样,王敦也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想当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毫无威望,是王导设计让他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坐轿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一下子就镇住了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大族,司马睿后来的称帝也才有了社会基础。

一位王敦过去的部下却不以为然。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王大将军!

很难想象这是对一个“逆贼”的评价,而且据说这评价在王敦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

雄爽即大气。

于是,司马睿称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则几至皇位不保,并在当年忧愤而死。

王敦死后二十三年,征西大将军桓温攻进成都,灭亡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这位胜利者在成汉宫中大宴宾客,蜀中士绅也悉数到场。桓温为人原本豪爽,此刻更是雄姿英发语惊四座,以至于散席之后众人还回味无穷。

大家都说:桓大将军真是当代英雄!

实际上就连桓温对王敦也钦佩有加,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王敦之下。但当他路过王敦墓前时,仍充满崇敬发自内心地大声呼喊:可儿!可儿!

当然是。而且按照儒家伦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在魏晋,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

这一通鼓打得漂亮至极。那急速和谐的音节,那豪迈激越的气势,那旁若无人的神情,都让人叹为观止。乡巴佬所受的窝囊气,也在这敲击中宣泄一尽。

王敦却既在意也不在意。

炫富的暴发户,也永远比不上能做贼的英雄。

那么,王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的人,当然能做贼,而且是窃国大盗。

婢女们的直觉并没错。事实上,石崇的排场是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也是有震慑力的,但这种炫耀却因为王敦的泰然处之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比在皇帝的宴会上表演鼓乐还要震撼,因为镇定自若比一显身手难得多。

这,大概是王敦始料未及的吧?

不过谁都想不到,出身名门望族的王敦在京城却被看作乡巴佬。因为他不会说洛阳话,也不懂豪门的规矩,更不擅长琴棋书画。他甚至闹了不少笑话,其中之一,是在公主那里上厕所时,把塞鼻子用的干枣和洗手用的澡豆都吃了,结果公主的婢女无不掩口而笑。

听众给出的评价则是两个字:雄爽。

此后,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晋元帝司马睿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据正史记载,司马睿在一败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义谴责王敦,只能一面脱下戎装,一面嘀嘀咕咕地说: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让老百姓受苦?

于是婢女们交头接耳说:此人必能做贼!

王敦一甩袖子站了起来。

有一次,晋武帝与社会贤达聚会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插不上,便自告奋勇要求击鼓。晋武帝见他脸色难看,也就下令将鼓和鼓槌放在他的面前。

可儿,就是称心如意之人。

这其实也够狠。

实际上王敦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君临天下,最大的遗憾则是未能称帝,因此临终前特地交代嗣子:我死之后你先即位,设置了朝廷和百官之后再给我发丧。

东晋皇帝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对自己都能下手的,对别人也不会有同情心。有一次洛阳巨富王恺(一说石崇)宴请王敦和王导兄弟,特地安排了美女敬酒。客人如果不能一饮而尽,就杀了那敬酒的美人。因此王导虽不胜酒力,也只好勉为其难。王敦却在连杀三人之后,依然滴酒不沾,而且泰然自若。

可惜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满意的只有王导,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不想谋反也得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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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顿首顿首。蜡节忽过,岁暮感悼,伤悲邑邑。想正如常。比苦腰痛,愦愦。得示知意,反不以悉。王敦顿首顿首。”

王敦擅书法,但墨迹只有《蜡节帖》传世。王敦写草书,运笔流利,间有纵引,是“今草”的笔调;但结体平正,不如堂侄王羲之草书那样欹侧多姿。

王敦没想到的,王导也想不到。王导大约是想做周公或者诸葛亮的,尽管他的抱负要小得多。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有谋逆之心。然而王敦却闹出了惊天大案,而王导与王敦的关系则无论如何都无法撇清。

前面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西晋时期,也就是王敦刚出道的时候。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就获得了“可儿”的称号。至于王敦的自我评价,则是“高朗疏率”,也就是高尚、爽朗、疏放、率真,可谓自视甚高。

事实上,王敦的理想至少是做曹操。他担任东晋大将军时最喜欢的诗,就是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据说,他在吟诵这诗时,会用玉如意去敲击玉唾壶,以至于壶口都被敲破。

第二章 人物 三、政客王导

王导带领子弟族人在宫门外待罪。

这是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正月,王敦以讨伐奸臣的名义反于武昌,晋元帝司马睿也针锋相对地下诏要御驾亲征讨伐王敦。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里外不是人的王导除了待罪宫门也别无选择。

不少人都替他捏把汗。

司马睿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接见了王导,并让他穿上朝服。诚惶诚恐的王导跪下来磕头谢罪说:乱臣贼子历代都有,没想到竟出在臣的家族。

元帝则以最高礼遇回答王导。他光着脚走下御座,握着王导的手叫着他的字说:茂弘,这是什么话!朕还要把千里江山都托付给你呢!

王导渡过了难关。

从此,他成为东晋官场的不倒翁。元帝驾崩后,王导又辅佐了明帝和成帝,是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

原因当然首先是政治上的。两晋原本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偏安江左的东晋更必须依靠世家大族,王导代表的琅邪王氏当然不容小看。但王导的稳坐钓台,却不能不归结为他特别会做人,也特别会做官。

与王敦的跋扈相反,王导的为人要随和得多,也周全得多。有一次,他同时接待数百客人,却很快就发现一位临海来的和几个胡人落落寡欢。于是王导走到临海那人跟前说:您一出来,临海可就没人了。

那人很高兴。

王导又走到胡人跟前,用他们信仰的佛教礼仪弹着手指打招呼说:兰阇(阇读如舌,兰阇为梵语音译,意为清静无烦恼)!兰阇!胡人都笑了起来。

结果,四座皆欢。

后来甚至有人说,任何人与王导交往,哪怕只是初次见面,感觉也像老朋友。

这样的公关大师,自然也是调和矛盾的高手。王敦第二次作乱时,明帝曾下令拆除朱雀门外的浮桥。然而负责此事的丹阳尹温峤(读如叫)不但没有执行,上殿以后也不谢罪,还索要酒肉。明帝龙颜大怒,殿堂之上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人都战战兢兢,不敢多说一句。

