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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前往卡尔斯

长途客车上,坐在司机正后方的那个人这么想着:雪的沉寂,如果把它作为一首诗的开始,那么他此刻内心感受到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雪的沉寂。

他在最后一刻才赶上了从埃尔祖鲁姆开往卡尔斯的车。从伊斯坦布尔经过两天暴雪中的长途旅行后到了埃尔祖鲁姆。在埃尔祖鲁姆肮脏、冰冷的车站走廊里,他提着包,打听着哪辆是将送他去卡尔斯的车。有人告诉他有辆车马上要出发了。

那是辆破旧的玛吉茹斯牌客车,副驾驶懒得打开已经关上的行李箱,对他说:“没时间了。”因此,现在他不得不把那个樱桃红的巴利牌手提包放在身边。这个坐在靠车窗的人身上穿着五年前在法兰克福的考夫霍夫买的一件灰色厚大衣。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件柔软的、漂亮的大衣,既令他在卡尔斯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感到羞愧和不安,同时也给他安全感。

车刚一开出,靠车窗的这个旅客就睁大眼睛看着埃尔祖鲁姆城郊的街道、又小又破的店铺、面包房和破破烂烂的咖啡馆,想着:“也许我会看见什么新东西。”与此同时,雪也飘了下来。雪,下得比他从伊斯坦布尔到埃尔祖鲁姆路上遇到的更猛,颗粒也更大。如果不是太累,如果坐在车窗旁的这个旅客注意到那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他会觉察到正在临近的暴雪,也许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踏上的是将改变他整个生活的旅程而返回。

但他根本就没想到要回去。夜幕降临,他凝视着似乎比地面显得更亮的天空,那盘旋飞舞着变得越来越大的雪花,对他来说并不是即将来临的灾难的征兆,而是标志着他童年记忆中的那种幸福与纯真最终又回来了。相隔十二年,也就是一个星期前,车窗边的这个旅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第一次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他度过童年和最幸福年代的城市,在那里逗留了四天,就踏上了这个根本就不在计划之中的卡尔斯之旅。这正在飘落的雪,有一种超常的美,使他感到无比幸福,比多年后见到伊斯坦布尔更幸福。他曾是一位诗人,多年前在一首诗中,那首对土耳其读者来说相当陌生的诗中,他写道,一生中终会有那么一次雪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

像是在梦里,雪长时间无声地下着,车窗边的那个人,终于找到了多年来极力寻找的那种纯洁感,他乐观地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不一会儿,他坐着睡着了,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无法入眠,这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利用他睡着的这个时间,让我们悄悄了解一下这个人。他在德国度过了十二年的政治流放生活,然而他对政治从来都没有丝毫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诗,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诗。他四十二岁,单身,从来没有结过婚。他蜷缩在座位上,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只是比一般土耳其人略高,由于旅行显得皮肤更加苍白,金黄头发。他喜欢孤独,性格腼腆。如果他知道自己睡着时,由于车的晃动,脑袋先是靠在旁边旅客的肩上,然后又靠在别人胸前的话,他会很难为情的。他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具有契诃夫作品中那些生活没有变化而又失败的主人公们的那种忧郁。至于忧郁我们以后会经常提到。我知道,这种睡姿,他睡不了多久,所以现在我想马上告诉大家,他叫凯立姆?阿拉库什奥卢,但他从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喜欢由这个名字的首字母拼成的卡这个名字,这本书里我们也要这么称呼他。我们的主人公在读书的时候就固执地在作业本和考卷上用这个名字,大学时的签到单上也签的是卡这个名字,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不向老师和政府官员们让步。他让母亲和朋友们接受了这个名字,在出版的诗集上也用卡这个名字,因此在土耳其和德国的土耳其人中,他也赢得了小小的却略显神秘的名气。现在,像从埃尔祖鲁姆车站发车时司机对乘客们祝愿的那样,我也想补充对他说:亲爱的卡,祝你一路顺风……然而不瞒你们说,我是卡的老朋友,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卡在卡尔斯所要经历的一切了。

车过了呼罗姗转而向北直奔卡尔斯。在盘旋崎岖的山道的一个拐弯处,司机突然看到了前面的一辆马车,立刻紧急刹车,卡猛然惊醒。他马上被车上的那种齐心协力的气氛感染了。在拐弯处,在车开到悬崖边上减速的时候,尽管就坐在司机的后面,他也和车后部的乘客一样站起来看着路况。一位乘客不停地帮司机擦着前车窗上的蒸气,卡指给他看他漏擦的一个角落(那人却根本没注意到卡的帮助),擦窗的人稍一怠慢,前窗就成了一片白,卡也和司机一样仔细分辨柏油路到底向哪里延伸。

路标被雪蒙住,没法看清。擦窗的人终于累得停下来,司机关闭了车的大灯,半明半暗中路反倒好辨别了,车内却暗了下来。乘客们提心吊胆,默不作声,看着雪中贫困村镇的街道,看着那破破烂烂的平房中昏暗的灯光,看着现已封闭的伸向远方村庄的道路,看着灯光下那些影影绰绰的悬崖。即使是交谈,乘客们也都是在窃窃私语。

与卡同座的那位乘客,也这么小声地问卡去卡尔斯干什么。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卡不是卡尔斯当地人。

“我是记者。”卡轻声回答……这不是实话。“是为市政府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来的。”这是实话。

“卡尔斯市长被杀和妇女自杀问题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同座的乘客说,语气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骄傲还是一种羞愧,卡无法分辨。

整个旅途中,卡时不时地和身旁的这个农民交谈着,三天后,当卡泪流满面地走在卡尔斯被大雪覆盖的哈立特帕夏大街上,卡会再次遇见这位瘦高、英俊的农民。交谈中卡了解到,因为卡尔斯医疗条件不好,他带了母亲去埃尔祖鲁姆看病;他在卡尔斯附近的村里养些牲口,艰难度日,但他不想和政府作对;基于他没有向卡透露的一些神秘原因,他很担心,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国家;像卡这样有知识的人,为卡尔斯所发生的事,大老远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里,对此他感到非常高兴。他朴实的话语,交谈中的那份矜持,让卡感觉到一种令人尊敬的气质。

这个人的存在让卡感到了一份安宁。这种安宁是卡在德国的十二年中所未曾感受到的,这也使他想到,当了解到一个人比自己更加柔弱无助而对他充满同情时,自己是多么地快乐。这种时候,他会尽量用爱怜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无休无止的暴风雪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他知道车绝对不会滚入悬崖,天再晚车也一定能够到达卡尔斯。

长途车晚点了三个小时,十点钟驶入了大雪覆盖的卡尔斯街道,卡已经认不出这座城市了。他找不到二十年前那个春天他坐着蒸汽机火车来到这里时的车站大楼,也找不到马车夫赶着马车转遍了整座城市后带他来到的那个每个房间都有电话的共和国旅馆。大雪覆盖下,似乎一切都被抹去了,失去了踪影。在汽车站守候着的一辆驾马车让他想起了以前,但是整座城市比多年前卡所看到的和他记忆中的更加忧伤和贫穷。透过结了冰的车窗,卡看到了这十年来在土耳其各地都修建起来的风格近似的钢筋水泥公寓,看到了到处都一样的玻璃宣传栏,看到了跨过街道拉起的绳子上悬挂着的竞选广告。

从长途车上下来,他的脚刚踏在柔软的雪上,一股刺骨的寒气就钻入了他的裤管。打听在伊斯坦布尔打电话预定好的卡尔帕拉斯旅馆的时候,他在领行李的旅客中见到了几张他熟悉的面孔,但下着雪,他没有认出这些人到底是谁。

旅馆安顿好之后,他来到绿色家园旅馆,又见到了他们。一个疲惫不堪但依然潇洒而有风度的男人和可以看出是他生活伴侣的一个胖胖的但活力十足的女人。卡记起来,他们在70年代时活跃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充满政治口号的戏剧舞台上,男人的名字叫苏纳伊?扎伊姆。卡仔细观察他们,发现那个胖女人有些像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卡还在桌上的其他男人们身上看到了剧团演员所特有的那种惨白的皮肤:在这个二月的雪夜,在这个被遗忘了的城市,这个小剧团有什么事干呢?走出这家二十年前戴领带的公务员们经常光顾的旅馆之前,卡在另外一张餐桌旁见到了一个人,这人似乎是70年代手拿武器的一个左翼英雄。就像这越发贫穷和凄冷的卡尔斯和旅馆一样,卡的记忆也好像在雪的覆盖下被抹去了。

街上是因为下雪才没有一个人呢,还是这结了冰的人行道上本来就没什么人呢?卡认真读着墙上贴着的竞选宣传,培训班和旅馆的广告,还有市政府刚挂出来的反对自杀的宣传画,上面写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他看到茶馆的窗户结了冰,看电视的男人们把茶馆塞了个半满。他记忆中,使卡尔斯别具特色的是那些俄式建筑,看到这些建筑他心里略微感到一些轻松。

卡尔帕拉斯旅馆是由波罗的海建筑师设计的精美的俄式建筑之一。穿过一座拱形大门,经过一座院子,才能进入这两层楼的旅馆,旅馆的窗户又宽又大。一百一十年前为了便于马车通过,拱门修得很高,卡在穿过拱门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激动,但他实在太累,因而没想太多。我还是说一下吧,这激动和卡来卡尔斯的原因之一有关:三天前卡在伊斯坦布尔的《共和国报》报社碰到了年轻时的朋友塔耐尔,他告诉卡,卡尔斯将进行选举;另外,卡尔斯也和巴特曼一样,年轻女子们患上了奇怪的自杀症。他向卡建议说,如果就这些问题想写些东西,并且想看看十二年来真正的土耳其,最好是去卡尔斯,其他人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卡如果想去可以给他临时记者证;最后他还补充说,他们的大学同学美丽的伊珂也在卡尔斯。尽管她已和穆赫塔尔离婚,但目前她还在卡尔斯的卡尔帕拉斯旅馆同父亲和妹妹一起生活。《共和国报》的政论员塔耐尔说话的时候,卡却在想着伊珂的美貌。

旅馆高高的大厅里值班员贾维特在看电视,卡从他那儿拿到钥匙上了二楼203房间。关上房门后卡觉得轻松了。他认真地分析着自己,这一路上他心里除了恐惧,根本就没想过伊珂会不会在旅馆。带着一种强烈的本能,卡对爱情害怕得要命,就像那些想起有限的爱情生活就只有痛苦和羞愧的人一样。

半夜,在黑暗的房间里,他穿着睡衣,上床前,他轻轻拉开了点儿窗帘。看着不停飘落的大片大片的雪花。

远方的街道

卡一直认为雪是纯洁的,它能遮盖住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使人暂时忘却它们,但是在卡尔斯的第一天他就失去了关于雪的这种纯洁无瑕的感觉。在这里,雪使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雪下了一整夜。卡一大早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在坐满了失业的库尔德人的茶馆里喝茶的时候,像一个充满热情的记者手里拿着纸和笔采访选民们的时候,在爬上贫民街区结了冰的陡坡的时候,在采访原市长、副市长以及自杀女子们的亲人们的时候,雪一直没停。童年时,从位于尼尚坦石街的家里的窗户望出去所看到的街道雪景,对他来说简直和童话里的一模一样,现在这景象看起来却像是预示着他多年来理想中最后的避难所——中产阶级生活的结束和他想都不愿意想的令人绝望的贫困的开始。

早晨城市才刚刚苏醒,卡冒雪从阿塔图尔克大街往下,急匆匆地赶往堡内街区。这是一个棚屋区,是卡尔斯最贫穷的地区。急匆匆地从落满雪的枣树和梧桐树下走过时,卡看着窗户中伸着烟筒、破败不堪的俄式楼房,看着雪花飘进矗立在木材仓库和变电站之间的那座有上千年历史、而今却已空空如也的亚美尼亚教堂,看着结了冰的卡尔斯河上那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石桥上冲着每个过往行人狂吠不止的狗,看着在雪中像是被遗弃了的、空荡荡的堡内街区里那从棚屋中冒出的细细的烟。卡是如此地伤感,泪水盈满了眼眶。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早早地就被派去河对面的面包房,此时两个小家伙怀里抱着热乎乎的面包,推搡着,嬉笑着,显得那么地幸福,卡也冲他们笑了笑。触动卡内心的不是贫穷或无助,而是以后他常常会感受到的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照相馆空空的橱窗里,在茶馆结了冰的玻璃上(尽管茶馆里塞满了失业后以打牌度日的人),在被雪覆盖着的空荡荡的广场上。似乎这里是被所有人遗忘了的地方,雪无声无息地像是一直要下到世界的末日。

这个早上卡比较走运,他受到了礼遇,似乎他是一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名记者,人人都对他感到好奇,人人都会想要和他握手;从副市长到最贫穷的人都向他敞开了大门。把卡介绍给卡尔斯人的是塞尔达尔先生,他经营的《边境城市报》日销售量为三百二十份,有段时间塞尔达尔先生还为《共和国报》撰写地方新闻(大部分没有被采用)。卡早晨走出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们的地方记者”,在伊斯坦布尔时卡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卡是在他报社的门口见到他的,很快卡就明白了这个人对卡尔斯无所不知。在将要度过的三天时间里,那个上百次被问起的问题也是塞尔达尔先生最先问的。

“大诗人,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边境小城。可是您在这儿有什么事呢?”

卡告诉他,自己是为这里的选举而来的,还可能就青年女子自杀问题写篇文章。

“妇女自杀问题就像在巴特曼一样被夸大了,”这位报业人士说道:“我们还是去趟警察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那里吧,最好让他知道一下您到这里了。”

到这里来的外乡人,即使是记者,来到这里也必须和警察打个照面,这是1940年以来立下的一条边远城镇的规矩。由于卡曾经历过政治流放,多年后才返回了国内,而且,尽管没有明说,但人们都能感觉到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的存在,因此,卡没有表示反对。

大雪中,他们经过蔬菜市场,穿过五金商店和零配件商铺林立的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走过茶馆和奶制品商店门前,看到失业的人们忧郁地坐在茶馆里,盯着电视,盯着落雪,奶制品商店门口摆放着大块的圆形奶酪。他们十五分钟就横穿过了整座城市。

路上,塞尔达尔先生停下来指给卡看原市长被刺杀的地方。据说原市长是因为一件很简单的事被刺杀的,他下令拆掉了一个违章修建的阳台。三天后凶手连同他的武器被捕获,他躲在村里自己家的柴草堆里。这三天里谣传纷起,以至于凶手被抓住后,起先人们谁也不相信事情是他干的,事件的起因如此的简单让人们倍感失望。

卡尔斯警察局位于法伊克贝依街,这条街的建筑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富人们遗留下来的石块建筑,现在大部分都作为政府的办公楼,警察局的三层楼很长,几乎占了整条街的一面。在等警察局副局长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指着绘有图案的屋顶告诉卡,1877—1918年间,俄国统治时期,这里是一位亚美尼亚富人的住所,有近四十个房间,后来成了俄国人的医院。

有着啤酒肚的卡瑟姆副局长来到走廊叫他们进办公室。卡立刻发现,副局长因为《共和国报》的左派倾向根本不读《共和国报》,塞尔达尔先生介绍卡的诗人身份时,副局长对此也无动于衷,但因为塞达尔经营的是卡尔斯最大的地方报纸,对塞尔达尔先生倒挺敬重。塞尔达尔先生刚介绍完卡,副局长就问卡说:“您需要保镖吗?”

“什么?”

“我可以派个便衣跟着您。您就不会担心了。”

“有这个必要吗?”卡问到,语气中有种不安,像是个被医生建议用拐杖来走路的病人。

“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我们已经赶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义分子。但为了以防万一。”

“如果卡尔斯是个安宁的地方,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卡说。他心里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长再确认一下这里的确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没有再重复这句话。

首先他们去了城市北部最贫穷的街区,堡内街区和巴伊拉姆帕夏区。雪似乎一点都没有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尔达尔先生敲着夜屋的门,这些夜屋由石块、煤砖和带褶的薄板搭成,他问开门的女人们她们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们认识他,他就用一种让人放心的语气介绍他的记者朋友,说他是因为选举而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的,但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选举,他还要写卡尔斯目前存在的问题,年轻女人们为什么要自杀。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麻烦告诉他,那对卡尔斯也是有好处的。一些人把他们当作竞选市长的候选人,显得很高兴,以为他们会带来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饼干和面条什么的,急切而又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来,还嘱咐卡别怕对他们叫唤的狗。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到来当作警察们搞的一种新式突袭和搜查,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当得知来人不是政府派来的便默不作声了。自杀年轻女子的家人们(卡在短短的时间内了解到了六起自杀事件)则都说,他们的孩子并没表现出什么不满,他们对事件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非常伤心。

在这些巴掌大的屋子里,有的地上什么都没铺,有的铺着机织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顶破旧。他们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们中间——孩子们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车、掉了一条胳膊的玩具娃娃)、旧瓶子、空药盒和空茶叶盒,坐在时不时需要捅捅的火炉前,坐在用偷来的电采暖的电炉边,坐在没有声音但一直都开着的电视机前,听着卡尔斯说也说不完的伤痛和穷困,听着失业者和自杀年轻女子们的故事。母亲们因为儿子失业或因为儿子进了监狱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个小时,却仍难以让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饱肚子;失业者们经常因为手头拮据犹豫还去不去茶馆。所有的这些人都抱怨着命运的不公,抱怨政府,他们向卡诉说着自己的痛苦,仿佛是在诉说家乡和国家的伤痛。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愤怒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有从窗外射进来的白光,但这一共同点却让卡觉得进到屋里后,屋子显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里的东西。这种昏暗迫使他时不时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飘落的雪,这种昏暗如同一层纱帐,以一种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脑海中,此时他的头脑已听不进这些关于贫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听到的关于自杀的故事。使卡感到震惊的不是故事中的贫困、无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经常殴打自己的女儿,不允许她们出门;不是嫉妒的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也不是她们身无分文的窘境。真正让卡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比如说,一个女孩被逼着要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茶馆老板订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样,女孩和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饭,同她的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后,和以往一样去厨房拿甜食,但她从厨房来到花园,翻过窗子进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亲的猎枪打死了自己。听到枪声后,女孩的父母以为她还在厨房,却在卧室发现她躺在血泊中,他们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也想不明白她怎么从厨房到了卧室。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样,和两个兄弟抢遥控器,争电视看,孩子们吵了起来,她父亲过来狠揍了她两个耳光,她回到自己屋里像喝汽水一样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摩尔塔林,死了。另外一个是十五岁就恋爱结了婚的女子,六个月前刚生完孩子,丈夫失了业,郁郁寡欢,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后,走进厨房,把门锁上了,丈夫意识到她在里面要做什么,大喊大叫着想把门砸开,那女子却用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吊钩和绳子上了吊。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这种转变以一种让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绝望的速度发生。钉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之前就装好子弹的武器,从旁边屋子拿到卧室里的农药瓶子,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年轻女子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姑娘、少妇们突然开始自杀,这最初是在距离卡尔斯几百公里外的巴特曼发生的。世界上男人的自杀人数是妇女自杀人数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妇女自杀人数是男人的三倍多,并且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倍,这些现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年轻而又勤奋的工作人员的注意,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共和国报》登了一则短新闻,但在土耳其谁也没有对此表示关注。德国和法国驻土耳其的记者读了这则新闻后去巴特曼作了采访,并在他们本国进行了报导,这才引起土耳其报纸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国内外许多记者都去了巴特曼。负责调查此类事件的官员们则认为这种关注和报导会刺激一些女子对此进行效仿。副市长在和卡的交谈中说,据统计,卡尔斯的自杀人数远远低于巴特曼,“目前”并不反对对自杀者家属进行采访,只是希望在和他们交谈时尽量少用“自杀”这个词,并且在《共和国报》上不要作夸张失实的报导。目前由心理专家、警察、检察官和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们组成的一个专业工作组已经开始做准备,他们要从巴特曼到卡尔斯来,宗教事务部印有“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这一反对自杀的宣传标语已经挂了起来,同样标题的宣传手册也已经送至市政府准备发放了。但副市长并不确信此类措施能制止在卡尔斯刚刚开始蔓延的自杀;他担心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他认为许多女孩子之所以下决心自杀,是因为她们对政府、父亲、男人们和宗教人士反对自杀的说教产生了反感。

“当然,毫无疑问自杀的原因就是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副市长对卡说,“但如果生活的不幸福真是自杀的原因的话,那么土耳其一半的妇女都会自杀的。”留着刷子胡、长了一张松鼠脸的副市长说,妇女们已经对那些不停地进行说教、劝她们“别自杀!”的政府、家庭和宗教中的男人感到愤怒了,因此,在派来反对自杀的宣传工作组中应该安排一位女士。他骄傲地告诉卡,这个意见他已经向安卡拉作了书面说明。

自打一个女子从巴特曼来卡尔斯自杀后,关于自杀像瘟疫一样会传染的说法就出现了。午后,在阿塔图尔克街区的一座花园里,在覆盖着雪的枣树下(没让卡他们进家门),那女子的舅舅抽着烟对卡讲了他侄女的事:侄女两年前嫁到了巴特曼,从早到晚都在家里忙家务,但一直没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责难;但这些并不是充足的自杀理由,他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杀女子的影响,尤其是在卡尔斯和家人在一起时,侄女看上去是那么快乐,所以,在她将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们发现她死在了床上,床头留了一封信,里面写她吞下了两瓶安眠药,对此他们都感到很吃惊。

把自杀想法从巴特曼带到卡尔斯的这个女子死了一个月后,第一个进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妈十六岁的姑娘。卡答应老泪纵横的姑娘父母,在报纸上详细报导整个事件。这次自杀的起因是姑娘的一个老师在班上说她不是处女。谣言短时间里传遍了整个卡尔斯,后来本已和姑娘口头订了婚的男方不愿意结这门婚事了,原先络绎不绝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门,姑娘的外婆开始对她唠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电视上的结婚场面时,喝醉酒的父亲开始哭了起来,姑娘把从外婆的药盒子里偷来并积攒起来的安眠药一口吞了下去,永远地睡着了(看来自杀的方法也和自杀的想法一样,都会传染)。验尸证明自杀的姑娘是处女,姑娘的父亲不但怪罪于散布谣言的老师,也怪罪于从巴特曼来自杀的亲戚家的那个女子。他请求卡在报纸上写清楚对她的怪罪是毫无根据的,他只是想揭露这个制造谎言的老师,因此他把女儿自杀的所有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

所有这些事件中,自杀的女子们都能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自杀,这使卡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绝望。那些吞安眠药的女子悄悄自杀的时候实际上是和别人同住一屋的。读着西方文学,在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街长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杀,总是认为这需要充足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需要一个好几天都无人来敲门的房间。一想到这样自在地吞了安眠药片后喝着威士忌酒慢慢自杀,卡对那种时刻的无边无际的孤独是如此的恐惧。他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杀。

只有一位“戴包头巾的女孩”的自尽让卡又感受到了这种孤独感。一个月零一周前,这个女孩上吊了。这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先是因为戴包头巾而不让进教室上课,后来根据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准进校园。女孩的家境在卡所采访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贫困的。伤心的父亲从他开的小店的冰箱里拿了瓶可口可乐请卡喝,卡了解到,女孩在自尽前,曾向家人和朋友们透露过要自杀的想法。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亲和家里其他一些成员戴包头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包头巾作为伊斯兰政治立场的一种标志是从学院禁止这么做的领导和反抗的学生那里知道的。尽管女孩的父母给她压力,她还是拒绝摘去头巾,每次去学院总是被门口的警察挡回来。由于缺课太多,学院准备开除她。当她看到有些同学放弃了反抗,摘掉了头巾,还有些同学戴上了假发,她开始对父亲和朋友们说:“活着真没意思”,“真不想活了”。那些天里,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门,还是伊斯兰教徒们,都在卡尔斯不断通过手册、标语宣传自杀是最大的罪过,谁也想不到这个笃信宗教的女孩会自杀。这个名叫苔丝丽梅的女孩,最后一个晚上,静静地看完连续剧《玛丽安娜》,煮好茶给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内,小净后做了礼拜,发了一会儿呆,做了祈祷,戴好头巾,在灯钩上悬梁自尽了。

贫困和历史

童年的时候,卡的家位于尼尚坦石,当律师的父亲、当家庭妇女的母亲、可爱的妹妹、忠诚的仆人、家具、收音机和漂亮的窗帘构成了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对卡来说,贫困是这个“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开始的地方。那个世界是无法触摸的、危险的一种黑暗,在卡童年时期的想像中,它只是形而上的一种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在伊斯坦布尔突然下决心踏上卡尔斯之旅的原因,也难以将它解释成为回归童年时代的一种冲动。尽管卡远离土耳其,也知道卡尔斯是近些年来国内最贫困、最无人关注的地方。从生活了十二年的法兰克福回到伊斯坦布尔,看到童年时和小伙伴们一同走过的那些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店铺、影院都已面目全非,或者已不存在,或者已失去了活力。这唤起了卡要到别处去寻找自己童年和纯真的愿望,因此卡尔斯之行也可以说卡是为了再见留在童年记忆中他那中产家庭的贫困。因此,当他在卡尔斯店铺的橱窗里看到童年时穿过却在伊斯坦布尔再也没见到过的那种吉斯拉威德牌的体操鞋时,当他看到威祖夫牌的炉子时,当他看到装着卡尔斯圆形奶酪的那种由六个三角形组成的盒子时(这种盒子是他对卡尔斯最初的认识),卡感到如此地幸福,以至于他都忘记了那些自杀的女子,为自己身在卡尔斯而感受到了一种安宁。

近中午时,卡告别了塞尔达尔先生,采访了民众平等党和阿塞拜疆族的一些重要人物之后,独自在大雪中漫步。走过阿塔图尔克大街,过了桥,径直朝最贫困的街区走去,卡心中充满悲伤,除了狗叫声外没有任何声息的沉寂中,那无休无止的雪,飘向远方看不到的陡峭山岭,飘向塞尔柱时期的城堡,飘向那不知是历史遗迹还是棚屋的废墟,卡觉得除了自己没别人留意这些,眼中蓄满了泪水。尤素福帕夏街区公园的秋千断了,滑梯也坏了,公园旁边有片空地,空地尽头的电杆上有个大灯,用来照亮那里的煤场。卡看着一些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在灯下踢足球。听着年轻人被大雪压低了的叫喊声、对骂声,卡觉得在这昏黄的灯光下,雪中,尘世里的这个角落离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有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荒凉,卡内心中出现了真主的念头。

最初,与其说这是种念头不如说是一个画面,然而是那种在展馆中匆匆忙忙看完后努力想要回忆却怎么也无法再现的那种画面。与其说是一个画面不如说是转瞬即逝的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卡也不是第一次才有。

卡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信奉共和主义的世俗家庭里长大,除了在小学的宗教课程里学过一些宗教知识,没受过任何其他伊斯兰教育。近年来,当他内心中时不时有类似现在的这种幻象出现时,他没有慌乱,也没有去追寻这种不真切的、充满诗意的冲动。至多,在他内心中会产生一种乐观的想法:世上有一处值得欣赏的美景。

卡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想暖和暖和再休息一会儿,他饶有兴趣地翻着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有关卡尔斯历史的书,一整天的所见所闻和阅读历史令他回忆起的童年传说,在他的头脑中混杂在了一起。

在卡尔斯有一些别墅,尽管距离遥远,但这些别墅也使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曾几何时,住在这些别墅里的那些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们,他们常常在这里举行舞会,没完没了地进行宴请。卡尔斯曾是来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必经之路,因此,靠着卡尔斯有利的地理位置,依靠贸易,依靠卡尔斯位于上个世纪奥斯曼和沙皇俄国这两个没落帝国边境的优势,依靠这两个帝国驻守在这里的军队,这些人发了家,致了富。奥斯曼帝国时期,这里就是多个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有一千年前在这里修建了雄伟壮丽的教堂的亚美尼亚人,有躲避蒙古大军和伊朗军队的波斯人,有拜占庭帝国和蓬图斯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希腊人,有格鲁吉亚人、库尔德人,还有各部族的切尔卡西亚人等。1878年,拥有五百年历史的卡尔斯堡落在了俄国人手中,一部分穆斯林被驱逐出这里,但城市的繁荣和多民族的聚居还延续着。在俄国人统治时期,沿着城堡坡面修建的堡内街区街上帕夏们的别墅、公共浴池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各种建筑慢慢地显得落伍了,而卡尔斯河南岸平原上的俄式建筑被五条平行笔直的大街齐整地切开,这么有序的建筑在东方城市中很少能见到,很快形成了一座快速富裕起来的新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这里和他的秘密情人幽会,一同去狩猎。这里也比较适合俄国人南下地中海,获取贸易通道,因此得到大量的财政投资而得以重建。二十年前当卡来到这里时,令他对卡尔斯着迷的不是那座因为民族和部族战争而几乎完全成为废墟的奥斯曼帝国城市,而是由整齐的街道、大块的路石、共和国时期种的枣树和梧桐树构成的这座忧伤的城市。

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迫害、集体屠杀和起义,城市先后被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控制,甚至一度落入了英军的手中。也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卡尔斯甚至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1920年10月,在卡泽姆?卡拉贝奇尔(他的雕像后来竖立在了车站广场上)率领下,土耳其军队进入了这座城市。四十三年后土耳其人重新占领了卡尔斯,他们接受了城市的俄罗斯建设风格,定居在这里。那时,他们也接受了俄国人带来的文化,因为这些文化正符合共和国的西化浪潮。俄罗斯人修建的五条街道,分别以卡尔斯历史上五位帕夏的名字命名,因为他们不知道除军人外的其他伟人。

人民党原市长穆扎菲尔先生既骄傲又气愤地向卡讲述着当年的西化年代。那时,人们在人民之家举办舞会;在早晨卡经过的到处都生锈了的铁桥下举行滑冰比赛;从安卡拉来的演员们在这里演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尽管当时和希腊的战争结束还不到二十年——演出在卡尔斯受到共和派中产阶级的热烈欢迎;那些富人们穿着裘皮领大衣,装扮得花里胡哨的健壮的匈牙利大马拉着雪橇招摇过市;为支持自己的球队,人们在民族公园的洋槐树下,举行舞会,在钢琴、手风琴和单簧管的伴奏下跳着最时髦的舞;夏天,年轻女孩子们穿着短袖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悠闲地转着;年轻人冬天滑着冰刀去学校,他们怀着对共和国的热情,穿着夹克,里边打着蝴蝶领结。当律师穆扎菲尔先生多年后为竞选市长回到卡尔斯的时候,想在竞选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系上他高中时用过的蝴蝶领结,立刻遭到同僚们的反对,他们认为系这种“装模作样”的玩意儿会丢了选票,但穆扎菲尔先生没听他们的。

似乎随着一个个漫长冬天的悄悄离去,城市变得更加颓败、贫困和不幸。原市长讲到过去那些留下了美好记忆的冬天;讲到来演希腊戏剧的那些脸上扑着粉、半裸的演员们;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40年代末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年轻人在人民之家上演过的一个革命剧本。他说:“这个剧本讲了一个黑袍年轻女子的觉醒,最后她摘掉头巾,在舞台上烧掉了黑袍。”40年代末,据说在卡尔斯他们四处寻找一件黑袍却根本找不到,最后打电话从埃尔祖鲁姆找来了一件。穆扎菲尔先生补充说:“现在卡尔斯大街上到处都有穿黑袍的,披盖头的,戴包头巾的。因为戴在她们头上的是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标志,是一面面旗帜,所以不让她们进课堂,她们就自杀。”

在卡尔斯遇到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和戴包头巾女子这样的问题,卡内心中总会产生一些疑问,可总是欲言又止。比如,他没有深究:既然40年代的卡尔斯找不到一个穿黑袍的女人,那些狂热的年轻人演这样一个反对穿黑袍的戏又有什么意义?一整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并没有仔细观察那些戴包头巾或穿袍子的妇女们,因为回国后这一星期里,他还没有学会像主张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密切观察街上戴包头巾的妇女就能得出些个政治结论,也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另外,从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头巾、穿袍子的妇女。卡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比较西化的地区,出现在这里戴包头巾的妇女要么是从郊区来的卖葡萄的妇女,要么就是牛奶小贩的妻子,要么就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别的什么人。

卡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以前的主人都有谁,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听说过很多说法:因罪责较轻没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一个崇拜西方的大学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的孤儿们……不管第一个主人到底是谁,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建筑与同期的建筑一样,一种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炉被置于墙内,可同时向四个房间供暖。但在共和国时期,土耳其人不会用这种俄式取暖炉,把这座楼改为旅馆的第一个土耳其主人,在进楼处放了一个巨大的铜炉,再后来,每个房间就都装了暖气片。

卡穿着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时候,有人敲门,他起身开了门。来人是每天坐在火炉前看电视度日的服务员贾维特,给卡钥匙时他忘了件事。

“刚才我忘说了,《边境城市报》的塞尔达尔先生正等着您呢,要您快去。”

他们一起来到大厅。卡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伊珂从服务台边的那个门进来了,她比卡想像的还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学时这个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乱。是的,当然,她是如此美丽。他们像两个伊斯坦布尔的布尔乔亚,先握握手,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头向前伸出,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抱,亲吻脸颊。

“我知道你要来。”伊珂稍向后退了退,用一种让卡感到惊讶的坦诚说道:“塔耐尔打电话跟我说了。”她直盯着卡的眼睛。

“我是为选举和自杀女子的事情而来的。”

“你准备待多长时间?”伊珂说,“亚细亚旅馆旁有个新人生糕饼店。现在我正忙我父亲的事。一点半我们在那里见面聊聊吧。”

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尔——比如说是在贝尤鲁——而是在卡尔斯发生了,这使卡感到有点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乱有多少是因为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会儿以后,卡想,还好买了这件大衣。

去报社的路上,他的心毫无疑问地道出了他的大脑绝对不会承认的两个事实:第一,卡从法兰克福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方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另一方面是单独生活了十二年后想找一个合适的土耳其姑娘结婚;第二,卡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卡尔斯是因为他暗自认为这个姑娘就应该是伊珂。

如果这第二个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话,卡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冒失,但又因为别人说的是事实,他又可能终生都会在羞愧中自责。这世上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别人为自己的幸福忙这忙那的话,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这样一个卫道者。另外,为结婚找一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人,这也根本不符合一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尽管这样,去报社的路上,他并没感到什么不安。因为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从伊斯坦布尔来时坐在长途车上自己潜意识中想像的要好。

《边境城市报》报社与卡住的旅馆中间隔了一条街,在法伊克贝依街,办公室和印刷室所占的地方也只不过比卡住的那个旅馆房间稍大一点。一面木板墙把房间分成了两部分,木板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日历、名片和请柬的样本、来过卡尔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尔达尔先生的合影、镶在镜框里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报纸。木板墙另一边,电动印刷机开动着,踏板摇摇晃晃,传来悦耳的声音,这个印刷机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莱比锡的鲍曼公司制造的,在汉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后,在土耳其第二次立宪的新闻自由时期被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1955年塞尔达尔先生的父亲用火车把它运到了卡尔斯。塞尔达尔先生二十二岁的大儿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机子里放白纸,左手熟练地整理印好了的报纸(印刷机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俩打闹时被弄坏了),在这期间他还能不失时机地和卡打个招呼。小儿子和他哥一样,长得不像父亲,一见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母亲的样子,细长眼,白白的脸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

电来了,卡看到塞尔达尔先生的额头上因为生气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们分手以后,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错误信息。”塞尔达尔先生说。

“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哪里?”卡问道。

“警察当然会跟踪您。”这位报业人士说。“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有时也通过无线电设备听警察们的通话。我们报纸新闻的百分之九十是由市政府和警察局提供的。安全部门很清楚,您向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和贫困;年轻女子们为什么要自杀。”

关于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个问题,卡听到了很多解释: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贸易额减少了;海关口岸也关闭了;70年代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城市,富人们遭到恐吓和劫持;稍有些积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记了卡尔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

“我决定还是把事实真相跟您说了吧。”塞尔达尔先生说。

机智和乐观告别卡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现在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里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国一直困扰自己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卡总是回避问题的阴暗面。现在卡心中有着对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过去我们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塞尔达尔先生说,像是在道出什么秘密似的。“但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自称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泰雷凯梅人。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凯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属一家。库尔德人,我们认为是一个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库尔德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在这里的本地居民,也从不骄傲地称‘我是本地人’。这里还有土库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时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德国人,什么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属于什么民族为傲。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里温和巴库的电台散布的,他们想让土耳其四分五裂。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穷,民族自豪感却越来越强。”

塞尔达尔先生看到卡听得认真又换了个话题。“宗教分子们挨家挨户地转,成群结队地到你家里来做客,给妇女们带去厨具、锅、榨汁机、一盒盒香皂、一袋袋洗衣粉和麦子,在贫困的街区他们马上得到了好感,女人和女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近感;他们用别针在小孩的肩头别上金色的布带。他们到处宣传,把你们的票投给真主的党——繁荣党;他们说,现在我们面临的贫困和不幸都是因为偏离了真主的道路。男宗教徒给男人们,女宗教徒给女人们作宣传。他们得到了那些遭受挫折、愤怒的失业者们的支持,得到了那些整日等米下锅、为吃饭而发愁的失业者妻子们的支持,然后他们许诺,只要投他们的票以后还会得到新的礼物。他们赢得的不只是那些毫无尊严的最贫困的人和失业者们的尊敬,也有那些每日只以一碗热汤充饥的大学生、工人、甚至小贩们的敬意,因为这些人更勤劳、更正直、更谦虚。”

《边境城市报》的主人告诉卡,被刺的原市长触犯众怒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想取消“不现代”的四轮马车(这个计划只不过因他遇刺而半途而废了),实际上是他的受贿和营私舞弊。可是,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主张共和主义的政党,却因为家族血仇、种族歧视、民族主义等原因而分裂,他们之间还进行毁灭性的竞争,以至于无法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市长候选人。“只有一位候选人的人品值得信赖,他属于真主的党,就是你住的那家旅馆的主人吐尔古特先生的女儿伊珂女士的前夫穆赫塔尔先生。这人有些没脑子,但他却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在这里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这次选举获胜的将是真主的党。”

雪下得更紧了,这使卡再次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恐惧,他害怕伊斯坦布尔那个他成长的环境就要消失,害怕土耳其西化的生活也将不复存在。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看到童年时代的那些街道已经毁坏,世纪初遗留下来的古老而又雅致的楼房也坍塌了,童年时代的树也因干枯而被砍掉,影院十年前就关闭了,改建成了一排排又窄又暗的服装店铺。这不仅意味着童年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也意味着卡重回伊斯坦布尔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卡还想到,如果宗教极端分子在土耳其掌权,妹妹以后不戴头巾就不能出门了。卡望着《边境城市报》的霓虹灯下仿佛童话故事里一般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慢慢飘落,幻想着和伊珂一起回到法兰克福,幻想着他们一起在卡夫霍夫卖女鞋的二楼购物。卡就是在那里买了现在紧裹在身上的这件灰色大衣。

“这就是想把土耳其的一切都变得和伊朗一样的国际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

“自杀的年轻女子们也是因为这吗?”卡问道。

“可惜,据我们所知她们很多人是受骗了,但是我们害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引起更多的自杀,出于责任我们没有把事实写出来。有人说著名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神蓝’就在我们这座城市,而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给戴包头巾的和想要自杀的女子出主意。”

“伊斯兰教徒不是反对自杀吗?”

