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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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

第一部元嘉之治一、刘裕发迹

这个所谓的“寻常巷陌”，就是晋陵郡丹徒县的京口里，大致位于今天镇江市的京口区。抛开后人附会的无聊的“出生祥瑞”不谈，刘裕这位堂堂的南朝开创者，在未入江湖之前更像是个时运不济的普通老百姓。既然姓刘，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汉室宗亲，事实上正史里头也都是这么说的，说他家是汉高帝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后代。这门亲戚，说冒认却也不见得，汉朝统治天下四百多年，刘姓人士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刘裕的时代，恐怕大街上随便抓几个姓刘的，都可能是刘邦、刘交以及那位传说中妻妾成群的刘胜们的后代，并不稀奇。按照家谱的记载，刘裕祖上世代多多少少都是当官的，可到了刘裕的父亲刘翘这一代，就很寒碜了。刘翘年轻时只做过郡里的功曹，说白了就是政府机关里抄抄写写，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主张的小角色，摆到今天也就是个小秘书的职务。刘裕的命就更苦，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刘翘因为家中贫困，养不起孩子，想将刘裕抛弃。刘裕的姨母是同郡刘怀敬的母亲，正好生了刘怀敬不久，听说妹夫家中困难，就跑去劝说。好说歹说，最后她给亲生儿子断了奶，为刘裕喂奶，才挽救了一条小生命。刘翘也因此给刘裕起了个小名，叫“寄奴”。所以北朝的正史《魏书》上说刘裕“家本寒微”，一点儿都没有“冤枉”他。

刘裕长大后，仪表不凡，侍奉继母，以孝道著称；他没念过什么书，谈不上有啥背景，不可能直接通过举荐的方式进入政府部门步步高升，只好编些草鞋席子到集市上卖；他也曾因赌输了钱不还，被人绑起来拷打，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改变刘裕一生的，是随之而来的南方大乱。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有人假借邪教组织的名义发动了大规模的暴乱，这便是有名的孙恩、卢循起义。原来淝水之战结束后，东晋虽得到了暂时的喘息之机，但内部各派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息过。经过一番折腾，桓氏集团的头号人物桓玄（也就是桓温的儿子）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分别控制了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北岸地区，东晋政府能够直接发号施令的地区便只剩下了江东八郡的弹丸之地。这些地区的人民赋税负担陡然加重，加上各地士族豪门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所以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响应者自然云集。与白痴皇帝晋安帝和纨绔子弟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所组成的中央政府相比，以五斗米道起家的孙恩率领的乌合之众已经具有相当的威慑力了。他的部众本不过区区一百来人，在东海的舟山群岛一带做海盗流寇，可从上虞一登陆，便迅速发展到数万之多，并攻占了会稽（今浙江绍兴），江东的其他七郡也纷纷响应，东晋政府无奈之下只得调出北府兵前往镇压。

此时的刘裕，正在北府兵将领孙无终手下做司马。司马这个职务在军队中仅次于将军，类似参谋长。以刘裕的卑微出身，能混到这地位，可见其并非一般的匹夫之辈。刘牢之带兵讨伐孙恩，对他的能力也偶有所闻，就征召他在帐中做了参军。

参军虽不起眼，刘裕却是实打实地出工且出力。乱世之中，若不如此，又岂能出人头地？刘裕就以这样的心态迎来了他的成名之战。在一次侦察行动中，他与几十名部下遭到围攻，部下大多战死，而他却手执长刀，越战越勇，杀退上百人，令敌军吓破了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担心刘裕安危，率领骑兵前来助战，与刘裕合兵一处，斩杀上千人，大获全胜。这一战将孙恩直接赶回到海岛上，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刘裕在北府兵首领刘牢之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年孙恩乘晋军疏于防范，再次攻入会稽，在淝水之战中立下战功的东晋大将谢琰也被部下杀死。刘牢之率众东征，才令孙恩节节败退。刘牢之让刘裕守城，刘裕每逢战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绝不含糊。更可贵的是，当时讨伐孙恩的北府军将领们，军无法度，纪律混乱，纵容士兵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唯独刘裕统领的军队法令严整，所至之处秋毫无犯。这样的一支模范军队，自然深得百姓的拥戴，刘裕的好名声，也渐渐传开。

此后，刘裕所守的句章城（今浙江宁波南）就成了抵御孙恩的第一道重要战线，孙恩的几度登陆，均被刘裕击退。他不仅有勇，而且有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他在海盐一带筑城守备孙恩新一轮的进犯，由于城中兵力薄弱，他就选拔敢死队员数百人，脱去甲胄，手执短兵器，乘着战鼓擂起，冲出城去。孙恩的部众哪见过如此威猛之势，立时吓得斗志全无，丢盔卸甲，死伤惨重。刘裕虽然连战连胜，但孙恩仍然围攻不断，城中军队寡不敌众，十分被动。

刘裕当初的参军果然不是白做的，他分析了敌我特点之后，便在一天夜里命城中的军队放下旗帜，隐藏起来，做出已经撤退的姿态。第二天早上打开城门，让几个没有战斗力的老弱之兵登上城楼镇守。孙恩的部下看到城楼上的变化，深感惊奇，便远远问道：“刘裕哪里去了？”城头的士兵依照事先的嘱咐答道：“已经连夜率部跑了。”孙恩的部众吃尽了刘裕的苦头，听闻此言大喜过望，哪还会去考虑真假虚实，当下便蜂拥入城，毫不防备。结果可想而知，刘裕指挥埋伏在城中的军队，忽然杀出，大破敌军，彻底打击了孙恩取胜的信心。

孙恩眼看攻城无望，就改向沪渎（吴淞江下游一带）进军。刘裕决定弃城追赶，海盐县令鲍陋见刘裕总打胜仗，不知怎地犯了眼红病，觉得孙恩也不过如此，主动提出派自己的儿子鲍嗣之带本地士兵一千人做前锋。刘裕感到不妥，建议说：“贼兵精壮，本地的军队打仗太少，恐怕不是对手，如若前锋失利，全军必败，不如让你们的军队在后面做声援吧。”鲍陋父子执意不从。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的老问题，刘裕在当天晚上设下多处伏兵，并配备旗鼓，其实每处不过数人。次日，敌军与鲍嗣之的前锋一交战，刘裕的伏兵就乘势尽出，张旗鸣鼓。孙恩的部众以为四面皆是伏兵，慌忙退军。鲍嗣之趁势追赶，很快陷入重围，丢了性命，前锋军队随之溃败，与刘裕的预言一般无二，可见即便是乱世之中，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刘裕的。

刘裕的军队且战且退，敌军气盛，刘裕的兵将死伤殆尽，形势极其不妙。这时刘裕退到了前夜设伏的地方，他见遍地是阵亡士兵的尸体，心生一计，命令左右停止撤退。敌军追到近处，便看见了一番奇怪的景象：刘裕手下的士兵正忙着脱取死人的衣物，行动从容不迫，毫无退兵的意思。敌军颇感意外，又对之前的中伏心有余悸，怀疑刘裕仍有伏兵，踟蹰不前。刘裕乘机大呼作战，气色凶猛。敌军慌了阵脚，赶忙引军而退，刘裕这才率领军队缓缓退兵，安全地返回了治所。

（刘裕这一招也可以看做是变相的“空城计”。仅就这几次战例而言，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混迹行伍的小混混，而是很有些天赋的将帅级人物，他不但会打胜仗，也很会打败仗——不要小看这一点，很多牛人都做不好这个课题。战争中忌讳的是一败而溃，不可收拾，很多时候，失败并不可怕，溃败才是真正的损失惨重，刘裕能够做到“败而不溃”，这恐怕是他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晋末年最杰出将领的一大关键特质。说到“空城计”，历史上曾有多次著名战例，偏偏流传最广的诸葛亮的空城计不是真的，用兵难在虚虚实实，这辨史的难处，也恰在这虚虚实实。）

孙恩没捉住刘裕，但终于腾出手来攻破了沪渎，又乘胜由水路进军，一直杀到刘裕的老家丹徒，一路上收编了成千上万的楼船和士兵，声势浩大，震惊了建康朝野。刘牢之这时驻兵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来不及增援，便命刘裕从海盐倍道前行，阻击孙恩。刘裕与孙恩的大军在丹徒一带相遇，当时的情形是：刘裕的军队不满千人，日夜兼程，远道而来，已是疲惫不堪，而丹徒本地的守军又毫无斗志；孙恩则有数万部众，双方差距极大，人们无不为刘裕捏一把汗。没想到刘裕还就做定了孙恩的克星，连续几个月没碰上对手的孙恩与刘裕的军队一照面，立即吃了败仗。他的部众登上蒜山，满以为占据了有利地势，夺取丹徒易如反掌，却马上遭到刘裕的袭击，一触即溃，不是坠下山崖摔死就是掉入水中淹死。孙恩狼狈地逃回船上。

经过这场败仗，孙恩不敢再轻易登陆，对刘裕更是惧怕万分。他倚仗人多船大，重整部众，向建康进发。守卫建康的司马元显哪里是对手，屡战屡败，幸好孙恩的楼船因逆风行驶，无法提速。不久孙恩听说刘牢之已赶回建康，心中发虚，改沿海岸线向北，占领了防备松懈的海滨城镇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一带）。东晋朝廷见刘裕战功显赫，便提升他做下邳太守，去攻打郁洲。刘裕果然再度击破孙恩主力，一直将孙恩赶回大海。

孙恩的势力自此一蹶不振，可是，颓势的东晋政权却没半点好转的现象，反而深陷重重危机之中。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一场江南大内斗，竟然使这位靠打仗起家的刘裕在南北朝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一等一的主角。

第一部元嘉之治二、桓玄的野心

孙恩进逼建康时，远在荆州的桓玄上疏请求顺江而下，讨伐反贼。建康城里的实权派司马元显忌惮桓玄，宁可大力提拔刘裕等一批寒门将士，也不愿桓玄来国都，招惹麻烦。他以安帝的名义下诏，让荆州的军队就地待命，建康这边有北府兵扛着，足以应付。

荆州那边也是野心颇大，这桓玄乃是桓温之子，自然也就继承了不少相似的基因。他老爹当年就想称帝，只不过时运不济，支持率也没高到满朝劝进的水准，才饮恨而终。桓玄的才干比其老爹差之远矣，却能赶上一个“好年成”：东晋朝廷内外交困，司马道子父子与刘牢之这两派貌合神离，正好有隙可乘。于是他就给司马道子写信，把这位皇叔狠狠地讥讽一番。信的内容收录在《晋书·司马道子列传》中，通篇骂人不带脏字，写得还颇有些意思：

“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孙恩没能攻下建康，不过是缺少天时地利，不是打不过你们）。昔国宝（王国宝）卒后，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谓之非忠（关于王国宝、王恭等人的内乱，可参见前作）。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可云无佳胜？直是不能信之耳（当今的高官显贵，哪有什么名流清望？难道说没有好的么？只是彼此不能信任而已）。用理之人，然后可以信义相期；求利之徒，岂有所惜而更委信邪（对于讲道理的君子，才可以用信义来对待；对于追求利益的小人，还讲什么信义？——这句话至理，古往今来若论“信义”二字皆是如此）？尔来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祸矣。阿衡（古代官名，指辅佐之臣）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则立至，干忤或致祸。在朝君子，岂不有怀，但惧害及身耳。玄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满朝文武不是不懂这个理儿，只不过是怕害了自身，我桓玄忝任在外，就撕破脸皮说真话啦）。”

一封短信句句切中要害，表面上在讲大道理，底下尽是刀子。司马道子父子读着心惊肉跳，惴惴不安。司马元显身边有个谋士叫做张法顺，深受司马元显宠爱，读了这封信，就劝他先下手为强，乘着桓玄在荆州立足还不算太稳，以刘牢之的北府兵为前锋，出兵讨伐，必能搞定桓玄。司马元显迟疑不定，恰好桓玄的部下、武昌太守庾楷送来一份大礼，主动请缨做内应，配合朝廷方面的军队夹击桓玄。司马元显大喜，便在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称诏将桓玄的罪状罗列一遍，大举水陆两路讨伐。

桓玄远在荆州，认定朝廷方面刚刚遭受了孙恩之乱的破坏，问题多多，不可能有机会马上来找他麻烦，并未采取任何预警措施。幸亏桓氏朝中有人，桓玄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发来密信，通报消息（司马元显本打算除尽桓氏，他宠幸的骠骑长史王诞正好是中护军桓修的舅舅，几句好话之后，司马元显便找不着北，没再处置姓桓的子弟。株连本不是什么光鲜之事，但司马元显的这次仁慈终于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桓玄惊恐之下打算固守江陵，缓图良机。旁观者清，长史卞范之说：“桓公声威远近闻名，天下震动；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前面说过，刘牢之的北府兵打仗很厉害，但军纪太差，在朝野都没啥好名声：在朝是怕他功高压主，在野是恨他贪得无厌），如若我们的军队能够逼近京城，恩威并施，管叫他们土崩瓦解。岂有引敌入境，自寻死路之理？”

桓玄这家伙，见解和志向比司马道子父子要强得多，但终究还是一路货色，对相似的谏言反应也是相似。他听闻此话，信心顿增，让哥哥桓伟留守江陵，自己则上表传檄，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列举司马元显的各项罪行，然后率兵顺江东下，直奔建康而来，沿途如入无人之境，为数不多的几次抵抗被轻松打退，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也被擒。

刘牢之在此时起了“关键作用”：他挂着司马元显的“前锋都督”的名头，大战来临之际却采取观望的姿态，驻兵在溧洲（今江苏南京西南长江中）。他的儿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以及刘裕都认为荆州兵强过司马元显的江东兵，应率北府兵主动进击，以除后患。刘牢之则认定平定桓玄不难，但狡兔死，良狗烹，若消灭桓玄，将来必被司马元显所制，不如先利用桓玄的势力除掉司马道子父子，再做打算。桓玄也看透了刘牢之的心思，不失时机地派了刘牢之的族舅何穆来劝降。刘牢之便顺势上了“贼船”，让刘敬宣去桓玄营中投降。

司马元显没了真正可用之兵，哪还有什么抵抗的意志，他听说桓玄已经到了京城南面的新亭，就弃了战船退回建康。桓玄的军队尾随而至，在后面挥刀大喊：“放下武器！”司马元显的兵众立即崩溃，司马元显逃回府中，身边只剩下“狗头军师”张法顺一人而已。见到老爹司马道子，二人只能相对而泣，一筹莫展。这对有野心却无能力的父子束手就擒，桓玄下令斩杀司马元显一党，继而又吩咐手下人把司马道子秘密毒死在流放的路上。

桓玄初步掌控了建康的大局，紧接着就采取了三项措施巩固其权力：

首先是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这个职务表面看是一郡权力上的No.1，实际上却剥夺了刘牢之对北府兵的控制权。刘牢之一介武夫出身，视兵权为命根子，心里有意据江北对抗桓玄。他私底下找到刘裕，商量对策。刘裕何等聪明，当即指出桓玄“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现在要和他对着干，怕是没戏。他向刘牢之请求返回老家京口。将领何无忌向刘裕请教当前的局势，刘裕答道：“我看刘牢之难逃一死，你不如和我一起回京口，以观其变。桓玄若是甘为人臣，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干。如若不然，你我还可以起兵图之。”

刘牢之召集手下开会，还想谋划讨伐桓玄。参军刘袭气呼呼地说：“天下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反叛。将军当年反叛王恭，最近反叛司马元显，现在又要反叛桓玄；一人三反，还凭什么立足天下？！”说罢拂袖而去，其余将领也纷纷离去。刘牢之这才慌了神，让儿子刘敬宣去京口迎接家眷，约定的时间没见着人，以为事已败露，带着本部人马仓促北逃，逃到新洲，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几乎是北府兵代名词的刘牢之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从桓玄出兵这件事前后刘牢之和刘裕的不同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距：刘牢之军事方面很强，但在其他方面近乎白痴，尤其在利害关系的判断上显得相当幼稚，他又在政治立场上做“三姓家奴”，毫无信义可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的人可以拿来做成大事的工具，而不可能自己成就大事；刘裕则不同，虽说王夫之等人在史评中指责他其实也是“一人三反”（先反刘牢之，再反桓玄，最后“反”晋称帝），但他的所谓反并不是简简单单“墙头草”式的反，而是颇有行事原则，他在每次做出决断之前都充分分析了局势，并对将来的行动做好了周密的计划。所以说，刘裕不仅打仗有自己的一套，而且审时度势，该用强的时候用强，该示弱的时候示弱，玩弄权术的手段并不差过同时期那些门阀大族出身的政治人物，这样的人只要再有一点运气，获得成功指日可期。

桓玄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刘牢之，接下来他对北府兵旧将也毫不留情。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武等一大堆优秀将领被杀，以刘敬宣和宗室司马休之为首的残部想要造反，不是对手，只好逃往南燕和后秦这两个北方邻国。

下一项措施是改革内政，罢黜奸佞之臣，提拔有才之士，东晋各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出色的官员，他还下令限制佛教寺院无节制地发展僧尼。这些本来都是革除弊政、稳定时局的好事，可惜，桓玄的举措不过是想借机提高威望、扩大影响，不久他便暴露了奢豪放纵的公子哥儿本性，朝上政令无常，朝下结党营私，东晋的危机重现。当时投奔后秦的北府兵旧将袁虔之评价桓玄才略不如其父，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为它人驱除耳”；南燕的中书侍郎韩范也认为桓玄早晚被江东“豪杰诛灭”。

野心勃勃的桓玄，到头来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第一部元嘉之治三、六个月的皇帝梦

桓玄加紧篡权行动，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得继续树立威信。他所依仗的主要势力是据守荆州的哥哥桓伟，其他桓氏集团的成员虽然被他安插在朝廷内外，军事力量却有限。这位桓公子想起了当年他老爹树威的手段——北伐中原，有心如法炮制，可年轻的时候玩得太多，没好好学习，从权术到军事都不过一知半解而已，哪里赶得上桓温的魄力与气度？没办法，只好玩点虚招。

他上表请求率军扫荡后秦占领的中原地区，又指使朝廷下诏制止，然后说：“我是奉了诏书才不出兵的哦。”双簧的把戏还颇有些人相信，桓玄也就乐此不疲。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九月，他借着白痴皇帝司马德宗的名义，任命自己做相国、总百揆，并封为楚王，拥有十郡之地，最后就是他老爹一辈子都没能得到的殊荣——加九锡。

九锡起自汉代，是皇帝给予功臣的最高礼仪。所谓“九锡”，按照《韩诗外传》的说法，是“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勇士的别称，指守门的军队），四锡乐器，五锡纳陛（登门的台阶），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钺，九锡秬鬯（用于祭祀的黑黍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册封异姓王，基本上都要赐予“九锡”，所以后来“加九锡”也就成了权臣篡逆之前的必经手续。

桓玄继续玩双簧胡折腾，他上表请求返回自己的封国，又让皇帝写诏书挽留他。他还编造祥瑞，让百官庆贺，作为自己登基受命的预兆。最可笑的是，他认为以前改朝换代的时候，天下都有隐士，眼下没有隐士很没面子，就派人找来前朝隐士皇甫谧的后裔皇甫希之，拨了经费，让他去山里面隐居；然后再征召他做著作郎，让他“固辞不就”；最后下诏封他做“高士”，人们嘲笑桓玄的虚伪愚蠢，私下里都把这位朝廷册封的“隐士”叫做“假冒隐士”。

表面文章做得再足，也掩饰不住桓玄内心的渴求，他真正爱的，只有钱财与权力。这时候桓伟忽然病故，原本最为可靠的根据地荆州开始出问题。新野人庾仄起兵赶走了襄阳守将冯该，讨伐桓玄，江陵一带震动，朝中不少人约定做内应。桓玄派桓石康前往攻打，才平定了局势，庾仄逃往后秦，做内应的南蛮校尉庾彬等人都被杀害。之后，桓玄的侄子桓亮也以讨伐庾仄为名，在罗县（湖南省汨罗市西北）起兵，自称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虽然也很快被收捕，但毕竟是自家亲戚造反，对桓玄打击不小。

这样下去，弄不好又要重复老爹的遗憾，桓玄决定立即禅代，唯一顾忌的便是北府兵的将领刘裕、何无忌等人的态度。桓玄虽然杀光了刘牢之一党，对于刘裕等人还得倚仗，一直没有敢动他们。刘裕当时担任彭城内史，在东南沿海一带攻打孙恩的妹夫卢循（此时孙恩已经在临海之战中败死，余众被卢循接管，继续在海上作乱，可参见），桓玄派堂兄桓谦去试探，问他：“楚王德高望重，朝廷的意思是要禅让，你认为怎么样呀？”刘裕一脸正容，答道：“楚王乃宣武（桓温的谥号）之子，勋德盖世；晋室衰微，民望早失，承应天运禅代皇位，有何不可！”

桓玄得到刘裕的答复，十分满意，他又岂会知道刘裕可不是只懂打仗的刘牢之，此人逢场作戏也极拿手。刘裕一面对桓玄蒙混过关，一面就与何无忌密谋回京口，静待桓玄称帝。

一心只想做皇帝的桓玄，终于在当年的十二月让自己的亲信卞范之拟好禅位诏书，逼着司马德宗照抄一遍，宣布禅位给楚王。桓玄把晋帝司马德宗迁到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然后在自己的驻地姑孰（今安徽当涂）即皇帝位，改年号永始，这便是历史上短命的“楚”政权，也叫“伪楚”。

管你是王是帝，不服的还是不服，益州刺史毛璩不愿接受桓玄的调令，传檄益州各地，列数桓玄罪状，起兵对抗。刘裕与何无忌见时机成熟，就拉了同在京口的北府兵将领刘毅、孟昶等人共商大事。刘裕的异母弟刘道规和将领诸葛长民都在桓玄手下的军队中做参军，刘裕便密令他们暗杀各自的长官，据守广陵与历阳，他又在建康城中广布卧底，只等号令一下，同时举事。

桓玄称帝次年二月底的一天夜里，刘裕以游猎为名，与何无忌一起集结了一百来人来到京口城下。第二天天一亮，何无忌穿上传诏使臣的衣服，对刚刚打开城门的守兵说：“我们是朝廷派来颁布诏书的，让刺史桓修（桓修也是桓玄的堂兄，桓玄称帝，他做了徐州、兖州两州刺史，镇守京口）速来见我。”守兵们不明就里，放他们进城。何无忌一马当先，随从跟在后面，桓修听说敕使到来，赶紧上前听诏。何无忌手起刀落，将他斩做两段，稀里糊涂的桓修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刘裕拿来祭了旗。刘裕登上城楼，对桓修的司马刁弘等城中的文武官员说：“晋帝已被江州刺史郭昶之迎回京城，贼首桓玄已被枭首示众，你等当初难道不是晋朝的臣子们么，还想造反不成？”刁弘等人信以为真，不敢再造次。刘裕又乘其不备，诛杀了刁弘。

一切顺利，刘毅、孟昶、刘道规也同时完成了任务，设计杀了青州刺史桓弘，攻占了广陵。刘裕马上发布讨桓檄文，虚张声势，很快在京口、广陵两地招募了几千兵马，直奔建康杀来。皇帝位子还没坐热的桓玄听说刘裕起兵，吓得六神无主。左右安慰他说：“刘裕等人不过是乌合之众，兵力又弱，不可能成功，不值得忧虑。”桓玄可不这么认为，他说：“刘裕乃是当世英雄，刘毅家里没啥钱，赌博的时候却敢一掷百万，何无忌又酷似其舅刘牢之，这哥仨凑在一起，怎能说他们不可能成功呢？（总算还有点头脑，可惜醒得太晚咯）”他捕杀了刘裕在建康城中布下的卧底，听从桓谦的建议，派遣骁将吴甫之和皇甫敷前往抵抗。

刘裕在此时，已得了不少新助手，文有才比萧何的刘穆之，武有智勇双全的朱龄石，加上北府旧将的一干人等，都是将来辅佐他建立宋国的得力干将。正如桓玄所料，刘裕兵力虽少，战斗力却极强。刘裕又祭出对付孙恩的呼叫战法，部下兵士一个个如下山猛虎，所向披靡，阵斩吴甫之。皇甫敷不甘示弱，亲率数千人迎战。战事激烈，刘裕部将檀凭之战死，刘裕本人被皇甫敷重重包围，被逼到大树前，再无退路。皇甫敷笑道：“刘裕啊刘裕，你想怎么个死法？”说着拔戟就刺，刘裕大吼一声，皇甫敷竟被惊得没刺中！（刘裕几次在不利的战事中凭借吼声转危为安，可见其“狮吼功”练得不是一般的强）两人正相持间，刘裕的部下赶到，一箭射倒了皇甫敷，刘裕又补上一刀，砍死了皇甫敷。刘裕乘胜进军，攻到建康城外的覆舟山下。

建康城中，桓玄听闻自己两员大将战死沙场，心生恐惧。于是他与吏部郎曹靖之之间有了那么一段颇富深意的对话。

桓玄问大臣们：“朕难道败了么？”曹靖之答道：“民怨神怒，微臣怕是真要败了。”桓玄不解：“民怨也就罢了，神却为什么会怒呢？”曹靖之说：“陛下把晋朝宗庙移到江滨，使其流离失所，而自家的宗庙呢，又不祭祖辈（桓玄的宗庙，只祭到其父桓温，因此不合礼法），这些神灵都会怒的。”桓玄生气：“既如此，爱卿为何不早说？”曹靖之说：“辇车上的帝王都以尧舜自居，微臣哪里还敢说话？”一句话点中了帝王们得意时的心态，透彻之极。桓玄无言，只好让桓谦、卞范之等人带着两万兵马出城御敌碰碰运气。

那头刘裕则有心决战，军中士兵饱餐一顿后，他把剩下的军粮全部丢弃，又让老弱士兵登上覆舟山，升起旗帜以为疑兵，各路并进，呼声振天。桓玄的军队不知敌军虚实，虽在实际人数上占优却不敢作战，更何况桓谦的士卒多是北府兵出身，知道刘裕的厉害，还没怎么打呢，士气就矮了半截。刘裕借着风势，放火助攻，桓谦等人的军队便不再抵抗，顷刻间四散溃逃。

早就无心恋战的桓玄一接到战报，便带着儿子和侄子狼狈出逃，一路上失魂落魄，几天吃不到一点像样的饭菜。然而一到寻阳，他就故态重现，自认为天不助他，将来必能卷土重来。他挟持司马德宗，继续西行，回到了老巢江陵。他下令迁都江陵，重置百官，增设刑罚，毫无吸取教训之意。

这样一个“皇帝”，纵有再多的兵将，也是枉然。他留手下将领何澹之把守寻阳上游的湓口，又让庾稚祖、桓道恭等人共同防御一路尾追上来的刘裕、何无忌的军队。何澹之的上万水军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却完全顶不住何无忌、刘道规几千水军的急攻，失了寻阳。

桓玄不甘失败，又组织起两万多人的荆州兵，亲自率军顺江而下。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则率领了不满一万人的军队从寻阳西上，两军在峥嵘洲（今湖北黄冈西北）相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将士们有些害怕，想要暂时退保寻阳。刘道规则说：“现在不可以退，敌众我寡，如果现在因畏惧而退却，即使到了寻阳也难以守住。桓玄虽然出身豪门，内心其实胆怯得很，何况现在已经连败几战，手下的士兵并无获胜的信心。两军相遇勇者胜，兵多有什么用！”说着就率领本部兵士冲锋在前，刘毅、何无忌也迅速跟进。

桓玄的性情脾气，被刘道规完全言中。他在指挥水军作战时，又在自己的大船旁边停靠小船以备逃跑，这样的统帅，怎么可能服众？刘毅等人乘着顺风，放起火来，把桓玄大军杀得全无斗志，丢盔卸甲，四散溃逃。桓玄乘着小船，拖着司马德宗，又一次逃回到江陵。

江陵城里也已人心大乱，号令不行，实在呆不下去了。桓玄乘着夜色，带上心腹部下继续西逃（这一次终于不顾那位白痴皇帝了），想去汉中投奔梁州刺史桓希，却在江陵城西的枚回洲碰到毛璩的部下，难逃活路。穷途末路的桓玄，面对挥刀向前的益州督护冯迁，还想着恩威并施，他从头上摘下一枚玉导送给冯迁，又问：“你是什么人，竟敢杀天子？”冯迁不以为然地冷笑：“我不过是杀天子之贼罢了！”

桓玄的皇帝梦，就这么结束了，从登基算起，前前后后不过六个月。古往今来，做皇帝梦的又何止成千上万，然而，却很少有人想过，通向皇帝宝座的陛阶，也可能是一去不返的黄泉之路。

第一部元嘉之治四、强国之本

桓玄死后，桓谦以及桓玄之侄桓振等人重新攻下江陵，拥立司马德宗复位，企图与刘裕的势力继续对抗，但毕竟抵不住刘毅、刘道规等人率领的北府精兵的骁勇，很快就又丢失了江陵，把白痴皇帝也拱手让了出来。

内乱刚定，刘裕被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轮到刘裕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然而他终究是一介武夫出身，又是寒门，比不上桓玄那样的名门大族，因此他虽在倒桓大业中立下头功，却还做不到“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桓玄称帝作乱，东晋的“半壁江山”也几近分崩离析。毛璩讨伐桓玄，本想顺流而下攻打江陵，益州一带的兵将不愿远征，发生了兵变，杀死了毛璩一家，推举安西府参军谯纵为成都王。不久，谯纵又向后秦称藩，并与西逃的桓谦联手，与东晋方面抗衡，偏远的巴蜀地区继成汉之后再次出现了割据政权。一直在东海各郡骚扰官兵的卢循也乘机南下，攻占了番禺（今广东广州），又派部将徐道覆北上攻占了始兴（今广东韶关西南）。胸无大志的卢循企图割据岭南，遣使向东晋朝廷称臣纳贡。刘裕等人无暇南顾，便暂且做个“顺水人情”，委任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

益州和广州事实上的独立，使得刘裕等人只能勉强控制住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扬州等地，桓氏余党阴魂不散，零星的反叛令刘裕头疼不已。他花了几年工夫把桓氏势力彻底清除，然后将目光投向了北方。与“纸上谈兵”的桓玄不同，久经沙场的刘裕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北伐成果来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绝对权威。

此时的北方，也已经历了几场大规模的动荡。北魏的拓跋氏几乎消灭了淝水之战后在关东盛极一时的后燕，并将都城从塞外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燕的残余势力分裂为两个国家，即十六国里的北燕和南燕，北燕号称继承的是后燕正统，皇帝却一个不如一个，政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入汉人冯跋手中，南燕呢，只保有青州一州之地，其管辖面积不及今天的山东省大，苟延残喘而已；关中的大国后秦在败于北魏后也已衰落，境内狼烟四起，不但对付不了新兴“流氓国家”赫连夏国，面对臣服多年的凉州诸小国，也有些应接不暇；穷兵黩武的赫连勃勃、秃发傉檀等人，做得最多的是烧杀抢掠，在关中陇西一带征战不息，其破坏力远大于建设力。十六国末期的北方形势，大致如此，我在已有详述，这里只重点说说终结十六国动乱的北魏。

北魏在其立国之初，并没有什么特别起眼之处，充其量也不过被人看做拓跋代国的复兴，整个国家的规模不比凉州各蕞尔小国大多少。前秦由极盛转为极衰，这个成分极其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在一瞬间支离破碎，公元四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成为北方各部族开展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的十五年。僻处塞北的拓跋鲜卑部追随时代大潮，在今天内蒙古锡拉木林河畔的牛川，召开部族大会，推举已故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嫡孙拓跋珪为新的代王。“代”这个名字，本是东周时的诸侯国名，秦朝时设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地跨长城南北，素来是防御北方匈奴的要冲，后来人们习惯以“代”指代幽州的北部。拓跋猗卢的骑兵常在这一带活动，因此在永嘉大乱时被晋朝皇帝封为代王，而事实上作为游牧民族的拓跋氏，其统治中心主要还是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代国复兴三个月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完全独立性，拓跋珪把国号改成了“魏”。

关于代和魏这两个国号的问题，北魏内部曾经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有过一次讨论。群臣的意见是国号应取发源之地的名字为宜，而拓跋珪本人则以平定中原，慑服海内为己任，最终坚持以中原旧国的国名“魏”作为国号。历史上已经存在过曹丕的魏国和冉闵的魏国，所以这个魏曾被称为“后魏”，以别旧朝。今天我们更多的是称其为“北魏”，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拓跋氏的魏国（或称魏朝）是两百年的北朝中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而北朝的所有朝代，除分裂的东魏和西魏外，都被后人加上了“北”字，以区别于南朝（尤其是北齐和南齐需要特别的区分）；另一点呢，是北魏享祚很久，如若加上分裂的东西魏，有一百七十多年，在分裂时期中是时间最长的，加“后”来区分其他魏国，不甚合适。北魏之后，就不再有以“魏”为国号的朝代了。

他们在当时的首要敌人，还不是内迁塞内的各胡所建立的政权，而是同样地处塞外漠北的周边各部族。对于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而言，和与己为敌的部族作战，就等同于生存之战。拓跋北魏成为北方强国，打赢这一场场生存之战乃是必要条件。这些漠北的部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与拓跋部为敌的漠北鲜卑部族，比如鲜卑贺兰部；二是分布在拓跋部以东的奚，也称库莫奚，他们其实也是鲜卑的一种，但属辽东鲜卑，为宇文部被慕容部消灭后散落在北方的后人，与后来建立大辽的契丹同族异部；三是高车各部，主要分布在北魏的西部和北部，但也常进入北魏统治地区。高车在南北朝时期多是北朝人所用的称呼，以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同时代的南朝人则用“丁零”称之，十六国时期曾建立短暂政权的翟氏，就是丁零人，或者说是迁徙到黄河流域的高车人，高车的别名还有敕勒、狄历、铁勒等等，从源流上考究，高车与漠北其他各族区别最大，其内部分歧也多，主要是因为漠北其他各族基本上都源于胡（即匈奴）或东胡（鲜卑、乌桓等），高车则不然，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近于后来在漠北盛极一时的突厥，而异于东胡各族（一般认为东胡各族均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四是被北朝人蔑称为“蠕蠕”的柔然，这也是漠北的鲜卑与匈奴融合后形成的一个大支系（柔然在时间跨度上几乎与北魏共始终，日后统一时将是北魏最头疼的北方强敌）。按照《魏书》的说法，拓跋珪所击败的叱突邻、纥突邻、纥奚、叱奴、黜弗、素古延、侯吕邻等部，都是柔然或高车的部族。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组织框架又非常松散，想要通过一两场战争来消灭掉是很困难的。拓跋部族自己就是游牧民族，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北魏对付这些邻居的一般做法是通过武力征服，吞并和利用其所拥有的资源，从而达到控制和占有的目的。

领兵征战是拓跋珪的强项，但他治理内政也绝对不赖。既然奋斗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拥有万千牛羊、辽阔牧场，而是整个“天下”，那么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就相当重要了。拓跋珪及其辅臣的学习对象，可能是邻近的汉化较早的其他政权，比如前后秦，比如慕容燕。

拓跋珪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推行的措施具有相当的渐进性和计划性，按部就班，做得十分扎实（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措施能被后继的君主们一步步忠实地执行下去）。他称王之时，便有意引导习惯了游牧生活的鲜卑人改变生活方式，学习和从事农业生产。在击败后燕、夺取中山城后，他向关东地区迁徙大量人口与耕牛，并实行屯田，解决战争所需的军粮问题。天兴年间，他又学习汉人的礼乐制度，规定各种礼仪与音乐，并统一颁布度量衡，设立法律进行监督管理；他参照儒家经典设置博士，开设太学，招收数千学员；鉴于游牧民族家族为单位构建行政组织，他亲自考核官员，根据各自的能力任用官职，并加强保举制度，没有能力的部族子弟，就不任用官职，而以爵位代替。

拓跋珪的这些措施，在汉人看来极其平常，对于原本粗枝大叶的漠北鲜卑人来说，却是巨大的革新。所谓“强国之本”，并不是一时战功的显赫，而是经受了考验的制度。

第一部元嘉之治五、拓跋珪功过

通过制定一系列汉化与封建化的制度，拓跋珪的北魏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其生活方式由游牧为主逐渐转变为游牧与农耕并存。这就使他能够稳定地控制住新近从后燕手中夺取的并州、冀州、幽州等地，进而谋取天下。短短十几年间，北魏便在拓跋珪的领导下成为乱世中最夺人眼目的希望之国。他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在平城即皇帝位，成为北魏的开国皇帝，也就是魏道武帝。

制度之后，便是文化。拓跋珪虽然武功盖世，却也不得不佩服中原地区有不少聪明之士，于是他问一位叫李先的博士：“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提高人的聪明才智呢？”（恐怕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了）

李先是个读书人，当然不假思索地答道：“莫过于书籍了。”

拓跋珪又问：“那什么书最好呢？”

李先说：“那就得数经书了，这种书不仅可以教人思考问题的方法，还会讲授做人的准则。”

拓跋珪的兴趣来了，继续问道：“天下有多少书籍呢？朕若想收集，如何才能收全呢？”

李先笑道：“自从有了早期的书契（也就是指刻在器皿、龟甲、竹片等等上面的文字），每朝每代都会增加许多书籍，算到今天，也已经不计其数了。如若主公有兴趣，可以命各州郡县下去搜索，只要有心，收集起来却也不是难事。”

拓跋珪大喜，就下一道命令，让各地官员在民间大规模地搜书，并全部送往国都平城。（这次收集并不算十分成功，连年战事，即便有人有心藏书，也很难保证这些书不遭受战火的侵害。但不管怎么说，拓跋珪以统治者的身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典籍，他对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保护与整理工作还是作出了相当的贡献的。）

“以汉制汉”，是拓跋珪统治关东地区汉人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强过以前诸多中原胡人政权的根本所在。（比如前后燕是典型的家族政权，一家兴则天下兴，一家亡则天下亡；前秦则是企图在文化尚未认同的情况下，盲目推动民族迁徙，最终导致了失败。）

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位走入中原的漠北鲜卑领袖，对于汉人，他不可能做到十分的信任与亲近。从前面与李先的问答之中也可看出，他的学识修养极少，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也有限，对于汉人的制度与文化的理解，常常局限于肤浅的表面形式，而不会明白其优越性所在。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文化融合的初期必然经历可怕的阵痛，这是拓跋珪当年面临的问题，也是今日多元文化冲突中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拓跋珪性多猜忌（多数胡人君主共同的性格缺陷），终于酿成了多起悲剧，而拓跋珪本人也因此不得善终。

北魏攻打后燕国都中山时，曾一度缺粮，老百姓都不愿意缴粮租，拓跋珪向群臣问计。汉人谋士崔逞说：“收取桑椹也可以充作粮食呀，古时候飞鸮（即猫头鹰，其叫声很难听）食椹而改音，里是有明确记载的。”（飞鸮食椹而改音的典故，见于《诗经·鲁颂·泮水》的“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原意是赞颂鲁侯伯禽的美德，这里当然是被崔逞曲解了。崔逞也是清河大族崔氏的一支，在中原以德才著称。对于北魏军在战争中的暴行，他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又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向拓跋珪指出，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谏言，既帮助拓跋珪解决问题，又不伤体肤地提个醒儿。）

拓跋珪没读过，不懂这一套，军中既然需要食粮，也只好让老百姓以桑椹作租，心中则十分痛恨崔逞用猫头鹰来侮辱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崔逞担心魏军劳民动众，又说：“可以让当兵的乘着时节自己去林子里采摘桑椹，过时就落光了。”拓跋珪很怒，说：“仗还没打赢，就让士兵解甲入林，采摘桑椹，成何体统？你这是什么话嘛！”于是对崔逞怀恨在心。

几年后，姚兴攻打东晋的襄阳，东晋守将郗恢向北魏将领、拓跋珪的堂弟拓跋遵求救，信中说：“贤兄（指拓跋珪）虎步中原。”拓跋珪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东晋将领轻视他的表现，命令崔逞和另一名谋士张衮回信，指明了要在信中使用贬损东晋皇帝的称呼。信写完一看，崔逞、张衮把东晋皇帝叫做“贵主”，拓跋珪那个气呀，说：“让你们这些人在信里把晋人贬一顿，你们竟敢称呼‘贵主’，哼哼，和那个‘贤兄’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新账旧账一起算，把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这次事件大大毁坏了拓跋珪在汉人中间的形象，可谓遗祸无穷。后来东晋宗室司马休之等人因桓玄之乱打算投奔北魏，由于听说了崔逞被杀之事，十分害怕，最终决定改换门庭，去了后秦和南燕。拓跋珪知道真相后十分后悔，这以后才对犯错的北方士人格外宽容。

多年战事使拓跋珪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担心自己未老先衰，就服用一种叫做“寒食散”的药物。这是当时流行于汉族士人中的药物，主要用于排解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可见是有闲阶级的喜好之物，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呢，哪里有工夫吃这种药）。这种药本来是东汉名医张仲景首创用来治疗伤寒的，可经过改造却成了一种古代毒品，吃了之后容易上瘾，而且容易发作。发作起来是个什么现象呢？其实就和狂躁症的症状差不多：全身发热、躁动不安、狂奔暴走，等等。拓跋珪服药一多，药性的发作自然就越来越频繁，他常常几日不醒，或者几日不食，甚至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自言自语，脾气更是暴躁不安，喜怒无常。渐渐地，他的疑心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靠近他的人有时会无故被他当场刺死（这一点很像晚年的曹操，滥杀无辜，心狂意乱，作为一代君主，这些特性都逃不过后人的诟病。顺带说一句，拓跋珪与曹操在经历上也确有相似之处）。大臣们因为不经意的一句错话，就可能被他处死，就连他的亲人功臣也不例外。拓跋遵因为酒后失礼，就被拓跋珪赐死；司空庾岳由于服饰艳丽、举止傲慢，也被拓跋珪处死；拓跋珪的另一名堂弟，曾在征燕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卫王拓跋仪见拓跋珪诛杀大臣，心中自疑，就带着家人想逃出国去，却被拓跋珪派人追回赐死。

北魏民心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国内又不断出现天灾，拓跋珪了解到这些情况，虽有认错之意，却十分消极，没有什么补救的手段，他唯一的顾虑是皇位的继承权问题。他立长子拓跋嗣为太子后，因担心将来出现母后专权的现象，决定参照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旧例，将拓跋嗣的亲生母亲刘贵人杀死，这就是北魏后世一直承袭的“子贵母死”的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客观上对于后来北魏政权的稳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当时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拓跋嗣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在宫中日夜啼哭，拓跋珪知道后十分生气，命令拓跋嗣立即进宫。拓跋嗣的手下都说：“皇上现在脾气不好，又发着火，进宫必有不测，不如先找个地方暂且躲起来，等皇上怒气消了再进宫。”拓跋嗣觉得有理，就悄悄出宫，隐匿在外。

太子失踪，拓跋珪更是受了刺激。他的另一个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是个典型的游街串巷的无赖公子，其母贺氏是拓跋珪母后的妹妹，也就是拓跋珪的亲姨母。拓跋珪年轻时在贺兰氏的部落中见她长得十分漂亮，也不顾及她已是有夫之妇，便要把她娶来，贺太后反对，劝他说：“绝对不可以，她长得过于漂亮了，而且已经有了丈夫，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拓跋珪不听，派人暗杀了姨母的丈夫，把她强行娶来，生下这个“逆子”。

拓跋绍整日里打劫行人，以此为乐。拓跋珪听说后很气愤，把他倒吊起来扔到井里，即将断气时才捞出来。为了这个儿子，拓跋珪与贺氏夫人常常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终于有一天，实在不耐烦了，索性将她囚禁起来，准备处死。

贺夫人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她秘密托人捎信给拓跋绍，让他来救自己。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绍，于是带着自己的手下与宫人宦官组成的“杂牌军”，连夜翻墙入宫，一直冲到拓跋珪居住的天安殿。拓跋珪末年的暴躁情绪已经造成了宫中的恐怖气氛，守卫们人人自危，竟不敢阻拦，只有人大声叫道：“贼人来啦！”拓跋珪从梦中惊醒，见势不妙，到处寻找防卫的武器而不可得，这位三十九岁的开国皇帝就这样死在了亲生儿子的手中。

（拓跋珪一生，年轻时是武功，初步奠定了北魏的生存空间；中年后有一定的文治，开始积累一个朝代的文化底蕴；可惜末年还是逃不过性格的宿命，其行为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前期的成果。不过，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新帝国，已经足够子孙后代经营开发一段时间。拓跋氏所面临的次一课题，是如何将拓跋珪的基业发扬光大。）

第一部元嘉之治六、拓跋嗣平内攘外

清河王拓跋绍残忍地杀死了父亲，但他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未免有些忙乱。按照鲜卑人的传统习俗，一个部落的首领是通过“兄终弟及”的方式来传承的，但是拓跋珪更中意于汉人的继位制度，这才安排了长子拓跋嗣做自己的太子（据说拓跋珪立拓跋嗣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十分喜爱拓跋嗣的长子、日后成为魏太武帝的拓跋焘，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成就魏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当时朝中元老重臣有多少人会支持自己，人心向背到底如何，拓跋绍的内心是毫无把握的。他与左右随从一商量，决定冒险做一次试探。

第二天，皇宫的大门直到中午还没有打开。拓跋绍假传圣旨，命文武百官在宫殿外的端门前集合，朝北而立。拓跋绍隔着宫门，忐忑地对百官问道：“我有叔父，也有兄长，各位公卿想要拥护谁呢？”

外头的王公大臣们一听这话，不禁愕然，半晌没人敢说一句话。南平公长孙嵩反应稍快，回答道：“我等愿意拥护王爷殿下。”

大家这才如梦初醒，明白皇上已经驾崩了，但又不明详情，一个个站在底下装哑巴。只有拓跋仪的弟弟、阴平公拓跋烈痛哭着离去。消息传出平城，太子又生死未卜，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各怀异志，贺兰部的肥如侯贺护在安阳城北举起烽火，本部人马都前往集结，北魏其他各部也各自屯兵，眼看着一场内乱就要爆发。

拓跋绍听说人情不安，心中害怕，便搬出大量的布帛赏赐给王公大臣们，希望得到有力的支持。在民间隐姓埋名多时的拓跋嗣得知宫中有变，悄悄从外面赶了回来，暗中观察宫内宫外的动静。

拓跋嗣不敢轻易暴露身份，他白天隐匿在山中，晚上就住到贴身侍卫王洛儿的家里。王洛儿有个邻居，名叫李道，暗中也帮助王洛儿服侍拓跋嗣，到了早上就把他送回山中。李道是个热心人，保密的意识却很不够。过了那么一段时间，附近的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知道拓跋嗣没死，都高兴地奔走相告，消息不慎传到了拓跋绍耳中。拓跋绍自作乱以来，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兄长回来跟他算总账，当即派人收捕李道，并斩首；然后又在民间征募知情人，寻觅拓跋嗣下落，一旦找到，就要将他杀死。

拓跋绍掌控了朝中的大权，却不能左右人心向背，拥太子派终究占了上风。王洛儿为拓跋嗣跑腿，潜入平城，暗中向大臣们通报情况，并与安远将军安同等人联络，秘密做好了安排。一切就绪，拓跋嗣带着随从向平城进发，刚来到城西，便有快马来报：拓跋绍已被身边的卫士拿下，听候处理。拓跋嗣此人虽说温和仁厚，对付自己的政敌可是毫不含糊，何况是弑杀父皇的首恶。他下一道命令，将拓跋绍、其母贺氏以及十来名随从幕僚一并处死。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拓跋嗣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永兴，重整朝纲，任用贤能，是为魏明元帝。他是北魏前期的三位君主中承上启下的一位，父亲拓跋珪是创业，儿子拓跋焘是图霸，他本人呢，就是两者之间的守成之君，光芒或许被其他两位盖过，但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新登基的拓跋嗣继续执行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并将塞外的鲜卑人及其他胡人内迁到关东地区。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复与发展久经破坏的中原地区，遇到的阻力却恰与其深远的意义成正比。当时的官员不会去体谅老百姓对于故土的依恋之情，更不懂得组织“居委会”去做思想工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多半是采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感。部分流氓无赖乘机煽动情绪，许多年轻人逃亡集结在外，不少郡县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土匪或强盗。

拓跋嗣面对民患十分头疼，又不想大动干戈地镇压，就与公卿们商量：“朕本来是要为民除害，可惜让那些官员坏了事儿，以至于乱事频起。如今违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我的意思是通过大赦安抚，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元城人侯屈说：“民众逃亡做强盗，这是大罪，如今不给他们定罪就把他们赦免，乃是‘为上者反求于下’（即本末倒置，不是执行政策的人的行为），恐怕不妥。依臣所见，不如诛杀首恶，赦免余党，此举足可安定天下。”

清河人崔宏（这位又是清河崔氏一族，后来鼎鼎有名的北魏汉臣崔浩正是他的长子）则说：“圣明的君主统领民众，目的便在于安定团结，而不是跟民众去较量胜负。赦免罪行虽不是正招，但却便于执行。侯屈的意思是先诛后赦，还不如一招赦免全部搞定为好！如果有人赦免了之后还不老实，到时再杀也不为晚。”

拓跋嗣赞同崔宏的建议，依计执行，果然许多人就不再为乱，对于继续作乱搞破坏的少数人，拓跋嗣就不再手软，派将军于栗领兵一万前去平定，很快解决了不安定的因素。

北魏一面进行内部迁徙，达到合理的资源分配，另一面打击入侵的柔然骑兵，“净化”外部环境。

柔然的部落首领社仑（柔然的首领本姓郁久闾，所以社仑的全名就是郁久闾社仑，这个词来自鲜卑语“木骨闾”，意为头秃，这可能源自北方鲜卑人不留发的习俗。北魏被南方史书称为“索虏”或“索头虏”，其本意也是指类似的习俗：拓跋部的族人往往把头发剃光，头上只留一个小辫，称为索头，“索虏”就是索头的胡虏。东胡的这种习俗一直沿用到后来的清代）本是归附拓跋珪的塞北部落缊纥提之子。拓跋珪将缊纥提的部众分配到其他各个部落中，强行迁徙，这一政策引起了缊纥提诸子的强烈不满。社仑与他的兄弟率部弃父出走，逃入大漠，几经辗转，投奔了伯父匹候跋的部落。

匹候跋与缊纥提是亲兄弟，但早就分成了两个大部落，彼此并不信任。他将社仑等人安置在部落南面边远之处，并派自己的四个儿子严加监视。社仑不甘为人下，设计杀了匹候跋与他的几个儿子，兼并了匹候跋统领的部落，然后深入漠北。

当时拓跋珪在南面忙着与后燕、后秦交战，无暇北顾。社仑乘机四面出击，声势渐盛，终于在北魏天兴五年（公元402年）统一了整个漠北地区，并自称“丘豆伐可汗”（“丘豆伐可汗”这个词，在鲜卑语里相当于“开国君主”的意思），成为柔然汗国的第一任君主。

柔然建国，对北魏的北部边疆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从此两国在辽阔的漠北展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角力。社仑借着拓跋珪被弑、北魏人心不安的机会，攻入塞内，抢掠了大量人口与牲畜。拓跋嗣稳定了局势，自然发动报复性反击。永兴二年（公元410年），他派长孙嵩率领大军北伐，大破柔然骑兵，杀得社仑远遁漠北，死在途中。社仑的儿子度拔尚幼，部族中的长辈决定拥立社仑的弟弟斛律，即柔然的第二任君主“蔼苦盖可汗”（鲜卑语“姿质美好”之意）。斛律意识到北魏新主登基以后政局已经稳定，一时半会儿不能找北魏的麻烦，便于次年派人与拓跋嗣修好。

拓跋嗣欣然接受了柔然的降书，北边暂时平定了下来，他终于可以转过头来虎视中原了。在没有统一北方之前，北魏对付柔然的军事行动，就是为解决后顾之忧而服务的。在北魏统治者眼中，柔然这样的没有固定领土的国家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灭的，只要周期性地保持进攻态势，就不会成为更大的忧患；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消灭割据中原的诸小国。拓跋嗣这才发现，北魏发生内忧外患的这几年中，南方的东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刘裕在掌握了大权之后，很快就北上攻灭了小国南燕，尽杀慕容鲜卑一族，震惊了相互搅和了多年的北方各国。这些胡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碰到过如此让他们惧怕的强势的南方人了。

第一部元嘉之治七、卢循之乱

刘裕的北伐，一共有两次，前一次伐南燕，后一次伐后秦，这是东晋灭亡前的最后两次北伐，也是十六国末期南方政权的两次比较精彩的“演出”。关于这两次北伐的详情，理论上应该属于十六国历史的部分，有兴趣的可以参读中相关段落比较详尽的介绍。

两次北伐颇有些相似之处，比如都灭亡了讨伐的目标，取胜后不久刘裕就都因为后方的问题而回师建康，没能再继续扩大战果。不同的是，南燕离东晋的统治中心较近，得到的领土比较容易守住；后秦离统治中心较远，又被充斥狄、戎之风的各小国包围，其领土很快就被北方各国重新占据。

仔细推敲起来，刘裕的北伐实际上是捡“软柿子”捏。南燕和后秦的建立者虽是叱咤十六国的慕容氏和姚氏，但到了刘裕掌权的时代早已今不如昔了。这两个国家的情况类似，都是年轻的国君刚登基不久，内部人心不定，国势日蹙，早晚是他人口中的肥肉。北魏对于关东的二燕早有吞并之意，只是一时腾不出手；至于关中，那更是群狼争食，英雄必争之地。刘裕能灭掉这两个国家，最关键的一点是时机把握得好，军事策略还在其次。刘裕在军事上的成就，与曹操大致相仿：曹操是统一了北方，消灭了除刘备和孙权以外的其他军阀；刘裕则是统一了南方，消灭了除北魏与夏国以外的其他主要割据势力。刘裕的政治能力在南北朝时期也是一流，但却比曹操略逊一筹。最明显的一点，他对于事态形势的预判性，常常显得滞后，比如在讨伐南燕的同时，没能先消灭搅局的卢循，也未曾想到此人能够乘着东晋后方空虚之机，把它的腹地捣得几乎稀巴烂。

刘裕的误判，尚情有可原，他无法料到这流窜一方的“蟊贼”身边竟有牛人，向卢循献了不少理论上切实可行、同时也被事实证明十分有效的计策。若不是卢循贻误战机，可能东晋之后的历史又会改写。

这位牛人便是卢循手下的名将，说出了“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这样豪言壮语的徐道覆。

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领兵伐燕，围困南燕都城广固数月，南方兵力严重空虚。徐道覆认定有机可乘，便给卢循写信，劝他北上攻打建康，卢循不听。徐道覆心中着急呀，就从自己所驻的始兴亲自跑到番禺，面见卢循，说：“咱们呆在这鸟不拉屎的岭南（东晋时期，两广一带仍然是地广人稀，加之丘陵众多，交通不便，一向被人鄙视为蛮荒之地），哪里是个正理，只不过是刘裕那家伙实在厉害，咱们打不过呀。现在正好他在打攻坚战，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咱们若能抓住这个机会出兵，留在南方的何无忌、刘毅等人哪里是咱们的对手，取之易如反掌。要是错失良机，在这里苟且偷安，等刘裕破了燕国，休整兵众，不出两年，肯定会来打将军您。到时候他亲自前来，即使将军英明神武，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攻下晋国的都城，才是根本之计。刘裕再想回来援救，可就无能为力了。”一席话说得还做着“偏安梦”的卢循茅塞顿开，点头称是。

于是，卢循在次年与徐道覆会合于始兴，然后兵分两路北上进攻建康。东路军由徐道覆指挥，顺赣水而下，攻打南康（今江西赣州）、庐陵（今江西吉水北）、豫章（今江西南昌）诸郡。西路军则由卢循指挥，攻打长沙等郡。东晋各郡的守相都不作抵抗，望风而逃。卢循的两路军进兵顺利，所向无敌。

东晋朝廷还没得到刘裕的战报，却先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形势危急之下只得征召刘裕回兵。这时徐道覆的军队已经开到了豫章附近，在倒桓之战中立下大功的何无忌此时正驻守寻阳，不知为何忽然急着要迎战（也许是要和刘裕抢功吧，刘裕战功显赫，朝中嫉恨他，不服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左右都劝他固守寻阳、豫章，以逸待劳，他执意不听，结果在豫章城外与徐道覆的水军相遇。

徐道覆确实是个人才，他在没有发兵之前，就在积极为打仗做准备，收集了大量造船的材料，战事一起，十几天就造出了许多大船，十分管用。何无忌与徐道覆对阵，却只有小船，完全不是大船的对手，所率的士卒很快四散溃逃，何无忌虽然勇武，但却寡不敌众，当场战死。

何无忌的死讯传来，东晋防线一泻千里，朝廷大为震惊，甚至打算放弃京城，向北投奔刘裕。幸好刘裕已经得到诏书，留下南燕降将韩范、封融等人，自己率大军南归。（久而久之，他的得力助手刘穆之还是给韩范、封融安了个谋反的罪名，把他们都给除掉了。）

刘裕回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听说了何无忌战死的消息，担心京城失守，便以精锐骑兵昼夜兼行，并带着几十个人微服来到淮上，向南来的行人打听京城的最新情况。行人说：“贼人还没到京城，假如刘裕现在回来，那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可见刘裕在当时已经很被普通老百姓信任和看重了）刘裕这才放下心来，一路南行，渡过长江，进驻京口。东晋朝廷吃了定心丸，稍稍安定了一点。

然而只过了一个月，倒桓的另一名功臣刘毅就在与卢循的对阵中打了败仗，形势再度吃紧。原来卢循、徐道覆连克数郡，刘毅一直在生重病，没能及时出兵，他的病一好，就决定南下征讨卢循。刘裕生怕刘毅轻举妄动，亲自修书一封，劝他说：“贼人新近获胜，锋芒正劲。我现在就要造好船只了，待我完工，便与你一同发兵。”刘裕并许诺克敌制胜时，将长江上游的委任大权都交给刘毅，还怕他不听，派了刘毅的从弟刘藩前往送信。刘毅呢，决然不从，怒道：“当年我不过是将功劳让给了刘裕而已，你还真以为我比不上刘裕么？”说罢，把书信扔在地上，亲自率领两万水军，从驻地姑孰溯江而上，进兵寻阳。

这时卢循的西路军已经攻下巴陵，正要攻打江陵，徐道覆的东路军则已逼近寻阳，听说刘毅来了，立即派快马通报卢循说：“刘毅兵众很多，成败之事在此一举，你我应该合力对抗。此战若捷，则天下可定，江陵更不足忧了。”卢循十分高兴，便从巴陵顺江而下，与徐道覆联兵一处，共同进军，与刘毅的军队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大战。卢循的两路水军有十万之多，刘毅完全不是对手，一败涂地，丢了船只，带了几百个随从步行逃走，其余部众、船只、武器都被卢循缴获。

（由何无忌与刘毅的失败也可看出，他们两人与刘裕虽然同为起兵消灭桓玄的头号功臣，但在能力上是有高低的。何无忌、刘毅在心里都不服刘裕，可战绩毕竟是摆在那里无法抵赖的，刘裕的的确确配得上晋末第一人的称号。）

卢循与徐道覆乘胜杀到江宁，前方已近建康，将士人数达到十几万，船只前后绵延数百里，声势无比浩大。建康城内能抵抗的士兵只有数千，眼看京城不保，要求朝廷过江北迁的呼声越来越高，孟昶更是认定刘裕不是卢循的对手，刘裕则认为：“朝廷一旦迁动，全局就会土崩瓦解，江北又哪里保得住？如今虽然兵士不多，但还可以打一仗。如果打赢了，则上下都安全，若是真的打不赢，我自会承担责任，以身殉国，又怎能苟求寸日存活？我计已定，你不用再说了！”孟昶仍旧无比悲观，便向朝廷上了一份表，说自己赞同刘裕北伐不对，以致现在社稷危殆，写完后便服毒自杀。

事实上，孟昶算对一半，而刘裕则算对了另一半，以赌徒的性格，有一半的把握，就至少要博他一博。最后的结果证明，刘裕的眼光准，运气好，博赢了。先说孟昶的一半，卢循身边的将才徐道覆，不但有识，而且有胆。他知道己方已处绝对优势，而刘裕的军队为伤病困扰，还在休整之中，正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时机，便向卢循请求，从新亭、白石烧船上岸，分几路进攻建康，与刘裕决战。而刘裕的那一半则押在卢循身上，卢循此人多疑少断，因为听到刘裕回师的情报，心生恐惧，裹足不前，只与刘裕对峙，延误了最佳的战机。卢循的如意算盘是退守寻阳，攻取江陵，以两州的地盘与朝廷对抗（战略家的眼光往往就从与普通人思想观点的对比中得到反衬）。徐道覆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哀叹与豪言：“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对峙期间，刘裕在京城一带招募了不少新兵，壮大自己的兵力，聚集大军专守石头城。刘裕又采纳部下虞丘进（注意这个人是复姓虞丘，单名进，而不是姓虞）的计策，在城外围好防御的栅栏，修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左堡垒，派兵防守。

工事完成，卢循再来打时，就不再有好运了，连续两月不能打下栅栏，船只还碰上了夏季的暴风，翻船淹死了不少人。卢循摇头对徐道覆道：“哎，军队疲乏了，难振作咯，咱们还是据守寻阳，西取荆州，再整天下吧。”只好下令退守寻阳。（估计徐道覆这个时候恨得牙痒痒，心里想：“活该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怜我徐道覆到头来要陪着你倒霉！”）

然而胜败之势逆转，便再也难以恢复，刘裕得到了最重要的财富——时间，便开始造大船，训练水军，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他派孙处与沈田子率领三千士兵从海路偷袭卢循的后方老巢番禺。卢循的军队北上，几乎是倾巢出动，番禺的防守早被忽略，孙处等人来到番禺，碰上大雾天，便猛攻人数极少的守军，一举成功。

北面的卢循各部全线陷入被动：徐道覆攻江陵不下，卢循本人又在雷池战败，想要逃往豫章，在左里一带（今江西都昌西北）筑起栅栏，却挡不住刘裕新建水军的强大攻势，死伤惨重，卢循只坐了一条小艇逃跑。

卢循与徐道覆退到广州境内，还想负隅顽抗。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初，徐道覆的始兴城被晋军攻破，徐道覆战死。卢循攻不下孙处固守的番禺，继续退入交州，最终被逼到龙编（今越南北部）的一条河边，投河自尽。东晋末年最后一场大内乱——孙恩卢循之乱至此画上了句号。

第一部元嘉之治八、二刘相争

三年之内，刘裕扫平南燕、剿灭卢循，前一项是计划之中，后一项是意料之外。无论如何，功劳都是跑不掉的了，他被东晋朝廷封为太尉、中书监，刘穆之则做了他的太尉司马。刘穆之不仅把太尉府上上下下的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还向刘裕举荐了孟昶手下的参军谢晦。谢晦是谢安的哥哥谢据的曾孙，此人处事断狱很有一套，又仪表堂堂，雅量高志，博学多闻，刘裕对他十分欣赏，任命他做自己的参军。

刘裕大权在手，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经历了桓玄、孙恩、卢循等人的蹂躏后，人民流离失所的江南地区逐渐恢复了面貌，权门兼并的现象也有所收敛。

当年一同起兵倒桓的三人组中，何无忌已死，只剩下了刘裕和刘毅两人。换而言之，对于刘裕的权力构成最大威胁的，仅有刘毅一人而已。刘毅的确对权倾朝野的刘裕相当不满，他与刘裕不同，虽说当年同是赌徒出身，但好歹读过不少书，文才也不错，归附他的清望之士不在少数。因此他性情刚愎，一向不认为刘裕比他强多少。桑落洲一战惨败于卢循、徐道覆联军，他几乎输掉了全部家当，刘裕虽然一直反对他单独进兵，却也并不加罪于他，让他官复原职。刘毅觉得自己打了败仗，难以服众，主动要求降职为卫将军，不过依旧保留了豫州刺史之职。

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刘裕的弟弟、荆州刺史刘道规称病还乡，这给了刘裕一次重新洗牌、对付刘毅的契机。他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刘毅为卫将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并转为荆州刺史，而把豫州刺史的头衔给了自己。刘裕的这一招，看起来是给刘毅升了官，并把长江中上游的兵权在名义上交给了他，实际上呢，却不是一般的精明。刘裕了解刘毅赌博的习惯，他下赌注的数额从来都是超乎想象，这样敢于冒险、出奇的人，其野心是不会小的，其胃口也是不容易满足的；刘裕也知道刘毅十分骄纵，他曾经说过：“可恨我没能赶上刘邦、项羽的年代，无法与他们争夺中原！”对于这样的人，无论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上，他都不会甘于人下，而会暗暗用劲，积蓄夺权的力量。他在豫州，离京城太近，反而会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充分施展手脚，而注重行动的隐蔽性。既然如此，不如“欲擒故纵”，先把他放到西边去，给他扩充实力的空间，任他原形毕露，到时再乘隙讨伐他，就可以师出有名了。

果不其然，刘毅还没去荆州呢，就想进一步拉拢刘牢之之子、左卫将军刘敬宣（刘敬宣在刘牢之死后逃往南燕避祸；桓玄被刘裕等人打败后，他又和司马休之等人从南燕回到了建康）。刘毅对他说：“我到荆州就职，打算对阁下委以重任，不知阁下是否有辅佐之意？”刘敬宣听闻此言，冷汗直冒——刘毅这语气，分明是想造反呀！他只好支支吾吾应承了一下，回头跑到刘裕那里，把刘毅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裕，没想到刘裕竟然笑着答道：“老兄只管放宽心，不用多虑嘛。”（刘裕这话不知是否传到刘毅耳中，想必是属于私人谈话了，以刘毅对刘裕的了解，如果听到刘裕这么说，估计晚上也不可能睡安稳觉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刘裕、刘毅这样级别的政治人物都是明白得很的，只有傻子才会以为刘裕毫无防备，敢说这样的话，可见他成竹在胸。若说消灭桓玄时的刘裕还只是枭雄的话，那么此时的刘裕就已经开始走奸雄的路线了。）

沉不住气的人首先露出气门，刘毅上表说荆州在桓玄之乱后户口数量急剧下降，兵器也少，要想组建军队不太容易，要求再都督交、广两州，刘裕同意。刘毅继而要求任命亲信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毛修之为南郡太守，刘裕照旧同意。

刘裕身边的宁远将军胡藩就没那么有政治头脑，自以为是地提醒刘裕说：“刘公以为刘毅是个愿意一直听您话的人么？”

刘裕默然不语，半天才反问道：“你觉得呢？”（心里肯定在笑：“胡藩你还真是傻啊，你都能看出来的问题，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么，把话都说明白了，就没意思了！”）

胡藩说：“能以百万之众，攻城拔寨，每战必克，这一点刘毅当然是不得不服您的。然而刘毅涉猎传记，谈文咏诗，自以为是个英雄人物，所以有那么多名流士人去投靠他。恐怕他终究是个不愿为人下的人，不如乘会见他的时候把他抓起来。”

刘裕继续露奸脸，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和刘毅都有灭桓复国的功劳，他又没什么明显的过错，不可以自相残杀的。”

刘毅抵达江陵，重新调整当地的官员，换上自己的亲信，并收编了一批江州兵，大约一万多人，故意留在手中不遣返。他又以自己染病为由，向朝廷上书，要求把从弟刘藩从广陵调来作副手，刘裕又一次假意答应，暗中开始行动。刘藩进京受职，刘裕便以诏书的名义，指责刘毅图谋不轨，反叛之心日久，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等人便是同党，不可宽恕。刘藩和谢混半个“反”字还没说呢，就被刘裕先下手赐死。

刘裕的动作极为迅速，他亲自率军从建康出发，溯江而上，讨伐刘毅。参军王镇恶提出自领一百艘快船为先锋。刘裕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大军到达姑孰后，以王镇恶为振武将军，与龙骧将军蒯恩指挥一百艘快船先行。临行前，刘裕对王镇恶面授机宜：“如若敌人知道我要来，不妨等大军到，也不过数日而已。若要对战，应该下船上岸。你到了那边，必须仔细考察形势，如果打得过，就进攻，不然的话，就把船舰烧了，在水边留些快艇，等我大军开到。还有，一定要多方慰劳百姓，宣传诏书的旨意：罪责只是针对刘毅一人的，其余人等一概赦免不问罪。假若敌人不知道我方进军的消息，不作防备，也可以考虑突袭。一路上行军，就说是兖州刺史刘藩的船只。”

先锋船队以刘藩的名义昼夜兼程，西上荆州。刘毅及其部下都信以为真，没有作任何抵抗。不到一个月，王镇恶等人就抵达了豫章口（今湖北江陵东南），距离江陵城仅二十里。王镇恶见刘毅毫无防备，便弃船步行进军，蒯恩的军队在前，王镇恶的军队紧随其后。每条快船都留一两个人，并在船上俺边竖旗安鼓，吩咐驻留的人等到先锋军队快要到江陵城时，便击鼓呐喊，显出后有大军的模样；又派一支小分队，暗中烧毁刘毅停在江津（今湖北沙市东南）的船舰，断其退路。

仍然没有路人对这支先锋部队有所怀疑，都以为是刘藩来赴任呢。离城不到五六里了，迎面来了十来个骑兵，数十个步兵，为首之人是刘毅的大将朱显之。朱显之是奉刘毅的命令，要去江津执行任务，他见蒯恩、王镇恶的装束颇为奇怪，便问道：“来者何人？”王镇恶照例答道：“刘兖州来了！”朱显之又问：“那刘兖州本人在哪里呢？”答道：“在后面还没上来。”朱显之心中生疑，放眼远眺，忽见江津方向火光冲天，鼓声大作，这才明白来的不是刘藩，赶忙转回城去，向刘毅报告：“大事不好了，外面有大军，似乎是从下游上来的，几乎就要进城了，江津的船都被火烧了。”

刘毅闻讯大惊，紧急下令关闭各城门，可惜晚了一步，蒯恩、王镇恶率领部下从外城东门突入，立即分兵攻打内城的东门和西门，王镇恶又分出兵力攻打南门，两军混战，从早上打到下午，城里的几千守兵基本上走的走，降的降。王镇恶杀入内城，因风放火，烧了外城的东、南二门。

王镇恶派人把诏书和赦文送给刘毅，刘毅看也没看，给烧了，继续与司马毛修之指挥士兵全力一战。双方在内城中展开肉搏战，这些士兵中有不少都是当初北府旧将，相互间熟悉得很，王镇恶让部下一边打一边做宣传，告诉刘毅的士兵，刘裕本人就在后头。这一着果然奏效，王镇恶的军队很快占了上风。此时已近半夜，王镇恶担心深夜里士兵自相残杀，便率军包围内城，而打开南门，引诱刘毅出逃。刘毅害怕南门有埋伏，带了剩下三百多个人向北杀出一条血路，最后从外城的东门逃了出来。他逃到离城二十里的一座佛寺中，寺里的和尚却不敢收容他，穷途末路、万般无奈之下，他自缢而死。

江陵一战出奇出巧，可算得上是个典型的攻城战例。此战消灭了刘毅的势力，也奠定了王镇恶的刘裕手下第一大将的地位。事实上，王镇恶等人的先锋部队夺下江陵后二十天，刘裕的大部队才到达，王镇恶的作用是，以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打赢了这场战争。王镇恶不是别人，正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其带兵指挥的才能，丝毫不逊色于当年他祖父在灭燕之战中的表现。

第一部元嘉之治九、翦除异己

刘毅及其党羽被迅速消灭后，与刘裕起兵反对桓玄的异己就只有诸葛长民了。诸葛长民在卢循之乱中守卫京城，立下大功，这个时候就任督豫州扬州六郡诸军事，镇守在京城附近。

诸葛长民虽说也是老资格的重臣，但在很多方面却显得目光短浅，又不懂得明确站队，跟刘裕并不是一条心。卢循进攻建康的时候，诸葛长民的主张与前面所说的孟昶是一致的，要求护驾北迁。刘裕坚决不同意北迁，诸葛长民比孟昶聪明那么一点点，服从了刘裕的调遣，与刘毅等人守备在北陵。卢循之乱平息，诸葛长民升了官，就没了记性，反倒得意起来。

二刘相争，刘裕为了安抚诸葛长民，让他留守太尉府管事，并且可以带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卫士进宫，以防不测。建康这边没了刘裕的强势压力，诸葛长民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他也不理政事，只让手下四处聚敛珍宝美女，并给自己营造宅院府第，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

这好事并没维持多久。刘毅的势力被扑灭，迅猛程度远远超过包括刘裕本人在内几乎所有人的预想。诸葛长民这才有些大梦初醒，对自己的亲信说：“俗话说：‘昔年醢彭越，前年杀韩信’，当年刘邦诛杀功臣，就是一个个下手的，我怕是要大祸临头了！”

他暗中对刘裕的副手刘穆之试探道：“民间很多人都说太尉（刘裕）与我不和，是啥原因呢？”

刘穆之应道：“太尉西征，把府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托付给了足下，岂能说与你不和？”

诸葛长民这才稍稍放心，但依然惧怕刘裕，暗中图谋不轨。他的弟弟诸葛黎民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他早作打算，乘刘裕还没回京之际发动政变。“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诸葛长民腐败起来“一丝不苟”，性命攸关的时刻却又变得犹豫不决，感慨道：“哎，贫贱的时候想要富贵，富贵了呢，又害怕危机降临，如今我只想在丹徒做个小小的布衣，怎么就这么难呢！”

他终究对自己的实力没信心，不敢动手，却又不甘心，画蛇添足地给刘敬宣写信，要与他联手造反。这真是所托非人，刘敬宣虽然手握重兵，却是个没啥政治野心的“好孩子”，对刘裕忠心耿耿，刘毅想作乱的时候就曾被他告过一次密，比刘毅更弱的诸葛长民哪有希望让他倒戈？“告密专家”刘敬宣专程派人把密信送到西征的刘裕手中，刘裕夸赞刘敬宣忠诚之余，并不十分担心，只派了辅国将军王诞先去京城，协助刘穆之等人防备。

刘裕率领一半军队从江陵顺江东回，开始时带着辎重一起走，速度很慢。诸葛长民带着朝中大臣，每天白天在新亭等候，却迟迟不见大军踪影。快到京城了，刘裕忽然驾着轻舟，带领很少的军队突进，连夜进入太尉府的东府。

天一亮，诸葛长民就听说刘裕已经回府，大惊失色，情急之下，只得亲自去拜见刘裕。刘裕也不大张旗鼓，悄悄地在幕后埋伏了一名叫做丁旿的勇士，然后在门厅内接见诸葛长民。刘裕拉着诸葛长民的手，家长里短地谈得可开心了。反应迟钝的诸葛长民乐呵呵地陪笑，背后已经跳出了手持利刃的丁旿，刘裕脸色立变，丁旿上前拽住诸葛长民，手起刀落，毫不含糊地将他斩杀。刘裕又下令收捕诸葛长民的几个弟弟，诸葛黎民虽骁勇过人，却挡不住捕头人多势重，力战而死。诸葛长民的小弟弟诸葛幼民逃到山里，最终被揪出来杀掉，诸葛氏一家继刘毅之后，也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回头说说刘裕的另一半军队。刘裕在攻下江陵后，就有意再接再厉，进攻谯纵据守的蜀地。前文提过，谯纵的割据势力是桓玄称帝所造成的“副产品”，到这时已有八个年头，期间刘敬宣曾经在义熙三年（公元407年）试图进攻过一次，却无功而返。众将都觉得蜀地艰险，如果刘裕不亲征，恐怕还是难以成功，但蜀地离建康太远，刘裕若是真去了，东面又可能会出问题（这时诸葛长民还没倒台）。伐蜀大军的元帅人选成了个大难题。