打圆场的又是王导。

王导是最后上殿的。他一进来就发现事情不对,也立即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便光着脚下地请罪说:天威有如雷霆,竟然使得温峤没有机会谢罪了。

这个说法让温峤和明帝都有了台阶。温峤立即乘势下拜谢罪,明帝的脸上也多云转晴。局面如此得到扭转,实在是只有王导才能做到的。

事实上,善于化解矛盾,也是东晋皇帝不得不倚重王导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那个半身不遂的帝国实在是矛盾重重。权臣与权臣,士族与士族,都不消停。没有王导这样一个和事佬从中斡旋,他们的皇位其实坐不稳。

王导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因此把政权的稳定放到了第一位。他在以丞相之职兼任扬州刺史时,曾经派人到各郡督察。这些按察官员回到建康后,便集体向王导汇报各处郡守的优劣短长,只有顾和一言不发。

顾和是顾荣的族子,他的意见王导当然很重视。

王导问:老弟听说了些什么?

顾和说:明公身为首辅,应该网漏吞舟,怎么能靠收集风言风语和小道消息而行明察之政呢?

王导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心里话和政治诉求。他也很明白,作为外来政权,对江东本土的事情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他对顾和连连称善,弄得那些认真负责的官员甚感无趣。

此后王导秉承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在晚年甚至什么都不过问,只管画诺。王导这样叹息说:大家都说我糊涂,总有一天你们会怀念这糊涂。

这就不是政治家,只能叫政客了。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前者多少有些理想,后者却只有现实。那么请问:王导有理想吗?没有。

但,王导大事不糊涂。

有一次,北方名士在长江边聚会。当时风和日丽,江水滔滔,天地之间充满诗情画意。这时,座中一人却喟然叹息说:风景还是一样的好,只是黄河换成了长江。

所有人都哭了起来。

王导却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我等正当同心协力报效朝廷收复中原,岂能像囚徒一样哭哭啼啼!

此言一出,所有人又都收泪道歉。

这事往往被看作王导光彩夺目的一笔,却其实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事实上,北方士族刚刚南下时,既没有信心也没有信念;而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唯一办法,是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所以,王导必须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至于中原能否收复,却未必是他真正想知道的。

他只知道,东晋王朝必须保住。

因此,当司马睿要动摇国本时,他不能不管。

国本就是太子,这时的太子是司马绍。司马睿由于宠爱郑妃,便想废掉司马绍,改立郑妃的儿子司马昱(读如玉)。他甚至把诏书都写好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万无一失地昭告天下,因为赞成这方案的只有一个人。

孤独的皇帝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强大的反对派。他想出的办法,居然是让王导等人先到东厢配殿休息,然后偷偷摸摸把诏书交给那个赞成者,再让群臣接受既成事实。

然而王导一眼就看穿了司马睿的如意算盘。他一把拨开引导他去东厢配殿的人,径直走到皇帝御座前,恭敬而强硬地问道:不知陛下为何要召见臣等?

司马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一声不吭从怀里掏出更换太子的诏书,撕得粉碎后扔向王导。

皇储的人选,就这样定了下来。

后来,司马绍继承了皇位,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这皇位来得并不容易,因为当年王敦也曾经想要废掉他。因此,司马绍对王家人难免有戒备、有警惕甚至有怨恨,尽管阻止了王敦的仍然是王导。

也因此,当司马绍接见王导和温峤时,便非常蹊跷地向温峤提问:我们家何以能够得天下?

温峤没想到会有此一问,当场愣在那里。

王导却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了。他毫不客气地说:温峤少不更事,还是让老臣来为陛下陈述。

于是王导掰起指头,从司马懿开始,将司马家族如何排除异己,威逼皇室,结党营私,篡位夺权,一五一十从容道来。一身冷汗的司马绍魂飞魄散,他把脸贴在御床上弱弱地说:诚如相公所言,国运岂能长久?

呵呵,和事佬王导也有枭雄的一面。

王导的这堂历史课,自然有倚老卖老,教训晋明帝不可胡来的意味。但晋明帝悟出的问题,却恐怕是连王导也想不到的。是啊,东晋这个先天不足来历不明又偏安一隅的脆弱王朝,国运能够长久吗?

抱歉,这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东晋王朝的那些权臣和勋贵,几乎没谁是寺庙里的菩提树。

比如桓温。

第二章 人物 四、枭雄桓温

可惜桓温废立皇帝并不是为了讨论哲学,简文帝也只好打起精神与之周旋。好在桓温虽然跋扈,却总算知书达理恪守礼节,简文帝也就多少能够维持皇帝的尊严。

这是怎样的人物!

然而桓温对人们把他比作王敦是不满意的,他更欣赏的是刘琨。北伐前秦时,桓温偶遇当年刘琨府上的歌女,这个老女人一见桓温就眼泪夺眶而出。桓温问她为什么,老女人答:看见将军就像看见了刘司空(刘琨)。

此事虽然见于正史,却其实可疑。因为桓温的长相是胡须像刺猬毛,眉骨像紫石棱,属于孙权和司马懿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说起话来怎么会是娘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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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之日,仆在都,谓无所复见慰劳,又计时事也,逐节郎来,已具言意,馀所慰劳,诸相具答,边将粗当尔耳,仆无所使酒席意。”

字如其人。桓温的字,汪洋恣肆,一如其野心。

想当时桓温心里一定充满悲愤。军进洛阳时,他站在旗舰的船楼上眺望北国,曾非常感慨地说:中原沦陷,大好河山丢失,某些人是应该负责任的!

