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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1) 早就听说是美国的一本畅销书，该书出版的第一星期，就荣登了美国最大的亚马逊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刚刚出版的头五个星期中就再版了五次，这种广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在美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受到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一反喜欢跟踪炒作热门话题以扩大公众影响的常规，对这样一本受到空前欢迎的畅销书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当然，作者约翰?帕金斯在该书中通过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美国政界、情报机构和大财团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倘若美国主流媒体感到该书中有不实之词或夸大捏造，完全可以尽情抨击、挞伐以消除在公众中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美国主流媒体这一次却选择了刻意回避和保持沉默。这种情形更加激起了我对的浓厚兴趣。 约翰?帕金斯在书中揭露，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现在的“美帝国”不同于历史上的强大帝国，主要是以经济而非武力操纵别国；“经济杀手”无所不做，如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蓄意作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约翰?帕金斯揭露，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为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派遣经济杀手到世界各地发动的隐蔽经济战争，其规模空前巨大，令人恐怖。 约翰?帕金斯写道，这是一个属于你和我的共同的世界的故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的故事，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影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关心并努力改变它的进程，才能避免它以危害全人类的悲剧告终。正因如此，每当这本书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并且在不同国家出版时，都受到世界各国公众的普遍欢迎。这本书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不同读者群体的广泛欢迎，因为它兼具很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娱乐价值，揭开了塑造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背后深藏的内幕，揭示了全球化经济运作的潜规则和阴暗面，作者称他的经历不像一个职业经济学家，而更像《００７》电影中的詹姆斯? 邦德，的确，这个故事的复杂曲折和引人入胜，不亚于好莱坞的大片《００７》，而真实性和贴近普通公众生活方面则更胜一筹。 对于我来说，约翰?帕金斯描述的经济杀手概念并不陌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曾留学日本研修国际关系学，就知道越战后期美国流行的国际“缓和”理论，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越南战争的军事冒险付出的代价更大，主张利用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１９９９年，我通过长期潜心研究，撰写了《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论述了美国为何从“冷战”转向“缓和”战略，运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手腕，暗中策划全球隐蔽经济战的攻势，打击国际对手谋求建立世界霸权。我认为隐蔽经济战争比较军事攻击，对中国来说构成了更现实的威胁，不仅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还直接威胁到普通人的切身利益。 令我备感欣慰的是，约翰?帕金斯书中揭露的大量经济杀手内幕，以丰富翔实而又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我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所作的分析判断，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提出的隐蔽经济战争设想，确实并非只是文人墨客的夸夸其谈，也没有停留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阶段，后来果然化成了经济杀手手中的厉害暗器，变成了他们发动隐蔽经济战的致命“杀手锏”。约翰?帕金斯正是在美国深陷越南困境的１９７１年，开始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比中央情报局规模更大、更秘密的情报机构，培养成一名不同于披坚执锐、身穿盔甲的帝国武士的经济杀手，在经济战线上继续美国在战场上输掉的战争，为谋求建立美国全球帝国的霸权目标而效力。约翰?帕金斯在书中写道，那时美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想要实现全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策划伊朗政变的成功策略，发展为一种通过经济杀手发动的隐蔽战争，“这是唯一能躲过核灾难，不留一滴血就能战胜苏联的方式”。 值得指出，约翰?帕金斯揭露的经济杀手内幕，并不是孤立的、缺少旁证的陈述，已经有大量西方披露的史料从不同的侧面，证实了美国经济杀手和隐蔽经济战争的真实性。１９９６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写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胜利——里根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透露了八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幕后活动。施瓦茨在该书中写道，中央情报局长凯西为了实施秘密战略，被里根总统赋予极大的权力，超过历届政府的前任中央情报局长，可以直接进入总统的椭圆办公室，要求外交、经济、军事部门予以合作，国际事务权限甚至与国务卿相同。２００４年３月，美国出版了《万丈深渊：一名知情者记忆中的冷战史》一书，作者托马斯?里德曾担任空军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他撰写的书中透露，在冷战后期，威廉?凯西领导的中情局对苏联展开了“冷酷无情的经济战”，包括以假技术情报造成西伯利亚一条天然气管道发生了大爆炸，破坏对前苏联赚取外汇硬通货具有关键性的能源产业。前苏联解体导致世界格局发生失衡的今天，美国早已不屑于继续隐瞒谋求全球霸权的野心。