塞尔达尔先生没有回答。印刷机停了,屋里陷入一片沉寂,卡欣赏着外面令人难以置信的落雪,想到一会儿要和伊珂见面,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也为卡尔斯的问题而苦恼着。但现在,卡只想着伊珂,想做好准备和她在糕饼店见面,因为现在已经一点二十了。

塞尔达尔先生大块头的大儿子,把新印好的报纸的第一页像特意准备好的礼物一样,摊开在卡的面前。多年来卡养成了在文学杂志上找自己名字的习惯,很快,他就在报纸的边角上发现了一则新闻。

著名的诗人卡(KA)在卡尔斯

全土耳其都熟知的诗人卡(KA)昨日来到了我们这个边境城市。年轻诗人的作品《烟灰和橘子》和《晚报》曾荣获贝赫切特?内加特吉奖,受到国内读者的一致好评,此次诗人以《共和国报》记者的身份来观察即将进行的选举。诗人卡(KA)在德国法兰克福生活多年,对西方诗歌颇有研究。

“我的名字拼错了,”卡说,“字母A应该小写。”他刚说完就后悔了。“还不错,”他带有一分歉意地说。

“很抱歉,我们对您的名字也不是很确定,为此还找过您,”塞尔达尔先生说。“我的孩子,看到了吧,你们把诗人的名字排错了。”他用一种毫不慌乱的语气教训着他的两个儿子。卡看得出这种错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现在马上改过来……”

“算了,没关系。”卡说。这时他看到最长的一则新闻的最后一行中自己的名字没被排错。

民族剧院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胜利之夜

土耳其著名的苏纳伊?扎伊姆剧组昨夜在民族剧院的演出获得极大的关注。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创作以其民粹主义、阿塔图尔克主义和启蒙主义倾向而著称。晚会持续到半夜,演出不时被观众的欢呼和掌声打断,副市长、市长代表和卡尔斯的其他重要人物观看了演出。卡尔斯人对这样的一次艺术盛会期盼已久,人们既可以在热闹的民族剧院观看演出,也可以在家里观看。因为,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成立两年来首次进行了现场直播,把这一精彩的演出即时地展现给卡尔斯人。就这样,边境卡尔斯电视台首次在录影棚之外进行了现场直播。因为目前还没有转播车,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所在的哈立特帕夏街到相隔两条街的民族剧院摄影棚铺设了电缆。为了避免冻坏电缆,热心的卡尔斯市民让电缆从自己家里通过。(比如牙医法德尔先生家,让电缆从前面阳台的窗户进来,从后花园出去。)卡尔斯人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再使用现场直播这种方式。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负责人指出,通过这次录影棚外的现场直播,卡尔斯所有的企业都已经在电视台做了广告。此次演出使整个卡尔斯欣赏到了反映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剧作、西方启蒙主义时期一些著名剧作的片断、讥讽侵蚀我们文化的广告的小品、著名的守门员伍拉尔的轶事和反映爱国主义、颂扬阿塔图尔克的诗歌。来我市访问的著名诗人卡(Ka)还亲自朗诵了他的最新作品。除此之外,大家还欣赏了由共和国初期最著名的具有启蒙性质的剧作《祖国还是长袍》改编而成的舞台剧《祖国还是头巾》。

“我没有写名字叫‘雪’的诗,晚上我也不准备去剧院。您这条新闻就不准确了。”

“您别说得那么肯定。有些人瞧不起我们,认为事情还没发生新闻就写好了,这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占卜,但后来他们却看到事情完完全全是按照我们写的那样在发展,他们又感到那么不可思议。很多事情正是因为我们事先写了才发生了。现代的报业应该这样才对。您可别剥夺我们在卡尔斯现代化的权力啊,您不会让我们伤心吧,我肯定您一定会先写一首名为‘雪’的诗,并且一定会来剧院朗诵的。”

报上还有其他一些新闻,如关于竞选集会的通知,从埃尔祖鲁姆来的疫苗开始给高中生注射,市政府推迟两个月收缴水费给卡尔斯人提供了便利,等等。在这些新闻中卡发现了一则先前没注意到的新闻。

大雪切断了交通

持续两天的大雪使我市与外界的交通完全中断了。继昨日通往阿尔达汉的公路封闭后,今天通往萨勒卡莫什的公路也开始禁止通行。一些路段因积雪和结冰不能通行,驶往埃尔祖鲁姆的耶尔玛兹公司的长途车不得不中途返回。据气象部门通报,未来三天内本地将持续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和大雪的影响。卡尔斯,同以往的冬天一样,三天内完全要靠自给自足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整理自己的机会。

卡站起身正要走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抢身挡在了门口,让卡听完他最后要说的几句话。

“不知道吐尔古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们会跟您说些什么!”他说。“我常登门拜访他们,他们是真诚的人,但您别忘了:伊珂女士的前夫是宗教政党竞选市长的候选人。大家都知道随她父亲来这里读书的妹妹卡迪菲是主张戴包头巾的女孩子中最为极端的。她们的父亲则是原共产党!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他四年前为什么在卡尔斯最糟糕的日子里选择来到了这里。”

尽管突然听到这么多使自己不安的事情,但卡一点声色都不动。

卡和伊珮珂在新人生糕饼店

大雪中,从法伊克贝依街到新人生糕饼店的路上,尽管刚知道了一些坏消息,但卡的脸上为什么会隐隐约约有些微笑呢?他的耳边响起佩皮诺?迪?卡普利的歌曲《罗伯塔》,他觉得自己像屠格涅夫小说中去和梦想多年的女人约会的浪漫而忧郁的主人公。屠格涅夫厌倦了那些无休无止的问题和原则,离开了被自己鄙视的国家,去了欧洲却又对她充满思念和爱恋。卡喜欢屠格涅夫和他优美的小说,但是,说实话,卡却并没有像屠格涅夫小说中那样,他并不是很多年来都在梦想着伊珂。他只是梦想着伊珂那样的一个女人;也许伊珂偶尔曾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过。但自从他知道伊珂离开她丈夫后,他就开始想念伊珂了,虽然此前并没有想念得那么多,但现在为了和伊珂建立更深更现实的关系,卡就用他感觉到的音乐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来弥补这一不足。

然而,走进糕饼店和她同坐在一起,他脑子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就消失了。伊珂比刚才在旅馆、比大学时显得更漂亮。她那真真实实的美丽,她那淡淡涂抹了的红唇,她那白皙的肤色,她那眼眸中的明亮清澈,以及她那让人感到亲近的真诚,都使卡感到不安。伊珂突然显得如此的真诚,使卡担心自己不是那么自然。生活中卡最担心的是写出很糟糕的诗,其次就是这种不自然的感觉。

“路上,我看到工人们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向民族剧院拉直播用的电缆,像拉晾衣绳一样。”他说,想以此来打开话题,但却一点儿也没笑,因为他担心那样一来会显得自己是在嘲笑偏远地区生活的乏味。

有一阵子,他们就像带着善意、决定相互谅解的夫妻一样,寻找着能心平气和谈论的共同话题。一个话题刚结束,伊珂微笑着很有创造性地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下着的雪、卡尔斯的贫困、卡的大衣、他们觉得对方没多大的变化、烟难戒、卡在伊斯坦布尔见过的那些人……两人的母亲去世后都安葬在伊斯坦布尔的费里科依墓地,这一点,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拉近了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他们轻松地聊着一些话题,这种轻松就像知道了对方同属一个星座的一对男女,相互间感到的——即使是装出来的——那种暂时的轻松。他们聊了聊两位母亲在他俩生活中的地位(很短),聊了聊卡尔斯的火车站为什么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稍长),聊了聊他们见面的糕饼店所在的位置1967年前还是一座东正教教堂,教堂的门现在还收藏在博物馆里,聊了聊博物馆里亚美尼亚人大屠杀这一特别部分(一些游客开始以为这部分是为了纪念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亚美尼亚人,后来才知道刚好相反),聊了聊糕饼店里仅有的那个半人半鬼、耳朵有点背的侍应生,聊了聊卡尔斯的茶馆因为失业的人们喝不起而不卖咖啡,聊了聊引导卡到处采访的报业人士和其他当地报纸的政治观点(所有的报纸都支持军人和现政府),他们还聊了聊卡从口袋里取出的第二天的《边境城市报》。

伊珂全神贯注地开始读起报纸的第一页,卡突然担心伊珂是不是也和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的老朋友一样,对他们来说惟一的现实是土耳其内心的痛苦和可悲的政治生活,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到德国去生活的念头。卡长时间地看着伊珂纤细的手,看着她那现在还令自己惊奇的秀丽面庞。

“你犯了什么罪,判了你几年?”伊珂温柔地微笑着问。

卡告诉了她。70年代末,土耳其许多小的政治性报纸什么都能写,人人都以因为刑法中的这一条而被判刑为荣,但谁都不会为此而进监狱,因为警察并没有紧密搜捕那些经常变更住处的编辑、作家和译者。后来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些改变住处的人们也渐渐开始被捕了,卡因为发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而这篇文章却是别人写的,因为匆忙,卡看都没看就拿去发表了。被判了刑的卡逃到了德国。

“在德国你日子难过吗?”伊珂问道。

“我学不会德语,但这却保护了我。”卡说。“我的身体抵制德语,这却使我保持了纯洁,也保护了我的灵魂。”

卡担心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会显得可笑,但又因为伊珂那么认真地听着自己说话而感到幸福,因此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自己深陷其中的沉寂以及近四年来自己没有写过诗。

“在火车站附近,我租了一套小小的公寓,从公寓惟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法兰克福的许多屋顶。每到夜晚,我就在这狭小的屋子里,在沉寂中回忆过去的日子,这激发了我写诗的灵感。此后,听说我在土耳其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那些土耳其移民、想吸引土耳其族选民的政府、图书馆、一些三流的学校,还有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和一个用土耳其语写作的诗人认识的团体,开始请我去朗诵诗。”

每当卡从法兰克福坐上德国人准时而有序的火车,水雾濛濛的车窗玻璃外掠过边远小镇教堂雅致的尖顶、山毛榉林深处神秘的黑暗、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健康可爱的孩子们,他都会感受到同样的一种沉寂。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反而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常常创作一些诗歌。如果不去哪个城市朗读诗歌的话,每天早晨八点,他会穿过凯瑟斯特拉斯大道,到泽依尔大街上的市立图书馆去看书。“那里的英文书够我看二十辈子了。”那里有他迷恋的十九世纪小说,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作品,有建筑史方面的书籍,有博物馆的编目,他像个小孩一样,生命对他来说似乎才刚刚开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感兴趣的一切。他在市立图书馆埋头苦读,翻阅那些老版的百科全书,欣赏着书中精美的插图。当他再次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尽管耳边尽是城市的喧嚣,可心里听到的却是火车上他所感受到的沉寂。晚上,当他改变路线,从犹太博物馆门前经过时,当他沿着马恩河行走时,当他周末从城市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时,他听到的是同样的一种沉寂。

“这种沉寂一段时间后开始占据我生活的许多方面,我开始感觉不到创作诗歌时应有的那种撞击我心灵的声音。”卡说道。“我本来就不和德国人交流。土耳其人认为我有知识,有头脑,却有些不正常,和他们的关系也不怎么好。我不同任何人来往,不同任何人交流,诗也不写了。”

“但报上说今晚你要读最新创作的诗。”

“我没什么最新的诗,怎么去朗诵?”

除他们之外,糕饼店屋子的另一头靠窗的一张光线较暗的桌边,坐着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和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瘦瘦的,样子很疲惫,耐心地向矮个儿说着什么。透过他们后面的大窗户可以看到糕饼店霓虹灯招牌散发出的粉红色光线照在鹅毛大雪上。而远处的另外一个角落里,另两人那么投入地谈着什么。像是哪部蹩脚的黑白电影中的一个场景。

“我妹妹卡迪菲第一年没考上大学,第二年考上了这里的教育学院。那边,在我身后,坐在屋子另一头的那个瘦瘦的人就是学院的院长。父亲很喜欢我妹妹,母亲在车祸中去世后,父亲便决定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三年前父亲来这里后,我就和穆赫塔尔离了婚。后来我们一家三人便住在了一起。那个充满死亡叹息和幽灵的旅馆是我们和亲戚们一起经营的。我们自己住了三个房间。”

卡和伊珂在大学和在左翼组织的那些年里没有过任何接触。十七岁时,当卡走在文学院那高顶的走廊时,他也和许多人一样,立刻注意到了美丽的伊珂。第二年,发现她已经成了同一组织的诗友穆赫塔尔的妻子。他俩都是卡尔斯人。

“穆赫塔尔继承父业,当了阿尔切利克公司和阿依戛兹公司的代理。”伊珂说。“我们回到这里后,一直没孩子,因此,他们带我去埃尔祖鲁姆,去伊斯坦布尔看病,但没用,我们便离了婚。但穆赫塔尔一直没再婚,反倒献身于宗教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把自己献给宗教?”

伊珂没回答,两个人看了一会儿墙上的黑白电视。

“为什么这个城市大家都要自杀?”卡问。

“不是大家都要自杀,是姑娘们和少妇们,”伊珂说:“男的献身于宗教,女的则要自杀。”

“为什么?”

伊珂看了卡一眼,这一眼,使卡感到自己问问题和匆忙找寻答案时有一种失礼,有些令人讨厌。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关于竞选的采访报告,我有必要同穆赫塔尔见见面。”卡说。

伊珂立刻起身走向服务台,打了个电话。“五点前他都在市党部。”她回来坐下说,“他等你去。”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沉默,卡感到很不安。要不是路封了,他现在就会坐上头班长途汽车逃离这儿。他对卡尔斯的黄昏,为这里被遗忘了的人们深感同情。他们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了飘雪。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就像那些时间充裕、对生活满不在乎的人们那样望着雪。卡感到自己很无助。

“你真是为写有关选举和自杀的事情来这里的吗?”伊珂问。

“不,”卡说,“在伊斯坦布尔听说你和穆赫塔尔离婚了。我来这里是想和你结婚。”

伊珂一下子笑了出来,把这当成一种开心的玩笑,但不一会儿她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卡从伊珂的目光中感觉到她已洞察了一切。她的眼睛似乎在告诉他说:“你应该稍稍掩饰一下自己的真实意图,机智地和我套套近乎,说些动听的话。可你却连这点耐心都没有。你不是爱我,不是觉得我与众不同,而是因为我离婚了,想起了我的美貌,认为我在卡尔斯生活是一种落后,因此才来到了这里。”

已经备感羞愧的卡坚决地想要惩罚自己图谋幸福时厚颜无耻的做法,他想像着,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伊珂将要道出最残酷无情的事实:“使我们走在一起的恰恰是我们对生活期待的落空。”但是伊珂所说的话却完全出乎卡的想像。

“我一直认为你会成为一个好诗人,”她说。“恭喜你写了那么多诗。”

同卡尔斯所有茶馆、饭馆和旅馆的大厅里一样,这儿的墙上没有挂令卡尔斯人引以为豪的本地群山的风景画,而是挂着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刚才给他们端茶来的那位上了年纪的侍应生,坐在堆满糕点和巧克力的托盘间。在昏暗的灯光下,糕点的油和巧克力锡箔纸闪着亮光。他靠近服务台,脸朝着他们,背对着后面的桌子,饶有兴致地看着挂在墙上的黑白电视。卡不敢看伊珂的眼睛,此刻他的眼神在游移的过程中被电视里播放的电影吸引住了。电影中,一位身穿比基尼、金黄头发的土耳其女演员在沙滩上奔跑着,两个蓄着胡子的男人追逐她。突然,坐在糕饼店另一头昏暗桌旁的那个小个子站了起来,拿枪对准了教育学院院长,开始说些什么,但卡一点儿也听不清楚。之后卡才明白,当院长回答那个小个子时,这小个子开了枪。卡不是根据模糊的枪声,而是看到院长摔倒,才明白他已中弹了。

伊珂转过身来,看着卡所看到的一切。

那个老侍应生已经不在卡刚才看到他的那个地方。小个子站了起来,拿枪指着倒在地上的院长。院长向他说着些什么。电视声音很大,听不清楚他说了些什么。小个子又向院长身上开了三枪,随后迅速从身后的门走出去,消失不见。卡根本没看到他的脸。

“快走,”伊珂说,“别待在这儿了。”

“救命!”卡声嘶力竭地喊道,“打电话给警察吧,”他接着说。但他却呆在那里一动也没动。随后,他跟着伊珂跑了出去。新人生糕饼店的双开门前空无一人,他们迅速跑下的台阶上也是如此。

转眼间,他们已经来到了大雪覆盖着的人行道上,快步走了起来。卡想:“谁也没看到我们从那里出来”,这使他稍感平静,因为他觉得好像是自己杀了人。他那令他自己羞愧和后悔的求婚似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现在他不愿意碰见任何人。

来到卡泽姆卡拉贝奇尔街角时,卡还是充满恐惧,但是由于能和伊珂共同分享一个秘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又产生了一种亲近,这使他感到很幸福。灯光照着哈立特帕夏商城门口装柑橙和苹果的箱子,映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灯光下卡看到她眼中的泪水,不安了起来。

“院长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上课,”她说。“所以,他们杀了这个可怜的人。”

“我们报警吧,”卡说,他想起这曾经是左翼分子们十分厌恶的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他们会弄清楚一切的。也许现在他们就已经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清二楚了。繁荣党的市党部在这楼的二层。”伊珂指了指商城的入口。“把你见到的都告诉穆赫塔尔,等秘密警察找他时,别让他慌了神。另外我得告诉你,穆赫塔尔还想和我复婚,和他谈话时别忘了这一点。”

凶手和被害人之间最后一次的谈话

新人生糕饼店里,在卡和伊珂的注视下,那个小个子朝教育学院院长的胸部和头部开了枪,而院长身上藏有用宽胶带缠着的录音设备。这个进口的根德牌录音机,是国家情报局卡尔斯分处细心的工作人员缠在教育学院院长身上的。因为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进学校上课,无论是从近来他本人受到的恐吓,还是从卡尔斯的便衣情报人员从宗教团体得来的消息来看,院长都需要得到保护。院长本人尽管主张世俗,但他相信命运,其程度同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们并无二致,他认为与其让一个壮如熊的保镖和他形影不离,不如把威胁自己的人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将其抓获,这样更可行。他想吃喜欢的核桃仁酥饼,想也没想就进了新人生糕饼店,当看到有个陌生人向自己走来时,同其他类似情形下一样,他打开了身上的录音设备。有两枪打在了录音设备上,这也没能让院长免于一死。录音带没有受影响,多年后,我从院长夫人和他当模特的女儿那里拿到了磁带上的谈话录音,尽管过去了许多年,提到此事,院长夫人依然泪流不止。

“您好,先生,您认出我了吗?”

“不,我记不起来了。”

“我也这么想,先生。因为我们从没见过面。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为了和您见面,我试了两次。昨天被学校门口的警察挡了回来。今天总算进了学校,您的秘书却没安排我和您见面。于是我想在您进教室上课前拦住您。那时您看见我了,能想起来了吗,先生?”

“我想不起来。”

“您是想不起来见过我了呢,还是想不起我来了。”

“您想和我谈什么?”

“其实我想和您在各个问题上谈几个小时,谈几天。您是农学教授,受人尊敬,知书达理,学识渊博。可惜我读书不多。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我还算是学了不少。我想同您谈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请原谅,先生,我没占用您时间吧?”

“别客气。”

“对不起,如您允许,我能坐在这儿吗?先生。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广了。”

“您请,不用客气。”

(拖动椅子和坐下的声音)

“您在吃核桃仁酥饼,先生。在我们托卡特有很高的核桃树。您去过托卡特吗?”

“可惜,没去过。”

“很遗憾,先生。如果您去的话,一定住在我那里。我活到现在,整整三十六年,都是在托卡特度过的。托卡特非常漂亮。土耳其也很美丽。(一段沉默)但可惜,我们不了解这个国家,我们不喜欢这里的人们。甚至我们以不尊重这个国家和民族、诋毁这个国家和民族为能耐。先生,可以的话,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不是无神论者吧?”

“不是。”

“大家却说您是,但我不认为您这么一个有知识的人会否认真主——饶恕我——的存在,不用说,您也不是犹太人吧?”

“不是。”

“您是穆斯林。”

“我是穆斯林,感谢真主。”

“先生,您在笑。可是请认真回答我,为得到您的回答,大冬天,冒着雪我从托卡特来到了这儿。”

“在托卡特您怎么听说过我?”

“先生,伊斯坦布尔的报纸当然不会报导您不让那些有信仰、爱学习的戴头巾的女学生进学校。这些报纸写的都是伊斯坦布尔那些女模特们见不得人的事。但在我们美丽的托卡特,有个名叫旗帜的穆斯林电台,报导我们国家什么地方有对穆斯林不公的事情。”

“我从不做对穆斯林不公的事情,我也敬畏真主。”

“先生,我顶风冒雪来这里用了两天的时间,在车上我一直在琢磨您,请相信我早就知道您会说‘我敬畏真主’。那时候我也想好了要问您这个问题。如果你敬畏真主,尊敬的奴里?耶尔玛兹教授,如果你相信古兰经是真主所说的话,尊敬的先生,那么告诉我您对‘奴尔’一章那优美的第三十一节是怎么看的。”

“这节,是的,这节非常明确地指出女人们应该遮住头部,甚至脸部。”

“你说的非常好,非常直率,谢谢你,先生!那么,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你不让我们那些戴头巾的女学生们进学校,怎么能和真主的这个指示相符。”

“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们上课甚至不让她们进校门是咱们这个主张世俗化的政府的法令。”

“先生,对不起,能问一个问题吗:政府的法令能大过真主的指示吗?”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些对于一个主张世俗化的政府来说是两码事。”

“您说得很对,先生,让我吻您的手。别怕,先生,把您的手给我,您看,我肯定会好好地吻您的手的。噢,愿真主保佑。您知道了吧,我是多么尊重您。现在,先生,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您请,别客气。”

“先生,那么,世俗化就意味着无神论吗?”

“不是。”

“那为什么以世俗化为借口不允许我们那些信仰宗教奉主行事的女学生们上课?”

“真的,孩子,争论这些问题不会有什么结果。伊斯坦布尔电视上关于这些问题整天都在讨论,结果怎么样?女孩子们还是不摘她们的头巾,政府还是不许她们那样去上课。”

“好吧,先生,能问一个问题吗?请原谅,这些女孩子戴头巾,我们千辛万苦抚养她们长大,她们勤奋,有教养,听话,可是这些女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这符合宪法吗?这与教育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规定相符吗?您良心上能过得去吗?您说说,先生?”

“如果那些女孩子是那么听话的话,她们就会摘掉头巾。孩子,你叫什么,住哪里,做什么工作?”

“先生,我在托卡特的仙莱尔茶馆负责烹茶,兼管火炉,我们茶馆紧挨着著名的佩尔瓦内浴室。我叫什么不重要。我每天都听旗帜电台。我有时常常会想不通那些对穆斯林不公的事情。先生,我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我是一个理智的、生活自由的人,所以,无论我生活在土耳其的什么地方,我都会坐上长途车,去找那些困扰我的人,当面问问他这种不公正的事情。先生,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政府的法令大,还是真主的指示大?”

“孩子,这种争论不会有结果。你住哪个旅馆?”

“你想向警察告密吗?你不用怕我。我并不属于哪个宗教组织。我讨厌恐怖主义,我崇尚思想斗争,我笃信真主的大爱。正因为如此,尽管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可我从不因思想的分歧动过什么人一个指头。我只想让你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先生,对不起,尽管有真主的箴言——古兰经中阿合扎布意境章和奴尔章的明示,学校门前那些受您不公正对待的女学生们的痛苦,不会让您良心上受到任何谴责吗?”

“孩子,古兰经还说要砍掉小偷的手,可是咱们政府并没这么做,你对此为什么不反对呢?”

“您回答得非常好,先生,让我吻您的手。但小偷的手和女人们的尊严能是一样的事情吗?据美国黑人穆斯林学者玛尔文?金教授所做的统计,在戴头巾的穆斯林国家里,强奸案件几乎没有,性骚扰也很少碰到,因为穿长袍、戴头巾的妇女们的衣着就告诉男人们:‘请不要骚扰我。’先生,能问一个问题吗:我们让那些戴头巾的妇女受不到教育,把她们排除在社会之外,而让那些暴露着头发的妇女成为主流,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效仿欧洲的性革命,让妇女们廉价出卖自己的贞操,而让我们自己——请原谅——成为皮条客?”

“孩子,我吃完了,请原谅,我要走了。”

“坐在那儿,先生,坐下,别让我用这玩意儿。这是什么,你看清楚了吗,先生?”

“手枪。”

“对,先生,请原谅,我为了您大老远地来到了这儿,我不是傻瓜,我甚至曾经想过您可能不会听我讲话,所以采取了点措施。”

“孩子,您叫什么?”

“瓦希特?苏孜麦,萨利姆?费希麦康。这并不重要,先生。我是一个无名的捍卫者,我捍卫那些在这个世俗的、物质的国家里为信念斗争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无名英雄们。我不属于任何组织。我尊重人权,一点儿也不喜欢暴力。所以,我把枪放回口袋,我只想让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好吧。”

“先生,这些女孩子,父母养育了她们多年,奉她们为掌上明珠,她们聪明、勤奋,在班里学习都是名列前茅。随着安卡拉来的一纸命令,您开始无视她们的存在。点名时,如果名册上写着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戴头巾,您就把她们划掉。如果七个学生和先生您一起坐着聊天,先生,您就会当其中一个戴头巾的学生不存在,只要六杯茶。您让这些被无视的姑娘们伤心痛哭。这还不算。安卡拉又来了新命令,开始您不让她们进教室,把她们扔在走廊里,后来又把她们从走廊赶出了校门。一小部分勇敢的姑娘,坚持不摘掉头巾,为了表达她们的不满,她们冒着严寒瑟瑟发抖地守候在校门口,您却打电话叫来了警察。”

“警察我们可没叫。”

“先生,别因为我口袋里有枪就害怕而给我说谎。警察拖着女孩子们将她们拘捕起来的那天晚上,你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睡着觉呢?这就是我的问题。”

“当然,头巾问题现在成了一种标志,成了一种政治游戏,这使姑娘们变得更加不幸。”

“什么游戏,先生,一个在学校和贞洁之间无法进行选择而陷入极度痛苦的姑娘不得不自杀,这是游戏吗?”

“孩子,你太冲动了,你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有一股外部势力想利用所谓的头巾问题让土耳其分裂变弱吗?”

“假如你让这些姑娘进学校,先生,那怎么可能还会有因为不让戴头巾而自杀的姑娘呢!”

“这是我想要做的吗,孩子?这都是安卡拉方面的规定。我妻子也戴头巾。”

“先生,别和我套什么近乎,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哪个问题?”

“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我也是做父亲的,孩子,我当然为这些姑娘们感到难过。”

“告诉你,我知道怎么控制自己,可我是个急性子。一旦我发起火来,什么都完了。在监狱时,有个家伙打哈欠时没捂上嘴巴,我就揍了他一顿;所有的犯人都被我调教好了,他们都改掉了坏毛病,都开始做礼拜了。别撒谎,回答我的问题。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什么了,孩子?把枪放下。”

“我没问你有没有女儿,伤不伤心。”

“对不起,孩子,你问的是什么?”

“别因为怕我的枪就讨好我。好好想想我问的是什么问题……”

(一段沉默)

“您到底问的什么问题?”

“我问你良心上是不是能过得去,你这个冷酷无情的东西。”

“当然,我很难过。”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可耻的家伙。”

“孩子,我年龄和您父亲相当,我是个教师,古兰经中有没有指示您用枪对着您的长辈,辱骂他?”

“你别提古兰经,行吗?也别东张西望想求谁帮忙,你如果喊叫,我会毫不留情地开枪打死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回答我这个问题:戴头巾的姑娘摘掉头巾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说说你心中的理由,比如说摘掉头巾欧洲人会把她更当人看。至少让我弄清你的目的,那我就不会开枪,我会马上放了你。”

“我尊敬的孩子。我也有个女儿,不戴头巾。她母亲戴头巾,我对她毫不干涉,对女儿也一样。”

“你女儿为什么不戴头巾,她想当演员吗?”

“她从没跟我说过,她在安卡拉读民众关系学。因为头巾问题,我成了活靶子,我很难过,被人诽谤、恐吓,有时候也成了像您这样愤怒的人们和敌视我的人们的攻击目标,这时候我女儿给我很大支持。从安卡拉打电话……”

“她怎么说?‘好样的,爸爸你要坚持住,我要当演员’?”

“不,我的孩子,她不会这么说。她会说:‘亲爱的爸爸,如果一个班里大家都戴头巾,那我就不敢不戴头巾进这个班,我会很不情愿地戴上头巾’。”

“尽管是很不情愿地戴上头巾,但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我真不想讨论这些。是您刚才让我说说我的理由来着。”

“那么,你这个可耻的家伙,为了让你女儿高兴,你就让警察在学校门口用警棍抽打那些虔诚信主的姑娘们,折磨她们而导致她们自杀吗?”

“我女儿的想法,也是其他许多土耳其妇女的想法。”

“我知道土耳其百分之九十的妇女都戴头巾,我不明白怎么还有其他那些要当演员的人们的想法,你这个无耻的家伙,给我记住,尽管我不是什么教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知道得多。”

“先生,请您别把枪对准我,您太冲动了,枪走火的话,您也许会很难过的。”

“我为什么会难过呢?在路上顶风冒雪,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就为了要除掉你这个异教徒。古兰经示意那些笃信的人,杀掉那些施虐者和残暴者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我还是很同情你,所以才给了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你能心安理得地强迫那些戴头巾的姑娘们摘掉头巾的一个理由,我发誓不杀你。”

“妇女摘掉头巾,在社会上会更受尊敬,更自在。”

“对你想当演员的女儿来说可能是这样。恰恰相反,戴头巾会让妇女们免受骚扰、侵犯和蔑视,会让她们更自在地进入社会。一些后来才戴上头巾的妇女,其中包括肚皮舞演员梅拉哈特?香德拉,都说戴头巾使妇女摆脱了可怜的玩物的地位,过去她们在街上会勾起男人们的兽性,为使自己比别人更有魅力而不停地化妆。正如美国黑人教授马尔文?金指出的那样:著名演员伊丽莎白?泰勒最后二十年如果穿长袍的话,就不会因为肥胖而羞愧得精神失常,会过得很幸福。对不起,先生,能问个问题吗:你在笑什么,先生,我的话很可笑吗?(一段沉默)说呀,你这个不知羞耻的、没有信仰的家伙,你笑什么?”

“我尊敬的孩子,请相信我可没笑,即便笑了也不是有意的。”

“不,你笑得很明白。”

“我尊敬的孩子,我心里对像你这样的人,对那些戴头巾的姑娘们,对那些因执著于信念而痛苦的年轻人们,充满同情。”

“别瞎费心思讨好我了。我一点也不痛苦。可你却因为嘲笑自杀的姑娘们现在就要接受惩罚了。既然你嘲笑他们,那也就是说你一点也没有悔恨,那么我马上告诉你现在的处境。伊斯兰圣战法庭早就判你死刑了,五天前在托卡特投票结果是全体通过,他们派我来执行这个决定。假如你没有嘲笑的话,假如你表示了后悔的话,也许我会宽恕你。拿着,这是对你的判决,大声念……(一段沉默)趁你还没像娘们一样大哭之前大声读出来,快呀,你这个无耻的家伙,快,不然我开枪了。”

“我是无神论者奴里?耶尔玛兹教授……我尊敬的孩子,我不是无神论者……”

“少啰嗦,念。”

“孩子,我念完您是不是就要开枪了?”

“你不念的话,我就要开枪。快念。”

“因为那些笃信而虔诚的姑娘们不摘掉她们的头巾,不违背古兰经,我甘愿为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利用,为使穆斯林们成为西方国家顺从的奴仆,为使他们丧失尊严、放弃信仰而无情地折磨他们,结果使一个穆斯林姑娘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了……我尊敬的孩子,请允许我辩解:请转告派您来的那个组织,那姑娘不是因为进不了学校,也不是因为迫于父亲的压力,正如国家情报局给我们的通报中所说的那样,可怜的姑娘是因为爱情的痛苦而上吊的。”

“她遗书上并不是这么写的。”

“求您宽恕我斗胆说出来,我的孩子——请把枪放下——这个无知的姑娘没结婚就冒失地和一个比她大二十五岁的警察发生了关系,后来这家伙告诉姑娘已经有家,并且根本不想和她结婚……”

“闭嘴,下贱东西,这种事只有你那个婊子女儿才会做出来。”

“孩子,别这样,别这样,孩子。打死了我你这辈子也完了。”

“快说,‘我很后悔’。”

“我很后悔,孩子,别开枪。”

“张嘴,我把枪放进去……现在你按住我手指,你自己扣扳机。就和那些没信仰的人一样,不过至少你死得还算有些尊严。”(一段沉默)

“孩子,您瞧,我变成什么样儿了,都这把年纪了,哭成这样,求求您,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而是想想你自己,你会成杀人犯的,年纪轻轻就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

“那你自己扣扳机!你也尝尝自杀是什么滋味。”

“孩子,我是穆斯林,我反对自杀。”

“张嘴。(一段沉默)别哭成这德行……之前你就根本没想到会有今天吗?别哭,不然开枪了。”

(远处,老侍应生的声音)

“先生,要我把你们的茶端过去吗?”

“不用,这就走了。”

“别看他,把判决书念完。”

“孩子,饶了我。”

“我说你快念。”

“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耻辱,我知道自己死有余辜,为了让至高至大的主宽恕我……”

“快念……”

“我尊敬的孩子,让我这个老头子痛痛快快哭一下吧,让我最后一次再想想我的妻子,再想想我的女儿吧。”

“你想想那些受你折磨的姑娘们。一个精神失常了,四个在上三年级时被开除了,一个自杀了,在学校门前颤抖守候着的所有人都发烧,卧病不起,差点送了命。”

“我很后悔,尊敬的孩子。但你想想,为了我这样的一个人,你成了杀人犯,这值得吗?”

“好。”(一段沉默)“我想好了,先生,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

“什么?”

“为找到你,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我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卡尔斯城瞎转了两天。正当我觉得运气不好,买了返回托卡特的车票时,我想最后再喝杯茶吧……”

“我的孩子,要是你打算杀了我乘车逃离卡尔斯的话,你要知道路因为大雪封了,六辆长途车不再发了,你别后悔。”

“我正想回去的时候,真主让你来到了这家新人生糕饼店。看来是真主不想饶恕你,我能怎么办呢?快说最后一句话,赞美主吧。”

“坐下,孩子,这个政府会抓住你们所有人的,你们都会被绞死的。”

“念赞词。”

“冷静,孩子,坐下,再想想。别开枪,别。”(枪声,椅子倒的声音。)

“别这样,孩子。”

(又是两声枪响,沉默,呻吟,电视声。又一声枪响。沉默。)

穆赫塔尔的伤心故事

在哈立特帕夏商城门口,伊珂告别卡回了旅馆。卡立刻上到二楼,但没去繁荣党党部,而是在走廊里混在失业者、店伙计和无所事事的闲人中消磨时间。他眼前老是出现教育学院院长被击中后挣扎的情景,他感到一些后悔,还有一种犯罪感,他想给早晨见过面的警局副局长打电话,想给伊斯坦布尔、《共和国报》,想给随便认识的什么人打电话,可是商城里到处是茶馆、理发店,闹哄哄的,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打电话。

就这样他走进了门口挂着“动物爱好者协会”牌子的地方。这里有电话,但被人占着。现在卡也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想不想打电话了。卡从协会另一个半开的门走了进去,看到墙上贴着公鸡的画像,屋子正中是一个小的斗鸡台。在这个斗鸡场里,卡有些担心地感到自己已经爱上了伊珂,这次爱情将决定他以后的生活。

一个对斗鸡感兴趣的有钱的动物爱好者清楚地记得,那天卡进来后心事重重地坐在斗鸡台边的一个空位上。卡坐在那喝了杯茶,看了看用大写字母写的挂在墙上的斗鸡规则:

斗鸡未经主人同意不准参赛。

斗鸡连续倒地三次,不再抬头,即是完全失败。

距铁折断的情况下给时三分钟时间包扎,鸡爪折断时给时一分钟时间包扎。

若比赛中倒地的斗鸡被对手踩住脖子,应把双方拉开,继续比赛。

停电时停赛15分钟,之后仍未来电则比赛取消。

两点一刻卡从动物爱好者协会出来时,他正想着怎么带着伊珂逃离这个城市。繁荣党的市党部也在这一层,距离人民党党员、原市长穆扎菲尔先生的律师事务所两个店铺(中间是好友茶馆和绿色裁缝铺),事务所现已熄了灯。早晨拜访律师事务所的事对卡来说突然变得那么遥远,对自己仍处在同一幢楼的同一条走廊里的事实感到吃惊的卡走进了党部。

卡最近一次见到穆赫塔尔是在十二年前了。拥抱亲吻后,卡发现他有了肚子,有些谢顶,头发也已灰白,实际上这和卡事先猜想的差不多。和大学时期一样,穆赫塔尔没什么特点,嘴边还是同以前一样叼着根烟。

“教育学院院长被杀了。”卡说。

“还没死,收音机里刚说过,”穆赫塔尔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和我们一样在新人生糕饼店,伊珂在那里给你打的电话,”卡如实地把事情细说了一遍。

“你们报警了吗?”穆赫塔尔说,“之后你们做了什么?”