结果,不幸而言中。

对此,朝廷的态度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三岁的晋穆帝当然回答不了,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也是清谈家,何况这事本来就是难题。荆州北面是强胡,西边是劲蜀,派个忠厚老实能力差的去当刺史,抵挡不住那些蛮族;继续交给庾家人,又不放心。

更麻烦的是,苏峻之乱虽然被平定,庾亮却从中央变成了地方。他和他的弟弟庾翼先后担任荆州刺史达十一年之久,等于占有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因此,庾翼去世后谁来接替这个职位,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

桓温后来的尾大不掉,当然也在刘惔意料之中。

实际上,自从成汉被灭,朝廷就起了戒心。桓温的军事行动每每不被批准,无能之辈则一再被启用。结果这些家伙兵败如山倒,收复中原的大业就这样坐失良机。

这是晋穆帝时期的事。此刻的东晋王朝,早已不是王导时代的样子。晋明帝司马绍去世后,五岁的晋成帝司马衍继位,朝政实际上落入庾太后哥哥庾亮之手。庾亮是要加强中央集权的,因此与地方势力冲突严重,终于酿成苏峻之乱,东晋王朝也差一点就万劫不复。

然而东晋朝廷宁可不要中原,也不愿意桓温成功,这就注定了他的事业只能功败垂成。伐前燕时,桓温的部队高歌挺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枋头(今河南浚县),结果却铩羽而归,还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简文帝就是差一点被司马睿立为太子的那个人。他也是清谈家,而且学识渊博,气度非凡,口碑极佳,就连桓温都每每感叹:朝廷中竟有这样的人物!

桓温也居然乱了方寸,一句话都说不出。

刘惔却说:有了桓温,荆州倒是不会沦入敌手;但是有了荆州,桓温可就没人管得住了。

东晋王朝却转危为安,后来还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淝水之战的胜利,就是在桓温去世十年后取得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简文帝,而是因为谢安。

事实上,桓温的野心就是从担任荆州刺史之后开始膨胀的,只不过这野心也可以说是雄心。因为桓温的矛头并不像王敦那样指向建康,而是指向胡人。灭亡成汉后,他又征前秦、败姚襄、伐前燕,兵临长安,军进洛阳,取得了东晋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

最后,朝廷选择了桓温。

桓温又上表坚持。

据说,桓温因此郁闷了好几天。

桓温非常高兴,便重整衣冠,让老女人再看。

简文帝则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桓温后来的北伐,其实是孤军作战。

枋头之败让桓温威名顿挫,六十之年更让他感到时不我待。宁可遗臭万年也要功成名就的桓温,决定把一肚子气都出到天子身上,并借此机会震慑天下。

没错,桓温要废立皇帝。

当时的皇帝是司马奕。此公即位十年谨言慎行,并无过错,便只能在私生活方面做文章。桓温的办法是指控司马奕性无能,所生三子都是野种。无法做亲子鉴定的皇帝百口莫辩,只能由着他以太后的名义把自己废掉。

可靠。因为作此描述的是刘惔(读如谈)。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再无可能,只不过内心深处的剑拔弩张仍必须表现为温文尔雅,否则就不是魏晋风度。因此平时不善言辞的桓温为了对废立一事进行解释,竟精心准备了数百字的发言稿,然后才去见简文帝。

两句话都出自。桓温比简文帝年长一些,因此以“伯”(哥哥)自称,但表示仍不过是王的马前卒。简文帝则暗示无论官职年龄是大是小,大家都会追随桓公。

这恐怕是话里有话。

然而枭雄并不会因为别人的眼泪就停止行动。为了排除异己夺取军权,桓温仍然提出要废掉担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读如希),后来又要杀了他们全家。简文帝批准了前一项要求,却无论如何不肯杀人。他的批文说:此言已为朕所不忍,又岂能再付诸行动?

据说,桓温接诏,竟汗流浃背。

不难想象,当时两人定是会心一笑。

无论如何,桓温都是不可不说也值得一说的。这不仅因为他的权势和功业,更因为他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就算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

简文帝却不听他解释,只管流泪。

其实,桓温对简文帝也是有所忌惮的。毕竟,简文帝是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儿子,又历任穆帝、哀帝和废帝三朝宰辅,何况之前两人的关系也不错。有一次,官职还是抚军将军的简文帝与桓温一起上朝,竟执意要让桓温走在前面。桓温只好说:伯也执殳(读如书),为王前驱。

新皇帝是会稽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

这下子老女人看出差别来了。她说:脸皮像,可惜薄了点;眼睛像,可惜小了点;胡须像,可惜红了点;身材像,可惜短了点;声音像,可惜有点娘娘腔。

简文帝再次批复:如果桓公认为晋的国运还久,请奉前诏执行。如果认为我朝气数已尽,朕逊位让贤就是。

刘惔也是晋明帝的女婿,而且跟桓温是好朋友,他的描述应该不会错。更何况刘惔虽然是清谈家,基本上不务正业,看人却是极其准确的,看问题也相当透彻。桓温西征讨伐成汉,朝中大臣都不看好,只有刘惔认定必胜。给出的理由是:此人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哪怕是游戏。

如此这般地相持七八个月后,简文帝驾崩,时年五十三岁。晋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庙号太宗。

桓温是两晋名臣桓彝的儿子,据说生下来不满周岁便被温峤一眼看出非同寻常,因此以温峤之姓命名为温。后来,又因为庾亮之弟庾翼的推荐成为晋明帝的女婿,从此扶摇直上,简直就是王敦的翻版。

一年后,桓温也驾鹤西去,享年六十二岁。他被追赠为丞相,谥号宣武。但他盼望已久的九锡,却依然没能在临终前等来。九锡是皇帝赐给权臣的九种器物,王莽、曹操和司马昭都是加了九锡的,桓温则未能如愿。

第二章 人物 五、宰相谢安

谢安是东晋的救星。

桓温废立皇帝以后,也像当年的王敦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军事基地。这些枭雄是绝不会待在京城的。辅佐简文帝并料理后事的,便主要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桓温如果想发动政变,就得先拿下他们两个。

于是,桓温设下了鸿门宴。

桓温是在简文帝去世后半年来建康的。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只知道他原本希望简文帝临终前禅让皇位,而且认为这一愿望落空是谢安和王坦之从中作梗。

因此,当桓温召见他俩时,京城里便人心惶惶,王坦之更是心惊胆战不知所措。谢安却镇定自若地对他说:我们去!我朝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行!

