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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醒來是歌星》 和自己私奔 音乐就像是记忆的槌子，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任凭你怎么搥他，自然是出现不了任何回忆。 一个丰富的人，应该要有许多声音的记忆。 于是当「镜子」或「小雪」这样的歌响起来的时候，即便是身处在五颜六色的舞台上，却总是不自觉的想要欠身抓一把及膝的深雪。 或忆起在北极村那个下午，小雪推着脚踏车来村子头找弟弟的情景。也永远无法忘记「恨情歌乐团」的几个家伙，挤在机杼声的火车包厢里，望着窗外冰封的雪原，在香烟袅袅的吉他声中，低诉男人无可名状的心声。 一个创作的人，应该要有许多丰富的记忆或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制造许多丰富的记忆。 当我想要从现实里逃遁时，我总会想起望安岛…… 多尼尔在跑道头轻巧的迎着南风又兜了一圈。我斜靠着窗子，望着跑道上奔跑着的牛群。 一股甜蜜的感觉，像嚼碎了包着白兰地酒的巧克力糖那样在胸臆之间温暖的晕染了开来。 我猜菜圭又拿着扫把，气急败坏的奔跑在跑道上，为了让我们这班晚来的飞机安全的降落，正慌忙的将散漫的牛群从飞机跑道上赶开。 望安机场，当然是有围篱的，只是对牛群来说，他们辨认的是丰美的杂草，而不是一天里才来去两、三班的小飞机，和飞机载来的疏落旅人。 熟悉的人都知道，当飞机在跑道头再次扬起的时候，并不是发生了什么骇人的意外，只是几只漫不经心的牛散步要横过机场罢了。 多尼尔是只能坐二十人的小飞机。因为经常不是满座，我就随意的挑了驾驶后面的那个位置坐下，望着两个驾驶的背影，看他们像喝下午茶那么优闲的操控着这只大鸟。 「Flaps!」 「OK!」正副驾驶和谐的一唱一搭着。 「Landing机轮！」 「OK!」 机场远望着像是抛弃在后园子青草堆里的洗衣板。 而我们就像是一群要从树沿上往板子跳过去的野孩子。 我很喜欢那种游戏。小时候，我有一个盖在枇杷树上的树屋。 树屋是爷爷帮我盖的，我们家的枇杷树长得异常的高大。 果子成熟时，那些伸手可及的早就被迫不及待的孩子们采了去吃。 而那些长在树梢、高处的，就教些气人的白头翁和伯劳好整以暇的在遥远的上头啄着吃。 爷爷就说：「我给你在上面盖一个树屋，你放学后可以在上面做功课，守着那些果子，也可以让你站定在上面用长竹竿挑来吃。」 于是我有了我的第一个树屋。 也许是大蓝天里偶有的白色云朵么；也许是午后暖暖的南风。 我想起，我们那个抓着挂在树枝上的绳子，要往远远的草地上荡过去的游戏。孩子们不但要比赛荡得远，而且还得站定不能跌跤。 远望着那块像是扔在青草地上的洗衣板，是孩子们拿来比赛谁荡得远的定点。常常觉得那些带着黑色雷朋眼镜、洋溢着自信的笑容的驾驶们，真像是个孩子王。 小飞机没有跌跤，却像是存心犯规耍赖的孩子王，哗哗啦啦的溢过等在一旁的牛群。 「你又来了！」菜圭穿着漂亮的航警制服，鼻梁上架着一副她说是散光的眼镜，瞇着小小的小妇人眼睛，朝着人笑。 「嗯！」笑而不语的，心里想，要谢谢你刚才提着扫把在跑道上奔忙着赶牛，要不然孩子王们就没有办法漂亮的从树沿荡到这块洗衣板上了。 「我刚刚就知道你要来了！」小飞机因为天候或人次的关系，常常延迟甚至就不飞了。 岛上要出去的人，习惯性的都要打电话到码头上菜圭家去问。 「啊飞机几点才会到？」菜圭也就每天好心的帮大家担这个心；闲着时，就望着天空，深怕变天了，还赶忙的打电话到高雄问那一头的朋友说。 