近年来，美英政府高官毫不隐讳地频频鼓噪新帝国主义理论，公开提出了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宏伟蓝图，还声称将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当做新帝国主义工具，可运用包括欺骗在内的‘丛林规则’对付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通过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亲身经历，揭露了美国操纵国际金融机构强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蓄意误导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致使其爆发经济金融危机并陷入社会灾难的内幕。倘若将这些从不同侧面暴露的证据联系起来，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美国全球隐蔽经济战争的巨大规模，经济杀手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可怕阴影几乎无处不在，对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维护中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和百姓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的不同读者群体来说，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经济工作者、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都颇为值得一读。正如约翰?帕金斯在该书中所描述的，经济杀手的穿着打扮同学者教师和一般生意人无异，在世界各地，他们看起来就像普通的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他们的外表普通而谦恭，总是宣称要为其它国家人民带来种种好处，冠冕堂皇地谈论着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倘若我们不能识别经济杀手就随时可能落入陷阱。政府官员、企业家、经济学家尤其应谨记约翰?帕金斯的警示，美国经济杀手肩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就是不择手段拉拢腐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精英，通过行贿、色情利诱并且利用腐败证据威胁敲诈，向他们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发展建议，诱迫他们落入经济陷阱并产生战略依赖性，进而廉价收购、控制经济命脉、战略产业和自然资源，诱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甚至制造颜色革命，最终导致中国沦为类似拉美的“香蕉共和国”，深陷贫困的泥潭却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这方面，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精英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曾被称为“市场之父”、“私有化之父”的盖达尔、丘拜斯、卡瓦略，他们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却给本国经济和广大民众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盖达尔、丘拜斯在俄罗斯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成为遭到批评、耻笑的对象，他们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受雇设计私有化改革，充当甚至连西方经济学家都不耻扮演的角色，充分暴露了其受到美国经济杀手控制的买办身份。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推动私有化颇受美国赞扬，他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因涉嫌违反经济安全法遭到逮捕，罪名是向美国跨国银行泄密协助资本外逃并逃避管制。俄罗斯、阿根廷的政治家如前总统叶利钦、梅内姆，也因重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带来社会灾难变得声誉扫地。委任卡瓦略担任经济部长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因涉嫌私有化腐败遭到阿根廷的引渡通缉；阿根廷被经济杀手收买的腐败政府官员，通过廉价贱卖国有企业虽然捞了不少好处，不料却在银行危机和股市崩盘中损失惨重，遭到更加贪婪的美国金融大鳄的洗劫。叶利钦也后悔地说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祸”，他终于领悟到经济学家缺乏国家安全意识的危害，最后任命的三届总理都来自国家安全部门。普京执政后为了抵御美国经济杀手渗透的威胁，向政府各部门、地方和大企业大量委派安全部门的官员，美国对普京维护民族利益的举措极为恼怒，称俄罗斯走向了专制主义的错误道路，俄罗斯民众却极为拥护普京打击寡头和实行能源产业重新国有化的措施。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也颇值得一读，不仅因为它是比侦探小说更为精彩的真实故事，还因为它讲述的故事同广大民众的利益戚戚相关。正如约翰?帕金斯在该书中所叙述的，美国为了谋求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不仅将像中国这样有影响的大国视为眼中钉，而且也不放过拉美的资本主义小国如厄瓜多尔、巴拿马。约翰?帕金斯本人曾以跨国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公开身份，到厄瓜多尔、巴拿马参与发电厂建设项目的经济咨询，其实是执行美国政府委派给经济杀手的战略使命。令约翰?帕金斯后来深深感到良心谴责的是，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厄瓜多尔落入经济杀手设置的陷阱后，经济增长并未给广大民众带来任何好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口却从５０％上升到７０％，就业不足和失业率从１５％飙升到７０％，国债从２．４亿美元猛涨到１６０亿美元。约翰?帕金斯这样写道，“世界上并非仅厄瓜多尔一个国家是如此。几乎每个被经济杀手网罗到美国‘保护伞’下的国家，都遭受着同样的厄运”，“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仅仅是一小撮人，而大多数人却越来越穷”。更为令人感到气愤的是，那些拉美国家关心普通民众的正直政治家，尽管他们对美国友好并且相信资本主义民主，动辄被?上拥护共产主义的激进左派标签，遭到经济杀手不则手段的迫害、排挤甚至暗杀，然后被愿意接受经济杀手贿赂的腐败官员取而代之。 令世人深感庆幸的是，约翰?帕金斯在经历了很多年痛苦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斗争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将经济杀手的真相告诉全世界人民，他对自己作为经济杀手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深深的忏悔，他认为美国正在背叛了其开国宪章所确立的共和国精神，转而效仿美国开国先贤所反抗的大英帝国殖民主义，他决心效仿那个冒着生命危险疾驰穿过新英格兰乡村，大声发出“英国人来了”警报的勇敢孤独骑士，呼唤全世界人民像当年美国人民一样起来响应，阻挡美国效仿当年英国那样谋求建立全球帝国霸权。