桓温与谢安终于相见。

实际上桓温一直都很欣赏谢安。谢安二次出山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桓温手下的司马(中下级军官)。桓温甚至曾这样评价谢安:安石(谢安字)是不可以轻贱和凌辱的,因为他的自处之道无人能及。

这一次,谢安也没有让桓温失望。他一步一步走上台阶趋前就席,从容不迫地将帐下的卫士看了一遍,然后不慌不忙地问桓温:谢安听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不知明公为什么要在墙壁间埋伏这么些人?

桓温笑了。他说:那也是不得已。

说完,桓温下令撤走了甲兵,然后跟谢安开怀畅饮高谈阔论。这样住了几天以后,他又回到了驻地。

谢安和东晋,也都躲过一劫。

其实桓温的野心不能实现,谢安是做了手脚的。后来桓温病重时,曾再三催促朝廷给他加九锡,朝廷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然而文秘起草的诏书,谢安总是不满意。结果改了又改,写了又写,拖到桓温去世也没能发出。

改朝换代的事,就这样泡了汤。

那么,谢安是什么来历,他又何以能够如此?

在南下的士人中,谢家并非一流的大族,然而谢安的名气却很大。他四岁时就被桓温的父亲桓彝视为神童,后来也深受王导的赏识。只不过他对政治似乎没有兴趣,当了一个小官后,很快就称病辞职隐居东山,与王羲之等名流来来往往,游山玩水时还不忘带着妓女。

对此,当时还是宰相的简文帝曾发表评论说:安石既然与民同乐,那就必须与民同忧,不怕他不出山。

不出简文帝所料,谢安终于再次出仕,从此留下“东山再起”的成语。不过他的东山再起,是在社会各界呼声很高以后,因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他:老兄高卧东山不肯出仕,弄得人们都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现在安石出山了,请问苍生又该拿安石怎么办?

谢安笑而不答。

然而舆论却似乎并不肯放过谢安。当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一种根名远志,叶名小草。桓温就拿起来问谢安:为什么它会有两个名字呢?

谢安愣住。

座中一人却应声而答:待在地下(隐居)的时候就叫远志,出头露面(做官)了就叫小草呗!

谢安很狼狈。

桓温却看着谢安笑。他说:这个解释不错,而且很有意思!嗯,嗯,很有意思!

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其中有时代精神。

实际上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装。所以,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是真实可爱的。像谢安这样硬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倒有装模作样、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之嫌。

于是就连谢安的雅量,也被怀疑为做秀。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性优势进攻东晋,与谢安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大战于淝水。谁都知道,这是决定东晋王朝命运和前途的战争。然而捷报传来时,谢安却在下棋。而且看了一眼后,继续下棋。

客人沉不住气了,问谢安出了什么事。

谢安这才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

这当然是雅量非凡,然而正史却另有记载:客人走了以后,谢安狂奔进屋,结果连鞋跟都折断了。

后面这一幕,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雅量并非谢安的本色。小时候,他曾经去找名士王蒙辩论,王蒙对他的评价就是“咄咄逼人”。可见谢安骨子里其实跋扈,超凡脱俗和淡泊宁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后天的修养或修为。

但即便如此,却仍然可贵,因为当时的天下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像当年的王导一样,让面临倾覆的王朝转危为安。

这样看,王导和谢安,又堪称政治家。

至少,也是高明的政客。

的确,谢安和王导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也都懂得“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谢安执政时,正遇到士兵和奴仆因不堪压迫剥削大量逃亡,而且大多就近逃到南塘一带的船中。谢安却否决了大搜捕的提议。他说:如果连这些人都不能包容,那么京都还叫京都吗?

有此一说,谢安便堪称真宰相。

这也是王导和谢安执政时,矛盾重重的东晋政界相对和睦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谢安是懂政治的,也是很会做人的。有一次,谢家人聚会,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谢安便兴致勃勃地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哈哈大笑。

谁都看得出,谢道韫的回答远胜于谢朗,然而谢安却只是开怀大笑,并不加以点评。这就既表示了对侄女道韫的由衷赞赏,又给侄儿谢朗留足了面子。

家为国之本。能齐家的,也会治国。

实际上,谢安被公认为做宰相的材料,正是从一件小事看出。隐居东山时,他和朋友们一起出海,海上却突然起了风浪。船夫见谢安神情闲适,便继续前进,结果风浪越来越大而众人喧哗不安。直到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要不然我们回去?

大家都说:回去!回去!

谢安这才让船夫掉头。

于是舆论认为,如此器量,足以镇安朝野。

镇安朝野,正是公众对谢安的期许,也是时代对他的要求。谢安则不负众望,以他镇定从容甚至不失安闲的精神风貌,让东晋这只大船躲过了风浪。

显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器量。器量,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新词。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

谢安也许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这样。至少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人物中,他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尽管真正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另有其人。

那就让我们再回到汉魏。

第三章 精神 一、名士派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嵇康就是。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

魏晋风度。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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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嵇康以他的生命为代价,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从而赢得了永远的尊崇和敬重。

当然没有,只不过都很漂亮。诸葛亮身长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诸葛亮“容貌甚伟”,嵇康“风姿特秀”。不难想象,那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岁。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样,在魏末的政治斗争中是倾向于曹家的。不过嵇康对司马氏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却不敢。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尽管为了躲避这件事,他曾经喝得酩酊大醉。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因此,啸,便成了魏晋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实际上出山之前的诸葛亮,是一位飘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为了谋生;他读书,只不过观其大略。他最喜欢的,或许并不是挑灯夜读,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长啸于山林。

这样看,诸葛亮抱膝长啸时,岂非神仙似的人物?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不愿意被看作司马昭的普通僚属。他的办法是借酒装疯,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傲然长啸。这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大庭广众下面对尊者而啸,是非常傲慢无礼的行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无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的确,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操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操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操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正是。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这是什么样的风度?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嵇康是魏晋名士的精神领袖,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诸葛亮之间,难道会有什么关系?