刘裕不仅识战，而且识人。刘毅的部下毛修之在刘毅失败后，投降了刘裕。毛修之是原先的益州刺史毛璩的侄子，蜀中兵变，毛璩与毛修之的父亲毛瑾一家都被谯纵所杀，毛修之恰好在江陵任职，逃过一劫，从此他便立誓报仇雪恨。他几次向刘裕请缨，要求带兵西征。刘裕担心他到蜀地会公报私仇，大杀当地军人；蜀地的士兵害怕毛修之，也会以死固守，那样既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攻城拔寨。

几经思量，刘裕提出让资历名气都不高、但很有才干的朱龄石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大出众人所望。刘裕给了朱龄石两万人，并让自己的小舅子臧熹以及蒯恩、刘钟等人做朱龄石的副手，可见对他的信任。（刘裕的这一趟西征，除了完成既定目标外，也颇显出他的战略眼光，通过战争的洗礼，提拔培养了王镇恶、朱龄石等一批能为他所用的得力干将，为日后的北伐大胜和掌握绝对的军事主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裕与朱龄石密谋进攻路线，他说：“刘敬宣上回从黄虎（今四川绵阳东南涪江畔）取道内水（指今天的涪江及其下游嘉陵江）进攻，没能成功。按正理我们应取道外水（指今天的成都市府河及其下游岷江）做另一番尝试，敌人也许认为我们会出其不意仍然从内水进攻。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用重兵守卫涪城（今四川绵阳东）以防内水。所以我们如果再从黄虎走，一定正中其计。我想不妨布置少量疑兵取道内水，而以大军从外水直取成都，必能出奇制胜。”为了保密，商讨的内容秘而不宣，朱龄石的西征大军并不知道行军计划是怎样的。刘裕又交给朱龄石一封密信，信封边写着“至白帝乃开”（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是假的，刘裕的锦囊妙计则是真的，历史上像这样你真我假的故事，实在数不胜数）。

朱龄石大军溯江而上，第二年，也就是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六月，到达了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朱龄石打开刘裕的密信，上面只写着三句话：“全军主力都从外水攻打成都；臧熹、朱枚从中水（今四川彭山方山下入江的绵水口）攻打广汉（今四川射洪南）；并派老弱士兵乘十几艘高大舰船，从内水佯攻黄虎。”（唯一的遗憾之处是这条锦囊欠缺一点意外性，朱龄石在此之前肯定已经消化了刘裕战略思想的精髓，这封信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人员上的合理安排。但是刘裕以自己的名义写下这封信，就能够预防众人因为朱龄石资辈较低、不从将令的现象，以促使战略思想的全面贯彻。）

朱龄石得了锦囊，便布置下去，诸军倍道兼行。成都王谯纵果然被刘裕算中，他在得到情报后，认定内水的疑兵就是晋军主力，命令谯道福以重兵镇守涪城，以防晋军从内水攻来。这样一来，朱龄石主力走的进军路线就几乎成了蜀兵不设防的地段，大军很快抵达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离成都只有二百里。谯纵才命侯晖、谯诜率万把兵马驻扎在彭模，隔着外水筑起工事拒守。

时值盛夏，朱龄石本想以逸待劳，缓图攻城良机。部将刘钟则说：“这可不行，我们以虚兵进攻内水，谯道福那边肯定不敢动。现在大兵突然杀到，蜀兵已经丧胆，他们之所以据守险地，就是因为怕我们啊。如果现在以精锐猛攻，必获全胜，如若缓兵，蜀兵会明白我们大军全都在这里，到时谯道福从涪城杀回，我们就不好对付了。”

朱龄石听从建议，率领蒯恩、刘钟强攻彭模，力克险峻难攻的彭模北城，斩杀了侯晖、谯诜，转攻南城，一并拿下。与此同时，臧熹、朱枚也击败了蜀将谯抚之、谯小苟（十分有趣的名字），攻下广汉。

朱龄石下令舍弃船只，以步兵趋进，谯纵的士兵们都望风溃散。那位全无王者风范的成都王谯纵（当年众将要推他做主，他执意不从，还企图跳水逃避，这样没有胆识的人竟能做上割据一方的国王，可见天下大乱，已近极致）弃城逃跑。他的女儿都比他明事理，劝他说：“如今逃跑也难活命了，自取其辱而已，不如在城中等死，还可以死在先人的墓前。”

谯纵不听，投奔前来救援的谯道福，被谯道福鄙视了一把。谯道福斥责他说：“大丈夫创了这样的功业却放弃，还想去哪里呢！自古哪个人不死的，有什么好怕的？”说罢一剑掷去，正中谯纵的马鞍。

谯纵没办法，只好逃到一个僻静的所在，拉了腰带上吊自杀（关于谯纵之死，另有种说法是他在涪城被一个叫王志的当地人杀死，这两种说法，前一种见于《晋书》和，后一种见于《宋书》和《南史》。不管怎么个死法吧，这个怕死的国王到头来还是不得善终）。谯道福还想收众一战，士兵们却不愿再听从他的指挥，分了财物各自散去，谯道福投往广汉的僚人部落，也被当地人捉住送给晋军斩首。

刘裕西征两战，充分地发掘了王镇恶和朱龄石的帅才，也成功翦除了异己，收复了荆州、益州等地，一石数鸟。这时的刘裕已不只是优秀的军事家，而更是一名相当有为的政治家了。经过这一连串的胜利，刘裕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连继任荆州刺史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也不愿放过了。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讨灭宗室

司马休之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他身为晋国宗室，却一生颠沛流离，历经东晋、南燕、后秦、北魏四国，他的列传并见于南北两朝的史书《晋书》和《魏书》（与他情况类似的南朝宗室亦有不少，比如刘宋宗室刘昶的列传并见于《宋书》和《魏书》；南齐宗室萧宝夤的列传并见于《南齐书》和《魏书》，等等，关于这些人的事迹，我们将在后文陆续提到）。在朝秦暮楚的南北朝时代，我们无须对他的道德人品进行抨击，他也不过是大国博弈、政治斗争之下的牺牲品。

刘毅被诛后，司马休之继任荆州刺史，颇得江陵一带人心，由此却遭到了刘裕的嫉恨。这个时候的刘裕，对权力的渴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需要的是像刘敬宣那样即使不在身边也能够做到“早请示、晚汇报”的听话的部下，而不是能据守一方，有可能对他形成威胁的地方长官，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得不对司马休之有所动作。还别说，加罪的借口很快就被他找到了。

借口来自司马休之的长子司马文思，此人轻浮放任，喜欢四处结交好友，颇有些侠士之风。他袭了伯父司马尚之的谯王爵位，呆在建康一带，每日里只与亲朋好友、随从小厮们外出打猎，有时跑到别人的坟头上，感觉玩起来碍事，就一把火把坟头给烧了。这样的纨绔作风，在以往的皇族宗室中并不少见，但却偏偏冒犯了刘裕新颁布不久的严正法规。结果，堂堂亲王隔三岔五地吃官司，司马文思被折腾得十分不爽。同时呢，他也看不惯司马氏的江山被姓刘的大权独揽，便与手下人暗中谋划作乱。计划还没成形，就被刘裕的细作探明，向刘裕禀报。刘裕早就盼着这样的情报了，当即下令收捕司马文思一党，诛杀他的手下，并将司马文思绑了送到江陵，叫司马休之自己看着办。

司马休之明白刘裕这一手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却只上一道疏，向朝廷谢罪，承认自己管教不严，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的职务，并进一步治罪。对于自己的儿子，他并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认为应该废掉他的王爵。刘裕十分不满，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对司马休之摊牌，将还留在建康的司马休之次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一并赐死，自领荆州刺史之职。他把建康的事务都托付给刘穆之，亲自带兵讨伐司马休之。

司马休之已有防备，他与同样不满刘裕专权的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鲁轨联络，并向朝廷上表列举刘裕的罪状，以荆州兵马对抗刘裕。

刘裕听说司马休之的参军韩延之是个人才，有心招降，便给他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司马文思的事情，远近所知。我去年把他执送给司马休之，给他留足了面子，而司马休之这个人毫无愧疚之心，此乃天地所不容的。我受命西征，只捉拿他们父子而已。你们这些原先的官员，一概不问罪。当年刘毅的手下帮着刘毅规划谋反，不得善终。如今足下诸位为形势所逼，并不想谋逆，我一向虚怀若谷，敬贤爱才（即“虚怀期物，自有由来”），只望足下能够早日归顺。将来军临城下，刀枪可是不长眼睛，只怕到时不小心伤了足下诸位的性命。足下可将此信给你的同僚看，希望他们也能顺应局势。”

韩延之不为强势所屈，一封回信慷慨激昂，大骂刘裕无耻，可谓拒降书的经典之作：

“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恇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辱来疏，始委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即司马休之）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君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也！前已表奏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义旗以来，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而径表天子，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诳国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言‘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虚怀期物，自有由来’矣！刘藩死于阊阖之门，诸葛（即诸葛长民）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臧洪乃是东汉末年名士，因为上司张超复仇起兵，被袁绍所擒，面对袁绍诱降，义正词严，指斥袁绍，兵败被杀。韩延之引用这一典故，也显示其决心）。”

刘裕碰了一鼻子灰，一个劲地叹息，还让自己的手下都好好阅读这封信，说：“事人当应如此！”

（韩延之拥帝反刘的彻底，也表现在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上，他听说刘裕的老爹刘翘字显宗，就把自己的字也改成了显宗，并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韩翘，以示对刘裕的不敬。晋末名士陶渊明有感于韩延之的事迹，也曾在他的《读〈三海经〉》的诗中留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名句。）

劝降宣告失败，刘裕便以大军强攻，他命参军檀道济和朱龄石的弟弟朱超石率步骑兵从襄阳出发，江夏太守刘虔之屯兵三连（今湖北安陆西），接应檀道济。竟陵的鲁轨突袭刘虔之，将其击杀。刘裕有意提拔自己的女婿徐逵之，让他率领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为前锋，从江夏口（即长江与夏水的汇合处，今湖北监利西）出兵进攻鲁轨，两军在破冢（今湖北江陵东南一带）交战，徐逵之等人战败身亡，只有蒯恩的军队勉强守住。

刘裕的大军抵达了马头（今湖北公安西北），就得到了连败两阵、女婿战死的消息，他勃然大怒，立即指挥诸军渡江，直扑西岸的江陵。这一带的江岸都是数丈高的悬崖峭壁，鲁轨与司马文思领兵四万把守，在悬崖上排下阵势，刘裕的军队根本无法上岸。刘裕披挂整齐，准备亲自登岸，众将苦谏不听，主簿谢晦以死阻拦，才将他劝住。刘裕又强令建武将军胡藩登岸，胡藩用刀尖在峭壁上刺出一个个小的凹槽，正好可以容下脚指，由此一步步往上攀爬（可见胡藩是攀岩运动的早期开拓者）。随后的部众越来越多，跟着他奋勇上岸，与司马文思等人的军队展开肉搏战。荆州的军队没见过如此勇猛的架势，很快被击退。刘裕乘胜猛攻，司马休之的军队溃败，江陵被攻克。司马休之、鲁宗之北逃，并派人向后秦和北魏求救，鲁轨则据守石城（今湖北钟祥），以期作最后一搏，却被刘裕部下赵伦之、沈林子击败。司马休之、鲁宗之两对父子，以及那位誓死反刘的韩延之等一干人只好投奔后秦，宗室司马休之再度被迫离开了故国。

太尉刘裕取得了权力斗争的最后胜利，他被加封太傅、扬州牧，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最高待遇。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他又被加封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并增加都督南秦州，总共都督的州数达到了二十二个。至此，刘裕已是名义上的“一人之下”，实际上的“万人之上”，可以为所欲为了。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一、刘裕的最后一次辉煌

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后秦的第二代君主姚兴病死，太子姚泓继位，接过了姚兴末年由于统治不力所留下的内外交困的烂摊子。十六国的末期，叛乱与战争比比皆是，只要有利可图，谁都没少干“落井下石”的勾当。后秦西面和北面的邻国西秦和大夏乘着新主登基，都来攻伐，西南的仇池杨氏则猛攻祁山，而后秦境内的各地羌人豪酋也纷纷拥兵叛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孝友宽和”却“无经世之用”的姚泓显然一筹莫展。

北方各国互相征战已有百年之久，即使从淝水战后前秦分裂算起也已有三十多年，此时形势已渐趋明朗。关东一带只剩下了北魏和北燕两个国家，北魏占据黄河以北的幽、冀、并州以及漠南的大片土地，北燕则只保有幽州的一小部分和平州。如此大的优势下，拓跋嗣自然也不满足于称霸关东，他的势力已经渗入到后秦统治的河南地区，时刻关注中原一带的争夺。

关中地区还有五个国家，昔日的强国后秦国土日蹙，只控制着关中平原渭水流域的狭长地带，以及关东的洛阳、许昌地区，北面的河套地区虎踞着大夏赫连勃勃的游击队，不断侵扰蚕食后秦边境。西面的凉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依次是西秦、北凉、西凉三个国家，其中西秦在第三代君主乞伏炽磐的经营下，日益强大，也对姚氏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形势如此有利，早有吞并关中、洛阳之志的刘裕当然不会错失良机，何况他还要用关中的土地与羌人的鲜血为自己的篡位添置大礼呢。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刘裕决定兴兵伐秦。他封世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留守建康的太尉府，尚书刘穆之为左仆射，管理京师一带的事务，实际上就是代刘裕本人总揽朝政。他还把左司马徐羡之、左将军朱龄石等亲信安排在京师，以备不测。

安排好大本营的事宜，刘裕就可以放心地亲率大军北伐了。这一次的北伐准备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充分，刘裕的大体战略规划是，从秦、晋边境的兖州、徐州、荆州等处多点进攻，由东、南两个方向对后秦形成半圆形的合围架势，一举拿下关东地区，继而齐攻潼关。

晋军共分为五路，由步军、水军两部分组成：第一路为步军前锋，由龙骧将军王镇恶与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自淮水、淝水开往许昌、洛阳方向；第二路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自襄阳进攻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策应前锋主力；第三路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领，自襄阳进攻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南）；第四路为水军，由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出石门（今河南荥阳西北），自汴水入黄河，直逼洛阳；第五路也是水军，是由北兖州刺史王仲德统领的前锋诸军，开通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北）入黄河。五路大军并进，气势如虹。刘穆之为王镇恶壮行，对他说：“刘公如今对阁下委以伐秦的重任，阁下可得好好加油啊！”王镇恶慨然发下誓言：“我若不能攻克关中，就再也不渡江回乡！”

后秦的统治中心在关中，关东地区是姚兴当年乘着东晋内乱夺来的，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兵力相对薄弱。王镇恶与檀道济的这一路进入后秦国境内，所向披靡，连战连捷。秦军毫无抵抗的决心，将领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东北）降王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檀道济。其余要塞守兵，大多望风而降，只有新蔡太守董遵死守，也被檀道济轻松拿下，董遵被虏杀。檀道济继续进兵，攻克许昌，擒获后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

沈林子的一路水军进入黄河后，得到了襄邑（今河南睢县）豪强董神虎的协助，很快就攻克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后秦的兖州刺史韦华只得投降。沈林子又以董神虎擅自回襄邑为名，除掉了董神虎。

从东面进入黄河的王仲德水军溯河而上，逼近了北魏在河南的据点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魏的兖州刺史尉建驻扎在这里。姚兴刚刚在头一年把自己的女儿西平公主嫁给了拓跋嗣，秦、魏两国已经结为亲家，换句话说，后秦皇帝姚泓应该叫北魏皇帝拓跋嗣“妹夫”。这样亲密的关系，危难关头怎么着也得拉一把吧，可是尉建却心生胆怯，率众弃城北渡黄河。王仲德又惊又喜，白捡了一座滑台城，虽说是空城，却也足够休养军队了。

拓跋嗣听闻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估计皇后姚氏也吹了不少枕边风），立即派了大将叔孙建、公孙表引军渡河，斩杀尉建，兵临城下，向王仲德喊话，质问他为何入侵魏国。

王仲德并不慌张，他明白东晋这个时候是不可以与北魏结仇的。他让自己的司马竺和之在城头答道：“我们刘太尉从黄河攻打洛阳，只是想清扫晋室皇陵，并不想入侵魏国。魏军守将自己弃城而去，我们也很意外。王征虏（王仲德）只借城池稍做停留，很快就将西进，不会影响晋、魏两国的友好，你们何必扬旗鸣鼓、耀武扬威呢？”刘裕得知此事也相当重视，亲自写了信函道歉，说自己只想攻打与自己为敌的后秦，向北魏借道而已，没有别的企图。

原来北魏的军队刚刚平息了上党一带匈奴人的叛乱，也需要进行休整，向晋军问罪更多的是在虚张声势，无意与晋军发生大的冲突。

再说王镇恶、檀道济的这一路，后秦的阳城、荥阳两城相继投降，王镇恶、檀道济与沈林子合兵一处，进抵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离洛阳已经相当近了。镇守洛阳的是后秦宗室姚洸，他一面向长安方面求援，一面与部下商量对策。宁朔将军赵玄建议集中主力固守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北），以待援兵。姚洸却不愿示弱，采取分兵扼守关要，命赵玄率领千余士兵守南面的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广武将军石无讳守东面的巩城（今河南巩县西南）。

这个决策的错误很快就由于成皋和虎牢的沦陷而显现出来，王镇恶等人长驱而进，与赵玄在柏谷展开大战，赵玄寡不敌众，身披十几处伤口而死，石无讳走到半道，见势不妙，转身就退回了洛阳。姚洸见大势已去，长安的援兵又来不及赶到，便出城投降。檀道济面对被俘的四千余秦军，没有接受手下坑杀降卒的建议（南北朝时期能做这样的好事的也不多了），他说：“伐罪吊民，正在今日。”将被俘的士兵全部释放回原籍。这一行为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后来刘裕丢失了关中，与他大杀姚氏羌人不无关系，但东晋在关东地区的一系列安民的行为，使其保有了后秦在关东的大部分土地以及原先所占据的河南、山东大部，这些都为南北朝初期南方政权的基本疆域奠定了基础）。

收拾完关东，刘裕有些得意扬扬起来，他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试探性地向朝廷要求加九锡。留任建康的刘穆之这才完全明白了刘裕的狼子野心，心想自己给做了一辈子后勤工作的上级居然是个想要篡位的逆臣，感到又愧又怕，居然一病不起。（这让人想到曹操手下的谋臣荀彧，同样才能很强，政治立场上呢，说得好听是忠于前朝，说得难听是十分迂腐。在乱世之中，这样的人恐怕是活得最郁闷最痛苦的。）

晋廷封刘裕为宋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加九锡。刘裕很潇洒地辞而不受，这个时候建康方面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要不要这个名头并不重要。

这时候后秦再次内乱，没有多少兵力和工夫对付东面的晋军。刘裕把儿子彭城公刘义隆留在彭城，自己亲率水军西进。王镇恶则抓住时机，迅速扑向潼关，檀道济、沈林子则从陕城北渡黄河，攻打后秦的河东地区，蒲坂一时无法攻克，沈林子便劝说檀道济引兵南下，与王镇恶合兵一处，全力攻打潼关。

三员大将再度会师，晋军顿时奋勇无敌，很快就夺取潼关，后秦守将姚绍战败退驻定城（今陕西潼关西），依险拒守。姚绍出兵断晋军粮道，封锁水路，都被沈林子挫败。姚绍守了一个月，又派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等人率兵两千在九原（今山西新绛北）一带设立河防，以期再次通过绝断晋军粮援的方式迫其退军。沈林子出兵在半道拦击，将秦军兵将攻杀殆尽。可怜的姚绍，听说姚洽兵败身死，又气又愧，吐血而死。东平公姚瓒代行兵权，引兵攻袭仇敌沈林子，又被击败。

不久，在黄河边上以却月阵杀退魏兵的刘裕也抵达了陕城（参见）；而襄阳的两路人马也都各就各位，沈田子、傅弘之等人进驻青泥（今陕西蓝田）。

皇帝姚泓准备亲率大军对抗刘裕，又害怕沈田子断他的后路，于是决定先消灭沈田子，然后再倾全国之兵东出潼关，与晋军决一死战。

沈田子的军队只有不到一千人，原本是被派来当疑兵的，傅弘之认为敌众我寡，难以抵挡，还是撤军为好。沈田子不以为然，说：“打仗在于用奇谋，不在于兵多。如今兵力悬殊，势不两立，我们乘敌阵未稳，突然进攻，必能获胜！”沈田子临阵大发激励之词，士兵们置之死地而后生，以一当十，杀了秦军一个措手不及，斩杀上万，姚泓狼狈逃回灞上，再不敢轻易进攻了。（沈家这两兄弟果然都是打仗的猛将，加上王镇恶、檀道济等牛人，东晋的伐秦将领简直是全明星超豪华阵容。）

刘裕大军到达潼关，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自黄河进入渭水，直取长安，刘裕同意。后秦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今陕西朝邑东）回救长安，王镇恶率兵沿渭水追击。姚泓见状，从灞上引兵回屯石桥（今长安城洛门东北），救援姚难。王镇恶派部将毛德祖进击姚难，取得大胜，阵斩镇北将军姚强，姚难逃往长安。姚泓慌忙调姚丕守渭桥，以阻止王镇恶上岸，这哪里还能挡得住气吞万里如虎的晋军？王镇恶率大军在渭桥边弃舟上岸，背水一战，大败姚丕。姚泓等人前来救助，一头撞上溃败的姚丕败兵，秦军士卒自相践踏，一败涂地，姚泓本人单骑还宫。

王镇恶从平朔门攻入长安。第二天，无路可走的姚泓率领自己的后妃、皇子以及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倒在门前，向趾高气昂的王镇恶请降，曾一度称霸关中的后秦国灭亡。这一年是东晋义熙十三年，即公元417年。

刘裕及其将帅在长安大肆收罗物资金银、宝器珠玉，可谓志满意足。所谓“乐极生悲”，也就自此开始。几个月后，从建康传来消息，刘穆之病故，刘裕失去了一大臂膀，又无合适的替补，（刘裕的手下猛将虽然如云，良辅却不多，这或许也是导致出现严重内讧的原因之一吧）思来想去，勉强提拔了刘穆之的副手徐羡之，代任其职。就“留守京师”这一项目而言，刘穆之是个合格的项目经理，徐羡之则不够格，原先刘穆之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的事宜，都得送到关中请示刘裕了。

刘裕本欲重点经略关中地区，以便对付更为北面的敌人，现在却不得不为回兵江南做准备。长安城内外，已是危机四伏。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二、失去长安的帝业

刘裕大军消灭后秦，尽杀姚羌，关中震动，各个邻国原本都持观望态势，现在生怕下一个倒霉蛋就是自己。刚刚领教过却月阵厉害的拓跋北魏暂时是不敢对刘裕有想法了。西秦的乞伏炽磐一直与后秦为敌，骚扰后秦的西部边境，这时候拼命向刘裕示好，主动帮助晋军扫除边境上的零星叛军。西北面沮渠蒙逊的北凉原本与后秦是盟国，这时就着了慌。沮渠蒙逊手下有个叫刘祥的官员觐见他，恰好那天心情不错，被沮渠蒙逊察觉。沮渠蒙逊怒道：“你听说刘裕入关了是吧，脸色这么好！”说着就把他给斩了——焦躁之心可见一斑。

如此好的形势，继续创建新的功业并非不可能。然而，在整个晋国说一不二的刘裕，却决定撤军回建康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宋书》和《南史》的说法，是因为刘穆之病故，刘裕担心后方出乱子，不得不亲自回去；而按照《通鉴》的说法，除了刘穆之病故这一突变因素外，诸将士久战思归，不愿在长安驻留才是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两点都不怎么靠得住。

先说后方的问题，刘裕已经花了十几年的工夫，肃清了所有的反叛和异己势力，并且在各处安插自己的绝对亲信。比如建康除留守的世子刘义符外，辅佐的徐羡之、王弘，都是刘裕一手提拔起来的，其他的像徐州的刘义隆，荆州的刘道怜，不是儿子就是兄弟，而且身边都有自己的部下辅佐，十分稳固。徐羡之凡事都向长安请示虽令刘裕不满，但他完全可以从身边抽调一名得力的助手到建康替换，没有必要急着赶回去。“牵一发则动全身”，这道理刘裕不该不懂，也不会不懂。

其次，东晋将士虽说出来有一年了，却也不算太长，何况打下长安，大多数士兵都发了财，正是成家立业的好时机。长安是帝王之都，沃野千里，又易守难攻，建康在当时虽已相当繁荣，但毕竟是“蛮夷之地”，充其量陪都而已，没有道理舍本而求末。

可见史家的附会有时也十分牵强，经不起推敲。刘裕回建康的真正原因，可能在于：一、出身寒门的刘裕十几年来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已经觉得自己赚够本了。就像一个暴发户，他所在乎的是自己本身的利益，其他的什么不朽功业啊、历史地位啊，显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他的最大利益，便是做正统的皇帝，一切有利于他称帝的行动，他都会去做的；二、刘裕虽有意经营关中，但未必对北方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的关中已是五胡杂居之地，汉人的比例并不大，刘裕撤军时确有父老前往哭诉苦留，但那应该只是少数。祖陵尚在，人已非故，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意识下，想要处置好这么一个长安，对于出生江南的刘裕而言未免太难。现实与想象的巨大差距使刘裕放弃了仅存的一点理想。（理想抱负却常常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古往今来这本就是无数读书人最大的无奈之处，不知道是该说理想太虚无，还是现实太残酷。）

崔浩和赫连勃勃，都准确地认识到了这两点。前者劝拓跋嗣按兵以观其变，后者则一面受降东晋还来不及到达的后秦岭北诸镇，一面厉兵秣马，一俟刘裕东归，便挥师南下。

刘裕在长安呆了三个月，就开路走人。他封自己的次子、年仅十二岁的刘义真为雍、秦二州刺史，留守长安；王镇恶在伐秦大战中功劳最大，封为安西司马、冯翊太守，与刘裕的参军王修共同在长安辅佐刘义真。另外刘裕还留下了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等人，处理军务要事。

刘裕的这一安排是后人非议最多的地方，北伐军中牛人无数，每个人带兵打仗都是顶级，却基本上不懂合作精神，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这种行为，就像诸葛亮生前留下杨仪、魏延两个以致内讧一样，早晚会出问题。刘裕还没走呢，沈田子、傅弘之等人就在刘裕那里打小报告，先是说：“王镇恶家中私藏姚泓的御辇，想造反呢！”刘裕派人去看，王镇恶把御辇上的金银珠宝剔下来，而把车子丢弃在墙角，这才让刘裕稍感心安。过后沈田子又说：“王镇恶的祖父王猛在关中颇得人心，此人守在长安，不可以信赖。”刘裕也不劝和，反而说：“我留给你们将士精兵上万人，他要是有异心，正好自取灭亡，你们不必多说了。”私底下刘裕又对沈田子说：“当年钟会做乱失败，就是因为有卫瓘的缘故。俗话说：‘猛兽不如群狐’，你们十几个猛将，还怕对付不了一个王镇恶么？”

这番话很要命，沈田子本来就对王镇恶看不顺眼，现在得了刘裕的暗示，便开始酝酿阴谋，除掉王镇恶。

刘裕终于带着大部队离开长安向关东进发。北面的赫连勃勃兴奋不已，他问身边的大臣王买德：“我要攻取关中，你给谋划个方法。”王买德分析道：“关中这么重要的地方，刘裕却只留下未成年的儿子守卫，正是急着要赶回去篡位呢，他是不会再想回中原了。这是天赐关中，机不可失。我们应该出兵截断青泥、上洛这两处南北的险要，再在东面堵住潼关，阻拦水陆两路，然后传檄关中，对老百姓威德并施，到时候，擒刘义真小儿就如探囊取物一般。”

赫连勃勃依其计，派世子抚军大将军赫连璝率骑兵两万为前锋，杀向长安，前将军赫连昌进攻潼关，切断晋军通道，王买德进驻青泥，赫连勃勃亲率大军为后继。

东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赫连璝的骑兵到达渭水以北，逼近长安北门，一路上的关中降民不计其数。东晋的长安守军并无战心，沈田子前往抵抗，却怯敌不进，退守在长安城外的刘回堡。

王镇恶闻讯，十分震怒地埋怨道：“刘公将十多岁的儿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应该全力辅佐，现在拥兵不进，怎么可以平定胡虏呢！”沈田子由此更加憎恨王镇恶。

不久，王镇恶与沈田子一同出城抵抗赫连璝。沈田子让人在军中散布谣言：“王镇恶要尽杀南方人，据关中造反啦！”接着，他便借故将王镇恶召集到傅弘之帐中议事，乘机将其杀死。（可惜一代名将王镇恶，没有战死疆场，却屈死在同僚的手中，可悲可叹！）

傅弘之得到消息，回报刘义真与王修。王修登长安北城张望，见沈田子带着十来个人回城，当即命手下人按住沈田子，对其数落一番，然后斩首。一场内讧使东晋平白损失两员强将，足令刘裕叫苦，赫连勃勃拍手。幸亏傅弘之率部大败赫连璝，一直追到寡妇渡（今甘肃庆阳北），暂时打退了夏军，才稳定住了局势。

王修平息了内乱，其性命也难保全，仅过半年多，刘义真听信谗言，认为“王镇恶要造反，沈田子杀了他，而王修又杀了沈田子，说明王修也要造反”（这“负负得正”的逻辑根本胡闹，刘义真却偏愿意相信），于是又派手下杀了王修。这下可好，长安城中人心惶惶，刘义真深感不安，赶紧把外地的驻军调进长安防守。大夏的军队见晋军示弱，不失时机卷土重来，长安以外各郡县纷纷投降夏国，赫连勃勃的大军兵不血刃地开进咸阳。

刘裕此时驻扎在彭城，得知前方的形势，意识到关中凶多吉少，但又得摆出坚持的姿态，便派蒯恩去长安召回刘义真，之后又派朱龄石代刘义真镇守长安，派朱超石去河东等地劳军。（为了这一姿态，又白白损失三员大将的性命，可见这个时候的刘裕私心太重了。）

朱龄石来到长安，眼前的场景却是贪得无厌的刘义真与他的将士大肆抢掠长安百姓的财物（由此也可见当时长安一带还是相当富饶的）。离开长安时，他们一个个都带着辎重、财宝、美女，缓缓地前行。身后赫连璝的三万骑兵，已经不远。傅弘之劝刘义真放弃辎重，轻装行军，摆脱夏军的追赶。刘义真不听，退到青泥，撞上了早在这里等候多时的王买德，回头一看，赫连璝也已经到了，晋军哪里是对手，顷刻崩溃。傅弘之、蒯恩断后，掩护刘义真先走，两人都被王买德所擒。刘义真马快，走在前面，后来又躲进草丛里，被中兵参军段宏保护着才逃出了夏兵的追击范围。晋军全军覆没，当初那迷恋财物美女的兵将，终于遭受了贪婪的报应。

报应还不算完，朱龄石也跟着一起受罪，刘义真走后，长安百姓对晋人彻底失去了好感，他们搬起棍棒石头，驱逐朱龄石。朱龄石被迫逃往潼关，路上与弟弟朱超石会合，这一趟却又早被王买德算着，赫连昌就驻扎在潼关，他截断晋军水道，将朱氏兄弟生擒。赫连勃勃进驻长安，杀掉了傅弘之、朱龄石等几乎所有的刘裕爱将，只有毛修之投降，保全了性命。

也许是老了，失去了往日的朝气，遥想刘裕当年“狮吼功”破敌，该是多么雄壮的场景，而如今却为头顶上的冠冕终日“奔忙”。也许是荣华富贵、帝王功业迷乱了眼睛，昔日的北府军勇将成了利欲熏心的权臣。回到建康的刘裕终于不再推辞，受封相国、宋公、九锡。继而，他派手下缢死晋安帝司马德宗，改立其弟司马德文为帝，即晋恭帝。

司马德文与白痴哥哥比起来，做皇帝要够格得多，偏偏碰上末世，纵有才能也无处发挥。刘裕立他的原因，只是因为谶语里说“昌明之后有二帝”（昌明指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需要再立一个皇帝凑足“二帝”而已。

晋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刘裕再进一步，受封宋王。第二年，他便在中书令傅亮的协助下，迫使司马德文禅位，在建康称帝，是为宋高祖武皇帝。他开了两个先例：第一个，是残忍地杀害了禅位的前朝旧帝，这在寒门出身的他，并不算太意外，但就是这样一个恶例，一直被沿用到了五代以后，可谓害人不浅；第二个，他是第一位在建康受禅的皇帝（桓玄那样的不算），他这个皇帝没有了长安，也无法定都洛阳，成色大打折扣。所幸，他开启了南朝第一个治世局面的序幕。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三、南北二帝的身后事

偏安江南一个多世纪的东晋王朝终于灭亡了，回顾东晋的一百零五年历史，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士族轮流坐庄，维持着所谓“君弱臣强”的局面，司马氏的帝位反倒一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中间的几番变故，包括桓玄废安帝，都没能持续太长时间）。刘裕出身寒门，其背景实力远不及前面几家，最后竟能脱颖而出，取代晋帝，这实际上并不是偶然的。

东晋前期和中期，士族势力相当强盛，皇权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都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力量平衡，这种平衡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也使得小型的变故叛乱不可能造成大的影响。淝水之战以后，士族势力开始减弱，孙恩、卢循扰乱江南十多年，使得整个社会秩序开始大的动荡，社会各阶层重新洗牌。其结果是，士族势力不再能够制衡皇权。桓玄的灭亡后，士族彻底退出一线舞台，整个国家重新回归到皇权专制，于是刘裕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建康的帝诏控制各方诸侯，达到翦除异己的目的。同时，由于刘裕本人出身低微，他所选择的辅佐大臣，也大多是来自寒门，这就进一步地改造了政权的内部结构。南朝四朝的开国君主都出身寒族（齐、梁两朝的萧氏情况稍复杂，见《明主昏君》），可见士族已不再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了。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参读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中间有十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或许是因为早年行军打仗落下一身伤病，或许是因为忽然过上安逸的宫廷生活有些不习惯，刘裕这位南朝第一帝只当了两年皇帝，就得重病驾崩了。他在这两年中，下了不少有利百姓的政令，比如下令减免赋税，裁减各地冗余的地方官员，改革苛刻的刑法，恢复学校与考试制度，一系列措施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晋末年南方内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百姓急需一个宽松的环境休养生息，南方在后来的三十年间形成“元嘉之治”，刘裕开的好头功不可没。

当然，根本不鸟刘裕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五柳先生”陶渊明。士族虽然弱了，刘裕治下的官僚阶层仍然是相互倾轧、以权谋私。对官场和社会现实彻底失望的陶渊明在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愤然辞官，回乡躬耕，宁可老死户牖，不愿出山为官。在他眼里，刘裕也不过是唯利是图的小人物，不可能实现他“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南宋诗人陆游对他十分赞赏和佩服，曾为之题诗：

<span>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

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span>

这首诗短短二十八字，刘裕与陶渊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处世之道跃然纸上，陆游自己一生不得志，在此写尽了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气概。

一代帝王，任人评说。“帝王最难身后事”，刘裕的身后事，也不容易。刘裕早年戎马军营，无暇生养孩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刘裕称帝时，一共只有七个儿子，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其中头四个已经被封王，分别是长子，即太子刘义符，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四子彭城王刘义康。

刘裕觉得有理，便反问道：“庐陵王刘义真怎么样？”

谢晦说：“让微臣去观察一下。”

刘裕心里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次子，刘义真当年若不是只身逃回，刘裕说不准还真有可能为他再度北伐。刘义真虽然打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大败仗，但总觉得自己是块料，对皇位兴趣颇高。谢晦找他谈话，他是一个劲地说，生怕谢晦不了解他。谢晦呢，对这样夸夸其谈的人显然不喜欢，也不多答话，回来向刘裕禀报说：“庐陵王德轻于才，做不了皇帝。”刘裕闻言不快，把刘义真外放到南豫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在淮河以南的部分）去做刺史，仍旧以刘义符为太子。

在战场上坚挺无比的刘裕却无法逃脱自然规律，撒手人寰。临终前，刘裕指定徐羡之、傅亮、谢晦和檀道济四位为顾命大臣，托以朝廷大事。吩咐完毕，刘裕还不放心，又屏退众大臣，叮嘱刘义符说：“檀道济这个人有些才干谋略，但终究一介武夫，没有大的志向。徐羡之、傅亮两个都是理政的人，应该不会有别的想法。唯独谢晦，几次跟着我征伐，颇懂机谋，若说有异心的，那就是此人，你需要多多防备。”刘义符拼命点头。

刘裕的这番话，就跟先前在长安对沈田子说的那番话一样，不但多余，而且贻害无穷。既然害怕谢晦造反，最好的方式就是限制他的权力，至少不能委以大任。一面要让他做顾命大臣，一面又要让太子防着他，而这个太子，又偏巧不用心且没能力，怎么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刘裕这些错误的安排为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了定时炸弹。

拓跋嗣依旧不听，命司空奚斤都督军事，与将军周几、公孙表一起为前锋，率部大举南侵，这才引出了宋、魏两国之间的第一场大战。

刘裕称帝时，西秦乞伏炽磐、西凉李歆纷纷遣使祝贺，承认宋国宗主国的地位，甚至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和百济两国的国王，都慑服于刘宋的威名，前来朝贡受封。强大的北魏也派使臣与宋通好；大夏赫连勃勃尽管没有向宋求和，但也不敢出潼关半步，乖乖地呆在关中做土皇帝。

现在没有了刘裕，北方各国自然会对南面的土地有些想法了。北魏皇帝拓跋嗣虽然才只三十出头，身体却不怎么行。与他父亲一样，拓跋嗣喜欢服用“寒食散”，导致病发频繁，精神不稳定，碰巧这时幽州等地出现了日食的异象。古代人对日食这样不太常出现的天象还是十分恐惧的，总觉得有什么灾祸会发生，拓跋嗣就问崔浩：“如今天有灾异，朕又身体不佳，万一有个好歹，我几个儿子都还年少，这可如何是好。爱卿给朕想想办法。”

崔浩答道：“陛下年富力强，只要修德重行，身体自然会安康的，那些所谓的灾异，未必都会应验，希望陛下不要相信迷信的说法，过分劳神。如若万不得已，请听微臣斗胆一言：我们魏国建国以来，一直不重视立储问题，以至于有拓跋绍之乱。现在陛下应该早立太子，在公卿中选择忠诚贤能之人做师傅，挑可以信赖的官员在他身边帮助他，早日培养他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如此一来陛下就可以优游无为，颐养天年。百年之后，国有明主，民有所望，奸佞之徒就无可乘之机了，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祸福的大事啊。如今皇长子拓跋焘，年龄十四五岁了，不但聪明，而且为人温和，立为太子，乃是天下之幸。”

拓跋嗣又向南平公长孙嵩请教，长孙嵩也认为拓跋焘既长又贤，是储君的最佳人选。拓跋嗣很高兴，就立拓跋焘为太子，命长孙嵩、奚斤、安同三人为左辅，命崔浩、穆观、丘堆三人为右弼，这几个人各有优势，共同辅佐教导太子。（拓跋嗣打仗虽然一般，但培养储君的招数就比刘裕高明得多，自己在位时就用一批忠臣重点培养，以达成君臣之间的默契和彼此信任，使得身后的政权交接比刘宋要顺利许多。如此看来，拥有一堆才高智足的大臣，还不如只有一个深谙事理的良辅。在这一点上，崔浩对于北魏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皇太子刘义符即皇位。消息传到北方，各国君主都松了一口气：刘裕这头猛虎终于死了。

拓跋嗣执意要伐宋，觉得崔浩自己是汉人故意为汉人的政权说话（实际上是否如此也很明显，这个我们留待后面再说），又诘问道：“刘裕乘姚兴去世而灭了后秦，朕为何就不能乘着刘裕去世讨伐他们么？”

崔浩也不屈不挠，说：“姚兴死时，诸子相争，所以刘裕才讨伐他们，现在江南没有出类似的问题，两者没有可比性啊！”

太子刘义符年纪轻，终日只知玩耍。刘裕身边的谢晦有些担心，就找了个机会向刘裕暗示：“陛下年岁已高，应该考虑一下万代帝业之事，此事至关重要，不可以任之非才。”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四、魏宋河南大战

北魏的这次南征，其目的并不是消灭宋国。北方的柔然国正值第四任可汗大檀在位，大檀自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鲜卑语“制胜”的意思），野心很大，时刻想着入侵北魏。拓跋嗣曾在神瑞元年（公元414年）给过他一次教训，但由于天降大雪而无法继续北上追击，未能消灭柔然主力。为了提防身后的强敌柔然，拓跋嗣不想把战线拉得太长，他的如意算盘是尽收淮北之地，与南朝划淮而治。

宋国则是另一番景象。新登基的小皇帝刘义符年仅十七岁，对皇帝的责任和义务还没形成一套明晰的概念呢（相比之下北方的储君拓跋焘则是十五岁就开始重点培养，后来十六岁登基并成为一代英主，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游牧民族的孩子就是早熟早慧，而且在朝气上要远甚于南朝的那些帝胄王孙）。喜欢玩就罢了，他在居父丧期间也不懂礼节，宫外是打仗还是闹事他一概不关心，只对皇家的御花园感兴趣，身边尽是些阿谀奉承的小太监，这朝政可怎么搞得好。幸亏有刘裕留下的四位旧臣主管各项大事，才不至于混乱，然而君臣之间已经出现了隔阂。

宋国沿河的四个据点从东到西依次是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虎牢和洛阳。北魏发兵之际，内部有两种战略上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先攻城，另一种认为应该先略地。以奚斤为首的武将都觉得先把城攻下来，才能逐步控制河南之地。崔浩则不以为然，他说：“南人长于守城。当初苻坚攻打襄阳，花了一年都没打下来。如今我们大兵压境，攻打小城镇，如若受阻，则会大挫军威；要是敌人在这时增派援军，则敌锐我乏，那可就危险了。我看不如分兵略地，一直攻到淮水以北，在各地列置小的守臣，征敛租粮，如此一来，洛阳、滑台、虎牢就都在我军的北面，再难得到南面的救兵。他们必然会沿着黄河向东撤退，否则就成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还怕攻不下来么？”这一策略是相当正确的，北朝人的强项是骑兵，由骑兵来攻城，是舍长就短，正中步兵为主的南朝人下怀；黄、淮一带地形以平原为主，乃是骑兵发挥作用的场所，先以骑兵将宋军分割包围在孤城中，再用步兵慢慢消化，这才是最高效的作战方式。可惜大多数鲜卑将领都不听崔浩这一套，拓跋嗣还是决定先攻宋国的城池。

宋军在虎牢屯有重兵，由司州刺史毛德祖把守，东面的滑台驻守着东郡太守王景度，兵力较少。北魏都督奚斤率领两万步骑兵渡过黄河后，就在滑台东面安营扎寨。滑台形势吃紧，王景度赶忙向毛德祖告急，毛德祖立即派出三千步骑兵增援滑台。

奚斤强攻滑台，果如崔浩所言，打不下来，无奈之下向拓跋嗣要求增兵。拓跋嗣大怒，心说：“我给你两万人马，竟然打不下区区几千宋兵防御的小城。”他把太子拓跋焘留在塞上，防备柔然，亲自带了五万多兵马出天关，翻过恒岭，声援奚斤。

受了刺激的奚斤只得全力猛功滑台，毕竟人多势众，魏军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小城给拿了下来，王景度无奈出逃。奚斤乘胜攻下滑台和虎牢之间的小镇土楼，进逼虎牢。毛德祖守城颇有心得，魏军屡战屡败。

拓跋嗣见虎牢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来，又派了猛将于栗磾以三千骑兵屯于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北），攻打河南面的金墉和洛阳。于栗磾在拓跋珪称帝时就已是北魏赫赫有名的将军，此人好使一杆黑矛，武艺超群，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有万夫不当之勇。刘裕北伐后秦时，对驻扎在黄河边上的于栗磾又敬又惮，亲自写了书信向北魏借道，不敢直呼其名，抬头写的是“黑矛公麾下”。拓跋嗣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赞许，便封他作“黑矛将军”。

于栗磾是个擅长打硬仗的人。洛阳虽是晋朝旧都，却因连年战乱，百姓失所，残破不堪。宋国守将、河南太守王涓之只能驻守在西北面的金墉城。这里是宋国河防锁链上最西面的一个堡垒，离统治中心远，得不到有力的支援，相对薄弱。毛德祖勉强派部将窦晃带上一些军队沿着黄河南岸阻挡魏军，如何抵挡得住，于栗磾大兵一渡河，就把窦晃等人冲得落花流水；再往南一攻，王涓之便弃城逃跑，北魏迅速占领了洛阳。

这样，黄河南岸的四大据点宋国已经丢了两个，西线的虎牢岌岌可危，东线的防御也暴露在魏军面前。拓跋嗣派娥清、闾大肥会同周几、叔孙建等人率各部从下游渡过黄河，进攻碻磝，宋兖州刺史徐琰不战而逃，魏军长驱直入，泰山、高平（今山东邹城一带）等地相继陷落。叔孙建继而向东进入青州，攻克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等地。宋国在青州的治所是东阳城（今山东青州），青州刺史竺夔一面安排民众转入山林，坚壁清野，一面向朝廷发出告急文书。

宋国的大将檀道济此时身兼征讨诸军事，驻扎在南兖州（今江苏长江北岸一带），另一员大将、徐州刺史王仲德则屯兵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形势不妙，檀道济只好亲率大军，与王仲德共赴东线战场。西线的战事混乱，驻扎在寿阳（今安徽寿县）的庐陵王刘义真让自己的将军沈叔狸带着三千人与豫州刺史刘粹会合，相机而动。

北魏的将军奚斤和公孙表在西面强攻虎牢，战事十分激烈。拓跋嗣这时候已经移驾邺城，也觉得虎牢是取得西线胜利的关键，便派出兵力前去支援。毛德祖见敌强我弱，就下令从城内挖出六条深七丈的地道，一直通到魏军包围圈的外面，然后从兵将中募集了四百名敢死队员，由参军范道基率领，沿地道冲杀出去，突袭魏军的身后。魏军猝不及防，四散溃退，一下子被宋军斩首数百，并烧毁了许多攻城的器具。毛德祖的奇计小有收获，然而魏军毕竟有数万之多，死了几百个其实影响并不大，很快就如驱散的苍蝇一般聚集回来。

奚斤担心日久天长，虎牢若得到南面的支援，就不好办了，于是自率三千步骑兵，绕过虎牢，一举攻下东南面的许昌，断绝了毛德祖的退路。这边毛德祖见魏军自行分兵，认为有机可乘，便主动出击，与城外的公孙表展开大战。两军从早杀到晚，互有死伤，这时奚斤的骑兵正好从许昌赶回，与公孙表合击毛德祖，杀伤数千人。此战过后，毛德祖彻底放弃了主动进攻的念头，退回城内死守，另想别的计策。

他还真的想到一条妙计：原来毛德祖是北方人，与魏将公孙表有旧交。他乘作战间隙，与公孙表通信，交谈朋友情谊，信上面又故意涂改多处；另一面呢，他又秘密派间谍潜入魏营中，向奚斤揭发公孙表与宋军有密谋。公孙表倒是不念私情，老老实实地将毛德祖的信交付奚斤，本来是想表明自己清白之身的，却不曾想奚斤已经戴了有色眼镜，那些涂改的地方成了一个个疑点。奚斤让手下带上书信，将消息呈报拓跋嗣。

拓跋嗣本来就看公孙表不爽，身边的太史令王亮又恰好与公孙表有怨，一个劲地说公孙表置军不当，以致虎牢久久不下。拓跋嗣认定公孙表里通外国，派人夜入公孙表帐中，将其缢死。（毛德祖此计，与当年曹操离间马超、韩遂的计策一样，不过计策虽然达到了除掉公孙表的目的，但由于拓跋嗣的处置方式秘密得当，没有使魏军内部出现分裂，毛德祖未免要失望了。）

北魏不断向虎牢方向增兵，而东线青州那边也是兵力强大，志在必得。叔孙建以三万骑兵包围了东阳城，城里面才只有区区一千五百人。竺夔是个很有能力的官员，他在增修防御工事之余，屡出奇兵击败魏军，并且同样通过挖地道的方法奇袭，破坏了一大批魏军的攻城车。可是魏军优势太大，日夜狂攻，东阳北城的城墙被毁坏多处，城内士兵也越打越少，眼看整座城就要陷落，终于探马来报：檀道济的援兵快到了！

檀道济的军队走到彭城时，人数并不多，面对虎牢、东阳两城都告急的形势，他只能救助一边，两权相侵，最后决定带轻兵火速前往路近兵弱的东阳城。（对不起了，毛将军……）

东阳城下的叔孙建，面对千人防御的一座城，竟从头一年的冬天一直打到了第二年（公元423年）的夏天。天气渐渐转热，魏军多是来自塞上的鲜卑骑兵，哪里见过这样的天气，军中开始流传瘟疫，无法控制。叔孙建听说宋军后援将到，一咬牙下令放弃进攻，烧了营帐器具退往滑台。檀道济抵达东阳，粮食刚好吃完，无法追击，但不管怎么说，东阳城算是保住了。

虎牢方面就没那么幸运了，毛德祖虽然十分顽强，一次次击退攻城的魏军，但从四面八方集结过来的魏军实在太多了，城内的物资也开始匮乏。宋军在城内悬挂绳索，到黄河中取水。拓跋嗣知道后，料想宋军缺水，便下令将船舰在黄河边上排成一排，阻止敌人从黄河的水源取水。这样一来，城内的守兵就只能靠地下水过活了。魏军还没完，又挖掘地道，泄放城里的地下水，可谓狠到极点。

叔孙建到达滑台后，又继续西进，与奚斤共攻虎牢。至此虎牢被围两百多天，无日不战，宋兵战死殆尽，而魏兵越打越多。外城被魏兵攻破后，毛德祖在城内重筑了三道城墙，魏军又攻破两道，只剩下一道城墙。毛德祖誓与虎牢城共存亡，对外昼夜抵抗，对内抚恤将士。士兵们条件艰苦，很多人都病倒了，身体还行的士兵由于晚上不能睡觉，眼睛干燥，用手一擦，就生创了，却始终没有人想要逃跑或投降。

毛德祖一个北方人苦苦支撑，南面的南方人却不知道在干吗。驻守项城的刘粹是离虎牢最近的一支军队，却害怕魏兵强盛，不敢进攻。沈叔狸、檀道济等军更远，也只守城，不往虎牢挪一步。

弹尽粮绝的虎牢城，终于在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的四月被北魏大军攻陷。毛德祖被俘，为北魏所杀。只有范道基带着两百多人突围成功，回到南方。宋国的司、兖、豫等州基本上落入北魏之手，唯一的“胜果”是保住了青州。魏国以强攻的方式拿下了黄河南岸的三座重镇（严格而言，只有虎牢一处是大仗），但也因战争和瘟疫损失了三成的兵力。一场大战，双方都没能笑到最后。

设若在出兵时，拓跋嗣听从崔浩的建议，历史又会怎样改写呢？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五、废立风波

魏宋大战结束后，魏、宋两国的边境线从黄河南移到了项城、湖陆、东阳（叔孙建撤军后，青州刺史竺夔鉴于东阳城已基本毁坏，将青州的治所移到了不其城（今山东即墨西南））一线。宋国在淮北一带的防守压力陡然加重，北魏也由于战略目的不够明确，没有能够尽收淮北之地。

更严重的后果是，拓跋嗣由于御驾亲征、路途劳顿，旧病复发，回到平城的西宫后不久就去世了。十六岁的太子拓跋焘即位，这就是北魏诸帝中武功赫赫的太武皇帝。拓跋焘一上来，就把长孙嵩、奚斤、长孙翰几名有功的前朝旧臣封为王，并大赦天下，废除禁锢，开仓放赈。刚刚经历战乱的河南一带流民闻讯，纷纷涌入北魏境内，冀州、并州等地一时成了大量穷困老百姓的“乐土”。（北魏借着新皇登基的新措施，可以看做南征战争的后续手段。战乱多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烟稀少，就是因为百姓缺乏生活来源，不断迁往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拓跋嗣的放赈虽有些嫌晚，在客观上仍然对缓解胡汉矛盾、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人“伐丧”，北面的柔然人也“伐丧”。安分了十年的牟汗纥升盖可汗大檀得知拓跋嗣去世，新皇登基，不禁大喜，便于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率六万骑兵杀入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大肆杀掠，并攻陷了北魏从前的宫殿盛乐宫。年轻气盛的拓跋焘大怒（“刚上台就敢打我的旧都，这不是欺负人么？”），亲自率领轻骑兵，三天两夜就从平城赶到了云中。大檀毫不示弱，派自己的侄子、大将於陟斤以骑兵将拓跋焘的军队围了一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竟有五十重之多。魏兵将士个个大惊失色，唯独拓跋焘颜色自若，不以为然，方才稳定住了军心。柔然军队人虽多，却没什么秩序，拓跋焘远远看见於陟斤忙着指挥，便暗暗吩咐身边的神箭手专射於陟斤。一箭射去，於陟斤落马身亡，柔然军没了主将，立时自乱阵脚。大檀心中害怕，带着手下的骑兵就往北遁逃。

第二年，拓跋焘又整顿兵马，亲率大军分五路东西并进，深入沙漠，讨伐柔然。柔然各部没见过如此浩大的攻势，一直往北逃窜。拓跋焘大获全胜，只可惜沙漠太广袤，无法一路追到底，擒住大檀。

对柔然的两次作战大胜使北魏暂时减缓了北面的危险，拓跋焘开始有时间考虑其他的强敌了。这时发生了两件在北魏看来十分喜人的好事：一件是南面的宋国内部出现了臣废君、君又诛臣的大事；另一件是西面的大夏暴君赫连勃勃病死，诸子为争夺嗣君之位发生了内战。

河南大战之后的宋国内部矛盾重重，刘义符毫无做皇帝的样子。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因为失地丧师，上表自贬官职，刘义符却只下一道诏书，一概不论罪。官位虽然得保，国家法纪却遭到了破坏，顾命大臣们开始秘密谋划废掉小皇帝。

前文说过，刘裕的儿子一共七个，如果废掉长子刘义符，按照长幼之序，合法继位的人选就是任南豫州刺史的次子刘义真了。刘义真自己有一个朋友圈，当时的名士谢灵运、颜延之，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人很有才华，但都性情偏激，恃才放纵，不为朝中大臣看重。徐羡之等人一方面想要立个明君，一方面又不想失去朝廷重臣的特殊地位，自然不愿意让刘义真上台，任由他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徐羡之便利用刘义符与刘义真兄弟间原先就有的矛盾，收罗了一些刘义真在南豫州期间轻视、侮辱执政官的罪证，向朝廷上书奏明。刘义符果然一道圣旨，将刘义真废为庶人，迁到新安（今江苏睢宁）拘禁起来。

头一步走得顺利，几个文官顿时胆子大了不少，下一步就是要废帝了。这可不是小事，必须要联合朝中的武装力量，以保证万无一失。徐羡之将另两名在外地的重要人物——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招入建康，把废立皇帝的打算告诉了他们。檀道济对于徐羡之私废皇子的行为本来并不赞同，但反对意见总得不到采纳，只好暂且与他们合作。

景平二年（公元424年）五月的这天，领军将军谢晦以府中房屋破损为借口，命家人悉数住到府外，而将一队整装已毕的军士引入府内安置。同时，谢晦又预先通知刘义符身边的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在宫中做内应。当晚，谢晦与檀道济同宿府中，谢晦辗转反侧，不得入眠，檀道济不愧为打过大仗、见过大场面的将军，临大变而酣睡如故，谢晦对此佩服不已。

游戏无度的皇帝刘义符在皇宫北面的华林园里搭了个酒肆，正亲自担当酒保卖酒呢。他与太监小厮们自卖自饮，喝多了以后又坐龙船夜游附近的天渊池，最后便睡在船上。次日天刚蒙蒙亮，檀道济便领兵在前，徐羡之等人紧随其后，冲进皇宫。两个内应邢安泰和潘盛预先把防卫的人都支开了，军士一路冲上龙船，杀掉皇帝身边的两个侍卫，砍伤睡眼蒙眬的刘义符，连架带扶地把他押出皇宫东阁，收束了玺绶，送往原先的太子宫拘禁。

徐羡之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迎立名望不错的宜都王刘义隆。大臣们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一道旨，废刘义符为营阳王，迁往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并以刘义隆承继皇位。徐羡之深恐有变，刘义符前脚刚走，就马上派人前往吴郡和新安两地，将刘义符、刘义真这对难兄难弟分别杀害。（徐羡之等人，为了社稷的安危，废掉不称职的皇帝，这本身并不是不可以，但至少应该先掂掂自己的分量。他们既各怀私心，想做霍光那样有功的权臣，又想把希望寄托在新皇身上，矛盾的愿望恰好与刘裕在东晋末期收回皇权、恢复中央集权的现实相抵触，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容于当世的。所以祠部尚书蔡廓在他们弑君后说：“营阳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

十八岁的刘义隆镇守于远在上游的荆州，傅亮便带领百官前往江陵迎驾。徐羡之又担心荆州要地，万一刘义隆登基用了其他人，就不好办了，便自作聪明地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雍、益等七州的军事。三个人已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留个人在外面，万一有变，也好有条退路。

刘义隆在江陵听说了两个哥哥的死讯，手下的文武官员十分顾忌，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建康自投罗网。司马王华认为不然，他说：“徐羡之等人寒士出身，受先皇顾命，重任在肩，看不出想要造反的意思。之所以废了皇帝，并杀害二王，应该是害怕将来被清算，故而下手。他们对皇室效忠已久，也不可能忽然有异志。而且这三个人势均力敌，谁都不服谁，只是想要借机握权自固而已，必会仰待少主殿下。如今只管放心跟去，实在没什么可以顾虑的。”

王华识势也识人，一席话把三个大臣的心理分析得十分透彻，其中带有猜测的成分，但也很在理。刘义隆与他的两个哥哥不太一样，不爱玩而喜爱读书，还写得一手好字，颇明事理。听了王华的建议之后，刘义隆笑道：“爱卿是想做当年劝汉文帝进京即位的宋昌吧？”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也都劝刘义隆动身，刘义隆心中有底，说：“朝中诸公受先皇遗命，不会背弃，何况我手下的兵力也足以制人，有什么好怕的！”

刘义隆把王华留在荆州，又让到彦之镇守在襄阳以防不测，然后起程接见傅亮等众臣。孰料一场宫廷政变之后，南方歪打正着地出现了数十年来难得的好局面。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六、宋文帝诛臣亲政

安排停当，转眼到了第二年，徐羡之、傅亮两个觉得自己任务完成，便上表要求归政。宋文帝也不急着接受，下诏不许。徐羡之等人琢磨了半天，认为皇上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就继续上表，再度要求归政。宋文帝也乐得玩这游戏，再次不许。直到第三次表送上来，他才勉强答应。徐羡之心中不踏实，回府之后不再理事，身边的侄子徐佩之以及程道惠等人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合时宜，苦劝了一阵，徐羡之又重新就任（作为一名文官，这时候可能有些预感了）。

头一招稳住了众臣，确立了威严，刘义隆心中便有了底。他将荆州一带的事务向到彦之、王华等人仔细吩咐停当，便带领自己的亲兵，以中兵参军朱容子做贴身侍卫，登上来接驾的大船，前往建康。

然而一系列政令中有一条却耐人寻味，容易被人忽略：宋文帝恢复了刘义真的庐陵王的爵位，并将刘义真的灵柩及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迎回建康。这其实是个很明显的信号，说明宋文帝对于这场小的政变并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徐羡之等几个文士的脑袋少一根筋，政治敏感性太差，以为宋文帝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王谢风流，依稀可觅。

谢晦应声续道：

谢晦依然不信，还自作聪明地让何承天先拟个奏折，提议北伐最好放在下一年。这时又有江夏内史程道惠派府内的中兵参军乐冏前来送信，也说朝廷要行动了。谢晦这才意识到不对，却还不死心，对何承天说：“万幼宗还没来，如果再不来是不是就不会来了呀？”

就剩下一个谢晦了，宋文帝向檀道济求教讨伐谢晦的方略，檀道济对这位昔日的同事十分了解，答道：“微臣曾与谢晦一同随先帝北伐，入关大战中的计策，十有八九都是谢晦所献，他的才略自有过人之处。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从没独自带兵打过仗，指挥作战恐非所长。微臣了解谢晦的才智，谢晦也了解微臣的勇武。如今我奉命讨逆，一战必擒他前来！”

宋文帝刚一继位，不能完全掌握朝中的情况，毕竟建康不是自己的“地盘”。于是他对文武百官一律加官晋爵，徐羡之晋位司徒，傅亮加封开府议同三司，谢晦晋号位将军，并正式批准他去荆州做刺史，檀道济晋号征北将军，王弘则晋位司空。犯下弑君大罪的徐羡之等人大松一口气：咱们的官位不降也就罢了，居然还升了，看来皇上是默认了咱们的行为，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宋文帝大喜，立即下令戒严，到彦之、檀道济等诸军并进，攻打谢晦的江陵。谢晦也已得到了徐、傅二人的死讯，便传檄天下，讨伐皇帝身边的三王，以弟弟谢遯为竟陵内史，以一万兵士留任，以大将周超防备北面的刘粹，自领兵两万兵发江陵，舟舰众多，在江面上连成一片，旌旗蔽日，蔚为壮观。谢晦登高远望，不禁感叹：“可恨不能以此大军为勤王之师啊！”

一片升官令中，有几条才是宋文帝真正想要做的，他开始重用荆州旧部，把王昙首、王华升为侍中，并封王昙首为右卫将军，王华为骁骑将军，又把护卫朱容子封为右军将军。对手中有兵的到彦之，宋文帝让他做中领军，委以军政要务，同时也让他稳住赴江陵上任的谢晦。

何承天着急，答道：“哎呀，都火烧眉毛了，将军还存幻想？万幼宗怎么还会来？还是快点想办法对付吧。”

谢晦顺江东下，部将庾登之很快就逼近了到彦之进驻的彭城洲（今湖南岳阳东北，位于长江南岸），中兵参军孔延秀攻打彭城洲，到彦之的部下萧欣大败，丢掉了彭城洲，向东溃退。到彦之军心浮动，众将都想退守下游夏口，到彦之则坚持屯兵彭城洲东面的隐圻，静候檀道济的军队。

谢晦兄弟子侄及其同党孔延秀、周超等均被判处斩。临刑之际，谢晦的侄子谢世基口占四句，道：

谢晦部众走的走，降的降，只得遵照何承天的中策行事，带着弟弟谢遯等七人骑马北逃。偏偏谢遯不争气，身体肥胖，骑不得马。谢晦一路上不停地等他，行进速度非常之慢，终于在至安陆延头（今湖北大悟东南）一带被人捉住，送往建康。

谢晦沉吟半晌，缓缓道：“荆州乃用武之地，兵粮充足，姑且一战，万一打不赢，再走不迟！”于是让何承天书写表文，准备以“清君侧”（指的是宋文帝身边的王弘、王昙首、王华这三位诬陷忠良）为名起兵。

于是上上下下又安静了一年。元嘉三年（公元426年）风云突变，宋文帝准备行动了。他明白在整个废立过程中，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为主谋，檀道济、王弘二人则只是为形势所逼，而且王弘与宋文帝之间还有一层关系，他是亲信王昙首的兄长，因此，他暗中拉拢檀、王的势力，并确立了对内诛杀徐、傅，对外征讨谢晦的基本方针。为了确保行事周密，调兵遣将的同时，朝中对外宣称准备北伐魏国。

谢晦正得意着，到彦之的“后援团”檀道济抵达，与其合兵一处，战船纷纷停往岸边。谢晦见了檀道济旗号，又惊又怕——原本还指望与他并肩作战，现在却成了对抗疆场的仇敌。谢晦心中没底，连日在江北观察敌情，一开始见对岸敌船不多，颇为轻视，也不马上出战。

傅亮找了个借口跑回家，又派人告诉徐羡之。徐羡之自从归政后一直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听到消息后二话没说，一个人跑出城西，找了个烧陶的土窑，自缢而死。

（何承天给出的上策基本上就是谢晦此时的唯一选择，乘早动身，还可以像司马休之那样客死他乡，到了北魏说不准还能混出点名堂。谢晦赖以对抗朝廷的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自东晋末年以来就一直是割据的主要场所，从桓玄、刘毅到司马休之，无不如此。但这几位的下场呢，竟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可见以荆州一州之兵对抗天下，其可行性大有问题。谢晦若能仔细研究以前几位军阀失败的教训，也许就不会冒险做出打不赢再走的决定，所以谢晦此人缺少一点自知之明。）

傅亮出城逃跑，也许是想死在兄长傅迪的墓前吧，半道上被屯骑校尉郭泓收捕。文帝专程派人送诏，说：“以傅公在江陵迎驾之诚，朕当保你诸子无恙。”

于是一片刀光血影，傅亮被斩首，妻子儿女迁往建安（今福建建瓯）；一同被杀的还有徐羡之的两个儿子，以及谢晦之子谢世休；谢皭暂且收押，只有徐羡之的哥哥侥幸被赦免。

谢晦这个人，长得帅，又有诗才，以前曾代刘裕写过应制诗，但是碰到这种事情就慌了手脚，赶紧向何承天问计。何承天不算是个庸碌的参军，建议还是有些见地的：“朝廷实力强大，以天下之兵而攻打荆州一地，强弱悬殊。马上动身，到境外以求活命（言下之意当然是投靠北魏了），此乃上策；或者屯兵义阳（今河南信阳），将军亲自率领大军在夏口迎战朝廷的军队，如若打败了，就从义阳出边境北投，这是中策。”

谢晦先得了傅亮的书信，不以为然地对咨议参军何承天说：“万幼宗这两天就要到，傅公知我多事，所以提前写信告诉我呢！”

驻守江陵的将军周超刚刚击败了前来攻打江陵的刘粹，还指望领赏呢，一听说谢晦兵败回江陵，明白大势已去，连夜孤身一人投降到彦之。

傅亮仰天长叹：“我傅亮受先帝之托，废黜昏君而立明主，是为社稷着想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吟罢声泪俱下。前来送行的谢晦之女，乃是彭城王刘义康的王妃。她披着发，光着脚，与父亲诀别道：“堂堂大丈夫，应当横尸战场，为何狼藉都市！”其情其景震撼法场，令旁人嗟吁不已。

北伐并非小事，傅亮心中担忧，便小心翼翼地打探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朝野上下还在犹豫不决，皇上不日将派外监万幼宗前往江陵与谢晦共商大计。傅亮赶紧写一封信，派人到荆州通报。

当年（公元424年）八月，刘义隆抵达建康，先谒父皇的陵墓，再受百官的玺绶，大赦天下，改元元嘉，这就是宋太祖文皇帝。

<span>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

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span>

何承天忧虑地说：“外面早就传开了，皇上西征的事都定了，万幼宗哪还可能来！”

由于朝廷的一些行动十分异常，很多人都已经打听到宋文帝将有大动作，单单瞒着徐羡之、傅亮两个事主。谢晦的弟弟谢皭在朝中担任黄门侍郎，闻讯大惊，连夜派人快马报知谢晦，让他早做准备。

谢晦见宋兵龟缩不出，便得意起来，还天真地上表提出条件：“陛下若现在处置三王，臣立刻就勒兵西归，回去复任。”

<span>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

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span>

渐渐地，下面上来的船只越来越多，前呼后应，首尾相接，一眼望不到边，谢晦手下的兵士们再无战心。南岸列舰完毕，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荆州军猛攻，荆州军立时崩溃。谢晦连夜逃跑，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坐小船前往江陵。

刘义隆一见到傅亮，便拉着他的手号啕大哭起来，哀痛极深，左右都被感染得落泪。悲泣一阵之后，刘义隆就问起两位兄长被废被杀的始末，边问边哭，两边众臣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一眼的。傅亮见此场景，一时张口结舌，无话可说，汗水完全湿透了衣裳。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七、拓跋焘伐夏

铲除了谢晦的势力后，宋文帝刘义隆正式开始了他元嘉年间的统治。

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南北大战结束不久，江南的流民又有增多的趋势。宋文帝在即位初年便花大力气继续施行刘裕时期以来的“土断”政策，清理户籍，并抑制地方豪强。

所谓“土断”，按现在的话说呢，有点像临时户口转正。这个政策的产生源于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流民涌入江东地区。东晋年间，政府为了安顿流民，采取了侨置州、郡、县的手段。比如说你是冀州来的流民，而真正的冀州已经掌握在北方政权手中，那么就虚设一个冀州，并在你的户籍上注明“白籍”，说明你不是居住地的土著，而只是侨居于此。凭借这样的侨户身份，流民就可以获得“优复”，豁免调役的负担。由于白籍人口渐多，东晋政府为了简化管理，增加税收，就要废除优待白籍侨户的政策，于是推行“土断”，逐步撤销侨置的州、郡、县，让白籍侨户直接并入所在地的州郡，受当地政府的管辖，与土著居民一样缴租纳税，接受徭役。

这样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侨户原先享受的优待政策完全取消，很多人为了继续逃避调役，就投靠豪强大户。为此，政府又同步采取措施，对各地户籍进行盘查检对，严惩隐报冒报的情况，并重点打击豪强的势力。

早在刘裕之前，桓温曾在晋哀帝时期推行过一次土断，称为“庚戌土断”，比较彻底。而刘裕掌权时隔六七十年，江南经过了大小战乱，户籍重组正是时机，这次土断开始于东晋义熙年间，刘宋统治期间一直大力推行，因此也称“义熙土断”，其主要特色是法令严厉，收效显著。

在强制推行“土断”的同时，宋文帝也推行安抚的政策。即位当年，他就宣布一律免除老百姓拖欠政府的租税和债务。之后，他又多次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减免税收；对于鳏寡孤独，没有劳动能力的百姓，给予药品、粮食以及额外的关照；对于灾荒地区，由政府出面赈济，送粮送药，并发放粮种以备来年。

宋国服役政策沿袭旧制，男丁年满十三服半役，年满十六服全役。侍中王弘提出人的体质有强弱，很多人十六岁还在发育，更不要说十三岁基本还是个孩子，这样的政策很不合理，以至于一些年轻人逃役在外，对社会安定不利。他建议以十五至十六岁的男丁服半役，十七岁以上服全役。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经过一番调整，南方百姓的生计得到了很大的保障，政府也得到了丰厚的税收回报，可谓“双赢”。

安民之外，宋文帝大力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并从士族中提拔了不少人才，比如前面提到的“三王”：王华、王昙首、王弘，都是琅琊王氏的成员；像殷景仁是陈郡殷氏一族；谢弘微、谢灵运等则是陈郡谢氏一族。宋文帝选拔的，基本都是文士，处理朝政正是用他们所长。另一方面，对于兵权，宋文帝是牢牢把持的，除任用到彦之这样的早年旧部外，他将几个弟弟及堂兄弟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宣、刘义季、刘义庆（就是编的那位）封为刺史，各自镇守一方。

宋文帝本人也很愿意体恤民情，他对处理民间的诉讼纠纷尤其重视，元嘉三年（公元426年）他就前后三次到延贤堂听讼审案，解决冤狱，后来又经常去听讼。一般官员十分头疼的事情，他却亲历躬为，既建立了在官员当中的威信，树立了榜样，又大大提升了在百姓中的形象，一举多得。

宋文帝喜欢咏诗书法，对于文化教育很是重视。自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起，他先后开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大学馆，由当时的名士讲学，并亲自莅临听讲。这些学馆招揽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聚集了不少求学的学生。宋文帝又到国子学当面考核这些文化人，对优秀人才进行赏赐并授予官职。几十年中，江南一带文风大盛。

根据《宋书·良吏传》的描述，文帝元嘉年间，“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这是自汉末大乱孙氏占据江东以来南方最安定最繁荣的一段时期。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年轻的宋文帝燃起了雄心壮志，他要一扫北方乱世，统一全国。

同样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焘并没有抓住头几年的南方内乱而南侵，他的国家自建立之初就一直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在这位崇尚武力征服的统治者面前，文治高于武功的刘宋还排不上号，西面的世仇——赫连夏国，才是他早想消灭的眼中钉、肉中刺。

赫连勃勃统治时期，北魏忙着对付柔然和消化河南地区，夏国忙着与西面的西秦抢夺地盘，没有发生很大的冲突，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前文提到，夏国在这一年发生了内乱。

赫连勃勃有不少儿子。原先的太子是长子赫连璝，此人也像他父亲一样好武，在攻取长安的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赫连勃勃晚年却喜欢上了小儿子酒泉公赫连伦，想要废掉赫连璝而改立赫连伦。赫连璝听说后十分气愤，就带了七万兵马攻打赫连伦，赫连伦也不示弱，自领三万兵马迎战（胡人几乎与生俱来的统御力也的确很让人佩服）。两军交战，赫连伦战死。这时赫连勃勃的三儿子赫连昌又带着一万骑兵突袭赫连璝，赫连璝被杀，赫连昌合并了他的部众，回到都城统万。赫连勃勃不以二子相争战死而悲，而以赫连昌平乱精彩而喜，当即立赫连昌为太子。第二年，也即公元425年，赫连勃勃病死，赫连昌做了夏国的皇帝。

拓跋焘听说赫连勃勃死了，其心情就跟前几年拓跋嗣得到刘裕的死讯一样兴奋。拓跋焘准备用兵，北魏内部有三种意见：把漠北看做固有势力范围的鲜卑贵族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都认为应该先讨伐柔然，柔然若逃遁就追到底，不管抓不抓得住他们的首领，都可以有一大笔收获以充实军用；另有几个官员则认为可以先消灭东面的小国北燕；前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太常崔浩进言道：“蠕蠕（北魏君臣蔑视柔然，认为他们和虫子一样恶心，故而称其为蠕蠕，“蠕”发音同“软”）逃起来跟鸟兽一样，若派大军追吧，肯定追不上，若用轻兵突袭呢，又恐怕不足以消灭完。而赫连氏的国土不过千里，刑罚残暴，人神共愤，微臣觉得还是应该先伐夏国。”

长孙嵩坚持认为夏国如果像宋国一样坚守城池，柔然再乘虚而入就危险了。拓跋焘对崔浩的意见十分赞同，看着长孙嵩不顺眼，斥责他为官贪污，命令身边武士抓起他的脑袋去撞地（这叫“顿辱”之罚，是游牧民族使用的一种侮辱性的惩罚手段），其余大臣再不敢有反对意见。

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北魏兵发平城，司空奚斤带四万五千人袭击夏国的河东重镇蒲坂，周几带一万人攻打陕城，并由原先东晋的平阳太守薛辩之子薛谨带路。拓跋焘自领数万大军，直取统万城。