我对约翰?帕金斯的精神深感敬佩，衷心希望他的善良愿望能够如愿以偿。 杨斌２００６年９月８日于北京杨斌，1957年出生于北京，男，籍贯广东省大浦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留学日本、美国，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主要著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软战争——美国经济军事霸权挑战中国》。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事情的开始其实很简单。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2) 1945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兰北方人的血统，他们严厉、守旧、坚定，秉承从几代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 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拉丁语教师，而我的父亲则是一名海军军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大西洋一艘油轮上当海军上尉，负责带领武装炮手班。 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出生的时候，他还在得克萨斯州一所医院养髋骨的伤。 我在1岁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 后来他在提尔顿学校（tilton School）教语言。 提尔顿学校是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学校。 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有人说是傲慢地——矗立着，俯视着那个与之同名的小镇。 这所在外人看来有点唯我独尊的学校，招收9～12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最多招50人。 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加拉加斯（Caracas）、波士顿（Boston）和纽约（New York）的有钱人家。 我家里很贫穷，可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穷人。 尽管在学校当老师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气、供水，甚至替我们剪草和铲雪的工人都是由学校免费提供的。 从4岁那年开始，我就在预备学校的食堂吃饭，在父亲任教练的足球队里追着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间给球员分发毛巾。 这里的老师及其家属在当地人面前有很强的优越感，我曾经听到我的父母戏称我们是“庄园主”，管着那些下贱的镇民。 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个笑话。 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们都痛恨“山上的预科生”。 于是，父母亲也不让我接近那些他们称之为“婊子”和“荡妇”的镇民家的女孩子。 然而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她们混在一起，我将我的蜡笔、笔记本等文具与她们分享。 后来我还陆续爱上了其中的3个女孩子：安（Ann）、普里西拉（Prescilla）和朱蒂（Judy）。 我很难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观点，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听他们的。 我的父亲每年放3个月假，这时候我们会到爷爷在1921年修建的一座湖边小木屋那儿度假。 这里森林环绕，晚上能听到猫头鹰和美洲狮的叫声。 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邻居，而我则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孩子。 最初几年，我将树木当作是《圆桌武士》（Round table）小说中的傲勇骑士或是想象成安、普里西拉或者朱蒂这些红颜知己（在不同的年份，把它们想象成不同的人）。 我的热情就像骑士兰斯洛特（Lancelot）① 对格温娜维尔（Guinevere）那样浓烈，而且深藏不露。 14岁的时候，我可以免学费到提尔顿学校上学。 由于父母的干涉，我不得不与小镇完全脱离关系，也不准再和那些老朋友见面。 我的新同学们放假回到他们的别墅和豪宅的时候，我就自个儿在山丘上游荡。 我看到他们都有女朋友，而且都是淑女，而我却没有。 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荡妇”。 我早就把她们抛诸脑后，她们也应该忘掉我了。 我倍感孤独，而且极度沮丧。 我的双亲都深谙“控制”之道，他们说，总有一天我会因此而感谢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的幸运。 我会找到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能够完全迎合我高尚道德标准的伴侣。 对此，我内心一阵激动。 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性伴侣——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有性经验，而“荡妇”这个词听来是如此的诱人。 尽管我内心反叛，然而，我能克制住我激动的情绪，我力争出类拔萃，这可以让我从中获得快感。 我是一名优等生，还是大学里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队长，同时兼任校报的编辑。 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羡慕我，让提尔顿学校永远以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倍感荣耀。 读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布朗大学（Broy）的全能运动员奖学金和米德尔布里（Middlebury）学院的学业奖学金。 我的父母希望我读米德尔布里学院，尽管他们知道布朗大学是常春藤名牌大学联合会（Ivy League）的成员学校之一，但因为母亲毕业于该校，父亲也正在攻读该校的硕士学位。 然而，我却希望就读布朗大学（因为我愿意当运动员，也因为这所大学在城里）。 “当运动员？要是你摔断腿了怎么办？”父亲问我，“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学业奖学金。 