比如阮籍。

不过,诸葛亮终于走进了滚滚红尘,魏晋的那些名士们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晋时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无时不有,名士们夹在当中其实左右为难。他们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对抗,能够寄托情怀的就只有啸。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

这当然有原因。

第三章 精神 二、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

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第三章 精神 三、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的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

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之处在于,刘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恸哭而返。

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最后终归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到哪儿埋哪儿?同样,人生既然并无意义,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朋友们大为怪异,刘伶却很坦然。他满不在乎地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

这实在要算是疯话。

其实刘伶并不疯癫。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卷起袖子就要动手,瘦瘦小小的刘伶马上让步。他的说法是:我这几根鸡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贵的拳头。

对方当然一笑了之。

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竟是寿终正寝。

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曾说过一句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他的途穷而哭,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

第三章 精神 四、陶渊明之隐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

陶渊明就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

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足。刘备做安喜县尉时,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

这回轮到陶渊明。

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只不过,他没让督邮挨一顿鞭子,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

<small>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small>

陶渊明回家了,从此再不做官。

现在看来,不再做官很可能是他早已产生的想法。据陶渊明自己说,这位只在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原本是想等到一年后再走的。但他的妹妹突然去世,只好辞职奔丧,时间是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的十一月。高粱也好粳稻也罢,恐怕还没种下去呢!

于是就连陶渊明为什么要突然辞职,是因为督邮还是因为妹妹,都成了无头案。三顷公田六分之五种高粱,六分之一种粳稻,也只是说说而已。

但辞官以后的陶渊明,心情似乎特别舒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归:小船一摇一摆缓缓行驶在江上,江风吹拂着身上的衣裳。遇到岸边的行人,便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只觉得晨曦出现得太晚太晚。

归心似箭啊!

到家以后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自己则看见家门便一路狂奔。庭院里的小路已经荒芜,所幸松树和菊花还在,更让人高兴的是窖中有酒盈樽。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吧!你看那山谷中飘出的云可有心机?那纷纷回巢的鸟儿也不过是累了而已。

一切都那么自然,回家的感觉真好!

决心永不做官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他在担任彭泽县令之前就已经参加农业劳动,此番不过重操旧业。然而陶彭泽的技术水平似乎不敢恭维,因为“种豆南山下”的结果,竟然是“草盛豆苗稀”。

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清晨,鸡鸣狗吠之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

当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畴(读如筹)就是田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

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

好一个“但道桑麻长”!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

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据说某天早上,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strike>rike>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后来,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诗是好诗,事可存疑,也不必较真。但,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显然,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却并不躲避社会。

其实就连对政治,也未必毫不关心。据说,陶渊明写诗作文标注日期,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刘裕的宋是合法政权,他的心目中只有晋。

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

官位太小。

田园诗人真隐士,会嫌官小?

会的,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

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乡里小人”。

也难怪他“不堪吏职”,要辞官而去。

没错,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

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第三章 精神 五、名士皇帝司马昱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简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其实比陶渊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

没错,他才真是“大隐隐于朝”。

简文帝司马昱的身世,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差点被司马睿立为继承人。只是由于王导等人的坚持,长子司马绍才成为第二任皇帝。

其实晋明帝司马绍并不简单。某次,有人从长安来见晋元帝司马睿,只有几岁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晋元帝便问儿子: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哪个近?

司马绍回答:长安近。因为长安来人了,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

晋元帝很得意,第二天在宴会上又故意问了一遍。

司马绍却说:太阳近。

晋元帝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改口。

司马绍说:举目即见太阳,不见长安。

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还潸然泪下。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才故意说长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这才是领袖说的话,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

所以,此事如果属实,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

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政绩更是乏善可陈。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让殷浩去北伐。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也只能一败再败。

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可惜桓温并不领情,因为他收复中原的计划被耽误了。殷浩更是怨气冲天,说哪有把人送上高楼又撤走梯子的!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复复写四个字:咄咄怪事!

殷浩是不是说过那些话,历史上有争议。但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位后,那皇帝当得可怜兮兮,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就连火星出现在太微,他都惶惶不安。因为前任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桓温废掉时,星象就是这样。

于是司马昱把中书郎郗超(郗,旧读如痴,今读如希)拉进偏殿问:天命的长短原本就无法估计,只不过会不会又有以前那样的事情发生呢?

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为什么要问郗超?

因为郗超是东晋重臣郗鉴的孙子、郗愔(读如音)的儿子,更是桓温言听计从的谋臣。让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权退居二线,把皇帝换成司马昱,都是郗超的主意。所以谢安和王坦之对郗超,都得小心翼翼地让他三分。

郗超对司马昱倒是不敢不客气。他回答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外巩固边防,对内安定社稷,一定不会发生什么非常之事,臣愿以身家性命为陛下担保!

司马昱则对郗超说:请向令尊大人致意!家国之事到了如此地步,都是由于朕的无能,真是羞愧难言!

说完,泪流满面。

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稳,竟然要靠一个小小的郎官来担保,这样的皇帝也实在是窝囊透了。难怪谢安认为司马昱不过是晋惠帝之流,顶多清谈的水平要高一些。

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成为皇帝之前,他的府邸高朋满座,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包括桓温和殷浩,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们的清谈会不但胜友如云,还往往通宵达旦。司马昱甚至自己也成为清谈家,尽管被认为只是二流的。

不过,名士们倒都认可司马昱。当时一位名望很高的诗人就说:只有非常精通的人,才能跟他剖析义理,刘真长(刘惔)可算一个。也只有非常深沉的人,才能跟他安闲相处,简文帝(司马昱)就是这样。

这是很高的评价。

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他美仪容,大器量,高智商,雅趣味,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登基后,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竟发表了这样的点评:

<small>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small>

濠就是濠水,在今安徽凤阳。濮则是濮水,在今河南省境内。在濮水,庄子拒绝了楚王的招聘,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乌龟,也不愿意从政。在濠水,庄子则怡然自得地对惠子说:你看那鱼儿在水里从容不迫地游来游去,那就是鱼的快乐呀!