时值隆冬，拓跋焘的军队行进到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边），黄河封冻。拓跋焘便带了两万轻骑兵冲过黄河，向统万城杀去。冬至日，魏军距统万城只有三十多里，沿黑水边摆开阵势。赫连昌正和群臣饮酒作乐呢，匆匆披挂上阵，迎战魏军，打了败仗，慌忙退回城内。

拓跋焘身边的卫士豆代田乘着城门来不及关闭，带着一批人冲了进去，把西门给烧了。赫连昌赶紧关闭了宫门，才阻挡住魏军。拓跋焘见天寒地冻，不利攻城，就派兵在城中大肆抢掠，得到十多万头牛马，又下令将城中的一万多户居民全部迁徙回国，给赫连昌留下了一座空空荡荡的国都。

魏军的其他两路也很顺利，统万城战败的消息传遍夏国境内，蒲坂、陕城等地的夏国守将全无战心，都弃城逃跑，奚斤乘势攻入长安。北魏方面唯一的损失是大将周几病死于军中。西面的西秦、北凉以及仇池听说北魏进入关中，纷纷派使者，向拓跋氏归附。

赫连昌勉强保住了统万，但已经没啥兵力了。这时候夏国的主力部队还由他的五弟、平原公赫连定率领，在和西秦打仗呢。赫连昌急令赫连定回军攻打长安。魏将奚斤也不是等闲之辈，指挥部众与赫连定在长安相持。

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拓跋焘见夏军主力被牵制在长安，统万空虚，便欲卷土重来。他下令军士在阴山一带大伐木材，修造攻城的器具，准备一举拿下这座赫连勃勃时代号称坚不可摧的都城。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八、敢死队生擒赫连昌

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魏军再度兵发平城。拓跋焘以司徒长孙嵩等人率三万骑兵为前驱，常山王拓跋素等人率三万步兵为后继，南阳王拓跋伏真率三万步兵负责运送攻城车，将军贺多罗率精骑兵三千居前听候调遣，自己亲率数万主力军，大旗一挥，直指夏国国都统万。

大军渡过黄河后，行进缓慢。拓跋焘决定带轻骑兵先行。大臣们都认为统万城坚难拔，不如等步兵、攻城车都上来再统一行动。拓跋焘笑道：“用兵之道，攻城最下，万不得已，才考虑攻城。如今若是步兵、攻城车都开到城下，夏军必然心生恐惧，坚守不出。要是一时攻不下来，粮绝兵疲，进退无所，那就不好办了。不如以轻骑兵直接杀到城下，夏军见我们步兵都没到，守城的意志必然放松，我军再不断示弱，他们也许会出战，那就容易对付了。我的轻骑兵前有坚城，后无支援，此乃‘置之死地而后生’，用这样的军队不足以攻城，可若是在野外决战就绰绰有余了。”于是，他点了三万轻骑兵倍道兼行，往统万扑去。

统万城中的赫连昌原本打算坚守不出，等赫连定那边把奚斤搞定了，再回师合攻魏军。拓跋焘故意向夏军示弱，赫连昌也一概不理。拓跋焘无奈，几万大军只好驻扎在统万城附近，眼看后援未至，粮草将尽，形势不乐观。

这时天助强者，魏军营中有一个犯了事的小兵害怕受处罚，偷偷逃了出来，溜入统万城去向赫连昌报告情况，说：“现在魏军粮食快吃完了，士兵都开始以野菜为食，步兵、攻城车还没抵达，应该乘早进攻。”（这个情报阴差阳错地帮了魏军的忙，以至于我十分怀疑这是否是拓跋焘施的诡计。）

赫连昌得了可靠情报，十分高兴，便亲率三万步骑兵出城迎战。长孙嵩见夏军战阵严谨，不易攻击，劝拓跋焘暂避锋芒。拓跋焘道：“我远道而来攻打统万，就是怕敌人不出动。现在既然出来了，我若避而不战，则是长彼志气，灭己威风，绝不可以！我军应诱而歼之。”说着，就收起人马，佯装败逃。

夏军也是骑兵实力强劲。他们分开两翼，一路紧追魏军不舍。大概走了五六里，忽然有一阵风雨自东南袭来，飞沙走石，天色大暗。魏军士兵无法正常行军。

一个颇通方术的随军太监，名叫赵倪，就对拓跋焘说：“如今风雨交加，我们逆风，敌人顺风，天不助我；而且将士们饥渴难耐，陛下不如避一下，改日再战。”

旁边的崔浩怒斥道：“这是什么话？我军行千里而为取胜，已经定下的计策，岂可变更。敌人贪进不止，已无后援。我军应该埋伏起来，分开两路，攻其身后，正好能利用顺风的优势。所谓风向优劣，关键在于人，哪里有什么天时不变的道理？”拓跋焘深表赞赏，便把大军分为左右两队，转身对抗夏军。

拓跋焘正想指挥大军冲锋，忽然战马倒地，自己也就跟着摔了下来。夏国士兵纷纷来擒，幸亏有宗室拓跋齐以身捍卫，才将敌人杀退。拓跋焘重新上马，亲手刺死夏国将领斛黎文。拓跋焘手中流矢，仍然浴血奋战，杀死了十几个夏国的骑兵，大大激励了魏军士气。而夏军则已溃不成军，死伤上万。赫连昌根本控制不住败势，被反击的魏军一路追到统万城北，来不及进城，带着残兵败将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

拓跋焘未经攻城，只用几万骑兵就顺利接收了这座城坚墙固的统万城。他率领大军开进城，俘虏了数以万计的夏国王公大臣、后妃宫女，马匹三十多万，牛羊数千万，国库珍宝，不计其数。拓跋焘不禁感叹：“蕞尔小国却如此劳民伤财，怎么可能不亡呢？”不过感叹归感叹，自己还得继续享福，他见赫连勃勃的三女儿姿色出众，立即封为贵人，纳入后宫。

财宝美女之外，拓跋焘还得到了更为珍贵的人才，其中包括夏国的史官张渊、徐辩，以及原先的东晋降将毛修之等人。最有意思的是这位毛修之将军，当年东晋丢长安，只有他苟活了下来，到了北魏，又被拜为将军，在与柔然的战斗中屡建大功。这本已称得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却还有一道独门绝技，就是擅长烹饪，对于江南的饮食很有“研究”，而拓跋焘又恰好爱吃南方菜，对他做的美味佳肴情有独钟，后来还常常把他召入宫中御膳房，专做南方菜。（这也算是为推动祖国传统烹饪文化的传播作出伟大贡献了吧。）

赫连定还在长安连吃败仗，听说统万失守，也不再恋战，带兵退往上邽。拓跋焘班师的同时，也命长安的司空奚斤撤军。奚斤不甘心，亲自上书，信誓旦旦地要求增兵攻打上邽，活捉赫连昌。拓跋焘见他赤心可嘉，就给了他士兵一万，战马三千，并派大将娥清、丘堆，与奚斤并肩战斗。

赫连昌在上邽遇到魏将尉眷的攻击，被迫退保平凉，奚斤进逼安定。安定一带离统万很远，魏军的补给跟不上。很快，奚斤的几万大军就陷入困境，战马病死，士兵缺粮。奚斤撑不下去，就放纵士兵到民间抢夺粮食，结果又遭到赫连昌的突袭，损失不小。奚斤只好下令筑堡垒自固，任由赫连昌在门口挑战，全没了向皇帝上书时的气概。

监军御史安颉对奚斤的退缩政策十分不满，质疑说：“将军受诏灭夏，现在反倒被敌人困住了，就算不被敌人杀死，逃回去也要受到军法惩治。进退两难，将军诸位就没想过自己的前程后路吗？”

奚斤为难地说：“现在将士无马，用步兵打骑兵，没有赢的道理，我看还得等朝廷的救兵才行。”

安颉火了，说：“如今敌寇在外头逍遥，我军兵困粮尽，再不决一死战，那才是死到临头了呢，朝廷来的救兵能有用吗？与其等死，不如死战！”奚斤还拿马少的理由来搪塞。安颉请求挑选二百匹战马，招募一支敢死队，突击夏军，专捉赫连昌。就算不能破敌，至少也可以挫其锐气！奚斤依然面有难色。

（安颉这个建议，有冒险成分，却正好可以应付这种情况，后来也被事实证明能够奏效。当时的监军御史其实只能向皇帝报告战况，没有权力干预指挥。关键时刻安颉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说明打仗比的不仅是指挥者的大策略、大智慧、大勇气，各种偶然因素都可能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有时候即使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鬼点子也可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说不动元帅，安颉就回来与大将尉眷私下商量，暗中挑选了二百名骑兵，准备作战。果然赫连昌亲自带兵进攻，安颉便带上他的二百敢死队应战。北魏的士兵们都认得赫连昌，一个个恨得牙痒痒，争先恐后地要去捉他。说来也巧，这时天色大变，又出现了拓跋焘在统万城外碰到的类似的天气——狂风大作，这次轮到赫连昌的战马摔倒了。他可没拓跋焘这么幸运了，魏兵一拥而上，把他摁倒在地捆了个结实，堂堂夏国皇帝就这么被天气、战马加上对手的好运气害惨了。

不过赫连昌之后的运气还不差，他被送回平城后，因为一表人才，引起了拓跋焘的好感（不知道是不是皇帝都有喜欢美男子的倾向），不但把他安置在自己的西宫，还把自己的亲妹妹始平公主嫁给他。后来拓跋焘更是常常把赫连昌带在身边，和他一起各骑一匹马去山里打猎。尽管北魏将士都觉得这样做不妥，拓跋焘却一直不以为然，说：“只要天命在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可惜赫连昌不“识相”，终于在北魏延和三年（公元434年）叛变西逃，被魏将所杀。

赫连定收拾了残兵败将，逃回到平凉称帝。魏营里的安颉、尉眷立了大功，被拓跋焘加官晋爵，很是风光。奚斤自认为身为元帅，功劳却被底下人给抢了，又恼又羞。他也不听手下劝阻，便率领数万骑兵追击赫连定。赫连定得到北魏军中前来投降的偏将的报告，知道魏军粮草饮水都不足，走不了几天。就在半路上设下埋伏，突击魏军。奚斤轻骑猛进，哪里料到这一手，结果全军大败，奚斤、娥清等人都被生擒，士兵更是伤亡近万。

赫连定乘胜东进，奔长安而来。魏军辎重留在安定，由大将丘堆把守。丘堆听说前面大军覆没，吓得丢下辎重掉头就跑，到了长安也不守了，拉上拓跋焘留在那里的高凉王拓跋礼，一直跑到河东的蒲坂才歇住脚，夏军重新夺取了长安城。

拓跋焘勃然大怒，下令安颉将败将丘堆就地正法，然后固守蒲坂，阻击夏军。

赫连定其实也没有更多的力量再往东扩张，他派使臣到北魏请和。魏夏的战事前后已有三年，总体来说，北魏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战果，夏国的疆域面积已经不到原先的一半大。拓跋焘需要时间休整兵马，便传了诏书，让赫连定亲自来投降。

赫连定自然不会乖乖上门，两家就这么处于短期停战状态。西面的战火暂时不烧了，北面和南面很快就相继出现了新的战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有人在北魏境内捉到了一头公鹿，浑身雪白，民间相传这是头神鹿。拓跋焘大喜，认为是天降祥瑞，就改元神麚（“麚”专指公鹿）。对于四面为敌的北魏而言，前程是否真能一帆风顺，依然扑朔迷离。

第一部元嘉之治十九、可笑的盟约

北魏大军连年西征，一向驰骋关中的赫连夏国只求自保，无力反击。过了一年，拓跋焘准备攻打柔然。魏国久战疲乏，从上到下都不愿用兵，宫中的太后也拼命劝拓跋焘不要急于出兵。环视朝野，唯独太常崔浩赞成。

群臣见拓跋焘北伐意志坚定，便推举了夏国投降的史官张渊、徐辩，进谏拓跋焘。张渊这个人德高望重，曾历仕几国，颇通晓些天文地理，占卜数术，年轻的时候就曾劝前秦苻坚不要南征东晋，结果言中，因此他的观点在当时的人看来还是颇有预见性的。张渊以天时不利为理由，认为北伐必败，即使侥幸能赢，也不利于皇上的统治。群臣也借机附和。拓跋焘心中犹豫，便把崔浩召来，与张渊等人当朝辩论。

崔浩也以天象为根据，认为现在正是北伐大漠的好时机，反驳了张渊的所谓“天时论”。张渊心中不服，又说：“蠕蠕那么个荒凉偏远的国家，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食，得到他们的臣民也无法驾驭，而且那些人都是反复无常的野蛮人，没有用，何苦要兴师动众去攻打呢？”

崔浩微微一笑，道：“张大人谈论天象，还是颇内行的，若是论及形势，见解都太一般了。你的话乃是汉朝的老生常谈，放到今天来用，不合时宜呢。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蠕蠕国的首领，原先是我们魏国叛逃的奴隶。如今消灭主凶，收服人民，让他们重操旧业，怎么可以说没有用呢？漠北高地，气候凉爽，没有蚊虫，水草茂盛，夏天北迁，正是好地方啊，怎么会不能耕食呢？蠕蠕的臣民投降，贵族可以把公主嫁给他们，一般的大臣可以封为将军、大夫，在朝中做官，怎么会无法驾驭呢？而且蠕蠕几次侵入我国，官民都惧怕。如果今年不乘夏天进攻，把他们彻底打败，等到秋天他们又会来骚扰，我们就睡不好安稳觉了。太宗（指魏明元帝拓跋嗣）以来，每年都是警报连连，这又何苦呢！呵呵，世人都说张大人、徐大人通晓方术，预知兴亡，微臣就想问一下了，当初赫连昌灭亡之前，有何征兆么？如果知道了而不说，那就是你不忠，如果你确实是不知道，那就是你的方术根本不行。”

这时赫连昌也在座，张渊等人看看崔浩，又瞧瞧赫连昌，无言以对。拓跋焘十分高兴，对众臣道：“我意已决，张渊这些亡国之臣，意见根本不值得听。”说着，又让崔浩去说服其他那些想不通的大臣。

退朝之后，有位大臣又问崔浩：“如今宋国在南方为患，我们这里出兵北伐，行军千里，谁人不知？假若蠕蠕远逃而宋军又来，那可就危险了！”

崔浩摇头说：“此言差矣。今年如若不把蠕蠕摧毁，则无法抵御南朝之敌。我国自攻破夏国以来，南朝怕得要命，所以嗓门喊得最响，说要出兵防卫淮北。依我看来，等我们击破蠕蠕，凯旋归来，他们都不会来呢。为何这么说呢？想当年刘裕得到关中，留下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强兵，还无法守住，最终全军覆没，至今还有人为此悲叹不已。何况如今我国昌明盛世，兵马强壮，他们若来，岂非羊入虎口？而且就算我们把河南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宋国有自知之明，肯定不会来打，就算用兵，也只是防御边境而已。这些问题，仔细分析一下就能想明白的。我们再来看蠕蠕，他们自恃地处偏远，我国无力攻打，所以夏天放牧牲畜，到了秋天就聚集大军，南下抢掠。如今我们乘着夏天，攻其不备。大军一到，他们必然惊诧，望风而逃。这个季节里，公马护群，母马恋驹，很难驱使，如果没有水草，很快就得困死，我军正可一举消灭。这才是一劳永逸的长久之计，机不可失啊！幸亏皇上已经决定出兵了，你们这些公卿啊，见识太短浅了！”

拓跋焘挥师北上，分兵两路，取道黑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和大娥山，大举攻打柔然。东路由拓跋焘亲自率领，很快就抵达漠南。拓跋焘舍弃辎重，以轻骑兵突袭柔然，杀到栗水（今蒙古西北翁金河）。柔然首领牟汗纥升盖可汗大檀这时哪有什么防备，正乘着水草茂盛，漫山遍野地放牧呢。魏军忽然杀到，柔然的军民个个吓得大惊失色，四散溃逃。可汗大檀烧了帐篷，跑得无影无踪。大檀的弟弟匹黎先驻扎在东面，听说魏军来犯，前来支援，却在半道刚好撞上长孙嵩率领的西路军，一败涂地。

拓跋焘一路追赶，深入大漠，布下罗网，搜索大檀。一直为柔然所压制的高车各部落也乘机抢掠柔然的牛马，归附北魏。这一仗柔然损失惨重，被打得毫无脾气。

拓跋焘追到涿邪山（今蒙古满达勒戈壁一带），因为离都城过于遥远，担心柔然埋有伏兵，才下令退兵。事后有投降的柔然人报告说大檀其实已经身染重病，逃入山中，离魏军前部不过百八十里的距离，魏军撤退，才得以保住性命。拓跋焘在最后关头未能按照崔浩的意思将穷寇追到底，丧失了消灭柔然的一个最佳的时机。

尽管如此，北魏还是收获颇丰。柔然大部投降，可汗大檀羞愤而死，其子吴提继位，号“敕连可汗”（鲜卑语“神圣”之意），柔然开始衰落。北魏还控制了高车的各大部落，实力大增。为了防止柔然的侵扰，北魏从明元帝拓跋嗣时起就开始重修汉代留下的北方长城，拓跋焘又沿长城自西向东设立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六个军镇，派遣重要将领到那里守卫，成为保卫都城的军事屏障。柔然对于北魏，一直在军事上处于弱势，六镇功不可没。只是让拓跋焘没想到的是，这六个军事重镇的设立，竟也埋下了一个世纪后北魏衰败灭亡的定时炸弹。

拓跋焘回到平城一看，宋国果然如崔浩预言，尽管口头上嚷嚷着要收复河南的地盘，其实根本就没有动作。拓跋焘大为叹服，加封崔浩为侍中、抚军大将军，更加重用他了。

这时候，安分了六年的宋文帝刘义隆才如梦方醒地正式派兵北伐；北魏已经解决了北面的隐患，可以一门心思地对付宋军了，刘义隆与父亲刘裕在战略上的差距真不是一点两点。宋国派使者田奇来到平城，向拓跋焘宣示主权：“河南以前是我们宋国的国土，中间被你们侵占，我军将收复旧土，但不会进入河北。”（宋国的口气，显然打仗底气不足，先跟对手说好底线，又哪能决一死战？）

拓跋焘一拍桌子，怒道：“我毛发还没干的时候就知道河南是我魏国的地方，你们怎么拿得走？如若你们进攻，我们可以撤军先避锋芒，等到冬寒地净，河水封冻，我军自然会重新占据这些地方。”

宋文帝沉不住气了，元嘉七年（北魏神麚三年、公元430年），他命右将军到彦之与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率水军五万，由淮水入泗水，沿黄河西进；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一万跟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率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

这年夏天天旱，泗水河里的水都渗入了地下，水军的船只无法正常行驶，每天只走十来里路。到彦之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进入黄河，此时已近秋天。前文说过，河南的四个重要据点从西向东是金墉（即洛阳）、虎牢、滑台、碻磝，北魏的鲜卑军队不适应夏秋之际在河南一带作战，而且河南一带的守军也偏少。拓跋焘听从崔浩的建议，主动撤出守军。

宋军一场漂亮仗没打，就占领了四座城池，西面的部队甚至进抵潼关。司州、兖州统统回归，宋军上下喜出望外。唯独刘裕旧部王仲德面有忧色地说：“你们这些年轻将领没跟胡人打过硬仗，哪里知道胡人狡诈之处。现在他们北退，一定是等着反击呢。假若冬天河水封合，他们肯定会再来的！”

到彦之不过是刘义隆当年放在荆州的旧将，哪里听得进这些，只是一味向朝廷报喜。局促平凉一带的赫连定见宋军恢复河南，翻盘的信心大增，便派了使臣与宋国求和，订立盟约。双方相约共同攻打北魏河北之地，事成之后，以恒山以东归宋，恒山以西归夏。（我在中曾说过，这是一个可笑的盟约，早早划定势力范围，却完全不自量力。更何况这样临时抱佛脚的盟约，毫无诚信可言，最终留下一个笑柄，让北魏上下鄙视一把。）

拓跋焘听说夏宋同盟，决定先讨伐夏国。群臣都担心宋军乘虚渡河。拓跋焘又问崔浩，崔浩胸有成竹地分析道：“刘义隆和赫连定联合，看起来很强大，其实都是玩虚的，两家都希望对方先行动。宋军排兵布阵，有一大弱点：在河南东西绵延两千多里的战线上分散兵力，每处不过数千人。这样的阵势，防守还凑合，渡河进攻是万万不可能的。赫连定残根易摧，一攻即溃。届时我军再东出潼关，席卷河南，必获全胜。”

拓跋焘依计行事，命安颉等人在河北待命，只等天气寒冷，就渡河南下。他则亲率大军，进攻平凉。

夏国守平凉的是上谷公赫连社干，拓跋焘派赫连昌去招降不成，便又派安西将军古弼攻打安定。赫连定这时候正打下魏国的鄜城（今陕西洛川东南），听说平凉这边有危险，赶紧带了两万步骑兵救急，却被拓跋焘先算一步，以刚刚得到的高车骑兵袭击。赫连定猝不及防，大败而逃。拓跋焘一路围追堵截，把赫连定的军队困在鹑觚原（今陕西长武西北）上。拓跋焘下令阻断对手的水草资源，夏军很快就人马饥渴，支撑不住。赫连定无奈出兵挑战，被北魏将军丘眷击败，死者上万。赫连定身受重伤，单骑逃跑，一路上收集残部和逃难的数万民众，西保上邽。（痛定思痛的赫连定在一年后率部西进，准备灭掉西秦和北凉后割据河西地区，可惜任务只完成了一半（灭西秦），就被吐谷浑骑兵击溃，身败国灭。）

赫连定的失败使关中各地的夏军再无战心，北魏很快就乘胜攻克安定、平凉、长安、临晋、武功等地，尽得关中。而东线的河南一带，也已捷报频传。

第一部元嘉之治二十、尘埃初定

正如明眼人崔浩所见，宋军的兵力过于分散，面对阵容强大的北魏铁蹄，极难胜任防御黄河的任务。这就好比下围棋，每个局部都想占住，然而处处都是薄形，结果自然是处处受攻，没有一处能真正转化为实地。

形势判断过分乐观的到彦之却不觉得危机将至。他企图派偏将姚耸夫北渡黄河，进攻冶坂（今河南孟县西）。姚耸夫被安颉打得大败而回，到彦之仍没有认识到战情的紧迫。他只是简单布置了沿河的防线，就和王仲德一起回保东面的东平，以为河南四镇可以高枕无忧了。

神麚三年（公元430年）的寒冬来得特别早，黄河北岸待命了几个月的魏军终于行动了。十月下旬，冠军将军安颉率领大部军队从委粟津（今河南范县东）渡过黄河，进逼宋军最西面的据点金墉。自上一次魏宋河南大战以来，金墉城的城防已有多年失修，宋军得城不久，也没有粮食储备。守将杜骥根本没有死守的打算，只是害怕这样逃跑要被治罪，就骗洛水边上带有小股部队的姚耸夫说：“金墉城防已经没问题啦，粮食也够吃，就缺人呢，将军若来助我，必立大功。”

姚耸夫刚打过败仗，立功赎罪心切，就傻傻地来金墉报到。来到城头一看，嘿，这都什么破墙啊，怎么守哪？眼看魏军就要杀到城下，咱们跑吧，一扭马头就往南撤退。

狡猾的杜骥也跟着逃跑，回到建康跟宋文帝说：“微臣本想固守金墉，怎奈姚耸夫来到城下就逃跑，军心沮丧，难以控制，以致失守。”宋文帝很怒，就下令把姚耸夫斩首。（宋军战斗力本身就弱，姚耸夫在当时还是相当勇猛的一员偏将，却被自己人陷害而死；宋文帝文治不错，军事水平却十分低下，对自己将士的性格、能力了解太少，比太武帝拓跋焘差得太远了。）

安颉攻下洛阳，将宋军留下的五千多将士全部杀害，继而与龙骧将军陆俟攻打虎牢，迅速将其攻破（这一战果比上一次大战大有进步。从中也可看出，由于魏军并不重视城池本身的防御工事，而更看重机动兵的战斗力，他们在占据这些城池时并没有花大工夫建设和改造城防，导致虎牢这样重要的关口已经不再那么易守难攻了），宋军守将尹冲被俘后被杀，荥阳太守崔模投降。

这时河北的魏军集结在东平西北面的七女津，到彦之怕魏军渡河，忙派偏将王蟠龙到河中夺取北魏的渡船，却被魏将杜超等人所杀。洛阳、虎牢相继失守，青州西面只剩下滑台一处还由宋将朱修之苦守。到彦之不听部将垣护之的劝阻，也不再协防滑台，下令退兵。

到彦之打算焚烧战船，步行南撤。王仲德劝道：“洛阳、虎牢被攻陷，势所难免。现在敌军离我军尚有千里，滑台还有强兵把守，如若放弃战船南逃，军心散乱，必成溃散之势。于今之计，应乘船入济水，至马耳谷（今山东东平陵城东南）口，再作商议。”

东线的魏军南渡，兵临济南，济南城中只有几百名将士，由太守萧承之率领。这位萧承之就是将来建立南齐政权的萧道成的父亲。此人颇有些见识，魏军声势浩大，他命手下放弃守备，大开城门，以待魏军。众人不解，他说：“现在我们守卫孤城，形势危机，若再示弱，城将不保。不如给敌人留下我军强劲，并不惧怕他们的印象。”魏军来到城下，果然害怕城中有伏兵，反而带兵撤退。（这又是一例空城计，历史上这样真实的战例还是不少的。）

宋国的其他各城大多望风而遁。魏将叔孙建追击竺灵秀，在湖陆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宋军又损失了数千人。到彦之、王仲德回到建康，此仗败得丢盔卸甲，府藏武库都已空虚。宋文帝对到彦之的一片信任，全化作泡影，失望气愤之余，免了到彦之、王仲德的官职，听候处置；竺灵秀擅自弃军逃跑，被正法。

请看下部《宋魏相争》。

（此战中，宋文帝过于倚仗自己旧部下到彦之，而对于父亲留下来的旧将檀道济、王仲德不能重用，导致宋军的损失惨重。檀道济等人跟随刘裕南征北战，利用他们的经验对付北魏正是用其所长。在战争过程中也可以看到，王仲德提出的几个问题是最关键的，并没有得到统帅到彦之的重视。宋文帝若能用檀道济甚至王仲德做统帅，防线不可能设得这么薄弱，魏军仍然可能攻占河南诸镇，但代价肯定会大得多。）

宋国援军沿济水而上，半个多月里与魏军连战三十多场，大多取胜。宋军到达历城后，离滑台就不远了，这时北魏大将叔孙建想到了制止檀道济援军前进的妙招，他派轻骑兵偷偷绕到宋军身后，放火焚烧宋军的粮草。等檀道济反映过来时，粮食已经烧得差不多了，没有了粮食，再勇猛的军队也无法前进，檀道济就被困在了历城。

滑台的战事并不等人，安颉率部连日猛攻，拓跋焘又派将军王慧龙助攻。城内粮食耗尽，朱修之带着将士们挖寻老鼠，熏烤熟了充当食物。魏军终于攻克滑台，俘虏了朱修之和东郡太守申谟，以及城中的一万多宋军将士。

滑台陷落了，自身又粮尽，檀道济只得从历城撤退。有兵士逃到魏军大营，把宋军缺粮的窘况向叔孙建等人报告。魏军迅速从后面追了上来，四面围堵，宋军将士十分害怕，不少人都跑了。檀道济并不慌张，这天晚上就到营帐中与兵士一起查点粮食，兵士们一边拿着竹筹计着数，一边用斗量米。

宋营里混入了魏军的细作，这时也在观察情况。细作见营中军粮成山，满满的米袋之中都是白白的大米呢，立刻跑回去向叔孙建禀报：檀道济粮草充足。叔孙建一听，认定投降的兵士是奸细，就把他杀了。

檀道济军粮已尽，哪来那么多粮食呢？原来当夜量的并不是大米，而是临时堆积的沙子，为掩人耳目，在沙子上放了少量剩余的米粒而已。这就是檀道济“喝筹量沙”的诡计，巧妙地骗过了魏军。

天将发白，檀道济命兵士身披盔甲，自己则换上白衣，坐上马车，带领军队慢慢地向南走。魏军见识过檀道济的厉害，见了这般架势，以为这次又有伏兵，不进反退，不敢追击。檀道济等人终于得以全军退回。

魏宋之间围绕河南四镇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接触战，又以北魏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次战役中，宋国在战略战术上全面输给了魏国，几乎每一步行动都被崔浩计算在先，而北魏皇帝拓跋焘，则完全采纳了崔浩的战略思想，以主力军队进攻夏国的残余势力，将其消灭，对宋军的初期进攻避其锋芒，然后再利用天气地形的优势大举反攻，将司州、豫州、兖州等地重新收复。

此战之后，南北两朝的冲突暂告一个段落，拓跋焘回到北方投入统一的收官战，从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到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的九年中，先后将夏、北燕、北凉这三个小国消灭（此外西秦也在神麚四年被临死前的夏国灭掉），并于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进攻汉中，攻灭杨氏建立的后仇池国，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时代，将柔然、吐谷浑以外的北方诸胡统一于北魏大旗之下。

南方的刘义隆也一时没有力量再昭示野心，只能老老实实地巩固半壁江山“元嘉之治”的成果了。宋国在两次河南大战中元气大伤，唯有的一丝亮点是檀道济等旧将的表现，然而就是这一点点希望，也仅仅能保证宋国处于守势而不崩溃，更何况疑心重重的刘义隆真的能放过这些能力一流的部下吗？刘宋江山，究竟何去何从……从刘义隆在战争失利、滑台沦陷后所作的一首五言诗中，我们或许能窥探这位君主此刻的心境：

<span>逆虏乱疆场，边将婴寇仇。

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

覆沈不可食，离机难复收。

势谢归塗单，于焉见幽囚。

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

忠臣表年暮，贞柯见严秋。

楚庄投袂起，终然报强仇。

去病辞高馆，卒获舒国忧。

戎事谅未殄，民患焉得瘳。

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

愿想凌扶摇，弭旆拂中州。

爪牙申威灵，帷幄骋良筹。

华裔混殊风，率土浃王猷。

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span>

随着北方的统一和南方的安定，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宋魏相争，或者说是南北对话的新时期。

宋军便顺济水南行。行军艰苦，到彦之多年的旧疾眼病忽然复发，疼痛难忍，军中将士也有不少人染上瘟疫。到达历城（今山东济南）时，到彦之终于不愿这么缓慢地走水路了，下令烧船弃甲，步行逃往彭城。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这一撤，各地守将也无心恋守。兖州刺史竺灵秀南下逃往湖陆，青州、兖州一带的宋军陷入一片惊恐。

第二部宋魏相争一、赫赫“武”皇帝

北魏的历史上，一共有三位谥号带“文”字的皇帝，而有四位谥号带“武”字的皇帝。如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些皇帝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位“文”皇帝正好处于北魏皇朝的繁荣昌盛期，他们分别是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第六位皇帝献文帝拓跋弘，和第七位皇帝孝文帝元宏；而四位“武”皇帝呢，则处于皇朝的两头：发展壮大期和衰败灭亡期，前期有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后期有宣武帝元恪、孝武帝元修。从这样的排列中，我们也颇有规律可寻：一个国家在稳定兴旺的时期，文治的重要性远大于武功；在刚刚兴起的时候，需要不断发展，扩大地盘，这个时候的武功无疑居于最主要的地位；而在国力衰败，接近灭亡时，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从内到外，战事频起，这时候的国家，也需要靠武力去改变尴尬的状态。所谓君主，正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冯弘的心思却还在自己的家务事上。他宠爱小老婆慕容氏，把元配正室王氏给废了，连带着把世子冯崇也给废了，改立慕容氏的儿子冯王仁为世子，北燕的内部，被他搞得污七八糟。冯崇听从同母弟弟冯朗、冯邈的建议，一起叛降北魏。

冯弘扛不住北魏的强势，只好主动把小女儿送到拓跋焘的后宫，向北魏请罪称藩。拓跋焘说：“称藩可以，不过你还得把世子给我送来（即相当于人质地位的世子）。”冯弘哪里舍得，执意不肯。大臣刘训劝他：“我们虽然与北魏通婚，但是不遣侍子的话无法彰显我们的诚意，若是北魏大举进攻，如何能敌？吴、蜀两国有大江山川之阻，照样被司马氏所灭。当年晋国能强得过如今的魏国吗？我们燕国又能强过当年的吴、蜀么？于今之计，只有老老实实地送侍子，然后休整内政，赈济民乏，劝课农桑，国家社稷或许还能保全。”刘训的见解虽迂腐，却也是当时那样情况下无奈的选择。冯弘把自己宠爱的儿子看得比政权社稷更为重要，当场大怒，杀了刘训，绝口不提送侍子之事。

北燕从创建伊始就是苟延残喘的局促小国，冯跋在位时，着手缓解鲜卑人与汉人的矛盾，并与南朝和柔然等国连横，才没给一下子灭掉。他的弟弟冯弘靠着兵变上了台，一开始的根基就不稳，北魏于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对它发动进攻，辽东一带的六个郡同时投降了北魏。北魏连续几年攻打北燕，冯弘的策略是“乌龟不出头”——固守城池，然而国土被蚕食得厉害，眼看已经守不下去。

祖父对于孙子的喜爱，也影响到了拓跋焘早期所受的培养。拓跋焘成年后，颇识事体，生活十分清俭，并不讲究奢华，这一点在当时的胡人统治者中间是十分难得的。究其原因，一是拓跋鲜卑的内部组织相对还比较简单，生存空间是大漠出身的君臣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生存质量等等尚在其次；此外，拓跋焘也的确吸取了十六国统治者们失败的教训，逐渐认识到合理的制度才是不重蹈覆辙的重要保障。灭夏后，有不少大臣向拓跋焘提出，加固京城的城防，并且加强城建。拓跋焘不以为然，说：“古人说得好：‘在德不在险。’赫连勃勃造了那么坚固无比的统万城，最后不还是被朕攻灭，国破家亡。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朕更需要人力上战场去打仗，而不是发动老百姓去建造房屋城墙。”而作为国本的军事上的开销，拓跋焘则绝不吝惜。

郭生是个傻人，既然真心投降，却又不派人去魏军大营联络，莫名其妙大开着城门，怪得跟空城计一般。娥清、古弼等人不信，魏军没人进城。郭生急了，只好转过头来攻打冯弘，冯弘命高丽士兵进城，将郭生乱箭射死。和龙城被高丽兵大肆抢掠，落得一片狼藉，乱成一团。冯弘放一把火，烧了宫殿，举城东迁。北燕灭亡，幽、平两州入于北魏。

同样生存在夹缝中的还有氐族杨氏建立的仇池国。历史上的仇池国一共有两个，前仇池在前秦苻坚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被消灭，后仇池和北魏等国一样，是杨氏在淝水之战后乘天下大乱而复兴起来的。后仇池仅保有武都、阴平的一隅之地，并向南朝的宋国称藩，后来又攻取了汉中郡，成为北魏西南面的一个小国。

西南的吐谷浑在北方大乱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游离其外，大多数时间是在做一个旁观者。事实上这一支力量与拓跋氏也是渊源很深，他们是慕容鲜卑的旁支，吐谷浑的远祖名字就叫吐谷浑，是当年慕容部单于慕容涉归（参见）的庶长子。作为庶子，吐谷浑是处处受到歧视打压，终于因为牧场马匹的问题发生冲突，与嫡传单于慕容廆争执不下。吐谷浑一赌气，率部西迁，长途跋涉，翻过阴山，到达今日陇西、青海的高原之上。后来慕容廆有些后悔，派人追赶长兄，终于没有追回，甘肃一带曾一度流传过一首《阿干歌》（鲜卑语“阿干”意为兄长），相传为慕容廆怀念吐谷浑所唱：

<span>阿干西，我心悲，

阿干欲归马不归。

为我谓马何太苦？

我阿干为阿干西。

阿干身苦寒，

辞我土棘住白兰。

我见落日不见阿干，

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span>

吐谷浑部族逐水草而生，不断扩大活动的范围，经过几代的传承，到了公元五世纪前期开始强大，与东面的西秦发生了冲突。西秦灭亡后，他们又与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夏国正面交锋，一举击破铁弗人最后的一支骑兵。吐谷浑首领慕璝将俘虏的赫连定交付北魏的同时，向拓跋焘提出了土地与财物的索求，其中核心的一点，是要求占领西秦国的故地。北魏方面自然不会轻易地答应，只是名义上封慕璝为西秦王，对他的进一步需求置之不理。从此吐谷浑并不十分热衷于与北魏通好，而是周转于魏、宋之间，两边讨要好处，于夹缝中得生存。

中国的历代帝王之中，常出现“隔代亲”的现象，明朝的成祖与宣宗，清朝的康熙与乾隆，例子不少。拓跋珪与拓跋焘这一对祖孙“武”皇帝之间，似乎也有这样的亲近的感情。拓跋焘出生时长相就很奇特，令祖父大为赞叹，欣慰之余，说出了“成吾业者，必此子也”的话（当年拓跋珪自己随母依附刘库仁时，刘库仁曾对拓跋珪说出了类似的话：“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可见上天对于拓跋氏的首领们颇为眷顾，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吝于施与他们才干）。

魏军一路凯歌，杀到北燕国都和龙（今辽宁朝阳）城下。阳伊领着高丽的数万救兵，也正好赶到和龙城的东面。冯弘绝望之下看见救兵，喜出望外，便下令全城军民跟随阳伊等人迁往高丽。和龙城中鲜卑贵族众多，自慕容燕建立以来久居此地，并不愿意迁徙。城中发生内讧，尚书令郭生借着民怨，决定率部投敌，打开城门迎接魏军。

拓跋焘本有意征讨“不听话”的高丽，苦于山高路险，地处偏远，一时难以发兵。次年，高丽王受不了骄矜跋扈的冯弘，将他杀死，没有再生事端，北魏继续东征的计划也就暂且作罢。冯氏北燕，到此结束，而冯氏家族，还将在数十年后的北魏政坛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于是，拓跋焘的矛头便对准了东面的“海夷”北燕，这片区域是他祖父拓跋珪三十多年前讨伐后燕时，所遗留下的小小“历史问题”。

再看看北面，柔然老可汗大檀刚死，力量损失太大，几年之内都无力南侵，北魏的长城也已经修好，六镇之兵开始组建，这个边患远没有从前那么严重了；南面的宋国，虽有元嘉治世聊以自慰，但那样的规模尚不足道，第一次北伐彻底失败后，刘义隆忙于处理内部的事务，北部边境全面防守，这个敌人也用不着担心。

另一方面，拓跋焘本人也是武艺出众，马上马下皆非等闲之辈。他喜欢亲自带领轻骑兵，冲杀于敌阵，虽贵为皇帝，在战场上却又毫无特殊之处。即便是左右死伤惨重，他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指挥余下的军队继续作战。这可比南朝那些目光短浅、身处深宫（刘裕这样的开国君主除外）的皇帝们要强过太多。士兵们由这样的君主率领，无不拼死搏杀，所向披靡，加上北魏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和机动力，在北方几乎可以驰骋千里，无人能敌。对于手下，拓跋焘赏罚分明，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他的眼中容不得沙子，大臣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他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处罚不当、刑罚过严的问题，最终造成了后来崔浩被杀的悲剧，自己也被自己的残忍送上了不归之路，这些待到后面我们再细说。）

冯弘日夜难寐，要想做个土皇帝看来是不大可能了，宋国那边是称了藩，然而实在是够远的，不如投奔自己的传统属国高丽，以待后变。想到此，他便派尚书阳伊出使高丽，请求救援。

灭掉夏国之后，北魏的西边已经一直延伸到了凉州的南面，与黄河西面沮渠蒙逊的北凉接壤，小小北凉无力对抗强大的北魏，北魏则暂时没有精力跟这个弱小的邻居翻脸，双方互相遣使，北凉向北魏称藩，北魏封沮渠蒙逊为凉王。

凭借个人的魅力与群臣的努力，拓跋焘统领的北魏大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在夏、宋两条战线同时获胜，使拓跋焘有足够理由坚信，统一北方的一天并不遥远了。他班师回朝后，便大封百官，在战场上立下大功的太尉长孙嵩被加封为“柱国大将军”（这是北魏所独创的一个封号，起初基本上等同于“总司令”，是武将中的最高级别。“柱国”这个名字后来沿用至西魏、北周两朝，成为统率府兵的重要军事将领），在战略谋划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崔浩被加封为司徒，另一名将军、长孙嵩的侄子长孙道生被封为司空。然后，他又颁布诏书，认为大敌已除，国家要把重点转移到文化建设上来，授予当时北方名士卢玄、崔绰、高允等人为中书博士。

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冯弘的使者忽然入贡北魏，并主动请求遣送侍子。拓跋焘心说，你这不是耍我嘛，我屡次提出要你送，你不送，现在无故变卦，其中必然有诈。他一面派人去高丽国，不许高丽王收容冯弘，一面派大将娥清、古弼率一万精锐骑兵，与平州刺史拓跋婴的辽西军会合一处，攻打北燕。

第二部宋魏相争二、自毁长城

北魏灭燕的同年，南朝的宋国却死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北府兵的最后一位见证人——檀道济。

元嘉七年的北伐徒劳无功，宋文帝刘义隆本已非常郁闷，不想这时宋国又出现了人才的断档。前面说过，他的荆州亲信王华、王昙首，以及王昙首的哥哥王弘，都是他初期统治的得力助手，担任侍中一级的人物，其中王弘更是身兼司徒、录尚书，是最主要的辅政大臣。

可是这几位的年纪本来就比宋文帝要大出两三轮，活得又都不长。王华和王昙首四十来岁就去世了，还没赶上看到宋军的北伐。王弘多活了几年，也是终日提心吊胆，常以徐羡之、谢晦等人为前车之鉴。王弘兄弟身居权要，王弘这个人又性情狭隘，没什么气度，朝中大臣对他们多少有些嫉恨。左光禄大夫范泰是一名三朝老臣，很有政治头脑，私下里提醒王弘说：“天下之事重大，权要之位难居。你兄弟二人太显摆了，不好，不如表现得谦恭退让一点。彭城王乃是皇上的弟弟，应该将他征召入朝，共辅朝政。”

王弘深以为然，便向宋文帝上表，以民间大旱、自己身体不佳为借口，请求辞职，并将权力转交给彭城王。宋文帝起初还不肯，后来见王弘的确疾病缠身，也就松了口，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将王弘的侍中、司徒、录尚书事的职务全部转授给了自己的弟弟彭城王。

这位彭城王，就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刘义康。刘义康比宋文帝刘义隆小两岁，自小就十分聪慧，更让人佩服的是，此人博闻强记，凡事过目不忘。刘裕很喜欢这个儿子，宋王的治所在寿阳，入建康受禅时，他就把刘义康留在寿阳镇守。刘裕若能再多活几岁，改立刘义康为太子也是很有可能的。现在王弘推荐他还朝辅政，刘义隆也表示赞同，这都是看中了他超强的处事才能。

刘义康入朝为政后，表现果然不让人失望，史载他“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可以说是朝中大小事务，皆决于他。王弘也乐得退居二线，把事情委托给他，避开旁人的耳目。而且他的“运气”也不错，死的时间“选”得好，享了三年清福，就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去世了，成为参与那起废立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唯一得到善终的一位。

王弘死后，刘义隆朝中的侍中，就只剩下殷景仁和刘湛两位了。刘裕时期，手下是猛将如云；刘义隆前期，手下猛将是数不出来了，但文臣还是有那么些的。到了这时候，被杀的被杀，病死的病死，朝野的有识之士，真是少得可怜。殷景仁被宋文帝任命为尚书仆射，刘湛在外为官，殷景仁又向宋文帝请求征召刘湛入朝。不久，刘湛也被任命为尚书仆射。

刘湛博览群书，自比管仲、诸葛亮，还没当官时就以才气闻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当地政府的征召，简直比当初的诸葛亮架子还要大。直到刘裕当了太尉，征他出来当自己身边的参军，他才勉强出山。不过，他出山以后的表现证明，他不但比不上管仲、诸葛亮，而且连“小诸葛”之类的美称都不配，完全是个眼高手低的人。

其实那个年代眼高手低、目中无人的人还真是不少，而且多为士族之后，这可能源自东晋以来文人放荡不羁，思想自由的一种潮流吧。元嘉年间被刘义隆征召为官的谢灵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从文学修为的角度来看，谢灵运的确是一个大家，他开创山水诗派，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意境颇似陶渊明，乍读起来，都是隐士的风格，所不同者，一为山水隐，一为田园隐。然而，陶渊明一生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隐，其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气概，为后人所称道。谢灵运的诗歌虽然轻灵自然，却只停留在字面而已。诗背后现实中的谢灵运，是个一心想要大展宏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趋利小人。他与刘义真结交，目的就是想帮助他夺权篡位。宋文帝欣赏他的文采，让他做秘书监，整理藏书，又命他编撰《晋书》（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本《晋书》），这也算是人尽其材了。可这个谢灵运却一个劲地想着被重用，看不起分配给他的任务，也看不起宋文帝亲信的三王、殷景仁等人，愤愤不平，整日里要么请假不上班，要么消极怠工。结果，《晋书》没写成，宋文帝也看不下去了。宋文帝想，你这种人，还是自己回家逍遥自在去吧，于是就暗示他自己解职。谢灵运便上表，告病还乡。回乡之后，他依然故我，终日游山玩水，留了不少诗，也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在地方上与有司发生冲突，兴兵拒捕，犯了死罪，刘义康坚决要杀他，宋文帝惜才，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广州。其后又有人告发他在广州参与谋反，这才被宋文帝下诏斩首。诗才横溢的大文豪，却因为过于猖狂，终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同样是尚书仆射，殷景仁很为宋文帝所器重，刘湛便看不过去，甚至一度想暗杀他，宋文帝闻得风声，下令把殷景仁的府邸迁到皇宫附近，保护起来，刘湛才放弃了阴谋。刘义康镇守豫州时，刘湛曾任长史，关系很密切，于是这两位打成了一片。如此一来，朝廷里面殷、刘两个尚书仆射的争斗，便演化成了宋文帝和刘义康之间暗中的较量了。

刘义康人虽聪明，却不识大体，按现在的话说，属于那种“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人。他觉得兄弟至亲，不需要在乎什么君臣之礼，常常率性而为，毫无顾忌。面对宋文帝这样一位靠着诛杀大臣巩固皇位的皇帝，他的这些行为便是大忌；试想王弘战战兢兢、一步一个脚印地退居二线，才保住晚节，你一个位高权重且能力超强的皇弟，怎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刘义康私自豢养了六千多家奴，并不上报朝廷。各地进贡的特产，一等佳品都到了刘义康府上，皇帝那里只能收到二等品。皇帝不知道也就罢了，可有一次，宋文帝品尝进贡上来的柑，对刘义康感叹说：“今年的柑形状味道不行啊。”刘义康一想我吃得就有好的啊，便回答：“今年有好柑呢。”赶紧让人去府内取柑，拿来一看，竟比宋文帝吃的大出三寸。宋文帝当时也不言语，心中与刘义康之间已有了裂痕。

明争暗斗的第一颗苦果很快产生了。宋文帝一向身体不好，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就时不时得场大病。（靠武力一点点打下江山的皇帝，似乎都有这种传统，就是儿子质量都很一般，尤其身体素质比较糟糕，比如刘邦的儿子刘盈、朱元璋的儿子朱标，等等。刘义隆大概也是给英武老爸害的，小时候这个根儿不够强。）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宋文帝久病不愈，眼看着是要病危了。刘义康和刘湛背后一嘀咕：恐怕要出大事。

他们担心的正是拥兵在外的大将檀道济。檀道济在历城之战后全军返回，得到宋文帝的嘉奖，镇守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是整个宋国威望最高的武将。他手下统领的，也是北府兵的最后一点余脉。他不仅自己牛，几个儿子也很有才气，薛彤、高进之两员副将更是勇武无敌，时人比作张飞、关羽。

刘湛对刘义康说：“皇上一旦驾崩，我们这些人哪里制服得了檀道济？”刘义康一想，没错，就向宋文帝进言，说檀道济的坏话。宋文帝的处世哲学，便是“天下无人可信，除了我自己”，当皇帝的寂寞，也多半伴之而生。次年，他乘着还有一口气，就下诏将檀道济召入朝中。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檀道济这个人政治头脑不足，哪里想过谋反。倒是他的妻子颇具见识，十分担忧：“功名盖世，必遭嫉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朝廷无事相召，恐怕大祸临头了。”

檀道济耿直地说：“我领兵抵御外寇，镇守边疆。我不负国家，国家怎会负我？”（千古忠言，掷地有声！）于是坦然赶往建康。

檀道济在建康呆了一个多月。宋文帝屡次在病榻召见他，两人基本上只谈了一些勉励之言。宋文帝身体渐渐好转，疑心病自然也就轻了不少。最后也不想对他怎么样了，毕竟是一员虎将，还得留着对付索虏呢，便让他回去继续上任。

檀道济松了一口气，带着随从上了回寻阳的船，准备出发。正在这时，忽然岸上来了朝廷的廷尉，对檀道济宣读了最新的逮捕令。原来宋文帝病情忽然加剧，刘义康就假传诏书，以私散财物、图谋不轨的死罪逮捕檀道济。

檀道济闻听此言，目光如炬，一把摘下头巾，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吼道：“你们又搞这一套，这是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啊！”（檀道济在这一刻大约想起了当年的战友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人因内讧死在关中的情景吧。）

檀道济和他的儿子们，以及薛彤、高进之等勇将没能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到最后一刻，却被自己人所枉杀。世人但知岳飞、袁崇焕，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岳飞之前七百年的另一个宋朝，也有一位如他一般伟大忠诚的武将，死于渺小自私的同胞。历史的教训，常常被人扔到角落中，一幕又一幕悲剧，总是重复着上演。檀道济的死，令亲者痛，令仇者快，消息传到北魏国都平城，拓跋焘手下的将士们击掌相庆：“檀道济一死，南方的那些鼠辈不足惧啦！”

第二部宋魏相争三、崔浩一语定凉州

北魏平定了关中和陇右，但其统治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稳固。这些地区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前后秦和夏国的势力范围，大量匈奴人、氐人、羌人聚居在这里，与入关后的鲜卑人冲突不断。北魏延和年间（公元432年至434年），陇右地区的匈奴休屠部人和羌人屡次起兵，令拓跋焘十分头疼。拓跋焘调用强将守卫重镇，前往镇压，仍不足以平定乱况。皇帝本人于延和三年（公元434年）领兵亲征，勉强将势力并不十分强大的休屠部人制服，这一带各地镇将的相互攻伐才告一段落。

（关东自前燕以来，除却前秦苻坚短暂的十几年统治时期，一直是鲜卑人称大，至此已有八十多年，所以拓跋氏即使是统一了北方，其统治重心也没有离开过冀、并、幽这几个州，关东的人口与重要程度也远大于关中。关中的问题，崔浩早就对拓跋嗣分析过，即“华、戎杂错”，民族矛盾远较关东复杂，如果说北魏在关东需要重点解决的是鲜卑人与汉人的对立问题，那么在关中不但要解决胡汉之间的对立，还要解决各胡之间的对立，十分头疼。关中成为北魏统治的薄弱环节，一直到一个世纪后北魏分裂、东西魏争战时期也没有改变。有趣且略带讽刺的是，南北朝的最终统一却反而是由来自于关中的军事势力完成的，此乃后话。）

关中之外，匈奴人还有一个主要活动区域，那就是山西的并州地区。刘渊的汉国当年从此起家，一百多年后以前的匈奴人已经散落中原各地，在他们的大本营最为活跃的，是所谓“山胡”。

山胡，也称稽胡、步落稽，是一支族源比较难考的胡人。按照正史的说法，山胡是刘渊南匈奴五部的苗裔，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春秋时期就活动于陕西北部的山戎、赤狄的后人，还有人认为山胡中可能还夹杂着西域人种，血统非常复杂。北魏时期，山胡在今天的山西、陕西两省的北部部落繁多，居住于山谷之间，一度是北朝内部的隐患，北魏末年更是掀起了大规模起义。由于他们的活动区域较大，且易守难攻，北魏统治者对付他们并不轻松。

拓跋焘在解决了关中诸胡之乱后，移师隰城（今山西汾阳），想乘胜把山胡也给摆平。他命阳平王拓跋它督领大军进击山胡首领白龙，自己则带了几十骑登上附近山头观战。山胡虽然不是什么正规军，但却熟悉地形，也懂得擒贼擒王的道理。白龙在山中的十几处险要之地埋伏了部下，拓跋焘的小队伍一经过，就忽然杀出，围攻拓跋焘。拓跋焘坠马，几乎被擒，亏得贴身侍卫挺身而出，与山胡人展开肉搏，连杀数人，才保护拓跋焘脱身。这也使得拓跋焘不敢再轻视这些隐蔽在山中的敌人，北魏军队与山胡仔细周旋，终于大败山胡部众，斩杀白龙。

搞定了这几场内部的小乱，拓跋焘又要率领大军北伐柔然了。

柔然在吴提继位可汗后（参见《元嘉之治》），军事力量一蹶不振，主动遣使求和，拓跋焘正忙着对付其他的外敌，也不为难吴提，同意双方和亲：拓跋焘把西海公主嫁给吴提，吴提则送来了自己的妹妹，到北魏宫中做左昭仪，同时还让自己的哥哥秃鹿傀献上两千匹好马，拓跋焘龙颜大悦，也赐给柔然不少东西。

友好的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仅过两年，吴提就单方面断绝关系，举兵犯塞（也不管自己妹妹死活了）。拓跋焘无比震怒：柔然果然是头白眼狼，只能靠拳头来教训他。太延四年（公元438年），拓跋焘亲率大军从五原北伐，乐平王拓跋丕与永昌王拓跋健各督十五员战将出东西两路，拓跋焘的主力则为中军，从浚稽山（今蒙古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以南一带）一直走到天山。这一次吴提早听到了风声，提前往西北逃窜，魏军登上白阜山（今蒙古抗爱山脉西北），不见柔然踪影，回军途中碰上漠北大旱，一路没有水草，行军艰难，人马大多饥渴至死。

吴提很是得意，派了使臣到西域、北凉等地散布谣言：“魏国天子亲自来打我，可怜士兵马匹疾疫而死，大败而回呀，他弟弟拓跋丕还被我生擒活捉了。现在魏国已经衰弱，天下以我柔然最强，以后你们这些国家也不用恭迎魏国派来的使者了。”

北魏在灭掉夏国以后一直与西域通使，尤其是通过西域各国的宗主国北凉进行各方面的交流。现在听说北魏吃了败仗，这些小国都不愿意搭理它了，北凉更是大为怠慢。沮渠蒙逊的继位者沮渠牧犍与嫂子李氏私通，兄弟一起搞群交，后宫简直混乱不堪。李氏嫉恨牧犍的正室夫人——北魏与北凉和亲时拓跋焘嫁过来的妹妹武威公主，便拉了牧犍的姐姐一同在公主的食物中下毒。拓跋焘闻讯，急派御医去给公主解了毒，李氏的阴谋没能得逞。拓跋焘命沮渠牧犍交出李氏，牧犍不理，只把嫂子安置在酒泉，还拨了一笔钱给她花销。

拓跋焘明白若不消灭北凉，难以慑服西域各国，便与崔浩商量。崔浩指出沮渠牧犍叛心已露，不可不诛。北伐柔然虽因非战斗减员，但主力尚存，凉州弱小，伐之必克。拓跋焘大为赞同，又在殿上召集群臣商议。

北魏刚吃了没有水草的亏，弘农王奚斤等人反对出征，说：“沮渠牧犍小国而已，虽有不臣，但还是向我们称藩的。我国刚打过仗，需要休整。而且听说他们那里土地荒凉，没有水草，沮渠牧犍若再坚壁清野，大军一到，怕是会重蹈北伐的覆辙。”

尚书古弼、李顺等人也说：“姑臧城（北凉国都）百里之内，都是不长草的荒地，只有城南山上积雪融化流下的水以供灌溉。我军若去讨伐，他们决断渠口，我们兵马不就都渴死了么，奚斤大人所言极是，万万不可西征啊！”

李顺和崔浩一样是汉人，父亲一代就从后燕投靠了北魏，曾多次作为使者被拓跋焘派往凉州，显然关于凉州的话题他应是最有权威的，偏偏崔浩不信他。

崔浩与李顺是儿女亲家，崔浩的弟弟娶了李顺的妹妹，而弟弟的儿子娶的又是李顺的女儿。按理说关系应该很铁，可是崔浩就是有些自大，看不起李顺，两个人之间矛盾很大。崔浩当面反驳说：“《汉书·地理志》里就有说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要是那里没有水草，怎么放牧啊？而且汉人的居住地，历来就是依水草筑城。积雪融化的水，足够引来灌溉么？你说的根本就是谎言，经不起推敲。”

李顺急得面红耳赤，辩道：“耳闻不如目见，我是亲自看见的，你凭什么跟我辩？”

崔浩冷笑：“我看你是收受了人家的钱财，为他们说话吧，别以为我没亲眼看见就好欺骗！”

李顺果然心虚，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他出使北凉时，沮渠蒙逊曾给了他不少好处。回来后，他就上下打点文武大臣，传播“凉州无水草”的言论。崔浩的一句话戳穿了李顺的谎言，坚定了拓跋焘西征的决心。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把太子拓跋晃留在平城监国，大将军、长乐王嵇敬与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以两万人屯兵漠南，防备柔然，然后自领大军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凉州。师出有名，他又命手下人拟了一份罪状，斥责沮渠牧犍的叛逆行径，劝他早点投降，以保性命。

北魏这次进军，还找到了一位好向导，那就是南凉的最后一代君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破羌。南凉灭亡后，秃发破羌投奔北魏，拓跋焘欣赏他仪表堂堂、行事机敏，赐他爵位，并封为将军。秃发氏与拓跋氏同源，拓跋焘又赐姓名“源贺”。源贺对拓跋焘说：“姑臧城本被我秃发氏占据，现在城外有四部鲜卑，都曾是我父亲的臣民。我愿领兵在前，宣扬我们大魏的军威，那些旧部必然来降。到时我们再围攻姑臧孤城，取之易如反掌。”魏军依计行事，很快招降了河西大部军马，数万部落，牲畜十几万。

沮渠牧犍被孤立，只得固守姑臧，派人向柔然求救。柔然可汗吴提吹牛虽然不打草稿，真打起仗可不怎么行。他领兵犯塞，遭遇北魏司空长孙道生拒守，兄长企列归又在阴山北面被嵇敬、拓跋崇击破。吴提不仅没帮成北凉，还害得自己损兵折将，远遁漠北。

拓跋焘来到姑臧城下，眺望四野，水草丰盛，心中赞服。他兴奋地对随军的崔浩说：“爱卿所言，果然应验。”崔浩答道：“微臣不敢不说实话，倒是那个李顺，接收了沮渠牧犍父子的贿赂，欺骗陛下，几乎误国。”拓跋焘原本还挺宠信李顺，经过这一连串事件，开始厌恶李顺。崔浩乘机在他耳边说些李顺的坏话，又有凉州人告发李顺受贿的实据，拓跋焘终在三年后下令将李顺斩首。（崔浩的谋略屡屡成功，是拓跋焘信任他的主要原因，但他利用这些公报私仇，对李顺极尽打击报复之能，把人往死路上逼，就不够厚道了。所以崔浩虽然见识非凡，在北魏朝中却结怨颇深，为拓跋氏谋了一辈子还是惹了杀身之祸。）

沮渠牧犍内外交困之下，带文武百官面缚出降，凉州入于北魏版图，沮渠氏的北凉灭亡。（沮渠氏政权还有个小小的尾声，牧犍的两个弟弟无讳和安周逃到西域，攻占了高昌国，多熬了那么二十几年，终灭于柔然之手。）

几年后，北魏又攻占了宋、魏之间氐人建立的仇池。鲜卑人成为北方博弈的最后胜者，除北魏以外所剩的两大势力：柔然和吐谷浑，也都是鲜卑的旁支或苗裔。

第二部宋魏相争四、义康失势

拓跋焘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局面，一百多年来，北方胡人的部族首领拉上几支骑兵就可以割据、称帝甚至称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与以往石赵和前秦的两次统一局面相比，北魏的这次统一要稳固长久得多，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雄踞中原的最终霸主，会是这支起于漠北、弱小且落后，一开始并不被众多势力看好的力量呢？

首先是“天时”。拓跋氏在起初使用“魏”这个国号时，就有了志吞天下的决心。从拓跋珪、拓跋嗣，再到拓跋焘，三代帝王，综合素质未必比石勒、苻坚、慕容垂等人强，但其平均素质绝对高于十六国中间的大部分君主。首领素质的均衡性与一贯性，是北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甚至南面的宋、齐等同时期的朝代，也都远远达不到这一点。这里面有天意的成分，同时也得归功于比较合理的北魏储君制度，基本上每一代君主，在即位之前，都经历过战场的洗礼，也经受过政治的考验。“子贵母死”的制度，则更保证了皇室的权威性。有了优秀的君主，战略方针和政策就得以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而不至于半途而废。从北魏建国到统一北方的五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扩张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和渐进性。这个马背上的部族并不像赫连勃勃那样只知用骑兵进行冲杀和游击，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一边在战场上取得土地，一边在战场下巩固自己的成果。除了拓跋嗣时代主要对柔然用兵外，每隔四到五年就取得一项新的战果，这种时间间隔是相当合适的，既给了己方巩固消化的时间，也没有给敌人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机。此外，北魏也常得到老天的眷顾，赚了不少便宜，比如参合陂之战中黄河突然封冻，生擒赫连昌的战役中又正好碰上狂风大作，等等。历史的进程具有必然性，但又往往在关键时刻由某些偶然的小事件改变其轨迹。

其次是“地利”。北魏的发祥地位于偏僻的漠北，经济文化落后，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劣势。然而事实证明，地理上的条件恰恰是导致拓跋氏脱颖而出的一个优势。这一地区的周边多为鲜卑、高车等原始游牧部落，并不比拓跋氏先进和强大，北魏在发展壮大的军事过程中，得以先易后难，先弱后强，不但避免了迅速的失败，还大量地掠夺了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口和牲畜。北魏与后燕的冲突，源于马匹资源的矛盾，经过长期征战，中原地区的马匹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慕容宝等人索马的要求，反映出当时燕国战马数量的不足和素质的低下，在马匹决定胜败的骑兵对战中，兵强马壮的北魏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不仅远远超过战马稀缺的南方邻国，也胜过游牧为生的北方劲敌柔然。各割据势力与他们对抗，唯一能够相持的手段，只有守城，而这一手段，在北魏的力量不断强大后，也不再成为阻挡魏军取胜的障碍。

当然胜利也离不了“人和”。北魏刚刚兴起时的组织结构十分原始，其实也给了那些受过“先进文化教育”的汉人更多施展身手的空间。拓跋鲜卑的文化素养并不高，但其首领是比较有见识的，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原人士才能够统治中原，对于中原文化，更是推崇备至。在收服割据势力的兼并战争中，他们也就不断得到附近的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归顺。北魏又十分注意网罗人才，只要是士大夫求见，无论少长，都由皇帝亲自接见，详细交谈，凡有才能者，一律根据具体情况录用。这些有识之士面对北魏几乎白纸一片的规章制度，既能引入汉人成功的统治手段，又可以吸取汉人失败的教训，从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比传统制度更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到了拓跋焘时代，汉族士人在北魏的地位已相当重要，北魏的统治阶层形成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大夫共同合作的模式：武将以擅长骑射的鲜卑人为主，比如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猛将，而文官则多以汉族士大夫为主，比如崔宏、崔浩、张衮、刘洁等名士，猛将名士如云，加上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统帅，组成的队伍自然战无不胜。

拓跋焘的胜利对于南方的“正朔”王朝是一个刺激。刘宋立国之初，对付北方的政策是拉一派打一派，他们一方面接受北燕、北凉等小国的称藩，甚至与夏国订立盟约，企图以此来牵制逐渐强大的北魏。北方越乱，南方的统治也就越安全，宋文帝的元嘉之治，正是在拓跋焘出击各国、无暇南顾的十几年间得到的富足偏安的局面。等到拓跋焘结束纷争，终有机会再次南下时，南方的“幸福生活”就将好梦到头了。

檀道济死后，刘湛在朝中的势力渐大。司徒右长史刘斌是刘湛的宗亲，被刘义康擢升为左长史。刘义康又先后提拔了王履、刘敬文、孔胤秀等一批大臣，都是些阿谀谄媚之徒。刘义康权倾朝野，刘湛自以为有这位皇上的弟弟做靠山，朝上朝下越来越显得放肆，私下里多次与刘斌等人说：“当今皇上一旦驾崩，就应该继立成年的皇室成员做君主。”

前文说过，宋文帝身体比较差，有一次病情又转危，就把刘义康召入宫中，与他商量起草顾命诏。太子刘劭还是十来岁的少年，不懂政事，宋文帝自是心思重重，对着弟弟千叮咛万嘱咐。刘义康出宫后，泪流满面地对刘湛、殷景仁等人讲述当时情景。刘湛听罢，也不顾忌听众，便说：“天下局势艰难，幼主哪里可以统治！”这话一出，刘义康、殷景仁都哑口无言——这位刘湛先生，果然有点胆大包天的意思了。（其实刘湛也该想想清楚再开口，刘义康也就算了，他有没有意图篡夺皇位暂且另说。当时在场的殷景仁是宋文帝的亲信，说这样的话，怎能不让人起疑。此时的刘湛恐怕已为权势迷了心窍，一心只想让刘义康上台，自己也就可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臣了。这种想法只可藏在心底，到时机有利时再付诸行动，怎可不分场合，随口而出呢？）

说错了话，刘湛并不醒悟，他与孔胤秀等人结为同党，密谋在宋文帝死后，抓住机会废掉太子，拥立刘义康为帝。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宋文帝的重病奇迹般地恢复，对于刘湛等人的阴谋，也有所耳闻（论常理猜测，信息多半是来自殷景仁）。他即位之初就有诛杀三位顾命大臣的斗争经验，对付刘湛这样的更是很快就心中有了谱。

从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秋天起，宋文帝就不再去刘义康府上见他。殷景仁则从几年前就告病在家，与皇帝通过密信联系。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刘湛的母亲正好去世，宋文帝借机将刘湛免职，表面上是让他回家料理后事，实际上是留出时间为重拳出击准备。刘湛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猜到自己难以保全。当年十月，宋文帝命刘义康入宿中书省，密令左右对其严加“看护”，然后下诏列数罪行，命廷尉收捕刘湛一党。卧床多年的殷景仁忽然命人准备朝服，连夜进入华林园的延贤堂，秘密求见等候多时的宋文帝，商议处分事宜。

宋文帝此次行动风驰电掣，可谓一场从上到下的大清理，不仅刘湛、刘斌及其诸子被诛，参与拥立刘义康密谋的刘敬文、孔胤秀等同党也被一并斩首，王履凭借叔父吏部尚书王球的关系，才保住性命，但也给罢了官，其他涉案人员都被发配流放到偏远的广州。

宋文帝又派人向刘义康宣读刘湛等人的罪状。刘义康深知大势已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完结，便上表要求辞职。宋文帝下诏让他做江州刺史，去镇守豫章。刘义康在京城呆了十几天，希望最后再见一面宋文帝，宋文帝满足他的要求，然而兄弟相视告别，却都不发一语，宋文帝只是对着刘义康哭泣，刘义康怅然离开建康。宋文帝又封征虏司马萧斌为豫章太守，掌管江州一应大小事务，并由龙骧将军萧承之带兵把守，以保护刘义康的人身安全为名，限制他的活动自由。

刘义康留下的司徒、录尚书事的职位，由五弟刘义恭接任。刘义恭以刘义康的失败为戒，行事极为谨慎，终于没有再惹权力风波。

第二部宋魏相争五、盖吴举兵

刘义康被软禁在江州豫章，宋文帝本有意命手下秘密将其处死，亏得这家子兄弟姐妹还有一个主事的“家长”——大姐会稽公主。

这位公主就是在讨伐司马休之的战役中阵亡的徐逵之的妻子，当年刘裕想让女婿在战场上好好出出彩，没曾想却教他送了性命。会稽公主就此守了寡，身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徐湛之和徐淳之。刘裕尤其喜爱徐湛之，对他很是照顾，在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封了县侯的爵位。刘裕崇尚节俭，他专门把自己贫贱时妻子亲手为他缝制的旧衣服“纳布衣”（应该是类似百衲衣一类的打了补丁的衣衫）留给会稽公主，叮嘱她说：“后代子孙若有骄横奢侈的，可以拿这件衣服给他们看，好好教育他们。”会稽公主将衣物用锦囊包好，默默记下父亲的教诲。

刘湛一党获罪，徐湛之也因受到刘义康的宠爱而被牵连，眼看要问死罪。会稽公主当即入宫，见了弟弟宋文帝，也不施礼，放声痛哭。宋文帝不明就里，正欲询问，会稽公主忽然从怀中取出包有纳布衣的锦囊，一把扔在地上，对文帝说：“你家原本穷得很，这是我母亲给你父亲做的纳布衣。你倒好，今天能吃上一顿饱饭了，就想要残害我儿子！”宋文帝处置刘义康一案，出于权力之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想到这里，他竟也悲伤地哭了起来。徐湛之于是得以赦免，后来还被任命为太子詹事。

刘义康外放，会稽公主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就特意将宋文帝请到家中，以宴会招待。酒酣宴欢之时，公主离席，对着文帝连磕几个头，悲不自胜。宋文帝不知道她又想干什么，亲自扶她起来。公主抽泣道：“车子（刘义康小名）将来必不为陛下所容，臣妾特为他求情，请留他一条性命。”说着又号啕大哭，宋文帝也不得不一面痛哭，一面安慰她不必忧虑。公主不信，文帝便指着埋葬了父亲刘裕的蒋山起誓：“大姐切勿疑虑，如若违背誓言，就是对不起父皇陵寝。”然后下令将自己喝剩的酒赐给刘义康，并且附言：“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以表明心迹。

终公主一生，宋文帝没有再动刘义康一毫一发，可惜这位性格泼辣、可亲可敬的公主在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就去世了。仅过一年，范晔（《后汉书》作者）与刘义康的几位心腹谋划政变，重新迎立刘义康。徐湛之知晓内情，提前向宋文帝告密，范晔等人被杀。刘义康丢了官衔，被废为庶人，一家人远迁安成郡（今河南汝南）。

同一年的北朝也出了骚乱，安分了近十年的关中地区爆发了一起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举兵的首领，乃是一个叫做盖吴的卢水胡人。

卢水胡是关中胡人的一个大支，以世代居于卢水流域而得名。根据考证，这个卢水可能就是今天甘肃张掖南面的黑水。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民族混居区，包括匈奴、羌、小月氏等族，其中以匈奴为主体，因此考究民族史的学者常把卢水胡归为匈奴。建立北凉的沮渠蒙逊，便是最为典型的卢水胡人，在五胡十六国中与刘渊、赫连勃勃都属匈奴，其实这三者不可一概而论：刘渊是南匈奴后人，属于匈奴与汉的混血；赫连勃勃是铁弗部，即匈奴与鲜卑的混血；沮渠蒙逊，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出于小月氏，可以认为是匈奴与羌的混血。后来“卢水胡”的概念扩大，只要是来自卢水的胡人都可称为卢水胡。

北魏灭北凉后，在关中各地分设军事重镇，对各胡实施统治。比如羌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了李润镇（今陕西大荔北），在氐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仇池镇（今甘肃成县西北），而在卢水胡人聚居的地方，则设立了杏城镇（今陕西黄陵西南）。杏城一带的胡人，都成了卢水胡（这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民族认同。北朝时期的所谓的民族，往往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称谓，而非血统。比如起事的盖吴，血统而言应为羯胡，但仍被划归卢水胡一族）。非鲜卑的胡人地位远低于汉人，他们不仅被迫迁徙，而且还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赋税，胡人们的强烈不满终于转化为反抗的力量。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是个让北魏君臣提心吊胆的年份。前一年，由于北击柔然未果，河东强豪薛永宗、薛安都据汾曲（今山西临汾南）发动起义。鲜卑人正发愁呢，关中又风传“灭魏者吴”，盖吴乘着人们传播谣言的时机，在杏城聚众反魏。一击石惊起千层浪，不但卢水胡人纷纷响应，氐、羌、屠各、汉等各族人民都争相投奔。盖吴很快拥有了十几万兵马，他派遣使者前往南朝的宋国，请求归附。

北魏的长安镇副将拓跋纥没把盖吴放在眼里，带了一支军队前去镇压，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拓跋纥战死。盖吴的队伍继续壮大，震动了平城的北魏朝廷。拓跋焘派了高平敕勒部骑兵奔赴长安，又命将军叔孙拔统率并、秦、雍三州士卒屯兵渭北，全力抵御盖吴南下。盖吴派兵进攻长安，与叔孙拔的精骑大战一场，战死了三万余人，遭受了第一场挫败。

盖吴见攻打长安受阻，便派遣别部统帅白广平向西进军，攻打新平（今陕西彬县）。西面果然是群胡混杂，盖吴的军队还没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等地的胡人便云涌而起。盖吴又分兵东掠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以东地区，在黄河边被北魏将领章直击破，淹死的人就有三万之多。（盖吴的部众虽然气势很惊人，人数也多，但基本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压迫的胡人，其战斗素质非常之低。盖吴想依靠民众的愤怒和人海战术与训练有素、机动力强大的北魏骑兵抗衡，毕竟是极困难的。）

河东的薛永宗听说盖吴在关中起兵，受到振奋，立即派人与他取得联系。盖吴得到友军支持，颇为得意，便在杏城自称天台王，设置文武百官，并任命薛永宗为秦州刺史，共同打击北魏。

薛永宗在河东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他进攻闻喜一带，当地没有什么守兵，本应该是轻而易举拿下的，没想到闻喜的强豪自行组织起武装力量，将其击退。倒是其族人薛安都顺利地攻占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为了阻断盖、薛两家的联络，拓跋焘命薛拔纠集宗族百姓，沿黄河筑起壁垒，然后，又派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将领率领两万骑兵讨伐薛永宗，另一名殿中尚书乙拔率领三万骑兵讨伐盖吴，至于进入陇右地区的白广平，则由西平公寇提以一万骑兵对付。

这时盖吴的控制区域已扩大至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天水、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东至河东，南至渭水。盖吴又向南朝遣使，呼吁宋国出兵援助。奇怪的是，一向对北伐很有兴趣的宋文帝，这回却似乎打不起精神，只是象征性地封盖吴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及雍州刺史，并命宋国一方的雍州和梁州的士兵驻扎在边境线上，远远地为盖吴作声援，这样可怜的一点所谓的反应，估计是要遭来盖吴的强烈鄙视的。

那么宋国为何对于北方的乱事如此冷淡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宋国内部权力斗争刚刚平息，北伐的构想已有，但尚在策划阶段，不宜仓促出兵；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他们认为拓跋氏是鲜卑，盖吴是卢水胡，这两派胡人闹起来，充其量是狗咬狗的内乱，自己还是一边坐壁上观为好。可惜，可惜，鲜卑人在境内到处“救火”的机会并不多，真要想恢复中原，必须把握稍纵即逝的良机，缺乏远虑的宋国统治阶层只能事后去高唱“抓不住北伐机会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了。

拓跋焘亲率大军抵达东雍州（今山西临汾一带），兵临薛永宗的城堡。拓跋焘不明敌军底细，便问随军的崔浩：“今天可不可以进攻呢？”