尽管我心有不甘，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 米德尔布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提尔顿而已——尽管学校位于佛蒙特州（Vermont）的郊区，而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 这所学院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有钱，可我是一个穷孩子，并且我曾经在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里一呆就是四年。 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自觉低人一等。 我恳求父亲准许我离开这里，或者是让我休学一年。 我想搬到波士顿去体验人生，当然还有女人。 可他充耳不闻，还反问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呆在这个学校里，我还怎么说服别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读书？”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3)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 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而我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 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做安的美丽女子——与我童年时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队员。 他有很高的体育天赋，拥有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有着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 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 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 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 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另外一个学校的男生打得火热，但是她却并没有拒绝和我交往。 一开始，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可她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 于是，我故意疏于我的学业，因为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来报复我的父亲。 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 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中途辍学。 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 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 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头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 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 接着法哈德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出去，推到酒吧外边的“水獭河”（Otter Creek）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 我们跳下去，然后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 不过，后来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 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 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 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 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 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 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 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 虽然我一边开玩笑说自己被绑架了，但是也对自己从父母那儿沿袭的古板、假正经耿耿于怀。 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的最高级部门的官员。 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 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 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 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的祖先们的故事长大的——像托马斯 ? 潘恩（than Allen）。 我参观过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 我读过我可以找到的每一本历史小说。 事实上，当读到相关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情形的时候，我倒是很想参军。 后来，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 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 他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 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那一整天我都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问题。 他们告诉我，这些测试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弱点进行测评，而这些测评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 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 在测试中，我承认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我反对战争。 我很惊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穷追不舍。 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心理情愫。 