「要起飞了吗？今天会有什么人要过来？」 「阿丁，问说可不可以帮他儿子去买个汉堡和炸薯条，托机长带过来？」 「还有我上头要的那一打酱油，你要帮我绑好不要散开了，麻烦大家了。」 「还有谁要回来？啊那个药膏就托阿财伊阿公拿回来好了。」 这样的任务，我也担过。想那些年，常往绿岛跑，旅店出门要往机场时，小小的绕了一点路，就可以带点麦当劳的鸡块、薯条，到绿岛给阿国他们几个孩子吃着的时候，都还热腾腾的呢！ 提着我的行李，走在蓝蓝的南风里，菜圭驶着她的摩托车从后面赶了过来。 「啊你要住哪里？」她揶揄的笑着问。 上次来过，住在岛上唯一的一家度假木屋里，为了拍好一个短片，我那发了狂的导演，拆了小木屋拿来做装置用的小渔船，一夜里放把大火就给烧了，木屋的老板气得隔天就把大伙给撵走了。 都还不知道，那家伙气消了没有？要不我是真的打定了主意，随便就找一个沙滩看星星到天亮的。 菜圭，那样笑着。 「你们没疯到差点连小木屋都给烧了，而你这家伙竟然还敢来？」 「不知道，睡在沙滩上吧！」很任性的样子。 「那老板，自己后来想想也觉得很好笑，你去住他那里不会有事情的啦！要不要我载你过去？」她戴着澎湖特有的那种实边彩花沟布帽，还戴着银行出纳员用的黑布袖，把自己包扎得紧紧的怕晒黑了。在这岛上，恐怕，连呼吸着热焚焚的海风，都会要变黑的。 「妳下班了吗？」看她要往回家的路去了。 「等一下，还有一班尾班的。我要先回去煮饭，我老公还没有吃饭哪！啊你吃了没有，要不要一起过来吃？」喜孜孜的笑着。 「好啊！」我喜欢跟他们一家人把桌子架在没有人的码头边上，一顿午饭可以吃到半夜那样，天南地北无所事事的聊着。 「你一定要散步对不对？你都那样，那我先回去煮饭了，你就散步过来吃饭哦！」她抓满了油门，惊起草丛间的几只野鸟，又把我扔回那片碧绿的草原里。 我轻快的走着，像个涨满的气球里面充塞着教人觉得幸福的笑气，不住的想要笑。才要绕过跑道头时，多尼尔又带着新的任务，哗哗啦啦的从我和牛群的头上飞过。孩子王要去接新的客人和旅人们回来，并且肩负着离岛的薯条与汉堡任务，飞在一望无垠的蓝色里。而我要去吃一顿有着鲜鱼汤的午饭。脱去了鞋，我快跑在火烫的砂石路上。 「鱼汤！我来了！」我在草原上撒野，烧了你小木屋的船算什么，那小岛的岸沿不到处都是小船的尸体，随手捡一条回来不就得了吗？ 在台湾海峡这不起眼的渔村里，我奔跑在这暖暖的南风里，怕不要燃烧了我自己。 这感觉坐定了，落实在纸笔之间，都要变成暖暖的歌，都要变成甜甜的句子。 菜圭，给我们煎了象鱼干、煮了象鱼汤，甚至用豆豉汁，蒸了一个树子象鱼。 我问菜圭那腼腆的老公。 「为什么这鱼，你们要叫牠臭肚呢？牠不都吃海藻吗？我也不觉得牠的肚子是臭的。」他笑笑着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菜圭进进出出的，还忙着要招呼到店里来买东西的人，这小码头上，杂货铺子、餐厅、租摩托车、外带民宿，都教这小妇人给包办了。 不一会儿，电话响起来，菜圭哼哼啊啊的说了一回，又去换回了航警的制服，戴上布帽子。 「尾班的飞机要回来，如果不住下来，就赶快跟我走喔！不然你就要睡在沙滩上了喔！」 「妳这个查某，快走啦！」他那谈得正兴起的老公，扬了扬手骂了她几句。 我靠在躺椅上，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决定要把这一季所有的烦扰都扔到那懒懒的风里。 夜里就学绿蠵龟，找个浅浅的水洼，躺在里面，把上一季没有数完的星星，再数一数。 我像一块在都市荒漠里失了水的海绵，贪婪的吸收着这岛上的一切一切。你要私奔、你要和自己私奔，需要什么理由呢？你要和一个美丽的女子私奔，需要的是许多许多的勇气。 