崔浩答道：“薛永宗肯定没料到陛下会亲自前来，军心懈怠，现在北风迅疾（北魏军进攻薛永宗，是从北向南），应当急速进击，必使其溃散。如若等到明天，恐怕他们见官军实力强盛，连夜逃跑。”拓跋焘采纳崔浩计策，挥师挺进，迅速包围了城堡，薛永宗全军大败，无处可逃，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而死。据守在弘农的薛安都独木难支，被迫放弃城池，南投宋国。

魏军消灭了河东义军势力，士气大振。拓跋焘随即向西一指，大军渡过黄河，直扑关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宗教灾难即将降临。

第二部宋魏相争六、太武灭佛

拓跋焘统领的北魏骑兵马不停蹄地开进关中，眼前有两条道可以走：一条北道，沿着渭水北面前行，距离盖吴的大营只有六十里的路程；另一条南道，渡过渭水西行，然后再转正北，也可到达盖吴大营。

拓跋焘向崔浩问计：“盖吴在长安城以北九十里处，渭北一带没有城池，渺无人烟，缺少粮草，不利于行军。朕的意思嘛，不如渡过渭水，走渭南，爱卿以为如何？”

崔浩答道：“盖吴的军队离此处并不远。所谓击蛇之法，其要领是打破蛇头，头一破尾还怎么动？依微臣之见，应当走北道，乘我军势头正盛，先袭击盖吴。大军前往只需一天时间，到了他的大营，必能获胜。然后大军再回长安，也只要一天就到了。一天的时间，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如若走南道，盖吴的军队就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渭北山区，那就没那么容易消灭了。”

或许是担心发生意外，这次拓跋焘没有听从崔浩的意见，他下令大军沿渭水南岸向西进发。不出崔浩所料，军队刚到达戏水（今陕西临潼东北），便惊动了北面的盖吴，义军散入山岭之中，魏军无法采取行动进攻。拓跋焘大为懊悔，只得领军先进长安。

魏军到达长安后，便在城中驻军，以作休整。长安城的佛寺遍地皆是，魏军的一些将官便入佛寺游逛。僧人们不敢怠慢，请他们到寺庙里喝酒。僧人本该谨守戒律，并且不拜俗，即所谓“不拜父母，不拜帝王”。长安的僧人与官宦贵族接触很多，献殷勤成了习惯，哪料到这下子可惹来了灭顶之灾！

将官们来到僧人的住所，竟意外发现那里堆放着弓箭刀枪、盔甲盾牌等物件。佛门净地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他们心中狐疑，回来后就到拓跋焘面前去报告，拓跋焘听说后，勃然大怒道：“这些东西非佛门之用，他们必是私下勾结盖吴，想要作乱！”他当即命令有司捉拿相关人员，并且抄检佛寺的财产。皇帝就在长安城，底下的人自然是尽心尽力执行任务，查抄行动迅速彻底，结果也颇为惊人：佛寺中不仅私藏了武器，还藏有许多酿酒的器具，以及附近州郡的牧守和富人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僧人的住处还搜出了好多间密室，里面藏匿了年轻的妇女，供僧人淫乐。

这还了得，佛寺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这佛教可是大大的坏了。拓跋焘颁布法令，宣布佛教为邪教，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凡是涉及藏匿武器或奸淫妇女的僧人，一律活埋，其余僧人则罚为奴隶。不仅长安一地实行法令，拓跋焘又传诏到国都平城，命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在各地依样行事，禁止佛教的传播。佛教来到中国以后从未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一时间，各地佛寺被夷为平地，大量佛经也消逝在烈火之中，僧人们更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惨状为数百年来所罕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第一桩：太武灭佛。

拓跋焘的灭佛令反响之大，影响之深，他本人即便有过心理准备，怕也不能完全预料。佛教自东汉初年来到中原地区，已有近四百年历史。十六国时期的几个大国，比如后赵、前秦、后秦等，其君主与贵族都十分崇尚佛教，后秦更是奉佛教为国教，其统治中心地处西域与中原的交通要冲，佛教交流频繁，佛事盛极一时。北魏的鲜卑贵族地处代北，离西域极远，按理说是不可能接触到佛教的，更不可能去信仰。可是拓跋珪在进入关东地区的过程中，除了认识到中原的本土宗教道教外，也不断在各地遇到佛寺和僧人。鲜卑统治者对于这个外来的宗教，由一无所知，到渐生好奇，久而久之，认为佛教对于平定天下很有帮助。经过三代时间，到拓跋焘时，鲜卑贵族基本上都信奉佛教。

拓跋焘在即位之初并不排斥佛教，他也喜欢与德高望重的僧侣交谈，探讨一些与统治有关的问题。然而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威。

拓跋焘对于佛教的印象，由好变坏，还有两个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崔浩，他笃信道教，对于佛教的学说很厌恶，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诋毁佛教，说佛教虚妄之极，危害世人，应当取缔。另一个人是寇谦之，此人也是道教徒，却吸取了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建立了一套新的学说，并将其整理成经书，献给拓跋焘，宣称这是神仙所授。拓跋焘很是推崇，他的新年号“太平真君”，便来自寇谦之经书中的一句话：“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可以说是将道教定为了唯一的国教。

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他就曾下诏，命五十岁以下的僧侣全部还俗，以便能够征役讨伐北凉；为防止僧人寄生民间，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他发出禁令，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一律不得私自豢养僧侣以及巫师，有这些情况的，限期遣送官府，过期不送，一经查实，僧侣处死，主人灭门。

从这一系列的政令中可见，拓跋焘在长安所发的灭佛令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北方佛道两教之争的一个必然结果。

长安的政令对于北魏境内佛教势力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过执行的过程中也不是毫无阻碍。鲜卑上层人士多信奉佛教，他们以太子拓跋晃为首，尽力维护佛教的利益。拓跋晃虽下令焚毁了大量寺庙佛塔，却也有意放缓了执行法令的时间，暗中保护一些僧侣逃脱性命，并收藏了一些经文和佛像。太子与拓跋焘在宗教问题上认识的差异成为几年后的宫廷变乱的诱因之一。

佛教遭殃，人心惶惶。拓跋焘继续巡视关中地区，大军经过长安、盩厔（今陕西周至东）、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雍城（今陕西凤翔东南），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收捕杀害与盖吴有关联的汉、氐、羌、屠各等各族叛民。接着，魏将乙拔率军在卢水胡的大本营杏城大破盖吴军，盖吴的军队溃散。拓跋焘满意于战事，从关中选了一批能工巧匠，就回驾平城。

尽管如此，关中陇西地区的叛乱依然此起彼伏，没有停息。不久，盖吴重新在杏城聚集了兵马，自称秦地王，召回了一些躲在山林中的旧部，重振旗鼓。这次拓跋焘采取了两面夹击的策略，一方面派永昌王拓跋仁和高凉王拓跋那统领长安以北的军队南击盖吴，另一方面从关东的定、冀、相三州（今河北南部地区）发动两万士兵，驻扎在长安南山的谷地中，防止盖吴逃逸。面对一个小小的盖吴，北魏的军队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

盖吴很快败于拓跋那的军队之手，他只身逃匿，其二叔则被活捉。众将建议把盖吴的叔叔送到平城邀功，唯有长安的镇将陆俟提出不同意见。

陆俟认为：“长安险固，民风膘悍，盖吴一日不除，长安就一日不得安宁。如今盖吴潜逃，如果不依靠他亲信之人，谁能捉住他？不如收买他的叔叔，许诺对他和他的家人免罪，放他去追盖吴，必有收获。”

众将不以为然地说：“贼党已散，只剩盖吴一个，能逃到哪里去？”

陆俟道：“各位没见过毒蛇么？不斩断其首，他就还会作乱（与崔浩的想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盖吴生性狡诈，若能逃脱，其称王造反之心就不会死，那样只会更加危害社会。各位放心，如若放了他的叔叔而不回来，我自当承担罪责！”

拓跋那赞同陆俟的计策，便放了盖叔叔，与他约定时间捉拿盖吴。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叔叔果然提着盖吴的脑袋来到魏军营中，陆俟的深谋远虑也得到了众人的交口称赞。拓跋仁的军队又讨灭盖吴的余党白广平、路那罗等军队，盖吴领导的大起义在北魏的连番军事行动与高压统治政策之下，被彻底平息，前后坚持时间将近一年。

第二部宋魏相争七、陆俟单马平叛

扑灭盖吴起义，陆俟立了大功，拓跋焘也很高兴，把他召回平城，给他加官晋爵。陆俟出身拓跋氏的鲜卑旧部，祖上就一直追随北魏首领征讨诸侯，屡立战功。“陆”这个姓氏，是半个世纪后魏孝文帝迁都改制的时候改的汉姓，也就是说，在拓跋焘的时代，陆俟可不是姓陆的，而是姓步六孤，也作步鹿孤（Bulgar）。这个姓在鲜卑内部属于大姓，我们后面将会提到，它在鲜卑八姓中排名第二，地位相当高。

拓跋焘北征柔然，西讨北凉，都不忘了把陆俟带在身边。陆俟其貌不扬，五短身材，在军中却颇有威信。拓跋焘让他负责都督辎重，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盖吴起义中，陆俟的职位是都督秦、雍两州诸军事，镇守长安。他的长处是有头脑，有手段，政治敏感度高，常能准确预言形势，让人不服不行。拓跋焘曾夸他：“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就是说别看你长得不高，考虑问题却颇为长远啊。

盖吴失败后，另外的一支卢水胡人在安定叛乱，首领叫做刘超，叛军数以万计。拓跋焘吸取了对付盖吴的教训，不立即派兵去镇压，而是下诏让陆俟想办法。拓跋焘说：“秦川之地极为险要，并入我国还没多少年，那里的官民没能享受到足够的恩泽，所以呢，这几年来叛乱暴动屡屡发生。现在这个刘超又凭借地利关险，不顺从王命，很让人头疼。朕若给爱卿重兵，则刘超等叛军必然合兵一处，据险对抗，未必容易攻下来；如若给爱卿轻兵呢，又恐怕制服不了他们。我看，也不用给兵了，爱卿以谋略来平定这帮子反贼，相机行事。”于是再次加封陆俟为都督秦、雍诸军事，出镇长安，对付刘超。

拓跋焘这个皇帝，虽崇尚武力，却也并不忽视用其他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场上他喜欢出奇出巧，而不仅仅依靠人多势重去征服敌人；在战场之外，他也更懂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或许重要，但消灭敌人的反抗意志，并得到更多的民心，则更为关键。比如对付柔然时，采用军事行动予以消灭自是主要方针，同时他又拉拢联合与柔然矛盾极深、受到柔然奴役的高车各部的力量，结果在与柔然的连年战争中，越打越强，骑兵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拓跋焘的这份诏令既反映了他的治乱方针，也反映了他对于陆俟这个老部下的无比信任。试想没有对一个人的胆识智略的充分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写出拓跋焘那样一段话语的。

陆俟明白拓跋焘的心思，追随皇帝多年，只需一个信号，便可心领神会。刘超的上万叛军刚刚树起大旗，又有地利之便，正是最为狂妄强盛之时，这时候上去硬碰硬，保不准就做了“拓跋纥第二”，刘超也完全可能闹得比盖吴还大。所以陆俟也不张扬，自己一个人骑一匹马，就去长安上任。

刘超军中探马来报，说朝廷派来的这个陆俟，也不带兵，也不打仗，看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刘超心想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不把陆俟放在眼里。

陆俟一到长安，便四处张贴告示，宣扬朝廷的宽大政策：对于反叛势力，只要与朝廷合作，不捣乱，一律既往不咎，还可以做官。为了表明诚意，陆俟又派人到刘超营中，向刘超提出娶他女儿为妻，结为姻亲。

有这样的好处，刘超自然不会放弃，但他仍然十分警觉，没有投降的意思。陆俟修书一封，向刘超提出，愿带帐下兵士，前往拜见刘超，共商两家之好。刘超那边很快就回信说：“你要来就来，带的人若超过三百名，我就以弓马相迎；带的人若不足三百名，我就以酒食相待。”字里行间透出地头蛇的杀气：你要人多，咱们就直接兵戎相见，谅你人再多也多不过我的上万兵马；你要是人少，我就观望一下，要是不老实，同样可以给你搞个鸿门宴，教你有来无回——这买卖看起来只赚不赔。

陆俟是个聪明人，他之所以要去见刘超，目的有二，一是向刘超示弱，使其放松警惕；二是到刘超营中探看虚实，以确定将来的行动计划。刘超既然说得这么明白，他也就不含糊，带上两百名兵士，前往探营。

刘超听说陆俟和他的手下果然来了，而且人数稀稀拉拉的，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便命人摆下酒席伺候，同时也不放松警惕，身边将士大多穿戴刀甲，严加防备。陆俟见了刘超，两边寒暄一通，陆俟也大致看穿了刘超的架势。酒席间，陆俟不说大义之辞，只与刘超觥筹相错，杯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一个劲地喊着过瘾。刘超等人见此情景，以为陆俟真和他们一条心呢，早没了杀意。酒席散尽，陆俟竟然要由手下将士们扶着，才回得了长安。

回到长安，酒也醒了，陆俟立时换了一个人（呵呵，也不知是真醉假醉，反正聪明人总能在该清醒的时候清醒，在该沉醉的时候沉醉，愚蠢的人则正好相反，总是在该沉醉的时候清醒，在该清醒的时候沉醉）。他对部下说：“我们可以搞定刘超啦。”他在长安城里的守兵中秘密挑选了五百名精壮之士，组织他们严格训练，并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说国家的恩情多么多么高，你们呢，只要奋勇争先，拼死杀敌，将来必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些确是实话，北魏初期尚武，统治者对于立了军功的将军士兵，给予的待遇非常高。士兵们受了激励，纷纷对陆俟说：“咱们这些人到死都跟着陆公，决无二心！”

陆俟看思想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战斗力也提升上去了，就带上这些士兵，以出猎为名，去见刘超，出发时说得清楚：“今天咱们要找机会除掉刘超，诸位但等我与刘超会面，席间以酒醉为号，便一齐下手。”士兵们各自领命。

刘超听说陆俟打猎顺路来见他，以为又找他叙旧呢（你还真以为你是个人物呢，看一眼也就明白你的底细了），便让人再次摆下酒席，招待陆俟。这回陆俟虽有五百名随从，刘超鉴于上一次的经历，不再小心设备。

陆俟的表现与前一次无异，也是相见甚欢，说些哥俩好的话，拼命地喝酒，刘超就陪着喝。喝着喝着，陆俟有了几分醉意。左右上前搀扶，陆俟却执意不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要上马出营。刘超不知底细，赶忙到马前送他。陆俟翻身上马，脸色突变，对着刘超大喝一声，从腰间拔出佩刀，手起刀落，将刘超人头砍下。兵士们早已会意，各自拔出武器，高呼猛进，击杀刘超的部下。刘超营中一时大乱，哪里抵挡得住这五百精兵，死伤数千人，剩下的举手投降，刘超的叛乱就此平息。

拓跋焘大喜过望，再次把陆俟调回京都平城，升他的官。陆俟单马镇长安，终于不辱使命，表现得有胆有识，以最小的代价平定了潜在的大乱。《魏书》评价他只用八个字：“威略智器有过人者”，一个字都没有说错。

此后北方的各地胡人虽还有零星叛乱，但已难成气候，拓跋焘进一步巩固了他河东、关中、凉州等地的统治后，就要北上讨柔然了。

北魏对付柔然的一大问题是，柔然背靠广袤的沙漠，回旋空间极大，打不过北魏，就可以一直往北逃，北魏骑兵机动力虽强，但对付远遁漠北的柔然人，不要说追不上，经常连找都找不到。吴提做可汗以来，柔然衰微，很少与北魏军队正面对抗，客观上反倒减小了柔然的损失。吴提在位的十六年中，北魏征讨柔然经常因为找不到敌军，又缺乏水草，而半途而废。吴提死后，他的儿子吐贺真继任可汗，依然秉承这一策略，效果卓著。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开始的与柔然的战事，源自西域悦般国（作般悦国）的遣使来朝，与北魏相约合攻柔然。悦般国在北魏以西万里之外，据称是北匈奴的一支后裔，风俗言语近于高车而远于柔然。他们的首领与柔然结下了梁子，苦于实力太弱，只得让人来北魏求援。

悦般国内有不少温泉资源，放到现在应该也属于疗养旅游胜地。悦般使者朝贡之外还带了一名宣称有法术的人，能够将人割破血脉，放血数升，然后用药草治疗，一会儿便能止血，再养个一个月，就能恢复正常，连瘢痕都不会留下。拓跋焘下令从监狱里带一些死囚按照使者的说法进行试验，果然不假。拓跋焘见有这么好的药草，便问使者哪里能采到。使者神秘一笑，说：“奥妙之处在于我们这位法师，而不在于药草。这种药草，在中原各地的名山中都能找到，陛下可以派人依样去寻，然后由法师传授医治的法术。”拓跋焘彻底拜服，对悦般国使者的言语深信不疑（神秘主义的东西自古而今都是一脉相承，很多特色千年不变，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平头百姓，都有可能成为它的崇拜者。君不见悦般国使者的这些宣传手段，今天还被许多人用来“发财致富”）。他下令全国戒严，准备出兵讨灭柔然。

第二部宋魏相争八、崔浩之死

北魏这场对柔然的进攻，在事后看来，基本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但从拓跋焘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却可以推测，他是有心直捣漠北，与柔然拼个鱼死网破的（当然多半时候还是有信心保证网不破）。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当年宣布戒严看出来，拓跋焘要保证后方无事，才敢大军出动，可见规模不小；以前的北伐，皇太子都是要驻守国都平城的，而太平真君九年的北伐，太子拓跋晃却跑到漠南的行宫，朝见拓跋焘，随军一同北上；并且，拓跋焘连续两年三次用兵，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征战密度。

第一次用兵在当年的冬天，北魏大军向北挺进沙漠，遍寻柔然踪迹而不得，最后到达汉朝征讨匈奴时留下来的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境内）。天气寒冷，行军困难，魏军便将携带的粮草囤积于城内，在城中留了些守兵，就撤退了。

转年开春，拓跋焘回到漠南，大宴群臣。大约是浸沐于席间大臣们的一片阿谀之词中，拓跋焘忽然志气昂然，不甘心于前一年的徒劳无功，下令再度北伐，大军分为三路：高凉王拓跋那走东路，略阳王拓跋羯儿走西路，拓跋焘本人则与太子一起过涿邪山（今蒙古戈壁阿尔泰省阿尔泰山东段），北行数千里。这个气势很吓人，柔然可汗吐贺真闻风而遁，拓跋焘的连续第二次北征又未果。

拓跋焘并不罢休，他分析了最近几次北伐的得失，总结出教训：每次都把局面搞得太大，没到柔然腹地就把人家吓得半死，这怎么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呢？他吸取教训，在紧接着的这个秋天第三次发动北伐，这一次，他只让拓跋那和拓跋羯儿率领少数精兵，分别从东路和中路北上。吐贺真果然接招，他以数倍于魏军的柔然精兵迎战，包围了拓跋那的军队，包围圈绵延几十里。

拓跋那全无惧意，命令士兵深挖战壕，坚守待机。双方相持多日，吐贺真每次出阵挑战，都被拓跋那击退。柔然人多势重，竟占不到半点便宜，吐贺真渐渐感到恐惧，越想越觉得魏军必有后援，这么下去自己要倒霉，就主动解围，连夜逃走。拓跋那带兵追赶，九日九夜，穷追不舍。吐贺真对自身的战斗力没信心，弃了辎重，翻山越岭没命地跑。拓跋那得了辎重，不再追赶，回军会师。另一路的拓跋羯儿也收编了柔然的牧民和牲畜，数百万之多，全部带回北魏。

太平真君九年到十年（公元448年至449年）连续对柔然的用兵，最后还是没能彻底消灭柔然上层势力，柔然可汗依然存在，但却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有效地获取了柔然的资源和财产。史载“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严格地说，应该是柔然的势力重心西移，更多地与西域诸国发生冲突，而不敢来招惹东方的这个霸主了。

拓跋焘压制了柔然，西南的吐谷浑也被他打得抬不起头，得意之余，想的当然是如何功高盖世，青史留名了。早在消灭北凉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他让崔浩担任监秘书事，命他召集一堆汉族文人高允、张伟等共同为魏国修国史。修史本是汉人的强项，试问古往今来，天下诸多国家，又有哪个有中国的史籍那么连续和完善呢？崔浩也是当仁不让，觉得这种任务就该由他来领导完成，很爽快地接手过来。

其实崔浩见识虽广，文笔却不咋样，执笔的工作多由手下的文人来做，他只负责总结折中的工作。然而很多鲜卑贵族仍把崔浩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崔浩在不少问题上都伤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灭佛的那次），这次又要对他们的先世品头论足，怎么受得了。可是又没法子，皇上这么信任那些汉族读书人，自己呢，打仗虽然很牛，可舞文弄墨是形同白痴，只好听之任之。

修国史的都是汉人，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没怎么读过史书的拓跋焘可不同，史书不是“好人好事记录册”，而是对于事实的叙述。所谓春秋史笔，是“笔则笔，削则削”，该记录的就记录，该删减的就删减，既不溢美，也不讳恶，皇帝什么时候给人欺负，什么时候干了坏事，这些都得写到纸上。拓跋焘想的只是光宗耀祖，他一向推崇崔浩，看他领着一帮子人日夜伏案，奋笔疾书，心中暗爽，指望着这本史书早点写完。

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魏国史《国记》编撰完成，崔洁审阅一番，非常满意，便向皇帝呈上。参与著史的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注解的《五经》。高允听说此事，私下里说：“闵湛等人都是小人之见，恐怕要害惨崔氏一族了！”崔浩却很赞成这个建议，对太子拓跋晃提了出来。拓跋晃给予支持，于是下令在平城南郊修造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终于完成。

城南新修了碑林，好新鲜爱热闹的人纷纷跑去观看。那些本来就对修国史有意见的鲜卑贵族当然也去看了，这一看可不得了，石碑上的文字哪里是在夸耀功德啊，明明都是揭短嘛。拓跋氏发家才历经三世，祖上的事有好多不体面的，自己知道也就算了，怎么可以放在外面给大家看呢，太不像话了。鲜卑贵族一个个怒气冲天，前呼后拥地跑到拓跋焘面前，向拓跋焘告发，说崔浩这帮汉人是存心损咱们呢，应当严惩不贷！

拓跋焘这才如梦方醒，一拍桌子，派人将石碑火速砸毁，下令逮捕崔浩以及所有参与著史的文人。

太子拓跋晃首先得知消息。自从灭佛以来，他就跟崔浩结了怨，这次崔浩获罪，他本该高兴，可是修史的主力成员高允却是他的恩师，他赶紧把高允接到东宫，吩咐他说：“明天随我去见皇上，假若皇上问你啥，你就顺着我的意思答话，听明白了么？”

高允一头雾水，问太子：“为了什么事情呀？”

拓跋晃也不细说，只回答：“去见了皇上就知道了。”

次日一早，拓跋晃领着高允来到宫中，向拓跋焘禀告：“中书侍郎高允在儿臣宫中，相处好多年了。他一向小心谨慎，遵纪守法，虽然与崔浩一同著史，但地位很低，罪责都是崔浩的，恳请父皇明察，免他死罪。”

拓跋焘点点头，召见高允，一见面就问他：“《国记》都是崔浩写的吧？”

高允依实回答：“《太祖记》为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先帝即指拓跋嗣）和《今记》是微臣与崔浩合写，不过崔浩管的多，只抓总体的事务。至于注疏方面的文字，微臣多于崔浩。”

拓跋焘大怒，对拓跋晃说：“怎么搞的，高允的罪责比崔浩还重，叫我如何饶恕他呢？”

太子暗暗叫苦，心说这个高允怎么不长脑子，不听我言，忙解释说：“高允小臣，初见父皇天威，语无伦次。儿臣刚刚还问他来着，他说全是崔浩干的。”

拓跋焘转脸问高允：“太子说的，可是实情？”

高允答道：“微臣罪当灭族，不敢妄言。太子是因为微臣侍讲日久，同情我的遭遇，想要救我一命而已。其实他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

拓跋焘倒吸一口冷气，居然还有这样的大臣，感叹道：“果真耿直啊！世上少有人能为之，而高允竟能做到！死到临头，还能面不改色不说假话，此乃信；身为大臣，而能坚持真理不欺君，此乃贞。既信又贞，让人佩服，好吧，我就赦免他了。”

拓跋焘又派人把崔浩召来质问，崔浩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拓跋焘就叫高允起草诏书，把崔浩满门抄斩，并且诛杀与著述国史相关的官员。

高允接旨，却一直迟疑不写诏书。拓跋焘催了又催，最后高允要求见过皇上，然后动笔。拓跋焘就召他进宫，高允奏道：“微臣实在不知道崔浩还犯有何罪。如果仅仅是因为写国史的事触犯了皇族先世，不为尊者讳言，也不至于判死罪啊。”

拓跋焘一听，这是什么话，当即就坐不住了，命令武士把高允捆绑起来，就要杀他。旁边拓跋晃吓坏了，一再劝说。拓跋焘才慢慢消了气，想想高允也没说错，就给高允松绑，把他放了，感叹道：“要没有此人，朕恐怕要杀数千人呢！”

事后拓跋晃责备高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替你求情，你怎么反倒去激怒皇上呢？我每次想到这事，还是心有余悸呢。”

高允答道：“所谓历史，就是要如实记载帝王的举止，以为后来者鉴，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人知道过去的事，将来的人知道今天的事。同时，这样的写史笔法，也能使君主们有所顾忌，言行谨慎。崔浩主持修史，私心很重，的确有罪，但书中写到朝廷起居、国家得失，乃是史法之大体，并无过错。我与崔浩一同编书，自当同生共死，不能独免。承蒙太子殿下出面保我，高允感激不尽；但若要我为了活命说违心的话，我可做不出来。”拓跋晃为之动容，从此更将高允带在身边，咨以要事。

高允侥幸不死，拓跋焘还是没有放过崔浩，他另外找人起了诏书，族诛崔浩所属的清河崔氏以及与之联姻的卢、郭、柳三大士族，其他涉案人员则只杀本人。崔浩为拓跋氏君主谋划一生，到头来化作南柯一梦。行刑当日，七十高龄的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往刑场，路上卫士们都爬到他的头顶，一边说着侮辱的言语，一边朝着他的脑袋撒尿，呼声不绝于耳。这位才干见识不亚于诸葛孔明的谋臣，下场竟如此凄惨，让人扼腕。

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北魏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拓跋焘后来也为自己一时的暴虐行径后悔不已，但木已成舟，不得不吞下苦果。

崔浩对于北魏前期政权的发展与巩固，功不可没。他本人虽为一文弱书生，却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军事扩张中多次采取他的建议，几无失策。对于北魏的制度，他的影响则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隐性和渐进的，他重视推广儒学，并着力于像汉人一样选贤拔才，这些举措都是能波及数代的。很多人认为，崔浩心存汉室，不热衷于南征，而力图促使北魏政权向其他方向扩充，这其实是一种汉文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崔浩从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汉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自然会对汉族、汉文化有利。鲜卑人本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崔浩想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为鲜卑人写史，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崔浩的被杀，归根到底源自文化的冲突，它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潮流遇到了暂时的阻碍。然而，对鲜卑贵族们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要想生存于中华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别无选择。历史之车轮，轰隆碾过，大势之所趋，无人可挡。

第二部宋魏相争九、南北狼烟再起

崔浩被诛的那年恰好在公元五世纪的正中间，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后赵乱亡、冉闵发动的大屠杀（参见），恍若昨日，昔日高鼻深目的胡人惨遭灭族，今天便轮到了北方最为显赫的几大汉人士族。历史对人们，总是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轮回也好，报应也罢，相似的情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百年前是慕容氏大举南侵，一百年后就变成了南北世界的一场大对抗。

崔浩被诛的四个月前，北朝皇帝拓跋焘与南朝皇帝刘义隆，几乎同时想到了向对方开战。首先动手的是拓跋焘这个“战争狂人”，刚刚从对柔然的战事中调整过来，他便将刀锋指向了淮水南北的宋国国土。

南朝自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的那次北伐失败（参见《元嘉之治》）后，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和北方的邻居在战场上过招了。宋文帝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加之二十年来的治世局面，异己权臣一个个都被他消灭，让他颇为得意，以前的失败归因于年轻不懂事、考虑不周到，可以通通忽略不计，现在正值有为之年，所以要好好做几件功劳可以盖过历史上那些明君英主的大事。盖吴起事的那次，他就有了想法，苦于那时没把北伐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不充分，才没有马上付诸行动。这回北魏的军队首先出动，他便想好了方针对策——保存实力，待机反攻。他给淮、泗前线的各部将领下令：“如果魏军兵少，就各自坚守；如果兵多，就带上老百姓，一起退到淮南的寿阳。”

拓跋焘亲自率领骑兵部队，呼啦啦来了十几万。宋国边境线上侦察的卫兵情报搜集工作极为不力，前线各城发现魏军时，双方距离已经相当近了。南顿（今河南项城西）、颖川（今河南禹县）的太守收到情报，惊恐万分，立即弃城撤退。

魏军长驱直入，便杀到了悬瓠（今河南汝南）城下。驻守在悬瓠的是行汝南太守（行即为代理，行使的意思）陈宪，魏军还未入境时，他被寿阳的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到这里。时间紧迫，陈宪来不及撤退，也没收罗多少兵士，整座城中只有区区不到一千人。拓跋焘的大军很快就将悬瓠城团团围住。

魏军数量百倍于城内守兵，拓跋焘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没想到竟然碰了钉子。陈宪人虽少，斗志却很高，击退了一拨又一拨的攻城魏兵。魏军在城外四周修筑高楼，对着城里疯狂射箭。城里的士兵想了个办法，一人拿一块门板，要行路取水时就背在身上，魏军的乱箭竟也没起多大作用。拓跋焘又下令改用冲车，冲车顶上装个大钩，专门拖拽城墙，悬瓠的南城很快就要坍塌了。陈宪也有对策，又在里头再修一道内墙，外面又竖立木栅栏，全力阻挡，冲车这一招又失灵了。魏军只好仗着人多，死命攻城，宋军在陈宪的号召下奋勇苦战，以一当百，攻城的魏兵完全没辙，尸首越堆越高，到最后，后头上来的魏兵直接踩着前头人堆积的尸山，就能冲到城头与宋兵短兵相接，战况无比惨烈。

悬瓠城对于守兵生死攸关，而对于攻势不止的对手而言只是一座可有可无的城池。拓跋焘的战略方针不明确，十万大军被几百个人拖在淮北，损失上万。宋国这边则赢得充分时间，两路救兵分别从彭城、寿阳出发，一路往汝阳，一路往悬瓠。彭城的一路由武陵王刘骏负责，把北魏前来掠民的拓跋仁打了个措手不及，辎重被烧，军队失散。不过拓跋仁也算精明，很快就探清楚宋军后继不足，回师反击，将宋军打得大乱，得了不少马匹和武器。

寿阳的一路则由南平内史臧质和安蛮司马刘康祖统领，拓跋焘的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领兵阻击，被宋军斩杀。北魏两边都没捞到好处，拓跋焘无奈对手下部众说：“淮南那边看来是来了大部队了，弄不好还会有奇兵，再不退兵怕是要中了敌人的诡计！”一摆手，撤军。

这场防御战很意外地没有大的损失，宋文帝本已膨胀的信心大大增强。前线情报工作的滞后、接触战的劣势等一系列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都被悬瓠的这场一对一百的守城战的光芒所遮掩。偏巧这个时候拓跋焘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让人送来了一封挑衅意味很浓的书信。

拓跋焘这封信，被全文收录在《宋书》的《索虏传》中，《魏书》的《岛夷传》则不见收录，我猜测可能原因有二：一、书信的内容可能不为魏国史官所记载；二、从北魏一方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十分体面、值得大书特书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丢脸的。而对于敌国刘宋而言，这样的言辞正好能够显现北魏皇帝的傲慢、狂妄、外强中干，用来鼓舞本国军民的士气，大约再合适不过了。

拓跋焘一开篇就指责刘义隆大搞间谍战，还侮辱战俘（可惜那时候不能开个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品位太低。所谓“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

接着他便质问刘义隆支援联络北魏国内的“恐怖活动头头”盖吴，是搞“国家恐怖主义”：你这家伙如果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自己来取我的国土，却总是用钱财引诱我国边民，这可是偷鸡摸狗的行径！我如今才得了你多少土地，哪里比得上你得到的边民数量多？（这就是胡搅蛮缠了，天下者，有德之人取之。老百姓自然是愿意去富庶繁荣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得到更多人民的拥护，总比战争手段要来得代价小，也要长久一些。拓跋焘一生戎马，没能好好坐下来思考治世的政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经济手段对于国家昌盛的重要性。）

下面他又说：你要是想保全国家，还想坐江山呢，就把长江以北都割让给我，我可以把江南赏给你住。不然的话嘛，那就快下命各地严阵以待吧，来年秋天我自当亲自前往攻取你的扬州，到时候想要活命可就由不得你咯。当年我向你讨要珠宝，你不给我，如今正好取几颗髑髅，充当珠宝也不错啦。（嚯！口气好大，凶残野蛮哪！）

然后拓跋焘就开始夸耀自己的武功啦：你当年北通蠕蠕，西结赫连夏、沮渠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这些个国家，我都消灭了（这句又是过分，柔然、吐谷浑和高丽都没有被北魏彻底消灭，而且活得都比北魏还长呢）。看看他们的下场，再想想你，你以为你能独存么？

最后露出鄙夷之色：我去攻打你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呢，最多不过筑个城自守罢了。你那里下点小雨，水就漫过胸了，你还能在水里射我不成？我这趟去取扬州，可不像你搞小动作，你那些间谍啥的，我抓了也都放回去了，世人眼睛亮，明白得很呢。你那些功臣，一个都容不了，哪里配跟我比？你总想着跟我打一仗，我可不傻，也不是苻坚哦，打算什么时候打呀？我白天就派骑兵包围你，晚上就离你百里宿营；你的百姓要是降我呢，就把他们带回北方，要是不听话嘛，就统统杀死（的确是残暴无比）；附近要有粮食，我就先一步吃光了啊，让你的军队没吃的，看你能挨几天？你们这些南方人擅长偷营，我也知道，所以宿营离你百里之外，你就算每三里安排一名探马，首尾相接，也不够你排的，看你怎么能暗算我。你以为我要攻你城的时候呢，我也不近城围你（算是吸取了攻城战失败的教训吧），就引水灌城。哦，对了，我知道你老爹时代的旧臣，都已经给杀绝了，那些人如果还健在呢，虽说老了点，但好歹还能出谋划策。如今你给杀绝了，岂不是天助我也？其实我也不用大动干戈，我这里有些会法术的婆罗门，派几个小鬼去把你绑来就行了！

拓跋焘的信，字里行间充斥的是侮辱取笑的话，却恰恰体现了他虚弱的一面。全文基本上是在夸耀自己怎么怎么能干，怎么怎么能打胜仗，偏偏忘了“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大道理。关于战功，说得越多，就越显得拓跋焘对于刘宋用兵的无把握；关于战术，讲得越详细，就越显得自己“黔驴技穷”，聊以自慰而已。这些文字起不到恐吓震慑的作用，倒是在客观上有点示弱、聊以壮胆的意思，或者说拓跋焘这时还是对南朝比较忌惮的（数年之后，南朝因为皇室相争而大乱，北朝对南朝的最后一点忌惮就不复存在了）。

书信大大刺激了南朝的君臣，将对抗导向了对撞。两位统治者在他们统治的最后几年，都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于是，一场原本应该十分精彩的大战，从一开始就变了味，逐渐演变成为乱糟糟的灾难。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王玄谟的失败

其实不管有没有拓跋焘的这封挑衅信，宋文帝都是打算发动大规模的北伐的。他身边的大臣自然是投其所好，徐湛之（他在刘义康倒台后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便紧跟皇帝的路线，宋文帝也渐渐宠幸他）、江湛和王玄谟这几位都是一个劲地鼓吹北伐必胜论。这里头最积极的就是彭城太守王玄谟，经常在宋文帝面前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神侃，宋文帝给侃得热血沸腾，感慨道：“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山位于今天蒙古北部的肯特山，西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封此山以祭天。宋文帝久居深宫，听了王玄谟吹的牛，就飘飘然想远追强汉的武功，真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辛弃疾的词“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指的便是这个典故。与权臣韩侂胄的北伐相比，元嘉年间的北伐可以说是由从上到下一群糊涂蛋所发动的，留给后人的唯有笑柄而已。

看看宋文帝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一见皇上有封禅之意，御史中丞袁淑马上就说：“陛下英明神武，以大军席卷河北，然后封禅于泰山，臣愿上封禅书，以庆贺这千载之合。”很有点“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味道。

宋文帝做足了明君的美梦，便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秋天召集群臣，提出大举北伐，让大家尽快统一意见。大臣们从实际情况考虑，提出了不少异议。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时日已晚，不如等到来年再动兵。宋文帝居然说：“北方魏虏暴政，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如若再等一年，岂非让那些心向朝廷的义士们心寒么，不行！”仿佛天下苍生等着他去早日解放。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曾经受过檀道济的举荐，是当时刘宋国中为数不多的知兵之人。宋国国内的诸蛮反叛，他统军平叛，屡立战功。沈庆之对宋文帝进谏，说：“我军以步兵为主，魏军以骑兵为主，势难匹敌；檀道济两次用兵无功，到彦之北伐失利。如今的王玄谟等人，怕是还不如那两位将领，我军的强盛，也比不过从前，恐怕出师不利，反而受辱！”

宋文帝不以为然地说：“魏国窃据我国的河南地区，与小丑无异，我军往日没打胜仗，是有别的原因的：檀道济是养寇自资，居心不良，到彦之是中途生病，运气不佳。魏军所倚仗的只有马匹，今年夏天河水满涨，我军只要泛舟北行，拿下碻磝、滑台这两处易如反掌，打下这两处后，我们就有了粮草百姓的资助，再拿下虎牢、洛阳，也不成问题。等到了冬天，我们的城池也修固了，魏军的骑兵胆敢过河，管叫他有来无回。”

沈庆之还是觉得不妥，坚持反对。宋文帝便让旁边的徐湛之、江湛与沈庆之辩论。沈庆之打仗虽强，口才不行，也说不过这些人的大道理，末了气愤地说：“治国如治家，耕田的事要询问农民，织布的事得请教婢女。陛下今天讨论的是北伐之事，却跟这伙小白脸、书呆子商量，这哪能搞得好！”宋文帝大笑，也不理他。

其他反对的人也有那么几个，比如太子刘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宋文帝一概不听反对意见，下令各地宋军整装待发。

拓跋焘听说刘宋要来讨伐，又修书一封，送来几匹马，说：“两家彼此和好已久，也算做个邻居嘛，而你却贪得无厌，引诱我国边民，实在可恶。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争夺天下者，又何止你我二人，你何必斤斤计较？（这倒是句大实话）最近听说你要来，如果能到我的中山或者桑乾川，那就随你来吧，你来我也不迎，你走我也不送。如果你是厌倦了那边的宫廷生活，可以来我平城住嘛，我就住到你的扬州去，咱们换一换。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却足不出户，你出个门，还不跟三岁儿童一样，哪里比得上我们鲜卑人，从小在马背上生活。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就送十二匹猎马，再加上一些药材。你来我这里马力不足，可以骑我给的马，水土不服，可以吃我的药。”

与前一封信一样，这封信也是纯属多余。宋文帝在收到信后，立即下诏书，北伐！

虽然宋文帝在诏书中宣扬的声势浩大，颇有百万雄师之感，但真正发动的北伐军只有五路：第一路是主力水军，由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统帅，王玄谟与沈庆之、申坦一正两副为先锋，率领一万只船沿黄河西进；第二路是太子左卫率臧质的东宫禁兵，加上骁骑将军王方回、建武将军刘康祖和右军参军事梁坦的十万步骑兵，直取许昌和洛阳；第三路由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统领徐、兖等州士兵，第四路由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统领荆、豫等州士兵，从东西两翼并进；第五路在最西面，由雍州刺史随王刘诞率领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等将攻打弘农和潼关。另外，江夏王刘义恭坐镇彭城，节度诸军。宋国的各路统帅除宋文帝的亲信外，全部都是他的儿子（三子刘骏、四子刘铄、六子刘诞）或者弟弟（刘义恭）。可见这时候宋国的兵权已经牢牢掌握在刘氏宗室手中，这本是宋文帝希望看到的局面，却也给他身后潜在的内乱埋下了定时炸弹。

皇帝的动员令一下，反倒暴露出宋国准备不足的软肋。首先是供给不足，没办法，发倡议，上至王公、妃子、下至富民，捐献金帛、杂物以备军用；接着军中又报告兵力不足（搞笑啊，原来号称十万的军队都是纸糊瞎造的呢），好，发动青、冀、徐、豫、兖、南兖六州（南兖州在徐州以南，今天的苏北一带）民丁，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军令一到，十日之内全部装束好聚集到广陵或盱眙待命，另外又募集武艺精湛的壮士，加以赏赐；再来有司报告军费还不足，于是又下令后方的州郡，富贵人家以及和尚尼姑（这招狠，南朝时期的佛教寺院是相当兴旺的，财产都不在少数），一律借贷四分之一的财物，打完仗即归还。宋文帝喊了半天“封狼居胥”，结果自己的后勤工作都没做好，治世二十多年却没把自己的军事后备搞上去，从这一点上已经隐隐显出败相。

东路的主力进军顺利，北魏的碻磝、乐安守将都不战而走，宋军轻松取下黄河南面第一座重镇碻磝。萧斌作了个错误的决定，留经验丰富的沈庆之把守碻磝，却让那个言过其实的王玄谟继续向西，攻打滑台。

王玄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围攻滑台应该不难拿下。可他生性贪婪，一开始的时候滑台城里有好多民居都是茅屋，有人建议向城中射火箭，他却说：“那些可是我的财产，怎么可以烧了！”仗还没打赢就先盘算战利品的价值，真是可笑之极。后来城里的人拆了茅屋，改住土窑，这招再想用也不成了。附近的居民听说南朝北伐，踊跃支持，出粮出兵，前来投奔，王玄谟也不好好接待，不任命民兵的首领，却把他们分别改编到自己手下的各部中，然后给每家每户发放一匹布，要求交纳八百只大梨（估计是当地盛产的水果）。一匹布换八百只大梨，简直和抢食差不多，中原民心都被他给丢尽了。

北魏那边的援兵来得并不快，拓跋焘的意思是先养着等着，真的不行就先躲躲，到了冬天再出兵不迟。即便如此，王玄谟还是几个月攻不下滑台，吹牛打仗根本不是一回事嘛，宋军军心已然不稳。

这样子转眼就到了冬天，拓跋焘挥师南下，王玄谟的前锋垣护之在滑台西南探得军情，快马送书给王玄谟，劝他急攻滑台，不惜伤亡一定要攻下滑台作为守备的据点。王玄谟这个草包根本不听，自取灭亡。

拓跋焘骑兵速度多快，转眼就渡过了黄河，战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骑兵军团，早吓破了胆，宋军的精兵毫无战力，被魏军铁骑冲得大乱，死伤上万，丢弃堆积的军资武器成山。

垣护之比王玄谟表现出色得多，魏军用王玄谟留下的战舰以铁锁相连，阻断河流，想以此挡住中游垣护之的归路。垣护之见状，便命令各船乘着河水湍急，顺流而下，又让兵士们准备长斧，遇到铁锁就将其砍断。魏军的连环计没能奏效，垣护之以只失一船的优异战绩返回。

宋军所用非人，以至前线丧师，东路统帅萧斌气得牙痒痒，见了败逃回来的王玄谟就要斩他以正军威，沈庆之劝谏：“佛狸（拓跋焘小字）威震天下，统军百万，岂是王玄谟所能抵挡的？临阵杀将只会灭自家志气，长他人威风，不是好法子。”萧斌才罢手。（按理说这次北伐沈庆之一直就反对，这次杀了王玄谟正好泄愤，没想到不把沈庆之的话放在眼里的王玄谟还得靠着他的一句话保住性命。沈庆之不以公报私，可谓战场上真正的宿将。）

病急乱投医，萧斌又要固守碻磝，又是沈庆之进言：“青州、冀州虚弱，若坐守孤城，等到敌军大部攻来，清水以东都守不住了。碻磝只会是朱修之的滑台第二。”萧斌犹豫不决，正好宋文帝的诏书送到，不许萧斌退兵。（宋文帝也算是个读遍兵书却不懂兵法的书呆子，他应该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道理，却总喜欢坐在皇宫里给千里之外的军队发号施令。古时候又没有MSN、Email，可以直接通讯，等你的诏书到了战场了，局面早就改变了，哪还能起什么效用，纯粹是借着权威添乱而已。）

萧斌忙召集诸将商量留下来的对策。沈庆之对他说：“战场上的事情，将军可以专断。诏书从这么远的地方送来，根本不了解这里的形势。眼下有个范增都不能用（指萧斌等人不听他言），空谈有什么用呢？”

萧斌等人一向把沈庆之看做一介武夫，没料到他还知道范增的典故，不禁笑道：“沈公还蛮有学问的嘛！”沈庆之轻蔑地答道：“诸公通晓古今，还不如下官耳濡目染所了解的那点知识！”众人给说得哑口无言。

最后萧斌决定折中，既不违背圣意，又结合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让王玄谟将功补过，守卫碻磝，申坦、垣护之据守清水口，自己则率领东路诸军返回青、冀两州的治所历城。于是，被宋文帝寄予厚望的东路战场转攻为守。（要是知道王玄谟在战场上衰成这个熊样，他还会终日想着封禅么？）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一、拓跋焘席卷淮上

西面的几条战线要打得漂亮许多，假使宋文帝不为谄媚小人所惑，真正识人，又能够选择更好的出征路线和时机，战果如何尚未可知。可惜的是，其他几路虽然攻下了不少据点，却全因为王玄谟在魏军主力面前的全面溃败，而功亏一篑。

雍州刺史刘诞的这路，从襄阳北上进逼弘农（需要指出的是，宋国只有南方半壁江山，这个雍州可不是指关中长安的那个雍州（北魏的雍州治于此），而是今天的河南湖北交界的淮河流域，治所在襄阳）。宋军中有一名叫做庞季明的参军，七十多岁了，以前是关中的豪强，德高望重，他主动提出去长安招安，刘诞觉得主意不错，就准行。庞季明潜入弘农的卢氏县，住进当地的大户赵难的家中，四处游说，果然这一带响应的民众还是不少，很多人都被说动，投往宋军。

有了接应的队伍，宋军方面就容易多了。薛安都、柳元景分兵继进汝南的刘铄则派出胡盛之、梁坦等攻打北魏的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北魏驻扎在这里的荆州刺史鲁爽（就是在《元嘉之治》中与司马休之一起反刘裕失败，被迫投往北魏的鲁宗之的孙子）望风而逃，长社入于刘宋。北魏的豫州刺史仆兰也不是宋军的对手，撤往虎牢。

两路宋军继续奏凯，柳元景、薛安都、庞法起等人很快攻下了卢氏、弘农，进逼潼关；梁坦与刘康祖则兵临虎牢。

要打潼关，先得拿下陕城，几员大将悉数出击，却碰上了第一场硬仗。陕城易守难攻，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来，北魏的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率领两万骑兵绕道来救。北魏骑兵的冲击力很强，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居然挡不住，几乎要崩溃。出生于北方的薛安都被激怒了，他脱下盔甲，只穿贴身的衣衫，瞋目横矛，单骑突入敌阵，所向披靡。魏兵纷纷朝他射箭，薛安都手中一杆长矛，高低拨舞，竟没有一支箭能够射中他，魏军阵中已是死伤不计其数，薛安都手下的士兵则群情振奋，个个争先。天色将晚，宋军援兵杀到，魏军只得暂退。

柳元景怕薛安都这边有失，连夜派堂兄柳元怙领了两千步骑兵前来援助，对此魏军并不知情。第二天一早，薛安都在陕城西南排下大阵，与城中杀出的魏军对峙。他与统领步兵的将领鲁安平相誓共进，以左右犄角之势合击魏军。刚一交锋，柳元怙的骑兵正好赶到，旌旗飘舞，鼓噪而前，魏军毫无准备，立刻惊成一团。薛安都乘势挺身血战，直杀得长矛折断，重新更换一根，继续入阵横冲猛打。大战从上午杀到黄昏，陕城之外血流成河。北魏将卒被杀的、跳城河淹死的数千之多，张是连提也死于阵中，另有两千魏兵投降，魏军全军覆没。

柳元景听说陕城外面打了大胜仗，便率众前来。他见那些投降的士兵大部分是汉人，就责问道：“你们都是中原汉人，却为什么为胡虏效力，打不过了才投降，岂有此理？”

士兵们愁眉苦脸地说：“胡虏到处抓壮丁打仗，出来得迟了就要灭族，战场上又以骑兵驱赶我们步兵，没打就被踩死了好多，将军也看见了。”

众将要求严惩战俘，统统杀掉，柳元景则说：“王旗北指，当使仁声先路。”要向北方人民宣扬宋国的北伐军是仁义之师，只针对占领国土的胡人，而不欺压百姓。他下令把战俘全部释放，遣散回原籍。投降的士兵们因祸得福，意外得生，都高呼万岁。

宋军继续进攻，连续攻下陕城和潼关，关中大户、附近的羌人、胡人都来送钱，拥护宋军。（盖吴失败后被压迫得太郁闷了。）

柳元景打算挥师西举，收复关中，朝廷的诏书却先到了。宋文帝认为王玄谟的那路已败，魏军已经从东路南下，西头的战线不宜独进。柳元景徒叹天不我助，只好命薛安都断后，率领这一路的大军全部返回襄阳。其他各路也全部放弃进攻，转而防守，宋文帝大张旗鼓的第二次北伐至此徒劳无功，化为泡影。

转入全面反攻的魏军可不就此停步，拓跋焘大军兵分五路：永昌王拓跋仁从洛阳进攻寿阳，尚书长孙真进攻马头（今安徽怀远南），楚王拓跋建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高凉王拓跋那率部从青州直逼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拓跋焘自己则从东平进据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

拓跋焘攻下邹山，亲自拜谒秦始皇留下的石刻，并祭祀了孔子。（宋文帝想着封禅泰山，没想到反而让北魏的皇帝把孔子给祭了。呵呵，不知以汉家天子自诩的南朝皇帝是否会感到一丝羞耻呢？）然后魏军一路南行，所过城镇尽皆投降，悬瓠（今河南汝南）、项城（今河南沈丘）均被攻克，淮南重镇寿阳便暴露在魏军面前。

寿阳如若失守，则淮南难保，宋文帝下急诏命刘康祖的军队回援，与北魏拓跋仁相遇于尉武。

刘康祖的军队人数只有八千人，副手胡盛之劝他走小路撤回寿阳。刘康祖正嫌没怎么与魏军交手，不过瘾呢，斥道：“我们在黄河边上找了半天敌人都没找着；现在他们自己送上门来，哪有避退的道理！”随即下令进军：“回头看的斩首，转身走的斩脚！”

魏军势重，从四面围上来，宋军无不死战，从早杀到晚，流血没踝，刘康祖也身中十几处伤口。魏军虽然死伤上万，但还是源源不断地往前攻，拓跋仁将士兵分为三批，轮班上阵，宋军士兵渐渐体力不支。刘康祖正意气风发地指挥众将士作战，却不幸被一支箭射穿了脖颈，坠马而死。主将阵亡，宋军溃败，几乎全部被魏军所杀，胡盛之也被俘投降。

拓跋仁乘胜席卷淮南之地，路经马头、钟离等地，烧杀抢掠，无所不行。刘铄固守寿阳，魏军无法攻下。

东面的拓跋焘主力军攻占萧城后，浩浩荡荡开往彭城。坐镇彭城的刘义恭本来的任务是后方总调度，现在所处的位置却成了敌人冲击的重点，不禁慌了手脚。彭城城中兵虽多，粮食却不够吃，不利于长期作战，历城方面的沈庆之则提出历城正好是兵少粮多，可以迎接刘义恭与另一位亲王刘骏去驻扎；太尉长史何勖则建议从水路逃往郁洲。

刘义恭对两种意见犹豫不决，沛郡太守张畅说：“历城、郁洲这两处要是值得去，下官怎么会不赞同呢。只是城中缺粮，百姓早就想跑了，只不过城门关得严，没法走而已。一旦行动起来，大家肯定各自逃散，哪儿都到达不了。如今虽然军粮少点吧，但还没到马上就要吃完的地步。我们怎么舍安求危，如果一定要走，下官愿以死进谏！”

旁边刘骏头脑也比较清醒，说：“叔父既任总裁，去留自非我所能干涉。我刘骏既任徐州刺史，必与此城共存亡，张长史的话说得没错。”刘义恭思来想去，也就听从两人的意见，好好防守彭城。

拓跋焘大军压境，到了彭城脚下。彭城素来是兵将之地，防御体系十分完善。拓跋焘不急着攻城，在城外当年项羽筑造的戏马台上搭了间屋子，瞭望城内的情形。

城内秩序井然，守兵不见惊慌之色，拓跋焘派人去探虚实，同时求取美酒与甘蔗（甘蔗产于南方，当时北方的鲜卑人很喜欢吃，所以专门去讨要一些）。刘骏听说后，就让人给魏军送去，但是说好条件，不能白给，魏军也要送特产骆驼来。

拓跋焘慨然答应，并派尚书李孝伯去城下传话：“我们皇上说了，安北将军（指刘骏）可以来见他。我军也不攻打彭城，何苦让将士们守备如此森严！”

刘骏也派张畅出门回话：“安北将军说了：‘人臣无境外之交’，我们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至于说守备森严，乃是边城之常事，只要老百姓过得开心，我们辛苦一点并无怨言。”

两边交易了一些商品，张畅便要关上城门。李孝伯问道：“何必匆匆关上城门，拉起吊桥哪？”

张畅笑道：“两位王爷看贵国国主营帐未起，将士疲惫。我军可是十万精兵强将，怕他们忍不住就冲出来揍你们，所以关上城门。等你们休息够了，再到战场上一赌输赢吧！”

拓跋焘见两个人在城下说话，心中痒痒，就派人来说：“我们皇上说了，太尉（刘义恭）和安北将军可以派人到我军中联络感情。如果诸将不能来，派个传令的人也可以啊。”

张畅答道：“贵国国主的外貌才干，我们的使者早就通报过了。李尚书又亲自来传话，不必再劳神派人去你们那儿。”

李孝伯见张畅谈笑自若，有些郁闷，就想打击一下宋人，说：“王玄谟才干平常，你们怎么可以让他做这么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溃败呢？我军进入你国境以来，七百多里，你们连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邹山险要，你们可以凭之与我军抗衡，结果呢，你们的守将崔邪利吓得逃到山洞里，我们的将领把他生拉硬拽才弄出来。我们皇上赐他活命，他也随军来了。”心想，让你不爽一把再说。

张畅答道：“王玄谟只是我国的一名偏将，算不上有才干，不过让他当个前锋而已。大军没到，黄河结冰，王玄谟连夜退兵，才引起军中小小的骚乱。至于崔邪利被抓，对我国有什么影响呢？贵国国主以数十万之众才制服了一个小小的崔邪利，还好意思说出来？没错，你们是进入我国境内七百里而没遇到什么抵抗，但那是我们太尉的神算，镇军将军（即刘骏）的高招，天机不可泄露，具体的就不便讲明啦，哈哈。”（外交官的一张嘴真是厉害，死的能说成活的，输的能说成赢的，弱势的一方据理力争，的确可以挣回许多面子。）

李孝伯又说：“我们皇上也不攻你的彭城了，他自会率领大军直捣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如果一切顺利，彭城用不着包围；如果打不下来，彭城得了也没用。我军将南下饮马长江去也。”

张畅对此嗤之以鼻：“去留之计，自当你定。要是魏虏能饮马长江，那是没天理了。”

李孝伯对张畅一连串的舌辩十分赞服，告辞时说：“长史多保重，彼此数步之遥，可惜不能握手言欢。”

张畅答道：“阁下也好好保重，希望天下不久太平，阁下若能回到宋国，今日便是彼此相识的开始。”

拓跋焘在外交场上终于没占到什么便宜，只好下令攻城，然而无果。如李孝伯所预言的那样，魏军绕过彭城，分兵南下，中书郎鲁秀攻广陵，拓跋那攻山阳（今江苏淮安），拓跋仁攻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迅速渡过淮水，数十万骑兵向江北扑来。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二、两败俱伤

宋文帝担忧彭城的安危，让辅国将军臧质领兵一万前往增援。臧质的军队刚到淮南的盱眙，就听说拓跋焘已经渡过了淮水。宋军仓促扎营应战，被北魏燕王拓跋谭的骑兵队击溃，臧质带着七百残兵败将，丢弃辎重，投奔盱眙。

盱眙太守沈璞是刘裕手下大将沈林子的小儿子，这个人很有远见。他接手盱眙的时间并不长，王玄谟北伐河南时，沈璞就考虑宋军一旦不测，江、淮一带首当其冲，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于是他下令修筑城堡，疏浚城河，广积粮草财物，以备战时之用，当时上至朝廷，下至他身边的幕僚，都认为他做得也太过了些。等到魏军大军杀来，别的城中守将弃城逃窜时，众人都傻了眼，才意识到他的高明之处。

也有人劝沈璞退回建康保命，沈璞回答说：“胡虏大军要是看不上这座小城，我们也没什么好怕的了；若是他们敢来硬攻，则必为我军所擒。请问诸位，数十万人聚在一处而不失败的战例，你们见过吗？王寻在昆阳、诸葛恪在合肥都吃了败仗，那些就是明证！”沈璞募集了两千精兵，便开始积极操办防御工事。

臧质逃往盱眙，众将认为城里容不下臧质的军队，而且就算真能守住城池，功劳也得不到，不如对臧质采取闭门不纳的策略。沈璞摇头叹道：“胡虏铁定攻不下盱眙，我敢为诸君担保。现在想要撤退，怕也来不及了；而胡虏的残暴，则是古今未有的，他们屠掠各地百姓，大家都看得清楚，最幸运的人也不过能被带回北朝做奴婢罢了。臧质的军队也是忌惮这些的，俗话说‘同舟而济，胡（指北人）、越（指南人）同心’，我们人多些，敌人就退得快，人少了，就退得慢了，岂可为了独占功劳而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呢？”

沈璞拍板，大开城门，接纳臧质的军队。臧质手下的将士们早就被魏军打得抬不起头了，忽然看见盱眙城防坚固，物资充足，简直像到了天堂一般，禁不住喊出万岁。臧质也是欣喜异常，下令与沈璞共守盱眙。

拓跋焘的军队尾随来到城下。听说盱眙城中存有粮草，魏军已是迫不及待地想拿下这块肥肉。原来北魏的军队主要目的是驱赶河南的宋军，并没有携带多少粮食，南下作战靠的全是一路上的抢掠。宋国的策略也算聪明，早早地坚壁清野，魏军得不到什么吃的，正是人饥马乏，若能占据盱眙，后勤问题就不用怕了。然而盱眙比彭城更难攻，不但防御严密，而且后备充分，士气旺盛。魏军攻了一把，没能攻下，拓跋焘便留下大将韩元兴领数千士兵在城外扎营对峙，剩下的军队继续南进。

魏军马不停蹄地到达了长江北岸的瓜步渡口，其时战士少食、战马缺水，已成强弩之末。拓跋焘不愿示弱，命令士兵们捣毁民舍，砍伐芦苇，编造小筏，宣言要称霸长江。（笑话，一条船都没带来，靠几条小筏就想称霸长江不成？其实拓跋焘这时也知道魏军已经到达了主观与客观上的极限，回师北方是早晚的事了，但又不能白来一趟，好歹也得把南朝君臣吓个半死不是？）

南岸的建康城中蔓延着恐惧的气氛，老百姓们荷担而立，随时准备逃跑。宋国朝廷一面下达全城戒严令，一面征发丹阳范围内所有王公以下的子弟，全体服役从军，沿着江面布下防线，从采石矶一直到暨阳，绵延六七百里。太子刘劭出镇石头城，统领水军。徐湛之镇守仓城，江湛兼任领军，部署一切军事命令。（挺有意思，这两位战前喊得欢，现在就让你们也亲临前线感受一下战争的可怕之处吧！）

为了安抚负责城防的众将，宋文帝亲自登上石头城劳军。远眺对岸魏军望不到边的阵势，心中不禁飘过一丝惆怅，没想到他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竟换来这么一个结果。他转过头对江湛说：“当初商议北伐时，真正赞同的人就没有几个；如今劳民伤财，让人倍感惭愧，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失啊！”

不知怎地，他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当年父亲刘裕剑指北方、所向披靡的胜利场面，与眼前凄凉的江景形成鲜明的对照，让人伤感欲绝。他长叹一声，道：“檀道济若是在世，岂能教胡虏的军马跑到这个地方来！”旁边江湛等群臣早已羞得低下头，唯唯诺诺而已。

宋文帝下令，谁能得到拓跋焘或者其身边王公的项上人头，就可加官晋爵，并赏赐金银财宝。他又找人到江北无人的村子里摆放毒酒，想以此毒死北魏的士兵，也不能成功。

拓跋焘在瓜步山上搭了营帐，虎视江南。他知道滞留在此的时日已经无多，便派人送骆驼、名马，向宋国换取南方的珍奇水果，并提出和解，希望宋文帝能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孙子，而自己则把女儿嫁给武陵王刘骏（这个辈分真是够乱的，不知道拓跋焘有没有动脑子算一下）。

宋文帝召集太子与众位大臣商讨和亲之计，众人大多同意，唯有江湛反对，说：“戎狄不懂亲情，答应他们没什么好处。”

刘劭早就看江湛不顺眼了，声色俱厉地反驳道：“如今三位亲王（指守寿阳的刘铄和守彭城的刘义恭和刘骏）处境危险，你岂敢反对？”他转脸又对宋文帝说：“北伐失败，数州沦陷，简直是奇耻大辱，我看得杀了江湛、徐湛之这两个混蛋以谢天下！”

宋文帝摆摆手说：“北伐是我的意思，江湛、徐湛之两位只是没有反对而已。和亲之事，也不必再议了！”（宋文帝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还是比较厚道的。北伐的念头，根本上是源于他本人的好大喜功，以及对形势判断的严重乐观，江湛、徐湛之最多只是迎合拍马的弄臣而已，不值得杀也不必要杀。但是刘劭却有另外的意图，他想通过杀朝臣中的异己以立威，将来登基后能够稳当当地控制局面。宋文帝在这个关头替江、徐挡了一下，却使得刘劭更加痛恨二人，也引发了他对父亲的强烈不满。史书称刘劭因为这件事开始有了弑父之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江北的拓跋焘求亲不成，十分恼火，可他又的确没有足够的船只用来渡江作战，更不要说魏军已经供给短缺，士气低落。他只好在瓜步山上大赏群臣，然后沿江燃起火把，吓唬一下南朝将士，其举止与一百多年前同样试图窥江的后赵国君石虎颇为相似。了解北人脾性的太子左卫率尹弘断言：“胡人如此行径，很快就要退军了。”

次日，北魏军队便在当地掳掠了一批居民，然后放火焚毁民舍，扬长而去。

魏军终退，宋文帝长出了一口气，但南朝人的自信心却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他担心拥护刘义康的人乘机再次作乱，便派人秘密处死了软禁中的刘义康。宋文帝终究还是违背了当年对着会稽公主发下的誓言，日后死于非命，大概也算一种迟来的报应吧。

即便打到了长江边，仍然是一筹莫展，拓跋焘的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回军经过盱眙，韩元兴的军队还在城外与臧质的守兵对峙呢。拓跋焘便向臧质喊话，要宋军快快献上美酒数坛，否则就要杀得盱眙城中片甲不留。

臧质也不做声，让城头上的守兵放下几个酒坛，送与魏军。拓跋焘命人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居然是一堆堆屎尿。拓跋焘气得毛发直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攻下盱眙城！

魏军在城外筑起一圈长长的围墙，然后用山石填平了盱眙的护城河，并且绝断了城中所有的对外通道。拓跋焘亲自给臧质写信，并附送一把宝剑作为礼物，盛气凌人：“我派的这些攻城军队，都不是我们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人和匈奴人，城南呢，则是氐人和羌人。假如丁零人战死，正好减少冀州一带的贼患；匈奴人死了嘛，则少了并州的贼患；至于说氐人、羌人死了，则关中也就没了贼患。阁下如果能杀了他们，对我国而言有利无弊。”

臧质回信，言辞有理有力：“来信已阅，我完全明白了你的奸诈。你不就是仗着有四条腿，屡屡侵犯我国国境么？我国前线诸军纷纷退散，你可知其中奥妙？童谣已经说了：‘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只不过卯年未到，我军才诱你深入而已，如今卯年已到（指宋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你的死期也将至了。此乃天意，无人能改。我本来奉命去漠北消灭你们的，你倒好，自己送上门来，我怎么还能让你活着回去呢？你还是乞求上天保佑，让你死于乱军之中吧。要是不幸被我军逮着，那就得锁到驴背上，拉到建康城里去问斩了。如若天地不显灵，我给你打败了，怎么处置我都无法报答我朝对我的恩惠。哎，就凭这点才智，哪里比得上苻坚哦，还是乖乖地去攻城吧，可别马上逃走啊！如果粮食不够吃，我们可以开仓馈赠的。对了，你送来的宝剑我已收到，你是不是想要我挥剑砍你啊？”（不得不说，如果光拼唇枪舌剑，刘宋的大臣们还是很有一套的。）

臧质把拓跋焘的来信转给北魏的士兵们，并放话说：“诸位请看，佛狸在给我写的信中，竟然想这么对待你们。你们又何必自取灭亡呢？”他又附上宋文帝的悬赏令：“斩佛狸首，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

拓跋焘怒火冲天，下令用钩车攻城楼，城内守兵有备而来，用粗壮的绳索套住了钩车，叫它有来无回。魏军又改用冲车撞城，然而城墙修得厚实，撞一下才损一点点泥土。最后一招是拼人，魏兵一拨拨地攀上城楼，与宋军守兵展开肉搏，死尸成山，依旧不见半点进展。军中谣传宋军将从海路入淮，抄魏军的后路；魏军城中的北方人不适应本地气候水土，患病的越来越多。无计可施之下，丢尽脸面的拓跋焘只得撤军，路上因行动缓慢，又把掳掠来的百姓杀害。守卫盱眙的宋军因为兵少，不敢追击，彭城方面的刘义恭忌惮魏军，也不敢贸然行动，魏宋的第三次河南大战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魏军为了泄愤，撤退时经过宋国江北六州，遇房便烧，见人就砍，儿童更是被他们挑在长矛头上，挥舞戏耍。所过之地，化为灰烬，淮南一带，几乎成了无人区。春天虽然到了，燕子却只能躲到树林中筑巢，再也寻不到可以安家的房屋。南方“元嘉之治”的盛世局面，一去不复返，而北方也因为损失了大量的士兵马匹，好多年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发生于南北两位君主统治末年的这场战争，以乱糟糟的计划开始，以乱糟糟的惨状结束。双方谁都没有力量吃掉对方，打成这样一场毁灭战。战争的后果是，刘宋走向了衰败，而北魏则逐渐改变了国策。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三、疑云重重的宫廷变乱

太武帝拓跋焘并没有像童谣里所说的那样死于卯年（即辛卯年，公元451年），可见所谓的谶纬预言不过是民间人士的穿凿附会，然而，他却也的确在这一年失去了他的太子拓跋晃。

拓跋晃是拓跋焘的长子，由于北魏政权自拓跋嗣以来就形成了预立长子的传统，所以拓跋晃在五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事实证明这一决策相当正确，拓跋晃自小就聪明伶俐，才智过人，读过的书，听过的话，每每过而不忘。他长大以后，爱读古代的经史，通晓大义，这些方面很像与他同时代的南朝皇帝刘义隆，跟他父亲相比则多了几分书卷气。

前面说过，在拓跋焘征讨北凉、柔然的多次战事中，拓跋晃都担任监国，留守平城，已经可以算是北魏的半个国君了。拓跋焘对外用兵，拓跋晃也常有不错的见解与建议，拓跋焘多有采纳。综合各方面而言，这位太子都不仅仅是合格而已，其前途不可限量。可就在这个当口儿，出了变故。

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变故的起因还得怪在拓跋晃自己身上。拓跋晃行事精明干练，却也偏偏毁在这“精明”二字之上。他信任自己的手下人，放纵他们的行为；同时呢，又通过这些人经手，私营田地、庄园，从中谋取好处。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统治者，这样的行为就显得格调太小了。高允就曾劝他说：“天地无私，所以才能承载万物，王者无私，所以才能容纳万民。殿下乃是国家的王储，万民的榜样；可现在却营立私田、畜养牲畜，甚至到集市上去与小民斤斤计较。现在外面流言蜚语已经很多啦，早晚对殿下不利。天下乃殿下之天下，殿下富有四海，想要什么没有呢，何必与市井商贩争利？为今之计，不如将田地、庄园以及贩卖的物品，分给贫苦的民众，那就不会有人再诽谤殿下啦。”

依我之见，颇具经营头脑的拓跋晃应当生在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他不听高允苦口婆心的劝告，仍然执着于一田一地的利益，终于坏了事。他有两位得力的下属，一个叫做仇尼道盛（注意仇尼是姓，道盛是名），另一个叫做任平城。这两个人十分受宠，拓跋晃有很多事情都交给他们来做，做得倒也不错。可是他们却不知为何招惹了皇帝身边的太监宗爱。这个宗爱据说本性残暴，仗着皇帝宠信他，到处为非作歹，连拓跋晃都很讨厌他。帝党和太子党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

宗爱半搜集半编造地搞了一堆罪证（很可能也包括经营私田等事），向拓跋焘告状，说太子底下的人有违法行为，必须严惩。拓跋焘立即拍案，收捕了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一堆东宫的人，全部处斩。事情闹开后，拓跋晃整日里担惊受怕，惴惴不自安，没多久就去世了，年仅二十四岁。拓跋晃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

正史里关于他的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通常的观点都取自《魏书》，其实只有一句话，记录在《魏书·阉官传·宗爱传》里：“时世祖震怒，恭宗（拓跋晃之子拓跋濬登基后给他追封的庙号）遂以忧薨。”就这段文字看，拓跋晃的死似乎很简单，是被宗爱与仇尼道盛等人的矛盾所导致的东宫官属案给吓死的，或者说给引发的抑郁症闷死的。然而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如果宗爱只是向皇帝诬陷仇尼道盛等人，皇帝又何必大动干戈，大杀太子手下的人，而且“怒甚”呢？二、原本很受皇帝信任（至少从《魏书》的叙述来看是如此）的拓跋晃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怎么就毫无发言的机会，反倒在才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这么死了呢？

所以，《魏书》中这句含糊不清的话十分可疑，拓跋晃的死，恐怕也不只是一名太监与一两名官员的小小私怨所引起的。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后来做了皇帝，魏国的史官很有可能在这些细节问题上“为尊者讳”了。

于是我们查阅《宋书·索虏传》，就找到了另外一种记载，这回可真是一条猛料：拓跋焘在南征的时候，拓跋晃瞒着父皇，派人到军营中收取战利品，得了不少好处。不想被人告发（很可能就是那个宗爱），拓跋焘震怒，下令去东宫搜查赃物。拓跋晃心里害怕，派刺客去谋杀拓跋焘，被拓跋焘识破。拓跋焘假称被杀，命人召太子前来迎丧，在半路上把他抓住关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将太子杀死。

如果该记载都是事实，那么拓跋晃的死就完全是咎由自取，换而言之，他是又一例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当然，对于北魏内政，宋国的史官收取的多半是不准确的二手材料，是会有失真的情况的，并不值得全信，比如另一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全貌的宋国史书《宋略》中就记载太子的实际罪行是后宫的淫乱行为，所以即使是这两本史书之间都无法统一口径。其实，魏、宋两国正史的记载也并非完全矛盾，我们综合来看，可以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即：拓跋晃纵容属下（当然也可能出于他的本意）大发战争横财（也许还有其他罪行），被宗爱告知拓跋焘。拓跋焘大杀东宫人士，太子自疑，便想谋杀拓跋焘。不料计划未遂，被拓跋焘识破，太子遭到收捕，或闷死，或赐死，或处死，具体如何，则已不得而知了。

这样的猜想相对更符合逻辑，拓跋晃的提前去世，可以视为自灭佛令颁布以来所积下的帝党与太子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这里头很可能还曾有过相当血腥的宫廷斗争，可惜流传到今天的史料中难以找到更多清晰的线索了。

拓跋晃的真正死因只能留待后人的继续研究了。事实上，即使是拓跋焘的死因，两本正史的叙述也是矛盾的。《宋书》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没有什么猛料，只说拓跋焘是病死的。《魏书》则把皇帝的死全部归咎到太监宗爱身上。

整件事情也是疑云重重。拓跋焘的父亲拓跋嗣就是在南征不久后病死的，北方人尤其是游牧民族不适应南方的气候，染疾而死的并不少见，拓跋焘年近五十，虽然身体强健，但毕竟是皇帝，养尊处优，偶染微恙而导致隐疾发作而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如此一来，宗爱在拓跋焘死后的一连串行为就很难解释得通了。

所以我们还是遵照北魏方面的官方说法，将这位强悍的马上皇帝的结局交代一下。拓跋焘在拓跋晃死后，大概又有些后悔，一直也没有重立太子，却很有意立拓跋晃的长子、年仅十三岁的拓跋濬为皇太孙，让他继承自己的皇位。宗爱害怕皇帝将来翻案，把账一股脑儿全算到自己头上，便潜入寝宫，把拓跋焘杀死，并对外宣称皇帝急病发作驾崩（太监日夜守侍在皇帝身边，要想杀皇帝，倒真是能省很多事）。

皇帝既死，接下来的难题是立谁为君。拓跋焘共有十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六个，除太子拓跋晃外，以下依次是晋王拓跋伏罗、秦王（后改封东平王）拓跋翰、燕王（后改封临淮王）拓跋谭、吴王（后改封南安王）拓跋余、楚王拓跋建，其中次子晋王已经去世，年龄最长的就数秦王了。但是按照拓跋焘的意思，大约是要跳过儿子这一代而立长孙拓跋濬的。尚书兰延以及侍中和疋、薛提三人认为应当拥立年纪大的国君，便秘不发丧，召拓跋翰入宫，准备登基。

思前想后的薛提又觉不妥，提出还是立嫡长孙为宜。这几个人就在一厢犹豫不决，内宫里负罪心虚的宗爱却打定了另一个主意。他与吴王的关系不错，便私下把拓跋余迎到宫内，假传皇后密诏，命兰延等三人入内宫议事。

尚书和侍中们从来就没把太监放在眼里，也就乖乖地来了。刚一进宫，只听身后呼啦拥上一堆人，将他们按倒在地，捆绑结实，在殿堂上给做了——原来宗爱手下的太监早已手持棍棒在后头等候多时了。一不做，二不休，宗爱又命太监们搜出躲藏在宫中的拓跋翰，杀掉了事。