卡告诉他,伊珂回家了,自己则径直来到了这儿。

“离选举还有五天,谁都知道我们会赢,政府为阻止我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穆赫塔尔说。“我们党在整个土耳其的政策就是为戴头巾的姐妹们做主。现在那个不让姑娘们进校门的家伙被打死了,事发现场的目击者也不报警就真接来到了我们党部。”他用一种很客气的语气说:“请马上在这儿给警局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他像个因自己的慷慨而感到自豪的主人一样把话筒递给了卡。卡一接过电话,穆赫塔尔就翻开本子拨了号。

“我认识警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卡说。

“你怎么认识的?”穆赫塔尔的语气中有一种令卡生气的怀疑。

“早晨塞尔达尔先生先带我去他那儿的。”卡正说着,接线的姑娘已经接通了副局长卡瑟姆先生的电话。卡把在新人生糕饼店里所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穆赫塔尔急切而又笨拙地向前跨出两步,装模作样地把耳朵凑过来,想和卡一起听听那边都说了些什么。卡为了使他听得更清楚,就把话筒朝他耳边移了一下。现在他们能从自己的脸上感觉到对方的呼吸。卡不明白穆赫塔尔为何要同自己一起听副局长说些什么,但他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卡又向副局长描述了两次凶手矮小的体形特征,而不是脸部特征。

“您尽快到这里来,我们录一下口供。”警官语气里带着好意。

“我在繁荣党这里,”卡说,“我一会儿就过去。”

没声音了。

“等等。”警官说。

卡和穆赫塔尔听到警官移开话筒同什么人低声说着些什么。

“别见怪,我问了问有没有当班的车,”警官说。“这雪下个没完了。我们一会派车过去,让他们接您过来。”

“告诉他们你在这里,这很好。”电话一放下,穆赫塔尔说道。“你说不说他们都知道。他们谁的电话都监听。我刚才对你说话像是在怪罪你,但我不想让你误会。”

卡心中掠过了一丝愤怒,这种愤怒曾经是他针对那些将自己视为尼尚坦石的布尔乔亚、热衷于政治的人们的。高中时,这些家伙们互相攻击,不停地陷对方于不仁不义之地。这种行动到后来成了一种游戏,就是让对方特别是政敌陷入成为警方走狗的境地。卡害怕自己哪天成了这样的告密者,在警车上指认将被突袭搜查的房屋,因此他一直远离政治。现在,正如穆赫塔尔成了极端宗教政党的候选人,尽管做了件自己十年前也会蔑视的事情,可是不得不找理由和借口说服自己的一方还是卡。

电话响了,穆赫塔尔摆出一幅郑重其事的姿势,为家电店在今晚直播中的广告价格一事同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激烈地讨价还价。

电话挂断后,两个人像相互间闹翻了的小孩子一样,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此时在卡的想像中,两人谈论起他们之间十二年来未曾谈过的一切事情。

他想像中的对话开始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两人都过着一种流亡生活,不是很成功,不是很如意,也并不很幸福,以此看来,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为诗人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政治阴影也因此老是这么笼罩着我们。”说完这些话之后,在想像中两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在诗中找不到足够的幸福,那就需要政治的阴影了。”卡现在更加看不起穆赫塔尔了。

卡提醒自己,穆赫塔尔因为正处于竞选胜利前夕而洋洋得意,自己在土耳其也还算是个中流诗人——比没有名气稍好一些——也有那么一点点得意。但正如两个人永远不会承认这种得意一样,对于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对生活的不满,他们之间永远不会相互倾诉。这就是最糟糕的,他们接受了生活中的失败,习惯了世上这种无情的不公。而要摆脱这种境地,两个人却都需要伊珂,这让卡感到了恐惧。

“今晚,在市电影院你要朗诵你的新诗?”穆赫塔尔似笑非笑地说。

卡充满敌意地盯着这个曾经和伊珂结过婚的人的淡褐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漂亮可是却没有真正的笑意。

“在伊斯坦布尔见到法赫尔了吗?”穆赫塔尔说,这回笑得比较明显了。

这次卡也能同他一起笑了。微笑中带有种温柔,带有种敬意。法赫尔和他们年龄一样大,二十年来一直是西方现代诗的毫不妥协的捍卫者。他曾就读于圣?约瑟夫大学,据说他那个有钱的疯祖母还是宫廷出身,每年他从祖母那里拿钱去趟巴黎,在圣日耳曼的书店里买一旅行箱诗集再回到伊斯坦布尔,在自己出版的杂志上,在那些他想办好却办砸了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诗集上,他发表这些诗的土耳其语译文,也发表一些自己的诗和其他土耳其现代派诗人的作品。这是法赫尔令人敬佩的方面,另一方面,他的译作语言矫揉造作,而且他自己写的诗也深受这些诗人们的影响,缺乏灵感,糟糕并且令人费解。

卡在伊斯坦布尔没能见到法赫尔。

“有段时间我非常想让法赫尔认同我的诗,”穆赫塔尔说。“但他认为像我这样的一些诗人不是致力于纯粹意义上的诗,而是致力于民歌民谣这种‘地方美学’,因而很是瞧不起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生了军事政变,大家进了监狱又出来了,我也和大家一样从一处到另一处,像无所事事的人似的飘移不定。那些我当作榜样来学习的人变了,那些我想让他们认同我的人消失了,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中,我所追求的都没能实现。相对于在伊斯坦布尔过那种痛苦、不安和贫穷的日子,我选择了返回卡尔斯,继承了我曾引以为耻的父亲的店铺。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幸福。我瞧不起这里的人,就像法赫尔对我的诗那样,见到这些人就让我倒胃口。卡尔斯这个城市也好,这里的人们也好,似乎都不是真实的。这里的人们要么对死亡充满好奇,要么就想抽身而去。但我实在是无处可去了。好像我被放逐在了历史之外,被文明抛弃了。文明距我是那么遥远,我简直无法追赶上它。我想有个孩子,让他做我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让他不受到任何压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西化的、现代的和有独立人格的人,但真主连这都没有赐给我。”

穆赫塔尔时不时似乎因为那来自内心的光明而面带微笑地自嘲着,卡很喜欢看到他这个样子。

“每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为了不和我美丽的妻子伊珂吵架,我很晚才回家。那是一个连飞鸟都会被冻死的寒冷的夜晚。很晚了,我最后一个从绿园酒馆出来,朝家里走去。那时我和伊珂住在奥尔都大街。虽说是不到十分钟的路,但在卡尔斯来说算是远的了。拉克酒喝得太多,没走几步路我就找不着家了。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寒夜里,卡尔斯完全就像是一个被抛弃了的城市,我去敲一些屋子的门,这些屋子要么是八十多年来没人居住的亚美尼亚人的,要么里面的人躲在一层层被子下,像冬眠的动物一样,不想离开他们藏身的那个窝。”

“我突然喜欢起这座城市被抛弃而空无一人的这种样子了。因为酒精和寒冷,一种甜甜的睡意在我身上蔓延开来。我也暗下决心抛弃这种生活,刚走三五步就躺在了一棵树下的冰冷人行道上,开始等待睡意和死神的来临。天那么冷,喝醉酒后被冻死也就是三五分钟的事情。当温柔的睡意在我的血液里延伸开来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那个我怎么也无法得到的孩子。我欣喜若狂:是男孩儿,已经长大了,系着领带;他的样子不像我们系着领带的那些公务员们,而是像欧洲人那样。他正准备跟我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吻了一个老人的手。那个老人身上散发着神奇的光芒。正在此时,在我躺着的地方有一束光射进我的眼睛,唤醒了我。带着悔恨,带着希望,我站了起来。我看到不远处有扇敞亮的门,有人进进出出。我听从来自内心的声音,跟在了这些人后面。他们扶着我,把我搀进了这个明亮、温暖的屋子里。这里的人们不像一般卡尔斯人那样对生活丧失了希望,也不像他们那样麻木;这里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也是卡尔斯人,甚至其中的有些人我还认识。听说库尔德教长萨德亭老爷有一个秘密布道的地方,我明白了这所房子就是他的秘密寺院。我听说,在一些公务员和日渐增多的富有追随者的邀请下,教长从山上的村庄来到了卡尔斯,吸引那些贫穷、失业和不幸的卡尔斯人参加他在寺院里的宗教仪式,可是我以为警察不会允许这种针对共和国的敌对行动,所以我也就没怎么在意。现在,我眼含着泪水登上楼梯去教长那里寻求帮助。多年来我一直暗暗惧怕的、在我作为无神论者那些年里认为是软弱和落后表现的事情发生了:我回归了伊斯兰教。其实我一直对这位落后保守的教长心有畏惧,他就像漫画里画的那样留着络腮胡子,穿着长袍。当我自愿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竟号啕大哭了起来。教长是个好人。他问我为什么哭。当然,我不会说:‘我哭是因为自己竟与落后的教长和他的追随者们同流合污了。’另外,我为从自己嘴里散发出浓重的拉克酒味而感到羞愧。我说我的钥匙丢了。我脑子里突然想到我的钥匙串应该是掉在了我躺着等死的那个地方。他身边的那些喜欢谄媚的追随者们立刻指出钥匙象征着什么,而教长却派他们去街上找我的钥匙了。当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他温和地对我微笑。我内心平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他就是刚才我在梦中见到的那位好心的老人。”

“他似乎就是我心目中的圣徒,面对他,我心中涌起了一股冲动,我吻了他的手。他做了件令我非常吃惊的事。他同样也吻了我的手。多年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平静在我心中铺撒开来。我顿时觉得同他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告诉他我的一切。尽管我过去在毫无信仰的那些年里深知真主的存在,但他却可以指点我走上信仰至高至大的真主的正途。这在当时就令我感到幸福无比。他找到了我的钥匙。那天夜里我回家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我隐约记得所发生的事,但我不想去回忆。我暗自发誓再也不去那寺院了。我老担心在什么地方会碰见那晚在寺院见到我的那些教长的追随者们,郁闷极了。但一天夜里,从绿园酒馆回家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尽管白天时,我后悔痛苦,可晚上我还是去了那里。教长让我紧挨着他坐,倾听我的苦恼,用真主之爱填充了我空虚的心。我尽情地哭泣,这使我感到平静。白天,为了掩饰这一切,我手里拿着我所知道的最世俗的报纸《共和国报》,抱怨国家的敌人宗教狂热分子们到处蔓延,四处询问阿塔图尔克思想协会为什么不开会。”

“这种双重生活就这么一直持续着,直到一天夜里,伊珂问我:‘是不是另外有女人了?’。我哭着告诉了她一切。她也哭着问我:‘你成宗教分子了吗?你要让我包住头吗?’我发誓根本不会有这种打算。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可能是贫穷造成的,我便告诉她说店里的生意一切正常,尽管经常停电,但新型的阿尔切利克电烤炉卖得还不错,让她安心。实际上能在家做礼拜让我很高兴。我从书店买了本礼拜指南。我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当我平静下来之后,一天夜里,凭着突发的灵感我写了首长诗,讲述了这所有的痛苦、羞愧,讲述了心中不断升华的对真主的敬爱、宁静,讲述了我第一次登上教长那通向幸福的楼梯以及钥匙的真实含义和比喻含义。简直完美无缺。我发誓,它并不比法赫尔翻译的最新、最时髦的西方诗歌逊色。我把这首诗随信一同寄给了他。等了六个月,却没能在正排着版的杂志《阿基留斯之笔》上发表。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又写了三首诗。每隔两个月我寄出一首。耐心地等了整整一年,一首都没有发表。”

“那个时期,我的痛苦不是没有孩子,也不是伊珂对伊斯兰教教规的抵制,也不是我那些世俗主义和左派朋友们知道我成了宗教分子后对我的鄙视。而实际上像我这样狂热地回归伊斯兰教的大有人在,他们对我也并没有太在意。最使我受不了的是寄到伊斯坦布尔的诗杳无音信。每个月初,新一期杂志出来前,我总是坐卧不宁,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每次都安慰自己我的诗一定会在这个月发表。在这些诗里我所描述的真实只有西方诗歌里的真实能与之媲美。我想在土耳其也只有法赫尔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遭遇到的不公和我的愤怒开始毒害伊斯兰教带给我的幸福。在清真寺里做礼拜时,我老是想着法赫尔,我还是不幸福。一天夜里,我决心把我的苦恼告诉教长,可他不明白什么是现代诗,不知道勒内?夏尔,不理解一分为二的句子,不知道马拉美和朱伯尔,不知道空的诗行所表现的沉默的含义。”

“这动摇了我对教长的信任。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除了对我重复‘你的心要保持纯净。’‘真主保佑,凭着对真主的爱,你能摆脱这些痛苦。’等八九句话外,他没什么新东西。我不是想否认他,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只不过他的知识太简单。在我没有信仰的那些年里遗留下来的半理性主义半功利主义的内心魔鬼又开始纠缠我了。类似我这样的人,只有在一个政党里,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了一项事业努力工作,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因此,我明白了,来到这里,到这个政党,给我比教长那里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一种精神生活。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年里掌握的关于政党的一些经验,对于身在这个重视宗教和精神的政党里的我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什么作用?”卡问道。

停电了。两人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停电了。”穆赫塔尔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道。

卡没有回应他,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坐着。

从党部到警察局,然后又回到大街上

这样在黑暗中静坐着,气氛有些凝滞,但卡宁可这样也不愿意亮着灯和穆赫塔尔像两个老朋友似的做作地交谈。现在惟一把他和穆赫塔尔联系在一起的是伊珂,卡一方面很想谈谈她,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表现出自己已爱上了她。卡害怕的另一件事情是穆赫塔尔再讲些什么其他的事,这样会让他显得比现在更蠢,也会因为伊珂和这样一个人生活了多年而影响自己对伊珂的爱慕。

因此,在没什么话题的情况下,穆赫塔尔提到他们过去的左派朋友,提到逃亡到德国的政治流放犯的时候,卡松了口气。在穆赫塔尔的询问下,卡微笑着告诉他,听说那个经常在杂志上写关于第三世界文章的卷发的玛拉特亚人涂方疯了,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斯图加特市中心车站,拿着根长棍,棍子一端绑着一块湿布,吹着口哨东跑西颠地拖着地。穆赫塔尔接着又问了那个因为说话不把门常被责怪的玛赫穆特的情况。卡说他加入了伊斯兰教教法派分子哈依卢拉赫老爷的组织,过去为左派利益斗争的激情,现在转移到在德国哪个清真寺应该由哪个组织控制的争斗中去了。卡又微笑着回忆起可爱的苏莱曼的情况,开始他在巴伐利亚省特龙斯坦市,在那里靠当地教堂为第三世界的政治流亡者募集的资金生活,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以至于明知要进监狱他还是回到了土耳其。他们又一起回忆了在柏林开出租车时被神秘杀害的希克梅特,和纳粹军官的遗孀结婚后一起靠出租公寓为生的法德尔,在汉堡和土耳其黑帮合作成了有钱人的理论家塔勒克;过去曾经和穆赫塔尔、卡、塔耐尔还有伊珂一起装订杂志的萨德克,现在成了一个专门从阿尔卑斯山脉向德国偷运非法劳工的团伙的头目。还有人说,动不动就发火的穆哈莱姆在柏林一个因冷战与柏林墙而遭废弃的幽灵地铁站里和家人一起过着幸福的地下生活。火车在克罗伊茨贝格区和亚历山大广场之间急速行驶的时候,车厢里的土耳其前社会主义分子们会同时立正致意,就像过去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流氓恶棍们一样,每次经过阿尔巴尼亚村时都会望着海流,向驱车跌入海中的传奇大盗致敬。在致敬的时候,车厢里的政治流亡者们尽管互不相识,但他们还是会用眼角打量一起向失败事业的传奇缔造者致敬的同志。卡就是在这样的柏林车厢里碰到鲁希的,当年鲁希不断抱怨左派的同志们不重视心理问题,卡了解到他现在是一种腊肉比萨广告效果的受试者,正准备推出的这种比萨饼针对的是最低收入的外籍工人。卡在德国认识的政治流亡者中最幸福的要属费尔哈特了,他加入了库尔德工人党,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激情袭击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在CNN上看到他用燃烧瓶袭击土耳其领事馆,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写出库尔德语诗歌而努力学着库尔德语。穆赫塔尔又好奇地问了其他人的情况,其中的一些人卡早就忘了,另一些人有的加入了小股游击队,有的加入了秘密组织,有的混进了黑道,这些人大部分都不见了踪影,消失了,据说很可能是被暗杀后扔进了河里。

在老朋友点亮火柴的时候,卡看清了市党部里影影绰绰的东西、旧三脚桌和汽炉的位置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着迷地欣赏着落雪。

大片大片的雪目不暇接地缓缓落着。这缓慢,这应接不暇,以及不知来自城市何方的蓝光映衬下的洁白,给人带来平静和安全,也有令卡着迷的一种优雅。卡记起,童年时下雪的那些傍晚,伊斯坦布尔有段时间也因为暴风雪而停电,屋里有种让卡童年的心加速跳动的可怕的低语,可以听到“真主保佑”的祈祷声,卡会因为有一个家而感到幸福。他忧伤地看着雪中拉着车的那几匹马:黑暗中勉强能看到牲口们的头在费力地左右晃动着。

“穆赫塔尔,你还去教长那里去吗?”

“萨德亭老先生那里吗?”穆赫塔尔说。“有时!怎么了?”

“他给你些什么?”

“一些友情,尽管不是很长久但还有一些关怀。他还是挺有学问的。”

可是卡从穆赫塔尔的声音里没有感到一丝喜悦而是一种失望。“我在德国过着一种孤独的生活,”卡用一种固执的语气说。“夜里,俯瞰法兰克福的时候,我感到这个世界,我的生活不是毫无意义的。我听到了内心的一些声音。”

“什么样的声音?”

“可能是我上年纪了,也可能是我畏惧死亡,”卡惭愧地说。“如果我是作家,我会这样来写自己:‘雪使卡想起了真主’。但到底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也弄不清楚。雪的沉寂使我接近了真主。”

“宗教狂,右派分子和这个国家的穆斯林反对派……”穆赫塔尔误会了卡的意思,急切地说,“我没有信仰的左派生涯结束后,他们待我不错。你去找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对你很好。”

“是这样吗?”

“其实所有这些所谓的宗教狂都是谦虚、温和、善解人意的。他们不像西化了的那些人会瞧不起民众,他们是具有同情心的,对人是有益的。认识你,他们会很高兴的,决不会尖酸刻薄。”

尽管卡早就知道,在土耳其信仰真主决不等于一个人面对最崇高的思想和最伟大的造物主,而意味着要先加入一个团体或进入某一个圈子,但是听到穆赫塔尔不谈真主,不谈个人的信仰,而先谈加入那些团体的好处,还是使他感到很失望。他觉得正是因为这样自己才看不起穆赫塔尔。可是在额头靠着窗户向外看的时候,他本能地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话。

“穆赫塔尔,我觉得如果我开始信真主的话,你会失望的,甚至你会瞧不起我。”

“为什么?”

“一个西化了的、孤独的、独自信仰真主的人会让你害怕。你觉得,一个属于某个团体但却不信真主的人,比一个独立而信仰真主的人更值得信赖。对你来说,孤独的人比不信真主的人更可耻、更糟糕。”

“我很孤独。”穆赫塔尔说。

这句话他能说得那么发自内心、那么可信,这让卡对他感到憎恶的同时又感到了一些怜悯。此刻,卡感觉到,屋里的黑暗使自己和穆赫塔尔看起来像是醉酒后分享秘密的一对朋友。“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如果我真的成了每天准时做五次礼拜的宗教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只有像我这样世俗且没有道德的人从政或者做生意,你才能专心于宗教和团体。无宗教信仰的人来处理宗教外的事务、同西方的贸易和政治关系,如果对他们都不能信任,那么人们在这个国家就没法安心地做礼拜。”

“你又不是处理宗教外事务的官员和商人。你什么时间想见的话,我就带你去见。”

“大概是警察来了!”卡说。

两人透过窗玻璃上的冰缝,静静地看着雪中两个便衣从停在商城门口的警车上缓缓地下来。

“现在有件事拜托你,”穆赫塔尔说。“一会儿警察会上来,会把我们带回警局。他们不会拘捕你,录完口供后就会让你走。你回旅馆,晚上旅馆的主人图尔古特先生会请你吃饭,你去。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会在那儿。我想让你带话给伊珂。你在听我说吗?你跟她说我想和她复婚!我让她裹住自己、按古兰经规定的那样穿着是错的。告诉她我再也不会眼光狭隘,再也不是充满嫉妒的丈夫,我很后悔我们在一起时给了她那么大的压力,对以前的事我很愧疚。”

“这些话你以前没跟伊珂说过吗?”

“说过,可没什么用。可能因为我是繁荣党的市主席,她不相信我。你是从伊斯坦布尔而且是从德国来的另一种人。你说的话,她会信的。”

“作为繁荣党的市主席,却不让你妻子包头巾,在政治上你不会感到为难吗?”

“蒙真主之意,四天后,我会赢得竞选,我会当上市长,”穆赫塔尔说。“可比这更重要的是,你要告诉伊珂我很后悔。那时候我可能还被关着。兄弟,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卡犹豫了片刻。随后,他说:“可以。”

穆赫塔尔拥抱了卡,亲了亲他的双颊。对穆赫塔尔,卡感到一种处于同情和厌恶之间的那么一种东西,同时卡又有些鄙视自己,因为自己没能像穆赫塔尔那么单纯和坦诚。

“恳请你把这首诗亲手交给伊斯坦布尔的法赫尔,”穆赫塔尔说,“这是我刚才说的那首诗,名为‘楼梯’。”

黑暗中卡把诗放进了口袋,这时进来了三个便衣:有两人手里拿着大手电筒。他们是有备而来的,也很好奇,而且从他们的样子看来,卡和穆赫塔尔在这里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一清二楚。卡明白了他们是国家情报局的人。他们在看卡身份证的时候,还是问了问卡来这里干什么。卡告诉他们自己从伊斯坦布尔来这里是想给《共和国报》写篇关于地方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的文章。

“实际上她们就是想让您往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写文章,她们才自杀的。”其中一人说道。

“不,不是这个原因,”卡固执地说。

“那是什么原因?”

“她们自杀是因为不幸福。”

“我们也很不幸福,可也没自杀。”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在电筒光的照射下,打开市党部里所有的柜子,拉开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在文件里找着什么。他们把穆赫塔尔的桌子掀翻,看看下面有没有藏着武器,把一个柜子向前拉出来,看看后面有什么东西。对卡的态度比对穆赫塔尔要好得多。

“您看到院长被杀,为什么不报警而来到了这儿?”

“我到这儿是赴约来了。”

“赴什么约?”

“我们是大学时的老同学,”穆赫塔尔用一种歉意的语气说。“他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的女主人是我妻子。事发之前,给我,也就是这里,给市党部打了电话定了约。情报人员在监听我们党的电话,所以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你怎么知道我们监听你们的电话?”

“对不起,”穆赫塔尔镇静地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也许我猜错了。”

卡在穆赫塔尔身上觉察到了一种冷静,同时还有一种压抑。警察态度强硬的时候,他举止谦恭;挨训斥、被推推搡搡,也不把它看成是什么尊严问题;警察和政府的残酷,在他看来,就如同停电和满是泥泞的道路一样再平常不过;所有这些他都习惯了。卡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这种有益的韧性和能力,因而对他有了一丝敬意。

市党部里的搜查持续了很长时间,柜子和文件被翻了个底朝天,一部分文件用绳子捆好放进了袋子,搜查记录做好后,卡和穆赫塔尔坐在警车后排,像犯了错的两个孩子一样一声不吭,穆赫塔尔放在膝头的又大又白的手像又胖又老的狗,卡从这两只手上看到了同一种压抑。警车在卡尔斯大雪覆盖的昏暗街道上缓缓开过,从亚美尼亚人的别墅半开的窗户中射出昏黄的灯光,在灯光映照下,他们满怀伤感地看到了空空荡荡的老房子,看到了手里拿着塑料袋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小心挪着步子的老人们,他们看上去就像孤魂野鬼似的。民族剧院的宣传栏已经贴好了晚上演出的海报。为了晚上的直播,工人们还在街上忙着铺线。路封了以后,长途车站有种烦躁不安的等待气氛。

童话般的雪中,警车缓缓开着,在卡的眼中,雪片的大小和一种小孩子们称作“雪暴”的充水玩具里面的雪片差不多。司机开得很小心,这么短的距离竟然用了七八分钟,路上卡和穆赫塔尔的眼神有一次碰到了一起,从老朋友忧郁而又令人平静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到了警察局,他们会拷打穆赫塔尔,但不会碰自己一下,这使得卡感到了羞愧,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老同学的眼神,卡多年以后也无法忘记,从他的眼神中,卡感觉穆赫塔尔在想等会儿自己理应会遭拷打。尽管穆赫塔尔坚信四天后进行的选举中自己会稳操胜券,但从他的眼神中卡读到了一种屈从,也读到了一种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表示的歉意。卡明白了穆赫塔尔是这么想的:“我现在还在世上的这么一个角落里挣扎着生活,甚至还对这里的政权充满欲望,我要遭拷打了,我知道那是我活该,但我会尽力不伤自尊,我比你还瞧不起我自己。请别盯着我看,别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了。”

车开进了警察局落满雪的院子,他们没把卡和穆赫塔尔分开,但对他们的态度很不同。卡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名记者,如果写出对他们不利的东西的话,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他们把卡当作愿意与他们合作的一个证人。对穆赫塔尔则是一种鄙视的态度,像是说:“怎么,又是你?”甚至他们对卡的态度也似乎在说:“您这样的人怎么能和这种人在一起呢?”卡天真地以为他们鄙视穆赫塔尔,是认为他没脑子(你以为他们会把这个政府交给你吗!)、愚蠢(你还是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吧!)。但以后,他将痛苦地认识到这中间隐含的东西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为了让卡辨认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小个子凶手,卡被带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看了收集来的近一百张黑白相片。这里有卡尔斯及周边地区至少被拘捕过一次的所有伊斯兰狂热分子的相片。大部分是年轻人,是库尔德人,是农民或者失业者,但其中也有小贩、宗教学校甚至大学里的学生、教师和逊尼派土耳其人。照片里的这些年轻人有的愤怒、有的则悲伤地看着镜头。从这些照片里卡认出了这一天时间里见过的两个年轻人,但卡找不出那个年纪更大的小个子凶手。

卡回到原来的那个屋子,看见穆赫塔尔还是有些驼背地坐在那张凳子上,鼻子流血,一只眼睛有些淤血。穆赫塔尔不好意思地扭动了两下,用手帕把脸遮了起来。沉默中卡突然想像,穆赫塔尔是由于这个国家的贫困和荒唐而产生了犯罪感和精神上的压抑感,是因为这种犯罪感和精神压抑才挨了这顿揍,但在挨了这顿揍后他却得到了解脱。两天后就在他痛苦地听到人生中最不幸的消息之前——这次是他自己陷入了穆赫塔尔的境地——尽管卡觉得愚蠢,他还是会回忆起这次想像。

见到穆赫塔尔一分钟后,卡又被带到隔壁的屋里录口供。一个年轻的警察用一台老掉牙的雷明顿牌打字机做着记录,卡想起儿时做律师的父亲晚上把工作带回家时用的也是这玩意儿。在讲述院长是怎么被杀害的时候,卡在想,他们是为了吓唬自己才带他去看穆赫塔尔的。

不一会儿,卡获得了自由,可关在里面的穆赫塔尔那张带血的脸长时间在他眼前挥之不去。过去,在边远的市份,反对派是不会轻易地受警察这么对待的。可穆赫塔尔并不是来自像祖国党那样的中间偏右的政党,而是来自于伊斯兰激进派。另外,卡还是觉得这其中与穆赫塔尔的个性也有关系。卡在雪中走了很长时间,在奥尔都大街街尾的一堵断墙上坐了下来,吸着烟,看着路灯下小孩儿们在雪坡上滑雪撬。一天来见到的贫穷和暴力让他感到疲惫,可内心仍涌动着一种希望,那就是伊珂的爱会使他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

当他又开始在雪中走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新人生糕饼店对面的人行道上。糕饼店的玻璃碎了,门前警车深蓝色的灯光闪烁着,一道美妙的光照着围观的人群,也照着以神的耐心在整个卡尔斯上空飘落着的雪。卡也挤进了人群,看见在店里警察们还在向那个老侍应生问着些什么。

一个人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卡的肩膀。“您是诗人卡,对吗?”

一个年轻人,绿色的大眼睛,姣好的孩子气的脸。“我叫奈吉甫。知道您为了给《共和国报》写一篇关于竞选和自杀妇女的文章来到了这儿,也知道您对许多团体进行了采访。可是在卡尔斯还有一个您应该见的重要人物。”

“谁?”

“能到一边来吗?”

卡挺喜欢年轻人表现出来的这种神秘。他们来到“以果汁和萨莱普闻名于世”的时代小卖部门前。

“您只有同意同这个人见面,我才有权说出他是谁。”

“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同意和他见面呢?”

“话是这么说,”奈吉甫说。“但那人现在不得不藏着。他在躲谁、为什么躲藏,您不同意见他我就不能说。”

“好吧,我同意见他。”卡说。“但愿这不是个陷阱。”他补充道,语气好像是插图小说里的那种。

“你要是不相信他人,那你这一生就会一事无成。”奈吉甫也用同一种语气说。

“我相信您,”卡说。“我应该见的人是谁?”

“你知道他名字后就得见他。可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藏身的地方。你现在再考虑考虑。要我说出他是谁吗?”

“是的,”卡说,“请您也相信我。”

奈吉甫像提到传说中英雄的名字一样激动地说:“那人的名字叫‘神蓝’。”他看卡没什么反应,有些失望。“难道您在德国时没听说过吗?他在土耳其是很有名的。”

“我知道,”卡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我准备好见他了。”

“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奈吉甫说。“我甚至还没见过他。”

一下子俩人都微笑着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对方。

“你由别人带去见‘神蓝’,”奈吉普甫说。“我的任务就是让你和带你去那儿的人接头。”

他们一起沿着卡泽姆贝依大街向前走着,头顶上是竞选小旗,身边是竞选海报。从年轻人神经质和稚气的举动,以及他单薄的身体,卡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使自己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从而与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卡试图用年轻人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刹那,他找到了自己。

“关于‘神蓝’您在德国都听说了什么?”奈吉甫问道。

“在土耳其报纸上我了解到他是个好战的伊斯兰政教徒。”卡说,“还有其他一些不好的消息。”

奈吉甫急忙打断卡的话。“伊斯兰政教徒是西方和世俗媒体对我们这些为宗教而战斗的穆斯林的称呼。”他说,“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但请别相信世俗媒体关于他的那些谎言。他没杀害过任何人,不管是在为了捍卫我们穆斯林兄弟而去的波斯尼亚,还是在被俄罗斯的炸弹炸残了的格罗兹尼。”在拐角处他拦住卡。“对面不是有家店吗,泰布里书店……是一个基督徒开的,但卡尔斯所有伊斯兰教徒在那里碰头。和其他人一样,警察当然也知道这一点,里面有他们的卧底。我是宗教高中的学生。我们是禁止入内的,否则会受到纪律处分,不过我会给里面传个话的。三分钟后有个戴红色圆帽、高个儿、留络腮胡子的年轻人会从里面出来。你跟着他。过两条街后,您后面没便衣跟着的话,他会接近你,把你带到要去的地方。明白了吗?愿真主保佑。”

奈吉甫一眨眼消失在了大雪中。卡心中感觉到了对他的一种喜爱。

“神蓝”与鲁斯特姆的故事

卡在泰布里书店对面等候的时候,雪下得更急了。卡不停地抖落积在身上的雪,等得不耐烦正准备回旅馆的时候,发现对面人行道昏暗的路灯灯光下,走着一个高个儿,留络腮胡子的年轻人。看到他头上那顶红色圆帽在雪中已经变成白色了,卡心跳加速,跟了上去。

关于卡泽姆帕夏大街,祖国党市长候选人许诺说,这条街要模仿伊斯坦布尔,仅供路人行走。他们走过了整条大街,拐到法伊克贝依大街,走过两个街口向右转,来到了车站广场。广场正中央的卡泽姆?卡拉贝奇尔的雕像在雪中消失了,黑暗中成了一支巨大的冰淇淋。卡看到络腮胡子青年进了车站大楼就紧跑着跟了过去。候车室里空无一人。卡感觉年轻人是去了站台,便也走了过去。来到站台尽头,黑暗中隐约看到年轻人就在前面,他心惊胆战地沿铁路走着。“要是在这儿突然被杀死,尸体可能到春天才会被发现。”正这么想着,他差点就撞上了那个蓄有络腮胡子、戴着圆帽的青年。

“没人跟着我们,”年轻人说。“可如果你愿意,现在还是可以放弃。如果和我一起去的话,以后要闭紧你的嘴。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叛徒的下场就是死。”

可就是这最后一句话也没能让卡感到害怕,因为他的嗓音尖细得可笑。他们沿着铁路走着,绕过货仓来到了紧邻军官公寓的亚赫尼莱尔街,细嗓子青年指给卡要进去的那个公寓,告诉卡要按哪个门铃。“不要对大师无礼!”他说,“不要打断他的话,完事儿了就不要磨蹭,赶快离开。”

就这样,卡知道了“神蓝”在他的崇拜者中的另外一个称号:“大师”。实际上关于“神蓝”,卡只知道他是伊斯兰狂热分子,并且很有名外。在德国时,卡在一份土耳其语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新闻,说他多年前曾参与一起谋杀。实际上杀了人的伊斯兰狂热分子多的是,可没有哪一个是有名的。使“神蓝”出名的是他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小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个主持人主持一个有奖知识竞赛节目,穿得花里胡哨,女里女气,装腔作势,经常信口开河地开一些并不高明的玩笑取笑“无知的人”。这个满脸雀斑、名叫居内尔?贝内尔的喜欢取笑人的家伙在一次直播的知识竞赛节目中,取笑一个又穷又笨的选手,由于口误说了对先知不敬的话,引起电视机前昏昏欲睡的宗教狂们的愤怒。一段时间后,在人们快要忘了这件事的时候,“神蓝”给伊斯坦布尔的所有报纸寄信,信中威胁说,如果主持人不在同一个节目中道歉的话,就要杀了他。对这种威胁习以为常的伊斯坦布尔媒体根本就没准备把这信当回事,可是一家奉行世俗主义路线的小电视台为了告诉大家这些手拿武器的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有多么嚣张,把“神蓝”请到了他们的节目,他又很夸张地重复了那个威胁。因为这次节目大获成功,乐于充当“气急败坏、手拿屠刀的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角色的他又在其他电视台的节目中露了脸。

检察院以恐吓罪对他进行了缉捕,在刚有些名气的这段时间里,他不得不躲藏起来。看到事情受到舆论如此地关注,居内尔?贝内尔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了一次每日直播节目中,挑衅说:“我根本不怕这些阿塔图尔克和共和国的敌人,不怕这些倒行逆施的变态狂。”一天后,为录节目他去了伊兹密尔,在他入住的豪华酒店的房间里,他被人用节目中他常系的花里胡哨的领带勒死了。

尽管“神蓝”证明了自己案发时正在玛尼萨作一个内容为支持戴头巾姑娘的演讲,他还是得继续东躲西藏,避开那些把这一事件和他的名声传遍全国的媒体。那些日子里,一些伊斯兰媒体像世俗媒体一样攻击“神蓝”,指责他使人误解伊斯兰政教徒就是双手沾血的杀人凶手,指责他成了世俗媒体的玩具,还指责他对名声和媒体有着特别的喜好,这是与一个伊斯兰教徒不相称的,更有甚者还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所以“神蓝”很长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了。这期间,在伊斯兰教徒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人作战,在格罗兹尼英勇地抗击俄罗斯人,不过也有人说所有这些都是谎言。

对于这些问题“神蓝”是怎么想的呢?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本书标题为“我不是任何人的间谍”、副标题为“卡和‘神蓝’在牢房”的第三十五章,从“我的死刑”开始的讲述“神蓝”自身经历的那段简短文字,但我也不能确定我们的主人公在那里讲的是否都是准确的。关于“神蓝”有许多流言,其中有些说法更是到了传奇的程度,这些都源自于他本人的神秘色彩。他后来陷入了沉默,可以认为这是他接受了对他的那些批评,比如他最初的出名遭到一些伊斯兰教徒的指责:一个穆斯林不应该在布尔乔亚世俗主义的媒体里那么频繁地抛头露面,然而就像在故事里将要看到的一样,“神蓝”实际上确实是很喜欢对媒体发表见解的。

关于他来卡尔斯的传言——同许多小地方短时间内散布出来的传言一样——大部分是相互矛盾的。有人说,“神蓝”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某个伊斯兰库尔德组织在卡尔斯的基地和一些机密,这个组织通过武装袭击使政府在迪亚巴克尔的领导陷入了瘫痪,可是所谓的这个组织在卡尔斯除了一两个对宗教神魂颠倒的人以外没有别的支持者。最近以来,马克思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和伊斯兰库尔德人在东部城市的冲突开始逐渐扩大,双方主和的以及带有诚意的游击分子都说“神蓝”来此是为了平息这一事态。伊斯兰库尔德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摩擦开始时只是打打嘴仗、相互辱骂、打人和街道上的斗殴,后来在很多城市都演变成了用刀砍人,最近几个月里,双方则开始开枪杀人、相互绑架并进行严刑拷打(双方都采用往皮肤上滴烧化了的尼龙、挤压睾丸等方法),直至把人淹死。很多人意识到这种争斗是“对政府有利的”。有人说,为了结束这种状况,“神蓝”由一个秘密的调停组织派来弄清每个镇的情况,以便结束这场战争。可正如他的敌人指出的那样,他过去的污点和年龄不足以担当这个艰难而需要威信的任务。一些年轻的伊斯兰组织人员则说,“神蓝”来卡尔斯是为了清除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这个家伙衣着光鲜,经常开些低俗的玩笑,尽管不是明目张胆地对伊斯兰教进行嘲弄,但至少进行了暗讽,所以这个名叫哈坎?厄兹盖的阿塞拜疆族主持人在最近的节目中时不时地提起真主,提起做礼拜的时间。还有人想像“神蓝”是作为国际伊斯兰恐怖组织在土耳其的分支进行活动的。甚至有人向卡尔斯的情报和安全部门通报说,这个受到沙特支持的组织计划杀掉一些从原苏联来到土耳其的妓女,以使她们心生胆怯。还有人说他是为自杀女子而来,说他是为戴头巾的姑娘们而来,说他是为地方选举而来。“神蓝”对于这些说法,没有试图否认。对他根本就没在附近出现过的说法,“神蓝”根本不予理睬,这使他在宗教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年轻人中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他不仅是为了躲避警察,还不想破坏这种神秘气氛,所以根本不在卡尔斯的街道上现身,这也使人怀疑他到底在不在这个城市。

卡按响了戴红圆帽的青年告诉自己要按的门铃,一个矮个子开门请卡进去,卡马上意识到他就是一个半小时前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那个人。看到他,卡的心跳开始加速。

“对不起,”矮个子说,他把双手了举起来,张开了手掌。“这两年他们三次想谋杀大师,我要搜搜你的身。”

按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卡把胳膊向两边张开,让他搜身。矮个子的小手在卡的衬衣和背上仔细搜查武器的时候,卡非常担心他会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如此之快。不久卡的心跳正常了,卡感觉自己搞错了。不对,他见到的这个人根本不是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那个人。这个讨人喜欢的中年人看上去既没有杀死任何人的果敢,身子也没有那么健壮,见到他,会让人想起爱德华?吉?罗宾逊。

卡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和母亲同婴儿说话时温柔甜美的声音。

“我需要脱鞋吗?”他问道,没等回答他就开始脱鞋了。

“我们在这里也是客人,”这时,一个声音说道,“我们不想给房东添麻烦。”

卡此时才发现小沙发上还坐着人。尽管他明白这个人就是“神蓝”,可是因为他想像的是一种印象比这要深刻得多的见面,所以还是有些怀疑。他跟着“神蓝”来到一个简陋的房间,里面有台黑白电视开着。这儿有个婴儿,手伸进了嘴里,都快到手腕了,极其认真而又满足地看着他母亲,母亲唱着甜美的库尔德语歌在给他换尿布。她先是看着“神蓝”,随后又盯着卡。像过去的俄式建筑,这房子没过道:他们已经来到了另一间屋子。

卡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神蓝”。看到他的床整理得如同军人一样仔细,枕头边放着认真叠好的条纹蓝睡衣,烟灰缸上写着“埃尔辛电力”,墙上是威尼斯风景画的日历,宽大的窗户敞开着,从这里可以看到雪中整个卡尔斯忧伤的神情。“神蓝”关上窗户,转向了卡。

他双眼中的蓝色是在土耳其人中很少见的那种深蓝。头发金黄,没留胡子,比卡想像的要年轻得多,皮肤苍白得让人吃惊,长着鹰钩鼻子。看上去非常英俊。有种源于自信的魄力。举手投足中并没有世俗媒体勾勒的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武器、络腮胡子、土里土气又好斗的宗教狂的一丝影子。

“等屋里暖和了再把大衣脱掉……很漂亮的大衣,您在哪里买的?”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法兰克福。”“神蓝”盯着屋顶陷入了沉思。

他说,自己因为散布建立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观念,“曾经”依据刑法第163条被判了罪,所以逃到了德国。

一阵沉默。卡觉得为了表示友好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可是不知说什么好,有些不自在。他感到“神蓝”是为了让自己感到自然才说这些话的。

“在德国时,不管我去哪个城市的穆斯林组织,在法兰克福,在科恩的美茵茨大教堂和车站之间的路上,或者在汉堡的富人街区,不管我走在哪儿,一段时间后,我的脑子里总是自然而然地把路上见到的德国人和其他人分开,而且越来越习惯这么做。我是怎么想他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看我,我总是试图从他的角度来观察我,我的衣着,我的举止,我走路的姿势,我个人的经历,我从哪儿来,去了哪儿,我是谁。这种感觉很糟糕,可我习惯了;我从没有被谁瞧不起过:我明白了我的同胞们是怎么被瞧不起的……多数情况下欧洲人是不会鄙视别人的,而是在他们面前我们自己自惭形秽。移民不仅是为了逃避家里的暴行,也是为了触及我们灵魂深处。当然,有朝一日为了拯救那些没有足够勇气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和那些所谓的同犯们,人是要回到这里的。你为什么回来了?”