然而，你和自己私奔，只需要一点点的任性就够了。 我很怪，因为我真实 「你知道吗？也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就那么说：『如果你觉得我很怪，那是因为我真实。』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为了保持你一开始就认为有的真实，而叫我自己不管在内在、或外在，都必须恒常的保持着怪怪的。」很饶舌。在许多年之后，我总还是那样的跟好兰迪抱怨着。「没有人说粗糙就不美好啊！你知道在那种充满了美声和修修补补的合成音乐的时代里，粗糙，反而是一种难得的真实和美感呢！」好兰迪，总是信心满满的那样解释着。而这其实也就正好解释了，这十年来我们对台湾新音乐的发展过程里的某种迷思。随着新世纪和网络信息的泛滥，「全球化」这样的潮流，正像是无法找到疫苗的瘟疫一样的冲击了各式行业与文化。「失根的兰花」是早十几、二十年前就不断的被提及的一个意念、一个图象。是一种不肯随波逐流而攀附在原来的位置上却常被讥为食古不化的迷思。什么样的音乐才是负责的、良心的，在我进入这行之前就已是一场激烈的论战。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常常听见人们这样对我说：「其实，我还是觉得你以前的唱片比较好，后来的都太商业了。（要不就是后来的都太混沌、太艰难。）」这真把我搞迷糊了。好像是人们在这家伙苟延残喘了几年之后，突然发现了他的存在，试着去接纳他。但却为了表示自己某种，特殊的品味，却吝于与人分享。我们常常形容，唱片业其实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显然是因为它有着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也就催逼着我们在新的唱片制作过程中，不允许让过去的缺憾再发生。然而，新的缺憾又在新的专辑中产生了，如此，我们就不断的在制造，也不断的在遗憾。于是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后来的唱片是比较接近没有缺憾的。但是，当你努力的撑了那么久之后，却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觉得你以前的唱片比较好。」「是好听，还是感觉好？」我总是会这样问。「说不上来。」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这样。这简直是在说，有一部分的人比较喜欢较多缺憾的作品。还是，我在这一路的演化过程里渐渐失去了让人喜欢的某些特质。「童真、天真、纯真……」成长的过程里一路抛弃的，一定是这些东西。那是意味着一件更趋于成熟或远离缺憾的作品，它也就更远离纯真。我们在聊到当年对唱片业的一股热情时，有些行径无疑是很奇怪的。想到第一张唱片的企划与付印完成时，大家都很兴奋，看着那张长宽几近一米的大海报时，突然有种错觉。「好兰迪……，我们一定要把卖唱片弄得像在革命吗？」那时候，台北市里，新的环境保护法，刚刚才公布，一早就有人跑来警告我们说在市区里随意的贴海报是要被罚的。也正因为这样，更激起了我们的斗志，认为违法的事情，更符合摇滚的叛逆精神。就决定要在环境保护法则颁布的当下，趁着夜里去张贴我们的唱片海报。东区敦化南北路到南京东路一带，就由我和炮林、好兰迪，开着公司的七四七小货车去完成。「要避开条子喔！千万要记得！」好兰迪跟负责西区那些人说着。而我才怀疑条子对我们到处张贴海报的事感兴趣吗？