拓跋余被立为皇帝，他封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还给封为冯翊王。因为得位不正，他便从国库中拿钱财来赏赐群臣，以为这样就能坐稳皇位，却反而引起了大家的猜疑（与以前弑父的拓跋绍的举措如出一辙）。宗爱在拓跋焘在位时就敢仗势欺人，哪里真把拓跋余放在眼里。过了半年，拓跋余顾忌宗爱专横跋扈，谋划削夺他的权力。宗爱有所觉察，乘拓跋余到城东祭祖庙的时机，吩咐他身边的小太监贾周连夜将他杀死。（一人连杀两个皇帝，宗爱以太监的身份打平了刘裕创下的纪录，这个纪录直到北朝末年才被北周宇文护打破，此为后话。）

弑君事件非常秘密，唯有羽林郎中刘尼知晓。刘尼劝宗爱还是立拓跋濬为帝，宗爱惊道：“你发傻啊，要是立了拓跋濬，我们这些与拓跋晃有仇的人不全倒霉了！还是看看诸位王爷中哪位比较贤能的立一个吧。”

刘尼担心不已，便找到殿中尚书源贺与南部尚书陆丽（就是单骑赴长安的陆俟之子），决定发动政变。这三人有了前车之鉴，行事谨慎，他们先派重兵把守皇宫，再暗中将拓跋濬接入平城。一切停当，刘尼快马冲回城东祖庙前，对着还守候在那里的卫兵们大喊：“宗爱弑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下诏卫士们全部回宫擒逆。”士兵们冲入皇宫，捉拿与弑君有关的太监，将宗爱、贾周等人灭族。宗爱机关算尽，把自己的性命也一同搭了进去。

拓跋濬顺利成为北魏第五任皇帝，这就是北魏文成帝。这一年是公元452年，刘宋元嘉二十九年。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四、元凶逞恶

元嘉二十九年，刘宋政权同样危机暗伏，一场内乱正在酝酿之中。而在此之前，我们得先说说宋文帝发动的第三次北伐战争。

惨遭鲜卑铁骑蹂躏的淮、泗地区尚未从战争中恢复，北方宫廷内讧、拓跋焘身死的消息就传到了江南建康的君臣耳中。前一年的失败令宋文帝深感耻辱，他认定这是拓跋焘得到的报应，天赐良机让他报仇雪恨。在上一次北伐中弃城逃跑的北魏荆州刺史鲁爽害怕获罪，与弟弟鲁秀等人一起拖家带口南奔刘宋，向刘铄投降。宋文帝大喜，封他做司州刺史，镇守义阳，又封鲁秀为颍川太守。鲁爽时常上书鼓动宋文帝伐魏，宋文帝好了伤疤，忘了疼，迫不及待地再度规划北伐大计。

太子中庶子何偃、沈庆之等人认为淮水南北诸州疮痍未复，不宜轻举妄动用兵，文帝不听。青州刺史刘兴祖则建议：“河南一带饥民遍野，军无可掠；不妨干脆长驱河北，进入中山，据守关隘、险要，直捣魏国心腹地带，冀州以北的老百姓必然带着粮草财物前来劳军。到时我们再以河南诸军北渡黄河，西拒太行，北守军都（即今居庸关），若能成功，则统一指日可待，即使不成，也不伤大体，希望陛下早作决断。”宋文帝猛地瞧见这么大胆的构想，倒吃了一惊。他虽想恢复北方，眼下的胆量也不过收复河南而已，不敢再有奢想。刘兴祖颇有创见的建议，也被否决。

这次北伐还是沿传统路线三路并进：东路，抚军将军萧思话督统冀州刺史张永等率宋军主力攻打碻磝；中路，北魏降将司州刺史鲁爽、颍川太守鲁秀和殿中将军程天祚率四万荆州军进逼许昌、洛阳；西路，上次北伐表现不错的雍州刺史臧质率所部进逼潼关。

张永包围碻磝后，宋军分东、西、南三个方向狂攻，然而这宋军的战斗力，简直是黄鼠狼下崽——一代不如一代。元嘉初年的北伐，魏军是先退后进，宋军好歹还占领了河南四镇几个月之久；第二次北伐，宋军攻下碻磝，遇阻于滑台；这一次，宋军围攻碻磝近一个月，就是打不下来。

魏军守城越来越有信心和经验，算是在不断实践和学习中成长吧。城中守兵挖通地道，忽然杀出，将宋军攻城的器具烧毁，又烧了宋军的营寨。张永一看，再打下去得轮到自己被攻了，就擅作主张，没向众将通报，便撤围退军。宋军士卒毫无准备，一片惊扰，魏军乘乱出击，宋军血流成河，损失巨大。

督军萧思话大怒，亲自率军从历城前往增援，全力猛攻，仍然受挫。青、徐两州的庄稼还没成熟，宋军的士兵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供应。萧思话无奈，下令撤军，退回历城，张永等攻城将领全部下狱问罪。（宋军北伐的前线不断东移、南移，南北双方的实力差距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等到十多年以后的宋明帝时代，淮北的冀、青、兖等州陷落，传统意义上的北伐就不再有可行性了。）

其他两路打得还不错，鲁爽的一路，攻到了虎牢附近，臧质的那一路，则由柳元景和薛安都逼近了潼关。梁州刺史刘秀之也派司马马汪和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进攻长安。由于东路的功亏一篑，这几路无力独进，只好重新退回淮南。宋文帝操之过急的最后一次北伐行动，即使面对皇帝新死的北魏，也没能取得任何便宜。战场上的失败，仿佛也预示了他本人末日的到来。

宋文帝一共有十九个儿子，长子即太子刘劭，出生于宋文帝刚刚即位之时。按理说即位之初得了皇子，该是好事才对。可是据说有人去考察过以前的历史，从三皇五帝以来，皇帝即位后才由皇后生的太子，只有一位，谁呀？殷商的最后一代君主纣王。这种事儿几千年一遇，偏偏让刘劭给凑上了。宋文帝倒不信邪，对于这个长子，他是很喜欢的，六岁的时候就封他为太子。

宋文帝后来宠爱一名姓潘的淑妃，冷落了原先的正室袁皇后。皇后吃醋，闷闷不乐，在刘劭十八岁的时候气死了。因为这件事，刘劭十分痛恨潘淑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始兴王刘濬。

刘濬是个识时务的人，他知道与太子结怨将来对自己不利，就有意接近刘劭，百般逢迎，与他打成一片。两人从死敌变成了死党，关系变得不同寻常。

刘劭有人君之相，放到今天也是个标准帅哥，而且肚里有货，文武双全。但他与拓跋晃面临同样的难题，就是父亲坐着位子总是不死，自己的这个太子等得花儿都谢了，还不得上任。等来等去，他决定“出点力”，竟伙同刘濬搞起了巫蛊。

刘劭的姐姐东阳公主身边的侍婢王鹦鹉认识一名叫做严道育的民间女巫。这个人宣称自己会些法术，就像今天某些所谓的特异功能大师一样，还真把刘劭姐弟俩给唬住了。刘劭就伙同刘濬，请严道育用玉雕刻了一尊宋文帝的人像，埋在殿前，日夜诅咒文帝早死。

东阳公主的奴仆陈天兴和太监陈庆国担任跑腿传信的工作，知道整件事。正值此时公主去世，按照宫中规定，侍婢必须出嫁。刘劭担心王鹦鹉嫁到外头泄密，就在刘濬府中找了个老实可靠的下属，把王鹦鹉嫁给她做妾。可是王鹦鹉在公主宫中这么多年，早与陈天兴眉来眼去勾搭上了。她怕私通之事泄露，就找到刘劭，让他派人杀了陈天兴。这下可吓坏了另一名知情人陈庆国，他跑到宋文帝那里，将巫蛊的事情和盘托出。宋文帝大惊，下令逮捕王鹦鹉，抄家盘查，查出一堆写着咒语的纸张，又挖出了埋着的玉像。

奇怪的是，宋文帝并没有马上采取处罚措施，只是痛责了刘劭两兄弟，回到宫中跟潘淑妃说：“刘劭想我死了能登帝位图富贵，还有道理，怎么刘濬也掺和进去了呢，你们母子岂可一日无我哦！”

宋文帝命人搜捕搞巫蛊的严道育，第二年，才有人报告严道育从刘劭的宫中逃到了刘濬那里。宋文帝听说刘劭兄弟还与严道育往来，勃然大怒。潘淑妃拼命求情，毫无效果。

事情坏在宋文帝手下的一堆书生身上。宋文帝打算废掉太子，并赐刘濬自裁，便找到侍中王僧绰商量。王僧绰提出查找汉魏以来的典故，与徐湛之和江湛一起商量如何废立太子。按年秩往下排，该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刘骏为太子，但是文帝从来不喜欢这个儿子，江、徐两位又各有私心，江湛的妹妹是文帝四子刘铄的妃子，徐湛之的女儿则是六子刘诞的妃子，各推对自己有利的人选，而皇帝自己又倾向于立七子刘宏，连续几夜与徐湛之等人商议，犹豫不定。废立大事，岂能如吵架一般儿戏？也不知是哪根筋出了问题，文帝商议之余，把这些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潘淑妃。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潘淑妃暗中找到儿子刘濬，告知废立之事。刘濬派人快马飞报刘劭。刘劭明白刻不容缓，迅速采取行动。

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二月的一天晚上，刘劭命心腹张超之等人集合起东宫的两千多兵士，装备整齐，又召集部下萧斌等人，讲明进宫之事。众人惊愕，只好听从太子安排。

不待天亮，刘劭就在甲胄之外披上红袍，与萧斌两人同乘画轮车，一路开到万春门前。刘劭向门卫假称文帝有诏，门卫不敢阻拦，东宫的武装队伍冲进了宫城。

宋文帝一夜未眠，正在内宫与徐湛之秉烛夜谈废立之事，值勤的卫兵还在睡觉。张超之挥着刀杀了进来，宋文帝不及躲闪，搬起身前的几案自卫。张超之刀快，一刀将宋文帝的五指砍下，文帝立时痛晕倒地，张超之再加一刀，这位元嘉皇帝就此惨做刀下鬼。徐湛之想从北门逃跑，被兵士们一拥而上，乱刀砍死。

这时刘劭等人方才进殿，听说父皇已死，刘劭便坐镇东堂，从容指挥士兵们继续屠杀，包括值班的江湛等一干人都被杀害，连积极告密的潘淑妃也难逃活命。

事了，刘劭对前来接应的刘濬轻描淡写地说：“潘淑妃被乱兵所杀。”刘濬回应：“这正是我愿意看到的。”两人权迷心窍，已冷酷到无父无母的凶狠境界，难怪《宋书》对他俩早有定性：二凶。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五、二凶的覆灭

江湛的妻子在旁边骂他，庞秀之也凑过来瞎起哄，刘劭厉声骂道：“你们这些人就别给我添烦了！”

刘骏举起讨逆大旗，以手中的军队为班底，从西阳（今湖北黄冈东）出发，任命沈庆之为府司马，襄阳太守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悫两位领中兵参军；江夏内史朱修之（就是宋文帝第一次北伐时死守滑台被北魏所擒的那位，后来通过北燕逃回了宋国）为平东将军，记室参军颜竣领录事参军，大军向寻阳挺进。

没过多久，刘劭查明王僧绰也参与了废立之事，就不听他的了。把他杀了还不算，刘劭又故意把事情搞大，诬陷在建康的几个王侯与王僧绰合伙谋反，把刘裕侄孙辈的兄弟都给抓起来处死。下一步，就是要对付自己的亲生弟弟了。

刘濬又觉得有戏，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皇上能不能赐我一官半职，让我为他效力呢？”

狱丞不解：“你受封为皇后，怎么说没罪呢？”

有了一面大旗，其余各路王侯就来看齐了（也亏得刘骏有沈庆之这样的宿将辅佐，才第一个行了大事）。宋文帝的六弟南谯王刘义宣在江陵，与雍州刺史臧质、以及司州刺史鲁爽一起举兵响应刘骏。兖、冀两州刺史萧思话也从驻地历城赶到彭城，引兵在江北接应。随王刘诞这时在浙江一带，刘劭分浙东五郡为会州，让他做刺史，他本想听刘劭的命令，受职上任。左右都劝他不可听任凶逆作乱，应该传檄起义，刘诞便也向刘劭翻了脸。

臧质答道：“皇上就在大航（又名朱雀桥，今江苏南京南，秦淮河上）南边，自会对你作出裁决。”将他绑到马上，送往刘骏军营。

萧斌提出以水军主动出击，与刘骏军决战，刘义恭则认为对付刘骏应该以逸待劳，弃秦淮南岸，在石头城外布下栅栏，固保台城。萧斌反对，说：“刘骏年纪轻轻就建此大事，不可小看！沈庆之、柳元景、宗悫这几个都是屡立战功的将士。乘他们刚刚起兵，我们出击还可以决一死战，若端坐不出，怎么可能长久？”刘劭不听，既不出击迎战，也不出守石头城，只是每天慰劳守城将士，监督修造舰船。

随着刘骏登基，各路义军都已杀到，臧质的两万雍州兵也开到新亭，豫州刺史刘遵考则派部将夏侯献之率五千步骑兵驻于江北瓜步山，随王刘诞也派兵从东南面进攻建康，大败刘劭的军队。刘劭在秦淮河边以及台城门内布下的防御树栅，防不住城内混乱的人心。台城里的文武官员纷纷翻出城墙，投降刘骏。萧斌也带领所统士兵，举起白旗归降，萧斌本人被斩首。

刘劭手下虽有朝中旧臣，但大多不是亲信，紧要关头都不敢任用。他一面重金安抚几位将军，命他们统领军事，一面以东宫旧将萧斌为谋主，由他出谋划策。

殷氏夫人临死对狱丞说：“你家骨肉相残，为何枉杀无罪人？”

刘劭自知大势已去，烧了御辇冕服到处躲藏，最后在武库的井里被攻入台城的小军官抓获，送到殿前。

刘义恭摇摇头道：“只怕是太晚咯。”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开启，灾祸、罪恶将永无止境。太子刘劭的弑父行为，就是开启了这样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宋国从此在不断的内耗中日益衰落，直至消亡。刘裕毕其一生的努力，从贫苦的社会底层爬到了九五之尊，却换来后世子孙自相残杀、生灵涂炭。

沈庆之战场上什么凶狠的敌人没见过，万没料到自己要辅佐的皇室成员却那么没出息。他一把拉住刘骏说：“下官受先帝厚恩，今天唯有出力除贼，殿下为何倒疑我要杀你呢！”

刘劭在城中看得真切，他派萧斌统领步军，褚湛之统水军，率领各部精兵约一万人，两路并进，攻打刘元景的壁垒，刘劭本人则亲自登上朱雀门督战。关系到统治存亡的关键之战，刘劭这点小聪明还是有的，他立下重金，奖励有功将士，朝廷军果然个个斗志昂扬，拼死作战。柳元景的军队新修完壁垒，战斗力也很强。刘劭的军队人数多，眼看即将获胜，不知为何阵中的鲁秀（鲁秀早想叛逃投奔兄长鲁爽，很可能是故意为之。刘劭的失败，也颇有天意的安排。）忽然鸣响退兵鼓。士兵们正杀得兴起，听到鼓声，不知所措，一瞬间愣住了。柳元景乘机擂响冲锋鼓，将士们从壁垒中冲出，朝廷军顿时溃不成军，兵士们纷纷淹死在秦淮河中。

刘义恭心笑刘濬愚顽之极，答道：“这可说不准。”大概是觉得这种垃圾实在没必要再带去见刘骏，刘义恭走到半途就把刘濬和他的三个儿子给斩了。

清理完宫中异己，刘劭又将大将军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等人软禁起来。然后下即位诏书，说：“徐湛之、江湛弑逆，我领兵入殿，可惜晚了一步，伤心欲绝。如今罪人已得到惩罚，应当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文武百官一律晋位两级。”

刘骏下令将刘劭、刘濬的父子全部枭首示众，女儿妻妾则全部下狱赐死，其中包括才被刘劭封为皇后的殷氏。

屠戮完毕，刘骏又派人将腐烂发臭的尸体投入江中，顺水而下。民间传诵起这么一首歌谣，述说这段建康城头惨绝人寰的历史：

殷氏说：“这不过是刘劭的权宜之计，回头他就要改封王鹦鹉为皇后了！”

刘骏松了口气，摆回架子，说：“家国安危，都仰仗将军你了！”

行刑开始，先杀刘劭四个儿子，一刀一个。刘劭看得心惊胆战，对南平王刘铄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无可奈何。轮到他自己了，刘劭仰天长叹：“不想我刘宋皇族，同室操戈到如此地步！”

刘濬挟持了南平王刘铄南逃，路上遇到刘义恭。刘濬赶紧下马问道：“刘骏这家伙在干吗呢？”

刘义恭一出虎口，就跟换了张脸似的（大约在兄长底下这么多年，也练就了一套看人眼色、忍辱负重的功夫），他在新亭遇上刚刚来到的刘骏大军，立即就上表劝进。刘骏便在军中即皇帝位，这就是宋孝武帝。

刘骏大军到达寻阳后，继续沿江东下，沈庆之领中军，柳元景统率薛安都等十二支军队由湓口（湓浦水入长江之口）出发，刘义宣手下的司空、中兵参军徐遗宝率荆州之众跟进。当时宋国国内几个最能打的将领，都凑齐了。

刘劭不甘心失败，亲自率领余下的士兵卷土重来。双方强弱之势已成，刘劭也回天无力，又一次大败，死伤更为惨重。刘劭在阵后举刀手斩后退的士兵，仍然止不住。刘劭只身逃回台城，萧斌受伤，刘义恭、鲁秀、褚湛之等人乘乱投奔刘骏。刘劭下令杀死刘义恭的十二个儿子，以泄愤。

刘骏大军到达南洲（即姑孰，今安徽当涂），一路上尽是前来投降的官吏兵士，其中包括刘劭手下掌管军队的太尉司马庞秀之，朝中大为震动。刘骏的前锋部队柳元景知道己方的船舰规模太小、不牢靠，打不了大仗，就领兵在江宁登岸，潜至长江边的新亭（今江苏南京南）。但他并不急于进攻台城，而是依山筑起壁垒，在建康城南与朝廷军对峙。

最大的敌人，是正出兵在荆州一带讨伐西阳蛮（蛮的一种）的三弟武陵王刘骏。刘骏此时屯兵五洲（今湖北浠水西南），与大将沈庆之在一起。

刘濬还问：“那能饶我不死么？”

臧质见了被捆绑结实的刘劭，失声痛哭。刘劭说：“天地都不容我，你又为啥要哭呢？”

刘劭及其四个儿子被押到军营处斩，刘义恭等人都去探视。刘义恭诘问刘劭：“我弃暗投明，顺应潮流，有何大罪，你竟把我十二个儿子全杀了？”

刘劭自认为从小熟读兵书，军事上的东西懂得不少，可以独当一面。然而一时间四方兵起，他心中着慌，下令戒严，把秦淮河南岸的居民全部迁到北岸，欲凭借秦淮河固守。为了防止诸公及大臣出奔，他又将几个弟弟、刘义恭及其诸子全部聚到他本人所居的台城之内。刘骏的檄文传到建康，他拘捕了刘骏和刘义宣的儿子，要悉数屠杀掉，刘义恭、何尚之提出这样干肯定会坚定敌人奋战到死的决心。刘劭觉得有理，只软禁了这堆王侯，并不问罪。

王鹦鹉和那个女巫严道育也没好下场，被押到大街上当众鞭杀。至于手刃宋文帝的张超之，则死于乱军之中，死后碎尸万段，被杀的地点，恰在大殿御床之前，真是报应不爽。

刘劭淡然答道：“这件事的确对不住叔父你。”

有人从建康跑出，带来文帝被弑的消息。刘骏心中害怕，不敢有所行动。刘劭命人给沈庆之送亲笔书信，让他找机会杀掉刘骏。沈庆之找到刘骏，把书信呈给他看，这位爷竟脓包得很，一看哥哥要他死，腿也软了，眼泪也下来了，一转身就要进内屋与母亲诀别。

刘义恭正色道：“皇上已经君临万国。”

改年号的事还有个小插曲，刘劭一开始想让萧斌拟诏，萧斌认为自己文笔不行，推给了侍中王僧绰。刘劭早就和女巫严道育商量好了年号，用太初。萧斌提出异议，说：“按照规矩应该明年再改元。”刘劭问王僧绰什么意见，王僧绰就说：“晋惠帝即位当年就改了元。”刘劭很高兴，说：“很好，就这么办！”（居然没听出来这个王僧绰是在损他呢，刘劭恐怕真是晕了头了。）

臧质问他为何弑父自立，他说：“先帝要废我，不愿作阶下囚。”又问臧质：“可否帮我求个情，把我流放到边远地区呢？”

刘濬这才反应过来，忙道：“虎头（刘濬小名）来得不晚吧？”

<span>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

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span>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六、烂无止境

十二年后刘骏驾崩之时，所得到的谥号是孝武，这大约指的是他能够克定祸乱，在危难关头暂时保住了刘宋的江山，然而他实在没有资格配称这两个字。除了没有做出杀父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位新登基的皇帝比元凶刘劭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位是从哥哥手中夺来的，为了保证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刘骏一上台就开始策划杀害对他构成威胁的其他皇室成员。按理说刘劭、刘濬两个哥哥死了以后，排行老三的他确确实实是最有资格做皇帝的人了，但他并不放心。

当了皇帝才几个月，他就对四弟南平王刘铄下手。刘铄在刘劭弑逆事件被二凶挟持，出降得最晚。此人一向轻慢刘骏，早被刘骏视为眼中钉，所以第一个就要搞他。苦于缺乏捏造谋反的证据，刘骏就派人暗中在刘铄的酒食里下毒，轻松摆平了一个政敌。

五弟刘绍很小就过继给早死无后的刘义真当了干儿子，法理上已经基本没有可能继承皇位。六弟竟陵王刘诞与刘骏一同起兵，刘骏虽然时时提防，却一时不敢动他。而皇族里还有一个让他很不放心的人，那就是文帝的弟弟、他的六叔南郡王、荆州刺史刘义宣。

假若刘骏真是德才兼备的君主，这些所谓的皇亲国戚都不应对他构成威胁，事实上他刚上台时也就广州一带的萧简，即兵败被杀的萧斌的弟弟起来闹了闹，并且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其他有实力的人物都是愿意归附他的。可是他在个人生活作风上完全是个败类，很多行为令人发指，最终引发了又一起内乱。

刘骏生性极其好色，而且性取向与众不同。恋母情结在弗洛伊德那里只是男人的潜意识，刘骏则“勇于”把它付诸实践。刘骏的亲生母亲路淑媛年轻时容貌出众，被选入文帝的后宫，后来因为没什么好背景，渐渐失宠，刘骏被封为藩王后，就把母亲带到了地方上一起生活。

一个是血气方刚的壮小伙子，一个是不失风韵的中年寡女，两厢里情愫渐深，终于在某个花好月圆之夜发生了乱伦关系，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刘骏对正常渠道娶得的妃子（后来的皇后）王氏兴趣不大，却很喜欢腻在母亲的宫里，其中奥秘不言自明。做皇帝后，刘骏更觉得不过瘾，大臣的女儿，宗室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堂姐妹们），以及民间美女，凡是被他看上的，就让她们去拜见路太后，自己就闯入母亲宫中行临幸之事。这些女人里头，他最感兴趣的，是叔叔刘义宣的四个女儿。

这几个堂妹姿色都很不错，估计与刘义宣本人的基因有关系。史称刘义宣“白皙，美须眉”，很是仪表堂堂，也是个性欲极强、超级变态的家伙，不但妾媵众多，还喜欢豢养尼姑老妇。她的女儿统统被刘骏看中，召入后宫共享兄妹之欢。

刘义宣在刘骏即位的过程中可是出了大力的人，几个女儿给自己的侄子这么搞，那口气怎么咽得下去？江州刺史臧质乘机对他叨咕，劝他起兵扳掉刘骏。臧质野心也不小，他自以为才智天下一流，对刘宋的皇位垂涎已久。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他认定刘义宣没什么能力，典型的外强中干，就决定扶助刘义宣成就大事，再予以控制，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臧质眼光还真是准，刘义宣听了他几句奉承话，立即信心爆棚。他们又派人秘密联系豫州刺史鲁爽和兖州刺史徐遗宝，约定于孝建元年（公元454年）秋天共同举事。

鲁爽早对刘骏的淫乱行径看不下去。使者到达他的驻地寿阳时，他刚好喝醉了酒，半梦半醒地趴桌上休息呢。一听刘义宣密信来到，正是大合心意，也没听清楚要他什么时候起兵，就下命令打起反旗。几天后，徐遗宝也学着样子，发兵进攻彭城。

刘义宣的行动尚在筹划之中，忽然听说酒鬼鲁爽已经造反了，没奈何，便也跟着仓促举兵。他与臧质给刘骏上了一份表，说要清君侧。刘骏一看，哇，四州之兵，且是自己亲叔叔要来讨他，很是害怕，便找几个弟弟商量，说咱要不行干脆把皇位让给叔叔吧。

刘诞坚决不同意，说：“这个位子怎么可以随便让人！”刘诞说这样的话，也好理解，刘骏在台上，他还有机会染指皇位；刘义宣要是上了台，他可就一辈子别想做皇帝了。刘骏想想也的确没到绝望的程度，身边还有沈庆之、柳元景这几个良将可用，不至于打也不打就投降，这才任命柳元景为抚军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迎击刘义宣。（刘骏虽是个庸劣之徒，可运气却不错。若不是每次哭鼻子投降的时候身边总有人助他、劝他，他恐怕也早被废到十八层地狱里去了。）

刘义宣在江陵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传檄各州郡，然后发兵十万顺江而下，船舰前后绵延数百里，声势非常吓人。

然而他的军队也仅仅是吓人而已，一碰上硬仗就蔫了。第一个打败仗的是徐遗宝，此人攻不下彭城，只好烧了据守的湖陆城，与鲁爽合兵一处，从寿阳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刘义宣的前锋部队由臧质率领，从水路也进攻历阳，在南陵（今安徽繁昌南）遇到殿中将军沈灵赐的阻击，吃了苦头。臧质只好退到附近的梁山，与官军对峙。

刘骏任命薛安都等将守卫历阳，又派遣沈庆之北渡长江，统领众将讨伐鲁爽的军队。鲁爽随军的粮食少，只好退兵。薛安都以轻骑兵追击，在小岘（今安徽含山北）追上了鲁爽。鲁爽不愧是酒鬼，打仗之前也要喝上几大盅。薛安都远远见他醉意盎然，便跃马向前，挺矛猛刺，鲁爽毫无反抗之力，翻身落马，被手下人斩杀。徐遗宝单骑逃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一带，被当地人所杀。

沈庆之派人将鲁爽的首级送到刘义宣营中，皇叔方寸大乱。朝中的刘义恭给他送了一封信，说：“想当初殷仲堪将兵权交给桓玄，桓玄杀害了他全家；王恭对刘牢之推心置腹，刘牢之回头就背叛了他。臧质从小人品就有问题，兄弟你应该清楚啊。如今他凭借荆州的军力，图谋不轨；若是他能成功，怕也不再是池中之物，可以让你轻松制服的了。”刘义宣果然对臧质起疑。这时臧质提出率主力部队直取石头城，刘义宣怕他别有打算，不接受建议，只一心一意攻打梁山。

梁山分为东、西两座城垒，正巧西南风起，臧质顺风急攻，将西城拿下。刘义宣的主力部队正开近梁山，臧质就提出继续率军攻东城，咨议参军颜乐之劝说不可让臧质专功，刘义宣又深以为然（整个一没主见的主儿啊），一面派遣亲信刘谌之与臧质一同进击东城，一面在西边扎了大营。

刘谌之在刘义宣眼中是监军，却也是全军的软肋。王玄谟派薛安都的骑兵突击刘谌之的阵营，攻杀了刘谌之。接着刘季之和宗越的部队攻陷了臧质的大军，刘义宣全军随之溃败。官军放火点燃了长江上的船只，江边顿成一片火海。刘义宣再无斗志，跳上小船就往西逃，一个人窝在船舱里拼命地哭泣，心里痛骂臧质这个遭天杀的给他出的鬼主意。

臧质见刘义宣已退，不知所措，只好也往西逃。他心知刘义宣对他已有顾忌，不敢再找他，便带了一堆妻妾投奔自己的妹夫武昌郡守羊冲，快到武昌才得知羊冲已经被手下人杀死。臧质没了安身之所，又逃进附近的南湖，做“采莲大仙”，追兵一来，他就用荷叶盖住脑袋，全身沉入水中，只露出鼻子喘气。行踪如此隐秘，结果还是让一名小军官在搜查行动中发现，臧质被士兵们乱刀砍死。

剩下一个光杆司令刘义宣，他身边的士兵也越逃越少。自小娇生惯养的刘义宣没走多少路，脚就疼得无法行走了，只好向当地老百姓租了辆没顶篷的破车，勉强上路。千辛万苦到了江陵城，城里还有留守的左司马竺超民统领的一万多士兵，左右劝刘义宣犒劳众将士，重整旗鼓。鼓舞士气的讲稿写好，交到了刘义宣手中，大概意思是这么说的：“臧质违反命令，导致我军失利。现在我们要认真训练，重整武装，为将来的胜利做打算。当年汉高祖失败无数次，最终成就了大业……”（以下略去意气昂扬、振奋人心的词语数百）

刘义宣天生舌头比别人短一截，说话不利索，站在演讲台上面对数万士兵，一紧张，忽然就犯毛病了。讲到高潮之处，演讲词变成了“当年项羽失败了无数次”，底下将士一听，无不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刘义宣脸面丢尽，也不想整顿军队了，魂不守舍地回到内屋，每天只与妻妾亲热，不愿见任何人。几天后，刘骏新任命的荆州刺史朱修之逼近江陵，刘义宣从十六个儿子选了最喜欢的儿子刘慆，并选出五名爱妾，想出城逃跑。左右的侍从没人搭理他，到了晚上刘义宣走投无路，又跑了回来，找了间空房子呆着。

城里的竺超民见了这么没出息的王爷，真是冒火得要撞墙。他也不守城了，派人把刘义宣投入监狱，等着官军来接收。刘义宣开始还享受与五名爱妾共狱的待遇，但很快爱妾就被狱卒迁走。刘义宣于是说了最后一句悲天恸地的话：“平常那些苦都不算什么啊，如今和爱妾们分离，才是我人生最大的苦楚……”

朱修之的军队进入江陵，下令将刘义宣及其十六个儿子全部杀死。按照《宋书》和《南史》的刘义宣本传的说法，则是刘义宣事先就死在了狱中（郁闷失望而死，倒也合乎常理）。刘劭、刘骏、刘义宣，英雄刘裕的后代们，竟然一个更比一个烂。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七、拓跋濬的中兴

与烂人刘骏同时期的北魏皇帝拓跋濬，虽然知名度不高，在北魏历史上却是位相当重要的皇帝。在我看来，南北朝北强南弱的局面的最终形成，正是在拓跋濬时期。有趣的是，他在位期间对外用兵的次数非常之少，对南朝宋国勉强算有三次小规模的边境接触战，对柔然用过一次兵，其他都是些小打小闹的平叛活动。军事力量的对比，最终体现的是综合实力的对比，拓跋濬一朝所起的作用，就是积累实力。

拓跋濬即位时摆在他面前的北魏帝国，形势很窘迫。拓跋焘末期连年用兵，国库亏空严重，地方上各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大。拓跋濬是先皇嫡孙，皇位本不该有什么争议，但由于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稳固。年轻的拓跋濬刚一上台，拥立有功的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与尚书令长孙渴侯就因为争权，把朝中搞得乌烟瘴气。拓跋濬果断地将这两人赐死，稳住了朝政。不久，他又暗中诛杀了两个叔叔拓跋谭和拓跋建。关于这一点，《魏书》里语焉不详，只说这两位王爷薨于同日。不过有线索表明这两人可能也参与了废立活动，为了防患于未然，拓跋濬先下了手，行迹还算机密，没有波及其他人员。（宫廷政变每每引发大规模的杀戮，最坏情况是像刘宋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打出手，北魏的这次在拓跋濬的处理之下勉强挺过了危机。）

北魏境内的零星叛乱依然不断。第二年，长安的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仁等人又造反，失败后自杀。拓跋濬势单力薄，当务之急是提拔一批他能够充分信赖的官员，支持他的源贺、陆丽等人自不必说，都被晋爵为王。这还不够，毕竟这些鲜卑人打仗厉害，搞政治决策，统治华北地区还欠缺能力，他选用了许多汉人儒生补充他的决策层。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耿直忠诚的高允。

高允一直为拓跋濬的父亲拓跋晃出谋划策，是几代下来的老臣了，拥立拓跋濬他也有功劳。但是拓跋濬不知为何并没有给他升官，高允也缄口不言，还做他的著作郎。前文说过，拓跋焘大杀以崔浩为首的史官，唯独高允侥幸未死。魏国的著史机构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拓跋濬让高允牵头，在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重新恢复了史官。

有好事之徒劝拓跋濬大修宫室，高允进谏说：“臣听说太祖皇帝（即拓跋珪）平定天下，才在都城修建了宫殿。当时的营造工作，无不是在农闲时节进行的。如今我们建国已久，宫室齐备，永安前殿（即正殿）足以会见天下众臣，西堂温室（即内宫）足以安置圣驾，高台楼阁也足以观望远近。若是要修建更壮丽的宫殿，应该放慢速度，不可仓促而行。采集材料搬运土石的杂役就要两万人，加之老小供饷，这么着也得四万人，半年建完。古人说得好：‘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且发动几万人，损失可谓巨大。希望陛下仔细思量。”拓跋濬很敬重这位老臣，听从了他的意见，不再大兴土木。

高允说话直，有时并不考虑听者的立场和心情，乃至拓跋濬也经常受不了他。拓跋濬并不责罚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让左右把他给扶出去。高允锲而不舍，又跑回来要求再见拓跋濬。拓跋濬拗不过，也知道他是好意，就屏退左右，与他单独面谈，对他推心置腹。

有一次，拓跋濬感慨地对群臣说：“君主与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了错误，做儿子的怎能不当面指出呢？你们啊，应该学学高允，他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了错误，他常能正面直言，即使是朕不爱听的话，他也敢侃侃而谈，绝不避就。你们这些人在朕左右多年，从来听不到一句正经话，只顺着朕的意思吹捧，乘着朕高兴的时候求官乞职。说得不好听点，你们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在朕身边站站而已，如此都能做到王公，而高允呢，他用写史的笔匡扶国家，才不过是个著作郎，你们难道不觉得自愧吗？”于是他下令把高允提升为中书令。

这时司徒陆丽进言道：“高允虽然深蒙陛下宠待，但他家境贫寒，妻子儿女都无以为生。”

拓跋濬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早说，今天看朕提拔他了才说是吧！”当时就带领群臣一同前往高允家中探视。

高允毫无准备，当然是“原样奉呈”在皇帝面前。拓跋濬几乎不相信眼前的景象，这位朝廷大员的住宅居然只是茅草盖顶、几间平房，再无其他漂亮的建筑了。走进屋中，只见炕上堆的是麻布被子、粗陋棉袄，厨房里也只剩一些咸菜。拓跋濬对众人叹道：“自古以来清贫之人，恐也莫过于此啊！”便赐他丝帛五百匹、粮食一千斛，并任命他的长子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即刻上任。高允多次上表推让，拓跋濬根本不理他，并且更加重视高允，对他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皇帝起了头，其他人有样学样，从此“令公”美名，远播四海。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高允的时代，北魏还是实行百官无禄制的，一般官吏有家产的还好办，否则就必须另找谋生手段，才能养家糊口，这也是北魏初期官吏多贪的原因之一（其实即使是高俸禄，高待遇，又何尝不是贪者居多呢）。高允家里穷，所以一直让自己的儿子们上山砍柴，用以自给。这样一位清到根子上的官员，没有人会不肃然起敬吧。

高允在南北朝时期是寿命极长的一位，他从拓跋焘时起就受召为官，一直活到拓跋濬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元宏在位时期，屡次告老还乡而不得，享寿九十八岁而终。所谓“无欲者长存”，高允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对于各地官员，拓跋濬的措施是对治理的成果进行考核，强调赏罚分明；对于平民百姓，他也很愿意搞“形象工程”，每年都要下到地方上去观察了解风土人情，多次下诏减轻免除不必要的赋税和徭役。就这些举动而言，他几乎不像是出生于戎马大漠的鲜卑部族，倒更像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人皇帝。

太安元年（公元455年），他派遣尚书穆伏真等人巡行各地州郡，下诏明确指出巡查的目的：

“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

不管是地方上出现哪种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当地官员的渎职与疏忽，需要惩罚、罢黜，甚至处死；各方面都符合标准的，执政优异，予以褒奖。同时地方上有冤屈的，有罪行的，可以向巡查申诉；如果巡查收受贿赂，断察不平，则可以上诉到皇帝这里来，严厉杜绝官官相护的现象。巡查的效果不错，扫除了不少地方上的积弊。

北魏在拓跋濬的治理下从起初的一片萧条渐渐转向兴旺。最明显的一点变化，是头几年各地零星的叛乱活动，到其统治后期几乎绝迹了。为了进一步缓和矛盾，安抚广大人民群众，拓跋濬恢复了被拓跋焘取缔的佛教，信佛的人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破坏算是最多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每次倒下之后的重建，反而比以前更加兴旺发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骑马出巡，忽然一头撞上一名和尚。和尚害怕，连呼“罪过”。拓跋濬喝退上去抓人的左右侍从，对他笑道：“此乃吾马识善人，哈哈！”他认定这是上天要他结识的牛和尚，便把和尚迎入宫中，奉以师礼。

这名和尚的确是个高僧，他法名昙曜，因为听说皇帝开禁，所以就恢复身份，从中山赶往京城。拓跋濬喜欢听讲佛法，常召昙曜入宫详谈，说到激动处，自然动了心。在昙曜的鼓动下，他仿效敦煌的莫高窟，在平城西面的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凿山开窟，一共五窟，分别镌建一尊佛像，这便是今日大同云岗石窟的前身——昙曜五窟。自此以后北朝佛教日益兴盛，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国家。

拓跋濬在位十四年，是北魏一朝正中间的十四年。北魏没有中宗，若把这个庙号授予给拓跋濬也不过分（他本人的庙号是高宗）。在他去世的时候，北魏制度完善和全面汉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他的皇后冯氏与长孙元宏日后的作为，实际上正是完成了他生前所未竟之事。这些后话，我们留待第三部《明主昏君》中，再细细展开。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八、沈庆之广陵平乱

消灭了叔叔刘义宣以后，刘骏认定天命归他，谁再想造反夺权，一律杀掉。他把刘义宣的女儿全部召到宫里，改名换姓，册封为妃嫔，供他享乐（刘义宣诸女也是毫无感情的动物，父亲被杀，依然安心侍奉仇人）。其中最为受宠的是他的次女，笑起来尤其迷人。刘骏把她封为淑仪，假称是大臣殷琰的女儿，以掩人耳目。这位“殷淑仪”宠冠刘骏后宫，无人能及，后来两兄妹还生下一子，在刘骏诸子之中排行第八，起名刘子鸾，也是万般宠爱，自不必提。

好色之外，刘骏也极其贪财奢侈。史传他“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骑射”，用现在的眼光看，相当之聪明。但他却不知自省，不把才智发挥到重要的地方。他喜欢和大臣们玩赌博游戏，大臣们也乐得让他赢得爽，这样就可以得到赐封的官衔。刘骏一朝大兴宫室，铺张浪费十分严重；同时他又喜欢拿国库里头的钱去赏赐，凡是看着顺眼，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宫女侍卫，发下去的财物都不在少数。这样日复一日，国库怎么可能不亏空？不过刘骏也有对策。他定下规矩，地方上的刺史官吏卸任回到京城建康时，都要向朝廷上贡财物。有些官吏在地方上搜刮得不少，以为满足皇帝要求的数量也就够了，可是刘骏不干。他收完官吏孝敬的财物之后，又笑容满面地把他们留在宫中，与他们赌博，一直玩到掏光他们的口袋，才肯罢休。这样的流氓皇帝，跟他讲什么道理都是不中用的。

所以不如索性造反，献身尝试者大有人在。

首先是刘骏的十弟武昌王刘浑。人如其名，这家伙也的确够浑的。孝建二年（公元455年），他十七岁，刘骏给他的官职是在襄阳当雍州刺史。他闲来没事，就和身边一帮文人起草文檄，自称楚王，又立年号永光，把底下的幕僚玩伴封为百官。说起来就是小孩子还没长大，玩玩而已。可是有心人（当然是有心升官者）可不这么想，他的长史王翼之得到了这份文檄，秘密交给了刘骏。刘骏大怒，把他贬为庶人，之后就勒令他自杀。

这是属于游戏人生的，或者说没事找事型。有些人就比较识相，比如刘骏的七弟建平王刘宏。文帝活着的时候最宠爱他，但是他这个人谦恭内敛，也明白政治这东西，你实力不行的时候只能装孙子，所以在刘骏朝中比较受信任。他“运气”也不错，体质差，很小的时候就大病小病不断，结果在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就一病呜呼，得以善终（这种政治混乱的时候，从政之人能够一生平安就值得烧高香了，有时候早病早死反而成了好事）。

当然也有真正图权谋逆之人——刘骏一向忌惮的六弟竟陵王刘诞。

刘诞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一位亲王。元嘉末年的北伐战争中，他的表现中规中矩，也很受文帝重视。讨伐刘劭和刘义宣的战争中，他都站在刘骏一边，出了不少力。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他的这些行为都或多或少有为自己谋私利的目的。

刘诞给自己大造府第，虽然规模不可能有皇帝的宫殿大，但建筑极尽精巧，园林极尽优美，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更有甚者，他在自己府第中聚集了各方的文武英才，还配备精甲利器，招致了刘骏的猜忌。刘骏派他去做南兖州刺史，到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上任，对他进行观察。

刘诞自然也明白哥哥的意图，他以北魏常入寇边境为名，修治城防，聚粮整军，把广陵搞成了一个军事基地。广陵离北方的边境线还远得很，刘诞这么一搞，连民间都开始盛传刘诞要举兵造反了，南面的朝廷不可能不作出反应。

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刘骏对刘诞摊牌，他令有司上奏刘诞所犯之罪，贬其爵位为侯。然后任命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让他带着羽林禁军去广陵上任，乘隙袭取刘诞。按理说这件事情安排得很周密，应该能迅速成功，可不知是否因为没有打点好，负责开门内应的典签不小心把垣阆的行动计划透露给了刘诞的手下。刘诞收捕了典签，大闭城门。垣阆天亮进不了广陵城，反遭到刘诞手下精兵突然出城袭击，全军溃败，垣阆也被杀死。

刘骏只好下诏内外戒严，任命身边最为信赖的将领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率领大军讨伐刘诞。刘诞闻听风声，就派人强行焚烧广陵外城的民房，把居民都赶入广陵城，然后闭门自守。（仅从刘诞的这一行为就能看出，他即使能当上皇帝，作为也不会比刘骏英明多少，刘氏一家子的基因已经坏掉了。）

沈庆之兵临城下，刘诞还没体会到敌人的强盛，不可一世地鄙夷说：“沈先生都满头白发了，何苦来这里送死呢！”

沈庆之道：“朝廷认为阁下太狂妄无知了，不足以劳烦那些少壮派军官。”

刘骏担心刘诞狗急跳墙、投奔北魏，命令沈庆之切断他的逃路。沈庆之把营寨迁到广陵北面十八里的白土，同时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兖州刺史沈僧明等人，都领兵来助，大军几乎包围了广陵城。

刘诞见状，心中没了底，就留了自己的中兵参军申灵赐守广陵，自己带了几百名亲信出城北抄小道逃跑，沈庆之派部将武念追赶。刘诞才走出十几里，随从就不愿意走了，纷纷请战。眼看沈庆之的追兵就要追到，刘诞号召不动大家，只得鼓动他们的斗志，与他们又返回广陵。

战战兢兢的刘诞回到广陵城附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赶紧对左右说：“那个站在城头的白胡须老头，难道不是沈公（沈庆之）么？”

左右回答说：“王爷看花眼了吧，那是申中兵（申灵赐）啊！”

刘诞擦擦眼睛，才舒了口气，率众进城，筑坛誓师，并下令给这些人加官。

朝廷方面的加紧文书如雪片般发到沈庆之大营，沈庆之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率众往前冲。沈庆之受命在广陵城西南修筑了三座烽火台，约定：如果攻克广陵外城，举一把烽火，攻克内城，举两把，如果捉到了刘诞，就举起三把烽火。

沈庆之率部烧了广陵的东门，填平沟壑，整修道理，在城外摆好了楼车等攻城器具。然而这个时候正值江南雨季，阴雨不断，根本无法攻城。双方从四月熬到了七月出头，一把烽火都没举起来。刘骏动了怒，一边命御史中丞庾徽之上奏，免除沈庆之官职，一边又下诏不予追究，想以此激发沈庆之的斗志。

怎么办，死打呗！沈庆之身先士卒，顶着广陵城头的箭林石雨，与众将士一起猛攻外城，终于攻了进去（起了一把烽火，不容易啊）。朝廷军乘胜前进，很快又攻克了内城。刘诞无处可逃，在自己的后花园里被小军官沈胤之找到，坠入水中，被拖出来后斩首。（如果我们细心比较沈庆之攻打广陵城的战役与刘裕以前的几次攻灭刘毅、谯纵、司马休之的战役，同样是平定内乱，其战争的艺术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刘氏统治集团，已经是在比谁更弱，而没有什么强者的概念了。）

刘骏不满足于这样的胜利，他认为，坚守了三个多月的广陵城里，所有的人都是与朝廷作对，没有人可以宽恕。于是他下了一道恐怖的命令：屠城！（对自己的老百姓啊，这样也要屠个鸡犬不宁，八百年后的成吉思汗也要徒叹弗如了。）

沈庆之当然知道不妥，反复向刘骏上书，要求免除老百姓的死罪。好说歹说，最后刘骏勉强松口，五尺以下的男子可以留下性命（基本上也就是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士可以侥幸不死），女子当然更可怜，全部赏给军士们享用（拿自己的老百姓充作慰安妇，又是一“绝”）。

这样子过滤一遍之后，城里一共杀了三千多人，而且还不是一刀毙命。每个人都要割开肚肠，挖去眼珠，鞭打全身，再把苦酒倒在创口上，折磨够了，才把人头砍下来，其场景惨不忍睹。杀完人之后，刘骏又命令在石头城下堆积起人头，名为“京观”，作为长江边上的一道风景来欣赏（到这里我已经无语了……）。

两年之后，刘骏的第十四个弟弟海陵王刘休茂也起来闹事了，这次又是在襄阳，刘休茂这年也是十七岁（刘浑第二）。起因是该王爷的司马庾深之对他的行事常有劝戒，而他却喜欢独断专行，心怀不满。他的左右张伯超乘机劝他杀掉庾深之举兵自立，即使不成功也可以投奔北魏（一个个都想拿这个作退路，刘氏的子弟们不但人品糟糕，连创意也缺乏）。刘休茂赞同，就杀了庾深之一堆管事的，起兵据守襄阳，对抗朝廷。可惜听他的人不多，没过几天，他手下的一名参军尹玄庆起义，把他活捉斩首。

刘骏前后消灭了两个哥哥、四个弟弟、一个叔叔。皇位是保住了，自己的国家也耗得差不多了。他最后几年的年号是“大明”，祖冲之著名的《大明历》，就是于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编制完成的。扬州的大明寺，也因始建于大明年间而得名。不过，“大明”这个年号，留给人们更多的是黑暗的记忆。大明八年（公元464年），沉溺酒色多年的刘骏因为追思先他而去的堂妹殷淑仪，郁郁而终。一个暴君倒了下去，却有更多的暴君站了起来。黑暗时代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部宋魏相争十九、荒淫天子射鬼亡

刘骏的太子刘子业即位，年仅十六岁。他父亲生前的所作所为，是他效仿的榜样，并且被他发扬光大。

一开始就有了兆头，这位少年皇帝接受玺绶时，一脸倨傲狂妄之色，一点看不出伤心的样子，即便是装也懒得装。执行大礼的吏部尚书蔡兴宗出来以后就跟旁人悄悄地说了：“当年鲁昭公即位而不悲，叔孙穆子就知道他不得善终。我国恐怕要大难当头了！”

刘骏留给刘子业五名顾命大臣，不可谓关照得不细致。这五位依次是太宰刘义恭、骠骑将军柳元景、始兴公沈庆之、仆射颜师伯、领军将军王玄谟。事无巨细，都要找刘义恭、柳元景商量，大事与沈庆之参议；打仗的事交给沈庆之，内部的事务托付给颜师伯，外部的事务则由王玄谟处理。应该说刘骏虽然贪财好色，在这些事情上还不糊涂。刘子业手中有这一把好牌，平平安安过日子本是没问题的，不曾想他却将刘宋皇朝折腾得够呛。

起先的几个月还比较正常，原因是他头上还有个母亲王太后罩着，不敢太放肆。可王太后不久得了重病，眼看就不行了。

太后想念儿子，派人去叫刘子业来见他。刘子业说：“病人房间里鬼多，我可不去！”

太后气得全身发抖，对身边的侍从说：“快去给我拿刀，剖开我的肚子，看看我究竟怎么会生出这样的东西来！”

王太后连气带病，两腿一蹬追随她夫君去了。这下好了，刘子业终于“老子天下第一”，想干吗就干吗了。

前朝旧臣戴法兴常在他耳朵边嘀咕：“别这样呀，陛下难道想做营阳王（刘义符）么！”刘子业早就对他不耐烦了，偏巧身边的小太监华愿儿在他身边说戴法兴的坏话：“陛下知道吗，路上很多人都传说呢，说宫里头有两个天子，戴法兴是真天子，陛下嘛……只是个假的天子而已，真是让人担心哦！”刘子业一想这还了得，便免了戴法兴的官职，贬他回乡，之后又让他去死。

这件事情对于朝中的官员震慑力非常大。江夏王刘义恭与柳元景、颜师伯等人小心翼翼地熬过了刘骏一朝，刘义恭那还是极尽邀功拍马之所能，才保了一条小命。他们以为刘骏死了，不用再担惊受怕，整日里莺歌燕舞、狂欢彻饮。刘子业拿戴法兴开了刀，他们当然无法自安了。于是几个人日夜聚会，密谋废掉刘子业，改推刘义恭为帝。

柳元景觉得孤掌难鸣，就把计划告诉了沈庆之，想拉他下水（和当初徐羡之、谢晦等人拉檀道济废刘义符是一样的伎俩，只不过这次沈庆之可不愿步檀道济的后尘）。沈庆之与柳元景倒是常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算老战友了，但对颜师伯这类专断朝中大事的人，很看不惯，心怀忿恨。他就跑到刘子业那里打小报告，刘子业正愁没个理由除掉叔祖呢，亲自带了宫中的羽林兵去刘义恭府上杀人。

刘义恭等人还在犹豫不决，哪里会有防备。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三人及其子侄、兄弟，一概被杀（最倒霉的是刘义恭，之前生了十二个儿子，全被刘劭杀掉，后来又生了四个，却仍然逃不过另一场劫难）。刘义恭还“享受特殊待遇”，刘子业下令将他的尸体肢解，挖掉肠胃，挑取眼睛，用蜜糖浸泡，起名为“鬼目粽”，到处炫耀。至此，刘裕的七个儿子全部死亡。

根据以上的这些记录，我们所能得到的残酷结论就是，刘裕奋斗一生得来的富贵，留给子孙的却是可怕的厄运。

叔祖这辈全部杀完了，叔叔这辈呢，他父亲也帮他杀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刘子业就将屠刀砍向了自己的弟弟。新安王刘子鸾首当其冲。

刘子鸾是刘骏与堂妹殷淑仪乱伦生下的儿子。刘骏爱屋及乌，最宠这个儿子，还曾起过改立他为太子之意。刘子业对他的嫉恨不是一年两年了。既然杀顺了手，他当然停不下来，便下一道旨，将十岁的刘子鸾与其六岁的同母弟弟刘子师，以及另一名同母的妹妹赐死。刘子鸾在一声“愿我永永远远不要再生在帝王家中”的喊叫中绝望而死。

刘子业开杀宗室，他的叔叔、刘义隆的九子义阳王刘昶驻守在彭城，也担心起自己的安危。刘骏在位时就讨厌刘昶，只是没找到机会杀他。民间风传刘昶要造反，刘子业就带兵北渡长江，去讨伐他。刘昶想举兵，郡内将领都不理睬他（也是被这几年的血雨腥风吓坏了）。他只好开了彭城的北门，带着几十名亲信，投奔北魏。北魏方面对他很优待，不仅让他当丹阳王，还把公主嫁给了他。

说到公主，我们就得说说刘子业同母的姐姐，著名的山阴公主了。她可以说是追求女权主义的先锋，认为至少在性生活这个问题上，女性应该与男性平等。弟弟可以有六宫粉黛上千，而她只能享受驸马一人，显得太不平等了，于是就向刘子业提了出来。刘子业觉得言之有理，大笔一挥，命人给姐姐选置三十名面首，又给她晋爵会稽郡长公主，待遇与郡王相同。

还没完，山阴公主的性欲看来不是一般的强（且住，不能再多说了，我们这是写历史，不是写色情小说），因为有了三十个男人还嫌不够，她又看中了长相超级帅的吏部侍郎褚渊，就向刘子业要求，把褚渊接进府为自己侍寝。刘子业下一道令，褚渊去“服侍”公主。不去见公主那是抗旨不遵啊，褚渊只好硬着头皮进公主府。公主对褚渊百般逼迫，褚渊却誓死不从，整整在府中耗了十天，才被放掉，估计是公主实在腻不过他了。

（所以说小白脸也有可怜的时候，而那些名字没有留下来的面首，其“悲惨生活”大约也可想而知。其实这些历史事件完全可以拍出许多惊心动魄的反传统的优秀影片，没有必要去整一些莫名其妙不伦不类不知所云的所谓“古典”大片。我的一点想法是，时下的电影导演们，真应该努力提高历史素养。）

刘骏把自己的堂妹召进宫，已经够荒淫了，但在自己的儿子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刘子业看上的，是自己亲姑姑，新蔡长公主。刘子业把姑姑秘密纳入后宫，然后杀了一个宫女，交给其驸马何迈，说是公主死了，让他去安葬。其实他却把姑姑改称谢贵嫔，留在了宫里。堂堂驸马凭空被皇帝戴了绿帽子，勃然大怒，就密谋拥立皇帝的三弟、晋安王刘子勋。事情败露，何迈被诛。

刘子业料想沈庆之必会因为此事进言，便先下手，派沈庆之的侄子沈攸之秘密将沈庆之杀死。刘骏留下的顾命大臣，就这样被刘子业杀掉了头四位。（剩下的王玄谟也因为屡次进谏而差点被杀。）

何迈之反，又给刘子业留了个借口，讨伐在江州（治在寻阳）任刺史的弟弟刘子勋。刘子勋这时只有十岁，自己根本不可能有反意。刘子业讨厌他的原因却也看似有“理”，刘义隆和刘骏都是排行第三，后来做了皇帝，而刘子勋也是排行第三，所以他特忌讳这个“三”，怕他篡自己的位。

刘子勋年幼，身边倒还有几个明白人，尤其是长史邓琬，他认为“废昏立明”已经是不得不做的事了，就派人召集各郡的民丁，武装了五千多人，传檄各地，起兵自保。

迷信的邓琬以为这个“三”仍能成事，不想建康朝中先出了大事。

整件事情很荒诞。刘子业担心自己的叔叔们如果在外为官，会对他造成威胁，就把他们都聚在建康，关到宫里，作为虐待的对象。其中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三兄弟身体肥胖，刘子业给他们做了竹笼，把他们放在里面称重。最重的刘彧起外号叫“猪王”，其他两人分别叫“杀王”和“贼王”，东海王刘祎性情顽劣，被称为“驴王”。

刘子业又仿照猪圈挖坑，灌入泥水，把刘彧扒光了衣服扔在里面，又放一口木槽，盛了饭，让刘彧趴在木槽边舔食，供自己玩乐。刘子业有好几次想把这三个王爷给杀了，多亏刘休仁反应灵敏，会说笑话，才几次化险为夷。其中最悬的一次，刘彧已经被捆住了手脚，倒吊在木棍上，刘子业下令：“今天杀猪！”旁边刘休仁嬉皮笑脸地说：“猪还不该死。”刘子业一怔，问他为啥，刘休仁答道：“等皇太子出生，再杀猪取肝肺以庆贺啊。”刘子业这才让人给刘彧松了绑，交付廷尉关押，一天以后又把他给放了。

（其实所谓的皇太子也荒唐得很，他不是刘子业的亲生儿子，而是少府刘曚的一名小妾所生的儿子。刘子业在她即将临盆时，将她召入后宫，孩子一降生，他就宣布其为皇子。）

刘彧不堪重辱，便与亲信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以及刘子业的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人，谋划着寻觅机会废掉刘子业。机会说来就来。

刘子业喜欢让宫女们在华林园竹林堂脱光了衣服追逐玩乐，基本上就相当于组织宫廷大妓院。有名宫女不听命令，被刘子业当场给斩了。当晚他就梦见有一名女人骂他：“皇帝昏虐无道，不到明年就要完蛋了！”刘子业害怕，就在宫中到处寻找，拖出了一个长得很像梦中人的宫女，又给杀了。可是噩梦并不结束，那个被杀的宫女也跑到了他梦里，骂道：“我已经向上天起诉了！”

刘子业睡不好觉，就找巫师调查，一问，说竹林堂内有鬼。刘子业选了一天傍晚，赶走所有侍卫，带领一群巫师和宫女到竹林堂去射鬼。阮佃夫等人见机遇难得，便联系了寿寂之、姜产之，乘着射鬼活动结束奏乐时，提刀冲入竹林堂，杀奔刘子业。

手持弓箭的刘子业见寿寂之杀来，赶紧开弓放箭，可射人比射鬼要困难，并没有射中寿寂之。刘子业转身就绕着园中的假山跑，一边跑一边口中还喊着“寂寂”、“寂寂”，寿寂之几大步追到他身后，将刚刚喊出第三个“寂寂”的刘子业砍杀。真是“寂寂复寂寂，皇帝命归西”。

刘休仁、刘休祐等人随即宣布太皇太后令，废刘子业，并赐死刘子业的同母姐弟会稽公主和豫章王刘子尚，推刘彧为帝，改元泰始。这就是刘宋的第七位皇帝——宋明帝。孝武不孝，明帝也不明。这位肥猪皇帝，又是一个败家子。

第二部宋魏相争二十、尽失淮北

宋明帝刘彧即位后随之而起的刘子勋之乱，表面看是一场叔侄之争。也就是说，刘子业被杀后，刘宋群臣围绕着应由孝武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还是由文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的问题，分为了两大对抗势力。拥护前者的势力认为，刘子业虽被废，刘骏的帝统仍然合法，应该拥立他的儿子；拥护后者的势力则认为，刘子业的荒淫无道，其根源出在同样荒淫的刘骏身上，所谓“孝武之行，足致余殃”（垣荣祖语），拥立刘彧，方能稳定局势。这种貌似帝统和道统的争执，实质上体现的是宋文帝死后刘宋上下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沦丧，国人离心离德、各怀鬼胎，政权崩溃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前文说过，刘子勋手下的长史邓琬认准了他这个“三”皇子，以为必成大事，不甘心接受朝廷方面授给刘子勋的车骑将军的头衔。他借刘子勋的名义，传檄建康，指责刘彧窃夺帝位，与各方共同兴兵讨伐。

泰始二年（公元466年）正月，邓琬等人假称太皇太后（就是刘骏之母路太后）密诏，拥刘子勋在寻阳称帝，改元义嘉。

支持刘子勋的一方实力雄厚，声势浩大。安陆王刘子绥、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这些弟弟自不必提，各方镇将如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纷纷起兵响应。接着，益州、湘州、广州、梁州等地也都归附了刘子勋，部队向寻阳集结。朝廷方面所能保持的地盘，只剩下建康周围的丹阳、淮南等数郡。

刘彧比他的哥哥刘骏要强些，至少表现得临危不乱。蔡兴宗向他进言：“如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我们应该向反叛者留在京城的亲属宣扬‘罪不相及’的政策，抚恤人情，如此必能克敌制胜。”刘彧赞同，对于亲戚已经归附刘子勋的将士均不问罪，职务照旧。他下令内外戒严，任命司徒建安王刘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为副手，进军南州（今安徽当涂一带）；又召兖州刺史殷孝祖入朝，晋位抚军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以沈庆之的侄子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前锋军兵屯虎槛（今安徽芜湖西南）。

准备停当，刘彧开始发兵扫除外围势力，命巴陵王刘休若督统建威将军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各军东讨归附刘子勋的会稽郡事孔觊。

东面的叛军并不好对付，刘休若的军队碰上了数十年不遇的大风雪，几乎丧失斗志。刘休若严令言退者斩，才稍稍安定住军心。

刘彧明白若不消灭东面会稽一带的后顾之忧，就难以放手与西南寻阳的刘子勋一搏。殿中御史吴喜本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追随沈庆之多年、颇立战功，这时主动请命，要求声援刘休若的东路军。刘彧大喜，任命他为建武将军，组成一支屡经军旅的精兵，并配备羽林军中的勇士，向东进发。

果然还是前朝的精兵好用。吴喜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迅速攻克了义兴（今江苏宜兴）、吴兴、钱塘、西陵（今浙江萧山西），直奔会稽而来。会稽城里一片大乱，上虞县令王晏乘机起兵攻打会稽，孔觊兵败被杀，寻阳王刘子房被执送建康。吴喜不到一个月就平定了会稽的叛乱，扭转了朝廷军的颓势。

刘子勋那边号称十几万大军，却不知道把握战机。邓琬身为起事的主力成员，实际上只是个唯恐天下不乱，想大发国难财的庸碌之徒。他掌握了军政大权后，就与他的儿子一起在寻阳做卖官鬻爵的勾当，日夜酒宴歌舞、玩乐不止，亲信也是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上梁不正则下梁歪，这还如何能指望军队能打好仗、打胜仗呢？

邓琬见东路的会稽军这么快就被朝廷扑灭，忙派遣巴东、建平太守孙冲之率领一万兵为前锋，据守赭圻（今安徽繁昌西北）。孙冲之建议以大军水路兼行，直取建康。于是刘子勋以孙冲之为左卫将军，录事参军陶亮为右卫将军，统领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士两万人，一齐向下游开去。然而这陶亮是个无才无谋之人，他见刘休仁与殷孝祖、沈攸之的大军出动，就不敢往前，只把军队驻留在长江上的鹊洲（今安徽铜陵、繁昌之间）。

殷孝祖率军进逼赭圻，与陶亮的军队相遇。殷孝祖打仗很勇猛，每次上阵都身先士卒，不顾性命，而且还喜欢打出自己的旗号，结果在遭遇战中中流矢身亡，所属军队投降了叛军。朝廷军先败了一阵。

殷孝祖生前对手下将士不够信任，很多人都不愿跟着他拼命，这也是导致他阵亡的一个小原因；沈攸之正相反，懂得体恤军情，上下关系搞得很好。殷孝祖死后，他率众推举位秩高于他的宁朔将军江方兴为统领，恰到时宜地稳定住了军心，朝廷军因祸得福，士气不降反升。

江方兴率领诸将进击，与刘休仁的军队会战大破陶亮的军队，孙冲之在附近筑的两座城垒，也被攻拔。陶亮急召孙冲之退军鹊尾（今安徽庐江境内），留龙骧将军薛常宝守赭圻，自己则率领大军，及其他各营部众，共保浓湖（今安徽繁昌西）。刘子勋的军队全面转入守势。

邓琬并不轻易认输，他又调遣豫州刺史刘胡，率领步兵三万，铁骑两千，前去增援，总计十几万军队驻扎在鹊尾。

刘休仁的军队也有十万之众。他对将士相当不错，抚恤部下，吊死问伤，使得朝廷军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沈攸之率领诸军进攻赭圻时，人人都浴血奋战，不仅大败刘胡派来的运粮军，还乘势攻破了赭圻城。

不过这时在鹊尾的叛军数量仍然相当之众。邓琬见两军对峙已久，毫无进展，又命尚书左仆射袁觊统领征讨诸军事，率领雍州（即襄阳）的军队，以楼船千艘、兵士两万，顺江东下，前往鹊尾增援。

袁觊在刘骏朝中做的是侍中，哪里懂得打仗。他到了军中，不穿军装，不提战事，也不给将士们做思想工作，谈的话题全是些诗赋文章等无关大旨的东西。刘胡等人向袁觊借取襄阳方面的军资，他又说：“我家里还有两座宅院没造好，正需要资金呢！”又是一个想发国难财的家伙，众将对他大失所望。袁觊听闻传言“建康米贵，斗至数百”，认为不需要用兵，朝廷军自会不战而溃，只待在原地消耗军粮。

朝廷军方面很快有了行动，刘休仁听从龙骧将军张兴世的建议，派他选七千战士、两百艘快艇，寻找机会占据叛军主力的上游地区。

张兴世的船队并不急进，他每天率众船溯流而上走一小段，眼看刘胡要出兵的时候，马上又退了回去，反反复复好多天。刘胡感到可笑，说：“我都不敢绕行直取京城，张兴世算什么东西，还想轻松地跑到我上游去么？”不再认真防备。

一天深夜，时值四更，江上刮起了东北风，张兴世突然下令扬起船帆，出船向上游冲去，迅速通过了鹊尾。刘胡发觉时，已经晚了一拍，他立即派遣部将胡灵秀带着军队沿东岸追赶，监视张兴世的动向。

次日傍晚，张兴世行到景江浦停留扎营，胡灵秀也就地扎营观察虚实，同时等待刘胡的后继军队。不想这又是张兴世的障眼法，他乘着夜色，秘密派部将黄道标率领七十艘快艇直趋上游的钱溪（今安徽贵池东），布置营寨。

胡灵秀在东岸等了一天，正纳闷对方没动静呢，张兴世就拔营疾进，扑向扎营完毕的钱溪水寨。胡灵秀这才发现上了大当，再要阻拦可来不及了。

刘胡得知钱溪被占，便亲率大军围攻。张兴世以逸待劳，看准敌军转入港湾的时机，以数百精兵击败了刘胡的军队。而此时下游的沈攸之、吴喜等人也开始进攻浓湖的袁觊，为张兴世分忧。

刘胡派人沿岸向下游喊话，说：“钱溪已经被打下来啦！”沈攸之笑着对左右道：“不用怕，这是刘胡在使诈。如果钱溪真的丢了，我们的七千将士里至少会有人逃回来报信的；必是他们打了败仗，想扰乱我们的军心呢。”继而上游的捷报传来，军心振奋，袁觊等人则惊恐不已。

由于张兴世截断了上游的水路，邓琬的军粮再也无法抵达浓湖，叛军终于丧失斗志，出现了内讧。刘胡与袁觊先后弃营西逃，于途中被杀。袁觊留下的十万士兵全部向刘休仁投降。

寻阳城里的邓琬享受了几个月的荣华富贵，就这么到头了。他的吏部尚书张悦与左右一合计，把他骗到帐中，砍下人头，向朝廷请降。沈攸之的军队进入寻阳城，斩杀了年仅十一岁的晋安王刘子勋。其余拥戴刘子勋的亲王一律赐死。

刘骏的儿子还剩下十个，有些还只有几岁。为免除后患，刘彧接受了刘休仁的谏言，将他们赐死，相关的亲信同党全部斩首。不知道这算是第几起对内大屠杀了。

南方基本安定下来了，离建康较远的州郡原本都支持刘子勋，现在只好派使者向皇帝投降。驻守在淮北的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等人，由于要防御北魏的威胁，实力都不弱。对于他们的请降，刘彧合适的做法应该是，赦罪安抚。可刘彧以为自己的军队无往不克，执意要向淮北诸镇示威，他派遣张永和沈攸之率领重兵北上，迎降薛安都。

薛安都正在犹豫不绝，见朝廷派大队人马来他的徐州，只好一咬牙，向北魏献质子投降。北魏方面当然是热烈欢迎，派出镇东大将军尉元等以一万骑兵从东路救援彭城，又派镇西大将军拓跋石等从西路救援悬瓠。

彭城就这么被魏军占领了。张永、沈攸之的军队不但没能对彭城形成任何打击，反而遇到了尉元与薛安都骑兵的前后夹击，全军覆没，两名将领只身逃回南方。刚刚在内战中打了胜仗的宋军便在外战中遭受了沉痛的惨败。

彭城既失，北面的青州、冀州、兖州、徐州也就守不住了，纷纷归降北魏。宋文帝三次北伐争夺了数十年的北方边境，因为宋国自身的内乱，就这么一退千里。刘宋的淮北国土全部丧失，南北朝也进入了划淮而治的新时期。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将面临全新的考验。

请看下部《明主昏君》。

第三部明主昏君一、文明冯太后

《南齐书·魏虏传》中记载了一件事：南朝与北朝通使，魏孝文帝拓跋宏十分敬重南齐的大臣，每次都亲自迎接使者，相谈甚欢，恨不得自己手下也有这么优秀的大臣。他经常对大臣们感叹：“江南多好臣。”有个叫做李预的秘书令，乃是以前曾给拓跋珪作文化启蒙的李先的曾孙，就对答道：“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意思是说，陛下您说江南多好臣，怎么就隔三岔五地换皇帝，咱们江北无好臣，皇帝却很少变更啊。据说孝文帝一时惭愧，半晌没说一句话。

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反差强烈却又趣味盎然的时代，一边是昏君频繁更替，一边是明主励精图治。我们不妨顺着时人的目光，来重温那段明主与昏君们的故事。

故事该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突然去世说起。

和平六年（公元465年）的夏天，北魏国都平城内外人心惶惶。基本上每年夏天都要起驾去阴山以北避暑的皇帝拓跋濬，除了开春时到附近管涔山上的楼烦宫接见各方朝贡的使者，一直呆在平城，没有任何外出的动静。这个现象不禁引发了市井间的各类八卦。拓跋濬是一位十分勤政的皇帝，每年都要颁布大量的诏书，并且经常到地方上去探访民情，十几年如一日，为何今年格外安静呢？

不祥的预感不幸成为现实，皇帝的身体出了大问题。北魏的皇帝多有早熟的现象，十一二岁监国，十三四岁就大婚生子的情况很多见。早熟带来的问题往往是早衰，事实上北魏一朝的皇帝寿命都比较短，但是头几个皇帝，无论是被杀的拓跋珪、拓跋焘，还是体弱多病的拓跋嗣，都活到了三四十岁的年龄。只当了太子监国而未登基的拓跋晃虽然只活了二十四岁，但我们以前说过，他的死是宫廷争斗的结果，算是一个特例。拓跋濬才只有二十六岁，本不该是大渐的年龄，怎么就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倒下了呢？

人们于是猜测，拓跋濬很可能得了某种急病，在这年的夏天发作，让身边的御医们猝不及防，以至于就这么一病归西了。夏天移驾气候凉爽的北方避暑消夏，是占领中原的游牧民族皇帝保持的一种习俗，从北魏、金、元到清，概不能免。这些皇帝们尽管平日里骑马打仗，身体壮硕，却常忍受不了酷暑的天气，对于南方人而言十分平常的三十多度的高温，对于他们简直就是世纪灾难，并且还容易诱发各种疾病。拓跋濬不知怎的着了道，还没来得及起驾离宫就驾崩了。（勤政的皇帝享祚时间总是偏短，前有拓跋濬，后有雍正，皇帝这份工作有时候也可以是玩命地干的）好容易平安了一段时间的北魏统治阶层，围绕着帝位和权力，又要发生新一轮动荡了。

拓跋濬的太子是长子拓跋弘，年仅十二岁，虽说三岁时就被立为太子，聪睿机敏，但并没有什么治国的经验。时任车骑大将军的乙浑乘机扶太子继位，假传圣旨，把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等几个实权派人物召到宫中杀害。

平原王陆丽是拓跋濬时的重臣，这个时候正在代城附近的温泉疗养，乙浑对他也忌惮已久，派司卫监穆多侯去向他通报先皇驾崩的消息，让他进京。穆多侯看出乙浑的意图，劝陆丽暂且观望，不要擅自行动，以防乙浑作乱。陆丽不以为然，以忠为本，与穆多侯一起奔平城赴丧。陆丽看不惯乙浑在朝中的跋扈行为，在很多问题上与他起了争执。乙浑一不做、二不休，把陆丽和穆多侯也给一并杀掉，自任太尉、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巨细，都由他裁决。他在朝中广插亲信，并进一步扫除异己，顺阳公拓跋郁谋划诛杀乙浑，又被他杀死。

有人在朝中一手遮天，而且颇有嗜杀的倾向，自然有人不服。安远将军贾秀就是其中的一个。

贾秀掌管官吏事务，职务类似于南朝的吏部尚书，为人正直。乙浑想为他的妻子谋一个公主的称谓，便向贾秀提出要求，贾秀不答应。一次，贾秀有事到乙浑府上见乙浑夫妇，乙浑又提起此事，贾秀严词拒绝，说：“公主这样的称谓，尊宠之极，岂是你这样的庶姓人士配用的！我贾秀宁可今天死了，也不会做这样为后人取笑的蠢事！”乙浑左右无不大惊失色，唯有贾秀神色自若。乙浑夫妇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碍于贾秀也是几朝旧臣，不便当面发作，事后直骂：“这个老奴才，真是吝啬！”处处找机会要陷害他。

贾秀明白必须早日扳倒乙浑，否则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存亡问题，而是魏国“亡无日矣”。而要扳倒权臣，光靠几个正直的老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强大的靠山。他们开始秘密联系皇族宗室，拉拢所有反对乙浑的力量。在此紧要关头，拓跋弘尊奉的保太后出场了，她就是被吕思勉先生称为“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的传奇女性——文明冯太后。

冯太后的祖父是北燕的最后一代君主冯弘，我们在《宋魏相争》中说过，冯弘的几个儿子冯崇、冯朗、冯邈因遭到嫉恨，在北燕还没灭亡时就投降了北魏。其中次子冯朗被北魏皇帝拓跋焘内迁到关中，担任秦、雍两州的刺史。他的儿子、女儿都在长安诞生，这个女儿可谓天生丽质，自小就招人喜欢。

可怜的小女孩才几岁大时，冯朗就因为谋反之事受到牵连，被诛杀。幸好冯朗的妹妹是拓跋焘的左昭仪，孩子们总算都得以免死。小女孩跟着自己的姑母进了宫，由她教育抚养长大。一晃十年过去了，冯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知书达理的少女，在宫中自是引人注目。她十四岁那年正值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她被选为贵人，四年后又被立为皇后，母仪天下。

太子拓跋弘也是在同年被立为太子。他的亲生母亲李氏出身南朝，拓跋焘末年挥师南征时，拓跋焘侄子拓跋仁的军队在寿春经过李氏的宅院，将她掳掠到北方。后来拓跋仁谋反自杀（我们在前面讲拓跋濬中兴的时候提过），李氏就随着拓跋仁的家人一起被送到平城，没想到被拓跋濬一眼就相中。当时拓跋濬还惊叹地询问左右：“这个妇人漂亮吧？”左右都赞同说：“是啊是啊。”