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 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向校警撒谎，维护法哈德的那件事，这让我感到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反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欣赏的。 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 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丰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所有这些“特质”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 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我对父亲的反叛、我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我对警察的谎言，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 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为美国情报机关在伊朗本土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了我的间谍技巧培训，当然这是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 在我正式接到工作许可之前，我又冲动地参加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 他们的主要“卖点”也和国家安全部一样——能去那里工作的学生也可延迟参军。 决定去听那个讲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的“偶然”之一，当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招聘人员介绍了全球几个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 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当地人过着原始的土著生活。 从我的先人们在新罕布什尔安家时起，我就一直梦想可以过着像当地印第安阿布纳基土著人（Abnakis）那样的生活。 我清楚我的血管里有着阿布纳基人的特质，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对森林知识了如指掌。 在讲座结束后，我走到招聘人员面前，问他我被选中派遣到亚马逊森林的机会有多大。 他说，他们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 于是我立刻致电弗兰克叔叔。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 他坦白地说，在攻克河内之后，亚马逊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 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人去那里——要能理解当地人的人。 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 他笑着说，“你最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 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到经济杀手，尽管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 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 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20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我在这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逊。 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的失望。 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 哦，天哪！我想去亚马逊地区，却让我去非洲！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 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 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逊河源头。 我接着读下去，才知道厄瓜多尔森林是全球物种最多样化和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他们朴实的原始生活。 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 在亚马逊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居民共同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 “预科生”。 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 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某种不可言喻的血缘关系。 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下贱的提尔顿“镇民”。 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艾纳 ? 格列夫（Enar Greve）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 ? t . 美因顾问公司（C.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 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国际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国际银行向厄瓜多尔和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 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 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U.S. Army Reserve）的上校，我告诉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 他也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当过“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着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 我现在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的是：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呆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 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 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也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 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发了至少15封长信。 