所谓“濠、濮间想”,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皇帝,把皇家园林看作了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还说这“会心处”并不需要太远(意思是皇宫之中也行),岂非“大隐隐于朝”?只要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动物自发地与人亲近,岂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艺术家气质?

当然是。尽管他和陶渊明一样,都不啸。

毫无疑问,“大隐”是被桓温逼出来的。但从皇族变成名士,则很可能是他的华丽转身。事实上,司马昱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当皇帝;而只要不参与政治惹是生非,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甚至还更体面。

这应该是司马昱最好的选择。

可惜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陶渊明可以辞官,他却不能。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桓温这样的枭雄周旋,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幸运的是,他的眼泪终于挡住了桓温的咄咄逼人,东晋王朝也没在他手里被革除天命。

野心勃勃的桓温,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这事常常让人费解。但如果了解魏晋,便会觉得不足为奇。没错,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在它面前,桓温也好王敦也罢,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

那么,魏晋的精神是什么?

对人格力量的敬重。

很难说简文帝司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但他的气质确实华贵,气度也确实不凡。有一次,桓温、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桓温暗中让人进行骚扰,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司马晞也吓得要求下车。司马昱却端庄静穆,安详闲适,不为所动,让桓温肃然起敬。

后来桓温敢废了司马晞,却不敢硬逼简文帝杀人,原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实在不明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昱,有什么可让桓温顾忌的?要知道,司马晞是有兵权的,司马昱却连稻子都不认识。

然而司马昱有器量,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导有,庾亮和谢安也有,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晋废帝时,诸公上朝总觉得朝堂昏暗。只有会稽王兼丞相司马昱走进来时,人们才眼前一亮。因为他气宇之轩昂,竟有如朝霞升起。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力量:美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

第四章 风尚 一、唯美时代

孙权的哥哥孙策,与周瑜同为汉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他们俩二十四岁迎娶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时,被吴人亲切而欣赏地呼为孙郎和周郎。那时的孙策,在战场和情场都很得意,真能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不已。

实际上此案与李势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辙。在那个案例中,真正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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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势妹妹的故事告诉我们,魏晋是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此事同样是疑案,也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

有,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远在建康的丞相王导,后来是从王羲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听完,王导忍不住问:那时,元规(庾亮字)的风度恐怕不得不略有减损吧?

这并非没有原因。于私,陶侃认为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自己,是庾亮做了手脚。于公,苏峻之乱确实是庾亮一手酿成。所以,当陶侃率领大军来到温峤的驻地时,便明确表示不杀庾亮兄弟,不足以谢天下。而且,也只有杀了庾亮兄弟,苏峻才会从建康退兵。

这是很高的评价,王导也只能默然。问题是,王羲之他们极为看重的“丘壑”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风度不减,让人不敢小看呢?

就连他的母亲都对此嗤之以鼻,潘岳自己最后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临刑前潘岳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对不起你!然而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如此风气是否可取,当然不妨见仁见智。实际上潘岳的人品十分可疑。为了巴结讨好贾皇后的外甥贾谧,他和石崇每天都要等候在街头,远远看见贾谧车子扬起的尘土便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也叫“拜望尘”。

这当然很让人羡慕,因此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便见贤思齐,也拿一个弹弓坐车出来玩。可惜他们俩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张载扔石头。结果,潘岳空着车子出去,一车水果回来。张载空着车子出去,一车石头回来。

李势的妹妹却不紧不慢继续梳头。她把头发梳好盘了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行礼,然后平静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王羲之却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独存。

当然,也有人说陶侃并无这种表示,只不过大家都这样议论和猜测而已。但庾亮惶恐不安,则可以肯定。实际上这时的他,已经连逃跑的可能都没有,只能接受温峤的建议,硬着头皮去见陶侃。

然而庾亮的能力显然不如王导、桓温和谢安,他一意孤行的结果则是逼反了拥兵自重的地方官苏峻。苏峻兵临建康城下,庾亮只好狼狈逃窜,先去投奔温峤,然后又和温峤一起向陶渊明的曾祖父征西大将军陶侃求援。

陶侃却要杀庾亮。

小妞其实也是公主,哥哥李势是成汉国的皇帝,只不过此时已经亡国。率军灭亡了成汉的征西大将军桓温顺手牵羊,把李势年轻貌美的妹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长公主“书屋藏娇”。

潘岳人头落地,尽管那张脸漂亮至极。

怒火满腔的殿下号称南康长公主,是明帝的女儿、成帝的姐姐。愤怒的原因则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书房里偷偷藏了一个小妞。

这当然未必可靠。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

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

公主当然不能容忍。

庾亮应该也如此。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开了房门,身后跟随着几十个持刀的婢女。她们进门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拖到地上,皮肤像玉一样温润。

与王导、桓温和谢安相比,庾亮可能是东晋“四大执政”中最漂亮的。晋元帝司马睿甚至就因为庾亮光彩照人风情万种,才决定聘他妹妹为皇太子司马绍之妃。庾亮也才得以在晋明帝司马绍驾崩后,以国舅爷的身份执掌朝政,大权独揽,尽管名义上的顾命大臣是他和王导两人。

可能吗?

公主震怒。

那是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参加聚会的也都是一时之选,包括后来被司马昱用于制衡桓温的清谈家殷浩。庾亮和众名士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一任凉爽的江风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欢声笑语送到远方。

这就跟谢安在海上的表现一模一样。

这当然是传闻,却未必不真实。至少,它表现出来的风气和风尚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让人死。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维持着良好的风貌。苏峻之乱后,庾亮离开中枢出任荆州刺史,驻节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楼吟诗作曲。就在音调渐入高亢之时,庾亮带着十几个侍从来了。众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请留步,老夫也兴致不浅。

可惜好景不长,孙策被仇家刺伤。伤并不致命,只不过脸被划破。孙策却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说完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

奇怪!建功立业与长相有关系吗?