卡没吭气。屋里简陋又寒碜,墙没刷,墙灰已脱落,屋顶裸露的灯管发出的强光有些刺眼,这一切使卡感到不安。

“我并不想用一些刁钻的问题来为难你,”“神蓝”说,“已故的毛拉卡瑟姆?恩萨里总是先对到驻扎在底格里斯河边的部族来拜访自己的陌生人说:很高兴认识您,请问您是谁派来的间谍?”

“我为《共和国报》……”卡说。

“这我知道。可他们对卡尔斯关心到派专人来这里的程度,还是让我感到疑惑。”

“我是自愿来的,”卡说,“我听说我的老同学穆赫塔尔和他妻子在这里。”

“神蓝”盯着卡的眼睛,纠正他说:“他们已经离婚了,你原来不知道吗?”

“知道。”卡说。他脸色通红。他想“神蓝”一定觉察到了他脑子里此刻的一切想法,对他不禁有些厌恶。

“他们在警察局揍穆赫塔尔了吗?”

“揍了。”

“他应该挨揍吗?”“神蓝”用一种奇怪的口吻说。

“不,当然不该。”卡紧张地说道。

“他们为什么没揍你?你觉得挺得意吧?”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揍我。”

“你知道,你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布尔乔亚,”“神蓝”说,“他们可以立刻从你的皮肤、你的眼神中看出来。他们想,这家伙肯定认识上面有来头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而穆赫塔尔,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显然没有这样的关系,没有这样的能力,这点他们知道。穆赫塔尔之所以投入政治,实际上也是想和你一样,想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更安全一些。但就算竞选能够获胜,为了能坐上那个位置,他还需要向他们证明自己是个能忍受政府毒打的人。所以,他甚至可能还为能挨揍而感到高兴呢。”

“神蓝”没有笑,甚至脸上还有种悲伤的表情。

“谁都不会为挨揍而高兴。”卡说,他感到自己在“神蓝”面前很普通,很肤浅。

“神蓝”的脸上现在露出了一种“我们还是谈正事吧”的表情。“听说你采访自杀女子的家人了,”他说,“为什么采访他们?”

“我想我也许可以就这个问题写篇文章。”

“在西方报纸上吗?”

“西方报纸上,”卡突然有了种优越感。可实际上他并不认识什么人能让他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土耳其则是为《共和国报》。”他有些懊恼地补充说。

“在西方加以关注之前,土耳其报纸根本就不会关注自己民族的不幸和痛苦,”“神蓝”说,“谈论贫穷、自杀,他们认为这是羞辱、不合时宜的事情。这样的话你就不得不把文章发表在西方报纸上。我就是想和你谈谈这个事情:记住,既不要在国内,也不要在国外写有关自杀女子的文章!自杀是严重的犯罪!你越是关注它,这种病就越容易传播!特别是最近自杀的这个姑娘,如果你说她是为戴头巾而抗争的穆斯林姑娘的话,这更是比毒药还要致命。”

“可这是事实,”卡说。“姑娘自杀前净了身,做了礼拜。其他为戴头巾而斗争的姑娘现在对她很尊重。”

“自杀的姑娘根本算不上是穆斯林!”“神蓝”说,“说她是为坚持戴头巾而抗争也不是事实。如果你把这个谎言传播出去的话,就会有人说那些为戴头巾斗争的姑娘们害怕她们当中的叛徒,害怕那些戴假发的,害怕警察、母亲和父亲的压力。你是为此而来这里的吗?你别再让任何人自杀了。怀着对真主的至爱,徘徊在家与学校之间的这些姑娘们本来就这么不幸和孤独,她们很快都会开始仿效这个自杀的‘女圣徒’的。”

“副市长也不希望我夸大卡尔斯的自杀现象。”

“你为什么要见副市长?”

“为了不让他们整天打扰我,我还去了警察局。”

“他们会很乐意看到‘被学校开除的戴头巾姑娘自杀’的消息。”“神蓝”说。

“我会按我了解的事实去写。”卡说。

“这话不仅是针对政府的世俗市长,也是针对我的。你是想告诉我,‘世俗的市长、伊斯兰政教徒都不想让我写姑娘自杀的事情!’”

“是的。”

“那姑娘不是因为进不了学校,而是因为爱情问题自杀的。你要是把一次普通的殉情写成戴头巾姑娘的结局和罪行,宗教学校里年轻的伊斯兰教徒们会对你非常气愤。卡尔斯是个小地方。”

“我还想问问那些姑娘们。”

“这么做很好!”“神蓝”说。“看在真主的份上,你去问问那些姑娘们愿不愿意在德国的报纸上写出这样的事情:为头巾问题进行抗争的时候,忍受不了各方面的压力而自杀,作为一个罪人那样死去。”

“我会问的!”卡固执地说,同时也有些害怕。

“请你来还有另外一件事,”“神蓝”说。“教育学院院长刚才就死在你眼前……这是政府压迫戴头巾姑娘在穆斯林中引起愤怒的结果。然而这个事件当然是政府的一次挑衅行为。可怜的院长开始被当成暴政的工具,然后被派来的疯子杀死而让人们来谴责穆斯林。”

“您赞成这种事情呢,还是谴责这种行为?”卡带着一种记者的谨慎问道。

“我来卡尔斯不是为了政治,”“神蓝”说,“我来卡尔斯是为了制止自杀的蔓延。”他突然抓住卡的肩膀,把他拉近,亲了亲他的双颊:“你是将年华交给诗歌的苦行僧。你不会成为迫害穆斯林们的工具。正如我信任你一样,你对我也非常信任,这么大雪天来到了这里。为了感谢你,我想讲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他用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语气,盯着卡的眼睛说:“要我讲吗?”

“请讲。”

“很早的时候,在波斯有个勇猛无敌、不知疲倦的英雄,为众人所敬仰。像所有喜爱他的人一样,今天我们也称他为鲁斯特姆。一天,鲁斯特姆在打猎时迷了路,晚上睡觉时,马也丢了。本来他想去找自己的马“拉克什”,却误入了敌人的领地图兰。可是因为他的声名早已传扬到了这里,所以人们认出了他,他在这里也受到了礼遇。图兰国王设宴款待了他。宴会后他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图兰国的公主就来到这里向鲁斯特姆倾诉了对他的爱慕之情。她说想生个他的孩子。鲁斯特姆被她的美貌和甜言蜜语打动,就和她做了爱。早晨,鲁斯特姆为给未出世的孩子一个信物,留下了自己的护腕便返回自己的国家。这个孩子——人们叫他苏赫拉布,我们也这么叫他吧——多年后从母亲那儿了解到,父亲就是传奇中的鲁斯特姆,便对母亲说:‘我要去伊朗,把暴戾的国王凯依卡乌斯赶下台,辅佐父亲登上王位……然后,我再返回图兰,把和凯依卡乌斯一样暴虐的图兰国王艾福拉希亚布赶下台,自己当王!到那时父亲鲁斯特姆和我分别统治伊朗和图兰,这也意味着整个世界将得到公正的统治!’好心的苏赫拉布天真地这么认为,可是他却没明白,敌人比自己隐蔽而且比自己要狡猾得多。图兰国王尽管知道苏赫拉布的意图,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战,为了不让苏赫拉布认出自己的父亲,国王在军队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是阴谋,是陷阱,是厄运的玩笑,还是至高至大的真主暗自安排的巧合,赫赫有名的鲁斯特姆和儿子苏赫拉布率领着各自的军队,终于对阵在了战场,因为双方都穿着铠甲,两人都没有认出对方。身穿铠甲的鲁斯特姆为了让对方大意,本来就经常把自己掩藏起来。孩子气的苏赫拉布只想着让父亲坐上波斯王位,根本不在意是和谁交战。就这样,两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伟大战士,父与子,在身后士兵们的注视下,冲上前去,亮出了各自的宝剑。”

“神蓝”停了停,没有看卡的眼睛,像个孩子似的说道:“尽管读了有上百遍,可每次读到这里,我的心总是在恐惧中狂跳不止。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先把自己当成是要杀死父亲的苏赫拉布。有谁想杀死自己的父亲呢?什么样的灵魂能忍受得了这种痛苦,忍受得了这罪恶的重负!特别是具有一颗童心的苏赫拉布!杀死父亲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穿着铠甲的两位勇士开始了厮杀,几个小时后,不分胜负,双方鸣金收兵。第一天夜里,我不光琢磨苏赫拉布,也开始琢磨起他的父亲。在接着往下读时,好像是第一次读那样地激动,总是乐观地想像着父子两人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摆脱这种境地。”

“第二天,依旧是两军对阵,依旧是衣着铠甲的父子俩在阵前无情地厮杀。经过长时间地搏斗,那天运气——甚或运气就是这吗?——偏向了苏赫拉布,他将鲁斯特姆击下马来,将他擒住。正当苏赫拉布抽出刀,准备杀死鲁斯特姆的时候,国王的亲信们赶了上来,说:‘在伊朗,没有第一次就取对手首级的习惯。不要杀他,这是很失礼的。’苏赫拉布也就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

“每次读到这里,我脑子里总是有些乱,心里会很喜欢苏赫拉布。真主把自己认为很合适的命运交给了这父子俩,其意义何在?第三天,我很关心的这场争斗却出乎我的意料,很快就结束了。鲁斯特姆将苏赫拉布击下马,一下子用剑刺穿他的胸膛,杀死了他。故事发展的速度和恐怖都令人吃惊。鲁斯特姆从护腕认出了自己杀死的正是自己的儿子,他跪倒在地,抱着儿子满是鲜血的尸体,失声痛哭。”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忍不住哭:不仅是想分担鲁斯特姆的痛苦,更是因为明白了可怜的苏赫拉布死去的意义。对父亲的爱却引来杀身之祸,而杀死自己的正是自己的父亲。那一刻,好心而又孩子气的苏赫拉布对父亲的爱令我赞叹,而循规蹈矩的鲁斯特姆的沉重痛苦,更是让我感到一种深沉和成熟。整个故事中,我对充满反叛和个性的苏赫拉布的爱和仰慕,转移到了坚强而有责任心的鲁斯特姆的身上。”

“神蓝”停顿了一下,卡有些嫉妒他对所讲的故事、对所讲的任何一个故事都能够如此深信不移。

“我跟你讲这个美丽的故事,并不是想暗示它和我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只是想说它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神蓝”说,“这个流传了至少有一千年的故事出自菲尔德夫西的《列王记》。曾几何时,从大布里士到伊斯坦布尔,从波斯尼亚到特拉布松,不计其数的人知道这个故事,时常想起它,理解各自生活的意义。正如同西方世界对俄狄浦斯的杀父情结、麦克白在死亡和王位之间犹豫不决的思考一样。然而现在因为对西方的崇拜,几乎所有的人都忘了这个故事。老的故事从教科书里删除了。今天在伊斯坦布尔你找不到一个能买到《列王记》的书店。为什么?”

一阵沉默。

“你一定是这么想的,”“神蓝”说,“人们会因为这个故事的美丽而杀人吗?是这样吗?”

“不知道。”卡说。

“那么你想想吧。”“神蓝”说完,走出了房间。

不愿自杀的一个没信仰的人

“神蓝”走出房间后,卡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开始他认为“神蓝”会马上回来,他会回来问问让卡“想想”的问题。可随后马上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尽管方式有些卖弄还有些奇怪,可还是给自己传递了一个信息。这是个恐吓吗?

但卡并没感觉受到了恐吓,而更多的是觉得自己在这个房间是个完全陌生的人。紧邻的那个房间里的母子已经不在了,他出门时也没见到任何人。他有了一种想跑下楼梯的冲动。

雪下得如此缓慢,卡觉得雪片好像是悬挂在了半空中。这种令人觉得时间停滞了的缓慢,使卡觉得不知为什么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很长时间已经过去;而实际上和“神蓝”会面只用了二十分钟。

卡沿着铁路,转过雪中庞大的白影子似的货仓,沿着来时的路走进了车站。当他穿过肮脏、空荡的车站大楼时,看见一条友善地摇着卷尾巴的狗走近自己。这是条黑狗,额头上有一个圆圆的白色斑点。卡在肮脏的候车厅看见三个年轻人在喂狗吃面包圈。其中一人是奈吉甫,他跑到卡的身边。“您别让我同学明白我是怎么知道您要从这儿路过的,”他说,“我最好的朋友想问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您有时间肯和法泽尔谈谈的话,他将非常荣幸。”

“好的。”卡说,他径直朝两个年轻人坐着的长椅走去。

他们背后的宣传墙上写着阿塔图尔克关于铁路重要性的语录,还有政府用来恐吓有自杀意图妇女的标语。年轻人站起来同卡握了握手,却有些腼腆。

“法泽尔没问问题前,梅苏特要讲他自己听说的一个故事。”奈吉甫说。

“不,我讲不好,”梅苏特怯生生地说。“请你帮我讲吧。”

在听奈吉甫讲故事的时候,卡看着那条黑狗在空荡荡的、肮脏而又昏暗的车站大楼里快乐地奔跑着。

“故事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宗教学校,我也是这么听说的,”奈吉甫开始讲道,“郊区一个不怎么像样的宗教学校的校长,因为公事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栋新建成的、我们在电视上常看到的那种摩天大楼。搭乘一个大电梯要上楼。电梯里有个比他年轻的高个男人,凑到他身边,给校长看了下手里的那本书,他拿出把柄上嵌有贝壳的刀来裁开书,并说了些什么。到第十九层的时候,校长下了电梯。可后来的日子里他开始觉得自己有些奇怪。他老是怕死,什么事也不想做,脑子里一直琢磨电梯上的那个人。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为了寻求摆脱这一苦恼的办法,他去了杰拉西教团的修道院。一位有名的教长听他倾诉直到凌晨,然后对他说:‘你丧失了对真主安拉的信仰。而你还不自觉,并且以此为荣!这一定是电梯上的那个人传给你的。你已经是个没有信仰的人了。’尽管校长泪流满面地想要否定这些,可他心里尚存的诚实的一面却很清楚教长说的是正确的。当他猥亵学校里的漂亮学生的时候,当他想方设法地想和学生的母亲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他偷他嫉妒的一位老师的钱的时候,他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他在做这些的时候还感到很自豪:他集合全校,宣称人类因为盲信和一些荒唐的习俗而不能像他自己那么自由,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他讲话时用了大量的法兰克语词,用偷来的钱买最时髦的欧洲品牌的衣服。做所有这些事的时候,他的态度像是蔑视所有的人,认为所有的人都落伍了。因此,学校的学生奸污了自己同班的漂亮同学,年老的经学老师挨了揍,学生们开始造反了。校长一方面躲在家里哭,一方面想自杀,可是却没有自杀的勇气,只有等着别人来杀自己。所以,他在学校里当着最虔诚的学生面辱骂我们的先知。可大家都以为他疯了,谁也没有碰他。他开始在大街上说,真主其实是不存在的,应该把所有的清真寺改成迪斯科舞厅,如果我们大家都成了基督徒才能像西方人那么富有。年轻的伊斯兰教徒真的要打死他的时候,他却躲了起来。他感到绝望,他想找到一个能自杀的办法,于是他又回到了那个摩天大楼,在电梯里又碰到了那个高个男子。那人朝他微笑着,像是知道了发生的一切,让校长看了看他手上那本书的封面,说无神论者的出路就在那里,校长伸出颤抖的手去拿那本书,高个男子没等电梯停下就用柄上嵌有贝壳的裁书刀刺穿了校长的心脏。”

听完之后,卡想起来类似的一个故事也在德国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徒中流传。故事中的那本神秘的书在奈吉甫的故事里是未知的,然而梅苏特却提到了一两个卡从来没听说过的犹太作家,说他们使人丧失信仰,此外,他还提到了几个专栏作家,他们都是伊斯兰政教徒的头号敌人——其中一人几年后会被暗杀。“被魔鬼欺骗了的无信仰者,就像故事里这个不幸的校长一样,在我们当中存在着,他们试图寻找幸福与平静。”梅苏特说,“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不知道。”

“您怎么会不知道,”梅苏特有些气愤。“您不是无神论者吗?”

“不知道。”卡说。

“那么请告诉我:你相不相信,整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外面下着的鹅毛大雪,都是至高无上的真主创造的?”

“雪使我想起真主。”卡说。

“是的,可是你相信雪是真主创造的吗?”梅苏特进一步问。

一段沉默。卡看见黑狗从朝向站台的门跃出,在霓虹灯的微弱灯光下,在雪中欢快地跑着。

“你回答不出来了,”梅苏特说。“如果一个人信主,爱主,他当然毫不怀疑真主的存在。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是个无神论者,可是却不好意思这么说。其实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想替法泽尔问你个问题。你像故事里那个可怜的无信仰者一样痛苦吗?你想自杀吗?”

“不管我有多么不安,我害怕自杀,”卡说。

“是什么原因?”法泽尔问道,“因为人是最高级的物种所以政府禁止自杀吗?而这也被错误地解释成为人是真主最杰出的创造。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害怕自杀吗?”

“请您不要介意我朋友们的执意要求,”奈吉甫说,“这个问题对法泽尔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无法忍受苦恼和不幸时,你不想自杀吗?”法泽尔说。

“不会。”卡有些恼火。

“请别瞒着我们什么,”梅苏特说,“我们不会因为您是无神论者而对你怎么样。”

一阵紧张的沉默。卡站了起来,一点也不想表现出有丝毫的畏惧。他走了。

“你要走吗,请留步,您别走。”法泽尔说。卡停了下来,什么也没说,被拉住了。

“还是我替他说吧,”奈吉甫说,“我们三个都很爱那些为了信念置生死于不顾的‘戴头巾姑娘’,‘戴头巾姑娘’是世俗媒体对她们的称呼。我们叫她们穆斯林姑娘,所有穆斯林姑娘一定要为信念而不吝惜生命。”

“男人们也应如此。”法泽尔说。

“当然,”奈吉甫说,“我爱上了希吉兰,梅苏特爱上了韩黛,法泽尔则爱上了苔丝丽梅,可是苔丝丽梅死了。或者说是自杀了。可我们不相信一个为信念而不畏献身的穆斯林姑娘会自杀。”

“也许是她再也无法忍受痛苦,”卡说,“她家里也给她压力,让她摘掉头巾,加上又被学校开除了。”

“任何压力都不足以使一个具有真正信仰的人犯下罪孽,”奈吉甫激动地说,“我们晚上都紧张得睡不着觉,害怕错过了早晨的礼拜而犯下罪孽。我们去清真寺一次比一次早。如此紧张的信仰真主的人为了不犯罪可以做任何事情,需要的话,他乐意让人活剥自己。”

“我们知道,您和苔丝丽梅家里谈过了,”法泽尔插嘴说,“他们相信她是自杀吗?”

“相信。她先和父母一起看电视剧《玛丽安娜》,然后她净了身,做了礼拜。”

“苔丝丽梅从来不看电视剧。”法泽尔小声说。

“您了解她吗?”卡问。

“我们并没有相互认识过,也没和她说过话,”法泽尔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次我大老远地看见过她,她从头到脚把自己包裹得很好。但我了解她的心灵:人对自己爱的人了解得最清楚。在我心里,了解她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我认识的苔丝丽梅决不会自杀。”

“也许您还是不太了解她。”

“也许是西方人派你来这儿的,他们让你来窝藏杀害苔丝丽梅的凶手。”梅苏特有些粗鲁地说。

“不是,不是,”奈吉甫说,“我们相信您。大人们都说您是苦行僧,是诗人。正因为相信您,才想跟您讨教这个令我们苦恼的问题。法泽尔代表梅苏特在向您道歉。”

“请原谅。”法泽尔说。他的脸变得通红。眼睛突然变得潮湿了。

梅苏特不再作声,静静等着这一和好的时间过去。

“我们和法泽尔是把兄弟,”奈吉甫说,“很多时候,我们同一时间想着同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对方在想什么。与我不同,法泽尔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现在我和他对您有个请求。实际上我们俩可以接受苔丝丽梅是在父母和政府的压力下犯下罪孽自杀的。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法泽尔常常这么想:‘我爱的姑娘犯下了罪孽,自杀了’。可假如苔丝丽梅实际上是无神论者的话,就像故事里讲的那样,实际上是无神论者而不自知的话并且因为是无神论者而自杀的话,这一切对法泽尔来说是个灾难。因为他爱上了个无神论者。只有您能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只有您才能使法泽尔平静下来。您明白我们的想法了吧?”

“您是无神论者吗?”法泽尔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卡问道。“如果您是无神论者的话,您会想要自杀吗?”

“在我相信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的那些日子里,我也从来没有过自杀的念头。”卡说。

“非常感谢您能这么坦率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法泽尔说,他稍稍平静了下来。“您的心里充满了善意,可是却害怕相信真主。”

卡看见梅苏特充满敌意的目光,他想离开这里。他的脑子似乎停留在了很遥远的一个地方。他感到内心中有个深深的愿望和幻想在涌动着,可是由于周围的一切,他没法沉浸在这个幻想之中。以后,他会仔细地思考这一时刻,他将明白,头脑中的这个幻想包含着死亡、不信真主和对伊珂的思念。最后一刻,梅苏特又给所有这些加上了另外一个人。

“请您别误解我们,”奈吉甫说,“我们一点都不反对一个人成为无神论者。伊斯兰社会也总是允许有无神论者的。”

“只不过墓地一定得分开,”梅苏特说,“和一个不信真主的人同眠在一个墓地是对信徒灵魂的玷污。那些根本不信真主却在活着的时候成功掩盖住了这一点的无神论者们,不仅在现世,就是在坟墓里也要让信者不得安宁,他们以此为己任。直到末日,我们不但要忍受与他们同在一个墓地的痛苦,在末日到来的那天,我们从坟墓起来的时候,还要面临看到一个不祥的无神论者时的恐惧……诗人卡先生,您没有隐瞒您曾是个无神论者。也许现在您还是如此。那么请您说说,是谁下的这场雪,这雪的秘密是什么?”

他们一起望着空荡荡的车站大楼外,在霓虹灯光中,落向空荡荡的轨道的飘雪。

卡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雪片在远处显得是那么的可怜,我的生活又是多么的可怜。人活着,衰老,消亡。他在想,一方面在消亡,一方面又存在着。他爱自己,像一片雪一样,既欢喜又忧伤地沿着自己生活的轨道走下去。他父亲有种剃须膏的味道,卡想起了他。闻着这个味道的时候,他想起了在厨房里准备早餐的母亲穿在拖鞋里的冰冷的脚,想起了一把梳子,想起了夜里咳醒后自己喝的粉红色的甜甜的止咳露,想起了嘴里的汤匙,想起了构成生活的那所有的细节,所有一切的总和,雪花……

卡感到一种深深的呼唤,这种呼唤是那些只有在灵感降临时才感到幸福的真正的诗人才能感觉到的。四年来第一次有了写诗的冲动:对这首诗的存在,对这首诗的意境,对这首诗的风格和力量,卡是如此确信,因而内心感到无比幸福。他对三个年轻人说有急事,出了昏暗空荡的车站大楼。大雪中,卡仔细构思着要写的这首诗,急匆匆地回到了旅馆。

雪和幸福

一进旅馆房间,卡就脱掉了大衣,打开他在法兰克福买的绿皮格子本,逐字逐句地把脑海里浮现的诗写了下来。像是有另外一个人在他耳边轻吟似的,写诗的时候,他觉得很轻松,但还是全神贯注地写着。以前他没有如此的灵感,没能一气呵成写出过一首诗,所以他脑子的一个角落稍稍有些怀疑它的价值。但他越写越能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一首各方面都非常完美的诗,这也使他内心感到更加激动,更加幸福。卡几乎不加停顿地写了三十四行,其中有几个词像是没有听清,他把它们空了下来。

诗中写到刚才卡脑海中同时想到的许多东西:落雪、墓地、车站大楼里欢快奔跑着的黑狗、许多的童年记忆、在他急匆匆赶回旅馆的时候怀着一种既幸福又不安的心情在他眼前浮现的伊珂。他给这首诗取名叫“雪”。很久以后,他在思考这首诗是怎么写成的时候,会有一片雪花飘进他的脑海,如果这片雪花以某种方式展现了他的生活,那么他就会决定这首诗应该位于接近中心的地方,会解释他生活的逻辑。正如这首诗一样,很难说这些决定有多少是那一刻作出的,有多少是他生活中暗藏着的——这本书试图解开的秘密——对称的结果。

卡快写完这首诗的时候,走到窗前,开始欣赏起外面优雅飘落着的鹅毛大雪来。他感觉如果能够再欣赏一会儿雪,他就能够照这首诗应该有的结尾那样来完成这首诗。就在他快要想好这首诗的最后两句的时候,有人敲响了门,卡开了门,但这两句诗他却忘了,而且在卡尔斯他再也没有记起来。

门口站着的是伊珂。“有你一封信,”她说着把信递给了卡。

卡接过信,看也没看就放在了一边。“我真幸福。”他说。

他以为只有蜜月里的人才能说出这句话,现在自己却毫不羞涩地说了出来。“进来吧,”他对伊珂说,“你真漂亮。”

伊珂对旅馆的每个房间都很熟悉,就跟自己家一样,她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卡觉得没见到她的这段时间使他们变得更接近了。

“我不知道怎么了,”卡说,“也许是你的原因让我写出了这首诗。”

“教育学院院长的情况不妙。”伊珂说。

“本来认为已经死了的人却还活着,这算是个好消息了。”

“警察在进行突击搜查。他们去大学宿舍、旅馆。也来我们这儿看了登记簿,逐个逐个地查问了旅馆里住的每一个人。”

“你是怎么说我的?你说我们要结婚了吗?”

“你真可爱。可是我没心思想那些。他们拘留了穆赫塔尔,揍了他,然后把他放了。”

“他让我给你捎个信:他想和你复婚,为此他愿意做一切。他很后悔给你压力让你戴头巾。”

“穆赫塔尔本来就每天都跟我说这些,”伊珂说,“警察让你走之后你做什么了?”

“我在街上转了一会儿……”卡说。他犹豫了片刻。

“嗯,说。”

“他们带我去见‘神蓝’了。他们叫我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你是不要说,”伊珂说,“对他也不要谈及我们、我的父亲。”

“你认识他吗?”

“有段时间穆赫塔尔很崇拜他,他来过我们家。可后来穆赫塔尔选择了更温和、更民主的伊斯兰政治路线,就和他疏远了。”

“他是因为自杀女子的事情来这里的。”

“你要小心,别提他,”伊珂说,“很可能他待的地方有警察的窃听器。”

“那为什么不抓他?”

“时机到了自然会抓他。”

“我们还是一起离开卡尔斯吧。”卡说。

出于一种不安,他抱住了伊珂。

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当他无比幸福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不幸和绝望就在不远的地方,而此时这种恐惧就在他内心蔓延开来。

与其等待将来更大的不幸,卡总是希望赶紧结束现在的幸福。因此,他认为,伊珂会因为这一刻的拥抱不是出于爱而推开他,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的亲密感片刻间就会化为乌有,那原不应属于他的幸福感也会因遭到应有的拒绝和蔑视而消失,自己内心也就能够得以平静。

然而,恰恰相反,伊珂也抱紧了他。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感受到了无尽的享受,亲吻着,倒在了床上。短短的时间内,卡开始感受到一种迫切的性冲动,刚才的悲观情绪被一种无边的欲望和乐观占据了,他开始想像着他们相互脱去衣服长时间地做爱。

可伊珂站了起来。“你真好,我也很想和你做爱。可是三年来我没和任何人在一起,我还没准备好。”她说。

卡心里说,四年里我也没和任何人做过爱。他感觉伊珂从自己的表情中读出了自己的想法。

“就算我有准备,”伊珂说,“我父亲离得这么近,在同一个屋子里的时候,我也没法做。”

“你和我裸身上床就一定要你父亲离开这个旅馆吗?”卡问道。

“是的。他很少出旅馆。因为他不喜欢卡尔斯结着冰的街道。”

“好吧,现在咱们不做,但让咱们再吻几次吧。”

“好吧。”

伊珂没让卡靠近自己,弯着腰长时间而又认真地吻着坐在床边的卡。

当卡感觉到他们不会再亲吻了的时候,他说:“我来给你朗诵我的诗吧,你想听吗?”

“你先念念那封信吧,是个年轻人送来的。”

卡打开信,大声读了起来:

卡先生,我的孩子。如果这么称呼您不合适的话,请见谅。昨夜我梦见了您。梦里下着雪,每一片雪花都是落向世界的一道光。这是个好兆头,下午,我梦见的这雪就真的在我窗前下了起来。这时您正从我位于巴伊塔尔哈内街18号的寒舍前经过。穆赫塔尔跟我说了您赋予这雪的意义。我知道我们是同路人。我等待着您的到来。

萨德亭?洁乌海尔

“是萨德亭教长,”伊珂说,“你快去。晚上来我们这儿,和我父亲一起吃饭。”

“我为什么非得和卡尔斯的每个傻瓜都见面?”

“我说过你要小心‘神蓝’,但别以为他是傻瓜。教长也很狡猾,他可并不愚蠢。”

“我想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现在要我朗诵诗给你听吗?”

“朗诵吧。”

卡坐在三脚桌旁开始激动而又自信地朗诵起刚写完的那首诗,但马上就又停了下来,对伊珂说:“你坐在那里,朗诵诗的时候我想看到你的脸。”他用眼角看着伊珂,又开始朗诵了起来。不一会儿,卡问伊珂:“美吗?”。伊珂回答说:“是的,很美。”卡继续朗诵了起来,又问:“美吗?”伊珂回答说:“很美。”他朗诵完后,问伊珂:“你认为美在哪里?”“不知道,”伊珂说,“可我就是觉得很美。”“穆赫塔尔从不给你朗诵这样的诗吗?”“从不。”卡又充满激情地朗诵了这首诗,还是在相同的地方停下来问:“美吗?”有几次他问道:“非常美,不是吗?”伊珂则回答:“是的,非常美。”

卡是如此幸福,像是早期作品中描写一个孩子的诗中写的那样:“向周围散发出美好而又奇异的光芒”。他看到这光芒映在伊珂的身上而感到幸福。根据“失去地球引力时刻”规律,他想再次拥伊珂入怀,可是女人优雅地避开了。

“现在听我说:马上去教长那里。他是这里很重要的人物,比你想像的还要重要:这里很多人都去他那儿,世俗主义者也不例外。有人说,师长、市长夫人都去找过他,有钱人、军人也有去的。他是支持政府的。当他说大学生和戴头巾女子应该在课堂上摘掉头巾的时候,繁荣党中没任何人反对他。像卡尔斯这样的地方,这么有实力的一个人叫你去,你是不能拒绝的。”

“是你派可怜的穆赫塔尔去他那儿的吗?”

“你是担心他发现你对真主的畏惧而威胁你成为一个宗教狂吗?”

“现在我很幸福,不需要宗教,”卡说。“我不是为此回土耳其的。只有一样东西能使我来到这里:你的爱……我们会结婚吗?”

伊珂坐到了床边。“那你就去那儿,”她说。她用一种神秘而又迷人的眼神看着卡,“可你得小心。没人比他更能发现你灵魂的残缺和弱点,他能像精灵般钻入人的内心。”

“他能把我怎么样?”

“他会和你聊天,并且会突然跌坐到地上。在你说的很平常的一句话中,他会告诉你这其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学识,他会坚持认为你已是得道之人。有很多人开始时甚至认为教长是在嘲弄自己!可教长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能做到让你深信他确实相信你是有学问的,他也的确是全身心地相信的。他的态度会让你觉得你内心深处似乎有一个比你高大得多的个体存在。一段时间后,你也会开始看到内心深处的这种美。你内心深处的这种美,由于不是你之前发现的,因此你会觉得它是真主的美,你会感到幸福。实际上,在他身边,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也是美好的了。你会喜欢使你接近这种幸福的教长。所有这段时间里,你头脑中另外一个部分也会悄悄告诉你,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教长的把戏,你不过是个不幸而又可怜的笨蛋而已。可是我从穆赫塔尔身上看到,你已没有力量相信自己糟糕而又不幸的一面了。你会想,你是那么的可怜,是那么的不幸,只有真主才能拯救自己。你的理智不知道灵魂的需求,开始它会稍作抵抗。如此以来,教长给你指出的道路也就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立足之道,你不得不踏上这条路。教长的拿手好戏就是让不幸的人相信有一个更崇高的自我存在,因为卡尔斯大部分男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在土耳其没有比自己更不幸、更贫困和更失败的人了。这样,最后的结果是:首先你相信了教长,然后相信被你遗忘了的伊斯兰教。这并不像你在德国时所看到的或是有知识的世俗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么糟糕。你将和所有人一样,和你的民众一样,多少可以摆脱一些痛苦。”

“可我并不痛苦。”卡说。

“如此不幸福的人事实上并不痛苦。因为这里的人们有他们紧紧抓住的一种慰藉和希望。在这里没有伊斯坦布尔那种玩世不恭的无信仰者。在这里所有的事情更简单。”

“你想让我去,那我现在就去。巴伊塔尔哈内街是哪条街呢?我在那里要待多久?”

“待到你内心平静下来为止!”伊珂说。“你别怕相信什么。”她帮卡穿上大衣。“你还记得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吗?”她问卡,“你还记得小学时学过的祷辞吗?到时别弄得很尴尬。”

“童年时我家里的女佣经常带我去泰什维奇叶清真寺,”卡说,“她不是去祈祷而是去和其他的女佣们聚在一起聊天。她们说闲话等着礼拜的时候,我和其他小孩们在地毯上打滚玩闹。上学时,老师会抽我们耳光,揪着我们的头发,往放在木板凳上打开的宗教课本上撞,让我们记住古兰经第一章。为讨好老师,所有的祷辞我都背得很熟。关于伊斯兰教,学校里教的所有内容我都学过,可都忘光了。今天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似乎只剩下安东尼?奎恩主演的电影‘呼唤’了,”卡微笑着说,“前不久在德国的土耳其语频道里不知什么原因放了德语版的这部片子。晚上你在这里,是吗?”

“是的。”

“因为我还想再给你朗诵一遍我的诗,”卡说着,把笔记本放进了大衣口袋,“你觉得美吗?”

“确实很美。”

“美在哪儿?”

“不知道,但的确很美。”伊珂说,她打开了门,正要出去。

卡猛地抱住了她,吻着她的嘴。

卡和教长先生在一起

有人看到卡从旅馆出来后,在雪中从竞选宣传小旗下穿过,直奔巴伊塔尔哈内街。他是那么的幸福,就像他童年时代极度幸福的时候,在他的想像里这个影院里因为兴奋开始同时播放两部电影。第一部电影中,在德国的某个地方——不是法兰克福他家里——他和伊珂在做爱。他不断地幻想着这个画面,有时他看到他们做爱的地方是在卡尔斯旅馆的房间里。他脑子里的另外一个影院里,则在播映着与“雪”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有关的词和幻象。

他走进了绿园餐馆,餐馆的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画像和瑞士雪景画。原先是要去问路的,可后来看到紧挨着画的架子上的酒瓶,他灵机一动,坐到了桌旁,急急忙忙地要了一杯拉克酒,还要了白奶酪和鹰嘴豆。电视里播音员报导说,尽管雪很大,但今晚卡尔斯历史上首次在演播厅外进行的现场直播的准备工作已快完成,还概要播报了些当地新闻和国内新闻。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不使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副市长给电视台打了电话,禁止报导教育学院院长被刺的消息。卡像喝水一样一口气喝了两杯拉克酒后才留意到了这些。

喝完第三杯拉克酒后,他走了四分钟,来到了修道院,门由上面自动开了。卡在爬着陡峭的楼梯时,想起了还在夹克口袋里装着的穆赫塔尔的那首名叫“楼梯”的诗。他相信一切都将会很顺利,但还是有些不安,就像一个小孩明知道不会打针,可进诊所时还是感到害怕一样。刚到上面,他就后悔来这里了:尽管喝了拉克酒,内心仍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恐惧感。

教长一见到卡,马上感觉到了他内心的这种恐惧。卡也明白教长看出了自己的恐惧,但教长身上有这么一种东西存在,它使卡并不以自己的恐惧为耻。上到楼梯间,墙上有面桃木框镜子。卡从那面镜子里第一次看到了教长。屋子里人多得像沙丁鱼一样。人们的呼吸、体温使屋子变得挺暖和。卡突然发现自己在吻教长的手。所有这些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当时卡并没注意周围的环境,也没注意屋里的众人。

屋里大约有二十来人,他们是来这里参加星期二晚上简单的宗教仪式,听教长说话或是诉说自己的痛苦。这些人中有奶厂厂长、小贩、五六个茶馆老板、一个半瘫的年轻人、公交公司的斜眼主管和他上了年纪的朋友、电力公司的守夜人、在卡尔斯医院待了四十年的看门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来教长这里,他们认为能在教长身边就是一种幸福。

教长从卡的脸上清楚地看出了卡的不知所措,他像演戏似的吻了卡的手,像是表示尊敬,更像是吻一个小孩的可爱小手。尽管卡早料到教长会这么做,可还是有些惊讶。知道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们,也知道大家都在仔细听着他们,他们还是开始聊了起来。

“你能接受我的邀请,我深感荣幸,”教长说,“我梦见你了。梦中还下着雪。”

“我也梦见您了,尊敬的先生,”卡说,“我来这儿是为了寻找幸福。”

“你能想到你的幸福在这里,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教长说。

“在这里,在这个城市,在这屋子里,我很害怕。”卡说,“因为你们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一向都害怕这样。我从不想吻任何人的手,我也从不想让任何人吻我的手。”

“你向我们的兄弟穆赫塔尔讲了你内心的美好,”教长说,“正在下着的这场神圣的雪使你想到了什么呢?”