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要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我结束了在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 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 他说，他之前聘任过3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2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1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 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 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 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 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 那年我26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 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 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 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欲膨胀。 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 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 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 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 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的许多时候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 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做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 ? 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 截然不同的耶稣 我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那天晚上达朗在万隆表演木偶戏的情景，那个漂亮的英语系女生的话也时刻萦绕在我的耳边。 那个晚上的经历，让我的思想跃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当然我还不至于完全忘掉我们到印度尼西亚所肩负的任务，只不过，此刻我的反应完全被情绪所控制。 通常我都能够找到很好的理由让自己冷静下来——从历史事件中寻找慰藉，或者是完全依靠个人的自制力控制情绪。 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人之常情——艾纳、查理、我和其他所有人在做的，都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赚钱养家活口，照顾自己以及亲人。 与那一班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讨论，逼着我要正视问题的另一方面。 透过他们的眼睛，我意识到，美国所谓的援助政策对于帮助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目光短浅的。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要搜集用于经济预测报告的资料，我就必须到雅加达去。 我把空闲时间都用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将这些写成日记。 我在雅加达的街道上溜达，不时向街头的乞丐施舍一些零钱，我还尝试着去接近麻风病人、妓女和街童，与他们聊天。 同时，我开始反思外国援助的本质。 究竟在帮助不发达国家（LDCs）减轻他们的贫穷与困难的过程中，发达国家（DCs，世界银行的术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合理？我还想知道，外国援助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什么时候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与私欲。 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怀疑这种援助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如果不是的话，这种状况要怎样才能改变。 我肯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帮助全球受疾病和饥饿困扰的人，可我也同样肯定，我们采取援助政策的目的很少是帮助这些受苦的人——如果美国曾经也有过帮助他们的念头的话。 一个的经济杀手的自白(4) 我也总是在问我自己：即使美国援助外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帝国主义，难道这就是不道德的吗？我发现自己时常妒忌像查理那样的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制度绝对信任，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将美国的政策强加给别国。 我怀疑，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能否让全世界人都过上像美国人那样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在美国境内也有千千万万居民生活在贫困之中。 另外，我也并不十分清楚其他国家的人是否真心想要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 美国国内关于暴力、经济衰退、滥用毒品、离婚和犯罪的数据也说明了：尽管我们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我们也可能是最不快乐的人之一。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迫别人模仿自己？ 也许这些问题克罗汀早已给了我提示，但我还是不确定，她要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 我在日记中写道： 在美国，还有没有人是清白无辜的？