相反,庾亮则死里逃生。

比如孙策。

所有人都看呆了。

事实上作为魏晋名士和当朝宰相,器量和风度之于庾亮简直就是起码的修养。他在与苏峻作战兵败逃亡时,手下的士兵射箭误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当时众人大惊失色如鸟兽散,庾亮却从容镇定不紧不慢地说:呵呵!这样的技术水平,怎么能指望他打败贼兵!

美能救人一命,这似乎是一个例证。

于是举座皆欢。

比如潘岳。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南康长公主冲了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就连我看见你都要动心,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

事实上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潘岳的风头,绝不亚于今天的好莱坞明星。

第四章 风尚 二、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说庾亮的心中“丘壑独存”,难道是说他有隐逸之心?

应该不是。

庾亮当然不会去做什么隐士,他甚至也不会“大隐隐于朝”。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奇怪,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虚伪”。包括那位“望尘而拜”的潘岳,在撰写《闲居赋》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也许,他确实愿意过那种钓钓鱼、种种菜的闲居生活,却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这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很难说哪个更真实。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那里,出来做官与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吗?赞美庾亮“丘壑独存”的王羲之,不也担任了右将军的高级官职,因此被称为“王右军”吗?

不能说一点纠结都没有。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曾经在出(出仕)处(读如楚,隐退)之间左右为难。这当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

意思很清楚:改朝换代不算什么。

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

晋惠帝历来是被视为“白痴皇帝”的。现在看来,他的智商也许不高,情商却肯定不低。

成问题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实际上从一开始,嵇绍的出仕和死节就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则无非在忠与孝、出与处的关系。在许多被认为“有思想”的人看来,嵇绍根本就不该仕于晋,因为出仕则必须尽忠;而嵇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连带把嵇绍推荐给晋武帝的山涛,也备受诟病。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开山宗师之一,也是曹魏与司马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其实是被司马师杀害的,只不过表面上经过了司法程序。负责审讯的,则正是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当时的廷尉(公安部长)钟毓(读如育)。

这是一场让帝国的审判官丢尽脸面的讯问。夏侯玄从走进审讯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发。严刑拷打之后,还是一言不发。钟毓交不了差,只好亲临现场。

跟随钟毓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害死了嵇康的钟会。也许,钟会想缓和气氛;也许,他认为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总之,钟会自作聪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说: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断然拒绝。他毫不客气地对钟会说:鄙人虽是受刑的囚犯,也请钟君放尊重点!

钟会狼狈至极。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事实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当时人们对他的点评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的漂亮甚至让魏明帝曹叡十分难堪,因为曹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时事评论员们称为“芦苇靠在了玉树旁”。

这就又让人想起了嵇绍。

嵇绍同样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卫晋惠帝时,有人劝他带上一匹好马。嵇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干什么?

那人只能一声叹息。

实际上嵇绍原本漂亮,他甚至给我们留下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嵇绍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风度,就像野鹤独立于鸡群。王戎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爹!

那么,嵇康又漂亮到了什么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丰一样。只不过夏侯玄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当时的说法是:李丰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轰然倒塌的样子。

不难想象,那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

其实漂亮得像玉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后,一位参加葬礼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说:就这样把玉树埋在了黄土中,让人怎么受得了!

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如此评价?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

没错,瑶林琼树,原本就不该在世间。

按照这个标准,庾亮似乎段位还不够,谢安的伯父谢鲲(字幼舆)就这么认为。有一次,还是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问他:众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觉得怎么样?

谢鲲说:居庙堂之高,为百官典范,臣不如亮。处江湖之远,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

这大约是实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下令鞭打谢鲲,谢鲲坦然脱衣就刑,面不改色。后来被赦免,同样面无喜容。如此泰然处之,恐怕就因为“丘壑独存”。所以后来顾恺之画像,便干脆把谢鲲画在了岩石里。这位中国的达·芬奇说:幼舆先生就该待在深山幽谷之中。

然而谢鲲却其实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罢,恐怕都只不过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问题在于,人要活得漂亮,与那山山水水又有什么关系?当这种情愫、情结或情怀成为风尚时,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还得再借用一下谢鲲的眼睛。

第四章 风尚 三、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所以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第四章 风尚 四、魏晋世界杯

魏晋的哲学是玄学,玄学的表现是清谈。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东晋四大执政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还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时是清谈家。璧人儿卫玠更不但被看死,还差点被谈死。

卫玠是在西晋战乱时陪着母亲南下的。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后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后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实际上他在被围观前就已经大病一场,原因则是遇到了谢鲲。

被顾恺之画在岩石里的谢鲲是野心家王敦的属下。当时王敦镇守豫章,卫玠前去拜访,与谢鲲一见如故。结果卫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顾,跟谢鲲大谈玄学,一连几天通宵达旦,终于一病不起,无可救药。

看来,卫玠其实是“过劳死”。他在建康,恐怕是躺在病床上或车子里被人围观的。一个人,重病在身还能受到那样的追捧,实在堪称漂亮至极。

被卫玠冷落的王敦表现得也很漂亮。他对谢鲲说:当年王弼的言论可谓金声,此番卫玠的清谈要算玉振。这是很高的评价,因为王弼是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他如果参加清谈会,是几乎没有对手,只能自问自答的。

可惜王弼更短命,只活了二十四年。

好歹活到了二十七岁的卫玠,同样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天才。据说,他未成年时便开始思考各种哲学问题,还专门去请教了当时的美男子兼清谈家乐广。

卫玠问:梦是什么?

乐广答:想。

卫玠说:梦中之事根本就没经历过,怎么是想呢?

乐广又答:因缘。

小小年纪的卫玠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因缘是什么,竟然抑郁成疾。乐广听说大吃一惊,立即乘车前往卫玠家为他分析解说,卫玠这才转危为安。

此事让乐广颇为感慨。卫玠成年后,乐广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由于翁婿二人都聪明漂亮玲珑剔透,因此被评价为一个冰清(乐广),一个玉润(卫玠)。

美与智,竟是这样的关系。

不知道乐广当年怎样为卫玠解说,但乐广的清谈水平却毋庸置疑。某次,一位客人跟他讨论提出的“旨不至”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概念与事物不可能完全相称,叫“指不至”;相称是没有止境的,叫“至不绝”。因此人类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不可能达到真理的彼岸。

问题是,概念与事物如果完全不能相称,那又要它干什么?真理的彼岸如果不能到达,那又何必追求?为什么我们使用概念时,多少总能有所认识?概念与事物,认识与真理,到底是什么关系?