卡这才发现教长右手窗户边上坐着的那人正是穆赫塔尔。额头和鼻梁上贴着创可贴。为了遮住紫青的眼眶,就像得了天花而眼瞎了的老头们那样,戴了副很大的墨镜。他正朝卡微笑着,可看不出一丝友好。

“雪让我想起了真主安拉,”卡说,“雪还使我想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神奇和美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一片沉默中,卡觉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俩身上。教长也很满意这种局面,这使卡有些生气。“您为什么叫我来这里?”他问道。

“哪里,哪里,”教长说,“听了穆赫塔尔先生所说的,我们想您需要找个朋友敞开心扉聊聊天。”

“好吧,那咱们聊聊吧,”卡说,“来这儿之前,我因为害怕喝了三杯拉克酒。”

“您为什么怕我们?”教长说,他做出很吃惊的样子,眼睛睁得很大。教长是个胖胖的挺可爱的人,卡看到教长周围的人也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我说了你们别介意。”卡说道。

“我们不会介意,”教长说,“来,请坐到我身边来。对我们来说,了解您的恐惧很重要。”

教长这种半是认真半是做戏的语气让人觉得可笑。卡刚一坐下,觉得自己也想模仿一下他这种语气。

“我一直像个小孩子一样希望自己的国家振兴,人们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现代,”他说,“可是在我看来我们的宗教总是反对这些。也许我是错了。很抱歉,也许我现在喝多了才说了这些话。”

“哪里,哪里。”

“我在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的上流社会环境中长大。我一直想像欧洲人一样。我认为信仰让妇女们穿着袍子蒙着脸的安拉和成为一个欧洲人是无法同时让人接受的,所以我一直远离宗教。到欧洲以后我觉得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安拉存在,不是那些蓄着胡须、保守落后的边远地区的人所说的那种。”

“欧洲有另外一个安拉存在吗?”教长抚着卡的背,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我希望有这样的安拉存在,在他的面前我不需要脱掉鞋子,不需要屈膝吻他的手,他能理解我的孤独。”

“安拉只有一个,”教长说,“他是全知的,全觉的,他也理解你的孤独。如果你相信他,并且知道他能看得见你的孤独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孤独。”

“您说得很对,教长先生,”卡说,他觉得自己也是在对屋里所有人说。“因为我孤独,所以我不信安拉,因为我不信安拉,所以我无法摆脱孤独。我该怎么办呢?”

尽管他有些醉,尽管能把心里所想的勇敢地告诉一个真正的教长他感到一种未曾想到的高兴,他头脑中另一个部分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在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所以他有些害怕教长的沉默。

“你真想听我的想法吗?”教长说,“我们就是您所说的蓄着胡须、保守落后的那些边远地区的人。但就算剃去胡须也无法改变我们乡巴佬的身份。”

“我也是边远地区的人,我还想到更边远的地方去,在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一个角落里,在大雪飘落的时候被人完全遗忘。”卡说。卡又吻了吻教长的手。他高兴地发现这次他丝毫没强迫自己。但他又感觉到他头脑中另一部分还是由西方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控制着,蔑视他所做的一切。

“对不起,来这儿之前我喝了酒,”他又说了一遍,“我现在感到一种罪过,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安拉,我认为安拉是属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是属于那些盖着头的大婶和那些拿着念珠的大叔的,是属于那些穷人们的。我没有信仰的一个原因就是狂妄。但现在我想相信是安拉在下着外面这场美丽的雪。有一个安拉专注于世界上隐含着的对称,‘他’会使人类更加文明,更加有修养。”

“当然有,我的孩子。”教长说。

“但那个安拉并不在你们当中。在外面,在那飘向空旷的夜、黑暗和苦难者心灵的雪中。”

“如果你想单独寻找安拉,那就去吧,在黑夜用你对真主安拉的爱填充你爱雪之心。我们不会阻拦你。可你别忘了,只有那些过于自爱的狂妄之人才会独处。安拉从不喜欢狂妄者。撒旦就是因为狂妄才被赶出天堂的。”

其后卡又陷入了令自己羞愧的恐惧之中。他也一点儿不想从这里出去以后被他们议论。“我该怎么办呢,教长?”他说。他本想再去吻教长的手,却没这么做。他感觉自己的这种无所适从和醉态已被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并且被他们瞧不起。“我也想像你们一样相信你们的安拉,做一个普通的公民,可是因为我心目中欧洲人的形象,我有些弄不清楚了。”

“你有这种愿望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教长说,“你要先学会谦虚。”

“那我该做些什么?”卡说。他心中还是有一个玩世不恭的撒旦存在。

“每天晚上,谁想聊天的话我就让他坐在沙发上现在你坐的位置上,”教长说,“大家相互之间都是兄弟。”

卡发现不管是坐在椅子上的人还是坐在垫子上的人,大家实际上是按一定次序来坐这个位置的,他们在排着队等着坐到沙发上。他感觉不是出于对教长的敬重,而是对想像中这个次序的敬重,自己应该像欧洲人那样要排在最后耐心等待才合适,所以,他站了起来,再次吻了吻教长的手,在最靠边的那个垫子上坐了下来。

卡旁边坐着伊诺努大街上的一个讨人喜欢的茶馆老板,他五短身材,镶着金牙。那人身材如此矮小,卡的脑子此时也是如此混乱,以至于他想这个人来找教长应该是想给自己的矮小身材出个主意吧。卡小的时候,尼尚坦石街有一个温文尔雅的侏儒,他每天傍晚都从广场上的吉甫赛人那儿买一束紫罗兰或是买一枝石竹花。卡身边坐着的这个矮个儿说他今天看见卡从茶馆门前经过,但可惜没进来,明天希望卡能去他那儿。这时公交公司的斜眼主管也小声地插话进来说,过去自己因为一个姑娘的事情曾非常苦恼,以酒度日,甚至到了不信仰真主安拉的程度,但后来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被遗忘了。还没等卡问他:“你和那姑娘成家了吗?”斜眼主管就说,“我后来才明白,那姑娘根本不适合我。”

教长后来在说反对自杀,大家都默不作声,有些人点着头听着,他们三个人则还在窃窃私语:“还有些自杀事件,”矮个子说,“但政府却在瞒着大家,就像气象局为了照顾大家情绪瞒着天气实际上更冷的事实一样。为了钱,他们把姑娘们嫁给了上了年纪的官员们,嫁给了她们不爱的人。”公交公司主管说:“我老婆刚开始认识我时根本不爱我。”他们认为失业、高物价、不道德、无信仰是自杀的主要原因。别人说什么卡都赞成,因而卡觉得自己有些虚伪。上了年纪的朋友开始打起了盹,斜眼主管叫醒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说话,卡觉得内心中一种平静正在升起:他们离世界的中心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谁也不想到那个地方去,这也和外面那悬挂在空中似的雪片一样,给人一种就像是生活在地球引力之外的感觉。

在大家都没注意到自己的时候,卡又想到了一首新诗。笔记本就在身边,根据第一首诗的经验,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内心的声音上,这一次,三十六行诗他一气呵成了。因为拉克酒,他脑子有些模糊,所以对这首诗他不是很自信。但当他冲动地站起身,告别教长,冲出屋外,坐在修道院高高的台阶上开始读这首诗时,他意识到这首诗同第一首诗一样完美。

卡把刚才的经历写进了这首诗:在四个诗行中他写了和一位教长讨论安拉是否存在的对话,卡对穷人的主安拉充满罪恶的看法,对孤独、对世界隐含的意义和生命的构成等问题上的思考,以及诗里镶金牙的人、斜眼人和手里拿着石竹花的彬彬有礼的侏儒使他想起了自己的一生。他惊异于自己这精美创作的时候,不禁想“所有这一切的意义何在?”他能像欣赏别人的诗一样读自己的诗,所以觉得它是美的。因为觉得它美,所以又惊诧于构成这首诗的材料,惊诧于自己的一生。诗里美的意义何在?

楼梯间里的灯自动关了,四周一片漆黑。卡摸到开关,打开灯再次读手中的笔记本时,想到了这首诗的标题:“神秘的对称”。他把这个标题写在了诗的上方。后来他把这首诗放在了诗集《逻辑》的第一首。能这么快就找到这个标题,他后来认为这正是这整首诗——如同这整个世界一样——并非出于自己意志的一个证据。

奈吉甫的离别之苦

从教长的修道院出来,在雪中返回旅馆的路上,卡想很快又可以见到伊珂了。在经过哈立特帕夏大街时,先是碰到一大群人民党的支持者,后来又碰到从大学入学考试补习班出来的学生。他们聊着晚上的电视节目,聊着搞化学的人的花招,正如我和卡那个年纪时一样,互相尖刻地挖苦取笑。在一所公寓门口,卡看到了从楼上牙医诊所哭着出来的小女孩和拉着她的父母。从衣着上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卡也马上明白了,因为父母疼爱他们的孩子,所以没有带她去公立医院而来私人诊所,他们相信在这里孩子可以少受些罪。从一扇敞开的门,从一家卖女袜、烫发卷、化妆笔、电池和磁带的小店里,传来了佩皮诺?迪?卡普利的《罗伯塔》,这首歌是他童年时冬天的清晨坐着叔叔的车去海峡兜风时常听的,一种感动从内心升起,他以为又是一首新诗,便走进出现在他面前的第一家茶馆,立刻坐在第一张空桌前取出了笔和本。

卡手里拿着笔,湿润的眼睛盯着空白纸看了一会儿,知道这首诗写不出来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乐观的情绪。茶馆里挤满了失业者和学生,卡看见墙上除了瑞士风景画外,还有戏剧海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漫画和新闻、关于参加公务员考试条件的通告、卡尔斯足球队今年联赛对阵情况的图表。踢过的几场比赛大多以失败告终,比赛结果用各种不同的笔填在表格内,被埃尔祖姆足球队以6∶1的比分战败的那场比赛结果旁,写着几行诗,它们被卡原封不动地写进了第二天将在“幸运兄弟”茶馆里创作的那首名为“全人类和星辰”的诗里:

就算母亲从天堂来了,用她的臂膀把我们紧搂,

就算无情的父亲能让她一个晚上不挨揍,

还是没有屁用,你的屎都冻硬了,你的心灵也干枯了,一点希望都没有!

假如有人来到了卡尔斯城,那你就清清下水道让他走。

卡觉得这首诗挺有意思,把这四行诗抄到了本子上,正在这时,奈吉甫从后面一张桌子过来坐下,面带欣喜,卡根本想不到在他脸上能有这种表情。

“很高兴能见到你,”奈吉甫说。“你在写诗吗?我朋友说你是无神论者,我向你道歉。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无神论者。可实际上你也不可能是无神论者,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后来他又说了一些事情,卡认为这些事情相互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为了看晚上的表演,他和同学们逃学了,但他们只能坐在后面,因为他们当然不想在电视直播时被校长认出来。逃学让他很高兴。他和同学们约好了要在民族剧院会合。他们知道卡要在那儿朗诵他的诗。在卡尔斯大家都在写诗,可卡是他生平见到的第一个能发表自己诗歌的诗人。他可否请卡喝杯茶?卡说自己有急事。

“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奈吉甫说。“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并不想对你不敬,我只是非常好奇。”

“请讲。”

他先是神经质地点了支烟,然后说道:

“如果说没有安拉的话,就意味着没有天堂。那么那些成千上万一无所有的人、贫穷的人和受折磨的人也就去不了天堂了。那么穷人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其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活着,并且还要白白地吃这么多苦?”

“有安拉,也有天堂。”

“不,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是因为同情我们。等你回德国以后,你还是会像以前一样,认为没有安拉。”

“多年来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幸福,”卡说,“我为什么不能信仰你所信仰的呢?”

“因为你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上流社会,”奈吉甫说,“他们从来不信仰安拉。他们只信仰欧洲人信仰的东西,自认为比自己国家的民众高贵。”

“也许在伊斯坦布尔时我属于上流社会,”卡说,“可在德国,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只是个孤独的人。我在那儿备受煎熬。”

从奈吉甫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沉思的目光,使卡感觉到年轻人是在仔细思考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那你为什么要触怒政府而逃到德国去呢?”他问道。他看到卡神情忧郁,便说:“算了!假如我有钱,我会为此感到羞愧,也会因此而更加信仰安拉的。”

“但愿有朝一日我们都很有钱。”卡说。

“我所想的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简单。我不是那么简单的人,我不想成为有钱人。我想成为诗人、作家。我在写一部科幻小说。可能会在卡尔斯的一份名为《矛》的报纸上登出。可我不想把它登在发行量只有七十五份的报纸上,我想把它发表在有成千上万份发行量的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就在我身上。我读给你听,然后请你告诉我,它能不能在伊斯坦布尔发表。”

卡看了看表。

“很短!”奈吉甫说。

就在那时停电了,整个卡尔斯陷入了一片黑暗。奈吉甫就着炉火,跑到柜台取来了蜡烛,点着后往盘子上滴了几滴,粘好,放在了桌上。从口袋取出几张皱皱巴巴的纸,时不时激动地咽着唾沫,用颤抖的语调读了起来。

公元3579年,有一颗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知的星球,名叫加沙利,在这颗星球上,人们非常富有,生活也比我们现在安逸得多,可他们并不像物质主义者们认为的那样:既然“我们富有了”就不再重视精神了。相反,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关注存在和消亡、人类和宇宙、安拉与其奴仆等问题。因此,在这个红色星球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所伊斯兰科学与宣教高中,这里所有的学生都很聪明、勤奋。这所高中里有两个好朋友:奈吉甫和法泽尔,他们的名字来自作家奈吉甫?法泽尔,这位作家1600年前写的关于东西方问题的著作人们至今仍在广为传阅。这两个好朋友将这位大师的著作《大东方》读了很多遍。夜晚,在宿舍,他们避着大家,钻进同一个被窝,并排躺在法泽尔的上铺,看着刚落在水晶屋顶上就消失了的蓝色雪花,他们将每一片消失的雪花都比作消失的一个星球,相互在耳边低声诉说着他们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打算。

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们,由于妒忌,开他们的玩笑,向他们泼脏水。而终于有一天,阴影笼罩了这纯洁的友情:他们同时爱上了这偏远小城里最美的少女希吉兰。尽管他们知道希吉兰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这也没能使他们放弃这无可奈何的爱,正好相反,他们对她的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因而,这个星球对于他们中的一人来说是多余的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中的一人必须死去,因此,他们做了约定:不管谁先死,这个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不管有多少光年的距离,都一定要回来,要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人讲述他们最关心的事:人死之后的生活。

谁死,怎么死,他们却怎么也确定不下来,因为两人都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为另一人的幸福牺牲自己。其中一人,比如法泽尔,如果说咱们同时用手触电吧,奈吉甫知道这只不过是法泽尔想牺牲他自己的一个把戏,因为他马上发现自己这边的电源插头电力不足。这种犹豫不决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也使他们非常痛苦,但这一切在一天夜里突然结束了:奈吉甫晚间听课回来,在上铺看见了被枪弹射中了的好朋友的尸体。

第二年奈吉甫和希吉兰结婚了。新婚之夜,奈吉甫告诉希吉兰他和朋友之间的约定,并且告诉他有朝一日法泽尔的灵魂会回来。希吉兰也告诉奈吉甫,实际上自己爱的人是法泽尔,法泽尔死后她终日以泪洗面;她还告诉奈吉甫说,只因为奈吉甫是法泽尔的好朋友,而且长得相像,自己才同他结的婚。因此他们没有做爱,在法泽尔从另外一个世界归来之前,他们也禁止自己爱上对方。

可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开始是精神上,然后是肉体上,他们开始渴望得到对方。一天晚上,他们因为一次检验而被发送到了地球上小小的卡尔斯城,就在这个夜晚,他们终于无法自拔,疯狂地做爱了。他们好像忘记了曾使他们的良心像牙疼般难受的法泽尔,只是内心中一种犯罪感越来越强烈,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害怕。突然,伴随着恐惧而来的一种奇怪的感觉几乎使他们窒息,他们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时,他们面前的电视机自动亮了,法泽尔像个幽灵般地出现在了屏幕上,闪着光,很清晰。他额头上和嘴唇下方中弹的部位还跟新的一样,伤口带着血。

“我很痛苦,”法泽尔说,“我转遍了另外那个世界。(奈吉甫说,关于这次旅行,他将从加扎利和伊本?阿拉比那里获得灵感,把所有的细节都写出来。)得到了安拉天使们最多的关照,我还去了被认为是宇宙中最难以到达的地方,我看到那些系着领带的无神论者们和嘲笑民众信仰的狂妄之徒们、那些殖民主义者们还有那些实证主义者们在地狱里所受的可怕的惩罚,可我还是没能感到幸福,因为我的脑子还在这儿,跟你们在一起。”

夫妻俩吃惊而又恐惧地听着这个不幸幽灵的诉说。

“多年来使我感到不幸的不是有一天我会看到你们两人像今夜这么幸福。因为我希望奈吉甫比我更幸福。作为朋友,我们曾是如此相爱,我们无法杀死对方,也无法杀死自己。我们珍视对方的生命超过了自己的,好像两个人同时穿上了一件让人不死的铠甲。这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觉。可我的死证明了我相信这种感觉是错的。”

“不!”奈吉甫大喊道。“我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你的还可贵。”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不会死,”法泽尔的幽灵说。“你也不会同美丽的希吉兰结婚。我死了,是因为你心中暗暗希望我死,这种希望甚至你还想瞒着你自己。”

尽管奈吉甫又强烈反对,可幽灵根本就不听他说的。

“我怀疑你不仅只是希望我死,黑夜里我躺在上铺睡觉时被狡猾地击中了额头和下巴,我怀疑你也染指于此事,你和伊斯兰教的敌人们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这种恐惧使我在另一个世界无法得到安宁。”幽灵说。奈吉甫沉默着,他不再加以辩解。

“要让我摆脱这种不安进入天堂,要洗刷对你的这种可怕的怀疑,只有一条路!”幽灵说。“无论杀死我的凶手是谁,把他找出来。七年零七个月了,他们竟找不出一个嫌疑人来。我要报复杀死我的人,甚至要报复那些有这种想法的人。那个无耻的家伙不受到惩罚,我在这个世界就得不到安宁,你们在那个短暂世界——即你们所谓的真实世界——里,也将不会得到安宁。”

夫妻两人泪流满面,惊魂未定,还没等他们作出什么反应,幽灵突然就从屏幕上消失了。

“那后来呢?”卡问。

“我还没决定怎么继续写呢,”奈吉甫说,“要是我写这部小说,你认为能卖得好吗?”他看到卡没吭气,马上又补充道:“可实际上每一行写的都是我全身心相信的东西。你认为这部小说讲了些什么?我读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你全身心地相信今世只是在为来世做准备,我明白了这一点,这也令我汗毛林立。”

“是的,我相信是这样,”奈吉甫激动地说,“但这是不够的。安拉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也过得幸福。可这又是多么的难!”

他们想着这个问题,陷入了沉默。

这时来电了,可茶馆里的人们像还是待在黑暗中一样谁也不出声。茶馆老板开始用拳头砸那没了图像的电视。

“我们坐了二十分钟,”奈吉甫说。“我们那帮人大概已经等不及了。”

“我们那帮人指的都是谁?”卡说。“法泽尔也在他们当中吗?这是你们的真名吗?”

“奈吉甫这名字当然和小说中的奈吉甫一样都是假名。你别像警察那样问这些问题!法泽尔根本不来这些地方,”奈吉甫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法泽尔是我们当中最虔诚的穆斯林,他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可他害怕沾上政治后会被列入名单,会被学校开除。他叔叔在德国,会带他走,我们就像小说中那样非常相爱,如果有人杀了我,我相信他会替我报仇的。我们实际上比小说中写得还要亲近,不管我们相隔多远,都能说出对方在做什么。”

“现在法泽尔在做什么?”

“嗯……”奈吉甫说,他做了个奇怪的手势,“在宿舍看书。”

“希吉兰是谁?”

“和我们一样,这也不是她的真名。但希吉兰不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而是我们给她起的名字。有些人不停地给她写情书、写诗,可都不敢送给她。如果我有一个女朋友的话,我总希望能和她一样美丽、聪明和勇敢。她是戴头巾姑娘们的领袖,她无所畏惧,很有个性。实际上最初受她无神论者父亲的影响,她也没有信仰,在伊斯坦布尔当模特,在电视上露屁股露腿。为拍一个洗发香波的电视广告她来到了这儿。在卡尔斯最贫穷、最肮脏可又是最美的街道——加齐阿赫麦德?穆赫塔尔帕夏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在镜头前停下,一下散开头发,她像摇着一面旗子似的摇着那长达腰际的金黄头发,一边说:‘尽管美丽的卡尔斯城肮脏不堪,可由于有了布兰达克斯,我的头发仍然总是闪闪发亮。’广告要在全世界播出,全世界都会笑话我们。当时领导头巾斗争的是教育学院的两个姑娘,她们从电视和一些写她同伊斯坦布尔纨绔子弟八卦新闻的小报上了解到了她,并暗自崇拜她;她们邀请她一起去喝茶。希吉兰到那里最初是为了嘲笑她们。到那儿后,她很快就对姑娘们感到不耐烦了,便说:‘既然你们的宗教——是的,当时她说的不是我们的宗教,而是你们的宗教——禁止你们露出头发,而政府却禁止盖住头发,你们可以像某某人一样——她说了一个外国摇滚歌星的名字——剃光你们的头发,在鼻子上戴个铁环!那样的话,全世界就都会来关注你们的。’姑娘们当时的处境是如此可怜,面对这样的嘲讽竟和她一起笑了起来!希吉兰胆子更大了,她说:‘把这块将你们带入中世纪黑暗的破布从你们美丽的头发上摘掉吧!’说着她伸手想去摘掉那个胆子最小的姑娘的头巾,可此时手却停住不动了,她突然扑倒在地,请求那位姑娘——她那傻得不能再傻的弟弟就在我们班上——原谅。第二天,她又来了,其后一天又来了,最后加入到她们之中,再也没有回伊斯坦布尔。她是个少女,她把头巾变成了受压迫的安纳多鲁穆斯林妇女的一面政治旗帜。请相信我!”

“那在你的故事里为什么除了提到她是少女外,再没有提到有关她的其他事情?”卡问道。“奈吉甫和法泽尔为了她而自我牺牲之前为什么没想起来问问希吉兰的想法?”

奈吉甫有双很漂亮的眼睛,两小时零三分后其中一只眼睛会被子弹打穿。他抬起这双眼睛,凝视着黑暗中像缓缓流动的诗一般飘落的雪,陷入了一阵令人焦躁的沉默。“是她,就是她!”奈吉甫低声喃喃地说道。

“谁?”

“希吉兰!在街上!”

和卡迪菲一起雪中漫步

她从街上走了进来。身上穿了件紫色的薄外套,脸上那副墨镜让她挺像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头上戴着一条头巾,是卡童年起就看见很多妇女戴着的那种,并没有什么特点,一点也不像是伊斯兰政教徒的标志。看见这个年轻女人朝自己走来,卡像看见老师走进教室的学生一样站了起来。

“我是伊珂的妹妹,”女人微笑着说,“大家都等您吃晚饭呢。我父亲要我把您带回去。”

“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卡问。

“在卡尔斯,每时每刻,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所共知的,”卡迪菲说,她并没有笑。“但愿这种情况只有在卡尔斯才有。”

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痛苦的表情,卡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诗人兼小说家朋友!”卡向她介绍奈吉甫。他们互相打量了一下,但没有握手。起初卡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紧张。后来再想起这件事时,他才明白他们没握手是出于这两个穆斯林之间“回避男人”的规定。奈吉甫的脸变得煞白,像是在看着从太空来的希吉兰似的看着她,可卡迪菲的举止再平常不过了,茶馆中这么多男人,却没一个人回头瞅她,她不像她姐姐那么漂亮。

可在雪中同她一起走在阿塔图尔克大街上的时候,卡觉得自己很幸福。她的脸被头巾围着,虽没她姐姐那么漂亮,可看上去单纯而洁净,卡看着她的脸,望着她那双同她姐姐一样的淡褐色的眼睛,同她轻松地聊着天,发现她很有魅力,甚至想从现在开始就要背叛她姐姐了。

刚开始,他们聊起了天气,这是卡没想到的。就连那些整天以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的老人们所知道的所有细节,卡迪菲都知道。她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低气压冷空气气流还会持续两天,这雪要是接着下的话路可能还要封两天,萨热卡莫什的雪都下到160厘米厚了,卡尔斯人根本不相信天气预报,大家都说,政府为了让老百姓保持冷静,故意把气温报高5-6度(可谁也不会跟卡说起这事)。童年时,在伊斯坦布尔,她和伊珂总是希望雪下得大些:雪使她感觉到生命的美丽和短暂,使她感到尽管存在敌意可是人与人之间是非常相似的,还使她感到时空的广阔和人的世界的狭窄。所以雪下得越大,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越小,它似乎盖住了敌意、急躁和愤怒,使人与人更加接近。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成吉思?托派尔烈士大街上所有的店铺都打烊了,他们在沉默中走着,没碰见任何人。雪中同卡迪菲一起走路让卡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有些不安。卡盯住街尽头一个橱窗里发出的灯光:好像怕转过头再多看几眼卡迪菲的脸,就会爱上她似的。他是爱上了她姐姐吗?为了要疯狂地爱上她姐姐,他心里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愿望,他知道这一点。当他们走到街尽头的时候,橱窗玻璃上的一张纸上写着:“因今晚有演出,自由家园党总裁候选人——尊敬的济赫尼?塞维克的会议推迟。”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在狭小的“快乐”啤酒馆里,在演出开始前二十分钟,苏纳伊?扎伊姆和他的剧组像这辈子最后一次喝酒似的豪饮着。

酒馆橱窗上贴满了竞选宣传标语,其中有张黄纸,上面印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真主的亵渎。”卡看到这张纸,就问卡迪菲对苔丝丽梅的自杀怎么看。

“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在德国,你可以把苔丝丽梅的事编成很有趣的故事。”卡迪菲微微有些生气。

“我刚开始认识卡尔斯,”卡说,“但对它越了解,越是无法讲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人生命的脆弱、所受苦难的徒劳都使我感到非常难过。”

“只有没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才会觉得忍受苦难是徒劳的。”卡迪菲说,“因为只要是稍稍忍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都无法长时间忍受没有信仰,最终都会变成有信仰的人。”

“可苔丝丽梅在痛苦的最后一刻,像无信仰的人一样选择了自杀。”在酒精的作用下,卡固执地说。

“是的,苔丝丽梅自杀身亡意味着她犯下了罪孽。因为“妇女”这一章第二十九节很明确地禁止自杀。但她的自杀及所犯的罪过并不意味着我们内心中就缺少了对她深深的关爱。”

“你是说,我们可以全身心的爱一个受宗教谴责的不幸者吗?”卡想刺激一下卡迪菲,“你是想说,我们可以像不需要上帝的西方人那样不是凭借我们的心灵,而是根据我们的逻辑思考来相信安拉吗?”

“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意志,是绝对的和明确的,不能由我们这些真主的奴仆来讨论。”卡迪菲自信地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宗教就没有可以争论的地方。可不说是跟一个无神论者,即使是跟世俗主义者我都不想和他们讨论我的宗教,请原谅。”

“有道理。”

“我也不是那种对世俗主义者说伊斯兰教是世俗宗教的谄媚者,”卡迪菲补充说。

“有道理。”卡说。

“你说了两遍有道理,可我并不认为你相信我说的话。”卡迪菲微笑着说。

“还是有道理,”卡微笑着说。

他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他会放弃她姐姐而爱上她吗?卡很清楚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不会对他有什么吸引力,可他还是禁不住暗自这么想了。

当他们在黑山大街遇到人群的时候,卡开始把话题转到诗歌上来,然后生硬地过渡了一下说奈吉甫也是个诗人,接着就问她是否知道宗教学校有她的很多崇拜者,他们叫她希吉兰。

“叫我什么名字?”

卡简单地讲了讲关于希吉兰的故事。

“这些没有一个是对的,”卡迪菲说,“我从来没听宗教学校我认识的同学说起过这些。”走了几步后她又微笑着说:“可洗发香波的故事我以前听过。”为了展示有关好的传说的来源,她提醒卡,建议戴头巾的姑娘们剃光头发以引起西方媒体注意的人是伊斯坦布尔一个让人讨厌的有钱的记者。“这些故事里只有一件事是对的:是的,我第一次去戴头巾的姑娘们那里就是为了去嘲笑她们!那时候我也挺好奇的。这么说吧,我是带着几分好奇但又是为了嘲笑她们而去的。”

“后来怎么样?”

“我来这儿是因为我的考试分数达到了教育学院的分数线,而且我姐姐在卡尔斯。后来我和那些姑娘们成了同班同学,就算你不信安拉,她们也会邀请你去她们家做客,而你自然也会去。即使是以我那时的眼光来看她们,我也觉得她们是对的。她们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她们的,甚至开设宗教课程的政府也曾是支持她们的。多年来他们对姑娘们说,‘把你们的头盖住’,突然又对她们说,‘露出头发,政府要求这样。’我也纯粹是出于政治上对她们的支持才包住头的。我对自己的做法既感到害怕,又觉得好笑。可能想起自己是一个受政府压迫的无神论者反对派的女儿,我去那儿的时候,坚信自己只是在一天时间里会这样做,多年后像个笑话似的把这当成一个可爱的政治记忆,一种‘自由的姿态’。但政府、警察和当地的报纸来势汹汹,我没能享受到这一事件中可笑和‘轻松’的一面,也无法从这件事中脱身出来。我们未经允许就进行了游行示威,他们便以此为借口把我们抓了进去。一天后我们从监狱出来,这时如果我要说,‘我放弃了,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不信!’的话,卡尔斯所有的人都会朝我脸上吐口水。现在我知道,是安拉为了让我找到正道而给我施加了这些压力。我曾经和你一样是个无神论者。你别这样看我,我觉得你在同情我。”

“我没这么看你。”

“你是这样看的。我不觉得自己比你可笑,也不觉得自己比你优越,这一点你也要知道。”

“你父亲对此怎么说?”

“我们可以控制局面。可有时局面也朝无法控制的方向在发展,我们也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彼此非常相爱。起初父亲为我感到自豪,我戴头巾去学校那天,他认为这是非常特别的反抗方式。他和我一起在母亲留下的那面银框镜子里看头巾戴在我头上的样子,在镜子前他还亲了我。尽管我们很少交谈,但这是肯定的:他尊重我这么做不是因为这是一次伊斯兰运动,而是因为这是一次反对政府的行动。父亲觉得‘这么做才是我的女儿’,可他像我一样,暗地里也感到有些害怕。当我们被关进去的时候,我知道他害怕了,后悔了。他说政治警察们现在不光在调查我,现在还在调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情报局的密探们不遗余力地对付左派分子和民主分子,现在他们开始盯上宗教分子了;很清楚他们这次首先是把以前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女儿了,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不能一步步往后退了,父亲也不得不支持我走出的每一步,可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是有那么一些老人嘛,他们对于屋里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炉火的劈劈叭叭声、开门的吱吱呀呀声、老伴在一些话题上的唠叨声,他们都听在耳朵里,可脑子却没什么反应;后来父亲对我和戴头巾姑娘们进行的这场斗争也持这种反应。他有时候为了报复,在来我家的姑娘面前故意显示出自己是无神论者,不过后来却和姑娘们一起指责起政府了。我看到这些姑娘们能在父亲面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应对自如,有时就在家里集会。今晚有个姑娘会来。她叫韩黛,苔丝丽梅自杀后,在家人的压力下她决定摘掉头巾,可还没这么做。我父亲有时会说,所有这一切让他想起以前当共产主义分子的日子。有两种共产主义分子:一种是狂妄之徒,他们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为让国家振兴;另一种是天真的人,他们是为了公正和平等。狂妄之徒热衷于政权,对谁都指手画脚,往往把事情办坏;而天真的人往往只对自己办错事:可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们对穷人的痛苦怀着一种犯罪感,想一起来承担这种痛苦,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更糟糕。父亲曾是名教师,后被辞退,他们曾对他施刑,拔掉了他的一个指甲,还把他关进了监狱。多年来和我母亲一起经营一个小文具店,做复印,他还翻译过法语小说,挨家挨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推销过百科全书。在我们贫困又很不幸的日子里,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抱住我们哭起来。他很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教育学院院长被刺后,警察来了旅馆,他开始害怕起来了。他也对他们说过这些话。我听说你见过‘神蓝’。你别给我父亲说这事。”

“我不会说,”卡说,他停下来,抖去了身上的雪,“我们不是从这个方向直接回旅馆的吗?”

“从这儿也可以回去。雪下个没完,要说的东西也还没说完。我给你指指肉店的位置。‘神蓝’想让您做什么?”

“没什么。”

“他提起过我们,提起过我父亲和我姐姐了吗?”

卡看到卡迪菲的脸上有种不安的表情。“我记不起来了。”他说。

“所有人都怕他。我们也一样。所有这些店铺都是这里最有名的肉店。”

“你父亲怎么打发时间?”卡问道。“从来不离开旅馆——你们家吗?”

“他经营这个旅馆。他指挥每一个人,向管事、清洁工、洗衣妇和服务生等下命令。我和姐姐也照应着。父亲很少出门。您是什么星座?”

“双子座,”卡说,“有人说双子座的人喜欢撒谎,可我不知道。”

“您是不知道他们经常撒谎呢,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过谎?”

“如果您相信星座的话,您应该从某个地方发现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天。”

“是的,我姐姐说您今天写诗了。”

“您姐姐什么事都告诉您吗?”

“我们这里有两种娱乐:聊天和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也聊天,聊天的时候也看电视。我姐姐很漂亮,是吗?”

“是的,很漂亮,”卡用很尊敬的语气说,“您也很漂亮。”他很有涵养地补充道,“您把这个也告诉她吗?”

“我不会说,”卡迪菲说,“让它成为咱们的秘密吧,共同拥有秘密是成为朋友的最好的开始。”

她抖去落在紫色外套和长雨披上的积雪。

晚餐时关于爱情、头巾和自杀的讨论

他们看见民族剧院门前聚集着一大群人,等着看一会儿的“演出”。尽管雪还是下个不停,但那些想找乐子的失业者、那些从宿舍或家里出来穿着衬衣夹克的年轻人、那些从家里偷着跑出来的小孩子,聚集在了这个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大楼前和人行道上。也有老老少少一家人一起来的。卡在卡尔斯第一次看到了一把打开着的黑伞。卡迪菲知道节目表中有卡的一首诗,可是卡却没有让这个话题继续展开,只是说他不会去那儿,他说他本来就没时间。

他感觉一首新诗就要在他脑海中诞生,因而一直到旅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快步走着。饭前他找了个借口,说要收拾收拾自己,便立刻上了楼,脱去大衣,坐在小桌前飞快地写了起来。诗的主题是友情和知己。雪、星辰、特殊的幸福日子的情节和卡迪菲所说的一些话也被原原本本地写进了诗里。卡像是欣赏一幅画似的兴奋地看着一行行诗从笔尖流出。他用隐含的逻辑把同卡迪菲所谈的内容进行了加工。这首名为“星辰的友谊”的诗中写道:每个人都有一个星辰,每个星辰都有一个朋友,同每个星辰都有一个和自己类似的星辰存在一样,每个人也有与自己相类似的人,比如说知己。尽管他全身心地感受到了这首诗的音乐性和完美性,但还是有个别诗句和用词中存在缺陷,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脑子还在想着一会儿要同伊珂见面,还在想着吃饭要迟到了,还有就是因为自己太兴奋了。

写完诗,他匆匆忙忙穿过大厅,走进了旅馆主人的套房。这间套房屋顶很高,挺宽敞。屋子正中央摆着餐桌,图尔古特先生坐在上首,两边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伊珂和卡迪菲,桌子一侧的顶端坐着另外一个女孩,她头上披着华丽的紫色头巾,卡立刻想到她就是韩黛。她对面坐着的是办报人塞尔达尔先生。大家坐在一起显得那么高兴,桌上的碟碟碗碗堆在那里有一种奇妙的美,库尔德佣人扎黑黛快步从后面的厨房出出进进,兴奋且动作麻利。看到这些,卡马上感觉到,图尔古特和他的女儿们已经习惯于每天晚上长时间坐在这个餐桌旁。

“我一整天都在想您,一整天都在担心您,您去哪儿了?”图尔古特先生说着,站了起来。他突然靠近卡,和他拥抱了起来,卡以为他都快哭了。“每一刻都可能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他用一种悲观的语气说道。

卡坐在图尔古特先生指给自己的位置上,正对着图尔古特先生,在桌子的另一头儿。他兴冲冲地喝完了面前的扁豆汤,餐桌上另外两个男人也开始喝起了拉克酒,其他人也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到了电视屏幕上。这时他做了渴望已久的事情,他盯着伊珂那美丽的脸庞看了个够。

我完全知道他在那一刻的感受,因为他后来把这无边无际的幸福非常详细地写在了他的本子上:他像个快乐的小孩子一样不停地手舞足蹈,坐立不安,好像现在他就要带伊珂去赶那趟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似的。图尔古特那张堆放着书、报纸、旅馆账本和票据的桌子上,台灯射出柔和的灯光。卡想像着不久后在法兰克福他和伊珂住的小公寓里,自己写字桌上的台灯会发出同样的灯光照在伊珂的脸上。

突然他发现卡迪菲在看自己。他们对视时,卡迪菲的脸上似乎现出了一丝嫉妒,但马上被她用知己般的微笑掩饰住了。

餐桌上的人们,时不时用眼角瞄一下开着的电视。民族剧院晚上演出的直播刚刚开始,一个细高个头、像根杆子似的演员,左摇右晃地开始主持节目,卡刚来那天夜里从客车上下来时在剧团的人群里见到过他。突然图尔古特先生用遥控器换了个台。大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长时间地看着银屏上的黑白雪花。

“爸爸,”伊珂说,“你为什么现在要看这个?”