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剥削发展中国家来维持我们的美好生活——当然，获得最多好处的是处于社会经济体制金字塔最顶端的人。 我们赖以生存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都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这样不发达国家，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少之又少。 外国援助发放巨额贷款只能确保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子孙后代都变成美国的“人质”。 这些国家不得不让美国公司肆意开采他们的自然资源，也不得不忍痛把国内教育、医疗和其它社会设施建设计划放在一边，而是首先偿还我们的债务。 但实际上，我们的公司已经从发电站、机场和工业园等建设工程中回笼了绝大部分资金——尽管计算贷款的公式中并没有算上这些钱。 难道“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借口就意味着我们是无罪吗？也许有人会说“不知情”，也许因为有人故意误导，总之有很多借口，但能说你是无辜的吗？ 当然，我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实，尽管我也是“不知情者”中的一个。 全世界范围内的圣战——这个词让我感到不安，可是我思考得越多，我就越肯定它迟早会发生。 在我看来，如果有一天伊斯兰圣战真的发生了，那会是一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走在最前沿的是穆斯林而已。 我们这些发达国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却是自然资源的供应者。 由此可见，殖民主义时期的重商体系卷土重来，众所周知，这种体系的特点是强权掠夺，像海盗一样对手无寸铁的人进行抢掠。 我并没有随身携带汤因比的书，可我学过的历史知识也足以让我明白：那些被剥削、被压榨的人们，总有一天会奋起反抗。 只需回顾一下美国的独立战争，汤姆 ? 潘恩就是一个绝好的典范。 我记得历史书指出，在殖民时期，英国以向殖民地提供军事保护、帮助殖民地居民对抗法国和印第安人为由，向他们征税，而殖民地居民对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阐释。 潘恩在他那本出色的（Common Sense）①中，向他的同胞展现的就是我遇到的年轻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们所说的灵魂——一种意识，一种对至高权力的信念，也是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这种信仰与英国的君主专制以及杰出人物的统治论等截然不同。 穆斯林所体现出来的也一样：对至高权力的虔诚，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无权压制和剥夺其他国家的灵魂和信念。 像独立战争时招之即来的民兵②一样，穆斯林一旦遭受威胁便立即奋起为维护自己的权力而斗争。 然而，我们却如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殖民者那样，将这种反抗行为称之为“恐怖主义”。 我想知道，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将所有用于殖民战争——如越南战争上的钱都用于消除世界贫穷和饥荒上，用于包括我国人民在内的全球所有人的基础教育和医疗上，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致力于为人类减轻痛苦，保护河流、山川、森林、空气以及人类灵魂和肉体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后代将会多么感谢我们。 我不相信，美国的开国元勋当年所展望的对生存权利、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仅仅为美国人而存在。 而现在，我们为什么还想要去建立我们的国父们当年曾苦苦反抗的帝国主义国家呢？ 在印度尼西亚的最后一晚，我从梦中惊醒。 我坐在床上打开灯，看着洲际酒店房间里熟悉的一切：桌椅、蜡染的编织画以及挂在墙上用相框装裱起来的木偶。 刚才的梦境仍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看见基督站在我面前。 我小时候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对着基督像祷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刚才梦见的基督与儿时看到的那个基督非常相像。 不同的是，我儿时看到的基督是白皮肤、金发，有一双碧绿色的眼睛，而我现在看到的基督，却披着黑发，皮肤黝黑。 基督弯下腰，把一件东西放到他的肩膀上。 我想那应该是个十字架，可是我却看到一个汽车轮轴，上面的轮圈向四周突出，在他的头顶上形成一个金属“光环”，润滑油像鲜血一样从上面滴下来，落在他的额头上。 他站直了身体，凝视着我的眼睛，开口说：“如果我现在出现的话，你将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我。 ” 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他说，“世界已经改变了。” 墙上的时钟提醒我——黎明快来了。 我知道我再也睡不着，于是我起来穿戴整齐，坐电梯到下面空荡荡的酒店大堂，慢慢走进游泳池旁边的花园里。 皓月当空，空气中弥漫着兰花的淡淡幽香。 我找到一张长凳坐下，冥思苦想，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会走上这样一条路，为什么偏偏是印度尼西亚？ 我尝试与安和解，我在返回美国之前去了一趟巴黎，与她一起度假。 可就连在巴黎的假期里，我们也还是不断争吵。 尽管我们的相处也非常愉快，但我们俩逐渐明白，长期压抑的愠怒和怨恨已经形成了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 除此以外，我还有这么多不能向她坦白的秘密。 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只有克罗汀了，我常常想起她。 安和我乘坐的飞机在波士顿的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降落，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回到“后湾”住宅区，下车后我们分道扬镳，各自回到自己的公寓里。 士兵与妓女 饱餐了美味的牛排，喝足了啤酒之后，我们离开了餐馆，走在黑暗的街道上。菲德尔建议我以后千万不要再到这条街上。“你要来这里的话，坐个出租车径直到前门。”他指着一边，“就是那里，在围墙上面，那里是运河区。” 他继续往前开车，在一个停着许多车辆的空地上，菲德尔把车停了下来。一位老人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菲德尔下车，走上前拍拍老人的背，然后很亲切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车的挡泥板。 “好好照料她，她就是我的女人。”他递给老人一张钞票。 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走出了停车场，转到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上。两个小男孩儿从我们身旁跑过，他们手里握着一根棍子，指着对方，他们像是在玩射击游戏。