我抱着一迭一迭的再生纸海报，望着海报里那张咧嘴笑着的脸孔，还挺生涩的。一点都不觉得是我自己。两行粗黑的字：如果你觉得我很怪，那是因为我真实。是好兰迪那家伙想出来的案头。而这句字，也就像咒语一样的缠住了我，多少也影响了我后来对唱片业的态度。我们在夜里十点出发，专挑些人已渐渐散去的闹区去张贴。炮林开车，好兰迪说他身形高大容易被注目，就叫他在车内上浆糊，我只好硬着头皮，捻着那张上浆糊的海报遮住自己的脸，快速的跳下车门，穿过人群，在人们发现海报那张脸的主人，就是贴海报的人之前快速的、羞赧的转身离开。「挺糗的！」我跟好兰迪抗议着。「妈的，摇滚乐就是这么回事。」我看他额头冒着汗，他真是兴奋极了。就这样，不敢说我是流行音乐史上第一个去为自己贴海报的歌手，但相信后来大多唱片公司捧上天了的娇娇女、娇娇男们，再也没有这样子怪异的行径了。那是一个什么事都得自己来的时代。没有特别尊贵的艺人，演艺事业大抵都还停留在康乐队的形态上。严格说来，踏入这行也都是为了生活多，兴趣都还不是主要因素。其实我一直都喜欢那样的感觉，艺人和明星终究还是不一样的，明星有着太多的吹捧和虚假。然而人终究是嗜血的，与其说人们对明星虚华的浮面感到兴趣，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人们对明星虚华之后的悲凄、破败更感到趣味。然而，建构在虚华的表面之下的破败，却常常是成一定比例的。来到南京东路那栋还没有烧毁之前的中华体育馆前时，我们停住了车，聊着昨天夜里的事，并且议论著，要不要把海报贴在 Stevie onder 的旁边……「想起来真像黄春明那篇著名的小说︿莎哟娜啦，再见﹀是不是？」我们坐在车里聊着。「多少有点罪恶感。」我们都同意。是前一天夜里，一样是我和炮林、好兰迪。主办 Stevie onder 在台湾演唱会的倪桑找我们去帮他一个忙。「我在曼谷跟他们接头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白说了，说他们的乐团与工程先头人员到台北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他们去花一下。操！搞什么音乐，看起来在曼谷玩疯了，一票老外，黑的、白的、口没遮拦的。」「一定要这样作贱自己吗？」我们都有点民族情操起来了。「那怎么办？约都签了，钱也拿了一半了，到时候，给弹得要死不活的怎么对观众交代？」「问题是要去哪儿呢？」「这倒是打听好了，只是有点瘪罢了，但要麻烦你们了。」「你不去也好，省得人家看扁你大哥，我们当小弟的就交代着办了。」我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心情，吃花酒倒也不是没有领教过，接过倪桑那迭钱，三个人开着公司的七四七小货车，往饭店去接人时，各有所思的。按着倪桑给的地址，挤了一车十来个黑的、白的死老外，来到了民族西路的一家旅店门口。有点悲凄的上了楼。老外兴高采烈的，要不，「妈的，哪天我也要去美国玩几个老外。」炮林估量着死老外听不懂台语的诅咒着。好兰迪英文好，坐定了之后，几个老外追着他问要这、要那的。「拿酒来，拿酒来……」炮林对着陪笑的妈妈桑说，看来我们都同意要先老外之前把自己灌醉，更何况这些死老外显然醉翁之意也不在酒。酒过半巡，门外突然吵了起来，以为是条子临检来了，那才乐得轻松。不料是 Stevie onder 那经纪人老哥，拉着一个女孩叫嚷着。「我才不要做黑人哪！我不管你说什么种族岐视的，我也有我的自由，我才不要服务这个老黑哪！」叫得整栋楼都骚动了起来。我真他妈的心里面暗爽，看那老黑气急败坏的像颗热锅上煎过头了的煎饺。