“这里下着雪……”她父亲说,“至少这是一个真实的画面,是一条真实的新闻。你也知道,长时间看同一个频道会伤我的自尊。”

“那就关了吧,爸爸,”卡迪菲说,“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它伤了我们大家的自尊。”

“讲给我们的客人听吧,”她父亲不好意思地说,“他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的。”

“我也是。”韩黛说。她有一双非常漂亮的大大的黑眼睛,眼神中有一丝愤怒。大家立刻都安静了下来。

“你讲吧,韩黛,”卡迪菲说,“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才想说。”韩黛说。突然她脸上现出一丝奇怪的喜悦,像是想起什么高兴的事似的,她微笑着说:“今天是我们的好朋友苔丝丽梅自杀后的第四十天。苔丝丽梅是我们这些人中为宗教、为安拉的训导而进行斗争最坚定的。对她来说,头巾不仅意味着对安拉的热爱,而且也意味着她的信念和尊严。谁也想不到她会自杀。学校里的老师和家里的父亲为了让她摘掉头巾对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可她坚持着。她就要被学校开除了,在这里她读了三年,马上就要毕业了。她父亲是一家小店的老板,一天警察局的人威胁她父亲说:‘你女儿不摘掉头巾来学校的话,我们就关了你的小店,把你赶出卡尔斯。’因此,她父亲最初吓唬苔丝丽梅说要把她赶出家门,后来看到这没起多大作用,就想把她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鳏夫警察。这个警察竟然拿着花开始来小店找她,苔丝丽梅称他为‘金属眼老头’,她是那么地讨厌这个家伙,为了不嫁给他,她甚至决定要摘掉头巾了,可她无法这么做。我们中有些人赞同她的决定,不要同‘金属眼’结婚;有些人则说,‘你就威胁你父亲说要自杀。’这个主意我出得最多。因为我根本不想让苔丝丽梅摘掉头巾。我给她说过很多次,‘苔丝丽梅,自杀也比摘掉头巾强。’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自杀妇女,大多是出于没有信念、生活无着落和绝望的爱情,说自杀纯粹是想以此来吓唬他父亲。我根本没有想到虔诚的苔丝丽梅会自杀。可一听说她悬梁自尽了,我马上就相信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处在她那种情况的话,我也会自杀的。”

韩黛开始哭了起来,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伊珂走到韩黛身边,亲了亲她,又轻揉着她,卡迪菲也走过来搂住了她,手里拿着遥控器的图尔古特先生也说了些安慰的话,大家为了不再让她哭,一起开了些玩笑。图尔古特先生像哄小孩子似的让她看荧屏上的长颈鹿,而韩黛也像个听话的小孩儿似的用泪眼看着屏幕: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大概是在非洲腹地,一片林地中,树荫下一对长颈鹿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似的悠闲自得地缓缓走着,屋子里所有的人像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生活,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了起来。

“苔丝丽梅自杀以后,韩黛为了不让父母再为她担心,决定摘掉头巾去学校了,”过了一会儿卡迪菲对卡说,“他们在如此艰难、如此贫困的条件下,像养独生儿子一样将她养大成人。她的父母总是梦想着将来她会照顾他们俩,而韩黛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柔声说着,像是耳语,可是她讲的话韩黛都能听见,泪眼汪汪的姑娘同大家一起看着电视的时候也在听她说话。“我们这些戴头巾的姑娘们最初劝她不要放弃斗争,可当我们明白摘掉头巾比自杀要好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帮助她。听从安拉的训导,把头巾当作旗帜的一个姑娘,让她摘掉头巾抛头露面是件很难的事。韩黛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为这个决定而苦思冥想。”

卡像其他人一样有种犯罪感,可当他的胳膊不经意碰到伊珂的胳膊时,内心中有种幸福感蔓延了开来。图尔古特先生不停地换着频道,卡将胳膊靠在伊珂的胳膊上,寻找着自己的幸福。当伊珂也开始这么做时,他完全忘记了餐桌上的伤感。荧屏上出现了民族剧院晚会的现场。杆子一样的细高个儿说,能参加卡尔斯历史上的首次直播,他感到非常荣幸。晚上演出的节目有寓意深刻的故事、国家队守门员的真情告白、政治史上令人汗颜的秘闻、莎士比亚和维克多?雨果的戏剧选段、一些出人意料的坦白、土耳其戏剧史和电影史上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笑话、歌曲、可怕的惊喜,还提到了“多年后悄无声息地回到国内的最伟大的诗人”卡的名字。伊珂在桌子底下握住了卡的手。

“听说您晚上好像不愿意去那里。”图尔古特先生说。

“在这里很好,我感到很幸福,先生。”卡将胳膊向伊珂贴得更紧。

“其实我不想破坏您的好心情,”韩黛说。大家突然几乎对她都有些害怕了。“可今晚我是为您而来的。我没读过您的任何作品,可我知道您到过德国,是见过世面的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请您告诉我,最近您写过诗吗?”

“来卡尔斯后我有了不少写诗的灵感。”卡说。

“我想您可以告诉我,我该怎么来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写诗的?是靠苦思冥想吗?”

在德国时,同土耳其读者们一起参加的诗会上,这是妇女们最常问诗人的一个问题,可卡每次都像是被问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似的感到很吃惊。“我不知道诗怎么写,”他说,“好的诗歌好像来自于身体外部,来自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他看到韩黛怀疑地看着自己。“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理解苦思冥想的。”

“我整天都在努力,可是眼前老是出现不了我想像中的东西,我想像不出我不戴头巾是什么样子。我眼前反而老是出现我想忘记的东西。”

“比如说,是什么?”

“戴头巾的姑娘越来越多后,安卡拉派了一位女士来劝我们摘掉头巾。这位‘说客女士’在一个房间里一个个地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地谈话。她问我们:‘你父亲打你母亲吗?你兄弟姐妹几个?你父亲一个月挣多少钱?戴头巾之前你是怎么穿着的?你喜欢阿塔图尔克吗?你家里墙上挂着什么画?你一个月去几次影院?你认为男女平等吗?安拉和政府孰轻孰重?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受过家庭暴力吗?’等等,有上百个问题,她把我们的回答写在纸上,把我们的资料也填进了表格里。她涂着唇膏,染着头发,不戴头巾,就像时装杂志里的人物一样,衣着华丽,可怎么说呢,实际上她又很纯净。尽管有时她的一些问题会把我们惹哭,但我们还是很喜欢她的……我们中有些人甚至想但愿卡尔斯肮脏的泥泞别把她弄脏了。再后来我就开始梦见她了,但一开始我没怎么当回事。现在我每次想自己摘掉头巾抛头露面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当成这位‘说客女士’。我也变成她那么华丽,穿着细高跟鞋,穿得比她还暴露。男人们对我都很感兴趣。一方面我感到很高兴,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很羞愧。”

“韩黛,你不想说的话就不用说这些让你难为情的事。”卡迪菲说。

“不,我要说。因为在幻想中我是难为情的,可我并不为我的幻想感到难为情。就算我摘掉头巾,我相信我也不会成为那种想要男人们为其争风吃醋的女人,不会成为那种沉迷于淫欲的女人。因为我是在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情况下摘掉头巾的。可我也知道,人们即使是在不相信的情况下,甚至是在自认为不情愿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陷入淫荡的。男人,女人,我们所有的人晚上做梦时,都会和日常生活中我们以为自己一点都不想要的人一起造孽。不对吗?”

“够了,韩黛。”卡迪菲说。

“不对吗?”

“不对,”卡迪菲说,她转向卡。“两年前,韩黛本来要和一个非常英俊的库尔德小伙子结婚的。可他参与了政治,被打死了……”

“我不摘掉头巾和这没任何关系,”韩黛有些生气地说,“原因是我苦思冥想也想像不出自己摘掉头巾后会是什么样子。每次我集中注意力试着想像的时候,出现的要么是像那个‘说客女士’一样糟糕的陌生人,要么是一个很淫荡的女人。哪怕只有一次我能想像出自己不戴头巾走进校门,穿过走廊,进入教室,我就能有勇气做成这件事,那样的话我就自由了。因为那样一来,我是凭我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摘掉头巾的,而不是警察强迫的。可我不论怎么集中注意力,都无法想像出来那一刻。”

“你不用那么重视那一刻,”卡迪菲说,“你就是在那一刻垮了,你还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可爱的韩黛。”

“我不是,”韩黛说。“因为我决定了要离开你们,要摘掉头巾,所以你们一定是打心底里责备我、蔑视我。”她转向卡。“有时我眼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姑娘,不戴头巾进了校园,穿过走廊,走入我期盼已久的教室,甚至那一刻我都记起了走廊的味道和教室里沉闷的气氛。正在此时我在将教室与走廊隔开的玻璃上看到了那个姑娘,我所看到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我就开始哭起来。”

大家都以为韩黛又要哭了。

“是另外一个人并不足以让我如此害怕,”韩黛说,“使我害怕的是我再也不会回到现在这个样子,甚至会把它忘记。人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自杀的。”她转向卡。“您曾经想过自杀吗?”语气中有一些挑衅的味道。

“没有,可人们在了解了卡尔斯的妇女之后,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

“对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女孩来说,自杀意味着我们想对自己的身体做主。上当受骗而失去贞洁的姑娘们,要和自己不喜欢的男人结婚的纯洁的姑娘们,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自杀的。她们将自杀看作是对纯洁的一种渴求。您写过关于自杀的诗吗?”她本能地转向伊珂。“我是不是太让你们的客人心烦了?好吧,那就让他说说在卡尔斯他的那些诗是从哪儿来的,之后我就不烦他了。”

“当我感觉诗就要来了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感谢把诗赐给我的‘他’,因为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幸福。”

“也是他让你有了这么具体的诗吗?他是谁?”

“我感觉他是在我不相信的情况下把诗赐给我的。”

“你是不相信安拉呢,还是不相信是他把诗赐给了你?”

“是安拉把诗赐予我的。”卡像受了什么启示似的说道。

“他在这里看到了宗教活动是如何升级的,”图尔古特先生说。“也许他们还威胁了他……他出于害怕而开始信安拉了。”

“不,这是出自我内心的,”卡说,“我想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

“您害怕了,我要谴责您。”

“是,我是害怕,”卡几乎是喊了出来,“而且非常害怕。”

像是被人用枪指着似的,他站起身来。这使餐桌上的每个人都感到了不安。“在哪儿?”图尔古特先生喊道,他似乎也感觉到有人拿枪对着他们。“我不害怕,我什么都不在乎。”韩黛自言自语道。

但她也和其他人一样看着卡的脸,想要弄清楚危险到底来自何处。多年后,塞尔达尔先生告诉我,那一刻卡的脸变得苍白,但那不是因为出于恐惧或因为眩晕感到不适,而是因为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幸福。女佣人则更甚一步,坚持说当时有一道光出现在了屋里,照亮了屋里所有的东西。从那天开始,卡在她的眼里就成了圣人了。这时屋里有人说,“来写诗的灵感了!”每个人显得比用枪指着自己更激动,更害怕。

后来,卡在一个本子上记下了他对整个过程的描述,屋里的这种紧张气氛和儿时我们见过的招魂时那种等待的恐惧相似。我们有个朋友,他母亲年轻时候就守了寡,二十五年前,身材已经非常肥胖的她经常在晚上邀请一些人到她位于尼尚坦石后街的家里,举行招魂仪式。这些人中有其他一些不幸的家庭妇女,一个手指僵化了的钢琴师,还有一个年过中年的有些神经质的电影明星(我们经常会问:“她也来吗?”)和她那动不动就晕倒的妹妹,还有一个退役军官(他动不动就跟过时的电影明星打赌)。在这些夜晚,我和卡经常被我们的朋友从后面的房间悄悄地带到大厅,参加这些仪式。紧张等待的时候,有人会说:“哎,魂啊,要是你已经来了,就请发出些声音吧!”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会隐约听到啪啪的声响,会听到椅子的咯吱声,会听到一声轻呤,或是听到粗暴地踢桌腿的声响,这时会有人惊恐地说,“魂来了”。可此时此刻卡并不像是一个遇到魂灵的人,他径直朝厨房的门走去。脸上挂着幸福的表情。

“他喝多了,”图尔古特先生说,“哎,你们去帮帮他。”

此时伊珂已经跑向卡,而他说这句话,正是为了让她看起来好像是他把她派过去的一样。卡坐在了厨房门边的一张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了本子和笔。

“像这样,你们都站着看我,我没法写出来。”

“我带你去里面的一间屋子。”伊珂说。

伊珂在前,卡在后,他们经过了厨房,(扎黑黛正在这儿往面点上洒香气怡人的果露,)又穿过了一间冷冷的屋子,来到了后面一间昏暗的房间里。

“你在这里能写吗?”伊珂打开了灯,问道。

房间很干净,卡看到了两张收拾得很整齐的床,一张三脚桌被姐妹俩用来当床头柜,上面有装着雪花膏、唇膏、小瓶香水、巴达姆油、不是很执著的酒瓶收藏、书和一个拉链包,还有一个瑞士巧克力盒,里面装有各种刷子、笔、猫眼避邪珠手链、耳环和手镯;窗玻璃上结了冰,他坐到了靠窗户的那张床上。

“在这儿我能写,”他说。“但你别走。”

“为什么?”

“不知道,”开始卡这么说,接着他又说:“我害怕,”

而后他就开始写起了诗。这首诗的开头描述了童年时他叔叔从瑞士带给他的巧克力盒,巧克力盒上有在卡尔斯茶馆里看到的瑞士风景画。后来卡做了一些记录,以便理解在卡尔斯“来到”自己脑海中的这些诗,并对这些诗进行整理归类。根据他的这些记录,诗中的巧克力盒里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块玩具表,两天后他才了解到这块表是伊珂童年时保留下来的,卡也就是从这块表出发,就童年时的时间和生命中的时间构思了一些东西……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卡对伊珂说,“因为我已经爱你爱得无法自拔了。”

“你甚至都不了解我。”伊珂说。

“有两种男人,”卡用一种教她的语气说,“第一种是,在爱上一个人之前,一定要知道姑娘是怎么吃三明治的,她梳什么样的发型,她不喜欢什么样的事情,她为什么生父亲的气,还有关于她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第二种则是,我就是这种人,对姑娘的情况不需要知道的太多,只要爱她就行。”

“也就是说,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你才爱我吗?你认为这是真正的爱吗?”

“让人肯付出一切的爱就是这样的。”卡说。

“等你知道我是怎么吃三明治的,知道我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之后,你的爱就会结束了。”

“但那时我们之间的亲密感就会加深,就会变成缠绕我们身体的一种愿望,就会转化成为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幸福和回忆。”

“你别站起来,在床沿上坐好,”伊珂说,“和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不能和任何人接吻。”面对卡的热吻,开始她并没有反抗,但接着她就推开了卡,说,“我父亲在家时,我不喜欢这样。”

卡又一次强行吻了吻她,然后坐在了床沿上。“我们必须赶紧结婚,一起离开这里。你知道我们在法兰克福会多么幸福?”

一段沉默。

“你对我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爱上我的呢?”

“因为你的美丽……因为我想像中和你在一起我们会很幸福……因为我能毫无避忌地跟你说一切。我老是想像着我们在不停地做爱。”

“在德国你都做些什么?”

“我总是忙于写那些我写不出来的诗,也总是自己手淫……寂寞是一个自尊的问题,而人又会被狂妄自大埋葬。真正的诗人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长时间的幸福会让他变得平庸,长时间的不幸又会让他无法在自身找到创作诗的力量……幸福和真正的诗只能有短暂的交融。一段时间后,要么是幸福使诗和诗人变得平庸,要么是真正的诗摧毁幸福。我现在非常害怕回到法兰克福后生活不幸福。”

“你可以留在伊斯坦布尔。”伊珂说。

卡认真地看着她。“你想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吗?”他轻声说道。现在他非常希望她对自己提出些要求来。

女人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什么都不想。”她说。

卡感觉到了自己有些性急,但他也明白自己在卡尔斯只能待很短的时间,不久后他将呼吸不到这里的空气,除了性急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听着里屋传来的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和一架马车压雪经过窗前的声音。伊珂站在门口,清理着挂在梳子上的头发,陷入了沉思。

“这儿是那么的贫困和不幸,人们都像你一样,甚至都忘记了自己想要些什么,”卡说,“在这里,人们想像的不是怎么生活,而是怎么去死……你会跟我走吗?……”伊珂没有回答。“如果是不好的答案,那就什么也别说,”卡说。

“不知道,”伊珂盯着梳子说,“他们在里面等着我们呢。”

“里面正酝酿着阴谋,我感觉到了,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卡说,“你告诉我。”

停电了。伊珂一动不动,卡想抱住她,可是又怕独自一人回法兰克福,这种恐惧感充斥了他的全身,他动弹不得。

“这么黑你没法写诗了,”伊珂说,“咱们走吧。”

“你想让我做什么你才会爱我呢?”

“做你自己。”伊珂说,扭身走出了房间。

卡坐在那里是那么幸福,他很艰难地站起了身。在进厨房前的那间冷冷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在屋里抖动的烛光下把脑子里的“巧克力盒”这首诗写在了他的绿皮本上。

站起身时,卡就在伊珂的后面,他正想不顾一切去抱住她、把头埋在她的长发中的时候,脑子里所有的一切就像在黑暗中一样纠缠在了一起。

厨房的烛光里,卡看见伊珂和卡迪菲拥抱在了一起,胳膊搂着对方的脖颈,就像一对情人。

“爸爸让我来看看你们。”卡迪菲说。

“好的,亲爱的。”

“诗没写吗?”

“写了,”卡说着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但现在我想帮帮你们。”

然而颤抖的烛光下,厨房里空无一人,卡眨眼之间倒满一杯拉克酒,不掺水,一口喝了下去,呛得眼泪直流,他赶紧给自己倒了杯水。

走出厨房,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祥的漆黑之中。看见点着蜡烛的餐桌,他走了过去。餐桌上所有的人和墙上的黑影都转向了卡。

“诗写出来了吗?”图尔古特先生问道。他先是停顿了几秒钟,想表现出并没把卡太当回事的样子。

“是的。”

“祝贺你。”他递给了卡一只酒杯,给卡倒上了拉克酒。“有关什么的?”

“在这里,不管和谁交谈,我都认为对方是对的。在德国时游荡在外面街上的那种恐惧,现在进入了我的心里。”

“我非常理解您。”韩黛深有体会似的说道。

卡感激地朝她笑了笑,心里想对她说:“别摘掉头巾,漂亮的姑娘。”

“您要是说和任何人交谈您都相信对方,因此在教长那里您就相信有安拉存在的话,我想纠正您一下。在卡尔斯,教长代表不了安拉!”图尔古特先生说。

“在这儿谁能代表安拉呢?”韩黛尖刻地问道。

图尔古特先生并没有生气。他固执而又好争吵,但心肠柔软,就像他当不了从不让步的无神论者一样。卡能感觉到图尔古特先生对自己女儿不幸生活的担心,同样也能感觉到他也害怕自我世界中一些习惯的消失。这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担忧,这是一个把每天晚上同女儿和客人们一起花几个小时争论政治、谈论安拉存在与否当成生活中惟一乐趣的男人害怕失去他在餐桌上的中心位置的一种担忧。

电来了,房间一下子亮堂了。这里的人们对停电来电都很习惯了,他们没有像卡小时候所见到的伊斯坦布尔人那样在来电的时候高兴地叫起来,也没有怀着兴奋而又担忧的心情去看看洗衣机是不是坏了,或是抢着去吹灭蜡烛,人们表现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图尔古特先生打开电视,开始用遥控器不停地换频道。卡悄声对姑娘们说,卡尔斯真是个寂静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声音都害怕。”韩黛说。

“这,就是雪的沉寂。”伊珂说。

带着一种失败的情绪,所有人都长时间注视着不断变换着频道的电视。餐桌下和伊珂的手刚握到一起,卡就想,他可以在这里白天打着盹,做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晚上和这个女人手牵着手看着卫星电视幸福地过完一生。

在民族剧院

想像完和伊珂在卡尔斯幸福地过完一生后,七分钟后,卡在雪中像只身投入一场战争似的跑向民族剧院,他的心怦怦地跳着。这七分钟之内,所有事情的发展都在情理之中。

首先,图尔古特先生把频道调到了民族剧院的现场直播,声音很大,所有人都感觉到那里有些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一方面使他们产生了哪怕只是一个晚上也要走出这边缘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可能会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的预感使得他们又非常担心。他们从那些失去了耐心的人的掌声和口哨声中感觉到了坐在前排的社会上层和坐在后面的年轻人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因为镜头显示不出剧院的全景,所以大家都很关心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舞台上出现的是曾经在土耳其家喻户晓的国家队守门员。他刚讲完了十五年前同英国举行的那场悲剧性的比赛中失掉的十一个进球中的第一个进球,细杆子似的主持人便出现在了屏幕上,国家队守门员也明白,就像国际频道一样,这是广告时间,他暂停了他的讲述。手拿麦克风的主持人用很快的速度读着写在纸上的两条广告(费伍济帕夏大街塔达尔商店从卡以塞利市进了一批腊肠,针对大学入学考试的比利姆晚间辅导班开始报名了),又报了一遍丰富的演出节目,叫着卡的名字,说他今晚将会朗诵诗歌,而后看着镜头,用一种伤心的语气说:

“可我们还没看见这位从遥远的德国来到我们边远小城的大诗人,这的确令卡尔斯人伤心。”

“您要是再不去就不像话了!”图尔古特先生马上说道。

“可他们甚至连问也没问过我是否会去。”卡说。

“这里的习惯就是这样,”图尔古特先生说,“就算他们请您了,您也不会去。现在您必须去,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您瞧不起他们了。”

“我们在这儿看您。”韩黛流露出的急切,有些让人出乎意料。

这时,门开了,晚上在前台值班的服务生说:“教育学院院长在医院里死了。”

“可怜的家伙……”图尔古特先生感叹道,而后他盯着卡的眼睛:“宗教极端分子开始一个个地除掉我们了。您要是想活命,最好还是趁早更彻底地相信安拉。因为不久以后,在卡尔斯,我担心温和的虔诚不足以拯救一个老牌的无神论者。”

“您说得对,”卡说,“我实际上已经决定把一生都交付给我对真主安拉发自内心的深深的爱。”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餐桌上的所有人都怀疑喝多了的他可能之前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这时,扎黑黛一只手熟练地拿着大锅,另一只手握着铝勺,勺柄在灯光下显得锃亮,她像个温柔体贴的母亲,微笑着走到桌前说:“锅底还有点粥,够一个人的,倒了怪可惜。哪位姑娘想要?”

伊珂此时正劝卡不要去民族剧院,她很担心,听到这话以后,她也转过头同韩黛、卡迪菲一起向库尔德佣人回以微笑。

卡暗自想:“如果伊珂回答说:‘我!’的话,她就会和我一起去法兰克福,并且会和我结婚。那么我就会去民族剧院朗诵我的那首名为‘雪’的诗。”

“我!”伊珂随后马上说道,并没有太多喜悦,把碗递了过去。

外面,大片大片飘落的雪中,卡突然觉得对卡尔斯来说自己不过是个外乡人,只要一离开这里,他就会忘记这个城市,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沉入了一种伤感。他强烈地感到生活的逻辑是一道无法解开的几何题,他是多么期望能解开它,进而得到真正的幸福,可他觉得自己这一刻并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力量。

他面前通往民族剧院的那条宽阔的街道空无一人,竞选宣传小旗在上方随风飘舞,路面上则铺满了积雪。卡感觉到曾几何时这里居住过的某些人(在第比利斯经商的亚美尼亚人?向牧民们征税的奥斯曼帝国的帕夏?)过着幸福、安宁甚至多彩的生活,这从古老建筑结了冰的屋檐的宽度可以看出来,从大门和墙壁上漂亮的浮雕中可以看出来,从楼房凝重而又饱经沧桑的轮廓也可以看出来。是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奥斯曼人和共和国初期的土耳其人使这座城市成为以谦虚为美德的文明中心,如今已是人去楼空,似乎这个地方再也未曾有人踏足过,街道上空空如也,但却不像被人遗弃了的城市那样让人感到恐惧。昏黄的路灯和结了冰的橱窗里发白的霓虹灯的灯光映射在枣树和梧桐树枝头的积雪上,映射在垂吊着很大冰锥的电线杆上,卡惊叹地看着这些景象。雪在一种神秘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中飘着,除了自己时隐时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卡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没有一声狗叫。好像世界末日已经降临,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这场雪。卡观察着一盏微弱的路灯旁,有些雪花缓缓地向下坠落,而另外一些则坚决地向上、向黑暗深处升去。

他走到阿依登照相馆的屋檐下,借助结了冰的广告宣传栏透出的红光,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落进他大衣袖子里的一片雪花。

一阵风吹过,引起了一些动静,阿依登照相馆广告宣传栏的红光突然灭了,对面的枣树好像也突然变成了漆黑一团。他看到了聚集在民族剧院门口的人群,看到了不远处守候着的警车,看到了躲在对面咖啡馆半开的门里注视着人群的一些人。

刚进剧院大厅,里面人声鼎沸,他的头一阵发晕。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酒精、浊气和烟的味道。许多人站在边上,角落里一个卖茶的地方还卖汽水和面包圈。卡看到冒着臭气的厕所门前有几个年轻人在那儿低声耳语,他从穿着蓝制服的警察和手拿着对讲机的便衣身边走了过去。一个小孩儿,拉着他父亲的手,出神地看着投进汽水瓶里的鹰嘴豆浮上来沉下去,全然不顾周围的喧嚣。

卡看见站在边上的人群中,有个人急切地挥着手,可他不能确定是不是在叫他。

“大老远,我从你的大衣就认出了你。”

等他走到近处,卡看清是奈吉甫,喜不自禁。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

“我知道您会来,”奈吉甫说,“真高兴。我能马上问您一件事吗?我脑子里有很重要的两件事。”

“一件事还是两件事?”

“您真聪明,聪明到甚至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都有,”奈吉甫说。为了更便于说话,他把卡拉到了一边。“您跟希吉兰或是卡迪菲说我爱她了吗?告诉她我生活惟一的意义就是她了吗?”

“没有。”

“您是和她一起出的茶馆,您就一点儿都没提到我吗?”

“我说了你是宗教学校的学生。”

“其他呢?她什么也没说吗?”

“没说。”

一段沉默。

“您确实没有再提到我些什么,这我理解,”奈吉甫鼓足勇气说。他咽了口唾沫。“因为卡迪菲大我四岁,她甚至都没注意到我。也许你们谈的是秘密的事情,甚至还可能是一些秘密的政治问题。我不问这些。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以后的生活就取决于它了。就算卡迪菲没注意到我——也许需要过很多年以后她才会注意到我,而到那时她早就已经结婚了——您的回答将决定我是终生爱她,还是现在就忘记她。请马上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实话。”

“我正等你的问题。”卡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谈了一些很肤浅的东西吗?电视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无聊的八卦新闻,能用金钱买到的一些小玩意儿。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是一个不拘小节深沉的人吗?还是她根本不值得我如此爱恋?”

“不,我们没有谈这些肤浅的东西。”卡说。

卡从奈吉甫的脸上看到自己的回答对他而言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可年轻人立刻又以超人的勇气使自己振作起来。

“但您也看到,她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

“是的。”

“您也有可能会爱上她吗?因为她是那么美丽。不仅美丽,而且有我在其他土耳其妇女身上没看到过的独立人格。”

“她姐姐更漂亮,”卡说。“如果问题仅仅是美丽的话。”

“那问题是什么呢?”奈吉甫说。“至大的安拉让我不断思念卡迪菲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他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绿眼睛(其中一只五十分钟后会被打破)睁得大大的,眼中透露出的孩子气让卡感到惊讶。

“我不知道。”卡说。

“不,你知道,但你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

“重要的是能说出所有的东西,”奈吉甫像是在帮助卡,“如果我是作家的话,我想把一切没有被表达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哪怕只有一次,你能告诉我这一切吗?”

“问吧。”

“我们所有的人生活中都有期望得到某种东西,一种真正的东西,是吗?”

“对。”

“你想得到什么?”

卡沉默着,笑了笑。

“我的很简单,”奈吉甫自豪地说。“我想和卡迪菲结婚,想在伊斯坦布尔生活,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科幻作家。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可我还是这么希望。你说不出你的,我不在乎,因为我理解你。你就是我的未来。现在我从你注视我眼睛的目光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你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所以你很喜欢我。”

他的嘴角露出幸福、狡猾的一丝微笑,卡有些吃惊。

“那么你现在就是和二十年前的我一样吗?”

“是的。有朝一日我要写的一部科幻小说里就有这样的一幕。对不起,我能把手放在你的额头吗?”卡把头微微向前倾了一下。奈吉甫像以前这么做过似的,熟练地把手心放在了卡的额头上:

“现在我要告诉你二十年前你都想了些什么。”

“就像你和法泽尔做的那样吗?”

“我和他同一时间想着同一件事情。和你则有时间间隔。请听好:一个冬日,你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下着雪,你沉思着。你的内心听到了安拉的声音,可是你却努力地想去忘记‘他’。你觉得万物是个整体,是真主让你有了这样的感觉,可你却想对真主闭上眼睛,视而不见,你认为这么做自己会不幸但会更聪明。你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只有聪明和不幸才能让你写出好诗来。为了写出好诗,你勇敢地承受着没有信仰的痛苦。你当时还没明白,如果内心中这个声音消失了,那么整个世界上你就只能孤独地存在了。”

“好吧,你说得对,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卡说,“你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知道你会马上这么问,”奈吉甫有些不安地说,“你也不想相信安拉吗?你是想相信的,不是吗?”他把那只冰冷的手从卡的额头移开。“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跟你说很多。我也听到内心里一个声音在说‘别信安拉’。因为对一个事物存在的坚信,只有在对它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怀疑和关注才能建立,你明白吗?当想到只有坚信至大至美的安拉存在我才能活下去的时候——正如我童年时会想,如果父母死了又会怎样——有时我想要是没有安拉会怎么样。这时会有一样东西出现在我眼前:一种情景。我知道这个情景源自于对安拉的爱,所以我不害怕,我好奇地欣赏着它。”

“给我说说这个情景。”

“你要写进诗里吗?没有必要把我的名字写进诗里。作为回报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好!”

“这六个月来我给卡迪菲写了三封信,但我一封都没能寄出去。不是害羞,是因为邮局的人会拆开看。卡尔斯人一半都是便衣。这里也一样。他们都在盯着我们。更有甚者,我们的人也在盯着我们。”

“‘我们的人’是谁?”

“卡尔斯所有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很好奇我在和你聊什么。他们是来挑事的。他们知道今晚的演出会变成世俗主义者和军人们的示威。今晚要演‘头巾’这部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戏,戏里要贬低戴头巾的姑娘们。其实我很讨厌政治,但我朋友们的反抗也有道理。我不像他们那么热衷,所以他们现在怀疑我了。众目睽睽之下,我不能在这儿把信给你。我希望你能把它们交给卡迪菲。”

“现在没人在看我们。马上给我,然后再说说那个情景。”

“信是在这里,可不在我身上。我害怕门口有人搜身。我朋友们也有可能搜我身上。从舞台旁边那个门进去,走廊尽头有个洗手间,二十分钟后,咱们在那儿见。”

“到那时你才说那个情景吗?”

“他们有人过来了,”奈吉甫说,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我认识他。你别朝那边看,咱们装着谈些平常的事情,别显得太亲热了。”

“好。”

“整个卡尔斯都很好奇你为什么来这里。大家都认为你是被政府甚至是被西方国家派来执行什么秘密任务的。我朋友们派我来问问你,这些传闻是真的吗?”

“不是。”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也说不清。”

“你很清楚,可是你不好意思说。”一段沉默。“因为你不幸,你才来到了这里。”

“你怎么知道是这样?”

“从你的眼神里。我从没见过这么忧郁的眼神……现在我也很不幸;可我还年轻。不幸反而给了我力量。在这个年纪我宁可选择不幸也不选择幸福。在卡尔斯,只有傻瓜和坏家伙们才是幸福的。但是等我到了你这个年纪,我还是希望能得到幸福。”

“我的不幸在生活中给了我很好的保护,”卡说,“你用不着为我担心。”

“多好啊。你没生气吧?你的神情中有一种如此美好的东西,它让我明白我可以对你说我想到的任何东西,甚至是最荒唐的东西。如果我对朋友们说了这些,他们会立刻嘲笑我的。”

“法泽尔也会吗?”

“法泽尔不同。他会报复那些向我使坏的人,我怎么想他很清楚。现在你也说几句。那个家伙正看着我们呢。”

“哪个家伙?”卡问道。他看了看聚集在座位席后面站着的人:一个脑袋长得像梨,两个像是便衣的青年,愁眉苦脸、衣着寒酸的年轻人们,现在大家都面朝舞台,有些人则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

“今晚看来不光是我一个人喝了酒。”卡喃喃地说。

“他们是因为不幸才喝的酒,”奈吉甫说,“你是为了控制内心中的幸福而喝的酒。”

话还没说完,他就突然钻进了人群。卡不能确信自己是不是听对了。大厅里尽管嘈杂,这句话却使他像听了悦耳的音乐一般舒服。有人朝他挥挥手,观众席中有为“艺术家”们预留的几个空座位,剧组里一个半谦恭半蛮横的引座员引卡坐了下来。

几年后,我在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晚的录像带,看了卡那晚看到的舞台上的一切。舞台上演着嘲笑某个银行广告的小品,可是卡多年没在土耳其看电视,所以他不明白它在讽刺什么,模仿什么。尽管如此,他还是可以看出到银行存钱的那个人是个过于效仿西方人的假绅士。在比卡尔斯还要偏远的小县城里,在没有妇女和政府官员光临的小茶馆里,苏纳伊?扎伊姆这个布莱希特式和巴赫金式的剧组会把这个戏演得更为夸张,这个手拿着银行卡装模作样的假绅士在那里会被演成娘娘腔而令观众们捧腹大笑。另一个小品中,身着女装留着小胡子的演员往头上倒着凯利朵尔牌洗发香波和发胶,最后卡才认出这个演员就是苏纳伊?扎伊姆。身着女装的苏纳伊,为使偏远地区小茶馆里那些愤怒而又贫穷的人们得到安慰,以一个“反抗资本家的流氓无产者”的身份,一边说着粗话,一边做出用洗发香波细长的瓶子插屁眼的动作。后来,苏纳伊的妻子冯妲?艾塞尔模仿了一个大家喜欢的火腿广告,她用夸张的喜悦一边掂着一圈火腿,一边喃喃自语:“是马肉,还是驴肉?”然后跑下了台。

然后60年代著名的国家队守门员乌拉尔走上了舞台,讲述在伊斯坦布尔同英国国家队的那场比赛中怎么丢了十一个球,中间还穿插了他当时和一些有名的女演员们的轶事,还有足球比赛中他那些弄虚作假的把戏。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观众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笑声中有种让人奇怪的痛苦,有种土耳其人自娱自乐的可怜。

奈吉甫看到的情景和卡的诗

二十分钟过去了,卡刚走进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看到奈吉甫跟在他后面走了进来。他们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等在一个被占用的隔间门前。卡看见洗手间高高的天花板上绘着夸张的玫瑰花和玫瑰叶。

隔间里的人一出来,他们便一起走了进去。卡发现有个牙齿掉光了的老头看见了他们。从里面插好门后,奈吉甫说:“他们没看到。”他高兴地拥抱了一下卡。奈吉甫灵敏地用穿着运动鞋的脚踩住隔间里墙上的一处突起,猛地蹿起,伸出手摸到了放在水箱上的信。落地后,他小心翼翼地吹去了落在信封上的浮灰。

“把这些信交给卡迪菲的时候请你告诉她,”他说,“我想了很久。从她读这些信的那一刻起,我对卡迪菲的期盼与等待就不复存在了。我希望你能很明确地告诉她这一点。”

“让她知道你爱她的同时,又让她知道你已不抱任何希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不像你那样对生活和对自己的激情如此恐惧,”奈吉甫说。他担心卡会为此伤心。“这些信对我来说是惟一的解脱:我必须要迷恋于一个人的美丽而爱上她,否则我简直没法活下去。我必须幸福地去爱另外一个人。但我必须先把卡迪菲从我的脑子里清除出去。你知道卡迪菲之后我会全身心地爱上谁吗?”

他把信给了卡。

“谁?”卡问道,同时把信放进了大衣口袋。

“安拉。”

“给我说说你看到的那个情景。”

“先把那个窗户打开!这儿真臭。”

卡费很大劲才打开了那生了锈的插销,推开小窗,他们像是见证了什么奇迹似的注视着缓缓地无声飘落着的雪花。

“世界是多么美妙!”奈吉甫轻声说。

“你认为生活中最美的是什么?”卡说。

一段沉默。“一切!”奈吉甫像是要告诉什么秘密似的说。

“可生活不也使我们不幸吗?”

“是,可那是我们的错,不是世界和造物主的。”

“给我说说那个情景吧。”

“先把你的手放在我额头上,说说我的未来,”奈吉甫的眼睛睁得很大(其中一只眼和他的脑袋二十六分钟后会被打开花)。“我希望自己能活很长,很充实。我知道我会经历很多有意义的事。可我不知道二十年后我会怎么想,我对此很好奇。”

卡用右手掌心按在奈吉甫额头细嫩的皮肤上。“哎呀,我的天啊!”他像是触到很烫的一个东西似的,开玩笑地很快就把手抽了回去。“这里头动静不小啊。”

“你说。”

“二十年之后,也就是当你已经三十七岁的时候,你最终会明白,对诸如这些问题的原因,比如说穷人如此贫困和愚昧、富人如此富有和聪明、粗鲁、暴力和死气沉沉,总之对那些让你产生死亡想法和罪恶感的这所有问题的原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卡说。“因此,在这里,每个人看似很有道德,实际上却变得越来越蠢,一天天地走向死亡,你感到只有自己变坏、变得没有道德才能活得好。但你也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很可怕。因为我能从我颤抖的手下感觉到这个后果……”

“那是什么?”

“你很聪明,你今天就知道这后果将是什么。所以我还是想让你先说说。”

“什么?”

“我知道,你的犯罪感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你所说的来自于穷人们的贫困和不幸。”

“我难道不会信仰安拉了吗?”奈吉甫说,“那样的话,我会死掉。”

“你不会像电梯里的那个校长般一夜之间就变成那样。这个过程会很漫长,甚至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到。人慢慢地死去,像早晨喝多了拉克酒的人那样,会发现自己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生活多年了。”

“那人是你吗?”

卡把手从他的额头放了下来:“刚好相反。多年来我开始渐渐信仰起安拉了。这个过程是如此缓慢,直到我来到卡尔斯后才明白。因此,在这儿我才感受到了幸福,我才能写出诗来。”

“现在我觉得你是那么幸福,那么聪明,”奈吉甫说,“我想问你,人真的能知道未来吗?即便现在不知道,还是相信能知道从而获得安慰吗?我要把这写进我的第一部科幻小说里。”

“有些人是知道的……”卡说,“《边境城市报》的老板塞尔达尔先生,他早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连报纸都早已印好了。”他们一起看着卡从口袋里抽出的报纸:“……晚会时不时被热烈的欢呼和掌声打断。”

“所谓的幸福一定就是这样,”奈吉甫说,“如果我们能够先在报纸上写好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然后真的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成了自己生活的诗人。报上说你要朗诵你最新写的一首诗,那是哪首诗?”