拓跋濬居然等不及就在仓库里临幸了李氏，事后怀上了拓跋弘，被召入宫中，封为贵人。拓跋弘做了太子，宫中按照老规矩，命李氏自裁，拓跋弘则交由冯皇后抚养。

冯皇后自己没有生养，但是待小拓跋弘很好，如同己出，小太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冯皇后全方面的影响，汉化程度很深。

拓跋濬的去世对于冯皇后的心理打击不小，她只有二十七岁，用现在的眼光看还是个风情万千的少妇。早早就要守寡的现实，让她几乎无法接受。大丧时宫中燃起大火，焚烧皇帝生前的用品，百官和嫔妃尽皆到场临泣。哭声震天，冯皇后受到深深的感染，忽然悲叫着跳入火堆，左右慌忙上前将她拖出，半天才苏醒过来。这一跳不管是真是假，都是冯皇后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出演的精彩一幕，让人为之动容。

拓跋弘做了皇帝，年轻的冯皇后就成了冯太后，乙浑大权独揽，冯太后是极度不满的，但她并没有立即行动。她明白，一旦操之过急，很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北魏的政权的全面混乱，情形可能会坏过拓跋焘被弑的那一次。那次是运气好，加上有几名得力大臣的协助，才得以转危为安。这一次要想扳倒乙浑，同样需要周密的安排。

与贾秀等人一样，她也想到了一个人，皇帝的远亲、侍中拓跋丕。

拓跋丕是拓跋什翼犍的哥哥拓跋翳槐的第四代玄孙，论辈分比皇帝要高不少，但爵位却很低，跟随拓跋焘南征，才得了一个子爵。有拓跋郁的前车之鉴，拓跋丕也在寻觅机会。贾秀等人找到他，他又找到冯太后，两人迅速议定了除逆的策略。

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冯太后忽然派拓跋丕率领兵士冲入乙浑的府中，收捕了乙浑及其亲信，并列数他图谋不轨、意欲造反的证据，将他处死。如此一来，冯太后就有了足够的理由接手大权，她宣布临朝称制，并由前朝旧臣高允、高闾、贾秀共同参政。北魏进入了文明冯太后的时代。

第三部明主昏君二、慕容白曜取青州

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是，凡女主当政，几乎无一例外必有秽史。汉人政权中有西汉吕后、唐代武则天、韦后，胡人政权中则有大辽萧太后、大清慈禧太后，这些女性无论成败，她们的私生活总是最为后人诟病的一部分内容。文明冯太后当然没有任何例外的理由。

封建统治者出于男权的传统意识，对于太后当政的现象一直是极力压制的。拓跋珪为了防止皇权旁落，首创了“子贵母死”的规定，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北魏唯有的两次太后当政，对于其影响却是巨大的，前一次直接导致了其政治制度的全面汉化，后一次则直接导致了其政权的衰亡和分裂。半个多世纪前的拓跋珪定不会对后事预料得如此深远。

诚然，在男权社会中，一位女性为了维护她的统治，必然会得罪一批人，伤害到一批人的利益，其中的行为，未必全对，也未必全错；诚然，作为一名女性统治者，她与男性统治者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需求，男性皇帝可有佳丽三千，她为什么就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求呢。关于那些非议与苛责，我们在后面也会陆续提到，不过我们更关心的一点是，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的皇太后，究竟做出了哪些改变后世的大事，或者说，她当政期间，究竟对北魏政权作出了哪些所谓的贡献。

事实是，文明冯太后当政期间所能完成的，竟有许多是她的男性前辈们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北魏立国将近一百年，终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了。

首先是拓展疆域。

我们不该忘记，将魏国的南部边境从黄河流域推进到淮水流域，是从拓跋嗣时代起就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拓跋嗣的南征因为过分侧重于攻城，而收效甚微；拓跋焘的南征，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同时也缺乏攻城的信心，虽然饮马长江，仍然不能取得淮水流域的一寸土地；文成帝拓跋濬罢兵多年，只有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更是难以单方面改变现状。冯太后掌权，对南朝实现了划淮而治，虽拜刘宋内乱所赐，却也有北魏用兵的功劳。

刘宋在淮水以北的重镇，主要是两座，东面是彭城，西面是悬瓠，以往的北伐，宋军都把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据地。刘子勋之乱平定后，淮南重镇寿阳也很快被平定。原本拥护刘子勋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汝南太守常珍奇在悬瓠，害怕朝廷秋后算账，向北魏献城投降。（这是宋明帝刘彧在政治上出的最大的败招，前部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详述。）

北魏派来接收徐州的将军尉元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将领，他软硬兼施，击退了宋国的军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刘宋在彭城与悬瓠以北虽然还有青、冀、兖州的数十座城池，但它们与南面的联络已经被掐断，不再可能自守，加之内部自相残杀，守将们只得向尉元投降。

刘彧对于自己错误的决策后悔不已，他可不愿意轻易失去淮北诸郡。投降北魏的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弟弟沈文炳在朝中为将，刘彧就派他与辅国将军刘怀珍带着诏书，率马步军三千，北上青州说降沈文秀。

刘怀珍对手下将士说：“沈文秀虽想以青州归降索虏，齐地（即今天的山东）一带的民众岂会心甘情愿左衽（即穿胡人的衣服）呢！如今我们大军向前，应向各地宣扬威德，必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刘怀珍说得不错，青州、冀州等地的民心并不稳，北魏刚获得这些地盘，只能直接任命原先刘宋的守将，一时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沈文秀起初并不接受弟弟的劝说，但底下的部将毫无战心。刘怀珍的军队不多，却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青州各城的防御非退则溃，完全不是对手，沈文秀只好向刘宋朝廷请降，冀州刺史崔道固也随之请降。

刘彧表示对他们统统既往不咎，重新任命他们做两州的刺史。然而这时候他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让刘怀珍等人的步骑兵撤回，这样一来，南北兵势不得相接，刘宋失去了最后一个继续控制这两个州的机会。

北魏方面正好相反。鲜卑人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集结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鲜卑骑兵的组织速度的确迅速，这对他们把握战机非常有利），以平东将军长孙陵为前锋，开往青州，而统领五万后援大军的，则是慕容家族又一位值得一书的人物——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乃是前燕开国君主慕容皝的玄孙，由于是庶出旁系，在燕国的几次内讧中都没有受到什么牵连，待到北魏攻打后燕时，他的父亲就投靠了北魏，做了北魏的地方官，为人清廉正直，死后被追封为公爵。

慕容白曜秉承了父亲的品性，文成帝拓跋濬在位时也地方上做尚书，执法如山，刚正不阿，很受赏识。乙浑倒台后，他仍然受到重用。面对青州方面的忽叛忽降，冯太后加封他为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屯兵于碻磝，寻隙而进。

首当其冲的城池便是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守卫无盐的东平太守申纂本是北方人，北魏攻打后燕时，全家南逃过黄河，被刘宋收用。北魏的骑兵刚刚渡过黄河不久，攻城器具都没准备好，众将认为不宜轻进。

慕容白曜的左司马郦范则有不同意见，他说：“如今我军长途奔袭，深入敌境，不可滞留，错失良机。申纂这个时候一定以为我军来得快，来不及攻城，因而放松警惕，以为靠几个弱卒就可以守城了。我们正好对其示弱，整肃精兵，出其不意，一战而攻克。”

慕容白曜点头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我军若放缓进兵速度，等他们民心稳固，就不好办了，郦司马所言极是。”

他下令逼近无盐的军队佯装退兵，离城越来越远，申纂渐渐不设防备。入夜时分，慕容白曜紧急下达军令，周密安排各部行动，天蒙蒙亮就回兵临近城下，发动进攻。申纂并没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工事，被魏军攻杀。

破城之后，按照鲜卑人的习惯，要将城中的男人充为奴役，将女人收为军赏。郦范劝阻道：“齐国古时号称东秦，不好好下工夫经营，恐怕不那么容易平定呢。如今我们刚刚占领了无盐，正是让老百姓感受皇恩泽被的好时机。应该好好向他们宣扬信义，给予帮助，若得民心，则青、冀二州自然就到手了。”慕容白曜十分赞许，将捉来的老百姓全部释放，挥师进攻无盐东北的肥城。

郦范又向慕容白曜献计：“肥城虽然不大，但要攻打的话也得花些时日，即便打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不慎打不下来可就有损军威了。我看不如给肥城守军飞书传信，把我们攻下无盐的详细情形告诉他们，让他们不打就投降；就算不投降，肯定也会逃散，不敢再做抵抗了。”

慕容白曜依计行事，肥城守军果然被魏军的气势震住，不战而逃，魏军大获全胜，取得了大量粮食作为军需。慕容白曜兴奋地称赞郦范：“此行有卿相助，三齐之地不足定也。”

魏军乘胜前进，以骑兵冲击，又攻下麋沟、垣苗两地（均在今山东西部）。慕容白曜连下四城，前后只有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山东一带的宋军尽皆丧胆，谈慕容白曜而色变。

唯有打升城（今山东长清西南）用了些工夫。守卫升城的并州刺史房崇吉拒不投降，城中只有七百守军。慕容白曜筑起长围，稳扎稳打，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攻下了城。房崇吉乘夜逃跑，慕容白曜听从参军事韩麒麟的建议，安抚升城的百姓，让他们重操旧业，并对房崇吉的母亲妻子以礼相待。付出的是点滴，收获的是民心。没过多久，退到盘阳（今山东淄博西南）的房崇吉就向慕容白曜献出升城，赎回了自己的家人。

扫平了边境上的几座小城，魏军长驱直入。冀州刺史崔道固守在历城（今山东济南），青州刺史沈文秀则守在东阳城，都直接暴露在魏军的正面，危急万分。（需要说一下的是，刘宋时期的冀州、青州，其管辖的其实是同一块地方，基本等同于汉朝时期的青州，真正的冀州在河北，东晋以来南朝就一直没有控制过，青州也是在刘裕攻下南燕后才得以恢复，于是将青州、冀州置于一处，接收北方南来的流民。）

反应迟钝的刘彧这时候才想到派沈攸之等人攻打彭城，以救青州之急。然而这年入秋，清、泗两河干涸，水运不畅，粮道不通，宋军无力进军。刘彧一开始严令北上，继而又开始反悔，派人召沈攸之回师。北魏把守彭城的尉元怎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派部将孔伯恭追击，大败沈攸之，把宋军赶到淮南。

徐州的屏障阻碍了刘宋的援兵，慕容白曜进围历城，并于北魏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拿下东城。崔道固无力继续支撑，只得面缚出降，慕容白曜为他松绑，将他送往平城。

慕容白曜的先头部队由长孙陵率领，早就攻到了东阳城。沈文秀本来已经遣使投降，可长孙陵却不知好歹，在进入东阳外城后，纵容士兵四处抢掠。沈文秀大怒，立即命令士兵闭城拒守，长孙陵屡攻东阳，始终拿不下来。

慕容白曜攻占历城后，听说长孙陵的所作所为，把这个败家子恨得牙痒痒。无可奈何，只好带上围攻历城的经验，又包围了东阳城。

宋明帝刘彧的计划多次挫败，仍不罢休，他任命沈文秀的弟弟沈文静为辅国将军，从海路北上再援东阳城（没办法啊，陆路走不通呗）。宋军登陆后，到达了不其城（今山东崂山西北），而魏军也已截断了其后路。沈文静婴城自守，挡不住魏军的轮番强攻，城破，沈文静被杀。

东阳城则又多熬了大半年。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沈文秀与将士日夜作战，这座南朝留在北方的最后堡垒直到皇兴三年（公元469年）的春天，才被魏军攻破。

城破当天，沈文秀仰天长叹天不我助，解下甲胄，褪下战袍，换上会客的衣服，端坐正堂之中。

北魏士兵们杀到面前，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问道：“快说，青州刺史沈文秀在哪里？”

沈文秀厉声答道：“我就是！”

北魏士兵们未曾想到眼前这位面容憔悴却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便是让他们头疼了几年的沈文秀，都怔住了，半晌，才扒了他的衣服，将他捆了去见慕容白曜。魏兵推推攘攘，逼他向慕容白曜下跪。

沈文秀一脸不屑，说：“彼此是两国的大臣，为何我要给他下跪？”

慕容白曜哈哈大笑，并不计较沈文秀的无理，心中暗暗庆幸刘彧有如此将领，却不能信任。他让士兵将衣物交还给沈文秀，并为他安排饭菜，然后送往平城。

拓跋弘这时候已经亲政，他待宋国的几名将领都还不错。沈文秀几降几叛，拓跋弘也赦免了他的罪，后来更是欣赏他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拜他为大夫。

宋魏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青州之战至此结束。慕容白曜功勋卓著，被拜为使持节、都督青、齐、东徐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而且得到了济南王的最高爵位。

第三部明主昏君三、拓跋弘禅位

济南王慕容白曜所统领的各州，基本与当年慕容德建立的南燕所控制的地区相当。慕容家族的后裔再次来到其祖先创造过辉煌的地方，却终究不复当年之勇。慕容白曜打败了刘裕后人的军队，算是为被刘裕屠戮的数千慕容贵族报了仇，可他无法逃脱北魏朝廷对他的猜忌。

北魏皇帝拓跋弘虽然在战场上任用慕容白曜，但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狡兔死则猎狗烹”，仗一打完，慕容白曜就不再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乙浑专权时，慕容白曜就依附于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而慕容氏与拓跋氏本是世仇，怎么说都不可能完全信任，何况慕容白曜在山东一带的安民工作做得不错，很得民心——老百姓一放心，上级领导就不放心了。于是，青州之战结束仅一年多，拓跋弘便捏造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强加到慕容白曜头上，将他与他的弟弟慕容如意一同收捕杀害。（这起冤案直到后来拓跋弘的儿子拓跋宏做皇帝时，才得到平反。）

这个时候的拓跋弘已经亲政差不多三年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他的长子拓跋宏。冯太后对于皇族的孩子尤其喜爱，天安二年（公元467年）拓跋宏出生，冯太后和拓跋弘都很高兴，大赦天下，改元皇兴。不久，拓跋宏就被立为太子，冯太后宣布将精力投入到抚育皇太子的工作中去，而把执政大权交还给了拓跋弘。

拓跋弘也像他父亲一样十分勤政，赏罚分明，对地方官拔清黜贪，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然而对于贪污成风的朝廷大官们，他却一筹莫展。

我们在前面介绍高允的时候，就曾提到过官吏多贪这个北魏建国以来统治者一直头疼却无可奈何的大问题。北魏官员没有俸禄，大部分人都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原则，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是能拿则拿，能贪则贪。拓跋焘就曾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绝，但是他南征北战，还得靠着这些文臣武将为他卖命，所以他常常斥责手下官员，却不可能痛下决心处罚贪污的人。拓跋濬时代休养生息，对于州郡上的官员进行考核，依然不能触及贪官的根本利益，更别说监督皇帝身边那些重要的王公官吏了。

拓跋弘有心攻克难题，他下诏书说：“官员凡是收受一只羊、一斛酒以上的，一律处死，同时行贿之人以从犯论处。如若有人揭发尚书以下官员的贪污罪状的，则可以取代被揭发官员的职位。”

诏书一颁布就吓坏了不少人，这可是非常重的惩罚措施了，要搁到现在，一多半的官员恐怕脑袋都保不住了。皇帝身边有个叫做张白泽的官员赶紧劝谏，说：“这法子怕是行不通。从前周天子的时代，即便是小官，都有找人代耕（即雇佣农民代为耕田）的俸禄。现如今我们皇朝的达官大臣，辛勤付出却毫无回报。陛下让收礼的官员受刑，让揭发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微臣担心奸人有机可乘，真正的忠臣则会灰心丧气，想要如此就得以简政民安，也太难了吧！于今之计，还是得参照过去的律令，对于清廉的官吏颁发俸禄以作为奖赏。”

张白泽的建议，实际上是以赏“清官”取代罚“贪官”，来避免严刑治贪可能引发的危险。表面看起来严惩贪官大快人心，但若真正操作起来，的确很可能像张白泽所说的那样，被小人所利用，造成社会的动荡。光靠惩和光靠赏的手段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贪污现象的，只有从制度上来规定和约束，才会有所成效。拓跋弘觉得张白泽所言有理，只好又废除了新法。

拓跋弘在革除旧弊的过程中受挫，很是懊恼，而更使他不爽的是来自太后的重重压力。

冯太后退居二线之后并不完全放弃对于权力的控制，她提拔自己的亲哥哥冯熙为太傅，时刻监督皇帝的言行。做了父亲的拓跋弘怎么甘心就这么被人摆布，他对于冯太后的敬畏渐渐演变成了怨恨，决定要好好报复一下。

冯太后年轻孀居，自是寂寞难耐，她的宫中就常有面首出入，当时最为受宠的，名叫李奕，就是以前被太武帝拓跋焘处死的李顺的儿子。

李奕仗着哥哥、南部尚书李敷是几朝的旧臣，皇太后又对自己宠爱有加，很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拓跋弘对于太后不满，也把李奕视为了自己的眼中钉。

机会是不难找的。李敷在官场上的老友李䜣担任相州刺史，收受贿赂，碰上拓跋弘严打，有人就出来检举揭发。李敷出于过去的情谊，想方设法地为李䜣掩饰，没想到还是让拓跋弘知道了。拓跋弘就下令把李䜣押回平城，亲自审讯，证据确凿，依律当斩。

拓跋弘有意借此做文章，并不急于结案，他派有司的执法人员向李䜣暗示说：“如果你能招供李敷兄弟的丑事，就可以凭此免除死罪。”

李䜣很郁闷，这是条求生之路，但李敷是几十年的老友，又这么帮助他，良心上说服不了自己，每天做思想斗争，几乎要崩溃。这时候他的女婿裴攸来狱中看望他。他就对裴攸说：“我与李敷虽说同姓不同宗，可恩情如同亲兄弟一般。如今有司的官员劝我做这种事，我于情不忍，几次拔下头簪刺死自己，解下腰带上吊，都没能死成（这就恐怕是虚伪的托词了，没有求死的决心倒是真的）。何况我又怎么可能知道李敷兄弟的丑事呢？你看怎么办好呢？”

裴攸想了想，说：“这是皇上要杀李敷兄弟，你又何必做替死鬼？我听说有个叫做冯阐的，被李敷害死了，他家里人对李敷可是恨之入骨。我帮你去问问他弟弟，一定能探听到一些李敷兄弟的罪行。”

李䜣咬咬牙，赞同了这个主意，裴攸果然从冯家收集来一堆李敷的罪证，呈到皇帝面前。同时，李的好友范檦也上书朝廷，告发了李敷兄弟所犯的三十多条罪状。

拓跋弘被压抑了好久，这还不狠狠地发泄一把。他立即以这些罪状，下令诛杀李敷、李奕两兄弟。李䜣举报有功，得以免死，鞭笞剃发之后，发配服役，后来又重新做回了尚书的职务。

冯太后让皇帝给夺走了心爱的情人，又悲又怒，差点没把肺给气炸了。她认定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拓跋弘忘恩负义，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将来还不知道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呢。她想方设法对皇帝掣肘，母子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拓跋弘行事刚毅果断，尤其讨厌身后有人对他指手画脚；他又受了贵族风气的影响，喜好佛、道两教的学说；加之北魏境内连年灾荒，反叛也不时发生，年纪轻轻的他心灰意冷，对政治失去了兴趣。皇叔拓跋子推为人雅量仁厚，名望颇高，对柔然的战事中也立下功劳，拓跋弘就召集大臣们商量，要把皇位禅让给叔叔。

群臣一边倒地反对，意见几乎出奇的一致，认为北魏开国以来一直是父子相承，现在要是开了这样一个先例，以后还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局面。何况皇太子没有任何过错，即便是要禅让，也应该内禅给太子。

拓跋弘很为难，对群臣说：“太子才只有五岁，实在太小了，朕以为还是传位给年长的子推为宜。”

老臣高允在旁边沉默了半天，一直没发话，这时进言说：“微臣不敢多言，只愿陛下上思宗庙社稷之重，追念昔日周公辅佐成王之事。”（以辅政之臣自居，这样的话也只有高允这样的元老敢说得出口。）

拓跋弘思虑半晌，只好让步，叹道：“也罢，那就让皇太子继位，诸公辅佐吧！”

北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拓跋弘禅位于年仅五岁的太子拓跋宏，改元延兴。登基大典之上，拓跋弘把儿子抱到皇位上坐定，小拓跋宏已经泣不成声。拓跋弘纳闷，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哭呢，就问他到底怎么了。小拓跋宏答道：“代亲之感，内切于心！”意思说，我取代的是父亲的皇位，内心感到非常的悲痛。天，这么小的孩子居然能说出如此让成年人折服的话语，与那个登位时狂傲不驯的宋帝刘子业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群臣上奏，尊奉拓跋弘为太上皇帝，拓跋弘接受。有意思的是，拓跋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既做过皇帝，又做过太上皇帝的人，太上皇帝的称号，也自他开始。以前刘邦给其父刘太公的尊号为太上皇，而非太上皇帝。

拓跋弘名义上做了太上皇帝，实际上与皇帝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国家大事还是要由他批示。不过平日的生活总算清闲了一些，他移居到别宫，宫殿的房椽和台阶都用天然的木材和土质，每天又找一些和尚谈经论道，一派怡然自得。升任太皇太后的冯氏对他的嫉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发强烈了。

第三部明主昏君四、宋室喋血

青州之战彻底失败后，宋明帝刘彧仅存的一点抱负也消磨殆尽。对外战争既然受挫，他只好通过对内的各种手段，重拾信心。别看刘彧人长得胖，却一点儿也不心宽，他将屠刀高高挥起，凶残地向自己的兄弟砍去。

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自相残杀，这时候除了刘彧以外，还有六人在世，其中九子刘昶已经投奔了北魏，做了驸马。余下的诸子之中，以八子东海王刘祎最长，若按年秩，刘彧还得叫他一声哥哥，但这个家伙品行恶劣，所以没人搭理他，成不了气候。

因为刘子业给刘祎起的外号是驴王，“驴”、“庐”古时同音，刘彧也有意戏谑他，封他为庐江王。

刘彧与其他诸王向来看不起刘祎，刘彧甚至在诏书中对建安王刘休仁明说：“那个刘祎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废物，你就是诸王里年龄最长的了。”

人们都这么想，刘祎自己不服。还别说，倒真有和他穿一条裤子、不开眼的人。泰始五年（公元469年），有个叫做柳欣慰的人要谋反，遍寻全国不得靠山，就找到了刘祎，愣是要拥立他做皇帝。大约是太渴望在兄弟们面前证明自己，刘祎便与柳欣慰一拍即合。

王爷想当皇帝，就得下点血本，他让自己的亲信找到几位还比较熟的地方官员，赏赐金银宝贝，说好一同举事。可是那些人不傻呀，知道刘祎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就把刘祎和柳欣慰的阴谋告到了刘彧那里。

刘彧还真是有些意外，没想到刘祎也敢反他，当即杀了柳欣慰等谋反之人，削了刘祎的封邑，保留他的王爵，把他迁到宣城软禁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刘彧又让有司上道奏折，说刘祎对处罚有怨言，应该削除他的爵位，依法严惩。刘彧故意不同意，却私下里派人带了毒药去找刘祎，逼令他自杀。

过了两年，刘彧得了重病，不免思前想后：太子刘昱年方九岁，要是自己有个三长两短，那身后的政权就得落到几个弟弟手里了，当年自己不就是这么得到皇位的么？不行，得把这些隐患统统扫除，避免历史重演。

晋平王刘休祐为人贪得无厌，曾经一度出镇江陵，刘彧对他不放心，把他召回了建康。如此一来，看是看得紧了，麻烦也多了不少。刘休祐觉得刘彧和自己都是从小一起玩的兄弟，就没啥高人一等的地方，所谓君臣之礼不过是些表面文章而已，屡次出言顶撞刘彧，惹得刘彧极其不爽，打定了主意先把这个弟弟干掉。

明里一时找不到杀人的借口，刘彧就使阴招（堂堂皇帝都要使用暗杀的手段，可见刘宋的统治者是多么的龌龊了）。

有一次，刘休祐跟随刘彧，以及他的几名随从一起骑着马到城南的岩山打猎。天色渐暗，刘休祐有点想返程了。这时，只见刘彧的左右寿寂之等人忽然从后面围了上来，一使劲把刘休祐从马上拽了下来，一顿狂殴，刘休祐支撑不住，趴在了地上。寿寂之大叫：“骠骑将军（刘休祐的官职）落马啦！”

前面不远处的刘彧正端坐马上，一听这话，立即装出一副十分吃惊的样子，命令身边的御医前往探视。御医一看，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哪里还有救，回来禀告皇上。刘彧脸上阴郁，心中暗喜——小的们干得不错，命几名随从将尸体拉回府第厚葬。

刘休祐既死，剩下的几个弟弟更加自疑，行事无比谨慎，但即便如此也逃脱不了厄运。建安王刘休仁在刘彧即位以及讨灭刘子勋的过程中功劳最大，与刘彧的关系也最好，因此手中权力也不小，刘彧最担心的也就是他。为了不把事情搞砸搞大，他先下诏召刘休仁入宫议事，然后又故意不见，让他在尚书下省过夜。

夜深时分，刘彧派人揣上一包毒药，秘密来到刘休仁的住所。刘休仁千算万算，竟没想到最亲近的兄长对他也会来这手，不禁大骂皇帝：“你得天下，是谁在出力啊？孝武帝（刘骏）诛杀兄弟，结果子孙灭绝（其实还不是你刘休仁出的主意，真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啊）。如今你又来这一套，哎，宋国的运祚哪里还久长得了！”刘休仁自尽后，刘彧下诏，说刘休仁谋反，事泄后羞惭恐惧，于是主动自决了。

杀完了刘休祐和刘休仁，刘彧又把南徐州刺史的空缺转授给了最小的一个弟弟、巴陵王刘休若。

刘彧刚做皇帝的时候，刘休若因为与一名典签闹矛盾，就把他抓了起来，向刘彧上诉杀他。刘彧回折说不杀只关，可刘休若却已经先下手把典签给杀了。刘彧非常恼火，责问他说：“要是孝武帝的时候，你敢这么做么？”把他降职贬官，后来几经周折，安置他在荆州做刺史。这次诏书下来，命刘休若顶刘休祐的缺，入朝就任，刘休若自是十分紧张。他的心腹王敬先劝他不如割据荆楚之地与朝廷对抗，刘休若表面上同意，回头就把王敬先给抓了，向刘彧禀明情况，表示自己忠心无二。

刘彧杀了王敬先，同时也不饶恕并无野心的刘休若。刘休若到了建康，就在府第中被刘彧赐死。至此，刘彧一年之中用各种手段连杀三个并无明显过错的弟弟，将所谓的夺权威胁减小到最低，只留下了品劣才庸、碌碌无为的桂阳王刘休范（颇为讽刺的是，就是这个因为烂而躲过一轮屠杀的刘休范，在刘彧死后便起兵谋反。不知道刘彧杀弟究竟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宗室之后，还有让刘彧不放心的人，那就是外戚。刘彧的皇后姓王，出自琅琊临沂王氏，其兄王彧时任太傅，刘彧一旦驾崩，皇后势必将临朝称制，王彧就会顺理成章做上宰相，而临沂王氏又是一百多年以来的豪门望族，那时即便王彧不想篡权，他身边的人也不见得会安分。于是刘彧故伎重演，写了一封亲笔信，连同毒药一起派人送到王彧面前。

刘彧手下人来到王彧府中时，王彧正与客人对弈，展信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与卿周旋，欲全门户，故有此处分。”就是说，为了王家着想，你王彧还是“牺牲小我，维护大我”吧。

王彧是个明白人，不动声色地把信纸放回信封，搁在棋盘旁继续下棋。一局棋结束，收拾完毕，他才缓缓取出信给客人看，说道：“刚才皇上下诏，赐我自裁。”客人大惊，王彧手下人更是不平，都劝他起兵。王彧摇摇头，平静地饮药而死。

刘彧认为自己终于完成了“杀戮大业”，于泰豫元年（公元472年）满意地闭上了眼睛。临死前，他以太子年幼，传旨命护军将军褚渊、右仆射刘勔、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五人同为顾命大臣。十岁的刘昱继位，历史上一般称他后废帝，又称苍梧王，以区别于前废帝刘子业。

其实，苍梧王刘昱虽然在刘彧即位时就被立为太子，但他并不是刘彧的亲生儿子。

原先刘彧没做皇帝的时候，只与王皇后（当时还是湘东王妃）生过两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二十多岁时刘彧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大约是阳痿，无法再生养儿女。刘彧很着急，拼命寻求补救措施。他看中了路太后身边的侍女陈妙登，太后就让孝武帝刘骏把陈妙登赐给刘彧。

刘彧自己对付不了，又把陈妙登赏给亲信李道儿为妾，过一段时间又召回身边，没过多少日子就生下了长子刘昱。其中奥妙朝里朝外都很明了，只是不点破而已。

刘彧登基后，嫌一个“儿子”的成果不够多，又想出了“扩军”的方案。他时刻关注几个弟弟家中的情况，若有怀孕的姬妾，就迎入宫内；生下男孩，就杀死母亲，交给自己宠爱的嫔妃抚养。靠着这一“快速有效”的方案，刘彧一共得到了十二个儿子。他也乐得接受（反正自己不行嘛），还大示“慷慨”，让其中的四个儿子出嗣从前被杀绝后的几位王爷。

子嗣艰难常常是一个帝国衰亡的重要特征，上溯汉魏，下至明清，概无例外。刘宋帝国到了这时，居然要靠着众多丑陋的手段来维持子嗣的延续，说一句“气数已尽”并不为过。何况，这新上台的小皇帝刘昱，是一个嗜杀成性的禽兽。

第三部明主昏君五、萧道成建功

从刘昱幼时的喜好习性来看，他应该十分适合去当一名运动员，尤其适合参加技巧、体操一类的运动。可惜古代没有奥运会，他的才能无法“为国争光”。不过他若能从事民间卖艺活动，应该也可以尽其所长。

他最擅长的运动是爬竿，对宫里长得高的圆柱形物体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常常爬上漆竿一丈之多，身手矫捷，无人能及。甭管左右服侍他的小太监们怎么喊，他都不下来，直到玩得尽兴了，才自行滑下。

他不但好动，而且也好打骂，对辄就对身边的官员拳脚相加，完全凭自己好恶，喜怒无常。官员们跑到宋明帝刘彧那厢告状，刘彧可是对这个“儿子”寄予了厚望，当然不容许他如此放纵，屡次命陈妙登对他严加教训，小太子板子吃了不少，记性长得不多。

不管怎么说吧，十岁出头的刘昱刚做了皇帝，终究是有些陌生感和新鲜感。母亲陈妙登做了皇太妃，刘昱对她还是有几分畏惧（所以说小时候打得多了，毕竟是能产生心理上的威慑的）；刘彧又给他留了几位不那么容易亲近的顾命大臣，他也有几分忌惮。所以开始的时候，他还算中规中矩，说不出什么好的地方，却也不至于有大错。

然而野心家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变天了，第一个行动的就是刘彧诛杀诸弟之后的漏网之鱼——桂阳王刘休范。

刘休范活命的原因是他实在不够格死，刘彧连杀他的兴趣都没有。史载他“谨涩无才能，不为物情所向”，这未必不是一种保护色。刘彧一死，他那紧绷的神经忽然一下子放松，自认为皇族之中，论资排辈无人可与他匹敌，野心不断膨胀起来。这与十年前刘骏死后，刘义恭得意忘形的情形颇有一比。刘义恭被刘子业做成了“鬼目粽”，那么刘休范的下场呢？

也许包括小皇帝刘昱在内的刘氏宗族都不会料想到，刘休范的反叛，成全了一位非刘姓的重要人物，并且将刘宋这个沦为垃圾的腐朽王朝，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个人就是刘昱手下的右卫将军、侍中萧道成。

萧道成出身东海兰陵县的萧氏。南方侨姓士族四大望族，由东晋时期的王、谢、庾、桓，逐渐变成了刘宋以后的王、谢、袁、萧。萧姓敬陪末席，实际上还有那么一点不够格，因为前面三族基本都是从东晋建立以来对于南朝政治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家族，几代族人在朝中的高官不可计数。萧氏自从萧道成的高祖萧整在永嘉之乱中南渡到晋陵武进县后，其族人并没有太多的建树，所以萧道成曾说自己出自布衣寒族，也并非全是自谦。“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萧整的后代在南朝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竟连续建立起齐、梁两个朝代，前后统治将近八十年，若加上末期附庸北周的后梁王朝，则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这样的辉煌，恐怕也是王、谢、袁三族所望尘莫及的。

萧道成后来显赫了，觉得要把自己的祖上背景设计得荣耀一些，于是就重新编写了家谱，把汉朝开国名相萧何称为自己的祖先，这根本就是牵强附会之言。所以后来李延寿编写《南史》，并不收录这种说法。不过，若这家谱是真的，那么萧何“后代”夺了刘邦“后代”的江山，也算是一件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情了。

史实大约是，萧道成虽与萧何扯不上太多关系，但他的祖上几辈人在南方的确干得不错，到了他父亲萧承之时，已经做到了太守和将军之职，并被封为男爵。

和刘备同学一样，萧道成小时候旧宅的门前，也有一棵参天的大桑树，像极了皇帝出巡的华盖。萧道成喜爱在树底下与小伙伴们玩耍，他的堂兄萧敬宗跟他开玩笑，说：“这棵树就是为你长的。”树终归只是一棵树，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树下人的保护伞，只会取决于那个人本身。否则，诸位大可以先回去看看你家附近是否也有大树一棵，如果连矮灌木都找不到的话，那你多半也只能碌碌终身了。

萧道成不像是个打算碌碌终身的人，他很早就有了一些为臣者“不该有”的想法。淮北四州丢失后，萧道成被任命为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出镇淮阴，后来又升为南兖州刺史，统领淮南江北的军队。萧道成利用这一良机，在军中广纳心腹、宾客，自身的实力强大了起来，民间传言萧道成有异相，要做天子。宋明帝刘彧本来就多疑，对他很不放心，就派将军吴喜手持一壶酒（老伎俩了啊），到萧道成营中去试探他。

萧道成也不是什么神人，《南齐书》说他“戎衣出门迎，即酌饮之”，把他描述得胸怀坦荡，根本是隐讳了实情。其实萧道成心虚得很，说他有心篡位的确不切实际，但他拥兵自重却是事实。他一看到吴喜带着皇帝的御酒来见他，心里就害怕起来，不敢喝，想逃跑。吴喜与萧道成是老战友，情谊很深，当即对他声明酒中无毒，并当着他的面喝下一杯。萧道成才松了一口气，跟着也喝了一杯。吴喜回到刘彧那里说明萧道成并无反意，刘彧心情一高兴，就不再计较那些传闻，不过毕竟有所顾忌，几年后将萧道成召回了建康。（救了萧道成一命的吴喜不久后反被刘彧猜忌赐死，萧道成却借助掩护成就了大事。王侯将相，盛衰成败，从来并无定数，看着很不错的，可能成为悲剧人物，看着很猥琐的，也可能是成功的“英雄”。历史总是为成功者书写，由此信然。）

这些都是一个人成功之前的序曲，总体而言在刀光剑影的刘宋末期，萧道成走过的道路可谓相当顺利。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刘休范在寻阳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时，萧道成的职位是统领石头城的防务军事，掌握着整座京城的防御。他明白得很，这次作战可能成为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刘休范造反的消息传到建康时，朝廷上下并无一点预感，一堆文武大臣围在中书省商议对策，没人能出点有用的主意。萧道成说道：“当初刘义宣和刘子勋在上游谋反时，都因为行军迟缓而失败。这回刘休范肯定会吸取教训，以轻兵顺流直下，乘我军不备而攻城。我们若以偏军抵抗，一旦失败，军心必然不稳。万全之计，乃是屯兵新亭、白下（两处分别在今南京南北）固守宫城、东府、石头城，以逸待劳。刘休范孤军深入千里之遥，粮草不足，求战不得，自会瓦解。我愿领一支军队，出守新亭，抵挡刘休范前锋之锐气，其余人等可分别守卫白下、城门等各处。诸君请安坐殿中，看我如何破贼！”

陈词言罢，萧道成提出，每人拿张纸，写下自己的抗敌意见。事毕展开一看，大家写的都是一个“同”字。刘昱便下令，萧道成领前锋军队驻扎在新亭，征北将军张永屯兵白下，前兖州刺史沈怀明守卫石头城。

萧道成一到新亭，便开始修筑城垒工事。刘休范果然如他所料，以水军急速前行，到达了建康西南二十里的新林渡口。

萧道成侦察到敌军相距不远，并不慌张，该怎么建设，该怎么睡觉，还是一样的做，同时又派遣部将，率领水军与刘休范的军队交战，杀了不少叛军。

刘休范见水军无法继续行进，就放弃船只，从新林上岸，一面派部将丁文豪领一支军队直取皇帝所在的台城，一面亲自率领主力军队进攻新亭的城垒。

新亭的防御力并不强，萧道成率领军队全力抵抗，从早上战到午后，整整两个时辰，叛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官军渐渐有些招架不住。萧道成正思索良策，手下的越骑校尉张敬儿跑到他面前，献计道：“屯骑校尉黄回与我二人已商量好对策，先向刘休范诈降，再乘便偷袭取他性命！”

萧道成大喜，道：“卿若成事，我把雍州赏给你。”

张敬儿与黄回乘着叛军休息的间歇，跑出新亭城，放下手中武器，向南面的叛军大声呼叫：“我们投降！”

刘休范正带了几名卫士登上南面山头的临沧观，察看军情。听说有人投降，就命人把两个人叫到面前，问道：“投降是谁的旨意？”

黄回答：“萧将军的秘旨，新亭守军诚心归降王爷！”

刘休范也不细想，高兴坏了，便把黄回、张敬儿留在身边，又把儿子刘德宣和刘德嗣送到新亭城中，作为人质。亲信李恒、钟爽总觉着不踏实，私下里劝阻刘休范，刘休范不理睬，认定天命要归自己，只顾在营帐中饮酒为欢，与黄回、张敬儿谈笑风声。

黄、张两人脸上笑着，底下可一直在算计。黄回见刘休范喝得半醉半醒，便向张敬儿递个眼色，张敬儿飞快地抽出刘休范的防身佩刀，手起刀落砍下了他的人头。刘休范稀里糊涂就掉了脑袋，左右侍卫吓得四散奔逃，张敬儿抱了刘休范的人头，上马飞奔，冲回了新亭。

新亭的萧道成得了消息，便将一对人质剁下头来，与刘休范的人头一起送往宫城报捷。

刘休范的军队群龙无首，按理说应该是撑不下去了，可是历史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小花絮，以导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花絮的主人公是这个去报捷的小军官，名叫陈灵宝。他在路上遇到了刘休范的军队，忽然不知所措，既想亮出刘休范的人头以瓦解敌兵的斗志，又害怕因此引起敌军的愤怒，被他们杀死。犹豫哆嗦之间，一不小心，手一松，得，人头掉到了路旁的水塘里。陈灵宝不敢去捡，伏在马背上就往宫城里跑，口中大喊：“叛乱已经平息啦！”

可是陈灵宝拿不出任何证据，宫城里的人不辨真伪。这时丁文豪的叛军攻破了台城的军队，直逼秦淮河上的朱雀桥。刘休范的另一名部将杜黑骡也不知道王爷已死，在攻打新亭屡遭萧道成的顽强阻击后，他转而率军绕过新亭，与丁文豪合兵一处，围攻朱雀门。

城中的守将都没有萧道成的将才，领军刘勔仓促出战，战败被杀。右军将军王道隆也被叛军追杀。建康城谣言四起，百姓们都说：“台城已陷！”宫中更是传说新亭也被刘休范攻下。宫中乱作一团，嫔妃侍女们纷纷抢夺值钱的器皿。皇太后目睹一片狼藉，悲痛地对刘昱说：“皇上的天下没有啦！”

所幸花絮到此结束，丁文豪手下的士兵听说了刘休范被杀的消息，军心大丧。萧道成登上新亭的北城门，向台城内外的叛军说道：“刘休范父子已于昨天被斩首，尸体就在南冈之下。新亭安然无恙，我就是平南将军萧道成，诸位可以走近前来瞧个仔细，不必担忧害怕！”

这一招非常管用，丁文豪、杜黑骡那是喽啰级的小人物，哪里指挥得动人心离散的士兵。萧道成指挥部将陈显达、张敬儿率军入宫，与尚书令袁粲一起发兵反攻，将丁文豪、杜黑骡一一歼灭。

平定刘休范叛乱，萧道成功劳最大，他被朝廷拜为中领军，留守建康，军权在握，与袁粲、褚渊、刘秉三人并称“四贵”。

第三部明主昏君六、“模范”暴君

刘休范被消灭，宋文帝子辈的势力在宋国境内彻底结束。刘氏子孙的自相残杀还有一个小尾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在此之后又发动了一场小型叛乱。

刘景素是文帝七子刘宏的长子。我们说过，刘宏在他那一辈王爷中算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多病早死，对哥哥刘骏又一直非常拥戴，所以死后子孙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刘昱做皇帝时，文帝的孙辈也已凋零殆尽，刘景素排行最长，他自己也颇有不可一世的架势。他任南徐州刺史，出镇京口，便积蓄力量，招揽人才，拉拢各方势力，以期寻找机会夺取帝位。刘休范叛乱，他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进京勤王为名，聚集军队，实际上是坐山观虎斗。乱事平定，他未真正出过一分力，却被升为镇北将军。

京口离建康很近，刘景素时时刻刻关注朝廷中的形势。原先还算老实的刘昱自从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年底加了元服之后，其本性就开始真正暴露出来了。

加元服，也称“行冠礼”，是古代男性成人的一个重要仪式。加元服之前一般视为未成年人，是不戴帽子的，而之后就需要在公开场合戴帽，而且行事也要以成人的礼节来要求。加元服的时间并不固定，因人而异，早的有十岁的，晚的也有到二十岁才进行的，各朝各代也有变化，一般为十三到十六岁。像前面提到的“元凶”刘劭就是在十三岁加的元服，刘昱由于比较早就做了皇帝，所以加元服的时间也早了一年，元徽二年他才十二岁，就做了成年人。（虽然与北朝的那些十一二岁就开始监国，十三四岁就大婚生子的太子们相比，其实也并不算很早了。）

礼节上说你是大人，偏偏心智远未成熟，这可就相当的危险了。刘昱爱玩，帝王的身份显然碍事，一出门，就得前呼后拥，仪仗队一走就是大半天。对刘昱而言，这简直是“灾难”——既耗精力，又煞风景！他坚决“蔑视”这类形式主义，从元徽三年开始就频繁微服出游，身边只带最亲近的几名小厮，每次出去一走就是几十里的路，集市、荒郊到处跑，早出晚归，不知所终。起初陈太妃还能坐着竹车跟在后头，多多少少起些监督作用，到后来根本追不上骑着马、跑得飞快的儿子，更是让刘昱没了顾忌。从早出晚归，发展到了夜不归宿，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刘昱在外头也不只是随便观赏风景，他的“参与意识”特别强，出门经常和左右随从带着家伙，心情不爽的时候，看见路人就上去拳脚、刀斧相加，由此惨死皇帝手下的老百姓不在少数。更有荒唐之处，民间早就传说皇帝不是先皇的亲生儿子，而是李道儿的种，他并不生气，觉得做李道儿的儿子也不错，在民间玩乐的时候就改名，自称李统，或者“李将军”，其风格颇有几分类似明朝的那位自封大将军，荒淫绝顶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只不过在嗜杀这一点上要超过后者。

正史上关于刘昱的记载，其文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略想一下便可推测，其实有不少描写都是来自同一个暴君模板，自从汤武、桀纣以来，史家就习惯套用一些明君、暴君、昏君的模板，以至于我们读史的人看得上句都能猜出下句。刘昱是事实上刘宋的亡国之君，新兴王朝为凸显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使用的模板就更为典型，难免极尽抹黑之常事。比如史载他所喜好的虐刑，就可以比肩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刺骨头、椎阴部、凿脑袋、锯脖子，无一不是让人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刑罚。我们在这里可以勉强为刘昱说句公道话，这些反人类的罪行他未必都曾一一犯过，但他的确残杀了不少反对他的人。

于是建康城内外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刘昱的皇位早晚要丢掉，刘景素将入继大位。当然刘昱身边的人可不这么想，尤其是刘彧时代的旧臣杨运长、阮佃夫，一心想的是借着皇帝年幼，可以专权，若是刘景素即位，肯定无法操控，所以暗地里对他防着一手。刘景素手下的将军王季符因为违反了刘景素的命令，发生了矛盾，就到建康密告刘景素要谋反。杨运长和阮佃夫就要求借此出兵讨伐，然而手握兵权的萧道成和袁粲等人则认为证据不足，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不同意草率用兵。争执不下，最后折中，刘景素征北将军的头衔被撤销。

如此一来，刘景素危机感更强，促使他加紧行动。他联系了朝野不少武将，几次想乘着刘昱出游发动暗杀、夺权，可惜得不到四贵等军政要员的支持，屡屡因为考虑不周而被迫取消。到了元徽四年（公元476年）七月，刘景素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大举起兵了。

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这位所谓众望所归的王爷其实政治素质并不高，战略思想混乱。他先前犹豫再三都没有行动，这次却只因被人鼓动一下就跳起来了。原来京城中的羽林监（掌管羽林军骑兵的要职）坦祗祖与刘景素早有密谋，久居建康，生怕有变故，就带着几百名手下兵士从建康潜逃到京口，对刘景素说：“现在京城内外已经溃乱，希望王爷以平乱为名，早入京师！”刘景素马上信以为真，也不派几名探马去侦察一下真实情况，就认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动员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准备向建康城进发。

情报不明，缺乏后继，等待刘景素的只能是灭亡。建康城里的杨运长等人早就注意到坦祗祖图谋不轨，他一叛逃，就料定刘景素一定会造反，立即宣布内外戒严。萧道成统领台城大军出屯玄武湖，以冠军将军黄回、任农夫、左军将军李安民率领步军，右军将军张保率领水军，水陆两路同时向京口方向扑去。

刘景素虽说集结了不少爪牙为他卖力，却多半是些毫无将略的无能之辈。他们听说建康方面早有准备，竟不知该如何应对。刘景素的意思是据守在竹里（今江苏句容北），阻断台城军队进军的路线。垣庆延、垣祗祖、沈颙等人都说：“如今时值盛夏，敌军远来疲惫，我军正好以逸待劳，诱敌深入，一战可攻克。”另一部分将领则认为这样打肯定吃不消，主张固守。两派的意见不统一，战机也被延误，最后刘景素的军队不得不驻留在京口，与台城军对峙。

刘景素的水军中招揽了不少荆湘一带的好手，训练有素，战斗力优势明显，出战便击败了张保的水军，阵斩了张保。可是其他各部军队却都不能给予有利的支援，结果台城军队逼近京口，将刘景素的军队各个击破，沈颙、垣祗祖两军先后溃散叛逃，其他各部也没了斗志。剩下一批刘景素培养多年的死士，作战无比勇猛，可惜兵力太弱，最终力战不敌。京口失守，刘景素也掉了脑袋。

刘景素的失败，宣告刘氏内部的兄弟阋墙全部结束。宋文帝以来，刘氏后代们为了自己的权欲和利益，彼此厮杀争斗，将所有的力量消耗于无谓的内讧之中。刘宋的江山，只落得一个被他人指手画脚的下场。

有这样心思的人不少，自然，成功者只会有一个。

阮佃夫欺负皇帝年幼，首先就想发难。他与同伙商量好，乘刘昱外出打猎的机会，关闭城门，把刘昱抓起来废掉，另立刘昱的三弟、安成王刘准为新君。事情败露，刘昱捕杀了阮佃夫等人，并扩大打击面，对于曾经与阮佃夫有过密谋的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等人，不论是否参与了本次谋逆行动，通通族诛。杜、沈、孙三家的男女老少，无一幸免。沈勃当时正在居丧，按理说不能立即收捕。刘昱可不管这一套，带着左右士兵就冲入沈勃宅中，见人就砍。沈勃知道难逃一死，一把冲上前，扯住刘昱的耳朵，边打边骂：“你这个桀纣暴君，死期就快到了！”左右围上来，才将他乱刀砍死。刘昱气得不行，下令对这些人不仅要灭族，而且得对他们剖腹肢解，才算罢休。

此事之后，刘昱感到身边的人也不可靠，尤其是大权独揽的重臣。怀疑的目光很快转到了“四贵”之首的萧道成身上。

有一次盛夏时节，刘昱闯入萧道成的领军府，正好碰上萧道成光着膀子、露着肚子在家里午睡。他命令萧道成在室内站好，在肚皮上画一个靶心，拉弓搭箭，就要开射。萧道成吓坏了，一个劲叫着：“老臣无罪，老臣无罪！”刘昱的亲信王天恩，大约与萧道成有些关联，赶紧劝说：“萧领军的肚腹大过常人，是个好靶子，一箭射死了，以后就没得射了，多可惜啊！不如把箭头去掉，再射。”刘昱同意，就取了一支没有箭头的箭，一箭射去，正中萧道成的肚脐。他把弓一扔，笑着对左右说：“这箭法怎么样啊，哈哈！”

刘昱想杀萧道成，并非全是因为贪玩。他确实是忌惮萧道成的威名，屡次三番叫嚷着要诛杀他，只不过左右总有人出来为萧道成说话，包括他的母亲陈太妃都劝他：“萧道成消灭刘休范的叛军，对我母子有再造之恩；如果连他都要杀的话，还有谁能为我们国家效力？”

刘昱暂时打消了杀萧道成的念头，心怀畏惧且早有异志的萧道成则已不愿安分了。他与袁粲、褚渊（没错，就是那位曾被山阴公主看中、死里逃生的美男子）等人暗中商议，打算换掉这个杀人成性的小皇帝。

第三部明主昏君七、易代之间

萧道成的提议遭到了四贵之中的重量级人物袁粲的反对，他说：“皇上年纪还小，小错误还是容易改正。废立大事乃是伊尹、霍光那样的强势大臣才能做的，当今乱世，恐怕难以实行。即便真的成功了，我们这些人恐怕也无安身之地。”显然袁粲是害怕自己步当年徐羡之、谢晦等人的后尘，同时在政见上他也并不完全赞同萧道成，不愿让他借此机会独大。

一旁的褚渊则与袁粲的想法不同。这位堂堂驸马兼顾命大臣的人生奋斗标准就是四个字，“趋炎附势”。他明白刘宋政权气数已尽，随时都可能有人取而代之，环顾朝野，此人非萧道成莫数。所以为了自己将来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已经打定主意要提前攀附这个新主子。在此密谈的场合，他最佳的反应就是什么都不说，以示对于萧道成不臣之想的默认，同时也与袁粲等人“划清界限”。

萧道成心想唧唧喳喳开小会，不如自己单干来得爽快，就把袁、褚等人“踢”在一边，与长子萧赜、次子萧嶷，以及左右亲信一起联络各方人士，等待废黜皇帝的机会。

不久他就联络到了统领禁军的越骑校尉王敬则，还是对方主动送上门来的。王敬则向萧道成提出，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为萧道成监视皇帝的往来活动。萧道成大喜，他又让王敬则重点结交刘昱的左右亲信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人，将这些人发展为内应。

刘昱每日都要外出玩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元徽五年（公元477年）七月初七这天，小皇帝给自己安排了一系列丰富的游乐活动。他先是乘坐敞篷车，带着左右侍从，到宫城外头的小山冈比赛跳高；跳得累了，就前往附近的尼姑庵，与小尼姑们鬼混一番。眼见天色渐晚，他又潜入新安寺，与手下人偷来一条狗，杀了煮了，狗肉伴美酒，直吃得心满意足，醉眼蒙眬，这才由左右架着，回寝宫仁寿殿安歇。临睡之前，刘昱忽然对着杨玉夫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便指着天上的银河说：“今天是七夕，你小子给我守在这里等候织女姐姐渡河，看到了马上来报告我；要是看不见，我明早起来第一个就杀你！”杨玉夫吓得腿脚发软，连连点头称是。

由于刘昱的作息时间紊乱，而且居无定所，所以宫内的房门到了夜晚都不关闭。禁军的士兵害怕因为被皇帝看见而无缘无故掉脑袋，都逃得远远的，内部的保卫工作根本就是混乱不堪。王敬则正在营外值勤，忽见杨玉夫神色慌张地跑来见他，心中诧异，赶忙询问杨玉夫出了何事。杨玉夫把刘昱的话语一五一十都告诉了王敬则，王敬则心说这真是天意，就对杨玉夫说：“若等皇上明早醒来，你的小命哪还保得住。看来我们只有先下手为强，把杨万年他们也叫上，今晚就行动！”

杨玉夫虽对小皇帝心怀畏惧，但也别无他法，就拉上杨万年和陈奉伯，确认刘昱已经呼呼大睡，走进寝宫偷偷取下刘昱的贴身佩刀，砍下了那颗金贵的头颅。

事情办妥，三个人一商量，让陈奉伯用袍袖藏了刘昱的人头，假称皇帝的命令，叫开宫门，把人头交到王敬则营中。王敬则带上人头，快马飞奔至萧道成的领军府前，一边叩门，一边大喊“事毕”。

萧道成正在府中酣睡，被王敬则的叩门声惊醒，立刻起床探视。可他又担心这是刘昱设的局，想要把他诓出门杀他，躲在门后死活不敢开门。王敬则是个粗人，可不在乎这么多，心想，你个领军统领千军万马，没想到紧要关头也够脓包的。叫不开门，他就捧起人头，从府院的墙上扔了进去。

萧道成命手下将人头洗干净，拿来仔细观瞧，果然是小皇帝的头颅，一颗提了多时的心总算落了地。他换上军装，骑马出门，带着王敬则等一队人马，前往宫城。王敬则宣称御驾回宫，喊叫声咄咄逼人，与刘昱平常进入宫城的态度一般无二。守卫宫门的士兵不敢细查，就大开城门，把萧道成迎入宫去。宫中的官员惊慌失措，恐惧万分。萧道成走上仁寿殿，对群臣宣布刘昱已死，宫中上下顿时一片欢呼，“万岁”声不绝于耳。

次日一早，萧道成以皇太后之命召集袁粲、褚渊、刘秉入殿会商。萧道成全副武装，王敬则等人立于身后，在大殿前的槐树下迎候众人，这架势一看就足以把人吓傻了。刘秉是刘裕侄孙，也排得上宗室，萧道成先问他：“你们刘家的事，你看怎么解决？”刘秉性格懦弱，马上就说：“尚书省的事我可以应付，军事大权，还是得交付领军大人。”

萧道成又看了眼袁粲，说：“袁公以为如何？”袁粲犹豫半天，正欲推辞，王敬则从腰间拔出佩刀，大喝道：“天下之事，皆由萧公处分，谁敢说半个不字，我王敬则的刀可是不长眼睛的！”说着就要趁热打铁，推萧道成称帝。

萧道成板起脸孔，呵止道：“你懂什么！”王敬则才退到一边，依旧举着刀监视与会诸人。

萧道成还想依次再问褚渊，褚渊识趣，抢先说：“今日之事，非萧公无人可以善后！”

萧道成装出一脸无奈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不肯主持大局，那我又怎能推辞！”于是起草一份诏书，以太后的名义，列数刘昱的罪恶，拥立安成王刘准为新皇帝，改元升明，这就是宋顺帝。（顺带提一下，这个刘准也不是宋明帝刘彧的亲生儿子。而是刘彧当初抢夺刘休范爱姬所生的孩子，所以刘准事实上是刘休范的儿子。刘休范造反被杀，现在他儿子反倒做了皇帝，这刘宋皇族的风水，到最后关头还是让人捉摸不定。）

宋顺帝根本是个傀儡，其地位和作用甚至比不上以前的汉献帝和晋安帝。萧道成之所以还要在皇帝的位置上摆一个姓刘的人，是因为他还需要在这时肃清朝廷内外反对他的人。与他过招的人就是反对他随便行废立大事的袁粲。

袁粲有名士的风度，也有匡扶乱世之志，他从来就没真心服从过萧道成，只是迫于萧的淫威以及强大的兵权，暂时拥护他的决策。这时候朝廷派他出镇石头城，他马上就接受了调令，想把队伍拉起来，反攻萧道成。

然而袁粲却缺乏大才大略，不是适合搞权术，做政治斗争甚至军事斗争的人。刘准即位没几个月，驻守江陵的荆州刺史沈攸之以太后手谕的名义，传檄天下，宣布萧道成“交结左右，亲行弑逆”，领兵顺江东下，讨伐萧道成。萧道成接到消息后，主动去拜访袁粲，袁粲却以“道不同不足与谋”的态度来拒绝。与此同时，褚渊与萧道成则打得火热，两人共商对付沈攸之的办法，褚渊对萧道成说：“西面的事情，是小打小闹，不会成功，萧公需要提防的还是建康这边。”萧道成心下明白，就秘密把手下的亲信苏烈、薛渊等人派到石头城，名义上是增援袁粲，实际上是做好内应，随机应变。

袁粲还不觉醒，他构想好了一套计划，大致是要假传太后的命令（这太后的名头在这些时候还是非常有号召力的，各方的势力要起兵都可以拿来一用）命刘韫、卜伯兴率领禁军攻打宫城中的萧道成。可是你既然已经摆明了不与萧道成合作，就应该早点行动，并与萧道成的人划清界限。他却又有意拉拢褚渊，以为褚渊不见得敢完全反对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看看褚渊的态度，便让手下人把整个计划告诉了褚渊。

褚渊当面点头，转过身去就把袁粲的话原原本本地向萧道成报告。萧道成两手准备，连夜让人到禁军里向王敬则通风报信，专心对付禁军里的那两位，并且派遣部将戴僧静，与苏烈、薛渊内外夹攻，拿下石头城。

萧道成的内应实在太多，袁粲防得了这家防不了那家，更何况计划一开始不够周详。禁军的叛乱很快被王敬则平定，石头城也被苏烈等人从内部打开。戴僧静领兵一路放火，直冲袁粲的府上。袁粲眼见大势已去，面对戴僧静引颈就戮。戴僧静挥刀正欲砍杀，黑暗中一个人影拦住了他的去路。袁粲定睛一看，那人正是自己的儿子袁最。袁最乞求戴僧静不要杀自己的父亲，愿意以身替死。袁粲对儿子叹道：“我明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只是为了名节而已，落到今天的地步，心甘情愿。我不失为忠臣，你也不失为孝子。”戴僧静身后的士卒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袁粲父子都被戴僧静杀死，参与袁粲密谋的刘秉父子在出逃后也被捉住斩首。从此石头城头又多一首歌谣，说的是：“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褚渊生！”

萧道成没了后顾之忧，便可以一心一意对付沈攸之的叛军。正如褚渊所预言的那样，沈攸之并不是一个需要太在意的对手。他出兵以后，就一再贻误战机，战略目标应该锁定建康，中途却因为郢州的柳世隆派人到阵前叫骂，就随意改变行军计划，以精锐部队攻打郢州（今湖北武昌一带）。耗了一个月，城没攻下来，开小差的逃兵倒是日见增多。沈攸之见军心涣散，只好下令退兵江陵，再做打算。

可怕的是江陵也保不住了，萧道成果然老奸巨滑，他早就料到沈攸之会造反，预先在江陵北面的襄阳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雍州刺史张敬儿。张敬儿瞅准了沈攸之大军在外，偷袭江陵，端了沈攸之的老巢，把沈攸之的儿子孙子，杀了个干净。

沈攸之的军队走到离江陵一百多里的地方，听说江陵失陷，当即就一散而去。沈攸之无家可归，很“自觉”地找了个林子，上吊自杀。

摆平了内外之乱，萧道成又顺势诛杀了黄回、杨运长等一群明里暗里反对他的人，取得了六十年前刘裕所取得的地位。不过与刘裕那一个个面目狰狞的对手比起来，萧道成的成功显得太过容易了，从刘休范叛乱到沈攸之身死，前后也不过五年的时间。天理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于此，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悲哀。

第三部明主昏君八、二度临朝

沈攸之兵败的时间是宋顺帝升明二年（公元478年），转年开春，清除了异己的萧道成便按部就班地向皇帝的位置迈进：在地方上安排自己的子孙或助手去接管兵权，在朝廷中则任命亲信担任重要职位；三月，萧道成被封为相国、齐公，加九锡；四月，萧道成晋爵为王，加殊礼（所谓的殊礼也就是对大臣的最高礼遇：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从前曹操、司马昭、刘裕曾经得到的，萧道成现在也都得得到。速度最快，功劳则最小。曹操统一北方，司马昭消灭蜀汉，刘裕更是平定叛乱，攻灭南燕、后秦两国，萧道成所做的，满打满算不过平定了几次没什么作为的内乱而已。可人就是这样，越是能力不足，做不了什么事的，往往贪欲反而越大并且越无耻。萧道成的志向，不在天下之大，只在于权位之高，那么紧接着的下一步，当然就是禅代了。（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宋、齐、梁、陈四朝开国皇帝，最不够格的就是这位齐太祖，齐朝在四朝之中维持的时间最短，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禅代的过程是一出悲喜两幕剧，首先是宋帝退位。按照礼仪，宋顺帝需要到大殿前会见百官，然后交出玺绶。小皇帝吓得不敢出面，逃到宫里佛殿的佛像底下躲了起来。王敬则率领禁兵亲自入内将顺帝迎出。顺帝早就哭成了小泪人儿，呜咽地问王敬则：“是要杀我吗？”王敬则怕戏演砸，安慰他说：“只是移驾别宫而已啦，官家先辈取司马家的天下，也是如此。”

顺帝虽是个傀儡小皇帝，却不呆傻，知道报应要应到自己身上了，哭喊道：“愿我今后生生世世都不要再生在帝王家中！”此话与刘子鸾临死的呼声一般无二，这是弱者的哀号，这是绝望的控诉。可惜哀号、控诉在权力与利益面前，显得太过苍白和无力了。

顺帝交出玺绶，宫中百官都泪如雨下，其中一幕颇有意味。右光禄大夫王琨是宋文帝刘义隆手下重臣王华的堂弟，东晋末年就在朝中做郎中，这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再没有人比他资格更老。他曾目睹晋恭帝禅让刘裕的一幕，Yesterday Once More，百感交集，他边哭边叹：“人人都觉得长寿应该开心，唯独老臣我认为长寿实在让人悲伤。以至于这样的场面，居然一再亲历。”

宋顺帝被架走，“悲剧”完了换“喜剧”，褚渊手捧玺绶，领着文武百官来到齐王的宫殿之前，劝萧道成即位。萧道成还得假模假样地推辞三遍。有个研究历史的官员叫做陈文建，对萧道成说道：“六，乃是富贵之数：后汉自光武帝起，到献帝为止，经一百九十六年禅让给魏朝，魏朝经过四十六年禅让给晋朝，晋朝经过一百五十六年禅让给宋朝，现在宋朝已历六十年，六始六终，望齐王顺应天意，早登大位！”

一席话头头是道，萧道成听了受用，才放下“架子”，换上帝服，即帝位，改国号齐，改元建元，成为南齐第一任皇帝，即齐太祖高皇帝或者齐高帝。和刘裕对付晋恭帝的手法类似，他封宋顺帝为汝阴王，不出一个月就秘密授意手下人将他杀死。刘裕的子孙们，很快也被萧道成以谋反的罪名斩草除根，刘氏族裔的唯一例外是刘裕族弟刘遵考的儿子刘澄之，因为与褚渊的关系密切，幸免于难，其实他论血缘与刘宋皇室也远了不少了。刘宋一朝六十年风云变幻，化作南柯一梦。

我们一口气讲完了南朝的第二次朝代更替——刘宋换成了南齐，现在需得把目光投向北方，接着第三章留下的话题，续说北魏文明冯太后的功绩。

魏献文帝拓跋弘做太上皇，有一半的原因来自于冯太后的压力。他虽退居幕后，但并不放弃努力与冯太后争夺权力制高点，这实际上不是拓跋弘一个人的意愿，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某种程度而言是与冯太后对立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两股势力即便表面上看起来相安无事，私底下也是斗得不亦乐乎。拓跋弘多次巡察各地州郡，一方面提拔自己赏识的官员，惩罚贪官污吏，一方面也故意与冯太后作对，重新恢复了一批被冯太后罢免的官员，比如延兴三年（公元473年）他视察怀州（今河南泌阳）时，就任命鲜卑人薛虎子为镇将，而薛虎子的职务原先正是被冯太后下令罢黜的。除此之外，小拓跋宏每个月还要去父亲所居住的崇光宫拜见，一向十分看重这个小孙子的冯太后感到莫名的失落，看在眼里，怒在心里。

总而言之，到了延兴六年（公元476年），不满的情绪积抑已久的冯太后终于忍无可忍，抢在拓跋弘一派还没来得及全面抢班夺权之前，秘密派人在拓跋弘的酒菜中下了毒，将他毒死。接着，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宣布改元承明，第二次临朝听政。（中国历史上，只要是皇后这一边出现类似冯太后这样的强势女性，那么帝后之争从来都是权力之争的一支主旋律。有趣的是，这种对抗由于男性主导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常常显得不对等，或者说，后派的成功，需要通过某些非常的手段。女性若是十分渴望达到某个目的时，其手段往往比男性要狠毒得多，这就是所谓的“不择手段”，这一点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我得说，这不是女性或者男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由性别失衡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

冯太后拿到大权之后，我们大概就可以猜到她最想要对付的一个人了吧。没错，就是当年被拓跋弘利用，导致冯太后的宝贝情人李奕被杀的尚书李䜣。

李䜣在拓跋弘的朝中很受重用，威信也很高。冯太后不方便马上动他，就先把他调任徐州刺史，以防他在朝中纠结党羽。

树大招风，痛恨李䜣的当然不止冯太后一个人。她很快就找到了合作伙伴，此人是个太监，姓赵名黑（这名字非常奇怪，和“李白”倒是正好配成一对。他的本名叫做赵海，在北凉时代的凉州做小官，拓跋焘灭北凉，他做了太监，得以入北魏朝中为官），原先也混得不错，是为数不多的既受到拓跋弘宠信又得到冯太后喜爱的官吏，一直做到侍中、河内公。天有不测风云，拓跋弘禅位后，赵黑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李䜣，李䜣就千方百计找他的茬儿，想把他整下去。这茬真不难找，赵黑有贪小便宜的习惯，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家里“改造”成了公物储藏所，还走漏了风声。李䜣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线人，把物品清单列得清清楚楚，向拓跋弘递上。

拓跋弘最痛恨的就是官员贪污，令人到赵黑那里一抄家，果不其然，东西都清清爽爽摆在家里呢。念在辅政有功，拓跋弘还算是开恩，把赵黑的侍中撤了，让他去做宫里的门士，就是现在传达室看门大爷的职务，当然咯，看的门级别比较高，是宫门。

这可把赵黑气的，好长一段时间吃不下饭，睡不安觉。幸好拓跋弘过了一年又想起他的好处，又重新把他调到身边任职。现在太上皇帝死了，赵黑心想君子报仇的时候到了，就跑到冯太后面前表忠心、诉衷肠。两人一拍即合，由赵黑出面，挖出了可以置李䜣于死地的人——范檦。

范檦是李䜣的同党，李敷、李奕兄弟被诛他也逃不了责任。但是范檦懂得见风使舵，冯太后一上台，他就明白风向要变，赵黑来联系他，他就彻底倒向了太后。范檦与李䜣那是多少年的朋友（对不起，大约是“酒肉朋友”吧），基本上是无话不谈。他向冯太后密告，李䜣打算在徐州任上叛逃，而且这话是李䜣亲口所说，绝对不假。

逮到这么个证人，还不大肆发挥？冯太后立刻传命，让李䜣回平城述职；这边则跟范檦说好：“你得给我做好这个证人，以防李䜣那家伙抵赖！”

李䜣上任才一年，没搞清怎么回事呢，就去晋见冯太后。冯太后说：“你企图外逃的罪行，已经被人揭发了，还不从实招来？”

李䜣大惊，说：“太后从何得知？空口无凭，绝无此事！”

太后就把藏在帘后的范檦叫出来，与李䜣当面对质。范檦背了一通演练好的台词，李䜣如梦初醒，知道是自己给人设局害了，忿忿不已道：“连你都来诬陷我，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你受过我的厚恩，怎么忍心做这样的事！”

范檦不以为然地说：“李大人以前也受过李敷的厚恩，比你给我的可强多了。你忍得下心，我凭什么就忍不下心来呢？”

李䜣一个劲地叹道：“怪我看错了人，悔之晚矣！”冯太后靠着赵黑、范檦的帮助，给李䜣定了罪，将他一族全部处死。此后，她用类似的伎俩，诬陷拓跋宏的外祖父李惠一家叛国，又除掉了这个大政敌。北魏的朝廷成了冯氏的天下。

第三部明主昏君九、垣崇祖决堰战寿阳

冯太后杀李䜣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这是一个长达二十三年的年号，在整个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独一无二。与明、清时代帝王一朝一年号的传统截然相反，中古时代的封建帝王，更换年号那是家常便饭，像刘宋前废帝那种不讲礼法的人更是可以变态到一年就改元两次的地步。在这些短命年号之中，长命年号尤其是超过二十年的年号就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太和”这个长命年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从魏晋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年号一共只有七个，在南北朝之前，有晋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后，有隋文帝的“开皇”、太宗的“贞观”、玄宗的“开元”、德宗的“贞元”。这几个年号中，“太元”的状况相对较差，但也是东晋中后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淝水大捷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太元八年）。其他四个隋唐的年号都比较为人所知晓，隋文帝开皇年间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分裂局面，另外几个则分别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贞元中兴”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时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时期中国的长年号，往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南北朝仅有的两个长年号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南朝的“元嘉”，我们已经说过，是南朝最为重要的治世时期；与之相对应，北朝的“太和”标志着北朝的鼎盛时期。北魏的统治在太和年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半个世纪后的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是这么追述“太和盛世”的景况的：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一手造就了辉煌的人物，正是冯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养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优秀再有预见性的统治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执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十三年的太和时代，却是以一场决策错误的南北战争拉开序幕的。

拓跋焘死后，北朝的统治者忙着抚恤四方，南朝的统治者忙着苦斗不休，都没有闲暇投入大规模的边境作战。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丧师失地纯粹是刘彧处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后，边境上虽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对各自的管辖范围产生什么影响。十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宋魏对峙换成了齐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听说萧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机可乘，决定大举伐齐。鲜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义的旗帜，他们打出了丹阳王刘昶这张牌。

刘昶归降北魏之后，受到北魏很高的礼遇，不但被招为驸马，而且还被封为丹阳王。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中十八个早已灰飞烟灭，活到最后的，竟然就是这位“叛逃外邦”的刘昶。

北魏扶持刘昶，以讨齐复宋为名，对南朝作战，是有其独特用意的。佛狸饮马长江的那次遭受失败后，拓跋鲜卑对于南侵这个问题其实是讳莫极深的，他们逐渐认识到，纯粹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扫平北方没有问题，对付水乡泽国的所谓“岛夷”还是有相当难度。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南北方的某些差异之巨大近乎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分裂的根本局面，只会产生无谓的财物与人力的消耗。于是鲜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个傀儡政权，从而达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够彻底消灭南方的政权，在江、淮之间建立一个缓冲附庸国，对于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如意算盘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赢得南方民众的支持。

你推一个姓刘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对，问题是你硬要推翻姓萧的政权，大家也并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好处。刘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灵涂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百姓对他们早就没什么感情了，也并不关心是谁在掌权。何况除了国号国姓改了以外，整个南方的改变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北魏也没有挑唆边境上的叛乱，而是直接以大兵压境，渡过淮水，进入南齐境内。

两相比较，萧道成的准备要充分许多，他在称帝前后，做了两件大事来对付北魏：一件是将兖州刺史垣崇祖调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垣崇祖在刘宋末年就战功卓著，后来在淮南一带担任太守，一度与萧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萧道成。萧道成对他也十分器重，称帝时不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还叮嘱他说：“我现在刚刚得到天下，索虏肯定会以护送刘昶的名义兴师动众，进犯我国。寿阳首当其冲，能制服强寇的，只有将军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积极备战，以待外敌。

另一件事是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共同商议讨伐北魏。当时的柔然面对东南的北魏是弱势，在西南的西域各国则扩展了不小的势力。王洪范的使团从蜀地出发，经过吐谷浑和西域长途跋涉，见到了柔然可汗。当时柔然的可汗已经换成了吐贺真的儿子予成，汗号是受罗部真可汗，鲜卑语的意思是“惠”。这位可汗确实比较实惠，他与北魏之间没有发生多少正面的冲突，只在北魏的统治薄弱环节西域与北魏展开势力圈的争夺，维持住了柔然的基本生存空间。予成受了南朝使臣的鼓舞，于建元元年冬天出兵，骚扰北魏的长城。

不过这次骚扰并不成功，大约还是出于对北魏的畏惧，予成的十几万骑兵在长城北面跑了一趟就宣布撤军了，没有起到任何夹攻甚至牵制的作用。

北魏进攻南齐的军队名义上以刘昶为统帅，实际上兵分三路，梁郡王拓跋嘉进攻淮阴，陇西公拓跋琛进攻广陵，河东公薛虎子进攻寿阳。

太和四年（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拓跋琛的一路魏军首先发难，攻下了南齐的马头戍（今安徽寿县西北），继而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被徐州刺史崔文仲击败，退到寿阳北面。

北魏军队重新集结，由拓跋嘉与刘昶共同率领，号称步骑二十万，直取寿阳。一百年前苻坚八十万大军在这里栽了跟头，现在魏军并不信邪，还要再试一回。刘昶临战动员，场面十分隆重，他面向四方将士各拜一遍，声泪俱下地号召道：“大家一同努力啊，为我报仇雪耻！”

魏军还没杀到，寿阳城中的齐军已为魏军的气势所深深震撼，文武官员虽多却缺少对策。垣崇祖见众人一筹莫展，开口道：“敌众我寡，需得以奇制胜。当年苻坚大败于淝水北岸，我看咱们也可以做做淝水的文章。将士们现在就开始整修外城，并在淝水上修筑堰堤，加强防御，你们意下如何？”

众人都不理解，说：“拓跋焘攻打寿阳的时候，南平王刘铄兵多将广，士气高涨，兵力超过我们十倍，尚且认为外城太大，难以防守，而退入内城自保。自从有淝水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在上面修筑过堰堤，就是因为地形并不利于修堰，这能有用吗，怕是浪费时间吧。”

垣崇祖摇头道：“你们这些人啊，光知道拿以前的那些旧例来说事。假若我军放弃外城，毫无疑问索虏就会占领，并且在外面修建楼台，在里头筑起长墙，我们的军队可不就坐以待毙了嘛！说定了，守卫外城，修筑堰堤，你们都不用再劝我了！”

垣崇祖下令，乘魏军还在进军途中，派人在寿阳城西北火速修筑起堰堤，拦截上游的淝水，并在堤北修筑小城，四面挖好沟堑，在城中布置了数千守兵。工事完毕，垣崇祖对众人说：“索虏贪得无厌，见此城狭小，以为可以一举攻克，必然会全力攻打。到时候我们决堰放水，不费一兵一卒，定教他们有来无回，全都变成浮尸。这难道不是事半功倍么！”

北魏大军来到小城之下，果然如垣崇祖所说，集中兵力来攻城。垣崇祖在城头看得真切，指挥若定，命城中守兵吸引住围城的魏兵。与此同时，一支特工队已经悄悄跑到堰堤之上，准备就绪。