客人想不明白,来问乐广。

乐广却举起了麈尾。

麈读如主,是鹿群的领袖。鹿群的行动,则全看鹿王尾巴的摆动。因此,麈尾有指挥棒的意思。名士们手中的麈尾,是类似于羽扇和拂尘的东西,有手柄和麈尾毛。它是清谈时的道具,后来更成为清谈领袖和高级士族的身份标志。至于本次,乐广则把它变成了说理的工具。

客人问:旨(指),究竟是至,还是不至?

乐广用麈尾触及几案说:至不?

客人说:至。

乐广又把麈尾移开:既然到了,怎么拿得走?

客人恍然大悟。

这是典型的清谈。事实上,尽管魏晋的清谈未必每次都像这样涉及深刻的哲学问题,但清谈必须富有哲理和充满智慧,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在魏晋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那些一流清谈家的聚会很久以后还广为传颂,表现突出的名士则会像国际影星一样出尽风头。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

这次清谈会的内容无从知晓,但应该相当精彩。因为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过,王导地位尊贵,殷浩则跟庾亮关系密切。因此尽管唇枪舌剑,也一定彬彬有礼,殷浩更是要收敛。等到他跟刘惔辩论时,可就火药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孙盛的清谈家辩论时,更是双方都用力甩动麈尾,结果是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里面落满了麈尾毛。

这样的辩论,就叫“剧谈”。

其实哪怕不是剧谈,也会让人紧张。因为清谈的知识和智慧含量极高,听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现眼的。所以谢尚向殷浩讨教时,才听了寥寥数语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则不紧不慢地说:来人呀,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汗!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第四章 风尚 五、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书法、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

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风尚。或者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唯美风尚的组成部分。但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却很可能与玄学有关。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才有可能从一撇一捺的线条组合中看出真意来。那样一种审美眼光,是要称之为“玄心妙鉴”的。

甚至就连琴棋书画在魏晋的大行其道,也许都要拜玄学所赐。至少,音乐、围棋和书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们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与玄言和清谈的风尚也是合拍的。

看来,玄学艺术化的同时,艺术也在玄学化。

自然美的发现,同样如此。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阴道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第五章 价值观 一、真真假假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个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谢安的弟弟谢万。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谢万居然头戴纶巾坐着轿子冲进官署说:人们都说大人痴,大人果然痴!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么钱呢?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把魏晋风度次第展开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幅难以看懂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还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因此也有人说,王戎贪财跟刘备种菜和阮籍酗酒性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假想敌。

心理、情感和艺术的。

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枭雄如桓温,也如此。他西征成汉路过三峡时,军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边跟随百里,最后跳上船来,当即死亡。剖其腹,肠皆寸寸断。桓温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职查办。

实际上就连儒家伦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在孔子他们看来,人最真实可靠的,莫过于亲亲之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是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需要的只是发扬光大。因此,从“父慈子孝”出发,便不难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却又风流倜傥飘逸潇洒。所谓目光炯炯如岩下闪电,说的就是他,而且还是玉人儿裴楷的评论。说“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句话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岁时就表现出从容镇定的风度,在攀栏咆哮的老虎面前纹丝不动,让魏明帝曹叡大为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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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三种风尚由死于非命的何晏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病态时尚背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则是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板娘那里买酒喝的就有他,尽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岁。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后到。阮籍说:你这俗物又来败坏兴致。王戎却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岂能败坏得了!

从此留下一个成语:卿卿我我。

王述却说:正是如此!只不过好名声来得太晚。

奇怪!

比如何晏。

桓温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过某地时,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已经很粗,便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泪下。

如此看来,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这当然很另类。因为按照礼教,父母去世才该痛不欲生,儿子死了却大可不必。

王戎的话并不错,魏晋人确实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舆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苏句容)时放声大哭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那么,王戎俗吗?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顾恺之的画便体现了这一点。他画人物,有时几年目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人体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传神写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儿裴楷的脸上无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是更能体现此人的神采风韵。

王戎却说:圣人超凡脱俗,愚民麻木不仁。他们对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专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们这类人啊!

这就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何必要去谦让?人们都说青出于蓝,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

我们知道,它就是真实。

简文帝说的王述,就是后来与谢安并肩作战的王坦之的父亲。他在被任命为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时,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说:大人似乎应该辞让。

可是王太不管不顾,偏要叫卿。王戎纠正,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亲你爱你,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谁有资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礼教简直不成体统,在当时的士林中却传为美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

王述问:为什么?资格不够还是能力不强?

为王徽之吹过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听见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声“奈何”的。这里的“奈何”不是“怎么办”的意思,只不过是挽歌的组成部分。然而逝者与桓伊并无关系,他喊什么“奈何”呢?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挥舞战刀者,也有柔软的心。

俗不可耐。他虽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侄儿结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来;女儿回娘家,也拉下脸来暗示她归还嫁妆。家里的李子拿出去卖,又怕人家得了好种,竟不厌其烦钻破果核,还跟老婆半夜三更摆开筹码算账,真可谓财迷心窍。

这当然仅供参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当恩爱浪漫大约是事实,因为王太太称王戎为卿。当时的习惯和风俗,是尊称曰君,相当于“您”;昵称曰卿,相当于“你”。因此按照礼教,太太应该称他夫君。

难怪谢安说:子野(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王戎。

于是山简说:请节哀!再说也不至于此。

坦之说:都没问题,但谦让是美德。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就曾这样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

第五章 价值观 二、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第五章 价值观 三、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第五章 价值观 四、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请参看本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第五章 价值观 五、走向五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两句话都出自,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

至少,也是默许。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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