有人敲了敲门。卡要奈吉甫马上说说“那个情景”。

“我现在就说,”奈吉甫说,“但你别告诉任何人是从我这里听到的。他们不喜欢我和你这么接近。”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卡说,“快讲吧。”

“我热爱安拉,”奈吉甫激动地说,“有时尽管不情愿,可也老是问自己,假如没有安拉的话会怎样,这时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一个令我非常恐惧的情景。”

“嗯。”

“一天夜里,我透过窗户看到了它。外面是两堵像城墙一般高高的被废弃了的白墙,就像两个对峙的城堡一样!我充满恐惧地看着它们之间的那条狭长通道,它像一条街似的在我面前延伸着。在没有安拉的地方,那条街和卡尔斯的街道一样落着积雪、满是泥泞,但颜色是紫色的!街中间有个东西对我说‘停下’,可我还是向街尽头——这个世界的尽头看去。那里有一棵树,没有叶子,光溜溜的,惟一的一棵树。突然,在我看它的时候,它变成了红色,开始燃烧了起来。这时,我对自己因为对没有安拉的地方这么好奇而有了一种犯罪感。我正这么想时,红树又突然变成了原来的暗色。我本想不再看它,可控制不住自己,就又看了一眼,世界尽头的这棵孤零零的树又变成了红色,开始燃烧了起来。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早晨。”

“这个情景怎么让你这么恐惧呢?”卡问道。

“因为有时我想,这个情景在魔鬼的唆使下可能会真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在我眼前出现的东西一定是我的幻觉。因为正如我说的,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地方,那就意味着没有安拉——愿真主保佑。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剩下的可能性就是我已经不信仰安拉了。而这又是比死都可怕的事情。”

“我明白了。”卡说。

“我查了百科全书,无神论者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的athos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指不信仰神的人,而是指被神抛弃了的人。这也是这里的人成不了无神论者的原因。因为即使我们想成为无神论者,安拉也不会抛弃我们。要成为无神论者,就必须先成为西方人。”

“我既想成为西方人,也想能有信仰。”卡说。

“被安拉抛弃了的人,即使每天晚上都去咖啡馆和朋友们说笑打扑克,每天和班里的同学们开玩笑打闹,每天和朋友们一起聊天,他还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但他还是会有真正的爱和安慰的。”卡说。

“她一定得像你爱她一般爱你。”

又有人敲门了,奈吉甫拥抱了一下卡,像小孩子似的亲了亲卡的脸,走了出去。卡看见一个人等在那里,但正在这时那人却跑向了另一个隔间。卡又重新插好隔间的门,吸着烟看着外面飘落着的大雪。他觉得自己能像回忆一首诗似的逐词逐词地回忆起奈吉甫说的这个情景,如果没有从“波洛克来的人”,他感觉自己就能把奈吉甫看到的这个情景像写一首诗一样写到本子上。

从波洛克来的人!高中最后一年,那些日子里我和卡谈文学常常谈到深夜,这是我们很喜欢谈的一个话题。只要对英国诗歌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柯尔雷基的那首名为“忽必烈可汗”的诗开头的一段注解。这首诗的副标题是“梦中的幻影,诗的一部分”,开头讲了柯尔雷基因为生病吃了一种药(实际上为了开心他吸了鸦片),在药的作用下他昏睡起来,在他睡觉前他一直在读这本书,书里的句子在睡梦里变成了一个个实物,成了一首诗。这首诗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却是如此巧夺天工。柯尔雷基醒来后能将这首诗的每一个词回忆起来。他取出纸笔墨,开始一行一行急切地写起这首诗。刚写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首诗最后一行的时候,门响了,他站起身开了门:是从邻近的波洛克市来的一个收债人。把这人打发走后,柯尔雷基急急忙忙回到桌前,却发现剩下的那部分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头脑中存在的只是一种情绪和个别的单词。

因为没有从波洛克来的任何人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当卡被叫到台上去的时候,这首诗还保留在他的脑子里。舞台上他的个头比别人都高。他身上的那件德国灰色大衣更使他显得与众不同。

大厅里的喧嚣顷刻间停了下来。一些人,情绪激昂的学生们,失业者们,来抗议的伊斯兰政教徒们,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嘲笑和反对什么,都安静了下来。坐在前排的官员们、整个一天都在跟踪着卡的警察们、副市长、警察局副局长和教师们知道卡是诗人。细高个儿主持人面对这种安静有些紧张。他照搬电视里“文化节目”中常问的问题:“您是诗人,在写诗。写诗难吗?”每次我在看录像带时,总想忘掉卡简单而又勉强的回答,从他的回答观众们没有弄清楚写诗难不难,却明白了卡是从德国来的。

“您觉得我们美丽的卡尔斯怎么样?”主持人接着问。

犹豫片刻后,卡说:“非常美丽,非常贫困,非常忧郁。”

后面的观众中有两个宗教学校的学生对他的回答报以嘲笑,另外有人喊道:“贫困的是你的灵魂。”接着有六七个人从中受到鼓舞,也站起身喊了起来。这时观众中有一半开始嘲笑起来,另一半说的是什么谁也没有听清楚。我去卡尔斯时,图尔古特先生告诉我,电视机前韩黛听到这句话后哭了起来。主持人说:“在德国您代表的是土耳其文学。”

“让他说说他为什么来这儿。”有人喊道。

“我来了,因为我曾非常不幸,”卡说,“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幸福。现在请听好,我要朗诵诗了。”

一阵惊讶和吵闹之后,卡开始朗诵起了诗。多年后,我拿到了那晚的录相带,充满赞叹和热爱地看着我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众人面前朗诵诗。他像一个专注而又安静的行者,满脑子在想着事,向前走着,毫无做作。除了有两次他像是在回忆什么而稍有停顿外,他流畅、轻松地朗诵完了这首诗。

奈吉甫发现这首诗就是源自他刚才说过的“情景”,他说的“没有安拉的地方”,他所说的每个词都写进了诗里,他像中了邪似的站了起来,但这并没有打乱卡的节奏,这种节奏让人想起飘落的雪花。掌声零零星星,后排有人站起来喊叫,另外一些人也进行了附和。他们是在回应这首诗呢,还是觉得无聊,不得而知。如果不算他随后落在绿色幕布上的影子的话,这是我能见到的我这个相知二十七年的朋友的最后一些镜头了。

姑娘烧掉自己长袍的一出戏

卡朗诵完诗后,主持人用夸张的动作边走边一个词一个词地报着今晚的压轴戏:祖国还是头巾。

宗教学校学生们坐着的中排和后排,响起了反对声、一两声口哨、一些嘘声,其间还夹杂着前排官员们一两下赞许的掌声。剧院已被塞得满满的,人们抱着一种期待,半是带着好奇,半是带着敬意地看着。剧组先准备了些“轻松的”节目,冯妲?艾塞尔夸张地模仿着广告,毫无必要地跳着肚皮舞,她和苏纳伊?扎伊姆还扮演了前女总理和她受贿的丈夫,这些节目没有让观众们像前排的有些官员们那样感受到夜晚的寒冷,相反,让他们感受到了娱乐。

“祖国还是头巾”也让观众们觉得挺有意思,可是宗教学校学生们的干扰、不断抬高的声音让人觉得心烦。舞台上的对话也根本无法听清了。但这部历时二十分钟的戏既教条又老套,有着如此明显的戏剧结构,就连聋子和哑巴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一个裹在黑袍子里的女人在街上走着,自言自语,想着什么。不知什么原因闷闷不乐。

2女人脱去了黑袍子,宣告获得自由了。现在她是不穿黑袍的,是幸福的。

3她的家人、未婚夫、亲戚、蓄着络腮胡子的穆斯林男子想尽各种理由反对这种自由,让这个女人穿上黑袍子。女人一气之下烧掉了黑袍。

4手拿念珠,蓄着络腮胡的宗教狂们对她的这种反抗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正当他们揪住女人的头发要把她打死的时候……

5共和国年轻的军人们救了她。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主张西化,要把妇女们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主张妇女们应该脱去黑袍。在政府的鼓励下,这个短剧曾多次在安纳多鲁的高中和人民之家里演出过,1950年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和凯末尔主义势头的减弱,它逐渐被人遗忘了。多年后,扮演穿黑袍女人的冯妲?艾塞尔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录音棚里对我说,她母亲1948年在屈塔希亚高中曾演过同一个角色,她为此感到骄傲,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使她没能像母亲一样感受到应有的喜悦。尽管她的样子就像那些因为吸毒而变得憔悴、疲惫和怯懦的舞台演员们一样,几乎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我还是想尽办法让她原原本本说出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加上我对其他目击者的采访,我可以详细地写写那晚发生的事情:

第一幕时,民族剧院里卡尔斯的观众们有些不知所措。“祖国还是头巾”这个名字让他们认为这部戏也就是日常的政治性的一个短剧。可除了几个能回忆起这部短剧的老人外,谁也没想到剧中会有一个穿黑袍的女人出现。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政教徒的标志仅是头巾而已。黑袍中这个神秘的女人来来回回果决地行走时,许多人被她的那份矜持甚至是傲气吸引了。就连那些对宗教服饰根本瞧不起的“激进的”官员们也对她产生了敬意。一个聪明的宗教学校学生猜到了黑袍里的是谁而大笑了起来,使坐在前排的那些人非常气愤。

第二幕中,因为觉醒和对自由的追求,穿黑袍的女人要脱去黑袍,所有人对此都感到了恐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么来解释:就连主张西化的世俗主义者们都害怕他们自己的思想所造成的结果。事实上,这些人因为害怕伊斯兰政教徒,他们早就默许在卡尔斯一切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发展就行了。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像共和国早期那样由政府来强迫妇女们脱掉黑袍,他们认为“只要不像伊朗那样,不穿黑袍的妇女不要因为受伊斯兰教徒们的强迫或是害怕伊斯兰教徒们而一定要穿上黑袍就行了”。

图尔古特先生后来对卡说:“实际上那些坐在前排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他们是懦夫。”大家都担心,一个女人在舞台上做作地脱掉黑袍,不仅会刺激宗教分子们,也会刺激剧院里的失业者们和其他的社会底层。正在这时,在前排坐着的一位教师站了起来,开始向正在优雅而果决地脱着黑袍的冯妲?艾塞尔鼓起掌来。有些人认为这不是进步分子的什么政治举动,完全是这个家伙喝晕后看到女人裸露出来的丰满的胳膊、漂亮的脖子才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的。回答这位可怜教师的是后排一小撮年轻人们的怒吼。

实际上坐在前排的共和主义者们对这一形势也不满意。他们搞不明白,从黑袍里出来的原本应该是一位戴着眼镜、文文静静、向往知识的纯洁的农村少女,怎么会是妖艳风骚的肚皮舞演员冯妲?艾塞尔呢?难道这意味着只有妓女和没有道德的人才会脱去黑袍吗?那这就成宗教狂们发出的信息了。前排有人听到副市长喊:“错了,完全错了。”其他人可能为了讨好他,也对他的话加以附和,但却没能使冯妲?艾塞尔停止演出。前排的人们不安地看着这位已觉醒了的追求自由的共和国女子,宗教学校学生中也发出了零星的恐吓声,而这也没能吓唬住谁。坐在前排的副市长,当时正忙着把库尔德工人党斩草除根的勇敢的警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其他的一些高层官员,市土管局局长,负责收缴库尔德语歌曲磁带送到安卡拉的文化局长(他妻子,两个女儿,系着领带的四个儿子,还有三个侄子都来了),还有些穿着便装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根本不把这些来挑事儿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放在眼里。也可以说他们相信四散分布在剧院里的便衣,相信角落里穿着制服的警察,相信那些据说在后台待命的士兵。但更重要的是,演出是通过电视直播的,尽管只是地方台的直播,这也让他们觉得似乎整个土耳其和安卡拉都在看着他们。前排就座的上层人物们和剧院里其他所有的观众一样,一边想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被电视转播着,一边欣赏着节目,纯粹出于这个原因,舞台上的俗不可耐、政治挑衅和荒诞不经在他们看来是优雅的,是有吸引力的。剧院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时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摄像机是不是还在工作,好像后排有人向他们挥手似的;还有一些人,尽管处在剧院最偏僻的角落,但心里想着“天啊,他们在看着我们呢!”因而也一动不动。晚上演出由电视直播,并没使得大部分卡尔斯人待在家里在电视前观看演出,而是唤起了他们去剧院看拍电视的好奇心。

冯妲?艾塞尔将刚才脱下来的黑袍放在了舞台上的一个铜盆里,黑袍就像是一件要洗的衣服,接着,像是在倒洗衣液似的,她小心翼翼地把汽油倒在上面,开始搓洗了起来。而汽油恰好装在了卡尔斯的家庭妇女们常用的阿奇夫牌洗衣液的瓶子里,因此,不只是整个剧院的观众,所有卡尔斯人都认为这个反叛的女人改变了主意,开始乖乖地搓洗她的袍子了,心情也都莫名其妙地平静了下来。

“好好洗,搓干净!”后排有个人喊叫着。一阵笑声,前排的官员们有些生气,可整个剧院的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这可是奥妙牌的。”另外一个人喊道。

这些人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刚才是他们让剧院的气氛紧张,现在也是他们使整个剧院充满了笑声,因而也没人太过生他们的气。同前排坐着的政府官员们一样,剧院里其他观众也希望平平安安地演完这部老套、激进派和煽动性的政治短剧,别惹出太大的麻烦来。多年后我采访的很多人都给我说了相同的感觉:从官员们到库尔德穷学生,那天晚上,剧院里大部分卡尔斯人都希望在剧院里经历一种不同的尝试,希望多少能够得到些娱乐。宗教学校一部分愤怒的学生可能是想破坏演出,可到那时为止,谁也没有太害怕他们。

冯妲?艾塞尔像广告中经常见到的那些以洗衣为乐趣的家庭主妇一样,拖延着时间。时间一到,她从盆里取出湿黑袍,像要把它晾在绳上似的,把黑袍抖开,展示给观众看。观众们都在猜测下面要发生什么,在他们的注视下,她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着了黑袍的一角。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甚至可以听到火苗吞噬黑袍时发出的气息。整个大厅被一种奇怪而又恐怖的光线照亮了。

许多人紧张地站了起来。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连最最处惊不乱的世俗主义者们也害怕了。女人把燃烧着的黑袍扔到了地板上,有些人害怕舞台上一百一十年的地板和卡尔斯最富有时期留下来的落满灰的带补丁的幕布会被点燃。但大厅里更多的人正确地察觉到了目前的情形已成离弦之箭而非常害怕,现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宗教学校的学生们一片哗然,接着像炸了锅,嘘声、喊叫声、怒吼声响成一片。

“不信安拉的宗教敌人!”有人喊道,“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

前排的人还没醒过神来。又是那个勇敢的教师站起来喊:“请安静,接着看!”可没一个人听他的。人们开始不安起来,他们知道嘘声、喊叫声和口号声不会停下来,事情闹大了。市卫生厅厅长奈夫扎特医生,带着他系着领带、穿着夹克的儿子们,带着他扎着辫子的女儿还有他穿着孔雀毛色绉纱长裙的太太,向出口走去。从安卡拉来这里办事的皮革商萨德克先生(原来也是卡尔斯的有钱人)和他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人民党籍的律师萨比特先生一起站了起来。卡看到坐在前排的人都害怕了,他坐在那儿也拿不定主意:他担心这么大的噪音会让他忘掉那首还没来得及写在绿皮本上的诗,为此他也想站起来。另外他也想离开剧院回到伊珂身边。与此同时,那位敬重整个卡尔斯的信息、敬重绅士风度的电话局局长雷加依先生走近了烟气腾腾的舞台。

“我的孩子,”他大声说。“我们很喜欢你们这个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剧本。可是够了。看看吧,大家都感到很不安,人们都会闹翻天的。”

被扔在地上的黑袍很快就熄灭了,烟气腾腾中冯妲?艾塞尔开始朗诵起“祖国还是头巾”的作者最引以为傲的一段独白,后来我在人民之家1936年的出版物中找到了这段独白的全文。发生这次事件四年之后,在伊斯坦布尔,这位年已九十二岁、可我觉得依然充满活力的“祖国还是头巾”的作者,一边训斥着在他膝头嬉闹的孙子(实际上是重孙子),一边给我讲,在他的所有作品(《阿塔图尔来了》,《阿塔图尔克剧本(高中生读本)》,《有关“他”的回忆》等等)中,这部短剧可惜已经被人遗忘了(他根本不知道在卡尔斯上演过这部戏,对整个事件他也毫不知情),他说30年代的时候,戏每次演到这里(独白),高中的女学生们、官员们都站起来眼含热泪,热烈地鼓掌。

此刻,除了宗教学校学生的嘘声、恐吓声和怒吼声外,什么也听不到。大厅前排虽是一片带有指责和害怕的沉默,可很少有人能听清冯妲?艾塞尔在说什么。可能她在解释愤怒的姑娘为什么扔掉了黑袍子,她在说,不仅是个人,整个民族的宝贵品质不在于衣着而在于灵魂,现在我们应该从这些使我们灵魂受到玷污及落后的标志——黑袍、头巾、费斯帽和缠头中解放出来,奔向文明和现代的民族,奔向欧洲。可没人听得到她说话,这时整个大厅却都听到了来自后排的愤怒的回答,这个回答恰好与她所说的话吻合上了。

“你也光着身子向欧洲跑啊,一丝不挂地跑啊!”

甚至从前排某个地方也传来了大笑声,赞许的掌声。这使前排的人感到彻底地绝望和恐惧。这时,卡和许多人一起站了起来。所有人都在议论着,后排的人则怒吼着;有些人边朝门口走,边往后看。尽管没几个人听,冯妲?艾塞尔还在朗诵着诗。

舞台上的革命

随后的一切发展得非常迅速。舞台上出现了两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宗教狂。手拿捆绳和刀子,很明显他们要惩罚脱去袍子挑衅安拉旨意的冯妲?艾塞尔。

冯妲?艾塞尔落入他们手中之后,用一种让人想入非非的、半色情的动作挣扎着。

实际上她的表演不像个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而更像是那些流浪剧团们经常表演的“将被强奸的女人”。她像个待人宰割的祭品,习惯性地低下头,露出哀求的目光,发出让男观众们冲动的叫声,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两个络腮胡中的一个(刚才在剧中饰演父亲这个角色)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倒在地,另外一个人的姿势则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先知亚伯拉罕让自己儿子做祭品时的那些画,他用和先知相同的姿势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这个画面就是在共和国初期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间对“反动分子和宗教分子造反”的恐怖想像。一开始,前排有些上了年纪的官员和后排中有些保守派老人都被吓住了。

冯妲?艾塞尔和“两个宗教狂”把这个重要的姿势一动不动地保持了整整十八秒钟。此时观众们已是怒不可遏了,后来我采访了许多卡尔斯人,他们说实际上那三个人一动不动地持续了更长时间。让宗教学校学生气愤的是,舞台上“宗教狂”的丑陋、恶劣、漫画般的夸张,不仅仅是因为短剧不写戴头巾姑娘的苦恼,而写脱掉袍子女人的痛苦。他们也觉察到这么大胆地演这部戏也有挑衅的味道在里面。他们明白,大喊大叫、向台上扔东西(半个橙子,一个坐垫),只会在这个为他们准备的陷阱里陷得更深,这种无助感使他们更加愤怒。因此,他们中政治经验最丰富、矮个子、宽肩膀的高年级学生阿布都拉赫曼?厄兹(三天后他父亲从锡瓦斯来认领儿子的尸体时写了他的真名)试图让同学们平静下来,别出声,坐下来,可是没有成功。从大厅另外的角落里普通观众们中传来的鼓掌声和嘘声,使本已愤怒的学生们胆子更大了。更重要的是,和卡尔斯周围的一些市相比较,这里的年轻伊斯兰教徒们显得“没有影响力”,那个晚上他们第一次团结一致,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看到坐在前排的政府官员们、军人们产生了恐惧,这使他们既惊讶又兴奋。现在既然电视在向整个城市进行直播,他们不把这次示威弄出点样子来决不会罢休。后来人们忘了隐藏在这越来越高的喧嚣声后对娱乐的一种期望。录像带我看了很多次,有些学生呼着口号、破口大骂的时候还面带笑容,一些普通观众看了这场摸不着头脑的“戏剧”演出,最后想乐乐,同时想表达他们厌烦的情绪,也鼓倒掌、发出嘘声,这使学生们的胆子更大了。“前排的人如果不是太在乎这令人心烦的喧嚣声,不是那么紧张的话,根本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后来我听到有人这么说;“那十八秒钟里,匆匆忙忙起身离开的官员和有钱人们实际上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带着老婆孩子走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安卡拉事先计划好的。”我也听到有人这么说。

卡很担心,因为吵闹,自己已经开始忘记记忆中的这首诗了,因此,这时他已从剧院里出来了。与此同时,从蓄着络腮胡的“保守派”手中夺回冯妲?艾塞尔的解救者出现在了舞台上,是苏纳伊?扎伊姆。头上是阿塔图尔克和解放战争时英雄们常戴的那种羔羊皮帽,身上穿着30年代时留下来的军装。他以坚定的步伐(根本没显出他的微跛)走上舞台,留有络腮胡子的宗教狂一见到他,便惊恐万分地摔倒在了地上。那个孤独、上了年纪的教师站了起来,竭尽全力地为苏纳伊鼓掌。“万岁,棒极了!”一两个人喊道。灯光打在苏纳伊身上,对卡尔斯人来说,他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奇迹。

每个人都发现他是如此俊美、光彩照人。那是一种坚毅、果决、有些伤感、易怒,甚至还带有些女性化的美,凭着这种俊美他在70年代曾扮演过切?格瓦拉、罗伯斯庇尔和革命者恩维尔帕夏等角色,在左派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该死的安纳多鲁巡回演出中他的一条腿残了,可是没有完全消除他的俊美。他不是让带着白手套的右手食指贴近嘴唇,而是将它优雅地放在下巴上:“安静。”他说。

完全没必要,因为一方面剧本中根本没这句话,另一方面整个大厅实际上已经安静下来了。站着的人们坐了下来,他们又听到了另外一句话。

“他很痛苦!”

也许他只说了半句,因为是谁很痛苦,大家都没明白。如果在过去,这句话人们会理解为人民或是民族很痛苦;可现在他指的是卡尔斯人整个晚上所看到的东西,还是他们自己呢?是冯妲?艾塞尔,抑或是共和国很痛苦呢?大家都搞不清楚。但这句话所表达出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整个大厅陷入了一种恐惧和伤感交织在一起的沉寂中。

“光荣和神圣的土耳其民族,”苏纳伊?扎伊姆说,“在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你踏上这伟大而高贵的旅程。不要担心,反动派们、鲜廉寡耻之徒、因循守旧之徒永远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伸向共和国、自由和光明的黑手终究会被砍断。”

到这时才听到与奈吉甫隔两个座位坐着的一个勇敢而又激动的同学给了他一个嘲讽的回答。然而大厅里一片死寂,恐惧中夹杂着敬佩。大家像蜡烛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等着这位给无聊的演出增添了许多意义的解放者说一两句动听的措辞强硬的句子,说一两个富有哲理的故事,好让他们晚上在家里能一起议论议论,可他却什么也没说。此时,从幕布两边各出现了一名士兵,这时从后门也进来了三个士兵,他们穿过过道,登上了舞台。像现代戏剧那样,演员们在观众中走来走去,最初让卡尔斯人感到恐惧,后来又觉得很有意思。与此同时,有个戴眼镜的报信的小孩儿跑上了舞台,观众们立刻认出了他,笑成一片。他就是民族剧院对面卡尔斯报纸总销售点老板的侄子,他每天都待在那里,卡尔斯所有人都认识这个机灵可爱的小家伙,叫他“眼镜”。他跑到苏纳伊跟前,苏纳伊弯下腰,他在苏纳伊耳边悄声说了些什么。

所有卡尔斯人可以看到苏纳伊?扎伊姆听完以后非常悲伤。

“我刚知道教育学院院长在医院去世了,”苏纳伊说。“这次卑鄙无耻的谋杀将会是对共和国、对世俗主义、对土耳其未来的最后一次进攻!”

大厅里的人们还没来得及议论这个坏消息,舞台上的士兵从肩上取下枪,上了膛,对准观众。一声巨响,他们开了第一枪。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温柔的恐吓,也可以看作是来自戏剧虚拟世界指向现实生活中噩耗的一个标志。戏剧知识有限的卡尔斯人觉得这可能是来自西方一种时髦的表演创新。

这时,从观众席中传来一阵响动,一阵震荡。听到枪响感到恐惧的人们把这震荡理解成为了其他人也在害怕。有一两个人想站起来,舞台上的“络腮胡子保守派们”则伏得更低。

“谁也不许动!”苏纳伊?扎伊姆说。

同时士兵们又把枪上好膛,对准了观众。正在这时,与奈吉甫隔两个座位的那个勇敢的矮个子学生站起来,喊起了口号:

“打倒不信仰安拉的世俗主义者,打倒残暴的法西斯分子!”

士兵们又开枪了。

随着枪响,大厅里又是一阵慌乱,空气中弥漫着恐惧。

随后,人们看到后排座位上刚才喊口号的那个学生跌坐在了座位上,但又马上站了起来,像失去了平衡似的,手在空中乱舞着。整个晚上,有些人一直认为学生们的这些荒诞的行为很可笑,当他们看到这个学生像个死人似的怪异地跌坐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更可笑了。

直到第三次射击以后,大厅里的一些地方才感觉到真是在朝他们开火了。他们不是靠耳朵听出来的,而是靠胃感觉到的,这种感觉和军人们夜里在街上追赶恐怖分子时的一样,绝不是空枪。大厅里用来取暖的大火炉,德国货,用了四十四年了,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白铁皮烟筒被打穿了,烟像烧开了的茶壶口冒出的蒸汽一样开始向外喷着。人们看见中排坐着的一个人站起来朝舞台走去,他的脑袋血淋淋的,人们还闻到了火药味。恐慌才刚刚开始,而此时大厅里的大部分人还像泥塑一样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做噩梦时的那种孤独感弥漫在整个大厅。前排就座的文学课教师努丽耶女士,她每次去安卡拉都一定去民族剧院看演出,为这部戏逼真的效果所陶醉,她不由自主地第一次站了起来,向舞台上的演员们鼓掌。而奈吉甫也就在这时像是想说什么似的站了起来。

紧接着士兵们开始了第四次射击。事后,安卡拉来的特派员——一个少校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几个星期秘密细致的调查,他整理出的报告中表明,在这次射击中打死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额头和眼睛中弹的奈吉甫。但我也听到别的说法,所以没法说奈吉甫就是死于那一刻的。坐在中间和前排的人的观点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奈吉甫也是在第三次射击后才发现空中飞着子弹。在被击中前两秒他了站起来,许多人都听到了他的喊叫(但录像里没有录到):

“停下,别开枪,枪里面有子弹!”

大厅里每个人实际上心里都已经明白,可理智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就这样被说了出来。第一次射击时的五颗子弹,其中有一颗击中了包厢顶上石膏粉做的月桂树叶子,二十五年前苏联驻卡尔斯最后一位总领事曾和他的狗一起在这里看过电影。因为开这一枪的那个希依尔特的库尔德人不想打死任何人。另一颗子弹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笨拙地打在了剧院的天花板上,一百二十年前的石灰和颜料像雪花一样落在了慌乱的人群身上。另外一颗子弹打在剧院最后面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摄像机下面的木栅栏上,过去那些贫穷而又喜欢幻想的亚美尼亚姑娘们,为了看从莫斯科来的剧团演出、杂技和室内音乐会,只买便宜的站票,扶着的就是这些栅栏。第四颗子弹打穿了离摄像机稍远一个角落里的座椅靠背,拖拉机和农机配件商穆赫亭先生和他妻子、守寡的小姨子坐在后面,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一开始他以为是刚才的石灰片掉在了身上而朝上看了看。第五颗子弹打碎了坐在宗教学校学生后面的一个老大爷的左眼镜玻璃,穿过了他脑袋,他是从特拉布松来看在卡尔斯服役的孙子的,实际上人们根本没发现正在打瞌睡的老人已经被悄悄地杀死了,子弹从他的后颈出来,穿过座位的靠背,留在了一个十二岁库尔德小孩儿手里拎着的塑料袋中又大又圆的鸡蛋里,当时卖长面包和鸡蛋的他正在这个座位后给人递零钱。

我写这些细节是为了能解释民族剧院里的大部分人为什么在遭到射击时还那么一动不动。士兵们第二次射击时,一个学生的太阳穴、脖子和心脏偏上的地方被击中了,在这之前,这个学生显得太勇敢了,因此这时人们还以为他的举动是这恐怖戏剧中搞笑的一部分呢。另外两颗子弹中的一颗打中了坐在后面根本没怎么出声的一个宗教学校学生(他表姐是市里的第一个“自杀女子”)的胸部,另一颗则击中了位于放映机上方两米处的墙上的挂钟表面,那个挂钟已经六十年没走了,上面盖满了灰和蜘蛛网。第三次射击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这同一个地方,这向少校特派员证明了,傍晚被选中的一位狙击手士兵并没有遵守之前他手按所起的誓,在这次行动中他没有杀死任何人。少校在他的报告中还讲到了一个类似事件,第三次射击中被打死的一个狂热的宗教学校学生,后来知道他是效力于国家情报局卡尔斯分局的一个勤奋爱岗的密探,他家人控告了政府,而少校的报告却在括号中注明了给他家人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最后两颗子弹,打中了勒扎先生和搀扶他走路的佣人,勒扎先生曾出钱让人在堡内街区打了口水井,受到了卡尔斯所有保守分子和宗教狂们的爱戴。难以解释的是,尽管这两人同时被击中,同时在大厅中间挣扎呻吟,大部分人却还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重新装弹上膛的士兵们。“我们坐在后排的人,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事情发生多年后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养殖场场主说,“要是我们动了,引起他们注意的话,我们害怕糟糕的事情会找到我们头上,所以我们就那样默不作声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第四次射击,其中一颗子弹到底击中了哪儿,少校特派员也没能弄清楚。一颗子弹打伤了从安卡拉来卡尔斯的一个年轻的推销员(两小时后因为流血过多死了),他来这里是为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百科全书和剧本的。另外一颗子弹在一个包厢下面的墙上打开了一个很大的洞,20世纪初,亚美尼亚富翁皮革商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和他家人穿着裘皮大衣来剧院时就经常坐在这个包厢里。据夸张的说法,另外两颗子弹击中了奈吉甫的一只绿眼睛和他宽阔洁净的额头正中,但他并没有立刻死去,据说年轻人那一刻还看着舞台说了句“我看到了!”

朝门口跑的人们、惊叫着的人们、喊叫着的人们,在这最后一次射击之后,全部都蹲了下来。进行直播的摄影师一定是躲在了墙根下,刚才还在左右晃动着的摄像机现在一动也不动了。卡尔斯人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舞台上的人和前排坐着的平静而有地位的观众。大部分市民还是从电视里传来的枪声、惊叫声和喧嚣声中,明白了民族剧院一定出什么事情了。大半个晚上,许多人觉得舞台上的表演无聊而开始昏昏欲睡,但最后十八秒中,枪声响后,他们就一直盯着电视屏幕。

苏纳伊?扎伊姆非常有经验,他能觉察到人们最关注的这一时刻。“英勇的军人们,你们尽了自己的职责。”他说。他优雅地转向还躺在地上的冯妲?艾塞尔,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弯下身向她伸出了手。女人也抓住了拯救者的手站了起来。

坐在前排的一个退休官员站起身来向他们鼓掌。前排中还有几个人也加入了进来。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因为习惯了要对别人的鼓掌加以附和,从他们后面也传来了一些掌声。大厅其他的地方则一片死寂。大家都像是刚醒了酒似的,有些人尽管看到地上正在挣扎着的躯体,可却断定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舞台戏剧的组成部分,心情轻松,脸上也有了些隐隐约约的微笑;一些人则刚从躲藏着的角落里伸出他们的脑袋,这时,苏纳伊的话吓了他们一跳。

“这不是在演戏,这是一次革命,”他用教训的语气说。“我们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你们要相信光荣的土耳其军队!士兵们,把他们带走。”

两个士兵将舞台上两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保守派”带了下去。其他士兵把枪上好膛后走向观众的时候,有个奇怪的人跳上了舞台。说他奇怪,因为他不像是军人也不像是演员,这从他上舞台时那种不恰当的匆忙和缺乏美感的动作中可以马上看出来。许多卡尔斯人期待着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个笑话,都在盯着他看。

“共和国万岁!”他大喊着。“军队万岁!土耳其民族万岁!阿塔图尔克万岁!”幕布开始缓缓拉上。他和苏纳伊?扎伊姆则一起向前跨出一步,留在了幕布的外面。他手中有一把克勒克卡莱造手枪,身上穿着便装,却穿着军人的皮靴。“让宗教狂们见鬼去吧!”他说着,从台阶上下来走进了观众当中。他身后又出现了两个拿枪的人。军人们在拘捕宗教学校学生的时候,这三个拿枪的人在观众恐惧的目光中趾高气扬地喊着口号,不紧不慢地跑向了出口。

他们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参加这次卡尔斯的小型革命、这次演出,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讨价还价之后,在最后一刻才作出的决定。来到卡尔斯第一个晚上苏纳伊就经人介绍和他们认识了,他想到自己上演的“艺术作品”将被这些手里拿着武器、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冒险分子们玷污,他坚持反对了一整天,可是最后一刻他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因为他们给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面对不理解艺术的底层,可能会需要手拿武器的人。后来的数个小时里,对这个决定他感到很后悔,因为这些衣着朴素的人们流了血而良心备受煎熬,可像许多事情一样,这些也只是传言而已。

多年后我去卡尔斯时,阿尔切利克代理商穆赫塔尔先生,带我去看了看民族剧院,剧院一半已坍塌,一半已是阿尔切利克的仓库。就那天晚上和后来几天的恐怖,我提了些问题。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给我说了从亚美尼亚时期直到今天发生在卡尔斯的许多谋杀和灾难。可是我如果想让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们稍稍幸福一些的话,在我返回伊斯坦布尔之后,我一定要写这里洁净的空气、善良的人们,而不是卡尔斯过去的罪恶。剧院的大厅已经变成一个阴暗、潮湿的仓库,他在冰箱、洗衣机和炉子的影子中间指给我看了那天夜里留下的惟一的一个痕迹: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看戏时所坐的包厢墙上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很大的弹孔。

革命之夜(1)

幕布拉上时,在众人恐惧的目光中,三个人手里拿着手枪和步枪大呼小叫、兴高采烈地向外跑去,其中跑在最前面的那人的绰号叫“铁臂”,早先是个共产党记者。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支持苏联的共产党组织中,他被认为是作家、诗人,但更多时候是被当成“保镖”。他是个大块头。1980年军人政变之后他逃到了德国,柏林墙倒塌之后,根据特别批准,由于他支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和捍卫共和制度,反对库尔德游击队和极端宗教分子,获得特批回到了土耳其。在1979—1980年期间,“铁臂”经常在晚上参加伊斯坦布尔街头武装斗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阵营对着干。跟在他身边的那两个人就是来自这个阵营,可是现在,保卫国家的思想和冒险的性格把他们联合在了一起。有些人认为这几个家伙压根就是政府的密探。那些急于离开民族剧院、惊慌地从台阶上跑下来的人们则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还以为是台上还在演着的戏的一个组成部分。

“铁臂”到了街上看见雪积得很厚,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他向空中放了两枪,喊道:“土耳其民族万岁!共和国万岁!”门口正在离去的人群向两边闪了开来。有些人心里害怕,却又堆出笑脸来看着他们。有些人像因为提前退场回了家而要向他们道歉似的停了下来。“铁臂”和他的伙伴们沿着阿塔图尔克街向上径直跑去。他们喊着口号,像喝醉了酒似的吵吵嚷嚷地说话。雪中深一脚浅一脚互相搀扶着向前走的老人们和挤在一起的几家人中带着小孩的几个父亲,犹犹豫豫地向他们鼓了鼓掌。

三个人兴冲冲地在小卡泽姆贝依街的拐角处从后面赶上了卡。他们看到卡在注意到他们之后像是给车让路似的闪到了人行道上的枣树下面。

“诗人先生,”“铁臂”喊道,“在他们杀死你之前你得先杀了他们。明白吗?”

卡此刻完全忘记了后来取名为“没有安拉的地方”的那首诗。

“铁臂”和他的伙伴们沿着阿塔图尔克街向上径直走着。卡不想跟在他们后面,便向右拐进了黑山大街,他发现自己已经把那首诗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内心里有一种年轻时参加政治集会后出来时常感觉到的羞愧感和罪恶感。在那种政治集会中,卡并不因为自己是来自尼尚坦石街一个富家子弟而羞愧,而是因为会上大部分谈话充满了过于孩子气的夸张。他希望能再回想起这首诗,所以他先不直接回旅馆,决定在街上再走走。

他看到一些好奇的人把头伸出了窗户,他们因为看了电视而感到了不安。很难说卡对剧院发生的可怕事情到底知道多少。他没有离开剧院之前,就开始开枪了,可是他也有可能认为这些枪击以及“铁臂”和他的伙伴们都是戏的一部分。

他全神贯注地想着那首诗。当他发觉脑子里出现的不是这首诗而是一首新诗的时候,他就把它放进了脑子里的一个角落,让它在那儿进一步变得更完善。

远处传来两声枪响,枪声在雪中没有什么回音就消失了。

雪下得多美啊!如此大的雪花,如此的坚定,像是永远也不会停似的,如此的沉寂!宽敞的黑山大街是个上坡,在没膝的雪下,蔓延消失在黑夜之中。洁白而又神秘!亚美尼亚人留下的漂亮的政府大楼里空无一人。一颗枣树上垂下了冰,和树下面那辆被雪埋住的车上堆起的雪连在了一起,一半是冰,一半是雪,形成了一道纱幕。卡从一户亚美尼亚人家的窗前经过,是个平房,里面是空的,窗户已用木板钉死。当他听着自己呼吸的声音和脚步声的时候,他感觉到内心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甚至能坚决地拒绝生活和幸福第一次向他发出的可以听到的呼唤。

市长官邸对面,矗立着阿塔图尔克雕像的小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财政局大楼,这个俄国人留下的在卡尔斯算是最奢华的建筑,在这附近,卡也没见到任何动静。七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和奥斯曼帝国国王的军队从这里撤走,卡尔斯土耳其人建立的独立政府的中心和议会就在这里。对面是这个独立政府的行政大楼,原先是亚美尼亚人留下来的,后被英军占领。卡没有接近戒备森严的市长官邸,向右,朝公园走去。卡又经过了一座旧的亚美尼亚人大楼,它像其他建筑一样漂亮而忧伤,卡走了一段下坡,像在做梦似的,他看到周围空地的边上有辆坦克静静地缓缓地向远处开去。再往前,宗教学校附近停着一辆军车。从车上很少的积雪,卡知道这辆车刚来到这儿。一声枪响。卡退了回来。他没让在市长官邸前窗结了冰的值班亭里取暖的警察看见自己,沿着奥尔杜大街往下走去。他明白了,只有在这雪的沉寂中赶回旅馆的房间,他才能保住脑海里的新诗和与它相关的一段回忆。

刚走到坡的一半,从对面人行道上传来了一阵响声,卡放慢了脚步。两个人在踢电话局的门。

雪中一辆车的车灯亮了,卡听见绑着防滑链条的车轮滚动时发出的悦耳声音。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近电话局,从里面出来了两个人,一个沉着稳重,另外一个拿着枪,戴着贝雷帽,卡刚才在剧院里想起身要走的时候见过前者。

他们聚在门口,开始争吵了起来。卡借助路灯的灯光,从声音中认出是“铁臂”和他的伙伴们。

“为什么没钥匙!”一个人说道,“你不是电话局局长吗?他们不是带你来这里切断电话的吗?你怎么能忘记带钥匙?”