民族情操在此发扬光大，三个人只差没叫了起来。「老外很不爽。」好兰迪跟妈妈桑解释着。「干！他们不爽我们更不爽，说好喝喝酒的，那种事可得要两情相悦才行的。别当我们不懂英语，刚刚就打听出来，他们今天才从曼谷转过来的。谁知道这些搞乐团的，吸毒、杂交，什么都来。我们小姐染了病怎么办，去找谁要去？」「要不就乖乖的喝酒，要不请便。」几个老外听完劝解之后，倒也体现了外国人天真的一面，真的乖乖的像退了毛的公鸡颓坐在一旁。「真无奈！」我们回过神来，三个人停在中华体育馆前都那样的想着。「搞乐团的真的给人家这样子的印象吗？」我问好兰迪。「什么印象？」「记不记得昨晚那个生气的妈妈桑说的。说什么这些搞乐团的又是吸毒的、又是瞎搞的，什么都来，听了真教人沮丧呢！」「怪谁呢？我们给人家的印象不都是这样吗？还有人干脆不就说了，说是搞乐团的三要素。」「三要素……？」不怎么明白，我只知道「爱情」是第五元素。「性、暴力，与毒品！」好兰迪带着权威的语态那样说着，他常常都是那副狗鸡巴权威，可也就是他可爱的地方吧！那好了，现在我知道「性、暴力与毒品」是搞团的三要素，想我自己生来就懦弱，总是打架里挨扁的份，暴力已构不成我生命中的情愫了。而性呢？嘿！嘿！嘿！谁不爱呢？我当兵时候的绰号，还叫做美屁股呢！至于毒品呢？他们说酒精就算是一种毒品，那我可没饶过它。看起来，如果我没能搞好团就应该是我的暴力成分不够了。说的也是，你看那些搞团的不就是那些死样子，留着莫名其妙的长发，白天里见着了，莫不病恹恹的样子，大热天里还穿着补丁的皮衣，果真是一副欠打的样子，我什么都没构着，应该从搞乐团的人里除名。好兰迪拿着我的海报径往中华体育馆的票亭口走去，已是深夜了，边上没什么人迹，远远的就瞧见 Stevie onder 的那张脸对着我们笑。「真是大手笔。」那么多的海报怕不要在可以装上一万人的这馆子墙上贴上一圈。「一万张的票，全部卖光光，倪桑怕不赚翻了。」「想得美，都叫那些老外A走了。」好兰迪比较知道内情，我想也是这么回事，似乎是从那些日子里开始的，也许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吧！不过台湾人向有外国月亮圆的偏执心理，什么外国来的阿猫阿狗，一概都捧上了天，要不我是得了被迫害妄想症，要不我就真是「全球化」的实际受害者。有些事想起来其实还是有些义愤填膺的，我老怪我自己在娱乐圈那么多年了，也没能把脾气修好。不过，通常牵涉到国际间的，或者你说是土洋大战的，我就不吃这套了，莫不是民族主义情结作祟。有些事真是不容易忘记，像带着外国乐团去玩乐吃花酒的事，像办了演唱会却老把大把钞票捧上取悦了外国人的事。我们的国格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吗？但是有圆到那种程度吗？ 写作妄想病 于是我们就在零下的天气里，去颐和园散步，脚踩在冻结的湖上面时，吱吱的响着。“我从新疆村里弄了些东西来……”小虎神秘兮兮的从口袋里掏出包烟来。“小孩玩意儿……”我真觉得是小孩玩意儿。好像不弄点这玩意儿，就不像搞摇滚乐似的。“我说既然离不开这铁幕，就离开现实远一点吧！”说着，就挨着我身边，在寒风里把烟点起来了。他递过来让我尝了几口，颐和园顿时变得有点扭曲了。“搞音乐在我们这边这样的环境里，是穷困的、是苦的。这回我决定你们走的时候，再也不送你们去机场了。”我踩着他的影子。大概是八九□□之后那几年吧，突然想起来，总是在北京这里来来去去的，就说在寻觅些什么吧？“你们每趟走了，我就得一个人孤零零的回来，心里苦的，你懂么？”我说：“我也是失落才来的。”我跟他说我去问我老板我是不是一个“行”的音乐人那样的事情。“是怎么着？混不下去了……”北京人讲话都不拐弯抹角的。