其中一个小男孩——他的头顶只及菲德尔的大腿高——不小心撞到菲德尔的腿。这个小男孩停下来，往后退了几步。 “对不起，先生。”他喘着气，用西班牙语说。 “可是，你得告诉我，你和你的小朋友在向谁开枪呢？” 另一个男孩向我们走过来，他伸出手臂搂着撞到菲德尔的那个男孩儿。“我的弟弟，”他解释说，“对不起了。” “没关系，”菲德尔微微地笑了起来，“他没有伤到我，我只是问你们俩向谁开枪呢。我想我小时候也玩过这种游戏。”小兄弟互相对望了一下，年纪较大的那个笑了。“他是运河区的外国佬将军，他想强奸我们的妈妈，我要收拾他，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菲德尔偷偷看了我一下，问道：“那他该回哪里去？” “回家，美国。” “你妈妈在这里工作吗？” “就在那儿，”弟兄俩蛮自豪地指着街道的霓虹灯，“她是酒吧侍应。” “继续玩吧，”菲德尔给他们每人一个硬币，“不过要小心点儿，最好不要在这么黑暗的地方玩。” “好的，谢谢你，先生。”他们跑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菲德尔对我说，巴拿马法律禁止国内妇女当妓女。“她们可以在酒吧当侍应，可是不能出卖她们的肉体。只有外来人才干那种事。” 我们走进一个酒吧，这里播放着震耳欲聋的美国音乐。这让我很不适应。两个身材魁梧的美国士兵把守着大门，他们制服上的标志表明他们是宪兵。 菲德尔带我走到里面，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舞台。三个年轻的女孩子在那里跳舞，她们除了头顶上戴着帽子外，可谓全裸。其中一个戴着水手帽，一个带着绿色的贝雷帽，另外一个戴着牛仔帽。她们身姿曼妙，满面笑容，她们似乎在玩着某个游戏，又似乎在进行着一场选美比赛。那音乐、那舞姿、还有那舞台，简直就像回到了波士顿的迪斯科舞厅，唯一的区别是她们一丝不挂。 菲德尔领着我经过一群讲英语的年轻人身边。尽管他们身穿白t恤，可是从他们理的平头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运河区军事基地的士兵。菲德尔拍了拍一个女服务生的肩膀。她转过头来，高兴地尖叫一声，张开双臂拥抱菲德尔。那一群讲英语的年轻人看着这一幕，不以为然地互相对望。我想他们是不是把“天定命运论”也用在了这个女人身上。那个女服务生将我们带到一个角落，她不知道从哪里弄出来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 我们坐了下来，菲德尔用西班牙语向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男人致以问候，他们不像其他的士兵，而是穿着印有图案的短袖衬衣和皱巴巴的长裤。刚才那个女服务生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两杯巴波亚啤酒。她转身离开的时候，菲德尔拍了拍她的臀部，她转头抛给他一个飞吻，我向四周看了看，那些年轻人不再盯着我们，我的心里顿觉轻松，他们都被那些舞女吸引过去了。 来这里的人多数是讲英语的士兵，也有一些别的人，像我们旁边坐着的那两个男人显然是巴拿马人。头发的颜色是最明显的区别标志，还有就是他们不穿t恤和牛仔裤。这些巴拿马人有的坐在桌子旁边，有的靠着墙站着，但看起来高度警觉，就像是看护着羊群的牧羊犬一样。 台上的几个女人走了下来，在桌子之间慢慢穿行。她们时而走着，坐在客人的大腿上，向服务生大喊大叫；时而跳着舞，扭动着身躯，唱着歌，然后又依次走上舞台。她们身着紧绷绷的裙子、t恤或者是牛仔裤、贴身的上衣，当然还有高跟鞋。其中一个穿着维多利亚式的长袍、戴着面纱，另外一个穿着比基尼。很显然，她们是在出卖她们的肉体，而只有漂亮的人才受到欢迎。我对她们来到巴拿马感到惊讶，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驱使她们不顾一切到这里来做这种事情。 “全部都是外国来的？”我大声地问菲德尔，企图盖过那些嘈杂的音乐。 他点点头。“除了……”他指着那些服务员，“她们是巴拿马人。” “什么国家？” “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 “这些都是你们的邻居啊。” “不。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才是我们最亲近的邻居。” 刚才带我们来这里的那个女服务生走过来，坐在菲德尔的腿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 “克拉丽沙，”他说，“告诉我这位从北美洲来的朋友，为什么这些女孩子要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他朝着舞台那边指了指。这时又有三个女孩子登场，从别人手里接过帽子，刚才那些女孩子已经下台，开始穿上衣服。音乐切换成萨尔萨舞曲①，新舞者登场，踏着音乐的节奏，慢慢地脱下身上的衣服。 克拉丽沙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然后她站起来，拿起我们的空酒瓶子，“菲德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女孩子为了逃避专横和暴行而来到这里。我再给你们来几瓶巴波亚吧。” 她走之后，我对菲德尔说：“她们是为了钱吧。” “没错。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自由法西斯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呢？” 我又朝舞台那边看过去。那三个女孩子哈哈地笑着，把她们的水手帽子像球一样抛来抛去。我看着菲德尔的眼睛，“你是在开玩笑吧，难道不是吗？” “不，”他很认真地说，“我也希望我是在开玩笑。这些女孩子大多数已经失去了家人——父亲、母亲、兄弟、丈夫或者男朋友。她们不得不面对死亡，不得不接受生活的折磨。跳舞和卖淫，对她们来说，并非你想象中的那么肮脏。她们在这儿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到别处去开始新的生活，买一个小商店，或者开个咖啡馆……” 突然，附近的一阵骚乱打断了他的话。我看到一个女服务生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挥舞着拳头，那个士兵捉着她的手腕，用力地扭，她尖叫着跪了下来。那个士兵大笑，向他的同伴喊叫，他们都笑了。她挥起另外一只手想打他。他却拧得更带劲了，那个女服务生的脸因痛苦而变得扭曲。 宪兵们仍然站在酒吧门边，平静地看着这一切。菲德尔跳起来，朝着那个士兵走过去。我们旁边那一桌的一个人伸手挡住了他。“冷静，兄弟，”他说，“冷静，兄弟。安立奎能摆平。” 一个高高瘦瘦的巴拿马人从舞台旁边的角落里窜了出来。他的行动像猫一样敏捷，很快就走到那个士兵旁边。他一手绕着那个士兵的脖子，另一只手往他脸上泼了一杯水。那个女服务生趁机逃掉了。音乐声停下来了。那几个本来挨着墙坐着的巴拿马人走了出来，在那个高个子身边围成一堵半圆形的保护墙。高个子拎着那个士兵往吧台方向走去，嘴里还说着什么，我听不清楚。忽然，他提高了音量，用英语一字一顿地说：“女服务员不是你们可以碰的，还有，在没有付钱之前，你们也别想碰别的女孩子。” 那两个宪兵终于开始行动了。他们走向围成一圈的巴拿马人。 “现在就把他交给我们吧，安立奎。”他们说。 高个子保镖将手中提着的士兵扔到地上，然后用力地抓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拧过来，那士兵疼得大叫。 “现在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吧？”士兵发出了一声微弱无力的呻吟。“好，”他把士兵交给那两名宪兵，“把他弄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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