“市里的电话不是从这里切断的,而是要从车站大街的新交换中心切断。”局长说。

“这是一次革命,我们要进去,”“铁臂”说,“别的地方我们想去的话也能去。知道吗?钥匙在哪儿?”

“孩子,这雪两天后就停了,道路就通了,政府会找我们大家算账的。”

“我们就是你害怕的那个政府,”“铁臂”抬高声音说,“你还不马上开门?”

“没有书面命令我不开门!”

“我倒是要看看,”“铁臂”说。他拔出枪朝天开了两枪,“把他带到墙边,既然他坚持,就让他吃枪子儿。”

谁也没把他的话当真,然而“铁臂”的人,拿着枪把雷加依先生拖到了电话局的墙边。为了不让子弹打着后面的窗户玻璃,他们把他向右推了推。那个地方的雪比较松软,局长摔倒了。他们向他道歉,拉着他的手将他拽了起来。他们解开他的领带,将他的手反绑了起来。这时,他们相互间交谈着,说到明天早晨,卡尔斯所有的祖国的叛徒就会被清理干净。

“铁臂”下了命令,他们把子弹上了膛,像行刑队一样在雷加依先生的面前排了开来。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枪声。(这是进到宗教学校宿舍院子里的士兵们在开枪恐吓。)所有人都默不作声,等待着。下了一整天的雪此时却像是要停了。有种超常美妙、神秘的沉寂。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说老头儿(其实一点儿都不算老)有权利吸最后一根烟。他们往雷加依先生嘴里放了一根烟,用打火机点着。局长在吸烟的时候,他们觉得无聊,就开始用枪托和他们穿的长统靴砸起门来。<dfn></dfn>

“国家财产,弄坏多可惜,”局长在边上说,“解开我,我来开吧。”

他们进去的时候,卡继续走着。时不时传来几声枪响,可这些声音对他来说和狗叫声没什么区别。他完全被这凝固之夜的美所吸引了。他在一座亚美尼亚人住过的旧屋前停了一会儿。然后他带着敬意欣赏了一个教堂的废墟和院子里从鬼影般的树枝条上垂下来的冰。在城市奄奄一息的路灯下,一切看起来像是出自一个非常悲伤的梦,卡心中有了一种罪恶感。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对这个寂静和被遗忘了的世界又充满了感激,是它们使他的内心充满了诗意。

稍远处,人行道上,有个孩子说,“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他母亲隔着窗户痛骂着让他马上回家。卡从他们中间走了过去。在法伊克贝依大街的街角,他看到两个人慌里慌张地从一个鞋铺出来,两个人同他年纪差不多,一个块头挺大,另外一个则像小孩儿般瘦小。十二年了,这对情人总是找借口对老婆说“要去茶馆”,一周内两次在这个散发着胶水味的铺子里偷偷相会,他们在楼上邻居一直开着的电视中知道发布了不准上街的禁令后紧张起来了。卡拐进法伊克贝依街,向下又走过两个路口,在一个卖鱼的小店对面发现了一辆坦克,早上他还在这儿看了看小店门口的鱼缸呢。像街上一样,坦克也处于一种神秘的寂静之中,它就那么一动不动的,毫无生气,卡以为里面是空的。这时车盖打开了,里面伸出一个脑袋让他马上回家去。卡问他,去卡尔帕拉斯旅馆的路怎么走。还没等士兵回答,卡就看到了对面边境城市报社昏暗的办公室,这也就弄清楚了回去的路了。

温暖的旅馆,明亮的门厅,让他感到高兴。从拿着烟穿着睡衣看电视的客人们的脸上,卡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他像小孩子跳过自己不喜欢的话题一样,自由、轻松地想着许多事情,而每件事情他都是浅尝辄止。带着这种轻松感,他走进了图尔古特先生的家。所有的人还都坐在桌旁看着电视。图尔古特先生一见到卡就站了起来,用责备的语气对卡说,因为他的迟到,大家都很担心。他还在说着其他什么的时候,卡和伊珂的眼睛碰到了一起。

“你朗诵得真好,”伊珂说,“我为你感到自豪。”

卡立刻明白这一刻他会终生难忘。他是如此幸福,要是没有其他姑娘们的提问,没有图尔古特先生因为担心而感到痛苦的表情的话,此时他的泪水可能已经夺眶而出了。

“军人们可能有什么动作了,”图尔古特先生说,是喜是忧,他有些不知所措。

餐桌上一片狼藉。有人把烟灰弹在了橘子皮里,这可能是伊珂干的。卡小时候他父亲年轻的远房表姑穆妮莱姑姑也经常这么做,尽管卡的母亲和她说话时话里没少用过敬语,但实际上很瞧不起她。

“他们宣布不准上街的禁令了,”图尔古特先生说,“剧院发生什么了,给我们说说。”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卡说。

伊珂和大伙儿都知道,卡的确是这么想的,所以才这么说的,可是卡自己还是觉得有种罪恶感。

现在他想长时间地坐在这儿,什么也不说,静静地看着伊珂,可是屋里“革命之夜”的气氛使他感到不安。不是因为糟糕地回忆起了童年时的军人政变之夜,而是因为大家都向他提问。韩黛在角落里已经睡着了。卡迪菲看着卡一眼都不想瞧的电视,图尔古特先生则因为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显得既得意又担心。

卡在伊珂身边握住她的手坐了一会儿,让她去楼上她自己的房间。不能和她更亲近,这使卡很痛苦,他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里有一股他熟悉的木板味。他小心翼翼地把大衣挂在了门后的钩子上,打开了小巧的床头灯。疲惫,像从地底下传来的一阵轰鸣,不仅包围了他的整个躯体、眼皮,还有房间和整个旅馆。因此,在他把进入脑海中的这首新诗飞快地写在本子上的时候,他感觉到所写的诗句,是他现在坐着的这个床、旅馆大楼、大雪覆盖着的卡尔斯城、整个世界的一个延续。

他给这首诗取名为“革命之夜”。诗以童年时的军事政变之夜家里所有人都醒来穿着睡衣听收音机和国歌开头,然后写过节时家人一起吃饭。因此考虑到这首诗并不是源于经历的一次革命,而是他的记忆,后来他就这样把这首诗放进了雪花的图案之中。诗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灾难席卷这个世界时,诗人头脑的一个部分却可以对此充耳不闻。但这么做的诗人,只能生活在幻觉之中:诗人难以做到的就是此事!卡写完诗后点燃了一支烟,望着窗外。

夜里卡睡觉时和清晨

卡整整睡了十个小时二十分钟。有一阵梦见下雪了。之前不久卡透过半开的窗帘看见外面白色的街道上,雪又开始下了起来,昏暗的灯光把写着卡尔帕拉斯旅馆的粉色招牌照亮了,灯光下雪显得格外的轻柔:卡尔斯街道上的枪声被这奇怪而又神秘的轻柔的雪吸收了,所以卡才能整夜那么安静地睡着觉。

然而,被一辆坦克和两辆军车袭击的宗教学校宿舍,就在隔着两条街的不远处。冲突没有发生在大门(从这个门仍然可以看出当年亚美尼亚铁匠们的高超手艺)附近,而是在高年级宿舍和会议室的木门前,士兵们先是恐吓性地在积雪的院子里向黑色的夜空开枪。伊斯兰政教徒中最富有战斗经验的人都去了民族剧院,并且在那儿遭到拘捕,所以宿舍里留下的这些人,要么是没有政治经验的,要么就是不太关心这些事情的学生,可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场面让他们热血沸腾,他们在门背后用桌子、条凳修起一道壁垒,一边喊着口号:“安拉至大!”等着。有一两个失去了理智的学生把他们从食堂偷来的刀叉从卫生间的窗户朝士兵们的头上扔去,他们还想用手中惟一的一把手枪和这些士兵们玩玩游戏,结果招来了一片枪声,一个身材漂亮、面容姣好、瘦瘦的学生脑袋中弹,倒下死了。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被赶上了车,押往警察局,一路上还挨了揍。其中大部分初中生穿着睡衣,一个劲地哭着;还有一些学生本来态度就并不那么坚决,纯粹是为了想找点事做才参加的反抗,现在都后悔不已;还有些学生是真正的战斗者,脸和眼睛都已被打出血了。整个这一过程中,雪下得正紧,因而整个城市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城市里大部分人都还没睡,可是他们不是在注意窗外和街上,而是仍然在盯着电视。民族剧院里的现场直播中苏纳伊?扎伊姆宣布完这不是一场戏,而是一场革命之后,士兵们把大厅里的捣乱分子集中了起来,并且用担架抬走了尸体和伤者。这时,所有卡尔斯人都很熟悉的副市长乌曼先生走上了舞台,用他那任何时候都很正式、有些神经质、但令人有安全感的声音(因为第一次面对“直播”,所以还显得有些紧张),发布了到第二天十二点之前在卡尔斯不准上街的禁令。他下来后,没有谁再到舞台上去,所以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卡尔斯的观众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民族剧院的幕布,然后直播中断,随后同一块幕布又在舞台上出现了。过了一会儿,幕布缓缓拉开,整场“晚会”在电视上开始重播。

这种状况使那些在电视机前想弄清楚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大部分卡尔斯观众感到了一种恐惧。那些睡得迷迷糊糊和喝得半醉的人们,陷入了对时间的混乱感,有些人甚至觉得晚会和死亡还要再来一次。有些对事件的政治方面不感兴趣的观众,正如我多年后要做的那样,把这次重播看作是一次新的机会来弄清楚卡尔斯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他们开始认真地看了起来。

这样,当卡尔斯观众们重新看着冯妲?艾塞尔模仿前女总理哭着接见美国客人,还有拿着某个广告片开玩笑,随后充满激情地跳着肚皮舞的时候,人民平等党在哈立特帕夏商城的总部正受到一支专业特工小组的秘密搜查,那儿惟一的一个人,一个库尔德杂役遭拘捕,柜子和抽屉里的所有纸、本统统被收了起来。开着装甲车的警察们,为了搜捕,已在前一天夜里一个个地摸清了党的市领导组织成员家的位置,以分裂国家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罪名挨个儿将他们抓了起来。

卡尔斯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不只是他们。早晨通往迪戈尔的路上,发现了一辆燃烧过的穆拉特牌出租车,当时大雪还没盖住这辆车,车里发现了三具尸体,根据警方的通报,他们是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这三个年轻人几个月前就为渗入城市作了准备,但晚上事态的发展使他们感到恐慌,他们决定乘这辆出租车向山上逃跑,可是看到道路因大雪被封住,精神崩溃了,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其中一人引爆炸弹,同归于尽。一名死者的母亲是医院的清洁工,她后来写的申请中说他的孩子实际上是被手拿武器敲她家门的不明身份者带走的,还有出租车司机的哥哥也写了申请,说他的兄弟根本不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甚至都不是库尔德人,但他们的申请根本没人理会。

街道上两辆坦克像黑色幽灵般缓慢游荡着。到这个时间,整个卡尔斯实际上都明白了这是一场革命,至少城市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可是这所有的一切是和电视上播放的一场戏,还有窗户前和古老童话中一样无休无止飘落的雪同时发生的,所以并没让人有恐惧的感觉。只有从事政治的那些人才有些担心。

比如说,在卡尔斯受所有库尔德人尊敬的记者和民俗学者萨杜拉赫先生一生中经历了多次军事政变,所以从电视上听到不准上街的禁令后,他就明白自己蹲监狱的日子来了,并已经提前作好了准备。他在行李箱里,放了蓝格睡衣、治前列腺炎的药和安眠药,离了它们他就睡不着觉,还放了毛线圆帽和袜子,还有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女儿微笑着抱着孙子的照片,以及在苦心收集的基础上写成的有关库尔德人悼诗的书稿,然后和老伴一起边喝着茶、看着电视上冯妲?艾塞尔跳第二段肚皮舞,一边等着。半夜过后很久才响起了敲门声,他和老伴告了别,拿起行李,开了门却没看见任何人,于是他来到街上,在昏黄街灯的神秘灯光下,在大雪覆盖的美丽寂静的街道上,不由回忆起童年时在卡尔斯河上溜冰的情景,这时被人用枪击中头部和胸口,死了。

几个月之后,雪完全化了,人们又发现了其他一些尸体,可以推断,那天夜里还进行了另外一些谋杀。但像谨慎的卡尔斯媒体所做的那样,为了不使我的读者感到过分难过,我尽量不再提这些事件。关于这“无名凶手”是“铁臂”和他的伙伴们的说法,至少从夜里最初几个小时来说是不对的。尽管有些晚,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电话,攻占了卡尔斯电视台,从而确保了媒体对革命的支持,接着,几乎整个夜晚他们都有些荒唐地将所有的精力用来寻找他们念念不忘的“声音洪亮的、有英雄气概的边疆民歌手”。因为要成为真正的一场革命,必须要在电视和广播里播送英雄歌曲和边疆民歌。

问了军营、医院、高中和通宵营业的茶馆之后,他们最终在值班消防员中找到了,这个民歌手一开始以为自己要被抓起来,甚至还要被枪毙,可是他被直接带到了电视台的演播厅。卡早晨刚醒来就听到了这个民歌手穿透演播厅的电视墙、石膏挡板和幕布的带有诗意的声音。一种超乎寻常的雪光,从半开的窗帘照进来,照进了天花板很高、安静的屋子里。他睡得很好,休息得很好,可还没起床,他就感觉到有一种使他灰心丧气的罪恶感。他和其他客人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体会着另一种不同的洗浴的滋味,洗了脸,刮了胡子,脱了睡衣,穿上衣服,拿着绑在铜牌上的钥匙,来到了旅馆的门厅。

看见电视里的民歌手,又发觉旅馆和城市都陷入了一片沉寂(门厅里的人们只是在窃窃私语),卡才一一明白昨夜发生的事,明白了自己想对自己隐瞒的是什么。他冲总台的服务生冷淡地微笑了一下,像个匆匆的旅客,根本不想在这个城市浪费时间(这个城市的暴力和政治胡闹可能会毁灭自己),马上走到隔壁的餐厅吃早饭。餐厅角落里冒着气的茶炉上有一只圆鼓鼓的茶壶,一个盘子里放着切得很薄的卡尔斯奶酪,另一个碗中放着颜色黯淡的腌橄榄。

卡坐在邻窗的桌旁。透过窗纱,长时间地看着大雪覆盖着的街道,真是美轮美奂。空空的街道显得如此忧伤,这让卡一幕幕地回忆起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禁止上街的人口普查、选民统计、大搜捕和让大家整天凑在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军事政变。在听着收音机里放着国歌、宣布戒严的通知和法令的时候,卡总想站在空荡荡的街上。童年时,卡像有些人喜欢开斋节一样喜欢军事政变的那些日子,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谈一个话题,大叔大婶和邻居们相互间走得更加亲近。对伊斯坦布尔的中层和上层布尔乔亚家庭来说,军事政变会使他们感到更有保障,但有必要稍稍掩饰一下他们的满意,所以他们也会静静地微笑,嘲讽每次政变之后出台的一些荒唐措施(所有伊斯坦布尔人行道的路石都像军营一样刷成了白色,留长发和蓄胡子的人会被警察和军人拦住,粗暴地剃掉,等等)。伊斯坦布尔上层的布尔乔亚们一方面很怕军人,另一方面又暗自蔑视这些生活拮据而又刻板的军官们。

一辆军车从远处开进了这条让人联想到被遗弃了上百年的城市街道,卡像童年时那样一下子全神贯注了起来。一个衣着打扮像个牲口贩子的人刚进餐厅就猛地抱住了卡,亲吻他的面颊。

“我们的前途光明,先生!祝我们的国家好运,民族好运!”

卡想起来,军事政变之后有些识时务者就和在传统的宗教节日中所做的那样,也这么彼此庆祝。他也对那个人嘟哝着诸如“祝好运!”之类的话,并为此感到羞愧。

正对着厨房的门来了,卡突然觉得脸上所有的血都流走了。伊珂从那扇门里走了出来。他们对视了一下,卡有些不知所措。他本想站起来,可伊珂朝他微笑了一下,就朝刚坐下的那人走去了。她手中有个托盘,里面有一个杯子,一个盘子。

伊珂把杯子和盘子放在了那人面前。她像个侍者似的。

一种悲观、后悔和罪恶感包围着卡:他责怪自己没能得体地向伊珂打招呼,但他立刻明白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自己都骗不了自己。昨天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向一个自己还不熟悉的女人无缘无故地求婚,同她接吻(对,这很美好),如此陶醉,和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抓住她的手,更有甚者,自己像一般的土耳其男人一样,喝醉酒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羞耻地表现出对她那令人眩晕的魅力的倾心。现在因为不知道要对她说什么,所以他巴不得伊珂一直在旁边那个桌旁做“服务生”。

“牲口贩子”粗鲁地喊,“茶!”伊珂习惯性地端着空拖盘走向茶炉那边。给那人送过茶,伊珂快步靠近了他的桌旁,这时卡从鼻孔里就感觉到了心跳。

“怎么样?”伊珂微笑着问道,“睡得还好吗?”

对昨夜和昨天的幸福所作的整理让卡感到害怕。“雪好像还停不了。”他好不容易才说出句话来。

他们默默地打量着对方。卡明白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就算聊起什么也会显得很做作。他惟一能做的就是这么静静地看着她那双大大的微斜的褐色眼睛。伊珂感觉到现在的卡和昨天是处在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她明白他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卡觉察到伊珂已感觉到了自己内心的黑暗,甚至很理解他。她的这种理解让卡感到和这个女人是可以厮守一生的。

“这雪还得这么下段时间。”伊珂小心地说。

“没面包。”卡说。

“哦,对不起。”她立刻走向茶炉边的柜台。她放下拖盘开始切起了面包。

卡是有些受不了这种情况才说想要面包。现在他看着女人的背影,那神态好像在说:“其实我自己可以去切的。”

伊珂身上穿着件白毛衣,咖啡色长裙,系着条很粗的腰带,这腰带是70年代的款式,现在已没人用了。她的腰很细,胯也正好,个头跟卡挺合适。卡也挺喜欢她的脚腕,他明白如果不能和她一起从卡尔斯回法兰克福的话,他会终生痛苦地记住在这里拉住她手的时刻,在半开玩笑、半认真吻她的时刻和同她开玩笑的时刻,自己是多么的幸福。

伊珂刚切完面包,还没转身,卡就将头扭向了一边。“我给您盘子里放些奶酪和橄榄吧。”伊珂大声说。卡明白,她用“您”是为了提醒卡,餐厅里还有其他人。“好的,谢谢。”他也用像对其他人说话时同样的语气回答。当他们对视的时候,从伊珂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完全清楚卡刚才从后面观察着自己。想到伊珂对男女关系如此熟知,对卡永远也学不会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细枝末节是如此熟稔,卡有些害怕了。其实他本来就害怕她是自己能幸福生活的惟一可能。

“面包是军车拉来的,”伊珂微笑着说,而她那甜甜的目光让卡心动,“扎黑黛太太因为戒严来不了了,所以我在负责厨房……见到军人,吓得我够呛。”

她说,因为军人们有可能是来抓韩黛或者卡迪菲的。甚至有可能是来抓她父亲的……

“他们把在医院值班的清洁工都拉去擦洗民族剧院的血迹了,”伊珂低声说。她坐在桌子上。“他们突袭了大学宿舍、宗教学校和一些政党的党部……”听说那些地方也死了人。有好几百人被捕,但有些人早晨就被释放了。她低声谈起了眼前这种政治高压,这让卡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大学食堂,大家也都是这样低声谈论着这些暴行,人们感到的不仅是愤怒和伤感,还有种莫名的自豪。那时候有一种罪恶感和悲观情绪使他想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土耳其,他只想回到家里看书。现在他想帮伊珂结束她的话,他本来准备好说“非常可怕,非常!”这句话,话就在嘴边,可每次想说的时候总是觉得会很做作,也就不说了,只能像犯了错似的,一声不吭地吃着奶酪和面包。

伊珂低声对他说,为了让父亲们辨认在宗教学校上学的儿子们的尸体,军车载着尸体派往库尔德人村庄,但在路上抛锚了;手里有武器的人限定在一天之内将武器上交给政府;禁止宗教学校和政党进行活动。当她说着这些的时候,卡看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深处,看着她优雅的脖颈和漂亮的皮肤,以及落在脖颈上的金色长发。能爱上她吗?他努力想像他们在法兰克福,在凯瑟斯特拉斯一起漫步,晚上看完电影之后一起回家。可是悲观很快占据了他的内心。现在他注意到女人放在框里的面包就像穷人家里那样切得很厚,更糟糕的是,这些厚厚的面包片就像那些大方的餐馆里那样摆成了金字塔形。

“现在请你跟我说说别的事情。”卡小心地说。

离此隔两栋楼的地方,有个人从后院经过的时候,因为有人告密而被逮住了。伊珂正讲到此,她便知趣地停了下来。

卡从她的目光里看到了一丝恐惧。“昨天我很幸福,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写诗,”卡解释道。“可现在我无法忍受你说的这些事情。”

“昨天你写的诗很美。”伊珂说。

“今天,在不幸还没包围我之前,你能帮帮我吗?”

“让我做什么?”

“现在我回楼上房间,”卡说。“一会儿你来,用手捧住我的头。只一会儿,不会很长时间。”

卡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但从伊珂恐惧的目光中明白了她不会这么做,他便站了起来。她身处边城,是个本地人;对卡来说她是陌生人,他在向她要求一个陌生人理解不了的事情。要是现在不想看到女人迷惑的表情,刚才就不应该提出这个愚蠢的建议。他匆匆地上楼,同时因为让自己相信了自己已经爱上了她而深深自责。进了房间,他倒在床上,先是想到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儿是多么愚蠢的事,后来又想,从法兰克福回到土耳其就是个错误。二十年前,母亲为使儿子过着正常的生活,努力让他远离诗歌和文学,如今,他四十二岁,自己的幸福却跟卡尔斯市的一个“守着厨房”、把面包切得很厚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如果母亲泉下有知,会说什么呢?他父亲如果听说儿子在卡尔斯,在一个从农村来的教长面前跪下,泪流满面地说自己信仰安拉的话,会怎么说呢?外面,雪又开始下了,大片大片悲伤的雪花从他窗户前缓缓飘过。

有人敲门,他一跃而起,满怀希望地开了门。是伊珂,但脸上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说,来了一辆军车,下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军人,他们问起了卡。她告诉他们卡是住在这儿,现在就去叫他。

“好。”卡说。

“你要是想的话,我用两分钟为你那样按摩。”伊珂说。

卡拉她进了屋,关上门,吻了吻她,然后让她坐在了床头,自己躺在床上,把头放在了她的怀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乌鸦在已有一百一十个年头的政府大楼屋顶的雪上来回走动。

“好了,够了,谢谢。”卡说。他小心地从钩子上取下他那件灰色大衣,出去了。他从楼梯往下走时,突然闻了一下这件令他回忆起法兰克福的大衣,想念起在德国时色彩斑斓的生活。在卡夫霍夫买大衣那天,有一个金黄头发的裁缝帮了卡,两天后卡要改短大衣时又见到了他,他的名字叫汉斯?汉森。也许是这个非常德国化的名字和他头发的金黄色,卡想起曾经在晚上睡觉时梦见过他。

卡在冰冷恐怖的恐房间里

派来接卡的是那时在土耳其就已很少用了的杰姆赛军用卡车。在旅馆门厅里等卡的是个鹰钩鼻、皮肤苍白的年轻便衣,他让卡坐在了车子前排中间。他自己则坐在了卡身边靠门的一侧。像是为了防备卡打开门逃跑似的。但他对卡很客气,称卡为“先生”,这么一来,卡便判断这个人不是便衣警察,是国家情报局的一个军官,也许对自己不会很坏。

他们在城市空荡荡、雪白的街道上缓缓地行驶着。军用卡车司机的位置上一些坏了的仪表只是起着装饰的作用,由于前排座位相当高,卡从一两扇开着的窗户里可以看到有些人家的屋里。每家的电视都开着,但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帘都拉上了,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像是行驶在另外一个城市的街道上,雨刮器几乎赶不上雪下的速度,透过它,看到的是梦幻般的街道、古老的波罗的海风格的俄式建筑、大雪覆盖的枣树,它们是如此美妙,以至于让卡觉得司机和鹰钩鼻似乎也中了魔。

他们在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由于一路上在车里冻得够呛,所以他们急匆匆跑了进去。同昨天相比,里面是如此拥挤和热闹,尽管卡曾想到会是这样,他还是吓了一跳。许多土耳其人在一起工作时会产生一种特有的混乱和活力,这里就有这种混乱与活力。这让卡想到了法院的走廊、足球体育馆的大门,还有长途汽车站。但这儿也有在充满碘酒味的医院里感觉到的那种恐怖和死亡的味道。在附近某个地方正在对某个人施刑的想法纠缠着他充满罪恶感和恐惧感的内心。

当他又走在昨天傍晚和穆赫塔尔一起走过的台阶时,他想努力自然地做出一种这里的主人才有的那种态度和坦然。他听到了从大门敞开的房间里传来的打字机快捷的键盘声,听到了有人通过对讲机喊叫的声音,听到了有人站在楼梯上叫茶。他看到一些年轻人坐在门前的长凳上,被用手铐铐在了一起,衣衫不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在这里等候审讯。他尽量避免和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

他被带进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与昨天他和穆赫塔尔一起进去过的那个很像。尽管卡已经说过没看见凶手的脸,但他们说昨天没有从照片中认出来杀死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但也许在楼下,在这些被捕的宗教学校学生中能够辨认出来。卡明白了,“革命”之后,警察受到了国家情报局的监督检查,并且两者之间还有矛盾。

一个圆脸的情报官员问卡昨天四点钟在哪里。

刹那间,卡的脸变成了死灰色。“他们说我最好见一下教长萨德亭老爷,”他正说着,圆脸打断了他的话。“不,这之前!”他说。

他看到卡不吭气了,就提醒卡是和“神蓝”会面。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清楚,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让卡难堪,他还做出了一副难过的样子。卡还是努力把这朝好的方面想。如果是一般的警察,他们会断言卡隐瞒了这次会面,骄傲地说他们已掌握了所有情况,然后粗鲁地挥拳揍他的脸。

圆脸情报官员用一种宽慰的语气告诉卡,“神蓝”是个多么可怕的恐怖分子,多大的阴谋家,并且还是由伊朗培养的共和国的死敌。就是“神蓝”杀死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因而他正遭通缉。他在整个土耳其流窜,建立极端宗教组织。“是谁安排您和他见面的?”

“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宗教学校学生。”卡说。

“请您现在去辨认一下,”圆脸情报官说。“请仔细看,您通过牢房门上的观察孔看。别担心,他们认不出您。”

他们带着卡走下了一段很宽的楼梯。这个上百年的细长建筑,曾经是亚美尼亚基金会筹建的一所医院,这个地下室当时则被用作存放劈柴的仓库和杂役们的宿舍。再后来,20世纪40年代,整座楼成了国立高中,院墙也被拆了,这儿成了食堂。再后来,60年代的时候,许多卡尔斯年轻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为敌,他们童年时就是在这儿喝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送来的用奶粉做成的酸奶,吞下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吃到的腥味十足、令人反胃的鱼肝油片。这个原来宽敞的地下室现在变成了一条走廊和沿着走廊的十四间小牢房。

一个警察认真地给卡戴上了一顶军官帽子,从他的动作可以看出之前他也常这么做。把卡从旅馆接来的鹰钩鼻子——一个国家情报局官员,用一种无所不知的语气说:“这些家伙非常害怕军官帽子。”

接近右边的第一个门时,警察生硬地拉开了铁牢门上观察孔的小窗,声嘶力竭地喊道:“立正,长官好!”卡从巴掌大的小窗向里看去。

卡看见一张大床那么大的牢房里有五个人。也许还要多:因为他们都站在了一堆。所有人都挤在了对面那堵脏兮兮的墙跟前,因为没服过兵役,立正的姿势有些散漫,照之前威胁着教给他们的那样,他们都闭上了眼睛。(卡感觉到有些人半睁着眼睛在看自己。)尽管“革命”才过了十一个小时,但所有人的头发都已经被剃光,而且都被揍得鼻青脸肿。牢房里比走廊亮,可是卡觉得他们之间很像。他变傻了,痛苦、恐惧和羞愧缠绕着他的心。同时又有些窃喜,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看见奈吉甫。

鹰钩鼻子见卡在第二、第三个牢房都没能辨认出谁来,便说:“没什么可怕的,本来路通了以后您就要离开这儿的。”

“可我一个也不认识。”卡稍有些矜持地说。

再后来有几个人他是认识的:有一个他记得很清楚,这家伙不停地讥讽台上的冯妲?艾塞尔;还有一个是不断喊着口号的学生。有一刻,他想,如果出卖他们,可以表现出自己是跟警察合作的,这样的话再见到奈吉甫时可以装着不认识他(不管怎么说这些年轻人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但他谁也没有出卖。在一个牢房他看见有个年轻人满脸是血,年轻人央求卡:“长官,别让我母亲知道。”

极有可能是因为革命之后,由于胜利之初的喜悦,他们没用什么刑具,而是用拳头和靴子收拾了这个年轻人。在最后一个牢房卡也没有看到长得像杀害教育学院院长凶手的人,奈吉甫也不在惊慌的年轻人中,他松了一口气。

到了上面,卡明白了圆脸和他的上司们坚定地想要尽快找到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以便向卡尔斯人展示他们革命胜利的成果,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绞死。房间里这时还有一个退休的少校。尽管有不准上街的禁令,他还是想办法来到警察局,请求放了他侄子。他请求让他这个年轻的亲戚尽量少受些罪,以免这个年轻人以后“仇视社会”。他还说,因为家境贫穷,孩子母亲是听信了政府会免费发给学生棉衣和外套的谎言,才让孩子上的宗教学校,实际上一家人都是共和主义者和阿塔图尔克主义者。圆脸打断了退休少校的话。

他说,“少校,在这儿谁也没有受到虐待。”他把卡拉到一边:凶手和“神蓝”的人(卡觉得他猜想这两人是同一个人)也许在被抓起来的兽医学院的人当中。

这样卡和接他来这儿的鹰钩鼻子又乘上同一辆军用卡车。一路上他感到很高兴,看着空荡美丽的街道,怀着最终能从警察局出来的喜悦,痛快地吸着烟。潜意识中他又因为军人政变使国家没有落到宗教分子手中而暗自高兴。但为了让良心得到安宁,他发誓不跟警察和军人合作。突然一首新诗在一种奇异的乐观之中如此强烈地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以至于他问鹰钩鼻:“可以找个茶馆稍停一会儿喝点茶吗?”。

市里的茶馆很多,走两步就能碰到一个,大都生意不好,现在大部分都关着门,但是在不起眼的卡纳尔街他们发现有个茶馆还开着门。里面除了有个在等禁令取消的小伙计外,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还坐着三个年轻人。看见一个戴着军官帽子、一个穿着便衣的两个人走进来,这几个人紧张了起来。

鹰钩鼻马上从大衣里掏出了手枪,用一种让卡佩服的很专业的语气命令年轻人们趴在挂着大幅瑞士风景画的那面墙上,搜了他们的身,拿了他们的身份证。卡觉得这不会引发什么重要的事情,便在熄灭了的炉子旁边的那张桌旁坐下,自如地写起诗来。

后来他将这首诗命名为“梦幻街道”,在这三十六行诗里,他从大雪覆盖的卡尔斯街道写起,联想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古老街道、亚美尼亚人留下来的魔幻之城亚尼,还有卡在梦中所见的那空荡、恐怖和神奇城市的许多东西。

卡写完诗之后,看见黑白电视上早晨那位民歌手的位置已经被民族剧院的革命之夜取代。守门员乌拉尔刚开始说他的爱情故事和丢球经过,这样一算,再过二十分钟他就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朗诵诗了。他想记住还没来得及写到本上就已经忘记了的这首诗。

又有四个人从后门进到茶馆,鹰钩鼻同样拿着枪让他们趴在了墙上。经营茶馆的库尔德人称这位国家情报局的官员为“长官”,他解释说,这些人没有违反不许上街的禁令,他们是从院子里过来的。

国家情报局的官员很警觉,他决定要验证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性。他们中有个人没有身份证,他早已吓得瑟瑟发抖。情报官让这人按原路把他带回家。趴在墙上的年轻人们被交给了他叫来的司机。卡把本子装进口袋,跟在了他们后面。从茶馆后门来到积着雪的冰冷的院子,翻过一堵低墙,上了结了冰的三级台阶,在一条拴着铁链的狗的狂吠中,下到一座楼里的地下室。这座楼和卡尔斯的大部分楼一样,是浇铸而成的,没有粉刷。这里有股煤烟味,还有睡觉时发出的浊气。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走近一个用空纸箱围起来的角落,这里挨着发出呜呜声的暖气锅炉。卡看见了一个脸色雪白、异常美貌的少妇睡在一张胡乱拼凑起来的床上,出于本能,他又回过头看了她几眼。这时没有身份证的那人拿出护照递给了鹰钩鼻。由于锅炉的呜呜声,卡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昏暗中他看见那人又拿出了一本护照。

他们是从格鲁吉亚来土耳其找活做的一对夫妇。回到茶馆,情报官把身份证还给了那些趴在墙上的失业的年轻人,这些人立刻抱怨起了这对夫妇:女人挺勤快,可现在也干起卖淫的勾当,她和到市里来的农场主和皮革商们睡觉。她丈夫也和其他格鲁吉亚人一样,别人出一半价钱他就同意干,劳务市场四十年才有一件活,可也被他从土耳其公民的手里夺走了。他们没钱,而且吝啬,不交旅馆费,每个月塞给供水公司杂工五美元,就住在这锅炉房里。但据说他们回国以后要买房子,而且下半辈子根本就不用干活了。箱子里装满了他们在这儿买的便宜皮货,回到第比利斯后就可以卖掉。他们曾两次被驱逐出境,可每次都想办法成功地回到了锅炉房这个“他们的家”。受贿的警察怎么也没能清除这些垃圾,但卡尔斯在军人统治下必须要清除他们。

这么一来,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喝着茶馆老板奉送的茶水,在鹰钩鼻情报官的鼓励下,他们畏畏缩缩地坐到了桌旁,七嘴八舌地说起了他们对军事政变的期待、他们的愿望、对腐败政客们的抱怨,以及类似于告密的一些传言:私自屠宰牲口,专卖仓库里的把戏,有些包工头图便宜,从亚美尼亚用装肉的货车偷渡工人过来,让他们睡在棚屋里,有些包工头整天让人干活却不给报酬……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好像根本不知道军事政变是为了阻止“宗教分子”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赢得政府选举,好像昨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为了结束城市的失业和伤风败俗,就是为了给他们找到一份工作。

军用卡车上,卡不经意发现鹰钩鼻翻开那个格鲁吉亚女人的护照看她的照片。对此卡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激动和羞愧。

卡一进到楼里就感觉到,兽医学院的情况比他们在警察局看到的还要糟糕。走在这冰冷的走廊里,根本无暇同情他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时不时扔个炸弹散发传单的左翼恐怖分子,还有更多的是被国家情报局列在黑名单上的所谓的支持者,都被带到了这里。对参与这两种力量共同行动的人,帮助库尔德游击队从山上渗透到城市里的人,还有与他们有联系的嫌疑人,警察、军人和法官们用比对伊斯兰宗教分子更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进行审讯。

一个高个子、大块头的警察挽着卡的胳膊,就像温柔地搀扶一个行动困难的老人,他带卡看了三个恐怖的教室。和我朋友后来在本上记的一样,我也尽量不提他在这些屋子里看到的情景。

进到第一个教室,只看了三五秒疑犯们的样子,卡首先想到的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旅途是多么的短暂。看到那些遭审讯过的疑犯,卡对另外一个时代、原始文明和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想像,像在梦中似的呈现在了他的眼前。卡和房间里的这些人都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像是一支快烧完了的蜡烛一样,已经快到头了。卡在本子上称这个房间为黄色房间。

在第二个房间,卡有了一种想尽量在这儿少待一些时间的感觉。在这儿他看到了一双双眼睛,他想起来昨天在市里转时,在一个茶馆里见到过他们,他带着一种罪恶感躲避着他们的目光。现在,他感觉他们像是身处于一个非常遥远的梦的国度。

在第三个房间,在呻吟、眼泪和在灵魂中变得深寥的寂静中,卡感觉到了一种全知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告诉我们它所知的一切,而会出乎意料地把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变成一种煎熬。在这个房间他成功地没有和任何人对视。他还是看了,但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这一切,而是他头脑中的一种颜色。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红色,所以后来他把这个房间称为红色房间。他在前两个教室里感受到的生命之短暂、人类之罪恶在这里融合了起来。尽管看到的情景令人触目,但卡感到了平静。

卡感觉到,在兽医学院也没能指认出任何人,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没见到奈吉甫,让他感到如此宽慰,以至于鹰钩鼻让他最后去辨认国立医院太平间的尸体时,他甚至还有些迫不及待。

在国立医院地下室的太平间里,他们首先让卡看了最可疑的尸体。这是士兵们第二次开火时,当时正喊着口号的伊斯兰斗士,随后他被三颗子弹击中倒地。但卡根本不认识他。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尸体,像是在表达一种问候似的带着一丝敬意紧张地看着。第二具是个身材瘦小的老人的尸体,躺在大理石上,样子好像感到了冷似的蜷缩着。左眼被子弹打破之后,就成了一个黑乎乎的洞。警察没能查清楚他是从特拉布松来看他服兵役的孙子的,他们怀疑他矮小的身材,所以让卡来辨认。在靠近第三具尸体的时候,他还乐观地想着一会儿就可以见到伊珂了。这具尸体的一只眼睛也被打破了。开始他还以为太平间里所有的尸体都是这样的。当他凑近看清楚年轻死者白皙的面孔后,他内心中有一些东西彻底崩溃了。

是奈吉甫。还是同一张孩子气的脸。像个问问题的小孩子一样嘴唇向前伸着。卡感觉到了医院的冰冷和寂静。还是那些青春痘。还是那弓状的鼻子。还是那件脏兮兮的学生夹克。卡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哭出来了,他不安了起来。这种不安阻止了他的泪水。十二个小时前他用手掌按着的那个额头的正中有个弹孔。表明奈吉甫确实已经死了的,不是他脸上那苍白中带些微蓝的颜色,而是他像木板一样直挺挺的躯体。因为自己还健康地活着,卡内心掠过了一丝感激。这使他远离了奈吉甫。卡弯下腰,松开背在身后的双手,扶着奈吉甫的双肩,亲了亲他的双颊。双颊冰冷,但不僵硬。那一只半张开的绿色的眼睛望着卡。卡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鹰钩鼻说是这个“朋友”昨天在路上拦住了他,说自己是科幻作家,然后带他去见了“神蓝”。之所以亲他,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有一颗非常纯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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