“找不到出路……”我说八九年，我去香港找罗大佑。我们在大佑半山腰上的家里聊着，大佑一直弹着一首很悲伤的曲子，嘴里还嘟囔着□□的事情。香港的夜景很美，外面的世界很乱，而我们心目中伟大的音乐前辈，却像是在这儿事不关己似的躲着。“大佑，你应该带我们离开中国的……”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么厉害的人应该带领我们这些音乐人把洋鬼子的音乐打挂的。大佑停了他正在弹着的琴，很急的眨着眼睛，痩脖子上的喉结，大概是因为情绪激动的上下滑动着。我以为我说错了什么。“你既然会这样讲，为什么不自己去做？”也许他以前也问过他的前辈呢！然后，我就像是在逃命似的，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认识了些像小虎子这样的怪人。好像寻找不到真理，就决心把自己的生活搞烂那样。于是就常常在北京做着散步在上海的梦；而在上海的街上走着，却又错认自己是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然后又在台北梦见自己和旧情人坐船去大屿山。老觉得自己好像快要疯掉了……后来我觉得，这恐怕是一种病。一种很严重的找不到自己定位的心理毛病。我生气的觉得，大概是因为当歌星才有的毛病。而《贪婪之歌》这专辑，大概就是病得最严重得时期的作品了。可以这么说，我用旅行来治疗当了歌星之后得的妄想症，而把情绪统统投射在作品里。有趣的是，也许后来我想开了，不再努力的去分辨自己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天分能在圈子里混，慢慢的开朗了开朗了起来，才有了《私奔》这块专辑。而那些日子开始的妄想毛病，却一直留存了下来，我就变成有点无厘头的人了。那种常常分辨不清楚是梦是现实的病，就一直跟随着自己。在那段日子里，我就老做梦，梦见自己去了一些从来也没有去过的城市。 老嬉老皮 看来写作的人真的都有些妄想的毛病，而且再行为上，多少都是叛逆的。我就在那些陌生而全然不属于我的城市里混沌而怪异的活着，认识了一些比自己还愤世嫉俗的朋友，喝酒喝得很凶，常常醒来时像掉了魂似的只盯着窗外冰峰得雪天望，等着异地得朋友来带我去颐和园散步。后来，甚至北京也满足不了我了……。我告诉跟我活得一样不耐烦得吉他手小杨说。“去纽约吧！”我们带了一百万的录音与制作费，嘴里虽然没有说，心里却像荆轲要去刺秦王一样的，一路沉默着到了纽约。公司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的烈士般的行为，大家都等着看我们两人能带回些什么成果。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熟识的朋友在纽约工作过。我们在五十二街附近住了下来，每天提了瓶JackDaniel跟一票流浪汉坐在街边，无所事事的混着，工作完全没有进展，开始花起录音的费用，但也只能无奈的去地铁里翻着yellohisky——Glenfiddich。我愣了一下，心想，怎么有人大中午的就喝酒的。“见过我小叔叔，张北海。中国最后一个浪人嬉皮……”“来，过来陪我喝！”像把权杖交给下一位继承者那般，我就变成了酒徒……。“哎……”我再叹下一口气时，已是几年后的柯一正家……，还是那瓶Glenfiddi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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