黄昏时分，魏兵的攻城没有多少进展，只好先休战吃饭。还未开饭，上游的齐兵就决开了堰堤，大水奔泻而下，魏兵全部被冲进了沟堑，小城之外顿成汪洋一片。对于垣崇祖的这支“奇兵”，魏军完全没有防备，淹死的人马数以千计，侥幸逃生的，也是仓皇北窜。信誓旦旦的刘昶也傻了眼，只得以时值春夏之交、雨水量增多为理由退兵。齐魏之间的第一场攻防大战——寿阳之战，以垣崇祖的大胜告终。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除弊革新

北魏的军事行动在寿阳挫败之后，并没有善罢甘休。太和四年和五年（公元480年至481年），他们又改换进攻路线，连续发动了两次攻城战。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锦屏山）攻防战中，拓跋嘉试图通过攻下这一海上的据点，从东面包抄建康。然而朐山的守军十分顽强，大破魏军。南齐水军又经由淮水从海路增援，魏军无奈，只得退兵。

在淮阳争夺战中，魏军同样没能在淮水流域的战场上捞到任何便宜，伤亡士兵有上万之多。垣崇祖率军渡过淮水，突击魏军，又杀了几千士兵。魏军在退兵途中攻灭了徐州一带拥兵起义的桓标之等人，掳掠了淮北的三万多百姓回到平城，才算勉强交差。（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作为南北朝之间的缓冲区，淮北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北魏在行政上对淮北四州进行管辖，但由于这一地区传统上与南方更加密切的联系与纽带，以及多年战乱使这一地区基本成为荒芜之地，北魏的统治是十分松散、缺乏实际效果的。掳掠百姓以补充统治中心人口的不足，是北魏前期取得新的土地后所常用的一种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淮北四州的军民，如此“打一枪就跑”的心态，正好印证了在他们心目中还没有实实在在把这些地区当做自己的国土；而淮北地区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多次叛乱与起义，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淮北人民对于北魏这个新主人毫无认同可言。这样一种严重的隔阂，才是导致南北朝继续分裂对抗的根本原因，需要克服这个问题，也就要求北魏在某些方面做出根本性的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迁都，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客观现实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做出改变自我的决策。对于北魏政权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一位汉人太后来指引他们改变的步伐；对于鲜卑人而言，他们又是不幸的，改变自我，同时也意味着丧失自我。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第一道摆上台面的改革令就是“俸禄制”。从前的小恩小惠，小赏小罚，都只是短期性的，没能革除北魏官员贪污受贿的风气。冯太后出面主持，颁布诏令，将班俸禄彻底制度化。具体举措是：“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新制度说到底，就是增加百姓的赋税，用这部分收入来作为官员的俸禄。有了俸禄保底，你官员要是再被发现用各种名目收受赃款，就要严惩不贷。换句话说，以往官员利用职权对百姓三番两次征收的钱财，由政府一次性征收的赋税所取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至少可以避免被各级官员无端盘剥搜刮，他们自然是以接受为主。然而对于官员情况就不同了，俸禄制一颁布，一个月中，赃款受到查处的一下就倒了一大片，包括孝文帝的舅舅，担任秦、益两州刺史的李洪之在内的四十多名官员，由于贪污数目超过了限额，被下令自裁或处死。

这下子那些贪婪成性的鲜卑官员可就坐不住了，皇上简直是用“白色恐怖”政策断了大伙的财路啊，怎么受得了？宗室之一的淮南王拓跋佗代表大家上奏，说还是恢复旧体制为好。冯太后明白拓跋佗背后的这股力量来势汹汹，专门召集群臣讨论。

中书监高闾上表驳道：“发放俸禄对于官员是最佳的保护措施，廉洁的官员会更加清白，而贪污的官员也有机会改过为善。如此措施要是被废止，那么贪官污吏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清官廉吏却连自身维持生计都做不到。请太后想一下，淮南王这样的建议，岂不荒谬？”

高闾是一名政治上很有见地的汉族官员，北魏军队讨伐南齐时，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见，预言战争必然徒劳无功，冯太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事后也很后悔。关于俸禄制的这番言论又是颇具远见，冯太后对之表示赞许，下诏新制不变，继续大力推行。

随着俸禄制步入正轨，冯太后的下一项改革措施也很快跟进。第二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下，冯太后又颁布了“均田制”。

均田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地说，就是北魏政府将境内的无主荒田重新分配，授予农民的措施。北魏初年由于战乱的影响，众多流民纷纷依附豪强大族，成为佃户。这些佃户虽然不用交纳赋税，但豪强对他们的强征暴敛丝毫都不比国家的赋税要少。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很多地无人去种，同时又有很多人失去土地的不合理局面。

均田制大致分为五条。第一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数量：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四十亩农田，女子则可获得二十亩，奴婢与普通人待遇相同；每拥有一头耕牛，可以另外得到三十亩农田，但是有上限，超过四头后就不再补给。各地配给的田地会有差别，有的土地肥沃，有的则贫瘠，怎么办呢？诏令规定，如果是两年才能耕种一次的田地，那么要多给一倍；如果是三年才能耕种一次的，则要多给两倍。以保证理论上的公平性。

第二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方式：只要达到纳税的年龄，就可以配给田地；年老或去世后，田地则自动归还国家；并且根据奴婢和耕牛的数量发生变化，政府相应地配给或收回田地。

第三条是鼓励种植桑田：对于初次受田的男子，另外分配二十亩田，要求必须种植五十棵桑树。这类田地可以被后代继承，死后不用上交国家。

第四条是对于现有土地者的管理办法：根据户口标准，土地盈余的农民，既不配给新田，也不令他交还旧田；土地不足的农民，依照规定补齐；有盈余的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田地。

第五条针对地方官员的田地分配：地方官可以就近根据级别配给一份公田，卸任时要把该田转交给接任的官员；严禁买卖公田。

均田制在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使臣的督促下，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实施，从而使大量佃户重新获得土地，国家控制了充足的税收资源，社会也趋向于稳定。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均田制的对象不仅仅针对汉人，胡人只要符合条件，也同样可以获得土地，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北魏社会的农耕化。这一制度在北朝的齐、周、隋等朝被沿袭采用，并不断改进，直到唐代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才被废除。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决策者冯太后名垂史册。

一年后的太和十年，第三项制度也出台了。这一次是由冯太后的宠臣、内秘书令李冲发起的改革地方组织的“三长制”。

所谓“三长”，就是指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选择能力强、德行高的乡人担任长官，称为邻长、里长、党长。各长负责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检查户口、征收赋役。这实际上是脱胎于汉人政权的乡党制度。我们在里也提过，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豪强聚众自守，设立“坞壁”这类独特的社会单位（陈寅恪先生曾作考证，认为陶渊明中的“桃花源”影射的就是“坞壁”）。北魏的行政管理简单化，直接任命坞主为宗主，建立“宗主都护制”。结果呢，人们都在宗主的庇护下隐匿户口，以逃避赋役，严重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户里头有三五十家的情况，这个户口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

有了三长制，北魏的基层组织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与俸禄制一样，三长制的颁布也遇到了莫大的阻力，李冲上奏后，冯太后向百官一公布，满朝文武可就炸开锅了。

秘书令高祐、中书令郑羲的观点是三长制看起来很有用，其实难以推行。郑羲补充说：“如若不信，不妨试行；失败之后，就知道臣等所言不假了！”

太尉拓跋丕赞成施行，认为此法若行，国家与个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坚持守旧，说：“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会滋生祸乱！”

多数大臣处于两方之间，认为时值农忙，新旧制度难以衔接，不如缓行，等到秋收之后再颁布。

李冲很不以为然，对一干大臣说：“新制度若不凑准时间，大家得不到好处，肯定会有怨言；眼下改制，正好让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实惠，认识到改制的目的。”

冯太后最终力排众意，采纳李冲的意见，果断迅速地向全民推动三长制度。不出半年，各地户口数就大量增加，豪强们不高兴了。冯太后又下令降低赋税，这可让大家开了心，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

连续三年的三大制度，成为冯太后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书的一笔。经过一系列改革，北魏的改制逐渐驶入了一条半自觉的轨道。冯太后与刚刚成长起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将面临什么新的问题呢？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一、北魏重教崇礼

北魏颁布三长制的当年（公元486年），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以正式礼服上朝接见众臣。这算是一个标志，冯太后此后虽仍继续临朝听政，但大权已转移到孝文帝的手中。

冯太后两次临朝期间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叙过两点：拓展疆域与改革制度。前者先因刘宋自身的混乱而得手，其后又因为形势判断的失误而止步淮水；后者的三大制度则均由她本人亲自决策和推动。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鲜卑人的魏国胡气越来越淡，而汉风则越来越盛。

冯太后的另两点贡献，是兴办学校与尊崇儒礼，这两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教育和礼仪上对北魏进行全盘儒化，或者说是全盘汉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个道理，想让鲜卑人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齐整人伦，而是需要从内部对上层贵族着力改造，这种改造或许是表面的、肤浅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这种表面的肤浅，却可以引发日后的连锁反应，最终实现真正的汉化。

所以冯太后着力培养的对象远不只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时被封王，冯太后就乘此机会，在平城设立皇家学馆，选拔最有学问的老师，组织他们学习儒家文化。这个措施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拓跋鲜卑人是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们的贵族子弟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骑马、射箭这类硬功夫，以及通过实战积累的指挥经验。对于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机会认真汲取和领略，所以拓跋珪才会问出“天下书籍有几许”这样的准弱智问题。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在贵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冯太后深谙“文化熏陶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这些亲王将来是北魏的栋梁，那么把他们熏陶成“鲜卑皮汉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这一代人成为北魏皇族中承前启后、推行彻底改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学馆中已经表现得聪明好学、出类拔萃，文章写得一级棒，拓跋宏也特别喜欢这个弟弟，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好。

对于拓跋宏本人，冯太后则更是着力培养，为他编了一本专门的教材，叫做《劝戒歌》，这个东西其实很像后世的、《子弟规》，每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既容易记，又有助于学习道理。冯太后一共编了三百多章，称得上是儿童教材编写的勇于实践者，大约也是古往今来教材编写者中实权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写了十八篇《皇诰》，在宴请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诏书的形式颁布，作为皇帝学习的指南、为人的准则以及施政的纲领。

尊崇儒礼方面的举措，则基本是与三大制度的颁布同步进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诏全面禁止卜筮和谶纬，一旦发现，统统焚毁，私藏不报者一概处死。谶纬这个东西，我们在中也专门介绍过，兴盛于汉代，一度成为统治者维护地位的重要工具，其影响至北魏前期已经小了许多。对于乱世迭兴的政权，谶纬学说是有利的，而对于北魏太武帝之后长期治世的局面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风头正劲、玄学日益兴起，谶纬已退居二线。北魏在这个时候又来这一招，自然是把谶纬推入了万丈深渊。

太和十年，北魏规定官员公服的等级。公服按照品位级别的不同，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从高到低分别是朱、紫、绯、绿、青。这种等级颜色化的创意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已经很难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鉴魏晋时期的旧制。无论如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以颜色来区分品位。这一制度演变到唐宋，官服逐渐减为紫、绯、绿、青四种，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显贵的代名词，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太和十一年，北魏又严格审核、统一规定典礼乐章，不属于雅乐的全部摈弃不用。这显然又是继承了儒家思想极其重视音乐文化的特点，到了孝文帝统治中后期，北魏的宫廷文化已经与传统汉族王朝非常接近了。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病故于平城太和殿，享年四十九岁。从小接受冯太后谆谆教导的孝文帝悲痛欲绝，整整五天滴水不喝，大臣们极力进谏，他才勉强喝了一碗粥。冯太后崇尚节俭，遗言中强调要丧事从简，不必设置各种陪葬器具。但孝文帝不顾高闾、游明根等人的反对，执意将陵墓拓宽六十步，以达到皇陵的规格。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文明皇太后并没有与他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合葬，而是于生前自行在方山（今山西平阳北）选择了一处墓地。

传统史家多将太和年间北魏的兴盛发达归功于孝文帝一人，直到国学大师吕思勉在他的《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太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太后专政时威令夙行，有以致之；故后（太后）实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也。”史学界才逐渐将更多目光投向这位“巾帼女杰”。宠信“面首”与太监是冯太后最为后人诟病之处，不过安置面首的做法虽可商榷，冯太后并没有因此影响政令的实施。相反，她的两大面首王叡和李冲并不是所谓的“绣花枕头”，而是很有能力。尤其是中书令李冲，在冯太后去世后依然参与朝政规划，尽忠尽责，深受孝文帝的重用。

冯太后给北魏帝国留下了太多的遗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孝文帝本人。从太和十四年起，北魏正式进入了太和盛世的后半期——孝文帝时代。

在介绍孝文帝的事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与他同时代的两位南齐皇帝：太祖高皇帝萧道成与世祖武皇帝萧赜。

萧道成在称帝并顶住了北魏的几轮进攻之后，进入了统治的平和期。可惜好日子不长久，他只做了不到四年的皇帝，就于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去世了。

萧道成一生目睹刘宋政权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意识到刘宋后期诸帝以下奢靡腐败的危害性。他即位后就以身作则，号召天下人移风易俗，勤俭朴素。宋孝武帝刘骏以来皇帝的礼服日益精美华丽，上面还佩有光彩照人的玉导，萧道成下令将玉导打碎，类似的装饰物也参照此例废止不用。宫中凡是用铜制作的器物栏杆，全部改为铁质，宫殿里不得铺张浪费，能省则省，能替则替。他常爱对身边的人说一句话：“假使让我治理天下十年，我将使得黄金与土同价。”可以说是位典型的视黄金如粪土的主儿。可惜，仅仅做一些作秀式的表率，而没有有效的措施与合理的手段，民间奢靡腐败之风又怎么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经济方面，萧道成也没有太多建树。对于士族阶层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他试图从皇室入手，进行控制，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类似均田制的数字化管理，南朝的社会阶层又远较北朝复杂，简单的政令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更糟糕的是，自从刘宋初年推行土断以来，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加入可以享受免役特权的“黄籍”（与要服役的“白籍”相对），千方百计地投机取巧、伪造业绩、贿赂官员，到了刘宋末年已经是积弊重重，虚假户籍比比皆是，国家财政收入蒙受了巨大损失。萧道成于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接受虞玩之的建议，以元嘉二十七年的板籍为标准，重新登记户籍，这就是南齐初年的“检籍”。在检籍中，政府在各地专门设立官员进行审查，对于弄虚作假者严惩不贷，并规定每人每天必须要查出几个作弊户籍。这可就是瞎搞了，有些地方的官员实在找不出非法的，就硬从合法的黄籍户口里挖出好欺负的，拿来充数，而那些会打官场交道，善于逢迎贿赂的人，又再次逃脱了惩罚。萧道成的好想法办成了坏事，民间怨声载道，许多被取消黄籍的百姓不服现状，起来造反，政府蔑称这些人为“白贼”，残酷镇压，双方矛盾越来越大。齐武帝萧赜继位后，一场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二、齐武帝萧赜

齐武帝萧赜是萧道成的长子，据说他出生的时候，祖母陈氏（即萧道成的母亲）和生母刘氏同时梦到龙身盘踞于房梁之上，可谓大富大贵之兆。萧道成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小名“龙儿”，从中也可以看出萧道成的“异心”。萧赜本人从小也把自己看做匡扶天下之才，凭借老爹的功绩，很早就有所作为，在宋明帝平定刘子勋的作战中又立下大功。萧道成掌握大权后，他被封为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沈攸之起兵时，朝廷内部危机暗伏，一时腾不出手来对付，萧赜未经朝廷授权，就据守长江上的湓口（今江西九江附近），以阻止沈攸之东下。萧道成得知后，十分得意地说：“这真是我的儿子啊！”

作为父亲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萧道成称帝后，萧赜顺理成章地做了皇太子。父亲驾崩，他年纪已经有四十三岁，无论从能力还是经验上，都是担任皇帝的最佳年龄。萧赜呢，也算个合格的皇帝，他行事果断，执法宽厚，深识大体，又和父亲一样见证了刘宋的腐朽亡国史，推崇“宫中俭，天下富”的治国理念，南齐在他的治下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他的“永明”时代是自“元嘉”以来第二个比较稳定的时期。（著名的南朝诗歌体“永明体”就产生于这一时代。受佛教的影响，汉语音韵四声的理论日益成熟，诗歌创作的平仄韵律就有了保障，永明体的诗歌多以五言四句、八句为主，非常接近于唐代的绝句与律诗。）南齐皇室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称颂永明的十一年间“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虽为溢美之辞，但也的确有事实根据，加上这一时期南北之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争，而以和平交往为主，萧赜的统治还是颇有可称道的地方。

萧赜吸取刘宋兄弟阋墙的教训，又谨遵父亲临终的教诲：“宋氏若骨肉不相图，它族岂得乘其弊？汝深戒之。”他与同样很有才干，受父亲喜爱的弟弟豫章王萧嶷关系保持得不错，对其他的萧氏宗室也能充分信任。萧赜在这一点上做得要比同为守成之君的宋文帝刘义隆强一些，但是也仅限于此，他容人的肚量并不大，几个留下来的功臣忠臣都被他诛杀。

萧道成在位时，司空谘议荀伯玉曾向萧道成参过一本，揭发萧赜纵容亲信张景真为非作歹。萧道成非常生气，在萧赜外出拜谒皇陵的时候，派人入东宫捕杀了张景真。父子的关系闹得非常僵，多亏大臣们求情，萧赜才逃过一劫。事后萧赜听说整件事情是荀伯玉在背后作梗，自然与他结下了梁子。

萧道成撒手人寰，萧赜立即开始算老账。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他下诏诬陷战功卓著的五兵尚书垣崇祖在江北边境上集结力量，与荀伯玉谋反，将这两个人都给抓起来杀了。

接着轮到车骑将军张敬儿，这家伙就死得更冤枉了。他的妻子经常梦到全身发热，每次一有那种梦，张敬儿总会发达一把，非常怪异（其实也不奇怪，很可能只是身体某方面的疾病的体现，碰上一些巧合而已）。他就到处对亲朋好友夸耀，而且还添油加醋讲一些更离谱的梦，比如他说自己梦到家乡的树长到天顶。这些梦话被一名太监传到萧赜那里，就成了不臣犯上的罪证，恰好又有人报告萧赜，说张敬儿还经常和蛮族人打交道，萧赜终于起了疑。他在会见群臣的宴席中当众捉拿了张敬儿，宣布了一堆捕风捉影的罪名，将他与他的几个儿子一并处死。这么一个开国功臣就白白死在做梦上头了。（总体上看，齐武帝与宋明帝正好相反，后者是对兄弟多疑，对臣下宽厚，齐武帝则是对兄弟宽厚，但对臣下十分地不信任。宗室之间矛盾重重固然会导致内乱，但皇帝至少还有一批可用之人，如果对人才也不能放心使用的话，那就很难有所作为了。仅凭这么一点，我们就可以断言南齐一朝的格局也不可能大到哪里去。）

问题总是多于成绩，刘宋失败所留下的弊病，萧道成没有解决，萧赜也没能解决。到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各种问题来了一次总爆发，在会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

起义的根源就是“检籍”，会稽一带由于出现了大量却籍人口，朝廷就下诏将却籍人口充往边疆服役，这一来更加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富阳的一名却籍百姓唐寓之自称会法术，在新城（今浙江富阳一带）聚集了四百多人，迅速攻陷了新城、富阳、桐庐等地。附近的那些丢了黄籍、对政府不满的人听到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纷纷前往投奔，唐寓之的部众一个月中就扩充了近百倍，达到三万之多。

起义军达到这个规模，跑到哪里都会加入一些逐大流的群众。南齐各地的守备如纸糊的一般，被这乌合之众在统治的核心地带打了个遍地开花。永明四年（公元486年），唐寓之的军队先后攻陷了钱唐（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诸暨、余杭，并分兵向南攻陷东阳（今浙江金华），杀掉了东阳太守、萧道成的族弟萧崇之。

一连串的惨痛失败令建康的朝廷大为震动，萧赜赶紧派出皇城的精锐部队——台军前往镇压。

唐寓之的志向并不大，几场胜利之后就觉着自己得了天命。他在钱唐就地称帝，改国号为吴，改元兴平，设置百官，以为可以和南齐分庭抗礼。结果台军的数百骑兵和数千步兵一杀到钱唐，唐寓之就乱了阵脚——哪见过这么勇猛的骑兵部队！乌合之众一战而溃，唐寓之被俘身亡，几万人的大起义呼啦一瞬间就失败了。

台军战斗力虽强，军纪却很糟糕，攻入钱唐后，不但拘押了大量却籍民众去服役，还大肆抢掠城中的百姓。萧赜听说后，马上下令问罪，台军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被斩首，左军将军刘明彻被免官削爵。

朝廷方面在整件对付起义军的行动中毫无可圈可点之处，对付却户的方式更是愚蠢无理之极。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去齐魏边境的淮水充军，一呆就是近十年，永明八年（公元490年），萧赜正式承认十年以来的“检籍”制度彻底失败，下诏所有升明以前的户籍可以重新恢复，发配戍边的却户可以返回原居住地，只不过对以后再在户籍上弄虚作假的人要予以严惩。（要求政府部门承认政策的失败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一朝一治”的人治时代，像这几年中国政府终于承认某些改革措施的失败，并且着力去纠正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是值得称许的。）

“检籍”失败之外，萧赜大约还有另一个大遗憾，那就是巴东王萧子响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闹出的乱事（荆州在整个南朝期间就是祸乱之源，谁给搁在那里谁就“疯狂”）。

萧子响是萧赜的第四个儿子，才二十二岁，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又擅自选拔了六十名武士做贴身侍卫，并且与荆州的蛮族私下里交换武器。萧赜派长史刘寅等八人到荆州深入调查此事，萧子响听说有官差来检查，心中犯嘀咕，执意要求出示诏令。官差们则咬定要先检查，双方争执不下，萧子响莽撞，一发火，直接下令绑了八个人，统统砍头，并向父皇禀明情况。

严格来说这件事情父子俩都有责任，萧赜没有与萧子响很好地沟通，又没挑好合适的办事人员，把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给捅大了。萧赜听说派去调查的人竟然被儿子砍了，当即大怒，任命九子、随王萧子隆为荆州刺史，又要派淮南太守戴僧静领兵讨伐萧子响。

戴僧静提醒说：“巴东王年少，刘寅这帮人逼得太急，导致他做事不考虑后果。何况是陛下的亲儿子，算不得大过！要是忽然兴师动众去攻打，反倒会搞得人心惶惶，那就麻烦了。我戴僧静不敢领命。”

萧赜心说有理，就转移目标，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和中书舍人茹法亮率领几百台军前往江陵，只搜捕萧子响左右那些小人，并吩咐说：“萧子响若是束手回京请罪，可以保全他的性命。”

不曾想这回又是所任非人。胡谐之的副手、平南内史张欣泰劝胡谐之以利害关系对萧子响的左右做好思想工作，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胡谐之偏偏不听。一到江津，胡谐之的大军就修筑了一座城垒，摆出一副兵戎相见的样子。

萧子响害怕，多次派使者向胡谐之解释：“天下哪有儿子反叛老子的呢？我也不是想造反，只不过是行事粗心鲁莽罢了。我愿意乘单舟到朝廷中面见父皇，讲明情况，接受处罚。你们何必筑城捉我呢？”

胡谐之和茹法亮都不理不睬，唯独尹略说了一句话：“谁跟你这种叛父的逆子讲话！”

萧子响郁闷地拼命哭泣，他又杀牛备酒，派人送到胡谐之的军中，没想到尹略收了这些吃的，全都倒到了江里。萧子响又想与茹法亮通话，要求会见传达诏令的官差。茹法亮并不派人前去见面，反而将萧子响的使者关押了起来。（从这一段看得出萧子响本质完全不坏，这事坏就坏在某些急于扬名立万的小人手里了。）

萧子响被惹毛了，组织了自己所养的勇士以及府上兵士两千多人，亲自到长江堤上驻防，两军一交战，台军大败，“目中无人”的尹略战死，胡谐之等人都乘了单艇逃走。

萧子响无心与父皇对抗，就带了三十名左右亲信，乘坐小船，顺江而下，准备到建康向萧赜讲述详情。

半道上遇到的人却要了他的命，此人便是萧道成的族弟，后来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的父亲——丹杨尹萧顺之。萧顺之带的军队本来是胡谐之的后继，胡谐之打了败仗后，萧顺之也不可能孤兵深入，进攻萧子响。哪料到萧子响却自己送上门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想向萧顺之申诉明白。萧顺之根本不听他那一套，他在离开建康时已经接受了太子萧长懋的密令：尽早送萧子响上西天（萧长懋对这个弟弟是最为忌惮的，这次自然要假公济私一把）。萧顺之就看准机会，在演武的射堂中用一根绳索将萧子响缢死。

齐武帝萧赜的很多做法本意不坏，却接连不断地下出昏着。齐国在他死后才真正衰亡，可衰亡的种子在表面歌舞升平的永明末年就已暗暗埋下了。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三、迁都洛阳

萧赜在位期间，除了永明五年至六年（公元487年～488年）桓天生在南阳旧城起兵交结北魏，边境上闹过冲突外，一直维持“北方无战事”的状况。到了统治的最后一年，即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萧赜忽然下令在石头城修造三千辆战车，准备攻打丢失多年的淮北重镇彭城。

消息传到平城，宋国宗室刘昶几次面见孝文帝，向他哭诉，要求出兵南征，以雪前耻。孝文帝便在经武殿大会公卿，议论讨伐南齐的大计，并于淮、泗一带招兵买马，广积粮草。萧赜这边则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随时准备抵御魏军入侵。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冲突却引发了北魏自上而下的“大革命”——迁都洛阳。

其实在迁都前一年的太和十六年，有一项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就很值得玩味：孝文帝召集群臣，讨论北魏政权的德运行次问题。

德运行次，或称五德终始说，是发端于战国阴阳家的学说，到了汉代以后成了封建帝王控制统治合法性的得力工具。简而言之，这套学说是指，每个朝代都有它所对应的德运，用五行之一来表示。改朝换代，说到底就是德运之间的相生相克。比如说两汉就是火德，魏、晋分别是土德和金德，对应的正是五行中火生土、土生金的原理，后来南朝接承东晋，以正统自居，当然也就自觉继承，宋是水德，齐是木德，等等。

问题出在北朝，西晋灭亡后，北方大乱，十六国中勉强像样点的政权，大概也就前后赵、前后燕、前后秦这几个。而这几个朝代的君主为了维护统治，也早给自己的德运对号入了座。石勒的后赵认为自己继承的是西晋政权，所以德运就是水德，慕容氏的燕国认为自己灭了后赵而称霸北方，所以遵从木德，苻坚灭前燕统一北方后，也把德运承接了过来，为火德。北魏前期的君主们认为拓跋氏起家靠的是前秦的大分裂，以前秦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德运应该算土德。中书监高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帝王都是以中原为正统，统治的善恶、长短是不计较的。所以就算桀、纣无道，周厉王、晋惠帝昏庸，也不能改变夏、商、周、晋等朝的正统地位。占据中原的皇朝自晋以后，就是赵、燕、秦这几朝，我们魏国继承秦国的火德，当然就是土德了。而且我们的国姓拓跋出于黄帝轩辕，黄帝也是土德，微臣以为我朝德运应为土德。”说的正是北魏建国以来的传统观点。

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并不同意，他们说：“我们的始祖神元皇帝和晋武帝就有往来，桓帝、穆帝等又辅佐晋室，所以我朝的运祚其实承继的是司马氏的晋朝，赵、燕、秦那些朝代，局促一隅，哪有资格谈德运，咱们魏国怎么可以舍晋而为土德呢？”这席话的意思，就是利用曾被西晋封为代王的拓跋猗卢等人与晋朝的关系，将中间经历的小王朝全部视为谮伪（这也就是后来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的理论根本），以水德直接继承晋朝的金德。

辩论异常激烈，但李彪等人的观点调子高，逐渐赢得不少大臣的支持。孝文帝最后拍板，就这么办，魏国的德运改为水德。

德运这玩意虽说是些宣扬天命变换的鬼把戏，其中的内涵却能反映北魏不同时期的自我定位。遵奉土德，那就是以中原政权自居，继承的是西晋分崩离析后的大分裂局面，充其量也就是个割据王朝；遵奉水德就不同了，继承的是晋朝，而晋朝是沿袭汉、魏（曹魏）传下来的，是中华政权，比中原政权要高一个档次。孝文帝的决定说明，这个时候的北魏已自视为高举中华文化火炬的正统王朝，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政权的合法性都被否定。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彻底的汉化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

首要任务是迁都。北方汉人认庙不认神，你把国都放在僻处北疆的平城，顶多就是个坐大了的胡人国家，只有定鼎河、洛，追随汉、晋那样的大一统王朝，才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迁都是大事儿，哪能说迁就迁，孝文帝深知鲜卑贵族们顽固守旧的特点，如若草率宣布迁都，肯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对，甚至会造成朝中的分裂，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要做成大事，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萧赜北伐的传闻给了他契机，一条计谋在他心中酝酿成熟。这一天，他宴请群臣，忽然装作心血来潮，请身边的太常卿卜卦，一把算下来，碰上了易经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孝文帝激动地说：“这是好兆头，我们应该像‘汤、武革命’那样顺应天意，讨灭不臣！”

大臣们不知皇上今天发了什么神经想“干革命”，都不敢说话。孝文帝的堂叔、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可看不下去了，他以为皇帝年轻气盛，考虑问题不周，劝道：“‘革’的意思是要变天，我大魏奄有中土，要征讨不臣，却碰上‘革’这么个卦象，恐怕不吉利吧。”

孝文帝脸色一沉：“社稷是朕的社稷，任城王你想动摇军心么？”

拓跋澄争辩道：“社稷诚然是陛下的社稷，但臣也是社稷之臣，岂可知危而不劝阻呢！”

孝文帝怒气未消，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久，才缓缓说了一句：“彼此各言其志，朕不计较了！”

群臣目睹这一幕，谁还敢开口发言？宴席结束，大家就无声无息地散去。孝文帝单单留下了拓跋澄，来到后室，轻声对他说：“刚才的事，叔父万勿计较！我的态度之所以那么严厉，就是吓唬一下而已，不想让文武百官来阻挠我的想法。实话实说，举兵南征是假，迁徙国都是真。现在的国都平城面对北方大敌（指柔然），是用武之地，而非文治之城。叔父你接受的也是儒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想要推行汉风汉俗，在平城这个地方是没前途的，只有把都城迁到中原去，才可以有所作为。叔父以为如何呢？”

拓跋澄恍然大悟，愁脸顿时成了笑脸，说：“陛下迁都中原，此乃周、汉兴盛的根本啊，我拓跋澄举双手赞成！”

孝文帝又说：“可是北方人的脾性你也知道，到时候闹起来，也不好收拾，你看怎么办？”

拓跋澄信心十足地答道：“迁都是非常之事，自非常人所能虑及。只要陛下打定主意，那些没远见的人能有什么作为！”

孝文帝大喜，夸赞道：“任城王真是朕的张子房啊！”

就这样，太和十七年的六月，孝文帝下诏亲征，并在黄河之上铺设浮桥，为大军渡河做好准备。看这架势，很多人都联想起曹操的赤壁之战和苻坚的淝水之战，生怕孝文帝再蹈覆辙，秘书监卢渊特意上表请求不要亲征。孝文帝不听，率领步骑三十万，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方进发。

说起来也是天意，大军从平城渡过黄河抵达洛阳，一路上尽是小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北魏的将士一个个疲惫不堪，全无战心。在洛阳停留几天后，孝文帝又下令前军出发。大家根本就不愿意再走，纷纷懈怠起来。

孝文帝也不说话，自个儿穿上戎装，手执马鞭，跳上战马，就要出城去。抱怨不已的大臣们见此情景可傻了眼了，莫非皇上真的疯了么？他们赶紧追上前去，围在孝文帝的马头，呼啦啦跪倒一大片。

孝文帝故作惊讶状，问道：“大军将进，你们这算是什么意思？”

尚书李冲等人说：“今日南征之举，天下人所不愿，唯独陛下一意孤行；陛下孤身出行，到底想去哪里？臣等知道劝不住陛下，现在只好以死相争！”

孝文帝大怒，说：“朕正要一统天下，你们几个儒生，怎么这么不懂事，真是坏朕大事。再要说话，休怪朕的刀剑不客气了！”说着一挥鞭，冲出重围，就要继续往前走。

安定王拓跋休等老一辈宗室吓坏了，抱住孝文帝的马匹就放声大哭。泣声惨烈，孝文帝的戏也不忍心再演下去了，他叹了口气，对眼前的众人说：“哎，这次兴师动众，如果就这么半途而废，一无所成，如何向后人交待呢？要么这样吧，朕世居北方，既然不南征了，那就把国都迁到这里，你们看如何啊？”

一群人还在犹豫，孝文帝装起不耐烦的样子，说：“啰里啰唆，成何体统，同意迁都的站在朕左手边，不同意的站在右手边。”

话音刚落，拓跋澄就领着不少大臣跑到了孝文帝的左手边，但拓跋休等几个人还是老大不愿意地挪到了右边。

南安王拓跋桢乘机进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陛下只要停止南下，迁都洛阳，就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

孝文帝哈哈大笑，群臣高呼“万岁”，几个守旧人士明白胳膊拗不过大腿，又怕孝文帝南征，只好听从孝文帝的命令，一起商议迁都的事宜。

李冲建议孝文帝先回平城，等下面的人准备停当，再搬到洛阳来。孝文帝笑道：“无妨。朕将巡行各州各郡，在邺城等地驻留一段时间，这个节骨眼上不宜马上回平城。”

他命拓跋澄打头阵，先返回平城，对留守的官员们做思想工作，组织他们迁都。临行时勉励他说：“今日之事，才正应了那个‘革’卦，王爷努力为之！”

孝文帝在邺城呆了半年，才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回平城，说服为数不多的老古董们。

燕州刺史穆罴说：“如今四方未定，不宜迁都，而且到了河南那边，可就没马了，怎么打胜仗啊？”

孝文帝说：“我们去了洛阳，又不是放弃燕、代了，把这里改成专用的马场，不是更好吗？何愁没有马呢。而且平城这个地方在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啊。”言语间自己俨然中原帝王的样子。

尚书于果又说：“臣明白平城没洛阳那边好，可是先帝创业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居乐业，一旦南迁，大家一定不会开心呢。”

孝文帝说：“称霸天下者，以四海为家。咱们的远祖，僻处漠北，当年昭成帝（拓跋什翼犍）迁都盛乐，道武帝（拓跋珪）又迁都平城，这迁都的事情也不止做过一次。朕为何就不能迁呢？”

大臣们实在争不出什么道理了，只好嘀咕道：“迁都大事，应当卜个卦算算吉凶。”

孝文帝不以为然：“卜卦是要圣人来做的，我们今天没有圣人。更何况卜卦用来决疑，迁都之事，无疑可言，不必再卜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异议也没市场了，孝文帝终于凭借智慧与舌辩，完成了迁都洛阳城的这项壮举。中华文明兴盛的新一轮曙光，在洛阳宫殿的檐角之间，隐隐显现。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四、一岁三号乱齐廷

迁都洛阳，只是孝文帝汉化计划的第一步。按照孝文帝的既定方案，接下来所要做的是循序渐进地推行汉化改革制度，待得时机成熟，便以正统皇朝的姿态去扫平尚未归附的南朝余孽，一统华夏。然而就在此时，南朝内部的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使得齐魏之间的一场大战提前到来。

齐武帝在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的北伐大计还没实施，他自己就一病不起。皇帝的后事摆上了台面，这时候的形势称得上是微妙之极。

为什么这样说呢？问题出在立储上。如果权力正常交班，那么接替皇位的就是三十六岁的太子萧长懋。总体来说，萧长懋还比较让齐武帝萧赜感到满意，他晚年着意培养太子，将很多尚书省的具体事务都交给萧长懋去处理，一方面观察他的处事能力，一方面也提高他的威望。不过萧长懋也有他的缺陷，与祖父、父亲的节俭截然相反，他崇尚奢靡，喜欢大兴土木，因为此事也挨过父亲的骂，后来虽有收敛，终究性情难改。可以想见，即便一切顺利，萧长懋做上皇帝，他也很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南齐的状况大约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惜老天爷连个机会都不给他，永明十一年新年刚过，萧长懋就得了重病，老爹还没死呢，他先死了。这下可就把储位给空出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萧赜非常为难。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其他的儿子中挑选德才兼备者立为太子；另一种就是按照立嫡长的原则，把萧长懋的嫡长子立为太孙，以为皇储。萧赜有二十三个儿子，真正有资格当太子的，其实只有嫡次子、竟陵王萧子良。

萧子良执政经验丰富，萧赜守湓口时，他就是得力助手，以后又在地方上做官。南齐建立后，他多次上疏陈述政见，虽然不是所有的见解都被皇帝采纳，但却深得宠爱。而且，萧子良把许多有才华的人都招揽到府中，探讨学术，颇得人心。萧长懋死后，很多人都认为萧子良是太子的不二人选。万万没有想到，萧赜偏偏青睐第二种选择，不立太子而立了年轻的太孙，萧长懋的嫡长子南郡王萧昭业成为皇位的接班人。

翻遍史书，我们很难找到萧赜做出如此选择的真实原因。唯有的两点可能性是，萧昭业人长得帅，《南齐书》说他“少美容止”，写得一手好字，谈吐不同寻常，祖父自然是疼爱有加，在南北朝那个容貌风度至上的年代，外表上的出类拔萃就是最大的优势，不要说做皇帝，就是做官也是相当重要的。另外呢，他也年轻，对于皇位的稳固性是有好处的。人算不抵天算，萧赜没料到，萧昭业是个典型的“绣花枕头烂稻草”，把江山交给他，可以说是既害了江山，又害了他。

立嫡、立长还是立贤，这从来就是让封建帝王头疼不已的大问题。晋武帝立嫡长，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刘宋也是遵循立嫡长的原则，结果每换一次皇帝都要经历一回大洗牌；拓跋焘武功盖世，因为立子还是立孙的问题没处理好，自己送了性命，还差点让帝国倒了台；后来梁武帝吸取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太子去世后不立太孙，而改立别的儿子，还是躲不过厄运，碰上侯景之乱，帝国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克定四方，也在这上头栽了跟头，立皇太孙而使帝国陷入内战。唯一还算顺利的一次权力交接，似乎是元世祖与其继位者元成宗（两者为祖孙关系），可叹又是个外族政权，而且元朝的运祚也并不长。无数前人血泪的教训告诉我们，皇帝的家事，乃是天下第一难事，也是治乱相关的第一要事。

皇太孙刚立完，萧赜就不行了。病榻上的他反悔起来，可能又有了改立萧子良的一丝想法。他下诏让萧子良入殿侍药，萧子良以萧衍、范云两人为左右日夜，在殿内侍候（萧衍出场了啊）。

萧赜的犹豫不决对各方而言都是一种煎熬。起草遗诏的中书郎王融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萧子良的赏识，有意拥立萧子良。他的做法是，乘着萧赜弥留之际，自己起草一份遗诏，写明将皇位传于萧子良。起草完毕，他穿上军装，站在中书省的门口拦截太孙东宫的卫队。

秘密不知怎地就让萧衍和范云知道了，政治敏感性极强的萧衍悄悄对范云说：“宫内要出大事，王融不是什么济世之才，我们只管坐视其败。”

范云说：“王中书是忧国忧民啊！”

萧衍嗤之以鼻：“忧国忧民？他是想做周公、召公呢，还是想做竖刁（齐桓公晚年的三奸之一，齐桓公死后导致齐国内乱）啊？”说得范云答不上来。

就在王融自以为计策成功的紧要关头，萧赜忽然苏醒了过来，随口问左右：“皇太孙在哪里？”王融的假诏书就拿不出手了，只好说萧昭业在殿外守候。萧赜便让太子带着东宫卫士入殿，然后也用不着王融写诏书了，直接当面授意，太子继承皇位。政事呢，则由他的堂弟（萧道成二哥萧道生之子）西昌侯萧鸾与萧子良共同辅佐。这又是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冷门，萧鸾本人在这背后究竟做了多少手脚，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依我猜来，这很可能又是各派权力平衡的产物，并且是萧子良默许的。

萧昭业在这场戏上表现得很抢眼，他声泪俱下，感人心脾。萧赜紧紧抓着他的手，说道：“不必哭了，若是想念你爷爷，那就应该好好干！”

说罢，萧赜自以为放心地咽了气。王融还想做垂死挣扎，下令让萧子良的兵士守卫宫门。好不容易得掌大权的萧鸾岂会错过良机，他以先帝敕令的金字招牌一路畅通无阻地冲入大殿，扶立萧昭业即位，命左右将萧子良搀扶出去。大殿上群臣都被萧鸾的气势震住，没有一个敢发表不同意见。

于是，齐武帝遗诏中的两人辅政被萧鸾实际一人执行，就成了一人辅政。萧子良做了太傅，竟没有什么实权可言。支持萧子良的王融不久就被下狱赐死，萧子良自己都是朝不保夕，哪里还敢出手相救。（由此也可看出萧子良的所谓有才，其实只是以为臣的角度而言。他要是继位，多半也是个懦弱之君，早晚会败在势如虎狼的叔父兄弟的手中）萧子良也“识相”，仅过一年，就在惶恐与担忧中病故，在乱世之中，这就是最好的下场。

萧昭业和萧鸾都乐于接受萧子良的死讯，下面就是他们两人的决斗了。

萧昭业基本上是刘劭、刘昱和刘子业的合成版（也不排除史官为抹黑废帝，参照以前的模板所生成的新版本暴君模板）。他与刘劭一样，招了个女巫玩巫蛊。比刘劭运气好，他的巫蛊行为没被发现，先是咒死了父亲，后又咒死了祖父，一年之内就完成了一个小王爷到皇帝的迅速转变。此人仪表堂堂，却全无良心。父亲死了，他给正室何妃的信中写一个大大的喜字，周围又画上三十六个喜字以作庆贺；祖父死了，他招呼宫中的乐师舞伎奏乐表演，得意得喜不自禁。

玩乐方面，他与刘昱一般无二，喜欢带着左右亲信四处游走，还喜欢跑到他父亲的坟地里去玩赌博游戏。玩得爽，就赏，反正是国库的钱，用着不心疼。每次看着钱，他还要感叹一番：“从前想你的时候一个子儿都得不到，今天还不是用你没商量？”武帝留下的库钱上十亿万，也经不起萧昭业这么恣意挥霍，不到一年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宫里的各种宝贝器物，更是被拿来又扔又摔的耍子，聊博千金一笑而已。

荒淫方面他远追刘骏、刘子业父子，与祖父宠幸过的霍妃私通，将她改换名姓，称为徐妃，重新纳入后宫。他的皇后何氏同样荒淫，萧昭业的亲信杨珉是小白脸，帅得掉渣，她就整日里与他厮混，甚至同床共枕。她伺候萧昭业的功夫也是一流，以至于萧昭业被她弄得服服帖帖，对她的淫乱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萧鸾对于这一切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早有意篡位，便拉拢萧昭业的亲信、同是宗室的萧谌和萧坦之，争取他们的支持。他先拿杨珉开刀，向萧昭业奏明情况，要诛杀杨珉。何皇后泪流满面央求：“杨郎年少英俊，又没罪，怎么可以枉杀！”萧昭业一脸愁容，身边的萧坦之早得了萧鸾的好处，耳语道：“外头都知道杨珉和皇后的私情了，事情都闹大了，怎么可以不杀？”萧昭业这才勉强同意。一会儿又反悔，怎奈脑袋已经搬家，于事无补了。

萧鸾继续施压，过了几天又要求诛杀萧昭业宠幸的太监徐龙驹，罪名是祸乱朝政。皇帝也没法子，人家是辅政啊，心中可是恨透了这个堂叔祖，暗中与中书令何胤密谋，准备除掉萧鸾。萧谌和萧坦之生怕祸及自身，想来想去觉得萧昭业没前途，彻底投靠了萧鸾。两边的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七月，萧鸾在做通了政治思想工作后，先派萧谌入宫清理萧昭业的左右亲信，然后率领左仆射王晏、丹杨尹徐孝嗣、萧坦之等人入宫废君。

萧昭业正在内殿之中，闻听外面有变故，赶忙密令萧谌来救，同时将内殿房间全部关闭。才一会儿工夫，萧谌就带着兵士进了内殿，不过不是来救他的，而是来杀他的。萧昭业情知不妙，逃到徐妃的房中，拔剑刺脖子。手一哆嗦，没死成，冲进房中的萧谌立即制止，并给他包扎，命人抬出殿去。

侍卫们本想保卫皇帝，萧谌一摆手，说：“我的目标不是你们，你们不必动手！”再一看从殿中出来的萧昭业，面如土色，一句话都不说。侍卫们见此情景，便没了抵抗的斗志，眼睁睁地看着萧谌的左右将皇帝架走，引到殿外西头的夹道隐秘处。

萧昭业玩了不足一年，即被斩杀，其余宠妃也一同被杀。萧鸾假传太后手谕，废萧昭业为郁林王，迎立萧昭业的二弟、新安王萧昭文，改元延兴。

萧鸾凶残胜过萧昭业百倍，大权独揽仍不放心，几个月中又以谋反为罪名，连续诛杀齐高帝的七个儿子、齐武帝的五个儿子。才平静了十来年的南朝，仿佛一瞬间又回到了刘宋末年的自相残杀状态。杀戮告一段落，萧鸾认为威胁已除，便于同年十月废萧昭文为海陵王，自立为帝，改元建武，这就是与宋明帝一样凶残不“明”的齐明帝。齐明帝认定凭借杀戮可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殊不知如此残暴不仁不但给后世留下口实，也给了迁都南下的北魏一个征伐的借口。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五、崔庆远不辱使命

魏孝文帝拓跋宏当然不愿意错过这个南征的良机。萧鸾称帝后仅一月，他就以南齐废立幼主为名，与大臣们商议大举用兵之计，这是孝文帝的失策之处。

萧鸾废帝并大杀宗室是在北魏的太和十八年的秋冬时分，同年的春天，孝文帝刚刚在平城说服最后的一批顽固派，开始迁都。也就是说，整个北魏帝国还处于迁都的动荡之中，内部问题没有理顺之前，对外发动战争并不明智。正如一年前孝文帝在洛阳所说，迁都和战争，两者必选其一，选择了迁都，那就不该立即再选战争，孝文帝似乎过于性急。

性急的原因可能还来自南方的一则未知真假的“好消息”：驻守江北重镇襄阳的雍州刺史曹虎派遣使者向北魏请降。孝文帝认为占领襄阳后，扫平江北不在话下，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象。

曹虎虽然派了使者，却没有派遣任何人质以表明诚意。尚书卢渊当时就不愿意接受孝文帝交给他的任务，率领前锋军队去襄阳接应曹虎的降军。他指出：“曹虎恐怕会是三国时诈降曹魏的周鲂第二。”老臣高闾也上表说：“迁都洛阳还没多久，曹虎既然不派遣人质，肯定没有诚心投降，我军不宜轻举妄动。”

两人的意见孝文帝都没听，他坚持要打南齐，兵分四路，向两国交界的襄阳、义阳（今河南信阳北）、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南郑（今陕西汉中东）进发。自己也在洛阳积极准备，意欲以主力御驾亲征，并下诏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恢复三年的租赋。

曹虎那边却真的没了下文，连使者都不再派了，本来计划好的里应外合眼看要成了北魏的单方面军事行动。孝文帝召集群臣商议大军是走是留，意见极不统一。孝文帝一摆手，说：“你们也不必争论了，我看不妨来一场辩论。任城王（拓跋澄）、镇南将军（李冲）两位赞成留下，朕赞成出兵，这细论一番，哪一方说得有道理，就听从哪一方的意见。”大家听说皇帝要与大臣举行辩论赛，还真是新鲜事，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李冲先开口说：“臣等以为迁都才未停当，人心思安；齐国的内应又不知底细，还是不动为好。”

孝文帝笑道：“曹虎是否真降都无妨我们出兵。若他是假投降，朕巡抚淮水南北，访问民间疾苦，让老百姓知道天下君德在北而不在南，他们自然会心向北方；若他是真投降，现在不去接应，那就会错过时机、丧失人心，也坏了朕广布恩德的大计。”

拓跋澄又说：“曹虎不派人质，使者又不再来，其中必定有诈。如今北方南迁之民历经千辛万苦，扶老携幼，新到洛阳，心里想的可都还是故土（这是说中了问题的关键）。这些人没有房屋可住，没有石米可食，更何况冬天快要过去，春天即将到来，正是需要大批百姓耕作的时候。我们却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手持兵器，走上战场，这样的军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而且我们的前锋军队已经推进，说不上不接应曹虎。如果他下的降书是真，等我军攻下樊城、沔水（即汉水），陛下再车銮跟进，也不嫌晚嘛！轻率进兵，上下疲劳，空行空返，恐挫天威，反而长了齐国的气势，这可是下下策！”

两方争辩进入白热化，司空穆亮却出人意料地发表了意见，支持孝文帝的观点，后面那些公卿便随之附和。拓跋澄气愤地说：“穆亮啊穆亮，从前不同意皇上南征的，就是你们这批人，现在怎么却对皇上这么说？表里不一，欺瞒谄媚，太不像话了！”

李冲在一旁对孝文帝道：“任城王是忠于社稷哪！”

孝文帝不以为然，说：“任城王的意思，听朕话的就是奸佞，不听朕话的难道都是忠臣？所谓的小忠，正与大忠相对！”

拓跋澄不服，还辩道：“微臣愚钝，我的小忠就是要全心全意为国谋利，不知道陛下所谓的大忠应该怎么做呢？”孝文帝还是不听这位他曾誉为“朕之子房”的“忠臣”，下令兵发洛阳，大军开往边境重镇悬瓠。

一年前在计迁洛阳之中表现得从容不迫的魏孝文帝，一年之后就变得这么急躁冒进，连当初完全支持他迁都的拓跋澄、李冲的话都置之脑后，看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正体现了同一问题上君臣之间的差异。对任城王拓跋澄而言，迁都之后最重要的自然是安定，要想安定，自然得避免战争，所以要让南迁之民重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去，慢慢淡忘对故土的思念。孝文帝所要考虑的，是整个帝国的百年大计，那就不可能只专注于做好一件事。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尽快让国民意识到南迁的好处。洛阳离淮水并不远，如果能借此尽取江北诸郡，并让汉、胡（鲜卑）两方进一步融合，那么他的后续汉化措施必将阻力大减，否则，他的统治时刻都潜藏着危机。当年苻坚力排众议，坚持要灭东晋，核心思想与孝文帝是类似的。所以说，南征这一选项本身并不错，需要商榷的其实是时机问题，换而言之，在这个时候劳师动众，是否值得？

（“自古君王多寂寞”，孝文帝的决策或对或错，我们今人大可评说，然而从孝文帝的那一席感叹中，我们却也读出了雄才大略背后的些许寂寞与无奈。）

南朝自从宋明帝丢了淮北四郡后，重新迁置了州郡治所。江北的几个大州中，徐州的治所在钟离，司州的治所在义阳，豫州的治所在寿阳。孝文帝的攻略是，徐州刺史拓跋衍攻打钟离，大将军刘昶与平南将军王肃进攻义阳（这是一对恨南齐入骨的难兄难弟，刘昶乃前朝宗室自不必说，王肃的父亲王奂曾是南齐的雍州刺史，因为擅用职权杀了长史刘兴祖，一家老小被齐武帝诛杀，唯有王肃逃出虎口投奔了北魏），自己则率大军经由悬瓠，主攻寿阳，另外，由于曹虎没有真正投降，只好命令进攻襄阳的卢渊与城阳王拓跋鸾一起改而攻打雍州重镇赭阳（今河南方城东），意图夺取南齐粮仓以充军用。

钟离和义阳的两路先后受挫。齐明帝萧鸾派在徐州、司州两地的刺史都是萧氏宗族，徐州刺史是刘宋大将萧思话之子萧惠休，司州刺史则是萧谌的哥哥萧诞。两人的策略都是严守拒敌，萧惠休还多次出城反击，打得拓跋衍毫无脾气。

孝文帝的这一路如一个世纪前的苻坚一样渡过淮水，兵临寿阳。魏军号称三十万，实际上大约也就十万左右。孝文帝登上八公山，并派人到城里传话，要会一会南齐的守将。

守卫寿阳的是萧鸾之侄、豫州刺史萧遥昌，他派遣参军崔庆远与朱选之出城会见拓跋宏。一场南北君臣舌战在寿阳城外展开。

崔庆远并没有被旌旗招展的北魏大军吓倒，进到拓跋宏帐中，他就首先“慰问”：“旌盖飘摇，远涉淮、泗，未免太过辛劳了？”

拓跋宏道：“我军将士如龙腾虎跃，倏忽间已过千里，经过的路途并不远，算不得辛劳。”

崔庆远听出对方话中的火药味，便说：“当年楚王曾问率领诸侯的管仲：‘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今天我也想问问魏国兴师动众，究竟是何原由？”

拓跋宏答道：“当然是有原因了。你是想要我给你们留点面子呢，还是直言斥责啊？”

崔庆远一脸不屑：“足下本居北方，我也不懂您为啥前来，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

拓跋宏就问：“好，那我就有什么问什么了。你们齐国的皇帝为什么废立啊，有先例么？”

崔庆远慨然应道：“废昏立明，自古如此。我们皇上与先皇武皇帝名为堂兄弟，情同鱼水，武皇帝临终托以后事。嗣君荒淫无道，才被废掉，群臣执意请求，皇上才登极为君，有何疑惑？”

拓跋宏又问：“既然如此，那齐武帝的子孙在什么地方？”

崔庆远答道：“七位藩王乱国，已经像周朝的管叔、蔡叔一样被诛杀了。其余二十几个藩王，要么在朝内为官，要么在地方上任职。”

拓跋宏见崔庆远对答如流，欣赏他的气度，命左右给他看座设酒。接着拓跋宏又问：“既然如此，你们的皇上为何不立近亲，学习周公辅佐成王，而要自取皇位呢？”

崔庆远说：“成王的品行高尚，周公才辅佐他，可是今天朝中近亲没一个比得上成王，所以不可以立。霍光不也立了远亲宣帝，而不立近亲吗？”

“要是这么说，霍光当初要是自立为君，还能做忠臣么？”

崔庆远冷笑一声：“您这个比喻可不恰当，应该说立或者不立宣帝有什么区别。当今皇上正可与宣帝相比，哪里是霍光比得了的？按照足下的逻辑，那么武王伐纣，为什么不立微子并辅佐他，而要自己称王，贪图天下呢？”

拓跋宏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顿时缓解。他说：“朕是兴师问罪来的，听你适才一席话，十分受用。”

崔庆远点头道：“古人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才是圣人的军队。如今两国重修旧好，岂不是很好么？”

拓跋宏问他：“你是希望朕与贵国和好呢，还是不希望？”

崔庆远答道：“和好则两国交欢，人民幸福，否则两国交恶，生灵涂炭。和与不和，只在足下一念之间。”

崔庆远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在这次交锋中舌战魏孝文帝，不辱使命。崇尚汉文化的孝文帝又是钦佩，又是嫉妒，下令厚赏崔庆远等人，放他们回城。孝文帝明白在寿阳城讨不到便宜，只好挥师东下，增援钟离。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六、孝文帝汉化改制

钟离的形势也没有半点好转。齐明帝担心防御吃紧，先期派了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带兵救钟离，与魏军对峙。魏军在行军中遭遇疾疫，孝文帝的妹夫、冯太后之侄、司徒冯诞也身患重病，死于军中（冯诞的死还是外戚冯氏迅速失势的开端，待下文再讲）。北魏尚未开战，先损大将一名，士气异常低落。即便在孝文帝的全力指挥下，钟离依然久攻不下，魏兵死伤惨重，孝文帝无奈将主力调至淮水中的小岛邵阳洲上，修筑城堡，又在与之相对的淮水两岸分别筑城，以期全方位截断南齐增援路线。都督徐州一带战事的是萧坦之，他派裴叔业猛攻岸上两城，迅速将其拿下，魏兵纷纷逃命，乱军中淹死、踩死的不计其数。

孝文帝亲眼目睹魏军败相，意识到在淮南仍难立足，他采纳高闾、陆睿的建议，放弃进攻计划。为了避免重蹈苻坚覆辙，他命前将军杨播率领三千步兵和五百骑兵在淮水南岸布阵殿后，抵御齐军的进攻，然后才敢以大军从容北渡淮水。

杨播是此役中的唯一亮点。时值春天，河水满涨，南齐军水陆并进，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杨播命令部下排成圆形阵势，阻止齐军追击，并率领将士冲锋陷阵，将重重齐兵杀得尸横遍地，心惊胆寒。眼见得大军已渡，河水稍退，杨播带上剩下的三百骑兵，挥舞手中兵器对着南齐的舰船大喊：“我现在要渡河了，能战之人只管上来！”南齐军队竟然没有一个敢动一动，目送着杨播渡过淮水，扬长北去。

其余几路进攻同样毫无进展。义阳、南郑两路的魏军陷入艰苦的攻城战，终于因为后继不足，难以维持，只好撤退。赭阳方面则更糟糕，拓跋鸾手下的几员战将相互间协调不力，卢渊、韦珍想要通过暂时休战寻找机会，李佐则与他们相反，日夜进攻，死伤不少。南齐援军来到，对魏军发动总攻，李佐单军迎战，大败，其余魏军各自溃逃，被齐将垣历生一一击破。此战令孝文帝大为恼火，他降了拓跋鸾的爵位，又将卢渊、李佐、韦珍削爵为民，这是北魏与南朝作战以来最重的一次军事处罚。

第二场魏齐大战（又称淮汉之战）以北魏进攻失败而告终。痛定思痛，孝文帝决定回归正轨，将一度中断的改革计划推行下去。改革的精髓是，要由外而内地改造鲜卑人。

大举进攻南齐之前，孝文帝就发布了一道诏书，禁止官吏、百姓着胡服。这道禁令显然是针对鲜卑为主的胡人的，大家穿惯了民族服装，可不习惯一下子换成汉服，何况很多武将出身的鲜卑统治者骨子里看不起汉人。于是大家私底下都骂孝文帝背弃祖宗，怨声载道。

不满的声音传到孝文帝耳中，他明白，是向群臣摊牌，以讲明改革习俗重要性的时候了。在这位“鲜卑种汉人骨”的皇帝的眼里，汉化的好处实在是明摆着的：一是承接正统，不再是老百姓眼中的夷戎，从而使统治稳固；二是促进经济，以农耕文化取代游牧文化，在当时就等同于先进取代落后；三是消除矛盾，从制度上来消除汉人与胡人之间的界限与隔阂。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大会群臣，忽然问道：“众卿是希望我大魏与商、周一样呢，还是连汉、晋都比不上呢？”

皇弟咸阳王拓跋禧马上说：“臣等愿陛下超越从前的君主！”

孝文帝又问：“那你们觉得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啊？”

拓跋禧回答道：“臣等愿陛下朝政日新！”

孝文帝笑道：“那是希望止于朕一身而已，还是希望传于子孙后代啊？”

拓跋禧说：“当然愿我朝千秋万代了！”

孝文帝就对群臣说：“既如此，朕自当发布诏令改革汉俗，你等不得违背。”

穆泰、拓跋丕、陆叡几个鲜卑老臣在旁边开始嘟哝起来，说：“我们鲜卑人一向骁勇善战，起于代北，而建都平城。现在迁都洛阳，一些百姓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已经有不少人患病；如再改革汉俗，恐怕要亡族亡国了！”

孝文帝眉头一皱，就问仆射李冲等人：“诸卿有何见教？”

李冲本是汉人，自然大力拥护全盘汉化，盛赞改革汉俗的英明之处。以拓跋禧为首的年轻皇族也一力支持，说：“上令下从，谁敢违反！”

孝文帝这才点点头，说：“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这哪里还是胡人皇帝，活脱脱一位满嘴“子曰诗云”、摇头晃脑的老先生哪！）现在朕就下令，废除北语（即鲜卑语），改说汉语正音。三十岁以上的人，口音很难一下子改变，允许慢慢来；三十岁以下的人，和在朝廷上的人，不可再像从前那样说北语。如有违背，当即降黜。众卿以为如何？”拓跋禧等人立即拥护，穆泰等老臣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可众寡不敌，只好依了大流。

于是，孝文帝从这年开始连续发布改革令：禁止在朝中使用北语，违者免官；改革度量衡，使用汉朝的尺、斗，并铸造货币“太和五铢”，结束了过去没有货币的历史；学习春秋鲁人制定圜丘祭天之礼；在洛阳兴办学校；规定丧葬礼节，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就地在河南埋葬，不得回葬故里。

次年，孝文帝下诏：“北人称土为拓，后为跋。魏的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所以为拓跋氏。土乃万物之元，现改姓为元（从此以后我们把拓跋氏一律改称元氏）。诸功臣旧族，不少姓氏十分繁复，分别改为汉姓。”鲜卑的复姓多取其中的一个音节，改为汉族的单姓，比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这八个姓自建国以来一直功勋显著，位极王公，被定为鲜卑大姓。

为了与南朝汉人门族制度接轨，孝文帝又将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四姓定为北方汉人的四大姓，将这几家的女儿纳入后宫。他自己“以身作则”，将李冲的女儿召入后宫为夫人，并指定自己的六个弟弟分别娶四大姓以及陇西李氏（即李冲一族）的女孩为妻。这一招虽有包办婚姻之嫌，但却大大有利于鲜卑政权品定姓族，并与汉人士族全面融合。（可见所谓的民族融合，在起初的时候也非全是出于自愿。漫漫历史长河中，很多人的命运都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对个体而言，或许尤为痛苦，但对民族文化而言，却可能功及后世。）

齐整清流经过魏孝文帝几番“手术”，获得初步成功。耐人寻味的是，汉人与鲜卑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减小的同时，北魏内部却由于人为划分士族寒族，出现了另一种社会阶层的分化，以至不出三十年，北魏就陷入了完全的分裂。我们可以这么说：“北朝盛于孝文帝，也亡于孝文帝。”历史的悖论。

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他的太子元恂却打心里头不赞成。原来元恂与孝文帝截然相反，不喜欢读书，人又长得肥胖，在平城的草原上骑骑马还比较适合，跑到黄河以南的洛阳，可就犯了愁咯。到了夏天，他就热得受不了，一心想着要回旧都。孝文帝赐给他汉服，他却只在公开场合穿上摆摆样子，回到东宫府就换回以前的胡服。东宫府中庶子高道悦屡屡语重心长地劝说，他不但不听，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到嵩山祭祀，元恂负责留守洛阳。他与左右商量好，备了一匹快马，杀掉眼中钉高道悦，准备连夜跑回平城。

洛阳城中的领军元俨觉察到元恂的行动，立即关闭了城门。元恂没法出城，又回到东宫。尚书陆琇密告孝文帝，孝文帝大惊。得知城中局势暂时已经安定，他也不作声张，照常完成祭祀回到宫中，命人逮了太子带到身前，劈头就是一顿狠骂，然后与元禧等人轮流棒打太子，打得太子皮开肉绽，几乎昏死过去，才让左右将奄奄一息的太子扶走。

过了几个月，孝文帝的怒气稍稍消了一点，便召集群臣商议废太子之事。太子太傅穆亮等人都不同意，脱了帽子磕头求情。孝文帝想了想，说：“众卿求情，所为私事，我讨论的，是为国事。古人云：‘大义灭亲’。如今元恂竟敢违背我的命令，想要叛据北方。这是目无君父，岂可饶恕？！若是饶了他，乃是国家之祸，只恐我身后，魏国也会有永嘉之乱！”下令废元恂为庶人，立次子元恪为太子，并派兵将元恂软禁。元恂的遭遇与以前宋国的刘义康一模一样，不久后风传有人要谋反拥立他，孝文帝不放心，一杯毒酒，赐他自裁。

元恂被废后，以穆泰为代表的反对改革派并没有善罢甘休。冯太后当年曾一度想废掉孝文帝，穆泰死命劝谏，才使冯太后回心转意，所以孝文帝一朝他本来是十分受宠的。现在大批鲜卑贵族对改革不满，都找到穆泰，想要变天出头。

穆泰、陆叡等人暗中策划拥立皇叔阳平王元颐为帝。元颐倒是个明白人，表面上答应了穆泰，私下里派人向孝文帝报告。孝文帝请出有病在身的任城王元澄，一举拿获穆泰、陆叡及其同党，并全部处死。这一回合的打击之后，反对改革派的势力几乎灭亡，孝文帝的怀柔、铁腕两手措施显示了威力。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七、内外鏖兵

孝文帝在颁布诏令改革风俗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冯太后时代实施的三大制度。到了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六月，他觉得内部重新整顿得差不多了，就下令调集河北的冀、定、瀛、相、济五州二十万兵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并以最得力的一个弟弟彭城王元勰都统主力，大举攻打南齐。魏孝文帝与齐明帝之间的第二次较量开场了。（魏、齐之间一共三场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即萧道成篡宋后发生在寿阳的大战，第二次是太和十八年至十九年的淮汉之战，第三次便是此战。此战也是两位皇帝之间的最后一次较量。）

北魏的进攻重心是中路的雍州，经过前一番较量，齐明帝也明白扼守中路的重要性，他命直阁将军胡松与军主鲍举两路军马分别援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和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守卫赭阳和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

北魏一边，荆州刺史薛真度（薛安都的从弟）在大军集结之前就出兵攻打南齐的南阳，被南阳太守房伯玉击败。南阳不过是淮南江北的小小一郡，抵抗竟如此顽强，使魏孝文帝耿耿于怀。大军南下后，他留诸将主攻赭阳，自己则领兵南下，攻打南阳的郡治宛城（今河南南阳）。

房伯玉的策略是放弃外城，关闭内城严守不出。魏军虽然轻松攻克外城，却拿坚固的内城一筹莫展。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到城下劝降，说：“我军这次南征，与往时不同，不攻城略寨那是不会退军的，所以阁下的宛城早晚都得攻下。长则一年，短则一月，请阁下好好思量，封侯还是杀头，只在一念之间。细细追究，阁下已有三罪：先朝为齐武帝之臣，蒙受恩宠，却不能尽忠全节，这是第一罪；薛真度来攻城，你将他打败，这是第二罪；如今天子亲自驾临，你还不面缚投降，这是第三罪。有此三罪，还不快快献城？”

房伯玉心说，无理都给你说成有理了，还像话么，就叫军中的副手乐雅柔登上城楼答话：“既然你们要来攻城，那就用心打吧。我房伯玉地位卑微，有幸对抗大驾，死得其所！我虽蒙武帝厚恩，不敢忘怀，但嗣主无道，当今圣上即位，也是尊奉了武帝的遗敕；所以我也是尽节。薛真度入寇，扰乱边民，所以我让手下将士好好教训了他一顿。我这也是尽职尽责，算不得有罪。”

孝文帝见劝降不成，便率军在城边巡视，以寻找战机。不想房伯玉先设一着，在城外的桥下埋伏了几名敢死队员，身穿虎斑衣，头戴虎头帽。孝文帝的小队人马经过时，这些人忽然跳出来发动袭击，孝文帝连人带马吓个半死，幸好运气不错，没有受大伤。左右神射手立即来援，射死南齐伏兵，才救得皇帝一条性命。

孝文帝惊魂初定，抬头看去，宛城城头的齐兵士气高涨。他被迫改变计划，留下咸阳王元禧继续攻打宛城，自己则带上一部兵马继续南下，攻打新野。

新野也不是软柿子，太守刘思忌据城抵抗，魏军攻势毫无进展。孝文帝下令在城外筑起长长的围墙，以作长期打算，并向城中放话：“房伯玉已降，你何必死脑筋独守一城呢？”

刘思忌当即答复：“城中的兵力和粮食还多得很呢，还没工夫听你这小小胡虏的话！”

此时的兵力形势是，北魏的数十万步骑兵分散在南阳的赭阳、宛城、新野等几座城外连续猛攻，而各城之中的守兵不过数万，众寡悬殊。齐明帝先后派出裴叔业、萧衍、崔慧景三路军马，分兵几道，救援雍州。

即便如此，齐军仍居劣势。屋漏偏逢连夜雨，南齐的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名将领向北魏投降，齐军从兵力和意志两方面都大大削弱了。魏军在沔水（今汉江）以北击败齐军，又俘虏了一批南齐的将军，并一直打到了沔水北岸。

窘境之下，南齐统帅们绞尽脑汁地想击中魏军命门。徐州刺史裴叔业曾与魏军多次交锋，他抓住魏军的特点，想出了一条围魏救赵的妙计：包抄到魏军身后，侵扰其边境，以引诱攻打雍、司两州的兵力退回。于是，他率领本部兵马，从钟离出发，乘虚而入，攻打北魏边境的虹城（今安徽五河西），果然一举拿下，虏获了城中的四千男女百姓。但当他西进攻打北魏的楚王戍（今安徽临泉西南）时，却遭到魏将傅永的伏击，大败而走，始终未能从实质上解决几城被围的问题。

次年（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南齐建武五年、公元498年）正月，进攻一方的优势愈加明显。北魏统军李佐首先攻下新野，太守刘思忌被俘，宁死不降，被杀。沔北诸城守将听说新野沦陷，相继南逃，湖阳、赭阳、舞阴、南乡等处被北魏占领。

一个月后，宛城的北城被北魏攻下，房伯玉被迫出降。经过半年的激战，襄阳以北的南阳、新野等郡均落入魏军之手。

樊城、襄阳的告急文书先后飞到了齐明帝的书案之上，然而他身边已经没有多少强将可用，只好派遣太尉陈显达率军救援，这是短短几个月中南齐组织的第四支雍州援军。接着他又派出左卫将军萧惠休，增援寿阳。

齐明帝萧鸾深感身心交瘁，体力渐渐不支。前方战事如火如荼，他在后方却得了重病，情况越来越糟。与宋明帝一样，病榻上的他也担心起身后子嗣的统治问题。由于登位时间不长，齐明帝只有九个儿子，最大的儿子、太子萧宝卷也年仅十六岁，而齐高帝的子辈和武帝的子孙还有十个，大多成年。他把侄子始安王萧遥光召入宫中议事，常常谈到很晚，最后决定一个也不留，由萧遥光行事，将十位亲王全部诛杀。尤为讽刺的是，这位嗜血的皇帝还崇信佛教，害怕报应，每次杀人之前还要专门在内殿燃香祈祷，呜咽悲泣，虚伪至极。（谁知“报应”不爽，佛祖也懒得保佑如此恶魔，他的子孙很快就在萧梁灭尽，祈祷哭泣也没达到半点效果。）

死了那么多人，齐明帝的身子更不见好，为图吉利，他下令改元永泰。大臣猜测皇帝时日无多，而齐军的主力都已开赴北方前线，后方相对空虚，有人就起兵造反了。

造反之人便是齐国的开国功臣、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王敬则帮助萧道成篡了刘宋的帝位，在高帝、武帝两朝很受信任；风水轮流转，到了明帝这一朝，他就备受猜忌。齐明帝屡屡病危，对这个老臣也不放心，任命光禄大夫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这一招明摆着防王敬则的，王敬则心里也明白，他对手下亲信说：“平东、平东，东面有谁啊（会稽在吴郡以东），就是想把我搞定咯！哪能那么容易，我可不轻易认栽！”

然而王敬则的手段并不高明，他在事先并没有准备充分、打好招呼的情况下，就打起了拥立萧嶷次子、南康王萧子恪为帝的旗号。还没联系上萧子恪，萧子恪就已经逃到了建康宫中，向明帝禀明了王敬则谋反的情况。明帝忙命张瓌率领三千士兵南下抵抗。（萧子恪的主动投诚算是功德无量。齐明帝原本已经与萧遥光密谋，想将高帝的孙辈全部斩草除根，包括萧子恪在内的萧嶷子辈都难逃活命，连棺材都准备好了。萧子恪通风报信使明帝发了一回“善心”，不再滥杀无辜。萧嶷诸子得以虎口脱险，保全了性命。）

张瓌并不是什么很能打的人（能打的早被派到前线和魏军周旋了），更没有什么指挥才能，他手下的士兵一听到王敬则军队战鼓响起，顷刻间就散得无影无踪，张瓌本人也放弃吴郡，潜入民间躲藏。一时间对现状不满的老百姓都扛起竹竿，背起锄头，前来追随王敬则。王敬则的军队浩浩荡荡，渡过浙江（即钱塘江），竟有十几万之多——当然，里头真正有战斗力的大概还不到一万。

王敬则虽是高帝时代的老将，但充其量也就是窝里横。当明帝派出台城军队，在曲阿（今江苏丹阳）修筑工事，与王敬则打持久战时，王敬则便吃了亏。朝廷军两面夹击，那些只为凑热闹而来的老百姓惊慌失措，乱军之中王敬则坠下坐骑，被后军将军崔恭祖一枪搠倒，死于非命。

王敬则反叛平息，齐明帝萧鸾也很快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把一个内忧外患的混乱齐国，甩给了他的太子萧宝卷。此时的北方战场上，齐、魏双方还在淮水边上的义阳（今河南信阳北）一带拉锯。

魏孝文帝闻听齐明帝驾崩，便下诏说“礼不伐丧”，全面退兵。而魏军真实的退兵理由，在我看来大致有三：第一，魏军大举南征已有一年多，取得了一定战果，再耗下去容易成为疲惫之师；第二，北面的高车部族不听调令，起兵叛乱，并打败了北魏前去平叛的军队，不可置之不理；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孝文帝本人长期在军中，也已积劳成疾，无力继续指挥。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八、兴亡有道人难道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初，病入膏肓的魏孝文帝卧于车驾之上，被一路护送回洛阳。他的宠臣李冲留守洛阳，因与中尉李彪争权，虽经他的支持将李彪弹劾下台，却引发旧疾，一年前先他而去。经过李冲的坟前，远望坟头，孝文帝感慨良多，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回想十几年来，在李冲等人的协助与推动下，他的帝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内心之中，也曾彷徨，也曾犹豫，他并不知道这一项项的改革，前途是凶是吉，是福是祸；也不知道，距离他那一统天下，做整个中华世界最高统治者的终极目标，还有多远。

现如今，冯诞走了，冯诞的父亲冯熙走了，李冲也走了，空留下他一人，经受病痛的折磨。上天为何如此残忍，吝于施舍一点点的完美？

在洛阳，孝文帝召见了元澄等公卿。孝文帝对大家说：“管理国家，以礼教为先；朕离开京城一年多了，礼教是否日新月异呢？”

元澄答道：“臣认为是做到日新月异了啊！”

孝文帝摇摇头说：“朕以为不然。昨日入城，还看到路上车中的妇人还穿戴鲜卑的衣袄，这怎么能叫日新月异呢？”

元澄忙解释道：“穿的比不穿的要少许多哪！”

孝文帝语调一转：“任城王，你这是什么话？难道还想要全城的人都穿么？古人云：‘一言可以丧邦’，说的难道不就是这种话么？”

此言一出，元澄等一群留守洛阳的大臣吓得扑通跪倒在地，叩头谢罪。孝文帝也不计较他们的过错，只吩咐史官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以诫后人。孝文帝一生业绩许多，他内心在意的只有两件，一件是迁都，另一件是礼制风俗的改变。前一件在他任内已然圆满，而后一件是否能真正成功，后人又如何看待，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但也只能静静地躺在陵穴中等待后来的评判。任何一位伟大的帝王，临了都是一般无二的结局。亚历山大大帝一生叱咤风云，席卷三洲之地，临终却吩咐属下将他的棺材挖出两个小洞，让双手伸在外面以示离世之时两手空空，这就是帝王的无奈。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与世长辞，享年三十三岁。临终之前，他欲将国事托付给自己最为器重的弟弟、司徒彭城王元勰，把他比作自己的霍光、诸葛亮。元勰不愿独大，辞而不受，孝文帝只好委任多名大臣辅政（不曾想这却导致了日后的朝纲衰乱），并给太子元恪下诏，命他信任与尊重叔父元勰。

另外，他又遗诏元勰在他死后将他的皇后冯氏秘密赐死。元勰遵旨照办，一度声名显赫的冯氏家族才退出了北魏的政治舞台。

皇后冯氏是冯太后的兄长冯熙的大女儿。冯熙在孝文帝一朝可谓权倾朝野，孝文帝准他上书不臣，入朝不拜，并且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先后将冯熙的三个女儿纳入后宫。其中的一个不久就在宫中去世，而问题就出在其余一大一小两个冯氏身上。

大冯氏先入宫，由于容貌出众，被封为贵人，深得宠幸。后来冯贵人得了病，几乎是绝症，无法侍奉孝文帝，冯太后下令将其送回家中当尼姑。大冯氏养病期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依照冯太后的遗诏，册立大冯氏的异母妹妹小冯氏为皇后。

孝文帝心里还惦记着大冯氏，几年后她的病居然奇迹般的康复，孝文帝又将她重新召入宫中，封为左昭仪。从位阶上看的确是晋升，可大冯氏却并不高兴，她自认为入宫早，更受宠，地位却比妹妹要低得多，便在孝文帝面前屡屡诬陷小冯氏。孝文帝在大事上明辨是非，却经不住女人一直吹枕边风。他于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废掉性格敦谨的小冯氏，并于次年将大冯氏立为皇后。

大冯氏做了皇后，并没有一点母仪风范。孝文帝连年征战在外，她在后宫愈显淫荡之本色，与一名叫做高菩萨的太监勾搭起来。高菩萨虽然名为太监，实际上却是大冯氏在养病时结识的旧情人，大冯氏悉心打点后宫上上下下的官员，居然未经阉割就混了进来。高菩萨全无菩萨心肠，与皇后两个把后宫闹得乌烟瘴气，只把远离洛阳的孝文帝蒙在鼓里。

纸终究包不住火。孝文帝的妹妹彭城公主本是宋国宗室刘昶之妻，刘昶死后，冯皇后竟强迫她嫁给自己的同母弟弟冯夙。大约这个冯夙实在是不称公主心意，公主死活不愿意。她偷偷坐了辆小车，冒着阵雨，跑到东南前线向孝文帝揭发皇后与高菩萨的淫乱行为。

孝文帝闻言大为震惊，没想到自己深爱的皇后会做出如此大不韪的事情，起初不敢相信。回宫后，他亲自盘问后宫大小太监，用尽千方百计，才从一个小太监苏兴寿口中得到皇后通奸的详情。孝文帝秘而不宣，念在冯氏对皇室有功的分上，只处置了高菩萨以及几名合伙隐瞒的太监，对冯皇后则保留后位，软禁于后宫，严加管制。元勰等宗室以一杯毒酒逼令她自尽，也算代孝文帝除去其身后之患。

孝文帝是北魏中期至为重要的一位皇帝，历来史家对他的评价都颇高。北魏迁都之后，中华文化的中心又一次逐渐转移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说起来，这也算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伟大复兴”的开端。他在位近三十年，制度上方方面面的改革至少使得南北统一提前半个世纪来临。在他统治期间，北方的佛教也得以蓬勃发展，洛阳龙门石窟与以少林寺、清凉寺为首的不少著名寺院都于此时兴建。

然而，他的英年早逝，也标志着北魏盛极而衰。继孝文帝而立的诸位北魏君主缺乏他的魄力与才干，不出两代，整个北方就陷入大乱，重新成为群雄逐鹿的疆场。关于乱事的始末原委，我们将在第四部中详细交代。

连续经历了两次南北大战的南齐政权，自齐明帝萧鸾死后，已是摇摇欲坠。继承皇位的萧宝卷，正是南朝一百六十多年中最为知名的昏暴之君——东昏侯。（面对南朝宋、齐两代“英辈迭出、各领风骚”的昏君暴君们，我们除了叹为观止之外，别无他言。且不论这两朝的得失成败，至少在嗣子培养方面，刘氏与萧氏统治集团做得是极其糟糕的。）

齐明帝给萧宝卷留下了六名顾命大臣，都是自己的死党，依次是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右仆射江祏、侍中江祀、右将军萧坦之、卫尉刘暄。这六人按日分工，管理政事，时称“六贵同朝”。仅此一点，齐明帝的管理处事能力，便值得质疑。雍州刺史萧衍就在私底下议论说：“一国三公犹有不堪，何况六贵同朝？这些人势必相互倾轧，内乱将起了。”

萧遥光等人的最大罪过就在于，错误地接受了明帝的遗诏。新皇萧宝卷不但不可辅，而且还把他们这批老臣一个接一个送入了鬼门关。

萧宝卷尚未即位时，就是个十足的小混混。他不喜欢读书，每天只在东宫里与身边的小厮们嬉戏胡闹。父亲萧鸾也不认为他的行为有何不妥，反倒以自己废掉郁林王之事作为范例，给他留下一道警告，叮嘱他“作事不可在人后”。

萧宝卷把这句话牢记在心，杀起人来毫不手软。首先遭殃的就是六贵之中的江祏、江祀两兄弟。江祏感觉萧宝卷实在是不够格，就找到其他人商量立明帝的三子江夏王萧宝玄。刘暄偏偏不同意，提出要立明帝六子建安王萧宝夤。江祏又问萧遥光，萧遥光是皇室宗亲，早有野心想自立为帝，江祀也劝江祏拥立萧遥光，以争取多数支持。江祏迟疑不决，再向萧坦之征求意见，萧坦之认为不应随便废立。

区区五人就有了三四个意见，哪里还能精诚团结？刘暄向萧宝卷告发了此事，江祏兄弟被收捕处死。萧遥光心中不自安，便以讨伐刘暄为名，与骁骑将军垣历生等人率部造反，结果又被萧坦之告发，兵败被杀。

告密的两位也没什么好下场。萧遥光死后才过了二十天，萧宝卷就命人包围了萧坦之的宅院，杀掉萧坦之父子。刘暄的姐姐敬皇后是萧宝卷的亲生母亲，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萧宝卷宠信的太监茹法珍诬陷说刘暄有异心，萧宝卷感到不解，想了一会儿说：“刘暄是我亲舅舅，怎么可能造反呢？”另一名亲信徐世标说：“明帝和武帝是堂兄弟，关系那么好呢，不也把武帝的后人全杀了？舅舅又不同姓，怎么可以相信？”萧宝卷觉得有理，下令将刘暄也处死。

六贵剩下了一位貌似中立的徐孝嗣，而他也难逃活命。萧宝卷认为他参与了废立之议，将他召入宫中赐死。徐孝嗣一口气饮下一斗多的药酒，绝望而死。萧氏的齐国，也只有最后的一口气了。

第三部明主昏君十九、内变迭起

杀完父亲留给他的六名助手后，萧宝卷又杀掉了明帝旧将曹虎、旧臣沈文季、沈昭略，就连江祏兄弟的亲戚江祥，也受到牵连被赐死。萧鸾杀人，虽然也出其不意，好歹还拜个佛烧个香做个祈祷什么的，萧宝卷把这些“手续”也给免了，想杀什么人，说杀就杀。朝中大臣人人自危，外放州郡的大臣纷纷密谋，举兵起事。

太尉陈显达和王敬则一样，是高帝、武帝时的旧将。他在明帝时期低调做人，加之北方战事频起，明帝倒也没把他怎么样；唯独一点，他几次明言暗示，想要告老还乡（陈显达已有七十多岁），都没得到许可。萧宝卷即位后，把他外调到江州做刺史，继而又命他乘北魏撤军，出兵北伐，收复丢失的雍州五郡。

陈显达领兵在外很是开心，至少不用在建康这个是非之地看皇上的眼色了。他在战场上屡破北魏前将军元英的军队，震惊了弥留之际的孝文帝。孝文帝亲自督军在鹰子山（今河南淅川西南）一带与齐军决战，才将陈显达的军队击退，稳住了淮水的防线。

战场上的失败算不得世界末日，回到江州的陈显达在获知萧宝卷一年多以来的所作所为时，才真正睡不着觉了。这时候江州一带盛传，朝廷杀完了徐孝嗣等人，下一步就要派兵来江州讨伐陈显达了。

陈显达决定与朝廷翻脸，永元元年（公元499年）十一月，他在寻阳起兵，传书朝中大臣，列数萧宝卷诛杀大臣的罪恶，然后打着拥立建安王萧宝夤的旗号，顺江东下，直取建康。

陈显达带兵是有一套，但是他能调动起来反抗朝廷的士兵数量实在有限得很，大致还不到一万人。这些兵起先士气旺盛，对付朝廷派来的偏军还比较轻松。江州军连夜渡江，攻到宫城之外，与精锐强悍的台军一交锋，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越战越少。陈显达手持长矛，高低抵挡，杀伤数人，可终究年事已高，一个不留意，手中的长矛便折为两段。眼见台军源源不断赶来，黑压压地围作一片。陈显达无力对抗，拨转马头正要败走，乱军中一矛刺来，他便翻身落马，死于非命。陈显达的几个儿子以及同谋的长史庾弘远被一并处斩。

连北伐战场上声名显赫的陈显达都成了自己的刀下之鬼，年轻的小皇帝怎能不得意扬扬？没了这些“可恶大臣”的管束，他如同破笼之鸟、脱缰之马一般，可以更加荒淫放肆了。十七岁的萧宝卷的表现越来越像刘宋的那位后废帝刘昱。（我们前面说过，刘昱就是一位“模范暴君”，而且《南齐书》的执笔者萧子显是齐高帝的孙子，骨子里恨透了明帝和他的后人，所以也很有这种可能，即萧子显又套用了刘昱这个模板，塑造了又一位大昏君。无论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萧宝卷的倒行逆施，直接导致南齐在两三年内就迅速灭亡了。）

刘昱的强项是爬竿，萧宝卷的强项则是杂技“顶幢”。他吃饱了没事儿干，就在宫里拿过一杆七丈五尺的白虎幢顶着，用肩膀顶，脑袋顶，甚至用牙齿顶，门牙磕掉也不足惜。这些绝技传到民间，都成了江湖艺人混饭吃的招式，今天常见的杂耍节目“顶大旗”，很可能就起源于萧宝卷在宫廷中开展的这项“活动”。

老百姓看这些玩意儿，是图个新鲜有趣；皇帝整天玩弄这个，老百姓可就遭殃了。萧宝卷也和刘昱一样喜欢到处游玩，而且特讲究，穿着奇装异服，还不想让人看见。左右亲信迎合他的习惯，每次出门前，都事先到要经过的场所，把老百姓赶走，只留所空房子。皇帝出游，锣鼓喧天，行人必须躲让，躲得不及时的，随手就给杀掉。萧宝卷觉得还不过瘾，又命人在经过的市井小巷和田间小道两边，悬挂布幔，形成高高的屏障，并布置人手守卫。皇帝出一趟远门，真是比强盗抢劫还要可怕许多。

有一回，萧宝卷经过一座小城，走进路边一间屋子，看见有一名妇人并没有离开，就命手下拖过来审问。一看，原来是个挺着大肚子、即将临盆的孕妇。萧宝卷竟当场命左右将孕妇的肚子剖开，查看怀的胎儿是男是女；又有一回，他的仪仗队经过寺庙，有一位老和尚身患疾病，来不及逃走，躲在了草丛之中，被军士抓到，他就下令左右万箭齐发，一瞬间就把老和尚射成了大刺猬；有的时候也会碰上来不及离开的地方官员，他也决不宽恕，照例斩杀。

萧宝卷对自己治下的百姓冷血无情，对自己宠爱的妃子却是有求必应，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予以无限的满足。他最宠爱的皇妃便是被后人称为“亡齐之物”的潘贵妃。

潘贵妃并不姓潘，她本名俞尼子，出身低微，在王敬则家里做歌伎。王敬则被明帝镇压时，萧宝卷见她国色天香，就把她召入宫中。有人跟萧宝卷说，宋文帝有个宠妃姓潘（参见上部《宋魏相争》），所以统治了三十年。萧宝卷便命俞尼子也改姓潘，以便向宋文帝靠拢。每回跑到老丈人家中，不可一世的小皇帝都是格外卖命，又是打水，又是做饭，呼前忙后，还说些集市上听来的小笑话活跃气氛（这位皇帝每次出门都见不着百姓，也不知道是哪里听来的有趣的小笑话）。为了讨好潘妃，他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并收集了大量珍奇瑰宝放在后宫中观赏。他找来一群能工巧匠，在宫里的地上用黄金凿成一朵朵莲花，让潘妃在上头行走，自己则侧卧一边，细细欣赏，称赞“步步生莲花”的美妙。

好了，就这样一位皇帝，换谁都无法忍受，区别只不过是“忍术”的高低，以及造反之前的准备是否充分了。陈显达尸骨未寒，驻守北方重镇寿阳的豫州刺史裴叔业就接着反了。临反之前，裴叔业向雍州刺史萧衍写信咨询，他认为：“天下大势可知，恐无复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与陈显达不同，他选择的策略是向北魏投降，谋取豫州一带半独立的地位，继而借助北魏的力量与南齐对抗。萧衍何等聪明之人，马上给他回信说：“当今皇上与底下那些小厮相谋，怎么可能成大事。若有意外，我当以马步兵二万沿江而下，一举平定天下。如若投靠北方，魏人肯定会派别人来取代你，而把你打发到河北的某个偏远小州去，哪里还能当什么河南公？到时候就别想回南方来了。”（萧衍正是谋大事之人，这一席话既料定了裴叔业投魏的下场，也暗示了自己领兵代齐的野心与手段。）

裴叔业没有萧衍的远虑，犹豫再三，于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向北魏递上降表。北魏立即派了元勰、王肃等人率领十万步骑兵南下，接管寿阳。裴叔业在交接前病故于寿阳，手下共推他的侄子裴植监州。北魏大军进入寿阳后，马上以元勰为扬州刺史，镇守寿阳，而将裴植等人迁往北方的兖、齐等州任刺史，一切尽如萧衍之料。

北魏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淮南重镇寿阳，威胁到了南齐的部署在江北的防御。萧宝卷急忙征调平西将军崔慧景率领水军进攻寿阳，又任命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屯兵小岘（今安徽含山北），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兵合肥，意图抢回寿阳。

寿阳既入虎口，岂有易手之理？魏将奚康生死守寿阳一月，北魏援军赶到，大败齐军，并进攻合肥，生擒了李叔献。

前线连吃败仗，齐军内部再出叛乱。萧宝卷派出的水路总指挥崔慧景是与陈显达、裴叔业一样在南北大战的战场上立过战功的大将，早就有了反叛之心。从建康出发后，他就行进缓慢，走到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他召集属下众将说：“我受三帝厚恩，应当竭力辅佐社稷。如今幼主昏暗，朝政败坏，危在旦夕，若不扶助，罪责重大。我欲与诸君一起共建大功，以安社稷，各位以为如何？”

众将响应崔慧景的号召。崔慧景大军以拥立江夏王萧宝玄为名，倒戈相向，回军向广陵进发。广陵的守将是崔恭祖，与崔慧景同宗，便打开城门，迎接崔慧景的军队开进广陵。

崔慧景的如意算盘是，在广陵休整之后，以精兵进逼京口，然后与镇守京口的萧宝玄合兵一处，攻打京城建康。萧宝玄一开始并不买他的账，还杀掉了崔慧景派去的使者。但崔慧景的大军自长江北岸渡过长江，气势逼人。萧宝玄便秘密与崔慧景联系，杀了萧宝卷安插在京口的亲信，放崔慧景进城。

崔慧景一帆风顺地取得了两座要塞，随即便派自己的儿子崔觉与崔恭祖进攻建康。叛军与台军在城北的竹里交战，崔觉等人很有办法，每次进攻都乘着台军起灶吃饭的时间，几个回合下来，台军的士兵饥肠辘辘，无力作战，很快就丢了竹里。

叛军继续挺进，一路攻下东府、石头、白下、新亭，将台城团团包围。崔慧景自觉胜利在望，声称自己奉了太后的密令，将萧宝卷废为吴王，可他马上就连续犯错，断送好局。

先是犹豫不决，本来说好立萧宝玄的吧，现在齐武帝的孙子巴陵王萧昭胄也来投奔他，他就想立后者了。接着内部出了矛盾，崔觉和崔恭祖这两个指挥官争功，崔慧景未能认真处理，而且还几次否决了崔恭祖合理的作战建议，搞得崔恭祖对他深怀不满。于是，局势逆转，萧宝卷的救兵来了。

指挥救兵的大将就是豫州刺史萧懿，他得到萧宝卷求援的密令后，立即率北伐军从江北的采石渡江，回攻崔慧景。崔慧景两眼只盯着台城里的守军，对于西边的萧懿完全不设防。结果可想而知，崔觉的几千精兵被萧懿歼灭，崔觉本人单身逃回，崔恭祖乘乱向台军投降。

崔慧景的残余部队遭到台城军与萧懿军的内外夹攻，全军覆没。崔慧景穷途末路，逃到江边，被一名渔父砍下头颅，献到建康，崔觉、崔恭祖以及江夏王萧宝玄也都被擒斩首。萧懿居功至伟，被封为尚书令。他不曾想到，在萧宝卷这位变态国君的手底下做功臣，其实与做叛臣的下场并不会有啥两样。

第三部明主昏君二十、萧衍代齐

请看下部。

萧懿兄弟十人，他们的父亲萧顺之我们已经提过，官至丹阳尹，死后被追赠镇北将军。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再说得明白点，他们二人的高祖父是同一位，即西晋末年南迁的萧整。

所以按照家谱辈分这么一排，齐武帝萧赜、齐明帝萧鸾和萧懿、萧衍等人都是同辈的兄弟。兄弟是兄弟，可不见得就一家亲，毕竟隔了那么多代。萧鸾对他堂兄弟的后代如此残酷无情，萧懿这样的远亲又岂能信得过？

两个多世纪之后，盛唐的一位诗人刘长卿游历南朝故地，伤怀史事，留下了一首为后人传诵的诗作：

萧懿是个“忠臣”，甚至忠得有点迂腐，他的三弟雍州刺史萧衍才是齐国内部真正的威胁。

半年之后，萧宝卷就命人送药酒到萧懿的任上，赐他归西。即便是死前的一刻，萧懿都还有机会逃跑——他的部下长史徐曜甫事先得到风声，在江边把船只准备妥当，劝他去襄阳找萧衍。可是萧懿立志做齐臣，只说：“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的尚书令？”仰药之前，他还让萧宝卷的手下捎去自己的临终遗言：“我死不足惜，家弟在雍州，必会兴兵报仇，深为朝廷担忧！”

这样的人在乱世里是混不下去的。萧懿消灭崔慧景后，萧衍派亲信为他提供两个选择：一、勒兵入宫，行伊尹、霍光之事，立万世之功；二、回到历阳，拥兵自重，威振内外，至少朝廷无法随便动他。萧懿两个选择都不接受，乖乖地遵从萧宝卷的诏令，在建康任职。

萧宝卷的心里就是那么嘀咕的，他身边的茹法珍等人也是这么唠叨的。不过，这次他们可都看走眼了。

萧宝卷除掉萧懿后，又命人到处搜捕萧懿的七个弟弟（二弟萧敷、四弟萧畅早死，此时在世的七人以萧衍为长），结果只捕杀了五弟萧融，其他的几个不是预先就投奔了萧衍，就是藏匿在民间，无法找到。

远在襄阳的萧衍一得到萧懿的死讯，就连夜召集亲信张弘策、吕僧珍等人，对他们说：“当今主上暴虐，其罪远胜纣王，我们正当齐心协力，把他消灭！”早已准备充分的萧衍，在襄阳迅速集结了一万多兵士，上千匹战马，舰船三千艘；并派人到江陵通报守备荆州的西中郎长史萧颖胄，相约推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为主，合兵攻取建康。

萧宝卷获知萧衍的动向，即命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率军三千到江陵与萧颖胄会合，袭击雍州。

两头的消息几乎同时到达江陵。萧颖胄的荆州兵一向最怕北面的襄阳兵，心想兵戎相见肯定不是对手，就算运气好打赢了，萧懿的例子还摆在那儿呢。权衡利弊，他决定明里支持朝廷，暗里倒向萧衍，在江陵城内设下伏兵，刘山阳一进城门，就将其斩杀，遣使向萧衍献上首级。然后，萧颖胄发布檄文，列数萧宝卷及其宠臣的罪行，分兵进取湘州、夏口。上庸太守韦叡、华山（今湖北宜城）太守康绚、梁州南秦州刺史柳惔等都率众响应萧衍。

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在夏口会合后，直逼郢州（今湖北武昌）。萧宝卷派出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率十三路军队前去援救，屯兵巴口（今湖北东部），两军处于对峙状态。萧颖胄方面认为攻取郢州的战机已失，不如向北魏求援。萧衍答复说：“汉口地处几州要冲，我们不必全力进攻郢州，只需扼守此地，打击东面派来的援军，待到郢州城中粮草耗尽，自会投降。届时我军顺江而下，大势可定！”

历史仍在循环地走着老路。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萧衍在齐和帝东归建康途中迫其禅位，接着就在建康南郊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梁，是为梁高祖武皇帝。梁武帝至今仍如谜一般神秘莫测：他的大军曾经一路北伐，开疆复土；他的国度曾经惨遭叛乱，生灵涂炭。明君邪？昏君邪？非只言片语所能道清。在梁武帝的时代，南北朝进入了它的后半期。

萧衍的这招“围城打援”果然奏效，吴子阳的军队走到郢州的东面的加湖（今湖北黄陂东南），就再也走不了了。城内城外虽只三十里路，可就是被起义军分割包围，无奈各自为战。起义军乘着秋水暴涨，以水军突袭加湖，大获全胜。镇守的郢州、江州的薛元嗣、陈伯之被迫请降。

昔人虽逝，风物尚存。

直到此时，萧宝卷仍然认为自己稳操胜券，陈显达、崔慧景两次围攻宫城，都是有来无回，小小一个萧衍又怎会例外？有个实战的机会，倒是让萧宝卷十分兴奋。外头打真仗，里头就玩演习。城中的七万士兵都被他组织起来与宫女、太监等人一起玩打仗游戏，自己则身穿铠甲，装备华丽，乘坐大马，指挥作战；他还假装受伤，让人用担架抬走，自作聪明地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为他消灾，免除战场上的失败。

建康的门户既开，朝廷方面再无一军可挡，起义军各部很快就遍布建康城西北。萧宝卷的脸上丝毫看不到紧张的情绪，他依旧像以往一样地游乐，还在宫里的芳乐苑建起商场，让宫女、太监们做商贩，潘贵妃做市令管理商场，自己则担任录事，在旁边抄抄写写，不亦乐乎。茹法珍报告说萧衍的军队过了寻阳，萧宝卷笑笑说：“不急不急，得等敌军来到白门（即建康南门，又称宣阳门）前，再与他决一死战！”萧衍大军离城不远了，他为了增加兵力固守城池，竟命人从宫城中的监狱挑选囚徒配入军队，实在没法赦免的死囚则直接拉到朱雀门前杀头，一次就杀了一百多人。（皇帝做到如此份上，也是个“游戏人生”的典范了。）

宫城里准备的柴木只够使用一百天，唯一的活路是速战速决，出城与起义军火拼。但朱雀航大败，幸存的台军士气低落，不要说死战了，恐怕与起义军一接触就会奔溃。茹法珍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跑到萧宝卷面前叩头，求他给官兵赏赐钱银，以提升战斗力。萧宝卷为潘贵妃花钱是眼睛都不眨一下，要他出钱赏赐官兵，却变得一毛不拔。他抱怨说：“贼兵前来又不是只要我一个人的性命，凭什么只找我要钱哪！”一分钱都别想拿。

军士们又向萧宝卷提出将宫殿后堂的上好木料拿去加固城防，他也不给，想留着做殿门用。这还不算，他反而下令修造三百人使用的精仗，雕镂金银物品，等到击退萧衍的军队，好来庆功。城里的守兵再无斗志，大家都消极怠工，一心只想着开小差逃跑。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萧衍在襄阳正式起兵，拥立远在江陵的萧宝融为帝，改元中兴。萧宝卷的这位十四岁的弟弟，就是南齐的最后一任皇帝——齐和帝。

萧宝卷尚在迟疑，守城的王珍国和张稷可吓坏了。王珍国一面派亲信向萧衍献上明镜，以明心迹，一面与张稷一起通过亲信张齐秘密联系宫中的太监钱强。钱强答应作为内应，迎接王珍国等人入宫弑杀小皇帝。

当夜，萧宝卷独自坐在含德殿中吹笙唱歌，很晚才上床歇息。还未睡熟，他便听得外面杀声大作，心知有变，纵身跳出北门，往后宫逃去。时值后半夜，宫门已经关闭，萧宝卷转身再想找寻其他门路时，已被王珍国与钱强的叛军团团包围。萧宝卷一不留意，被一名太监一刀砍中膝盖，摔倒在地，口中还在大叫：“奴才造反啦！奴才造反啦！”身后张齐又送上一刀，斩下头颅，用黄油纸包了，送往石头城请萧衍验看。

萧衍大军入城，诛杀茹法珍、梅虫儿等宦官，以及祸国红颜潘贵妃。萧衍进位中书监、大司马，继而得到“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殊礼。比刘裕、萧道成的速度还要快，三个月间，他就晋封梁公、梁王（也可看出天下人对立国不长的齐国的确没有太多感情，南齐末年的暴政又失尽了民心）。

南朝自萧道成以后，兰陵萧氏的人士就层出不穷。一群老萧、大萧、小萧，虽说是同宗，却又有亲疏远近，简直要把头脑都给“萧”晕。我们有必要在此补叙一下萧懿、萧衍兄弟的背景资料。

两军在城南的朱雀航前相遇，萧宝卷命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等人率十万多台军列阵对抗，又派自己宠信的太监王宝孙手持白虎幡监督作战。王宝孙大约听过韩信背水排阵的典故，就在秦淮河上放水，以绝台军后路。他也不仔细想想，韩信那是死战之师，眼下的台军却没有多少愿意为萧宝卷卖命了。萧衍的先锋大将曹景宗、吕僧珍放火焚烧台军军营，全力冲击，台军立时土崩瓦解，四散奔逃，死在秦淮河上的不计其数，后面杀上来的士兵踩着水上的浮尸就冲了过去。萧宝卷手下将领争先恐后地献城投降，萧衍进入石头城，督令各军攻打建康的六座城门。萧宝卷的军队烧了城门内营署、官府，悉数撤入宫城，关上大门死守。

<span>古台摇落后，秋日望乡心。

野寺人来少，云峰水隔深。

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

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span>

茹法珍见状，就对萧宝卷说：“有些大臣不用心，以至于无法解围，应该把他们杀掉，以儆效尤。”

外篇一、姓名与曲笔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光正史部分，就有“二十四史”之多。有意思的是，这二十四史中，以南北朝史书为最多：南朝部分，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朝部分，有《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的志的部分兼顾南北，《晋书》的载记部分，则对北朝历史也略有涉及。这样算起来，将近一半的正史，都与南北朝历史有关，虽则这段时间只有短短的两百年，抵不上汉、唐、宋、明、清中的任何一个大王朝。

如此看来，若要全面了解和研究南北朝历史，文献资料并不缺乏。由于以上这些史书出于多家之手，历史年代和事件多有重叠，对于同一件事的描述，就可能会有出入。我在写作《元嘉之治》的过程中，需要博采各家之言，于是也注意到了许多值得一谈的地方。

南朝史的头两本——《宋书》和《南齐书》成于萧梁时期，北朝史中的《魏书》，则出自北齐史官魏收之手，换句话说，这三本史书是作于南北朝时期的。而其他的六本，都完成于初唐时期。

按理说，成书越早的史书，其参考的资料就应该越可靠，而且，南朝人写南朝史，北朝人写北朝史，应该说可信度也会比较高些。可是有个问题却不得不考虑，中国古代的史官一向就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越是离历史年代近的作者，由于涉及到统治者的限制，常常会使用曲笔来回避或改写统治者不光彩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某个事件是出于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之手，可信度反而会更高；换句话说，别国史官笔下的内政之事，虽有道听途说之嫌，却也颇有史料价值。

唐代史家李延寿的《北史》、《南史》是收集了其他各南北朝史料而编撰成的两本史书，其初衷不过是要改正南北各朝史书失实之处。由于出自一人之手，中间的矛盾之处自然会比较少。可惜李延寿考异的过程，却没有记录下来，这是一大遗憾，我们无法知道李氏是如何处理相互矛盾的史料了。司马光的则有专门的“考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史学家们是怎么考究和分析相异的历史资料的，然而宋代毕竟离南北朝结束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很多重要的史料，已经开始缺失；《通鉴》叙述南北朝历史的确有条不紊、行文精彩，但其可信度依然大打折扣。

回到早期的三部正史中。《宋书》和《南齐书》有专门写北朝历史或者说北魏历史的篇章，即《索虏传》（《宋书》）和《魏虏传》（《南齐书》），主要叙述北魏各帝的情况以及南北两朝之间的交往与战争；同样，《魏书》中也有专门写南朝历史的篇章，即《岛夷传》，涵盖的时间从南朝宋起，到南朝梁简文帝止。

《魏书》的本纪部分叙述很详尽，一直从拓跋氏的远祖讲起，但大多不可考，仅仅是些符号而已。在道武帝拓跋珪之前的国君，名字大多是两三个字，甚至更长，从拓跋珪以下，国君基本都是单字，极个别的双字，比如孝庄帝元子攸。我的观点是，拓跋珪以前各国君的名字，取的是鲜卑语的汉语音译，而拓跋珪以后的各国君名字，则多半是后来起的汉语名，故而以单字为多。这些国君的鲜卑语名字，没有在《魏书》中保留下来，但却在《宋书》等南朝史籍中有所保留。

《宋书·索虏传》所叙述的北魏各帝，大多既有名，又有字，这些字又非常古怪，不像普通汉人常有的双字，而更像是个毫无含义的发音。事实上，这些字就是这些皇帝的小名，或者说，是鲜卑语的汉语音译。

我们从道武帝拓跋珪说起。《宋书》中他的名字叫开（音近于珪），而字是涉珪，《南齐书》作涉圭，同音异字而已。从这里可以推断，拓跋珪的这个名字“珪”，很可能是从他的鲜卑语名字中转变而来的，他的名字，很可能发作“skwei”一类的音。明元帝拓跋嗣，在《宋书》中字木末，这个名字，与西秦的最后一任国君乞伏暮末同音，由此再次验证这个字就是鲜卑语的名字。

由此我们可以排出北魏各帝的汉语名字和鲜卑语名字，像拓跋焘众所周知的小名“佛狸”其实就是他的鲜卑语名字的发音。

谥号　汉语名　鲜卑语名

道武帝　珪　　　涉圭

明元帝　嗣　　　木末

太武帝　焘　　　佛狸

景穆帝　晃　　　天真

文成帝　濬　　　乌雷（直勤）

献文帝　弘　　　第豆胤（《宋书》）／万民（《南齐书》）

以下的孝文帝元宏就进入南齐时期，并且不见有字传世了。

魏、宋两家的起源，南北史书也有分歧。比如北魏拓跋氏，《魏书》的说法是大鲜卑山的鲜卑人，而《宋书》和《南齐书》的说法是匈奴的一种，《宋书》更具体地指出是汉朝将军李陵投降匈奴后留下的后代。从语言上来看，拓跋氏的鲜卑语与匈奴语或者其他胡语差别较大，而接近鲜卑的其他各支，比如前面拓跋嗣与乞伏暮末名字的例子。说拓跋氏是匈奴人的后代，似乎有些经不起推敲。

关于南朝皇帝刘裕的家庭出身，同样有出入：《宋书》上说是刘交的后代，年代也过于遥远，无法考究。《魏书》的“其先不知所出”，则更为可信。

拓跋珪的祖父拓跋什翼犍，是《魏书》中的昭成皇帝。《魏书·昭成子孙列传》说得很清楚，苻坚征代，拓跋什翼犍死于其子寔君之手。而《宋书·索虏传》呢，则说拓跋什翼犍“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也就是说，拓跋什翼犍实际上是投降了前秦，后来因为表现不错，而被遣返回国，死在漠北。这段叙述，有《晋书·苻坚载记》做旁证，《魏书》此处是曲笔。

关于拓跋珪的结局，也有两种说法，分别出自《魏书·清河王传》和《宋书·索虏传》，取了前一种，在我看来，尚待商榷。按照《索虏传》的说法，拓跋珪晚年性情暴虐，有个巫师预言拓跋珪将遭横祸，只有“诛清河，杀万人”，才可以免灾。拓跋珪相信了这一预言，便下令屠杀清河郡的老百姓，杀满一万名为止，可谓残暴到了极点。拓跋珪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与他的爱妾万人私通，拓跋珪有所觉察。拓跋绍害怕，便与万人密谋，乘着万人单独伺候拓跋珪时，拓跋绍潜入殿中，杀死了拓跋珪。拓跋珪临死之前，幡然醒悟，说：“原来那个‘清河’、‘万人’，说得是你们俩啊！”

相比之下，《魏书》和《通鉴》的说法的确值得怀疑，因为里面提及清河王拓跋绍杀害拓跋珪，为的是救出自己的生母贺氏，可是杀死拓跋珪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啊，如果真是通奸事泄，则比较容易理解。我的推测是，《魏书》为了掩盖拓跋珪的屠杀行径，可能在这里也使用了曲笔。当然，拓跋珪具体是否真的屠尽了清河一郡，或者是残杀无辜以凑数，我们已很难知道详情了。

外篇二、再谈姓名：还人物本来名姓

读史，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情绪，既可能从古人旧事中发掘出人生的感悟，又可能从沧桑兴亡中体会到历史的失落。然而，历史，永远不会只有一种；历史，也永远不会只有一张面目。在本篇中，我们就拿史书的资料做个轻松一点的“游戏”。

魏收在拓跋鲜卑的国史《魏书》中，对于孝文帝改革汉制之前的鲜卑人名，大多根据姓氏改革的原则进行了修改，也就是使用了所谓的雅名（汉语姓名）。换而言之，在本书中我们所提到的早期鲜卑人的姓名，很多并不是他们的原名，至少在当时，旁人并不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那么，我们就不免好奇，这些鲜卑人当初的名字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给出了北魏皇帝们的本来名姓，对其他的北魏人物，我们是否能够还以本来名姓呢？答案是，我们能。

我们手中的第一样工具是《魏书·官氏志》。这篇志的最后部分介绍了孝文帝改革姓族的制度，并罗列了原鲜卑姓氏所对应的汉姓。这份资料作为我们还原鲜卑人旧名的利器，再合适不过。

《官氏志》之外，我们又有另两部同时代的正史以为佐证，那就是《宋书》和《南齐书》。《宋书·索虏传》和《南齐书·魏虏传》是两篇足以与《魏书》对照阅读的传记，此外，有不少相关传记也都提到了北魏的鲜卑人名。司马光在的考异中曾经“抱怨”南北两朝的史书所提人名“名姓全不同”，那是因为他考证的标准非常严格；我们则可以把标准放低一点，通过两相比照，从文字中寻出蛛丝马迹，然后建立起几本史书中人名的关联。

《宋书》中第一次出现（按照年代先后）大量北魏人名的地方，应该是在卷四十八的《朱超石传》中：

“义熙十二年北伐，超石为前锋入河，索虏托跋嗣，姚兴之婿也，遣弟黄门郎鹅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

东晋的义熙十二年即公元416年，对应北魏拓跋嗣的泰常元年。我们在《魏书·太宗纪》的泰常元年的记载中找到了相关的文字：

“司马德宗相刘裕，溯河伐姚泓……诏将军叔孙建等渡河，耀威滑台。”

《宋书》一段中出现了四个人名，而《魏书》对应的事件中只有叔孙建一人，我们有办法把他们对应起来么？

先来看“黄门郎鹅青”，按照《宋书》记载，此人是拓跋嗣的弟弟，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从弟甚至族弟，那么这个人就应该也姓拓跋才对。但是在《魏书》的宗室诸王传中没有这样一个身份相符的人，不过在卷三十的列传中却有另一个名字几乎相同的人——娥清。果然，《娥清传》中也提到了朱超石与北魏军队的交锋：

“刘裕遣将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还。清与长孙道生追之，至河，获其将杨丰。还，拜给事黄门侍郎。”

不仅事件相符，连官职也完全对应。唯一的出入是，《魏书》中的这个人物姓娥名清，而《宋书》中的这个人物是姓拓跋名鹅青，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魏书》本传的结尾处找到了线索：

“（清）以不急战，文通奔高丽，槛车徵，黜为门卒。遂卒于家。”

原来娥清在北魏征讨北燕的战争中，由于作战不力，导致北燕君主冯弘（即文通，北魏避献文帝拓跋弘名讳而称其字）出逃高丽。娥清因此获罪受罚，成了门卒，被剥夺了贵族的身份。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很有可能也失去了象征皇室的“拓跋”姓氏，不得不只称呼名字。这就是《魏书》本传中只用娥清（这个“娥”其实也不是鲜卑汉化后的汉姓，《魏书·官氏志》并不见载）来称呼他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找出了第一对人名对应关系：《魏书》的娥清对应于《宋书》的拓跋鹅青。为统一写法，我们采用《魏书》的用字，娥清的原名就是拓跋娥清。

下一个名字是“乙旃眷”，看起来似乎此人姓乙旃，名眷。我们查阅《魏书·官氏志》，知道“（北魏献帝）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乙旃氏其实原来与拓跋同族，只不过是其叔父一支的后裔，所以在孝文帝改姓时就改成了叔孙。那么这位乙旃眷就可能是《魏书·太宗纪》中所提到的“将军叔孙建”了。《魏书·叔孙建传》中说：

“（叔孙建）为都水使者，中领军，赐爵安平公，加龙骧将军。……太宗（拓跋嗣）假（叔孙）建前号安平公。”

爵位也与《宋书》完全对应了。接下来就是这个名字的问题了，是建还是眷呢？依照《广韵》，建为“居万切”，眷为“居倦切”，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十分相近，作为一个名字的两种汉字译法，完全可以接受。我们在《宋书·索虏传》中，找到了以下一段记载：

“虏又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安平公涉归幡能健……东击青州。”

这个“安平公”同样是叔孙建，“涉归”乃是官名，“幡能健”正是叔孙建的本名。众多的例子都表明，鲜卑人的汉语名字往往取其原名的首字或末字（比如以前提过“涉圭”和“珪”），这里的叔孙建就是一例。所以，我们就得出了第二组对应关系，叔孙建原名乙旃幡能健。

第三个名字是“托跋道生”。《魏书·官氏志》载：“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这里的“托跋”或者“拓拔”，据考证，可能是“拔拔”的误写（因为按常理推断，不应该与北魏的皇族姓氏相同），为皇室兄族的姓氏之一，在孝文帝改姓时改为长孙。这样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宋书》中的托跋道生，就是《魏书》中的长孙道生。

最后一个名字“阿薄干”显得有些陌生，《朱超石传》后面又提到了一次：

“（超石）以锤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临阵斩阿薄干首，虏退还半城。”

《魏书·官氏志》载：“阿伏干氏，后改为阿氏。”《广韵》中伏为“房六切”，薄为“傍各切”，声母是重唇与轻唇的区别，南北朝时期并没有区别，都读成“b”，这两个字的读音都接近于“biok”，也可以看做是一字的两译。于是我们推测，“阿薄干”就是“阿伏干”，汉语名字应该是阿某某。可惜，这位阿某某的名字并不见于《魏书》列传中。

至此，我们已经找出了《宋书》中出现的四个北魏人名的对应关系：

汉名（《魏书》姓名）　鲜卑名

娥清　　　　　　　　　拓跋娥清

叔孙建　　　　　　　　乙旃幡能健

长孙道生　　　　　　　拔拔（托跋）道生

阿？　　　　　　　　　阿薄干

《宋书·索虏传》中的北魏人名是从“永初三年”开始提及的：

“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众至方城，遣郑兵将军扬州刺史山阳公达奚斤、吴兵将军广州刺史苍梧公公孙表、尚书滑稽，领步骑二万余人，于滑台西南东燕县界石济南渡，辎重弱累自随。”

永初三年即北魏拓跋嗣的泰常七年，《魏书·太宗纪》记载：

“九月，诏假司空奚斤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为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交址侯周几为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安固子公孙表为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前锋伐刘义符。”

两段文字基本相符。参考《魏书·官氏志》，“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奚姓是北魏皇室的弟族姓氏之一，改姓前为达奚，与《宋书》对应。奚斤的原名就是达奚斤。

“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周几，这个人到哪里去了呢？别急，《宋书·索虏传》的下文马上也提到了他：

“郑兵与公孙表及宋兵将军、交州刺史交址侯普几万五千骑，复向虎牢。”

《魏书·官氏志》中说得很明白：“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与长孙一样，周姓也是北魏皇室的兄族姓氏之一，原为普。这样一来，《宋书》与《魏书》的记载从官职到名字，对应得都很好。这位周几将军的原名，就是普几。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南齐书》中的例子。《南齐书·魏虏传》记载了孝文帝平定内乱之事：

“伪征北将军恒州刺史钜鹿公伏鹿孤贺鹿浑守桑乾，宏从叔平阳王安寿戍怀栅，在桑乾西北。浑非宏任用中国人，与伪定州刺史冯翊公目邻、安乐公托跋阿干儿谋立安寿，分据河北。期久不遂，安寿惧，告宏。杀浑等数百人，任安寿如故。”

这件事可以在《魏书·穆泰传》中找到对应的记载：

“（穆）泰，本名石洛，高祖赐名焉。……改封冯翊县开国侯，食邑五百户。……泰自陈病久，乞为恒州，遂转陆叡为定州，以泰代焉。泰不愿迁都，叡未及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图为叛。乃与叡及安乐侯元隆……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颐不从，伪许以安之，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讨之。……泰等伏誅。”

两段文字中所提到的几个人名，根据他们的官职和爵位，是可以一一对应上的：伏鹿孤贺鹿浑对应陆叡，目邻对应穆泰，安寿对应元颐（平阳王为阳平王之误），托跋阿干儿对应元隆。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细致的比较。

《魏书·官氏志》载：“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陆姓是孝文帝改姓时的鲜卑勋臣大姓，原来叫做“步六孤”，我们曾经说过，也作“步鹿孤”（“六”、“鹿”古音相同）。据《广韵》，步为“薄故切”，伏为“扶富切”（伏有两读，一为去声，一为入声，这里取去声），与前面“薄”、“伏”那一对类似，这两字也是音近。于此推之，陆叡就是伏鹿孤贺鹿浑，或者叫步六孤贺六浑（与后来的高欢正好同名，很可能是鲜卑人常用的一个名字）。

《魏书·官氏志》载：“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穆姓同样是鲜卑勋臣大姓，本为“丘穆陵”。穆、目古音相同，陵、邻则为音近且形近的字（邻繁体为隣），所以这位冯翊公目邻正是丘穆陵的简写形式，而他的鲜卑本名，应该就是本传中所提的石洛。穆泰原名丘穆陵石洛。

第三个名字，安寿就是元颐。这个有《魏书》本传为证：“安寿……高祖赐名颐。”而最后一位宗室元隆，则可以通过爵位，得出对应。

依照以上方法比较几本史书，并将成果列成下表，我们就可以还这些历史人物以本来名姓了。

</tr></tr></tr></tr></tr></tr></tr></tr></tr></tr>

＊直勤为鲜卑人表示宗室的头衔，常讹写作直勒、宜勒等。

续表

附录一、南北朝帝王纪元表

<h3>南朝：</h3>

<td>天监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td><td>502—519

520—527

527—529

529—534

535—546

546—547

547—549</td></tr></table>

<h3>北朝：</h3>

<td>登国

皇始

天兴

天赐</td><td>386—396

396—398

398—404

404—409</td><td>始光

神麇

延和

太延

太平真君

正平</td><td>424—428

428—431

432—434

435—440

440—451

451—452</td><td>兴安

兴光

太安

和平</td><td>452—454

454—455

455—459

460—465</td><td>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td><td>500—503

504—508

508—512

512—515</td><td>熙平

神龟

正光

孝昌

武泰</td><td>516—518

518—520

520—525

525—52

528</td></tr></tr>

<td>天平

元象

兴和

武定</td><td>534—537

538—539

539—542

543—550</td>

<td>保定

天和

建德

宣政</td><td>561—565

566—572

572—578

578</td>

附录二、南北朝（前期）年表

</tr><td>太祖道武帝拓跋珪

天兴元年

十二月，改元，即帝位

是岁，攻占冀州，后燕分裂</td></tr><td>三

三月，孙恩作乱，陷会稽

</td><td>五

六月，孙恩至丹徒，为刘裕所败</td><td>元兴元年

二月，桓玄陷建康；三月，刘牢之降；

孙恩败死，余众推卢循为主</td><td>五

正月，柔然社仑统一漠北，称可汗</td></tr><td>二

十二月，桓玄废帝自立，改国号楚</td></tr><td>三

二月，刘裕等起兵；五月，桓玄被杀</td></tr><td>四

七月，北燕代后燕，高云立</td></tr><td>太宗明元帝拓跋嗣

永兴元年

十月，清河王绍轼珪；太子嗣杀绍，即位，改元；

北燕冯跋杀高云，即天王位</td></tr><td>六

二月，灭南燕；卢循、徐道覆自广州起兵</td><td>二

五月，长孙嵩大破柔然骑兵；

柔然可汗社仑死，弟斛律继位</td></tr><td>七

十一月，卢循败于龙编，卢循之乱平息</td><td>八

十月，王镇恶攻江陵，刘毅败死</td><td>九

三月，杀诸葛长民

六月，朱龄石攻占成都，谯纵死</td><td>神瑞元年

五月，柔然可汗斛律被执，兄子步鹿真立，败；

大檀称可汗；

十二月，柔然大举南侵，败走</td></tr><td>十一

五月，败司马休之等，司马休之奔后秦</td><td>十三

八月，王镇恶入长安，灭后秦</td><td>十四

十一月，夏赫连昌攻占长安</td>

<td>高祖武帝刘裕

永初元年

六月，受禅于晋，改元</td></tr><td>少帝刘义符

景平元年

四月，虎牢陷落</td><td>八

四月，攻占司、兖、豫等州，魏宋河南大战结束</td></tr><td>太祖文帝刘义隆

元嘉元年

五月，废少帝；八月，迎立刘义隆，改元</td><td>世祖太武帝拓跋焘

始光元年

是岁，夏诸皇子相攻，赫连昌杀赫连；

八月，柔然可汗大檀入云中，败走</td></tr><td>二

八月，夏赫连勃勃卒，太子昌即位</td></tr><td>三

正月，徐羡之自杀，斩傅亮等

二月，擒谢晦，斩谢晦兄弟同党</td><td>四

六月，攻占夏都统万，赫连昌败走</td></tr><td>神麚元年

二月，改元；

擒夏主赫连昌，夏赫连定即位</td></tr><td>二

五月，两路北伐柔然，大败之，得高车、柔然降众数十万；

七月，柔然可汗大檀死，子吴提立</td></tr><td>七

三月，到彦之率众北伐；

七月，占河南四镇；

十一月，到彦之率众败走</td><td>三

七月，收河南四镇兵北渡；

八月，北燕冯跋卒，弟冯弘杀太子翼，即天王位；

十月，安颉南渡河，攻占金墉、虎牢；

十一月，败夏主赫连定，尽得关中</td></tr><td>八

二月，滑台陷落；檀道济退兵</td><td>四

正月，夏灭西秦；

二月，攻占滑台，第二次河南大战结束；

六月，吐谷浑灭夏</td></tr></tr><td>二

五月，灭北燕，冯弘逃往高丽</td></tr><td>四

七月，北伐柔然，不见柔然而还</td></tr><td>五

九月，灭北凉，统一北方</td></tr><td>十七

十月，收捕刘湛一党，软禁刘义康</td><td>太平真君元年

六月，皇孙濬生，改元</td></tr><td>五

正月，诏禁私养沙门、巫觋，不得私立学校

九月，柔然可汗吴提死，子吐贺真立</td></tr><td>二十二

十一月，范晔等谋立刘义康，伏诛</td><td>六

九月，卢水胡盖吴反于杏城，拥众十几万

是岁，攻吐谷浑，败之</td></tr><td>七

二月，诏禁佛教，毁经像、塔寺，捕杀僧人

八月，盖吴之乱平</td></tr></tr></tr><td>十

九月，大破柔然，收民畜百万，自此柔然衰弱</td></tr><td>二十七

七月，大举北伐

十月，王玄谟等败走</td><td>十一

九月，南救滑台

十月，大败宋军，分道并进，南下攻宋

十二月，至瓜步山

是岁，《国记》成，诛杀司徒崔浩</td></tr><td>正平元年

正月，帝退兵，攻盱眙而不克；第三次河南大战结束；

六月，改元；太子晃以忧卒</td></tr><td>二十九

五月，闻魏帝崩，北伐攻碻磝

八月，张永等大败，退军</td><td>隐王拓跋余

承平元年

二月，宗爱弑帝，立余，改元

高宗文成帝拓跋濬

兴安元年

十月，宗爱弑南安王；刘尼、陆丽等迎立濬；改元，杀宗爱等</td></tr><td>三十

正月，太子刘劭弑帝，即帝位，改元太初

四月，武陵王刘骏即位于新亭

五月，刘劭败，伏诛</td><td>世祖孝武帝刘骏

孝建元年

二月，刘义宣举兵；六月，败死</td><td>兴光元年

七月，皇子弘生，改元</td></tr><td>太安元年

六月，改元；命穆伏真等巡行各地，考察官员</td></tr></tr><td>三

四月，刘诞反；七月，败死</td><td>和平元年

是岁，开凿云冈石窟</td></tr><td>五

七月，柔然可汗吐贺真死，子予成立，改元永康</td></tr><td>前废帝刘子业

永光元年

正月，改元

景和元年

八月，诛杀刘义恭等，改元

太宗明帝刘彧

泰始元年

十一月，寿寂之等弑前废帝；十二月，即位，改元</td><td>六

五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乙浑专权</td></tr><td>二

正月，邓琬等奉刘子勋即位于寻阳，改元义嘉

八月，刘子勋等败死

十月，尽杀孝武帝诸子；徐州刺史薛安都等请降于魏

十二月，魏尉元等至彭城</td><td>显祖献文帝拓跋弘

天安元年

二月，冯太后收乙浑，临朝称制</td></tr><td>三

正月，张永、沈攸之军败，尽失淮北</td><td>皇兴元年

八月，皇子宏生，改元</td></tr><td>三

正月，慕容白曜入东阳，尽得青、冀之地</td></tr><td>七

是岁，杀刘休祐、刘休仁、刘休若等</td><td>高祖孝文帝元宏

延兴元年

八月，禅位于太子，改元</td></tr><td>二

二月，柔然入侵，太上皇败之</td></tr><td>后废帝苍梧王刘昱

元徽元年</td><td>承明元年

六月，献文帝崩，改元</td></tr><td>顺帝刘准

升明元年

七月，杨于夫等弑苍梧王；帝即位，改元

十二月，沈攸之举兵；袁粲等被杀

</td></tr></table>

<td>太祖高帝萧道成

建元元年

四月，受禅于宋，改元</td><td>三

十一月，闻萧道成篡宋，以大军南征</td></tr><td>二

二月，大败魏军于寿阳

二月，下令检籍</td></tr><td>世祖武帝萧赜

永明元年

四月，诛杀垣崇祖、荀伯玉等</td><td>九

十月，颁均田令

是岁，柔然可汗予成立，子豆仑立，改元太平</td></tr><td>八

八月，萧子响谋反，被杀

是岁，下诏恢复升明以前户籍</td><td>十六

八月，柔然可汗豆仑为国人所杀，其叔那盖立，改元大安</td></tr><td>十一

正月，太子萧长懋卒；四月，立萧昭业为皇太孙</td><td>十七

九月，定迁都洛阳之计</td></tr><td>郁林王萧昭业

隆昌元年

正月，改元

四月，萧子良以忧卒

海陵恭王萧昭文

延兴元年

七月，萧鸾弑郁林王，帝即位，改元

九月，萧鸾杀高帝、武帝诸子

高宗明帝萧鸾

建武元年

十月，废海陵王，即位，改元</td><td>十八

三月，迁都洛阳

十二月，帝发洛阳，征齐

是岁，禁士民胡服；开凿龙门石窟</td></tr><td>二

三月，败魏兵于邵阳等地</td><td>十九

三月，攻钟离等城不克，退兵

六月，下诏禁胡语</td></tr><td>二十

正月，帝改姓元氏，并改鲜卑诸姓氏

八月，废太子元恂</td></tr><td>二十一

正月，立元恪为太子

九月，引大军数十万向襄阳</td></tr><td>永泰元年

正月，与萧遥光谋，尽杀高帝、武帝诸子

四月，改元，王敬则反；五月，败死

七月，帝崩，太子即位</td><td>二十二

正月，拔新野；二月，拔南阳，得雍州五郡

九月，闻齐明帝崩，引兵还</td></tr><td>东昏侯萧宝卷

永元元年

正月，陈显达伐魏，欲复雍州诸郡；三月，败走

十一月，陈显达举兵于寻阳；十二月，败死</td><td>二十三

四月，帝崩，遗诏赐皇后冯氏死</td></tr><td>二

正月，裴叔业降魏，寿阳失于魏

三月，崔慧景反；四月，败死

五月，萧宝玄等伏诛

十月，赐萧懿死

十一月，萧颖胄杀刘山阳，与萧衍等起兵</td><td>世宗宣武帝元恪

景明元年

正月，改元

二月，元勰等入寿阳</td></tr><td>和帝萧宝融

中兴元年

三月，即帝位于江陵，改元

十二月，东昏侯被弑，萧衍入建康</td>

附录索三、南北朝（前期）主要人物索引

王氏（宋孝武帝皇后）二：16，19

乙拔二：5，6

乙浑三：1，2，3

丁文豪三：5

丁旿一：9

刁弘一：3

卜伯兴三：7

萧子响三：12

万幼宗一：16

乞伏炽磐一：11，12，13

萧宝融（齐和帝）三：20

于果三：13

于栗一：6，14

刘明彻三：12

山阴公主（会稽公主，刘子业之姐）二：19；三：6

马汪二：14

予成（受罗部真可汗）三：9

仇尼道盛二：13

元宏（拓跋宏，魏孝文帝）二：1，17；三：1，3，8，9，10，11，13，14，15，16，17，18，19

元英三：19

元俨三：16

元修（魏孝武帝）二：1

元恂三：16

元恪（魏宣武帝）二：1；三：16，18

元颐三：16

元勰（拓跋勰）三：11，17，18，19

元澄（拓跋澄）三：13，15，16，18

元禧（拓跋禧）三：11，16，17

公孙表一：11，13，14

匹黎先一：19

卞范之一：2，3

孔延秀一：16

孔伯恭三：2

孔胤秀二：4

刘义康一：13，16，17；二：2，4，5，10，12，19；三：16

尹弘二：12

尹玄庆二：18

尹冲一：20

尹显祖二：10

尹略三：12

毛修之一：8，9，12，18

毛德祖一：11，12，14

谯道福一：9

毛璩一：3，4，9

王允之一：10

王天恩三：6

王方回二：10

王氏（宋明帝皇后）三：4

王弘一：11，12，15，16，17；二：2

王玄谟二：10，11，12，16，19，20

王买德一：12

王仲德一：11，14，19，20

王华一：15，16，17；二：2；三：8

王奂三：15

王志一：9

王国宝一：2

王季符三：6

王宝孙三：20

董遵一：11

王肃三：15，19

王苟生一：11

王诞一：2，9

王亮一：14

王修一：12；二：2

王彧三：4

王洛儿一：6

王洪范三：9

王珍国三：20

王恭一：2；二：16

王晏（南齐左仆射）三：14

李预三：1

王涓之一：14

褚渊二：19；三：4，5，6，7，8

王敬先三：4

王敬则三：7，8，17，19

王景度一：14

王琨三：8

杨珉三：14

王僧绰二：14，15

王履二：4

王慧龙一：20

王镇恶一：8，9，11，12；二：2

王叡三：11

王融三：14，20

冯邈二：1；三：1

王翼之二：18

王蟠龙一：20

邓渊二：8

邓琬二：19，20

长孙真二：11

长孙陵三：2

长孙渴侯二：17

长孙道生一：20；二：1，3

长孙嵩一：6，13，15，17，18，19；二：1，4

长孙翰一：15，17；二：4

韦华一：11

韦珍三：16

韦叡三：20

丘堆一：13，18

丘眷一：19

东阳公主（刘劭之姐）二：14

乐冏一：16

乐雅柔三：17

兰延二：13

冯氏（魏文成帝皇后）二：17；三：1，2，3，8，9，10，11，16，17，18

萧赜（齐武帝）三：7，11，12，13，14，15，17，18，19，20

冯王仁二：1

冯弘二：1，9；三：1

冯夙三：18

冯迁一：3

皇甫希之一：3

冯该一：3

冯朗二：1；三：1

冯崇二：1

冯阐三：3

冯跋一：4；二：1

冯熙三：3，18

桓伟一：2，3

卢玄二：1

卢渊三：13，15，16

卢循一：1，3，4，7，8，9，13

司马元显一：1，2

司马文宝一：10

司马文思一：10

司马文祖一：10

司马休之一：2，5，8，9，10，16；二：5，11，18

司马道子一：1，2

司马德文（晋恭帝）一：12；三：8

司马德宗（晋安帝）一：1，2，3，10，12

田奇一：19

申坦二：10

申谟一：20

白广平二：5，6

石无讳一：11

任平城二：13

任农夫三：6

企列归二：3

会稽公主（宋武帝之女）二：5，12

刘义庆一：17

刘义季一：17；二：19

刘义欣一：19

刘义宣一：17；二：15，16，18，19；三：5

刘义恭一：17；二：4，10，11，12，15，16，19；三：5

刘义真一：12，13，14，15，16；二：2，16，19

古弼一：19；二：1，3

刘休茂二：18

刘义隆（宋文帝）一：11，12，13，15，16，17，19，20；二：2，4，5，9，10，11，12，13，14，15，19，20；三：4，6，8，9，12，19

冯氏（魏孝文帝皇后）三：18

刘子师二：19

韩秀方三：17

刘子房二：20

刘子勋二：19，20；三：2，4，5，12

刘子绥二：20

王昙首一：15，16，17；二：2

刘子鸾二：18，19；三：8

刘山阳三：20

刘氏（齐武帝之母）三：12

刘氏（魏明元帝之母）一：5

刘尼二：13

刘训二：1

穆亮三：15，16

刘休若二：20；三：4

拓跋濬（魏文成帝）二：1，13，17；三：1，2，3，11

刘休范三：4，5，6，7

刘休祐二：19；三：4

刘兴祖（宋青州刺史）二：14

刘兴（南齐长史）三：15

刘劭二：4，10，12，14，15，16，18，19；三：6，14

刘宏二：14，18；三：6

刘库仁二：1

刘怀珍三：2

刘牢之一：1，2，3，8；二：16

刘秀之二：14

姚绍一：11

刘祎二：19；三：4

刘秉三：5，7

刘绍二：16

刘诞二：10，11，14，15，16，18

刘彧（宋明帝）二：19，20；三：2，4，5，6，7，9，12，14，15，17

刘思忌三：17

刘昱（宋后废帝，苍梧王）三：4，5，6，7，14，19

刘昶一：10；二：19；三：4，9，13，15，18

王道隆二：19；三：5

刘浑二：18

刘胡二：20

刘钟一：9

刘准（宋顺帝）三：6，7，8

刘子尚二：19

刘虔之一：10

刘铄二：9，10，11，12，14，15，16；三：9

刘骏（宋孝武帝）二：9，10，11，12，14，15，16，17，18，19，20；三：4，9，11

刘勔三：4，5

刘寅三：12

刘康祖二：9，10，11

刘袭一：2

刘谌之二：16

刘敬文二：4

刘敬宣一：1，2，8，9，10

刘斌二：4

刘景素三：6

刘湛二：2，4，5

刘翘一：1，10

刘裕（宋武帝）一：1，2，3，4，6，7，8，9，10，11，12，13，14，15，16，17，19，20；二：1，2，5，11，12，13，15，16，18，19；三：2，3，7，8，20

刘超二：7

刘道怜一：12

刘道规一：3，4，8

刘道隆二：18

刘慆二：16

王晏（上虞县令）二：20

刘韫三：7

刘粹一：14，16

刘德武一：19

刘休仁二：19，20；三：4

刘德嗣三：5

拓跋嘉三：9，10

刘澄之三：8

刘遵考一：11；二：15；三：8

刘穆之一：3，7，8，9，10，11，12

刘曚二：19

刘濬二：14，15，16

刘暄三：18

华愿儿二：19

吐贺真二：7，8；三：9

吕僧珍三：20

孙处一：7

孙冲之二：20

孙恩一：1，2，3，7，8，13

张保三：6

安同一：6，13

安鸾一：11

安颉一：18，19，20

成公期三：17

朱枚一：9

朱修之一：20；二：0，15，16

朱显之一：8

程道惠一：16

刘毅一：3，4，7，8，9，10，16；二：18

朱超石一：10，11，12

朱龄石一：3，9，10，11，12

江方兴二：20

江祀三：18

江祏三：18，19

江祥三：19

江湛二：10，12，14，15

羊冲二：16

邢安泰一：15

阮佃夫二：19；三：6

阳伊二：1

诸葛长民一：3，9，10

何无忌一：2，3，7，8

何氏（萧子业皇后）三：14

何迈二：19

何尚之二：15

何承天一：16

何胤三：14

何偃二：14

何勖二：11

何澹之一：3

何穆一：2

萧遥昌三：15

吴甫之一：3

吴喜二：20；三：5

吴提（敕连可汗）一：19；二：3，7

寿寂之二：19；三：4

张天度三：1

张弘策三：20

张永二：14，20；三：5

张白泽三：3

张伟二：8

张兴世二：20

张齐三：20

张伯超二：18

张欣泰三：12

张法顺一：2

张畅二：11

殷仲堪二：16

张是连提二：11

张悦二：20

张衮一：5；二：4

张渊一：18，19

张敬儿三：5，7，12

张景真三：12

张超之二：14，15

张稷三：20

张瓌三：17

李氏（魏献文帝之母）三：1

李先一：5；三：1

李冲三：10，11，13，15，16，18

李安世三：10

李安民三：6

李三：3，8，9

李佐三：16，17

路那罗二：6

李叔献三：19

李奕三：3，8

李彪三：13，18

李恒三：5

李洪之三：10

李顺二：3；三：3

刘洁二：4

李惠三：8

李道一：6

李道儿二：19；三：4，6

李歆一：13

李敷三：3，8

杜幼文三：6

杜超一：20

杜黑骡三：5

杜骥一：20

杨万年三：7

杨业一：11

杨玉夫三：7

杨坚序

杨运长三：6，7

杨保年三：1

拓跋遵一：5

杨衒之三：9

萧颖胄三：20

沈文秀二：20；三：2

沈文季三：19

沈文炳三：2

沈文静三：2

沈田子一：7，11，12，13；二：2

沈庆之二：10，11，14，15，16，18，19，20

沈约三：20

沈怀明二：20

沈攸之二：19，20；三：2，4，7，8，12

沈叔狸一：14

沈林子一：10，11；二：12

沈勃三：6

沈昭略三：19

沈胤之二：18

沈渊子一：10

沈僧明二：18

沈颙三：6

沈璞二：12

社仑（丘豆伐可汗）一：6

秃发傉檀一：4；二：3

秃鹿傀二：3

苏兴寿三：18

苏烈三：7

豆代田一：17

闵湛二：8

陆丽二：13，17；三：1

陆俟一：20；二：6，7，13

陆琇三：16

陆叡三：16

陈天兴二：14

陈天福三：12

陈文建三：8

陈氏（齐高帝之母）三：12

陈庆国二：14

陈伯之三：20

陈妙登三：4，5，6

陈灵宝三：5

陈奉伯三：7

陈虎牙三：20

陈宪二：9

陈显达三：5，17，19，20

到彦之一：15，16，17，19，20；二：10

叔孙建一：11，14，15，20

叔孙拔二：5

周几一：13，14，17

周超一：16

和疋二：13

坦祗祖三：6

孟昶一：3，7，8，9

宗爱二：13

宗悫二：15，18

庞秀之二：15

庞季明二：11

庞法起二：10，11

房伯玉三：17

房崇吉三：2

拓跋子推三：3

拓跋什翼犍一：4；三：1，13

拓跋仁二：6，9，11，17；三：1

拓跋丕二：3；三：1，10，16

拓跋仪一：5，6

拓跋处直二：5

拓跋它二：3

拓跋弘（魏献文帝）二：1；三：1，2，3，8

拓跋石二：20

拓跋礼一：18

拓跋伏罗二：13

拓跋伏真一：18

拓跋休三：13

拓跋纥二：5，7

拓跋羽三：11

拓跋那二：6，8，11

拓跋齐一：18

拓跋佗三：10

拓跋余二：13

拓跋寿乐二：17

拓跋建二：11，13，17

拓跋绍一：5，6，13；二：3

拓跋郁三：1

拓跋衍三：15

拓跋健二：3

拓跋晃二：3，6，8，13，14，17；三：1

拓跋桢三：13

拓跋烈一：6

拓跋珪（魏道武帝）序；一：4，5，6，14；二：1，4，6，17；三：1，2，11，13

拓跋素一：18

拓跋婴二：1

拓跋崇二：3

拓跋焘（魏太武帝）一：6，13，14，15，17，18，19，20；二：1，2，3，4，5，6，7，8，9，10，11，12，13，14，17；三：1，2，3，8，9，14

拓跋猗卢一：4；三：13

拓跋鸾三：15，16

拓跋琛三：9

拓跋嗣（魏明元帝）一：5，6，11，12，13，14，15，19；二：3，4，8，13；三：1，2

孔觊二：20

拓跋谭二：12，13，17

拓跋羯儿二：8

乞地真二：9

拓跋翰二：13

杨播三：16

拔跋幹三：11

於陟斤一：15

昙曜二：17

武威公主（魏太武帝之妹）二：3

沮渠无讳二：3

沮渠安周二：3

沮渠牧犍二：3

沮渠蒙逊一：12；二：1，3，5，9

竺灵秀一：19，20

竺和之一：11

竺朗之一：2

竺谦之一：2

竺超民二：16

竺夔一：14，15

范云三：14

范晔二：5

范泰二：2

范道基一：14

范檦三：3，8

郑羲三：10

侯屈一：6

侯晖一：9

侯景三：14

垣历生三：16，18

垣庆延三：6

垣护之一：20；二：10

垣阆二：18

垣崇祖三：9，10，12

姚氏（西平公主，姚兴之女）一：11

姚丕一：11

姚兴一：5，11，13

姚泓一：11，12

刘子业（宋前废帝）二：19，20；三：3，4，5，14

姚垣一：11

姚洸一：11

姚洽一：11

姚耸夫一：20

姚难一：11

姚强一：11

姚掌一：11

姚瓒一：11

姜产之二：19

封融一：7

新蔡公主（谢贵嫔）二：19

柳元怙二：11

柳元景二：10，11，14，15，16，19

柳世隆三：7

柳欣慰三：4

柳惔三：20

段宏一：12，19，20

郦范三：2

皇甫敷一：3

胡灵秀二：20

胡松三：17

胡虎牙三：20

胡盛之二：11

胡谐之三：12

胡藩一：8，10，11

茹法亮三：12

茹法珍三：18，20

荀伯玉三：12

贺氏（拓跋绍之母）一：5，6

贺氏（魏道武帝之母）一：5

贺多罗一：18

贺护一：6

赵玄一：11

赵伦之一：10

赵倪一：18

赵难二：11

冯诞三：16，18

郗恢一：5

郗标二：8

郗僧施一：8

颜延之一：15

钟爽三：5

闾大肥一：14

唐寓之三：12

夏侯献之二：15

奚斤一：13，14，15，17，18；二：3，4

奚康生三：19

娥清一：14，18；二：1

徐氏（萧子业宠妃）三：14

徐世标三：18

徐龙驹三：14

徐孝嗣三：14，18，19

徐佩之一：16

徐淳之二：5

徐逵之一：10；二：5

徐湛之二：5，10，12，14，15

徐琰一：14

徐羡之一：11，12，13，15，16；二：2，19；三：7

徐道覆一：4，7，8

徐遗宝二：15，16

徐辩一：18，19

徐曜甫三：20

桓弘一：3

桓玄一：1，2，3，4，5，7，8，9，12，13，16；二：16

桓石生一：2

桓石康一：3

度拔（社仑之子）一：6

桓希一：3

桓亮一：3

刘子顼二：20

桓标之三：10

桓振一：4

桓谦一：3，4

桓道恭一：3

殷氏（刘劭皇后）二：15

殷氏（宋孝武帝淑仪）二：18，19

李孝伯二：11

殷孝祖二：20

殷景仁一：17；二：2，4

殷琰二：18

袁氏（宋文帝皇后）二：14

袁虔之一：2

袁觊二：20

袁淑二：10

袁最三：7

袁粲三：4，5，6，7

朱选之三：15

诸葛幼民一：9

诸葛黎民一：9

贾秀三：1

贾周二：13

贾爱仁三：1

郭生二：1

郭泓一：16

郭昶之一：3

钱强三：20

陶亮二：20

陶渊明一：10，13；二：2；三：10

高允二：1，8，13，17；三：1，3

高进之二：2

高祐三：10

高闾三：1，10，11，13，15，16

高素一：2

高菩萨三：18

高道悦三：16

薛真度三：17

寇提二：5

寇谦之二：6

吴子阳三：20

尉建一：11

尉眷一：18

崔文仲三：9

崔光三：13

崔庆远三：15

崔邪利二：11

崔宏一：6；二：4

崔觉三：19

大檀（牟汗纥升盖可汗）一：14，15，19；二：1

崔浩一：6，12，13，14，17，18，19，20；二：1，3，4，5，6，8，9，17；三：11

崔逞一：5

崔绰二：1

崔道固二：20；三：2

崔模一：20

崔慧景三：13，16，17，19，20

常珍奇三：2

康绚三：20

庾仄一：3

庾弘远三：19

庾岳一：5

庾彬一：3

庾深之二：18

庾登之一：16

庾楷一：2

庾稚祖一：3

悉烦库结一：20

斛律（蔼苦盖可汗）一：6

斛黎文一：18

曹虎三：15，19

曹景宗三：20

曹靖之一：3

梁坦二：10，11

梅虫儿三：20

盖吴二：5，6，7，9，11

章直二：5

萧子良三：14，20

萧顺之三：12，20

萧子恪三：17

萧子显三：12，19

萧子隆三：12

萧长懋三：12，14

萧坦之三：14，16，18

萧宝玄三：18，19

萧宝卷（齐东昏侯）三：17，18，19，20

萧宝夤一：10；三：18，19

王球二：4

萧承之一：20；二：4；三：5

萧欣一：16

萧畅三：20

萧诞三：15

萧思话二：10，14，15；三：15

萧昭文（齐海陵王）三：14

萧昭业（齐郁林王）三：14，18

萧昭胄三：19

萧衍（梁武帝）三：14，17，18，19，20

刘祥一：12

萧崇之三：12

萧谌三：14，15

萧鸾（齐明帝）三：14，15，16，17，18，19，20

萧惠休三：15，17

萧敬宗三：5

萧斌二：4，10，14，15，16

萧道生三：14

萧道成（齐高帝）一：20；二：14，20；三：5，6，7，8，9，11，12，14，17，19，20

萧简二：16

萧遥光三：17，18

刘藩一：7，8，10

赵黑三：8

朱容子一：16

（按姓名笔画排列，括号内为别名或人物关系；汉字数字与阿拉伯数字分别表示人物出现的部次和章次，如：二：5，6表示第二部第五章和第六章）

萧整三：5，20

萧融三：20

萧嶷三：7，12，17

萧懿三：19，20

黄回三：5，6，7

黄道标二：20

黄瑶起三：17

傅弘之一：11

傅永三：17

傅亮一：12，13，15，16

傅思益三：10

嵇敬二：3

彭城公主（魏孝文帝之妹）三：18

游明根三：11

程天祚二：14

刘德宣三：5

董神虎一：11

王鹦鹉二：14，15

谢世休一：16

谢世基一：16

谢弘微一：17

谢灵运一：15，17；二：2

谢朓三：20

谢晦一：8，10，13，15，16，17；二：2，19；三：7

谢混一：8

谢琰一：1

谢遯一：16

谢皭一：16

韩延之一：10

刘义符（宋少帝，营阳王）一：11，12，13，14，15；二：19

韩范一：2，7

韩麒麟三：2

鲁方平二：10

鲁轨一：10

鲁秀二：11，14，15

鲁宗之一：10；二：11

鲁爽二：11，14，15，16

毛瑾一：9

源贺（秃发破羌）二：3，13，17

窦晃一：14

蒯恩一：8，9，10，12

虞丘进一：7

虞玩之三：11

申纂三：2

褚湛之二：15

路氏（宋文帝淑媛）二：16，20

慕容廆二：1

鲍陋一：1

鲍举三：17

鲍嗣之一：1

慕容氏（冯弘之妃）二：1

慕容白曜三：2，3

慕容吐谷浑二：1

慕容如意三：3

慕容涉归二：1

崔恭祖三：17，19

慕二：1

臧质二：9，10，12，14，15，16

臧熹一：9

蔡兴宗二：19，20；三：4

蔡廓一：15

裴攸三：3

裴叔业三：16，17，19

裴植三：19

谯小苟一：9

谯抚之一：9

谯纵一：4，9；二：18

谯诜一：9

严道育二：14

赫连伦一：17

赫连社干一：19

赫连定一：17，18，19；二：1

赫连昌一：12，17，18，19；二：4

赫连勃勃一：4，11，12，13，15，17，18；二：1，4，5

赫连一：12，17

穆多侯三：1

潘氏（宋文帝淑妃）二：14；三：19

潘氏（俞尼子，萧宝卷贵妃）三：19，20

尉元二：20；三：2

颜乐之二：16

颜师伯二：19

萧敷三：20

颜竣二：15

穆伏真二：17

孙超之三：6

穆观一：13

潘盛一：15

穆泰三：16

穆罴三：13

薛元嗣三：20

薛永宗二：5

薛安都二：5，10，11，14，15，16，20；三：2，17

薛彤二：2

薛虎子三：8，9

桓修一：2，3

薛常宝二：20

薛渊三：7

薛提二：13

薛谨一：17

薛辩一：17

戴法兴二：19

戴僧静三：7，12

檀凭之一：3

檀道济一：10，11，13，14，15，16，20；二：2，4，1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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